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白民一终字第2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贵，男，1975年10月2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通榆县。
委托代理人魏旭，通榆县开通镇社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春发，男，1959年8月24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委托代理人崔洪强，男，1986年6月2日生，蒙古族，农民，现住通榆县。
上诉人王金贵、邵春发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通榆县人民法院（2015）通法兴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金贵及委托代理人魏旭，上诉人邵春发及委托代理人崔洪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一、2001年10月22日邵春发与王金贵签订一份土地转让合同，双方约定邵春发将5口人承包地及房屋转让王金贵，价款10,000.00元，由王金贵负责交纳农业税、合同款等，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止。二、一份通榆县兴隆山镇财政所出具的“证明”。证实通榆县兴隆山镇兴盛村邵春发2014年粮食直补款每亩109.67元。粮食直补面积为67.5亩。三、邵春发原系通榆县兴隆山镇兴盛村村民，后户口迁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四、邵春发与王金贵转让的土地为5口人口粮地，户主邵春发，包括邵春发妻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口粮地。五、王金贵系通榆县举隆山镇兴盛村村民。
原审认为，2001年10月22日邵春发作为家庭承包方代表与王金贵签订一份土地转让合同，该土地转让经村委会同意，并已经实际履行至今。现邵春发要求增加承包费，因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仍需交纳合同款、农业税，每年还需出义务工，但自2004年起，吉林省税费改革制度出台，免征合同款、农业税，不需出义务工，并给付粮食直补款，属国家对农业政策进行了调整，出现了情势变更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再继续履行该合同已经显失公平，故应予变更土地转让合同，增加承包费，但邵春发每年要求增加承包费10,000.00元过高，应酌情调整为宜。故判决如下：王金贵从2015年起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止每年给付邵春发土地承包费5,000.00元。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王金贵承担。
判决后，王金贵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主要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不具备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1年10月22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已经明确了争议土地流转的方式为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且从合同书内容上看，被上诉人是以书面形式将争议土地自愿交回到发包方通榆县兴隆山镇兴盛村村民委员会（下称村民委员会），而且村民委员会又以发包方作为发包主体将争议土地发包给上诉人，所以合同书中的“发包方”是村民委员会、“承包方”是王金贵，而不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将争议地流转。因此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将争议土地交回给村民委员会，自己对该地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吉林省税费改革制度的出台时间是2004年，当政策出台时，被上诉人已将争议土地交回给村民委员会，对争议土地不再享有权利、负有义务，故该案不属于情势变更原则，因此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请依法不成立，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请。其次，被上诉人全家已迁入辽宁省沈阳市，不在原居住地居住生活，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不应享有对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原审法院判令从2015年起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止每年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土地承包费5,000.00元不客观，依法无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请。
邵春发二审辩驳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判决后，邵春发不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从2015年起每年增加承包费10,000.00元。主要理由为：上诉人邵春发与被上诉人王金贵于2001年10月22日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土地面积为67.5亩，上诉人邵春发当时收取被上诉人王金贵土地转让费壹万元（10,000.00元）；同时，被上诉人王金贵为上诉人邵春发交纳农业税和合同款3,103.00元。但从2004年开始国家调整了农业土地政策，取消了各种税费，并对种粮户给予粮食直补款。这是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书时无法预见的、不可抗力的国家对土地政策的调整内容，如果继续履行该土地转让合同书对上诉人严重显失公平；如果继续履行该土地转让合同书将致使上诉人邵春发的5口家人因没有土地而无法生活，甚至无法生存。因此，上诉人请求解除与被上诉人王金贵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将上诉人邵春发家5口人口粮田67.5亩于2015年1月1日归还上诉人经营管理和使用至合同期满。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王金贵索要上诉人邵春发家5口人口粮田67.5亩的经营管理和使用权、已领取上诉人67.5亩口粮田地的粮食直补款约50,000.00元未果。上诉人邵春发无奈向通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从2015年起每年增加承包费10,000.00元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止。但通榆县人民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王金贵从2015年起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止每年给付上诉人邵春发土地承包费5,000.00元过低。因为上诉人转让的是上诉人邵春发家全部基本口粮田，结合现在的土地发包价格和国家粮食直补款项，应当按照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每年增加承包费10,000.00元予以保护。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实事求是进行依法判决，故依法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每年给付上诉人承包费10,000.00元。
王金贵在二审辩驳称，邵春发是转让承包地，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每年增长10,000.00元承包费不符合法律规定。
针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归纳本案争议焦点：王金贵应否每年增加承包费10,000.00元给邵春发。
二上诉人在二审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01年10月22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虽标明是转让合同，实质是转包承包地合同。若转让承包地，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邵春发即丧失了争议承包地67.5亩的任何相应权利义务。而本案中，受让方王金贵在获得承包地后至今仍以转让方邵春发名义获得粮食直补。可见，兴盛村村民委员会并未将争议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变更至王金贵名下。涉案的土地转让合同实质是土地转包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本案中，争议承包地67.5亩的承包费至承包期结束仅为10,000.00元，继续履行显失公平，原审将承包费变更为每年增加承包费5,000.00元（每年12月31日前给付）是合适的。经查，邵春发的女儿邵苹仍是兴盛村的户籍，邵春发并未全户迁出，邵春发作为户主，有权提起诉讼。即使邵春发全户迁出，是否收回邵春发的争议承包地的权利人是兴盛村村民委员会，而不是王金贵。王金贵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另，涉案的土地转包合同签订于2001年，变更调整承包费，亦应考虑该合同已形成多年，不宜过高，邵春发上诉请求每年增加承包费10000.00元，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王金贵、邵春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芮志成
审 判 员 张春民
代理审判员 刘 昕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和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