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苏民终3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市贾汪区恒达废旧物资回收经营部，住所地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大吴镇解台村。
法定代表人辛才启，该经营部经理。
委托代理人江诗伟，北京乾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继勇，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大吴支行，住所地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大吴镇。
负责人刘伯奎，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开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陈安文，江苏京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贾汪支行，住所地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前委路1号。
负责人孟光，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开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陈安文，江苏京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州市贾汪区恒达废旧物资回收经营部（以下简称恒达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大吴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大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贾汪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贾汪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商初字第0004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恒达经营部的委托代理人江诗伟、崔继勇，被上诉人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开俊、陈安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达经营部原审诉称：恒达经营部长期在农行大吴支行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每次办理贴现业务时，均在农行大吴支行营业场所内，通过营业窗口或在VIP室内将票据递交农行大吴支行工作人员。农行大吴支行在收到恒达经营部交付的票据后，通常在一周左右将贴现款汇入恒达经营部指定账户。2011年10月，恒达经营部仍按照上述程序，将总额为925万元的票据交付农行大吴支行，但至今未收到贴现款。后经了解，农行大吴支行工作人员范金光将上述票据私自取走，交给案外人李荣夫通过私下倒卖等方式进行非法贴现。恒达经营部将票据交付农行大吴支行贴现，农行大吴支行理应妥善保管并给付贴现款，但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非法行为造成恒达经营部财产损失，农行大吴支行系用人单位，且存在严重监管失职和过错是造成恒达经营部损失的直接原因，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农行贾汪支行作为农行大吴支行的上级单位，疏于管理和监督，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判令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共同赔偿承兑汇票损失925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1241505.5元（从票据到期日计算至起诉之日，之后计算至实际赔偿之日），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原审共同辩称：1、恒达经营部就案涉汇票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已追究范金光、李荣夫的刑事责任，生效刑事判决已判决追缴赃款，返还被害人。按照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驳回恒达经营部的起诉。2、案涉汇票上并没有记载恒达经营部，恒达经营部不是票据权利人，不享有票据权利。3、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未实施侵权行为，请求驳回恒达经营部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诉争金额合计92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分别为：票面金额10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9月21日，出票行连云港东方农村合作银行，票号为31xxx51/20xxx01，汇票到期日2012年3月21日，出票人连云港坦进贸易有限公司。票面金额5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8月4日，出票行长安银行宝鸡分行，票号为31xxx52/20xxx31，汇票到期日2012年2月4日，出票人陕西万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票面金额5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7月20日，出票行徽商银行淮南分行清算中心，票号为31xxx51/20xxx94，汇票到期日2012年1月20日，出票人淮南东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票面金额75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8月10日，出票行贵阳市南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票号为402xxx51/20xxx07，汇票到期日2012年2月10日，出票人贵阳祥玺商贸有限公司。票面金额15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7月20日，出票行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开支行，票号为31xxx51/20xxx59，汇票到期日2012年1月20日，出票人天津市君实家具有限公司。票面金额20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7月21日，出票行铜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票号为40xxx51/20xxx75，汇票到期日2012年1月20日，出票人江苏康之捷医药有限公司。票面金额30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8月30日，出票行交通银行徐州分行营业部，票号为30xxx51/20xxx62，汇票到期日2012年2月29日，出票人徐州惠达伟业贸易有限公司。
徐州恒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均在上述承兑汇票上背书，但恒达经营部均未在上述承兑汇票上背书。恒达经营部认为上述承兑汇票均从恒通公司取得，并提供其与恒通公司之间签订的供货协议，恒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过磅单、证明等证据，用以证明其系合法取得上述承兑汇票。上述供货协议除货物数量、单价、合同有效期等内容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相同。增值税发票、过磅单的日期自2008年至2009年6月期间，且金额不足200万元。针对上述承兑汇票出具的七份证明，载明均由恒通公司背书转让给恒达经营部，证明载明的日期分别为2011年10月17日（两份）、2011年10月19日、2011年11月17日、2011年12月1日、2011年12月4日、2011年12月14日；其中2011年10月19日、2011年12月14日的证明中未载明背书转让给恒达经营部的日期；2011年12月4日证明中载明出票人为贵阳祥玺商贸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于2011年9月27日背书转让给恒达经营部；其余证明中均载明背书转让日期为2011年9月28日。
李招弟又名李敏，与梁超系夫妻关系。2011年10月16日，梁超到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报案称，李招弟通过农行大吴支行范金光贴现承兑汇票927万元，听说范金光携款跑了。其本人系恒通公司生产经理，李招弟是该公司财务科长，李招弟打电话让其报案。恒通公司将日常业务过程中收到的金额为927万元的承兑汇票于2011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分多次交给范金光贴现。其中包括本案诉争的925万元承兑汇票。
2011年10月18日，恒通公司针对票号为30xxx51/20xxx62，出票人徐州惠达伟业贸易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向出票行交通银行徐州分行申请挂失止付，挂失理由为“因保管不慎丢失”，李招弟在“挂失止付人联系地址”处签名。
2011年10月20日，李招弟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询问时，陈述其是恒达经营部的会计，同时代理恒通公司的会计业务，2011年10月16日梁超报案时提交的8张承兑汇票中只有金额为2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恒通公司的，其余7张计925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恒达经营部的。
2011年11月5日，李招弟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询问时，陈述2011年9月26日和9月28日到农行大吴支行给范金光送承兑汇票，10月11日梁超给范金光送了两张承兑汇票，一张100万元、另一张2万元（与上述2万元承兑汇票一致）。
2013年2月25日，李招弟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询问时，陈述从2008年开始交给范金光承兑汇票进行贴现，金额总共约有一亿元，除本案诉争的925万元及上述2万元承兑汇票贴现款没有支付，其余贴现款均已支付。李荣夫持有的银行卡自2010年至2011年10月份向李招弟卡号为62×××10的农行卡转款合计92627663.36元，该款项是承兑汇票贴现款。
2011年10月17日、10月18日，范金光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讯问时，均供述恒通公司会计李敏（李招弟）交给其8张承兑汇票，尚有927万元未付。
2011年11月30日，李荣夫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讯问时，供述李招弟和梁超是夫妻关系，是恒通公司的会计，李招弟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经范金光给其承兑汇票，共有大约1亿元的承兑汇票，现在大约有900多万元的贴现款未付。
原审法院另查明：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3日作出（2013）贾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认定2008年至2011年10月份期间，李荣夫为偿还欠款、支付高息，在没有贴现许可和真实贸易的情况下，采用高价买入承兑汇票再低价变现的手段非法为他人进行票据贴现达数亿元，并以此手段骗取他人的承兑汇票面额共计9925万余元，无法偿还。自2009年，范金光明知李荣夫没有贴现许可和真实贸易，经与李荣夫事先商量，先后多次从他人手中收取承兑汇票后交给李荣夫，由李荣夫非法兑付。范金光参与帮助李荣夫为他人非法兑付承兑汇票造成多家单位和个人金额共计2324万余元的承兑汇票无法兑付。其中包括为李招弟、梁超兑付银行承兑汇票，其中已兑付承兑汇票金额共计9262.766336万元，未兑付承兑汇票金额共计927万元。判决范金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后范金光不服提起上诉，原审法院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2013）徐刑二终字第59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2月1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徐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判决李荣夫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李荣夫犯罪所得予以没收；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依法予以追缴和处理，发还被害人；其余涉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
恒达经营部因认为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应向其履行承兑汇票贴现义务，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审法院审查后，于2014年8月29日作出（2014）徐民诉初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认为恒达经营部作为李荣夫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可以通过司法机关依法追缴李荣夫的非法所得或者责令李荣夫退赔挽回其财产损失，恒达经营部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裁定驳回恒达经营部的起诉。恒达经营部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认为恒达经营部以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为被告，要求连带承担支付承兑汇票贴现款的诉讼请求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苏民诉终字第00012号民事裁定，裁定原审法院立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一、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本案中，恒达经营部以实施犯罪的行为人系农行大吴支行的工作人员，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存在严重监管失职和过错为由，要求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对犯罪行为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更何况，（2014）苏民诉终字第00012号民事裁定已经作出终审认定。
二、因本案系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恒达经营部应首先证明其系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的合法所有权人，而恒达经营部的名称并未在承兑汇票及粘单中记载，故不能仅依据涉案票据来确认所有权人。根据现有证据，原审法院尚不能认定恒达经营部系本案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的合法所有权人。理由如下：首先，梁超、李招弟夫妻二人在对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的权属、李招弟与恒通公司的关系、交付给范金光的时间等事实陈述相互矛盾。梁超在2011年10月16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称，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系恒通公司交给范金光贴现，李招弟系恒通公司的财务科长。梁超的上述陈述意见，与范金光在2011年10月17日、10月18日供述系恒通公司会计李敏（李招弟）交给其承兑汇票一致。而李招弟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称，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系恒达经营部交给范金光贴现，其系恒达经营部的会计，代理恒达公司的会计业务。财务科长与代理会计业务明显不同，梁超、李招弟作为夫妻，不应在该问题上作出相差如此巨大的陈述。在交付给范金光的时间上，梁超在公安机关陈述诉争承兑汇票自2011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分多次交给范金光贴现。李招弟在公安机关陈述2011年9月26日和9月28日到农行大吴支行给范金光送承兑汇票，10月11日梁超给范金光送了两张承兑汇票。其次，2011年10月16日梁超到公安机关报案，并陈述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系恒通公司交付给范金光贴现。2011年10月17日，恒通公司针对925万元承兑汇票中两张承兑汇票出具证明系背书转让给恒达经营部。2011年10月18日，恒通公司针对925万元承兑汇票中金额为300万元的承兑汇票向出票行申请挂失止付，且李招弟在该申请上签名确认。2011年10月20日，李招弟到公安机关陈述925万元承兑汇票不是恒通公司的，而是恒通公司背书转让给恒达经营部的。从上述行为来看，恒通公司既然可以在2011年10月17日针对两张承兑汇票出具证明，也就可以针对其他承兑汇票一并出具证明，而不是针对7张承兑汇票在时间上跨度达两个月分六次出具证明，而且如果925万元承兑汇票由恒通公司背书转让给恒达经营部属实，那么恒通公司就不应在2011年10月18日以自己名义向出票行申请挂失支付。更何况，在明知该汇票已交付范金光贴现的情况下，申请挂失支付的理由是“保管不慎丢失”。因此，恒通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权属的依据。再次，李招弟在公安机关陈述，自2008年开始交给范金光承兑汇票进行贴现，金额总共约有一亿元，而李荣夫持有的银行卡自2010年至2011年10月份向李招弟个人农行卡账户转付贴现款金额合计92627663.36元。除本案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外，已经支付贴现款的承兑汇票不论属于哪个法人，如此高额的交易量，不排除非因正常交易取得承兑汇票的可能性。最后，恒达经营部为证明从恒通公司通过买卖交易取得诉争承兑汇票的事实，还提供其与恒通公司之间签订的供货协议，恒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过磅单等证据。但是增值税发票、过磅单的日期为2008年至2009年6月期间，而本案诉争承兑汇票的时间为2011年9月之后，时间跨度较长，且所提供的增值税发票、过磅单，载明的金额与诉争承兑汇票的金额925万元相差较大。而李招弟同时兼顾恒达经营部、恒通公司会计业务，并结合上述前后矛盾的陈述、种种反常行为，供货协议、增值税发票、过磅单不足以证明诉争承兑汇票系恒达经营部通过买卖交易从恒通公司背书转让取得。
综上所述，恒达经营部在不能证实对诉争承兑汇票享有合法所有权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该院裁定：驳回恒达经营部的起诉。案件受理费84750元，由原审法院退还恒达经营部。
恒达经营部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恒达经营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承兑汇票享有合法所有权，农行大吴支行收到恒达经营部的承兑汇票，但未支付相应贴现款，在刑事程序中亦未追回任何款项，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作为雇主，应为其雇员范金光的职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自身管理混乱、监管失职，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过错与恒达经营部的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向恒达经营部承担赔偿责任。二、恒达经营部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审裁定驳回起诉错误。1、恒达经营部起诉的案由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非票据权利纠纷，原审裁定以票据权利纠纷的审理思路认定恒达经营部不具备票据所有权，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恒达经营部是否对诉争票据享有票据权利不是判断恒达经营部能否作为适格主体起诉的依据，只要恒达经营部客观上遭受了损失，即使该损失不是票据权利的损失，也可以要求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基于侵权关系承担责任。3、恒达经营部基于与票据前手恒通公司完成实际买卖交易行为获得票据，由于农行大吴支行的原因，导致恒达经营部未能收回相应货款。4、恒达经营部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合法取得案涉票据。恒达经营部得知丧失票据控制权后，及时申请了挂失止付及公示催告等法定程序，相关法院均立案受理，足以印证恒达经营部为案涉票据合法权利人。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被上诉人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二审辩称：1、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从未收到过案涉承兑汇票。2、恒达经营部不是案涉承兑汇票的权利人。请求维持原审裁定。
上诉人恒达经营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为：证据1、恒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恒通公司与恒达经营部存在买卖关系，且恒达经营部实际产生损失。证据2、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裁定书，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公告、停止支付通知，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裁定书，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停止支付通知书、公告、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多家法院依法受理恒达经营部公示催告申请、公告、通知停止支付、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表明恒达经营部对案涉票据享有合法票据权利且产生实际损失。证据3、本院（2014）苏民诉终字第0001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此前本院已确认本案符合立案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不当。
针对恒达经营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质证认为：1、证据1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形式，法人作证至少应由经办人签名，只能作为恒达经营部的单方陈述，恒通公司与恒达经营部由同一人实际控制，且情况说明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2、证据2展示的案涉部分承兑汇票的公示催告程序，不能确定恒达经营部是案涉承兑汇票权利人。公示催告程序权利人申报权利，说明恒达经营部并非票据权利人，且恒达经营部依据票据额度计算实际损失与其上诉理由矛盾。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裁定书只能确定恒达经营部起诉的事由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不能确定其具有本案适格原告的主体资格。
本院认为：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对恒达经营部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虽有异议，但并未否认该情况说明上印章的真实性，亦未举证证明该印章虚假，故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恒达经营部提交的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恒达经营部称无法确认原审裁定引用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内容是否有误。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对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庭审后，恒达经营部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对原审裁定引用或归纳的事实本身不持异议，但原审裁定未引用对恒达经营部有利的内容。对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恒达经营部是否系本案适格原告。
本院认为：本案中，恒通公司在案涉承兑汇票上背书，尽管恒达经营部没有在案涉承兑汇票上签章记载，但恒通公司诉讼中已出具证明，证明案涉承兑汇票均由恒通公司转让给恒达经营部。李招弟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询问时关于其是恒达经营部的会计，同时代理恒通公司的会计业务，2011年10月16日梁超报案时提交的8张承兑汇票中只有金额为2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恒通公司的，其余7张计925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恒达经营部的陈述，与范金光犯非法经营罪的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李招弟、梁超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中未兑付的金额共计927万元包含案涉925万元承兑汇票的事实并不矛盾。据此，恒达经营部以实施犯罪的行为人范金光系农行大吴支行的工作人员，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存在严重监管失职和过错为由，要求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对犯罪行为人范金光的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而提起本案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规定的起诉条件，恒达经营部属于本案适格原告。
综上所述，恒达经营部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商初字第00044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审 判 长 李道丽
审 判 员 陈志明
代理审判员 刘尚雷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庆姝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