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镇民初字第635号
原告：王宏伟。
原告：陈娟定。
原告：王素芬。
原告：王敏秀。
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褚玮海，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欢国。
委托代理人：陆钟波，浙江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宏伟、陈娟定、王素芬、王敏秀与被告王欢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国斌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分别于2015年6月4日、2015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宏伟及原告王宏伟、陈娟定、王素芬、王敏秀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褚纬海，被告王欢国的委托代理人陆钟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宏伟、陈娟定、王素芬、王敏秀起诉称：1999年9月20日，王德根为户主的农业户与澥浦镇王家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王德根户承包土地7亩，承包期限为自1999年10月1日起至2029年9月30日止。由于缺乏劳动力，其中3.5亩土地转让给被告王欢国经营。1999年9月25日，王德根户取得浙农包（镇）字第034973号《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在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上也记载了该3.5亩土地转让给被告王欢国的情况。双方在转让时没有签订正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故未能就转让价款做出相应约定。2009年11月6日，户主王德根去世并注销户籍。四原告认为，没有约定价款并不等于免费的无偿转让，被告长期无偿使用也违背了2003年3月1日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有关土地有偿流转原则的规定。被告虽然也缴纳了相应的农业税，但是从1999年起到现在，被告已经无偿使用该土地已长达16年。16年以来，农村的现状已经发生了巨变。2006年1月1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农户不需要上交农业税，土地也产生了巨大的价值。从2015年3月份开始，按照村里的规定，如果农户把承包权全部转让给村里，可以享受社保的待遇以及800元／亩／年的经济补偿。被告也已经不以务农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被告自己名下的承包土地已经转让给村经济合作社了，同时将诉争3.5亩土地转租给他人而获取相关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仍然分文不支付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转让款，显失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四原告作为承包户的家庭成员，自2013年9月起，多次根据市场价格即1200元／亩／年向被告索要流转价款，被告一直无理拒绝支付，经村委会多次协调仍未有结果。四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四原告支付自2011年9月起计算至2029年9月按1200元／亩／年计算的土地流转费合计75600元。
被告王欢国答辩称：一、对1999年9月20日王德根户与澥浦镇王家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获得3.5亩土地的土地承包权无异议。王德根生前以转让的形式将诉争的3.5亩土地转让给了被告，并由镇海区人民政府在双方的承包权证上进行了相应的登记，王德根的承包权证上注销了涉案的3.5亩土地，而被告的承包权证上登记了涉案的3.5亩土地。土地转让以后，王德根跟发包方的土地承包关系就已经终止了，3.5亩土地的承包权已经归属被告。王德根转让给被告以后已经丧失了相应的权利，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土地流转费。二、涉案土地转让时虽然双方无书面约定，但实际已达成“无偿转让”的口头约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本案涉案土地形式上是无偿的转让，但事实上，在土地转让后被告跟发包方之间形成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已由被告履行了缴纳农业税以及国家粮食定购任务。王德根生前之所以将涉案3.5亩土地转让给被告经营，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不想承担农业税，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子女已经是非农户口，已无劳动力耕种。虽然在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但取消农业税只是减轻被告的负担，并不涉及原告的利益。所以原告所说的原来的合同显失公平是不符合合同法所提到的显失公平的情况。三、王德根去世后，户主变成了原告陈娟定，而原告王宏伟、王素芬、王敏秀户口已不在发包方所在村，且户口为非农户口，因此原告王宏伟、王素芬、王敏秀主体不适格。四、原告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无论是从1999年9月20日转让之日、还是农业税取消之日等时间节点，原告起诉时均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镇海区土地（大田）承包合同》、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各一份，欲证明：（1）1999年9月20日，王德根户与澥浦镇王家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共承包7亩土地，其中3.5亩土地转让给被告经营，该转让行为已获发包方认可，由发包方在双方土地承包权证予以登记；（2）发包时，四原告系以王德根为户主的农村集体家庭承包户的成员。
被告质证认为，对《镇海区土地（大田）承包合同》无异议，对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真实性无异议，涉案3.5亩土地已转让给被告经营，但双方没有签订转让合同，仅在双方的承包权证中予以记载。形式上是一种无偿的转让，但实际上被告已替王德根户承担了3.5亩土地的农业税等费用的义务。本院对《镇海区土地（大田）承包合同》、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户口簿复印件一份，欲证明王德根于2009年11月6日去世并注销户籍，四原告的主体适格。
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王德根去世后，户主变成了陈娟定，而原告王宏伟、王素芬、王敏秀已跟原告陈娟定不是同一个户口，并且已不是发包方所在村的村民。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王欢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1.《镇海区土地（大田）承包合同》一份，欲证明：（1）被告通过转让的模式获得了该3.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被告有权处理自己的相应权利，该3.5亩土地现仍由被告在耕种。
四原告共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中已明确注明了“30年由王德根转让”字样，足以证明该土地是由王德根转让给被告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一份，欲证明双方之间的转让关系经过镇海区人民政府的登记确认，被告已经替代王德根与发包方形成了新的承包关系。
四原告共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承包权证中载明“转入”即为王德根将3.5亩土地转让给被告的意思。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依职权于2015年7月27日对澥浦镇觉渡村农业社社长邹国良制作询问笔录一份，邹国良在该笔录中陈述：澥浦镇王家村现已合并至澥浦镇觉渡村。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涉案3.5亩土地由王德根户承包，后估计出于劳动力、农业税的考虑，王德根户将该3.5亩土地转给王欢国户经营，村集体在双方与村签订的《镇海区土地（大田）承包合同》、承包权证中将该情况予以记载。从村集体角度来讲，涉案3.5亩土地转给王欢国户经营后，承包权仍然属于王德根户。该3.5亩土地现仍由王欢国在种植水稻，并没有再流转出去。根据现有政策，如果农户将其承包的土地全部流转给村集体，则可享受“土保”政策及750元／亩／年的流转费。王德根户除了将涉案的3.5亩土地转给王欢国户经营外，还有其他土地在租给他人种西瓜，并没有流转给村集体。王欢国户已经将其承包的土地流转给村集体，而其从王德根户转来的3.5亩土地则自己在耕种。
四原告共同质证认为，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质证认为，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笔录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1999年9月20日，王德根户、王欢国户分别与澥浦镇王家村经济合作社签订《镇海区土地（大田）承包合同》各一份，在王德根户签订的合同中载明王德根户承包的3.5亩土地“30年转给王欢国经营”，在王欢国户签订的合同中载明3.5亩土地“30年由王德根转让”。在镇海区人民政府核发的《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中也分别记载3.5亩土地“30年转让给王欢国经营”、“30年由王德根转入”字样。其中浙农包（镇）字第034973号王德根户的《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载明户主为王德根的承包方家庭成员包括：陈娟定、王宏伟、王素芬、王敏秀。
另查明，王德根户与王欢国户就涉案3.5亩土地流转时并没有签订相关书面协议。王德根在去世后于2009年11月6日注销了户籍，户主变为原告陈娟定（涉及相关土地承包方时，为了便于表述下文仍统一表述为王德根户）。原告王宏伟、王素芬、王敏秀现均为非农户口。
再查明，澥浦镇王家村现已并入澥浦镇觉渡村，觉渡村认为涉案3.5亩土地在转给王欢国户经营后，承包权归属没有变更，仍属于王德根户。觉渡村确认涉案3.5亩土地仍由王欢国种植水稻，并没有再行流转第三方。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本案王德根户与王欢国户就涉案3.5亩土地进行流转时，并没有签订相关书面协议，仅在相关《镇海区土地（大田）承包合同》、《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记载了“30年转给王欢国经营”、“30年由王德根转让”等字样，经本院向觉渡村进行核实，觉渡村确认涉案3.5亩土地转给王欢国经营后，该3.5亩土地承包权仍属于王德根户，因此王德根户与王欢国户就涉案3.5亩土地进行流转的方式应为转包，王德根户与王欢国户之间存在的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关系，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2.四原告诉请能否获得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1，土地承包权证上记载的人或者承包合同上签字的人死亡后，承包合同并不自然解除或终止，还要继续履行，故在户主王德根去世后，四原告作为承包户的家庭成员既可以推选出新的代表人参与诉讼，也有权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原告王宏伟、王素芬、王敏秀虽已变成非农户口，但发包方并未收回承包的土地，故原告王宏伟、王素芬、王敏秀非农户口不影响其主体资格。而被告王欢国作为土地承包权证记载的户主，亦有权作为农户代表代表农户进行诉讼。因此，本案原、被告主体均适格。
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四原告认为涉案3.5亩土地转包给王欢国户时，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也没有约定转让价款，但认为没有约定并不意味就是无偿转包，且无偿转包也违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有偿原则，同时四原告认为在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土地产生巨大价值，土地流转也可以享受相关政策待遇及经济补偿，据此认为，在被告已无偿使用近16年后，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要求变更合同，由被告支付自2011年9月起计算至2029年9月按1200元／亩／年计算的土地流转费。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费等对价应由双方协商确定，法律处理该类案件时，首先考量双方对流转费用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1）王德根户与王欢国户就涉案3.5亩土地进行转包时并没有书面协议约定流转费用，也无口头约定流转费用，且长达十几年亦未主张流转费用，在无相反证据前提下，应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转包无须另行支付流转费。（2）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规定了有偿流转原则，但并不能据此来否认在此之前的转包行为的效力。而涉案土地转包给王欢国户后，已由王欢国户承担了相应农业税、国家粮食定购任务等义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该转包行为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对价。（3）在政府取消农业税之后，只是减轻了被告的义务，并不涉及原告的利益。被告在承包合同约定的年限内有权对该转包的土地继续耕种经营，现发包方也确认该3.5亩土地仍由被告种植水稻，并没有对外再行流转。且被告经营涉案土地是否获利及现行土地流转的“市场价”是否“上涨”，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4）四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存在符合情势变更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因此，本案四原告提出的情势变更的理由不成立，四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1年9月起计算至2029年9月按1200元／亩／年计算的土地流转费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宏伟、陈娟定、王素芬、王敏秀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690元，减半收取845元，由原告王宏伟、陈娟定、王素芬、王敏秀共同承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谢国斌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吴哲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