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粤7101行初2318号
原告：郭永健，男，197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荔湾大队（原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芳村大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西塞坝路1号。
法定代表人：梁黎明，职务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黄伟聪，该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郑和聪，该队民警。
原告郭永健不服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荔湾大队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一案，本院依法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永健，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荔湾大队（以下简称交警荔湾大队）委托代理人黄伟聪、郑和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永健诉称：2016年4月6日（以下简称“4.6案”），原告因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以下简称“自行车”）行经广州市荔湾区桥梓大街36号对出路段将路人黄建英撞致轻微伤，被被告于当天作出编号4401113600573614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原告的非机动车。被告依据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4月13日出具的(2016)毒检字第0581号《鉴定检验报告书》“郭永健于2016年4月6日醉酒后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作出编号4401113600573614_A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该通知书注明：“请你接到此通知的15日内到我大队违法行为处理室处理以下事项：1.办理放车手续；车辆类型：电动自行车。2．办理违法行为处罚：存在的违法行为（代码）：2003、2010”。原告于2016年5月5日依照通知书规定期限到芳村大队违法行为处理室接受处理，但受理该业务民警口头告知：“通知书资料不符，你回中队更正资料再来。”对此，原告提出质疑：“更正什么资料？”但该民警拒绝释疑。原告向中队提出质疑，中队认为该通知书无错。2016年10月24日，原告向广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芳村分所提出证号机动车驾驶证年审申请查询，却被告知“你有一宗交通事故未处理，待处理后再参加年审”。非机动车事故与机动车驾驶证有何关系？且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6日的行政强制凭证和前述通知书己认定原告是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且案发当天是被告不予处理而非原告不接受处理，但该窗口拒绝释疑。因被告违法将我驾驶证与涉案交通事故捆绑并拖延处理，导致原告驾驶证不能参加年审，从2016年10月28日起失去机动车驾驶权不能再驾驶公交车至今。2016年11月10日，事故处理中队电话通知：“你要到中队重新接受处理，重新对你的自行车过磅，并交回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13日的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原件。”同日，该通知书原件被中队强行收回（该原件被收回前原告用手机拍照存证）且拒绝出具收件回执。同日，原告与办案民警龚华在芳村停车场内给涉案自行车过磅（重56.85公斤）。2016年11月24日，被告作出与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6日的强制措施凭证同一编号的强制措施凭证，即11.24强制证，该强制证注明：“车辆类型：二轮机动车，当事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代码6032.7052)采取强制措施：扣留机动车扣留机动车驾驶证”2016年12月2日，原告依照11.24强制证规定期限到芳村大队接受处理，但被告又以“待行政处理决定书作出后再作处理”为由拒绝处理涉案交通事故。2017年1月10日，被告作出与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13日的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同一编号的通知书，该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10日的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注明“请你接到此通知的15日内到我大队违法行为处理室处理以下事项：1．办理放车手续：车辆类型二轮轻便摩托车。2.办理违法行为处罚：存在的违法行为（代码）：1709A.1717.1344”。2017年2月7日，原告再到芳村大队接受处理，但受理该业务民警未处理，让原告先回去等电话。2017年2月17日，一名自称姓张是芳村大队民警来电通知“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10日的通知书即是处罚决定书，你可即日到芳村大队接受处理。同日，原告依照来电通知再到芳村大队接受处理，该警员给原告一份未经送达的由广州市庆丰进口汽车维修中心于2016年5月8日作出的庆丰检2016字161203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复印件，其结论是“涉案电动自行车车重为56.85公斤，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规定……装有一个驱动轮……该车属二轮轻便摩托车。”被告将涉案电动自行车强行定性为“二轮轻便摩托车”是断章取义，适用国家标准错误。涉案电动自行车依法应与机动车无关，原告的驾驶证应与涉案交通事故无关。请求法院：一、撤销被告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4401113600573614_A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二、判决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
被告交警荔湾大队辩称：一、案件基本情况。2016年4月6日16时10分许，原告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在广州市荔湾区桥梓大街路段行驶时，与一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事故双方受伤的后果，事发后行人伤者家属报警，我大队民警龚华、黎辉辉前往现场处警。现场勘查完毕，民警前往医院看望伤者，发现原告涉嫌饮酒后驾车，遂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及抽血备检。民警作出编号为No．440111360057361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依法扣留了肇事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原告在法律文书上签字，民警将文书交予了原告。2017年1月10日作出编号为4401113600573614_A《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二、涉案的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属于处理整个交通事故的中间环节。涉案的通知书既是返还物品通知书也是处理违法行为的通知书，原告接收到该份通知书有前来处理放车事宜，且我大队也实际交还了车辆，但对于违法行为，原告一直没有前来处理。发出通知书后需要原告自愿前来处理。三、经我大队委托广州庆丰进口汽车维修中心（广州市公安局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鉴定服务项目中标供应商）对郭永健驾驶的电动车进行鉴定。其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庆丰检2016字161203号）的鉴定结论：无号牌（发动机号：16XFY4A09102653）电动车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该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根据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5.2.1款对两轮轻便摩托车的定义，故该车为两轮轻便摩托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之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原告驾驶证准驾车型是A1、A2，不可以驾驶两轮轻便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自原告驾驶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上道路行驶，被民警查扣之日起，原告至今未补办相应的牌证手续。广州自2007年初开始禁摩，且事发地段车辆、行人往来密集，原告无视政府禁令，驾驶摩托车在此路段行驶，非但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而且严重威胁着行人的生命安全。原告这种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法规的处罚，以维护正常交通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综上所述，我队认为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民警对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依据适当，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以维护交通法规的严肃性。
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6日16时10分许，原告驾驶无号牌电动车在广州市荔湾区桥梓大街36号对出路段，与一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双方受伤。被告当场出具编号为4401113600573614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原告采取扣留非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被告民警当天作出编号为4401002011096657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原告未确保安全驾驶，醉酒后驾驶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2016年4月13日，被告作出编号为4401113600573614_A的《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通知原告携带相关材料到被告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的放车手续，办理违法行为代码为2003、2010的处罚、解除强制措施凭证号码为4401113600573614的事故信息锁定事项，并告知相关法律后果。被告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血液进行检验并检出乙醇（酒精）成分，含量为209.1mg/100ml。被告委托广州市庆丰进口汽车维修中心对涉案车辆进行属性说明检验，广州市庆丰进口汽车维修中心于2016年5月8日作出庆丰检2016字161203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检验的结论为涉案电动车属机动车（二轮轻便摩托车）。被告于2016年11月24日对原告前述违法行为作出编号同为4401113600573614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原告于2016年4月6日16时10分在广州市荔湾区桥梓大街36号对出路段实施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收集证据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代码7052、603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机动车、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告知原告持本凭证在15日内到被告市交警支队芳村大队接受处理，以及相关法律后果及法律救济途径等，原告在该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名并表示有异议。2017年1月10日，被告作出编号同为4401113600573614_A的《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通知原告携带相关材料到被告处办理二轮轻便摩托车的放车，办理违法行为代码为1709A、1717、1344的处罚、解除强制措施凭证号码为4401113600573614的事故信息锁定事项，并告知相关法律后果。原告对被告2017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4401113600573614_A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涉案车辆被告已返还原告。
以上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验报告书、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庆丰检2016字161203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道路交通违法案粘贴纸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因此，被告交警芳村大队有对本行政区域内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管理的法定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本案中，被告作出涉案返还物品/处理违法行为通知书，是被告处理原告涉案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必经程序，属于过程性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故对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郭永健的起诉。
原告预付的受理费50元，在本裁定书生效后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唐知莹
人民陪审员 邓国权
人民陪审员 孙燕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细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