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津0116行初266号原告周庆顺，男，汉族，1961年5月6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代理人周洁，系原告之子，男，汉族，1983年10月4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法定代表人苗宏伟，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洪保，该局大港分局法制办主任。委托代理人胡秀杰，该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所长。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新科道2号。法定代表人董家禄，局长。委托代理人车迪迪，该局法制办公室民警。第三人何洁，女，汉族，1984年3月8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人何风英，女，汉族，1971年8月2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告周庆顺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17年7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受理后，于次日向二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何洁、何风英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庆顺的委托代理人周洁，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洪保、胡秀杰，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车迪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何洁、何风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4月7日作出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7]1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周庆顺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7年7月5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7]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原告周庆顺诉称，2017年4月8日，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古林派出所（以下简称古林派出所）向原告送达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称原告于2016年3月31日下午16时左右，与何洁、何风英、何凤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车队因琐事发生矛盾，之后何洁、何风英、何凤娟对原告进行殴打，期间原告对何洁进行殴打，并以此为由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案发时，原告正天津市滨海新区××车队上班，何洁、何风英、何凤娟突然无故找到正在工作的原告，上来就对原告进行辱骂、抓挠和拳打脚踢，并一直向原告吐口水，原告只是一味退让并用胳膊挡住脸部，并没有还手，现场录像和证人证言均可证明这一事实。视频中显示，原告曾多次闪躲，何洁等三人仍追打、辱骂。另外，原告因三人的殴打导致受伤，被医疗机构诊断为“左眼钝挫伤、玻璃体混浊、头外伤伴颈面部皮划伤”等症，现左眼已失明。被告认定原告对何洁进行殴打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错误，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请求：1.撤销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4月7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7]1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7]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周庆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天津市眼科医院和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出具的《天津市公安局指定医院就诊证明信暨医院诊断证明书》，诊断结果为原告左眼受伤、面部多处抓伤；证据二、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住院病历；证据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于2017年9月25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证明原告的左眼已经失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2016年3月31日下午16时左右，何洁、何风英、何凤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车队与周庆顺因琐事发生矛盾，之后对周庆顺进行殴打，期间周庆顺对何洁进行殴打。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殴打他人。2017年4月7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给予周庆顺行政拘三日的行政处罚，对何洁、何凤英分别给予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对何凤娟不予处罚。综上所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合法、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和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3月31日制作的《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据二、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4日制作的《传唤审批表》及《传唤证》；证据三、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4日制作的《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据四、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津滨公大技鉴字[2016]第00071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文证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周庆顺的损伤属轻微伤；证据五、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4月21日对原告作出的《鉴定意见告知书》；证据六、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7月18日委托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对原告的眼部伤情进行鉴定的《鉴定委托书》、于2016年9月21日委托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的《鉴定委托书》、于2016年11月14日委托天津市津实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委托书》及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12月6日出具的津津实[2016]法临回字第836号《终止函》；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2月23日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于2017年3月1日委托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的《鉴定委托书》、古林派出所分别于2017年3月2日和2017年3月31日制作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经过多次查找相关鉴定部门对原告的眼部损伤做鉴定，但因超出鉴定部门的鉴定技术与能力无法进行鉴定；证据七、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3月31日制作的《调取证据审批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调取证据清单》；证据八、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4月26日制作的《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据九、《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十、古林派出所于2017年1月14日制作的《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原告同日提交的《行政处罚申诉书》；证据十一、古林派出所于2017年4月7日制作的《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据十二、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7]160号、161号、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津滨公大（古）不罚决字[2017]1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十三、古林派出所于2017年4月8日将证据十二送达原告的《送达回执》；证据十四、古林派出所于2017年4月8日制作的《行政拘留通知家属记录》；证据十五、见证人邢某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补充证据一、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4月21日对何洁、何风英、何凤娟作出的《鉴定意见告知书》；补充证据二、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已于2017年9月30日对何风英执行拘留；补充证据三、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拘留所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的《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病历及检测结果、天津市安定医院2017年4月21日出具的《精神卫生专科病假证明书》及处方签，证明因何洁患抑郁症，拘留所建议停止执行拘留。（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4月3日对周庆顺所做的《询问笔录》及《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据二、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5月24日对周庆顺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据三、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4月6日对何洁所做的《询问笔录》及《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据四、古林派出所于2017年1月19日对何洁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据五、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4月8日对何风英所做的《询问笔录》及《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据六、古林派出所于2017年1月23日对何风英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据七、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4月7日对何凤娟所做的《询问笔录》及《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据八、古林派出所于2017年1月23日对何凤娟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据九、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3月31日对证人王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据十、古林派出所于2017年1月30日对证人王某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一、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3月31日对证人姜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据十二、古林派出所于2017年1月30日对证人姜某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三、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4月26日对证人李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及《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据十四、津滨公大技鉴字[2016]第00071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文证鉴定书》；证据十五、从天津市滨海新区××车队调取的现场视频光盘，视频中显示在2016年3月31日16时2分45秒至16时3分3秒期间，身穿黑色上衣、裤子的女子（何洁）先推搡该男子（周庆顺）后，该男子对该女子头部殴打；证据十六、法医拍摄的原告伤情照片两张。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辩称，原告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于2017年4月10日依法受理。在复议期间，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4月19日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了证据材料。经延期审理，被告于2017年7月5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证据一-1、《行政处罚申诉书》；证据一-2、《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二、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7]1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三、《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据四、《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五、《行政复议期限延长通知书》；证据六、津公复决字[2017]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七、向原告邮寄送达证据五、六的EMS邮寄详情单及查询记录，邮寄时间分别为2017年6月9日和2017年7月6日，原告均于次日签收。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第三人何洁、何风英未作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周庆顺提交的证据，二被告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对何风英、何洁等人打架致使原告左眼受伤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左眼失明是因何洁殴打造成；对证据三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有异议，不知道是何单位出具的，也没有单位印章，且该《诊断证明书》中已载明“无医院证明专用章无效”。第三人何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双方均存在动手的情况，原告常年有糖尿病，且眼睛有旧伤，故原告左眼失明并非单纯由外伤导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称当时只造成了皮外伤；对证据三的质证意见同二被告。因证据一是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指定就诊医院后由就诊医院出具的，具有客观性，故本院对证据一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因公安机关先后多次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的眼部伤情进行鉴定，但均因技术原因无法鉴定，无证据证实原告左眼失明系何洁殴打所致，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因证据三不具备证据形式要件，故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至九、十三至十五均无异议；对证据十无异议，但认为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对证据十一无异议，但认为事实认定错误；对证据十二无异议，认为被告对原告及何洁三人的处罚均不当，原告没有殴打他人，故不应处罚，对何洁、何风英处罚太轻，对何凤娟是故意不处罚，何凤娟在笔录中已经承认了打人的事实，被告却没有处罚；对于补充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补充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材料是造假的。第三人何洁参与了补充质证，其对补充证据一至三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一至十五、补充证据一、二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因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补充证据三是为了说明尚未对何洁执行行政拘留的情况，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二、九、十一、十三、十四、十六无异议，对证据三至证据八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笔录中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不认可被询问人所说的原告打人的情况；对证据十、十二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人的陈述与案发当日的询问笔录不一致，案发当日的事情当日的询问笔录最清楚；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调取的不全面，所有证人都某是下午三点多打架，但是录像却是下午四点多的，时间相差半个多小时，认为在这段录像前还应有一部分打架的事实，有可能是没录上，被告提供的录像刚好可以看到原告动手了，但是打没打到不清楚。因证据三至八系公安机关在调查程序中依法制作，且上述证据能够与证据十五现场录像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于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至证据五、证据七无异议；对证据六的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复议机关已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却没有撤销。本院对证据一至五、七的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据六的关联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周庆顺与第三人何洁曾为公媳关系。第三人何风英及案外人何凤娟与何洁系姑侄关系。在原告之子周洁与何洁的离婚诉讼二审期间，因认为周洁欠钱不还，2016年3月31日下午，何洁、何风英与何凤娟先到周洁的工作单位找其理论，由于周洁不在，三人向周洁的领导反映情况后，又到原告周庆顺的工作单位天津市滨海新区××车队找其理论，在向其领导反映情况后，见到了周庆顺并与之发生口角。期间，何洁等三人对原告进行辱骂并撕扯，何洁抓伤了周庆顺的面部，周庆顺打了何洁的脖子。后周庆顺打电话报警，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当日受理了该案。2016年4月14日，古林派出所委托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对周庆顺的颜面部损伤程度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津滨公大技鉴字[2016]第00071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文证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周庆顺的颜面部多处划伤符合《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之第5.2.5c条的规定，构成轻微伤。古林派出所于2016年4月21日将该鉴定意见分别告知了周庆顺及何洁等人。2016年5月27日，原告申请做眼部伤情鉴定。2016年7月19日，古林派出所再次委托滨海新区公安局大港分局物证鉴定所对原告的眼部伤情进行鉴定，被告知该鉴定所不具备技术条件无法鉴定。2016年9月21日，古林派出所委托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亦被告知无法鉴定。2016年11月14日，古林派出所又委托天津津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12月6日出具《终止函》，称该鉴定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之相关规定，终止该鉴定。2017年2月23日，古林派出所又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当日该鉴定中心以超出该中心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为由决定不予受理。2017年3月1日，古林派出所再次委托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被口头告知由于技术条件无法做鉴定。2016年4月26日，因案情复杂，该案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2017年1月14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原告进行了处罚前告知，原告于当日提交了书面申辩意见。2017年4月7日，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经调查认定，2016年3月31日16时左右，何洁、何风英、何凤娟对周庆顺进行殴打，期间周庆顺对何洁进行殴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7]160、161、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给予周庆顺行政拘留三日、给予何洁和何风英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同时作出津滨公大（古）不罚决字[2017]1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何凤娟不予行政处罚。上述文书均已于2017年4月8日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于2017年4月10日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当日受理。因案情复杂，该局于2017年6月8日决定延长行政复议期限三十日，后于2017年7月5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7]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该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起诉来院。另查，原告周庆顺和第三人何洁的行政处罚决定尚未执行，第三人何风英已于2017年9月30日被投送执行拘留，现已执行完毕。再查，原告之子周洁与何洁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后，何洁先后因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委托合同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借贷纠纷等对周洁、周庆顺夫妻提起多个民事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其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被告于2016年3月31日受理原告报警案件后，依法履行了调查程序，为原告进行伤情鉴定并将鉴定意见及时告知双方当事人，依法履行了行政处罚前告知程序，听取了申辩意见，后于2017年4月7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分别于当日和次日送达第三人和原告，扣除周庆顺颜面部损伤鉴定期间（2016年4月14日至4月21日）及眼部损伤委托期间（2016年7月19日、9月21日，11月14日至12月6日、2017年2月23日、3月1日），即便是从其委托第一个鉴定机构做眼部损伤鉴定之日即2016年7月19日起，计算至最后一个鉴定机构不予受理之日即2017年3月1日止，也超过了延长后的六十日办案期限，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其行政程序轻微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供的《询问笔录》、从案发现场调取的监控录像等证据能够证实，2016年3月31日16时左右，原告与何洁、何风英、何凤娟发生争执后，何洁等三人对原告进行辱骂撕打，期间原告亦用手打了何洁。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系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作出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于2017年4月10日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履行通知答辩等程序，于2017年7月5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未超过延长三十日后的行政复议期限，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综上，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程序轻微违法；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17年4月7日作出的津滨公大（古）行罚决字[2017]16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周庆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秀敏人民陪审员  郭志伟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刘清华书 记 员  冯凯莉附：法律释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