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兵0102民初618号
原告：崔克良，男，197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六团。
原告：齐香芬，女，197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六团。
原告：周艳灵，女，196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六团。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荣，新疆和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海龙，新疆和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建儒（曾用名李志鹏），男，197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被告：张志强，男，196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栾川县，暂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与被告李建儒、张志强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克良及原告齐香芬、周艳灵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荣、田海龙，被告李建儒、张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返回原告红枣款216783元（30.095吨×8元/公斤），加工费30100元，合计24688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7日至2015年12月2日，原告与合伙人周艳灵分六次向二被告的加工厂送红枣32吨委托二被告进行加工，二被告要求原告先付加工费，原告分两次给二被告付清了加工费。不料，二被告收取原告的红枣和加工费后竟然将原告的红枣侵占，并私自卖给他人获利，原告得知后前往被告处索要加工好的红枣，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3977元，剩下的红枣款二被告竟然蛮横的说：“三毛钱一斤给原告结账。”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建儒、张志强共同辩称，三原告在被告处加工红枣属实。由于双方之间存在介绍费及周转箱返还一事未解决，所以原告崔克良担心被告不帮其销售加工好的红枣自己找收购红枣的老板，于2016年1月3日以每公斤10.5元的价格将加工好的红枣销售给了河北老板张某某，当时因为原告崔克良没有支付加工费等，所以二被告将加工厂大门关上，不让其将红枣拉走，原告崔克良向六团派出所报案，经派出所协调，原告崔克良无奈按照每吨1800元的加工费及每个纸箱、胶带、内膜等3.5元的价格结清加工费后，将自己和原告齐香芬名下的红枣全部拉走了。原告崔克良为了在二被告的加工厂赚取介绍费，让原告周艳灵购买红枣来二被告的加工厂加工，原告周艳灵送到二被告加工厂的红枣质量极差，二被告也多次劝导原告周艳灵不能再收购这样的红枣加工；原告周艳灵的红枣加工完后，由于红枣质量差加之行情不好，销售不畅，2016年1月29日经原告周艳灵同意，二被告将特级、一级、二级成品好枣570件（10公斤/件，8元/公斤），三级、四级成品好枣139件（10公斤/件，5元/公斤），计709件销售给了六团的叶某，得款52500元，扣除加工费、内膜款、纸箱款后，将余款23977元打给了原告周艳灵的丈夫郭某某；期间原告周艳灵夫妇多次销售共计89件；剩余红枣一直放到了2016年5月份，二被告电话通知原告周艳灵的丈夫天热红枣变质，斤数减少，再不处理就会变成垃圾，其同意由二被告全权代表联系销售，最终于2016年5月19日以每件5元卖给了拜城县的孟某，共计销售169件，该款至今未支付给原告周艳灵。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举证、质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举证、质证、认证如下：三原告提供的证据1、收据8份、证明1份，证明三原告将30.095吨红枣分批送到二被告的红枣加工厂进行加工后，至今只收到了23977元红枣款，剩余红枣至今未收到的事实；二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崔克良、齐香芬交被告加工的红枣加工后已经全部提走，原告周艳灵的红枣经二被告同意已经将部分红枣卖与他人，被告扣除加工费、纸箱费等后将余款23977元交付原告周艳灵丈夫；有部分红枣是由原告周艳灵自己销售出去，还剩了一些达不到等级的红枣经原告周艳灵同意后由被告销售他人，但销售款至今拒绝领取。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能完全证明三原告将红枣交付被告加工后没有收到红枣的事实，应当结合本地红枣加工的交易习惯及其他证据予以确认。2、某团司法所证明、某某派出所证明、某团某连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因红枣加工之事发生纠纷后在某团司法所进行了调解，并在原告崔克良拿不到红枣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认为不是其业务管辖范围，要求原告崔克良找司法所或人民法院解决，以及某团某连2015年红枣销售价格平均为8元，原告按照该价格主张损失的事实。二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原告自己去的派出所，被告并不知情，2015年三连红枣销售价格达不到8元一公斤，双方到司法所调解的时间不是9月，而是5-6月份。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公安机关的证明只是证明了原告崔克良向公安机关因红枣纠纷报案的事实，但无法证明原告崔克良报案所称事实完全属实；六团司法所的证明只能证明，原告崔克良申请司法所对双方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不能证明原告交给被告加工的红枣没有拿回的事实；某团某连的证明只能证明某连职工销售红枣价格平均为8元，但无法证明该价格对应的红枣品种、质量等，故上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二被告提供了一份U盘（内容系被告与所谓收购红枣的人及证人了解三原告处理红枣情况陈述视频），证明原告交付被告加工的红枣已经由原告自己处理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提供的视频中显示的人原告均不认识，原告如果收到红枣肯定给被告出具收条的，现在没有收到红枣只能说明二被告将原告的红枣卖了，不能证明原告处理了红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之规定出具上述证据的证人未到庭作证，也未说明未能到庭的合理理由，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向被告张志强、李建儒开办的《旺源枣业》送去16678公斤红枣（红枣收据号及对应的数量如下：1122600号8058公斤、1122549号970公斤、1122542号7650公斤），进行加工，原告周艳灵送去15695公斤红枣（红枣收据号及对应的数量如下：7928423号3954公斤、1122495号5039公斤、7928422号6440公斤、7928424号262公斤）进行加工。2016年1月3日原告崔克良向二被告支付14.4吨红枣的加工费、纸箱费、胶带费、内膜费30100元后将加工好的1197件红枣提走，被告张志强当日向原告崔克良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今有齐香芬加工红枣14.4吨，用箱子1197个，加工费包括箱子计款叁万零壹佰元付清，有2016年元月3号转账旺源果业张志强2016年元月3号。”红枣加工费每吨1800元，每包装一箱红枣所需的纸箱、胶带、内膜费用为3.5元。
原告崔克良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只主张原告周艳灵交付的15695公斤及被告张志强出具的证明上的14.4吨的部分。原告崔克良自愿放弃主张部分的红枣总重量为2278公斤。
2016年1月29日，经原告周艳灵同意二被告根据本地红枣加工行业的交易习惯将原告周艳灵交红枣加工厂加工好的709件成品红枣以52500元的价格销售与他人，扣除加工费28523元后，余款23977元被告支付给原告周艳灵的丈夫。
原告崔克良与原告齐香芬系夫妻关系。原告崔克良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与原告周艳灵系合伙关系。
本院认为，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与被告张志强、李建儒之间虽然没有书面的红枣加工合同，但三原告将自己的红枣交二被告的红枣加工厂进行加工并口头约定加工费的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加工合同，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该加工合同的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地红枣加工交易习惯交付加工人在出售加工好的红枣或提取加工好的红枣时支付加工费，而在本案中原告崔克良在2016年1月3日支付14.4吨红枣的加工费、纸箱费、胶带费、内膜费共计30100元，现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夫妇持二被告在原告将红枣送进加工厂时出具的收据认为自己没有收到加工好的红枣，将加工好的红枣继续放在二被告处不符合常理，也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告周艳灵与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夫妇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不足，二被告也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崔克良、齐香芬要求二被告按照每公斤8元赔偿其红枣的诉讼请求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加工承揽合同，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将红枣交付二被告加工，二被告已经将本案争议的红枣加工完毕，现二原告主张二被告退还加工费301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周艳灵与原告崔克良、齐香芬不存在合伙关系，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原告周艳灵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崔克良、齐香芬、周艳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3元，减半收取计2501.5元，由原告崔克良、齐香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沙吉古丽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