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咸宁中民二终字第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加江。
上诉人（原审原告）：闻四英。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晓玲。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一。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二。
上诉人陈一、陈二的法定代理人：周晓玲，系陈一、陈二之母。
上述五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晏周生，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五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殷先平，咸宁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加和。
委托代理人：徐唐炼，湖北宁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赤壁市华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伯阶，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田源，湖北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黎。
上诉人陈加江、闻四英、周晓玲、陈一、陈二、袁加和因与被上诉人杨黎、赤壁市华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2013）鄂赤壁民初字第01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2年2月，华兴公司承建了湖北赵李桥锦合茶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合公司）的厂房建设及场地拆旧建新及维修工程，杨黎被华兴公司指派为该项目的负责人。7月份，杨黎与袁加和联系，由袁加和作出锦合公司工地的卷闸门和铝合金窗户的安装预算后，杨黎同意由袁加和承接该工程。7月28日，袁加和安排车辆，将自己在咸安区购买的材料、施工所需机械设备及陈某、邹某、李某、澳某四人送到锦合公司工地进行施工。当天上午，袁加和等人发现有一把电转漏电，下午就未再使用这把电转。中午袁加和等人在锦合公司食堂进餐时没有饮酒，餐后休息了约两个小时继续开工。下午6时许，袁加和和邹某站在支架上安装卷闸门，陈某在地上负责递工具和材料，邹某接过陈某递过的一块角铁后转身和袁加和焊接，约几十秒后，二人突然发现陈某向后倒在地上，表情痛苦，大口喘气。二人急忙下了支架，扶起陈某，掐其人中无果，马上呼叫其他工人与二人一起将陈某抬上杨黎的汽车，赶至赤壁市人民医院。经医生抢救，陈某在19：05分被宣告死亡，医生对其死因判定为猝死、原因待查。陈某死亡后，其家属在赤壁市信访局信访，8月1日，经赤壁市信访局调解，陈某之兄陈三与华兴公司达成协议，同意对陈某的尸体进行法医鉴定，以便查明死因，由华兴公司支付鉴定费用。此外，华兴公司支付2万元丧葬费，如鉴定结果需华兴公司承担责任，此款在应赔偿款中减除，如无责任，华兴公司不收回此款。当日陈三收取了华兴公司20000元。华兴公司支付了尸体解剖鉴定费14000元、解剖刀具费及火化费3800元，此外，华兴公司还支付了陈某家属在赤壁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原审庭审中华兴公司表示不要求返还上述费用。经公安机关联系，赤壁市信访局委托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下称武大鉴定所）对陈某的尸体进行解剖并鉴定死因。2012年8月30日，武大鉴定所作出武医法（2012）检字第159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下称武大鉴定书），检验结果为陈某符合在心脏肥大、轻度冠心病、窦房结区脂肪组织增多和右心耳缘近窦房结区心外膜炎的基础上发生心源性猝死。该鉴定结论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后均无人提出异议。同年10月20日左右，陈某的哥哥找到赤壁市信访局负责人，称鉴定结果有问题，要求重新鉴定，并自行联系了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下称同济鉴定中心）鉴定人员，自行支付了鉴定费4000元，在陈某哥哥的多次要求下，赤壁市信访局为其出具了鉴定委托书。2012年12月30日，同济鉴定中心作出了（2012）法医病理F-342号检验意见书，检验结果为1.认为可排除其因自身器质性疾病直接所致死亡。2.认为不能排除其为电击死。该鉴定结论没有发送给赤壁市信访局，也没有发送给袁加和和华兴公司。
2013年5月27日，赤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赤劳人仲裁字（2013）第4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认定陈某与华兴公司的劳动关系不成立。
同时查明，陈某有两兄两姐均健在，陈某与周晓玲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后共同生活，但没有领取结婚证。陈一一直未登记户籍，至陈某死亡后才登记为陈加江之孙，其办理户籍登记时提交的出生证明上父母亲姓名分别为陈XX和周小林，但二人的身份证号码与陈某和周晓玲一致。陈一小学入学时填写的学籍档案中父亲姓名为陈某。周晓玲称自己生子陈二，但未提交出生证明及户籍证明，也没有提交其与陈某存在亲子关系的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周晓玲、陈一、陈二及杨黎是否具备主体资格。2.陈某的死亡原因如何认定。3.陈某的雇主如何确定。4.陈某的身份如何认定。5.华兴公司在本案中有无过错。
对此，原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1.周晓玲与陈某未经结婚登记共同生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其与陈某的关系应认定为同居关系，陈某死亡后，周晓玲不能以陈某配偶的身份主张赔偿权利，因此周晓玲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陈一在陈某死亡后才取得户籍登记，但其出生证明上登记父母亲的身份信息与陈某和周晓玲身份证号码相同，结合其入学时所填学籍登记卡片信息及村委会证明，原审认定陈一为陈某和周晓玲之子，应该作为赔偿权利人参与诉讼。周晓玲未能提交陈二的出生医学证明和户籍信息及其他能够证明陈二与陈某存在亲子关系的证据，原审依其陈述也未能核实到上述信息，因此陈二不能作为陈某的儿子主张赔偿权利，故原审对陈二的原告主体资格不予认定。杨黎与华兴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经劳动合同鉴证部门鉴证，其与华兴公司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华兴公司认可杨黎为锦合公司工地的负责人，其在处理锦合公司工地相关事宜的行为均为履行职务的行为，该行为后果由华兴公司承担，因此，杨黎个人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被告。
2.陈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后，赤壁市人民医院判断其死因为猝死原因待查，此后武大鉴定所和同济鉴定中心对陈某的死因看似作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鉴定结论，且由于检验标本保存时间关系等原因丧失了再次复检的可能。但这两份鉴定结论有一个共同点，即两份结论均没有明确肯定陈某是死于电击。武大鉴定书中更是明确陈述陈某在倒地时周围没有电器或电线，公安机关在事发后调查了所有在场人员，没有人陈述看见陈某在倒地时接触到了电器或电线，也没有人看见陈某出现触电的常见症状。原告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陈某是死于电击，因此原审法院不认可陈某的死亡原因是死于电击。
3.袁加和作出锦合公司工地卷闸门安装预算后，杨黎口头同意袁加和承接该业务，袁加和自行购买材料，自带施工机械，自行决定施工时间和人员，按照华兴公司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事后领取了部分工程款。因此，华兴公司与袁加和之间建立承揽合同关系。袁加和联系陈某等四名工人并将其带至锦合公司工地，安排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自行确定并发放每人的工资。即陈某由袁加和选任，其工作由袁加和安排，工作成果由袁加和受益，袁加和在事发后亦认可雇佣陈某为自己提供劳务，因此陈某的雇主应认定为袁加和。
4.陈某的户籍登记为农村居民，依最高人民法院精神，农村居民比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有两个原则条件，一是要在城镇有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固定住所，二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陈某在城镇没有购买房屋，原告主张陈某租住在其兄陈某某家，但未提交租房合同及交纳租金的依据或是公安机关暂住人口登记证明，且陈某某在2012年7月29日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明确陈述陈某住在咸安区双溪桥镇毛祠村4组。尽管咸安区双溪桥镇居委会出具证明证实陈某租住在陈某某家，但双溪桥镇居委会提供不了陈某的计生档案等能够印证陈某长期租住的原始档案材料，故对该证明不予采信，不认可陈某在城镇有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固定住所。陈某在城镇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城镇职工社保凭证，原告也没有提交陈某长期接受某位雇主雇佣从事劳务的证据，故也不认定陈某在城镇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综上，陈某不符合可比照城镇居民身份的两个原则条件，其身份应认定为农村居民。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陈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有：医疗费294.5元、鉴定费4000元、死亡赔偿金151640元、丧葬费17589.5元、被扶养人陈加江生活费19458.2元、被扶养人闻四英生活费16024.4元、被扶养人陈一生活费28615元、亲属办理丧事误工费2313元（35179元÷365日×3天×8人）、原告未提供交通费票据，原审结合实际情况酌情考虑为1000元。上述各项损失合计为240934.6元。此外，正值壮年的陈某突然死亡，给其父母和儿子确实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抚慰，原审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和本案情况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为20000元。
5.华兴公司与袁加和系承揽合同关系，袁加和有多年装修经历，在咸宁市咸安区巨宁大道有固定经营场所，且相关管理部门对卷闸门安装行业并没有准入门槛及资质要求，因此华兴公司选任袁加和承揽施工并无不妥。袁加和安排陈某等人在7月28日施工当天午餐没有饮酒，午餐后进行了适当的休息再开工安装，因此华兴公司对袁加和的选任、定作和指示上均没有明显过失，华兴公司作为定作方，对承揽方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陈某接受袁加和的雇佣，为其提供劳务，双方形成劳务关系，陈某在劳务过程中猝死，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虽不认可陈某是死于电击，但陈某确实是在劳务过程中倒地猝死，其在劳务过程中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其雇主袁加和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原审确定该责任为70%。周晓玲与陈某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其不能以陈某配偶身份行使赔偿权利，周晓玲不能提交陈二的出生证明和户籍登记或亲子关系鉴定等足以证明其与陈某父子关系的证据，陈二不能以陈某之子的身份行使赔偿权利，故原审不认可周晓玲和陈二的原告身份。杨黎作为华兴公司的职工，在锦合公司工地的行为是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后果由华兴公司承担，故杨黎个人不能作为本案被告。被告华兴公司作为定作方，在对承揽方的选任、定作和指示上均没有明显过失，因此其对陈某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袁加和辩称自己不是陈某的雇主不是事实，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袁加和赔偿原告陈加江、闻四英、陈一因陈某死亡造成的损失168654.22元（240934.6×70%），支付原告陈加江、闻四英、陈一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计188654.2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陈加江、闻四英、陈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周晓玲、陈二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陈加江、闻四英、陈一对被告华兴公司、杨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被告袁加和负担5200元，原告陈加江、闻四英、陈一负担5600元。
原审判决书送达后，原审原告陈加江、闻四英、周晓玲、陈一、陈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推定“陈某是病死”错误，同济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排除了陈某死于心脏病；二、陈某一家人均住在双溪镇其胞兄陈某某家里多年，且生前一直与陈某某从事铝合金门窗、卷闸门制作安装，其死亡赔偿金应依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三、华兴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四、陈二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和上诉人。据此，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原审被告袁加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在劳务过程中没有过错，陈某是因自身疾病发作而死，上诉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二、原审认定“杨黎个人不能作为本案被告”证据不足；三、上诉人及陈某与被上诉人杨黎之间是劳务关系。据此，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华兴公司、杨黎共同答辩称：一、事发的工程是公司承接，杨黎属于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管理，不应将杨黎单独列为本案被告；二、意外发生后，我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已支付部分费用，无需担责；三、我公司与袁加和之间是承揽关系，原告的损失应由袁加和承担；四、原告提交的同济法医鉴定的证明效力低于武汉大学法医鉴定，不应当采纳。据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袁加和近年来主要从事金属门窗制造销售工作，在咸宁市咸安区西河二组有营业场所，事故发生后于2013年3月8日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店名为咸安区家和门窗。杨黎系华兴公司职工。
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继续予以确认。
根据上诉及答辩情况，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受害人陈某应按何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二、本案的法律关系及义务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的方式、比例。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和其他人身损害中农村户口受害人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的批复》精神，农村居民比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二是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陈加江、闻四英、周晓玲、陈一、陈二为证明其主张，一审时提供了咸安区双溪桥镇毛祠村民委员会、双溪桥镇居委会的证明，村委会证明陈某夫妇无固定工作，无收入来源，居委会则证明陈某多年来一直住在胞兄陈某某家中，随陈某某从事铝合金加工。陈加江等提供的两份证据自相矛盾，存在重大瑕疵。陈加江等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不能证明受害人陈某生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并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陈加江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陈某某在2012年7月29日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明确陈述陈某住在咸安区双溪桥镇毛祠村4组，一审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陈某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上诉人陈加江、闻四英、周晓玲、陈一、陈二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陈二的扶养费问题，因上诉人陈二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陈二与陈某之间的父子关系，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今后陈二确有证据证明的，可另行提起诉讼。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杨黎系华兴公司的职工，其将锦合公司工地的卷闸门和铝合金窗户安装工程发包给袁加和，因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华兴公司承担。华兴公司将相关安装工程发包给袁加和，袁加和接受指示后自行准备材料、机械设备，并组织施工人员进场施工，将劳动成果交付于华兴公司，双方已形成承揽法律关系。而陈某受袁加和邀约，接受袁加和管理，并遵照其安排从事相关工作，双方已形成雇佣法律关系。袁加和虽辩称其与陈某同工同酬，一同受雇佣，但从安装工程发包、施工过程来看，袁加和处在组织、领导者的地位，且其一直从事金属门窗制造销售工作，拥有机械设备并有工作场所，具有经营者性质。袁加和向华兴公司报价与自行组织安装所需成本之间的差额，系其利用自身经营条件所获得的利润。袁加和通过陈某等人的工作获得了经营收益，且其在2012年8月1日公安机关做的询问笔录中自认雇佣死者陈某做事，其辩称与陈某同为华兴公司雇工的理由不能成立。陈某作为雇员，在雇佣工作中遭受人身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应由袁加和承担雇主责任，陈某在从事雇佣工作中倒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两份鉴定结论均没有明确肯定陈某是死于电击，一审认定陈某在劳务过程中猝死应自承30%责任并无不当，即使陈某是电击致死，因事故当天上午就发现有机械（电转）漏电，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下午的工作过程中未提高安全注意义务，亦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华兴公司在本案中是工程的发包人，亦是承揽关系中的定作人，袁加和作为经营者，在事故时既未进行工商登记，也未提供安全生产所应具备的条件，故华兴公司将卷闸门和铝合金窗户安装工程发包给未取得经营资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应对陈某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华兴公司承担责任的形式，本院认为，华兴公司作为发包人，在发包具有一定危险性工程时，应对承包人的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予以审慎审查，在其未履行该义务而对承包人选任存在过失时，其承担的并非一般承揽关系中的过错责任，而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与雇主袁加和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上诉人陈加江、闻四英、周晓玲、陈一、陈二要求华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袁加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赤壁市人民法院（2013）鄂赤壁民初字第0183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赤壁市人民法院（2013）鄂赤壁民初字第0183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三、由袁加和赔偿陈加江、闻四英、陈一损失168654.22元（240934.6×70%）和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计188654.22元，扣减赤壁市华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支付的20000元，还应赔偿168654.22元，赤壁市华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给付义务限自本判决签收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陈加江、闻四英、陈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袁加和负担5000元，由赤壁市华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由陈加江、闻四英、陈一负担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73元，由袁加和负担2500元，由陈加江、闻四英、陈一负担2500元，由赤壁市华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57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金美
审判员 夏昌筠
审判员 徐 庆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