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海事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72行初20号
原告邓远军，男，197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付凯成，广西桂鸿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广娟，广西桂鸿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北海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负责人张柏发，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薇，广西现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远军因认为被告北海市水产畜牧兽医局（下称市水产局）不履行行政许可法定职责，于2016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于2016年6月8日向被告市水产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远军的委托代理人付凯成和刘广娟、被告市水产局的副局长关常欢和委托代理人林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远军诉称，其于2005年间筹资建造一艘竹（木）排筏，主机功率28匹马力（20.06KW）。被告市水产局在多次收集了原告邓远军等人的竹（木）排筏情况的资料后，至今未为原告邓远军办理《北海市海洋竹（木）排、筏专用证书》，致使原告邓远军得不到渔业作业用油补贴。原告邓远军等人曾多次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均得不到解决，而与原告邓远军情况相同的有些渔民却领到了《北海市海洋竹（木）排、筏专用证书》并得到了油价补贴，为此，原告邓远军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市水产局为其补办《北海市海洋竹（木）排、筏专用证书》。
2016年6月3日原告邓远军起诉时提交如下证据：
1、《北海市铁山港区未持证生产竹（木）排、筏情况调查表》（下称排筏调查表）及《证明》【北海市铁山港区海洋和水产畜牧兽医局（下称铁山港区水产局）出具】：拟证明被告市水产局收取原告办理证书材料的事实。
2、《2012年北海市铁山港区竹木排筏渔业用油补贴申请公示名单》、《2006年渔业作业用油补贴经费申报审批表》（申请人为陈思天）、《广西海洋渔业竹（木）排、筏专用证书》（排、筏主为陈思天）：拟证明与原告邓远军竹（木）排筏性质相同的渔民已取得了证书及油价补贴。
3、《关于对部分海上作业渔民要求发放渔业柴油价格补贴问题的答复》【北渔牧[2013]98号】：拟证明原告邓远军曾向被告市水产局要求办证及发放油价补贴和办证程序的情况。
4、《行政裁定书》【（2016）桂0502行初17号和（2016）桂05行终19号】：拟证明普通法院不受理原告邓远军的起诉。
2016年9月13日原告补充提交如下证据：
《关于2005年至2009年两次核准从事渔业捕捞作业的竹木排筏登记情况报告》【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火禄村民委员会（下称火禄村委会）出具，下称情况报告】：拟证明原告邓远军已按被告市水产局要求提供办证的相关手续。
2016年10月27日上午原告邓远军当庭提交如下3份证据：
1、《2006年铁山港区排筏普查表》：拟证明原告邓远军的渔船信息已经得到被告市水产局的普查，并依此向被告市水产局提出了办证申请。
2、《2012年北海市铁山港区竹木排筏渔业用油补贴申请公示名单》：拟证明依据2006年普查后办证的渔民享受渔业用油补贴的事实。
3、《2006年铁山港区排筏普查表（火禄村委）》：拟证明2006年普查后获颁北海市竹（木）排筏专用证书的人员名单。
2016年11月5日（开庭后）原告邓远军又补充提交如下证据：
《北海市海洋渔业竹（木）排、筏专用证书》（排、筏主为陈瑞胜）：拟证明被告市水产局于2005年4月向铁山港区其他渔民办理了《北海市海洋渔业竹（木）排、筏专用证书》。
被告市水产局辩称，1、原告邓远军没有向被告市水产局提出过履行本案行政许可法定职责的申请。2、竹（木）排、筏证书核发行政许可权限已下放至各辖区及涠洲管委会渔业主管部门。3、本案所涉竹（木）排、筏因国家法律及政策控制，目前无法办理《北海市海洋竹（木）排、筏专用证书》。4、铁山港区水产局对未持证及“三无”船舶的情况进行调查是出于工作需要，而非为办证所用。5、涉案渔船未纳入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无合法有效证书，不属于渔业成品价格补助的对象。6、原告邓远军如果认为有些渔民取得涉案专用证书有违法行为，可以举报，被告市水产局将依法处理。综上，《北海市海洋竹（木）排、筏专用证书》行政许可项目权限已下放至各辖区，同时，因国家法律及政策限制对于该证无法新增核发，请求驳回原告邓远军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水产局于2016年6月16日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
1、《北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行政审批项目清理结果的通知》【北政发[2014]23号】及附件1《一、北海市行政许可项目目录（331项）》:拟证明核发涉案竹（木）排、筏证书的行政许可审批权限已下放到各辖区。
2、《北海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关于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北渔牧[2014]141号】：拟证明内容与证据1相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规定》：拟证明国家对海洋捕捞渔船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
4、《农业部关于开展首次全国海洋渔业船舶普查的通知》【农渔发[2000]6号】及附件、《农业部关于清理整顿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的通知》【农渔发[2001]2号】：拟证明农业部2000年-2001年开展对全国的捕捞渔船进行普查清理整顿工作。
5、《农业部关于印发<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农渔函[2003]63号】、《农业部关于“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加强渔船管理控制海洋捕捞强度的通知》【农渔发[2011]5号】：拟证明国家对海洋渔船实行船舶总数及功率数的“双控”政策。
6、《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下称自治区水产局）关于对竹（木）排、筏数据库管理和油补发放有关问题的批复》【桂渔牧函[2011]423号】、《农业部关于清理整顿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的补充通知》【农渔发[2001]17号】：拟证明自治区水产局依据农业部的文件批复市水产局以原持有竹（木）排、筏证书的竹（木）排、筏数量和功率数为控制数，不得继续增加。
7、《自治区水产局关于渔业成品油价价格补助专项资金发放有关问题答复的函》【桂渔牧财[2014]2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称自治区政府）关于林帅等同志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桂信查字[2014]5号】、《市水产局关于林帅等同志信访事项处理情况答复意见书》【北渔牧函[2014]123号】：拟证明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水产局及被告市水产局均对原告所诉称的竹（木）排、筏办证等问题作出了“无法纳入管理及核发证件”的答复。
8、《说明》（铁山港区水产局出具）：拟证明铁山港区水产局于2009年4月及2012年5月收到辖区村委会交来的竹（木）排、筏及“三无”船舶的调查表是为规范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
9、《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印发<渔业成品油价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9]1006号】：拟证明油价补助对象的条件。
被告市水产局于2016年11月8日（开庭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依据：
1、《北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北海市水产畜牧局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法方案的批复》【北编[2007]117号】：拟证明被告市水产局的行政许可职责权限自北编[2007]117号文批复后才具有原由渔政、渔港发证等行政许可职责的权限。
2、《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下称广西区渔业实施办法）：拟证明该办法于2010年3月修正，依据该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经被告市水产局向自治区水产局反映后，自治区水产局才将涉案证书的行政许可职能下放至被告市水产局。
经庭审质证，原告邓远军对被告市水产局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9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关于证据1和证据2，原告邓远军认为只能说明被告市水产局的行政许可权限于2014年已经下放到各辖区，但原告邓远军的诉求是要求补办证而非新办证，权限是否下放与本案无关，被告市水产局想通过权限下放的文件主张主体资格不适格不成立；对于证据3，原告认为该两部法律已经经过修改，原告的船是否超过“双控”指标没有数据支持，被告市水产局应对控制指标进行详细说明；对于证据4，原告邓远军认为农业部于2000年-2001年对全国渔船进行普查，北海市在此之后又对辖区内的竹（木）排筏进行过普查，原告邓远军有证据证明被告市水产局在普查后向一些竹（木）排筏发了证，他们也领取了相应的油补；对于证据5和证据6，原告邓远军认为农业部以及被告的文件中所提到的“双控政策”是否涵盖原告邓远军的渔船，并无体现，而与原告邓远军情况相同的渔船已办理了证书，被告市水产局区别对待同样性质的渔船，对原告邓远军不公平；对于证据9，原告邓远军认为该通知已明确油补对象的条件，但是不能证明原告邓远军不符合油补条件。
原告邓远军对被告市水产局提交的证据7和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证据7，原告邓远军认为这些答复没有客观核查原告所反映的问题，答复的事实基础片面、不客观；对于证据8，原告邓远军认为这份《说明》与原告邓远军所提交的《证明》有矛盾，同样都是铁山港区水产局出具的，向原告邓远军出具的《证明》说明调查的目的在于能够办证，而《说明》却说是用于安全生产管理需要，铁山港区水产局属于被告市水产局的下级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
原告邓远军对被告市水产局在庭审后所提交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2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1，原告邓远军认为北编[2007]117号批复第二部分“调整的职责”第一款中的“行政许可职责”的范围不明确，不能依此规定否决被告所行使的涉案办证职能，因原告邓远军提供的陈瑞胜的《北海市海洋竹（木）排筏专用证书》的封面、登记核准内容等证明被告市水产局长期行使着涉案办证职能；对于证据2，原告邓远军认为广西区渔业实施办法于2004年7月份施行，2010年5月修订，原告邓远军主张被告市水产局在2005年、2006年以及2009年间不履行法定职责，因此，不能适用2010年修订的广西区渔业实施办法，而根据该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市水产局完全具备为原告办理涉案证书的法定职责，2005年至2009年间，原告邓远军与其他村民共230名均接受了登记普查，但却只有37名村民在登记普查后获得证书并领取补贴。
被告市水产局对原告邓远军于2016年6月3日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关于证据1，被告市水产局认为市水产局并没有收到原告邓远军申请办证的有关材料，原告邓远军认为该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关于证据2，被告市水产局认为铁山港区水产局于2009年4月和2012年5月收到原告邓远军所在村委交来的调查表，但该表不能作为申请办理证件的依据，且证据2还表明取得油补的竹（木）排筏都有证书，符合油补条件才得以享受，获得油补的竹（木）排筏与原告的竹（木）排筏性质完全不同。对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
被告市水产局对原告邓远军于2016年9月13日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三无”船舶在2000年-2001年的排查结束后，被告市水产局未要求原告邓远军提交办证手续，原告邓远军认为依据村委会出具的该情况报告证明其系按被告的要求所提供的办证手续，与事实不符。
被告市水产局对原告邓远军于2016年10月27日当庭提交的3份证据，认为已超过举证期，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市水产局对原告邓远军于2016年11月5日提交的陈瑞胜的专用证书的质证意见为：该证的初次核发原登记机关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职责权限下放到市水产局后，市水产局于2010年对该证进行换发年审，换发年审时，在登记核准内容上将旧证所记录的基本情况摘抄下来，并非是由被告市水产局初次核发该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关于原告邓远军提交的证据，2016年6月3日提交的4份证据，本院予以认定。2016年9月13日提交的村委会出具的情况报告，该情况报告所提及的内容无其他证据印证，客观性不强，真实性难以保障，对该情况报告本院不予认定。2016年10月27日当庭提交的三份证据，经核查，这3份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1首页上方有“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字样并加盖铁山港区水产局印章，证据2仅首页和第3页盖有铁山港区水产局印章，但未书写是否与原件相符，且从证据内容来看，表格内容的完整性、连续性均存在瑕疵，该表格中存在多人重复出现情形，证据3的来源不明，因此，对原告邓远军提交的这3份证据，由于证据1系对原告邓远军提交的其他证据进行补强，根据案情，本院予以认定，但证据2和证据3因不符合证据三性，故本院不予认定。2016年11月5日庭审后提交的1份证据，被告市水产局已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该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市水产局提交的证据，2016年6月16日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9，本院予以认定。但关于证据8即铁山港区水产局出具的《说明》，该材料系对相关调查和普查行为的目的所进行的说明，而该说明的内容主观性较强，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客观性不强，故对该说明本院不予认定。2016年11月8日提交的2份证据，一份证据属地方性法规，依法应予认定，另一份系政府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且原告邓远军已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院对这2份证据均予以认定。
原被告双方就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或证明内容所提出的异议，由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为建立海洋渔业船舶报废制度和制订清理“三无”“三证不齐”渔船及渔业燃油税返还方案等重大方针政策提供依据，2000年3月29日，农业部印发《关于开展首次全国海洋渔业船舶普查的通知》【农渔发[2000]6号】，对从事海洋渔业的船舶以及为海洋渔业生产服务的船舶进行首次普查；根据普查情况，2001年1月21日，农业部下发《关于清理整顿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的通知》【农渔发[2001]2号】，对沿海的“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进行清理整顿，清理整顿的基本原则是纳入管理、区别对待，凡2000年普查时未登记在册或虽登记在册但经检验不合格的“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自通知下发之日起，立即淘汰，一律不得再从事海洋捕捞作业，应纳入管理的“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不按规定办理渔船检验、登记和捕捞许可证的，自2001年11月1日起一律不得再从事海洋捕捞作业；2001年8月3日，农业部又下发《关于清理整顿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的补充通知》【农渔发[2001]17号，下称补充通知】，应纳入管理但经检验不合格的“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以及普查后新产生的“三无”渔船，无论属何种情况，一律不得从事海洋捕捞作业，不发给任何渔业管理证件，并应强制淘汰、取缔，“三无”和“三证不齐”竹排和塑料浮筏的清理整顿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暂行管理办法，对纳入管理对象并符合安全要求的，可发放临时管理证件。
2003年11月13日和2011年3月14日，农业部先后印发《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和《农业部关于“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加强渔船管理控制海洋捕捞强度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广西2003年-2015年间的海洋捕捞业船网工具控制指标。
2007年12月25日，北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根据桂编发[2006]3号和北政发[2007]16号文件作出北编[2007]117号批复，将原由北海市渔政管理站、北海渔港监督、广西渔业船舶检验局北海检验站等单位行使的行政许可职责划归市水产局。
2011年8月8日，自治区水产局对市水产局《关于请求更新我市渔业竹排筏数据库的报告》予以批复，载明广西区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已全部使用完毕，且至2015年末广西区还需压缩功率63282.75千瓦，无法增加北海市竹木排筏数量和功率数，市水产局需以现有持《广西海洋竹木排筏证书》的竹木排筏数量和功率数为控制数，不得继续增加竹木排筏数量和功率数。
2014年8月25日，被告市水产局依据北政发[2014]23号文下发北渔牧[2014]141号通知，将沿海地区机动竹（木）排筏证书的核发等5项行政审批事项下放给市辖各区和涠洲管委会渔业主管部门。
原告邓远军于2005年筹资建造一艘竹（木）排筏，主机功率28匹马力（20.06KW），后火禄村委会对辖区未持证生产的竹（木）排筏进行调查，制作了排筏调查表，并将调查表递交给铁山港区水产局。原告邓远军认为铁山港区水产局和被告市水产局根据调查就会为其办理涉案专用证书。但邓远军一直未获得涉案专用证书，亦无法申领渔业用油油价补助金。
其后，林帅等与原告邓远军情况相同的渔民先后向自治区水产局、自治区政府、市水产局上访或信访，自治区水产局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关于渔业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发放有关问题答复的函》【桂渔牧财[2014]23号】，告知林帅等人由于广西区还需在原基础上压减渔船主机功率，故林帅等人要求将其渔船纳入管理并核发证书的问题无法解决等。
林帅等人对自治区水产局的答复不服，向自治区政府提出复查申请，自治区政府于2014年5月5日作出《关于林帅等同志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桂信查字[2014]5号】，认为自治区水产局对林帅等人答复的事项事实清楚、依据正确、符合相关政策，予以维持。
2014年9月22日，被告市水产局亦对林帅等人的信访事项进行答复，明确告知持有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书并纳入管理的才能领取渔业油价补助，林帅等人的排筏没有证书，不符合油价补助的申报和发放条件以及按国家现行政策，无法增加竹木排筏数量和功率数，无法新增办理竹木排筏专用证书。
2016年2月3日，原告邓远军向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该院以邓远军未能提供其已向市水产局申请办证的证据、起诉缺乏事实依据为由，于2016年2月14日裁定对邓远军的起诉不予立案。邓远军不服，上诉至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邓远军的起诉请求涉及海洋、通海可航水域渔业活动的行政行为，邓远军的起诉不属于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应属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故于2016年5月20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邓远军认为被告市水产局不履行行政许可法定职责而提起的行政诉讼。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邓远军是否向被告市水产局提出过履行本案行政许可法定职责即要求被告市水产局为其核发涉案专用证书的申请；（二）被告市水产局是否具有本案行政许可即核发涉案专用证书的法定职责和是否有不履行本案行政许可法定职责的事实。
（一）关于原告邓远军是否向被告市水产局提出过履行本案行政许可法定职责的申请的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自治区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捕捞许可证”，第二十四条还规定“对符合捕捞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完成捕捞许可证的审核、发证工作”，由此可见，涉案专用证书的办证系以申请作为前提条件，该办证职责并非行政机关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的法定职责。原告邓远军虽主张其向被告市水产局提出过申请，但却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所提交的排筏调查表和村委会出具的情况报告以及相关的信访材料均不能证实原告邓远军向被告市水产局提出过申请。
（二）关于被告市水产局是否具有本案行政许可即核发涉案专用证书的法定职责问题和是否有不履行本案行政许可法定职责的事实问题。
首先，根据北海市人民政府2014年7月29日的北政发[2014]23号通知及被告市水产局2014年8月25日的北渔牧[2014]141号通知，可以认定被告市水产局目前并无核发竹（木）排、筏证书的行政许可审批权。
其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管理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均规定排筏等渔船的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但农业部2001年8月3日的农渔发[2001]17号补充通知明确规定“竹排和塑料浮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暂行管理办法”，北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2007年12月25日的北编[2007]117号批复亦规定“将原由北海市渔政管理站、北海渔港监督、广西渔业船舶检验局北海检验站等单位行使的行政许可职责划归北海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另，原告所提交的排、筏主为陈思天的排筏专用证书的发证时间为2005年10月16日，且该证的登记机关、核准机关以及证书的制作机关均非被告市水产局，综合这三项证据可以认定2001年8月3日至2007年12月25日期间，核发涉案专用证书的行政职能并非由被告市水产局承担。
再次，根据北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2007年12月25日的北编[2007]117号批复和北海市人民政府2014年7月29日的北政发[2014]23号通知以及被告市水产局2014年8月25日的北渔牧[2014]141号通知，可以认定被告市水产局于2007年12月25日至2014年8月25日期间具有行政许可的法定职责，但由于农业部农渔发[2001]17号补充通知规定“普查后新产生的三无渔船，无论属于何种情况，一律不得从事捕捞作业，不发给任何渔业管理证件，并应强制淘汰、取缔”，自治区水产局桂渔牧函[2011]423号批复亦规定被告市水产局“应以现有持《广西海洋竹（木）排筏证书》的竹（木）排筏数量和功率数为控制数，不得继续增加竹（木）排筏数量和功率数”，且原告邓远军先后所提交的排、筏主分别为陈思天、陈瑞胜的2本证书上的变化情况，可以印证被告市水产局关于在此期间其系在原有持证基础上行使换发证书职权并继续对有证渔船进行管理、并未新发证书的答辩意见。据此，被告市水产局的此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最后，由于被告市水产局目前已无涉案行政许可法定职责，而在被告市水产局具有涉案行政许可法定职责期间，原告邓远军又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其向被告市水产局提出过要求发证的申请，且2007年12月25日以前被告市水产局也不具有涉案行政许可的法定职责，故被告市水产局也没有不履行涉案行政许可法定职责的事实。
综上，涉案行政许可的法定职责现由北海市辖各区及涠洲管委会渔业主管部门负责，原告邓远军诉请目前不具有该职责的被告市水产局补发涉案专用证书没有法律依据，原告邓远军对被告市水产局的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二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十九条均明确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限额制度，且农业部于2000年-2001年组织对全国各地的渔船现状进行普查，根据普查情况采取了对应的管理措施，并实行“双控政策”，不仅限定广西区不得再增加渔船数量和功率，而且还要继续压缩渔船主机功率。其他渔民获取相关证书的情况，并非本案应予核查的内容。原告邓远军的诉请与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相悖，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远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邓远军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至上诉期限届满后7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收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银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案件受理费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王普明
审判员 张黔鄂
审判员 陆英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韦雨忱
书记员 常国慧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二十二条国家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渔业资源的调查和评估，为实行捕捞限额制度提供科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其他管辖海域的捕捞限额总量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国务院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捕捞限额总量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或者协商确定，逐级分解下达。捕捞限额总量的分配应当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分配办法和分配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
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捕捞限额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超过上级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的，应当在其次年捕捞限额指标中予以核减。
第二十三条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海洋大型拖网、围网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但是，批准发放海洋作业的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
到他国管辖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的，应当经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或者参加的有关条约、协定和有关国家的法律。
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第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外海和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
捕捞业实行捕捞限额制度。海洋捕捞限额总量按照国家确定的指标逐级分解下达；内陆水域的捕捞限额总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认真执行国家和自治区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并采取措施，调整作业结构，改进渔具和捕捞方法，合理利用资源，严格控制近海和内陆水域的捕捞强度。
第二十一条自治区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捕捞许可证。
捕捞许可证按照下列权限批准发放：
（一）主机功率大于等于441千瓦（600马力）的海洋大型拖网、围网捕捞作业以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二）主机功率小于441千瓦（600马力）的海洋捕捞作业以及自治区外的单位和个人进入本自治区管辖的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批准发放。
（三）沿海地区非机动捕捞渔船、机动竹排筏作业的捕捞许可证，以及内陆水域渔船、竹排筏的捕捞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第二十四条对符合捕捞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完成捕捞许可证的审核、发证工作；对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发证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4、《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管理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自治区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
近海441千瓦（60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网、围网作业以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近海440.3千瓦（599马力）以下的机动渔船以及自治区外的单位和个人进入本自治区管辖的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下达的渔网工具控制指标批准发放。
帆船、小船、竹筏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内陆水域的捕捞许可证，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