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沪0112行初61号
原告吴雪兰，女，196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被告上海市公安�闵行分局，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吴培根，局长。委托代理人巍栋，男。委托代理人严昊君，男。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朱芝松，区长。委托代理人周华，男。委托代理人何芬，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雪兰诉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下简称闵行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及诉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闵行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本院经审查于2016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于次日向两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雪兰，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巍栋、严昊君及被告闵行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周华、何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于2016年1月12日作出编号为XXXXXXXXX号的《告知书》(以下简称被�《告知书》)，告知原告吴雪兰，经审查，原告“要求公开报案后的处理结果”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原告不服上述答复，向被告闵行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于2016年2月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沪闵府复决字(2016)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作出的编号XXXXXXXXX号《告知书》。原告吴雪兰诉称，2015年8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立案受理原告被诈骗一案，该局的莘松派出所寄给原告立案通知书。但是，该立案通知书上既无办案警官的签名，也无联系电话，案件编号无从查起，落款单位是闵行公安分局，承办单位是莘松派出所。原告曾经多次电话�系闵行公安分局及莘松派出所，但是一无所获。为此，原告不得不向闵行公安分局申请案件进展结果的信息公开，但闵行公安分局答复称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原告认为该申请是要求闵行公安分局回复原告案件进展情况，不属于政府办事制度层面上的公开，是向公安机关申请向特定对象公开案件状态信息，闵行公安分局无疑是故意曲解原告的申请。依据《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二条及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向原告公开案件进展及结果，但被告的答复显然违反了上诉规定，理应被撤销。被告闵行区政府作为闵行公安分局的主管单位，既不重视此案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结果，又不责令闵行公安分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履行法定的告知职责。因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撤销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作出的XXXXXXXXX号《告知书》，并依法回复原告案件的进展及结果；2、撤销被告闵行区政府作出的沪闵复决字(2016)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闵行公安分局辩称，被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内容清楚，证据确凿。2015年12月28日，原告吴雪兰向被告申请公开其报案后的处理结果，被告于当日受理原告申请。经查，原告于2015年8月14日向被告报案称其被诈骗，被告于2015年8月25日将该案立为刑事案件侦查，并向原告送达了立案通知书，该案目前处于侦查阶段。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为该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被告依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于2016年1月12日作出被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其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政府信息，并送达至原告。被告作出的被诉《告知书》，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据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闵行区政府辩称，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闵行公安分局系被告的工作部门，对于原告吴雪兰请求撤销闵行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告知书》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2016年1月18日，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并依法决定受理。被告后向原告邮寄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副本直送达闵行公安分局。1月28日，闵行公安分局向被告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被诉《告知书》的相关证据及法律依据。被告认为，闵行公安分局具有受理和处理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职责。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履行其刑事司法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不属于该法所指的“政府信息”，原告要求公开的是刑事立案后的处理结果，显然不属于政府信息，闵行公安分局据此作出的答复并无不当。2016年2月2日，被告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闵行公安分局所作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吴雪兰于2015年12月25日向被告闵行公安分局提出“要求公开报案后的处理结果”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受理原告申请后，经审查，于2016年1月12日作出被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其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并以挂号信的方式将被诉《告知书》送达至原告。原告吴雪兰收到被诉《告知书》后，向被告闵行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闵行区政府于2016年1月18日依法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并于2016年1月21日向被告闵行公安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等材料。同年1月28日，闵行公安分局向闵行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相应的证据材料。闵行区政府经审查后，于2016年2月2日作出沪闵府复决字(2016)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闵行公安分局作出被诉《告知书》的行政行为，并向原告吴雪兰和被告闵行公安分局进行了送达。另查明，原告吴雪兰曾于2015年8月14日向被告闵行公安分局报案称其被诈骗，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于同年8月25日作出沪公(闵)立告字[2015]10678号《立案告知书》，告知：原告报诈骗案一案，经被告审查，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已决定立案。目前，该案正处于刑事侦查阶段，尚未结案。以上事实有被告闵行公安分局提供的《信息公开申请表》、沪公(闵)立告字[2015]10678号《立案告知书》、编号为XXXXXXXXX《告知书》及挂号信函收据，被告闵行区政府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邮寄凭证、《行政复议申请书的部分更正》、浙江省公安厅的《函》、收据复印件、《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凭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凭证、《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沪闵府复决字(2016)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凭证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证明。本院认为，依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具有受理并处理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职权。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闵行区政�作为被告闵行公安分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具有审查原行政行为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和职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因此，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政府信息”特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依法具有履行刑事职责和行政职责的双重职能，本案中，原告吴雪兰要求获取的“要求公开报案后的处理结果”的信息属于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履行刑事职责过程中可能制作或获取的办案信息，而非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所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即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条所指称的“政府信息”。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依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所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闵行区政府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对复议申请及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告吴雪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雪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5元，由原告吴雪兰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寨华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 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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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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