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鹰行初字第6号
原告余江县邓埠镇仪凤村委会岐山渡村小组，所在地：江西余江县邓埠镇仪凤村。
诉讼代表人夏智，男，汉族，1982年12月25日出生，江西省余江县人，农民，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
诉讼代表人夏又福，男，汉族，1973年3月2日出生，江西省余江县人，农民，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
诉讼代表人夏有发，男，汉族，1978年10月6�出生，江西省余江县人，农民，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
诉讼代表人夏全洲，男，汉族，1950年2月28日出生，江西省余江县人，农民，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
诉讼代表人夏青云，男，汉族，1980年6月28日出生，江西省余江县人，农民，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
诉讼代表人夏菽生，男，汉族，1965年8月30日出生，江西省余江县人，农民，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
诉讼代表人夏员福，男，汉族，1979年1月29日出生，江西省余江县人，农民，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
委托代理人张海水，江西明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江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江西省余江县邓埠镇龙岗新区。
法定代表人路文革，县长。
委托代理人袁飞，该县政府法制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文兆，江西华星律师事务�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加良，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江县邓埠镇人民政府，地址：余江县邓埠镇广场路2号，组织机构代码：01465265-9。
法定代表人兰叶华，镇长。
委托代理人童海峰，该镇政府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吴文兆，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加良，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地址，江西省余江县城郊，组织机构代码：49100493-7。
法定代表人柴晓明，场长。
委托代理人赵仲仁，该场生产科工作人员。
原告余江县邓埠镇仪凤村委会岐山渡村小组（以下简称岐山渡村小组）因要求确认被告余江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江县政府）、余江县邓埠镇人民政府（以下邓埠镇政府）于2015年1月28日作出的土地征收行为违法，于2015年9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因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以下简称邓埠原种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将邓埠原种场列为第三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岐山渡村小组诉讼代表人夏智、夏又福、夏有发、夏全洲、夏青云、夏菽生、夏员福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海水，被告余江县政府委托代理人袁飞、吴文兆，被告邓埠镇政府委托代理人童海峰、吴文兆，第三人邓埠原种场委托代理人赵仲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岐山渡村小组诉称，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强制征收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在所有重大根本环节上严重违反《土地管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主要表现如下：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十四条规定，在征地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对拟征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被告征收原告的土地根本没有事先告知农户，没有依法对征地面积、四至范围、林木附着物等拟征地现状进行调查并经原告及农户确认，没有如实制作征地报批所需的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必备材料；以土方工程施工获利为诱饵，诱使极少数村民连同非本村村民一道冒名代表原告村小组，与之签署征地补偿协议，根本未经村民集体讨论决定，没有履行征地报批的必经程序。2、《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定，征地批准后，由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将批准机关、批准文号、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予以公告。被告至今没有向原告交付其据以征收土地的法定机关作出的合法有效的批准文件。没有取得征地批文，就强行征地，后续征地行为根本没有合法审批这一基本前提。3、《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被告没有预先将拟征土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原告村民，未进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原告村民从未见过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亦无法通过公开渠道得知土地被征收是如何进行补偿安置的。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十五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不得强行使用被征土地。被告自始即没有依法拟订、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至今没有将征地补偿费用支付给原告集体及农户个人，但却通过土方包工头纠集黑恶势力人员对原告村民进行殴打，暴力强占土地并强行毁林动工。据此，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征收原告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提供了九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5年1月28日征地《协议》。证明：被告征收原告土地的行政行为事实。第二组证据：行凶殴打村民的照片及部分村民的医院治疗病历。证明：被告纵容恶势力分子暴力强行征地。第三组证据：村民夏又福、夏智等人被拘留、被取保候审的拘留证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等。证明：�告通过公安部门采取高压手段进行征地。第四组证据：被强行征收前后的山地照片。证明：被征土地为林地，被告征地违反森林法等法律规定。第五组证据：夏福春、夏书春、夏米春等10人签署的土方工程协议。证明：被告利诱村民夏福春、夏书春等，相互串通，违背原告村民集体的意愿而签署征地协议。第六组证据：1953年4月1日的《土地房屋所有证》。证明：被征收山地属于原告村集体所有。第七组证据：铺设燃气管道的补偿协议。证明：在原告村集体所有的山地上铺设燃气管道，向原告支付了土地补偿款。第八组证据：赣府厅字（2011）192号《江西省省级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实施方案》。证明：被告的征收土地行为违反上级政府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第九组证据：人数共181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人数226人的村民会议决定原件。证明原告符合诉讼主体资格。
同时原告还申请证人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出庭作证，证明当年移交土地的范围很小，现在被推平征收的土地几十年来一直由原告村民耕种管理，被告通过管委会与村民九个人签署的协议是违反村民多数意愿的。
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辨称：一、答辩人没有征收被答辩人集体土地。答辩人所征收的土地并不是被答辩人所有的集体土地，该土地归邓埠原种场所有。依据有1960年2月25日、1960年10月26日、1962年4月24日及1978年7月11日邓埠原种场（原更新农场）同邓埠镇仪凤村委会（原桥西大队、岐山大队）签订了关于田、地、山林、水库等的移交书。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所征收的土地为760亩，而按照移交书的约定，该土地为607亩，但该块土地坐落的位置和测量界限和当初移交的并无不同，只是当时测量技术没有现在先进所致。因此，所谓�出的153亩土地的所有权也应归属邓埠原种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所征收的水田15.42亩，旱地6.15亩，东乡熊家水库9.58亩也是在划拨土地范围之内，归属邓埠原种场所有。二、答辩人系依法向邓埠原种场进行征地。在整个征地的过程中，答辩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已经与邓埠原种场达成了征地合同，支付了征地补偿费用。至于为何与被答辩人签订协议，完全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才允许余江县工业园、邓埠镇人民政府与岐山渡村签订协议，还约定岐山渡村小组和村民不得再对该土地提出任何争议。综上，答辩人并没有征收被答辩人的集体土地，无义务将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等告知被答辩人。答辩人履行义务的相对人为邓埠原种场。2015年1月28日签订协议的目的并不是基于土地征收，而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手段�故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明：两被告的诉讼主体身份，两被告为机关法人。第二组证据：1、1960年2月25日移交书、1960年10月26日移交书、1962年4月24日兑现协议。2、1978年7月11日关于金桥大队和仪凤大队有关问题的处理协议。3、关于邓家埠水稻原种场金桥分场与邓埠镇仪凤村委会岐山渡村小组、原仓底金家金姓村民山权争议的调查说明。证明：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为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第三组证据：鹰潭市发展改革委员会文件、中共余江县委办公室文件。证明：所征收的土地经过省、市、县三级政府审批，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第四组证据：余江县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协议书。证明：征收该土地的单�为国土资源局。所征收土地的界限和移交书的界限一致，权属为邓埠原种场所有。
第三人邓埠原种场述称：一、被征收的土地归邓埠原种场所有，属国有土地，并不是被答辩人所说的集体土地。依据：1960年2月25日、1960年10月26日、1962年4月24日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原江西省地方国营更新农场），同邓埠镇仪凤村委会（原邓埠人民公社桥西、岐山渡大队）签订了关于田地、山林、水库等移交书，移交书中将移交田、地、山林、水库等面积、四至、权属问题标注清晰，邓埠镇人民政府(原邓埠人民公社)为监交单位。1978年7月11日，中共余江县委员会、中共邓埠公社委员会、中共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委员会签订了《关于金桥大队、仪凤大队有关问题的处理协议>，明确规定：1、夏家山北至东乡熊家山为界，南至岐山渡赵家塘水库土坝大路为界，夏家山岭脊大路以东归岐山渡所有，大路以西归水稻原种场所有。2、岐山渡村赵家塘土坝大路以下至金桥大队厕所的山为界，东至岐山渡排洪道为界，南面靠水稻原种场的山为界，这一殷山仍属于水稻原种场所有。以上协议和协议双方应切实执行不得违犯。二、现签订的余国土征(2015)10号协议书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程序进行的，征收土地范围所有权归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所有，不存在集体所有。详见1978年7月11日中共余江县委员会、中共邓埠公社委员会、中共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委员会签订的《关于金桥大队、仪凤大队有关问题的处理协议》，被答辩人余江县邓埠镇仪凤村委会岐山渡村小组指出的异议是对面积的异议，这是由当初的测量工具（皮尺）和现在GPS测量工具引起的一定误差，本身权属不存在争议，所有权归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以上答辩证据可靠、事实清楚，请法院依法依据审理。
第三人邓埠原种场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两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诉讼主体身份。第二组证据：1、1960年2月25日移交书、1960年10月26日移交书、1962年4月24日兑现协议。2、1978年7月11日关于金桥大队和仪凤大队有关问题的处理协议。3、余江县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协议书。证明：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为江西省邓家埠水稻原种场。
为核实原告岐山渡村小组的人数，本院依职权调取了1份证据：余江县公安局邓埠派出所出具的户籍人口数证明。
庭审中，原告岐山渡村小组对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提出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有异议：1、被告提交的都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2、1960年2月25日、10月26日的移交书、1962年4月24日的兑现协议书主体均是更新农场，并非邓埠原种场，被告没有举证证明更新农场与邓埠原种场的相互关系。3、林业局的调查说明并未送达给原告，林业局不具有做出山权争议裁决的法定职权，该调查说明不具有法律效力。4、1978年7月11日的处理协议没有原告的任何人员签字，也没有原告盖章确认，其他当事人相互约定属于原告权益的协议是无效的。5、两份移交书与兑现协议书仅仅依据现有复印件文本内容也能够得出一个事实，607亩山地并非全部移交给更新农场，而是包括原告自留山在内。6、仅仅依据现有文本1962年4月24日兑现协议书，岐山大队书记并未盖章确认，兑现款至今没有支付。7、协议文本所载明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被告主张原协议数据与本次征地协议数据的差额达到25%，是由于技术原因造成，该说法是不负责任的。8、几份协议文本盖章页都有单独盖章的情形，无法确认系对协议内容的认可。对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有异议：1、两份文件是省市发改委关于工业园区扩区和调整区位前期工作的批复，发改委只负责立项的审批，没有职权就土地征用进行审批。2、中共余江县委办公室文件的发布日期是2012年12月20日，发改委的文件是2013年1月6日，市发改委批复扩区的前期工作之前县委县政府就下发了文件。附件中的土地补偿标准就是被告2015年1月28日签署的协议中补偿给原告土地款的单价。对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有异议：协议签订日期是2015年5月27日，被告早在2015年4月1日就强行动工开垦土地，在2015年1月28日被告与原告的几个村民签署了协议已经在实施开垦土地的工作，因此证据四显然是后补的，不符合法律程序。被告没有提供协议中说到的征�红线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支付了征地款999.5964万元。
第三人邓埠原种场对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提出的四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对原告岐山渡村小组提出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证据一的三性均无异议，但是协议不能证明被告征收原告土地的行政行为。2、对证据二、三、四、五、六、七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目前征收的山林归原告所有，该证据不属于确定山林权属的证据，不是合法有效的。3、证据八、九与本案无关。4、对四个证人证言的效力有异议。四个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第四个证人参与了旁听，其证言应予以考察。
第三人邓埠原种场对原告岐山渡村小组提出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对原告所提证据的质证意见相同。对四个证人证言的效力不发表意见。
原告岐山渡村小组对第三人邓埠原种场提出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1、第三人提交的都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2、1960年2月25日、10月26日的移交书、1962年4月24日的兑现协议书主体均是更新农场，并非水稻原种场，不能证明更新农场与水稻原种场的相互关系。3、1978年7月11日的处理协议没有原告的任何人员签字，也没有原告盖章确认，其他当事人相互约定属于原告权益的协议是无效的。4、两份移交书与兑现协议书仅仅依据现有复印件文本内容也能够得出一个事实，607亩山地并非全部移交给更新农场，而是包括原告自留山在内。5、仅仅依据现有文本1962年4月24日兑现协议书，岐山大队书记并未盖章确认，兑现款至今没有支付。6、几份协议文本盖章页都有单独盖章的情形，无法确认系对协议内容的认可。
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对第三人邓埠原种场提出的两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岐山渡村小组，被告余江县政府、邓埠镇政府，第三人邓埠原种场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1份证据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被告和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九，经核对与原件一致，同时有身份证复印件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原告和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二中的1、2项经核对与原件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四，原告和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一，被告及原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二经核对与原�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1份证据，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因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7日，因余江县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需要，余江县国土资源局与第三人邓埠原种场签订征收土地协议书，征收了邓埠原种场730.66亩的土地。原告岐山渡村小组认为上述所征土地权属有争议，应当归其所有。被告余江县政府根据1960年2月25日、1960年10月26日、1962年4月24日及1978年7月11日与邓埠镇（原邓埠公社）仪凤村委会（原桥西大队，岐山大队）签订的关于田、地、山林、水库等移交书，认为所征土地归第三人邓埠原种场所有，故与其签订了征收土地协议书。同时其声称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于2015年1月28日以余江县工�园区管理委员会和邓埠镇政府的名义与原告岐山渡村小组签订协议，共补偿257.31万元给原告岐山渡村小组，同时约定原告不得在征地范围内再提起争议。2015年9月22日，原告以被告征收其集体土地违法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征收土地行政行为违法，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应该是被告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本案中，原告认为所征土地的权属存在争议，但其仅依据《协议》等相关证据不能证明所征土地的权属归其所有，因此在被征土地权属未确定的情况下，不能认为被告的征地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鉴于本案涉案土地的所有权权属存在争议，原告可在涉案土地所有权权属确认后再另行主张权利。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余江县邓埠镇仪凤村委会岐山渡村小组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余江县邓埠镇仪凤村委会岐山渡村小组。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汪富华
审判员 钱强森
审判员 汪彩霞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蒋慧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