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中法民二终字第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乾坤实业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腾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汉军，该司法务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模圣，海南昌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百卉绿色食品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百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立人，该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刘向，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双泽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丹，该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代表人：任拥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永斌，该司法律事务部职员。
委托代理人：刘珍，该司法律事务部职员。
上诉人海南乾坤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乾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百卉绿色食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卉公司）、三亚双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泽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4）龙民一初字第1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乾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汉军、朱模圣，百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向、徐立人，双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丹，华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永斌、刘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三亚市分行（以下简称工行三亚分行）与三亚乾坤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三亚乾坤公司）、乾坤公司银行承兑协议纠纷一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亚中院）于2000年7月31日作出（2000）三亚经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1、三亚乾坤公司向工行三亚分行归还借款本金5405万元及利息1029700元（16笔借款逾期起至1997年6月3日止，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1997年6月4日起的利息按本金5405万元，以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于限令清偿欠款之日止。逾期付款，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乾坤公司对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之后，工行三亚分行将（2000）三亚经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该司于2012年11月7日变更登记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华融公司于2000年9月19日向三亚中院申请执行，三亚中院于2001年1月8日立案执行，并于2005年10月26日作出（2001）三亚执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执行三亚中院（2000）三亚经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2006年12月29日，华融公司与三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三亚国资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把包括三亚乾坤公司在内的115户债权及其相应的附属权利转让给三亚国资公司。
2010年1月18日，三亚国资公司与双泽公司签订《三亚市矿物管理站等61家债权转让协议》，把包括三亚乾坤公司在内的61家债权转让给双泽公司。
2013年4月19日，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签订《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包括债务人为三亚纯碱厂（担保人为三亚市药材公司）、海南国贸实业三亚公司（担保人为海南省国贸实业总公司、萍乡市人民政府）、三亚海康石料联合公司（担保人为三亚市国土局）、三亚宏利来建材公司、三亚乾坤实业公司（担保人为乾坤公司）、三亚市亚电建材公司（担保人为广东省电白县人民政府）、海南泛汇电器有限公司共7户债权转让给百卉公司。之后，百卉公司依据上述债权转让协议向三亚中院申请执行，三亚中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三亚执字第30号《执行裁定书》：查封、冻结、扣划查封被执行人三亚乾坤实业总公司及乾坤公司名下银行存款7069.73万元及相应利息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
另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于2014年7月签订《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双方自签订协议之日解除《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第2户海南国贸实业三亚公司、第3户三亚海康石料联合公司、第4户三亚市亚电建材公司共三户债权的转让，其余四户债权转让不变。2014年7月14日，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在《国际旅游岛商报》上刊登《解除债权转让公告》，载明从即日起解除双方签署的《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第2户海南国贸实业三亚公司、第3户三亚海康石料联合公司、第4户三亚市亚电建材公司共三户债权的转让，其余四户债权转让不变。双泽公司将收回的该三户债权退还给原出让人三亚国资公司。
乾坤公司原审诉讼请求：1、确认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无效；2、由百卉公司、双泽公司、华融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泽公司将包括三亚乾坤公司在内的7户债权转让给百卉公司。双方于2014年7月又签订《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解除《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第2户海南国贸实业三亚公司、第3户三亚海康石料联合公司、第4户三亚市亚电建材公司共三户债权的转让。故《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还剩债务人为三亚纯碱厂（担保人为三亚市药材公司）、三亚宏利来建材公司、三亚乾坤实业公司（担保人为乾坤公司）、海南泛汇电器有限公司共四户。该《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是百卉公司与双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乾坤公司主张《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乾坤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乾坤公司负担。
上诉人乾坤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以违法无效债权已解除为由，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其所依据的是《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合同部分无效的规定。但是，本案审理的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合同——资产包转让合同!资产包转让合同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出现单笔债权侵害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合同整体无效而非部分无效，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资产包转让合同不是多个标的的简单集合体，其转让定价和交易交割环节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交易标的，具有严密的不可分割性。首先，《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的若干政策和法律问题——解读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解读》）第七条第（二）项指出“若欲根据现有法律规则和民法学梳理出一套准确判定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的界限标准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相当困难”，故规定“如果整体“资产包”存在单笔或数笔不良债权的债务人为非国有企业的情形，无论符合无效事由的不良债权之债务人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因难以将其实际剥离和单独处理，故亦应按照上述规则处理”。这充分表明，资产包并非多个标的的简单集合体，其转让定价和交易交割环节己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交易标的，具有不可分割性，无法实际剥离和单独处理。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若按原审判决的理解和该法律条款，资产包中出现单笔或者数笔债权无效时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是“资产包合同中具有无效情形的该笔债权部分无效、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但这显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立法本意。《纪要》第七条明确规定，“资产包转让协议中出现单笔或者数笔债权无效情形、或者单笔或数笔不良债权的债务人为非国有企业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资产包转让合同无效”。（二）《纪要》第七条和《纪要解读》第七条虽然释明在资产包转让合同全部无效的基础上，赋予受让人选择权，但选择权的范围和方式受到严格限制，并非《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合同部分无效!首先，人民法院依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界定合同的效力系公权力对当事人之间的私行为的主动评价和干预，不受当事人主观意志的影响和左右。倘若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关于“部分无效、部分有效”的规定，根本无需当事人作出选择而径行作出认定，当事人也没有选择权。因此，对于一般的无效合同，无论是整体无效还是部分无效，当事人均没有自主选择权!其次，《纪要》第七条规定“受让人请求认定己履行或己清结部分有效的，应当认定尚未履行或尚未清结部分无效”，这是基于资产包转让合同的特殊性而作出的例外规定，必须受到严格的规制。即，受让人的选择权仅限于“己履行”或者“已清结”部分有效，而不是百卉公司理解的某笔或某些债权部分无效，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纪要〉解读》第七条第（二）项还规定，“如果已履行或者已清结部分属于《纪要》规定无效事由中（一）、（二）、（八）、（九）、（十）等依法应当认定绝对无效情形的，受让人不能主张选择该部分有效，人民法院应认定整体“资产包”全部无效”。
二、原审判决对资产包转让合同进行人工割裂，选择性地认可“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解除海南国贸实业三亚公司等三户债权的转让”，适用法律明显错误。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合同无效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确定无效，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对合同效力的界定是公权力的主动评价，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无效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处理。而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即，解除以合同合法有效为前提!而合同无效是自始、当然、确定无效，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无效合同应当依法善后，不存在所谓解除的问题。本案中，根据《纪要》及相关法律规定，涉案合同为整体无效而非部分无效。对于一份完全没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百卉公司所谓的“解除”是没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也从未有正在进行的合同效力诉讼中合同被解除之说!其次，退一万步讲，即便涉案合同只有海南国贸实业三亚公司等三户债权的转让违法无效，而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即“合同部分无效”。那么，百卉公司与双泽公司解除所指向的仍然是无效的合同条款，对于无效部分也根本没有解除之说；且按合同部分无效的理论，其即便没有所谓解除，该无效部分也不会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解除”纯属混淆视听!
三、原审诉讼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本案中百卉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双泽公司已将有关债权退还给三亚国资公司；乾坤公司庭审向双泽公司发问时，双泽公司明确回答其与三亚国资公司没有签订任何补充协议，也没有任何退还的书面文件。而原审判决竟然直接认定“双泽公司将收回的该三户债权退还给原出让人三亚国资公司”，显属认定事实错误。
四、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未对乾坤公司诉请确认无效的转让协议作出效力认定，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首先，原审判决超越乾坤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作出认定，违背法定程序，也剥夺了乾坤公司的知情权。本案中，乾坤公司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三亚纯碱厂等己诉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现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转让协议的全部内容进行综合评价并作出认定。百卉公司和双泽公司2014年月7签订的《三亚纯碱厂等己诉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并不在乾坤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内，原审判决故意避开“转让协议”而对“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效力作出评价，严重违背不告不理的民事审判原则。退一步讲，即便原审法院确需对“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效力作出评价，也应当向乾坤公司作出释明并征询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审判决也明显违背程序法律规定。其次，估且不论补充协议的效力，原审判决以“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为由，推定“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显属颠倒逻辑!“转让协议”是“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存在的基础与前提，人民法院只有依法对前者的效力作出公正评价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对后者的效力作出评价，而不能颠倒逻辑、偷换概念！
五、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三亚国资公司为本案被告，也没有
对系列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作出评价，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纪
要》的规定。根据《纪要》第七条及《纪要解读》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中，华融公司及受让人三亚国资公司、双泽公司和百卉公司均为本案的必要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加，并依法依职权对系列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作出评价。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三亚国资公司为本案被告，也没有对系列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作出评价，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纪要》的规定。
六、如前所述，涉案资产包自华融公司转让给三亚国资公司、三亚国资公司转让给双泽公司的合同均违法无效，百卉公司与双泽公司之间的转让亦属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纪要》第七条规定认定前述系列合同无效，双泽公司根本未依法取得资产包，何来权利组包处分或者解除处分。因此，涉案资产包合同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综上所述，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纪要》第六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原审判决无视法律的明文规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判决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确认涉案合同无效，并进而确认系列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以有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被上诉人百卉公司辩称：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涉案债权转让合同是双泽公司转让给百卉公司的。其转让标的为7笔已诉债权。在本案原审诉讼过程中，百卉公司与双泽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将债权转让标的进行了变更，解除了7笔债权中涉及国家机关担保的3笔债权，将这3笔债权退回给了双泽公司，并已在报纸上刊登公告通知了相关债务人。双泽公司也已将百卉公司退回的3笔债权退回给了三亚市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因此，双泽公司最终转让给百卉公司的转让标的为4笔债权，该债权转让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也不存在《纪要》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情形，因而是有效的。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乾坤公司所说的事实不清楚之情形。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乾坤公司认为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本案涉案合同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其认为应当依据《纪要》第七条的规定判决本案涉案合同无效。百卉公司认为：不论是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还是适用《纪要》第七条，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因此本案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什么样的合同才是无效的合同，这是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签署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不存在该条规定中的无效情形，因而得出合同有效的结论。而依据《纪要》第七条的规定，双泽公司转让给百卉公司的四笔债权不存在单笔或几笔债权无效的情形，当然也是有效的合同。既然适用不同规定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哪来适用法律错误之说。2、关于本案所涉的转让标的中的3笔债权能否变更退回的问题。（1）本案所涉合同中共有的七笔债权都是已诉债权，这七笔债权的有效性相关法院已经做出了生效判决。双泽公司将该7笔生效判决项下的权利一并转让给百卉公司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原审诉讼过程中，百卉公司与双泽公司本着对国有资产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变更了债权转让合同标的，将其中的3笔涉及国家机关担保的债权退回给了双泽公司，而双泽公司也将该3笔债权退回给了三亚国资公司。这样的合同变更不但没有损坏国家利益导致国有财产流失，反而是保护了国有资产，让这些国有资产重新回到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中去，这样的协议变更当然是合法的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中除转让标的变更之外，其他内容不变”。这充分说明：《补充协议》的真实意愿是对原合同转让标的进行变更，并不是要解除原合同。百卉公司解除3笔债权退回给双泽公司的行为，是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标的的变更行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只要当事人协商一致，就可以变更合同。乾坤公司提出不能变更退回该3笔债权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确认整体资产包转让无效，达到解除百卉公司对其财产的执行，从而达到其逃避法院强制执行的目的。因为，百卉公司在该案执行中已经查封了乾坤公司价值上千万的财产。乾坤公司的这一行为明显是打着保护国有资产的幌子维护自身的个人利益，这样的行为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2）如果按乾坤公司的逻辑，那么所有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外公开转让的不良债权资产包绝大部分都是无效的。因为，只要这些资产包中有一笔债权存在《纪要》规定的无效情形，那么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债务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法院确认整个资产包转让无效。而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在1999年成立的，成立的目的就是处理八、九十年代的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而这一时期的不良贷款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这就导致几乎每个对外公开转让的资产包中都可能存在《纪要》规定的单笔债权的无效情形。而且，几乎绝大部分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债权转让都是在《纪要》发布以前就已经转让完成的，如果按照乾坤公司的逻辑，那么整个资产转让都可能因为无效而出现一片混乱状态，这显然违背了国家出台《纪要》的初衷。所以，应当允许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部分涉及可能导致整个资产包无效情形的单笔或几笔债权，对合同中可能导致无效的因素进行变更和补救，以尽可能避免或者减少合同无效，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稳定，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才是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
3、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适用问题。合同无效是指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对当事人自始即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由国家予以取缔的合同。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主要适用的法律是《合同法》。《合同法》在合同效力问题上采用的是从旧兼从宽，即“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这一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允许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判决前对其可能无效的合同予以变更或补救，以尽可能避免或者减少合同无效，促进交易，鼓励交易，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稳定，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规定在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房地产转让合同中都可以找得到。如：《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九条就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原审法院在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标的已发生变更的事实基础上，认定双方签署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是有效合同这是符合上述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的。从《合同法》制定的基本精神出发，为了保护合同双方意思自治、保护交易安全和稳定、应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合同无效，应当允许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已经成立的合同的某些要件进行变更补救，以使其尽可能有效。
三、原审判决没有违反法定程序。1、原审判决没有超越乾坤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乾坤公司原审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双泽公司与乾坤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而原审法院一直是围绕着这个范围进行举证质证并作出判决的，并没有超越乾坤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至于原审法院对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的认定是对其作为证据的效力认定，只有在对证据进行认定的基础上，才能对涉案合同的最终效力作出判决。原审法院当然应当对已经变更了的合同的效力进行认定，而不是审理变更以前的合同。2、原审判决没有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纪要》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国有企业债务人提出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被受理后，对于受让人的债权系直接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受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列为案件当事人；如果受让人的债权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给其他受让人后，因该受让人再次转让或多次转让而取得的，人民法院应当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该转让人以及后手受让人列为案件当事人。照此规定，原审法院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华融公司）、该转让人（双泽公司）及后手受让人（百卉公司）列为被告，不存在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情形。三亚国资公司并不是本案的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审不通知其参加诉讼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程序规定。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其作出的判决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乾坤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华融公司辩称：
一、乾坤公司作为债务人三亚乾坤实业公司的保证人，其不符合提起对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的主体资格条件，其亦无权请求法院判决与其无关的其他债权转让行为无效。1、根据《纪要》，仅有国企债务人有权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提起合同无效诉讼，非国有企业债务人或保证人并无此诉权。《纪要解读》第六条第一项明确指出，通常认为，在债权转让中，债权人仅对债务人负有《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的通知义务；而债务人对于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应享有诉权。但出于保护国有资产避免流失的角度，考虑到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身份，《纪要》例外地赋予了国企债务人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的诉权，但即便是国有企业债务人也必须提供担保，也不能违背《纪要》第二条“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七）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不能提供相应担保或者优先购买权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的规定。况且根据《纪要》第十二条“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中将国有企业债务人界定为“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可见，乾坤公司即便是作为债务人也不符合《纪要》关于国有企业债务人的界定，更何况其只是债务人三亚乾坤公司的保证人。因此，乾坤公司根本不具有提起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权利。2、乾坤公司无权请求法院判决与乾坤公司无关的其他几笔债权转让无效。涉案合同中共有7笔债权，与乾坤公司有关的仅为其对债务人三亚乾坤公司提供保证的单笔债权，且此债权中并不存在国家机关担保人的情形，剩余其他几笔债权与乾坤公司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其无权请求法院认定与其无关的其他几笔债权的效力。另外，鉴于受让人对交易内部情况及盈亏情况的了解，《纪要》第七条及《解读纪要》七条第（二）项也只是赋予受让人在资产包转让合同出现单笔或数笔无效的前提下，选择合同全部无效或是部分无效的权利，该权利并未既予作为保证人的乾坤公司。
二、乾坤公司在上诉状中援引《纪要》第七条和《纪要解读》第七条第（二）项内容是断章取义的，其试图以此作为法律依据来说明“资产包转让合同是一个严密不可分的整体，出现单笔债权侵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时，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合同整体无效而非部分无效”的观点明显是荒谬的，也是不符合《合同法》和《纪要》相关原则和宗旨的。《纪要》第七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整体资产包的形式转让不良债权中出现单笔或者数笔债权无效情形、或者单笔或数笔不良债权的债务人为非国有企业，受让人请求认定合同全部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转让人之间的资产包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从一方面讲，上述法律条文既然赋予了受让人选择权，就进一步表明即使资产包转让合同中出现单笔或数笔无效的情形也不必然导致整个资产包转让合同无效。可见，乾坤公司自始至终都站在合同必然无效的角度来进行诉讼是明显荒谬的；从另一方面讲，即便作为受让人请求法院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前提是债权转让合同中出现单笔或者数笔债权无效的情形，而合同无效系由人民法院根据法定事由以公权力对当事人之间的私权行为作出的评价和干预，是不受当事人主观意志的影响和左右的。因此，根据上述法律条文，乾坤公司站在合同必然无效的角度从而推论整个资产包转让合同是无效的行为明显是荒谬的，并且乾坤公司亦无权认定资产包中单笔或数笔债权的效力。此为其一。其二，乾坤公司在上诉状中一直声称“资产包转让合同不是多个标的的简单集合，其具有严密的不可分割性……”，但试问乾坤公司出此言论有何法律依据！倘若资产包转让合同真如乾坤公司所言“是一个严密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何来《纪要》第七条中关于受让人选择合同整体无效还是部分无效的权力。在华融公司转让的众多不良债权中，鉴于转让时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不完善，也出现过国有企业债务人请求法院认定资产包转让合同全部无效的情形，但无论是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口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还是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都作出了认定资产包中仅涉及国家机关担保的单笔或数笔债权无效的生效判决，法院并未认定整个转让合同无效，而且已经受理买受人对剩余有效债权的执行申请，案件也正在执行过程中。此外，无论是《合同法》还是《纪要》，其基本原则都是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维护企业和社会的稳定，《纪要》尤其是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依法妥善公正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对上述基本原则进行了诠释。而本案特殊之处在于涉案合同中涉及国家机关担保人的3笔债权在债权转让之前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其对应债权中国家机关担保行为无效，换言之，既然国家机关的担保行为已经公权力确认无效，那么债权的受让人也就丧失了向国家机关担保人追索债权或是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权益，这与《纪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和宗旨及中央处理不良资产的政策精神是相一致的。同时，整个转让行为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三、在人民法院还没有认定涉案资产包转让合同中部分债权转让无效的情形下，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之间的解除行为并不存在乾坤公司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对于无效部分根本没有解除之说”的问题。乾坤公司在上诉状中声称“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对于无效部分根本没有解除之说”，如前所述，合同无效系由人民法院根据法定事由以公权力对当事人之间的私权行为作出的评价和干预，在人民法院没有认定合同无效之前，乾坤公司有何权力评价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之间部分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之间签订的《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私权行为，内容也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而这一事实也正引起了本案基本事实发生改变，那就是涉案合同中已不存在国家机关担保人的债权，乾坤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四、原审法院虽未追加三亚国资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但并未影响原审法院对于本案关键事实的查明，更不存在乾坤公司在上诉状中声称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纪要》”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及《民诉意见》第57条之相关规定，追加被告的情形有两种：一种为法院依职权追加；另一种为依当事人的申请追加。从法院追加被告的目的来看，其主要是为了查明案件关键事实，如果应当参加诉讼的被告没有参加诉讼，案件事实难以查清，则无疑从实体处理上会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但如果将不是必须参加诉讼被告追加到诉讼中来，则不仅会增大了诉讼的复杂程度，且无疑增添了被追加人的诉累。那么，就本案而言，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足以查明整个案件关键事实，且当事人当方对于该事实并无异议，因此原审法院经审查后不追加三亚国资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此为其一。其二，纵观《纪要》的全部内容，《纪要》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所有涉及资产包转让合同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必须作为当事人，共同参与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审理活动。综上分析，原审法院未追加三亚国资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并未违反法定程序。
五、华融公司的转让行为符合当时国家关于金融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相应政策和法律、法规，华融公司与三亚国资公司委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1、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权向政府、政府主管部门、出资人及其指定机构、资产公司转让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权。
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除向政府、政府主管部门、出资人及其指定机构、资产公司转让外，资产公司不得对外转让下列资产：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债权；国家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债权。”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权向政府、政府主管部门、出资人及其指定机构、资产公司转让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权。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中存在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情形的，并非一律无效。若是向政府、政府主管部门、出资人及其指定机构、资产公司转让，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转让合同应属有效。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本案特殊之处在于涉案合同中涉及国家机关担保人的3笔债权在债权转让之前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其对应债权中国家机关担保行为无效，债权的受让人也就丧失了向国家机关担保人追索债权或是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权益，这与《纪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和宗旨及中央处理不良资产的政策精神是相一致的。2、华融公司与三亚国资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三亚国资公司是三亚市政府直接出资设立的受政府委托经营与管理国有资产的企业法人，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2006年12月，华融公司与三亚国资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向三亚国资公司转让包括对乾坤公司债权在内的115户债权，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转让行为并未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被认定无效的情形。再者，当年华融公司与三亚国资公司签订前述《债权转让协议》，交易双方均是基于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经济安全的目的。华融海口函（2006）113号文《关于协商处置三亚市115户企业贷款债权的函》、三国资函（2006）114号文《关于协商处置我市国有企业贷款债务的复函》和《债权转让意向书》三份文件可予以证明。至于三亚国资公司受让前述115户债权后如何处置的行为，与华融公司无关，华融公司也无权干涉。因此，不论三亚国资公司的处置行为效力如何，都不能因此而影响到华融公司与三亚国资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综上所述，涉案资产包的整个转让行为并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原审程序公正，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二审依法理应予以维持。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
一、关于乾坤公司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依《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因此在债权转让的情形下，债权人只要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该债权转让即发生效力。根据《纪要》第五条规定：“在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诉讼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由，提出不良债权合同无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同一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虽然只赋予国有企业的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权，但并不排除其他非国有企业认为利益受到侵害时，得以依有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乾坤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
二、关于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签订的《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泽公司将包括三亚乾坤公司在内的7户债权转让给百卉公司。其中涉及3户国家机关提供担保的债权，依照《纪要》的相关规定，该份转让协议将因涉及国家机关提供担保而无效，而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双方于2014年7月签订《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解除了《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家机关提供担保的3户债权的转让。对此，本院认为，这是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标的变更行为，该变更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据此，《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中已不存在涉及国家机关提供担保而无效的情形，并未违反《纪要》的规定，故该《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有效。乾坤公司作为债务人，在债权转让的情形下，债权人只要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该债权转让即发生效力，因此，乾坤公司主张《三亚纯碱厂等已诉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原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纪要》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国有企业债务人提出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被受理后，对于受让人的债权系直接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受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受让人列为案件当事人；如果受让人的债权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给其他受让人后，因该受让人再次转让或多次转让而取得的，人民法院应当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该转让人以及后手受让人列为案件当事人。原审法院已将华融公司、双泽公司与百卉公司列为被告，况且，是否追加三亚国资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不影响对于本案关键事实的查明，就本案而言，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足以查明整个案件关键事实，且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并无异议，故原审法院没有追加三亚国资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因此，对于乾坤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乾坤公司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海南乾坤实业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符敏秀
代理审判员 彭彩燕
代理审判员 赵 曼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