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深中法民终字第27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兴云（系死者之父）。
委托代理人陆中文，系陆兴云之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超凤（系死者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明燕（系死者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欣雨（系死者之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潇枫（系死者之子）。
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某某，广东文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灿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松川。
委托代理人赖某某，广东惠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代表人陈新元。
委托代理人林某某。
上诉人陆兴云、梁超凤、梁明燕、陆欣雨、陆潇枫因与被上诉人余灿昌、张松川和原审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出具的深公交认字（2010）第A0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简要案情为：2010年11月6日22时许，余灿昌驾驶粤BJ××××小型普通客车，沿宝安大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至某某实验学校路段时，车辆与行人陆某某及道路设施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损坏，余灿昌受伤及陆某某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认定：余灿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陆某某不承担事故的责任。
另外：1、被告张松川是粤BJ××××小型普通客车车主，事故发生时在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购买了交强险；2、陆某某于2010年11月6日死亡，遗体于2011年9月27日火化；3、原告主张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损失13500元，但未能提供相应票据予以证实；4、原告提供交通费票据证明交通费损失为1800元；5、被抚养人情况：陆某某女儿陆欣雨，2008年2月27日出生，陆某某儿子陆潇枫，2009年10月21日出生，上述人员的抚养义务人均为2人；6、陆某某为农业户口，原告提供公司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房租收据、考勤卡、工作证、协议书等证明陆某某事故发生前在深圳连续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7、被告余灿昌因本次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原告起诉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余灿昌、张松川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20399.47元；2、判令被告余灿昌、张松川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送达文书的邮资费用以及调查案卷等一切有关本案开支的费用。在一审诉讼中，原告申请追加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被告。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出具的深公交认字（2010）第A0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灿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陆某某不承担事故的责任。依据相关证据以及本庭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对此事故的责任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条款正确，法院予以采信。
死者陆某某系农村户口，原告提供公司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房租收据、考勤卡、工作证、协议书等证明陆某某事故发生前在深圳连续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法院认为，从死者工作过的两个公司证明看，两份工作中间有明显间隔，房屋租赁合同系死者与案外人签订的，在无居住地居委会或派出所的相关证明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实死者在该地址连续居住满一年。故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死者事故发生前在深圳连续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死亡赔偿金按农村标准计算。
原告诉请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住宿费损失13500元，因未能提供相应票据予以证实，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余灿昌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其确已对原告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故该项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诉请的停尸费，因停尸费包含于丧葬费中，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的误工费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法院予以支持。
综合案情，法院判定原告因本次道路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为：1、丧葬费32715.5元；2、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3240元；3、交通费酌定为1800元；4、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7890.25×20＋5515.58×（17＋16）÷2＝248812.07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合计386567.57元。
因粤BJ××××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三处投保了交强险，故被告三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死亡伤残及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12000元。
原告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为386567.57-112000=274567.57元。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被告余灿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陆某某不承担事故的责任，故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由被告余灿昌承担。被告张松川系肇事车辆的车主，无证据表明被告余灿昌开车系受被告张松川的指派或委托，亦无证据表明被告张松川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原告主张被告张松川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与上述判定不符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应得赔偿总额为386567.57元；二、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死亡伤残及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12000元；三、被告余灿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外赔偿原告274567.57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2004元，由原告负担5656元，由被告余灿昌、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6348元。被告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陆兴云、梁超凤、梁明燕、陆欣雨、陆潇枫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三、四项；2、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708399.47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以死者两份工作中间有明显间隔为由，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明显错误的。死者2009年6月1日进入显光公司工作，2010年4月20日离职，2010年5月6日开始在腾恒达公司工作至死亡，两份工作中间间隔仅十余天，中间还有五一劳动节的假期，间隔时间很短，这段间隔不构成失业状态，其在2010年4、5月都有收入，也反映出死者生前是在深圳持续的居住。上诉人提供的考勤卡、腾恒达公司按非因工死亡给予上诉人的补偿协议以及两家企业的证明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死者生前在深圳连续居住，并有固定收入。原审判决以没有居委会、派出所证明为由，不认定居住的事实，过于教条、呆板。2、被上诉人张松川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和余灿昌一起承担事故责任。原审庭审中余灿昌承认自己当晚和张松川吃饭时喝了酒，酒后，张松川把车钥匙交给余灿昌，由余灿昌开车带着张松川等人去歌厅，到歌厅后，余灿昌点了酒水后，拿了车钥匙出去接朋友，走时是打了招呼的。事故车辆检验合格的日期至2007年11月份，有效期过后多年未进行检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未经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是不能上路行驶的。根据技术鉴定书来看事故车辆制动性能不合格，转向力不合格，自由转动量不合格。张松川容忍一个喝了酒的人开自己的车上路行驶，且车辆本身未检验不能上路行驶，车辆性能也不符合安全驾驶条件，张松川有明显的过错。案发后死者的哥哥曾到医院接触到了余灿昌，双方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对话的内容显示出余灿昌当时驾车外出是张松川将钥匙交给余灿昌的。
被上诉人张松川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原审判决按照广东农村标准计算死者伤亡赔偿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死者在事发交通事故之前，没有在深圳居住满一年以上的有效证明，根据司法解释和相关实践，居住一年以上的有效证明为居住证或者暂住证，或者由居委会开出证明加盖公安派出所印章，上诉人显然不能提供以上证明，不能证明其在深圳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同时上诉人不能提供稳定收入的有效证明，如合法的劳动合同、社保记录等有效文件。死者家属为诉讼的需要，在交通事故之后补充的一些间接辅助证据，不符合法律要求，且存在造假嫌疑，两份工作证明中间有明显间隔，也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保记录。司法实践中，在深圳之所以要求农村转城镇标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是因为居住证条件和深圳人口社会管理紧密相联，稳定收入的劳动合同、社保卡和深圳劳动用工管理、社会保险缴纳紧密相联，在社会诚信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之前，不能无限制的扩大解读这两个农村转城镇赔偿标准的条件，否则会带来更大的司法和社会不公平。二、被上诉人张松川作为肇事车辆的车主，与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也不存在过错，不是事故的责任方。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不应承担责任。交警部门认定被上诉余灿昌事发当晚22时没有喝酒，这说明喝酒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且无法与交警部门的调查事实相印证。再说，一审已经查明事发当晚，被上诉人余灿昌是在张松川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拿走车钥匙开车出去，显然属于偷开他人车辆，这一点不仅在场的证人可证明，而且被上诉人余灿昌本人也承认自己开车时其他人没有注意，因此，被上诉人张松川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责任。关于车辆的问题，被上诉人张松川一直定期进行保养，而且提供了相应的保养维修单据，张松川的车辆经常在被上诉人余灿昌的维修厂进行保养，因此，被上诉人余灿昌作为专业维修人员，对车辆的性能和技术状况非常了解。三、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当支持，被上诉人余灿昌已涉嫌交通肇事犯罪判刑2年并服刑。
被上诉人余灿昌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余灿昌是酒后驾驶，请求法院核实被上诉人余灿昌是否存在醉酒驾驶的情形，如存在醉酒驾驶，则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上诉人的损失不应当由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赔偿，即使赔偿，在赔付后有向被上诉人余灿昌追偿的权利。2、如被上诉人在明知余灿昌喝过酒后仍准许其驾驶车辆的情况属实且余灿昌当时构成醉酒驾驶，则被上诉人张松川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上诉人的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张松川和余灿昌共同赔偿。如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在赔付后享有向张松川追偿的权利。3、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诉讼费不属于交强险赔付范围。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陆兴云、梁超凤、梁明燕、陆欣雨、陆潇枫在二审中提交了死者的哥哥与被上诉人余灿昌对话的视听资料，证明当时余灿昌开车是张松川把车钥匙交给余灿昌开的，余灿昌在一审庭审中关于细节的陈述不属实。被上诉人张松川认为该份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一审时证人和被上诉人余灿昌已说明了开车的事实和来龙去脉。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出具的深公交认字（2010）第A0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事故形成原因为：余灿昌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驾驶未经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过错；无证据证明陆某某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
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向被上诉人余灿昌、张松川询问有关情况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交警部门制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张松川称其与余灿昌是普通朋友关系，两人因张松川的车辆在余灿昌工作的汽车美容中心美容保养而认识，事发当晚与余灿昌及另两人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后，余灿昌从我手上拿了车匙并开车拉了我们几个去一个打工仔的KTV。到了KTV后我向他要车匙，他说把车停到停车场先，就把车开走。一会他跑过来领了我们上了二楼的KTV包房。我当时也喝了酒就忘了收回车匙，也不知几时他就不见了”，张松川在回答交警询问是否知道余灿昌有无驾驶证时称“我不知道，我只知他会开车”，并称“（余灿昌）喝了几杯啤酒，去KTV时没有见他醉”；被上诉人余灿昌称其与车主张松川是普通朋友，两人因张松川经常去余灿昌工作的地方洗车认识，事发当晚与张松川及另两人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因车主喝了酒要我开车去唱K，我开车到固戍万众百货对面的一间KTV那后，我们一帮人在那唱了一会歌。我又开车出去接我朋友，是去三围。当我开车到某某实验学校路段时，我突然发现车的方向无法控制且往右走，我开车就撞到了绿化带上，之后再撞到什么就不知道了”，“我一过地铁口就突然发现车的方向往右，想打回来打不了，我看了公里表当时是70-80公里之间，我就刹车但没刹死，之后发生了事故”，“（车主）知道我会开车，之前也开过他的车”，“（我）喝了一小杯啤酒，KTV时没喝酒”。
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张松川申请的证人赵某勤出庭作证称：吃饭后余灿昌说去唱歌，然后还叫上了余灿昌的朋友，一共四个人，到了以后余灿昌就将车钥匙交给张松川，然后四个人一同到歌厅包房，到了包房以后张松川将车钥匙放在茶几上……不知道余灿昌什么时候把车开走的，证人与张松川是认识两、三年的朋友，吃饭的时候余灿昌没有向张松川提出借车。被上诉人余灿昌称其离开歌厅包房时有跟被上诉人张松川等人打招呼，但他们当时在唱歌，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听到。
事故车辆的行驶证显示该车检验合格至2007年11月有效，此后未经安全技术检验。被上诉人余灿昌于2010年10月25日初次领取驾驶证。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能否适应深圳城镇居民标准；二是被上诉人张松川是否对本案交通事故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受害人陆某某系农村户口，上诉人主张陆某某在事故发生前在深圳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仅提供了公司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房租收据、考勤卡、协议书等证据，未能提供劳动合同、购买社保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居住地居委会或派出所出具的相关居住证明等证据予以佐证，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死者在事故发生前在深圳连续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故原审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从被上诉人余灿昌、张松川在事发后向交警部门陈述的情况、该二人及证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的情况可知，张松川在事发后向交警部门陈述事发当晚到了歌厅后因其当时也喝了酒就忘了向余灿昌收回车钥匙，而证人在一审中陈述余灿昌到了歌厅就把车钥匙交给张松川，对此，本院认为，证人与张松川系朋友关系，相比证人在一审诉讼中为张松川出庭作证陈述的情况，张松川在事发后向交警部门陈述的情况更为可信。张松川在事发当天晚饭后在未核实余灿昌是否持有驾驶证并明知余灿昌亦喝了啤酒的情况下将车辆交给余灿昌驾驶载一行四人前往歌厅，到了歌厅也未及时向余灿昌收回车钥匙，致余灿昌得以驾驶车辆外出，而本案事故即是余灿昌驾驶张松川的车辆外出引发的；同时，肇事车辆的检验合格至2007年11月有效，此后至事发时的3年期间张松川均未对车辆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交警部门亦认定余灿昌驾驶未经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是导致本案事故的原因之一。综上，虽然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余灿昌在事发当晚离开歌厅后的开车行为得到车主张松川允许或受其指派或委托，但张松川作为车辆所有人，应妥善保管和管理车辆，张松川在事发当天未核实余灿昌是否持有驾驶证且明知余灿昌喝了啤酒，仍将其未经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的车辆交给余灿昌驾驶前往歌厅，到达歌厅后亦未向余灿昌收回车钥匙，致使余灿昌得以持有车钥匙并再次驾驶车辆外出引发本案事故，张松川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本院酌定张松川应对余灿昌的赔偿义务在30%即82370.27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变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一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余灿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274567.57元，被上诉人张松川应对被上诉人余灿昌的上述赔偿义务在30%即82370.27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陆兴云、梁超凤、梁明燕、陆欣雨、陆潇枫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004元，由上诉人陆兴云、梁超凤、梁明燕、陆欣雨、陆潇枫负担6362元，由被上诉人余灿昌负担2804元，被上诉人张松川负担1202元，由原审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16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27.47元，由上诉人陆兴云、梁超凤、梁明燕、陆欣雨、陆潇枫负担3247.47元，由被上诉人余灿昌负担2016元，被上诉人张松川负担8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国 林
代理审判员 伍 芹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廖灵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