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5民终21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功政，男，1991年8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辉，临清群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久峰，男，1974年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存堂，男，1972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
上诉人郭功政因与被上诉人郭久峰、董存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6）鲁1581民初1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功政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辉、被上诉人郭久峰、董存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功政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被上诉人郭久峰仅凭一张既不是证明也不是欠据的内容为“周哥68964斤粒8248斤芯2月22号2016年正月十五打的郭功政”的白条，就将上诉人诉至人民法院，要求上诉人偿还欠款。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申明该笔款项所涉及的玉米粒和玉米芯实为上诉人收购的郭久峰和董存堂二人的，而非欠被上诉人一人的，并且经一审法院依职权当庭追加董存堂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董存堂当庭提交的内容为”今欠郭久丰(应为峰)和董存堂玉米粒68964斤每斤O.7元、芯8248斤、每斤O.1元，正月十五打、2016.2.22号。由于两人经济纠纷至今没有算账。郭功政”的欠条与上诉人提交的欠条存根内容一致，是上诉人书写的一式两份复写件，该欠条足以证明本案所涉的款项为郭久峰和董存堂二人共同所有。（二）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郭久峰当庭提交与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光盘和整理的录音书面资料一份，该书面资料对录音内容记载不全，有部分遗漏和删节，且郭久峰不能说明该录音的来源和使用通话录音的电话号码，属于无效证据，上诉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三）在一审庭审中，郭久峰和董存堂均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李某证实郭久峰与董存堂二人多年来一直合伙收购玉米，本案所涉及的玉米是两个人合伙送至上诉人处卖掉的，涉案款项确为郭久峰和董存堂两人所有。并且一审判决中第二页第八行至十九行: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亦明确载明:“2016年2月22日上诉人收购了十多车玉米，第一车是董存堂送去的，其余均是郭久峰的哥哥和李华送去的，董存堂与上诉人在现场一起将收购的玉米加工成玉米粒和玉米芯，加工完后两人一起对加工后的玉米进行过磅称重，确定玉米粒共计68964斤，玉米芯共计8248斤。”在整个运送、加工、过磅、核实数量的过程中，郭久峰均不在现场。在其后的时间里，上诉人曾多次催促郭久峰和董存堂两人速来结算货款，但两人告知因合伙关系引起了经济纠纷，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于2016年5月3日出具了复写制式的欠条一式两份，一份交给了董存堂，一份自己留存。后郭久峰来找上诉人询问，上诉人告知其与董存堂一起来说清该货大致的分配方案后，上诉人立即将货款支付，并在郭久峰的坚持之下给其出具了一张说明(就是郭久峰起诉所依据的白条)。上诉人所收购的玉米为郭久峰与董存堂二人合伙出卖，涉案货款应为其二人共同所有，一审法院在各方证据均证实其二人合伙事实的情况下就将该笔款项判归郭久峰一人所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庭审时，一审法院依职权当庭追加董存堂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据董存堂提交的与上诉人格式内容一致的欠条认定了该笔欠款的真实性，但在判决时却将该笔欠款判决给郭久峰一人所有，驳回了董存堂的诉讼请求。手持白条的郭久峰的诉求得到了支持，而持有欠条的董存堂的合法权益却被排除，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本案中只充当了一个证人的作用，证实了本案欠款的事实，却被剥夺了分割该笔款项的权利，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郭久峰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董存堂辩称，上诉人说我和郭久峰是合伙关系，这个属实。欠条给我打了，上诉人把玉米卖了以后，找郭久峰算账，郭久峰不去，郭久峰让我去他家算去，我那天没去，我妻子和我父母去的，发生纠纷了，郭久峰就报警了。从这以后，郭久峰就说玉米是他自己的了。
郭久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6年2月22日被告购买原告所有的玉米粒68964斤，每斤价格0.7元；另购买原告玉米芯8248斤，每斤价格0.1元；共欠原告玉米款49099.6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拒不给付，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我要求被告立即支付玉米款49099.6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从事玉米生意。2016年2月22日被告收购了十多车玉米，第一车是第三人送去的，其余均是原告的哥哥郭久厚和李华送去的，第三人送完第一车后便与被告一起在现场把被告收购的玉米加工成玉米粒和玉米芯，加工完后第三人和被告一起对加工后的玉米进行过磅称重，其中玉米粒共计68964斤，玉米芯共计8248斤。后被告分别为原告和第三人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记载：“68964斤粒8248斤芯2016年2月22日正月十五打的郭功政”；2016年5月3日被告为第三人出具一份欠条，该欠条主要记载：“今欠郭久峰和董存堂玉米粒68964斤每斤0.7元芯8248斤每斤0.1元正月十五打2016.02.22。由于两人经济纠纷至今没有算账郭功政”。本案中被告应支付的玉米款共计49099.6元。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付款的合同。本案中，被告收购的玉米系从原告家拉去的，被告并为原告出具了其所收购玉米的证据，双方对玉米的价款均无异议，故被告依法负有交付货款的义务。被告及第三人辩称原告和第三人是合伙关系，被告所收购的玉米系原告和第三人合伙共同购买的，但本案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及第三人辩称的合伙关系并不影响被告支付价款的义务，第三人可就合伙关系另行主张其应有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功政于被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郭久峰支付玉米款49099.6元；二、驳回第三人董存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7元减半收取，由被告郭功政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支款条一份，内容为“今董存堂之妻拿走玉米款20000元。2016年7月16日张秀梅”，拟证明诉讼期间，董存堂的妻子张秀梅去上诉人处拿走了两万元，二被上诉人为合伙关系。被上诉人郭久峰质证认为，该证据和他没关系；被上诉人董存堂质证认为，钱是我妻子支的，这两万元是分两次拿的，第一次是我拿的，没有打条，是一审开完庭之后拿的。下来一审判决，上诉人父母说再给我两个钱，我妻子又去上诉人处拿了一万元。说算账时再从总账里扣除这些钱。
上诉人庭后提交收款收据四份，拟证明除诉争交易外，其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次买卖玉米的交易，二被上诉人为合伙关系。被上诉人郭久峰质证认为，这些证据是上诉人随便写的，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董存堂提交了记载斤数的书写材料、郭功政书写的证明各一份，上述证据材料一审中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详见（2016）鲁1581民初字1665号正卷第38页]，本院不再组织双方再次进行质证。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支款条是本案审理过程中，判决未生效前，其自行支付给被上诉人董存堂的部分货款，不能体现被上诉人郭久峰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提交的四份收据，系在本案争议之外，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诉争玉米是否为二被上诉人合伙所有。
二审立案前，上诉人自行给付被上诉人董存堂20000元。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同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是：涉案玉米为上诉人从被上诉人郭久峰家拉去的，上诉人对该宗玉米的数量及价款均予认可。双方争议之处是该宗玉米是被上诉人郭久峰所有还是郭久峰与董存堂的合伙财产。首先，被上诉人董存堂称涉案玉米为其与郭久峰合伙期间共同购买的、为其与郭久峰共同财产，原审中，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就其主张的合伙关系，在郭久峰否认的情况下，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后，董存堂亦未提起上诉。其次，被上诉人郭久峰持有上诉人出具的载明抬头为“周哥”（即郭久峰）及涉案买卖标的物品种、数量、交易时间的书面单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中对涉案玉米数量和价款的共同认定，上诉人作为买卖合同的买方，为卖方出具收购涉案玉米的书面证据，应认定为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未有有效证据证明涉案玉米系而被上诉人的合伙财产，其以涉案玉米系二被上诉人合伙售卖为由拒付该宗玉米的价款，原审未予支持，而是认定本案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第三人可就合伙关系另行主张其应有的权利。上述认定，并无不当。再次，就涉案玉米，上诉人提交的其为被上诉人董存堂出具的欠条存根载明“今欠郭久峰和董存堂玉米……。由于两人经济纠纷，至今没有算账”，其明知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纠纷，却在三人间的权利义务未经有效判决确定前，自行给付被上诉人董存堂20000元，其给付20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审认定的事实错误。
综上所述，郭功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7元，由上诉人郭功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吴艳锋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田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