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龙行初字第9号
原告：刘宗琴，女，1955年8月15日生，苗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贵州省罗甸县，文盲，务农。
原告：徐朝礼，男，1951年6月6日生，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贵州省罗甸县，高中文化，退休教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莫书勇，贵州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地址：罗甸县龙坪镇。
法定代表人：杨兴华，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顺祥，罗甸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尹隆娇，女，罗甸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一般授权。
第三人：罗甸县边阳镇人民政府，地址：罗甸县边阳镇。
法定代表人：唐荣良，镇长。
委托代理人：罗如宝，罗甸县边阳镇党委副书记、罗甸县边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唐杰，罗甸县边阳镇人民政府综治办干部。一般授权。
原告刘宗琴、徐朝礼诉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第三人罗甸县边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边阳镇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5）黔南行辖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龙里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7月1日受理后，于2015年7月9日向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通知第三人边阳镇人民政府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宗琴、徐朝礼及其委托代理人莫书勇、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黄顺祥、尹隆娇，第三人边阳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罗如宝、唐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宗琴、徐朝礼因位于罗甸县边阳镇边阳大桥旁“纳杆田”的土地使用权属与边阳镇人民政府发生争议，罗甸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11日作出了罗府土字〔2014〕3号《关于徐朝礼刘宗琴与边阳镇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裁决确认“纳杆田”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归边阳镇人民政府享有。原告不服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南州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黔南州人民政府于2015年2月15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4〕4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罗甸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11日作出的罗府土字〔2014〕3号《关于徐朝礼刘宗琴与边阳镇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5年3月向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本院审理。
原告诉称：争议地“纳杆田”位于罗甸县边阳镇边阳大桥旁，左起原告自家屋基、右到原小路、前抵边阳大道、后至农户张会家田。1997年，根据规划，边阳镇人民政府征用了该土地，准备用于修建公路，并向刘宗琴承诺，若在三年内没有修成公路，该土地交由其继续耕种。因原规划的公路后来没有修成，边阳镇城镇开发办公室又把之前征用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出让。2000年3月二原告以2467元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后原告继续耕种管理“纳杆田”。2010年年初，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土地的权属问题发生纠纷。发生争议后，原告多次申请边阳镇人民政府、罗甸县国土资源局、罗甸县人民政府处理。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2013年11月12日受理原告提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于2014年9月11日作出罗府土字〔2014〕3号《关于徐朝礼刘宗琴与边阳镇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决定向黔南州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5年2月15日黔南州人民政府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4〕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罗甸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罗府土字〔2014〕3号《关于徐朝礼刘宗琴与边阳镇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认为罗甸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和黔南州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足，遂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罗甸县人民政府罗府土字〔2014〕3号《关于徐朝礼刘宗琴与边阳镇人民政府土地使用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2、依法判决确认罗甸县边阳镇边阳大道旁东抵边阳大道、南抵小路、西抵张会家田、北抵刘宗琴住宅基石面积226平方米的“纳杆田”土地使用权归原告享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二原告身份证，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被告和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2、刘宗琴和徐朝礼的户口簿，拟证明原告的户口于2006年农转非，刘宗琴农转非之后落户小城镇，村里面不能收回原告的土地；1998年刘宗琴（刘忠琼）是农业户口。
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宗琴去办理农转非时间是1998年，是原告自愿交回土地。
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和被告一致。
证据3、罗甸县人民政府批转《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罗府发〔1998〕34号），拟证明参照规定原告的土地不能被收回。
被告质证认为原告的土地不是被强行收回的，是原告自愿交回的土地，所以不适用该文件。
第三人质证认为原告因拒绝上缴农业税，自愿交回土地。
证据4、罗甸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复印件（原告户），拟证明刘宗琴原承包的田有0.9亩，其中“纳杆田”是0.8亩，另外一块0.1亩在2004年被岩脚村卖了。原告仅被征用0.44亩土地，原告承包经营的“纳杆田”应该还剩0.36亩。
被告质证认为原告称纳杆田有0.8亩只是原告的推测，并没有证据。0.8亩并不全部是“纳杆田”，而且“纳杆田”是个地名，并不专指涉案争议地。
第三人质证意见和被告一致，第二轮土地承包证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证基础上延包下来的。
证据5、1998年收据两张，拟证明1998年原告申请修建房屋时，边阳镇政府同意将0.36亩田拿给原告修建房屋，要求原告缴纳相关费用。
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1998年的两张收据及2000年两张收据的总价款即是原告取得现居住宅基地而支付的款项。
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和被告一致。
证据6、2000年地基款收据两张，拟证明原告缴纳2467元购买争议地。
被告质证认为1998年的两张收据及2000年两张收据的总价款即是原告取得现居住宅基地而支付的款项。如按原告主张，则出让价太低，不符合实际。原告并没有重新购买争议地。
第三人质证意见和被告一致。
证据7、罗某瑞（音）地基收据，拟证明罗某瑞（音）向边阳镇政府购买的地基价款，折合面积下来之后单价和刘宗琴购买价格相符合。
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质证意见和被告一致。
证据8、张某友（音）收据，拟证明边阳镇政府未按照法定程序出让土地。
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质证认为十多年前程序确实有缺陷，但是不能以现在的程序来和当年的程序比。
证据9、秦某世（音）地基款收据两张，拟证明2000年边阳镇政府转让土地出具的两张收据盖章不一致，程序严重违法。
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质证意见和被告一致。
证据10、徐朝礼农业税纳税卡、丁某农业税纳税卡，拟证明原告和其他农户一样一直缴纳农业税，不存在不愿意缴纳农业税将土地交回村集体的情况。
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户纳税卡不能证明原告还在继续承包土地，丁某的纳税卡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指出原告户纳税卡上面显示原告户的承包田是0.52亩，并不是原告主张的面积。
证据11、准建证、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拟证明原告家现在居住的房屋是经边阳镇政府同意于1998年修建。
被告质证无异议。
第三人质证认为边阳镇存在先修建后完善手续的情况。
证据12、催办通知书、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拟证明原告现在居住的房屋在2003年办理完善国有土地使用权手续并缴纳相应费用，可以证明2000年的收据不是办理原告现居住房屋地基的款项，而是涉案争议地的相关费用。
被告质证认为该票据是上缴国库的钱，不是转让争议地使用权的款项。
第三人质证意见和被告一致。
证据13、宿某开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证人宿某开从原告手中租种争议地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宿某开的证明不能说明争议地归原告所有。
第三人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
证据14、对宿某凡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宿某凡配偶曾从原告手中租种争议地的事实。
被告质证对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人说争议地是从原告处租种，但是不能证明争议土地的使用权是徐朝礼家。
第三人质证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应以土地承包证为准。
证据15、调查笔录，拟证明原告徐朝礼没有在被告提交的土地征收补偿款的领条等兑现补偿款的相关证据上面签字。
被告质证认为徐朝礼是本案原告，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徐朝礼不认可他的签字和指印，那么可以进行鉴定，以鉴定结果为准。
第三人质证意见和被告一致。
证据16、证人徐某的证言，2002年证人徐某搬迁到边阳，帮原告家耕种土地三年，后来证人徐某户受让取得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再没有帮原告家种地。证人现耕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购买人是证人的女婿，之后才知道受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曾是原告家的承包地。证人家购买的这块土地在丁家马路路坎下。
原告认为证人证言属实，可以证明证人徐某曾租种过原告户承包地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可信，是通过原告代理人引诱性发问证人才做的回答，且证人家购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质证认为证人说他种的土地以及他女婿购买的承包地位于丁家马路，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17、证人丁某的证言，证人丁某和原告是街坊邻居，现在仍在耕种原告的土地。具体位置在丁家马路，面积大概有0.1亩左右，证人在耕种的时候没有其他人提出过异议。证人丁某知道原告家承包了“纳杆田”、坡上一块“和尚庵干田”，“纳杆田”北抵加油站、东抵公路、西抵黄吉江家（音）、南抵原来杨荣刚（音）家（杨荣刚家农转非之后，田就交回集体了），面积多少不清楚。证人不知道原告家的土地是否被征，也不知道原告家修建房屋的经过。
原告认为证人证言属实，可以证明原告户并未自愿将承包地交还集体及争议地的位置、四至。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耕种的土是开荒的土，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没有登记。不能证明原告不自愿交回承包地，证人说的“纳杆田”在公路下面，但是并没有说出具体的位置，不清楚具体情况。
第三人质证认为证人陈述租种的是土地，并不是田，与本案无关，证人称公路边上的土地都被征收。
证据18、证人滕某证言，原告家两个女儿在读书时，因为非农户口要好安排工作一些，证人就建议原告将自己家户籍农转非。原告开始并未同意，后来考虑到女儿以后的工作，就申请转为非农业户口，时间大概是在2005年或者2006年期间。
原告认为证人证言属实，可以证明原告户申请农转非的真实动机为方便子女读书就业，虽然书面申请是以承包地被征收，但不能以此认定原告户的承包地实际被征收。
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户农转非申请是以土地被国家征收为由，证人只是建议原告办理农转非，但是不清楚具体情况。
第三人质证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人不清楚具体情况。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理由不成立，被告在原告与第三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后，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派员实地踏勘和调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涉案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在诉讼中陈述的案件基本事实与实际的基本事实不符，1997年以前争议地“纳杆田”一直由原告承包经营管理。1997年后，为加快边阳镇城镇建设，第三人受罗甸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对涉案争议地依法实施了征收，计划用于修建通往把摆的20米大道工程项目建设。后因第三人资金短缺，项目工程建设未能实施。1998年，申请人徐朝礼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方式在争议地毗邻处获得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113.18平方米，权属界址为东抵人行道、南抵通道、西抵空地、北抵周贤祥户），转让总价款9667元，分别于1998年6月30日，1998年7月1日，2000年3月10日分期付款。不存在原告向第三人支付转让款购得争议地使用权的事实。原告主张以2467元受让取得争议地使用权不成立，该2467元系原告取得现居住的宅基地所缴纳的费项中的一部分。原告户因不愿承担农业税费，于2001年自愿将承包经营的土地交还集体，2005年7月以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国家征收为由申请户籍农转非，并于2006年4月得到批准。2010年初第三人计划将争议地出租给他人开办洗车场，原告向第三人提出异议引发土地争议，因调解未果搁置。2013年底，第三人在争议地暂时堆放城建废料，原告就争议地权属向被告提出申请确权。第三人提供了边阳大桥处排水沟征田清册、征地付款表及1998年7月6日的领条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争议地已被征收，第三人实际取得了对争议地的使用权。被告将争议地的使用权确认归第三人证据充分，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征收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农村宅基地一户只能有一处且面积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即转为国家所有。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转为非农业户籍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农业税取消后，原告也一直没有享受农业相关补贴。原告在行政诉讼中称其对争议地享有使用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立案呈批表，拟证明被告依法立案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可真实性，可以证明被告在处理该案的时候程序严重违法，自收到申请的时间至立案的时间相隔3个月。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2、立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是依法立案及办案程序合法。
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受理通知书是2013年12月4日作出的，被告从收到原告申请书到正式立案已经超过3个月，程序严重违法。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被告是依法调查立案。
证据3、现场勘验笔录，拟证明被告立案之后，组织人员勘验了争议地的四至范围、面积，经过了认真调查核实。
原告质证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4、征地付款表、征田清册、领条一张，拟证明争议地已经被征收。
原告质证认为征地付款表领款人处徐朝礼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徐朝礼是岩脚村11组，但是表上面写的是岩脚村10组，如果是徐朝礼本人签字的，他应该发现这个错误，徐朝礼及其家人从来没有领取该笔款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承包的“纳杆田”是0.8亩左右，和表上面0.39亩不符，证明原告“纳杆田”还有大半未被征收。征田清册和领条因为没有原件进行核对，真实性有待核实，并且上面徐朝礼的签字明显不是本人笔迹，对合法性不认可，该笔款项是被人冒领或者是伪造的，所以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已经被全部征收。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5、土地登记审批表、四份收据（其中两份收据落款日期为2000年3月10日合计2467元），拟证明落款日期为2000年3月10日的两份收据与1998年的两份收据是原告现在居住的宅基地所缴纳的相关费用，并非原告涉案争议地的相关费用。
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被告当庭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能作为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证据；该收据是复印件，存在伪造的可能。而且在材料卷宗里面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收到原告相关申请的情况。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6、调查笔录5份，拟证明原告户已经没有承包地的事实。
原告质证对陈某书的笔录真实性有异议，刘宗琴没有因为不缴纳税费将土地交回集体；对徐朝礼、刘宗琴的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杨某1（兴）的笔录合法性不认可，这是被告在处理土地争议的时候做的笔录，应该由法制办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而笔录里面调查人是第三人边阳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调查主体不合格，杨某1（兴）是非法转让刘宗琴土地的人，并且曾将刘宗琴打伤住院，其证言不可信；对周贤祥的笔录部分内容不认可，当时和边阳镇人民政府购买土地的时候没有签订协议书。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7、罗甸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刘宗琴与边阳镇政府土地民事纠纷一案的答复（罗国土资函（2013）91号）及送达回证，拟证明经初审认为原告申请不符合土地确权，遂引导原告向法院起诉，这是9月份收到申请，12月份才立案的原因。
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罗甸县国土资源局推卸责任，不履行职责；答复的时间是2013年10月份，到12月份才立案，程序也是严重违法的。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8、刘宗琴、徐朝礼与边阳镇土地争议协调会记录，拟证明双方达不成调解意见，才申请被告进行确权。
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的处理期间严重超期。
第三人质证认为没有法律规定在立案之前或者之后来协调。
证据9、边阳镇人民政府关于刘宗琴与岩脚村十一组土地权属争议的情况汇报（复印件）、罗甸县公安局文件（罗公通〔2001〕31号）、边阳镇岩脚村村委会证明（2005年9月12日）一份、转让协议一份、对韦某调查笔录一份、黄某提供的证实材料一份、朱某提供的证实材料一份、对杨某1（兴）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第三人没有权利处理该纠纷，所以向上级政府汇报；原告户是自愿将承包地交还集体管理以及申请户籍农转非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情况汇报是复印件，这仅仅是第三人和上级政府之间的文件，里面提到的相关情况和事实没有经过双方质证予以认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和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情况汇报中提到的事实是从其利益出发，真实性、客观性有待查证；对罗甸县公安局文件（罗公通〔2001〕31号）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和公安局2006年批准原告户籍农转非的事实是矛盾的，原告是2006年才正式农转非；边阳镇岩脚村村委会证明的内容不属实，刘宗琴和徐朝礼的户口现在还在边阳镇××大道××号，不能证明村里面可以收回其土地；不认可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为该协议系岩脚村十一组违法转让原告的承包地，当时的经办人杨某1（兴）和原告存在矛盾，不能证明原告将土地交回组集体；对韦某的调查笔录，调查人在发问的时候是引导式的发问，并且笔录中称原告不愿意缴纳农业税不是事实；对黄某提供的证实材料、朱某提供的证实材料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对杨某1（兴）调查笔录内容真实性，杨某1（兴）和原告有矛盾。
第三人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10、承包土地转让协议，拟证明原告的承包地已经交给村集体，村集体已经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别人。
原告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岩脚村十一组在转让原告承包的土地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转让原告的土地，原告是不知情的；被告提供的调查笔录里面体现了原告去找村集体要回自己的土地发生争议，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有交回自己土地的意思，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
第三人质证认为无异议。
证据11、罗甸县国土资源局关于边阳镇边阳大道徐朝礼、刘宗琴与边阳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确权一案的请示（罗国土呈〔2014〕137号），拟证明被告收到罗甸县国土资源局的请求报告，依法立案调查后作出行政处理。
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这是政府内部行文，最终作出行政行为是被告，被告的行政处理期间超出法定期限，办案程序违法。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12、边阳镇岩脚村村委会于2014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户部分承包地被征收，其他的承包地已自愿交还集体。
原告质证对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上面没有制作人的签字和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内容上面说剩余承包地因为原告不缴纳税款而交还村集体不是事实。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13、农转非申请书、农转非申请审批表，拟证明原告户申请农转非的原因是土地被征收。
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该申请确实是原告提交。原告申请农转非的时候以土地被征用为理由不能证明实际上原告的土地被全部征用，或者已经交回村里面。从被告提交的证明可知原告的田土只有0.4亩多被征用，并没有全部被征用。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14、原告户口簿、结婚证、身份证（均为复印件），拟证明刘宗琴和刘忠琼是同一个人。
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15、罗甸县公安局文件（罗公通（2006）32号），拟证明原告刘宗琴和她女儿通过户籍管理部门批准，户籍已经农转非。
原告质证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刘宗琴是2006年4月11日才正式农转非，申请的时间是2005年。这份文件和被告之前举证的2001年公安局文件相冲突。审批表中申请理由虽然是土地被征收，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土地实际被征用完。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16、罗甸县人民政府批转《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罗府发〔1998〕34号）、土地出租合同复印件、罗甸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统计表复印件（原告户）、四份收据复印件、边阳镇岩脚村村委会2014年5月10日出具证明复印件一份、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该组证据均系原告申请争议地确权时提交给被告的证据），证明被告在作为行政行为时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认为原告的主张不符合罗府发〔1998〕34号的相关规定，收据与本案无关，调查统计表中“纳杆田”是0.46亩，但是原告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印证，所以没有采纳。
原告质证认为边阳镇岩脚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是原告方提交的，其余的都是原告提交的。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证据17、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地籍调查表、收据复印件4张、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两张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用票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准建证复印件，拟证明2000年10月3日的收据是办理原告现在居住的宅基地证件时缴纳的款项收据。
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
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第三人述称，原告诉称原告户对争议地“纳杆田”享有使用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997年以前争议地确由原告户承包经营管理，1997年后，为加快边阳镇城镇建设的需要，第三人受罗甸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对争议地实施征收，计划用于修建通往把摆20米大道项目工程建设。因第三人资金短缺，项目工程未能实施。原告诉称向政府缴纳2467元价款重新取得争议地的使用权没有事实根据。2467元价款取得226平方米的涉案争议地，在价格上明显不合理。1998年争议地被征收时采取边征地边申报方式进行，现在用地批复已经完善。岩脚村村委会于2014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原告户的承包地部分被征收，其他部分因原告户不愿缴纳农业税费而自愿交还村组集体。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并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第三人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证人韦某的证言，原告与证人韦某是一个村民组成员，证人韦某任队长、组长十余年直至2001年左右。每年缴纳农业税费的通知都是由证人送到各户，开始原告家按时上缴农业税费；后来证人通知原告家缴纳农业税费时，原告提出没有种地不愿缴纳农业税费。有一次在新华书店遇到原告通知上缴公粮，原告提出自己家没有种地而不愿意上缴公粮，他们户的承包地由村组处理。后来证人韦某移交工作给下一届组长的时候就告诉下一届组长原告户的承包地被收回了，原告自愿交回承包地。
第三人认为证人证言属实，可以证明原告户因不愿缴纳农业税费，自愿将土地交回村组集体。
原告质证认为当时原告只是口头表示要把承包地交回村里面，没有书面声明交回承包地，原告承包的责任田并没有交回村里面。对于证人催收农业税之后原告家是否缴纳证人不清楚，所以不能证明原告没缴纳农业税。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可信，虽然原告没有书面申请交回承包地，但是原告已经口头表示不愿意缴纳农业税。
证据2、证人罗某的证言，2005年、证人罗某任边阳镇国土所所长，1998年边阳镇因建设需要征收土地，证人罗某在边阳镇的城镇开发办做登记测量工作，土地征收工作分两次进行。原告家在边阳大桥左右（加油站旁）的田被征收，当时是证人测量，被征收土地自路边延伸14、15米，具体面积已记不清楚了，但原告家加油站旁边的田被全部征收。测量完面积之后交给其他工作人员计算补偿款。政府征收土地之后将部分土地的使用权以120元/平方米的价格出让。政府征收原告的田之后，原告向政府受让其原来被征收一部分田修建房屋。
第三人认为该证人曾系边阳镇国土所所长，其证言可以证明争议土地被征收的情况。
原告质证认为该证人证言证明了政府征地没有相关管理单位的批复文件，征收行为违法；原告户的“纳杆田”面积较大，长约30米左右，证人记不清测量结果，不能确定争议地全部被征收。证人称有工作档案记录，在行政程序中被告没有调取档案记录就认定原告的“纳杆田”全部被征收，证据明显不足。土地征收后边阳镇人民政府由城镇开发办将土地出让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出让主体不适格。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已经将事情陈述清楚，证言合理，征用地范围为距原公路14至15米以内，已经包括争议地。当时上级政府有文件要加快城镇开发建设，所以边阳镇政府征收土地即使存在程序瑕疵，但所有手续之后已经补办齐全。
证据3、证人朱某的证言，证人朱某与原告属于同一村集体的成员，证人曾在村委会任过主任、副主任。2003年6月某天刘宗琴到证人朱某家说她已经转为城镇户籍，不想耕种土地，想把承包地交回村组集体，证人就同意了，当时没有写书面申请材料。2003年之前韦某组长反映，送缴纳农业税费的通知单给原告方时，原告方都说原告户没有耕种土地而不愿意缴纳农业税费，每年12月份之后没有缴纳农业税费的农户，村里都会收到相关情况的通知给村委会，所以证人朱某知道原告户没有缴纳农业税费。原告户表示要把承包地交回集体，村委会给村民组通知，由村民组自行处理。原告户的承包地是否被征收过证人不清楚，1998年证人没在村委会任职。现在全村村民并没有全部农转非，农转非的情况只占7%—10%，大部分还是农民。
第三人认为该证人证言真实，可以证明原告户不愿缴纳农业税费，自愿将承包地交回村组集体。
原告质证认为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告没有书面告知村委会其自愿交回承包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承包方退还承包地的，应该提前半年书面通知发包方；村组集体转让原告承包地的程序不合法；证人证言与本案争议土地无关。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可信，证人已经阐述了原告自愿交回土地的情况。
证据4、证人黄某证言，证人黄某和原告系一个村集体的成员，证人黄某自1995年担任村支书到2011年。自2002年以后组长通知刘宗琴户缴纳农业税费，刘宗琴户拒收书面通知，当时的组长韦某就向村委会反映上述情况。原告拒绝缴纳农业税费，会影响村集体缴纳农业税费的任务。原告向组长提出拒绝缴纳农业税费的理由是户籍已经是农转非，不愿耕种土地要把承包地交回村组集体。村民组把原告户交回的土地另行发包，只有一块旱地和一小块水田。田是指“纳杆田”处的一小块秧田，流转的价款只有几百块钱；土（旱地）在丁家马路那里。原告所主张的大块田（“纳杆田”）之所以没有退还村组集体，是因为在公路边，大概在1998年时已经被征收。原告后来因在路边修建房屋从政府受让取得一块宅基地使用权，单价大概是每平方米120元。证人黄某也受让取得一块宅基地使用权（靠近老车站），单价为每平方米200元。
第三人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可信，可以证明原告户自愿交回承包地给村组集体，村组是依法流转土地。
原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原告是否拒绝上缴农业税以及原告户籍是否农转非与本案无关；政府是否全部征收原告承包的“纳杆田”不能从证言中得知。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可信，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证据5、证人杨某1（兴）证言，原告家和证人杨某1（兴）是亲戚。证人杨某1（兴）于2002年开始在村组任职，2004年任岩脚村十一组组长至今。证人杨某1（兴）和上一任组长韦某交接工作时，韦某告知证人原告已经和他接洽好，原告家的承包地交回村组集体，任村组处理。当时原告家的土地是抛荒的，因龙滩水库移民进入边阳镇，涉及移民安置，证人就召集村组的群众和村委干部，大家同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上一任组长说过刘宗琴家农转非而拒绝缴纳农业税费，实际已经脱离岩脚村十一组，所以开会没有通知原告家。原告交还村组集体的土地位于“丁家弯”的一小块，面积大概有0.1亩左右，地名叫乱坟坡（音），经村民组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徐某的女婿；还有位于“五六山”的一小块，土少石头多，面积大概是0.6至0.7亩，经村组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徐华秀（音），转让价款为1008元；还有“纳杆田”的一小块，距现在加油站100米左右，面积约0.07亩，经村组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张明刚（音），转让价款是800元。除上述三块土地外，证人不清楚原告的其余土地。
第三人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可信，可以证明原告户自愿交还承包地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证人杨某1（兴）任组长时村组转让原告承包的两块土和一块田是违法的，没有经过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就擅自转让原告的承包地；转让原告的土地时证人并没有去核实调查原告是否将土地交回村组集体，仅仅是听上一任组长韦某的陈述；该证人证言证实原告承包的土地中有两块田，一块是“纳杆田”，一块是加油站后面距加油站100米左右（也在“纳杆田”），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即使政府征收了原告的土地，也仅征收0.5亩“纳杆田”，那么“纳杆田”至少还0.3亩没有被征收。
被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真实可信，原告承包的“纳杆田”已经被国家征收，原告是自愿交回其他承包地给村组集体。
原告在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时，提出被告提交的1998年5月9日边阳桥处修排水沟征田清册、1998年7月4日署名“徐朝礼”的领条及1998年11月征地付款表上的“徐朝礼”的签字并非徐朝礼本人所签，并提出对上述签字及指印的司法鉴定申请；后第三人边阳镇人民政府提出对原告刘宗琴及二原告的两个女儿徐芳、徐萍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认为上述材料上“徐朝礼”签字可能系原告徐朝礼家人所签。后第三人因认为原告刘宗琴不会写字，放弃对刘宗琴的笔迹鉴定。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本院委托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司法鉴定，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回复本院检材上指印特征不明显，不具备鉴定条件；后经多次联系原、被告及第三人补充提供检材后，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检材上笔迹与上述被鉴定人的笔迹进行比对分析后，分别于2016年4月29日、2016年8月23日出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检鉴字第51、168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上述1998年5月9日边阳桥处修排水沟征田清册、1998年7月4日署名“徐朝礼”的领条及1998年11月征地付款表上的“徐朝礼”的签字并非原告徐朝礼及其两个女儿徐芳、徐萍所写。
原告质证对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检鉴字第51、168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可以否定被告征收争议土地及原告方领取相应征地补偿款的事实。
被告质证对鉴定结果无异议，但认为不能排除原告已领取土地补偿款的可能；提出原告在诉讼中已经承认土地征收的事实，原告现居住的宅基地就是从被征收的土地中通过缴纳出让金重新受让取得使用权。
第三人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本案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2系原告的身份情况及户籍情况，本院当庭已予以核实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3、7、8、9、16、17及证据10中的其他农户的农业','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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