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34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霞，女，汉族，1957年9月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骏，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劳广伟，男，汉族，1958年6月2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亚新，广东德纳（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旭东，男，汉族，1970年6月2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莉，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苏梅，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桂庙路民航大厦，组织机构代码：77559115-X。负责人：刘国军。上诉人刘宝霞因与被上诉人劳广伟、陈旭东，原审第三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南航深圳分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9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宝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俊，被上诉人劳广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亚新，被上诉人陈旭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莉、叶苏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南航深圳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宝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劳广伟、陈旭东于2015年3月21日签订的《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无效；3、判令劳广伟、陈旭东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一）《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是劳广伟与陈旭东为离婚诉讼恶意转移财产所炮制出来的虚假证据，毫无真实可言。一审判决认定其“合法有效”，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05年12月19日，刘宝霞与劳广伟在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至今是合法夫妻。2009年6月5日，南航深圳分公司下属机构深圳市南方航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发展公司）与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签订《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一份，南航深圳分公司取得位于深圳市××××大道宗地编号为A115-XXX土地一块，用于给南航深圳分公司员工集资建房。2009年5月15日，劳广伟以南航深圳分公司员工身份与南航深圳分公司签订《南航深圳公司集资建房申购协议书》一份，取得90平方米以下集资建房权利。2010年12月24日，刘宝霞将自己婚前个人房产转让款10万元（该款系刘宝霞婚前于2005年10月25日将婚前财产湖北省襄樊市××区铁××花园××号房屋出售后的卖房款）交于丈夫劳广伟缴交了首期集资建房款。2013年3月7日，刘宝霞再次将自己婚前个人房产转让款及借款凑足5万元交于劳广伟缴交了第二期集资建房款。2013年年底，劳广伟与刘宝霞发生感情纠纷，双方曾协商过离婚。2016年3月25日，劳广伟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与刘宝霞离婚。2016年4月25日，劳广伟向法庭提交了所谓的2015年3月21日与陈旭东签订的《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众所周知，位于深圳市××××大道片区商品房价格2015年已经飚升至每平方米四万左右。即使按照《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第十一条规定：“……最高销售价格为本宗地开发竣工并取得销售许可时同片区、同类型、同品质商品房评估市场价格80%……。”案涉南航深圳分公司集资房的每平方米市场价值也在三万元以上。劳广伟与陈旭东炮制出来的所谓的《集资房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每平方米仅仅大约7750元，价格显然不真实，“转让价”与市场价相差200余万元之巨。劳广伟有何理由将自己的200余万元金钱利益毫无根据的拱手相让一个“素不相识”的陈旭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一审中，刘宝霞严正指出：劳广伟为达到离婚转移财产、坑害刘宝霞之非法目的，蓄意炮制的2015年3月21日劳广伟与陈旭东签订的《集资房转让协议》既不真实、又不合法，且损害了刘宝霞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对《集资房转让协议》认定其“合法有效”，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涉案房产是刘宝霞的生活依靠、是刘宝霞的核心利益。一审判决无视事实、毫无根据地认定“……原告对于涉案房产购房款的支付情况应有所了解、对于被告劳广伟将涉案房产转让给被告陈旭东的事实应当知情……”，几近编造事实。刘宝霞系内地退休人员。2005年为来深圳和劳广伟结婚，听从劳广伟劝说，卖掉了自己唯一的在湖北省襄樊市××区铁××花园××号房屋。致使刘宝霞若与劳广伟离婚，在内地和深圳均没有住房，涉案房产是刘宝霞唯一可以解决住房的希望。作为刘宝霞的生存保障和依靠，是刘宝霞的核心利益。刘宝霞为确保案涉房产能在离婚后归自己所有，解决住房问题，于2013年11月20日给南航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书》一份，该《申请书》内容：“……最近一年来劳广伟多次主动提出同我离婚……我是内地退休人员养老金很低，在深圳生活有困难，更为要命的是一旦离婚我在内的和深圳均没有住房，……这套房是我的核心利益，为规避该房子的产权风险，我只有直接恳请公司领导特批我延缓一些时日付款。……。”2013年12月30日，双方曾草拟《离婚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明确：“男方单位的集资福利房已共同投资叁拾贰万元（320000元整），其中男方投资壹拾柒万元(170000元整)女方投资壹拾伍万元整（150000元整）。男方同意帮助女方离婚后的居住问题，同意将单位的集资福利房产权转归给女方，……。”尽管双方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但双方在协商离婚过程中，刘宝霞、劳广伟双方均确认离婚后房产归刘宝霞所有。一审庭审中，劳广伟背着刘宝霞、在刘宝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陈旭东炮制了虚假的《集资房转让协议》这一事实已经查清。2016年4月26日，劳广伟诉刘宝霞离婚诉讼第一次在南山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劳广伟第一次出示了所谓的《集资房转让协议》，据此主张“案涉房产系第三人（注：此处指陈旭东）所有，不是夫妻共有财产”，刘宝霞这才第一次知道劳广伟与陈旭炮制了虚假的《集资房转让协议》。一审判决无视事实、毫无根据地认定“……原告对于涉案房产购房款的支付情况应有所了解、对于被告劳广伟将涉案房产转让给被告陈旭东的事实应当知情……”，几近编造事实。（三）一审判决一边认定“该房虽系原告与被告劳广伟在夫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的，但双方实际还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一边又认定“《集资房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属枉法认定。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涉案房产系刘宝霞与劳广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形成的夫妻共同财产，无论目前是否已经取得房产权属证书，均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一审判决一边认定“该房虽系原告与被告劳广伟在夫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的，但双方实际还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显然已经查清案涉房产因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而依法禁止转让；一边又认定“《集资房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属枉法认定。二、劳广伟与陈旭东为离婚诉讼恶意转移财产所炮制出来的《集资房转让协议》违反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6条。案涉集资房系刘宝霞与劳广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财产权利，属夫妻共同财产。三、劳广伟与陈旭东恶意串通所炮制虚假的《集资房转让协议》，违反了《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第十条：“……上述人员自取得房地产权利证书之日起10年内不得转让”规定，即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第八条规定的：“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六）法律、法规或市政府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四、一审判决认定劳广伟与陈旭东恶意串通所炮制的虚假《集资房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违反了《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严重损害刘宝霞对夫妻共有财产依法享有的平等处分权。案涉集资房系刘宝霞与劳广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财产权利，属夫妻共同财产。劳广伟为离婚诉讼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在刘宝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陈旭东恶意串通所炮制虚假的《集资房转让协议》，违反了上述一系列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五、劳广伟与陈旭东恶意串通所炮制虚假的《集资房转让协议》事实上损害了刘宝霞对案涉共有财产的处分权、优先购买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8条第3款规定：“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宝霞对案涉房产在离婚时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目前，劳广伟已经提起离婚诉讼。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合情、合理、合法分割，任何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均属违法行为。劳广伟在刘宝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陈旭东恶意串通所炮制虚假的《集资房转让协议》，不仅损害了刘宝霞对夫妻共有财产的权利，事实上损害了刘宝霞对案涉共有财产的优先购买权。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既然一审法院明知案涉房产共有人劳广伟若欲处分与刘宝霞的共有房产需要共有人同意，劳广伟擅自处分案涉房产行为违法。一审判决适用上述法条怎么会判决《集资房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呢？一审判决适用的另一个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一审中已经查清劳广伟与陈旭东恶意串通所炮制虚假的《集资房转让协议》违反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明知劳广伟与陈旭东恶意串通所炮制虚假的《集资房转让协议》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竟然适用合同无效法条作出“合同有效”判决。劳广伟辩称，一、涉案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实际履行。《集资房指标转让及代持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陈旭东已经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款项，涉案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二、涉案合同转让的集资房申购指标并非是转让房屋。《集资房指标转让及代持协议》明确约定转让的是集资房申购指标，在两人签订合同之时，还未选房也不知房子最终的定价，因此不可能是转让房屋。而且，陈旭东的答辩意见中也明确涉案明珠花园项目尚未竣工未取得预售资格，因此劳广伟仅享有申购资格，还未签订正式的房屋销售合同，未取得所有权。因此本案不可能是转让房屋，而是转让申购指标。三、刘宝霞起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一）关于刘宝霞及劳广伟预交集资款的情况：2010年12月预缴第一期集资款，刘宝霞支付10万元（并非婚前财产）、劳广伟支付10万元，共计20万。第二期集资款，刘宝霞支付5万元（并非婚前财产）、劳广伟支付7万元，共计12万。2013年12月预缴第三期集资款，劳广伟支付10万元。刘宝霞未支付。（二）涉案集资房的后续房款系陈旭东支付。劳广伟提交的建设银行转账单清晰显示：后期房款210173.38元系陈旭东支付，具体支付时间是2015年8月5日，陈旭东支付至劳广伟账户后，劳广伟于次日2015年8月6日将该笔款支付给南航发展公司。该证据充分证明后期房款系陈旭东支付，并非是刘宝霞及劳广伟支付。（三）2015年5月选房，2015年3月涉案集资房的购房指标已经转让给陈旭东，2015年5月劳广伟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受陈旭东委托而选房，对此刘宝霞是清楚的。（四）转让涉案集资房指标刘宝霞是知道并同意的。劳广伟与刘宝霞于2005年结婚，婚后家庭生活支出全部系劳广伟一人支付，刘宝霞婚后收入全部由其自己支配。2013年底在缴纳第三期集资房款时，因刘宝霞与劳广伟感情不和，刘宝霞因害怕离婚后集资房无法分配到她的名下，因此明确表示不愿再继续缴纳集资款。而根据《南航深圳公司集资建房申购协议书》约定如不缴纳集资款则视为自动放弃申购集资房，已缴房款将无息退回，无奈下劳广伟于2013年12月18日一人缴纳了第三期集资款10万元，第三笔集资款刘宝霞分文未支付。之后，劳广伟多次与刘宝霞沟通涉案集资房的后续处理问题，双方一度还草拟了《离婚协议书》，在2013年12月30日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离婚后涉案房产归女方，劳广伟已经支付的第三期房款10万元由刘宝霞于2014年1月28日归还给劳广伟，后续房款也全部由刘宝霞支付。但刘宝霞最终认为该份离婚协议不能改房名，不能保障其权利，而拒绝签署，同时拒绝向劳广伟支付已付的第三期集资款10万元，并且刘宝霞明确向劳广伟表示不愿再缴纳后续任何集资房款。劳广伟既无力支付后续房款也不愿再继续购买，如退房则只能退回本金。了解到公司在2015年要缴纳后续房款，为维护双方利益，劳广伟通过朋友找到买家陈旭东，于2015年3月转让了涉案的集资房指标，转让价款为20万元，就当时来说价格还较为优厚。劳广伟转让前征求刘宝霞意见，刘宝霞表示同意。只是双方在后续协商离婚中未达成一致意见，后因与女方感情不和及长时间分居，因女方原因导致婚姻名存实亡，无奈下劳广伟起诉至法院离婚，刘宝霞则因后来深圳房价大涨，才说其不同意转让。四、转让涉案购房指标并未损害刘宝霞合法利益，反而维护了刘宝霞利益。根据上述可知，如不及时缴纳后续房款，则只能退房及无息退回已交集资款，而刘宝霞及劳广伟均不愿再缴纳后续房款，在此情况下，如不转让购房指标，则只能退回42万元，而卖出购房指标则除了拿回42万元外还可多获益20万元，因此转让涉案购房指标并未损害刘宝霞合法利益，反而维护了刘宝霞利益。并且在2015年初转让申购指标时，还不知涉案房屋的最终定价，并且当时深圳房屋价格也还未上涨，同类转让此类指标，价格也都基本相当，我方的转让价格还比较优厚，因此不存在损害刘宝霞利益的情形。五、关于转让涉案购房指标的合法性。涉案购房指标是属于劳广伟个人的，该指标不基于婚姻关系，仅基于劳广伟是南航员工的劳动关系，劳广伟与陈旭东签订涉案合同主体适格，并未违反法律。陈旭东辩称，一、劳广伟与陈旭东签订的《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刘宝霞要求确认集资房指标转让协议及房产代持协议》无效，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2015年3月21日，劳广伟与陈旭东签订协议，劳广伟将其享有的南航发展公司）集资房（南航明珠花园）申购名额指标转让给陈旭东，双方商定该集资房申购指标转让价款为20万元，该房屋已经支付的购房款42万元，由陈旭东支付给劳广伟，剩下的购房款由陈旭东自行支付，并约定了付款的期限、过户费的承担、明确了该集资房的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都归陈旭东、违约责任等条款。合同签订之后，陈旭东按照合同的约定在2015年8月5日支付了剩余购房款210173.4元，以及在2015年11月25日支付了集资房申购指标转让价款20万元以及劳广伟之前支付的购房款42万元，陈旭东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履行了协议所规定的义务。目前，由于涉案集资房的价格上涨，刘宝霞在起诉状中称协议是劳广伟与陈旭东为了劳广伟的离婚诉讼所炮制出来的虚假证据，但是其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仅凭臆想猜测。其次，刘宝霞主张上述协议违反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约定，从而主张协议无效。但是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要确认合同的无效，只有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的无效。刘宝霞所列举的几条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是法律上所列举的可以确认合同无效的效力性规范。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刘宝霞主张合同无效，缺少相关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劳广伟与陈旭东在本协议中转让的是集资房的申购指标，还不是转让集资房，该集资房的申购指标的转让价格是公平、合理、符合市场行情，不存在损害刘宝霞合法权益的情形。关于该集资房的申购指标，陈旭东认为对其定价20万元符合市场行情，劳广伟提供的证据（2016）粤0305民初2650号民事判决书也可以佐证陈旭东的主张。在上述案件中，当事人转让的集资房申购指标与本案转让的集资房的申购指标属于同一小区，并且上述集资房的面积为138平方米，比本案的集资房的面积大50平方米，但是申购指标的定价是17万元。所以，劳广伟与陈旭东转让的集资房申购指标的定价是符合市场行情的，不存在损害刘宝霞合法权益的情形。三、劳广伟与陈旭东签订协议时，该集资房的最终定价没有确定，陈旭东对该集资房最后还需要支付的购房款并不完全清楚，并且该集资房与市场上面的商品房也不具有可比性。该集资房存在以下的限制：（一）根据《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第5条、11条的相关规定，涉案的集资房所占土地的使用年期为70年，从2009年6月5日至2079年6月4日，该土地使用年限到期之后，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无偿收回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本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它附着物也由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无偿取得，或者要继续使用涉案的土地，需要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土地开发与市政配套设施金，并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二）涉案的集资房自取得权利证书之日起10年内不得转让。另外，陈旭东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需要一次性付款。并且，陈旭东与劳广伟在2015年3月21日签订协议时，该集资房周边的房价并没有上涨，陈旭东支付的对价与周边的房屋价格也是基本持平的，只是后来在“3.30”政策的影响下，房价才有一定的上升。但是该房10年内不能登记至陈旭东的名下，也不能进行上市交易，谁也无法预估10年之后涉案的集资房是涨还是跌，所以说也不能因为一时房价的上涨就此认定劳广伟与陈旭东签订的协议损害了刘宝霞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南航深圳分公司未到庭，未发表意见。刘宝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劳广伟、陈旭东于2015年3月21日签订的《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无效；2、劳广伟、陈旭东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宝霞与劳广伟于2005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2009年6月5日，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出让方、甲方）与南航发展公司（受让方、乙方）签订《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甲方向乙方出让土地使用权，使用年限为七十年；本宗地所开发商品住房的销售、出租及转让对象仅限于从事航空运输专业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人员自取得房地产权利证书之日起10年内不得转让；本宗地为航空产业扶持配套用地，所开发商品住房采用限价销售的办法，最高销售价格为本宗地开发竣工并取得销售许可时同片区、同类型、同品质商品房评估市场价格80%；及其他内容。2009年5月15日，劳广伟与南航深圳分公司签订《南航深圳公司集资建房申购协议书》，约定：劳广伟申购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集资房。2010年12月24日和2013年3月7日，劳广伟分别出具《证明》，载明南航集资建房刘宝霞出资10万元和5万元。2015年3月21日，劳广伟（卖方，甲方）与陈旭东（买方、乙方）签订《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约定：甲方将其享有的单位（南航发展公司）集资房（南航明珠花园）申购名额指标转让给乙方，因房子尚未建完，还未选房，因此楼层、房号后定；由于该集资房名额是基于甲方员工身份，购房名额指标转让给乙方后，仍需由甲方出面并以甲方的名义选房及签订相关合同；因此甲乙双方约定，乙方购买该集资房名额后，甲方需无条件配合乙方进行选房、签订相关合同以及在未来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双方商定该集资房申购指标转让价款为20万元；该房屋甲方已经付款42万元，该款项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剩余房款由乙方自行支付（需根据所选房屋及最终价款确定）；上述第三条第1、2款所述款项合计62万元，待选房完成，乙方于2015年11月30日前向甲方支付完毕；上述第三条第3款所述剩余房款待甲方单位通知缴费时，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再由甲方交给单位；过户手续费由乙方承担，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有关手续，但甲方不负担任何过户费用；乙方在甲方集资房过户到乙方名下之前，甲方仅是在集资购房合同上以及房产证上代为持有该房产，该房屋的真正权利人及所有人是乙方；乙方拥有该房屋的物权、使用权、自住、租赁、收益等全部权利；待条件合适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将该房屋过户至乙方名下或乙方指定的人员名下，甲方需无条件配合，且不得再要求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若甲方违反协议将房屋转让第三方，或不同意过户给乙方，则乙方有权要求强制过户，并要求甲方按总房款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如未能过户，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退还转让费20万元及全部购房款，并且乙方可以自主选择由甲方按以下约定方式之一赔偿乙方：1、支付违约金50万元；2、由甲方向乙方赔偿违约时该房屋市场价格与乙方实际购买该房屋价格的差额；及其他内容。陈旭东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陈旭东于2015年8月5日向劳广伟转账支付房款210173.4元，于2015年11月25日向劳广伟转账支付房款62万元；2015年8月5日劳广伟向南航发展公司转账210173.38元。刘宝霞对上述《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及银行交易流水均不予认可，并表示前述材料是劳广伟在提起离婚诉讼时为达到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伙同陈旭东炮制出的虚假证据，且《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损害了刘宝霞对共有财产的处分权、损害了刘宝霞对共有财产的优先购买权，依法应认定无效。一审另查，劳广伟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16）粤0305民初3271号。该案中，一审法院向南航发展公司调查取证，该公司于2016年4月25日出具调查令的回复，内容为：劳广伟名下南航明珠花园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房屋性质及申购意向书见附件；劳广伟于2015年5月5日所选房屋房号为X栋X单元X房；截至目前，劳广伟已缴纳房屋购房款包含利息款共计655490.88元；截至目前，南航明珠花园尚未完成竣工验收，尚未获得预售许可，仍属在建工程。一审庭审中，为证明刘宝霞于2013年11月20日向南航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书明确表示房子不改名不愿支付房屋余款，且双方曾签订离婚协议约定涉案房产离婚后归刘宝霞，但刘宝霞拒绝签署并明确表示不支付后期任何房款，劳广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刘宝霞于2013年11月20日向南航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申请书》、刘宝霞在（2016）粤0305民初3271号案件中提交的答辩书以及一份未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予以证明。刘宝霞表示前述证据恰恰证明刘宝霞对涉案房产非常需要，也能证明劳广伟、陈旭东转让代持的协议欺骗了刘宝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是否损害了刘宝霞作为共有权人的相关权益，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涉案房产为南航深圳分公司的集资房，从南航深圳分公司与国土部门签订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内容来看，涉案房产并非属于国家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经济适用房或其他类型的政策性住房，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这类房产不允许转让；而且，《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虽规定涉案房产的销售对象仅限于从事航空运输专业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且自取的房产证后10年内不得转让，但该约定仅是合同约定，不属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签订的转让房产协议违反该约定的，仅影响到转让协议能否履行、房产能否过户的问题，并不影响转让协议本身的效力。其次，根据南航深圳分公司的答辩意见和《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约定可以看出，涉案房产在相关人员取得房产证的十年后是可以进行转让，可以自由交易的；而劳广伟、陈旭东签订的《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中约定劳广伟须“在未来无条件配合”陈旭东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可见双方在签订该转让协议时，均已清楚知悉房屋的产权现状，并就将来如何办理涉案房产的全部产权问题进行了约定，故只要双方都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去履行该协议，则房屋应可完成产权的过户手续，这并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或他人权益，应认定合同有效。最后，涉案房产截止目前仍未办理初始登记，亦未办理权属证书且未交付使用，该房产虽系刘宝霞与劳广伟在夫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的，但双方实际还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刘宝霞和被告劳广伟目前并非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从法律上讲，刘宝霞现还不是涉案房产的共有权人，故刘宝霞以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要求认定劳广伟、陈旭东签订的《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而且，从刘宝霞、劳广伟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刘宝霞曾与劳广伟协商涉案房产归属问题并主张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且承诺支付之后的购房款，但刘宝霞并未实际支付，后期购房款系陈旭东支付个劳广伟后，再由劳广伟支付，刘宝霞对于涉案房产购房款的支付情况应有所了解、对于劳广伟将涉案房产转让给陈旭东的事实应当知情，刘宝霞现要求确认协议无效，亦无事实依据。综上，《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对于刘宝霞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宝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刘宝霞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刘宝霞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劳广伟与陈旭东签订的涉案《集资房指标转让及房产代持协议》无效，需举证证明该协议存在前述规定的情形，但刘宝霞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无论劳广伟与陈旭东转让的是房产还是购房指标，均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转让的标的，双方的约定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刘宝霞上诉时所列举的条文、约定并不属于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类条文、约定可能影响涉案协议的实际履行，但并不会导致该协议无效。其次，陈旭东与劳广伟签订涉案协议，陈旭东以支付对价的方式受让集资房购房指标，且实际支付了协议项下的款项，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刘宝霞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第三，刘宝霞虽主张劳广伟的转让行为侵害了其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合法权益，但即便劳广伟的转让行为为无权处分，亦不属于导致协议无效的情形。但一审法院仅以刘宝霞未实际支付后期购房款即认定其对交易情况应当知情，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如刘宝霞认为其作为共有人对涉案交易不知情，劳广伟的处分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刘宝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刘宝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明  亮审判员 路  德  虎审判员 朱    宽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东阳（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