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4民终6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秀珠，女，196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府北新村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诒团，郑丽萍，福建律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宝星，男，1970年11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沙县。原审第三人：永安市京都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永安市含笑大道2276号佳园小区201室。法定代表人：李晓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该公司法律顾问。原审第三人：沈健华，女，1964年9月10日出生，现住福建省沙县，身份证住址为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原审第三人：郑金翠，女，195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原审第三人：朱国萍，女，196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上诉人吴秀珠因与被上诉人刘宝星，原审第三人永安市京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公司）、沈健华、郑金翠、朱国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安市人民法院（2014）永民初字第4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秀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贻团，原审第三人京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宝星，原审第三人沈健华、郑金翠、朱国萍经本院传票传唤（公告），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秀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永安市人民法院（2014）永民初字第40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吴秀珠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刘宝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本案存在司法干扰，一审法院先是迟迟不立案，而后久拖不结案。本案并非疑难复杂案件，却拖延至一年后才结案，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2.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诉人的诉求确定案由，本案的案由应为“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而非笼统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法院混淆案由，直接导致本案法律关系出错。3.一审法院自行调取的证据未依法在法庭出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查明：刘宝星在京都公司中占出资总额的33.33%，该事实不仅各方无异议，且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吴秀珠在刘宝星持有的京都公司股权占比中（出资总额的33.33%）拥有13.33%的出资比例，该事实不仅刘宝星无异议，且有经过庭审质证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在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下，对双方认可的2010年1月17日《投资协议书》的效力不予认定，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企业实际出资人主张投资收益权的确认，并非股权纠纷，因而不涉及公司和其他股东的争议，只有在持有人（显名股东）有争议时，才由请求人证明其出资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本案中，刘宝星在京都公司中占出资总额的33.33%是真实的，吴秀珠在刘宝星持有的京都公司股权占比中拥有13.33%的出资比例，刘宝星对此无异议。本案中只有吴秀珠和刘宝星是当事人，其他人属于第三人，对吴秀珠的出资不享有争议权。到目前为止，各方没有证据证明吴秀珠在刘宝星持有的京都公司股权占比中拥有的13.33%的出资比例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京都公司述称，京都公司只体现刘宝星出资，未能体现吴秀珠有出资过。一审作出的判决是合理的。诉讼期间，本院获悉刘宝星被羁押于福建省永安市看守所，本院将应诉材料送达至该看守所并由刘宝星签收，刘宝星未委托代理人应诉。本院于2016年9月19日到永安市看守所向其出示庭审笔录并记录其对庭审笔录及本案处理情况的意见，刘宝星陈述：本案涉及的吴秀珠的股权实际上有支付给我本人出资款，沈健华知道这回事。诉讼期间，本院亦获悉沈健华被羁押于福建省三明市看守所，本院将应诉材料送达至该看守所并由沈健华签收，沈健华未委托代理人应诉。本院于2016年9月19日到三明市看守所向其出示庭审笔录并记录其对庭审笔录及本案处理情况的意见，沈健华陈述：该是吴秀珠的就是吴秀珠的，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吴秀珠持有京都公司股份是按其在永安市融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盛公司）出资10%的股份来倒算的。原审第三人郑金翠、朱国萍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吴秀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宝星持有京都公司33.33%中的13.33%持股比例股本金额为252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投资收益归吴秀珠享有；2.由刘宝星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21日，京都公司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890万元，其中沈健华出资630万元（股权占比33.33%）、林金亮出资420万元(股权占比22.22%)、刘宝星出资420万元（股权占比22.22%）、詹凤珍出资210万元（股权占比11.11%）、张鸿忠出资210万元（股权占比11.11%）。其中张鸿忠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健华为公司的监事。2010年8月2日，京都公司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公司资料变更登记。主要变更项目为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鸿忠变更为刘宝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东出资及占股变更为：刘宝星出资525万元（股权占比27.78%）、沈健华出资630万元（股权占比33.33%）、詹凤珍出资315万元（股权占比16.67%）、郑金翠出资420万元（股权占比22.22%）。2014年1月14日，京都公司再次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将股东出资及占股变更为：刘宝星出资630万元（股权占比33.33%）、沈健华出资630万元（股权占比33.33%）、郑金翠出资504万元（股权占比26.67%）、朱国萍出资126万元（股权占比6.67%）。2015年4月28日，京都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刘宝星（董事、经理）变更为李晓瑜（董事、经理）。一审法院另查明，落款日期为2010年1月27日，刘宝星为甲方（登记股东）和吴秀珠为乙方（实际出资人）的《投资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名义向京都公司共同出资630万元整，占京都公司总出资额的33.33%，其中甲方出资378万元、乙方出资252万元；合作期限为30年，自2010年1月21日至2040年1月20日止；全部出资由甲、乙双方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金额分别注入投资款，并由甲方以股东身份向公司投资，全部到资后，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投资收条；甲方以双方出资在京都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时，应尽妥善通知义务；公司对股东分配时，甲、乙双方按在公司的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由甲方收款后向乙方支付；协议履行期间，各方出资不得要求转让，甲方亦不得向公司提出转让出资。乙方必要时，可以要求将共同出资的股份分割出来，甲方应于配合办理相关股份过户手续；甲方配偶张晓珊承诺登记在甲方名下的股权，甲方仅为378万元出资比例股权，对乙方登记在甲方名下的出资额和股权不得主张任何实体权益，本协议书签订时即为承诺生效等内容。该协议书落款处有吴秀珠与刘宝星及其配偶张晓珊签名及所捺指模确认。落款日期为2010年1月27日，刘宝星向吴秀珠出具的《投资收条》载明：截止2010年1月27日，共收到吴秀珠投资京都公司投资款252万元（京都公司注册资本共计1890万元，本人名下投资公司630万元，占公司股份33.33%，其中，吴秀珠寄在本人名下投资京都公司款项252万元，占公司股份13.33%）。2010年1月14日，沈健华、刘宝星、郑金翠、吴秀珠签订《投资协议书》一份，内容为：赖明暖2009年12月7日中标取得永安市国土挂（2009）4-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事实上该地块由林金亮、沈健华、詹凤珍、张鸿忠、刘宝星、万松青（赖明暖和郑金翠、吴秀珠也有股份，挂在林金亮、沈健华和刘宝星名下）共同合作开发、经营，并成立永安市融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盛公司）进行实际运作。为了明确投资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沈健华持有融盛公司30%的股份其中10%属于郑金翠，刘宝星持有融盛公司20%的股份其中5%属于吴秀珠、2.5%属于沈健华；二、股东依照上述项目合同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份比例履行义务（含融资本息、月利率2.5%），承担风险责任，享有公司收益；三、本协议书经投资人一致签字时生效等。2010年2月20日，沈健华、刘宝星、郑金翠、吴秀珠又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内容为：2010年1月14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确认持有融盛公司股权份额。现因投标永安市国土挂（2009）4-2号地块缴付保证金500万元和前期启动资金30万元有50%由立约人出资，为此，特立如下协议予以明确各人实际出资额：沈健华持有融盛公司22.5%的股份，其实际出资保证金1125000元，前期启动资金67500元；刘宝星持有融盛公司12.5%的股份，其实际出资保证金625000元，前期启动资金37500元（手写添加刘宝星实际出资保证金50万元，前期启动资金3万元）；郑金翠持有融盛公司10%的股份，实际出资保证金50万元，前期启动资金3万元；吴秀珠持有融盛公司5%的股份，其实际出资保证金25万元，前期启动资金15000元（手写添加补35000元）等。另外，在该协议落款处还手写添加沈健华股份17.5%（9275000元）补72500元为100万元、朱国萍股份2.5%（132500元）补17500元为15万元、贾平股份2.5%（132500元）补17500元为15万元、刘宝星股份10%（53万元）、郑金翠股份10%（53万元）、吴秀珠股份5%（265000元）补35000元为30万元。朱国萍、刘宝星、郑金翠、沈健华、吴秀珠、贾平均在该《补充协议书》落款处签章确认。2010年9月1日，沈健华、刘宝星、郑金翠、吴秀珠、贾平、朱国萍为投资人共同签订《股权确认协议书》，内容为：截止2010年6月30日，投资人实际持有融盛公司47.5%的股份，加上2010年7月投资人共同合资购买融盛公司股东林金亮和张鸿忠的股份37.5%（含收购万佳公司10%的股份），现投资人共同持有融盛公司85%的股份，其中沈健华实际持有融盛公司25%股份，刘宝星实际持有融盛公司15%股份，郑金翠实际持有融盛公司20%股份，吴秀珠实际持有融盛公司10%股份，贾平实际持有融盛公司10%股份，朱国萍实际持有融盛公司5%股份；本协议书生效后，以前投资人之间所签订的协议书涉及股权比例部分如有与本协议书冲突，以本协议人确认股份比例为准；投资人一致同意推举沈健华、刘宝星、郑金翠和贾平作为实名股东进入公司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运作，吴秀珠和朱国萍作为隐名股东，不参与企业管理、运作；投资人一致确认，投资人按持有的股份享有公司的收益或承担公司的风险责任；本协议书经投资人全体签字时生效，一式七份，投资人各存一份，存融盛公司一份。全体投资人在落款处签字并加盖了融盛公司的公章确认。2010年1月27日，融盛公司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公司原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福建省三明市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股权占比10%）、京都公司出资1800万元(股权占比90%)。沈健华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詹凤珍与万松青为监事、刘宝星为经理。2011年9月15日，融盛公司在永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公司资料变更登记。将股东（出资人）变更为三明鑫瑞丰贸易有限公司出资200万元（股权占比10%）、京都公司出资1800万元(股权占比90%)。2012年9月17日，融盛公司再次进行公司资料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股东（出资人）变更为三明鑫瑞丰贸易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股权占比10%）、沙县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750万元（股权占比15%）、京都公司出资3750万元(股权占比75%)。2015年5月11日，融盛公司将法定代表人（董事）由沈健华变更为吴保华、监事由詹凤珍与万松青变更为陈旭洁及黄德枢、经理由刘宝星变更为吴保华。诉讼中，为了证实吴秀珠作为隐名股东实际参与京都公司分红的事实，其递交了18份银行转账流水，具体情况如下：序号付款时间付款人收款人金额（元）转账凭条自记用途手写备注12011.4.1刘宝星陈盛铭700000无融盛公司投资分红（700万×25%=175万，其中林辉70万）22011.4.13刘宝星吴秀珠2000000无融盛公司投资分红（2000万×10%）32011.7.4刘宝星吴秀珠1000000无无42011.11.8刘宝星吴秀珠600000投资分红款无52012.4.9刘宝星吴秀珠350000银行转贷2012.4.5还银行贷林辉1000万×10%=100万从王某借35万＋林辉转入65万；2012.4.9银行转贷700万×10%=70万-35万还王某=35万62012.5.22刘宝星吴秀珠5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72012.5.23刘宝星吴秀珠10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82012.7.2刘宝星吴秀珠1000000投资分红无92013.3.15刘宝星吴秀珠30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无102013.3.20刘宝星吴秀珠503500还借款及利息2013.3.14-3.20共7天50万×3%÷30×7=3500元（利息）112013.3.20刘宝星吴秀珠10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122013.3.22刘宝星吴秀珠15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林辉1500万×10%=150万132013.4.1刘宝星吴秀珠13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142013.4.2刘宝星吴秀珠2000000融盛公司投资分红无152013.4.12刘宝星吴秀珠22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无162013.4.28刘宝星沈健华15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经本人同意转给沈健华（林辉、刘宝星在落款处签名）172013.6.9刘宝星吴秀珠4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无182013.7.1刘宝星沈健华3000000林辉永安融盛投资分红经本人同意转给沈健华（林辉、刘宝星在落款处签名）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吴秀珠与刘宝星均认可涉案于2010年1月27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是该协议书所载的内容与依法查明的事实不符。具体如下：1.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名义向京都公司共同出资630万元整，占京都公司总出资额的33.33%，其中甲方出资378万元、乙方出资252万元”，而京都公司于2010年1月21日登记成立，当时刘宝星仅出资420万元（股权占比22.22%），2010年8月2日刘宝星的出资变更为525万元（股权占比27.78%），2014年1月14日刘宝星的出资才变更为630万元（股权占比33.33%）。因此，《投资协议书》中刘宝星在京都公司的出资额及所占出资比例与实际情况不符。2.从吴秀珠提交为了证实其作为隐名股东实际参与京都公司分红的18份银行转账流水单可见，无论是自记用途还是手写备注均写明是“融盛公司投资分红”，而京都公司与融盛公司在法律上是两家完全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据此证明吴秀珠实际参与京都公司分红。3.吴秀珠参与签订的《投资协议书》（2010年1月14日）及《补充协议书》（2010年2月20日），从内容上参与人（投资人）均自行确认的是各自占有融盛公司的股权份额，其中吴秀珠的股权份额为5%。4.吴秀珠无法提交252万元投资款的具体转账及构成依据。仅是陈述经其与刘宝星双方自行“核算”在京都公司的占股比例才倒推出252万元的投资数额。5.吴秀珠经司法释明，无法明确本案的252万元是“投资”于融盛公司还是京都公司，其认为京都公司是为了投资融盛公司而成立的，当时两个公司是一套人员两块牌子。而从两个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见，吴秀珠的陈述并不符实。综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限责任公司资合与人合的双重特性决定了并不能仅凭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就确定实际出资人享有投资权益，还必须履行实际出资或认缴义务。而吴秀珠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已通过刘宝星向京都公司投入252万元出资款以及占有13.33%的出资比例，同时，资金交收双方最原始的合意决定了资金的性质，投资款、借款等不同性质的款项不能随当事人的意图变化而任意转换。故一审法院就该《投资协议书》（2010年1月27日）的效力不予认定，吴秀珠要求确认刘宝星持有京都公司33.33%中13.33%持股比例股本金额为252万元的投资收益归其享有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吴秀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60元，公告费250元，合计27210元，由吴秀珠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吴秀珠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部分异议，其认为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二段至第7页第一行所依据的证据未经质证，认定事实依据不足，程序不合法。刘宝星，京都公司、沈健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对吴秀珠提出异议的事实部分，该事实所依据的证据系由一审法院向永安市工商局调取，二审庭审中本院组织质证，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本案所涉落款2010年1月27日的《投资协议书》及《投资收条》系吴秀珠与刘宝星在一审起诉之前补签。双方确认事实情况确实如协议书所载，只是时间倒签了。本院认为，本案系吴秀珠根据其与刘宝星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诉请其享有刘宝星名下在京都公司投资权益的纠纷，不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对案由确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所涉吴秀珠与刘宝星的《投资协议书》虽为事后签订，但双方均确认系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上述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吴秀珠可依照协议书约定向刘宝星主张出资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本案中，刘宝星作为京都公司的股东出资630万元，持有京都公司33.33%股权，并承认其收到吴秀珠投资252万元，占有13.33%的持股比例。刘宝星系京都公司的股东，京都公司又系融盛公司的股东，刘宝星亦多次将融盛公司的分红转给吴秀珠，可以与上述《投资协议书》及《投资收条》所反映内容进行印证。故吴秀珠要求确认其投资权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吴秀珠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刘宝星，原审第三人沈健华、郑金翠、朱国萍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永安市人民法院（2014）永民初字第405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吴秀珠享有刘宝星在永安市京都贸易有限公司出资中的252万元（占13.33%持股比例）的投资权益；三、驳回吴秀珠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26960元，由刘宝星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26960元，公告费250元，合计27210元，由刘宝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瑞  峰审判员 吴  振  泉审判员 林  腾  龙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林玉芬(代)附：主要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