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4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人寿公司）。
代表人顾以良，长城人寿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军，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秦静，长城人寿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康湖北分公司）。
代表人忻龙党，华康湖北分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彦，华康湖北分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因与华康湖北分公司保险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苏轶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魏俊、彭云飞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5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军、秦静，被上诉人华康湖北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彦到庭参加另外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长城人寿公司在原审诉请：判令华康湖北分公司赔偿损失317946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华康湖北分公司在原审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长城人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1月1日，长城人寿公司作为甲方与湖北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华康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专业保险代理协议书》一份，协议主要约定：1、甲方委托乙方在乙方营业执照许可范围内代理销售经甲方书面认可的保险险种（险种含幸福人生终身寿险、附加定期寿险）；2、甲方委托乙方指导投保人填写投保单等相关单证，为投保人办理相关投保手续；3、甲方委托乙方传递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投保、变更、保险给付申请等相关文件；4、乙方不得签发任何投保单、保险协议，或以任何方式作出同意承保的承诺，不得以自己或甲方的名义从事任何保险理赔工作，不得签订任何赔付协议或作出任何形式的赔付承诺；5、乙方代理保险业务时，应全面了解投保人的资信、经营管理、以往保险记录等情况，但全面了解的情况范围限于甲方投保单和相关附件中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的“投保询问”；6、乙方仅对投保标的和投保人的可保利益等进行了解，并提醒投保人需如实告知前述情况，向甲方如实汇报投保人告知的情况和如实汇报乙方所掌握的情况，但乙方不进行核实；7、乙方应将保险条款的内容、释义、免责事项等如实告知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样应将乙方所了解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如实告知甲方，包括真实的客户信息及投保情况等；8、甲乙双方应认真履行各自责任，如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给对方的信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另一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协议，并由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补偿相应的经济损失；9、乙方串通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他第三方恶意欺诈甲方，甲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2010年6月24日，余以芳以其本人为被保险人通过李发从向长城人寿公司投保长城幸福人生终身寿险及长城附加定期寿险，并填写人身保险投保书，其在投保书健康告知询问事项“是否曾有心律失常症状”栏及其他询问栏投保人、被保险人回答处均确认为“否”。2010年6月28日，长城人寿公司向余以芳发出体检通知书，要求余以芳至该公司指定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进行体检。2010年7月9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为余以芳出具健康体检报告书，报告书心电图栏载明“窦性心动过缓”。2010年7月20日，长城人寿公司同意为余以芳承保长城幸福人生终身寿险及长城附加定期寿险，并制作《人身保险合同》，合同内附人身险保险单、人身保险投保书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出具的健康体检报告书。
2011年2月1日，长城人寿公司作为甲方、湖北华康公司作为乙方、华康湖北分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一份，协议主要约定：1、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将甲乙此前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之乙方变更为丙方，乙方根据原合同所享有的收取续期代理报酬的权利将转由丙方享有，甲方承诺不因本协议的签订和乙方的注销而拒绝支付丙方续期代理报酬，除本协议约定的情形外，原合同的其他内容不变；2、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前基于履行原合同对甲方所享有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债务等）由丙方继续享有和承担。
2011年12月15日，余以芳因病住院，被诊断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次日，余以芳死亡。2013年8月5日，余以芳之妻覃国许以长城人寿公司拒绝赔付保险金为由将该公司诉至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3年10月11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329号民事判决：长城人寿公司支付覃国许保险金300000元。长城人寿公司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案件查明事实，仅能证明李发从与余以芳是亲戚关系，并在知晓余以芳曾患病的情况下仍接受了余以芳的投保；长城人寿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余以芳和李发从基于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协商一致隐瞒余以芳曾患病事实从而投保成功；长城人寿公司以余以芳和李发从是亲戚关系、余以芳短期内购买多份保险为由主张余以芳与李发从存在串通骗保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2014年3月1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05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嗣后，长城人寿公司按照判决确定的义务向余以芳之妻覃国许支付了赔偿款。
原审判决另认定：华康湖北分公司是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湖北华康公司均为广州华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湖北华康公司至判决时企业状态为正常。
原审法院认为：长城人寿公司与湖北华康公司签订的专业保险代理协议及长城人寿公司、湖北华康公司、华康湖北分公司三方签订的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均不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成立并生效。有效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义务，享有权利。华康湖北分公司作为湖北华康公司在专业保险代理协议中权利义务的承继者，属于该协议的一方当事人，长城人寿公司作为该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华康湖北分公司承担合同义务，故华康湖北分公司关于其作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长城人寿公司要求华康湖北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其依据是湖北华康公司业务员李发从在接受余以芳投保一事中未将其掌握的被保险人患病情况如实告知长城人寿公司，导致长城人寿公司错误承保造成损失，故本案应当审查长城人寿公司的损失是否系因李发从的行为导致。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虽然认定李发从与余以芳是亲戚关系，并在办理余以芳投保时已知余以芳患病事实，但该事实并不能认定李发从的行为与长城人寿公司的损失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首先，专业保险代理协议约定“乙方（即湖北华康公司）仅对投保标的和投保人的可保利益等进行了解，并提醒投保人需如实告知前述情况，向甲方（即长城人寿公司）如实汇报投保人告知的情况和如实汇报乙方所掌握的情况，但乙方不进行核实”，该条款虽约定湖北华康公司或其业务员“仅对投保标的和投保人的可保利益”等进行了解，但何为“可保利益”，专业保险代理协议中并未进行释义，李发从作为普通的保险代理人员，无从了解何为投保人的可保利益，也无从知道自己掌握的情况是否属于其应当了解的情况；其次，上述条款也未明确载明乙方应当向甲方如实汇报掌握的情况是哪些情况，李发从作为余以芳的亲戚，对余以芳情况的了解并不仅限于其在投保前是否患过相关疾病，故在长城人寿公司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李发从可以选择性的告知或对其认为没有必要汇报的情况不予告知；再次，长城人寿公司仅以李发从知晓余以芳在投保前患病的事实不能证明李发从存在故意隐瞒，与余以芳串通骗保的行为；最后，即使李发从明知应当汇报却故意隐瞒的行为成立，但通过长城人寿公司陈述的投保、核保、承保流程，该公司在承保前已经发现余以芳存在“窦性心动过缓”症状，长城人寿公司作为长期从事人寿保险的专业保险公司应当知道窦性心动过缓是心律失常的一种，也应当知道余以芳的体检结果与其在投保书健康告知询问“是否曾有心律失常症状”栏确认为“否”的内容存在矛盾，即该公司在承保前已明知余以芳投保时就其身体健康状况未如实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故长城人寿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原因是该公司未全面履行核保义务，明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仍同意承保，与李发从是否隐瞒余以芳患病事实无必然联系，其损失应当自担。华康湖北分公司辩称李发从不是该公司及湖北华康公司员工，因本院已认定长城人寿公司损失自担，李发从的身份认定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该辩称理由不予审查。综上，长城人寿公司要求华康湖北分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70元，由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
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从业人员李发从隐瞒投保人余以芳患病的事实与上诉人的损失间没有必然联系。投保人余以芳因患肺源性心脏病于2011年12月16日去世，但作为余以芳妹夫的李发从知道他曾患过慢性肺病、肺结核等病，余以芳的死亡与其曾患此病有直接的关系。首先双方签订的《专业保险代理协议》第四条第4项明确规定“乙方在代理保险业务时，应全面了解投保人的资信、经营管理、以往保险记录等情况，但全面了解的情况范围限于甲方投保单和相关附件中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的投保询问”，该条第6项约定“乙方应将保险条款的内容、释义、免责事项等如实告知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样应将乙方所了解的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如实告知甲方，包括真实的客户信息及投保情况等”。其次李发从在明知余以芳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仍然在见证代理人处签名确认，并且在《经代机构代理人填写》表格中，签字承诺“如有不实见证或报告，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正是李发从的上述行为，导致上诉人未能客观、真实了解投保人的身体状况而作出错误的判断接受了投保，最终投保人余以芳也是因肺源性疾病而去世，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与投保人及代理人隐瞒曾患病史有直接的关系。（二）原审错误认为上诉人在承保前已经发现余以芳存在“窦性心动过缓”症状，即认定上诉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原因是该公司未全面履行核保义务，明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仍同意承保，与李发从是否隐瞒余以芳患病事实无必然联系，其损失应当自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从业人员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二）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三）阻碍投保人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保监会发布的《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监管规定》第四十六条也作了相近的规定。上诉人是否承保，一是依赖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代理协议对乙方作出的约定也即代理人有法定和约定的义务向上诉人如实反映投保人的情况，二是上诉人对投保人组织的体检，投保人体检出有“窦性心动过缓”，该症状并不必然导致上诉人拒保，如果李发从如实告知余以芳曾患肺结核、慢性肺病而上诉人仍承保，其承担保险责任理所当然，正是因为李发从的行为导致上诉人未全面核定投保人的健康状况而承保，上诉人承担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三）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李发从系被上诉人代理从业人员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李发从系被上诉人代理从业人员，一审对该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案系保险代理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被上诉人从业人员李发从在明知余以芳曾患病的这一事实情况下，作为从事保险销售人员，对人寿保险相关法律规定不可能不知，正是为了赚取佣金，无视法律的规定，更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义务抛置一边，在展业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过错。综上所述，原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之处，导致原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条款无误，却作出与该条款相反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华康湖北分公司针对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诉被上诉人本身主体不符，即便李发从系被上诉人或湖北华康公司保险代理人，那么被上诉人认为其在该保险业务中也未存在过错。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诊断证明书一份，用以证明余以芳在2009年7月14日曾患双肺结核；二、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人民法院（2012）鄂伍家岗民初字第846号民事判决及该案庭审笔录，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046号民事判决及该案庭审笔录，用以证明李发从与余以芳的亲属关系及其在投保时知晓余以芳因肺病住院的事实；三、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4）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05号调解书，用以证明余以芳系被上诉人公司员工的事实。
被上诉人华康湖北分公司对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认为诊断证明不能证实与本案的余以芳系同一人，也不能证实李发从知道余以芳患病的情况。同时能够证明余以芳在投保前的身体为健康的状况；对证据二认为询问笔录及判决书均不能证实李发从为被上诉人公司的员工，而且和新华人寿公司有关，不能证实李发从存在过错，更加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过错，无承担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对证据三认为调解书与本案无关，同时也不能证明李发从系被上诉人公司代理人，且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也为独立法人，也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述证据，本院将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予以分析认定。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已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本院评定如下：
关于李发从是否为被上诉人华康湖北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员问题。本院认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052号民事判决中对李发从为从事保险代理人的职业身份已经认定，对该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外，2012年8月23日，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因审理覃国许（系余以芳之妻）诉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人寿宜昌中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对新华人寿宜昌中支公司的业务员覃发军的询问笔录中，覃发军陈诉：“李发从本身就是中国人寿和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我一直想把他发展成我们新华保公司的业务员，但是由于他没有在原来的保险公司里面办理离司手续，所以他不是我们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覃国许诉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海康人寿湖北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805号民事调解书中认定“2010年6月19日，覃国许的丈夫余以芳经保险代理机构湖北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李发从介绍，向海康人寿湖北分公司投保海康（安心如意321）定期寿险，海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同意承保，并经李发从代理与余以芳签订保险合同”；2010年7月20日，余以芳与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首页下部明显打印“中介机构名称：华康湖北宜昌长阳、代理人李发从（代码：A413252）”，合同中其他见证代理人签名处均签署的为“李发从”。从上述不特定事件中确定事实综合认定，本院可以认定李发从应为被上诉人华康湖北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并以保险代理身份与余以芳签订了本案诉争的保险合同。被上诉人华康湖北分公司辩称否认李发从为其公司的从业保险代理人员，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辩称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华康湖北分公司是否应向长城人寿公司承担保险金及损失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保险合同属射幸合同，不论是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均存在承担风险一面，也存在收益获利的一面。所以双方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均更应该谨慎和增加注意义务。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向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涉及到保险人的风险控制，将直接影响其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也规定了保险人对保险风险相关事项向投保人询问确认的明确职责。保险代理人作为保险人授权的机构或人员，在保险代理业务中，同样应当履行保险人的审查确认责任，即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告知事项向投保人详细告知说明并如实确认。（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052号民事判决认定确认了李发从与余以芳为亲戚关系。（2013）鄂宜昌民二终字第00046号民事判决认定了李发从在介绍余以芳与覃发军签订保险合同时就明知余以芳患过慢性阻塞性肺病。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不在赘述。另外，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诊断余以芳在2009年7月14日曾患双肺结核。2011年12月16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入出院记录上对余以芳病史表述为“患者7年来反复发作咳嗽，咳白粘…半年前发现肺结核并行抗结核治疗…既往有肺结核及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史”等内容，而余以芳与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签订的合同时间为2010年6月24日，从两时间点及病历记载，余以芳在签订保险合同时，肺部疾病尚在治疗。从上述事实及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应可认定李发从在代理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与余以芳签订保险合同时是明知余以芳存在投保单应告知确认疾病中的病症，但其未如实的表述。而导致了上诉人未获得投保人真实的身体状况，而未能作出相应的风险处置。并因余以芳最终因肺源性心脏病导致死亡承担了保险责任。李发从隐瞒投保人疾病的行为应属主观过错，并对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存在因果关系。李发从作为被上诉人华康湖北分公司的从业人员，按照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与华康湖北分公司的保险代理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华康湖北分公司应当对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的保险金及相应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支付覃国许300000元保险金及因该保险金诉讼产生的一、二审诉讼费用8746元，合计308746元，应由被上诉人华康湖北分公司存在合同违约行为予以赔偿。上诉人长城人寿公司提出的律师代理费损失9200元及利息不属必然发生的费用，非损失范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4）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56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损失308746元；
三、驳回上诉人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0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70元，合计12140元，由被上诉人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11770元，上诉人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3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轶
审判员 魏 俊
审判员 彭云飞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岳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