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1民初21541号
原告：杨鹏，男，1979年11月2日出生。
被告：商书晨，女，1941年11月22日出生。
被告：张博（兼被告商书晨、刘凤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63年5月13日出生。
被告：刘凤娈，女，1973年11月10日出生。
原告杨鹏与被告商书晨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追加张博、刘凤娈为本案共同被告，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鹏及被告商书晨、张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商书晨、张博、刘凤娈将本市东城区×××西房南数第一、二间房屋腾空交付原告；2、被告商书晨、张博、刘凤娈拆除本市东城区×××号西房南数第一、二间房屋东侧的自建房。事实与理由：位于本市东城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原系原告祖父母杨金涛及谢谷所有。文革期间，涉诉房屋交由房管部门公管，在此期间，被告商书晨作为北京汽车起重厂职工被单位安排在涉诉房屋中居住。文革结束后，国家将涉诉房屋发还给原产权人谢谷，但商书晨等人一直在涉诉房屋中居住。2004年，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但商书晨因住房补贴少拒不搬出涉诉房屋。2013年6月，谢谷将涉诉房屋出售给原告。原告取得涉诉房屋产权后了解到涉诉房屋被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进行托管，故原告于2017年7月通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建国门分中心解除托管关系，并于2017年9月3日通知商书晨搬出涉诉房屋，但被告商书晨一直拒绝搬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如所请。
被告商书晨辩称：1、商书晨于1975年在东城区房地产管理局换房站用自己承租的安定门的公房对换获得了涉诉房屋承租权。北京市东城区房地产管理局建国门房管所与商书晨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为商书晨核发了《准入证》。商书晨系涉诉房屋的合法承租人。1984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商书晨才知道涉诉房屋系政府公管的私房，需要腾退，但由于商书晨单位在分房时没有给商书晨解决住房问题，商书晨就一直在涉诉房屋中居住。2、2011年，原告将涉诉房屋所在院落包括自建房在内的十余间房屋全部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涉诉房屋居住环境差且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但由于商书晨在腾退涉诉房屋的问题上没有主动权，只能被动等待。3、涉诉房屋在文革期间由政府部门公管，管理机关是北京市东城区房地产管理局建国门管理所。商书晨在1975年换房到涉诉房屋后，其与建国门房管所是公房租赁关系，商书晨系涉诉房屋的合法承租人。建国门房管所与原告侵害了商书晨的承租权，商书晨未侵占涉诉房屋产权人的房屋。自建国门房管所核发准住证后，商书晨一直准时足额交纳房租，房管所负责对涉诉房屋进行修缮。商书晨与房管所没有托管关系，只有租赁关系，房管所没有与商书晨解除租赁关系。原告与房管所有托管关系，原告与房管所何时变更产权及代为托管关系与商书晨无关，原告与房管所关系变更不影响商书晨与房管所的公房租赁关系，否则房管所应将商书晨原承租的安定门的公房还给商书晨。4、原告取得涉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必然享有涉诉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根据《关于落实“文革”中接管的私房政策的若干规定的实施细则》，政府发还房产证与房屋腾退应分开处理，并非发还房产证，承租人就必然无条件将房屋腾退给产权人，而是由占用人单位或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另行安排的方式解决腾退问题。原告在起诉状中引用的《物权法》及《侵权责任法》不适用于文革没收私房及八九十年代的公房租赁。5、商书晨的单位及相关责任方没有尽到腾退义务。商书晨的单位虽多次分房但未能执行落实私房政策，现商书晨的单位无房可分只能以资金补贴方式解决相关问题，但由于补贴太少，且商书晨工资低，无力购买房屋。6、商书晨在本市无其他住房。7、根据《关于清退“文革”中被占用自住房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二项，产权人将被占用的自住房出卖或赠与他人以后其被占用房屋一律不再腾退。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二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拆除自建房将给商书晨生活带来不便。综上，被告商书晨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张博辩称：关于原告提出的拆除自建房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商书晨年纪较大，需要有人陪伴、照顾。拆除自建房被告将面临很多居住、使用问题。被告现在占用的原告作为厨房的小屋是自建房的一部分，只是进行了置换。张博的其他答辩意见同商书晨的意见一致。综上，张博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凤娈辩称：刘凤娈的答辩意见与商书晨、张博的意见一致，刘凤娈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位于本市东城区×××号（旧门牌号×××号）房屋12间原系原告祖母谢谷所有的私房，文革期间交由房管部门接管。1984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将包括涉诉房屋在内的×××号房屋13间发还谢谷。1984年7月，北京市东城区房地产管理局建国门管理所（现更名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建国门分中心）办理了上述房屋的撤管手续。同日，谢谷与北京市东城区房地产管理局建国门管理所签订《委托房管部门管理被占用自住房协议书》，将包括涉诉房屋在内的×××号房屋4间委托北京市东城区房地产管理局建国门管理所管理。2013年6月，谢谷将涉诉房屋出售给原告。2013年7月1日，原告取得涉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坐落为本市东城区×××号。
1975年7月25日，东城区建国门房管所给商书晨出具《公房准住证》，批准商书晨租住×××号空房一间。1980年1月14日，东城区建国门房管所与商书晨签订《房屋租赁契约》，由商书晨承租东城区×××号西房两间，使用面积为12.2平方米，起租日期为1979年7月1日。1992年2月23日，建国门房管所（甲方、出租方）与商书晨（乙方、承租方）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商书晨承租东城区×××号居室两间，总使用面积为12.2平方米。1992年之后，商书晨与建国门房管所未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2017年8月3日，杨鹏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建国门分中心提交《申请》，内容为“本人杨鹏（身份证×××）为谢谷之孙。我拥有东城区×××号的房屋产权（X京房权证东字第×××号）由于历史原因其中的西房两间交由东城区建国门房管所托管。现本人申请解除托管关系。”2017年9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建国门分中心批准同意就涉诉房屋撤管。2017年9月，杨鹏向商书晨发出《通知书》，要求商书晨搬出涉诉房屋。因商书晨未搬出涉诉房屋，原告诉至本院。
庭审中，关于涉诉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商书晨称其自1975年入住涉诉房屋至今。张博称其自1975年开始在涉诉房屋中居住至今，刘凤娈于2003年前后与张博结婚，婚后偶尔在涉诉房屋中居住。现涉诉房屋内为商书晨、张博、刘凤娈的个人物品。原告不清楚涉诉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亦不清楚屋内有谁的个人物品。
关于三被告在本市是否有其他住房问题，商书晨称其在本市没有其他住房，张博、刘凤娈称其在本市有其他住房。原告称，其不清楚三被告在本市是否有其他住房。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到涉诉房屋进行现场勘验。经现场勘验，原告要求三被告腾退的房屋为本市东城区×××号西房南数第1、2间，产权证登记地址为本市东城区×××号房屋。该房屋为大开间，由西房南数第2间进出。该房屋东侧建有与房屋齐平的自建房2间，自建房间有门相连。自建房与产权房相连，由自建房进入产权房。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核实涉诉房屋是否为标准租私房腾退范围，该单位工作人员答复称，涉诉房屋承租人商书晨，在标准租私房腾退范围，商书晨未领取腾退补偿。后本院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建国门分中心调查了解涉诉房屋情况，建国门分中心工作人员答复称，涉诉房屋原系谢谷委托管理的房屋，承租人商书晨。2017年，杨鹏申请解除委托关系后，建国门分中心与杨鹏解除托管关系。自2017年9月，建国门分中心不再收取商书晨租金。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房屋所有权证,公房准住证,《房屋租赁契约》，《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审批表，房屋档案，勘验笔录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依据查明的事实，涉诉房屋系原告所有的房产，原告对涉诉房屋有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被告商书晨虽因房屋置换入住涉诉房屋，与涉诉房屋原接管单位订立房屋租赁合同，但涉诉房屋落实私房政策后，涉诉房屋接管单位已经对涉诉房屋进行撤管。涉诉房屋原产权人与建国门分中心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委托建国门分中心继续管理涉诉房屋。现原告已与建国门分中心解除托管关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腾退房屋并拆除自建房，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商书晨、张博、刘凤娈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北京市东城区×××号西房南数第一、二间房屋腾空交付原告杨鹏；
二、被告商书晨、张博、刘凤娈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拆除北京市东城区×××号西房南数第一、二间房屋东侧的自建房，并将渣土清运干净。
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被告商书晨、张博、刘凤娈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杨 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