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17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肥西县严店东方羽绒厂，住所地安徽省肥西县严店乡合铜公路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40123600176297。登记经营者：俞得保，男，汉族，居民，住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西街下旭居民组***号，公民身份号码3401221954********。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平，安徽润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庐江县龙飞羽绒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二龙社区二龙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4764761985D（1-1）。法定代表人：何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炫，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肥西县严店东方羽绒厂（以下简称东方羽绒厂）因与被上诉人庐江县龙飞羽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飞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4民初4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羽绒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4民初4791号民事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庐江县龙飞羽绒有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俞银为东方羽绒厂的实际经营者，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其一审诉状中将俞得保与俞银列为“经营者”，但东方羽绒厂为个体工商户，其营业执照中列明的经营者仅有俞得保一人。被上诉人在其诉状中对一审被告表述错误，也没有诉求将俞银认定为东方羽绒厂的实际经营者，但原审法院却做出俞银为东方羽绒厂实际经营者的认定。俞银只是肥西严店东方羽绒厂的普通员工，俞银并非该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经营者，被上诉人的诉状上也认可其为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的普通员工经过授权也可以在各类凭据上签字。原审法院认定俞银为上诉人的实际经营者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既然认定俞银系东方羽绒厂的实际经营者，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被上诉人应在其一审诉状中将被告列为东方羽绒厂登记的经营者俞得保与原告认为的实际经营者俞银两个自然人。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未对双方的账目进行过核对，所以被原审法院关于对账单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所提出的重要证据2015年9月1日对账单与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2015.9.1起石狮东方羽绒供应商往来明细账”存在重大瑕疵，多处也与事实不符，不应作为认定双方债权债务的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从未核对过账目。（一）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存在多处疑点，双方没有核对过账目，为被上诉人单方制作。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仅有上诉人的盖章，无上诉人授权代表人的签字。对于如此重要的对账单，双方的授权代表人不可能不进行签字确认，这不符合商事经营的行为习惯。其中一枚印章实际于2014年11月1日丢失（已于2015年2月13日登报声明），不可能于2015年9月1日进行盖章确认。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上的盖章位置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根据正常合同双方对账的流程，在确认核对双方账务之后，应该在核对总结果处盖章确认，而不是在对账单的抬头处盖章确认。最后上诉人在确认任何对账单时均没有必要加盖自己的两枚印章（前其中一枚印章在原告所谓对账单对账日前己丢失），这不符合逻辑。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中，没有体现上诉人于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3日、2015年2月16日、2015年4月2日及2015年4月9日合计95万元的付款，与事实严重不符。对于如此重要的对账凭据，上诉人不可能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对账单显系伪造。即使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9月1日对账单属合法有效，也应该将此对账单中未反映的95万元付款从总欠款中扣除。原审法院认定此2015年的95万元付款属于2014年总计535万元付款的一部分，明显逻辑错误。综合判断，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有先盖章后打印的嫌疑，对账单的纸张原本可能只是被告测试印章所用。（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发货单均无法跟对账单供货内容相一致，可见对账单没有实际供货的依据。1、根据双方提交的合同，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但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仅有盖章却无签字，上诉人的合同既有盖章，也有签字。比较双方提交的合同，明显上诉人提交的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体现，原审法院也认定其真实有效。被上诉人对账单中的时间跟上诉人提供石狮煜顺服装商行的供货合同一致，所以被上诉人将对石狮煜顺服装商行的供货算作对上诉人的供货，明显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与其提交的合同上供货内容、价格、时间均不一致。可见被上诉人的对账单跟其提供的合同不一致，说明该对账单不真实。2、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单（磅码单），抬头大多为“肥西县严店东方羽绒厂”，这些发货单是上诉人对外发货的发货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发货给上诉人，那么被上诉人按照其发货单计算发货量肯定是错误的。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绝大多数都无上诉人及其授权代表人的签字确认，属于被上诉人的单方制作。最后上诉人所提交的发货单（磅码单）抬头均为“庐江县龙飞羽绒有限公司”，上诉人从未见过被上诉人提交的抬头为“肥西县严店东方羽绒厂”的磅码单。被上诉人是当庭提交的磅码单，上诉人不可能提前预知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证据，并对己方证据进行有计划的筛选针对。具体发货数量不应以被上诉人提交的磅码单与对账单作为标准，不能用具有重大瑕疵的磅码单来印证对账单。对发货单中除了俞银签字的，对于其他人员签字均不认可，该签字并非该公司员工签字。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9.1起石狮东方羽绒供应商往来明细账”纯属被上诉人单方制作，上诉人从未予以签字盖章确认，不能作为2015年9月1日以后认定双方债权债务的凭证。三、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中未反映羽绒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以及代垫费用问题，具有重大瑕疵，原审法院不应认定其具有真实性。因被上诉人羽绒质量问题导致上诉人实际损失303746.2元以及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代垫费用38118.8元（被上诉人也在庭审中予以承认），未在对账单中予以体现，不符合常理。如果双方进行对账，上诉人不可能不在对账单中主张这些应从总货款中扣除的费用。四、被上诉人诉请的利息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应支持。首先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不能和其实际主张的货物相一致，该合同实际未生效。所以双方即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被上诉人就不能主张货款利息。原审法院以2015年11月18日作为所谓的利息的起算点明显错误。龙飞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自2014年5月份至2015年10月之间存在白鸭绒贸易往来，上诉人营业执照记载经营者是俞得保，但实际经营者为俞得保之子俞银，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对俞银实际经营身份已予以列明，要求确认其实际经营者身份，且在庭审中也对其实际经营者身份进行说明。原审判决并未超出被上诉人诉求。二、俞银在双方贸易往来间起决定性作用，其系实际经营者理由如下：1、俞银系俞得保之子，俞得保年迈，上诉人对外实际经营皆由其子俞银负责；2、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22日签订的合同有俞银作为授权代表人的签字；3、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发货单上，俞银事后补签确定货物单价；4、俞银以个人名义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5、原审中上诉人代理人提供的印章丢失声明中陈述加盖东方羽绒厂公章只有经俞银签字才具有效力。三、双方之间于2015年9月1日货款明细帐，经双方盖章确认，且明细帐所列明的货物品名、数量、交易日期均能与被上诉人提交的44份发货单、上诉人在庭审中13份发货单相吻合。故该明细帐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以公章丢失，盖章位置等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提供的明细帐、发货单的真实性、却主张明细帐显示已支付货款数额之外还有95万元未计算，明显存在矛盾。被上诉人在明细帐中已认可上诉人已支付货款为535万元，远超出该95万元。上诉人在没有证据证实该95万元在535万之外的情形下，否认明细帐明显存在冲突，与无事实依据。四、上诉人拖欠货款构成违约，造成被上诉人损失，应支付货款利息。龙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方羽绒厂支付其货款7202689元及其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其中6815105元欠款自2015年9月1日起，387584元欠款自2015年10月23日起，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至2015年9月，龙飞公司向东方羽绒厂供应鸭绒。期间，双方签订多份购销合同。2015年9月1日，双方对账确认：总货款数额14444150元，退货、已付款合计7695003元，应付税款65958元，合计欠款6815105元（14444150元-7695003元+65958元）。2015年9月18日，龙飞公司又向东方羽绒厂提供价值323880元90%规格水洗白鸭绒和153162元80%规格水洗灰鸭绒，该事实有龙飞公司提交的二份发货单佐证，该二份发货单均经俞银签字。龙飞公司提供的2015年9月1日以后的明细账中记载东方羽绒厂于2015年9月17日、10月12日、10月16日，支付货款10万元、10万元和24万元，合计付款44万元。在庭审中，龙飞公司同意将2016年2月8日俞银向何飞转款1万元，从总货款中扣减。东方羽绒厂的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记载经营者为俞得宝。龙飞公司称俞银系东方羽绒厂的实际经营者，而东方羽绒厂不认可，只认可俞银系俞得宝之子。一审法院认为，至2015年9月1日，东方羽绒厂差欠龙飞公司货款6815105元，龙飞公司提供的证据证实其于2015年9月18日又向东方羽绒厂合计供货477042元（323880元+153162元），并自认东方羽绒厂付款450000元（440000元+10000元），故东方羽绒厂欠款数额为6842147元（6815105元+477042元-450000元）。龙飞公司提交的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双方商定按要求，合同签订后，货到由东方羽绒厂付总货款的30%定金给龙飞公司，合同以定金到账生效，剩余70%货款，东方羽绒厂需在两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在东方羽绒厂提交的另一份合同约定为：双方商定按要求，合同签订后3日内由东方羽绒厂付总货款的30%定金给龙飞公司，合同以定金到帐生效，东方羽绒厂收货后10个工作日内付给龙飞公司50%货款，剩余20%货款一个月内付清。同时合同都在违约责任中约定，未按约定日期付款，就未付款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的30%。故关于货款的给付时间，龙飞公司提供的合同约定的期限长于东方羽绒厂提供的合同约定期限，该节不利证据由龙飞公司提供，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采纳龙飞公司提供的合同确定货款的给付期限，因东方羽绒厂2015年9月1日之后的付款，并不能确定究竟支付哪部分，且2015年9月1日与9月18日日期相近，故确定以2015年9月18日为收货起点，自2015年11月1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欠款利息。关于俞银是否系东方羽绒厂的实际经营者。从东方羽绒厂的营业执照反映，其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者俞得保。东方羽绒厂称俞银系俞得保之子，但非为东方羽绒厂实际经营者。个体工商户由于其特殊的组织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其登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该情形，作为相对方虽能在实际交往过程中知晓并相信，但一旦双方存在争议，尤其进入诉讼环节，只要个体工商户及其相关人员不予认可，相对方难以证明，故认定个体工商户是否有实际经营者以及实际经营者的身份，应看相对方主张的实际经营者在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中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本案中，从东方羽绒厂自身提交的证据来看：2015年1月22日签订的合同上，有俞银作为授权代表人签字；发货单上俞银事后补签确定货物单价；以俞银个人名义向龙飞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飞转账支付货款；声明中陈述加盖东方羽绒厂公章只有经过俞银签字，才具有效力，以上均表明俞银在对外签订合同、结算等方面均具有决定作用，尤其在作为东方羽绒厂声明中陈述，俞银签字系对东方羽绒厂产生效力的唯一方式，故上述事实，互相印证，能证实俞银系东方羽绒厂的实际经营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八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东方羽绒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龙飞公司货款6842147元及其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5年1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二、驳回原告龙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173元（原告庐江县龙飞羽绒有限公司预交43553元，缓交196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8173元，由被告东方羽绒厂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争议事实，本院作如下认定：一、关于龙飞公司已供案涉货物价款金额的问题。1、关于2015年9月1日前供货金额的问题。首先，龙飞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2015年9月1日《肥西县严店东方羽绒厂欠庐江县龙飞羽绒有限公司2014-2015货款明细账》中，加盖了印文为“肥西县严店东方羽绒厂”印章，东方羽绒厂对该印章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其次，龙飞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送货单与上述货款明细账所列供货清单相吻合，印证了该货款明细账所列供货内容真实。再次，东方羽绒厂在一审期间虽提交了2015年2月13日公章遗失的登报声明的复印件，但其至今未提交刊登该声明的报纸原件予以佐证，且其在上诉状中认可上述货款明细账加盖的其印章中有一枚印章系非遗失的。综上，上述货款明细账系双方对账的结果，可以作为认定该节事实的依据。根据该货款明细账的内容，应认定截止2015年9月1日，龙飞公司供货14444150元。2、关于2015年9月1日以后供货金额的问题。龙飞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2015年9月18日送货单载明价款为477042元（323880元+153162元），东方羽绒厂的俞银在该送货单中签字确认，故应认定龙飞公司2015年9月1日后供货价款为477042元。综上，龙飞公司已供案涉货物价款为14921192元（14444150元+477042元）。二、关于东方羽绒厂尚欠案涉货款金额的问题。1、关于已付案涉货款金额的问题。前述货款明细账载明截止2015年5月4日，东方羽绒厂已付货款535万元。由于东方羽绒厂未提供前述货款明细账所列已付535万元的具体凭证，且其上诉主张的95万元付款日期均在2015年5月4日之前，所以对其主张的截止2015年5月4日已支付630万元（535万元+95万元）货款的事实，不予认定。应认定东方羽绒厂截止2015年5月4日已支付货款535万元。另加上前述货款明细账反映的东方羽绒厂于2015年5月5日至8月已付货款62万元，以及龙飞公司在一审认可东方羽绒厂于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已付货款45万元，综上，应认定东方羽绒厂已付案涉货款642万元（535万元+62万元+45万元）。2、关于应抵扣案涉货款的退货价款问题。前述货款明细账反映的东方羽绒厂于2015年1月8日、4月18日、4月22日退货及蔡少建退货合计1561470元（146608元+833614元+536832元+44416元），而东方羽绒厂在一审提交的2015年4月22日退货记录，不能证明系上述货款明细账所列之外的，所以应认定东方羽绒厂退货价款为1561470元。3、关于东方羽绒厂主张的因案涉货物质量造成的损失问题。东方羽绒厂在一审提交的旨在证明因案涉货物质量造成损失的《物料异常处理通知函》及相关函件，虽反映部分羽绒存在含绒量不足等质量问题，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羽绒系龙飞公司所供，所以对东方羽绒厂主张的该节事实不予认定。4、关于东方羽绒厂主张的代龙飞公司垫付费用的问题。东方羽绒厂在一审提交的旨在证明垫付费用的收款收据及明细清单，系其单方制作，其中并未经龙飞公司人员签字或盖章确认，且龙飞公司不予认可，所以对东方羽绒厂主张的该部分费用不予认定。综合以上四点，结合前述货款明细账记载的亏秤补款等163533元（8580元+154953元），东方羽绒厂应付税款65958元，东方羽绒厂尚欠龙飞公司货款为6842147元（总货款14921192元+税款65958元-已付货款642万元-退货抵款1561470元-亏秤补款等163533元）。三、关于双方是否约定支付货款期限的问题。案涉合同文本明确约定东方羽绒厂在收货后两个月内付清余款，所以应认定双方对案涉货款支付日期作了约定。四、关于俞银是否系东方羽绒厂实际经营者的问题。现行法律规定，东方羽绒厂作为个体工商户可以委托其他自然人代理相关民事行为。鉴于俞银系东方羽绒厂俞得保之子，俞银在案涉两份送货单中签字确定货物单价及其向龙飞公司付款行为，不足以证明俞银系东方羽绒厂实际经营者的事实。前文已述东方羽绒厂在一审期间提交的登报声明不具证明力，所以该声明亦无法证明俞银系实际经营者。综上，对龙飞公司主张的俞银系东方羽绒厂实际经营者的事实，不予认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本院认为，东方羽绒厂与龙飞公司就案涉货物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无法定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龙飞公司已按约供货，东方羽绒厂未按约付清货款，显属违约。一审法院判决东方羽绒厂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东方羽绒厂主张龙飞公司供货价款不实、一审法院少计其付款数额，货物质量损失及其代垫费用等应抵扣货款，以及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9695元，由上诉人肥西县严店东方羽绒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爱民审判员  张 健审判员  程亚娟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於笑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