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3民终28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超荣，女，汉族，1964年3月3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二宝，江苏天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华，男，汉族，1956年7月3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娟，女，汉族，1984年10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尚飞，江苏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井虎，江苏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超荣因与被上诉人周华、杨娟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2民初1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超荣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依法查明事实后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刘超荣、周闯与李守玉、周华签订的调解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调解协议的双方分别为刘超荣、周闯与李守玉、周华，杨娟并非调解协议的相对方。周华解释因李守玉文化程度较低，不能准确书写本人姓名，故李守玉的签名由周华代签，而周华并非为杨娟代签。如杨娟与周华之间存在授权委托关系，则周华应向刘超荣披露授权情况，并以委托人杨娟名义签名。因周华并未以杨娟名义签订调解协议，故双方之间不存在授权委托关系。二、因杨娟并非调解协议相对方，其不能基于承认该调解协议而享有权利。合同成立需双方协商一致，因刘超荣与杨娟之间从未协商赔偿事宜，故双方不存在因赔偿达成合意。三、调解协议第一条约定医疗费由各自负责，对其他损失未作出约定，而刘超荣的损失除医疗费外，还包括误工、护理等其他损失。调解协议第三条约定：“若有反悔，则一方自愿向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故该协议赋予双方选择的权利，刘超荣可以选择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被上诉人周华、杨娟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主要答辩理由如下：一、刘超荣与周华、杨娟之间的纠纷在公安机关主持下已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故该调解协议真实有效，且周华、杨娟在调解协议签订后已按协议履行义务。二、双方纠纷因刘超荣辱骂周华而产生，但在纠纷过程中是刘超荣之子周闯殴打杨娟，周华、杨娟从未殴打过刘超荣，故刘超荣所受伤害与周华、杨娟无关。刘超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华、杨娟赔偿刘超荣34214.33元（包括医疗费14123.13元、误工费13748.4元、护理费4582.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10元、营养费450元、交通费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周华、杨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3日17时许，刘超荣因琐事与周华家人发生纠纷。在冲突过程中，刘超荣与杨娟均受损伤。2017年1月25日，刘超荣、案外人周闯（甲方）与案外人李守玉、周华（乙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协议。协议约定：“一、双方住院治疗医药费用由双方各自负责自己医药费用；二、双方互不追究任何法律责任；三、双方签字后生效，不得反悔，若有反悔，则反悔一方自愿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审查重点在于纠纷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超荣称该调解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即“说我签字了周闯就能出来，不签字就不能出来，后来我就签了”），且其作为善意相对人具有撤销的权利，其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就明确表示了撤销该调解协议的意思表示，而且该调解协议约定若有反悔，则一方自愿向人民法院诉讼解决，说明双方并未排除诉讼解决纠纷的权利。关于该调解协议书是否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其一，涉案调解协议书是纠纷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调解下而形成，刘超荣并无证据证实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存在欺诈、胁迫或趁人之危的情形。其二，调解作为现代社会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定纷止争、厘清责任、化解矛盾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刘超荣作为一名成年人，其应完全清楚在该协议书上载明“双方互不追究任何法律责任”的法律含义，故一审法院认为刘超荣在签订该协议书时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至于该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显失公平是指从结果上说，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使一方遭受重大的不利益，但刘超荣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且该协议的签订是在其出院以后，其对自己因此次纠纷发生的损失有明确的认知。关于刘超荣主张依照该协议书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其一，该协议书是在刘超荣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后而达成。其二，虽然该协议书载明“双方签字后生效，不得反悔，若有反悔，则反悔一方自愿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但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本案中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应为若一方当事人没有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权利义务，则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双方互不追究法律责任，现周华、杨娟并未违反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因此刘超荣主张依据该协议书提起民事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刘超荣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刘超荣另称，涉案协议书没有杨娟本人的签字确认，周华不是代表杨娟，且杨娟仅在答辩环节中表示承认该协议书，故该协议书未发生法律效力。周华称，其是一家之主，家中事情由他做主，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其曾电话联系杨娟，并经杨娟委托后在协议书上签名。因周华、杨娟是公公与儿媳的关系，且杨娟对周华的上述辩称亦予以承认，并对协议书的内容表示认可，故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对刘超荣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刘超荣还称，当事人不能私下协商以排除拘留的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本案中，双方因琐事发生纠纷并引发厮打，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协议，且周华、杨娟已实际履行该协议书内容，此种情形下，依据该规定，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可不予处罚，故一审法院对刘超荣的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超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刘超荣已预交200元），由刘超荣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1．2017年1月25日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2．刘超荣主张周华、杨娟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能否成立。关于第1争议焦点。审理中，刘超荣主张2017年1月25日调解协议书未生效，理由有三：一是杨娟并非调解协议相对方；二是调解协议约定医疗费由双方各自负责，而签订协议的李守玉、周华并未产生医疗费；三是调解协议并未排除诉讼解决方式。周华、杨娟则主张该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故而合法有效。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刘超荣、周闯与李守玉、周华于2017年1月25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为解决刘超荣与周华两家因琐事引发的纠纷而形成。因该调解协议书是在公安机关主持调解下达成，依据现有证据，协议签订过程既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趁人之危等情形，也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故而能够认定该调解协议书是两个家庭为化解纠纷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杨娟在该起纠纷吵打过程中受伤，其虽未在该调解协议书中签名，但调解协议内容能够清楚反映该协议是解决刘超荣与杨娟二人的医疗费问题并约定免除相互的法律责任。鉴于杨娟对调解协议内容以及由李守玉、周华出面签订调解协议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故本院认定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第2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刘超荣于2017年1月20日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24日立案受理，而调解协议书于2017年1月25日签订，即该调解协议书系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书虽约定“双方签字后生效，不得反悔，若有反悔，则反悔一方自愿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但结合调解协议的内容以及案件审理程序综合考量，基于刘超荣已提起诉讼的行为，其不得重复起诉，该条款应理解为如周华、杨娟一方反悔，可另行提起诉讼。因该调解协议书明确约定互不追究法律责任，该条款并不存在表意不明或理解偏差的情形，而周华、杨娟并未违反调解协议书的约定，故刘超荣无视相互免责的约定主张赔偿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纳。退一步讲，即使刘超荣有权反悔主张周华、杨娟赔偿各项损失，其主张周华、杨娟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前提是周华、杨娟存在侵权行为，且二人的侵权行为与刘超荣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根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多名在场证人的陈述，均不能得出刘超荣因周华、杨娟殴打受伤的结论，调解协议书也仅提及“刘超荣称头发被人扯拽”，故依据现有证据，刘超荣主张周华、杨娟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依据亦不充分。综上所述，上诉人刘超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刘超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芳远审判员  庄业富审判员  王冬冬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冯 邻第9页/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