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14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郁飞，男，196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范丹丹、吕虹，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华华，男，197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国明，曾用名谢国忠，男，196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珂，上海市诚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5楼B座。
法定代表人刘巽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嘉，男，1989年7月26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屠红波，女，1977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洪奎，浙江曹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郁飞为与被上诉人李华华、崔国明、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建公司）、屠红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1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郁飞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二、依法判令李华华、屠红波返还借款60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6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三、依法判令五建公司、崔国明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依法判令李华华、屠红波承担赵郁飞实际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万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仅以本金28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计算标准来认定借款本息数额，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华华于2013年9月6日向赵郁飞借款280万元（月利率3%），因未按时归还，于2014年12月26日对本息、违约金进行结算后以600万元借款重新出具借款合同书一份，并约定了600万元的借款还款时间、以及未按约定还款应当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利息、违约金标准计算利息；同日，李华华向赵郁飞出具的承诺书也进一步明确了，其向李华华“借款600万元”，所用表述上非常明确的将含利息在内的600万元已转化为借款本金，上述材料足以说明赵郁飞、李华华及担保人崔国明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情况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李华华、崔国明及五建公司在一审中也均未提出异议。故对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即本案的借款本金至少应当为3676960元（280万元+280万元自2013年9月6日起算至2014年12月26止的876960元），并自2014年12月26日起按原合同约定的标准月利率3%计算利息直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屠红波对案涉借款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赵郁飞主张的债务系李华华与屠红波共同债务。其一、借款用途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之债，根据赵郁飞提交的证据、李华华及担保人的陈述均可以判断，李华华所借款项的实际用途为承建五建公司的工程所用。一审判决也认定案涉借款的用途为家庭经营所需，并且自李华华2011年承建案涉工程以来，多次向屠红波账号转账大额费用，甚至在与屠红波办理离婚登记后还存在大额转账记录，更进一步说明，李华华的经营所得是用于家庭生活的，屠红波在李华华承建工程中实际也享受了利益。同时，根据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营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即便因个人经营产生的债务也应当属于共同生产经营范围共同承担。其二、一审判决认定280万元借款“发生在李华华、屠红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后，屠红波并未提出上诉，作为夫妻共同之债，屠红波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赵郁飞向李华华主张债务的中断时效效力、李华华重新出具借款合同书约定还款时间的期限效果都应当及于该笔共同之债的共同债务人屠红波。并且，在2014年12月26日签订借款合同书后，赵郁飞也多次向李华华、崔国明、五建公司主张并催讨债权，这从五建公司项目部于2015年5月16日再次出具担保书的事实也可以证明。由此，屠红波的时效抗辩不成立。退一步而言，即便法院认为600万元新的借条在李华华、屠红波离婚后出具，对其中将利息转化为本金的重新约定部分不属于屠红波的义务范围，那么也仅对该重新约定部分屠红波可以不承担责任。三、五建公司所提供的担保合法有效，其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其一，根据建设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国家标准第5.2条的界定，项目经理部系企业设立的负责项目管理及目标实现的临时性的组织机构。而五建公司项目部为诉争项目周转借款提供担保，系属其职能范围，故五建公司项目部提供的担保合法有效。其二、从借款的用途来看，案涉借款确实是用于五建公司承建的泗泾南拓展大型基地居住社区项目，借款合同书上关于借款用途的约定以及赵郁飞提供的关于借款同期的泗泾南拓展大型基地项目分工施工协议书、安装工程施工分包等均对案涉借款的用途进行了佐证。一审判决书中对借款用于泗泾南项目也作了事实认定，对此五建公司亦未提出异议。从担保书上五建公司担保方式的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是在五建公司结算给李华华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这样的担保范围及担保方式完全符合建设工程分包过程中项目经理融资的惯常作法与一般原则。因此，在五建公司与李华华存在结算款未支付的情况下，这样的担保方式既未加重五建公司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未损害五建公司的合法权益，甚至可以说是李华华对于自己对五建公司的应收帐款用以进行债务清偿的一种处理方式。其三、赵郁飞在借款确实用于五建公司承建的泗泾南项目、李华华确实为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且五建公司与上海合立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合立公司）、李华华之间确实存在案涉工程结算价款的三大前提下，赵郁飞作为善意第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五建公司项目部有权代表五建公司出具在工程结算款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函，加盖有五建公司项目部公章的承诺函及担保书系五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五建公司所提供的担保合法有效，依法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退一步而言，即便五建公司的担保无效，五建公司也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来确定因担保无效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赵郁飞系善意第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担保系五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而五建公司在案涉借款的担保中，显然未尽到印章管理的职责，特别在明知该项目部公章并非合同章的情况下，仍以此出具意思表示明确的担保函及承诺函，具有明确的过错。因此，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在债权人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五建公司承担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的连带清偿，或如果法院认定债权人存在一定过错的，则五建公司应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法律责任。四、一审法院不顾合同约定，在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任意调低律师费的收费标准，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应予以纠正。根据合同明确约定，律师费应当由李华华全额承担。李华华、崔国明、五建公司及屠红波无论对该费用承担的约定以及实际发生的律师费数额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赵郁飞提交的上海律师费收费标准、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也认定了该组证据的效力，且赵郁飞一审支付的律师费是符合上海市律师收费指导标准的。故在赵郁飞已实际支出了30万元律师费，确实存在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该律师费应获得法院的支持。
被上诉人崔国明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在屠红波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未能就李华华和屠红波之间假离婚真逃债的情况予以调查，且将同一笔债务拆分后以诉讼时效为由将屠红波排除在债务人之外，严重损害了借款担保人的利益。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借款就是2013年9月6日赵郁飞向李华华出借的280万元，有关60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系借贷双方对于280万元借款的结算和确认。然而一审判决在陈述屠红波对于案涉借款是否担责的部分时，却认为280万元的借款合同与600万元的借款合同系两个合同，前者适用时效抗辩，而后者系离婚后签署，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屠红波不承担还款责任。这一认定是对于屠红波还款责任法律依据的错误理解，一审判决混淆了夫妻共同债务和合同之债。屠红波系因借贷之时与李华华为夫妻关系，且双方共同借款承包工程，并受益而被要求对280万元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因此合同条款和义务并不能直接约束屠红波，而是通过李华华而及于屠红波的，所以《借款合同书》本身带来的时效抗辩并不当然、直接适用于屠红波。也就是说赵郁飞、崔国明等每一次对李华华所负债务的追索，其时效中断均由李华华而及于屠红波。由于李华华对于所负债务不构成诉讼时效抗辩，屠红波当然对于婚内借款280万元负有偿还义务，且无法依据借款合同主张时效抗辩。其次，从一审判决的认定部分到判决结果均可以明确，赵郁飞与李华华等之间虽然出具有两个借款合同书，但其中2014年的借款合同书从形式到内容都展现出借贷双方对280万元借款做了一次对账确认和还款安排，其实质上是出借方通过新合同固定280万元借款的追索证据，是民间借贷行为中出借人中断诉讼时效的惯常手法。一审判决为何单单在屠红波责任问题上凭借合同生硬地认定借款分为280万元和600万元进行区别对待，并认为600万元债务形成于李华华和屠红波离婚后，因此屠红波不承担任何还款义务，而一审判决的其他部分却都认定案涉借款就是2013年9月出借的280万元。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了崔国明保证责任的范围，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根据2013年赵郁飞、李华华、崔国明签订的借款合同书第五条第3项，以及2014年三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书第五条第4项，各方明确约定了保证责任的范围仅限于借款本金及利息，并不包括诉讼费用和律师代理费等。同时，2014年借款合同第五条第3项约定了因还款逾期导致的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费用及其他间接损失均由李华华承担。故此，一审判决保证人崔国明连带承担赵郁飞的律师费系错误的；而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不区分责任笼统判由李华华、崔国明负担23658元也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程序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合立公司，导致本案事实屡查不清，而李华华、屠红波等则可利用合立公司进行了财产转移。李华华、屠红波挂靠合立公司与五建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承接了泗泾南拓展基地大型居住社区项目，工程款由五建公司向合立公司结算，合立公司扣除管理费等之后再向李华华、屠红波支付。二审期间，五建公司提供的多份合同表明合立公司承接了泗泾工程部分项目，而李华华也通过劳务公司承接了部分项目，李华华当时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向赵郁飞借款融资，后借款逾期，其表示以所承接的工程结款为还款担保，并征得五建公司泗泾工程项目部的同意，在此基础上，崔国明才愿意继续在2014年的借款合同书上签字。基于上述情况，一审应当追加合立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全面调查案件事实，以防债务人李华华通过各种手段恶意逃避债务。
被上诉人五建公司答辩称，一、赵郁飞与五建公司不存在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之规定，五建公司泗泾项目部不具有担保主体资格；并且，按照行业惯例行及交易习惯，建筑业施工企业项目部的印章只能为确认工程量及施工档案、资料之用，其不具有对外签署合同的效力。为了正常的施工生产，五建公司会为每个项目部配置项目部印章用于日常施工生产之用，虽然案涉相关协议盖有五建公司项目部章，但不能说明该枚印章具有对外担保的效用。而且，该印章在中心处明显刻有“签订合同无效”的字样，足以说明其效力仅限于施工过程中技术资料确认，不应做扩大解释。合立公司于2012年与五建公司签订《安装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是五建公司泗泾项目专业分包商，并不存在赵郁飞所称的五建公司只是摆场子的情况。即便是合立公司，在未经五建公司授权的前提下也不能代表五建公司对外进行担保，况且项目部作为企业法人的派出机构也不具有对外担保的职权。也就是说：本案赵郁飞与五建公司就借款担保合同没有完成要约与承诺的过程。所以，赵郁飞的主张是于法无据的。二、案涉相关协议，不是五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华华与五建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不足以能够让赵郁飞相信其能代表五建公司做出法津行为的权力外观。案涉盖有泗泾项目部印章的协议是非正常情况下加盖的，泗经项目经理周轶在得知李华华借款涉诉后意识到有人私自使用项目章的事实，于2017年12月25日到公安机关报案。而赵郁飞所称李华华是五建公司泗经项目内部经济承包(一审诉称李华华挂靠在五建公司)，项目所用于支付材料款、劳务工的工资由李华华从合立公司领取后支付的情况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五建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发包人，相应主体结构的材料和劳务分包工资都由五建公司来完成。对于赵郁飞知晓李华华不具有代表五建公司身份的事实，通过两份借款合同书、2014年12月26日的承若书、以及赵郁飞的起诉状、上诉状中就可以得到印证。显然，赵郁飞一直以李华华为泗泾项目实际施工人并误以为其有特别授权以及项目章能够代替公司法人印章的观点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赵郁飞在明知项目印章印有“签订合同无效”字样仍与李华华签订借款合同并要求五建公司承担不应有的义务负担也是存在过错的。三、五建公司对于案涉非法加盖印章的行为不存在过错。本案中，纵使合立公司作为泗泾项目安装专业分包人，其下属工程队施工人也不能以五建公司名义进行商事活动。由于项目大量工程技术资料都是用项目章盖的，很容易被仿制进而私自使用，这使得五建公司根本无法防范。赵郁飞在未经过五建公司法人做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署合同有悖法理；赵郁飞与李华华约定的利息远超于民间借贷规定的利率上限。恳请维护五建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做出判决。
被上诉人屠红波答辩称，首先，关于债务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赵郁飞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案涉款项是用于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赵郁飞主张该借款用于承建施工项目，但没有举证予以说明。因为一审已经驳回了赵郁飞有关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诉讼请求，所以屠红波没必要上诉。二审期间，赵郁飞提供了李华华与屠红波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明细，因该证据涉及个人银行转账往来，赵郁飞是无法调取的，所以屠红波有理由相信赵郁飞与李华华之间存在互相串通的情况。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华华未作答辩。
赵郁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李华华、屠红波返还赵郁飞借款60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6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李华华、屠红波承担赵郁飞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万元；三、崔国明、五建公司对上述李华华、屠红波应承担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郁飞与李华华、谢国忠（即崔国明）于2013年9月6日签订借款合同书一份，约定因李华华经营施工五建公司承建的泗泾南拓展基地大型居住社区项目（20-01地块）-II标项目需要临时资金困难，向赵郁飞借款28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6日至2013年10月6日止，利息为月利率3％，如逾期还款，利息按原借款双倍支付利息直至还清所有本金及利息。该借款由谢国忠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赵郁飞于当日汇款280万元。借款到期后，李华华未还款。三方于2014年12月26日经结算后出具借款合同书一份，确认截止2014年12月26日原借款本金、利息及延期还款逾期违约金合计6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约定于2015年4月30日前归还400万元，剩余200万元于2015年6月30日前归还，如未能按期还款，从原合同的借款之日起按原借款合同计算利息及违约金，李华华每月25日支付赵郁飞一次利息，如不支付利息按本金一直计息，且另行支付每日2‰的违约金，及承担赵郁飞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该合同书中谢国忠也提供了保证担保。2014年12月26日李华华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在工程竣工验收后支付600万元，并由五建公司提供担保。该承诺书中盖有五建公司泗泾南拓展基地大型居住社区（20-01地块）-II标工程项目部章。但到期后，李华华仍未还款，崔国明也未履行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另查明：李华华、屠红波于2014年1月30日登记离婚。赵郁飞于2017年10月16日委托上海德同律师事务所代为诉讼，并于2017年11月28日支付代理费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赵郁飞与李华华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李华华未按约还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双方借款原始金额为280万元，虽然双方约定利息为月利率3％及逾期双倍支付利息，且双方于2014年12月26日结算后确认未还款本金及应付利息共计为600万元，但因李华华从未支付过利息，双方约定利息已经超过了年利率24％，故超过部分无效，不予支持；该院仅支持以280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9月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崔国明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未约定保证形式，故视为连带责任保证，其与赵郁飞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但双方未对保证期间进行约定，故其保证期应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现双方确认最后还款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故崔国明保证期间应至2015年12月30日止。崔国明在一审庭审中承认李华华2014年12月26日出具承诺书时赵郁飞曾向崔国明主张过保证责任，造成诉讼时效的起算，故崔国明仍应承担保证责任。赵郁飞主张五建公司为案涉借款保证人，虽然其提供的2014年12月26日承诺书盖有五建公司项目部章，但项目部仅为法人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赵郁飞也没有证据证明该项目部已经得到了五建公司的书面授权，该项目部章上亦注明“签订合同无效”，故保证无效，承诺书仅为李华华个人承诺。因五建公司并未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赵郁飞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涉借款发生在李华华、屠红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系用于李华华实际承建的工程，为家庭经营所需，故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但该原始借款还款时间为2013年10月6日，故诉讼时效应至2015年10月5日，屠红波至此已经取得了诉讼时效抗辩权。而赵郁飞与李华华2014年12月26日再次签订的借款合同书发生在李华华、屠红波离婚之后，其新约定的还款时间并不对屠红波产生效力，故屠红波仍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现屠红波提出赵郁飞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其抗辩成立，对赵郁飞要求屠红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赵郁飞主张的律师代理费，虽系出于双方自愿约定，但根据本案的案情复杂程度和律师所投入的工作量，其主张的律师费过高，酌情支持1万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华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赵郁飞借款28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9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及律师代理费1万元；二、崔国明对上述李华华应承担的付款义务负连带责任，其在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华华进行追偿；三、驳回赵郁飞其余诉讼请求。如李华华、崔国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380元，减半收取3719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2190元，由李华华、崔国明负担23658元，赵郁飞负担18532元。
上诉人赵郁飞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有：一、五建公司案涉项目部于2015年5月16日出具的担保书一份，用以证明：1、五建公司项目部出具担保，为李华华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2、在2014年12月26日签订借款合同书之后赵郁飞多次向李华华等主张债权的事实；3、李华华系案涉项目实际负责人的事实。二、李华华自2012年1月至2014年6月转账记录复印件，用以证明李华华在承建案涉工程之后，甚至与屠红波离婚之后，均曾汇款给屠红波，从而证明李华华承建工程属于家庭共同生产经营项目，屠红波获得利益，其应当为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三、二审代理合同、汇款凭证以及发票各一份，证明本案案情复杂，在二审中还实际产生律师代理费15万元，一审将律师代理费酌定为1万元是不合理的。
上述证据，经质证，崔国明对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表示正是因为五建公司同意担保，崔国明才愿意担保的；证据二缺少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但是可以看出屠红波和和李华华之间转账往来非常频繁，所以不排除屠红波和李华华假离婚真逃债的可能；证据三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律师费不应当由崔国明承担连带责任。五建公司对证据一不予认可，认为所盖印章没有经过备案，伪造的可能性很大，且五建公司也没有任何人在上面签过字；证据二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五建公司无关；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五建公司无关。屠红波认为证据一与其没有关联；证据二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份转账记录的来源存疑；证据三的律师费是否合理请法院审查。李华华未对证据发表意见。
被上诉人五建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有：一、土方开挖分包合同、安装工程施工分包合同、预应力空心方桩供货合同、铝合金门窗工程分包合同、建筑工程施工分包（劳务）合同、上海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钢材供货合同各一份，用以证明五建公司的案涉项目从材料采购到劳务分包、专业分包均是依法合规的，不存违法转包、分包的现象；合立公司只是五建集团泗泾项目的专业分包商，合立公司和其他分包单位的工程款均由五建集团支付；李华华不能代表五建公司行使权力，也不具有足以让赵郁飞做出错误判断的权力外观。二、上海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一份，用以证明五建公司泗泾项目部印章被他人私盖，而五建公司对此并不知情。
上述证据，经质证，赵郁飞认为证据一中除安装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外，其他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证据一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五建公司所要证明的对象，同时也不能否认李华华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二是报案人的单方陈述，并非经过相关部门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崔国明认为证据一中的安装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是五建公司和合立公司之间订立的，而李华华室挂靠在合立公司名下，建筑工程施工分包（劳务）合同中项目负责人是李华华的印章，恰恰可以证明李华华实际承建了五建公司的工程，其他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证据二只是当事人报案时的陈述，且报案的时间是在一审庭审结束之后，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屠红波认为上述证据均不知情，且与屠红波无关。李华华未对证据发表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赵郁飞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赵郁飞提交的证据二系复印件，而赵郁飞并不能说明该复印件的来源，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亦不同意赵郁飞要求调取原件的申请；赵郁飞提交的证据三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五建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二缺乏证明效力，均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崔国明、屠红波、李华华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有关李华华借款金额的问题。李华华于2013年9月6日向赵郁飞借款280万元事实清楚，赵郁飞自述2014年12月26日借款合同书的金额600万元系280万元本金，加上利息和违约金合并计算而组成。根据法律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原审法院确定借款本金为280万元，并从2013年9月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该项认定和判决并无不当。二、有关五建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赵郁飞提交的2014年12月26日承诺书以及二审中提交的2015年5月16日担保书中虽有五建公司案涉项目部印章，但项目部系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赵郁飞也没有证据证明该项目部已经取得五建公司书面授权，且印章上亦注明“签订合同无效”，故赵郁飞主张五建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五建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赵郁飞在一审中并无此项诉讼请求，其在二审中提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审查。三、有关案涉借款是否系李华华与屠红波共同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280万元借款发生于2013年9月6日，即李华华与屠红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系用于李华华实际承建的工程，屠红波亦未对原审判决有关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提出上诉，故本院对案涉280万元借款系李华华、屠红波共同债务的事实予以确认。虽然赵郁飞与李华华于2014年12月26日再次签订借款合同书一份，但该借款合同书并未产生新的债务，而是对于2013年9月6日债务的确认和延续。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赵郁飞多次向李华华催讨借款的事实存在，故赵郁飞对屠红波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屠红波应对李华华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赵郁飞的该节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四、有关赵郁飞主张的律师代理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2014年12月26日借款合同书约定，“如乙方（李华华）不能按时全额归还全部借款及利息的，乙方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甲方（赵郁飞）的损失（包括甲方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以及其他间接损失）。”赵郁飞要求李华华承担律师代理费具有合同依据，但赵郁飞主张崔国明共同承担律师代理费与合同约定不符，且该律师代理费约定形成于屠红波与李华华离婚之后，对屠红波亦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律师代理费金额，虽然赵郁飞为实现债权提起本案诉讼而与上海德同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兴合公司需支付律师代理费30万元，上海德同律师事务所也履行了代理职责，但鉴于赵郁飞的诉讼请求中仅有部分得到法院支持，且根据本案案情及律师投入工作量，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律师费30万元过高，且赵郁飞也未提交实际支付的凭证，故本院酌情确定李华华应承担的律师代理费为5万元。综上所述，本院对赵郁飞上诉理由和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原审判决予以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1352号民事判决。
二、李华华、屠红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赵郁飞借款28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9月6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
三、崔国明对上述第二项李华华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李华华进行追偿。
四、李华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赵郁飞律师代理费5万元。
五、驳回赵郁飞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4380元，减半收取3719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2190元，由李华华、屠红波、崔国明负担23658元，赵郁飞负担185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480元，由李华华、屠红波、崔国明负担20688元，赵郁飞负担13792元。
各方当事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到一、二审法院办理诉讼费用的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周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