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津0101行初383号
原告高相林，男，195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天津市南开区。
委托代理人刘连贺，天津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福安大街152号。
法定代表人于大端，分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春瑞，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黄明，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干部。
原告高相林不服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和平分局”）作出的和公（劝）行罚决字[2016]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10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16年12月22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并送达了证据清单副本。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相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连贺，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委托代理人王春瑞、黄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于2016年5月9日作出和公（劝）行罚决字[2016]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原告高相林于2016年5月8日9时30分许，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中心公园内，因其妻子杜燕萍被司法机关处理一事，向他人散发标题为“在母亲节——呼吁让‘4.18’身陷囹圄的母亲们恢复自由！”的粉色宣传单页，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后被民警查获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高相林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收缴其持有的传单及联署签名页。后原告被送至天津市拘留所执行，执行期限自2016年5月9日起至2016年5月19日止。
原告高相林诉称，2016年5月8日上午，原告欲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中心公园向他人散发宣传材料，但却被被告下属劝业场派出所的警察带走，原告行为合法有据，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并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被告出警人员在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原告有违法行为的证据且不给原告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将原告带到天津市拘留所。被告在对原告行政处罚过程中在询问原告及证人、传唤、扣押物品及告知等程序上存在违法之处，属于程序违法。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被告的行政行为严重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被告缺乏任何可以证明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违法行为的证据。故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请求：一、撤销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于2016年5月9日对原告作出的和公（劝）行罚决字[2016]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高相林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和公（劝）行罚决字[2016]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2、天津市拘留所津拘解2016字（02367）号解除拘留证明书。
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于2016年5月9日对原告采取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于2016年5月19日执行完毕的事实，原告对决定书不服，提起诉讼。
（证据1为复印件，证据2为原件）
被告公安和平分局辩称，高相林于2016年5月8日9时30分许，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中心公园内，因其妻子杜燕萍被司法机关处理一事，向他人散发标题为“在母亲节——呼吁让‘4.18’身陷囹圄的母亲们恢复自由！”的粉色传单页，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后被民警查获。劝业场派出所调查取证证实了上述事实。据此我局于2016年5月9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之规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裁决对高相林行政拘留十日，收缴其持有的传单。决定书宣告并执行后，高相林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我局对此案件进行复核后认为，高相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有高相林的陈述和申辩、证人张某、赵某、李某、王某等人的证言，检查笔录、辨认材料、证据保全决定书及清单、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案发当天，高相林到和平区花园路中心公园内，因其妻子杜燕萍被司法机关处理一事，向周围的人群散发传单，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当事人反映的诉求，应当采取合法途径来维护权益。我局充分考虑高相林的违法事实、情节，后依法对高相林作出了治安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高相林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事实理由，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及相关法律予以支持，请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我局对高相林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已依法履行告知义务；
证据2、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证据3、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证明公安机关已经依法通知原告家属；
证据4、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将原告送至天津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
证据5、高相林的询问笔录和陈述申辩。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称在案发当天到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公园内后有人将纸袋交给原告，原告拿出宣传单看随后被抓获的经过；
证据6、证人王某的询问笔录。证明本案中的宣传单是王某撰写并排版的，并于2016年5月7日晚把宣传单送至原告家中；
证据7、证人张某的询问笔录。证明张某于案发当天在中心公园内，后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经过；
证据8、证人李某的询问笔录。证明李某于案发当天在和平区中心公园内看见台上有粉色宣传单，看过内容后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经过；
证据9、证人赵某的询问笔录。证明赵某于案发当天在和平区中心公园内，听说原告发放粉色传单被民警带走后到派出所说明情况的经过；
证据10、检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原告进行检查；
证据11、证据保全、收缴材料。证明原告持有传单的样式和内容，公安机关对原告持有的传单扣押、收缴；
证据12、辨认材料。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辨认程序；
证据13、监控录像及观看记录。证明监控录像的来源，并且公安机关通过观看监控录像以文字形式记录在案，同时证实原告的违法行为；
证据14、传唤材料。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原告进行传唤；
证据15、身份信息。证明涉案人员的身份证明与询问笔录相符，同时证明相关人员的基本信息；
证据16、其他材料。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受理该案。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依据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经庭前交换证据质证，原告对被告公安和平分局提交的所有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所有证据与本案事实的客观关联性有异议，均不能达到证明原告2016年5月8日实施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目的。证据5询问程序上存在瑕疵，没有按照法律规章进行，没有问原告是不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些问题。证据6-9达不到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告在中心公园如何扰乱秩序的目的。证据13的光盘能证明被告带离原告的时候没有出示任何手续，程序上不合法。证据14程序违法，被告执法应该出示身份证件。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没有异议，认为证据2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予质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高相林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相互印证，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
被告提供的依据现行有效，适用本案。
经审理查明，原告高相林于2016年5月8日9时30分许，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中心公园内，因其妻子杜燕萍被司法机关处理一事，向他人散发标题为“在母亲节——呼吁让‘4.18’身陷囹圄的母亲们恢复自由！”的粉色传单页，后被民警查获。2016年5月9日，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作出和公（劝）行罚决字[2016]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高相林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收缴其持有的传单及联署签名页。原告高相林未提起行政复议，该和公（劝）行罚决字[2016]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的规定，故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具有对原告高相林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本案被告公安和平分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高相林于2016年5月8日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中心公园内，因其妻子杜燕萍被司法机关处理一事，向他人散发标题为“在母亲节——呼吁让‘4.18’身陷囹圄的母亲们恢复自由！”的粉色传单页，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办理治安案件所查获的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赌具、赌资，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应当收缴，按照规定处理。”的规定，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对原告高相林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收缴其持有的传单及联署签名页，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不存在超越或滥用职权的情形。本案原告对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进行的事实认定有异议，原告主张，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中心公园向他人散发宣传材料，合法有据，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并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实施违法行为有争议，最有效力且最直观的证据即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结合相关证人证言及视频资料，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均证实原告高相林在中心公园内向他人发放传单，被公安机关及时处理的事实。故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证据充分，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关于原告高相林认为被告公安和平分局违反程序规定，首次询问违法嫌疑人未询问是否是人大代表、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情况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原告高相林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载明原告基本情况及是否人大代表等相关内容，证明公安和平分局已尽告知义务，对该质疑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对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口头传唤程序违法的质疑，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的规定，该情况在原告高相林询问笔录中已注明，对该质疑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被告公安和平分局没有履行扣押程序及行政处罚告知程序违法等问题，在被告提供的证据1、3、11中及原告与相关证人的询问笔录中均已注明，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相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诉讼费用50元，由原告负担。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智鑫
代理审判员 孙 蕾
代理审判员 刘 堃
二〇一七年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于 浩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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