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珠中法民四终字第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澳砼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李海燕，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建丰，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丽霞，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唐增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瑜，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珊娜。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黄定宪，男，住珠海市，澳门居民。
上诉人珠海澳砼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砼公司）与上诉人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及第三人黄定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澳砼公司、建安公司分别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民二初字第1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澳砼公司一审起诉请求：一、建安公司向澳砼公司支付混凝土款人民币954910元；二、建安公司向澳砼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人民币114708.57元（以人民币620691.50元为基数，自2011年8月10日起按每天万分之五计至2012年4月11日止；以人民币859419.00元为基数，自2012年4月12日起按每天万分之五计至2012年7月13日止；以人民币95491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14日起按每天万分之五要求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建安公司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澳砼公司原名为珠海中珠澳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14日经工商变更登记为现名。
2011年5月26日，澳砼公司（供方、乙方）与建安公司（需方、甲方）签订一份《珠海市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工程名称为明星大厦，地点位于美丽湾神前二路，供应总量约28000立方米（结算时按实际供应数量计算），供应总金额约为750万元；计划供货期限从2011年5月15日至2012年5月14日止；不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对应不同的不含税单价；甲方授权黄定宪（手机：130××××2777）负责报料和现场签收单据，并提前一天致电乙方调度室预约供应混凝土（调度室电话：869×××8，联系人：符阿湖手机136××××0893）；混凝土运抵交货地点后，甲方人员不得对混凝土加水或加入其他掺合料，应在20分钟内组织具有资格的检验人员按有关标准规定完成坍落度抽样检验，90分钟内将整车混凝土卸完并完成浇筑，确认无误后甲方工地签单人在送货单上签收……混凝土供货数量应按签单数量为结算依据；混凝土方量结算方式：甲、乙双方每月结算一次。乙方每月5日前向甲方发出上月供应混凝土的凭证和结算确认书，甲方应在收到结算确认书3个工作日内与乙方核实并签字确认结算数量及金额，否则视为甲方同意乙方发出之结算确认书；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付款：甲方在±0完工或2011年7月30日前必须付所用砼款的65%，按进度每两个月结算并支付所用砼款滚动累计余额的65%，乙方给甲方10天的支付宽限期，待主体封顶一个月内或2012年4月11日前付至所有砼款的90%，剩余10%三个月内付清；若甲方违反合同付款要求，乙方有权暂停或终止混凝土供应，同时甲方应按拖欠款数额以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若甲方中途单方面终止合同，在未与乙方协商结清混凝土货款或达成协议之前，不得改变供货单位及供应混凝土的方式，否则应按未履行部分货款总值的5%计付违约金赔偿给乙方；双方对本合同条款内容均不得单方作出修改或者变更，如确有必要修改或者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等等。2012年2月17日，澳砼公司委托律师致函建安公司，要求建安公司收到函件后七日内向澳砼公司偿还欠款合计986875元（其中混凝土货款人民币954910元、泵车款人民币31965元）。建安公司认可收到上述律师函，但不认可其内容。
关于供货情况。澳砼公司主张，2011年2月18日起至同年7月22日期间，澳砼公司就涉案明星大厦工程向建安公司供应混凝土共人民币954910元。澳砼公司为此提供了如下明细表：1、2011年2-4月份（2月18日至4月21日）金额合计人民币35415元、2011年5月（5月11日至5月23日）金额合计人民币30150元，上述两份砼销售明细表显示的客户名称为“零星汇总”，工程名称为“明星大厦（美丽湾）”，在该明细表下方空白处，有陈红玫、陈召华、戴明河等人先后签字确认，黄定宪于2011年9月2日注明：“同意支付款总数”、“注明按补充协议定该货款由新接手老板支付”；2、2011年6月28日制作的工程用砼明细表（5月26日至6月24日）金额合计人民币872320元，该明细表显示的客户名称为“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名称为“明星大厦”，在明细表“客户核对结果”一栏内，有杨建成备注“6月14日、15日、16日负二层地下室底板确认方量”，陈红玫先后注明“以上已核对，只有6月22日待查”、“6月22日单据已确认”，“客户代表”一栏内有杨建成、陈红玫、陈召华、戴明河等人签字；3、2011年7月28日制作的工程用砼明细表（7月4日至7月22日）金额合计人民币17025元，该明细表显示的客户名称为“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名称为“明星大厦”，在该明细表上，有陈红玫、陈召华、戴明河等签名确认。另外，黄定宪于2011年9月2日注明：“同意支付”、“注明该货款由新接手老板支付”。对于上述相关人员的身份，澳砼公司一审庭审时称陈红玫是建安公司工地上的财务负责人，陈召华是工程总工，戴明河负责工程后勤工作，杨建成也是建安公司工地人员，黄定宪是工程项目负责人。建安公司表示上述人员均不是建安公司员工，黄定宪是广东耀南建筑工程公司派驻现场负责采购的。此外，澳砼公司还提交了混凝土送货单，但称如下原始单据现已无法找到：1、2011年2月18日、20日、24日合计用砼量13立方米，计款人民币3935元；2、2011年3月9日用砼量9立方米，计款人民币2385元；3、2011年4月21日用砼量9立方米，计款人民币2545元；4、2011年6月13日用砼量1车8立方米，计款2040元；5、2011年6月22日2车18立方米，计款人民币4590元；6、2011年6月24日1车6立方米，计款人民币1530元；7、2011年7月9日1车4立方米，计款人民币1020元。澳砼公司一审庭审时主张，在上述送货单“客户代表”一栏签名的戴明河、张国建、华汉尧、杨建成、陈召华均是明星大厦工程的现场施工人员，其中戴明河是材料负责人；建安公司表示不清楚上述人员身份。建安公司主张，澳砼公司实际的供货时间是从2011年5月15日至2011年6月13日前；明星大厦于2011年6月13日凌晨发生基坑局部坍塌事故，被相关部门责令停工整改，至此该工程建设工作停止，故之后建安公司不可能向澳砼公司订货，澳砼公司也不可能向其供应混凝土；另外，建安公司表示只认可有黄定宪确认签名的送货单，而澳砼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2011年5月15日之后有黄定宪签名的仅为2011年6月13日两张送货单用砼量共19立方米，计款人民币4845元。
关于付款情况。建安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8月18日向澳砼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76000元，并提供了银行转账单，支票存根显示用途为“材料款”。根据建安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上述支付凭证被列为黄定宪就“明星大厦前期人员工程款（基坑支护）”申请用款金额人民币551368.75元之内其中一笔，另附有黄定宪向该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显示：黄定宪委托建安公司向澳砼公司支付76000元，注明“建安公司系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付款，因此建安公司并不因该付款行为对外（包括但不限于：收款单位）承担任何义务、责任。”澳砼公司则主张建安公司从未支付过涉案工程的混凝土货款，认为上述人民币76000元是黄定宪就金福大厦工程向澳砼公司支付的混凝土货款，并提供了内部记账凭证、电子回单、收据（存根联）、2011年3月金福广场砼销售明细表及30张送货单。其中2011年3月金福广场砼销售明细表显示2011年5月12日至6月18日混凝土款金额共人民币77500元，而在相应的30张送货单中，有1张2011年5月12日送货单，黄定宪作为客户代表签名。
另查，关于黄定宪诉建安公司、黄伟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12月14日作出（2012）珠香法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黄定宪的诉讼请求。黄定宪提出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01号民事判决，改判黄伟轮向黄定宪支付明星大厦基坑支护工程退场费103万元及相应违约金。该案认定黄定宪为明星大厦基坑支护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查明：建安公司向珠海经济特区明星大厦有限公司承接了明星大厦工程。2010年12月30日，建安公司与耀南公司签订《明星大厦项目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约定建安公司将明星大厦基坑支护工程分包给耀南公司。耀南公司又将该工程交由黄定宪实际施工。2011年6月16日，珠海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站向建安公司发出《关于明星大厦工程必须停工整改的通知》，写明：明星大厦工程于6月13日发生基坑局部坍塌事故，责令建安公司停止除该基坑抢险以外的其他工程，要求建安公司对局部坍塌部分，须委托设计单位提出加固方案，并经施工图审图机构审查合格后方可组织实施等。同年8月5日，珠海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站向建安公司发出复工通知。同年7月26日，黄伟轮（甲方）与黄定宪（乙方）签订一份《退场协议》，约定：“1、乙方所做建安集团明星大厦工程基坑工程所用224万，其中基坑支付所用187万，基坑修复所用37万，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等等。”次日，黄伟轮（甲方）与黄定宪（乙方）又签订一份《退场补充确认》：约定“……7、双方确认进入明星大厦工地钢材合同以实际供货量为准，用在其他工程钢材除外，混凝土按乙方签合同执行，已供入明星大厦工地混凝土欠付款全部由甲方支付，与乙方无关……等等。”另外，黄伟轮在该案中提供了两份工程例会纪要，其中2011年4月14日工程例会会议纪要中确定黄定宪为原材料进场、送检负责人，该次会议签到表上在建安公司一栏内有张林、陈召华等人签字。建安公司核实后表示，该公司并无陈召华这个人，张林为该公司驻现场项目经理人，如确有陈召华代表建安签字，有可能是冒充的；该公司在与澳砼公司的混凝土买卖合同中，只授权了黄定宪签收混凝土，没有其他人。
一审法院认为，澳砼公司、建安公司于2011年5月26日就明星大厦混凝土供应事宜签订的《珠海市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澳砼公司名称的变更，不影响双方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双方之间的供货情况包括供货期间、供货金额；二、建安公司的付款情况以及违约金的计算。
关于供货情况。1、供货期间。澳砼公司、建安公司签订的《珠海市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供货期限从2011年5月15日至2012年5月14日止，而非从合同签订之日起算，应视为双方对2011年5月15日至合同签订之日前存在混凝土买卖关系的确认。对于2011年5月15日之前双方是否存在混凝土买卖关系，在建安公司否认的情况下，澳砼公司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黄定宪是建安公司签署前述购销合同的委托代理人，但也是明星大厦基坑支护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该工程存在分包、转包情形，因此，仅凭澳砼公司提供的2011年2月18日至同年5月13日期间的送货单以及黄定宪等人署名的砼销售明细，虽然可以反映该期间澳砼公司向明星大厦供应混凝土的事实，但不足以认定澳砼公司与建安公司在该期间存在混凝土买卖关系。并且，该期间的送货单上注明客户名称为明星大厦，而购销合同签订之后的送货单均明确注明客户名称为建安公司。因此，澳砼公司主张其向建安公司供应混凝土的时间应从2011年2月18日起算，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建安公司主张涉案工程因2011年6月13日凌晨发生基坑局部坍塌事故被责令停工，故澳砼公司不可能在6月14日至7月22日期间供应混凝土。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工程于2011年6月13日凌晨发生坍塌事故，相关部门于同年6月16日责令建安公司停工整顿，但并不包括基坑抢险、修复作业。其次，从澳砼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来看，其中2011年6月13日有黄定宪签名的送货单可以反映该工程在事发当天直至晚上8点仍在进行混凝土施工作业，而黄定宪与黄伟轮签订的退场协议中也提及基坑修复费用。此外，如仅统计2011年5月15日至6月13日期间澳砼公司的供货情况，其金额总数小于建安公司主张的已付货款人民币76000元，有违常理。因此，建安公司关于澳砼公司在基坑坍塌事故后未继续供应混凝土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结合相关购销合同、送货单以及明细表等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澳砼公司、建安公司之间的供货期间为2011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22日。2、关于供货金额。虽然购销合同约定黄定宪负责报料和现场签收单据，但如仅计算2011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22日期间有黄定宪签收的两张送货单，金额仅合计人民币4845元，这与建安公司主张的已付货款人民币76000元相差甚远，有违常理，而黄定宪确认的明细表中对应送货单上也确有戴明河等人签收的情况。因此，对于2011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22日期间澳砼公司的供货金额，应结合明细表及送货单认定。2011年5月15日至同年5月23日期间的供货金额人民币20565元，有黄定宪签名确认的销售明细可以证实，也有相应的送货单可以印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011年7月4日至同年7月22日期间的供货金额17025元，有黄定宪确认的用砼明细可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011年5月26日至同年6月24日期间的供货金额，澳砼公司提供的工程用砼明细表上虽无黄定宪的确认，但对其中有相应送货单可以印证的部分，合计人民币86416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所述，2011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22日期间，澳砼公司向建安公司供应混凝土的金额合计人民币901750元（20565＋864160＋17025）。
关于付款情况以及违约金的计算。1、付款情况。建安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8月18日向澳砼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76000元，并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澳砼公司主张该款是黄定宪向其支付的金福广场工程混凝土款，但该主张并未得到黄定宪的证实，而澳砼公司提供的金福广场混凝土送货单仅有1张为黄定宪签名，相关的销售明细上也未有黄定宪确认，不足以证实黄定宪与金福广场的关系。本案黄定宪为明星大厦基坑支护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建安公司为总承包人，建安公司受黄定宪委托支付混凝土款也存在合理性，因此，一审法院依现有证据认定该笔人民币76000元为支付涉案工程的混凝土款。综上，建安公司尚欠澳砼公司混凝土款人民币825750元（901750元-76000元）。2、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澳砼公司、建安公司在《珠海市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了分期付款的期限，但付款应以双方对账结算为前提。仅从澳砼公司提交的明细表显示，相关对账时间为2011年8月上旬，故澳砼公司要求建安公司在2011年7月30日前付完全部货款的65%，依据不足。但建安公司应按约定在2012年4月11日前支付所有混凝土款的90%，剩余10%三个月内（即7月11日前）付清，否则应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甲方责任第4款之规定按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澳砼公司支付违约金。综上，建安公司应向澳砼公司支付违约金［以人民币735575元（901750元×90%－760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从2012年4月12日起计至2012年7月11日为33468.66元；以82575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从2012年7月12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建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澳砼公司支付混凝土款人民币825750元；二、建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澳砼公司支付违约金（计至2012年7月11日为人民币33468.66元；从2012年7月1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人民币82575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426.57元，由建安公司负担人民币11590元，由澳砼公司负担人民币2836.57元。
上诉人澳砼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建安公司向澳砼公司支付混凝土款人民币954910.00元及相应利息（以人民币620691.50元为基数，自2011年8月10日起按每天万分之五计至2012年4月11日止；以人民币859419.00元为基数，自2012年4月12日起，按每天万分之五计至2012年7月13日止；以人民币95491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14日起按每天万分之五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关于“双方之间的供货期间为2011年5月15日至同年7月22日”的认定是错误的。事实上，澳砼公司向建安公司的供货时间是自2011年2月18日至2011年7月22日。《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澳砼公司与建安公司在《混凝土购销合同》签订前的购销行为采用的就是口头合同。《送货单》是澳砼公司向建安公司供应混凝土的最直接的证据，该单记载了“工程名称、混凝土方量、送货时间、浇筑时间、浇筑部位及收货人”等内容；《明细表》则是对《送货单》记载内容的进一步书面确认。这两份证据足以证明早在《混凝土购销合同》签订前（即2011年2月18日）澳砼公司已向建安公司供应混凝土（附送货单）的事实以及双方一直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一审判决仅仅关注到“购销合同签订之后的送货单均明确注明客户名称为建安公司，之前的均为明星大厦”，却没有关注到：购销合同签订前后的购方联系人（陈：133××××5969）一直没变；供货明细表的确认人一直没变（陈红玫、陈召华、戴明河、黄定宪等人，尤其要指出的是，陈召华为建安公司员工这一身份已通过另案查明，而黄定宪是建安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建安公司一直就认可）；货款的计算依据一直没变；供货地点一直就是明星大厦工地，而建安公司作为明星大厦承建人的身份也一直没变。这些细节足以说明澳砼公司向建安公司的前后供货行为是存在关联、并持续进行的。一审判决忽视了这些事实及证据间的关联性，人为的将之割裂（比如：2011年5月销售明细表已经被上诉方确认，一审判决也认可该表的真实性，却硬生生从该表的内容中划分出两个购货方，将5月11至13日的购货方认定为黄定宪，将5月15日以后的购货方认定为建安公司），由此确定的供货期间是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关于“76000元为支付涉案工程的混凝土款”的认定是错误的。事实上，该笔人民币76000元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它是第三人因承建金福广场项目而与澳砼公司之间产生的混凝土货款。1、澳砼公司与建安公司是《混凝土购销合同》的主体，澳砼公司向建安公司供应混凝土，建安公司应向澳砼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且这种付款行为是一种直接的、不需要凭借任何人的委托就直接进行的行为。而建安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该笔人民币76000元是黄定宪委托建安公司向澳砼公司支付的，因此，《付款委托书》的存在恰恰说明该笔款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2、在本案中，澳砼公司主张应付货款为人民币954910元的主要依据是4张经双方核对的《明细表》，其中3张有黄定宪的签字，且均注明“同意支付”、“该货款由新接手老板支付”的字样，落款的时间均为2011年9月2日。显然，截止2011年9月2日，这3张《明细表》所涉金额仍未支付。另一张货款金额为人民币872320元的《明细表》，因没有黄定宪的签字且对应的《送货单》只有两张共计19立方的混凝土是黄定宪本人签收，建安公司坚持只同意支付由黄定宪签收的19立方的混凝土款而不认可其余款项应由其支付，自然该笔款项自今未付。7.6万元的委托付款行为发生在2011年8月18日。至此，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的事实已一目了然。3、澳砼公司依法庭的要求在第一次庭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的由黄定宪承建的另一工程“金福广场”的所有《送货单》及经双方核对确认的《砼销售明细表》显示：澳砼公司与黄定宪在2011年5月12日至2011年6月18日期间另有“金福广场”项目存在混凝土买卖业务，人民币76000元是因“金福广场”项目产生的混凝土款，与本案无关。另外，从另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黄定宪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那么建安公司对黄定宪就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其委托建安公司向第三方付款是符合常理的。而对于澳砼公司来讲，因“金福广场”项目产生的混凝土款，不论是何人代付，澳砼公司都认定为是黄定宪支付的货款。
三、一审判决仅支持“其中有相应送货单可以印证”部分的混凝土款的作法是错误的。《明细表》是对《送货单》记载内容的进一步书面确认，建安公司在《明细表》上的签字确认行为同时也是对送货单记载内容的确认。因此，既使没有《送货单》，仅凭《明细表》已足以证明澳砼公司向建安公司供货的事实及其详细情形（如：送货时间、送货地点、所供混凝土等级、混凝土方量、浇筑部位及混凝土单价、总价等）。一审判决仅支持“其中有相应送货单可以印证”部分的混凝土款的作法是错误的。
四、一审判决以“相关对账时间为2011年8月上旬”为由，认定建安公司在其未依约于2011年7月30日前支付所用砼款的65%的情形下，无需向澳砼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75724.36元（620691.5×0.0005×244天）是错误的。1、澳砼公司与建安公司签订的《珠海市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第二点明确约定“甲方（即建安公司）在完工或2011年7月30日前必须付所用砼款的65%”；同时，第六条第二款第四点约定“若早方违反合同付款要求，……甲方应按拖欠数额以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具体到本案，澳砼公司向建安公司最后供货的时间是2011年7月22日，截止2011年7月30日，建安公司所用砼产生的货款共计人民币954910元，而且从未支付过一分一毫的货款。根据前述约定，建安公司必须在2011年7月30日前向澳砼公司支付人民币620691.50元（954910.00的65%），否则澳砼公司有权自2011年7月31日起以人民币620691.50元为基数按每天万分之五向其计收违约金。2、澳砼公司与建安公司之间的货款结算不是在所有供货完毕方进行，而是采用月结的方式，这在《珠海市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一款还约定的很明确，同时从6月份《明细表》建安公司确认的时间（2011年7月18日）及每张《明细表》注明的制表日期均可以得到印证。造成《明细表》中大量的确认时间是2011年8月4日至6日，完全是由于澳砼公司在发出《明细表》后，建安公司迟迟不予确认所致。再者，根据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建安公司未及时确认的情形下，则应视为同意澳砼公司发出的结算确认书。更何况，《送货单》是一式多联，建安公司也持有一联，就算双方没有进行结算，单凭自己一方的单据，建安公司也清楚明确地知道，截止2011年7月22日，其所购混凝土方量及其相应价款，根本不影响其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履行合同。因此，建安公司在2011年7月30日前未按约定支付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向澳砼公司支付违约金。
针对澳砼公司的上诉，建安公司答辩称，一、澳砼公司向建安公司的供货时间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供货时间应为合同约定的2011年5月15日至2011年6月13日工程坍塌，不是澳砼公司陈述的2011年2月至2011年7月。1、《混凝土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的供货时间，建安公司与澳砼公司在《混凝土购销合同》签订之前没有以任何书面或口头形式建立购销合同关系，澳砼公司提交的单据为其单方制作，其陈述在2011年2月即开始供货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2、澳砼公司单方制作提交的单据上签字人戴明华，张国建，华汉饶，陈红玫，陈召华，杨建国不能代表建安公司对供货关系或货款数额进行确认。3、一审判决对建安公司与澳砼公司在2011年5月15日前无购销合同关系的认定事实正确。
二、人民币76000元是建安公司已经支付给澳砼公司的混凝土款项。建安公司代理人对澳砼公司提交的所谓金福广场的单据质证过程中并不认可，建安公司与澳砼公司之间并无其它合同往来，澳砼公司陈述人民币76000元是代黄定宪支付所谓金福广场混凝土款项是编造事实。所谓《付款委托书》仅是黄定宪作为该工程分包人广东耀南公司代表，对建安公司已支付款项的一个确认，是建安公司与工程分包人之间内部的一个付款流程，是将来各方作为款项对帐的一个程序，并不存在任何受黄定宪委托支付金福广场款项的事实。根据（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01号案中查明的事实，明星大厦基坑的实际施工人为黄定宪，因此该笔款项支付需要其确认也是合情合理的。《付款委托书》的付款，在（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01号案中建安公司的另外代理人笔录也是这样陈述的，《付款委托书》仅是内部的付款流程，是各方对明星大厦工程款项支付的确认，并不是委托支付其它工程款项。同时，建安公司提交的其它的银行转帐单和所附的资料均写明为支付明星大厦前期人员工程款（基坑支护）。因此，该人民币76000元是建安公司已经向澳砼公司支付的款项，而非所谓金福广场工程。
三、对于澳砼公司上诉状中提及的由陈红玫、杨建国签字代表建安公司确认人民币872320元货款的《明细表》，建安公司已对其签名可以代表建安公司的意思表示在一审中提出异议和上诉。根据《混凝土购销合同》，建安公司只委托黄定宪签收单据，货款确认应由“供货方每月5日前向建安公司发出凭证和结算确认书”后由建安公司确认。在合同有如此明确约定的前提下，为何一审法院可以单凭澳砼公司单方提交的所谓明细表即认可陈红玫，杨建国为建安公司公司员工，并有权代表建安公司确认数额为872320元的货款？
四、对于违约金的确认。合同双方对混凝土结算方式和时间有明确约定，根据合同第五条，混凝土款项采用双方先确认后支付的方式。首先乙方（澳砼公司）应向甲方（建安公司）提交凭证和结算确认书，经甲方认可后在2011年7月30日前支付65%，在2012年4月11日前付90%，其它在三个月内付清。如建安公司未按时付款，澳砼公司可以停止供货，建安公司应按拖欠数额以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因此，货款确认是计算违约金的前提条件，在双方未确定货款数额之前违约金无从计起。
建安公司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澳砼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澳砼公司承担本案上诉费用。
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法院漏查与本案相关的事实，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一、建安公司只授予黄定宪“报料和现场签收单据”的权利，并没有授权其确认混凝土销售金额的权利。1、《购销合同》已清楚写明建安公司对黄定宪的授权范围为“报料及现场签收单据”，建安公司并未授权其确认混凝土销售金额。同时，《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一款已明确约定货款的结算和确认方式，即必须由乙方提供现场签收单据和结算确认书，并由甲方（即建安公司）而非黄定宪先生进行确认。因此，黄定宪在澳砼公司单方制作的《销售明细表》或《用砼明细表》上签字确认销售金额的行为不能代表建安公司的意思表示。2、黄定宪只有权签收货物，故确认货款是其个人行为。一审法院注意到了黄定宪在确认单上的注明的事实，但却未予查明该意思表示为黄定宪个人的意思表示。因此，其单方确认货款是其个人行为，应由其个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一审法院漏查了其余在澳砼公司单方提交的送货单上签字人员为何可以代表建安公司签收货物的事实。1、根据《购销合同》第三条第一项明确约定建安公司只授权黄定宪一个人负责报料和现场签收单据，而澳砼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只有2011年6月13日的两张送货单为黄定宪所签，在其余送货单上签收的为杨建成、陈红玫、陈召华、戴明河等人，这些人均没有建安公司的授权，因此，对于非黄定宪所签的送货单，不应被认定为代表建安公司签收货物。2、一审法院在对送货单上的签字人是否为建安公司员工的认定上采用了双重标准。2011年4月14日工程例会会议纪要中写明黄定宪只有“报料和现场签收单据”的权利，并没有授权其确认混凝土销售金额的权利。该份会议纪要为一审法院调取（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01号案件的证据所得，非建安公司提交的证据。如果一审法院认定该案证据为本案证据，那也应该认定该案其他证据，如：该案被告代理人提交的《混凝土班组职工工资支付表2011.4.17—12.11》。该工资表中，并无澳砼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签字的人员，即杨建成、陈红玫、陈召华、戴明河等签字人员，这些签字人员并非建安公司人员。
建安公司补充上诉意见认为：一、一审法院未将本案争议的重要问题作为本案争议焦点，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所有单据都是澳砼公司单方制作的，除了黄定宪签字的小部份单据外，大部份单据的签字人为戴明华，张国建，华汉饶，陈红玫，陈召华，杨建国。特别是金额最大的一张确认送货金额为人民币872320元的货款确认单其签字人为陈红玫，杨建国，连黄定宪的签字也没有。在双方购销合同对授权单据签收人，确认货款方式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在建安公司一再明确上述人员非本公司员工的前提下，为什么这些人可以代表建安公司签收单据，甚至确认货款？这些人的身份是否可以仅凭澳砼公司陈述就可以认可？这是查明双方是否有送货和送货数量的基础，也应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第八条的规定，请求法院查明签收人的身份。
二、供货时间应为2011年5月15日至2011年6月13日，一审法院对于6月13日后是否有供货事实查明事实不清，认定错误。6月13日基坑坍塌后不可能仍存在供货事实。（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01号判决是黄定宪起诉黄伟伦要工程款的，《退场协议》是黄定宪提交的证据。由其该案中的陈述及法院查明的事实可见，黄定宪是该工程基坑的实际施工人，黄伟伦需要对坍塌部份进行修复。黄定宪明确说明基坑修复当时是由建安委托第三方完成，与其无关，6月13日后是由第三方来完成对基坑修护，根本不可能存在由建安公司通过黄定宪要求澳砼公司送货的可能。建安公司主张的已支付人民币76000元，是双方建立供货合同关系后已支付的费用，一审法院以此来推定澳砼公司主张的金额比人民币76000元少，故6月13日后仍有供货认定事实是错误的。
针对建安公司的上诉，澳砼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一审认定供货时间截止时间2011年7月是正确的，在2011年6月13日基坑坍塌当天，黄定宪本人签字的送货单已充分证明工程是由凌晨至晚上8点一直在抢修，从未停止施工，而黄定宪签字的送货单真实性也被建安所认可，仅从这点可以得出建安公司6月13日基坑坍塌以后再无供货的陈述是虚假的。关于送货明细上的签名问题，每一张明细表都有陈召华的签字，陈召华的身份已被另案和本案的一审查明，本案的证据是一个整体，互相关联。关于5月15日之前是否有供销关系的问题，一审认定有误。关于人民币76000元，该货款与本案无关，理由是建安公司从未认为应付澳砼公司人民币76000元。建安公司在答辩状中做出与一审判决相异的解释，一审判决只是认为委托付款有其合理性，而建安公司在答辩状中说委托付款是对已支付款项的确认，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认为付款委托书是内部的付款流程也说明黄定宪与建安公司之间的关系。违约金的计算应有一个合理期间，应从2011年8月之后算合理时间，而不是从2012年4月开始计算。
黄定宪未发表答辩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明星大厦工程于2011年6月13日凌晨发生基坑局部坍塌事故。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
黄定宪系澳门居民，本案为涉澳买卖合同纠纷，应当参照我国有关涉外民事案件关于管辖的法律规定来确定本案的管辖权。作为一审被告的建安公司的住所地在珠海市香洲区，买卖合同的签订地及履行地亦在珠海市香洲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我省第一审知识产权、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区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等事项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各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处理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与买卖合同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由于买卖合同的签订地及履行地均在我国内地，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实体法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
二、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
澳砼公司与建安公司签订的《珠海市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
对于供货期间的问题，双方当事人有不同意见。澳砼公司上诉认为是2011年2月18日至2011年7月22日，建安公司则上诉主张为2011年5月15日至2011年6月13日。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时间虽为2011年5月26日，但合同中对供货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即计划从2011年5月15日至2012年5月14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供货的起始时间为2011年5月15日，有合同依据。澳砼公司主张在2011年5月15日之前，其已向明星大厦工程供应混凝土。对此虽有澳砼公司的送货单为据，但仅能证明澳砼公司在该期间向明星大厦供应混凝土的事实，由于该工程存在分包转包情形，黄定宪既是建安公司委托签订购销合同的代理人，也是明星大厦基坑支护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黄定宪在该时间段内的收货行为并不必然代表建安公司，而在澳砼公司与建安公司事后签订购销合同时建安公司对此也未予追认，因此澳砼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于澳砼公司认为向建安公司的供货时间应从2011年2月18日开始计算的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建安公司上诉认为在2011年6月13日工程发生坍塌事故后澳砼公司没有再送货。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涉案工程于2011年6月13日凌晨发生坍塌事故，但从澳砼公司提供的有黄定宪签名的送货单可见，直至2011年6月13日晚上8点多，涉案工程仍在进行施工。而质监站于6月16日发出的停工整改通知中也仅要求建安公司停止除该基坑抢险以外的其他工程，允许正当的基坑修复作业。在黄定宪与黄伟轮于2011年7月26日签订的退场协议中亦提及黄定宪支出了基坑修复费用。可以印证在基坑坍塌后涉案工程存在修复作业。另外，对于2011年5月15日至2011年6月13日期间的供货情况，澳砼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总金额明显少于人民币76000元，而建安公司认可的黄定宪签收的送货单总金额更是只有人民币4845元，由此也证明2011年6月13日之后存在继续供货情形的合理性。综上，本院对建安公司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供货总金额的问题，双方当事人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建安公司认为黄定宪仅有权负责报料和现场签收单据，但由前述分析可知，黄定宪签收的两张送货单总金额远远少于建安公司已付的货款，与常理不符。对于2011年5月15日至5月23日、2011年7月4日至7月22日的供货明细表，其上均有黄定宪、戴明河、陈召华等人的签名认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予以维持。对于2011年5月26日至6月24日期间的供货明细表，虽然没有黄定宪的签名，但有戴明河、陈召华、杨建成等人的签名确认，建安公司虽认为戴明河、陈召华等人不是其公司员工，但在另案证据例会纪要中显示陈召华与张林在签到表建安公司一栏内签名，而建安公司认可张林是其公司驻现场项目经理人。本案中，澳砼公司同时还提交了大部分送货单与其明细表相对应，其上签收人多为戴明河、杨建成等人。且法院认定的2011年5月15日至5月23日、2011年7月4日至7月22日的供货总金额共计人民币37590元，与建安公司认可已支付的货款人民币76000元亦不吻合。综上，一审法院对2011年5月26日至6月24日期间有送货单与明细表一一对应的款项予以认可，合乎情理，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应付款金额的问题，澳砼公司上诉主张建安公司支付的货款人民币76000元是代黄定宪向其支付的金福广场工程混凝土款。对此本院认为，澳砼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黄定宪与金福广场工程之间的关系，由于建安公司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黄定宪是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认定建安公司受黄定宪委托支付混凝土货款，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建安公司尚欠澳砼公司的混凝土货款为人民币825750元（20565＋864160＋17025-76000）。
对于违约金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应在建安公司±0完工或2011年7月30日付所用混凝土款的65%，按进度每两个月结算并支付所用砼款滚动累计余额的65%，澳砼公司给建安公司10天的支付宽限期，待主体封顶一个月内或2012年4月11日前付至所有混凝土款的90%，剩余10%三个月内付清；若建安公司违反合同付款要求，澳砼公司有权暂停或终止混凝土供应，同时建安公司应按拖欠款数额以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澳砼公司支付违约金。实际履行过程中，由澳砼公司提交的明细表显示双方对账发生在2011年8月上旬，因此应认定双方的实际对账行为变更了合同关于2011年7月30日付所用混凝土款65%的约定，但建安公司仍应依约在2012年4月11日前付至所有混凝土款的90%，剩余10%三个月内（即7月11日前）付清。由于建安公司逾期未支付，依约应给付违约金。一审法院对违约金的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澳砼公司和建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775.67元，由珠海澳砼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3349.10元，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4426.5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伟民
审 判 员 张 丹
代理审判员 王文娟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吴馥楠
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