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59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尹佳，男，汉族，1985年2月1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代理人：唐飞鹏，广东信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广华，男，瑶族，1968年12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委托代理人：唐飞鹏，广东信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爱生，女，汉族，1972年1月2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邱华平，广东广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贝通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侯家维。原审被告：香港金智远科技有限公司（HONGKONGKIMCHIYUANTECHNOLOGY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人：邓尹佳，该公司董事。原审被告：李勇和，男，汉族，1989年10月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原审被告：侯家维，男，汉族，1990年7月2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邓尹佳、李广华因与被上诉人杨爱生、原审被告深圳市贝通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通公司）、香港金智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远公司）、李勇和、侯家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5）佛三法民二初字第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尹佳、李广华上诉请求：撤销（2015）佛三法民二初字第665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三项，改判邓尹佳、李广华对杨爱生不承担付款义务。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原审法院错误适用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进行判决。该规定适用的对象是应承担债务的公司股东，不是公司的股东则不适用该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判决时，邓尹佳、李广华已不是贝通公司的股东，故原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令邓尹佳、李广华对贝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行为不合法，也不能否定邓尹佳、李广华已不是贝通公司股东的客观事实。若原审法院认为邓尹佳、李广华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合法，前股东等同于股东，则必须另行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处理。二、邓尹佳、李广华转让贝通公司股权的行为合法。原审法院以贝通公司承诺还款但邓尹佳、李广华未告知杨爱生的情况下，以不合理低价将公司股权转让给侯家维为由，认定该行为属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缺乏理据。首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的规定中，并无要求公司负债时股东不得转让股份，股东转让股份须通知债权人或须经债权人同意，也无对转让价格作出规定。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审法院无权以非法定理由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违法。其次，贝通公司承诺还款是基于杨爱生由始至终均与贝通公司进行交易。贝通公司对债务的承诺是法定义务，与股东能否转让股权无关。原审法院认为股东转让股权应告知债权人，这是在法律规定之外增加前置程序，且告知债权人与否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并无关系。再次，股权转让价格是由市场因素决定，合理与否无法定评判标准。退一步说，若股权转让价确实是不合理低价，其影响的也仅是转让股权的股东的收益，对公司债权人并无造成任何影响。第四，贝通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与公司债权人利益是否受损无因果关系。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仅与公司的资产有关，公司股东的股份不属于公司的资产。第五，股权转让与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无任何关联。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是指以公司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股东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权转让仅是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进行的交易，该交易不会损耗公司资产，不会减低所转出股份对应的出资额，股权转让仅是影响公司的登记事项与公司资产和股东出资无关。三、邓尹佳、李广华的股权转让行为并非逃避债务，也不会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首先，与杨爱生签订《理财策略服务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的均为贝通公司，即杨爱生的交易对象自始至终均为贝通公司而并非邓尹佳、李广华。故邓尹佳、李广华对杨爱生不负有债务。个人转让自身持有的股份，并不影响贝通公司承担责任。其次，杨爱生在与贝通公司签订协议时，已清楚自己的交易对象。杨爱生在本案产生的债权，是市场风险的结果。该风险在签订协议时即已存在，只是该风险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邓尹佳、李广华转让自有股份是公司股东依法和依章程正当行使权利，不应承担任何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在无证据的情况下，仅以股东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股份为由“揭开公司的面纱”，否定贝通公司的独立法人格，显属错误。杨爱生辩称：邓尹佳、李广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邓尹佳、李广华利用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逃避债务，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邓尹佳、李广华作为公司的原股东，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是可以追究其责任。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杨爱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贝通公司、金智远公司、邓尹佳、李广华、李勇和、侯家维连带返还杨爱生5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28日，贝通公司作为甲方，金智远公司作为乙方，杨爱生作为丙方，签订《贝通快赢宝1号理财策略服务协议》，由甲方为丙方提供理财服务。协议约定：丙方通过乙方开立自己名下的资金账户，乙方为丙方提供资金托管，甲方为丙方提供理财服务，理财周期自2014年6月28日至2015年6月28日；丙方资金账户的初始投资资金为20万元；甲方为丙方提供国内期货、证券、金融衍生品的品种保本型量化交易理财策略服务，甲方拥有丙方账户密码的管理权；在服务期间，丙方获得月利率4.5%的预期收益，服务期满，丙方要求赎回初始资金，7个交易日内甲方负责将初始资金和红利清算给丙方。关于风险承担，协议明确约定：在量化策略服务运作期内，如果服务到期时丙方资金账户出现亏损，甲方承担亏损额的100%，并于合同终止后一周时间内给予丙方现金补偿。协议签订后，杨爱生向金智远公司汇款20万元，此后杨爱生亦陆续收取贝通公司支付的理财收益。该协议签订后，杨爱生又陆续与贝通公司签订三份《贝通快赢宝至尊版理财策略服务协议》，分三次各追加投资10万元，收益率亦分别有所提升。2015年3月20日，邓尹佳、李勇和、李广华与侯家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邓尹佳、李勇和、李广华作为贝通公司的股东将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侯家维。2015年3月26日，根据上述转让协议，工商机关进行了相应的变更登记。2015年3月24日，杨爱生与贝通公司签订《理财策略服务协议（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在承认并服从主协议相关条款的前提下，约定在相应调整期间内的收益率暂时降至3%，剩余的收益在调整期后分月补发。若贝通公司在调整期内不按时支付收益，则视为违约，须在两周内退还杨爱生的初始投资资金20万元。协议还约定，合同履行出现争议时，由合同签订地的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签订后，贝通公司并未依约向杨爱生支付任何收益，亦未返还投资初始资金。另查明，金智远公司是2013年12月19日在香港登记注册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为1万港币，公司董事仅邓尹佳一人。贝通公司是2014年7月4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包括邓尹佳、李勇和、李广华三人，每人出资三分之一。该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投资管理、投资咨询。2014年11月28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2015年3月26日，贝通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由“深圳市1209室”变更为“深圳市8C”，公司由三个自然人股东变更为侯家维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密切联系地”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中国内地的法律进行裁判。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服务协议属于保本型理财协议，协议内容明确，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该协议的法律效力。确认该协议的效力，既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和市场主体的尊重，也是对金融理财行业与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并且不会影响合同双方委托关系的本质。因此，原审法院依法确认杨爱生与贝通公司签订的三份协议的法律效力。根据协议约定，理财服务周期期满之后或者在调整期内不按时支付收益，贝通公司应当将初始资金返还杨爱生。现已严重逾期，杨爱生主张贝通公司返还相应款项，合法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贝通公司违反承诺，既没有及时支付理财收益，也没有返还初始投资资金，构成违约。杨爱生没有依照合同约定要求贝通公司支付相关理财收益，而是要求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原审法院认为该要求合法有理，应予支持。至于各原审被告是否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与杨爱生存在理财服务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贝通公司，现杨爱生起诉主张合同责任，贝通公司无疑应当担责。金智远公司虽然作为理财协议中的乙方，但其仅为贝通公司的理财提供资金托管，并未向杨爱生提供决策服务，与涉案债务的产生也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故不应对贝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在2015年3月，贝通公司的三位前股东将公司股权一并转让给侯家维，该转让不影响贝通公司的主体存续和责任承担。由于贝通公司现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侯家维作为公司股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其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贝通公司承诺向杨爱生继续支付理财收益并表示将有能力按期返还初始资金的同时，公司三位股东却在未告知各位债权人的情况下，以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股权转让给侯家维，其行为符合“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各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贝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爱生返还50万元，并支付该款项的相应利息（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自2015年6月10日计算至原审法院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侯家维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邓尹佳、李勇和、李广华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杨爱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贝通公司、邓尹佳、李勇和、李广华、侯家维共同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合同纠纷。金智远公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公司，本案具有涉港因素，属涉港商事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应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有关管辖权和准据法的确定均无异议，本院均予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邓尹佳、李广华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符合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从而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邓尹佳、李广华上诉提出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不属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并未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本案能否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追究邓尹佳、李广华等贝通公司原股东的责任主要从两方面考量：一是公司股东是否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二是该滥用行为是否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首先，据已查明的事实，邓尹佳、李广华、李勇和与侯家维签订协议，将其持有的贝通公司股权作价转让给侯家维，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尽管邓尹佳、李广华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公司债权人告知上述股权转让事实，但告知公司债权人并非股权转让的法定要件，即公司股东向公司债权人告知与否，并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其次，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是指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独立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向他人出让股权，受让人支付对价予该股东的行为。该转让行为仅涉及公司股东与股权受让人间的关系，并不会导致公司财产的减损，也不会降低转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额。即使本案股权转让价格为1元，其所能影响到的亦仅是出让股权的公司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无关。因此，邓尹佳、李广华、李勇和转让股权的行为不属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再次，杨爱生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邓尹佳、李广华、李勇和存在利用公司独立人格规避合同义务和法律义务，或与公司的人格、财产、业务混同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最后，杨爱生在本案中也未能举证证明邓尹佳、李广华、李勇和转让股权的行为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综上，邓尹佳、李广华、李勇和转让股权的行为不构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本案不能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要求邓尹佳、李广华、李勇和作为贝通公司原股东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判令邓尹佳、李广华、李勇和对贝通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改判。综上所述，邓尹佳、李广华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5）佛三法民二初字第6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5）佛三法民二初字第66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杨爱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审被告深圳市贝通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侯家维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上诉人杨爱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代理审判员  梁亦民代理审判员  禤敏婷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吴文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