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092民初935号
原告：陈利（公民身份号码3207221982********），男，198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浩，山东博实律师事务所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圣芬，湖北浩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栋江（公民身份号码2105021963********），男，1963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祝，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静，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利与被告于栋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浩，被告于栋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祝、张晓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9月3日签订的《散伙协议书》。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10日，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对双方的投资、责任、义务等进行约定。2016年9月3日，被告的侄女婿孙志军起草散伙协议书，诱骗原告，并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该散伙协议书。在签订该协议前，孙志军就自行书写一份预算清单，并陈述与张某（技术员兼预算）、刘明岗（工长）、曲某（工长）一起预算过，至少盈利90万，后经了解，上述三人根本就没有参与预算。此外，涉案的工程没有完工，2016年1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至9月1日散伙，中间陆续施工了部分工程，但是截止到9月1日，还剩余地面硬化、砌围墙、内外墙抹灰、屋面挂瓦、喷浆挂瓦、搭架子等大量的工程没有完工，双方根本没有进行清算。由于该工程出现一系列问题，一直停工至今，日钢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东海华庆工程有限公司及实际施工人等，都因为违约纠纷等问题，已经起诉到法院。现在陈利大量的材料（木方、木板）、设备（搅拌机、小型机锯、吊塔、架子管等）等都闲置在工地，高额的租赁费，导致巨额的亏损。原告认为，双方在签订散伙协议书时，未按照《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合理、合法的处理和清算，原告在没有落实上述三人的情况下就签订散伙协议书，协议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
被告于栋江辩称，原、被告于2016年9月3日签订的散伙协议书真实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可撤销的情形，且原告就该散伙协议书已经开始履行，向被告支付了该协议书中约定的部分款项，故依法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3日，发包方上海东海华庆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庆公司）与施工方德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田公司）签订了扩大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德田公司承�华庆公司日钢绿城理想之城二期24、25、27、28、29、32号楼土建装饰工程，原告借用德田公司的资质承建上述工程。
2016年1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双方长期合作经营建筑工程、劳务承包等，原告现有工程所需用周转材料（木方、木板等）、设备约合人民币80万元，作为投资。被告于栋江投资给原告陈利人民币80万元，双方各占50%股份，双方在施工过程中，如需投资按50%股份出资，利润分配各占50%。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有安全、质量、生产事故赔偿，双方各承担50%责任。双方经营亏损，赔偿各占50%。如有一方未经协商同意，无条件提出解除合作协议，可按投资四倍赔偿另一方。协议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字捺印，2016年1月1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投资款80万元，原告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合伙期间，承接了华庆公司日钢绿城理想之城二期劳务工程并进行部分施工。
2016年9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散伙协议书，在场人有孙志军（被告的侄女婿）、原告、周彩凤、于良兴（被告的侄子）。协议约定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所涉及的日钢绿城理想之城二期劳务工程已接近尾声，因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合伙下去，经双方清算，原告应返还被告人民币150万元。经双方协商，达成散伙协议如下：1、自双方签订该协议时散伙；2、原告于华庆公司每次拨款（原告所承建的日照市日钢绿城理想之城二期劳务）给原告的当日付给被告拨款额度的40%，如原告违约，应向被告承担违约金数额为原告应付给被告每次款项的30%，该150万元于2017年1月由原告全部付给被告，如到期不付，原告应付给被告违约金为欠款总数的30%；3、不管华庆公司威海分公司顶房、顶车或者其他物资顶劳务费，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给付被告，原告还款必须是现金支付被告；4、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出现任何问题由原告全部承担，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不得私自做假账，不得有隐藏欺诈行为，原告如有上述行为给被告造成的损失由原告承担；5、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开始生效，如双方发生纠纷，由威海市经区人民法院诉讼。甲方（代签）：孙志军乙方：陈利。该协议后方手写标注：“于栋江委托孙志军日照散伙协议，如有问题反悔，孙志军承担所有责任，2016年1月份合作协议作废，两个欠条一张拾万元，一张捌万元，在于栋江手中作废，执行新签署散伙协议。”
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部分款项，2017年2月7日，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称原告已经支付了77万元，要求原告及其妻周彩凤支付剩余的73万元。2017年5月9日，原告提起本案撤销合伙协议诉讼，前一案中止审理。
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原告称2016年8月双方无法继续合作，有了散伙意向，并于9月3日签订散伙协议，为证实该协议显失公平，涉及的支出费用明显少于实际支出数额，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1、《扩大劳务分包合同》，证明2015年10月13日，陈利代表德田公司与发包方华庆公司签订《扩大劳务分包合同》，华庆公司将日钢绿城理想之城二期24#、25#、27#、28#、29#、32#楼除防水、保温、水电暖安装、消防、栏杆扶手、门窗安装、外墙干挂以外的全部施工发包给德田公司。
2、2016年1月10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原告称其投资的设备价值实际为160万，而非协议约定的80万，且双方在经营过程中，责任、义务、亏损等各50%。
3、2016年9月3日双方签订的《散伙协议书》�原告称该协议是被告侄女婿孙志军自己起草，并采取偷偷录音的方式，欺骗原告，完全排除被告的任何法律责任和风险。2016年1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至散伙期间，陆续干了部分工程，截止到9月1日，还剩余地面硬化、砌围墙、内外墙抹灰、屋面挂瓦、喷浆挂瓦、搭架子等大量的工程没有完工。关于工程双方根本没有经过清算，由于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一直停工至今，日钢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华庆公司及实际施工人等，都因为违约纠纷等问题，已经诉到法院。现在原告大量的材料、设备等都闲置在工地，产生高额的租赁费，导致巨额的亏损。双方在签订《散伙协议书》时，根本没有按照《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方法、顺序，对处理合伙财产一系列的问题进行合理、合法的处理和清算，故显失公平。
4、孙志军单方制作的预算表一份，�载：“李全果27892、1018075.16；老邴：494190元、何宜军：152497元……不含沏大块63万、抹墙80万、租赁费50万（黑体标注约70万）、地面沏围墙30万（黑体标注约70万）、屋面50万（黑体标注60万）、技术员加管理员40万（黑体标注约100万）、零售工20万、二次结构18万，黑体标右侧注钢筋11万、零工25万。”原告认为：一、2016年9月3日签订散伙协议书之前，孙志军单方制作预算表，列明双方合作期间将产生的费用为6978074元。二、铅笔为孙志军书写，黑色笔迹为陈利所写，为孙志军没有预算和少预算的，后期经过陈利大致预算证实孙志军至少少计算了150万元，其中包括材料款一项就100多万。三、孙志军称与张某(技术员兼预算)、刘明岗（工长）、曲某（工长）一起预算过，至少盈利90万，后经过了解，上述三人根本就没有参与预算。四、孙志军系于栋江的侄女婿，工地一直由�志军负责会计、出纳、日常生活用品采购、工地建筑材料采购，由于二人系亲属，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制表时不可能做出公正合理的预算。
5、2017年2月21日原告之妻周彩凤与孙志军的微信记录，周彩凤陈述：“孙志军，分家时你说老曲、宝昌和你一起算的，能有90多万的利润，这是你算的清单，陈利非常信任你，连算都没算，就签了字；这是人工费和租赁费实际花费的，后面都有电话，你可以核实”，并向孙志军发出计算表格。孙志军回复：“这些也不是我一个人算的，老曲、宝昌、刘明岗在一起算的，再说了，我让没让你们好好算算”。原告以此证明孙志军称张某(技术员兼预算)、刘明岗（工长）、曲某（工长）一起预算过，实际三人根本就没有参与预算。
6、散伙前孙志军经手及确认的账单明细统计表一份，包括物资材料费、伙食费、�卡车费、塔吊安装检测费等，共计1982739元。原告称在2015年10月份至2016年8月由孙志军经手确认的账单共1982739元，在证据4预算表没有列出，与证据4加在一起就是总共预算8960813元，而实际工程款预算是双方默认华庆公司将支付的款项900万元，包括利润和成本。900万元减去6978074元及1982739元，利润是39187元，而非117万，现华庆公司已经支付大约730余万元，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还差100多万。对于该组证据，原告称签订散伙协议两、三个月后发现账目不对又整理的，都是散伙之前的支出。
7、2016年9月2日孙志军出具的收据，记载原告付被告现金25万元及承兑25万元，2016年6月29日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的账户明细查询，记载向被告转账20万元，原告以此证实向被告付款是在散伙协议签订之前。另外，原告认可散伙协议之后依据华庆公司拨款记录还向被�支付了一部分款项。
8、日钢绿城理想之城二期建筑施工图纸一份，证明24号楼面积1587.75平方米，25号楼面积2345.58平方米，27号楼面积2345.58平方米，28号楼面积1979平方米，29号楼面积2349.28平方米，32号楼面积3899.54平方米，单价均为620元每平方，合计8994172.6元。
9、散伙前孙志军经手的账单若干，原告称是2015年10月-12月、2016年1月-8月孙志军经手的在证据4预算单中没有列明的账单，费用共计1982739元，上述的单据中除塔吊员彭淑锋的工资以及2016年8月孙志军没有签字外，其余的单据全部由孙志军签字，且上述所有单据都是由孙志军整理的。之所以签订散伙协议时未将该证据纳入，是因为孙志军在工地上是会计兼采购，原告非常相信他，当时没算，孙志军说挣了117万，原告才同意散伙，同意给他35万的利润，另加被告115万的投资款，共150万元。如果清算亏款的话，就不能支付利润，现在工程项目都在停工状态，亏损款项不清楚，所以不同意给付款。
10、散伙前后的工资表以及员工的考勤表，记载散伙前工资数额为569813.5元，散伙后工资数额为273895元，但无被告或孙志军签字。原告称该证据是何宜春和张某以及周彩凤共同制作，孙志军也审核过，复印件孙志军也有一份，从中可以看出仅工资费用一项就远远超出证据4孙志军预算表中的管理费和零工60万元。
11、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5录音整理的全部资料。该录音中孙志军陈述的很清楚，“挣得也是117万，45万保证金，这不是剩70万吗”“我算的是多达（原告称是多算的意思）挣得117万”。根据原告整理的全部的录音中第四页其中孙志军说“咱说实在的，你回去你自己好好算一算，不是我那啥，我那单搁办公室，那单全在办公室，明天……”这句�的意思是孙志军已经对工程做出相应的预算，而且所有的相关的单据都是由孙志军保管。
12、曲某的证人证言。曲某称之前给原告打工，后来二人合伙，就给两人打工，在工地管理现场施工，主要听老板陈利的安排。证人称合伙期间接手了日照日钢绿城二期工程，2016年9月左右原、被告散伙，当时证人没有参加散伙清算，款项如何分配不清楚。刘明岗是2016年8月8日离开工地，孙志军在工地上负责采购材料，兼任会计、出纳，还负责平常生活的相关开销及开车，证人经常与孙志军在一起沟通，因为在一起办公，对于购买材料等经常联系，证人告诉孙志军每天都需要采购什么材料。工程自2017年1月8日工程开始停工，现在也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肯定是赔钱，但不知道赔了多少钱，也计算不出来，对现场的地面、围墙、钢筋工程曾和张某、技术员在一起讨论过施�问题。
13、张某的证人证言。证人称原、被告在日照干工程时证人给二人打工，负责施工放线，工程量也是证人计算的，平时听工长安排工作。证人证实原告提供的预算表中有部分已完成的工程量是证人计算的，在办公室的电脑里都有记录，但没有与原、被告确认。散伙的事证人当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的，也没有找证人要过数据，但电脑里有记录，原、被告都可以要。刘明岗是8月8日离开工地，预算单证人没有见过，未完成的工程没做过预算。孙志军当时在工地任材料员，负责购买及账目管理，2017年1月8日放假后工地就停工。依证人的经验，原、被告合作的项目应该是赔钱。被告询问证人预算单上哪些数据是证人直接算出时，证人称钢筋和木某是证人根据图纸计算的，误差不是太大，数字记不清楚了，只是有工程量，日照工程的技术和预算是证人负责，有些工程量也是证人计算的，所有各项包工的量和价格是证人提供和计算的，价格是依据合同确定的。
被告质证后，对证据1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合作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在公平、公正、自愿、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签订的，且对于原告周转材料、设备的估价是由原告自行做出，原告的周转材料作价80万元为投资款是其自行陈述，现又否认没有依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协议第二页孙志军书写的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在与孙志军签订散伙协议时对于原被告就涉案项目进行了清算，在合作项目中所出现的协议欠条等合作内容均在签订该协议时做出了明确约定，且强调要按照新签订的该散伙协议来履行，足以说明原告在签订该协议时对于双方的合作以及散伙协议的内容是清楚并明确了解的，不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情况。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铅笔内容是孙志军书写，内容是在签订散伙协议前，对于已完工的项目与张某、曲某、刘明岗等人共同估算的，此三人均是该项目中原告的工作人员，孙志军与原告就该预算内容进行了预算及核算，之后原告又与孙志军签订了散伙协议。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在被告起诉原告主张剩余款项一案立案之后形成，在立案时本案被告申请保全了原告的相关财产，原告得知后不想支付散伙协议剩余的费用，想要跟被告协商，所以向孙志军发出了相关微信，孙志军向微信的发出人明确答复，账单是经过原被告相关人员共同结算的，而原告手中也留存了当时结算的相关单据，并在微信中发给孙志军，说明原告与孙志军对于结算的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对证据6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原告单方制作。对证据7银行的查询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收条及查询明细中款项用途需落实。对证据8图纸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原告用施工图纸来证明工程总造价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施工图纸变更的情况，原告应当将其与甲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或者由甲方确认的施工面积向法庭提供才能完成举证责任。对证据9中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三相吻合的部分没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可以看出在散伙前被告所结算的管理费和零工与原告所结算的工资数额是差不多的，散伙之后的工资支出与被告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部分费用相互对应，包含在原告所列明证据4中，除了原告提供的证据6记载的1－3项物资材料费、伙食费、皮卡车费，该3项费用不包含在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但包含在被告的证据3中，除该3项费用外的�他费用包含在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证据4列明的费用为工地各个工种的可能产生的费用，签订合伙协议时，不但考虑了原告提交的证据4，也考虑了被告提交的证据3，即所有已经发生的费用，而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包括已经产生的费用和将来可能会发生的费用，证据10孙志军所说的“多达”挣得117万，多达的意思是“多打”，该句话的意思是预算时多打算费用，还能产生100余万的费用。对证据12、13的证人证言，原告认为上述两证人均系原、被告合伙期间的工人，与原、被告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证人均证实没有与孙志军做过任何预算，即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4是其孙志军方制作，同时也证明孙志军在涉案工地所从事的工作是兼采购、出纳、会计于一身，证人证言真实可信。被告质证后认为，两位证人均是原告的工作人员，在合伙期间也是在为原告工作，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独立证据单独采信。对于证人曲某证言，结合被告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明确曲某在录音证据中认可孙志军与其共同出具了原告所提交的证据4预算单，而在庭审中又予以否认，与事实不符，应当采信被告所提交的录音。对于证人张某的证言，其在作证中也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4预算单的数据，且由张某负责统计并出具，可以说明预算单是孙志军根据原告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而做出，不存在原告所陈述的数据不真实等情况。
被告于栋江称为反驳原告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合伙协议，证明原、被告双方长期合伙经营建筑工程劳务承包达成了合伙协议，约定由被告投资给原告80万元，作为合伙投资款，双方各占50%股份，合作过程中的投资按50%进行出资，利润分配各占50%。
2、原告给被告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2016年1月11日，原告收到了被告合伙投资款80万元。
3、收据一宗，记载原告妻子周彩凤在收据的开票人一栏中签字，证明周彩凤在双方合作项目中担任了会计的职务，原告对合伙情况是知情的。
4、散伙协议书，证明2016年9月7日原被告就双方间的合伙关系进行了结算，签订了散伙协议，约定由原告返还被告投资及利润款共计150万元，于2017年1月全部付清，并约定了违约责任，逾期付款原告应支付欠款总额的30%作为违约金。该协议有原、被告双方及孙志军的签字。
5、录音光盘，为陈利与孙志军之间的通话以及孙志军与证人曲某之间的通话。陈利与孙志军之间的录音证明2016年9月7日被告委托孙志军与原告协商散伙事宜，当时在场的人员有孙志军、原告及周彩凤，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就散伙协议中原告返还给被告的150万元是如何计算的进行了明确说明，该证据还证明该散伙协议的签订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显失公平等情况，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况。孙志军与曲某之间的通话显示，曲某未否认和张某、刘明岗等人算过账，但表示就是个大约数，证人也说了不算。
6、2016年9月3日、9月5日至2016年12月15日期间陈利、何宜春、东海华庆向于栋江及孙志军七次付款的系列凭证，以证实签订散伙协议之后原告仍然向被告支付款项，共计770200元。
原告质证后对证据1、2、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称周彩凤虽然在该单据中签字，但并不代表就是会计。对证据5的与孙志军的通话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录音可证实孙志军经与原告商谈，退出合伙，盈利预算大概90-100万元之间，孙志军在�利润时欺骗了陈利，孙志军陈述与张某、曲某等人一起预算过，陈利当时提出质疑，但没有进行落实的情况下就在散伙协议中签字，显示公平，存在重大误解。对孙志军与证人曲某的录音，被告认为不具有合法性，录音中孙志军一再声称和强调原告提交的预算单，并要求证人给予认可，但证人称没有见过该预算单，因此不可能与孙志军一起预算，那么录音中所陈述的内容与基本事实不相符，不应采信。证人曲某对录音质证后认为，录音中证人陈述属实，是有一天早晨孙志军打电话找证人沟通的，证人再次陈述只是大约知道原、被告散伙的事，没有见过预算单。对证据6，原告记载的七笔付款数额没有异议，但认为总付款数额除此之外还有20万元，共计应为970200元，另外，9月5日付款25万元实际对应的是孙志军2016年9月2日收据的部分款项，故该笔付款时间在签订散伙协�之前。
以上事实，有书证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6年1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签订的散伙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事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
针对双方签订的散伙协议，首先，从双方合伙期间的业务经营情况看，原告作为合伙代表与德田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原告之妻与被告亲属孙志军均参与了合伙事务的处理，由此可见，原告对合伙期间发生的业务情况是了解的，其在合伙事务的处理中并不存在劣势或无经验的情况，并非其陈述的由孙志军一人经手，原告并不知情。
第二，签订散伙协议时原告及被告代理人孙志军及其他相关人员均在场，协议签订之前，原告与孙志军对合伙期间的账目进行了大体估算，由孙志军执笔对各项费用予以列明，该预算表已经交付原告，并由原告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由此可见，对该散伙协议内容原告是知情的，在原告提供的其妻与孙志军的微信通话及孙志军与陈利的录音中，孙志军也明确陈述了这一情况，不存在仅以某一方意思表示作为计算依据的情形。两名证人虽然庭审中表示对散伙清算不知情，但并未否认相关人员对合伙账目均有了解的情况，况且张某承认预算表中已经完成的工作量是由证人计算的，证人曲某在与孙志军的录音中并未否�参与清算一事，故其庭审陈述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可看出涉及合伙的业务并非仅由孙志军一人进行处理。
第三，原告主张撤销合伙协议的主要依据为涉案工程可能获得的工程款900万元及其主张的未列入清算明细的孙志军经手的支出账单。但工程款900万元只是依据原告提供的合同单价及图纸面积计算得出，而涉案工程并未完工，案外人华庆公司及德田公司对此亦未予以确认，仅依据合同及图纸得出的工程款没有依据。况且，证据4预算单只是记载各项目大体费用，但原告提供的孙志军经手的1982739元的证据是具体明细，是否必然排除在原告所称的预算单总价6978074元范围之外，从证据形式上无法认定。此外，原告提供的工资表及出勤表无相关人员签字，被告不予认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原告陈述部分工资是散伙后产生，与被告无关。原告提供的孙�军经手的大量支出账单形成时间在散伙之前数月，而其提交的证据4预算单形成时间在后，即签订散伙协议之际，应为双方对散伙之时各项费用的处理，由于此时涉案工程尚未完工，双方对已发生和未发生的费用进行大体估算，以确定散伙时的款项分配，即使与之前账目记载存在出入，也系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确认。另外，现原告认为合作协议记载的其投资的设备等价值并非所记载的80万元，并无证据证实，被告又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针对散伙协议，原告已部分履行，在双方有散伙意向后原告仍向被告付款，至被告起诉原告要求支付剩余款项之前，原告并未提出异议，更进一步证实双方对散伙协议是认可的。
第四，从散伙协议末尾标注内容看，双方约定将于栋江手中的两张欠条作废，最终执行散伙协议，由此可见，散伙协议签订时一并对双方之前的往来账目进行处理，系双方仔细斟酌考虑的结果，并非原告陈述的对账目未进行核实。
综上所述，原、被告签订的散伙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可撤销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履行。原告的起诉，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许 良 芳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 云 飞
书 记 员 李小禾-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