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京01民终48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丽，女，1977年10月2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王伟，北京市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雷，男，1980年3月1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崔鸿强，北京市安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明丽因与被上诉人于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383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明丽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伟、被上诉人于雷及其委托代理人崔鸿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明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之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没有调取到关键证据，造成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二审法院应当调取相关证据以还原事实真相。本案的起因是于雷为了取得北京厚德智业品牌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德智业公司）的控制权，以“介绍客户”为由，蒙骗李明丽到北京文津国际酒店见面，以限制李明丽的人身自由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为要挟，使李明丽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承诺函》。同时，于雷押着李明丽到银行，由李明丽向于雷的个人账户转款40多万元，提取现金3000多元，并在限制李明丽人身自由的第二天，胁迫李明丽打电话四处借钱，又转账给于雷200余万元。据此，李明丽在于雷的胁迫下，共给付于雷2535868元。2015年2月3日，李明丽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公安分局）报案，海淀公安分局以非法拘禁罪名立案，并将涉案人员丁咚、吴娟、白洁和梁晨光拘捕归案。此后，于雷和余晓燕也向海淀公安分局投案。海淀公安分局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本案不作为刑事案件。对于李明丽遭受的损失，公安机关告知其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在一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向法院提出调取海淀公安分局关于本案情况的相关卷宗，一审法院也表示同意，但其并未调取到上述卷宗。公安机关的有关卷宗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要作用，一审法院未能调取上述卷宗，导致其认定事实出现错误。因当事人无法调取公安机关的卷宗，故申请二审法院予以调取，以查明事实真相。二、《承诺函》是李明丽在被欺诈和胁迫的情况下写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作为上述非法拘禁案件的办案单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也出具了书面证明，但一审法院对该证据并未采信。三、本案实际上是侵犯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侵权案件,但因最高法院关于案由的规定中没有相对应的案由,因此,依据法院的建议，李明丽将起诉案由写为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法院应当在考虑李明丽的诉讼请求及有关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相应的裁判，而不是因为李明丽起诉的案由有问题就裁定驳回起诉。四、就本案涉及的2535868元，李明丽又于2016年5月以于雷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了合同纠纷之诉，案号：“（2016）京0108民初16311号”，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上述《承诺函》并返还2535868元。该案正在审理之中，承办法官与本案是同一法官，其在该案中已经从海淀公安分局调取了前述的相关卷宗材料，二审法院可从一审法院调取这些材料。另，请求二审法院中止对本案的审理，待“（2016）京0108民初16311号”案审结后再处理本案。综上，判为所请。于雷辩称：同意一审裁定，请求驳回李明丽的上诉请求。李明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于雷返还254万余元并支付利息135890元（自2015年1月31日至2016年1月3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二、诉讼费由于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明丽、于雷均供职于厚德智业公司，双方因该公司之股权及款项而存在分歧。2015年1月29日下午，于雷约李明丽至北京文津国际酒店1512房间，李明丽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在《承诺函》上签字。《承诺函》的内容如下：“本人李明丽，身份证号：×××，承诺完成以下事项：一、将公司股东于雷2013年免费赠予的20%北京厚德智业品牌顾问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份以及代于雷持有的30%股份，一次性归还于雷，并配合公司办理前述股份过户手续。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二、将公司所有的、杰克.特劳特（Jack.Trout）先生授予公司的两份授权书无条件交还给公司。三、将挪用公司的款项人民币230万元（大写为贰佰三十万元整），在本承诺签订同时支付元，其余在本承诺签订后的2月4日前全部归还公司。如有迟延，则每迟延一日按日千分之六支付滞纳金。四、如本人不能全部履行上述承诺，则依法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法律责任。五、本人承诺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期间如有损害公司及员工利益的任何行为，承担全部经济责任。”《承诺函》签署当日及次日，李明丽累计向于雷的银行账户内转款2535868元。2015年2月2日，李明丽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报案，海淀公安分局以非法拘禁案件立案侦查，并于4月3日对于雷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于雷受转的银行账号亦被冻结。2015年11月4日，海淀公安分局以于雷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解除了对其的取保候审，相关案件亦被撤销。在此次刑事案件侦查期间，于雷以李明丽诈骗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大屯派出所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立案决定，现该案尚在侦查期间。本次诉讼审理期间，根据李明丽的申请，该院对于雷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进行冻结，冻结存款1923393.48元。于雷称剩余60余万元已由其提取用于支付律师费25万元及发放员工工资。该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曾向公安机关调查刑事卷宗，因涉及刑事侦查尚无法调阅。庭审中，该院曾就不当得利纠纷的法律适用进行释明，李明丽仍坚持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通过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可知，李明丽与于雷因厚德智业公司股权及款项上存在分歧，李明丽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在《承诺函》上签字，并依据《承诺函》约定，向于雷转款230万元，公安机关对于雷的非法拘禁亦以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撤案，故李明丽的转款是有相关依据的。而李明丽认为其在胁迫下或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转款的理由，需要相关证据佐证其出具《承诺函》是否符合撤销或无效的法定情形，非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目前，公安机关针对于雷报案李明丽涉嫌诈骗其700余万元的案件尚在侦查阶段，对于雷所述李明丽超出《承诺函》归还的款项亦在于雷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款项范围内，故在公安机关未作出结论前，该院不宜对李明丽超出《承诺函》归还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综上，李明丽以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款项，其诉请与该院目前调查得知的事实，均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法律关系有误，经该院释明，李明丽仍坚持其诉请，故应予驳回。裁定：驳回李明丽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2016年5月10日，李明丽以与本案相同的被告，相同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起合同纠纷的诉讼，请求撤销《承诺函》并由于雷返还2535868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于雷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并不是当然的没有法律效力，而是一种可撤销、可变更的民事行为，属于效力待定。在该行为未被撤销前，其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据此，李明丽虽然认为《承诺函》系在被欺诈和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但因《承诺函》并未被撤销，故就李明丽基于该函而给付于雷的230万元，双方之间不构成不当得利之法律关系。对于超出230万元的部分，因该笔款项涉嫌诈骗，有关公安机关已根据于雷的举报立案侦查，故对于该部分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当等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再作出认定。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款项驳回李明丽的起诉是正确的。至于李明丽上诉所称于雷构成侵权之上诉理由，因230万元的发生根据是《承诺函》，系合同之债，故其有关案由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另，对于李明丽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问题。如前所述，在《承诺函》未被撤销之前，无论于雷是否存在胁迫、欺诈行为，均不影响《承诺函》的法律效力，因此，本院调取上述证据对于本案的解决没有法律意义，故李明丽此申请，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是否中止审理的问题。虽然李明丽已就《承诺函》提起撤销之诉，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如果《承诺函》被撤销，该撤销事实即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新发生的事实，李明丽可再次提起诉讼而不构成重复起诉。据此，李明丽有关此问题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承诺函》如果被撤销，就230万元而言，李明丽存在两种请求权：其一是通过提起合同纠纷之诉主张返还；其二是再次通过不当得利之诉主张返还。但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否则，仍然构成重复起诉。综上，李明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梁志雄审判员  杨建国审判员  吴永杰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