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东西湖民商初字第00521号
原告广州骆驼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爱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啟红。
被告武汉吉运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奇兵，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大明。
委托代理人孙悦。
原告广州骆驼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骆驼公司）诉被告武汉吉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吉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振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刚、龚慧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骆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啟红，被告武汉吉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大明、孙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州骆驼公司诉称，2014年5月原告上线唯品会，委托被告托运服装、鞋等货物。被告员工分别于2014年4月28日、4月29日上门收取379箱货物，共计17，746件。在运输过程中，被告丢失一箱托运至北京的货物91件服装，丢失托运至广州的货物共计168件。同时，由于被告过错淋湿托运至上海的货物26箱，致使217件货物损毁无法销售。2014年6月9日，被告对上述丢失及损毁货物情况签字确认，却拒不向原告支付赔偿款。现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丢失及损毁货物的损失47，541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武汉吉运公司辩称，被告不是适格诉讼主体，原告提供的运单无公司盖章。原告所称损失，没有被告盖章确认，也没有物价鉴定，不能证实其损失数额，被告对其请求的损失数额有异议。对于运往北京、广州的货物即使有损失，也应按双方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第2条约定赔偿运费的3倍。对于运往上海的货物，仅打湿外包装，并不能造成货物损毁，只需更换外包装，被告不负赔偿责任。双方在自愿协商基础上签署的托运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了“托运方应参保，保险按货值3‰收取，如不参保出现货损货差，本公司最高赔偿运费的3倍”，该条款为限赔条款，是运输合同托运单上十分普遍的格式化条款，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限赔条款明确了保价运输和非保价运输的不同前提下承运人赔偿责任，不违反公平原则。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广州骆驼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2、被告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3、2014年4月28日的货物托运凭证及收条各1份，证明原告交付93箱货物给被告托运；
4、2014年4月29日的货物托运凭证及收条共3份，证明原告交付286箱货物给被告托运；
5、被告员工签字的情况说明、部分淋湿损坏货物的照片，证明被告对其在运输过程中丢失及损毁货物的确认；
6、品牌证书及获奖信息复印件1组，证明产品的知名度，包装不能随意更换，原告有损失；
7、货物损失明细1组，证明货物的价格及型号；
8、原告与客户签定的经销合同1份，证明原告的损失情况；
9、原告与广东骆驼服饰有限公司签定的年度销售协议1份，证明原告受损货物的价值。
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没有提交证据。
本院依原告广州骆驼公司的申请，对被告武汉吉运公司员工周启彩进行了调查询问。周启彩陈述：“骆驼公司有货要运，找我们公司托运。我当时与骆驼公司的郭静通过电话联系，说了大概有多少货，运到什么地方，运费是8，000多元。货物数量说了大概的，实际以提货时为准。胡志华是我公司业务经理，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和胡志华签名便签属实。当时我们共同对货物进行了清点，然后郭静就拿了情况说明让我们签字，说是对她老板有个交代。损失货品明细是我们与骆驼公司一起清点的，最后是我签的名。清点后就把打湿的和完好的都分出来了，重新装了箱，就不是原来的26箱了，现在货还在我们仓库。后来双方一直为这个事在协商，但没协商好。”
经庭审质证，被告武汉吉运公司对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因为有执照就是适格的主体；对证据3、4托运单的真实性有异议，从托运单上不能证实被告与原告有运输关系，日期与托运单位、收货人都是单联填写，没有我公司盖章确认即编号为2001、2002、2003的运单，上面也没有填写运费的金额；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没有任何单位盖章、确认。对情况说明没有我公司盖章，上面的签名人不能证实与公司有关，属于个人行为，明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6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无公司盖章。上面签字的人不知道是谁；证据8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失；证据9与本案无关。
对本院的调查笔录，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无异议，被告武汉吉运公司认为基本内容不清楚，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损失。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提交的证据1、2，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提交的证据3、4、5、7，被告武汉吉运公司虽提出异议，但本案在审理中，被告武汉吉运公司陈述了双方发生合同纠纷及对货损有异议的事实，结合审理中查明的情况及其他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提交的证据3、4、5、7予以采信；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提交的证据6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9，本院将结合已采信的证据综合认定。本院对被告武汉吉运公司员工周启彩的调查笔录，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无异议，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未明确否认其真实性，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综合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9日，经营范围为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成立于2004年1月13日，经营范围为仓储服务、普通货运等。
2014年4月间，原告广州骆驼公司员工郭静与被告武汉吉运公司员工周启彩通过电话联系，协商确定由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承运原告广州骆驼公司发往“唯品会”的货物，承运货物数量以提货时确定为准，运费8，370元。
2014年4月28日，原告广州骆驼公司将1批发往成都的货物交由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承运。货物托运凭证载明：托运单位骆驼户外，收货人成都，服装48箱，鞋子45箱，合计93箱。2014年4月29日，原告广州骆驼公司又将3批货物交由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托运。3份货物托运凭证分别载明：托运单位吉运，收货人北京，鞋子衣服小箱44箱，大箱45箱，合计89箱；托运单位吉运，收货人广州，鞋子服装小箱49箱，大箱49箱，合计98箱；托运单位吉运，收货人上海，服装小箱48箱，大箱51箱，合计99箱。另有被告员工叶亮志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北京89箱、上海99箱、广州98箱，共计286箱。双方未对货物明细进行清点交接。
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提货承运后，在运输途中丢失、淋湿了部分货物。受损货物拖回至被告武汉吉运公司存放。2014年6月4日，原、被告共同对货损情况进行了清点，形成1份《5月8日唯品会三区损失货品明细》。该明细表主要载明：“广州唯品会（华南仓）A、11双空鞋盒，货号……B、唯品会收货与装箱单相隔157件，广州待查，暂未确定。北京唯品会（华北仓）A、22号服装箱遗失，货号······汇总90件，吊牌价229元；B、1双空鞋盒，4T1162003，玫红，吊牌价269元。上海唯品会（华东仓）A、12个服装箱打湿，货号······B、14个鞋子箱打湿，货号······衣服和鞋子共打湿26箱，部分有塑料袋包装无损，可收回。货号······”明细表还载明了各类货物的名称、颜色、尺码、数量及吊牌价等。被告武汉吉运公司员工周启彩在该明细表后签名。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根据该明细表除去可回收的部分货物后，制作了货品赔偿清单。清单包括：广州11双空鞋盒；北京1双空鞋盒、服装90件；上海156双鞋子、服装61件，以及货品型号、数量、吊牌价等，分别按鞋类3折、服装4折核算赔偿金额为47，541元。
2014年6月9日，原告广州骆驼公司（甲方）与被告武汉吉运公司（乙方）签署1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甲方于2014年5月8日上线唯品会，期间经与乙方运费（8，370元）沟通达成一致后，于2014年4月28日乙方将成都区93箱装车提货带走，于2014年4月29日又将北京89箱、广州98箱、上海99箱装车提货带走。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1、北京丢失一箱货（第22号服装箱），另有一双空鞋盒。2、上海打湿12个服装箱、14个鞋子箱，合计打湿26箱，唯品会实际只收货73箱，打湿的26箱由乙方带回自己仓库，存放至今。3、广州唯品会收货后清点明细时，发现11双空鞋盒，服装与到货的装箱单相隔157件，是乙方问题还是唯品会问题，原因待查。以上北京和上海出现问题，实属乙方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乙方已确认属实。”原告广州骆驼公司员工郭静，被告武汉吉运公司经办人周启彩、业务经理胡志华签名确认。
同日，被告武汉吉运公司业务经理胡志华向原告广州骆驼公司出具1份便签，主要内容：“本人胡志华是吉运物流业务经理，由于解决赔偿我们公司还希（需）要找第三方协商解决问题，望贵公司给一个星期我们和第三方协商，协商不成就提供本公司公章。”，因货损纠纷，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未向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支付运费。
2014年7月4日，原告广州骆驼公司诉讼来院，要求如诉称。审理中，本院依原告广州骆驼公司申请对涉案货品损失情况委托了司法鉴定，但因司法鉴定人名册中无相应鉴定机构能够对涉案货损情况进行鉴定而被退案，当事人亦未能自行提供有资质的相关鉴定机构，故对货损情况不能鉴定。双方坚持各自意见，本案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经协商，由被告武汉吉运公司承运原告广州骆驼公司的货物，双方形成运输合同关系。被告武汉吉运公司否认其为适格主体，但又陈述了双方产生合同纠纷及对货损有异议的事实，其答辩意见自相矛盾，故本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成立及被告武汉吉运公司违约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关于“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武汉吉运公司作为承运人，未能依约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应向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武汉吉运公司辩称打湿货物未损毁，只须更换包装没有证据证实，且根据货物为服装、鞋类等属日用穿戴物品的性质，被水浸湿后难以销售必致价值贬损。被告武汉吉运公司还辩称运输合同约定了保价赔偿事宜，应依约赔偿。但被告在诉讼中否认托运单等证据的真实性，其再以托运单的格式条款主张抗辩显属自相矛盾。被告不能证实其就格式条款的权利、责任事由进行了充分提示说明，且该条款存在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应属无效。故本院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赔偿数额，本院在审理中依原告广州骆驼公司的申请，就涉案货损事宜委托了司法评估鉴定。后因无法对涉案货物具体损失进行评估，本院通知了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选定评估机构或提供相应信息，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亦未能提供相应评估机构信息，货损评估不能进行。故本院对货损赔偿数额唯依现有证据进行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提交的损失货品明细系双方共同清点货物后制作，包含了货品数量、吊牌价及可回收货品等，且有被告武汉吉运公司员工签名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提交的赔偿清单（不含经清点可回收货物）与损失明细能够相印证；而被告武汉吉运公司以自己不是本案的适格的主体等为由否认相关事实，也不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反驳，故其对货损情况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清单载明：运至广州的货损丢失鞋类11双；运至北京的货损有鞋1双、服装90件；运至上海的货损有鞋156双、服装61件。依照损失明细载明的品名、数量及吊牌价，原告广州骆驼公司主张按鞋3折、服装4折的标准计算损失。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提交了其与供货商广东骆驼服饰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协议，其中约定供货价鞋类3折、服装类4折；原告还提交了其与湖北省随州市的经销加盟商签订的经销合同，其中约定鞋类3.1折、服装类3折。本院另要求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提供购销涉案货物相应的财务收付明细，但原告广州骆驼公司未能提交。鉴于原告主张损失的货物价值，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仅有其他区域经销合同，也没有财务收付明细或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酌定对损失货品明细中的货损按吊牌价的2折为标准计算。由此折算货损金额为：运至广州的货损，鞋类11双1，357.8元（［899元×2＋499元×4＋569元×2＋629元×2＋599元×1］×0.2）；运至北京的货损，鞋类1双53.8元（269元×1×0.2）、服装类90件4，122元（229元×90×0.2）；运至上海的货损，鞋类156双17，910.8元（［499元×7＋829元×18＋629元×11＋469元×36＋269元×11＋529元×16＋599元×16＋569元×11＋669元×30］×0.2）；服装类61件4，803.8元（［329元×41＋359元×6＋659元×9＋489元×5］×0.2），以上合计金额28，248.2元。原告广州骆驼公司要求赔偿47，541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在28，248.2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吉运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骆驼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赔偿损失28，248.2元；
二、驳回原告广州骆驼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8元，由原告广州骆驼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负担282元，被告武汉吉运物流有限公司负担70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案件受理费988元，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振华
人民陪审员 陈 刚
人民陪审员 龚 慧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