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15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新，男，汉族，1966年9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普定，广东深宝（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绮云，女，汉族，1968年1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新，男，汉族，1966年9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伟，男，汉族，1967年12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力，广东翔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立新、姚绮云因与被上诉人方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0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立新、姚绮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方伟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方伟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杨立新从未向方伟借过款，双方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借贷关系必须建立在双方真实的借贷合意之上，需体现当事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必须形成借贷合意。杨立新自1992年认识方伟以来至今，从未向方伟借过款，杨立新自身经济状况良好，根本不存在因资金周转需向方伟借款的事实。首先，在本案中，从方伟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单是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方伟频繁地向杨立新进行转账，并且数额巨大高达七、八十万元，而其中有八笔高达四、五十多万的银行转账被方伟自行备注为“借款”，然而，在此期间却没有任何一笔由杨立新转账给方伟的款项。其次，从方伟提交的录音证据(暂且不论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来看，方伟自己主张借款金额为46万，并且该46万中有14万是代科某公司直接转账付给吴某甲、有10万是代科某公司直接转账付给张某甲的，只有22万元左右是直接转账给杨立新的。这与方伟自己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完全不相符、并且自相矛盾!方伟自行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就显示：单是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其直接转账给杨立新并且其自行备注为“借款”的金额就高达五十多万。并且杨立新完全相信，如果方伟把之前所有转账给杨立新的银行记录都打印出来，其中其自行备注为“借款”的转账金额绝对远高于目前显示出来的五十多万。其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方伟与杨立新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方伟不仅长期以来委托杨立新帮其购买电位器等元器件，双方还共同经营公司，方伟因此频繁地向杨立新进行转账合情合理，与事实相符。退一步来说，如果杨立新与方伟之间确实存在借款关系，借款金额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300元的尾数呢?如果本案借款属实，为什么方伟从未向杨立新主张要求还款呢?特别是对于大部分款项为什么要等到已经过了两年诉讼时效才来向杨立新主张呢?方伟完全可以要求与杨立新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要求杨立新出具收款收据，并且对借款期限等进行约定。为什么在杨立新一直不还款的情况下，方伟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频繁向杨立新借款呢?由此可知，方伟的主张完全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事实就是双方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二、本案所涉及的几笔款项实际上是方伟委托杨立新帮其购买电位器等元器件所支付的采购款，并非借款。因在深圳购买相关元器件具备很明显的价格优势，并且杨立新能联系到相应供货商，方伟就经常请求杨立新帮其购买电位器、插座等元器件，由方伟将所需的产品报给杨立新，杨立新为其进行购买。2004年方伟经营的公司倒闭，并于同年与夏某甲、蔡某甲等人共同在安徽宣城开办广某有限公司经营汽车充电器等产品，方伟负责公司部分元器件的采购及其他日常经营。方伟任职期间，自2008年开始又基于价格、原材料等优势，开始委托杨立新及其他人在深圳为其购买电位器、插座、电阻、排线等元器件。基于双方早期的多年合作业务关系，杨立新自2008年至2014年期间，受方伟的委托帮其购买了大量的元器件，方伟在此期间通过银行转账转到杨立新账户的款项高达二百多万元，单是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方伟因购买元器件支付给杨立新的款项就有七、八十万元。杨立新在代为购买过程中均未赚取其一分一厘，所有单价均是透明提供给杨立新。三、本案是方伟有预谋、恶意制造出来的虚假诉讼。方伟企图通过一个毫无相干、存在明显剪切、不能真实反映案件事实的录音，张冠李戴，故意混淆法庭、混淆事实，企图非法骗取杨立新的合法财产。本案起源于杨立新与方伟、蔡某甲共同经营的深圳市源某有限公司在公司清算过程中，方伟恶意侵吞公司财产、损害其他股东权利等一些违反《公司法》的行为被杨立新点破后对方伟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招来记恨。方伟提供的录音不完整，有明显的故意人为剪切痕迹，不能真实反映出本案案件事实。本次股东会共计持续两个多小时，而方伟提供的录音仅有十来分钟，其中还有明显的剪切痕迹，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单独使用。同时，这份录音内容体现的是两年前所谓的方伟与杨立新之间的“借款事宜”，蔡某甲、郭某甲怎么会对两年前的事情如此了解?并且，本案录音中，所谓的“借款”是如何由来的?借款的时间、用途、金额等在录音里完全没有体现!而且在这份录音中，方伟与蔡某甲对于所谓的“借款”金额的表述都不一致，在录音第6分10秒左右，蔡某甲在对张某甲的谈话中主张方伟借给杨立新48万，并且其中有一部分是帮科某公司给张某甲平账，而方伟自己主张借款为46万，并且该46万中有14万是代科某公司直接转账付给吴某甲、有l0万是代科某公司直接转账付给张某甲的，只有22万元左右是直接转账给杨立新的。这与方伟自己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完全不相符、并且自相矛盾!方伟自行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就显示：单是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其直接转账给杨立新并且其自行备注为“借款”的金额就高达五十多万。并且杨立新完全相信，如果方伟把之前所有转账给杨立新的银行记录都打印出来，其中其自行备注为“借款”的转账金额绝对远高于目前显示出来的五十多万。方伟总共跟杨立新提起过有两次在转账中备注“借款”一事，但该两次均不是本案涉及的几笔款项。第一次是方伟在向科某公司支付订金时，方伟是先以个人借款的名义转账给杨立新的，其表示在其个人转账给杨立新的20万元转账中有备注为“借款”。自2008年起，方伟与蔡某甲经营的上海电某公司(以下简称“电某公司”)取得德国认证，在与国外进行合作的过程中，一直是以杨立新经营的深圳市科某公司(以下简称“科某公司”)作为电某公司的加工工厂，方伟指定要求科某公司采购吴某甲、张某甲生产经营的元配件。2012年3月份，方伟、蔡某甲接了国外一个四百多万的订单，因为国外客户是向方伟、蔡某甲开的信用证，需要交货后才能提现，方伟与蔡某甲也就没有向科某公司支付过订金，科某公司在运作一段时间后，就因资金周转困难而难以去继续进货生产。方伟与蔡某甲为了保障准时交货，就提出以个人的名义先向杨立新个人借款70万元作为订金，待国外客户信用证兑现后再通过对公账户支付给杨立新公司。其中方伟在2012年7月17日到8月29日分四次向杨立新转账共计20万元，蔡某甲的妻子郭某甲在2012年7月26日、8月27日分两次向杨立新转账50万元。方伟跟杨立新提起过，在该20万元的转账中备注的是“借款”，这是方伟第一次跟杨立新提起过转账中有备注“借款”一事。后来，国外客户开具的信用证提现后，方伟、蔡某甲又分批通过对公账户将货款包括该70万元订金转账给了科某公司，在科某公司收到该款项后，杨立新就立即根据方伟、蔡某甲的指示于2012年9月27日将这70万元借款转账支付给了郭某甲。第二次是方伟所谓替科某公司向吴某甲、张某甲支付的货款，是以“借款”的形式转账支付给吴某甲、张某甲的，方伟表示在该两笔款项的银行转账中备注的是“借款”。杨立新也强烈要求方伟将转给吴某甲、张某甲的该两笔款项的转账凭证打印出来，如有，上面一定备注的是“借款”。自2008年起，杨立新经营的科某公司作为方伟与蔡某甲经营的电某公司的加工工厂以来，方伟经常直接以科某公司的名义与吴某甲、张某甲进行交易，操控其中的一切，从中赚取了大量的利益。在科某公司为电某公司完成2012年3月份国外的那笔四百多万的订单后，科某公司亏损严重，难以继续生产与维持，最终还拖欠吴某甲、张某甲部分货款，但因吴某甲、张某甲后来一直没有与科某公司对账，科某公司具体拖欠其多少货款也无法确认。2012年国庆期间，方伟在美国突然打电话给杨立新，告知杨立新将有一个数百万的订单，并提出与蔡某甲、杨立新另行成立公司，继续为电某公司及俊某公司供货生产。于是，三方于2013年3月成立了深圳市源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某公司”)。因方伟、蔡某甲仍然指定要求源某公司继续向吴某甲、张某甲进货，而科某公司拖欠吴某甲、张某甲的货款，并且杨立新又是科某公司的股东，于是吴某甲、张某甲就提出不结清科某公司的欠款，就拒绝向源某公司供货。在这种情形下，方伟表示由其帮科某公司付清科某公司所拖欠的货款(但对于是否付了以及付了多少，杨立新不清楚)，从而保障吴某甲、张某甲向源某公司供货。方伟表示，对于替科某公司向吴某甲、张某甲付的货款，是以“借款”的名义支付给吴某甲、张某甲的，在相应转账凭证中备注的是“借款”。这是方伟第二次向杨立新提起过转账凭证上有备注“借款”一事。在方伟与杨立新所有业务及款项往来过程中，方伟只跟杨立新提起过该两次转账有备注为“借款”，杨立新在录音中承认的“付款里面有借款”指的就是方伟所说的转给吴某甲、张某甲的款项，并不是方伟在本案中所起诉的四笔款项。对于方伟起诉的这四笔备注有“借款”的转账，杨立新一直不知道其有自行备注为“借款”。也正是因为科某公司拖欠吴某甲、张某甲的货款属实，方伟也表示己替科某公司垫付，在方伟要求杨立新重新写借条时，所以杨立新才在录音中表示要求与吴某甲、张某甲对账，待对账清晰后，“该还的会还”。由此该录音与本案完全没有关联性，所述内容完全不是指的本案中争议的款项，其实方伟早己握有这份录音，也正是因为方伟也知道录音内容与本案不相干，所以在其起诉时才未将该录音作为本案的证据，然而在第一次开庭后发现庭审效果对其不利，其才不得已于开庭后第二天就匆忙提交，故意混淆本案事实，以达到其非法目的。四、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方伟与杨立新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也与姚绮云无关。
被上诉人方伟答辩称，1、杨立新自称经济状况良好，但是据方伟了解，杨立新经营的深圳市科某公司有几个被执行的案件，至今拒绝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如果杨立新经营状况良好不可能狠心让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弟弟上黑名单。2、针对杨立新指出的方伟录音证据中提到46万元与48万元矛盾的问题，我方认为并不矛盾，因为当时杨立新提出的46万元以及案外人蔡某甲提到的48万元均是概数，具体的金额应当以转账记录为准。3、针对杨立新提出的借款金额有300元的尾数回应如下：当时杨立新声称缺的就是这个数额，方伟就依照杨立新的要求转账过去。4、针对杨立新提出的方伟恶意制造虚假诉讼回应如下（1）、双方自1992年起开始认识，一直有业务往来，到2013年5月份起共合作经营一个公司，正是因为有合作关系，杨立新打电话要求借款，方伟就直接给他转过去，杨立新也知道方伟有备注“借款”。（2）、如果方伟是恶意诉讼，不可能在2013年间就自行制造虚假证据。（3）、双方即使有矛盾也是在2015年开始的。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杨立新的上诉请求。
方伟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两被告连带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333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算至付清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方伟于2013年1月15日向杨立新转账50000元，于2013年5月14日向杨立新转账63300元，于2013年8月9日向杨立新转账20000元，于2014年11月17日向杨立新转账100000元，以上共计转账233300元。方伟提交的其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以上四笔转款方伟均注明为借款。
方伟与杨立新均确认2012年-2014年期间方伟委托杨立新购买元器件，数量巨大，双方均无法提供完整交易的采购单、送货单等以证明方伟委托杨立新购买货物的金额；方伟上述这期间多次向杨立新转账支付货款，除涉案四笔款项外，方伟转给杨立新的款项中，另外亦有部分款项方伟备注为“借款”，但方伟未就其余备注为“借款”的款项提起过诉讼。
方伟主张上述233300元系方伟向杨立新出借的款项，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或借条，但该四笔款项转账时方伟均注明借款，以此区别方伟支付杨立新货款的款项，杨立新对此亦知情。
杨立新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主张上述款项不是借款，均系方伟支付杨立新代购元器件的货款，系方伟单方备注系“借款”。
为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方伟提交录音予以证明。
方伟与杨立新均确认系2015年5月9日的录音，谈话人员中有方伟及杨立新等人。录音中，方伟称“好，好，我们现在其他的话不讲，刚才蔡总也提起来了，那我这个私人还有四十六万的借款，你私人的借款，你怎么说，你给我一个说法，也是一种说法。”杨立新称“要还你的我要还啊，我又不是不还。”方伟指认为“郭某甲”的人称“要有借条啊”、“方总，有没有借条啊？”方伟称“没有。”“郭某甲”称“那他可以不认的。”杨立新称“我凭什么可以不认啊？”“郭某甲”称“你又没有写给他借条，朋友、亲兄弟你都……”杨立新称“他，他付款里面不是有借款吗？他付给我。”方伟称“那你现在还能补一张借条给我？”杨立新称“我肯定会补啊，怎么补？”方伟称“给我一张白纸。”杨立新称“你拿来我也不会写的。”录音后面，方伟与杨立新谈及方伟付给吴某甲、老张的款项，但双方未能确定金额。
针对上述录音，方伟主张：录音中提及的借款46万元，包含方伟出借给杨立新的233300元及方伟代杨立新垫付给张某甲、吴某甲的货款、保证金合计240000元，由于杨立新未确认方伟垫付给吴某甲的款项金额，故未书写借条。
针对上述录音，杨立新主张：上述录音不完整，存在剪切的痕迹，且录音所述内容与涉案四笔款项无关，杨立新在录音中所述的“他付款里面不是有借款吗”系指方伟替深圳市科某公司支付给吴某甲、张某甲的款项，因为深圳市科某公司拖欠吴某甲、张某甲货款，方伟表示已经替深圳市科某公司垫付，在方伟要求杨立新写借条时，杨立新才在录音中表示要与吴某甲、张某甲对账，待对账清晰后才会还，杨立新称其在录音中所述的“要还你的我要还啊，我又不是不还”是这个意思。另查，姚绮云与杨立新于1992年6月22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四笔款项是否属于借款。在涉案四笔款项转帐前后期间，方伟与杨立新存在合作关系，杨立新代方伟购买货物，方伟多次转款给杨立新以支付货款，杨立新主张涉案四笔款项系方伟支付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四笔款项转帐时交易摘要注明为“借款”，且在2015年5月9日方伟与杨立新等人的谈话录音中，方伟提及46万元的借款，杨立新未予以否认，回应“要还你的我要还啊，我又不是不还。”、“我凭什么可以不认啊？”、“他，他付款里面不是有借款吗？他付给我。”杨立新主张上述录音不完整，存在剪切的痕迹，其上述回应系针对方伟替深圳市科某公司支付给吴某甲、张某甲的款项，但杨立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录音与方伟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杨立新向方伟借款，方伟请求杨立新偿还涉案借款2333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9月5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借款期间姚绮云与杨立新为夫妻关系，方伟请求姚绮云对杨立新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杨立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方伟借款人民币233300元及利息（以2333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9月5日起算至清偿之日止）；二、姚绮云对杨立新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如未在判决指定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00元，由两被告承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二审中，方伟提交了与录音对应的完整文字版，杨立新认可该部分录音没有剪辑，但主张该部分录音之后，双方还谈了对账的问题，后面谈对账问题的录音被剪辑了。另查，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的资金来往没有进行结算。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不能提供证据的，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多年的经济来往，在涉案四笔款项转帐前后，方伟多次委托杨立新购买货物，方伟并向杨立新转账支付货款，杨立新主张涉案四笔款项也属于支付的货款。本院认为，该四笔款项转帐时交易摘要处均注明为“借款”，且从杨立新在二审中认可并未经过剪辑的2015年5月9日谈话录音内容来看，方伟提及46万元的借款，杨立新未予以否认，回应“要还你的我要还啊，我又不是不还。”、“我凭什么可以不认啊？”杨立新认可前述录音的真实性，但主张该录音之后还有对账的内容，其上述回应系针对方伟替深圳市科某公司支付给吴某甲、张某甲的款项，但杨立新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结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并未进行结算的事实，本院认为方伟提交的转账凭证、录音等证据可以证实杨立新向方伟借款的事实，故对方伟请求杨立新偿还涉案借款2333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9月5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上述借款发生在姚绮云与杨立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姚绮云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杨立新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且为方伟所知晓，亦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杨立新向方伟借款是明确表示为其个人债务且方伟同意，故应当认定涉案债务属于姚绮云与杨立新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令姚绮云与杨立新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立新、姚绮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00元，由上诉人杨立新、姚绮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炬
审 判 员 李 卫 峰
代理审判员 郑 寒 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黎国玲（兼）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