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苏8601行初184号
原告刘卫永。
被告徐州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淮海西路197号。
法定代表人权浩，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学银，江苏元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省徐州市国家税务局，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王陵路90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宁，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德凯，该局法规处副处长。
原告不服被告徐州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以下简称车购税分局）对其作出的车辆购置税征收行为及被告江苏省徐州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市国税局）作出的徐国税复决字【2016】第10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于2016年5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6年5月24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卫永，被告车购税分局法定代表人权浩、委托代理人徐学银，被告市国税局出庭应诉副职负责人蒋敏、委托代理人张德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车购税分局于2016年3月24日对原告刘卫永购买的型号为SVW6452FGD的斯柯达牌多用途乘用汽车依照最低计税价格180000元征收车辆购置税9000元。原告刘卫永不服，向被告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国税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徐国税复决字【2016】第10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车购税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车辆购置税的征收行为。
原告刘卫永诉称，2016年3月21日，原告从上海市众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车辆型号为SVW6452FGD的斯柯达牌多用途乘用汽车，该车辆出厂日期为2014年1月26日，实际成交价格为149500元（含增值税）。2016年3月24日，原告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到被告车购税分局缴纳车辆购置税，被告车购税分局在未出示任何原告购买车价格低于最低计税价格证据的情况下，即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此款车的最低计税价格180000元对原告购买的车辆计征税款9000元，比按照实际成交价格计税多征税款2612元。原告认为，被告车购税分局依最低计税价格对原告车辆核定征收税款的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因如下：首先，依据《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纳税人购买自用的应税车辆，计税价格为纳税人购买应税车辆而支付给销售者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包含增值税税款”的规定，原告购买的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应当为127777.78元。其次，该办法第九条第（三）项同时规定“纳税人购买自用或者进口自用应税车辆，申报的计税价格低于同类型应税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计税价格为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而原告在购车时，该款车已经是库存两年多、停产在售的车辆，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两部委关于实施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公告》（即国家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16年第4号公告）的规定，自2016年4月1日起，包含江苏省在内的东部11个省市所有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油车必须符合国家第五阶段排放标准。原告所购车辆适用的是国家第四阶段排放标准，是销售者赶在2016年4月1日前降价处理的车辆。因此，原告购买车辆的价格低于同类应税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是有正当理由的，应当适用《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六）项关于“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车辆”的规定，计税价格不应当适用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最后，从法律法规的修改来看，2015年2月1日起实施的《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和之前的旧法相比，在确定最低计税价格时增加了依据“经销商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的规定，而被告车购税分局所依据的最低计税价格仅是根据机动车生产企业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未采用经销商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基于以上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24日缴纳9000元车辆购置税后,即向被告市国税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市国税局于2016年3月29日予以受理，并于2016年5月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车购税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车辆购置税的征税行为。综上，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要求：1、撤销被告车购税分局对原告作出的车辆购置税的征税行为；2、撤销被告市国税局作出的徐国税复决字【2016】第10号《复议决定书》；3、判令被告车购税分局按照原告车辆的实际购车价格重新计征车辆购置税的税额。
原告刘卫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原告刘卫永的身份证，证明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海众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服务合同、购车收据和银行刷卡签购单，证明原告购买车辆型号为SVW6452FGD的斯柯达牌多用途乘用汽车的实际成交价格为149500元（含增值税）；3、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副本，证明原告购买车辆的制造日期为2014年1月26日，该车辆适用国家第四阶段排放标准；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证明被告车购税分局依据原告所购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180000元，并按照5%的税率对原告征收车辆购置税9000元，原告依被告车购税分局的要求依法缴纳了税款；5、上海到徐州的火车票、住宿发票、办理临时号牌的收据、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21日抵达上海，办理好临时牌照后从上海返回徐州，车辆已于2016年3月25日登记过户到原告名下；6、行政复议申请书、徐国税复决字【2016】第10号《复议决定书》、EMS邮寄单，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市国税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市国税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维持被告车购税分局税收征收行为的决定，并于次日将处理结果通过邮寄方式告知原告，原告于5月5日收到被告市国税局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于5月19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定起诉期限内。
被告车购税分局及被告市国税局辩称，第一、被告车购税分局对原告购买的车辆按照最低计税价格征收车辆购置税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项、第十一条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有权核定应税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六）项、第十二条的规定，纳税人购买自用的应税车辆，申报人的计税价格如果低于同类型应税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计税价格为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而正当理由的范围只有法定的五种情形，这第五种情形中关于“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车辆”的规定只有国家税务总局才能依法作出解释，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作出解释和界定。到目前为止，国家税务总局未有相关的文件对此作出规定。原告提出其购买的车辆为库存两年多、属于2014年停产在售、符合国家第四阶段排放标准、系销售商赶在2016年4月1日之前降价处理的车辆的理由不是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正当理由，因而对原告购买的车辆征税时应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该款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再次，《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在制定最低计税价格时有权依据经销商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核定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但并未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必须依据经销商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来确定最低计税价格。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车辆最低计税价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被告车购税分局作为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执行机关，依法执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最低计税价格的行为是合法的。第二、被告车购税分局作出的税收征收行为程序合法正当。被告车购税分局在受理原告车辆购置税纳税业务申报时，依据《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征税时使用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软件，适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从2016年2月29日起开始实施的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第55版车辆购置税最低计税价格的规定，并应用专用扫码设备扫描车辆合格证二维码获取车辆信息，申报、合格证、电子信息三者一致才给原告办理的纳税申报业务。且被告车购税分局使用的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软件是全国车辆购置税统一管理软件，系统内车辆购置税的最低计税价格的形成、采集、核定，都是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被告车购税分局无权对系统内车辆购置税的最低计税价格作出修改。第三、被告车购税分局在征税时只需比较纳税人提供的申报价格和最低计税价格即可，无需考虑出厂价格。综上所述，被告车购税分局对原告购买的车辆征收车辆购置税的行为计税依据准确，法律依据充分明确，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被告市国税局作出的维持复议决定合法有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车购税分局及被告市国税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车购税分局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车购税分局的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刘卫永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副本，证明原告刘卫永于2016年3月21日购买了一台车辆型号为SVW6452FGD的斯柯达牌多用途乘用汽车，该车的实际成交的价格为149500元（含增值税），不含增值税的价格为127777.78元。该车的制造日期为2014年1月26日，适用国家第四阶段排放标准。该车辆从制造到原告购买时未超过三年；3、车辆购置税纳税申请表、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截图5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证明被告车购税分局将原告刘卫永提供的纳税申请表、购车发票等申报材料扫描到车辆购置税管理系统中，系统显示原告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为180000元。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告车购税分局按照最低计税价格和5%的税率对原告刘卫永的车辆征收车辆购置税9000元，并为原告开具了相关纳税凭证；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行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实施《关于全面推行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系统推行工作的补充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定第55版车辆购置税最低计税价格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减征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减征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完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信息管理系统加强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和优化纳税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工作中应用车辆合格证电子信息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机动车电子信息采集和最低计税价格核定有关事项的公告》，证明被告车购税分局对原告刘卫永车辆征收车辆购置税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
被告市国税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市国税局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市国税局的诉讼主体资格；2、行政复议申请书、受理复议通知书、顺风快递邮寄单及投递签收查询截图，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29日向被告市国税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市国税局于31日作出受理的决定，并告知原告；3、提出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辩书以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市国税局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6年3月31日依法向被告车购税分局进行告知，被告车购税分局于同年4月5日作出答复；4、徐国税复决字【2016】第10号《复议决定书》、EMS邮寄单、行政起诉状，证明被告市国税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维持被告车购税分局税收征收行为的决定，并于次日将《复议决定书》通过邮寄方式寄送给原告；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证明被告市国税局作出行政复议行为所依据法律法规。
经庭审质证，被告车税分局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所购车辆的价格低于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该款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180000元；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组证据结合证据2能够共同证明原告购买的车辆库存时间未超过三年，且因市场原因导致原告购买此款车辆价格较低的情形不是《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的正当理由；对证据4和证据6予以认可,但该证据证明被告车购税分局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依原告的申请对原告的车辆按照最低计税价格180000元征收车购税9000元是合法适当的；证据5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对被告市国税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市国税局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车购税分局；对被告车购税分局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
原告刘卫永对被告车购税分局、市国税局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系均无异议。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庭审陈述，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6，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车购税分局申报缴纳车辆购置税，被告车购税分局按照该款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180000元计征原告车辆购置税9000元，原告按照被告车购税分局的要求交纳了车辆购置税后于2016年3月29日向被告市国税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市国税局于同年5月3日作出维持车购税分局税收征收行为的决定，并于次日将徐国税复决字【2016】第10号《复议决定书》通过邮寄方式寄送给原告的事实，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6是原告办理临时牌照及车辆登记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其不予采纳。对被告车购税分局提供的证据1、2、3、4及被告市国税局提供的证据1、2、3、4、5、6，能够证明本案的案件事实及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6年3月21日以149500元（含增值税）的价格从上海市众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车辆型号为SVW6452FGD斯柯达牌多用途乘用汽车，该车的制造日期为2014年1月26日。2016年3月24日，原告持购车发票等相关纳税材料到被告车购税分局缴纳车辆购置税时，被告车购税分局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此款车的最低计税价格180000元征收车辆购置税9000元（税率为5%）。原告不服被告车购税分局作出的税收征收行为，在缴纳税款后向被告市国税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市国税务局于2016年3月29日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同年5月3日作出维持车购税分局征税行为的决定。原告刘卫永认为二被告的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纳税人购置应税车辆，应当向车辆登记注册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购置不需要办理车辆登记注册手续的应税车辆，应当向纳税人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规定，本案中车购税分局具有受理原告刘卫永车辆购置税税务申报并予以征收的法定职权；其二，《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项、第（六）项规定：“车辆购置税计税价格按照以下情形确定：…（三）纳税人购买自用或者进口自用应税车辆，申报的计税价格低于同类型应税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计税价格为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六）进口旧车、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受损的车辆、库存超过3年的车辆、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试验车辆、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车辆，计税价格为纳税人提供的有效价格证明注明的价格……”，该办法第十二条同时规定：“纳税人购买自用或者进口自用的应税车辆，申报的计税价格低于同类型应税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是指除本办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车辆之外的情形”。据此，《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项规定的“申报的计税价格低于同类型应税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的车辆即是该办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以外的车辆。本案中原告刘卫永购买的车辆虽然是已库存两年多、车型停产、不符合国家第五阶段排放标准的车辆，但不属于《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的五种情形的车辆，故被告车购税分局按照《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项规定中的最低计税价格对原告申报的车辆征收车辆购置税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其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方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最低计税价格是指国家税务总局依据机动车生产企业或者经销商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参照市场平均交易价格核定的车辆购置税计税价格”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才是制定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的主体，被告车购税分局和被告市国税局无权制定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国家税务总局在制定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时，并不必须依据经销商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而是可以选择性依据经销商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并参照市场平均交易价格核定车辆购置税的最低计税价格。故原告主张被告车购税分局应当依据经销商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按照购车发票的实际购车价格缴纳车辆购置税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卫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卫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 丽
代理审判员 王显波
代理审判员 杨 洋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崔 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