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6民终1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市国祥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西孙村。
法定代表人刘华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宗坤、沈晓月（实习），山东源诚（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胜春，居民。
委托代理人刘芳军、王学娟（实习），山东芳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周广富，居民。
上诉人滨州市国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祥商贸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5）沾下商初字第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周广富系国祥商贸公司的股东，于2013年2月21日被公司任命为经理。2014年2月1日，公司授权周广富全权处理公司一切事务。2013年12月11日，因国祥商贸公司筹建等需要，周广富以国祥商贸公司的名义向聂胜春借款200000元，并向聂胜春出具借条一张，该款以现金方式交付。
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周广富系国祥商贸公司经理，并经公司授权全权处理公司事务，在借条上加盖了国祥商贸公司的印章，足以证明他向聂胜春的借款行为为履行职务行为，即本案借款为国祥商贸公司所借，应当由国祥商贸公司偿还。本案借款数额并没有明显超出目前正常家庭的财产状况，且聂胜春举证证明了家庭成员的收入情况，可知聂胜春完全有能力出借该款项。聂胜春、周广富及两名证人均陈述涉案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现金交付是借贷领域常用的款项交付方式，原被告通过现金交付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符合交易习惯。国祥商贸公司主张涉案款项没有交付于公司，原审法院认为，周广富的借款行为，无论从其职务、授权权限及借条表面形式上，足以证实系公司借款，至于该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于公司、是否用于公司事务，属于公司内部管理的范畴，外人无从知晓，国祥商贸公司不能以内部管理不规范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原被告约定的利率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聂胜春要求国祥商贸公司支付利息，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滨州市国祥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聂胜春归还借款20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11日起，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国祥商贸公司负担。
宣判后，国祥商贸公司不服，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本案判决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已实际交付系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中被上诉人对涉案款项来源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原审中聂胜春对现金的来源称在其家中长期存放不符合常理。涉案款项达20万之巨，被上诉人的职业为教师，其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教师的工资都是从财政上直接打入被上诉人的工资卡，被上诉人另外并不经营任何生意，其没有必要再另行取出在家中存放，被上诉人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从银行取出。被上诉人提交的其子女的收入与本案无关联性。其子女在北京工作生活，其不可能从北京带大量现金交被上诉人存放。被上诉人提交的卖房证明系在聂胜春所称的民间借贷发生前3个多月，且买房人系一次性给付其全部房款，聂胜春也不可能将40多万的巨额款项长期在家中存放，况且聂胜春卖房时与周广富也没有借款的意向。故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合法收入与涉案款项无必然联系。原审证人的陈述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应依法不予采信。该两位证人与聂胜春的妻子及周广富均系同学关系，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效力较低。首先，出庭的证人石某对涉案款项发生的时间、交付时有关人员的位置、出具欠条的时间均以不清楚作答，只是笼统的说看到聂胜春妻子将款项交给了周广富，显然其陈述与常人的认知能力不符。另一位后出庭的证人丁某是在第一位证人出庭后，聂胜春自己出去通知，该证人很长时间才到法庭的，他出庭陈述虽对当时每一个人的位置描述的相当详细，但其陈述的内容与第一位证人相互矛盾。第一位证人石某称是聂胜春本人给其打电话叫他和周广富及丁某一起去的，而另一位证人丁某称是聂胜春妻子叫他和石某及丁某一起去的，而两位证人都是聂胜春妻子的同学，且同住一个地方。不可能发生一个人是聂胜春叫去的，另一个人是聂胜春妻子叫去的这种情况。且根据聂胜春的陈述，涉案民间借贷是周广富与其早就谈好的，借款当天是双方联系好一起去的聂胜春家中。但根据聂胜春及两位证人的陈述，借款当天聂胜春并不在家中，而是聂胜春妻子将巨额现金交付给周广富。显然聂胜春及两证人的陈述不符合常理。聂胜春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其早在银行提出或存放于家中。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涉案款项根本没有实际交付。2.聂胜春的诉讼行为不符合常理。从聂胜春提供的所谓“借据”看，上面明确载明借款人系周广富而非上诉人，周广富是以借款人的名义签字的，而非是以上诉人代理人的名义签字。按照常理，聂胜春也认为周广富系共同借款人，要求法院判决周广富与上诉人共同承担责任，这本身也给其多一层保障。但聂胜春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不要求周广富承担任何责任，不符合常人的思维。3.上诉人与聂胜春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从聂胜春提供的所谓“借据”看，上面明确载明借款人系周广富而非上诉人。上诉人也根本没有收到过任何涉案款项，周广富也从来没有将涉案款项用于公司经营。民间借贷是以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已实际交付。上诉人聘任周广富为经理，授权其全权处理公司事务，仅指其作为经理处理与公司内部经营有关的事务，对外借款并不属于公司的经营范围。借条上的印章为财务专用章而非公章，且该财务专用章并没有盖在借款人的位置，从整个“借据”形式看，充其量也只能证明上诉人出具了一张收到收据而非借据。纵然周广富承认收到款项，也只是周广富个人与聂胜春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
二、原审判决程序错误。在原审庭审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当庭表示不要求周广富承担还款责任。这是聂胜春在本案中对其诉讼请求的变更，原审法院应当向上诉人释明是否要答辩期，聂胜春在撤回对周广富的诉讼请求后，原审判决应当予以载明并出具裁定。而原审法院既未向上诉人释明是否要答辩期，也未在判决书中载明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更未出具任何被上诉人撤回对周广富诉讼请求的裁定。而是径直对上诉人作出判决，程序不合法。
三、本案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即便根据原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及证人证言，无论是款项的交付还是利息的约定，聂胜春并没有在现场。本案的民间借贷行为即便属实，也是由聂胜春妻子与周广富商定，周广富也是给聂胜春妻子出具的所谓“借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应由被上诉人妻子作为原告主张权利而非是由被上诉人主张权利。
四、本案事出有因，无法证明被上诉人诉讼事实的真实性。公司成立后，周广富因与其他股东有矛盾，几度发生争执并导致公司不能正常经营，现公安已经介入该案，事实正待查清。在这种情况下，聂胜春仅手持一份周广富出具的“收款收据”，只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显然有违常理，且周广富与被上诉人及两位证人均系同学关系，在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解释及司法实践，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对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聂胜春辩称，1.原审法院程序合法，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我方对自己的诉讼权利做出处置，不要求周广富承担责任，不属于诉讼请求的变更，不需要答辩期。诉讼权利的处置和诉讼请求的变更系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上诉人所称的我方撤回对周广富的诉讼系对原审庭审中我方主张的曲解。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判决正确，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于事实部分原审时被上诉人已经做出了全面的陈述，不再一一赘述。20万元现金的交付由上诉人时任总经理周广富认可，两证人的证明事实清楚。我方有在家中存放现金的习惯，加之周广富的预约及前期出售房屋等综合因素，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家中存放20万元现金也是符合常情的。3.被上诉人作为资深的优秀教师，与周广富系一般的同学关系。不可能以此诉讼为周广富谋利。
原审被告周广富述称，当时是在公司手续审批过程中，其他两位股东都不在，公司急需用钱的时候借用的该款。当时我负责办理公司的一切正常业务。公司筹款，只有在朋友、同学之间以办理公司业务的基础上，才能求借到位。该款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支付工程用料及部分用于公司手续审批等，有据可查，可以调取公司财务总账。当时我请两位证人到场，一是被上诉人方已联系好，二是我为了拿取大额现金，安全起见。且民间借贷案件也需要证明人。两位证人确实是我用车接去的，不是同学关系，不可能充当经济借贷的证明人。因为聂胜春对我很放心，又加上两位同学在场证明，所以委托其妻子和我们办理了钱款交接，他去单位处理公事，这非常正常。上诉人当时授权我全权处理公司事务，并没有明确我不能为公司借款。如果公司有钱，我不可能出去筹钱。当时公司并没有经营，正是全力投资的时候。既然该借款全部用于公司事务，所以公司承担相应的偿还义务是合理合法的。借条上的印章无论是公司财务章还是公章，都是代表公司所用的款项，我只是履行正常的职务行为。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是否为本案借款的借款人；本案借款是否已交付；原审判决程序是否合法；被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主体是否适格。
关于上诉人是否为本案借款的借款人问题。上诉人在收款收据中盖章，应当认定其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周广富在借款人处签名，不足以否认上诉人作为本案借款人的法律地位。原审认定上诉人为本案借款人，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已交付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认定借款交付亦无不当。理由为：其一，被上诉人提交其房屋买卖合同、收入证明，证明其具有出借本案款项的经济能力。其二，收据中作为见证人签名的两名在场人丁某、石某原审也出庭作证，证实了在被上诉人的家中，在其两人的见证下，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交付了本案借款的事实。因此原审认定本案借款已交付正确。
关于原审判决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起诉时将周广富与上诉人一并列为被告，并概括地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但开庭时被上诉人明确之所以列周广富为被告只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非要求其承担责任，虽然原审据此仍然列周广富为被告而非更改为第三人欠妥，但不属于程序违法。原审时被上诉人只是不要求周广富承担责任，但未要求撤回对周广富的起诉，原审未出具裁定，亦不属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开庭时明确表示不要求原审被告承担偿还责任，只是对要求原审被告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权利的放弃。被上诉人该项权利的放弃，对上诉人的抗辩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上诉人以原审未再给予其答辩期为由，主张原审程序违法，不予支持。
关于聂胜春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周广富在办理借款事宜时，是与被上诉人联系的，应当认定达成借款合意的双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即便交付款项时，被上诉人不在场，但其委托其妻子交付款项，亦符合常理。因此，聂胜春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适格。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滨州市国祥商贸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立俊
审 判 员 王正真
代理审判员 张 珊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董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