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苏商终字第02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宝融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连兵，男，汉族，1975年9月10日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阴市国际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登贤，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淮安外贸包装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洪立，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市中贸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洪立，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市中茂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洪立，该公司经理。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卫东，江苏知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市商务局。法定代表人ＸＸ，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丁律高，江苏知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宝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淮阴市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江苏淮安外贸包装公司（以下简称包装公司）、淮安市中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贸进出口公司）、淮安市中茂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经贸公司）、淮安市商务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淮中商初字第0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宝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连兵，国贸公司、包装公司、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卫东，淮安市商务局的委托代理人丁律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融公司一审诉称：国贸公司于1996年至1997年期间向中国农业银行淮阴市分行直属办事处借款，包装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截止2000年3月，国贸公司尚欠银行借款本金113.8万元及利息13.99385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南京办）于2000年3月18日签订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长城公司南京办，长城公司南京办又于2006年9月29日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南京华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证公司），华证公司又于2012年12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宝融公司，并依法履行了通知手续。因此，国贸公司、包装公司应当分别向宝融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担保义务。另外，国贸公司、包装公司、淮阴市外贸商务有限公司系淮安市商务局下属全民性质的外贸企业。1997年4月，淮安市商务局将三家公司合并成立中贸进出口公司。2010年8月，中贸进出口公司未予年审被吊销，淮安市商务局出资成立中茂经贸公司，原三家合并企业的财产均由中茂经贸公司承继。因此，请求判决：国贸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包装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淮安市商务局在接受包装公司资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诉讼费用由上述五方共同承担。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一审答辩称：1、宝融公司不是涉案债权的合法债权人，无权就本案提起诉讼。2、本案所涉债务的债务人系国贸公司、担保人系包装公司，如该债务真实存在，保证人保证期间已过。3、无论宝融公司是否有权诉讼，本案均已超过诉讼时效。4、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不是本案的债务人，亦非担保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宝融公司诉讼请求。淮安市商务局一审同意上述答辩意见，补充答辩：宝融公司诉称淮安市商务局接收资产不是事实，淮安市商务局作为主管部门与本案借款合同纠纷没有关联性，淮安市商务局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宝融公司对淮安市商务局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国贸公司于1996年至1997年期间向中国农业银行淮阴市分行直属办事处多次借款，截止2000年3月，国贸公司尚欠银行借款本金113.8万元及利息13.99385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与长城公司南京办于2000年3月18日签订协议，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长城公司南京办。国贸公司作为借款人、包装公司作为担保人在2000年5月22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签字盖章确认。此后，长城公司南京办分别于2002年1月26日、2003年11月21日对国贸公司进行了公告催收，于2005年11月14日对国贸公司、包装公司进行了公告催收。2006年9月29日，长城公司南京办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华证公司，并于2006年10月11日在江苏法制报上以公告形式对国贸公司履行告知义务。华证公司受让债权后，于2007年11月12日向国贸公司、包装公司邮寄催收通知，并于2007年12月20日对该邮寄行为进行了公证。2011年10月28日，华证公司又再次邮寄挂号信至国贸公司和包装公司，两公司均未签收，且此时两公司已被拆迁。2012年11月16日，华证公司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宝融公司，并于2012年12月13日在工人日报上刊登债权转移及催收公告，同时还通过邮寄方式告知国贸公司、包装公司，但无人签收。2009年10月28日，华证公司向淮安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以下简称外经贸局）出具一份介绍信，内容为：“兹介绍我公司徐连兵同志前往贵局，就关于贵局下属“淮阴市国际贸易公司”向原淮阴市农业银行贷款、江苏淮阴外贸包装公司提供担保等，商洽相关事宜。”手写部分载明“现无此单位，无人过问。高玉喜”。华证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打印部分记载：“淮阴市国际贸易公司曾于1996年至1997年间，向淮阴市农业银行借款，江苏淮阴包装公司为该借款担保的。南京华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派人从2009年到2010年期间、每个季度里都来找我说该债权已经转移给他们了，问该贷款怎么办并来了解这两家单位的状况。我告诉他们这两家都是老国有企业，早已名存实亡啦，我让他们找主管单位去了解具体情况。”以下手写部分内容为：“该情况说明的内容我不记得了，我仅证明你们多次托人在2009年前后多次找我，一切与我无关。朱洪涛2013.元.10”。2008年10月7日，华证公司与南京摩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晶公司）共同在江苏经济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向社会公告华证公司名下有多笔债权转让给摩晶公司，其中包含本案所涉债权。宝融公司起诉后，华证公司、摩晶公司分别向原审法院出具说明，确认宝融公司为本案所涉债权的债权人。国贸公司、包装公司分别于2005年、2000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尚未注销，但两公司所处的外贸大楼已经于2010年9月爆破，之后并未设立新的办公地点。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均是新设成立的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无法反映其与国贸公司、包装公司存在关联。宝融公司原审举证证明，在淮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审理高玉喜诉中茂经贸公司履行劳动合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高玉喜向仲裁委员会提供2011年8月19日说明一份，内容为：“高玉喜：原淮安市中贸进出口有限公司更改为淮安市中茂经贸有限公司。淮安市中茂经贸公司”。提供一份《关于淮海东路77号拆迁补偿余款的情况汇报》以及《关于淮海东路77号拆迁补偿余款的情况汇报》，主要内容为：“……本单位由外贸包装公司、商务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三家公司合并起来的企业……。淮安市中茂经贸有限公司”。提供一份2012年1月4日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本公司为江苏淮阴市外贸包装公司、淮阴市外贸商务有限公司、淮阴市国际贸易公司于1997年经淮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现为淮安市商务局）淮外经贸（1997）企字61号文合并成立淮阴中贸进出口有限公司，该公司承建了原三家公司的财产债务。……因种种原因，在2010年取消淮阴中贸进出口有限公司，重新成立淮安市中茂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原淮阴中贸进出口公司的财产和债务均由淮安市中茂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承继。因此，雨润地段的拆迁部门拆迁原包装公司房产时，所拆迁安置费用均属淮安市中茂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所有。说明人淮安市中茂经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但上述说明加盖的公章为“淮安市中茂经贸有限公司”。另外，包装公司位于淮海东路77号的门面房拆迁款合计849.84万元，已被中茂经贸公司领取将近790万元。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宝融公司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宝融公司起诉时本案诉讼时效有无超过，其中包含保证人包装公司保证期间有无超过。3、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4、淮安市商务局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如需要，应承担何种还款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根据2008年10月7日江苏经济报的公告可以反映出，本案所涉债权已在当日由华证公司转让给摩晶公司，在本案借款人和保证人履行还款义务前，华证公司又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宝融公司，且摩晶公司、华证公司分别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该笔债权属于宝融公司所有，故应当确认宝融公司是该笔债权的合法持有人，在宝融公司向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后，债务人即应当向宝融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但本案并不能以宝融公司举证的2012年12月5日挂号信以及2012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的转让公告作为认定宝融公司已履行通知义务的依据，因2012年12月5日挂号信并未经国贸公司和包装公司签收，且此时两公司已被拆迁不复存在。同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采取报纸公告方式主张债权的主体仅限于原债权银行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不包括普通债权人，故宝融公司以报纸公告不能产生已通知债务人的后果。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6条第2款规定：“在案件审理中，债务人以原债权银行转让债权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债权银行传唤到庭调查债权转让事实，并责令原债权银行告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本案应以宝融公司起诉时间作为其履行通知义务的时间。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是至宝融公司起诉时本案诉讼时效有无超过。华证公司自2006年10月11日受让债权后，分别于2007年12月20日、2011年10月28日以邮寄挂号信方式向借款人和保证人催收债权，宝融公司同时提供2009年10月28日介绍信和2013年1月10日朱洪涛情况说明来证明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多次到借款人和保证人主张过债权。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1）2007年12月20日的挂号信经淮安市公证处公证，邮寄地址经与国贸公司、包装公司核实后，确为借款人和保证人的住所地，此时两公司并未拆迁，故宝融公司的该债权主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方式主张权利，信件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情形，故2007年12月20日的邮寄催收债权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应当此该日起算两年至2009年12月20日。（2）2009年10月28日介绍信和2013年1月10日朱洪涛情况说明无法证明宝融公司曾于2009年至2010年期间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宝融公司未能举证证明2009年10月28日介绍信手写部分系高玉喜本人书写，即使是高玉喜本人书写，宝融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是国贸公司或包装公司的工作人员，即使高玉喜曾是两公司工作人员，其并非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留守人员或具有其它有权代表两公司身份的人员，即使其有权代表两公司，其书写的内容亦无法反映宝融公司曾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同样，2013年1月10日朱洪涛情况说明亦存在上述情况。（3）宝融公司于2011年10月28日又以邮寄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债权，此时国贸公司和包装公司所处的大楼已经于2010年9月拆除，宝融公司邮寄的地址已不存在这两公司，宝融公司邮寄的挂号信肯定无法到达两公司，故宝融公司该次邮寄催收行为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综上，宝融公司自2009年12月20日至2013年1月2日起诉这一期间，未能向债务人履行催收义务，故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另外，长城公司南京办自2000年5月22日受让债权后，仅对借款人进行催收公告，直至2005年11月14日才公告催收保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因长城公司南京办未能于2002年5月23日前向保证人催收，故保证债务亦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本案主债务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综上，鉴于本案至宝融公司起诉之时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故五被告实体上应否承担相关责任不再进行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宝融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28500元，由宝融公司负担。宝融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至原告起诉之时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是错误的。理由是：1、认定高玉喜、朱洪涛的签字行为不构成时效中断是错误的。从2009年10月28日华证公司携带催收的介绍信来看，内容非常明确就是去落实、催收债权。当时高玉喜在外经贸局办公室上班，无须再出具身份证明，也无须盖章，仅仅是签名就可以确认主张权利的事实。高玉喜的身份就是处理善后工作的合并成立的中茂经贸公司的职工、下属企业留守人员，工作职责就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高玉喜、朱洪涛都是单位管理人员，其行为是职务行为，诉讼地位不是证人。朱洪涛是国贸公司的财务科长，原债权人从2009年到2010年期间每个季度都去找她了解国贸公司情况，主张了权利。2、认定2011年10月28日以邮寄方式催收不构成时效中断也是错误的。外贸大楼、淮海北路27号房屋是否于2010年9月被爆破并不明确，淮海东路77号当时没有被爆破；国贸公司注册地址在1996年已经变更为淮海北路1号，淮海北路1号大楼现在仍存在，外贸大楼是否爆破已经与本案事实无关；根据（2011）苏商终字第0031号民事判决，邮寄催收材料无人签收被退回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综上，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宝融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国贸公司、包装公司、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共同答辩称：1、宝融公司没有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并交纳上诉费，上诉权已经丧失。2、宝融公司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华证公司已经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摩晶公司，无权再次转让；转让给宝融公司没有通知债务人；2013年5月15日的申明函、6月2日华证公司的情况说明是宝融公司单方提供，内容和印章真实性均无法确认。3、涉案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09年10月28日的介绍信是宝融公司单方提供，真实性不认可，也不是债权催收通知书，发向对象是外经贸局，不是债务人或担保人，内容也没有催收的意思，高玉喜作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手写部分也没有注明日期。朱洪涛的情况说明也是单方提供，真实性不认可，证人没有出庭，手写部分不能反映催收债权，宝融公司没有证明朱洪涛的身份。关于2011年10月28日催收债权，外贸大楼爆破是淮安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证明，即使此次催收真实，当时也过了诉讼时效。4、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已经消灭。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淮安市商务局辩称：同意以上四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另外，淮安市商务局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作为主管机关，对本案所涉债权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承担责任。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国贸公司、包装公司、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称不应将宝融公司举证内容列入事实部分，对其余事实部分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另外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原审判决记载的“刘海涛”应为“朱洪涛”。二审中，宝融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国贸公司1996年工商变更登记档案及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国贸公司于1996年4月住所地已经变更为淮安市淮海北路1号，至今未变更，原审法院认定国贸公司住所地为淮海北路27号与事实不符；2、淮安市淮海北路1号大楼的邮政地址照片，证明该大楼仍然存在，2011年10月宝融公司邮寄催收债权构成时效中断；3、淮安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参保证明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载各一份，证明高玉喜在介绍信上签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4、（2007）淮证民内字第3433号公证书的催收邮寄清单一份，证明原债权人在2007年12月20日对国贸公司催收地址就是登记地址淮海北路1号，那么在2011年11月以工商机关核定地址催收并无过错。5、本院（2011）苏商终字第0031号民事判决书第11页、第13页，证明本院对于邮寄催收通知书被退回确认构成时效中断。6、2012年6月5日淮安市商务局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商务局委托高玉喜又以中茂经贸公司职工的名义处理淮安市商务局的遗留问题。国贸公司、包装公司、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5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范围。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2该照片上的地址不能证明该地址就是淮海北路1号，这块地目前在开发；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高玉喜从1993年以来任职情况，也不能证明高玉喜在介绍信上的签字行为是职务行为，因为该介绍信开具的抬头是外经贸局，是淮安市商务局的前身。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判决书只是一个案例，只是涉及到对法律适用的问题，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证据6真实性确认，但是该授权委托书是在淮安市商务局和冯建文的房屋拆迁的诉讼中，高玉喜是作为这个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处理淮安市商务局与冯建文的房屋迁让纠纷案件，与本案没有关系。综上，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淮安市商务局经质证，同意以上四被上诉人意见，另外认为，对于证据3，即使宝融公司所陈述的是事实，恰恰证明是高玉喜不是本案债务人国贸公司或包装公司的员工，也不是淮安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不能代表上述两公司。本院认可上述证据1、3-6的真实性，高玉喜在中贸进出口公司参加各项保险，结合原审提交的劳动合同等证据，可以证明高玉喜曾与中贸进出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宝融公司一审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国贸公司于1996年至1997年期间向中国农业银行淮阴市分行直属办事处多次借款，截止2000年3月，国贸公司尚欠银行借款本金113.8万元及利息13.99385万元。此后，债权人是否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及担保人有效主张了权利，是认定诉讼时效是否中断的前提。一、关于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问题。1、长城公司南京办于2002年1月26日、2003年11月21日、2005年11月14日对国贸公司进行公告催收，2006年10月11日在江苏法制报上以公告形式对国贸公司履行告知义务，均发生中断时效的法律效果。华证公司受让债权后于2007年11月12日向国贸公司邮寄催收通知，江苏省淮安市公证处公证人员见证了邮寄过程并出具了公证书，原审判决认定此次时效中断自2007年12月20日起算，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2、华证公司上诉主张，2009年10月28日实施了有效的催收行为，依据是高玉喜签字的介绍信。本院认为，该介绍信出具的对象为淮安市外经贸局，内容为“兹介绍我公司徐连兵同志前往贵局，就关于贵局下属‘淮阴市国际贸易公司’向原淮阴市农业银行贷款、江苏淮阴外贸包装公司提供担保等，商洽相关事宜。”并无明确、直接向国贸公司催收的意思；该介绍信下部手写内容系何人书写，宝融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所提交的淮安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参保证明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载，可以证明高玉喜在中贸进出口公司参加相关保险、形成劳动关系的事实，但是国贸公司、包装公司、中贸进出口公司、中茂经贸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不能反映其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宝融公司一审对此事实亦予认可。故即使高玉喜在介绍信上手写相关内容，对国贸公司的对外债务亦无影响。3、关于署名朱洪涛的情况说明，宝融公司不能证明该证明系何人书写，从其内容分析，手写部分为“该情况说明的内容我记不清了，我仅证明你们多次托人在2009年前后多次找我，一切跟我无关”，不能证明宝融公司为实现债权而向朱洪涛主张权利的事实。综上，在2007年12月20日至2009年12月20日期间，宝融公司未向债务人国贸公司有效主张权利。故宝融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起诉时已过诉讼时效。二、关于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所涉的三笔债权，除其中83万元本金的一笔之外，其余两笔宝融公司未能提供担保合同。长城公司南京办受让债权后，向包装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记载了从债权转移事项等，要求担保人主动归还债务或者制定还款计划。包装公司于2000年5月22日作为担保人在回执上签字盖章确认，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结合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的相关内容，应认定包装公司愿意为本案所涉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于未明确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保证期间应为六个月，即至2000年11月22日截止。在此期间内，债权人未向担保人包装公司主张权利，包装公司的担保责任就此免除。2005年11月14日，长城公司南京办再次向包装公司进行公告催收，亦不能产生重新成立担保合同或者时效恢复的效果。综上，宝融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宝融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邹 宇代理审判员 魏 玮代理审判员 孔 萍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雪梅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