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0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思思，住北京市丰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翠红，住湖南省隆回县。
委托代理人余祖舜，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秦思思为与被上诉人廖翠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10月19日，双方当事人签署一份《商铺转让合同》，主要内容为：廖翠红将其承租的位于深圳市××区××大厦一楼K1095?、K1096、K1097、K1098、K1099、K1100、K1101、K1102?商铺的店铺“××养发馆”转让给秦思思使用，并保证秦思思同等享有廖翠红在原租赁合同中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秦思思同意代替廖翠红向物业管理公司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关的租赁合同，“××养发馆”现有装修、装饰、设备、已办会员卡以及“××”商标的使用权，在廖翠红收到秦思思转让金后全部归秦思思使用；秦思思在2014年10月25日前向廖翠红支付转让费34万元，该费用包括“××”品牌加盟费，余款1万元将在所有后续手续办结完毕后支付；秦思思接受经营“××养发馆”后，廖翠红必须在得到其与“××”品牌签订的品牌使用合同后，无偿协助秦思思将合同的使用方变更为秦思思；廖翠红应保证物业管理公司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同意廖翠红转让店铺。同日，双方还签署一份《委托协议书》，约定廖翠红委托秦思思全权代为处理廖翠红同物业管理公司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就上述商铺签订的租赁合同，8年合同期满后，店铺押金47400元由物业管理公司退还秦思思等等。《商铺转让合同》签订后，秦思思向廖翠红支付了34万元转让费并进入涉案商铺接手经营，同时向商铺出租方支付了每月的租金。
廖翠红于2013年7月8日在涉案商铺地址上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深圳市××区××养发产品店”。秦思思于2014年4月21日在另一地址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深圳市××区裕亨××养发馆”。廖翠红提交深圳都市频道2015年1月4日的《养发养成斑秃变色顾客反应商家疑似用假货》节目视频，主张秦思思因使用假产品遭投诉导致经营不善。
廖翠红与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18日签署一份《租赁合同书》，约定廖翠红承租涉案商铺，租赁期8年（自2012年9月19日至2020年9月18日），未经该公司书面同意，廖翠红不得将商铺转租等。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在该份《租赁合同书》复印件落款处签署“同意转让商铺”并盖章确认。廖翠红提交微信记录，主张2015年1月13日廖翠红和××公司约好与秦思思一起去办理品牌授权合同变更手续，但秦思思推脱不肯去。2015年3月17日，珠海市××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一份，主要内容为：截止2014年9月7日，该公司与廖翠红签订的关于在深圳市××区××大厦一楼授权开设××养发馆的《协议书》有效期届满，2014年9月8日至今，处于该公司对廖翠红合同履行能力及资格的审查期，审查期内，该公司未停止该门店对“××”商标的授权使用，该门店可正常营业。珠海市××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拥有“××”商标所有权及使用权。
秦思思的一审诉讼请求是：解除双方之间的《商铺转让合同》和《委托协议书》；廖翠红返还秦思思转让款34万元，并赔偿秦思思损失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秦思思以个体工商户不能变更经营者、秦思思未取得××品牌特许经营权、涉案商铺系非法转租为由主张因廖翠红的过错导致《商铺转让合同》及《委托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要求解除合同。在秦思思的上述理由中：关于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问题，双方签署合同转让的主要对象为涉案商铺承租使用权及商铺内装修、资产等，并未约定需将廖翠红注册的“深圳市××区××养发产品店”经营者变更为秦思思，秦思思以此由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缺乏事实依据。关于××品牌的特许经营权问题，双方在签署合同时约定待廖翠红取得××品牌使用合同后协助秦思思办理相关变更手续，显示签署合同时廖翠红尚在办理××品牌使用权，秦思思对此知悉并认可，秦思思作为另一家××养发馆的经营者，对加盟的相关事务应当是清楚知悉的。根据珠海市××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廖翠红合同执行情况说明》及廖翠红提供的微信记录，结合秦思思在签订合同后承接经营的行为，显示秦思思是可以取得“××”品牌的特许经营权的，廖翠红也并未违反协助义务，秦思思以此为由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缺乏事实依据。关于涉案商铺的转租问题，虽然原租赁合同不允许擅自转租，但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已经盖章确认同意廖翠红转租，秦思思亦已在实际租赁使用该商铺，根据《委托协议书》的约定，秦思思亦可在租赁期满后向出租方取回租赁押金，故秦思思主张商铺非法转租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商铺转让合同》及《委托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廖翠红并未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秦思思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秦思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75元，减半收取3237.5元，由秦思思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秦思思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商铺转让合同》究竟是商铺转租合同、还是“××”品牌特许经营权的转让合同、还是两种权利组合共同转让的合同。对此，双方是就转让品牌特许经营权而签订的《商铺转让合同》，也就是说，双方是为了实现转让特许经营权的目的而通过转租商铺实现。珠海市××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廖翠红合同执行情况说明》并没有明确说明“××”品牌的特许经营权可以转让，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珠海市××咨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间存在授权使用的合同，更谈不上允许转让的许可。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盖章确认同意的证据使用的字眼为“同意转让商铺”；并没有明确授权“同意转租”，也无法证明该份证据是否就本案的事实而出具。综上，上诉人秦思思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廖翠红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秦思思与廖翠红签订的《商铺转让合同》及《委托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商铺转让合同》，廖翠红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是保证商铺的出租方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同意廖翠红转让商铺”、且在廖翠红“得到与××品牌签订的使用合同后”，无偿协助秦思思将合同中的使用方变更为秦思思。对此，廖翠红提交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上，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已注明了“同意转让商铺”字样并加盖公章，与上述《商铺转让合同》的约定内容完全一致，可见廖翠红已经完成了该项合同义务。特别要指出的是，商铺转让属于经营权的转让，并非意味着商铺所在房屋必然发生转租事宜。双方在转让合同中也没有约定廖翠红须将涉案商铺所在房屋转租给秦思思，或者由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与秦思思之间成立新的租赁合同。秦思思将涉案商铺房屋出租方对于商铺转让的态度理解为转租，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至于商铺经营权的转让，即秦思思在经营该商铺时应当获取××品牌使用权的问题，双方在《商铺转让合同》明确附加了廖翠红“得到与××品牌签订的使用合同后”这一条件，而根据珠海市××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廖翠红合同执行情况说明》，涉案商铺的××品牌使用权有效期已于2014年9月7日届满，目前尚在对该商铺的合同履行能力及资格的审查期内，但审查期内该商铺对××商标的使用并未停止，可以正常营业。据此，即使在××品牌的使用权审查期内，秦思思仍然可以保证该商铺的正常经营。双方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已处于××品牌使用权的审查期间内。秦思思作为另一家××品牌商铺的经营者，在签署转让合同时对于包括品牌审查期等加盟事项的含义应当是明确知晓的。在此情况下，其仍然与廖翠红签订该合同，表明其自愿承受品牌处于审查期间内这一事实。且秦思思在合同签署后也实际经营了涉案商铺，现其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缺乏事实依据。如珠海市××有限公司在经过审查后不能授权该商铺继续使用××品牌，则双方在《商铺转让合同》中约定的秦思思经营该商铺的条件不能成就，届时秦思思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相关权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75元，由上诉人秦思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