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北民一终字第38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丽。
委托代理人：叶俊杰。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福茂。
委托代理人：石榛，广西海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莫秀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邹海春。
一审原告覃丽与一审被告李福茂、莫秀雷、邹海春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前由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2015）海民一初字第50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一审原告覃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董新永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叶萍主审、审判员汪海敏参加评议，于2015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覃丽及其委托代理人叶俊杰，被上诉人李福茂及其委托代理人石榛，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莫秀雷与邹海春是夫妻关系。2010年11月4日，莫秀雷与邹海春共同立据向李福茂借款184万元，并约定用自有位于北海市广东路桂中花园二期第39号房地产及一切财产作该笔借款的抵押担保。同日，李福茂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将110万元存入莫秀雷的银行帐户，并支付现金74万元给莫秀雷。2012年7月29日，莫秀雷、邹海春与李福茂签订《房屋抵债协议书》，主要约定莫秀雷、邹海春同意将位于北海市广东路桂中花园二期39号房地产抵偿所欠李福茂的借款184万元，并于当日出具办理该房屋抵债事宜的授权委托书给李福茂，委托李福茂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由于该房屋尚未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只有邹海春与开发商北海桂信置业投资公司（2003年10月13日变更名称为北海桂信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及收款收据等手续。2012年8月1日，莫秀雷、邹海春与李福茂到开发商处办理了合同更名手续。同日，开发商与李福茂签订了《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将桂中花园39号宅基地总平面图及原收取购地款11.6万元变更到李福茂名下，并收取了李福茂变更手续费1万元，莫秀雷、邹海春原购地手续原件交回开发商作废处理。2012年9月1日，李福茂与莫秀雷夫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李福茂将位于北海市广东南路桂中花园二期39号房屋以每季度6000元的租金出租给莫秀雷、邹海春居住至今。2013年9月1日，原告与莫秀雷签订《借款合同》，主要约定莫秀雷向原告借款165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1日起至2013年10月30日止等。后由于莫秀雷没有依约还款，原告于2013年12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莫秀雷偿还上述借款本息。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原告与莫秀雷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莫秀雷于2014年3月31日前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等。后莫秀雷不按期还款，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查封了涉案房屋。被告李福茂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10日以李福茂的异议理由成立为由裁定中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原告不服该裁定，于2015年3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4）海执异字第360号执行裁定书，许可对位于北海市广东路以西、重庆路以南桂中花园39号房屋的执行。
一审法院另查明，2004年1月17日邹海春向工商银行北海分行借款20万元，莫秀雷、邹海春以涉案房屋作抵押。2014年4月27日李福茂为解除该房屋的抵押，代莫秀雷夫妇提前偿还了欠工商银行的剩余借款12.457785万元。同年4月28日该房屋被一审法院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三被告是否存在民间贷款关系；2、三被告签订的《房屋抵债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3、被告李福茂是否是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和占有人；4、原告要求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4）海执异字第360号裁定并许可执行涉案房屋有否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第一个焦点，该院认为，莫秀雷、邹海春向李福茂借款184万元是事实，有银行转帐凭证及莫秀雷、邹海春出具的借据、收据等为凭，予以确认。即三被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该借贷事实发生在2010年11月4日。原告主张“原告与莫秀雷的借贷事实发生在莫秀雷、邹海春与李福茂的借贷事实之前”，但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该院认为，三被告签订的《房屋抵债协议书》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关于第三个焦点，该院认为，涉案房屋尚未办理相关产权登记，但三被告已到开发商处办理了合同更名手续，李福茂还代莫秀雷、邹海春提前偿还了尚欠工商银行的贷款并解除了抵押登记，后因该院的查封，至该房屋无法办理买卖合同备案手续。房屋转让行为完成后，李福茂于2012年9月1日与莫秀雷、邹海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涉案房屋出租给莫秀雷、邹海春居住，并按季度收取租金，行使了对涉案房屋的管业，李福茂上述行为均发生在该院对涉案房屋查封之前。故被告李福茂是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和占有人。
关于第四个焦点，该院认为，莫秀雷、邹海春向李福茂借款184万元后以涉案房屋抵偿该债务，并办理了合同更名手续，李福茂亦已对涉案房屋进行管业。且本案亦没有证据证实李福茂存在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该院不得查封涉案房屋。原告主张三被告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但没有向该院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覃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覃丽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海民一初字第502号民事判决书法律事实不清、法律事实认定错误，证据采信不合《民诉法》规定，不能认定房屋已经转给被上诉人李福茂，房屋所有权应继续为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夫妇所有，应许可一审原告执行。
1、被上诉人李福茂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为恶意串通并未实际履行合同。在执行异议听证与执行异议之诉一审第一次开庭、第二次开庭中，三次开庭，并不能正确查明被上诉人李福茂借款184万元给被上诉人莫秀雷的目的，被上诉人李福茂、莫秀雷、邹海春三人在先后三次开庭的过程中证言互相矛盾，执行异议听证中，被上诉人李福茂借钱给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夫妇说明是随便使用，在执行异议听证之诉第一次开庭、第二次开庭中又说明是借钱给被上诉人莫秀雷去做工程，证言前后互相矛盾，说明双方并没有实现合同的目的。在海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调查所做证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夫妇除了本案标的桂中花园39号这栋房产外己无任何财产。执行异议之诉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证言说明，借被上诉人李福茂的钱转借给南宁一个名叫周小浪的人去做工程，事后周小浪只还过l0万元钱给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周小浪不再欠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的钱。但此时周小浪应欠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至少174万元（184-10=174），自相矛盾的证言，以及现在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夫妇的财产状况，说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与被上诉人李福茂之间根本没有实现184万元借款的能力。被上诉人李福茂借款184万元中的第二笔60万元转账认定不合法，现金给付74万元仅凭被上诉人之间的口头说明，并无银行入账记录，并不能证明已经给付。且给付地点在执行异议听证与执行异议之诉一审中地点不同。在执行异议之诉第一次开庭中，借据原件由被上诉人李福茂（出借入）保管出具的，违背常理。既然被上诉人之间已经将房屋以物抵债的的形式抵给了被上诉人李福茂，双方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已经实现了还款的目的，借款184万元借据的原件应销毁或还给借款人，而借款原件却保留在被上诉人李福茂（出借人）手上，说明本案借款184万元并未实现或者还款并未实现，借款并未实现说明并被上诉人并未借款给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还款并未实现，房屋以物抵债的也并未实现。综上执行异议听证、一审法庭两次开庭调查的法律事实，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被上诉人之间的184万元借款也并未实现。
2、本案标的的产权形式海城区人民法院在法律认定上错误。本案标的桂中花园39号房产虽然没有办理产权证，但并不代表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物权效力。桂中花园39号房产是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向北海桂信公司购买，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并在北海市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了登记备案，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并以本案标的做抵押向工商银行借款20万元，并在北海交易中心办理了抵押登记备案。虽然本案标的未办理产权证，但是根据我国的民法的通说实践，在交易中心办理了登记备案的，即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准物权，也就是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证明。且根据我国的《物权法》《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未取得产权证的的不动产是不能登记抵押的，而北海交易中心为何还为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与工商银行的借款办理产权登记。说明我国的法律认定的登记备案行为是一种准物权行为，未办理产权证并不代表该不动产无物权效力。因此，本案的标的物权应为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海城区人民法院的在物权认定上产生了错误。混淆了物权与债权的的概念。根据我国物权法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不动产依登记，动产依交付。被上诉人李福茂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夫妇签订的借款合同和以物抵债只发生合同法上的债权效力，并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
3、被上诉人之间与开发商签订的房屋更名合同无效。海城区人民法院在认定房屋更名合同为法律事实是严重错误，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l0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与开发商桂信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经北海市房产交易中心登记本案的房产交易合同，且双方已经基本实现了合同的目的。根据我国合同法严守原则，经登记备案的房产交易合同，非经双方并经交易中心同意，是不会被撤销的。这是出于我国立法者的“居者有其屋”的立法本意，出发点是保护不动产的稳定性和交易安全。而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与桂信公司签订的合同在未被撤销的情况下，桂信公司即与被上诉人李福茂又签订该房产的房屋买卖合同，以证实房屋的更名，这是违反我国的法律规定的。因此，海城区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是错误的，违反法律规定。
4、以物抵债协议因缺乏实质的抵押条件未在交易中心办理备案登记且因违反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四款之规定而无效。海城区人民法院在认定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抵押条款是有效的法律事实是严重违反我国的《物权法》《担保法》的规定。借款合同中的抵押条款约定的以房屋抵押l84万元借款，该抵押并未在交易中心办理抵押登记，而海城区人民法院却予以认定。另在一审第二次开庭中，被上诉人莫秀雷向法庭证明，如果还不起184万元，房屋就归被上诉入李福茂所有（祥见庭审笔录），此行为是我国《担保法》规定一种无效的抵押行为，进一步证明该抵押条款为流质抵押。依《物权法》195条规定，以物抵债的协议中的抵押物应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登记的抵押物，而该抵押并未成立的情况下，以物抵债协议应不成立。另以物抵债协议因违反《合同法》第52条第四款和《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逃避国家规定的交易税费以及交易中心根本不能办理此类房产更名而无效。
综上，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海民一初字第502号民事判决书法律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错误，根据我国民法及民诉法相关规定，提起上诉，请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福茂答辩称：
2010年7月4日，我方出借给莫秀雷、邹海春的款项是真实的，并且在借款协议中也明确了如果没有还款，可以将房屋给我方，并且也签订了抵债协议，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我方与莫秀雷的民事关系的违法，所以上诉人的诉请不应当得到支持。另外，我方与开发商签订了协议，该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我方与莫秀雷的以物抵债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答辩称：
上诉人认为我方与李福茂借钱的事实是假的，但上诉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向李福茂借款184万元，是因为我没有钱还李福茂，后来才将房屋抵债给李福茂，抵债的时间是在2012年7月29日。该房屋抵押给银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如果早些时候有钱还银行贷款，早就办理了房屋变更到李福茂名下的手续。房屋办理租赁的事宜，是因为我的房屋抵债给李福茂了，我没有房屋住，所以就租赁涉案房屋居住。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在2012年的9月份，并且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交付了第一季度的租金和押金。上诉人认为海城法院的判决错误，我认为海城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上诉人覃丽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新的证据：
证据1、2014年7月1日，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被执行人莫秀雷的询问笔录；
证据2、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听证笔录（部分）；
证据3、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一审第一次开庭笔录（部分）；
证据4、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一审第二次开庭笔录（部分）；
证据5、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部分指导性案例；
证据6、最高法司法解释（节选）。
上诉人拟以上述证据1-4证明借贷资金用途上被执行人与出借人之间说法不一致前后矛盾。现金74万元给付地点不一致，四次笔录里不一致，起初说的是在北京路工商银行给的，后来又说是在宾馆给的。被执行人的资产状况前后说法矛盾，莫秀雷承认了184万元是用于钦州公路局做工程，但莫秀雷说我方借的164万元是用于做钦州公路局的工程。以证据证据5-6，证明以物抵债的协议需要有查实真实的行为，需要查实款项的流向，用途，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等。上诉人为了证明以上主张，申请法院对以下四笔借款的资金流向进行调查：第一笔、中国银行480464901880221468（50万元资金流向）；第二笔、农业银行20706100460036499（60万元资金流向）；第三笔、现金74万元存入的农业银行交易记录及流向；第四笔、转账184万元给周小浪的交易记录。
被上诉人李福茂对上诉人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交的四份笔录，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说借款用途前后不一，意思就是说没有真实的借款事实，但上诉人的该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李福茂借钱给莫秀雷，莫秀雷想说什么是莫秀雷的事。至于借款地点说到的北京路、北京路工商银行、北京路附近，这个范围都是在北京路，所以就不存在交付现金地点的说法矛盾。上诉人提交的1-4份笔录来推翻借款事实其证据不足。对于证据5-6其只是一个法律的案例及解释，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不予质证。
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对上诉人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4中说到的我的开支也是属于家庭开支，不能用用途来衡量借款的事实。另外我与李福茂并非关系好与不好才可以借钱，74万元是在北京路支付的，具体地点在一中附近，在工行那边说也是在北京路。对于谈到借款给周小浪一事，184万元是用于工程，周小浪还了我10万元，覃丽说的周小浪还了我10万元后我就没钱在周小浪那里了，这是错的。对于证据5-6案例只是法院审理案件的参考，不具有普遍约束性。
本院认为，对上诉人的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其能否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论述。证据3-4是一审的庭审笔录，不属于新的证据。证据5-6不属于证据的范畴，本院不予认定。对于上诉人调查取证的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申请调查的资金流向与本案借款行为是两个独立的行为，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借款行为自被上诉人李福茂向被上诉人莫秀雷履行转账和交付借款后就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申请查询的资金流向与本案借款行为没有关联，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被上诉人李福茂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新的证据：
证据1、2010年11月4日开通的中国银行活期存折，证明李福茂将50万元转账支付给莫秀雷。
证据2、2015年5月15日的情况说明，证明李福茂将50万元转账支付给莫秀雷。银行的转账交易码可以体现出来这是通过转账支付的，同时存折上也可以体现是在2010年转账。
证据3、2015年6月19日到2015年9月8日，收款收据、存款收条，证明李福茂收取莫秀雷交来2015年6月到11月的租金。证明了李福茂对涉案房屋行使了使用和收益权。
上诉人覃丽对被上诉人李福茂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2，一审已提交，上诉人认为是过了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同时，这个50万元之后的流向不确定，有可能又转回李福茂的账户。对证据3，李福茂是属于无权占有，不应当支付租金给李福茂，应当支付给法院，否则就是抗拒法院的司法权。
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对被上诉人李福茂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福茂提交的上述证据1-2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交并已质证，不属于新的证据。对证据3本院予以认定。
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新的证据：
证据1、2015年6月19日李福茂出具的6-8月份的房屋租金收款收据和该日汇付房屋租金给李福茂的银行回单，证明莫秀雷向李福茂支付了2015年6-8月的房屋租金0.6万元；
证据2、2015年9月8日李福茂出具的9-11月份的房屋租金收款收据和该日汇付房屋租金给李福茂的银行回单，证明莫秀雷向李福茂支付了2015年9-11月的房屋租金0.6万元。
上诉人覃丽对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
涉案房屋在交易中心预登记在莫秀雷名下，而不是在李福茂的名下，自己的房屋还要交租金不合常理。另外租金属于孳息，应当是交给法院，法律对扣押规定有明确的规定。
被上诉人李福茂对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提交的证据与被上诉人李福茂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交纳租金的情况，本院予以认定。
上诉人覃丽对一审法院认定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以物抵债和租赁关系有异议。被上诉人李福茂、莫秀雷、邹海春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
对一审查明的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认定。对于两方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以物抵债及租赁的关系，亦属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将在随后的论述中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李福茂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以及以物抵债的法律事实？如果存在，该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是否合法有效、能否阻却上诉人覃丽对涉案标的的执行？
本院认为，本案是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申请执行人覃丽必须有切实的证据证明涉案执行标的（位于北海市广东路以西、重庆路以南桂中花园39号房屋）属被执行人莫秀雷、邹海春所有，且未有发生合法的转让、抵押等情形，覃丽才能要求一审法院继续对标的房屋进行执行。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李福茂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之间的184万元借贷行为发生在2010年11月4日，其中11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50万元由李福茂本人的银行账户转入莫秀雷账户，60万元通过李福茂的胞兄李福生的银行账户转入莫秀雷账户），74万元通过现金交付（李福茂提供了2010年11月4日向案外人裴树廷借款70万元的凭据，以及当日从其大嫂张燕芳账户取款6.4万元的凭据），对此，借贷双方均无异议。上诉人覃丽对此借贷行为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只是认为借贷双方对借款用途和现金交付地点的陈述存在矛盾。本院认为，对于被上诉人李福茂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之间的184万元借贷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当事人出具的收条等证实，且借贷双方对该事实均无异议，应当予以确认。被上诉人莫秀雷的借条中称借款用途是“用于家庭资金周转”，后又在诉讼中称是借给案外人周小浪做工程，这只是其个人单方陈述，且借款用途如何并不能否定借款事实的存在；对于74万元现金的交付地点，借贷双方的几次陈述中出现了“北京路”、“北京路工行”、“北京路海都宾馆”、“一中附近”，这几个地点均未脱离北京路这个大前提，且几个地点相距不远，不存在根本性矛盾。所以，上诉人覃丽的辩解理由尚不能推翻被上诉人李福茂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
被上诉人李福茂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之间的《借据》中约定用涉案的“房地产及一切财产作为该笔借款的抵押担保，如不能按时偿还，本借款人愿意由贷方处置变卖本人的所有资产抵偿所有借款本息”，该约定中并没有“若不能归还借款，房屋归出借人所有”等类似表述，所以，上诉人覃丽所主张的两方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抵押协议违反禁止流押规定应属无效，没有事实依据。两方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抵债协议书》是在借款到期之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无法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签订的，该以房抵债行为是两方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本案事实分析，两方被上诉人的借款行为发生在2010年11月，以房抵债行为发生在2012年7月，并且在2012年8月到房屋开发商处办理了《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更名手续，而上诉人覃丽与莫秀雷的《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9月，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在2014年1月，上述两个债权债务关系均属于普通债权，无优先之分，先履行的债务并不必然损害未履行的债权人的利益；而且以316平方米的房屋抵偿184万元本金加利息，并不存在明显的低价。所以，上诉人覃丽主张，该以房抵债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应属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涉案房屋在以房抵债后，被上诉人李福茂与被上诉人莫秀雷、邹海春之间又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将房屋出租给莫秀雷、邹海春使用，这属于李福茂行使房屋占有权的一种方式。该房屋未能办理产权登记变更手续，一方面是由于原房产开发商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涉案房屋被莫秀雷、邹海春抵押给工商银行贷款的原因。李福茂代莫秀雷、邹海春归还了尚欠银行的贷款，就是为了解除抵押，办理房产的转移登记手续。因此，涉案房屋的产权至今未能办理到李福茂名下，其本人并无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上诉人覃丽在执行案件中申请查封涉案房屋，违反了上述规定，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海执异字第360号《执行裁定书》中止对位于北海市广东路以西、重庆路以南桂中花园39号房屋的执行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覃丽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新永
审判员 汪海敏
审判员 叶 萍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何 俊
本报告所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