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58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宝川，女，1958年9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邵一丹，北京道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农民日报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八里庄北里*号。
法定代表人唐园结，社长。
委托代理人孙乃会，男，1962年12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政寰，北京市则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宝川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31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吴宝川及其委托代理人邵一丹，农民日报社之委托代理人孙乃会、李政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宝川在原审法院诉称：农民日报社与吴宝川拟合作成立新媒体公司，农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王×1要求吴宝川于2013年2月7日向农民日报社汇入50万元，汇款用途注明为往来款，作为拟成立新媒体公司的类似诚意金的款项，同时告知吴宝川，无论该公司是否成立，上述款项均将全额退还。农民日报社财务向吴宝川出具了往来款收据。后新媒体公司未能成立，吴宝川多次向农民日报社催还该款，并发送了律师函，但农民日报社后仅返还15万元，其余款项至今未予返还。现吴宝川诉至法院，要求农民日报社向吴宝川返还往来款35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2月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农民日报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农民日报社在原审法院答辩称：农民日报社与吴宝川并不相识，未就吴宝川主张之合作事宜与其有过接洽，双方并无任何资金往来的合同依据或收据、发票；吴宝川所称之50万元款项，系北京中民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健公司）与农民日报社合作成立公司期间缴纳的保证金，吴宝川与农民日报社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合作关系，其应向案外人主张权利；吴宝川之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故不同意吴宝川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7日，吴宝川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农民日报社汇款50万元。审理中，吴宝川称农民日报社向其出具了收据，内容为：今收到王×2交来往来款50万元，但其未能就此向法院举证。
审理中，农民日报社提交2013年2月22日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王×2交来预收款（中民健公司）50万元。吴宝川否认该张收据系当时其收到之收据。
审理中，农民日报社称吴宝川主张之2013年2月7日汇款50万元，系中民健公司为与农民日报社合作成立新媒体公司而交纳之保证金，后合作未能成功，农民日报社与中民健公司经协商，将该50万元转为中民健公司向农民日报社交纳之广告宣传费用。
审理中，中民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于2015年11月4日出庭作证，证明中民健公司、吴宝川、案外一家山西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公司）曾与农民日报社协商合作成立新媒体公司事宜，中民健公司出面与农民日报社公司进行洽谈，并未向农民日报社披露吴宝川、山西公司之存在；农民日报社要求中民健公司交纳诚意金50万元，中民健公司告知吴宝川，由吴宝川交纳了该笔款项，当时并未说明该50万元系代谁交纳；交款时中民健公司与农民日报社并未约定如合作不成，该款项应如何处理；农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王×2曾交给刘×一张收据，刘×将该收据交给吴宝川；后合作并未成功，刘×与农民日报社协商该款项处理方式，农民日报社称已把该笔款项作为中民健公司交纳之宣传费进行了处理，刘×当时并未表示同意；后农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王×2通过个人账户给付中民健公司15万元，中民健公司将该笔款项给付了吴宝川；刘×、吴宝川均曾向王×2要求还款；中民健公司仅是牵头进行洽谈，并非吴宝川、山西公司之受委托人，吴宝川并未授权其处理该50万元。
审理中，农民日报社在刘×出庭作证后，于2015年11月24日向法院提交《关于给予中民健公司15万人民币使用说明》一份，载明日期为2015年10月22日，署名为刘×，内容为：中民健公司于2014年12月13日分两次收到农民日报社王×2转来15万元人民币后，董事长刘×即如数转给了吴宝川，作为她代中民健公司给予农民日报社合作新媒体公司的保证金的一部分；刘×董事长与王×2商议后，一致同意王×2可将中民健公司在农民日报社宣传费中的15万元作为抵扣款，在农民日报社做宣传使用。吴宝川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审理中，吴宝川认可其收王×2通过中民健公司向其支付之15万元。农民日报社称王×2向中民健公司转账15万元之行为，并非代表农民日报社之职务行为，而系其个人行为，农民日报社认为，中民健公司向其交纳之宣传费金额仍为50万元。
上述事实，有付款凭证、收据、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吴宝川主张其与农民日报社之间存在成立新媒体公司的合作关系，并因此向农民日报社交纳保证金50万元。但首先，其并未能提交农民日报社向其出具之收据对此加以证明；其次，农民日报社提交之收据，载明该款项为中民健公司之预付款，吴宝川虽对该收据之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未能提供证据否认该收据与本案之关联性，且双方均认可该收据系由农民日报社交付给中民健公司；其三，证人刘×之证言称吴宝川虽然确曾与中民健公司、山西公司约定共同参与与农民日报社之合作事宜，但吴宝川并未实际出面参加洽谈，中民健公司亦未曾向农民日报社披露吴宝川作为合作一方之存在；其四，刘×并作证称，吴宝川在交纳该50万元时，中民健公司与吴宝川之间并未说明是为谁交纳的该笔50万元款项。综上，吴宝川虽曾与中民健公司约定共同参与与农民日报社之合作事宜，并为合作的达成交纳了50万元保证金，但吴宝川提交之证据不足以证明农民日报社对吴宝川参与合作事宜知情；亦不足以证明其是为自己交纳了该50万元保证金；更不足以证明其与农民日报社之间就其参与合作事宜达成了合意；故对吴宝川提出其与农民日报社之间为成立合作关系进行协商并为此交纳了50万元保证金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根据证人刘×之证言与农民日报社之陈述，农民日报社收到50万元保证金后，系由中民健公司实际参加了洽谈，故吴宝川交纳之50万元应认定为中民健公司为与农民日报社合作而交纳之保证金。故对吴宝川要求农民日报社返还剩余35万元保证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宝川的全部诉讼请求。
吴宝川不服原审法院判决，以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农民日报社返还吴宝川往来款35万元及相应利息。
农民日报社同意原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据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吴宝川与农民日报社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现亦无证据证明吴宝川与农民日报社存在口头合同关系。结合吴宝川和农民日报社在行为当时的意思表示和纠纷发生之后双方对相关事实的认知等因素，吴宝川与农民日报社之间亦未形成事实合同关系。故吴宝川以合同纠纷为由要求农民日报社返还相应款项，缺乏相应依据，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吴宝川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吴宝川在二审期间认为农民日报社收取50万元系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的意见，不属于本案在二审期间的审理范围。吴宝川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904元，由吴宝川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吴宝川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丹
代理审判员 曾 彦
代理审判员 胡 婧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