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5民终12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红燕，女，198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男，197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湖北夷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光英，女，195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强，湖北亮节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姚红燕、张伟因与被上诉人曹光英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都市人民法院（2016）鄂0581民初2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姚红燕、张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宜都市人民法院（2016）鄂0581民初208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曹光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曹光英与武汉华夏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夏投资中心）及湖北奥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信公司）之间签订的《出资协议书》为合伙协议书，双方是合伙关系，曹光英是优先有限合伙人。退伙要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股份转让要通知其他合伙人，曹光英没有证据表明其尽到了相应义务，故曹光英与姚红燕的转让协议没有生效。华夏投资中心与奥信公司都涉嫌非法集资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故本案应当中止诉讼。姚红燕与曹光英签订转让协议时，对华夏投资中心、奥信公司涉嫌刑事犯罪毫不知情，其认为是正常投资行为，对事实存在重大误解，对协议亦是可以撤销的。
被上诉人曹光英辩称，上诉人认为协议系合伙协议只是其单方面的认识，该协议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且姚红燕就是借贷的经办人，所以她本人是清楚此约定的。转让协议签订后，姚红燕已经支付了1年的利息，不存在撤销的情形，也丧失了撤销的期限。华夏投资中心与奥信公司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曹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姚红燕、张伟连带偿还曹光英借款14万元，承担自2016年9月18日始至还清之日止按月息千分之五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认定的事实：2014年8月27日，经案外人刘克珍介绍，曹光英与华夏投资中心（由刘克珍和姚红燕经办）签订《出资协议书》，约定由曹光英出资28万元参与华夏投资中心的投资计划，投资期限12个月，预期收益率每月百分之一。合同签订后，曹光英依约将现金28万元经银行转账到姚红燕的账户。2015年8月26日投资期限届满后，因华夏投资中心暂时无力偿还本金，2015年9月18日经曹光英找刘克珍、姚红燕协商，曹光英与姚红燕签订《合同转让协议》，同时办理《借条》（由姚红燕的丈夫张伟书写），约定曹光英将合同权利转让给姚红燕，由姚红燕于2016年9月18日退还曹光英投资本金28万元，并按照月千分之五给付利息，利息按月支付。姚红燕出具上述《借条》时，刘克珍在借款人处签名，承诺与姚红燕共同偿还欠款。三人同时口头约定，刘克珍、姚红燕各自负责偿还本金14万元及利息。此后，刘克珍、姚红燕按照约定支付了期限内的利息。期限届满后，刘克珍偿还了曹光英本金14万元，但姚红燕没有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姚红燕、张伟承认曹光英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故对曹光英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争议焦点是案件系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履行是否影响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受让人姚红燕的丈夫张伟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等问题。曹光英以借据为依据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本案债权非借贷行为引起，而是到期债权转让形成的债务，本案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即曹光英与姚红燕之间设立的是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双方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姚红燕出具的《借条》以及口头约定的内容是债权转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据此，未通知债务人的，则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并非影响该债权转让的效力。债权转让一旦在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合意即有效成立，债权即移转于受让人。债务人不是债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债务人对合同债权的转让同意与否，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否通知债务人只决定债权转让对债务人有无法律约束力，而不能决定债权转让有无效力。因此，姚红燕、张伟辩称债权转让协议没有经债务人华夏投资中心同意和认可，也没有通知华夏投资中心，债权转让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不予支持。姚红燕受让投资债权所形成的债务发生在与张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张伟参与了债权转让的过程，证明夫妻俩存在受让债权的合意，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至于原债务人华夏投资中心是否涉嫌非法集资，姚红燕、张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即使涉嫌非法集资，本案审理的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并非原投资协议纠纷，是否涉嫌非法集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姚红燕未按照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给付价款，已经违约，曹光英要求姚红燕、张伟连带给付曹光英14万元，并按照约定的利息标准承担逾期利息损失，予以支持。据此判决：姚红燕、张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曹光英债权转让价款14万元，并承担从2016年9月1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千分之五计算的利息。
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同时查明，2014年8月27日，曹光英签订一份《基金认购申请书》，以每份1元的价格认购华夏投资中心的华夏创新单一信托投资基金28万份，投资期限12个月，预期收益率每月1%。曹光英与华夏投资中心、奥信公司签订的《出资协议书》第九条约定，本协议期满后5个工作日曹光英可以办理投资赎回手续，曹光英需退回本《出资协议书》及收款凭证。
2015年9月18日，曹光英与姚红燕签订一份《情况说明》载明，曹光英签订的《出资协议书》于2015年8月26日到期，现因奥信公司无法支付本金，特将此合同转让姚红燕。
2015年9月18日，姚红燕与刘克珍出具一份《借条》，今借曹光英人民币28万元整，承诺2016年9月18日归还，期间按月息5厘计算，计人民币1400元，利息实行每月支付，若中途归还部分本金，则利息的计算应相应减少为借款总额减去已支付本金之和乘以5厘。
本院认为，根据曹光英与华夏投资中心、奥信公司之间签订的《出资协议书》的约定，曹光英在投资到期后，可以办理投资赎回手续。因此，双方虽然签订的协议名为《出资协议书》，实为基金认购协议，投资人可在协议约定的投资期限到期后从基金管理公司赎回。在无法赎回的情况下，投资双方因赎回投资款而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姚红燕、张伟在明知曹光英的投资无法按期赎回的情况下与曹光英签订《情况说明》及《借条》，承接曹光英在《出资协议书》中的权利，并约定了对曹光英的履行数额和期限，《情况说明》及《借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债权转让行为有效。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只是对转让效力是否及于债务人产生影响，对新债权人与转让人（原债权人）之间的转让行为效力并不产生影响。姚红燕、张伟关于《出资协议书》为合伙协议，曹光英的投资赎回是退伙或者股份转让，要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曹光英与姚红燕的转让协议没有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使华夏投资中心、奥信公司涉嫌非法集资，也是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与曹光英和华夏投资中心、奥信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姚红燕受让了曹光英的投资债权，但未按约定相应的对价，现曹光英要求姚红燕、张伟按约定支付债权转让的对价，应当予以支持。故姚红燕、张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姚红燕、张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焕春
审 判 员 袁红文
代理审判员 张 端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