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5民终7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某，男，201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曾某坤（系曾某某的父亲）。
法定代理人：郑某婵（系曾某某的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武元，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民，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潮阳区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许海雄。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光，广东韩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市潮阳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7)粤0513民初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某某的法定代理人曾某坤、郑某婵，委托代理人吴武元，被上诉人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李伟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人民医院赔偿曾某某相应的经济损失；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人民医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无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对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所造成的曾某某经济损失问题进行鉴定错误。曾某某临出生时，母亲于2015年11月29日早上5时多到人民医院就医生育，6时人民医院的医生蔡某就令其父亲在《产妇知情同意书》及《孕产妇家属谈话签字书》上签名不同意剖腹产，并让曾某某的父母在外面的椅子上坐等三个小时，于2015年11月29日9时，接诊医生蔡某过来检查母亲，母亲疼痛难忍，请求剖腹产，但蔡某说母亲过胖肚皮厚，采用顺产方法，由于曾某某属于巨大儿而出生困难，蔡某就用强行拉扯方法将曾某某拉出母体，造成曾某某颅脑内出血、臂丛神经损伤等严重情况，这些事实，人民医院的病档材料可以查证，人民医院在处理曾某某出生中明显存在严重过错。二、原审法院认为曾某某已与人民医院达成调解协议，从而驳回曾某某的请求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首先，《协议书》中的协议主体不适格。协议主体是蔡某和曾某某父亲，不是人民医院和曾某某的父母二人。其次，《协议书》的内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7条明确规定，医患双方制作的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医疗事故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定的医疗事故等级，而《协议书》的内容，蔡某医生并不承认医疗过错存在，且蔡某答应支付的7万元是补偿款而非赔偿款。最后，原审由于错误确认了协议的效力，从而对曾某某的所有经济损失没有进行审核。即使《协议书》可作为双方医疗纠纷已解决的依据，但显失公平，曾某某由于人民医院的严重过错已经花去几十万的医疗费，以后还需巨额费用。综上，请二审法院纠正原审的错误。
人民医院辩称，一、原审判决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曾某某臂丛神经损伤等不良预后是患方自身原因造成的。二、2015年12月21日，医患双方已达成协议，双方的纠纷已终结，依法曾某某不得向人民医院再提任何主张，本案更不应进行鉴定。综上，曾某某拒绝人民医院“剖宫产”的建议，人民医院的诊治完全符合卫生医疗法律、法规和医疗规范，医院没有任何过错和过失，曾某某坚持自然分娩且明确承诺后果自负，其臂丛神经损伤等不良预后完全是自身原因造成，依法依理医院免于承担任何责任，且双方于2015年12月21日达成协议，双方的纠纷已解决、已终结，本案无理由再进行鉴定。
曾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人民医院赔偿曾某某各项经济损失76081.42元（暂计至起诉之日止）及后续治疗费、康复费、营养费、住院期间及出院后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待鉴定后确定）；二、本案诉讼费由人民医院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1月29日，郑某婵怀孕到人民医院处待产，经检查，胎儿为“巨大胎儿”。人民医院的《产科知情同意书》中告知“巨大胎儿：易发生分娩困难、产道损伤、破裂、胎儿易窘迫、产伤、死亡”，曾某坤在“产妇/法定监护人/签名”处签名；人民医院的《孕产妇家属谈话签字书》告知“巨大胎儿：易发生分娩困难、产道损伤、破裂、胎儿易窘迫、产伤、死亡”，“家属意见”处写有：“巨大胎儿，坚决不同意剖腹产，若出现臂丛神经损伤，后果自负”，曾某坤在“家属签名”处签名。郑某婵于2015年11月29日10时10分产下曾某某，曾某某出生后重度窒息，经抢救后转送汕头大学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1.新生儿重度窒息，2.多脏器宫内损害，3.胎粪吸入综合征，4.呼吸衰竭，5.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6.颅内出血，7.缺氧缺血性心肌损害，8.凝血功能障碍，9.右侧臂丛神经损伤，10.巨大儿。后曾某某还到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汕头市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治疗。
2015年12月21日，曾某坤与人民医院签订一份《协议书》，内容显示：“一、协议双方：汕头市潮阳区人民医院（简称甲方），患者：郑某婵，身份证号：44****************（简称乙方）。二、事由：患者郑某婵，女，38岁，过度肥胖，第四胎，孕40＋3周，于2015年10月29日6时来诊，先露头，胎方位COA，胎心间140次/分规则，宫口开3cm,胎膜未破，先露高。B超示：胎儿双顶经93mm，体重约4300g，拟“巨大儿”收入院，建议剖宫产术，并向家属说明病情，有可能产道损伤、婴儿窒息、臂丛神经损伤等情况。但孕妇及其丈夫坚决不同意剖宫产，且签名为证，表示后果自负。予观察产程，于9时40分宫口开，因胎儿过大，胎肩娩出困难，10时10分娩出一重度窒息男婴，体重5.01cg，羊水粪染，即予吸痰，胸外按摩，气管内插管，经脐静脉注入肾上腺素1/10支（0.1ml），纳洛酮0.13mg,5%苏打3ml等抢救后复苏，即予转汕头市二医院新生儿科治疗。患者家属叙婴儿有脑缺氧及臂丛神经损伤等情况。于2015年12月14日多次多人来院开始交涉，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婴儿医疗费用要求医院给予补偿。三、协商结果：在棉北派出所及凤南居委领导协调下，院方与患方经多次协商，班子讨论，报上级同意如下处置：1、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婴儿在汕头市二医院的治疗费用及其出院后康复治疗等费用共计人民币7万元正（70000.00元正）。2.从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今后一切事务与甲方及其医务人员无关，不得以任何理由纠缠。双方互无瓜葛”。7万元补偿款已由曾某坤领取。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发生医疗行为引起的民事争议后，医疗机构和患者或其家属可以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解决争议。本案中，曾某某的父亲曾某坤作为曾某某的法定代理人，有权与人民医院对涉案争议进行协商。虽然，医患双方在医疗鉴定前进行协商，对患者一方而言，确实会存在明确了医疗行为的责任后，医院实际应赔偿的数额大于协商确定的数额的风险，而对于医院而言，也会存在明确了医疗行为的责任后，不应该赔付或应该赔偿的数额小于协商确定赔付的数额的风险。依常识，作为医患双方当事人在进行协商时，均应该并能够预计到这种风险的存在。在此情况下，曾某坤与人民医院仍选择进行协商，显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责任。诚然，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对医疗行为的认识程度或许会强于患者，但法律赋予患方提出医疗鉴定来明确医疗行为的正确与否及其责任的权利，而曾某坤当时并未提出医疗鉴定，且从本案的情况看，也无法证明人民医院有妨碍曾某坤行使该项权利的行为。因此，曾某坤与人民医院进行协商后已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人民医院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曾某某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曾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2元，减半收取计851元，由曾某某负担。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证据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上诉人曾某某在出生后出现身体损伤，经与人民医院协商达成协议，由人民医院补偿曾某某7万元，双方再无纠纷。本院认为，上述协议系双方在发生医疗争议后达成的，在此之前双方均未就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或医疗损害等问题进行鉴定，由此可认定双方对于事故责任的分配及相应的过错承担以协议协商解决，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为有效并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依据协议的约定，人民医院在支付7万元补偿款后，双方再无纠纷，但上诉人曾某某在领取后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医院赔偿各项损失，与双方达成协议的约定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02元，由上诉人曾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丹华
审 判 员 翁汉光
审 判 员 吴晓如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吴 妍
书 记 员 周丹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