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民终18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杨，女，1976年9月1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安徽权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亚洁，女，1979年10月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文，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杨因与被上诉人胡亚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苏0492民初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17年8月10日，本院依法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在中止原因消灭后，依法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忽略了对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有效性的审查，存在诸多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任何�个合同纠纷案件，审查确认合同条款的有效与否，均应是判断合同相关条款是否对当事人具备约束力的前提。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一审判决在丝毫未审查这一核心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就直接应用合同条款内容去考量当事人行为是否违约，存在明显错误。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补偿、补充协议，均是在被上诉人处心积虑，利用上诉人的善良与忍让，一步步侵吞上诉人所持常州新能自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股份、一步步掌控目标公司经营命脉后，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逼迫上诉人所签订。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补偿、补充协议中，更是充斥着诸多显失公平之处。以下就被上诉人处心积虑逼迫上诉人转让股权的相关事实作简要阐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系同事关系，2006年9月，上诉人出资成立了目标公司（当�为商贸型公司），在被上诉人未实际投入分文的情况下，上诉人无偿分配给被上诉人40%目标公司股份（当时因被上诉人尚在其他单位上班，不便直接持股，因此以被上诉人婆婆王荷英名义持股）。并且此后，直至双方“分家”前，上诉人一直坚持与被上诉人按照五五分成的形式共享利润，从不计较经济得失。2、2006年12月，目标公司由商贸型公司转为生产型企业，此时被上诉人才实际投入资金7.5万元。此后，直至目标工资注册资本不断增加至1158万元，被上诉人出资额始终未予增加。3、2009年初，被上诉人从原单位离职，正式进入目标公司工作。上诉人出于对其信任，让被上诉人参与目标公司财务管理，并将销售交给被上诉人进行管理，甚至把上诉人自己积累的客户资源也交由被上诉人全权管理。自此，决定目标公司命脉的销售，一步步由被上诉人掌控。4、2010年�，被上诉人要求将其持股比例提高，上诉人出于维护两人合作关系的考量，毫不犹豫地无偿赠送9%股份，使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持股比例为51%：49%，并于2011年9月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5、2014年2月，被上诉人开始向上诉人提出，要求上诉人将目标公司总经理职位交给被上诉人担任，上诉人此时方发现被上诉人已对自己和目标公司另有所图。6、2016年9月2日起，被上诉人开始采用强行拿走目标公司公章、证照、承兑汇票、截断目标公司生产用电等形式向上诉人施压，明确要求与上诉人“分家”。上诉人迫于被上诉人坚决的态度、恶劣的手段，在伤心至极的情况下，不得意同意出让自己所持目标公司股份，并在上诉人的主导下，进入谈判阶段。7、谈判最初，被上诉人出价1000万元购买上诉人所持股份，上诉人知晓此时目标公司销售命脉已被被上诉人掌控�即便自己不愿放弃，也因无法掌控销售而很难单独支撑目标公司发展，因此被迫予以答应；不久，被上诉人又软硬兼施，将报价压低至850万元，上诉人知道双方已无继续合作可能，在心灰意冷的前提下，只希望尽快离开虽依依不舍但已无法继续掌控的目标公司，因此再次答应。8、2016年9月8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上注明价款590.58万元，另同日签订补偿协议一份，约定被上诉人另行支付259.42万元（即合计总价850万元）。不料，没过多久，被上诉人再次软硬兼施，向上诉人要求再次降价，将总价又降为768万元。上诉人在对被上诉人彻底失望的情况下，最终又答应了被上诉人的要求。——通过以上对双方合作过程特别是股权转让过程事实的描述，可以证明：整个协议的签订过程，很大程度上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愿的。正因如此，协议中某些条款存在明显的�失公平，特别是：1、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双方如有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前三款任一条款，应承担违约金150万元。而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前三条款，都仅是限制上诉人的禁止性或承诺性条款。所谓的“双方”，其实就是仅仅针对上诉人一方。在协议中，单独针对上诉人一方设置如此巨额违约金条款，对被上诉人出现违约如何承担责任却只字不提，这样的约定，明显显失公平。2、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交易的标的物仅应是公司股份。股权转让价款仅应对应合同标的物即股权，不应限制转让方即上诉人的择业自由。上诉人作为目标公司创始股东，对公司倾尽全力，其所有的谋生手段和技能，也仅限于从事目标公司相关范畴的业务。被上诉人利用股权转让协议，用几百万元不仅买走了上诉人辛苦打拼积攒下来的厂房、土地、设备、各种有形无形资产，甚至还要强行斩断上诉人三年之内的谋生之路，这无疑已经超出了正常股权转让的范畴。制造行业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三年不介入此行业，三年后，上诉人将很难再有在此行业立足和打拼的机会。因此，此约定内容，无异于一张卖身契约，不仅显失公平，也明显违背公序良俗。被上诉人利用协议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完备，利用其中早已设好埋伏的违约金陷阱，对上诉人实施打压，其根本目的是彻底将上诉人排除在行业之外，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变相剥夺上诉人择业自由。如此行为，绝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二、一审判决对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书第5页表述“本案争议焦点为：刘杨之夫蒋征华开办设立澳能公司是否违反了刘杨与胡亚洁之间关于股东竞业限制的约定？”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上述焦点归纳明显不当。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蒋征华并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蒋征华的设立公司行为本身，本就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协议无关，一审判决将蒋征华开办设立公司的行为与该行为是否违反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协议约定这两个毫无法律关联的问题拉扯在一起，明显错误。
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系常州澳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澳能公司）实际控制人，推定上诉人必然实施了对澳能公司的设立、股权转让等行为，继而得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违约的结论，明显属于逻辑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判断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不应以判断上诉人是否属于澳能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前提，而应以判断上诉人是否实施了对澳能公司的实际控制行为为依据。也即，只存在“违约的行为”，不存在“违约的身份”。一审判决把断案依据，从界定“有无违约行为”曲�成界定“有无特定身份”，无疑犯了一个重要的逻辑错误。在本案中，上诉人自从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之后，在极度失望伤心的情况下，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郁郁不乐、甚至精神恍惚，根本没有经历考虑下一步事业上的安排，更从头至尾未参与过澳能公司注册、经营行为。注册经营澳能公司，系上诉人丈夫蒋征华从目标公司离职后，在没有与上诉人商量的情况下单独实施的行为。这里还必须说明一点，上诉人丈夫蒋征华长期从事机械制造、阀门控制等专业工作，在目标公司更是长期负责技术及生产运营，并主持研发了数项实用新型专利，积累了大量的从业经验。蒋征华从目标公司离职后，考虑到自己具备相关行业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了谋求发展，便自行注册成立了澳能公司。在澳能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料中，蒋征华将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用于澳能注册，上诉人对此毫不知情。这一点，从澳能公司注册材料中没有上诉人任何一个本人签字也得到印证。对被上诉人所称的上诉人在澳能公司担任监事，上诉人也从未在澳能公司履行过所谓的监事职责。一审判决表述，刘杨完全可以通过蒋征华使用公共财产开办公司、将蒋征华持有的澳能公司股权转让给其父刘士同等行为实际支配公司。对此，必须提醒的是，“可以控制”不代表实际实施了“控制”；“完全可以通过”不代表“实际通过”；蒋征华设立澳能公司更不等于上诉人设立澳能公司。《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的含义中，关于“实际控制”的界定，强调的是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这些具体民事行为来实际支配公司。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实施了所谓的实际控制行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有违约行为的�况下仅凭夫妻一方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得出蒋征华行为一定就是上诉人行为的结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四、一审判决破坏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变相剥夺了合同当事人之外第三人的择业自由。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只能约束合同相对方，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的第三方。本案中，蒋征华与上诉人互为独立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宪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赋予了公民劳动权利，《婚姻法》第十五条亦赋予了夫妻双方均有参加工作的自由。但一审判决仅凭身份关系，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即因蒋征华注册公司而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以非合同主体的行为判令合同主体承担违约责任，不仅破坏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更变相限制甚至剥夺了蒋征华作为公民的自由择业权利。按照一审判决的仅凭身份关系不看具体行为就认定实际控制人的逻辑推演下去，凡是上诉人或上诉人之夫蒋征华的一切近亲属或朋友，只要从事与目标公司相似业务、经营行为，上诉人均会因为这些亲属、朋友关系的存在而被推定为“可能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实际控制这些公司，从而导致上诉人不限次数的要向被上诉人承担所谓的“违约责任”。这样的逻辑，无疑是既十分可笑、更十分可怕的。
五、关于一审判决特别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援引的《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与本案毫无关联。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将该法条适用于本案，应当也只能得出结论如下，即：蒋征华或刘士同不能证明澳能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蒋征华或刘士同就应当对奥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法条对于判断本案中上诉人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属于严重适用法律错误。
六、一审判决对明显约定过高的违约金视而不见，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审判决声称违约金数额并不过高的理由有二：一是150万元违约金“仅占交易总额的19.53%”；而是“违约状态仍在持续、损失不断产生”。对此，上诉人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上述条款明确规定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应以实际损失为考量的基础。并且界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不应以违约金数额占交易总金额的比例，而应以违约金数额是否过分超过实际损失的一定比例作为判断的重要依据。因此，一审判决以150万元违约金“进展交易总额的19.53%”作为判定违约金并不过高的理由，明显错误。而且本案中，被上诉人至今根本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又何谈“损失不断产生”？其次，150万元违约金数额几乎相当于目标公司一年利润，试问：利用一场诉讼，赚来相当于公司上下几十人耗费一年精力、销售多少产品、扣除多少成本后的利润，这难道还不是明显过高？再次，澳能公司自2016年10月31日注册成立，至今不过数月，该公司营�额在该段时间内不过区区一二十万元，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如此武断的判定150万元违约金“并不过高”，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自始至终未实施任何违约行为，上诉人丈夫的个人行为，不因其与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而必然应被认定为上诉人行为，更不应据此认定上诉人违约。被上诉人利用诉讼手段，恶意主张上诉人违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破坏合同相对性原则，仅凭主观臆断和推论，强行认定上诉人违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判如所请。二审中，上诉人刘杨当庭提交一份中止审理的申请，庭前我们向常州经济开发区法院另案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双方2016年9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与2016年9月26日补充协议书中的部分条款，上述两份协议相关条款存在依法应予撤销的情形。我们认为常州中院审理的本案涉及相关条款是否有效。
胡亚洁二审辩称：对中止审理答辩，第一，我们认为不应该中止审理。上诉人说的中止审理是在一审程序中中止审理的情形，不包括二审程序。第二，经开区法院在本案中已经对合同的效力作出了认定，上诉人又向经开区法院提起诉讼属于是重复起诉，虽然经开区法院已经受理，但是并不能引起本案的中止审理。因为根本上来说上诉人提出的撤销协议条款的诉讼请求也是否认合同的效力，而在本案一审股权转让纠纷中，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的依据就是要审查股权转让合同的有效与否。所以上诉人在经开区法院的起诉不应中止本案的审理，二审法院应该根据庭审查清的事实对股权转让的效力作出认定。上诉人在经开区法院另行起诉不过是为了拖延本案的�理而已，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与本案一审中上诉人的抗辩和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观点都是一样的。针对上诉状答辩，虽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书写了7页，但是一条一条看下来，没有说服力，除了把上诉人描绘成一个花了768万元的阴谋家之外，通篇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要么是主观臆断，要么是推诿抵赖。被上诉人支付了768万元当然要设定上诉人一些义务，是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但上诉人在拿到转让款后短短一个多月就重新设立公司，招聘原班人马开始生产完全同类的产品，在市场上低价销售，直接预置被上诉人于死地，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才依据合同的条款提起了诉讼。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股权转让协议中也并没有把上诉人的所称的生存之路堵死，上诉人可以销售，其丈夫也可以继续从事该行业，转让协议第九条有约定。但上诉人完全置合同�约定于不顾才导致本案的诉讼，所以我们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胡亚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杨支付违约金150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杨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8日，胡亚洁与刘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刘杨将其持有的常州新能自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公司）的51%的股权作价590.58万元转让给胡亚洁，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约定：刘杨承诺，在协议签订后三年内，不能注册与目标公司相同类别产品的生产型企业，也不与目标公司现有的业务单位发生任何业务及经济往来；如注册商贸型公司，名称中不能出现“新能”、“常能”、“奥科玛”等与目标公司有关联的字词。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偿协议书，约定胡亚洁在股权转让价款以外另行补偿刘杨259.42万元。2016年9月26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2016年9月8日的补偿协议书的补偿金额变更为177.42万元，刘杨已收到26万元，并立了收条给胡亚洁；双方如有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前三款任何一款的情形，应承担违约金150万元。2016年10月31日，刘杨的丈夫蒋征华个人独资注册成立了澳能公司，刘杨的父亲刘士同为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刘杨为监事，该公司实际系家庭型公司，实际控制人即为刘杨。经查询，澳能公司是生产型公司，经营范围为阀门、阀门驱动装置、隔爆阀门驱动装置、隔爆电控制设备的制造、加工等。上述经营范围与新能公司完全相同。同时，澳能公司的名称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禁止使用“澳”、“能”等字词的约定相违背。此外，澳能公司的地址与新能公司仅相隔数百米，招聘的员工也是新能公司的老职工。综上，刘杨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按约支付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8日，�杨与胡亚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刘杨将其所持新能公司51%的股权作价590.58万元转让给胡亚洁。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九款分别约定：刘杨承诺，在协议签订后3年内，不能注册与新能公司相同类别产品的生产型企业，也不与新能公司现有的业务单位发生业务及经济往来（北京盛建力合科技公司，杨超勇除外），同时也不为他人与新能公司现有业务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提供任何信息及便利；协议签订后，刘杨如注册商贸型公司，名称中不能出现“新能”、“常能”、“奥科玛”等与新能公司相关联的字词；刘杨同意其丈夫蒋征华在新能公司继续工作，具体工作任务和目标由胡亚洁与蒋征华另行协商并签订劳动合同。同日，刘杨与胡亚洁又签订补偿协议书1份，约定：胡亚洁同意在股权转让价款以外另行补偿刘杨259.42万元；如存在任何导致转让协议或解�的情形，该款视为转让款的一部分，与转让款一并处理。2016年9月26日，刘杨与胡亚洁又签订补充协议1份，约定：补偿协议书第一条的补偿金额变更为177.42万元，刘杨已收到26万元整，并立了收条给胡亚洁；双方如有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前三款任何一款的情形，应承担违约金150万元。胡亚洁已向刘杨支付股权转让款768万元，双方于2016年10月9日在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另查明，澳能公司于2016年10月31日成立，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澳能公司的设立发起人及一人股东均为蒋征华、执行董事为刘士同、监事为刘杨。2016年11月14日，蒋征华将其持有的澳能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刘士同。蒋征华系刘杨之夫、刘士同系刘杨之父。
一审还查明，新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阀门、阀门驱动装置、隔爆阀门驱动装置、隔爆�控设备制造以及机械、电子设备、阀门驱动装置零部件等销售。澳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阀门、阀门驱动装置、隔爆电控制设备制造、加工以及普通机械、配件、阀门驱动装置零部件等销售。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刘杨之夫蒋征华开办设立澳能公司是否违反了刘杨与胡亚洁之间关于股东竞业限制的约定？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刘杨与胡亚洁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刘杨在协议签订后3年内，不能注册与新能公司相同类别产品的生产型企业；即便刘杨注册商贸型公司，名称中也不能出现“新能”、“常能”、“奥科玛”等与新能公司相关联的字词。胡亚洁已按约向刘杨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768万元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的登记手续，刘杨亦应遵守上述竞业限制的约定。现根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澳能公司登记档案记载，澳能公司系由蒋征华所开办设立并担任股东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开办时间位于蒋征华与刘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蒋征华在澳能公司的出资额应当视为其与刘杨的夫妻共同财产。加之，刘杨还担任澳能公司的监事，嗣后蒋征华将其持有的澳能公司股权对外转让时，股权受让方为刘杨之父刘士同，可见刘杨虽然不是澳能公司的股东，但其完全可通过丈夫蒋征华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开办设立澳能公司、将蒋征华持有的澳能公司股权转让给父亲刘士同等行为实际支配公司，符合《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定义。刘杨作为澳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仅使用了与新能公司相近似的公司名称，而且作为生产型企业的澳能公司，其经营范围与新能公司一致，刘杨的上述行为已违反了补充协议中关于竞业限制的约定、具有明显过错，应当向胡亚洁支付违约金150万元。胡亚洁要求刘杨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刘杨辩称违约金过高的问题，刘杨在与胡亚洁约定违约条款时，即应已充分考虑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将会对胡亚洁正常经营所带来的严重损失。现刘杨与胡亚洁关于新能公司股权转让交易总金额高达768万元，违约金为150万元，仅占交易总金额的19.53%，况且上述违约状态至今仍在持续，损失不断产生，故本案的违约金比例并不过高，刘杨的该项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刘杨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胡亚洁支付违约金150万元；如刘杨未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内自觉履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按规定减半收取9150元，由刘杨负担。此款胡亚洁已预交，刘杨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胡亚洁。
二审中，刘杨补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贾知俭证明材料。结合证据2，证明目标公司（新能公司）财务人员贾知俭证实被上诉人2016年9月3日拿走目标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承兑汇票等，且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5日将目标公司强制断电的事实。证据2、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芙蓉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结合证据1，证明被上诉人2016年9月3日拿走目标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承兑汇票，并通过其他手段等向上诉人施压，逼迫�诉人“分家”转让股权。证据3、上诉人丈夫蒋征华简历、毕业证、工会会员证、蒋征华作为发明人的实用新型专利查询记录。证明上诉人丈夫蒋征华具有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同行业的学习、工作经历，在目标公司工作期间，更发明了数项实用新型专利，具备开办相同行业公司的经验、能力。4、当庭补充提交一份证明，江苏省电力公司横山桥供电所的证明，证明2016年9月4日，横山桥供电所接到新能公司报案，是胡亚洁强行将电表拆下取走，强行断电。证明目的同证据2。
胡亚洁质证称：对证据1，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但是针对事实部分我们想陈述下，证明的事实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双方在2014年2月份前关系还可以，但是因为销售没有增长，双方有点小矛盾，2014年后被上诉人只负责销售，财务由贾知俭负责。到了2015年，2016年的时候被上诉人只负责销售，对财务情况不知道，被上诉人发现公司应付款越来越多，销售没有增长，觉得财务有问题。在同年7,8月份的时候被上诉人去贾知俭处看账目，贾知俭不同意，说要经上诉人同意。去上诉人处后，上诉人一直拒绝，同时说如果要分家的话被上诉人要带着债务走的，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急了，去财务室拿了些账册和公章回去，但是只有2016年的账册，之前的都没有了。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拿走的，还报警，就有了上诉人的第二份证据，派出所说这个公司内部事情，在村委和乡政府机关协调下，达成了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所以证据2是真实的，证明目的达不到，不存在被上诉人逼迫上诉人分家转让股权的事实。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是蒋征华一直在目标公司负责技术的，也希望他一直留在目标公司开发，所以股权转让协议也写明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不久，�要技术人员都去了上诉人新的公司。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7年7月24日，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澳能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丽英，股东亦变更为陈丽英。
二审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杨在案涉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存在违约行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
本院认为，针对合同的效力问题。刘杨于2017年6月22日向常州经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及刘杨与胡亚洁于2016年9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2017年12月11日，刘杨撤回起诉，法院予以准许。至此，刘杨对案涉合同条款提出的异议，并无被生效法律文书所撤销或宣告无效的情形，刘杨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案涉合同中部分条款存在显失公平或其受胁迫签订案涉协议的情形。据此，本院依法认定，案涉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关于胡亚洁主张刘杨在案涉协议履行过程中，违反协议部分条款，构成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刘杨与胡亚洁于2016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刘杨在协议签订后3年内，不能注册与新能公司相同类别产品的生产型企业……刘杨如注册商贸型公司，名称中不能出现“新能”、“常能”、“奥科玛”等与新能公司有关联的字词……。本案中，刘杨并无以个人名义做出违反上述约定的行为；其次，关于刘杨丈夫蒋征华设立澳能公司的定性问题。一、澳能公司设立于2016年10月31日，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仅相隔不到两个月；二、澳能公司与新能公司经营�围完全一致；三、澳能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蒋征华、执行董事为刘士同、监事为刘杨。从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来看，刘杨并无证据证明蒋征华出资设立澳能公司的518万元系蒋征华的个人财产。因此，蒋征华的出资款，应当认定为刘杨与蒋征华的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刘杨担任澳能公司的监事，及刘杨的夫亲刘士同担任澳能公司的执行董事等相关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认定，蒋征华设立澳能公司的行为与刘杨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四、胡亚洁与刘杨约定上述竞业限制条款的目的，系为了防止刘杨在股权转让后通过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或资源等条件，损害新能公司的利益。因此，对上述条款应当结合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进行理解和解释，而不能仅理解为刘杨本人不得以个人名义从事上述行为，刘杨采用其他方式违约，可能造成上述结果的，亦构成违约。据此，本院依法认定，刘杨违反了双方协议中约定的竞业禁止条款，构成违约。
关于违约金的数额问题。双方于2016年9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双方如有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前三款任何一款的情形，应承担违约金150万元。刘杨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本院认为，刘杨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对该条款的理解，应当结合双方股权转让协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订过程及内容一并进行理解。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仅明确了刘杨负有竞业禁止的义务，但并未约定刘杨的权利及刘杨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当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胡亚洁在股权转让价款以外，另行补偿刘杨259.42万元，但该补偿协议中仅约定了对刘杨的补偿，仍未明确刘杨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此后，胡亚洁在支付26万元补偿款后，又与刘杨签订补充协议，将补偿金额变更为177.42万元（含已经支付的26万元），并同时约定如刘杨违反竞业禁止条款应当承担违约金150万元。从上述双方签订协议的过程来看，胡亚洁之所以再次签订补充协议来明确违约金的数额，系基于其无法控制和掌握刘杨三年内所有可能发生的直接违约行为、间接违约行为或其他一些变相违约行为。所以，提前预判刘杨所有可能违约行为对其造成的所有损失，进而将其约定为150万元违约金；其次，刘杨三年内不得从事协议中约定的竞业禁止行为，系基于胡亚洁向其补偿了177.42万元这一基本事实，该补偿金虽包含了胡亚洁对刘杨股权转让的补偿，但主要应当是对刘杨竞业禁止的补偿，该补偿数额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基本相当。结合刘杨已经存在或将来可能发生违约行为多样性的特点，原审法院考虑到刘杨的违约状态会一直持续，为避免双方讼累，径行判决刘杨向胡亚洁支付150万元违约金，并无不妥；再次，从公平原则出发，刘杨在支付150万元违约金后，其获得的补偿与其支付的违约金基本相当，此时，刘杨与胡亚洁因案涉协议中约定的竞业禁止问题在本案中一并予以解决，更有利于防止双方因案涉协议引发多起诉讼，因此，刘杨以目前澳能公司对胡亚洁或新能公司造成的损失远低于150万元为由要求降低该违约金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刘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刘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升
审判员 张 梅
审判员 邹 玉 星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书记员 陆 岷 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