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1322行初234号
原告黄玉创，男，1954年9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广东省龙门县，
委托代理人夏平，广东香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龙门县地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龙门县地派镇龙塘公路旁。
法定代表人廖俊海，镇长。
行政诉讼负责人吴潮龙，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高云，广东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东门路*号。
法定代表人段致辉，县长。
委托代理人谭阳辉，龙门县法制局副局长。
第三人陈阳恩，男，194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广东省龙门县。
委托代理人黄国权，男，汉族，1979年7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龙门县，系陈阳恩的儿子。
委托代理人黄柳涛，男，汉族，1950年11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龙门县。
原告黄玉创诉被告龙门县地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地派镇政府）、龙门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陈阳恩撤销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于2017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玉创及其委托代理人夏平，被告龙门县地派镇政府行政诉讼负责人吴潮龙、委托代理人高云到庭，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谭阳辉到庭，第三人陈阳恩的委托代理人黄国权、黄柳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1月17日，被告地派镇政府作出地派府[2017]1号《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争议山高劈的林地使用权归陈阳恩所有，四至范围：东至横路天水，南至窝、西至坑，北至垠，面积5亩（见附图）。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于2017年3月1日向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5月31日，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府行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地派镇政府的上述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地派镇府【2017】1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应依法撤销。被告对黄某明、黄某强口头笔录认定两组、坑直上窝松树为界，作出涉案林地的定案依据，对明显有嫌疑的问题未查清，就作为确权的依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用了一个很牵强的理由：定职权，想推翻两组真实性的南至坑、大石头为界，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乱作为，证据不确凿，程序不合法。二、被告对争议山高劈山的使用权划分到黄玉创的分山小组事实调查不清楚，应当予以撤销地派府【2017】1号《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1981年体制下放时，英上村委小组将集体山林分给四个分山小组，再由各分山小组自行划分山林的各户使用，黄玉创和陈阳恩不属于同一个分山小组。黄玉创的分山小组在1981年时已将山林使用权分到组内各户，而陈阳恩分山小组在2000年11月28日才正式现场分山，将山林使用权分到组内各户。当时的村委分山干部陈某度在2009年3月26日做的调查笔录第2页第10行至第19行，2010年12月24日做的调查笔录第1页倒数第3行至第2页第16行的证言内容。村委分山干部陈某度、叶某针2011年4月22日的证明材料，当时的分山人员黄某强在2009年4月8日做的调查笔录第2页第13行至第17行的证言内容，均可证明陈阳恩的分山小组和黄玉创的分山小组的山林界线是南至坑、大石头为界，而且陈阳恩的分山小组的所有分山人员对此山界是没有异议的，并在2000年11月28日的《英上：黄强、玉娣组勘上记录》签名予以确认。地派镇人民政府对2000年11月28日的《英上：黄强、玉娣组勘上记录》进行审查，认定该勘山记录中的登记陈阳恩分到高劈山的四至中不包括现争议山，结合英洞民委员会2007年11月27日致地派镇府山林调处办公函的具体内容。因此，争议山高劈山的使用权是划分到黄玉创的分山小组。3、争议山高劈山的使用权是分到黄玉创家庭所有的。英洞民委员会2007年11月27日致地派府山林调处办公函，当时的村委分山干部陈某度和叶某针的证明材料以及2000年11月28日的《英上：黄强、玉娣组勘上记录》，综合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查明的事实，争议上高劈山是由黄玉创一直经营使用，并种植人工杉苗，现树林已成林。4、被告仅仅以当年代表小组到场分山的经手人，来作定案依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撤销。黄某明在2009年4月7日做的调查笔录第2页第5行至第8行的证言内容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在生产队将集体山林划分到各小组时都没有参加现场划分，那么黄某明对山界是坑直上窝、松树为界是否真实不清楚，四至范围没有表明，也没有表明是坑直上，怎么能作为来源依据吗？而且黄玉创的分山小组的其他分山人员也没有证实山界是坑直上窝、松树为界，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单单采信黄某明对两组的分山山界证言是对山林界至事实认定不清楚。黄某强是陈阳恩的分山小组的组长，即使参加当时生产队将集体山林划分到各小组的分山过程，但从其2009年4月8日做的调查笔录第2页第6行至第12行的证言内容说对两个小组分山的山界是清楚的，是以山脚大石头直上山中间大松树至山顶为界。后来，黄某强在调查笔录第2页第13行至第17行的证言内容对2000年11月28日的《英上：黄强、玉娣组勘上记录》明确表明是有份参与分山，也明确表示陈阳恩对在高劈山所分得的山林四至并无任何异议，那么两个小组的山界应当是以南至坑、大石头为界，但其在笔录中却表示以山脚大石头直上山中间大松树至山顶为界，明显存在山林界线认定错误。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对黄某强自相矛盾的两组分山山林界线的证言予以采信对是事实认定不清楚。5、被告对争议山高劈山的使用权是划分到陈阳恩的分山小组没有事实依据，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地派镇人民政府审查2000年11月30日,英上：黄强、玉娣组勘上记录》的第二项载有“阳恩、玉娣组分山决议》的第二项有”恩阳：横路上，高劈“，但没有写明四至，不能认定其分得的高劈山是否包括了争议山，不能作为处理依据。被告审查2000年11月30日《英上：碧强、玉娣组分山决议》的第四项载有“高劈，面积15亩，东到垠天水，西至恰坑，南上至大松树头为界，“认为陈阳恩自己执笔填写，其本人没有签名，见证人陈某没有参加勘山，不清楚山界的四至，代决议存在合法性问题，不能作为处理依据。被告审查2000年11月28日《英上：碧强、玉娣组勘山记录》，该勘山记录中登记陈阳恩分到高劈山的四至中不包括现争议山，证明陈阳恩的分山小组没有分得争议山。既然被告根据当年代表小组分山的经手人黄某明、黄某强的调查笔录来确认山林的界至，那么作为当面陈阳恩的分山小组的经手人陈某度和叶某针的调查笔录及证明材料，就应当对其证言予以采信。因为在证明效力上，作为村委干部去参加现场分山，其真言可信度远远比黄某强作为陈阳恩的分山小组的成员证言可信度要高，而且陈阳恩的分山小组的所有人员包括黄某强在2000年11月28日的现场勘山已经明确陈阳恩分到高劈山的四至中不包括现争议山。6、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被告在未查清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的地派府【2017】1号《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将争议山的使用权给陈阳恩所有，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7、被告作出（2017）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袒护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2000年11月28日的勘山记录，哪里登有坑直上窝松树为界？哪里登有争议山的面积和四至范围？我于1981年高劈山经营管理至今，我种植的人工杉亩十八年，现已成林，没有作出事实认定。程序不合法，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8、被告（2017）1号文对两级人民法院（2013）惠龙依行初第1号（2013）惠中法行终字第38号的行政判决书，查明认定的事实，不予以采信。9、被告在未查清黄某明、黄某强的调查笔录的效力情况下，将争议山使用权重新确权给陈阳恩是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地派府【2017】1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争议山依法属于原告的，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地派镇政府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的《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地派府【2017】1号）；2、判令被告地派镇政府对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重新作出处理决定；3、撤销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4、本案的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身份证，证明原告黄玉创的主体资格。2、陈某度的调查笔录、《英上：黄强、玉娣组勘山记录》、《英洞民委员会致地派镇府山林调处办公函、证言，证明陈阳恩的分山小组的山林界限是南至坑、大石头为界，争议山高劈山的使用权是划分到黄玉创的分山小组的事实。3、黄某明、黄某强的调查笔录，证明黄某明在生产队将集体山林划分到各小组时都没有参加现场划分，黄某强对山林界限的说法自相矛盾。4、地派府[2017]1号《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龙府行复（2017）3号，证明被告龙门县地派镇人民政府山林界限事实认定不清楚、证据不足。5、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年），证明人民法院对争议山所认定的事实与被告龙门县地派镇人民政府认定的事实不相符。6、英洞村委会证明两份，证明黄某明与第三人陈阳恩有亲戚利害关系，黄某明的陈述不能采信。7、黄某华、欧阳某某笔录，证明当时分山已经分完了，不存在重新分山，这两人都与第三人有亲戚关系。
被告地派镇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事依法定职权作出处理决定。《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原告黄玉创与第三人陈阳恩个人之间发生争议，我机关有权处理权。二、对此纠纷跨度时间长，我机关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经集体商议，方作出此处理决定。经查明，2001年3月，黄玉创在争议山上种植杉树引起本争议。本府于2009年6月12日作出《关于黄洞村高劈山林的使用权的处理决定》（地派府【2009】37号）。陈阳恩不服提出行政复议，县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龙府行复【2009】4号），陈阳恩向法庭起诉，龙门县人民法院作出（2009）龙法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书》，黄玉创不服上述，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惠中法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书》，后本府依以上判决再作出2011年1月19日《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地派府【2011】3号，后撤销，于2012年8月13日作出《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地派府【2012】44号，黄玉创、陈阳恩均不服提出行政复议，县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龙府行复【2012】8号，黄玉创不服提出起诉，龙门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惠龙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撤销本府的处理决定，陈阳恩不服提出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惠中法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以上多份决定，判决书，本府作出本决定书，此决定书被龙门县政府复议作出维持。三、本府以调查材料及综合各项材料作出处理决定。对于双方提供的材料，因均无书面、清晰的可以证明分山小组分山情况，分到各小组的证据，我府依据所调查的证人证言，及调查到的分山经手人黄某明、黄某强的笔录，结合体制下放（81）年分山时黄玉创尚未分家，是四兄弟份额均分在黄某琴的名下，而在小组分山时黄某琴代表到场，应认定黄玉创不到场不清楚分山具体划界至，其后只是听他人说这一情况，作出的处理决定。此案经调解未达到协议，故作出处理决定。
被告地派镇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调查处理申请书，证明提出争议申请。2、（2013）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一审已处理。3、（2013）38号中院判决书，证明二审处理情况。4、（2009）27号龙门法院判决书，证明前一审处理情况。5、（2010）30号法院判决书，证明前二审处理情况。6、现场勘踏笔录，证明组织双方踏现场。7、调查黄玉创笔录，8、调查黄某文笔录，9、调查黄某通笔录，10、调查陈某度笔录，11、调查黄某明笔录，12、调查黄某强笔录，13、调查陈某笔录，14、调查潘某笔录，15、补充调查陈某度笔录，16、补充调查黄某强笔录，17、补充调查陈阳恩笔录，18、调查陈阳恩笔录，19、调查黄某通笔录，20、调查黄某强笔录，21、调查黄某派笔录，22、调查黄某华笔录，23、调查黄某强笔录，24、调查欧阳某某笔录，25、指认山界地图，26、双方提交证明材料（6份），27、送达回证、相片、委托书（4份），28、（2017）1号处理决定书。全部证据证明被告一依据原告的申请作出了（2017）1号处理决定书，依据之前法院的判决书相关说明和对之前相关证人的调查特别是对黄某明和黄某强在2009年所做的调查认定争议的山使用权属于第三人，四至界址以处理决定书为准，并依法送达原告。
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黄玉创不服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2017年1月17日作出的地派府（2017）1号《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书》（下称《处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机关，属于共同被告，属于共同被告，现依事实及法律规定答辩如下：一、龙府行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第一，2000年11月28日《英上：黄强、玉娣组勘山记录》（下称勘山记录）、2000年11月30盖英上村民小组公章的《英上：黄强、玉娣组分山决议》（下称分山决议），不足以证实争议山高劈山分给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或者第三人陈阳恩，也不足以印证争议山高劈山分给原告黄玉创分山小组或者原告黄玉创。据此，该两份证据材料不能作出本案的定案依据，只可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2000年11月30日第三人陈阳恩书写、英洞委会盖章、陈某签字的《英上、黄强、玉娣组分山决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或者参考依据。陈某度、叶某针是时任英洞委会的干部，是受英上村民小组请求为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见证分高劈山的，故该两人调查笔录或者证明材料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只可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对原告黄玉创分山小组的分山经手人黄某明所组的调查笔录中，黄某明虽称在生产队将集体山林划分到各小组时没有参加现场划分，但承认参加了该分山小组的现场分山，并确认该分山小组与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分到的高劈山以坑直上窝、松树为界以及争议山高劈山属于第三人陈阳恩。黄某明的上述表述明显对原告黄玉创分山小组不利即黄某明作出了对自己分山小组不利的证言，结合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对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的分山经手人黄某强所作的调查笔录，参考勘山记录、分山决议以及陈某度、叶某针调查笔录或者证明材料，黄某明称在生产队将集体山林划分到各小组时没有参加现场划分不足以推翻该分山小组与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分到的高劈山以坑直上窝、松树为界。纵观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对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分山经手人黄某强所作的4份调查笔录，黄某强对该分山小组与原告黄玉创分山小组分到的高劈山以坑直上窝、松树为界表达一致，而对勘山记录是否包括争议山高劈山表述不一致，表示第三人陈阳恩对勘山记录确定给其的高劈山四至无异议。据此，结合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对原告黄玉创分山小组的分山经手人黄某明所作的调查笔录，参考勘山记录、分山决议以及陈某度、叶某针调查笔录或者证明材料，黄某强对勘山记录是否包括争议山高劈山表述不一致以及表示第三人陈阳恩对勘山记录确定给其的高劈山四至无异议，不足以推翻该分山小组与原告黄玉创分山小组分到的高劈山以上坑直上窝，松树为界。可见，该界至可作出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基上，根据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对原告黄玉创分山小组的分山经手人黄某明和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的分山经手人黄某强所作的调查笔录，参考勘山记录、分山决议以及陈某度、叶某针调查笔录或者证明材料，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处理决定》认定原告黄玉创分山小组与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分到的高劈山以坑上窝、松树为界，并无不妥。依照该界至，争议山高劈山在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分到的高劈山范围内。第二，因争议山高劈山在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分到的高劈山范围内，又因第三人陈阳恩分山小组对争议山高劈山分给第三人陈阳恩无异议，故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处理决定将争议山高劈山使用权处理给第三人陈阳恩享有，并无不当。二、龙府行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其一，原告黄玉创不服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于2017年3月1日申请行政复议，共同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同日受理，并向其送达了龙府行复（2017）3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17条的规定。其二，2017年4月24日，因案情复杂，共同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府行复（2017）3号《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延长本案的审查期限30日，并送达给原告黄玉创；2017年5月31日，共同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府行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31条规定。三、龙府行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合依据正确。共同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府行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处理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3条的规定，适用依据正确。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黄玉创的诉讼请求。
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共同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原告黄玉创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2、《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龙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并送达给原告黄玉创。
第三人述称，因被答辩人黄玉创不服龙门县地派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地派府[2017]1号《关于英洞高劈山使用权的处理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一案，现答辩如下：一、该处理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规定是正确的。原告黄玉创与答辩人当年分在不同的分山小组。因此，争议山高劈山当年属于那个分山小组分到的集体山林，是处理本案山林权属的事实依据。1981年体制下放时，英上村小组以户为单位分为四个分山小组划分山林，再由各分山小组自行划分山林到各户使用，而原告与答辩人不属于同一个分山小组。黄玉创所有的分山小组与答辩人所在的分山小组当年在高劈山划分的界至是以坑直上窝、松树为界，争议山高劈山分在答辩人所在的分山小组分到的高劈山范围内。原告所在分山小组在当年分得小组山后，立即将小组分到的山林分到小组内各户，而答辩人所在的分山小组直到2000年11月28日才把小组分到的山林分到组内各户。答辩人提供2000年11月28日及2000年11月30日的勘山记录和分山决议中，分别写有高劈山是分给答辩人小组及答辩人本人。在2000年11月30日分山决议中，高劈山分给了答辩人，面积为15亩，其四至为东至垠天水、南至坑、北至天水。有当年参与主持分山的2个英洞干部陈某度、叶某针以及组内各户主共同参加，到场的各户主在分山决议上签名，并在英洞副主任陈某作见证及加盖村委会的印章。对于争议地是分给答辩人的事实，有本村小组的其它分山小组包括原告黄玉创所在的分山小组的农户一致证实和承认，以上事实是经龙门县人民法院和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的。地派镇府在受理案件后，经现场核实答辩人分得的高劈山林其四至范围是包括现争议山林在内。而原告黄玉创未能提供其在争议山主张使用权的有效证据，故其主张缺乏相关证据支持，所以地派镇府经查明事实后，依法将争议山确权给答辩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正确的。二、原告缺乏对争议山使用权的有效争议证据，其对该争议地的主张使用权的要求是不成立的。2001年3月期间，因原告在争议山种植杉树，引起双方发生争议，答辩人即请求英洞委会调解处理。历经几年，英洞委会调解无效后，直到2007年11月才向地派镇府提出书面意见。之后答辩人于2008年1月22日向地派镇政府提出确权申请，所以并非是答辩人这是才提出争议。在地派镇府调处期间，但原告从未向政府等部门递交过任何权属书证、人证。相反，答辩人持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可以予以证实，除当时（与原告同组）及黄某强（与答辩人同组）均一致认为该地是当年分给答辩人的山林，并且曾经出庭进行了作证。原告尽管说的天花乱坠，单凭空口讲白话，却无任何证据，故其对该争议地的这个主张要求是无依据，是不成立的。综上所述，地派镇府《处理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的正确的。而原告缺乏对争议山的有效争议证据，其对该争议地的这个主张要求是不成立的。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08年的四大组分山情况，证明争议时四大组的人均证明案涉争议山是分给了第三人。2、2001年英上黄强、玉娣组分山决议，证明当时分山的人都证明案涉争议山是分给了第三人。
经庭审质证，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方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有异议的，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
经审理查明，原告黄玉创、第三人陈阳恩同是龙门县地派镇英洞民委员会英上村民小组村民，双方对争议山的林地使用权发生争议。争议山名叫高劈，四至范围是：东至横路天水，南至窝，西至坑，北至垠，面积为5亩。1981年，英上村民小组以户为单位，分为四个分山小组，将集体山林分给四个分山小组，再由各分山小组自行划分山林到各户使用，而原告黄玉创与第三人陈阳恩不属于同一个分山小组。在本案庭审时，原告确认其与案外人黄某明属同一分山小组且黄某明参加了其小组内的现场分山。在被告地派镇政府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黄某明称其没有参加村小组将集体山林分到四个分山小组事宜，只参加其所在分山小组的现场分山，其小组与第三人陈阳恩所在小组在高劈山以窝为界（窝中间有棵开丫松树），争议山应属第三人陈阳恩。陈阳恩所在分山小组的黄某强在被告地派镇政府的调查笔录中称其有参加1981年村集体将山林分到小组时的现场分山，其小组与原告黄玉创所在小组在高劈山的界至是由坑直上窝至大松树山顶为界，争议山应属于陈阳恩。案外人潘某属于原告小组及第三人小组外另一分山小组农户，他在被告地派镇政府的调查笔录中称其有份参加小组现场分山，高劈山是分给陈阳恩小组和黄玉创小组的，小组界至是以窝为界。潘某承认其中陈阳恩提交的《2008年四大小组分山情况》中签名确认争议山南至坑，直上大松树头为界，属于陈阳恩的山权。原告黄玉创的分山小组在1981年已将山林分到组内各户。原告因当年还没有分家，所以其四兄弟的份额均分在其大哥黄某琴的名下，组分山时其家只有其大哥黄某琴到场，次年分家时再将黄某琴名下的山分割。而第三人陈阳恩的分山小组，直至2000年11月28日才将山林分到组内各户，村委干部陈某度、叶某针受村委托参加陈阳恩组的分山并和各户代表实地踏山两天，由陈某度执笔制作勘山记录后于2000年11月30日上午根据勘山记录制作《英上、碧强、玉娣组分山决议》，其中勘山记录第12项记载有“高劈，面积：5亩，阳恩，东：路，西：天水，南：坑、大石头，北：垠”。《英上、碧强、玉娣组分山决议》第二项载有“阳恩：横路上、高劈”。勘踏山林记录、分山决议均有陈阳恩分山小组的6户代表（包括第三人陈阳恩）签名，分山决议加盖英上村民小组公章确认，并复印勘踏山林记录和分山决议交各户保存。在本案庭审时，原告申请陈某度出庭作证。陈某度作证称其不清楚案涉争议山的四至界址，在原告与第三人就高劈山发生争议后亦没到过争议山现场，不清楚当时第三人所在分山小组的山林是否包括争议山。2001年3月，因原告在争议山种植杉树引致与第三人对争议山的使用权发生争议。第三人请求英洞民委员会处理，英洞民委员会调解无效，于2007年11月27日向地派镇山林调处办出具书面意见，认为争议山的使用权归原告所有。第三人陈阳恩向被告地派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向被告提交日期为2000年11月30日的《英上、黄强、玉娣组分山决议》，该决议由第三人执笔所写，决议只有第三人分山小组的其他代表“签名”，没有第三人的签名，决议只记录第三人分的山，没有记录其他户分的山。决议写明陈阳恩分得山林：“高劈，面积15亩，东至垠天水，南至坑，西至恰坑，北至垠天水，南上至大松树头为界。”，见证人陈某（村委干部）于2001年9月11日在决议上签名盖上村委的公章。在被告地派镇政府对陈某的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陈某称“当时，阳恩小组分山时，阳恩分到的山分别在高劈和岭禾地坑。其中岭禾地坑与英中村小组存在争议，应阳恩的请求，村委会派我和黄某东一起对此山林争议进行调解处理……为了阳恩以后不与小组内其他成员存在争议，我叫阳恩自已写出此分山凭证，并叫小组内其他成员签名确认。之后，我在此分山凭证签名盖章，证明高劈和岭禾地坑是分给阳恩的，并不是高劈山争议的处理意见”。被告地派镇政府提供的两份陈某的证明材料均载明陈某和黄某东没有参加第三人陈阳恩所在分山小组的分山，不清楚山界。2009年6月12日，被告地派镇政府作出了地派府[2009]37号处理决定，按照“谁种谁有”、“三个有利”的原则，将争议山的使用权处理给原告黄玉创所有。第三人陈阳恩不服，向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9月10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地派府[2009]37号处理决定。第三人陈阳恩向龙门县人民法院起诉。2009年11月27日，龙门法院作出了（2009）龙法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认为被告地派镇政府没有对陈阳恩提交的村委盖章的分山决议进行审查；争议山上的杉树是黄玉创在争议山发生纠纷时所种，不能作为“谁种谁有”“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定案依据，以地派府[2009]3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撤销了地派府[2009]37号处理决定。原告黄玉创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3月25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0）惠中法行终字第30号行政判决，认定黄玉创和陈阳恩在2001年3月因黄玉创在争议山种植杉树发生使用权的争议，并维持了（2009）龙法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2012年8月13日，被告地派镇政府再次作出了地派府[2012]44号处理决定，认为第三人陈阳恩持有村委盖章的分山决议及不同组的分山村民证明争议山为第三人所在分山小组使用为由将争议山的使用权处理给第三人陈阳恩所有，认定双方争议时间为2007年10月，因此将“争议前”人工种植的杉树处理给原告黄玉创所有。2012年8月29日，原告黄玉创不服，向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地派府[2012]44号处理决定。原告黄玉创、第三人陈阳恩均不服向龙门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以先起诉的黄玉创为原告立案受理。2013年4月22日，龙门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惠龙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认为被告地派镇政府仅以陈阳恩书写的分山决议确权而未对2000年11月30日上午制作且有英上村小组盖章的《英上、碧强、玉娣组分山决议》及勘山记录是否涉及争议山及该两份文件的效力未作审查认证，地派镇政府认定争议纠纷发生在2007年10月亦属错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地派府[2012]44号处理决定。陈阳恩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0年9月25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惠中法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维持了（2013）惠龙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2017年1月17日，被告地派镇政府作出地派府[2017]1号《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书》：争议山高劈的林地使用权归陈阳恩所有，四至范围：东至横路天水，南至窝、西至坑，北至垠，面积5亩（见附图）。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于2017年3月1日向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5月31日，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府行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地派镇政府的上述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复议决定，遂提起本案之诉。
另查明，原告提供2007年11月27日加盖英洞民委员会公章的书面文件内容为“地派镇府山林调处办：关于英上村黄玉创与陈阳恩山介问题，根据我村委会多方调查落实，本村证明“高劈山”是黄玉创、黄某明、黄某军所有：1、因陈阳恩本组六大户人在村干部陈某度、叶某针参加本组分山，当时山介四至都没有列入黄玉创种杉山地，所以本山应归属黄玉创所有山地权和林权”。在2008年9月4日被告地派镇政府对原告及第三人制作的笔录中，原告黄玉创称争议山东至黄某明的山交界、南至其自己的山交界、西至第三人陈阳恩的山交界、北至第三人陈阳恩的山交界；第三人陈阳恩称争议山东至黄某明的山交界、南至原告黄玉创的山交界、西至自己的山交界、北至自己的山交界。在本案庭审中，原告黄玉创称在2001年3月前没有在争议山上种植树木。
另，2017年9月12日，本院组织原告、两被告及第三人到争议山进行实地勘查。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地派镇政府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清楚。在1981年体制下放时，英上村民小组是将其村民按户分成四个分山小组，把集体的山林都分给这四个小组，各小组再自行将山林分给其组内的各农户。黄玉创、陈阳恩分在不同的分山小组。黄玉创、陈阳恩就争议高劈山双方谁可以提供有效书面证据，是处理本案山林权属的主要事实依据。在本案中，争议山四至为东至横路天水，南至窝、西至坑，北至垠，面积5亩；2000年11月28日的《英上：黄强、玉娣组勘山记录》的第12项记载有“高劈，面积：5亩，阳恩，东：路，西：天水，南：坑、大石头，北：垠”，该勘山记录登记的第三人陈阳恩分到的高劈山四至中不包括争议山。因此，原告黄玉创称争议山的南山界应为坑、大石头，但没有提供其他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在本案行政处理过程中，第三人陈阳恩提供上述勘山记录、2000年11月28日《英上：碧强、玉娣组分山决议》第二项记载“阳恩：横路上，高劈”，2000年11月30日《英上：黄强、玉娣组分山决议》第四项记载“高劈，面积15亩，东至垠天水，西至恰坑，南至坑，北至垠天水，南上至大松树头为界”，《2008年四大小组分山情况》载明“关于英上村民小组高劈山，约15亩，东至垠天水，西至恰坑、南至坑，直上至大松树头为界，北至垠天水，此山是六大户玉娣、黄强小组的山权，又是组内分给阳恩的山权”，该四份书面材料均有陈阳恩所在分山小组其他农户代表的签名，其中勘山记录、《英上：碧强、玉娣组分山决议》及《2008年四大小组分山情况》加盖了英上村民小组公章，《英上：黄强、玉娣组分山决议》加盖了英洞民委员会公章，当年分山小组参与人即黄玉创所在小组的黄某明、陈阳恩所在小组的黄某强均证明其两小组在高劈山分到的山属南北交界，具体山界是以坑直上窝、松树为界。被告地派镇政府结合对原告黄玉创、第三人陈阳恩，黄玉创所在分山小组的黄某文、黄某华、陈阳恩所在小组的黄某通、黄某派、欧阳某某，其他分山小组农户潘某，村委干部陈某度、陈某的调查笔录及其他证明材料，认定争议山的南面界为原告黄玉创所在分山小组和第三人陈阳恩所在分山小组的分山界，进而确认争议山是在陈阳恩所在分山小组范围，作出的地派府[2017]1号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案涉争议山的使用权归陈阳恩所有，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黄玉创提供2007年5月10日部分村民签名的证明材料、2007年11月27日加盖英洞民委员会公章的书面文件、案外人陈某度于2009年10月10日和2011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中2009年10月10日的证明材料有加盖英洞民委员会公章）及2011年4月22日案外人叶某针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中上述的书面文件先称高劈山是黄玉创、黄某明、黄某军所有，后又称该山应归属黄玉创所有山地权和林权，前后不一；且既未说明争议山包括四至在内的具体情况，亦未说明村委多方调查落实的情况和过程，表述笼统不清。而陈某度和叶某针作为当时村委干部参加陈阳恩所在分山小组的现场分山，证明陈阳恩分得的高劈山林地面积5亩，东至路，西至天水，南至坑、大石头，北至垠，但该四至与争议山的四至即东至横路天水，南至窝、西至坑，北至垠不相符，且陈某度也在庭审中承认其不清楚案涉争议山的四至界址，在原告与第三人就高劈山发生争议后亦没到过争议山现场，不清楚当时第三人所在分山小组的山林是否包括争议山，故原告黄玉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争议山林地使用权的权属人，也不足以推翻被告地派镇政府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地派镇政府作出的地派府[2017]1号《关于英洞高劈山林使用权的处理决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龙门县人民政府作出龙府行复[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述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该复议决定，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玉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缴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龚东
代理审判员 李旭君
人民陪审员 许素贞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四日
法官 助理 曾带玲
书 记 员 钟伟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