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45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忆山，男，1966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慧慧，浙江宝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玲月，女，196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奇铭，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笑，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忆山因与被上诉人龚玲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民初9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而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忆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龚玲月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龚玲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1.一审法院混淆了买卖合同的主体和因债权转让获得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龚玲月是以买卖合同主体的身份向上诉人主张合同权利，龚玲月从未称其是因债权转让而获得权利。不论债权如何转让，买受人只是获得诉讼主体资格，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而成为合同主体。一审法院认定龚玲月因债权转让获得原告主体资格，则本案不能按买卖合同纠纷审理，而应按照债权转让纠纷审理，一审法院应当就此向上诉人进行释明，否则剥夺了上诉人就债权转让纠纷进行抗辩的权利。故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损害上诉人的权利。2.一审法院认定龚玲月与绍兴市冠荣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荣公司）、绍兴市水乡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公司）之间存在债权转让关系，需以认定冠荣公司、水乡公司是买卖合同主体为前提，但一审法院未作此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3.合同主体在合同签订之时已确定，当事人事后行为不影响合同主体身份。本案中，车辆转让协议十分明确，与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冠荣公司，龚玲月仅是冠荣公司的代表人，并非合同主体。虽然冠荣公司、水乡公司以情况说明的形式称龚玲月是车辆转让协议的出让人，但合同一方所作单方陈述不能改变合同主体，一审据此认定龚玲月是合同相对人有违法律规定。4.上诉人虽于2013年3月26日向龚玲月出具借条，但该行为无法改变车辆转让合同的主体是冠荣公司与上诉人。龚玲月以冠荣公司代表人身份在车辆转让合同上签字，龚玲月又是冠荣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蒋卫根的妻子，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龚玲月可以代表冠荣公司进行对账。因此，上诉人向龚玲月出具借条并非认可其是合同相对方。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尚欠龚玲月购车款321000.6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是与冠荣公司发生经济往来，本案纠纷也在其中，上诉人和冠荣公司至今未对账。经上诉人核算，上诉人主张抵销时只欠车辆转让款135537元，经过抵销，不是上诉人对冠荣公司有欠款，而是冠荣公司对上诉人有欠款。一审法院将本案单独进行计算，会导致上诉人利益受损，如上诉人在向冠荣公司支付款项后就不存在利息问题。三、龚玲月不是合同相对人，也不是债权转让的受让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龚玲月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龚玲月辩称，本案中，被上诉人将车辆挂靠在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进行经营，实际出资人是被上诉人，所有权登记在两公司名下。被上诉人在起诉时认为被上诉人和吕忆山是合同主体，一审法院从车辆所有权登记角度认为被上诉人不是合同相对方也是妥当的。涉案欠款产生于买卖合同，根据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应以基础法律关系作为案由是正确的，且案由和诉讼标的由法院确定，故本案案由定位买卖合同纠纷是正确的。吕忆山主张其和冠荣公司、水乡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双方互负债务，可以相互抵销，但至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可用于抵销的主动债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龚玲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吕忆山归还车辆转让款322537元，并支付逾期利息107642.4元（暂算至2017年8月30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28日，甲方（水乡公司、冠荣公司）与乙方（吕忆山）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甲方将9辆客运车辆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308万元，先付128万元，现金全部到位后车辆移交乙方，余款180万元，乙方分期归还甲方，还款计划如下：2011年5月25日，乙方支付欠款利息按1分息为18000元月息，前三个月付息不还本金，自2011年7月26日起开始归还本金及利息分15个月归还，每月平均归还本金12万元加月息；另，特别约定：如乙方在每月还款日，不能及时还款则利息按2.5分计算，乙方将冠荣公司的挂靠车辆浙Ｄ×××××和浙Ｄ×××××大客车作为欠款担保，到期乙方不还本息，甲方将车辆收回拍卖作还账处理；自2011年4月25日晚12时前，车辆所有的罚款、事故及账务由甲方承担，之后，由乙方承担。龚玲月、吕忆山分别作为甲、乙双方各自代表在上述协议落款处签名，甲方加盖冠荣公司印章。
2013年3月26日，吕忆山向龚玲月出具借条一份，并载明吕忆山向龚玲月借款74万元，按月息2分计算。
2015年9月6日，龚玲月制作结算单一份，载明吕忆山向其借、还款情况，以及若吕忆山在9月底之前先付利息97884元，15年过年年三十（即2016年2月7日）之前付清本金，322537元及利息，其同意2013年3月26日的742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否则按月利率1.5%计算。
2015年10月23日，龚玲月向吕忆山出具收条一份，载明龚玲月收到吕忆山归还的借款、利息款合计107000元。
2017年8月25日，冠荣公司、水乡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各一份，均载明龚玲月原有一批车辆挂靠在该两公司名下，案涉2011年4月21日的车辆转让协议，系龚玲月将前述挂靠车辆转卖给吕忆山并继续挂靠在两公司名下经营，吕忆山付清部分款项后，尚欠龚玲月742000元，该笔款项吕忆山通过向龚玲月借款的方式偿还，与两公司无关，两公司与龚玲月、吕忆山的业务往来由公司与两方分别结算。
龚玲月自认，在案涉车辆转让协议签订后，其曾在协议第二页左下方添加“此帐已转入借条。2012年9月18日”字样；2013年3月26日借条出具后，吕忆山又于2014年8月24日支付利息8万元，于2014年9月10日归还本金10万元，于2014年12月17日冲账319463元（抵扣本金），于2015年10月23日支付本息107000元。吕忆山对上述还款情况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龚玲月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龚玲月在案涉车辆转让协议中虽然以甲方即两公司代表身份进行签名，但根据两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视为两公司将案涉车辆转让协议项下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龚玲月并已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诉讼中，龚玲月提交该两份情况说明，可认定转让事宜已通知吕忆山。结合吕忆山自认2013年3月26日的借条实质是其因履行车辆转让协议所欠款项而向龚玲月出具，至此，该院认定龚玲月主体适格。本案另一个争议焦点系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龚玲月认为吕忆山未按结算单中的还款计划归还款项，故2013年3月26日的742000元借款应按月利率1.5%计算，吕忆山则认为案涉欠款应按月利率1%计息，且结算单仅系龚玲月单方制作。因龚玲月、吕忆山对借条出具之后重新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意见不一，且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欠款利率仍应为先前借条中载明的月利率2%，鉴于龚玲月自愿主张以月利率1.5%计息，该院依法予以确认。经核算，截至2015年10月23日，吕忆山尚欠利息共计105463.6元，按照法律规定，吕忆山于2015年10月23日归还原告的107000元应先用于支付利息，多余部分抵扣本金，即截至当天，吕忆山尚欠龚玲月转让款本金321000.6元。现龚玲月要求吕忆山归还结欠的转让款本金322537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该院依法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吕忆山关于龚玲月主体不适格及起诉金额不正确之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吕忆山应支付龚玲月转让款321000.6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0月24日起至2017年8月30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损失，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龚玲月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586元，财产保全费3270元，合计7856元，由龚玲月负担257元，由吕忆山负担7599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龚玲月提交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两份情况说明载明涉案车辆转让协议发生在龚玲月与吕忆山之间，因相关车辆登记在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名下，才由两公司出面与吕忆山签订合同，如认定两公司是车辆出让人，两公司愿意将车辆转让协议项下所有权利转让给龚玲月，龚玲月以此证明其具有向吕忆山主张权利的资格。吕忆山质证认为，对两份情况说明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龚玲月的丈夫，与龚玲月有利害关系。冠荣公司将车辆转让给上诉人，如将相应债权转让给龚玲月，因上诉人对冠荣公司享有债权，可以主张抵销，上诉人也可以向龚玲月主张抵销。本院认为，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如是车辆转让协议的出让人，则对吕忆山享有车辆转让款债权，两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龚玲月，龚玲月便有权向吕忆山主张权利，具体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析。
另外，吕忆山提交债权清单一份，并附相应证据材料，主张其对冠荣公司享有十一笔债权，可以在本案中行使抵销权，车辆转让债务已经消灭。本院认为，吕忆山在本案二审中并不能主张抵销，具体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析。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于2018年3月5日分别出具情况说明，载明龚玲月是车辆转让协议的实际出让人，同时载明如认定车辆转让协议的出让人是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两公司同意并实际上已经将协议项下所有权利转让给龚玲月，由龚玲月自行向吕忆山催讨欠款。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债权源于买卖合同，当事人将尚未支付的车辆转让款约定为借款本金，同时约定借款利息，系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吕忆山主张如认定龚玲月受让了涉案债权，则本案案由应定为债权转让纠纷。债权转让纠纷发生在债权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与本案事实不符，吕忆山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一审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龚玲月是否有权向吕忆山主张权利。二、吕忆山所负债务金额是多少。三、吕忆山在本案中能否主张债务抵销。
（一）关于龚玲月是否有权向吕忆山主张权利。吕忆山认为出让人是冠荣公司，龚玲月认为其是出让人。本院认为，车辆转让协议的主体部分载明出让方为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受让方为吕忆山。车辆转让协议的落款部分载明出让方为冠荣公司，龚玲月作为冠荣公司代表签字，吕忆山作为受让方签字。合同主体部分的出让人与合同落款部分的出让人存在差异，后者少了水乡公司的盖章。依据车辆转让协议本身，车辆转让事项与水乡公司并无关联，但鉴于吕忆山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转让的车辆属于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水乡公司认可其出面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因此，依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是合同主体，龚玲月只是代表人。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称实际出让人是龚玲月，吕忆山对此不予认可，亦没有证据证明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时吕忆山知道龚玲月是出让人，故龚玲月主张其是车辆出让人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成立。
二审中，龚玲月提交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如最终认定两公司是车辆转让协议的出让人，则愿意将基于车辆转让协议享有的债权转让给龚玲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八十条规定，如没有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全部转让给第三人，通知后对债务人生效。本案中，冠荣公司和水乡公司享有的债权没有不能转让的情形，吕忆山亦已知道债权转让事项，故龚玲月有权向吕忆山主张债权，如此亦能避免各方诉累。
（二）关于吕忆山所负债务金额。吕忆山于2013年3月26日向龚玲月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尚欠借款本金74.2万元，吕忆山对该金额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利率为月息1.5%，吕忆山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吕忆山共还款四笔，分别为2014年8月24日8万元、2014年9月10日10万元、2014年12月17日319463元、2015年10月23日10.7万元，龚玲月对前三笔还款本息指向作出自认，未损害吕忆山的利益，本院予以确认。龚玲月自认截止2015年9月6日，吕忆山尚欠本金322537元，利息97884元。经本院核算，龚玲月自认金额未超出其可以主张的本息金额，本院予以确认。另外，对于吕忆山于2015年9月6日之后归还的10.7万元，双方对还款指向没有约定，应按前述认定的借款本金和利率以先利息后本金的方式予以扣减，本院核算金额与一审法院认定金额一致，本院对该金额予以确认。
（三）关于吕忆山能否主张抵销。首先，所谓债务抵销，双方互负债务是前提，龚玲月对吕忆山并不负有债务，吕忆山在本案中行使抵销权缺乏前提条件。其次，本案纠纷起于冠荣公司、水乡公司与吕忆山之间的车辆转让协议，虽龚玲月受让了相应债权，但案件审理仍应围绕买卖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展开，吕忆山的抵销主张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吕忆山如对冠荣公司、水乡公司享有债权，应另案主张。第三，吕忆山认为本案单独处理将使其承担额外的利息，该主张缺乏依据。因为即使吕忆山对冠荣公司、水乡公司享有债权，彼此债权相互独立，不会发生自动抵扣的法律后果，龚玲月受让的债权合法存在，本案审理并没有额外增加吕忆山的利息负担。因此，吕忆山在本案中不能主张抵销，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吕忆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但裁判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72元，由上诉人吕忆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世光
审判员 田 欣
审判员 黄哲锋
二〇一八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叶碧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