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民终27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丁世斌，院长。
委托代理人：姜曼，该单位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赵蕊，该医院医务科副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平，女，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
委托代理人：曹新岩，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戚文腾，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真，男，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
委托代理人：曹新岩，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戚文腾，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克玉，男，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
委托代理人：曹新岩，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戚文腾，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明芝，女，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
委托代理人：曹新岩，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戚文腾，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简称第六医院）与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沈和民一初字第02235号民事判决，第六医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朱晓英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冯立波、代理审判员孔祥政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原审诉称，2012年2月6日，杨某某因近日出现乏力症状、肝功异常，就诊于第六医院处，门诊诊断患者为乙肝肝硬化活动性，并以患者反复乏力，腹胀4年为主诉收入院治疗。患者入院后被诊断为“乙肝肝硬化活动性”。经血清化验，患者甲胎蛋白（AFP）﹥1000（正常值0-1.34），肝功异常。经增强CT检查，诊断患者为原发性肝癌，并肝内，腹膜后淋巴结转移，患者住院期间病情持续恶化，出现了昏迷等症状，2012年4月13日患者死亡，患者死亡诊断为：肝硬化、乙型慢性肝衰竭、原发性肝癌、肺内多性占位，细菌性腹膜炎、肝性脑病、肝肾综合症、上消化道出血。在患者去世以后，我们向医院经治医生提出了质疑，患者在第六医院2009年至2012年死亡时，在医院住院检查治疗十多次，为何没有及时发现患者肝癌早期的前期改变并及时诊治，而是一直给患者诊断为乙肝肝硬化活动性。经治医生回答患者在2009年时就得了肝衰竭，病情很严重，因患者怕花钱，所以拒绝相关检查，我们当时表示，患者肝衰竭是第一次得知，患者在第六医院诊治2年多，期间，从未被诊断过肝衰竭，患者是辽宁电信公司沈阳分公司职工，有医疗保险，并且单位给全部报销医疗费，所以也不存在怕花钱、不检查问题。因我们与第六医院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第六医院的医生违反诊疗规范，延误了患者的检查和诊治，并且误诊，错过了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最终导致患者因晚期肝癌而死亡的后果，对此第六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患者从2009年开始到2012年死亡时，在第六医院处住院治疗十余次，且患者在2011年住院共计4次，时间分别为：2011年4月8日、2011年8月7日、2011年9月22日、2011年12月1日住院合计103天，诊断患者为乙肝肝硬化活动性，住院期间患者化验甲胎蛋白（AFP）多次异常，分别为43.83、361.25、502.91（正常值0-1.34），检测AFP的含量是诊断原发性肝癌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在医生没有告知患者甲胎蛋白（AFP）化验异常和临床诊断意义的情况下，所以导致患者没有进行有效的复查和影像学检查，且住院期间患者多项化验检查指标异常，第六医院处的医生没有有效及时的进行诊治，患者出院后，在《出院小结》中也没有任何有关甲胎蛋白（AFP）异常的记载和医嘱，进而导致患者因肝癌死亡的后果。关于我们主张的医疗费，患者杨某某在第六医院2011年8月17日至2011年9月6日、2011年11月2日至2011年12月1日、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4月13日这三次住院期间的医疗费，以及购买白蛋白所花费的费用，其中我们认可有1支白蛋白没用完退还378元；综上所述，由于第六医院的侵权行为，导致了患者因肝癌死亡的后果，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现我们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判令第六医院赔偿我们医疗费87，181.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700元、护理费21，860元、鉴定费5，050元、死亡赔偿金581，6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0，6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24，555元、奔丧人员误工费6，000元、奔丧人员交通费3，000元、复印费200元；本案诉讼费由第六医院承担。
第六医院原审辩称，一、我院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和诊疗护理规范，患者的死亡与我院的诊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要求我院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患者杨某某于2009年5月31日第一次到被告处住院治疗，诊断为乙肝肝硬化。2009年至2011年期间又多次到我院处住院，均诊断为乙肝肝硬化活动性。慢性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常见的三部曲。为了尽早发现患者的病情进展状况，我院在患者每次就诊时均为其检查甲胎蛋白（AFP）和B超，如果B超发现问题，再进一步行影像学检查。因此，我院已经尽到了相应的诊疗义务，并不存在任何过错。该患原发性肝癌为在乙肝肝硬化基础之上，多个肝硬化结节恶变，表现为弥漫性，多发，这种类型肝癌即使确诊也是无法达到根治目的，生存时间诊疗指南上指出就是3-6个月。因此，无论我院是充分告知还是假设有告知未尽到义务的责任，也和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患者由乙肝肝硬化发展成原发性肝癌至死亡是疾病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当代医学手段无法改变的。二、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人民法院不应予以采信。在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认为医方存在未尽到告知义务的过错，导致患者未及时做相应的检查，对此我院认为，上述意见明显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我院在诊疗过程中对此已尽到全面告知义务。理由如下：1.患者于2011年8月18日住院期间，虽然检测甲胎蛋白值升高至361.25ug／L，虽然当时的彩超并未发现肝脏占位性病变，我院还是在主任查房中明确提出建议患者进一步行影像学检查，我院认为这已经证明告知患者。并且一个月后即2011年9月24日患者复查甲胎蛋白已经恢复正常，而根据内、外科学及《卫生部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的规定，此时患者缺乏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依据，但我院仍然在出院小结上告知患者应定期复查B超。故我院的诊断无过错，并且已经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2.患者于2011年11月2日住院期间，甲胎蛋白再次升高502.91ug／L，对此我院向患者充分告知了可能具有的风险，并立即建议其行影像学检查以排除肝脏占位性病变。然而患者拒绝，按照指南和教科书AFP超过400ug／L的“高压线”，并签字为据。而且在出院小结中告知复查B超，而影像学检查占位性病变比AFP更具有临床意义。因此我院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并明确建议患者应及时做进一步的检查，但由于患者本人拒不同意导致未能做相应的检查。我院已经尽到告知义务。3.该患2009年就诊时就是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意味着晚期肝硬化。从一个多年乙肝病毒感染者发现就是晚期肝硬化，可见患者并未对自身的疾病引起高度重视。另外，在多次就诊被告处时，也是个性十足的患者，自主意见非常强，即使在患者于2011年11月2日住院期间，甲胎蛋白升高至502.91ug／L，患者签署拒绝进一步行医学影像学检查，我院曾建议患者家属到医院进一步沟通，但患者本人不告诉医生其家人的联系方式，原因是患者本人认为即使进展到肝癌也没有很好的根治方法，而妻子身体不好，患者不希望妻子知道自己乙肝肝硬化加重的事实。在2012年2月最后一次住院确诊为原发性肝癌时，患者仍然不想让妻子了解过多，直至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时才不得不让妻子来医院陪护。医务人员有将病情告知患者的义务，同时也要尊重患者的同意权和选择权，所以不存在侵权行为。杨某某在2011年住院期间，神志清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填写授权委托书委托其他人，也就是说未授权给其他法定代理人，按照相关规定，医生只能将病情告知患者本人。所以我院认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患者本人为了不想让别人知道乙肝肝硬化的疾病，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责任，自己做主，导致医生和患方家属不能及时沟通，致使患者妻子认为医院延误诊治。现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却将患者未及时做相应检查归咎于被告未尽到告知义务，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三、针对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院向贵院提出申请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但沈阳医学院鉴定人员却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要求高额的出庭费用，在我院对此提出合理异议后，仍未作出明确说明，并因此而拒绝出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故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不能予以采信。综上，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缺乏客观性，明显依据不足，不应予以采信。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患者死亡与我院的诊疗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我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公正判决。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患者杨某某自2009年至2012年4月13日，在第六医院住院治疗十余次，其中2011年8月17日至2011年9月6日、2011年11月2日至2011年12月1日、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4月13日住院合计116天，其中Ⅰ级护理31天、Ⅱ级护理85天，诊断患者杨某某为乙肝肝硬化活动性，患者杨某某在上述住院期间化验甲胎球蛋白（AFP-2）的结果分别为：2011年8月18日361.25ng／ml（参考值1.09-8.04）、2011年11月2日502.91ng／ml（参考值1.09-8.04）、2012年2月6日1000ng／ml（参考值1.09-8.04）。患者杨某某于2012年4月13日死亡，死亡诊断为：肝硬化、乙型慢性肝衰竭、原发性肝癌、肺内多发性占位，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离子紊乱（低钾低氯性血症）肝性脑病Ⅳ期、肝肾综合征、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杨某某在该医院从2011年8月17日至2011年9月6日、2011年11月2日至2011年12月1日、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4月13日住院期间共花费住院费80，772.32元，外购白蛋白6，031元，共计86，803.32元。
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向原审法院提出对本案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5月20日出具（2015）沈医临鉴字第287号《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载明：“……（二）因果关系及参与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医方在杨某某2011-8-18和2011-11-2日的血清检测中AFP361.25ug／L和502.91ug／L，医方未对患者进行告知，在出院医嘱中未注明AFP已明显升高，未引起高度重视并复查CT，医方未尽到告知义务，导致患者未及时做相应的检查，在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延误，与杨某某死亡存在一定的间接因果关系，其过错参与度约10-20%。”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支付鉴定费5，050元。
原审法院再查明，患者杨某某，男，1958年3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36号741。患者杨某某系杨克玉与胡明芝的婚生子，患者杨某某与王平婚后生育一男孩即杨真。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提交的患者杨某某死亡医学证明书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社区证明、独生子女证、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2015）法医临鉴字第287号《鉴定意见书》、鉴定费支出凭证、住院病案、医疗费票据、交通费票据、复印费票据等证据，经原审庭审质证，并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其他公民、法人因过错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权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患者杨某某因病于2011年8月17日至2011年9月6日、2011年11月2日至2011年12月1日、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4月13日入住第六医院治疗，双方形成了医患关系。第六医院应本着恪守职责、谨慎行医的原则为患者杨某某诊治病情，但第六医院在为患者杨某某诊疗过程中却存在着血清检测AFP增高明显时未尽到告知义务的医疗过错。根据法律规定，第六医院应对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的损失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结合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患者杨某某的入院病情，认为以第六医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为宜。关于第六医院庭后提出专家辅助人出庭的申请，因本案已经司法鉴定机构作出明确的司法鉴定结论，故第六医院提出的该申请，原审法院不予允许。
关于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的具体损失情况，如下：
1、医疗费根据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提供的医疗费收据及报销单，结合患者杨某某就诊病历等，确认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主张其个人花费的医疗费为86，803.32元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六医院提出其不应承担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已经报销的部分医疗费主张一节，原审法院认为其主张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第六医院应承担该费用中的15%，即13，020.5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主张其在第六医院从2011年8月17日至2011年9月6日、2011年11月2日至2011年12月1日、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4月13日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符合法律规定，共计116天（20天＋29天＋67天），故该项费用应为11，600元（116天×100元／天）。第六医院应承担该费用中的15%，即1，740元。3、护理费。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本案中，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主张的护理期间为在第六医院从2011年8月17日至2011年9月6日、2011年11月2日至2011年12月1日、2012年2月6日至2012年4月13日期间（116天）的护理费，Ⅰ级护理31天、Ⅱ级护理85天。本案庭审中，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未提供护理费票据对其实际护理费损失加以证明，原审法院根据上一年度辽宁省城镇居民服务业年均收入予以核算，故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的护理费应为14，147.28元（35，128元／年÷365天／年×85天×1人＋35，128元／年÷365天／年×31天×2人）。第六医院应承担其中的15%部分，即2，122.10元。4、鉴定费。鉴定费5，050元系因本案而发生的必需费用，且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提供了相应票据佐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第六医院应承担该费用中的15%，即757.50元。5、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故，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诉求的患者杨某某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即581，640元（29，082元／年×20年）。第六医院应承担该费用中的15%，即87，24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本案中，患者杨某某的被抚养人为父亲和母亲即杨克玉、胡明芝，但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未提供杨克玉、胡明芝无生活来源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诉求不予支持。6、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法律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第六医院对患者杨某某进行医疗诊治时，存有一定过错，给患者杨某某的家属造成了一定精神损害，为补偿及抚慰受害人精神上造成的损害，赔偿义务人应当给予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应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原审法院酌定为30，000元。7、丧葬费。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主张患者杨某某死亡后发生的丧葬费为24，555元。第六医院应承担该费用中的15%，即3，683.25元。8、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由于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未提供办理丧事人员误工损失的证明，故原审法院对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9、交通费。根据法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由于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提供的交通费票据不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但考虑到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为办理患者杨某某的丧葬事宜确需支出一定的交通费，原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1，500元。第六医院应承担该费用中的15%，即225元。10、复印费。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为复印病历等材料支出复印费200元，系合理性支出，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第六医院应承担该费用中的15%部分，即30元。
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医疗费13，020.50元；二、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住院伙食补助费1，740元；三、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护理费2，122.10元；四、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鉴定费757.50元；五、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死亡赔偿金87，246元；六、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七、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丧葬费3，683.25元；八、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交通费225元；九、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复印费30元；上述一至九项，共计138，824.35元，由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十、驳回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承担37.50元。
宣判后，上诉人第六医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或发回重审。一、原审法院判令第六医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明显过高，第六医院只能应在10%范围内承担责任。二、原审法院判令第六医院承担已经由医保报销和患者单位报销部分的医疗费，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三、原审法院判令第六医院承担全部护理费没有事实依据。四、原审法院判令第六医院承担3万元精神抚慰金过高。
王平、杨真、杨克玉、胡明芝均辩称，对原审法院判决没有意见，要求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争议的责任赔偿比例认定问题。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5月20日出具（2015）沈医临鉴字第287号《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载明：“……（二）因果关系及参与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医方在杨某某2011-8-18和2011-11-2日的血清检测中AFP361.25ug／L和502.91ug／L，医方未对患者进行告知，在出院医嘱中未注明AFP已明显升高，未引起高度重视并复查CT，医方未尽到告知义务，导致患者未及时做相应的检查，在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延误，与杨某某死亡存在一定的间接因果关系，其过错参与度约10-20%。”原审法院依据该鉴定结论认定医方承担15%的民事赔偿并无不当，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情况，上诉人第六医院所提上述理由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故本院对上诉人第六医院所提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医疗保险报销、单位报销部分的医疗费应否认定为本案赔偿损失的问题。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法院审理已经查明，被上诉人所诉的经济损失应当按责由第六医院赔偿。第六医院所提部分医疗费已经报销问题，并不影响第六医院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被上诉人通过医疗保险报销、单位报销部分的医疗费，可以有权利人另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关于本案争议的护理费损失认定问题。原审法院认定的护理费损失系患方在诊疗期间就诊所需，第六医院所提患方住院期间无人护理一节，庭审期间第六医院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第六医院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争议的精神抚慰金数额认定问题。本案中，第六医院的诊疗不足在损害结果中具有参与度，原审法院依据参与度并结合患方的损害结果严重程度，确定了精神抚慰金数额，符合本案客观情况，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确认。
上诉人第六医院对原审法院判决其他内容未提出异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晓英
审 判 员 冯立波
代理审判员 孔祥政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
书 记 员 施 跃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