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1民终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琴，女，生于1970年10月19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四川创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霞，女，生于1975年11月19日，汉族，农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白金，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开文，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乐山厚德融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中段396号。
法定代表人：胡学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竹，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辉菊，女，生于1986年4月17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原审第三人：尚桥梁，男，生于1974年1月1日，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上诉人刘琴因与被上诉人袁霞、原审被告乐山厚德融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德公司）、第三人张辉菊、第三人尚桥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7）川1123民初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斌，被上诉人袁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白金、官开文，原审被告厚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竹，原审第三人张辉菊、原审第三人尚桥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琴的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7）川1123民初36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袁霞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伍佰零贰万元整（¥502万元），并自刘琴起诉之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刘琴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至袁霞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琴向袁霞转账支付的202万元和向周建林转账支付的300万元应当认定为刘琴向袁霞交付的借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应当认定刘琴已完成举证责任，应当认定刘琴向袁霞转账支付的202万元和向周建林转账支付的300万元是刘琴向袁霞交付的借款。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袁霞向刘琴归还借款502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袁霞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关于本案诉争款项300万元部分，袁霞与周建林案件中，刘琴作为转款人在法院审理中亲自陈述该300万元是归还袁霞的借款，上诉人刘琴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人，她应该对自己在法院的陈述承担后果，且该陈述是刘琴的自愿行为，如果刘琴要推翻自己的陈述，需要提出相应的证据，因此我方认为对于300万元借款的部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关于202万元借款部分，一审法院认定为袁霞在履行职务行为，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认定法律在正确，根据本案第三人张辉菊的陈述可以得出本案厚德公司的经营模式通常为以公司名义融资，钱都是通过转入袁霞、尚桥梁、张坤兰三人的业务卡上然后再放出去。最终将债权债务转让给厚德公司董事长胡学荣，并非厚德公司所称的只是一个中介公司。曾某的证人证言详诉了厚德公司的经营模式，本案诉争的202万元也系在曾某保管由袁霞的身份证办理的公司业务卡期间，曾某本人受厚德公司管理人员的指示收款和放款。厚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学荣对袁霞作出的不利言词不应作为认定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的事实依据。综上，袁霞作为厚德公司的总经理长期以厚德公司名义对外进行融资，这202万元债务是作为总经理的职务行为，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厚德公司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厚德公司述称，一审判决对公司经营模式的认定是错误的，实际上公司是属于居间业务的平台，不对外收借别人的款项，并不是因为有业务卡，卡上的转账就是公司的。如果是公司的钱就应该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借款，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上对两笔款项的认定是相悖的，202万元这笔钱出借人主张袁霞还款被判定为是不正确的，而300万元的借款袁霞又说自己是出借人，如果同样是履行职务，那么300万元的出借人就应当是公司，而这两笔钱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这202万元是刘琴直接转给袁霞的，这笔借款就是袁霞借的，袁霞又转借给了谁就应该由她去主张，公司是无权主张，原审判决认为袁霞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与事实不符。
原审第三人张辉菊述称，对本案不发表意见。
原审第三人尚桥梁述称，对本案不发表意见。
刘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袁霞立即向刘琴归还借款人民币502万元，并自刘琴起诉之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向袁霞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至袁霞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袁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厚德公司系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融资信息咨询、理财信息咨询、投资信息咨询等；经营模式为：公司对外融资借款是以公司的名义，但融资到公司的款项都是转到公司员工或第三人个人名下，然后再以公司员工或第三人个人名义将款项借出；袁霞系该公司总经理，第三人张辉菊系该公司员工。刘琴于2013年10月28日、2013年11月14日、2013年11月25日分三笔通过工商银行转入袁霞账户共计202万元；刘琴于2013年11月9日分两笔通过工商银行转入周建林账户共计300万元，该笔300万元款项已经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中院（2014）乐民初字第99号案件民事调解书作出了处理，由周建林、徐翠红、周记国偿还袁霞借款本息390万元，同时，刘琴也确认该笔300万元是偿还袁霞的借款。2013年12月18日，袁霞向周德君出借款项50万元，用于周德君资金周转；2014年3月17日，袁霞向赵红兵出借款项20万元，用于赵红兵资金周转；2014年8月8日，袁霞向甘绍明出借款项140万元，用于甘绍明资金周转。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300万元款项刘琴可否主张权利的问题。刘琴于2013年11月9日分两笔通过工商银行转入周建林账户共计300万元，该笔300万元款项已经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乐民初字第99号案件民事调解书作出了处理，由周建林、徐翠红、周记国偿还袁霞借款本息390万元，同时，刘琴也确认该笔300万元是偿还袁霞的借款。因此，刘琴不能就这300万元在本案中再行主张权利。二、关于本案202万元款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厚德公司的经营模式为：公司对外融资借款是以公司的名义，但融资到公司的款项都是转到公司员工或第三人个人名下，然后再以公司员工或第三人个人名义将款项借出。刘琴于2013年10月28日、2013年11月14日、2013年11月25日分三笔通过工商银行转入袁霞账户共计202万元。对该202万元款项，刘琴只提供了转账凭证，而无其他有力证据予以佐证，这202万元并不是独立的袁霞与刘琴之间的民间借贷款项，该笔款项应为袁霞作为厚德公司总经理以个人名义融资到乐山公司的款项，再以袁霞个人名义代表厚德公司将该款项借出，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厚德公司融资经营过程中的一笔融资款项，袁霞的行为应为代表厚德公司，因此，该笔款项不是袁霞的个人借款，可另案处理。依法判决如下：驳回刘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70元，由刘琴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琴申请证人曾某出庭，拟证明袁霞应当偿还刘琴借款502万元。证人曾某系原审被告厚德公司原财务人员。曾某陈述502万系“厚德公司投资款”，厚德公司经营模式为“投资人的款项到账后有借款人就以公司名义放”，转款时“一般是与公司签订（合同）”。被上诉人袁霞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己方的主张，即本案争议款项系厚德公司款项。厚德公司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与事实不符。第三人张辉菊对证人证言所称袁霞的卡上都是公司的钱表示不认可，称有几笔钱就是袁霞自己私人的钱但打到了这张卡上。第三人尚桥梁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证人在陈述袁霞的卡是否都是厚德公司资金时前后表述不一致，先陈述“袁霞的卡自己是没有钱的，都是公司的钱”，后陈述“袁霞的卡上有私人也有公司资金”。关于袁霞借款行为与厚德公司关系，证人陈述袁霞“对外放款和收款都是以公司名义”，但该陈述与本案的四份《借款合同》所反映的袁霞以个人名义签订借款合同对外放款的事实不一致。因此，本院认为证人证言自身存在不一致陈述，并且与书证存在不一致，其真实性存在瑕疵，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明：刘琴通过工商银行分四次向袁霞账户共计转账202万元，分别是2013年10月28日10万、2013年11月14日12万、2013年11月25日90万、2014年2月25日90万。
再查明：2013年11月9日，刘琴通过工商银行分两笔转入案外人周建林账户300万元。（2014）乐民初字第99号案件询问笔录，承办法官就刘琴转账给周建林300万元询问刘琴，刘琴回答：“这300万本是我借袁霞应该还给袁霞的，后袁霞通知我叫我直接打给周建林账户，于是这300万元就等于是袁霞借给周建林，由我中间支付。”
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袁霞是否应当向刘琴偿还202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琴通过银行转账给袁霞202万，并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该202万系刘琴与袁霞因民间借贷产生的借款，刘琴已完成其初步举证责任。袁霞抗辩称该202万并非双方借款而是刘琴与厚德公司的业务往来，该笔款项已用于厚德公司业务，自己是职务行为，对该抗辩主张应当由袁霞承担举证责任。对该抗辩主张除袁霞个人陈述外，袁霞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支持。而袁霞与案外人周建林、周德君、赵红兵、甘绍明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袁霞均是以个人名义而非厚德公司总经理身份与上述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在袁霞起诉周建林民间借贷案件中，袁霞也是以原告即个人名义，而非厚德公司总经理身份进行诉讼，袁霞与周建林的借款合同中也明确载明厚德公司系居间人。从前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看，袁霞主张202万是刘琴与厚德公司的业务往来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袁霞还抗辩称该202万已经通过转让形式转给了厚德公司董事长胡学荣，如果该笔款项如袁霞所称系厚德公司业务，则应当直接归属于厚德公司而不需要袁霞以转让方式转让给他人，并且对该转让行为，除袁霞陈述外，袁霞未提供任何书面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袁霞抗辩该202万元不是与刘琴之间的民间借贷，但其就该事实提供的证据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故袁霞的抗辩事实与理由不成立，就争议的202万借款，袁霞应当向刘琴承担偿还本金及相应利息的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二：袁霞是否应当向刘琴偿还3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本院认为袁霞不应当向刘琴偿还3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理由如下：刘琴主张向袁霞出借300万元，但既未提供借条或者其他书面协议，也未提供刘琴本人向袁霞本人账户转账的相关凭证。刘琴主张向案外人周建林转账的300万就是向袁霞出借的款项，但在（2014）川民初99号案件中，袁霞就这300万转账向周建林主张债权时，刘琴并未申请参加诉讼并就该笔300万元主张权利，并且在该案承办法官于2014年10月16日向刘琴询问时，刘琴明确陈述该300万系其向袁霞的借款并且应该还给袁霞。现刘琴对自己在法院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予以否认，但对该否认的事实刘琴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案涉300万的性质应当以刘琴在（2014）川民初99号案件中的询问笔录为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琴应当就该300万借款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应当由袁霞偿还300万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琴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7）川1123民初363号民事判决；
二、由袁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琴本金202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02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袁霞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
三、驳回刘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诉讼费23,470元，由袁霞承担9,388元，刘琴承担14,082元；二审诉讼费23,470元，由袁霞承担9,388元，刘琴承担14,08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霞
审 判 员 张图亮
审 判 员 李 荣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卢 西
书 记 员 马雪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