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325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莞市人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谷涌万道路**号。
法定代表人：莫新发，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旻，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贺某，男，199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双峰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蒋某，女，1987年2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东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瑛，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夏慧敏，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凯，广东凯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人民医院因与被上诉人贺某、蒋某、一审被告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12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东莞市人民医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至第七项，改判为驳回贺某、蒋某对东莞市人民医院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和鉴定费由贺某、蒋某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公。一、一审判决完全采信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但是该鉴定意见的认定存在自相矛盾，一方面认定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轻微过错，一方面又认定医方是导致新生儿窒息的次要原因，自相矛盾，缺乏鉴定意见应当具有的科学性、严谨性，不应当作为证据被采信。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七条：“……（四）次要因素，指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错行为起次要作用，参与度为21%-40%;（五）轻微因素，指损害后果绝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错行为起轻微作用，参与度为1%-20%”，由该规定显示，医方的过错要么是次要因素，参与度为21%-40%，医方的过错要么是轻微因素，参与度为1%-20%，不可能同时存在既是轻微过错，又是次要过错。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直接导致判决结果不公。1、(1)产妇蒋某产前、产时缺乏使用宫缩素引产的指征。蒋某足月胎膜早破，阴道流血性分泌物是临产的征兆，入院后短时间内自然临产并分娩，整个产程进展顺利，产前、产时没有使用缩宫素引产和催产的指征，分娩前无用宫缩素，因此无需与家属签订使用宫缩素的知情同意书。(2)宫缩素是在产妇生产后使用的。产后使用缩宫素能使胎盘迅速剥离减少出血。产后出血是发生在产后24小时内，尤其是产后2小时。因此，医方在当天的8：12开具两组缩宫素静滴，是考虑产妇晚上临产分娩，一夜没有休息非常疲劳，分娩后新生儿窒息转儿科，对产妇情绪影响非常大，这些都是引起产后出血不利因素，给予缩宫素静滴维持较长时间，可以减少产后出血。而胎儿娩出的时间是当天的8：04分，完全可以证明富缩素是在产后使用的。(3)一审判决以此认定医方病历书写存在瑕疵没有法律依据。鉴定意见书认为“使用宫缩素应当有原告和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并且征得家属同意后使用”没有依据。2、医方对新生儿的补液未超出输液总量，在临床医学中并没有相关的诊疗规范对此作出规定，因此，不能以此认定医方过错。3、事实上以及病历记载中，并未发现产妇存在胎位异常、宫颈不成熟、胎头高浮、明显的羊膜腔感染并伴有胎儿呼吸窘迫等指征，必须采取引产和剖宫产的手术指征，因此，医方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三、一审判决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人口的标准计算，但是贺某、蒋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贺某、蒋某在东莞市或者广州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并且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被上诉人贺某、蒋某辩称不同意东莞市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
一审被告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贺某、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莞市人民医院赔偿贺某、蒋某医疗费34149.366元、护理费1560元、交通费9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75元、死亡赔偿金208542元、丧葬费9718.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355845元；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东莞市人民医院承担。不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贺某与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3年11月22日生育贺某1。
蒋某于2013年11月21日20时01分因“停经41周，阴道流水12小时，阴道血性分泌物2小时”就诊于东莞市人民医院，于2013年11月22日08时04分顺产2590g男婴（本案当事人贺某1，病历用名：蒋某B)。新生儿生后不能自然啼哭、肌张力低、呼吸弱，阿氏评分：6-8-8分。诊断为新生儿窒息，转新生儿科诊治，由于治疗未有明显效果，于2013年11月24日转院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治疗，2013年11月24日13时06分以主诉“生后反应差2天”就诊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转院时诊断为：颅内出血？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吸入性××、凝血功能障碍、窒息后心肌损害、产瘤。2014年1月26日因“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重度）并中枢性呼吸衰竭”，呼吸停止，宣布临床死亡。贺某1在东莞市人民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6530.76元，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治疗花费医疗费107480.46元。
诉讼中，经贺某、蒋某申请，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同意，法院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在对贺某1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其过错与贺某1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予以鉴定。鉴定前，贺某、蒋某已预付鉴定费27200元。
2016年1月25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4]医鉴字第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分析说明”部分载明：(一）蒋某B(贺某1）死亡原因分析：蒋某于2013-12-2120:01因“停经41周，阴道流水12小时，阴道血性分泌物2小时”就诊于东莞市人民医院，于2013-11-2208:04分顺产2590g男婴（简称蒋某B)。新生儿生后不能自然啼哭、肌张力低、呼吸弱。诊断为新生儿窒息，转新生儿科诊治，由于治疗未有明显效果，于2013-11-24转院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治疗，转院时诊断为：新生儿吸入性××、凝血功能障碍、窒息后心肌损害、产瘤、颅内出血？缺氧缺血性脑病？2014-1-26因“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重度）并中枢性呼吸衰竭”，呼吸停止，宣布临床死亡。根据两家医院出入院病历及病情记载，可以确认蒋某B出生时诊断明确。转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后，病情进一步加重，虽未行尸体解剖，结合患儿病情及死亡经过，符合重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并中枢性呼吸衰竭而死亡。(二）对东莞市人民医院医疗行为评价分析：1、在医方对蒋某病情记录的诊疗计划中，记载有胎儿足月胎膜早破超过12小时未临产，需予宫缩素引产，根据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规定，医方对足月胎儿胎膜早破超过12小时实施药物引产是符合诊疗常规的，诊疗计划是可行的。但是，查阅医方所有的病历记录，并没有在分娩前使用宫缩素的记载。正常情况下，分娩前使用宫缩素，需要与贺某、蒋某及家属签订使用宫缩素的知情同意书，征得家属同意后方可使用。本例产妇并未与医方签订使用宫缩素的知情同意书，而且，产妇进入产程后，宫缩正常，产程进展顺利，无明显头盆不称及胎儿异常的原发性与继发性宫缩乏力，分娩前没有使用宫缩素引产和催产的指征。因此，从病历上，缺乏使用宫缩素催产的直接证据。但医方在临时医嘱中开具了两组宫缩素（11月22日8时12分)，而这两组宫缩素具体在产后什么时候使用的，医方没有在病历中做详细记载，医方病历书写存在瑕疵。2、产妇蒋某胎膜早破约12个小时入院，分娩时胎膜早破已达24个小时，有关资料中明确规定，当胎膜早破后，孕妇有胎位异常、宫颈不成熟、胎头高浮、明显的羊膜腔感染并伴有胎儿呼吸窘迫的情况，需要采取剖宫产手术。病历记载中未发现胎位异常、宫颈不成熟、胎头高浮、明显的羊膜腔感染并伴有胎儿呼吸窘迫等必须采取引产和剖宫产的手术指证。由于胎膜早破时间过久，给母体和胎儿带来了一定的潜在危险，医方对宫颈不成熟程度描述过于简单，病历记载中不能确定宫颈是否成熟。尽管产妇羊膜腔感染的迹象并不明显，然而超敏C反应蛋白的升高，胎膜早破的时间过久，大大增加了羊膜腔感染的机会，医方应该注意到抗感染药物的应用，医方在抗感染治疗上仅仅给患者服用了头孢拉定胶嚢0.5克，T.I.D，并没有选择效果更好的静脉滴注抗生素药物，由于抗感染的药量不足，增加了新生儿感染的风险，致婴儿出生后血象中白细胞增高，胸片提示“考虑双下××症，考虑右侧水平裂少许叶间积液”等炎症改变。3、新生儿出生后不能自然啼哭、肌张力低、呼吸弱，阿氏评分：6-8-8分，诊断为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窒息是指由于产前、产时或产后的各种病因，使胎儿缺氧而发生宫内窘迫或娩出过程中发生呼吸、循环障碍，导致1分钟内无自主呼吸或未能建立呼吸，以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和酸中毒为主要的病理生理改变的疾病。通过胎监，反映出胎儿在娩出前有胎心变化的异常，11月22日6时26分至7时37分胎心监护图显示胎心过速，7时56分之前胎心监护图显示胎心早期减速和晚期减速。这些改变不排除有宫内窒息的可能。医方除采取持续胎心监护、持续给氧及嘱产妇侧卧位之外，护理记录中有给予静脉维生素C+地塞米松，以改善胎儿储备能力，医方还应该考虑到胎儿已足月，宫外环境优于子宫内，及早终止妊娠是更好的选择。4、医方产前观察力度不够。在产妇胎膜早破24小时的情况下，医方应考虑羊膜腔感染等风险予以加强观察与胎心监护。但从产前待产记录可见，除20时01分入院时予胎心监护后，待产期间只行过四次观察（21日23时00分、22日04时00分、22日04时15分、22日06时30分)，且间隔时间较长，分别间隔了3小时、5小时、2小时。且此间均未对产妇持续行胎心监测。于22日06时30分才开始行胎心监护。5、对新生儿每日生理需要的液体总入量常规计算方法是:生后24小时内不超过60ml/kg.以后日龄每增加一天液量增加20ml/kg，至出生第5天入量可达150ml/kg/日。此后不再继续增加液体入量。生后第2～3天可补充电解质液，每日钠钾入量为1～3mEq/kg，由小剂量开始。氯化钠与碳酸氢钠以2:1量补充为宜。必须待婴儿尿量正常后方可补钾，输液速度:足月儿按5、7、10ml/kg/小时。本例患者按每日每公斤体重计算，24小时的补液量应该是178ml/日。医方在答辩状中对补液的情况有详细描述，按医方对新生儿补液方法的计算，未超出输液总量。临床上也没有因输液导致新生儿脑水肿病情加重的情况。但是，从委托方提供的病历材料中，医方在病历中没有对新生儿补液方法的记载。综上所述，由于蒋某胎膜早破，贺某1在母体子宫内慢性窒息的情况下，致出生后发生新生儿窒息，导致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的发生，终因中枢性呼吸衰竭而死亡。东莞市人民医院在对贺某1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医方在蒋某长时间胎膜早破的情况下，忽略了高度的谨慎义务和注意义务，对胎儿宫内窒息缺乏应有注意，对胎膜长时间早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导致新生儿窒息的次要原因，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轻微过错，对新生儿窒息的参与度不超过30%。由于家属对贺某1放弃治疗，剥夺了新生儿的生命权利，其死亡是家属放弃治疗的不良后果。
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部分载明：由于蒋某胎膜早破，贺某1在宫内慢性窒息的情况下，致出生后发生新生儿窒息，导致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的发生，终因中枢性呼吸衰竭而死亡。东莞市人民医院在对贺某1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医方在蒋某长时间胎膜早破的情况下，忽略了高度的谨慎义务和注意义务，对胎儿宫内窒息缺乏应有注意，对胎膜长时间早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导致新生儿窒息的次要原因，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轻微过错，对新生儿窒息的参与度不超过30%。由于家属对贺某1放弃治疗，剥夺了新生儿的生命权利，其死亡是家属放弃治疗的不良后果。
贺某、蒋某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其中有关东莞市人民医院过错的陈述确认，但对过错参与度不超过30%有意见，过错参与度认定过低。
东莞市人民医院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理由详见答辩意见中的第一点。1、鉴定意见明确分析我方在产前没有使用宫缩素进行催产，在产后使用缩宫素没有进行记载仅是病历的瑕疵，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2、根据国家卫生部关于抗生素使用的相关文件，不能要求医方根据单一的超敏C蛋白升高而直接使用静脉抗生素。鉴定意见直接使用从事后反推的原理，与事实存在不符。3、我方给与静脉维生素C+地塞米松，已改善胎儿储备能力，既然病历已经认定胎儿足月，是否需改善其储备能力，缺乏临床医疗常规予以支持。4、鉴定意见只认为医方进行了四次观察，该记录的四次观察仅依据医方的护理记录，忽略了医方的其他病历资料中的伴行产程记录。病历书写并不是说把所有的资料只记录在一页或者一份报告中，是由一个整体组成。伴行产程记录已经明确记载观察时间还有观察的指标。鉴定书仅凭护理记录做出认定与事实不符。
2016年1月25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4]医鉴字第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分析说明”部分载明：（一）蒋某B死亡原因分析：蒋某于2013-12-2120:01因“停经41周，阴道流水12小时，阴道血性分泌物2小时”就诊于东莞市人民医院，于2012-11-2208:04分顺产2590g男婴（简称蒋某B)。新生儿生后不能自然啼哭、肌张力低、呼吸弱。诊断为新生儿窒息，转新生儿科诊治，由于治疗未有明显效果，于2012-11-24转院至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治疗，转院时诊断为：新生儿吸入性××、凝血功能障碍、窒息后心肌损害、产瘤、颅内出血？缺氧缺血性脑病？2014-1-26因“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重度）并中枢性呼吸衰竭”，呼吸停止，宣布临床死亡。患儿未进行尸体解剖，病理学诊断缺乏，确切死亡原因不十分清楚。患儿死亡是原发疾病进一步恶化的不良后果，患儿家属放弃治疗也是加速患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两家医院出入院及死亡病历记载，可以推断蒋某B符合重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并中枢性呼吸衰竭。（二）对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医疗行为评价1、病历书写规范，告知义务详细。本例患儿于2013年11月24日13:06以“生后反应差2天”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简称医方）住院治疗，入院时患儿呈昏迷状态，发育正常，营养中等，机控呼吸，面色红润。肤色正常，肢体温度冰凉，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3mm,对光反射迟钝。机械通气下，胸廓起伏良好。双肺呼吸音对称，呼吸音粗，闻及细湿罗音。心前区无隆起，心率195次/分，律齐，心音有力，各瓣膜区未闻及杂音。入院初步诊断：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颅内出血？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凝血功能障碍。针对患儿病情，医方采取了完善各项相关检查，继续呼吸机辅助通气，防止感染，对症与支持治疗等相关诊疗措施。在整个诊疗活动中，医方根据患儿病情不断变化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检查与治疗措施，整个病程记录记载详细，病情变化清晰明了，查房记录、会诊记录、死亡记录等书写规范。医方在实施告知义务中，以谈话记录方式、病情知情同意书签订方式、病危通知书方式向患者家属充分告知、整个诊疗过程合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2、药物选择合理，用药规范。患儿是在胎膜早破达24小时的情况下娩出的，结合胎膜早破和羊水II度浑浊病史，在患儿患有新生儿××的情况下，东莞人民医院在出生后予新生儿泰能抗感染治疗，仍出现发热，刺激后出现阵发性抽搐，白细胞增高（20.5*l09/L)并且有颅内感染的可能，医方从2013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用抗感染药物美罗培兰29天，其间，医方动态检测患儿颅内变化(头部CT、脑脊液检查、超敏C反应蛋白检测）等，患儿有颅内感染的可能，在患有××、颅内感染的情况下，采用美罗培兰抗感染治疗是可行的。医方依据患儿体重调整抗感染药物剂量，体重在3.1kg时，剂量是40mg/Kg/次，医嘱剂量是0.12g，药物剂量应用范围合理，不存在剂量过大的问题。医方给药途径、用药剂量、治疗方法等符合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相关规定。由于患儿病情一直很严重，病情有反复，改用其它药物治疗是有效的选择，在患儿使用29天美罗培南后，从2012年12月23日至2014年1月20日，改用哌拉西林和舒普深。3、没有二重感染的临床症状与体征。由于患儿感染程度较重、长时间机械通气，加重了二重感染的机会，医方也充分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11月29日、12月20日120小时血培养中无细菌、真菌生长，12月4日、12月9日、12月13日、12月17日分别对尿、气管分泌物和脑脊液和痰培养无细菌、真菌生长，12月15日气管导管培养提示有光滑念珠菌，12月23日真菌D-
葡聚糖检测：真菌1,3-β-D葡聚糖属正常范围。通过不间断的监测，没有发现有明显真菌感染的迹象。临床症状与体征上也不支持患儿有真菌感染的可能。综上所述，医方病历书写规范，告知义务详细，药物选择合理，用药规范，符合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相关规定，整个诊疗过程符合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对患儿贺某1的医疗行为无过错，与患儿贺某1的死亡无因果关系。
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部分载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病历书写规范，告知义务详细，药物选择合理,用药规范，符合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相关规定，整个诊疗过程符合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对患儿贺某1的医疗行为无过错，与患儿贺某1的死亡无因果关系。
贺某、蒋某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三性予以确认，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异议。
诉讼中，贺某、蒋某为证明其主张，还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贺某的广东省居住证；2、贺某的工作证明；3、贺某、蒋某的房屋租赁合同；4、蒋某的工作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事实上，在贺某、蒋某、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均同意的情形下，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已对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在对贺某1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其过错与贺某1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予以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在组织医患双方进行听证，通过对医患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形成的意见，且贺某、蒋某、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对于该鉴定中心的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均未提出异议,加之贺某、蒋某、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也不能举出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故一审法院采纳上述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此次鉴定合法，其对诊疗过程的分析说明依法有效。
因贺某、蒋某不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承担责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东莞市人民医院在对贺某1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其过错与贺某1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东莞市人民医院医嘱开具了两组宫缩素，而这两组宫缩素何时使用没有在病历中做详细记载，病历书写存在瑕疵；东莞市人民医院对宫颈不成熟程度描述过于简单，病历记载中不能确定宫颈是否成熟，由于抗感染的药量不足，增加了新生儿感染的风险；东莞市人民医院产前观察力度不够，在产妇胎膜早破24小时的情况下，未能考虑羊膜腔感染等风险予以加强观察与胎心监护，除入院时予胎心监护后，待产期间只行过四次观察，且间隔时间较长，未对产妇持续行胎心监测；提供的病历材料中，东莞市人民医院在病历中没有对新生儿补液方法的记载。综上，由于蒋某胎膜早破，贺某1在母体子宫内慢性窒息的情况下，致出生后发生新生儿窒息，导致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的发生，终因中枢性呼吸衰竭而死亡。东莞市人民医院在蒋某长时间胎膜早破的情况下，忽略了高度的谨慎义务和注意义务，对胎儿宫内窒息缺乏应有注意，对胎膜长时间早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导致新生儿窒息的次要原因，东莞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轻微过错，对新生儿窒息的参与度不超过30%。由于家属对贺某1放弃治疗，剥夺了新生儿的生命权利，其死亡是家属放弃治疗的不良后果。因此法院认可东莞市人民医院对贺某1医疗行为存在轻微过错，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法院酌情确定东莞市人民医院在本案中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关于人身损失赔偿项目及数额：
1、医疗费用。患儿在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处治疗花费医疗费合计114011.22元，东莞市人民医院应承担114011.22元的30%即34203.366元，现贺某、蒋某仅主34149.366元，属于贺某、蒋某对自身权益之处分和放弃，故一审法院予以照准。
2、护理费。患儿两次住院合计67天，按80元/天的护工薪酬标准计算护理费为5360元，东莞市人民医院应承担5360元的30%即1608元，现贺某、蒋某仅主张1560元，属于贺某、蒋某对自身权益之处分和放弃，故一审法院予以照准。
3、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并以正式票据为凭，且有关凭据应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法院综合患儿的病情、转院治疗情况、必要的陪护人员以及乘坐交通工具的合理性，酌情确定交通费为3000元。东莞市人民医院应承担3000元的30%即900元。
4、患儿两次住院合计67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6700元，东莞市人民医院应承担6700元的30%即2010元，现贺某、蒋某仅主张975元，属于贺某、蒋某对自身权益之处分和放弃，故一审法院予以照准。
5、贺某、蒋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贺某、蒋某主张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合法合理，依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丧葬费为41433元、死亡赔偿金为753686元，据此东莞市人民医院应承担丧葬费41433元的30%即12429.9元、死亡赔偿金753686元的30%即226105.8元，现贺某、蒋某仅主张丧葬费9718.8元、死亡赔偿金208542元，属于贺某、蒋某对自身权益之处分和放弃，故一审法院予以照准。
6、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东莞市人民医院的过错行为轻微，故贺某、蒋某方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数额过高，一审法院酌情确定东莞市人民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7、鉴定费。本案因对东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分别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共产生鉴定费27200元（贺某、蒋某已预付），其中13600元是针对东莞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作出的鉴定，另外13600元是针对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诊疗行为作出的鉴定，由于贺某、蒋某并未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承担责任，故上述27200元中的13600元应由贺某、蒋某自行承担；另外的13600元应由东莞市人民医院承担30%即4080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东莞市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医疗费34149.366元给贺某、蒋某。二、东莞市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护理费1560元给贺某、蒋某。三、东莞市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交通费900元给贺某、蒋某。四、东莞市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975元给贺某、蒋某。五、东莞市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死亡赔偿金208542元给贺某、蒋某。六、东莞市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丧葬费9718.8元给贺某、蒋某。七、东莞市人民医院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给贺某、蒋某。八、驳回贺某、蒋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79元，由贺某、蒋某负担448元，由东莞市人民医院负担1831元。一审鉴定费27200元（贺某、蒋某已预付），由贺某、蒋某负担23120元，由东莞市人民医院负担4080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东莞市人民医院的上诉意见，本院对二审争议焦点分述如下：
一、关于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4]医鉴字第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效力。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由专门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其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形式之一，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分析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以该鉴定意见作为判决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东莞市人民医院上诉认为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一方面认定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轻微过错，一方面又认定医方是导致新生儿窒息的次要原因，自相矛盾，缺乏鉴定意见应当具有的科学性、严谨性，不应当作为证据被采信。本院认为，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4]医鉴字第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中载明：“东莞市人民医院在对贺某1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医方在蒋某长时间胎膜早破的情况下，忽略了高度的谨慎义务和注意义务，对胎儿宫内窒息缺乏应有注意，对胎膜长时间早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导致新生儿窒息的次要原因，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轻微过错，对新生儿窒息的参与度不超过30%”。轻微过错行为并不等同轻微因素，故东莞市人民医院仅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的上述表述主张不应当作为证据被采信，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东莞市人民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问题。一审法院根据病案资料及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4]医鉴字第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指出东莞市人民医院存在的问题，依据充分，分析详尽，确认东莞市人民医院诊疗过失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东莞市人民医院上诉以产妇蒋某不存在剖宫产的指征，对患儿的补液在临床上没相关诊疗规范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因为东莞市人民医院对产妇胎膜早破24小时没有尽高度注意义务，对胎心监测间隔时间较长，病历对宫颈成熟描述过于简单，抗感染的药量不足，这些过失使患者丧失了避免损害的可能性,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东莞市人民医院主张其行为诊疗符合规范不承担责任，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赔偿标准。贺某已向法院提交《广东省居住证》和《工作证明》，证明其从2012年2月起在城镇居住和工作，一审法院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赔偿款并无不当。东莞市人民医院没有提交证据予以推翻，其上诉认为不应当按照城镇人口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东莞市人民医院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东莞市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5588元，由上诉人东莞市人民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咏梅
审判员 沙向红
审判员 钟淑敏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蔡泽冰
王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