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5民终40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靳合营，男，1958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河北晓阳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江，女，195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隆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红彩，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运强，男，197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邢台市隆尧县，
原审第三人：河北萌黛尔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邢台市隆尧县城工业园区南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5255619753938。
法定代表人：郭运强，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靳合营因与被上诉人刘永江、郭运强、原审第三人河北萌黛尔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萌黛尔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隆尧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0525民初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靳合营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案涉房产为上诉人所有，立即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即停止执行该房产。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产属于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的家庭共同财产，则三人共同与上诉人签订的《购房合同》理应属于有权处分行为。退一步讲，如果该三人的卖房行为是无权处分，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显然对该房产不享有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该房产的执行则缺乏法律依据。2、涉案房产是否办理权属登记，不影响《购房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与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签订的《购房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应认定合法有效。3、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认为“因案涉房屋至今没有进行房产登记，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机械地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作字面理解，忽略该条法律规定意在保护买受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
被上诉人刘永江辩称，上诉人要求法院确认邢台市桥西区79号院7号楼2单元102室房产为上诉人所有，涉及到物权的变更，应当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成立并不能发生物权变更，上诉人请求不能排除强制执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郭运强辩称，买房时，答辩人儿子郭祚琪7周岁，购房款是孩子姥姥出的。卖房是因为在河北银行有700万元贷款到期，没有能力偿还。因为答辩人当时生意做得非常好，怕征信出问题，就打算把涉案房产瞒着孩子姥姥卖掉。但是那一年房子很难卖，后来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上诉人，最终以207万元将房子卖给上诉人。后来答辩人和上诉人关系很好，卖房四五个月之后又从上诉人那借了200万元款项，此笔借款已结清。
原审第三人萌黛尔公司辩称，同意被上诉人郭运强的答辩意见。
原审原告靳合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邢台市桥西区79号院7号楼2单元102室房产为原告所有，立即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即停止执行该房产。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郭运强与李红超系夫妻关系，2005年7月11日生育儿子郭祚琪。2013年5月30日，郭祚琪与河北中鼎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了位于邢台市桥西区××大街××院住宅小区××楼××单元××号房屋，购房款2231147元于2011年11月20日已向开发商交纳完毕。郭运强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购置了家具。经李英俊介绍，靳合营与郭运强相识。2015年5月13日，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与靳合营签订了《购房合同》，内容为：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自愿将79号院住宅小区7号楼2单元102号房屋以人民币207万元卖给靳合营，并配合办理过户所需的一切手续（含房内一切家具）。合同签订当天靳合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200万元给郭运强。靳合营称剩余的7万元以现金形式给付了郭运强。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为靳合营出具了收到购房款207万元的收到条。案涉房产至今没有办理房产初始登记，双方没有办理该房产的过户手续。因萌黛尔公司、郭运强拖欠刘永江借款，刘永江以萌黛尔公司、郭运强为被告向法院起诉，2016年7月8日，法院依据刘永江的诉讼保全申请作出（2016）冀0525民初126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案涉房屋。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刘永江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案外人靳合营以其已购买案涉房屋并取得该房屋产权为由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要求解除查封该房屋。2017年3月31日，法院作出（2017）冀0525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以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靳合营未取得该房产所有权，其主张买得该房屋没有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靳合营的异议申请。靳合营对该裁定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靳合营作为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主张，案涉房产属于郭祚琪名下房产，不是被告郭运强所有，也不是被告郭运强以郭祚琪名义购买，法院查封非被执行人的房产是错误的。本案所涉房产虽然是以郭祚琪名义购买，但郭祚琪在购买房产时作为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没有劳动能力和独立的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均靠父母供养，自然没有能力购买价格高昂的房产。原告主张刘敬敏的书面证言可以证明，郭祚琪的姥姥刘敬敏将300万元分三笔转入郭运强农行卡用于为郭祚琪购买案涉房产。因刘敬敏并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刘敬敏所称是否属实，又无其他证据相佐证，其出具的书面证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共有财产。本案所涉房产虽然是以郭祚琪的名义购买，但没有证据证明购房款是郭祚琪通过获得奖励、报酬、收益、继承、赠与等合法方式获取，不能排除案涉房产为家庭共有财产的性质，应属于郭祚琪与被告郭运强、李红超的家庭共有财产，应该用于偿还家庭所负债务，故案涉房产可以列入执行范围用以偿还郭运强所负债务，法院依据被告刘永江的申请对该房产采取查封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当举证证明其为执行标的的合法权利人，且该权利能够排除强制执行。被告郭运强以郭祚琪名义购买的案涉房屋，因该房产至今尚未办理房产初始登记，故郭运强方至今尚未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在没有取得不动产物权的情况下，不享有处分权，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与原告签订《购房合同》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故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状态，尚未生效。况且，2013年5月30日郭祚琪与河北中鼎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载明的案涉房屋价格为2231147元，该房款于2011年11月20日全额支付完毕。而2015年5月13日原告与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签订的购房合同约定以207万元的价格将案涉房屋卖给原告，时隔两年房价不涨反跌，且包含房内一切家具及装修等添附物，明显不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占有不动产并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即使原告靳合营已占有案涉房屋，因不动产物权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故原告靳合营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其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案涉房屋至今没有进行房产登记，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故原告根据该条法律规定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没有事实依据，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被告郭运强、第三人萌黛尔公司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既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也是对法律的漠视。综上所述，对原告靳合营要求确认邢台市桥西区79号院住宅小区7号楼2单元102号的房屋为其所有并停止执行该房产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靳合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靳合营负担。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靳合营向法庭提交了两份由靳合营账户向郭运强账户转款的银行客户回单，转款金额均为200万元，转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7月13日和2015年9月7日，以证明靳合营与郭运强之间还存在“借款”关系。被上诉人刘永江对该两份银行转款客户回单均不予认可。另，被上诉人郭运强在执行法院2016年12月30日的执行笔录中曾否认其与靳合营之间系“买卖关系”，认可二人实为“借贷关系”。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当事人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实体权利存有争议，请求人民法院解决争议而引起的诉讼。执行异议之诉仅是对待执行标的中是否存在第三人据以对抗执行的财产权利进行审查确定。执行异议之诉无权对原判决或调解书主文内容是否适当进行审查，也无权对执行行为是否适当作出评判。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件，争议的执行标的系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查封的“登记”在郭祚琪名下的房产。现上诉人以该房产已由上诉人购买且实际占有为由主张上诉人对案涉被查封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提交了其与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签订的购房合同、转款凭证及收款条，以证明上诉人早于2015年5月13日就以207万元价格从郭运强、李红超、郭祚琪处购买了案涉房产。而郭运强在2016年12月30日执行法院向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明确否认与靳合营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主张其与靳合营实为“借贷关系”，且明确表示其“与靳合营是借款关系，靳合营怕我还不了钱，才叫我们双方签订了协议，借款关系形成后……我当时购买房子花了228万元左右，装修加上家具花了200万元，不可能将房子200万元卖给他……我还准备有钱后把这座房子赎回”。郭运强在执行笔录中的表述内容详细、态度明确、意思指向(以买卖为借款担保)清楚，且认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现郭运强在本案二审审理中又陈述其与靳合营之间系“买卖”关系，在将案涉房产“卖与”靳合营后其又多次向靳合营借过款，故在执行笔录中的表述是将二者“记混”了，而靳合营亦在二审中提交了其与郭运强之间的另外两笔转款记录以证明郭运强在二审中的“陈述内容”。执行异议之诉与案件的执行虽处于执行过程的不同阶段，但当事人围绕执行标的提起相应的诉讼与执行程序却紧密关联。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的陈述等内容，应当作为执行异议之诉中衡量、认定证据证明力的参考依据。以上郭运强前后矛盾的表述，足以使人确信郭运强与靳合营的行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被执行人与他人串通逃避执行义务之嫌。故本案应结合郭运强的陈述对靳合营提交的证据依据严格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即靳合营的举证不仅要证明其主张的与郭运强之间的“法律关系”（买卖关系）成立，还要承担本案已在卷证据承现的对其不利部分的疑点排除举证义务。首先，郭运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基于同一执行标的所引起的不同阶段的诉讼纠纷处理中，针对同一案件事实提出前后相矛盾的陈述意见并要求以后陈述意见推翻前陈述意见的主张明显不当。从郭运强在执行过程中的连续表现行为看，2016年12月30日执行法院执行人员与郭运强核实执行财产状况时，其并未与靳合营进行沟通，所陈述内容应为无“准备”情况下的初始陈述，较与当事人沟通后相比，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优势明显。并且，案涉“购房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5月，执行法院的执行笔录出具的时间为2016年12月，郭运强将房屋“卖与”靳合营后的仅隔一年半时间就将房屋买卖关系与借款关系“记混”的解释亦明显缺乏合理性依据。故上诉人靳合营要求以郭运强在本案二审中的陈述意见作为对抗和否认郭运强的前表述内容的主张因缺少其他反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靳合营提交的购房合同、转款证明及收款条的认定。结合近几年邢台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及房屋市值不断增加的情况，案涉房产系2011年11月20日以2231147元的价格购买，时隔4年后包括屋内家具仅以207万元价格卖与上诉人明显与常理不符。且郭运强在执行笔录中亦明确表示其不可能以207万元价格将案涉房产（包括房内家具）卖与靳合营。故靳合营针对买卖关系成立所提交的证据除能证明其与郭运强之间确实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外，还应当对交易价格的合理性或200万元的转款性质并非借款而是购房款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从靳合营在本案中提交的现有证据看，200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上并未注明转款用途，而靳合营对明显低于市价的购房价款亦未做出合理说明。对于购房合同，郭运强在执行笔录中解释为“当时的真实意思是如不签这个协议，人家不借给我200万元”。结合郭运强在执行过程中的陈述内容，靳合营提交的购房合同、转款证明及收款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让与担保”借款合同的基本特征。而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担保的，债权人主张物权上的对抗权无相应的法律支持。因此，仅凭靳合营提交的购房合同、转款证明及收款条，无法排除郭运强在执行笔录中表述的双方实为“借贷”关系及房屋不合理交易低价等疑点，对靳合营主张的“买卖”关系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靳合营要求在本案中直接以“买卖合同”关系确认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靳合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运平
审判员 王华青
审判员 高恒振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徐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