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4民终13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正祥，男，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超鹏（系何正祥儿子），住福建省宁化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仁辉，男，196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将乐县支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将乐县三华南路61号。
负责人：刘运根，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思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法务专员。
原审第三人：三明市烟草公司将乐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将乐县三华南路52号。
负责人：修仰宁，局长。
上诉人何正祥因与被上诉人张仁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将乐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将乐公司）、原审第三人三明市烟草公司将乐分公司（以下简称：烟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2017）闽0428民初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正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超鹏、被上诉人张仁辉、被上诉人人寿将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昌、潘思英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烟草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正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判令张仁辉返还盗领何正祥的保险利益22995.68元。3.判令张仁辉支付何正祥因此产生的各项费用合计13490元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4.判令人寿将乐公司对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责令烟草公司提交2006年安仁烟草站清晰、明确的保险单签领表，特别是保额500元的保险单签领情况证明。6.本案所产生的诉讼费用由张仁辉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何正祥在烟草公司提供的2003年10月11日“安仁烟草站保险情况表”上有签字，就认定何正祥领取了“三份”保险单；张仁辉没有提供何正祥委托书，就认定其授权委托关系，与实情明确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何正祥根本就没有领过保险单，更没有授权委托张仁辉代领保费，由烟草公司提供的2003年10月11日“安仁站保险情况表”根本就不是保险单签领表，且此情况表也无法体现何正祥签领“三份”保险单的事实。2.一审法院对本案主要事实没有查清。⑴保单领取。何正祥在2017年3月8日才发现保险金被盗领走的，如果是何正祥自己持有、保管的保险单，为何时隔十年之久才知道此事。②烟草公司只提交了2003年10月11日“安仁站保险情况表”，且此情况表中并没有体现出何正祥所提出的“三份”保险情况及“三份”保险单的签字领取记录，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此情况表就是保险单签领表，那其中2004年投保、保单号为200××××0400Y21000406002保额500元的保险单签领表又去哪了？所以张仁辉称何正祥在所在单位将“三份”保险单交给了他，烟草公司又无法提交真实有效的保险单签领证据，根本就是歪曲事实。⑵授权委托。张仁辉在2017年7月17日向将乐县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及在2017年9月7日将乐县人民法院当庭称何正祥出具了授权委托书给张仁辉，张仁辉亲口说已将授权委托书提交至人寿将乐公司处，而人寿将乐公司却无法提交出授权委托书，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书（个人）中授权委托书栏也没有任何委托签字痕迹。何正祥的一代身份证在2005年12月9日二代身份证签发换证后就已自行销毁，根本就不可能还有何正祥的一代身份证存在。而且张仁辉在盗领保险费时向人寿将乐公司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都是不全面的，只有一代身份证的正面一面。按照我国事务办理原则，在办理任何需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的事务时，复印件的复印都应该是有正、反两面的。所以连张仁辉所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都是无效的，就更不可能还会有何正祥的身份证原件了，即使有也是伪造的、假的。3.烟草公司提供的书面述称中，虽称何正祥有在2003年10月11日的“安仁站保险情况表”中签字，但何正祥是否有委托他人代领并不知情，且第三人不能提供清晰、完整的“三份”保险单签领记录，不足以证明保险单就是何正祥领取的。作为早已在烟草公司退休的职工杨秋玲，何正祥在之前为了了解保险情况就多次打电话与其沟通，而其多次不接电话，甚至以退休、忘记等为由拒绝回答何正祥的提问。同为何正祥同事的马祥根，在2004年11月调离将乐之前也没有领到过保险单，而是在2006年将乐烟草发放保险单时，是其他同事通知领取的，说明烟草公司发放保险的具体时间应该是2006年。所以杨秋玲在本案中所说2003年10月11日“安仁站保险情况表”就是保单签领表，明显有庇护嫌疑。4.张仁辉盗领何正祥保险费，属非法获利。①一审法院认为何正祥按月利率2.7%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1991>21号）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利率的4倍”，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发布，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出借人要求的利息未超过年利率24%的，借款人应该支付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②一审法院认为何正祥要求赔偿因追索保险金而支出的费用3150元，未提供证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这一点何正祥更是觉得冤枉，一审法院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求、甚至提醒何正祥要提供证据、证明资料，作为普通公民，根本不懂。而何正祥多次到将乐县调查、举证、报案也是有依可寻，何正祥所提出的赔偿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综上所述，何正祥并没有领到过保险单，更没有委托他人代领保险费。因此，张仁辉在没有何正祥授权委托及其提供的身份证原件的情况下盗领走其名下的保险费并强制退保，其行为严重损害了何正祥的合法权益。人寿将乐公司作为保险公司，在张仁辉没有提交何正祥的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原件的情况下仍然为其办理保险理赔及退保手续的行为，理应对何正祥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张仁辉辩称，1.何正祥诉称内容与其自己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何正祥在诉状中称其不清楚保单的具体内容、保险期限、保险金额，而其提供的其2017年4月26日与烟草公司修局长的通话录音已经很明确自认其在领保险的表格上签字，而该表格明确载明了保险投保的年份，保险险种和保险金额，何正祥在诉状中的该主张明显违背事实、且其主张自相矛盾。2.何正祥称张仁辉盗领其保险金明显不符合事实。首先，何正祥诉状明确载明其2004年已经离开将乐回宁化工作，而张仁辉代何正祥领取退保保险金的时间是2006年6月15日，领取保险金的时候，何正祥已经离开将乐将近两年，如果不是何正祥主动将保险单和其身份证原件拿给张仁辉，张仁辉是不可能盗取何正祥的保险单和身份证原件，且何正祥又如何能够做到在丢失保险单和身份证后自己竟然还毫不知情，难道何正祥是把保单、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故意丢在将乐不成？从张仁辉取得保单、何正祥的身份证材料到办理退保手续领取保险金显然需要一个过程，如果当初没有何正祥的主动授意并提供相关材料，张仁辉根本不可能在何正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顺利盗取”何正祥的保险金。其次，2006年6月解除保险并领取保险金的人并不是只有何正祥一人，也包括公司的其他同事，即使张仁辉一个人想瞒着何正祥，公司的其他同事和人寿将乐公司的人员也肯定会告知何正祥退保的事情，并不是张仁辉想瞒就能瞒得住的，何正祥根本不可能不清楚退保的事。最后，烟草公司和人寿将乐公司审核和办理退保有相关的程序，如果张仁辉当初没有完备的手续提交给人寿将乐公司审核，人寿将乐公司也根本不可能同意张仁辉代何正祥领取保险金。另一方面，如果张仁辉想故意盗领何正祥的保险金，当初又有何正祥的保单和身份证，为何签字的时候不直接写何正祥的名字身份信息，还故意留下证据和线索给何正祥现在到处毁谤呢？综上，显然何正祥对于当初张仁辉代其领取保险金不可能不知情，而正是其授意之下所为，实际上领取保险金那天还有很多同事都知道，如张前进、张德星、张清祥等人。实际情况是，张仁辉和何正祥是宁化老乡，均曾在将乐烟草局工作，原属老乡兼同事，当时关系较好。由于其调离将乐回宁化工作、自行到将乐办理相关退保和领取保险金不方便，出于信任，便委托张仁辉办理相关手续，具体的经过主要为：2006年5月，何正祥打电话给张仁辉了解保险单领取一事，叫张仁辉帮忙把保险金领回，于2006年5月30日（端午节前），张仁辉回家探亲期间，何正祥在宁化石壁烟叶收购点将三份保险单、身份证原件一并交给张仁辉，一并出具了授权书，要求张仁辉代领保险金。2006年6月15日，张仁辉带着上述材料到人寿将乐公司领取保险金，当时在场的有本单位同事张德星（时任南口烟草站站长）、张清祥（时任高唐烟草站站长）等。2006年7月24日上午，张仁辉回家探亲期间，将代为领取的保险金5000余元和何正祥的身份证原件一并在宁化县石壁烟叶收购点交还何正祥，当初和张仁辉一同前往的还有宁化县石壁拱桥村村民张某，张仁辉向何正祥索要收款凭证，何正祥推辞说双方熟识没必要开具，张仁辉就没有执意要求何正祥开具收款凭证。3.2017年3月以来，何正祥曾多次向单位领导、三明烟草监察科、县公安局等举报，反映张仁辉盗领其保险金，并认为张仁辉构成犯罪，多次骚扰张仁辉及单位领导同事，张仁辉为“息事宁人”，经过领导、朋友的规劝，才勉强接受中间人提出适当补偿何正祥些钱的建议，但张仁辉从来没有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承认过保险金是张仁辉盗领，而是一直坚称当时是接受何正祥的委托并已将款项退回何正祥。何正祥提供的录音根本不能证明张仁辉未将款项返还给何正祥，张仁辉没有义务和责任返还或赔偿何正祥任何款项，请求依法驳回何正祥诉讼请求。此外，如果法院认定张仁辉未将代领的保险金退还何正祥的话，何正祥的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其早已清楚或应当清楚退保一事及张仁辉代领保险金的事，法律也没有必要再保护其权利。
人寿将乐公司辩称，人寿将乐公司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人寿将乐公司不应对何正祥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1.本案系何正祥与张仁辉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与人寿将乐公司无直接关系。何正祥委托张仁辉于2006年6月15日持何正祥保单原件和身份证件原件到人寿将乐公司申请办理何正祥保险的退保手续，退保金均由张仁辉以现金形式领取，人寿将乐公司留有张仁辉亲笔签名的付款收据三份。但何正祥并未收到张仁辉转交的退保金，从而向张仁辉提出索赔要求，引发纠纷。人寿将乐公司办理退保业务时严格审核了张仁辉所提供的何正祥的保单原件和身份证原件，并在何正祥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了“与原件相符”章，确认何正祥与张仁辉之间的委托关系后，按保险合同约定，将退保金支付给了张仁辉。根据《合同法》第404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而张仁辉在一审法庭上确认未将退保金转交何正祥，从而导致本次纠纷。因此本案是何正祥与张仁辉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而人寿将乐公司则已按保险合同约定履行保险责任，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2.本案人寿将乐公司不应对何正祥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⑴关于何正祥所称张仁辉没有提交何正祥授权书。根据《民法通则》第65条规定：民事法律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可见授权书并不是委托关系的必要法律形式，而且《保险法》也并未规定委托办理保险手续，必须采取书面形式。⑵关于何正祥所称张仁辉没有提交其身份证原件。人寿将乐公司在办理业务时已经审核了张仁辉所提供的何正祥的保单原件和身份证原件，并对何正祥的身份证件进行了复印留存，在何正祥身份证复印件上还加盖了“与原件相符”章，这正说明了张仁辉办理业务时已经提交了何正祥的身份证原件。⑶何正祥一代身份证信息已完整留存。张仁辉办理业务时所提供的何正祥身份证件系一代身份证，保险公司在审核时复印留存该身份证正面，而一代身份证正面已显示何正祥本人所有信息，包括姓名、性别、住址、出生年月、人像、身份证编号、身份证有效期限（1988年12月31日签发有效期20年）等，一代身份证背面并无任何信息，这也是一代身份证区别于目前使用的二代身份证最显著之处，保险公司据此留存该一代身份证正面并加盖核对无异章，并无不当，也是当时通行做法。而且张仁辉在办理业务时还提供了何正祥的保单原件，也进一步向人寿将乐公司证实了双方的委托关系。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委托办理退保手续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人寿将乐公司已书面审核确认了双方的委托关系，完成形式审查义务，人寿将乐公司不应对何正祥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3.何正祥诉求精神抚慰金和因此产生的各项费用于法无据。⑴关于何正祥诉求中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首先，本案是合同之诉，而非侵权之诉，故所谓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失无从谈起。其次，在侵权之诉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所以何正祥的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⑵何正祥诉求中要求赔偿因此产生的各项费用合计3150元，但何正祥并未提供相关费用支出的证据，所以何正祥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烟草公司未作陈述。
何正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仁辉返还盗领何正祥的保险利益22995.68元；2.张仁辉支付何正祥因此产生的各项费用合计3150元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3.张仁辉公开向何正祥赔礼道歉；4.人寿将乐公司对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张仁辉、人寿将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何正祥原系三明市将乐烟草分公司安仁烟草站烟技员，2004年10月底调到宁化烟草分公司石壁烟草站工作，在将乐工作期间公司有帮其投保，分别是：1、2002年投保的保单号为2800606A200295，保额600元，到期日2018年4月9日的国寿保险，到期值846.18元；2、保单号为263060698000269，保额3500元，投保期限从1998年12月29日至2003年12月29日止，退保值4200元；3、2004年投保，保单号为200××××0400Y21000406002，保额500元，60周岁至80周岁每年领取146.2元（该份保险应年缴费500元至2014年11月23日缴费期满，但烟草公司仅为职工投保了一年），退保值228.46元。2006年6月15日，张仁辉到人寿将乐公司办理上述保险的退费，并领取退保金5060.56元，人寿将乐公司在退保材料何正祥的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有“与原件核对无异”章。2003年10月11日烟草公司制作了安仁站保险情况表（即保险单发放表），何正祥在发放表上签字领取。
一审法院认为，1.虽然张仁辉没有提供何正祥委托其领取退保金的书面授权书，但保险单原件如前所述系何正祥领取保管，何正祥在庭审中也陈述身份证原件一直由其保管并未丢失，也没有办理过两本身份证，张仁辉在办理退保手续时却让能同时提供何正祥的保险单及身份证原件，能够证明办理退保手续是何正祥委托张仁辉办理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与多个烟草公司同事同时段领取退保金并且张仁辉在领取退保金领单收据上签自己名字，而当时何正祥未提出异议也能相符合，因此可认定领取退保金系何正祥委托张仁辉代领。2.证人张某证明张仁辉于2006年7月24日有将退保金退还，但没有看到交钱的过程，不知道将保险金交给何人及退还多少保险金，因此该证言不予采纳。张仁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将代领的保险金返还何正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保险金未退还何正祥。3.张仁辉没有证据证明代领保险金后何正祥向其主张返还保险金，何正祥述称其于2017年2月才知道领取保险金之事，何正祥于2017年7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张仁辉没有依据占有代领的何正祥退保金，该退保金5060.56元应当予以返还。张仁辉于2006年6月15日代领了保险金，还应当补偿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何正祥按月利率2.7%计算保单号为263060698000269，退保值4200元的利息损失及按投保20年计算保单号200××××0400Y21000406002的保险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何正祥要求赔偿因追索保险金而支出的费用3150元，未提供证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何正祥要求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张仁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何正祥退保款5060.56元；二、张仁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何正祥占用退保款利息损失（利息按退保款5060.56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从2006年6月16日起算至实际还款日止）。三、驳回何正祥其他诉讼请求。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何正祥表示：1.一审法院认定“安仁站保险情况表（即保险单发放表）”错误，安仁站保险情况表并不是保险单发放表；2.对一审法院认定“（该份保险应年缴费500元至2014年11月23日缴费期满，但烟草公司仅为职工投保了一年）”有异议，没有人通知何正祥该保单只保一年，何正祥不知道具体投保多久，也没有通知何正祥保险已经到期可以退保；3.对一审法院认定“人寿将乐公司在退保材料何正祥的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有'与原件核对无异'章”有异议，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说法。张仁辉、人寿将乐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1.各方当事人对张仁辉和烟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安仁站保险情况》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情况表可作为证据材料予以采信。虽然何正祥认为该情况表不是保险单发放表，但何正祥亦认可该情况表中签字是其本人所签。该情况表的制作人杨秋玲表示，该情况表即为保险单发放表，因当时公司财务制度对于保险单发放不需要归档，职工在表格签字后即领取了自己的保险单。同时，杨秋玲关于该情况表是保险单发放表的说法，也与烟草公司在一审阶段的书面述称“保单号为2800606A200295保额600元及保单号为263060698000269保额3500元的两份保险，我公司已于2003年10月11日发放完毕，有原告（也即何正祥）本人签字确认的《安仁站保险情况》登记表为证”相互印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安仁站保险情况表（即保险单发放表）”合理，本院予以维持；2.何正祥及人寿将乐公司在一审法院提交的合同号码200××××0400Y21000406002的保险单载明“合同生效日期：2004年11月24日”、“交费方式：年交”、“保险费（标准）500.00”、“交费期满日2014年11月23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份保险应年缴费500元至2014年11月23日缴费期满”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何正祥及人寿将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现金价值表》中载明：“险种名称：国寿鸿寿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200××××0400Y21000406002”、“解除合同说明：1.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我公司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第一保险年度内退费金额为所交保险的45.0%……”。而何正祥及人寿将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付款收据》载明保险合同号200××××0400Y21000406002的退费金额为225元，该金额225元（500×45.0%=225）印证了一审法院认定的“烟草公司仅为职工投保了一年”的事实。因何正祥就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所提出的异议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之规定，对于何正祥就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份保险应年缴费500元至2014年11月23日缴费期满，但烟草公司仅为职工投保了一年）”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3.在2017年8月3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就人寿将乐公司在法庭上提交的何正祥身份证复印件（盖有“与原件核对无异”章）等证据材料，何正祥质证表示“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人寿将乐公司在退保材料何正祥的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有'与原件核对无异章'”合理，何正祥就该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各当事人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在案为凭，并经一审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何正祥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何正祥提交马详根书写的《证明》一份，拟证明保险单发放时间是2006年，不是在2003年10月11日。张仁辉、人寿将乐公司质证表示，对该《证明》的证据“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明》属证人证言，证人需到庭接受质证，证人未到庭的情况下无法确认马祥根的身份，也无法确认该《证明》是马祥根本人写的。本院认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之规定，因马祥根未到庭接受质证，且张仁辉、人寿将乐公司对该《证明》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故该《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何正祥提交三明市烟草公司宁化分公司出具的《职业介绍信存根》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何正祥是在2004年10月底回到宁化工作。张仁辉、人寿将乐公司质证表示，对该《职业介绍信存根》的证据“三性”都没有异议。本院认证认为，因张仁辉、人寿将乐公司对该《职业介绍信存根》的证据“三性”都没有异议，故该《职业介绍信存根》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同时该《职业介绍信存根》也印证了一审法院认定的“何正祥……2004年10月底调到宁化烟草分公司石壁烟草站工作”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何正祥是否委托张仁辉办理退保手续；2.张仁辉应返还何正祥退保款的金额；3.人寿将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1.关于何正祥是否委托张仁辉办理退保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何正祥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关于张仁辉盗领其保险金的主张。同时，对其“何正祥的一代身份证在2005年12月9日二代身份证签发换证后就已自行销毁”的主张，何正祥亦未举证加以证明，何正祥应承担证据不足的不利后果。虽然张仁辉没有提供何正祥委托其领取退保金的书面授权书，但保险单原件如前所述系何正祥领取保管，何正祥在一、二审庭审中也陈述其身份证原件一直由其本人保管并未遗失，也没有办理过两本身份证，而张仁辉在办理退保手续时却能同时提供何正祥的保险单原件及身份证原件，能够证明办理退保手续是何正祥委托张仁辉办理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结合张仁辉与多个烟草公司同事同时段领取退保金并且张仁辉在领取退保金领单收据上签自己名字之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领取退保金系何正祥委托张仁辉代领”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2.关于张仁辉应返还何正祥退保款的金额。本案系何正祥委托张仁辉代领退保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之规定，张仁辉于2006年6月15日代领的保险金5060.56元应当返还给何正祥。因领取退保金系何正祥委托张仁辉代领，一审法院确定张仁辉还应当补偿何正祥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何正祥主张按月利率2.7%计算263060698000269号保单退保值4200元的利息损失、按投保20年计算200××××0400Y21000406002号保单的保险利益及按到期值846.18元确定2800606A200295号保单退保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3.人寿将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系何正祥委托张仁辉于2006年6月15日持何正祥保单原件和身份证原件到人寿将乐公司申请办理何正祥保险的退保手续。人寿将乐公司办理退保业务时已审核了张仁辉所提供的何正祥的保单原件和身份证原件，在确认何正祥与张仁辉之间的委托关系后，按保险合同约定，将退保金支付给了张仁辉。张仁辉办理退保业务时所提供的何正祥身份证件系一代身份证，人寿将乐公司在审核时复印留存该身份证正面，而该一代身份证正面已显示何正祥本人包括姓名、性别、住址、出生年月、人像、身份证编号、身份证有效期限等信息。人寿将乐公司据此留存该一代身份证正面并加盖核对无异章，并无不当。何正祥关于人寿将乐公司应对何正祥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何正祥要求张仁辉支付各项费用13490元及精神抚慰金2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何正祥在一审阶段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向三明市烟草公司将乐分公司调取2006年安仁烟草站保单签领表（特别是三份保单中的500元保额的那一张签领及发放的具体日期）”等。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时，已将三明市烟草公司将乐分公司提交的《安仁站保险情况》、《将乐烟草分公司关于原告何正祥诉张仁辉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的说明》交由到庭当事人质证。《将乐烟草分公司关于原告何正祥诉张仁辉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的说明》中载明：“保险单领用表因经办人员已退休离开将乐多年，且档案室搬迁等原因，时间较长，已无从查找。”本院在开庭时，向何正祥进行释明，何正祥关于“责令烟草公司提交2006年安仁烟草站清晰、明确的保险单签领表，特别是保额500元的保险单签领情况证明。”之上诉请求，实为调查取证申请，且一审法院已向烟草公司调取相关证据，本院对此不予审理。本案系因何正祥委托张仁辉办理保险单退保手续、领取退保金，因张仁辉未将退保金转交给何正祥而引发的纠纷，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何正祥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烟草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4元，由何正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瑞峰
审 判 员 廖 春
审 判 员 吴树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邱丽萍
书 记 员 叶诗红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有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