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9民终7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思磊，男，198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四雄，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萧元兵，男，197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相彬，男，197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有良，男，197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龙车镇，现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镇。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高、张雪琪，云南海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刘思磊因与被上诉人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7）云2901民初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2日会见了上诉人刘思磊及其诉讼代理人杜四雄，被上诉人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的诉讼代理人张雪琪，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思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漏列诉讼当事人，程序不合法。本案事实是，刘思磊轻信了王跃军所说的出钱可以办理驾驶执照的谎话，经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的老板介绍，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找到刘思磊，询问关于出钱办理驾驶执照的事情，刘思磊便向其三人介绍了王跃军，但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称不熟悉王跃军，直接交钱给王跃军不放心，并请求刘思磊帮忙办理此事。刘思磊在收下了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带来的每人20500元共计61500元办证费用后，便全额支付给了王跃军。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完全知晓上述事实。本案立案后，刘思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被告申请书》，要求追加王跃军为本案被告，但一审法院未予许可。刘思磊认为王跃军与本案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予以追加，而一审法院遗漏诉讼当事人，程序不合法；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事实是，在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找到刘思磊询问关于交钱就可办理驾照之时，刘思磊就已经向其三人介绍了王跃军，只是由于其三人不放心将其直接交给王跃军，刘思磊才代收代转了该笔款项，后来向王跃军追讨款项的过程中，刘思磊也一直全力配合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其三人很清楚该笔款项的最终流向。从一审中刘思磊提交的《协议》和《收条》能够看出，刘思磊的角色仅仅是作为见证人，并非债务人，且该《协议》也能证实萧元兵已经和王跃军达成了还款协议，故该笔款项应当由王跃军负责偿还。
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程序错误问题，刘思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1、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想考取驾照，经熟人介绍后认识了作为驾校教练的刘思磊，刘思磊向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宣导并承诺只要将钱拿给他，就可以让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不用参加考试就可拿到驾照，后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将刘思磊要求的办证费用每人20500元共计61500元交给了刘思磊，刘思磊向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手写出具了收条一份，收条上明确载明若是办理不了刘思磊将全额退款。该收条是刘思磊直接收取办证费用后自己出具的，并未涉及其他任何人，更没有代为收取一说。刘思磊所称其向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介绍了案外人王跃军以及仅是代王跃军收款，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本案中，委托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仅为刘思磊与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与王跃军没有任何关系，王跃军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当事人，一审程序并无不当。2、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在经人介绍认识刘思磊后，关于办理驾照一事一直都是由刘思磊一人操办，承诺负责办证和收取委托办证费的均是刘思磊，并没有出现刘思磊所称的王跃军，而且在收取费用时刘思磊也没有提及和说明其只是代收人。如果刘思磊一开始就说明其只是代办人的话，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就不会将钱交给刘思磊，而是直接委托王跃军。刘思磊没有按照一再承诺的时间完成办证事宜，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按照刘思磊在收款时的承诺要求刘思磊返还办证费用时，刘思磊一再推脱并声称王跃军欠其钱，为尽快拿到钱，萧元兵陪同刘思磊一同去替刘思磊讨债。刘思磊所称王跃军与蒋友忠的协议，并没有写明王跃军与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存在债务关系，更没有产生刘思磊将债务转移给王跃军的法律效果。3、根据《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刘思磊与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刘思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其本人的承诺，将其收取的费用返还给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故一审判决由刘思磊返还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61500元办证费用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双方约定。
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思磊立即返还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委托费用615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思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经人介绍认识了作为大理前源驾校教练的刘思磊。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经与刘思磊口头协商，刘思磊向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承诺只要将钱拿给他，他就可以让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不用参加考试就可以拿到驾驶执照，并提出让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交纳委托办证费用61500元（每人20500元）的要求。2014年9月16日，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将办证费用61500元交给了刘思磊，刘思磊在收到该费用后向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出具了收条一份，明确如办理不了全款退回。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在交纳办证费用给刘思磊之前并未见过王跃军，后萧元兵找刘思磊索要办证费用时，刘思磊说明钱已交给王跃军。2015年10月24日，萧元兵与案外人蒋友忠去找王跃军索要欠款时在蒋友忠与王跃军达成的欠款抵押协议上签名，但该份协议上并未写明王跃军与萧元兵之间存在欠款关系。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在索要未果后曾向大理市公安局满江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认为属于民事纠纷，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遂向一审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与刘思磊之间因委托办理驾驶执照事项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已将办证款项交付给刘思磊，刘思磊接受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的委托后未能办理该事项应将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的款项退还。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由刘思磊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回给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人民币61500元（每人20500元）；案件受理费1338元，由刘思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刘思磊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客观事实是，将61500元委托办证费用交给刘思磊的是阳世均（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的老板），收条也是出具给阳世均，自始至终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都没有出现过；一审法院认定的抵押协议实际上是要解决所有学员与王跃军的问题，蒋友忠和萧元兵是作为代表在协议上签字。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清楚，对其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刘思磊出具的收到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三人办证费用61500元的《收条》，应当认定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三人与刘思磊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刘思磊因该合同取得的委托办证费用61500元，依法应当返还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思磊对反驳萧元兵、冯相彬、易有良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即委托合同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是王跃军而非其本人，未能提交客观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否认其本人出具的《收条》的证据效力，应由刘思磊对举证不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另，一审判决将原审原告冯相彬、易有良的身份笔误列为被告，本院二审对此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思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8元，由上诉人刘思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晓丹
审判员 赵应凤
审判员 张 瑞
二〇一七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章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