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30民初7535号
原告：黄新，男，1958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
原告：陈宇刚，男，1986年1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
上述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平，上海市某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米洪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米洪村。
法定代表人：朱卫东，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娟，生产队联队会计。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香娟，村总帐会计。
原告黄新、陈宇刚与被告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米洪村村民委员会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新及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平，被告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米洪村村民委员会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法定代表人朱卫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香娟仅参加了第二次开�)，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新、陈宇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补发其0.4亩土地自2006年至2016年的土地流转费中少发的部分。其中被被告截留和少发部分计人民币9,007.9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父子关系，均是被告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米洪村村民委员会所属第六生产队农民。在2010年底第二轮土地承包完善时，两原告作为一户，仅得到确权土地0.4亩；该确权土地两原告没有实际取得，土地实际早就由被告流转谋利。其中2006年至2016年这几年中，被告有以“工作经费”名义截留原告土地流转费的行为，经初步测算，计人民币9,007.90元，故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请。
被告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米洪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两原告所在的第6生产队共有耕地188.58亩，1980年第一轮土地发包时，农户确权土地160.03亩，其余28.55亩为集�机动地。2010年年底崇明县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全队农民确权面积增加至184.64亩，余机动地3.94亩。截止1999年2月28日该队实际在册农业人员133人。农户新增的土地确权仅是确利，即“确权确利”。包括两原告在内的相关农户实际上未取得土地，相关土地实际已经在流转。两原告自2011年得到“确权确利”后，每年度土地流转费均于年底发放到户，不存在截留两原告土地流转费的事实。至于2006年至2010年的土地流转费，因当时两原告尚未得到0.4亩土地，即尚未取得土地承包权利，故两原告无权主张此段时间的土地流转费。而2016年度的土地流转费目前未到发放时间。故请求驳回两原告之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两原告系父子关系，属被告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米洪村村民委员会所辖之第6生产队农民，两人为一户。崇明县庙镇米洪村6生产队在1980年农村集体土地第一轮发包时，根据每户农户的实际土地耕种面积进行发包并予确权，因此出现了农户确权土地有多有少之状况。加上部分土地已经出租等原因，在生产队帐上留有28.55亩机动地。2010年年底崇明县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本可对土地承包矛盾进行适当调整，解决农户确权土地畸多畸少的问题。但该生产队没有掌握政策，把握机会，仅是将机动地按人均0.2亩进行“确利”。本案两原告便是在当时才取得0.4亩“确利”。即未实际取得土地，而是确定土地承包合同利益，相关土地早已由被告及被告领导之生产队代为流转。故本案纠纷的性质实为委托合同纠纷。自2011年开始，两原告开始享有0.4亩土地流转合同权利。在2011年至2015年这五年中，生产队于每年年底以现金方式发放，只是发放依据并非依照土地流转面积且发放标准年年有所变化。例如2011年的发放清单，所列发放依据是农民的人口数及土地面积，到了2012年以后，不但人数有所增加，土地面积也有了较大变化。被告对此解释是根据生产队队情民意。但农民承包到的土地，经过转包，其合同利益怎么可以按照队情民意随意确立，况且被告实际又拿不出队情民意的相关证据。生产队这种做法，的确影响了两原告的合同权利。
另查明，已经被流转的28.55亩机动地，流转合同的一方是生产队全体“确利”农民，另一方主体也有四家，即沪裕公司、沙石场、无为寺、顾士昌。由于原告父子这0.4亩由原机动地28.55亩之中获得，在此无法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确定其土地流转的相对方具体是哪一家，故只能根据村里从即沪裕公司、沙石场、无为寺、顾士昌四家自2011年至2015年每年流转的总收入中再核定每年每亩的土地流转收益。经查村会计帐册，2011年至2015年28.55亩机动地每年的土地流转收入分别是31,090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35,930.50元、35,687.20元、39,006.40元、39,719元。由此可知原告2011年至2015年应得的土地流转合同收入应为435.59元、503.40元、500元、546.50元、556.48元，合计人民币2,541.97元。但是生产队在2011年至2015年用于实际分配的金额却分别是34,665元、36,670元、42,908元、39,890元、39,983元，高于28.55亩机动地每年土地流转合同收入，共多出人民币12,682.90元，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五年中有下列二项合同外收入也充入这28.55亩土地流转收益分配当中。其中，一是生产队原有的收入；二是当年度生产队其他项目收入。从分配的结果来看，两原告非但0.4亩土地流转的应得收入未能发足，而且此这生产队其他收入人民币12,682.90元的分配，两原告也分文未得。碍于生产队其他收入的分配问题是本案合同外问题，不在本案处理范围，故本案中不作处理。
又查明，在崇明县庙镇米洪村，的确存在农民土地流转面积大于其土地确权面积之现象。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户与生产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其实得土地面积大于其土地承包合同面积。而订立土地流转合同时，由于丈量宽严度的把握不一致，却又产生了农民土地流转面积大于其承包土地确权面积之现象，造成了土地流转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另外，在农户土地流转给政府种公益林时，由于丈量的方式、标准不一，又出现了所谓的“升溢面积”(即公益林流转面积大于农户土地实际流转面积)。这种情况再次造成土地流转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上原有确权土地的畸多和畸少，更加重了土地流转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原告父子从2011年起，因公益林“升溢面积”产生的收益，经被告和生产队分配，原告也获得享受。由于此项收益及其分配不在原告土地流转合同之内，故本案中不作处理。
还查明，2006年至2010年期间，28.55亩土地虽然也在流转并产生土地流转收益，但包括原告父子在内的相关农户当时尚未被“确利”，即尚未取得土地承包合同权利，便不是土地流转合同的主体，其在本案中主张这块权利，因不在本案土地流转合同范围，故本案也不予支持。而2016年，因还未到年底分配时间，故本院中也不予处理。
综上，本院认为，作为生产队或村民委员会损害农民土地权益通常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在发包集体土地时，缺地农民愿意承包土地而生产队或村民委员会不提供承包土地，对于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明文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另一种情形是�产队或村民委员会损害农民在土地承包、流转或委托流转时的合同利益。本案中原告父子主张其少得土地流转费就属于此种情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村队少数干部缺乏合同意识，习惯于用行政手续对待合同委托，把自已作为委托合同、土地流转合同的主体。碍于合同外的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不属本案处理范围，本院只能在职权范围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土地承包、转包、和委托合同当事人等依法进行保护，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黄新、陈宇刚2011年至2015年0.4亩的确权土地，经流转后应得土地流转费人民币2,541.97元，扣除两原告已经分得土地流转费人民币1,756元(权且全�作为流转合同收入)，被告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米洪村村民委员会应在其6生产队土地流转收益分发帐户中补发两原告0.4亩土地流转费人民币785.97元；
二、两原告其余之诉请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5元，由被告上海市崇明县庙镇米洪村村民委员会负担(可从其6生产队帐户中列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施惠康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吴 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九条【保护承包双方合法权益】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条【保护承包权流转】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第三十四条【流转主体自主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第三十六条【流转费用及收益归属】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第五十三条【侵权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流转收益的退还】任何组织和个人擅自截留、扣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的，应当退还。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交付财产义�】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