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03民初4号
原告：杨道熹，男，194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常瞳、黄胜红，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福州市制镜厂，住所地福建省台江区达道路1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3154390582K。
法定代表人：虞钦武，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容艮，陈慕京，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杨道熹与被告福州市制镜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018年1月12日，原告杨道熹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当日作出（2018）闽0103民初4号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福州市制镜厂的相关银行账户存款63万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670元由原告杨道熹负担。后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道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常瞳、黄胜红，被告福州市制镜厂法定代表人翁瑞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容艮，陈慕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道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福州市制镜厂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8万元及自1996年11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6年5月左右，被告福州市制镜厂因经营不善，即将面临停产倒闭，主管局领导多次要求原告回厂担任厂长。作为共产党员，原告考虑到全厂职工的生存问题，毅然放弃下海经商的机会，于1996年7月回厂担任厂长一职。为了挽救被告，1996年至1998年间，原告自己带头出资，并呼吁其他职工集资，且由原告个人提供担保。两年间，原告共替被告筹集借款28万元。在原告的努力下，被告终于度过危机、恢复生产。1999年底，原告因身体原因辞去厂长职务。由于被告长期未向原告还款，原告为实现当初对其他职工的承诺，自行筹款返还了职工的出资借款。现原告年老多病，生活困难。2017年11月28日，原告打报告给被告，要求被告偿还上述集资借款28万元及其相应利息，被告于2017年12月28日盖章确认欠款事实，但未予返还。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福州市制镜厂辩称，1.原告杨道熹提交的收款收据未载明债权人（即缴款人），且根据原告在起诉状以及《报告》中的陈述，该款项系由若干职工出借给原告的，因此，债权人应为多个职工而不是原告一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另外，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代被告偿还了职工的出资借款。2.退一步讲，就算原告有债权人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被告无需支付自1996年11月20日起至2018年1月2日止的利息。3.原告是被告的前任厂长，最后一届的任期是从1996年7月份至1999年，讼争的款项发生在原告任职期间，当时被告财务章等印章都在原告的控制之下，因此原告具有利用其职务便利，出具收款收据、加盖财务章的条件。该款项是否实际发生，原告应该进一步提供离职时专项审计报告为证。4.从1996年至1999年，原告经当时主管部门即福州市二轻局（现在改名为福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任命，为被告的厂长，被告由原告承包经营，当时双方就承包经营相关事宜有过约定，讼争的债务是否应由被告承担，应按照当时的约定和政策的规定执行。原告离职时没有提交相关的合同，被告多次向主管部门复印证据材料，然而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主管部门没有提供，恳请贵院重新确定举证期限。5.2017年11月28日，原告提交前述《报告》后，被告仅向原告提供的证明人核实情况，而未核实原告的离任审计报告和承包合同，在此情形下，原告在报告上确认有该笔欠款，属于重大误解。6.根据原告的《报告》，讼争的债务不是借款，双方之间的纠纷是承包经营合同纠纷，退一步来说，原告收执《报告》的行为也表明原告同意了该笔款项要等被告拆迁变现时再解决，因此付款条件尚未具备，且双方之间没有约定支付利息，原告请求支付利息，没有依据。
原、被告双方围绕上述诉辩意见，举证、质证如下：
一、原告杨道熹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A1.加盖“福州市制镜厂财务股”印章的《收款收据》四张（开票时间分别为1996年8月10日、1996年9月10日和1996年11月19日；金额分别为25000元、25000元和90000元、90000元；交款项目摘要均为“暂借款<集资>”；出纳一栏中有林依媄的印章或签名）；
A2.原告于2017年11月28日出具给被告的《报告》[原告在该报告中提出“1996年5-6月，主管局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告知我厂因经营不善面临停产，要我回厂拯救企业，……我毅然放弃了在外面承包工程赚钱的机会，临危受命，于1996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一天，第三次回厂担任厂长职务。……这样的工厂想恢复元气谈何容易，生产需要买材料钱，欠债需要还钱，拆迁重建需要钱，那么多老职工生病需要钱，钱！钱！钱！没有钱就散伙，没钱工厂就倒闭，倒闭了217号人今后怎么办？……经过深思，为了企业生存，我毅然做出决定，由我为主，协商部份职工集资借款，先把生产恢复起来，每当工厂需要用钱的时候大家拿钱出来度难关，两年多我们共计借给工厂28万元（因为我生病要离职，部分出借钱的要讨回借款也由我先予垫付，我对现了负责担保的诺言）……除了努力工作，想救活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应该说与28万元借款是分不开的，帮助工厂重生，我没有收过分毫利息。……为了能让工厂持续发展，我一直没向工厂讨回借款，总希望工厂能安安稳稳。…。现因多病在身，加上家中还有两个九十多岁的父母需要我陪伴照顾，每个月两仟多的退休金入不敷出……为此，盼望我厂能体恤我现在年迈多病的具体情况，将我当时所借给工厂的28万元钱能分期分月退还给我，并适当计息。以上请求望准。”证明人林依媄、冯依泰、谢月平等6人在该报告中签注“以上报告属实”。同年12月27日，被告福州市制镜厂在该报告中签注“该笔欠款，目前我厂暂无能力偿还，待工厂拆迁变现时给予解决”，并加盖公章确认]。
A3.被告原职工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出具的《证明》各一份（郑洁心、陈丽晖证明：1996年11月，被告经营十分困难，面临倒闭，为度过难关，时任厂长即原告召集职工集资借款，其二人分别出资5万元、4万元借给被告，由原告作担保；但被告因旧债重重，一直无力偿还；1999年，原告因身体原因申请离职，离职前，原告自筹资金向其二人先行垫还了借款。谢月平证明：大约在1997年10月，被告经营困难，其应原告要求，出资5万元借给被告，由原告作担保；1999年下半年，原告因病离职，离职前后，原告向其垫还了借款）。
原告杨道熹以上述证据A1、A2、A3共同证明被告福州市制镜厂尚欠原告杨道熹借款本金28万元及利息的事实。另，诉讼中，原告提出，当时借款给被告的员工和借款金额具体为：郑洁心借款5万元，陈丽晖借款4万元，谢月平借款5万元，原告借款14万元，此外，被告现任的法定代表人翁瑞民（当时下岗在外开店）也借款3万元给被告，该笔借款被告已于第二年即1997年归还；郑洁心、陈丽晖、原告的款项都是在1996年借给被告的，谢月平的5万元款项是在1997年借款给被告的；原告于1999年8月离职前后，归还了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出借的款项；被告出具的《收款收据》上之所有没有写交款人的名字，因为这些款项是不同的人出的，不能都写原告的名字，避免产生误解；除证据A1四张《收款收据》以外，被告在1997年收到谢月平5万元借款时也出具过一张《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其因保管不善遗失了。
对于原告杨道熹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福州市制镜厂质证认为，1.对证据A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①收款收据上没有记载交款人，而款项的性质备注是集资，由此可见，该款项债权人应有两人以上；②被告财务部的印章不能证明被告就是债务人，因时间间隔久远，目前被告无法确认该印章的真实性；③当时原告控制着工厂的印章，不排除盖收款收据是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向他人出具的；④收款收据上没有载明出借人，没有被告主管、会计和经收人的签字，这种做法不符合被告的财务制度规定，特别是没有经收人签字，被告有理由怀疑上述款项未实际支付。2.对证据A2《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①该报告可以证实原告从1996年7月至1999年担任被告的厂长，承包经营该厂；②原告没有主张款项的利息，并同意分期分月还款，且四张收款收据的金额是23万，而不是28万元，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3.对证据A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没有出庭作证，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另外，按照原告陈述，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实际是原债权人，应该作为本案的第三人，而不是证明人，本案的案由应该是债权转让纠纷或者是追偿权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
二、被告福州市制镜厂提供了证据B1.2018年2月5日福州榕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榕信（2018）专审字第007号《福州市制镜厂专项审计报告》，以此证明原告杨道熹未实际支付借款23万元的事实。另，被告还提出，该审计报告体现被告应付款中23万元集资款未写明是现金交付还是银行转账，不排除当时作为厂长的原告与出纳以及其他职工勾结，伪造借款的可能。
对于被告福州市制镜厂提供的上述审计报告，原告杨道熹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1.该审计报告可以证明被告欠暂借款（集资）28万元的事实，且与原告所持有的收款收据原件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2.被告并未举证证明集资款23万元债权人是谁；3.该审计报告也记载了收款收据及解款单没有填列缴款人名称，与原告持有的收款收据记载的内容是一致的；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原告持有收款收据原件、被告确认的报告及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原告就是审计报告中集资款28万元的债权人；5.关于集资款项的来源，除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外，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庭审时，也对集资款的产生和来源做了说明。
诉讼中，本院对原告杨道熹提供的证据A3，即三份《证明》的真实性向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核实，并就本案相关事实向被告福州市制镜厂的出纳林依媄（返聘）询问。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确认：上述《证明》系其三人各自出具的；其三人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分别为5万元、4万元、5万元）是现金交给出纳林依媄的，林依媄有出具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中好像没有写缴款人的名字；收款收据由原告保管，原告作为担保人，另行以个人名义分别向其三人出具欠条；1999年原告离职，作为担保人，原告自己出资将上述借款偿还给其三人，其三人将欠条还给原告，原告当面撕掉欠条，其三人借给被告的14万元款项转为原告的出借款项，被告现应直接偿还给原告。林依媄证实：1996年下半年，被告的经营状况极度困难，原告被主管局召回担任厂长后，为解决资金问题，自己拿出部分资金借给被告，不够又自己作担保，号召大家借款给被告；原告提供的证据A1，即加盖“福州市制镜厂财务股”印章的四张《收款收据》系其开具的，上述借款借据中的款项是出资人借给被告的，他们和原告一起前来将现金交予其，其再拿到银行存入被告的账户；收款收据开具后交给原告，上面没有写缴款人的姓名，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交来的款项不止是一人的，他们也不信任被告，怕被告没钱还，只认原告，要原告担保；除原告、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四人外，还有谁借款给被告，其记不清了，听说被告财务账上有挂账28万元，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三人大概有借给被告十几万元，剩下的是原告借给被告的。
对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以及林依媄的以上陈述，原告杨道熹没有异议，并提出以上四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对集资款的产生和来源做了详细说明，足以证实被告尚欠原告28万元集资款的事实。被告福州市制镜厂对上述四人的陈述的真实性虽无异议，但认为不排除作为当时厂长的原告与出纳及其他员工勾结，伪造借款，侵吞财物的可能。
对原告杨道熹、被告福州市制镜厂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杨道熹对被告福州市制镜厂提供的证据B1.《福州市制镜厂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审计报告系福州榕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被告委托，对被告1999年8月17日的资产负债表和1996年7月至1999年8月17的利润表进行审计作出的，因被告存在“贵厂1996年7月另立财务账簿进行登记，对1996年6月30日账簿数据没有进行延续记载”等问题，福州榕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给出的审计意见为“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对会计报表影响较大，福州市制镜厂1996年7月1日至1999年8月17日的财务报表，没有按照《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贵厂1999年8月17日的财务状况和该期间的经营成果”。从内容上看，该审计报告并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明对象，即原告杨道熹未实际支付借款23万元，以及原告与出纳、其他职工勾结，伪造借款的事实。反观原告的举证，证据A1即加盖“福州市制镜厂财务股”印章的四张《收款收据》系原件，且被告的出纳林依媄确认系其开具的，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A2即原告于2017年11月28日出具给被告的《报告》，被告在该报告中签批意见，并加盖公章，本院对该报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A3被告原职工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出具的《证明》，经本院核实，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确认上述证明系其三人分别出具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确认。上述证据A1、A2、A3与本院对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林依媄的询问笔录，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B1.《福州市制镜厂专项审计报告》中体现的被告1999年8月17日负债总额项下其他应付款明细的相关记载[该明细列明被告应付款中包括登记在原告名下“收据摘要写暂借款（集资）”的5万元和另外一笔23万元集资款]能够相互印证，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杨道熹于1996年7月至1999年8月担任被告福州市制镜厂厂长期间，为解决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难，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向被告提供借款14万元。同时，原告还动员被告的员工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向被告提供借款合计14万元，由其个人另行向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出具欠条。1999年8月，原告离职。在此前后，原告自己出资代被告向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偿还了借款14万元。
本院认为，原告杨道熹以及案外人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因被告福州市制镜厂资金短缺、生产经营困难，而向被告提供借款计28万元，双方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的14万元借款已由原告代为偿还，且诉讼中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亦明确表示其三人借给被告的14万元款项转为原告的出借款项，被告现应直接偿还给原告，故原告依法有权就郑洁心、陈丽晖、谢月平的14万元借款向被告提出主张。现被告应当将28万元借款返还给原告。诉讼中，原告未举证证明借贷双方对上述28万元借款约定了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亦未举证证实其在2017年11月28日向被告出具《报告》之前有向被告催讨过借款，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1996年11月20日起的借款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考虑到原告已于2017年11月28日向被告出具《报告》向被告主张债权，故被告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11月28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另，原告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为此负担了申请费3670元，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本办法第十条第（二）项规定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申请人提起诉讼的，可以将该申请费列入诉讼请求”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予以赔偿，因此，本院对原告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州市制镜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道熹返还借款28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被告福州市制镜厂所欠借款2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7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被告福州市制镜厂还清该笔借款之日止）；
二、被告福州市制镜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杨道熹财产保全申请费3670元；
三、驳回原告杨道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原告杨道熹负担4600元，被告福州市制镜厂负担5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锐
人民陪审员 陈玉琼
人民陪审员 杨 榕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婵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款：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