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子县人民法院
p t ” >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晋0428行初53号
原告郭建卫，男，1978年5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治县。
委托代理人张标志，山西隆德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晋京，山西隆德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长治县迎宾街73号。
法定代表人白海东，职务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赵子静，长治县公安局督查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闫俊兵，长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队长助
理。
原�郭建卫因要求确认被告长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交警大队）于2015年5月3日扣押原告车辆违法，于2017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晋0428行初2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郭建卫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5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04行终126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2017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2017）晋0428行初6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交警大队超期扣押原告车辆18个月15天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后被告交警大队不服，上诉至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7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4行终4号行政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建卫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标志、陈晋京，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赵子静、闫俊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交警大队于2015年5月３日作出编号１４０４２１３００００６８９３２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因宋树卫驾驶×××重型货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大队扣留了事故车辆。
原告郭建卫诉称，原告系×××“东风”牌重型自卸货车车主，挂靠在�西省长治县金益恒工贸有限公司名下。2015年5月1日，原告雇佣司机宋树卫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告未出示任何扣押手续，将原告的车辆扣押。被告将车辆鉴定后，直至2016年12月18日才将原告的车辆放行。原告认为，被告虽有对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进行扣押的权力，但应依法向原告出具扣押清单，并在对事故车辆进行鉴定和检测后，放行车辆。而被告扣押原告车辆长达1年7个月，其扣车行为违法。据此原告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扣押原告×××号“东风”牌重型自卸货车行为违法。
原告郭建卫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证明各一份，证明×××号“东风”牌重型自卸货车证件记载的所有人是长治县金益恒工贸有限公司。
２、长治县金益恒工贸有限公司证明一份，证明郭建卫是×××号“东风”牌重型自卸货车的车主，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起该车辆挂靠在长治县金益恒工贸有限公司。
３、长治县人民法院（2016）晋0421刑初5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７）晋04刑终３５６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判决书查明原告是肇事车辆×××货车的车主。
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认定书查明车辆所有人是长治县金益恒工贸有限公司。
５、山西顺通司法鉴定所交通事故车辆技术状况司法鉴
定检验报告书、长治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各一份，证明2015年5月７日、5月14日鉴定机构分别对原告的车辆进行了鉴定、检验。
被告交警大队辩称，2015年5月1日20时许，宋树卫驾驶×××“东风”牌重型自卸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5月２日发现肇事车辆，5月3日被告对宋树卫下达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其驾驶的×××车辆。被告对车辆进行相关鉴定和检测后，作出了长县公交认字（2015）第0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宋树卫承担事故全部责任。2015年7月1日民警向宋树卫送达认定书时，口头通知宋树卫提供担保后将车辆开走，但宋树卫没有提供担保，也没有去开车，被告对车辆进行了暂时保管。2015年8月5日，因宋树卫涉嫌交通肇事罪，启动了刑事侦查程序，涉案车辆转化为刑事案件证据。综上，被告扣留原告的车辆不存在违法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交警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１、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一份，证明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进行了立案登记。
２、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证一份，证明被告２０１５年５月３日对宋树卫下达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将其驾驶的肇事车辆×××重型货车扣留。
３、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送达回证一份，证明交通事故中宋树卫负全部责任。
４、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起诉意见书各一份，证明2015年８月３日对宋树卫交通肇事进行刑事立案，１０月１２日长治县公安局向检察院作出起诉意见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３无异议；对证据１、４，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２，原告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是给宋树卫下达的，并非给车主原告下达。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１、３、４无异议；对证据２，被告认为证明没有自然人的签字，证据形式不合法；对证据５，被告认为只能说明出具鉴定文书的时间，不能证明收集证据所需的时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9日，×××“东风”牌
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长治县金益恒工贸有限公司名下，原告郭建卫系实际车主。宋树卫系原告郭建卫的雇佣司机。2015年5月1日２０时４４分许，宋树卫驾驶该车沿长治县荫西旅游公路行驶至久安煤业路段时，将倒卧在路面的赵军碾压，事故发生后，宋树卫驾车离开现场，赵军当场死亡。2015年5月3日被告交警大队给宋树卫下达《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依法将肇事车辆扣留。2015年5月7日山西顺通司法鉴定所作出了交通事故车辆技术状况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同年5月14日长治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长01）公鉴（物证）字[2015]0182号鉴定书。2015年6月29日被告作出了长县公交认字（2015）第0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同年7月1日向宋树卫送达。2015年８月３日长治县公安局对宋树卫涉嫌交通肇事罪刑事立案。2016年12月18日被告将肇事车辆放行给原告。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的规定，被告有对交通事故进行处理，为了收集证据，可以扣留事故车辆的法定职责。根据《山西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担保规定》第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后，当事人之间未能达成损害赔偿协议的，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未提供有效担保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依据《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暂时保管有赔偿责任的事故车辆。”，第四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保管事故车辆的期限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之日起计算。”、第二款“保管事故车辆不超过30日。一方申请复核或案情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的规定，因原告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未达成协议，被告有暂时保管的职责，但保管的时间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之日起�不得超过30日；被告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应当从2015年6月29日起30日内放行事故车辆，即应当在2015年7月28日前放行事故车辆，但被告直至2016年12月18日将肇事车辆放行，已造成超期保管车辆。故被告在接警后，为了收集证据，将原告的肇事车辆扣留，于法有据；之后因当事人之间未能就损害赔偿达成协议，被告将肇事车辆暂时保管，也不违法；但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30日后，被告继续保管原告的事故车辆，于法无据，其行为属滥用职权。原告诉称被告扣留其车辆时，没有给其本人下达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程序违法的辩解，因被告给肇事司机下达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然后将肇事车辆扣留，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诉称被告应当在作出检验、鉴定后放行车辆的辩解，因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机动车行驶证以及扣押的物品”的规定和《山西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担保规定》的有关规定并不冲突，在交通事故中没有发生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事故车辆应当在检验、鉴定后放行；如发生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事故车辆应当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后放行，故原告的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曾口头通知当事人将车辆开走，但无证据证实，原告当庭不予认可，被告的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扣留原告车辆的行为，刑事立案后，已由行政强制措施转化为刑事强制措施的辩解，因被告扣留肇事车辆的目的是为了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时，对车辆进行检验、鉴定，并非交通肇事罪的涉案证据，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转化的有关法律文书，此行为属于行政�制措施，不存在由行政强制措施转化为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为，被告的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超期保管原告车辆的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原告请求确认被告超期扣留原告车辆违法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长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超期扣留原告郭建卫车辆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长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韩宏伟
人民陪审员秦素玲
人民陪审员白小灵
二0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张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