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13民再6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钟海良，男，汉族，1971年4月21日出生，住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勇林，广东东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第一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林先，男，汉族，1948年9月26日出生，住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代理人：程学军，广东直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第二被告、二审上诉人）：朱志伟，男，汉族，1972年10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源县。
申诉人钟海良因与被申诉人刘林先、朱志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6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6]44000000181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民抗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抗诉机关指派检察员杨银中出庭。申诉人钟海良及委托代理人李勇林，被申诉人刘林先的委托代理人程学军、林海燕，被申诉人朱志伟的委托代理人李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6号民事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和担保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理由如下：首先，钟海良主张其曾经借出250万元给刘林先，有刘林先出具的《借条》和《委托书》、《承诺书》，证人赖惠民出具的《证明》和朱志伟的证言、转账记录等证据证实，相关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钟海良与刘林先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其次，刘林先主张钟海良与朱志伟串通起来向其实施诈骗、其从未收过借款，但仅凭公安机关的报警回执不足以证明其说法为事实，且公安机关亦未对本案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林先提交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对抗钟海良提交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最后，生效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成立但不生效的理据并不充分。终审法院认为钟海良未按照《委托书》中约定的支付方式出借款项，且赖惠民的转账发生于刘林先签具借条前，因此认定钟海良并未实际支付借条约定的借款。但是，《合同法》及有关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并未直接排除上述支付借款方式与约定不符的情形，且该支付方式亦未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更重要的是，刘林先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是一名具有多年商事经历的自然人，其应当知道签署《借条》《委托书》的法律后果。刘林先在出具《借条》后一年多，于2012年3月31日仍出具了《承诺书》，再次确认其向钟海良借款250万元的事实，承诺于2012年12月底还清借款，并对该笔借款的利息有异议，证明刘林先已经知晓钟海良支付借款的情况及朱志伟收款的情况，并对该借款予以认可。作为委托收款人和担保人的朱志伟也对该借款予以认可，因此本案应当确认钟海良已经向刘林先实际支付借款250万元的事实。
申诉人钟海良称，二审法院（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判决被申诉人刘林先向其返还250万元借款并支付利息，朱志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是：申诉人与被申诉人朱志伟是多年朋友，有资金拆借往来；本案借款发生前，被申诉人刘林先将其所有的位于惠城区滨江东路的程惠大厦出租给案外人刘伟经营酒店，酒店装修过程中刘伟因资金不足多次向两被申诉人借款，被申诉人刘林先当时同样资金紧张，为了防止海航酒店烂尾影响程惠集团形象，刘林先通过朱志伟担保向申诉人借款250万元。主要经过是，2010年12月初，申诉人从朱志伟处得知，刘伟向两被申诉人借款，称：酒店还差五百万元就可以装修好开业，要两被申诉人各再借250万元给他，把酒店搞起来。2010年12月6日，朱志伟向申诉人提到了其和刘林先要各借250万元给刘伟，自已资金紧张，并提到刘林先也资金紧张，要其（朱志伟）先垫借250万元给刘伟。当时，朱志伟也向申诉人提出能否借250万元给刘林先，申诉人当时认为，刘林先虽是有一定名气的老板，但与申诉人素不相识，考虑到与朱志伟是多年的朋友关系，申诉人遂与朱志伟商定：先付200万元给朱志伟，手续后续再办。同日，申诉人委托赖惠民向朱志伟账号转入200万元。2010年12月13日，刘林先按照约定签署《借条》及《委托书》，向申诉人借款250万元，口头约定月息3%，委托申诉人将该笔250万元出借款直接支付给朱志伟，朱志伟作为该笔借款的担保人签字。申诉人和朱志伟同意将2010年12月6日委托赖惠民支付的200万元确定转为支付给刘林先的部分借款，剩余50万元借款本金申诉人于签署《借条》当日下午现金支付给朱志伟。刘林先在签署《借条》、《委托书》一年多之后，于2012年3月31日向申诉人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为：“本人刘林先于2010年12月13日通过担保人担保向申诉人借到现金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整，现本人承诺于2012年12月底还清”。刘林先曾以资金紧张为由多次向申诉人的上司钟期先生（百业集团董事长）提出延期还款请求，并托钟期先生向申诉人做工作，申诉人无奈答应了其延期还款请求。不曾想，因案外人刘伟已故，见还款无望，刘林先便矢口否认该笔借款，企图利用死无对证，逃避债务，申诉人不得已提起诉讼。
申诉人支付250万元借款的事实，证据确凿，符合惯例。第一，被申诉人刘林先付款《委托书》的实质要求是将该笔借款支付给被申诉人朱志伟，客观上（证据上），申诉人已经按照要求将涉案250万元借款本金（200万元转账、50万元付现金）支付给了朱志伟，朱志伟确认了该事实，委托付款要求已完成，借款本金已支付、借款合同已生效；第二、代收代付款项是行业惯例。申诉人委托赖惠民支付250万元中的200万元，乃是民间借贷中再平常不过的现象，收款人朱志伟对此也是确认的，这是客观事实。第三，二审法院关于“赖惠民的《证明》与赖惠民转账给朱志伟200万元元的银行转账记录，不具有证明力”的认定，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和客观事实。第四，鉴于人民币是不特定物且朱志伟收款账户并不属于监管监控的专户的客观情况，付款人在《委托书》签署之前转账200万元与《委托书》签署之后转账200万元，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殊途同归，只要朱志伟确实收到了申诉人付来的200万元就行，对此事实，付款人和收款人均没有任何异议，又有银行付款佐证，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第五、即使2010年12月6日申诉人委托赖惠民支付给朱志伟的200万元不是涉案《借条》约定的款项，但因情况变化，各方当事人同意将此款项转为申诉人支付给刘林先的借款，也是合理合法的。刘林先在一年后出具《承诺书》构成追认。第六，二审法院对申诉人支付50万元现金给朱志伟的事实不予认定，无任何法律依据。付款人和收款人对付款50万元一事均予确认，付款事实足以认定。第七，刘林先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精明商人，2012年3月31日出具的《承诺书》，是在其签署《借条》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借款的再次确认，加上请钟期斡旋减息的事实，足见该借款的真实性。
被申诉人刘林先再审答辩称，一、省检察院认为钟海良提供的借条、委托书，证人赖惠民出具的证言、转账记录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借款关系成立，而省检察院恰恰忽略了证据链条中各个证据之间不可排除的矛盾，即证人证言原告陈述的虚假，主要表现在：1、委托书与转账记录之间的矛盾，本案被告刘林先在2010年12月13日出具的《委托书》，委托的内容告知原告钟海良请将本人借款250万元汇入朱志伟在建行的尾号2619的账号内，委托时间是2010年12月13日，而证据中的转账记录发生在2010年12月6日，本案被告刘林先尚未委托一审原告因何转账，显然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2、承诺书与转账记录、赖惠民证言的矛盾，刘林先于2012年3月31日出具《承诺书》，内容如下：刘林先于2010年12月13日向钟海良接到现金250万元，此承诺书传递了几点信息：谁借的钱，借款的时间，向谁借，借到的是现金还是转账，赖惠民证言仅仅为他受钟海良委托，于2010年12月6日向朱志伟账号转入200万元，显然是时间上的矛盾，对象上的矛盾，即赖惠民转出的，是朱志伟收到的，而不是刘林先收到的，款项是通过转账支付的，而不是现金，因此省检忽略了这些证据的矛盾。3、朱志伟的证言与原告的陈述和转账记录的矛盾。朱志伟的证言与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一审庭前被告刘林先向法庭提供了证据，法庭将证据交给原告后，原告在庭审上对证据的阐述发生了变化，时间、对象、方式（收款方是朱志伟），并陈述在12月13日当天给了朱志伟50万元，转账记录显示的是12月6日转账，显然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与原告的当庭陈述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矛盾是本质矛盾。而省检在审查过程中，没有认真分析证据链条中该三份证据的矛盾。4、本案原告自我陈述事实的前后矛盾。本案是民间借贷案件，涉及到借款谁给的，给了谁，借款的时间、支付方式这些关键情节，当事人是不会记错的。而原告在诉状中清晰表明他是在2010年12月13日当天借款给付刘林先，而且原告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朱志伟的证言予以佐证，而在开庭前，原告取得被告提供的有利证据后，在庭审当天，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发生了惊天的变化，本案原告在起诉状中说了谎言。5、钟海良的陈述与社会常识的矛盾。本案在一审中，主审法官在询问过程中，钟海良承认之前与刘林先并不认识，没有与其对借款进行任何协商，按照常识，朋友关系再好，如果打着别人的旗号借钱，在没有跟借款人接触过的情况就出借借款是不合理的。另外，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与否，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公安机关未立案，因此本案的一二审诉讼正常进行，省检察院抗诉的第三点理由，认为合同法及有关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并未直接排除……未违背日常经验法则，从法律上讲，我们完全赞同。但是，法律的规定是基于当事人陈述的真实和不矛盾。首先，合同法司法解释没有排除借款的支付方式，但是采取何种方式应按当事人的约定，且这种方式是当事人知道且认可的。本案中，刘林先于2010年12月13日第一次与钟海良见面借款，为了保证借款的真实性出具了委托书，要求其将借款转账转入到朱志伟的建行账户内，如果钟海良在12月13日当天或之后按照约定支付，本案毫无异议，但是截至今日，钟海良并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反而在诉状中做了虚假陈述，这样完全不对，显然，本案的原告钟海良并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去做，借款合同尚未生效。惠州中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完全正确的。其次，本案原告于一审庭审当日对事实理由提出了变更，变更为其于12月6日委托赖惠民转账200万元给朱志伟，12月13日给了朱志伟50万元的现金，而且在庭审当天承认从始至终没有告诉刘林先，这个做法，符合我们一般人日常具备的经验法则吗？因此，省检抗诉的第三点理由恰恰证明了原告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日常经验法则。省检抗诉的最后一个理由显然是与事实不符，刘林先出具的《承诺书》传递的信息：时间、对象、收款人、借款方式，本案的真实情况，原告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的情况与此情况恰恰相反。如果刘林先知晓借款的情况，那么承诺书不会做出这种承诺，承诺书的内容如何能证明刘林先借到借款呢？承诺书的内容恰恰证明了刘林先并不知情，刘林先的承诺不生效。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认定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应当审查钟海良是否向刘林先提供了实际的款项。原一、二审未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抗辩，结合当事人的经济能力、财产变动情况、款项交付及是否符合当事人本意、交易方式及习惯等方面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6号民事判决及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4）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42000元（朱志伟、刘林先上诉时各预交42000元），由本院分别退还朱志伟、刘林先。
审 判 长 杨举添
审 判 员 王 丹
审 判 员 何伟国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法官助理 商文耀
书 记 员 黄东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