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宁禄商初字第147号
原告戴仲燚，男，1979年10月11日生，汉族。
原告戴显林，男，1973年1月14日生，汉族。
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正伊，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二机床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2174595-0），住所地在南京市建邺区泰山路71号。
法定代表人赵卫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雨石，江苏兢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辉，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戴仲燚、戴显林诉南京二机床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机床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9月17日、2016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显林及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正伊，被告二机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雨石、宋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仲燚、戴显林诉称：2012年2月10日，其二人与被告二机床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其二人将2台大型数控机床的8根床身导轨、6块拖板及一批附件交由二机床公司进行精磨加工，加工周期为20天，报酬为16000元。当日，其二人向二机床公司支付预付款2000元。同月13日，二机床公司的全权委托人马根东向其二人出具《确认承诺书》，确认收到上述需加工的导轨、拖板及附件，并承诺一定按约交货，如违约则愿意按每天20000元向其二人赔偿损失。后二机床公司未能按约交付上述物品，延期数月后也仅交付部分不符合协议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导轨、拖板，丢失了2节导轨、2块拖板及附件。此时其二人共已支付报酬70000元。该批导轨、拖板及附件系上海南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威公司）交给其二人进行维修的数控机床上的配件，因二机床公司迟延交付并丢失部分物品，直接导致其无法按约履行与南威公司的协议，并因此向南威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00元、赔偿损失1140000元。故诉至法院，要求：1、解除其二人与二机床公司于2012年2月10日所签订的《协议书》；2、二机床公司向其返还已支付的报酬70000元并承担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止）；3、二机床公司向其赔偿损失6270000元（其中包含其二人向南威公司支付的违约金3000000元、向南威公司就丢失的2节导轨、2块大拖板所赔偿的1140000元、因无法履行与南威公司的协议所产生的先期投入与利润损失2060000元及其二人所支付的律师费70000元）。
被告二机床公司辩称：1、二原告戴仲燚、戴显林诉讼主体资格冒名顶替，案件审理中，戴显林参加诉讼，但被告方承包人马根东及其他人员却指认其为戴仲燚，真假混乱，故原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起诉。2、上海南威公司系皮包公司，该公司股东与戴显林有亲属关系，与原告签订并所谓履行的机床大修合同、赔偿协议书等行为是虚假、伪造的，不能成为本案应采信的证据。3、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加工承揽物件的品牌、规格、型号、价值、生产厂家及日期等基本事实，原告采用伪造虚构合同文件，夸大实际履行合同的规格型号，故意制造丢失导轨和拖板的事实，属于欺诈行为。4、二原告提出的丢失导轨、拖板的主张依据不足；5、二原告所主张要求赔偿的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2日，被告二机床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本公司全权委托马根东办理我司大型数控导轨磨床方面的一切事务，包括与戴仲燚、戴显林签订加工协议，代收款项，签收有关书面文书等”。同月10日，马根东代表二机床公司（乙方）与原告戴仲燚、戴显林（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现有2台5米×12米大型数控卧式车床，床身导轨和拖板等需到乙方大型导轨磨床上精磨加工。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加工项目名称：卧式机床、床身导轨和拖板等精磨。2、型号数量：5米×12米大型数控卧式车床两台，其中床身导轨八节，大小拖板六块、附件一批。3、价格：捌仟元/台，两台共计壹万陆仟元。4、验收标准：按磨床的国家标准验收加工精度。5、交货期：加工周期20天。6、付款方式：先预付贰仟元，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当日，二原告向二机床公司支付预付款2000元，二机床公司出具收据一张并加盖财务专用章。
2012年2月13日，马根东在《确认承诺书》上签字确认：“本公司收到戴显林、戴仲燚送来我公司精磨加工的2台5米×12米大型数控卧式车床床身导轨捌节、拖板六块、附件一批，本公司承诺一定严格遵守2012年2月10日与戴显林、戴仲燚签订的协议，一定保证质量，一定在规定的时间内交货。如果违约，本公司愿意赔偿损失，按每天贰万元计算”。
2012年5月9日，马根东向二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现金叁仟元整”。同年7月16日，马根东向二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现金叁仟元整”。同年10月10日，马根东向二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戴总加工费现金贰万伍仟元整”。2013年6月7日，马根东又向二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现金加工费叁万伍仟元整”。以上款项加二原告已经支付的2000元预付款，合计68000元。
2013年6月7日，原告戴显林作为“说明人”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本人于2012年2月10日委托贵司加工承揽的2台5＊**米大型数控卧式车床、床身导轨，大中小拖板，附件等一批进行精磨。合同履行过程中，贵司不是精磨而是粗刨，并且把沉重的床身导轨叠压在一起，导致床身严重变形，本人多次要求单节放置不能叠压在一起，但贵司不予理睬；本人郑重声明如果让贵司加工的床身导轨，大中小拖板等无法使用，导致以上物品报废，贵司将无条件全部赔偿，同时，贵司也未能按照20日约定时间将上述车床各部件交付于本人，虽经本人与贵司多次交涉，但贵司仍然拒绝交付。因该2台机床满负荷生产每天创造的利润为2万元，为避免本人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本人先暂以贵司提出的付加工费柒万元支付给贵司。相关事宜按2012年2月10日协议书执行”。马根东作为“确认人”在该《情况说明》上签字予以确认。
2012年8月21日，马根东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公司收到戴仲燚交来上海南威公司送达精磨的5米×12米大型数控卧式车床两台：部件有8件床身、拖板6件、螺丝等附件一批，由于我公司磨床损坏，现委托南京人民机械厂加工，有部分部件遗失，由我司负责制造”。同年10月10日，马根东作为交货人、原告戴仲燚作为收货人，共同在《交货、接货确认书》上签字确认：“交货人、接货人双方交接的货物有：床身导轨四节，中小拖板四块”。同日，马根东出具《说明》一张，载明：“导轨公称尺寸在原来的基础刨削2.0mm—1.75mm之间”。2013年6月7日，马根东作为交货人、原告戴显林作为收货人，共同在《交货、接货确认书》上签字确认：“交货人、接货人双方交接的货物有：床身导轨贰节”。
2013年9月，原告戴仲燚、戴显林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被告二机床公司解除于2012年2月10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二机床公司向其返还已支付的报酬70000元及承担利息并赔偿损失6270000元。在该案审理中，二原告在2014年10月13日的庭审中陈述二机床公司未能完全履行双方的《协议书》，且二机床已实际无法履行，故要求解除该《协议书》；二机床公司则认为二原告已验收并受领加工成果并支付大部分报酬68000元，故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如法院认为其尚有部分导轨及拖板未交付，则其认为其已无法继续履行，也无法返还上述物品。对合同解除的时间，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对已支付的报酬部分，二原告认为其已支付70000元，除被告二机床公司出具收据确认的预付款2000元外，还有马根东收取的66000元以及2012年10月10日其二人支付给案外人严玉田的车辆放空费用2000元。二原告提交了严玉田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今证明收到放空费2000元”。对此，二原告解释：2012年10月10日其二人本欲让严玉田驾车向二机床公司收取所加工的导轨、拖板等，后因二机床公司未放货，导致该车辆空驶，产生此费用。二机床公司则认为系二原告未能足额交纳加工报酬，其不能将货物交付，故该费用不应由其承担，其不认可将该2000元作为加工报酬。另外，二原告陈述其不能区分导轨和拖板的打磨在报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但二原告确认附件无需打磨，只是用于导轨和拖板的联接。
对二原告主张要求赔偿的损失部分，二原告提交了其二人与南威公司于2012年1月5日所签订的《机床大修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南威公司将2台5米×12米大型数控卧式车床交由二原告进行维修，单价为1030000元，总价为2060000元，并约定二原告需在3个月内交货，维修内容即包含对此2台机床导轨和拖板的精磨。二原告陈述因被告二机床公司未能按约将导轨和拖板等精磨后交付给其二人，导致南威公司与其二人解除合同并赔偿了南威公司的损失4140000元；同时二原告自己损失了《机床大修合同》中的利润2060000元。二原告又提交了2013年12月20日与南威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因二原告将机床的床身导轨、拖板和附件交由二机床公司加工，加工后不符合约定，还造成2节导轨和2块大拖板的遗失，故双方于2013年12月20日解除《机床大修合同》，南威公司无需向二原告支付加工费；二原告需向其赔偿重新购买导轨和拖板的价款1140000元；同时，二原告需向南威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00元（按每天20000元计算413天，总额为8260000元，经协商后确定为3000000元）。二原告为证明其二人已向南威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提交了多张银行汇款凭证，显示其二人已于2012年8月6日至2013年12月26日期间向南威公司转账汇款4140000元。二机床公司则认为每天20000元的违约金过高，缺乏相应依据，且该赔偿意见系二原告与南威公司所达成，对其不具约束力，另外该部分损失也是其在与二原告签订《协议书》时所不能预见，故其不应赔偿；马根东与二原告在《确认承诺书》中确认的如违约则赔偿每天20000元的损失之约定实际为违约金条款，该违约金标准过高。
为证明所遗失的导轨及拖板的价格，二原告提交了上海固存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报价单一份，该报价单注明5米×12米大型数控卧式车床的床身导轨市场价为450000元每根、大拖板的市场价为120000元每根。被告二机床公司对此价格不予认可。经本院向生产大型机床的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咨询，5米×12米大型数控卧式车床目前的市场价约为11000000元至12000000元之间，该机床上的导轨的市场价约为600000元至700000元之间、大拖板的市场价约为200000至300000元之间。
为证明所主张的律师费70000元，二原告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及律师费发票予以证实。
本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3）江宁禄商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原告戴仲燚、戴显林与被告二机床公司于2012年2月10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于2014年10月13日解除。二、被告二机床公司返还原告戴仲燚、戴显林加工承揽报酬18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以18000元为本金，自2013年6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三、被告二机床公司赔偿原告戴仲燚、戴显林丢失导轨、拖板的损失1140000元。四、驳回原告戴仲燚、戴显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戴仲燚、戴显林、二机床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7月27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宁商终字第31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双方争议的机床系大型机械设备，其规格、型号、生产厂家等产品信息是明确的，在加工期间有关机床的来源、运输、交付、去向等各个环节都存在相应的证据，但戴仲燚、戴显林提供证明实际加工机床是5×12米机床的现有证据仅有马根东签署的材料和不愿到庭作证的南威公司出具的说明，既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又无实物可供勘查，且戴仲燚、戴显林对于机床的来源、运输、交付、去向等环节的解释有悖常理，经二审法院释明后，戴仲燚、戴显林亦不能提供可供调查核实案涉机床的有效线索，故在双方对马根东签署材料的真实性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戴仲燚、戴显林提供的机床是5×12米机床还是2×8米机床事实不清，因这一事实将直接影响到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并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性质认定，可能改变一审判决结果，故裁定发回重审。
本院于2015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在本案审理中，二机床公司提供的证据与在二审中提供了的证据一致。在二审法院裁定书中载明，“二机床公司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据一是照片16张，证明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曾口头向二机床公司陈述，二机床公司加工承揽的南威公司机器是由振华公司提供，与照片中反映的机器型号一致，两台机器一共有导轨6节、拖板4块。证据二是上海潘泾路照片，证明戴仲燚、戴显林一审中称南威公司经营地址在潘泾路，但未告知门牌号码，存在虚假陈述。证据三是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12）徒商初字第584号民事判决书、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镇商终字第167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司法厅苏司公【2003】26号文件、照片、南通弘力机械执照有限公司证明（第三组证据均系复印件），证明戴显林在他案中曾有欺诈、恶意诉讼的行为。戴仲燚、戴显林的质证意见是：对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二机床公司申请任某,4、王某,4出庭作证。任某,4出庭作证称：其系南京人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公司）法定代表人。人民公司从事机床设备修理业务，大概2012年上半年的时候，马根东找到其，要求其修理从戴显林处承揽的6件机床床身，双方约定加工费为5万元。后因马根东未能按时付款，由戴显林一共支付6万元（包括场地费）给其，并将车床拖走。对于具体床身的组成，其并不知晓，也不清楚马根东从戴显林处承揽多少机床及配件。王某,4出庭作证称：其在二机床公司已工作五年，帮助马根东负责现场勘验工作，马根东向其支付报酬。2011年时其因业务往来认识了戴仲燚（王某,4当庭指认戴显林为戴仲燚），2011年底其与戴仲燚（再次当庭指认戴显林）去振华公司查看机床，并从振华公司运回2台机床至二机床公司维修，该2台机床床身共计导轨6节，拖板4块。马根东在现场接受了上述机床并向戴仲燚出具了单据，至于单据内容，其并不知晓。马根东专门从事机床磨修工作，可以认出机床的大部件组成（包括床身导轨、拖板）。二机床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任某,4、王某,4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可以证明二机床公司实际收到的机床床身导轨为6节，拖板为4块。戴仲燚、戴显林与马根东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假诉讼。戴仲燚、戴显林的质证意见是：任某,4称其从马根东处取得机床床身导轨6件，但对于马根东从戴显林处收到的导轨件数并不清楚，无法达到二机床公司的证明目的；王某,4当庭将戴显林指认为戴仲燚，与其所称的同戴仲燚认识且共同至振华公司取回2台车床的事实相矛盾；王某,4称马根东具有专业知识，对机床具体组成部件可以知晓，在马根东已现场接受且出具收条确认机床床身导轨为8节、拖板为6块的情况下，王某,4陈述马根东接受的导轨为6节、拖板为4块，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证言不应被采信。
二审中，戴仲燚、戴显林称案涉两台5×12米机床系由南威公司委托并交付其加工承揽，后其将两台机床交付二机床公司加工，待二机床公司加工完毕后由其拖走交还给南威公司，机床现已被南威公司运至天津地区的旧商品市场作废品处理。戴仲燚、戴显林在二审中提供落款为南威公司的书面证明，载明:两台5米×12米数控卧式车床系由南威公司交付给戴仲燚、戴显林加工承揽，戴仲燚、戴显林加工后向南威公司交还了该两台机床，因两台机床加工时存在质量问题，南威公司已将两台车床床身作报废处理。至于南威公司的机床如何取得，系商业机密，无可奉告,如何报废，亦无法提供。本院要求戴仲燚、戴显林申请南威公司到庭核实相关情况，戴仲燚、戴显林未能申请南威公司出庭作证”。
在本案中，戴显林、戴仲燚还提交了文安县货运站的证明1份，证明该货运站受上海南威公司的委托运送8根车床床身导轨、6块拖板及配件一批到二机床公司，由二机床公司人员收货入厂。
另查明，南威公司的股东之一戴显松与两原告系兄弟关系。马根东在前案诉讼中也曾是二机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后二机床公司撤销了对马根东的委托。
上述事实，有《授权委托书》、《协议书》、收据、《确认承诺书》、《情况说明》、收条、证明、《交货、接货确认书》、《情况说明》、《机床大修合同》、银行凭证、委托代理人合同、证明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戴仲燚、戴显林与马根东作为委托代理人的被告二机床公司于2012年2月10日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两原告提供了马根东出具的收货、交货确认书，以及南威公司的书面材料证明被告加工中丢失了2节导轨、2块拖板及附件。二机床公司提供的证人任某,4、王某,4两人的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证明两原告交付给马根东加工的导轨应为6节、拖板应为4块。南威公司的一名股东与两原告有利害关系，且双方争议的机床系大型机械设备，其规格、型号、生产厂家等产品信息是明确的，有关机床的来源、运输、交付、去向等各个环节都应存在相应的证据，所以应将举证责任重新分配给两原告。两原告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争议的机床的来源、运输、交付、去向等环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两原告认为二机床公司在承揽中丢失了2节床身导轨、2块拖板及附件的证据不足。二机床公司已为两原告加工了6节床身导轨、4块拖板，双方间的承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两原告要求解除与二机床公司签订的承揽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2013年6月7日戴显林出具的《情况说明》，二原告与被告二机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根东已将双方协议中的加工报酬提高至70000元，但对其中2000元的放空费用二原告未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确认二原告向二机床公司所支付的报酬为68000元。对已加工的6根导轨与4块拖板，虽然二原告陈述二机床公司未能按约精磨加工至约定标准，但二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标准，也无充足的证据证明二机床公司加工的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故对二原告要求返还报酬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二原告主张要求赔偿6270000元的损失部分，其中3000000元的违约金系二原告与南威公司协商达成，2060000元的利润损失系二原告与南威公司在《机床大修合同》中约定的加工费，1140000元系两原告主张的丢失的2节导轨、2块拖板的折价损失，70000元为诉讼支付的律师费用。该四项损失系基于被告加工不符合规定并丢失了导轨、拖板的情形所造成。现两原告未能进一步证明二机床公司存在加工不符合规定并有丢失导轨、拖板的情形，故对两原告的该四项损失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戴仲燚、戴显林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6390元，由原告戴仲燚、戴显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支行；账号：4301011329100245018。
审 判 长 成 林
人民陪审员 王春庆
人民陪审员 陶求贵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