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来民一终字第14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广西康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仙葫经济开发区剪刀路口安置小区***号。
法定代表人赵江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邱竞毅，广西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梁秀光。
上诉人广西康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秀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2015）兴民初字第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审判员覃学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马翠柳、代理审判员田宁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王若琪担任记录。上诉人康田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江平及其委托代理人邱竞毅、被上诉人梁秀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原告（甲方）与被告梁秀光（乙方）签订《甘蔗生化脱毒健康种苗示范合作合同》，合同见证方为来宾市兴宾区千农化肥经营部，合同约定：第三条，甲乙双方以“公司＋农户”模式进行合作，甲方负责提供优质健康种苗，并配套提供繁育和栽培技术体系服务，乙方提供土地，并负责基地日常管理及投入一切费用；乙方生产苗销售按双方约定的条款，甲方予以回购。第四条，甲方供给的健康一级茎秆苗到合作示范基地交货价为850元／亩，乙方把总货款的60%（￥51000.00元）付给甲方后，甲方确认款到后发货；乙方的40%（￥34000.00元）货款余额待向甲方供应生产苗时可先抵扣甲方的应付货款，如不足以支付生产苗款时，甲方另行以现金支付乙方；乙方提供给甲方生产用合格种苗，在乙方基地交货价为自治区政府核定的糖料收购价＊1.2倍数计算，乙方负责砍收、装车、过磅等费用。第五条，甲方的权利义务为：负责提供合作基地种植所需的新台糖22号生化脱毒健康一级茎秆苗，并提供繁殖培育技术指导，对日常田间管理、质量控制予以定期跟踪巡查，开展项目所在地政府可能的资金扶持申报，按合同约定条款回购乙方的生产用种苗；乙方的权利义务为：负责在2013年月日前提供合作基地所需无纠纷土地，并在2013年月日前种植完毕，严格按照甲方的技术方案种植流程和标准生产，接受甲方的技术指导和过程质量监控，甲方派出的技术人员有权对乙方不安要求操作、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不足、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行为予以纠正，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一级茎秆苗货款，保证甲方提供的茎秆苗用于合作基地种植，非经甲方许可不得变卖给他人。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前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康田公司向被告梁秀光提供种苗，2013年6月10日，原告康田公司与被告梁秀光进行对账确认，原告于2013年3月29日至4月14日分批次已发货44.51吨，种植面积100亩，总货款85000.00元，已付货款51000.00元，尚欠货款34000.00元，该欠款按合同条款执行。被告梁秀光接收茎秆苗后便进行种植，种植面积100亩，现该甘蔗已属于第三代宿根蔗。
合同约定的甘蔗种苗采收期是2014年2月1日到2014年4月1日，但原告并未回购甘蔗种苗，而关于没有回购的原因：原告陈述因被告梁秀光没有通知，被告梁秀光则辩称其已经通知�告来回购甘蔗种苗，但原告拒绝来回购，最后被告砍收后按照糖料蔗出售给糖厂。
诉讼中，被告梁秀光认为原告未按时来回购甘蔗种苗已经造成其损失，向本院提起反诉要求原告赔偿其经济损失。2015年5月4日，被告梁秀光单方委托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对示范基地100亩新台糖22号茎秆苗种子因被迫当做糖料蔗砍收进场所受经济损失进行价格评估，评估机构于同年5月20日作出结论，确认被告申请评估的总损失为5253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诉原告康田公司与本诉被告梁秀光签订的《甘蔗生化脱毒健康种苗示范合作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前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康田公司与被告梁秀光司属于“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并非�般意义上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告的主要义务是向被告提供合作基地所需的新台糖22号生化脱毒健康一级茎秆苗及其种植培育、管理技术，并按合同约定回购被告庄园公司培育出的生产用种苗；被告的主要义务是负责基地管理及投入，种植培育出生产用合格种苗提供给原告；而按合同约定，原告与被告之间互负付款义务，原告向被告提供茎秆苗时，被告应支付60%货款，余款在原告回购生产用种苗时予以抵扣。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双方对账，原告总共向被告发送甘蔗种苗总货款85000.00元，被告已经支付60%的货款即51000.00元，尚欠货款34000.00元未支付。本案中，原告没有回购被告的种苗是事实，而关于没有回购种苗的原因，诉、辩双方各持己见：原告认为被告没有通知其来回购，被告则认为其已经通知但原告没有来回购，对此事实缘由，原、被告双方均未向一�法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对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均不予采信。虽然没有回购种苗的缘由无从得知，但是原告没有回购被告的种苗却是事实，且合同已经约定有采收期，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依约来回购而被告无法提供合同种苗导致回购失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其无权主张余下货款，对原告的本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的反诉主张：第一，虽然原告没有回购种苗，但被告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合同约定的2014年2月1日-2014年4月1日采收期内其已经培育出约定的合格生产用种苗；第二，被告在原告没有回购种苗后，已经将甘蔗出售给糖厂，评估报告也载明现场甘蔗为第三代宿根蔗，由于时间因素，评估人员已无法看到评估标的原样，评估标�实际种植面积、亩产量、总产量只能通过委托方提供及调查询问有关人员而得，因此该评估结论的数据来源并非属于评估标的本源数据，且原告亦不认可，故该评估报告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告经济损失的定案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提出的反诉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本诉原告广西康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梁秀光的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650元，由原告广西康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557元，由反诉原告梁秀光负担。
上诉人广西康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合同�质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涉案合同属于“‘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本案审理的应当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回购（出售）甘蔗种苗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应当根据买卖合同的特点分析、判断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由于一审判决不是根据买卖关系进行分析，导致对本案的法律关系及后果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二、一审判决没有区分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的顺序及后果。在买卖合同的交货环节，通知买方“已经备妥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的货物并可以实际交货”属于卖方应当在先履行的义务。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履行该项通知义务，已经违约在先，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被上诉人负有先发出交货通知的义务，因此，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首先举证的责任，其没有举证，则应视为其没有履行通知上诉人收货的义务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无权主张余下货款的判决理由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不能证明自己向被上诉人发出过交货通知就无权主张余下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纠纷属于种苗回购（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因负有先发出交货通知的义务但未履行该项义务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发出交货通知并不影响上诉人仍然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支付余下货款，因此，一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故上诉人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改判。
被上诉人梁秀光口头答辩称：我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后，即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合同，甘蔗种出来后，到了约定的回购时间，我已通知上诉人来回购，但上诉人却以种种理由推脱拒不收购，我不得不把这些甘蔗作为原料蔗卖给糖厂，由于上诉人答应高于糖厂1.2倍价钱收购，现上诉人不收购，给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现上诉人还要求要余款没有理由。我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还应支付给上诉人余下货款34000元及利息。
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补充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甘蔗生化脱毒健康种苗示范合作合同》还约定，第一条：合同所涉及的关键名词定义，本合同所用下述用语的定义是：3、原种一级茎杆苗、生产用种苗、质量标准、合格品判断，以甲方（上诉人）制定的企业产品标准为唯一检验依据。4、生产苗采收时间根据作物生产周期以甲方（上诉人）为判断结论。
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上诉人康田公司与被上诉人梁秀光签订的《甘蔗生化脱毒健康种苗示范合作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对合同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以上查明的合同内容上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与一般的买卖合同应约定的权利义务有所差别：上诉人提供甘蔗苗、生产技术、并回购甘蔗苗，被上诉人负责管理和投入、种植培育出合格甘蔗种苗给上诉人回购，双方均有互负交货付款义务。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不是普通的买卖合同，而是“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合同。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只是买卖合同，应当根据买卖合同的特点分析判断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双方对账，上诉人总共向被上诉人发送甘蔗种苗总货款85000.00元，被上诉人已经支付60%的货款即51000.00元，尚欠货款34000.00元未支付。双方在对账单写明该欠款按合同条款执行即余款在上诉人回购生产用种苗时予以抵扣。现经查明上诉人没有回购被上诉人的生产苗，余下的货款无法从回购的种苗中抵扣。对于甘蔗生产苗没有回购的原因，上诉人上诉认为被上诉人未通知其来回购，且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合格的生产苗，据此要求被上诉人无条件付清全部货款。对此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对采收期已有约定（2014年2月1日—2014年4月1日），且具体的采收时间根据作物生长周期以甲方（上诉人）为判断结论，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负有通知回购的义务与双方约定合同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诉人提供甘蔗种苗、提供技术指导、定期跟踪巡查、制定合格品判断标准、决定采收期，因此，对于被上诉人是否提供有生产甘蔗苗、什么时候采收、生产甘蔗苗是否合格，上诉人应当是明知的，现上诉人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依约来回购而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合格甘蔗种苗导致其回购失败的事实，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无权主张余下货款。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6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覃学敏
审判员 马翠柳
代理审�员田宁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若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