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10民终5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义元，男，196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省正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平，甘肃三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玲（系邹改红、邹丁红之母），女，195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平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德福（系邹改红、邹丁红之父），男，1954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平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亚娟（系邹改红之妻），女，1986年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平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莉莉（系邹丁红之妻），女，1983年5月10出生，汉族，农民，住平凉市。
四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荔玮，甘肃晨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义元因与被上诉人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正宁县人民法院（2017）甘1025民初1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义元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平、被上诉人张玉玲、杨亚娟、周莉莉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荔玮、被上诉人邹德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荔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义元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四名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系对涉案协议形成过程不甚清楚而主观臆测的结果。协议过程符合双方协商的正常程序，法律没有对谅解书和赔偿协议书的形成规定严格的顺位，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不符合赔偿到位取得谅解的顺位”的问题。2.虽然赔偿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与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相差较大，并不必然导致显失公平。被上诉人一方明知按法律规定赔偿数额应为100多万元，却愿意以50余万元达成调解协议，放弃了一部分赔偿权利，是对民事权利的一种处分行为，不受法律干预。3.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的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两种情形合二为一，一审判决仅仅简单对协议赔付数额与法律规定赔付数额进行对比而得出”显失公平”结论，适用法律不当。
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辩称，1.诉争的赔偿协议系上诉人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表面采取积极赔偿的形式，但实际上却利用”先谅解后达成赔偿”压低赔偿金额，杨亚娟、周莉莉当时精神处于崩溃状态，在缺乏理智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没有向对方讨价还价的余地，明显处于危困状态。2.签订协议过程显失公平，实体结果不公平，双方权利义务悬殊，本身不符合日常逻辑。3.目前上诉人支付赔偿款54万仅为应当赔付款额的三分之一，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与精神痛苦仍未得到丝毫慰藉。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即是法定可撤销事由之一，受害人完全可以寻求救济权利。答辩认为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杨亚娟、周莉莉与杨义元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2.诉讼费由杨义元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改红、邹丁红系同胞兄弟，属平凉市崆峒区安国乡人，生前均在正宁县周家镇核桃峪煤矿务工。2017年5月23日晚，邹改红与他人同餐醉酒，后经过周家镇西庄村核桃峪煤矿路口时，不愿回单位宿舍，同餐者电话联系邹改红之弟邹丁红前来劝说。邹丁红劝说后，邹改红仍不愿回单位，两人在马路中间争吵、撕扯，至次日凌晨2时06分许，杨义元酒后驾驶×××号小型轿车行至该路口时将邹改红、邹丁红二人撞伤致死。正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正公交认字[2017]第00055号道路事故认定书，认定杨义元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超速行驶且未确保安全是造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负本起事故主要责任，两受害人邹改红、邹丁红夜间在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是造成事故的另一个原因，共同负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正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主持双方就民事赔偿事宜进行调解。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及委托代理人邹怀平（邹改红、邹丁红堂弟）于2017年6月12日共同出具了谅解书，该谅解书载明：该事故赔偿已经达成协议，且已按照协议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的损失，取得了家属谅解，不再追究杨义元的民事赔偿责任。2017年6月14日，杨亚娟、周莉莉与邹怀平向正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交了落款有邹德福、张玉玲签字捺印并加盖油坊村委会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并在交警队的主持下以死者邹改红、邹丁红名义与杨义元的委托代理人杨新盈、陶方正达成了民事赔偿协议，签订了《”5.24杨义元交通肇事案”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协议约定：杨义元一次性赔偿邹改红、邹丁红家属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543600元（包含之前已支付的丧葬费60000元、强制保险赔付的110000元、棺材费2000元、尸体运送费1600元）。后邹怀平代邹改红、邹丁红亲属领取上述赔偿款。2017年7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甘1025刑初8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杨义元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2017年8月23日，张玉玲、邹德福以签订协议时其并未授权也不知情，且交警队在杨亚娟、周莉莉急于将邹改红、邹丁红尸体拉回处理后事之机，迫使签订了显失公平的协议为由，将杨亚娟、周莉莉、杨义元作为共同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张玉玲、邹德福因错列当事人自愿撤回起诉。2017年10月26日，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以张玉玲、邹德福未向邹怀平授权，事后也未追认，且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为由向一审法院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撤销邹怀平、杨亚娟、周莉莉与杨义元一方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另查明，死者邹改红与杨亚娟生育二子一女，邹丁红与周莉莉生育二女，均系未成年人。邹改红、邹丁红父亲邹德福现年63周岁，母亲张玉玲现年61周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1.涉案赔偿协议主体是否适格；2.协议效力如何确定；3.协议内容是否具备法定可撤销情形；4.协议效力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如何担责。关于涉案赔偿协议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始于出生，并随自然人的死亡而终止。邹改红、邹丁红在双方协商赔偿事宜前已经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已终止。从形式上讲，涉案协议将死者邹改红、邹丁红列为一方当事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实质上该协议的落款署名是死者家属杨亚娟、周莉莉及其代理人邹怀平的签名，错列当事人是协议双方欠缺法律常识而导致的形式错误，并不必然影响协议是死者家属与杨义元方达成赔偿协议的性质。关于协议效力如何确定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邹怀平作为死者邹改红、邹丁红的堂弟参与交警大队主持的调解，并提交了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出具的委托书，该委托书上载明邹怀平全权处理交通事故的一切事宜，且张玉玲、周莉莉、杨亚娟在调解过程中作为死者家属曾先后与邹怀平前往交警大队参与事故处理事宜，足以证实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对邹怀平代表其处理赔偿事宜应当知情或默许，杨义元一方在邹怀平以及杨亚娟、周莉莉等死者主要家庭成员在场的情况下也有理由相信邹怀平属有权代理，故杨亚娟、周莉莉及邹怀平代张玉玲、邹德福签订赔偿协议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该协议的效果应归于双方当事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杨亚娟、周莉莉及邹怀平与杨义元代理人签订的民事赔偿协议是双方多次协商一致后达成的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内容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协议。关于涉案赔偿协议是否具备法定可撤销情形问题。本案中，邹怀平、杨亚娟、周莉莉与杨义元的委托人在交警队主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该协议虽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但经审查，涉案谅解书出具于2017年6月12日，而赔偿协议书签署于2017年6月14日，明显属于”先谅解后达成赔偿协议，取得赔偿款”，显然不符合因赔偿到位后取得谅解的顺位，不能完全排除死者家属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而达成协议的可能；且死者邹改红、邹丁红共有五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有两个老人需要赡养，根据2017年度甘肃省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标准计算，该赔偿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与死者邹改红、邹丁红亲属应获得赔偿数额相差较大，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的规定，该协议在签订时显失公平，侵害了邹改红、邹丁红亲属的合法权益，属可撤销协议。关于协议效力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如何担责问题。《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涉案赔偿协议撤销后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重新协商赔偿事宜，如无法达成赔偿协议，可请求有关组织主持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综上所述，杨亚娟、周莉莉及邹怀平与杨义元的委托代理人杨新盈、陶方正在交警队主持下就交通事故赔偿达成的协议虽然合法有效，但该协议在订立时与法定赔偿标准差距较大，显失公平，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在知道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涉案赔偿协议，其诉请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规定，判决：撤销邹怀平、杨亚娟、周丽丽（周莉莉）以邹改红、邹丁红名义于2017年6月14日和杨义元委托代理人杨新盈、陶方正签订的《”5.24杨义元交通事故案”交通事故赔偿协议》。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义元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杨义元提交了证据：律师对交通警察彭西宁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协商过程不存在受胁迫等因素。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提出异议。本院审查认为，交通警察彭西宁作证系职务行为，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材料综合分析判断。二审中，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出现了杨义元被刑事拘留、受害人邹改红和邹丁红均已死亡的情势。本案的事实、证据以及杨义元在一、二审庭审中多次明确表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确定，杨义元一方当时以宁愿选择让杨义元判刑坐牢而无力无钱赔偿、如果给予赔偿需要向他人负债借钱支付、杨义元已经借贷较大数额债务而只能筹集到50余万元赔偿款、受害方取得赔偿款必须先行出具刑事谅解书后再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才能得到实际履行等非正当性演化推进理由逐步逐项进行拖延对抗，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一方处于已经死亡多日的受害人邹改红和邹丁红无法得到安葬、失去全家支柱的两名主心骨而自身无足够能力做主讨价还价的弱势、贫困的家庭急需赔偿款不能及时取得、在得到或失去赔偿款50余万元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中选择、先行解脱杨义元的实际服刑后果才能实际取得赔偿款等危困状态。案涉《”5.24杨义元交通事故案”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的协商过程和签订履行，实质上是杨义元一方采取非正当拖延对抗措施手段形成的相对压迫性优势，利用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一方明显处于危困状态的不利弱势地位，达到先行出具刑事谅解书解脱可能实际服刑后果并进而压低赔偿金额达成民事赔偿协议的企图结果。《”5.24杨义元交通事故案”交通事故赔偿协议》约定的543600元赔偿额，远远低于按照法律规定计算的赔偿金标准，赔偿金额相距悬殊，权利义务内容不对等，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明显显失公平，杨义元一方的行为明显损害了张玉玲、邹德福、杨亚娟、周莉莉一方的合法权益，无论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还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协议均属依法可撤销的范畴。杨义元上诉提出的协议过程正当、协议结果公平、协议不应被撤销等理由在法律上均不能成立。一个支撑完整家庭的两名顶梁柱被深夜两点饮酒酩酊的醉汉肇发的一场不幸的车祸夺取了生命，受害方全家上有年高多病的两名耄耋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五名天真幼童，无疑留下了很大的创伤，背负着长久的遗憾，面临着沉重的负担，本起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惨痛结局以及事故处理形成的难解纠纷，各方当事人应当汲取足够的教训和警醒。本院郑重提醒各方当事人能够本着敬畏生命、尊重人道、谨守良知、遵从规则的认知，全面诚实及时履行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让受害方家庭得到应有的正当抚慰，让伤痛和遗憾不再延续。
综上所述，杨义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义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彦高
审判员 樊 欣
审判员 常雪峰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郑栋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