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9民初20532号
原告：盛曦阳，男，1987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詠梅，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继平(系原告父亲)，男，住上海市虹口区。
被告：上海汤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王丹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绍山，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盛曦阳与被告上海汤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池影视传媒)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盛曦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詠梅、盛继平、被告汤池影视传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绍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盛曦阳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4月期间的工资332,600元；2、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1,600元；3、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6月工资2万元。审理中，原告撤回本案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2016年6月1日至6月13日工资9,300元，仍坚持第2项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2年10月1日入职，担任创意总监，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和补充合同，约定原告税后基本工资2万元，年收入不低于30万元，力争40-50万元年收入。由于被告未足额支付工资，亦未为原告足额缴纳社保，原告一度提出异议。嗣后，在被告的胁迫下，原告签署了离职申请，实际上是被告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
被告汤池影视传媒辩称：同意仲裁裁决。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被告提供的违纪处理通知书，原告多次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在2016年5月，原告以身体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没有原告所述的因社保原因申请辞职的事实。双方确认2016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所以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自行确认工作至2016年5月31日。5月31日前原告的工资被告已经全部发放完毕，所以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6月份工资。另外，2016年6月13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对劳动合同的解除进行了确认，在《合作协议》期间，由原告以劳务的形式来提供摄像，在《合作协议》上，再次确认双方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且�不追究违约责任。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只完成了三份工作中的一份，便退出微信群，被告也无法联系到原告，因此《合作协议》也没有履行完毕。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原告与被告签订过一份《汤池印象高级技术人员聘用合同》，该合同约定：“……因乙方(即原告)具有相关专业技能，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甲(即被告)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就甲方聘用乙方的相关事宜，订立如下合同条款，以资双方共同遵照执行：一、聘用合同期限：本合同期限类型为固定期限合同；本合同有限期限为5年，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三、劳动报酬：乙方的劳动报酬按照以下模式执行：I．乙方的劳动报酬包含收入和奖励两部分：1、甲方力争满足乙方每年40-50万元人民币的年�入要求；2、甲方每月向乙方支付每月税后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须按甲方相关规定办理执行)；3、甲方承诺每月根据实际摄影情况给予拍摄提成；4、甲方承诺若乙方如承担培训职能，若进行实战带教，乙方按带教岗位标准拍摄提成领取带教津贴；5、甲方承诺，乙方年收入不低于30万/年，如不足，将在一个年度终止后1个月内补足差额……”。
原告填写了《员工离职申请书》并在上面签名，其中离职原因为身体原因，日期标注为2016年5月31日。
2016年6月13日，原告与被告及汤池印象创意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池印象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该协议载明：“甲(即原告)乙(即被告、汤池印象公司)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就甲乙双方终止劳动合同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甲乙双方于2012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且互不追究违约责任；2、甲方在乙方任职至2016年5月31日；……七、合作期限：1、本合作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
2017年5月15日，原告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案号为虹劳人仲(2017)办字第XXX号〕，要求被告支付：1、2012年10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差额752,783.80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1,600元；3、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基本工资20,000元；4、2012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年薪1,496,250元。2017年8月4日,该仲裁委作出裁决，对原告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6月5日仲裁委庭审中陈述：“申请人(即原告，下同)正常工作至2016年5月31日……2016年5月31日被申请人(即被告，下同)给申请人一份通知书还有一份退工单，申请人在被申请�胁迫下写了离职申请书及合作协议书”，2017年7月6日庭审中陈述：“2016年6月正常上班，……2016年6月12日申请人的劳动关系还在被申请人处”。
再查明，被告于2017年1月6日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案号为2017沪01**民初XXXX号)〕，要求判令解除双方于2016年6月13日订立的《合作协议》，判令原告向汤池印象公司及被告支付公证费、律师费及违约金。同时，原告亦提起反诉，要求汤池印象公司及被告支付其律师费及违约金。在该案审理中，原告表示该协议事实上无法履行，同意解除该《合作协议》。法院认定：原告参与了2016年6月24日至6月27日巴厘岛婚礼的拍摄，未参与2016年9月17日至9月20日苏梅岛婚礼及2016年10月15日上海婚礼的拍摄。审理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判决：解除该《合作协议》；驳回汤池印象公司、被告的其余诉讼�求及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判决后，汤池印象公司及被告不服，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月3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理中，就双方争议的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1,600元、2016年6月1日至6月13日工资9,300元，双方各执己见。
原告坚持认为，一、被告的多次无诚信行为是本案诉讼的原因；二、被告隐瞒事实、提供虚假证据以抵制宝山社保中心调查，并持续多次不主动补缴“五险一金”，故《合作协议》的“且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对被告无效。原告以“身体原因”理由提出离职申请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一是被告长期不按原告的实际收入缴纳“五险一金”，造成原告长期心情不畅，情绪低落的身体原因，二是如果原告直接写上“长期少缴纳社保费用”作为离职申请的理由�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实际操作上行不通；三、被告隐瞒先擅自办理《退工证明》违约解除合同事实，欺骗原告，故《合作协议》的“且互不追究违约责任”条款对被告无效。2016年5月31日，被告先擅自办理《退工证明》，然后在2016年6月12日被告以电子邮件形式，催促原告办理离职手续，第二天2016年6月13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商议《合作协议》条款时，被告隐瞒了已经办理《退工证明》事实，因此，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约定了“且互不追究违约责任”条款；四、2016年6月1日至6月13日原告与被告保持劳动关系，并为公司上班工作。由于原告工作的特殊性，所以原告上班不考勤，至2016年6月13日离职前原告从未缺勤；五、原告应得到经济补偿金和2016年6月1日至6月13日应得工资。另外，原告否认了其是2016年5月31日离职的，原告离职一事，是被告首先主动提出要求原告离职，其目的在于不支付原告6月份的薪酬；被告以原告在6月1日至6月13日没有出勤为由，不支付原告6月份酬金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邮件，被告要求原告考勤的时间是2016年6月12日，但原告没有收到，6月13日原告在被告处与被告签订合同，也应当属于出勤；2016年5月31日，被告擅自为原告办理退工，属于被告单方面解除合同，故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被告坚持认为，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诉请。1、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原告于2016年5月31日因身体原因向被告书面提出辞职申请，被告表示同意，并且双方于同年6月13日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具有法律效力。该协议确认了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关系且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劳动关系终止于2016年5月31日。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2、原告主张2016年6月份工资应不予支持。2016年6月13日，原、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确认了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于2016年5月31日。到目前为止，原告也未能提供2016年6月提供劳动的证明。根据《合作协议》6月份双方不再具有劳动关系，仅仅是劳务关系，该协议对于三单拍摄业务的时间及报酬进行了约定。综上，原被告双方系原告主动申请离职，原告主张经济赔偿金的请求不应支持。
为此，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告知单，证明原告向相关部门投诉，要求单位按月收入2万元补缴，由于被告向社保中心提供假合同，原告仅按最低生活水平缴纳社保，社保中心告知原告走法律途径；证据2，2015年度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证明被告是按最低收入标准为原告缴纳的；证据3，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证明退工单是虚假日期；证据4，电子邮件，证明2016年6月12日被告人事发邮件给原告要求其考勤并办理相关手续，说明6月12日原告未离职；证据5，仲裁笔录，证明被告确认原告无需考勤；证据6，聘用合同及补充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关于工资的约定；证据7，工资及银行流水，证明被告通过银行收到的工资只是部分工资，大部分通过现金形式发放。
被告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3、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因原告主张的是经济补偿金及工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是当庭递交，超过举证期限，原告所述的这句话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内容有异议，可以根据原告的陈述来看，原告是需要考勤的；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原来要求支付工资差额，现在该项诉请已经�销了，故关联性有异议，且具体收入要看构成，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聘用合同及补充合同，说明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证据2，离职申请书、员工移交清单及《合作协议》，说明原告自己因身体原因主动离职，被告也予以认可，故双方以书面的《合作协议书》确认解除劳动合同，且互相不追究违约责任，并确认原告任职至2016年5月31日；证据3，2份违纪处理通知书及检讨书，说明原告在被告处违反规章制度的事实及检讨的事实。
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签名及提出拟离职是原告签字的，落款日期不是原告写的，但原告不要求做笔迹鉴定；离职单是被告发邮件，让原告去办理的离职手续；员工移交清单，右上角2016年5月31日，与离职申请书上的拟离职是一样的，是劳动仲裁期间被告代理人代签的，下面办理的人都是6月16日才办的；6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无异议，当时原告并未知道被告已为原告办理了离职手续；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是与本案无关。
上述事实，另由当事人陈述及仲裁裁决书、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告知单、2015年度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仲裁笔录、聘用合同及补充合同、离职申请书、员工移交清单及《合作协议》等证据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原告书写的离职申请书，称其因个人身体原因提出离职，结合仲裁期间原告自认，原告所述落款�间书写问题并不影响原告要求离职的真实意愿，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1,6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再，原告就离职时间陈述前后不一，也未提供证据予以合理解释，故对原告所称申请离职时间非2016年5月31日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6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且原告亦履行了该协议约定的部分拍摄任务，原告诉称系受胁迫签订的，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双方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的审理中，均同意解除该《合作协议》，但该《合作协议》在解除前，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合作协议》中双方的约定、离职申请书，可以确定原告对其工作至2016年5月31日、自2016年6月1日起双方开始合作及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等事实都是明知的，也是确认的。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6月1日至6月13日工资9,3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原告对裁决书未获支持的部分，即其要求被告支付2012年10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差额752,783.80元及2012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年薪1,496,250元未提起诉讼，故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盛曦阳要求被告上海汤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1,6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原告盛曦阳要求被告上海汤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2016年6月1日至6月13日工资9,3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原告盛曦阳要求被告上海汤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2012年10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差额752,783.8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原告盛曦阳要求被告上海汤池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支付2012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年薪1,496,2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盛曦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琼
人民陪审员 毛济平
人民陪审员 郭 瑛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杨嘉豪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