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33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青锋（曾用名高清友），男，1983年2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詹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58号。
法定代表人冯焕培，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兵，男，1970年7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任晨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青锋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运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23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9日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宫淼担任审判长，法官龚勇超、法官张帆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青锋之委托代理人詹胜，被上诉人京运通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郭兵、任晨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京运通公司在一审中诉称：高青锋于2006年11月入职京运通公司工作，2015年4月15日至2015年4月23日期间高青锋不服从京运通公司安排拒绝工作，京运通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与高青锋解除劳动合同。京运通公司提供的日常任务单、生产工作令、录像资料等证据足以证实京运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据，故京运通公司不服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2566-2576号裁决书，提起诉讼，要求不支付高青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6346.56元，并要求高青锋承担诉讼费。
高青锋在一审中辩称：京运通公司所述与事实不符，同意仲裁结果，不同意京运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11月30日，高青锋入职京运通公司工作。2012年11月15日，双方签订自2013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约定：高青锋从事焊接工作；高青锋严重违反京运通公司的劳动纪律、员工手册或规章制度的，京运通公司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赔偿款项；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效力与合同条款等同，高青锋应自觉学习、熟悉和遵守，如有异议应及时提出并应共同协商解决的办法，否则视为认可并遵守。2015年4月23日，京运通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高青锋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与高青锋解除劳动合同。
其后，高青锋向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京运通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6900元，未休年休假工资7862元，双休日加班工资125793元，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赔偿金2500元。2015年9月18日，仲裁委作出京通劳人仲字（2015）第2566-2576号裁决书，裁决京运通公司支付高青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6346.56元，支付高青锋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2378.1元，驳回高青锋的其他仲裁请求。京运通公司不服该裁决书第一项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高青锋认可仲裁结果。
一审庭审中，京运通公司主张虽然高青锋等19名氩弧焊工2015年4月15日下午至23日期间正常出勤打卡，但高青锋拒绝京运通公司的工作安排，消极怠工、停工，京运通公司紧急安排他人顶替，高青锋还对工人围观、威胁，京运通公司无奈与高青锋解除劳动合同。为证明其主张，京运通公司提交了证据1：京运通公司分别与案外人河北晶龙阳光设备有限公司、江阴东升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供需合同（其中约定货物价格为2187万，交货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货物价格3600万，交货日期为180日）；证据2：2006年7月、2008年1月编制的员工手册（均记载无理取闹或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调动、指挥而严重影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的属严重违纪，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2008年1月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记载表决通过员工手册）、确认单（高青锋于2008年1月签字承诺对员工手册等制度内容无异议，同意遵守）；证据3：日常任务单（段长为班长口头下达工作任务，班长给高青锋等工人下达一式三联日常任务单，工人完工并经质检后交回京运通公司，工人保留其中第二联）、车间平面图及2015年4月14日至23日期间车间录像（证明工人自2015年4月15日下午开始停工，期间闲逛、聚集议事、离开车间或者干扰新聘用人员工作）、录音光盘（京运通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与高青锋等员工进行谈话，称4月23日正常派单，要求高青锋复工，否则按规定处理）、证人证言（证明高青锋等工人上述期间停工，没有进行质检）、撤诉声明及申请（高青锋工友孙×、靳×称受他人蛊惑参与集体恶意停工）；证据4：通知工会函及工会复函（京运通公司与高青锋解除劳动合同已征询其工会意见）。
高青锋认可日常派工流程及任务单的产生、流转过程，亦认可员工手册确认单签字真实性，但否认京运通公司的证明目的，称其从未见过员工手册，工会复函系京运通公司补办，2015年4月15日至23日期间其正常出勤、工作，在车间工作时需要工作交流、领取工作任务、出车间取料，故有时不在车间，并且上述期间京运通公司恶意减少派工。京运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其于2015年1月签订订单，高青锋等工人遂要求涨工资，2015年4月15日，京运通公司仍按原工资标准支付工资，高青锋等员工开始恶意停工。
另，一审法院调取该案仲裁庭审笔录，其中记载高青锋自认2015年4月15日至23日期间，京运通公司正常派单，高青锋按照派单完成相应工作任务，在4月23日当天京运通公司仍然向高青锋派单。京运通公司、高青锋认可仲裁庭审笔录的真实性，高青锋称其已在4月15日前完成4月23日前的派单任务，4月23日京运通公司派单后随即将高青锋开除。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京运通公司与高青锋劳动合同解除是否合法。
首先，京运通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确认单、劳动合同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京运通公司的员工手册经一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且已向劳动者公示、告知，其内容亦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以作为京运通公司进行管理的制度依据。其次，高青锋在仲裁时自认2015年4月15日至23日期间，京运通公司正常为其安排工作任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现京运通公司提交的车间录像显示，2015年4月15日至23日期间，高青锋在正常工作时间内长时间未在车间，亦未正常提供劳动。高青锋解释称因工作交流、领取工作任务、出车间取料等未在车间，但上述情形所需时间不长，不构成其长时间不在工作岗位、提供劳动的合理原因，高青锋该项解释与常理不符；另，高青锋主张其已于4月15日前完成上述期间的工作任务，但依据京运通公司、高青锋均认可的派单流程及日常任务单产生流转过程，高青锋不能提交上述期间应由其持有、保存的任务单，且高青锋该项主张亦与此前解释不符；同时，高青锋对于京运通公司是否派单、其实际工作量等陈述亦前后不统一，存在瑕疵。故对于高青锋的主张，法院难以采信；对于京运通公司主张高青锋不服从工作安排、未正常提供劳动的事实，法院予以采信。再次，京运通公司与高青锋解除劳动合同，已征询其工会意见，程序得当。综合上述分析，高青锋未按京运通公司工作安排提供劳动，已违反京运通公司员工手册之规定，京运通公司据此与高青锋解除劳动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于京运通公司要求不支付高青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请，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京运通公司、高青锋认可仲裁委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双休日加班工资、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赔偿金的裁决，法院对此不持异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支付高青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七万六千三百四十六元五角六分；二、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高青锋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人民币二千三百七十八元一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高青锋不服上述一审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高青锋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京运通公司支付高青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京运通公司承担。其主要理由为：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京运通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确认单、劳动合同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京运通公司的员工手册经一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且已向劳动者公示、告知，其内容亦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以作为京运通公司进行管理的制度依据，对此，高青锋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京运通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仅是其单方制作的，虽然其主张高青锋签署过《确认单》，但其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确认单》中载明的《员工手册》等文件中的内容已实际向劳动者公示或要求劳动者阅读并知晓相关规定。在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仅要求劳动者在其指定位置签字，但未详细解释签字确认的内容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案中，京运通公司即是仅要求高青锋签字，但未向高青锋作出合理且充分的解释，故高青锋实际并不知晓京运通公司提交的数十页的《员工手册》的内容。其次，京运通公司提交的《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理由是会议纪要载明的职工代表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会议纪要中职工代表是否经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亦没有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加之，京运通公司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佐证《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载明的内容确实是经职工代表讨论通过，并签字确认的。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规章制度经民主程序制定。再次，京运通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虽载明高青锋严重违反京运通公司的劳动纪律、员工手册或规章制度的，京运通公司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赔偿款项等内容，但高青锋认为，京运通公司制定的劳动合同系格式条款，应当作出对京运通公司不利的解释，故该内容不能作为京运通公司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依据。第二，京运通公司解除与高青锋的劳动合同，并未依法征询工会组织的意见，其是在2015年4月23日早当即解除了与高青锋的劳动合同。因其在第一次庭审中已明确陈述京运通公司并没有工会组织，但其在被问及该问题后补充制作了向工会的征询意见及回函，其提交的证据与其陈述前后并不统一，故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三，一审法院对于2015年4月15日至23日高青锋是否服从京运通公司的工作安排，及京运通公司是否派工的认定，高青锋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高青锋不服从工作安排、未正常提供劳动是错误的，对此，高青锋发表如下意见：首先，2015年4月15日至23日期间高青锋正常出勤，双方均无任何异议。高青锋在京运通公司工作是采用工时制作为计工及结算工资的方式，即高青锋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每小时工资是13.5元。而京运通公司安排给高青锋的实际工作均会标明相应工时。例如，京运通公司安排给高青锋的一件工作任务相应工时是20个小时，那么该工时即是计算高青锋工作时间及结算工资的依据，即便高青锋仅用了10个小时便完成工作任务，那么也按照20个小时来计算工资，只要高青锋不超出规定工时限额内完成即被认定完成工作任务，因此，高青锋工作期间普遍存在快速完工后待工的情况，在高青锋完成工作任务并已超出规定的工时后，京运通公司继续派工，以安排下一项工作任务。其次，高青锋在2015年4月15日至23日期间是正常提供劳动的，若高青锋在2015年4月23日前的工作任务并未完成，那么京运通公司在4月23日为何又要派工，且其仅提交了23日的派工单作为证据，若高青锋并未完成自2015年4月16日至22日的工作任务，其完全可以提交该期间的全部派工单作为证据，相反，其提交的是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的派工单，足以证明高青锋已完成该日前的工作任务，那么其派工当日即解除劳动关系并不能证明高青锋不服从工作安排，进而证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系合法的。此外，2015年4月18、19日系休息日，京运通公司要求高青锋在休息日服从其工作安排亦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再次，京运通公司诉称2015年4月15日下午至23日期间高青锋拒绝京运通公司的工作安排，消极怠工、停工，京运通公司紧急安排他人顶替，高青锋还对工人围观、威胁，对此，高青锋认为，京运通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其早在2015年4月前便已开始招录他人试工，与其诉称的事实并不相符，故其陈述前后亦不一致，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此外，京运通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录像并不足以证明高青锋消极怠工，不服从工作安排。因为该录像并不完整，高青锋的工作场所并不仅局限于该车间，还有一个小车间，且高青锋亦经常被安排进行车间外的其他劳动。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高青锋的上诉请求。
京运通公司针对高青锋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对高青锋的上诉请求均不予认可，同意一审判决。
二审中，本院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高青锋在本院审理中提交了日常任务单两张，欲证明京运通公司在4月15日向高青锋等人派工，京运通公司主张高青锋等人自2015年4月15日开始停工是不符合实际的。京运通公司对姚旭哲的日常任务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有赵温友签字的日常任务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并主张高青锋等人是在当日下午停工，日常任务单上没有检疫员签字恰恰说明高青锋没有完成工作。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仲裁裁决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京运通公司系以高青锋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与高青锋解除劳动合同，故本院将就京运通公司的此项解除理由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制度依据进行审查。
关于制度依据问题。京运通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确认单、劳动合同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京运通公司的员工手册经一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且已向劳动者公示、告知，其内容亦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以作为京运通公司进行管理的制度依据。
关于事实依据问题。京运通公司主张高青锋存在拒绝京运通公司的工作安排、消极怠工、停工的行为，并向法院提交了车间录像等证据为证。车间录像显示，2015年4月15日至23日期间，高青锋在正常工作时间内长时间未在车间，亦未正常提供劳动，高青锋对此未能提供合理解释。高青锋在仲裁时自认2015年4月15日至23日期间京运通公司正常为其安排工作任务，而依据双方均认可的派单流程及日常任务单产生流转过程，高青锋应持有相应的任务单，现其未能向法院提交相应的任务单，故本院认定高青锋未完成京运通公司为其安排的工作任务，结合车间录像显示的内容，本院对京运通公司关于高青锋存在拒绝京运通公司的工作安排、消极怠工、停工的行为的主张予以采信。
高青锋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京运通公司的规章制度，京运通公司据此与高青锋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且京运通公司与高青锋解除劳动合同已征询其工会意见，其在解除程序上并无不当，故本院认定京运通公司系合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其依法无须支付高青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高青锋上诉要求京运通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高青锋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 淼
代理审判员 龚勇超
代理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