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民终55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银光，男，196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志，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衍，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兆楷，男，195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玉花，女，196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雷、王明明，瑞安市中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第三人）：王永锐，男，1980年1月1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303281980********，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玉壶镇光明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郑捷峰，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邹银光因与被上诉人林兆楷、高玉花、王永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7）浙0381民初4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银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志、王衍，被上诉人林兆楷，被上诉人高玉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雷，被上诉人王永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银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变更第四项为驳回第三人王永锐的全部诉讼请求；（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第一、二、四项请求以及上诉人一审第三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我是从被上诉人林兆楷女婿叶成淼手中购得计划证，叶成淼向下埠村交纳了第一期建设款，我交纳了第二、三、四期。后未再交纳的原因，是联系村里，村里说等通知，林兆楷也让我不交纳等通知。后来我去村里看房，村里说房子不是我的了。被上诉人高玉花在与林兆楷的协议中，高玉花为受让人。而在高玉花与被上诉人王永锐的出让协议中，仍将出让方写成我的名字，实为企图偷逃税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高玉花不认真审查我是否真实出卖计划证，交易价款也不是支付给我，反而迎合、接受林兆楷，接受林兆楷假冒我签字，对交易过程中的明显不合理之处不提出异议，致使交易达成，其恶意串通行为明显。第二，高玉花与王永锐实际签约时间为2011年1月22日，但协议落款时间却为2010年9月8日，其倒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规避瑞安市政府（2009）138号文件第三条第一款“严禁村集体组织发放的指标红证上市流通”的规定。林兆楷以抵押贷款为由借用我的计划证，却将巨款收归自己；其买了十几套房子登记在子女名下，又借口无力赔偿，其行为明显属于违背公序良俗，应当无效。第三，一审判决对我提交的证据3：《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复印件，证据4：《协议书》复印件，和证据12：（2016）浙0381民初10125号案件庭审笔录的认定是错误的。第四，高玉花不能举证证明其就无权代理方面“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其最终目的是购买计划证所载明的房屋，对巨额交易行为，没有尽到审慎义务，存在过失。且不能举证证明交易符合当时瑞安计划证交易市场的交易习惯。一审判决认定林兆楷出卖计划证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林兆楷辩称，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邹银光同意借用计划证给我向担保公司贷款，卖计划证没有征得他同意。计划证是通过中介卖给被上诉人高玉花，交易款被担保公司直接拿走。买卖计划证在瑞安很正常，有证就可以买卖，不用我去中介那里都可以卖掉，是担保公司一定要我去。我没钱还邹银光，欠的钱以后由我儿子还。
高玉花辩称，上诉人邹银光的上诉请求均没有证据予以支持，也没有法律依据，都是其推理性的陈述，应当驳回上诉。
王永锐辩称，涉案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纳税是行政事务，对合同效力不产生影响。是否倒签合同日期、具体付款日期，对合同效力也不构成影响。民法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合同属于负担行为。本案是指标转让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有效。上诉人邹银光主张违反公序良俗，没有依据。瑞安当地2009年的文件，恰恰说明计划证在当地是可以流通的，所以政府才进行发文。邹银光对一审判决进行片面解读，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
邹银光于2017年4月2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林兆楷与被告高玉花恶意串通，假冒原告邹银光与被告高玉花签订的《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无效；（2）确认被告高玉花与第三人王永锐恶意串通，假冒原告邹银光与第三人王永锐签订的《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无效；（3）判令第三人王永锐腾空并返还因其无效合同而取得的坐落于瑞安市商业用房各一套，同时返还原告与叶成淼于2009年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原告与下埠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协议书、第三人代缴的各期建房款收据、下埠新农村建设用地分配计划证等权利凭证原件；（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及第三人承担。
第三人王永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0年9月8日第三人与被告高玉花签订的《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有效；（2）判令第三人依上述有效合同取得的坐落于瑞安市商业用房归第三人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邹银光与被告林兆楷系朋友关系。原告邹银光购得《下埠村新农村建设用地分配计划证》一份，并缴纳建房款。被告林兆楷从原告邹银光处取得上述计划证、建房款票据各一份。被告林兆楷与被告高玉花、第三人王永锐互不相识。
2011年1月，被告林兆楷持有上述计划证、建房款票据，与被告高玉花在瑞安市万家福房屋介绍所签订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8日、转让方为原告邹银光、受让方为高玉花的《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原告邹银光的上述计划证下的东山下埠村现代化新农村试点工程建设宅基地一份指标（宅基地面积以分配到新农村建设用地分配计划证为准，土地分配计划使用证字第28号，本户属下埠村第28生产小分队，地段为套房第30幢、商业用房第30幢）以150万元价格（不包括建房款24万元）出卖给被告高玉花，于协议签订日先付定金15万元，于2010年9月23日支付130万元，于过户后支付剩余5万元。被告林兆楷在该协议书转让方一栏签下原告邹银光的名字，被告高玉花在受让方一栏签下其名字。被告高玉花当场支付被告林兆楷15万元。被告林兆楷向被告高玉花交付《瑞安市东山街道办事处下埠村新农村建设用地分配计划证》、建房款票据。
之后，被告高玉花持有上述计划证、建房款票据，与第三人王永锐在瑞安市万家福房屋介绍所签订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8日、转让方为邹银光、受让方为王永锐的《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原告邹银光的上述计划证下的东山下埠村现代化新农村试点工程建设宅基地一份指标（宅基地面积以分配到新农村建设用地分配计划证为准，土地分配计划使用证字第28号，本户属下埠村第28生产小分队，地段为套房第30幢、商业用房第30幢）以157万元价格（不包括建房款24万元）出卖给第三人王永锐，于协议签订日先付定金15万元，于2010年9月18日支付137万元，于过户后支付剩余5万元。被告高玉花或其配偶潘阿池在该协议书转让方一栏签下原告邹银光的名字，第三人王永锐在受让方一栏签下其名字。后第三人王永锐支付被告高玉花22万元，经瑞安市万家福房屋介绍所支付给被告林兆楷指定的收款人154万元。被告高玉花向第三人王永锐交付《瑞安市东山街道办事处下埠村新农村建设用地分配计划证》、建房款票据。
2011年1月22日，被告高玉花向第三人王永锐出具收到176万元的收据一份。2011年1月27日，被告林兆楷向被告高玉花出具收到169万元的收据一份。此后，第三人王永锐交纳后续建房款等费用，领取瑞安市东山街道下埠村东升花苑住宅第17幢2003室的定位卡及钥匙，装修房屋并入住。现商业用房至今未分配过来。
2016年3月21日，在瑞安市农村住房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备案的名单登记表显示，东山街道下埠村东升花苑17幢2003室建房主体登记为原告邹银光。
一审法院认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须有当事人主观上存在共同加害第三人利益的恶意。本案中，被告林兆楷与被告高玉花互不相识，双方约定的价格合理，且被告高玉花已当场支付被告林兆楷15万元，无法据此推定被告高玉花与被告林兆楷在主观上具有共同加害原告邹银光的恶意。被告高玉花与第三人王永锐亦互不相识，双方不存在相互串通、勾结的基础，双方交易的价格合理，第三人已履行约定的付款义务，第三人不清楚被告高玉花与被告林兆楷的交易情形，因此，被告高玉花与第三人王永锐签订买卖合同同样明显不具备串通的恶意。原告主张林兆楷与高玉花、高玉花和王永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瑞安市人民政府虽曾发文禁止计划证上市流通，但瑞安市人民政府文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范畴，故被告林兆楷与被告高玉花、第三人王永锐买卖计划证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被告高玉花、第三人王永锐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未获得非法利益，故被告高玉花、第三人王永锐的行为亦不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原告据此认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被告林兆楷出卖原告邹银光的计划证时未获得原告邹银光本人的授权，但被告林兆楷于签订合同时表明其系原告邹银光的朋友，持有计划证、建房款票据，这足以使被告高玉花相信被告林兆楷有权代理出卖计划证。被告高玉花与被告林兆楷的交易经中介介绍，符合当时瑞安计划证交易市场的交易习惯。综上，被告林兆楷出卖原告邹银光的计划证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林兆楷以原告邹银光的名义与被告高玉花签订的协议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同理，被告高玉花以原告邹银光的名义与第三人王永锐签订的协议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第三人王永锐依据合法有效的合同取得建房款收据、计划证，并有权占有瑞安市东山街道下埠村东升花苑住宅第17幢2003室，原告邹银光要求返还建房款收据、计划证，并要求第三人王永锐腾空并返还上述房屋没有事实根据，不予支持。原告无证据证实第三人王永锐持有原告与叶成淼签订的协议书及其与下埠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协议书，故对其要求第三人返还上述协议没有依据，不予支持。第三人王永锐向被告高玉花购买计划证，后缴纳建房款，第三人要求确权的基础是本案所涉的合同关系，在被告高玉花履行不动产转移登记义务后，进行权属登记后，第三人才能取得涉案房屋的权属，原告邹银光尚未办理涉案房屋初始登记，故第三人不能在本案中直接予以确权。因此，对第三人要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请，不予支持。涉案房屋尚未登记在第三人名下，故第三人主张其构成善意取得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诉讼时效制度仅适用于请求权。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确认合同效力的权利属形成权，不能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因此，第三人提出本案适用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转让方为原告邹银光、受让方为高玉花的《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有效；”“二、转让方为原告邹银光、受让方为王永锐的《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有效；”“三、驳回原告邹银光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王永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450元，由原告邹银光负担18300元，由第三人王永锐负担91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过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的审核，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认定：
林兆楷持有计划证的原因，是邹银光将计划证借给林兆楷用于林兆楷的借款担保，而邹银光并未作为担保人签字。
邹银光交纳了第二期（2010年4月）、第三期（2010年8月）、第四期（2011年1月）建房款，此后未再交纳。
本院认为，依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林兆楷与高玉花、高玉花与王永锐在签订的涉案转让合同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
本院审查了林兆楷与高玉花在诉讼中的陈述，发现该二人为趋利避害，均作自以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以致其陈述不能前后一一对应。但该二人对在交易中，非计划证登记人只要持有计划证即可出售的认识是一致的。同时，林兆楷自认其出售计划证未征得邹银光的同意，且本案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林兆楷曾表示系受邹银光的委托出售计划证，故认定高玉花有理由相信林兆楷有代理权的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的依据不充分，应予纠正。
基于林兆楷与高玉花二人的上述一致认识，林兆楷将合同转让方填写为邹银光，高玉花明知合同非邹银光本人签订仍予以受让。而庭审中邹银光所称的“后来我去村里看房，村里说房子不是我的了”，可视为当地村居人员认可上述交易方式。另在林兆楷借款过程中，邹银光未作为担保人签字即可顺利借款，也印证了上述认识。故一审判决关于瑞安当地计划证交易习惯做法的表述，并无不当。因此，上述交易的双方实质为林兆楷与高玉花。同理，高玉花与王永锐签订合同，虽转让方仍填写为邹银光，实质交易双方是高玉花与王永锐。
邹银光于2011年1月交纳第四期建房款后未再交纳，恰好与林兆楷与高玉花、高玉花与王永锐进行交易的时间相同，而此后的建房款也改由王永锐交纳。并且，邹银光将计划证借给林兆楷用于借款的担保，邹银光应该对林兆楷何时偿还借款、何时归还计划证极为关切。本院也审查了邹银光在诉讼中的陈述，发现其对此后的行为，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关切，不符合常理。但是，若认定邹银光明知上述交易，仍显证据不足。
因此，应认定林兆楷属擅自出售邹银光的计划证，为无权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按照邹银光的诉讼主张，其显然不会予以追认，林兆楷也无法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条司法解释中，根据民法理论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意义，以及我国立法采纳的“区分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结果”的原则，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的“处分”和“合同”，解释为仅指处分行为即标的物物权的转移变更，而不包括负担行为即处分合同在内。在出卖他人之物情形，处分合同的效力并非未定，而是确定有效的；真正效力未定的应当是处分人履行合同的行为以及履行合同的结果，即无权处分行为效力未定。故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本院认定林兆楷与高玉花签订合同，属于负担行为，应属有效。并鉴于此，高玉花与王永锐签订合同，亦为有效。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可以予以维持。对邹银光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林兆楷与高玉花、高玉花与王永锐，分别签订转让合同，进行了两次交易，均应依法纳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450元，由上诉人邹银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宗波
审 判 员 刘宏杰
审 判 员 曾 慧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蔡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