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民终40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德路，男，1972年2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志，北京市方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继红，北京市方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树梅，女，1956年12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全，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江，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海英，女，1968年7月2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军（胡海英表弟），男，1986年8月5日出生，无业，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胡德路因与被上诉人常树梅、被上诉人胡海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商）初字第10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德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胡德路58万元债权；3.确认胡文泉以名下房屋抵债的行为是胡文泉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常树梅、胡海英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7月1日，胡文泉向胡德路借款58万元，有胡文泉亲笔签的欠条为据，胡文泉对债务当庭承认，并愿意以房抵债。现胡文泉死亡，胡德路请求法院确认胡文泉以名下房屋抵债的行为是胡文泉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否定事实，只凭推定就否定了债务人已认可的债务，是完全错误的。一审法院否认债务的理由如下：1.债务款项来源不清；2.胡德路对胡文泉借款用途不清与常理不符；3.基于胡文泉与胡德路是父子关系，出具欠条实属罕见；4.“欠条”属于借款合同。胡德路不能证明其已提供了借款，故“欠条”并未生效。胡德路认为，该债务由于债务人已自认，债权人已不需要提供其它证据。依据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2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一款、第72条第一款。2012年10月22日，胡德路与胡文泉在张家口市桥东区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以房抵债的协议。内容如下：1.胡文泉用其所有的位于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东苑60号楼3层4的经济适用房抵顶所欠胡德路58万元借款；2.胡文泉协助胡德路办理所抵顶房屋的所有权变更手续并将房屋交付胡德路。以上事实，有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做的民事调解书为证。常树梅、胡海英及原审法院提出的理由都是主观推测、没有客观依据，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常树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胡德路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胡德路诉胡文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胡德路仅提供《欠条》，并未提供所出借款项的来源、胡文泉借款的用途、转账凭证、取款凭证等证据来证明借款的真实性。1.在一审诉讼中，胡德路未能提供出借款项来源的相应证据，应视为其举证不能。本案一审中胡德路称，出借给胡文泉的58万元款项是以现金形式且是由六合医院给提供的，但胡德路未提交任何其与六合医院之间关系的证据，未提交相应的取款、转账凭证的证据。胡德路应承担不利后果。2.一审诉讼中，胡德路未能说明胡文泉借款的用途和理由，其与胡文泉之间的借款事实，依法不能成立。在本案再审过程中，就胡文泉的借款用途，胡德路的代理人将胡文泉借款推定为“胡文泉与常树梅感情不好，在外面有可能包养‘小三’需要钱”。胡德路的推测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根据证据(民事起诉状、欠条、开庭笔录摘抄)足以证明胡德路仅提供《欠条》，并未提供所出借款项的来源、用途、取款、转账凭证等证据来证明借款的真实性，足以说明胡德路与胡文泉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在本案中一审作出的认定“胡文泉系胡德路之父，胡德路表示并不知晓胡文泉借款的用途与常理不符”事实正确。3.借款金额为现金58万元，数额巨大，胡文泉当时的经济状况根本不需要借款，即所谓“借款”发生时胡文泉并没有向胡德路借款的需求。如果说胡德路出借给胡文泉的是现金的话，在2010年7月1日58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市民绝非小额资金，胡德路应提供自己的取款凭证或资金的来源凭证。4.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胡德路陈述的款项交付时间、地点均不清楚、不明确。在该案件的再审过程中，胡德路的代理人向法庭陈述说:“胡德路出借给胡文泉的是现金，交付地点在张家口市桥东区的宾馆里。”但胡德路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其所陈述的内容。根据一审中的居住证明、身份证等证据能够证明胡文泉无论户籍所在地还是经常居住地都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不可能到张家口市桥东区宾馆去借款。5.一审诉讼过程中，胡德路并未向法庭陈述款项的具体交付细节。6、结合胡德路与胡文泉之间的父子关系，再综合考虑本案的全部证据，能够印证胡德路与胡文泉之间的“债务”为虚假债务。胡德路与胡文泉系父子关系，常树梅与胡文泉系再婚，因家庭关系的复杂性，胡德路在借款给胡文泉时，为了确保该笔借款将来能收回，其应不仅要求胡文泉出具欠条，还更应该要求有银行转账凭证来显示该笔借款的存在。而本案中，胡德路仅仅提供了欠条来主张其借款，很明显，其是在与胡文泉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进行虚假诉讼，其行为己严重侵犯了常树梅的合法权益。7.以常树梅和胡文泉共有的房屋去抵顶胡德路与胡文泉之间虚假债务，既严重的侵犯了常树梅的财产权益，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胡德路与胡文泉为了侵占常树梅共有的房屋，在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调解的过程中，隐瞒了涉案房屋调解时价值不低于300万元的事实。胡德路仅依据其提交的所谓欠条来主张该笔借款，却不能说明所谓借款发生的事实情况，在本案一审庭审中拒绝回答关于款项来源的询问，并表示不需要核实相关情况，对此胡德路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胡海英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胡德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常树梅、胡海英偿还胡德路借款5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树梅与胡文泉系夫妻关系，胡德路与胡文泉系父子关系，胡海英与胡文泉系父女关系，常树梅与胡德路、胡海英系继母子、继母女关系。常树梅与胡文泉于2001年4月27日登记结婚。2013年9月4日胡文泉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为常树梅、胡德路、胡海英。2010年7月1日，胡文泉向胡德路出具欠条，载明胡文泉欠胡德路58万元整，于2011年7月1日之前归还。2012年9月26日，胡德路向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胡文泉返还上述借款58万元。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2日组织胡德路与胡文泉进行调解，胡德路的委托代理人徐丽莎、胡文泉的委托代理人王立学到庭参加了调解。胡文泉的委托代理人表示同意以胡文泉名下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东苑60号楼3层4号房屋抵偿上述欠款。当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东民商初字第215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由胡文泉以其名下的上述房屋抵偿欠胡德路的58万元借款。2014年1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东民商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再审此案。2014年12月30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东民再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2）东民商初字第2159号民事调解书，将此案移送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2015年4月20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张民立终字第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上述（2014）东民再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本案一审庭审中，常树梅表示不能确认胡德路提交的2010年7月1日欠条中胡文泉的签字是否为胡文泉本人所写，但经法院释明，常树梅表示不要求进行相关鉴定。胡德路称胡文泉向其借款时并未说明借款原因；对于借款来源，胡德路表示系从北京六合医院中取出，在法院询问是否经过医院账目时，胡德路表示不需要回答及核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胡德路为主张胡文泉尚欠其借款58万元，仅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日期为2010年7月1日的签有胡文泉名字的欠条，在庭审中拒绝回答关于款项来源的询问，并表示不需要核实相关情况，对此胡德路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就本案事实而言，胡文泉系胡德路之父，胡德路表示并不知晓胡文泉借款的用途与常理不符；双方即便真的发生借款，基于双方之间的父子关系出具欠条已属罕见；在（2012）东民商初字第2159号民事案件调解过程中，胡德路与胡文泉本人均未到场，胡文泉的委托代理人王立学作为自然人代理，未在该案中提交胡文泉所在社区、单位推荐推荐材料和胡文泉属于该社区、单位的证明材料，或者近亲属证明等，仅有一份签有胡文泉名字的授权委托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故对该案中双方调解时的陈述法院无法采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现胡德路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确实向胡文泉提供了欠条中约定的借款，故欠条并未生效，对于胡德路要求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胡德路要求确认胡文泉以名下房屋抵债的行为系其胡文泉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的主张等，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对于涉案房屋的争议双方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德路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胡德路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北京六合医院许可证，证明胡德路经济情况，借给胡文泉58万元的经济能力；2.北京六合医院财务主管梁勇的证明；3.蒋广生借款证明；4.孙阳借款证明；5.孙淑霞借款证明，证据2至5共同证明胡德路给胡文泉提供的借款的经济来源。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常树梅认为上述5份证据都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许可证载明的北京六合医院属于非盈利机构，所有财产与法定代表人胡德路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证明胡德路有钱，更不能证明所出借58万元和北京六合医院有联系，胡德路应该提供北京六合医院的会计账簿和银行流水；对证据2至5认为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即使证人出庭也认为该证据是虚假的。胡海英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认可胡德路的证明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因常树梅、胡海英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亦不持异议，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北京六合医院的主体资格以及胡德路系该医院法定代表人，但不能证明胡德路的经济情况以及出借58万元的经济能力，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2至5，因常树梅对真实性持有异议，而上述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未能出庭作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12年9月26日，胡德路作为原告向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胡文泉，该案起诉状载明的诉讼请求为：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8万元。该案卷宗中的调解笔录记载因双方当事人在庭审前向法院表示愿意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此案，故该案直接进入法庭调解程序，胡文泉在调解中表示暂时无法偿还借款，同意用房屋抵顶拖欠胡德路的借款。2.因胡文泉死亡，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时，本案被告变更为常树梅、胡海英。2015年7月16日，一审法院询问双方当事人过程中，胡德路提出其诉讼请求为：确认胡文泉将自己名下的房屋进行抵债的行为是合法的；确认胡文泉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法庭对欠胡德路的欠款58万元事实认定的真实性；认定胡文泉用房子来抵债是胡文泉的真实意思表示。3.2015年11月6日，一审法院庭审中，胡德路表示其诉讼请求与起诉状中诉讼请求一致，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8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由来系胡德路以胡文泉为被告，依据胡文泉出具的58万元欠条为证据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该案作出民事调解书后被再审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在此过程中，被告胡文泉死亡。由于遗产继承人依法负有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义务，而胡文泉的法定继承人为常树梅、胡德路、胡海英，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之规定，常树梅、胡海英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于法有据。因本案原系胡德路作为原告对被告胡文泉提起的给付之诉，一审法院受移送审理本案时，本案被告变更为常树梅、胡海英，尽管胡德路在一审法院询问过程中曾提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胡文泉将自己名下的房屋进行抵债的行为是合法的；确认胡文泉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法庭对欠胡德路的欠款58万元事实认定的真实性；认定胡文泉用房子来抵债是胡文泉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在之后的庭审中，胡德路表示其诉讼请求与起诉状中诉讼请求一致，即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8万元，故应认定胡德路在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明确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常树梅、胡海英偿还胡德路借款58万元。由此，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胡德路提出的上诉请求中关于要求确认胡德路58万元债权；确认胡文泉以名下房屋抵债的行为是胡文泉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并非其在一审程序中确定的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之规定，胡德路的上述上诉请求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之内，本院不予处理。针对胡德路关于撤销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以及关于58万元债务由于债务人已自认，债权人已不需要提供其它证据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胡德路上诉所称胡文泉对债务的自认，是指胡德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胡文泉的（2012）东民商初字第2159号案件中的自认，但该案卷宗并未记载胡文泉通过答辩状、代理词等方式明确承认欠款58万元的事实，该案卷宗中仅有的一份笔录为调解笔录，该笔录记载因双方当事人在庭审前向法院表示愿意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此案，故该案直接进入法庭调解程序，胡文泉在调解过程中表示其暂时无法偿还借款，同意用房屋抵顶拖欠原告的借款。通过上述卷宗材料，可以认定胡文泉是为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之规定，胡文泉在上述案件调解过程中关于同意用房屋抵顶拖欠胡德路58万元借款的意思表示，不构成民事诉讼上的自认。基于上述理由，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但因为胡文泉的上述行为不构成民事诉讼上的自认，故对常树梅、胡海英亦不产生自认的效力。因胡文泉在（2012）东民商初字第2159号案件调解过程中同意用房屋抵顶欠款的行为并不构成自认，且该案民事调解书已为生效裁定书所撤销，而常树梅作为被告在本案中抗辩借款尚未实际发生，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胡德路仍应对其与胡文泉之间存在生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时生效，故胡德路不仅要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胡文泉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还需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将款项实际交付给了胡文泉。现胡德路仅提交了欠条证明其与胡文泉达成借款合意，但关于款项交付的问题，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58万元是从北京六合医院拿出，但拒绝回答关于款项来源的进一步询问，并表示不需要核实相关事实；其在二审诉讼中，陈述58万元一部分从北京六合医院取出，一部分从亲友处借得，并提交了书面的证人证言，但因证人不能出庭作证而不具有证明力，其提交的北京六合医院的许可证亦不能直接证明其经济能力，其亦不能说明款项交付的过程和细节。在胡德路无法就其借款款项来源、财产变动情况、款项交付过程和细节等相关事实进行举证或说明的情况下，本院亦不能确认胡德路已将款项实际交付给了胡文泉的事实，胡德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胡德路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确实向胡文泉提供了欠条中约定的借款，欠条并未生效，判决驳回胡德路要求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胡德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九千六百元，由胡德路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甄洁莹代理审判员  张 岩二〇一六年九月二日书 记 员  马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