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00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云飞，男，1969年12月5日出生，住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钊，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蕊，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谷良坤，男，1973年9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姗,北京市中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云飞因与被上诉人谷良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9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云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谷良坤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谷良坤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据一张借条及备忘录便认定刘云飞截至2013年8月拖欠谷良坤借款176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借款条记载“今借谷良坤人民币现金壹千柒百万元整”，如此金额巨大的款项，在刘云飞根本不认可借款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查明及考虑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仅依据借款条便认定双方存在1700万元的借贷，且支付方式为现金，该认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明显不符，严重侵害了刘云飞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有多项重要事实未查明，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对于刘云飞所提交的证据亦未采纳、提及，严重侵害了刘云飞的合法权益，偏袒谷良坤。1.刘云飞与北京燕泽洲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泽洲公司）为完全不同的主体，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定刘云飞是燕泽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完全错误。谷良坤与燕泽洲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刘云飞无任何关联，应由谷良坤与燕泽洲公司通过法律途径另行解决。谷良坤向燕泽洲公司支付的款项，并不能视为是向刘云飞支付的款项，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第10页提到“原被告之间关于宾利车、奥迪车的资金往来，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对于刘云飞与谷良坤之间因借款产生的资金往来，一审法院都居然认为是“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对于谷良坤与燕泽洲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竟被认定是刘云飞与谷良坤之间的资金往来。该认定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一审法院对于双方明显适用双重标准，包庇谷良坤，侵害刘云飞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仅仅依据燕泽洲公司财务人员周某的单方证言（周某已经离职，周某与谷良坤关系密切，对于周某的证言刘云飞不予认可），便将刘云飞向谷良坤支付的高达数千万元的款项予以否认，未查明该案的重要事实，严重侵害刘云飞的合法权益。3.一审判决“本院审理查明”部分，第3页到第5页大量引用了谷良坤对刘云飞所提供的证据的单方意见，而对于刘云飞所提供的大量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未予以采纳、甚至未予提及，并根据谷良坤的单方意见作为出具判决的依据，判决中仅认定谷良坤向刘云飞支付的款项，刘云飞向谷良坤支付的款项即使有银行汇款凭证也均不认可，明显是对谷良坤的偏袒。4.一审法院认定刘云飞拖欠谷良坤借款本金27724220.18元，但是对于该金额具体由哪些款项组成、借款还款的具体过程未查明，更未在判决中予以释明，查明事实严重不清，应当发回重审。5.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判决也是错误的，与双方之间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均相悖。6.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对于证人周某的询问是私下进行的，周某作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而不应私下询问。2015年12月14日刘云飞不记得去过一审法院，但是一审笔录却有该日的笔录，刘云飞对该笔录不认可，并且该笔录上记载的是在未给予刘云飞举证期的情况下即要求刘云飞质证。
谷良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云飞的上诉请求，尽快判决，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历时两年才审结本案，谷良坤对此也很有意见。二、刘云飞与谷良坤系朋友关系，谷良坤将自己的款项借给刘云飞使用，还用谷良坤自己的房产向银行抵押以谷良坤的名义借款给刘云飞使用，但是由刘云飞偿还借款。刘云飞借走了钱，却对借款不认可，属于诈骗行为。一审认定的利息，双方有明确的约定，但是碍于朋友关系，没有写到纸面上，最后利息也冲抵了本金，对此谷良坤不去计较。两家贷款银行由于贷款逾期已经起诉了谷良坤，谷良坤抵押的房屋马上要被拍卖了，谷良坤无奈没有上诉。三、备忘录中写的清楚，燕泽洲公司是刘云飞实际控制的公司，让谷良坤成为股东，只是为了方便办事，其实该公司与谷良坤没有任何关系。周某是燕泽洲公司的财务人员，与谷良坤没有关系，周某的财务操作都是听命于刘云飞及其爱人的。四、刘云飞称其向谷良坤的银行账户转款多笔大额资金，实际上是周某给谷良坤的银行卡办理网银，给谷良坤转入的款项，很多当天就转出了，有的转回到刘云飞自己的卡上。刘云飞据此主张其向谷良坤还款，没有任何依据。五、一审每次庭审刘云飞一方都带着周某旁听，一审法官确实与周某单独进行过一次谈话。六、刘云飞极尽拖延诉讼之能事，一审判决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才向一审法院邮寄上诉状，缴纳上诉费也是在期限最后一天进行的。银行起诉谷良坤的案件判决在即，谷良坤的房子马上要被拍卖，谷良坤一家即将无家可归，故恳请二审法院尽快维持原判。
谷良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刘云飞偿还欠款共计34221016.94元，支付利息（以157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从2014年1月1日起算，剩余欠款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算，均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诉讼费用由刘云飞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7日，刘云飞出具借款条一张，内容为，今借谷良坤人民币现金壹仟柒佰柒拾万元整，此款系自2009年至2013年8月累计。
2014年1月1日，谷良坤（乙方）与刘云飞（甲方）签订备忘录一份，主要内容为，一、双方经此前对账，一致确认，自2008年甲方购买金宝街50（1-7号）房屋开始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甲方分多笔共计向乙方现金借款人民币壹仟柒佰陆拾万元整；二、甲方承诺于2014年1月30日前向乙方归还壹佰玖拾万元整，该笔归还后，剩余未还借款计壹仟伍佰柒拾万元整；三、甲方因经营需要，以乙方的名义或其他公司名义，以乙方所有的“北京市东城区花园东巷29号3号楼2门602号；北京市东城区南弓匠营胡同9号楼3门601号；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柏林爱乐小区21号楼3门201、202号”共计四套房屋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上述房屋所贷款项，自始一直由甲方实际使用；四、双方经协商确认，自2014年1月1日起，甲方向乙方现金借款本金按壹仟伍佰柒拾万元计算，甲方按年利息15%计算向乙方支付借款利息；五、双方经协商确认，甲方以乙方房屋作抵押向银行的贷款，视作甲方向乙方的借款，甲方负责按银行要求偿还银行利息及到期应偿还本金，甲方同意上述贷款产生的借款，按年息15%计算，扣减偿还银行利息后剩余利息暂按每年7%计算，甲方向乙方支付利息；贷款额暂按壹仟玖佰零捌万元计算，每年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利息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每年12月31日前结算一次；六、甲方实际控制的“北京中保汇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鼎业典当行有限公司、燕泽洲公司”，因工作需要，乙方均为上述三公司的股东，享有一定的股权，乙方确认，乙方所享有的上述公司股权，实际均为甲方出资，乙方仅为代甲方持股，乙方不实际享有上述公司的任何权利，同时也不承担任何股东义务。本备忘录系双方核对账目的结果，双方均予以认可。
2014年1月26日，刘云飞出具借据一张，内容为，今借谷良坤人民币现金壹佰壹拾伍万元整，定于2015年1月25日前归还。同日，谷良坤实际向刘云飞汇款1000000元。
2014年11月24日，刘云飞向谷良坤出具借据一张，内容为，今借到谷良坤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
2015年7月17日，刘云飞出具还款承诺一份，内容为，本人2015年5月21日向谷良坤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2015年6月19日向向谷良坤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本人于2015年6月16日已还贰佰万元整，上述借款扣除2015年7月13日协议书第二项应补偿的叁百万元后，尚欠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另金永范转至本人的肆拾万元，及2015年7月16日借谷良坤贰拾万陆肆仟元，共计壹佰陆拾陆万肆仟元，本人承诺2015年9月1日前归还。
谷良坤以刘云飞仅偿还小部分款项、大部分借款未还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庭审过程中，刘云飞对谷良坤提供的2014年1月26日借据、2014年11月24日借据、2015年7月17日的还款承诺予以认可，对2013年7月27日的借款条、2014年1月1日的备忘录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反驳的证据。
刘云飞按照一审法院要求提供了2013年7月以后向谷良坤付款的明细表。谷良坤对付款情况提出如下意见：2013年7月29日卢艳蕾向谷良坤的华夏银行卡汇款4490000元，谷良坤于同日取出支付给刘云飞实际控制的燕泽洲公司，燕泽洲公司出具了收据，该笔不是刘云飞的还款；2013年8月1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1000000元、2013年11月17日卢迪汇款给谷良坤3000000元、2013年11月19日卢迪汇款给谷良坤2000000元、2013年12月2日卢艳蕾汇款给谷良坤8000000元、2013年12月2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9000000元、2014年2月19日卢艳蕾汇给谷良坤2000000元、2014年2月21日卢艳蕾汇款给谷良坤3100000元、2014年3月6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1000000元、2014年3月10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500000元、2014年4月3日卢艳蕾汇款给谷良坤2000000元、2014年4月9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800000元、2014年4月11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2000000元、2015年8月26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650000元，上述款项均汇入的是谷良坤工商银行卡号为×××的银行卡，该银行卡的网银由燕泽洲公司的周某、卢迪及公司财务人员操作，是刘云飞、卢艳蕾、卢迪之间来回倒账，上述款项已经由刘云飞取走，不是刘云飞的还款；2013年8月26日卢艳蕾汇款给谷良坤264600元，系卢艳蕾偿还谷良坤为其垫付购买手表的款；2013年9月6日的汇款20000元和2013年9月17日的汇款100000元，认可是还款；2013年10月12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100000元，是刘云飞借用谷良坤工商银行的卡号为×××的银行卡账户借给案外人王建平，是燕泽洲公司的财务人员操作的，不是刘云飞的还款；2014年1月17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1610000元，其中1000000元是刘云飞的还款，另610000元系谷良坤将持有的北京市电缆总厂开具的、出票日期均为2014年1月8日、金额分别为300000元和314000元的两张转账支票，入到燕泽洲公司由刘云飞使用后刘云飞的还款，谷良坤提供了北京市电缆总厂出具的证明；2014年1月19日刘云飞取现1400000元付给谷良坤，其中的1000000元是还款，400000元为约定的利息；2014年1月20日刘云飞向谷良坤的汇款3225000元，谷良坤称是刘云飞偿还2013年7月18日向案外人于以桂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不是刘云飞的还款；2014年1月30日刘云飞向谷良坤汇款4450000元，其中4250000元是刘云飞以谷良坤的名义借给王建平，谷良坤当天就转给了王建平，谷良坤还借给王建平4000000元，后通过2015年6月4日的协议书确定一并将债权转给了刘云飞，另200000元是2003年谷良坤将200000元借给刘云飞的朋友王国宏，直到2014年王国宏才将200000元还给刘云飞，刘云飞再还给了谷良坤；2014年4月21日刘云飞向谷良坤汇款700000元，系刘云飞2013年12月9日从谷良坤处借款700000元的还款，有银行明细证明；2015年1月9日刘云飞向谷良坤汇款10000000元，系2014年12月24日谷良坤将12500000元汇给燕泽洲公司实际由刘云飞使用，后刘云飞在2014年2月13日向谷良坤偿还部分借款10000000元，在2015年2月13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140000元，就是10000000元借款的利息，现尚有2500000元未还，包括在诉讼请求中；2015年6月16日刘云飞向谷良坤汇款2000000元，该笔还款在2015年7月17日的还款承诺中已经写明；2016年1月25日的142128元，刘云飞是偿还奥迪车及浦发银行的贷款，并非还款；扣2016年5月17日的1500000元，因房屋拆迁尚未最终核算，扣除数额不确定。
谷良坤主张2014年1月19日刘云飞给1400000元中400000元系2011年12月20日借款1000000元的利息，刘云飞于2014年1月30日汇款4450000元中的200000元系王国宏偿还其2003年的借款，刘云飞于2015年2月13日支付的140000元系偿还12500000元借款的利息，但均未提供相关证据。
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谷良坤申请前往了北京市电缆总厂的开户银行，调取了北京市电缆总厂开具的、两张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8日的、金额分别为300000元和314000元的转账支票的收款人信息，银行的查询结果为两张转账支票的收款人均为燕泽洲公司；一审法院从银行调取了2014年12月24日谷良坤将12500000元汇给燕泽洲公司的银行凭单；一审法院从银行调取了2013年7月18日于以桂向刘云飞汇款3000000元的个人业务凭单，同时一审法院找到于以桂核实情况，于以桂在调查笔录中称，2013年7月经谷良坤认识了刘云飞，刘云飞提出借款，于以桂就将一笔拆迁款3000000元借给了刘云飞，是2013年7月18日谷良坤代办的汇款，当时是有个借条，刘云飞承诺年利率为15%，2014年1月20日刘云飞转给谷良坤3225000元，其中3000000元是借款本金，225000元是利息，于以桂委托谷良坤收的款，刘云飞的这笔借款本息已经还清了。因谷良坤称其工商银行的卡号为×××银行卡的网银由燕泽洲公司的周某、卢迪及公司财务人员操作，故一审法院找到燕泽洲公司的财务人员周某进行核实，周某在调查笔录中称，谷良坤的×××工商银行卡的网银在燕泽洲公司，是由周某、卢迪和其他人员操作，具体转钱的事是谷良坤、刘云飞、卢艳蕾商量好的，通知周某转的，具体用途周某不知道，确实存在谷良坤、刘云飞、卢艳蕾三人的账户来回倒款的情况。谷良坤对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及调查笔录的内容予以认可；刘云飞对一审法院调取的于以桂的汇款凭单及调查笔录称与本案无关，对一审法院调取的2014年12月24日谷良坤汇给燕泽洲公司12500000元的银行凭单称与本案无关，对一审法院调取的北京市电缆总厂转账支票的收款人信息，表示属于公司行为，与本案无关，对周某的调查笔录，表示需要找周某核实，而且周某是燕泽洲公司的会计，谷良坤是燕泽洲公司的股东，二人关系非常亲近，故周某不能真实反映谷良坤与刘云飞之间的借贷关系。
一审法院另查，2013年6月28日，谷良坤及案外人李烨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南弓匠营胡同9号楼6层3单元601房屋作为抵押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贷款4900000元，交由刘云飞使用，刘云飞负责偿还贷款本息。因刘云飞未按期偿还借款，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将谷良坤及案外人李烨诉至法院，要求谷良坤及案外人李烨偿还借款本金3771496.28元及截至2017年1月5日的借款逾期利息及逾期罚息共计106784.57元，刘云飞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起诉至今未再还款付息。
2012年11月21日，谷良坤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22号院21号楼2层3单元201、202号房产作为抵押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园区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中关村园区支行）贷款3180000元，交由刘云飞使用，刘云飞负责偿还贷款本息。因刘云飞未按期偿还借款，交通银行中关村园区支行将谷良坤诉至法院，要求谷良坤偿还借款本金3149090.15元及截至2016年1月27日的利息、罚息、复利共计72849.18元，刘云飞从交通银行中关村园区支行起诉至今未再还款付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刘云飞对还款承诺、两张借据不持异议，对借款条、备忘录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反证，加之刘云飞认可谷良坤向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交通银行中关村园区支行的贷款由其使用并负担借款本息的事实，虽然刘云飞辩称谷良坤的多笔款项是支付给燕泽洲公司，与刘云飞无关，鉴于备忘录中明确写明刘云飞为燕泽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且燕泽洲公司的财务人员控制谷良坤的银行卡网银进行倒账，谷良坤的多笔款项也支付给燕泽洲公司，使该院完全有理由相信刘云飞存在操作燕泽洲公司收款后由其使用的事实，故该院确认谷良坤、刘云飞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刘云飞的借款数额应当包括：一、按照备忘录中写明，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刘云飞向谷良坤借款17600000元，刘云飞承诺于2014年1月30日前归还1900000元，剩余未还借款计15700000元；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刘云飞于2014年1月17日汇款给谷良坤1610000元，因谷良坤将持有的北京市电缆总厂出具的、出票日期均为2014年1月8日的、金额分别为300000元和314000元的两张转账支票入到燕泽洲公司实际由刘云飞使用，故2014年1月17日刘云飞汇给谷良坤的1610000元中的610000元应为偿还2014年1月8日发生的借款；2014年1月19日刘云飞给谷良坤1400000元，谷良坤称其中400000元系2011年12月20日借款1000000元的利息，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刘云飞于2014年1月30日汇款给谷良坤4450000元，谷良坤称其中200000元系王国宏偿还其2003年的借款，但未提供证据；据此该院确定刘云飞在双方签署备忘录后至2014年1月30日前实际还款应包括2014年1月17日汇款1000000元、2014年1月19日汇款1400000元、2014年1月30日汇款200000元，以上共计2600000元，而剩余未还借款应为15000000元。二、按照刘云飞2014年1月26日出具的借据（按实际汇款金额计算）、2014年11月24日出具的借据及2015年7月17日出具的还款承诺，确定刘云飞所欠借款数额为3964000元。三、2014年12月24日谷良坤将12500000元汇给燕泽洲公司实际由刘云飞使用，后刘云飞仅在2014年2月13日偿还10000000元，尚欠2500000元；四、谷良坤向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贷款4900000元交由刘云飞使用，刘云飞尚欠谷良坤借款本金3771496.28元及截至2017年1月5日的借款逾期利息及逾期罚息共计106784.57元；五、谷良坤向交通银行中关村园区支行贷款3180000元交由刘云飞使用，刘云飞尚欠谷良坤借款本金3149090.15元及截至2016年1月27日的利息、罚息、复利共计72849.18元。以上五项总计金额28564220.18元。
因2014年1月1日备忘录已经确定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刘云飞向谷良坤借款的数额为17600000元，而2013年8月26日的264600元、2013年9月6日的20000元和2013年9月17日的100000元的三笔还款发生在签署备忘录之前，故该院认定17600000元中已经扣除了上述三笔还款。
对于刘云飞2014年4月21日付给谷良坤的700000元，谷良坤称是刘云飞偿还2013年12月9日的借款，该院认为，因备忘录已确定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刘云飞向谷良坤借款的数额为17600000元，而谷良坤主张700000元借款发生在2013年12月9日，那么700000元就应该包含在17600000元借款中，故刘云飞于2014年4月21日付款给谷良坤700000元应该从总欠款中扣除；对于刘云飞2015年2月13日付给谷良坤的140000元，谷良坤主张是借款12500000元的利息，但其未提供证据佐证，故刘云飞2015年2月13日付款140000元亦应从总欠款中扣除。
对于谷良坤诉讼请求中关于2015年6月4日协议书确定其将对王建平的债权转让给刘云飞后刘云飞未支付债权转让款的5000000元，因谷良坤、刘云飞及王建平之间系债权债务转让的法律关系，谷良坤、刘云飞、王建平之间的资金往来，即2013年10月12日刘云飞汇给谷良坤1000000元后谷良坤转给王建平、2014年1月30日刘云飞向谷良坤汇款4450000元后谷良坤将其中4250000元转给王建平，均不能认定为刘云飞向谷良坤的还款，应另案解决。
除上述对刘云飞向谷良坤部分付款性质的认定外，还存在一些付款：一、2013年7月29日的付款4490000元，谷良坤第二天支付给了刘云飞实际控制的燕泽洲公司，不能认定为刘云飞的还款，理由已在前面论述过，在此不再赘述。二、凡涉及谷良坤工商银行卡号为×××银行卡的资金往来，现刘云飞实际控制的燕泽洲公司的财务人员周某证实，谷良坤卡号为×××的工商银行的银行卡的网银在燕泽洲公司，是由周某、卢迪和公司其他人员操作转钱，存在谷良坤、刘云飞、卢艳蕾三人的账户来回倒款的情形，通过谷良坤提供的银行明细显示，汇入谷良坤工商银行卡号为×××银行卡的资金后又汇入刘云飞等人账户，故可以认定刘云飞实际控制的燕泽洲公司的财务人员利用谷良坤的银行卡进行倒款的事实，上述资金往来不能认定为刘云飞向谷良坤的还款。三、2014年1月20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3225000元，谷良坤主张刘云飞是偿还2013年7月18日刘云飞向于以桂的借款3000000元及半年的利息，为此该院调取了2013年7月18日于以桂向刘云飞汇款3000000元的银行凭证并找到于以桂进行核实，于以桂向法院表述，2013年7月于以桂就将一笔拆迁款3000000元借给了刘云飞，2013年7月18日，由谷良坤代办，向刘云飞汇款3000000元，刘云飞承诺年利率为15%，2014年1月20日，刘云飞向谷良坤转款3225000元，其中3000000元是借款本金，225000元是利息，于以桂是委托谷良坤收的款，对此该院认为，于以桂在2013年7月18日汇款给刘云飞，刘云飞在2014年1月20日汇款给谷良坤，两个时间正好相差半年，按照于以桂的表述，刘云飞承诺年利率为15%，那么3000000元的半年利息就是225000元，与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的数额吻合，刘云飞仅称与本案无关，但其对收到于以桂的汇款未作出合理解释，故谷良坤及于以桂陈述的借款事实更加合理，据此，该院认定刘云飞于2014年1月20日汇款给谷良坤的3225000元，系刘云飞偿还2013年7月18日向于以桂的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半年的利息，而非刘云飞向谷良坤的还款。四、对于2015年6月16日刘云飞汇款给谷良坤的2000000元，已经在刘云飞2015年7月17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中列明，这里不应重复计算。五、对于刘云飞称2016年1月25日的142128元系宾利车代谷良坤转出还奥迪贷款及浦发银行贷款，因谷良坤、刘云飞之间关于宾利车、奥迪车的资金往来，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因刘云飞在备忘录中承诺偿还银行贷款，故刘云飞提及的偿还浦发银行贷款不能认定为刘云飞向谷良坤的还款。五、谷良坤在2016年5月17日出具的承诺书中称，海淀区大工村王其华房屋拆迁时，刘云飞派人看护院落，共计花费约壹佰伍拾万元人民币，本人承诺该费用从刘云飞拖欠本人欠款中最终予以扣除（结算时以核算为准），因刘云飞没有提供房屋拆迁费用已经进行核算的证据，看护费用尚未最终确定，故不能从拖欠款中扣除。
通过对刘云飞借款数额及还款数额的认定，经过计算后，现刘云飞应当偿还谷良坤的欠款数额为27724220.18元，其中借款本金为27544586.43元，银行贷款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为179633.75元（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贷款的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17年1月5日，交通银行中关村园区支行贷款的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16年1月27日，以后再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谷良坤可另行主张）。刘云飞还应当向谷良坤支付借款利息，因刘云飞在备忘录中承诺2014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5%计算借款利息，故借款本金中的15000000元应当按照年利率15%从2014年1月1日起算利息，其余借款本金12544586.43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谷良坤起诉之日即2015年12月10日起算利息。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云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谷良坤欠款二千七百七十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元一角八分；二、刘云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谷良坤支付利息（其中以一千五百万元为基数，从二○一四年一月一日起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十五计算，以一千二百五十四万四千五百八十六元四角三分为基数，从二○一五十二年月十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谷良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12月14日一审法院谈话笔录中记载，当日，刘云飞本人到一审法院，法官问“被告，法院于2015年12月11日电话联系你139XX****XX电话，无人接听，后承办人将案件受理情况以短信形式发送至你手机上，没有回复，你现在什么意见？”，刘云飞答复“原告起诉我的情况我知道了，我不主张答辩期。今天来法院与原告协商这个问题。”谷良坤主张“我和被告进行了部分对账，单子上一共61笔，双方确认的一共是14笔。目前对清楚的今天可以协商确认。”后，一审法院主持双方对谷良坤的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刘云飞在该笔录的每一页都签字确认，并在最后一页签署了2015.12.14的日期。
2016年4月18日的一审法院开庭笔录中记载，法官询问谷良坤“你提供借条上书写的现金，但你提供的证据有汇款，为什么不写汇款？”谷良坤回答“我的理解是只要是银行转的都是现金，其余的支付方式比如票据之类的才不是现金。所以借条上写的都是现金。”
一审程序中，刘云飞曾于2016年4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就备忘录中刘云飞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6日通知刘云飞在30日内提供鉴定比对样本，但刘云飞既未提交比对样本，又未交纳鉴定费用，故一审法院未启动鉴定程序。
二审中，刘云飞主张根据工商登记的情况，燕泽洲公司的股东分别为刘云飞、卢艳蕾和谷良坤，其中刘云飞占51%的股份，卢艳蕾占29%的股份，谷良坤占20%的股份。谷良坤主张卢艳蕾与刘云飞系夫妻关系。
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主持双方进行询问时，双方均表示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亦已明确告知双方二审举证期限截止到当天，除非法庭需要，否则不再接受当事人的证据。
2017年10月26日刘云飞向本院提出中止审理申请书，称因谷良坤刑事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刘云飞于2017年10月22日被刑事拘留，因刑事案件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同，故申请本院中止审理。2017年12月12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第二次询问，了解相关刑事案件进展情况。刘云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刘云飞未被批准逮捕，现已取保候审，刑事案件涉及本案争议的全部款项；谷良坤认可刘云飞未被批准逮捕，但认为刑事程序已经结束，且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与本案争议的款项产生交叉的只有两笔银行贷款，与其他借款没有关系。双方均确认刑事案件的承办警官为张潇潇。
本院于2017年12月21日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经侦大队），向张潇潇进行了调查。张潇潇证实谷良坤于2016年以合同诈骗为由对刘云飞进行报案，经侦大队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检察院未对刘云飞批准逮捕，刘云飞现已取保候审，该案处于继续侦查过程中。
本院认为：刘云飞于2013年7月27日出具借款条，双方于2014年1月1日签订备忘录，刘云飞对借款条和备忘录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是刘云飞在一审中未提交鉴定比对样本和交纳鉴定费用，使得法院无法启动鉴定程序，故刘云飞目前无证据能够推翻借款条和备忘录中其签字的真实性。借款条和备忘录中均记载刘云飞向谷良坤现金借款，而谷良坤提供的支付证据中包括同期相关的银行转账凭证，谷良坤对此作出解释，称其本人对现金的理解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都是现金，通过票据等方式支付的才不是现金。借款条、备忘录、谷良坤提交的相关支付凭证与谷良坤关于“现金借款”的解释已经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借款条和备忘录内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根据备忘录中关于“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刘云飞向谷良坤借款17600000元，刘云飞承诺于2014年1月30日前归还1900000元，剩余未还借款计15700000元”的约定，结合2014年1月30日前刘云飞还款的相关证据，最终认定2014年1月30日前刘云飞还款260万元，剩余未还借款为15000000元，本院不持异议。刘云飞关于一审法院仅依据借条和备忘录就认定刘云飞拖欠谷良坤借款1760万元，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侵害刘云飞合法权益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对刘云飞的借款数额确认为总计28564220.18元，并分五笔详述如下：依据备忘录确认剩余未还借款为15000000元；依据2014年1月26日、2014年11月24日刘云飞出具的借据和2015年7月17日出具的还款承诺，确定借款数额为3964000元；依据2014年12月24日谷良坤汇款给燕泽洲公司12500000元，刘云飞偿还10000000元，确认刘云飞尚欠2500000元；依据谷良坤向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贷款4900000元供刘云飞使用，确认刘云飞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106784.57元；依据谷良坤向交通银行中关村园区支行贷款3180000元供刘云飞使用，确认刘云飞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72849.18元。同时，一审法院对于刘云飞提交的向谷良坤转款的记录，逐笔进行了细致分析，对其中属于刘云飞还款的部分予以确认，最终确认刘云飞的欠款数额为27724220.18元。刘云飞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其认定的刘云飞欠谷良坤借款本金27724220.18元具体由哪些款项组成以及借款还款的具体过程，更未在判决中予以释明，查明事实严重不清，应当发回重审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签订的备忘录中明确记载，燕泽洲公司系刘云飞实际控制的公司，且二审中刘云飞认可其占该公司51%的股份，与备忘录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周某系燕泽洲公司的财务人员，刘云飞系该公司的控股股东，谷良坤仅是该公司的小股东，且备忘录还记载谷良坤实际上是代持股关系，周某与刘云飞和谷良坤均具有密切关系，且周某与刘云飞的密切程度应当超过谷良坤。一审法院通过询问周某，了解到谷良坤的相关银行卡的网银控制在燕泽洲公司，由周某等公司人员操作转钱，并结合谷良坤的相关银行明细显示汇入谷良坤该银行卡的款项又汇入刘云飞等人账户的情况，综合认定刘云飞提交的涉及该银行卡的资金往来不能视为刘云飞对谷良坤的还款，本院不持异议。刘云飞关于其与燕泽洲公司为完全不同的主体，一审法院认定刘云飞是燕泽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错误，谷良坤与燕泽洲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刘云飞无关，谷良坤向燕泽洲公司支付的款项，不能视为向刘云飞支付款项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对备忘录中有利息约定的相关款项，判决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对于无利息约定的款项，判决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刘云飞关于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计算错误，与双方之间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均相悖的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由于周某系刘云飞实际控制的燕泽洲公司的财务人员，谷良坤要自行收集周某的证言或者证明燕泽洲公司内部情况的证据，客观上具有困难。一审法院虽然未经谷良坤申请，即对周某采取询问的方式调查收集与本案相关的证据，在程序上有失严谨，但事出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并不属于重大程序瑕疵。2015年12月14日的一审谈话笔录清晰记载了刘云飞去一审法院的过程，一审法院是在刘云飞放弃答辩期、且双方均有对账清楚后协商解决争议的意愿的情况下，主持双方进行举证质证的。刘云飞却在二审中提出其不记得当日去过一审法院，对该笔录不认可，并且质疑一审法院在未给予刘云飞举证期的情况下即要求刘云飞质证，其上述主张明显有违诉讼诚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仅规定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非法集资犯罪具有涉众性，而本案系两个自然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非法集资犯罪的范畴。虽然谷良坤就与刘云飞相关的部分借款事实以涉嫌合同诈骗罪为由进行了刑事报案，现已进入刑事侦查程序，但根据刑民并行原则，相关刑事程序的进行并不必然优于或者阻却民事程序的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本案的案件事实依据相关证据可以认定，不属于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故本院对刘云飞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刘云飞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00元，由刘云飞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葛 红
审 判 员 孙兆晖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杨 光
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