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宁0105民初465号
原告：郭延植，男，1968年8月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良渠村三队。
被告：苏瑞军，男，197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从业人员，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良渠稍村03队***号。
被告：王爱荣，女，198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从业人员，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良渠村03队***号。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郭延植与被告苏瑞军、王爱荣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延植，被告王爱荣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延植，被告王爱荣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延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撤销西贺人调字[2016]0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具备撤销人民调解协议的三种法定情形，该协议依法应予以撤销。1、本案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本案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众多,原告郭延植一方仅应承担五分之一的责任，其余五分之四的责任应当由其他四方主体承担。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遗漏其他三方主体。应承担责任的五方主体具体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郭某某及其监护人郭延植和姚银草、主动提出上三轮车玩耍且坐在驾驶位置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某某及其未尽到监护责任的监护人、主动提出上三轮车玩耍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殷某某及其未进到监护责任的监护人、主动提出上三轮车玩耍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苏某某（死者）的未进到监护责任的监护人苏瑞军和王爱荣。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2、本案被告以胁迫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调解协议。被告胁迫称，如果不签订协议，就不火化和安葬死者，被告和其亲戚使用医闹手段前往原告家中纠缠原告，无理取闹。3、本案人民调解协议是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签订协议时，原告误认为其子郭某某及其监护人是仅有的赔偿主体，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协议签订后，被告曾提出对调解协议做司法确认，但后来未进行司法确认的原因正是因为该协议不公平、不合法。三、从情理角度讲。原告理解被告丧子之痛，事故发生后，原告也去被告家中看望。本案五方主体均承担责任才是合情合理。四、从法律角度讲。法律调整的是各方责任人应为其过错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民法以公平、等价有偿为原则。主动提出上三轮车玩耍的三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未尽到安全警示义务的养猪场排污沟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均应承担法律责任。五、从各方家庭角度讲。事故的发生是各方家庭的巨大灾难。对死者家庭来说，失去亲人，失去家庭温暖。对原告来说，巨大的赔偿同样会让一个家庭失去幸福与温暖。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共同辩称，一、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具备撤销的法定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原、被告自愿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合同可以撤销：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在订立合同时或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示公平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本案中：1、人民调解书签订时不存在重大误解。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和原告都到交警队处理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就交通事故死亡赔偿也计算了赔偿损失的数额，原告系外地来银务工人员，在得知大概赔偿数额后，曾要求考虑一下，但最终未到交警部门达成调解协议，交警部门按照规定出具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并口头告知双方权利义务，原告均清楚。因双方在同村居住，村委会也组织过双方调解，并将该纠纷上报至××区办事处，贺兰山西路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接到双方口头申请后，组织双方进行多次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2、人民调解协议书订立时未显示公平。交通事故发生后及在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均认可肇事车辆系其子郭某某驾驶，其系肇事车辆所有人，同时认可该车辆肇事后造成被告之子苏某某死亡的事实。原告也未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任何异议。人民调解协议内容系基于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达成的。苏某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计算的赔偿损失数额，该数额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被告作为死者苏某某的法定监护人，因未尽到监护责任，也承担了30%的责任。原告在认真阅读人民调解协议后，自愿接受并签字。原告提出养猪场及排污沟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有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鉴定结论证明苏某某的死亡与养猪场及排污沟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有因果关系。故人民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未显示公平。3、不存在胁迫行为。被告到原告辖区公安机关查询自2016年9月24日至2016年10月9日期间原告及其家属报警记录，无任何公安机关报警记录显示有被告到原告家中闹事胁迫原告及其家属的情形。从时间上看，被告于2016年10月4日先办理了苏某某的丧葬事宜，之后双方于2016年10月8日达成调解协议。二、人民调解协议书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并不是调解协议不公平、不合法，而是因为房屋贷款当时并未全部归还。人民调解协议达成后，经双方共同努力归还房屋贷款后，原告积极办理了撤销房屋买卖合同备案手续，将房屋抵顶给被告。原告系积极、主动配合被告履行人民调解协议所确定的内容。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以下证据：被告苏瑞军提交的证据2火化证一份，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证据1收条2张（复印件）、中国移动通信通话记录1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对账单1张（复印件），拟证明：1、2016年10月8日16：34：43秒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电话为150XX****XX）给原告打电话让原告签字确认调解协议，但原告没有去，随后16：41：43秒被告王爱荣打电话让原告去签字原告就去了；2、调解协议是2016年10月8日签订的，但在2016年9月30日被告王爱荣就把原告的房屋手续拿走了；3、2016年9月28日被告家人李春花（电话号码为152XX****XX）在交警队殴打并威胁原告。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对收条2张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后，调解委员会在2016年9月30日就组织原、被告双方再次进行调解，原告先支付了10600元丧葬费后，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愿将其房屋买卖合同交付给被告，收条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人民调解员要求被告给原告出具的。通话记录单只显示电话号码，不能说明该电话号码是人民调解员的，不能证明打电话的人实施了殴打原告的行为。本院认定，该组证据中收条2张虽系复印件，但被告认可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该组证据中的中国移动通话记录不能证明被告家人胁迫原告的事实，不予采信；该组证据中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对账单系复印件，不予采信。
2、原告提交证据2照片3张，拟证明养猪场应当对苏某某的死亡承担责任。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是在事故发生之日拍摄的，不能证明事故发生之日的现场情况及位置。本院认定，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事故发生的位置以及养猪场与该事故的关系，不予采信。
3、原告提交证据3照片3张，拟证明苏某某是窒息死亡，养猪场应当承担责任。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有异议，认为该照片只能反映出事故发生时是原告之子郭某某驾驶机动车倒车时落入水沟内，造成苏某某死亡，原告之子郭某某指认事故发生地点及所驾驶的车辆。本院认定，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养猪场与本案事故的关系，不予采信。
4、原告提交证据4西贺人调字（2016）0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拟证明该协议不公平、不公正，该协议是被告方写好的，原告只是去签了字。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协议内容是经双方多次协商确定的，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签订协议时受到被告方的胁迫。本院认定，该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协议不公平、不公正。
5、原告提交证据5询问笔录2份（复印件），拟证明苏某某的死亡应当由五方共同承担责任，不应当由原告一方承担。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笔录是交警部门为查明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向乘车人进行的询问，原告之子郭某某明确表述是其驾驶车辆，该车是原告所有，并在倒车时车辆翻入沟内，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明确、责任清楚。本院认定，该组证据仅是交警部门对乘车人所做的询问笔录，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6、原告提交证据6公证书一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不是自愿将房屋过户给被告的。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公证书证明原告是自愿委托他人办理撤销房屋备案及其他一切房屋买卖手续。本院认定，该证据虽系复印件，但被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7、被告苏瑞军提交证据1西贺人调字（2016）0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鉴定文书一份、宁夏一路平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一份，拟证明双方就机动车事故赔偿事宜在贺兰山西路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人民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详细说明了纠纷事由及赔偿标准所适用的法律规定，该协议是基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两份鉴定书认定郭某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是车辆所有人，二人应当对苏某某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起事故是四个孩子玩耍时发生的意外，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对三轮车的鉴定书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的三轮车刹车没有问题。被告王爱荣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定，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8、被告苏瑞军提交证据3证明一份、个人贷款还款凭证一份、个人存款交易回单一份、原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借款合同一份、被告苏瑞军、王爱荣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发票一张，拟证明2016年10月11日原、被告双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被告亲属刘少东代郭延植、姚银草偿还房屋贷款193000元。原告将房屋买卖合同备案解除，被告与开发商签订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商出具发票一张。由此，原告一直按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积极履行义务，原告承认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明是在被告的胁迫下出具的，对其他证据的合法性无异议。被告王爱荣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定，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6年9月24日15时40分许，原告之子郭某某（未成年）驾驶永久牌电动三轮车载苏某某（未成年）、殷某某（未成年）、王某某（未成年）沿新南公路良渠五队东西自建路由东向西倒车时，车辆及苏某某、殷某某、王某某坠落于道路南侧的养猪场排污沟内，造成苏某某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苏某某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6年9月25日，银川市交警分局西夏区一大队委托银川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苏某某死亡原因、死亡与交通事故关系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银）公（物）鉴（尸）字[2016]0206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苏某某系因交通事故落入水沟内溺死，其死亡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2016年9月28日，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夏区一大队作出银公交认字[2016]第0016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之子郭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苏某某无责任。
2016年10月4日，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将苏某某火化。2016年10月8日，死者苏某某的父母苏瑞军、王爱荣与原告郭延植、原告妻子姚银草、原告之子郭某某在银川市××区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一）以2016年度宁夏道路交通事故伤亡人员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计算各项经济损失。（二）经双方确认，本次事故造成人员伤残和财产损失所需费用情况如下：死亡赔偿金：25186元/年×20年=503720元，丧葬费：62482元/年÷12个月×6个月=312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总计584961元；（三）经双方协商，由郭延植、姚银草承担上述费用的70%，计409472元，郭延植、姚银草自愿一次性赔偿苏瑞军、王爱荣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00600元，其中包括郭延植、姚银草已支付的10600元。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郭某某的法定监护人郭延植、姚银草一次性赔偿苏瑞军、王爱荣各项经济损失400600元，其中包括郭延植、姚银草已经支付的10600元；二、郭某某的法定监护人郭延植、姚银草自愿用其所有的位于银川市××区，建筑面积80.97平米，合同价款为323880元，现作价为320000元（叁拾贰万圆整）顶付给苏瑞军、王爱荣，该房屋因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现有剩余房屋贷款余额本金193111.16元，由苏瑞军、王爱荣代郭延植、姚银草先行偿还清，郭延植、姚银草将该房屋过户给苏瑞军、王爱荣后，因过户所产生的各项费用由郭延植、姚银草承担；三、经郭某某的法定监护人郭延植、姚银草确认，苏瑞军、王爱荣代郭延植、姚银草偿还房贷后，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且已将该房屋交付给了苏瑞军、王爱荣，还下欠苏瑞军、王爱荣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60000元（贰拾陆万元整），郭某某的法定监护人郭延植、姚银草于房屋交付的次月开始，每月10日前支付2300元给苏瑞军、王爱荣，直至全部付清为止；四、郭延植、姚银草如未能按本协议第三条内容按期履行，苏瑞军、王爱荣给予郭延植、姚银草10天的延期履行期，郭延植、姚银草未能在延期履行期届满后的次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利息；......”上述协议由原告郭延植、原告妻子姚银草、被告苏瑞军、王爱荣签字，并由人民调解员余立、王璐签字，加盖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
另查明，2014年10月29日，原告与宁夏颐和金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路房屋，并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个人贷款中心贷款22万元。原、被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被告苏瑞军、王爱荣通过其亲属刘少东代原告向上述银行还款193000元，原告与其妻子姚银草向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出具了证明一份，内容为”刘少东给郭延植和姚银草清还了金凤区金凤花园B04楼1602室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房屋贷款余额共计拾玖万叁仟元整（193000元整），证明人：郭延植、姚银草，2016年10月11日”。2016年12月6日，被告苏瑞军、王爱荣与宁夏颐和金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上述房屋重新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宁夏颐和金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苏瑞军、王爱荣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
本院认为，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存在胁迫、显示公平、重大误解等可撤销的情形。原告主张调解协议是在胁迫情况下签订的，但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不存在胁迫的情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显示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本案中，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人民调解协议明显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且人民调解协议确定原告和其妻子姚银草承担苏某某死亡损失的70%，被告苏瑞军、王爱荣承担苏某某死亡损失的30%，并无不妥，故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不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重大误解是指一方因自己的过错而对合同的内容发生误解而订立了合同，本案原告认为遗漏其他责任主体，但根据银川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苏某某死亡原因、死亡与交通事故关系进行的鉴定，鉴定意见为苏某某系因交通事故落入水沟内溺死，其死亡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且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之子郭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所称重大误解，理由不足，故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综上，双方签订的西贺人调字[2016]0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原告要求撤销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延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郭延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李巍
人民陪审员李玉香
人民陪审员吕书婷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程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