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5民终10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市益海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解放街43号。
法定代表人：金燕青。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晔，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汕头市潮南区两英佳宝针织厂，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西新村三片。
经营者：陈荣喜，男，汉族，1947年9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海南省屯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广东潮之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台州市益海服饰有限公司（下称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市潮南区两英佳宝针织厂（下称佳宝针织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2016）粤0514民初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晔，被上诉人佳宝针织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海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佳宝针织厂在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佳宝针织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按照法律规定，本案已过两年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佳宝针织厂的起诉。益海公司于2011年年间向佳宝针织厂购买面料，截止2011年年底后双方没有业务往来。佳宝针织厂于2012年1月1日发来一份《往来对账单》，对双方的货款数额进行了确认。除此之外，无其他约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本案货款应当在益海公司收到面料时支付，益海公司在2012年1月1日之前已收到全部面料，故本案诉讼时效至少于2012年1月1日之前开始起算。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佳宝针织厂于2015年11月份向法院起诉，已远远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应从佳宝针织厂向临海市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算的认定错误。本案为面料的买卖合同纠纷，按照法律规定和交易习惯，为“货到付款”。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自益海公司收到货物之日起，因此，佳宝针织厂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过诉讼时效。二、对于佳宝针织厂提供的两份证据，其中《往来对账单》的作用是确定双方货款的数额，并不是双方对于买卖合同的重新定义或约定，这也进一步明确了“货到付款”的交易方式。对于《通话录音》，一审法院已明确该证据因缺乏关联性而不具有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因此，佳宝针织厂在一审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也没有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存续期间有过时效中断的法律行为，故本案显然已过诉讼时效。
佳宝针织厂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佳宝针织厂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货到付款”是针对买受人应当付款所作出的规定，而不是出卖人应当收款的规定，不能将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往来对账单》并未提及付款之事。在此次对账过程中，既没有佳宝针织厂主张货款的行为，也没有益海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因此，该《往来对账单》不能确定佳宝针织厂的权利被侵害，故不能以对账时间来计算诉讼时效。三、本案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3条的规定，佳宝针织厂于2015年11月向临海市人民法院起诉，应当认定为佳宝针织厂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益海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佳宝针织厂提起诉讼之日开始计算。四、佳宝针织厂给予益海公司欠款这么长时间，是基于之前的合作关系和出于对益海公司的信任和业务的支持，而益海公司却以此来抗辩时效问题，推卸几十万元的付款义务，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综上，益海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予以驳回。
佳宝针织厂于2016年4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益海公司立即支付货款415481.6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履行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期间，益海公司多次向佳宝针织厂购买布料。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012年1月1日，益海公司在往来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截至2012年1月1日结欠佳宝针织厂货款465481.6元。2012年1月21日，益海公司付还货款50000元，此后再无还款，至今尚欠佳宝针织厂货款415481.6元。2015年11月26日，佳宝针织厂向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益海公司立即支付货款415481.6元及利息损失。2016年2月25日，临海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台临杜商初字第17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佳宝针织厂撤回起诉。佳宝针织厂于2016年4月14日诉至一审法院。另查，任海鹰和金燕清于1996年3月1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任海鹰于2015年6月24日起成为益海公司的股东，现任益海公司监事。
一审法院认为，益海公司与佳宝针织厂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的买卖关系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有效。益海公司结欠佳宝针织厂货款415481.6元，有益海公司盖章确认的往来对账单为据，且益海公司也没有异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佳宝针织厂要求益海公司付还货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计算”的规定，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货款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佳宝针织厂于2015年11月向临海市人民法院起诉，属于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益海公司履行义务，故诉讼时效应从佳宝针织厂向临海市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计算。佳宝针织厂向临海市人民法院撤诉后，于2016年4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益海公司辩称佳宝针织厂请求付还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现佳宝针织厂请求判令益海公司付还货款415481.6元，依法有据，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现佳宝针织厂请求判令益海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起诉之日至还款之日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益海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佳宝针织厂货款415481.6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4月14日计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32.22元，公告费500元，共8032.22元由益海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益海公司结欠佳宝针织厂货款415481.6元未还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一、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佳宝针织厂起诉要求益海公司付还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计算。”因双方当事人在往来对账单上没有约定结欠货款的还款期限，故佳宝针织厂可以随时要求益海公司还款，诉讼时效期间从佳宝针织厂要求益海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计算。由于本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佳宝针织厂在向临海市人民法院起诉之前曾向益海公司主张过权利，故诉讼时效应当从佳宝针织厂向临海市人民法院起诉益海公司之日即2015年11月26日起计算。因此，佳宝针织厂撤回起诉后，于2016年4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尚未超过诉讼时效。益海公司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佳宝针织厂要求其付还结欠货款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32.22元，由上诉人台州市益海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立
审判员 姚焕丹
审判员 翁晓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逸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