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1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炳福，住广州市海珠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南英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岑兆雄，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石文，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晓嘉，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曾炳福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南英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南英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4）穗番法民五初字第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6年10月曾炳福入职南英公司处，担任顾问与代总经理。曾炳福称双方订立了劳动合同，南英公司则予以否认。为此诉讼中，曾炳福提交了一份2007年7月1日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10年7月1日，约定曾炳福的工作岗位为广州市恒生集团有限公司顾问兼督导、南英公司顾问与代总经理，曾炳福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为40万元，每月15日向曾炳福支付货币工资。该劳动合同落款处无南英公司的盖章，只签有“朱某甲”字样。曾炳福称朱某甲系南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关于曾炳福的工资，曾炳福称其年薪为40万元，由南英公司每月发放基本工资7300元，次年2-3月份再发放上年度剩余部分工资。曾炳福还称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南英公司应向曾炳福支付的工资共计50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16800元，剩余383200元南英公司未予支付。
2009年6月，因南英公司不再设立顾问一职，曾炳福便从南英公司处离职。曾炳福称其离职后每年均向南英公司追讨上述未予支付的工资。诉讼中，曾炳福提交了2013年12月由李某与颜某出具的证明与情况说明。其中李某的证明内容中称曾炳福离开南英公司后至今每年多次向南英公司追讨工资；颜某的情况说明中称据其了解曾炳福一直在追讨部分没有兑现的年薪。南英公司则对上述证明与情况说明提出异议，并提交了颜某出具的就上述情况说明的补充说明，称据其了解，南英公司并未与曾炳福签署年薪40万元的劳动合同，未拖欠曾炳福工资，曾炳福亦从未向南英公司追讨过工资。庭审中，曾炳福确认李某于2009年3月起未担任南英公司董事长，同年4月离开南英公司。另，李某与颜某均未出庭作证。
2013年12月16日，曾炳福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曾炳福申请仲裁的争议为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曾炳福不服该决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南英公司支付工资383200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曾炳福因追讨与南英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而产生本案争议，故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案，双方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曾炳福、南英公司均确认2009年6月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解除后，如曾炳福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的，应在法律规定的一年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而曾炳福最早于2013年12月16日才申请仲裁，其要求南英公司支付工资报酬的请求已经超过一年时效期间。同时，曾炳福称多次向南英公司追讨工资。但诉讼中，曾炳福关于仲裁时效中断的举证也不充分，有关证人也未出庭作证，且南英公司也提交了反证，曾炳福此项主张，不予采纳。故曾炳福要求南英公司支付2008年1月至2009年3月的工资的诉讼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曾炳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曾炳福负担。
曾炳福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朱某甲2006年10月与我订立劳动合同时是南英公司绝对的控制人，有权利代表南英公司签署任何文件，故朱某甲是代表南英公司与我签订劳动合同，聘请我为南英公司的副总经理、代总经理。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南英公司2007年4月12日董事会决议和2009年2月28日登报的《郑重声明》佐证。南英公司实际上也按合同约定于2008年2月5日向我付清了2007年的年薪40万元。2009年6月16日，我在南英公司辞退我的书面通知上向时任南英公司董事长提出两点要求，南英公司董事长也就此提出了其个人意见。综上，我和南英公司签订的年薪40万元劳动合同是真实存在的。原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不清。2、李某的证言真实可信；颜某2013年12月13日的书面证明有证明力，而2014年2月17日的书面证明是假证；我自2009年6月16日被辞退后，一直积极追讨南英公司拖欠的薪酬，从未间断。原审法院依据颜某的假证进行判决，是错误的。3、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由于从我2009年开始追讨时起南英公司均答复一定会解决，从没有得到不支付欠薪的通知，故不存在我权利受侵害的问题，直至2013年11月11日岑某电话告知不同意支付欠薪，我才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故于2013年12月16日起诉，故本案没有超过时效期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的诉讼请求。
南英公司答辩称：1、朱某甲无权代表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朱某甲与曾炳坤签订的劳动合同不能约束我公司。2、颜某的补充说明不是伪证。3、曾炳坤2009年离职后，没有向我公司追讨过所谓欠薪。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经审理，本院依法认定本案相关事实如下：
1、曾炳福主张原审判决对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受理涉案纠纷的理由引述错误，除此之外，双方当事人对上述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据此确认无争议部分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
2、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曾炳福提交的其工资账户2007年6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对账单均无异议，该对账单记载：2007年8月至2009年6月期间曾炳福基本上每月均进账“工资”5800元左右，另2008年2月5日该账户“续存”320000元。
曾炳福主张前述320000元是南英公司向其发放的2007年度年薪差额，为此，曾炳福二审期间新提交了郑某2008年2月5日付款320000元给曾炳福的《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和登载于2009年2月28日《南方都市报》上的《郑重声明》佐证。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郑某是南英公司原股东金腾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南英公司确认郑某在2009年2、3月期间曾担任该公司董事，但否认该公司曾委托郑某向曾炳福支付该笔款项。
3、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曾炳福提交的《关于不再设立顾问一职的通知》均无异议，据此，本院认定：2009年6月16日，南英公司向曾炳福出具《关于不再设立顾问一职的通知》，以不再设立顾问一职为由通知解除与曾炳福的劳动关系，且承诺参照劳动法有关规定进行合理补偿。
曾炳福收取该通知后，在《通知书》上备注：“1、本人原使用别克361车辆使用13个月，朱某甲先生答应使用个人小车每年补助3万元。2、2008年至2009年3月年薪部分还没有兑现。”南英公司时任董事长单某对此批注：“就曾总意见，我的意见是，第1条、既然前领导答应应支付，第2条、首先由本人与朱总协商有意见后再由董事会定。”颜某对此批注：“同意单总意见。”
4、二审期间，曾炳福新提交证人朱某乙的证言，内容为曾炳福曾分别于2010年1月9日、2011年10月17日、2012年12月21日当面向朱某甲追讨拖欠的38万元薪金和7万元集资款。经质证，南英公司对上述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5、二审期间，曾炳福陈述：在2007年7月1日本案所涉《劳动合同》签订时，南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朱某甲是南英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院认为，本案曾炳福请求南英公司按照年工资40万元的标准支付2008年1月至2009年3月期间工资差额的基础依据是签订于2007年7月1日的《劳动合同》。然而，该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包括南英公司和广州市恒生集团有限公司两个相互独立的用人单位，该合同“甲方”落款处只有“朱某甲”签名而无任何单位盖章；朱某甲在签订合同时并非南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就是代表南英公司签订该《劳动合同》。同时，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郑某2008年2月5日向曾炳福支付320000元是受南英公司委托、代南英公司支付，因而也不足以证明南英公司曾认可该《劳动合同》。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论是合同的签订、履行还是合同内容，均不足以证明该《劳动合同》是南英公司的意思表示，该《劳动合同》对南英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曾炳福依据该《劳动合同》请求南英公司按年薪40万元标准支付工资差额，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曾炳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浚
审 判 员 胡 宾
代理审判员 黄 钜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周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