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闽01刑终162号原公诉机关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彭宣允，男，1977年12月12日出生，文化程度高中，无业，住台湾地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戴志勇，男，1965年6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清新县，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无业，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清新县）。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志诚，男，1965年7月21日出生，文化程度初中，无业，住台湾地区云林县。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聪吉，男，1980年6月25日出生，文化程度高中，无业，住台湾地区云林县。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柯铭，男，1960年8月14日出生，文化程度初中，无业，住台湾地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吉成，男，1968年1月30日出生，文化程度高中，无业，住台湾地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启远，男，1973年1月20日出生，文化程度大专，无业，住台湾地区彰化县。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进鸿，男，1978年10月15日出生，文化程度初中，无业，住台湾地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蔡建延，男，1976年4月5日出生，文化程度大学肄业，无业，住台湾地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龙，男，1970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竹溪县，汉族，文化程度小学，无业，住湖北市竹溪县。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许元瞬，男，1974年7月21日出生，文化程度初中，无业，住台湾地区台南县。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林振昌，男，1970年11月1日出生，文化程度初中，无业，住台湾地区花莲县。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0日被长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14日经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长乐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乐市看守所。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审理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彭宣允、戴志勇、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许启远、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犯诈骗罪一案，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闽0182刑初39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彭宣允、戴志勇、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许启远、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过阅卷，审阅上诉状，提审了各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5年10月初，被告人彭宣允、戴志勇伙同他人经事先商量，在厦门市海沧区天湖城小区滨湖一里16座1006室设立窝点，并先后纠集多人向台湾地区大量中华电信用户实施诈骗，形成以被告人彭宣允、戴志勇为组织、管理者，以被告人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林振昌等人为一般参与者的电信诈骗犯罪组织。诈骗方法：“射手”通知网络向大量用户群发语音包，各级接线员再分别冒充“一线”客服人员、“二线”警察、“三线”检察官，逐级诱骗被害人将钱款转存到指定银行帐户。诈骗成功后，由具体参与实施诈骗的“射手”、“二线”、“三线”按比例抽成，另外按比例抽取诈骗所得用于窝点所有人员均分。其中，被告人戴志勇为该诈骗窝点负责人，具体从事“三线”工作；被告人彭宣允负责日常事务，同时客串“射手”或“二线”警察队长角色；被告人张志诚于2015年10月初参与该组织并负责“射手”工作，若干日后离开，又于2015年11月20日再次参与；被告人柯铭、许吉成、黄聪吉分别于2015年10月5日、11月4日、12月3日参与该诈骗组织，均扮演“二线”警察角色；被告人林振昌于2015年10月初至12月3日间，在该组织从事“二线”工作。该组织从事电信诈骗活动期间，2015年12月7日，被告人张志诚、黄聪吉、戴志勇三人合作，分别充当“射手”、警察、检察官，骗得一被害人台币50万元。被告人戴志勇、彭宣允、柯铭、林振昌参与期间，该组织接听并回拨被害人电话超过1000人次，被告人张志诚、许吉成参与期间，该组织接听并回拨被害人电话超过500人次，被告人黄聪吉参与期间，该组织接听并回拨被害人电话计119人次。2015年11月16日，被告人彭宣允、许启远伙同他人经事先商量，在厦门市海沧区天湖诚小区滨湖一里2号3梯2009室内另外设立窝点，并先后纠集多人使用同样方法向台湾地区大量中华电信用户实施诈骗，形成以被告人彭宣允、许启远为组织、管理者，以被告人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等人为一般参与者的电信诈骗犯罪组织。其中，被告人许启远为该诈骗窝点负责人，并具体从事“三线”工作；被告人彭宣允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并偶尔充当“射手”角色；被告人周进鸿、蔡建延、许元瞬均从事“二线”工作；上述五人均全程参与该组织，期间，该组织通过网络群呼平台以发送语音包方式向用户拨打诈骗电话共计21××4次。被告人陈龙于2015年11月30日参与该组织并从事“三线”工作，期间，该组织以前述方法拨打诈骗电话共计14××2次。被告人林振昌于2015年12月4日参与该组织并从事“二线”工作，期间，该组织以前述方法拨打诈骗电话共计7509次。该组织从事电信诈骗活动期间，被告人周进鸿、许元瞬、许启远三人合作，分别冒充警察、警察队长、检察官，骗得一被害人台币16万元；被告人蔡建延、许启远等人合作，分别冒充警察、检察官，骗得一被害人台币19万元；12月3日左右，被告人周进鸿、许启远、陈龙等人合作，分别冒充警察、警察队长、检察官，骗得一被害人台币100万元。2015年12月9日，公安机关先后查获上述两处电信诈骗犯罪组织，抓获被告人12名，扣押现金人民币105690元及作案工具手机29部、笔记本电脑2部、对讲机4部、手机充值卡77张、无线网卡1张、三星打印机1台、U盘1个、诈骗教材等物品。原审认定上述事实，被告人戴志勇、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许启远、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在原审庭审中均无异议，且有经原审庭审质证的证人沈某、曹某、陈某、王某的证言，辨认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及赃物、作案工具照片，实施电信诈骗纸质教材，房屋租赁合同，通话详单，作案手机通话清单统计表，发送语音包条数日统计表，新台币与人民币兑换汇率表，福建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检验报告，电子数据，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指定管辖材料，抓获经过以及户籍证明、身份证、护照、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被告人戴志勇、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许启远、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在侦讯阶段的供述等证据证实。原判认为，被告人彭宣允、戴志勇、许启远作为组织管理者，被告人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共同参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中被告人彭宣允参与诈骗金额185万台币，数额巨大，被告人戴志勇、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参与诈骗金额均为50万台币，数额巨大，被告人许启远、周进鸿、蔡建延、许元瞬参与诈骗金额均为135万台币，数额巨大，被告人陈龙参与诈骗金额100万台币，数额巨大，被告人林振昌参与拨打诈骗电话五千人次以上，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彭宣允、戴志勇、许启远系诈骗犯罪团伙的组织、管理者，应按犯罪团伙所犯的全部诈骗罪行处罚，被告人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按照各自参与的诈骗犯罪处罚。被告人戴志勇、张志诚、柯铭、许吉成参与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五千人次以下，有其他严重情节，未遂部分从轻处罚，被告人戴志勇、张志诚、柯铭、许吉成还参与诈骗金额50万台币，数额巨大，均应以诈骗既遂部分量刑并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彭宣允、许启远、蔡建延、许元瞬、周进鸿、陈龙参与拨打诈骗电话五千人次以上，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未遂部分减轻处罚，被告人许启远、蔡建延、许元瞬、周进鸿还参与诈骗金额135万台币，数额巨大，被告人彭宣允参与诈骗金额185万台币，数额巨大，被告人陈龙参与诈骗金额100万台币，数额巨大，均应以诈骗既遂部分量刑并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林振昌参与拨打诈骗电话五千人次以上，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减轻处罚。诈骗既遂部分，在1006室中，对于诈骗一受害人50万台币，被告人张志诚、黄聪吉、戴志勇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系主犯，被告人柯铭、许吉成分赃较少，未具体实施，系从犯；在2009室中，对于诈骗一名受害人100万台币，被告人周进鸿、许启远、陈龙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系主犯，被告人蔡建延、许元瞬分赃较少，未具体实施，系从犯；对于诈骗一名受害人16万台币，被告人周进鸿、许元瞬、许启远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系主犯，被告人蔡建延分赃较少，未具体实施，系从犯；对于诈骗一名受害人19万台币，被告人蔡建延、许启远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系主犯，被告人许元瞬、周进鸿分赃较少，未具体实施，系从犯；被告人林振昌在其参与期间，均未诈骗得逞，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对于从犯，相应犯罪部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戴志勇、张志诚、柯铭、许吉成、黄聪吉、彭宣允、许启远、许元瞬、蔡建延、周进鸿、陈龙、林振昌通过拨打电话对不特定人实施诈骗，从重处罚；被告人戴志勇、张志诚、柯铭、许吉成、黄聪吉、许启远、许元瞬、蔡建延、周进鸿、陈龙、林振昌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被告人彭宣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戴志勇、许启远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张志诚、柯铭、许吉成、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黄聪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林振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彭宣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被告人戴志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三、被告人张志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四、被告人黄聪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五、被告人柯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六、被告人许吉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七、被告人许启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八、被告人周进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九、被告人蔡建延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十、被告人陈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十一、被告人许元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十二、被告人林振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十三、扣押于长乐市公安局的作案工具手机二十九部、笔记本电脑二部、对讲机四部、手机充值卡七十七张、无线网卡一个、三星打印机一台、U盘一个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十四、扣押于长乐市公安局的各被告人的犯罪所得人民币十万零五千六百九十元返还被害人；继续各被告人的犯罪所得返还被害人。上诉人彭宣允的上诉理由是，他并非原判认定的组织、管理者，他只是介绍戴志勇与出资者“小唐”相约详谈，他虽在场，但对戴志勇与出资者小唐之间达成合意并没有决定权或否定权，更没有召集人手的能力；对于戴志勇负责的窝点，都是出资者“小唐”亲自到场管理，他仅有帮另一出资者“小天”转交充值卡、电话卡以及日常开销的钱给窝点负责人，其并没有经常参与，且参与时都未诈骗得手过；许启远负责窝点日常开销的钱，他亦是按出资者的安排由他转交给许启远，由许启远安排，并非由他发放；本案证据不能证实其系组织管理者，他只是一般参与者，依法应认定为从犯。原判认定二个诈骗窝点拨打、接听被害人电话人次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发送语音包的数据不能作为认定拨打被害人电话人次的依据，只能作为发送诈骗信息论，且语音包数据与实际发送的数据存在错误的可能性极大，以语音包的数据来认定拨打诈骗电话人次不妥，同时语音平台的服务器是在香港，发送区域为台湾地区，实施者亦为台湾籍，并未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证据不能排除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链证实原判认定其的犯罪事实。原判对其处罚不符合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量刑明显不当。上诉人戴志勇的上诉理由是，本案程序违法，长乐市公安局对本案不具有侦查权，原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的言词证据不能排除诱供、逼供，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且本案没有被害人的指控和证明，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他是被他人利用、指使参与本案，并不是原判认定的组织、管理者，原判错误；其被扣押现金中的39000元系与本案无关的其合法财产，非犯罪所得，依法应返还给他。上诉人张志诚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本案中未直接与被害人接触，非主要角色，到案后已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原判对其量刑太重，请求对其从轻、减轻处罚。上诉人黄聪吉的上诉理由是，他并非在2015年12月3日加入该诈骗组织，其只参与三天且在第三天即被抓，其在该组织中还处于学习阶段，在整个诈骗过程中只能是起辅助作用，原判对其量刑太重。上诉人柯铭的上诉理由是，其在本案中只是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又系初犯，且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原判对其量刑重，其年老多病，请求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许吉成的上诉理由是，原判认定其参与诈骗50万台币错误，其既没有参与该起诈骗，也没有参与抽成，本案证据也不能证实其有参与该起诈骗；其在参与该组织期间，没有成功骗取被害人的财物，也无与其他人共同实施诈骗行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许启远的上诉理由是，原判在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的诈骗数额，证据不足；本案犯罪行为地、犯罪结果地及被害人均在台湾，因此，原审法院无管辖权。其在本案中只是属从属地位，原判对其量刑明显偏重。上诉人周进鸿的上诉理由是，依据其所在诈骗窝点实施诈骗行为的时间，原判以通过网络群呼平台发送的语音包从而认定向用户拨打诈骗电话共计21××4次，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刚加入该组织，尚在学习阶段，经验不足，故才会将被害人的电话转接给同伙，在诈骗成功后，其他人抽成百分之十，而其只抽成百分之五，因此，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以从犯论处，原判对其量刑太重，依法应对其从轻、减轻处罚。上诉人蔡建延的上诉理由是，其在该组织中处于“二线”，参与拨打被害人的电话不到200次，其没有参与通过网络发送语音包，其依法不应承担该部分的罪责；诈骗被害人16万元台币之行为系以彭宣允、许启远为组织、领导者，周进鸿、许元瞬、许启远具体实施的，他没有参与，其虽然分的0.3%的钱，但该钱系生活补贴，不能认定其共同参与；诈骗另一被害人19万元台币，也是彭宣允、许启远组织、领导，他只是一般参与者，应当认定其为从犯；原判对其量刑重。上诉人陈龙的上诉理由是，其妻子手术后遗症需要巨大医疗费，因其无经济能力，向彭宣允借款，在彭宣允的蛊惑下迫于人情压力参与该诈骗组织，其有分得钱款，但不知是诈骗被害人的100万元台币的获利。其到案后能认罪、悔罪，请求鉴于其系从犯，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许元瞬的上诉理由是，他没有参与拨打诈骗电话5千余次，原判认定错误；他是许启远纠集进该诈骗组织的，该组织平时由许启远指挥，彭宣允和老板在负责，其系初犯，到案后能认罪、悔罪，原判对其处罚太重。上诉人林振昌的上诉理由是，他没有全程参与该诈骗组织实施的诈骗行为，其没有独立完成该组织分配的任务能力，且参与其间均未诈骗得逞，其只是一般参与者，系从犯，他到案后能认罪、悔罪，原判对其处罚重。本院二审期间，各上诉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彭宣允、戴志勇、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许启远、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彭宣允、戴志勇、许启远作为组织管理者，上诉人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共同参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中上诉人彭宣允参与诈骗金额185万台币，数额巨大，上诉人戴志勇、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参与诈骗金额均为50万台币，数额巨大，上诉人许启远、周进鸿、蔡建延、许元瞬参与诈骗金额均为135万台币，数额巨大，上诉人陈龙参与诈骗金额100万台币，数额巨大，上诉人林振昌参与拨打诈骗电话五千人次以上，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彭宣允、戴志勇、许启远系诈骗犯罪集团的组织、管理者，应按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诈骗罪行处罚，上诉人张志诚、黄聪吉、柯铭、许吉成、周进鸿、蔡建延、陈龙、许元瞬、林振昌按照各自参与的诈骗犯罪处罚。上诉人戴志勇、张志诚、柯铭、许吉成参与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五千人次以下，有其他严重情节，未遂部分从轻处罚，上诉人戴志勇、张志诚、柯铭、许吉成还参与诈骗金额50万台币，数额巨大，均应以诈骗既遂部分量刑并酌情从重处罚；上诉人彭宣允、许启远、蔡建延、许元瞬、周进鸿、陈龙参与拨打诈骗电话五千人次以上，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未遂部分减轻处罚；上诉人许启远、蔡建延、许元瞬、周进鸿还参与诈骗金额135万台币，数额巨大，上诉人彭宣允参与诈骗金额185万台币，数额巨大，上诉人陈龙参与诈骗金额100万台币，数额巨大，均应以诈骗既遂部分量刑并酌情从重处罚；上诉人林振昌参与拨打诈骗电话五千人次以上，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减轻处罚。诈骗既遂部分，在1006室中，对于诈骗一名受害人50万台币，上诉人张志诚、黄聪吉、戴志勇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系主犯，上诉人柯铭、许吉成分赃较少，未具体实施，系从犯；在2009室中，对于诈骗一名受害人100万台币，上诉人周进鸿、许启远、陈龙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系主犯，上诉人蔡建延、许元瞬分赃较少，未具体实施，系从犯；对于诈骗一名受害人16万台币，上诉人周进鸿、许元瞬、许启远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系主犯，上诉人蔡建延分赃较少，未具体实施，系从犯；对于诈骗一名受害人19万台币，上诉人蔡建延、许启远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系主犯，上诉人许元瞬、周进鸿分赃较少，未具体实施，系从犯；上诉人林振昌在其参与期间，均未诈骗得逞，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对于从犯，相应犯罪部分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戴志勇、张志诚、柯铭、许吉成、黄聪吉、彭宣允、许启远、许元瞬、蔡建延、周进鸿、陈龙、林振昌通过拨打电话对不特定人实施诈骗，从重处罚；上诉人戴志勇、张志诚、柯铭、许吉成、黄聪吉、许启远、许元瞬、蔡建延、周进鸿、陈龙、林振昌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对于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经查，本案各上诉人的行为均触犯了我国刑法，长乐市公安局依指定对本案行使侦查权、长乐市人民法院依指定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本案证据来源合法且均经原审庭审质证，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案证据足以认定各上诉人的犯罪事实，亦足以认定上诉人彭宣允、戴志勇、许启远在分别组成的诈骗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均系首要分子，依法应按其组织领导的犯罪集团的全部罪行处罚；原判已认定上诉人张志诚、柯铭、许吉成、黄聪吉、许元瞬、蔡建延、周进鸿、陈龙、林振昌在诈骗组织中为一般参与者，系从犯，并依法已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原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对各上诉人予以处罚正确；原判根据各上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和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对各上诉人作出的量刑处罚适当；原判对被扣押在案的犯罪作案工具及犯罪所得依法予以没收正确。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判赔合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林 樑审 判 员  傅立新审 判 员  高怀宝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李 颖书 记 员  郑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