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10民终7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世忠。委托代理人：朱家敏、郭广科，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良川。委托代理人：郑小平。上诉人陈世忠为与被上诉人蔡良川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5）台温商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世忠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家敏、郭广科，被上诉人蔡良川的委托代理人郑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9年9月4日，原告蔡良川与被告陈世忠及案外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案外人林某将其持有的台州市华融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的36%的股权转让给原、被告（其中被告受让30%的股权，原告受让6%的股权），案外人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将其持有的华融公司的40%的股权（其中案外人林意期占公司15%股权、案外人陈玉英占公司20%股权、案外人金佩华占公司5%股权）转让给被告；为此，被告陈世忠需支付给案外人林某转让款600万元、支付给案外人林意期转让款300万元、支付给案外人陈玉英转让款400万元、支付给案外人金佩华转让款120万元，原告蔡良川需支付给案外人林某转让款120万元；同时，双方约定上述转让款已结算支付清。2009年9�7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陈世忠取得了华融公司70%的股权，但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原告蔡良川于2015年1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华融公司的股东原系林某、金佩华、林意期、陈玉英及原告蔡良川，其中林某出资720万元（占公司36%的股权）、金佩华出资100万元（占公司5%的股权）、林意期出资300万元（占公司15%的股权）、陈玉英出资400万元（占公司20%的股权）、原告蔡良川出资480万元（占公司24%的股权）。2009年9月4日，原告蔡良川、被告陈世忠及案外人林某、金佩华、林意期、陈玉英在温岭市公证处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林某将其持有的华融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原、被告（其中被告陈世忠受让30%的股权，原告蔡良川受让6%的股权）；金佩华、林意期、陈玉英将其持有的华�公司的全部股权（共占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陈世忠；同时，约定被告陈世忠支付给林某转让费600万元、支付给林意期转让费300万元、支付给陈玉英转让款400万元、支付给金佩华转让费100万元，即需支付转让款1400万元。因被告筹集不到资金，原告于2009年9月4日为被告代付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并由被告向原告出具说明一份，明确被告陈世忠的出资额1400万元实际没有出资到位，全部由原告蔡良川出资。2012年9月24日，被告出具书面说明一份：因我注册资金无法筹集，同意退股。但被告取得华融公司的70%股份后，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既不偿还代付款，也不退股，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为其代付的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09年9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被告陈世忠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原、被告不是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与受让方，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均是华融公司股权的受让方。对原告起诉状列明的转让的过程及转让协议的内容，被告无异议，有异议的是被告受让的股权的出让方是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四人，被告并未受让原告的股权，原告不是出让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如果被告未向股权转让的出让方支付转让款，也只有出让方才能起诉主张转让款。事实上，协议明确约定被告已自行与出让方将转让款结清。原告无权以股权出让方的身份起诉被告。二、被告没有委托原告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原告也没有代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应向出让方支付1400万元的转让款，但该协议已写明转让款已结清，无需原告代被告履行，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代被告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的义务，只有履行了义务，原告才能取得向被告追偿的权利。综上，原告在诉状中诉称2009年9月4日原告为被告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完全是捏造的。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予驳回。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陈世忠是否应当履行支付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本案系基于案外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与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而衍生的追偿权纠纷。被告陈世忠认为华融公司为空壳公司，未曾经营业务，原、被告及案外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约定被告仅需支付该公司的购房款120万元及利息1.8万元，且该121.8万元被告已经付清。但被告至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另有约定及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涉及欺诈、显失公平等合同可撤销或合同无效情形，且被告对于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被告于2009年9月7日从案外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处受让取得了华融公司70%的股权，其应依约向出让方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而庭审过程中，被告承认仅支付了购房款120万元及利息1.8万元，未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故被告仍需履行支付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二、原告蔡良川是否代被告陈世忠向案外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2款载明“上述转让费甲、乙双方已结算支付清”，即案外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已经就股权转让款与原、被告进行结算，且原、被告已经支付清。从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及证人林�的证言中可知，被告与股权出让方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并不相识，且股权转让事宜均由原告方经办，公司账目亦由原告与公司股权出让方进行结算。同时，结合原告提供的2009年9月4日、2012年9月24日的说明来看，被告承认其未曾“出资”1400万元，并确认华融公司的注册资金2000万元全部由原告出资。被告在（2013）台温松商初字第137号民事案件中答辩认为其并不存在出资的义务，应当承担的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故被告所出具的上述二份说明中写明的被告未“出资”，应理解为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说明中载明的公司200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由原告蔡良川出资，应当认定为被告已确认原告代其支付了14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至于被告答辩认为原告与证人林某就本案原告提交的收条出具的时间以及双方结算的内容陈述不一，原告并未代被告向案外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如前所述，在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出让方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已经表明15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已经与原、被告结算支付清，现虽证人林某与原告在结算的内容上表述不一，但证人林某亦明确表明收到原告代被告支付的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对于被告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而被告陈世忠答辩认为被告并未委托原告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如前所述，被告于股权转让协议订立时已经知道原告代其向股权出让方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且被告于2009年9月7日办理了华融公司的70%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股权已变更至被告名下，而被告承认关于本案的股权转让事宜均交由原告母亲郑云素办理。故从双方当事人从事的民事行为已经能够推定原、被告之间有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意，且原告已经代被告履行了支�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相应的代付款及相应的利息。至于被告认为华融公司为空壳公司，原股东抽逃出资，因涉及华融公司权益，应另案处理为妥。三、原、被告有无就被告转让其所享有的华融公司股权达成合意。虽然在2012年9月24日的说明中被告表明同意“退股”，原告在庭审过程中亦表示曾于2012年同意被告“退股”，但被告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因双方对于退回购房款及相应利息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至今未转让其所享有的华融公司的股权。而2012年9月24日的说明中双方亦未涉及股权转让款金额等合同主要条款，故应当认定原、被告双方就被告转让其股权事宜未达成合意。同时，被告至今未主张自己已经转让其股权，庭审中亦认可仍享有华融公司70%的股权，故被告仍应当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代付款及其相应的利息。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09年9�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之规定，于2016年2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被告陈世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蔡良川代付款1400万元，并支付自2009年9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2800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合计137070元，由被�陈世忠负担。上诉人陈世忠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款已结清”理解自相矛盾。一审判决在争议焦点二中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2款“上述转让费甲、乙双方已经结算支付清”的理解认定为“即案外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已经就股权转让款与原、被告进行结算，且原、被告已经支付清。”这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结尾处“但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及争议焦点一结尾处认定“故被告仍需履行支付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矛盾。既然已经约定股权转让款已结清，上诉人就协议约定已支付了相应对价并经股权出让人在协议中签字认可结清，就该股权转让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支付义务已不存在，上诉人对该笔股权转让不再负有股权转�款的支付义务。（二）一审判决对应付股权转让款与实际交易支付对价事实认定错误。1、《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转让款约定仅是为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需要而按原有注册资本金进行转让，并不是转让方与受让方关于股权价格的真实意思表达。2、双方关于协议书载明的股权价值的确定不是真实的交易价值。3、股权转让时，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实际上已被原股东取回，公司仅存在支付了120万元购买创业大厦预付款的或有债权或取得创业大厦房屋的期权。结合郑云素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条（2009年9月4日，署名为：郑云素，内容：今收到陈世忠创业大厦房屋预付款120万元整）及上诉人于2009年9月4日15点28分22秒从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取款1218000元，并于2009年9月4日15点28分23秒存入林某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账户。可以得出，实际上股权转让款（公司价值）为120万元的购房预付款及相应的18000元的利息。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由郑云素出具收条而不是转让人出具收条，原因是当时公司都是由郑云素实际经手。若郑云素出具的收条与股权转让款无关，那无法解释本案中多次出现郑云素出具的证据材料。如林某收到的1218000元与股权转让款无关，那又无法解释上诉人与林某该笔款项的原因，至于林某解释该笔款项系公司盈利所得，但该笔收入并不是从公司账户汇入林某账户，而是上诉人存入林某账户且有林某亲笔签名，显然解释为公司盈利所得是没有法律根据的。综上，无论从取款与存款的时间看，还是从郑云素多次在该案提交的证据上的签字看，从公司支付120万元购买房产预付款的发票看，都能形成证据链条证明上诉人已经支付了转让款1218000元。（三）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但至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另有约定”与事实不符。2009年9月4日，在由被上诉人及上诉人签字的《说明》中确认上诉人占有70%的股份后表述“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全部由蔡良川出资，蔡良川和陈世忠的出资额待双方达成协议后，以加盖公司公章的出资额收据为准。”该内容结合落款时间分析，可以证明在2009年9月7日以前的2000万元尚未出资。2009年9月7日做出的《华融公司股东会决议》进一步证明，“出资”指的是充实注册资本，而不是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人民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2009年9月4日、2012年9月24日的《说明》中的“出资”两字理解为股权转让款系理解错误。一审法院既不承认上诉人支付了1218000元股权受让款，又采纳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支付了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若按此逻辑推理，上诉人取得了70%股权而没有支付分文现金，被上诉人实际支付了1520万元（包括1280万元债权用于抵销），且被�诉人又认为注册资金不存在抽逃情况，那么，被上诉人为何不直接受让76%股权取得全部股权？而是代上诉人支付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将债权追偿对象转移至上诉人，这样存在不能取得债权的可能，这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常理。2012年9月24日的《说明》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毕，为充实公司注册资本，双方才出具《说明》，就注册资本充实作了约定，待实际注资后，再内部重新确定股权比例。（四）一审法院曲解相关证据文字表述，推断出“股权转让款由原告代支付”结论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逻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不认识，委托的信任基础不存在，以抵销方法来说明代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是不符合常理的。一审法院在归纳争议焦点三中表述“被告认可享有70%的股权”就推断出“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代付款及其相应的利息”，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直接的法律因果关系。（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庭审笔录不一致。1、无论从判决书记载的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还是庭审笔录记载的质证意见，可知上诉人对是否委托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还是股权转让款由上诉人自行支付还是被上诉人实际代为支付，对这两个问题都是有争议的。而原审法院对此争议视而不见径行认定。2、在本案抵销事实尚未查明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出让方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已经收到152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当。（六）本案证据和事实中存在疑点一审法院并未查清。1、按照被上诉人的表述其代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债的请求权即在2009年9月4日已发生，但此后数年都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进行过催讨或追偿这有违常理，假设存在代付，其追偿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2、在2013年7月12日被上诉人提起民事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中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暂定人民币300万元，其对该赔偿金额的解释为出资款1400万元的利息，如被上诉人确为上诉人代付了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什么在该诉讼请求中不请求本金而只请求赔偿金，该诉请有违常理并从侧面印证了2009年9月4日股权转让款结算的“特殊性”。3、一审判决中确认了2009年9月4日的股权转让事宜均交给被上诉人母亲郑云素办理，同日郑云素写给上诉人“创业大厦房屋预付款120万元的收条”和上诉人当日存入股权出让方林某账户1218000元一审判决并未查清此间因果关系，更为巧合的是有收据证明华融公司在股权转让日之前曾分三笔共计120万元购房款支付给创业大厦用于购房。4、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代理人确认证人林某说“120万元是公司利润、房屋的增值及利息，由蔡良川补贴给林某的”与事实�重不符，证人林某证言与审计后财务报表严重不符，证言还表述由蔡良川补贴给林某，但银行的进账单显示为上诉人陈世忠存入林某账户。5、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承认“收条是在2015年补打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而证人林某说“收条当时算账算了就签了，都是在2009年9月4日签的”，两种说法互相矛盾。6、一审中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承认四位股权出让人欠被上诉人的债务是因出借给台州市飞跃公司而产生的，但该事实没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法院理应对被上诉人做出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的判断。7、被上诉人现金支付给四位转让人的120万款项未得到证实。二、一审人民法院程序适用错误。1、原审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让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为第三人而未追加。2、一审法院应询问蔡良川、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郑小兰等人而未询问。3、一审法院未将�融公司在2009年9月4日时公司注册资本是否抽逃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也未依职权调取。三、一审法院审判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的请求权基础不存在。一审法院判决向上诉人追偿1400万元是基于被上诉人代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被上诉人代上诉人履行债务未经上诉人委托授权，也不存在合同约定等双方达成代付合意证据材料证明上诉人曾有意思表示要被上诉人代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强加给上诉人偿还代付款项无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二）一审判决对于是否发生过代付行为和代付行为是否适当并没有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评判显属不当，这也是涉案追偿权的重要基础。1、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追偿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是其代付给了股权出让人，款项中大部分即1280万元是与股权出让人进行了债务抵销，120万�是现金支付并由证人林某出具了收据。由股权转让协议可知，股权出让人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4个自然人，即使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诉人也要分别支付给4个股权出让人，假设被上诉人代付也是分别支付给4个出让人或分别与4个出让人发生债务抵销，但在一审证人证言中林某说是其与蔡良川的债相冲，抵了1280万元。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一审法院并未要求被上诉人举出其通知对方主张抵销的证据。如抵销涉及1280万元金额债务，不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等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及常理。假设被上诉人行使债务抵销成立，被上诉人也未取得上诉人确认其代付的任何证明材料有违常理。对于抵销债务是什么性质债务、是否到期等是否符合抵销条件等一审法院并未查明。3、上诉人原想通过持有公司股权的方式购买房产，被上诉人不仅想侵吞上诉人已投入的款项，还想向上诉人追偿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股权转让款，这些行为有违法律公平正义的基本精神。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程序适用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蔡良川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2009年9月4日，陈世忠、蔡良川、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在温岭市公证处就《股权转让协议书》申请办理公证。公证处工作人员对陈世忠等人进行谈话后，出具温政民字第3937号公证书一份，该公证书程序合法，内容真实，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是正确的。2、该协议书主文中写明：股权转让后，“华融公司由陈�忠、蔡良川两人共同出资组建，公司注册资本不变，仍为人民币2000万元整……”。协议书中明确表明甲、乙双方约定将股东出资时的股权的价格作为转让价格，即2000万元，并作了公证。股权转让价格是转让人和出让人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明确的。3、该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载明：“陈世忠支付给林某转让费共计人民币600万元整。陈世忠支付给林意期转让费共计人民币300万元整。陈世忠支付给陈玉英转让费共计人民币400万元整。陈世忠支付给金佩华转让费共计人民币100万元整。”陈世忠认为其是基于该约定不用支付定价为14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才同意在该合同签字，但陈世忠至今没有提供不用支付上述1400万元转让款的另外约定或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4、该协议书第三条第二款载明：“上述转让费甲、乙双方已结算支付清”，协议中的乙方是陈世忠和蔡良川二人，联系第一款中的内容，结合陈世忠和蔡良川共同作出的《说明》，不难看出，是蔡良川为陈世忠代付清了转让费。另外，出让人也当庭明确表明已收到蔡良川代陈世忠支付的转让款1400万元。被上诉人认为，出让人在一审当庭明确表示已收到蔡良川代陈世忠支付的转让款1400万元和蔡良川自己支付的转让款120万元后，陈世忠的上诉理由显然站不住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蔡良川和陈世忠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说明》证明了是蔡良川代陈世忠垫付了1400万元转让款，且这一垫付行为是陈世忠和蔡良川经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属双方口头订立的委托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另外，蔡良川代陈世忠支付给出让人1400万元转让款后，陈世忠已经取得了公司70%的股权，成为了公司的大股东，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蔡良川按照陈世忠的口头委托，已经完成将1400万元转让款支付给出让人的事实，否则，陈世忠是无法成为公司大股东的。所以，双方的委托合同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2、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为了查明事实，一审法院通知蔡良川出庭，蔡良川从外地赶回参加庭审。一审法院通知出让人接受询问，四出让人也推荐原大股东林某出庭作证，证人明确表示在签字当天已经全部结清转让款，并且表示本案与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一审法院程序合法。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综合分析本案有效证据和相关事实作出陈世忠需履行支付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蔡良川已经代陈世忠支付了1400万元转让款的认定以及陈世忠和蔡良川之间有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意，是正确的。被上诉人认为，陈世忠和蔡良川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上诉人陈世忠为了证明其上诉主张成立，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证据1，华融公司原始股东应金文出庭作证、证人乐某证言一份、华融公司验资报告一份。拟以该组证据证明应金文系华融公司原始股东之一，本案股权转让的真实目的系为了创业大厦的购房，上诉人仅需支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证据2，华融公司法人郑小平录音资料一份、华融公司2008年年检报告显示公司两账户无运营资金、华融公司浦发银行及建设银行账户流水各一份。拟以该组证据证明华融公司未实际运营且注册资金实际已空的事实。证据3，华融公司向创业大厦支付的购房款收据一份。拟以此证明陈世忠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218000元实际对价为华融公司在2009年9月股权转让前支付的共计120万元购房款及利�的事实证据4，陈玉英出具的收条一份。拟以此证明陈玉英在该收条上附了说明内容，该说明内容与收条关于债务抵销的内容相矛盾，被上诉人主张的以抵销方式代付股权转让款不符合事实。对于上述证据，被上诉人蔡良川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乐凤祥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证人证言陈述的事实与本案事实不符。证据2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如认为本案股权转让时华融公司是空壳公司，其应该向有关部门反映，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3的创业大厦购房属实，购房款是2006年、2007年期间支付的，但该证据与本案处理无关。证据4内容也无法看出陈玉英陈述有矛盾之处，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认证如下：证据2的华融公司银行账户余额能证明华融公司在本案股权转让时公司账户不足50000元的事实，对该事实被上诉人�未提出反证，根据该证据反映的事实，本院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本案股权转让系2000万元对价转让的事实难以采信。被上诉人对华融公司购置创业大厦房产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以及证据1中应金文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上诉人为支付创业大厦预付款而在本案股权转让中支付原股东林某1218000元转让款的事实。证据1中乐凤祥的证言以及证据4中陈玉英的说明，由于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被上诉人蔡良川为了支持其抗辩主张，二审中向本院递交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证据1，华融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表、华融公司股东出资信息、指定代表和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华融公司章程。拟以该组证据证明蔡良川代陈世忠垫付1400万元转让款后，陈世忠已经成为了出资1400万元的大股东。去工商部门办理�更登记的是陈世忠，陈世忠十分清楚股东2000万元出资额已经实际垫付，公司2000万元注册资本是充实的。证据2，温岭市人民政府温政发（2010）1号文件。拟以此证明按此规定，由于公司达不到纳税要求，不能办理产权证，创业大厦房屋按参建成本退还给公司。对此，上诉人陈世忠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该组证据材料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证明公司股权转让后工商登记备案股份持有情况，登记信息并不证明股权实际交易价格，且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有关华融公司注册资本是充实的或者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华融公司70%股权的价值与1400万元相当的主张；股东会决议与被上诉人追偿股权转让款不存在直接关联性，恰恰相反说明被上诉人代理人郑小平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其对公司自2009年以来的经营状况和资产情况最为清楚。对证据2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华融公司是否办理了创业大厦的产权证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代理人承认华融公司已经对创业大厦进行了装修和使用，创业大厦的实际情况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了华融公司基本为空壳公司。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无法证明本案股权转让时的公司资产状况，凭此无法认定当时华融公司2000万元注册资金充实的事实。证据2系华融公司购置创业大厦房产的事实，被上诉人凭该证据无法证明办理该房产产权证的障碍系由上诉人造成，且该事实与本案的处理并无关联。综上，本院对被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4日，被上诉人蔡良川与上诉人陈世忠及案外人林某、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案外人林某将其�有的华融公司的36%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其中上诉人受让30%的股权，被上诉人受让6%的股权），案外人林意期、陈玉英、金佩华将其持有的华融公司的40%的股权（其中案外人林意期占公司15%股权、案外人陈玉英占公司20%股权、案外人金佩华占公司5%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各方约定上诉人陈世忠需支付给案外人林某转让款600万元、支付给案外人林意期转让款300万元、支付给案外人陈玉英转让款400万元、支付给案外人金佩华转让款120万元，被上诉人蔡良川需支付给案外人林某转让款120万元；同时，双方约定上述转让款已结算支付清。2009年9月4日，上诉人陈世忠支付1218000元股权转让款给案外人林某。《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署名出具一份《说明》，载明：“台州市华融担保有限公司的原股东林某、陈玉英�金佩华、林意期（除蔡良川外）于2009年9月4日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陈世忠和蔡良川。公司营业执照于2009年9月7日领取。该公司的股东是陈世忠和蔡良川，其中陈世忠占股份70%，蔡良川占股份的30%，公司的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陈世忠的出资额1400万元实际没有出资，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全部由蔡良川出资，蔡良川和陈世忠的出资额待双方达成协议后，以加盖公章的出资额收据为准。此说明双方签字后生效”。2009年9月7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工商登记显示，上诉人陈世忠占华融公司70%的股权，被上诉人蔡良川占华融公司30%的股权。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付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是否属实。上诉人主张在本案2009年9月4日股权转让中，其为上诉人代付了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对于被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认为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理由如下：1、不管是被上诉人还是华融公司原股东林某均认为本案股权转让价格是按照公司注册资本金额2000万元对价进行转让，但从上诉人二审提供的华融公司银行账户明细来看，2009年9月4日华融公司股权转让时，公司银行账户余额不到50000元。上诉人与公司原股东并不熟悉，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系被上诉人在联系，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后，被上诉人的舅父即本案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郑小平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基于上述事实，如被上诉人主张其作为对上诉人享有1400万元债权的权利人，其应当对本案股权转让时华融公司的资产状况十分清楚，但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对股权转让时华融公司的资产状况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对其认为的华融公司存在2000万元资产的主张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对本案股权转让系2000万元对价转让难以采信。2、虽然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2000万元对价转让，但在上诉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公司资产与约定不符的情形下，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对价不排除虚报的可能，因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关于2000万元转让对价的约定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上诉人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股权转让时华融公司资产价值近2000万元的事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被上诉人主张代上诉人支付了1400万元转让款，按照常理，如此巨额款项的代付行为应当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某种原因关系，但在本案诉讼中，被上诉人对为何要为上诉人代付该巨额转让款无法作出合理解释。4、上诉人于股权转让当日存入林某银行账户1218000元，案外人林某解释该款项系被上诉人另外支付的公司利润款，但其对此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款项的交付发生在股权转让当日，被上诉人也�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林某另有经济往来，该1218000元款项应当认定系上诉人支付的本案股权转让款，该事实与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未付过本案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符。5、被上诉人主张1400万元代付的转让款中1280万元系与原股东欠被上诉人的债务抵销，120万元系现金支付。但被上诉人对于上述1280万元债权债务抵销的结算依据以及被上诉人对华融公司原股东享有债权的凭据均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其关于抵销的主张仅凭华融公司原股东出具的收条（被上诉人与原审证人林某对收条出具的时间陈述不一致）以及被上诉人和证人林某的证言尚无法予以证明，且被上诉人对其现金代付的120万元以及其支付受让6%股权对价的1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被上诉人关于通过抵销及现金方式代付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关于其为上诉人代付1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采纳上诉人二审提供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主张，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5）台温商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蔡良川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32800元，均由被上诉人蔡良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敏 军代理审判员 戴 莹 莹代理审判员 洪海�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代书 记员 王  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