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贵民一终字第6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礼忠
委托代理人唐旭彬，广西贵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成，广西贵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水威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全林坚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继波，上海市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冠兴
一审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梁天龙
委托代理人韦爱日，广西诚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周水威、全林坚、一审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桂平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1年）浔民初字第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福汉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品泉和代理审判员何鹏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3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陈洁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疾控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唐旭彬、张成，被上诉人周水威、全林坚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继波、梁冠兴，一审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韦爱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查明，全长伟因“咳嗽咳血三天”，2009年1月27日到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急诊拟“肺结核并咳血”收入院，由首诊医师李家兴接诊。经检查发现全长伟胸部CT提示两肺结核：HbsAg（＋）、HbeAg（＋）、HbcAg（＋），肝功能：白蛋白33.9g／L、球蛋白36g／L、TBIL17.1umol／L、ALT34.2u／L、AST41.3u／L，初步诊断：1、浸润型肺结核上中／下涂（未）进展期；2、咯血；3、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轻度）。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治疗上予抗痨、止血、护肝等处理。全长伟在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住院至2009年2月2日，病情稳定后，办理出院转至被告疾控中心继续治疗。
全长伟于2009年2月4日因咳嗽咳血10余天到被告疾控中心就诊，查体：两肺呼吸音清晰，未闻及干湿罗音，心脏听诊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软，肝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无浮肿，痰涂片阴性。诊断：Ⅲ型肺结核，上中／下涂（一）。治疗上予利福平胶囊、吡嗪酰胺片、盐酸乙胺丁醇片、异烟肼片组合抗结核及益肝灵片保肝、护肝等治疗，每月定期复查肝、肾功能。全长伟遵医嘱分别于2009年3月4日、4月1日、5月4日、6月4日、7月4日共5次定期到被告疾控中心门诊取药并复诊（其中2月4日和3月4日为HREE四联用药，后四个月为HR二联用药，2月4日至5月4日为益肝灵护肝治疗，而7月4日为肌苷片、联苯双酯滴丸、云芝肝泰护肝），并在复诊期间进行了相关化验复查，3月4日肝、肾功能复查显示AST为55.00u／L（正常值为0～40），尿酸为598umol／L（正常值为l80～420）。7月4日复查肝功能显示：ALT：69u／L（正常值o～38），AST：55u／L（正常值为0～40），连续3次痰涂片未找到抗酸杆菌，胸片示病灶稳定，予对症治疗。8月13日和9月12日复查肝功能均显示肝功能异常，继续给予护肝治疗。
全长伟在被告疾控中心无法治疗后，于2009年11月14日至12月12日到桂平市泰康医院住院治疗，医生诊断全长伟此时已到了肝硬化代偿期。全长伟于2010年8月26日到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0年9月17日出院，医生诊断全长伟此时的病症为：1、肝硬化代偿期（乙肝后）腹水；2、肺结核并肺部感染；3、电解质紊乱。2010年10月21日凌晨1时10分，全长伟因病情危急，到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急诊，至当日早上6时30分死亡，医生诊断：全长伟死于乙肝后硬化、肝性脑病至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494365.03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疾控中心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本次医疗行为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一审法院委托贵港市医学会进行鉴定，贵港市医学会于2011年7月27日作出《贵港医鉴（2011）06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本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不服向广西医学会申请重新鉴定，广西医学会于2012年2月23日作出《广西医鉴（2012）0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周水威、全林坚向一审法院申请进行医疗过错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对患者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于2011年8月29日复函一审法院，因全长伟死后未行尸体解剖，没有明确死因，该中心无法受理鉴定委托。
原告周水威、全林坚再次申请医疗过错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对全长伟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其过失与全长伟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失参与度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病理FI-03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分析如下：1、患者全长伟于2009年1月27日因咳嗽、咳血就诊，胸部CT提示双肺结核，乙肝指标为阳性，由桂平市人民医院住院抗结核和保肝治疗后于2月4日转入桂平市疾控中心，共6次就诊并抗结核、保肝治疗，于2009年8月4日抗结核疗程结束。其后全长伟分别于2009年11月14日和2010年8月26日入桂平市泰康医院和桂平市人民医院治疗肝病，后肝脏病变逐渐加重并于2010年10月22日因“尿黄，眼黄，腹胀2月余，意识障碍两天”入桂平市人民医院诊治，并于当日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全长伟上述临床及死亡经过，分析认为死者全长伟因乙肝后肝硬化失代偿期并发肝性脑病而死于肝功能衰竭。2、关于患者全长伟的肝病发展情况，其在2009年1月27日初次就诊时乙肝六项检查为HbsAg（＋），HbeAg（＋），HbcAb（＋），且泰康医院病历记载其既往有“大三阳”十余年，尽管在后来的治疗中给予了保肝、护肝治疗，但其乙肝病毒一直处于高复制。其抗痨药物治疗时间为2009年1月27日-2012年8月4日，治疗时间仅半年，并给予了护肝治疗，治疗期间肝功能轻度波动，一年后出现肝衰竭，分析认为全长伟肝脏病变发展主要与乙肝病毒的活动和肝炎病情恶化进展有关。3、关于桂平市疾控中心：全长伟于2009年2月4日因咳嗽咳血10余天在桂平市人民医院出院后入桂平市疾控中心就诊，给予抗结核治疗和保肝治疗，并分别于3月4日、4月2日、5月4日、6月4日、7月4日定期到桂平市疾控中心门诊复诊并取药，并分别于3月4日、7月4日、8月13日和9月12日复查了肝功能。分析认为：全长伟肺结核诊断成立，有抗结核治疗适应症，该院同时给予嘱咐每月复查肝功能。但桂平市疾控中心诊疗行为存在以下不足：①2月4日全长伟肝功能检查基本正常，但乙肝指标阳性，但未查HBV—DNA及肝脏B超等相关检查充分对肝脏情况进行评估。②全长伟患有乙肝，抗结核治疗有风险，但该院对此风险的告知不足。③抗痨药物未尽量选择二线药物（肝损较轻药物为主）。4、关于桂平市人民医院：全长伟先后三次入该院诊治，具体如下：2009年1月27日至2009年2月2日因咳嗽咳血3天入院诊治、诊断为“浸润性肺结核上中下／下涂（未）进展期；咳血；乙型病毒型肝炎（轻度）”，给予抗结核、止血及护肝治疗。2010年8月26日至2010年9月17日因“肝硬化失代偿”住院治疗，诊断为肝硬化失代偿期（乙肝后）一腹水；肺结核并肺部感染；电解质紊乱，给予护肝、支持对症及预防并发症等治疗。2010年10月22日因“肝性脑病、昏迷”第三次住院，诊断为乙肝后肝硬化失代偿期；肝性脑病；肝功能衰竭，予硫普罗宁、门冬氨酸钾镁护肝、降酶、退黄、托拉塞米利尿、纠正电解质紊乱以及抗肝性脑病，经抢救无效当天死亡。根据桂平市人民医院对患者全长伟的上述诊疗经过，分析认为桂平市人民医院对患者全长伟的诊断明确，诊疗措施符合医疗常规。鉴定意见为：全长伟符合肝硬化失代偿期并发肝性脑病而死于肝功能衰竭。其肝功能损害及肝脏病变发展主要与乙肝病毒的活动和肝炎病情恶化进展有关。桂平市疾控中心诊疗过程中存在检查不完善、对患者肝炎病情重视不足、风险告知不充分的医疗过失行为，其过失行为与患者全长伟死亡后果间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建议其过失参与度为10%-20%。桂平市人民医院诊疗措施合理，符合医疗常规。
原告申请对被告疾控中心提供病历资料上“杨光彦”、“李平权”的签名是否属实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作出《桂公明司鉴文字（2013）第230号文书司法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检材l落款时间2009年2月4日《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用处方笺》、检材2落款时间2009年7月4日《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用处方笺》、检材3落款时间2009年7月4日《免费抗结核药品处方笺》内主文书写字迹及医师签名栏（含医师签名栏）以上字迹、检材6《病案记录》内第8页第二段书写字迹是同一人所写；上述四份检材内“杨光彦”签名与样本杨光彦同名签名是同一人写。2、检材2落款时间2009年7月4日《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用处方笺》、检材3落款时间2009年7月4日《免费抗结核药品处方笺》、检材6《病案记录》第8页第二段内“李平权”签名与样本李平权同名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3、检材4落款时间2009年5月4日《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用处方笺》、检材5落款时间2009年5月4日《免费抗结核药品处方笺》内“李平权”签名与样本李平权同名签名是同一人所写。
原告周水威与受害人全长伟属夫妻关系，原告全林坚为原告周水威与受害人全长伟生育的儿子。受害人全长伟户籍登记为城镇居民，生前为桂平市西山镇永培小学教师。
另查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的桂卫疾控（2005）76号文件第二点第（四）项规定“各级医疗机构不得收治肺结核病人，对急、重症和有合并症需住院的肺结核病人要统一转到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院住院治疗。……”。贵港市卫生局贵卫放（2002）16号文件第四条规定“各级卫生防疫站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结核病归口管理单位。……桂平市及平南县的结核病归口管理单位由当地卫生防疫站结防科承担……”；第五条规定“结核病归口管理单位为诊断、治疗和管理肺结核病人的法定机构，负责所在地区的结核病防治业务，其他医疗卫生单位（含个体诊所）未经许可，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隐瞒疫情、拒转或截留病人。”；第十一条规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保健机构的医务人员均为结核病疫情责任报告人，对愈发显得结核病人、疑似结核病人，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报告疫情，同时转至当地指定的结核病归口单位进行登记、治疗和归口管理。”。桂平市卫生局浔卫疾控（2002）4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在市辖范围内各医疗卫生单位、个体诊所，必须严格按《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做好结核病疫情报告工作，按照卫生部卫疾控发（1996）5号文件的要求做好肺结核病人的转诊与归口管理，发现结核病人或疑似结核病人在按要求及时报告的同时，一律转到市卫生防疫站结核病防治管理所进行诊断治疗……”；第三条规定“危重结核病人由桂平市人民医院传染病科负责住院治疗，其他医疗机构不得收治结核病人。出院后由桂平市人民医院传染病科转至市防疫站结核病防治管理所进行管理、督导化疗、随访。”。
再查明，《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2008年版）对于治疗结核病药品有如下阐述“我国目前广泛使用的为各种类型的板式组合包装药品，能满足各类肺结核患者不同阶段治疗的需要。常用免费抗结核药品：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板式组合包装药；异烟肼、利福平板式组合包装药；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板式组合包装药；链霉素；注射用水。”。《抗结核药品使用手册》对抗结核药品不良反应肝损害的阐述为“引起肝损害的主要药品有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对氨基水杨酸、丙硫异烟胺，其次是乙胺丁醇和氟喹诺酮类药。”；对于临床处理阐述为“1、单纯转氨酶异常或轻度肝损害，转氨酶＜3×正常值上限（ULN），无明显症状，无黄疸，可在密切观察下保肝治疗观察，如肝功能异常加重或出现明显症状应停用有关抗结核药品。2、转氨酶≥3ULN，有症状或血胆红素≥3ULN，应停止有关抗结核药，保肝治疗密切观察。3、转氨酶≥5ULN，有明显症状或血胆红素≥5ULN，应立即停用抗结核药，积极保肝（利胆）治疗，严重肝损害应住院采取综合治疗措施，有肝衰竭表现应积极采取抢救措施。”。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两被告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患者全长伟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两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2、原告诉请各项经济损失有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两被告应否予以赔偿；如何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两被告在诊治受害人全长伟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患者全长伟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医疗机构作为从事医疗服务这一特殊行业的机构，其执业活动不但应当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宗旨，还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保证患者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医疗关系中，患者享有获得适当、合理治疗的权利。基于此，医院亦应负有进行适当、合理治疗的义务。本案中，结合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病理FI-03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被告疾控中心在对患者全长伟诊治过程中，对患者肺结核诊断成立，有抗结核治疗适应症，被告疾控中心给予药物治疗的同时还嘱咐每月复查肝功能，但被告疾控中心在整个诊疗行为仍存在以下不足：①2月4日全长伟肝功能检查基本正常，但乙肝指标阳性，但未查HBV—DNA及肝脏B超等相关检查充分对肝脏情况进行评估。②全长伟患有乙肝，抗结核治疗有风险，但该院对此风险的告知不足。③抗痨药物未尽量选择二线药物（肝损较轻药物为主），因此可以认定被告疾控中心诊疗过程中存在检查不完善、对患者肝炎病情重视不足和风险告知不充分的医疗过失。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第三十条第一款“执业助理医师应当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其执业类别执业。”的规定，被告疾控中心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中心人员杨光彦在接诊全长伟时已经取得医师注册执业证书，被告疾控中心安排未取得医生执业证书的人员为全长伟单独接诊，违反了以上的规定。被告疾控中心对全长伟诊疗过程的病历资料经原告申请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09年7月4日的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用处方笺》、《2009年7月4日的免费抗结核药品处方笺》、《病案记录》第八页第二段内的“李平权”签名与样本李平权同名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那么根据《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五条“医疗机构应当严格病历管理，严禁任何人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抢夺、窃取病历。”和《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病历书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的规定，被告疾控中心的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了有关病历管理、书写规范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综上被告疾控中心在诊疗过程中具有过错，与全长伟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结合本案案情、全长伟自身疾病因素及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病理FI-03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确定被告疾控中心应承担40%的责任。原告诉请被告疾控中心承担全部责任，与查明事实、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被告疾控中心辩称其对全长伟诊治过程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与查明事实、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
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在接诊全长伟后，在诊疗过程中诊断明确，采取有效的诊疗措施，也符合医疗常规，对于全长伟的转诊也符合有关规定，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对全长伟的诊疗行为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原告诉请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与被告疾控中心负共同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诉请各项经济损失有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两被告应否予以赔偿；如何赔偿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案各项赔偿项目可参照《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各项损失额。其中丧葬费可计算为3135元／月×6个月=18810元；死亡赔偿金计算为21243元／年×20年=4248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14244元／年×2年÷2人=14244元。
至于医疗费部分：原告诉请赔偿医疗费26454.03元，虽然没有医疗机构的正式发票，但是结合医疗机构的病历资料、病人费用清单、费用大项统计等证据，可以确认上述医疗费费用。原告所主张的委托代理费10000元不是主张权利必需发生的费用，原告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应否支持的问题。全长伟作为家庭顶梁柱，中年因病去世，导致原告周水威失去爱侣，原告全林坚失去父爱，给原告家庭及两原告身心带来极大的打击，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本案案情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
综上，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经济损失484365.03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被告疾控中心应赔偿198746元［（484365.03元×40%=193746元）＋5000元］给原告，原告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93746元给原告周水威、全林坚；二、被告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给原告周水威、全林坚；三、驳回原告周水威、全林坚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148元（立案时已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574元，原告已预交），鉴定费18200元［贵港市医学会鉴定费2200元（被告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预交）、广西区医学会鉴定费3000元（原告已预交）、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8000元（原告已预交）、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合计25348元，由原告周水威、全林坚负担9000元，由被告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担16348元。
上诉人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的诉讼请求。理由：一、一审片面相信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病理FI-03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诉人在诊疗过程存在不足是错判的主要根源。首先，本次医疗纠纷经过贵港市医学会、广西医学会作出鉴定，均认定上诉人诊断正确，采取的治疗措施符合诊疗常规，不属于医疗事故。另外广西医学会和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均指出，由于死因不明，不具备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的条件。在此情形下，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仍然作出意见，这是不科学的。其次，该意见书所作出的结论也是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的。①是否应该进行HBV—DNA及肝脏B超等相关检查的问题，全长伟有抗结核适应症，就没有继续检查评估的必要，而且也没有任何规定明确在确诊肺结核是要进行HBV—DNA及肝脏B超检查；②对此风险的告知是否不足的问题。上诉人在接诊的时候就告知了治疗风险，在治疗过程中同时进行护肝治疗并医嘱定期复查肝、肾功能；③抗痨药物未尽量选择二线药物的问题。没有依据证明二线药物对肝不存在损害或者损害较轻。治疗肺结核病人，对初诊病人有严格的治疗方案，首先是使用免费药物，不能随意应用二线药物，因为二线抗结核药并不是免费的。上诉人的用药符合上诉人的医疗水平。二、一审确定上诉人应承担40%的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甚至超出了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建议的过失参与度10—-20%的结论。上诉人在诊疗过程中没有过错，同时一审认为上诉人安排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员为全长伟单独接诊而存在过错，这观点也是片面的。接诊的杨光彦虽然当时没有职业资格，但作为实习人员在两次接诊中都是在执业医生的带教下开展的，而且用药方案也是按照原来的用药方案开具。虽然在病历记录上上诉人确有不规范之处，但是该病历没有任何伪造篡改，不是造成全长伟肝损害的原因。全长伟的死亡主要是其病情恶化进展有关，不是上诉人用药导致。三、一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的医疗费损失，并判决上诉人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这些医疗费是全长伟医治自身疾病产生的费用，并不是因上诉人对其损害产生的。而且本案没有医疗发票，全长伟生前是教师，治疗费已经报销了，当然不属于被上诉人的损失。
被上诉人周水威、全林坚辩称，上诉人明知全长伟患有肝炎，还给其服用对肝脏有损害的利福平等药物，加速了其死亡的进程，上诉人的诊疗行为与全长伟的死亡是有因果关系的，这有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鉴定证实，另外上诉人的诊疗行为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医师法》以及《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的规定，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40%的责任是客观公正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被告桂平市人民医院述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对桂平市人民医院所作出的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同济司法鉴定（2013）法医病理FI-03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中，把全长伟进行抗痨药物治疗时间误写为2009年1月27日—2012年8月4日，而事实上应是2009年1月27日—2009年8月4日。其余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综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意见，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疾控中心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患者全长伟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疾控中心应否承担被上诉人因治疗过程中造成的医疗费损失。
关于上诉人疾控中心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患者全长伟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诊疗过程没有过错，并认为本次医疗纠纷经过两级医学会作出鉴定认定不属于医疗事故，广西金桂鉴定中心也指出由于死因不明，不具备医疗过错鉴定的条件，在此情形下，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仍然作出鉴定意见，这并不科学，而且其出具的意见也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本院认为，首先，医疗事故鉴定在一定意义上属于行政鉴定，侧重的只是对诊疗行为违法性的审查，医学会作出的鉴定，虽然认定不是医疗事故，但并不等同于医疗方在诊疗过程中就没有过错。而本案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适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经一审法院委托，对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对过错的参与度进行的鉴定，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其次，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是较为客观的，与事实相符，能够印证疾控中心在对全长伟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并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和替代医疗方案的情况。而全长伟到疾控中心就诊前就长期患有肝病，疾控中心在接诊患者时应该要有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告知义务，在诊疗过程中应该要针对患者的自身情况有针对性的检查和评估，同时在治疗方案以及用药可以选择时，应该告诉患者具体情况，让患者从自身健康情况以及利益最大化等角度来选择。但疾控中心一方面没有对患者进行如HBV—DNA及肝脏B超等针对性的检查，另一方面也没有就医疗方案或药物可以尽量使用对肝脏损害较轻等方面明确告知患者。疾控中心怠于履行自己应尽责任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过失，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疾控中心有过失，是符合实际的，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以HBV—DNA及肝脏B超不是治疗肺结核的必要检查，以及不能随意应用二线药物，二线药物并不是免费提供等为由，主张其诊疗过程没有过错，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另，疾控中心安排未取得医生执业证书的人员单独接诊全长伟，也是疾控中心在诊疗中的存在的另一个过错。该接诊人员作为实习生，诊疗经验和水平与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毕竟会有一定的差距，对全长伟的诊疗中，存在因疏于经验没有对患者的病情变化有足够重视从而没有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的可能。一审判决结合疾控中心存在的该过错，居于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并没有把该因素考虑在内就做出鉴定意见的情况下，综合本案的其他实际情况，认定疾控中心应该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故上诉人认为杨光彦不是单独就诊，一审不应该超过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建议的过失参与度要求上诉人承担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疾控中心应否承担被上诉人因本次治疗过程中造成的医疗费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疾控中心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与患者全长伟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而本案被上诉人诉请的医疗费是为治疗损害而支出的相关医疗费用，上诉人主张该费用不是被上诉人的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7148元，由上诉人桂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福汉
审 判 员 陈品泉
代理审判员 何 鹏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