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6民初32564号
原告：奚皆红，住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善任（系原告丈夫），住上海市。
被告：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王兴和，该公证处代理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宝，男，该公证处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德彬，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奚皆红与被告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以下简称“东方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奚皆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善任、被告东方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宝、蒋德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奚皆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公证法》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00,000元（以下币种同）；2.判令被告按《公证法》退还原告非法所得公证费4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至2015年1月，上海信舜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舜资产公司”）以签订固定收益有限合伙合同的形式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非法集资，主犯目前还在通缉中，其他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犯非法吸收资金罪。该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告商定，由被告为每份投资委托协议履行公证程序并出具公证书，为犯罪行为提供合法证明，该行为违反了《公证法》关于公证处和公证员不得对非法行为进行公证的规定，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被告如果仅针对委托事项出具公证书，收费标准应为100元，实际上却收取原告400元，故此次公证针对的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投资委托协议。原告出于对被告及其公证行为的信任，相信该投资系真实合法的，于2014年6月4日进行投资，最终致使原告遭受了100,000元的经济损失。原告损失与被告的违法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东方公证处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被告并未对投资委托协议进行公证，仅出具了关于有限合伙人委托权限的公证书，而且原告已明确知晓相关风险。其次，从公证形式来看，原告自愿委托他人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事后受托人确实代理原告办理了有限合伙的工商登记。被告已尽到审查义务，办理委托公证及产生的后果相一致，公证文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真实合法。再次，原告遭受损失的原因是其名义上成为有限合伙人，私下却签订了固定收益的保底投资协议，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公证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刑事案件已判决犯罪嫌疑人退赔财物，该案尚未执行完毕，原告的实际损失尚无法确定。此外，系争公证行为收费确实应为100元，原告已就违规收费问题进行投诉，司法局亦对被告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收费错误与原告诉称的被告与信舜投资公司合谋骗取钱款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公证书、公证申请表、合伙协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认（实）缴出资确认书、检察建议书、（2016）沪0101刑初803号刑事判决书、工商银行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被告提交的（2016）沪0101刑初803号刑事判决书、公证申请表、出具公证书所依据的相应材料、公证受理通知单、公证受理告知书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4年6月4日，原告经信舜资产公司业务员介绍，作为甲方与上海绝佳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乙方，以下简称“绝佳资产”）、信舜资产公司（丙方）共同订立《合伙协议合同书》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投资合作服务，甲方投资金额为100,000元，年化收益率10%，实际出资日为2014年6月4日，项目结算日为2015年6月15日；乙方提供甲方出资额20%的资金，承担实际收益不足的差额；甲乙双方签订的协议由乙方审核后生效，丙方全程管理、监督以确保双方利益等事项。三方均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同日，原告与绝佳资产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作为绝佳资产的有限合伙人投资现金100,000元，投资期限一年，固定年收益为10,301.40元，到期三天内绝佳资产无条件将本金加收益总计110,301.40元打到原告账户中。
之后，原告夫妇及信舜资产公司的业务员共同至被告东方公证处办理业务。原告填写《公证申请表》一份并签名确认，该表格的申请公证内容栏目填有“委托书，本人知晓本次公证仅申请委托赴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有限合伙人登记事宜，本人对于有限合伙人投资所涉风险责任知晓并自负”。原告在被告处签署委托书一份，相关内容为：“委托人奚皆红自愿入伙上海绝佳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为上海绝佳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现委托受托人王晓鹏作为代理人，并以委托人的名义，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限合伙人的登记手续。受托人在上述代理权限内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及所实施的相关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委托人均予以认可。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2015年6月15日止。受托人无转委托权。”被告指派的公证员黄欣审查原告身份证件、绝佳资产合伙协议、入伙协议等材料后，出具（2014）沪东证字第22944号公证书，记载公证事项为“委托书签名”，证明内容为“奚皆红于2014年6月4日来到我处，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该签名行为属实”。为此，被告收取公证费用400元。
同日，原告与绝佳资产签订了《认（实）缴出资确认书》一份，确认原告奚皆红作为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100,000元，以货币作价出资。原告通过工商银行转账向绝佳资产支付100,000元。
2014年7月17日，王晓鹏作为绝佳资产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向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申请办理了合伙人变更登记手续，将原告奚皆红登记为绝佳资产的有限合伙人，合伙协议记载奚皆红认缴出资100,000元，实缴出资0元，2016年7月17日前缴清。
二、因涉及非法集资犯罪，信舜资产公司的股东金智勇、副总经理李滨、业务总监陈珑先后至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公安机关侦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黄检金融刑诉〔2016〕57号起诉书对上述三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金智勇、王晓鹏（另案处理）于2013年6月共同成立信舜资产公司和上海鼎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舜投资公司”），分别担任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被告人在公司不包括金融业务及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情况下，经事先约定，由王晓鹏负责以信舜资产公司名义对外募集资金，金智勇负责将募集到的资金以鼎舜投资公司名义对外投资营利。为规避法律规定，王晓鹏和金智勇陆续成立上海弘豪资产管理中心等二十余家有限合伙企业，并设立相应的合伙企业银行账户用于收取钱款。2013年4月起，王晓鹏、金智勇招募被告人李滨、陈珑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和业务总监，授权两人分别组建业务团队以信舜公司名义对外吸收公众存款。后二人逐步招揽数十名业务员以打电话、推荐会等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宣传公司投资信托，承诺给予客户8%至12%的固定年收益，以公证处公证、工商局备案等为诱饵吸引客户投资。业务员与客户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并以事先设立的合伙企业银行账户收取钱款，后由王晓鹏和金智勇以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身份带领部分客户前往工商机构进行合伙企业变更登记。上述企业成立后除吸收公众存款外，并无其他经营活动。客户汇款至合伙企业账户后，信舜公司将钱款转入信舜公司等指定账户。王晓鹏除将上述钱款支付雇佣团队佣金、归还客户到期本息外，其余部分转入个人或其他账户进行支配使用。经上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2013年4月25日至2015年2月25日，信舜公司以上述方式与张永耿等1153人签订1664份合同、合同金额244,109,000元；涉案企业账户吸收投资人资金206,200,000余元，支付投资人资金91,208,000余元，尚欠投资人资金115,030,000余元。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3日判决金智勇、李滨、陈珑等三名被告人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四至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本案审理中，据本院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了解，原告给付绝佳资产的100,000元已列入上述刑事案件执行退赔范围，但尚未获得退赔。
三、2017年4月17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向上海市公证协会发出编号为沪黄检金融建[2017]9号的检察建议书，就其办理信舜资产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检察建议书指出，1664份集资合同中附有公证书947份，其中涉及东方公证处的为628份，犯罪分子在两年时间内先后组织数百名投资人频繁出入公证处进行公证，实属异常。公证机构存在一定的违规之处，包括：1、公证机构未能履行告知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的义务，签名公证对应的文件是《委托书》和《认（实）缴出资确认书》，如公证人员能依法履行告知义务，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提醒作用，让委托人意识到投资风险与信舜公司承诺保本付息行为之间的差异；2、公证机构没有履行审慎审查的义务，相关公证委托人百分之六七十是60岁以上老人，按常理判断不太可能实际参与合伙企业投资、经营活动，公证机构理应审慎关注，而不应该漠然置之；3、公关证人员未能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信舜投资公司长期、批量化地办理入伙出资文书的签名公证，诸多异常之处综合反映了该公司由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可能性，而公证人员未能及时洞察公证异常现象背后的违法本质，缺乏法律工作者应有的敏锐度和警觉性。由于公证机构未能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未能严格依法履职，导致办理的公证业务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其诱骗投资人非法集资的工具，理应及时停止并加以整改，故建议对全市公证机构相关业务开展专项排查，建议公证机构依法独立履行公证职能，加强对公证员职业活动的监督，加大公证场所的法制宣传力度等。
四、2017年9月1日，上海市司法局向被告东方公证处作出编号为沪司公管罚[2017]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被告所属公证员存在超标准收费行为，其中黄欣在办理涉及绝佳资产的《委托书》签名印鉴公证时每件收取公证费400元，而根据《上海市公证服务收费标准》规定，证明其他文书上的签名、印鉴的公证收费标准为100元。故上海市司法局决定对东方公证处罚款5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156,500元。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公证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公证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存在过错。对本案所涉公证行为的分析如下：1、公证程序的合规性。本案中，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本人至公证处填写《公证申请表》，当着公证员的面签署《委托书》，公证员审查原告身份证明、绝佳资产登记资料等材料后出具相应公证书。该公证过程中申请人身份属实，本人签名，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公证书记载的委托事项合法，符合现行的《公证程序规则》。2、公证事项的合法性。原告主张公证事项包括了《合伙协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其出于对公证书的信任才进行投资。从公证书对于证明事项的表述、《公证申请表》填写的申请事项内容来看，该次公证所对应的公证事项应限于原告委托王晓鹏向工商行政管机关办理有限合伙人登记手续一事。即使如检察建议书所述，签名公证对应的文件是《委托书》和《认（实）缴出资确认书》，这两份文件均表明原告同意入伙绝佳资产并出资100,000元，未涉及投资收益回报事宜。原告认为被告收取公证费用400元，适用该收费标准表明已包含对投资行为的公证。因上海市司法局已就违规收费一事进行处罚，本次公证收费标准实为100元。被告超标准收费行为不影响公证书的效力。原告主张公证事项包括《合伙协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3、公证审查的审慎性。被告对业务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应以申请的公证事项为准。本次公证手续齐备，原告虽系60岁以上老年人，但其在公证申请表上也书面表述已知晓有限合伙人投资所涉风险责任并自负，应认定公证员已告知过有限合伙的风险责任。事实上，原告入伙绝佳资产，有《认（实）缴出资确认书》、《合伙协议》等为证，手续较完备，王晓鹏亦赴有关部门办理了合伙人变更登记手续，只是将原告应缴出资款挪作他用。此种情形并非被告在办理签名公证业务时所能预料。单就本案而言，公证书本身无误，如要求公证员为原告办理业务时审查发现犯罪分子将来的所作所为，洞悉该公证事项背后隐藏的犯罪行为，已属苛求。公证书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得出被告履行职责有过错的结论。
原告主张被告在公证活动中有过错的另一依据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发出的检察建议书。本院认为，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和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旨在帮助被建议单位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检察建议书具有法律监督和服务社会的双重功能，但其内容尚不能直接作为法院判定责任的依据。综观本案相关情节，犯罪分子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周期较长，涉及受害人上千人，黄浦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针对的不是本案原告申请办理的特定公证业务，而是非法集资活动所涉及批量公证业务的较长周期内所暴露出的问题，具有整体性、综合性、远瞻性等特点。检察建议书所提及公证机构的违规之处，是从预防违法犯罪的角度，要求公证机构在依法履行公证程序之外，承担起更加审慎、严格办理公证业务，防范公证文件被犯罪分子利用的责任。诚然，公证机构在办理业务时对申请人的法制宣传尚不充分，未能帮助申请人认识到有限合伙认缴出资与保证收益投资合同之间的差异，且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未能洞察批量公证异常现象背后的违法本质，给犯罪分子造成可趁之机，确实应引以为戒，积极采取整改措施。然而，检察建议书指出的疏漏问题建立于公证机构需要承担更高社会责任的宏观层面之上，应当有别于公证法所规定的一般过错。
从事件发展结果来看，原告陷入非法集资陷阱，蒙受经济损失，确实令人同情。但本案系公证损害责任纠纷，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需以证明被告具有法定过错为前提。根据现有证据，被告出具委托签名公证书，并无明知当事人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情形，相关公证活动中亦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所列举的过错行为，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另主张退还公证费400元，因原告申请办理的公证事项已完成，公证书本身无差错，而且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公证费由原告缴纳，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奚皆红要求被告上海市东方公证处赔偿100,000元并退还公证费4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2,308元，由原告奚皆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仲 健
人民陪审员 薛为安
人民陪审员 王文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 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第四十三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四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
（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
（二）毁损、篡改公证书或者公证档案的；
（三）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四）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出具公证书的；
（五）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者不真实的；
（六）对存在错误的公证书，经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仍不予纠正或者补正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第五条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