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6民初8535号
原告：郑金仙，女，196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孝亮、苏秀媛，浙江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诸小凤，女，195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宋德良，男，197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晓，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金仙与被告诸小凤、宋德良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金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孝亮，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金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郑金仙返还投资款158000元；2.两被告向原告郑金仙返还投资收益161160元（以投资款158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2年5月1日计算至2016年8月1日，此后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1月，两被告对原告郑金仙称需要钱投资，每股16000元，月息9000元。两被告承诺每月支付固定收益作为投资回报。2012年4月初，原告郑金仙在家中将36000元现金交给被告诸小凤。当时支某、王子明、孔某2在原告郑金仙家中吃饭，可以证实此事。2012年4月7日，原告郑金仙又将50000元现金交给被告，王子明在场可以证实。2012年4月27日，原告郑金仙再次将72000元现金交给两被告。三次两被告均未出具书面凭证。款项交付后两被告至今未向原告郑金仙分红，多次协商两被告均置之不理。
两被告辩称，一、原告郑金仙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两被告从未对原告郑金仙等人讲过自己需要钱投资。事实上原告郑金仙等人通过各种途径参加了非法吸收存款诈骗团伙的非法集资活动，还向被告诸小凤借款，用于投资非法项目，原告郑金仙等人均自行到非法集资窝点即滨江区长河街道，参与由蒋长林、曹桂珍、王连珍主持的饭局和课程。原告郑金仙明知款项用途和收款主体，不存在两被告自己需要钱投资而向原告郑金仙借款并要求其投资的行为。被告诸小凤仅起到介绍作用。二、退一步讲，如果原告郑金仙基于投资合同关系而要求返还投资款和收益，那么其既然认为是投资款，就要承担高风险，亏损后其没有权利要求被投资人返还投资款并分配收益。即使是投资款，返还的前提是要证明款项交付事实、投资性质、获利情况及获利比例。但原告郑金仙均未举证，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也与公安机关查明的客观事实有出入，与提交的证据不相吻合。即使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法律后果也应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故要求驳回原告郑金仙的全部诉讼请求。三、被告宋德良没有参与到原告郑金仙与被告诸小凤之间的法律关系之中，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四、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裁定驳回起诉。
原告郑金仙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举证如下：
1、支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孔某2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郑金仙于2012年4月交给两被告36000元现金，委托两告投资，两被告承诺每月固定收益9000元。
2、另案原告王子明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郑金仙将36000元现金交给被告诸小凤时，王子明在被告家吃饭，亲眼所见；王子明亲眼看到原告郑金仙将第二笔50000元现金交给被告诸小凤。
3、支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亲眼看到原告郑金仙于2012年4月27日将第三笔现金72000元交给两被告。
两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举证如下：
1、2016年10月16日孔某1、袁某、王某、陈某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诸小凤未收受原告郑金仙等人的款项；原告郑金仙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且自行将投资款交给被投资人，即使部分投资款由被告诸小凤经手，也是被告诸小凤顺便带给被投资人的；投资主体不是两被告，与两被告无关。
2、2014年4月1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4）杭滨刑初字第78号刑事判决书、2014年4月1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3）杭滨刑初字第354号刑事判决书、2015年8月14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5）杭滨刑初字第199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并由公安机关向犯罪嫌疑人追缴犯罪所得。
经质证，两被告对原告郑金仙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询问，才能视情况作为证据使用。即使孔某2看到款项交给被告诸小凤，也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和用途。支某没有在情况说明中签字，无法得知该情况说明由谁出具。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属于证人证言，王子明是另案原告，与本案原告之间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及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互为证人出庭作证，违反证据要求。且王子明全程参与庭审，丧失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合法性。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
经质证，原告郑金仙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袁某、王某是被告诸小凤的亲戚，陈某是被告诸小凤的外甥，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原告郑金仙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而是将款项交给两被告，委托两被告投资。至于投资对象，原告郑金仙作为委托人不需要了解清楚。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投资模式是每股16000元，每月固定收益9000元。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明对象有异议。刑事判决书中的被告人与本案被告不是同一人，刑事判决书认定涉嫌集资诈骗，其中隐去了被害人姓名，无法证明本案原告郑金仙就是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被害人。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3）杭滨刑初字第354号及（2015）杭滨刑初字第199号刑事判决书中均没有出现被告诸小凤。刑事判决书的内容从侧面证实了本案双方就投资模式约定为每股16000元，每月固定收益9000元。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4）杭滨刑初字第7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造成被告诸小凤等人经济损失300余万元，被告诸小凤作为被害人，不能说明其所受经济损失的来源，不能证明款项是其所有。有可能是因为固定收益的委托理财关系才获得款项，再交给刑事判决书中的被告人。
审理中，两被告为证明其未收取原告郑金仙的投资款，原告郑金仙以自己的名义投资，直接或委托被告诸小凤将投资款交给蒋长林、王连珍和曹桂珍，与两被告无关，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申请证人孔某1、袁某、王某、陈某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
经质证，原告郑金仙认为孔某1在庭审中关于另案原告王子明投资款交给谁的陈述与其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矛盾；关于另案原告孔建芳入股16000元的情况，孔某1在询问笔录第3页中称由被告诸小凤“将孔建芳的投资款顺便带过去交钱”，与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袁某在询问笔录中称另案原告王子明交钱给王连珍，王连珍记录在册，而庭审中却称记不清了。王某在出庭前旁听了庭审，违反法庭程序，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纳。两被告则认为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原告郑金仙等人亲自去滨江区长河街道蒋长林家参加过饭局，了解过投资方式，对投资主体是明知的，不是单方面听信被告诸小凤一人所言。结合刑事案件查明的情况，确定原告郑金仙等人的投资款涉嫌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追缴，而不是在民事诉讼中处理。
根据原告郑金仙的申请，本院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了“双浦辖区东江嘴村非法集资情况表”及两被告的询问笔录各一份。
经质证，原告郑金仙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诸小凤的询问笔录第3页，当被问及“你当时是如何跟这些人去介绍这个事情的”，其称“交16000元每股有9000元每月的回报”，说明被告诸小凤是认可当初向原告郑金仙作出过上述承诺的。该页中间位置，被告诸小凤承认原告郑金仙入股两股36000元。两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诸小凤的询问笔录第2页当被问及“你当时是如何开始参与这个投资项目的”，其称“听了王连珍、曹桂珍的介绍以后感觉是很诱人的，之后我就跟孔美芳说了这个事情，孔美芳又去跟支某说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去了萧山蒋长林家那边听课，就是听取投资项目的情况”。本案争议焦点是要查明被告诸小凤有无收受原告郑金仙的投资款及其在原告郑金仙的投资中是何种身份，与原告郑金仙形成何种法律关系。根据被告诸小凤的询问笔录第3页，说明其先后介绍原告郑金仙等人入股，而被告诸小凤本人入股金额很大，原告郑金仙等人均到蒋长林家中听过课。在被告诸小凤的询问笔录第4页，当被问及“你收到的入股的这些钱现在在哪里”，其称“我是介绍的，入股的这些钱我拿到以后就立马交给王连珍他们了”。如果双方认可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以此认定案件事实。如果原告郑金仙认为询问笔录部分合法，部分不合法，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告诸小凤并不是款项的直接收受主体，最多是委托代理人，款项是交给王连珍、曹桂珍的。根据被告宋德良的询问笔录可知，其没有参与被告诸小凤的活动，也没有收受钱财，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经审查，本院认证如下：原告郑金仙提供的证据1、3系证人证言，证人支某、孔某2未出庭接受质询，原告对情况说明亦不认可，均不予认定。原告郑金仙提供的证据2，系另案原告王子明所出具，其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系四位证人接受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询问时所作，其出庭作证的部分证言与询问笔录内容不一致，真实性存疑；且陈某自称被告诸小凤系其姨妈，二者存在亲属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低；且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中的部分陈述并非证人亲身经历的事实。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证明内容无法确认，本院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和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定。两被告提供的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无法据此认定本案亦涉嫌刑事犯罪。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其中“双浦辖区东江嘴村非法集资情况表”，系单方面出具，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两被告的询问笔录，系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所作，本院对形式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西湖区双浦镇部分村民曾向公安机关反映两被告以高息吸收他人投资的情况。2015年1月5日，被告诸小凤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2012年3月份的时候我在萧山杭州乐园那边庙里认识了萧山人王连珍、曹桂珍，他们两个人向我介绍说有个投资项目，说投资回报率很高，16000元一股的投入每个月有9000元的利息。我回到双浦以后就跟孔美芳说有这么好一个项目，孔美芳又把这个事情跟支某说了，之后我和孔美芳以及支某去萧山蒋长林（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家那边听课了，也就是关于项目的介绍。”，“我一开始先是入股了一股，第二个月拿到了利息以后我又增加了7000元，前后投入了两股，之后这两股股份每个月的利息我都能按期拿到，到了第五个月的时候，蒋长林意思说回报周期缩短，叫我们增加投资，我就东借西借又去买了18.5股，其中有半股是我跟袁秀花共同出资买的。这一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拿到利息”，“我先后介绍了孔祥芬、孔万根、王子明、郑金仙、孔建芳、袁秀花、来又琴以及田仁秀入股”，“。郑金仙入股了两股，36000元；孔建芳、来又琴各入股了一股，16000元;还有就是王子明入股了10000元，我添了6000元，给他入股了一股。”，“（跟这些人介绍）交16000元每股有9000元每月的回报”，“都是口头的约定”，“除了郑金仙拿到利息以外其他人都没有拿到利息”，“交到我这里入股的钱，没有书面记录”，“因为我帮忙介绍了东江嘴村的这些人入股，还有就是她（王连珍）想让我介绍更多的人入股，所以给我一定的好处”，“钱是王连珍给我的，我先后拿到了三次钱（好处），分别是10000元、7000元以及30000元，一共是47000元”，“我是介绍的，入股的这些钱我拿到以后就立马交给王连珍他们了”。同日，被告宋德良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没有参与（集资）这件事，我还劝我妈（被告诸小凤）不要去做了”，“后来村民有些人钱放到我妈这里，叫我妈妈带到萧山曹桂珍的家里，曹桂珍可能是把钱交给蒋长林的，有些村民的钱是她们自己直接交给曹桂珍的，因为我妈和支某经常去的，她们就一同去的。大部分的村民的钱是放在我妈妈这里的”，“是我母亲赔付的，我记得明先（音）16万，孔万根2万，王子明11万，支某14万，采英（音）8万，孔祥林2万，孔某23万，其他的我记不起来了，一共是80多万。这些钱都是我妈妈经手的”，“这个事说起来总是我妈妈引起来的，总是我妈妈有错的”，“（村民投资的钱放到我妈妈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录，我想应该有的，记得有一次曹桂珍来我们家时，有纸条的”。
另查明，被告人蒋长林虚构投资渠道、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并通过王连珍、曹桂珍、吴荷琴、金月芹等人对外的宣称、介绍继续发展“下线”投资入股，逐步形成和夯实一级发展一级的“金字塔”式的非法集资模式。投资返利项目有“16000元型”、“72000元型”、“4100元型”，其中“16000元型”具体为：每16000元作为一股投资，经过一定期限后投资人在一年内每月均可以领取返利9000元。被告人王连珍、曹桂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判决，认定本案被告诸小凤作为被害人的损失金额为26000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郑金仙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交付现金给两被告，且与两被告形成固定收益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原告郑金仙现以合同纠纷为由向两被告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从现有证据结合庭审陈述来看，本案所涉投资与蒋长林、王连珍、曹桂珍等被告人所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虽有关联，但并没有证据能够认定原、被告之间的行为本身也涉嫌犯罪，在有关款项性质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本案不宜作驳回起诉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郑金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44元，由郑金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吴 凯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俞建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