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最高法民终9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仁良，男，195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克明，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望望，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成福，男，197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克明，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望望，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法川，男，196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克明，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望望，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绍丁，男，1961月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克明，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望望，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丽琴，女，198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克明，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望望，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南浦路421号。
负责人：徐晓蒙，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军权，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从威，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淮安禧徕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枚皋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冯义忠，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禧徕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富春江东路58号。
法定代表人：冯义忠，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上海禧徕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民冬路239号3幢303室。
法定代表人：冯义忠，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冯义忠，男，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原审被告：杨成义，男，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上诉人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因与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简称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原审被告淮安禧徕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淮安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禧徕乐投资公司）、上海禧徕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禧徕乐公司）、冯义忠、杨成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初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克明、吴望望，被上诉人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军权、温从威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淮安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上海禧徕乐公司、冯义忠、杨成义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初7号民事判决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和第五项中关于“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部分。2.改判驳回恒丰银行温州分行要求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案涉《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的从合同错误。1.《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为淮安禧徕乐公司向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借款提供保证而签订，并非为案涉《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所涉借款提供担保。2.《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并没有确定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为保证人。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没有为借款人向恒丰银行投资银行部借款提供连带保证的意思表示。3.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时该合同系空白合同。（二）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格式条款违反了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应当是确定的。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虽对最高债权本金额度作了约定，但结合第三条保证范围为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的约定，合同保证的最高债权金额无法确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故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条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一审法院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三条，判令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承担保证责任错误。
恒丰银行温州分行辩称：1.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关于《委托债权投资协议》与《最高额保证合同》非主从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从《委托债权投资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内容看，两者明显为主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前言已经明确表明债权人要向淮安禧徕乐公司提供授信，保证人为此作出了担保。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的业务内容、保证期间、签订时间均能与主合同《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对应。《委托债权投资代理协议》第三条、《委托债权投资协议》第二十条的内容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与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相符。从债务人淮安禧徕乐公司的股权结构看，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均为淮安禧徕乐公司的股东，孙丽琴、倪法川、张仁良也是涉诉企业的股东。2.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该合同为空白合同，案涉借款也不存在借款关系、委托贷款关系两个不同阶段，《最高额保证合同》也未区分借款关系、委托贷款关系两个阶段。3.《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第二条对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作出约定，第三条对保证范围作出约定，二者并不冲突，不存在合同条款无效的情形。综上，恒丰银行温州分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淮安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公司、上海禧徕乐公司、冯义忠、杨成义未作陈述。
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淮安禧徕乐公司立即偿还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借款本金2.9亿元及相应利息（计算至2016年1月24日，共计欠付利息、罚息、复利32542590.28元；自2016年1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支付日止的逾期利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5%计算）；2.判令淮安禧徕乐公司立即向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偿还本案律师代理费30万元以及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一切费用；3.判令上海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公司、冯义忠、杨成义、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对上述第一项诉请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孙绍丁对上述第一项诉请确定的债务在本金1亿元及本金1亿元相应利息所计算的总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孙丽琴对上述第一项诉请确定的债务在本金2亿元及本金2亿元相应利息所计算的总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判令恒丰银行温州分行有权就淮安禧徕乐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淮安禧徕乐国际商贸城东A1003室等共1569处商铺经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3亿元限额内优先受偿；7.判令恒丰银行温州分行有权就淮安禧徕乐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淮安禧徕乐国际商贸城东A1003室等共1569处商铺对应的土地经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1.07亿元限额内优先受偿；8.判令上海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公司、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冯义忠、杨成义对上述第二项诉请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6日，恒丰银行投资银行部（委托人）、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受托人）及淮安禧徕乐公司（融资方）三方签订WJSWZWZ2013001（委债协）字第2013001号《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由恒丰银行投资银行部委托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向淮安禧徕乐公司发放委托债权投资金额3亿元，委托债权投资期限为96个月，自融资方实际提款日起算，融资利率为年利率10%，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20日；委托债权投资用于置换淮安禧徕乐公司向北京长惠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融资额度；投资资金归还自2014年6月6日开始，按约定金额每6个月偿还一次，分16期还清。委托债权投资到期（含被宣布立即到期）融资方未按约偿还的，受托人有权自逾期之日起向融资方计收罚息，罚息利率在原融资利率基础上加收50%；对融资方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同时，三方将包括由恒丰银行投资银行部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于同日签订《委托债权投资代理协议》在内的三份文书作为《委托债权投资协议》的附件。2014年3月3日，恒丰银行投资银行部、恒丰银行温州分行、淮安禧徕乐公司三方签订《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两份。其中一份补充协议将债权投资期限变更为36个月，并对还款计划、还款账户等内容做了相应变更。另一份补充协议将债权投资用途变更为归还淮安禧徕乐公司向江苏银行的借款，并增加了编号2013年恒银温高抵字第10-00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委托债权投资协议》的担保合同。2014年3月10日，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依据上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向淮安禧徕乐公司发放3亿元融资款项，完成约定交付义务。2013年12月6日，冯义忠、杨成义、上海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公司、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分别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淮安禧徕乐公司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在2013年12月6日至2021年12月6日期间因办理委托债权投资等融资业务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3亿元，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日，孙绍丁、孙丽琴分别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淮安禧徕乐公司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在2013年12月6日至2021年12月6日期间因办理委托债权投资等融资业务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分别为1亿元、2亿元，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2013年12月6日，淮安禧徕乐公司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编号为2013年恒银温高抵字第10-001号、2013年恒银温高抵字第10-00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由淮安禧徕乐公司分别提供以其所有的坐落于淮安禧徕乐国际商贸城东A1003室等共1569处商铺及商铺所对应的土地，为其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在2013年12月6日至2021年12月6日期间因办理委托债权投资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分别提供3亿元及1.07亿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对上述1569处商铺及对应的土地，于2013年12月10日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2013年12月6日办理了土地抵押登记。2014年9月3日，淮安禧徕乐公司偿还首期本金1000万元，正常还息至2014年12月20日，2015年4月10日支付利息270万元，其余的本息未予支付。2016年1月22日，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向淮安禧徕乐公司寄送《提前到期通知书》，通知《委托债权投资协议》项下所有未到期委托投资债权立即到期，并要求淮安禧徕乐公司向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立即偿还投资款本金2.9亿元及所欠利息。淮安禧徕乐公司2016年1月24日签收该通知。经计算，截至2016年1月24日，淮安禧徕乐公司欠息为32542590.28元。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为实现其债权，于2016年5月19日与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约定支付律师费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1.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与恒丰银行投资银行部、淮安禧徕乐公司签订的《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与淮安禧徕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与上海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公司、冯义忠、杨成义、张仁良、倪法川、彭成福、孙绍丁、孙丽琴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2014年3月10日，恒丰银行温州分行按照协议约定向淮安禧徕乐公司发放3亿元款项，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淮安禧徕乐公司向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偿还首期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截至2014年12月20日止的利息，并于2015年4月10日支付利息270万元，但尚未支付其余本息，构成违约。故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依据《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向淮安禧徕乐公司主张偿还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与淮安禧徕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已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主张对抵押物在相应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予以支持。《委托债权投资协议》约定，因融资方违约而发生纠纷或诉讼的，解决纠纷的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由融资方承担。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为实现债权与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30万元，且已部分履行。故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主张的律师费有合同依据，应予支持。2.关于淮安禧徕乐公司认为2014年3月7日被扣划的1000万元应当扣减本金的问题。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就此作出了说明，经查，该1000万元系案涉借款发放前，淮安禧徕乐公司转入其在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开立的账号为85×××43的保证金专用账户，由于淮安禧徕乐公司未按约付息，该款及产生的利息全部被用来支付欠付利息。淮安禧徕乐公司要求该1000万元扣减本金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3.关于利息、罚息计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一条规定，人民币各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计息和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第三条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到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故三方当事人对利息、罚息和复利作出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亦有相关依据。罚息之性质即为逾期利息。至于罚息起算时间，《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每期还款时间，恒丰银行温州分行要求按照每期还款时间起算罚息并无不当。淮安禧徕乐公司要求减少利息、罚息及复利的主张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4.关于上海禧徕乐公司和禧徕乐投资公司认为担保范围有误问题。恒丰银行温州分行根据各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张保证人依约承担相应担保责任，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上海禧徕乐公司和禧徕乐投资公司认为担保范围有误的主张系其对合同的错误理解，不予支持。5.关于杨成义、张仁良、倪法川、彭成福、孙绍丁、孙丽琴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问题。杨成义、张仁良、倪法川、彭成福、孙绍丁、孙丽琴辩称其系为淮安禧徕乐公司向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借款提供担保，并非为本案《委托债权投资协议》所涉借款提供担保。首先，根据《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代理协议》约定，对发生逾期或融资方违约情形，委托人指示受托人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行使担保权利等措施回收投资本息。故恒丰银行温州分行按照恒丰银行投资银行部的指示以恒丰银行温州分行身份向淮安禧徕乐公司等原审被告主张权利有合同依据。其次，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看，各保证人系为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与债务人淮安禧徕乐公司在2013年12月6日至2021年12月6日期间因办理委托债权投资等融资业务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合同中并未区分杨成义、张仁良、倪法川、彭成福、孙绍丁、孙丽琴主张的借贷关系、委托贷款关系两个阶段，其抗辩认为其不应为本案委托债权投资提供担保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其主张在空白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的情形，根据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该抗辩也不能成立。再次，张仁良等人主张《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没有将其列为担保人，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57号裁判要点指出：“在有数份最高额担保合同情形下，具体贷款合同中选择性列明部分最高额担保合同，如债务发生在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的决算期内，且债权人未明示放弃担保权利，未列明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的担保人也应当在最高债权限额内承担担保责任。”具体到本案，案涉《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虽未将张仁良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列入，但恒丰银行温州分行未以明示方式放弃张仁良等人提供的最高额保证，且案涉债务发生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决算期内，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主张权利亦未超过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故张仁良等人应依《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在其承诺的最高债权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关于不是本案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杨成义主张的其应当在物保之外承担保证责任问题。由于杨成义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8.5条约定了保证人同意债权人有权自行决定行使权利的顺序，故杨成义该抗辩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淮安禧徕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借款本金2.9亿元及相应的利息、逾期利息、复利32542590.28元（暂计算至2016年1月24日，自2016年1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支付日止的逾期利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5%继续计算）；二、淮安禧徕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律师代理费30万元；三、恒丰银行温州分行有权就淮安禧徕乐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淮安禧徕乐国际商贸城东A1003室等共1569处商铺经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3亿元限额内优先受偿；四、恒丰银行温州分行有权就淮安禧徕乐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淮安禧徕乐国际商贸城东A1003室等共1569处商铺对应的土地经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1.07亿元限额内优先受偿；五、上海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公司、冯义忠、杨成义、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孙绍丁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本金1亿元及其相应的利息、逾期利息、复利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孙丽琴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本金2亿元及其相应的利息、逾期利息、复利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孙绍丁、孙丽琴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海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公司、冯义忠、杨成义、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相应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淮安禧徕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4135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淮安禧徕乐公司负担，上海禧徕乐公司、禧徕乐投资公司、冯义忠、杨成义、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负连带清偿责任（其中孙绍丁负担部分不超过582117元，孙丽琴负担部分不超过116423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应否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上诉主张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其为淮安禧徕乐公司向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借款提供担保，而非为《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借款提供担保，但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分别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明确区分借贷关系、委托贷款关系。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二审新提交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3239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以该判决书中所载明的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案外人签订的关于委托债权投资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编号为“（委债保）字第XXX号”，与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3年恒银温高保字第10-XXX号”明显不同为由，主张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是《委托债权投资协议》的从合同。因该判决书载明的保证合同系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案外人所签订，该案所涉合同相对方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并非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且张仁良等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签订相应保证合同存在特别字号的规定或相应的交易习惯，故本院对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分别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淮安禧徕乐公司与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在2013年12月6日至2021年12月6日期间，因办理委托债权投资等融资业务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案涉债务发生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决算期内，且属于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主张权利亦未超过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一审法院据此判令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在各自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是《委托债权投资协议》及《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的从合同，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于法无据。
关于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主张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时该合同空白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主张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时该合同为空白合同，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对该主张亦不予认可。即使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的该项主张属实，一方面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应对其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行为所可能承担的责任有所预计；另一方面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作为淮安禧徕乐公司的股东，孙丽琴作为淮安禧徕乐公司股东上海禧徕乐公司的股东，在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为淮安禧徕乐公司提供担保，也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为。因此，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以此为由提出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亦不应支持。
关于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以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的最高债权金额无法确定为由，主张该保证合同第三条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而无效的问题。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了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第三条约定了保证范围为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内容，该保证的范围实质系本金及其所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必要费用。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属于法定无效的情形。恒丰银行温州分行分别向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主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金额也未超过《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金额。故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的该项上诉主张，于法无据。
据此，恒丰银行温州分行与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应按照合同约定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综上，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1352元，由张仁良、彭成福、倪法川、孙绍丁、孙丽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 军
审 判 员 周伦军
审 判 员 张爱珍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魏佳钦
书 记 员 费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