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川民终字第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荥经县新兴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荥经县安靖乡南坝村樱桃坡社。
法定代表人余大堂，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诚，四川法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阳通炳，男，汉族，1947年12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梦麟，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峰，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荥经县新兴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阳通炳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雅民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新兴公司委托代理人李诚、被上诉人阳通炳委托代理人杨梦麟、赵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庭外和解期间依法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2月9日，新兴公司向阳通炳出具《同意转让承诺书》，载明“本公司于2010年12月5日收到钟林英向本公司出借人民币150万元，该笔借款定于2013年12月30日归还；2011年5月20日收到钟林英向本公司出借的人民币现金600万元，该笔借款定于2013年10月30日归还；2012年7月15日收到钟林英向本公司出借的人民币现金300万元，该笔借款定于2013年7月归还。上述3笔资金累计1050万元整，本公司同意出借人钟林英将债权转让给阳通炳”，该合同经李晓东办理，并有新兴公司印章及钟林英签名。2012年12月10日，新兴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大堂出具《委托书》，载明“我委托李晓东先生前来办理钟林英的借款手续，转换给阳通炳手续的一切事宜”，该《委托书》上有新兴公司余大堂的签名。同日，钟林英向阳通炳出具《债权转让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钟林英自愿将个人出借给新兴公司借款资金的债权转让给阳通炳。具体转让的债权明细如下……关于转让的相关事宜”。
原审法院另查明，新兴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15日、2010年12月5日、2011年5月20日向钟林英出具借条3张合计本金1050万元，双方利息约定为“年息按两分计算”。该借条现由阳通炳持有。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职权对钟林英进行调查询问，钟林英陈述2012年12月10日形成的《债权转让承诺书》确系钟林英出具，该承诺书中钟林英转让给阳通炳的对新兴公司享有的1050万元债权并非属实，钟林英并未实际向新兴公司支付借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结合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新兴公司是否应对阳通炳承担债务。2012年12月10日，钟林英向阳通炳出具《债权转让承诺书》，阳通炳表示同意接受该债权转让；2012年12月9日，新兴公司向阳通炳出具《同意转让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上述3笔资金累计1050万元整，新兴公司同意出借人钟林英将债权转让给阳通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以及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之规定,可认定钟林英将自己对新兴公司享有的1050万元债权及利息转让给阳通炳。在一审诉讼中，新兴公司辩称，钟林英与新兴公司之间的105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并不真实，该笔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之规定，抗辩权作为私力救济权,其行使应当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本案新兴公司于钟林英向阳通炳转让债权的前一天出具的《同意转让承诺书》中已明确确认其与钟林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并同意承担相应债务，嗣后新兴公司又以债的真实性为由提出抗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予支持。同时，阳通炳持有新兴公司向钟林英出具的3张借条，阳通炳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基于对新兴公司偿债能力的合理信赖，同意钟林英转让该笔债权，其相关权利应当得到优先保护，以维护商事交易秩序。新兴公司辩称其因被诈骗而出具相应承诺书，但并无证据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按照“外观主义”原则应当以商事行为人的行为外观认定其效果意思,即在权利表征和实际权利可能不一致的情形，为维护交易安全，应当对于外部人合理信赖权利表征所为的法律行为予以优先保护，新兴公司应当就1050万元借款以及利息363000元，合计10863000元承担清偿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新兴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支付阳通炳10863000元。如果未按判决约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第一审案件受理费87110元，由新兴公司承担。
宣判后，新兴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理由为：一、原判违反法定审理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或发回重审。1.新兴公司提交的钟林英2013年12月20日《说明》、李晓东2013年12月26日的《情况说明》及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10日对钟林英的询问笔录、《合伙协议书》材料，足以说明阳通炳与钟林英相互勾结串通，以阳通炳要借3000万元给新兴公司为诱饵，在短短4天时间内，骗取新兴公司1050万元的《借条》、《委托书》、《同意转让承诺书》、股权等虚假手续。阳通炳企图通过合法的诉讼渠道获取新兴公司的1050万元，上述事实反映出该案不属经济纠纷而是重大刑事案件，应将本案裁定驳回起诉或将涉案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2.原判对新兴公司提交的李晓东和钟林英的证言未予采信不当。原判未采信新兴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人李晓东、钟林英书面证言的理由是该2名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新兴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李晓东的联系电话和身份证复印件，并说明李晓东因腿部摔伤骨折无法到庭作证，钟林英因涉嫌犯罪并关押；阳通炳在一审质证时对李晓东、钟林英书面证言认为具有证据的“三性”，表明阳通炳对李晓东、钟林英不出庭以书面方式作证是认可的，人民法院是准许的，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3.原审法院不同意新兴公司复制2014年4月11日对钟林英的询问笔录不符合法律规定，因钟林英的询问笔录是手写的，内容较多，在一审中当庭完全看清有困难；4.一审庭审后，阳通炳亲自告诉余大堂，阳通炳委托的委托代理人中有一位曾在原审法院工作过，且阳通炳委托的另1名委托代理人没有在原审判决书中列明，所以，新兴公司对案件结果的公正性感到担心。二、原判认定事实不清。1.阳通炳不是善意第三人。钟林英出具2013年12月20日《说明》、李晓东出具的2013年12月26日《情况说明》及2014年4月10日对钟林英的询问笔录证明阳通炳不是善意第三人，而阳通炳和钟林英是共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阳通炳明知3张《借条》是假的，钟林英没有借钱给新兴公司，没持有新兴公司股权的情况下，阳通炳出谋划策与钟林英串通共同制定《同意转让承诺书》骗取李晓东在上面签字盖章。同时在阳通炳无力借款3000万元给新兴公司的情况下，由钟林英出面告知余大堂将划3000万元给新兴公司使用，由于余大堂不知骗局钻进阳通炳与钟林英编织的圈套中，提供了全部资料，阳通炳、钟林英却没有为新兴公司提供融资；2.新兴公司未取得融资，其出具《同意转让承诺书》是在被阳通炳与钟林英骗取的情况下出具的，对债的真实性新兴公司提出抗辩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判对新兴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认定属事实不清；3.若了解清楚《债权转让承诺书》、《同意转让承诺书》、《借条》的全过程，可知阳通炳、钟林英以同意借3000万元给新兴公司为诱饵，钟林英以需要融资平台为借口，骗取余大堂、李晓东出具《债权转让承诺书》、《同意转让承诺书》、《借条》，钟林英自己陈述其与新兴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实和新兴公司陈述未实际发生借贷关系可反映出钟林英与新兴公司之间的陈述并不矛盾，对此原判对该事实认定不清。三、原判滥用“外观主义”原则，认定新兴公司承担本息10863000元是不当的,阳通炳的行为不是合理信赖权利表征所为的法律行为。现有证据证明阳通炳知道钟林英提供的借条无借款事实，并出谋划策骗取新兴公司的《同意转让承诺书》，涉案不应适用“外观主义”原则，应适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四、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新兴公司认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债权转让承诺书》无效，并依法将涉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综上认为，原判审理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阳通炳承担。
针对新兴公司提出上诉理由，阳通炳的答辩意见为：一、原判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1.本案不存在应当中止审理而将案件移交其他司法机关的情形。一审期间，新兴公司自始至终未提交中止审理的书面申请，虽然二审中提出了申请，但并没有提供支持其申请的任何证据，因此，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2.原判未采信钟林英、李晓东的书面证言不违反法律规定，对钟林英、李晓东的证言不应采信。第一，对于是否采信书面证言属实体问题，而非新兴公司所称的程序问题。第二，钟林英、李晓东属于与新兴公司有密切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即使钟林英、李晓东能出庭作证，对其证言也应谨慎分辨，更何况有书面证言。第三，新兴公司在一审庭中未就李晓东不能出庭提出过符合“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任何证据。第四，钟林英、李晓东的书面证言与其他书证明显矛盾，确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3.新兴公司诉称原审法院不同意其复制涉案资料违反法定审理程序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一审按法定审理程序开庭审理，充分保障了各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审判人员依职权对案外人钟林英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将调查笔录交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整个诉讼程序合法、公正，不存在违反法定审理程序的情形;4.诉讼代理人并非本案当事人,漏列诉讼代理人不构成审理程序违法。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对相关证据的采信理由充分、准确。1.一审庭审中，双方对《债权转让承诺书》、《同意转让承诺书》、《委托书》、《借条》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即上述书证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债权转让已经完成且合法、有效；2.阳通炳在一审中出示的证据及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证明阳通炳享有对钟林英的合法债权，其通过上述债权转让而获得对新兴公司的债权是有偿取得；3.新兴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否认其与钟林英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钟林英出具的2013年12月20日《说明》、李晓东出具的2013年12月26日《情况说明》,一审中阳通炳对该2份说明的质证意见为仅签名是真实的,以上2份证据属新兴公司单方提交的证人证言而非书证,按法律规定,若不经过庭审质证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钟林英、李晓东属于与新兴公司有密切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即使钟林英、李晓东能出庭作证，对其证言也应谨慎分辨，且钟林英、李晓东的书面证言与其他已确认真实性的书证明显矛盾，依据证据规则亦不予采信；4.债权转让合同生效后至阳通炳提起诉讼,新兴公司才称其与钟林英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新兴公司出尔反尔的做法“违反诚实信用”原则；5.阳通炳已尽到作为善良相对人应有的注意义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阳通炳存在恶意或与钟林英串通。三、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本案的案由为债权转让纠纷，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适用于涉案诉讼纠纷准确，原判引用“外观主义”原则仅是对其观点的进一步说明，从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引用“外观主义”原则对书证显示的法律事实进行说明并无不妥。综上，原判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新兴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新兴公司在二审中新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四川省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基本情况》。
第二组：四川省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新兴公司章程》。拟证明钟林英在新兴公司无股份，阳通炳提交的《合伙协议》内容不真实。
第三组：《承诺书》。拟证明余大堂未收到3000万元借款，新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大堂要求钟林英退回原出具借条及11%股权转让等资料；余大堂不知晓钟林英、阳通炳骗取李晓东在《同意转让承诺书》上签章的情况。
阳通炳对第一组至第二组证据质证后，认为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三组证据认为其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为：第一组、第二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它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新兴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口头申请证人李晓东出庭作证，本庭予以准许。
李晓东陈述称：余大堂为其表哥的岳父，李晓东曾见过阳通炳并认识钟林英。李晓东于2012年12月初在成都市因照顾生病住院的余大堂，后于2012年12月某一天在宜宾市江北的宾馆里面，余大堂委托其在阳通炳出具的书面文件上盖章、签名，章为新兴公司的印章，是从钟林英处拿给李晓东的。李晓东在一审时向原审法院出具的2013年12月26日《情况说明》是李晓东本人写的，《同意转让承诺书》好像是阳通炳拿出来的，是李晓东在上面签字的。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李晓东证言的真实性本院将结合其它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二审中，新兴公司对原判查明的《同意转让承诺书》、《委托书》、《债权转让承诺书》及3张《借条》的事实有异议。阳通炳对原判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新兴公司对《同意转让承诺书》在一审质证中认为新兴公司所盖的印章是真实的。
另查明：阳通炳于2013年10月10日委托杨梦麟作为一审诉讼代理人，但该委托书上没有阳通炳印章，只有阳通炳的签名。阳通炳在2013年11月5日的授权委托书上载明阳通炳委托杨梦麟、赵峰作为其一审诉讼代理人，该委托书上有阳通炳的签名及盖章。2014年2月20日，一审开庭时阳通炳委托代理人是杨梦麟，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询问笔录中载明，“2014年4月11日赵峰才提交授权委托书，杨梦麟对赵峰陈述是确认的”。
新兴公司在一审中提交钟林英2013年12月20日《说明》。载明“2012年12月6日，钟林英给新兴公司融资需要平台，新兴公司与钟林英签订1份11%的股权协议，新兴公司给钟林英提供不同时间的3张借条，共计1050万元及新兴公司的其它证件。在此期间，钟林英与合伙做酒生意的阳通炳催其还钱，钟林英告诉阳通炳其有新兴公司提供3张借条共计1050万元转给阳通炳抵钟林英的账，实际上阳通炳没有借款给新兴公司，钟林英也没有新兴公司的股份。阳通炳看新兴公司相关手续后说：‘可以，需新兴公司出一个同意转换抵账的承诺书’。钟林英就和阳通炳打印好同意转换抵账的承诺书后，2012年12月9日晚，钟林英给新兴公司的余大堂说：‘钟林英已给阳通炳说好了，把余大堂提供给钟林英的手续转换抵押给阳通炳。阳通炳第二天通过银行划3000万元给新兴公司使用，如同意，明天上午余大堂在银行开户’。余大堂听后说：‘只要用新兴公司作抵押，能借到钱都可以办理’。钟林英跟李晓东去办理手续。情况就是这样”。
新兴公司在一审中还提交了李晓东的2013年12月26日《说明》。载明“大约2012年12月8日晚，李晓东和余大堂住在宜宾市江北旅店。第二天，余大堂叫李晓东随同钟林英去找阳通炳办理3000万元的贷款。余大堂告诉李晓东去后按钟林英的意思办就行了。去以前，余大堂把新兴公司的公章交给钟林英，在去的路上钟林英把煤矿的公章拿给李晓东说等会由李晓东来盖新兴公司的公章。大约是晚上8、9点钟，李晓东和钟林英到了阳通炳在宜宾市江北住的一个旅馆的茶房。他们将事先打印好的手续给李晓东，钟林英叫李晓东在上面盖单位公章，李晓东就在他们打印好的手续上加盖新兴公司的公章。从到达阳通炳住处的茶房到在打印好的手续上盖单位公章，只花了10多分钟时间”。
四川省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基本情况》载明，新兴公司成立日期为2008年11月6日，注册资本为实收资本800万元，核准日期为2012年11月2日，法定代表人为余大堂，企业投资方为徐建中（投资比例56%）、余大堂（投资比例22%）、冯彬（投资比例22%）。出具日期为2015年1月30日。
四川省雅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新兴公司章程》载明，股东为冯彬、余大堂、徐建中，出具日期为2010年4月2日。
本院认为，根据新兴公司的上诉理由和阳通炳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新兴公司是否应对阳通炳承担1050万元还款责任的问题；二、关于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三、原判是否适用法律正确。
一、关于新兴公司是否应对阳通炳承担1050万元还款责任的问题。
（一）本案中,阳通炳为证明其主张主要提交了以下3份证据：第一，2012年12月9日新兴公司向阳通炳出具的《同意转让承诺书》，该承诺书确认新兴公司于2010年12月5日至2012年7月15日共计收到钟林英向该公司出借的3笔资金累计1050万元,并同意出借人钟林英将债权转让给阳通炳;第二，2012年12月10日钟林英向阳通炳出具的《债权转让承诺书》，钟林英承诺自愿将其个人出借给新兴公司借款资金的债权转让给阳通炳;第三，新兴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5日、2011年5月20日、2012年7月15日向钟林英出具的3张《借条》，合计借款本金为1050万元。新兴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其证据的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定。从这些证据能够反映新兴公司与钟林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可，阳通炳亦完全有理由相信其真实性。在本案诉讼中，新兴公司提出其与钟林英之间没有借款事实，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新兴公司出具的《同意转让承诺书》、《借条》是钟林英与阳通炳串通骗取的理由，但除新兴公司和钟林英的陈述外，新兴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否认的依据不足。
（二）新兴公司上诉称其向阳通炳出具《同意转让承诺书》、《借条》是为了获得钟林英3000万元的融资，但新兴公司在未收到钟林英融资款的情况下就先为钟林英出具承担1050万元债务的《同意转让承诺书》、《借条》，不合情理。新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称钟林英于2012年12月18日向其出具过1份《承诺书》，钟林英承诺新兴公司出具的《借条》无效。但《同意转让承诺书》、《借条》是新兴公司向阳通炳出具的，对此新兴公司是明知的，其亦应向阳通炳主张收回《同意转让承诺书》和《借条》而非向钟林英主张收回。
（三）从新兴公司2012年向阳通炳出具《同意转让承诺书》、《借条》后，直到阳通炳于2013年11月1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新兴公司从未收到过钟林英提供的融资款，且其称《同意转让承诺书》、《借条》是钟林英与阳通炳串通骗取的，如新兴公司的主张成立，则其民事权利受到了侵害，但是在此期间，其既不向公安机关报案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以实现其权利救济，而是在阳通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才提出此抗辩主张，明显不合常理。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之规定，抗辩权作为私力救济权,其行使应当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本案中，新兴公司与钟林英向阳通炳转让债权而出具的《同意转让承诺书》中已明确确认其与钟林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并同意承担相应债务，嗣后新兴公司又以债的真实性为由提出抗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新兴公司对出具的《同意转让承诺书》、《债权转让承诺书》、《借条》等书证的盖章及签名应承担一定的风险，阳通炳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基于对新兴公司偿债能力的合理信赖，同意钟林英转让该笔债权，其相关权利应当得到保护。现新兴公司与钟林英均否认双方没有借款事实，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新兴公司不应当对阳通炳承担1050万元的还款责任，对此，新兴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从本案双方所举证据来看，阳通炳提交的是书面证据并且能够形成证据锁链；新兴公司是在阳通炳起诉后进行的口头抗辩，其抗辩理由亦缺乏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在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情形下,应当根据“证据优势原则”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中，阳通炳提交的证据更具有证据优势，应当予以采信。新兴公司的上诉理由除其口头抗辩外，无其他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本案中，虽阳通炳在一审中对钟林英出具的2013年12月20日《说明》和李晓东出具的2013年12月26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提出了异议，李晓东在证言中提到其因身体原因无法到庭作证，但新兴公司未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说明李晓东不能出庭原因，亦未提供医院证明来证明李晓东是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庭，而且该申请须得到人民法院许可。虽钟林英仅出具了2013年12月20日《说明》，并未在一审中出庭作证，但原审法院依职权于2014且4月10日对钟林英进行了询问，该询问笔录经过了各方当事人质证，其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新兴公司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同意新兴公司复制该院2014且4月10日对钟林英的询问笔录。故新兴公司关于原审审判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在一审中阳通炳委托了2名委托代理人代理本案,原审判决书只载明了1名委托代理人不当，应予纠正。在二审中，阳通炳委托代理人说明其并未在原审法院工作过，且新兴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阳通炳所请委托代理人曾在原审法院工作过，故新兴公司认为阳通炳的委托代理人可能对判决结果不公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三、原判是否适用法律正确。
对涉案是否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本院认为，诈骗犯罪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中，钟林英在看守所陈述其在本案中的目的是想要延后偿还借款，据现有案件事实和证据不足以反映钟林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不具备涉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同时现没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已对本案立案侦查。因此，新兴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新兴公司认为应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新兴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第二审案件受理费86978元，由荥经县新兴煤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管雄亚
代理审判员 李宝山
代理审判员 古莉玲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贾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