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谷城民二初字第000002号
原告林某甲。
原告林某乙。
被告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王某。
委托代理人郭某。
被告陈某。
原告林某甲、林某乙诉被告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陈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某甲、林某乙，被告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郭某，被告陈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某甲、林某乙诉称：2005年12月23日，林某乙被刑事拘留后即委托林某甲为其请律师。之后，林某甲经朋友介绍与陈某相识后，双方签订风险代理协议一份。2006年4月，林某甲从林某乙存放的款项中付给陈某1.5万元。2007年1月，林某甲又委托施某交给陈某2万元。2007年3月20日，林某乙被判6年实刑。鉴于此，林某甲、施某多次找陈某要求退还部分代理费被拒。2010年11月，林某乙刑满释放后，又找陈某退费未果。故二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二被告依合同返还本金3.5万元，赔偿资金占用损失21595.53元；判令二被告以书面形式在省、市、县律师专业报刊、官网及其他媒体向原告林某乙赔礼道歉。
被告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辩称：二原告与我所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也未向我所缴纳代理费，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某辩称：二原告第一项诉请是债权债务关系，第二项诉请是民事侵权责任，二项诉请不符合共同诉讼的规定，不应合并审理。二项诉讼标的不同种不同类，即便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也须经被告同意；我对收取林某甲1.5万元无异议，另外出具的2万元不是本案的代理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经审理查明：2005年12月23日，原告林某乙因职务侵占犯罪嫌疑被刑事拘留后，其即让胞兄林某甲代为聘请律师。之后，原告林某甲经朋友介绍与时任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陈某相识。2006年4月29日，林某甲（甲方）与陈某（乙方）分别为甲、乙双方签订风险代理协议一份。该协议主要约定：1、由乙方为林某乙作无罪、罪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如获得无罪的效果，甲方付代理费3万元；如获得缓刑的结果，甲方付代理费1.5万元；如获得实刑的结果，乙方不收取代理费，已收的代理费如数退还。2、协议签订之日，由甲方预付代理费1.5万元；3、代理费用的付、退均在最终结果之日办理完毕。4、双方不得单方面解除协议，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议签订后的次日，林某甲从林某乙让其保管的卖房款中支付代理费1.5万元，陈某向林某甲出有暂收条。在一审刑事诉讼过程中，陈某作为林某乙职务侵占一案的辩护人与林某甲办理了诉讼委托书，该委托书编号为0297并加盖有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公章。2006年12月22日，本院一审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林某乙有期徒刑7年。林某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在第二审刑事诉讼过程中，陈某仍以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之名，接受林某甲的委托作为林某乙二审期间的辩护人。双方口头约定二审代理费为2万元。2007年1月16日，林某甲委托案外人施某向陈某转交代理费2万元。陈某在收款的同时向施某出具便条一张，载明：收到司人民币2万元。施某将该条据交给林某甲。2007年3月20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刑终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将林某乙犯职务侵占罪的有期徒刑改判为6年。同年4月6日，该案的终审判决书均向林某乙及陈某作了送达。林某乙经一、二审并被依法判处监禁刑后，原告林某甲、案外人施某遂找陈某，要求按合同约定退还代理费用未果。庭审中，被告陈某认可在终审结果出来后不久，原告林某甲找过他，但找其的原因仅限于谈论该案的判决情况，林某甲则陈述多年来与被告陈某面谈及电话所谈的内容均为代理费用的退还问题。2010年11月22日，林某乙刑满释放后，再次找陈某协商退费未果后，二原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2006年4月29日，原告林某甲与被告陈某在合意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一份《风险代理协议》，因该协议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及《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第（5）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律师法》第2条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第1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第31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为反驳控诉而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提出和论证对己有利的材料和理由，通常会求助于律师。“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是一条宪法原则，也是被告人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律师在担任辩护人时，如果按胜诉结果收费，有可能会诱使律师违反职业道德，采取非法或者非道德的方法获取胜诉结果。无论从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考量，这种做法都有违于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基于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及其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当事人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除应返还已收取原告的代理费3.5万元外，还应赔偿原告的损失，但赔偿损失的范围应以原告资金被拖延结算或是被占用的利息损失为限。利息可从2007年4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付。在签订《风险代理协议》时，甲、乙双方虽然分别为林某甲与陈某，但两者并非是签约的主体，实则是林某乙和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由此产生合同之债的法律关系。林某甲受林某乙之托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对外签订协议并向第三人支付委托费用3.5万元，符合《合同法》402条关于隐名代理的规定。该隐名代理发生以下效力：除有确切证据证明受托人代订的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外，该合同对委托人和第三人发生直接约束力，即委托人和第三人成为受托人代订合同的当事人，双方按照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在我国，律师只能依托于律师事务所执行业务，就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关系而言，律师是代律师事务所执行职务，其职务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律师事务所的行为。律师个人并非委托合同的当事人，律师从事执业活动只不过是按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履行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合同而已。因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由其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陈某与林某甲签订协议后，依据加盖有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公章的诉讼委托书获准为林某乙出庭辩护，系已为一、二审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至于陈某向原告收取费用时是否通过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或是将收费是否交由所里统一入账，属于陈某与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内部管理关系，不影响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作为责任主体承担律师违法执业的民事责任。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抗辩，其与原告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也未收取原告代理费用、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本院已查明的事实不符，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陈某辩称原告两项诉请分属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不符合共同诉讼的规定，即使合并审理也须经其同意，考虑到原告主张返还代理费及资金占用利息与要求被告在报刊及网络上赔礼道歉，这两个请求权未形成请求权的竞合，故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在陈某已收取的3.5万元代理费中，一笔1.5万元的收费因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其对另一笔收费2万元，辩解是向另一司氏收取的，不属本案的代理费。因施某受原告之托将2万元代为转交后，陈某已出具有收条。尽管“施”姓与“司”姓确有存异，但在原告当庭出示该证据后，陈某未能证明其与司氏存有法律事务交往或是其它往来关系，因其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这一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陈某辩称原告之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林某乙从羁押到服完刑期，属于诉讼时效规定的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且其间林某甲通过一定方式向其提出请求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故此抗辩理由难于有效成立。原告与被告因委托合同引发讼争，实际上只产生一个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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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之债，故其要求二被告在报刊、官网等媒体上赔礼道歉的诉讼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林某甲受其胞弟林某乙之委托与被告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代订合同后，受该合同约束的当事人仅限于林某乙和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其以债权人身份主张民事权利，非适格主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向原告林某乙返还代理费35000元及与之利息（利息自2007年4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付）。
二、驳回原告林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林某甲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95元，原告林某乙负担250元，被告某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负担11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395元，款汇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襄阳万山支行，户名：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00XXXX。上诉人也可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给本院或直接到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费。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陶华兰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程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