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行申710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谭三元，男，汉族，1953年10月17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玉兰，女，汉族，1957年8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委托代理人：谭三元，系胡玉兰之夫，身份信息同上。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化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张利，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谭三元、胡玉兰因诉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行终58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慧卓、审判员刘崇理、审判员阎巍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谭三元、胡玉兰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裁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一）一审裁定认为“2015年1月8日，原告谭三元和胡玉兰向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被告江夏区政府在同等地段返还房屋和商业门面及赔偿财产损失1.5万元，补偿经营损失1.7万元”的事实不请，证据不足。1、原一审案件是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并非谭三元、胡玉兰主动向该院起诉。该案诉讼标的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2、根据2015年2月3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法庭审理笔录记载，审判员询问该案只审理拆迁违法及导致谭三元、胡玉兰的损失，谭三元、胡玉兰表示认可，庭审笔录证明2017年1月18日前没有提出过还房子和还商业门面、经营损失的赔偿诉请，不存在重复起诉。（二）一审裁定引用（2005）鄂武东开行初00008号判决书不全，该判决认定“被告的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一定财产损失”、“财产损失1．5万元价值未提供依据而驳回此项诉请，而返还房屋和门面及补偿经营损失属于协议争议不是该案审查范围”、“原告已当庭确认此项也就是返还房屋、门面及经营损失补偿不在本案的诉讼中”、“法院只审理拆迁违法及导致损失”等重要内容未写。（三）二审认定：“前诉相关证据在（2016）鄂01行终383号行政判决书均有记载”不实，上述行政判决书中并未记载相关证据。（四）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书及庭审笔录等非证据材料”，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五）二审法院“基于司法最终原则，由于前诉已经法院实体判决，江夏区政府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申请不便回复，也不能回复”的认定事实不清，违反了法律规定。二、原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一）一审裁定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赔偿诉讼不属于要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的情形。（二）本案不符合重复起诉的法定条件。1、谭三元、胡玉兰诉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滥用职权、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系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将案件指定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中只审理拆迁违法及导致家具财物损失，认为还房子和商业门面、经营损失不在该案诉讼之中而未做审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2011年9月17日对谭三元和胡玉兰坐落在青龙南路的房屋予以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同时，该判决认定被告的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被告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案判决只因原告在本案中针对财产损失15000元的诉请仅提交了损失货物的清单，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其损失财物的价值的情况下，没有支持原告诉求，认为其它诉求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属于行政协议异议。后武汉中院二审（2016）鄂01行终383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15000元财产损失的诉求。2017年4月6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25号裁定认为本案中谭三元、胡玉兰请求判令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赔偿财产损失15000元，该项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其他诉请属协议事项上的异议，不属诉讼审理范围。可见三级法院都是对财产损失价值15000元进行判决和裁定。2、谭三元、胡玉兰2016年9月11日向江夏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江夏区人民政府在规定赔偿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申请人2017年1月10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行政不作为，要求依法补偿。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不同、诉讼的请求不同、诉讼的依据不同、诉讼的程序不同，前诉与本诉的证据，证明目的不同。三、原审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1、一审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的规定。2、原审未经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进行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3、原审没有及时将被告答辩状发送原告，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的规定。4、二审2017年7月18日下午调查时将被告无日期的答辩状交给原告，不到半小时调查结束，原告根本没有时间过目答辩状内容，只是走过场。5、二审法院未对上诉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开庭审理，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的规定。6、原二审裁定存在笔误，对本案有一定的影响。
本院认为,经查阅（2015）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8号行政赔偿判决，可确定该诉与本诉案由一致，均为行政赔偿；原告、被告也均一致；谭三元、胡玉兰作为原告在前诉中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在同等地段归还房屋和商业门面并赔偿财产损失1.5万元，补偿经营损失1.7万元,本次起诉中诉讼请求为返还财产（房屋147．5383平方米）、返还财产（双层商业门面99．25344平方米），直接损失赔偿337307元，返还损毁财物（附清单），可见前诉与本次起诉的诉讼请求实质相同，均为返还房屋、门面、赔偿损失，仅赔偿损失具体数额不同;前诉与本诉诉讼标的也相同，均为要求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对违法强拆其房屋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认定谭三元、胡玉兰系重复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谭三元、胡玉兰所提“二审认定‘前诉相关证据在（2016）鄂01行终383号行政裁定书中均有记载’不实”的理由，经查，前诉中谭三元、胡玉兰所提交的14项证据在一审（2015）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8号行政赔偿判决已有记载，二审（2016）鄂01行终383号行政裁定未做逐一列举，而是确认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一审相同，故该项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谭三元、胡玉兰所称二审裁定中将其本次起诉提交的前诉上诉状、原审判决书、庭审笔录表述为非证据材料问题，虽属于二审裁定表述不当，但对原审关于本诉与前诉实质等同，已构成实质上重复起诉的认定并无实质影响。至于谭三元、胡玉兰所提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经查并无事实依据；对其所提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属于对法律理解有误；其关于诉讼程序违法的理由，或与法律规定不符，或无事实依据，均不能成立。
综上，谭三元、胡玉兰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谭三元、胡玉兰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慧卓
审 判 员 刘崇理
审 判 员 阎 巍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金 悦
书 记 员 武 迪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7）最高法行申710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谭三元，男，汉族，1953年10月17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玉兰，女，汉族，1957年8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委托代理人：谭三元，系胡玉兰之夫，身份信息同上。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化大道99号。
法定代表人：张利，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谭三元、胡玉兰因诉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行终58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慧卓、审判员刘崇理、审判员阎巍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谭三元、胡玉兰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裁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一）一审裁定认为“2015年1月8日，原告谭三元和胡玉兰向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被告江夏区政府在同等地段返还房屋和商业门面及赔偿财产损失1.5万元，补偿经营损失1.7万元”的事实不请，证据不足。1、原一审案件是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并非谭三元、胡玉兰主动向该院起诉。该案诉讼标的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2、根据2015年2月3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法庭审理笔录记载，审判员询问该案只审理拆迁违法及导致谭三元、胡玉兰的损失，谭三元、胡玉兰表示认可，庭审笔录证明2017年1月18日前没有提出过还房子和还商业门面、经营损失的赔偿诉请，不存在重复起诉。（二）一审裁定引用（2005）鄂武东开行初00008号判决书不全，该判决认定“被告的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一定财产损失”、“财产损失1．5万元价值未提供依据而驳回此项诉请，而返还房屋和门面及补偿经营损失属于协议争议不是该案审查范围”、“原告已当庭确认此项也就是返还房屋、门面及经营损失补偿不在本案的诉讼中”、“法院只审理拆迁违法及导致损失”等重要内容未写。（三）二审认定：“前诉相关证据在（2016）鄂01行终383号行政判决书均有记载”不实，上述行政判决书中并未记载相关证据。（四）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书及庭审笔录等非证据材料”，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规定。（五）二审法院“基于司法最终原则，由于前诉已经法院实体判决，江夏区政府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申请不便回复，也不能回复”的认定事实不清，违反了法律规定。二、原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一）一审裁定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赔偿诉讼不属于要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的情形。（二）本案不符合重复起诉的法定条件。1、谭三元、胡玉兰诉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滥用职权、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系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将案件指定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中只审理拆迁违法及导致家具财物损失，认为还房子和商业门面、经营损失不在该案诉讼之中而未做审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2011年9月17日对谭三元和胡玉兰坐落在青龙南路的房屋予以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同时，该判决认定被告的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被告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案判决只因原告在本案中针对财产损失15000元的诉请仅提交了损失货物的清单，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其损失财物的价值的情况下，没有支持原告诉求，认为其它诉求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属于行政协议异议。后武汉中院二审（2016）鄂01行终383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15000元财产损失的诉求。2017年4月6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25号裁定认为本案中谭三元、胡玉兰请求判令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赔偿财产损失15000元，该项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其他诉请属协议事项上的异议，不属诉讼审理范围。可见三级法院都是对财产损失价值15000元进行判决和裁定。2、谭三元、胡玉兰2016年9月11日向江夏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江夏区人民政府在规定赔偿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申请人2017年1月10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行政不作为，要求依法补偿。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不同、诉讼的请求不同、诉讼的依据不同、诉讼的程序不同，前诉与本诉的证据，证明目的不同。三、原审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1、一审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的规定。2、原审未经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进行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3、原审没有及时将被告答辩状发送原告，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的规定。4、二审2017年7月18日下午调查时将被告无日期的答辩状交给原告，不到半小时调查结束，原告根本没有时间过目答辩状内容，只是走过场。5、二审法院未对上诉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开庭审理，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的规定。6、原二审裁定存在笔误，对本案有一定的影响。
本院认为,经查阅（2015）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8号行政赔偿判决，可确定该诉与本诉案由一致，均为行政赔偿；原告、被告也均一致；谭三元、胡玉兰作为原告在前诉中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在同等地段归还房屋和商业门面并赔偿财产损失1.5万元，补偿经营损失1.7万元,本次起诉中诉讼请求为返还财产（房屋147．5383平方米）、返还财产（双层商业门面99．25344平方米），直接损失赔偿337307元，返还损毁财物（附清单），可见前诉与本次起诉的诉讼请求实质相同，均为返还房屋、门面、赔偿损失，仅赔偿损失具体数额不同;前诉与本诉诉讼标的也相同，均为要求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对违法强拆其房屋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认定谭三元、胡玉兰系重复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谭三元、胡玉兰所提“二审认定‘前诉相关证据在（2016）鄂01行终383号行政裁定书中均有记载’不实”的理由，经查，前诉中谭三元、胡玉兰所提交的14项证据在一审（2015）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8号行政赔偿判决已有记载，二审（2016）鄂01行终383号行政裁定未做逐一列举，而是确认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一审相同，故该项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谭三元、胡玉兰所称二审裁定中将其本次起诉提交的前诉上诉状、原审判决书、庭审笔录表述为非证据材料问题，虽属于二审裁定表述不当，但对原审关于本诉与前诉实质等同，已构成实质上重复起诉的认定并无实质影响。至于谭三元、胡玉兰所提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经查并无事实依据；对其所提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属于对法律理解有误；其关于诉讼程序违法的理由，或与法律规定不符，或无事实依据，均不能成立。
综上，谭三元、胡玉兰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谭三元、胡玉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刘慧卓
审判员刘崇理
审判员阎巍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金悦
书记员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