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8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卫国，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
上诉人程卫国因诉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行政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即程卫国）原审诉称，被告（即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曾将其具体警种不明的“董某荣、方某波”二人向原告（即程卫国）调查劳动领域问题的“讯问笔录”交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保管。该“讯问笔录”没有载明讯问具体起、止时间，也没有载明被告对原告的传唤证送达情况及行政强制限制人身自由具体期限，更未载明被告已经向原告出具过《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公安法律文书》。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进行的“公安行政强制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连“传唤证、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延长继续（留置）盘问通知被盘问家属或者单位记录”都没有，故针对以上公安行政强制限制人身自由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九条规定，向原告居住地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依法确认被告未经立案、也未载明执行传唤情况和具体适用法律依据制作的讯问笔录相关行政行为违法，并判决撤销此行政行为；2、被告向原告出具与被限制人身自由有关的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公安法律文书，并为原告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追究与被诉案情有关的其他责任主体单位及个人法律责任；3、被告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涉案讯问笔录出具时间为2002年5月29日，距立案时间2015年6月1日已超过五年起诉期限。因此，原告的起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程卫国的起诉。
上诉人程卫国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错误行政裁定，依法交原审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保护公民人身自由不被公安行政违法留置的法律权利。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本案原审法院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履行司法审理义务，致使2004年3月22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向被上诉人作出的（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通知书、2004年3月31日被上诉人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单本”《证据交接清单》两份证据未收集在案。从而未发现被上诉人违法以《证据交接清单》“单本方式”在2004年3月31日向上诉人设置了行政诉讼时效障碍，直到2015年3月18日该诉讼时效障碍才被消除，本案中“2004年3月31日～2015年3月l8日”共11年ll个月零l3天因不属于上诉人自身原因被耽误的起诉期限，依法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以原审人民法院所提的“涉案讯问笔录”出具时间2002年5月29日距立案时间2015年6月1日，共13年零2天进行计算，扣除ll年11个月零13天因不属于上诉人自身原因被耽误的起诉期限，全部法定起诉时间为385天，而原审人民法院认为的“已超过五年起诉期限”的驳回起诉理由。同时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项：“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驳回起诉法律条件。而且，（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通知书“审查立案时间：l5天”和（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审查立案时间：l天”分别作为人民法院针对同一当事人法律关系出具的刑事赔偿立案决定和行政立案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刑事赔偿案“审查立案时间：15天”和［（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审查立案时间：l天”行政诉讼案的诉讼时效具有相互支撑法律作用。因人民法院未履行“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司法审理义务，致使与证明诉讼时效有关的关键证据未被原审人民法院在作出（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行政裁定前调查收集在案，造成“2004年3月31日～2015年3月l8日”共ll年ll个月零13天因不属于上诉人自身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没有依法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致使原裁定计算起诉时间证据不足、计算起诉期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法定条件不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上诉人（除［（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刑事赔偿案“审查立案时间：15天”和［（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量］“审查立案时间：l天”行政诉讼案的诉讼时效具有相互支撑法律作用之外）实际还有385天的法定行政起诉时效合法权利，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法撤销。在法定五年诉讼时效内于2004年3月22日，因上诉人申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错误刑事拘留依法进行刑事赔偿立案，案号为：（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2004年3月31日，被上诉人以《证据交接清单》“单本方式”将涉案的2002年5月29日讯问笔录以编号29～33页移交给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未对涉案的“讯问笔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进行分别审查立案，也不可能以证据副本方式提供给本案上诉人，导致上诉人一直未能针对此“讯问笔录”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3月18日，上诉人据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档案材料复印费收据》调阅并复制了档案材料所知道的情况，于2015年6月1日依法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接受了人民法院针对涉案“讯问笔录”取得来源、途径、时间和诉讼时效的当面审查，获得了登记立案，并于当天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交纳了行政案件诉讼费。且2015年6月25日，上诉人向云南省法院投诉中心依法签收了与立案庭和行政庭有关的［（2015）云法投字第131号］、［（2015）云法投字第132号］通知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理应由最先立案的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管辖并进行实体审理（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公安行政强制限制人身自由违法留置案件，而不应由随后在云南省法院投诉中心因发现［（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刑事赔偿案错误占用审查立案时间：l5天”，侵害了当事人最基本司法公正权利启动纪检监督程序后，可能已经立案的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审理。另外，原审人民法院在法定立案后五日内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向被告发送原告行政起诉状副本”，导致当事人交纳行政诉讼费后成为空诉。上诉人为了依法支持［（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诉讼理由，于2015年6月18日在昆明市又取得了2004年3月22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向被上诉人作出的［（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通知书］“审查立案时间：2004年3月8日～2004年3月22日”、2004年3月31日被上诉人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单本”《证据交接清单》，2015年6月25日，上诉人向云南省法院投诉中心签收了［（2015）云法投字第131号］、［（2015）云法投字第132号］通知单。综上所见，登记立案作为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工作，诉讼时效是关系到当事人能否纳入司法救济范围的根本权利，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审查时间的错误纠正更是直接表明人民法院对司法公正的最基本态度和对当事人根本权利的尊重，［（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刑事赔偿案审查立案时间：15天”、［（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行政诉讼案审查立案时间：1天”，如果人民法院认为两案平均计算应当为每案审查立案占用时间：8天；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法定立案审查时间确实为7天”，两案中的后面一件案件审查立案时间的l天是对前面那件案件审查立案占用时间l5天的错误纠正，及给予当事人的立案审查时间纠正态度，那也就不可能有［（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超越诉讼时效的说法!而且，本案是因为人民法院未履行“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司法审理义务，致使与证明诉讼时效有关的关键证据未收集在案，造成［（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通知书］、［（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分别作为人民法院针对同一当事人法律关系出具的刑事赔偿立案决定和行政立案决定诉讼时效的相互支撑法律作用被一审人民法院错误拆开，同样也造成了“2004年3月31日～2015年3月18日”共11年11个月零13天因不属于上诉人自身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没有依法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致使原裁定计算起诉时间证据不足、计算起诉期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法定条件不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上诉人实际还有385天的法定行政起诉时效合法权利。所以，在2004年3月22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向被上诉人作出的［（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通知书］“审查立案时间：15天”，2004年3月31日被上诉人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单本”《证据交接清单》作为能共同证明（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案“审查立案时间：l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因不属于上诉人自身原因被耽误起诉期限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国家司法手续法律凭证未被撤销情况下，（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214号案从以上法院存在的“最初立案占用时间过错、随后的未分别审查立案过错和未扣除法定不计入起诉期限的过错”三大过错足以证明过错方在人民法院，上诉人根本就不存在超过法定起诉时效的问题，已经具备“原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撤销”的法律条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依法撤销。保护公民人身自由不被公安行政违法留置的法律权利。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涉案讯问笔录出具时间为2002年5月29日，而上诉人至2015年6月1日方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距该行为作出之日起已经超过5年，即，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故其起诉依法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予驳回。
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未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致使［（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通知书］、2004年3月31日被上诉人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单本”《证据交接清单》两份证据未收集在案，从而未发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设置了行政诉讼时效障碍，直到2015年3月18日该诉讼时效障碍才被消除，本案中“2004年3月31日～2015年3月l8日”共11年ll个月零l3天因不属于上诉人自身原因被耽误的起诉期限，依法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上诉人同时主张原审法院在法定立案后五日内未向被上诉人发送行政起诉状副本，导致当事人交纳行政诉讼费后成为空诉。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5年最长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在于被诉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涉案讯问笔录在2002年5月29日作出，且讯问的对象就是上诉人本人，上诉人是否知晓［（2004）昆法委赔字第001号通知书］、《证据交接清单》不影响本案起诉期限的认定，因此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向其设置了行政诉讼时效障碍，“2004年3月31日～2015年3月l8日”系不属于上诉人自身原因被耽误的起诉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五年的起诉期限，明显不符合受理条件，原审法院不再通知被上诉人应诉及调查询问当事人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 亮
代理审判员 刘吉明
代理审判员 赵 娇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崔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