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新民再终字第7号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新疆新建现代农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河子市北三路23小区**号楼***室。法定代表人：刘长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聂淑玲，新疆博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ＸＸ帆，新疆博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号佳程广场*座*层。法定代表人：刘镜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琦，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申请再审人新疆新建现代农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建公司）与被申请人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尔中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0）新民二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4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98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新建公司委托代理人ＸＸ帆、迪尔中国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建公司于2008年7月10日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与迪尔中国公司的关联公司建立了多年的合作关系，为处理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遗留问题，其与迪尔中国公司经友好协商于2006年4月10日签署《会谈纪要》，迪尔中国公司承诺以往业务中对新建公司所负的各项债务，其中包括326400美元考察费用和846000美元佣金。《会谈纪要》签署后迪尔中国公司未能履行其承诺，给新建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请求：1、判令迪尔中国公司支付拖欠的考察费用326400美元，折合人民币2252649.6元（326400美元×6.9015，2008年6月12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2、判令迪尔中国公司支付拖欠的佣金846000美元，折合人民币5838669元（846000美元×6.9015，2008年6月12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3、判令迪尔中国公司支付因美元汇率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265499元；4、本案诉讼费由迪尔中国公司承担。迪尔中国公司答辩称，新建公司一直是与约翰迪尔（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尔天津公司）签订关于采棉机的买卖合同。2005年1月11日，新建公司最后一次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新建公司向迪尔天津公司购买摘棉机100台。合同附件4约定，迪尔天津公司将就购买的每台摘棉机邀请一个赴美国迪尔公司访问的代表团成员（进行销售、服务培训）。合同第15条还约定：一切因合同所发生或与本合同有关之争执，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此争执应提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按照该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以上合同约定，就摘棉机买卖而发生的赴美国考察及费用问题，是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在上述合同项下的争议，应由其双方通过仲裁解决，与迪尔中国公司无关。2006年初，农一师阿拉尔市统一采购中心受农一师农业局的委托对农一师部分团场采棉机进行国内“竞争性谈判”采购。新建公司虽然作为迪尔采棉机的经销商参与竞标，但未能签订任何商务及技术合同。2006年3月17日，经过直接协商，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达成购买4台迪尔9970、22台迪尔9996共计26台采棉机的合同。2006年3月22日，十三团由于资金方面问题无法操作，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通知迪尔天津公司删减2台迪尔9996的订购。在上述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之间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过程中，新建公司未提供任何服务，因此，新建公司无权要求任何佣金。况且，关于农一师采购的采棉机，卖方是迪尔天津公司，该合同与迪尔中国公司无关。《会谈纪要》是针对“2006年新建公司购买约翰迪尔采棉机等事宜”，并非新建公司在起诉状中所称“为处理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遗留问题”，并且在陈述方式上，该纪要采取的是双方各自陈述对相关问题立场的方式，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更没有同意该《会谈纪要》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该《会谈纪要》不构成对双方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合同，对双方并无法律约束力。关于考察费用以及佣金等问题，属于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由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之间解决，迪尔中国公司没有承担或支付，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表述相关意见而直接承担任何责任或者义务。请求驳回新建公司的诉讼请求。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存在采棉机的买卖关系。2005年1月11日，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就购买采棉机签订《合同》约定：新建公司向迪尔天津公司购买采棉机100台；《合同》附件4约定，迪尔天津公司将就购买的每台采棉机邀请一个赴美国迪尔访问的代表团成员进行销售、服务培训；合同第15条还约定，一切因合同所发生或与本合同有关之争执，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此争执应提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按照该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2006年初农一师阿拉尔市统一采购中心受农一师农业局的委托对农一师部分团场采棉机进行国内“竞争性谈判”采购。新建公司作为迪尔采棉机的经销商参与竞标，但未签订任何商务及技术合同。2006年3月17日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达成购买4台迪尔9970、22台迪尔9996共计26台采棉机的《合同》。2006年3月22日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通知迪尔天津公司删减2台迪尔9996采棉机的订购。2006年4月10日新建公司与迪尔中国公司就新建公司购买约翰迪尔采棉机等事宜进行了会谈，并形成《会谈纪要》。该会谈纪要第4项关于考察费用载明“截至目前，新建公司仍有102个考察名额尚未使用，双方同意按3200美元／人，共计326400美元来确认应属于新建公司的考察费用。双方同意此费用在双方即将达成的合同价款中扣除”。《会谈纪要》第10项关于农一师销售载明“新建公司作为投标人参加农一师的招标，双方所确定的经销商佣金为5行机每台245**美元，6行机每台为34000美元。成交数量为5行机4台，6行机22台，共计26台采棉机，佣金总额为846000美元。迪尔中国公司在收到货款后，立即支付给新建公司。新建公司投标时做出的售后服务承诺不变。迪尔中国公司认可新建公司作为经销商对佣金的要求。同时，迪尔中国公司认为，佣金的支付应与新建公司对售后服务的承诺与实施相吻合。”迪尔天津公司系迪尔中国公司的子公司，双方均系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新建公司的诉讼请求系基于新建公司与迪尔中国公司形成的《会谈纪要》，而该《会谈纪要》系传真件，且有迪尔中国公司的代表及新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故该《会谈纪要》应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对迪尔中国公司辩称《会谈纪要》系复印件，并不真实存在的理由不予采信。关于迪尔中国公司是否应向新建公司支付考察费用的问题。首先，新建公司主张的考察费用基于其与迪尔天津公司之间于2005年1月11日签署的关于采购100台采棉机的《合同》中约定的赴美国培训的费用，而该合同系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的合同，虽然迪尔天津公司系迪尔中国公司的子公司，但均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因此，该《会谈纪要》所载明有关迪尔天津公司与新建公司的内容，对迪尔天津公司并不产生效力。其次，有关考察费用的问题，《会谈纪要》载明“双方同意此费用在双方即将达成的合同价款中扣除”，在庭审中，新建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在形成《会谈纪要》之后，其与迪尔中国公司达成新的买卖合同。再次，《会谈纪要》双方并未形成明示的、可确定的、可执行的一致的意思表示，因此《会谈纪要》未完全具备有效民事协议的要件，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新建公司要求迪尔中国公司向其支付考察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迪尔中国公司是否应向新建公司支付佣金的问题，新建公司主张的佣金系迪尔天津公司与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新建公司作为经销商所确定的采棉机的佣金，该买卖合同签约主体系迪尔天津公司，且《会谈纪要》中亦明确提出，新建公司关于佣金的要求应当与其提供售后服务的承诺与实施相适应，而在庭审中，新建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提供售后服务的相关证据，故其要求迪尔中国公司向其支付佣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新建公司要求迪尔中国公司向其支付由于拖欠款项形成的汇率损失，因迪尔中国公司与新建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其要求迪尔中国公司向其支付汇率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0日作出（2008）乌中民二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驳回新建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3490.91元（新建公司已预交），由新建公司负担。新建公司不服判决上诉称：1、新建公司与迪尔中国公司按照交易习惯以传真形式订立《会谈纪要》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会谈纪要》虽没有冠以“合同”之名称，但已经明确了双方当事人的名称、考察费用金额、佣金的计算和金额以及履行时间，完全具备合同的主要条款，说明双方当事人已就此部分内容达成了合意，应得到切实有效的履行。一审判决既认定《会谈纪要》的真实性，但却认为双方未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2005年1月11日新建公司虽然是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100台采棉机进口合同，但在合同谈判期间的函件均是由迪尔中国公司署名。2006年1月4日也是迪尔中国公司给新建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就“农一师团场采棉机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参加了投标业务并于2月29日中标，此后也是迪尔天津公司与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迪尔中国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虽然均是各自独立的企业法人，但迪尔天津公司系迪尔中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迪尔中国公司自愿承担其子公司的考察费用、佣金，新建公司在会谈纪要上同意并认可该笔债务由迪尔中国公司承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3、新建公司与迪尔中国公司在《会谈纪要》后并未签订新的合同，这仅表明在考察费用的履行时间上形成了不确定性，但这并不当然排除迪尔中国公司对其应当支付新建公司考察费用的义务；而且对于履行时间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24台采棉机售后服务事宜，在农一师项目中标后，新建公司专门派人就农一师采棉机售后服务工作与迪尔中国公司保持联系，敦促迪尔中国公司派人对新建公司技术人员进行9996型采棉机服务培训工作，但迪尔中国公司市场部在2006年7月11日致新建公司的函中明确表示：“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在采收前无法安排9996型摘棉机的服务培训，因此决定由迪尔中国公司直接负责农一师今年新购的24台摘棉机的服务工作”。由此，并非新建公司不愿履行售后服务，而是迪尔中国公司在采收前拒绝新建公司提出的负责农一师中标采棉机的售后服务的要求。综上，新建公司与迪尔中国公司之间已就考察费用金额、佣金的计算和金额以及履行时间达成了合意，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迪尔中国公司应当按照《会谈纪要》的约定向新建公司支付考察费用和佣金。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新建公司的诉讼请求。迪尔中国公司答辩称：1、新建公司提交的所谓《会谈纪要》仅仅是其法定代表人在一份复印件上签字后形成的文件，无论是该纪要的内容，还是迪尔中国公司代表签字，均为复印制作，并且其是否为传真件本身也无从查证，其真实性根本无从查证，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新建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会谈纪要》是一份文件，其性质是否构成一份合同，是否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首先，《会谈纪要》并不包含合同的必备条款，更没有就相关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该纪要在正文前特别说明了其是就2006年新建公司购买约翰迪尔采棉机等事宜进行会谈所形成的纪要，而且从正文内容和陈述方式上看，采取的是双方各自陈述对相关问题立场的方式，而且双方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意见明显是不一致的，因此该纪要仅仅是各方会谈后对会谈内容及各自意见所作的记录，是一份关于双方2006年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并不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合同。其次，《会谈纪要》并不是一份“内容具体确定”的要约，更没有表明该《会谈纪要》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意思表示约束。因此双方对该纪要的签署并不符合合同法中关于要约、承诺及合同订立的规定，不构成双方经协商达成合意并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3、新建公司主张的考察费用，是基于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2005年1月ll日签订的关于购买100台采棉机的《合同》而产生，与迪尔中国公司无关，迪尔中国公司并不因此承担本应由迪尔天津公司承担的义务，况且，《会谈纪要》记录“双方同意此笔费用在双方即将达成的合同价款中扣除”，这就意味着在迪尔中国公司与新建公司之前并无任何买卖合同关系的前提下，即便是迪尔中国公司同意支付，也不是无条件支付，而是以双方签订新的买卖合同为条件。新建公司主张的佣金，是基于农一师2006年向迪尔天津公司采购24台采棉机而签订的《合同》而产生，合同的主体并不是迪尔中国公司，且《会谈纪要》中明确提出“佣金的支付应与新建公司对售后服务的承诺和实施相吻合”。因此，即便是迪尔中国公司同意支付佣金，支付也是要与售后服务的实施相适应的，新建公司没有提供服务就无权要求佣金。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对原审法院所查明的新建公司与迪尔中国公司于2006年4月10日形成《会谈纪要》的事实不予确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新建公司起诉要求迪尔中国公司支付考察费和佣金，其所依据的证据是其提供的《会谈纪要》的传真复印件。虽然原审法院对本案所涉《会谈纪要》予以采纳，但迪尔中国公司在一、二审中均不认可该《会谈纪要》的真实性。二审中，新建公司又提交了《会谈纪要》传真件的原件用以证明其在第一审期间提供的2006年4月10日的《会谈纪要》的真实性，但是该传真件原件的落款日期与一审提供的《会谈纪要》传真复印件的日期不一致，故《会谈纪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由于新建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2006年4月10日的《会谈纪要》的真实性，其要求迪尔中国公司依《会谈纪要》支付考察费和佣金的上诉理由因其举证不能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故新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会谈纪要》传真件的真实性的事实有误，予以纠正，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二审与一审一致，本院于2012年12月27日作出（2010）新民二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297.72元（新建公司已预交）由新建公司负担。新建公司申请再审称，1、2006年3月21日形成的《会谈纪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理应予以采信和确认，应当依据会谈纪要约定的数额给付。2006年1月4日，迪尔中国公司委托新建公司投标。2月19日，新建公司取得了“成交通知书”。3月17日，迪尔中国公司指派迪尔天津公司签订了合同。至此，新建公司已经完成了委托的工作，迪尔中国公司也达到了签订合同的目的。3月21日，双方就佣金及前期作为经销商的考察费进行协商非常必要也非常合理。会谈纪要经过双方反复磋商，迪尔中国公司才于4月7日签字并于当天发传真件给新建公司，会谈纪要传真件清晰显示了传真时间和传真号码以及迪尔中国公司的英文简称。随后，迪尔中国公司又将会谈纪要原件邮寄给了新建公司。新建公司法定代表人于4月10日在传真件上签字，4月12日又在原件上签字，这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合理和正常的流程，原判决因为新建公司签署的日期不同就否认会谈纪要的真实性违背常识。应依据事实和法律确认会谈纪要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关联性。2、迪尔中国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不仅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公司，而且相互混同，理应承担法律责任。迪尔中国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表面看是两个独立法人，但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且在与新建公司的多年业务往来中，通常都是由迪尔中国公司洽谈并且发往来函件，再由迪尔天津公司签订合同。如果合同需要补正或者履行中发生问题也皆由迪尔中国公司出面解决。比如，2005年1月11日，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的100台采棉机发生了质量问题，就是由迪尔中国公司派员解决并召回部分机器。本案涉及考察费和佣金的业务也是这样的模式，由迪尔中国公司授权竞标并中标，再由迪尔天津公司签订合同。如果两个公司不是关联公司，为什么总是迪尔中国公司解决好所有环节后，迪尔天津公司只负责签订合同？如果不是两个公司关联和混同，迪尔天津公司凭什么摄取新建公司中标的胜利果实？因此，原判决所谓会谈纪要中的义务应当由迪尔天津公司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迪尔中国公司和迪尔天津公司相互关联和混同，共同完成业务和经营，两个公司互相配合，企图设局混淆视听，逃避债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判令迪尔中国公司支付新建公司考察费、佣金及美元汇率变化造成的损失共计9356817.6元。迪尔中国公司答辩称，1、《会谈纪要》不具有真实性，二审判决认定正确。迪尔中国公司在一、二审中一直对《会谈纪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首先，在正常情况下，同一主体不可能对一份文件进行再次签署，并且签署不同的日期落款。其次，两份文件上迪尔中国公司的代表人的签字笔迹明显不同，可以辨别出不是同一份签字。最后，新建公司所称的《会谈纪要》原件上，新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墨迹与落款时间的墨迹明显不一致。因此，新建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会谈纪要》原件不具有真实性，亦无法用以证明其于一审中提交的传真件的真实性。2、《会谈纪要》从内容上看，不构成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首先，该纪要在正文前特别说明了其是就2006年新建公司购买约翰迪尔采棉机等事宜进行会谈所形成的纪要，因此该纪要仅是一份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并不是双方对于合作达成一致意见的合同。其次，从正文内容和陈述方式上看，采取的是双方各自陈述对相关问题立场的方式，而且双方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意见明显不一致，因此该纪要只是一份对会谈中各方就各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再者，该纪要并不是一份“内容具体确定”的要约，更没有表明该《会谈纪要》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意思表示约束。因此双方对该纪要的签署并不符合合同法中关于要约、承诺及合同订立的规定，不构成双方经协商达成合意并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3、迪尔中国公司不是正确的民事责任承担主体。新建公司主张的考察费用，是基于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2005年1月11日签订的关于购买100台采棉机《合同》而产生，与迪尔中国公司无关。新建公司主张的佣金是基于农一师2006年向迪尔天津公司采购24台采棉机而签订的《合同》而产生，合同的主体并不是迪尔中国公司。迪尔中国公司也从未承诺承担买卖合同项下任何权利义务。况且，对于考察费用，《会谈纪要》明确记载“双方同意此笔费用在双方即将达成的合同价款中扣除”，这就意味着即便迪尔中国公司同意支付，也不是无条件支付，而是以双方签订新的买卖合同为条件。在双方没有签订新买卖合同即约定的条件不成就的情况下，新建公司也无权根据会谈纪要要求迪尔中国公司无条件支付所谓的考察费用。对于佣金，《会谈纪要》明确提出“佣金的支付应与新建公司对售后服务的承诺和实施相吻合”。因此，即便是迪尔中国公司同意支付，支付也是要与售后服务的实施相适应，新建公司没有提供服务就无权要求佣金。迪尔天津公司是迪尔中国公司的子公司，但迪尔中国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迪尔天津公司有权也有能力独立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迪尔中国公司与新建公司既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未承诺承担新建公司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合同项下的义务的情况。请求驳回新建公司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庭审中，新建公司提交如下新证据：第一组1、2005年1月11日签订的经销商协议；2、2005年1月11日签订的广告费、安装调试费协议；3、2005年1月11日，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的100台摘棉机购销合同；4、2005年6月24日国家开发银行出具的进口信用证、托收承兑／付汇情况表；5、2005年6月9日迪尔天津公司开具的商业发票；6、2005年10月28日华夏银行出具的汇兑凭证。新建公司以上述证据证明迪尔中国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的经营模式就是由迪尔中国公司洽谈、决定，最后由迪尔天津公司签订合同，事实上两个公司履行的是同一个交易。两公司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关联关系明显，甚至混同，合同履行中常由迪尔中国公司签订协议，却由迪尔天津公司付款（上述合同中广告费和安装调试费）。经质证，迪尔中国公司对于上述证据1、2、3、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并认为迪尔天津公司地址不在北京，员工可能存在兼职的情况，但不能以此确定两家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且上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不应采信。因迪尔中国公司对该组证据1、2、3、5、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4新建公司亦出示了证据原件，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新建公司提交的第二组新证据如下：1、兵团农一师阿拉尔市统一采购中心2006年2月19日成交通知书；2、2006年3月17日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的摘棉机购销合同。新建公司以上述证据证明新建公司作为经销商接受迪尔中国公司委托，通过努力，中标9970、9996两个型号摘棉机，其后，仍由迪尔天津公司与农一师采购单位新疆阿克苏市农垦进出口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迪尔中国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的经营模式与前述相同，合同由王吉（JesseWang）签署，而王吉又是迪尔中国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两公司关联关系明显甚至混同。证据2合同中涉及的摘棉机型号和数量与2006年3月21日《会谈纪要》第10条的约定完全相符。经质证，迪尔中国公司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新建公司未形成任何商业性的文件且未与农一师签订任何合同，农一师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合同是很正常的商业活动。本院对该组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虽系复印件，但与2006年1月4日迪尔中国公司向农一师阿拉尔市统一采购中心出具的“授权我公司在中国新疆地区的经销商—新建公司代表我公司投标迪尔公司生产的约翰迪尔（JohnDeere）摘棉机”的函件（该函件本院二审已确认，迪尔中国公司亦无异议）内容及《会谈纪要》第10条相关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新建公司提交的第三组新证据：1、约翰·梅和王吉的名片。2、《农业机械》杂志（2012.9A）第30页对刘镜辉的任命资讯。3、迪尔中国公司的邀请函四份。4、迪尔中国公司的六份业务传真。新建公司以该组证据证明迪尔中国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签约人员、管理人员相同、地址相同、电话相同。两公司关联关系明显，甚至混同。经质证，迪尔中国公司对该组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要说明的问题。由于证据4传真件上有日期、传真号，且传真号与《会谈纪要》传真件号码一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新建公司提交的第四组新证据是：1、迪尔天津公司给新建公司开具的14份发票。2、迪尔中国公司给新建公司出具的12份发票。新建公司以上述证据证明两公司开具发票上财务人员都是ＸＸ，两公司关联关系明显，甚至混同。迪尔中国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ＸＸ在迪尔天津公司从事的是开票工作，在迪尔中国公司从事的是复核工作。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新建公司提交的第五组新证据如下：1、新建公司新农工字（2007）11号文。2、新建公司新农工字（2007）15号文。3新建公司新农工字（2007）18号文。4、新建公司新农工字第（2007）21号文。5、网上截取的约翰迪尔公司召回并索赔成功的报道。新建公司以上述证据证明其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100台99**摘棉机购销合同，由于摘棉机质量问题进行处理并最终获得赔偿的过程，整个过程都是迪尔中国公司在处理和协调，亦证明两公司的关联关系。经质证，新建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迪尔中国公司作为上级公司出面处理下级公司的纠纷也很正常。上述证据5中国新闻网及经济参考报的媒体报道有日期、有来源，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4文件均为新建公司发文，加盖有新建公司印章，且该证据的内容可以从证据5得到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迪尔中国公司在本院再审庭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1、本院再审中，迪尔中国公司认可新建公司提交的邮寄件《会谈纪要》原件上的刘镜辉（系迪尔中国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为其本人签署，刘镜辉在《会谈纪要》传真件及邮寄件上的签署时间均为2006年4月7日。新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江在《会谈纪要》传真件上签署的时间为2006年4月10日，在邮寄件上签署的时间为2006年4月12日；该邮寄件与传真件内容一致，《会谈纪要》记载的会议时间为2006年3月21日。《会谈纪要》中记载参会人员中包括王吉，其身份为约翰迪尔中国市场部副总经理。新建公司提交的约翰·梅的名片记载其为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吉的名片记载其为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市场副总监。2、2004年11月22日，迪尔中国公司出具邀请函，并留有王吉的邮箱，邀请函上约翰·梅（JohnC.May）签名，加盖有美国迪尔公司北京办事处印章。该邀请函邀请包括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志荣及新建公司董事长刘长江等人。2005年1月11日，迪尔中国公司与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系新建公司的控股股东）签订协议，迪尔中国公司（甲方）签署人为JohnC.May（约翰·梅），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署人为刘长江。该协议约定“如果甲方得到乙方定购的需在2005年内交货，且数量不少于100台的约翰迪尔9970型摘棉机的不可撤销（即不能取消）的定单，甲方同意委任乙方为约翰迪尔经销商（根据约翰迪尔中国标准的经销商协议）负责在新疆销售进口的约翰迪尔摘棉机和拖拉机……”同时双方还签订协议约定，如果迪尔中国公司（甲方）得到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乙方）定购的需在2005年内交货，且数量不少于100台的约翰迪尔9970型摘棉机的不可撤销的定单，甲方同意提供乙方相当于50000美元的广告费用及30000美元的安装、调试费用。该协议迪尔中国公司（甲方）签署人为JohnC.May（约翰·梅），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署人为刘长江。同日，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了购买约翰迪尔9970型5行摘棉机100台的合同，该合同买方新建公司签署人为刘长江，卖方迪尔天津公司签署人为JohnC.May（约翰·梅）。2005年1月11日的采棉机购销合同约定：卖方将就本合同购买的每台摘棉机邀请一个赴美国迪尔公司访问的代表团成员（进行销售、服务培训），代表访问期间为一周，卖方提供代表团北京至莫林（或德梅因）至北京行程的飞机票及在美国迪尔公司和约翰迪尔工厂访问期间的食宿。3、2006年1月4日迪尔中国公司给农一师阿拉尔市统一采购中心出具的函载明，关于“农一师团场采棉机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该公司授权在中国新疆地区的经销商—新建公司代表其公司投标迪尔公司生产的约翰迪尔（JohnDeere）摘棉机。2006年2月19日，农一师阿拉尔统一采购中心向新建公司出具了成交通知书。2006年3月17日，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达成购买4台迪尔9970、22台迪尔9996共计26台采棉机的合同。卖方迪尔天津公司由王吉（JesseWang）签署。该合同售后服务条款约定：卖方承诺在2006年9月15日前，在农一师建成一个采棉机售后技术服务中心，保证在2006年采摘季节中对约翰迪尔采棉机提供服务支持；卖方将派技术人员前往用户农场进行安装、调试；卖方技术人员负责对用户驾驶员进行操作和保养维护培训；在2006年采摘季节中，卖方将派出采棉机服务技术小组驻扎在农一师，为本合同所购摘棉机提供田间技术支持；在第一个采摘季节结束后的次年，卖方将为农一师摘棉机用户举办摘棉机维修培训。4、2006年4月3日至5月10日迪尔中国公司向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发出的传真函件表明双方就新建公司的新疆唯一经销商问题、采棉机价格问题及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王吉作为迪尔中国公司人员在函件中签名。5、新建公司提交迪尔天津公司向其开具的2005年7月-2006年6月增值税专用发票15张，上述发票开票人为ＸＸ；新建公司提交迪尔中国公司向其开具的2012年7月-2013年5月增值税专用发票12张，上述发票复核人为ＸＸ。6、《农业机械》杂志（2012.9A）中《约翰迪尔中国总裁新任命宣布》一文记载“刘镜辉先生于2012年9月1日起担任约翰迪尔中国总裁兼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7、中国新闻网2007年6月27日《中国最大一起进口问题采棉机案索赔成功》一文记载：2006年，新疆新建现代农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发现，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进口的采棉机先后出现曲轴断裂等质量问题。今年4月12日，新疆新建现代农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新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向约翰·迪尔公司提出交涉。……约翰·迪尔公司最终同意召回六十七台采棉机，更换全部发动机曲轴。经济参考报2007年7月17日《美农机巨头首次召回在华销售的“问题产品”》一文同样记载了上述新闻。8、新建公司于2008年7月10日将本案诉诸法院，当日1美元兑换人民币6.8489元。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争议的《会谈纪要》是否真实；2、《会谈纪要》第4条、第10条的内容是否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会谈纪要》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关于《会谈纪要》的真实性。本院再审期间，要求迪尔中国公司对《会谈纪要》邮寄件原件上其法定代表人刘镜辉的签名进行核实确认，迪尔中国公司经核实后确认刘镜辉签名的真实性。经查，新建公司提交《会谈纪要》传真件及邮寄件内容一致。故，本院对《会谈纪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会谈纪要》第4条、第10条的内容是否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会谈纪要》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首先，《会谈纪要》是在新建公司与迪尔中国公司之间签署，并明确是就2006年新建公司购买约翰迪尔采棉机等事宜进行的会谈。其次，《会谈纪要》中记载参会人员中包括王吉，其身份为约翰迪尔中国市场部副总经理，王吉的名片记载其为迪尔中国公司市场副总监。2004年11月22日，迪尔中国公司出具邀请包括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志荣及新建公司董事长刘长江等在内的邀请函时留有王吉的邮箱。2006年3月17日，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达成购买26台采棉机的合同，该合同卖方迪尔天津公司系由王吉（JesseWang）签署。2006年4月3日至5月10日迪尔中国公司向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发出的传真函件（主要就新建公司的新疆唯一经销商问题、采棉机价格问题及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中王吉亦是作为迪尔中国公司人员在函件中签名。2005年1月11日，迪尔中国公司与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系新建公司的控股股东）签订涉及不可撤销定单（即需在2005年内购买并交货，且数量不少于100台的约翰迪尔9970型摘棉机定单）及新疆经销商相关内容的协议，迪尔中国公司（甲方）签署人为JohnC.May（约翰·梅），但同日，购买约翰迪尔9970型5行摘棉机100台的合同系在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间签订，卖方迪尔天津公司签署人仍为JohnC.May（约翰·梅）。综上，约翰迪尔采棉机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运作中，确实存在迪尔中国公司与中方商谈，但具体买卖合同由迪尔天津公司进行签署的模式，且在签署协议及双方会谈中存在部分人员在迪尔中国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间混同的情况。根据新闻媒体报道，2006年新建公司发现采棉机存在质量问题后，就质量问题与其直接进行交涉及召回采棉机的也是约翰·迪尔公司，并非迪尔天津公司。此事实更可印证约翰·迪尔公司在中方市场的上述运作模式。第三，基于2005年1月11日新建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签订的购买约翰迪尔采棉机的合同及同日迪尔中国公司与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新建公司成为约翰迪尔采棉机的新疆经销商。2005年1月11日协议亦明确约定卖方将就本合同购买的每台采棉机邀请一个赴美国迪尔公司访问的代表团成员，代表访问期间为一周，卖方提供飞机票、及在美国迪尔公司和约翰迪尔工厂访问期间的食宿。《会谈纪要》第4条明确“截至目前，新建公司仍有102个考察名额尚未使用，双方同意按3200美元／人，共计326400美元来确认应属于新建公司的考察费用”，显然迪尔中国公司认可新建公司的考察费用，至于该条款约定“双方同意此笔费用在双方即将达成的合同价款中扣除”仅是就考察费用支付方式所作的约定，并非考察费用的支付条件。《会谈纪要》第10条涉及的成交数量5行机4台，6行机22台，共计26台采棉机内容与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达成的购买采棉机的合同的成交数量一致。该条款亦明确新建公司作为其经销商参加农一师的招标，经销商佣金总额为846000美元。新建公司代表迪尔中国公司参加农一师阿拉尔市摘棉机采购竞标，并促成购买摘棉机合同的签订，其双方之间实际形成居间合同关系，迪尔中国公司应当依照《会谈纪要》的约定向新建公司支付报酬。该条款虽写明“迪尔中国公司认为，佣金的支付应与新建公司对售后服务的承诺与实施相吻合”，但新建公司是作为居间人参与2006年3月17日《合同》的签订，并非该采棉机买卖合同当事人，并无提供售后服务之义务，该采棉机买卖合同亦明确约定由卖方提供售后服务。迪尔中国公司并未提供证明需要新建公司提供何种售后服务或新建公司拒不提供售后服务的证据。迪尔中国公司在《会谈纪要》明确“认可新建公司作为经销商对佣金的要求”。故，《会谈纪要》关于“迪尔中国公司认为，佣金的支付应与新建公司对售后服务的承诺与实施相吻合”内容并不能作为迪尔中国公司可以拒不支付佣金的依据。另，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与迪尔天津公司达成的购买采棉机的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根据迪尔中国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新疆阿克苏农垦进出口公司因资金问题与迪尔天津公司王吉协商退订了2台采棉机，即总数量由26台改为24台。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的规定，新建公司已促成合同成立，其佣金数额并不受合同双方履行行为的影响。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建公司与迪尔中国公司签署《会谈纪要》第4条、第10条内容约定明确，表明双方已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完全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标的和数量，应当认定在双方间已形成合同关系，且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会谈纪要》记载的内容表明，虽然双方对于未来准备签署的采棉机合同价格等尚存在分歧，但对于欠付的考察费及佣金问题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迪尔中国公司亦同意支付考察费及佣金，且考察费及佣金数额明确。迪尔天津公司是迪尔中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迪尔中国公司自愿承担迪尔天津公司的权利义务与新建公司达成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新建公司对此亦表示认可并未提出异议，故迪尔中国公司应当依据《会谈纪要》约定的标准向新建公司支付相应的考察费及佣金。迪尔中国公司再审中辩称《会谈纪要》只是记录双方举行会谈及会谈中双方各自意见的文件，并不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按照《会谈纪要》确定的考察费标准及名额，每台每人3200美元，102个名额，迪尔中国公司应向新建公司支付考察费合计为326400美元。按照《会谈纪要》确定的佣金标准及摘棉机台数，5行机每台245**美元，6行机每台为34000美元，4台5行机、22台6行机，迪尔中国公司应向新建公司支付佣金合计为846000美元。迪尔中国公司应向新建公司支付考察费及佣金合计1172400美元。新建公司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为2008年7月10日，当日1美元兑换人民币6.8489元，迪尔中国公司应向新建公司支付考察费及佣金折合人民币为8029650.36元。由于双方对考察费及佣金并未约定明确的履行期限，故对新建公司关于汇率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0）新民二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及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乌中民二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二、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向新疆新建现代农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考察费及佣金8029650.36元；三、驳回新疆新建现代农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3490.91元（新疆新建现代农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7297.72元（新疆新建现代农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已预交），合计160788.63元，起诉金额10281817.60元，支持金额8029650.36元，胜诉率78%，由新疆新建现代农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2%即35373.50元，由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78%即125415.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飚审 判 员  彭英琪代理审判员  伊 利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洪 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