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老民初字第1493号原告：常美英，女，196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洛阳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恒超，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北，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许一凡，男，197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龙，河南梅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新红，男，196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洛阳市人，住洛阳市老城区。原告徐新红与被告许一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8日受理后，许一凡在答辩期内对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许一凡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6月21日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徐新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胜、许一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龙到庭参加诉讼。2016年6月21日常美英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经审查，本院同意常美英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2016年12月22日徐新红以其名下的招商银行卡一直由常美英使用，该银行卡上的往来的资金都是常美英的，与徐新红无关，本案所涉的500万元是常美英的资金，因常美英已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准许徐新红撤诉。常美英参加诉讼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2月26日、2017年5月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美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北、牛恒超、被告许一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新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常美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许一凡偿还常美英500万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常美英和芦炜昌系夫妻关系，因感情不和，双方自2011年起分居至今。2014年7月7日，常美英通过其工商银行卡往徐新红招商银行卡转款90万元，7月7日转款149万元，7月25日转款315万元。7月23日常美英通过徐新红的招商银行卡往许一凡的招商银行卡转款200万元，7月25日又转款300万元（徐新红的招商银行卡平时由常美英保管使用）。后常美英一直向许一凡追要该500万元。因常美英与芦炜昌感情不和、长期分居，芦炜昌唆使徐新红起诉许一凡。该案目前正在老城区法院审理。根据以上事实，本案争议的500万元既不是徐新红的，也不是许一凡的，而是常美英的合法财产，故请求法院判决由许一凡偿还常美英500万元及利息。被告许一凡辩称，许一凡与常美英不认识，也未见过面，许一凡也没有向常美英借过款。这么大的一笔款项，连个借条都没有，不符合常理。2014年4月24日樊文涛曾向许一凡借款500万元，借款到期后，樊文涛无力偿还，让徐新红替他向许一凡偿还500万元，并非是许一凡借徐新红或常美英的款。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常美英对许一凡的诉讼请求。被告徐新红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樊文涛与丁进明在洛阳开办洛阳鑫通投资有限公司。许一凡为友融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信贷部负责人，孙运超曾任友融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经理。芦炜昌、常美英系夫妻关系。徐新红卡号62×××77的招商银行卡由芦炜昌、常美英保管使用，常美英往该卡中转入过大量资金，也从该卡中转出过大量资金。2014年4月24日，樊文涛与许一凡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樊文涛向许一凡借款500万元，期限3个月，自2014年4月24日至2014年7月23日止，还款日2014年7月23日18时前，借款人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日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剩余本金与应还利息之和的5‰向出借人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借款人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足额还清为止等内容。其中，该笔借款的借款服务申请表显示借款时樊文涛用奥迪轿车、宝马轿车作担保，友融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工作人员填写：此单业务由芦炜昌介绍并担保。同日，许一凡通过其招商银行卡向樊文涛的建行卡转款500万元，樊文涛给许一凡出具了借据。樊文涛的洛阳鑫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账页显示2014年4月25日收许一凡455万元（扣除3个月的利息45万元）。2014年7月7日常美英通过其工商银行卡往徐新红卡号为62×××77的招商银行卡转款90万元，7月23日转款149万元，7月25日转款315万元。2014年7月23日16时27分07秒徐新红的上述招商银行卡往许一凡卡号为62×××67的招商银行卡转款200万元，7月25日16时43分36秒徐新红的该银行卡往许一凡的卡号为62×××11的招商银行卡转款300万元。樊文涛的洛阳鑫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账页显示，2014年7月23日，付许一凡拆借利息75000元，2014年8月现金盘点表显示收许一凡退回的违约金45000元，许一凡实收樊文涛违约金3万元。2014年9月5日，徐新红与许一凡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徐新红向许一凡借款300万元，期限11天，自2014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14日止，还款日2014年9月14日18时前，借款人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日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剩余本金与应还利息之和的5‰向出借人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借款人将借款本金及利息足额还清为止等内容。借款人一栏，签有徐新红的名字，出借人一栏加盖有许一凡的印章。同日，许一凡通过其招商银行卡向徐新红的卡号为62×××77的招商银行卡转款300万元，徐新红给许一凡出具了借据，借据上借款人一栏签有徐新红的名字。后该款本息按时偿还给了许一凡。2014年7月时徐新红、常美英、芦炜昌未曾见过许一凡，相互间并不认识。2014年11月在北京的召开的APEC会议期间徐新红、芦炜昌才第一次与许一凡见面。审理中，常美英主张其用徐新红的银行卡转给许一凡的500万元为许一凡向其借款，并提交借条一份（借条为打印件），内容为：本人许一凡，借常美英现金5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到期本息一次还清，借款转入许一凡指定的银行账号62×××67、62×××11，自借款转入指定银行账号的次日开始计算利息，落款时间：2014年7月18日，借款人一栏加盖许一凡印章。常美英称该借条是孙运超转交给她的。经质证，许一凡的诉讼代理人称，许一凡根本就不认识常美英，借条是伪造的，并要求对借条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因当事人不能提供鉴定所需要的比对材料，鉴定无法进行。孙运超否认该借条是其给常美英的。原告常美英提交的该借条并非是许一凡书写而是打印件，借条上没有许一凡的签名，加盖的许一凡私章也和许一凡以前在其他合同上使用过的私章不一致，加之孙云超否认曾向常美英转交过该借条，故该借条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关于樊文涛的证言问题，因樊文涛在芦炜昌是否替他向许一凡偿还500万元一事上前后证词不一，故樊文涛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审理中，徐新红称2014年9月5日其未与许一凡签订过借款合同，也未向许一凡出具过借据，借款合同、借据上他的签名不是本人所写，是芦炜昌代他签的名，借款合同、借据上许一凡的私章是孙运超加盖的，其对该笔借款不知情。常美英对许一凡转入徐新红卡号为62×××77的招商银行卡的300万元也表示不知情。芦炜昌当庭作证称，其与徐新红、孙运超都是好朋友，2014年4月份左右，孙运超回到洛阳任友融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经理，孙运超找到芦炜昌说其公司老总许一凡着急用钱，通过芦炜昌介绍，徐新红两次借给许一凡500万元，约定半年还，月利率3%。该500万元是徐新红个人的钱，在芦炜昌办公室，徐新红用芦炜昌的电脑转给许一凡。后来，徐新红着急用钱，找到芦炜昌和孙运超要求被告许一凡还钱，但因尚未到还款时间，许一凡以其公司名义借给徐新红了300万元，该300万元用完后连本带息还给了许一凡的公司。许一凡借徐新红的500万元都是孙运超运作的，当时未签借款合同，因许一凡在上海工作，因此许一凡也未出具借条。芦炜昌不是樊文涛借许一凡500万元的担保人，没有义务替樊文涛向许一凡还款，其实际也没有替樊文涛向许一凡偿还500万元。孙运超当庭作证称，其和芦炜昌、徐新红都是多年的朋友，其由芦炜昌介绍认识樊文涛。后樊文涛提出向许一凡借款500万元，许一凡借给樊文涛了500万元，芦炜昌是借款介绍人，也是借款的担保人。2014年7月23日之前，其多次通过电话或当面提醒樊文涛借款快到期了，催促樊文涛还款，通过和樊文涛确认，是由徐新红代樊文涛偿还该500万元，是由徐新红的信用卡直接打到被告许一凡的卡上。芦炜昌是没有信用卡，多年都是使用徐新红的卡。根据合同约定7月23日借款到期，由于300万元未按约定偿还，樊文涛付了5天的滞纳金7.5万元，因为只逾期了2天，许一凡又退还樊文涛4.5万元的滞纳金，滞纳金是由樊文涛的卡直接打到许一凡的卡上的。2016年6月，南阳市公安局仲景分局在办理许一凡反映被诈骗一案中，对樊文涛、丁进明、杜秋莹、孙运超、徐新红进行了调查。樊文涛在接受调查时称：2014年4月份的时候，其鑫通投资有限公司在平顶山投资的项目需要资金，经朋友芦炜昌介绍，向友融公司借款500万元，期限3个月，以其个人名义签了借款合同。到期后，由于其没有钱，其朋友芦炜昌替他向友融公司还款500万元，其给芦炜昌打了借条，该笔借款其鑫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章上有显示。关于芦炜昌为何要替他还款，樊文涛称芦炜昌认识友融公司洛阳分公司负责人孙某，芦炜昌介绍他借的钱，芦炜昌虽然没有签字担保，但实际上他起了担保作用，到期他没有还钱，芦炜昌替他把钱还了，该500万元他至今未还给芦炜昌。借款到期后，其通过建行或民生银行卡转给上海友融公司违约金10万元，上海友融公司扣了其三天的违约金45000元，剩余的55000元退到其建行卡上了。若未还款，上海友融公司不会退其违约金。芦炜昌替他还款要么用他妻子常美英的卡，要么用他朋友徐新红的卡，以前他和芦炜昌之间的业务往来都是用该二人的卡。丁进明在接受南阳市公安局仲景分局调查时称：其和樊文涛合伙开办了河南和利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另外，樊文涛系洛阳鑫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是该公司股东。2014年夏天的时候，樊文涛领着芦炜昌和另外两个人到郏县考察过房地产投资项目，考察后樊文涛就向芦炜昌借了500万元，把该500万元还给了一个姓许的人。樊文涛以前借许一凡500万元时，芦炜昌是担保人，借款到期后，芦炜昌通过其手下一个姓徐的账户把500万元转给姓许的，替樊文涛还了款。杜秋莹在接受南阳市公安局仲景分局调查时称，她系洛阳鑫通投资有限公司出纳，通过其记录的现金盘点表显示，2014年4月份的时候，樊文涛借过一大笔钱，扣过利息后实际到账455万元，通过其记录的盘点表和凭证显示，许一凡退给樊文涛有违约金，如果不还，许一凡不会退违约金的。她听樊文涛说过一个叫老卢的人，是不是芦炜昌其不清楚。徐新红在接受南阳市公安局仲景分局调查时称，他知道许一凡这个人，许一凡和孙运超是上下级关系。大约2014年11月份的时候其和许一凡在北京见过一次面，他经过朋友芦炜昌介绍认识的孙运超。他和许一凡没有经济往来，他的招商银行卡是芦炜昌拿他的身份证办的，卡一直在芦炜昌那里，都是芦炜昌在使用。转给许一凡的500万元他不清楚，起诉许一凡也是芦炜昌的主意。审理中，常美英的律师出示了调查樊文涛的笔录，樊文涛在该份笔录中称：其与许一凡没有见过面，其通过孙运超向许一凡借款500万元，当时提供有车和房产做担保，价值和500万元大致相当。他曾经借过芦炜昌的钱，但都还清了，双方现在互不欠钱。其借许一凡的500万元芦炜昌没有进行担保，芦炜昌也没有替他向许一凡偿还500万元，该500万元至今未还，他的质押物汽车现还在孙运超的公司。因樊文涛在芦炜昌是否替他还款一事上前后说法不一，本院还到监狱调查了樊文涛，樊文涛称他通过孙运超所在的友融公司借许一凡500万元真实，借款时还提供了两辆汽车的行驶证、车辆登记证和房产手续及途锐汽车一辆做质押，该款至今未还，质押物还在孙运超公司。南阳市公安局仲景分局调查他时，之所以说芦炜昌替他还了500万元，完全是公安局的调查人员诱导、威胁造成的。本院认为，徐新红的银行卡往许一凡银行卡上转的500万元具体是由常美英经办的还是徐新红经办的或者是另有其人，当事人陈述不一，真实情况难以查清。关于涉案的500万元是否是借款问题，常美英提交的借条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除借条外，原告常美英向本院提交的其借给许一凡500万元的证据就是银行转款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被告许一凡辩称该500万元非借款而是徐新红替樊文涛向其偿还的借款，许一凡虽然没有提交直接证据，但提交了樊文涛借其500万元的合同、借据、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结合徐新红银行卡往许一凡银行卡转款的时间正是樊文涛应当还款的时间以及樊文涛所在的公司支付的300万元借款逾期2天偿还的违约金3万元的情况，从而间接证明了徐新红替樊文涛偿还许一凡500万元的可能性存在。此情况下，原告常美英对涉案的500万元属借款应当进一步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常美英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其向被告许一凡的银行账户汇款的事实，无法证明该笔款项是借款，而且2014年7月份常美英、徐新红、芦炜昌与许一凡尚不认识，常美英与许一凡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没有借条，原告常美英应就借贷关系存在的合理性作出合理解释或进一步提交相关证据，而原告常美英对此没有充分举证。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常美英要求被告许一凡偿还5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常美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全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军杰审 判 员  李小燕人民陪审员  耿晓兰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张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