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98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际勇，男，汉族，1964年5月19日出生，户籍地湖南省双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祝，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庭（上诉人郑际勇的儿子），男，汉族，1990年9月27日出生，户籍地湖南省双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季浩，男，汉族，1987年7月10日出生，户籍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季乐，女，汉族，1989年10月22日出生，户籍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瑾鲁，广东卓建（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琵琶王路与青年路交汇处缤纷年华商住楼一、三楼。
法定代表人：何朝晖，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春，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弘，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郑际勇因与被上诉人季浩、季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岳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郑际勇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二、被上诉人季浩、被上诉人季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向上诉人郑际勇赔偿142377.89元医疗费；三、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四、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季浩、季乐都确认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系季浩向季乐所借用于上下班。原告虽对被告季浩、季乐有关出借车辆的答辩意见不认可，但缺乏相应反驳证据，且现有证据没有显示季乐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的认定错误，程序失当。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季乐和被上诉人季浩发生交通事故逃逸后，季乐违法顶包，季浩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十天左右才归案，致使事故真相难以查清。在被上诉人季浩与被上诉人二乐在事故发生时作出了妨碍侦查等违背诚信行为的情况下，上诉人客观上无法对季浩和季乐事故发生时的肇事车辆的使用状态及车主季乐选任司机的过错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坚持让上诉人举证显失公平。恳请法院根据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让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2)被上诉人季浩为新手司机，于2016年8月13日领取驾驶证，尚处于实习期。上诉人调取了交警支队坪山大队的两份询问笔录，季浩的口供显示“当时我驾驶我小车沿坪山丹梓大道往龙岗方向行驶，行驶至丹梓西下坡路段时，当时我听了我车头右侧有碰撞的声音，我没有看到撞到什么东西，视线不好，也是新手，还没等反映过来我就驾车继续向前走了，走了约一两分钟我发现我车辆右侧后视镜不见了……”，从被上诉人季浩的描述我们可以推定，季浩不仅是一名新手司机，且是一名不及格、严重不负责任的新手司机！根据常理，一名正常的司机在车辆发生这么严重的碰撞不可能发现不了，亦不可能再过一、两分钟才能发现右侧后视镜不见。车主即被上诉人季乐是肇事司机即被上诉人季浩的亲妹妹，在事故发生后的违法顶包行为恰恰是被上诉人季乐意识到自已选任司机的过错而做出的补救行为。(3)被上诉人季乐的违法顶包行为，该行为本身就应当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款“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有过错”的情形。被上诉人季乐应当为自己的顶包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却完全忽视了被上诉人季乐违法顶包就是其过错的事实。根据被上诉人季浩2016年11月26日在坪山交警队里的口供，事故发生在季浩去坪山高铁站接季乐的途中，当事故发生时，“我没有发现电动车”“只听到了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声音”，所以“没有采取措施，继续向前行驶。”说明被上诉人季浩撞倒上诉人当时并没认识到已肇事，还没有肇事后逃逸的故意，当时还不能构成法律上的肇事后逃逸。但当季浩在高铁站接到季乐，并“和她说了这事”“十分钟左右”后，季乐自已开车返回事故现场，并发生了顶包行为；而季浩这时因已经认识到已肇事，且没有返回事故现场，故构成了肇事后逃逸。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1.季浩肇事后逃逸是在与季乐商量后共同作出的行为，季乐的顶包行为其实质是帮助季浩逃逸的行为，两者具有共同的故意，季乐是造成“肇事逃逸结果”的共同实施者。2.与季乐商量后季浩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及季乐的顶包行为，虽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却是造成受害人不能及时得到赔偿和救助的直接原因（事发当时保险公司以肇事者逃逸为由拒赔商业险）。共同直接侵害了被害人及时获得有效赔偿和救助的权利。综上，根据《侵权法》第九条第一款：“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若保险公司因被上诉人季浩逃逸而拒赔商业险，被上诉人季乐与季浩应当在保险公司拒赔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一审时，季浩、季乐都确认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系季浩向季乐所借用于上下班，这明显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由于季乐叫季浩去坪山高铁站接季乐，在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一点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询问笔录》中季浩的口供自相矛盾）。故本案季乐与季浩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上为义务帮工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帮工者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本案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季乐与季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二、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季浩肇事逃逸后，被上诉人季乐的违法顶包行为进行法律认定。季乐的违法顶包行为实质是违法代理行为，她代理的是季浩“交通肇事并逃逸”的违法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第67条：“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热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故从这个角度，本案被上诉人季乐与季浩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约�：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被告平安保险岳阳公司以此为由辩称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对医疗费不予赔偿的意见符合保险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上述《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约定条款，是格式条款，是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条款；且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则该条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保险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2)退一步说，上述免责条款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有效，也不能以此来对抗受害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保险合同只能约束合双方当事人，不能对抗第三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也是为受害的第三人能得到有效赔偿而设立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免责事由不能对抗受害人。(3)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公司就应履行赔偿义务。肇事后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故保险公司应对事故发生后至肇事人逃逸行为前所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保险公司因被保险人逃逸行为而免责，受害人�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及时赔偿，保险公司反而会从中获益，这显然不符合《保险法》的立法本意。四、季浩是实习期，根据公安部123号令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粘贴或悬挂统一的实习标志，但肇事车在事发时没有按照规定悬挂实习标志，说明车主在事发前对车子疏于管理，没有按规定悬挂实习标志，没有尽到安全审查的义务。五、关于保险公司以司机事故后逃逸现场为由辩称在商业范围内不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一审时保险公司并没有提供保险合同、保单，没有举证保险合同及投保单上是否是被保险人的真实签名，也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证明，没有举证针对该免责条款已向被保险人尽到了特别提示或明确说明的义务，故该条款应当认定无效，所以上诉人要求保险公司提供购买保险时的原始的保险合同和保单等证据以证明对�免责条款尽责到了特别提示的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被上诉人季浩、季乐答辩称：一、季乐向季浩出借本人所有的机动车时不存在过错。上诉人提交的季浩的驾驶证、车辆行驶证、保险单，都证实季乐的车辆不存在安全隐患，不存在没买保险的情况。证人及季乐、季浩都证实季乐在出借事故车辆时季乐不存在过错。二、侵权行为发生时，季乐不在现场也没有参与对车辆管理和驾驶以及指示驾驶机动车，所以不存在共同侵权问题。三、事后没有如实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及后又自首的情节属于侵权后的行为，与侵权行为没有关联性。四、季乐在哥哥季浩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从兄妹情分和人道出发四处借钱给季浩为受害人缴纳医疗费，与上诉人所说的阻碍救治的事实不符。五、至于上诉人称机动车属于季乐与季浩的共同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浩有老婆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机动车的行驶证清楚的写着权利所有人为季乐。六、季浩对季乐“劳务性不明显的帮忙行为”不是帮工关系。季浩去接季乐是出去还车，不是帮工，帮工关系的认定应以被帮工人对帮工人的指挥为根据标准，帮助活动应具有明显的劳务性，劳务性不明显的帮忙行为认定为义务帮工会导致显失公平。七、上诉人称季乐、季浩的车辆没有悬挂实习标志存在过错，我方认为观点错误。没有悬挂实习标志应该是季浩的责任，不是季乐的过错。实习标志仅仅是违反行政管理的相关规定，在侵权关系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季乐将车辆出借给季浩，季浩有合法的驾驶资格，不存在任何过错。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答辩称：一、商业第三者险免责条款合法、有效。本案肇事司机“交通肇事并逃逸”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大，为法律法规明文禁止行为。根据《机动车辆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季乐在平安保险岳阳公司处投保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中，重要提示第3条：“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平安保险岳阳公司认为：交通行政法规规定了事故发生后保护现场及立即报警等义务，肇事后不得逃逸属于公众应当知悉且遵守的社会公共秩序，所以，此类免责条款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只需尽到提示义务，此类条款就具有约束力。至于提示后是否进行了明确说明，不影响�条款的效力。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机动车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与下列情形有关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已经履行提示义务，被保险人主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四）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湘Ｆ×××××车驾驶员弃车逃逸属上述合同条款规定的平安保险�阳公司免责情形。该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亦以加黑字体对该责任免除条款予以特别提示，条款内容清晰准确也无歧义，同时一审被告季浩、季乐对保险条款没有异议。平安保险岳阳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合理。二、针对上诉人认为商业第三者险是为受害的第三人得到赔偿而设立，免责事由不能对抗受害人的观点，我方答辩如下：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肇事逃逸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免赔的批复(2014)粤高法民复字第1号》中省高院的答复：“商业第三者险与交强险是有区别的，商业三者险属于投保人自愿购买的责任保险，虽然客观上也有及时填补受害人损失的作用，但其设立目的是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负担，而非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审查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应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尊重当�人合法的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由双方协商确定，肇事后逃逸免赔的条款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也有加大逃逸者的违法成本从而促使其遵章守法的导向作用，故即使逃逸行为并不加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也可依据合同条款免于赔偿。”可见，从立法角度讲，商业第三者险并不立足于赔偿受害人，而是减轻侵权人赔偿负担。交强险才是立足于赔偿受害人的险种。审查商业三者险合同应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从社会效应角度讲，肇事后逃逸作为保险公司免责事由，能让投保人、被保险人意识到违反禁止性行为的严重后果。若对法律禁止性行为也能通过保险赔偿使侵权人减少负担，这将使肇事人无视法律随意践踏生命底线，从而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肇事人将得不到应有的谴责及惩罚。三、针对上诉人的其它上诉请求，请二审法�依法予以裁决。
一审法院查明本案相关情况如下：
一、事故发生概况：2016年11月10日20时25分许，季浩驾驶湘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坪山区丹梓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行驶，行驶至丹梓西中心公园路段时，车身右侧与同方向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的郑际勇发生碰撞，造成郑际勇受伤，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季浩驾车逃逸，车主季乐报警并向交警部门陈述自己是肇事司机。
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季浩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时疏忽大意，对应当发现的危险情况没有发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后未保护现场，抢救伤员，且驾驶肇事车辆逃离事故现场，其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无证据证明郑际勇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季浩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郑际勇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
三、交强险投保公司：湘Ｆ×××××号小型普通客车已向被告平安保险岳阳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三者险；商业第三者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四、肇事车辆的情况：肇事车辆湘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为被告季乐，发生涉案交通事故时使用人为被告季浩。被告季浩、季乐系兄妹关系，两人均确认发生涉案交通事故时的涉案车辆系季浩向季乐所借用于上下班使用。
五、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预先赔付医疗费162377.89元；2、判决医疗费预先赔付在伤残项总额中抵扣，仍有不足的，由三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六、医疗费：原告因涉案交通事故已产生住院医疗费及门诊�疗费合计266377.89元（截至2017年3月26日），被告季浩已支付给原告医疗费114000元，被告平安保险岳阳公司垫付了住院医疗费10000元，剩余部分为原告支付及尚欠医院未付。原告及被告季浩、季乐对此没有异议，被告保险公司主张医疗费的计算以医院最终的发票为准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医院在原告尚欠医疗费而未能出具医疗费发票的情况下原告提供的出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发票足以确认其因涉案已实际产生的医疗费用及原告垫付的医疗费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已实际产生的医疗费266377.89元予以认定，但应扣减被告季浩已支付给原告的医疗费114000元、被告平安保险岳阳公司垫付的住院医疗费10000元，一审法院支持原告诉求的医疗费142377.89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季浩驾驶的机动车与原告骑行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由此产生�纠纷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给原告造成的侵权损害后果应由侵权责任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坪山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原因分析合理，责任划分正确，且原、被告均未就此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认定被告季浩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不承担事故责任。鉴于被告平安保险岳阳公司已支付了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故上述医疗费142377.89元应全部由被告季浩负责赔偿。
肇事车辆湘Ｆ×××××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登记车主为季乐。被告季浩、季乐都确认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系季浩向季乐所借用于上下班。原告虽对被告季浩、季乐有关出借车辆的答辩意见不认可，但缺乏相应反驳证据，且现有证据没有显示季乐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原告诉求被告季乐对医疗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本案中，被告季浩、季乐对该保险条款没有异议，而被告季浩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受伤后未保护现场、抢救伤员，且驾驶肇事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故被告平安保险岳阳公司以此为由辩称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对医疗费不予赔偿的意见符合保险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原告诉求被告平安保险岳阳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医疗费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郑际勇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应得医疗费赔偿款为142377.89元；二、被告季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郑际勇赔偿142377.89元；三、驳回原告郑际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原告负担514元（原告已获准免交），被告季浩负担1536元。被告季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缴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郑际勇提交了下列证据：一、2016年11月28日季浩本人的陈述、2016年11月26日及2016年12月5日坪山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对季浩的询问笔录，证明被上诉人季乐作为车主对选任司机存在过错。二、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事发现场肇事车辆照片，证明被上诉人季浩于2016年8月3日领证，事故发生时尚在实习期，车主对车辆疏于管理，未按规定粘贴或者悬挂实习标志上路，未尽安全审查义务。被上诉人季浩、季乐质证称：对信息查询单本身没有异议，但恰恰证明季乐出借车辆的合法性，季浩具备驾驶资格；关于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恰恰证明了涉案车辆是季浩从季乐手上借过来的，而且季乐不在深圳，季乐对季浩的出借行为没有过错。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内容及目的。
被上诉人季浩、季乐二审提交了保险单的�票、保险单合同，证明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在免责条款中没有尽到提示义务，保险单上的签字不是被上诉人季乐本人的签名，收到保险单时保险公司已经代为签名了。上诉人郑际勇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该证据证明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就格式合同中提到的免责条款没有尽到特别提示和明示义务，因此，该条款是无效的。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质证称：对于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季浩、季乐提交的该发票、保险合同条款足以证明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对于合同条款中的有关免责事项，由于交通肇事逃逸属于法律明文禁止及公众认知的事项，被上诉人季乐以不是其本人签名进行反驳不足以证明其观点。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二审提交了一份�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肇事逃逸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免赔的批复，证明保险人可依据保险合同主张肇事后逃逸可免于赔偿。上诉人郑际勇质证称：对于该批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批复与保险法第十七条相对比而言，保险法属于上位法，应该首先适用上位法。被上诉人季浩、季乐质证称：该批复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逃逸条款必须要予以提示，没有提示不能适用，该车辆和保险单是一起收到的，收到保险单之后没有看过该保险合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没有尽到提示义务。
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为被上诉人季乐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为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是否应当在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上诉人季乐的责任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通事故是在被上诉人季乐将涉案车辆借予被上诉人季浩使用的过程中发生，被上诉人季浩持有合法驾驶证，上诉人郑际勇以被上诉人季浩发生本案事故时尚在实习期、且未察觉如此严重的交通事故为由主张被上诉人季乐具有选任司机的过错，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郑际勇还主张被上诉人季乐在交通事故后存在违法顶包行为，属于与被上诉人季浩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本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季乐对被上诉人季浩在发生事故时逃逸的行为存在共同过错，无论被上诉人季乐在事后是否违法顶包，被上诉人季浩在事故发生当时的逃逸行为已成为事实，因此，上诉人郑际勇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郑际勇主张本案可适用被帮工法律关系和违法代理法律关系而请求被上诉人季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持。
关于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的责任。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以被保险车辆驾驶人逃逸为由主张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应当以保险合同为根据；其次，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系保险公司的免责事项之一，被上诉人季浩、季乐一审时称其对保险条款没有异议，现其在二审阶段提出异议并申请对保险合同的签名进行鉴定，已超过举证期限，亦与其一审的主张不符，本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考虑到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系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行为，结合本案保险合同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已对该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及说明义务，因此，上诉人郑际勇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岳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郑际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47.56元，由上诉人郑际勇负担，本院已准予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杰 晖
审判员 李 小 丽
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袁旭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