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岳中民二终字第2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喻长林，男，197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出租车承包人兼司机。
委托代理人杨灿辉，岳阳县总工会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岳阳县中创城市公共客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佳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喻志平，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付六三，湖南忠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喻长林因与被上诉人岳阳县中创城市公共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客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岳阳县人民法院（2013）岳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华雷、代理审判员徐艳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喻长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灿辉、被上诉人中创客运公司委托代理人喻志平、付六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中创客运公司于2011年3月14日与喻长林签订了一份《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喻长林承包经营中创客运公司所有的牌照号为湘F×××××的出租车，喻长林一次性交纳承租款205000元后，中创客运公司即将从政府取得的出租汽车经营权和所购车辆发包给喻长林经营，承包期限为八年。承包期内喻长林每月向中创客运公司缴纳管理费及代收代缴的有关规费合计1930元，此费用包括且限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车船使用税、车辆部分保险税、GPS服务费、公司管理费，统称为上缴费用。承包期满后喻长林向中创客运公司如数上缴车、牌、证等手续，旧车残值归中创客运公司所有。价格调节基金等费用由喻长林承担。合同签订后即2011年度，喻长林履行了承担480元价格调节基金的合同义务。2012年，喻长林以相关文件规定价格调节基金收取对象为出租车企业而非司机为由，拒绝缴纳该年度的价格调节基金。为此，中创客运公司于2013年3月12日起诉，请求法院判决确认由喻长林承担2012年度承包经营车辆的价格调节基金480元，并由喻长林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中创客运公司与喻长林签订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中创客运公司将自己从政府取得的出租汽车经营权及所购车辆发包给喻长林承包经营，一次性收取车辆承租款205000元，该款在承包期满后不退还给喻长林。喻长林除支付上述承租款外，每月另向中创客运公司上缴费用1930元，价格调节基金等由喻长林承担，承包期满后获得旧车残值。据此可以认定中创客运公司是出租车的所有者和发包者，中创客运公司与喻长林是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是平等主体的法人与自然人，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双方是契约性合同相对方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中创客运公司是纳税义务人，喻长林没有纳税主体资格，但喻长林是合同约定的各种税费缴纳的分担者。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建立在自愿互利、公平诚信的基础上，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并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喻长林辩称其是中创客运公司的司机，价格调节基金应由中创客运公司承担，而不应由司机承担，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财政部、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物价局的文件是否可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地方性法规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喻长林提供的国办发（1999）94号、国办发（2000）74号、财综（2006）14号和湘财综（2006）56号、62号文件，系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财政部和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物价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因此这些文件依法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故喻长林认为合同内容中价格调节基金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其理解是错误的，价格调节基金不应由其承担的辩称，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该合同双方已实际履行，2012年度喻长林不再履行，系喻长林违约，故中创客运公司要求确认由喻长林承担的2012年年度价格调节基金的诉请，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喻长林承担承包经营车辆2012年度的价格调节基金480元，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50元，由喻长林承担。
喻长林不服该判决，上诉称：一、本案案由定的是承包合同违约纠纷，而上诉人根本没有违约，在合同中找不到480元政府价格调节基金由上诉人承担的字眼。2012年《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签订至今，上诉人按约履行，从未违约。二、判令上诉人承担2012年度480元政府价格调节基金没有任何政策依据和法律规定。国务院和省文件特别是湘财综（2006）56号、62号文件明确规定：“出租车价格调节基金征缴的对象是企业单位并非司机个人，严禁出租汽车企业将其负担的税费转嫁给出租车司机。”而且岳阳县法院行政庭在2013年6月21日就作出（2013）岳行执字第120号行政裁定书，裁令政府价格调节基金由中创客运公司承担。三、一审法院以合同第七条三项的规定（这里是指车辆年检费用并非480元价格基金）和中创客运公司在2012年前利用车管所对喻长林车辆年检的特权，强迫喻长林已承担所谓480元价格调节基金为由，判令喻长林承担该项费用是错误的，法院不能支持中创客运公司违反政策规定，将企业承担的费用转嫁给承租司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
中创客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2011年签订的，并非上诉人所说2012年。该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第七条三款明确约定了政府价格调节基金由喻长林承担，并且上诉人已经缴纳了2011年的价格调节基金，该合同已实际履行。二、上诉人所提供的有关部门文件并不属于法律与行政法规的范畴，该合同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三、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缴纳价格调节基金是一种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审期间，上诉人喻长林提供了四份新证据：
证据1：岳阳县物价局票据2张，拟证明2010年、2011年度所收价格调节基金28600元系中创客运公司所交，并非司机个人承担480元价格调节基金。
证据2：岳县政办发（2010）3号文件，拟证明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应严格按政策规定征收，而对于征收对象在（2006）湘财综56号、62号文件中已明确规定是企业而非司机。
证据3：岳阳县人民政府价格调节基金办征收营运的士车辆价格调节基金的委托书，拟证明所委托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政策和规定的事项征收，并开具财政专项票据、造具征收明细。
证据4：岳阳县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所发给中创客运公司的通知，拟证明2012年度的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对象是中创客运公司。
中创客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价格调节基金由上诉人代被上诉人缴纳是依合同约定；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2、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文件、通知并没有体现价格调节基金应由谁缴纳。
被上诉人中创客运公司提供了两份新证据：
证据1：2013年承包合同，拟证明第五批车辆发包情况，新合同中约定由被上诉人直接缴纳价格调节基金，但其实该费用已涵盖在承包费中，所以承包费明显高于上诉人的承包费。
证据2：岳阳县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所出具证明一份，拟证明中创客运公司所有出租车2010、2011年的价格调节基金由出租车承包人于《营运证》年检时在岳阳县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所缴纳。
喻长林质证认为：对证据1，该合同是2013年中创客运公司与新三十辆出租车承包司机签订的合同，与上诉人所签订合同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仅凭一面之词证明上诉人是否缴纳该费用的事实，应出具相应书面凭据。
另外，中创客运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请求对喻长林2011年度在岳阳县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所直接交纳价格调节基金的情况进行核实。本院针对该问题及相关部门对（2006）湘财综56号文件的理解执行情况，前往岳阳县交警大队车管所、岳阳县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所、岳阳县物价局及其下属价格调节基金办进行了调查取证，分别取得如下证据：
证据1：岳阳县交警大队车管所调查笔录一份；
证据2：岳阳县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所调查笔录一份；证据3：岳阳县物价局的书面回复及岳阳县物价局价格调节基金办的调查笔录各一份。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进行质证，中创客运公司均不持异议。对于证据1，喻长林认为当时还未承包车辆，不清楚情况；对于证据2，喻长林对（2006）湘财综56号文件作废有异议，而且他作为承包司机并未缴纳过价格调节基金；对于证据3，喻长林认为物价局开具票据上显示金额为1万多元，若全部缴纳，总金额应为5万多元，显然公司所缴纳这笔费用不能证明是由承包司机缴纳的价格调节基金。
综合分析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经审核认为：对喻长林提供的证据1、3，中创客运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4，中创客运公司有异议，但认可其真实性，且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中创公司提供的证据1中，合同上并未提到价格调节基金，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因系政府机关出具，具有较强公信力，且与本院调查情况一致，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调查取证的证据，对其中表述的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的征收依据、征收方式、征收对象及其征收情况的相关事实予以采信。
根据庭审调查及证据认证的情况，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价格调节基金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调控价格、稳定市场、减少价格波动对人民群众生活影响而依法设立的专项资金。针对不同行业，如旅店业、饮食业、娱乐业、通信业、生产酒类、化妆品、卷烟等，有不同的征收标准，征收范围和标准方式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岳阳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国务院、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先后公布了《关于做好市级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关于做好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其间规定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可由县人民政府价格调节办公室直接征收或者委托有关职能单位代征；价格调节基金归口县价格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各代征单位必须使用由县价调办提供的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对的士车辆每年征收价格调节基金480元。2008年至2009年岳阳县物价局价格调节办委托岳阳县交警大队代征，2010年至2011年委托县城市客车运输管理所代征，自2012年开始由岳阳县物价局价格调节办直接收取。2012年以前，的士车辆价格调节基金属于车辆营运证年检时的把关项目，按规定须核实该项目缴清后才能进行年检，大部分司机自行缴纳了该款，但也存在部分司机因车祸减免或社会关系等特殊原因未予缴纳的情况。因根据湘财综（2006）56号文件的规定，价格调节基金的缴纳对象为车辆所有权人，所以代征单位收取该项价格调节基金时开具的票据为车辆所有权者的名称，即针对中创客运公司所有的士车辆合并收款合并开票，不会显示该费用具体承担者的名字，所开票据由代征单位每年统一交给县财政局，因此该价格调节基金的实际承担者已无法确认。自2012年起，车辆年检不再核查此项目，中创客运公司与喻长林就费用承担产生争议，遂引发本案纠纷。据中创客运公司陈述，2012年以前所有的士车辆价格调节基金都由承包司机个人缴纳，已形成交易习惯；但二审中喻长林坚称自己从未缴纳过价格调节基金。在喻长林与中创客运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第七条第3项约定：“乙方须按政府部门和甲方的规定，切实做好车辆的保养、保管、维修及各种政府规定的年、季检审工作，费用由乙方承担。检车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价格调节基金、防洪费、卫生费、环保费和车辆检测费等。”
本院认为，在喻长林与中创客运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中第七条3项明确约定，价格调节基金由喻长林承担，该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且并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合法有效，喻长林应对自身签约行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不依约履行即为违约。故喻长林称《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中未约定价格调节基金，不交价格调节基金不是违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政府相关文件规定，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对象是车辆所有权人，在本案中即为中创客运公司，但是对于该税费的具体承担者并没有明确规定，税费的征收对象不能等同于其承担者，且湘财综（2006）56号文件系地方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其对征收对象的规定，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并不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就该税费的承担作出约定，故喻长林认为应由中创客运公司承担按政策规定价格调节基金，由承租司机承担违反政策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喻长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琛
审 判 员 华 雷
代理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闻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