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6）鄂民终12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天军。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祚财。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爱玲。上诉人（原审被告）：方世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榕生，安徽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繁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峨桥支行。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峨桥镇葛铺大道。负责人：梅养幸，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益强，安徽文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芜湖石硊江海轮船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湾沚镇荆江西路。法定代表人：韩国用，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被告：杨承龙。原审被告：蒋金莲。原审被告：王和达。原审被告：上海长福海运有限公司。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业盛路***号国贸大厦*座****室。法定代表人：王和达，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韩国用。上诉人胡天军、朱祚财、郭爱玲、方世华因与被上诉人安徽繁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峨桥支行（以下简称“峨桥支行”），原审被告芜湖石硊江海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硊公司”）、杨承龙、蒋金莲、王和达、上海长福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福公司”）、韩国用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4）武海法商字第00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天军本人及其和朱祚财、郭爱玲、方世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榕生，被上诉人峨桥支行负责人梅养幸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益强到庭参加诉讼，长福公司、王和达、石硊公司、杨承龙、蒋金莲、韩国用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天军等四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改判驳回峨桥支行对胡天军等四人的诉讼请求；峨桥支行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有明确的债权人与债务人错误。胡天军等四人出具《股东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的时间是2012年11月9日，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2年11月14日，出具《承诺函》时无明确的债权人和债务人。2、原审判决将《承诺函》认定为胡天军等四人向峨桥支行发出的要约错误。本案希望订立担保合同的是峨桥支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的要约应当由峨桥支行发出，且《承诺函》的形式和内容不符合《合同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相关规定。3、根据人民银行有关贷款的规定，银行等机构应该对担保人的情况进行调查，但峨桥支行出具的《中小企业信用调查报告》中没有对胡天军等四人的情况调查记录，由此可推断，峨桥支行未认可胡天军等四人为保证人。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本案中，胡天军等四人与峨桥支行未约定以行为方式作出承诺，亦无此交易习惯，不应认定峨桥支行以默示形式作出承诺。2、根据《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担保合同的成立只能也必须依附于主合同，时间不应早于主合同成立时间，以出具担保书认定保证合同的成立需具备已有第三人、债权人等条件，本案《承诺函》出具时间早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出具时不具备第三人、债权人等条件，不应认定保证合同成立，且若保证合同已成立，就没有在之后形成的《借款合同》中约定“担保合同另行签订”的必要。峨桥支行二审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中，主合同债权人及债务人明确；《承诺函》载明胡天军等四人对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构成担保责任；“担保合同另行签订”的约定并不是仅指在签订《借款合同》后才能签订担保合�；《中小企业信用调查报告》是峨桥支行内部资料，对外无任何法律效力，峨桥支行与胡天军等四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该依据双方合同和往来函件确定。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对《承诺函》的定性符合法律规定；峨桥支行与石硊公司另有一笔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00万元的贷款，从担保角度而言，本案担保方式应该为《最高额保证合同》。请求驳回胡天军等四人的上诉请求。峨桥支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石硊公司立即偿还峨桥支行借款本金950万元及利息750663.68元、罚息（截止2014年2月19日的罚息为508450.21元，之后的罚息以10250663.68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和实现债权费用38.2万元；2、韩国用、胡天军、朱祚财、郭爱玲、方世华对石硊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峨桥支行对长福公司、杨承龙、蒋金莲、王和达共有的“长福10”轮享有船舶抵押权，上述第1项债权及涉案诉讼费用在该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中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13日，杨承龙、蒋金莲（两人为夫妻关系）、王和达、长福公司共同向峨桥支行（原名安徽繁昌农村合作银行峨桥支行，2012年10月19日经安徽省银监局批复更名）出具《承诺书》，表示自愿以“长福10”轮作为石硊公司在峨桥支行贷款的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自2010年10月27日至2013年10月27日，抵押最高金额为950万元，该《承诺书》作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如贷款到期不还，承诺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0年10月27日，峨桥支行与杨承龙、蒋金莲、王和达、长福公司等共同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杨承龙、蒋金莲、王和达、长福公司以“长福10”轮作为抵押物，为峨桥支行自2010年10月27日至2013年10月27日期间向石硊公司发放最高金额为950万元可周转性或分期发放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孳息以及诉讼费用、律师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同时对抵押权的效力、抵押人的义务、抵押物的占管、债权确定、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等内容予以了明确；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依法需办理抵押登记的，自抵押物登记之日起生效等。同日，上述各方当事人在该合同和《船舶抵押物清单》上分别签字或盖章。2010年10月29日，“长福10”轮在芜湖海事局办理了船舶抵押权登记手续，此时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显示：“长福10”轮是一艘钢质散货船，船籍港为芜湖，船舶总长98.80米，型宽15.80米，型深7.20米，总吨3729吨，净吨2088吨，船舶所有人登记为杨承龙（船舶共有情况：杨承龙占59%股份、王和达占23%股份、长福公司占18%股份）。2012年11月9日，韩国用、胡天军、朱祚财、郭爱玲、方世华作为石硊公司的股东，共同向峨桥支行出具《承诺函》载明：为确保本公司与贵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切实履行，保障债权人的资金安全，郑重承诺本公司向贵行提供的贷款材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责任；在本公司未能履行或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本公司全体股东将以个人与家庭财产承担无限连带法律责任。2012年11月13日，峨桥支行在对石硊公司的企业基本情况、贷款用途及资金需求预测（含石硊公司与关联方即芜湖国用航运有限公司的合同签订情况）、行业整体评价、行业经营情况、财务、现金流量（其中2012年9月净现金流为-6916万元，由于当年经营收入水平的降低、公司新建一艘3.3万吨海轮、经营规模扩大等因素导致经营净现金流的萎缩和经营性资金流量需求增大）、借款人征信及合作情况、还款来源及能力、风险及担保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石硊公司符合授信条件，拟同意提供用途为支付运费的贷款1050万元。2012年11月14日，峨桥支行与石硊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峨桥支行向石硊公司发放抵押贷款950万元，借款用途为付运费；借款期限为11个月即自2012年11月14日起至2013年10月15日止，自实际放款日起算，实际放款日以借据为准；合同有效期内的借款利率为固定月利率8%0，按季结息（每季月末第20日），逾期罚息利率在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本合同项下借款担保为最高额担保的，对应合同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等内容。该借款合同还对�款、还款、担保、陈述与保证、承诺、违约、生效、争议解决等进行了约定。峨桥支行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向石硊公司发放了贷款950万元。石硊公司在约定借款期间仅支付了部分利息，对所欠本金分文未还。截止2014年2月19日，石硊公司尚欠峨桥支行的借款本金为950万元、利息为750663.68元、罚息为508450.21元。峨桥公司在催要借款无果后，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并为此按照安徽省物价局等有关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支付律师代理费38.2万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峨桥支行依法更名后，承继了原安徽繁昌农村合作银行峨桥支行的权利与义务，为本案适格原告。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无效；二、本案《承诺函》是否构成保证担保。一、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无效王和达�张峨桥支行与石硊公司恶意串通，以借款的合法形式掩盖其真实目的，损害了抵押人的合法权益，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应当无效。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峨桥支行在《中小企业授信调查报告》中已阐述了石硊公司与关联方即芜湖国用航运有限公司的合同签订情况，明确指出了石硊公司的净现金流为负数的现状，并分析了净现金流短缺的原因，已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峨桥支行在综合石硊公司的企业基本情况、贷款用途及资金需求预测、行业整体评价、行业经营情况、财务、现金流量、借款人征信及合作、还款来源及能力、风险及担保等各方面的调查情况后作出发放贷款决定并无不妥。其次，无论是《最高额抵押合同》还是在该合同之前的《承诺书》，都是王和达等与峨桥支行之间自愿签订，前后意思表达一致，内容没有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双方�照法律规定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此外，王和达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峨桥支行故意错误计算借款人石硊公司的总资产”的事实。故王和达关于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二、本案《承诺函》是否构成保证担保胡天军等人认为因《承诺函》仅表明“拟同意”保证意向，其出具的时间早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出具时没有债权人和债务人，与峨桥支行没有签订书面的担保合同，主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和《中小企业授信调查报告》中列举的担保方式均没有提到股东个人保证担保，故《承诺函》不构成保证担保。原审法院认为，从本案《承诺函》的内容可以看出，胡天军等人作为石硊公司的股东，已在《承诺函》中明确表示为债务人即石硊公司向债权人即峨桥支行履行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债权�与债务人清晰明了。胡天军等人在将此承诺函交与峨桥支行后，应视为其作为保证人为订立保证合同而向峨桥支行发出了要约。但该保证合同属单务合同，仅有保证人一方负有义务，峨桥支行并不就保证合同承担义务，该保证合同一旦成立，只能给峨桥支行带来保证自己债权实现的实际利益，因此，峨桥支行在收到承诺函后没有明确签订书面保证合同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是以默示的形式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从而保证合同得以成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认定本案《承诺函》构成保证担保。综上，峨桥支行与石硊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胡天军等人向峨桥支行提交的《承诺函》、峨桥支行与王和达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是合同相对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民事权利，全面诚信履行民事义务。根据原审庭审查明，石硊公司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峨桥支行履行偿还借款义务的事实成立，已构成违约情形，依法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胡天军等人为石硊公司向峨桥支行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在石硊公司不履行债务时，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和达等人以“长福10”轮作抵押物，为石硊公司向峨桥支行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在石硊公司不履行债务时，峨桥支行有权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抵押权。据此，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百零三条，《担�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石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峨桥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95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750663.68元、罚息（截止2014年2月19日的罚息为人民币508450.21元，之后的罚息以人民币10250663.68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2%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和实现债权费用人民币38.2万元；二、韩国用、胡天军、朱祚财、郭爱玲、方世华对石硊公司的上述第一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峨桥支行对杨承龙、蒋金莲、王和达、长福公司共有的“长福10”轮享有船舶抵押权，有权以该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轮的价款在上述第一判项债权及本案诉讼费用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595元，由石硊公司、杨承龙、蒋金莲、王和达、长福公司、韩国用、胡天军、朱祚财、郭爱玲、方世华共同负担。本案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焦点问题为：《承诺函》的性质认定及胡天军等四人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评析如下：经查，《承诺函》载明：为确保本公司与贵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切实履行，保障债权人资金安全，本公司全体股东郑重承诺如下……2、在本公司未能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本公司全体股东将以个人与家庭财产承担无限连带法律责任。该《承诺函》上载有胡天军等四人的亲笔签名和峨桥支行的印章。故，本院认定，胡天军等四人作为石硊公司的股东，在已知石硊公司向峨桥支行申请贷款，双方将成立借贷关系的情形下，出于保障《借款合同》如约履行的目的，以向峨桥支行出具《承诺函》的形式出具担保书，峨桥支行在收到该《承诺函》后未提出异议，并在该函上加盖印章予以确认。该《承诺函》中，债权人、债务人、担保债务、担保财产的范围和承担责任的方式等内容表述明确，胡天军等人自愿对石硊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亦充分、完整、明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关于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的相关规定，胡天军等四人与峨桥支行之间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受此合同关系的约束。因双方在保�合同中明确约定，胡天军等四人以个人及家庭财产承担无限连带法律责任，故本院认定在债务人石硊公司不能如期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形下，胡天军等四人应依约定履行其保证人的保证义务，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天军等四人上诉认为，《承诺函》出具的时间早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且《承诺函》中无明确的保证人、债权人，保证合同不成立。本院认为，如前所述，胡天军等四人与峨桥支行之间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峨桥支行与石硊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亦依约成立并已实际履行，《承诺函》作为保证合同为从合同，其与《借款合同》的主从关系不体现为成立时间的先后。涉案《承诺函》出具的时间为2012年11月9日，《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11月24日，且峨桥支行于《借款合同》签订的当天即向石硊公司发放相应贷款950万元，此后，�天军等人未对此提出异议，直至原审诉讼时。故本院认为，胡天军等四人与峨桥支行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并有效，其应依约对《借款合同》中确定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胡天军等四人上诉认为保证合同未成立，其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胡天军、朱祚财、郭爱玲、方世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595元，由胡天军、朱祚财、郭爱玲、方世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林向辉审判员 余 俊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