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6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法定代表人：郭泾亮，主任。
委托代理人：郭泾亮，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恒辉印花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
法定代表人：余兴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潘建世，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素敏，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泾亮律所）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恒辉印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诉讼、�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二初字第2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孙永红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崔拓寰、李苗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林粤锴担任法庭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泾亮律所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四份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均是恒辉公司作为甲方与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于2014年5月12日所签订的，均加盖了恒辉公司的印章，合同约定恒辉公司因与中山创兴隆针织有限公司一案，委托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代理。泾亮律所称，四份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是一样的，一份是双方签约时的原始件，一份是律所存档的备份件，还有两份是复印件（有一份复印件应恒辉公司�要求做了备注）。
其中一份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复印件第九条后面手写备注“（约定代理费为：裁决书支持给付甲方款项金额的一半）”，第十二条后面手写备注“（代理费履行完毕付清）”。恒辉公司抗辩称当初签订合同的时候，不存在上述的手写备注内容，并且该《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后段是没有“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的文字，第九条、第十二条备注内容和第三条后段文字均是泾亮律所擅自添加的。泾亮律所称，该份《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是2015年9月初根据恒辉公司的要求对第九条和第十二条做了注明，但是备注内容与原条款内容表述的意思是一致的。泾亮律所在庭审中向恒辉公司出示了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原始件和备份件的证据原件，原始件和备份件内容�致，但备份件未加盖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印章。泾亮律所称，因是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自己存档的备份件，随时可以加盖自己的印章，所以当初未加盖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印章。
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原始件的合同条款如下：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郭泾亮律师、谢某实习律师为甲方的代理人。二、乙方代理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三、甲方应付乙方代理费：风险代理。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50％收取代理费。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四、支付方式：乙方的开户银行：交行景山路支行，账号：444000919018001155935。五、乙方应认真负责完成代理业务，保护甲方合法权益。六、甲方应真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证据，并对证据的真实性负责。七、甲方逾期未全额交纳前项律师代理费，应按未付款的日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滞纳金。八、乙方收到法庭开庭通知后拒不出庭，除退回已收律师代理费外，还应承担律师费15％的赔偿金。九、委托方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向律师隐瞒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提供法律服务，已收取费用不予退还，甲方未付代理费，根据乙方已完成的工作量，甲方应按约定代理费的50％向乙方支付费用。十、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另行委托第三方代理本合同项下的法律事务的，视同甲方单方面解除合同，乙方有权立即终止代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案标的额2％的违约金。十一、乙方代理活动中的异地差旅费、住宿费、其他部门收取的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十二、本合同有效期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执行完毕止。十三、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提交珠海市人民法院诉讼解�。十四、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原始件中，合同第九条和第十二条后面并无手写备注的内容，合同第三条的完整内容为“甲方应付乙方代理费：风险代理。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50％收取代理费。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除了“甲方应付乙方代理费：”是打印字体，其余均为手写字体。恒辉公司在庭审时称仲裁立案的时候支付了8000元代理费，但恒辉公司未提交支付8000元代理费的支付凭证。
恒辉公司还抗辩称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和郭泾亮律师均没有把《委托代理合同》交给恒辉公司，为此恒辉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代理律师郭泾亮与恒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短信往来的截图，欲以证明恒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次催促泾亮律所将《委托代理合同》原件寄给恒辉公司。泾亮律所也提交了一份代理律师郭泾亮与恒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短信往来的截图，内容与恒辉公司所提交的基本一致，泾亮律所称，因恒辉公司称遗失了《委托代理合同》原件，要求泾亮律所重新邮寄一份《委托代理合同》，所以才有了双方的短信往来。
2015年8月31日，珠海仲裁委作出了珠仲裁字（2014）第113号《裁决书》，裁决中山创兴隆针织有限公司支付恒辉公司加工费人民币435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1年6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付清之日止），该裁决书于2015年9月11日生效。恒辉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其于2015年10月30日收到了珠仲裁字（2014）第113号《裁决书》的执行款人民币557766元。
2015年9月23日，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转让方、甲方）与泾亮律所（受让方、乙方）签订了《合同债权转让确认书�，确认将上述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债权转让给泾亮律所，由泾亮律所负责通知并追索该债权。泾亮律所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两份《合同债权转让确认书》和《债权资料交接清单》，其中一份《合同债权转让确认书》下方手写注明：此件恒辉已收到，同意按原合同即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我方金额的一半支付给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该份《合同债权转让确认书》和《债权资料交接清单》均加盖了恒辉公司的印章。恒辉公司抗辩称该份《合同债权转让确认书》和《债权资料交接清单》上“中山市恒辉印花有限公司”印文并非恒辉公司所加盖的，《合同债权转让确认书》下方的文字也非恒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笔迹。泾亮律所称，以上内容只是证明泾亮律所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而恒辉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其已于2015年10月23日左右�到了债权转让的通知。
原审法院认为，恒辉公司与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应当按照合同原始件的内容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恒辉公司抗辩称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及代理律师郭泾亮均未向其交付过合同原件，但是恒辉公司所举证的短信往来截图无法充分证明该事实，恒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时不取走自己的合同原件也不符合常理，而且泾亮律所在庭审时出示了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原始件的证据原件，恒辉公司也认可上面所加盖的恒辉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因此，原审法院对恒辉公司的该项辩解不予采信。
恒辉公司还抗辩称，当初签约的时候，第三条后段是没有“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理费在裁决时付清。”的文字。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原始件第三条的完整内容为“甲方应付乙方代理费：风险代理。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50％收取代理费。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除了“甲方应付乙方代理费：”是打印字体，其余均为手写字体。原审法院认为，该条款中“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50％收取代理费。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均为手写字体，从字体上看，“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与其他内容的手写字体无明显差异，无法辨认出是否是不同的人所书写及是否是不同时间所书写。而恒辉公司在庭审中称仲裁立案的时候已支付了8000元代理费，如果当初并未约定“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恒辉公�也不可能向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或代理律师郭泾亮支付该8000元。虽然恒辉公司在原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交支付该8000元的凭证，但恒辉公司的说法前后矛盾，原审法院对恒辉公司的该项辩解不予采纳，认定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原始件第三条的完整内容为“甲方应付乙方代理费：风险代理。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50％收取代理费。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条款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印发〈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十三条的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在恒辉公司与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签订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之时，上述强制性规定现行有效。而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应付乙方代理费：风险代理。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50％收取代理费。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该约定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无效。但是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指派的代理律师郭泾亮已经为恒辉公司的委托事宜付出了劳动，珠海仲裁委作出的珠仲裁字（2014）第113号《裁决书》也支持了恒辉公司的申请请求，而且恒辉公司也已经收到了该《裁决书》的执行款。因此，虽然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条款无效，但是恒辉公司也应当支付相应的代理�。根据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审法院酌定恒辉公司应当支付的代理费为恒辉公司已经收到的珠仲裁字（2014）第113号《裁决书》执行款的30％，即人民币557766元×30％=人民币167329.8元。
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已将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的债权转让给泾亮律所，泾亮律所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恒辉公司也确认收到了该债权转让的通知。因此，恒辉公司应当向泾亮律所支付上述代理费人民币167329.8元。
恒辉公司逾期支付代理费还应当向泾亮律所支付滞纳金，泾亮律所要求自珠仲裁字（2014）第113号《裁决书》生效之日（即2015年9月11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滞纳金，而恒辉公司抗辩称应当自恒辉公司收到珠仲裁字（2014）第113号《裁决书》执行款之日（即2015年10月30日）起按照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滞纳金。原审法院认为，�据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甲方逾期未全额交纳前项律师代理费，应按未付款的日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滞纳金。”的约定，滞纳金的标准已经明确约定为日万分之三，而该标准并未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合法有效。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应付乙方代理费：风险代理。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50％收取代理费。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执行完毕止。”第三条约定的“裁决时”并未明确是裁决书生效之时还是裁决书履行完毕之时，而第十二条明确约定了“本合同有效期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执行完毕止。”泾亮律所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广集律代字（2014）第049号《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该复印件的第十二条手写注明“（代理费履行完毕付清）”，且泾亮律所在庭审中称，备注内容与原条款内容表述的意思是一致的。因此，滞纳金的起算时间应当为恒辉公司收到珠仲裁字（2014）第113号《裁决书》执行款之日（即2015年10月30日）。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印发〈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中山市恒辉印花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人民币167329.8元；二、中山市恒辉印花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支付滞纳金（以人民币167329.8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自2015年10月30日起计至实�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740元、保全费人民币2170元，由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负担人民币1066元，由中山市恒辉印花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3844元。
泾亮律所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
（一）一审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约定：“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该约定的“裁决时”并未明确是裁决书生效之时还是裁决书履行完毕之时。上诉人认为，依据双方当时的约定及通常正常的理解，这段文字表义清晰，即“裁决时”就是仲裁裁决书下达之时，并非裁决书执行完毕之时。一审中，上诉人起诉主张自该裁决书生效�即2015年9月10日起计算逾期给付滞纳金已是将起算日推后了。
（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并不是《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并非判断本案代理合同条款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规定，上述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属于管理性部门规章。
（三）涉案合同是由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的服务协议，并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更无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有效合同。
（四）被上诉人在2015年9月要求上诉人将原《委托代理合同》的复印件再给其一份，并在上诉人持有的合同上签章，是对原合同约定内容的重�确认。被上诉人2015年10月在《合同债权转让确认书》上的盖章和签字，也是对原合同约定内容的重新确认。被上诉人在2015年10月与上诉人的短信往来中再次确认了相关问题和相关内容。合同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如果在合同履行期间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调整的，则按调整后的价格执行。
（五）本案中的收费合同项目的标的额达190余万元，由于收费合同约定提供律师服务的案件是承揽合同履行中的拖欠加工费纠纷，而该承揽合同纠纷案的本请求是87万元，反请求是105万元，总标的额达190余万元，其30%达57万余元。本案双方约定的收费是获得支持金额的50%，远远低于收费合同项目标的额的30%，并未超过当时的指导价。双方并未约定按收费合同约定项目标的额的50%收费，而是约定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即实际获支持金额的50%收费�此约定并未超过收费合同项目标的额的30%，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价格（2014）2755号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律师服务（除刑事案件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外），其他均实行市场调节价，律师收费属市场调节范畴。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发改价格（2015）436号文《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放开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资产评估服务、税务师事务所服务、律师服务等4项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律师收费已放开，按契约自由原则双方协商确定。
（七）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10月围绕支付代理费问题的短信往来中，双方再次协商确定按原合同约定即按仲裁裁决支�给付金额的50%支付收取代理费，如2015年10月23日恒辉公司发短信称：“郭律师，麻烦把合同和你计算利息的单快递过来。对方把钱都结算过来后，我要按合约支付费用给你。”这说明，2015年10月双方当事人就本案收费问题又进行协商，协商结果是“按合约支付费用给你”。即按原《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标准给付代理费。《合同法》第63条规定：“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时的价格计价。”本案交付工作成果时是2015年9月。
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还应根据发改价格（2014）2755号和粤发改价格（2015）436号通知进行判决。
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二、判令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代理费人民币273733元；三、判令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自2015年9月11日起，以人民币273733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恒辉公司答辩称，委托代理合同第3条关于代理费的支付时间，被上诉人认为该约定无效或约定不明。第3条后面那一段话，签约时支付8000元的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待裁决时付清，这句话是上诉人自行添加的。在被上诉人盖章后，上诉人把全部合同收回去了。对方提供的原件，前面本来是句号，对方把句号改成了逗号。上诉人擅自添加的内容，对我方没有法律约束力。我方在一审中提出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出于诉讼成本考虑不同意鉴定。上诉人的代理是风险代理。合同第12条约定，合同期限是到执行完毕止，风险代理不单要求判决胜诉，还要求执行到款项，才能将执行款提成给对方。
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原审法院适用发改委和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我方认为是正确的。上述办法是行政部门规章，系依据《价格法》、《律师法》制定，具有法律效力，属于强制性的行政规章。该办法规定律师代理案件实行风险收费的，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是合同的第3条，仲裁裁决支持的金额。上诉人上诉状第5点，要按照合同标的额来计算是错误的。我方认为合同违反了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公共利益，扰乱了律师收费的秩序。即使合同有效，人民法院也有权对合同的收费是否过高作出认定及调整，原审法院正是基于这点做出判决。
上诉人的上诉状第2点，对方认为还应当适用国家发改委（2014）2755号、粤发改价格（2015）436号通知，该观点不成立，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时候，这两个文件还没有颁布。双方签订合同是在2014年5月12日，发改委（2014）2755号文颁布时间是2014年12月17日，粤发改价格（2015）436号通知颁布时间是2015年7月27日，且该通知第6条规定通知自2015年8月15日起施行。故本案纠纷不能适用上述两文件。
综上，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代理费应当按照涉案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30%还是50%的标准来确定。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合同效力问题。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合同效力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认定无效欠妥。
关于确定代理费标准的适用法律的选择问题。
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根据合同生效时的法律，对于合同权利义务会有合理的预期，即能够合理预见依据合同所能获得的利益及需要承担的合同义务。因此，在合同生效之后，如果法律进行了修改，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合同生效时的法律规定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本案而言，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签订�生效的时间是在2014年5月12日，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4）2755号文颁布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7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发改价格（2015）436号通知颁布时间是2015年7月27日，且该通知第6条规定“本通知自2015年8月15日起施行”。故本案纠纷不能适用上述两文件。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及生效的时间是在2014年5月12日，只能依据当时有效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来确定本案代理费的收费标准。
关于代理费收费标准的具体确定问题。
本院应当指出的是，《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是很重要的规范律师收费标准的部门规章。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利用自己通晓法律的优势地位，故意不按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标准约定收费，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超出上述规章的标准收费，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且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确定收费标准时存在违规操作行为。根据被上诉人的要求调低收费标准的请求，本院参照上述办法规定的收费标准，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代理费进行必要的调整。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在恒辉公司与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时，上述规定现行有效。而《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应付乙方代理费：风险代理。按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50％收取代理费。签约时先付8000元办案费用，余下代理费在裁决时付清”，该约定违反了上述“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代理费应当按照涉案仲裁裁决支持给付金额的30%的标准来确定。原审法院酌定恒辉公司应当支付的代理费为恒辉公司已经收到的珠仲裁字（2014）第113号《裁决书》执行款的30％，即人民币557766元×30％=人民币167329.8元，处理结果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公正，泾亮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80元，由广东泾亮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永红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林粤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