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11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辉瑞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吴晓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浩，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艳华，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乐玲，女，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华，上海达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辉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瑞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6民初32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辉瑞公司的上诉请求：改判辉瑞公司解除合同合法，无需支付韩乐玲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468,288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实和理由：韩乐玲在辉瑞公司任职，担任市场部抗感染部门的高级项目经理。在此期间，韩乐玲对其负责的若干项目没有按内部规章制度的要求尽职审核，也没有及时跟踪报告项目的开展状态及赞助项目的使用情况，没有及时追回未使用完毕的赞助资金。由于韩乐玲在职期间严重违纪和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辉瑞公司因此解除了与韩乐玲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辉瑞公司认为其解除合同行为合法，无需支付韩乐玲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被上诉人韩乐玲辩称：韩乐玲在辉瑞公司负责相关项目运作过程中，工作尽心尽责，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任务。辉瑞公司提及的韩乐玲负责的三个项目，韩乐玲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或者作为立项审批人，或者作为项目申请人，但整个项目有各个部门如采购部、市场部、法务部、财务部等共同运作、参与，即使出现问题，也不应由韩乐玲一人承担。而且对于韩乐玲在上述项目中究竟承担怎样的职责，需要完成怎样的工作任务，辉瑞公司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界定，期间出现问题，辉瑞公司也没有相关的部门或人员及时指出或纠正。至于部分项目存在拖延或款项的结付迟延，是第三方原因造成的，是韩乐玲无法控制的。综上，辉瑞公司解除与其之间的劳动合同缺乏依据，应当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要求驳回辉瑞公司上诉。
辉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辉瑞公司解除与韩乐玲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辉瑞公司无需恢复与韩乐玲的劳动关系；辉瑞公司无需向韩乐玲支付仲裁期间的工资139,770.1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乐玲于1998年年底入职辉瑞公司的关联公司，签订过多份劳动合同。2007年1月韩乐玲进入辉瑞公司工作。2009年1月14日，辉瑞公司、韩乐玲签订了最后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工作期间韩乐玲的工资每年都有调整，韩乐玲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64,000元。2017年4月10日，辉瑞公司以韩乐玲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为由，向韩乐玲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韩乐玲于2017年5月18日，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一审法院误为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辉瑞公司自2017年4月10日起恢复与韩乐玲的劳动关系；要求辉瑞公司支付2017年4月10日至仲裁裁决作出之日期间的工资，工资按每月64,000元计算。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沪劳人仲(2017)办字第663号裁决书，裁决辉瑞公司自2017年4月10日起与韩乐玲恢复劳动关系；辉瑞公司支付韩乐玲2017年5月18日至2017年7月21日工资139,770.12元；对韩乐玲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辉瑞公司不服仲裁委的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诉。
一审审理中，辉瑞公司称，韩乐玲在工作期间涉及到三个赞助项目的违纪、违规情况，即“培元项目”、“ICU项目”、“霍普金斯项目”。“培元项目”是企业型基金，韩乐玲是项目主管，是项目申请人的直接上级，“ICU项目”和“霍普金斯项目”都是教育型基金，韩乐玲都是项目的申请人。由于韩乐玲的违纪违规行为造成公司巨大损失。
韩乐玲称，“培元项目”中，韩乐玲是立项审批人，而不是项目负责人。从“培元项目”立项到最后资金的支付完成，韩乐玲作为立项审批人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项目进行过程中，对于资金的使用、支付、监管，由采购部、市场部、法务部、财务部等众多部门负责，即使出现问题也不应由韩乐玲承担责任，且款项是否结算不是韩乐玲能控制的；在“ICU项目”中，韩乐玲担任的是立项申请人，韩乐玲不是该项目负责人，该项目从开始到最后资金的支付，韩乐玲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还有其他众多部门共同参与，该项目如果存在问题也不是韩乐玲所能决定并解决的；在“霍普金斯项目”中，公司安排韩乐玲作为立项申请人不是项目负责人，该项目中韩乐玲应承担的职务，辉瑞公司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要求，韩乐玲只是该项目中的一个环节，该项目的滞后是多部门的原因造成的，也是韩乐玲无法控制的，韩乐玲已经尽责如实汇报工作，不存在违纪失职行为。
一审审理中，经法院释明，如果法院认定辉瑞公司系违法解除与韩乐玲的劳动关系，辉瑞公司、韩乐玲的劳动合同关系在不能恢复的情况下，辉瑞公司是否同意按《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向韩乐玲支付经济赔偿金。对此，辉瑞公司称，如果法院认为辉瑞公司系违法解除与韩乐玲的劳动合同关系，同意按上海市平均工资的3倍为计算标准，年限应当为12个月，再乘以2倍的计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韩乐玲称，同意辉瑞公司的计算方式。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审理中，因辉瑞公司、韩乐玲一致确认2017年4月10日起，韩乐玲未在辉瑞公司提供劳动，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辉瑞公司、韩乐玲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7年4月10日解除。辉瑞公司、韩乐玲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否合法解除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辉瑞公司以韩乐玲在工作期间涉及到三个赞助项目的违纪、违规情况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为由解除了与韩乐玲的劳动合同关系，因本案在审理中，辉瑞公司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三个项目的损失均是由韩乐玲的独立行为所造成。而韩乐玲在三个项目中均涉及其中部分环节，即使由于韩乐玲在其中的部分环节中出现瑕疵，辉瑞公司将所有损失归责于韩乐玲，显然对韩乐玲亦不公平。韩乐玲的抗辩理由，于法有据，因此对于辉瑞公司解除与韩乐玲的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应认定系违法，辉瑞公司理应承担违约责任。鉴于辉瑞公司对公司部门架构已进行调整，韩乐玲原所在的工作部门已经与其他部门合并，且辉瑞公司、韩乐玲已经丧失了合作基础，辉瑞公司、韩乐玲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属于恢复不能，辉瑞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向韩乐玲支付经济赔偿金。
综上所述，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辉瑞投资有限公司与韩乐玲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7年4月10日解除；二、辉瑞投资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韩乐玲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8,288元(6,504×3×12×2)；三、辉瑞投资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辉瑞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在本院审理期间辉瑞公司提交了：1、辉瑞公司工会出具的说明。该说明载明：2016年1月26日本工会副主席、部分工会委员以及公司代表开会讨论了公司2016年版员工手册(其中包括对《辉瑞反腐败政策和流程》即MAAP制度的更新)，并形成会议纪要内容。会后，相关与会人员以邮件形式确认了该份会议纪要内容。2、工会主席及委员们回复同意或确认的部分电子邮件。提供上述证据欲证明2016年版的员工手册包括MAPP制度经过了民主程序及公示程序是合法有效的。
在本院审理期间，辉瑞公司提交了该公司就北京康视时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报案后，该局于2017年9月8日作出的受案回执。辉瑞公司认为，该案的处理结果直接关系ICU项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且直接影响韩乐玲在该项目中的违纪失职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具体金额和责任分担判断，并据此申请中止本案审理。
本院另查明，在本案诉讼期间，韩乐玲另行诉讼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要求辉瑞公司按公司制度规定支付其长期储蓄金30余万元，案号为(2017)沪0106民初字第45821号。韩乐玲称辉瑞公司系以其被该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为由，主张其不应获得该长期储蓄金，并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已裁定中止了该案的审理。但韩乐玲认为公司制度仅规定员工严重违反商业道德才不能获得长期储蓄金，辉瑞公司不同意支付其长期储蓄金无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辉瑞公司与韩乐玲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辉瑞公司系以韩乐玲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在三个项目中严重失职，造成辉瑞公司严重损失为由作出过失性解雇的决定。故本案的审查重点在于韩乐玲在辉瑞公司所述的三个项目中是否存在辉瑞公司所述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及严重失职导致公司严重损失的情形。
一、关于韩乐玲是否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已致必须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辉瑞公司认为，公司员工手册及MAPP制度有明确规定，无论是项目申请人还是负责人，公司都要求其对项目跟进汇报并定期提出书面报告，如果不汇报，其他部门无法知道项目的近况。正是由于韩乐玲没有按照公司规定要求汇报，导致其经手的下列三个项目不是拖延就是没有开展。别的部门只是在立项、付款当时根据公司要求核准而已，别的部门的审核不可以免除韩乐玲跟踪和汇报的责任。对于MAPP制度，辉瑞公司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供了经公证的电子邮件等，包括：1、2012年辉瑞公司修改员工手册时通过电子邮件向员工征询意见的电子邮件，其中即涉及辉瑞全球反贿赂反腐败程序。2、公司网页上生效的2016年员工手册以及2016版员工手册修改征求意见的通知等电子邮件，2016版员工手册中明确公司现有的执业准则、标准操作程序包括《辉瑞反腐败政策和流程》(即MAPP制度)。2、MAPP制度上线的公告邮件，证明辉瑞公司已告知员工该制度的要求，该制度对韩乐玲有约束力，3、韩乐玲任职期间部分培训记录，证明韩乐玲知晓辉瑞公司MAPP制度的内容和要求。
对此，韩乐玲表示，其对MAPP制度的真实性不认可，MAPP制度也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公司没有给其发过邮件，其也没有见过MAPP制度，该制度对其没有约束力。且从辉瑞公司提供的MAPP制度的内容看，其并不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项目，且MAPP制度对项目跟踪的规定也不明确，也没有具体关于汇报的规定和奖惩措施。韩乐玲认为，其所认为的汇报和公司认为的汇报是两个概念。公司现在主张的是书面汇报，但公司并未有要求所有人都定期书面汇报。韩乐玲认为的汇报包括各种形式，口头汇报也是汇报的一种。其主要是向自己的上级汇报，填写书面汇报表也是根据助理的提示进行的。而且MAPP制度区分了项目申请人、立项审批人或主管的责任，而韩乐玲仅仅是项目申请人或立项申请人，并非是主管。而对于立项申请人的具体职责，辉瑞公司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界定。
对此，本院认为，关于辉瑞公司2016版的员工手册以及MAPP制度的合法有效性，辉瑞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辉瑞公司2016版的员工手册对于员工存在何种严重违纪行为公司可以给予口头警告、严重警告直至解除劳动合同均有明确规定，但未按公司规定提供书面的工作报告是否即可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并未做规定。且另案当事人韩乐玲的上级主管郭信麟亦陈述公司是曾要求员工提交书面报告，未提交的公司会封掉其工作账号，但实际后来也没有封过工作账号。故对于员工未采取书面形式报告的行为，辉瑞公司确存在疏于管理的情况。加之该公司员工手册亦明确对于员工违纪行为处理的原则应以教育为主、惩处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现辉瑞公司对韩乐玲未按规定进行书面汇报的行为在未经指出、教育改正及告知相应后果的情形下，即做违纪处理依据不足。
二、关于韩乐玲是否存在严重失职，造成辉瑞公司严重损失的事实的问题。对此，辉瑞公司主张韩乐玲在三个项目中存在严重失职。
1、关于培元项目。辉瑞公司认为，韩乐玲没有及时跟踪项目执行情况并严格按制度执行。公司在MAPP中规定，上一年度资金没有用完就不可审批追加新资金。该项目2015年有一笔钱款没有结算完，2016年就又审批发放了新的款项，此属于韩乐玲的失职行为。韩乐玲当时是给其上级郭信麟发了电子邮件，但没有按照公司内部要求提供书面汇报，导致公司其他部门没有办法知道项目的近况。韩乐玲则认为公司的规章制度和邮件都没有规定2015年的费用没有结算完毕，2016年的款项就不可以发放。该项目合作方要求每年费用分开结算，因此结算时间不一样，对此韩乐玲已向自己的主管上级汇报过，也有与对方公司的电子邮件可以证实，且事后费用已结算完毕，故不存在韩乐玲严重失职，造成公司重大损失的事实。
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所述，韩乐玲未按规定定期进行书面汇报确有不当，但关于培元项目的资金结算问题，其确实向上级主管进行了汇报。现辉瑞公司亦未能就韩乐玲在该项目中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已造成公司重大损失进行充分举证，故对辉瑞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ICU项目。辉瑞公司认为该项目的合作方伪造了中华预防医学会的授权印章，辉瑞公司也没有看到任何合作的成果，为此其已经向公安部门报案，公安部门也以合同诈骗立案。对方公司涉嫌诈骗，韩乐玲一直接触中华预防医学会，其有能力也应该能发现问题，但其对非常明显的伪造印章的行为未尽到审查职责属于严重失职。另，辉瑞公司认为，ICU项目辉瑞公司没有看到任何合作的成果。韩乐玲提供的邮件有两类。一类是公司内部沟通邮件涉及医学问题，一类是韩乐玲与对方公司的沟通邮件，基本都是来源于对方的报告。韩乐玲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参与了对方公司邮件中提到的项目、活动，韩乐玲并没有起到立项申请人的职责，只是在公司的要求下，被动的根据对方公司的报告提供报告。
韩乐玲认为，对方公司伪造中华预防医学会授权书上的印章的事，其也是在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的合规面谈中才知道。而公司合规部门也是在调查中将合同中的公章和公司其他团队与该学会合作的项目中的公章进行比对才发现的。韩乐玲除了ICU项目外，从未和此项目的甲方有过任何合作项目，其实在无法辨识公章的真伪。同时，韩乐玲认为该项目的执行其只是其中的一环，实际有许多部门参与。其直接主管和公司大老板也都去过对方公司商谈过项目的执行，公司法务都未审核出上述伪造印章的情况，现单单要其承担未发现伪造印章之责任，显失公平。关于培元项目以及ICU项目的跟踪，公司其实没有任何的指示和要求，但其本着对公司负责和良好的职业操守，已经尽心尽责进行了实质性、主动的跟踪。这是公司的教育项目，其已经提供了连贯的电子邮件可以证实这个项目是实际运行的，这些邮件包括项目的工作拜访、项目进展等内容。该项目实际早已经完成。韩乐玲参加过其可以参加的活动，有电子邮件可以证实，其他部门的人也参与过，但这个项目韩乐玲只是跟踪不是主导，并不能过多干涉。
对此，本院认为，认真核实合作方的资质情况确实是韩乐玲的职责范围。在业务的进行中，韩乐玲未对实际合作方的授权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核实，确有疏忽。但对于一般业务人员而言，对公章的真假进行判断有一定的难度，而该项目的进行同时还有辉瑞公司法务部等其他相关部门参与，将未能发现实际合作方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不真实的责任均归于韩乐玲，过于苛刻。对于在该项目进行过程中已尽跟踪及沟通职责的主张，韩乐玲已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而辉瑞公司对于项目的跟踪应达到何种标准并无明确规定，其现要求韩乐玲承担未尽跟踪职责的责任亦依据不足。至于辉瑞公司所述公司该项目存在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对此，本院认为，对于该项目中合作公司是否构成犯罪，相关部门尚无定论。而即使构成犯罪，实际发生损失亦是犯罪行为所致，辉瑞公司亦应向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追索赃款。现辉瑞公司在尚无相关损失已确定，亦无韩乐玲亦涉嫌其中的情况下，径行作出过失性解雇的决定，欠妥。
3、关于霍普金斯大学疾病学习中心项目。辉瑞公司认为，该网站项目2013年签订合同，原本是要在2014年完成的，但至今都没有完成。2013年10月8日后，韩乐玲没有继续汇报，没有尽到自己汇报跟进的职责。导致辉瑞公司没有办法掌握近况。韩乐玲仍坚持辉瑞公司对于汇报没有具体的要求，该项目基本已经做完，其在一审时已经提供了其跟进的电子邮件以及合作专家认可的电子邮件等证据予以证实，没有完成的只是线上提问的环节。该项目的滞后是多部门原因造成的，是韩乐玲无法控制的，韩乐玲不存在失职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应提供充分证据。关于霍普金斯大学疾病学习中心项目工作汇报的问题，本院意见同前，韩乐玲未严格按要求进行定期书面汇报有过失，但辉瑞公司疏于管理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辉瑞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项目至今未能全面完成系韩乐玲个人原因所致以及由于韩乐玲个人原因造成该项目中公司存在重大损失，其以此为由解雇韩乐玲理由也不充分。
综上所述，根据在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辉瑞公司作出解除韩乐玲劳动合同的决定依据尚不充分。一审法院判决辉瑞公司支付韩乐玲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共计10元，由上诉人辉瑞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官助理张利余
审判长 乔蓓华
审判员 浦 琛
审判员 谢亚琳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书记员 郑文浩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