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11刑终470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某琴，女，1990年4月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XXXXXXXXX********，汉族，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人，大专文化，务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9日被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日被该局监视居住，2016年5月31日经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6月11日因自动投案被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临时羁押，同月18日被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永州市冷水滩区看守所。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孙某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作出（2016）湘1103刑初46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某琴不服，于2016年9月25日提出上诉。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4日向本院移送案卷。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讯问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某琴，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孙某琴于2013年初在永州市冷水滩区加入了名为“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后成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孙某琴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组织，通过“五级三阶制”和“三大奖金”来运行，五级为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五个级别；“三大奖金”是指直接提成、间接提成和销售补助。该组织规定加入传销组织必须由加入者认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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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份的产品份额（其中除第1份的3800元份额有实物产品外，其余份额均不含产品，每份均为3300元），交纳3800-135,800元的份额款才能取得加入资格，成为传销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及晋升的依据。孙某琴参加传销组织后发展了直接下线李某，发展间接下线解某龙、王某、姜某杰、马某升、王某愚、杜某超、邢某慧、曾某念、刘某兵、巩某丽、赵某、黄某超、胡某坤、杨某通、张某、张某玲、左某双、焦某鑫、杜某辉、孙某辉、赵某雷、杜某、孙某、李某龙、巩某丽、卢某婷、乔某、卢某乐、孙某、孙某军、张某玲、唐某峰等人。案发后，孙某琴向公安机关退缴赃款人民币25,700元。
上述事实，有传销参与人解某龙、王某等人的陈述，辨认笔录，搜查笔录，报案材料，扣押决定书，扣押、发还物品文件清单，传销组织结构图，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物证照片，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抓获经过，到案经过，说明，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户籍资料，物证照片，被告人孙某琴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明，足以认定。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琴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孙某琴被监视居住期满后，得知自己被网上追逃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认定自首的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孙某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宣判后，孙某琴不服，上诉提出“孙某军、张某玲不是传销参与人，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未将我6个月的监视居住期限予以折抵刑期系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重”的理由。
二审审理查明，孙某琴于2013年初在永州市冷水滩区加入了名为“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后成为该组织的高级业务员。孙某琴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组织，通过“五级三阶制”和“三大奖金”来运行，五级为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五个级别；“三大奖金”是指直接提成、间接提成和销售补助。该组织规定加入传销组织必须由加入者认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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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份的产品份额（其中除第1份的3800元份额有实物产品外，其余份额均不含产品，每份均为3300元），交纳3800-135,800元的份额款才能取得加入资格，成为传销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及晋升的依据。孙某琴参加传销组织后发展了直接下线李某，发展间接下线解某龙、王某、姜某杰、马某升、王某愚、杜某超、邢某慧、曾某念、刘某兵、赵某、黄某超、胡某坤、杨某通、张某、张某玲、左某双、焦某鑫、杜某辉、孙某辉、赵某雷、杜某、李某龙、巩某丽、卢某婷、乔某、卢某乐、孙某、唐某峰等人，其领导、组织的传销组织为五级30余人。另查明，2016年6月11日孙某琴在被监视居住期满后，得知被网上追逃后主动到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堡子湾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二审审理期间，孙某琴的亲属代为缴纳了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户籍资料，证明被告人孙某琴的身份信息情况。
2.辨认笔录，经王某、焦某鑫、杜某辉、孙某锋、杨某通、胡某坤、张某、左某双、黄某超、赵某雷等人辨认孙某琴是传销组织的负责人。
3.扣押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孙某琴人民币25,700元。
4.传销参与人解某龙的陈述，证明2015年3月份他被朋友李某骗至永州搞传销，该传销组织的网络结构是按照“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又发展了解某乐、邵某林、焦某鑫三个下线。他在该传销组织中属于业务经理，李某的另外2个下线分别是王某、王某，李某的上线是孙某琴（高级业务员）。
5.传销参与人王某的陈述，证明2012年下半年被孙某琴叫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刚加入该组织要缴纳3800元购买第一份“产品”（西装）成为公司的实习业务员，然后就可以发展下线了，从第二份产品（第二份以后为虚拟产品）起每份3300元，即给上线3300元/份。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李某，李某的上线是孙某琴，他发展了孙某峰、姜某杰、杜某超。孙某峰发展了黄某超、左某双、王某愚。姜某杰发展了下线缪某，缪某发展了李某龙。
6.传销参与人姜某杰的陈述，证明2014年过年前他被大学同学王某骗至永州加入名为“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该传销组织的高级业务员有孙某琴、李某，业务经理王某，解某龙，业务主任有他、杜某超、孙某峰、焦某鑫、邵某林、解某乐。成员有党立新、缪某、王某愚、卢某婷、孙某、乔某、曹某、唐某峰。他发展了下线缪某。
7.传销参与人马某升的陈述，证明2015年2月他被朋友解某龙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发展了孙某、乔某，孙某又发展了唐某峰、闫某。他在传销组织属于业务组长，该传销组织中孙某琴、李某均是高级业务员。
8.传销参与人王某愚的陈述，证明2015年3月被朋友孙某峰骗至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该传销组织高级业务员是孙某琴，他没有发展下线。
9.传销参与人杜某超的陈述，证明2015年4月她被朋友王某邀至永州玩，王某介绍了孙某琴给她认识。孙某琴介绍说在做一个跟政府合作的项目，该项目只要她投资3800元购买一份产品就可以获得一个赚钱的资格，共有五个级别，根据购买的产品份额来决定级别，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她相信后购买了41份产品，之后介绍了朋友党立新来参加。该组织孙某琴和李某均是高级业务员。
10.传销参与人邢某慧的陈述，证明2014年2月他被朋友卢某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该传销组织的领导有孙某琴、李某、王某、解某龙。孙某琴是最高领导主要负责管理。李某是第二管理者。王某、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
11.传销参与人曾某念、刘某兵的陈述，证明2015年3月他们被朋友巩某丽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巩某丽，巩某丽的上线是卢某，该组织中孙某琴是领导，李某是孙某琴的助手，王某、解某龙是“家长”。
12.传销参与人巩某丽的陈述，证明2014年8月她被朋友赵某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她的上线是赵某，她发展了曾某念、刘某兵两名下线，该组织中孙某琴是最高领导，李某是孙某琴的助手，王某、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
13.传销参与人赵某的陈述，证明2014年3月他被朋友解某乐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辛某军，他发展了巩某丽，该组织中孙某琴是最高领导，李某是孙某琴的助手，王某、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
14.传销参与人黄某超的陈述，证明2013年初他来到湖南永州碰到朋友孙某峰，经孙某峰介绍加入了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孙某峰，他发展了胡某坤，该组织中孙某琴是最高领导，李某是孙某琴的助手，王某、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
15.传销参与人胡某坤的陈述，证明2014年8月他被大学同学黄某超骗至永州加入了“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黄某超，他没有发展下线。该组织中孙某琴是最高领导，李某是孙某琴的助手，王某、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
16.传销参与人杨某通的陈述，证明2014年11月他被朋友马某芳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马某芳，他发展了张某。该组织中孙某琴和李某是领导。
17.传销参与人张某的陈述，证明2015年3月被朋友杨某通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辛某军，他没有发展下线。该组织中孙某琴和李某是主要负责人。
18.传销参与人张某玲的陈述，证明2014年12月她被朋友辛某军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她的上线是辛某军，她没有发展下线。该组织中孙某琴和李某是主要负责人。
19.传销参与人左某双的陈述，证明2014年2月她被朋友孙某峰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她的上线是孙某峰，她没有发展下线。该组织中孙某琴和李某是主要负责人，王某和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
20.传销参与人焦某鑫的陈述，证明2014年3月她被朋友解某龙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她的上线是解某龙，她没有发展下线。该组织中孙某琴和李某是主要负责人，王某和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各管理一个“家”。
21.传销参与人杜某辉的陈述，证明2015年6月朋友张某以介绍工作的名义将他骗至永州认识了王某。在王某等人的洗脑下他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张某，他没有发展下线。该组织中孙某琴和李某是主要负责人，王某和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各管理一个“家”。
22.传销参与人孙某峰的陈述，证明2013年1月他被朋友王某骗至永州加入“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王某，他发展了黄某超、左某双、王某愚3名下线。该组织中孙某琴和李某是主要负责人，王某和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各管理一个“家”。
23.传销参与人赵某雷的陈述，证明2015年5月他来永州找朋友黄某超玩，后得知黄某超是让他加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黄某超，黄某超的上线是王某，该组织成员有谢乐、李某、孙某琴、王某、解某龙等，其中孙某琴和李某是主要负责人，王某和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各管理一个“家”。
24.传销参与人杜某的陈述，证明2014年11月他被朋友王某骗至永州，他到永州后是王某和程某珊去接他并将他带至租住的出租屋，之后又见到了李某，李某给他洗脑，让他加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王某，他发展了张熙1名下线。该组织中孙某琴和李某是主要负责人，王某和解某龙是李某的下线，各管理一个“家”。
25.传销参与人李某龙的陈述，证明他通过QQ认识网友缪某，后以介绍工作为由将他骗至湖南永州。2015年5月到永州后，缪某跟他介绍“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他被洗脑后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该传销组织人员有：高级业务员孙某琴、李某、王某、解某龙，业务经理有卢某乐、谢某乐、黄某超、姜某杰、马某升、卢某婷、王某、缪某、巩某丽；业务主任有王某愚、孙某。
26.传销参与人卢某婷的陈述，证明她于2015年7月被朋友卢某乐骗至湖南永州加入了“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她的上线是卢某乐、她发展了曹某。
27.传销参与人卢某乐的陈述，证明她于2015年3月被朋友解某乐骗至湖南永州加入了“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她的上线是解某乐，她发展了卢某婷、邢某辉。
28.传销参与人乔某的陈述，证明她于2015年7月被朋友卢马某升骗至湖南永州加入了“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她的上线是马某升。
29.传销参与人孙某的陈述，证明他于2014年5月被朋友马某升骗至湖南永州加入了“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人只能直接发展3个下线。他的上线是马某升，他发展了闫某和唐某峰，马某升上线是解某乐，他所在的“家”有马某升、卢某乐、乔某、卢某婷、曹军、唐某峰、王某愚。
30.传销参与人唐某峰的陈述，证明他于2015年7月被朋友孙某骗至湖南永州加入了“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阶制”即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他一起上课的人有十来人，有孙某、曹某、卢某乐、姜某杰、巩某丽。
31.被告人孙某琴的供述，证明2013年她大学毕业后认识了深圳文斌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宋某阔，宋说在永州做了一个赚钱的项目，称交3800元就可以赚到380万元，之后，她了解到该项目是“五级三阶制”即根据购买的产品份额晋升相应的职务，具体是购买1-2份产品为实习业务员，购买3-9份产品是业务组长，购买10-64份为业务主任，购买65-599份产品为业务经理，600份以上是高级业务员。她被骗时购买了11份产品，之后通过发展下线，下线又发展下线，她已经做满了600份以上产品，属于高级业务员。她们主要是虚拟找工作的形式将人骗过来，之后给被害人上课、洗脑，虚构国家政策、激起他人的发财梦加入传销组织。她发展了三个直接下线即李某、李红昌、高鹏辉，她所在的传销组织达30余人。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某琴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孙某琴提出“孙某军、张某玲不是传销参与人，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理由。经查，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孙某军、张某玲系该传销组织参与人，故原判认定部分事实确有错误，但该事实认定错误并不影响本案定罪，该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孙某琴提出“原判未将我6个月的监视居住期限予以折抵刑期，系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指定监视居所的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因孙某琴并非指定监视居所的监视居住。故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孙某琴提出“量刑过重”的理由。经查，孙某琴组织、领导传销人员达五级30余人，原判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在法定刑幅度内，并不过重。考虑到孙某琴在案发后主动投案自首，且孙某琴的亲属在二审审理期间代为履行了罚金刑，可以认定孙某琴有悔罪表现，本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2016）湘1103刑初467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孙某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罪及附加刑部分；
撤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2016）湘1103刑初467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孙某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刑部分；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某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6月11日起至2016年12月4日止。已扣除先前羁押的1个月6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校军
审 判 员 奉继松
代理审判员 黄源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郑 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二条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