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民五终字第6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女，1950年6月8日出生，汉族，济南市长清区服务大楼退休工人，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王冰，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林林，女，1988年1月31日出生，汉族，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某，男，1958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山东塑料实验厂工人，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5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济南鸿华集团有限公司退休工人，住济南市。
上诉人李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某、李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3）天民四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冰、赵林林，被上诉人李某某、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李桂英和李玉生生前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三个子女即李某某、李某某、李某，无其他收养子女、继子女及非婚生子女。李玉生于1965年病故，李玉生去世后，李桂英未再婚。李桂英于2011年6月2日去世。李桂英及李玉生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原位于济南市天桥区聚贤街69号房屋，建筑面积42.55平方米，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桂英。2007年11月该房屋被拆除，后安置了两套房屋即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和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室。据拆迁安置资料记载，被拆迁人姓名李桂英，房屋产权证号济房权证字天第0760**号。拆迁安置资料中有两份委托书、一份保证书。其中2007年10月17日委托书内容为：“居委会拆迁办领导同志，今有我儿李某某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了我的手印、指纹，伪造了房屋拆迁全权办理证书。特向有关领导声明李某某手中的书面材料作废。授权大女儿李某某全权办理房屋拆迁事宜。因我年老多病，常年卧床不起。聚贤街69号李桂英，2007.10.17”。落款处盖有“李桂英”私章及手印。2007年10月29日委托书内容为：“聚贤街69号院内有住房一套，因本人身体不佳，卧床不起，本人特委托儿子李某某全权办理拆迁一事，特此证明。委托人李桂英，2007年10月29号。”委托人李桂英处摁手印。保证书内容为：“聚贤69号李桂英（产权人），建筑面积42.55（2户口），经子女协商（子李某某，女李某某），李桂英32.55㎡，李某某10㎡，签订协议，如出现异议，后果自负。”原告李某某与被告李某某在保证人处签字。2007年11月7日，李某某与李某某以被继承人李桂英的委托代理人名义，与拆迁部门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二份。其中一份由李某某持有，载明，拆除房屋位于聚贤街69号西屋，安置房屋为聚贤小区2号楼B3B-7室（现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建筑面积76.20平方米，经评估该套安置房单价为4281元，价值326212元，被拆迁房屋与安置房屋的差价为150605元。另一份产权调换协议由李某某持有，载明，拆除房屋位于聚贤街69号西屋，安置房屋为聚贤小区1号楼B4B-13室（现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室），建筑面积53.47平方米，经评估该套安置房单价为4301元，价值229974元，被拆迁房屋与安置房屋的差价为186799元。后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于2015年2月9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为济房权证天字第2629**号），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桂英，该套安置房房屋差价款及办理房产证费用由李某某支出，共计175743.72元。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室于2015年2月26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为济房权证天字第2637**号），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李桂英，该套安置房房屋差价款及办理房产证费用由李某某支出，共计214514.37元。
审理过程中，经李某某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广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位于济南市天桥区聚贤新区南区2号楼3-403室房屋的价值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关出具鲁广和估鉴字（2015）020号司法鉴定估价报告，鉴定意见为：聚贤新区南区2号楼3-403室房屋于估价时点的评估价格每平方米为8826.20元，房屋总价值为502000元。原、被告对该评估报告均无异议。庭审中，原、被告均一致同意涉案另一套房屋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房屋的价格参照上述评估报告的价格，均一致同意按每平方米8826.20元计算，房屋总价值为700976.80元。原告李某某因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室房屋评估支出评估费2500元。
另查明，被继承人李桂英曾于2003年3月6日经济南市公证处公证立下遗嘱一份，内容为：“立遗嘱人：李桂英，女，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生，身份证编号：370105220524062，现住济南市天桥区聚贤街69号。现我年老体弱多病，为防止我百年后子女为房产发生不必要的纠纷，特立本遗嘱。在我百年之后，我愿将归我所有的位于济南市天桥区聚贤街69号的房屋二间（共计建筑面积42.55平方米）全部留给女儿李福缓（媛）和儿子李某某二人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2006年2月27日，被继承人李桂英又通过济南市公证处公证撤销了上述遗嘱。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涉案两套安置房屋的性质。李某某认为，两套房屋均是李桂英和李玉生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桂英和李玉生去世后应作为两被继承人的共同遗产进行分割。李某某认为，原聚贤街69号房屋系其父亲李玉生遗留的房产，由李桂英继承所得。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是李桂英和李玉生的共同遗产，聚贤新区南区2号楼3-403室房屋是李某某个人财产。李某认为，原聚贤街69号房屋系其父亲李玉生遗留的房产，由李桂英继承所得，两套房屋系李桂英和李玉生的共同遗产。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1、私有房屋登记换证申请表、济南市私有房屋产权证一份，证明原聚贤街69号房屋系李玉生的财产，后由李桂英继承；2、拆迁安置资料一份，证明李桂英生前同意给李某某10个平方，原告也同意给被告李某某10个平方米。经质证，李某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2007年聚贤街69号房屋拆迁时，被继承人李桂英与李某某、李某某、李某就拆迁安置事宜进行过协商。李桂英当时曾口头承诺给李某某10个平方。但李某某认为李桂英虽曾口头承诺过给李某某10个平方，后来又反悔。二是李某某提交的遗嘱的效力。李某某主张被继承人李桂英立下遗嘱，两套房产中属于李桂英的部分由李某某继承。对此，李某某提交律师见证遗嘱、录音录像光盘及见证人宋其亮、黄西文出庭作证予以证明。该遗嘱由山东悦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其亮、黄西文见证，内容为：“我与李玉生是夫妻，儿子李某某，女儿李某某、李某。丈夫李玉生已经过世多年。我拥有济南市天桥区聚贤街69号房屋产权。2007年11月7日，因聚贤街拆迁，给我提供两套安置房，分别是聚贤小区2号楼B3B-7号和聚贤小区1号楼B4B-13号。我的晚年生活起居一直由我儿子李某某照料，我很满意。由于我年事已高，为避免我百年以后家庭出现矛盾，我决定立遗嘱将属于我的济南市天桥区聚贤小区2号楼B3B-7号和聚贤小区1号楼B4B-13号房产，在我百年之后全部由儿子李某某继承。以上我的遗嘱是真实、自愿的。”立遗嘱人处摁手印并加盖“李桂英”私章，见证人处由宋其亮、黄西文签字，代书人处由黄西文签字。日期为2009年6月13日。经质证，李某某、李某认为，律师见证遗嘱未附见证资格证书；录音录像光盘中仅有一个见证人对李桂英询问，没有看到代书人；录像中大部分都是见证人询问，李桂英没有陈述遗嘱内容；遗嘱见证书上李桂英摁手印但录像上没有体现；见证人没有审查房屋的状况，与实际情况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具有推定的公示效力。被继承人李桂英因与李玉生的夫妻关系，取得了原聚贤街69号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登记在李桂英名下，故原聚贤街69号房屋系李桂英与李玉生的夫妻共同财产。由该房屋拆迁安置的两套房屋即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和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室亦应属于两被继承人李桂英与李玉生的共同遗产。李某某以其系拆迁片区的无房原住居民，在缴纳安置房差价的情况下分得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房屋，主张该套房屋系其个人财产，并认为拆迁安置政策和安置房分房资料可以证明。但拆迁安置资料中未有拆迁政策及资料证明李某某的上述主张。而据拆迁安置资料，李某某是以被继承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拆迁部门签订的拆迁协议，安置房屋差价款以李桂英的名义缴纳，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室安置房房产证亦登记在李桂英名下。故上述拆迁资料与房产证记载均与李某某的主张相悖，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律师见证遗嘱的效力问题，律师见证遗嘱是指律师应当事人的申请，根据自己的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及见证律师的名义，依法对遗嘱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一种活动。法律并未规定律师见证遗嘱必须有见证资格证书。本案遗嘱的内容由两个律师宋其亮、黄西文在场见证，由其中一名律师黄西文打印制作，李桂英在立遗嘱人处摁手印并加盖私章，代书律师在代书人处签名，两位见证律师在见证人处签名，并注明订立遗嘱的年、月、日。故涉案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两位见证律师出庭陈述了被继承人李桂英立遗嘱的过程，并提交了委托书、询问笔录，录音录像光盘予以佐证。因此，李某某提交的律师见证遗嘱形式上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附带的录像光盘亦印证了李桂英立遗嘱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审法院对律师见证遗嘱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关于遗产的分割问题，两套房屋系李玉生与李桂英的共同遗产，李玉生与李桂英各占一半的份额。被继承人李桂英曾于2003年立下公证遗嘱，原聚贤街69号房屋由李某某和李某某继承，但之后又公证撤销了遗嘱。拆迁安置过程中，李某某与李某某虽然向拆迁部门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双方就原聚贤69号房屋的分割达成协议，但李某某和李某某是以被继承人李桂英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拆迁事宜，原聚贤街69号房屋李玉生占有一半的份额，即使析产，应由被继承人李桂英、李某某、李某某、李某共同签订协议。但保证书上既没有李桂英的签字，也没有李某的签字，故不具有法律效力。虽然原、被告均确认，2007年聚贤街69号房屋拆迁时，被继承人李桂英与李某某、李某某、李某就拆迁安置事宜进行过协商，李桂英当时曾口头承诺给李某某10个平方，但李桂英于2009年6月13日又立下遗嘱，内容与上述口头协议相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被继承人李桂英立下遗嘱，其所享有的份额由李某某继承，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但被继承人李玉生所享有的一半份额应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由李桂英及李某某、李某某、李某各分得四分之一。综上，李某某对涉案两套房屋占有的份额为四分之三，李某某对涉案两套房屋占有的份额为八分之一，李某对涉案两套房屋占有的份额为八分之一。两套房屋总价值为1202976.80元，李某某占902232.60元，李某某占150372.10元，李某占150372.10元。两套房屋缴纳房屋差价款及办证共支出390258.09元，李某某应承担四分之三即292693.57元，李某某应承担48782.26元，李某应承担48782.26元。鉴于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由李某某缴纳房屋差价款并办理产权证，且现由李某某占有使用，故该房屋归李某某所有为宜。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室由李某某缴纳房屋差价款并办理房产证，且现有李某某占有使用，归李某某所有为宜。综上，李某某应给付李某某房屋补偿款84305.95元，给付李某房屋补偿款101589.84元。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济房权证天字第2629**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位于济南市天桥区聚贤新区南区4号楼2-301房屋归原告李某某所有；二、济房权证天字第2637**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位于济南市天桥区聚贤新区南区2号楼3-403房屋归被告李某某所有；三、被告李某某支付原告李某某房屋补偿款84305.95元，被告李某某支付被告李某101589.8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司法鉴定费2500元，由原告李某某负担1875元，被告李某某负担312.50元，被告李某负担312.5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80元，由原告李某某负担8685元，被告李某某负担1447.50元，被告李某负担1447.50元。
上诉人李某某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涉案两套房产系聚贤片区的拆迁安置房，上诉人在补交214513.41元安置房差价后，分得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室的房产，且该房屋的所有手续均在上诉人手中，因此该房产应为上诉人个人所有，不应属于李玉生与李桂英的夫妻共同财产。2、被上诉人李某某提交的2009年6月13日见证遗嘱存有缺陷，录像过程仅有被继承人的谈话，而无其亲自摁手印的画面，全过程也只有一名律师在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该遗嘱应认定为无效。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产聚贤南区2号楼3单元403室房屋系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不是李桂英的遗产，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予以分割。同时，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的房产含有李桂英的遗产份额，因遗嘱无效，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综上，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李某某答辩称：李桂英立遗嘱时头脑非常清醒，有光盘为证；她之前也立过遗嘱，后来公证撤销了。李桂英一直与李某某一起生活，李桂英年老多病时，李某某和李某很少照顾她，所以李桂英立下本案遗嘱，由李某某继承涉案两套房产。
被上诉人李某答辩称：涉案两套房产应是李桂英和李玉生的遗产。李某对涉案代书遗嘱的真实性有异议，该遗嘱系伪造，请求法院对此依法查明。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法院除关于涉案两套房产的归属以及代书遗嘱的效力认定有误之外，其他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中，李某某向本院提交录音资料一份，证明涉案403室房屋系拆迁部门考虑到李某某的实际情况而安置给她的。
二审期间，经李某某申请，本院依法向天桥区拆迁办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该单位工作人员舒玉民称，涉案聚贤街69号房屋拆迁时，按照规定，房屋被拆迁人李桂英只能安置一套住房，但当时李某某跟随李桂英生活，考虑到他们家的特殊情况，为了照顾李某某，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让李桂英的委托代理人李某某、李某某出具了一份保证书，意思是将涉案聚贤街69号房屋一分为二，李桂英占有32.55平方米，李某某占有10平方米，相当于把其中的10平方米分成平房，因为当时户头冻结，办不出房产证，所以户头只能是李桂英，但该10平方米房屋就是李某某的。所以上述保证书是为了让李某某分一套房子，并在李桂英家人协商一致后才出具的。以上事实由录音光盘、调查笔录等证据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涉案聚贤南区2号楼三单元403室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李桂英还是李某某；二是李桂英于2009年6月13日所作代书遗嘱是否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涉案聚贤街69号房屋系被继承人李玉生和李桂英夫妻共同财产，在李玉生去世后，虽然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在李桂英名下，但李某某、李某、李某某均对该房屋中李玉生遗产份额享有法定继承权，在房屋未予分割前，该房屋应为李桂英、李某某、李某、李某某的共同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的规定，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协议分割的，应当按照协议处理。本案李某某、李某、李某某均认可在2007年聚贤街69号房屋拆迁时，被继承人李桂英与李某某、李某某、李某就拆迁安置事宜进行过协商，一致同意由李某某分得聚贤街69号房屋其中10平方米的份额。该协议系房屋全体共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在办理聚贤街69号房屋拆迁安置手续时，李某某、李某某作为李桂英的委托代理人向拆迁安置部门出具《保证书》，进一步确认了“聚贤69号李桂英（产权人），建筑面积42.55（2户口），经子女协商（子李某某，女李某某），李桂英32.55㎡，李某某10㎡，签订协议，如出现异议，后果自负”之事实。之后，拆迁安置部门按照上述分家析产协议，对涉案聚贤街69号房屋进行拆迁安置。为了解具体拆迁安置情况，本院对天桥区拆迁安置办公室工作人员舒玉民进行了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李某某、李某、李某某对该调查笔录内容均予以认可，足以采信。从该调查笔录内容来看，“审：当时是怎么分的房子？舒：根据当时出具的保证书，结合安置政策，李某某跟随母亲生活，她无住房。审：如果没有李某某，会分她两套房吗？舒：不会，如果没有李某某就只有一套，但此两套产权都是其母亲的。审：那403号房屋是属于李某某的吗？舒：当时考虑到她家的实际情况，算是照顾她家的特殊情况。审：保证书是谁让他们出的？舒：他自己出具的，是想要两套房才出的这个主意，只有把房子分成两部分，相当于把其中的10平方米分成平房，因当时户头冻结，办不出房产证，但10平方米就是李某某的。又因拆迁期间不能变更产权，所以户头只能是李桂英的。这个保证书首先是他们家人协商一致才出具的，也是为了实现给李某某分套房子才出的一个主意”。上述调查内容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足以证实，涉案聚贤南区2号楼三单元403室房屋系在李桂英、李某某、李某、李某某协商一致后，由李某某分得该房屋10平方米份额的前提下，拆迁安置部门据此安置给李某某居住使用的。故涉案聚贤南区2号楼三单元403室房屋产权虽然登记在被继承人李桂英名下，但根据上述事实，该房屋所有权应当归李某某所有。
李某某主张虽然李桂英、李某某、李某、李某某曾经协商分给李某某10平方米的房产份额，但之后李桂英反悔了，又以代书遗嘱的方式推翻了上述协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分家析产的房屋再立遗嘱变更产权，其遗嘱是否有效的批复》规定，析产后，经财产所有人共同协商分家达成且执行多年的房产协议，应予以维护，之后所立的相应“遗嘱”无效。涉案聚贤街69号房屋经财产所有人李桂英、李某某、李某、李某某共同协商后达成分家析产协议，李某某亦依据该协议分得了聚贤南区2号楼三单元403室房屋并实际居住使用多年，在此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分家析产的房屋再立遗嘱变更产权，其遗嘱是否有效的批复》之规定，上述分家析产协议的效力应当予以维护，之后李桂英所立“遗嘱”与该分家析产协议内容相悖部分应当无效。故李某某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遗嘱人李桂英并不识字，在此情况下，其委托律师作为见证人立代书遗嘱，符合情理。从遗嘱形式来看，该代书遗嘱有两名见证人即宋其亮、黄西文在场见证，由黄西文拟制形成，注明日期为2009年6月13日，并由宋其亮、宋西文签名，李桂英捺印，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之形式要件。上述两名见证人在原审中均出庭作证并提交录像资料证实该代书遗嘱系李桂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足以采信。李某某上诉主张上述代书遗嘱系李某某伪造，李桂英在订立遗嘱时头脑不清醒，但均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李某某主张上述录像资料显示仅有一名见证人在场，且没有李桂英摁手印的画面，但通过查看录像资料，结合两名见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在订立涉案代书遗嘱时，除一名见证人直接与李桂英对话外，另有一名见证人摄像；同时，该录像资料中另有两张相片显示李桂英在代书遗嘱上摁印。故李某某的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李桂英本案所作代书遗嘱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关于李桂英所作代书遗嘱的效力及涉案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的分割问题。因李桂英在代书遗嘱中将涉案两套拆迁安置房屋全部归李某某继承，依照上述争议焦点问题一的分析理由，在订立代书遗嘱时，聚贤南区2号楼三单元403室房屋已析产归李某某所有，李桂英对该房屋并无处分权，故代书遗嘱中的该部分内容应属无效。另外一套房屋即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应属于被继承人李玉生和李桂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各占一半的房产份额。李玉生去世之后，其所有的房产份额应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平均分割。因李某某在之前的分家析产协议中已经分得了相应的份额，其不应再参与上述李玉生遗产部分的分配。故李玉生遗产部分即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房产一半的份额由李桂英、李某、李某某平均分割，每人分得六分之一的房产份额。据此，李桂英分得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三分之二的房产份额，李某某和李某各分得六分之一的房产份额。李桂英在代书遗嘱中将其应当享有的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三分之二的房产份额归属李某某继承，该部分遗嘱内容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另外六分之一的房产份额依法由李某继承分得，李桂英无权对此予以处分，相应代书遗嘱部分亦属无效。综上，李某某依法分得涉案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六分之五的房产份额，李某分得该房产六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鉴定机关所作估价报告，聚贤南区4号楼2单元301室房屋总价值700976.80元，李某某依法应分得584147.33元，李某依法应分得116829.47元。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套安置房屋差价款及办理房产证费用共计175743.72元由李某某支出，李某应分担相应六分之一的费用即29290.62元。鉴于上述房产由李某某缴纳房屋价差款并办理产权证，且现由李某某占有使用，故该房屋归李某某所有为宜。据此，李某某应给付李某相应房屋补偿款87538.85元。涉案房屋评估鉴定费2500元，由李某某、李某某、李某按其所得房屋份额的比例分担。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某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3）天民四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一、济房权证天字第2629**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位于济南市天桥区聚贤新区南区4号楼2-301房屋归原告李某某所有；二、济房权证天字第2637**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位于济南市天桥区聚贤新区南区2号楼3-403房屋归被告李某某所有”；
二、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3）天民四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即“三、被告李某某支付原告李某某房屋补偿款84305.95元，被告李某某支付被告李某101589.8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司法鉴定费2500元，由原告李某某负担1875元，被告李某某负担312.50元，被告李某负担312.50元。案件受理费11580元，由原告李某某负担8685元，被告李某某负担1447.50元，被告李某负担1447.50元”；
三、被上诉人李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李某房屋补偿款87538.85元；
四、司法鉴定费2500元，由上诉人李某某负担1044元，被上诉人李某某负担1214元，被上诉人李某负担24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80元，由上诉人李某某负担4832元，被上诉人李某某负担5623元，被上诉人李某负担11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580元，由上诉人李某某负担4832元，被上诉人李某某负担5623元，被上诉人李某负担11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延杰
审 判 员 褚 飞
代理审判员 黄宏伟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姚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