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31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湘鄂情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金科巷6号。
法定代表人王幼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岩，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政府东北侧1000米。
法定代表人陈进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ＸＸ，北京市万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湘鄂情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鄂情工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进军美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14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巩旭红担任审判长，法官周维、钟声参加的合议庭，后因工作原因变更为由法官巩旭红担任审判长，法官周维、王玉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5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湘鄂情工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岩，被上诉人进军美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进军及委托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湘鄂情工贸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12年6月7日，湘鄂情工贸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签订《产品供货合同》，由进军美食公司（乙方）向湘鄂情工贸公司（甲方）提供单价7330元／斤的官燕200斤，单价58900元／斤的虫草60斤，总金额500万元人民币。根据该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约定，自甲方发出订货通知后，乙方应在10日内交货。同时该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签订并甲方以预付款方式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额货款，汇入乙方指定账户。合同签订后，因湘鄂情工贸公司资金紧张，2012年6月15日由其母公司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现名称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均统一简称湘鄂情集团公司）代付货款500万元。货款支付后，因湘鄂情工贸公司经营需求发生变化，未向进军美食公司要求发货，进军美食公司也未向湘鄂情工贸公司要求供货。买卖合同第十三条第四款约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壹年”。现合同期限已届满，鉴于湘鄂情工贸公司向进军美食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而进军美食公司并未实际履行供货义务，湘鄂情工贸公司已多次向进军美食公司催讨货款未果。故湘鄂情工贸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进军美食公司向湘鄂情工贸公司返还货款500万元；2、诉讼费由进军美食公司承担。
进军美食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湘鄂情工贸公司的诉讼请求，双方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是虚假的，签订的背景与真实目的是为了履行进军美食公司与湘鄂情集团公司于2012年4月23日签订的关于进军美食公司的经营管理协议以及同一天武汉楚地融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地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各股东签订的关于进军美食公司的股权转让意向书。买卖合同只是为了湘鄂情集团公司向进军美食公司转账做的合同，本身进军美食公司不经营官燕和虫草，双方之间根本没有打算履行买卖合同，500万元是设备及厨房改造工程款，实际由湘鄂情集团公司支付，湘鄂情工贸公司没有履行付款义务，无权请求退款。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6月7日，北京湘鄂情农副产品销售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湘鄂情销售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乙方）签订京农副GC－C120607－14号《产品供货合同》，合同约定由乙方向甲方提供单价7330元／斤的官燕200斤，单价58900元／斤的虫草60斤，总金额500万元人民币；甲方相关指定人员对乙方所供样品的质量技术要求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5日内，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向甲方交付产品样品，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认可后封存，作为交付和验收的标准；交货时间：自甲方发出订货通知后，乙方应在十日内将产品保质保量按照本合同约定送至相应交货地点。关于付款条款，《产品供货合同》第五条第3项规定“每笔款项的交付须由乙方指定的固定工作人员（需提供乙方书面授权委托书）持甲方签字确认的入库单到甲方进行对账结算；经对账无误，乙方在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等完税凭证后，才可要求甲方开具支付相应货款的支票，收款人为乙方”；同时第六条规定“合同签订并甲方以预付款方式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额货款，汇入乙方指定账户，乙方在送货时将提供发票”。合同有效期为一年。进军美食公司认可签订该份协议，但主张该份协议系虚假协议，故出现相互矛盾的条款等。
2012年6月15日，湘鄂情集团公司账户向进军美食公司账户转款500万元。湘鄂情工贸公司称该笔款项系湘鄂情集团公司代其向进军美食公司支付的前述《产品供货合同》的货款。（2012年9月10日，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案庭审中，湘鄂情集团公司出具证明并派文员薛慧到庭作证，证明该500万元为湘鄂情集团公司代湘鄂情工贸公司支付，薛慧作证称系湘鄂情集团公司派遣其到庭说明情况，其并非相关款项支付的经手人，对该笔款项的具体缘由其并不清楚。进军美食公司认可收到该500万元款项，但主张该笔款项系湘鄂情集团公司为履行其与进军美食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协议等所支付的款项。为此，进军美食公司提供一份2012年4月23日其与湘鄂情集团公司签订的《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进军美食公司在顺义区李遂生态科技园的工厂由湘鄂情集团公司经营管理，由湘鄂情集团公司负责订单、定产及销售等相关事项，湘鄂情集团公司可派出经营管理团队负责经营管理事宜，并同意为工厂的正常运营在必要时提供资金支持。进军美食公司认为500万元实际为湘鄂情集团公司为履行该协议所做的支付，并提供了进军美食公司向湘鄂情集团公司出具的收据底单（显示名目为“煤气工程和厨房设备改造款”）、湘鄂情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凯与进军美食公司进行接触、谈判的照片、进军美食公司给湘鄂情集团公司的有关请款报告、经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的有关电子邮件、2012年湘鄂情集团公司职工在进军美食公司就餐的餐费统计等证据予以证明，但湘鄂情工贸公司认为经营管理协议、照片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经营管理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请款报告等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同时进军美食公司提交一份短信记录，时间为2012年6月6日，短信记载名为“孟凯C湘鄂情董事长”，内容为“今天打500万，您马上付煤气工程，厨房改造款。”并有进军美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进军的回复短信，内容为“孟董事长：收到您500万元流动资金的短信深为感动，一定加快天然气站和车间的改造工程，由于习惯性审查成本较高，货比三家节省您二、三十万元投资耽误一些时间，请您见谅，我会把您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报答您。”湘鄂情工贸公司对短信的真实性不认可，一审法院要求其通知孟凯本人到庭核实短信的真实性，孟凯未到庭。同时，进军美食公司主张后湘鄂情集团公司因其经营方向的转变，已中止了双方签订的经营管理协议。
2012年11月9日，湘鄂情销售公司名称变更为湘鄂情工贸公司现名称。
一审法院另查明：湘鄂情工贸公司为湘鄂情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湘鄂情集团公司是其唯一股东。进军美食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加工、销售酱卤肉制品、肉类罐头、水产品罐头、蔬菜罐头、水果罐头、豆制品、蛋制品、速冻食品；分装、销售生肉、蔬菜；加工、销售配送快餐（不含冷荤凉菜）；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住宿；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含熟食品）。一般经营项目：餐饮管理；营销技术培训、技术服务；会议服务；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上两项不含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审批的项目）、代理进出口”。
此外，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湘鄂情工贸公司向一审法院及进军美食公司出示关于湘鄂情集团公司向进军美食公司付款的电汇凭证原件时，其提供了整本账簿，在电汇凭证前页附有记账凭证，记载付款内容为“虚拟客商”，进军美食公司主张该记账凭证系直接证明双方合同的虚假性，因该记账凭证湘鄂情工贸公司不作为证据提交，经一审法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系对湘鄂情工贸公司不利的证据，在庭审中明确要求湘鄂情工贸公司提交该证据，湘鄂情工贸公司仍未提交。
另，湘鄂情集团公司现名称已变更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中，湘鄂情工贸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之间签订一份《产品供货合同》，湘鄂情工贸公司主张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其已履行了己方的合同义务，进军美食公司主张该协议的签订本身是为履行其与湘鄂情集团公司之间的相关协议的转款事项所拟定的虚假合同，《产品供货合同》记载的履行事项并非湘鄂情工贸公司、进军美食公司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产品供货合同》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湘鄂情工贸公司是否为履行协议而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首先，就《产品供货合同》内容而言，其约定所购买的产品系燕窝、虫草此类高端食材，其产品本身具有特殊性，不同品质的商品价格差异较大，但《产品供货合同》对于所售商品的品质无任何约定，双方亦未进行样品确认；而在《产品供货合同》重要条款即付款事项的约定上则存在两条自相矛盾的约定，分别为收货后付款与签订合同一次性支付的约定；此外，湘鄂情工贸公司主张在双方未进行过类似交易且进军美食公司营业范围也并非出售类似产品的前提下，其以预付款形式一次性向进军美食公司支付了500万元货款，并在付款后未有下订单等后续确认继续履行合同行为。庭审中湘鄂情工贸公司对前述事项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为，《产品供货合同》内容及原告湘鄂情工贸公司所主张的其履约行为均具有不合理性。
其次，湘鄂情工贸公司主张其履行合同义务及双方合同关系真实的重要依据系其支付了相应的货款。为此，其提供了其母公司湘鄂情集团公司向进军美食公司的转账凭证，但在庭审中其向一审法院出示电汇凭证原件时账簿所附相应的记账凭证上记载“虚拟客商”内容，并在一审法院要求下仍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该份证据，而证人薛慧对于湘鄂情集团公司是否有关于500万元付款的批示、该笔款项支付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在庭审过程中称系其直属领导派其出庭证明湘鄂情工贸公司的说法，证人并未经办相关事宜。而湘鄂情工贸公司为湘鄂情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方利益具有一致性，故湘鄂情集团公司的证明并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
再次，进军美食公司主张其与湘鄂情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提交了经营管理协议等相关资料予以证明。湘鄂情工贸公司主张其无法确认经营管理协议的真实性，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但一审法院认为，进军美食公司与湘鄂情集团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是湘鄂情工贸公司主张500万元款项系湘鄂情集团公司代其付款的基础。进军美食公司提交的证据之间可以互相印证，湘鄂情工贸公司作为湘鄂情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该部分证据有核实义务，在一审法院要求其向湘鄂情集团公司核实的情况下，湘鄂情工贸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而湘鄂情集团公司在明知本案案情（派员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未否认经营管理合同的真实性。故不能排除湘鄂情集团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湘鄂情工贸公司应当对付款义务的履行和合同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而其提交的证据中，《产品供货合同》自身条款存在着不合理性，其主张履行合同的证据为湘鄂情集团公司的转账凭证、证明及证人证言，转账凭证为湘鄂情集团公司转账，根据进军美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排除湘鄂情集团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自身存在款项往来和纠纷，而在庭审过程中湘鄂情工贸公司曾在出示电汇凭证原件时在所附记账凭证记载“虚拟客商”字样，证人薛慧无法具体描述湘鄂情集团公司代湘鄂情工贸公司付款的申请、审批等有关细节，湘鄂情集团公司与湘鄂情工贸公司在利益上存在着一致性的问题，均确认转账凭证、证明及证言均不足以证明湘鄂情集团公司向进军美食公司转款500万元为代付性质。故一审法院认为，湘鄂情工贸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产品供货合同》的真实性及其履行了合同义务，故其要求进军美食公司退还货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湘鄂情工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湘鄂情工贸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些莫须有的理由，就武断的否认《产品供货合同》的真实性和湘鄂情工贸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这一基本事实。1、记账凭证中的“财务虚拟客商”是财务软件中自带选项，与《产品供货合同》本身的真实性毫无关系。一审法院否认合同真实性和付款义务已经履行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湘鄂情工贸公司的母公司湘鄂情集团公司记账凭证中有“虚拟客商”的字样，言下之意，显然是认为“虚拟客商”的意思就是说交易对象是“虚拟的”，或者说是“虚假的”。实际上，在湘鄂情集团公司的记账凭证会计及科目一栏的确记载有“客商辅助核算：财务虚拟客商”的字样，但“财务虚拟客商”根本没有上述含义，而是湘鄂情集团公司所使用的财务软件（用友NC5.70）中银行存款科目辅助核算项下客商辅助核算项目中的一个选项。该选项是出于集团合并报表的需要而设置的。按国家规定，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集团内部单位，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时需要对集团内部单位之间的银行存款收支进行抵消处理，不予反映。湘鄂情集团公司在核算银行存款科目时，涉及集团内部并表单位之间的银行存款收支，“客商辅助核算”项目会直接列示具体的内部单位名称，编制定期报表时进行集团内部收支抵消处理；而对于与集团外部单位发生的资金往来，则统一使用“财务虚拟客商”，编制定期报表时不做集团内部收支抵消处理。也就是说“财务虚拟客商”这一字样与所谓的“虚假交易对象”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是一个财务选项。湘鄂情集团公司在与集团外部其他企业进行经济往来的记账凭证中，频繁使用了“财务虚拟客商”的选项，难道该公司与其他集团外部企业所进行的商业交易都是虚假的？一审法院在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财务虚拟客商”这一术语真实含义的情况下，就想当然的凭借字面意思，武断的否认《产品供货合同》和付款行为的真实性，当然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2、湘鄂情工贸公司与实际付款人系母子公司关系并不影响母公司证明的效力。关于湘鄂情工贸公司母公司湘鄂情集团公司代付款项的性质，湘鄂情工贸公司已提交了母公司的书面证明文件，同时母公司也派员工出庭作证，证实了该款项的性质。该员工系代表单位出具证言，而并非以自然人身份出庭作证，其本人无需亲身经历该笔款项的具体支付情况，只要能够如实表述作为证人的单位的证明内容即可。即使某单位亲历某一事件的员工全部离职，单位依然可以凭借自身留存的书面文件、档案记录等以单位的名义对相关事实加以证明。因此，本案中湘鄂情工贸公司母公司湘鄂情集团公司所出具的证明文件的证据效力是不容质疑的。尽管湘鄂情工贸公司系其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但其与母公司是不同的法人主体，不能混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仅因湘鄂情工贸公司与货款的实际付款人系母子公司关系，就认定“双方利益具有一致性”，从而否认母公司代付货款的性质，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产品供货合同》个别条款的瑕疵，不足以推翻合同本身的真实性和实际履行情况。湘鄂情工贸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之间签订的《产品供货合同》，双方的签字盖章是真实的，合同内容清楚、明晰，应属真实、合法、有效。进军美食公司虽称该合同为“虚假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其观点。而一审法院一方面称“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另一方面却刻意回避进军美食公司举证不能这一事实，反而却绞尽脑汁从《产品供货合同》中摘出极个别条款，并对其中的少量瑕疵无限放大，据此认定《产品供货合同》的内容及湘鄂情工贸公司的履行行为均不具有合理性，显然是用以偏概全的方式为支持进军美食公司的观点而拼凑理由。纵观《产品供货合同》全文，该合同内容已具备了正常合同所应具备的一切条款和内容，结构完整、齐备。当然，湘鄂情工贸公司并不否认该合同中部分条款在表述上确实存在一定的瑕疵和矛盾，对于湘鄂情工贸公司预付货款后的权利义务约定也不完善，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也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样品确认等工作。但以上这些仅仅属于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的瑕疵，并不能证明合同内容和履行情况不具有真实性和合理性。众所周知，由于法律意识、交易经验、文字表述能力等各方面的原因，有的商业合同非常严谨准确，合同主体也严格依约履行，但实践中更多的情况是交易主体之间签订的商业合同或多或少均存在一定瑕疵，签订了合同却未严格依约履行的情况也很常见，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合同本身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一审法院在进军美食公司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仅凭《产品供货合同》中的部分瑕疵，就认定“《产品供货合同》内容及湘鄂情工贸公司所主张的履行行为均不具有合理性”，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严重偏离了公平公正的审理原则。二、一审法院单方加重了湘鄂情工贸公司的举证责任，明显偏袒进军美食公司一方。本案中，湘鄂情工贸公司就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一系列相关证据，包括《产品供货合同》、付款凭证、实际付款人证明等，各份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湘鄂情工贸公司在本案中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反观进军美食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其一直声称本案所涉500万元货款系湘鄂情工贸公司母公司依据《经营管理协议》向其支付的所谓“厨房设备改造款”，但其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要么真实性无法确认，要么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进军美食公司所提交的《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协议》中，无论该协议本身是否真实，其中根本没有湘鄂情工贸公司母公司向进军美食公司支付500万元厨房设备改造款的内容。而进军美食公司提供的所谓收据底单，并非合法财务凭证，完全是进军美食公司单方出具的，真实性根本无法确认。至于所谓湘鄂情工贸公司母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凯”的手机短信，未经过任何公证，也不能证明手机机主的身份，根本无法证明是孟凯本人所发。除了上述证据外，其他证据与本案更是毫无关联。因此，进军美食公司所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其观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湘鄂情工贸公司“作为湘鄂情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该部分证据有核实的义务”，但湘鄂情工贸公司在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就进军美食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核实。如果一审法院认为进军美食公司证据材料所证明的相关事实尚不清楚，可以依职权去调查取证，也可以要求进军美食公司进一步补充证据材料进行说明，如果上述方式仍无法查明，那么就应当严格按照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证明力进行事实认定。但一审法院却将相关证据的核实工作强加给湘鄂情工贸公司一方，明显加重了湘鄂情工贸公司的举证责任。三、退一步讲，无论进军美食公司与湘鄂情工贸公司母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厨房设备改造款”，都与本案无关。进军美食公司可以依法向湘鄂情集团公司主张权利，而不应判令驳回湘鄂情工贸公司诉讼请求。本案中，即使不考虑进军美食公司与湘鄂情工贸公司母公司之间《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协议》的真实性，无论双方是否存在“厨房设备改造款”的资金往来，均与本案所涉争议无关。湘鄂情工贸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之间签订的《产品供货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在合同未全部实际履行的情况下，理应判令进军美食公司返还货款。如果进军美食公司认为其与湘鄂情工贸公司母公司之间存在所谓“厨房设备改造款”，可以依法向湘鄂情工贸公司母公司主张权利，但该主张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在未能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就粗暴武断的驳回了湘鄂情工贸公司的诉讼请求，导致湘鄂情工贸公司丧失了司法救济手段，明显与司法公平公正的原则背道而驰。湘鄂情工贸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进军美食公司向湘鄂情工贸公司返还500万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进军美食公司负担。
进军美食公司同意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湘鄂情工贸公司的上诉理由在二审中口头答辩称：一、湘鄂情工贸公司第一条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湘鄂情工贸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产品供货合同》的真实性及其履行了付款义务。”这一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1、关于涉案的官燕、虫草买卖合同，从签订过程而言是虚假的，从签订合同的背景和目的而言，是为了履行进军美食公司与湘鄂情集团公司于2012年4月23日签署的《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协议》以及同日湘鄂情集团公司借托武汉楚地融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股东签署的《关于〈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意向书》，根本没有买卖官燕、虫草的真实意思表示。2、从合同履行过程而言，双方根本没有履行也没有打算履行买卖合同，湘鄂情工贸公司根本没有支付购货款。所谓买卖合同的状态属于双方均未实际履行，到期自然终止。如前所述，涉案的500万元是湘鄂情集团公司拨付的设备及厨房改造工程投资款，与本案涉及的买卖合同无任何关联。因此湘鄂情工贸公司在没有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形下，无权请求所谓退还货款。（1）关于“虚拟客商”问题的上诉理由也不成立。首先，湘鄂情工贸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出示湘鄂情集团公司财务账册中2012年6月15日向进军美食公司汇出500万元的电汇凭证时，可见其前一页记账凭证、后一页记账单据、流水账单、分类账单部分明确载明了“虚拟客商”、“虚假合同”字样。但这些内容湘鄂情工贸公司没有作为证据提交，经法庭要求后也没有提交。其次，所谓用友软件中银行存款科目“客商辅助核算”项目中，软件本身并不存在“财务虚拟客商”的选项，这恰恰是湘鄂情集团公司自行设置的。湘鄂情工贸公司没有证据表明这样设置的合法性，更没有证据证明所谓“集团内部合并报表时需要抵消集团内部资金收付业务”的目的性。所以，湘鄂情集团公司支付的500万元不是所谓代付货款，就是为了履行与进军美食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协议和股权收购的合同义务，而向进军美食公司拨付的设备改造工程投资款。另外，原审法院是综合了若干方面，而不是仅仅依据“虚拟客商”问题来否定“《产品供货合同》的真实性及湘鄂情工贸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2）基于湘鄂情集团公司与湘鄂情工贸公司的子母公司关系和湘鄂情集团公司派出的薛慧证人证言的问题，原审对此认定“湘鄂情工贸公司不足以证明500万元的款项性质”是正确的，湘鄂情工贸公司对于此问题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涉案的500万元是湘鄂情集团公司支付的，湘鄂情工贸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货款，仅仅依据其母公司湘鄂情集团公司出具的所谓代付货款证明是不具备证明力的。该文件是2013年11月12日在湘鄂情工贸公司起诉前才形成的，而湘鄂情集团公司给进军美食公司拨款是2012年6月，当时从来没有代付货款一说，这显然是后补的，与事实不符。而且，湘鄂情集团公司与湘鄂情工贸公司是子母公司关系，具备利害关系，双方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该证据没有证明力，与拨款事实不符。证人薛慧当庭表示对该笔款项的支付情况并不知情，如果从她是代表湘鄂情集团公司来作证的角度而言，其证言也因湘鄂情集团公司与湘鄂情工贸公司存在利益一致性，作出的对湘鄂情工贸公司有利的证言也没有证明力，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也是正确的。二、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第二项上诉请求也不成立。湘鄂情工贸公司作为原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就应当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举充分的证据。本案争议存在两个焦点：一是《产品供货合同》的签订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是湘鄂情工贸公司是否实际为履行合同而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如前所述，湘鄂情工贸公司对这两个焦点没有提交充分的、真实的、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反而进军美食公司的抗辩证据却形成了完整的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链。对于进军美食公司提交的抗辩证据，湘鄂情工贸公司仅表示“不能确定”，但在有能力核实且原审法院多次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却不去核实。在此前提下，原审法院确定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合法的，是公平合理的，并无不当。进军美食公司提举的抗辩证据充分证明了湘鄂情集团公司拨付该500万元的真实情况。针对《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协议》、湘鄂情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孟凯在《请款报告记录、准备立项项目的报告》上的签字和同意“打款500万元”的短信记录等证据，湘鄂情工贸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不清楚”、“无法确认”。那么进军美食公司因此申请孟凯出庭质证，法庭也多次明确要求湘鄂情工贸公司进行核实。但是湘鄂情工贸公司再次开庭仅表示“通知到了”，但孟凯本人并未出庭质证。那么，从举证责任而言，进军美食公司提举相应书证之后，举证责任即已完成。至于《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协议》是否真实、书证上的签字真伪、短信真伪等问题需要湘鄂情工贸公司予以核实和明确。因为湘鄂情工贸公司是湘鄂情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更易于接近湘鄂情集团公司以及集团董事长孟凯，对于查证核实这些事实更方便和更为可能。同时，对于所谓代付货款的证明，湘鄂情工贸公司能够从湘鄂情集团公司取得，也能够让湘鄂情集团公司办公室人员出庭作证，显然可以证明湘鄂情工贸公司具备充分的举证能力和条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湘鄂情工贸公司不能在有能力收集对其可能有利的证据之后，而对其可能不利的证据就表示没有能力提举和查证。这不符合证据规则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湘鄂情工贸公司未提供明确的相反证据否定进军美食公司提举的相关证据，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方面的不利后果。三、关于本案涉案的500万元是进军美食公司与湘鄂情集团公司之间的设备改造工程投资款，根本不是湘鄂情工贸公司所主张的代付货款。经过庭审过程，可以证明的事实是：2012年4月23日，进军美食公司与湘鄂情集团公司签署了《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协议》，约定：协议签订之日起，湘鄂情集团公司完全负责订单、定产及销售等相关事项；湘鄂情集团公司根据其自己的经营管理需求，可向进军美食公司派出经营管理团队负责经营管理事宜；合作期限由2012年4月23日至2022年4月22日止；湘鄂情集团公司为进军美食公司的正常运营在必要时提供资金支持；湘鄂情集团公司发挥其资金优势和销售能力优势，使进军美食公司扭亏为盈。共同打造赶超美、日、欧现代强国的“世界级食品安全第一的工厂”。同日，进军美食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残疾人服务中心、陈进军、段静媛与湘鄂情工贸公司控股股东湘鄂情集团公司签订了《关于〈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意向书》（下称意向书），由湘鄂情集团公司收购进军美食公司股权。收购方式为，先由项目公司武汉楚地融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收购，再由项目公司将股权转让给最终收购方湘鄂情集团公司，从而实现湘鄂情集团公司控股进军美食公司。这两个协议签订后，湘鄂情集团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行为，如向进军美食公司派驻高管和生产工人，向进军美食公司下达大额生产订单，直接过问、接手生产管理、进军美食公司作息时间与湘鄂情集团公司同步，进军美食公司人事管理采取湘鄂情集团公司模式，进军美食公司物流由湘鄂情集团公司统一调配等。最重要的，随后湘鄂情集团公司决定于2012年6月向进军美食公司拨付500万元设备改造工程投资款，用于进军美食公司工厂设备改造、更新项目。这500万元设备改造工程投资款便是本案涉及的500万元的真实给付背景和目的。这是为了履行湘鄂情集团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之间的合同义务，而与本案无关。进军美食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湘鄂情工贸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审理中，湘鄂情工贸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用友财务软件使用界面，证明：（1）“财务虚拟客商”湘鄂情集团公司所使用的财务软件中银行存款科目辅助核算项下客商辅助核算项目中的一个选项，与交易对象本身是否“虚拟”毫无关系；（2）湘鄂情集团公司与其他第三方的交易财务记账中同样显示“财务虚拟客商”；2、大成路9号招待所公寓租赁和餐饮场所承包合同，证明：湘鄂情集团公司与其他第三方交易的财务记账中显示“财务虚拟客商”，但交易本身是真实的。3、湘鄂情集团公司第0085号财务记账凭证（2014-03-26）及相关合同，证明：湘鄂情集团公司与其他第三方的交易财务记账中同样显示“财务虚拟客商”，但交易本身是真实的。4、湘鄂情集团公司第0085号财务记账凭证（2014-03-26）及相关合同，证明：湘鄂情集团公司与其他第三方的交易财务记账中同样显示“财务虚拟客商”，但交易本身是真实的。5、湘鄂情集团公司0105号财务记账凭证（2014-03-30）及相关合同，证明：中科云网公司与其他第三方的交易财务记账中同样显示“财务虚拟客商”，但交易本身是真实的。6、名称变更通知，证明：湘鄂情集团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变更名称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本院庭审质证，进军美食公司对湘鄂情工贸公司提交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进军美食公司对湘鄂情工贸公司提交证据1、2、3、4、5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湘鄂情工贸公司提交的《产品供货合同》、名称变更通知、电汇凭证及进军美食公司提交的《北京进军世间美食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协议》、收据底单、照片、请款报告、经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的有关电子邮件、餐费统计等证据及法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湘鄂情工贸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签订《产品供货合同》，湘鄂情工贸公司主张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其已履行了己方的合同义务，进军美食公司主张该协议的签订本身是为履行其与湘鄂情集团公司之间的相关协议的转款事项所拟定的虚假合同，《产品供货合同》记载的履行事项并非湘鄂情工贸公司、进军美食公司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产品供货合同》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湘鄂情工贸公司是否为履行协议而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对此，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首先，就《产品供货合同》内容而言，其约定所购买的产品系燕窝、虫草类高端食材，其产品本身具有特殊性，不同品质的商品价格差异较大，但《产品供货合同》对于所售商品的品质、等级无任何约定；《产品供货合同》中虽然约定交付产品样品，经双方代表签字认可后封存，但双方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样品确认；在《产品供货合同》重要条款即付款事项的约定上则存在两条自相矛盾的约定，分别为收货后付款与签订合同一次性支付的约定；本案庭审中，湘鄂情工贸公司对前述事项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此外，湘鄂情工贸公司在双方未进行过类似交易且进军美食公司营业范围也并非出售类似产品的前提下，以预付款形式一次性向进军美食公司支付了500万元货款，但在付款后并未向进军美食公司发出订单等后续确认继续履行合同行为，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认为《产品供货合同》内容及湘鄂情工贸公司所主张的其履约行为均具有不合理性的认定并无不当。其次，湘鄂情工贸公司主张其履行合同义务及双方合同关系真实的重要依据系其支付了相应的货款。为此，其提供了其母公司湘鄂情集团公司向进军美食公司的转账凭证，但在一审庭审中其向法院出示电汇凭证原件时账簿所附相应的记账凭证上记载“虚拟客商”内容，并在一审法院要求下仍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该份证据，而证人薛慧对于湘鄂情集团公司是否有关于500万元付款的批示、该笔款项支付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在庭审过程中称系其直属领导派其出庭证明湘鄂情工贸公司的说法，证人并未经办相关事宜。湘鄂情工贸公司为湘鄂情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方利益具有一致性，故湘鄂情集团公司的证明并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再次，进军美食公司主张其与湘鄂情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提交了经营管理协议等相关资料予以证明。湘鄂情工贸公司主张其无法确认经营管理协议的真实性，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认为，进军美食公司与湘鄂情集团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是湘鄂情工贸公司主张500万元款项系湘鄂情集团公司代其付款的基础。进军美食公司提交的证据之间可以互相印证，湘鄂情工贸公司作为湘鄂情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该部分证据有核实义务，在一审法院要求其向湘鄂情集团公司核实的情况下，湘鄂情工贸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而湘鄂情集团公司在明知本案案情（派员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未否认经营管理合同的真实性。故不能排除湘鄂情集团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湘鄂情工贸公司应当对付款义务的履行和合同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湘鄂情工贸公司提交的证据中，《产品供货合同》自身条款存在着不合理性，其主张履行合同的证据为湘鄂情集团公司的转账凭证、证明及证人证言，转账凭证为湘鄂情集团公司转账，根据进军美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排除湘鄂情集团公司与进军美食公司自身存在款项往来和纠纷，而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湘鄂情工贸公司曾在出示电汇凭证原件时在所附记账凭证记载“虚拟客商”字样，证人薛慧无法具体描述湘鄂情集团公司代湘鄂情工贸公司付款的申请、审批等有关细节，湘鄂情集团公司与湘鄂情工贸公司在利益上存在着一致性的问题，故转账凭证、证明及证言均不足以证明湘鄂情集团公司向进军美食公司转款500万元为代付性质。湘鄂情工贸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湘鄂情工贸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产品供货合同》的真实性，亦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合同义务，故其要求进军美食公司退还货款500万元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湘鄂情工贸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北京湘鄂情工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北京湘鄂情工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巩旭红
代理审判员 周 维
代理审判员 王 玉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马 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