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民终2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交口县。
法定代表人：何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姝，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庆市福铭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
法定代表人：李士东，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洋，黑龙江天地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庆市福铭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铭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庆中院）（2015）庆商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翔、张颖姝，被上诉人福铭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士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2月至12月期间，案外人于某、陈某甲、滕某雇佣社会闲散人员等19人顶名与福铭达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福铭达公司为出租方（甲方）根据贷款购车人（乙方）的要求选定租赁物，购买自卸车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为24个月，乙方按月支付租金，每月为一期……；在租赁期满并全部履行完协议时，乙方所交风险保证金视为预付车款归甲方，租赁物归乙方所有；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交付租金逾期超过十日的，隐匿、转移、出售、转租、交换、对外投资的……，即视为乙方丧失履约诚信和履行能力，甲方有权终止协议，收回租赁物。”同时，19个贷款购车人又顶名与大庆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萨尔图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萨尔图农村信用社）签订了《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向萨尔图农村信用社借款1403万元购买了33台“北奔牌”重型自卸车，福铭达公司、大庆市欧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铭销售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之后，福铭达公司将该33台“北奔牌”重型自卸车落户在其名下，取得了《车辆所有权证书》和《机动车行车证》。
一审判决同时查明，2012年10月9日，案外人于某以兰西县鑫顺达运输队的名义（乙方）与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甲方，以下简称八工区项目部）签订《山西华瑞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露天煤矿施工合同》（以下简称《露天煤矿施工合同》），主要内容为：“于某提供车辆在八工区项目部进行施工，施工内容为煤炭开采、土石方开挖、运输、工作面平整、煤炭运转等。结算方式为每月15日甲方总公司开始对甲方工区上一个月所挖方量进行测量结算，10天内会将工程款汇入乙方账户内；乙方有困难需要资金时，可向甲方借支，每月总借支额不得超过当月工程款的50%；甲方负责乙方贷款车辆的每月月还款18,000元，此贷款在乙方工程款不够还情况下，甲方给乙方代付此款，此款从乙方工程款中扣回；在此合同二年内，无论有活无活，甲方负责每月月还款，直至二年为止。”之后，于某、李某与福铭达公司协商，将前述33台“北奔牌”重型自卸车投入到八工区项目部使用，其中于某名下4台、陈某甲名下14台、滕某名下15台，由该三人负责管理并施工至2013年6月。山西省交口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5日受理山西省福建高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华公司）为原告，于某为被告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作出（2014）交民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将八工区项目部与于某于2012年10月9日签订的《露天煤矿施工合同》解除，该判决已生效。
一审判决再查明，2012年12月30日，福铭达公司（甲方）与八工区项目部（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乙方保证甲方贷款车辆购买后不低于二年的工程施工，确保二年期间车辆正常运营；车辆数量,详见车辆明细清单;按月结算,每月15日至18日内结算，具体运费价款,以乙方与贷款购车人签订的运输合同为准;乙方保证甲方担保还款的车辆收入不低于月还款,若遇天气及其他原因导致车辆不能正常运营,影响车辆按月还款,乙方保证每台车辆每月25日前借支不低于月还款，支付甲方;对于不能按时还款的车辆,甲方可随时进入施工现场扣车,乙方必须配合，并保证车辆安全驶出矿区;乙方保证按期为贷款车辆还款或垫付,逾期按日万分之五给付违约金；关于贷款购车人与乙方就施工问题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由贷款购车人(实际施工人)与乙方另行签订施工运输合同,该合同为本协议附件”。同日,八工区项目部与福铭达公司签订一份《还款明细表》,约定：“共计33台车,每月还款18,000元,合计59.40万元,由八工区项目部直接汇入福铭达公司”。该《还款明细表》上加盖了八工区项目部的公章。协议签订后,华瑞公司仅给付福铭达公司一个月的银行贷款,自2013年2月起未再按期给付代扣代缴费用。
一审判决还查明，2013年5月3日,福铭达公司曾以于某涉嫌诈骗为由向大庆市公安局东安分局(以下简称东安公安局)报案。东安公安局于2014年5月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其主要内容为:“福铭达公司报警称,犯罪嫌疑人于某等人于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通过与萨尔图农村信用社签订汽车消费贷款合同的方式,以购买高配置价格高的车辆为贷款理由,之后购买价格低廉的二手车和报废车辆,故意骗取银行高额贷款,给欧铭销售公司和福铭达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东安公安局于2013年5月10日立案调查,于某贷款购买的部分车辆被其放在八工区项目部使用。2013年5月,东安公安局侦查员赶赴八工区项目部实地调查车辆情况,并准备将车辆起回……。因八工区项目部称其与于某之间存在经济纠纷,故其不能将车辆返还福铭达公司。在八工区项目部发现,属于福铭达公司的部分车辆不能使用。经当地公安机关协调,华瑞公司仍以八工区项目部与于某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为由不予返还车辆。”
一审判决又查明，萨尔图农村信用社(甲方)与欧铭销售公司(乙方)、福铭达公司(丙方)于2011年3月1日签订一份《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三方合作,合作方式为乙、丙负责了解调查客服,符合贷款条件,推荐给甲方,甲方审查合格后,办理汽车贷款手续,发放方式为甲方每放一笔汽车贷款,乙、丙方保证客户以按月偿还贷款本息方式在24个月内还清;贷款车辆落籍在丙方名下,并将贷款车辆办理抵押,抵押权人为甲方;三方合作期间,乙、丙方为其推荐的客户所贷款项提供如下担保:1.乙方在甲方处开设专门的保证金存款账户,存入不低于合作贷款总额10%保证金,保证金余额最低为人民币贰佰万元;2.乙、丙方作为保证人,为贷款客户提供连带还款保证责任,见各个具体的《个人担保借款合同》;3.丙方以其所有的车辆作为抵押物,为贷款客户承担抵押责任,见各个具体的《抵押担保合同》。”萨尔图农村信用社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黑高商终字第86号案件审理中提交《情况说明》称:“根据该社与福铭达公司合作协议约定,如出现贷款人不按期偿还贷款,该社不负责向贷款人追偿,直接由担保人福铭达公司偿还,并由福铭达公司自行向贷款人追偿,该社对全部贷款车辆只向福铭达公司追偿。”
一审判决另查明，2015年2月12日,大庆中院向华瑞公司留置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华瑞公司于2015年3月2日向大庆中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
福铭达公司于2015年1月9日向大庆中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华瑞公司给付代扣运费4,158,000元、支付违约金230,818.90元，合计4,388,818.90元；二、华瑞公司赔偿因催款交涉相关事宜和因拒不协助扣车造成的损失270,253元；三、华瑞公司赔偿因肢解、拆装使用造成33台“北奔牌”重型自卸车的损失费预计300万元（实际数额以司法鉴定结果为准）；四、本案诉讼费由华瑞公司负担。2016年8月1日，福铭达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华瑞公司给付剩余月还款共计4,158,000元；二、华瑞公司每月以当月逾期还款的数额为基数，按照月息9.292‰上浮50%的标准承担自2014年6月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三、诉讼费由华瑞公司负担。二审庭审中，福铭达公司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月还款数额4,158,000元系其与八工区项目部于2012年12月30日所签《协议书》项下剩余期间即自2014年6月至12月的还款数额，计算方式为：月还款数额59.40万元×7个月=4,158,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责任主体应为华瑞公司,诉争合同的性质为具有代扣代缴银行贷款及协助扣车内容的无名合同。由于华瑞公司违反合同有关代扣代缴银行贷款的约定,依约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以上认定均有生效判决确认。本案中，华瑞公司应否向福铭达公司履行自2014年6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代扣代缴义务。福铭达公司作为33辆车名义上的所有权人及担保人,其与华瑞公司签订的案涉《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又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华瑞公司应按协议约定全面、适当履行义务。根据协议约定,在施工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华瑞公司负有每月为福铭达公司代扣车辆贷款的义务,如果施工合同未能正常履行,发生的运费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时,华瑞公司负有借支同等数额款项给福铭达公司的义务,但华瑞公司仅履行一个月,已构成违约。该《协议书》同时还约定,“对于不能按时还款的车辆,福铭达公司可以随时进入施工现场扣车,华瑞公司必须配合,并保证车辆安全驶出矿区”,而在华瑞公司违约未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福铭达公司到八工区项目部施工现场欲收回案涉车辆时,华瑞公司不但未履行协助义务,还阻止扣车,违反协议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尽管于某运输队在八工区项目部实际施工至2013年6月,但华瑞公司并未据此要求解除其与福铭达公司之间的协议,却将车辆扣留,致使福铭达公司无法追回车辆,无法以该车辆的运营收入偿还银行贷款。鉴于该33辆车一直在华瑞公司控制下,福铭达公司基于担保追偿权人而享有的对案涉车辆可能行使的权利已无法实现,该损失与华瑞公司的违约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华瑞公司应对福铭达公司已偿还的案涉贷款本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案涉《协议书》约定的代扣款数额系按照萨尔图农村信用社的收贷标准确定,应以此标准计算违约损失,支持福铭达公司依据《协议书》请求的违约金数额。华瑞公司虽于2015年3月2日就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但由于华瑞公司提交申请书时已过申请期限,故对华瑞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不予受理。判决:一、华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福铭达公司4,158,000元;二、华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福铭达公司违约金以当月逾期还款的数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9.252‰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6月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福铭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64元,华瑞公司负担；剩余25,350元退回福铭达公司。
华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福铭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福铭达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侵害华瑞公司的合法诉权，直接导致案件事实不清。首先，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表述向华瑞公司留置送达、华瑞公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已过申请期限与实际情况不符。华瑞公司在本案三次开庭时均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一审法院未作处理。在华瑞公司未答辩的情况下继续开庭，变相剥夺了华瑞公司依法享有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权与答辩权。其次，华瑞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调取于某刑事案件相关证据材料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依法调取，亦未向华瑞公司送达不予准许的通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属于程序错误。再次，于某作为案涉车辆的贷款人和车队负责人，陈某乙作为高华公司运输车队和工程项目部、工程现场的负责人，掌握案涉车辆的实际运营情况及代还款的详细过程，该二人与本案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未予追加，遗漏必要的诉讼当事人，导致案件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对福铭达公司的主体资格及责任主体认定错误。首先，福铭达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依法不享有诉权。案涉33辆车均系于某等人贷款购买而来并用于八工区项目部工地，于某等人或其车队系本案适格原告。福铭达公司所持案涉33辆车的产权证明系于某提供的假发票、假合格证办理的，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14）萨刑初字第426号刑事判决可以证明。即便案涉33辆车的证照合法，根据公安部下发的公交管（2000）98号《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即案涉33台车辆即使登记在福铭达公司名下，所有权亦应归贷款买车的于某等人，故福铭达公司没有诉权，应予驳回。况且，福铭达公司作为借款合同项下的担保人，只有在代偿债务后方能取得诉权，而福铭达公司并未提供代偿债务的相关证据。萨尔图农村信用社虽出具《情况说明》，但并未出庭作证，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福铭达公司享有诉权的相关证据。其次，华瑞公司并非案涉《协议书》的签约主体和履行主体，不应承担《协议书》项下的付款义务。案涉《协议书》系福铭达公司与八工区项目部签订，而八工区项目部不代表华瑞公司，该项目部无论从中文语言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建设工程施工行业惯例来看，八工区项目部代表的主体都是高华公司，而非华瑞公司。华瑞公司亦非案涉《协议书》项下的履行主体，华瑞公司与高华公司于2012年3月9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高华公司承包华瑞公司位于山西省交口县1号煤矿八工区的工程。根据高华公司于2014年8月30日出具的《承诺暨声明》，陈某乙、陈某丙系高华公司委派到八工区项目部的授权代表，陈某丙任生产部部长，向福铭达公司支付第一期款项亦非华瑞公司，福铭达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华瑞公司向其支付了一个月的代扣款或其收到的代扣款的汇出账户是华瑞公司账户，故华瑞公司并非案涉《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主体。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已为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华瑞公司已提供足以推翻的证据即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14）萨刑初字第426号刑事判决书（于某案件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载明福铭达公司曾向公安机关举报于某购买低价二手车、拼装车、报废车等黑车骗取银行贷款，所购买车辆的款项不足于某贷款额的60%。报废车显然不能产生使用费，二手车、拼装车的使用费亦应按正常车辆打折计算。同样属于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厚此薄彼不予审查，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由于案涉33台车辆大部分不堪使用，于某经营五个月即弃之而去，福铭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士东亦曾接手经营一个月后放弃，福铭达公司在起诉书中亦自认车辆已报废。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还判决华瑞公司支付款项，实属偏袒福铭达公司。其次，于某与高华公司签订的《露天煤矿施工合同》已于2014年10月30日解除，案涉《协议书》已经失去了履行的前提条件，福铭达公司主张此后的代扣运费没有事实依据。因八工区项目部向于某车队多支付了137万余元，于某、陈某甲及福铭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士东于2013年3月3日出具《承诺书》，同意“未经陈某乙同意，任何车辆不得驶离施工现场”，该承诺系在案涉《协议书》之后作出，取代了《协议书》中关于扣车及车辆驶离施工现场的约定，属于对车辆离开施工现场条件的变更。在于某未结清款项的情况下，八工区项目部扣留该33辆车，系经于某、陈某甲、李士东的授权所为，并未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况且，福铭达公司扣车时并未知会华瑞公司，而是在找实际施工人陈某乙等人，由此可见案涉车辆的控制权不在华瑞公司，华瑞公司并无任何责任。再次，借款人陈某甲、薛某、王某甲三人共计5台车的贷款在2014年7月份到期，在贷款主体已经结清银行贷款后，担保人福铭达公司无权要求八工区项目部为其代扣款项，该5辆车5个月的月还款额计45万元；同理，谢某、赵某、张某、汤某等四人名下贷款于2014年9月份到期，涉及6台车3个月的月还款额计32.40万元；王某乙、陶某等3人名下贷款于2014年10月份到期，涉及5台车2个月的月还款额计18万元；其余的17台车亦多计算了一个月的月还款额计30.60万元。因此，福铭达公司主张的4,158,000元中多计算月还款额126万余元。同时，于某刑事案件所涉判决书载明于某及其他贷款人在案发前曾支付过福铭达公司部分贷款，即便华瑞公司应当支付垫付款，亦应扣除于某及其他贷款人已经偿还的债权数额。对于逾期罚息，因福铭达公司一直按月偿还银行贷款，逾期罚息损失并未实际发生。即便存在逾期付款，亦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福铭达公司主张按月利率9.252‰上浮50%即年利率16.65%，已经高于实际损失的30%，应调整为最高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1.3倍。综上，华瑞公司不应履行《协议书》义务，不应承担付款责任。
福铭达公司辩称：一、本案系福铭达公司与华瑞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陈某乙、于某对本案诉讼标的不享有独立请求权，与本案亦无利害关系，不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陈某丙、陈某乙在上一起案件中已经提供了经公证的证人证言，华瑞公司亦申请陈某丙的出庭作证，可见陈某乙系证人身份，华瑞公司申请于某、陈某乙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缺乏依据。二、案涉33台车辆于2012年9月、10月进入八工区项目部工地，案涉《协议书》系同年12月30日签订，系前述车辆经过三、四个月高强度施工后才签订。若前述车辆系报废车辆，华瑞公司在签订《协议书》时就应当声明，福铭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士东于2013年3月3日到工地见证于某、陈某甲向华瑞公司出具《承诺书》，及福铭达公司于2013年5月到工地扣车时，华瑞公司亦均未予声明。从陈某丙在交口县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看，陈某丙称“车辆都不是很旧，每台车的公里数都是几千公里”，而车辆出厂到工地的路途也有几千公里。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14）萨刑初字第426号刑事判决书中虽援引部分证人证言称有部分车辆系报废车，但该判决并未予以认定，仅认定“于某违反合同规定购买价值明显低于贷款要求金额的车辆”，且该判决认定于某涉案车辆是82台，其中6台车辆涉嫌诈骗。即使有报废车、拼装车，亦应是案涉33台车之外的车辆。三、案涉《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限为二年，即自2013年1月起至2014年12月止，该履行期限是基于《个人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24个月的借款期限确定，有部分车贷虽在2014年12月之前到期，但华瑞公司支付24个月的还款数额系《协议书》项下义务。华瑞公司虽主张案涉《露天煤矿施工合同》已于2014年10月30日经生效判决解除，进而主张案涉《协议书》失去了履行的前提条件，但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高华公司并未委托陈某乙参加该案诉讼，案涉《协议书》的履行不取决于《露天煤矿施工合同》是否解除，只要该33台车辆在八工区项目部的控制下，华瑞公司就应当履行义款务。华瑞公司虽主张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14）萨刑初字第426号刑事判决认定于某偿还了部分贷款，但该刑事判决仅认定于某偿还了5.2万元贷款，并认定于某贷款购车是82台车辆，涉嫌贷款诈骗是6台车辆，该5.2万元并非是偿还案涉33台车辆的贷款，而是其他车辆的贷款。四、福铭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士东仅是于某、陈某甲向华瑞公司出具《承诺书》的见证担保人，并非承诺人。该《承诺书》无论从主体、内容还是实际情况看，均没有变更案涉《协议书》中福铭达公司扣车的权利内容。由于于某未偿还贷款，福铭达公司才派人到工地现场扣车，华瑞公司才因此与福铭达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以保证福铭达公司按月收到还款以换取福铭达公司不扣车。若华瑞公司向于某多支付了137万元的款项，其不可能还签订案涉《协议书》代于某车队偿还贷款，即使华瑞公司实际向于某超付款项，亦属于华瑞公司未履行《协议书》项下义务，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且华瑞公司主张向于某超付款项的证据是交口县人民法院（2014）交民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但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已将该事实审查清楚，该案中高华公司并未委托陈某乙参加诉讼，高华公司对该案并不知情，华瑞公司主张应扣除向于某超付部分的款项缺乏依据。五、福铭达公司最初主张的违约金标准是按《协议书》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计算，但上一起案件生效判决认为违约金过高并调整为按月利率9.252‰上浮50%计算。虽然福铭达公司的损失高于日万分之五，但生效判决已经确定了违约金标准，福铭达公司只能按照生效判决确定的标准主张违约金。综上，福铭达公司并非作为《个人担保借款合同》项下保证人的身份行使追偿权，上一起案件经一、二审并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已经对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协议书》应否履行、华瑞公司的付款数额、违约金、车辆的使用情况及华瑞公司是否有权阻拦扣车等问题均予认定，华瑞公司败诉后再以各种理由无理缠诉，已将福铭达公司拖的筋疲力尽，恳求华瑞公司撤回上诉，尽早偿还福铭达公司的欠款，以挽救企业。
本院二审期间，华瑞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14）萨刑初字第426号刑事判决书、大庆中院（2015）庆刑一终字第28号刑事裁定书、大庆中院（2015）庆刑申字第56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意在证明：于某及其他贷款人曾向萨尔图农村信用社偿还部分贷款；案涉33台车辆大部分为旧车、拼装车甚至为报废车；于某就其刑事案件的申诉已被驳回，该刑事判决已经生效。
福铭达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华瑞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刑事判决中的证人证言陈述于某购买了82台车，判决认定贷款诈骗罪所涉车辆仅6台，可见其他76台车并未涉及贷款诈骗罪。而华瑞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贷款诈骗罪所涉6台车辆是案涉33台车辆中的6台，亦未证明于某偿还的贷款亦是针对案涉33台车偿还的银行贷款。即使存在5.2万元的还款，也是华瑞公司第一期还款后福铭达公司替贷款人偿还的贷款。
本院认证意见为：华瑞公司所举示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福铭达公司与八工区项目部于2012年12月30日签订案涉《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限为二年，即自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福铭达公司曾于2013年依据案涉《协议书》等相关证据向大庆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华瑞公司支付已到期租金297万元、未到期租金11,286,000元，合计14,256,000元，以及违约金等。大庆中院于2014年6月11日就案涉《协议书》项下2013年1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欠款作出（2013）庆商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认定：“陈某丙以八工区项目部的名义与福铭达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是代理华瑞公司而为的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华瑞公司承担……。华瑞公司从2013年2月起至今未给付租赁费，故其应当支付2013年2月至判决时(2014年5月）的租赁费共计9,504,000元（18,000元×33台车×16个月=9,504,000元）。对于未到期费用，因合同尚未到期，尚不能确定履行情况，因此，对于未到期租赁费，不予支持。根据诉争合同约定逾期按日万分之五给付违约金，该违约金标准应当认定为过高……，故依法对违约金调整以每月逾期还款的数额为基数，按照福铭达公司提交的贷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罚息计算。截止2014年5月31日，该笔违约金总额为989,223.84元（计算公式：当月逾期还款数额×9.252‰×1.5）。”判决：一、华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给付福铭达公司租赁费9,504,000元，违约金989,223.84元；二、驳回福铭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后，华瑞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黑高商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后，华瑞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258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并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2015）民提字第160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14）黑高商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
二审同时查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60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华瑞公司是否为诉争合同主体的问题。第一，从诉争合同文本来看，合同的甲方一栏载明为大庆市福铭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合同的乙方一栏载明为山西华瑞煤业集团第八工区项目部，整个合同的文本当中未出现高华公司。不过，合同的签章乙方一栏所盖印章为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如何认定该印章所代表的民事主体，结合诉争合同的签订背景，于某、李某在诉争合同之前，分别于2012年10月9日、22日，与名为华瑞煤业集团第八工区项目部的甲方签订了《山西华瑞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露天煤矿施工合同》，该两份合同就涉案车辆的施工营运与月还款作出约定，两份合同所盖印章亦为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第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而于某、李某提供给八工区项目部进行运营施工的涉案车辆是由福铭达公司提供担保贷款购买所得。正是为了确保购车贷款债务的清偿，福铭达公司才与标注为山西华瑞煤业集团第八工区项目部的乙方签订了以代扣、垫付涉案车辆月还款为主要权利义务内容的诉争合同。因此，于某、李某与华瑞煤业集团第八工区项目部签订的两份《山西华瑞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露天煤矿施工合同》，福铭达公司与山西华瑞煤业集团第八工区项目部签订的诉争合同，该三份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同一民事主体，从合同文本来看，即为华瑞公司。第二，从涉案工程现场环境的外观看，根据福铭达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现场照片等证据，第八工区内张贴的《通告》落款为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张贴的告示《现场管理人员安全》落款为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在《华瑞八工区通讯录》上，陈某乙为第八工区项目部总指挥，陈某丙为第八工区生产部长，结合陈某丙代表八工区项目部在诉争合同上签字这一事实，福铭达公司认知与其签订诉争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为华瑞公司，符合情理。在一审诉讼程序中，陈某乙、陈某丙虽出具证言，证明陈某丙是代表高华公司与福铭达公司签订诉争合同，但是，华瑞公司提交的证据只有一份高华公司出具给陈某乙的授权委托书和介绍信，并且，在再审程序中，高华公司还明确指出上述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的印章与公司印章不一致、介绍信与公司存根不一致等情况，因此，陈某乙、陈某丙关于陈某丙代表高华公司与福铭达公司签订诉争合同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关于华瑞公司主张其与高华公司就涉案工程存在承包法律关系一节。首先，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华瑞公司与高华公司就涉案工程存在承包法律关系。华瑞公司主张，在山西省交口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以高华公司为原告、于某为被告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诉讼即（2014）交民初字第306号案件中，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认定高华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2014）交民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华瑞公司与高华公司就涉案工程存在承包法律关系这一事实，在本案诉讼中并非绝对的免证事实。高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再审程序中到庭参加询问，明确表示对该另案诉讼不知情，亦未授权任何人提起该诉讼，同时指出高华公司未参与涉案工程，亦未授权陈某乙、陈某丙以高华公司名义与华瑞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涉案的授权委托书、介绍信以及两份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其上印章均与高华公司的印章不一致。陈某乙在再审程序中到庭参加询问，称挂靠高华公司与华瑞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但其关于介绍信等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此外，诉争合同签订于2012年12月30日，而华瑞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14日，在二审诉讼中华瑞公司才补充提交签约日期为2012年3月9日的《土石方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并且，该合同的开工日期、完工日期、工程量等条款内容均为空白，故其真实性存疑。其次，即使华瑞公司与高华公司就涉案工程存在承包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也仅仅是华瑞公司与高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诉争合同上的印章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并不能将这一内部承包关系外化展现给诉争合同的相对方福铭达公司。根据诉争合同的文本，以及八工区施工现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外观，应当认定诉争合同是福铭达公司与华瑞公司所签订。综上，应当认定华瑞公司为诉争合同的合同主体。关于华瑞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华瑞公司申请再审称，其基于诉争合同所承担的代扣代缴义务，依赖于于某等人对《山西华瑞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露天煤矿施工合同》的履行。对此，诉争合同是一个无名合同，根据诉争合同的签订背景以及合同条款的具体约定，福铭达公司基于诉争合同所承担的主要义务是，提供贷款购买的车辆供华瑞公司用于八工区项目的施工运输；华瑞公司基于诉争合同所承担的主要义务是，按月给付车辆的月还款给福铭达公司，这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于某等人的运输施工费不低于车辆的月还款时，华瑞公司应当从运输施工费中代扣出车辆的月还款直接给付福铭达公司；二是于某等人的运输施工费低于车辆的月还款时，华瑞公司应当在代扣运输施工费后垫付补足车辆的月还款。因此，诉争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标的焦点是福铭达公司提供给华瑞公司的33台施工运输车辆，只要该33台车辆在八工区项目部的控制之下，华瑞公司就应当履行诉争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为了确保这一合同目的实现，诉争合同还进一步约定，对于不能按时还款车辆，甲方（福铭达公司）可随时进入施工现场扣车。乙方必须配合，并保证车辆安全驶出矿区。根据一、二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诉争合同签订于2012年12月30日，自2013年2月起华瑞公司未再向福铭达公司给付涉案车辆的月还款，福铭达公司于2013年5月赴八工区欲取回涉案车辆，遭八工区项目部阻止，此后，涉案车辆一直在华瑞公司的控制下在八工区投入运输施工。综上，华瑞公司基于诉争合同应当向福铭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二审还查明：华瑞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认可案涉33台“北奔牌”重型卸车至今仍在八工区项目部工地存放。
二审另查明：华瑞公司曾在大庆中院（2013）庆商初字第64号案件中就诉争合同所涉纠纷中提出管辖权异议，大庆中院作出（2013）庆立商初字第3号民事裁定，驳回华瑞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华瑞公司不服，就管辖权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3）黑立民终字第4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福铭达公司与八工区项目部于2012年12月30日签订案涉《协议书》所约定的履行期间为二年，即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八工区项目部按月向福铭达公司支付案涉33台车辆的月还款数额。该诉争合同项下2013年1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业经生效判决先行裁判。因该案在大庆中院于2014年6月作出一审判决前，该诉争合同项下剩余期间即自2014年6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合同履行情况尚未确定，故该案对诉争合项下剩余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未作处理。为此，福铭达公司在案涉诉争合同期限届满后于2015年1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华瑞公司给付诉争合同项下剩余期间即7个月的还款数额合计4,158,000元及违约金，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华瑞公司应否向福铭达公司继续履行诉争合同项下剩余期间的付款义务。本案中，因案涉纠纷属于案涉诉争合同项下剩余期间的合同内容，所涉权利义务关系系基于同一份合同即案涉诉争合同而产生，而案涉诉争合同的性质、效力，华瑞公司是否为诉争合同主体及应否向福铭达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和承担违约责任等业经另案生效判决确认，并判令华瑞公司向福铭达公司履行合同实际发生期间的付款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且该案业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维持。而华瑞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所举示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另案生效判决所确认的相关事实，故本案仍应依据另案生效判决对诉争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华瑞公司作为案涉诉争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人，其在合同履行期间内即自2014年6月至2014年12月止，仍继续占用并控制案涉33台施工运输车辆，其应当按诉争合同约定向福铭达公司给付该期间的还款数额合计4,158,000元（月还款数额59.40万元×7个月=4,158,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故一审判决判令华瑞公司向福铭达公司给付诉争合同项下剩余欠款4,158,000元，并以当月逾期还款的数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9.252‰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6月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华瑞公司主张于某与高华公司签订的《露天煤矿施工合同》已于2014年10月30日解除，案涉诉争合同已经失去了履行的前提条件，福铭达公司主张此后的代扣运费没有事实依据，但该《露天煤矿施工合同》与案涉诉争合同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最高人民法院在该再审判决中已经论述“（2014）交民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华瑞公司与高华公司就涉案工程存在承包法律关系这一事实，在本案诉讼中并非绝对的免证事实。”并确认“诉争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标的焦点是福铭达公司提供给华瑞公司的33台施工运输车辆，只要该33台车辆在八工区项目部的控制之下，华瑞公司就应当履行诉争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因此，华瑞公司上诉主张其并非诉争合同项下合同主体和履行主体、案涉诉争合同已失去了履行的前提条件，其不应承担剩余期间的还款责任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福铭达公司在本案诉讼中系依据案涉诉争合同向华瑞公司主张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并非依据案涉《个人担保借款合同》项下保证人身份主张追偿权，于某等人是否向萨尔图农村信用社偿还借款，与案涉诉争合同不具有关联性；华瑞公司在诉争合同长达二年的履行期间内并未对案涉33台施工运输车辆系报废车、二手车抑或拼装车提出过异议，其在诉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即本案诉讼中主张该33台车辆不具有使用价值抑或应当折算价值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对华瑞公司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因福铭达公司就案涉诉争合同另案提起诉讼时，华瑞公司曾针对案涉诉争合同所涉纠纷提出过管辖权异议，该案已经对管辖权作出处理，驳回华瑞公司对管辖权异议的申请，而本案系基于同一份合同而引发纠纷，华瑞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再次针对案涉诉争合同提出管辖权异议缺乏法律依据。况且，从一审法院就本案送达程序查明的情况看，华瑞公司收到本案诉讼文书后，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申请，故一审法院对华瑞公司就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未予处理并无不当。虽然华瑞公司曾在一审诉讼中申请调取案外人于某的相关刑事案件证据材料，但该证据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未予调取亦无不当。因案外人于某、陈某乙并非案涉诉争合同项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亦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该二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亦无不当。因此，华瑞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对程序问题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华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64元，由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武铁军
审 判 员 黄世斌
审 判 员 王景波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樊 琦
书 记 员 姜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