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11民终163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某甲。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甲。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霆，山西绥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武某乙。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武某丙。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启和，山西汾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雅坤，山西汾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武某丁。上诉人武某甲、张某甲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武某乙、武某丙及原审被告武某丁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6）晋1182民初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某甲、张某甲及其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春霆，被上诉人李某、武某乙、武某丙及其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启和、赵雅坤，以及原审被告武某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武某甲、张某甲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6）晋1182民初8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中“汾阳市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使用权归原告武某乙”之内容及第二项、第三项内容；2、依法判决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平均分割汾阳市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原汾阳市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补偿房屋中除汾阳市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外，其余三套房屋--汾阳市南关新村1号楼2单元301室、2号楼2单元401室、2号楼3单元401室均已分割，一审法院将其按照法定继承重新分割错误。原汾阳市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2011年拆迁时由上诉人武某甲及张某甲代表家庭成员与拆迁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3年办理回迁手续时经家庭成员一致同意，确定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归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之母许宝珍、1号楼2单元301室归上诉人武某甲、2号楼2单元401室归上诉人张某甲、2号楼3单元401室归被上诉人李某。上述分割不仅已经实际履行，且有拆迁安置协议中负责拆迁安置的工作人员批注的内容及该工作人员（卢玉山）证言为证。此外，该事实亦为被上诉人所明确认可。2、被上诉人武某丙、武某乙已经放弃了部分继承遗产的权利，该权利放弃后不能再主张。（1）拆迁发生在2011年，如果武某丙、武某乙没有放弃继承权则应以共有人身份向本案其他当事人提出分割要求或者与拆迁方协商明确补偿财产中的份额。但截止到与本次诉讼有关的上次遗嘱诉讼（2015年）之前武某丙、武某乙从未提出此要求。（2）与本次诉讼有关的上次遗嘱诉讼中本案当事人除对分配到许宝珍名下的一套房屋的处理存有争议之外，对其它3套房屋的归属并无争议。（3）尽管法律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但毕竟民间也存在“外嫁女不参与继承”的风俗，武某丙、武某乙放弃继承的行为符合常理及生活经验法则。（4）南关村调委会工作人员--证人贾某、张某乙均证实：武某丙、武某乙要求村委协调时（2014年）的态度是“只是帮助兄弟们解决好，自己并不要一砖一瓦”。这是放弃继承的明确态度。此外武某丙持所谓的许宝珍遗嘱要求穆嘉祯签字并告知穆嘉祯全家意见一致，显然认可遗嘱中载明的4套房屋的分割事实；3、即使被上诉人武某丙、武某乙未放弃继承武士达遗产的权利，亦因对该部分财产的诉讼超出了诉讼时效而丧失了胜诉权。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依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武某丙、武某乙本次诉讼中要求继承武士达遗产的诉讼请求显然超出了二年的诉讼时效，因为二人对财产被拆迁、被分割的事实在拆迁安置时均已知悉（具体时间点分别为2011年10月7日，2013年10月12日，见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其最早在2016年1月11日（本次诉状形成时间）才主张权利，显然超出了二年的诉讼时效，对相应财产已丧失了胜诉权；4、关于原汾阳市南关村东坛巷18号房院原始产权权利人及份额的认定错误。（1）原汾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颁发的“（南关）第肆拾柒号新建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明”（该证明业已经原汾阳县公证处公证）证明“该房院所占用宅基地系批准于武士达户用于建房”，并明确说明“宅基地上的建筑物归本户所有”及以武士达为户主的该户家庭成员包括“许宝珍、武永（勇）、武某甲、武华、武胜”。既然当时宅基地使用权的使用人包括上诉人张某甲在内，则张某甲当然应享有该房院的原始产权份额。一审法院以建房时上诉人张某甲未成年为由否定张某甲的原始产权份额显然错误。（2）该房院中东房系上诉人张某甲独立所建，这一事实有上诉人提供的赵学功（承建人）、要增革（邻居）、卢玉山（村委工作人员）证明材料予以证明，且得到上诉人武某丁、武某甲的一致认可。一审法院仅依据无效的遗嘱及被上诉人的主张而认定东房为武士达、许宝珍与上诉人张某甲共建不能成立，因为遗嘱事实上系被上诉人所制而非上诉人之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在建设东房时（1993年）上诉人父母均已年迈（父亲已80岁、母亲已70岁），不可能参与共建。（3）关于共有人在该房院所享有的份额认定明显不公：该房院在兴建时父母均已失去劳动能力（父亲已近70岁），可以说父母已主要依靠子女赡养，认定二人享有65%的份额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武某丁、武某甲正当壮年且未成家另过，对该房院的承建贡献较大，证人安启锦等人的证言亦证明具体兴建事宜实际上主要由上诉人武某甲及武某丁承办，相应地应享有较大的份额。被上诉人李某刚刚成年且在外工作，生活都须家人接济，认定其与上诉人武某甲享有相同的份额是不公平的。此外，赡养父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某所尽义务并无差别，不能仅因2013年至2014年被上诉人李某缴纳过水电费即认为其尽了较多义务。至于装修房屋，李某之目的是为独自占有该房屋而为，与赡养无关。上诉人张某甲兴建的南房和东房即占该院建筑物总面积的32%，仅认定其单独建设而享有15%的份额显然不公。1992年原汾阳县人民政府换发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原所兴建6间房屋中的两间登记于武某丁名下是家庭成员共同对武某丁的赠予，而非武某丁单独分割自己的份额。因为，当时既无分割的事实亦未明确家庭成员各自的份额，一审法院以武某丁已分割而认定上诉人武某丁在剩余四间房院中没有份额不能成立。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一审法院所确定的原份额比例错误；5、将分割到许宝珍名下的房屋判归武某乙使用没有依据。上诉人认为人民法院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对不宜分割的遗产采取折价补偿原则判归其中一继承人时应当听取其他继承人的意见，在意见不一致时应采取竞价方式确定归属。一审法院在未征求上诉人意见的情况下将许宝珍名下的房屋判归武某乙使用无法体现公平的司法理念。李某、武某乙、武某丙共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案中位于汾阳市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补偿所得4套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并未分割。1、关于本案中位于汾阳市南关村东坛巷18弓一院拆迁补偿所得4套房屋是否进行分割的问题。在(2015)汾民初字第905号继承纠纷一案诉讼过程中，武某丁、武某甲、张某甲对许宝珍遗嘱中分家析产的内容均不予追认，认为拆迁补偿的4套房屋均未进行分割。现上诉人所称拆迁补偿的4套房屋己进行分割，要求仅按法定继承平均分割许宝珍生前居住的房屋违背了法院的生效判决。2、关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批注的问题。在(2015)汾民初字第905号继承纠纷诉讼中，汾阳市人民法院从南关村委调取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均没有卢玉山关于分割4套拆迁补偿房屋的批注。上诉人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真实，不能作为认定补偿房屋已分割的证据采纳。3、在一审法院对(2015)汾民初字第9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的引用。(2015)汾民初字第905号事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已经生效。一审法院对生效判决部分内容的引述并无不当，且一审法院并未将之作为本案判决的理由，不属于认定事实的理由错误；（二）武某丙、武某乙并未放弃继承的权利。l、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武某丙、武某乙在遗产处理前并未做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2011年拆迁时许宝珍并未去世，各继承人也未对武士达遗产作出任何处理，上诉人不能以武某丙、武某乙在拆迁时未以共有人身份主张分割或明确份额推定武某丙、武某乙放弃继承权。2、在2015年的继承纠纷诉讼中是针对遗嘱是否有效进行审理，且武某乙明确表示，如果法院认定遗嘱无效，父母所有遗产，（武某乙）和被告武某丙要求依法继承，二人主张继承遗产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3、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根据法律规定，习惯、公序良俗原则只能是在法律没有规定时才能作为审判原则被采用。继承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上诉人与答辩人及武某乙、武某丙、武某丁同是武士达、许宝珍夫妇的子女，对父母遗产享有平等继承权。上诉人明知“继承权男女平等”的法律规定，却企图以所谓“嫁女不参与继承”的民间风俗习惯否定武某丙、武某乙法定的继承权，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不应予以支持。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武某丙、武某乙关于“只是帮助兄弟们解决好，自己不要一砖一瓦”的意思表示，只是在村委调解民事纠纷时为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作出妥协所涉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能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而且，武某丙、武某乙关于“只是帮助兄弟们解决好，自己不要一砖一瓦”的意思表示，本身就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所附条件为许宝珍过世后按照许宝珍遗愿进行遗产继承。但是，许宝珍过世后，上诉人违背许宝珍的遗愿，导致本继承纠纷的出现。武某丙、武某乙意思表述所附条件并未成就。因此，不能据此认为武某丙、武某乙有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同时，根据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本案中，武某乙、武某丙并无法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也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能据此说明武某乙、武某丙放弃了法定的继承权；（三）武某丙、武某乙主张继承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中，被继承人武士达去世后，属于武士达的遗产并未进行分割，武某乙、武某丙对武士达遗产的继承权并未被侵犯。因此，武士达遗产继承的诉讼时效应当自答辩人与武某乙、武某丙得知其继承权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而且从武士达遗产继承开始并未超过二十年。2014年5月26日，许宝珍去世后，上诉人与答辩人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纠纷。2016年1月11日，武某乙、武某丙、答辩人向汾阳市人民法院因继承纠纷提起诉讼。因此，答辩人、武某乙、武某丙对许宝珍的遗产主张继承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对原汾阳市南关村东坛巷18号房院产权权利人认定正确，份额认定公平合理：1、因1978年至1980年间建设该房院时，上诉人张某甲是未成年人并未参与建设，其在该院落建成的房屋中并无原始产权份额。因其在2008年，在该院内建起南房，封闭走廊，增加了该院的整体价值。许宝珍遗嘱中“东房是大伙间财产，自己建东房时出过钱”是对本案中建房事实的客观叙述，足以证实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中的东房并非张某甲所建。因此，法院认定上诉人张某甲拥有相应的产权份额，酌定武士达、许宝珍占65%、答辩人李某、上诉人武某甲各占10%、上诉人张某甲占15%。一审法院对该房院产权权利人认定正确，份额划分公平合理，应予维持。2、上诉人认为该房院在兴建时，父母已失去劳动能力，只是其主观臆断，主张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享有65%的份额不符合实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1978年，由被继承人武士达向当时汾阳县城关镇南关大队申请批建房屋，批准后，夫妻二人与子女共同动工兴建，在房院的建设过程中付出较多心血，1993年二人还在该院建起东房。上诉人以武士达、许宝珍的年龄推定二人不能参与房屋共建，缺乏事实依据。3、上诉人认为武某甲对该房院的贡献较大，主要由武某丁及上诉人武某甲承办，相应地应享有较大份额，该理由亦不能成立。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印证，该房院初建时，除上诉人张某甲外均参与了建设，上诉人武某甲并不能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其对房院建设的贡献较大。4、关于赡养，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根据答辩人在许宝珍在世时为许宝珍缴纳水、电、物业费，并为许宝珍装修房屋，许宝珍去世丧葬事务的花销安排均是答辩人承担。结合其母许宝珍在遗嘱中关于其愿意随答辩人李某一起生活的表述，答辩人李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适当多分，一审法院酌定李某继承武士达、许宝珍遗产20%合理合法；（五）许宝珍生前居住的房屋的归属问题已征得一审各当事人同意：许宝珍生前居住的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一审中武某乙提出所有权主张后，上诉人及本案其他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在尊重各方当事人意见的前提下作出将该房屋使用权归武某乙的判决，依法应予维持。武某丁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李某、武某乙、武某丙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对原、被告父母所遗位于南关新村的4套房屋进行分割，由三原告共同分得其中的190平米的房屋或者折价款。其中，许宝珍名下的76平米由原告李某继承；2、被告张某甲返还原告李某两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某、武某丙、武某乙与被告张某甲、武某丁、武某甲系被继承人武士达（2000年去世）、许宝珍（2014年去世）夫妻的亲生子女。被告武某丁系长子、被告武某甲系次子、原告李某系四子、被告张某甲系五子、原告武某丙系长女、被告武某乙系次女，第三子第三女均送养他人。1978年，被继承人武士达经向当时的汾阳市城关镇南关大队申请，汾阳市城关镇南关大队给被继承人武士达下达了批建房屋地址证，批建房屋地址证注明：经大队研究同意武士达同志申请建房要求，批准你户在东坛巷地区新建窑洞6孔，东至西28.8米，南至北20米；并注明房屋四至。在得到批准后，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与子女一起开始动工兴建，历时数年，至1980年在南关村东坛巷建起6间房院。建房时武士达、许宝珍夫妻及家庭成员有武某丁、武某甲、李某、张某甲，当时被告武某丁、武某甲、原告李某均已成年，从事生产劳动有经济收入并参与建房劳动；被告张某甲生于1969年，建房当时是未成年人；建房时原告武某丙已出嫁，参与过建房劳动，原告武某乙亦已出嫁，经济上资助过建房。1983年5月，当时的汾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为武士达家位于南关村东坛巷的6间房院颁发了新建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该使用权证载明：户主武士达，家庭成员许宝珍、武永（即武某丁）、武某甲、武华（即李某）、武胜（即张某甲）。同年5月30日，汾阳市公证处为汾阳市城关镇人民政府为武士达家位于南关村东坛巷的6间房院颁发了新建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进行了公证。1992年，汾阳县人民政府换发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将最初兴建的6间房屋中的西两间分割并登记到被告武某丁名下，东面的4间以南关村东坛巷18号登记在武士达名下。之后，被告张某甲2008年在登记到武士达名下的东坛巷18号院内盖了两间南房，封闭了3间正房的走廊。被告张某甲陈述1993年还在该院建起了东房，并提供了赵学功、要增革的证明，三原告否认，陈述该东房为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所建。2011年，汾阳市南薰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拆迁改造时，武士达名下位于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以武某甲、武胜（即张某甲）名义与汾阳市南关新村农工贸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共得到补偿房屋4套，位于汾阳市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76.61平方米，原系许宝珍居住，现为张某甲使用)、2单元301室(93.84平方米，现为武某甲使用)、2号楼2单元401室(93.84平方米，现为张某甲使用)、3单元401室(76.61平方米，现为李某使用)。因补偿房屋总面积超过应补偿面积19平方米，需补贴拆迁方40,000元，此款由原告李某和被告武某甲各支付了20,000元。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记载的武士达名下位于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土地使用面积333.9平方米。其中，砖混北房126.41平方米，砖混东房28.98平方米，附属建筑砖混南房29.76平方米，其余为院址。汾阳市南薰街道办事处南关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不足兑换面积补偿或超面积购买优惠价（10平方米内）（多层楼房）对应楼层2、3层1680元/平方米，4层1580元/平方米；优惠价外的结算价2、3层2630元/平方米，4层2550元/平方米。原、被告及许宝珍之间没有签订过明确的分家析产及对武士达遗产的处分协议，2013年7月，许宝珍在汾阳市鼓楼苑1号楼1单元202室外甥孙建花（系许宝珍所生，送养给许宝珍之妹妹）家中口述了遗嘱一份，由孙建花记录，被告武某丙在场，孙建花记录完后又拿出去打印了5份，打印件日期注明是2013年7月15日。遗嘱主要内容是：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内房产趁拆迁分割给子女及我本人，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内原有房屋6间，长子武某丁早年逼迫父亲给他两间窑洞及空址，6间窑洞属七十年代建筑，东面板房因五儿子结婚而建，属大伙间盖，我出过钱，买过砖。现南关村委拆迁，一对一对换我4套商品房，4套商品房共339平方米，东坛巷18号院320平方米，多出约19平方米再付南关村委4万元。被告张某甲、武某甲可分得93平方米房子各一套，原告李某与母亲许宝珍各分得76平方米房子一套，由分得大房子的被告张某甲、武某甲各支付南关村委超补偿面积款两万元，还要补偿分得小房子的四万元；许宝珍本人愿意随原告李某一起生活，许宝珍名下一套76平方米的房子将来由原告李某继承，归李某所有。2014年5月26日，许宝珍去世。之后，被告张某甲住进许宝诊生前居住的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并因此与原告李某发生纠纷。原告李某于2015年7月31日向该院以继承(遗嘱)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5年11月9日作出（2015）汾民初字第90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在（2015）汾民初字第9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分家析产应该由在4套拆迁补偿房屋中拥有份额的子女与许宝珍达成合意，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形成分家析产协议；或由在4套拆迁补偿房屋中拥有份额的子女对许宝珍在遗嘱中分家析产的内容予以追认，许宝珍遗嘱中分家析产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被告武某丁、武某甲、张某甲对许宝珍的遗嘱或认为是假的或认为许宝珍年老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对遗嘱中分家析产的内容均不予追认，故许宝珍遗嘱中分家析产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在原、被告及许宝珍未达成过分家析产协议而许宝珍遗嘱中分家析产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4套补偿房屋仍属家庭共同财产”。被告武某甲、张某甲陈述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4套补偿房屋已分割，提供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主文之后有南关村委干部芦玉山手书的4套补偿房屋分割情况的记载，并提供芦玉山证明，芦玉山证明称2013年拆迁安置完毕后按当事人家庭成员协商结果自己给批注的，对此，三原告不予认可，指出原告提供的及上一次诉讼中法院从南关村委调取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均没有芦玉山分割4套拆迁补偿房屋的批注，认为被告武某甲、张某甲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真实。被告武某甲、张某甲主张原告武某丙、武某乙已放弃继承权，并提供南关村委干部张某乙、贾某证明，证明在南关村委调解原、被告纠纷时，原告武某丙、武某乙曾表示，不要一砖一瓦，原告武某丙不认可该二人证明，陈述自己参加南关村委主持调解原、被告纠纷时，始终未发一言，没有过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证人张某乙、贾某当庭作证时对原告武某丙的陈述认可；原告武某乙也不认可该二人证明，证人张某乙当庭作证时陈述，原告武某乙在南关村委主持调解时表示，只是帮助弟兄们解决事情，自己不要一砖一瓦，证人贾某当庭作证时陈述，原告武某乙南关村委主持调解时没有过要求继承遗产的意思表示。原告李某从2013年至许宝珍去世，为许宝珍居住的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缴纳水电费、取暖费。原告李某2013年11月还雇佣雷生明装修许宝珍居住的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开支50000余元。原告李某陈述自己对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主要承担了母亲许宝珍的丧葬事宜，并提供了许宝珍丧葬事宜的帐本为凭，原告武某丙、武某乙认可，被告武某丁、武某甲、张某甲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讼争的标的物是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4套补偿房屋，位于汾阳市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76平方米，原系许宝珍居住，现为被告张某甲使用)、2单元301室(93平方米，现为被告武某甲使用)、2号楼2单元401室(93平方米，现为被告张某甲使用)、3单元401室(76平方米，现为原告李某使用)。因南关新村4套补偿房屋是因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补偿所得。因此，应首先确定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的产权归属，是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遗产还是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与各当事人或个别当事人的共同财产。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的产权应归属在建设该房院中过程中参与建设的家庭成员。1983年5月，当时的汾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为武士达家位于南关村东坛巷的六间房院颁发了新建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该使用权证载明：户主武士达，家庭成员许宝珍、武永（即武某丁）、武某甲、武华（即李某）、武胜（即张某甲）。该使用权证载明的家庭成员在无其它相反证据可以否认的情况下，也可认定为1978年至1980年兴建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时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的家庭成员。1980年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6间房屋建成时，由于原告李某、被告武某丁、武某甲均参与了建设，该房院的产权应属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及原告李某、被告武某丁、武某甲家庭成员共有；被告张某甲由于1978年至1980年兴建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时尚是未成年人，在该院落中并无原始产权份额。1992年，汾阳县人民政府换发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将最初兴建的六间房屋中的西两间分割并登记到被告武某丁名下，东面的4间以南关村东坛巷18号登记在武士达名下。由于被告武某丁已经将自己参与建设东坛巷六间房屋而拥有了的份额分割了出去，因此，被告武某丁在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剩余的4间房院中没有份额。被告张某甲主张之后在该院兴建了东房并提供了证据，但许宝珍遗嘱中有东房是大伙间财产，自己建东房时出过钱，三原告也认为东房系父、母所建，结合双方证据和意见，东房应确定为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和被告张某甲共建。2008年，被告张某甲还在该院内建起南房，封闭走廊。被告张某甲称南房、走廊是其个人财产，但拆迁补偿时，东坛巷18号院作为一个整体与南关村委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因此，被告张某甲建设形成的建筑，只能认定为是东坛巷18号院添附的财产，增加了该院的整体价值，被告张某甲因此主张南房、走廊是其个人财产不能支持，被告张某甲上述在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剩余的4间房院中的建设，使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整体价值增加，被告张某甲因此也在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拥有了相应的产权份额。至2011年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剩余的4间房院拆迁时，该院应确定为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与原告李某及被告武某甲、张某甲的家庭共同财产，综合考虑各自在建设该房院过程中的贡献，酌定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占65%，原告李某、被告武某甲各占10%，被告张某甲占15%。2000年，被继承人武士达去世后至2011年拆迁时，许宝珍及原、被告并未对武士达的遗产进行过继承分割，因此，2011年拆迁补偿后，被继承人武士达的遗产、被继承人许宝珍与原告李某及被告武某甲、张某甲在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财产权利、份额随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相等份额转移到了4套拆迁补偿房屋中。原告方认为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是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遗产，与事实不符，不能采纳，原告方陈述如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被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则原告武某丙、武某乙因参与了该房院建设，亦应有原告武某丙、武某乙的财产份额，但由于原告武某丙、武某乙建房时已经与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及原告李某及被告武某丁、武某甲、张某甲不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应是参与建设该房院的家庭成员共有，因此，原告该主张不能支持。三被告主张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4套补偿房屋已分割，但在（2015）汾民初字第9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分家析产应该由在4套拆迁补偿房屋中拥有份额的子女与许宝珍达成合意，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形成分家析产协议；或由在四套拆迁补偿房屋中拥有份额的子女对许宝珍在遗嘱中分家析产的内容予以追认，许宝珍遗嘱中分家析产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被告武某丁、武某甲、张某甲对许宝珍的遗嘱或认为是假的或认为许宝珍年老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对遗嘱中分家析产的内容均不予追认，故许宝珍遗嘱中分家析产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在原、被告及许宝珍未达成过分家析产协议而许宝珍遗嘱中分家析产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4套补偿房屋仍属家庭共同财产。”这是经生效判决书确认的事实，未经法定程序不能推翻。且被告在（2015）汾民初字第905号继承纠纷诉讼过程中，也认为4套补偿房屋并未分割，被告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芦玉山批注四套补偿房屋已分割情况，芦玉山证明称是2013年按当事人意思补充批注上的，原告否认，且原告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并无芦玉山的批注，因此，被告关于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4套补偿房屋已分割的主张不能支持。关于原告武某丙、武某乙是否放弃继承的问题，原告武某丙、武某乙作为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的亲生女儿，继承武士达、许宝珍夫妻遗产是其法定权利，在遗产实际分割前，或者说继承开始时，随时可以主张其权利，不能因继承人有过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而剥夺其继承权。除非是继承人表示放弃继承权且遗产已实际分割，则继承人不能对已分割的遗产主张权利。本案中原告武某丙、武某乙曾表示如按母亲许宝珍遗嘱继承，则不对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遗产主张权利，否则，按法定继承则要参与继承。在（2015）汾民初字第905号继承纠纷中，该院确认遗嘱无效后，原告武某丙、武某乙要求按法定继承参与继承分割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遗产，是其法定权利，应予保障。且原告武某丙、武某乙在南关村委调解本起家庭纠纷时，为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作出妥协所涉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关于时效，被告认为原告对除许宝珍生前居住过的另外3套房屋主张继承，超过诉讼时效，由于该3套房屋尚未分割继承，被继承人许宝珍2014年去世后，原、被告即因继承发生纠纷，先经南关村委调解，调解不成，原告李某又于2015年7月31日提起诉讼，原告一直就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遗产主张权利。因此，被告认为原告对除许宝珍生前居住过的另外3套房屋主张继承，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不能支持。关于赡养，原告李某从2013年至许宝珍去世，为许宝珍居住的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缴纳水电费、取暖费。原告李某2013年11月还雇佣雷生明装修许宝珍居住的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开支50000余元。原告李某在许宝珍去世前数年及去世后在丧葬事宜上尽了较多义务，因此，许宝珍的遗产份额，原告李某可适当多分，酌定原告李某可继承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遗产20%，原告武某丙、原告武某乙、被告武某丁、被告武某甲、被告张某甲各继承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遗产16%(80%÷5)。遗产在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不属于遗产的部分，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四套补偿房屋中，应先扣除原告李某、被告武某甲各自缴纳超占面积款20000元而各自在补偿房屋中拥有的个人财产权利。原告李某为许宝珍生前居住的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装修开支50000多元，该财产权利属其个人所有，应由分得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的其他继承人直接补偿原告李某，由于原告李某未提供确切的装修开支数额，本案无法一并处理，原告李某可在本判决生效后与分得该房屋的继承人另行解决。4套补偿房屋剩余部分作为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转移的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与原告李某及被告武某甲、张某甲的家庭共有财产，先将原告李某、被告武某甲、被告张某甲各自所占份额分出，最后剩余部分作为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遗产分割，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办法处理。本案有6个继承人分割继承4套房屋，采用折价的方式为宜。原告李某，被告武某甲、张某甲现在实际占有的房屋仍归其占有为宜，许宝珍生前居住的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三原告请求归原告武某乙占有，被告无异议，应当允许。原、被告在拆迁补偿房屋共有部分各自份额如下：原告李某拥有23%（10%原有份额+65%×20%继承份额）的份额，被告武某甲拥有20.4%（10%原有份额+65%×80%÷5继承份额）,原告武某丙、武某乙、被告武某丁各拥有10.4%（65%×80%÷5）的份额，被告张某甲拥有25.4%（15%原有份额+65%×80%÷5继承份额）的份额。四套补偿房屋的价值应以市场价2、3层2630元/平方米，4层2550元/平方米为准，据此，四套补偿房屋价值为882931元{(1号楼3单元201室76.61平方米+1号楼2单元301室93.84平方米)×2630元/平方米+(2号楼3单元401室76.61平方米+2号楼2单元401室93.84平方米)×2550元/平方米=882931元}。882931元-40000元(原告李某、被告武某甲个人财产)=842931元，该842931元是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转移到四套补偿房屋中的价值。各当事人在四套拆迁补偿房屋中拥有以下财产价值：原告李某20000元(缴纳超占面积费)+842931元×23%=213874.13元，原告武某丙842931元×10.4%=87664.82元，原告武某乙842931元×10.4%=87664.82元，被告武某丁842931元×10.4%=87664.82元，被告武某甲20000元(缴纳超占面积费)+842931元×20.4%=191957.93元，被告张某甲842931元×25.4%=214104.48元。原告李某现居住2号楼3单元401室价值为：76.61平方米×2550=195355.5元，少于应得遗产213874.13元－195355.5元=18518.63元，该款应由其他分得房屋价值超过应继承财产价值的其他继承人补偿。原告武某乙1号楼3单元201室价值为：76.61平方米×2630=201484.3元，多出应得遗产201484.3元－87664.82元=113819.48元，该财产价值应补偿给未分割房屋或分割房屋价值不足应继承财产价值的其它继承人；被告武某甲1号楼2单元301室价值为：93.84平方米×2630元=246799.2元，多出应得遗产246799.2元－191957.93元=54841.27元，该财产价值应补偿给未分割房屋或分割房屋价值不足应继承财产价值的其它继承人；被告张某甲2号楼2单元401室价值为：93.84平方米×2550=239292元，多出应得遗产239292元－214104.48元=25187.52元，该财产价值应补偿给未分割房屋或分割房屋价值不足应继承财产价值的其它继承人；由原告武某乙补偿原告武某丙87664.82元、补偿原告李某18518.63元、补偿被告武某丁7636.03元，由被告武某甲补偿被告武某丁54841.27元，被告张某甲补偿被告武某丁25187.5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汾阳市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使用权归原告武某乙，1号楼2单元301室使用权归被告武某甲，2号楼2单元401室使用权归被告张某甲，2号楼3单元401室使用权归原告李某；二、原告武某乙补偿原告武某丙87664.82元、补偿原告李某18518.63元、补偿被告武某丁7636.03元，被告武某甲补偿被告武某丁54841.27元，被告张某甲补偿被告武某丁25187.52元。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三、被告张某甲在本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腾出位于汾阳市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四、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原告李某承担1160元，原告武某丙、武某乙，被告武某甲、武某丁、被告张某甲各承担92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村委会回迁结算明细表4份，拟证明涉案4套房屋已分割。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只能证明拆迁房屋的现状，不能证明分割房屋的事实。针对本案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同一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涉及的拆迁18号院房屋所有权归谁所有；2、涉案房屋是否属于共同财产，能否共同分割；3、汾阳市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是否应该按共同财产进行分割；4、拆迁后的3套房屋是否应该重新进行分割；5、武某乙、武某丙是否放弃了继承权，若没有放弃，该二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的产权归属应归属于建设该房院过程中参与建设的武士达户的家庭成员。1983年5月，汾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为武士达家位于南关村东坛巷的6间房屋办理了新建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证，该使用权证载明：户主武士达，家庭成员许宝珍、武永（即武某丁）、武某甲、武华（即李某）、武胜（张某甲）。该使用权证载明的家庭成员在无其它相反证据可以否认的情况下，也可认定为1978年至1980年兴建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时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的家庭成员。1980年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房屋建成时，该房院的产权应属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及参与建设的上诉人武某甲、被上诉人李某、原审被告武某丁共有；上诉人张某甲由于1978年至1980年兴建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时尚是未成年人，在该院落中并无原始产权份额。1992年，汾阳县人民政府换发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将最初兴建的6间房屋中的两间分割并登记到原审被告武某丁名下，东面的4间以南关村东坛巷18号登记在武士达名下。此时原审被告武某丁已经将自己参与建设东坛巷18号院的6间房屋而拥有的份额分割了出去。因此，其在剩余的4间房院中没有了份额。上诉人张某甲主张之后在该院兴建了东房并提供证据，但许宝珍遗嘱中提出东房是大伙间财产，自己建东房时出过钱，三被上诉人也认为东房系父、母（即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妇）所建，结合双方证据和意见，东房确定为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和上诉人张某甲共建。2008年，上诉人张武华在该院建起南房，封闭走廊。后在拆迁补偿时，东坛巷18号院作为一个整体与南关村委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而上诉人张某甲建设形成的建筑，作为18号院添附财产，增加了该院的整体价值，因此上诉人张某甲在东坛巷18号院拥有了相应的产权份额。综上，至2011年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剩余的四间房院拆迁时，其产权应归属于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与上诉人武某甲、张某甲以及被上诉人李某。2000年被继承人武士达去世后，至2011年拆迁时，许宝珍及其子女并未对武士达的遗产进行过继承分割，而南关新村四套补偿房屋是因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拆迁补偿所得，因此，被继承人武士达的遗产，被继承人许宝珍、上诉人武某甲、张某甲以及被上诉人李某在原南关村东坛巷18号院财产权利、份额随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相等份额转移到四套拆迁补偿房屋中。对于四套拆迁房屋是否已分割，首先应确认许宝珍遗嘱中关于分家析产的内容是否有效。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须经过拥有份额的家庭成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或者由在四套拆迁补偿房屋中拥有份额的子女对许宝珍遗嘱中分家析产的内容予以追认。而上诉人武某甲、张某甲、原审被告武某丁均不予追认，因此许宝珍遗嘱中关于分家析产的内容没有法律效力。上诉人所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芦玉山批注四套补偿房屋已分割情况，没有所属单位南关村委的法人代表或者公章确认，也没有其他共有人一致同意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能证明四套补偿房屋已经分割。综上，四套补偿房屋包括许宝珍使用过的南关新村1号楼3单元201室在内，均属于未经分割的共同财产，应统一重新进行分割。关于被上诉人武某乙、武某丙是否放弃继承权以及诉讼时效的问题。被上诉人武某乙、武某丙作为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夫妻的亲生女儿，继承遗产是其法定权利。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被上诉人武某乙、武某丙在遗产处理前并未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2011年拆迁时许宝珍并未去世，各继承人也未对武士达遗产作出任何处理，上诉人不能以被上诉人武某丙、武某乙在拆迁时未以共有人身份主张分割或明确份额推定其二人放弃继承权。同时在2015年的继承纠纷诉讼中在遗嘱被确认无效后，被上诉人武某乙、武某丙明确要求按法定继承参与继承分割被继承人武士达、许宝珍的遗产。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根据法律规定，习惯、公序良俗只能是法律规定的补充而不能代替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继承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因此，上诉人提出的“嫁女不参与继承”的民间风俗习惯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武某丙、武某乙在村委调解民事纠纷时为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所作出的“只是帮助兄弟们解决好，自己不要一砖一瓦”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因此该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对被上诉人武某丙、武某乙不利的证据。关于诉讼时效，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前已述及，从2000被继承人武士达去世到2011年拆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对财产进行分割，被上诉人武某丙、武某乙的继承权并未被侵犯，直至2014年5月26日许宝珍去世之后，当事人才因财产继承发生了纠纷，后在2016年1月18日，被上诉人武某乙、武某丙在一审法院因继承纠纷提起诉讼。因此，被上诉人武某丙、武某乙的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对于财产份额的认定以及分割，本院认定同一审。综上所述，上诉人武某甲、张某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1元，由上诉人武某甲、张某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美平审 判 员  张 华代理审判员  刘 昊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蔡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