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10民终1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岳庆龙，男，198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立森，山东英良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泽，山东英良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路华新家园75号千米长街B区75-6商铺。法定代表人：孙海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静，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海妮，女，198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静，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岳庆龙与上诉人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犇公司）、孙海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092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岳庆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四项；2.依法改判牛犇公司返还上诉人岳庆龙购车款32万元，并向岳庆龙支付利息（以33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宫飞的一系列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对岳庆龙于2017年5月21日按宫飞指示支付的10万元认定为购车款，但对2017年5月21日至5月22日支付的22万元未认定为购车款属事实认定错误。从岳庆龙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其去杭州的目的就是提车，其系按宫飞指示支付22万元，宫飞也明确表示不耽误提车，该22万元与之前支付的10万元均系购车款，不存在其他用途，更非出借给宫飞的款项。对于是否提到车辆，或者是提此车还是彼车均不能改变购车款的属性。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宫飞代表牛犇公司开展业务，一方面又不认定该22万元为购车款，相互矛盾，亦与事实不符；2.一审法院查明宫飞系牛犇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汽车销售工作，作为牛犇公司销售员接待岳庆龙，并与岳庆龙约定一起去杭州提车，均系职务行为，可以确定宫飞系牛犇公司的工作人员，系牛犇公司的代理人，其以被代理人牛犇公司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牛犇公司发生效力，其法律后果应由牛犇公司承担。岳庆龙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提车过程中将购车款支付给牛犇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过错。本案究其发生原因，实为牛犇公司经营管理不善、用人不当，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牛犇公司承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上诉人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当优先予以保护，牛犇公司及孙海妮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牛犇公司、孙海妮辩称，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理由相同。牛犇公司、孙海妮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四、五项；2.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岳庆龙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岳庆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宫飞收取购车款的行为明显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将汽车销售与收取购车款混为一谈，忽视重要问题的举证，适用法律错误。1.汽车销售，顾名思义就是负责销售汽车，并不包括收取购车款，一审法院将汽车销售与收取购车款混为一谈，明显错误；2.根据上述指导意见，“有理由相信”是指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结合本案，其一，牛犇公司、孙海妮从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告知岳庆龙授权宫飞代替收款，如果岳庆龙认为宫飞有权代表牛犇公司、孙海妮收取购车款，应当举证证明，但其并未举证，一审法院忽略这一问题的举证；其二，岳庆龙本身存在严重过错，并非善意无过失。合同中明确约定“支付时间以甲方（牛犇公司）账户显示全额约定的款项为准”，故双方约定款项只能打入牛犇公司账户，岳庆龙在合同中签字，表明其知晓宫飞没有代收购车款权限。双方曾因首付款的问题于2017年4月21日共同到银行，由孙海妮从其个人账户支付14.2万元以岳庆龙名义存入牛犇公司账户，岳庆龙在打款记录上也签字确认，此时岳庆龙就明确知晓牛犇公司的具体账户。其在明知账户且款项应依约打入账户的情况下，仍私自违约将款项打入没有权限的宫飞的同学姜帅账户，该行为不能视为向牛犇公司支付购车款的行为，岳庆龙应当自行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本案诸多重要事实未查清。合同约定定金5000元，付款时间为5月10日前，以牛犇公司账户显示全额约定的款项为准，交车地点为威海。但岳庆龙在一审时称其5月8日支付了定金15000元，微信显示其他款项付款时间为5月21日、5月22日，款项汇入姜帅、宫飞账户，岳庆龙亲自到杭州全款提车，庭审中岳庆龙又称签订了多份合同，岳庆龙的付款行为与双方之间签订合同的约定不一致。作为合同相对方的牛犇公司，除了收取15000元手续费外对其他情况完全不清楚，仅为了办理车辆贷款手续在合同中加盖公章。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合同成立，就应查明为何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履行中为何整体变更、如何协商、销售人员宫飞有无权利在不通知牛犇公司的情况下变更合同、岳庆龙有无询问宫飞牛犇公司是否清楚合同已变更等一系列问题，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认定不清；三、宫飞为岳庆龙买车代理人，岳庆龙就其与宫飞之间的纠纷，无权起诉牛犇公司、孙海妮，应当驳回岳庆龙的诉讼请求。从岳庆龙一审提交的其与宫飞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二人关系密切，岳庆龙在明知姜帅是宫飞同学且与牛犇公司、孙海妮无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向姜帅汇款10万元；在得知宫飞没有为其提到车的情况下，依然按宫飞指示汇款，将钱借给宫飞用于操作其他车辆的买卖，事后双方还在协商购买其他车辆。因宫飞名下也有自己的汽车销售公司，岳庆龙通过宫飞介绍到牛犇公司办理购车贷款事宜，因此牛犇公司、孙海妮完全有理由相信宫飞是岳庆龙的代理人，二人之间的纠纷与牛犇公司无关；四、宫飞收取岳庆龙款项系个人犯罪行为，与涉案买卖合同无关。牛犇公司也被宫飞所骗，也是受害者，并向公安机关报警，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等待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岳庆龙辩称，1.一审庭审查明宫飞系牛犇公司工作人员，负责汽车销售工作，是牛犇公司的代理人，有权代理牛犇公司开展业务，包括收取购车款事宜，因此本案中宫飞是有权代理，不存在牛犇公司所提到的表见代理问题，也不存在一审法院将汽车销售与收取购车款混为一谈的问题。一审法院调取的孙海妮报案讯问笔录中，孙海妮称“宫飞在我公司做销售员，手里有很多客户的购车现金”，可以进一步证实宫飞可以收取购车款，提车、收取购车款都是其正常的代理权限；2.关于牛犇公司、孙海妮称《汽车买卖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支付时间以甲方（牛犇公司）账户显示全额约定款项为准”，牛犇公司、孙海妮据此推断购车款只能打到牛犇公司账户，与事实不符。合同第二条是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双方选择的是第二项汽车消费贷款方式，也即首付款之外的余款通过双方共同确定的金融机构办理汽车消费贷款支付。“余款计人民币33万元，于2017年5月10日前支付，支付时间以甲方（牛犇公司）账户显示全额约定款项为准”，上述条款是对贷款付款方式项下付款时间的约定，与交车时间相关联，不能证明应将购车款支付至牛犇公司账户。而本案最终因为银行不予先行放款，导致改变了付款方式，岳庆龙不得已才现款提车，岳庆龙完全是按照牛犇公司工作人员的指示付款，对此没有任何过错，不能依据该条款证明宫飞没有收取购车款的权限；3.牛犇公司、孙海妮所述岳庆龙将钱借给宫飞，没有事实依据。该款项究其本质是购车款，这一点无论从合同内容、微信聊天记录、孙海妮与岳庆龙的通话录音以及从凤林派出所调取的孙海妮的报案讯问笔录看，都足以证实诉争款项是购车款，不可能是借款。对于牛犇公司、孙海妮所述协助宫飞办理购车贷款，以及宫飞是岳庆龙的代理人，完全是无稽之谈。岳庆龙提供的通话录音证实宫飞是牛犇公司工作人员，并且证实孙海妮收取了1.5万元的定金，法院调取的报案讯问笔录中孙海妮称“宫飞在我公司做销售员”、“现在住公司宿舍”，都可以证实宫飞是牛犇公司的工作人员，宫飞更不可能是岳庆龙的代理人；4.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规定，本案虽然部分事实涉及刑事犯罪，但与本案并无关联，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岳庆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牛犇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牛犇公司返还原告购车款335000元；3、判令被告牛犇公司支付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履行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33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4、判令被告孙海妮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履行连带给付义务；5、被告牛犇公司、孙海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岳庆龙与被告牛犇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以汽车消费贷款方式购买路虎发现神行轿车一辆。涉案车辆的市场价格是33万左右，为办理贷款，双方高开车辆价格，将价格约定为472000元。首付款142000元实际由被告孙海妮支付，该款项从孙海妮个人账户中取出后，以原告岳庆龙的名义转汇至被告牛犇公司账户。2017年5月8日，原告岳庆龙向被告孙海妮账户汇款15000元。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是：1、岳庆龙与牛犇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2、宫飞是否是被告牛犇公司工作人员。3、岳庆龙向孙海妮汇款15000元的性质如何认定。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与被告牛犇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牛犇公司存在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约定岳庆龙以汽车消费贷款的方式，购买路虎牌型号为发现神行的车辆一台，价款为472000元，合同还约定定金为5000元，首付款142000元，余款330000元于2017年5月10日前支付，支付时间以牛犇公司账户显示全额约定的款项为准；交车时间为2017年5月10日前，交车地点为威海。合同也对提车、验收方式等内容做了约定。合同有原告岳庆龙签字、被告牛犇公司加盖公章确认，代理人处有“宫玉博”签字并留有联系电话。证据2：原告的银行交易明细单6张，证明原告通过转账支付15000元购车款至被告孙海妮个人账户，通过转账支付32万元至被告牛犇公司工作人员宫飞账户及宫飞控制的姜帅账户，共计支付购车款33.5万元。第一张交易明细显示交易日期为2017年5月8日，交易金额为15000元，对方户名孙海妮；第二张交易明细显示交易日期为2017年5月21日，交易金额为100000元，收款方户名姜帅；第三张交易明细显示交易日期为2017年5月21日，交易金额为100000元，收款方户名为宫飞；第四、五、六张交易明细显示交易日期均为2017年5月22日，交易金额分别为30000元、40000元、50000元，收款方户名均为宫飞。证据3：中国联通收款收据壹份，证明132××××7399的机主为宫飞，与《汽车买卖合同》上预留的电话一致。证明宫玉博即宫飞，宫飞有代理权限，其所实施的行为代表被告牛犇公司。证据4：原告与微信名A000捷豹路虎专卖（威海最低价）微信聊天记录一宗，证明原告与被告牛犇公司代理人宫飞就购车事宜进行沟通，并按宫飞要求将15000元购车款支付至被告孙海妮账户，将购车款32万元支付至宫飞及其控制的账户。微信显示对方微信号为×××，电话号码为132××××7399，内容为：原告向对方发送身份信息及银行流水照片，2017年5月7日对方称“我昨天把你的资料也给农行了”，2017年5月8日“（问）账号？（答）工商，威海渔港支行62×××83，孙海妮……”，2017年5月20日18:24“（问）那我们啥时候去啊？（答）我这边应该直接过去……（问）你直接去上海？（答）杭州……（问）我得准备多钱？（答）328000……”，2017年5月21日18:21“（答）我明晚到……你给我转100000块钱一个一天，能转吗？（问）一个一天？账号？（答）10万能转吗？你提车也必须转账啊，不能刷卡。（问）我知道，钱在储蓄卡里。（答）622908376776915314姜帅兴业银行。（问）谁的卡？（答）我同学，我的限额。（原告上传转账截图），（答）收到……”，2017年5月21日21:54“（答）你账上还能转多少钱？（问）不知道，咋啦？（答）我家里明天一早接个车，着急。（问）多钱？（答）这不寻思早点把钱弄回来吗，你看看你先能转多少吧。（问）哪个行？明天接车？那提神行不当误吧？（答）我明天交完后一早到账不耽误……我用着40万呢，明天交车。（问）今天该能转十万吧。（答）6222081614000711527，宫飞工商文登支行，明早再转那10个我用用……收到，不能耽误你提车。（问）哦”2017年5月22日06:55“（问）目前就有40000现金，还有30000他今天上午转给我。（答）我以为你手里有30万。（问）这五万他昨晚转给我的，提现这么慢呀。……50000+40000+30000=120000。（答）嗯……（问）100000+100000+40000+50000+30000=32000。（答）嗯，你先给我吧……”。证据5：中国联通的收款收据及通话录音，证明手机号码为156××××6166的机主为孙海妮，被告孙海妮在通话承认宫飞是其公司的工作人员，认可宫飞是代理人，其是代理公司的职务行为，被告牛犇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录音对话内容包括：“原告：宫飞自始至终都在你那上班？被告孙海妮：对啊，公司本来就不是他的……原告：……当时定金一万五不是转的你名下吗？……被告孙海妮：定金他都拿走了……我没想到他撒谎，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宫飞在我这上班啦……”。被告质证后对证据1中被告牛犇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辩称签订该合同仅是用于原告到银行处办理车辆贷款手续，合同是原告通过宫飞拿给被告的，被告孙海妮虽在合同上盖章，但合同内容并被告并不清楚，代理人处签名及联系电话均模糊不清，被告牛犇公司没有叫“某某博”的工作人员；合同中手填的部分与事实不符，原告并未交付5000元定金，也未向被告支付142000元首付款，所以本合同与原告打给宫飞、姜帅的款项没有关联。对证据2原告汇至孙海妮账户的15000元款项数额没有异议，但此款项系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贷款手续，原告支付的手续费；对原告与宫飞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宫飞并不是被告的职工或代理人，转账记录上没有注明是购车款，与本案无关；对原告与姜帅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二被告与姜帅并不相识，转款记录中也未注明是购车款，与本案无关。另外根据原告提供合同约定，所有款项应当支付到被告牛犇公司或孙海妮账户，原告将款项支付到宫飞和姜帅的个人账户中，不能视为向被告牛犇公司、孙海妮支付了购车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收据上没有相关单位的公章，即使132××××7399的电话机主是宫飞，也与本案没有关联，因为原告提供的合同中，代理人不是宫飞，联系电话看不清，无法证实上面记载的号码就是132××××7399。对证据4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聊天双方当事人身份。即使真实，该聊天记录能证明原告与宫飞系朋友关系，从2017年5月21日晚上18:21至18:45期间的聊天记录中可知，宫飞指示原告将100000元款项汇至姜帅账户，而被告对此并不知情；从2017年5月21日晚上21:54至5月22日早上7:17期间的聊天内容可看出宫飞并未预订到原告所需的车辆，但原告仍将款项打给宫飞用于操作其他车辆买卖交易，故该笔款项并非原告支付的购车款，而是原告借给宫飞的借款。证据5中国联通收款收据因无单位公章，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录音资料因原告未提供原始载体，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录音并不完整，存在剪辑，内容也仅能证明宫飞涉嫌诈骗，被告也是受害者。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威海鸿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威海车易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更一份，两公司企业信息中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处载明为宫飞，证明宫飞系上述两家汽车销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不可能是被告牛犇公司的员工。证据2、被告孙海妮在中国工商银行威海蒿泊支行开设的账号为62×××83的账户银行流水记录以及视频资料各一份，证明被告牛犇公司只是帮助原告办理车辆贷款手续。为了帮助原告办理车辆贷款，2017年4月21日被告孙海妮从自己的账户取出142000元，以原告的名义存到被告牛犇公司的账户，后被告孙海妮又将该款转回自己个人账户。也可以证明二被告的资产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资产混同。原告质证后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只能说明宫飞曾开办过这两家公司，不能证明宫飞不是牛犇公司员工。原告多次到被告牛犇公司店里都是宫飞和被告孙海妮接待的，原告是与被告牛犇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被告牛犇公司也在签章处加盖了公章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原告确实与被告孙海妮到工商银行蒿泊支行办理过该笔购车合同的首付款，是从被告孙海妮个人账户支取的，转入被告牛犇公司账户，充分说明被告知晓认可该笔买卖合同，且证明被告牛犇公司与被告孙海妮财产混同。庭审过程中，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被告孙海妮在凤林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从凤林派出所调取了被告孙海妮报案时的讯问笔录，笔录记载时间为2017年5月26日17时09分至17时30分，地点为凤林派出所，被讯问人为孙海妮，在笔录中孙海妮陈述：“宫飞在我公司做销售员，手里有很多客户的购车现金”，“现在住在公司宿舍”，电话是132××××7399，其负责“车辆销售工作”。孙海妮称与宫飞是业务关系，2017年5月22日，孙海妮通过微信联系宫飞，让其联系上海方面车源，购买别克昂科威汽车一辆，孙海妮预先支付给上海车源处购车款228400元。后宫飞陪同朋友去杭州提车，孙海妮就让其顺路去上海验车。2017年5月26日宫飞失联，孙海妮才得知上海车源处因无车，已将购车款228400元返还给了宫飞。孙海妮怀疑被宫飞所骗，故到派出所报案。原告质证后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笔录反映出宫飞就是被告牛犇公司的销售人员，是公司员工，其代理行为应由牛犇公司承担法律后果；笔录中所述宫飞陪朋友提车，实际上是指陪原告去提车，原告实际上是被告牛犇公司的客户，宫飞陪原告提车系职务行为。被告质证后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被告孙海妮在该笔录中也陈述和宫飞仅是业务关系，宫飞帮被告牛犇公司介绍过客户，牛犇公司根据成交情况给予宫飞提成，被告牛犇公司除被告孙海妮外无其他员工。笔录中不能证实宫飞陪原告岳庆龙提车，但能证实被告也被宫飞所骗。通过原、被告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本部分争议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与被告牛犇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原告为买受人，以被告牛犇公司为出卖人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购买车辆的品牌、型号、数量、价款等内容，也对付款方式、交车时间、地点、提车、验收方式等内容做了约定。合同有原告签字，被告牛犇公司盖章确认。牛犇公司认可合同中印章的真实性，合同中约定“本合同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故合同中被告代理人处签字及联系电话模糊不清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即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首付款由被告孙海妮实际支付，也不能说明该合同签订的目的仅为办理车辆银行贷款，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况且庭审过程中，被告陈述银行贷款办理完毕后，如原告在被告车行购车，被告也愿意将车辆卖给原告，能证实原被告间存在车辆买卖合意。因此《汽车买卖合同》系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牛犇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关于宫飞是否是被告牛犇公司工作人员。一审法院调取被告孙海妮报案时的讯问笔录中，孙海妮陈述宫飞“在我公司里做销售员，手里有许多客户的购车现金”，负责汽车销售工作，“现在住在公司宿舍”；原告提供录音证据中，被告孙海妮认可宫飞在牛犇公司上班；庭审中，原告称在被告牛犇公司处协商买车事宜时由宫飞接待，被告也认可涉案《汽车买卖合同》由宫飞拿给被告盖章。即使宫飞有自己注册的其他公司，也不能证明宫飞不是被告牛犇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讯问笔录及录音两份证据及原被告陈述相互佐证，能够证实宫飞系被告牛犇公司工作人员，负责汽车销售工作。3、关于岳庆龙向孙海妮汇款15000元的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5录音中，原告岳庆龙问“当时定金一万五不是转的你名下吗”，被告孙海妮对收取定金的事实并未否认，只是回答：“定金他（宫飞）都拿走了”，证实被告孙海妮知晓并认可收取原告15000元购车定金的事实。虽原、被告合同中约定定金数额为5000元，但定金条款系实践性条款，被告孙海妮做为牛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接受原告交付的15000元款项后，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双方对原定金条款约定数额的变更，定金数额以实际交付的15000元为准。庭审中，被告孙海妮认可收到原告15000元款项的事实，辩称收取原告15000元系协助原告办理贷款的手续费，但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有关于贷款手续费的约定，对于被告的辩称不予采信。另查，原告提交证据4中宫飞微信详细资料显示的电话号码与孙海妮报案时提供的宫飞联系方式一致，能够证实该微信系宫飞本人微信。结合原告证据2转账交易凭证能证实：2017年5月21日18时21分，宫飞告诉原告“提车也必须转账”，要求原告向姜帅账户汇款100000元，原告岳庆龙按照宫飞指示汇款。2017年5月21日21时54分，宫飞表示“明天一早接个车”需要钱，要求原告向其账户汇款，并表示不会耽误原告提车，原告当日向宫飞账户汇款100000元。2017年5月22日，原告又分三次共计向宫飞账户汇款1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岳庆龙与牛犇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自觉遵守，全面履行。牛犇公司明确表示无法履行交付义务，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理应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向宫飞及姜帅账户汇款共计320000元能否认定为向被告牛犇公司支付购车款，被告牛犇公司是否应当返还；焦点二是被告牛犇公司与被告孙海妮财产是否混同，被告孙海妮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通过庭审调查已认定宫飞系被告牛犇公司工作人员，负责汽车销售工作，宫飞作为被告牛犇公司销售员接待原告，与原告约定一起去杭州提车均系职务行为。原告由宫飞负责接待后，被告牛犇公司、孙海妮均配合原告办理汽车首付款银行流水、签订购车合同，原告按宫飞指示向被告孙海妮账户支付购车定金15000元，被告牛犇公司、孙海妮也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宫飞能代表被告牛犇公司与其开展业务。2017年5月21日18时许，宫飞告知原告“提车也必须转账”，原告因提车需要而听从宫飞指示，向姜帅账户汇款100000元，此笔汇款应认定为原告向被告牛犇公司支付的购车款。在无法履行双方合同的情况下，被告牛犇公司应当对此笔100000元汇款承担返还责任；被告收取岳庆龙购车定金15000元，现岳庆龙仅要求牛犇公司返还15000元，系对自身权力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岳庆龙要求被告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6月15日起，支付该笔100000元购车款及15000元定金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此笔汇款之后，原告岳庆龙在明知并非自己提车需要的情况下，仍按宫飞指示，先后向宫飞账户汇款共计220000元，此220000元汇款应认定与岳庆龙购车无关，不应认定为岳庆龙向被告牛犇公司支付的购车款，岳庆龙应另寻途径解决。关于焦点二，被告牛犇公司系被告孙海妮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告认可孙海妮以个人账户收取过客户购车款，牛犇公司与孙海妮的账户相互打款。依据账户的属性，账户内的财产属开户人所有，孙海妮个人与牛犇公司混同使用账户，应认定孙海妮个人财产与牛犇公司财产混同。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牛犇公司财产独立于孙海妮个人的财产，被告孙海妮应当对被告牛犇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岳庆龙与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二、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岳庆龙购车款100000元；三、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岳庆龙购车定金15000元；四、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岳庆龙利息（以11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五、被告孙海妮对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原告岳庆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于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433元，由原告岳庆龙负担3327元，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孙海妮负担210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宫飞收取上诉人岳庆龙转账支付的32万元是否系履行职务行为；二、岳庆龙主张上诉人牛犇公司、孙海妮返还33.5万元款项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本案应否中止审理。关于争议焦点一，岳庆龙与牛犇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岳庆龙作为买受人应当向牛犇公司支付购车款，其按宫飞指示于2017年5月8日向孙海妮账户汇款1.5万元，5月21日先后向姜帅账户汇款10万元、宫飞账户汇款10万元，5月22日分三笔共向宫飞账户汇款12万元。现双方对于5月21日、22日宫飞指示岳庆龙汇款的行为是否系宫飞履行职务行为产生争议，对此，本院综合分析如下：首先，从宫飞的身份看，根据孙海妮在凤林派出所接受讯问时的陈述，其认可宫飞系牛犇公司销售员；其次，从宫飞的职权看，孙海妮在讯问笔录中陈述“宫飞在我公司做销售员，手里有很多客户的购车现金”，在与岳庆龙的通话中，岳庆龙问“上回转钱不是转的你名下么？当时定金壹万伍不是转的你名下么”，孙海妮回复“定金他都拿走了”，通过孙海妮的上述陈述可以看出，宫飞作为销售员，其职责不仅仅是负责销售，也可以收取客户缴纳的购车款，包括支配已经转账到孙海妮个人账户的款项，故宫飞虽然在牛犇公司担任销售员，但其职权包含收取客户的购车款；再次，从款项的整个支付过程看，2017年5月8日，岳庆龙根据宫飞在微信中指示的账号，向孙海妮账户转账1.5万元；5月20日，岳庆龙通过微信询问宫飞“我得准备多（少）钱”，宫飞：“328000”，“你这车相当乱我要算”，“小钱我先垫着”……5月21日，宫飞向岳庆龙表示“你给我转100000块钱一个一天”……岳庆龙“10万能转吗”，宫飞“你提车也必须转账啊”，“不能刷卡”，并向岳庆龙发送了姜帅的账户信息，岳庆龙接着询问“谁的卡”，宫飞表示“我同学”，“我的限额”。随后岳庆龙向该账户转账10万元，宫飞回复“收到”，“办手续也要钱”……“银行政策改了要不真不用”……当日晚些时候宫飞询问“你账上还能转多钱？”，“我家里明天一早接个车”……“我明天交完后天一早到账不耽误”。综合分析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虽然涉案《汽车买卖合同》约定以贷款方式支付车款，但因为银行政策改变，宫飞要求岳庆龙一同前往杭州提车，且需要岳庆龙支付现金328000元。无论是向姜帅账户转账的10万元，还是向宫飞账户转账的22万元，均系在与宫飞商量提车事宜的过程中按宫飞指示转账，款项数额未超出合同约定的购车款。其中10万元宫飞明确表示“提车也必须转账”，岳庆龙转账后宫飞也表示收到，该款项应认定为支付涉案购车款；关于岳庆龙按宫飞指示支付到宫飞账户的另22万元，根据之后双方至5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宫飞未再要求岳庆龙继续支付购车款，只是不断对提车时间进行拖延，可以认定该22万元系岳庆龙按宫飞指示预先交付的购车款，用于提取其他车辆，在其他车辆款项到账后再用于提取涉案车辆，不存在还需另行支付购车款的情形，该22万元与10万元均为支付涉案车辆的购车款。综上，可以认定宫飞收取岳庆龙32万元款项系履行职务行为。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1.5万元款项，孙海妮在其与岳庆龙的通话录音中明确认可系定金，现因无法履行合同，双方同意解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岳庆龙仅要求返还1.5万元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判决牛犇公司予以返还正确，应予维持；关于32万元款项，如前所述，宫飞收取岳庆龙32万元款项系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现双方对涉案买卖合同解除无异议，在牛犇公司无法交付车辆的情况下，牛犇公司应当向岳庆龙返还其收取的购车款32万元。牛犇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孙海妮未提供证据证明牛犇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孙海妮的个人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孙海妮应当对上述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岳庆龙的相关上诉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岳庆龙向牛犇公司、孙海妮主张权利系依据双方之间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系岳庆龙与牛犇公司。宫飞收取涉案款项系履行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牛犇公司承担，至于宫飞是否涉嫌经济犯罪，公安机关是否对此立案侦查，与本案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亦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不存在中止审理并待刑事案件结果确定后恢复审理的问题。牛犇公司、孙海妮的该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岳庆龙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孙海妮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092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解除原告岳庆龙与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第三项“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岳庆龙购车定金15000元”；二、撤销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092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被告孙海妮对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六项“驳回原告岳庆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092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岳庆龙购车款100000元”为“上诉人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返还上诉人岳庆龙购车款320000元”、第四项“被告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岳庆龙利息（以11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为“上诉人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岳庆龙利息（以本金33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上诉人孙海妮对上诉人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判决于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33元，均由上诉人威海牛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孙海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于 晶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书记员  邹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