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5民初23783号
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傅卓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毅，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礼征，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起秀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吕正斌。
被告：范帆帆，男，1990年2月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少忠，上海市东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良，上海市东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起秀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秀公司”)、范帆帆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2017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毅、陆礼征、被告范帆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少忠、卫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起秀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起秀公司支付原告运杂费用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56,514元；2、被告起秀公司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76,954.20元；3、被告起秀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36,407元；4、被告范帆帆对被告起秀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被告起秀公司、范帆帆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被告起秀公司支付原告运杂费用182,588.10元；2、被告起秀公司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54,776元；3、被告起秀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36,407元；4、被告范帆帆对被告起秀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被告起秀公司、范帆帆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原告与被告起秀公司签订《国际航空货物进出口运输代理协议》(以下简称“《代理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起秀公司提供国际航空货物进出口运输代理服务，被告起秀公司应在航班起飞后的30天内付清相关运杂费用，如被告起秀公司逾期付款的，应以每日千分之三的比例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承担原告追讨拖欠费用产生的律师费等。2016年9月至11月期间，被告起秀公司委托原告办理了32票航空货运出口代理业务，原告按约妥善办理了托运，上述业务产生运杂费用256,514元。原告于2016年11月和12月合计向被告起秀公司开具256,514元运费增值税发票，但被告拖欠支付上述费用至今。根据《代理协议》第11条运杂费用约定，每票运输中被告起秀公司应按双方确认的费用标准，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款项，上述款项与原告就该票运输实际向外支付的款项间的差额部分，作为原告办理该票业务的利润或代理费。鉴于审理中被告范帆帆不认可结算运费，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告不再主张利润，就按照原告实际向外支付的款项即原告向三家航空公司支付的运费来向被告主张拖欠的运费。根据国泰航空(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出具的《运费情况说明》，就原告为被告起秀公司承运的25单空运单，原告已代为支付运杂费用85,624.50元。根据新加坡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新加坡航空公司”)出具的《运费情况说明》，就原告为被告起秀公司承运的3单空运单，原告已代为分别支付运杂费用18,683.60元、49,341.50元、27,241.50元。根据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空公司”)出具的《运费情况说明》，就原告为被告起秀公司承运的1单空运单，原告已代为支付运杂费用1,697元。综上，就原告为被告起秀公司承运的29单空运单，原告已代为支付运杂费用合计182,588.10元。原告和被告起秀公司的29单空运出口业务发生在2016年9月7日至2016年11月24日，航班也于上述期间起飞，故根据合同约定，被告起秀公司应当于2016年12月24日支付原告运杂费用182,588.10元，原告再给予一定宽限期，被告起秀公司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运杂费用182,588.10元。鉴于被告至今未付款，按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以182,588.10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自2017年1月1日计算至被告起秀公司、范帆帆实际付款之日止，现原告主动调低为按照全部运费的30%即54,776元进行主张。原告支付律师费36,407元，根据合同约定，被告起秀公司保证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及由此产生的相应风险及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故被告起秀公司应予赔偿。本案涉案空运单业务发生期间，被告起秀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被告范帆帆，鉴于被告范帆帆不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应认定两者人格混同，被告范帆帆应对被告起秀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起秀公司未作答辩。
被告范帆帆辩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范帆帆参与了被告起秀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代理协议》，合同中“范帆帆”签名不是被告范帆帆本人所签。《代理协议》有效期为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但是没有签订的落款日期，故不清楚合同是何时签订的，也不清楚原告与被告起秀公司自2016年5月起是否发生了涉案业务。所有订舱单都加盖了被告起秀公司公章，但不认可实际发生了承运业务。综上，原告无证据证明涉案业务发生在2016年9月7日至2016年11月24日期间，不认可起秀公司欠原告运杂费用，也不认可违约金和律师费。如果交易属实，违约金也约定过高，律师费缺少依据且金额过高，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一、原告(甲方)与被告起秀公司(乙方)签订《代理协议》一份，合同编号为XXXXXXX，主要约定，甲方作为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或承运人的代理人承接乙方委托的国际航空货物出口运输。乙方应在每票货物出运2天前以书面形式(包括电报和电传)向甲方提交《国际航空货物出口运输委托书》，注明出运货物的品名、数量、重量、体积、目的地、要求出运日期等，并加盖有效印鉴。乙方应承担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所有费用。合同第11条运杂费用主要约定，甲方可以用函件或传真的形式就单票运输与乙方对运杂费用等进行约定。每票运输中，发生以下二种情形之一的，认为双方已就该票运输的运杂费用进行了确认：(1)乙方将货物提交甲方或甲方安排的实际承运人；(2)甲方或其代理的承运人签发相应的《航空货运单》。乙方未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前对甲方此前以函件或传真形式提出的报价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其接受了甲方的上述报价。每票运输中，乙方应按双方确认的费用标准向甲方支付相应的款项。上述款项与甲方就该票运输实际向外支付的款项间的差额部分，作为甲方办理该票业务的利润或代理费。合同第14条运杂费支付方式的货物出口项下主要约定，甲方在每票货物航班起飞后五个工作日内开具费用发票，乙方应在收到发票后应立即核对金额。如在收到发票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甲方将和乙方按所开发票金额结算费用。乙方应在航班起飞后三十天内将全部款项支付给甲方。乙方逾期付款的，应以每日千分之三的比例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合同第22条协议的有效期约定，执行期为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如双方无书面异议，合同有效期自动顺延一年，并以此类推。《代理协议》的附件三《付款保函》中载明：如果公司未能按照上述协议(包括附件)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本公司保证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应风险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拖欠的各项运杂费用、利息、违约金、甲方为追讨有关拖欠费用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如：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罚金、税金等。
《代理协议》及附件三落款处均加盖有“起秀公司”公章。对于上述公章，原告表示，上述“起秀公司”公章都是被告起秀公司加盖的。被告范帆帆则表示，2014年12月至2017年1月，被告范帆帆是被告起秀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公章由被告范帆帆和财务共同保管控制，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吕正斌前的2017年1月13日，被告范帆帆将公司公章交给吕正斌；被告范帆帆本人未在《代理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财务是否因控制公章而和原告签订《代理协议》，需要核实；之后，被告范帆帆在庭审中表示，《代理协议》上加盖的公司公章是被告起秀公司的；随后，被告范帆帆在庭审中又表示，因不清楚合同签订时间，故不清楚《代理协议》上公司公章是否为被告起秀公司的。经本院释明，被告范帆帆表示，不申请对上述“起秀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
另《代理协议》及附件三落款处均有“范帆帆”签名，但被告范帆帆表示上述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审理中，被告范帆帆曾申请对上述“范帆帆”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原告随后认可上述“范帆帆”签名不是被告范帆帆本人所签，被告范帆帆撤回笔迹鉴定申请。
对于《代理协议》签订时间，原告表示，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5月，合同编号为XXXXXXX的意思为合同是2016年签订的第129号合同。被告范帆帆则表示，不认可合同是2016年5月签订的。
二、2016年9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7，航班代码KA，数据12/1647/14.86。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香港，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7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12，毛重1647。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19，航班代码KA813，数据1/584/1.21。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马尼拉，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19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1，毛重584。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19，航班代码KA813，数据2/322/1.344。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香港，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19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2，毛重322。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20，航班代码KA，数据95/900/25.5。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台北，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20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87，毛重942。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20，航班代码KA，数据95/900/25.5。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台北，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20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9，毛重100。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22，航班代码KA813，数据5/689/5.59。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香港，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22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5，毛重689。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国泰港龙航空-
雅加达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23，数据1/268/0.39。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雅加达，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24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1，毛重267。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24，航班代码KA，数据1/369/0.998。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马尼拉，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24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1，毛重363。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24，航班代码KA，数据11/75/3。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台北，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24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11，毛重70。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25，航班代码KA，数据9/1084/10.14。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香港，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26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9，毛重1084。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新加坡樟宜机场，航班日期9/28，航班代码KA，数据2/133/2.36。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新加坡，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28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2，毛重133。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航班日期9/30，航班代码KA，数据48/500/11。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台北，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9月30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42，毛重458。
2016年10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国泰港龙航空-
素万那普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0，数据3/317/3。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曼谷，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0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3，毛重326。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国泰港龙航空-
内排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1，数据12/423/2.7。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河内，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1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17，毛重423。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1，航班代码KA813，数据3/497/3.96。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香港，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1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3，毛重497。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2，航班代码KA，数据2/871/3.6。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香港，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2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2，毛重875。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2，航班代码KA，数据7/63/1.492。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台北，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2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7，毛重63。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2，数据34/185/9。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台北，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2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22，毛重131。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国泰港龙航空-
内排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3，数据10/273/0.8。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河内，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3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5，毛重278。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3，航班代码KA813，数据3/660/4.9。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香港，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3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3，毛重604。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5，航班代码KA813，数据1/88/1.29。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香港，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5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1，毛重91。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19，航班代码KA，数据45/371/4.2。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香港，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9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45，毛重371。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内排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0/27，航班代码KA，数据28/424/1.5。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河内，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27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23，毛重431。
2016年11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1/1，航班代码KA813，数据5/2898/5.1。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马尼拉，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1月1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5，毛重2888。
同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内排国际机场，航班日期11/24，数据1/100/0.45。同月，国泰公司出具编号为160-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河内，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1月24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1，毛重66。
审理中，国泰公司出具《运费情况说明》，载明，兹确认编号为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的25单空运单，国泰公司早已收到原告代为支付运杂费85,624.50元。
另查明，2016年9月，新加坡航空公司出具编号为618-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新加坡，规定航班日期SQ7857/2016年9月28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14，毛重1941。
2016年10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新加坡樟宜机场，航班日期10/11，航班代码SQ，数据23/5799/31.37。同月，新加坡航空公司出具编号为618-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新加坡，规定航班日期SQ7847/2016年10月12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23，毛重5799。
2016年10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新加坡樟宜机场，航班日期10/16，航班代码SQ，数据27/3199/34.66。同月，新加坡航空公司出具编号为618-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目的地机场新加坡，规定航班日期KA813/2016年10月14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27，毛重3199。
2017年4月，新加坡航空公司出具《运费情况说明》三份，分别载明，就编号为618-XXXXXXXX的空运单，新加坡航空公司早已收到原告代为支付运杂费18,683.60元；就编号为618-XXXXXXXX的空运单，新加坡航空公司早已收到原告代为支付运杂费49,341.50元；就编号为618-XXXXXXXX的空运单，新加坡航空公司早已收到原告代为支付运杂费27,241.50元。
再查明，2016年11月，被告起秀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订舱单，主要载明，托运人被告起秀公司，目的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航班代码CK，航班日期11/19，数据15/85.5/0.36。同月，国货航空公司出具编号为112-XXXXXXXX空运单，主要载明，始发机场上海浦东，目的地机场台北，规定航班日期CK261/2016年11月19日，货物件数运价组合点2，毛重366。
2017年，国货航空公司出具《运费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就被告起秀公司委托的下列货物，即编号为112-XXXXXXXX的空运单，国货航空公司早已收到原告代为支付运杂费1,697元。
三、后原告向被告起秀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开票日期分别为2016年11月23日、12月12日，金额分别为224,344元、32,169.20元，合计256,513.20元。
另查明，2017年3月，原告(甲方)与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为甲方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含税律师服务费为36,407元。同月，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金额为36,40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根据工商登记信息，2014年12月31日，被告起秀公司股东变更为被告范帆帆一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范帆帆。2017年1月20日，被告起秀公司股东变更为吕正斌、罗小强，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吕正斌。
根据工商备案资料，2017年1月19日，被告范帆帆(甲方)与吕正斌(乙方)、罗小强(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被告起秀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甲方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甲方将所持有被告起秀公司90%股权作价450万元转让给乙方，甲方将所持有被告起秀公司10%股权作价50万元转让给丙方等内容。
审理中，为核实本案相关情况，本院告知被告范帆帆委托诉讼代理人在2017年10月26日庭审时被告范帆帆本人必需到庭，但当日庭审时被告范帆帆本人未到庭。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代理协议》、涉案业务的订舱单、空运单、《付款情况说明》、增值税发票、律师费发票、《委托代理合同》，被告范帆帆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院调取的工商信息，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经举证、质证，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代理协议》(包括附件三《付款保函》)落款处加盖有“起秀公司”公章，原告认为该公章是被告起秀公司加盖的。被告范帆帆在审理中时而表示被告起秀公司财务是否因控制公司公章而和原告签订《代理协议》需要核实，时而表示公章是被告起秀公司的，时而又表示不清楚公章是否为被告起秀公司的，上述被告范帆帆的陈述前后矛盾，且被告范帆帆作为被告起秀公司曾经的法定代表人不申请对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应由被告范帆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起秀公司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了对原告所主张之事实和证据进行辩驳的权利，对因此而可能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本院认定《代理协议》(包括附件三《付款保函》)落款处加盖的“起秀公司”公章为被告起秀公司公章。鉴于原告和被告起秀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包括附件三《付款保函》)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本案中原告提交的编号为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160-XXXXXXXX、618-XXXXXXXX、618-XXXXXXXX、112-XXXXXXXX的28单空运单均有被告起秀公司出具给原告的订舱单一一对应，且空运单和订舱单载明的信息相符，可以认定对于被告起秀公司委托原告的28单国际航空货物出口运输业务合同义务，原告已履行完毕。上述28单空运单，原告共计支付三家航空公司运杂费用163,904.50元。而根据《代理协议》约定，每票运输中，被告起秀公司应按双方确认的费用标准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款项；上述款项与原告就该票运输实际向外支付的款项间的差额部分，作为原告办理该票业务的利润或代理费。现原告主动不要求被告起秀公司支付运输业务利润或代理费，仅要求被告起秀公司支付原告就运输业务实际向外支付的款项163,904.50元，系原告自行处分民事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对于新加坡航空公司公司出具的编号为618-XXXXXXXX的空运单，原告虽向新加坡航空公司支付运杂费用18,683.60元，但该空运单没有对应的被告起秀公司出具给原告的订舱单，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空运单是为被告起秀公司承运货物，故应由原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原告要求被告起秀公司支付相应的运杂费用18,683.6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关于《代理协议》签订时间，考虑到涉案业务均发生在2016年，合同约定有效期为2016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合同编号也为XXXXXXX，上述信息相互印证，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可以认定合同是在2016年签订的。
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代理协议》约定，被告起秀公司应在航班起飞后三十天内将全部款项支付给原告，被告起秀公司逾期付款的，应以每日千分之三的比例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三家航空公司出具的涉案28单空运单，被告起秀公司委托原告的国际航空货物出口运输业务对应的航班在2016年9月至11月期间已起飞，被告理应在原告主张的2016年12月31日前支付运杂费用163,904.5元，但被告起秀公司至今未付款，显属违约。对于被告起秀公司应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金额，被告范帆帆认为金额过高要求调低，本院考虑到涉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原告的实际损失，根据公平原则，兼顾违约金补偿性和惩罚性的双重功能，酌情确定为39,000元。
关于律师费，鉴于双方在《代理协议》及附件三《付款保函》中对律师费的承担方式已作约定，原告要求被告起秀公司支付律师费应予支持。但被告范帆帆认为律师费标准过高，应予调整。本院参照《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的相应规定，并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将律师费调整为2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范帆帆是否应对被告起秀公司的上述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涉案的28单空运单业务发生在2016年9月至11月，上述期间被告起秀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被告范帆帆，故被告范帆帆应举证证明该期间被告起秀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双方不存在财产混同，否则应对被告起秀公司上述期间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被告范帆帆并未提供被告起秀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财产的证据，且经本院通知后本人未到庭陈述相关案件情况，故应由被告范帆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在上述涉案业务发生期间，可以认定股东被告范帆帆和被告起秀公司财产混同，被告起秀公司法人人格应予否认，故被告范帆帆应对被告起秀公司的上述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起秀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运杂费用163,904.50元；
二、被告上海起秀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39,000元；
三、被告上海起秀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20,000元；
四、被告范帆帆对被告上海起秀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06元，保全费2,369元，合计7,775元，由原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00元，被告上海起秀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范帆帆共同负担6,3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曹克睿
审 判 员 包鸿举
人民陪审员 邱明一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何欣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第二百九十二条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承运人未按照约定路线或者通常路线运输增加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可以拒绝支付增加部分的票款或者运输费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