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民一初字第881号
原告：金朕韬（系死者金某之子），男，1992年3月5日生，汉族，鹰潭市人，保险公司员工，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江西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冲，江西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江西省总队医院。
法定代表人：黄大江，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建，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缘，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金朕韬与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江西省总队医院（以下简称“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朕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李冲和被告武警江西总队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建、边缘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朕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人民币585159.8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父亲金某于2015年7月27日因“反复右腰腹部胀痛3周”至被告武警江西总队医院求治，诊断“右肾结石、泌尿系感染、胆囊结石”。经完善相关检查无手术禁忌，遂于2015年8月5日在全麻下行右肾切除术，术中见右肾积脓，右肾肾门下腔静脉、结肠粘连致密，遂行右肾切除及周边粘连组织分解术。手术过程见右肾静脉入下腔静脉处有活动性出血，出血量大，阻断下腔静脉后见损伤破口约2厘米，探查升结肠粘连处见1厘米撕裂伤。故再行下腔静脉及结肠系膜损伤修补术。术后5天患者出现切口下段愈合不良，右下肢肿痛，血管彩超及磁共振提示：“下腔静脉及双下肢深静脉血栓”。故于2015年8月17日转到上海长海医院，经抗凝对症治疗后好转，于8月24日再次转入武警江西省总队医院，行切口二期缝合，仍出现切口愈合不良。同年9月10日起，患者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发热，最高38.9摄氏度，经抗炎对症治疗体温可短暂下降，腹部CT示，右肾窝充满混杂密度灶并积气，伴有对比剂渗入，考虑十二指肠降段后壁肠瘘可能性大，X线示：右肾窝区一团杂乱对比剂充盈，考虑十二指肠肠瘘可能性大。遂于9月16日转往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经检查后明确患者确定存在十二指肠瘘，经给予双套管负压持续冲洗改善引流+生长抑素+肠外营养等综合治疗后，患者十二指肠瘘周口脓腔逐渐缩小，全身感染状态一度得到控制，但由于患者长期卧床、无法进行有效肺部锻炼，机体合成代谢能力低下，免疫力极差，患者逐渐出现意识淡漠，嗜睡状态，并左肾功能衰竭、严重脓毒血症休克，经持续床旁CRRT及呼吸机辅助呼吸等相关治疗，仍不能改善患者机体氧供及脏器功能持续恶化情况，考虑患者处濒危状态，患者于2015年11月14日转回被告医院，到院后经抢救无效于同日宣告死亡。患者死亡后，原告恳请权威专家会诊分析病情后认为：患者死亡原因是由于右肾切除术面临严重腹腔感染、十二指肠瘘、下腔静脉血栓形成等相关病情，致使患者长期卧床，不能进行有效机体功能锻炼及肺功能锻炼，腹部感染逐渐加重，同时患者存在严重营养不良，仅存左肾功能不全，机体合成代谢低下，抵抗力及免疫力极差，由此进一步引起全身感染，最终致患者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原告认为患者原发疾病仅为右肾结石并泌尿系感染，属临床极为常见疾病，治疗方法非常成熟，而且患者初入院时心肺功能均无异常、营养条件良好，不存在并发全身感染的病理基础，原告认为患者原发疾病只要处置得当治愈率极高，几乎不可能发生感染死亡的情况。因此，原告认为患者最终的死亡后果与患者原发疾病无关，完全是由于被告术前检查不完善、病情评估不准确，手术方案设计考虑不充分、术前准备不足、手术操作易受损组织保护措施不力，术后感染观察和抗感染措施不利等多重医疗过错行为引发，被告以上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对患者死亡承担医疗过错责任。因与被告屡次协商无果。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武警江西总队医院辩称:被告在医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无需向原告进行赔偿。第二，原告在患者死亡后在医院闹事，在医院和岱山派出所告其进行尸检后原告不进行尸检，无法确认金某的死亡，无法确认其与被告的医疗行为有无因果关系。第三，虽然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司法鉴定，但由于原告提供的检材未经答辩人质证，并且提供至司法鉴定中心的检材不全。因此，在程序上不合法，依据不全面的鉴材所认定的鉴定结果不客观，违背事实。第四，即使在本院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告的各项赔偿过高，从本案开始受理到开庭前，一直参与整个过程的金某的近亲属只有一个人，自称是患者金某的妻子。因此，请将法院核实的当事人身份记录在案，以免程序上出现问题。第六，南京总医院转至汤山医院治疗的事实被忽略，或隐瞒。并且我方所知，其在南京总医院治疗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病情好转，鉴于死者的死亡原因与上述医院的治疗有关联性，因此需要原告向法院提交全面的病历。第七，我方在此说明，患者疾病并非是泌尿结石，而是肾癌，而且是恶性肿瘤，无手术切片及检查是无法确诊的。我方在手术及治疗过程中通过几份告知单已经尽了医方的详尽说明及告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
经本院审理查明：2015年7月27日，原告父亲金某因反复右腰腹部胀痛3周前往被告武警江西总队医院住院治疗。当日，该院彩超示：1、右肾囊性变、右肾多发结石，2、左肾、膀胱、前列腺未见明显异常。诊疗经过：经完善相关检查无手术禁忌，遂于2015年8月5日在全麻下行右肾切除术，术中见右肾积脓，右肾肾门下腔静脉、结肠粘连致密，遂行右肾切除及周边粘连组织分解术。手术过程见右肾静脉入下腔静脉处有活动性出血，出血量大，阻断下腔静脉后见损伤破口约2厘米，探查升结肠粘连处见1厘米撕裂伤。故再行下腔静脉及结肠系膜损伤修补术。术后5天患者出现切口下段愈合不良，右下肢肿痛，血管彩超及磁共振提示：“下腔静脉及双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后诊断为：1、右肾多发结石，2、右肾积水（重度），3、泌尿系感染，4、胆囊结石。修正诊断为：右肾细胞癌，2、右肾多发性结石，3、右肾积水（重度），4、脓肾，5、下腔静脉损，6、结肠系膜损伤。补充诊断为：下腔静脉及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出院医嘱：转上级医院积极诊治。此次住院，花费医疗费12891.2元。
2015年8月18日，金某转入上海长海医院并于当日行局麻下下肢静脉造影术，术中发现下腔静脉、髂总静脉、左右髂静脉、右下肢股总静脉、股深静脉、股浅静脉、大隐静脉、腘经脉、胫后静脉血栓，术后予以肝素、华法林抗凝对症治疗后好转后于同年8月22日出院，该院最后诊断为：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右肾切除术后。同年8月24日，金某再次转入武警江西省总队医院住院治疗，再行局麻下行右腰切口清创缝合术，同年9月11日起，患者始出现发热，最高38.9摄氏度，经抗炎对症治疗体温可短暂下降，腹部CT示，右肾窝充满混杂密度灶并积气，伴有对比剂渗入，考虑十二指肠降段后壁肠瘘可能性大，X线示：右肾窝区一团杂乱对比剂充盈，考虑十二指肠肠瘘可能性大。被告建议转南京军区总医院进一步治疗，患者表示同意转院，并办理转院手续。此次住院治疗，原告花费医疗费9768.21元。同年9月16日，金某转往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经检查后诊断为腹膜后感染、十二指肠瘘、下腔静脉+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行腹腔穿刺置双套管引流术。此次住院，花费医疗费193840元。同年10月19日，金某进入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汤山分院完善相关检查后，给予双套管负压持续冲洗改善引流+生长抑素+肠外营养等对症治疗后，行造影检查明确存在“十二指肠瘘”。期间，金某出现乏力，精神差，反应淡漠，患者指脉氧波动在85%-95%，考虑患者病情危重，给以转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进一步治疗。此次住院，花费医疗费99796.3元。同年11月10日至13日，金某再次转入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由于患者长期卧床、无法进行有效肺部锻炼，机体合成代谢能力低下，免疫力极差，患者逐渐出现意识淡漠，嗜睡状态，并左肾功能衰竭、严重脓毒血症休克，经持续床旁CRRT及呼吸机辅助呼吸等相关治疗，仍不能改善患者机体氧供及脏器功能持续恶化情况，考虑患者处濒危状态。此次住院，花费医疗费56555.2元。2015年11月14日，金某在转入被告武警江西总队医院途中经抢救无效后宣告死亡。综上，死者金某因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合计人民币372850.91元。
另查明，原告金朕韬系死者金某（1968年4月20日生）之子，死者金某生前父母先亡（其父金石堂于1995年5月病亡、其母吴香秀于1981年3月病亡），系非农业家庭户口，离异，除原告外并无其他子嗣。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就其父金某的死亡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责任参与度申请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事项进行鉴定，意见为：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在对金某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该过错与金某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建议过错参与度系数值30-40%）。此次鉴定，原告花费鉴定费9000元。被告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本院通知鉴定机构鉴定人熊某出庭接受质询，据鉴定人陈某，该鉴定机构所出具的结论主要是针对死者金某与被告医疗行为之间所作的认定，外围的治疗行为不做评价，且该鉴定意见主要是根据被告的病例材料进行鉴定，其他的都是外围材料进行参考。金某的死亡是自身疾病所引起，主要系自身疾病转危，不排除医方医疗行为加速了他的死亡。医方（被告）在术中出现的血管损伤、后期出现的并发症等损害，按疾病转危角度讲，存在因果关系，医方（被告）可以承担导致金某死亡的次要责任。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口本、余江县公安局马荃派出所亲属关系证明、武警江西总队医院病历材料、上海长海医院住院病历材料、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住院病历材料（含二病区住院病历材料）、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票据、病危通知书、病重通知书、治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及原、被告当庭陈某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一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二是患者的损害，三是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医务人员的过错。本案中，根据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即被告在对金某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该过错与金某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建议过错参与度系数值30-40%）。庭审中，被告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抗辩称，鉴定机构需在明确死因的基础上作出结论，且死者金某在该院转院后接受了两个医疗机构的服务，而原告提供的病历材料不完整，所做的结论不客观。本院认为，该鉴定机构系本院经原、被告双方随机抽签所确定，鉴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且根据鉴定人熊某的庭审陈某，该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主要是针对死者金某与被告医疗行为及被告的病例材料作出，其他的都是外围材料进行参考，而被告在术中出现的血管损伤、后期出现的并发症等损害，按疾病转危角度讲，双方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可以承担导致金某死亡的次要责任。因此，本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确认，即由被告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就金杨的死亡所产生的费用承担40%的赔偿责任，而死者金某应当自负60%的责任。金某因被告医疗行为致其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损失，应以金某先后四次住院就医时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应为372850.9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损失，应以金某住院天数为基数按法律规定的标准计算，现原告主张85天，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予以认可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500元、护理费为6605.35元、营养费2550元；3、金某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损失，其生前系非农业家庭户口，但其并无提供住院期间工资收入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误工费按2015年度南昌市在岗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1530元予以计算，即误工费为4335元（1530元/月÷30天×85天）；4、丧葬费损失为26068.5元；5、死亡赔偿金损失应为530000元；6、交通费损失，考虑到金某家属非本地居住人员，其在金某患病时往返南京、上海等地确实存在交通损失，故本院酌情考虑上述交通费损失为3000元；7、关于精神抚慰金，金某之死对作为儿子的原告势必造成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只能以货币的方式予以补偿，故本院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为30000元；因金某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上述经济损失均应以受诉地法院的城镇居民相关标准予以计算，以上合理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为983909.76元，被告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应按照其责任比例赔偿原告所主张的因金杨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计人民币393563.9元（983909.76元×40%），原告自行承担各项损失费用计人民币590345.86元（983909.76元×60%）。鉴定费9000元，有鉴定发票为凭，且该笔费用系因本案纠纷所产生，故本院予以支持，该笔费用按各自责任比例予以承担。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江西省总队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金朕韬所主张的因金杨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费用共计人民币393563.9元；
二、驳回原告金朕韬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52元、鉴定费9000元（原告已预交），合计人民币18652元，由原告金朕韬承担受理费5652元，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江西省总队医院承担受理费13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邑利
人民陪审员 章定刚
人民陪审员 林新干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书 记 员 涂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