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粤14民终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运良，男，汉族，1975年3月10日出生，住所地：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明，男，汉族，1979年10月5日出生，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系上诉人谢运良之妻弟。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念青，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惠东，男，汉族，1976年7月10日出生，住所地：五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少波，男，汉族，1970年12月27日出生，住所地：五华县。上诉人谢运良因与被上诉人戴惠东、赖少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7）粤1424民初1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运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明、康念青，被上诉人戴惠东到庭参加诉讼。赖少波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运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用支付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及利息；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清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事实，被上诉人戴惠东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一直未退出五华县华瑞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公司）的股权，直至华瑞公司被注销前，被上诉人戴惠东仍然是华瑞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因此上诉人没有受让到被上诉人戴惠东的股权，不用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一审法院犯了有证不认，对事实认定不准的错误。第一、一审法院认为“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影响公司先转让协议的效力，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且被告已经按协议实际履行向原告支付了其中第一笔款110000元。”上诉人确认协议的效力，先履行协议的支付义务，但是被上诉人戴惠东没有实际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三方当事人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第3条也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戴惠东要履行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而在工商登记中，始终显示被上诉人戴惠东的60%股权未变。实际上，上诉人和赖少波也没有享有股权转让后的股东权利。上诉人一无受让股权之实，二无股权变更登记之名，何来被上诉人戴惠东履行义务。第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华瑞公司的股权构成。从华瑞公司注册开始，被上诉人戴惠东是占60%股权的股东，是华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占华瑞公司40%的股权。从工商登记的材料来看，华瑞公司被注销的时候，股东会决议中显示，华瑞公司的股东也只有两个股东：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戴惠东，华瑞公司的股权构成自始至终都没有变更过。第三、一审法院混淆了股权转让款和欠款的概念，上诉人、被上诉人戴惠东签订的《个人股份转让协议》、《欠条》，两者有关联，但不是同一款项，《个人股份转让协议》指的是股权转让费51万元，而《欠条》中除51万元股权转让费外，还约定其他欠款，就是属于民间借贷的欠款7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费。一审法院不仅没查明股权的实际转让情况，还将借贷欠款也混为股权转让款。第四、一审法院认为“华瑞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犯了常识性错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来看办理注销登记的应该是股东。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戴惠东一起办理了华瑞公司的注销登记。第五、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70万元融资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从《欠条》可以看出70万元融资款不是股权转让费，是华瑞公司经营所用，应认定为是华瑞公司的债务。从华瑞公司的注销登记材料来看，连被上诉人戴惠东都认为华瑞公司已还清所有债务。第六、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共同承担110万元的债务没有事实根据。从华瑞公司注册开始到注销，被上诉人戴惠东一直在行使占60%股权的股东权利，工商登记的资料显示，所有华瑞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均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戴惠东的签字确认，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戴惠东的股权实际上并未被转让。退一万步来说，如果被上诉人戴惠东的60%的股权转让成功，按《协议》约定，上诉人应占50%股权，由于上诉人本来就有40%股权，所以上诉人只是受让被上诉人戴惠东10%的股权，折合股权转让费8.5万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理由是：第一、一审判决的适用法律更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6条、第67条关于合同履行的规定，在被上诉人戴惠东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义务时，上诉人完全有权利拒付股权转让费。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行，因此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这部旧法律。第三、根据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没有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也没有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谢运良在二审庭审中补充如下意见：一、关于股权转让款51万元的问题：1、从华瑞公司注销的时间来看，不符合常理，因华瑞公司申请注销的时间是2015年12月18日，双方签订《个人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3日，所以短短两个月就申请注销是不符合公司常理运营的，对此能相互印证双方签订的《个人股权转让协议》是没有实际履行的。2、被上诉人戴惠东在公司解散清算的过程中，仍是作为清算组成员，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即华瑞公司的章程第15、28、31条规定，清算组成员是由股东组成，对此也能证明戴惠东从清算直至注销仍是华瑞公司的股东，因从书面申请清算的材料显示戴惠东是清算组的成员。3、根据2016年3月2日华瑞公司作出的清算报告，被上诉人戴惠东作为股东，在清算完成后，对华瑞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上其分得10万元，可以得出《个人股权转让协议》是没有履行的。二、假设《个人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在《个人股权转让协议》第5条已经明确约定了乙方两个股东也就是上诉人与赖少波各占华瑞公司50%的股权，那么上诉人在此之前已经持有40%股权，作为公司的股权是可区别可分割的，并不属于共同共有的股份，所以上诉人只受让了戴惠东10%股份，那么股权转让款也应当是对应的两个股东分别给付，上诉人也不应当承担51万元的全部股权款项。经过计算，假设股权转让成立，也应当扣除之前已经给付的11万元，对应上诉人5.5万元，那么10%的股份是8.5万元，减去5.5万元，也是3万元，而不是全部股权转让款。三、对40万元的房屋融资款及30万元华瑞公司的经营款，上诉人认为：1、上述70万元并不属于本案纠纷，应另案起诉，因不属股权转让纠纷，对此请法院查明之后，要求被上诉人戴惠东另行起诉。2、作为债权债务的主体，欠条中已经非常明确房屋融资款40万元和经营款其债权债务的主体是华瑞公司和被上诉人戴惠东，而不应当由上诉人来承担。3、房屋融资款和经营用款也不属于真实的债务，从之后华瑞公司的清算和注销可以明确看出，华瑞公司在登报清算的时候以及双方包括戴惠东也确认华瑞公司并没有拖欠任何债权债务。戴惠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谢运良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应予驳回。赖少波未进行答辩。戴惠东向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欠款110万元及利息161000元（70万元×1%×23月）。利息计算时间从2015年10月至2017年9月为止共23个月，剩余利息计算至执行完毕。本息合计1261000元；2、由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9日，以戴惠东和谢运良为股东成立了华瑞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法定代表人系原告戴惠东，原告戴惠东持股比例为60%，被告谢运良持股比例为40%。2015年10月13日，以戴惠东为转让方（甲方），谢运良、赖少波为受让方（乙方）签订了《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个人股份转让协议》主要载明：1、转让方转让给受让方在华瑞公司的个人全部股权（占公司总股份的三分之一）折成人民币51万元给受让人，受让人同意接受。2、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1万元整（大写：伍拾壹万元整）。3、本协议签订后，双方立即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章程修改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4、转让方转让股权后，转让前的公司债权、债务及今后的收益、债权、债务等所有都与转让方无关，公司资产、库存及债权债务均属现有股东谢运良、赖少波所有，乙方同时共同承担公司的收益及债权、债务。5、股东交接后，乙方两股东各占华瑞公司股份50%，共同收益和承担股东义务。转让方的股东身份及股东权益同时丧失。原告及两被告在相应位置签名捺指模。同日，以戴惠东为甲方，华瑞公司、赖少波、谢运良为乙方签订一份《欠条》载明:甲乙双方在公平公正自愿的前提下，协商如下还款计划：1、乙方共欠甲方51万元（原股权价值）+40万元（乙方经营中使用甲方房屋融资款）+30万元（原用于公司经营）=121万元人民币（合计欠款大写：壹佰贰拾壹万元整）2、还款计划：乙方于2015年9月13日还给甲方人民币11万元。余欠款110万元从2015年10月份起每月20日前还款给甲方5万元整，直至还清为止。3、110万元欠款中的70万元（融资款40万元+经营用款30万元），乙方每月付给甲方1%的利息，利息每月还款后递减的剩余欠款为基数计算给甲方。4、还款期间如乙方故意拖延或不按时还款，甲方可起诉乙方。原告及两被告在相应位置签名捺指模，并加盖有华瑞公司公章。诉讼中，原告及被告谢运良认可在签订《个人股份转让协议》、《欠条》前，被告谢运良先行支付了欠条第二款约定的110000元给原告。2016年3月16日，华瑞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被告赖少波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可视为其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谢运良的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被告之间是否发生了股权转让；2、原告所诉款项应由谁负责偿还。对此作如下分析和认定：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发生了股权转让。原告认为已经将拥有华瑞公司6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两被告。被告谢运良认为虽签订了转让协议，但未进行变更登记，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个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拥有华瑞公司60%的股份转让给两被告，转让后两被告各自拥有华瑞公司50%的股份，原告完全退出华瑞公司，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上述协议合法有效。虽然双方签订协议后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及该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影响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且被告已经按协议实际履行向原告支付了其中第一笔款110000元。故被告谢运良关于原告没有转让股权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不应采纳。二、原告所诉款项1100000元及利息应由谁负责偿还。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共同偿还1100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10月至还清时止，以7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0‰计算），是基于原、被告于2015年10月13日签订的《欠条》约定，其中510000元是股权价值，400000元是公司使用原告房屋融资折款，300000元是公司经营用款。被告谢运良抗辩认为其只受让了原告华瑞公司10%的股权，但已经向原告支付了110000元的转让费，其余转让费应由被告赖少波负责偿还。另外，原告房屋融资折款400000元以及公司经营用款300000元没有证据，属于不合法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将拥有华瑞公司60%股份转让给两被告后，双方于2015年10月13日签订的《欠条》，确定了华瑞公司及两被告共欠原告的上述款项合计1210000元。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根据该欠条的约定，华瑞公司及两被告有向原告偿还1210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10月至还清时止，以7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计算）的义务。诉讼中，原告及被告谢运良均认可被告已偿还110000元，对此予以确认。由于《欠条》未约定华瑞公司及两被告各自应承担的份额，应视为共同欠款人。因此，对仍欠1100000元及利息，华瑞公司及两被告仍应共同偿还。另，对于使用原告房屋融资款400000元和公司经营用300000元问题。上述款项从用途上是用于华瑞公司，但《欠条》借款方明确注明华瑞公司和两被告，两被告也在《欠条》借款方签名捺指模确认，亦应视为两被告与华瑞公司共同认欠原告的上述款项。因此，诉讼中谢运良抗辩认为上述700000元债务不合法的理据不足，不应采纳。鉴于华瑞公司已经被依法注销，作为诉讼主体不再适格，两被告既是公司原股东，又是《欠条》约定的共同欠款人，理应负责清偿。《欠条》约定还款期间和还款方式，被告未按约定偿还，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关于“债是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要求两被告负责偿还有理，应予支持。至于诉讼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161000元，因未经被告确认，本案暂不确定。原告可按约定要求被告从2015年10月13日起，以7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息10‰计付至还清时止。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谢运良、赖少波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0月13日起，以7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0‰的标准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49元，减半收取为8075元，由被告谢运良、赖少波负担。二审中，戴惠东提交如下证据：1、华瑞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的30万元收据，证明最先是华瑞公司向温国雄借款30万元，后由戴惠东偿还了该笔30万元，所以就变成华瑞公司欠戴惠东30万元。2、1张银行卡和五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8张流水账，证明戴惠东的40万元借给华瑞公司，并从2013年至2015年转给了华瑞公司。3、2013年至2015年的招待费等费用单据，证明赖少波是华瑞公司的股东之一，其签名是有效的。谢运良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也证实当时被上诉人戴惠东偿还了华瑞公司经营款，所以从债权的主体来说，也应当是由华瑞公司偿还。对于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是银行的资金往来款，并不能证明是戴惠东的融资款，也不能证明款项已进了华瑞公司的账户。对于证据3不予确认，认为只是一个表格，而且没有华瑞公司的盖章。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华瑞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的专用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戴惠东借给公司款。备注（戴惠东代公司还温国雄300000元借款，现公司转借戴惠东款，公司已将温国雄款还清）。”华瑞公司注销时于2016年3月2日出具的《清算报告》中显示总负债为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二审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谢运良应否承担股权转让款和其他欠款共计1100000元。经查，戴惠东与谢运良、赖少波于2015年10月13日签订的《个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戴惠东将其拥有的华瑞公司60%的股份以510000元价款转让给谢运良（原股东）、赖少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公司法有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戴惠东在二审中提交的华瑞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的内容为“今收到戴惠东借给公司款。备注（戴惠东代公司还温国雄300000元借款，现公司转借戴惠东款，公司已将温国雄款还清）”专用收据，可认定华瑞公司2015年8月20日向戴惠东借款300000元。戴惠东在二审中提交的1张银行卡和五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8张流水账，证明从2013年至2015年其支付了400000元给华瑞公司。2015年10月13日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欠条》载明，谢运良、赖少波确认共欠戴惠东51万元（原股权价值）+40万元（乙方经营中使用甲方房屋融资款）+30万元（原用于公司经营）=121万元人民币，约定了还款计划，并经华瑞公司盖章认可。可见，谢运良、赖少波确认欠戴惠东的上述款项，戴惠东同意华瑞公司欠其的上述70万元债务转由华瑞公司的股东谢运良、赖少波承担。当事人之间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且华瑞公司注销时于2016年3月2日出具的《清算报告》中显示总负债为0元。因此，一审法院判令谢运良、赖少波支付尚欠1100000元及其利息给戴惠东，并无不当。谢运良主张其未受让到戴惠东的股权，上述1100000元债务不应由其承担，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赖少波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本院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谢运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49元（已由谢运良预交），由上诉人谢运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代理审判员  黄基烽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陈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