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7）内07委赔13号
赔偿请求人：郑永良，男，196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委托代理人：顾玉国。
赔偿义务机关：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巴彦托海路***号。
法定代表人：冯伟卓，检察长。
委托代理人：史铭丰，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委托代理人：姚勇，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复议机关：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城区规划九街。
法定代表人：张晓红，检察长。
委托代理人：吉娜，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赔偿请求人郑永良以无罪逮捕赔偿为由申请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复议机关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呼检控申赔复决字〔2017〕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请求人郑永良请求：1、要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依法赔偿因非法对赔偿请求人错误逮捕而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6000元；2、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因错误逮捕，在羁押期间，公安、检察机关使用非法手段，因买卖合同纠纷被迫多支付货款及返还车辆而造成的财产损失135万元。质证过程中，赔偿请求人自愿放弃对精神损害赔偿金6000元的主张。事实和理由：赔偿请求人于2013年3月与呼伦贝尔市耀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海公司)签订了购买10台陕汽重卡型汽车后，因资金短缺，与天津狮桥融资公司订立了回购租赁合同。因所购车辆存在质量问题，赔偿请求人多次向汽车销售商反映问题。赔偿请求人与耀海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为经济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范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及2016年12月5日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能够证明该事实。2015年10月30日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以下简称海拉尔分局）对赔偿请求人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2015年11月2日赔偿请求人被刑事拘留。2015年11月13日经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5年11月27日赔偿请求人被海拉尔分局取保候审并释放。在赔偿请求人被逮捕期间，赔偿请求人多次要求取保候审，海拉尔分局办案民警明确表示，必须有耀海公司出具的”谅解书”，否则不予取保候审。为了取得”谅解书”，赔偿请求人将剩余货款250余万元及十台自卸车交给了耀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某。因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做出的错误逮捕决定，导致赔偿请求人为了取得”谅解书”，多支付了刘洪海135万元。故赔偿请求人多支付刘某某135万元的损失系因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义务机关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答辩称，赔偿请求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5年11月13日被海拉尔分局执行逮捕，于2015年11月27日被海拉尔分局取保候审，共羁押26天。因赔偿义务机关错误批捕，赔偿义务机关因侵犯赔偿请求人人身自由同意支付赔偿请求人6299.8元赔偿金，并消除了不良影响。赔偿请求人申请赔付因错误逮捕，导致赔偿请求人被迫超额给付对方当事人款、物13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因赔偿义务机关没有对赔偿请求人财产采取查封、扣押、追缴措施，故赔偿义务机关不应赔付赔偿请求人的经济损失。
复议机关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答辩称，赔偿请求人申请复议时仅提出一项赔偿请求，即因错误羁押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财产损失135万元。本院在审查阶段对案件进行了全面审查，决定维持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该项财产损失不属于侦查人员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造成的，因此不在国家赔偿范围之内。赔偿请求人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是关于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而本案属于刑事赔偿，所以不适用于本案。
赔偿请求人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1、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海检公诉刑不诉[2016]61号不起诉决定书，2、海拉尔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海公（经）取保字[2015]256号取保候审决定书，3、呼伦贝尔市看守所出具的公看释字[2015]485号释放证明书，4、海拉尔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海公（经）拘通字[2015]504号拘留通知书，5、海拉尔区分局作出的海公(经)捕通字[2015]296号逮捕通知书。该组证据欲证明郑永良不构成涉嫌合同诈骗罪，应认定为无罪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经质证后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赔偿义务机关因海拉尔分局认定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对郑永良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复议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二组：1、郑永良与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2、郑永良与呼伦贝尔市耀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产品买卖合同，3、呼伦贝尔市耀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汽车保修证明，4、郑永良等人向呼伦贝尔市耀海汽车经销处、狮桥公司出具的告知书和车辆使用用户联名投诉签名表，5、汽车产品配置价格表，6、郑永良等人向呼伦贝尔市耀海汽车经销处、狮桥公司出具的决议书和车辆使用用户联名签名表，7、诉求书，8、申告材料，9、申诉材料，10、刘洪海给车主开会的会议记录光盘。欲证明郑永良和耀海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后来由于郑永良资金不足和天津狮桥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回购合同。郑永良与耀海公司之间是民事案件，而非刑事案件。同时证明耀海公司销售的车辆是拼装车，伪劣产品。赔偿义务机关经质证后认为，海拉尔区检察院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且该组证据中的合同都是复印件，来源不清楚，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复议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组：1、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二中保民终字第251号民事判决书，2、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津高民申字第0417号民事裁定书，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滨功民初字第2332号民事判决书，4、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渭滨民初字第0052号民事判决书，5、民事起诉状，6、民事上诉状，7、2015年8月3日向海拉尔分局提交的说明材料，8、2015年8月4日向海拉尔分局提交的说明材料。欲证明郑永良与呼伦贝尔市耀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是民事经济纠纷，而非刑事案件。在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逮捕赔偿请求人之前，赔偿请求人将上述判决书等材料已经交付给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赔偿义务机关明知是民事纠纷而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枉法作出错误的批捕决定，故对赔偿请求人的损失应予赔偿。同时，应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赔偿义务机关经质证后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且该组证据超出国家赔偿的范围。复议机关经质证后认为，对于赔偿请求人提及的相关办案人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赔偿请求人已向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举报材料，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受理。其他质证意见与赔偿义务机关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四组：1、耀海公司出具的刑事谅解书，2、赔偿请求人给耀海公司的250万元的付款凭证，3、耀海公司出具的收到十辆陕汽自卸重型卡车的收条，4、关于申请赔偿数额的说明。欲证明公安、检察机关明知郑永良与耀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是民事案件，并非刑事案件，但公安、检察机关与耀海公司以合法手段达到非法目的，赔偿请求人被迫向呼伦贝尔市耀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缴纳购车款250万元并返还10辆陕汽自卸重型卡车。赔偿义务机关经质证后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135万元的财产损失与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复议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赔偿请求人提交的证据经审核后认为，对赔偿义务机关错误逮捕赔偿请求人的事实予以确认。因赔偿请求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因赔偿义务机关错误逮捕行为造成赔偿请求人经济损失135万元，故对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经济损失135万元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赔偿义务机关及复议机关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因大雁矿区扎泥河露天矿运输土方需要，2013年4月2日赔偿请求人与耀海公司签订了《产品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赔偿请求人作为买受人购买陕汽牌自卸车10台，总金额为315万元。赔偿请求人因资金短缺，2013年4月27日赔偿请求人与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狮桥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赔偿请求人应按时足额以银行代扣方式支付租金，逾期还款应当支付违约金。赔偿请求人及使用车辆的用户在实际使用车辆过程中，曾向耀海公司、狮桥公司反映涉案车辆存在质量问题。
另查明，狮桥公司与涉案车辆的生产商宝鸡华山工程车辆有限责任公司，及宝鸡华山工程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耀海公司因涉案车辆产生纠纷，狮桥公司及宝鸡华山工程车辆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及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及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分别作出相应裁判。
又查明，2015年10月30日海拉尔分局对赔偿请求人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2015年11月2日赔偿请求人被刑事拘留。2015年11月13日经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5年11月27日赔偿请求人被海拉尔分局取保候审并释放。
还查明，2015年11月25日耀海公司为赔偿请求人出具了载有今收到自卸车壹十辆的收条。2015年11月26日耀海公司为赔偿请求人出具了”谅解书”。该谅解书载明：鉴于郑永良等人与耀海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并赔偿了耀海公司的损失，耀海公司的损失已得到弥补。因此，耀海公司对郑永良等人表示谅解，不再追究涉嫌诈骗的刑事责任。
再查明，2017年2月21日赔偿请求人以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做出的错误逮捕决定为由向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赔偿经济损失135万元。2017年4月21日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海检赔决【2017】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赔偿请求人不服，向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申请，2017年7月13日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呼检控申赔复决【2017】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维持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海检赔决【2017】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申请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赔偿经济损失135万元，根据海拉尔区分局作出的海公（经）取保字[2015]256号取保候审决定书载明的内容，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为海拉尔分局，并非赔偿义务机关。且根据赔偿请求人的陈述及其提交的付款凭证及谅解书等证据，能够证明接收相应货款及车辆的主体是耀海公司而非赔偿义务机关。因此，赔偿请求人要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赔偿经济损失135万元的赔偿请求，依据不足。另外，赔偿请求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因该条适用于行政赔偿案件，而本案为刑事赔偿案件，故不适用于本案。综上，赔偿请求人因赔偿义务机关错误逮捕限制其人身自由申请赔偿金6299.8元，并要求消除不良影响，赔偿义务机关对该两项请求表示认可并做出决定，复议机关维持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决定，并无不当。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经济损失135万元，本院不予维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检察院海检赔决〔2017〕1号刑事赔偿决定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呼检控申赔复决字〔2017〕2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