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70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1，男，1961年1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闫×5（闫×1之女），1986年11月1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2，男，1963年4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闫×6（闫×2之女），1989年7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3，女，1941年1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4，男，1967年6月4日出生。
上诉人闫×1、闫×2因与被上诉人闫×3、闫×4赡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1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1的委托代理人闫×5、闫×2的委托代理人闫×6、被上诉人闫×3、闫×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1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1650号民事判决，改判给付赡养费二百元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闫×3所述个人收入及日常花费支出与实际不符，存在欺骗行为。上诉人工资收入低,因病需要长期治疗，无力承担过高的赡养费用。
闫×2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1650号民事判决，改判给付赡养费二百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阐述的事实进行审查，存在严重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
闫×3、闫×4辩称，同意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闫×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三被告系其子女，自2014年6月23日起，原告因生病在朝阳医院住院治疗，后手术失败，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24小时陪护。现三被告无法做到亲自照料，需要聘请护工照顾生活起居，但原告现有的退休金已无法负担护理及医疗费用，更无法保障原告的生活需要。原告认为三被告作为子女，依法应当履行赡养义务,现因其不履行法定义务，故对其提起诉讼，应有依法判令:1、判令三被告从2014年6月24日开始，每人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2500元；2、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闫×1、闫×2在一审法院辩称：原告有退休金收入,也有房租收入，且看病有医保报销。若是原告退休金确实不够支付日常生活，其愿意给付赡养费，但是具体数额应当提供相应票据为准。
闫×4在一审法院辩称：认可原告陈述的事实,同意原告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3与闫×8系夫妻关系,婚后共育有四子,即长子闫×1、次子闫×2、三子闫×7与四子闫×4。1980年8月，闫×7去世；2005年9月，闫×8因病去世。闫×3现已退休,退休金为3500元/月。对于闫×3是否有房租收入。闫×3通过继承取得了28号房屋，该房屋曾对外出租，自2015年11月底，租客提前解约，房屋现处于空置状态，自此以后无房租收入。
2015年11月，闫×3曾以赡养费纠纷为由，将三被告诉至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约定由三被告每月轮流陪护原告十天。原告陈述除被告闫×4身体力行照料外，其他两被告均未如约履行义务，且其与此两位被告相处很不愉悦。
另查，2014年6月，原告因患腰椎狭窄就治于北京朝阳医院，分两次交纳住院押金四万元。后因原告认为医院手术存在过错，产生争议，至今原告尚在住院，医疗费用也尚未结算。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信》、《死亡证明》、住院预交金收据、朝阳医院京西院区订餐充值凭证、首钢医院检查报告单、(2015)石民初字第6920号民事调解书、（2015）石民初字第8404号民事调解书等书证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父母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时，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本案焦点在于原告的经济收入能否支付其日常开支问题，即原告是否需要三被告经济供养。原告现行动不便,出行需要借助轮椅,且其长期住院,需要全天候照料，然而被告闫×1、闫×2均系在岗职工，无法保障照料时间。此外，闫×2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等病症，缺乏身体力行照顾他人实际能力，况且母子相处矛盾较多，亦不宜强制相处。照顾义务具有人身属性，非自愿不宜强迫义务人直接履行，但被赡养人确有被照料现实需要，可以通过聘请保姆或护工其他方式替代，由赡养义务人负担代替费用。原告目前主要收入为每月3500多元退休金，医院护工日工资约为160元左右，其住院期间有固定伙食费支出。据此可见，原告收入不足以支付上述费用，需要三被告经济上资助，但是原告主张数额过高。法院结合原告收支状况，以及闫×1、闫×2实际收入水平，酌定闫×1、闫×2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800元。鉴于被告闫×4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该意思表示系其自主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并符合善良美德与公序良俗要求，且赡养只有底线要求，而无上限标准，故法院对其善行予以鼓励，对其自愿行为予以确认，确定其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2500元。
法院判定被告支付原告赡养费的主要理由为，被告主客观方面确实不能履行亲自照料义务，但是原告收入不足以聘请护工费用，故需要被告予以分担，但是原告主张自其住院起给付其赡养费。法院认为，原告确为此时间开始住院，但是在此期间三位被告均不同程度对其进行照料，并非住院开始便开始聘请护工照料。此外，被告尚未提交其聘请护工以及支出护工费的证据，即不能证明该项费用已经发生，故法院认为其该项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特别指出，虽然法庭判定三被告在经济方面对原告进行资助，但是原告现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生活几乎不能自理，需要子女悉心照料与亲情慰藉。所谓羊羔跪乳、乌鸦反哺，无论聘请如何优质保姆护理，均不如子女用情照料有利于身心健康，安享晚年。法院希望三被告身怀原告养育之恩，常感抚养艰辛，应各尽其能，互量互助，同心协力担负赡养职责，而不应相互推诿，相互计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闫×1、闫×2自二零一六年五月起于每月十五日前各给付闫×3赡养费每月八百元；二、闫×4自二零一六年五月起于每月十五日前给付闫×3赡养费每月二千五百元；三、驳回闫×3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闫×1、闫×2向本院提交闫×3房屋出租及养老金领取登记表，用以证明闫×3经济收入情况；被上诉人闫×3、闫×4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被上诉人闫×3、闫×4向本院提交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及案款进账收据，用以证明闫×1、闫×2每年除工资以外尚有房屋折价款收入，上诉人闫×1、闫×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闫×1、闫×2虽向本院提交闫×3房屋出租及养老金领取的经济收入情况，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闫×3自身经济收入状况，不构成上诉人闫×1、闫×2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理由；且被上诉人闫×3、闫×4向本院提交的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及案款进账收据，亦证明闫×1、闫×2每年除各自工资收入以外，尚有收取房屋折价款的事实，上诉人闫×1、闫×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认可，故上诉人闫×1、闫×2主张各自无力承担对闫×3赡养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父母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时，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闫×1、闫×2上诉主张被上诉人闫×3的自身经济收入足以支付其日常生活、医疗的开支，不需要上诉人闫×1、闫×2的经济供养，且上诉人闫×1、闫×2均患病在身,亦需要治疗支出，故经济收入均不足以支付对闫×3经济上过高的赡养；而一审法院在考虑闫×3经济收支、身体状况，以及闫×1、闫×2实际经济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条件，酌定闫×1、闫×2每月支付闫×3赡养费八百元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闫×1、闫×2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确定的赡养费数额过高，无力承担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闫×1、闫×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闫×1、闫×2各负担二十五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牛旭云
审 判 员 赵文哲
代理审判员 刘福春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柳惠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