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303民初1463号
原告程路，男，199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随州市曾都区。
委托代理人苏良，（代理权限：一般代理），湖北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谌剑波，男，198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
委托代理人高双，（代理权限：一般代理），湖北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保平，男，197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随县。
原告程路与被告谌剑波、宋保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路及其委托代理人苏良，被告谌剑波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双、被告宋保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程路诉称，我与被告谌剑波合伙经营大众理鑫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期间，双方对于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进行了处分，并于2015年12月18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170.9万元的债权转让给被告谌剑波，转让价格为126万元。协议签订后，我依约向被告谌剑波交付全部债权凭证，被告谌剑波却未在约定时间支付转让款。我找被告谌剑波索要转让款时，邀请了多人进行斡旋，被告谌剑波表示只认可其中的宋保平，我只好找到被告宋保平去索要该转让款。被告宋保平与被告谌剑波见面后，拿出一份委托书要求我签字，并称只有我签了这份委托书，被告谌剑波才愿意与宋保平进行商谈，不得已我才在委托书上签了字。我没有料到的是，被告宋保平拿到委托书后的第二天就与被告谌剑波签订了《协议》，但该协议不仅违背了《债权转让协议》中我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2016年8月，我因追索债权转让款向曾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谌剑波支付债权转让款，案件在开庭审理的时候，被告谌剑波出示了《委托书》及从未见过的《协议书》，经法院调查，两被告属于恶意串通，现该案已经中止审理。我在聘请被告宋保平向被告索要债权转让款时，被告宋保平以欺诈的方式让我签署《委托书》，我对于委托事项发生重大误解，导致委托内容与委托目的严重不符，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在被告宋保平获得《委托书》后立即与被告谌剑波恶意串通，签订并隐匿了《协议书》，协议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宋保平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委托书》；2、依法确认两被告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协议》无效；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谌剑波辩称，原告诉状所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原告诉称“合作期间，双方对于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进行了处分……”不是事实。我与原告父亲共同投资成立了随州市大众理鑫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股份，2014年6月24日，原告父亲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了原告。公司经营有一项业务，是介绍第三方（投资人）将资金出借给债务人，借款到期后再协助投资人清收借款，公司从中收取居间费。截止2015年，公司及公司投资人应收账款达300余万元，我与原告对投资人的应收账款清收作了分工，即各负责50%的清收。我完成了清收任务，而原告仍有170.9万元无法完成。原告遂与我协商，将其负责清收的170.9万元投资人债权交给我清收，然后应得的居间费及提成费归我所有，我同意后，双方于2015年12月18日签订了所谓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至此，我与原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实际上是公司内部对投资人应收账款的一个分工，债权人并非原告，当然不存在我向原告支付所谓的债权转让款之说（目前该案仍在曾都区人民法院南郊法庭审理之中）。二、原告请求撤销其与被告宋保平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委托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2015年12月18日，原告将其负责清收的170.9万元投资人债权交给我清收。至2016年5月，我清收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原告嫌我清收的进度太慢,并因此产生了分歧甚至闹到双方都不能坐下来好好协商。在此情况下，原告称他已委托被告宋保平与我协商处理投资人债权清收和分账工作，我看到原告签署的“委托书”才认识宋保平。而原告却歪曲事实，称“被告表示只认可宋保平，原告只好找到宋保平去索要该转让款……不得已原告在委托书上签了字……。”宋保平是原告找来的受托人，原告也向宋保平签署了“委托书”，宋保平代表的是原告。现在原告竟然说自己找的受托人以欺诈的方式让其签署了“委托书”，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是经不起事实的推敲的，也蒙蔽不了法官。三、原告请求确认我与宋保平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如前所述，宋保平是原告找来的受托人，手持原告亲笔签署的“委托书”来与我协商处理投资人债权清收和分账工作，《协议书》所处理的事项也在原告签署的“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内。原告却以我与宋保平协商时间短就签订了协议书来否认其委托宋保平以及宋保平在授权范围内协商处理受托事项的事实，实在没有任何诚信可言，且有虚假诉讼之嫌。2、原告称《协议书》中“不再与包括原告的任何第三方对话”完全排除了原告的权利，是对《协议书》的断章取义。《协议书》载明“鉴于乙方作为受托人与委托人程路签订的《委托书》甲方表示认可，甲方认可乙方作为唯一委托方在协调事项中享有的所有权利，甲方不再接受任何第三方干预或者协调对外债务清收和分账工作，甲方不再与任何第三方单独对话（含委托人）。”如前所述，因为投资人债权清收进度慢等原因，原告与我产生了矛盾。在此情况下，原告委托了宋保平与我协商处理，我当然不能任由原告出尔反尔，不能再接受任何第三方干预或协调。并且此处的表示是“甲方不再与任何第三方单独对话（含委托人）”，是因为与原告产生了矛盾，不能单独协商，强调一下是不能单独（必须有见证人在场），原告却非要理解成完全排除了原告的权利。事实上如原告所述，宋保平的权利来源于原告，也不可能排除原告去签订《协议书》。3、原告诉称“被告谌剑波出示了《委托书》及从未见过的《协议书》，经法院调查，两被告恶意串通……”没有事实依据。我坚决要求原告提供“经法院调查，两被告恶意串通”这一说法的来源。4、原告诉称“宋保平获得《委托书》后立即与被告谌剑波恶意串通，签订并隐匿了《协议书》，协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没有事实依据。如前所述，宋保平是原告找来的受托人，并且持有原告签署的“委托书”。我基于原告亲笔签署的“委托书”方与宋保平协商并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具体、明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从《协议书》涉及的内容来看，没有超出原告“委托书”的授权范围，且《协议书》总则部分已经明确“公司各方各持50%股份”与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信息一致，涉及具体事务处理也都是按照各自50%的原则分担权利和义务，并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5、《协议书》签订以后，答辩人已经按照《协议书》履行了部分义务，将原告移交的所有投资人债权凭证交给了宋保平，并将我清收的债务人梁东还款2万元以及催收抵账的机动车一辆交给了宋保平。综上所述，原告签署的委托书是原告委托宋保平与我协商处理债权清收和分账工作的真实意思，原告委托宋保平的意思清楚，委托处理事项明确，且宋保平根据原告的授权委托已实际处理了受托事项，原告请求撤销“委托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宋保平基于原告的委托，在授权范围内与我协商处理投资人债权清收和分账工作并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内容具体、明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书》所处理的事项也没有违背原告与我各持公司股份50%的基本原则，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基于上述答辩意见，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宋保平庭审中口头辩称，原告所诉属实，委托书是谌剑波写好交给我，叫我拿去给原告签字的。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原告程路与被告谌剑波均系大众理鑫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各占该公司50%股权。该公司对外是以原、被告个人名义进行借款，从中赚取居间费。后因双方发生矛盾于2015年底未再经营该公司。2015年12月18日，原告程路（称甲方）与被告谌剑波（称乙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一、截止协议签署日前……以上借款人拖欠甲乙双方出借44.9万元，其中投资人本金126万元，合计170.9万元（相关债权甲乙双方已核对）；二、现甲方将以上所有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三、甲方自愿将170.9万元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126万元，该价格乙方已确认，乙方享有代位行使催收权利，甲方保证转让的债权为合法有效的债权；乙方保证自签订本协议三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前将转让价款所指的一半款项支付给甲方，剩余一半应于2016年12月30日前付清。甲方可根据乙方催收情况进行全程监督，乙方催收过程中产生的管理费用暂由乙方负责，由于催收债款往往不是一次性到账，具体根据实际催收效果双方协商管理费用，该笔费用从甲乙双方共同拥有债权44.9万元及催收利息违约金支付；四、转让价款利息计算，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每月按月息1.5%计算（即剩余本金乘以1.5%）；五、违约责任，甲方应保证其向乙方所提供的与该转让债权有关的任何文件和资料为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不存在误导、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情形，若因甲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乙方遭受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按期履行自己的义务，若乙方在履行本协议时，存在违约行为，甲方有权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协议签订当日，原告程路向被告谌剑波移交了黄中平等14位债务人的债权凭证，合同总价值216万元，其中公司投资人本金126万元。债务人还款45.1万元，剩余金额为170.9万元。并制作了“工作交接单”。原告程路、被告谌剑波在该交接单上签字确认。
截止2016年3月31日，被告谌剑波未向原告程路支付上述协议约定转让款。后原告程路向被告谌剑波索要上述款项，经多次磋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且矛盾渐生。为此，原告程路便邀请被告宋保平向被告谌剑波索要转让款，被告谌剑波要求被告宋保平出示原告程路的委托书后方可与被告宋保平协商。2016年5月24日，被告宋保平持被告谌剑波草拟打印的委托书让原告程路在委托书上委托人处签了名字，内容为：“委托人程路，受托人宋保平。现程路委托宋保平（前来与谌剑波协商对接）全权处理相关对外债务清收工作和分账工作。受托方作为唯一受托方享有委托人所有对话权、代言权、代收权、代处理资产权、协议签订权、代签字权及其他与债务清收和分账所有权利，委托方不得再委托无关第三方干预此事。委托人认可受托人签订的所有协议及相关文件有效，认可资产处理过程中受托人所有行为有效。特此委托！委托人：程路，日期：2016年5月24日。”次日，被告谌剑波与被告宋保平签订《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谌剑波，乙方宋保平，鉴于乙方作为受托人与委托人程路签订的《委托书》，甲方表示认可有效，甲方认可乙方作为唯一的受托方在协调事项中享有的所有权利，甲方不再接受任何第三方干预或协调对外清收和分账的相关工作，甲方不再与任何第三方单独对话（含委托人），所有事项均由甲方和乙方协商处理。总则：公司双方各持50%股份，以截止2015年7月31日财务帐为准，固定资产一人一半，公司垫资应收账款一人一半，投资人应收账款一人一半（其他公司财务账务余额另议）……应收款处理：公司投资人应收账款共313万元（实际有少许出入在双方认可范围之内），双方根据股份各占50%权益，双方各负责156.5万元的清收工作。甲方已超额完成，乙方尚有116万元未完成。目前甲方尚在负责乙方未清收事项，各项目均在跟踪中，但所有权益属于乙方，乙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清收或共同清收。若由甲方清收现金部分提成20%，其余80%必须全数交给乙方，若乙方自行清收甲方没有提成。甲方已收资产部分遵循‘处理方式第三条资产评估方式’中价高者得的原则处理。”协议签订后，被告宋保平在被告谌剑波处领取现金2万元整（清收的欠款），另花费8000元在被告谌剑波处购得起亚智跑轿车一台（抵账车辆）,被告谌剑波同时将“工作交接单”中阐明的债权凭证交给被告宋保平。上述签订《协议》的内容及领款等事实，被告宋保平未告知原告程路。
2016年8月，原告程路为索要债权转让款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谌剑波出示了2016年5月24日原告书写的《委托书》及5月25日其与被告宋保平签订的《协议》，原告程路对该委托书及协议均表示不认可，遂于2017年5月16日诉至本院，形成本诉。
本院认为，关于委托书是否可撤销问题。原告程路与被告谌剑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了被告谌剑波应于2016年3月31日及2016年12月31日之前向原告程路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原告程路据此向被告谌剑波索要转让款符合常理。庭审中，被告宋保平也明确表示原告程路请他是为了向被告谌剑波索要债权转让款项，而并非其他事务。因此，被告谌剑波辩称双方为了分账和清收的理由有悖事实。尽管原告程路在委托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但其真实意思表示委托权限为索要转让款，该委托书内容与委托目的并非一致，可以认定原告程路在委托书上签字时存在重大误解之情形。现原告程路要求撤销该委托书，本院应予支持。关于二被告间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从协议的主体看，被告宋保平系受原告程路之委托向被告谌剑波索要转让款，而被告宋保平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谌剑波签订协议，其主体不适格。从协议内容来看与原告程路追索转让款的目的不同，协议消灭了被告谌剑波向原告程路的金钱给付义务，损害了程路的合法权益。协议签订后，被告宋保平在被告谌剑波处领取2万元现金，低价获得起亚智跑轿车一台以及案涉的其他债权凭证，包括与被告谌剑波签订协议的内容，被告宋保平事后均未告知原告程路。庭审中，被告谌剑波要求被告宋保平返还已经收取的钱款、物资及债权凭证，并同意“撕毁”合同，且明确表示“我当时与宋保平约定，如果该协议程路不认可，拿回来我撕了都可以”，现原告程路主张协议损害其合法利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本院予以采纳。至于被告谌剑波主张被告宋保平应当返还其钱款、物资及债权凭证等，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中本院不予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四第一款第（一）项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程路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委托书。
二、被告谌剑波与被告宋保平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协议》无效。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谌剑波、宋保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甘 雯
人民陪审员 吴祖国
人民陪审员 邓义山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