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泰商终字第1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沂市宁国高新钢球衬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少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元利。
委托代理人：张红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联合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方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彬。
上诉人临沂市宁国高新钢球衬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衬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泰安联合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联合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3日作出的（2013）宁商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临沂衬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红芳、刘元利，被上诉人泰安联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主张被告欠其货款，向本院提供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物名称为树脂砂，价款总计77408.2元。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于2011年3月15日向原告支付货款20000元，尚欠原告货款57408.20元，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支付货款57408.2元。原告为证实其主张除提供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外，还向本院提供了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出具的证明一份，并申请原告的工作人员李某甲出庭作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刘某出具的证明及李某甲的证言均有异议，被告主张并未收到原告的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原告单方出具的，没有被告方的签字，不能证明票据中货物的交付，证人李某甲与原告方存在利害关系，证人所说的供货没有被告方收货人员的任何凭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刘某出具的证明属书证，证人应出庭作证，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原审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因此，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能证明已向被告交付了货物。原告虽申请了证人李某甲出庭作证，但证人李某甲系原告的工作人员，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虽提供了刘某出具的证明，但该证明系刘某的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刘某未出庭作证，其证言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欠其货款57408.20元，提供的证据不充分，被告又不予认可，应视为原告举证不能，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案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临沂衬板公司要求被告泰安联合公司支付货款57408.2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8元，财产保全费795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临沂衬板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作出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已向被上诉人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在一审中上诉人除了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外，还有其工作人员李某甲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以及被上诉人在业务发生期间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因此本案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扣抵资料证明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适用情形，而是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泰安联合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正确，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临沂衬板公司向被上诉人泰安联合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上诉人承认已经收到；上诉人提交的记载向宁阳销货的两本现金日记帐本为原件，分别是现金日记帐本一（记载汶上、羊流、阳谷、兴冶、卢士忠、其它地方现金日记账目）、现金日记账本二（记载羊流、翟镇、宁阳、兴冶、汶上、张、高唐现金日记账目），不存在事后伪造的痕迹，应为原始记帐凭证，其真实性应予认定。
上诉人临沂衬板公司提供的现金日记帐本一上记载：上诉人于2010年12月3日销宁阳45.4吨，2010年12月5日销宁阳39.28吨，2010年12月9日销宁阳40.16吨。2010年12月3日、5日、9日三次送货的总吨数为124.84吨，单价皆为245元／吨，总价款为30585.8元，并汇总记载于上诉人提供的现金日记帐本二上第12页第1行。该记载与上诉人于2011年5月7日向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货物数量124.84吨、不含税单位价格209.4017094元／吨［不含税价格209.4017094元=含税价格245元÷（1＋17%）］、总价款数额（不含税价格209.4017094元×124.84＋抵扣税额4444.09元=30585.8元）一致。上诉人提供的现金日记帐本二上第12页第1行下注明了2011年3月15日针对2010年12月9日之前124.84吨货物收回货款20000元。
上诉人临沂衬板公司提供的现金日记帐本二第12页上记载：2011年3月17日销宁阳33.8吨，2011年4月18日销宁阳38.9吨。该两次货物总量为72.7吨，价格为248元／吨，总价款为18029.60元。该情况与上诉人于2011年5月7日向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货物数量72.7吨、不含税单位价格211.96581197元／吨［不含税价格211.96581197元=含税价格248元÷（1＋17%）］、总价款数额（不含税价格211.96581197元×72.7＋抵扣税额2619.69元=18029.60元）一致。
上诉人临沂衬板公司提供的现金日记帐本二上第12页上记载：2011年5月19日销宁阳36.35吨，2011年6月5日销宁阳39.94吨；现金日记帐本二上第14页上记载：2011年7月1日销宁阳39.82吨。以上三次货物总数为116.1吨，货物价格皆为248元／吨，总价款为28792.8元。该情况与上诉人于2011年8月16日向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货物数量116.1吨、不含税单位价格211.96581197元／吨［不含税价格211.96581197元=含税价格248元÷（1＋17%）］、总价款数额（不含税价格211.96581197元×116.1＋抵扣税额4183.57元=28792.8元）一致，且在现金日记帐本二第14页上记载：8月16日已开发票116.1吨×248元=28792.80元。
上诉人提供的现金日记帐本二第14页上关于2012年4月8日销宁阳、5月16日销宁阳、8月1日销宁阳的货物，皆有已开发票、已收货款的记载。然而，在上诉人提供的现金日记帐本上关于2010年12月3日至2011年7日1日八次销宁阳货物无收到货款的记载。而且，从2012年4月8日销宁阳货物、4月20日开具发票、5月14日收到汇款，以及现金日记帐本上记载的销宁阳货物的日期在前、开具发票的日期在后的情况，可以认定上诉人与现金日记帐本中的“宁阳”企业存在着先销货后开发票、付款的交易习惯。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两本现金日记帐本上记载的八次“销宁阳”货物的吨数、单价、价款总额，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货物吨数、不含税单价、不含税金额＋抵扣税额之和，完全对应，能够相互印证，该情形绝非偶然，而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而现金日记帐本与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两份证据之间存在关联性。可以认定，上诉人提供的两本现金日记帐本上记载的“销宁阳”中的“宁阳”应是住所地在宁阳县的被上诉人泰安联合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不存在是其他宁阳企业的可能性。另外，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其他买卖事实、被上诉人已经收到上诉人开具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先销货后开发票、付款的交易习惯，对以上证据和事实进行全面、综合考量，可以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送货、被上诉人已经收到货物的事实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阳县人民法院（2013）宁商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泰安联合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临沂市宁国高新钢球衬板有限公司货款57408.20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与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476元、财产保全费795元，由被上诉人泰安联合机械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该费用已由上诉人垫付，待执行时一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兴文
审判员 李宗录
审判员 朱 峰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王 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