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洪民四终字第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科得玻璃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
法定代表人奉玉贞，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强，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奉玉贞，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安耐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
法定代表人黄强，总经理。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的代理人余昌珊，江西心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昌市新建县恒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建县。
法定代表人刘俊，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莉，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熊良明，江西阳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九木堂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县。
法定代表人陶青松，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晓松，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青松，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利，女，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林花，女，汉族。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代理人赖斌，江西秦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朱永莹，江西秦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西科得玻璃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江西安耐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昌市新建县恒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公司）、江西九木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木堂公司）、陶晓松、陶青松、周利、万林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2014）新民二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共同委托的代理人余昌珊，被上诉人恒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莉、熊良明，被上诉人九木堂公司、陶晓松、陶青松、周利、万林花共同委托的代理人赖斌、朱永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九木堂公司与恒邦公司于2014年4月3日签订了编号为（2014）恒邦企贷字第6号借款合同，约定由恒邦公司贷款300万元给九木堂公司，贷款期限为2014年4月3日至2014年7月2日，贷款利率为月利率3%，贷款担保条款中写明保证人：科得公司与乙方（恒邦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恒邦企保字第4号《保证合同》，最后由九木堂公司盖章及陶青松签名、捺印并盖章。双方于当日还书写了贷款金额为300万元、贷款月利率为30‰的借款借据一张，借款人处加盖了九木堂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陶青松印章，其中书写的借款合同号为（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2014年4月3日，恒邦公司通过九江银行网上银行转账了100万元给九木堂公司，熊某通过招商银行转账了200万元给九木堂公司。熊某为恒邦公司出纳。
另查明：恒邦公司与科得公司于2014年4月2日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恒邦公司与九木堂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人处加盖了科得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奉玉贞签名并盖章。
恒邦公司与陶晓松、万林花于2014年4月3日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恒邦公司与九木堂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人处由陶晓松和万林花签名并捺印。
恒邦公司与陶青松、周利于2014年4月3日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恒邦公司与九木堂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人处由陶青松和周利签名并捺印。
恒邦公司与黄强于2014年4月2日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恒邦公司与九木堂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人处由黄强签名并捺印。
恒邦公司与奉玉贞于2014年4月2日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恒邦公司与九木堂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人处由奉玉贞签名并捺印。
恒邦公司与安耐公司于2014年4月3日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恒邦公司与九木堂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人处由安耐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黄强签名并盖章。
再查明：2014年7月4日恒邦公司向九木堂公司发送了一份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其中约定九木堂公司结欠的贷款本金为300万元、利息为64500元，九木堂公司盖章确认。2014年7月4日恒邦公司向陶青松发送了一份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其中约定本金300万元、利息为64500元，陶青松签字并捺印确认。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一、关于恒邦公司出借给九木堂公司的借款金额。通过熊某账户转账的200万元与恒邦公司出借的100万元是在同一天借出，而且都是转入了九木堂公司与恒邦公司书写的借款借据中的借款人收款账号中。熊某实际为恒邦公司的员工，熊某也到庭证明其转账的200万元的实际所有人是恒邦公司。其他当事人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九木堂公司与熊某之间存在其他的借贷关系，因此对其他当事人答辩称恒邦公司没有履行出借300万元的义务的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恒邦公司账外经营和超区域放贷行为是否影响本案合同效力的问题。恒邦公司是否存在账外经营和超区域放贷行为是涉及行政法上的责任，与民事责任不冲突，不影响本案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效力。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多个借款合同的问题。虽然本案借款合同的编号为“（2014）恒邦企贷字第6号”，保证合同中书写是为“（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借款合同做担保。但是与借款合同同一天书写的借款借据中合同编号却是“（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后面书写的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中书写的编号也是“（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借款合同与借款借据签订的时间、借款人、借款数额、利息都一致，编号“（2014）恒邦企贷字第6号”和“（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只是细微差别，而且科得公司、安耐公司、奉玉贞、黄强也没有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多个借款合同，所以应当认定“（2014）恒邦企贷字第6号”和“（2014）恒邦企借字第6号”为同一借款合同。四、关于利息的认定问题。科得公司提供了公证书证明恒邦公司曾经通过邮箱发过利息为1.5%的借款合同给九木堂公司，但是科得公司没有提交相关的纸质借款合同或其他证据佐证，故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2014年7月4日恒邦公司与九木堂公司签订的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中双方盖章确认了截止到2014年7月2日九木堂公司结欠的利息为64500元，其他当事人至今没有提交九木堂公司归还利息情况的证据。三个月的利息为64500元没有超过相关的法律规定，所以截止到2014年7月2日九木堂公司结欠恒邦公司的利息为64500元。关于逾期利息，可以参照约定的借期内利息计算，但恒邦公司与九木堂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3%的月利率明显高于相关的法律规定，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利息的部分，不予支持。五、关于保证合同在借款合同签订之前签订是否无效的问题。《保证合同》系《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不代表其必然附属于主合同成立后签订，关于主、从合同的签订顺序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本案从合同早于主合同签订，符合“先联系担保后办理贷款”的担保贷款发放程序性习惯。保证合同系诺成性合同，保证人与恒邦公司所签订的《保证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且合法有效。综上所述，恒邦公司与九木堂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一份，并书写了借款借据一份，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科得公司、陶晓松、陶青松、黄强、奉玉贞、周利、万林花、安耐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2日、2014年4月3日与恒邦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依附于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九木堂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恒邦公司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64500元，并从2014年7月3日起至归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逾期利息；二、科得公司、陶晓松、陶青松、黄强、奉玉贞、周利、万林花、安耐公司对以上本金、利息和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科得公司、陶晓松、陶青松、黄强、奉玉贞、周利、万林花、安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后，有权向九木堂公司追偿；四、驳回恒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财产保全费用5000元，合计35800元，由九木堂公司负担，科得公司、陶晓松、陶青松、黄强、奉玉贞、周利、万林花、安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其不应对未经其同意的经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口头协议变更主合同约定的、由案外人熊某支付的借款200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证责任。1.恒邦公司在账户没有足额资金履行支付义务，且和九木堂公司均没有告知担保人的情况下，经口头协议由案外人熊某从其个人账户支付借款200万元给九木堂公司。对此，其毫不知情，恒邦公司在一审中也没有提出能够证明其对此知情的任何证据材料。而口头方式也是合同法规定的缔结协议方式之一，支付主体是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因此，这属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2.另外，恒邦公司跨区域放贷、变更借款合同的支付主体为案外人熊燕萍的行为，违反了地方行政法规禁止经营（江西省人民政府《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25、26条、《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17条第（4）、（12）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属于无效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违反行政法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二、本案明显存在二份利率不一样的借款合同（一份月息为1.5%，一份月息为3%），其只是针对月息为1.5%的借款合同进行担保，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其是对月息为3%的借款合同进行担保，与恒邦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三相矛盾。恒邦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三即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证明（向九木堂公司催收2014年5月21日至2014年7月2日共43天的300万元的逾期贷款利息为64500元，计算的利率为月息1.5%）真实合同约定的利率就是月息1.5%。对此，其提交了经公证的九木堂公司员工徐某QQ邮件作为合法证据，可以佐证月息1.5%借款合同的存在。而恒邦公司以约定月息为3%的借款合同提起诉讼，可见恒邦公司曾做过二份不同利率的借款合同，蒙蔽法庭。上诉人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其对非借款合同（主合同）主体即熊某个人账户支付的借款200万元不承担担保责任，并改判其对月利率3%的100万元借款不应当负有连带担保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恒邦公司、九木堂公司、陶晓松、陶青松、周利、万林花负担。
被上诉人恒邦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过一审庭审，其出示的证据证明主债务人九木堂公司收到了其出借的300万元属实，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为九木堂公司提供担保亦属实。从熊燕萍账户支付的200万元为其资金，不存在变更主体的问题，所以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对九木堂公司的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其提供的第三组证据表明九木堂公司认可了自2014年7月2日尚欠本金300万元及利息64500元，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合理合法。其约定的利率虽超过了法律规定，但不能否认该合同约定的真实性，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提供的网上所传的文本是双方协商过程的文本，不是最终文本，对方当事人也没有提供网上文本的原件。被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九木堂公司、陶晓松、陶青松、周利、万林花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
二审期间，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提交了新的证据：九木堂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九木堂公司与恒邦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变更《借款合同》内容，即变更履行支付200万元借款主体为案外人熊某，没有征得其同意，其不知情。
恒邦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由九木堂公司和陶青松出具，一个是主债务人，一个是担保人，不具有作为证人的资格。该证据与事实不符，其与九木堂公司从来没有变更合同的主体，九木堂公司也没有提供过证据证明双方变更主体的情况。其在一审时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可以证明，九木堂公司认可了是向其借款，熊某也出庭确认了是其的款项，只是其将有关的款项放在熊某账上，熊某是其公司的出纳。
九木堂公司、陶晓松、陶青松、周利、万林花的质证意见：该证据属实。
恒邦公司提交了新的证据：盖有南昌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公章的单位参保职工参保信息及《人员增加保险项登记表》。用以证明：熊某是其公司的员工，熊某向九木堂公司所转的200万元是其资金。
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评定，该证据无非是说明熊某是恒邦公司的员工，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该款是恒邦公司的款项。
九木堂公司、陶晓松、陶青松、周利、万林花的质证意见：同意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的意见。
九木堂公司、陶晓松、陶青松、周利、万林花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无论是九木堂公司还是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等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公证书中载明借款月利率为1.5%借款合同的原件，且恒邦公司对其向九木堂公司邮箱发送文件的经过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因此科得公司提交的公证书不足以证明该下载的文件就是九木堂公司与恒邦公司确定的最后文本。恒邦公司提供的约定为借款月利率3%的借款合同上加盖了九木堂公司的印章和陶青松的签名、借款借据加盖了九木堂公司的印章和陶青松的印章，本案所涉的当事人均未对九木堂公司印章、陶青松签名及印章的真实性提出过异议，该二份证据系原始证据，其证明力大于科得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故应对恒邦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予以确认。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是认定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的直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的规定，恒邦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均载明借款月利率为3%，因此可以认定当事人就本案所涉借款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3%。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提出存在二份不同借款利率的借款合同及其对月利率3%的借款不应当负有连带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通过熊某账户转账的200万元与恒邦公司出借的100万元是同一天转入九木堂公司在借款借据中载明的借款人收款账号中。熊某为恒邦公司的员工，亦到庭确认了恒邦公司是其转账200万元的实际所有人。现无证据证明九木堂公司与熊某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故由熊某账户向九木堂公司转款的行为是恒邦公司的行为，恒邦公司向九木堂公司履行了出借300万元的义务。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提出九木堂公司与恒邦公司变更了主合同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由熊某账户向九木堂公司转款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无效。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提出熊某的行为无效，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科得公司、黄强、奉玉贞、安耐公司提出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316元，由江西科得玻璃钢有限公司、黄强、奉玉贞、江西安耐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勇
代理审判员 黄燕萍
代理审判员 韩晓薇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高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