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12民终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黑龙江省宝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达市兴安街1委*组。法定代表人：梁建民，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那业新，黑龙江鑫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宝林，男，现住安达市正阳7道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健，男，现住安达市正阳6道街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杰，黑龙江牛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黑龙江省宝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宝林、常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达市人民法院（2017）黑1281民初3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黑龙江省宝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建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那业新、被上诉人常宝林、被上诉人常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黑龙江省宝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安达市人民法院（2017）黑1281民初3139号，支持黑龙江省宝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的诉讼请求；二、由常宝林、常健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常宝林、常健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签订《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与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签订《拆迁补充协议》时，常宝林、常健均未提交房照，其隐瞒了被拆迁房屋面积仅有3493.03㎡的事实，致使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按照其被拆迁房屋面积4490㎡的事实与其约定了回迁面积，并且按照被拆迁房屋面积4490㎡的事实，约定违约补偿金。常宝林、常健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应当撤销。另外，对《拆迁补充协议》第四条借款时间及借款数额均存在重大误解，亦应当撤销。常健辩称：常宝林、常健是被动迁人，动迁的时候，房屋面积为有照房屋3493.03㎡，无照房屋面积569.68㎡，共计面积4062.71㎡。2011年6月24日，常宝林、常健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搬迁时间为2011年7月5日，回迁时间为2012年12月30日。在产权过度期限内，补偿常宝林、常健房屋面积428㎡，共计4490㎡。同时约定，如拆迁人不能按时回迁，自逾期之日起发给临迁补助费每年1,000,000.00元。2013年5月9日，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将开发建设《御景豪庭二期小区》项目转让给了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后，该公司对常宝林、常健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开发公司2011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予以认可。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于2016年9月14日签订补充协议再次确认，该协议与原拆迁补偿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签订合同时，合同的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不公正。双方经协商确认动迁面积，以及安置和补偿最终达成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合同内容上看，双方的动迁和补偿协议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撤销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驶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另外，按照撤销权的除斥期限，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驶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自2011年6月份，双方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至今已经超过五年，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已经丧失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限。现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依据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来计算撤销权的时限，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内容包括动迁面积、回迁安置方式，以及本案争议每年1,000,000.00元的违约金的内容均是在2011年6月所达成的。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无论从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限，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均丧失诉讼权利。二审法院应驳回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常宝林辩称：同常健答辩意见一致。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撤销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常健于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2.要求常宝林、常健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14日，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常健签订《拆迁补充协议》。在签订协议时，常宝林、常健隐瞒了自己被拆迁的房屋面积仅有3493.03㎡的事实，以2011年6月24日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确定的房屋基本情况为准，总计4490㎡。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按常宝林、常健被拆迁房屋4490㎡计算回迁面积与常宝林、常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经了解，常宝林、常健被拆迁的房屋面积仅有3493.03㎡。2016年9月14日，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中约定，因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原因不能按时回迁，每年补偿常宝林、常健1,000,000.00元的违约责任过分高于给常宝林、常健造成的损失，且与安达市人民政府下发的安政发【2010】24号文件要求不符。安达市正在营业的非住宅房屋，停业损失应以被拆迁人在税务机关上年缴税额为标准，由拆迁人给予一次性补偿。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已经按照该补偿标准每年补偿给常宝林、常健21,000.00元不能按时回迁造成的损失。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认为，《拆迁补充协议》系常宝林、常健以欺诈的手段隐瞒事实真相，使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协议；常宝林、常健利用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时间紧迫的轻率行为，单方获取暴利，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显违反了平等、互利、公平的原则。一审法院认定，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在（安达市）牛街和北横街之间，金牛路和汗牛路之间的平房区进行棚户区改造，建设《御景豪庭小区二期》。常健的房屋在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的动迁范围内。2011年6月24日，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拆迁人）与常健（被拆迁人）签订了《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中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产权人：常健，所有权性质为商服，建筑面积4490㎡。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补偿总额：建筑面积4370㎡商服，建筑面积120㎡住宅。回迁安置位置面积：御景豪庭小区内D2栋一层车库1000㎡；D2栋二层商服1000㎡，按乙方要求划分为40个房间；御景豪庭小区G4栋临四道街商服一层1075㎡，二层1295㎡；G4栋12层住宅120㎡；D2栋一层车库门前道路由甲方负责无偿封闭，归乙方使用；D2栋二层商服地面及20个卫生间由甲方负责铺贴地砖和墙砖。违约责任第1条约定，由于拆迁人原因致使被拆迁人不能按时回迁的，自逾期之月起发给临迁补助费，补偿方式为每年1,000,000.00元，逾期不能完工按日计算。合同有拆迁人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盖章及拆迁人代表孙玉良签字。合同签订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将所开发建设的《御景豪庭小区二期》项目全部转让给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2013年5月9日，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在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盖章及梁建民签字。2016年9月14日，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甲方）与常宝林、常健（乙方）共同签订了《拆迁补充协议》，约定：1.原有协议中的D2栋后经规划更改为G4号楼南海座，乙方回迁面积为2000㎡，经甲方同意将G4号楼一、二、三层建筑面积约为2000㎡（以房产及相关部门测绘为准）多退少补，回迁给乙方。双方无异议；2.原协议在G3号楼（东海座）一层商服回迁面积1075㎡，二层商服回迁面积1295㎡不变回迁给乙方，双方无异议；3.由于拆迁人及规划等原因致使被拆迁人不按时回迁，甲方给予乙方补偿，补偿金额为每年1,000,000.00元，共计：5,000,000.00元（自2012年12月30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甲方借乙方人民币200,000.00元用于工程材料款，共计5,200,000.00元，现将G3号楼3层商服（1400㎡）赔偿给乙方；该3层商服靠正阳街方向（1400㎡)归乙方所有。甲方交房时可以用同等资金5,200,000.00元回购此房（1400㎡）；4.甲方于2012年6月借乙方612,000.00元用于回迁，甲方用3号楼2层100㎡商服偿还给乙方抵借款，房屋归乙方所有；5.在原合同有一套住宅建设面积120㎡，现已落到3号楼（东海座3单元401室）。一审法院又查明，常宝林与常健系父子关系。被拆迁房屋有8本房屋产权证照，共计面积为3493.03㎡。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是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提出的撤销《拆迁补充协议》的请求，是否存在撤销权消灭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本案中，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常健、常宝林于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于2017年9月8日向本院起诉请求撤销双方于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其申请撤销的时间未超过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因此，对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提出的撤销《拆迁补充协议》的理由，应予审查。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是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主张撤销其与常宝林、常健于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的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提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补充协议》及8本房屋产权证照和收条证实，常宝林、常健以欺诈手段隐瞒被动迁房屋只有3493.03㎡的事实及利用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因时间紧迫的轻率行为，使其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订立的协议，单方获取暴利，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显违反平等、互利、公平的原则，主张撤销双方于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只能证实常宝林、常健被动迁的有照房屋是3493.03㎡，不能证实常宝林、常健存在隐瞒事实，采用欺诈手段的主观故意，且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拆迁事宜的经验和优势要超过被拆迁人常宝林和常健，作为拆迁人应按照拆迁程序进行实地测量，对被拆迁房屋产权证照的建筑面积进行核实，并不能仅听取被拆迁人常宝林、常健的陈述来确定拆迁房屋的面积，故其主张常宝林、常健虚假陈述拆迁面积，使其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实《拆迁补充协议》是常宝林、常健采取欺诈或者乘人之危，使其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拆迁补充协议》的每年1,000,000.00元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因该违约金系双方按照2011年6月24日《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经结算后双方协商一致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对违约金的结算存在重大误解或无经验和轻率而签订的显失公平的《拆迁补充协议》，对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拆迁补充协议》第四条的借款时间及借款数额是否有误，均不符合撤销《拆迁补充协议》的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双方于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系根据2011年6月24日的《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双方自行协商签订的,协议内容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未违反公平原则。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主张撤销《拆迁补充协议》，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拆迁补充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200.00元，由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除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外，又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拆迁公告》一份。安达市建设局2010年12月29日公布的拆迁公告。公告确定拆迁范围、拆迁人、拆迁日期。同时要求房屋产权人应按照有关规定配合拆迁人、拆迁承办人、估价机构进行产权登记、面积测量、检验证照、房屋评估、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等工作。产权人应如实提供所需证件。拟证明在动迁过程中，常宝林、常健没有如实提交产权证照。证据二，《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2010年9月10日，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签订的《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上注明被拆迁人房屋基本情况，产权人：常宝林、所有权性质：商服、建筑面积4150㎡。补偿总额¥：建筑面积4150㎡商服。2011年3月1日前搬迁完毕。约定回迁安置位置面积。拟证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签订该协议时，常宝林房屋建筑面积为4150㎡。证据三，《房屋拆迁补充协议》一份。2011年7月1日，甲方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与乙方常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充协议》。协议内容：乙方的动迁房屋室内设施已搬迁完毕，双方补充协议如下：1、乙方的动迁房屋室内设施已迁出，4000㎡7月1日交给甲方。2、钱江摩托450㎡营业房不能按时交房，交给甲方负责拆迁，动迁补偿由乙方负责（乙方出资拾万元整）。拟证明签订该《房屋拆迁补充协议》时，常宝林房屋建筑面积为4000㎡。证据四、收据一张。2011年7月19日，夏学军给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注明：人民币捌万元整，上款系夏学军营业损失费（雅马哈摩托车专卖店），收款人夏学军。拟证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支付雅马哈摩托车专卖店营业损失费80,000.00元。证据五、《抵押借款协议书》和《购房收据》各一份。2013年5月13日，甲方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乙方常宝林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和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为常宝林出具的《购房收据》。抵押借款协议书注明：甲方因施工需要，甲方向乙方借款贰拾陆万元整（260000元）(原文如此,下同)。甲方以御景豪庭二期（四道街）二层商服，与常宝林原回迁位置相连开出100㎡，做为抵押。还款期限为2013年11月13日，甲方如未能按期还款，此户商服房100㎡归乙方所有，甲方还款后房屋抵押解除。《购房收据》注明：购房人姓名常宝林，购房位置四道街商服与原回迁位置相连二层商服，交款金额260,000.00元，收款单位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交款人常宝林。拟证明该公司于2013年5月13日向常宝林借款200,000.00元，利息60,000.00元，月利率5％，与2016年9月14日，双方签订的案涉《拆迁补充协议》第四项内容中确定的借款时间和借款数额不符，存在重大误解。证据六、《拆迁补充协议》一份。2016年9月14日，甲方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乙方常宝林、常健签订《拆迁补充协议》。内容：1.原有协议中的D2栋后经规划更改为G4号楼南海座，乙方回迁面积为2000㎡，经甲方同意将G4号楼一、二、三层建筑面积约为2000㎡（以房产及相关部门测绘为准）多退少补，回迁给乙方。双方无异议；2.原协议在G3号楼（东海座）一层商服回迁面积1075㎡，二层商服回迁面积1295㎡不变回迁给乙方，双方无异议；3.由于拆迁人及规划等原因致使被拆迁人不按时回迁，乙方给予补偿，补偿金额为每年100万元(原文如此，下同)，共计：500万元(原文如此)（自2012年12月30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甲方借乙方人民币20万元(原文如此,下同)用于工程材料款，现将G3号楼3层商服（1400㎡）抵偿给乙方；该3层商服靠正阳街方向（1400㎡)归乙方所有。甲方交房时可以用同等资金回购此房；4.甲方于2012年6月借乙方61.2万元（原文如此，下同）用于回迁（含利息），甲方用3号楼2层100㎡商服偿还给乙方抵借款，房屋归乙方所有。拟证明该公司于2013年5月13日向常宝林借款260,000.00元，实际借款200,000.00元,利息60,000.00元，按照月利率5％结算为612,000.00元。常健质证称，对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提供的六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当说明的是，2016年9月14日，双方一共签订两份协议，其中后签订的一份协议存在第5项内容，对原有合同重新梳理后签订的。合同签订的前提是双方原有一套120㎡拆迁补偿面积的约定。2011年，双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主体是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由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将拆迁事项转让给了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所以，2013年5月13日，常宝林、常健与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又签订合同。2010年9月10日，常宝林、常健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拆迁合同，房屋面积是没有经过测量的，后经过测量，于2011年7月1日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签订确认房屋面积是4000㎡的协议。经过测量之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对常宝林、常健有照房屋是3493.03㎡，无照的房屋569.68㎡是认可的。按照合同约定，如果开发公司不能按时交房，开发公司给予补偿。常宝林质证意见与常健一致。常宝林向本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据一、证人刘秀艳出庭证实，证人证实其承租被上诉人常宝林的房屋。常宝林房屋动迁时，常宝林返给其一年租金80,000.00元。拟证明常宝林的部分房屋动迁时，尚在出租之中，存在损失问题。证据二、证人杨占和出庭证实，证人证实其承租常宝林的房屋。每年房租95,000,00元。因为常宝林房屋动迁了，证人搬出。常宝林返回房租95,000,00元。拟证明常宝林的部分房屋动迁时，尚在出租之中，存在损失问题。证据三、证人刘成江出庭证实，证人证实其租用常宝林的房屋卖摩托车。2011年,常宝林房屋动迁了，常宝林给其退还了一整年的房租92,000,00元。拟证明常宝林的部分房屋动迁时，尚在出租之中，存在损失问题。证据四、证人刘福彦出庭证实，证人证实其租用是常宝林的房屋，开歌厅了，每年租金120,000.00元。因常宝林房屋动迁了，退换其房租120,000.00元。拟证明常宝林的部分房屋动迁时，尚在出租之中，存在损失问题。证据五、证人高玉彬出庭证实，证人证实其2010年以前一直租用常宝林的房屋，开塑料厂。后因常宝林房屋动迁，常宝林将房屋租金和设备损失费一共75,000.00元给付证人，证人将此房倒出。拟证明常宝林的部分房屋动迁时，尚在出租之中，存在损失问题。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言证实不了开发商应该补偿给其80,000.00元。对证据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其是利害关系人。对证据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其是利害关系人，即使证人证实是真实的，证人也记不清合同中是否约定动迁时返还一年房租的事实。对证据四证人证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五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常宝林、常健的观点。根据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和质证意见，对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提交证据一至证据六，属于书面证据，常宝林、常健对其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人刘秀艳、刘福彦、高玉彬的证言，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对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人杨占和、刘成江的证言，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对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9月10日，拆迁人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与被拆迁人常宝林签订《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偿（常宝林）总额¥：建筑面积4150㎡商服。并约定了回迁安置位置面积和搬迁期限。2010年12月29日，安达市建设局颁布拆迁公告，确定动迁人为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常宝林、常健的房屋在动迁范围之内。该公告要求房屋产权人应如实提供所需证件，配合拆迁人、拆迁承办人、估价机构进行产权登记、面积测量、检验证照、房屋评估、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等工作。2011年6月24日，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拆迁人）与常健（被拆迁人）又重新达成《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产权人：常健，所有权性质为商服，建筑面积4490㎡。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产权调换。补偿总额：建筑面积4370㎡商服，建筑面积120㎡住宅。回迁安置位置面积：御景豪庭小区内D2栋一层车库1000㎡；D2栋二层商服1000㎡，按乙方要求划分为40个房间；御景豪庭小区G4栋临四道街商服一层1075㎡，二层1295㎡；G4栋12层住宅120㎡；D2栋一层车库门前道路由甲方负责无偿封闭，归乙方使用；D2栋二层商服地面及20个卫生间由甲方负责铺贴地砖和墙砖。搬迁期限：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12月30日。产权调换过度期限：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12月30日。同时约定违约责任：第1条约定，由于拆迁人原因致使被拆迁人不能按时回迁的，自逾期之月起发给临迁补助费，补偿方式为每年1,000,000.00元，逾期不能完工按日计算。2011年7月1日，拆迁人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与被拆迁人常健又签订《房屋拆迁补充协议》，明确常健的拆迁房屋室内设施已搬迁完毕，4000㎡（房屋）7月1日交给甲方。钱江摩托450㎡营业房不能按时交房，交给甲方负责拆迁，动迁补偿由乙方负责。后常健按照约定按时履行了交付房屋的义务。2012年7月，因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无力经营，将其开发建设《御景豪庭小区二期》房地产项目转让给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2013年5月9日，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建民在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拆迁人）与常健（被拆迁人）于2011年6月24日签订的《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2013年5月13日，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向常宝林借款20,0000.00元，约定月利率5％，并与常宝林达成《抵押借款协议书》，协议内容:甲方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因施工需要，向乙方常宝林借款贰拾陆万元整（260000元），甲方以御景豪庭小区二期（四道街）二层商服，与常宝林原回迁位置相连开出100㎡，做为抵押。还款期限为2013年11月13日，甲方如未能按期还款，此商服房100㎡归乙方所有。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给常宝林出具购房收据。同年6月11日，甲方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乙方常健达成《拆迁户补充协议》，约定：由于甲方原因致使乙方不能于2012年12月30日回迁，甲方每年付给乙方营业损失补偿款壹佰万元（原文如此）整。自2013年1月1日起至甲方交房为止，营业损失补偿款按日计算。甲方常宝林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梁建民分别签字，并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后因《御景豪庭小区二期》房地产项目设计发生变更，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常健于2016年9月14日再次就房屋安置补偿问题前后签订两份《拆迁补充协议》。第一份《拆迁补充协议》内容:1.原有协议中的D2栋后经规划更改为G4号楼南海座，乙方回迁面积为2000㎡，经甲方同意将G4号楼一、二、三层建筑面积约为2000㎡（以房产及相关部门测绘为准）多退少补，回迁给乙方。双方无异议；2.原协议在G3号楼（东海座）一层商服回迁面积1075㎡，二层商服回迁面积1295㎡不变回迁给乙方，双方无异议；3.由于拆迁人及规划等原因致使被拆迁人不按时回迁，乙方给予补偿，补偿金额为每年100万元，共计：500万元（自2012年12月30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甲方借乙方人民币20万元用于工程材料款，现将G3号楼3层商服（1400㎡）抵偿给乙方；该3层商服靠正阳街方向（1400㎡)归乙方所有。甲方交房时可以用同等资金回购此房；4.甲方于2012年6月借乙方61.2万元用于回迁（含利息），甲方用3号楼2层100㎡商服偿还给乙方抵借款，房屋归乙方所有。同日,双方又重新签订第二份《拆迁补充协议》。该协议与前一份协议相比较，第二份协议内容，除将第一份协议第四项“甲方于2012年6月借乙方61.2万元用于回迁（含利息）”中的“（含利息）”去掉外，又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内容，即：在原合同有一套住宅建设面积120㎡，现已落到3号楼（东海座3单元401室）。其他协议内容没有改变。2017年9月8日，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向安达市人民法院提起合同撤销权之诉，请求撤销2016年9月14日双方签订的第二份《拆迁补充协议》。2017年9月28日，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收到（安达市）征收局保管的被动迁人常宝林、常健房屋证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当事人签订的数份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最终的意思表示作为确定权利义务的依据。本案中，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于2016年9月14日与常宝林、常健就动迁补偿安置，先后签订两份《拆迁补充协议》，相较两份协议书的内容，存在重大的不同在于第一份协议书中，双方达成四项合同内容，而在第二份协议书中，双方约定五项合同内容。对此，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先后顺序，应以第二份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作为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而本案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请求撤销的就是该公司与常宝林、常健于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第二份《拆迁补充协议》（以下称为案涉《拆迁补充协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请求撤销与常宝林、常健签订的案涉《拆迁补充协议》是否超过法定除斥期间。二、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常健签订的案涉《拆迁补充协议》是否应当予以撤销。关于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请求撤销案涉《拆迁补充协议》是否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于2016年9月14日与常健、常宝林签订了案涉《拆迁补充协议》，于2017年9月8日向安达市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未超过法定一年的除斥期间，有权提起撤销权诉讼。常宝林、常健以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提起撤销权之诉，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撤销权已消灭为由，提出抗辩，不能支持。关于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请求撤销案涉《拆迁补充协议》是否应当予以撤销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依照上述规定，可撤销合同的范围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首先，关于常宝林、常健是否存在欺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认定为欺诈，受欺诈方才依法有权行使请求撤销权。从法律规定上可以看出，欺诈的构成必须是一方故意告知对方虚假事实或者隐瞒真实事实，使对方因此陷入错误认识。本案中，按照安达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颁布的拆迁公告要求，房屋产权人应按照有关规定配合拆迁人、拆迁承办人等进行产权登记、面积测量、检验证照。而且，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为了能获得较大的商业利益，理应会熟悉和充分了解拆迁范围内拆迁人房屋状况的。因此，结合本案查明的原拆迁人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与被拆迁人常宝林、常健先后三次签订动迁补偿安置协议，而三次签订协议约定的动迁面积都有所不同的事实，依照生活常理不难判定，作为原拆迁人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与被拆迁人常健2011年6月24日签订《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是知道被拆迁人常宝林、常健房屋面积真实状况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常宝林、常健故意告知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房屋真实（面积）状况的行为。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御景豪庭小区二期》房地产项目转让给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后，黑龙江百兴园房地产公司与常健因签订《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产生的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一并转让给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从法律角度上，应视为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对常宝林、常健房屋有照面积3493.03㎡的情况是知道的。且，2013年5月9日，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作为合同受让方又在该《御景豪庭小区棚户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重新签字、盖章，予以追认，进一步说明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对常宝林、常健拆迁房屋有照面积3493.03㎡，补偿安置面积4490㎡，是明知而认可的。为此，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在知道常宝林、常健房屋面积为3493.03㎡情况下，与常宝林、常健于2016年9月14日再次就房屋安置面积、位置回迁和违约补偿等事项重新达成一致，签订案涉《拆迁补充协议》，是双方民事活动中意思自治的充分体现。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以2017年9月28日才收到（安达市）征收局交付的常宝林、常健房照，方知道常宝林、常健房屋实有面积为3493.03㎡为由，提出常宝林、常健具有欺诈的故意，不能认定。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被动迁人常宝林、常健就房屋补偿安置争取利益最大化，在超出原实有房屋面积范畴之外，达成安置补偿协议，合乎日常生活常理，法律不能因此就确认常宝林、常健实施了欺诈行为，更不能因此证明常宝林、常健主观上存有“故意”，“诱使”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因此，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以签订案涉《拆迁补充协议》时，常宝林、常健未提交房屋证照，故意隐瞒被拆迁房屋面积仅有3493.03㎡的事实，存在欺诈为由，请求撤销案涉《拆迁补充协议》第一、二、三、五项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支持。其次，关于重大误解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该规定表明，重大误解是指一方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而对合同内容等发生误解而订立的合同，从而直接影响到该当事人所应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从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数量、包装、履行方式、履行地点、履行期限等内容的误解，如果并未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影响合同目的之实现，则一般不应认定为重大误解。具体到本案中，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常健双方确实存在真实借款合同关系，而且，为履行借款合同，偿还借款，双方经过重新协商，将借款时抵押的房屋直接折抵给常健，重新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并将借款本金和利息转为已付购房款，双方达成一致。而且，该协议内容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清晰明了，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因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自己的过错对合同内容产生误解，从而签订案涉协议内容的情形。虽然该协议内容“2012年6月”应为“2013年3月”存在错误，且“借乙方61.2万元”系原借款本息转来，包含高额利息，超出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保护的上限，属于协议内容部分无效范畴。从事实上看，上述协议内容并不影响该协议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影响该协议条款目的的实现。从法律关系上看，双方于2016年9月14日就房屋安置补偿问题前后签订两份《拆迁补充协议》，即或认定该案涉《拆迁补充协议》第四项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被撤销，而签订的第一份《拆迁补充协议》中涉及的本项内容还尚未被撤销，协议约定的内容也应当履行。从鼓励交易以及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合同作为当前交易的主要方式，过分否定其效力必定使得市场主体交易成本增加，也会使得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促进经济交往与经济发展，诚实信用原则就无法实现。因此，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以案涉《拆迁补充协议》第四项存在重大误解为由，提出撤销该条款，根据不足，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约定协议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合法有效，法律充分尊重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意思自治。本案中，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常健在签订案涉《拆迁补充协议》时，常宝林、常健并不具有行政上、行业上、经济上等优势地位。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明显具有经验和优势，具有强势地位，理应会充分考虑和衡量协议内容，并作出必要的价值判断。因此，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是应当会预见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的。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常健在案涉《拆迁补充协议》中自行确定赔偿数额，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意思自治，并不受安达市人民政府安政发【2010】24号文件所约束。且，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以案涉《拆迁补充协议》第三条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此项合同内容，并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与常宝林、常健签订的《拆迁补充协议》是在平等、自愿且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该协议约定内容并不存在导致合同可撤销的情形。上诉人黑龙江宝元房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200.00元，由上诉人黑龙江省宝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保东审判员  赵子君审判员  王 鹤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韩喜宁处理过的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