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6民再10号
抗诉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下同）蔡仲禹，男，汉族，1965年5月21日生，云南省西畴县人，现住文山市。
委托代理人王冬梅，云南云誉（文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叶晋滔，男，汉族，1982年8月2日生，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住文山市，现在文山监狱一监区服刑。
委托代理人黄元凯，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申请人蔡仲禹与被申请人叶晋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经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文中民三终第281号民事判决，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审被上诉人蔡仲禹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云检民（行）监[2016]53000000081号民事抗诉书，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云民抗19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0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申请人蔡仲禹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冬梅，被申请人叶晋滔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元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法律事实是，2014年10月19日，原告叶晋滔存入被告蔡仲禹账号为62×××11的账户200000元。2014年11月19日，原告叶晋滔再次存入蔡仲禹上述账户100000元。原告认为该两笔款项是借给被告的借款，后向被告催要时，被告否认是借款认为是原告向被告还款。
原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合同的纠纷。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没有书面合同，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发生争议时，主张存在借款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单不具有债权凭证性质，不能完整的证明付款人与收款人之间存在何种债权债务关系，原告通过银行存入被告账户款项，存入款项原因无法判断，不能据此直接推定原、被告之间构成事实借贷关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虽不以书面形式为要件，但原告仍有义务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进一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被告否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且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贷案件的证明要求较高，只有借贷关系明确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叶晋滔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上诉人（原审原告）以银行转账凭证起诉要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偿还借款30万元，被上诉人认可收到该款，但抗辩是偿还其他债务（代案外人刘某偿还债务），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应当认定上诉人的转款行为是履行出借人的给付义务，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款应当偿还，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偿还上诉人借款30万元的责任。
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法律适用不当，判决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二初字第461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蔡仲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偿还上诉人叶晋滔借款人民币30万元。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蔡仲禹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称，2014年6月，申请人蔡仲禹与案外人刘某之间存在债务纠纷，被申请人叶晋滔为获取刘某的高额利息，便主动代刘某向申请人偿还债务，叶晋滔分别于2004年10月19日、11月19日分两次向蔡仲禹账户共存入30万元人民币代刘某偿还债务。叶晋滔凭据上述银行转账记录向文山市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叶晋滔仅凭银行交易记录不能证明其与叶晋滔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据此驳回叶晋滔的诉讼请求。叶晋滔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蔡仲禹无法证明该转款系叶晋滔代刘某偿还债务应承担不能后果，由此认定叶晋滔与蔡仲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由蔡仲禹偿还叶晋滔30万人民币并承担诉讼费用。二审判决后，经申请人多次查找刘某下落，取得与刘某的通话录音及刘某的亲笔书写的事实经过证明，足以推翻原判决，请求撤销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文中民三终字第281号民事判决书，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抗诉机关的抗诉认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文中民三终字第281号民事判决，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叶晋滔于2014年分两次存入蔡仲禹账户30万元，对于30万元转款性质，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叶晋滔主张是蔡仲禹向其借款，蔡仲禹主张是叶晋滔代案外人还款。叶晋滔以银行交易记录单为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蔡仲禹抗辩转账系偿还其他债务，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蔡仲禹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在本案一审、二审阶段，蔡仲禹未能对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然而，在本案申请再审期间，蔡仲禹已经就其主张进行举证，蔡仲禹所举证据是案外人刘某（身份证号：）于2015年12月7日亲笔书写的《证明》一份，内容是刘某向蔡仲禹借款，在蔡仲禹追讨欠款期间，叶晋滔出面协调并代刘某赔还借款30万元。此份《证明》，在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6民申2号审判卷宗第23页入卷。对于蔡仲禹所举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该院立案二庭审判员何英、张文科通过电话向证人刘某进行了核实，并形成“电话通话记录”，刘某电话证实“叶晋滔分两次代他向蔡仲禹归还欠款30万元，其出具的证明情况属实。”因此，申请人再审申请期间，蔡仲禹已经就其主张完成举证，且所举证据也经人民法院调查核实。依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蔡仲禹完成举证后，应当由叶晋滔就借贷关系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目前，再审申请卷宗中的《证明》及“电话通话记录”两份新证据足以推翻（2015）文中民三终字第281号民事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依法再审。
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1、被申诉人叶晋滔从银行转账30万元给申诉人蔡仲禹，是属于帮案外人刘某赔还欠款，还是借款给蔡仲禹；2、被申诉人叶晋滔从银行转账30万元给申诉人蔡仲禹，双方之间的转账关系，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
在原一审诉讼中，被申请人叶晋滔认为，其从银行转账30万元给蔡仲禹是借款，为了证明其观点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银行交易记录单》三份，即：2014年10月19日、11月19日两次向蔡仲禹账号为62×××11的账户转账30万元。2、手机短信记录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叶晋滔向蔡仲禹银行转账的账户是蔡仲禹提供给叶晋滔的。
蔡仲禹在一审未提交证据。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
申请人蔡仲禹在本院再审审查时提交证据一份：案外人刘某的《证明》，内容为：兹有刘某在文山州矿山资源整合前，由于矿山周转资金问题，向蔡仲禹借款壹佰元（￥1000000.00元），期间多次还款，并于文山州全州的矿产资源整合（文山市资源整合办）下文第三天，蔡仲禹开一辆皮卡车堵我家大门，无耐，叶滔见状后，出面协调，并代刘某赔还借款叁拾万元（￥300000.00）元整。特此证明，证明人：刘某，2015、12、7，刘某身份证：。
在本院再审审查时，立案二庭对《证明》的真实性通过电话向证人刘某进行了调查，刘某证实，叶晋滔分两次代他向蔡仲禹归还欠款30万元，其出具的《证明》情况属实，并将通话内容形成《电话通话记录》在案。
申请人蔡仲禹质证认为，《证明》中虽有瑕疵，但通过法院与刘某的通话记录足以客观真实地反映30万元是代刘某还款，两份证据客观真实，与《证明》相互印证，予以认可。
被申请人叶晋滔质证认为，刘某的证明我不认可，认为证据与本案无关，其次刘某的证明是何时签字都不清楚，该证据不能证明叶晋滔代刘某还款30万元，故叶晋滔无需再继续举证。叶晋滔转账给蔡仲禹是根据蔡仲禹的短信要求转入，并不是刘某要求转入，其与刘某没任何关系，叶晋滔与蔡仲禹没有其他经济关系，转账30万元构成民间错贷关系。
经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双方当事人对叶晋滔分两次从银转账30万元给蔡仲禹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申请人蔡仲禹向法庭提交的案外人刘某的《证明》中，把壹佰万写成壹佰元，叶晋滔写成叶滔，有瑕疵，并证人刘某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询，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与刘某的《电话通话记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再审的法律事实与一、二审一致。
本院认为，叶晋滔以银行转账凭证起诉要求蔡仲禹偿还借款30万元，蔡仲禹认可收到该款，但抗辩是偿还其他债务（代案外人刘某偿还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蔡仲禹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对蔡仲禹提交的案外人刘某的《证明》，首先，该《证明》存在瑕疵，即：大写壹佰元，小写确是1000000.00元，名字“叶滔”与叶晋滔不相符。本院立案审查时，立案庭法官电话联系了案外人刘某加以证实了大写是壹佰万元，名字就是叶晋滔，但这两份证据，都只能算是刘某所作的证明，即一份证据（孤证），且案外人刘某也未到庭接受质询，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次，作为30万元这样一个大额债务转让，须应有第三人叶晋滔与债权人蔡仲禹和债务人刘某就债务转让达成合意，但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刘某债务的转让得到了叶晋滔的认可，也就是债务的转让没有经双方或者第三方达成合意；第三，蔡仲禹在一审时陈述这30万元是叶晋滔偿还其借款，而在二审时陈述是代刘某偿还借款，前后陈述不一致。蔡仲禹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蔡仲禹与叶晋滔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款应当偿还，蔡仲禹应当承担偿还叶晋滔借款30万元的责任。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文中民三终字第28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继文
审判员 吴延昌
审判员 沈昌效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罗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