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平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823民初1145号
原告：王树喜，男，196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平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才，执业证号30307061104104，平泉县滨河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被告：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北省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
法定代表人：孙金全，职务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国，执业证号11308200410822428，河北张利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树喜与被告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可简称二道杖子村委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树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才，被告二道杖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孙金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树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给原告承包水帘洞山林2002年至2014年的公益林补助39116.81元；2、要求被告支付自2002年至实际给付公益林补助款之日止期间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计算利息；3、要求被告给付原告将承包人王树喜上报为王某1的违约金即承包费11600.00元的50%，即5800.00元；4、案件�理费778.00元，减半收取389元，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01年2月10日，原告王树喜通过竞标方式取得了被告位于本村水帘洞区域内山杏采摘及看护的承包经营权，双方签订了《关于水帘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承包期自2001年2月10日至2031年2月10日共三十年。原告按照合同第二条约定已经一次性向被告交纳了承包费11600.00元以及看护风险抵押金500.00元。2002年被告发包原告承包的水帘洞划定为国家公益林，自此国家每年按照该块林地亩数拨付公益林管护补助资金，每亩公益林地由5.00元逐渐提高到15.00元。2016年3月份原告得知此情况后，找被告要求给付上级拨付的公益林管护补助资金，被告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拒绝给付。二道杖子王树喜承包的水帘洞山场的误登记在王某1名下的公益林补助2002年至2003年为2.5元／亩／年×462.6亩×2年=2313.00元，2004年至2006年为4.5�／亩／年×462.6亩×2年=2801.70元，2007年至2008年为4.75元／亩／年×462.60亩×2年=4394.70元，2009年至2012年为9.75元／亩／年×462.6亩×4年=18041.40元，2013年为14.75元／亩／年×462.60亩×1年=6823.35元，2014年为14.75元／亩／年×370.35亩×1年=5462.66元，合计39116.81元。原告无奈找镇政府、县政府以及林业主管部门，要求给予解决，2016年12月30日平泉县林业局出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调查情况表明合同约定了管护义务，2002年上述林地界定为公益林，公益林款一直由村领取。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的处理意见，相关文件明确规定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支出，用于集体和个人的经济补偿和管护国家公益林的劳务补助等支出。原告与被告协商未果。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了《关于水帘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管护条款实际履行管护义务，依照相关规定原告有权获得公益林补助资金。然而涉案地块的公益林补助资金由被告领取后并未实际给付原告，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恳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二道杖子村委会辩称，2001年2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关于水帘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合同第三条约定“水帘洞区域内的杏树、树木、毛柴仍归村所有，只承包山杏采摘，承包人负责水帘洞区域内的看管，不准放牧，不准割柴，不准拾干杏枝。”第五条约定“蔡树内杏枝归村所有，采杏归承包者。蔡树林内杏树，村有权砍伐。”根据合同签订时的国家政策，双方约定了山杏林归村所有，原告仅有采摘权，并由看护管理所承包区域内树木的义务。2001年双方签订合同时，该合同涉及的林区还没有公益林的概念，2002年以后�家出台的林业政策，我村辖区归村所有的10000多亩林地被界定为国家公益林地，从此国家每年向林地所有人拨付公益林补助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集体和个人管护国家级公益林的劳务补助等支出。由此可见原被告签订承包合同时，不存在国家级公益林补偿归承包者所有的问题。所以原告持山杏采摘承包合同要求享受政府拨付的公益林补偿没有法律依据。所以说原告起诉村委会不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本意，且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双方签订的山杏采摘承包合同，实际上仅仅是该区域内的山杏采摘，合同中虽然约定了原告对承包水帘洞区域内的林木有看管义务，但是原告并没有履行看管义务。自从原告承包了水帘洞区域内的山杏采摘后，该区域内的林木管理始终由村委会负责，多年来村委会派专人对本村的公益林进行看管，由村委会支付看管的护林员工资，其中护林员看管的林地就包括原告采摘山杏的水帘洞区域。原告起诉村委会后，村委会召开了全体村民代表会议，专题讨论村委会是否应该按照原告要求支付给原告公益林补助资金，全体代表一致决议，原告对水帘洞山杏采摘区域的公益林从未进行看护和管理，原告无权向村委会索要公益林管护费用，不同意由村委会向原告支付公益林管护费。综上所述，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和政府颁布的政策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王树喜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当庭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01年2月10日甲方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与乙方王树喜共同签订的《关于水莲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为了加强水帘洞区域内的杏枝、毛柴和风景区的管理，将水帘洞区域内的山杏采摘以拱价承包的方式进行承包，指定以下几点：一、承包期三十年，从2001年2月10日至2031年2月10日；二、交承包费，王树喜以壹万壹仟陆佰元中标，另外交风险抵押金伍佰元，合同到期退回；三、水帘洞区域内的杏枝、树木、毛柴仍归村所有，只承包山杏采摘，承包人负责水帘洞区域内的看护，不准放牧，不准割柴，不准捡干杏枝；四、承包人必须先交风险抵押金伍佰元，并同承包费一次性交清，方准承包，每到年终村干部给予验山，不破山，不丢树木，不放牧，不扣风险抵押金；如果破山，按情节轻重从风险抵押金中扣除，年终扣多少，承包方下年再补多少，补足伍佰元为止；如补不足伍佰元，视为放弃承包，村有权另包他人，剩余的风险抵押金和承包费一律退回；五、蔡树林内杏枝归村所有，采杏归承包者采；蔡�林内杏树，村有权砍伐；六、如抓住偷山者，罚款按村规民约制度处理，如经村里处理，奖励个人百分之八十；七、如有偷毛柴树，村扣承包方，毛柴每平方米罚款20元，丢树每颗罚款5-100元；八、如发生火灾、自然灾害、人为灾害按灾害大小酌情处理，如村拍卖蔡树归个人，承包者不管看管，如还是村的，承包者继续看管；九、承包人中途不干，风险抵押金和承包费一律不退，村有权另包他人；十、如村中途违约合同，国家政策不变，村一次性退给承包方拱价费、承包费，另再赔偿承包费的百分之五十给承包方，如政策变动，按年计算退款；边界：西至水帘洞西梁顶分水岭为界，东至三棱山西坡沟心为界；2、2001年2月16日二道杖子村委会出具的《平泉县农村统一票据》两张，拟证明王树喜于2001年2月16日交纳承包费11600.00元及风险抵押金500.00元；3、2016年5月3日信访�出具的《信访事答复意见书》；4、2016年12月30日信访局出具的加盖平泉县林业局公章的《信访事答复意见书》，经调查，信访人反应的林地位于074林班，19、20、21、25小班（2015年公益林小班一览表），面积为370.35亩，小班管护人为范久成（2015年管护合同）；2001年2月10日，信访人与二道杖子村委会签订了《关于水帘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承包期为30年，承包费为11600.00元，风险抵押金为500.00元，合同约定了管护责任，2002年上述林地界定为公益林，公益林款一直由村委会领取；相关文件明确规定“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支出，用于集体和个人的经济补偿和管护国家级公益林的劳务补助等支出。”信访人要求公益林款问题，可以与二道杖子村委会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信访人可以依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5、2017年2月8日平泉县林业局出具的《证明》及《公益林小班一览表》一份两张，《证明》载明经核对：2009年至2012年公益林汇总表，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国家重点公益林中权属姓名登记为王某1的公益林共5宗林地，所属林班为074C林班，小班分别为28、30、31、32、33，总面积为462.6亩，登记地名均为水帘洞；在2014年榆树林子镇公益林小班一览表中，权属者姓名登记为王某1的公益林共4宗，所属林班为074C林班，小班分别为19、20、21、25小班，总面积370.35亩；2013年国家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与2012年相同；平泉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执行以下标准：2012年每亩发放9.75元，2013年每亩发放14.75元，2014年每亩发放14.75元；6、2001年11月26日发布的财农[2001]190号《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暂行）》，拟证明补助资金的补助对象为承担重点防护林及特种用途林保护和管理的单�、集体和个人，包括国有林场、固有苗圃、林业系统的自然保护区、集体林场、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单位和个人；补助资金用于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保护和管理费用支出，主要包括：（一）管护人员费用：是指用于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管护人员的工资或劳务性等费用支出；资金补助实行总量控制，适当确定，其中管护人员费用不得低于补助标准的70％（二）森林防火、森林公安和病虫害防治等费用：是指为保护和管理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而修建小型防火设备，购置扑火器材、森林公安办案器材，以及防治监测森林病虫害等方面的费用支出；（三）资源监督管理费用：是指用于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建档立案、资源监测，以及森林公安预防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四）林区道路维护费用：是指用于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范围内的林区道路维护等费用支出�7、2002年12月14日《曲宪忠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拟证明《河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规定“管护人员费用是指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管护人员的工资或劳务性等费用支出。管护人员是指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保护管理区域内的护林员、森林公安人员以及国有林场、国有苗圃、林业系统的自然保护区的直接管理人员。”；发放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管护人员费用按每亩每年3.5元标准下发，发放集体森林经营按每亩每年3元下发；8、2003年6月26日（中发[2003]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9、2004年10月21日[2004]169号《财政部、国家林业部关于印发<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拟证明中央补偿基金平均补助标准每年每亩5元，其中4.5元用于补偿性支出，0.5元用于森林防火等公共管护支出，补偿性支出用于重点公益林专职管护人员的劳务费或林农的补偿费，以及管护区内的补植苗木费、整地费和林木抚育费；林农个人所有或经营的重点公益林，补偿性支出全部发给你林农个人，并由林农个人承担重点公益林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全部责任；财农[2001]190号《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暂行）》废止；10、2007年3月15日财农[2007]7号《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拟证明中央财政补偿性基金平均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其中4.75元用于国有林业单位、集体和个人的管护等开支，0.25元由省级财政部门列支，用于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重点公益林管护情况检查验收、跨重点公益林区域开设防火隔离带等森林火灾预防以及维护林区道路的开支；重点公益林所有者或经营者为个人的，中央财政补助基金支付给个人，由个人按照合同规定承担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植、抚育等管护责任；[2004]169号财政部、国家林业部依法的《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废止；11、2010年10月1日起执行的财农[2009]381号《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拟证明中央财政补助基金依据国家级公益林权属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国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平均补助费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其中管护补助4.75元，公共管护支出0.25元；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0元，其中管护补助支出9.75元，公共管护支出0.25元；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管护补助支出，用于集体和个人管护国家级公益林的经济补偿；财农[2007]7号《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12、2013年4月27日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关于印发的林资发[2013]71号《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13、2014年6月1日起施行的（财农[2014]9号）《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拟证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根据国家级公益林权属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包括管护补助和公共管护支出两部分。国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平均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其中管护补助支出4.75元，公共管护支出0.25元；集体和人个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5元，其中管护补助支出14.75元，公共管护支出0.25元；14、2017年2月8日对平泉县滨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陈国才、李国清对证人王某1的《调查笔录》（后附王某1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王某1没有承包村委会的水帘洞的杏树采摘及水帘洞的蔡树山柴看管，由王树喜承包山杏采摘和蔡树看管，登记在王某1名下的水帘洞公益林实际上是王树喜承包的；15、2010年1月26日二道杖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08年公益林补�标准为每亩4.75元，二道杖子村公益林总面积761.7亩，公益林补助款总金额3618.07元；16、2010年1月26日二道杖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09年公益林补助标准为每亩4.75元，二道杖子村公益林总面积761.7亩，公益林补助款总金额3618.07元；17、2011年4月6日二道杖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10年公益林补助标准为每亩9.75元，二道杖子村公益林总面积616.8亩，公益林补助款总金额6013.8元；18、2017年4月25日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和祥的证言，我是王树喜的姐夫。2003年11月份以前由王树喜的父亲叫王国林替王树喜看山，2003年冬季王国林去世以后到现在由我替代王树喜看山。2003年冬季我也看山并且修理车道有我和祝万军采摘山杏以及管理看山，水帘洞一开始上不去山，我给修理路，这样车就能上去山了。王树喜承包水帘洞的杏树采摘和菜树山柴看护以后，有我和祝万军来采摘杏和看山，我和王树喜之间没有签订书面转包合同，就是口头协商，由我和祝万军来采摘山杏，并且无责看山。我不可能天天到山上看着，我隔三差五的到山上看看，我看山过程中没有抓住过盗伐树木的人和偷山柴火的人。由我和祝万军采摘山杏负责看山是无偿的。除了我和祝万军看管山场以外，村委会不再指派其他人看管山场。王某3是村里的护林员，王某3看村里的山，水帘洞已经发包出去的这片山王某3没负责看护。水帘洞这片山属于村发包，王树喜承包的山。我无权看王树喜的承包合同，王树喜让我采摘杏我就采摘杏，让我看山我就看山。我和祝万军采摘王树喜承包的水帘洞的山杏，我多年来把山杏卖给收杏核的小贩子了。我有时候三两天，有时候半个月到水帘洞的山场巡查一次。王树喜2001年2月10日承包水帘洞的杏山以后，我没有发现山场的菜树有被盗伐的残留树墩。自从我和祝万军在水帘洞这片山场采杏看山以来，我没有发现水帘洞这片山的山柴被村民偷着割柴导致山场内有大片山柴倒戈的迹象。我在王树喜承包水帘洞杏山修车道是为了运输采摘的山杏。被告二道杖子村委会庭审中质证：1、对于原告所举的证据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也无异议；2、对于原告所举的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3、对于原告所举的3号证据、4号证据显示的原告曾加信访过程无异议；4、对于原告所举的5号证据，被告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无法发表质证意见；5、对于原告所举的7-13号证据无异议；6、对于原告所举的14号证据不认可，因为证据王某1没有依法出庭作证；7、对于原告所举的15-17证据号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因为经手人祝明瑞的签字不是本人签的，关于数据问题村主任不清楚；8、对于证人范和祥的证言真实性不认可，首先证人和原告有亲属关系。通过刚才的询问，证人回答好多内容记不清了，证人多年来采杏，卖杏核对于每年卖杏核的收入记不清了。证人想证明他履行了看山义务，但是从证人回答巡山巡逻的时间间隔来看，他并没有履行看山的义务。承包给王树喜的这片山有蔡树被盗伐的树墩，还有被挖走的色树苗，被村委会书记朱明瑞抓到交给林业派出所处理，还有村民偷割山柴。祝万军在采摘王树喜承包杏山上山杏的时候，有别的村民去采杏，祝万军举报到村护林员那由村护林员制止。综上所证证人所证不真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告二道杖子村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当庭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01年2月10日甲方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与乙方王树喜共同签订的《关于水莲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内容同原告所提供的《关于水莲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2、2017年2月20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会议记录》，拟证明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一致认为原告没有看护所承包的山杏，原告仅是采摘山杏的承包，不同意把公益林补偿款给原告；3、2017年2月20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村民代表大会参加的人员是二道杖子村村民代表，有镇政府盖章确认；4、2002年榆树林子镇财政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02年国家将有关林地定为国家公益林，从此开始拨款，公益林补偿款与原被告之间无关；5、2017年2月25日张利国律师对证人王某2、王某3、于某的《调查笔录》3份，拟证明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被告就安排了护林员，原告采山杏由村出资雇佣王某3、王某2、于某等人管护，原告没有护林；6、2017年2月25日王某3、王某2、于某出具的《证明》4份（后附王某3、王某2、于某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王某3、王某2、于某全部是村的护林员；7、2017年4月25日出庭作证的王某4的证言，从1998年开始我担任村委会的护林员，我负责看护南沟和北沟的山场。我作为村委会的护林员属于兼职，二道杖子村每年给付我的护林工资，开始是年工资300.00元，2017年涨到年工资是6000.00元，水帘洞这片山在北沟。这么多年来我看山过程中我没有抓住过盗伐水帘洞蔡树的人，我没有抓住在水帘洞这片山偷割山柴的人。我是1998年开始给村当护林员，范久成开始给村当护林员，2015年张华开始担任村护林员，各组组长协助护林员护林，2017年二道杖子村护林员有9人。我作为村委会的护林员和二道杖子村村民，我在看山过程中发现王树喜承包水帘洞的杏山由祝万军和范和祥年年采摘山杏，范和祥、祝万军自采摘水帘洞这片山场的山杏以来他们二人巡山看山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2013年村书记祝明瑞抓住从水帘洞盗挖色树的人后，告诫我加紧看护这片山，村委会没有按照规定因此扣我工资，村委会追究没追究承包者的看护责任我就不知道了。王树喜承包的水帘洞这片山，除了我看护，还有于某来负责看管这片山，孙金双、王某2负责看护水帘洞以外的山场。在采摘山杏期间，孙金双、王某2负责看管山杏。原告王树喜庭审中质证：1、对于被告所举的1号证据无异议；2、对于被告所举的2号证据不认可，属于被告单方意愿，不属于证据；3、对于被告所举的3号证据不认可，不具有证据证明力，属于被告单方陈述；4、对于被告所举的4号证据不认可，原告承包的水帘洞的公益林补助款与原告有直接关系，并不是与原告无关；5、对于被告所举的5号证据不认可，证人应该出庭作证，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证人属于村雇佣的护林员，没有明确对王树喜承包的水帘洞公益林进行看护；6、对于被告所举的6号证据不认可，应该由本人出庭作证，其他同证据5的陈述观点一致；7、证人王某4出庭作证，正好证明王树喜对其承包的水帘洞山场进行看管过。由祝明瑞抓住偷过色树的人，没有证据证明村委会追究王树喜看管失职责任。证人是村里的护林员，并不是负责看管水帘洞的山。证人不能证明王树喜没有尽到看义务。
本院应原告王树喜申请于2017年4月13日从平泉县榆树林子镇政府财经统计所调取如下证据：1、2017年4月13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财经统计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2002年至2011年二道杖子村公益林补助款，只有二道杖子村的总数，没有各户的花名表；2012年至2014年二道杖子村公益林补助有花名表；2015年至2016年的公益林补助尚未拨付；2、2017年4月13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财经统计所出具2010年12月25日的《记账凭证》及2010年10月14日《收款收据》，拟证明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2010年10月14日领取2008年至2009年公益林补助款42409.04元；3、2014年9月9日平泉县财长局出具的平财农[2014]126号《平泉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2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通知》，拟证明按照上级政策规定公益林补助款拨付集体和个人账户，不得截留、挤占、挪用；4、2017年4月13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财经统计所出具的《平泉县2012年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报账花名册》3张，拟证明二道杖子村公益林补助款王某1名下2012年4510.35元、2013年6823.35元、2014年5462.66元。原告王树喜庭审中质证表示无异议。被告二道杖子村委会庭审中质证：1、对于1号证据、2号证据不认可，因为实际上到的钱没有这么多；2、对于3号证据认可无异议；3、对于4号证�本身无异议，但是村委会领取的公益林补偿款没有那么多。
证据和事实的分析与确认：对当事人无异议的2001年2月10日甲方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与乙方王树喜共同签订的《关于水莲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2001年2月16日二道杖子村委会出具的《平泉县农村统一票据》两张、2014年9月9日平泉县财长局出具的平财农[2014]126号《平泉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2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通知》、2001年11月26日发布的财农[2001]190号《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暂行）》、2002年12月14日《曲宪忠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6月26日（中发[2003]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2004年10月21日[2004]169号《财政部、国家林业部关于印发<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2004年10月21日[2004]169号财政部、国家林业部关于印发《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2007年3月15日财农[2007]7号《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2010年10月1日起执行的财农[2009]381号《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2013年4月27日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关于印发的林资发[2013]71号《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2014年6月1日起施行的（财农[2014]9号）《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确认如下：1、对于原告所提供的2017年2月8日平泉县林业局出具的《证明》及《公益林小班一览表》一份两张，《证明》的内容来源于出证单位的档案材料记载的内容以及上级政府机关文件的内容，结合原告所提供的被告质证认可公益林补助资金的国家文件，本院予以确认；《公益林小班一览表》系国家机关档案材料，具有较大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2、对于原告所提供的2016年12月30日信访局出具的加盖平泉县林业局公章的《信访事答复意见书》，经查部分内容同原被告共同提供的相互认可的2001年2月10日甲方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与乙方王树喜共同签订的《关于水莲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2017年2月8日平泉县林业局出具的《证明》及《公益林小班一览表》一份两张相一致，处理意见和原告所提供的被告质证认可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文件规定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3、对于原告所提供的2010年1月26日二道杖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2011年4月6日二道杖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同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的公益林补偿标准一致，本院予以确认；4、对于原告所提供的2017年4月25日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和祥的证言，被告二道杖子村委会申请出�作证的证人证实王树喜承包的水帘洞由范和祥和祝万军采摘山杏，结合原被告共同认可的《关于水莲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范和祥证人证言和承包合同相互佐证，本院结合本案实际酌情予以确认；5、对于2017年2月8日对平泉县滨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陈国才、李国清对证人王某1的《调查笔录》（后附王某1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原被告签订了承包合同，证人王某1与二道杖子村委会并未签订承包合同，结合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公益林补助花名表等证据，综合考量，本院予以确认；6、对于被告二道杖子村委会提供的2017年2月20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会议记录》，属于被告村民自治的单方意思表示，在原被告纠纷实际发生以后形成，同承包合同约定由承包者负责管护的内容以及由转包承包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实际不定期巡山查看的本能保护转包承包山习惯不符，被告村民自治的内部村民讨论记录所表明的态度及意愿，本院仅供参考不予确认；7、2017年2月25日王某3、王某2、于某、孙金双出具的《证明》4份，2017年2月25日张利民、张利国律师对证人王某2、王某3、于某的《调查笔录》3份，以及2017年4月25日出庭作证的王某4的证言，被告所提供的证人证言主要职责是护林防火，属于履行国家公共管护义务，原告承包水帘洞进行管护属于履行承包管护义务，两者具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两者既有交叉又有各自的着眼点，两者并存而不能相互取代，且本案现有证据显示被告对于其主张的水帘洞丢树事情，并未按照规章制度扣负责村公共管护护林防火的失职护林员工资，亦未按照承包合同约定扣未履行承包管护义务的王树喜的所交纳的风险抵押金，由此难以推断被告主张由于王树喜的转包承包人未履行管护义务导致水帘洞丢树的事实成立，本院酌情予以确认；8、对于本院应原告申请调取的2017年4月13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财经统计所出具的《证明》、2017年4月13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财经统计所出具2010年12月25日的《记账凭证》及2010年10月14日《收款收据》、2017年4月13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财经统计所出具的《平泉县2012年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报账花名册》3张，属于基层政府档案材料，具有较大证明力，被告提出质疑对其质疑并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的相反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8、对于本院应原告王树喜申请责令被告向本院提供2002年至2011年的二道杖子村承包者公益林补助花名表，被告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则本院根据原告所提供的国家政策性文件所规定的公益林补助标准确认2002年至2011年的公益林补助标准；8、本院应原告王树喜申请，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并向被告二道杖子村委会邮寄送达责令被告向本院提供二道杖子村公益林补助花名表的（2017）冀0823民初1145号民事裁定书，被告在2017年4月25日前未向本院提供上述年限段内的公益林补助花名表。被告对此当庭解释，村务会没有2002年至2012年的花名表，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历年来王某1名下的公益林补助款的标准和计算数额，村委会不认同；举证责任导致是有条件的，2002年到2011年之间的账目，因为镇镇政府都没有，村里不可能有帐和花名表，对此被告方没有举证义务，不应该承担举证责任；镇政府查不到，县里查不到，村里没有帐，原告的计算标准和依据怎么来的，文件规定标准和实际方放的是两回事。原告主张按照原告所提供的国家政策文件规定的数额计算公益林补助。被告作为基层村民自治组织，掌管本村村民承包的山林亩数的基本情况，多年来公益林补助资金一直由被告领取，且被告已经上报过2012年至2014年本村村民承包的山林的公益林亩数和公益林补偿标准及补偿总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于原告主张的王某1名下的2002年至2011年公益林补助标准和亩数及总额，以原告所提供的被告认可的国家政策以及本案现有证据显示的公益林亩数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01年2月10日甲方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与乙方王树喜共同签订的《关于水莲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为了加强水帘洞区域内的杏枝、毛柴和风景区的管理，将水帘洞区域内的山杏采摘以拱价承包的方式进行承包，�定以下几点：一、承包期三十年，从2001年2月10日至2031年2月10日；二、交承包费，王树喜以壹万壹仟陆佰元中标，另外交风险抵押金伍佰元，合同到期退回；三、水帘洞区域内的杏枝、树木、毛柴仍归村所有，只承包山杏采摘，承包人负责水帘洞区域内的看护，不准放牧，不准割柴，不准捡干杏枝；四、承包人必须先交风险抵押金伍佰元，并同承包费一次性交清，方准承包，每到年终村干部给予验山，不破山，不丢树木，不放牧，不扣风险抵押金；如果破山，按情节轻重从风险抵押金中扣除，年终扣多少，承包方下年再补多少，补足伍佰元为止；如补不足伍佰元，视为放弃承包，村有权另包他人，剩余的风险抵押金和承包费一律退回；五、蔡树林内杏枝归村所有，采杏归承包者采；蔡树林内杏树，村有权砍伐；六、如抓住偷山者，罚款按村规民约制度处理，如经村里处理，奖励个人百分之八十；七、如有偷毛柴树，村扣承包方，毛柴每平方米罚款20元，丢树每颗罚款5-100元；八、如发生火灾、自然灾害、人为灾害按灾害大小酌情处理，如村拍卖蔡树归个人，承包者不管看管，如还是村的，承包者继续看管；九、承包人中途不干，风险抵押金和承包费一律不退，村有权另包他人；十、如村中途违约合同，国家政策不变，村一次性退给承包方拱价费、承包费，另再赔偿承包费的百分之五十给承包方，如政策变动，按年计算退款；边界：西至水帘洞西梁顶分水岭为界，东至三棱山西坡沟心为界；甲方（村委会）：祝明瑞、梁忠文签字并加盖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乙方（承包人）：王树喜签字。2001年2月16日承包人王树喜向发包人二道杖子村委会交纳承包费11600.00元以及风险抵押金500.00元。原告王树喜承包以后，由原告之父王国林巡山看护，2003年冬季原告之父去世后，由原告的转包（口头转包，无偿转包）承包人范和祥、祝万军管护原告所承包的山林及采摘山杏。1998年以来被告二道杖子村雇佣兼职护林员范和祥等数人负责护林防火，2017年该村雇佣的护林员9人，负责兼职护林防火。2003年冬季转包承包人为采摘山杏运输方便，在水帘洞山场修建上山的通车道路。2012年原告王树喜由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搬到平泉县平泉镇金世纪嘉园居住。2002年原告承包的水帘洞山场被界定为公益林，公益林补助资金一直由被告领取。2016年5月3日原告到平泉县信访局信访公益林补助资金，2016年12月30日平泉县林业局向原告王树喜出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经调查信访人反应的林地位于074林班，19、20、21、25小班（2015年公益林小班一览表），面积为370.35亩，小班管护人为范久成（2015年管护合同）；2001年2月10日，信访人与二道杖子村委会签订了《关于水帘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承包期为30年，承包费为11600.00元，风险抵押金为500.00元，合同约定了管护责任，2002年上述林地界定为公益林，公益林款一直由村委会领取；相关文件明确规定“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支出，用于集体和个人的经济补偿和管护国家级公益林的劳务补助等支出。”信访人要求公益林款问题，可以与二道杖子村委会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信访人可以依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2017年2月8日平泉县林业局给原告王树喜出具《证明》及《公益林小班一览表》一份两张，经核对2009年至2012年公益林汇总表，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国家重点公益林中权属姓名登记为王某1的公益林共5宗林地，所属林班为074C林班，小班分别为28、30�31、32、33，总面积为462.6亩，登记地名均为水帘洞；在2014年榆树林子镇公益林小班一览表中，权属者姓名登记为王某1的公益林共4宗，所属林班为074C林班，小班分别为19、20、21、25小班，总面积370.35亩；2013年国家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与2012年相同；平泉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执行以下标准：2012年每亩发放9.75元，2013年每亩发放14.75元，2014年每亩发放14.75元。2017年4月13日平泉县榆树林子镇政府财经统计所出具的证据显示，2002年至2011年的公益林补助资金由二道杖子村委会领取，村委会没有上报花名表；2012年至2014年王某1名下公益林补助资金为2012年公益林462.6亩补助4510.35元，2013年公益林462.6亩补助资金6823.35元，2014年公益林370.35元补助资金5462.66元，2015年至2016年公益林补助资金尚未拨付。根据原被告举证情况以及证据规则，认定二道杖子王树喜承包的水帘洞山场的错误登记在王某1名下的公益林补助2002年至2003年为2.5元／亩／年×462.6亩×2年=2313.00元，2004年至2006年为4.5元／亩／年×462.6亩×3年=6245.10元，2007年至2008年为4.75元／亩／年×462.60亩×2年=4394.70元，2009年至2012年为9.75元／亩／年×462.6亩×4年=18041.40元，2013年为14.75元／亩／年×462.60亩×1年=6823.35元，2014年为14.75元／亩／年×370.35亩×1年=5462.66元,合计43280.21元。
本院认为，原告王树喜与被告二道杖子村委会自愿签订的《关于水莲洞山杏采摘承包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属于有效合同条款。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约定原告对涉案承包地块范围内的山杏享有承包经营权，对涉案承包地块范围内的蔡树和毛柴负有看管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原被告于2001年2月10日签订承包合同，原告王树喜对承包的山杏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依约对承包范围内的蔡树和毛柴负有看管义务，也就就是原告对承包的西至水帘洞西梁顶分水岭为界东至三棱山西坡沟心为界的水帘洞地块范围内�所有植被杏树、蔡树、毛柴负有管护义务。按照当前法律和政策精神承包者有权对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转包，从而形成原被告的承包关系，进而形成事实上的转包关系，原告为承包山场的承包人，被告为发包山场的所有人，转包承包人为经营人，三方当事人分别按照书面承包合同和口头转包合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1年1月8日修正）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经营者，有权获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4]9号）第十三条规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根据国家级�益林权属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包括管护补助支出和公共管护支出两部分。国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平均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其中管护补助支出4.75元，公共管护支出0.25元；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5元，其中管护补助支出14.75元，公共管护支出0.25元。”第十四条规定“国有的国家级公益林管护补助支出，用于国有林场、苗圃、自然保护区、森工企业等国有单位管护国家级公益林的劳务补助等支出。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测算审核管理成本，合理确定国有单位国家级公益林管护人员数量、管护劳务补助标准。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管护补助支出，用于集体和个人的经济补偿和管护国家级公益林的劳务补助等支出。公共管护支出主要用于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开展国家级公益林监督检查和评价监测等方面的支出。”原�有偿从被告处承包山林后无偿转包，对2002年以后国家拨付的公益林补助资金享有获偿的权利。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公益林补助39116.81元，本院予予以支持。原告以被告将其公益林补助资金错误登记在王某1名下为由，要求被告承担承包费11600.00元50％的违约金5800.00元，缺乏合同明确约定以及法律明文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当地政府领取原告的公益林补助资金未及时发放给原告，属于被告对国家政策及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约定理解和认识有误，被告属于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领取日至实际给付日期间的按照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院据实依法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及其原告转包后承包人均未履行承包山场的管护义务，据此主张不予返还公益林补助资金，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为保护合同当事�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树喜2002年至2014年公益林补助39116.81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78.00元，减半收取389.00元，由被告平泉县榆树林子镇二道杖子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78.00元）。
审判员 尉清文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祁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