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5民终5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一道河中路126号亿家综合办公楼1-3层。
负责人：张健，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善文，男，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1，女，200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系受害人程某4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2，女，201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系受害人程某4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3，男，201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系受害人程某4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以上三位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段伟，女，198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花湖经济开发区，系受害人程某4妻子,上述三被上诉人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春喜，女，195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浠水县，系受害人程某4母亲。
以上五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耕，江西弘道律师事所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庐豪韵运输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区董家路178号4幢二层。
法定代表人：陈小仪，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迎春南路121号汇丰大厦1203号。
负责人：ＸＸ峰，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君，女，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士华，男，196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阳市咸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安徽省阜阳市开发区105国道61号世纪家园113号。
法定代表人：袁勤海，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水县八都中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八都镇圩镇。
法定代表人：袁海峰，系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367号。
法定代表人：王江军，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友强，江西强宏律师事所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公路路政管理总队新余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支队，住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姚家边路***号。
法定代表人：廖华凯，系该支队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小宝，江西弘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自春，男，198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项城市。
原审被告杨占华，男，197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扶沟县。
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蒋自春、桐庐豪韵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庐豪韵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高士华、阜阳市咸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咸通公司）、吉水县八都中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水物流公司）、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高速投资公司）、江西省公路路政管理总队新余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支队（以下简称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及原审被告杨占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2017）赣0521民初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善文，被上诉人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耕，被上诉人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君，被上诉人江西高速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友强，被上诉人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小宝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蒋自春、桐庐豪韵公司、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及原审被告杨占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承担受害人损失不超过123418.3元。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不应认定江西高速投资公司履行了相关的管理职责而不承担赔偿责任，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属于普通民事主体，上述二主体均应承担赔偿责任；2、受害人不应认定为城镇户口；3、赔偿比例分配不当；4、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应为10938元/年×18年=196884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认定不当，应根据受害人过错减轻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6、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应给伤者蔡传所预留份额。
被上诉人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辩称：1、在一审已提交相关证据并经举证质证，证明城镇人口身份；2、事故的发生是上诉人保险车辆引起，承担30%责任有理可依；3、被扶养人生活费分段计算没有超过法律标准；4、精神损失主要是对生者的赔偿，法律并没有严格规定；5、交强险份额的分配涉及多个主体，先起诉的应优先赔偿；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同意判决，其不应承担上诉费，请求依法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江西高速投资公司辩称：两起事故瞬间完成且发生在深夜，不存在所谓“长时间没有履行管理职责、没有及时清理障碍”的情况，其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是侵权责任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辩称：上诉状认可其行使的是路政管理与执法权，其不是本案民事诉讼的适格主体；若视其为普通的民事主体，其并非本路段的所有权人也未收取通行费，主张其在本次事故中构成过错无法律依据；故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人对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的相关诉请。
原审被告杨占华述称，同意原审判决意见。
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杨占华、桐庐豪韵公司连带赔偿原告395278元，被告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该款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连带赔偿原告338809元，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该款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原告总损失的计算方式为：死亡赔偿金587720元，丧葬费2570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70940元，共计113436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0日凌晨，高士华驾驶的（皖Ｋ×××××/赣Ｄ×××××）货车沿大广高速由北往南行驶，当行至2770KM＋100M路段时，所载货物部分掉落在高速路上。同日凌晨2时10分左右，杨占华驾驶浙Ａ×××××货车途径该路段，在躲避障碍物时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横停在高速路上。随后，驾驶人程某4驾驶皖Ａ×××××货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与浙Ａ×××××货车车厢相撞，造成皖Ａ×××××车辆驾驶人程某4、乘车人彭永靖当场死亡，乘车人蔡传所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7年1月21日，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直属四支队第三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程某4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杨占华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高士华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彭永靖、蔡传所不承担责任。（皖Ｋ×××××/赣Ｄ×××××）实际所有人为高士华，该车辆挂靠在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在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其中主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最高限额为500000元，挂车最高限额为50000元，但不可重复计算。浙Ａ×××××货车实际所有人为蒋自春，杨占华受其雇请，该事故发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浙Ａ×××××货车挂靠在桐庐豪韵公司，在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最高限额为1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大广高速2770KM＋100M路段投资经营者系江西高速投资公司，路政执法系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事故发生后，蒋自春支付了程某4亲属赔偿款10000元。
另查明：程某4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为农业户口，其在湖北省鄂州市区购买了商品房一套，并且在城镇居住超过一年；其子女程某1、程某2、程某3跟随段伟在城镇生活；袁春喜系程某4母亲，共生育程某4等子女三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的争执焦点为:各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承担，怎样承担？原告各项赔偿项目如何确定？
一、关于各被告在本案中责任承担的问题。
高士华驾驶（皖Ｋ×××××/赣Ｄ×××××）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时，车辆所载货物掉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是本次事故的重要诱因。杨占华驾驶浙Ａ×××××货车，在遇有紧急情况时采取措施不当，致使车辆横停在高速公路上，违反了《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程某4驾驶皖Ａ×××××货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违反了《道交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高速交警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根据事故现场图片、勘验笔录等作出的专业性认定，对该事故责任划分予以认定。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程某4、杨占华在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责任比例均为35%，高士华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责任比例为3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杨占华受雇于蒋自春，此次事故发生在从事雇佣活动的过程中，且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因此对于杨占华在此次事故中给原告带来的经济损失由蒋自春承担，杨占华不承担赔偿责任。
桐庐豪韵公司为浙Ａ×××××货车登记所有人，其提交的与蒋自春签订的委托合同约定：桐庐豪韵公司代办车辆上户、年检、年审，代收、代缴各种税费，代办车辆保险、理赔，协助处理交通事故等。由此可见蒋自春与桐庐豪韵公司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车辆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下简称《道交案件解释》）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桐庐豪韵公司与蒋自春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阜阳咸通公司系（皖Ｋ×××××/赣Ｄ×××××）车辆登记所有人，根据《道交案件解释》第三条之规定，阜阳咸通公司与高士华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责任比例为30%。吉水物流公司系（皖Ｋ×××××/赣Ｄ×××××）车辆登记所有人，其与高士华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挂靠关系，因此对于原告的损失其与阜阳咸通公司、高士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责任比例为30%。
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明确，就事故责任而言，江西高速投资公司并非实际侵权主体，对交通事故本身不承担责任。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系事业单位法人，并非大广高速2770KM＋100M路段投资经营者，其接受委托对所辖高速公路行使路政管理和执法权的工作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不是本案事故侵权责任主体，也并非本案民事责任承担的主体，因此在本案中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程某4属于（皖Ｋ×××××/赣Ｄ×××××）与浙Ａ×××××车辆保险合同约定的第三者。肇事车辆浙Ａ×××××在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皖Ｋ×××××/赣Ｄ×××××）车辆在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因此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均需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赔偿项目及内容如何确定问题。
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湖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86元标准计算20年，共计587720元。受害人程某4虽为农业户口，但其在湖北省鄂州市城区购买了商品房一套，且在城镇居住超过一年。（2017）赣0521民初564号民事判决已确定彭永靖的死亡赔偿金为587720元，该诉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予以支持。
2.丧葬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参照江西省2016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57470元的标准计算六个月，即57470元÷12×6=28735元。原告主张25707元，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
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程某1生于2009年8月28日，因此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10年；被扶养人程某2、程某3均生于2017年1月26日，因此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均计算18年；被扶养人袁春喜出生于1952年5月2日，因此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均计算15年；另外，被扶养人程某1、程某2、程某3均生活在城镇，因此其被扶养人生活费适用城镇标准，被扶养人袁春喜生活在农村，适用农村标准。
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湖北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均高于江西，因此原告主张按湖北省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程某1、程某2、程某3由父母二人共同承担，故其每年抚养费均为20040÷2=10020元。被扶养人袁春喜应由子女三人共同承担，故其每年抚养费为10938元÷3=3646元。2017年至2027年期间，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四人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020元×3＋3646元=33706元，该笔费用乘以所有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65%，所得金额为33706元×65%=21908.9元，超过了湖北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040元，因此对该期间被扶养人生活费33706元应予以核减，核减后的金额为20040元÷65%=30830.77元。2027年至2032年期间，程某2、程某3、袁春喜三人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020元×2＋3646元=23686元，该笔费用乘以所有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65%，所得金额为23686元×65%=15395.9元，不超过湖北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040元，因此对该段期间被扶养人生活费按23686元计算。2032年至2035年期间，程某2、程某3二人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020元×2=20040元，因此按20040元计算。综上，故所有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30830.77元×10＋23686元×5＋20040元×3=486857.7元。原告主张470940元，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
4.精神损害抚慰金。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程某4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无疑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故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根据《道交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原告的损失应先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按事故责任划分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程某4、彭永靖两人死亡，蔡传所受伤的严重后果，根据《道交案件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原告损失应按比例进入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
本案中，程某4死亡的损失进入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的总额为1134367元（包括死亡赔偿金587720元、丧葬费2570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709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彭永靖死亡的损失本院在（2017）赣0521民初564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确定，进入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的总额为738567.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587720元、丧葬费25707.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01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相关费用5000元），故程某4、彭永靖进入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的总额为1872934.5元。综上，原告损失中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应赔偿的金额为（1134367÷1872934.5）×110000元=66622.92元。故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需分别向原告赔偿66622.92元。至于本次事故伤者蔡传所，其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并且就前期医疗费已经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其伤残等级没有确定，因此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无法为其预留，但在交强险医疗费范围内其可主张。
原告总损失为1134367元，扣除交强险范围内理赔66622.92元×2=133245.84元，剩余损失1001121.16元按事故责任比例承担。故桐庐豪韵公司、蒋自春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为1001121.16元×35%=350392.41元。又因蒋自春已经向原告支付了10000元，故桐庐豪韵公司、蒋自春还需赔偿原告340392.41元。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为1001121.16×30%=300336.35元。程某4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为35%，其自身应承担的损失为1001121.16元×35%=350392.41元。
浙Ａ×××××货车在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最高限额为1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且不计免赔，故对于桐庐豪韵公司、蒋自春承担的340392.41元损失及蒋自春垫付的10000元可进入商业三者险由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理赔。两险相加，故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应向原审原告赔偿的总金额为66622.92元＋340392.41元=407015.33元。但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告主张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在395278元承担赔偿责任，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为减少诉累，对蒋自春垫付的10000元，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应直接返还给蒋自春。
（皖Ｋ×××××/赣Ｄ×××××）车辆在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及商业三者险，其中主车商业三者险最高限额为500000元，因此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承担的300336.35元损失可进入商业三者险由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理赔。两险相加，故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应承担的总金额为66622.92元＋300336.35元=366959.27元，但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告主张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在338809元承担赔偿责任，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确认。桐庐豪韵公司、吉水物流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各项经济损失395278元；二、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各项经济损失338809元；三、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告蒋自春垫付的费用10000元；四、驳回原告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40元，由被告桐庐豪韵公司、蒋自春负担5999元，由被告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负担5141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依据江西高速投资公司提交的高速公路养护日常巡查记录表、公路养护技术规范条款含义的答复、上高管理中心日常养护管理办法等证据认定其履行合理巡查的事实有异议，并且认为其并未防止事故发生，应承担管理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江西高速投资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公路管理者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公路养护技术规范》的标准尽到日常定期清扫的义务，事故发生在凌晨时的高速公路上，公路管理者虽未能阻止本案事故的发生，但对其义务不能唯结果论而过分苛责。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根据我国交通运输部《路政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1号）的规定，“路政管理”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为维护公路管理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路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保护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的行政管理。本案交通事故系因路面上的障碍物引起，非路政养护维修不善造成，上诉人要求新余市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支队在本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所提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属于普通民事主体，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上诉人提出对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为城镇户口有异议，没有关联证据佐证、仅凭购房合同不能证明受害人在城镇居住。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为“受害人程某4虽为农业户口，但其在湖北省鄂州市城区购买了商品房一套，且在城镇居住超过一年”，该表述并未认定受害人程某4为城镇户口，但一审中五名原告提交的鄂州市花湖经济开发区站前社区证明、鄂州市花湖经济开发区莲花地社区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销售不动产发票等证据符合证据要件，能相互印证证明受害人程某4的经常居住地在湖北省××花湖经济开发区，可以适用城镇标准确定赔偿数额。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合同、杨占华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常住人口登记卡、亲属关系证明、车辆挂靠合同等证据及一审、二审庭审笔录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纠纷。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根据本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赔偿责任比例的划分问题。本院认为，皖Ｋ×××××/赣Ｄ×××××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所载货物遗撒，妨碍通行，浙Ａ×××××货车驾驶员遇紧急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致使车辆横停在高速公路上，皖Ａ×××××货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与浙Ａ×××××货车相撞。上诉人所承保的皖Ｋ×××××/赣Ｄ×××××车虽然未和另外两辆机动车接触，但本案交通事故肇始于该挂车，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该挂车承担30%的次要责任，低于其他两车35%的同等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所提赔偿比例分配不当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本院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已经予以明确。具体到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根据被扶养人暨受害人程某4的情况按照湖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040元计算。被扶养人程某1、程某2、程某3均为未成年人，计算至十八周岁，故程某1按十一年计算、程某2、程某3按十八年计算；被扶养人袁春喜出生于1952年5月2日，按十五年计算；因本案被扶养人为数人，年赔偿总额累计则不应超过湖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即20040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应为20040元/年×18年=360720元。上诉人所提一审判决确认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470940元，其超出360720元的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及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等因素确定，本案受害人程某4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酌定为35000元。上诉人所提一审判决确认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认定不当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
四、关于是否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预留伤者蔡传所份额的问题。本院认为，蔡传所在本案一审期间已就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作出的（2017）皖0104民初2468号民事判决对不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给蔡传所预留份额的处理方式予以了认可，本院对该判决亦予以尊重。综合考虑本案交通事故三受害人的一审判决情况，本院对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2017）赣0521民初564号判决确定的彭永靖亲属的损失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金额43377.08元予以确认，则本案一审原告的损失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金额为110000元－43377.08元=66622.92元。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所提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预留伤者蔡传所份额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原告的损失总额为1009147元（包括死亡赔偿金587720元、丧葬费25707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60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扣除交强险范围内理赔66622.92元×2=133245.84元，剩余损失875901.16元按事故责任比例承担。故桐庐豪韵公司和蒋自春应连带承担的赔偿金额为875901.16元×35%=306565.4元。蒋自春已向原审原告支付10000元，故桐庐豪韵公司和蒋自春还须赔偿296565.4元。程某4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为35%，其自身应承担的损失亦为306565.4元。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应连带承担的赔偿金额为875901.16元－306565.4元×2=262770.36元。
浙Ａ×××××货车在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最高限额为1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且不计免赔，故对于桐庐豪韵公司、蒋自春承担的296565.4元损失及蒋自春垫付的10000元可进入商业三者险由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理赔。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相加，故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应向原审原告赔偿的总金额为66622.92元＋296565.4元=363188.32元。蒋自春垫付的10000元由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直接返还。一审原告主张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在395278元承担赔偿责任，对超出363188.32元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皖Ｋ×××××/赣Ｄ×××××）车辆在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其中主车商业三者险最高限额为500000元，因此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承担的262770.36元损失可进入商业三者险由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理赔。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相加，故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应承担的总金额为66622.92元＋262770.36=329393.28元。一审原告主张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在338809元承担赔偿责任，对超出329393.28元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2017）赣0521民初70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2017）赣0521民初70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三、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363188.32元（其中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66622.92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296565.4元）；
四、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329393.28元（其中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66622.92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262770.36元）；
五、驳回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140元，由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负担629.86元，桐庐豪韵运输有限公司、蒋自春负担5659.3元，高士华、阜阳市咸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吉水县八都中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4850.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30.86元，由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负担4332.8元，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负担198.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简云洪
审 判 员 徐三庆
审 判 员 潘小庆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刘思彦
书 记 员 黄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