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16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恒远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街1号棉三宿舍40-1-303。
负责人：宋建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国玉，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兆敏，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432号。
法定代表人：李增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长福，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兆敏，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石南路59号。
法定代表人：宋臣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彦兵，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红娜，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宋建永。
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远公司）、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恒远分公司（以下简称恒远公司）为与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一终字第298号判决（以下简称原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振远公司、恒远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六）项之规定，请求对本案依法再审。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及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有生效判决、裁定均认定恒远公司及振远公司并未参与涉案工程，在宋建永以其个人名义自三建公司转包了工程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仍认定上述宋建永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并判决两再审申请人承担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上述法院均未采纳三建公司提出的恒远公司以及振远公司自其处转包了涉案工程证据及理由，原审判决基于相同证据及理由却得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违反既判力规则，损害了在先生效判决的权威及在先生效判决已形成的法律秩序。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变造的。在被申请人提交的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旭东土建分公司（以下简称旭东公司）与宋建永签署的《承包经营协议书》在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足以影响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仍将其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确有错误。申请人在本案一审时提交《承包经营协议书》复印件并非认可其真实性，而是反证三建公司提交法庭的承包经营协议系伪造。三、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与被申请人自认矛盾。即使宋建永确实签署了《承包经营协议书》，原审判决认定恒远公司履行了《承包经营协议书》的理由在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均已审查并持相反结论。原审判决未有足以认定恒远公司或振远公司履行了《承包经营协议书》并实际参与工程的相关证据。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即使宋建永确实签署了《承包经营协议书》，且该协议签署系职务行为三建公司与案外人青岛恒丰顺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顺公司）签订相关建筑材料买卖合同违反了《承包经营协议书》的约定且未获得申请人的追认，其合同义务无权转嫁申请人承担。不管宋建永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承包经营合同均无效，依据无效的合同无法行使追偿权，三建公司出借资质过错应担责。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三建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建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三建公司与恒远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协议。2010年初，振远公司承揽了天山公司在威海的水尚项目，并进行了部分施工，但因其公司资质不符合招投标要求，恒远公司负责人宋建永找到三建公司方，请求以三建公司名义承担该项目，经过协商，双方于2010年7月25日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书》。1、该《承包经营协议书》由宋建永谈判并与三建公司签订，宋建永系恒远公司负责人。2、《承包经营协议书》抬头明确写明，甲方：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旭东土建分公司，乙方：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恒远分公司。3、从《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上看，亦能证实主体是恒远公司。该协议第二页关于乙方责任和义务中第2项约定：如甲方办理进入项目所在地的施工手续并投标中标，乙方以甲方接转工程款总额的1.2%支付管理费；如三建参与办理手续但未能投标中标，则三建以接转恒远自行施工工程价款总额的0.6%补偿有关费用；如恒远公司未能承建施工，则双方互不追究。显然，协议签订的主体及履行的主体就是恒远公司。4、振远公司认为三建公司变造了《承包经营协议书》的主张根本不能成立。首先，该《承包经营协议书》就是宋建永作为恒远公司的负责人与三建公司签订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宋建永于2010年2月14日向即墨市公安局提供的自书材料、裕华分局对宋建永的询问笔录中、本案第一次一审开庭笔录中均认可其在《承包经营协议书》签字的真实性以及承包的事实。其次，三建公司在本案一审时已向法庭出示了原件，但振远公司未提供原件，振远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应认定三建公司出示原件的真实性。最后，振远公司出示的该份复印件与三建公司出示的原件内容完全一致，这亦能说明该份《承包经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该《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主体亦是振远公司。1、该项目的招投标、组织施工、管理等均由恒远公司负责人宋建永负责，宋建永的司机孙良秋、振远公司的刘文建、刘长江等人均参与了工程的施工管理。2、从财务往来看，天山公司曾直接将工程款汇至恒远公司账户。3、天山公司多次汇款给三建公司，三建公司又将该款项汇至恒远公司账户。4、上述往来款项，均由振远公司财务人员庞少英开具收据，庞少英系振远公司股东庞喜增之女，振远公司还在庞少英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盖章确认其身份，并授权庞少英在天山项目中收取工程款，庞少英的身份是振远公司的科员。5、在三建公司与振远公司合作的领秀城项目中，采取的模式与天山项目完全相同，合同内容基本相同，负责人是宋建永，财务人员同样是庞少英。6、裕华公安分局等公安部门对施工工头李虎、宋建永等人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是振远公司的宋建永负责该项目。三、振远公司应赔偿给上诉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在天山水尚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因振远公司拖欠材料款，三建公司被诉至法院，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0）即商初字第1651号判决，并扣划三建公司执行款5099800元。同时还有其他诉讼正在进行，三建公司还被保全了300万元，已划走190余万元，为应对上述诉讼，三建公司支出了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482914元。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第二条中明确规定：由本工程引起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负担……如因乙方原因出现诉讼致使甲方经济利益遭受损失，乙方还应当承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及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根据上述约定，恒远公司首先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恒远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上级公司振远公司应赔偿给三建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宋建永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三建公司依据其下属公司旭东公司与恒远公司因为签订、履行《承包经营协议书》受到损失而提起的追偿权之诉。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0年5月，恒远公司负责人宋建永拟承揽威海天山水尚项目施工，因振远公司施工资质不符合工程要求，宋建永遂找到三建公司经理梁建伐，以三建公司名义承揽了该工程。2010年7月25日、26日、同年11月3日，三建公司与天山公司签订了关于威海天山水尚项目的《协议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三建公司承建天山公司的威海天山水尚项目9-14号楼。2010年7月25日，宋建永代表恒远公司与旭东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恒远公司）承建甲方（三建公司）承揽的威海天山水尚7—14号住宅楼。并约定恒远公司对该工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担所有与该工程有关的债权、债务，该工程引起的一切债权债务及对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承包经管协议书》由恒远公司负责人宋建永签字（未加盖恒远公司印章）。在威海天山水尚项目施工过程中，因施工方拖欠材料款，供应商恒丰顺公司将三建公司诉至法院。2011年11月11日，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0）即商初字第16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三建公司支付恒丰顺公司钢材款4953771.65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合计108130元。三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2年3月27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青民二商终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为执行生效判决，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四次从三建公司账户上扣划了5099800元。此外，恒丰顺公司在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分别以三建公司，三建公司和振远公司为被告另行提起了三起民事诉讼，对应这些诉讼，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了（2012）青民二商终字第61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615号判决）、（2012）青民二商终字第61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616号判决）、（2012）青民二商终字第61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617号判决）三份生效判决。截止本案二审期间，该三份生效判决尚未执行。
本案原审中，宋建永认为《承包经营协议书》不具备真实性，是在诉讼期间被三建公司负责人梁剑伐诱骗所签，当时梁剑伐说是为了给总公司一个交代，否则不符合规定，因此没多想就签字，后来被三建公司变造，此份《承包经营协议书》与其当时所签协议不符。但是，宋建永未能提出相关的证据佐证其主张。按照交易惯例，双方签订合同时通常将合同各留存一份。而宋建永既未能出具其应当留存的《承包经营协议书》原件，亦未能出具其所称当时签订的与此份不符的协议进行反证。其主张因为缺乏证据而未获原审支持。振远公司、恒远公司再审申请主张其在本案一审提交《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复印件并不是宋建永保留的协议原件的复印件，而是从三建公司提交的原件复印而来，目的并不是为了认可宋建永确实签署了该协议，而是想通过其内容来证明三建公司确实存在变造合同的行为。但是，再审申请人同样未能提供其所称的“真实”的《承包经营协议书》原件，也没有提交与本案争议的《承包经营协议书》内容不同的其他协议来证明三建公司如何变造，故不能证明三建公司存在变造合同的行为。一、二审对于《承包经营协议书》具有真实性的认定并无不当。申请人主张《承包经营协议书》系变造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宋建永在《承包经营协议书》签字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代表恒远公司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承包经营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其签订主体的认定，原审判决查明的主要事实和证据如下：1、三建公司提供的《承包经营协议书》。2、该协议由恒远公司负责人宋建永与三建公司下属旭东公司签订，宋建永有权代表恒远公司从事民事行为。3、《承包经营协议书》抬头明确载明，甲方：“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旭东土建分公司”，乙方：“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恒远分公司”。4、从《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上看，该协议“关于乙方责任和义务”中第2项约定：如甲方办理进入项目所在地的施工手续并投标中标，乙方以甲方接转工程款总额的1.2%支付管理费；如三建参与办理手续但未能投标中标，则三建以接转恒远自行施工工程价款总额的0.6%补偿有关费用；如恒远公司未能承建施工，则双方互不追究。5、宋建永向即墨市公安局提供的陈述、石家庄公安局裕华分局对宋建永的询问笔录、本案一审开庭笔录，均有其认可在《承包经营协议书》上签字的表述以及承包及组织施工案涉工程的事实。6、从财务往来看，天山公司曾直接将案涉工程款汇至恒远公司账户。天山公司虽多次汇款给三建公司，但三建公司又将该款项汇至恒远公司账户，却未汇款给宋建永个人。7、上述往来款项，均由振远公司财务人员庞少英开具收据，庞少英系振远公司股东庞喜增之女，振远公司还在庞少英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盖章确认其身份。8、在三建公司与振远公司合作的领秀城项目中，采取的模式与天山项目完全相同，负责人是宋建永，财务人员同样是庞少英。9、裕华公安分局等公安部门对施工工头李虎、宋建永等人的询问笔录。故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的主要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
再审申请人提出支持其申请理由的依据是李强、梁剑伐的“自认”事实。该自认内容是石家庄公安局裕华分局对李强、梁剑伐的询问笔录。首先，从证据产生的背景看，是三建公司认为宋建永私刻其公章，冒用其名义签订工程承包协议而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次，从询问笔录的内容上来看，李强在代表三建公司报案时确实向公安机关说过：“这个工程是宋建永承包的”“李虎负责施工”等内容，梁剑伐在代表三建公司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已明确表示：“因为2010年7月份左右宋建永跟我公司签了协议，使用我公司的账户转款，我公司只是收取宋建永使用我公司账户使用费和山东省手续的跑办费”。结合询问笔录的内容，只能表明该工程是通过宋建永的个人关系承包过来，三建公司只收取相关费用。故单凭以上“自认”，不能当然得出宋建永个人承包工程的结论。亦不能推翻宋建永与三建公司签订协议，合同一方主体应为恒远公司而非宋建永个人的原审判决结论。
再审申请人提出原审判决违反既判力规则的主要依据是前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多份生效判决对于“威海天山水尚7—14号住宅楼是宋建永承包还是恒远公司承包”这一问题的认定。615号、616号判决均作出如下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加盖在建筑材料买卖合同上的三建公司公章虽然与其备案公章不符，但不能改变宋建永挂靠在三建公司名下承揽工程的事实，宋建永将工程转包给李虎，李虎又以三建公司名义购买建筑材料。”617号判决的表述则为：“本院认为：……二、振远公司与涉案工程无关。宋建永虽系振远公司恒远分公司经理，但宋建永没有以振远公司名义承揽工程。而加盖在本案《建筑材料买卖合同》上振远公司公章系伪造，该合同没有反映振远公司的意思表示。天山公司曾直接支付振远公司部分工程款，但该部分工程款的支付均有三建公司的付款委托书。故振远公司没有实际承揽涉案工程，其与本案无关，不应向恒丰顺公司承担责任。”但是，上述生效判决系对恒丰顺公司分别诉三建公司，三建公司和振远公司购销合同纠纷的另案作出的，审理的是签订《建筑材料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主体一方为本案的案外人恒丰顺公司，另一方为三建公司（615、616号判决），三建公司和振远公司（617号判决）。而本案审理的是三建公司根据《承包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向振远公司及其下属分公司恒远公司进行追偿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原审判决在认定当事人三建公司提供的相反证据足以在本案中推翻“恒远公司未参与该工程”的事实的情况下，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作出认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基于相同证据及理由却得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违反既判力规则，损害在先生效判决的权威及在先生效判决已形成的法律秩序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再审申请人认为，无论宋建永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承包经营合同均无效，依据无效的合同无法行使追偿权。但原审判决鉴于恒远公司已经组织施工队进行施工，并收取了部分工程款的实际情况，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民法基本原则，认定施工支出的材料款也应由恒远公司承担，并无不当。因此，对于再审申请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原审判决不予支持亦无不妥。
综上，恒远公司、振远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恒远分公司、石家庄振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何 抒
审判员 李桂顺
审判员 王云飞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许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