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19055号
原告：郭乃成，男，197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温建平，浙江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周兴，男，194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程条英，女，194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高周兴、程条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彦，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乃成诉被告高周兴、程条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伟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2月5日、2017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乃成的委托代理人温建平，被告高周兴、程条英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彦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诉讼。原告郭乃成及其委托代理人温建平，被告高周兴、程条英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彦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诉讼。原告郭乃成及其委托代理人温建平，被告高周兴、程条英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彦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乃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高周兴、程条英返还原告借款3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1月27日起按每月0.60万元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扣除已支付的利息5.40万元）。
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27日，被告高周兴由被告程条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向原告借款30万元，并出具借条1份，书面约定：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27日起至2016年11月26日止，借款利息按每月0.60万元计收，每月27日前支付，如有违约，则按借款本金3%支付违约金；并备注如被告高周兴、程条英到期无偿还能力，可以由原告代收厂房租金三年。借款后至2017年9月27日，被告共计支付原告利息5.40万元，余款至今未付。
另，被告高周兴与被告程条英于1970年10月28日登记结婚，案涉借款形成于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被告高周兴、程条英答辩称：1.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没有生效。被告至今未收到原告交付的30万元出借资金。2.被告是在原告的胁迫下向其出具案涉借条。3.案涉借条中的款项实际是从原告与被告儿子高宜福之间的民间借贷之债转化而来，且原告与高宜福之间的民间借贷款项已全部结清。同时，高宜福实际借得的款项为20万元。4.原告主张的截至2017年9月27日被告共计返还原告5.40万元的事实，该5.40万元实际是两被告代高宜福返还原告的款项，实际是两被告儿子高宜福偿还的另一笔借款，与本案无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原告针对两被告的抗辩，述称：案涉借款系两被告的儿子高宜福向本人所借的40万元转化而来，当时借款还由高宜福的妻子高小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于高宜福未及时还清借款，仅归还了7、8万元，之后，本人多次打电话催讨未果，故于2017年8月前往高宜福的住处催讨，期间砸毁高宜福的住宅玻璃是事实。之后，被告程条英多次打电话给本人要求协商，因此，最终形成了案涉借条。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借条1份，欲证明被告高周兴向原告借款30万元的事实。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份3页，欲证明被告至2017年9月27日仅支付原告利息共计5.40万元的事实。3.结婚申请书1份，欲证明案涉借款形成于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高周兴、程条英认为：1.对证据1落款处的两被告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两被告的儿子高宜福在当时已还清了原告的借款，两被告迫于原告的过分举动才在该证据上签名；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款项是用于归还高宜福所欠原告的款项；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两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南阳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原告在2015年8月28日对被告儿子高宜福家玻璃进行打砸，原告的行为是为了逼迫两被告签署案涉借条的事实。2.高宜福、高小燕出具给原告的《借款协议书》1份和原告出具给两被告的书面凭证1份，欲证明在两被告出具案涉借条的当场，即2015年11月27日，两被告的儿子高宜福已还清向原告所借的款项，原告提供的案涉借条与原告、高宜福之间的借款无关联性的事实。3.户口簿1本，欲证明两被告系案外人高宜福的父母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2、3无异议。其中，证据2系两被告出具案涉借条的当场，由原告交给两被告的，该组证据可以证明两被告的儿子高宜福向原告借款40万元并由高小燕提供保证责任担保的事实，但不能证明高宜福已经还清的事实，而是因两被告承担了高宜福的案涉借款之债所致，同时，证据3进一步说明了这一事实。
根据以上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和庭审调查，本院根据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对上列证据作如下认证：
一、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根据双方当事人确认一致的关于两被告获得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2的过程，鉴于原告自认其与高宜福之间仅有被告提供的证据2所涉的借款，加之两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高宜福之间除案涉借款外尚存在其他借款的事实，故本院确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所涉借款与两被告提供的证据2涉及的借款系同一笔借款。
三、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2，可以认定原告因借款人高宜福和保证责任担保人高小燕均未履行还款义务，故在2015年8月28日采取砸毁高宜福住宅玻璃的行为，随后，出警的公安民警调处后事态得以平息。在此，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行为也予以批评。对此，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本案审理的情况和现有证据综合分析，本院认为，尽管原告在向高宜福催讨借款时采取了不正当手段，但并不意味两被告在原告的胁迫下向其出具案涉借条，理由如下：
1.两被告知道且应当知道其受胁迫后应及时报警，但两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案涉借条交给原告后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事实。同时，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一致的案涉借条形成的地点，即在两被告开办的企业内的这一事实，按照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两被告在力量上应强于原告。承上，假设原告胁迫事实成立，两被告完全应当在事中或者事后及时报警，但两被告至今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
2.根据庭审调查，原告提供的证据1与两被告提供的证据2应在同一时间段且在同一现场形成，特别是两被告提供的由原告书写的书证的行文、内容来看，如果当时原告胁迫两被告出具案涉借条，其完全没必要出具该书证，甚至将原始的借款凭据，即借款协议书交给两被告，而从原告的这一行为来讲，且根据生活经验法则，可以认定两被告基于高宜福系其婚生儿子，才愿意以向原告出具案涉借条的方式承担高宜福的债务，而原告也基于此免除了高宜福的债务，并以向两被告出具书面凭证并将高宜福出具的借款协议书交还给两被告的形式予以确认。
3.被告高周兴在出具案涉借条后分2次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人民币共计5.40万元是事实，但是未有证据证明原告在两被告出具案涉借条后采取不正当手段向两被告催讨款项的事实，由此可以认定，被告高周兴的付款行为出于自愿，这进一步说明案涉借条系在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两被告所谓的受胁迫出具借条的事实主张显然有悖生活常理。
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且对相关的待证事实具有证明效力。两被告提供的证据对其关于其受胁迫向原告出具借条等事实缺乏充分的证明效力。另外，原告对其无法提供案涉借条形成前与被告程条英的通话记录在本案审理中进行了说明，对此，本院经核查后认为，原告说明的理由成立，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是受当前通讯技术水平制约所致。
根据以上对证据的认证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被告高周兴与被告程条英于1970年10月28日登记结婚，于1971年5月4日生育儿子高宜福（身份证号码）。高宜福与高小燕（身份证号码）于1998年9月29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1月10日协议离婚。
在高宜福与高小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宜福由高小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于2015年2月7日向原告借得人民币40万元，并共同在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协议书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书面约定该借款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之后，原告因高宜福、高小燕未全面履行还款义务，且催讨未果，故于2015年8月28日前往二人的住处催讨。在催讨过程中，原告将二人的住宅玻璃砸毁。因公安机关及时出警，故事态得以平息。
2015年11月27日，原告与被告高周兴、程条英对上述高宜福的借款偿还问题协商一致，即由被告高周兴承担还款责任，由被告程条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此基础上，双方又进行了结算，确定应偿还的借款本金为300000元，对此，被告高周兴、程条英在出具给原告的借条上签名、捺印，该借条明确约定：借款期限自2015年11月27日起至2016年11月26日止，借款利息按每月6000元计收，每月27日前支付，如有违约，则按借款本金3%支付违约金；并备注如被告高周兴、程条英到期无偿还能力，可以由原告代收厂房租金三年。
原告在收取上述借条当场，将上述借款协议书交给被告高周兴、程条英，并向二人出具书面凭证1份。该书面凭证载明：以上高宜福所有借条作废。同时，该书面凭证上还载明了原告的银行卡卡号，即6228480322889129514。
之后，被告高周兴除在2016年12月8日和2017年1月6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人民币10000元、44000元，合计54000元外，至今未付分文，而被告程条英也分文未付。
本院认为：1.关于原告与被告高周兴之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生活经验法则和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借条不仅可以直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出借人按约向借款人交付出借资金的事实。就本案来讲，的确有别于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案涉借条是建立在原告认可被告高周兴替代原始借款人高宜福承担还款责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同时，根据两被告提供的借款协议书所记载的内容，也可以证明原告作为案涉借款的出借人履行了出借义务，因此，原告与被告高周兴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被告高周兴作为借款人，未按约全面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关于被告高周兴支付的人民币54000元是偿还借款还是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如按照月利率2%计息，即月息6000元，自2015年11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8日止的利息为75400元，由此可见，被告高周兴已付的54000元应为利息。3.关于案涉借款所产生的债务是否系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首先，原告提供的借条显示，借款人为被告高周兴，而被告程条英系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其次，根据法律规定，两被告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民事活动中系独立的主体；第三，虽然案涉借款的债务形成于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所涉借款的基础法律关系实际发生在原告与两被告的儿子高宜福之间，即实际的借款人为高宜福，并非被告高周兴。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和一般的生活常理，可以确定案涉借款并未用于两被告的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中。综上，鉴于无证据证明两被告系案涉借款的受益人，而被告高周兴实际是替代高宜福偿还案涉借款的债务人，被告程条英仅对被告高周兴的债务提供保证责任担保，因此，仅凭原告提供的两被告系合法夫妻关系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案涉借款所产生的债务系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4.两被告关于原告交付的出借资金为20万元且已还清、其受原告胁迫出具案涉借条等抗辩意见，依据尚不充分，故本院不予采纳。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两被告获得原告交予的高宜福出具的借款协议书等凭证，并非因高宜福实际还清了原告的借款，而是两被告自愿承担相关债务的结果。5.诉讼诚信是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应恪守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包括向人民法院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由于原告未能在本案中如实陈述事实，即民事起诉状中所载的事实与经本院传唤后到庭陈述的事实不一致，不仅有悖诚信，也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对此，本院依法予以训诫，望原告引以为戒。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周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郭乃成借款3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1月27日起按每月6000元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扣除已支付的利息54000元）。
如被告高周兴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郭乃成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970元，减半收取3485元，由被告高周兴负担。
原告郭乃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高周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伟利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陆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