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甘12民终72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某，196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不识字，住成县城关镇滨河佳园*单元**楼*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住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1，住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2，住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3，住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4，住徽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5，住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6，住乌鲁木齐市。以上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某，甘肃鑫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甘肃鑫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武某7，住天水市。原审被告：武某8，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原审被告：王某，住成县。原审被告：宋某，住成县。原审第三人：陈某，住成县。原审第三人：马某，住成县。上诉人南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及原审被告武某7、武某8、王某、宋某，原审第三人陈某、马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成县人民法院（2016）甘1221民初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某等七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李某与武义国间不具有事实婚姻关系。村民委员会系基层群众自治机构，并不具备相应的用来了解公民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的途径及相应的公民信息查询系统，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夫妻关系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的证据。依据《婚姻法》第八条”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的规定，对符合结婚条件，举行了结婚仪式或已经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应尽早补办登记，以使婚姻合法化。本案中，武义国与南某已共同生活三十余年，期间从未与李某共同生活。结合前述法律规定，在能够补办的情况下，双方并没有采取补办登记结婚手续及未共同生活的客观事实说明，双方对是否缔结婚姻关系存在不一致的想法，也以未共同生活的行为表明双方已没有了结婚登记的共同意愿，那么依据《婚姻法》第五条的规定，在至少一方不自愿的情况下，双方不具备缔结婚姻关系实质、法定要件，故双方的关系不属于事实婚姻关系。如此，李某因与武义国不具有事实婚姻关系的事实和法律基础，其也不具有继承武义国遗产的法定权利，不具有原告的身份。2.武某1等六原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武义国为父子或父女关系，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武某1等人诉称其为被继承人武义国的子女，但这仅为其一方的说法且六人的出生日期间隔长达11年。依照《证据规则》第八条的规定对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必须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即便其不否认，也不能当然的认定这种身份关系，还需其他客观证据证明。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直接确认武某1等六原审原告及武某7等四原审被告为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的股东身份，错误干涉了《公司法》中”公司自治原则”。绿地公司作为具有人合性质的法人团体，股东资格的取得必须得到其他股东作为一个整体即公司的承认或认可。本案中，绿地公司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在继承发生时，继承人可以自动成为公司股东的前提下，武某1等六原审原告及武某7等四原审被告继承的是与被继承人武义国所拥有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但不当然获得股东身份权。上述继承人能否取得绿地公司股东资格，应当以公司内部自治决议为准，在相关利益方未提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前提下，原判直接确认继承人的股东资格，已超出本案的裁判范围。2.原审判决以武义国将其股份赠与南某违反《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强制性规定为由，确认赠与行为无效，混淆了强制性规定中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区分。《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股权转让程序的规定，并非为限制股东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是通过限制以维系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故该条是关于公司关系的规定。公司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内部性，即在公司内部产生有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与外部无涉。根据该条规定，股权对外转让必须遵守相应的条件和程序，否则该转让对公司不产生效力，亦即该条规定是规范股东如何对外转让股权从而对公司和其他股东产生效力，并非规范股东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尽管股权转让方没有遵守相应条件和程序而与受让人签订了转让合同，但该转让合同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仍然成立并生效，因为此时它并非公司关系而是合同关系，从而不受该条的约束。同时，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违反了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武义国向南某赠与其在绿地公司股份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同时，赠与行为系公司外部行为，其效力不受《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范内部法律关系规定的约束。因此，原审认定赠与行为无效错误，应予以纠正。李某、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辩称，一、南某不具有上诉权。1.本案属股东资格及份额继承纠纷，南某的身份无法享有对武义国各项权益的继承权，更无法取得本案程序上的独立请求权，只能处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其虽生育四个子女，但不能因此而让其身份合法化。2.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南某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只有在判处其实际责任的情况下才享有上诉权，而本案作为股东资格继承案件，未对南某判处任何实际责任与权益。二、南某基于对事实和法律的错误认识而无理上诉。1.李某与武义国之间的事实婚姻关系，有多年共同婚姻生活及生育子女的客观事实证实，并已形成众所周知的事实，对此依法无需举证。南某插足他人婚姻，已在全村形成常谈不息的影响，当地村社组织最为知情。其出具的证明在程序上详尽到位，并有现场视频与拍照证实，无可辩驳。对于南某上诉主张的要求补办、推翻事实婚姻的言论，是其不了解《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不管其如何寻找借口，均无法推翻李某是武义国唯一合法配偶的身份，更动摇不了李某及其所生子女的基本权益。2.对武义国与李某所生育六子女的身份，有武义国生前亲自所安排的生活现状拍照、共同生活多年的客观事实、共同承包土地建设房产、所办理的户籍与所在村社发放的明白册等一系列证据证实。三、南某关于原审判决干涉”公司自治原则”的主张，是对《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基本规定的无视。股东资格及份额权益的继承已在《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及《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且在全国已有大量的案例，对此没有必要冗辩。四、南某主张赠与行为效力，硬要在强行性规定、效力性规定、管理性规定中寻找借口，但不论怎样都影响不了本案的基本判断。综上，原审判决尽管在股东马某持股的不法变更方面、对宋某与王某非婚生子女已过继改姓，仍对其权益照顾等方面，李某等不是十分满意，但均因有了客观事由的不良形成过程，责任在己不在法院。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和事态恶化请求二审法院尽快据实遵法审理，驳回南某的上诉并维持原判，并判令南某全额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李某、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继承分割武义国生前以全家资产投资所形成的企业股权资格份额比例，确定各继承人在企业内的份额比例权益，原始注册资本为120万元。对于后续资产及债务以法院审结确定的数据为准（当前无法准确估算）；2.判令对方当事人承担本案诉讼费。2016年7月26日提交申请，将诉讼请求明确为：1.请求确认武义国去世后在绿地公司享有继承权人的名单及资格；2.请求分割、继承武义国在绿地公司70%的股权；3.请求撤回对甘肃绿地商贸有限公司及成县国龙物业有限公司继承的诉请，庭审时增加了撤回对绿地公司会宁分公司的诉请（该诉请一审已当庭裁定准许）；4.本案诉讼费由各继承人合理分担。2017年7月26日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后，明确陈述，确定李某等七原告在绿地公司应当继承的股东资格和股份权益，其中属李某的份额为48.2%，其余份额由11个继承人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64年，李某与武义国按农村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共同生活。双方婚后生活期间共生育6个子女，分别为：长女武某3、二女武某4、三女武某5、长子武某1、次子武某2、小女武某6，现均已成年。1985年，武义国与南某同居生活，并生育4个子女，分别为：长子武某7、次子宋某、长女武某8、次女王某，现均已成年。2009年6月22日，武义国和马某作为股东召开了股东大会，产生了《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决定武义国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武某1担任该公司的监事。该公司章程第五章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同年6月23日，武义国、马某（武某1之妻）出资成立了绿地公司，其中武义国以实物（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宅基地）折价出资人民币8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马某以货币出资人民币3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2010年4月14日，绿地公司提交了变更登记申请书，将公司的注册资本120万元变更为230万元。同年8月21日，绿地公司再次申请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其中武义国以货币和实物出资96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6.4%，马某以货币出资3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并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2014年12月24日，武义国因病入住于北京阜外心脑血管医院。当月29日，武义国在该院接受了心脏手术。2015年1月6日，武义国出院。2015年1月8日，武义国作为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上签名，该授权委托书内容为：”经公司法人决定，任命南某为绿地公司总经理，并享受公司法人的全部权利。1.公司全部人员的调配，安排，包括员工的招收和辞退的支配权。2.公司所有资金财务的支配管理权。3.对外签订合同，业务全权管理权。4.公司的发展，扩大决定权。5.公司员工工资的发放权。委托单位：绿地公司，并加盖印章，法定代表人武义国签名。受委托人：南某”。当日，未经马某同意，武义国书写《赠予协议书》一份，其内容为：”本人武义国决定，因南某自22岁跟随与我全心全意为我付出，并且为我公司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我公司投入了她的所有积蓄引进了大量的资金，本人现作出以下决定。决定将本人武义国生前绿地公司的全额股份赠予南某，从此本人的股份为南某所有，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同日，武义国在与手写版的《赠予协议书》内容完全相同的打印版《赠予协议书》上签名。2015年12月2日，武义国在海南省三亚市农垦医院去世。该案在审理中，李某等七人申请对2015年1月8日的《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标号为?、2015年1月8日的《赠予协议书》（手写）标号为?、2015年1月8日的《赠予协议书》（打印）标号为?中武义国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由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2017年6月9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法大[2017]物鉴字第1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的”武义国”签名与样本中的”武义国”签名是同一人书写。李某等七原告垫付鉴定费用45900元。另查明，1989年，武义国和李某在武坝二社共同修建坐北朝南二层楼房一幢。1995年，武义国和李某、武某1、武某2在其院内共同修建坐东朝西二层楼房一幢。2009年6月，武义国在设立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时将武坝二社北楼房、东楼房、灶房、砖围墙、砖大门、水泥院及宅基地两宗经评估机构评估，以84万元的实物投资作为其原始出资资金。2009年政府颁发的甘肃省惠农财政补贴明白册信息表中记载户主为武义国，配偶为李某。2015年，武义国与李某及六个子女、儿媳共同合影留念。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且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本案中，被继承人武义国和李某结婚在先，与南某共同生活在后。依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一款（一）项，”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之规定，被继承人武义国与李某之间属事实婚姻，其婚姻关系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被继承人武义国在未与李某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与南某同居生活，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制度和公序良俗。被继承人武义国在与李某婚姻存续期间，用家庭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实物出资与马某以现金出资共同设立了绿地公司，被继承人武义国在该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且经过两次增资后，其持有的股份由70%变更为96.4%。被继承人武义国在绿地公司持有的股份属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双方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被继承人武义国在未与李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夫妻共同财产即绿地公司的股份赠予南某的行为损害了李某的合法权益，故其将绿地公司的股份赠予第三人南某的行为属无效行为，被继承人武义国所签名的《赠予协议书》属无效协议。因此被继承人武义国在绿地公司持有96.4%的股份应当按照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各半分割，李某和被继承人武义国各享有48.2%。被继承人武义国享有的48.2%的股份属被继承人武义国生前个人财产。虽然被继承人武义国对其个人财产依法享有处分权，但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为应经过半数股东同意，故被继承人武义国将其应得的个人股份赠予南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而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武义国生前将其应得的个人股份赠予南某，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因此，被继承人武义国就个人应得股份赠予南某，其行为既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强行性规定，同样属无效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结合本案被继承人武义国死亡，且绿地公司的公司章程未就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可继承其股东资格作出除外约定的情形，故各继承人享有股东资格权，应对被继承人武义国个人享有的绿地公司48.2%股份作为遗产由同一顺序继承人均等继承，本案中李某、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和武某7、武某8、王某、宋某均为被继承人武义国同一顺序继承人各享有4.3818%股份。李某等七原告主张王某和宋某已被他人收养，不具有继承人资格的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一、确认李某、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及武某7、武某8、王某、宋某为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二、李某享有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2.5818%股份；三、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及武某7、武某8、王某、宋某各自享有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3818%股份；四、驳回李某、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南某未提交证据；李某等提交王某、宋某户籍证明，作为对一审时主张该二人不具有继承武义国遗产资格而在二审时补充举证，但对一审已认定该二人具有继承人身份的事实予以认可。经质证，南某及到庭的武某7、宋某、陈某、马某对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对该二份户籍证明的真实性应予认定，同时，因李某等七原审原告已认可王某、宋某享有继承人资格的事实，故对其举证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中，除认定武义国和李某、武某1、武某2于1995年共同修建坐东朝西二层楼房一幢的事实外，其余事实均予确认。本院认为，武义国与李某于1964年3月在武义国家中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并生育子女的事实，有武义国户籍所在××县委会调查居住在该村武坝二社的邻居、亲戚等人陈述，即武义国与李某举行婚礼后对外以夫妻名义持续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的事实为群众所认可，同时在惠农财政补贴明白册上武义国以户主身份出现时，载明的妻子亦为李某，且武义国身份证载明的住址与武某1、武某2等身份证上载明的住址相一致。依照《婚姻法解释一》第五条（一）项规定，在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武义国与李某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应认定该二人属事实婚姻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在该段婚姻未经依法解除或协议解除并登记时，武义国与南某同居生活违反我国”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无论该二人同居生活持续时间有多长，是否生育子女，均不能否定武义国与李某之间的合法婚姻关系。在武义国与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武义国以其与李某夫妻共有财产出资，与马某共同设立绿地公司。在绿地公司经营期间，经两次增资，武义国、马某在绿地公司分别持股96.4%和3.6%并依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无证据证明武义国与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且在绿地公司设立之初，武义国系以夫妻共有财产即北房、东房、灶房、围墙、大门、水泥院及宅基地两宗出资，依照《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登记在武义国名下的绿地公司96.4%的股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应归武义国与李某共同所有。同时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该二人基于夫妻关系，对该股权的全部是不分份额地、平等地享有所有权。在一审时，武某1曾主张东房系其与武某2修建，但未就此主张提交证据，原审认定东房系李某、武义国、武某1、武某2共同修建不当。绿地公司设立时，武义国已与南某同居生活，绿地公司设立后，南某实际参与绿地公司经营管理。2014年12月24日，武义国因病入住北京阜外心脑血管医院行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出院的第三日即2015年1月8日，在任命南某为绿地公司总经理并授权其管理公司的各项权利后，又书写《赠予协议书》，将其在绿地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赠予南某。武义国作为绿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授予南某管理公司的权利后，又将自己的股份赠与南某，故该《赠予协议书》应是武义国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否则，武义国不会在授权南某管理绿地公司权利的同时又将全部股份赠与南某。若是已将股份全额赠与其也不再具备授权南某管理公司的身份，由此该协议应属武义国自书遗嘱，虽名为赠予实为遗赠。前述《赠予协议书》经鉴定，武义国的签名与样本上签名一致，故对其真实性应予确认，因《赠予协议书》处分了属于李某所有的财产，该部分应归于无效，但武义国对自己财产的处分，应尊重其本人意愿，认定为有效。李某、南某在武义国死亡后，基于共有关系基础的丧失、遗嘱生效的事实，各自取得绿地公司48.2%的股份，同时该二人因此成为绿地公司股东，并不为《绿地公司章程》所限制，亦不为法律所禁止。因武义国生前以《赠予协议书》的形式将其在绿地公司的股份予以处分，其死亡后在绿地公司再无可供分配的遗产，故李某、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等诉请继承武义国在绿地公司的股份，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一、撤销成县人民法院（2016）甘1221民初333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李某、南某为成县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三、李某、南某各享有绿地公司48.2%股份；四、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武某1、武某2、武某3、武某4、武某5、武某6和南某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喜平审判员  寇彩霞审判员  王 勇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安 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