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沪03行赔终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高文传播装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张翊云。
委托代理人金迎新，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汤霞，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长宁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
法定代表人竺凯。
委托代理人顾景春。
委托代理人陆馨伟。
上诉人上海高文传播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文公司”)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6)沪7101行赔初9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翊云、委托代理人金迎新、汤霞，被上诉人上海市长宁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长宁执法局”)委托代理人顾景春、陆馨伟均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高文公司与上海扬子江大酒店有限公司签订《广告阵地租赁合同》，约定上海市延安西路XXX号扬子江大酒店办公楼B楼顶层面朝西南位置作为高文公司的租赁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租赁期为2012年7月15日起至2018年7月14日止，高文公司已向阵地方上海扬子江大酒店有限公司支付租金至2016年上半年。经主管部门审批，广告设施设置期限至2014年10月14日止。期满之后，高文公司未向原审批机关申请延期审批，广告内容也由“TOTO”变更为“外滩之上对望陆家嘴”。2016年3月26日凌晨起，长宁执法局在没有向高文公司进行询问、调查、事先告知、通知，没有对高文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情况下，即组织施工人员拆除了高文公司设置的广告设施。之后，长宁执法局没有通知高文公司处理拆除物，而由拆除施工单位进行处置。高文公司不服，遂于2016年11月9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长宁执法局赔偿广告牌制作安装费用人民币(以下币种同)938,500元、2016年上半年广告位租赁费600,000元，共计1,538,500元。
原审另查明，高文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26日、2013年2月4日支付了涉案广告设施全部工程款938,500元。2016年1月8日，高文公司向阵地方支付2016年上半年租金600,000元。
原审审理中，高文公司提出广告设施的建材主要为钢材，重量有20吨。经原审法院查询，目前上海废钢价格行情，不同品名规格的价格区间每吨在1,100元至1,650元之间。
原审认为，长宁执法局在对高文公司违法户外广告查处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拆除高文公司设置的广告设施，行政行为违法，应当赔偿对高文公司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失。关于高文公司提出的已付600,000元租金损失。高文公司向阵地方支付的租金，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广告阵地租赁合同》。因高文公司在广告设施设置期限到期后，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延长，依照《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该广告设施应予拆除，《广告阵地租赁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亦或是终止，对其中已付租金的处理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高文公司可与阵地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不能认定为行政赔偿中的高文公司损失。关于高文公司提出的广告牌制作安装费用938,500元损失。该费用原系高文公司为合法经营而支付的成本，在合法经营期间予以摊销。因高文公司在广告设施设置到期后，未经延长审批，广告设施处于应拆而未拆的不合法状态，已支付的经营成本当然不能作为高文公司的合法权益损失予以认定。但长宁执法局在对高文公司的违法户外广告设施拆除后，拆除物的权利应归属于高文公司，现因长宁执法局没有妥善保管拆除物，放任拆除物由施工单位处理，长宁执法局应当赔偿高文公司拆除物的残值损失。关于拆除物残值数额的认定，因拆除物已被他人处理，法院无法对其进行估值，考虑到长宁执法局对此应承担的责任，在拆除物残值数额的认定上应从有利于高文公司的方法计算。根据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高文公司称广告设施建材为钢材，重量20吨，法院对此确认。根据法院查询的目前上海废钢价格行情，不同品名规格的价格区间每吨在1,100元至1,650元之间，仍以有利于高文公司的价格认定，法院确认为1,650元/吨，共计33,000元。原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于2017年4月26日判决长宁执法局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高文公司33,000元。判决后，高文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高文公司上诉称：涉案广告设施仅处于许可过期状态，并不必然要拆除，原审认定广告设施处于应拆而未拆的不合法状态，属事实认定错误；涉案广告设施属于不动产，有其固有的价值，被上诉人违法拆除并擅自处置的行为严重损坏了该广告设施的固有价值，也侵害了上诉人因该广告设施所享有的财产权，原审将该损失与上诉人的经营活动混为一谈，仅以拆除物的残值作为赔偿标准不合情理；上诉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是其在本案中遭受的直接损失，即当时制作、安装涉案广告设施直接投入的938,500元，被上诉人对此应当予以赔偿。故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938,500元。
被上诉人长宁执法局辩称：上诉人明知屋顶设置户外广告牌需经年审，在2014年10月14日许可到期后既未提出审批，也未自行拆除，还将广告内容作出更改继续经营，被上诉人认定涉案广告设施属于未经行政许可的违规户外广告设施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安装费用是基于合法、合规设置户外广告设施所产生的经营成本，不能作为赔偿标准；原审参照本市废钢价格区间的上限确定被拆物的残值，已经有利于上诉人，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确认(2016)沪7101行初504号行政判决书已生效。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长宁执法局在对上诉人高文公司违法户外广告查处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拆除广告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已由(2016)沪7101行初504号生效行政判决书确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确定被上诉人应予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及具体赔偿金额。上诉人提出涉案广告设施的制作安装费938,500元系其直接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赔偿，对此本院认为：首先，938,500元是上诉人于2012年7月支付给施工单位的涉案广告设施的制作安装费，该费用属于作为广告经营者的上诉人，为发布户外广告获利而必须支付的经营成本。且与本案被上诉人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已相隔近4年之久，即使涉案广告设施仍处在合法经营期间，其本身也会因使用年限等因素存在一定的折旧，不应直接按照制作安装费用作为损失的计算标准。其次，在案证据表明，涉案广告设施合法设置的期限至2014年10月14日止，故期限届满后直至2016年3月26日被上诉人拆除广告设施之日，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涉案广告设施属未经许可的违法户外广告设施，按照《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予以拆除。上诉人就设置涉案广告设施曾分别于2012年8月、2013年10月两次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审批申请，因此上诉人明知设置期限届满后应当重新审批，但其既未向主管部门重新申请，也未自行拆除，而是放任涉案广告设施处于违法经营状态直至被强制拆除，对此上诉人本身亦存在过错，由此产生的后果不属于被上诉人强制拆除行为对上诉人合法权益造成直接损失的范围，不应予以赔偿。故上诉人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认可。
虽然《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未对强制拆除后拆除物如何处置作出具体规定，但因涉外广告设施其所有权人为上诉人，拆除物的权利当然亦归属上诉人。依照正当程序原则，被上诉人应当通知或征询上诉人拆除物处置意见。因此原审认为，被上诉人未妥善保管拆除物，放任拆除物由施工单位处理，应当赔偿上诉人拆除物的残值损失，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至于残值损失金额的认定标准，原审根据上诉人庭审陈述的拆除物的材质、重量，按照原审判决时本市废旧钢材回收价格区间的上限计算出拆除物残值为33,000元，并无不当，确已充分考虑上诉人权益。
需要指出的是，原审判决主文部分将最终赔偿数额“33,000元”错误表述为“3,3000元”，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原审法院在今后的工作中务必加强裁判文书的校对，以避免上述错误的再次发生。综上，原审作出的行政赔偿判决正确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汇
审判员 陈瑜庭
审判员 徐 静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顾美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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