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民终3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利忠发，男，195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原种场，住所地浏阳市永和镇。
法定代表人：袁治国，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娟，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利忠发因与被上诉人浏阳市原种场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0181民初4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利忠发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洪，被上诉人浏阳市原种场的法定代表人袁治国及委托代理人林丽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利忠发上诉请求：撤销或变更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利忠发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既然查明利忠发是自幼在浏阳市原种场生产劳作，在浏阳劳动局浏劳字（1981）02号文件上临时工改固定工名单上也清晰记载着利忠发名字，在浏阳原种场文件浏原字（83）04号《浏阳原种场关于生产单位股室定编定员的决定》文件中五队现有人员名单中也赫然写有利忠发名字，在改制前受浏阳市原种场管理支配，浏阳市原种场向其发放工资，又以改制后承包协议是以职工和职工家属身份签订区别，否定双方存在的劳动关系，系错误的认定。2、一审法院认为1984年利忠发因犯罪未能转为固定工，所以不能享受职工待遇同样是错误的，浏阳原种场文件浏原字（83）04号《浏阳原种场关于生产单位股室定编定员的决定》文件中，现有职工人员上已确认有利忠发的名字，其犯罪在1983年之后，且并没有任何被取消职工身份的通知或说明，利忠发刑满后同样回浏阳市原种场工作。3、一审判决存在多处明显错误。本案中利忠发根本没有签订《息诉息访协议书》，利忠发也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浏阳市原种场辩称：1、利忠发认为劳动关系确立的三个条件是充分关系而不是必要关系属于对相关法规条文的错误理解。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2、利忠发认为其因曾系“固定工”，故其与浏阳市原种场形成劳动关系亦不符合客观事实。利忠发尽管于1981年转为了固定工，但不久便因违法犯罪而被解除固定工身份，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即为解除，解除时间离现在长达数十年之久。3、利忠发认为其承租浏阳市原种场责任田系企业改制的常见模式，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同样违背客观事实。
利忠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利忠发与浏阳市原种场于1967年建立劳动关系；2.判决浏阳市原种场向利忠发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二倍的工资30000元；3.判决浏阳市原种场向利忠发支付未依法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间二倍的工资30000元；4.判决浏阳市原种场向利忠发赔偿从60岁至80岁的养老金损失（计算标准为同场职工领取的养老金金额）；5.诉讼费由浏阳市原种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浏阳市原种场系浏阳市农业局举办的事业单位，其业务范围主要是农作物新品种的栽培、试验、推广和相关社会服务，其经费来源为差额补贴，在浏阳市××县改市前其名称为“浏阳原种场”。浏阳市原种场的职工除已退休的外，现并无合同制聘用员工，浏阳市原种场的退休职工享受退休金待遇；浏阳市原种场未退休的在编职工以其耕种的责任田为其收入，浏阳市原种场不另行向其发放工资，这些员工还需另行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并向浏阳市原种场交纳少量承包地租金及水费。利忠发自小生活在浏阳原种场（系浏阳市原种场的前身），并在浏阳原种场劳作多年。1981年4月8日，浏阳劳动局下发浏劳字（1981）02号文件：《浏阳劳动局关于永和原种场、大围山林场等六单位一九七一年底前参加工作的临时工改为固定工的批复》，该批复的主要内容是同意永和原种场及其他5个单位的70名临时工身份改为固定工，文件还明确了临时工改为固定工后工资、户口关系、劳保福利等事宜。利忠发在前述批复中临时工改固定工人员�1983年4月3日，浏阳原种场（系浏阳市原种场的前身）下发浏原字（83）04号《浏阳原种场关于生产单位股室定编定员的决定》文件，该文件决定“在一九八二年原有劳动力一般不动的情况下，视生产需要，现将定编定员人员决定通知如下……”在该文件的定编定员明细表中，五队的现有人员名单中有利忠发的名字。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利忠发的劳作由浏阳市原种场安排。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利忠发及其家庭成员与浏阳市原种场签订责任田承包协议，此后利忠发及其家庭成员在其承包的农地上种植农作物获取收益，并按年交纳少量金额的承包费用。与浏阳市原种场签订责任田承包合同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浏阳市原种场的职工（包括退休职工和内退职工），另一类是职工家属。利忠发及其家人系以职工家属的名义与浏阳市原种场签订责任田承包协议，利忠发在庭审中陈述其系家属，利忠发的父亲系浏阳市原种场的职工。前述承包方式一直维持至今，利忠发在此期间未以其他方式向浏阳市原种场提供劳动，同时浏阳市原种场也未对利忠发进行劳动安排或管理，浏阳市原种场也未向利忠发支付过劳动报酬。另认定，1982年6月，利忠发在浏阳原种场务工时收取工资59.22元。浏阳原种场1983年10月的《工人花名册》中并无利忠发的名字，该花名册现存档于浏阳市档案馆。浏阳原种场基于其事业单位性质，部分员工可享有事业编制，利忠发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毛某、潘某是此类员工，此类员工在退休后可以享受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的养老保险金和浏阳市农业局发放的生活性补贴。1984年6月2日，利忠发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法院判处利忠发有期徒刑三年，利忠发因此而未能转为浏阳市原种场的固定工，亦未能取得浏阳市原种场的事业编制身份。利忠发认为，利忠发与浏阳市原种场之间系劳动关系，遂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浏阳市原种场支付利忠发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未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养老保险损失等，双方因此酿成纠纷。利忠发于2016年8月2日向浏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浏劳人仲字﹝2016﹞第170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利忠发对该通知书不服，遂于2016年8月4日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判断：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2.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人身依附性，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其安�的有报酬的劳动等；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一，利忠发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提供劳动的劳动者资质，浏阳市原种场是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具备用工资质，故双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第二，利忠发虽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浏阳原种场生活劳作，但当时我国尚未颁布实施劳动法，也无劳动合同法，利忠发在浏阳市原种场处的劳作是按照国家计划经济实施的政策性劳动安排，与嗣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特征并不相符。再者，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利忠发以职工家属而非职工的身份与浏阳市原种场签订责任田承包协议，利忠发及其家庭成员与浏阳市原种场签订责任田承包协议后，除需缴纳少数金额的承包费，利忠发及其家庭成员的劳作系自主安排，利忠发对浏阳市原种场不具有人身依附性。浏阳市原种场也不对利忠发进行管理或为利忠发安排工作，更不曾向利忠发发放劳动报酬。第三，浏阳市原种场的主要业务范围是农作物新品种的栽培、试验、推广和相关社会服务，其行使的是事业单位所具备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服务职能。而利忠发及其家庭成员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主要劳作是耕种其所承包的责任田，通过农业生产获取收益，与浏阳市原种场的业务内容并不相同，利忠发的劳作并非浏阳市原种场业务的组成部分。因此，双方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利忠发对此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利忠发要求确认与浏阳市原种场之间1967年建立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利忠发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提出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二倍的工资、未依法订立�固定期限劳动期间二倍的工资、赔偿各项社会保险损失等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第四，利忠发系以职工家属的身份与浏阳市原种场签订责任田承包协议，而非以浏阳市原种场职工的身份与浏阳市原种场订立协议，可见利忠发并非浏阳市原种场正式在编职工，利忠发要求浏阳市原种场支付的款项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利忠发提交的浏阳劳动局1981年4月作出的浏劳字（1981）02号《浏阳劳动局关于永和原种场、大围山林场等六单位一九七一年底前参加工作的临时工改为固定工的批复》、浏阳原种场1983年4月作出的浏原字（83）04号《浏阳原种场关于生产单位股室定编定员的决定》，虽能证明利忠发曾由浏阳市原种场“固定工”，但“固定工”的法律含义不明。结合当时历史语境进行分析如下：1.若定编定员指的是利忠发在浏阳市原种场处曾享有事业编制，利忠发因违�计划生育政策致使其编制不再被政府部门承认，那么双方之间系人事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利忠发除要求确认双方构成劳动关系外的各项诉求也应通过行政途径解决，并非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畴。2.从前述文件来看，固定工应是指称工作时间较长并较固定的工作人员，而临时工应是指称工作时间较短或具有季节性的工作人员，自利忠发及其家庭成员与浏阳市原种场签订责任田承包协议开始，双方之间的用工关系自然终止。3.若固定工是指双方之间曾系劳动关系，那么自利忠发及其家庭成员与浏阳市原种场签订责任田承包协议开始，双方的劳动关系也已经终止，利忠发的各项诉求法院亦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利忠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利忠发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利忠发提交的《浏阳全民（集体）企业固定工人转正定级审批表》，系利忠发妻子刘国英的转正定级审批资料，不能直接反映利忠发的工作情况，无法达到利忠发的证明目的。
本院二审查明：一、浏阳市原种场为其在职在编职工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缴纳了社会保险。二、《浏阳原种场关于生产单位股室定编定员的决定》[浏原字（83）04号]载明利忠发已转为浏阳原种场的固定工，浏阳市原种场在本案二审庭审过程中亦予以认可。一审判决对“利忠发未能转为固定工”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因利忠发违法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在监狱服刑，其一直未能获得事业编制身份。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论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利忠发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经审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利忠发与浏阳市原种场之间系劳动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利忠发家�与浏阳市原种场签订了《土地承包责任书》，由利忠发家庭承包土地并自行安排生产，浏阳市原种场未再向利忠发支付工资，也未为利忠发购买社会保险，利忠发与浏阳市原种场之间不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双方系承包关系。上诉人利忠发提出的其与浏阳市原种场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浏阳市原种场支付其劳动关系相关款项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虽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但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并无不当，本院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利忠发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晴
审判员 王红兰
审判员 黄红萍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周 倩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