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东行初字第16号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邓爱杰，经理。原告邓爱杰，女，汉族，1973年6月3日生，通化市人，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住通化市东昌区。原告邓英杰，女，汉族，1961年10月10日生，通化市人，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住通化市东昌区。原告王宝顺，男，汉族，1952年4月28日生，通化市人，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住通化市东昌区。委托代理人陈维国，吉林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法定代表人王非，处长。委托代理人焦祎薇，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平，男，1962年6月15日生,汉族，通化市人，个体出租车业主，现住通化市。委托代理人谭洪利，辽宁恒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邓爱杰、邓英杰、王宝顺诉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第三人陈平参加诉讼的道路交通行政许可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4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4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邓英杰、原告邓爱杰、王宝顺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维国，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委托代理人焦祎薇、第三人陈平及其委托代理人谭洪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于2010年作出交通运输行政许可，将原属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的xx号客运出租车营运权转让给第三人陈平使用。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证明一份，证明吉xx号，营运号xx号出租车系王斌自购车，挂靠顺达公司；二、营运证及机动车行驶证，证明营运证上写明营运人是第三人陈平，营运车辆的车主是陈平；三、公证书一份，证明第三人陈平通过公证方式声明解除与通化顺达汽贸有限公司的管理（挂靠）关系；四、通化顺达汽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查询记录，证明通化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邓爱杰、邓英杰、王宝顺诉称，2006年原告通过被告的竞拍程序取得了xx号等出租车经营权，并与被告签订了《通化市出租车经营权使用合同书》，并由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合同约定原告享有八年的使用权利。原告取得该出租车经营权后，依据法律规定，与第三人签订了《客运出租车营运号牌承包经营协议》。2006年，因原告企业负责人涉及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将企业营业执照和企业印章予以扣押，导致原告无法及时进行年检。2007年工商机关将原告企业营业执照予以吊销。但依照法律规定，原告企业民事权利义务依然存在。2013年原告企业解除司法限制之后，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得到恢复，承接了原企业的经营业务范围。2013年10月26日，在顺达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出租车经营权期满前，原告向被告申请对xx号等出租车营运权延续登记时，原告发现被告已于2010年将xx号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被告作为出租车经营权特许经营的主管行政机构，应当依法行政。在原告未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被告未经法定程序，将原告通过拍卖程序有偿取得的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给他人，导致原告的出租车经营权在法定期间丧失。被告变更行政许可行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并将该出租车经营权恢复登记给原告所有，如被告不能纠正违法行政登记行为，应该由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按被告收取的出租车经营权价值每辆车5.5万元和可转让收益价值4.5万元，向原告予以行政赔偿10万元。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邓爱杰、邓英杰、王宝顺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申请书。证明其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行为已经复议，工商部门恢复了公司法人资格，要求被告将15辆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号牌交付其经营的事实。2、吊销证明。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昌区分局证明依法吊销原告营业执照的事实经过。3、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证明其成立后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股东邓英杰出资30万元、邓爱杰出资30万元、股东王欣歌出资140万元及股东享有的权利和义务。4、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辩称，被告自2010年将xx号出租车营运手续变更到第三人名下，至今已经近4年的时间。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并且原告的公司营业执照已经被依法吊销，依法只能进行清算，不得进行与经营有关的工作，其不具备被许可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的资格，无权主张经营权延续登记。被告将出租车经营权登记给第三人的行政登记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出租车经营权延续登记义务及予以行政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陈平述称，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是2013年12月20日登记设立的公司法人单位。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与其没有签订过出租车经营权使用合同。该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原告邓英杰、邓爱杰以该公司的股东身份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于法无据。其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出租车经营权延续登记的请求，超出了原注册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后的清算范围。其提起的诉讼请求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权益，依法仅限于清算公司债权债务，而不应当行使与公司经营有关的其他权利。另外原告当年经拍卖取得出租车经营权所支付的价款均是第三人支付。虽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出租车经营权合同，但原告没有支付任何费用，出租车辆的购置和拍卖款的支付均由第三人承担，第三人是该出租车经营权的实际使用人。2010年第三人经通化市山城公证处公证，声明解除与通化市顺达汽贸有限公司的管理（挂靠）关系。并于2010年取得通化市客运管理处颁发的道路运输证经营至今。以上事实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证据证明，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陈平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客运出租汽车营运号牌承包经营协议、购买车辆发票、协议书、公证书。证明其与原告达成承包客运经营权号牌协议并自行购买车辆，后经本人声明由通化市山城公证处公证解除与原告的挂靠关系，并公证申请被告变更营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归其所有。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挂靠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以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因未参加企业年检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第三人经公证声明解除与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挂靠）关系的事实，但无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程序合法。故对被告系列证据的真实性、与本案的相关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的该行政行为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经过，与本案具有相关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12月28日通过现场公开拍卖程序取得xx出租汽车经营权并与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签订了《通化市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合同书》，合同规定：甲方（被告）将xx号牌出租车经营权拍卖给乙方（原告），拍卖价格为35,000.00元，经营权有效期限为8年（即2005年12月28日期至2013年12月28日止）。此期限内乙方有持有权、使用权，经甲方同意可以在各出租汽车经营单位之间进行转让等约定，并对该份行政许可合同进行了公证。原告依此行政合同取得经营权后于2006年1月9日与原车主王斌签订了《客运出租车营运号牌承包经营协议》，该协议规定：甲方（原告）将xx号客运经营号牌承包给乙方使用8年（即2005年12月28日至2013年12月28日），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交纳客运经营费用3,5000.00元。客运营运车辆由乙方自行购买。甲方收取乙方风险保证金1000元等相关协议。2007年8月6日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昌区分局因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未参加2006年度检验，于《通化日报》上发布限期年检公告。2007年9月21日对原告发布拟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公告。因原告未按规定进行企业检验，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昌区分局对其作出通昌工商行政处罚（2007）第51号行政处罚决定，吊销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2010年3月31日第三人陈平为获取营业出租汽车运输证，提出脱离与原告公司挂靠关系，并进行了公证。同年被告经第三人申请依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将xx出租汽车经营权变更行政许可为第三人所有。本院认为，依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四条“省和市、县（市）城市公共客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城市公共客运的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承担城市公共客运管理职能的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的规定，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客运进行管理的法定职责。被告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2007年，因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未参加企业年检，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被告以第三人已经通化市山城公证处公证，声明解除与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挂靠）关系，并经第三人申请，将xx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与第三人。该行政许可转让符合《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但被告在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向重大利益关系人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告知、听证等相关法律程序，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权利人有权依法要求行政赔偿。现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尚未对有关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金的标准作出具体规定，被告采用现场公开拍卖方式，参照投标人数、车辆总数和通化市道路法治等综合情况而确定有偿出让金的标准，具有合理性。原告以5.5万元出让价格及现行市场自由交易价格30万元的事实，要求被告赔偿人民币10万元的诉求于法无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对变更或者撤回行政许可的补偿标准未作规定的，一般在实际损失范围内确定补偿数额；”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应对变更行政许可行为给原告造成的3.5万元直接损失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该出租车经营权延续登记的诉求，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予以支持，并且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合同有效期已于2013年12月28日期满，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被告作为通化市出租车经营许可的实施机关，有依法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是否延续出租车经营许可证的权利，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本院2014年第44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于2010年作出的对xx出租汽车经营权行政许可变更行为违法；二、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邓爱杰、邓英杰、王宝顺人民币35,000.00元。三、驳回原告通化市顺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邓爱杰、邓英杰、王宝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通化市客运管理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 群审判员 宋志刚审判员 金广术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