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57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淑玲，女，1954年2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晓丹，北京市京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世纪国瑞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费家坟村东。
法定代表人刘玉玲，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段军齐，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淑玲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世纪国瑞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瑞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21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3日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高峙担任审判长，法官王天水、法官田璐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淑玲在一审中起诉称：2005年5月5日，戴淑玲与国瑞公司签订了《营销员的工作合同》。该协议第一、二、三条约定，戴淑玲的工作任务为：为国瑞公司开拓市场，即宣传促销国瑞公司的产品。协议第六条约定：“戴淑玲的业务促销费按实际订单货物总额的7%提�，其中1.5%须有有效单据抵扣。”该协议签订后戴淑玲严格依约履行，在戴淑玲的联系、宣传和推销下，2008年12月，国瑞公司与戴淑玲联系的客户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金额为448万元的粪便处理设备合同。根据双方签订的“工作合同”，国瑞公司应按合同实际订单货物总额的7％支付给戴淑玲业务促销费313600元整。国瑞公司除了凭戴淑玲提供的有效票据报销费用9676.80元外，其余应支付戴淑玲的业务促销费303923元一直未予支付。国瑞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一直拖延支付戴淑玲的劳务报酬，戴淑玲现诉至法院，要求国瑞公司支付业务促销费303923元。
国瑞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戴淑玲的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法驳回。理由如下：一、戴淑玲与国瑞公司之间的营销员合同已经于2007年5月4日期满终止。期满以后没有续签，也没有在事实上继续履行，而戴淑玲所诉的事实发生在2008年12月份，与戴淑玲无关。二、国瑞公司是通过公开的信息渠道获知的招标信息，全权委托公司的业务员张×处理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的项目，并最终中标。三、戴淑玲所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便本案诉争的事实与戴淑玲有关，其也应当在两年之内起诉，但是其现在起诉距事实发生已近五年时间。此前2011年10月10日，戴淑玲在丰台区法院也曾经起诉国瑞公司，后撤诉，当时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国瑞公司自上次戴淑玲起诉至今的答辩意见很明确，就是戴淑玲的起诉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5月5日，国瑞公司（甲方）与戴淑玲（乙方）签订《营销员的工作合同》，国瑞公司聘用戴淑玲为销售业务员，在从事销售工作中统称业务经理。该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应专心从事国瑞公司机械的推销工作，如一年内未掌握实际项目，二年内无一产品销售，应视为无能力从事此项工作，则清理所有债务，交出所掌握信息，服从甲方安排。”第四条约定：“乙方每周对自己的信息登记表核查，如实填写上报，以使自己掌握工程项目进展动态，同时得到项目保护资格，在项目重叠时，以先备案项目记录人享有操作权，同时具有对所知项目情况有义务配合操作人促成项目。在项目成功后，视配合贡献享受奖励，实行项目保护时，若有异议，甲方听取汇报后，有最终裁决权力。”第五条约定：“乙方的差旅费报销制度按第3，4，5，6款执行，乙方由于业务的需要进行招待、送礼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负，甲方不予承担。因工程项目需要甲方到场出面，或请客人到企业考察参观等，经批准的费用支出甲方负责报销。”第六条约定：“乙方的业务促销费按实际订单货物总额的7％提成，其中1.5％须有有效单据抵扣，3％的设计、推荐、咨询费，乙方可向其承诺，由企业与其发生结算。”第七条约定：“乙方的业务销售额基础数为100万元，乙方在任聘期间不享受月基本工资，只享受第六款中销售提成，如有特殊贡献，将由经理办公会决定，给以奖励。”第十条约定：“本工作合同的期限为2年，合同任何一方的退约期限须提前三个月，可在月底前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解约要求。”
2008年12月24日，国瑞公司（作为卖方）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作为买方）签订《房山区良乡粪便消纳场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经济合同》。该合同约定，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为获得房山区良乡粪便消纳场粪便及餐厨垃圾处理系统采购及安装（以下简称房山项目）而公开招标，接受了国瑞公司以总金额448万元提供上述货物和服务的投标。
一审审理�，戴淑玲主张其自2005年5月起即开始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主管环卫工作的副主任王大勇联系房山项目的事情，并称自己是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的，对该领域比较熟悉，通过自己对该领域的熟悉和一定的人脉关系帮助国瑞公司宣传和推介，通过自己一直联系和推销，房山项目在2008年12月份签订合同。国瑞公司对戴淑玲该陈述不认可，称2007年5月5日《营销员的工作合同》已经期满，双方未再签订新的合同。戴淑玲称其在2008年和2009年时依然以国瑞公司营销员的身份为国瑞公司进行推销工作。
为证明其为促成国瑞公司上述房山项目进行过推销工作，戴淑玲提交了如下证据：
1.王大勇于2012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在房山区市政市容任副主任期间曾主管环卫工作。2005年5月筹建良乡粪便消纳站，自始至终与世纪国瑞戴淑玲联系粪便处理�备一事。良乡粪便处理站于2009年建成并投入运营。特此证明”，欲以此证明其自2005年5月起联系房山项目事宜；
2.电子邮件发件信息的打印件及工作汇报表打印件5份，欲证明其在2008年7月至9月期间通过电子邮件向国瑞公司的张×发送工作汇报表汇报工作进展；
3.戴淑玲自行制作的2008年工作总结及2009年6月14日至18日、7月2日、9月9日的工作日记，欲证明其在2008年和2009年以国瑞公司营销员的身份为国瑞公司进行推销工作的情况；
4.项目表的复印件两页，其中记载房山项目的合同签订时间、合同总金额、付款状态等。戴淑玲称该项目表是由国瑞公司向其提供用来报销费用的，其中房山项目的项目表复印件下方有国瑞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檀骁在2011年5月4日的签字。
对于上述证据1，国瑞公司认为王大勇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不认可；对于证据2、3、4，国瑞公司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项目表是戴淑玲自行制作的，上面的签字并非檀骁本人所签，也没有国瑞公司的盖章。经询，戴淑玲称王大勇2005年时在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任副主任职务，2006年3月退休，之后由杨文淑接任副主任，其就与杨文淑联系，杨文淑在2008年左右调到乡镇企业后，其又与副主任王学海联系。
国瑞公司称其通过公开的信息渠道获取了房山项目的招标信息，并且除了全权委托其公司的张×处理该项目事宜外，没有再委托任何人与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联络过。为此，国瑞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
1.招标人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11月17日发布“房山区良乡粪便消纳场粪便及餐厨垃圾处理系统设备采购招标公告”的网络打印件，以证明其通过公开的信息渠道获取房山项目的招标信息；
2.国瑞公司于2008年12月8日向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会发出的“投标函”及授权委托书等组成部分的文件，经查，该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国瑞公司授权张×代表其公司全权办理房山项目招标的投标、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3.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12月23日向国瑞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4.国瑞公司作为卖方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作为买方在2008年12月24日签订的《房山区良乡粪便消纳场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经济合同》，经查，该合同在卖方联系人一栏打印为“张×”；
5.申请证人张×出庭作证称：“我是2002年到国瑞公司工作的，我在国瑞公司工作期间，在国瑞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通过公开招标签订采购合同过程中，均由我全权代表国瑞公司进行前期接触、投标、中标、签订合同。国瑞公司从未委派我之外的任何人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联络过。该项目从跟踪到签订合同，最后服务以及追款都是由我来做的。房山市政管理委员会的联系人有很多，包括工程科科长杨玉超、市政管理委员会下属的投资公司的副总于凤、总经理范学东等。从签订合同之前我就跟他们联系，因为我们公司是专门做环卫的，跟北京市各个区县市政管理委员会的人经常会联系。戴淑玲在2008年的时候跟我没有联系，×××也不是我的邮箱，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邮箱。我在国瑞公司做项目经理，是公司的基层，公司委派什么人出去工作不需要经过我同意，从我入职就和房山市政管理委员会有联系，但具体什么时间开始接触房山项目我记不清了。”
6.国瑞公司于2013年6月25日出具的“离职证明”，以证明张×已于2013年3月1日从该公司离职。
对于上述证据，戴淑玲认为国瑞公司称其从2008年11月17日知道招标信息不属实，投标�及中标通知书与本案无关，营销员的工作并不包含参与招投标，经济合同能够证明戴淑玲一直联系积极推销才使房山项目签订合同。对于张×的证言，戴淑玲认为张×的证言中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其先是称国瑞公司除其之外从未委托任何人与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联络过，后又说自己是公司的基层工作人员，公司任何工作不需要经过其同意也不需要通知他，且张×的证言中所称全权代表国瑞公司工作的限制条件为公开招投标签订采购合同过程中，并不包括招投标之前也能全权代理国瑞公司，且张×对于介入项目时间的回答不清楚，因此戴淑玲认为张×的证言不真实。戴淑玲并称自己曾带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的人到国瑞公司考察设备。经询，戴淑玲称国瑞公司从2005年开始陆续为其报销费用，共计给其报销十三四万元，国瑞公司对此不认可，称因为戴淑玲没有实际促成项目，并没有给戴淑玲报销过。戴淑玲另称国瑞公司就房山项目已为其报销9679.8元，国瑞公司对此亦不认可。经查，戴淑玲曾就临沂项目的促销费将国瑞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中，国瑞公司曾出示过其公司2010年和2011年的财务报销票据，经核对，戴淑玲认可国瑞公司所出示的报销凭证中没有自己的报销记录。
一审审理中，国瑞公司提交了房山项目合同款付款情况说明，经核对，该说明与戴淑玲提交的房山项目表中有关合同付款方式的内容以及第一笔和第二笔货款的应付时间和应付金额、实付时间和实付金额的内容相吻合，但关于第三笔款项和质保金的应付时间的记载存在不一致之处。
另查，戴淑玲曾于2011年10月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国瑞公司，诉讼请求为要求国瑞公司支付包括本案房山项目、山东济南项目、山东临沂项目、福建福州�目等四个项目在内的业务促销费共计944800元，后戴淑玲在2012年4月左右撤诉。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国瑞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戴淑玲的诉讼请求，并申请檀骁作为证人到法院陈述称其不认识戴淑玲，只是国瑞公司商务部的一般员工，也没有在戴淑玲所提交的房山项目表上签字。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戴淑玲就本案涉及的房山项目是否完成了《营销员的工作合同》中约定的推销工作，国瑞公司是否应当向戴淑玲支付房山项目的业务促销费；二是戴淑玲的起诉是否超出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首先，从国瑞公司提交的房山项目�标公告、投标函、中标通知书、房山项目经济合同等证据，可以认定本案所涉及的房山项目系国瑞公司在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向社会公开发布招标公告后，通过参加公开的招标、投标程序中标并最终与招标人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了相应的经济合同。从证据效力上来讲，该证据的形成系向社会公开的，且部分证据本身即作为政府部门的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所发布，因此国瑞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具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在通过合法的程序被否定之前，应当以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依据。戴淑玲在本案中主张通过其前期的联系、宣传和推销，才促成国瑞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上述房山项目的经济合同，其主张明显与上述公开招投标等内容不符，故其有义务就其该主张提交相当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然而，从戴淑玲的举证情况来看：首先，戴淑玲所提交的工作汇报表、2008年度工作总结及2009年度的相关工作记录这些材料均系戴淑玲自行制作，其虽然又提交了电子邮件的发件信息打印件，但从该打印件既看不出邮件是向国瑞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所发，也无法看出其所发邮件的内容；其次，王大勇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从其出具的“证明”的内容来看，王大勇称其从2005年5月筹建良乡粪便消纳站开始自始至终与戴淑玲联系粪便处理设备一事，但戴淑玲在回答法院对其询问时又称王大勇在2006年3月退休，之后其还与杨文淑、王学海联系过，故该院对于戴淑玲是否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联系过本案所涉房山项目以及是否因为戴淑玲的联系而促成国瑞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最终签订有关房山项目的经济合同无法认定；再次，戴淑玲虽提交了房山项目的项目表，且该项目表�国瑞公司提交的房山项目合同款付款情况说明的部分内容能够吻合，但该项目表为复印件，檀骁此前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时亦曾到庭对该项目表上的签字予以否认，且戴淑玲虽称国瑞公司曾就该项目向其报销费用，但在该院审理戴淑玲之前就临沂项目起诉的案件中，戴淑玲亦认可在国瑞公司出示的该公司2010年和2011年的财务报销票据中并没有其向国瑞公司进行报销的记录，故该院无法查清戴淑玲提交的房山项目表的来源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因此，通过戴淑玲在本案中的举证，即使能够证明其对房山项目有所了解，也并不足以证明其就该项目为国瑞公司进行了前期推销工作，更无法认定国瑞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就该项目签订的经济合同系通过戴淑玲的推销工作而促成。综上，戴淑玲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其在本案中向国瑞公司�张房山项目的业务促销费并无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国瑞公司虽主张戴淑玲此前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即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但从双方签订的《营销员的工作合同》来看，该合同并×约定业务促销费的给付期限，而戴淑玲之前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其诉讼请求中即包含本案的房山项目业务促销费，国瑞公司在该案答辩时明确表示不同意戴淑玲相应的诉讼请求，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国瑞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戴淑玲关于业务促销费的主张之日起开始计算，因此国瑞公司关于戴淑玲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并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戴淑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戴淑玲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国瑞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了相应经济合同的事实，不能否定戴淑玲完成了《营销员的工作合同》的义务。戴淑玲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戴淑玲促成国瑞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房山区良乡粪便消纳场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经济合同》的事实，国瑞公司应当支付戴淑玲促销费。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国瑞公司支付戴淑玲促销费303923元。
国瑞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戴淑玲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国瑞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房山区良乡粪便消纳场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经济合同》，与戴淑玲无关。戴淑玲未促成该合同的订立，国瑞�司不应支付其促销费。综上，请求驳回戴淑玲的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营销员的工作合同、房山区良乡粪便消纳场粪便及餐厨垃圾处理系统设备采购招标公告、投标函、中标通知书、《房山区良乡粪便消纳场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经济合同》、丰台区人民法院卷宗材料等书证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戴淑玲与国瑞公司签订的《营销员的工作合同》不违法法律的强行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
依照经验法则，国瑞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合同的事实本身，并不能直接否定戴淑玲通过前期介入的方式，完成《营销员的工作合同》义务的可能。国瑞公司关于其通过招投标方式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合同，该合同的订立与戴淑玲无关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法律规定，主张义务履行的一方应当就义务的履行情况承担证明责任。戴淑玲主张其促成了国瑞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合同，戴淑玲应当就其促成合同订立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戴淑玲提供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该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戴淑玲提交了工作汇报表、2008年度工作总结及2009年度的相关工作记录，这些材料均系戴淑玲自行制作，国瑞公司不予认可；戴淑玲提交的电子邮件，国瑞公司及戴淑玲主张的邮件收件人张×均予以否认；国瑞公司否认戴淑玲提交的房山项目的项目表的真实性，戴淑玲主张的该表签字人檀骁，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时亦曾到庭对该项目表上的签字予以否认；戴淑玲关于国瑞公司曾就房山项目为其报销费用的主张�国瑞公司予以否认，戴淑玲就该主张仅有其个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
基于上述证据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戴淑玲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戴淑玲促成合同订立的事实，并无不当。戴淑玲关于其促成国瑞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签订经济合同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千九百二十二元，由戴淑玲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千八百四十四元，由戴淑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峙
代理审判员 王天水
代理审判员 田 璐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熊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