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5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开荣，男，汉族，1976年9月12日生。
委托代理人郭开清，无业。
委托代理人董云春，江苏宁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安顺，男，汉族，1958年10月3日生。
委托代理人姜启春，南京盛青贸易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高树荣，南京盛青贸易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萃，女，汉族，1965年10月29日生。
委托代理人吕安顺（系田萃丈夫），男，汉族，1958年10月3日生。
上诉人郭开荣因与被上诉人吕安顺、田萃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玄民初字第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开荣的委托代理人郭开清、董云春，被上诉人吕安顺（暨被上诉人田萃的委托代理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姜启春、高树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安顺、田萃原审诉称，吕安顺、田萃系夫妻关系。2011年，郭开荣向原审法院另案起诉吕安顺要求偿还借款75.6万元，案号为（2011）玄民初字第2270号（以下简称2270号案）。该案郭开荣主张的75.6万元实际系吕安顺向郭开荣曾经借款630万元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当时，吕安顺以向郭开荣出具两份借条的形式认可利息75.6万元，但郭开荣却在该案审理中称两份借条75.6万元为其实际出借本金，要求吕安顺偿还借款75.6万元。原审法院一审判决吕安顺偿还郭开荣借款75.6万元并支付利息。该案后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案号为（2012）宁民终字第789号（以下简称789号案）。此后，原审法院执行部门于2012年4月26日从吕安顺处执行款项798844元交付郭开荣。因对该判决不服，吕安顺一直聘请律师申诉上访，2014年，南京中院对该案进行再审，案号为（2014）宁民再终字第50号（以下简称50号案），判决撤销2270号案以及789号案的两份判决，改判驳回郭开荣要求偿还75.6万元的诉讼请求。2015年4月18日，原审法院执行回转，将吕安顺应执行回转的798844元与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另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吕安顺欠付郭开荣的债务进行抵销。
吕安顺、田萃认为，郭开荣在2270号案中提起的诉讼属于虚假诉讼，郭开荣提起的虚假诉讼造成了吕安顺、田萃执行款项798844元自2012年4月26日至2015年4月18日期间的利息损失，因郭开荣出借给吕安顺的钱也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息，故郭开荣应同样按照四倍利率赔偿吕安顺、田萃上述执行款项的利息损失合计587734元。同时，因郭开荣的虚假诉讼，吕安顺为申诉、上访共计支出了律师费用49400元及再审案件财产保全费5000元，上述费用均应由郭开荣承担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郭开荣赔偿吕安顺、田萃上述利息及各项费用合计642134元。
郭开荣原审辩称，郭开荣在2270号案中提起的诉讼不是虚假诉讼，郭开荣主张的75.6万元确实为出借本金，南京中院50号案再审判决只是认定吕安顺的证据具有证明优势，依据证据作出判决，不存在虚假诉讼，故吕安顺、田萃起诉的基础事实不存在。吕安顺的权利已经通过执行回转程序得以实现，双方纠纷已经了结。吕安顺、田萃主张的四倍利率没有法律依据，相关律师费用也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也无依据，即使有，也应在再审和执行回转程序中主张。故请求驳回吕安顺、田萃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吕安顺、田萃系夫妻关系。2010年11月12日，吕安顺与郭开荣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吕安顺向郭开荣借款1040万元，利率为月息百分之三，期限自2010年11月12日至2011年1月11日止。同日，吕安顺向郭开荣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出借方）郭开荣1040万元”。在收条下方备注：郭开荣工行卡转到吕安顺工行卡金额960万元，另收到现金80万元，总计收到1040万元。
2011年10月11日，郭开荣作为原告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起诉吕安顺、田萃、南京新源仓储贸易有限公司、南京盛青贸易有限公司、杨玲、句容盛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案号为（2011）秦红民初字第498号（以下简称498号案），以吕安顺曾于2010年11月12日向其借款1040万元，只还款410万元为由，要求吕安顺偿还借款630万元，按月利息3%支付自2010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支付违约金200万元，律师费50万元，该案其余被告作为担保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2011年10月17日，郭开荣作为原告在原审法院2270号案中起诉吕安顺和田萃，要求吕安顺和田萃偿还其借款本金75.6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二倍计付利息。该案经审理查明，吕安顺于2011年7月22日向郭开荣出具金额为50.4万元的借条一份，2011年8月11日出具金额为25.2万元的借条一份，上述借条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郭开荣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陈述上述出借款项的来源和交付情况为：“2011年7月21日李某甲在银行提取现金195万元交给李某乙，由李某乙送至郭开荣处，郭开荣于7月22日交付吕安顺现金50.4万元，其余现金用于郭开荣公司经营。2011年8月8日李某甲在银行提取现金30万元，亦先由李某乙送至郭开荣处，再由郭开荣于8月11日现金交给吕安顺25.2万元，其余现金用于公司经营”。郭开荣在该案中举证了李某甲2011年7月21日取款195万元和2011年8月8日取款3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取款凭证，称向吕安顺的借款来源于李某甲从工商银行的取款。郭开荣另申请证人李某甲和李某乙出庭作证，李某甲和李某乙证实了郭开荣的陈述。吕安顺在该案中辩称的事实为：“吕安顺向郭开荣的借款1040万元尚欠本金630万元，2011年7月22日郭开荣向其催要利息时应郭开荣要求出具了630万元两个月的利息50.4万元的借条，2011年8月11日以同样原因出具了630万元一个月的利息25.2万元的借条，利率为月4%”。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郭开荣所举证的借条、取款凭证及证人证言与吕安顺提交的证据相比，具有证明优势，确认了郭开荣向吕安顺出借75.6万元的事实，据此判决吕安顺和田萃偿还郭开荣借款本金75.6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1年10月17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判决作出后，吕安顺及田萃上诉至南京中院，南京中院789号案经审理认为综合分析郭开荣所举证的借条、取款凭证及证人证言及吕安顺提交的证据，郭开荣所举证据明显具有证明优势，故维持原判。此后，郭开荣申请原审法院强制执行，2012年4月25日，原审法院扣划吕安顺银行账户款项789838元，并执行吕安顺执行费9006元，合计798844元。2012年5月3日，郭开荣收到执行款789838元。
2011年10月，吕安顺与江苏佳民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律师严震作为郭开荣在原审法院起诉吕安顺、田萃的2270号案一审及二审，以及郭开荣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起诉吕安顺和田萃要求偿还借款630万元一案中吕安顺、田萃的代理人，吕安顺为此支付律师费55000元，严震在本案诉讼中出庭作证，称按照两案诉讼标的额的比例吕安顺2270号案的委托代理费用为5900元。2012年4月，吕安顺委托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鲁民律师代理对2270号案的申诉及申请抗诉，吕安顺为此支付律师费23500元。2012年8月，吕安顺又委托北京市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代理2270号案的申诉及申请抗诉活动，吕安顺为此支付律师费用10000元。2013年3月，吕安顺又委托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其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吕安顺为此支付律师费10000元。
2015年3月，南京中院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裁定对原审法院2270号案进行再审。该案审理过程中，吕安顺申请对郭开荣财产予以保全，交纳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2015年3月12日南京中院作出（2014）宁民再终字第50号判决。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南京中院查明：“2011年7月21日11时23分07秒，账户62×××89（户名为李某甲）卡取人民币195万元，同日11时26分05秒，账户62×××71（户名为宗志刚）卡取人民币10万元，取款合计205万元。同日11时28分52秒，205万元分两笔存入账户43×××57（户名为江苏正万餐饮投资款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为以李某乙名义交款922500元、以宗志刚名义交款1127500元，款项来源为投资款。2011年8月8日13时28分01秒，账户62×××89（户名为李某甲）卡取人民币30万元。同日13时29分12秒，该款存入账户43×××15（户名为南京市白下区金邦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李某乙为南京市白下区金邦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理，李某甲为该公司员工”。南京中院经再审认为：“郭开荣主张与吕安顺间总额为75.6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并实际履行，应当对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再审期间的证据能够证明，李某甲于2011年7月21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取款195万元后，与另一账户中所取10万元在五分钟以内一起汇至江苏正万餐饮投资款管理有限公司。同样，2011年8月8日李某甲在中国工商银行取款30万元后，亦在二分钟以内将款项通过柜面直接存入南京市白下区金邦能投资咨询中心账户，而李某甲本人就是该公司的员工，李某乙是该公司经理。由此可知，郭开荣在一审中提供的李某甲的取款凭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人李某甲、李某乙的证言亦不能成立，无法证实借款款项来源。吕安顺主张两份借条系另一笔借款中三个月的利息，具有合理性”。南京中院据此判决撤销南京中院789号案及原审法院2270号案判决，改判驳回郭开荣诉讼请求。此后，吕安顺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回转，经双方确认，吕安顺申请执行的标的为810204元（包括原被执行划扣的798844元及二审诉讼费11360元）。2015年4月27日，吕安顺、田萃同意将郭开荣应返还其的810204元同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498号案中吕安顺欠付郭开荣的借款进行抵销。2015年5月11日，因吕安顺、田萃、郭开荣同意将吕安顺申请执行回转的全部标的与其在秦淮区法院执行案件的部分标的相冲抵，原审法院执行案件结案。此后，吕安顺、田萃提起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由原审法院2270号案民事判决书、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498号案民事判决书、南京中院789号案及50号案民事判决书、收条、委托代理合同、收据、银行汇款明细、取款回单、业务凭证、发票、原审法院执行结案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所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郭开荣在原审法院2270号案及南京中院789号案中陈述75.6万元出借款项来源于证人李某甲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取款，并申请证人李某甲、李某乙出庭作证，但根据南京中院50号案的再审查明事实，证人李某甲的两次中国工商银行取款并未交与郭开荣，故郭开荣在2270号案及78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关于款项来源进行了虚假陈述并提供了虚假的证人证言。郭开荣的上述行为影响了一审及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导致吕安顺及田萃财产被执行的后果。郭开荣过错明显，其虚假陈述及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与吕安顺、田萃的财产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吕安顺、田萃在2270号案中于2012年4月25日被原审法院扣划款项798844元，至2015年5月原审法院执行回转期间，上述款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所产生的利息可作为吕安顺、田萃的损失。吕安顺、田萃认为郭开荣出借给其的借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故主张其被扣划的款项也应按银行四倍利率标准计息，因郭开荣向吕安顺、田萃的借款利率标准与吕安顺、田萃因侵权所产生的损失并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亦无关联，吕安顺、田萃亦未举证证明其损失达到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的利息，故对于吕安顺、田萃以银行四倍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对2012年4月26日至2015年4月18日期间798844元的利息损失，法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为146086元，应由郭开荣承担赔偿责任。
吕安顺、田萃在2270号案一审及二审中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吕安顺、田萃主张该案一审及二审共支出代理费5900元，有代理律师严震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法院予以认定。该费用系因郭开荣以虚假陈述提起诉讼引起，与郭开荣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郭开荣对该费用应承担赔偿责任。郭开荣在2270号案中的一审及二审诉讼中的虚假陈述及提供虚假证据行为导致了生效的错误裁判，此后，吕安顺、田萃委托律师代理申诉和申请抗诉合计支出代理费43500元。吕安顺、田萃为使该案重新进行再审，只有通过申诉或申请抗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需要更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牵扯更多的人力、物力，故其为申诉和申请抗诉而委托律师不同于一般诉讼的委托律师行为，属于因郭开荣的行为所产生的诉讼成本支出，吕安顺、田萃委托律师所支出的费用损失与郭开荣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吕安顺、田萃要求郭开荣对上述律师代理费用43500元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
吕安顺、田萃在再审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的费用5000元，属于50号案中向南京中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对此请求，应予驳回。
综合上述分析，吕安顺、田萃因侵权所产生的损失为利息损失146086元、律师代理费用损失49400元，合计195486元。据此，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郭开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吕安顺、田萃各项损失合计195486元；二、驳回吕安顺、田萃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21元、诉讼保全申请费3770元，合计13991元，由吕安顺、田萃负担9732元，郭开荣负担4259元。
宣判后，郭开荣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270号案不是郭开荣提起的虚假诉讼，上诉人主张的75.6万元确实为出借本金，50号案只是认定郭开荣“主张的两笔借款实际发生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该判决并不能完全否定郭开荣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因而不存在虚假诉讼，也不存在侵权行为，郭开荣依据吕安顺出具的借条、承诺书起诉没有过错；2270号案、789号案是依据当时的证据作出的判决，不能以再审的50号案推翻了前述判决结果为由，就反推郭开荣存在虚假陈述，再审案件也没有说郭开荣做了虚假陈述，没有证据证明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其亦不可能让证人做虚假陈述，原审法院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认定郭开荣存在提供虚假证据的过错显然错误；本案吕安顺原审中起诉的理由是虚假诉讼，而原审法院改变了起诉的理由，故判决错误；另原审法院对于律师费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事实依据，法律对此也没有规定一方当事人因举证证明力不足而败诉还应承担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产生的律师费用，双方当事人也没有约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当事人可以委托律师也可以不委托律师，委托律师的行为是吕安顺的自愿行为，亦没有证据证明吕安顺、田萃主张的相关律师费用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吕安顺、田萃辩称，郭开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实际是想要否认50号案的正确判决，在2270号案中，上诉人提供的两个证人均提供了虚假证据并作了虚假陈述，这是50号案经过调查且在庭审质证过程中确认的事实，由于上诉人提交的虚假证据及相关虚假陈述，使其败诉，造成其经济损失，上诉人的行为与其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也正是由于上诉人提起的虚假诉讼，导致其上访、申诉、申请再审，由于其缺乏法律知识，必然要产生了律师费用，相关费用亦有证据证明。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原审查明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法院认定郭开荣存在虚假陈述及提供虚假证据行为有无不当？如存在相关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二、如果构成侵权，原审法院认定的侵权责任赔偿范围有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虽然原审原告吕安顺在原审起诉理由中提及其认为2270号案件系虚假诉讼，但是其诉请的请求权基础系侵权之债，即其认为郭开荣存在侵权行为，造成其损失，其对于相关损失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故而诉请法院，请求支持其主张，原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对于郭开荣所称原审法院的审理未依据吕安顺起诉的理由进行，故判决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在2270号案审理中，郭开荣陈述案涉出借款项的来源和交付情况为：“2011年7月21日李某甲在银行提取现金195万元交给李某乙，由李某乙送至郭开荣处，郭开荣于7月22日交付吕安顺现金50.4万元，其余现金用于郭开荣公司经营。2011年8月8日李某甲在银行提取现金30万元，亦先由李某乙送至郭开荣处，再由郭开荣于8月11日现金交给吕安顺25.2万元，其余现金用于公司经营”。郭开荣在该案中另举证了李某甲2011年7月21日取款195万元和2011年8月8日取款30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的取款凭证，称向吕安顺的借款来源于李某甲从工商银行的取款。郭开荣另申请证人李某甲和李某乙出庭作证，李某甲和李某乙证实了郭开荣的陈述。在该案的再审中（即50号案），本院查明：“2011年7月21日11时23分07秒，账户62×××89（户名为李某甲）卡取人民币195万元，同日11时26分05秒，账户62×××71（户名为宗志刚）卡取人民币10万元，取款合计205万元。同日11时28分52秒，205万元分两笔存入账户43×××57（户名为江苏正万餐饮投资款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为以李某乙名义交款922500元、以宗志刚名义交款1127500元，款项来源为投资款。2011年8月8日13时28分01秒，账户62×××89（户名为李某甲）卡取人民币30万元。同日13时29分12秒，该款存入账户43×××15（户名为南京市白下区金邦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李某乙为南京市白下区金邦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理，李某甲为该公司员工”。对照本院查明的相关事实，郭开荣的相关陈述、提交的取款凭证及相关证人证言实际均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郭开荣存在虚假陈述及提供虚假证据行为并无不当。
2270号案系郭开荣诉请要求吕安顺归还所借款项，郭开荣作为该案原告负有对于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事实的举证责任，郭开荣为达到其举证目的，在庭审中对于案涉出借款项的来源和交付情况作出了与本院所查明的事实不符的陈述，其另申请证人李某甲和李某乙出庭所作证言也与本院所查明的事实不符，其提交的取款凭证等证据亦与该案所涉争议款项缺乏关联性，系为配合其陈述及证人证言而提供。由此可见，郭开荣的相关陈述及举证行为缺乏必要的诚信，具有主观过错。其相关行为使其在该案的一、二审举证中获得优势地位，使得法院依据证据规则所作出的一、二审判决结果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该行为扰乱了法院正当的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权威，同时也造成吕安顺、田萃因该案的一、二审不利诉讼结果而产生不必要的财产损失。综上，从侵权责任的过错、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要件分析，郭开荣的虚假陈述及提供虚假证据行为具有侵权性质，构成对于吕安顺、田萃合法财产权益的损害。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审法院认定的吕安顺、田萃的财产损失范围包括其被法院划扣的款项截止执行回转时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及吕安顺因2270号案、789号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及因申诉和申请抗诉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2270号案，吕安顺作为原审被告被动进入郭开荣引发的该案诉讼，其在该案一、二审中产生的律师代理费与郭开荣虚假陈述及虚假提供证据的侵权行为具有关联性。原审法院将相关律师代理费作为其损失纳入侵权责任赔偿范围并无不当。由于2270号案、789号案的不利诉讼后果，吕安顺在诉讼程序上只能通过申诉或申请抗诉才能救济自己的权利，而其在进行相关申诉或申请抗诉过程中聘请专业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亦符合常理，属于救济其权利的必要诉讼成本支出，相关费用亦与郭开荣虚假陈述及虚假提供证据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联性。原审法院将吕安顺在进行相关申诉或申请抗诉过程中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作为其损失纳入侵权责任赔偿范围亦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郭开荣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10元，由郭开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 霞
审 判 员 葛亚健
代理审判员 安媛媛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孔家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