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3民终38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宁，男，199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宿迁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冬梅，江苏淮海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培松，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睢宁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坡，男，196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鹏，江苏楚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伟，男，1974年9月27日生，汉族，个体户，住江苏省睢宁县。原审第三人：睢宁县鸿发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睢宁县八一中路13号。法定代表人：李伟，该公司党总支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王宁与被上诉人薛培松、沙坡、孙伟，原审第三人睢宁县鸿发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16)苏0324民初5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王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冬梅、被上诉人薛培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被上诉人沙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鹏、原审第三人鸿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到庭参加询问，被上诉人孙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宁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书明确约定转让的是涉案客运车辆及公交线路经营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车辆所有权。被上诉人自认该车辆自身价值仅为十余万元，而双方协议转让金高达五十万元，显然不是转让车辆的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车辆为动产，应以实际出资人为所有权人”，又认定“第三人鸿发公司为经营许可的权利主体”，按照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花五十万元买的就是车辆所有权，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判决适应法律错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交线路经营权属于社会公共资源，其经营权应当由有权单位依据严格的程序和审查后方可授予，而不能由自然人私下协商转让。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9】94号《关于清理整顿城市出租汽车等公共客运交通的意见》第二条第四项规定：“对私下转让经营权及其他扰乱经营权管理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并收回其经营权”。建设部《关于发布的通知》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经营权的转让应在城市建设（公共事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禁止私下转让”；第十三条规定：“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费的管理与使用：（一）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的收入，由城市建设（公共事业）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和管理”。上述文件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不能私下协议转让公交经营线路。即使转让，转让费也应当由城市建设（公用事业）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和管理。涉案公交线路经营权的主体是第三人鸿发公司，三被上诉人不是公交线路经营权的合法主体，无权转让该车辆的公交线路经营权。双方的买卖协议约定显然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该合同无效。第三人发放相关费用及对被上诉人进行管理、维护等，是属于对该车辆的正常管理，第三人并未认可双方可以处分该车辆的公交线路经营权，更不允许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车辆的公交线路经营权进行高价转让行。而一审判决却以第三人知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协议及王甫栋领取有关油补费用，认定第三人已同意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为由，认定该协议有效，属认定错误。三、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邳州市人民法院（2014）邳商初字第0181号及（2014）邳商初字第0270号民事判决等相关判例，均认可公交线路经营权应属社会公共资源，个人之间无权进行私下转让。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沙坡、薛培松共同答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鸿发公司是睢宁地区经营农村班线的客运公司，车辆行驶证和班线经营均是由鸿发公司向睢宁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办理。为了盘活地方客运运输，鸿发公司采取面向社会吸引投资参与共同经营，投资人在鸿发公司的综合管理下进行经营，投资人参与经营的利益分红。投资人并不固定，期间投资人经常发生变化，但是不影响公司整体经营和客运班线的变化。基于此种经营模式，被上诉人原来也不是涉案客运班线的投资人，也是经过交易支付了相应的转让金才取得涉案车辆的经营资格，并且获得第三人鸿发公司的认可。因为涉案车辆具有经营收益，每年公司都有分红，所以其转让价格要高于一般车辆的交易。这也是车辆转让达到五十万元的原因。上述经营模式并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一审判决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鸿发公司述称：线路经营权为国有资产，车辆可以买卖，线路经营权不能随便买卖。一审判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孙伟未到庭亦未提供答辩意见。王宁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薛培松、沙坡、孙伟返还转让金50万元；2、诉讼费用由薛培松、沙坡、孙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5日，薛培松、沙坡、孙伟作为甲方，与王宁作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所经营睢宁—十里集班线客运车辆及所属经营权有偿转让给乙方。车号为苏Ｃ×××××、苏Ｃ×××××，转让金为50万元人民币。自卖车之日前所有经济纠纷及违章罚款由甲方负担，之后由乙方负责。并约定2014年油补苏Ｃ×××××车油补归乙方所有，2015年全年油补归乙方所有。合同签订后，王宁向薛培松、沙坡、孙伟交付定金2万元，余款48万元于2015年6月8日通过王安良中国农业银行睢宁淮西支行账户（账号：62×××72）转入刘保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睢宁县支行账户（账号：62×××51）。薛培松、沙坡、孙伟在庭审中明确已收到该笔款项。2015年6月5日至2016年8月15日，涉案车辆由王甫栋（系王宁之父）占有使用，并从事睢宁—十里集班线客运经营。2016年8月15日，王甫栋（甲方）将涉案客运车辆苏Ｃ×××××、苏Ｃ×××××转让给仝泽生（乙方），并签订《机动车转让协议书》，成交价格为20万元，并补充约定“自2016年8月15日起，以前的关于车辆的债权债务和甲方无关（包括停车费、油补等等）油补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领取。”另查明，鸿发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与十里集班线股东协商，签订《十里集班线公司化改造约定书》，约定进行公司化改造，确认十里集班线股东为鸿发公司、刘克杰、薛培松、孙伟，并对股东所占股份份额进行确认。庭审中，鸿发公司认可薛培松、沙坡、孙伟为涉案车辆苏Ｃ×××××、苏Ｃ×××××的实际投资人，登记所有权人为鸿发公司，公司固定按月收取一千余元的管理费用，投资人对班线经营自负盈亏，缴纳相关保险、维护、违章罚款等费用。同时，鸿发公司自认知道王宁与薛培松、沙坡、孙伟之间车辆转让的事情，自2015年6月5日，由王甫栋每月向鸿发公司缴纳管理费、参加公司安全例会，并领取相关油补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车辆作为动产，应以实际出资人为所有权人。涉案车辆购置于2013年3月，鸿发公司并没有实际支付对价，而是由薛培松、沙坡、孙伟将车款缴纳至鸿发公司，并实际占有使用车辆。鸿发公司亦明确“上户上牌由公司办理，由股东交费”，并认可薛培松、沙坡、孙伟仍然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投资人，故关于苏Ｃ×××××、苏Ｃ×××××两辆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应当是薛培松、沙坡、孙伟。至于王宁与薛培松、沙坡、孙伟于2015年6月5日签订《协议书》的效力，因合同内容涉及“客运线路经营权”问题的约定，对此性质双方各执一词。该院认为，客运线路经营权本质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许可从事客运经营的一种行政许可，权利主体为经许可的运输公司。该案中，睢宁县相关公交班线经营权人为鸿发公司，薛培松、沙坡、孙伟在经营期间接受鸿发公司管理，按月固定缴纳管理费，并参加公司安全例会。而鸿发公司在知道王宁与薛培松、沙坡、孙伟之间的转让行为后，通知王甫栋参加公司安全例会和领取油补，并接受王甫栋缴纳的管理费，应当认定鸿发公司认可双方之间的转让行为，并接受王宁作为涉案车辆新的投资人。双方签订《协议书》，薛培松、沙坡、孙伟将自己从事道路运输的主体资格转让给王宁，并不涉及相关客运线路经营权权属的改变，客运线路经营权依然属于鸿发公司所有，客运经营权并未流转。双方之间的转让协议其实质上改变了关于涉案车辆的投资主体，经鸿发公司同意，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王宁在协议签订后，在睢宁—十里集线路经营一年有余，后又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案外人仝泽生，现原告起诉要求薛培松、沙坡、孙伟返还转让金，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宁对薛培松、沙坡、孙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王宁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涉案客运线路运行区间为睢宁客运站至睢宁县沙集镇十里集村，属农班线。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本案中，就诉争班线经营形成了两层合同关系，即鸿发公司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就诉争班线的经营权主体，诚如一审判决所言，客运线路经营权本质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许可从事客运经营的一种行政许可，权利主体为经许可的运输公司。本案中，涉案线路经营权的权利主体为鸿发公司，被上诉人出资购买车辆后将车辆登记在鸿发公司名下，定期向鸿发公司缴纳管理费，对外以鸿发公司名义经营该线路。双方就班线经营实质上形成了挂靠关系。即鸿发公司将涉案线路的经营收益权在一段期间内有偿让渡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客运线路的经营人对该线路只享有一定期限内的使用和收益权，而诉争的线路经营权主体并未发生变更。鉴于涉案线路为农班线，并不同于上诉人上诉理由所指的城市公交线路，此种合同关系并不为法律和行政法规所禁止，应为有效。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而言，虽然合同内容为转让“线路经营权”，但被上诉人享有的仅为线路经营收益权，并无所有权，其实质转让的仅是客运线路经营参与人对参与该线路经营主体资格的转让，即线路经营收益的权利，并不涉及该条客运线路经营权权属的变化。此种转让并非上诉人援引的法律规范所规制的情形，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得到车辆登记车主及线路经营权人鸿发公司许可的情况下，该转让协议亦应为有效。故，上诉人以涉案协议违法转让客运线路经营权属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王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王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 宏审 判 员  冯昭玖代理审判员  张 涛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