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鲁01行终6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东璞，女，汉族，1970年6月3日出生，青岛福地尔经贸有限公司技术主管，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公安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ＸＸ生，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颖，济南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马悦龙，济南市公安局指挥部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忠林，市长。
委托代理人孙月，济南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心悦，济南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上诉人徐东璞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济南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处理、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行初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10月25日，徐东璞向济南市公安局递交《济南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一份，申请事项为：“请济南市公安局依法公开如下信息：限制济南市公民徐东璞自由出行的：1、相关文件；2、相关批示；3、批准的领导人名单”。
2016年11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作出编号：2016034《济南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主要内容为：“徐东璞：本机关（机构）于2016年10月25日收到了您（单位）要求获取请济南市公安局依法公开如下信息：限制济南市公民徐东璞自由出行的：1、相关文件；2、相关批示；3、批准的领导人名单的申请。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法不属于本机关（机构）公开。您可以向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提出申请。……”。
徐东璞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7年1月13日，济南市人民政府作出济政复公决字[2016]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济南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编号：2016034）”。
另查明，徐东璞基于本案诉状中其所称的“申请人于2016年10月23日在济南火车站购买济南至济南西火车票后，被济南市公安局值班人员拦截，后被带至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姚家派出所”的同一事项，于2017年1月22日向原审法院同时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共6个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
经审查，徐东璞所诉案件基本情况分别为：
1.（2017）鲁0102行初49号案件。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要求济南市公安局依法公开：“限制济南市公民徐东璞自由出行的：1、相关文件；2、相关批示；3、批准的领导人名单”；
2.（2017）鲁0102行初50号案件。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要求济南市公安局依法公开：“限制济南市公民自由出行的：1、相关文件；2、相关批示；3、批准的领导人名单”；
3.（2017）鲁0102行初51号案件。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要求济南市公安局依法公开：“限制济南市公民自由出行的：1、布控人员名单；2、相关批示；3、批准的领导人名单”;
4.（2017）鲁0102行初53号案件。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要求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依法公开：“限制历下区公民徐东璞自由出行的：1.相关文件；2.相关批示；3.批准的领导人名单”;
5.（2017）鲁0102行初54号案件。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要求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依法公开：“限制公民自由出行的：1.布控人员名单；2.相关批示；3.批准的领导人名单”。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政府信息申请权与所有形式的权利一样,都有自身界限而非绝对自由,以确保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其权利行使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符合立法宗旨，实现立法目的。
本案中，徐东璞因其所称的“2016年10月23日在火车站出行受阻”问题，于2016年10月25日以信息公开方式向公安机关提出多次申请。从徐东璞申请的内容看，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申请的内容不明确。二是多次申请只是变换个别文字说法，实际内容重复。三是申请内容的重复反映出原告具有情绪化的意图。徐东璞多次不断提出内容重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使行政机关疲于告知，造成行政资源浪费，已经构成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
另外,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与制约当事人滥用诉权均是审判权的应有之义。本案徐东璞的起诉源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由于对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滥用，徐东璞在客观上并不具有此类诉讼所应当保护的合法的、现实的利益。徐东璞围绕同一事项反复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且不论行政机关如何答复，均提出复议,进而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已经背离了对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的立法本意,不具有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和司法救济的必要性，属于滥用诉权,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徐东璞的起诉。
上诉人徐东璞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借助维稳，恶意粗暴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上诉人于2016年10月23日在济南火车站购买济南至济南西火车票后，进站时被被告值班人员拦截，抢走身份证和火车票，后被带至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姚家派出所，强行限制人身自由被拘押13个多小时，无任何传唤文书及涉嫌罪名。上诉人于10月25日给被上诉人一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被上诉人一公开“限制济南市公民自由出行的:1、相关文件;2、相关批示;3、批准的领导人名单”。被上诉人一作出《济南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2016034号，该答复书告知上诉人提起的申请事项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向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局提起申请，明显违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严重行政不作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被上诉人二作出济政复公决字[2016]34号《济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做出(2017)鲁0102行初49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故意包庇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上诉人提交大量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公安布控信息、现场被限制自由的照片、被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答辩资料以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均证明上诉人申请的信息事实存在，并且证明参与非法拘禁上诉人、限制出行的公安人员属于不同行政机关，并且被上诉人是做出非法拘禁限制出行行为的指挥者和实施者。上诉人被非法拘禁后，公安办案人员不仅不说明原因，而且虐待上诉人，在非法拘禁期间做出逼迫上诉人不许上厕所、不许睡觉、自证其罪、抢夺上诉人手机非法翻看上诉人信息等种种恶行，在过程中百般污蔑上诉人准备非访需要严控，事后还百般抵赖假装不知，且不出具传唤证书告知上诉人涉嫌罪名。该非法拘禁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人身自由权利、隐私权利，严重侵犯了上诉人权益，而且给社会造成恶劣的不良影响。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非法进行布控，给上诉人造成的侵害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根据《公安部重点人口管理规定》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起信息公开，不仅内容准确清晰，而且依法属于上诉人的答复范围。上诉人依法向不同行政单位申请信息公开，不仅内容分别属于各个职能部门的相关职责范畴，而且是基于查清事实真相的目的。一审法院裁定书中列举的鲁01**行初49-54号案件，正是向不同行政机关依法申请的信息，恰恰证明了不同行政机关人员参与了非法拘禁，也恰恰证明了上诉人申请的信息基于事实。三、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滥用补正权的行为。在姚家派出所己经承认事实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然不查明真相，将其应该查询并告知的职责推嫁给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进行补正，明显是行政不作为，且其非法拘禁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一审裁定书黑白不分，将不同行政机关的信息认定为内容重复只变换了个别文字说法，简直是指鹿为马，玩弄文字游戏，视法律为无物，因此其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被非法拘禁限制出行后，依法提起信息公开，经过各级政府复议后依法进入行政诉讼程序。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正是基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也赋予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申请的内容分别属于各个职能部门的相关职责范畴；在被上诉人推卸责任、掩盖事实的情况下，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查清事实，恰恰说明申请人申请、诉求完全依法合规;一审法院不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进行查证，依法保护上诉人权益不受侵害，反而颠倒黑白抹黑上诉人，跳过事实直接认定上诉人滥用诉权；上诉人所提6个信息公开案件，难道6个全部是滥用权利?没有一个应该依法告知?被上诉人10月23日刚刚布控过上诉人并非法拘禁限制出行10月28日就隐瞒事实装作什么都不知情，反而将职责推卸给历下区公安分局，实属瞒天过海、倒打一耙的作为。上诉人申请的信息不仅事实清楚、而且内容明确，一审法院不讲事实，不讲程序、严重践踏法律赋予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明显的枉法裁判。四、省、市、区各级政府因没有公开政府信息被复议败诉的行为，证明上诉人根本就没有滥用诉权。基于非法拘禁的事实，上诉人所申请信息的复议决定己经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庭审过程中三级政府均作为被告出庭，通过庭审已经确认上诉人申请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调整范围，并非滥用;并且相关案件己经裁定政府败诉，并责令其依法重新答复。一审法院做出的(2017)鲁0102行初49-54号案件裁定书中，从另查明开始，除了案号修改外，6个案件的所有文字包括标点符号100%一致；可见，不管被上诉人如何让答复、各级政府如何复议，都不被一审法院采纳，由此可以看出，其作出的裁定完全属于主观认定，恶意裁判,恶意抄袭，因此其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上诉人依据中办国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公安部重点人口管理规定》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向各级行政机关申请的信息公开，除了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同时也为了排除各级行政机关嫌疑，以便于揭露个别违法行政职能部门的违法事实;况且裁定所列案件，针对不同机关所作的申请，不同机关的告知也不相同，分别从不同层面上处理上诉人的申请，各级行政机关也予以了相应的答复。一审法院认定各个部门疲于告知，是对各级行政机关无能的认定，完全是主观臆测，越权枉判；对于上诉人申请的信息，行政机关不仅未进行查询而且掩盖真相，以申请内容不明确为由，妄图掩盖其布控上诉人、虐待上诉人的事实；况且在庭审质证中被上诉人并没有认为上诉人申请的信息属于滥用政府信息公开权，一审法院对于案情本身事实起因不予查清，直接认定上诉人为滥用诉权，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与违法机关沆瀣一气，包庇其违法行为之心昭然若揭。六、一审法院承办法官枉法裁判，涉嫌妄议中央。一审法院自创法律名词，恶意使用“滥用”罪名，创造发明“口袋罪”罪名，在无任何司法条文可以遵循的情况下，构陷上诉人，主观判定上诉人的行为，随意剥夺上诉人诉权，完全是有权任性、肆意妄为;不仅违背了司法的立法原则，丧失法律精神，而且漠视公民合法诉求，制造、激化党群矛盾，抹黑政府和司法机关形象，违背党和中央依法治国方针;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动摇党的执政基础，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甚至有理由怀疑有敌对势力在背后操纵，妄图颠覆国家政权。七、一审法院法官滥用职权，依法应追究其相关的行政、刑事责任。一审法院法官无视中办国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规定，对于党的方针政策不学习、不落实，妄议中央政策方针，滥用裁量权，恶意裁定，枉法裁判，完全丧失了作为法官的资格。由于上述司法人员滥用裁量权、枉法裁判导致上诉人合理诉求无法得到补偿，被上诉人造成重大损失，己经涉嫌渎职等刑事犯罪，上诉人将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法官法》、《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向各级人大提起罢免程序，逐级向各级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控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将根据政法委冤假错案终身追责规定，提起追责程序。基于此，特依法提起行政上诉，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济南市公安局、济南市人民政府答辩意见同一审。
原审时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本院对各方提交证据均进行了全面审查。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属于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的范围，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障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也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足以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从而避免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形发生。本案中，上诉人基于其起诉状中所称的“申请人于2016年10月23日在济南火车站购买济南至济南西火车票后，被济南市公安局值班人员拦截，后被带至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姚家派出所”的同一事项，同日向公安机关多次以政府信息公开方式，提出申请公开“相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批准文件及人员”信息，该申请信息显然非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范畴，亦明显偏离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功能，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宗旨，故原审法院对其起诉予以裁定驳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东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继英
审 判 员 张启胜
代理审判员 胡一帆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赵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