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金商终字第21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根福。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丽萍。
委托代理人：张根福，系黄丽萍丈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ＸＸ帅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江江湾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张根福，系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三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366号。
法定代表人：丁军民，系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红标，浙江商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骆剑岚，浙江商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义乌市锦绣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友谊路46号。
法定代表人：叶裕春，系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元弟。
原审被告：浙江贝力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开化工业园区功能区。
法定代表人：俞云生，系董事长。
上诉人张根福、黄丽萍、浙ＸＸ帅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帅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义乌三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公司）、原审被告义乌市锦绣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绣公司）、浙江贝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力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4）金义上溪商初字第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张根福、黄丽萍夫妇系华帅公司的股东；叶裕春、叶玲仙系锦绣公司的股东；叶裕春系贝力公司的大股东。2012年12月，叶裕春、叶玲仙夫妻及其经营的锦绣公司需要向三鼎公司贷款，遂由张根福、黄丽萍及其经营的华帅公司、贝力公司进行担保。因400万元贷款分为4笔（150万元、90万元、80万元、80万元），各担保人分别签订了4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对在2012年12月20日至2013年12月19日期间，在最高额为150万元、90万元、80万元、80万元范围内的贷款提供最高额担保。2012年12月20日，三鼎公司根据上述担保合同向叶裕春、叶玲仙、锦绣公司发放了还款期限为2013年5月份的4笔贷款。该4笔款项到期前后，借款人叶裕春要求转贷，三鼎公司的承办人虞旦明与张根福联系，要求对该4笔续贷重新办理担保手续。2013年5月份左右，虞旦明向张根福取得新的担保书四份，其中有张根福、黄丽萍及其经营的华帅公司完整签名盖章的金额150万元的担保书一份；另外三份总金额250万元的担保书有张根福签名，但缺黄丽萍的签名。2013年5月13日，叶裕春向三鼎公司新贷款150万元，用于归还原来的150万元借款。黄丽萍不愿意继续对另外的250万元进行新的担保，所以一直未对另3份担保书进行签名。2013年6月21日，三鼎公司向叶裕春夫妻及其锦绣公司发放了三笔共计250万元的贷款（90万元、80万元、80万元），借款期限2013年6月21日至2013年12月19日止。2013年7月份，张根福到虞旦明的办公室，声称因黄丽萍不同意，要求撤回在2013年5月份左右提供的已经有张根福签名但缺黄丽萍签名的共计250万元的三笔新贷款保证书。虞旦明表示同意，并当面销毁了这三笔新的担保手续。当场，张根福向虞旦明询问“新的250万元贷款没有放给叶裕春吧？”，虞旦明对此予以了肯定。2014年2月21日，因叶裕春未归还150万元新贷款，三鼎公司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并以2013年5月份张根福等人出具的担保手续为由，要求张根福等承担保证责任。（2014）金义上溪商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叶裕春归还三鼎公司借款150万元及利息，张根福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鼎公司为（2014）金义上溪商初字第310号案件支付了律师费42000元。
三鼎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锦绣公司偿还三鼎公司贷款本金90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2013年12月20日起按月利率2.799%计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止，若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付。）二、锦绣公司支付三鼎公司律师费用42000元；三、要求贝力公司、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对上述债务及诉讼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锦绣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借款是事实，但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的答辩也属实。
贝力公司在原审中未作答辩。
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在原审中共同答辩称：（2014）金义上溪商初字第310号、311号、312号案件是相同的，金额分别是90万元、80万元、80万元，共计是250万元，贷款人是叶裕春（或是其妻子叶玲仙、及其夫妻名下的锦绣公司），与这三个案件有关联的案件还有（2014）金义上溪商初字第238号的150万元（贷款时间是2013年5月13日）。前述四个案件总金额400万元，实际上是叶裕春夫妻及其公司用于归还2012年12月20日向三鼎公司所借的4笔款项（金额同样是150万元、90万元、80万元、80万元）。所以：一、2012年12月20日对叶裕春、叶玲仙夫妻及其锦绣公司向三鼎公司所贷的4笔款项共400万元进行过担保，但该借款在2013年的6月份已经归还，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已经消除。二、除对叶裕春在238号案件中的150万元新贷款，于2013年5月13日进行了重新担保，双方未完成其他新的担保手续（因为黄丽萍不同意，所以张根福向三鼎公司撤回了新的保证书，三鼎公司承办人虞旦明当着张根福的面销毁了这些保证书）。三鼎公司承办人虞旦明也曾同意不对250万元（即重新转贷的90万元、80万元、80万元）贷款进行担保。三、三鼎公司的交易习惯，再次转贷需要前一次所有担保人签字确认，才会重新放款。这一点可以从（2014）金义上溪商初字238号判决书中得到印证。该案中三鼎公司就是要求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在2013年5月13日重新出具了保证书，并且在起诉时也不是根据2012年11月9日原来的保证书。四、至于2013年6月21日，三鼎公司又放款给主债务人三笔共计250万元，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均不知情。三鼎公司的承办人虞旦明在录音中证实，说过这三笔贷款没有放出去，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也明确告诉虞旦明，不愿为主债务人提供保证。综上，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在2012年12月20日所签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三笔共250万元新贷款是否有效。第一，2012年12月各担保人与三鼎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协议中约定有效期为一年，最高额保证协议本身是“在最高债权额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进行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因此保证合同的解除终止也应当以书面形式。本案中，未经双方的书面认可，不能认定2012年12月20日所签的担保合同终止。第二，本案的新贷款是2013年6月至2013年12月19日，原贷款已经归还，新贷没有超出最高额担保金额，没有加重各保证人的保证负担，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理运用。第三，在本案中各担保人也知道是叶裕春等无法及时偿还而需要“以新贷还旧贷”，双方虽然在新贷款之前有过进行再次担保手续的意向和行为，但双方并未书面约定对2012年12月的担保协议进行终止；而三鼎公司作为一个专业的贷款企业，在未达成新约定之前先放弃原来的担保保障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从本案的担保与借款过程，可以看出“新担保约定”为了是对“原担保约定”的变更，而“新担保约定”未最终达成，自然也就谈不上“原担保约定”的终止了。第四，2013年6月三鼎公司依据原保证合同放出新贷款，并不存在主动通知各保证人的义务，而之后即2013年7月三鼎公司承办人虞旦明关于款项是否已发放的陈述不真实，仅仅是担保人的知情权可能受到损害，其并不能导致2012年12月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协议的失效。综上，锦绣公司向三鼎公司借款90万元，并由贝力公司、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在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提供保证，但各被告未履行还款与担保责任的事实清楚。三鼎公司诉请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提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辩解予法无据，不予采信。贝力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可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义乌市锦绣印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义乌三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90万元并支付利、罚息（从2013年12月20日起按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罚息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但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为限）；二、义乌市锦绣印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义乌三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律师费用42000元；三、告浙江贝力药业有限公司、张根福、黄丽萍、浙ＸＸ帅印染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及诉讼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3220元，由义乌市锦绣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12月20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已没有约束力。本案基本事实是：2012年11月签订了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当时内容以及落款时间都是空白的）。嗣后，三鼎公司发放四笔贷款，即150万、90万、80万、80万（其中150万元到期日为2013年5月，其余三笔到期日为2013年6月）。2013年5月，三鼎公司提出对该四笔贷款归还后再次贷款重新签订保证合同。于是，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就150万元的再贷款签订了保证合同，同时另外三份总额为250万元的保证合同中，张根福当时签了名，但黄丽萍没有签名，因黄丽萍不同意再次担保。张根福与三鼎公司经办人虞旦明强调，在没有共同同意签字之前，三笔共250万元的贷款归还后不能再贷，虞旦明明确表示同意。2013年7月16日，张根福来到虞旦明办公室，告知黄丽萍仍不同意继续担保，要求将张根福签了字的三份保证合同收回，虞旦明告知不能带走，只能销毁，于是当面将三份共250万元的保证合同销毁。当时虞旦明再次确认250万元没有重新贷出。但三鼎公司起诉却称，2013年6月21日在借款人先后归还三笔贷款共250万元后，又重新贷出三笔共250万元。从上述事实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双方明确约定就三笔共250万元贷款的再次贷款重新签订保证合同，因此，原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经解除。同时，三笔共250万元的再贷款保证合同因黄丽萍不同意继续担保而没有最后达成，因此，对三笔共250万元的再贷款，张根福等不承担保证责任。第二，保证合同是单务合同，是无偿合同，在保证债务没有发生前，保证人可以取消担保。因此，即使第一次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仍然有效，在三笔贷款共250万元归还后，因保证人取消担保，且债权人也已表示同意，从而新产生的债权不发生保证债务。第三，现三鼎公司起诉的150万元的保证合同就是再次贷款时重新签订的保证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5月13日），这也足以说明原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经不生效。第四，三鼎公司经办人虞旦明的行为从法律上来说是代表三鼎公司的行为。虞旦明的承诺（不重新贷出250万元）就是三鼎公司的承诺。再者，2013年7月，虞旦明明确表示250万元未贷出，这也应该是三鼎公司的意思表示，从而2013年6月21日三鼎公司发放的三笔共250万元贷款即使是真实的，也与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无关。综上，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依法改判，驳回三鼎公司对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鼎公司答辩称：张根福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认为双方明确再次贷款重新签订保证合同，原先的担保责任解除，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三鼎公司发放贷款的时候张根福都没提出过任何的异议，也没有要求取消原先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认为另外的150万元贷款重新签过保证合同，当然推出本案的担保合同不生效，这个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其认为经办人虞旦明的行为代表公司，张根福跟虞旦明交流的时候，该笔款项已经发放出去，债务已经成立，担保关系也已经成立。综上，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庭驳回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锦绣公司在二审中陈述：2012年前半年的时候确实是张根福等担保的，后来黄丽萍不同意担保，就没有去担保了。
原审被告贝利公司在二审中未作陈述。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2年12月20日所签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对涉案的90万元贷款是否适用。首先，2012年12月20日，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与三鼎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额期间为2012年12月20日至2013年12月19日，故其依法应在最高债权额度内就该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提出双方实际约定的最高额期间为半年，但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无法认定。其次，本案贷款90万元的贷款时间为2013年6月21日，发生于约定的最高额期间内，亦没有超出约定的最高额担保金额。第三，张根福等担保人也知道锦绣公司等主债务人“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况，双方虽然有过进行重新办理担保手续，对“原担保约定”进行变更的意向和行为，但双方并未对2012年12月20日的担保合同的解除达成约定。三鼎公司经办人虞旦明表示张根福再次签字的保证书因黄丽萍不同意而当面销毁，可以认定张根福、黄丽萍等新的保证合同最终并未成立，但并不能以此认定虞旦明代表三鼎公司同意解除2012年12月20日的保证合同，也没有加重担保人的担保负担。在原保证合同未解除或变更的情况下，三鼎公司依据原最高额保证合同主张权利，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第四，根据已生效的（2014）金义上溪商初字第238号民事判决，2013年5月13日叶裕春向三鼎公司借款150万元时，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等再次签订保证合同的最高额期间为2013年5月13日至2014年5月12日，对原约定的最高额期间进行了延长。故三鼎公司关于2013年6月时要求张根福等重新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了延长最高额期间，而非为了解除原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解释也合情合理。综上，张根福、黄丽萍、华帅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20元，由上诉人张根福、黄丽萍、浙ＸＸ帅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淑馨
审 判 员 汤 泉
代理审判员 谭雪梅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代书 记员 项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