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温商终字第13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光辉。
委托代理人：陈星兴。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工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永光。
委托代理人：王志俊。
原审第三人：郑聪。
上诉人胡光辉为与被上诉人上海工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工控公司），原审第三人郑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4）温乐商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高兴兵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李劼、何星亮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胡光辉于2012年3月30日向上海工控公司借款10万元，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由胡光辉亲笔在一份借据上签字确认，该款项由上海工控公司的股东郑宗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胡光辉。后经上海工控公司催讨，胡光辉至今尚未偿还。
上海工控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胡光辉立即偿还上海工控公司借款本金10万元以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胡光辉承担。
胡光辉在原审中答辩称：一、上海工控公司诉称的“事实”与事实不符。胡光辉与上海工控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也不知道上海工控公司与杭州工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工控公司）系关联企业。胡光辉于2011年间也没有向杭州工控公司预购商品房。二、2012年3月30日，胡光辉向郑聪催讨借款40万元时，郑聪同意偿付胡光辉10万元，其取得胡光辉的银行卡号，并将事先准备好的“条子”由胡光辉签名，尔后将10万元汇付到胡光辉指定的银行卡内，胡光辉收回了借款10万元。后来在胡光辉与郑聪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才发现，胡光辉将郑聪准备的“条子”误解为收条在条子上签名，并向法院做了说明，得到支持。郑聪也承认胡光辉签名的“条子”上的款项是偿还胡光辉的借款10万元，该事实由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卷宗第141页的庭审笔录郑聪的陈述内容予以佐证。该“条子”即为现上海工控公司主张权益的“条子”。三、上海工控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应依法予以驳回。胡光辉没有向上海工控公司借款，上海工控公司所诉称的“借款”10万元此乃郑聪偿还胡光辉民间借贷一案中的还款款项，已有生效判决书予以认定。如果上海工控公司执意主张所谓借款的话，那么实际偿还款项的对象系郑聪。郑聪同本案有必然的联系，郑聪也已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四、本案所有的情况都是郑聪经办，是郑聪欠胡光辉款项，在郑聪支付10万元给胡光辉后，胡光辉出具了本案“欠条”，实际上是笔误，该“欠条”是胡光辉收到郑聪10万元款项的收条。本案欠条不能作为胡光辉与上海工控公司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依据。
第三人郑聪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在本案中，胡光辉已在借据上“借款人”处亲笔签名确认，且借据上已经明确记载了“向上海工控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100000.00元”，并且款项已经交付，因此，本案借贷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至于胡光辉抗辩称本案的款项实际上是郑聪偿还给胡光辉的款项，该院认为，即便胡光辉与郑聪之间有过约定将本案借款作为郑聪给胡光辉的还款，也只是胡光辉与郑聪之间的约定，并不能以此来约束本案上海工控公司，况且在胡光辉诉郑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一、二审法院在相关判决书中也只是认定了在2012年3月30日郑聪偿还了胡光辉10万元借款，并未认定本案借款就是郑聪用于偿还胡光辉的款项；此外，郑聪其向二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中亦反映出其也是将本案借款认定是胡光辉向上海工控公司的借款。因此，本案借贷实为胡光辉与上海工控公司之间的纠纷，故对胡光辉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本案借款胡光辉与上海工控公司未约定还款期限，但上海工控公司可随时要求胡光辉履行义务，胡光辉经催讨拖欠债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上海工控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上海工控公司所主张的利息损失应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郑聪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按缺席判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4年6月30日判决：胡光辉应偿付上海工控公司借款计人民币100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4年2月26日起以1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到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00元，由胡光辉负担。
上诉人胡光辉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查明与认定的事实错误。首先，胡光辉与上海工控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也不知道上海工控公司与杭州工控公司系关联企业，在2011年期间，胡光辉也没有向杭州工控公司预购商品房。其次，2012年3月30日胡光辉向郑聪催讨40万元借款时，郑聪答应偿付胡光辉10万元，其要取胡光辉的银行卡号并将事先准备好的条子交由胡光辉签名，尔后郑聪将10万元汇付到胡光辉所指定卡号内，胡光辉收回了借款10万元。胡光辉诉郑聪民间借贷案件的40万元经过法院的审理，郑聪也认定已付了10万元，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时郑聪提交过由胡光辉出具的所谓“借据”，以说明胡光辉向上海工控公司借款，对此事实胡光辉在郑聪上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已说明并不是向上海工控公司借款，而是郑聪向胡光辉借款的还款，胡光辉才出具所谓“借据”，郑聪也认同该款是还款。这样的事实充分说明胡光辉与上海工控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再次，虽然上海工控公司在本案中持有所谓的“借据”，但该借据的真正持有人乃郑聪，上海工控公司也没有履行出借借款的义务，胡光辉收取的款项是郑聪的兄弟郑宗衍所支付，支付的是郑聪向胡光辉的还款。二、一审法院所做出的判决是错误的。一是胡光辉与上海工控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是上海工控公司之所以持有所谓的“借据”，其来源于郑聪事先准备的格式条子；三是郑聪也认同借据上的10万元是自己还给胡光辉的借款，致使郑聪原欠胡光辉的40万元调整为欠胡光辉30万元借款而得到了两审法院判决书的认同。本案相应的责任应由郑聪应承担。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上海工控公司对胡光辉的诉讼请求，该诉讼的法律责任后果由郑聪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上海工控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上海工控公司答辩称：钱还钱天经地义，且有当事人签字，证据很清楚，胡光辉的上诉无理。
原审第三人郑聪未作陈述。
上诉人胡光辉与被上诉人上海工控公司在二审举证期限内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2012年3月30日，胡光辉向上海工控公司出具一份借据，载明借款金额10万元，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同日，上海工控公司股东郑宗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胡光辉汇付上述10万元款项。另查明，本案诉争的10万元借款，在本院审理的胡光辉与郑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3）浙温商终字第794号，以下简称794号案］中，已认定作为郑聪向胡光辉的还款，在郑聪所欠借款中予以扣除。在该案举证中，杭州工控公司曾于2013年6月1日出具一份《证明》，证明郑聪于2010年1月15日起受聘担任该公司出纳一职，2011年上半年收取胡光辉等人款项系预收的购房款，对于胡光辉等人汇入郑聪帐户的预购款，全部已经交付给该公司，该公司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以及建设工程款，该公司确认郑聪的上述所有行为均是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上海工控公司曾于2011年1月5日向杭州工控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申明：郑聪经办的购房预收款项打入郑健指定帐户内，再通过郑健卡转入杭州工控公司，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该公司承担。另认定，杭州工控公司与上海工控公司系关联企业。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款项被（2013）浙温商终字第794号民事判决认定作为郑聪向胡光辉的还款，并在郑聪对外借款额中予以扣除。虽然该案中以诉争款项抵偿郑聪债务未经上海工控公司确认，但根据杭州工控公司出具的《证明》及上海工控公司向杭州工控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可以证实，郑聪对外向胡光辉等人借入款项实际均用于上海工控公司、杭州工控公司相关房地产项目，且上海工控公司亦确认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上海工控公司承担。综合考量郑聪对外借入资金的实际用途，以及郑聪、杭州工控公司、上海工控公司的关系，从公平合理和减少诉累角度出发，郑聪在794号案中将诉争10万元款项抵偿郑聪对外借款，可以视为得到上海工控公司确认，其效力应予确认。现上海工控公司又向胡光辉主张权利，要求其偿还在郑聪与胡光辉一案中已作借款抵扣的10万元，有悖诚实信用原则，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上海工控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4）温乐商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海工控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均由上海工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兴兵
代理审判员 何星亮
代理审判员 李 劼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建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