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民终20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某，男，197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某，男，1962年3月1日出生，回族。
委托代理人：李菲，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晨，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某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邹士柏，辽宁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男，195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邹士柏，辽宁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金某某，女，197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苏某某与被上诉人王某某、沈阳某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刘某某、原审第三人金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3年12月3日做出（2013）沈河民三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王某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5月15日做出（2014）沈中民一终字第62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5年11月11日做出（2015）沈河民四初字第1001号民事判决，苏某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组成由审判员高悦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邹明宇、代理审判员刘小丹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某某原审诉称，某某公司、王某某于2009年8月14日与苏某某约定某某公司、王某某向苏某某借款人民币30万元，2009年借款现金给付人民币20万元，2010年1月25日转账支付给案外人赵某的银行卡10万元人民币。时至今日，某某公司、王某某没有按定偿还苏某某借款，经苏某某多次催要，某某公司、王某某以种种理由推托不予给付，为维护苏某某的合法权益，请法院判令：某某公司、王某某给付苏某某借款人民币30万元；诉讼费由某某公司、王某某承担。
某某公司原审辩称，苏某某今天所述事实借款发生的时间是第四种说法了，之前说是30万元是一次性支付给王某某的，2015年6月10日开庭说2009年8月14日给现金10万元，其余20万元转给赵某。在庭审中对于借款支付的方式和日期出现了四次说法，且均不一致，我方认为本次诉讼是虚假诉讼。借条是后补的，民间借贷纠纷，不让其当场写借条，不合乎情理，更加验证本次诉讼是虚假的。关于借条的时间，在第一次庭审时说是当天出具借条，当天出具利息确认书，这次又说是2009年9月出具的借条，2012年给补的利息确认书，某某公司想说明，在二审的时候，苏某某陈述出具的借条后补的是几个月之后，如果从8月开始，几个月应该是11月份，如果要从王某某提供的票据时间来看11月份之后应是在2012年，因此，从时间来看，苏某某这次的起诉状不能自圆其说。某某公司发表辩论意见：苏某某和王某某的事实陈述前后矛盾：在原一审时，苏某某和王某某均称30万元借款是某某公司用于还药款了，尤其是王某某更是活灵活现地指出是还王某丙1998年的药材款。当原一审指出1998年某某公司尚未成立，并判决由王某某个人还款后，二审中苏某某和王某某又绝口不再提还药款，改口称30万元借款是用于某某公司在武汉的融资费用。某某公司认为，苏某某和王某某首先应当明确，他们对事实的陈述如此前后矛盾，哪个是真实的，并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说谎。二、不存在某某公司指派刘某甲、王某某等人前往武汉融资的事实，更不存在为融资花费30万元的事实：1、武汉融资真相：王某某、刘某甲等人武汉之行的唯一成果就是获取一张一千九百万元的国债凭证，但这张国债凭证的所有人是刘某甲的儿子赵某，不是某某公司，说明王某某、刘某甲等人武汉融资是为赵某或刘某甲、苏某某、王某某他们自己，不是为了某某公司。2、王某某在二审时的“补充上诉——关于融资的事实经过”中承认，武汉这次融资是“刘某甲和薛某某商议决定的，由刘某甲安排赵某、李某某、金某某、王某甲、还有我到武汉融资”，...“到武汉后刘某甲将其干儿子苏某某叫到武汉，他（苏某某）提出融资的费用他可以出，资金到位后必须给他一部分”。由此可见，武汉融资不是某某公司指派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为某某公司融资。第三、苏某某和王某某从二审开始声称30万借款是用于武汉融资的费用，而借条上明明写有还药款字样，请苏某某和王某某对此作出解释。第四，从前往武汉的人员来看，赵某、金某某、李某某、苏某某、王安全、陶谦、薛某某、刘某甲等人，均不是某某公司单位人员，而王某某也非某某公司委派，因此，这些人在武汉或往返武汉的花费与某某公司无关，为这些人产生的花费所借之债更与某某公司无关。第五，如果是为某某公司融资花费，票据为何长期（2009年8月14日-2014年4月15日）留在个人手里，不及时找某某公司报销呢？某某公司认为正是由于某某公司没有委派，所以他们一直不敢拿出来报销。三、所谓30万借条是苏某某、王某某、刘某甲等人恶意串通，骗取苏某某的假证：第一，借条形成时间不合逻辑：三十万元巨额借款，为何当时不写借条，而要一年之后补写借条呢？2009年5月20日，刘某甲在武汉办1千万元的承兑汇票，转入赵某卡上10万元，8月14日转入10万元，借条十几个月后补的，一年后，又让王某某补的利息确认书，通过苏某某对事实经过的表述，暴露出如下问题：1、王某某称只去武汉一次，而苏某某称去两次，究竟是去一次来是两次，2、从王某某提供的机票等显示，去武汉时间发生在2009年10月12日，苏某某称发生在5月、8月，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王某某称去武汉市办大额国债，事实上为赵某办回了一千九百万的国债，苏某某称去武汉借出30万元，是帮刘某甲办1千万元的承兑汇票，苏某某借出的30万元究竟是办承兑汇票还是大额国债。苏某某称以前不认识王某某，苏某某凭什么相信王某某2009年5月份借给王某某20万元不写借条，8月份累计30万元还不写借条，非要后补借条，而且既然称30万元是借给某某公司的，那么补借条时为何不要求加盖某某公司公章。既然苏某某初识王某某，让王某某借款二、三十万元而不要利息不符合常理。而后补借条时又约定了利息，那么利息约定为何不一并写在借条上，非要再补写一份关于利息的确认书？虽然苏某某称30万元借口是从其银行卡取出或者专一出，但至今不敢出示银行提现和转款的凭证，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苏某某必须出示上述凭证，否则只能认定苏某某转款或提现的事实没有发生。第二，某某公司在原一审时就认为30万元借条是后伪造的，申请对借条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苏某某马上将借条进行塑封，破坏了借条的原状，导致无法鉴定，苏某某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为何如此惧怕鉴定。第三，当时某某公司有20万元现金在刘某甲手中，如果是为某某公司办事，这20万元足够各项费用支出，没必要向苏某某另借30万元。第四、没有证据显示苏某某在2009年11月在武汉提款或转款30万元，也没有证据显示王某某、刘某甲等人在武汉花费30万元。因此，借款30万元的事实不存在。第五、苏某某和王某某、刘某甲之间明显存在默契剖和，恶意串通的事实，目的就是想将某某公司赖上。例如：1、在原一审时他们三人均称借款用途是还药款，而二审时统一改口称借款用途是武汉融资费用。2、原一审时三人均称是30万元现金交给王某某，二审时统一改口20万元是转帐。3、起诉前（2012年）王某某还为苏某某出具利息确认书，企图损害某某公司利益。4、苏某某钱打入赵某卡上，王某某没收到钱为何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字？原一审时王某某为何还承认收到现金30万元；5、二审时王某某称实际借款29万元，为何在30万元借条上签字确认？6、刘某甲与王某某此前曾多次默契配合，恶意串通损害某某公司利益，他俩早就欺骗某某公司的老搭档。例如：在某某公司并不欠王某乙欠款的前提下，2009年6月1日由刘某甲授意，宋署光（证人）执笔，王某某签字盖章三人默契配合为王某乙出具了49万元欠条，王某乙通过这起诉讼（2011）沈河民三初字第494号得到65.89万，王某某从中得到30.1万，可想而知，王某某得到30.1万元里面能没有刘某甲的利益吗？本案已报经侦和检察院。鉴于借款存在上述诸多疑点和不合情理之处，某某公司认为，借条实际上就是刘某甲、王某某这对老搭档借助刘某甲干儿子苏某某伪造的，目的是骗取某某公司财产，只是由于他们在王安祥借条时间早于某某公司成立时间上没有衔接好，使他们编造的还王某丙药款之说没有得手，便又称是为某某公司武汉融资的费用。四、退一步讲，即使单从30万元借条来看，某某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还债责任：该借条上没有某某公司的公章，借款人的位置只有王某某的签名，在借条日期下面有刘某某签名并标注还药款三字。无论苏某某和王某某的哪个说法，这笔借款均与答辩人无关。首先，如果按苏某某和王某某在原一审的说法，三十万元是还王某丙的债务，则如原一审判决所认定，王某丙的债务形成于某某公司成立之前，与某某公司无关，在此背景下，刘某某签字并标注还药款，很明显他不是为某某公司标注还药款，那么借条上30万元借款与某某公司无关。其次，如果按苏某某和王某某在二审的说法，该三十万元是用于融资的费用，那么刘某某在此情况下标注还药款三个字，说明刘某某对借款一事根本不知情，“还药款”是在王某某的欺骗下写的，对此某某公司认为，刘某某签下的是与事实相反的内容，这个与事实相反的签字，不可能是对事实的确认。因此，借款用于武汉融资费用这种说法所编造的30万元债务同样赖不到某某公司头上。综上所述，请求贵院驳回苏某某对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王某某原审辩称，一、苏某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王某某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主体不适格，王某某与苏某某之间不存在借款不同意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和义务。苏某某请求判令王某某给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请应予驳回。二、苏某某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所述与事实严重不符。1、所谓的“借款时间”是2008年期间，而非2009年8月14日。2、所谓的“借款数额”是29万元，而非30万元。其中现金9万元、转帐案外人赵某银行卡中20万元，并非“30万元现金”。3、所谓的“现金借款交于王某某”根本不存在，并没有王某某收取苏某某30万元的事实。4、所谓的《借条》的“出具时间”并非借款“当日”。借条是由苏某某书写出示，后期找到王某某及刘某某补签。5、所谓《确认书》亦并非“借款当日”所出具。该事实已于原一审查实，系王某某于2012年10月份后补签字。另，《确认书》经查为事后所补，苏某某应单独证明存在利息，否则，其主张利息的诉请不成立，应予驳回。三、本案应当追加刘某某、刘某甲、赵某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便于查清案件事实。刘某某是《借条》中的借款人，刘某甲、赵某是实际借款人，向苏某某借款的人是刘某甲、赵某，借款主要用于刘某某任法人的沈阳某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引资事宜。该三人与本案诉讼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四、本案涉案的“29万元”所谓“借款”实为案外人刘某甲及其儿子赵某所借，借款发生于武汉，主要用于某某公司融资、引资事宜，引资过程赵某、苏某某、刘某甲、金某某均语气中，刘某甲、刘某某全盘掌握，王某某与苏某某并不相识，只是作为公司代表、经办人被刘某某安排协助前往。之所以在《借条》和《确认书》中签字，完全是其出于善意和无知的表现，并不代表其与苏某某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本案29万元借款应为某某公司的借款或刘某甲或刘某甲及其儿子赵某的借款，与王某某个人无任何关系。五、涉案的“29万元”融资欠款已经由某某公司于2012年6月1日支付给案外人刘某甲和金某某（金某某是刘某甲的儿媳、赵某的妻子），由刘某甲和金某某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记载“此款用于偿还王某某融资借款”。至此，该笔融资欠款已由今方药业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全额支付给实际借款人“刘某甲”、“赵某”、刘某甲、金某某应当将该笔29万元还给苏某某。该事实足以说明，某某公司对该笔债务是知情和认可的，同时其已经以实际行动就该笔债务予以清偿，至于苏某某是否收到该笔还款尚需法庭予以调查。即便在本案中认定还款主体，也应当不是某某公司或刘某某，就是刘某甲或赵某，绝对不应当是王某某。
刘某某原审辩称，刘某某不应被列为第三人，刘某某就是在借条的日期下面签上名字，注明还药款，产生签字的背景是王某某拿着已经形成的借条来找刘某某，告诉刘某某是还王某丙药款，王某某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股东之一，又是刘某某的老战友，刘某某出于对他的信任，没有对他产生怀疑，所以就按他所说签字，注明还药款，如果刘某某知道王某某是在给他设坑，刘某某不会签字往里跳，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借条，刘某某在日期的下面签上名，写上还药款，那么如果说还王某丙的药款，那么事实已经证明，还王某丙的药款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给予确认还药款不能仅凭这几个字和王某某所说，还要配上购买药材的合同和凭证，在这种情况下，刘某某才能确认自己所签的字产生效力。如果由苏某某和王某某所讲，这笔借款是到武汉去了，是武汉的融资，而且还说是刘某某派去的，刘某某不知道去武汉融资的事实，更不知道融资花了这些钱，而且是为今方药花的，从刘某某签字还药款这三个字可以证明刘某某不知情，如果知情，怎么能写还药款，因此，说刘某某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了王某某的欺骗才签的字，标注的还药款及因此刘某某的签字不产生法律效力，而且这笔钱刘某某也没有分到一分钱，也知道是谁借的钱，谁用的钱，因此，不应该列刘某某为本案的第三人。请求法庭驳回苏某某和王某某等人对刘某某的诉讼请求。
金某某原审述称，我和赵某是夫妻关系，关于融资的事情我们都不清楚，是刘某甲、王某某让我们去帮忙，说是办国债，让我们跟着去武汉，当时钱是打到赵某卡上的，我们和老总一起去的武汉，钱不可能是我们花了。王某某答辩称29万元的钱是今方药业说要改股权，让我当一天的法人，今方药业融资的时候欠了一笔欠款，欠了我家一笔钱，所以还了我29万元，与本案涉及的款项没有一点关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某书写借条一份，写明：“苏某某借给某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借款人：王某某。2009年8月14日。”借条下方有刘某某的签字，并写明：“还药款。”在本案原一审，（2013）沈河民三初字第123号苏某某诉称借条系2009年8月14日形成，并于当日支付现金30万元给王某某。2015年6月10日本案第一次庭审中，苏某某对于借款方式的陈诉为：“2009年5月支付现金10万元，8月14日汇到赵某名下余款。”2015年10月14日，苏某某陈诉：“欠条为2015年1月25日之后书写的，刘某某现场签的，借款日期是因为之前已经转了20万元，所以日期写的是2009年。”关于借款用途，原审一审苏某某诉称该借款为偿还案外人王某丙的借款。后苏某某陈述“该笔还药款与本案不是一笔。”苏某某称该借款系在某某公司委派刘某甲、王某某等人去武汉融资时所花费的费用。
另查明，案外人赵某的交通银行卡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09年该卡无交易记录，2010年1月25日有一笔10万的进账。
原审法院认为，借条是表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本案中的借条从形式上，虽然借条上写明了“苏某某借给今方药业有限公司”，但某某公司并没有在借款人处加盖公章。借款人处为王某某签名。法定代表人刘某某在借条尾部签字，但写明：“还药款”。该还药款与苏某某主张的借款用途不一致。苏某某与某某公司、王某某原来并不认识，而三十万元人民币如此巨额资金，先给付借款后出具借条，作为初次合作的双方不符合常理。同时苏某某主张借条是在沈阳黄寺广场附近的肯德基内由王某某和刘某某出具，因某某公司办公地点在沈阳市，苏某某完全可以要求某某公司加盖公章，但是显然该借条并未加盖公章,该借条从内容到形式均存在瑕疵。同时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苏某某向法院提供了借条一份，某某公司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苏某某还应当证明借款实际给付。苏某某对于借款事实陈诉前后矛盾，转账和现金借款金额多次变更，借款时间多次变更。最后一次庭审陈诉同时苏某某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收款人为赵某，不是本案的被告。苏某某亦未能证明2010年1月25日的转款系苏某某给案外人赵某转款。按照2015年10月14日庭审中苏某某所述，该日期苏某某仅向某某公司出借人民币20万元，剩余10万元为2010年1月25日转账，而借条为之后出具，而借条下方的日期写明为2009年8月14日，不符合常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苏某某的诉讼请求。诉讼费9200元，由苏某某负担。
宣判后，苏某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主要证据借条完全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事实。借条由当时某某公司的副总、股东之一的王某某及法定代表人刘某某亲笔签字，借条上是否加盖公章，不是苏某某的过错，不影响借条的效力。刘某某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是有效行为，理应承担责任。因某某公司没有按承诺的时间偿还借款才在统一借款数额后补签的借条，时间书写在第一次给付借款的时间，是为了计算利息的起始时间，没有法律规定后补借条是无效行为。二、苏某某已实际给付了借款。有证据证明苏某某2009年12月18日自带5万现金，然后又在武汉交通银行提取现金5万元，共计10万元当天交给赵某、李某某，当晚其二人代表某某公司交给了出票人王某甲，为某某公司办融资用。当时上午苏某某应王某某要求给赵某交通银行卡转入10万元，用于某某公司的融资使用。以上事实，有王某甲给赵某当日出具的收条为证。某某公司的销售处长宋曙光、某某公司委托代理引资的刘某甲和李某某在一审时均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王某某也承认。苏某某在原审庭审时陈述的给付款项时间不准确，是因为苏某某起诉时间是2012年，苏某某获得收条之后，没再保留提款凭证及转款凭证，因时间久远所以对给付借款的时间记忆不准，现苏某某已通过银行调取了转款凭证及提款凭证，还原了事实真相。三、借款的用途不影响借贷关系的存在。苏某某将借款给付之后，没有权利监管某某公司借款的使用去向及用途。综上，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某某公司、王某某、刘某某偿还苏某某借款30万元并承担借款利息。
某某公司二审辩称：苏某某对借款事实的描述一变再变，根本不可信。关于30万元借款是现金还是转账及借款发生的时间，苏某某至今有五个不同的版本。对借条形成的时间同样一变再变，借款用途前后也不一致。本案是苏某某、刘某甲、王某某等人串通虚构的一个假案，明显存在许多疑点、不合常理和前后矛盾之处，三人明显存在恶意串通、默契配合、损害某某公司的行为。不存在某某公司指派刘某甲、王某某等人前往武汉融资的事实，更不存在为融资花费30万元的事实。退一步讲，苏某某至今没有完成对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举证义务。
刘某某二审辩称：刘某某在借条上签字写还药款是对于王某某的信任，按照王某某要求签字，当时苏某某不在场，地点是在公司办公室。王某某开始说是还药款，后来又说是武汉融资。刘某某没有委托刘某甲和王某某等人前往武汉融资。刘某甲自己也有公司，不能证明是给某某公司借款。
王某某二审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王某某从未要求苏某某向赵某转账，王某某与苏某某本不相识，不可能应王某某的要求转账。本案借款是某某公司派王某某与刘某甲、赵某一起到武汉融资时发生的，王某某本来不认识刘某甲，是某某公司给刘某甲出的委托书，让王某某跟她一起去武汉融资的,因出差确需差旅费及办事费用，经刘某某的同意刘某甲向苏某某借款，借款用途是公司融资、引资，款项打给赵某，王某某没有经手这笔钱，不是借贷关系主体，只是公司工作人员配合刘某甲为公司引资。
金某某二审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08年10月28日，某某公司向刘某甲出具《委托授权书》，内容是：“某某公司委托刘某甲代理引资、进款及对外放贷事宜，全全代理。”
再查，刘某甲已于2014年死亡。经本院询问，赵某陈述本案借款发生于2011年或2012年，王某某、李某某和赵某三人到武汉融资时向苏某某借款，赵某将银行卡和现金都交给王某某，赵某不清楚钱款的支出情况。另，赵某陈述借条的形成过程是在从武汉回沈阳一年左右，在沈阳市大东区小北附近一个中餐厅内，王某某和刘某某在借据上签字，当时赵某在场。赵某陈述刘某甲生前经营沈阳弘扬鑫商贸有限公司，从事包装等业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苏某某与某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二、苏某某与王某某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
一、关于苏某某与某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
首先，苏某某主张某某公司为借款人的关键证据是有刘某某签字的《借条》，除此之外均是苏某某、王某某的陈述。但该借条存在两个疑点：一是苏某某主张书写借条时，刘某某与王某某均在场。但该借条上借款人只有王某某的签名，刘某某并未在借款人处签名，而是在下方写上“还药款”字样和签名；借条上只有王某某按了手印，作为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某某既没有按手印也没有加盖公章。故从借条形式上看，苏某某关于刘某某与王某某是在同一场合签写的主张不符合常理。二是苏某某、王某某二人关于借条和确认书的形成时间、地点、过程的陈述不但前后矛盾、含糊其词，且苏某某与赵某的陈述也存在明显矛盾之处。因此，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条存在诸多疑点，仅凭借条尚不足以证明苏某某与某某公司存在借贷关系，苏某某要证明其主张，应当提交其他证据相佐证。
其次，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借条虽然是重要的债权凭证，但在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且借条本身有重大疑点的情况下，应由苏某某对借款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苏某某和王某某先是陈述借款是2009年8月全部在沈阳以现金方式交付，用于还药款，当时书写的借条，后二人又改称是2009年底、2010年初在武汉20万元转账到赵某银行卡和10万元现金直接交付给赵某，后补的借条和确认单，而赵某经本院询问则称是将现金和卡均交付给王某某。苏、王、赵三人对借款发生的时间、交付的方式、用途等陈述前后矛盾，不能相互印证，苏某某更无法自圆其说。即使按照苏某某本次诉讼中所主张的，是以汇款和现金方式交付给赵某，但赵某并非某某公司工作人员，苏某某未能举证证明某某公司曾做出过由赵某代为接收借款的意思表示，经本院询问赵某，赵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将钱款交给某某公司。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苏某某实际向某某公司交付钱款。
再次，苏某某主张某某公司为刘某甲出具过授权委托书，使其相信刘慧敏是代表某某公司借款。但某某公司是在2008年10月给刘某甲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是委托刘某甲代理引资、进款及对外放贷事宜，并不包括对外借款。而苏某某自认与刘某甲、赵某熟识多年，即双方有利害关系，故仅凭苏某某与赵某的陈述不足以证明某某公司曾委托刘某甲向苏某某借款。另，某某公司原审提交了赵某妻子金某某经营沈阳弘扬鑫商贸有限公司的名片，赵某对该名片真实性认可，并承认其母刘某甲经营上述公司，故苏某某向赵某银行卡汇款的行为，也不能排除是刘某甲、赵某为自己的经营活动借款的可能性。
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苏某某与某某公司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对苏某某要求某某公司偿还借款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苏某某与王某某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王某某虽然承认有借款事实，但其主张某某公司是借款人，并非其个人向苏某某借款。苏某某虽然列王某某为被告，要求王某某还款，但苏某某并未举证证明其与王某某个人之间有借贷的合意。其次，苏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将钱款交付给王某某，王某某现亦不予认可。虽有赵某陈述将银行卡和现金交付给王某某，但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苏某某向王某某交付了涉案钱款。故苏某某既未能证明其与王某某有借贷的合意，也未能证明其向王某某交付了钱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苏某某与王某某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
综上，本院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负有真实陈述事实和主张的义务。当事人不得在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据，不得在诉讼中作虚假陈述，不应实施前后相互矛盾的诉讼行为。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做虚假陈述的，人民法院对其陈述不应采纳。本案中，苏某某在诉讼活动中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作虚假陈述，且前后矛盾，有重大疑点，依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苏某某未完成举证义务，由其自负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苏某某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本院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部分，不再审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苏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悦
审 判 员 邹明宇
代理审判员 刘小丹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星丹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