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4民终4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计昌，男，194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系何健父亲。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鸾秀，女，194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南省永兴县,系何健母亲。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
法定代理人廖艳美，女，1976年9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南宁,系何某母亲。
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朱直双，广东粤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照东，广东粤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住所地：衡阳市蒸湘区船山西路88号。
负责人雷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盛丽,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粮峰，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计昌、廖鸾秀、何某与被上诉人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衡阳客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前由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衡蒸民一初字第31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何计昌、廖鸾秀、何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计昌、廖鸾秀、何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直双、刘照东，被上诉人衡阳客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盛丽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9年8月31日，何健与谭宝军签订一份《司机聘用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09年8月31日起至2010年8月31日止，其中试用期为三个月，即2009月8月31日起至2009年11月31日止。该劳务合同约定谭宝军每月向何健支付工资，并约定合同期满后，如要延续，经双方同意，该劳务合同可续延等相关事宜。何健在接受谭宝军聘用期间一直是由谭宝军对其进行管理。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何健驾驶湘Ｄ×××××大客车期间，谭宝军委托谭周军分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给何健报酬6000元、1820元、1800元、1400元、2200元、4000元。2013年12月26日，谭宝军与原告签订《客运班车经营承包合同》，谭宝军向原告承包车牌为湘Ｄ×××××的“宇通”牌客运车一辆，从2013年12月26日至2014年12月25日止。合同约定谭宝军承包原告公司车辆并向原告支付相关的承包费用，车辆与班次所有权属于原告，谭宝军在承包车辆运行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谭宝军全部自理，谭宝军及其聘用的司机的工资费用由谭宝军承担，原告不向谭宝军及其聘用的工作人员支付酬金，合同期间谭宝军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各项费、税后，所产生的收益归谭宝军所有，发生的亏损由谭宝军承担。
另查明，2015年1月14日，何健在湘Ｄ×××××大客车休息位置死亡，经公安部门查实，初步排除他杀的嫌疑。
再查明，被告何计昌、廖鸾秀系死者何健的父母亲，被告何某系死者何健的儿子。
原审认为，确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应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上的隶属关系予以考量。本案中，谭宝军与何健签订《司机聘用合同》约定谭宝军雇佣何健为湘Ｄ×××××大客车的驾驶员，何健的工资等均是由谭宝军发放，何健与谭宝军形成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且双方存在管理与服从管理关系。根据谭宝军与原告签订的《客运班车经营承包合同》约定，湘Ｄ×××××大客车系由谭宝军实际控制支配运行，其在经营上独立自主，自负盈亏，与原告无关，原告仅出于行业管理的需要为何健办理准驾证等相关资质证件，故何健与原告双方之间缺乏经济隶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答复》[(2013)民一他字第16号]“
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根据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精神，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宜认定其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之规定，死者何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谭宝军取得而并非原告，原告只是从谭宝军收取一定的承包费用，何健是谭宝军聘请驾驶该车的司机，仅为谭宝军个人提供劳务，何健无需向原告汇报工作成果、工作业绩，原告与何健没有人身上与组织上的从属性，故原告与何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为何健提供准驾证等证件，是出于对客运公司及驾驶员行政管理的需要，是客运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这些证件只能证明何健驾驶的客运车经过相关部门审批的事实，但不能据此证明何健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三被告是否系本案及劳动仲裁适格的主体问题，三被告作为死者何健的法定继承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三被告为本案适格主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原告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与何健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何计昌、廖鸾秀何某康负担。
何计昌、廖鸾秀何某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车辆是被上诉人购买后发包于谭宝军的，而不是原判认定的谭宝军个人购买后挂靠于被上诉人。2、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挂靠关系人员的工伤保险责任应由被挂靠单位承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何健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应为何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衡阳客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车辆是谭宝军出资购买，何健工资是由谭宝军发放，何健的工作安排也是由谭宝军负责，何健与被上诉人没有劳务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二审中提供了三份新的证据。证据1、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拟证明各上诉人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证据2、时限中止通知书，拟证明各上诉人具备请求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资格与权利；证据3、涉案车辆完整登记信息，拟证明涉案车辆属被上诉人所有，而非谭宝军购回后挂靠。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出具对象不是本案当事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车登记在我公司名下但车主是谭宝军。本院认为，证据1、证据2系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何健与被上诉人劳动仲裁案件时的程序性文件，可以证明劳动仲裁的事实。证据3可以证明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是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二审中提供了一份新的证据，即《客车销售合同》，拟证明涉案车辆系谭宝军出资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购买。上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合同加盖了衡汽集团车辆管理专用章，说明此车是被上诉人所有。本院认为，该客车销售合同中买方加盖的公章系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车辆管理专用章，不是衡阳客运公司的公章，也不是衡阳客运公司的行政公章，且法定代表人一栏内是谭宝军等三人的签名，与衡阳客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情况不符，结合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存折，银行存取款记录及现金存款凭证，该合同可以证明涉案客车系由谭宝军等三人出资所购。
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上诉称本案涉案车辆系被上诉人或其上级公司购买后发包于案外人谭宝军，而谭宝军没有用人单位的资格，因此，谭宝军所聘用的司机何健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上诉人为证明涉案车辆系被上诉人所有提供了该车的登记信息，而被上诉人则提供了存折，银行存取记录，现金存款凭证及客车销售合同证明该车的实际车主系谭宝军，法律上的登记车主系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我国现行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制度，只有具有资质的运输企业才能经营客运业务，故个人欲参与客运经营的须自购车辆，以客运企业的名义登记，方能办理客运企业线路运营证照。购车人向客运企业缴纳一定管理费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参与客运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就是挂靠经营。本案被上诉人方提供的证据优于上诉人方的证据，可以证明谭宝军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挂靠关系，而不是内部承包关系。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应该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已认定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答复》，判决何健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 驰
审判员 王若中
审判员 高 斌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沈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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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