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082民初4834号
原告：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和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荣成市。
代表人：王厚虎，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龙，男，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君昭，男，该行职员。
被告：王行金，男，196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被告：徐晓丽，女，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被告：原所军，男，196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原铭敏，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强，男，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被告：王行乔，男，196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被告：王枫，女，197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被告：王行银，男，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被告：殷洪章，男，197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原告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和支行（以下简称人和支行）与被告王行金、徐晓丽、原所军、刘强、王行乔、王枫、王行银、殷洪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人和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龙、刘君昭、被告王行金、徐晓丽、刘强、王枫、王行银、原所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原铭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行乔、殷洪章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行金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2万元以及至贷款本息结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徐晓丽、原所军、刘强、王行乔、王枫、王行银、殷洪章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了截至2017年10月25日的利息计算明细，主张截至2017年10月25日的逾期利息以欠付本金为基数，结合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12.75‰进行计算。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8日，被告王行金因购买猪饲料在原告处借款40万元，双方为此签订“（荣人农商）个高保借字（2013）年第277号”《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金额、期限和利率，以及由被告徐晓丽、原所军、刘强、王行乔、王枫、王行银、殷洪章为该笔借款提供最高额4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等事项。借款到期后，被告王行金未按合同约定还清借款本息，现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2万元以及利息，已构成违约，故诉至法院。
被告王行金辩称，我在原告处贷款属实，但担保人王枫、王行银、殷洪章、王行乔已经每人偿还了7万元,我认为该四名担保人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
被告徐晓丽辩称，我给该笔贷款担保属实，担保人王枫、王行银、殷洪章、王行乔已经履行了担保责任，不应再承担担保义务。
被告刘强辩称，我给该笔贷款担保属实，但当时王行金告诉我借款是为了给他儿子买楼，因为买楼贷款还不上可以拍卖楼房，所以我给他担保。如果知道是买猪饲料，我就不给他担保了。现在我没有能力履行担保责任。
被告王行银辩称，我给该笔贷款担保属实，当时我哥需要贷款购买饲料，我为其贷款做担保人，贷款到期后我已经向银行还款7万元，履行了担保责任。
被告王枫辩称,我给该笔贷款担保属实，我已经向银行还款7万元，履行了担保责任。
被告原所军辩称，第一，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用途是购买猪饲料，原所军基于王行金有猪可养、有持续的经营能力等情况才同意为其担保，但在2015年9月25日被通知到银行后，原告从其他保证人处得知王行金贷款的目的是给其儿子购房，王行金为了规避住房按揭贷款要以所购房产抵押这一事实，采取欺诈手段使原所军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而债权人对该欺诈事实应当是知道的，因此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原告和被告王行金双方协议借新贷还旧贷，变更了《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除原所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原所军不承担民事责任。第三，原告和被告王行金串通，骗取原所军提供保证，原所军不承担民事责任。第四，若人民法院认为原所军应承担保证责任，借款人、原所军及其他保证人亦应在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总额不超过40万元的最高额内承担责任，其他保证人偿还了28万元，因此原所军仅应在12万元的限额内承担责任。
被告王行乔未作答辩。
被告殷洪章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8日，原告与被告王行金、徐晓丽、原所军、刘强、王行乔、王枫、王行银、殷洪章签订了编号为“（荣人农商）个高保借字（2013）年第277号”《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合同主要约定：由本案八被告自愿组成联保小组，对借款人在原告处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2015年9月20日止发生的借款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最高余额（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肆拾万元，提供最高额担保。借贷双方通过指定的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账户办理借贷资金的发放、支付与还款等业务。保证期间为约定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上述期间提前届满的，保证期间自上述期间提前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联保小组成员承诺，在借款人不按期归还借款本息时，小组其他成员自愿履行连带保证责任。还款方法为定期结息：借款人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到期清偿时利随本清。借款合同项下任一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贷款人未受清偿，则贷款人有权要求联保小组成员履行保证责任。联保小组成员支付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借款保证合同所担保债权的，贷款人可以选择将该款项用于归还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或费用等，且该清偿顺序由贷款人自主选择。借款的放款、支付、还款、金额、期限、利率、利息计算等具体事项，以相关业务档案、凭证记载为准。联保小组成员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复利。
除上述事项外，《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上还明确约定了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其中贷款人的权利和义务是：1、按期足额发放贷款；2、对联保小组各成员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情况保密；3、有权了解联保小组各成的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物资库存和借款使用情况，要求借款人按期、如实提供财务、经营资料和信息；……。联保小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是：1、有权取得和使用借款；2、按期偿还借款本息；3、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不挤占、挪用借款；4、按时向贷款人提供真实、完整、有效的相关资料、信息，并积极配合贷款人对生产经营、财务活动以及借款使用情况的检查；5、合同期限内，联保小组各成员为本联保小组以外第三人提供任何形式担保的，均提前10日书面通知贷款人并经贷款人同意；……。联保小组各成员还共同承诺：督促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履行合同，当其他借款人发生借款挪用或其他影响借款偿还的情况时及时报告贷款人。
2013年10月8日，被告王行金向原告借款400000元用于购买猪饲料，在借款合同授信期限内，被告王行金对贷款400000元进行了循环使用，于2014年9月19日最后一次借用，借款利率为月利率8.5‰，借款期限截至2015年9月15日止。2014年9月19日，原告将400000元转账至被告王行金指定账户，被告王行金在贷转存凭证即借款借据上签名确认。在借款期限内，被告王行金欠付最后一期（2015年8月21日-2015年9月15日）期内利息2946.67元未付。借款到期后，被告王行金再未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即被告王枫、王行银、殷洪章、王行乔每人分别向银行偿还了借款本金7万元，其中2015年10月16日还款7万元，2015年12月26日还款7万元，2015年12月28日还款7万元，2015年12月31日还款7万元，其余保证人未履行保证责任。现被告王行金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20000元、期内利息2946.67元、截至2017年10月25日的逾期罚息49385元。
另查，被告王行金与徐晓丽系夫妻关系，于2010年之前开始在人和镇大疃刘家村经营养猪场。原所军原亦在大疃刘家村自营养猪场，规模较王行金的养猪场大，后因养猪业不景气，于2015年、2016年左右开始给其他养猪场打工。被告王行金在申请本案授信期限借款之前曾向原告贷款40万元，该款于2013年9月10日全部还清。在本案借款授信期限内原告于2013年10月8日向王行金账户发放首笔40万元贷款，次日即10月9日王行金将该40万元一次性转账汇至其外甥刘春男的账户。2014年9月18日，王行金存入40万元还清了首笔40万元借款。次日即9月19日，原告再次发放40万元（即本案诉争借款）至王行金账户，王行金于当日又一次性转账汇至案外人王威的账户。2015年9月本案借款临近到期时，贷款经办人即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君昭在贷后检查时发现养猪场易主，立即召集被告原所军、刘强以及王行金等联保小组成员到银行落实情况，后得知王行金为还高利贷不得不转让了养猪场。
对于每笔借款发放后的使用情况，被告王行金与与徐晓丽夫妇二人于庭审中自述，其在原告处的借款都是为了经营养猪场而贷，但其经营期间市场不景气，一直亏损，每次都是借钱还贷，之后再用银行发放的新贷一次性转账偿还出借人的借款。原告对此明确表示保留追究借款人王行金挪用借款以及改变借款用途之违约责任的权利。
再查，被告王行金提出本案授信借款申请后，自行联系提供了原所军等七名保证人。原告对借款人王行金以及各保证人当时的银行信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确定当时王行金在原告处尚有40万元贷款未清，在其他银行尚有4.05万元贷款未清，同时还为一笔117.04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放贷前，原告对王行金所有的包括养猪场在内的个人资产（包括不易变现和可变现的）进行了考察，召集借款人王行金和各保证人进行了面谈，对申请贷款的用途、配偶是否同意申请贷款或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情况以书面形式进行了询问和告知，王行金和各保证人均在贷前调查面谈纪录上签字确认。最后在王行金还清了各银行自己名下贷款的情况下，经逐级请示批准后原告放贷。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原、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发放借款，被告王行金作为借款人应按约定期限偿还借款。现被告王行金未能及时还款，原告有权要求其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并自逾期之日起按约计收罚息、复利。故原告要求被告王行金偿还借款本金12万元及逾期利息，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逾期利息的计算问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借款期为一年（含）以下的短期贷款，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贷款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现原告对截至2017年10月25日的逾期利息仅主张按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计算逾期罚息，未就逾期利息中包含的期内欠付正常利息主张复利，此系原告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对于自2017年10月26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出发，亦可按照原告主张的截至2017年10月25日前逾期利息的标准进行计算。
对于被告原所军以借款人王行金利用案外人借款还贷在本质上构成了借新还旧为由，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之抗辩，借新还旧是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约定以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行为，故借新还旧的成立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借款人客观上有将新贷偿还旧贷的行为；二是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主观上存在以贷还贷的共同意思表示或联络。结合本案中借款人每笔贷款的流水明细以及被告王行金夫妇自述的还款情况，可以看出被告王行金对每笔到期贷款的偿还确实使用了案外借款，而非自己的经营收入，并将原告发放的贷款挪用于偿还案外借款。故被告王行金本质上确实存在将新贷间接偿还旧贷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但是被告方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与借款人王行金之间主观上存在以贷还贷的共同意思表示或联络，而且原告亦明确主张保留追究王行金违约使用贷款民事责任的权利。故在目前证据情况下，应当认定被告王行金欺瞒债权人和保证人，擅自改变借款用途之事实。从另一方面看，本案授信期限内的两笔借款均系同一保证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王行金通过借新贷间接偿还旧贷的客观行为，实际上免除了保证人对旧贷的保证责任，故无论保证人是否知晓借新还旧，均仅对授信期间的一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并未因此加重其保证责任。故被告之该项抗辩，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原所军以原告没有尽到贷前审查义务以及贷后监管不到位造成被告王行金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之抗辩，首先，应明确保证合同的本质含义。保证合同的订立双方是债权人与保证人，其属于单务无偿合同。保证人自愿向债权人提供保证系基于其与债务人之间的特殊信任关系或者对债务人的资产、信誉有所了解。其次，应区分权利与义务的不同。从合同约定的各方权利义务内容看，合同中约定的放贷审查以及贷后监管实际是贷款人享有的合同权利而非义务，银行内部关于贷款审查与监管的相关规定是商业银行自身加强风险控制的管理性规范，仅为债权人对贷款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的手段，即使债权人未按相关规定行使管理权利，也仅是加大了银行贷款不能收回的风险，使其自身处于一种不利益状态，并不影响债务人的利益，也不超出保证人承担责任的预期，故保证人保证责任的免除与银行的放贷审查以及贷后监管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即使银行对借款的审查和监管存在瑕疵，亦非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法定要件。况且事实上，原告在放贷前按规定调查了借款人与保证人的信用状况，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进行了考察，并履行了逐级报批手续，而且放贷后亦是原告第一时间发现王行金猪场易主的资产变化情况，并及时通知召集联保小组成员协商解决办法。由此可见，原告在贷前、贷后并未懈怠行使管理权利。
从另一方面来看，银行拥有审查权，有权决定是否对借款人发放贷款，而保证人在决定提供保证前也有权了解借款人的财产及信用状况。同样在银行放贷后，银行和保证人均有权对借款的使用和偿还等情况进行提醒、监督，以防债务人滥用借款，从而降低自身贷款回收风险和保证责任风险。按照合同中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保证人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在借款风险发生后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履行保证责任的义务，这也是银行要求借款人在借款时提供保证人的初衷和意义所在。本案中原告作为债权人在发放借款后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而被告原所军等保证人不但没有尽到其在合同上承诺的督促报告义务，反而将保证风险的发生归咎于银行一方，显然与保证合同的意义相悖。故被告之该项抗辩，理由不当，本院亦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原所军以王行金采取欺诈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及原告与被告王行金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之抗辩，首先，从举证责任的角度看，被告原所军等保证人主张提供保证时存在欺诈和串通事实，在对方当事人明确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其负有举证证实主张事实成立的责任。现被告原所军等保证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案保证人应当按约承担保证责任。其次，从法律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或者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原所军等保证人均由借款人自行联系提供，即使保证人因债务人欺诈提供了保证，现本案中并无证据足以证实原告作为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更无证据证实原告作为债权人串通债务人骗取保证，故对于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的保证合同而言，该合同依然合法有效，保证人应当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
本案中被告原所军等另外七人作为联保小组成员，自愿对被告王行金在原告处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2015年9月20日止发生的借款业务提供最高额4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虽被告王枫、王行银、殷洪章、王行乔四名保证人对该借款债务已清偿本金28万元，但原告作为连带债权人，其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同时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债务，换言之，在保证债务未获全部清偿时，即使部分保证人承担了内部的按份责任，对外其仍然负有履行全部保证债务的责任。同理，基于连带原理，部分保证人偿还的效力及于全部债务，故本案中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因部分偿还已减少了28万元。据此，原告要求原所军等另外七被告对被告王行金的借款债务在剩余限额120000元（400000元-28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被告徐晓丽与借款人王行金系夫妻关系，本案贷款发生于该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用于了家庭经营的养殖业，应属夫妻共同债务，故即使徐晓丽按保证合同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后，也不存在追偿问题。被告王行乔、殷洪章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应当视为自动放弃抗辩权利。
综上，原告之诉请，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行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和支行支付借款本金120000元、截至2017年10月25日的逾期利息52331.67元（包含期内利息2946.67元、逾期罚息49385元）；
二、被告王行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东荣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和支行支付逾期罚息【该罚息以借款本金120000元（之后如有部分偿还以实际欠付借款本金数额为准）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6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逾期利率12.75‰计算】；
三、被告徐晓丽、原所军、刘强、王行乔、王枫、王行银、殷洪章对上述一至二项债务在120000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被告原所军、刘强、王行乔、王枫、王行银、殷洪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依法享有追偿权。
如果被告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计1350元，由八被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慈方铭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连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