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字83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宣，女，1963年2月4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燕敏，浙江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松民，男，1965年12月2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俊俊，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宣为与被上诉人张松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3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3月27日，委托方刘宣（甲方）与受托方张松民（乙方）签订《出租车委托管理经营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本协议为委托管理经营协议，协议期间甲方仍为车辆所有人。……协议委托管理经营期为五年，从2014年4月4日至2019年4月3日止。二、甲方委托给乙方杭州中环公司浙Ａ×××××出租车一辆。……三、协议期间乙方支付给甲方一次性五年租金肆拾贰万元整，以上租金已包括国家及公司规定交纳的规费、养路费、保险费、税费。……四、在协议期间，政府部门或运管部门有新措施，如增减费用、车费调价等优惠由乙方享受，政府部门所发油贴、油补均由乙方享受。……今后政府及管理部门出台新的管理政策，都将自动作为本协议的合法补充，双方均认定是本协议的合法补充。五、乙方须在承租之日一次性支付甲方租金肆拾贰万元整。六、甲乙方双方在协议期间必须遵章守法，不得以任何借口违反本协议，如有违约，扣除违约金叁万元整。……八、本协议签订之日应交纳保证金叁万元，在合同结束时一次性归还。协议签订后，刘宣将浙Ａ×××××号出租车交于张松民经营，张松民支付刘宣租金420000元及保证金30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张松民、刘宣签订的《出租车委托管理经营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对于张松民要求刘宣退还2016年6月4日至2019年4月3日的经营权承包金102000元的诉请，该院认为，鉴于现在出租车行业经营利润下滑幅度较大，故结合本案案情，从张松民主张之日2016年6月4日开始，该院酌情下调每月的承包金1000元。经核算，截至合同承租期届满，刘宣应返还张松民承包租金34000元。张松民要求刘宣支付出租汽车司机临时经济补贴及违约金的诉请，因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张松民2016年6月至2019年4月的承包金34000元；二、驳回张松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8元，由张松民承担2458元，由刘宣承担650元。
上诉人刘宣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的“现在出租车行业经营利润下滑幅度较大”，属于市场行情正常的波动，系短时期现象，原审法院据此来判决下调承包金不合理。因“网约车”大规模化的发展，出租车行业经营利润确实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之所以会有影响，并非因“网约车”的存在，而是因“网约车”公司之间的“烧钱补贴大战”。早在2010年，我国即有互联网专车的身影出现，只不过当时未采取高额补贴的方式，出租车行业未受大的波动。正因为网约车公司之间的“烧钱补贴大战”，出租车在网约车面前失去了部分竞争优势，被抢占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客源，短时间内造成了经营利润的下滑。但下滑不等于亏损，出租车行业依然是盈利的。2016年8月1日，随着“滴滴”和“优步”宣布合并，网约车的补贴随之停止，没有了补贴优势，网约车出行价格立即调高，价格维持在与出租车相同甚至更高。原先选择网约车出行的客户逐渐回归到出租车。任何一个行业的经营利润都不可能是持续稳定的，竞争者多了，行业利润自然会有所下降。2016年7月27日，交通运输部颁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六、第八条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公司应当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第二十一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不得侵害乘客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有为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等不正当价格行为，不得有价格违法行为。随后，“滴滴”和“优步”便宣布合并。因此，所谓的“出租车行业经营利润下滑”只是受市场竞争因素影响而导致的短期现象，属于正常的市场行情波动，法院不应当随意更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合意的基础上形成的合同。事实上，在原审判决时，出租车行业利润已趋稳定。二、张松民在一审期间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中，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张松民共提交了四组证据：1、他人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2、张松民自行制作的2016年7月份营运收入情况；3、浙江电视台对杭州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调查报告；4、政府公文。首先，他人之间所缔结的承包合同，无论是高或者低，均是他人之间自由平等协商的结果，有着特定的内在原因，对第三人无任何约束力。不同的出租车之间具有巨大的差距，如是“公牌车”还是“私牌车”、车况的好坏、车辆的新旧程度、经营权期限的长短、投资成本的高低、市场行情等等。同样是一辆具有营运资格的出租车，因以上因素，也具有不同的承包价格。2014年年初，杭州地区存在着大量的与本案承包价格相同甚至更高的协议，一直履行至今未进行变更或解除。张松民欲依据三份他人之间的协议来证明合理承包价格应为每月4000元，依据不充分。其次，张松民制作的2016年7月份营运收入情况是其自行手写制作，且只提交了其中一个月的营运收入状况，而且仅仅是白班的数据，据此推导出张松民从2016年6月到未来2019年4月都将是亏损的、利润大幅下滑的，无论从事实还是逻辑上都不合理。且真实情况是张松民在每月7000元承包费的基础上，不仅没有亏损，反而是月月盈利，年年盈利。作为承包当事人，张松民故意不出示相关证据，仅拿出一份某个月（连日期也不全）的不规范的手写清单，系有意误导法庭，隐藏对已不利的证据。再次，电视台对杭州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调查报告，具有追求时效性的特点，只能反映某个时间点某个特定人物的情况，不仅片面且其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也未作考证。该收入调查报告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更是难以证明本案中张松民是否亏损、是否每天收入不足百元。最后，杭政函件【2015】158号文件属于政府公文，用于指导出租车改革，改革的内容为解决产权不清晰问题。该文件中提到“退还经营权有偿使用金”，是特别针对公牌车而言的。私牌车根本不存在退还经营权有偿使用金的问题。案涉浙Ａ×××××号出租车属于私牌车，因此张松民提出该优惠应由其享受完全是无稽之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也属于政府公文，不属于行政法规，没有强制约束力，该公文也不适用于本案。二、自2016年6月至原审判决之日，张松民的经营利润相当可观，根本不存在亏损之说。案涉浙Ａ×××××号出租车由刘宣购于2014年4月1日，共花费848717元，其中经营权资格证花费738000元，全新现代牌裸车102000元，车辆购置税8717元。经营权资格之所以要花73.8万元的高价，原因在于刘宣所购买的是私牌出租车。在确权改革之前，杭州市场上的出租车分为私牌车与公牌车，由于权属问题，两者存在巨大的价格差异。私牌车指经营权属于个体的出租车，经营权为长期有效，无限期，其存在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当时政府共发放了约1000块个体经营户出租车牌照，经营权费用当时已一次性缴纳，后政府因觉管理不便，永久地停止发放。至今，私牌车在出租车群体中仅占10%左右，属于奇货可居，其与所属公司为挂靠关系。公牌车指经营权属于公司的出租车，经营权为有限期，一般为6年左右，故经营权费用为按期限缴纳，一旦经营权到期，公司可无条件收回经营权资格。众所周知，出租车最为值钱的地方就在于其营运资格，因私牌车的营运资格为长期有效，无限期，再加上市场上存量少，故其价格往往为公牌车的两倍之多。承包人也更愿意承包私牌车，公牌车受公司管理约束太大，如每月的开会、学习等各种活动占用了承包人本应上路拉客的时间，导致承包人产生经济损失，且公司管理混乱，可能变相压榨车主及承包人，如乱收费，乱罚款等。而私牌车由于是个体户，没有上述困扰。因此，在承包市场上，私牌车供不应求。在市场因素的调节下，私牌车承包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且刘宣配备的是全新的现代轿车。在2013年以及2014年，与刘宣情形相同的出租车当时的承包行情均为每月8000-9000元，刘宣之所以愿意以每月7000元的低价承包给张松民，是因为承包期限为5年整。双方约定的承包费7000元并不过高，已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将5年之中有可能出现的市场行情波动、各种商业风险等因素考虑在内。三、原审法院判决酌情下调每月承包金1000元，自2016年6月4日起算至2019年4月3日止，共计34个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如上文所述，网约车真正大规模化发展是在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主要依靠大量补贴烧钱维系客源及抢占市场份额，导致出租车市场失去了一些客源。2016年7月开始，随着交通部颁布行政规章规范市场，网约车巨头公司宣布合并，各项补贴优惠已停止，出租车原先失去的部分客源又重新回来了。原审法院判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张松民诉称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网约车的出现属于情势变更，其有权要求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对此，刘宣认为，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规则”，网约车的出现属于可预见的正常的商业风险。网约车并非是张松民与刘宣签订协议后（2014年4月）才出现的新事物。早在2010年，我国即有互联网专车的身影出现，这属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出现的正常的商业风险。因张松民持续稳定盈利，继续履行合同根本不会导致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规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松民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张松民承担。
被上诉人张松民答辩称：一、张松民认为原判决对“现出租车行业利润下滑幅度较大”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适用合同法公平合理原则的法律规定，作出酌情每月下降承包金的判决结果也是正确的。但是判定降低的承包金金额过低，与目前的市场情况不符，未能完全弥补出租车司机的营运困难。原判决酌情下调的起算点也有误，应该从2015年6月杭州市政府发文要求降低承包金时开始计算。张松民考虑到上诉费用，以及还有两年多的承包期需继续合作的原因，才未提起上诉，并不代表张松民对原判决的全部认可。二、刘宣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首先，出租车行业经营利润下滑并不是短期现象。早在2015年5月份，为应对出租车司机收入明显下降问题，市政府和行业协会就发布了经济补贴文件，距今已2年之久，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这种下滑是持续且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出租车司机利润下滑的本质原因是乘客量的减少，乘客减少的本质原因是因为国家政策对网约车合法化的支持。因为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黑车的合法化，导致传统出租车经营的垄断被打破，乘客市场被瓜分，乘客有了其他的选择。而政策法律一旦实施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过程。传统出租车行业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经营模式。其次，刘宣称张松民经营利润相当可观，没有事实依据，与其提供的具体营运数据是相左的。张松民提供的多组证据表明，目前出租车市场的承包价在3500元至5000元之间。如若刘宣所称的利润相当可观，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刘宣计算经营收入的方式是错误的，仅计算了承包金成本，没有将每日油费成本、汽车维修保养、其他成本等计算在内。当然，承包金是出租车司机营运成本的最大项支出。目前出租车司机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营运成本，刘宣主张“经营利润相当可观”，与事实完全不符。事实上，出租车司机收入与合同签订之时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直观的。营利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网约车瓜分乘客市场，而出租车司机的营运成本却没有丝毫减少。而乘客量的减少是出租车司机无法掌控的事实。接单数量不断下降，但车辆跑在路上的时间越多，油费成本就越高，也正是如此，才有司机宁可不出车少跑车控制成本的现象。综上，不管从消费日常认知，还是具体营运数据，刘宣所称的出租车司机经营利润非常可观之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关于下降承包金的起算点问题。杭州市政府及出租车协会从2015年6月就发文，为应对网约车的冲击，对出租车司机予以补贴。而2014年下半年开始出租车的营运困难已经非常突出。刘宣基于政策依据才主张从2015年6月起要求补贴。早在2015年6月之前，双方就在协商调整承包金一事。原约定的7000元每月已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这并不以张松民起诉时间点而变化，原判决仅从张松民起诉时开始计算，是错误的。另网约车已经合法化，传统出租车垄断已被打破，出租车和网约车共同瓜分市场是既定的持续的事实，法院酌情判至合同履行期结束为止，并无任何错误。四、双方合同约定，在协议期间政府或运管部门有新措施的，优惠由出租车司机享受，政府及管理部门出台新的管理政策，都将自动作为协议的合法补充。原判决将国务院的指导意见、杭州市政府及出租车协会的文件予以确认是符合合同约定的。原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政策依据，再根据合同法公平合理原则，作出最终判决结果，在法律适用上是完全正确的。综上所述，张松民认为，原判决下调的承包金虽过低，但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刘宣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浙Ａ×××××车辆2016年9月1日至12月15日营运交易明细一份及2016年9月1日至12月15日营运情况统计清单，欲证明张松民2016年9月至12月期间营运收入稳定的事实。2、收条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收缴款书一组，欲证明刘宣的购车成本为848717元的事实。3、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一份，证明刘宣承包给张松民的车辆为全新车辆的事实。4、机动车保险单一份，欲证明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期间，刘宣承担每年保险费的事实。5、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刘宣现在每月应承担的管理费、承运险为330元的事实。6、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与本案完全一致的案件，法院作出了与本案完全不同的判决。7、出租车承租协议一份，欲证明2014年1月份左右，出租车承包市场行情为8400元，上诉人以7000元的价格出租给被上诉人属于市场行情中的低价。8、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2016年1-9月政府共发放油贴2250元，该笔费用已由张松民向公司领取的事实。9、浙Ａ×××××车辆2016年6月1日至8月31日营运交易明细一份及2016年9月1日至12月15日营运情况统计清单一份，欲证明张松民2016年6月至8月期间的营运收入。对上诉人刘宣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张松民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争议内容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争议内容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同约定保险费应由刘宣承担。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刘宣享受了政策的红利。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
被上诉人张松民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汽修配件出库清单、杭州汽车综合性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机打发票、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及油费收据一组，欲证明除承包费用外，张松民还需要承担车辆的保养、维修、油费等营运成本的事实。2、浙Ａ×××××车辆营运数据2014年、2016年营运对比表格一份，欲证明2014年合同签订当时的出租车市场行情以及2016年的交易次数、营运额都比2014年签订合同时大幅下降，进一步证明出租车司机的经营收入大幅下降的事实。3、2016年12月19日公告一份，欲证明至2016年底，出租车行业形式未有改变，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共同瓜分乘客市场的局势长期不可逆转的事实。4、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就同类案件，法院酌情调整每月承包金为5000元的事实。对被上诉人张松民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刘宣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明2的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
对上诉人刘宣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该些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均无直接关联，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张松民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该些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均无直接关联，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出租车委托管理经营协议》中，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浙Ａ×××××出租车的委托管理经营期为五年以及张松民一次性支付给刘宣五年租金等内容。现张松民以情势变更为由，主张变更前述合同约定，要求刘宣退回部分承包金，但网约车作为市场竞争者进入租车市场，属于市场的正常商业变动，虽对张松民的经济收入造成影响，但并未达到显失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程度，且本案双方签订履行期限为五年之久的长期合同，在合同签订之初应对市场行情风险有所预判，市场行情变动亦非刘宣所能左右。刘宣在一次性收取租金后，放弃了市场行情有利的可能收益，因此也不应承担市场行情不利所致后果。张松民以市场行情变动为由，要求刘宣退还部分承包金，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张松民关于要求刘宣支付临时经济补贴及违约金的主张，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上诉人刘宣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377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松民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108元，由张松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50元，由张松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雪原
审 判 员 陈 剑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七年六月××日
书 记 员 周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