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和民一重字第0001号原告：郑玉红，女，1971年7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址天津市塘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丽雯，天津瀚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号。法定代表人：张建宁，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爱军，天津中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楷，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原告郑玉红与被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发回重审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玉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丽雯，被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爱军、张静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玉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医药费9681.11元、晶体费用19000元、鉴定费3500元、专家质询费1000元、住宿费496元、交通费355元、餐费95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13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共计38927.11元；2、保留因被告的过错导致原告其他损失的诉权，等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确定赔偿责任后另行追加；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及专家质询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8月13日，原告因两眼高度近视到被告处诊治，经郝天耕医生诊断原告适用人工晶体植入术疗效最好，价格也最高，并保证绝对能治好，术后视力可恢复至0.8。原告听信主治医师的保证，于2008年8月14日下午进行了左眼手术，手术用时40分钟。术后原告感觉左眼不舒服，随后左眼开始疼痛难忍、恶心、鼻子呛得慌。医生立即进行了输液，输液后疼痛稍有好转，但晚上6点后又开始疼痛难忍，找到值班护士，却只给了两片安眠药，晚上13个小时无医生对原告诊治。第二天早上8点，医生打开眼睛上的纱布，患者左眼一片黑暗。为此，被告医生于8月15日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术后专家查房时发现原告的左眼仍然看不见，左眼瞳孔扩大、眼内有血水、眼角扎得慌、眼内有摩擦的感觉、有流泪、头痛、眼晕、眼痒等症状。医生承诺这种情况半年之后会有所改善。查找造成眼睛疼痛的原因是由于做人工晶体植入术时眼压太高造成的。2008年8月22日，原告出院，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一直打针吃药，也没能解决原告眼部疼痛的痛苦。至今左眼未恢复原状，眼睛下部一片漆黑，上部只有三分之一处能模模糊糊看见点光亮，瞳孔扩大并伴随头痛、眼晕、眼痒、流泪的症状，原告左眼也因此永远失明。此次手术的失败给原告生活带来无比的痛苦，丢掉了工作、出行困难、疼痛的折磨，让原告生不如死。原告起诉被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法院依法受理并开庭，经过医疗事故补充鉴定，虽不属于医疗事故，但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本案医疗纠纷属于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的答复，本案适用《民法通则》。因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批准。被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在为原告的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与原告诉称的视功能下降没有关系。原告诉称的视功能下降、视力差系原告高度近视、视网膜退行××变造成。基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及专业性，案件原审期间，被告提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其目的是确认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诉称的诊疗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被告在为原告的诊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原审诉讼期间，法院根据法定程序委托了天津市和平区医学会进行了医疗事故鉴定。之后，原告不服申请再次进行鉴定，天津市医学会作出2012第36号医疗事故鉴定书，确认了被告为原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本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在此情况下，本案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的焦点和事实均已通过鉴定结论进行了明确，故原告诉称被告赔偿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足，对此应当依法全部驳回。在两次鉴定之后，经过法庭开庭审理和质证后，原告也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天津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存在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不予采信的情形。同时，证据规则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故原告在重审期间无法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鉴定结论存在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资格等情况，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在原一审时提交如下证据：1、医大总医院、天津市眼科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同仁医院、南开大学眼科医院病历本共计8册、检查单13张；2、医疗费单据25张；3、交通费票据19张；4、《临床诊断指南眼科分册》一本；5、《人工晶状体屈光手术学》复印件；6、证人张某身份证复印件；7、常住人口登记卡索引表复印件；8、说明复印件1页；9、证明复印件1页；10、出院记录复印件3页；11、医疗事故赔偿通知书复印件1页；12、处方背面手写病历复印件1张、挂号单复印件1张；13、证人张某出庭作证；14、费用清单2张；15、鉴定人员出庭费票据1张；16、餐饮及住宿票据16张；17、天津市医学会鉴定费发票1张；18、人工晶体发票1张；19、《药理学》1册；20、《眼科学》1册。原告在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2008年9月28日至2008年12月1日在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门诊病历册1本6页、门诊收费单据3张、一般处置通知单，证明在2008年9月28日至2008年12月1日期间原告双眼的真实情况，右眼视力0.1，左眼视力眼前手动，诊断左眼视神经萎缩，也证明被告书写的住院病历及出院后门诊病历的记录不真实；2、2008年9月28日及2008年12月1日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门诊处方3张，证明目的同证据1；3、2013年1月22日天津眼科医院门诊病历，证明原告双眼视力左眼为眼前手动，右眼为0.1，证明该检查结果与5年前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的检查结果相同；4、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局出具的受理通知书1份及移送通知书1份，证明原告双眼视力并不像被告承诺的半年后视力恢复，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5、证人证言1份，证明2008年在被告处手术后，原告左眼失明，郝天耕医生说视力半年左右可以恢复并承诺如果没有治好可以还钱或赔偿；6、临床诊断指南眼科学分册复印件2页，证明高度近视眼退行性病变的症状，因此原告视力差不是退行性病变导致，而是被告治疗过错造成，退行性病变是一渐变过程；7、眼科学复印件5页，证明视神经受损后不易再生的特性，也就是说视神经受损后很难恢复，视力检查是客观指标，而不是被告所说的主观指标；8、赵金华住院病案首页复印件1页，证明原告因照顾其丈夫不知病历放到哪，说明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的病历属于新证据；9、暂住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多次搬家，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病历属于新证据；10、出海渔民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在手术前从事的职业是水手；11、暂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证明原告自2006年3月就在塘沽区生活，属于城镇居民；12、取药凭证4张、处方1张，证明原告术后2008年8月至2009年3月期间，原告到郝天耕医生处就医，原告根据郝天耕写的号去取药，说明当时原告的视力同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检查的结论一致，原告左眼几乎失明，右眼视力0.1；13、2014年5月9日天津市眼科医院门诊病历1册、挂号费单据1张，证明检查结论同2008年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检查结论以及同其他第三方医院检查结论一致，说明原告视力下降、视力差不是因为退行性病变造成的，是被告没有及时处理术后并发症所致的损害后果；14、2013年1月22日天津市眼科医院挂号费单据1张；15、2011年5月30日天津市眼科医院门诊病历2页、2011年5月24日同仁医院病历2页、2010年7月27日解放军总医院病历2页、2010年7月15日天津市眼科医院病历2页、2009年3月17日、3月9日、3月20日、2008年9月6日、8月4日、8月22日被告医院门诊病历10页、门诊检查报告14页、2012年11月8日质证笔录，提示说明原告做的是晶体植入手术，但被告住院病历书写的是白内障摘除手术。被告对原告原审时提交的证据坚持原质证意见。被告对原告重审时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认可，即便认定是真实的情况下，该病历也只能证明原告在被告医院治疗后在其他医院门诊看病的情况，该证据也不能否定原告在被告处医院治疗期间被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充其量是原告主张其诉称的损害后果的证据，而两级医疗鉴定所确认的是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治疗期间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与原告诉称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即使认定该证据真实的情况下也不能推翻原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和鉴定结论。在原审期间原告仅对病历记载的屈光不正诊断存在异议，对其他内容没有异议。在鉴定期间，原告提出异议，经法院质证，原告称补充新证据，并非不认可病历。对证据3，原告仅提供了门诊病历，没有提供相关的门诊收据或处方，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原告在天津市眼科医院就诊时间为2013年1月22日，尚在原审一审审理期间，该证据完全可以在一审提交，如没有提交即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我们认为只是原告在诉讼前对被告进行的投诉，不能证明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对证据5不予质证，不予认可，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对证据6、7的真实性认可，但医学文献不能否定法院委托进行的鉴定，同时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9、10、11不认可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的病历是新证据。对证据12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否定鉴定结论，也不能认定被告存在过错。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过错。对于证据15均来源于原审卷宗，均在原审经过质证，坚持原审质证意见。对于2012年11月8日质证笔录真实性认可，只能反应庭审过程，不能作为鉴定依据，不能作为医学会补充鉴定的参考依据。原告在被告处实施手术的名称是双眼有晶体眼后房人工晶体植入术。被告在原一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住院病历一册；2、赫天耕、孙志勇、韩琪《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3、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注册证复印件；4、《眼科全书》一册。在重审期间没有提供证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坚持原审时质证意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3年8月13日主因双眼高度近视20余年入被告医院住院治疗。入院检查：右眼视力0.1，左眼0.15，双眼眼位正，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方清，虹膜纹理清，晶状体密度增高，眼底为高度近视眼底表现。验光检查：右眼-17.00Ds-3.00Dc×180＝0.4，左眼-19.00Ds-3.50Dc×180＝0.6。入院诊断：双眼高度近视。2008年8月14日表麻下行左眼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2008年8月15日球后麻醉下行左眼虹膜根切术。2008年8月20日表麻下行右眼有晶体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2008年8月22日患者出院，出院诊断：双眼高度近视。出院时情况：患者右眼视力0.3，加小孔镜0.4，左眼视力0.3，加小孔镜0.5，角膜透明，前房清，虹膜纹理清，人工晶体在位，晶状体同术前，眼底同术前，眼压Tn。原告提供门诊病历记载，原告的视力（裸视）情况为：2008年8月4日，右眼：0.04，左眼：0.04，；2008年9月6日，右眼：0.3，左眼0.4；2009年3月9日，右眼：0.1，左眼：0.1；2009年3月20日，左眼：0.01，右眼0.01；2010年7月15日，右眼：0.2+1，左眼：手动；2010年7月27日，右眼：0.1，左眼：指数20cm；2011年5月24日，右眼：0.1，左眼：手动；2011年5月30日，右眼：0.1，左眼：手动；2012年8月17日，右眼0.1，左眼手动。原告在被告总医院就诊费用共计26959.41元。审理过程中，经被告申请、本院委托，由天津市和平区医学会就原告郑玉红与被告医院医疗争议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鉴定，天津市和平区医学会出具（2011）112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具体分析意见为：1、该病例临床诊断明确，行双眼有晶体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有手术指征，治疗过程符合操作常规，术后达到临床预期效果。2、在2008年8月14日、2008年8月20日《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前谈话记录》以及2008年8月15日《手术诊疗志愿书》中医方已行告知义务。3、患者术后出现高眼压为术后并发症，医方对并发症的处理得当。4、术前检查不全面，病历未见角膜曲率检查等数据记载，病历不规范，医疗行为存在缺陷，但该缺陷与患者所诉眼部不良状况无因果关系。5、人工晶体是否合格问题不属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范围。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对于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提出再次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市医学会对原告郑玉红与被告总医院医疗争议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鉴定，天津市医学会作出（2012）036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具体分析意见为：1、患者入院时右眼裸眼视力0.1，矫正视力0.5，左眼裸眼视力0.15，矫正视力0.6。入院诊断：双眼高度近视，经常规检查合格后行双眼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诊断明确，符合该手术适应症。手术过程符合操作常规。2、术后高眼压为该手术常见并发症，手术当日晚6点和次日早7：30均给予甘露醇治疗，处理及时得当。3、目前患者视力功能下降、视力差系因高度近视视网膜退行××变所致，与手术无关。4、医方与患方沟通欠充分，手术记录单不规范。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对于该鉴定结论不服，申请中华医学会进行再次鉴定。经本院与中华医学会联系，该会给予复函，内容如下：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中华医学会不是鉴定的必经程序，并非当事人对现有鉴定结论不服即须我会鉴定。经我会研究，认为本案已经过和平医学会、天津市医学会两次鉴定并形成鉴定结论，且该案临床经过及诊治过程比较清晰，不属我会受理范围，故我会决定对郑玉红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托不予受理。原告申请天津市医学会鉴定人出庭，经我院联系，天津市医学会安排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并对原告提出的异议进行了答复。本院作出（2010）和民一初字第1150号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均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一中民一终字第12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重审期间，原告提出补充鉴定申请，本院委托天津市医学会进行鉴定，天津市医学会作出天津医鉴[2016]06号医疗事故技术补充鉴定书，诊治概要“患者郑玉红，女，1971年7月生。主因”双眼高度近视20余年”于2008年8月13日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住院治疗。入院检查：右眼视力0.1，左眼0.15，双眼眼位正，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方清，虹膜纹理清，晶状体密度增高，眼底为高度近视眼底表现。验光检查：右眼-17.00Ds-3.00Dc×180＝0.4，左眼-19.00Ds-3.50Dc×180＝0.6。入院诊断：双眼高度近视。2008年8月14日在表麻下行左眼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2008年8月15日球后麻醉下行左眼虹膜根切术。2008年8月20日表麻下行右眼有晶体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患者于2008年8月22日出院，出院诊断：双眼高度近视。出院时情况：患者右眼视力0.3，加小孔镜0.4，左眼视力0.3，加小孔镜0.5，角膜透明，前房清，虹膜纹理清，人工晶体在位，晶状体同术前，眼底同术前，眼压Tn。2008年9月6日患者在总医院门诊就医，查视力OD：0.3，OS：0.4，验光：右眼0.5，左眼0.6。眼压OD：15，OS：13。2008年9月28日患者到泰达医院门诊就医，视力：OD：0.1，OS：手动/眼前，OD眼底视盘色可，OS眼底视盘色淡。10月27日泰达医院检查OS眼底视盘色淡，C/D比0.72，视野检查示OS下方视野缺损，诊断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12月1日泰达医院检查视力OD：0.1，OS：手动/眼前，OD眼底视盘色可，OS眼底视盘色淡。分析意见：1、患者入院时右眼裸眼视力0.1，矫正视力0.5；左眼裸眼视力0.15，矫正视力0.6。入院诊断：双眼高度近视。经常规检查合格后行双眼有晶体眼后房人工晶体植入术。诊断明确，符合该手术适应症，手术过程符合操作常规。2、术后高眼压为该手术常见并发症，手术当日晚6时和次日早7时30分均给予甘露醇治疗，处理得当。但是其间病历中未见对眼压监测的记录。3、根据法院移交的全部临床资料，目前患者视功能下降与患者自身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的基础疾病有关，但不能排除眼压波动的因素。4、医方向患者病情交待不完善，沟通不到位。5、患方新提交的三份门诊病历所记载的视力数值与总医院出院时检测的视力数值不一致，但因无当时的客观检查（如电生理检查）依据，无法判断两者之间是否有矛盾。结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三条，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对补充鉴定书不予认可，申请中华医学会进行鉴定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中华医学会作出复函，主要内容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分为首次鉴定和再次鉴定，必要时，中华医学会可以组织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争议的技术鉴定。不是当事人一方不服即需我会鉴定。根据贵单位提供的材料，经我会组织专家论证后认为，该案不属我会受理范围，恕不予受理。天津市医学会安排鉴定人出庭接受了质询，并对原告提出的异议进行了答复。原告仍不服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原、被告系医患关系。原告因双眼高度近视20余年到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双眼高度近视，经常规检查合格后行双眼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诊断明确，符合该手术适应症，手术过程符合操作常规。术后高眼压为该手术常见并发症，手术当日晚6点和次日早7:30均给予甘露醇治疗，处理及时得当。目前原告视功能下降与原告自身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的基础疾病有关，但不能排除眼压波动的因素。2008年8月14日，被告医生与原告进行了术前谈话，对手术可能发生的麻醉意外、术后并发症及并发症防治进行了告知，谈话记录有被告医生及原告本人签字。病历中“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前谈话记录：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是一种有效、安全、稳定的近视矫正方法…”，这种表述放大了该手术有利的方面，容易引起患者的误解，从而忽视了可能发生的风险与意外。原告一直强调被告医生在术前向原告承诺该种手术疗效好，说明被告对手术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意外，向原告交待不充分、不完善。同时，原告在术后出现高眼压症状，被告于当日晚6时和次日早7时30分均给予甘露醇治疗，但是期间未见对眼压监测的记录，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原、被告之间的医疗争议经天津市和平区医学会、天津市医学会两级鉴定，之后天津市医学会根据原告的申请再次进行补充鉴定。对于原告在本案原审及重审期间两次提出的要求中华医学会进行鉴定的申请，中华医学会均不予受理。两级三次鉴定的结论是明确且一致的，即不属于医疗事故，但被告向原告病情交待不完善，沟通不到位、手术记录单不规范，同时在两次给予甘露醇降眼压期间没有眼压监测的记录，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上述过错与原告视功能下降的损害后果无关。故两级医学会作出的三份鉴定意见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认为在其左眼术后出现高眼压的情况下，被告给予甘露醇治疗，但在此后没有随时监测眼压的变化，如进行监测发现眼压控制不理想可以采取其他降眼压的措施，如上述治疗仍不见效，应当及早实施虹膜根切术以避免视功能受损。正是被告近14小时没有给予任何观察和治疗，导致原告丧失最佳救治时间，从而导致原告左眼视力丧失和不可恢复大瞳孔的损害后果。根据医疗事故鉴定意见认为，术后高眼压为该手术常见并发症，手术当日晚6点和次日早7时30分均给予甘露醇治疗，处理及时得当。目前患者视功能下降与患者自身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的基础疾病有关，但不能排除眼压波动的因素。因此，原告主张目前的损害后果与被告诊疗行为无关。故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自2008年8月16日起，被告为原告所做的视力检查结果均为伪造，并提供原告于2008年9月28日至2008年12月1日在泰达医院视力检查结果病历，鉴定人认为上述视力检查缺乏客观检查，故无法判定是否与被告为原告的检查结果之间存在矛盾，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以本案属于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属于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应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并且提出司法鉴定。本案的医疗行为发生在2008年，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尚未实施，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故本案应当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原告提出继续进行司法鉴定的要求，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故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一次性补偿原告50000元并承担本案相关鉴定费用。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一次性补偿原告郑玉红5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鉴定费100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2000元，共计12000元，由被告负担（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000元，其余9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荣光人民陪审员  洪伯元人民陪审员  李月霞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张金堂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