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终10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建平县善水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建平县。
法定代表人：史艳飞，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伟，男，197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址辽宁省建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毅，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平县科力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建平县。
法定代表人：荆磊晶，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军，男，196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址辽宁省建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青，辽宁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建平县善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水公司）诉建平县科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2日作出（2015）朝民一初字第00089号民事判决。善水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善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伟、董毅，被上诉人科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青、张海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善水公司一审诉称：原告善水公司自2011年10月25日在赵家店村经营蔬菜大棚至今，于2012年6月向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报“建平县义利生态农业示范园”项目并通过审批，本项目总投资2600万元，属绿色生态项目，项目产出均属绿色生态农作物，有巨大市场预期。被告在原告大棚区旁，主要经营膨润土储存、生产、加工项目，储存、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膨润土粉尘、扬尘，膨润土是以矿物为主要成分的高塑性粘土，一旦附着在大棚棚膜表面即产生强大附着力，很难彻底清除。膨润土的附着使棚膜透光率急剧下降，目前棚膜透光率不足50%，这类土污染对农作物产量、质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原告自2011年起陆续种植豆角、西葫芦、西红柿、香瓜、葡萄等农作物，由于被告膨润土污染及粉尘扬尘污染，造成农作物产量相差巨大。原告的绿色生态项目本应获得巨大经济效益，且能为社会不断输送绿色无公害农作物，但由于被告侵权行为，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原告数次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被告对事实无异议，但拒绝赔偿，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失380万元；本案一切诉讼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鉴定费等由被告承担。
科力公司一审辩称：1、民诉法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善水公司既没有对自己受到膨润土生产过程中排放粉尘带来的污染造成影响的事实举证，也没有对自己因此受到经济损失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说没有完成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即受害人的身份证明责任，更没有损失的证明。因而也谈不到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其生产行为与原告因污染受到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因为现在从证据上来看，既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环境污染，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受到了污染的损害，更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因受环境污染遭受到损害的损失程度。对于一个什么都不存在的法律事实，要求被告如何证明？原告没有完成属于自己应负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2、承担污染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本案中，被告科力公司已经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没有超标排放污染物，不是污染者，不能构成这一主体，更不能承担侵权赔偿责任。3、被告科力公司为证明自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污染者”，也没有超标排放污染物，更没有造成损害，向法庭提供了环境保护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及环评文件等系列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排放符合国家标准，不至于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经国家主管行政机关批准可以正常生产经营。
一审法院查明：2000年3月22日，科力公司成立，经营范围为，膨润土露天开采，珍珠岩、黑耀岩、高岭土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相关技术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企业坐落在建平县青峰山镇赵家店村。2011年10月，建平县青峰山镇人民政府在《建平县委、县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全县设施农业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县重点企业进乡镇发展设施农业的通知》文件的推动下，在赵家店村建设25栋大棚。这些大棚与科力公司相邻。2011年10月25日，建平县青峰山镇人民政府将25座大棚转让给杨东伟，杨东伟将25座大棚登记在建平县义利商贸有限公司名下，办理了农业设施物权证。现建平县义利商贸有限公司更名为善水公司。2015年3月24日，善水公司提起诉讼，认为科力公司生产活动造成粉尘污染，导致大棚棚膜透光度下降，造成大棚农作物减产损失。要求对损害结果和与科力公司排放粉尘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技术室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X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新疆中心）和大连XX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大连中心）进行因果关系鉴定，大连中心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大工（XXXX）WL鉴字第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经对送检检材分析比对，检材科力公司生产的其生产车间门口处的膨润土与善水公司大棚塑料薄膜上的粉尘具有统一性。据此，新疆中心于2015年12月5日出具新农林牧鉴字（XXXX）第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科力公司储存、生产加工膨润土及产生粉尘、扬尘行为与善水公司大棚内农作物减产、农作物品质下降存在因果关系。该鉴定结论作出后，科力公司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研究员张某，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赵某对鉴定结论提出质疑，赵某出庭对鉴定人进行质询，认为，1、取样单位不具有取样资质，取样操作不规范，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第4.2.5条款要求，检验检测机构应对所有从事抽样、检验检测、签发检验检测报告或证书、提出意见和解释以及操作设备等工作的人员，按要求根据相应的教育、培训、经验、技能进行资格确认并持证上岗。新疆中心承认不具有检测矿业样品的资质，也就不具有检测相关样品的取样资格。对于物质的物化性质分析而言，采样、样品制备和样品分析是一个整体，整个过程的操作必须要有资质的单位完成，没有资质，所取样品不合法。2、样品无空间、时间代表性，新疆中心整个鉴定过程只采取了一个大棚样品和一个膨润土样品，从数量上来说，单点采样不能代表整个大棚粉尘特征和分析状况，应该多点采集有代表性样品，取均值，减少偶然误差，因此所取样品不具有空间代表性。根据大棚种植规律，一般在5月-10月期间，大棚是敞开的，只有在10月至次年4月期间，才使用大棚保暖种植农作物。实际的粉尘富集是半年为周期。而新疆中心在该大棚已不再使用后且处于承接粉尘状态下，于9月份取样，不能真实反映实际真实情况，样品不具有时间代表性。综上所述，新疆中心采集的两个样品转交大连中心鉴定。大连中心基于不合法、不科学、不规范样品，以及没有代表性的样品而得出的任何检测结论，都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3、大连中心检验结果计算反映，科力公司膨润土样品中铝的含量比大棚膜上的粉尘高18.1%，硅含量高34.6%，镁含量高11.8%，铁含量高30.1%，膨润土中四种元素含量全部为正偏离，而且偏差11.8%-34.6%。元素含量相差较大，怎么能说明两个样品有同一性呢？而这正是判断两个样品不具有相关性的重要依据。4、大连中心的微量物证鉴定工作，仅仅根据科力公司膨润土样品和善水公司大棚膜粉尘两个样品开展分析，具有重大缺陷，不能排除两者都来源于同一当地土壤，具有“同源性”的问题。因此，即使检测出两个样品中某些部分元素或矿物晶型类似或接近，也并不能证明大棚粉尘就是科力公司的膨润土。5、计算大气中颗粒物的来源以及贡献，是当前环保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环境领域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立项研究，需要建立详细的、全面的、科学的大气污染扩散计算模型来模拟整个过程。新疆公司在没有任何测算依据的前提下，依据大连中心半定量的测算结果，并且在认同两个样品同一性的前提下，然后通过简单的比例关系加减乘除，就得出了膨润土的贡献占77.12%，其他为自然降尘的贡献的结论，测算方法毫无理论依据。6、颗粒从扬尘到降尘是个复杂的物理过程，也是不同来源各种物质的复杂的混合过程，同时也是长距离的输运过程。辽宁省气象局发布的《辽宁省2013年气候公报》、《辽宁省2013年气象灾害公报》、《辽宁省2013年生态质量气象评价报告》反映，2013年辽宁省大气尘降总量1763万吨。其中春季占41%，三月份最多293万吨，七月份最少93万吨，平均每月降尘量为147万吨，除以全省面积，每天每平方米降尘0.32克，每年每平方米降尘115.2克，厚度约为1.1毫米。朝阳降尘量为全省最多。所以，当地如此大的降尘量，善水公司大棚上有来源众多的降尘，是正常的。7、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因素很多，包括土壤、肥料、种子、灌溉、墒情、养护、管理等等因素。仅仅通过透光率试验，就说明与农作物减产、品质下降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推断难以让人信服。综上，该司法鉴定，取样单位无资质，取样操作不规范、不科学，样品不合法、不具有代表性，两个样品具有同一性鉴定结果不成立；大棚膜膨润土贡献率计算方法不科学，结论不可信。因此，该司法鉴定认为善水公司大棚内农作物减产、品质下降与科力公司膨润土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不成立。
建平县XX站检测报告反映，2013年5月13日监测结论为，由监测数据看，该雷蒙机粉尘排放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2014年6月7日监测结论为，经监测该公司粉尘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2015年4月9日监测结论为，经监测该公司粉尘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2015年6月4日，建平县青峰山镇赵家店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科力公司位置坐落于我村范围内，是我镇的招商引资企业，该公司建厂15年来为我村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解决了广大村民的就业问题，使我村的村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该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一直积极采取措施减少企业排污，避免污染，保护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多年以来从未对企业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也未影响企业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2015年12月22日，该村委会出具证明，内容为，根据善水公司大棚的地理位置确定，它的上风口北面有3家膨润土生产企业，分别是，建平县XX矿业有限公司、建平县XX源矿业有限公司、建平县XX矿业有限公司，西面有10家膨润土生产企业，分别是，XX膨润土、建平县XX膨润土有限公司、建平县XX矿业有限公司、建平XX矿业有限公司、XX矿产有限公司、建平XX矿业有限公司、建平XX矿业有限公司、建平县XX矿业有限公司、建平县XX矿业有限公司、建平县XX矿业有限公司。
2015年6月4日，建平县青峰山镇人民政府出具情况说明，科力公司系我镇招商引资企业，该公司自2001年6月建厂以来，始终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建平县和本镇地方经济作出了较大贡献。该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始终认真遵守国家环保、安全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守法经营。从未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该公司积极参加本镇和村的惠民工程项目，并与企业周边村民相处和谐。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环境治理措施得当，没有对周边环境和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善水公司是否因环境污染受到损害，损害结果与科力公司生产膨润土排放污染物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善水公司是否因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善水公司未提供证明其受到损害事实的证明材料，提起诉讼要求对损害结果进行司法鉴定，不符合该解释举证责任的规定。2、建平县XX监测站出具的检测报告反映，科力公司粉尘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科力公司所座落的村镇委员会出具说明，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环境治理措施得当，没有对周边环境和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证明科力公司粉尘排放与善水公司所提农产品减产、品质下降无关联性。关于损害结果与科力公司生产膨润土排放污染物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1、该解释第九条规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意见，经当庭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大连中心出具鉴定结论，善水公司大棚上的粉尘与科力公司排放的膨润土粉尘具有同一性，从而新疆中心作出鉴定结论，认为善水公司大棚农作物减产、品质下降与科力公司储存、生产加工膨润土产生粉尘、扬尘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研究员张某，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赵某庭上提出新疆中心不具有取样资质，新疆中心鉴定人蔡某认可其无取样资质，那么，依据无取样资质的鉴定人提取的检材所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合法，更何况鉴定人并未考虑善水公司大棚周围还有其他膨润土生产企业，在其他企业超标排放合理怀疑无法排除的情况下，在朝阳降尘量较大，不能排除正常降尘与科力公司排放粉尘两者都来源于同一当地土壤，具有“同源性”问题的情况下，专家提出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意见，依法予以认定。2、即便善水公司大棚生产受到环境污染造成损害，上述解释第四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对污染者承担责任大小，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危害性以及有无排污许可证、是否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等因素确定。善水公司座落于建平县青峰山镇赵家店村，该村委会证明善水公司的大棚周边有14家（含科力公司）膨润土企业，善水公司仅起诉科力公司，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其他膨润土企业是否存在超标排放粉尘的情形，在监测站检测报告确认科力公司排放达标的情况下，无法排除其他膨润土企业存在超标排放的合理怀疑，一审法院也就无法认定哪家企业应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综上，原告善水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证据不足，其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建平县善水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200元，鉴定费（原告未举证出示），由原告建平县善水置业有限公司负担；鉴定人员出庭实际发生费用，由建平县科力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善水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是：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1、被上诉人生产活动确实对上诉人大棚内农作物生长构成侵权。
2、上诉人已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损害结果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尚未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不能说上诉人对损害结果未提出证据证明，且上诉人也已经提供照片证明实际损失，上诉人也提供了减产证明作为证据证明损失。
3、原审法院通过所谓专家意见全盘否定鉴定结论，否定结论却未重新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最终认定事实为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此事实认定错误。
4、被上诉人提出大量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评测报告，但上诉人早已提出，很多评测报告都是在上诉人起诉后重新制作，属虚假证据，且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污染企业不能以企业排放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为由免除责任。
5、人民法院审理侵权案件，争议焦点就是因果关系，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认定标准，上诉人起诉谁，由上诉人自己决定，即使形成共同侵权，人民法院可以明示上诉人追加被告或者依职权追加第三人，不能因人民法院未审查因果关系而在判决中确认为无法排除其他企业排放不达标合理怀疑。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1、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出证据证明损害结果，首先上诉人大棚内种植都为农作物，每年种植均因被上诉人生产导致大量减产，对此减产上诉人已经申请原审法院对损害结果进行鉴定，不能因法院未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就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
2、因果关系本为被上诉人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不能因上诉人未选择起诉其他膨润土生产企业而认定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当对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
1、上诉人一直要求的损害结果鉴定，原审法院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委托鉴定，属程序违法。
2、在原审法院认定鉴定结论不具备真实性时，未继续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亦未明示上诉人是否申请重新委托其他机构进行鉴定，在开庭对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后，直接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属程序违法。
3、原审法院审理严重超过审限。
4、原审法院对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提出的意见未允许上诉人充分质证。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15）朝民一初字第0008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环境污染侵权损失380万元。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科力公司辩称：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不存在上诉人所说错误。
答辩人的生产符合国家标准及环保要求，并未向周边排放污染物、更没有对上诉人的大棚造成污染，也没有给其带来损失，上诉人所称答辩人污染环境致其损害的事实并不存在。
上诉人在起诉时大棚内并无任何作物种植，这一点在鉴定人蔡世昌出庭接受质证的时候已经说清、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杨东伟也在法庭上说明因为上一年度农作物减产所以本年度未在大棚内种植作物。既然没有种植，就不存在减产问题，也不能进行鉴定。
答辩人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自己未对大气排污、生产规模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且经由国家机关监测合格，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也举证证明周边存在多个膨润土生产、加工企业，且正在对大气排放，足以对周边农业环境造成影响。
按照环境污染诉讼的基本举证要求，上诉人作为原告应当对自己因遭到环境污染而实际受到损失的事实和损失程度进行举证。在本案中上诉人既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遭受到膨润土粉尘污染损害导致农业生产损失，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遭受损失的程度，不能以环境污染受害人的身份提出权利主张并要求被告举证倒置。
法院审理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首先应当确认侵权事实和损害结果的存在，其次才是研究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发现或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侵权事实和损害结果，那么这场环境污染侵权赔偿之诉就成了无的放失，诉讼毫无意义，请求自然应当驳回。
上诉人称原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不能成立。
首先，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存在损害结果、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供鉴定的证据和资料。其次，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被上诉人即答辩人存在侵权事实的证据。而这几方面证据均是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原告举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完成上列举证，才会产生被告方对于自己免责和减轻责任的举证责任，否则就会因原告方未能提供起诉中必须的证据而直接确认原告方承担败诉责任。
原审判决程序合法。
对于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具备鉴定条件并符合案件审理的合理需要的申请，法院可以委托鉴定，但是不具备鉴定条件甚至没有鉴定必要的申请，法院应当不予准许。
本案不存在故意超出法定时限审理的问题。
本案中所涉及的鉴定，因已经时过境迁，原始状态已经不复存在，无法重新鉴定。再者，上诉人亦未申请重新鉴定，法院没有义务指定重新鉴定。
另外，原审中没有上诉人所述的证明损失的证据存在，所述的法律不适用于本案，补充的法条应在上诉人完成举证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关于程序问题，专家已经出庭参与诉讼，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并经过法庭辩论。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诉争焦点问题为：1、本案能否确定善水公司大棚农作物减产的损害事实；2、科力公司的膨润土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对包括善水公司在内的周边环境形成可致害的污染，即科力公司是否存在环境污染行为；3、若善水公司确实已遭受大棚农作物减产的损失，则其与科力公司的膨润土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本案能否确定善水公司大棚农作物减产的损害事实问题。
经审查，善水公司主张，其自2011年起陆续在大棚种植豆角、西葫芦、西红柿、香瓜、葡萄等农作物，由于科力公司膨润土污染及粉尘扬尘污染，造成其农作物减产。对此，科力公司不认可善水公司主张的大棚农作物减产的事实。而善水公司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减产事实的存在，尤其一审诉讼鉴定期间其大棚内并未种植农作物，因此，其主张遭受农作物减产的损害，本院无法认定。
一审中，善水公司请求对损害结果进行司法鉴定，但其没有提供其遭受农作物减产损害的基础证据和资料，鉴定不具可行性和必要性，故一审法院以鉴定申请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而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关于科力公司的膨润土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对包括善水公司在内的周边环境形成可致害的污染，即科力公司是否存在环境污染行为问题。
经审查，善水公司主张，科力公司经营膨润土储存、生产、加工项目，该生产经营过程产生大量膨润土粉尘、扬尘，一旦附着在大棚棚膜表面，使棚膜透光率急剧下降，使其形成农作物产量、质量损失。对此，科力公司否认其膨润土生产经营活动对善水公司大棚农作物生长造成污染。而善水公司提供的照片只能显示棚膜之上有尘土附着，不能证明该尘土源于科力公司膨润土生产经营中的粉尘排放。相反，建平县环境监测站检测报告及监测结论内容，证明科力公司粉尘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建平县青峰山镇赵家店村民委员会通过出具《情况说明》及《证明》反映，科力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一直积极采取措施减少企业排污，避免污染，保护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多年以来从未对企业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也未影响企业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而善水公司大棚的地理位置上风口另有13家膨润土生产企业。加之朝阳地区自然降尘量也确实较大。在此情况下，本院不能确定善水公司棚膜之上的降尘来自于科力公司的粉尘污染，即不能确定科力公司对善水公司的大棚农作物生长构成可致害的污染。
关于善水公司的大棚农作物减产与科力公司的膨润土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以本案现有证据，法院不能认定善水公司主张的大棚农作物减产的损害事实，也不能认定科力公司的膨润土生产经营活动对善水公司的大棚农作物生长形成可致害的污染，即科力公司对善水公司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无法认定。因此，本案对于善水公司的大棚农作物减产与科力公司的膨润土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缺乏审查的事实基础和前提条件，更不具审查的必要性及认定的客观性。
另外，科力公司成立于2000年3月，早已开展膨润土生产经营活动，而善水公司在科力公司附近建设大棚并种植农作物始于2011年10月，远远晚于科力公司开始生产的时间。在科力公司生产中粉尘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的情况下，大棚农作物种植时间在后的善水公司假设因科力公司生产中粉尘排放而蒙受农作物低产的损失，亦不能不考虑选址问题及投资风险，其将损失完全归责于善水公司，不具合理性。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善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200.00元，由上诉人建平县善水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立君
审判员 王 隽
审判员 唐云涛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刘宗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