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902行初241号
原告柯星泉，男，195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
委托代理人柯明芳，女，198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系原告的女儿。
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双山四路。
法定代表人朱小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坤高，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的民警。
委托代理人周春凯，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的民警。
原告柯星泉不服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后，于2017年12月14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柯星泉的委托代理人柯明芳，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坤高、周春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7月8日，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以原告柯星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茂公南行罚决字[2017]025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柯星泉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原告柯星泉诉称，原告为进京上访反映茂南区城管局滥用职权，丧尽天良毁拆原告房屋腾地给柯积强违法（伪造公章及虚假资料兼占用集体土地、道路）建房纠纷一案，由于处理案件的职能人员惟恐“东窗事发”，拒不进行依法公正处理而逼使原告进京上访，希望能从更高权力的行政机关解决难题，合法讨回自身权利。但是，被告却以原告的信访事项早已办结，又携带举报信、照片等资料进京非法上访，扰乱中南海的单位秩序为由，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对原告作出的茂公南行罚决字[2017]025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柯星泉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实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据主要有一是原告本人的陈述，二是原告携带的信访材料，三是北京公安派出所对原告出具的训诫书，但这三项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有任何违法行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1、就原告携带的信访材料而言，根据《信访条件》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信访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向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书信形式，依法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属于法律赋予原告的权利，任何人不能非法剥夺。2、就原告的陈述（即询问笔录）而言，原告本人的询问笔录中没有记录本人有任何违法行为，原告本人也不曾承认有任何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因此，被告仅仅依据本人陈述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是违反法律规定，严重地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3、就原告的《训诫书》而言，北京公安部门对原告的训诫书也不能证明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第二十三条的行为。（1）北京公安对原告出具的训诫书中，没有说明原告在上访时是否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是否有扰乱国家机关或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同时也没有说明原告上访时扰乱“正常办公秩序”的情节，以及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因此，被告在没有任何现场证据的前提下，对原告做出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政府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反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因此，被告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根本就是违法的。(2)《训诫书》是对没有违法但有一定违法可能性的行为的一种措施，是一种极度轻微警告。因此，训诫书只能证明原告有上访行为，而不能证实原告有扰乱国家机关、公共场所正常秩序的行为。假如原告在北京违法了，北京公安必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处理的。从北京公安对原告的上访行为没有施行行政处罚，而只是出具了对训诫书这一情况下可以证明，原告的上访行为并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所以，训诫书是行为合法的证据。那么，用训诫书作为行政拘留的证据，就是用证明行为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行为违法，这显然是颠倒黑白。(3)假使北京公安向原告出具训诫书，是北京警方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那么据我国的法律体系，从行政处罚到刑事犯罪的判决，只有“数罪并罚”，而从来没有“一罪累罚”的，也就是“一事不再罚”原则，所以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如果北京公安向原告作出的训诫书不是一种行政处罚，那么只能说明，它是北京公安作出的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一项普通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行为是必然违法的。训诫书的重要意义是告知，即告知原告应到相应的信访部门去反映问题，要依法维权，不要做违法事情，上面没有记录原告有违法行为。二、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如果原告在北京上访过程中有违法行为，应由北京当地公安机关对原告进行处罚；但是，本案被告拿不出“法律”或“行政法规”另有明确规定，被告可以对本案有管辖权，所以被告属于无权管辖；同时，本案也没有北京当地公安机关移交案件由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相关证据。因此，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茂公南行罚决字[2017]025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均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原告各项诉求符合法律规定，请予支持。为请求维护原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7条、《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49条、《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1项、第2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失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作的茂公南行罚决字[2017]025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柯星泉被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2590元，及限制人身自由的精神抚慰金2万元。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柯星泉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柯星泉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2、茂公南行罚决字[2017]025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柯星泉被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处罚的事实。
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辩称，一、被告对柯星泉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2016年柯星泉不服其位于茂南区高山镇茂水路一间房屋被茂南区城管局拆除而多次信访，经信访部门答复后，不是依法上访，依法诉讼，而是为给政府施压，满足其无理要求，柯星泉多次在国家重要会议期间，不听劝阻，以越级上访为名，窜至北京扰乱社会秩序，被行政处罚。事后柯星泉不思悔改，不依法维权，在2017年7月6日北京准备召开十九大的敏感期间，为给政府施压，满足无理要求，在明知北京中南海不是接访场所亦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的情况下，违反《信访条例》不听劝阻，伙同妻子黄兰娟再次窜到北京中南海扰乱秩序，被当场查获。2017年7月8日柯星泉、黄兰娟被送回茂名市交由被告处理。被告收集了柯星泉、黄兰娟的询问笔录、扣押柯星泉携带的信访材料、收集柯星泉的训诫书、高山镇政府出具的证明书等证据证实上述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被告对柯星泉处予的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是正确的。二、柯星泉的诉讼事实不实、理由不成立。1、《信访条例》规定公民有信访的权利，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等条款也规定应当到设立或者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走访，不得冲击国家机关等行为。柯星泉与黄兰娟不按规定到信访场所上访，而是想进入国家领导人办公场所的中南海信访，这行为本身就是对中南海办公秩序的破坏，也是对国家信访秩序的一种破坏。2、被告作出对柯星泉做出茂公南行罚决字[2017]02543号公安行政处罚前，不但收集到柯星泉的询问笔录，也收集了柯星泉的同案的黄兰娟的证词，也扣押到柯星泉身上携带的信访材料等书证，还有柯星泉的训诫书等证据，并不是柯星泉诉状所说的只有柯星泉本人的陈述，故柯星泉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诉被告违法处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3、关于北京市公安局对柯星泉的行为出具训诫书属何种性质行为。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训诫书属于一种对违反信访条例的信访人员一种现场处置措施，并不是柯星泉诉状所讲是行政处罚。故柯星泉诉状称被告对柯星泉做出行政处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柯星泉诉状所称被告并没有本案的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告作为柯星泉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是正确的。综上所述，柯星泉扰乱单位秩序一案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裁恰当，程序合法，法律手续完备的。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柯星泉的诉讼请求，维持被告做出的茂公南行罚决字[2017]02543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
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包括：1、受案登记表，证明受理依法定程序。证据2、柯星泉行政处罚审批、执行材料，证明柯星泉行政处罚经法定程序审批和执行。证据3、柯星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依法在处罚前告知。证据4、柯星泉的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证明依法对柯星泉进行传唤，并通知亲属。证据5、柯星泉的询问笔录，证明柯星泉伙同黄兰娟越级上访扰乱北京中南海的秩序，被当地公安机关拦截的事实。证据6、黄兰娟的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证明依法对柯星泉进行传唤，并通知亲属。证据7、黄兰娟的询问笔录，证明柯星泉伙同黄兰娟越级上访扰乱北京中南海的秩序，被当地公安机关拦截的事实。证据8、柯星泉检查笔录，证明依法对柯星泉身上携带物品进行检查。证据9、柯星泉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证明依法对柯星泉身上携带物品进行证据保全。证据10、扣押的物品，证明当时柯星泉伙同黄兰娟随身携带信访材料到中南海。证据11、柯星泉训诫书，证实2017年7月6日柯星泉随身携带信访材料到中南海扰乱秩序被北京西城分局训诫。证据12、高山镇人民政府的证明，证实柯星泉为拆屋的事多次上访，又在2017年7月6日到北京扰乱中南海的秩序的事实。证据13、柯星泉违法犯罪查询登记表，证明柯星泉扰乱秩序被处罚一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庭审质证，原告和被告分别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供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都是不合法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起诉时提交的证据1是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证据2证实原告被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处罚的决定，上述二项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向本院提交的1-13项证据系证明被告所作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和程序过程，符合证据各要素，本院均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原告柯星泉因不服其位于茂南区高山镇茂水路一间房屋被茂南区城管局拆除而多次信访，经信访部门答复后，仍多次在国家重要会议期间，越级上访。2017年7月6日北京准备召开十九大。原告柯星泉和其妻子黄兰娟在明知北京中南海不是接访场所亦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的情况下，违反《信访条例》到北京中南海扰乱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派出所当场查获并予以训诫。
2017年7月8日柯星泉、黄兰娟被送回茂名市交由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处理。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根据收集柯星泉、黄兰娟的询问笔录、训诫书；扣押柯星泉携带的信访材料、高山镇政府出据的证明书等证据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茂公南行罚决字[2017]02543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柯星泉处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已执行完毕。原告柯星泉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信访人员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到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场所提出。”、第二十条关于“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的规定，以及国家信访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中“信访人应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的规定，信访虽是信访人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一项权利，但信访人在行使该权利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越级上访，不能在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信访和违法扰乱单位秩序、公共场所秩序。本案中，原告柯星泉曾多次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在明知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情况下，仍于2017年7月6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告所作的行政行为，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原告的询问笔录及高山镇证明材料、扣押的上访材料为证。原告柯星泉该上访行为违反了上述关于信访人信访的相关规定，属于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经依法履行调查取证、告知等程序，认定原告柯星泉该非正常上访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茂公南行罚决字[2017]02543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柯星泉处以十日行政拘留，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此外，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虽已对原告柯星泉上述违法行为予以训诫，但训诫并非法律法规所确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一，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对原告柯星泉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原告柯星泉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柯星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柯星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 文
代理审判员 许晓明
人民陪审员 易亚钦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玫彤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