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三法民一初字第245号
原告杜明成，男，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现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公民身份号码：×××171X。
委托代理人俞璇，广东华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永真，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公民身份号码：×××313X。
委托代理人陈渝，广东信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明成诉被告何永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何永添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5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开庭时，原告杜明成及其委托代理人俞璇、被告何永真的委托代理人陈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明成诉称：自2008年4月以来，原告一直租用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伏户流溪村（以下简称流溪村）土地承包者的鱼塘边上土地，自盖猪棚500多平方米养猪。2011年开始，该土地改为由何永真承租。从2011年起，原告即向被告何永真交纳每年3000元的地租至今。2013年，上述土地及地上物被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云东海街道）征收，按征收的补偿标准，猪棚每平方米可获100元左右的补偿款。此款本应该由征收单位直接与原告协商，并直接将补偿款支付给原告。但由于被告故意隐瞒了事实，致使征收单位将应支付给原告的补偿款支付给了被告，令原告应得的43228元补偿款项（详见《资产评估明细表》），被被告不当收取，此款虽经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但被告一直都以种种藉口推搪，或不承认事实，至今不支付分文给原告，造成原告重大的经济损失。现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何永真立即归还其不当收取的征收补偿款43228元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何永真辩称：一、被告收取鱼塘征收款是根据被告与鱼塘所在的伏户村委会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有合法根据。被告于2011年2月1日起承包流溪村的鱼塘格口用于水产养殖，双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集体发展和建设需要征用、占用和使用，乙方应服从。鱼塘土地补偿款及劳力安置费归甲方，青苗补偿款甲、乙双方各占50%，附着物补偿款头五年归乙方，后五年甲方占30%，乙方占70%，当年的承包款按实际承包天数计算，鱼塘被征用后，双方可解除合同。”鱼塘是在2014年4月16日被征收的，离被告承包鱼塘时间不足五年，因此，根据双方合同约定，鱼塘格口附着物（包括鱼塘四周土地上所建棚舍及设备）征收款归被告所有。二、塘基上，非被告承包后自建的附着物，均为伏户村委会所有，村委会有权对其进行处分。鱼塘格口在被告承包前，是由同村村民邓广才承包的，承包期限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0日止，根据邓广才与村委会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未或期满，乙方（邓广才）修建的鱼塘基础在期满后不能拆除，修建的棚舍在承包期满后要立即拆除，不拆除的归甲方（伏户村委会）所有。”因此，所有邓广才未拆除的附着物，包括塘基上的猪棚，在2010年12月30日之后，归伏户村委会所有。伏户村委会有权对其进行处分。三、原告没有追索附着物猪棚等征收款的权利。（一）猪棚不是原告承租塘基后修建的。即使猪棚真是原告修建的，但在邓广才承包合同到期后，该猪棚的所有权也从原告或邓广才变至伏户村委会名下。原告没有追索征收款的权利。原告没有承租塘基。鱼塘与塘基是一个不可侵害的整体，不可能分开出租。从与伏户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看，2008年至2010年鱼塘的承包人是邓广才，2011年至2014年鱼塘的承包人是被告，没有原告。而且根据承包合同条款约定：“如果承包人需要转包的，必须征得伏户村委会同意。”鉴于原告不是本村村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还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才有效。因此，原告没有也不可能承租塘基。既然没有承租关系，那猪棚一定不是原告承租塘基后修建的。退一步讲，假如猪棚真是原告在2008年4月修建，那也是在邓广才承包鱼塘期限内，受邓广才与伏户村委会之间的承包合同条款限制。当2010年12月30日邓广才的承包期限届满时，该猪棚也在应当拆除的范围内。由于原告或邓广才没有及时拆除，根据合同约定，猪棚等附着物所有权也从原告或邓广才变到伏户村委会名下。原告没有追索征收款的权利。（二）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即使原、被告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也不影响被告收取猪棚等附着物的征收款，更不能成为原告向被告追索征收款的理由。被告在2011年2月承包鱼塘格口时，原告已经在使用鱼塘塘基。被告曾多次叫原告让出塘基，但原告一直不走。考虑到原告养的猪尿对鱼苗的生长有好处，被告也就听之任之。2011年4月，被告发现原告所养的猪的头数远远超过鱼塘所能承受的头数（猪尿过多导致鱼塘酸性过大，不利于鱼苗的存活与饲养），被告要求原告支付一定费用购买药剂，用以降低鱼塘的酸度。原告付费时要求被告出具收条，被告按原告意思出具了地租收条。之后，被告没有收取过原告的任何费用。因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退一步而言，即使原、被告之间真如原告所称存在租赁关系，但这租赁关系也开始于被告承包起始日2011年2月1日之后，而猪棚等附着物在2011年2月1日之前已经存在。猪棚等附着物的所有权自然不受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关系所约束，原告不能以原、被告之间存在租赁关系而限制被告收取猪棚等附着物的征收款，更不能以此要求被告将已收的征收款转至自己名下。四、将猪棚等附着物的征收款确定为43228元，没有相关依据。被告收取的征收款包括鱼塘中所有的设备设施，不只是猪棚，在相关部门没有对征收款进行具体划分之前，就称猪棚征收款确定为43228元是没有依据的。综上所述，猪棚等附着物的所有权为伏户村委会所有，原告根据与村委会的承包合同收取征收款合法有据，原告没有要求被告归还征收款的权利与理由，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8年，邓广才与流溪村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一份，由邓广才承包流溪村土名为“格口”的鱼塘，承包期从2008年农历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0日止。合同约定：“承包期未或期满，乙方（邓广才）修建的鱼塘基础（如石料、木桩、沙包等固定物）在承包期满后不能拆除，修建的棚舍在承包期满后要立即拆除，不拆除的归甲方（流溪村）所有，塘基上的一切果树种植后不能砍伐，并归甲方所有；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集体发展和建设需要征用、占用和使用，乙方应服从。鱼塘土地补偿款及劳力安置费归甲方，青苗补偿款及附着物补偿款（按合同所定面积计算）由甲、乙双方各占50%，当年的承包款按实际承包天数计算，鱼塘被征用后，双方可解除合同。”其后，原告经邓广才的允许，聘请谯江志在塘基上搭建棚舍养殖猪只。邓广才承包期满后，对于原告搭建的棚舍，流溪村并没有按合同的约定向原告主张权利，原告也没有拆除棚舍。2011年，被告与流溪村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一份，约定“格口”鱼塘由被告承包，面积共36亩，承包期自2011年2月1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止，十年总承包款为580500元，合同中关于承包期满后地上附着物的处理的约定与邓广才承包合同的相关条款作了相同约定。另被告于2009年2月16日与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伏户村委会流溪村股份合同社签订《鱼塘承包和改造合同书》，由被告承包流溪村股份合作社土名为“沙洲”的鱼塘，并自费改造成高标准鱼塘，承包期由2009年3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日止。被告承包期内，原告一直使用原来的棚舍进行养猪。2011年4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注明“今收杜明成交来地租叁仟元正”。2014年4月16日，被告与云东海街道签订《地上物补偿协议》，因征用被告承包的“格口”（土名）鱼塘所属的56.84亩土地，约定补偿被告570297元，其中地上建（构）筑物及生产、生活设施补偿328061元，种植物补偿8646元，养殖物补偿233590元。同日，被告与云东海街道又签订《地上物补偿协议》，因征用被告承包的“沙洲”（土名）鱼塘所属的22.27亩土地，约定补偿被告374761元，其中地上建（构）筑物及生产、生活设施补偿154788元，种植物补偿12528元，养殖物补偿207445元。2014年4月30日，佛山市三水区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向被告支付了补偿款945058元。原告认为被告收取了本应属原告所有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多次与被告协商及向云东海街道相关部门反映，在诉求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原告诉至本院。
诉讼中，本院对案涉棚舍进行现场勘查，拍摄了部分照片。经查，原告所主张的棚舍分为猪棚、人棚、停三轮车及煮潲水棚，均连成一体，长度约有50米，棚舍距最近的村舍约有160米的距离（含棚舍长度），现场未发现有水泵、水井、铁灶、铜芯线等物品，棚舍离“沙洲”鱼塘尚有一段距离。另本院向云东海街道征地办调取资产评估报告两份，分别对应“格口”鱼塘（56.84亩）及“沙洲”鱼塘（22.7亩）。原告主张属其财产的地上附着物有：停三轮车及煮潲水棚（对应56.84亩地块报告中的F5建筑物），评估价值3614元；猪棚、人棚（对应56.84亩地块报告中的F6建筑物），评估价值30827元；猪棚（对应56.84亩地块报告中的F11建筑物），评估价值3367元；养鸡棚（对应56.84亩地块报告中的F12建筑物），评估价值740元；自来水管评估价值2000元（对应22.7亩地块报告中序号为12的财物，原告认为双方各占一半）；自打水井评估价值1000元（对应22.7亩地块报告中序号为16的财物）；铜芯线评估价值990元（对应56.84亩地块报告中序号为25的财物）；大铁灶一个价值400元（对应56.84亩地块报告中序号为33财物，价值原告自估）；水泵两个价值300元（对应56.84亩地块报告中序号为37的财物，价值原告自估）。
以上事实有《合同》复印件一份、《收条》复印件一份、情况反映报告复印件一份、关于杜明成反映补偿款问题的信访答复复印件一份、《协助调查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二份、《资产评估明细表》复印件二份、《银行转账清单》、《银行转账流水单》六份、照片八张、鱼塘承包合同三份、谯江志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照片六张、资产评估报告二份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材料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侵权责任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因此厘清案涉的棚舍及物品的所有权人是处理本案的关键。本案中原告经证人证实，案涉的棚舍由原告搭建，并且在邓广才及被告承包期内一直由原告使用饲养猪只，期间没有任何人对棚舍主张所有权，因此本院确认案涉的棚舍及部分原告因饲养猪只使用的物品属原告所有。虽然，邓广才与流溪村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修建的棚舍在承包期满后要立即拆除，不拆除的归流溪村所有。该约定在被告与流溪村股份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中也同样出现，可见该条款为一格式合同条款。邓广才在承包“格口”鱼塘后，允许原告使用其塘基搭建棚舍饲养猪只，及至被告的后来承包，被告以每年收取3000元的租金作为原告继续使用塘基的代价，原告与被告及邓广才之间虽没有签订转租的合同，但双方的行为已表明被告及邓广才已将塘基转租给原告使用。流溪村作为发包方，在原告使用塘基实际耕作经营一年以上，未表示不同意，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视为发包方同意，该转租行为有效。被告虽否认将塘基转租给原告，并认为收取的3000元是为消除因原告饲养猪只对被告鱼塘造成影响的补偿款。但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条看，款项的用途是支付“地租”，并非购买药剂，被告也没有提供购买药剂以降低鱼塘水质酸度的证据，而实际上原告饲养的规模也不大，因此被告关于该3000元租金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邓广才与流溪村关于承包期满后地上附着权属的约定，只能约束属于邓广才的财产，不能约束转租后原告自行搭建的棚舍，涉案的地上附着物仍属原告所有。被告辩称案涉的地上附着物已属流溪村所有，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已通过高承包价格的方式取得这些棚舍的所有权。但被告与流溪村签订承包合同时并无约定涉案的棚舍已属被告所有，同时被告承包鱼塘的面积远大于邓广才承包的鱼塘面积，加上物价上涨的因素，被告支付的承包款远高于邓广才的承包价格是合理现象，被告支付高承包款并不能证明案涉棚舍已属其所有。既然案涉地上附着物仍属原告所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该附着物的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现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对于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地上附着物的范围及返还数额，经本院现场勘查并比对评估报告相关描述，原告主张停三轮车及煮潲水棚（F5建筑物）、猪棚（F11建筑物）、养鸡棚（F12建筑物）与现场勘查的棚舍相距甚远，地貌外形与原告陈述也不一致，难以确定上述棚舍属原告所有，故此原告主张上述棚舍的补偿款7721元，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猪棚、人棚，属本院现场勘查部分，现尚在原告的掌握当中，符合评估报告中F6建筑物的相关描述，与原告提供的照片也一致，本院确认猪棚、人棚属原告所有，经评估这些棚舍的补偿款为30827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物品，由于现场勘查时并无发现水泵、水井等物品存在，原告主张水泵、水井的补偿款1300元，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自来水管、铜芯线及大铁灶等物品，虽然无现场发现，但属原告饲养猪只时必须使用物品，本院确认原告经营时存在上述物品，由此而产生的补偿款，被告需向原告返还。根据现场勘查，并参考评估报告的结论，本院酌定自来水管、铜芯线、大铁灶的补偿款分别为1600元、300元及300元。综上被告需返还的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总额为33027元。被告辩称自来水管及铜芯线均由其安装好后交付原告使用，该辩解与实际情况及常理并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何永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杜明成地上附着物补偿款33027元；
二、驳回原告杜明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即440元，由原告负担100元，由被告负担3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永添
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莫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