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56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国臣，男，1960年10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姜超峰，北京广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中启，男，1959年5月6日出生。
上诉人崔国臣因与被上诉人刘中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3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国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中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没有理清本案的事实关系，导致认定错误。我要求继续履行的合同与黄×的合同并不冲突，一审法院对于我提交的补充协议不予认定错误。我在本案中提交的租赁合�系刘中启在另案中提交的，且刘中启认可该合同系与我签订的，不存在瑕疵和证据不足的情形。
刘中启辩称，我不同意崔国臣的上诉请求，认可一审判决的结果，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崔国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我于2010年8月25日开始在23号院经营火锅店，在其后几年，我先后投资270万元对所租房屋进行三次精装修和购置设备。2013年4月10日，我和刘中启经友好协商签订了刘中启将23号院酒楼整栋房屋出租给我的房屋租赁协议，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为三年，自2015年2月18日至2018年5月1日，租金每年48万元。从2014年7月初我多次按照合同约定给刘中启交纳房租，均遭到刘中启无理拒收，并且刘中启于2014年8月31日无端将租赁房屋房门关闭加锁，我爱人因此犯心脏病。2014年9月10日，刘中启再次封锁大门，一直到�在，致使我无法正常经营。故我现起诉要求法院依法判令：一、刘中启继续履行2013年4月10日与我签订的《租赁合同》；二、刘中启打开23号院房屋正门的锁，租赁期限自刘中启打开正门锁之日顺延，租金自刘中启打开正门锁之日起算；三、刘中启赔偿我停业损失4万元（实际损失按每月4万元，自2014年9月10日至刘中启打开正门锁之日计算）；四、刘中启支付违约金5万元；五、在租赁期限内刘中启不得干扰我的正常经营；六、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刘中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29日，刘中启（甲方）与黄×（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一、甲方将房屋及场地设备租赁给乙方使用；二、租赁期限为3年，自2010年2月18日至2013年2月17日；三、每年租金按半年一付，下次提前30天付清，年租金为40万元；五、租赁期间，乙方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可以转让给第三方，但须通知甲方，现有设备可以定为12万，如乙方改造和装修必须通知甲方，原始房屋结构不能私自乱动；十一、本合同违约金为人民币5万元……。后附设备清单一份，内容为：楼上空调6个、挂机1个、宿舍空调挂机1个……
2013年5月16日，刘中启（房屋产权人）、崔国臣（现经营人）向海淀区消防支队出具《关于我店因招商引资商户需装修升级的报告》，内容为：我店属于小产权老房，因年久失修原装修附着物及线路已濒临老化，再加上小店亏损严重，为了维护房屋质量，杜绝安全事故隐患和扭亏为盈，特由现经营者招商引资商户（合作形式不限）和对房屋进行投资装修改造。特此报告。
2015年6月，黄×起诉刘中启要求�除其与刘中启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并要求刘中启返还租金、支付违约金、设备转让费及赔偿装修损失。审理中，黄×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明：
2013年8月15日，刘中启出具的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黄×交来23号楼二层楼租金23万元（分别是2013年7月30日建行转款10万元，2013年8月15日收现金13万元）。此租金已交至2014年2月17日。
黄×向刘中启发送的要求支付2014年2月18日以后租金的快递邮件。对此，刘中启表示：快递我没有收到过，况且即便黄×想交给我钱，我也没法收，因为按照合同约定租金是半年一交，崔国臣已经在2014年1月28日给过我一个20万元，所以我不能再收了，我只能收半年的租金。
2014年2月15日至2月17日，黄×向刘中启发送的手机短信，证明刘中启拒绝接收租金。对此，刘中启表示：我只记得黄×给我打过电话，当时黄×说要交房租，我说交什么房租，黄×说交2014年的房租，我说2014年的房租你的手下已经交了，黄×问谁交的，我说崔国臣交的，2014年1月28日交了20万元，短信我没有见到过。
2010年8月25日，黄×（出包方，甲方）与崔国臣（承包方，乙方）签订的《承包协议》，其中约定：依据甲方于2009年12月29日与该房产权人刘中启签订的“租赁合同”和2010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合同内容，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本合同所涉房屋所有权23号院，独二层楼整体面积，该房屋的产权人为刘中启。现经该房屋产权人同意，甲方将该房的餐饮店及随同所有设备、物品承包给乙方自主经营；二、承包期限从2010年8月25日至2015年1月18日；三、承包费每年50万元，季付，即每三个月缴纳一个季度的承包费12.5万元，除了第二季度付款时间限于首次交款日前15天交付，从2011年6月份后按押一个月付三个月形式交付，承包够三年后按半年支付；六、承包期三年够后承包金为51万元，如转让给乙方，则转让费为29万元；九、在承包期内，甲方允许乙方优先有承包形式改变为转让形式，转让费定为30万元（三年后29万元）（其中含付给房屋产权人的12万元），甲方负责向房屋产权人办理转让换租手续，换租后签订的合同内容及租金价位应同于现房屋租赁合同内容、价位不变……。黄×在该案中提交《承包协议》用以证明，2014年1月17日刘中启在出庭作证的时候表示已经与其解除了租赁合同，如果刘中启不与其解除合同，其还可以继续将房屋承包给崔国臣，其租给崔国臣的房屋是51万元，刘中启租给其是43万元，中间有8万元差价，也即如果刘中启不解除合同，其还能继续得到8万元的利润。
刘中启对《承包协议》的质证意见为：没见过，真实性不认可，崔国臣是2014年1月28日交给我的20万元，在此之前的2014年一月十几号，我找黄×要房租，黄×说让我找崔国臣要房租，因为大家都知道崔国臣是给黄×经营饭馆的，我一年见不着黄×几面，大部分时间都是崔国臣与我打交道，2014年1月28日崔国臣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已经给我准备好房租了，让我去取，我说正好有点事，等我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我办完事情之后回去人就不见了。
在该案中，刘中启有如下陈述：我只与黄×有协议，与崔国臣没有协议，我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是承包关系，直到去年崔国臣与黄×有纠纷，我才知道他们两�之间是承包关系；关于补充协议，考虑到黄×想做的锡盟羔代理，如果租期太短没法做，北京就这么一家，所以经我们商议把租期延长了两年。事实上，之前黄×一直不让崔国臣和我联系，是因为后来产生纠纷了我才知道的他们之间承包的事情。
2014年，黄×起诉崔国臣合同纠纷一案中，黄×主张依照《承包协议》约定，自2013年8月25日起，崔国臣承包期满3年，承包费依约应当按半年支付，但崔国臣拒不支付承包费。2014年1月，崔国臣与刘中启达成转让协议，由崔国臣直接支付给刘中启12万元转让费。崔国臣存在诸多违约行为，故要求解除双方2010年8月25日签订的《承包协议》；崔国臣支付2013年8月25日至2014年4月25日期间拖欠的承包费297500元；崔国臣支付违约金5万元；崔国臣支付转让费17万元及经济损失1万元。
审理中，崔国臣辩称，2014年1月17日后，涉案房屋由房屋所有权人刘中启开始使用，我只是受雇于刘中启在此处帮刘中启管理店面。我曾代黄×向刘中启支付了12万元的设备、物品费用，这笔款项实为我预先支付的2013年10月25日至2014年1月25日的承包费。依据黄×与刘中启之间签订的合同，黄×无权转租涉案房屋。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09年12月29日，黄×（乙方）与刘中启（甲方）签订《租赁合同》……2010年8月15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租期延长2年，自2013年2月18日至2015年2月17日止，年租金43万元……另查，一、崔国臣与案外人赵×于2013年5月1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因锡盟羔火锅店遇有资金困难，为了减轻压力，使火锅店能够良好运转，双�自愿在锡盟羔投资合作经营餐饮，正、快餐两部统一管理，分部核算，正餐部由崔国臣负责，快餐部由赵×负责……2013年5月，崔国臣将涉案房屋重新装修，分为锡盟羔火锅店和好大嫂农家菜、刀削面两部分进行经营。黄×提交的录像材料显示，崔国臣于2013年5月将涉案房屋全部进行了重新装修，原有的装修均被拆除。二、黄×于2013年8月15日向刘中启交纳涉案房屋的租金至2014年2月17日。三、2013年9月14日，刘中启与崔国臣签订“付款凭据”，载明：今经黄×本人来电话请求崔国臣、刘中启及三方协商同意，由崔国臣提前支付给黄×2013年10月25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部分承包费6万元，该6万元款项由崔国臣替黄×支付给刘中启，作为替黄×本人支付给刘中启的饭店设备、物品款（黄×欠刘中启设备、物品款共计为12万元，本�支付6万元，黄×余下欠刘中启设备、物品款为6万元）；2013年11月17日，刘中启与崔国臣再签订一份“付款凭据”，载明：根据黄×本人请求同意以及黄×、刘中启、崔国臣三方事先协商同意，由崔国臣支付给黄×2013年10月25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剩余承包费6万元，该6万元由崔国臣替黄×支付给刘中启，作为替黄×本人支付下欠刘中启的设备、物品款6万元。截止本6万元结清，确定黄×与刘中启租赁合同涉及到的黄×欠刘中启设备、物品款共计12万元全部结清，刘中启、黄×、崔国臣之间的租赁，承包合同涉及到的12万元设备、物品条款自行作废终止，并不再出现涉及该内容的条款。就该二份“付款凭据”，黄×认可其知晓崔国臣付款12万元给刘中启，但不认可是其要求崔国臣支付的，亦不认可该款项的性质是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的承包费。崔国臣未举证证明该12万元是应黄×要求而支付，亦未举证证明黄×同意将这12万元作为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的承包费。四、崔国臣的证人刘中启出庭作证，称其认为其与黄×的租赁合同应是从2014年1月17日就解除了，之后其收回了涉案房屋，从2014年2月17日开始刘中启住院，就将涉案房屋的店面交给崔国臣经营管理，其每月支付崔国臣1万元报酬。但刘中启未就上述主张举证。另，刘中启称其之所以收取了崔国臣12万元，是因为崔国臣把屋子里的装修和设备都毁了，其必须收回损失；刘中启将涉案房屋租赁给黄×后，黄×曾经装修过壁纸、刷过墙漆，门头改了，厨房也进行了改造。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崔国臣与刘中启签订的两份“付款凭据”中均无黄×的签字，崔国臣亦未举证证明该12万元系应黄×的要求支付，及黄×认可将该12万元作为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的承包费，故崔国臣主张该款实为其代黄×支付，抵作了2013年10月15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的承包费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崔国臣称2014年1月17日后涉案房屋处的店铺已经被刘中启收回，其只是作为刘中启聘用的经理在此帮刘中启经营。就其该项抗辩意见，因崔国臣及刘中启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刘中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与黄×正式解除了合同，并有权收回涉案房屋，故法院对崔国臣的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根据黄×提交的录像资料显示，2013年5月崔国臣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时已经将房屋原有的装修、设备、物品均破坏，其应当就此向黄×支付装修、设备、物品等的价值损失。依据协议条款的约定，双方履行协议满三年后，所有原装修、设备、物品的价值为29万元，其中房屋产权人的设备、物品等价值为12万元，故黄×主张崔国臣应支付其17万元具有事实依据，法院对黄×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最终判决：一、解除黄×与崔国臣于2010年8月25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二、崔国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黄×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4月25日期间的承包费297500元；三、崔国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黄×违约金5万元；四、崔国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黄×装修、设备、物品等价值损失17万元；五、驳回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崔国臣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5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10月，崔国臣将刘中启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刘中启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协议和补充协议，将房屋交付其使用；刘中启停止违约行为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刘中启赔偿经济损失6万元。后崔国臣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刘中启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其停业损失、装修损失、购买设备损失共计100万元。
审理中，崔国臣提交了一份其（乙方）与刘中启（甲方）于2013年4月1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房屋及场地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为3年，自2015年2月18日至2018年5月18日；每年租金按半年一付，年租金为48万元……。同时，崔国臣还提交了一份《收房屋租金凭证》，内容为：收崔国臣交来23号院酒楼整体面积房屋租金22万元，该房屋租金已由崔国臣结清至2014年8月17日，从即日起该房屋属于崔国臣直接从刘中启手中租赁，甲乙双方从即日起履行双方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从2014年8月18日以后年租金按每年48万元执行。甲方（收款人）处有刘中启的签字字样；乙方（付款人）处有崔国臣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23日。刘中启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我都没有签过；2014年2月17日之前，黄×应当支付我2014年的房租，但是没有给；2014年1月28日，崔国臣交给我20万元，因为一直是崔国臣在替黄×交房租，所以我以为这20万元的房租是黄×交来的，另外2万元是今年的3、4月份给我的。
后刘中启对上述两份证据提出笔迹鉴定申请。2014年12月3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为：1、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10日的《租赁合同》第3页落款甲方处的“刘中启”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23日”的《收房屋租金凭证》上落款甲方（收款人）处的“刘中启”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刘中启对鉴定结论没有异议。崔国臣表示对鉴定结论没有异议，只是对样本有意见。2014年12月17日，崔国臣申请撤回起诉，表示等把其与黄×的案件弄清楚后再决定是否起诉。
刘中启对于其在黄×诉崔国臣合同纠纷一案中作证时的陈述,即“我与黄×的租赁合同应该是从2014年1月17日解除，从2014年2月17日开始我住院，将房屋交给崔国臣管理，每月支付崔国臣1万元报酬”的解释是：崔国臣和黄×打官司，崔国臣的律师来找到我，让我帮他们这么说，所以我才这么说的，但是这不是事实。对此，崔国臣表示:当时我与刘中启确实是这么商量的，但是最后没有履行。2014年1月份黄×不干�，让我去向刘中启交房租和设备费，并跟我商量一人承担一半，我跟黄×说，这是你自己惹的事情，你自己掏钱，我不掏，黄×说他也不掏。因为没交钱所以刘中启就锁门了，刘中启要求我涨5万元房租，我没有同意，但是后来饭店也还是一直我在经营。我认为我们是租赁关系，因为刘中启虽然一直说给我1万元，但是没有履行。收房屋租金凭证是我打印的。凭证上刘中启的签字是他签的，签完之后给我的。
崔国臣在本案中提交2010年8月15日的《补充协议》，内容为：“附：租期延至2年，自2013年2月17日至2015年2月18日止，年租金43万元。每年租金按半年一付，下次提前30天付清。租金中不含水费、电费、卫生费等其他费用。上述费用由乙方另行交纳给甲方，乙方逾期未交纳上述费用，应向甲方交纳滞纳金，每日按交费总额的2%计算，年租金为43万元。”该《补充协议》上甲方处有刘中启的签名，乙方处有黄×、崔国臣的签名。刘中启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从未与崔国臣签订过该份《补充协议》。
在黄×起诉刘中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黄×亦提交过一份《补充协议》，但与本案中崔国臣提交的《补充协议》有以下不同：第一、乙方以及乙方签字处均没有崔国臣签字，仅有黄×的签字；第二，延长的租期为自2013年2月18日至2015年2月17日。本次诉讼之前，崔国臣没有提交过上述《补充协议》，且之前的多次诉讼过程中，崔国臣亦从未表示签署过三方合同或协议。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中启有如下陈述：崔国臣提交的那份假合同之前经鉴定不是我本人签字，我怎么可能和崔国臣签订那么一份合同�里面还包含我赔他钱的内容，这是不可能的。5万元不是我要求涨租金，而是因为黄×扩大了房屋面积，增加了30平米，而且是在其扩大了一年之后我才要的5万元。到后来黄×不但不给租金，连5万元都不给了。我确实和崔国臣签订过一份合同，约定租期从2015年开始，当时为什么签，就是因为崔国臣跟我说有这份合同才能去招商引资。按照惯例，都是黄×给我上半年的房租，崔国臣给我下半年的房租，一直都是这么操作的。而且，当时我与黄×的房屋租赁合同还没有解除。
经法院询问崔国臣，刘中启所述增加30平米的事情是否属实，崔国臣表示:2013年我增加了一个30平米的门脸，所以刘中启要求我们增加5万元房租，但是之后又要求增加5万元。
本次诉讼中,崔国臣持前次诉讼中刘中启提交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为证据,要求刘中启继续履行该《租赁合同》。对此，刘中启表示：之前诉讼中崔国臣不认可我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现在又以此租赁合同要求我继续履行,既然说我的合同是假的，还履行什么。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租赁合同、承包协议、司法鉴定意见书、（2014）海民初字第11240号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0295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之前的诉讼中,崔国臣要求刘中启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并提交2013年4月10日与刘中启签订的《租赁合同》及《收房屋�金凭证》作为其证据。审理中，经鉴定上述两份书面材料中刘中启的签名均不是刘中启本人签字。现崔国臣持《租赁合同》复印件再次提起诉讼,证据不足。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刘中启已将本案争议房屋出租给黄×,且双方未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故即便刘中启与崔国臣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其亦无法对抗之前刘中启与黄×签订的、尚未解除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不存在崔国臣所主张的继续履行合同的问题。崔国臣在本案中提交的《补充协议》，因与之前生效判决中确定的《补充协议》之内容存在严重不符，且刘中启对此不予认可，故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现崔国臣起诉要求刘中启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崔国臣以双方有租赁合同为依据，要求刘中启打开争议房屋的大门、赔偿停业损失、支付违约金及不得干扰其正常经营之诉讼请求，亦均于法无据，法院亦不予支持，双方之纠纷应基于其它适当之法律关系予以解决。需要指出的是，崔国臣、刘中启在之前的诉讼中，均存在不如实陈述的情况，法院对崔国臣、刘中启的错误行为提出严肃批评。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崔国臣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诉讼之前，就本案诉争房屋产生了多个诉讼，崔国臣与刘中启在相关诉讼中对于双方之间关系的陈述前后不一，均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崔国臣在前一次诉讼中起诉要求继续履行所依据的《租赁合同》及《收房屋租金凭证》经鉴定均不是刘中启本人签字。本案中，崔国臣又依据刘中启在前一次诉讼中提交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刘中启虽认可该合同系与崔国臣签订，但主张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关系，系为配合崔国臣进行招商应其要求签订的。经核实在前一次诉讼过程中，崔国臣对于刘中启提交的该份《租赁合同》不予认可，现又作为己方证据进行主张，足以让人产生合理怀疑。综合数次诉讼的情况，鉴于崔国臣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关系或者双方履行了租赁合同，且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刘中启�黄×就诉争房屋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在崔国臣两次起诉时，刘中启与黄×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未解除，在此情况下,即便刘中启与崔国臣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客观上也不具备履行的可能。崔国臣虽在本案中提交了《补充协议》，因与之前生效判决中确定的《补充协议》之内容存在严重不符，且刘中启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崔国臣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崔国臣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崔国臣就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基于其它适当法律关系进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千零五十元，由崔国臣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二千零五十元，由崔国臣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磊
审 判 员 范 磊
代理审判员 朱文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明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