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终17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米庄镇清河店清风路。
法定代表人：王元山，该学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昆，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某，女，197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xx，女，200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襄阳市襄城区。
法定代理人：秦某，系任xx之母。
上诉人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以下简称长春外国语学校）因与被上诉人秦某、任xx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2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春外国语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昆、被上诉人秦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春外国语学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290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与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全部三年学费缴纳义务明显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合同第一条约定任xx三年学费23400元，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该学费价款约定明显系开口合同，学费的最终确定是附条件的，即最终学费按政府调整价执行。原审判决却枉顾合同约定，认定合同约定的学费系固定价，双方对学费的变更需另行协商确定，明显错误。二、教育教学合同对学费“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的约定是明确的，不存在争议，原审判决却对此作出“降低标准应退费，增高标准不补交”的解释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约定学费“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应当为“学费以政府批准价格最终确定，多退少补”，不存在原审判决解释的“降低标准应退费，增高标准不补交”的理解方式，且原审判决的理解方式也是明显不公平、不合理的。三、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被支持。双方签订的教育教学合同对学费的确定是附条件的，即学费按政府调整价收取，该条件在合同签订后已经成就。从上诉人原审中举证的被上诉人任xx的成长档案（《学习生活档案》、《快乐的痛》、《老师和我的声音》）可以看出，任xx在校学习三年时间，上诉人尽心尽责地教育任xx，为任xx的良好地成长、教育、生活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而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收取学费的诉请却得不到法院支持，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明显是不公平的。综上，本案系一起不复杂的教育教学服务合同学费纠纷，却从2016年立案至今历时两年，经历了樊城法院管辖权异议，襄城法院一审不予受理驳回起诉，襄阳中院指令审理，襄城法院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漫长过程。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秦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长春外国语学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秦某、任xx立即向长春外国语学校支付学费欠款6600元；2.诉讼费用由秦某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秦某之女任xx小学毕业后，拟在长春外国语学校读初中。2013年7月12日，任xx为甲方名义、秦某以甲方家长（法定代理人）名义与作为乙方的长春外国语学校签订《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该合同是由长春外国语学校事先拟定、提供并打印好重复使用的格式文本。合同共计十七条，合同第一条约定，任xx就读长春外国语学校初中年级，“向长春外国语学校缴纳三年学费23400元（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该费的实缴以乙方出具的收据实际到账为准，……。”合同第十六条约定，任xx应缴费用缴齐合同生效（乙方同意的减免缓除外）。合同还约定了规范教、学双方相关权利义务的其它条款。据此合同，长春外国语学校于签订合同的当天即2013年7月12日按照每学期39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收取秦某、任xx学费23400元。长春外国语学校于同日开具的收据载明该费用系“学杂费”。其它费用另收。2013年8月15日，襄阳市物价局对襄阳市教育局作出“关于对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的收费标准的批复”（襄价费规[2013]155号文件），文件批准长春外国语学校初中学费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学期5000元，收费标准自2013年秋季执行。长春外国语学校据此批复文件并依照《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第一条中关于“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之约定，认为秦某、任xx每年应当补缴2200元学费，三年应当补缴6600元学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系因秦某、任xx与长春外国语学校在履行双方订立的《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过程中的欠费争议引起，属于教育培训合同学费纠纷，当事人系争的教育培训合同在合同法中无对应类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无名合同的范畴，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任xx、秦某在签订合同的当日，即2013年7月12日按照长春外国语学校当时每学期3900元的学费标准一次性交纳了三年（六个学期）合计23400元的学费，长春外国语学校一次性收取了秦某、任xx学费23400元。因为是一次性交清三年的学费，根据生活经验法则，通常情况下应该理解成任xx、秦某已经完成了双方所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约定的全部三年的学费缴纳义务。
此后，2013年8月15日市物价部门核发“关于对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的收费标准的批复”（襄价费规[2013]155号文件），该文件批复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每人每学期可按5000元收费标准收费。长春外国语学校据此要求秦某、任xx按增高的标准补交学费6600元。对于该问题，其一，市物价部门批复的学费标准每人每学期可按5000元收费，是对社会力量办学学费标准的指导标准，意在规范社会力量办学收费标准最高不得超过某一标准限度，不至于偏离合理的收费价格轨道，该收费标准应该认定为最高标准，不是强制收费标准，不具有强制实施效力。因文件生效时间在被告方一次性交费行为完成之后，双方如要变更收费标准，仍须双方平等协商进行确定。在当事人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长春外国语学校以后续批复的文件所许可的学费标准要求秦某、任xx补交学费缺乏依据。其二，《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教育教学合同书》是由长春外国语学校事先拟定并打印好的格式文本，可用来与众多拟在长春外国语学校上学的就读者签订同类合同重复使用。该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关于格式合同的特征，属于格式条款。其三，该合同第一条中关于学费标准“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的文字表述，具有模糊性和不周延性，其中的“调整”存在“增高”或者“降低”的可能。当事人双方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可有不同的理解：长春外国语学校理解为“降低标准可退费，增高标准应补交”或者“降低标准不退费，增高标准应补交”，秦某一方理解为“降低标准应退费，增高标准不补交”。上述理解都是对“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的通常解释。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解释规则之规定，对“遇政府调整时按调整执行”可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降低标准应退费，增高标准不补交”的解释。据此，秦某一方拒绝按后续增高的学费标准补交学费并无不妥。
综上，长春外国语学校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秦某、任xx是否应当向长春外国语学校补交学费6600元。涉诉双方属于平等民事主体，秦某、任xx与长春外国语学校签订教育教学合同，按约定缴纳三年学费，选择在该校就学，是对该校师资力量、教学环境、学费等因素综合判断后作出的慎重选择。2013年8月15日，襄阳市物价局作出“关于对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的收费标准的批复”后，长春外国语学校当月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价款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合同价款发生变化后，长春外国语学校应当及时与秦某、任xx进行协商，她们有再次选择的权利，但长春外国语学校称，要求补交学费发生在任xx入学一学期之后。此时，任xx已丧失了最有利的选择时机，遂要求按原合同履行而拒绝补交学费。长春外国语学校也并没有因为其拒绝补交学费，而改变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如约完成三年的教育计划，可以理解为学校同意按原合同内容履行。三年教育教学合同完成之后，长春外国语学校以诉讼的方式向秦某、任xx主张补交学费，明显缺乏法律依据。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襄阳长春外国语学校（襄阳四中实验中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 欣
审判员 王剑波
审判员 闫建华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邱成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