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7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耀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云会村西南山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孙文孝。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自杰、苗丛，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号。
法定代表人：陆建庆，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文，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茅叙虎，男，195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茅桂琴，女，196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希隆纺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西南山。
法定代表人：茅叙虎，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中磊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栅庄桥村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孙文良。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文良，男，196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自杰、苗丛，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耀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茅叙虎、茅桂琴、杭州希隆纺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隆公司）、浙江中磊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磊公司）、孙文良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5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月8日，金桥公司与中磊公司（股东为孙文良、李水玉）签订《委托担保合同（通用）》（合同编号：2014企第15号）一份，合同约定：金桥公司为中磊公司与建行余杭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300万元。同日，金桥公司与孙文良、李水玉、茅叙虎、茅桂琴签订《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适用自然人）》一份，合同约定：孙文良、李水玉、茅叙虎、茅桂琴在2014年1月10日至2017年1月9日期间，在最高额600万元的范围内，对金桥公司为建行余杭支行与中磊公司、希隆公司（股东为茅叙虎、茅桂琴）签订的各个主合同（包括借款合同）的担保提供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各保证人对反担保保证范围内的债务与借款人一同向金桥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范围为金桥公司代为借款人清偿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以及应由借款人支付给金桥公司的代偿资金占用费（按日万分之五计收）。2014年1月10日，金桥公司分别与希隆公司、耀达公司（股东为孙文孝、孙文杰、孙文良）签订《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适用企业）》各一份，合同约定：在2014年1月10日至2017年1月9日期间，在借款本金3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范围内，对原告金桥公司与中磊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通用）》（合同编号：2014企第15号）提供反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各保证人对反担保保证范围内的债务与借款人一同向金桥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范围为金桥公司代为借款人清偿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以及应由借款人支付给金桥公司的代偿资金占用费。2014年1月14日，中磊公司与建行余杭支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XC2014（1233）007，借款金额3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1月13日。同日，金桥公司与建行余杭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XC2014（1233）007，金桥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建行余杭支行将300万元打入中磊公司账户。截至2015年3月16日，该笔贷款逾期的本息合计2736723.6元，2015年3月17日，金桥公司替中磊公司代偿160万元，余款由中磊公司自行归还。另查明，2014年6月27日，杭州坤健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坤健投资企业）向孙文良借款1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27日至2014年7月11日，并由金桥公司提供担保。同日，坤健投资企业将该款项转入金桥公司账户。同日，金桥公司分三次替案外人周秀兰归还了中信银行余杭支行160万元的贷款。坤健投资企业系有限合伙企业，其执行合伙事务人为杭州谷满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满仓公司，系合伙人之一），谷满仓公司系金桥集团公司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建庆。金桥集团公司与金桥公司的股东之一均为陆建庆，且陆建庆系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桥公司为本案支出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建行余杭支行提供的情况说明，金桥公司替中磊公司归还贷款160万元是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孙文良出借给坤健投资企业的160万元与金桥公司向建行余杭支行归还的160万元间是否存在关联。中磊公司、孙文良主张，金桥公司归还建行余杭支行的160万元就是孙文良出借给坤健投资企业的160万元，金桥公司是应孙文良的要求支付给建行余杭支行。但金桥公司并不认可，中磊公司、孙文良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对此存在合意。且向孙文良借款的系坤健投资企业而非金桥公司，金桥公司与孙文良之间并非借款关系，而只是保证关系，金桥公司虽与坤健投资企业的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两者均系独立的主体，故对中磊公司、孙文良的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孙文良出借给坤健投资企业的款项是否已经归还，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之内，双方可另行主张。茅叙虎、茅桂琴、希隆公司主张，即使其要承担反担保责任，也应按照各自反担保人的比例来承担，不应由其承担全部的代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本案中，孙文良、李水玉、茅叙虎、茅桂琴、希隆公司、耀达公司均为中磊公司的借款向金桥公司提供了反担保，故金桥公司有权向全部反担保人或其中的部分反担保人主张其承担保证责任。综上，金桥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耀达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茅叙虎、茅桂琴在最高限额6000000元的范围内，杭州希隆纺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杭州耀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金3000000元范围内支付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16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456000元（计算至2016年10月16日，此后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以未付金额为基数，按日利率0.05%另行计付），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茅叙虎、茅桂琴、杭州希隆纺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杭州耀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案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23248元，由茅叙虎、茅桂琴、杭州希隆纺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杭州耀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耀达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有误，耀达公司与金桥公司之间的保证关系已经终止，不应承担支付代偿款的义务。一、原审法院对借款的认定有误。（一）坤健投资企业向孙文良所借款项的实际使用人系金桥公司而非坤健投资企业。2014年6月，金桥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陆建庆的操作下向孙文良借款160万元，约定由坤健投资企业出面与孙文良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6月27日至2014年7月l1日止，并由金桥公司提供担保。2014年6月27日，孙文良向坤健投资企业账户打入160万元，5分钟之内，坤健投资企业将该笔款项转入了金桥公司的账户，金桥公司通过指定方式实际取得了借款。可见，表面上是坤健投资企业向孙文良借款，但实际上，该笔借款仅是由坤健投资企业作为名义借款人并从坤健投资企业处进行了走账，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金桥公司。原审法院仅凭《借款合同》就认定金桥公司与孙文良属于保证关系明显有误，双方之间应当存在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有误。（二）金桥公司与坤健投资企业系关联企业，存在关联关系。表格如下：
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其他
金桥公司
陆建庆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88号
浙江金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陆建庆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88号l幢901室
谷满仓公司
陆建庆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88号l幢901室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股东为浙江金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坤健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谷满仓公司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88号l幢1001室
显然，谷满仓公司系浙江金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浙江金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谷满仓公司，进而实际控制了坤健投资企业及金桥公司，故坤健投资企业与金桥公司实属同一集团内部的关联公司，处于同一个母公司的控制之下。此外，金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浙江金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陆建庆，更证实了金桥公司与坤健投资企业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故原审法院认定金桥公司虽与坤健投资企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两者系独立主体明显有误。二、耀达公司与金桥公司之间的关系因金桥公司替中磊公司支付代偿款而终止。金桥公司原审提交了一份建行余杭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写到“贷款到期日为2015年1月13日，贷款到期后借款人无法全额偿还我行贷款，因此该笔贷款发生逾期”，即意味着案涉贷款是因为中磊公司无法全额偿还贷款才发生的逾期。而2014年1月14日金桥公司与建行余杭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是为保证中磊公司与建行余杭支行主合同的履行而设立的，也就意味着金桥公司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那么截止2015年3月16日，在中磊公司无能力全额偿还的情况下，金桥公司理应就逾期贷款本息合计2736723.6元向建行余杭支行支付而不是仅仅支付160万元。且在2015年3月17日金桥公司支付160万元以后，中磊公司又自行归还了其余部分，将该笔贷款结清。则，如金桥公司履行的是担保责任，就不仅仅是将中间这160万元支付给银行；现金桥公司恰好支付给建行余杭支行160万元，也就不只是表面上所谓的履行担保责任这么一个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金桥公司在偿还自己的关联公司坤建投资企业于2014年6月27日对孙文良的借款160万元。另外，虽然2015年3月17日金桥公司在给建行余杭支行汇款的备注中写到“浙江中磊化工有限公司代偿款”，但该备注系金桥公司单方制作，其作用仅在于提示银行该笔款项归还的是中磊公司对银行的欠款，并不能说明和确认该款项是属于金桥公司的代偿款，即除能够证明中磊公司不再对建行负担债务外，并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如果金桥公司认为属于代偿款，理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如前所述，金桥公司与孙文良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金桥公司系借款人，孙文良系出借人，因孙文良系中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实际控制人，故金桥公司替中磊公司代偿160万元实际上是应孙文良要求归还借款的一种方式，故金桥公司与孙文良之间的借贷关系以及金桥公司与耀达公司之间的保证关系因耀达公司替中磊公司支付代偿款而终止，耀达公司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改判驳回金桥公司对耀达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金桥公司负担。
金桥公司答辩称：耀达公司所说的都是猜测，没有证据予以证明。首先，耀达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金桥公司向建行余杭支行代偿的160万元与孙文良出借给坤健投资企业的款项有关，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金桥公司向建行余杭支行履行代偿义务系按照孙文良或者中磊公司的指示所为。耀达公司刚才提到的转账凭证附言恰恰表明这是金桥公司为中磊公司的逾期贷款进行代偿，而不是按照中磊公司的指示进行代偿。另外，金桥公司与坤健投资企业虽然为关联企业，但在法律上仍为独立主体，这一点可以从耀达公司提供的企业信息打印件中予以证明。其次，金桥公司向建行余杭支行支付的160万元，系金桥公司履行其与中磊公司、建行余杭支行签订的相关协议。金桥公司与中磊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第五条第三款和第四款分别约定，如甲方（中磊公司）没有履行债务，则金桥公司应予以代偿；金桥公司与建行余杭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一项约定，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提前到期，债务人违约的，甲方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结合建行余杭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金桥公司向建行余杭支行支付的160万元系履行代偿协议所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茅叙虎、茅桂琴、希隆公司、中磊公司、孙文良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磊公司、金桥公司与建行余杭支行之间存在保证借款关系，本案其他各方当事人与金桥公司之间存在反担保保证合同关系。鉴于耀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各方当事人与建行余杭支行之间除案涉保证借款关系以外，尚有其他约定，故金桥公司向建行余杭支行支付的160万元只能认定为金桥公司作为中磊公司向建行余杭支行借款300万元的保证人，应当履行的保证责任。金桥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即取得向包括孙文良、耀达公司在内的各反担保保证人的追偿权。至于该权利是否能与孙文良对坤健投资企业及金桥公司享有的160万元债权相抵销，本院认为，孙文良与坤健投资企业、金桥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未经生效判决确认，即孙文良的债权目前是否仍然存在以及具体的金额均不明确，且耀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各方已就抵销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故本院不予支持。耀达公司仅以金桥公司与坤健投资企业、孙文良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金桥公司与坤健投资企业系关联企业等事由，主张其与金桥公司之间的保证关系已经终止，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248元，由杭州耀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 正 茂
审 判 员 张 敏
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