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中民一终字第006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至县种猪繁育场，住所地周至县二曲镇渭中村村北。法定代表人姚晓明，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王满红，周至县种猪繁育场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巫德洪，男，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灵兴镇二村一组村民，住四川省绵阳市剑南路东段138号10栋2单元6楼1号。（未到庭）委托代理人汤智瑜，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付斌。（未到庭）委托代理人薛引娣，陕西博义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鑫婧，陕西博义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至县种猪繁育场（以下简称种猪繁育场）因与被上诉人巫德洪、第三人付斌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周至县（2013）周民初字第00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种猪繁育场的委托代理人王满红、被上诉人巫德洪的委托代理人汤智瑜、第三人付斌的委托代理人薛引娣、王鑫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种猪繁育场于2013年5月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其与巫德洪于2008年元月6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15年，即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用分为三个档次，2008年到2010年每亩地每年220元，2011年到2013年每亩每年240元，2014年到2022年每亩每年260元，场房场地承包费每年1000元，前三年不收承包费。合同生效后巫德洪一直按合同约定在承包地里从事枸杞种植，履行约定义务。2011年3月18日巫德洪以委托名义交付付斌管理，并在承包地内栽植其它花树苗木，改变了合同用途，种猪繁育场多次与其交涉阻挡都无济于事，之后得知是巫德洪以委托书的形式将土地转包给付斌，违反了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据此，种猪繁育场要求解除与巫德洪的承包合同，判令巫德洪及付斌及时拆除地面附着物并清理种植的苗木。巫德洪辩称，其与种猪繁育场之间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其在合同承包期内，并未违反合同约定，也未违反法律规定，种猪繁育场要求解除合同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付斌是按照巫德洪的授权委托代为经营管理，没有转包的事实。付斌述称，在种猪繁育场与巫德洪合同履行期间，其根据巫德洪授权委托书按照巫德洪的委托种植，并不是变更了租赁承包主体。种猪繁育场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为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种猪繁育场（合同甲方）与巫德洪（合同乙方）于2008年1月6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种猪繁育场将其所有的耕地128亩承包给巫德洪从事枸杞种植，将场房7间和场房南736㎡场地承包给巫德洪做枸杞加工。承包期限15年，即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用：1、土地，承包费分三个档次，2008年到2010年每亩每年220元，2011年至2013年每亩每年240元，2014年到2022年每亩每年260元；2、场房、场地每年承包费1000元，前三年不收承包费。承包费分五次交清，即每次交三年承包费。第一次于合同签订之日交费，以后交费时间分别为2010年11月底、2013年11月底、2016年11月底、2019年11月底。合同第七条约定：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向甲方交水、电保证金3000元，合同到期后退还保证金。合同在双方的责任、义务中第13条约定：承包期内甲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本合同的执行。乙方在承包期内不能对外转包，如需转包应征得甲方同意，否则转包无效。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字后，种猪繁育场、巫德洪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巫德洪也进地经营。2010年，因国家建设沿渭公路，种猪繁育场的部分土地被征用，巫德洪所承包的部分地内枸杞被毁，种猪繁育场与有关部门协商赔偿事宜。2010年12月31日，种猪繁育场未征得巫德洪同意即与付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将巫德洪所承包的128亩土地范围中的50亩土地发包给付斌经营。承包期限为30年，即从2011年l月1日至2040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后，付斌交纳了第一次承包费且进地经营，现已栽植苗木。2011年3月，巫德洪得知种猪繁育场及付斌将其承包的128亩土地中的50亩另订了承包合同后，未明确反对。且因为自己2010年11月应交的承包费一直因资金不足，未足额交纳。遂交给种猪繁育场30000元承包款，并要求种猪繁育场从承包费中减去付斌另承包的50亩土地以及国家修路占用的承包地的承包费。同年3月18日，巫德洪向种猪繁育场提交了《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因我家有私事，不能在周至长住，故决定将我在贵场承包的所有土地委托付斌做为我的法定代理人全权管理处置（包括土地的使用及管理等所有事项），如有变化，我将与付斌共同给贵场出示文字性证明。该委托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巫德洪并离开周至返回四川。嗣后，付斌在巫德洪承包的64亩地内毁掉枸杞种植了苗木。2013年5月，种猪繁育场以巫德洪将土地转包给付斌以及改变了种植枸杞，违反了合同约定为由，要求解除种猪繁育场与巫德洪的合同，巫德洪及付斌拆除地面建筑物及清理出种植的苗木。种猪繁育场变更请求的土地面积为64亩，并要求巫德洪支付2013年至实际返还之日的承包费。本案审理中，经法院询问巫德洪，巫德洪承认，自己2011年3月18日向种猪繁育场交委托书返回四川时，付斌给了自己向种猪繁育场交的第二期承包费30000元，同时，付斌还交给了自己给种猪繁育场所交的其与种猪繁育场合同中的水电保证金3000元。自己让付斌管理，自己什么都不管了，付斌管理期间的经营亏损与自己无关，种植何种作物与自己无关。自己与付斌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2012年腊月，付斌将国家修路赔偿的7000元从种猪繁育场处领取后汇给自己。另查明，巫德洪承包的128亩土地，除国家修路占用以及种猪繁育场与付斌的合同中的50亩外，现在剩余64亩已被付斌全部种植了苗木。审理中，对于苗木处置，种猪繁育场既不愿接收，也不申请评估，更不愿赔偿付斌的损失。付斌也明确表示种猪繁育场要收回的承包地中，有自己种植的苗木，给自己也造成较大损失，但自己不在本案中申请评估。付斌在64亩地内栽植苗木当天，种猪繁育场曾阻挡，后再未阻止。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种猪繁育场与巫德洪之间合同的性质及2011年3月18日后巫德洪与付斌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种猪繁育场与巫德洪之间的2008年1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承包”的标的物不仅有128亩土地，还有“场房7间和场房南736㎡场地”，该合同不是单纯的“土地承包”，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巫德洪是“承包”种猪繁育场土地及场房、场地用于种植、加工枸杞。种猪繁育场与巫德洪之间转移的只是种猪繁育场土地、场房及场地在约定期间的占用、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没有处分权，该合同实质上为租赁合同。委托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方的名义和费用为他方处理事务的合同。受委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巫德洪2011年3月18日的“委托书’，从文字上看，是巫德洪作为委托人将其“所有土地’，委托付斌“全权管理处置（包括土地的使用及管理等所有事项）”。但根据巫德洪所称，其委托付斌后，付斌已将自己向种猪繁育场交纳的承包费、水电保证金全额退还给了巫德洪，付斌受委托期间地内种植何物与巫德洪无关，付斌受托期间的经营亏损与巫德洪也无关。由此可以看出，在巫德洪2011年3月18日委托付斌后，付斌虽是以巫德洪名义进行经营，但经营所需的费用以及盈余亏损均由付斌自己而不是由巫德洪来承担。付斌已将巫德洪向种猪繁育场交纳的承包费、水电保证金支付给巫德洪。巫德洪并未向付斌支付任何报酬及经营所需费用，付斌也未将“委托”期间所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巫德洪。巫德洪与付斌之间不符合委托关系的特征，实质上是巫德洪在2011年3月18日后将种猪繁育场、巫德洪合同中的土地向付斌进行了转租。该转租行为未经出租人种猪繁育场的同意，违反了种猪繁育场、巫德洪合同在“双方的责任、义务中第13条约定：“承包期内甲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本合同的执行。乙方在承包期内不能对外转包，如需转包应征得甲方同意，否则转包无效”的约定，种猪繁育场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解除与巫德洪的租赁合同。种猪繁育场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法院应予支持。种猪繁育场、巫德洪签订合同后，在合同履行中，种猪繁育场未征得巫德洪同意，将合同中的50亩土地又租赁给付斌，且在付斌在剩余64亩地内种植苗木时制止不力，致使付斌已在地内全部种植了苗木，种猪繁育场对此有一定过错。由于种猪繁育场既不愿接收地内苗木，也不对其价值申请评估，更不愿赔偿付斌损失；付斌在本案中亦不要求对苗木价值和损失进行评估，因此种猪繁育场请求巫德洪及付斌拆除地面附着物并清理种植的苗木请求本案不予处理。巫德洪已于2011年3月18日将剩余土地转包给付斌，付斌已实际使用该地。种猪繁育场应向付斌主张2013年以后的土地实际使用费，而不应向巫德洪主张承包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被告2008年1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6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被告各负担2333元，被告并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一并支付。宣判后，种猪繁育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所涉土地承包合同中土地用途明确约定种植枸杞，巫德洪以委托书的形式将土地非法转让给付斌使用，而且付斌在该土地上大量的种植其它苗木，原审判决驳回其要求巫德洪及付斌拆除地面附着物及苗木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2、其不认可巫德洪与付斌的土地承包合同，两人的土地转包行为严重违反了其与巫德洪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其向巫德洪主张土地使用费是符合合同规定的，原审认定错误。请求撤销原判，由巫德洪及付斌及时拆除地面附着物并清理种植的苗木，巫德洪付清土地承包费或发回重审。巫德洪辩称，1、种猪繁育场在其双方土地承包合同履行期间，未经其同意，将其承包地中的50亩地承包给付斌，其迫于无奈，将剩余64亩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委托书》的形式交与付斌，种猪繁育场对此知情，原审法院判令解除其与种猪繁育场的合同是错误的。2、种猪繁育场擅自将其承包地中的50亩种有枸杞的土地强制转包给付斌，土地被占用时的补偿款被种猪繁育场领取，其并未收到，原审驳回种猪繁育场要求其清理枸杞及地面附着物的请求时正确的。付斌辩称，1、原审判决驳回种猪繁育场要求其及付斌及时拆除地面附着物巫德洪以委托书的形式转包其64亩土地，种猪繁育场对此知情，且其种植苗木时，种猪繁育场并未阻拦。2、其在2013年11月时曾向种猪繁育场交付承包费，但种猪繁育场拒不接受。3、其基本将土地用于农业种植，合同约定土地用途为农业用地，其并未违反合同约定、改变土地用途。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且双方均无异议。二审庭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认为，2008年1月6日，种猪繁育场与巫德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承包”的标的物不仅有128亩土地，还有“场房7间和场房南736㎡场地”，该合同不是单纯的“土地承包”，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巫德洪是“承包”种猪繁育场土地及场房、场地用于种植、加工枸杞。种猪繁育场与巫德洪之间转移的只是种猪繁育场土地、场房及场地在约定期间的占用、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没有处分权，该合同实质上为租赁合同。2011年3月18日巫德洪写有“委托书’，将其“所有土地’，委托付斌“全权管理处置（包括土地的使用及管理等所有事项）”。其委托付斌后，付斌已将自己向种猪繁育场交纳的承包费、水电保证金全额退还给了巫德洪，付斌受委托期间地内种植何物与巫德洪无关，付斌受托期间的经营亏损与巫德洪也无关。由此可以看出，在巫德洪2011年3月18日委托付斌后，付斌虽是以巫德洪名义进行经营，但经营所需的费用以及盈余亏损均由付斌自己而不是由巫德洪来承担。付斌已将巫德洪向种猪繁育场交纳的承包费、水电保证金支付给巫德洪。巫德洪并未向付斌支付任何报酬及经营所需费用，付斌也未将“委托”期间所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巫德洪。巫德洪与付斌之间不符合委托关系的特征，实质上是巫德洪在2011年3月18日后将种猪繁育场、巫德洪合同中的土地向付斌进行了转租。该转租行为未经出租人种猪繁育场的同意，违反了种猪繁育场、巫德洪合同在“双方的责任、义务中第13条约定：“承包期内甲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本合同的执行。乙方在承包期内不能对外转包，如需转包应征得甲方同意，否则转包无效”的约定，种猪繁育场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解除与巫德洪的租赁合同。种猪繁育场在合同履行中，未征得巫德洪同意，将合同中的50亩土地又租赁给付斌，且在付斌在剩余64亩地内种植苗木时制止不力，致使付斌已在地内全部种植了苗木，种猪繁育场对此有一定过错。现种猪繁育场仍以原理由提起上诉，请求由巫德洪及付斌拆除地面附着物并清理种植苗木。由于种猪繁育场既不愿接收地内苗木，也不对其价值申请评估，更不愿赔偿付斌损失；付斌在本案中亦不要求对苗木价值和损失进行评估，因此种猪繁育场请求巫德洪及付斌拆除地面附着物并清理种植的苗木上诉请求本案不予处理。且巫德洪已于2011年3月18日将剩余土地转包给付斌，付斌已实际使用该地。种猪繁育场应向付斌主张2013年以后的土地实际使用费，而不应向巫德洪主张承包费，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种猪繁育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66元由种猪繁育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陈平审判员肖刚代理审判员秦燕燕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朱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