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08民终8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彦恒，男，196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全洲，男，197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聪明，女，197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永济市。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邵代奇，永济市法学会驻会理事。上诉人魏彦恒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5）永民初字第1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魏彦恒、被上诉人余全洲、李聪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邵代奇到庭参加的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被告余全洲与被告李聪明系夫妻关系，原告诉称的被告余全洲母亲魏淑莲（即原告魏彦恒之二姐）已因病于2015年2月9日死亡。庭审中，原告陈述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则应当对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本案原告起诉状记载的第一笔10000元借款及第二笔2000元借款，原告虽申请了相关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供录音为证，但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原告起诉状载明的事实与原告庭审中的陈述均说明这两笔借款是借给被告余全洲母亲魏淑莲而非二被告，而魏淑莲现已死亡；其次，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实践性合同法律关系，原告申请的证人与原告均具有密切利害关系且仅有证人李慧（原告之妻）证实其见到原告向魏淑莲交付款项，其他证人均不在场；再次，原告向本院提供的其与被告余全洲的通话录音中，被告余全洲并未认可其本人或其母亲魏淑莲生前借原告款项；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李聪明的通话录音，被告李聪明否认系其本人通话且该录音内容中被叫方亦未认可其本人或其婆婆生前借原告款项；第四，原告未向本院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的这两笔借款发生的事实，在原、被告系亲属关系且双方出庭证人均有密切利害关系之情形下，原告的证据未能形成明显优势证明力；第五，二被告否认原告主张的这两笔借款事实且原告未提供魏淑莲的继承人在上述债权范围内继承遗产之事实，故本院对原告诉二被告归还第一笔10000元、第二笔2000元借款的请求不予支持。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且在本案庭审中承认原告魏彦恒分别给付其各自1000元钱的事实，二被告虽主张系赠与，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被告对该给付系赠与之事实应当负举证证明责任，且其举证证明标准应当达到能使人排除合理怀疑之程度，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且原告对二被告并不负有法律上的抚养扶助义务，故本院认定该两笔借款属实且发生于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二被告共同偿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全洲、李聪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负连带责任归还原告魏彦恒借款人民币2000元；二、驳回原告魏彦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魏彦恒负担120元，被告余全洲、李聪明共同负担30元。魏彦恒不服该判决，上诉称：一、原判决认为“原告向本院提供的其与被告余全洲的的通话录音…被告余全洲并未认可…，…被告李聪明否认系本人通话录音”等，一审关于录音证据的认定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分别与二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其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全洲的录音中，被上诉人余全洲明确承认借款14000元的事实（详见录音笔录和录音），并且还答应先还款40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聪明的录音，被上诉人李聪明也没有否认借款事实。被上诉人李聪明质证中不承认录音中讲话的是自己，但是一审法院就鉴定问题没有作最后通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录音中被上诉人余全洲没有明确承认借款不是事实，被上诉人李聪明虽然否认，但是法院不安排鉴定事宜也是错误的，二审应当纠正。二、二被上诉人共借款14000元的事实各项证据能够互相印证。一审中，原告方的证人李慧、魏彦文、曹淑青、温安苗等四位证人出庭作证，均证实了借款事实。证人证言与录音证据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二被上诉人借款14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据不采纳上诉人的证据不符合客观事实。另外，一审证人李慧作证时，明确提到了当时在场人还有张建革、王红梅二人，法院可以进一步核实，查明案情。三、一审认为借款是借给被上诉人余全洲母亲，是错误的。10000元虽然由被上诉人余全洲母亲接收，但是该款项用于其家中建房。另外2000元用于家庭建设韭菜棚，故应当由全家人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交付钱款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要求二被上诉人全家到场，上诉人将款交给魏淑莲即是将款借给二被上诉人全家。12000元借款应当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连带归还责任。四、一审认为“原告未提供魏淑莲的继承人在上述债权内继承遗产的事实”是错误的。无论上诉人方的证人证言还是录音证据，均证实了借款是二被上诉人全家用于建造房屋和建设韭菜棚。而建造房屋或建设韭菜棚显然是二被上诉人全家的工程，并不是魏淑莲个人的事。12000元借款无论建房或者建设韭菜棚，都是二被上诉人的家庭共同财产；借款人也是全体家庭成员，并非魏淑莲个人。因此，上诉人无须举证二被上诉人继承了魏淑莲的遗产。综上所述，一审在证据认定方面存在失误致使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证人证言和录音证据完全可以认定二被上诉人借款14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仅仅认定借款2000元显然不是事实。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归还上诉人12000元；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余全洲、李聪明答辩称：一、关于两份录音的问题。二被上诉人在两份录音中，根本没有承认自己的母亲借过上诉人的钱，而上诉人在整篇上诉状中多次提到被上诉人在通话中承认了借款，被上诉人对此很不理解。上诉状上所述被告承认借款，根本不是事实。二、关于其他证人的证言。一审中上诉人让自己的妻子出庭作证，所证明的事是发生在已经去世的被上诉人母亲身上的事，是死无对证之事。法院对这样的证据不予采信也合情合理，其他证人属道听途说，未亲临现场，当然也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魏彦恒要求二被上诉人余全洲、李聪明归还其借款12000元，应当就其主张归还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魏彦恒在二审中陈述，该12000元是二被上诉人余全洲、李聪明及其父母全家向其借款，但二被上诉人余全洲、李聪明否认自己向上诉人魏彦恒借款的事实。上诉人魏彦恒一审提交的其与二被上诉人余全洲、李聪明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魏彦恒虽然提到该笔借款，但二被上诉人余全洲、李聪明均未明确承认该款系二被上诉人所借。结合上诉人魏彦恒在起诉状中陈述将钱交给被上诉人余全洲母亲的事实，该笔借款应发生在上诉人魏彦恒与被上诉人余全洲母亲魏淑莲之间。二被上诉人余全洲、李聪明作为魏淑莲的儿子、儿媳，对魏淑莲的借款依法不负有偿还的义务。上诉人魏彦恒认为该笔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要求二被上诉人余全洲、李聪明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魏彦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军武审判员  王文霞审判员  胡东革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