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民终41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炯炯，男，198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汀，男，新昌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来明，男，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晶晶，浙江元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炯炯因与被上诉人杨来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6）浙0624民初1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0日、2017年1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炯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汀、被上诉人杨来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晶晶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炯炯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杨来明支付王炯炯股权转让款225000元，并支付自2012年7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杨来明委托代付股权转让款关系不能成立。2012年6月26日王炯炯与杨来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于2012年6月30日前一次性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王炯炯，杨来明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杨来明也没有支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王炯炯提供证据7证明杨来明应支付王小伯阳股权转让款140万元，该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杨来明承认其中20万元支付给另一名股东潘亚芹，退一万步说，王小伯阳收到了杨来明160万元款项，是王小伯阳的股权转让款140万元和潘亚芹的2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分文未付。2.王小伯阳与王炯炯的委托代收关系不成立。王炯炯没有委托王小伯阳代收杨来明的股权转让款，王小伯阳也没有代收杨来明支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更无证据证明王小伯阳代收了王炯炯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王小伯阳与王炯炯的委托代收关系不能成立。3.杨来明无论是在（2015）绍新儒商初字第65号案件中的陈述，还是本案中提供的证据9及证据10，均证明杨来明交付给王小伯阳的款项是新昌县联谊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谊公司）的款项，而非本案的股权转让款，杨来明的陈述不一致，根本不存在委托代付关系。4.王炯炯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王炯炯与杨来明于2012年6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于2012年6月30日前付清，由于杨来明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王炯炯曾于2014年6月28日通过邮寄送达催款通知。王炯炯提供了新昌邮政局的交寄凭证，新昌邮政儒岙支局证明各一份，以证明王炯炯向杨来明催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以证人未到庭作证为由认为催款通知未送达，王炯炯至今未收到退回催款通知的邮件，王炯炯曾于2014年6月28日同时同一地点将卢伯康的催款通知寄出，卢伯康的收到了，杨来明的没有收到，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常理。杨来明应支付王炯炯股权转让款225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2012年6月26日，王炯炯与杨来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杨来明应于2012年6月30日前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王炯炯股权转让款，但杨来明未支付。王炯炯曾于2014年6月27日向杨来明发出催款通知，并通过特快专递邮寄给杨来明，杨来明以未收到为由认为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中断，应当重新计算，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杨来明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卢伯康有签收回执，但是杨来明没有。对于邮局投递员出具的证明，投递员对于两年前的快递编号以及送达人的姓名不可能都清楚，且其也没有出庭作证，达不到证明目的。基于王小伯阳当时是法定代表人，且由其管理公司，以及王小伯阳与上诉人之间为父子关系，股权转让款杨来明支付给了王小伯阳。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协议也是从工商档案室查询来的，转让方及受让方是没有该份转让协议的，实际转让款是以200万元。王炯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来明支付王炯炯股权转让款225000元，并支付自2012年7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来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昌县儒岙天姥山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姥山公司）（甲方）与联谊公司（乙方）曾于2012年6月签订公司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自2012年7月1日起将新昌至儒岙、新昌至长诏茅洋、儒岙区间公交线路、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0000元整。当日预付定金50000元，定金在6月28日付款时扣除。转让后甲方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乙方法定代表人。甲方原股东不再享受股东权益，不再履行股东义务……，天姥山公司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关系、股东利益关系、公司内部经济问题及交通事故违章由王小伯阳负责处理，与乙方无涉等。庭审中，杨来明明确该份转让协议系2012年6月20日签订，王炯炯亦未提出异议。2012年6月26日，王炯炯、杨来明签订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王炯炯将其持有的天姥山公司股权以225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的价格转让给杨来明，杨来明于2012年6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王炯炯，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天姥山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置换，即出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等。2012年12月17日，天姥山公司的公司名称在工商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新昌县凯顺客运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从原先的潘亚芹占总股本20%、王炯炯占总股本24%、王小伯阳占总股本56%变更为梁志振占总股本17.5%、卢伯康占总股本17.5%、杨来明占总股本65%。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小伯阳变更为杨来明。另查明，2012年6月28日，杨来明向王小伯阳所有的账号为10×××85的账户汇款900000元、现存150000元。同日10时22分，杨来明在中国工商银行柜员号为02873的柜台取款550000元，交付予王小伯阳，王小伯阳于该日10时24分在同一柜台办理存款业务，将550000元款项存入其所有的账户。同日，王小伯阳向杨来明出具收条一份，书面确认其已收到天姥山公司转让款2000000元。杨来明在庭审中明确其交付给王小伯阳的1600000元款项，其中1120000元系其本人支付给王小伯阳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180000元系其本人支付给王小伯阳之子即本案王炯炯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另外300000元系其代替卢伯康支付给本案王炯炯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该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王炯炯、杨来明双方之间签订的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杨来明应于2012年6月30日前向王炯炯付清股权转让款，故案涉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2年6月31日起算二年。王炯炯于2016年5月4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距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已近4年，杨来明抗辩王炯炯所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虽然，王炯炯主张其已在2014年6月28日向杨来明邮寄送达催款通知，诉讼时效期间因其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而中断，但如证据分析部分所述，王炯炯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催款通知已经到达或应当到达杨来明，因此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综上，即便王炯炯主张的债权确实存在，因其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该院依法不予保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炯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7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620元，合计诉讼费6370元，由王炯炯负担。限于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本院二审期间，杨来明向本院提交由新昌县交通运输局、新昌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新昌县儒岙镇人民政府、联谊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当时大家认为股权转让以及公司转让是一个意思，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价格是2000000元。为查明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新昌县交通运输局、新昌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新昌县儒岙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调查核实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形成询问笔录三份，上述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均确认证明上公章的真实性。经质证，王炯炯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明仅加盖了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和承办人的签字，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联谊公司本身属于被上诉人杨来明的公司，该份证明与王炯炯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不是事实。该份证明所涉签订于2012年6月20日的公司转让协议，王炯炯与杨来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2年6月26日，公司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联谊公司向天姥山公司也没有支付，公司转让协议上面也没有其他股东的签名。该份证明无效，且与杨来明提供的证据11相悖。新昌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对事实是不清楚的，儒岙镇人民政府相应负责人也说是在新昌县交通运输局盖章的基础上加盖了公章，其是不知晓的。杨来明对新昌县交通运输局、新昌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新昌县儒岙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的询问笔录无异议。本院又依职权向天姥山公司原股东潘亚芹调查股权转让的情况，形成询问笔录一份，潘亚芹确认天姥山公司的股权转让价为200万元。经质证，王炯炯认为潘亚芹说其转让转让款为20万元，根据杨来明的说法也不是20万元，其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杨来明对潘亚芹的询问笔录无异议。经审查，根据本院依职权调查的情况，对杨来明提供的证明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向潘亚芹形成的询问笔录，亦依法予以认定。另，王炯炯在一审中提交了（2015）绍新儒新商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民事判决已确认2016年6月20日公司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故杨来明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9公司转让协议真实性应予以确认。上诉人王炯炯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天姥山公司（甲方）与联谊公司（乙方）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公司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自2012年7月1日起将新昌至儒岙、新昌至长诏茅洋、儒岙区间公交线路、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0000元整。2012年6月26日，王炯炯、杨来明向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天姥山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王炯炯将其持有的天姥山公司股权以225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的价格转让给杨来明，杨来明于2012年6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王炯炯。另查明，2012年6月28日，杨来明向王小伯阳账号为10×××85的账户汇款900000元、现存150000元。同日10时22分，杨来明在中国工商银行柜员号为02873的柜台取款550000元，王小伯阳于该日10时24分在同一柜台办理存款业务，将550000元款项存入其所有的账户。杨来明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交付给王小伯阳的1600000元款项，其中1120000元系其本人支付给王小伯阳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180000元系其本人支付给王小伯阳之子即本案王炯炯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另外300000元系其代替卢伯康支付给本案王炯炯的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王炯炯主张与杨来明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且要求杨来明支付股权转让款225000元，现杨来明抗辩股权转让款为180000元且已经付清。故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股权转让价款的金额应如何确定；二是股权转让款有无付清。关于股权转让价款金额的问题。首先，天姥山公司的原股东潘亚芹确认存档于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讼争股权转让所涉的股东会决议并非属实，实际股权总体转让价格为2000000元。潘亚芹作为天姥山公司三个股东之一，其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次，王炯炯据以主张权利的股权转让协议来源于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并非由王炯炯自己持有，结合潘亚芹的陈述，杨来明关于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了办理股权变更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主张得以印证。最后，杨来明在二审中提交了新昌县交通运输局、新昌县道路运输管理局、新昌县儒岙镇人民政府等出具的证明，结合天姥山公司与联谊公司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公司转让协议，可以进一步佐证当时天姥山公司的总体股权转让价为2000000元。据此，王炯炯与杨来明之间虽然签订了天姥山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但该份存档于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王炯炯据此主张股权转让款为225000元，本院不予采信。根据王炯炯所持有的股权比例9%计算，其转让给杨来明的股权价款应为180000元。关于股权转让款有无付清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王小伯阳与杨来明的汇款、存款、取款记录，杨来明于2012年6月28日向王小伯阳交付1600000元的事实可予以确认。现杨来明陈述其中包括其支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180000元，结合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于2012年6月30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的期限约定以及王小伯阳与王炯炯的父子关系，杨来明于2012年6月28日向王小伯阳支付的款项应包括了支付王炯炯的股权转让款180000元。王炯炯现主张没有委托王小伯阳收取股权转让款，但在其主张于2014年6月28日催告杨来明支付股权转让款之前两年，并未向杨来明提出异议，有违常理，王小伯阳与王炯炯之间系父子关系，在家庭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可推定王炯炯知晓王小伯阳代收了股权转让款180000元且无异议，据此，杨来明已经付清股权转让款180000元。鉴于王炯炯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已经付清，债权已经消灭，王炯炯于2014年6月28日有无催告杨来明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院不再审查。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炯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但判决结果仍可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王炯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靓审 判 员  陆卫东代理审判员  王 瑜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曹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