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0民初13352号
原告：于浩，男，199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刘淑红，女，197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芳荧，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可生，男，198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被告：徐永生，男，198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启瑞，浙江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浩、刘淑红（以下简称两原告）与被告徐可生、徐永生（以下简称两被告）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国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7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浩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芳荧，两被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启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起诉称：2016年5月6日下午，被害人于某和在余杭区贝利*栖溪望府清理垃圾。15时55分左右，两被告因清理垃圾的问题与被害人发生纠纷，继而殴打被害人。被害人被打后，通过对讲机求救。原告于浩与另一名工作人员接到求救信号后赶往事发现场，看到被害人被打倒在地，两被告正在对被害人施暴，于是上前拉开两被告。此时，被害人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不到一分钟又倒地。后被害人被送往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死亡。事发之后，公安机关对此事进行立案侦查，并将两名被告拘留。鉴定机构对被害人尸体进行检验，并出具了以下鉴定意见：被害人系心脏肥大，冠心病引发猝死，情绪激动、饮酒、身体疲劳等因素可诱发该类心源性猝死。
本案中，两被告实施伤害行为，伤害行为造成了受害人于某和的死亡后果，且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两被告的伤害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原告带来了严重的精神上、经济上的损害。为此，两原告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一、两被告赔偿损失663717.05元（包括医疗费1546.6元、误工费51719元/365天*3天*3人=1275元、交通费1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068元*20年/2人=300680元、丧葬费56385元/12*6=28192.5元、死亡赔偿金47237元*20年=9447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按两被告承担50%责任比例）；二、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两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份、火化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害人于某和已经死亡的事实。
2．余公（刑）鉴通字【2016】11866号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情绪激动系被害人死亡的诱因，与两被告的加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
3．光盘一份、于浩的证人证言一份、石某的询问笔录一份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两被告对受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的事实。
4．被害人照片一组（打印件），用以证明两被告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全身多处受伤的事实。
5．余公（塘）撤案字【2017】10138号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撤销案件决定书一份，用以证明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作出撤案决定的事实。
6．浙江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四份、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两份，用以证明被害人抢救至死亡发生的医疗费用的事实。
7．殡仪馆逝者火化费用清单一份（打印件）、浙江省杭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二份，用以证明办理丧葬事宜发生费用的事实。
8．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病种专用门诊病历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刘淑红患有严重疾病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系被害人的被扶养人的事实。
9．石某的询问笔录一份，用以证明两被告对被害人于某和有加害行为的事实。
10．董吉伟的询问笔录一份，用以证明事件发生系两被告过错的事实。
11．何慰松的询问笔录一份，用以证明两被告与被害人发生打架的事实。
12．徐永生的讯问笔录一份，用以证明两被告均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的事实。
13．徐可生的讯问笔录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徐永生对被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的事实。
14．余公司鉴（尸检）字【2016】0104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害人于某和死亡诱因中可以排除饮酒和疲劳，情绪激动是唯一诱因的事实。
两被告共同答辩称：1.两原告起诉的事实不存在，不存在两被告殴打死者于某和的事实，相反根据两原告提供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原告于浩和证人石某一起殴打被告徐永生，被告徐可生只是出面拉架。事实的起因是2016年5月6日，两被告在余杭区贝利*塘栖溪水望府小区从事家装，将建筑垃圾倾倒时，遭到死者于某和出面刁难，将两被告车钥匙拔掉，向两被告勒索500元，说给500元就还钥匙。于某和并非该小区的物业，也并不负责小区的垃圾清运，况且业主已经告知两被告已经交纳了装修及垃圾倾倒费用。于某和只是在该小区附近从事砂石供应的小商贩，本无任何权利阻止两被告，其只是想垄断该片区域的砂石生意，所以出面刁难两被告，想将两被告排挤出去，所以两被告没有出钱，与其发生语言上的争吵。于某和便联系了其儿子，带另外一个帮手赶过来，对被告徐永生进行了殴打，于某和只是在旁边围看，被告徐可生只是出面拉架，争执期间都只是两被告和于浩及石某四人间因为争吵发生一定的拉扯，并未和于某和发生任何的肢体冲突，在这个过程中于某和突然倒地，后来被送往医院，因为突发冠心病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从公安机关的鉴定书可以看出。因此，本案不存在被告对于某和实施伤害行为的事实。2.本案不存在两被告对于某和事实伤害行为造成其死亡的事实。两被告没有对于某和进行任何的伤害行为，于某和死亡的原因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书已经清晰的载明系心脏肥大、冠心病引发猝死，并非是被告行为所致。3.于某和的死亡与两被告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书写明，情绪激动、饮酒、身体疲劳等因素可以诱发心脏病，那么本案于某和心脏病是哪种原因诱发的不能确定。两被告只是与其有过语言上的争执，因而和两被告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是由于情绪激动诱发的心脏病，也不能证明其情绪激动系两被告所致，也可能系其他原因导致。没有证据证明于某和的死亡与两被告行为有任何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4.两被告主观上不存在任何过错。本案系普通的人身侵权诉讼，适用一般的侵权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判断两被告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两被告对于某和的死亡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也就是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对于某和的死亡存在故意本案显然不可能，主观上也不存在过失，否则公安机关也不可能撤案。5.两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请求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刘淑红不符合法律上被抚养人条件，不应该主张抚养费。原告刘淑红年龄不到50岁，没有丧失劳动能力，患病并不能证明就没有生活能力。也不符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规定，其有工作单位，有医保、有收入、完全有能力自我生活。6.鉴于于某和本人已经死亡的事实，两被告在无任何责任的情形下，已经向其家属支付10万元，因此两原告无权向两被告主张任何赔偿请求。综上，请求法庭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两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余公（刑）鉴通字【2016】11866号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于某和死亡的诱因可能系情绪激动、饮酒、身体疲劳等因素，情绪激动只是可能的诱因之一；而本案并没有进行相关的鉴定，不能认定诱因就是情绪激动，不能排除其心脏病系饮酒或疲劳诱发的事实。
2．余公（塘）撤案字【2017】10138号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撤销案件决定书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两被告对于某和死亡不负有刑事责任，可以推出两被告对于某和死亡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也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的事实。
3．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病种专用门诊病历一页（复印件），用以证明刘淑红于1970年出生、未满47岁，工作单位为杭州萧吉龙服装修色厂，其可能有劳动能力、有收入、有生活来源；刘淑红的儿子于浩在杭州石木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作，其负有赡养母亲的法定义务，所以刘淑红并非没有其他生活来源，不符合被扶养人条件的事实。
4．石某的询问笔录一页（复印件），用以证明于浩与同事石某一起参与打斗系当事人，且于浩有工作单位的事实。
5．收条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徐永生已向两原告支付10万元的事实。
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两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于某和死亡的原因是情绪激动，也不能证明于某和死亡与被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不能排除于某和的心脏病系其他原因引起的事实；对证据3中光盘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是两原告截取的，视频中看不到两被告殴打于某和的情形；对于浩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于浩是本案的当事人不符合证人的要求；对石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不是客观中立的第三人身份；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都有异议，照片并非拍摄于案发第一现场，是做了法医鉴定之后，伤大部分都是法医鉴定的刀伤，不能证明照片上的伤情是案发时的伤情，也不能证明是被告所致；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两被告对于某和的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两被告无关；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患有疾病不能证明没有劳动能力，原告刘淑红系1970年出生，而且有工作单位，故可以证明其有劳动能力有收入来源，刘淑红不符合被扶养人扶养条件；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石某本人是本次事件的当事人，参与了殴打过程，并不是客观的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客观性不能采信；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两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两份笔录中两被告没有对于某和实施导致其死亡的加害行为，只是承认与于某和有争执；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尽管报告中排除了饮酒的原因，但没有排除疲劳的原因。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2、5、6、7、14符合有效证据的采信规则，本院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8-1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相关事实；证据3中的视频因与证据9中公安机关的截图能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证据3中于浩的证人证言，因于浩系本案当事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中石某的证人证言，因与证据9的陈述有差异，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系打印件，且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两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于某和并未饮酒，情绪激动系导致于某和死亡的唯一诱因；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刘淑红1970年出生是对的，但其在2016年案发之前已退休，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石某符合证人条件；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收条上仅显示收到徐永生家属10万元。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4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供的原件相一致，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相关事实。
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2016年5月6日下午三时许，在杭州市余杭区贝利栖溪望府小区南门的垃圾堆放点，两被告用三轮摩托车将在小区装修的建筑垃圾倾倒在垃圾池时，小区吊装服务队的负责人于某和进行了阻止，为此，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发生扭打。于某和的儿子于浩及吊装队的石某赶到后，三人一起与两被告发生扭打。在扭打过程中，于某和因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死亡。期间，共计支出抢救费1546.64元。
2016年6月8日，杭州市余杭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于某和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并出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一份，其中载明：（1）论证。依据尸表检验、解剖检验、毒物检验及病理检验情况，可排除敌敌畏、甲拌磷、对硫磷、安定、舒乐安定、佳乐安定、三唑仑、乙醇中毒致死，各重要生命脏器未见损伤，可排除机械性损伤致死；颜面部、心脏、肾脏等未见窒息征象，可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其病理检验见心脏重433克，心脏肥大，左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官腔狭窄（左前降支Ⅰ-
Ⅱ级，右冠状动脉Ⅱ级），急性肺水肿，各脏器淤血表现，结合原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及颈动脉粥样斑块形成，高血压病史的基础上，分析认为系在冠状动脉狭窄、粥样硬化的基础上，情绪激动、饮酒、身体疲劳等因素可诱发心源性猝死。胸肋骨多处骨折，各脏器未见损伤，胸腹腔无积血积液出现，认为系医源性抢救可以形成。枕部、四肢的擦划伤，程度轻微，跌倒等过程中可以形成。（2）鉴定意见：于某和系心脏肥大、冠心病引发猝死。情绪激动、饮酒、身体疲劳等因素可诱发该类心源性猝死。同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公安分局将该鉴定意见通知死者于某和家属。
2016年6月8日，两被告家属赔偿两原告100000元。2017年6月1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余公（塘）撤案字【2017】10138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我局办理的于某和被故意伤害案，因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
另认定，本案原告刘淑红系死者于某和的妻子，原告于浩系死者于某和的独子。死者于某和的父母均已先于于某和去世。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两被告是否应对死者于某和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死者于某和与两被告因小区装修垃圾堆放问题发生争执，从相互推搡，继而演变为肢体冲突。虽于某和系因心脏肥大、冠心病引发猝死，但死者于某和与两被告之间的争吵、推搡及肢体冲突致使于某和情绪激动，从而诱发其心脏疾病突发，最终导致其死亡结果的发生。两被告的行为是导致于某和死亡的诱发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根据本案的案情和具体情况，酌情认定两被告对死者于某和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关于两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医疗费1546.60元、误工费1275元、交通费1000元、丧葬费28192.5元、死亡赔偿金944740元；对以上金额，两被告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两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而原告刘淑红并不符合该条件；且庭审中原告于浩陈述原告刘淑红已办理退休且领取退休金，故其不属于被扶养人的范围，故对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以上合计976754.1元，由两被告赔偿其中的30%计293026.23元，扣除两被告已经支付的100000元，尚应支付193026.23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情确定为15000元。
综上，对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两被告辩称其对死者于某和没有伤害行为，且其与于某和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的意见，因与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项、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可生、徐永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浩、刘淑红各项损失193026.23元。
二、被告徐可生、徐永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浩、刘淑红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三、驳回原告于浩、刘淑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59元，由原告于浩、刘淑红负担1139元，由被告徐可生、徐永生负担720元。
原告于浩、刘淑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徐可生、徐永生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国仕
二○一七年十一月一无
书记员 朱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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