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562号
原告：黄伙根，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黄银好，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黄金锋。
委托代理人：吴业辉、樊文静，均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银好，身份资料同上。
第三人：黄永洪，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黄银好，身份资料同上。
第三人：黄耀均，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邓慕芬，住址同上，系第三人黄耀均配偶。
原告黄伙根诉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第三人黄银好、黄永洪、黄耀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审查后裁定驳回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伙根的委托代理人黄银好，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吴业辉、樊文静，第三人黄银好，第三人黄永洪，第三人黄耀均的委托代理人邓慕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伙根诉称：被告在1999年6月拆迁中没按广州市穗府（1997）80号《关于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安置的通告》的精神正确处理拆迁工作，造成不同面积的三间回迁房屋权属不清。原告是原广州市天河区渔民新村29号房屋的被拆迁方，被告是拆迁方。拆迁时渔民新村29号房屋共登记了3个不同户口，分别为渔民新村29号黄伙根、渔民新村29号二楼黄耀均、渔民新村29号二楼黄银好，黄永洪户口在原告黄伙根户内。根据广州市穗府（1997）80号《关于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安置的通告》，原告要求被告根据户口分开3户处理，签订3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被告为节省各项费用等原因，不同意分开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但承诺3间回迁房屋办理房产证时会按原告与被告沟通好的意见处理。其后，在被告安排下，原告于1999年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的回迁房屋共3间、面积大小不同。该协议书的被拆迁人是原告，并办理了公证手续。另外，原告家庭各人签订了《具结书》，约定原告有3个儿女回迁，每个儿女各占不同面积。1999年底，被告又与原告及原告的3个儿女即三第三人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但此协议被被告擅自删除了原告的名字，将签名人更改为三第三人，而资料也被涂改。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却同意这份单方涂改的协议书并给予备案。由于三第三人对3间回迁房屋分配办证问题存在争议，第三人黄耀均的家人多次到原告处吵闹。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按照原来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由被告与第三人黄耀均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由被告与第三人黄银好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由被告与第三人黄永洪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由被告与原告黄伙根、第三人黄永洪签订《补充协议》；二、被告将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9号204房过户登记至第三人黄永洪名下，将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9号304房过户登记至第三人黄银好名下，将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5号902房过户登记至第三人黄耀均名下；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起诉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原告的诉讼主体不合格。根据10××05号《房地产证明书》记载，原来的被拆迁房屋渔民新村29号房屋面积为218.6532平方米，属于原告及第三人黄银好、黄耀均、黄永洪共有，按照被告与原告于1999年6月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以及被告与第三人黄银好、黄耀均、黄永洪于1999年12月24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原告已经将其占有的56.5932平方米的房屋弃产，被告按照协议的约定以4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对原告给予弃产补偿。原告也在1999年7月1日已经全部领取弃产补偿款226373元。因此被告对原告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原告起诉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其诉讼主体不适格。二、被告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原告起诉被告要求办理转移登记没有法律依据。根据1999年12月24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第11条其他事项的约定，余下162.06平方米在办理调换手续后属于第三人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共有，故回迁的猎德东路L区B栋902、C栋204、304房屋为第三人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共有，而且房屋已经交付三人使用。根据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穗国房字××号《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技术规范》第16条规定，共有房地产的登记应该由共有人共同申请、共同填写申请书并签名确认，共有人应在申请书明确共有关系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并提交共有关系的协议等相关证明文件。上述文件第14条规定，共有房产析产应当由各方当事人共同申请登记。根据上述文件第14、16条规定，办理房屋登记手续需要三第三人共同申请。在回迁房屋建成后被告已经多次通知三第三人办理登记，由于至今三第三人仍没有达成析产协议，在三第三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将三间安置房屋分别登记在第三人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名下没有法律依据。三、被告已多次敦促三第三人配合办理房产证，原告与三第三人均拒绝办理，被告于2009年9月24日最后一次向原告发出通知，原告于2014年提起诉讼，第三人黄耀均于2015年申请参加诉讼的行为均可以说明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故应该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黄永洪述称：被告在1999年6月拆迁中没按广州市穗府（1997）80号《关于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安置的通告》的精神正确处理拆迁工作。拆迁时，被拆迁的渔民新村29号房屋共有3个户口登记，由3个子女各人为一户，分别是渔民新村29号黄伙根，渔民新村29号二楼黄耀均，渔民新村29号二楼黄银好。原告黄伙根及黄耀均这两户都是在1992年10月8日广州市土地主管部门发布《关于预征广州大道东侧土地的通知》（穗国房（1992）征通字第××号）前已分别有独立户口的，第三人黄永洪的户口登记在原告黄伙根户内。当时第三人黄永洪根据广州市穗府（1997）80号《关于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安置的通告》规定，要求被告为原告及三第三人分开2户或3户处理，签订2份或3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但被告因各种原因不允许原告及第三人分开签订协议，在《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承诺给两户搬家费，签订一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而同村部分人员却可分开签订多份协议。因此，原告要求分3户签订拆迁协议的要求是合理的。另，根据相关规定，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所建的房屋，被拆迁人是具有本市农村户口或本市城市户口，而且户籍在该村的居民，经本人申请，由市房地产主管部门确认产权后，按原房屋建筑面积补偿安置；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后，至1992年10月8日广州市土地主管部门发布《关于预征广州大道东侧土地的通告》[穗国房（1992）征通字第××号]期间，未经批准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在补偿、安置上应从严掌握，但被拆迁人是具有本市农村户口或本市城市户口，而且户籍在该村的居民，可给予适当照顾；对具有本市农村户口而且户籍在该村的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下（含30平方米）的房屋，经本人申请，由市房地产主管部门确认产权后，按原建筑面积补偿、安置；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30平方米，对超过部分的面积不予补偿、安置；对具有本市城市户口而且户籍在该村的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含20平方米）的房屋，经本人申请，由市房地产主管部门确认产权后，按原建筑面积补偿、安置；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20平方米的，对超过部分的面积不予补偿、安置。根据通告内容，对具有该村户籍的水上居民、孤寡老人，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在安置上予以适当照顾。第三人夫妇几十年来都是本村户籍的水上居民，夫妇两人自小就是三级××人，都是政策规定的照顾对象。现因被告将第三人仅有的一间房屋处理成三第三人共有，造成严重后果。
第三人黄银好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第三人黄耀均述称：一、被告未按1999年12月24日所签订的合同为三第三人办理房产证属于违约行为。1999年6月，原告黄伙根代表家庭与被告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被告当时应当给原告及三第三人全家安排218.6532平方米回迁房屋，后由全家通过家庭会议的形式确定了接受被告于2002年5月31日安排回迁到猎德村东L区C幢204、304、902房的方案，当天还在管委会的见证下原告及三第三人全家人签署了《具结书》，约定原告黄伙根应当分得的四分之一产权面积56.5932平方米由其本人按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作弃产补偿处理，余下162.16平方米由三第三人黄永洪、黄耀均、黄银好三人共同共有。1999年12月24日，黄永洪、黄耀均、黄银好与被告重新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在该协议书第十一条其他事项中专门就162.16平方米的三套房屋进行了详细约定，确认为三第三人共同共有，三第三人与被告在该协议中约定清楚明确，被告就应当依约为三第三人办理合同项下的三套房屋的共同共有产权登记手续，而不应当以各种理由推托不予办理。二、原告要求被告将天河区海清路19号204房登记至第三人黄永洪名下、将304房登记至第三人黄银好名下、将902房登记至第三人黄耀均名下的诉讼请求既不合法又不合理。（一）从1999年6月25日原告及三第三人全家经管委会见证的《具结书》中可以看出，当时原告黄伙根弃产处理56.5932平方米后，被告应当向三第三人安排调换回迁的面积是162.16平方米。从1999年12月24日原告黄伙根弃产领钱后被告与第三人黄永洪、黄耀均、黄银好三人所签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可以看出，当时双方确认拆除面积为162平方米，即原告黄伙根实际上已经处分了自己的应有份额，在该拆迁面积中被告已扣除了原告黄伙根应得部分，因为被告对原告黄伙根弃产补偿款交付之日，对原告黄伙根的义务已经完成，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原告在本案中并非权利人，更没有权利要求被告为合同相对人设置权利或履行义务。（二）从1999年12月第三人与被告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二条可以看出，当时被告给三第三人的共有住房三套总面积为170.1096平方米，由此可知在1999年6月25日召开家庭会议时根本还不确定每套房屋的具体面积等情况，而且从该合同第二条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地址可以看出该住房还未建好，双方也是约定2002年才能交付，从这些方面完全可以看出原告所称1999年6月25日写《具结书》是分配子女住房的说法不成立。（三）原告在起诉状上称家中各人签署了《具结书》，写明了3个子女每人各占有不同面积，但第三人黄耀均作为原告黄伙根的儿子，却从未签过也未见过原告所称的《具结书》，第三人黄耀均只是在1999年6月25日召开商量如何居住、是否弃产要求补钱的家庭会议时签署过《具结书》，当时全家计算家里人员怎么居住、怎么弃产时先签了一份草稿，签名后在被告要求下，原告及三第三人重新按照商量好的方案重新写了一份合格的《具结书》，并让管委会盖章确认后交给被告，现在原告却拿当时作废的草稿来作处理子女房屋面积问题的证据，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告与第三人黄耀均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被告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来履行自己的责任，为三第三人办理共同共有房产证，第三人黄耀均与其他两位第三人作为共有人之间如何进行产权分割，与原、被告之间都没有任何关系。（一）被告与三第三人于1999年12月签订合同后，应当及时按照合同约定为第三人办理共同共有房产证，但因为被告的拖延，从2000年1月至今长达15年未办理共同共有房产证，造成了第三人家庭之间的不和谐。（二）第三人黄永洪在答辩状中称被告把其仅有的一间房屋处理成三人共有的说法不属实，三人共同共有是15年前第三人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三人共同约定，也都与被告签名确认，根本不存在该套房屋为第三人黄永洪所有，当年第三人黄耀均因为家里孩子还小，觉得房子小也可以居住，考虑到被告也难以提供三套相同面积且总面积又与三第三人拆迁房屋面积差不多的房屋，所以才同意暂时居住在面积小的房屋，现在第三人黄耀均孩子已经20来岁，与第三人黄耀均夫妇共3人挤在一房一厅的小房屋居住了十几年，而共同共有人黄永洪在居住了面积大的房屋十几年后，还想把应当共有的房屋登记至自己名下，该主张是不合理的。（三）第三人黄永洪在答辩中提到自己是××人，但实际上其得到了政府照顾，出售船只后也有一些积蓄，而第三人黄耀均却因为身无一技而长期失业，只能靠国家救济生活，事实上比第三人黄永洪生活更困难，第三人黄永洪想得到面积大的房屋的产权可以按照市场价格与第三人黄银好、黄耀均协商解决，而不是让原告黄伙根进行不合法、不合理的诉讼。综上，第三人黄耀均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而被告作为拆迁人，在签订合约15年仍未能为被拆迁人办理房产证的行为是严重违约行为，法院应当判令其按照合同的约定尽快为三第三人办理三套房屋的共同共有房产证。
第三人黄耀均提出独立诉讼请求称：被告于1999年6月拆迁第三人的房屋，1999年12月双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当时核定拆迁面积为218.6532平方米，确认原告黄伙根及第三人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四人共同共有该面积产权，当时四共有人中原告黄伙根将其应有部分50多平方米办理了作价补偿，后被告拟用3套共计162.06平方米的房屋与第三人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三人作产权调换，调换后的三套房屋属于三人共同共有。但是，1999年12月24日签订合同至今，第三人黄耀均仍未领取到三套房屋的房产证，给第三人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为此，第三人黄耀均提出独立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依照约定为第三人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三人办理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9号204房、304房及海清路15号902房三套房屋三人共同共有的房产证；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黄伙根对第三人黄耀均的独立诉讼请求述称：不同意第三人黄耀均的独立诉讼请求。进行拆迁时，被拆迁的房屋是没有产权证的，但有3个户口登记，因此被告应分别签订三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而并非签订一份协议。根据政府相关文件，被告应该先由房地产主管部门确认产权后再拆迁，但被告是先拆迁再确权。原告黄伙根已弃产，已取补偿款，《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不应再将原告黄伙根名字写上。签订拆迁协议时，原告黄伙根已经61岁，而且是文盲，由其一人签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当时被告向原告黄伙根称由被告负责将回迁的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9号204房过户给第三人黄永洪、将海清路19号304房过户给第三人黄银好、将海清路15号902房过户给第三人黄耀均。但其后被告却表示若要按照上述安排办理过户手续，则需要三第三人同意办理公证手续才能办理。第三人黄永洪夫妻均是三级××人，应给予照顾，但被告不但不给予照顾，还在拆迁过程中因为没有按照拆迁文件的要求进行操作，导致房屋权属纠纷。
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对第三人黄耀均的独立诉讼请求辩称：被告在处理渔民新村拆迁项目过程中，在可以办理房产证时已经多次通知拆迁户包括原告及三第三人，要求其配合被告办理房产证，事实上众多拆迁户已经办理了回迁房屋的房产证。涉案的三间房屋没有办理房产证是因为原告、三第三人家庭内部共有人之间无法就房屋的份额达成一致意见导致的。被告也无权擅自处分共有人之间的房屋分配问题，故无法办理房产登记的责任不在被告，被告也不存在违反拆迁协议约定的行为。根据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穗国房字（2014）第563号《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技术规范》第16条规定，共有房地产的登记应该由共有人共同申请、共同填写申请书并签名确认，共有人应在申请书明确共有关系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并提交协议书等文件。上述文件第14条规定，共有房产析产需要各方当事人共同填写申请登记。根据上述文件第14、16条规定，办理房屋登记手续需要三第三人共同申请。综上，涉案三间房屋无法办理房产证的原因、责任不在被告，而是由原告及三第三人家庭内部矛盾导致的，故被告不同意第三人黄耀均在本案中提起的独立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及三第三人协商一致到被告处办理房产证，被告随时可为他们办理房产证。
第三人黄永洪对第三人黄耀均的独立诉讼请求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
第三人黄银好对第三人黄耀均的独立诉讼请求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
经审理查明：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编号106305）显示，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路渔民新村29号房屋（下简称渔民新村29号房屋）是黄伙根、黄永洪、黄耀均、黄银好共有的房产，共有情况为共有，总建筑面积为218.6532平方米。
1999年6月25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拆迁人/甲方）与黄伙根（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经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以（1998）房拆许字20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拆除渔民新村29号房屋；乙方是该屋的使用人，建筑面积162.06平方米，有正式户口的实际居住人口8人；乙方同意1999年7月1日前迁出原址房屋，愿意自行解决临时搬迁，甲方按原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20元计算，合计每月补助3241元；甲方应于1999年7月1日前，付给乙方两户搬家费共2100元；甲方应于2002年5月31日前，将猎德村东L区B幢902房，C幢204房、304房，建筑面积170.1096平方米安置给乙方回迁居住等。另，双方同日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甲方拆除属于乙方的科甲涌渔民新村29号房屋，根据有关的图纸及市房管局测绘所于1993年4月测绘的蓝图核定，该屋的叠合面积218.6532平方米；乙方同意在1999年7月1日前搬出住房，甲方奖励2000元×2户；B幢902房，C幢204房、304房，总建筑面积170.1096平方米，超出8.0496平方米，乙方补给甲方房价总款13684元，在乙方迁出时一次性付清给甲方等。广州市公证处对上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进行公证，并于1999年7月1日作出了（99）穗证内经字第9354号《公证书》。
1999年6月25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拆迁人/甲方）还与黄伙根（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广州市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除座落渔民新村29号的房屋，该房屋总建筑面积218.6532平方米，其中，弃产面积56.5932平方米；甲方按乙方申报房屋产权核定的总建筑面积218.6532平方米，其中的建筑面积56.5932平方米，每平方米按4000元计价给予补偿后，该栋房屋的实际申报面积为162.06平方米，甲方给予乙方补偿226373元；乙方所交房屋如发生任何权属或经济纠纷，由乙方负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并同时赔偿甲方的一切经济损失等。
1999年12月24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拆迁人/甲方）与黄永洪、黄耀均、黄银好（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除渔民新村29号房屋，建筑面积162.06平方米，甲方将自有的座落在天河区猎德村东L区B幢902房，C幢204房、304房用作拆除乙方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建筑面积共170.1096平方米；经核定乙方的原址房屋建筑面积为162.0600平方米，而甲方调换（补偿）给乙方的170.1096平方米，两者对比，相差了8.0496平方米，乙方根据有关规定以1700元一平方米的标准计算，付给甲方13684.00元，并于1999年7月1日前付清；甲方应在2002年1月31日前将自有房屋交付给乙方；甲方依照本协议将自有房屋移交乙方时，甲方应提供房屋的有关用地、报建、建筑质量、验收等证件，并会同乙方向市房地产登记所申请，办理产权登记和领取房地产所有权证手续；所需的登记费用，由甲方负责等。另，该合同第十一条“其他事项”中，手写约定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1997）80号通告规定，该房屋应补偿房产面积218.6532平方米，产权人将其中162.06平方米作产权调换，余下56.5932平方米以4000元/平方米作价补偿，并在1999年7月1日已全取作价补偿款226373元；该房屋房产面积218.6532平方米，属黄伙根、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四人共有；黄伙根占有56.5932平方米，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三人共有162.06平方米；黄伙根已将其占有的56.5932平方米办理了作价补偿手续，余下162.06平方米办理产权调换手续后属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三人共有。该合同最后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鉴证意见部分注明，该局同意甲乙双方所签的上述协议书，特此予以鉴证；乙方缴交该局注记备案的有关证件计有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复印件，产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弃产补偿协议书，具结书。该合同乙方签名处有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签名，三人签名上方存在着涂改划掉的手写内容，具体内容不清。该合同最后位置加盖了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印章。
2001年10月30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发出《关于渔民新村、科甲涌居民回迁入住的通知》，通知渔民新村复建房已竣工，并已通过了消防、质监等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具备了回迁条件；通知尚未搬迁入住的原渔民新村、科甲涌的回迁户于2001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办理回迁手续，领取回迁住房钥匙。
其后，黄永洪居住使用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9号204房（下简称204房）至今，黄银好居住使用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9号304房（下简称304房）至今，黄耀均居住使用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5号902房（下简称902房）至今。
2001年12月11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发出《关于渔民新村回迁居民办理房屋产权有关手续的函》，要求各回迁户在收楼后，带《广州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与拆迁办一起核对测绘蓝图和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面积，办理购房资金多补少退手续；该中心暨珠江新城拆迁办将双方核对的有关资料报送市房屋产权登记所等有关部门，以便统一办理产权登记有关手续。
2005年5月25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发出《关于办理誉城苑原渔民新村有关业主产权的通知》，要求仍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未领取房产证回执以及未办妥析产公证手续的业主于2005年7月10日前到该中心委托的广州市房屋经营开发建设公司劳动服务公司拆迁办公室办理有关手续。
2009年9月24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发出《关于再次敦促办理誉城苑业主房屋产权证手续的通告》，内容为渔民新村被拆迁户在“誉城苑”被安置已多年，期间该中心多次委托广州市房屋经营开发建设公司劳动服务公司为被安置户办理房屋产权手续，目前仍有24户业主尚未办理房屋产权手续；该中心通知上述24户业主于10月25日前到物业管理处登记；登记完毕后，于10月25日至11月25日将办理房屋产权手续所需资料交广州市房屋经营开发建设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由该公司统一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现黄伙根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未办理回迁房屋的房地产权登记为由提起本案诉讼，黄耀均作为第三人提起独立诉讼请求。
诉讼过程中，黄伙根提交了《具结书》（复印件）以证明渔民新村29号房屋在拆迁前各人所占的面积。该《具结书》显示由黄伙根、黄永洪、黄耀均、黄银好、黄某于1999年6月25日签署，内容为渔民新村29号房屋（总面积218.6532平方米）现家庭内部安排如下：黄伙根12.2812平方米弃产、黄某41.872平方米弃产、黄永洪59.50平方米回迁、黄耀均45平方米回迁、黄银好60平方米回迁。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认为上述《具结书》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黄永洪、黄银好确认该《具结书》的真实性；黄耀均认为上述《具结书》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该具结书内容仅为各方协议的草稿，不可以作为各方对占有房屋份额的最终协议，应以黄耀均提供的《具结书》为准。为此，黄耀均提供了《具结书》（复印件）作为证据。该《具结书》显示由黄伙根、黄永洪、黄耀均、黄银好、黄某于1999年6月25日签署，并加盖了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渔民新村管理委员会字样的印章，内容为渔民新村29号房屋总建筑面积218.6552平方米，该房屋因征地拆迁需要，按政策申报面积218.6532平方米，现经全家人研究决定回迁安置162.16平方米，其余56.5932平方米以4000元/平方米作弃产处理，由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支付房屋弃产金额226373元。黄伙根、黄银好、黄永洪认为上述《具结书》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对该《具结书》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认为黄伙根、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之间的纠纷与其无关。
黄伙根认为1999年12月24日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签名位置原来有黄伙根签名后由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单方删除掉。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认为《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签名位置原来有黄伙根签名后被涂改掉，但并不清楚由谁涂改。黄耀均确认上述《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真实性，但又主张其并没有签署该协议书，经本院告知后其坚持不申请对该协议书上“黄耀均”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
关于为何就渔民新村29号房屋的拆迁安置问题，先由黄伙根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于1999年6月25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又于同日双方签订了《广州市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补充协议书》，其后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又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于1999年12月24日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问题。黄伙根、黄永洪、黄银好表示其对具体原因不清楚，当时其已经向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提出需要分开三户进行签定协议，但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要求一并签定协议，其是应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的要求签订上述各份协议；黄伙根也不清楚为何《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仅由黄伙根一人签名，但《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中却登记房屋产权人为黄伙根、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也不清楚1999年12月24日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签名人员黄伙根的名字被何人所涂改。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认为1999年6月25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目的在于黄伙根选定回迁房屋具体房形，而同日签订《广州市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补充协议书》的目的则是在于黄伙根选择货币补偿的拆迁方式；1999年12月24日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目的在于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确认选择的回迁房屋地址及房型，当时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在该协议书中确定对三套回迁房屋为共同共有。黄耀均表示拆迁期间是由黄伙根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串通侵吞其房产，其对协议的内容均不清楚，黄伙根只是告知其回迁房屋以共有形式登记。另，对于各方实际履行何协议或各协议均实际履行的问题，黄伙根、黄银好、黄永洪表示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没有按照拆迁文件的要求与各方分别签订拆迁协议，导致后续出现各种纠纷，但具体履行何协议其不清楚。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表示认为上述所有协议并没有冲突，都是实际履行的，而且其已经把回迁的三套房屋交付使用。黄耀均表示对各份协议履行情况不清楚。
黄伙根、黄永洪、黄银好表示在收到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办理房产证的通知后，其多次要求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按照回迁房屋的使用情况分别办理房产证，即将304房过户给黄银好一人，将204房过户给黄永洪一人，将902房过户给黄耀均一人，但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告知其需要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办理三套房屋的析产公证书才同意按上述方式办理。黄耀均表示不同意按照上述三套房屋的分割方式办理房产证，其一直坚持认为三套房屋为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共有，所以要办理三人共有三套房屋的房产证。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则表示由于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无法达成对三套回迁房屋的产权分配协议，所以其无法协助三人办理三套房屋的房产证。
关于204房、304房、902房的权属及渔民新村29号房屋的权属、拆迁补偿协议情况等问题，本院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调查。该局函复称204房、304房、902房涉及项目部分房屋已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名义以2004登记字72605号案办理了初始登记，204、304房即为猎德村东L区C幢204、304房，902房即为猎德村东L区B幢902房，暂无上述三房查封信息和转移、抵押登记信息；渔民新村29号已以黄伙根、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的名义以稳字51260号案办理产权登记，暂无查封信息和抵押登记信息；渔民新村29号建筑面积218.6532平方米，根据全部共有人的约定，黄伙根占有56.5932平方米，选择货币补偿，按4000元/平方米计算；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三人共有162.0600平方米，选择异地产权调换，产权调换房屋为天河区猎德村东L区C幢204、304房、B幢902房；1999年6月25日，黄伙根领取补偿费金额226373元，并在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办理了备案手续；1999年12月24日，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并在广州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办理了备案手续。另，根据该局复函所附的《发、领征用私房补偿费通知（收据）》显示，黄伙根已于1999年6月25日领取了渔民新村29号房屋征用面积56.5932平方米的房屋补偿费226373元。该局复函所附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与上述查明事实中的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于1999年12月24日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一致。
另，关于黄伙根的起诉，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其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已另行作出（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56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黄伙根的起诉。故本案中仅对第三人黄耀均提出的独立诉讼请求进行审处。
本院认为：关于渔民新村29号房屋的拆迁安置问题，先由黄伙根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广州市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补充协议书》，其后由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各方对双方之间的实际履行的协议存在不同意见，并就回迁房屋的过户登记问题产生纠纷，本案须对上述各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审处并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
首先，关于就渔民新村29号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各方所实际履行何份协议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渔民新村29号房屋是登记为黄伙根、黄永洪、黄银好、黄耀均四人共同共有的房产，建筑面积为218.6532平方米；其中黄伙根选择了对其中的56.5932平方米房屋面积弃产补偿，其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为此签订了《广州市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且黄伙根已实际上领取了弃产的补偿款226373元。对于渔民新村29号房屋剩余面积162.06平方米，则由其他共有人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选择异地产权调换，即由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将204房、304房、902房产权调换给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双方为此签订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且实际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已于2001年将回迁安置的204房、304房、902房交付给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使用至今。综合上述事实，本院确认关于渔民新村29号房屋的拆迁安置事宜，作为该房屋共有人的黄伙根、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之间已进行了分割，由黄伙根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就其中的56.5932平方米房屋面积签订并履行《广州市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而对于剩余的162.06平方米房屋面积，则由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共同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并履行《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鉴于上述情况，且黄伙根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的《广州市天河区科甲涌渔民新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完毕，因此黄伙根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本院依法驳回，在此不予赘述。
其次，关于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共同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履行问题。根据该协议书约定，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将其所有的渔民新村29号房屋的162.06平方米交付给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拆除，而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将204房、304房、902房用作拆除渔民新村29号房屋的产权调换；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应于2002年1月31日前将上述三房屋交付给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并会同三人向房地产登记部门办理产权登记和领取房地产所有权证手续。另，该协议已约定了渔民新村29号房屋的162.06平方米房屋面积办理产权调换手续后属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三人共有。因此，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应协助将204房、304房、902房均过户登记至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三人名下。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已多次通知回迁户办理房地产权证手续，但由于黄永洪、黄银好要求将204房过户登记至黄永洪一人名下，将304房过户登记至黄银好一人名下，将902房过户登记至黄耀均一人名下，而黄耀均则坚持将三套房屋均登记在三人共有名下，双方存在纠纷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导致上述三套房屋至今未办妥过户登记手续。由于《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已明确约定上述三套房屋属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三人共有，现黄耀均提起独立诉讼请求，要求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协助将204房、304房、902房过户登记至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三人共有，该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协助第三人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办理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9号204房、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9号304房、广州市天河区海清路15号902房的房地产过户登记手续，将上述房产过户登记至第三人黄耀均、黄永洪、黄银好共有名下。
本案第三人独立诉讼请求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双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伟雄
代理审判员 廖雅婧
人民陪审员 曾霓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何嘉杰
陈秋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