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9民终11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袁家墩112号3层3号。
法定代表人：许文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福生，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元发，湖北睡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三情（曾用名董三清），男，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绍芳（董三情之妻），女，197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萍，女，197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云吴路*号。
上诉人武汉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三情、徐绍芳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2016）鄂0923民初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宏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元发、被上诉人董三情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丽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宏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梦县人民法院（2016）鄂0923民初70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仅凭合同上有上诉人公司的完整签章，就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低价是双方合意的表现。其认定回避了以下四个关键事实：第一、董三情无论是作为宏凯公司实际管理者还是股东，在签订合同时间段内，有权安排使用公司签章，具备“自己与自己签合同”的便利条件；第二、即使按董三情陈述的是公司股东，以低价购买本公司的商品房，也构成了关联交易，该交易并未获得宏凯公司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许文超的同意，且该交易明显损害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第三、董三情在公安机关调査时对此的解释是为了避税，真实交易价格是891200元，即被一审法院认定合理合法的《购房合同》，董三情认为是一份为了避税的黑合同；第四、董三情反复强调签订合同及相关的交易都获得过许爱国同意，作为既非公司法定代表人又非股东的许爱国，有权代表公司吗？原审法院所认为的所谓合法有效之合同至少存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及非法避税损害国家利益，理应确认其无效。原审判决上列明的法律条文已经很清楚，就是行使撤销权从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而真实的情况是，上诉人是在2015年9月为涉争商铺买受人办理房屋权属证书时发现房屋已登记在徐绍芳的名下，进一步查询，才知道该房屋在2011年已经签给了董三情。公司随即以涉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至于2014年办理的商铺过户登记，董三情自己都承认，本应该由公司办理的房产证是其自行办理的，就是本应由公司缴纳的税费都是自己缴的。上诉人主张权利在除斥期间内，其权利理应予以保护。
董三情、徐绍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没有任何依据，理由如下：1、答辩人董三情是公司小股东，没有参与任何管理，更没有权利安排公司签章；2、公司实际控股人是许爱国，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和过户全部经过当时的法人、现实的控股人许爱国同意和允许；3、董三情从未说过避税的黑合同，亦未认可交易价格是891200元，购房合同是形式，缴纳税费时，税务系统自会评估价格确定税费；4、从许爱国在公安机关笔录中得知许爱国是上诉人公司实际控股人，从徐金林的笔录看答辩人与上诉人所签合同是经过许爱国同意的。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开始计算时间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宏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董三情于2011年5月22日与宏凯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董三情、徐绍芳向宏凯公司返还因无效《商品房买卖合同》取得的位于云梦县城关镇××建材广场××楼××号商铺；3、判令董三情按20000元/年标准向宏凯公司支付自2011年5月22日起至实际返还商铺之日的租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证人张某证言的真实性，证人张某在庭审中陈述，其曾受雇于宏凯公司宏凯广场开发项目部，办理一些杂事，并曾经有一段时间管理过项目部印章，但又不负责商品房销售工作，董三情与宏凯公司签订的商铺买卖合同中的公司印章及许爱国私章，是董三情安排和要求其加盖的，不是许爱国让其加盖的，盖章时张某没有查看合同也不知道合同的具体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证人张某在庭审中对其在宏凯公司具体工作岗位及职责、对公司印章的保管及如何使用等问题不能作出清晰说明，所作陈述存在先后不一致，且有违常理，其自述与宏凯公司实际控制人许爱国系亲戚关系，且现仍在许爱国控制的湖北恒源实业有限公司上班，应认定其与宏凯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所作证言对宏凯公司有利，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对其证言依法不予采信；2、董三情是否为宏凯广场开发项目的出资人，曾任宏凯公司宏凯广场开发项目部出纳的徐金林于2015年12月10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在笔录中陈述，“我是许爱国所有的武汉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出纳，云梦县宏凯广场是许爱国与董三情合作开发的，董三情出资80万元”，“2010年许爱国和董三情开始合作开发宏凯广场，许爱国聘请我当出纳。2011年房子就盖起来了，董三情经过许爱国同意拿了两套商品房，作价60万左右作为董三情的返还投资款，我给他开了收售房款的收据我没有收现金，他给我打两份收据，一进一出账是平的。再就是董三情从2011年下半年起就拿了16号商铺在出租收租金，也签了购房合同的（但具体是什么时候签的合同我不知道）”，董三情购买的宏凯广场16号商铺的收据“是经过许爱国同意的，他叫我开这个水货收据的”，“董三情这次没有给我打收条。在我的账里面对这笔交易没有处理，因为我没有收现金，账面显示的这个门面没有卖”，许爱国在2015年12月2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在笔录中的陈述亦承认收取了董三情8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没有退还，综合分析上述两份询问笔录，结合董三情提交的银行汇款记录、有许爱国和董三情共同签字的有关投资及利润分配比例的纸条、《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房屋登记申请书、房产证等证据，并结合宏凯公司提交的有许爱国及董三情共同签名的有关开发项目的费用报销单、支出证明单等书证，可以看出，上述证据之间存在关联，且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董三情主张的在宏凯广场开发项目中作为开发出资80万元，宏凯公司将16号商铺等以出售方式转让给董三情折抵其投资，董三情将该商铺出租他人并自行收取租金，许爱国及宏凯广场开发项目部门知晓上述情况等事实，而非许爱国在询问笔录中所称的“我与董三情达成一个口头协议将该项目交给他承建，他向我缴纳了80万元履约保证金。结果因为一些条件没有谈好最后没有把这个项目交给他做”的事实；3.董三情是否在宏凯公司宏凯广场开发项目部门任职，并参与开发活动，宏凯公司主张董三情在该开发项目中担任管理工作，实际行使执行总经理权力，但未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董三情具体从事了管理事务的证据，以及向其支付其报酬的凭证，其虽提交了有董三情签名的费用报销单、支出证明单等，但该系列单据每张亦有许爱国的签名，董三情对此作了合理解释，二人系以开发项目投资人的身份签名，目的是以便日后两人结算，该单据不足以证明董三情具体参与或负责该项目的建设或销售事宜，更不能由此推定董三情利用职务假借宏凯公司名义与自己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宏凯公司与董三情于2011年5月2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该合同采用的是行政机关监制的制式规范性合同文本，加盖有宏凯公司公章及实际控制人许爱国私章，形式要件完备。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内容不存在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双方恶意串通损失他人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情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董三情是否支付房款属合同履行问题，董三情是否履行合同义务以及以何种方式履行合同义务不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宏凯公司主张该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宏凯公司主张该合同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宏凯公司未能证实董三情在签订合同时有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因此，不能认定董三情存在欺诈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宏凯公司作为专事商品房销售的开发商，相对购房者而言，显然更具经验和优势，更清楚签订合同的法律效果。商铺销售价格不属于国家定价范围，可由开发商与购房者自主协商确定。宏凯公司对于自己所有的商铺有权进行处分，无论是用于出售、出资、抵偿债务，或者作为实物利润分配，也无论出卖、赠予、或者半卖半赠，均不违反法律规定。宏凯公司与董三情在合同中约定16号商铺单价为2000元/平方米，虽然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也明显低于同期宏凯公司出售的其他同地段商铺，但不能因此认为该价格显失公平，因为宏凯公司清楚市场行情，知道该价格的含义，也当然知道其他已售商铺的价格，双方之所以在合同中约定该价格，可能是基于董三情系该项目的出资人或者其他原因，但该原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本案并不存在董三情在签订合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宏凯公司没有经验，导致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情形，因此，不能认定该合同存在显失公平。总之，宏凯公司对该合同无撤销权。
即使因欺诈成立的或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也不当然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对因欺诈成立或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通过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方式行使撤销权，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撤销的，该合同才自始无效。当事人在一年内未行使撤销权或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宏凯公司认为涉案合同因欺诈成立或订立时显失公平，也应自2011年5月22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宏凯公司一年内不但没有起诉，而且还于2014年8月7日协助董三情、徐绍芳办理了商铺过户登记，因此，即便宏凯公司有合同撤销权，该撤销权也归于消灭。
综上所述，宏凯公司请求确认其与董三情于2011年5月2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对宏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判决：驳回武汉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18元，由武汉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董三情没有提交新证据，宏凯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许爱国不是公司股东也没有在公司担任职务。证据二、2015年11月9日云梦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董三情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董三情说签案涉合同的理由是避税，以及2014年8月的房产证是董三情去办理的，而不是公司办理的。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许爱国没有管理公司，而且投资人变更的时间是2015年8月28日；证据二的询问笔录缺乏真实性，没有公安机关的印章，不能证明董三情说是避税的合同，避税是当时售楼部主管李卫星所说，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宏凯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不能证明2011年5月22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期间许爱国在宏凯公司的持股、任职情况；证据二因未经公安机关确认，真实性不能认定。故本院对宏凯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1年5月22日，宏凯公司与董三情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宏凯公司将位于云梦县北环路宏凯建材广场1号楼16号，建筑面积为63.39平方米的商铺，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2000元，总金额壹拾贰万陆仟柒佰捌拾元整，出卖给董三情。宏凯公司在该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及许爱国印章，董三情亦在合同上签字。董三情未向宏凯公司支付购房款。嗣后，董三情开始使用上述商铺，并于2014年8月6日将该商铺的房屋产权办理到徐绍芳名下。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无效；2、董三情是否应返还宏凯公司宏凯建材广场一楼的16号商铺，并按20000元/年标准向宏凯公司支付自2011年5月22日起至实际返还商铺之日的租金。
本院认为，宏凯公司与董三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宏凯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董三情于2011年5月22日与宏凯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我国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宏凯公司就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存在上述法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负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及诉辩陈述，认定本案并无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对宏凯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现宏凯公司在二审中提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关联交易、避税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因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宏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宏凯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宏凯公司主张合同无效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董三情返还宏凯公司宏凯建材广场一楼的16号商铺，并按20000元/年标准向宏凯公司支付自2011年5月22日起至实际返还商铺之日的租金的请求，亦不能支持。
综上所述，宏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18元，由武汉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忠东
审判员 戴 捷
审判员 鲍 龙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胡羽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