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9民终65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智贤，男，汉族，1968年2月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冯鼎峰，广东万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ＸＸ，广东万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通晖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东莞大道666号百悦尚城43栋商铺1300号。
委托代理人：张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同富东路石碣新世纪花园盈拓郦苑4栋商铺128。
法定代表人：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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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吉兴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智贤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通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晖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恒大地产集团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23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冯鼎峰，被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三人恒大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志贤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2364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解除袁智贤与通晖公司签订的《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3.依法改判通晖公司向袁智贤返还其持有的远大公司40%的股权；4、依法改判通晖公司向袁智贤支付暂定的赔款人民币10万元；5.本案诉讼费由通晖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袁智贤与通晖公司的股权交易为独立的交易，但原审法院未尽职询问以查明案件事实，错误地认为袁智贤与通晖公司的股权交易是袁智贤与第三人恒大公司的股权交易中的一部分。其实，袁智贤与第三人恒大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因银行贷款展期无法完成，所以袁智贤与恒大公司的交易搁浅。通过协商，恒大公司介绍通晖公司给袁智贤，以帮助袁智贤解决困境，以及主张在通晖公司持有远大公司股权的情况下，其才有名目去与银行协商延长还款期限，所以袁智贤将股权转让给通晖公司。2.通晖公司在原审中已同意返还持有的远大公司股权，即视为袁智贤与通晖公司就返还股权事宜达成合意，但原审法院仍错误地以通晖公司不同意返还为由驳回袁智贤的诉求。
被上诉人通晖公司表示服从原判。
袁志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袁智贤与通晖公司签订的《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二、通晖公司向袁智贤返还其持有的远大公司40%股份；三、通晖公司向袁智贤赔偿因其违约行为导致袁智贤的损失，现本案中暂要求通晖公司赔偿的金额为10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通晖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3日，案外人钱艳娴（甲方A）、袁智贤（甲方B）与恒大公司（乙方）签订一份《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鉴于”部分第一条约定，远大公司是依中国法律于2002年9月12日合法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实收资本为10000000元；本协议签订时，钱艳娴出资1000000元，占远大公司10%股权，袁智贤出资9000000元，占远大公司90%股权。协议“鉴于”部分第三条约定，甲方同意将远大公司100%股权转让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甲方承诺，乙方受让远大公司部分股权无需进行任何公示，亦不需公开竞价，并已取得相关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认可；甲、乙双方愿意通过对远大公司共同持股的方式合作开发项目地块。协议第三条第4款约定，甲乙双方同意，纳入远大公司股权转让的资产（不包括本协议约定甲方应剥离的债务及待剥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1）远大公司100%股权；（2）与项目地块及地上在建公司相关的完整权益……协议第四条第1款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确定，甲方履行完本协议约定义务，乙方取得远大公司100%股权并获得项目地块的全部权益且无其他义务负担，应支付的全部合同款项即包干费总额为460000000元。协议第十条第1款约定，本协议与提交给工商、税务、商务局、产权交易所等有关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或备案等手续的文件中内容有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协议第十条第4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有权依法指定乙方的关联公司承接本协议中规定的乙方的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协议还就各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2016年7月7日，袁智贤（甲方）与通晖公司（乙方）签订一份《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远大公司40%的股份共4000000元出资额，以40000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份。协议第五条约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协议还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2016年7月7日，远大公司的原股东即袁智贤、案外人钱艳娴与新股东即通晖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并表决通过，其中表决事项内容为：一、同意钱艳娴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0%共1000000元的出资以1000000元转让给通晖公司，同意钱艳娴与通晖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二、同意袁智贤将占公司注册资本40%共4000000元的出资以4000000元转让给通晖公司，同意袁智贤与通晖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
袁智贤提交了违约告知函（2016年9月23日）、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告知函（2016年10月10日）、关于股权交易的沟通函（2016年11月3日）、《关于股权交易的沟通函》回复函（2016年11月21日）、复函（2016年12月26日）、催告函（2017年3月9日），主张袁智贤与恒大公司就股权交易事宜进行多次沟通，袁智贤从未认可自己存在违约的情况；通晖公司、恒大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袁智贤提交（2017）粤19民初27号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送达回证，主张按照通晖公司的主张逻辑，通晖公司是恒大公司委托，代恒大公司持有远大公司股权，恒大公司取得远大公司股权的依据为2016年5月13日与袁智贤签订的《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恒大公司现另案起诉袁智贤，要求解除转让协议；这说明，通晖公司主张的取得远大公司股权的依据不存在，无论是按照袁智贤主张的理由，还是按照通晖公司主张的理由，都能得出通晖公司需要返还远大公司股权的结论；通晖公司、恒大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袁智贤还提交了（2015）东一法松民二初字第1070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971执12343号执行令、（2016）粤1971执12343号执行裁定书、（2016）粤1971民初1080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971执16609号执行裁定书，主张远大公司的银行债权人起诉远大公司，即远大公司的银行贷款无法延长到2017年之后还款；在此种情况下，恒大公司与袁智贤无法继续履行转让协议，而是根据转让协议第三条第3款约定另行协商解决；通过协商，恒大公司推荐并介绍通晖公司具备解决贷款延期的能力，所以袁智贤转让股权给通晖公司；通晖公司、恒大公司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证明内容不予确认。
庭审中，该院询问双方“袁智贤要求解除《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与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涉及《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所指向的股权是否一致”，袁智贤认为两份是两个独立的交易，股权不一致；通晖公司、恒大公司则认为所指向的股权是一致的，且《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约定与《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有冲突。同时，通晖公司明确不同意解除《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并确认未向袁智贤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
另查，通晖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成立，股东为恒大公司、东莞市久融实业有限公司。远大公司现任股东为袁智贤、通晖公司，分别持有50%股权。庭审中，通晖公司与恒大公司确认通晖公司系恒大公司指定承接远大公司股权的关联公司。
以上事实，有袁智贤提交的《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股东会决议、远大公司工商机读资料、公司章程、股权结构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违约告知函（2016年9月23日）、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告知函（2016年10月10日）、关于股权交易的沟通函（2016年11月3日）、《关于股权交易的沟通函》回复函（2016年11月21日）、复函（2016年12月26日）、催告函（2017年3月9日）、（2017）粤19民初27号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送达回证、（2015）东一法松民二初字第1070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971执12343号执行令及执行裁定书、（2016）粤1971民初108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粤1971执16609号执行裁定书，通晖公司、恒大公司提交的《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一、二、三（2016年5月13日）、东莞市通晖实业有限公司设立资料、通晖公司与袁智贤分别签订了《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2016年7月7日）、《商函》（2016年12月2日）、《回复函》（2016年12月8日）及该院的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
经对比《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与《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两份合同均涉及对远大公司的股权处理事宜，在《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中显示受让股权方为通晖公司，而在《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显示需要支付“包干费”的主体为恒大公司，但同时在《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第4款约定，在该协议签订后恒大公司有权依法指定恒大公司的关联公司承接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庭审中通晖公司与恒大公司均确认通晖公司系恒大公司指定承接远大公司股权的关联公司，故该院认为，袁智贤与通晖公司之所以签订《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是为了履行《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之行为，并未对《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作出变更，亦未在袁智贤与通晖公司或者恒大公司之间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远较《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包干费”低，但工商行政部门已经根据《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知《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仅仅是作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使用，而并无其他用途，其效力仅及于变更登记，《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对签署双方既没有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对《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作出变更，故袁智贤在没有结合《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提起诉请的情况下，仅直接起诉要求解除作为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用的《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袁智贤的第二项诉请系基于解除《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基础上而提出，该院上文已经认定对袁智贤请求解除《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请求不予支持，故对袁智贤的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袁智贤的第三项诉请，上文已经论述《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仅是作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使用，而并无其他用途，其效力仅及于变更登记，故袁智贤依据《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向通晖公司主张违约损失的100000元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袁智贤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5000元（袁智贤已预交），由袁智贤自行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相关事实一致。另查明，2017年4月13日，本院受理了恒大公司诉钱艳娴、袁智贤以及第三人通晖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7年8月9日，通晖公司退出了远大公司股权。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上诉人袁智贤等人与原审第三人恒大公司签定的《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第4款约定，在该协议签订后恒大公司有权依法指定恒大公司的关联公司承接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通晖公司系恒大公司指定承接上述协议中远大公司股权的关联公司。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袁智贤与通晖公司之所以签订《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是为了履行《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之行为，并未对《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作出变更，亦未在袁智贤与通晖公司或者恒大公司之间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理由成立，本院予以认可。为此，原审法院基于《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对签署双方既没有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对《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作出变更，在袁智贤没有结合《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提起诉请的情况下，判决驳回袁智贤要求解除作为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用的《东莞市远大皮革制品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并无不当，予以维持。相应地，袁智贤要求通晖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袁智贤上诉要求通晖公司返还其持有的远大公司10%股权问题，因双方在诉讼期间已自行协调解决，本院不再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上诉费2300元，由上诉人袁智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东超
审判员 段体操
审判员 王 振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安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