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43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霭如，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秋娇，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秀娴，住址深圳市罗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甲，住址深圳市罗湖区。
上列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艺军，广东金卓越（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鹏基商务时空大厦11楼。
法定代表人王皓。
委托代理人尹芳菲，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曾明金，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张霭如、张秋娇、叶秀娴、张某甲为与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1月29日，投保人张某乙向被告购买了一份“满家福”家庭综合保险保障计划保险，被告签发的保险单规定：被保险人为张某乙、配偶及子女，受益人为法定，普通意外伤害（基本保险金额）为66万元；保单生效日期为2010年1月31日，保险期限为1年；年保险费为998元。该保险单“明示告知”部分第4、5条还特别规定：“普通意外伤害保障最高赔偿限额为66万元，按照以下标准划分：……若选择配偶及子女作为被保险人的，除每一子女保险金不超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户籍所在地（或主要生活地）的最高限额外，剩余保险金额由主被保险人及其配偶均分”；“根据中国保监会规定，任何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被保险人，其以死亡为给付责任的保险金额（包括在所有商业保险公司购买的保险）不得超出规定限额（……深圳地区为10万元……）”。该合同签订后，投保人张某乙依约向被告交纳了保费998元，被告收款后向张某乙开具了发票。2010年7月29日，张某乙乘坐某大厦电梯至29楼，从窗口坠落至6楼天台，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出具的法医学死亡证明书确认张某乙的死亡原因为高坠死。深圳市公安局黄贝派出所受理的报警登记表记载的警情性质为自杀，经法医鉴定，张某乙的死因为高空坠落引起多发性骨折及颅脑损伤。2010年11月29日，被告发出《理赔决定通知书》，认为张某乙坠楼身亡，经现场勘查，张某乙坠楼落点于大厦墙面有4-5米距离，故可以判断坠楼时有明显的水平速度，公安机关经侦查后排除且未立案处理，该司无法判断是否属于保单赔偿范围，因此无法按正常理赔流程进行赔付。另查明，原告张霭如系张某乙的父亲，原告张秋娇系张某乙的母亲，原告叶秀娴系张某乙的妻子，原告张某甲系张某乙的儿子。
原审法院认为，被保险人张某乙与被告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遵循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张某乙依约缴交保费后，被告应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承担保险责任。张某乙死亡后，经公安机关到场勘查了解，认定张某乙的死亡原因为高空坠亡，因此，公安机关并未认定张某乙的死亡原因为自杀，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某乙系自杀死亡的情况下，张某乙身故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条件，因张某乙指定受益人为法定，被告赔付的保险金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取得，故本案原告对被告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张某乙作为主被保险人投保时，其指定的从被保险人为其配偶和子女，而其子女张某甲属于未成年人，最高保险金额为10万元，扣除张某甲的保险金额后，剩余保险金额56万元应由张某乙及其配偶均分，故本案被告应赔付的保险金额为28万元，对原告过高的保险金赔付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未及时理赔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除应支付保险金外，还应自拒赔之日起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霭如、张秋娇、叶秀娴、张某甲支付保险金28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自2010年11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随本计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霭如、张秋娇、叶秀娴、张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74元（已由原告预交），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387元，由原告承担1374元，被告承担1013元。
宣判后，上诉人张霭如、张秋娇、叶秀娴、张某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意外伤害保险金66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自2010年11月29日起开始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配偶和子女为从被保险人无事实依据。1、被上诉人的文件确认确定主从被保险人必须明确列明。被上诉人的《“满家福”家庭综合保险保障计划保险单》“明示告知”部分第4条明确规定：“…投保时必须列明主从被保险人以及关系”。但是，《“满家福”家庭综合保险保障计划保险单》中，并没有列明主从被保险人，相反在被保险人一栏中列明的是“被保险人”。“明示告知”条款系被上诉人事先单方制定的保险条款，如果本案存在主从被保险人，被上诉人理应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明确列明并确定各自的保险金额。但是，本案投保人在投保时，被上诉人并没有要求投保人列明主从被保险人。因此，上诉人认为，在没有明确指定主从被保险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并不进行区分，无论那一个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被上诉人均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进行赔偿。2、保险法明确规定，对保险条款存在争议的，应当作出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从法律规定来讲，上诉人同被上诉人对该条款存在争议，也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即本案不存在从被保险人。二、张某甲非从被保险人，一审法院认定张某甲应当按照10万元确定保险金额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的《“满家福”家庭综合保险保障计划保险单》“明示告知”部分第4条规定：“…每一子女保险金额不超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户籍所在地（或主要生活地）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是双方约定，双方约定的金额可以高于最高限额，也可以低于最高限额，这取决于双方的意思自治。没有法律规定，在保险金额约定不明时推定适用最高限额。具体到本案，投保人和被上诉人均没有列明未成年子女的保险金额，这也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本案没有从被保险人（如果有未成年从被保险人，应当列明未成年子女的保险金额）。一审法院却以最高限额作为保险金额，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三、“明示告知”部分为格式免责条款，被上诉人也未尽到对保险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保险法》（2009年）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对该格式条款进行加粗、加黑等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也未对该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因此，依照法律规定，该条款也不产生法律效力。综上，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口头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配偶子女为从被保险人、张某甲保险额度为10万元合法有据。涉案保单明示告知条款合法有效，该约定应受法律保护。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事故，是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现场勘查图片七张，证明死者不是意外坠落，而是自杀。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另查明，涉案《“满家福”家庭综合保险保障计划保险单》下方“明示告知”第4条约定：“普通意外伤害保障最高赔偿限额为66万元，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划分：主被保险人未婚的，保险金额由主被保险人和从被保险人均分；主被保险人已婚的，若选择父母作为从被保险人的，由主被保险人和从被保险人均分；若选择配偶及子女作为从被保险人的，除每一子女保险金额不超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户籍所在地（或主要生活地）的最高限额外，剩余保险金由主被保险人及其配偶均分，但所有子女的最高赔偿限额不得超过30万元；若发生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保险人严格按照上述划分标准处理理赔相关事宜；投保时必须列明主从被保险人以及关系。”第5条约定：“根据中国保监会规定，任何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被保险人，其以死亡为给付责任的保险金额（包括所有商业保险公司所购买的保险）不得超出规定的限额（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地区为100000元，其他地区为50000元；且‘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不适用），否则保险人对超过限额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案件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因涉案保险事故可得保险金的金额。首先，涉案保险单“明示告知”第4条最后一句明确约定“保险人严格按照上述划分标准处理理赔相关事宜，投保时必须列明主从被保险人以及关系”，可见列明主从被保险人以及关系是适用该条款进行保险金分配的条件，而涉案保险单在“被保险人”一栏仅笼统表述为“张某乙、配偶及子女”，并未明确列明该保险的主被保险人以及从被保险人各自的具体身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保险人未列明主从被保险人以及关系，导致前述保险金分配条款的生效条件未成就，故该条款不得作为认定本案保险金分配的合同依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如前所述，保险单“明示告知”第4条不能作为认定保险金分配的合同依据，故本院应根据保险单的约定作出通常解释。涉案保险单的被保险人为“张某乙、配偶及子女”，保障内容为“普通意外伤害（基本保险金额）为66万元”，从通常理解，也即被保险人中的任何一人发生普通意外伤害的保险事故，均可获得66万元的保险金额。上诉人主张应获得66万元的保险金及其利息，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此外，被上诉人主张死者张某乙系自杀，而非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故其无需支付赔偿金，对此，本院认为，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出具的法医学死亡证明书认定张某乙系高空坠落死亡，并未认定张某乙系自杀身亡，故被上诉人关于张某乙系自杀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审认定的其他事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不再审查。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一、二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8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8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张霭如、张秋娇、叶秀娴、张某甲支付保险金66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利息自2010年11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随本计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87元，由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 东 慧
代理审判员 郑 寒 江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胡旬子(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