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江民初字第1675号
原告王加剑。
委托代理人王徐萍，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西子孚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机场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夏鑫，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夏桂英、陈在兵，该公司员工。
原告王加剑为与被告杭州西子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5年8月1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单婧婧独任审判，于2015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加剑委托代理人王徐萍、被告孚信公司委托代理人夏桂英、陈在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加剑诉称，王加剑自2006年4月起应聘到孚信公司从事一线操作工至今，断断续续与孚信公司签订过几份劳动合同，最近1份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2年12月1日到2015年10月30日。孚信公司从2009年12月开始为王加剑交纳社会保险，王加剑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的平均工资为7239.7元。根据劳动合同用工地点为杭州市，2015年1月6日，孚信公司以公司将整体迁至临安为由，要求调王加剑等一批员工先行前往临安新设立的厂房进行工作。王加剑因为家人在杭州，不愿意接受工作调动，孚信公司人事部门多次找王加剑谈话，并承诺前往临安后工资福利待遇不变，而且没有提到临安新工厂不属于孚信公司，如果王加剑不愿意接受工作调动，孚信公司就以违反劳动纪律予以开除。王加剑在受到孚信公司蒙骗的情况下，不得已接受了孚信公司的工作安排。王加剑调到临安，一直以为是为孚信公司工作，一切工资福利待遇均由孚信公司发放（但是薪资下降很多），孚信公司从未与王加剑协商过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宜，从没有向王加剑说明过临安工厂不属于孚信公司。王加剑在孚信公司工作近10年，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孚信公司，到临安后也是兢兢业业为孚信公司工作。所以王加剑认为与孚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没有因为工作地点调整而自动解除。2015年3月1日，孚信公司却以“员工提出书面辞职”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王加剑的劳动合同，王加剑多次与孚信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孚信公司均拒绝。王加剑在劳动关系已被事实解除的情况下，要求孚信公司支付解除合同的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但是孚信公司置之不理。王加剑认为，其没有解除原来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孚信公司以欺骗方式调动其工作，不构成原劳动合同的解除；孚信公司无正当理由单方面违法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严重损害了其权益。原告王加剑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一、判决确认被告孚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判令被告孚信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7554.3元。
二、判令被告孚信公司补缴2006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被告孚信公司辩称，一、孚信公司和杭州优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迈公司）是关联公司，而且王加剑在起诉前也早已知悉。二、王加剑劳动关系自孚信公司转至优迈公司，实际为关联公司之间的调动，且为王加剑自愿申请并经孚信公司管理人员审批同意后的调动。王加剑在调动前与车间同事发生口角，并进而发展成肢体冲突，而此时又恰逢优迈公司临安新工厂成立期间，于是王加剑于2015年1月5日自愿提出申请调动至优迈公司临安新工厂。孚信公司基于公司尚有部分员工也需要调换到优迈公司临安新工厂，故安排王加剑与其他人员一起于3月份调动至新工厂，王加剑也于2015年3月1日与优迈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三、孚信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是依据《劳动合同法》为王加剑利益所作的一个合法的手续。孚信公司向王加剑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发出日期为2015年3月1日，王加剑与优迈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时间也为2015年3月1日，上述文件在同一天同一地点作出。因为优迈公司的公章在临安，劳动合同由王加剑签署后需拿到临安加盖优迈公司公章，故才会出现原告签收劳动合同的日期为2015年3月30日，若孚信公司真系于2015年3月1日单方解除与王加剑的劳动合同，王加剑在2015年3月30日签收劳动合同便不符合常理。王加剑在签收劳动合同前已知悉新用人单位为优迈公司、工作地点在临安。四、王加剑于2006年4月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至孚信公司工作，2009年12月转为正式员工，2006年4月至2009年11月期间王加剑与孚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孚信公司不存在为王加剑缴纳社保的义务。
经审理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王加剑从2006年4月开始由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事务代理服务中心派遣至孚信公司工作。2009年11月30日，王加剑与孚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09年12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此后王加剑与孚信公司还签订过1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王加剑从事一线操作工作，工作地点为杭州。
2015年1月5日，王加剑填写了部门调动员工申请表，申请调动理由为“因工作需要、调往临安新工厂”，调动前“部门／科室”为“孚信／制造管理部”，调动后“部门／科室”为“新工厂／制造管理部”。
2015年3月1日，王加剑与优迈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内容为：劳动合同期限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工作地点临安，工作岗位（工种）为操作类，等等。孚信公司与优迈公司是关联公司，王加剑至少在2014年2月18日已知悉该事实。
2015年3月1日，孚信公司向王加剑作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内容为：王加剑于2009年12月入职孚信公司，现因王加剑提出书面辞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双方于2015年3月1日正式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等等。
孚信公司向王加剑支付工资至2015年2月，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孚信公司向王加剑实际支付的工资平均为7239.7元。2015年3月开始王加剑从优迈公司领取工资。
王加剑向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仲裁请求为：一、孚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30314.5元；二、孚信公司补缴2006年4月至2009年12月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7月17日作出裁决如下：驳回王加剑的仲裁请求。王加剑于2015年7月27日签收仲裁裁决书。
上述事实，有原告王加剑提交的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银行卡活期子账户交易明细、薪资表、被告孚信公司提交的部门调动员工申请表、劳动合同、员工手册、劳务派遣协议、王加剑的社会保险缴费变动记录、请款批准书、支付凭证、发票、委托工资发放明细、本案庭审笔录证实。
本院认为，王加剑主张孚信公司于2015年3月1日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但未能予以证明。孚信公司主张王加剑书面辞职，其公司提交的证据为王加剑填写的部门调动员工申请表。本院认为，虽然该申请表记载的内容为“因工作需要、调入临安新工厂”，未明确为优迈公司临安新工厂，但申请表于2015年1月5日填写，随后王加剑于2015年3月1日与优迈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为临安，优迈公司与孚信公司又系关联公司，综合该些事实可以认定申请表记载的“临安新工厂”为优迈公司临安新工厂，因此与孚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至少是经王加剑同意的。即使部门调动员工申请表记载的“临安新工厂”不是优迈公司临安新工厂，但双方均主张劳动合同解除的日期为2015年3月1日，同日王加剑即与孚信公司的关联公司优迈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据此亦应认定解除劳动合同是孚信公司与王加剑协商一致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王加剑主张孚信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对原告王加剑要求确认孚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要求判令孚信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王加剑要求判令孚信公司补缴2006年4月至2009年12月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但经审理查明，王加剑自2009年12月1日开始与孚信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王加剑要求孚信公司补缴此前的社会保险没有依据。并且，即使如王加剑主张双方自2006年4月开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王加剑亦陈述孚信公司已自2009年12月开始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仲裁时效应自2009年12月开始计算，王加剑于2015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因此，对王加剑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加剑的诉讼请求。
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原告王加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单婧婧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苏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