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12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德，男，1949年11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兰田，女，1947年9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德，男，1949年11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良，男，1972年4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德，男，1949年11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新颖，女，1994年8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德，男，1949年11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秀杰，女，1971年4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女，2007年9月23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曹秀杰，女，1971年4月17日出生。
上诉人张德、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因与被上诉人曹秀杰、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12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秀杰、张×于2015年6月诉至原审法院称：曹秀杰与张金良于2014年11月25日离婚，张德与张兰田系张金良之父母，张新颖、张×系曹秀杰与张金良婚后所生子女。家庭确权的16亩土地中有曹秀杰与张×各3.2亩，该土地已经进行了流转。现曹秀杰与张×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西马坊村六斗土地16亩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归曹秀杰所有；2、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西马坊村六斗土地16亩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归张×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德等四人共同承担。
张德、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辩称：不同意曹秀杰和张×的诉讼请求。土地确权为每人3.2亩，但实际承包人为张德。家庭成员无权跟张德平分土地，只能分给曹秀杰、张×每亩地的差价20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曹秀杰与张金良于1994年4月21日登记结婚，于1994年8月20日生育长女张新颖，于2007年9月23日生育次女张×。张金良分别于2012年2月、2013年2月、2013年9月向法院起诉，要求与曹秀杰离婚,均被驳回。后张金良于2014年7月第四次将曹秀杰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通民初字第134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曹秀杰与张金良离婚，婚生女张×由曹秀杰抚养。张德与张兰田系张金良之父母。
2004年10月1日，张德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西马坊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合同编号为：A-209-206-0228），约定张德承包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西马坊村六斗面积为16亩的土地，承包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2015年1月20日，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内容如下：“根据中央的政策，我村于2005年1月1日在原来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实行农村土地确权，根据我村土地现状人均确权土地3.2亩，不足3.2亩的不足部分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超过3.2亩部分交承包费。我村张德家当时确权的总亩数是16亩，人口五人，分别是：张金良、张兰田、张永成、曹秀杰、张新颖”。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予以认可。张德为非农业户口。案外人张永成系张德之父，于2011年去世。
2011年1月1日，张德与村委会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委托合同》，约定张德将其享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西马坊村18.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村委会进行流转，委托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村委会自2011年1月1日按照乡政府工业区土地流转价格为标准于每年6月份向张德交付流转收益金。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确权土地面积为16亩。其余2.5亩土地为非确权土地，于2005年开始流转，每年每亩要向村委会交纳流转费56元。每年16亩土地的流转收益均由张德领取。
张德、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均认为2004年10月1日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时，张×尚未出生，故承包土地没有张×的份额。曹秀杰、张×认为根据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案外人张永成于2011年去世，故应有张×的份额。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张德与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中约定确权土地为16亩，且村委会出具证明包含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曹秀杰、案外人张永成五人的份额，并不包括张德。故法院对于张德、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认为承包人为张德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案外人张永成于2011年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用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依据该条规定，我国采用家庭承包的方式经营土地，故以张德名义与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中确定的1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全体家庭成员（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享有。案外人张永成去世后，便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张×作为土地确权后新增家庭成员亦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现16亩土地均已进行流转，故曹秀杰、张×分别享有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故法院对于曹秀杰、张×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21日判决如下：一、张德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西马坊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中十六亩土地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归曹秀杰所有；二、张德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西马坊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中十六亩土地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归张×所有。
宣判后，张德、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同意原审判决第一项，但不同意第二项，2004年诉争土地已经确权，张×当时并未出生，诉争土地与其无任何关系，村委会通过补偿方式每年每亩补偿张×640元，张×不能再享受流转收益，张永成已去世，张永成的流转收益属于遗产，应由张永成的妻子及子女继承所有，请求撤销原判或发回重审。曹秀杰、张×同意原审判决。
二审中，张德提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其中2015年7月3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张×于2007年9月23日出生，自上户口起，村委会按照相关规定已给与张×土地补偿款640元（共计3亩2分），张×已不再享有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因此不能顶替承包合同中的任何一人。”2015年9月14日的证明内容为“我们西马坊村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于2005年对农村承包土地进行确权，当时制定的方案是根据人口变化5年一调整，动账不动地，到了2010年准备实施时，在向区经管站汇报时，领导指出，你们这样做不符合中央关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精神，所以我们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对2005年所制定的确权方案作废，不管家里土地多少，凡是200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均按3.2亩土地标准，适当给予经济补偿，老人去世后土地仍由家属继续经营，队里不收任何费用。直至2027年土地承包期结束。”曹秀杰、张×对上述证明均不予认可。本院就上述证明中640元的性质向村委会进行询问，村委会答复称是村民决议确定的，给村里2005年之后的新生儿或从外村迁入但未享有土地流转收益的孩子每人每年一定数额的补偿，是西马坊村给自己村民独有的待遇，自曹秀杰与张金良离婚后法院判令张×归曹秀杰抚养，村里就将此款项直接发放给曹秀杰，并非发给张德一户的。至于张×是否能够分得张德一户的土地流转收益，是其家庭内部问题，村里不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无异，本院在此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2014）通民初字第13457号民事判决书、《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土地经营权流转委托合同》、村委会证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张×作为2004年西马坊村土地确权之后的新生儿是否有权享有土地流转收益；二是张永成去世后，其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应如何处理。就上述问题，张德、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认为，根据张德与西马坊村委会于2004年所签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时人口五人，分别为张金良、张永成、张兰田、张新颖、曹秀杰，当时张×尚未出生，故张×不应享有该土地流转收益，而张永成于2011年已经去世，其所享有的土地流转收益份额，在其去世后应依法作为遗产进行继承；曹秀杰、张×认为，张×作为家庭成员的一份子，有权享有土地流转收益，不应按照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所确定的人口为准，张永成享有的土地流转收益在其去世后应由其他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本院认为，本案虽为所有权确认纠纷，但本质上系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收益在一户家庭内部的分配问题。要解决本案争议焦点的关键在于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出发逐层厘清以下三个子问题：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为权利义务主体的用益物权，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张德等人认为土地承包收益的取得系由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确定，双方系合同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主体等均受合同约束；曹秀杰、张×认为只要是西马坊村村民，均有权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仅以合同为限。就此问题，本院认为：
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用益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十一章的相关规定，《物权法》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该法调整范围，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物权性质的救济手段，在具体物权类型的划分上属于用益物权。承包人一经承包农村土地，就使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权能从所有权这一典型物权中分离出来，具有排斥包括发包人在内的其他一切人非法干涉的特性，这正符合物权作为对世权的根本性质。
其次，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确权方式。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该条款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作为登记要件主义的例外情况作出规定，其立法理由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农村的特点，如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登记即不具有物权效力，与我国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必然损害广大农民的利益，因此，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并未要求以登记为要件，仅需发包方和承包方达成意思表示上的一致、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即可。但该规定并不能必然推出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仅系双方债权合意的结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只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和条件，并不能因此就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模糊化，理解为承包合同关系的债权。
最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以农户家庭为权利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需由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与农户作为承包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以固定每户应当承包的土地亩数。换言之，家庭一户作为一个整体系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相对方受合同约束。同时，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在农户内部，每一个家庭成员均有权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具体到本案中，张德于2004年代表全家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权利主体是西马坊村委会与张德一户（张德并非西马坊村村民，本院在此仅按照双方当事人惯例以“张德一户”代指张兰田、张金良等人的农户家庭），当时该户属于西马坊村村民的家庭成员共计五人，按照每人3.2亩土地的标准，张德一户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共取得1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该1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应由张德一户中所有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庭成员共同享有。
第二，农村土地流转收益权利主体的确定应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该农户实际家庭成员为准。
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强调人人有份的成员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该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据此，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必须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或农户家庭，并且是承包地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强调的是村民人人有份、农村福利性及生活保障性，是集体成员权最重要、最集中的体现，换言之，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所有成员都有权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此前提下，由土地承包经营权所衍生出的土地流转收益亦应当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一户家庭的全部成员共同享有。
其次，为确保农户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法律赋予了家庭承包足够长的承包期限，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仅仅在每一轮新的承包开始时才具有确定农户承包地面积的意义，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旦设定，在该权利存续期间内，农户内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或取得带来的成员数量变化与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但同时，在具体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期限漫长，农户家庭成员内部必然发生实际变化，往往与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之时差异甚大，如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收益的权利主体固定在签订承包合同之时的若干人身上，不仅不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和人人有份的成员权属性，亦与目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不符。
再次，村委会出具证明中主张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并不影响张×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该村自2010年以后根据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不再因一户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而调整该户土地亩数，直至2027年土地承包期结束。由于土地承包经营等相关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其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即是规范此类纠纷的重要政策。考察该政策的缘起，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出，“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2002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此后《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亦再次对此明确规定，旨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状下固定土地承包亩数，确保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亩数不因行政手段频繁调整而遭受侵害。但上述条款主要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做出规定，一方面约束村民组织不能擅自减少农户的土地亩数，另一方面也限制农户因其家庭成员的变化而要求增加土地亩数，即该农户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将其承包的土地亩数固定下来，不因后续家庭人口的变化而增减，但上述政策并不影响农户内部成员平等享有土地流转收益的权利。
最后，村委会所发放的640元钱并不影响张×获得土地流转收益的权利。根据村委会的证明，“张×于2007年9月23日出生，自上户口起，村委会按照相关规定已给张×土地补偿款640元（共计3亩2分），张×已不再享有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因此不能顶替承包合同中的任何一人。”本院就该640元的性质反复向村委会进行询问，村支书张福胜、村支委张宝亮均称是村民决议确定的，给村里2005年之后的新生儿或从外村迁入但未享有土地流转收益的孩子每人每年一定数额的补偿，是西马坊村给自己村民独有的待遇，自曹秀杰与张金良离婚后就将此款项直接发放给曹秀杰。张德亦就此主张张×已经获得相应补偿，不应再另行获取土地流转收益。就此问题，本院认为，涉及农村公共事务管理问题，应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西马坊村单独发放给村里2005年后的新生儿或迁入本村未享有过外村土地流转收益的孩子固定数额的款项，系该村村民自行做出的决议，本院不宜干涉，但该决议并未否定2005年之后的新生儿领取此款后就无权在家庭内部分得土地流转收益，张德以此主张张×不应享有土地流转收益，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第三，农村家庭成员去世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的继承问题。张德等人认为，张永成去世后，其所享有的五分之一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的流转收益应按照继承处理，曹秀杰、张×认为张永成去世后，该份额应由剩余其他家庭成员享有。本院认为：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这就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与一般所说的继承不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它为本村成员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当承包的农户中一人或者几人死亡，承包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并不发生承包权转移问题，也即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直至承包合同期满。
当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确立的原则，承包人在承包期内获得的承包收益，构成公民私有财产的组成部分，承包人死亡的，其依法获得的承包收益，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但此处仅以承包人死亡时已经获得或虽尚未取得但已经投入资金、付出劳动即将取得之情形为限，并不包括其死亡后承包土地新产生的流转收益。
本案中，张德一户中张永成已于2011年死亡，此后张德一户所承包的16亩土地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并不发生继承，张永成生前所获土地流转收益作为一项财产权利可由其继承人继承，但其死亡后新取得的土地流转收益不再作为遗产予以继承，而是分摊在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里，也就是由这一户包括张×在内的剩余在册人口享有。现双方产生争议的是张永成死亡五年后的土地流转收益问题，该收益与张永成无关，张德等人主张按照继承法律关系处理，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未予采纳，是正确的。
此外，就曹秀杰所享有的土地流转收益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妇女离婚，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现曹秀杰仍系西马坊村村民，亦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有权获得相关土地流转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地矛盾的高度紧张强化了村社内部甚至农户内部认可固有村民身份而排斥外来人口及新生儿享有土地流转收益的正当性，但该问题并不能否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流转收益的成员权属性。只要是本村成员，在外村并未享受土地流转收益的，即应当享有所属家庭的土地流转收益份额。具体到本案中，张×的出生、张永成的死亡，均不影响张德一家土地总亩数已经确权为16亩的现状，这也是西马坊村委会出具多份证明所要说明的实质内容，但该证明仅是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张德一户之间发放土地流转收益数额的说明，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及土地流转收益人人有份的成员权并不冲突。张×的出生虽不能再为张德家增加土地，但其作为西马坊村村民，亦属于张德一户新增家庭成员，与其他家庭成员地位平等，仍同样有权利享有土地流转的收益。但同时，张×对流转收益的享有及份额的确定应以其为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及张德一户家庭人口为依据，如将来出现变化，可另作调整。原审法院结合我国土地流转政策及张德一户目前家庭人口等情况，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曹秀杰、张×分别享有土地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张德、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张德、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德、张兰田、张金良、张新颖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夏
代理审判员 林存义
代理审判员 程 磊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鲁燕萍
书 记 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