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金商终字第28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靖。
委托代理人：骆兴洪、吴春燕，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桂芳。
委托代理人：张国华、季乾英，浙江凌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许靖为与被上诉人朱桂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3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朱桂芳系在义乌市国际商贸城四区4楼5街46736B摊位经营围巾生意的个体工商户。2014年4月17日，许靖到朱桂芳店铺订购价值110200元的围巾，并在朱桂芳提供的订货单中订货方处写下“PLAT”，交货地址为大塘下20幢，约定货到一个月付款。朱桂芳于2014年4月26日送货，货物由许靖签收。2014年7月9日，许靖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朱桂芳支付货款8918元。2014年9月17日，许靖又到朱桂芳的店铺订购价值84200元的货物，并在朱桂芳提供的订货单订货方处写下“PLAT马来西亚”字样，交货地址为拥军路208号，约定货到2个月付款。2014年10月18日，货物由许靖签收。至庭审之日止，两笔订单尚有84200元未付。
2015年6月5日，朱桂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许靖支付朱桂芳货款人民币84200元及利息（利息�起诉之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
许靖原审中答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从朱桂芳提供的订货合同看供货方主体是“舒心围巾”，朱桂芳须举证证明其与“舒心围巾”的关联性。二、被告主体不适格。订货合同中所明确的购货客户并非许靖：1、编号为0001295订货单的客户为“PLAT”；2、编号为0001305订货单的客户号为“PLAT马来西亚”。PLAT公司是一家注册于马来西亚的公司，许靖只是一个翻译，系PLAT公司的工作人员；三、本案实体上应驳回朱桂芳的诉讼请求。许靖没有向朱桂芳赊购货物，其收货行为只是职务行为，许靖未拖欠朱桂芳货款，本案应驳回朱桂芳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中的买受人是谁。朱桂芳称买受人系许靖，许靖辩称买受人系PLAT公司，其仅仅是该公司的员工，担任翻�。虽许靖有翻译的身份，但本案中，许靖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并获准许后，其提供的在国外形成的证据未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故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受PLAT公司委托订货，故无法认定本案的买受人是PLAT公司。即使PLAT公司真的存在，且有委托许靖向朱桂芳购买货物，许靖在向朱桂芳订购货物时也未向其披露买受人系PLAT公司，当许靖向朱桂芳披露买方系PLAT公司时，朱桂芳也可选择许靖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综上，应推定本案的买受人系许靖。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买受人许靖应按约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其未及时支付价款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及赔偿损失的责任。综上，朱桂芳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许靖的辩解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许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桂芳货款842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6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3元，由许靖负担。
许靖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许靖到朱桂芳店铺向朱桂芳订购围巾错误。二、原判推定许靖为买受人错误。1、朱桂芳明知合同的相对方为PLAT公司。订货单�载的“订货方”为PLAT及PLAT马来西亚，故朱桂芳知道交易相对方为马来西亚PLAT公司。订货单作为朱桂芳提供的合同文本，其记载的“订货方”就是朱桂芳认可的合同相对方。也正因为这样，签订合同时许靖没有作为买方签名。2、编号为0001295订货单记载的“诚信2区46幢302室”是PLAT公司承租的办公地址，与法院向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的PLAT公司租房协议内容一致。足以证明许靖披露了购货方为PLAT公司，朱桂芳也知道是与PLAT公司发生交易。3、订货单上记载的两个送货地址“大塘下2区20幢”和“拥军路208号”是PLAT公司指定协作的义乌市骅翼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仓库地址，并非许靖的住所或其他与许靖有关联的地址。许靖提供的仓库照片也可以显示，货代公司的仓库有显著的带有货代公司字号的标记。朱桂芳将货物送至货代公司仓库，应当知道交易相对方为PLAT公司，而不是许靖。4、该货代公司“情况说明”证实，马来西亚客户MRMALIKSAQIBHAFEEZ，唛头PLAT是该货代公司的客户，2014年4月之后PLAT发货联系人为许靖。三、PLAT公司客观存在，其是一家注册于马来西亚的有限责任公司，老板是MRMALIKSAQIBHAFEEZ，简称SAQIB，该事实可以从法院向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的马来西亚公司注册局注册表中得到证明。经营户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对PLAT公司及SAQIB进行了查证，认为两个主体客观存在，因而认为不构成诈骗罪。四、许靖是PLAT公司员工。许靖提供的货代公司证明、三位证人证言、法院向公安局调取的两份“受害经营户登记表”及经营户报案材料都可以证明，许靖系PLAT公司员工。且朱桂芳于2015年5月28日向义乌市公安局报案，控告许靖和MRMALIKSAQIBHAFEEZ诈骗，也可以看出朱桂芳也认为是MRMALIKSAQIBHAFEEZ向其购货，即PLAT老板。五、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适用合同法第403条作为判决理由，但本案朱桂芳明知交易对象为PLAT公司，理应由PLAT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许靖是公司员工不是贸易代理，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付款义务。本案不存在朱桂芳可以选择向许靖或PLAT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朱桂芳二审中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一、在原审庭审中并没有查明老外SAQIB向朱桂芳订货，在原审中查明的实际情况是许靖到朱桂芳店铺内向朱桂芳订货。二、许靖在原审中提交的PLAT公司的证明，未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其真伪无法认定。原审法院已经给许靖足够的时间去使领馆认证这份证明，但至今许靖都没有认证下来，这只能说明此份证明是不真实的，也说明证明里面PLAT公司有假或者老外SAQIB有假。三、许靖来订货时，朱桂芳是不知道PLAT公司的存在。两张订货单订货方一栏写着PLAT公司，系许靖所书写。朱桂芳一直认为PLAT公司就是许靖，众所周知订货单只是简易的订货合同，签字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四、订货单载明的诚信2区46栋302室是许靖的送货地址，至于送货到哪里都是许靖所指定。是否为PLAT公司承租的办公地址，朱桂芳是无法得知的。至于大塘下2区20栋和拥军路208号也是许靖指定的送货地址，若这两个地址是货代公司的地址，这也是很正常的，在双方的交易中也是经常发生的，朱桂芳直接送货至货代公司再由许靖出货。五、货代公司的情况说明，只能说明许靖曾通过货代公司向马来西亚客户发过货，货上面的唛头PLAT都系许靖提供，正好可以证明许靖向国内买货之后转卖到国外。六、PLAT公司是否存在，并没有得到确认。公安机关留存的马来西亚公司注册表复印件都系许靖提供，公安机关只是接受许靖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并未确认PLAT公司主体是否真实存在。七、在一审中许靖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是其PLAT公司的员工，许靖是否是员工，需提供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情况等。八、朱桂芳的确于2015年5月28日，向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其控告的是许靖和老外SAQIB，从该证据可以看出，朱桂芳一直认为许靖就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至于许靖和SAQIB是什么关系，朱桂芳无从而知。九、原判适用法律正确，许靖到朱桂芳的店铺里订货，从来没有向朱桂芳披露过买受人不是许靖自己。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许靖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许靖提供以下证据：
1、义乌市晰篮服饰有限公司报案材料2页，证明：许靖系PLAT公司员工，该身份得到了前任翻译王玲及PLAT公司老板SAQIB确认的事实。
2、应诉通知书、鲁彩华证明2页，证明�许靖系PLAT公司员工及报案的经过情况。
3、《公证书》一份，证明：公证书中的邮件为当时形成，收件人为platinumsuppiy，PLAT公司是存在的；邮件中记载的单价、数量、金额与订单完全一致，许靖只是完成工作，相关内容需向PLAT公司汇报，许靖系PLAT公司员工。
4、证明公证认证材料及翻译件共4页（复印件），证明：PLAT公司的基本情况，许靖系该公司员工及该公司曾向朱桂芳采购货物的事实。
5、转账凭证一份（复印件），证明：2014年4月9日，许靖到PLAT公司上班，与前任翻译王玲办理交接手续，王玲将结余的2198.46元转入许靖账户，许靖将王玲的6000元工资付入王玲账户，许靖系PLAT公司员工。
6、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组共10页（复印件），证明：许靖在PLAT公司工作的起止日期（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11月1日）期间许靖�户的交易明细情况。
朱桂芳认为：对证据1，第1页并不是二审新证据，第2页形成时间是2014年4月8日，而一审开庭是2015年7月，上诉人完全可以在一审开庭时就提交此份证据，但上诉人并没有提交。对三性均有异议，其他人的陈述与本案无关，并没有可比性，本案的买卖合同是独立存在的。对证据2、也不是二审的新证据，其在一审开庭前就已形成，上诉人完全可以取得。且此份证据为上诉人许靖所有，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此份证据只能证明鲁彩华曾经起诉过许靖，证据中第2页鲁彩华证明，三性均有异议。对于鲁彩华证人证言也有异议，必须接受当庭询问，该证明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鲁彩华的证言只能证明其与上诉人许靖发生买卖合同的情形，是个案。并不能证明其他人与许靖发生买卖合同的情形，鲁彩华�2015年6月起诉上诉人支付货款，后又于7月20日申请撤诉，说明鲁彩华之前也是认可与上诉人许靖发生买卖关系。后经过与许靖的沟通调解并撤诉，不排除她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对证据3，公证书不是二审当中的新证据。对于公证书的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公证书的内容上对三性都有异议。首先这是邮件，邮件的终端是谁并不确定，可以是任意的一个人，也可以是上诉人自己。其次整个邮件中并没有被上诉人的任何信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订货是2014年4月17日和2014年9月17日，邮件上Orderlist2014年4月28日，没有被上诉人的信息，也没有被上诉人的商位号，被上诉人的商位号是46736B，因此此份邮件跟被上诉人无关。对证据4公证材料及翻译件，首先这不是二审当中的新证据。此份证据最终形成时间为2016年1月18日。其次对这份公证材料不管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三性均�异议。在形式上，这份公证材料有明显更改过的印迹，落款时间为2014年系更改，很明确看是2015年改成2014年。并且这份公证材料就公证员的章还少了一个红色贴章。在实质内容上：马来西亚外交部也说对材料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概不负责；SAQTB的国籍为巴基斯坦，其在马来西亚的签证已于2012年8月16日过期，与公证材料中出具的SAQTB任马来西亚公司总经理相矛盾；公证材料中证明上诉人许靖为本公司聘用的员工，并没有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聘用，也没有说聘用到什么时候为止。并且证明是公司员工，须要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表。不能够只凭国外公司开一张证明就认定为员工；证明材料中许靖陪同SAQTB向被上诉人采购货物，也是不真实，此处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公证书》相矛盾，假设上诉人陪同SAQTB采购货物，SAQTB老板亲自在场，上诉人许靖根本就没必要再发一份邮件告知SAQTB采购了哪些货物。因此上诉人许靖向被上诉人采购货物的同时，SAQTB是不在场的。对证据5转账凭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许靖与王玲之间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许靖与王玲之间或许存在着业务往来，并不能证明许靖是员工。对证据6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说明上诉人自己的业务往来，并不能证明许靖与SAQTB之间的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2无法达到许靖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无法确认电子邮件的相对方的身份，无法达到许靖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朱桂芳的质证意见成立，仅凭一份证明不足以证实许靖就是PLAT公司员工及代为向朱桂芳采购，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5、6无法证明许靖到PLAT公司上班及上班的起止时间，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许靖是否应当支付朱桂芳货款84200元及利息损失。对于许靖上诉提出的其是PLAT公司的职工，向朱桂芳采购是职务行为的主张，其仅提供了一份证明，而未提供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凭证等相关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朱桂芳提供的2份订货单，订货方一栏由许靖书写，收取货物由许靖签字确认，许靖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采购货物时向朱桂芳明确了其是受委托进行货物采购，故即使许靖是受委托人，其向朱桂芳披露委托方时，朱桂芳也可选择其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原审判决由其支付货款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6元，由上诉人许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建旭
代理审判员 李 茜
代理审判员 虞 行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代书 记员 周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