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淄商终字第1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锡礼，无业。
委托代理人：石浩，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锡连，女，1945年7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广海（曾用名：于海军、于光海），无业。
委托代理人：潘丙珍，女，196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
委托代理人：蒲业荣，山东法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闫凤环，无业。
上诉人王锡礼、于广海因与原审第三人闫凤环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3）张民初字第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锡礼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锡连、石浩，上诉人于广海的委托代理人潘丙珍、蒲业荣，原审第三人闫凤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王锡礼、于广海及闫凤环签订《九八年度红星食品厂股份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三方对红星食品厂进行投资建厂；“饼干厂”在经营中若出现法律或经济责任，三方各自负担三分之一，合同期内退股不退资；股东在分工不分家的原则下实行分工合作制，于海军（即于广海）、闫凤环负责销售，王希礼（即王锡礼）负责全面及生产管理，辅助管理人员由三方各自派代表担任，即会计、现金保管、实物保管；股东所有投资按月息贰分计利息，外加1%关系费。另外协议还对销售任务分配及奖惩制度、产品质量管理、财务管理、考勤制度及辅助生产安排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三人形成合伙关系进行经营，后“红星食品厂”的场地、房产于2003年8月份被政府拆迁。王锡礼、于广海及闫凤环对于以上事实无争议。
王锡礼、于广海双方及闫凤环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
一、王锡礼、于广海于1999年12月4日订立《合同》的效力及《合同》订立后合伙企业的经营方式。
王锡礼于庭审中提供王锡礼、于广海双方于1999年12月4日签订的《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根据原合同分配方法，王锡礼应得利息贰万捌仟肆佰叁拾肆元、利润分红贰万伍仟零柒拾壹元，全年红利合计伍万叁仟伍佰零伍元，每月平均肆仟肆佰伍拾捌元，由谁承包在月初给王希礼打欠条，月底付款，经双方协商没有意见后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起执行。”王锡礼主张其与于广海之间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合同》中所约定于广海支付的“全年红利”实际为承包费用，三人合伙实际共同经营至1999年12月4日，自此之后三人商议通过抓阄决定进行轮流经营。《合同》约定谁承包谁向王锡礼每年支付53505.00元，合伙体先由于广海经营，当轮到王锡礼进行经营时，于广海却不让王锡礼经营，于广海自1999年12月4日开始独自经营原合伙体企业直至2003年8月1日拆迁，但一直未向王锡礼支付承包费用，故于广海应当支付此段时间的承包费用214020.00元。
于广海对于《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在庭审中主张因本案系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合同》应当由三个合伙人都签字后才能生效，但闫凤环并未在《合同》上签字，因此该《合同》未生效。而对于《合同》签订后合伙体的经营方式及于广海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款项义务的问题，于广海的陈述前后不相一致，于广海在原审法院2010年12月9日庭审笔录中陈述：“1999年至2000年第一年我干，2001年也是我干，之后由王锡礼干，1999年12月4日合同中的利润分红为53505.00元，是替闫凤环干的时候支付给王锡礼了，证据在会计那里”，其在原审法院2011年8月4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2000年干了一年，从2001年开始断断续续的干到2003年，王锡礼陈述《合同》不包含1999年的利润是对的，2000年度执行了《合同》，从1到12月份，月初给王锡礼打欠条，月底向其付款并收回欠条，2001年应该是按照合伙三方商量的意见由于广海来干，但当时经营已经不行了，2002年、2003年王锡礼及闫凤环都没再干，由我维持经营，这个《合同》只适用一年”，其在原审法院2012年7月17日庭审中陈述：“实际是三人一直在抓阄承包，闫凤环抓阄后不干，由于广海和王锡礼再抓阄，于广海干，三人共同管理，相互提取利润”，在本案发回重审后的庭审中，于广海又陈述：“不存在于广海承包合伙体的事实，《合同》并未履行，1999年订立《合同》的目的是由于当时三人经营出现混乱，为了经营管理方便，三人抓阄只是决定每人负责一年，合伙体仍然为三人经营，谁负责经营，谁就在盈利的前提下给另外两人分红，给另外两人打欠条，但是经营期间一直亏损，所以就没有分红，我未实际给王锡礼打欠条。”而对于《合同》约定的53505.00元支付起算时间问题，在原审法院于2011年8月4日对王锡礼、于广海双方所做的《调查笔录》中，王锡礼主张实际是从2000年1月开始起算，不包含之前的利润分配问题，于广海对此无异议。
闫凤环陈述当时三人抓阄并非承包经营，仍是三人共同管理，一个领头，其他二人共同管理，第一年本应由闫凤环负责，但因闫凤环管理不了，就让给于广海进行管理，因王锡礼没抓到，就背着于广海与闫凤环出去另成立了一个“饼干厂”，就不再参加管理。由于合伙不挣钱，后来闫凤环也离开了，自于广海管理后，闫凤环与王锡礼就都没再进行管理。
王锡礼为证明于广海在三人抓阄后对合伙体实行承包经营，还提供1999年11月30日由王锡礼、于广海及闫凤环签订的《红星食品厂（饼干厂）清产核资核算前的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只要有清资人员过目，填入清资表的任何财产，不经三方同意，任何人不准动用；所有财产的价格原交接明细表有的，按原价格计算，原表格没有的按进料单上的价格计算；清资表核算完后两天为交接时间，两天后如果任何一方造成交接不能顺利进行，每拖一天由该方负责赔偿损失费壹仟元。”王锡礼据此证据主张于广海在承包经营之前，三人对合伙体有过明确的清算，三方根据协议已经形成“清资表”，但王锡礼未持有“清资表”，“清资表”由于广海与闫凤环持有。于广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合伙体进行过清算，因协议第三条明确载明清算应当有清资表，该协议只是清算意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交接，也没有进行清算，当时三方并未出具过“清资表”。闫凤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其主张抓阄前清算过，清算的结果是闫凤环的投资全部赔了，而王锡礼、于广海的投资又涨了利息，当时未出具“清资表”。清算时王锡礼用了一个小本子算了算账，清算完后未出具书面的材料。王锡礼对于闫凤环的陈述提出异议，称其未将清算事项记在本子上。于广海对于闫凤环的陈述亦提出异议，认为不存在三人之间进行算账的事实。
对于王锡礼、于广海双方关于《合同》的争议，闫凤环原本在庭审中表示对于王锡礼、于广海之间的《合同》不知情，该《合同》应为无效，应该是三人共同分配红利，而不是两人分配，而后又表示其已退出合伙，不参与王锡礼、于广海之间合伙的事情，盈亏与闫凤环无关。
二、三人合伙体经营范围、合伙财产（主要是房产）范围及对应的拆迁补偿款金额大小及于广海实际领取拆迁补偿款的金额。
对于三人合伙经营范围，王锡礼主张当时于广海有个“红星食品厂”，之后三人对该厂进行投资，对外一直沿用该名称进行经营。于广海则主张其在1990年独自成立红星食品厂经营糕点业务，1998年三人开始合伙经营饼干业务，对外使用“红星食品厂”的字号，但是生产糕点和饼干的场所及相关投资相互独立。闫凤环同意于广海的主张，并陈述“红星食品厂”房产中的南屋一直由于广海使用。
对于三人合伙的房产范围，王锡礼的陈述前后不相一致，其原先陈述合伙体房产为：东屋五间、西屋两间、大门一个、传达室一个、影壁墙一个、锅炉房一个。于广海及闫凤环对上述房屋属于三人合伙房产均无异议。后来王锡礼又主张上述房屋系合伙期间新盖的房屋，但是于广海个人的房屋在合伙时作为合伙财产进行入股。王锡礼虽提出该项主张，但其既不能说明于广海入股房屋的坐落、间数、面积，又未提供相应证据。
对于拆迁房屋补偿款问题，王锡礼主张根据法院对淄博市房镇镇政府建委工作人员王富水的调查，于广海共领取补偿款640000.00元，该款全部属于三人合伙房产的拆迁补偿，故王锡礼应分得其中的三分之一即213000.00元。于广海则主张640000.00余元的补偿款包含着积家村委、于广海个人经营的“糕点厂”以及三人合伙的“饼干厂”的份额，于广海只领取了其个人经营的“糕点厂”的补偿款340000.00元，三人合伙体的补偿款并未领取。于广海对其主张提供袁会礼《证明》一份，内容为“张店红星食品厂是于广海独立承包房镇镇积家村委的村企业，属于集体性质，经营糕点，糕点专用房是于广海个人所建，王锡礼、闫凤环找于广海用于广海的证和厂地合伙上了一套饼干设备。饼干设备占房是积家村委原有。上设备时三人新增建了东屋5间、传达室1间，简易厕所1个，西屋6间（其中4间是积家村委原有），三人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整，为此群众对赔偿所属有争议，至今有部分赔偿款未下拨”，于广海主张因村里选举，故《证明》未加盖公章。王锡礼对袁会礼的《证明》不予认可，认为与事实不符。针对王锡礼、于广海之间的争议，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17日到张店区房镇镇政府进行调查，房镇镇村级财务结算服务中心经过查账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红星食品厂拆迁补偿费共计应付641797.20元，镇建委已付给该企业457807.50元，目前欠付183989.70元。”王锡礼对该《证明》提出异议，称其曾找到出具《证明》的负责人，对该证据进行了否定，又于2013年9月29日出具了新的《证明》，其提供加盖有房镇镇村级财务结算服务中心印章《证明》一份，内容为“此证明有错误，以房镇镇建委王富水同志提供的数据为准”，王锡礼据此认为三人合伙房产的拆迁补偿款应当是王富水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640000.00元。于广海对于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17日调取的《证明》无异议，其主张该证明证实了红星食品厂是集体企业，所有权人是房镇镇积家村委，整个补偿款并不是于广海个人的，包括村委的建筑物补偿，剩余补偿款未领取的主要原因是三人合伙建设的房屋是在原积家村村民牛棚原有建筑物基础上修建的，该部分房产有争议，政府一直未拨付，剩余补偿款也不是属于于广海个人的，也包括村委。于广海对王锡礼提供的2013年9月29日《证明》提出异议，认为王富水陈述属于证人证言，其应当出庭作证，王富水未出庭，对其陈述不予认可，拨付款数额应以实际领款人在村委的签字为准。于广海在重审中却提供出了“红星食品厂”拆迁补偿明细的相关证据（即提供了新证据）并主张涉及合伙体部分的房产对应的拆迁补偿款约为60000.00元，计算依据为合伙体共计九间房屋，面积为134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372.00元计算。于广海提供的证据具体为：1、《淄博新区拆迁企业单位现状调查表》一份；2、《附着物登记表》两份；3、镇政府工作人员余承青当时书写的附着物补偿金额。王锡礼虽对于广海提供的上述三份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应反驳证据。闫凤环对于于广海陈述的合伙体房产拆迁补偿款约为60000.00元予以认可。
三、合伙体房产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是否应当以合伙清算为前提。
王锡礼曾经在原审过程中提出过“合伙清算”鉴定申请，后又撤回鉴定申请，因此导致原审法院终止鉴定程序。之后，于广海亦提出“合伙清算”的鉴定申请，但因三合伙人在鉴定过程中均未能提供合伙期间财务往来账目资料，原审法院又终止了鉴定程序。王锡礼、于广海及闫凤环对于三人合伙期间的账目证据由谁持有各执一词，王锡礼称合伙账目由于广海与闫凤环持有，应当由其二人提供合伙账目。于广海则主张合伙账目由王锡礼持有，且如本案不能清算合伙债务，王锡礼诉求不能得到支持。闫凤环亦主张合伙账目由王锡礼持有。但王锡礼、于广海及闫凤环均未提供合伙账目由对方持有的证据。
现王锡礼主张因于广海侵占了其应该得到的合法权益并要求返还，并不涉及合伙期间的财产分割，也不涉及闫凤环。于广海则主张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应当适用关于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当进行清算，但王锡礼按照侵权之诉主张，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王锡礼、于广海合伙经营期间对外债务为327104.95元，于广海偿还了其中的266286.00元，三人合伙期间支付工人工资100180.30元，支付合伙体工人工伤赔偿47349.52元，王锡礼提出分割拆迁补偿款的诉求，首先应对上述支出进行清算。于广海对其主张提供《三人合伙经营外欠材料应付款明细》（附单据一宗）一份、《三人合伙工人工资应付款明细》（附单据一宗）一份、《三人合伙工人伤残明细》（附单据一宗）一份作为证据。王锡礼认为于广海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均系于广海承包经营前发生的业务。闫凤环主张于广海提供的证据与其无关。
原审法院认为：
对于争议焦点一：通过王锡礼提供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足以认定在王锡礼、于广海于1999年12月4日签订《合同》之前，王锡礼、于广海与闫凤环曾经商议通过抓阄方式确定三人轮流经营而改变合伙体原有经营方式，而闫凤环通过抓阄获得第一年的经营权利后放弃该权利转而让与于广海进行经营的事实。王锡礼提供的1999年11月30日《红星食品厂（饼干厂）清产核资核算前的协议》证据，因王锡礼未能提供协议中约定的“清资表”证据，协议内容本身不是清算结果，无法证实王锡礼关于合伙体已在1999年12月4日之前进行清算的主张。但却可证实王锡礼、于广海及闫凤环在变更合伙经营方式之前准备对合伙资产清点并予以交接的事实。而从1999年12月4日《合同》内容来看，其中所约定的“全年红利”53505.00元的起算时间为1999年12月4日，“全年红利”的计算依据虽然是按照原投资的利息、利润为基数计算得来，但双方并未约定该“红利”的支付以自1999年12月4日之后合伙体产生盈利为前提条件，“红利”支付的主体为“承包人”而非合伙体，故《合同》所约定的“全年红利”53505.00元之性质并不是对三人合伙体产生的利润“红利”进行分配，而是于广海在被确定为合伙体承包人后向王锡礼作出支付承包费用的承诺，闫凤环未在《合同》上签字并不影响于广海作出此种承诺。于广海虽主张三人抓阄只是为了确定每人轮流负责一年，三人仍是共同经营。但《合同》的内容并未有王锡礼继续参与经营的意思表示，于广海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王锡礼在《合同》订立后继续参与经营，并且其在原审庭审中亦自认《合同》履行了2000年度一年，只是对其已向王锡礼支付了《合同》所约定的53505.00元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于广海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闫凤环虽亦主张三人抓阄之后不是承包经营而是共同管理，但其又在庭审中陈述自于广海管理后，闫凤环及王锡礼均未再管理，因其陈述相互矛盾，故对其主张亦不予采纳。综上，1999年12月4日《合同》系王锡礼、于广海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王锡礼、于广海双方在三人合伙关系的基础上又形成的另一合同法律关系，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仅约定于广海个人向王锡礼履行债务，并未约定以合伙财产履行债务，亦未为闫凤环设定义务，应为有效合同。原审法院对于于广海关于《合同》未经闫凤环签字而不生效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于广海应向王锡礼支付其实际承包经营合伙体期间的费用。
对于承包费用的支付年限问题，因王锡礼、于广海双方订立的《合同》本身并未对承包经营的年限及承包费用支付的年限作出约定，而三人商议通过抓阄确定轮流经营的初衷为每人经营一年，由于闫凤环放弃第一年经营权利，于广海实际履行《合同》的时间应为1999年12月4日至2001年12月3日共两年，同时于广海在原审第一次庭审笔录中亦认可其经营了2000年及2001年两年，故于广海应按照《合同》约定向王锡礼支付自1999年12月4日起至2001年12月3日两年的承包费用107010.00元。王锡礼虽主张于广海一直承包经营合伙体至2003年8月份，但对三方抓阄确定的于广海的承包经营期限到期之后（即2001年度以后），王锡礼、于广海之间是否还存在承包经营关系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因此王锡礼要求于广海继续按照《合同》约定的承包费用支付自2002年至2003年期间承包费用的诉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二：第一、从《九八年度红星食品厂股份协议书》证据内容中可以看出三人约定经营的范围是“饼干厂”，而王锡礼所提供的《红星食品厂（饼干厂）清产核资核算前的协议》证据的标题亦用括号专门注明“饼干厂”，并且于广海与闫凤环在庭审中均主张三人合伙经营范围是“饼干厂”，综合以上事实、证据，应认定三人合伙体的经营范围应限于三方约定的“饼干厂”，而不是整个“红星食品厂”，因此三人合伙的房产也应是为“饼干厂”的投资建设的房产。王锡礼虽主张三人合伙经营的是“红星食品厂”，于广海用其个人房产投资入股，“红星食品厂”的全部房产即为合伙体的房产，但未能说明于广海个人投资入股的房产具体坐落、间数、面积，亦未提供相应证据，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的合伙体房产只能是王锡礼、于广海双方及闫凤环均无异议的东屋五间、西屋两间、大门一个、传达室一个、影壁墙一个、锅炉房一个。
第二、王锡礼主张对应合伙房产的拆迁补偿款为640000.00余元，但通过调查证据及于广海举证证实640000.00余元拆迁补偿款系对“红星食品厂”厂地内的建筑物、树木、管道等拆迁项目的综合补偿，王锡礼虽对于广海对合伙体房产对应拆迁补偿款在全部“红星食品厂”拆迁补偿款中作出的区分（即涉及合伙体房产部分的拆迁补偿款为60000.00元）不予认可，但其自己却不能作出区分，仅笼统的主张640000.00元补偿款均属合伙体所有，根据现有证据亦无法区分属于合伙体房产部分的拆迁款。即，王锡礼对其主张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第三、王锡礼主张根据法院对王富水的调查可以确定于广海全部领取了640000.00余元拆迁补偿款，但王富水在调查笔录中陈述于广海还侵占了袁文华一部分补偿款，其陈述并不明确，不能以其陈述直接认定于广海取得房屋拆迁补偿款的金额，王锡礼在限定时间内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对于王锡礼的此项主张不予采纳。
对于焦点三，合伙体的房屋拆迁补偿款是合伙财产的转化形式，王锡礼提出获得拆迁补偿款实质是对合伙财产的分割，故王锡礼的该项诉求并不属于财产权属纠纷，属于合伙协议纠纷，由于三人合伙的“饼干厂”在2003年早已因拆迁停止经营，三人合伙体已实际终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王锡礼有权提出分割合伙财产的请求但同时亦应承担合伙期间的债务。本案中虽因王锡礼、于广海及闫凤环均不能提供合伙经营期间的财务往来账目资料而导致合伙清算鉴定程序终止，但于广海在庭审中提供了大量合伙债务凭证（上述债务凭证显示均发生于1999年12月4日之前，其中一些凭证还是由王锡礼经办）能够证实三人合伙期间确实存在债务，并且于广海还主张其个人代为偿还了部分合伙债务，因此在分割合伙财产之前有必要对于广海提出的上述合伙债务通过清算方式予以查清，但王锡礼于本案发回重审后表示其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出诉求并不愿申请进行清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结合对王锡礼、于广海争议焦点二、三之分析，在王锡礼既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三人合伙体房产的范围、面积以及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具体金额的情形下，同时三人合伙体债务的具体金额以及偿还情况又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王锡礼径行提出按照640000.00元分割拆迁补偿款的诉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广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锡礼承包费用107010.00元；（二）驳回王锡礼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39.00元，由王锡礼负担5225.00元，由于广海负担1014.00元。
上诉人王锡礼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于广海自认自1999年12月4日至2003年8月1日一直在经营，按照涉案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标准计算，其应支付191694.00元，原审判决仅支持其中2000年及2001年的部分错误；2、我方提供的证明足以证实于广海领取了拆迁补偿款64余万元，且拆迁款由于广海自行领取，因此，其应提供拆迁明细表，以确定补偿款构成，在其没有提供情况下，我方主张其中三分之一，属迫不得已。原审判决以补偿款无法确认以及存在合伙债务为由，驳回我方诉求不当。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上诉人于广海辩称及上诉称：1、涉案合同基于合伙关系签订，且约定的款项为“利润分红”、“全年红利”，原审判决将其曲解为承包关系以及承包费错误；2、上述合同没有经过全体合伙人签字，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审判决支持王锡礼该部分诉讼请求不当；3、王锡礼对我方提供合伙补偿款明细不予认可，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且我们三方的合伙关系未经清算，原审判决认定不应分割合伙补偿款正确。另外，于广海认为原审判决存在以下错误：1、王锡礼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诉讼，但原审判决支付其承包费，超出了当事人诉讼请求，改变了案件性质，也剥夺了于广海按照合同纠纷进行答辩的权利，存在程序违法情况；2、王锡礼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未进行审查不当；3、对于涉案合同效力同答辩意见；4、本案合伙人之间未进行清算，原审判决支持王锡礼部分诉讼请求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锡礼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锡礼辩称：1、原审程序并未违法；2、于广海至今仍占有合伙财产，我的诉求未超过诉讼请求；3、其他意见同上诉意见。综上，请求驳回于广海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闫凤环述称：1999年底我们三人商议调换经营方式，第一年因我自身问题让于广海代我干，结果没有挣钱，也没有分红，之后我就没有再干。合伙企业系三人共有，他们两个人约定分红不当，当时约定的也不是承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由一审卷宗及二审庭审笔录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王锡礼、于广海于1999年12月4日签订《合同》是否为承包合同及其效力；2、原审判决对涉案拆迁补偿款的处理是否正确。
一、关于王锡礼、于广海于1999年12月4日签订《合同》是否为承包合同及其效力问题。
1、从涉案当事人签订的《九八年度红星食品厂股份协议书》内容看，三方约定，共同投资建厂及经营、按投资比例获取利益、各担三分之一经营风险，其符合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合伙法律特征，原审判决认定三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并无不当。
2、合伙期间，对于合伙企业的重大事项应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从原审查明事实看，1999年三方共同决定改变原经营方式，转由三人轮流经营，符合上述原则，并无不当。就具体的经营方式，三方陈述并不一致。对此，本院认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提出承包费主张的王锡礼就其后经营方式为承包形式承担举证责任。从本案证据情况看，王锡礼提供的1999年11月30日形成的《红星食品厂（饼干厂）清产核资核算前的协议》中并没有就今后经营方式进行约定，该证据不能证明确存在承包经营事实；1999年12月4日形成的《合同》并没有明确承包事实，其称“根据原合同分配方法”，但涉案当事人签订的《九八年度红星食品厂股份协议书》约定的分配方式为“按股资比例获取利益”，各方也未再提供含有分配方案的其他合同，现《合同》计算费用的方式为利息及分红，而支付方式为月初打欠条，月底付款，与通常的承包方式不符。因此，该《合同》也不足以证明其后经营方式确定为承包形式。
3、合伙关系决定了全体合伙人共有合伙资产，也共享合伙收益。如允许合伙人不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以合伙资产谋取个人利益，则会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危害合伙关系的基础。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本案中，王锡礼在没有证据证明已取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主张将合伙企业发包给于广海，且收益直接支付给其个人，与上述观点不符，也会损害其他合伙人利益。另外，按照涉案《合同》的约定，合伙企业经营的风险实际由于广海个人负担，而王锡礼只获得固定收益，显然也与上述规定相悖。鉴于此，依据上述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认定涉案《合同》无效。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予以更正。无效的民事行为自始即没有法律效力，在涉案《合同》无效情况下，王锡礼主张的承包费没有相应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4、王锡礼在本案起诉状及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诉讼请求均为返还投资补偿款。在2012年5月21日的庭审中，明确具体请求为，“按合同应得红利214020.00元及应得拆迁补偿款，合计329253.00元”。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合伙企业在于广海经营期间存在利润情况下，王锡礼主张按1999年12月4日合同分得红利214020.00元，与法律规定相悖。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在2003年8月后曾向于广海主张过权利。因此，对王锡礼该项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二、原审判决对涉案拆迁补偿款的处理是否正确问题。
1、关于合伙财产的范围。
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关于合伙体的投资范围仅限于三方约定的“饼干厂”，而不是整个“红星食品厂”，以及合伙体房产包括东屋五间、西屋两间、大门一个、传达室一个、影壁墙一个、锅炉房一个的认定未提出上诉，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2、关于合伙财产的补偿数额。
从原审法院调查及庭审情况看，涉案64万余元系对整个原“红星食品厂”的建筑物、树木、管道等拆迁项目的综合补偿款，而非单独对三人合伙建设“饼干厂”的补偿，其中还包括部分村委及于广海个人的房屋。王锡礼主张上述64万余元均为合伙财产的拆迁补偿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考虑到，在2003年8月“红星食品厂”进行拆迁补偿时，该厂实际由于广海控制，王锡礼、闫凤环均未参与补偿财产的清点、确认工作的情况，对于三人合伙建设“饼干厂”房屋的面积及应得的拆迁补偿款数额，应由于广海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从于广海在重审期间提供的红星食品厂现状调查表看，首先，该表没有填写制表的日期，其形成时间无法确定；其次，该表注明一式四份，由区、镇、村和企业各保留一份，但在原审法院调查时，区、镇的档案材料中均无与之对应的材料；最后，从该表内容看，其只是记载了红星食品厂整体建筑面积及用地面积的情况，没有具体房屋的面积及补偿标准的记载，依据其内容仍不能确定三人合伙建设“饼干厂”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数额。因此，对该现状调查表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应予以确认。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情况下，于广海关于“饼干厂”房屋面积为134平方，每平方补偿272.00元，共计6万余元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相关事实情况下，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原审情况看，于广海认可已收到拆迁补偿款34万元，在其不能证明三人合伙“饼干厂”房屋拆迁补偿款数额情况下，应推定该34万元即为对“饼干厂”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如王锡礼另有证据证明“饼干厂”房屋的拆迁补偿款超过上述数额，可就超出部分另行主张权力。
3、关于涉案拆迁补偿款应否予以分配问题。
涉案拆迁补偿款系对合伙建造房屋的补偿，其仍属于合伙财产的范围。王锡礼对其提出主张实质是要求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故原审判决认定其诉讼请求属于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
由于三人合伙的“饼干厂”在2003年已实际停止经营，合伙关系也已终止，原审判决认为应对合伙期间经营情况进行清算，并根据清算结果对尚余合伙财产进行分割，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鉴于本案因合伙账目原因导致无法清算，且即使合伙财产分割后，合伙人仍对对合伙债务承担责任的情况，对于能够认定的合伙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的规定，可先进行分配。且可待将来能够清算后，根据清算的结果另行进行调整。据此，于广海应支付王锡礼合伙财产的拆迁补偿款113333.33元（34万元÷3人）。对于王锡礼主张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于广海在重审期间提供的借款凭证、收据等证据，即使属实，也只是合伙企业的支出项目。在没有相关账目确定合伙企业收入情况下，仅凭上述证据尚不能确定合伙企业的亏损情况。于广海以此主张合伙企业存在亏损，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3）张民初字第7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王锡礼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3）张民初字第7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于广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锡礼合伙财产拆迁补偿款113333.3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239.00元，由王锡礼负担4139.00元，于广海负担2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39.00元，由上诉人王锡礼负担5439.00元，上诉人于广海负担8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鹏
审判员 王维国
审判员 边存鑫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徐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