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9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淑兰，女，196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现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茹，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南福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
法定代表人：刘广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杰，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淑兰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南福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福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4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淑兰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南福公司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南福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定涉案地价应由黄淑兰承担，既无合同和事实根据，也无政策和法律依据。首先，黄淑兰与南福公司于2007年11月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约定：黄淑兰以名下60.13平方米的商住房及129.53平方米的单车房与南福公司拟新建的201.69平方米的商住房产权调换，涉案合同确定的是黄淑兰以其现有权利状态的拆迁房与南福公司新建成的回迁房进行等价交换，双方之间并未作任何其它的约定，确定黄淑兰有为单车房补交地价使之功能改变的义务。黄淑兰以单车房功能的房屋换取南福公司对应面积的商住房，不存在或隐含有黄淑兰需为单车房补交地价的附加条件和义务，这是双方合意的结果。黄淑兰依约交付包括单车房在内的拆迁房给南福公司后，南福公司随即拆除并开始在原地兴建回迁房的系列行为及事实证实，黄淑兰对南福公司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黄淑兰之于单车房的原物权已归于消灭。涉案合同没有约定黄淑兰以补交单车房地价，以单车房功能的房屋换取南福公司的商住房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且并不为法律所禁止，黄淑兰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其次，原审法院依据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核定表”及会议纪要推定黄淑兰应承担补交单车房地价的义务，对核定表及会议纪要内容曲解。原审推定应由黄淑兰补交单车房地价的直接依据，包括2013年《珠海市香洲区城中旧村房地产权及附属物核定表》及珠海市香洲区改造城中旧村建设文明社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香洲区旧改办）[2009]02号、[2010]84号两份关于房屋确权遗留问题的函，但，原审对上述“一表两函”的理解不准确的：第一，“一表两函”依法并非能为黄淑兰创设义务的效力性规范，无论从出具主体还是表述内容都不难得此结论；第二，“核定表”记载相关经办部门根据新政核定的黄淑兰可享受的具体权利及所对应的义务，该表仅可用作黄淑兰与政府或南福公司商谈补充补偿合同的依据，并不具有可强制黄淑兰无条件承担补交单车房地价义务的效力。香洲区旧改办[2009]02、[2010]84号两份函件，是政府相关部门之间沟通函，反映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关建议，从函件的制定机关、表述形式和内容分析，可知函件亦不具备能直接约束黄淑兰承担补交单车房地价的效力；第三，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现行有效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确规定，拆迁政策相关内容需通过拆迁关系各方签订的安置补偿合同条款明确。“一表两函”等文件载述的拆迁新政，无疑也应依据前述法律规定由黄淑兰与南福公司商定新的补偿协议条款。本案的情形恰恰是双方并未就新政达成新一致；原审未正确适用该明确的法律规定，以致犯以片面理解的政策取代法律的错误；第四，《珠海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搬迁安置补偿协议还应对房地产权证书注销后附着于原房地产的义务和责任的承担做出约定，没有约定的，相关义务和责任由搬迁人承担”，已从政府规章的层面对如何解决本案争议问题做出明确无误的规定。该管理办法无疑是解决本案争议最直接的参照规范，也是政府实施拆迁政策的行为依据和依据。但原审却弃置不用，反而纠缠于函件、表格中只关乎黄淑兰义务的内容，强行割裂与其对应的黄淑兰权利内容。其三，补交单车房地价，既非黄淑兰的合同义务，也非黄淑兰的法定义务，南福公司以黄淑兰名义交付地价，企图将政府给予黄淑兰的优惠补偿新政确定的增量权利据为己有，系自作主张之举，既没有得到黄淑兰的授权，也并不存在法定的或其它的必要性，且黄淑兰客观上也并没有因此而受益。因此，南福公司的不当得利之诉显然缺乏法定要件，依法不能成就，原审判定黄淑兰应承担单车房地价的补交义务于法无据。其四，“一表两函”的政府拆迁补偿新政，显示政府赋予黄淑兰补交地价义务对应给予黄淑兰的权利是增量补偿，权利义务相互对应互为前提。依据前述相关拆迁的法律规定，政府或南福公司必须依据“新政”与黄淑兰订立相应的新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方能确立黄淑兰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南福公司在未就新政与黄淑兰商定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并具体签订合同的情形下，即变相以法律之名要求黄淑兰仅承担补交单车房地价的义务而免谈黄淑兰对应应获取的增量补偿权利，既有违政策安排，也违反法律规定，其行为不应得到支持。另外，从公平层面、从前述政府新政及法律规定，应充分考量的是：黄淑兰的“新政”权利未曾确立，补交地价的义务缘何而生，或者仅要求黄淑兰承担补交地价的义务，“新政”赋予黄淑兰增量补偿权利又何以为保，但原审对相关政策和法律未作确切了解，也缺乏对拆迁法律关系的分析和理解，盲目根据表象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此外，补交单车房地价是黄淑兰的合同义务还是法定义务，原审未明确。
南福公司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一、黄淑兰以合同没有约定为由认为其不负有补缴地价款义务的主张是不成立的，相反正是因为合同没有约定才应由受益者承担。首先，补缴地价款是针对拆迁户中原单车房改变功能为商品房性质，从而在拆迁合同中得以获得商品房补偿的需要，黄淑兰作为业主是唯一的获利者，理应按规定补缴地价款。这是政府与黄淑兰之间所发生的法律关系，与南福公司没有法律和合同上的关联性，当然不会出现在南福公司与黄淑兰之间的合同中。其次，黄淑兰以合同是“等价交换”、“双方合意”为由认为自身不负有缴交地价款的义务，是在偷换概念。双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中虽约定了黄淑兰同意交付单车房以供拆除，也约定了南福公司同意交付回迁房以供调换，但这是双方在相关法律法规框架内并在拆迁主管部门指导管理下仅仅就“单车房”、“回迁房”这一实物之间的交付、拆除、回迁问题所作的约定。至于所涉不动产的性质、改变功能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甚至包括办理回迁房产权证的法定条件、法定流程等均不是作为一般民事主体的合同双方可进行意思自治的，这是属于政府行使行政权的范畴。各类政府文件包括黄淑兰签名捺印确认的《珠海市香洲区城中旧村房地产权及附属物补偿核定表》的“备注”上也清晰载明了“根据2008年7月9日珠海市土地管理领导小组会议纪要（4）会议决定：官村花园公寓楼底层单车房享受拆免政策的问题，由单车房产权人按现行地价标准每平方米2500元向政府补交地价后，统一按住宅功能给予确权并作产权补偿”。这已充分说明案涉补交地价款是政府土地主管部门对黄淑兰的要求，与拆迁补偿合同无关。第三，正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中没有要求南福公司为黄淑兰补缴地价款的约定，所以当南福公司在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代黄淑兰垫付了地价款后，黄淑兰依法应当返还垫付款项的本息。二、案涉地价款的缴交是黄淑兰作为单车房产权人因房产功能转换而向政府国土部门承担的对价，其支付义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首先，黄淑兰缴交地价款是使得其原有的单车房能够完成住宅功能转换的对价，与所谓的拆迁补偿“增量权利”、“增量补偿”无关。依据珠改办函[2009]02号、珠改办函[2010]84号两份政府文件，明确了缴交地价款的原因及目的是为了实现单车房与住宅之间的功能转换，而并非是使得被拆迁户得到更高的补偿系数（面积）。故黄淑兰未缴或拒缴地价款的法律后果是不能完成房产的功能转换，当然也不能得到确权；因此，这与黄淑兰在一审及上诉中关于“增量权利”和“增量补偿”的说法无关。另外，即使在双方的拆迁补偿合同中存在补偿不足的问题，依法也应当由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交由拆迁主管部门申请裁决，法院在拆迁主管部门作出裁决之前不予受理此项纠纷。故黄淑兰主张的补偿面积不足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也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其次，黄淑兰承担案涉地价款的缴交义务有明确的政府文件予以规定。一是改建办在2009年1月12日和2010年10月22日分别作出的珠改办函[2009]02号、珠改办函[2010]84号两份函件中，均明确了“根据七届15次土地管理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由单车房产权人按现行地价标准2500元向政府补交地价后，统一按住宅功能给予确权并作产权补偿”的规定。二是由改建办和国土所联合出具的《编号：居—334〈珠海香洲区城中旧村房地产权及附属物补偿核定表〉》也明确规定了黄淑兰作为单车房产权人需依据土地管理领导小组会议决议补交地价款后，再统一按住宅功能给予确权并作产权补偿的规定。对此，黄淑兰在“产权人（签名）”一栏中签名捺印予以确认。三是改建办出具的《官村花园居民应缴地价明细表》中，也载明黄淑兰是缴纳地价款义务的主体，明确缴纳金额为323825元。第三，政府部门作出的珠改办函[2009]02号及珠改办函[2010]84号两份函件、《补偿核定表》、《地价明细表》等均具备法律效力，黄淑兰认为原审法院存在认识及适用法律错误是没有依据的。一是根据《珠海市土地管理领导小组议事办法》第二条“土地小组是市人民政府行使土地管理行政职能的决策审批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珠海市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授予市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行政职权，在本办法规定范围内的，由土地小组决策审批。土地小组作出的决定属市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土地小组行使《珠海市土地管理条例》规定的规划国土管理委员会有关土地管理的职能”的规定，珠海市土地管理领导小组完全有权力决定珠海市内相关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故具体到本案的“七届15次市土地领导小组会议”所作出的有关补缴地价款的决议，是具备完整的合法性依据和实施要件的。二是《补偿核定表》是被拆迁人的不动产产权确权的主要依据，并非黄淑兰所称的是商谈补偿合同的依据。在《补偿核定表》中，拆迁主管部门对于被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面积等均作出认定，是确认被拆迁人主体资格以及日后回迁房确权办证资格的行政文件。因此，该《补偿核定表》“备注”一栏中有关地价款缴交的内容，对黄淑兰具有约束力。三是《地价明细表》是由作为拆迁主管部门的改建办作出，该明细表中不仅确认了黄淑兰是应缴地价款的主体，同时也确认了黄淑兰应缴的地价款数额。最后，上述文件作为黄淑兰应承担补缴地价款的依据，与其所称政府部门为公民创设义务不是一回事。黄淑兰为获取房产改变功能的巨大利益，理应向政府支付相应的对价，这项补缴地价款的义务是对于已经获得利益的单车房改变为住宅功能的被拆迁户而言的，并不是针对普通公民的义务。再者，如果黄淑兰认为上述文件没有法律效力，应当先循法律途径另行解决，而不是在本案中作为抗辩理由。三、南福公司在没有合同及法律规定的义务的情况下为黄淑兰垫支缴纳了全额地价款，黄淑兰应立即向南福公司全额返还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南福公司代黄淑兰缴纳地价款，是为了尽快为包括本案黄淑兰在内的全体被拆迁户办理产权证，这既不是南福公司的合同义务也不是法定义务，而黄淑兰却因南福公司的垫付地价款使得原有的单车房得以转换为住宅功能并进行办证。故黄淑兰理应立即返还南福公司代缴的地价款323825元及利息。黄淑兰的上诉理由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并维持原审判决。
南福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淑兰立即向南福公司偿还代其缴纳的地价款323825元及该款自缴纳之日（2015年3月12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6年5月20日为19029.22元）；二、请求判令黄淑兰承担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档案编号2007340），黄淑兰同意将位于香洲区官村街7号（荷花楼）首层一号单车房、401房（房屋证编号：粤房地证字第5016007、3266380号）交由南福公司拆迁改建。按照《珠海市香洲区城中旧村房地产权及附属物补偿核定表》核定的面积，南福公司应补偿黄淑兰产权总面积201.69平方米，其中首层1号单车房的合法建筑面积为129.53㎡，建筑年份1996年，补偿系数1.0，按年份补偿建筑面积129.53㎡。401房合法建筑面积为60.13㎡，建成年份1996年，补偿系数1.2，按年份补偿建筑面积72.16㎡。黄淑兰自愿选择产权调换方式获得补偿，黄淑兰应获得补偿建筑面积计201.69平方米，以抽签结果确认回迁房位置，黄淑兰选择回迁房户型为B3型112.95平方米2套，小计225.90平方米。
2009年1月12日，香洲区旧改办作出《关于官村改建项目确权问题的函》，该函第四条规定，鉴于七届15次市土地管理小组已研究决定，由单车房产权人按现行地价标准2500元向政府补交地价后，统一按住宅功能给予确权并作产权补偿。建议由开发商汇总11栋住宅单车房小业主的情况。在确认总面积未超过原权属证明书上的面积后，各小业凭购房合同、发票以及缴交相关购房税、费凭证，由国土所按住宅给予确权，并按2500元/平方米计算补交地价。2010年10月22日，香洲区旧改办作出《关于解决官村改建项目村（居）民房屋确权遗留问题的函》，对单车房确权问题作出以上述相同的规定。
2013年8月1日，黄淑兰签署《珠海市香洲区城中旧村房地产权及附属物补偿核定表》，该表载明地址为1号单车房，合法建筑面积为129.53㎡，赔偿系数为1.2，功能为单车房（住宅），补偿合法建筑物产权面积155.44㎡（129.53×1.2），应补交地价323825元（2500×129.53）。备注中注明：根据2008年7月9日珠海市土地管理领导小组会议纪要（4），会议决定：官村花园公寓楼底层单车房享受拆免政策的问题，由单车房产权人按现行地价标准每平方米2500元向政府补交地价后，统一按住宅功能给予确权并作产权补偿。2013年10月23日，经香洲区旧改办的核实，作出《官村花园居民应缴地价明细表》，共60余户产权人应缴地价款合计为10570900元。2015年3月12日，南福公司向珠海市香洲区财政局支付款项10505900元，其中以黄淑兰名义支付的款项为323825元。2016年4月8日，南福公司向黄淑兰出具《支付单车房地价款通知函》，称该公司为推进单车房回迁房办证进度，已于2015年3月12日代替黄淑兰在内所有应缴地价回迁房缴清所有地价款，其中黄淑兰应缴地价323825元，南福公司要求黄淑兰在收函之日起3日内缴清上述地价款。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的约定，明确黄淑兰交由南福公司拆迁改建的房屋，其中单车房合法建筑面积为129.53㎡。在2013年8月1日由黄淑兰签署的《珠海市香洲区城中旧村房地产权及附属物补偿核定表》中，明确1号单车房合法建筑面积为129.53平方米，并确认应补交地价为323825元。核定表中备注注明：根据2008年7月19日珠海市土地管理领导小组会议纪要（4）决定：单车房产权人按现行地价标准每平方米2500元向政府补交地价后予以确权并作产权补偿。香洲区旧改办在2009年、2010年交付中也对单车房确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与上述会议纪要要求一致。至2013年10月，经香洲区旧改办核定，官村花园居民共60余户应缴地价最后确定，黄淑兰应缴地价为323825元。后南福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代包括黄淑兰在内的拆迁户缴纳了应缴地价款。南福公司已为黄淑兰履行应缴地价款的义务，因此黄淑兰应将南福公司代付的款项返还南福公司，并赔偿相关的利息损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黄淑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福公司已代缴纳的地价款323825元；二、黄淑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福公司利息（以32382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3月12日计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21元，由黄淑兰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2013年8月1日《珠海市香洲区城中旧村房地产权及附属物补偿核定表》载明：产权人黄淑兰，地址官村一街7号（荷花楼）1号单车房，合法建筑面积129.53平方米，功能为单车房（住宅），补偿合法建筑产权面积155.44平方米，应补交地价为323825元（算式：2500×129.53=323825），备注：1.以上数据根据市房产登记中心提供资料确权并计算系数；2.该屋之前已做核定表，由改建办负责收回注销归档；3.根据2008年7月9日珠海市土地管理领导小组会议纪要（4），会议决定：官村花园公寓楼底层单车房享受拆免政策的问题，由单车房产权人按现行地价标准每平方米2500元向政府补交地价后，统一按住宅功能给予确权并作产权补偿，黄淑兰在该表的“产权人”栏签名。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黄淑兰是否有义务补交涉案单车房按住宅功能予以确权的地价款。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对单车房按住宅功能确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作约定，但是，根据珠海市土地管理领导小组的会议精神，单车房按住宅功能确权必须补交地价款。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可知，黄淑兰所能得到的回迁房补偿面积201.69平方米，系因单车房129.53平方米以补偿系数1补偿，加上其原有房屋荷花楼401房60.13平方米以补偿系数1.2补偿计算得来。单车房与房屋的功能不同，补偿系数也不同，在确权时所产生的费用也不同，黄淑兰对此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黄淑兰在2013年8月1日核定表上以“产权人”身份签名，应当认定为其知晓该核定表确定的权利义务。该核定表备注中明确由“单车房产权人”交纳补偿地价款，黄淑兰在“产权人”处签名，证明该表所称“产权人”系指原单车房产权人，而非南福公司。黄淑兰有义务补交单车房以住宅确权而产生的地价款，南福公司已向政府部门交纳该款，黄淑兰作为受益人应当向南福公司返还该款，并赔偿南福公司因资金被占用而产生的利息损失。
至于黄淑兰上诉提及双方应按规定协商并订立新的合同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中，黄淑兰对单车房以住宅功能确权补交地价款的事宜签订核定表，事实上就原有拆迁补偿合同未尽事宜经协商后所订立的合同，这并不妨碍双方就其他未尽事实进一步进行协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57元，由上诉人黄淑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世娟
审 判 员 朱 玮
代理审判员 牟宏微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许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