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24民终59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敦化市医院。
法定代表人：王琦，院长。
委托代理人：宋玉刚，该医院医生。
委托代理人：金承奎，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宝林。
法定代理人：闫桂珍。
委托代理人：刘景海，吉林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再福，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敦化市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张宝林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敦化人民法院（2014）敦民初字第2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宝林在一审中诉称：2014年8月31日，因骑摩托车摔倒受伤入住敦化市医院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因敦化市医院的医疗过错导致张宝林病情更加严重，无奈转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治疗。敦化市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不仅给张宝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张宝林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经鉴定敦化市医院对张宝林的诊治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张宝林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为50%，张宝林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伤残1级，敦化市医院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张宝林的损失包括1、伤残赔偿金（农村）10780.12元×20年×100%×50%=107801.2元；2、误工费：98.12元×428天×50%=20997.68元；3、护理依赖费用：124.08元×365天×20年×50%=452892元；4、营养费：100元×365天×10年×50%=182500元；5、医疗依赖费：2000元×12月×20年×50%=240000元；6、护理用品费：600元×12个月×20年×50%=72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8、鉴定费用：9800元（两次鉴定费）；9、医疗费：128307.48元［（敦化市医院39208.75元、吉大二院460924.12元、敦化市中医院11450.26元）-256614.96元（合作医疗报销部分）×50%=128307.48元］，救护车费4500元；10、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91天×50%=4550元；11、护理用具费1150元（制氧机1700元+吸痰机400元+雾化机200元）×50%=1150元。合计1272248.20元。诉讼请求：1、判决敦化市医院赔偿张宝林的各项损失人民币1272248.20元；2、敦化市医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敦化市医院在一审中辩称：张宝林起诉无理，陈述不是事实。2014年08月31日，张宝林因骑摩托车摔伤后意识不清伴耳鼻流血1小时后，于当日13时56分时入敦化市医院就诊。敦化市医院诊疗经过、药物的使用均符合规定。张宝林并未举证证明敦化市医院存在怎样的医疗过错给张宝林造成了怎样的更大的人身损害，其陈述没有任何依据。敦化市医院在对张宝林的诊疗过程中，严格按照卫生医疗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行业诊疗规范的规定执业，对张宝林诊疗过程无任何过错。如果张宝林现存在任何交通事故后的人身损害，均系因交通事故所致，与敦化市医院无任何关联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张宝林起诉。张宝林计算的赔偿明细是基于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中参与度50%计算的，我方对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有异议，并要求重新鉴定。鉴定人员对张宝林进行临床司法鉴定，没有对张宝林进行临界、活体检验，没有看到张宝林本人，仅凭病历等书面资料进行鉴定，违反司法部法医临床检验规范总则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证据规则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应重新鉴定。张宝林申请鉴定的项目中已有护理依赖，吉林大众鉴定所的鉴定意见陈述“为防止褥疮……等症状，……存在护理依赖”，我方认为除褥疮之外，其他三种疾病，是正常人都有可能患得的疾病，而不是张宝林因本次事故所患，三种疾病与本案没有必然因果关系。褥疮是常年卧病在床的人极容易患的疾病，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护理依赖是全部的，护理中每天为患者擦洗后背及身体是护理人员必需的工作之一，如果生了褥疮也是护理人员未尽职责所致，而非应当由敦化市医院承担的责任，护理依赖与医疗依赖冲突矛盾，二者只能选择其一。鉴定意见认为医疗依赖每月2000元没有依据，以上四种疾病在发生时才需要医疗，不发生的话不需要医疗。鉴定意见中营养费参照住院伙食补助费的标准给予每天100元的鉴定，营养和伙食补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鉴定结论无任何依据。营养费和医疗依赖是根本不需要发生的，两项合计达42万元。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鉴定出张宝林需要500-600元的护理用品费用，超出了鉴定资质范围，鉴定所没有价格评估鉴定的资质，该项鉴定违法，我方要求重新鉴定。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意见记载：“2015年10月29日，鉴定人到敦化市雁鸣湖腰甸子村张宝林家对其进行活体检验”鉴定人在敦化市医院不知情的情况下，借工作之名单独会见张宝林，程序显失公平，鉴定人见到的人是否是张宝林本人，张宝林目前是否处于生存状态，我方不知情，鉴定机构严重违反鉴定程序，鉴定意见已经丧失基本法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根据该鉴定意见得出的赔偿明细我方不认可。综上，我方要求对两次鉴定进行重新鉴定，护理用具费没有依据，营养费、医疗依赖、护理依赖、护理用品费用，张宝林均请求的20年（除营养费）没有依据。张宝林主张支持10年营养费，假如该费用重新鉴定确实需要的话，也应当是每一年到二年给付一次，因植物状态生存的人的寿命要远远短于当地正常人的寿命，这些费用的发生是可得费用，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部分发生，应当依据实际发生给付，而非一次性预付20年。综上，张宝林请求的赔偿项目重复、矛盾，要求赔偿的数额依据不合法，请法院依法公正审理。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8月31日14时许，张宝林因骑摩托车摔倒受伤而入住敦化市医院治疗。主要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开放性）；其他诊断为脑挫裂伤（伴脑内血肿）、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右侧）、右侧创伤性硬膜外血肿、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底骨折、外伤性颅内积气、额骨骨折（右）、颅骨骨折（右侧凹陷性粉碎性）、左侧上颌窦外侧壁骨折、右侧颧弓骨折、右眶骨骨折、面部皮肤多处挫裂伤、上唇贯通伤、牙龈裂伤（下牙龈撕裂伤）、右眼挫伤、肺挫伤、双肺内感染。入院后于当日18时30分许入手术室行右侧幕上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在敦化市医院治疗至2014年9月14日，花费医疗费39208.75元，住院14天，并于当日转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治疗，救护车费用2100元。诊断为头部外伤、颅骨缺损、皮下积液、气管切开术后，硬模下积液、颅内感染、脑脓肿、应激性溃疡、肺部感染、脑积水。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治疗至2014年11月12日，花费医疗费460924.12元，住院59天，并于当日转入敦化市中医院住院治疗，救护车费用2400元。中医诊断为头部外伤、气滞血瘀，西医诊断颅脑损伤术后、颅内感染术后、脑室腹腔分流术、植骨术后、气管切开切后、双侧肺内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等。在敦化市中医院治疗至2014年12月29日，花费医疗费11450.26元，住院17天。
另查，经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鉴定为敦化市医院在对张宝林的诊治中存在医疗过错；敦化市医院的医疗过错与张宝林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以50%为宜。鉴定报告分析说明中阐述“据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神经外科分册记载：急性硬模下血肿清除术，术毕应放置硬脑膜下或基底池引流管或硬脑膜外引流管。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要求此手术在硬脑膜下或硬模外放置引流管利于渗血及渗液的及时引出，从而减少感染的发生。而敦化市医院在张宝林的手术中，没在硬脑膜下及硬脑膜外放置引流管（仅在帽状腱膜下放置引流管）违反了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存在医疗过错，由于此过错，张宝林硬膜下硬膜外血肿清除术后渗血引流不畅，导致术后颅内感染及脑脓肿的发生，另外，敦化市医院在张宝林术后14天始终发烧、白细胞高，头部CT可见局部液体影，额部针孔处可见少量黄色液体渗出的情况下，仍未考虑颅内感染的存在，术后14天始终按肺炎治疗，以至于术后第15天发展成脑内脓肿，第二次行开颅手术。医方在手术后对张宝林的颅内感染、脑脓肿存在延误诊断，延误治疗的过错，医方的两种过错，导致张宝林脑脓肿发生及原有病情加重的不良后果。”经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鉴定张宝林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符合伤残壹级；此次外伤误工损失期限以受伤之日至鉴定前一日（2014年8月31日至2015年11月2日）为宜；护理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需要营养支持，参照住院伙食补助标准，每人每日100元人民币，时限以5至10年为宜；医疗依赖费用每月2000元人民币；大小便失禁，需要尿不湿等护理用品，每月约人民币500至6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张宝林因骑摩托车摔倒受伤在被告敦化市医院接受治疗期间，因敦化市医院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且医疗过错与张宝林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为50%。虽然敦化市医院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但鉴定报告已对过错原因进行了充分分析论证，且敦化市医院对鉴定报告中记载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没有异议（即急性硬模下血肿清除术，术毕应放置硬脑膜下或基底池引流管或硬脑膜外引流管），对本院手术中在帽状腱膜下放置引流管的事实也没有异议，应当认定敦化市医院在对张宝林的手术中放置引流管的部位确实违反了临床技术操作规范。针对张宝林的诉讼，敦化市医院抗辩认为本案应中止审理，应先经特别程序认定张宝林无民事行为能力后在审理本案，对张宝林主体资格、代理人资格有异议。经鉴定，张宝林处于植物生存状态、符合伤残1级、为完全护理依赖、大小便失禁……其民事行为能力即已丧失，无需通过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对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认定，且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并不是认定植物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必要程序。张宝林已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无法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基于对被侵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由张宝林的近亲属作为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且亲属间对担任监护人没有异议，故敦化市医院的上述抗辩主张，不能依法成立。针对张宝林的损害，敦化市医院诊治中存在医疗过错，对张宝林的合理损失，敦化市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张宝林的各项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261114.96元［（敦化市医院39208.75元、吉林大学第二医院460924.12元、敦化市中医院11450.26元，合计511583.13元）、合作医疗报销部分254968.17元、救护车费用4500元］；2、伤残赔偿金（农村居民）10780.12元×20年=215602.4元；3、误工费98.12元×428天=41995.36元；4、护理依赖费用：32385元×20年=647700元；5、营养费：100元×365天×7.5年=273750元；6、医疗依赖费：2000元×12月×20年=48万元；7、护理用品费：550元×12个月×20年=132000元；8、鉴定费用：9800元；9、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90天=9000元；上述费用合计2070962.72元，被告应承担数额为2070962.72元×50%＝103548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合计1045481元。上述损失计算中，关于营养期限及护理用品费用数额，鉴定结论意见分别是时限以5至10年为宜、每月约人民币500至600元，结合本案客观实际，取中间值作为计算标准进行计算。张宝林主张精神抚慰金5万元，鉴于针对合理损失张宝林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故精神抚慰金支持1万元。上述合理损失1045481元，应由敦化市医院赔偿。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敦化市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后立即赔偿原告张宝林人民币1045481元；二、驳回原告张宝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敦化市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71元(缓交8083.5元)，邮寄费50元，合计16321元，由被告敦化市医院负担14259元，由原告张宝林负担2062元。
敦化市医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法医临床鉴定，运用法医临床学的理论和技术，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定和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人身损伤程度鉴定、损伤与疾病关系评定、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程度评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评定、劳动能力评定、活体年龄鉴定、性功能鉴定、医疗纠纷鉴定、诈病（伤）及造作病（伤）鉴定、致伤物和致伤方式推断等。”第六条规定：“法医精神病鉴定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经鉴定，张宝林处于植物生存状态、符合伤残一级、为完全护理依赖、大小便失禁……张宝林民事行为能力即已丧失，无需通过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对民事行为能力进行认定，且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并不是认定植物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必要程序。张宝林已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无法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基于对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由张宝林的近亲属作为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书应当写明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和依据。”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注：这里的鉴定不是法医临床鉴定，而是法医精神鉴定）。申请人已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代理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意见。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认定申请没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予以驳回。”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如果需要由自然人居住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指定监护人的话，其前提必须是经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认定并宣告该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审法院不顾敦化市医院在庭审中反复提出应将特别程序设置为本案前置程序的观点，在未经特别程序宣告张宝林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的情况下，直接在普通程序中直接认定张宝林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张宝林的儿子被指定为监护人，并认为敦化市医院提出的理由没有必要，显然错误，本案中张宝林的代理人并非张宝林本人亲自委托，而是由张宝林的儿子委托出庭，代理人出庭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采信证据和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错误的采信了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和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两个鉴定均未对被鉴定人进行鉴定临界时的完整检查。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作为临床司法鉴定，鉴定人根本没有见过被鉴定人，没有对鉴定人进行临床司法检查，仅凭被鉴定人的住院病历就得出临床司法鉴定结论，违反《法医临床检验规范》在脑部操作部位检查中（1）硬脑膜外血肿，有无意识障碍及是否具有“昏迷-
清-
再昏迷”的特征表现，瞳孔有无改变，是否具有锥体束征，生命体重是否平衡。应行CT扫描明确血肿形成的部位、出血量，是否伴有脑挫裂伤等。（2）硬脑膜下血肿，应注意有无意识障碍，有无颅内压增设的症状，有无局灶性症状及体征。应行CT扫描明确血肿的部位、出血量，是否伴有脑挫裂伤等。（脑内血肿，常来自于脑挫裂伤灶）注意有无进行性意识障碍加重，应行CT扫描明确稳中有降肿的部位、出血量等规定，仅凭被鉴定人的住院病历就得出敦化市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并且参与度为50%的鉴定意见错误。鉴定人生搬硬套中华医学会编著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神经外科分册记载的：“术毕应放置硬膜下或基底池引流管或硬膜外引流管”，鉴定人未根据敦化市医院对张宝林实施颅脑手术和手术后张宝林颅脑部结构所发生的变化情况，即手术后张宝林的损伤部位的颅骨已被拿掉，手术中张宝林的颅内硬脑膜已经被剪为星形状，手术缝合时，硬脑膜直接与颞肌部位进行了减张缝合，目的是防止颅内压增高向内挤压颅脑部位，让颅内肿胀部位向外膨胀，以免发生颅脑受压再次遭受损伤。鉴定人员仅参照使用了《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神经外科分册中关于开颅稳中有降肿清除术后留置引流管的问题，没有考虑手术的第二个目的“去骨瓣减压术”，因此50%参与度的鉴定意见是错误的、片面的。一审法院称“敦化市医院对鉴定报告中记载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没有异议，对本院手术中在帽状腱膜下放置引流管的事实也没有异议，应认定敦化市医院在张宝林的手术中放置引流管部位违反了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是窜用概念。敦化市医院对操作规范没有异议，并不当然导致敦化市医院对张宝林的手术存在过错。根据病历记载可知，张宝林的手术中已将硬脑膜剪成星形状，术毕并未简单地将硬脑膜进行缝合，而是将部分硬脑膜与颞肌进行了缝合，目的是了为防止颅内压挤压颅脑部位，引流管放置在帽状腱膜下，就是放置在硬脑膜外，即将引流管放置在已缝合在一起的颞肌和硬脑膜外的和帽状腱膜之间，并在书写病历时写成了将引流管放置于帽状腱膜下，只是表述和记载时的说法不同而已，手术严格按照《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的要求操作，鉴定人不懂神经外科手术业务，不懂得人体局部解剖学中的颅部结构，当然的、简单的套用《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一审法官不懂还听不进敦化市医院的陈述，一审判决应当撤销。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已认定住院期间对张宝林使用了两种抗生素药，而这两种抗生素药的说明书在鉴定听证会时已经提交给鉴定人并加以说明，药物适应症中明确记载了可用于呼吸道感染和脑部感染，也可以预防呼吸道和脑部感染，而鉴定意见却认为敦化市医院术后14天始终按肺炎治疗。鉴定虽然依据的是张宝林的病历，但鉴定的分析和意见自相矛盾。三、吉林大众司法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对张宝林进行临床活体司法鉴定时，在未通知敦化市医院到场的情况下单方面私自与张宝林家属接触，擅自进行临床活体检查，违反鉴定程序规定。鉴定意见认为被鉴定人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但并未作任何临床检查，也没有张宝林脑部及四肢神经进行任何临床检验的报告结论，鉴定之前也没有对被鉴定人进行任何器械、化学、物理的辅助检查，就得出张宝林处于植物生存状态的结论。而被鉴定人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司法鉴定需由具有法医精神病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而不是司法临床鉴定。同时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作为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机构对“尿不湿”等护理物品的价格进行了鉴定，严重超出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的资质范围，敦化市医院多次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还是采信了该鉴定意见，并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已认定张宝林处于植物生存状态通常比正常人寿命要短，因此认定营养期限五到十年，一审法院对护理依赖、医疗依赖、护理用品均判决给付二十年没有依据。医疗依赖是病人发生病症的情况情形下才可能发生，不是必须发生的，而一审判决支持了护理依赖及营养费，如发生医疗费用，只能说明护理人员没有尽责或病人自身原因所致。一审判决重复给付所谓医疗依赖费用没有任何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驳回张宝林的诉讼请求。
张宝林答辩称：一、敦化市医院主张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张宝林生命体征无论是鉴定前还是鉴定后，都表现为植物人状态，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只能由妻子、子女等近亲属以张宝林的名义提起诉讼，敦化市医院并没有提出对张宝林民事行为的鉴定，只在辩论中提出异议不成立。民事行为能力永久丧失或阶段性丧失，其亲属都有权以张宝林的名义提起诉讼，法定代理人同监护人不是同一概念。敦化市医院主张应经前置程序后再进行本案的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监护权的问题，无论是普通程序还是特别程序，都不是敦化市医院能主张的权利。张宝林的生命体征和后来的司法鉴定完全说明本起案件的诉讼提起及代理人的委托均是合法的，一审法院未采纳敦化市医院关于监护人问题的异议正确。无论从监护人角度还是法定代理人角度，张宝林的妻子和儿子以张宝林名义提起诉讼都有法律依据。二、敦化市医院主张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鉴定程序违法不成立。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鉴定的内容是敦化市医院对张宝林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其过错与张宝林的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若有因果关系，参与度是多少进行鉴定，不需要对张宝林进行活体检查。只能根据张宝林的病案资料和其他相关证据文件认定。对张宝林进行身体检查根本解决不了因果关系和参与度问题，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依法成立。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参与度是根据医疗文证进行鉴定，而对人体损害的程度和其他健康体征、生命体征才需要活体检查。敦化市医院主张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关于50%参与度的鉴定意见是生搬硬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的规定不成立。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依据的鉴定检材是医疗文证资料，结合相关的医疗规范，认定50%参与度客观公正。敦化市医院对张宝林根本没有进行抗感染治疗，一审敦化市医院举证第10号证据自认给张宝林治疗肺炎，后又说对感染也进行治疗，但对颅内感染治疗并没有文字记载，张宝林受损害就是颅内感染所致。诊断指征是治疗指征的前提，敦化市医院只在诊断中指征张宝林有肺炎，并没有指征颅内感染。关于住院期间运用抗生素预防感染的问题，张宝林在敦化市医院住院过程中，敦化市医院始终没有给张宝林诊断为颅内感染，对于没有诊断的疾病，却说给予了治疗。相反，在住院过程汇总中，敦化市医院始终坚持认为发热是肺内感染所致，术后14天始终没有发现颅内感染。两种药物说明书只是说明用于治疗脑膜炎，很难通过血脑屏障，在颅内没有感染和脑膜没有发炎的情况下，很难作用于脑组织。对颅内感染，没有任何预防和治疗作用，因此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充分，一审采信该结论作为审判依据正确。三、敦化市医院主张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程序违法不成立。鉴定人根据被鉴定人需要鉴定检查的相关事项进行鉴定，敦化市医院没有证据证明鉴定不规范，其提出需要化学、物理检验，亦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法律规定必须通知敦化市医院一同前往对被鉴定人进行鉴定。敦化市医院引用鉴定通则中有关鉴定人应独立鉴定的规定是断章取义，是对公正原则的自己理解。敦化市医院关于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超资质鉴定的观点不成立。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三页法医学检查对于张宝林植物生存状态详细描述，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张宝林处于植物生存状态，何况是有丰富医学知识的司法鉴定人。植物生存状态属于神经病学范畴，神经病学属于法医临床范围，敦化市医院混淆了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精神病是指精神障碍和痴呆，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不能鉴定植物人。法医临床鉴定范围包含医疗依赖和护理用品依赖，尿不湿属于医疗护理中的必需品，物价部门鉴定不了，只有法医能做鉴定，敦化市医院关于护理用品应由价格部门鉴定存属无稽之谈，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鉴定程序合法，鉴定范围适当，应作为定案依据。四、关于引流管放置问题，头部解剖层次包括头皮及头皮下组织，帽状腱膜，颞肌，颅骨，硬脑膜。患者术后将颞肌和硬脑膜进行减张缝合后，人工形成一个硬模外腔，此时引流管最正确的方式应该只在硬脑模下，通过硬模下、硬膜外及帽状腱膜下引流管的侧孔，将上述三个部位的渗出充分引出。张宝林的脓肿发生部位在硬模下，充分证明是由于引流不畅所致。五、营养费、护理依赖、医疗依赖是三个不同概念。二十年是最高院规定的定型化赔偿，与伤残赔偿金年限一致。植物人状态寿命长短是相对的，植物人状态不能断定其寿命就短。营养费可以少，护理依赖，医疗依赖不可以少。医疗依赖是疾病发展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用于治疗和预防，是吉林省司法鉴定协会制定在吉林省内通用标准，敦化市医院关于只在发病时才产生费用的观点错误。植物人状态的人体功能、肢体活动都受限制，不仅需要其他人照料，还需要药品的治疗来维持生命体征和健康体征。敦化市医院所述的9月12日病情记录是主观病历，是敦化市医院自行书写，没有患者家属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张宝林在敦化市医院住院，住院费交到敦化市医院，吉大二院教授入手术室进行治疗，敦化市医院麻醉师进行麻醉，手术时护士进行配台，脑外科医生进行协助，没有上述合作不可能完成手术。家属是否申请吉大二院教授来手术无从考察，但敦化市医院为了开展业务请吉大二院教授手术并给予配合是事实，是敦化市医院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张宝林伤后无自我活动能力，不能自行进食，二便失禁，不能目视物体，不能听从简单指令、不能发音，对病痛刺激无反应，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符合持续性植物状态，已无诉讼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定代理人之间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闫桂珍作为张宝林妻子，依法负有扶养张宝林的义务，是张宝林的合法监护人，其作为张宝林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特别程序并非侵权案件确定权利主体诉讼能力的必经前置程序，敦化市医院关于本案应将特别程序设置为前置程序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程序并无违法之处。
敦化市医院主张术后张宝林硬脑膜下已经止血确切，不需留置引流管，且常规硬膜下不放置引流管，以避免引起脑脊液外漏，形成皮下积液。本院认为，敦化市医院在已明确诊断张宝林为右侧急性硬膜下血肿的情况，违反《临床操作技术规范》中“急性硬脑膜下血肿清除术毕应放置在硬脑膜下或者基底池引流管或硬脑膜外引流管”的规定，将引流管放置在帽状腱膜下，未能将渗血及渗液及时引出，从而减少感染的发生。且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入院初步诊断及临床诊断看，张宝林硬膜下积液、皮下积液，敦化市医院将引流管放置在帽腱膜下的行为既不符合《临床操作技术规范》的要求，也未达到防止皮下积液形成的目的。敦化市医院手术后在张宝林始终发烧、白细胞高，头部CT可见手术局部液体影，额部针孔处可见少量黄色液体渗出的情况下，仍未考虑颅内感染的存在，始终按肺炎治疗，以致术后第十五天发展成脑内脓肿。敦化市医院在未明确诊断张宝林颅内感染的情况下，主张对张宝林颅内感染进行了治疗的观点不能成立。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2015）法临鉴字第499号鉴定意见认为敦化市医院违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放置引流管，对张宝林颅内感染、脑脓肿存在延误诊断，延误治疗，并最终因上述两种过错导致张宝林脑脓肿发生及原有病情加重的不良后果，不良后果与敦化市医院的医疗过错存在因果关系且参与度为50%，鉴定意见依据充分客观，程序合法公正，应予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张宝林转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后已行右侧硬膜下脓肿清除术，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2015）法临鉴字第499号鉴定意见根据客观情况，及送鉴资料中张宝林在敦化市医院术后2014年9月11日及2014年9月14日的头部CT片对敦化市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与张宝林的损伤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符合委托鉴定事项要求。敦化市医院关于鉴定意见错误及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敦化市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与张宝林的不良后果存在因果，应对张宝林的损伤承担赔偿责任。
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是具有法医临床、法医病理鉴定业务范围的鉴定机构。其依据医疗文证记载及法医学、影像学检查，根据委托鉴定事项评定张宝林为伤残壹级，是对人体损伤程度的鉴定，并未超出其鉴定业务范围，鉴定人结合市场调查对被鉴定人日后必需品价格作出认定符合司法鉴定目的，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并无要求鉴定人必需通知双方均同时到场才能进行鉴定的规定，敦化市医院关于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鉴定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张宝林因重度损伤，理应适当考虑支持、对症、并发症的防治费用，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对医疗依赖费用鉴定合理有据，敦化市医院关于医疗依赖并非必需发生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对医疗依赖、护理依赖支持二十年并无不当，敦化市医院关于不应支持医疗依赖费用及一审判决按二十年计算赔偿数额没有依据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6271元，由上诉人敦化市医院负担14209元，由被上诉人张宝林负担20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209元，由上诉人敦化市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照令
代理审判员 张 丽
代理审判员 金 花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