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44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某1，男，1975年7月3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耀光，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某2，男，1930年1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某3，女，1970年8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62年11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女，1995年3月10日出生。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永，北京市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子超，北京市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于某，女，1943年7月20日出生。
原审被告：毕某，女，1974年10月10日出生。
原审被告：尚某4，女，2000年1月5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毕某，即原审被告毕某。
原审被告：尚某5，女，1972年10月28日出生。
原审被告：唐某，男，1999年2月8日出生。
五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耀光，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尚某1因与被上诉人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及原审被告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6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尚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耀光，被上诉人杨某1，被上诉人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何正永，原审被告于某，原审被告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耀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尚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在全体家庭成员签订两份分家协议书，均已明确所得拆迁房屋权属的情况下违反家庭协议，重新分配家庭财产。家庭内部形成的《协议书》及龙爪树村委会与全体家庭成员签订的《房屋析产声明》均记载尚某1应得房屋的数量及具体房屋坐落，足以认定×2号房屋、×4号房屋系尚某1经家庭决定所分得的私有财产，且无需向任何其他家庭成员支付对价。一审法院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效力、内容未做任何论述，避开两份协议内容，径行认定尚某1对尚某3、杨某1、杨某2进行补偿。2.尚某2委托尚某1出售×3号房屋，《房屋买卖合同》由尚某2与案外人毛秀兰签订，尚某1仅受委托办理房屋交付手续，所得售房款由买受人毛秀兰直接向尚某2支付，该款项由尚某2个人账户收取，并最终由该账户将售房款用于支付拆迁安置房屋购房款，一审认定尚某1收取购房款有误。3.两份分家协议共同明确约定了×2号房屋及×4号房屋归尚某1所有，且其他家庭成员未在协议中提出有关折价的任何主张，足以认定拆迁房屋分配过程中，尚某3、杨某1、杨某2放弃了对相关安置面积的权利，且认可分配所得5单元403号的事实，一审判决尚某1向尚某3、杨某1、杨某2支付50万元折价款有误。
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尚某1的上诉请求。
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述称：同尚某1意见一致。
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尚某1支付尚某2回迁房购房款103000元；2.尚某1支付尚某2售房款215000元；3.尚某1支付尚某3、杨某1、杨某2×2号房屋50%的折价款1004675元；4.尚某1支付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拆迁补助款每人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尚某2与于某系夫妻关系，尚某1、尚某3、尚某5系尚某2、于某之子女。尚某1与毕某系夫妻关系，双方生有一女尚某4（曾用名尚亚丽）。杨某1与尚某3系夫妻关系，双方生有一女杨某2。唐某系尚某5之子。
2007年11月18日，尚某2作为被腾退人与腾退人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签订了《小红门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约定尚某2腾退16号院内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89.2平方米，被腾退人口为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与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向尚某2支付各项补助费总计313905元，其中拆迁评估费136405元、搬家补助费3784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万元、工程配合奖5万元、电话470元、空调800元、有线端350元、证内占地返还9696元、八人周转费（含冬季取暖费）62400元。安置房屋六套，分别为×1号房屋（建筑面积88.69平方米）、×2号房屋（建筑面积94.38平方米）、×3号房屋（56.41平方米）、×4号房屋（81.54平方米）、×5号房屋（82.05平方米）、×6号房屋（83.51平方米）。回迁应安置面积450平方米，回迁实际安置面积486.58平方米。关于安置房屋房价，协议约定如下：1.原居住面积在人均45平方米以内的实行产权对换（含已安置的现房面积）。2.原居住面积不足人均45平方米以内的面积按1600元／平方米计算。3.原居住面积大于人均45平方米以外的面积可按40%兑换面积或按1600元／平方米予以补偿。4.兑换面积超出45-50平方米的按3000元／平方米计算。5.安置面积超出人均50平方米的按4000元／平方米计算。据此，尚某2应向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支付购房款536926元。
2009年10月6日，开发商向尚某2出具了购房款收据，金额为536926元。
2009年，尚某2（甲方）与案外人毛秀兰（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尚某2将×3号房屋以43万元的价格出卖给毛秀兰。该合同由尚某2本人与毛秀兰签署。合同文本最下方注明“甲方收到乙方房屋全款：房款全部付清”，双方签字处由毛秀兰与尚某1分别签字。法院依职权向毛秀兰进行了调查，毛秀兰称签订合同第二天，其将43万元房款全部转至尚某1提供的一个农商银行账号了，具体账号记不清了。
尚某2向尚某1出具《委托书》，内容如下：“我由于急用钱把×3号楼43万大写（肆拾参万元整）卖给毛秀兰，由于我年岁己高，以后×3楼的过产等一切手续委托次子尚某1全权办理，望支持。”
2013年1月，尚某1在《小红门拆迁存折发放客户签收表》上签名按指印，自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领取了尚某220万元拆迁款存折。尚某1称当时其与尚某2一起去办理领取手续，存折当时被尚某2领走，其只是代为签字，尚某1没有取这笔钱。2013年1月8日，该存折中20万元被取出。经尚某2申请，法院向北京银行调取了取款底单。底单显示取款人签字为“尚某2”，业务凭证显示业务名称为单笔核对交易结果，核对人姓名为尚某2，身份证号×××，核对结果为公民身份证号码与姓名一致，且存在照片。经询，北京银行工作人员答复称，如果系他人代取，应该由代取款人签代取款人的姓名并提交代取款人的身份证件，取款人是本人的，由其本人签名，不存在例外，取款时核对照片仅与公安部网站照片进行比对，不留存。
经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2号房屋的市场价值（不包含装修）进行评估。2015年12月28日，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评估报告，认为×2号房屋在2015年12月21日的市场价值（不包含装修）为2009350元。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向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支付了评估费6019元。
庭审中，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提交了协议书一份，内容如下：“现有五套楼房，尚陆芹、尚某5各一套2居，尚某1二套2居，父母一套，如父母有病，由子女轮流照应，家里父母一套二居，尚陆芹、尚某5自动放弃，以后父母自从分配两儿子尚某1与尚陆萍，如果尚陆平不管父母就自行放弃，父母可以给任何一个儿子不得干涉或两儿子全管，哥俩平分，其他人无权继承父母的任何财产。”协议书上有尚某2、尚某3、尚某5、尚某1签名并按指印。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欲证明尚某2一家已经对涉案房屋进行过分割。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经法院释明，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表示不对签名和指印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
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提交了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龙爪树村村民委员会与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于2009年11月3日签订的《房屋析产声明》，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与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声明×1号房屋归尚某2所有，×2号房屋归尚某1所有。该声明上有盖章，村委会主任签名，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与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签名及手印。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法院释明后，申请对“杨某1”签名和指印进行鉴定。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认为“检材上“杨某1”签名字迹系用蓝色圆珠笔及黑色硬笔重描书写，速度较慢，所提供的样本无案前样本字迹，且书写速度较快，根据现有样本材料无法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检材上“杨某1”字迹处指纹捺印模糊，无法分辨其指纹纹型及细节特征，无法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故此我中心无法受理。”法院又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认为，“杨某1”签名鉴定，现有样本材料仅有实验样本一份，样本数量与质量均不满足该中心鉴定条件。若要进行鉴定，需要提供满足该中心鉴定条件的样本材料，具体为需要提供标称时间为“2009年11月”前后三个月内有“杨某1”签名字迹的合法、有效的样本材料至少十份。指印鉴定，因检材上“杨某1”签名字迹处指纹印捺印不清晰，可辨识指纹特征点数量不足，不满足检验条件。故本案现予以终止鉴定。
经询，各方当事人表示同意确认×1号房屋系尚某2与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号房屋系尚某1与毕某的夫妻共同财产，×4号房屋将来登记在尚某1名下，×5号房屋将来登记在杨某1名下，×6号房屋将来登记在尚某5名下。
又询，各方均认可16号院内房屋系尚某2与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再询，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称购房款与拆迁补偿款差额223021元是用出卖×3号房屋的房款交的。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对此予以认可。各方均认可八人周转费62400元无尚某2与于某份额。
经查，×1号房屋于2010年7月21日登记在尚某2名下。×2号房屋于2010年7月21日登记在尚某1名下。
又查，补偿补助费中，提前搬家奖励费、工程配合奖、周转费是按人发放，其余各项是按户发放。
上述事实，有相关书证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与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对于×1号房屋系尚某2与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号房屋系尚某1与毕某的夫妻共同财产，×4号房屋将来登记在尚某1名下，×5号房屋将来登记在杨某1名下，×6号房屋将来登记在尚某5名下均不持异议，而六套房屋购房款大部分是用16号院的拆迁补偿款支付，则尚某1应当向尚某2支付×2号房屋和×4号房屋的购房款。×2号房屋和×4号房屋应交纳的房款数额可以根据该两套房屋面积占六套安置房屋总面积的比例及六套房屋的总购房款确定为194122.29元。16号院拆迁补偿款应属尚某1、毕某、尚某4的53400元，应从总数扣除。×3号房屋的售房款43万元，应属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与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共同所有，其中223021元用于支付六套房屋购房款，则其中应属于尚某1、毕某、尚某4的66906.3元，应从总数扣除。16号院系尚某2与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则折抵购房款的16号院拆迁补偿款亦为夫妻共同财产，现尚某2与于某对于是否要求尚某1支付购房款意见不一致，故尚某2得单独主张应属于其本人的份额。因此，尚某1应向尚某2支付购房款36908元。
尚某1接受尚某2委托办理出售×3号房屋事宜，根据买受人陈述及合同文本签字确认情况，法院确认尚某1收取了买受人支付的43万元房款。×3号房屋的房款43万元，应属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与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共同所有，其中223021元用于支付六套房屋房款，剩余206979元。尚某1未提交证明其向尚某2交付了剩余206979元，故法院采信尚某2主张，确认剩余206979元在尚某1处。尚某1应当向尚某2支付售房款中属于尚某2的份额20697.9元。
×3号房屋被出卖后，剩余五套安置房屋总面积为430.17平方米。尚某1、毕某、尚某4应安置面积为129.05平方米，×2号房屋和×4号房屋的实际面积为175.92平方米。尚某3、杨某1、杨某2应当安置的面积为129.05平方米，×5号房屋面积为82.05平方米。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认定尚某1、毕某、尚某4占用了尚某3、杨某1、杨某2应当享有的安置面积46.87平方米。尚某3、杨某1、杨某2要求尚某1支付折价款，法院予以支持。法院认为不宜以房屋现市场价值直接确定折价款数额，具体数额法院酌定50万元。
根据法院向北京银行的调查结果，尚某2主张尚某1将拆迁款取走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故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要求尚某1向其每人支付2万元拆迁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判决：一、尚某1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尚某2购房款三万六千九百零八元；二、尚某1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尚某2售房款二万零六百九十七元九角；三、尚某1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尚某3、杨某1、杨某2折价款五十万元；四、驳回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诉讼中，尚某1称其与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在一审中提交的2009年11月3日签订的《房屋析产声明》上，杨某1没有签字，是由尚某2代签并加按手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小红门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载明腾退房屋的被安置人口为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及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十人。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提交尚某2、尚某3、尚某5、尚某1签名并按指印的协议书及2009年11月3日签订的《房屋析产声明》，用以证明尚某2一家已经对涉案房屋进行过分割并就部分房屋归属达成一致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不认可上述协议书，鉴于该协议书并非由全体被安置人共同签署，故不足以证明全体安置人就安置房屋分配及归属达成合意。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亦不认可《房屋析产声明》，诉讼中，尚某1称杨某1没有在该《房屋析产声明》上签字，是由尚某2代签并加按手印，故不能据以证明全体被安置人就安置房屋的归属达成合意。尚某1上诉主张应依照上述协议书及《房屋析产声明》分配涉案安置房屋，其无需向任何其他家庭成员支付对价，但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本案中，尚某2、尚某3、杨某1、杨某2与尚某1、于某、毕某、尚某4、尚某5、唐某对于×1号房屋系尚某2与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号房屋系尚某1与毕某的夫妻共同财产，×4号房屋将来登记在尚某1名下，×5号房屋将来登记在杨某1名下，×6号房屋将来登记在尚某5名下均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2号房屋、×4号房屋面积占六套安置房屋总面积的比例及购买安置房屋支出的房款总额核算，该两套房屋对应的房款数额应为194122.29元。16号院系尚某2与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16号院中的拆迁评估费及其他相应拆迁补偿款由尚某2与于某共同享有。鉴于尚某1、毕某、尚某4系该院拆迁被安置人，其亦享有拆迁补偿款中的53400元。×3号房屋的售房款属全体被安置人共有，尚某1、毕某、尚某4享有其中十分之三份额，该购房款中的223021元用于支付六套安置房屋购房款，其中包含属于尚某1、毕某、尚某4的66906.3元。×2号房屋和×4号房屋购房款扣除前述53400元及66906.3元后，其余购房款应系使用尚某2与于某共同享有的拆迁补偿款支付。尚某2得单独向尚某1主张已付售房款中应属于其本人的份额。一审判决尚某1支付尚某2购房款3690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中，尚某2委托尚某1办理出售×3号房屋事宜。综合考虑尚某2的授权委托内容、合同文本签字确认情况及房屋买受人陈述等因素，一审法院确认尚某1收取×3号房屋售房款43万元，合法有据。尚某1主张所得售房款由买受人毛秀兰直接向尚某2支付，该款项由尚某2个人账户收取，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该售房款扣除用于支付六套房屋房款的部分后剩余206979元，尚某1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尚某2交付该款，故应认定该款仍为尚某1持有。一审判决尚某1支付尚某2售房款20697.9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号房屋被出卖后，剩余五套安置房屋总面积为430.17平方米，尚某1、毕某、尚某4一家与尚某3、杨某1、杨某2一家的应安置面积均为129.05平方米。尚某1、毕某、尚某4实际占有使用的×2号房屋和×4号房屋的面积为175.92平方米，而尚某3、杨某1、杨某2实际占有使用的×5号房屋面积为82.05平方米。一审法院认定尚某1、毕某、尚某4占用了尚某3、杨某1、杨某2应享有的安置面积46.87平方米，并根据房屋腾退安置相关状况酌情确定尚某1支付尚某3、杨某1、杨某2折价款50万元，合法有据且数额适当。
综上所述，尚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24元，由尚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全奕颖
审 判 员 何灵灵
代理审判员 刘 栋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张 立
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