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民终17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孝兰，女，1946年03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不识字，农民，住镇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本莲，女，1974年10月14日生，侗族，住址镇远县。系蒋孝兰的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世华，男，1956年01年24日出生，侗族，镇远县经贸局退休干部，住址镇远县。系蒋孝兰的女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年菊，女，1966年03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不识字，农民，住镇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琼，女，1995年4月8日生，汉族，住镇远县。系徐年菊的女儿。
原审第三人：镇远县都坪镇新寨行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镇远县都坪镇新寨村。
法定代表人：徐帅历，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原审第三人：镇远县都坪镇下屯行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镇远县都坪镇下屯村。
法定代表人：江猛，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原审第三人：田庆成，男，196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镇远县。
上诉人蒋孝兰因与被上诉人徐年菊、第三人镇远县都坪镇新寨行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寨村委会”）、镇远县都坪镇下屯行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屯村委会”）、田庆成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镇远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5民初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孝兰上诉请求：撤销镇远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5民初8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的是姚祖成和蒋孝兰夫妇承包洪家园0.913亩责任田，印良周和徐年菊夫妇强行霸占后改变农田的农业性质破坏农田建房，又将田卖给洪家贵建房，不得以早在2010年蒋孝兰已收回没有破坏的田自己耕种。印良周和徐年菊夫妇霸占建房的农田没有退，还打我三处骨折。徐年菊用坏田换建房地，我蒋孝兰肯定不同意。互换田土这么大的事应该告知蒋孝兰。印良周为了将徐年菊前夫宋绍权房屋占为己有，编造互换田土的假协议，搬移宋绍权房屋到蒋孝兰的承包田上，由掌村公章的时任村委副主任以村委会名义出假证报请人民政府批准，宋绍权祖上房产权就变为了印良周的产权。蒋孝兰的承包田也无故被霸占。协议上的原始标的物是在枇杷树、石板桥，如今没有原始标的物，协议上两个证明人都是协议执笔人的亲戚，到现在证明人姚祖盛证实自己不在场且协议上不是自己签名，协议显然是无效的。签订田土互换协议没有经过蒋孝兰的同意，侵犯了妇女平等承包土地的权利。协议书中只有我家姚祖成承包田洪家园0.913亩责任田（标的物），而没有徐年菊和印良周承包枇杷树五丘和石板桥一丘。协议上没有协议双方当事人、村组长的签名和指纹，协议书显然是无效的。一审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本案是2017年7月6日，一审法院到新寨村调查收集证据的时间是2017年6月14日，有先判后审，司法不公之嫌。
徐年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印良周与姚祖成于1999年9月24日达成的《协议书》为有效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原来均系镇远县都坪镇廻龙行政村龙卯山组的村民，1999年9月24日，原告的丈夫印良周与被告的丈夫姚祖成为了方便管理、耕种，经协商达成一份责任田互换《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廻龙村龙卯山组姚祖成与印良周交换责任田一事：一、姚祖成的洪家园的责任田九丘，二、印良周石板桥一丘、枇杷树五丘，一共六丘。双方同意交换责任田，永远耕种管理不能翻此，永远生效。双方协议人：姚祖成、印良周，证明人：组长姚本兴、姚祖盛，廻龙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姚远，提笔人姚远，公元一九九九乙卯年九月二十四日。”该《协议书》由时任村委会副主任姚远执笔，当事人印良周、姚祖成以及证明人均在该《协议书》上加盖私章，并且加盖了廻龙村委会的公章。后双方家庭各自按照协议耕种，2002年，原告丈夫印良周在置换得来的责任田范围内申请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获得相关部门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后在该证范围内修建房屋。2013年，被告以其丈夫姚祖成与原告丈夫印良周所签订的互换协议书无效为由阻拦原告对置换责任田进行耕种管理，双方发生纠纷。原告丈夫印良周于2007年去世，被告丈夫姚祖成于2010年去世，双方所在的廻龙村现已经与新寨村合并为新寨村。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户时，以原告丈夫印良周为户主的家庭户取得经营权的责任田有洪家元（小地名）3丘、庙对门（小地名）9丘、对门（小地名）4丘等，因下屯村修路占用印良周庙对门（小地名）的责任田，下屯村用该村村民田庆成位于对门（小地名）的1丘责任田与之调换，故印良周在对门（小地名）享有5丘责任田的承包经营权；以被告丈夫姚祖成为户主的家庭户取得经营权的责任田有洪家元9丘。双方《协议书》中所称的“石板桥”地名是小地名，原告承包证上所填写的“洪家元”是大地名，“洪家元”处的田系阶梯田，“石板桥”位于“洪家元”的最下端，当地村民也将“石板桥”称为“洪家元”，协议书所称的“枇杷树”地名与原告一户承包证上所填写登记的地名“对门”属同一地名，双方协议书所称“洪家园”地名与原、被告承包证上所填写登记的地名“洪家元”属同一地名。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家庭户的户主为了方便耕种，经口头商量达成协议后，由时任村委会副主任姚远执笔，双方达成责任田承包经营权互换协议，该《协议书》经当事人姚祖成、印良周盖个人私章，并且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原、被告的互换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协议。被告提出辩解理由：1、协议没有印良周和姚祖成的签名和指纹；2、印良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中没有《协议书》中所写的“石板桥”一丘责任田和“枇杷树”五丘责任田；3、原告2002年就在被告位于洪家园的责任田中修建住房，改变了被告责任田的农业用途，违反了《协议书》中“交换责任田永远耕种管理”的约定，应当属于无效。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协议书》虽没有当事人的亲笔签名，但已经加盖了个人私章，从姚祖成的地籍档案来看，该档案中需要姚祖成签字的地方大部分均是加盖私章，而不是签名，从私章的性质以及平时姚祖成的签名及用章习惯来看，姚祖成的私章与签名应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第二，印良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中登记的责任田所在位置中虽没有“石板桥”、“枇杷树”等地名，但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当地村民将“石板桥”也称为“洪家元”，“枇杷树”也称为“对门”，故协议书中所记载用于置换的责任田确系印良周所承包经营的责任田；第三，原告在从被告处置换而来的责任田中修建房屋已经依法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即使未依法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建房，也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审查的内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双方的《协议书》也并不因此而导致无效。综上，对于被告提出的上述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印良周与姚祖成于1999年9月24日达成的《协议书》有效。案件受理费60元,由被告蒋孝兰承担。
在二审期间，蒋孝兰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9.材委会《证明》，证明印良周在龙卯山未分土地，没有田土地调换；10.《土地承包使用证》，证明洪家园0.913亩田是蒋孝兰家承包田；11.姚祖盛的《证明》，证明协议书的字不是姚祖盛本人签的，没有参加协议签订；12.姚绍银《证明》，证明分田时只有洪家元，对门地名，没有枇杷树地名；13.何玉英《证明》，证明分田时只有对门，没有枇杷树，只有洪家园，没有石板桥；14.杨道美《证明》，证明解放前后都没有枇杷树、石板桥；只有洪家园、对门；15.杨道美家《承包土地登记》，证明只有洪家园、对门，没有枇杷树、石板桥这地名；16.对姚祖盛的调查笔录，证明1999年9月24日没有参加协议书签订；17.对姚本兴的调查笔录，证明1999年协议时姚本兴不是组长；18.新寨村委会2017年3月12日《情况说明》，证明徐年菊的代理人罗坤伪造《情况说明》；19.新寨村委会2017年4月16日《情况说明》，证明村委会已申明2017年3月12日《情况说明》无效；20.法院的《询问笔录》，证明2017年3月12日《情况说明》无效，2017年4月16日《情况说明》有效；21.村委会《证明》，证明协议书的证明人是姚远亲伯姚祖盛、亲弟姚本兴不是村组长，是伪造的；23.石碑刻文，证明姚远、姚祖盛等人的亲属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镇远县羊场法庭进行质证，第三人新寨村委会、下屯村委会、田庆成明确表示不参加质证，蒋孝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姚本莲和唐世华、徐年菊及其委托代理人宋琼参加质证。徐年菊对9、11、12、13、14、15、16、17、19、20号证据不认可；对10、18、21号证据认为是真实的，予以认可；对23号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认为，对9号证据，涉案土地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经营，1998年土地延包时徐年菊户是以印良周为户代表参加承包土地，该份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10号证据，一审判决已查明并认定洪家园0.913亩田原系蒋孝兰家承包田，予以采信。对11、16、17号证据，姚祖盛是否参加签订协议、姚本兴是否是组长，不影响印良周与姚姐成间的《协议书》效力，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对12、13、14号证据，系书面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不予确认。对15号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8、19、20号证据，属一审提交的证据并已进行质证。对21、23号证据，本案无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具体到本案，蒋孝兰在一审庭审中自述“2002年徐年菊家房子搬到田里之后，我们就没种了，在2012年之后我们又去找徐年菊家商量又划给我们……”蒋孝兰在上诉状中称“印良周和徐年菊夫妇强行霸占涉案农田后改变农田的农业性质破坏农田建房，又将田卖给洪家贵建房，不得以早在2010年蒋孝兰已收回没有破坏的田自己耕种……”蒋孝兰的女儿姚本莲在一审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我今天出庭证明的是洪家园的0.913亩地没有经过我和我的母亲就把我家的地置换了，这是一份假协议……”结合蒋孝兰和姚本莲的上述陈述、2002年徐年菊家在蒋孝兰家承包田上建房、蒋孝兰家直至2010年蒋孝兰的丈夫姚祖成去世前未提出异议等事实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能够认定姚祖成用洪家园承包田的经营权与印良周承包田的经营权进行互换的事实存在。姚祖成已将互换的农田交给印良周和徐年菊经营管理。
虽然《协议书》上载明印良周的“石板桥”、“枇杷树”责任田的两地名与印良周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上所载责任田的地名在文字表述上不同。但是，从一审法院对姚祖盛等人的询问笔录及调查核实的情况、并结合全案证据材料和互换田土的事实来综合考虑，现有的证据材料能够证实《协议书》上所载印良周“石板桥”责任田和“枇杷树”责任田分别对应的是印良周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上所登记的“洪家元”责任田和“对门”责任田。现有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姚祖成用其户承包的“洪家园”九丘田与印良周户“石板桥（洪家元）”一丘田、“枇杷树（对门）”五丘田进行了互换。蒋孝兰诉称的印良周没有《协议书》上所指的互换标的物（责任田）的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从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上看，双方当事人所在承包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上记载的人分别为姚祖成、印良周，即姚祖成、印良周分别是两承包户的户代表。姚祖成户、印良周户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双方就其承包农田经营权互换达成的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合同无效之情形。姚祖成、印良周作为承包户代表对户内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及于承包户内的所有家庭成员。从1999年姚祖成和印良周达成就承包田经营权互换达成协议并交换承包田后，直至姚祖成2010年死亡期间作为家庭成员的蒋孝兰一直未提出异议或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印良周与姚祖成就承包田经营权互换签订协议书时，是否有见证人在场，是否有村组干部在协议书上签字，不影响《协议书》的法律效力。1999年9月24日的《协议书》上有印良周和姚祖成的个人印章，双方有互换承包田耕种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印良周与姚祖成于1999年9月24日达成的《协议书》有效，符合法律规定。两承包户应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1999年责任田互换后，印良周于2002年在互换的责任田上修建房屋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影响已生效《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庭审情况依法对部分证据和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先判后审，不存在程序违法。
综上所述，蒋孝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蒋孝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小平
审判员 王山地
审判员 王大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龙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