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甘05民终4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某，现住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甘肃通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水市工业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1，男，该公司法务部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住天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某，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某2，住天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某，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某因与被上诉人天水市工业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被上诉人胡某、第三人杨某2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502民初2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国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1、被上诉人胡某、第三人杨某2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某上诉请求：1.撤销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502民初292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国投公司与胡某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依法确认上诉人丁某为原长城电工仪器厂家属区9幢2单元203号房屋的补偿安置受益人，并由被上诉人国投公司向上诉人丁某支付安置补偿费用158800元。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胡某之间未发生过房屋买卖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委托杨某2向胡某卖过房，且二人并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主张权利为由认定胡某受让了该房与事实不符。一审中被上诉人的证人出庭陈述时，均没有涉及上诉人曾表示将房转让给胡某的事实。二、上诉人委托杨某2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出具的委托书仅仅是买断工龄的清算委托，对房屋的处置没有委托。杨某2是借住上诉人的房屋，无权处分。杨某2没有代理权限替上诉人卖房，如代理则需要经过上诉人确认才能产生效力。杨某2在给上诉人亲戚支付工龄款时并没有给厂里补交房费，而是杨某2后来代交了房款才电话告诉上诉人钱数不多，先不用还。2014年4月，上诉人转款给妻妹夫张某并委托张某与妻妹牛某，还有牛某的一名同事给杨某2还房款，但杨某2拒绝了。三、转让房屋与给厂里交房款性质不同。被上诉人持有的是以上诉人名义交给厂里的房款收据。杨某2持有票据是合理的，交给其亲戚也是可能的，但其并没有上诉人认可的转让房屋的收据或者凭证。四、上诉人远在深圳，房子被人借用，有人看管自然不用操心，当时关系最好的人是杨某2，知道有啥事他会告诉自己。上诉人曾让妻妹要票据还钱，但杨某2没有给票据。得知厂里房屋改造摸底后，上诉人就让妻妹填表并交给了厂里，但至起诉前才得知二被上诉人已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五、一审法院以转让房子”长仪厂不过问”，并以其他人的话推断作为依据不合法律规定，仅从清理上推断房子卖给胡某没有依据。被上诉人国投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丁某并非涉案房屋实际占有人及使用人，自始不具备主张权利的资格。诉争的房屋是长仪厂的福利分房，1996年被答辩人基于该厂职工身份通过福利分房取得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应归厂里。丁某自始没有履行付款、登记、注册义务，故所称”自己的房被卖了”与事实相悖。胡某2006年12月26日向长仪厂缴纳100%产权款取得房屋使用权，实际占有使用并缴纳房屋相关使用和管理费用至拆迁之时，且有存根收据作为直接证据。基于胡某的事实使用和占有权，应认定胡某为实际补偿安置受益人。长仪厂福利分房私下顶替现象非常普遍，且均是依原使用人名义继续使用，如答辩人认为权利受损，更应当是追究厂方的责任。二、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的表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应作为定案依据。丁某上诉状主张胡某系借用该房，但没有出具房屋出租或出借的书面证据。一审陈述中称得知改造摸底后让妻妹将填好的表交厂里等消息，但答辩人出庭证人明确提到丁某对拆迁补偿事宜完全不在乎，也不知道涉案票据上是其姓名，在提出上诉请求时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性质的房款和房款数额。在长达十年时间里丁某对胡某占用该房无异议，其长期怠于行使权利与一般权利人对自身利益关注形成较大反差，有悖于常理。丁某在听说涉案房屋可能得到高额补偿款后起诉要求确认其为受益人并获得安置补偿费于情理不符。三、答辩人依据政策法规依法对天水长城电工仪器厂开展拆迁改造工程，与涉案房屋实际占有使用人胡某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或《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且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协议合法有效。综上，胡某享有拆迁补偿的合法资格，答辩人与其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有效，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丁某的无理诉请。被上诉人胡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处结果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长仪厂在企业改制前给丁某分配的是仅有居住权而无所有权的房屋。企业改制时，丁某委托杨某2为其办理买断工龄及房改事宜。杨某2代办丁某与原厂解除劳动关系后，领取工龄款并交其妻妹，而在长仪厂要求个人出资可以购买单位房屋为个人所有时，杨某2告知丁某后，其明确表示放弃购买，并委托其妻妹将钥匙交给杨某2。胡某以丁某名义向长仪厂出资购买房屋并非是向丁某购买，胡某与长仪厂有无房屋买卖关系与丁某无关，且买方票据中的购买人是征得丁某同意的，丁某也没有出资。杨某2为丁某垫付房款不符合客观事实，改制时杨某2代领工龄款，但丁某没有要求以该款代缴房款。另外，杨某2当时工资不高，家庭成员众多，不可能为丁某无偿垫付数额较大的房款。胡某购房后居住九年时间，丁某及亲属没有询问过房屋情况，故不存在房屋是借用的事实。2014年底，丁某要求杨某2交付胡某购房款票据后赎回房屋，杨某2让其找胡某商量，其后来也从未向胡某赎回票据。胡某与国投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丁某不是协议签订主体，无权主张为安置受益人，协议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法定情形，故上诉人丁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外，早在2004年4月，上诉人丁某曾委托杨某2申请登记原长仪厂的一套新房，在被要求6月交清房款时，上诉人给其妻妹打电话后予以放弃，从此件事可以说明其对长仪厂改制时的旧房更没有购买意思表示。原审第三人杨某2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胡某一致，认为房子是胡某购买的，胡某是补偿安置受益人。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国投公司与胡某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2.依法确认丁某为原长城电工仪器厂家属区9幢2单元203号房屋的补偿安置受益人，并由国投公司向丁某支付安置补偿费用1588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丁某、杨某2均系天水长城电工仪器厂（以下简称长仪厂）职工。1996年，长仪厂将本厂家属区9幢2单元203号房屋（建筑面积35㎡）分配给丁某。1997年，丁某去深圳打工，后举家前往深圳，涉案房屋由其亲戚代为看管。2006年，丁某从杨某2处得知长仪厂要破产重组及进行房改，遂委托杨某2办理与其本人有关的相关事宜。杨某2代丁某领取了买断工龄款15644.2元，并于同年12月22日将该款转交其妻妹牛某，同时牛某将涉案房屋钥匙交给杨某2。当月26日，杨某2陪同胡某（杨某2外甥）到长仪厂以丁某的名义缴纳了11412元的购房款。长仪厂给胡某出具”今收到丁建明（茗）缴来100%房款”的票据1张，该票据一直由胡某保管。随后，杨某2将房屋钥匙交付胡某，胡某居住至2015年8月。2014年底，国投公司负责实施长仪厂棚户区改造项目。2015年上半年，国投公司对该地段房屋进行摸底调查并与丁某取得联系，但丁某置之不理。因涉案房屋未办理房产证，胡某又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并且持有该房交费票据原件，因此国投公司认为胡某为房屋所有权人，于同年7月31日与胡某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后收取了长仪厂出具的交款票据原件。同年8月，涉案房屋被国投公司拆除。2016年8月，丁某向国投公司打电话询问涉案房屋拆迁情况时得知该房已被拆除。同年10月，丁某以返还原物为由将杨某2、胡某诉至秦州区法院，同年12月18日撤诉。之后，丁某再次以确认合同无效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丁某是否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丁某主张其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但在2006年房改时并未向长仪厂缴纳房款，该款实际由杨某2亲戚胡某缴纳。对此，丁某称该款系杨某2主动为其垫付，但从庭审查明情况看，在丁某的买断工龄款足以支付房款的情况下，杨某2为其垫付房款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且至今丁某未将该款归还杨某2。另外，丁某明知房屋由杨某2亲戚胡某居住、使用近十年时间，但从未提出过任何主张，并且在2014年底丁某要求杨某2交付购房款票据原件被拒后也未采取任何途径及时维权。再者，2015年初国投公司通知丁某棚户区改造的相关事宜时，其也怠于行使权利。丁某的上述行为有悖常理，本人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因此对丁某要求确认其为房屋拆迁受益人并获得安置补偿费1588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涉案房屋未办理房产证，而胡某持有购房款票据原件并长期居住、使用该房屋，长仪厂对该类房屋的处分不予干涉，故国投公司与胡某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丁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62元，由丁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认定如下：上诉人丁某除对一审证据坚持其诉请证明主张外，提交以下证据：1.物业费收款收据1份。拟证明2007年5月前物业费由丁某承担，6月后由杨某2实际居住承担。经质证，被上诉人国投公司、胡某及原审第三人杨某2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经审核，该证据系长仪厂2007年6月13日向”丁某”开具的物业费收款收据，背书记载物业办核算退还多交房费情况，并记载将退费141.5元及210元（第一个月失业金）共351.5元于2007年7月5日转交牛某的事实。因杨某2认可票据内容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反映的由丁某负担2007年5月前物业费的事实予以确认。2.建设银行出具的张某个人账户对账查询单据4页，张某手机截屏1张，结婚证复印件1张。拟证明丁某在不知道具体房款数字的情况下，按照杨某2说的数字于2014年4月7日向张某打款15000元，用于向杨某2还垫交房款。张某当日收到该款。张某系丁某妻妹夫。经质证，被上诉人国投公司、胡某及原审第三人杨某2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打款数额与房款数额不一致，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钱是给杨某2转的购房款。张某的夫妻结婚证件与本案无关。经审核，本院对张某于2014年4月7日收到丁某转款15500元予以认定。结合庭审中杨某2陈述张某、牛某曾于2014年4月来给钱，但自己认为胡某已经买走房子，如有争议应找胡某商量，便没有收钱的事实，本院认定丁某于2014年4月份曾委托张某向杨某2主张归还改制房款，但杨某2以胡某已购房的理由予以拒绝。3.杨某2书写的便条。拟证明丁某历年水、电、房费单据由杨某2留存，水电费实际由丁某承担，同时买断工龄款结余15644.20元。经质证，被上诉人国投公司、胡某及原审第三人杨某2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审核，本院对该便条反映的文字内容予以确认。4.长仪厂家属区9#、10#楼住户信息表复印件。拟证明胡某与二被告之间存在串通、弄虚作假的情形。经质证，被上诉人国投公司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判断，不能证明是国投公司出具。被上诉人胡某及原审第三人杨某2认为信息表不是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核，该住户信息表系复印件，内容记录胡某名下有转让协议1份，但无其他证据印证该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故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采纳。5.杨某2与胡某在返还原物纠纷案中杨某2的答辩状。拟证明杨某2代丁某办理买断工龄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国投公司、胡某及原审第三人杨某2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案件已经撤诉，与本案无关。经审核，该答辩状真实，内容系杨某2对事实经过的陈述与看法。本院对该证据主张证明的事实结合本案综合认定。6.录音光盘一张。拟证明丁某与国投公司工作人员交涉事宜，其内容与国投公司庭审陈述不一致。经质证，被上诉人国投公司认为录音内容真实，但证据系未经允许的偷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被上诉人胡某及原审第三人杨某2认为证据形成过程中没有参与，不了解情况。经审核，该录音光盘系上诉人丁某与国投公司工作人员的谈话，内容是丁某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签订事项的交涉，丁某认为国投公司依据胡某的保证申明确定其为补偿安置受益人是违反规定的，并提出了异议。本院对录音所能够反映出的交涉经过确认。被上诉人国投公司在庭审中提交新证据长仪厂家属区9、10号楼住户基本情况表1份。该表第19项记载”丁建明”涉案房屋为出售，备注”无转让协议给胡某”，拟证明上诉人丁某提供的《住户信息表》反映的不是真实情况，同时也证明早就与丁某取得过联系。经质证，丁某认为该证据与自己提供的证据反映内容正好能印证国投公司在一定环节中存在弄虚作假现象。经审核，该表备注记载能够反映胡某与丁某没有签订转让协议，但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结合双方一、二审庭审陈述，本院对胡某没有与丁某签订书面转让协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庭审查明情况，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5年上半年，国投公司对该地段房屋进行摸底调查，在联系核实房屋所有人的过程中并未从丁某处取得书面意见，而一审判决对此表述为国投公司在摸底调查与丁某取得联系时，”丁某置之不理”的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另查明，涉案原长城电工仪器厂家属区9幢2单元203号房屋被拆迁后，因涉及住户后续安置事项，安置补偿费用158800元并未向胡某实际发放。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应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法律对公民取得的企业中具有福利分房性质的房屋用益物权应当给予充分保护。本案中，上诉人丁某于1996年从长仪厂分配取得的国家福利政策性质的住房，是企业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本企业职工居住条件的一定安置，综合了企业职工的贡献、资历条件、工龄状况等情况，具有补偿性、社会保障性、国有企业统筹性的一次性权利享受特点。2006年国有企业改制及房改时，长仪厂以核定统一价向职工出售100%产权，其本身即具有企业对享有住房职工的优惠补偿特点。丁某作为长仪厂职工，虽然通过委托他人办理了买断工龄的有关事宜，但其对涉案房屋的权利性质在房改前后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原审第三人杨某2在代领丁某买断工龄款后，为其亲戚被上诉人胡某做介绍，由胡某以丁某的名义交纳涉案房屋改制款并居住，其实质享有的利益是基于丁某原属长仪厂职工的身份所取得的。即使当时在杨某2的促成下丁某有过”谁交钱谁去住”的放任意思表示，胡某也有交付房款的真实意愿，但基于胡某厂外人的身份，其仍然不具有享有长仪厂福利分房的身份基础。同时，杨某2并未将房屋交回厂方，长仪厂在购房交款登记及出具的票据上也是丁某的名字，间接反映出长仪厂在当时不认可胡某的购房身份。故该房屋至棚户区改造拆迁之前，作为非长仪厂职工的胡某并不具备该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胡某缴纳房款并居住后，该厂改制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长仪厂对改制后住房的登记底册上也没有对丁某的名字做出过更改。庭审中，杨某2明确表明，长仪厂破产改制时，其在接受丁某委托办理”本人相关手续办理之事宜”过程中，并未将房屋交到该厂破产清算组，故胡某交纳房款的行为，只能认定为垫付代交的性质。因此，国投公司与胡某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将胡某确定为受益人没有法律基础，不能认定胡某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综上，在上诉人丁某未与胡某进行协商转让房屋，亦未委托杨某2代售房屋并取得利益对价的情况下，虽然非长仪厂职工胡某以丁某名义代缴房款并持有票据长期居住，但并不能必然证明胡某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人，该房的权利处分主体仍应由丁某享有。2014年国投公司取得长仪厂棚户区改造项目后，在对涉案房屋摸底调查的过程中，并无书面证据表明其与丁某进行了核实并告知其权利义务。国投公司在明知胡某持有丁某名字的交费票据，而未能提供相关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以胡某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申请书”为依据，与实际居住人胡某签订《天水长仪厂家属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将被拆迁房屋的安置补偿人认定为胡某，显属不当。一审认定国投公司业务人员与丁某进行了联系，丁某置之不理的事实无相关证据支持，国投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胡某作为无权处分人，与国投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未经权利人丁某追认，胡某也未实际取得涉案房屋处分权，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国投公司并未向被上诉人胡某实际发放安置补偿费用，故应由国投公司在确定实际安置补偿受益对象后依法另行处理。至于胡某实际交纳了改制房款及其长期居住所涉及的其他问题，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可由胡某与丁某另行解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丁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502民初292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天水市工业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胡某签订的天水长仪厂家属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编号：CY2015-013号）无效；三、驳回上诉人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62元，由上诉人丁某承担2031元；被上诉人天水市工业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承担20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62元，由上诉人丁某承担2031元；被上诉人天水市工业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承担203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兰审判员 朱金平审判员 周 昊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刘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