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5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朝意，男，196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华华，女，1956年4月26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金卫，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段晓峻、薛海标，均系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伍朝意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行初字第9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7日晚，原告伍朝意与毛永光等人因经济纠纷，在黄埔大道华侨医院门口发生争执，毛永光于次日凌晨1时许拨打“110”报警称抓获了一名此前在增城市公安局报警的案件的嫌疑人，被告天河区公安分局辖下石牌派出所接警后派员至现场，将双方带回石牌派出所处理。其后，因报警人毛永光反映其就原告伍朝意涉嫌敲诈勒索的案件已在增城市公安局报案，增城市公安局已予立案，石牌派出所核实后，将案件移送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处理，并办理了交接手续。2012年7月8日，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民警将原告伍朝意带回其辖区，期间，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民警对伍朝意使用了警械（手铐）。伍朝意不服，认为增城市公安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滥用警械，插手他人经济纠纷，造成其重大经济损失，而天河区公安分局未对增城市公安局滥用警械的行为予以制止，未履行法定职责，遂向广东省公安厅、天河区公安分局、增城市公安分局信访。原告得到相关信访答复后仍不服，以广州市公安局为被告起诉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广州市公安局执法行为违法。经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释明，原告变更被告为天河区公安分局、增城市公安局，请求确认两被告滥用警械、插手他人经济纠纷的行为违法。本案经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案立案受理后，经审查，原告确认对其使用警械的是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民警，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未对其使用警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有三项：一是请求确认天河区公安分局执法行为违反办理治安案件和伤害案件的办案程序，未对原告进行伤情鉴定，未责成打人者赔偿责任，导致原告蒙受身心和经济方面的损失，判令天河区公安分局纠正错误，继续履行法定职责；二是请求确认增城市公安局滥用警械，插手他人经济纠纷，对原告进行诱供、逼供，致使原告违心放弃65万元债权，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三是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经原审法院依法释明后，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天河区公安分局对增城市公安局滥用警械未予制止，未履行法定职责，并断定其为网络通缉犯的行为违法。
就原告伍朝意诉增城市公安局滥用警械、插手他人经济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依法于2013年7月29日提请本院指定管辖，本院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2013）穗中法立请字第52号批复，指定该案由增城市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伍朝意起诉天河区公安分局、增城市公安分局的诉讼事实和理由各不相同，法律关系不同，不能合并审理，应当分案处理。且增城市公安局不在我院辖区内，其起诉增城市公安局滥用职权、插手他人经济纠纷的案件，原审法院无管辖权，本案不予调处。根据一行为一诉讼原则，对于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天河区公安分局对增城市公安局滥用警械未予制止，未履行法定职责，并断定其为网络通缉犯的行为违法等诉讼请求，本案仅审理原告起诉要求确认被告天河区公安分局未依法履行制止增城市公安局使用警械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不予调处。
天河区公安分局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认为被告未予制止增城市公安局使用警械的行为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javascript：SLC（26982，0）﹥》第二十七条第（二）项“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之规定，结合本案查明事实，本案的审查重点是：被告是否具有制止增城市公安局的警察使用警械行为的法定职责。
就被告是否具有制止增城市公安局使用警械行为的法定职责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可以采取强制手段；根据需要，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使用警械不能制止，或者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武器。”第五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的行为，受法律保护。人民警察不得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和武器。”第八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下列任务，遇有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可以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一）抓获违法犯罪分子或者犯罪重大嫌疑人的；（二）执行逮捕、拘留、看押、押解、审讯、拘传、强制传唤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警械的其他情形。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使用警械，不得故意造成人身伤害。”依据上述规定，依法使用警械是人民警察的法定职权，也是人民警察的法定职责，增城市公安局的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享有按规定使用警械的法定职权和职责，增城市公安局的警察对原告使用警械（手铐）的行为是否违法，被告天河区公安局缺乏判断的职能基础，被告天河区公安局依法不具有制止增城市公安的警察局使用警械行为的法定职责。原告认为被告天河区公安局应予制止增城市公安局的警察对其使用警械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增城市公安局的警察存在滥用警械行为的，可以向增城市公安局的上级部门反映，或者依法另寻途径救济。
综上所述，被告依法不具有制止增城市公安局的警察使用警械行为的法定职责，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javascript：SLC（26982，0）﹥》第五十六条﹤javascript：SLC（26982，56）﹥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伍朝意要求确认被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不履行制止使用警械行为法定职责违法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伍朝意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本案于2012年11月向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两次开庭，要求上诉人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和增城市公安局为共同被告并将案件移交给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受理后未依法审理，故意拖延，激化矛盾。根据法律规定，两个以上的行政部门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之一行政部门的所在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滥用警械的具体执法行为，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和增城市公安局都必须承担责任，因为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辖下石牌派出所民警的允许下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带离该派出所的，该执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公安民警使用警械的相关规定，石牌派出所应依法核实并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方可以移交，或予以制止和质询。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必须对另一同案人毛永光一视同仁，否则就是非法行为。原审法院应该对被上诉人在执法过程中有无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进行审查，而原审法院未对石牌派出所接案后，民警是否依照《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规定》、《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规定》等法律法规，有无及时对上诉人的伤情进行法医鉴定或尽告知义务进行审查。石牌派出所也没有让打人者垫付医药费，使得上诉人至今未获得任何赔偿，石牌派出所在作笔录时存在诱供、逼供等违法行为，对此原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同时，原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二条、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均不能作为公安机关对上诉人使用手铐的依据，且上诉人并非刑事犯罪嫌疑人，也没有第八条规定的“脱逃、行凶、自杀、自伤”等情形，被上诉人对这些基本常识有责任作出判断和核实。上诉人被带走到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被迫签下另一当事人毛永光父亲亲笔所写的放弃债权的承诺后，才被解开手铐放了出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故请求：1、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行初字第91号行政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纠正错误，依法履行法定职责；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答辩同意原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原审法院将上诉人诉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和增城市公安局予以分案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本案中，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和增城市公安局并未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起诉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和增城市公安局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予以分案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分案处理错误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是否具有制止增城市公安局的警察使用警械的法定职责的问题。本案中，石牌派出所民警将上诉人和毛永光双方带回派出所处理，因报警人毛永光反映其就上诉人伍朝意涉嫌敲诈勒索的案件已在增城市公安局报案，增城市公安局已予立案，石牌派出所在核实相关情况后，将案件移送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处理，并将上诉人移交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必须自觉地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人民警察机关作出的与公众利益有直接有关的规定，应当向公众公布。”上述法律规定了对于警察执行职务的监督主体，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具有制止增城市公安局的警察使用警械的法定职责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不履行制止增城市公安局使用警械行为法定职责违法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认为增城市公安局存在违法使用警械的行为，本院已就上诉人诉增城市公安局滥用警械、插手他人经济纠纷一案指定增城市人民法院审理，上诉人认为增城市公安局存在违法使用警械的行为应在该案中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琳
审 判 员 肖晓丽
代理审判员 姚 伟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周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