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72民初687号
原告：浙江满洋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胜利路91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满，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兴高，男，1980年9月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副总经理，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代理人：温莉，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倪君仪，男，195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
委托代理人：倪俊俊，男，198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系被告倪君仪之子。
委托代理人：金敬法，浙江法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严梦超，男，201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系严建进之子。
被告：严梦菡，女，2010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系严建进之女。
被告：舒燕肖，女，198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系严建进之妻暨被告严梦超、严梦菡之母（法定代理人）。
被告：严和明，男，195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系严建进之父。
被告：王林娟，女，196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系严建进之母。
被告：章福兰，女，195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系周继富之妻。
被告：周建武，男，198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系周继富之子。
被告：周仙琴，女，198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系周继富之女。
原告浙江满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洋公司）因与被告倪君仪海上打捞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4月7日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6年5月26日向本院申请追加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本案于2017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满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兴高、温莉及被告倪君仪的委托代理人倪俊俊、金敬法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满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倪君仪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浙三渔00011”轮探摸、打捞及清污费用300万元，其余各被告在其继承该轮另两名股东严建进或周继富遗产的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事实和理由：被告所属“浙三渔00011”轮于2015年7月14日在象山水域被“FSSANAGA”轮撞沉。事发后，倪君仪委托原告对沉船进行探摸。2015年8月10日，原告完成探摸作业后，倪君仪在相应的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探摸费用659032元。2015年8月14日，双方又就沉船打捞及打捞过程中的防污清污作业分别签订了合同，约定打捞费用280万元、防污清污费用200万元。2015年10月15日，原告依约完成了沉船打捞作业并将打捞的沉船残骸交付给倪君仪。但时至今日，倪君仪仅支付了150万元，对剩余3959032元沉船探摸、打捞及清污费用经原告多次催讨仍未支付。“浙三渔00011”轮实际上系倪君仪与另两名隐名股东严建进、周继富共同所有，应当认为倪君仪系代表包括严建进与周继富在内的全体船舶共有人与原告建立了海上打捞合同关系，严建进与周继富也是海上打捞合同的当事人，应当与倪君仪共同承担支付打捞费用的责任。严建进与周继富已在2015年7月14日的船舶碰撞事故中遇难身亡，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其各自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二人的债务承担偿还义务。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
被告倪君仪辩称：一、原告申请追加的其余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只是听说其余被告为涉案渔船股东，其申请追加共同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确定其余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应以本院（2017）浙72民初647、648号两案的审理结果为基础，而两案尚在审理过程中，故目前涉案渔船所有人为倪君仪一人，不存在合伙的情况。二、双方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存在欺诈情形，请求法院予以变更。涉案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签订地点在三门县看守所，当时倪君仪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三门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在三门县看守所，直至2015年8月17日才被取保候审予以释放，刑事判决尚未作出。倪君仪是文盲，不识字，在无法与他人沟通及短短几十分钟的会见时间里让其签订这些大标的额、专业性强的打捞与清污合同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且不排除存在欺诈的情况。三、退一步讲，双方虽然订立了清污合同，但燃油并未泄漏，合同并未履行，费用并未产生。该清污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范围及涉案渔船打捞合同第2页、原告完工报告第30页中有关未造成污染等记述均表明该清污合同未实际履行，清污费用未实际产生。四、原告提供的涉案渔船水下探摸与摄像结算单所载费用仅为可能发生的费用，这些费用是否实际发生不能确定。五、对于政府垫付的涉案渔船打捞费150万元，倪君仪只是有所听闻，需要原告进一步举证证实，以便倪君仪一方将垫付款项归还给政府。六、2017年1月7日，原告与倪君仪在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签订了涉案渔船财产处置及分割协议书，因此余款只有60万元。
被告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共同辩称：一、涉案渔船打捞协议仅由倪君仪与原告签订，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合同约定的打捞费支付义务。二、即使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需要承担打捞费支付义务，因倪君仪未经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同意，擅自与原告签订了费用远高于正常标准的船舶打捞协议，超过正常标准的部分打捞费用对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不具有约束力，不应由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承担。三、承担打捞费用支付义务的真正主体应当是船东，即倪君仪与已故的严建进与周继富。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仅是严建进的法定继承人，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仅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被继承人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被告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共同辩称：一、涉案渔船打捞协议仅由倪君仪与原告签订，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合同约定的打捞费支付义务。二、即使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需要承担打捞费支付义务，因倪君仪未经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同意，擅自与原告签订了费用远高于正常标准的船舶打捞协议，超过正常标准的部分打捞费用对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不具有约束力，不应由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承担。三、承担打捞费用支付义务的真正主体应当是船东，即倪君仪与已故的严建进与周继富。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仅是周继富的法定继承人，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仅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被继承人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原告满洋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复印件，证明倪君仪系“浙三渔00011”轮登记所有权人；
2.象山石浦渔港外海域“浙三渔00011”轮潜水探摸及水下摄像结算单、“浙三渔00011”沉船打捞合同与“浙三渔00011”轮防污清污服务合同原件，证明原、被告就“浙三渔00011”轮的探摸、打捞及清污作业订立合同，产生费用合计5459032元；
3.象山石浦渔港外海域“浙三渔00011”轮水下抽油、整体打捞工程总结报告与“浙三渔00011”船舶交接书原件，证明原告已经依约完成了涉案渔船打捞与防污清污工作，并将渔船残骸交付给被告；
4.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证明书复印件，证明“浙三渔00011”轮减船马力指标款和柴油补贴款尚在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被告具有偿债能力。
被告倪君仪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7）浙72民初647、648号两案起诉状与传票原件各两份，证明严建进、周继富不是“浙三渔00011”轮共同所有人和合伙经营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如要追加被告，也要待（2017）浙72民初647、648号两案审理完毕之后再决定是否追加；
2.“浙三渔00011”轮赔款分配会议备忘录复印件，证明严建进、周继富假如是涉案渔船的共同所有人和合伙经营人，其法定继承人也已经放弃共同所有人和合伙经营人的身份，不再具有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3.“浙三渔00011”船财产处置及分割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原告与倪君仪、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共同签订协议，倪君仪只需支付原告60万元，其余费用与倪君仪无关。
被告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及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根据被告倪君仪的申请，依法向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调取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7日的“浙三渔00011”船财产处置及分割协议书一份，其中载明：“浙三渔00011”轮于2015年7月14日与利比里亚商船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船上14名船员全部遇难，因调查取证及死难者家属的要求需对该船进行打捞；由于船东（倪君仪）无力承担打捞的有关费用，由县政府出面担保与满洋公司达成打捞协议，打捞的相关费用共计5459032元，目前已由政府垫付满洋公司150万元，余款至今未付；由于船东无力偿还政府垫付资金及满洋公司余款，现经三方协商同意处置“浙三渔00011”船马力指标及柴油补助款进行偿还，处置后首先支付县政府垫付资金50万元（其余100万元由政府承担），支付满洋公司60万元，余款在结清死难者工资后由船东自行支配；上述费用全部付清后，满洋公司及县政府垫付的费用全部结清，与倪君仪无关。该协议书由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倪君仪与满洋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签字代表分别为卢余撑、倪俊俊和梁兴高，并加盖了满洋公司公章。
本案庭审结束后，被告倪君仪申请本院向三门县看守所调取原告员工张科会见倪君仪的录音录像，用以证明原告派员工张科到三门县看守所与倪君仪签订合同存在欺诈行为。因三门县看守所表示此类录音录像按规定最多只保留半个月，且需要办案单位出面调取，故未能调取上述视听资料。
经质证，对原告所举证据材料，被告倪君仪质证意见如下：对证1无异议；对证2，其中“浙三渔00011”轮潜水探摸及水下摄像结算单只是一份意向书，所载费用不真实，应按实际产生的费用结算；另外两份合同于2015年8月14日签订时倪君仪已被羁押在三门县看守所，其本人不识字，合同页脚也只有一个“倪”字，两份合同明显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的情形，真实性存疑，其中防污清污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承包事项未实际发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沉船打捞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作业项目也已包含了海域环境清洁；对证3，其中工程总结报告系原告单方制作，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内容真实性与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工程量，且未记载任何防污清污情况，不存在清污费；对船舶交接书无异议，船舶交接给倪君仪的情况属实；对证4所载政府垫付款项只是有所听闻，需要确切证据加以证实，所载减船马力指标款和柴油补贴款未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被告倪君仪所举证据材料，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涉案渔船登记所有权人暨代表人为倪君仪，倪君仪与严建进、周继富三人之间系内部合伙关系，原告诉请款项系针对涉案渔船实际产生，应由上述三人作为涉案渔船合伙人和共有人连带偿付；对证2，无原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且原告未参与，其中记载的内容与原告无关；对证3，无原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关联性有异议，“浙三渔00011”轮船东为倪君仪与严建进、周继富三人，倪君仪未经授权或追认无权对严建进、周继富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处置，不是适格主体；该份协议书于2017年1月7日签订的背景是经政府出面协调，当时确认其中的60万元款项会在农历2016年年底前支付，但原告至今未收到倪君仪支付的任何款项，且被告对涉案渔船打捞和清污持有异议，也未认可该份协议书，故该份协议书并未生效和实际履行，对原告没有约束力。被告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质证意见如下：对证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除倪君仪之外的上述各被告系“浙三渔00011”轮股东的法定继承人，仅在遗产继承范围内对打捞费承担偿还责任；对证2，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备忘录主要解决船员人身损害对外索赔及家属内部分配问题，不能用于证明船舶股份的真实情况，舒燕肖、周仙琴放弃船舶股份的意思表示既不真实也不合法；对证3，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协议书所列三方均未签字盖章，不具有任何法定或约定的效力。
对本院依法向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调取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7日的“浙三渔00011”船财产处置及分割协议书，原告质证意见与其对被告倪君仪所举证3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倪君仪无异议。
被告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及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应诉，亦未就本案中除被告倪君仪所举证据材料之外的其余证据材料提出任何质证意见，视为放弃相应的质证权利。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所举证1，加盖有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公章，倪君仪无异议，予以认定；证2，均系原件，内容清晰且能够相互印证，并有倪君仪本人签名和捺印，结合法庭调查中双方当事人所作相关陈述，可以认定倪君仪在其被羁押的三门县看守所向原告签认涉案渔船潜水探摸及水下摄像结算单并与原告签订涉案渔船打捞合同和防污清污服务合同的事实，倪君仪虽主张上述结算单所载费用未实际发生，两份合同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实，原告亦未予认可，故不予采信，对该组证据材料予以认定；证3，系原件，其中工程总结报告内容明确、具体，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原告组织进行涉案渔船打捞与防污清污作业的基本经过，可信度较高，倪君仪虽持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或作出合理说明，故对该证据材料予以认定；船舶交接书内容清晰且与工程总结报告等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经倪君仪本人签名确认，倪君仪无异议，予以认定；证4，虽系复印件，但内容清晰，尾部加盖有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公章，其中记载的尚欠政府垫付的涉案“浙三渔00011”轮打捞费150万元的情况与本院依法向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调取的“浙三渔00011”船财产处置及分割协议书能够相互印证，倪君仪对此虽持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反驳，故对该证据材料予以认定。
被告倪君仪所举证1，系本院（2017）浙72民初647、648号船舶共有纠纷两案起诉状与开庭传票，该两案原告分别为本案被告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及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在两案中以严建进、周继富与倪君仪系涉案渔船共同所有人和合伙经营人为由，分别作为严建进和周继富的法定继承人向倪君仪主张涉案渔船减船马力指标款和往年渔业柴油补助款的三分之一份额，本院由此准许原告提出的追加被告申请并无不当，且追加上述被告系本案程序性事项，与案件实体处理无必然关联，故对该组证据材料的形式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2，系复印件，主要内容为2017年1月5日涉案渔船碰撞沉没事故中遇难船员家属或其代表在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的见证下达成的遇难船员赔偿款分配协议，由遇难船员家属或其代表签名并加盖了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公章，其内容未涉及原告，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原告及其余各被告均持有异议，故仅对该证据材料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3，系复印件，尾部无相关各方签章，原告及其余各被告均持有异议，故不予认定。
本院依法向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调取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7日的“浙三渔00011”船财产处置及分割协议书，内容清晰，尾部有相关各方代表签名或盖章，倪君仪无异议，原告虽主张其中记载的60万元款项经确认应于农历2016年年底前支付，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倪君仪未予认可，故不予采信，结合法庭调查，对该证据材料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法庭调查及本院作出并已生效的（2016）浙72民初910至922、94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涉案“浙三渔00011”船系倪君仪登记所有，实际所有权人和经营人为倪君仪、严建进、周继富三人。
2015年7月14日，“浙三渔00011”船在浙江宁波象山沿海北渔山灯桩东北约24海里附近海域与利比里亚籍集装箱船“FSSANAGA”轮发生碰撞后沉没，造成严建进等9名船员死亡，周继富等5名船员失踪（后经本院依法判决宣告死亡）。
2015年7月22日，倪君仪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三门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在三门县看守所，同年8月17日被取保候审。
2015年8月1日至4日，满洋公司派员对疑似沉船海域进行扫海、探摸及水下摄像，最终确认了沉船位置，并于同年8月10日制作了象山石浦渔港外海域“浙三渔00011”轮潜水探摸及水下摄像结算单，载明费用总金额为659032元，由倪君仪签字确认。
2015年8月14日，按照宁波海事部门等方面的要求，满洋公司员工张科等人在三门县看守所与倪君仪会面商谈，双方共同签署了“浙三渔00011”沉船打捞合同和防污清污服务合同，约定由满洋公司对沉没的“浙三渔00011”船进行整体打捞，并对沉船打捞前和打捞过程中的防污及可能溢出海面的油污进行清理等，确保通航安全和海域环境清洁；沉船打捞费合计280万元，打捞完成（以沉船浮出水面之日计）后一个月内支付30%工程款，三个月内一次性付清余款，打捞期间的警戒、审批及因满洋公司原因造成的风险、责任和费用等均由满洋公司负责；防污清污承包价格一次性包干为20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清油船调遣使用、围油栏使用及损坏、消油剂和吸油毡的损耗等，由倪君仪在全船打捞工程结束后30天内（自船舶交付日起算）一次性支付给满洋公司，满洋公司自行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并承担风险、责任和费用，等等。上述合同签订后，满洋公司着手进行“浙三渔00011”打捞与防污清污作业。
2015年10月14日，“浙三渔00011”船被整体打捞出水。
2015年10月15日，“浙三渔00011”船在三门健跳港由满洋公司移交给倪君仪。之后，该船被拆解和变卖，而倪君仪始终未按约向满洋公司支付沉船打捞费和防污清污费。
2017年1月7日，满洋公司代表梁兴高与倪君仪之子倪俊俊在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分别签署了“浙三渔00011”船财产处置及分割协议书一份，其中载明：“浙三渔00011”船于2015年7月14日与利比里亚商船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船上14名船员全部遇难，因调查取证及死难者家属的要求需对此船进行打捞，由于船东（倪君仪）无力承担打捞的有关费用，由县政府出面担保与满洋公司达成打捞协议，打捞的相关费用共计5459032元，目前已由政府垫付满洋公司150万元，余款至今未付；由于船东无力偿还政府垫付资金及满洋公司余款，现经三方（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倪君仪与满洋公司）协商同意处置“浙三渔00011”船马力指标及柴油补助款进行偿还，处置后首先支付县政府垫付资金50万元（其余100万元由政府承担），支付满洋公司60万元，余款在结清死难船员工资后由船东自行支配；上述费用全部支付完毕后，满洋公司及县政府垫付的费用全部结清，与倪君仪无关。该协议书尾部另有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卢余撑署名，并加盖有满洋公司公章。之后，倪君仪一方始终未按上述约定向满洋公司支付60万元款项。
2017年3月25日，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出具证明书，证明“浙三渔00011”船尚欠政府垫付的沉船打捞费150万元，其减船马力指标款192万元及事故发生前的2014年、2015年柴油补贴款48万元尚在该局。
因“浙三渔00011”船探摸、打捞与防污清污费用余款始终未获偿付，原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打捞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除倪君仪之外的其余各被告是否本案适格诉讼主体；2.原告与倪君仪签订的涉案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和欺诈的情形；3.原告诉请的涉案渔船探摸、打捞及清污费用是否真实、合法，各被告应否承担偿付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除倪君仪之外的其余各被告在本院审理的（2017）浙72民初647、648号船舶共有纠纷两案中以严建进、周继富与倪君仪系“浙三渔00011”船共同所有人和合伙经营人为由，分别作为严建进和周继富的法定继承人向倪君仪主张该渔船减船马力指标款和往年渔业柴油补助款的三分之一份额，在本案中亦一致主张该渔船所有人为倪君仪与严建进、周继富，据此，可以认定本案其余各被告与本案审理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均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倪君仪辩称涉案渔船所有人为其一人，其余各被告均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该抗辩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倪君仪辩称其与原告签订的涉案“浙三渔00011”沉船打捞合同与防污清污服务合同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的情形，请求对两份合同予以变更，原告对此未予认可。主审人认为，上述两份合同系双方在羁押倪君仪的三门县看守所共同签订，合同页脚和尾部均有倪君仪本人的签名和捺印，原告对两份合同签订的基本经过也已作出必要解释说明，本案中无有效证据证实两份合同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倪君仪亦未就其申请变更的合同内容与依据作出明确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结合原告组织进行涉案渔船打捞和防污清污作业的基本情况，对倪君仪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3。原告诉称的剩余3959032元涉案渔船沉船探摸、打捞及清污费用有充分证据佐证，予以认定，但根据2017年1月7日原告代表梁兴高与倪君仪之子倪俊俊在三门县海洋与渔业局分别签署的“浙三渔00011”船财产处置及分割协议书中有关支付原告60万元即结清费用的记载，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原告已自愿放弃涉案渔船探摸、打捞和防污清污的其余费用。原告主张当时经政府出面协调确认其中的60万元款项会在农历2016年年底前支付，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倪君仪亦未予认可，难以采信。对于上述60万元款项，倪君仪作为涉案渔船登记所有权人理应按约及时支付，至今未付且无正当理由，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严建进与周继富作为涉案渔船共有人，对上述款项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其余各被告作为严建进和周继富的法定继承人，在未明确放弃继承的情况下应当在各自继承严建进或周继富遗产的范围内对严建进或周继富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倪君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满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浙三渔00011”船探摸、打捞与防污清污费用60万元；
二、被告严梦超、严梦菡、舒燕肖、严和明、王林娟在各自继承严建进遗产的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章福兰、周建武、周仙琴在各自继承周继富遗产的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浙江满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浙江满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4640元，被告倪君仪负担61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申
代理审判员 李书芹
人民陪审员 陈良智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周倩倩
附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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