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三终字第12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贵安，男，汉族，住天津市津南区。
委托代理人：梁朔梅，广东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夏阳，广东千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霞，女，俄罗斯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张天祥，广东天伦（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鹤庆，男，汉族，住青海省互助县。
委托代理人：张天祥，广东天伦（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贵安因与被上诉人孙国霞、宋鹤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一初字第1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贵安的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受理费减半收取2763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2632元，由张贵安负担。
上诉人张贵安向本院上诉提出：一、原审判决对双方之间是非正常男女关系，张贵安受到孙国霞巧言令色诱骗购买土地、签订涉案合同等重要事实没有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查明认定。1.张贵安本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为维护夫妻关系和家庭利益，张贵安从来不敢公开双方之间的非正常男女关系，而此点后来正成为孙国霞要挟张贵安出钱投资的把柄。2.诉讼双方结识纯属偶然，在孙国霞主动诱骗下形成非正常男女关系，为了维持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并在西域建立较稳定的经济基础或者说安乐窝，导致涉案投资项目发生和合同签订。3.涉案新疆某院落土地使用权主要由张贵安出资购买取得，应属于诉讼双方共同所有。
二、涉案合同事实上是基于双方之间非正常男女关系而签订，属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之情形，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1.由于孙国霞的生活作风随便，且一心从张贵安处榨取钱财。2.涉案《房屋分割和后续经营协议》本是张贵安出于意欲维持双方之间非正常男女关系而签订，并非是正常商业项目投资，属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之特殊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1条：“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因为张贵安对孙国霞长期感情投资行为、对对方当事人为人，以及投资项目的存在必要性存在着错误认识，使其签订合同行为、及投资后果与自己的真实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因此，依法应当认定此属于重大误解，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之特殊情形，属于依法可以申请撤销之情形。
三、从涉案合同权利义务约定看，明眼人都可看得出孙国霞可谓占尽了便宜，对张贵安及其家庭而言严重不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规定，依法应予撤销。1.涉案项目新疆的院落土地使用权，名义上产权人是孙国霞，但实际是由张贵安主要出资购买取得。从涉案《房屋分割和后续经营协议》约定和孙国霞提供的《房屋转让合同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表面证据看，涉案项目新疆的某院落土地使用权由孙国霞个人受让取得，产权属于她所有。但是，事实上，孙国霞于2013年9月与库万江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书》，约定以135万元受让该院落。其时，双方已经认识，孙国霞所支付的款项主要都由张贵安所出，例如在2014年3月14日向孙国霞银行卡：622840098787839079转款107万元，孙国霞再用此款向案外人库万江支付土地转让款、土地出让金。张贵安出了绝大部分购地款，却没有享有任何土地使用权，这殊不公平。2.涉案《房屋分割和后续经营协议》通篇约定的是张贵安的出钱义务，却不享有房屋的完整所有权、收益支配权，不享有自主经营权，完全处于附属地位，显失公平。3.在合同第5条规定，张贵安须每月支付孙国霞所谓劳务费用（包养费）3万元，期限长达25年，高达900万元（3万元／月×12月×25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合同约定名目如何，这实际是张贵安对孙国霞的人身包养费用。此长期人身依附给付费用关系，对张贵安而言既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而无效的，自然应当依法撤销。4.合同第6条约定，300万元的违约金，其实是针对张贵安的，因为在合同中约定张贵安是出钱方，如果要认定违约，也只能是张贵安这一方。这实际是孙国霞的心计所在，她要长期赖上张贵安这一金主。综上，张贵安依涉案合同至少要付出107万元购地款、20万元设计费、预付200万元工程款（前三项费用在签合同前已付）、370万元建楼资金、340万元装修资金、900万元劳务补贴（包养费），高达1937万元，换取却是部分分割楼房的虚拟产权，而房屋真正经营权、处置权、利润分配还要完全掌握在孙国霞手中，这明显是显失公平的事情。原审判决对此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四、本案当事人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不可调和，涉案合同已不可能得到切实履行，从此情形看人民法院也应依法果断判令撤销涉案合同，以便恢复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定分止争。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合同本系基于双方非正常男女关系及张贵安受到诱骗而签订，合同权利义务对张贵安显失公平，原审判决理解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贵安撤销《房屋分割和后续经营协议》、由孙国霞、宋鹤庆返还款项620.9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孙国霞、宋鹤庆承担。
被上诉人孙国霞辩称：一、张贵安关于双方之间结识过程的叙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且与涉案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性无关。
二、张贵安关于孙国霞生活作风的描述完全是一派胡言，是诋毁和污蔑，孙国霞保留追究其侵犯名誉权责任的权利。
三、本案不存在张贵安因重大误解而签订涉案协议的问题。一方面，是张贵安出于保障自身资金安全而主动提出与孙国霞签订涉案协议的（见2014年7月6日9点11分双方通话记录）。另一方面，张贵安曾先后三次前往新疆查看涉案房屋，表明其对涉案房屋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并对双方合作建房事宜表现出足够重视。且在2015年1月2日，距张贵安初次去涉案地一年有余，距双方签订涉案《协议》半年之久，张贵安与孙国霞又将投资款额和应分配的房产份额进行了重新的约定和分配，即双方就涉案协议进行了变更。张贵安所谓基于双方之间非正常男女关系而签订涉案协议纯属狡辩，也与上述事实自相矛盾。
四、涉案协议不存在对张贵安显失公平问题，相反张贵安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1、孙国霞尽管于2013年8月就与张贵安在航班上偶然结识，但当时双方只是一面之交，至2013年11月张贵安在佛山再次联系之间，双方没有任何联系。孙国霞于2013年9月19日与库万江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书》之时，张贵安并不知情也不可能知情。因此，孙国霞与库万江协议以支付135万元对价而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完全与张贵安无关。张贵安关于其与孙国霞按份共有该土地使用权的主张纯属一派胡言。张贵安确实与孙国霞存在资金往来，且存在结余款。张贵安已经将与孙国霞的所有资金往来（包括其2014年3月14日向孙国霞转账的107万元）结余款以及《协议》中约定需要支付的款项（包括建楼资金、装修资金等）全部转化为《协议》中约定的67%的房产份额和50%的经营净利润（见2014年7月6日9点11分双方通话记录）。该协议内容对张贵安而言完全是一种公平合理的交易，不存在对张贵安单方显失公平的问题。而且，张贵安在上述通话中还陈述，自己是出于保障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主动提出签订涉案协议，并且自己没有少拿。在一审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中也显示张贵安主动提出得到的房产份额对其合理。2、关于协议约定的房屋分割范围问题。房屋分割是张贵安主动要求的，并非答辩人刻意安排。对于没有分割的五楼屋面为全楼的屋面层，该层图纸上载明有一个楼梯，一间全楼消防水箱间，一间消毒室再无其他建筑物；而负一楼原设计为一个大库房，而且全楼的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电房，排污，自来水入户，等都在该层，大部分作为面积公摊了。张贵安认为没有使用价值，所以在分配的时候没有要求分配。关于协议要求张贵安15年之内不得对分得的房屋进行抵押、变卖问题，因为孙国霞为经营涉案房屋得辞职，若该房屋设定抵押而被强制执行或者变卖，则孙国霞的经营权将失去保障，故孙国霞提出加入该条款。关于孙国霞的经营权问题。签约当时，张贵安称自己无时间和精力自行经营，要求孙国霞全权负责经营，并承诺给付孙国霞不低于其签约当时在职全部收入的劳务报酬，因此，并非孙国霞不允许张贵安插手而自行独断经营。关于经营利润分成问题。诚然，张贵安按协议分得应划分房屋建筑面积67%的份额。但是孙国霞将属于自己份额的五楼屋面搭建了彩钢屋顶，屋内做了装饰，还搭建了木屋用来经营半露天餐饮，负一楼可用面积也规划成了汗蒸房和棋牌室用于商业经营。而在涉案《协议》中载明给张贵安分得的是全楼经营总净利润的50%，也就是说五楼的屋面和负一楼经营的利润也给张贵安分得了一半。孙国霞五楼屋面经营面积、负一层经营面积再加上应分得的33%份额超过了整栋楼实际经营面积的50%，所以按照面积核算张贵安应分得面积的全部利润张贵安都拿走了，甚至更多，对张贵安没有任何的不公平。3、关于将孙国霞的劳务报酬确定为每月3万元的问题。在一审孙国霞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中显示，在孙国霞所在地出资方出全资，将楼建好后取得一半的房产份额，因为张贵安说自己没有时间，要求涉案房屋建成后孙国霞不再继续原来的工作，全职经营涉案房产，承诺自涉案《协议》签订当日起每月给孙国霞支付3万元的工资（以孙国霞和张贵安签订协议时孙国霞的各项收入为依据），且保障到近目前传言的65岁退休年龄，所以孙国霞才同意给张贵安67%的房产份额，该涉案房屋享受政府的多项补助政策，而张贵安在上诉状中把此劳务报酬说成长期人身依附给付费用，显示张贵安是非不分。而且，在房屋设计、建设、装修过程中，孙国霞均亲力亲为，自己全程参与设计、施工管理、监理，承担了设计师、项目管理员、监理等角色。为此，孙国霞为涉案房产的建设和装修省下的大量的资金，仅装修设计一项就省下近20万元钱，而在后续的经营过程中，因为涉案房产的经营涉及到宾馆，三个不同类型的餐饮，汗蒸，棋牌等，而孙国霞要全部全程参与管理，因此得到劳务报酬合情合理。4、关于300万元违约金问题。涉案《协议》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并非如张贵安所称只是对其单方约束。该约定是对双方的约束，且因为土地在孙国霞名下，所以针对标的丧失一条只针对孙国霞，所以该约定没有加重对张贵安责任的情形，反倒是加重了对孙国霞违约应承担的责任。
五、涉案房屋的确权及过户属于协议的履行问题，与涉案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性无关，且即便已确权归孙国霞所有，也符合双方约定。孙国霞并非刻意要将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事实上，孙国霞从2015年5月开始就通知张贵安提供相关资料配合将属于张贵安的房产办理到其名下，在但张贵安拒不配合。无奈，2015年8月10日，孙国霞只能将涉案房产确权到自己名下（在此之前，若张贵安配合，则房屋可直接确权在其名下，当地对此情形的处理已有先例）。再者，孙国霞申请对涉案房屋确权时，已经按照张贵安的要求将涉案房产进行了东西分割，分别办证（一审中孙国霞对此就已经做了陈述），此后直到2015年11月25日，孙国霞仍继续通知张贵安提交自己的资料将属于张贵安的房产过户到其名下。但至今张贵安仍不配合，甚至还在上诉状中写到“上诉人孙国霞没有将建成的楼房按照约定给张贵安......”，其说辞简直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试问，张贵安拒不提供自己的身份资料，也不配合将房产办理（过户）到其名下，孙国霞除了先确权到自己名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么？况且，涉案协议明确载明张贵安应分得的份额是由孙国霞过户或者公证在其名下。
六、张贵安以当事人关系恶化到不能调和、导致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主张不符合合同撤销的法定要件，不能成立。当事人之间关系恶化不是合同撤销的要件，本案合同也并非不能继续履行，即便不能履行，也可以多种方式定分止争。
七、孙国霞和宋鹤庆的婚姻已名存实亡，且已分居三年，近两年未蒙面。2013年7月，双方对财产分割达成协议并予以公证。双方还约定互不干涉对方生活，如有需要，随时登记机关配合对方办理离婚手续。根据公证，涉案房屋与宋鹤庆无关，相关的债权债务亦与其无关，由孙国霞自行处理。
综上所述，张贵安的全部上诉请求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贵安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的判决。
被上诉人宋鹤庆同意孙国霞的答辩意见。
上诉人张贵安于二审期间申请证人罗润开出庭作证。
上诉人张贵安对罗润开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并认为罗润开的证言可以证明：1、张贵安和孙国霞不是普通男女朋友关系；2、张贵安和孙国霞在新疆盖房，当时买地的款项由张贵安出资；3、张贵安和孙国霞签订合同时双方明确张贵安已经出资了几百万，但证人记不清具体金额，张贵安提交的证据证明是三百多万，孙国霞说如果张贵安不签订合同，之前投资的钱就不确认是建房的钱。
被上诉人孙国霞、宋鹤庆对罗润开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张贵安之间是朋友，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中立性不足；证人叙述张贵安和孙国霞之间的交易均来自张贵安单方表述，证人并不了解双方的交易详情，6月18日在双方签约时证人并不在场，证人称其在场是作伪证；证人与张贵安之间是朋友，完全可推断二人由事先商量。
被上诉人孙国霞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手机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拟证明：1、张贵安为保证自己利益而主动提出签订涉案协议；2、张贵安要求将签约前支付给孙国霞的款项转为房产份额，反映协议中就是将其应分的房产份额定为67%，而孙国霞只分得33%，该份额显然已充分照顾到张贵安的利益。双方后来的对话中，张贵安也认为其占有该份额“没有多拿一分，也没有少拿一分”，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协议根本不存在对张贵安显失公平的问题；3、录音中可以显示双方的结余和合同中款项已经全部转给合同份额和合同的净利润。
证据二、手机短信截屏，拟证明孙国霞多次通知张贵安提供相关资料办理房产确权及过户，但张贵安不予回应。
证据三、汇款单，拟证明当时钱都通过农行汇出，现在农行调不出有关记录，孙国霞只能找到这几份单，证明2014年3月到现在之间孙国霞汇给张贵安的钱，但不包括案外160万元和170万元，合计330万元。
上诉人张贵安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录音记录在一审已经提交，有关记录可以看出，如7月6日9：11可以看出，孙国霞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对签订合同很纠结，是否应给与67%的房产份额与张贵安，张贵安认为这个条件已经很优厚，在孙国霞没有任何出资的情况，且强调张贵安投入的资金是家庭的共有财产。双方的谈话有具体语境。孙国霞是有意识诱导张贵安回答其事先准备的问题，以达到其不法目的。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是证明内容有异议，孙国霞为了实现不法目的，单方编造短信，而发给张贵安。土地证是孙国霞名下，报建的也是孙国霞，不可能一下确权到张贵安名下，要通过二手买卖才能过户给张贵安，孙国霞通过这些单方制作的短信证明张贵安不配合，而实际上是张贵安根本就不能办理。证据三，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笔钱是双方的往来款，这些款项，双方已经进行了抵销。
本院经核查认证如下：对于证人罗润开的证言，因被上诉人孙国霞、宋鹤庆均不确认其真实性，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孙国霞提供的证据因张贵安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年3月14日至2014年10月20日间，张贵安陆续向孙国霞账户转款共6209000元。
2014年7月6日，张贵安在与孙国霞电话通话中确认，其为了保障资金安全取得70%份额，投资到孙国霞处的钱全换成了房子，没有多拿一分，没有少拿一分；其保证孙国霞辞职后的工资，还分给孙国霞50%的利润。通话内容反映，孙国霞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对签订合同很纠结，是否应给与67%的房产份额与张贵安，张贵安认为这个条件已经很优厚，张贵安在二审期间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2015年6月18日、7月1日、9月8日、11月25日，孙国霞以手机短信方式要求张贵安提供相关证件及资料到塔城办理属于张贵安的房产证。
2014年3月28日、10月6日、10月7日，孙国霞向张贵安的账户分别转款40万元、19万元及11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当事人的上诉、答辩及相关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是否应予撤销。
张贵安上诉主张涉案的《房屋分割和后续经营协议》属于其因重大误解订立且对其显失公平，应予以撤销。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张贵安称涉案项目不是一个正常商业项目投资，而是其与孙国霞之间的长期感情投资，后双方感情破裂，涉案协议的签订是一场重大误解。据此，在订立涉案协议时，张贵安对其行为的性质并无错误认识，结合其签订协议后与孙国霞于2014年7月6日的通话内容，签订协议的后果亦没有与其意思相悖，故其该主张不能成立。2、张贵安主张孙国霞使用胁迫、诱骗的手段迫使其签订协议，但未充分举证证明。3、涉案协议已就张贵安及孙国霞对房屋的资金投入、分割、后续经营情况以及违约责任作出详细约定。土地使用权方面，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孙国霞是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张贵安就其主要出资购买涉案土地的主张并未充分举证证明。资金投入方面，从现有证据来看，虽然张贵安向孙国霞的账户实际转款620.9万元，但孙国霞亦向张贵安的账户转款70万元，双方互有资金往来，故张贵安就涉案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尚未查明。即使张贵安支付的620.9万元均为建房项目中的投资款，依据协议约定，张贵安需支付的费用为建房费用、装修费用以及二次装修的费用，其中建房费用370万元、二次装修费用预计340万元（500万元×68%），故原告已投入的资金符合协议的约定。房屋分割及利润方面，房屋建成后，原告可依约享有三分之二比例的房屋权益并参与经营所得的50%利润分成，该约定与张贵安的实际投资比例及协议约定的后续经营基本吻合，并无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劳务给付方面，孙国霞的陈述有其与张贵安于2014年7月6日的通话内容予以佐证，并未违背公平或公序良俗原则。违约责任方面，条款同时适用于协议双方，并不存在单方免除孙国霞责任、加重张贵安责任的情形。综上，张贵安与孙国霞签订的《房屋分割和后续经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张贵安所称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导致合同可予撤销的情形，原判对张贵安诉请撤销涉案协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张贵安的上诉理据不足，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263元，由上诉人张贵安负担。本院依申请退回10001元予张贵安。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温万民
代理审判员 余珂珂
代理审判员 徐允贤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陆灏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