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钦南行初字第6号
原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板桥村委会丁东村民小组。地址：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板桥村委会丁东村。
诉讼代表人姚起福，男。
委托代理人何伟忠，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芝全，男，194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
被告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地址：钦州市金海湾大街。
法定代表人黄光发，男，区长。
委托代理人刘北年，男。
委托代理人李世勇，男。
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地址：广西钦州市南珠东大街。
法定代表人陆淇，男，场长。
委托代理人郑思国，男。
委托代理人黄晨光，男。
原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板桥村委会丁东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原告）不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钦廉林场（以下简称第三人）林地行政裁决纠纷一案，于2014年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4年1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本院合法传唤，原告诉讼代表人姚起福及委托代理人何伟忠、姚芝全，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北年、李世勇，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郑思国、黄晨光，以及原告申请的证人姚立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3年10月8日对原告、第三人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3）30号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岭在1964年前属丁屋村所有，1964年6月22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了《林权山界落实合约》（I平-4-0072，以下简称合约），约定争议的山岭权属均属国有，由第三人管理使用。1975年9月，第三人与原告、丁西村民小组签订了《林权山界落实合约》（即I平—4—0053，以下简称补充合约），再次明确双方对山岭的管理范围。《合约》签订后第三人一直在争议的山岭等管理使用至2004年。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六）项规定，将争议的石球岭、细石堆岭、大石堆一连四岭确权属国家所有，由第三人管理使用。
被告于2014年1月30日向本院提出了答辩并提供了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1、现场勘验笔录及附图，以证实各方当事人争议山岭的地点及面积等。2、调查李艳枝、曹作枢、伍荣善的笔录，证实争议的山岭在1964年就调拔给第三人管理使用。1975年，第三人会同原告及丁西生产队核实过争议岭的界至，1986年时第三人已领取了《山权证》。3、调查卫锡健的笔录，证实1975年，在政府的组织下，对第三人、国社林场和包括原告在内的生产队对相关的林地进行了现场核界，并签订了《补充合约》，大石堆一带属第三人管理，嫩草麓口一带四节岭及湴坑（又名漆木叉）则是第三人退回给丁东、丁西、板桥队作为牧牛地，现权属丁东、丁西两队共有，而双墓坟岭属第三人所有。4、调查谢春初的笔录，证实其本人没有在1975年的《补充合约》上签名，该合约是由班廷彦组织在青龙工区签订的。5、调查黄全钦的笔录，证实1975年9月在青龙工区召开关于第三人、国社林场和各生产队之间的山界划分协商会时，黄全钦代表大番坡公社参加会议，当场没有签订合约，也没有划山岭给林场。6、调查郑君炎的笔录，证实其本人参加了1975年9月在青龙工区召开关于第三人、国社林场和各生产队之间的山界划分协商会，1975年9月的《补充合约》是在各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青龙工区与周边生产队的林地纠纷。7、调查姚起福、姚芝全、姚立旺的笔录，以证实争议的山岭一直是由原告管理使用，大石堆一带及嫩草麓一带的山岭，按山跟岭走的原则，以上山岭均权属原告，1981年原告已申请了大石堆一带、嫩草麓岭的山权证。三棠坪牧牛地应是林场退还给丁西、丁西村及板桥村委共同使用，现板桥村委与丁西所签订对三棠坪岭权属的划分是协议无效的。8、调查姚兴、姚立起的笔录，证实大石堆一连四岭一直都是原告的牧牛地，1995年左右曾以原告的名义出租给他人种甘蔗，后又承包给金钦公司种树。1980年，被告曾组织平艮分场的伍荣善、班廷彦、原告代表到争议地现场划分并签订了协议，但协议没有发给各生产队。9、调查姚立坤的笔录，证实1975年9月20日的《补充合约》是其本人签名的，内容也清楚，但签约的时间应是1975年9月19日而不是20日，当时是为了完成灭荒任务而签的。10、2009年9月1日的现场勘验笔录，证实原告所称的“大石堆一带五岭”（第三人称桔头叉大岭）的位置界址与现争议的“大石堆一连四岭”是不同的山岭。11、原告的《山权证》（证号：13-005-42），证实争议的山岭没有登记在原告的《山权证》上。12、1964年6月22日《合约》及1975年9月22日《补充合约》各一份，以证实争议山岭原权属原告，签订合约后权属第三人所有，1975年9月的《补充合约》没有将争议的山岭调整给原告。13、第三人的平艮分场的《山界林权证》（编号：I平-3-0005）、存根及场界示意图，证实第三人对争议山岭的管理事实。14、广东省钦廉林场（续建）设计任务书及第三人1974、1988、1999、2004年造林营林档案，证实第三人对争议山岭的经营管理事实。15、《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证实2004年原告发包给金钦公司的是企坑岭、下期坑岭而不是本案争议的石球岭、细石堆岭、大石堆一连岭。
原告诉称，大石堆连四岭在解放后历来都是在原告的耕作范围内，此一带的山岭是原告集体所有。1981年5月21日，原告领了《山界林权证》（证号：13-005-42），并于2004年4月27日，原告将包括争议山岭在内的山岭发包给广西金钦丰产林有限公司造林。现被告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所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3）30号文是错误的，请求法院依法撤销。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的证据：1、广西金钦丰产林有限公司小班台帐记录查询单，证实原告收取争议山岭的租金及管理的事实。2、（2011）钦南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证实被告将大石堆一带山岭确权给第三人管理使用是错误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3、钦南政撤字（2011）1号文，证实被告撤销了将“大石堆一带五节岭”确权给第三人管理使用的决定。4、征地协议书、土地承包证（5份），证实争议的大石堆一连四岭在原告承包土地的范围，是原告领取的征地补偿款。5、证明，证实1975年原告时任队长是姚芝顺不是姚立坤，在1975年9月20日的《补充合约》上，姚立坤没有在合约上签名。6、原告申请的证人姚立坤出庭作证，证实姚立坤没有参加1975年9月20日的签订《补充合约》的会议，没有在合约上签名，但姚立坤又承认该合约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的字迹。
被告辩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岭在1964年前属板桥大队丁屋村所有。1964年6月22日，第三人的平艮分场与板桥大队、原告签订了《合约》，约定东与那丽公社高棠大队相连接的地区为界，南与六川大队从江尾村往大窝口大路为界，西与清龙大队相连接的地区为界，北与清龙大队相连接的地区为界，划好了原告与第三人管理的范围和界至，本案争议的石球岭、细石堆岭、大石堆一连四岭属该的范围内。1975年9月20日，第三人与原告、丁西村民小组签订了《补充合约》，再次明确双方对林木山岭的管理范围，未涉及争议山岭的调整。1986年，第三人申领取了《山界林权证》，登记内容包含了细石堆岭、石球岭、双墓坟岭（即原告称之为大石堆连四岭）。1999、2004年争议山岭部分被原告村民占用至今。被告在受理第三人的申请调处后，依法向原告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并按法定程序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在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程序合法的情况下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3）30号文是正确的，具体行政行为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述称，争议的山岭权属国家所有，由第三人管理使用。从第三人1962年6月22日、1975年9月20日与原告签订的《林权山界落实合约》、1986年5月5日钦州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山界林权证》以及第三人各年度使用经营的历史资料证实，以上证据充分证实争议的山岭从1964年后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林地权属国家，使用经营归第三人所有，不存在争议，只是近年来被原告村民强行侵占。为此，被告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3）30号文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程序合法，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经庭审各方当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供的4、7、8、11、15号证据及出庭证人姚立坤的证言无异议，认为以上证据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了原告对争议山岭的管理使用和收益的情况，同时，证明争议的山岭权属原告集体所有。对被告提供的2、6号证据，原告认为证人均为第三人的职工，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对被告提供的1、10号证据，原告认为对地名不认同，山岭的四至表述不正确，第三人争议的三个山岭是从权属原告四个山岭中的部分抽出来另外命名，同时，原告大石堆一连四岭的面积是400亩，包含了第三人争议的三个山岭。对被告提供的3号证据，认为无其他证据佐证。对被告提供的5号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被告提供的9号证据，认为以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以上1、3、5、9号证据均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对被告提供的12号证据，原告认为1964年6月22日的《合约》，只是合约的一部分，还有其他1964年的合约，不能以偏概全证实争议山岭在1964年已经划给了第三人所有。对被告提供的13号证据，原告认为，第三人1986年的《山界林权证》（编号：I平-3-0005）内容是空白的，没有政府盖章，面积、四至不符。至于场界示意图是第三人自己所制作，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14号证据，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出示的1号证据，被告认为不是原告合法有效的管理事实，不能证明争议山岭权属原告所有。对原告提供的2、3号证据，被告认为所处理的地点是嫩草麓岭，即使是称呼“大石堆一带五节岭”也与本案争议山岭的位置不相同，不是本案争议的山岭，被告已另案处理。对原告提供的4号证据，征用的地点不涉及到本案争议的山岭。对原告提供的5号证据，虽然姚立坤不是时任队长，但其是当时原告的代表，其在1975年9月20日《补充合约》的签字是有效的。对原告的6号证据，被告认为姚立坤是原告的村民，与案件的处理有利害关系，但其承认1975年9月20日《补充合约》是其所签名的，该部分证言是事实。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1、2、3、4、5、6、9、10、11、12、13、14号证据，认为以上证据客观、真实，反映了第三人对争议山岭的合法取得，以及历年来各个时期对争议山岭经营管理的事实。对被告出示的7、8、15号证据，第三人认为被告提供的7、8号证据反映的不是事实，1964年签订了《合约》后，第三人就对争议的山岭进行了管理，在1975年9月签订《补充合约》时，并未将争议的山岭调整给原告，直至2004年争议的山岭才逐渐被原告村民侵占。对被告提供的15号证据，第三人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出庭证人姚立坤的证言，第三人认为证人姚立坤是原告的村民，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证言可信度不高，但其承认1975年《补充合约》是其签名的证言是真实的。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的认定：被告提供的4、11号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客观反映了案件的事实，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的构成要件，可作为本院的定案证据。对被告提供的1号证据，虽然原告否认现场勘验笔录中争议山岭的称谓、范围、面积，然而，该证据却客观记载了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山岭虽称谓不同，但四至范围、面积及地上附植物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一致，对此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制作客观，与案件有密切的关联性，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可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对于被告出示的12号证据，原告认为这只是合约的一部分，尚有其他合约未提供，不能以偏概全证实争议山岭在1964年已经划给了第三人所有，但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在1964年的历史条件下，由钦州侗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组织了钦州侗族自治县大番坡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国营钦廉林场平艮分场、板桥大队和原告时任队长姚芝顺在协商一致下，签订了1964年的《合约》，明确了原告与第三人林地管理范围。以及1975年的《补充合约》也是在钦州县大番坡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组织下，由大番坡公社工作组、第三人、板桥大队、原告代表姚立坤等人与会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合约，是符合行政诉讼证据构成的要件的，原告以被告以偏概全不提供其他合约的理由缺乏依据，对被告提交的12号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2、3、4、5、6、9、14号证据，结合本院已经确认的有效证据，以上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了从1964年以来，第三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争议山岭的管理经营情况，对以上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10号证据，是被告于2009年9月对“大石堆一带五节岭”（第三人称桔头叉大岭）的现场勘验笔录，该案已另案处理，本院认为，该现场勘验内容与本案讼争的“大石堆一连四岭”并非同一地点，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11号证据，本院认为原告《山界林权证》上的“大石堆连带四岭”，所登记的东面为“新文田”，南为“细石堆垌”，而事实上该两点为同一方向，均属争议山岭的东面，同时，原告山权证上的北面为嫩草麓也与本案争议的“大石堆一连四岭”北面为本岭岭脚（或称落路坑，或第三人称桔头叉）不相符，因此，本院认为原告所登记的“大石堆连带四岭”与本案争议的勘验的“大石堆一连四岭”并非同一地点，该《山界林权证》（证号：13-005-42）登记的内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以采信。对被告出示的13号证据，虽然原告认为该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编号：I平-3-0005）内容空白，没有政府盖章，面积四至不符等拒绝承认该证据的合法性，然而，该证同时还包含了山权证的存根等附件，其登记内容包括本案争议的石球岭、细石堆岭、双墓坟岭（即本案争议的大石堆一连四岭）的四至、范围与现场勘验山岭的结果基本吻合，同时，该证加盖了发证机关钦州市人民政府的公章，是被告在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时向钦南区林业局所调取的材料，结合本院已经确认的2、3、4、5、6、9、14号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具备了行政诉讼证据的客观、关联及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被告出示的15号证据，该承包合同及附件不完整不齐全，内容不涉及到本案争议的山岭，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实争议山岭的权属原告所有。对原告出示的1、4号证据，因该两份证据无其他证据佐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以采信。对原告出示的5号证据，虽然1975年时任生产队长姚芝顺没有在《补充合约》上签名，但无证据推断在合约签字的原告方群众代表姚立坤的签名不具法律效力，为此，原告提供的5号证据本院不予以采纳。对于原告出示3号证据是被告在2010年9月17日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0）8号文后，发现该文在处理上存在部分错误，而依法作出钦南政撤字（2011）1号文进行自我纠正，对该证据各方均无异议，为此，本院予以采信。而原告出示的2号证据是本院在被告作出钦南政撤字（2011）1号文后，法院在当时的证据条件下依法作出的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对该证据本院认为可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对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姚立坤的证言，本院认为姚立坤的证言与被告于2013年9月11日调查其时的证言自相矛盾，但两次证言都没有否认1975年《补充合约》上签名为姚立坤的笔迹，为此，本院认为，结合本院已经确认的有效证据，证人姚立坤的证言中与客观事实相符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岭为石球岭、细石堆岭、大石堆一连四岭（该岭第三人又称之为双墓坟岭），原告村民将以上争议的三个岭统称为大石堆连带四岭，具体四至为：
1、石球岭：东至本岭软坳合水，南至本岭岭脚，西至本岭岭脚，北至本岭与细石堆岭软坳合水，面积约40亩。
2、细石堆岭：东至本岭岭脚，南至本岭与石球岭软坳合水，西至本岭岭脚往北延伸至软坳合水，北至本岭岭脚，面积约50亩。
3、大石堆一连四岭（第三人称双墓坟岭）：东至本岭脚往北延伸至软坳合水，南至本岭岭脚，西至本岭岭脚，北至本岭岭脚，面积约100亩。
争议的山岭1964年前属丁屋生产队集体所有。1964年6月22日，第三人的平艮分场与大番坡公社板桥大队丁屋村生产队签订了《合约》，该合约约定：东与那丽公社高棠大队相连的地区为界，南与六村大队从江尾村往大窝口大路为界，西与清龙大队相连接的地区为界，北与清龙大队相连接的地区为界，界限内除崩岭、屋背岭、八吒岭、白坟坑岭、屋后背岭、猪钩丫岭、三塘岭等外，其余山岭为第三人管理使用，争议的山岭均在第三人签订合约管理界限的范围内。1975年9月，第三人又与大番坡公社板桥大队丁东、丁西生产队签订了《补充合约》，将嫩草麓一带连四节岭、湴坑调整给原告及丁西村民小组；而大石堆一带岭调整给第三人管理，但调整的山岭不涉及到本案争议的山岭。1981年，原告将大石堆一带的五节岭申领了《山界林权证》（证号：13-005-42），但经现场勘验，原告所申领的“大石堆一带的五节岭”与本案争议的石球岭、细石堆岭、大石堆一连四岭不是同一地点。（原告所登记的“大石堆一带的五节岭”第三人称之为桔头叉大岭，被告已另案处理）。1986年，第三人也以“石球岭”、“细石堆岭”、“双墓坟岭”的名称分别申领了石球岭、细石堆岭、大石堆一连四岭的《山界林权证》。据第三人提供的林班林相图等历史资料反映，从1964年6月22日签订《合约》后，第三人在争议的山岭种植过马尾松等树木，1999年，争议的山岭逐渐被原告的村民使用至今。近年来，由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六景高速公路和工业园使用到争议山岭的土地，才引发了原告与第三人的对山岭的争议。2013年9月3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确权调处，同年9月10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通知》（即通知现场勘验）、《提出答辩通知书》及第三人的《林地确权申请书》等。
另查，2010年9月17日，原告与丁西村民小组、大窝口村委第四村民小组、第三人因为嫩草麓一带、大石堆一带五节岭（第三人称桔头叉大岭）发生争议时，被告作出了钦南政处字（2010）8号决定后，原告、丁西村民小组、大窝口村委第四村民小组等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1年5月13日，被告作出了钦南政处字（2011）1号文撤销了钦南政处字（2010）8号文中的第二项关于“大石堆一带五节岭”的内容。原告仍不服，坚持诉讼，本院于2011年6月28日作出（2011）钦南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责成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目前，该案尚在被告的处理之中。
本院认为，1964年6月22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约》，已划清了原告与第三人山岭的界址及管理范围，此后，根据第三人提供的历年来林班林相图反映，第三人对争议的山岭实施了经营管理。1975年9月20日，第三人再次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合约》，再次明确了双方对山岭的管理范围，该补充合约虽然对原告与第三人管理的山岭进行了个别调整，但并没有调整到本案争议的石球岭、细石堆岭和大石堆一连四岭。1986年，第三人申领登记了争议的石球岭、细石堆岭及大石堆一连四岭（第三人称之为双墓坟岭）的《山界林权证》。而原告也在1981年申领的《山权证》也登记了“大石堆一带的五节岭”的山岭，但经现场勘验，原告登记“大石堆一带的五节岭”的东、南面均为同一方向，与本案争议的石球岭、细石堆岭、大石堆一连四岭的实际位置、范围均不相吻合。被告在受理了第三人提出林地权属调处申请后，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向原告送达了《提出答辩通知书》及《林地确权申请书》，并在期限届满后，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4）30号文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的。为此，原告以被告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为由，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4）30号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8日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3）30号《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板桥村委会丁东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款汇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汇缴专户，帐号73×××20），开户行：农行钦州分行榕树分理处。逾期不交又不提出缓、减、免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谢春铃
审 判 员 周民宽
人民陪审员 罗 能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永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