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8）最高法委赔监26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刘召博。
委托代理人：刘中校，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纬二路*号。
法定代表人：安庆华，该局局长。
复议机关：黑龙江省公安厅。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毕宝文，该厅厅长。
申诉人刘召博因刘某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死亡申请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大庆市公安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7)黑委赔2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2015年11月20日，刘召博向大庆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12月20日，大庆市公安局作出庆公赔决字（2015）001号不予赔偿决定。2016年1月22日，刘召博向黑龙江省公安厅申请复议。黑龙江省公安厅复议认为，大庆市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黑公刑复决字（2016）0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对大庆市公安局庆公赔决字（2015）001号不予赔偿决定予以维持。
2016年8月16日，刘召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2015年5月7日2时，大庆市公安局大同分局因刘某涉嫌盗窃对其实施了刑事拘留并将其送至看守所收押，收押时刘某情绪较稳定，无异常表现。收押登记表记载其健康状况为一般或较弱。因刘某没有五项（胸片、B超、血常规、心电图、血压）检查结果，自述无病，暂予收押。看守所新收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自述疾病栏中记载刘某头部额头有陈旧性车祸伤，无其他病记载。新收押人员询问笔录中刘某称无药物过敏史、无家族病史、无吸毒史，在送押前未受到虐待，饮食睡眠正常。刘某在看守所102监室期间无被打骂、体罚、虐待的情形，无剧烈运动及其他危险动作。同日5时50分，刘某突然晕厥，值班医生进行救治。6时10分刘某被看守所送至大庆市第六医院，医院抢救30分钟后宣布刘某临床死亡，初步诊断为猝死。5月19日，经刘某家属同意，看守所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对刘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7月10日，该中心出具津实（2015）法病鉴字第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刘某的身体损伤为生前形成，依据损伤特征，符合磕碰所致，损伤轻微，可以排除刘某因机械性损伤致死。鉴定意见为：刘某生前患有脂肪肝，慢性××，肝硬化，间质性××，左心房心肌间散在脂肪细胞浸润，右心房内膜增厚，窦房结动脉周围片状心肌纤维化，左心室局部外膜下灶性慢性炎细胞浸润等疾患。而左心房心肌间散在脂肪细胞浸润，右心房内膜增厚，窦房结动脉周围片状心肌纤维化，左心室局部外膜下灶性慢性炎细胞浸润是造成心源性猝死的根本原因。7月20日，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监所科调查结论为：看守所在刘某发病后救治及时，处置措施得当，未发现入所羁押后管教及同监室在押人员对其有殴打、辱骂等侵犯其人身权利的行为。刘某的死亡原因经鉴定系左心室局部外膜下灶性慢性炎细胞浸润是造成心源性猝死的根本原因，刘某的尸体在鉴定中心尸检后火化。
上述事实有大庆市公安局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黑龙江省公安厅作出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收押登记表、新入所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新收押人员询问笔录、监控录像、医院的急诊医疗手册、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检察院的调查报告、监狱干警及服刑人员的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2015年5月7日2时许，刘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同分局依法刑事拘留送至看守所执行。收押时刘某情绪较稳定，无异常表现。看守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刘某进行了问诊询问，刘某自述无药物过敏史、无家庭病史、无吸毒史，在送押前未受到虐待，饮食睡眠正常。新收押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中刘某自述头部额头有陈旧性车祸伤，没有其他病症记载，上述笔录和登记表有刘某签字确认。刘某收押时间为凌晨2时且看守所没有相应的检查条件，结合刘某的自述和当时收押时的状态，看守所未进行胸片、B超、血常规等五项检查，对刘某先行收押并无不当。根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检察院的调查结论、赔偿请求人的陈述及赔偿义务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证实，刘某在被收押期间没有被殴打、辱骂等情形。刘某发病后，看守所及时履行了救治义务。刘某心源性猝死属正常死亡，赔偿义务机关依法履行了救治义务和监管职责，刘某的死亡与赔偿义务机关的收押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赔偿义务机关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情形。赔偿请求人认为看守所未按照要求对刘某进行相应的体表及体质检查即将刘某收押与刘某的死亡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请求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及赔偿义务机关的不予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黑龙江省公安厅黑公刑复决字（2016）0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及大庆市公安局庆公赔决字（2015）001号不予赔偿决定。
刘召博不服上述决定，向本院提出申诉，其具体申诉请求是：1.赔偿刘某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人民币80万元；2.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0万元。主要申诉理由：一、原决定认定事实错误。1.刘某因病发猝死于大庆市公安局第五看守所（以下简称看守所）监舍内，并非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5月7日5时50分许，刘某在监舍如厕时病发晕厥滑倒，随即猝死。看守所事发后将刘某送往大庆市第六人民医院时，刘某已经无生命体征，医护人员是应警方要求，对已经死亡的刘某“抢救”30分钟，而非原决定书认定的刘某在看守所病发被送到大庆市第六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2.刘某生前身上有6处轻重不同的创伤，原决定对这些创伤形成原因认定不清。3.刘某的尸体没有被火化，至今存放在大庆市大同区殡仪馆里。二、原决定适用法律错误。1.看守所工作人员没有给新入押的刘某按照公安部规定进行相关五项（血压、血常规、心电图、B超、胸透）检查，将其带病羁押，是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政违法行为。2.原决定有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刘某死于心源性猝死，其死亡与看守所工作人员的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无科学依据且有失偏颇。表面上看，刘某的死不是看守所工作人员殴打、虐待行为造成的，似乎与看守所的管理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实际上未对刘某进行健康检查，让本不该羁押的刘某遭到羁押，使其精神抑郁、情绪波动变化病发猝死，这种死亡本身就与看守所的不作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一果多因的盖然性事件，鉴定结论对此有确定性表述。3.申诉人请求义务机关承担刘某国家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且在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内。本案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不仅表现在对没有涉嫌刑事犯罪人拘留拘禁的实体违法，也包括未对嫌疑人进行规定的健康检查而行使刑事拘留的程序违法情形。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原决定依据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的调查结论作出的关于“刘某的尸体在鉴定中心尸检后火化”的事实认定错误，除此之外，本院赔偿委员会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决定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申诉人虽然认为原决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但焦点问题是刘某的死亡与看守所的羁押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现针对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分别论述如下：
一、关于原决定认定事实问题
申诉人认为原决定认定事实错误，主要是指原决定对刘某死亡时间、身体受伤情况以及尸体处理情况认定错误。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首先，2015年5月7日5时50分许，刘某在监舍发生昏厥后，看守所及时对其进行了救治，后被送至大庆市第六医院抢救，该院对刘某进行抢救无效，刘某死亡，其死亡时间应以医院宣布死亡时为准。申诉人认为刘某在监舍如厕时病发晕厥滑倒，随即猝死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津实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刘某的身体损伤为左下唇近口角、左顶枕部、右肘内侧、左足背外侧、右背腰部、左耳后至枕部头皮下等处，该鉴定中心认定“上述损伤为生前形成，依据损伤特征，符合磕碰所致。由于上述损失轻微，故可排除刘某因机械性损伤致死”，该部分事实原决定中已经有明确表述，申诉人认为原决定对刘某生前身上有6处创伤认定不清的说法不成立。再次，关于刘某的尸体处理情况。申诉人认为刘某的尸体没有被火化，至今存放在大庆市大同区殡仪馆里。经本院审查核对，申诉人所称该事实正确，原决定没有对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调查结论记载的尸体在“尸检后火化”进行核对即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原决定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清楚，虽然对于刘某尸体处理的认定不当，但该事实并非本案基本事实，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所列的认定事实错误，应当重新审理的情形，该认定事实错误不足以推翻原决定关于本案的处理结果。
二、关于原决定适用法律问题
申诉人主张的原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主要是指，看守所在刘某入所时没有按照《公安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看守所管理确保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的通知》第一条规定进行健康检查，特别是没有进行血压、血常规、心电图、B超、胸片等五项检查，让本不该羁押的刘某遭到羁押，使其精神抑郁、情绪波动变化病发猝死。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2015年5月7日2时，犯罪嫌疑人刘某被送至看守所，虽然该所《新收押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记录刘某有“头部额头陈旧性车祸伤”，同时，《新收押人员询问笔录》记录，刘某自述无药物过敏史、无家族病史、无吸毒史；在送押前未受到虐待，饮食睡眠正常。上述情况应属于《公安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看守所管理确保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的通知》规定的健康检查中的“问诊”情况。至于看守所没有对刘某进行血压、血常规、心电图、B超、胸片等五项检查，以及看守所对刘某采取的羁押行为和救治措施，均非刘某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死亡的原因，主要理由是：首先，刘某在看守所102监室期间无被打骂、体罚、虐待的情形，也无剧烈运动及其他危险动作。刘某突然晕厥后，看守所值班医生及时进行救治，并送至大庆市第六医院抢救，看守所对于刘某的监管以及发病后的救治行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其次，津实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认定“左心房心肌间散在脂肪细胞浸润，右心房内膜增厚，窦房结动脉周围片状心肌纤维化，左心室局部外膜下灶性慢性炎细胞浸润是造成心源性猝死的根本原因”。再次，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对刘某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结论为：看守所在刘某发病后救治及时，处置措施得当，未发现入所羁押后管教及同监室在押人员对其有殴打、辱骂等侵犯其人身权利的行为。刘某的死亡原因经鉴定系左心室局部外膜下灶性慢性炎细胞浸润是造成心源性猝死的根本原因。最后，公安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看守所管理确保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看守所对新收押人员进行健康检查，目的是及时发现收押人员是否符合羁押条件，以及是否存在病患需要进行治疗。虽然本案中看守所只是对刘某进行了询问检查，没有对刘某进行血压、血常规、心电图、B超、胸片等五项检查，但是，刘某收押时间为凌晨2时且看守所没有相应的检查条件，结合刘某的自述、收押时的状态，以及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关于刘某死因的鉴定意见和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的调查结论，看守所未进行上述五项检查即对刘某先行收押，并不是导致刘某死亡的直接原因。
综上，原决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刘召博的申诉事由不成立，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应当重新审理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刘召博的申诉。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