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11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行强，男，1956年9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成，浙江民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慈溪市古塘街道孙塘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施建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乃章，浙江丁乃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行强、宁波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因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7日作出的（2016）浙0282民初7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行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金城公司赔偿损失2647597.7元，并由金城公司承担自2006年1月26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金城公司支付工期奖363000元、保险费6600元；3.一、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由金城公司负担。
事实和理由：1.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甬慈民初字第2528号、（2010）甬慈民再字第11号、（2012）甬慈民再字第11号三份民事判决，均认定因金城公司过错导致土建工程延期5个月10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2.双方合同约定的土建开工日期是2003年4月1日，该日期不可更改。合同还约定了施工工期为300天，自2003年4月1日至2004年2月1日，又约定了严厉的奖惩条款。如果把金城公司的桩基施工时间计入土建工程的施工工期，土建工程就无法按期完工，本人将面临罚款。至于金城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桩基施工合同，本人并不知晓，而且金城公司应当知道其与他人签订合同的风险，该风险应由其自身承担。3.建设工程中的定位放线是系确定地块房屋的朝向及桩基是否违反城市规划红线，并非开工日期。一审法院以土建工程在2003年7月16日的放线行为认定为土建工程的开工日期是错误的。这个日期不是双方约定的开工日期，关键要分析桩基施工完毕是否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与放线无关。一审法院将桩基施工错误导致的施工延期解释为合理，未考虑土建工程由此损失的工期。4.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减约定下浮20%的内容与本人无关，这是金城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约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不能以该条款约束本人。本案计算的是工程整体亏损损失，既然要计算整个土建工程的造价，工程一共投入了多少钱，材料、人工、工程量及相关的工程费用的总和就是答案。现工程造价已经有鉴定意见（9566009元），一审法院主张下浮20%毫无道理。5.金城公司应当支付自2006年1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对于利息支付，一般有约定的按约定，无约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工期奖由合同具体约定，工程为竣工验收合格，施工人有权按约定取得工期奖，鉴定意见已经明确了实际施工的期限。保险费本应由金城公司承担，现本人已经代为上交，该费用应由金城公司支付。
金城公司答辩称：2003年4月1日开工的工期是包括桩基工程的，也就是说桩基工程开始时间是2003年4月1日。按照常规，土建工程施工时间必须晚于桩基工程，所以2003年4月1日作为土建工程开工时间，肯定是错误的。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时间，是因为陈行强与金城公司签订合同时，合同内容照抄了原来的业主单位与金城公司的总包合同。陈行强上诉称土建工程延迟5个月10天，但一审法院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并没有明确认定延期天数为5个月10天。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甬民二终字第67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一审法院对陈行强迟延开工时间认定错误。关于下浮20%的问题，金城公司认为下浮20%是错误的，应当下浮超过20%。关于工期奖、保险费、利息等损失，该些损失是不存在的，不应当予以支持。
金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陈行强所谓的损失实际是不存在的。“施工拖延工期52天”内材料价格并未上涨，因而，推迟开工导致亏损之说无从谈起。陈行强提出了两方面损失，一是开工前的损失，二是开工后的涨价损失。开工前损失，陈行强列举了塔吊、租地、人工工资等损失。关于塔吊损失，陈行强仅仅提供了两份合同，不能说明实际履行和塔吊费用的实际支付。关于租用土地问题，施工中不需要另外租用土地用于施工。关于工程施工管理人员，则是从挖土开始到位就可以了，不必要很早就介入，工资也无需提前支付。民工伙食补助费更是谈不上，分包班组各承包工程的某一部分，不是按时计算工资，也不可能因工程推迟而进行补助。2.在工程变更部分的损失计算上，一审法院也同样存在错误。由于工程价款的多少直接与陈行强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所以，与业主单位结算是陈行强直接去的，对结账价款的多少陈行强应承担直接责任。金城公司只是从工程款中收取2.3%的管理费而已。3.土建工程延期开工与物价上涨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延期开工可能出现物价上涨，也可能出现物价下跌，也可能出现物价不变。因此，以物价上涨致使成本上升要求工期延迟的责任方承担所谓的损失，是毫无理由的，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关于工期延长、停建、缓建的问题，合同法规定的无非是顺延工期、赔偿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这也仅仅对有效合同而言。而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是无效的，即便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也不是一审法院所理解的赔偿材料价格上涨引起的所谓损失。4.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采用固定价方式，这就决定了承包人必然要承担材料涨价上涨引起的风险，同时也必然享有材料跌价的利益。因此，工期是否延期与价格的涨跌无必然的因果关系。5.关于工期是否延迟，在（2009）慈民初字第2528号案件审理中，陈行强提供了技术复核记录。这份技术复核记录，是有关基础工程的技术复核记录，基础工程是陈行强工程承包范围之内，说明陈行强在2003年9月11日以前已经开工，而且挖土工程已经完成。慈溪市档案馆提供的陈行强制作的2003年7月28日的砼施工日记、2003年8月1日的砼施工日记、监理公司制作的2003年5月1日至同月31日的监理月报、监理公司制作的第四期监理月报、2003年8月的监理报告等均可以证明陈行强在2003年9月11日之前开工的事实。
陈行强答辩称：1.慈溪市人民法院（2009）甬慈民初字第2528号民事判决以及（2010）甬慈民再字第11号判决、（2012）甬慈民再第11号判决，以上三个生效的民事判决均确定陈行强的损失是由于金城公司的错误造成，应当予以赔偿，但是赔偿不是因涨价造成的，而是对整体亏损的赔偿。基于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陈行强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起诉，到现在为止还在诉讼中。即使延期开工导致陈行强因物价上涨产生的损失，金城公司也应承担。2.关于开工时间，（2009）甬慈民初字第2528号、（2010）甬慈民再字第11号判决、（2012）甬慈民再第11号三份民事判决，都提到了开工时间是2003年9月11日，而本案一审判决把应当开工的时间确定为2003年7月16日，也就是金城公司因桩基打桩错误延期从原来的5个月零10天，缩短到了52天，这是错误的。2003年4月1日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开工时间应当确定为2003年4月1日。合同约定的工期是300天，实际上已经压缩了，根据当初的工程量情况，原来工期需要360天。金城公司因打桩错误延误土建工程施工的时间应当是5个月零10天，而不是52天。桩基工程施工错误后，设计图纸出来是在2003年9月6日，最后确定的土建工程开工时间是2003年9月11日。
陈行强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200540元（包括迟延开工前的成本投入损失及承建工程的亏损损失），并由被告承担自2006年1月26日起至判决日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陈行强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647597.70元（包括迟延开工前的成本投入损失及承建工程的亏损损失），并由被告承担自2006年1月26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告支付工期奖363000元；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3月17日，被告就锦丽商务大厦工程向案外人慈溪市飞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强公司）投标，投标价格为4906286元。同年3月21日被告与飞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价款为4906286元（其中桩基暂定为500000元，决算时另行调整），承包范围为土建（包括打桩），合同工期为2003年4月1日至2004年2月1日，总日历天数300天。合同另约定合同价款采用固定价格方式确定，若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减，则以发包方签字确认的变更联系单及增减工程量，按照94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费用定额及有关文件计算，民用三类、甲类投资、材料价格按中标时材料报价，总价下浮20%。合同另就其它事项作出约定。
同年3月24日，飞强公司与被告签订锦丽商务大厦打桩施工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合同价款818700元（暂定价），承包范围为83根桩基，承包形式为全包，开工日期为2003年3月25日，竣工日期为2003年5月5日，总日历天数40天，质量标准要求符合钻孔灌注桩施工验收规范规定，合同另对其它事宜作出约定。同日，被告与案外人杨剑波签订单位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一份，将其承接的锦丽商务大厦桩基工程项目交由杨剑波个人承包，约定承包方式为包死承包管理费基数，确保税费上交，自主施工管理，自负工程盈亏，工程造价818700元（暂定价），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合格，工程核定工期为40日历天，自2003年3月25日开工至2003年5月5日竣工交付验收。合同另对其它事宜作出约定。
同年3月27日，被告将除桩基之外的土建工程转包给原告施工，双方签订了单位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一份，约定承包方式为包死承包管理费基数，确保税费上交，自主施工管理，自负工程盈亏，工程造价4406286元，建设单位变更设计而增减工程造价，则工程总造价作相应增减，原告应按工程决算总价的7.5%向被告上交承包税管费，若工程施工中无安全事故，在上级有关部门检查中每次通过，管理费为7.3%。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合格。工程核定工期为300日历天，自2003年4月1日开工至2004年2月1日竣工交付验收。合同另对其它事项作了约定。
同年3月25日，原告与案外人胡佰惠签订租用土地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由原告租用胡佰惠土地1.02亩，期限一年（2003年3月25日至2004年3月25日），年租金35000元，如续租，租金按每月3000元支付。至2004年8月30日，原告共支付胡佰惠土地租金50000元。
2003年6月15日，原告与慈溪市中泰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塔式起重机安装、拆卸合同各一份。双方约定由原告向中泰公司租用山东华夏牌起重机一台，起重机月租费12000元，塔吊安装完毕，租用日期的启用计算最迟不超过2天。由中泰公司代叫塔机司机2名，每人每月工资1200元，中泰公司保证代叫司机24小时有人值班，根据施工需要，随时可以开机作业。合同另对其它事项进行了约定。
涉案工程的桩基工程于2003年4月12日开始施工，同年5月28日完成施工。浙江大学土木工程测试中心分别于同年6月10日至6月11日、6月14日至6月15日、6月19日至6月20日对其中的三根桩基进行了静荷载试验。因部分桩基沉降偏大及部分桩基偏位等问题，又进行了设计调整和加固处理。桩基工程于2003年9月19日验收合格。
原告承建的土建工程于2003年7月开始进行土方开挖和基坑围护施工，于同年7月22日、24日、26日分别完成土方开挖边坡坡度、深度的各部位技术复核，挖掘土方至标高-4.8米，于同年7月28日、8月1日分别进行了西北部护壁、东南部护壁的砼浇捣，于同年9月11日完成对开挖后基槽、标高、轴线等的技术复核。后原告继续施工，涉案工程于2004年8月12日验收合格。2006年1月26日原告代表被告与飞强公司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在（2012）甬慈民再字第11号及（2011）甬慈民初字第1090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均认可原告与飞强公司签订的结算协议，该结算中认定基础围护部分工程结算价为363920元、±0以下决算及调整合计384796元、主楼变更依据施工单位送审第一次核定价1448890元。同时该结算价中包含了飞强公司根据协议支付的钢材涨价的补价款286248元。原告与飞强公司均明确该决算后，双方不再有任何异议，以后不再调整。
另查明，原告就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及建筑材料涨价等损失于2009年10月1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案经审理，一审法院于同年12月14日作出（2009）甬慈民初字第252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被告因其过错导致涉案锦丽商务大厦工程的桩基部分迟延竣工验收，并致使原告承建的土建等部分工程开工迟延，对原告因此而遭受的损失被告应予赔偿，但原告的损失应为原告承建的所有工程的整体损失，即原告在承建诉争工程中整体遭受损失，而非仅指建筑材料涨价等因素而遭受的损失。建筑材料涨价等因素可能导致原告在诉争工程施工过程中本可获得的利润减少，也可能导致原告出现整体亏损，现原告称其在诉争工程施工过程中遭受巨额亏损，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仅就建筑材料价差等损失要求被告予以赔偿，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该判决驳回了原告主张赔偿损失部分的诉请，只对被告尚应支付原告的工程款72931元予以支持。该案后经一审法院两次再审，均维持了（2009）甬慈民初字第2528号民事判决。2011年11月29日，原告依据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及阐述的理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其迟延开工前的损失及承建工程的亏损损失，案号为（2011）甬慈民初字第1090号。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依原告陈行强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了宁波弘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原告因承建工程而产生的损失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4年7月2日出具了宁弘基司鉴字【2014】002号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1份，该鉴定意见为：1.原告开工前损失（拖延工期5个月费用）为144817元；2.原双方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部分造价为6210342元（材料价格按照2003年9月份宁波建设工程造价信息计算）；3.原告实际开工后仍有材料涨价因素，合同约定的工程内容的涨价为237843元（其中主体部分材料价格按2003年9-11月信息平均价与2003年9月份的信息价之间的差价进行计算、装饰部分材料价格按2004年3-4月信息平均价与2003年9月份的信息价之间的差价进行计算）；4.若原告可以正常开工，则原告在正常施工期间仍然遇到的涨价因素为52269元（其中主体部分材料价格按2003年4-5月信息平均价与2003年4月份的信息价之间的差价进行计算、装饰部分材料价格按2003年10-11月信息平均价与2003年4月份的信息价之间的差价进行计算）；5.根据2003年9月份信息价计算的变更联系单部分造价分别为：围护部分414574元，基础变更部分840986元，其它变更部分1862264元。以上造价均未考虑下浮率。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告承包的土建工程约定的开工时间及实际开工时间如何认定，工程施工延迟多少天，被告应否赔偿原告所受损失；二是如何认定原告的损失金额；并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对于约定的开工时间，被告与业主单位飞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开工日期为2003年4月1日，承包范围为土建、桩基工程，而原、被告签订的单位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开工时间亦为2003年4月1日，承包范围为土建，不包括桩基工程，但该两份合同载明的工程开工、竣工时间却都相同。根据建筑领域内的建设工程施工程序及常识，必须要先进行桩基基础工程施工，只有在桩基施工完成后才可以开展主体建筑的土建施工。原告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建筑施工的专业人员，应明知其承包的土建工程不可能与桩基工程同时开工。对此，原告主张其原先对此并不知情，之后也向被告提出异议，要求顺延工期。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工程土建部分的实际施工人，其承包工程是为了获取一定收益，在承包工程时必然会对工程的工程量、施工场地等进行全面了解，如若其对承包工程未进行任何了解就签订承包合同，明显违反了一般经济人的行为方式，亦与常理不符。故原告于2003年3月27日与被告签订合同时应已知晓涉案工程的桩基工程尚未开工，且应预见到土建工程开工时间在桩基工程完成之后，而原告并未负责桩基部分的施工，故其主张双方约定的土建工程开工日期应确认为2003年4月1日显然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承包的土建工程应在桩基工程完成后开始施工。对于原告实际的开工时间，桩基工程于2003年5月28日完工，因桩基系钻孔灌注桩，需养护时日，被告主张原告在桩基施工一结束即可开始土建施工，亦有违常理，不予采信。桩基工程于2003年6月20日完成静荷载试验，根据监理月报显示，原告于2003年7月开挖土方，原告亦认可在7月22日、24日、26日进行了三天挖土施工，故应认定原告承建的土建工程于2003年7月开工，结合涉案工程的相关验收记录显示开工时间为2003年7月16日，原告亦承认其于该日进场实施了土建工程的放线、定位等工作，故认定原告的实际开工时间为2003年7月16日。而审查此前桩基工程施工进度，即于2003年4月12日开工、同年5月28日完工、同年6月20日完成静荷载测试，上述期间基本合理，原告作为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对桩基工程的一般施工周期、检测时间亦均应具有相应认知，且原告在庭审中亦认为如未出现之后的桩基施工偏差，其在2003年7月16日正式开始土建工程，故该日亦应系其在签订单位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时可合理预见的土建工程开工时间范围之内。但根据2003年7月的监理月报记载“由于桩基原因造成土建施工不能全面展开，实际进度落后于计划进度，待桩基验收后即恢复正常施工”，结合（2009）甬慈民初字第252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涉案土建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因桩基施工不合格导致原告的土建工程不能按进度全面展开、实际施工进度延迟的事实客观存在。至于具体延迟时间的认定，根据监理月报的上述记载及桩基于2003年9月19日验收合格的事实，且现有证据显示原告在此之前仅开展了挖掘土方、基坑围护等少量施工，原告主张土建工程直至2003年9月11日始正常展开施工具有合理性。原告自认其在此之前进行了3天的土方挖掘、2天的基坑围护施工，被告对此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故对原告上述自认事实予以确认。原告还自认在此之前进行了2天的土方等返工，但该返工系因桩基施工不合格所导致，故该2天的施工时间仍应系迟延时间。原告主张基坑围护工程不包含在涉案施工合同内，故围护工程的施工时间不应计入涉案施工合同的工期，但从整个工程而言，围护工程亦属于建设工程的一部分，该部分施工时间应计入总工期。综上，认定自2003年9月11日始土建工程全面展开，扣除原告此前5天的施工时间认定，工程施工延迟时间为52天。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可认定系被告的行为导致涉案桩基工程施工不合格，进而导致原告承建的土建工程不能按照原进度全面开展，故土建工程施工整体迟延的过错在于被告，该施工迟延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且已经超出正常的市场风险范围，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对此存在过错，故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在认定原告遭受的整体损失时应考虑如下因素：首先，参照原、被告之间的约定，结算时被告有权在结算价的基础上扣除7.3%作为税管费，因此被告本应在结算款中扣除的税管费部分不应作为原告的损失，在计算原告所受损失时应予扣除；其次，关于下浮率的问题。被告与业主之间的合同约定变更部分应下浮20%，同时原、被告之间的内部合同约定建设单位变更设计而增减工程造价，则工程总造价作相应增减，故在认定工程变更部分损失时应参照原、被告及被告与业主之间的约定，在鉴定意见的基础上对变更部分下浮20%后确定原告的损失。对于合同约定部分工程量是否应考虑下浮的问题，根据建筑施工企业的惯例，在报价时进行一定比例的下浮是建筑市场的通常做法，再结合被告与业主飞强公司之间对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减约定下浮内容，在确定原告因承建合同约定的工程量部分而遭受的损失时同样应当在鉴定意见的基础上下浮一定比例后确定，这不但符合建筑市场的惯例，也符合原告与业主之间关于变更部分价款调整需下浮的约定。至于具体的下浮率，参照被告与业主飞强公司之间对变更部分下浮率的约定，确定合同部分下浮率亦为20%具有合理性，也符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的预期。基于上述分析，原告所受的损失应分别认定如下：
一、关于合同约定及变更联系单的工程量部分以外的损失，即原告所主张的“迟延开工前的成本投入损失”。鉴定机构根据延迟开工5月余及（2009）甬慈民初字第2528号认定的塔式起重机安装拆卸合同及租赁合同、停工协议、停工补偿费用、租用土地协议等证据而评估开工前损失为144817元，包括塔吊租费及塔吊司机费用、租用土地费用、补贴民工伙食费及管理人员工资。现根据上文分析，因拖延工期52天的事实客观存在，并导致原告承建的土建工程无法按照正常进程实质性全面展开，其在桩基验收之前仅陆续完成了土方挖掘工程、回填、垫层等小规模施工，上述情形对原告所造成的设备闲置、场地租赁、窝工等损失亦客观存在，且不包含在原合同约定和变更联系单的工程造价部分内。据此，对原告所主张的上述损失进行逐一分析：
1.关于塔吊租费及塔吊司机费用。根据原告与中泰公司签订的塔吊租赁合同及安装、拆卸合同，以及2003年6月20日的塔吊验收记录，认定塔吊租费12000元/月，雇佣塔吊司机2人，每人每月工资1200元。根据已认定的拖延工期52天，认定原告因此损失塔吊租费为20515.07元、雇佣司机工资4103.01元。
2.关于租用土地费用。根据原告提供的租用土地协议，土地租金每年3500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根据已认定的拖延工期52天，认定原告因此损失租用土地费用4986.30元。
3.关于补贴民工伙食费。停工协议落款时间为2003年4月10日，此时桩基尚未开工，而协议内容显示“因锦丽大厦桩基打错，压到红线，造成土建工程无法施工……”，明显存在矛盾，原告不能合理解释，该份协议应系后补。但拖延工期的事实客观存在，因此补贴民工伙食费亦属合理，原告主张补贴的民工为22人有相应的工资单证实，其主张每人每日5元标准予以补贴也在合理范围之内，故根据已认定的拖延工期52天，结合原告提供作为该部分损失主张依据的证据A12仅显示补贴费发放至8月底的情形，认定因工期拖延而发放补贴费共计42天，原告因此损失民工伙食补贴4620元。
4.关于管理人员工资。根据证据显示，在2003年4月至8月期间，共计有管理人员6人，工资合计每月14200元，故根据已认定的拖延工期52天，结合原告提供作为该部分损失主张依据的证据A12仅显示管理人员工资发放至8月底的情形，认定因工期拖延而发放补贴费共计42天，原告因此损失管理人员工资19607.67元。
5.关于保险费，原告主张该费用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上述损失合计53832.05元，该部分损失并不属于工程造价的组成部分，故该部分计算不应考虑税管费的扣除问题。
二、关于合同约定及变更联系单的工程量部分损失，该部分损失可根据涉案工程的工程总造价与原告就涉案工程已收取的工程款之间的差额进行确认。因已认定土建工程实质性展开正常施工系在2003年9月，故鉴定机构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按照对应时间信息价计算的部分鉴定意见仍可适用，参照合同约定扣除下浮率和税管费后，认定原告实际施工的工程总造价。以此认定涉案工程总造价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合同约定的工程内容：原双方约定的工作内容部分造价为6210342元、9月份土建工程实质性展开导致施工迟延调整材料涨价为237843元；2.变更联系单部分：围护部分造价为414574元、基础变更部分造价840986元、其它部分联系单部分造价为1862264元。上述合计9566009元（上述造价均暂未考虑下浮率）。在上述鉴定造价基础上扣除下浮率和税管费后，认定涉案工程的工程总造价为7094152.27元【9566009元×（1-20%）×（1-7.3%）】。至于原告已收取的工程款，根据（2009）甬慈民初字第2528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已收取工程款6340053.70元，加上该案判决主文确认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工程款72931元，故应认定原告已收取及判决已确认可收取的工程款合计为6412984.70元。综上，涉案工程总造价扣除下浮率和税管费后，再扣除原告已收取及判决已确认可收取的工程款，差额部分681167.57元（7094152.27元-6412984.70元），即为原告关于合同约定及变更联系单的工程量部分的损失。
综上，原告因承建涉案工程遭受的整体损失中尚未获得补偿的损失为734999.62元（53832.05元+681167.57元）。
此外，原告提出在鉴定意见之外另应增加四项鉴定内容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在2003年4-6月期间拨付原告款项，原告可用于购买材料但其未购买，故相应材料涨价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有权合理支配预付工程款，被告主张上述款项应用于购买材料无相应依据，故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因被告的过错行为导致原告承建的土建工程施工整体拖延，被告应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在上述认定的损失范围内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请。关于原告要求就其损失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期奖的诉请，原、被告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内部承包合同中关于工期奖的相应条款亦属无效，故原告主张工期奖，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关于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驳回原告起诉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陈行强损失734999.62元；二、驳回原告陈行强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85元，由原告陈行强负担23345元，由被告宁波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5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本案鉴定费40000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因原告陈行强已预交，故被告宁波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交付原告陈行强20000元。
二审期间，金城公司提供了以2003年7月份材料信息价制作的建设工程预算书5份、2003年7月份、9月份宁波市各县区部分建筑材料信息价2份，证明陈行强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材料价格反而下跌的事实，从而证明陈行强不存在相应损失的事实。
陈行强经质证认为：金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不应当被采纳。5份预算书是金城公司单方制作，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陈行强一审起诉的主张并无有关涨价导致的损失，故金城公司提供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行强并非上诉人金城公司的员工，双方签订的《单位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名为内部承包，实系违法分包，且陈行强无相应的建筑工程施工资质，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该合同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有过错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陈行强因金城公司另行分包的桩基工程施工延期，导致其施工的土建工程产生了停工、窝工的损失，该损失系因合同而产生，且导致损失的过错在于金城公司，故陈行强的该部分损失应由金城公司承担。关于土建工程的开工时间，《单位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的是在2003年4月1日，该时间和金城公司与业主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相同，但客观上土建工程必须在桩基工程完工后才能施工，故一审法院对陈行强主张的土建工程开工日期在2003年4月1日的事实不予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结合桩基工程于2003年5月28日完工、桩基完工后需要养护和静荷载试验的事实，以及监理月报表、验收记录显示的陈行强在2003年7月开挖土方的时间，认定土建工程在2003年7月16日实际开工，也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2003年7月监理月报表记载的“由于桩基原因造成土建施工不能全部展开，实际进度落后于计划进度，待桩基验收后恢复正常施工”，以及桩基工程于2003年9月19日验收合格的事实，结合陈行强自认的在此前进行土方开挖的时间，认定土建工程在2003年9月11日全面展开，并进而认定因桩基工程原因土建工程延误施工52天的理由成立。陈行强认为由于桩基工程原因致土建工程延误5个月10天的主张，理由不足，本院难以采信。金城公司认为土建工程在2003年9月11日已经施工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亦难采信。关于土建工程因桩基工程而延误所导致的停工、窝工损失，一审法院根据陈行强与中泰公司签订的塔吊租赁合同、安装、拆卸合同及塔吊验收记录，认定的此项损失金额并无不当。关于租用土地费用、补贴民工伙食费、管理人员工资，一审法院根据租用土地协议、民工工资单、管理人员工资单，认定上述费用金额也无不当。陈行强的上诉各项损失合计53832.05元。金城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损失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金城公司的异议不予采信。关于工程保险费，因陈行强系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工程保险费理应由其自己承担。一审法院对陈行强主张的保险费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陈行强主张的工期奖，因双方签订的《单位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无效，故该合同约定的工期奖条款无效，陈行强主张金城公司支付工期奖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陈行强要求金城公司支付赔偿款自2006年1月26日起的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也无不当。
陈行强在（2011）甬慈民初字第1090号案件中，以（2009）甬慈民初字第2528号民事判决为依据，要求金城公司承担其在土建工程施工中的亏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故虽然《单位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无效，因承包施工的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陈行强有权参照《单位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向金城公司主张工程款。但陈行强承包施工工程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而最终是盈利抑或亏损受各方因素影响，此系其应当承担的市场风险。故在双方当事人对此未作约定的情况下，陈行强主张金城公司承担其亏损，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应属有误。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案件实体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陈行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金城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6）浙0282民初70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宁波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陈行强损失53832.05元；
二、驳回陈行强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0885元，由陈行强负担30333元，宁波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52元；鉴定费40000元陈行强和宁波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各负担2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598元，由陈行强负担31452元，宁波金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1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永森
审判员 朱亚君
审判员 赵保法
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桂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