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民申5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昌吉市巨博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乌伊东路117号。
法定代表人：施华，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彦均，男，1963年3月22日出生，回族，住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春，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昌吉市巨博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博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彦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23民终1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巨博源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2012年5月30日，我公司以股东会决议方式委托作为公司股东之一的李彦均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包括厂房租赁等相关事宜在内的合同，且该委托关系持续至今。故，李彦均2013年11月8日就我公司从新疆昌峰锅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峰公司）处租赁场地（以下简称案涉场地）与案外人陈曙光签订《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及2014年5月4日其与昌峰公司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均系代表我公司签订的，属于执行委托事项行为。其次，2011年12月30日昌峰公司出具的《证明》[......因施萍欠缴2010-2011年租赁费，公司（指昌峰公司）于2011年6月7日公证送达律师函提前解除了租赁合同。......]系伪造的，且该《证明》上加盖的我公司公章亦是李彦均私刻的，从证明内容中亦无法判断该《证明》是向我公司出具的。故该证据不具备可采信。最后，我公司从未与李彦均进行过清算或者向其出具过欠条，其向法院提供的《清算说明》及《欠条》上加盖的我公司印章系其私刻，一、二审法院不仅不予准许我公司提出的对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还将上述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再审。
李彦均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春接受询问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1.巨博源公司与昌峰公司之间关于案涉场地的租赁合同因巨博源公司拖欠租赁费而于2013年6月7日被昌峰公司单方解除了。我与案外人陈曙光、昌峰公司分别签订的租赁合同均是在上述日期（2013年6月7日）之后，且是以我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上亦未加盖公司印章，故不能认定我是在执行巨博源公司的委托事项而分别与案外人陈曙光、昌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2.关于《清算说明》及《欠条》上加盖的”昌吉市巨博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真实性问题，巨博源公司已在另案[（2015）昌民二初字第01829号]庭审中已予以认可，故一、二审法院对其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故请求驳回巨博源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双方就巨博源公司委托李彦均对外签订包括厂房租赁等在内的合同不持异议，本案属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一、二审对本案的定性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因巨博源公司与昌峰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并不涉及李彦均是否执行委托事项的问题，故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为李彦均与案外人陈曙光及昌峰公司分别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是否属于执行委托事务的行为（焦点一）；原审依据盖有”昌吉市巨博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的《清算说明》及《欠条》所载内容认定李彦均因案涉场地转租而取得的租赁费用（2013年11月8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可与巨博源公司尚欠李彦均的债务进行抵销的依据是否充分（焦点二）。
关于焦点一。（一）关于巨博源公司与昌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若已解除，解除时间如何确定？
依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在再审审查询问期间的陈述可以看出，2008年7月13日，案外人施萍以巨博源公司的名义（该公司于2008年7月16日登记设立）就案涉场地与昌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截止2013年12月30日。后经巨博源公司追认，该合同依法对巨博源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在合同履行期间，昌峰公司虽主张其因巨博源公司拖欠租金而于2011年6月7日通过公证送达律师函的形式予以提前单方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但昌峰公司在此之后仍继续接受李彦均以巨博源公司名义支付的案涉场地租赁费用直至2013年12月30日。结合巨博源公司就案涉场地2011年租赁费进行公证提存的时间（2011年6月1日）早于昌峰公司公证送达解除合同律师函时间的事实，昌峰公司所述案涉合同已被其提前单方解除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上述租赁合同因履行期限届满而自然终止并无不当。
（二）关于如何确定2014年5月4日李彦均与昌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相对方问题。
基于案涉双方对2012年5月30日巨博源公司以股东会议纪要的方式授权李彦均办理对外签订合同（含产品买卖、原材料及设备购置、厂房租赁、装修）等相关业务的事实不持异议，且巨博源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规定，案涉双方之间委托关系成立。但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李彦均是在巨博源公司与昌峰公司就案涉场地的租赁期届满后以个人名义与昌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且2014年昌峰公司出具的证明所载内容[......合同终止后，为避免经济纠纷，经与李彦均协商，由其个人付清施萍（昌吉巨博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所签租赁费后，昌峰公司与施萍（昌吉巨博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再无任何关系，昌峰公司将与李彦均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可以看出，昌峰公司已作出不愿与巨博源公司就案涉场地续签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结合李彦均与昌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亦未加盖巨博源公司印章及昌峰公司自始至终均认可是将案涉场地出租给李彦均个人等事实可以证实，即使昌峰公司知悉李彦均与巨博源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现有证据也足以证明上述租赁合同仅约束李彦均个人与昌峰公司，而并非是巨博源公司和昌峰公司。故，原审认定巨博源公司主张李彦均与昌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系执行巨博源公司的委托事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三）关于李彦均与案外人陈曙光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定性问题。
基于上述（一）（二）分析，李彦均与案外人陈曙光签订租赁合同时，案涉厂房仍属于巨博源公司享有实际租赁权期间，李彦均仅是依据巨博源公司的授权委托享有对外就厂房租赁等事项签订合同的权利，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规定，李彦均在2013年11月8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所取得的将案涉场地转租而产生的租赁费用应归巨博源公司所有。至于巨博源公司与昌峰公司合同届满（即2013年12月30日）之后产生的租赁费用，因昌峰公司已经将案涉场地出租给李彦均个人，巨博源公司对案涉场地不再享有租赁权，其无权就该部分租赁费再主张任何权利。故，原审法院认定巨博源公司仅享有2013年11月8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的租赁费用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本焦点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清算说明》及《欠条》加盖的”昌吉市巨博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问题。
巨博源公司虽然对上述证据中加盖印章的真实性提出了鉴定申请，但因在另案一审[案号为（2015）昌民二初字第01829号]庭审中，对上述证据中加盖的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亦表示认可。故，上述证据加盖的”昌吉市巨博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真实性鉴定已无必要，一、二审法院不予批准巨博源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二）关于在印章真实的情况下，《清算说明》及《欠条》所载内容是否真实的问题。
依据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和案涉双方在本案再审审查询问期间陈述（巨博源公司是由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华及本案被申请人李彦均，及案外人时任巨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萍和股东夏忠国共同出资10万元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李彦均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自认其与时任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萍存在同居的特殊关系，而《清算说明》及《欠条》亦是李彦均与施萍两人核对后由施萍出具并盖章及本案一、二审期间时任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萍未参与诉讼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等情况，在巨博源公司否认作为股东的李彦均向巨博源公司借款及垫付款，并能提供相应证据或者对《清算说明》中所列借款及垫付款作出合理解释，而《清算说明》中亦无其他股东签字确认的情况下，李彦均应提供如股东会决议或者其他股东明示同意的相应证据，或者其他足以采信的证据证实《清算说明》所列各项借款及垫付款项真实发生，否则其因未完成举证义务，而依法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据此，原审认定《清算说明》及依据《清算说明》而来的《欠条》真实存在的依据不足，原审依据上述证据载明的巨博源公司未还清债务与李彦均于2013年11月8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从案外人陈曙光取得的案涉场地租赁费相互抵销的依据不足。
综上，鉴于原审认定约定抵销成立的依据不足，需要进一步查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昌吉市巨博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 判 长 彭英琪
审 判 员 张 斌
审 判 员 伊 利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邵 颢
书 记 员 黄玲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