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18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广州金融中心28层01-06单元。
代表人：瞿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海迪，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青，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程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前山明珠南路2158号华业大厦12层1202室。
法定代表人：汤吕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丹，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金林，汉族，男，1968年3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靖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大鹏，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下称中信保广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程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下称程洋公司）、原审第三人余金林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4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信保广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456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程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程洋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形成及境外买方的身份，让中信保广东公司对莫须有的交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一）本案中程洋公司与其投保的买方加州科迪公司间根本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销售合同，加州科迪公司从未收货，加州科迪公司不是实际买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程洋公司应承担证明其与加州科迪公司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销售合同，且加州科迪公司已经收取货物并拖欠货款的举证责任。程洋公司根本没举证证明其与加州科迪公司间签署过合同。程洋公司已当庭承认其从未与加州科迪公司就案涉交易有任何联系，订单均为余金林向其提供，其并无买方提供的任何原件。程洋公司作为卖方，除了与余金林接触过，完全没有与买方就交易进行过的协商。买卖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合意。程洋公司提交一份所谓的加州科迪公司出具给余金林的《授权委托书》以证明余金林为加州科迪公司的授权代表，然而余金林当庭明确否认《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否认其是加州科迪公司的授权代表。余金林进一步答辩称为程洋公司的员工，故程洋公司与余金林对于案涉交易的说法明显相互矛盾，程洋公司连销售合同的订立过程和所谓的订单的来源都无法说清，在订单由余金林提供、余金林没有买方授权、没有买方签署的原件且卖方明确否认交易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定程洋公司与加州科迪公司存在有效合同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中信保广东公司已证明案涉交易的实际提货方是纽约科迪公司，程洋公司无法证明加州科迪公司收取货物。中信保广东公司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实际提货方为纽约科迪公司：1、提单记载的收货人以及实际提取货物的均为纽约科迪公司；2、加州科迪公司书面回复，否认案涉交易的真实性；3、承运人明确表示程洋公司曾自行将所有案涉提单的收货人改为纽约科迪公司。即有有多份相互印证的证据证明实际提货人为纽约科迪公司，并且是程洋公司自行将提单收货人修改为纽约科迪公司。一审法院在程洋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加州科迪公司收货的情况下，错误认定境外买方是加州科迪公司；在根本无法查清案涉交易履行情况时，径行认定“程洋公司交货后未能收取货款”；同时，一审法院还错误理解《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合同》项下应予理赔的情形是“买方收货并拖欠货款”，不是“卖方交货后未能收取货款”，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因此本案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已经发生保险合同项下应予承保的保险事故，进而要求中信保广东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4、已有生效仲裁裁决证明纽约科迪公司与加州科迪公司为不同主体，且应由被保险人承担交易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如上所述，程洋公司应当承担贸易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也已经有另案生效裁决认定此等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交的[2017]京仲裁字第1034号《仲裁裁决书》和[2017]京仲裁字第0891号《仲裁裁决书》，北京仲裁委员会在两个相似案件中认定，作为本案所涉货物的实际出卖人与出口托运人，被保险人有条件和义务对本案贸易合同的相对人及其授权人的身份、资格等进行审慎核实。且相较于保险人，被保险人更容易提供贸易合同相对人为境外买方，或者境外买方实际接收本案所涉货物的证据。该两份生效仲裁裁决也已明确认定，加州科迪公司和纽约科迪公司间毫无关联关系。此等事实为证明本案中程洋公司与加州科迪公司间是否有真实交易的关键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对于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然而一审法院却对此等已确认的事实完全忽略。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于事实真伪不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事实不存在。
二、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事实时，错误地排除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交的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关键证据，存在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供的境外调取证据材料未经相关机构公证认证，真实性存疑；且其中询问调查记录为利害关系人加州科迪公司否认收货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证据来源和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是否有利害关系，都不是法定不予采纳证据的理由。按此逻辑，如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应予排除，程洋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其所有起诉证据均应予以排除。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于域外形成的证据，当事人可自行选择是否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不论是否办理公证认证，人民法院均应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进行审核认定；如法院认为确需办理，应当给予当事人合理时间进行补正。上述精神在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51号民事裁定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2017)粤73民终字第8号二审民事判决等案例中也均有体现。本案中，中信保广东公司已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全部证据。在本案开庭时，程洋公司及余金林已对此等证据进行质证，也均未对此等证据形式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开庭时及庭后，中信保广东公司也多次与一审法院沟通汇报公证认证进展，并提交书面说明文件，提请一审法院注意此等证据是认定本案中程洋公司与境外买方间是否有真实交易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合议庭需要认定本案事实而必须首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需给予中信保广东公司合理时间补足证据形式。然而，一审法院不仅无视中信保广东公司的合理请求，未给予中信保广东公司合理期间对证据形式进行补足，更不顾前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而直接排除此等证据的使用，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
三、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各方当事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异议，明显曲解当事人意思表示，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此等认定明显曲解中信保广东公司意思表述，根据中信保广东公司在一审中的答辩，中信保广东公司已经明确表示，根据《保险合同》，中信保广东公司所承保的是程洋公司与境外买方间的贸易合同风险，而本案中，在程洋公司无法证明其与境外买方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贸易合同关系的情形下，并未发生《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中信保广东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赔付责任。一审法院罔顾中信保广东公司的答辩意见，曲解中信保广东公司关于本案并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意思表示。
四、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程洋公司在投保时向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供相关订单和报关单等已经中信保广东公司审核，属于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中信保广东公司的业务流程及程洋公司的历史申报记录，程洋公司在本案项下的全部出运申报均是通过中信保广东公司的信保通系统在网上进行申报。由程洋公司通过自己的用户名、密码登陆自己的账户，在出运申报栏目项下自行填写境外买方名称、发票号、申报金额等内容。在此阶段，程洋公司并不会向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交任何的基础交易文件，中信保广东公司没有义务也并不会对基础交易文件进行审核。这一做法不仅是国内外出口信用保险行业的行业惯例，案涉《保险合同》附件《被保险人须知》也明确约定保险人在接受被保险人的投保时，不对包括但不限于贸易与债权的真实、合法、有效性、境外买方与贸易实际买方的同一性、所批复的特别承保条件是否已经成就等相关信息进行核实。因此，一审法院有关中信保广东公司在承保时已审核案涉交易文件的认定，与实际情况不符，二审法院应就此予以重新审查认定。
另补充，一审判决错误的分配了举证责任，程洋公司作为基础交易的买方，以及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有条件有义务对案涉交易发生的实际情况以及保险事故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程洋公司在一审中根本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加州科迪公司签订任何协议，程洋公司已多次确认其与加州公司没有多次交易，所有订单，提单及发票的传递均是通过余金林进行的，而程洋公司一审提交的所谓授权委托书的名称与余金林不一致，与程洋公司提交的案涉佣金协议的乙方A&PGarmentManufacturingCompanyLimited;名称与授权委托书上的A&PJeansManufacturingCompanyLimited;不一致，并且程洋公司也没有此份授权委托书的原件，根据授权书的落款来自Gerryxie888,也并非加州公司的任何联系方式，而是佣金协议中的联系人谢芳铭的联系方式。综上，程洋公司在一审中从未提交任何其与加州科迪公司达成协议的任何证据，实际与加州公司联系的是余金林。也并不构成所谓的表见代理。程洋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货物到港后实际收货人是谁，根据中信保广东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海关清关文件以及在二审中提交重新公证认证过的清关文件，至少一张案涉提单货物的提货人是纽约科迪公司，而非保险合同项下的买方公司加州公司。一审法院却据此错误认定程洋公司与加州公司间存在交易情况，进而认定已发生保险事故，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错误。根据保险合同的第13条第2款，如程洋公司坚持认为其与加州公司存在交易，而加州公司明确否认，且程洋公司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明文件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保险合同对于有贸易纠纷的情况，程洋公司应先向买方提起诉讼，获得生效的法院判决。确立对加州公司的有效债权。在此之前，中信保无法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存在明显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错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程洋公司答辩称：不同意中信保广东公司的上诉请求。程洋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中信保广东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保险条款的第13条，违背了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是保险人强加被保险人的条款。程洋公司向中信保广东公司参保，购买保险，合同经由珠海办事处上交广州分公司，全部审核通过，确认保险的生效时间，且上交了保金，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中信保广东公司应依约赔付。
余金林未到庭、无答辩。
程洋公司起诉请求：1、中信保广东公司及余金林连带支付程洋公司货款779329.44美元，折合人民币5211999元（按照2016年7月9日外汇牌价）；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信保广东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程洋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向一审法院提供4组证据材料拟证实其诉称属实。第1组为保险单、批单，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保单目录、投保人声明、保险单明细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率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综合保险投保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被保险人须知、批单、保险费通知书、保险费发票等。第2组为业务佣金协议书、转账凭证，包括5份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第3组为订单（英文及中文译本各12份）、报关单（5张）、商业发票（英文及中文译本各5份）、装箱单（英文及中文译本各12份）、提单（英文及中文译本各5份）及保险单（英文及中文译本各5份）。第4组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1份。
中信保广东公司就其答辩向一审法院提供了11组证据材料拟证明其辩称属实。第1组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及附件，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保单目录、投保人声明、保险单明细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率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综合保险投保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被保险人须知、批单、信用限额申请表及信用限额审批单等。第2组至第6组为CXMU05040255号提单的清关文件（含中文翻译）、《宣誓陈述书》（含中文翻译）、《调查问卷》（含中文翻译）、申报限额买方登记信息（含中文翻译）及实际提货人登记信息（含中文翻译）。第7组为深圳市雅诚翻译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第8、9组为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货运有限公司间的往来邮件及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第10、11组为北京仲裁委员会（2017）京仲裁字第0134号裁决书复印件及北京仲裁委员会（2017）京仲裁字第0891号裁决书复印件。
第三人余金林在诉讼中未有证据材料提交。
程洋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材料与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供第1组证据基本相同，相同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保单目录、投保人声明、保险单明细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率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综合保险投保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被保险人须知、批单，不同是程洋公司提供了保险费通知书、保险费发票等，而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供了信用限额申请表及信用限额审批单等，双方对对方提供该部分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上述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保单目录、投保人声明、保险单明细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费率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综合保险投保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被保险人须知及批单显示程洋公司于2015年4月7日前向中信保广东公司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保单最高赔偿限额80万美元（2015年5月1日批改生效）及中信保广东公司同意承保等，其中保险单明细表载有“非信用证项下赔偿比例：买方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拖欠风险所致损失的赔偿比例为90%”等。
上述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被保险人须知为双方签署，其中第2条载有“被保险人应当为贸易的实际买方（开证行）向保险人申请信用限额”的内容。
上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的第一章适用范围第一条内容为：“本保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进行的符合下列条件的出口贸易：（一）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一般应包括合同主体、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及付款条件等主要内容……”，即上述条款规定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仅适用非信用出口贸易及信用证出口贸易两类。
程洋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材料中的保险费通知书、保险费发票显示中信保广东公司通知程洋公司交纳相关保险费用及程洋公司已向中信保广东公司交付相关的保险费用。
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材料中的信用限额申请表及信用限额审批单显示：2015年6月9日程洋公司向中信保广东公司申请买方为科迪服装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CutiePatootieClothing,Inc.）、地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大街××室（英文地址为：650E16thSTUnitCLosAngeles,CA90015UnitedStatesOFAmerica）、注册号C2920626]、信用期限90天及金额80万美元的非信用证短期出口贸易保险及经中信保广东公司审核同意，并于同日生效。
程洋公司提供的第2组及第4组的证据材料显示：程洋公司与科迪服装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CutiePatootieClothing,Inc.）订立订单是由余金林及谢芳铭作佣金委托人、程洋公司需向余金林及谢芳铭支付佣金及程洋公司已支付部分佣金给余金林，余金林作为科迪服装有限公司代表等。
程洋公司提供了第3组证据材料显示：程洋公司与科迪服装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CutiePatootieClothing,Inc.即中信保广东公司称的加州科迪公司）订立12份订单，约定程洋公司向该公司出售面科为潜水面科裤的各种纺织衣物，订单合计总额791328美元；衣物分5批次报关、装箱、交付承运及购买运输保险等。中信保广东公司对程洋公司该组证据材料不予确认真实性，认为经其委托调查，发现该五批次货物实际收货人并非加州科迪公司，而是纽约科迪公司，实际收货人并非其承保的限额买方，程洋公司向其投保的订单（销售合同）并非真实及合法有效。
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供的第2组至第6组证据材料中除中文译本外，其余均为境外中信保广东公司委托他人采集的证据材料（中信保广东公司亦自认），未经国外公证机关公证及我国驻外领使馆认证，中信保广东公司拟证明程洋公司向其投保货物实际收货人为纽约科迪公司，并非其承保了限额买方加州科迪公司，两公司无任何关联等。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供第8、9组证据材料，拟证明程洋公司在发运货物后，在货物到港前通知承运公司将实际收货人从加州科迪公司更改为纽约科迪公司，程洋公司予以否认，并称其并没通知更改实际收货人，即使更改也是加州科迪公司通知更改。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程洋公司诉称、中信保广东公司答辩及余金林所称，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成立、有效及保险事故发生并无争议，主要争议是程洋公司出售货物是否是中信保广东公司承保的限额买方收货（即是否是加州科迪公司收货），中信保广东公司应否向程洋公司赔偿。虽然中信保广东公司对程洋公司提供的第3组证据材料中订单、报关单、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及保险单不予确认其真实性，但双方均确认5批次货物已出口至美国及程洋公司提供订单、提单载明的买方名称（含地址）与中信保广东公司审核同意承保的信用限额审批单载明的限额买方的名称（含地址）一致，而程洋公司向中信保广东公司申请投保时，亦是向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供上述相关订单及报关单等，并经中信保广东公司审核承保，现中信保广东公司予以否认，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供由其委托境外相关机构调查取证的证据材料及提供邮件不足以证实程洋公司销售至美国5批次货物的实际收货人不是加州科迪公司（另境外调取证据材料亦未经相关机构公证认证真实性存疑且其中询问调查记录为利害关系人加州科迪公司否认收货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是纽约科迪公司。基于上述理由，现程洋公司交货后未能收取货款，其起诉要求中信保广东公司赔偿，中信保广东公司应依照保险合同规定依约赔偿。程洋公司因买方拖欠其货款779329.44美元，而导致其损失货款779329.44美元，依照本案保险单明细表的“非信用证项下赔偿比例：买方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拖欠风险所致损失的赔偿比例为90%”的条款约定，中信保广东公司应向程洋公司赔偿701396.50美元（按779329.44美元×90%计算），现程洋公司起诉要求中信保广东公司全额赔偿上述货款779329.44美元，其超出701396.50美元的部分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余金林仅为介绍程洋公司与加州科迪公司达成货物买卖合同，收取佣金，为居间中介人，现程洋公司在本案中要求余金林赔偿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珠海市程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赔偿货款损失701396.50美元。二、驳回珠海市程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280元，由程洋公司负担4528元，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43452元。
本院二审期间，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交其一审证据的境外公证、认证手续。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出口信用保险程洋公司向中信保广东公司申请的信用限额申请表及信用限额审批单记载的买方为科迪服装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CutiePatootieClothing,Inc.、地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大街××室（英文地址为：650E16thSTUnitCLosAngeles,CA90015UnitedStatesOFAmerica）、注册号C2920626、税号26-0391834]。美国海关入境清关文件显示最终收货人即实际进口商为科迪服装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CutiePatootieClothing,Inc.、地址位于美国纽约州××大道××号（英文地址为：4CortelyouAveStatenIslan,NY10312,USA）、注册号4645724、税号32-0453396]。中信保广东公司收到程洋公司索赔后委托国际索赔专家对限额买方收取案涉货物的情况进行调查，限额买方加州科迪公司否认向程洋公司订购任何货物，称其未收到过涉案货物，同时否认曾授权任何人签署本案买卖合同，并表明纽约科迪公司与其是不同的两家公司，二者无任何关联。
程洋公司向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交的《案由说明》自认涉案交易的报价、订立合同、样板确认、交货、催款均通过余金林进行，其中更改船务公司、电放提单均是应余金林要求，装箱单、发票均是邮件由余金林转发给美国客户。程洋公司在一审庭审亦确认本案所有的订单来源和货物收取均是由科迪公司指派余金林完成。程洋公司提交的其与谢芳铭、余金林签订的《业务佣金协议书》载明乙方公司为A&PGarmentManufacturingCompanyLimited;，而程洋公司提交的其称由谢芳铭提供的有加州科迪公司授权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上记载的被授权公司为A&PJeansManufacturingCompanyLimited;，余金林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中信保广东公司是否应向程洋公司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出口信用保险是一项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盈利性的政策性保险业务，为了严格控制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风险，国家建立了独特的风险防控机制，申请特定买家信用限额对于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出口信用保险最为突出的特点，在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需申请特定买家信用限额，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申请的特定买家进行资信调查后，审批信用限额，根据批准的信用限额承担保险责任，基于出口信用保险存在限额买方的特殊性，程洋公司作为出口货物的实际出卖人、托运人，应审慎核实交易对方及其委托人的身份、资格，本案出口信用保险的限额买方系加州科迪公司，程洋公司应就其实际与限额买方加州科迪公司进行了真实交易或者加州科迪公司实际收取了涉案货物承担举证责任；其次，程洋公司自认本案交易全程通过余金林进行，其在成交过程中并未向限额买方加州科迪公司核实交易的真实性，其称余金林有加州科迪公司的授权，但仅提供《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该授权书上被授权公司与程洋公司、谢芳铭、余金林签订的《业务佣金协议》记载的公司名称并不一致，除此之外，程洋公司并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限额买方加州科迪公司曾授权余金林与程洋公司进行本案交易；第三，本案货物实际由纽约科迪公司收货，纽约科迪公司与加州科迪公司注册地址、注册号、税号均不相同，是两家独立的不同公司，纽约科迪公司最终收取货物并不等于加州科迪公司接收了货物，即使在CIF贸易术语项下买方负责受领货物并办理货物进口海关手续，但因出口信用保险存在限额买方的特殊性，并不能免除程洋公司对于限额买方实际接收货物的举证义务，程洋公司需就纽约科迪公司是受加州科迪公司委托收货进一步举证；第四，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交的经公证认证的美国索赔专家所做的调查显示限额买方加州科迪公司明确否认向程洋公司订购任何货物，也未收到过涉案货物，同时否认曾授权任何人签署本案买卖合同，对此程洋公司并不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中信保广东公司提交的证据依法可以采信。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程洋公司作为涉案交易的当事人，其有能力亦有义务证明涉案交易货物的实际买主系限额买方加州科迪公司，本案中信保广东公司承保的是程洋公司与限额买方加州科迪公司的贸易风险，现程洋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加州科迪公司确有授权余金林与其进行本案交易并实际受领货物，即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程洋公司与限额买方加州科迪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贸易合同关系，其诉请中信保广东公司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理据不足，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中信保广东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456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珠海市程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82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452元，均由珠海市程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庄晓峰
审判员 王泳涌
审判员 林 萍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肖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