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桂01民终68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玉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雄秋，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华杭制浆造纸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代表人：邵东，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蔡玉英因与被上诉人广西华杭制浆造纸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杭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2017）桂0127民初1086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玉英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横县法院作出的（2017）桂0127民初1086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指令横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三、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经变更后为请求确认2015年11月26日、2016年6月21日、2017年3月27日的股东会议决议无效，以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撤销2017年4月1日和2017年5月1日股东会决议。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条规定，提起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在会议决议形成时持续具有公司股东身份，所以应当以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2、3为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而不是撤销股东会决议，对于该请求，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裁定时在2017年8月10日作出的，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原审法院援引尚未施行的司法解释，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针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使援引《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也应当援引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二、特别是2016年8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将上诉人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沈燕，该决议上诉人根本没有签字，也毫不知情，属于明显的无效行为，且对于该行为如果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条规定要求上诉人具备股东资格，那么上诉人的权利就无法得以保护。三、原审法院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也明确表示，股东会决议中“蔡玉英”的签名均是他人伪造代签的，属于明显的无效行为。四、《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一条明确规定了股东、董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条规定为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的原告在起诉时应具有股东资格。这两条规定将股东会决议无效和股东会决议撤销请求作了明显的区别，原审法院援引了第二条规定，将上诉人的请求确认无效诉请和撤销股东会决议诉请一并驳回，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裁定存在明显错误，不仅援引尚未生效的法律文件，也遗漏了上诉人重要的诉讼请求，还将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和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混为一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实体审理。被上诉人华杭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在起诉时已经不是答辩人公司的股东，无权利提起本案诉讼。1、2015年1月20日前上诉人的儿子沈滨持有答辩人公司66%的股权，实际出资人是沈滨。2、2015年1月20日，沈滨名义上将其持有的答辩人公司66%的股权转让给其母亲蔡玉英即上诉人，该66%股权没有发生实际转让，上诉人也不在2015年1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股权实际控制人沈滨指派陆华清代替上诉人签名，上诉人不参与该股权的受让，也不参与公司的管理。股权实际控制人仍是沈滨。3、上诉人并没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32万元给沈滨，不存在实质性股权转让行为，继续由上诉人儿子沈滨控制。4、上诉人也不在2016年6月2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全部是沈滨委托陆华清代签。上诉人的女儿沈燕也没有将33%的股权转让价款132万元支付给上诉人，该股权继续由实际出资人沈滨控制。5、股权实际控制人沈滨代其母亲即上诉人行使股东的权利和义务。6、对陆华清在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上的签名，沈滨和上诉人都认可并没有异议。7、上诉人从来不是答辩人公司的实际股东，其名下公司股权实际控制人是上诉人儿子沈滨。8、上诉人起诉时，已经不是答辩人公司的股东，应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为准。二、答辩人增资扩股的行为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并在主管部门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1、2015年11月26日，答辩人公司全体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同意公司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增加至400万元，上诉人名下（实为沈滨）的股东没有增加出资，股权则由66%调减为33%，符合公司章程第十四条和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股权实际控制人沈滨亦认可。2、2017年3月27日，答辩人公司全体股东会决议，占公司股权比例67%的股东邵东、葛念超、李玉芳、陈建东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从400万元增加至600万元，上诉人的女儿名下（实为沈滨）的股东没有增加出资，股权则由33%调减为22%，符合公司章程第十四条和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股权实际控制人沈滨亦认可。三、上诉人名下答辩人公司股权实际控制人沈滨的行为不是公司股权的转让，实际是沈滨利用其家庭成员之间股东名称的变更。1、上诉人是沈滨、沈燕的母亲，沈燕是沈滨的妹妹。2、2015年1月20日，答辩人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沈滨将其持有公司66%的股权转到其母亲即上诉人名下，《股权转让协议》由沈滨委托陆华清代上诉人签名，并由陆华清代上诉人签名确认股东会决定和修改公司章程，股权实际控制人沈滨确认并无任何异议。3、2016年6月21日，答辩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权实际控制人沈滨将上诉人名下公司股权33%转到沈燕名下，《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均由沈滨委托陆华清代上诉人签名，沈燕没有参与签名。股权实际控制人沈滨确认并无任何异议，并于2016年8月8日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上诉人不是答辩人公司股东。综上，答辩人公司股东会决议完全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以上事实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08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的民事裁定是正确的，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利益，请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蔡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2015年11月26日被告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二、确认2016年6月21日被告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三、确认2017年3月27日被告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四、撤销2017年4月1日被告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五、撤销2017年5月1日被告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告蔡玉英于2016年6月21日与案外人沈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沈燕并已于2016年8月8日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从2016年8月8日起至今被告华杭公司的登记股东是案外人李玉芳、葛念超、邵东、陈建东、沈燕。即原告蔡玉英现已经不是被告华杭公司的登记股东，其已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条：提起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在会议决议形成时持续具有公司股东身份。原告起诉时应提交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公司发行的记名股票及无记名股票，或者在证券交易市场所开立的证券账户，证明其股东身份。原告提交其他书面文件证明股东身份且公司予以认可的，人民法院应允许其以股东身份起诉。公司有证据证明原告已经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故其以股东名义提起对被告华杭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及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蔡玉英的起诉。本院认为，从蔡玉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的具体诉讼请求看，包括了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和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条规定：“提起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在会议决议形成并至起诉时持续具有公司股东身份……公司有证据证明原告已经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上诉人蔡玉英于2016年6月21日与案外人沈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6年8月8日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后已不具有华杭公司股东身份，不属于起诉请求撤销华杭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适格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应依法驳回其对华杭公司提起的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二、上诉人请求确认原审被告于2015年11月26日、2016年6月21日、2017年3月27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对2016年8月8日作出的内容为“将上诉人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沈燕”的股东会决议毫不知情、亦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故上诉人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以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综上，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2017）桂0127民初1086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兴中审判员  李 涛审判员  张 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黄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