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83民初1712号
原告：王秀锋，住广州市增城区。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旅游发�中心，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史寿山。
委托代理人：何泽安、沈海涛，是被告的员工。
原告王秀锋诉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旅游发展中心（简称旅游发展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秀锋、被告旅游发展中心的委托代理人何泽安、沈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秀锋诉称：原告于1995年4月从增城市经协办调到增城市度假村管委会下属的利某贸易公司工作。2001年增城市度假村管委会被撤销，有关职能并入增城市旅游局，并对度假村下属的四家公司进行了处理，但一直未对原告进行安置。2011年8月，增城市旅游局变更为增城市文体旅游局，后增城市文体旅游局又变更为广州市增城区旅游发展中心。原告认为，被告单位组成变更后，一直未对原告进行处理安置，且原告一直未离开原工作单位，双方的劳动关系一直未解除，故原、被告之间应仍存在劳动关系。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旅游发展中心从1995年4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旅游发展中心辩称：原告原所属公司因政策原因，企业改制已停止经营，被告愿意帮原告补缴社保，但补缴社保需要打报告向政府拿钱，在请款过程中财政局和人社局对原告购买社保的年限有不同的意见，导致区政府无法划拨款项给被告。这些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财政局称全区与原告有同样问题的还有很多人。
经审理查明：利友集团贸易公司原是增城市旅游度假村管理委员会的下属单位，该公司于1997年停止经营。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增城市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职能于2001年10月划入�城市旅游局。2011年8月组建增城市文体旅游局，将增城市旅游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增城市文体旅游局。增城市文体旅游局于2012年9月设立增城市旅游发展中心，该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拔付。
原告于1989年11月被增城县经济发展公司招收为集体工人，于1995年4月15日由增城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分配到增城市旅游度假村管委会工作，同月17日由增城市旅游度假村管理委员会分配到其下属的利某集团贸易公司任出纳。利某公司于1997年口头遣返原告回家待业，同时停发了原告的工资，但没有出具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材料。增城市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还于1997年12月6日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原告于当月8日前将上环或结扎证明上交到管委会办公室。期间，涉案用人单位一直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就社保补缴问题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2016年3月21日，原告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日，该委作出穗增劳某案不字[2016]10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超过法定年龄为由，决定不予受理。
2012年11月30日，增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原告出具的增人社函[2012]586号《关于增接访日[2012]297号的复函》记载：据调查了解，1995年4月后你调动至市旅游度假村管委会工作，但单位一直未为你办理参加社会保险，你可以到原单位所在地地税部门咨询办理补缴社会保险费手续，向原单位提出要求，办理补缴社会保险费手续。你补缴社保医保等问题，建议到市旅游局协商解决等内容。
2013年4月9日，增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市文体旅游局出具的《关于王某乙劳动关系确认与参加社会保险问题的函》记载：一、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问题，王秀峰于1995年4月从增城市经协办�到市度假村管委会下属的利某贸易公司工作（有调动函为证）。经查，2001年，市度假村管委会被撤销，有关职能并入市旅游局，并对度假村下属的四家公司进行了处理，但有部分人员没有安置好。2011年8月，市旅游局与市文化局、市体育局等单位合并，新组成市文体旅游局。经查相关档案资料，没有查到王某乙离开原单位的相关资料。因此，你局与王某乙仍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王某乙补缴社会保险费的问题，由于你局与王某乙存在劳动关系，你局要为王某乙办理补缴社会保险费等内容。
2014年1月26日的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呈批表记载：市文体旅游局《关于解决王秀峰同志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的请示》（增文报[2014]3号）来文称“2012年至今，王某乙多次上访要求该局为她补缴从1995年至今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现请市政府安排解�王某乙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4.65766万元（从1995年5月至2013年11月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单位需缴纳金额，实际缴纳金额以地税部门核实为准）”；市人社局意见“建议由市政府统筹解决王某乙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费用”；市财政局意见“根据政企分开、事随人走，分级管理、分灶吃饭的原则，建议王某乙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问题交由其主管部门研究解决。待我市出台相关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时再作资金安排”等内容。
2014年8月6日，增城市文体旅游局向原告出具的增文函[2014]191号《关于王秀锋同志信访问题的再次回复》记载：当时机构改革时，原旅游局只负责接收原市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在编在册人员3名（黄某甲、黄某乙、杨某），你属于原管委会下属企业利某贸易公司员工，不属原管委会编制人员，不在原旅游局合并原管委会的人员接收范围。经多方核查，到目前为止，我局未找到任何反映你被原旅游局接收的政策文件或相关材料，暂不能认为你归属于原旅游局，无充分依据为你办理补缴社保、医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调查，认为我局要为你办理补缴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鉴于上述情况，我局于2014年1月26日向市政府申请安排解决你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2月初市政府已书面明确回复我局，待我市出台相关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时再作资金安排等内容。
2015年5月6日，增城市文体旅游局作出的增文纪[2015]12号会议纪要记载：2012年7月16日开始，王某乙多次上访，反映原增城市旅游局没有为她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问题，要求我局出资为她办理补缴从1995年至今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我局根据市领导批示精神于2014年1月26日向市政府申请安排解决王某乙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市财政局答复待我市出台相关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时再作资金安排。为继续做好维稳工作，按照机构改革后旅游方面的事务由市旅游发展中心负责的工作原则，会议一致同意，由史寿山同志负责牵头处理王某乙信访问题等内容。
2015年7月31日，被告向区地税局出具的《关于解决王某乙同志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的情况说明》记载：自2001年以来，王某乙本人也多次进行上访，要求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问题，区文体旅游局也高度重视，并根据区领导批示精神于2014年1月26日向区政府申请了安排解决王某乙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区财政局也对区文体旅游局进行了答复，出台相关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时再作资金安排。为妥善处理此历史遗留问题，我中心特此向贵局申请办理王某乙同志遗留社保问题等内容。
2015年12月3日，被告向区政府出具的增旅报[2015]25号《关于解决王某乙同志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的请示》记载：王某乙于1995年4月从增城经协办调至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下属的利某贸易公司工作，1997年，因利某公司经营不善，口头遣返王某乙回家待业，停止发放了王某乙的工资，同时一直未及时跟进购买该同志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2001年，度假村管委会被撤销，有关职能并入旅游局，并对度假村下属的四家公司进行了处理，但未对王某乙等部分人员的工作关系进行及时安置，也未解除与王某乙的劳动合同关系。2011年8月，旅游局与文化局、体育局因机构改革进行了合并，新组成文体旅游局，旅游局人员关系并入文体旅游局。为妥善处理此历史遗留问题，做好维稳工作，我中心根据文体旅游局工作安排，现恳请区政府安排解决王某乙同志自1995年5月调入旅游度假管理委员会至2007年7月期间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总计约10万元，实际缴纳金额以地税部门核实为准等内容。
2015年，增城区财政局向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的增财复[2015]466号《关于解决王秀峰同志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的意见》记载：你办转来增旅报[2015]25号收悉，为妥善处理此历史遗留问题，建议区旅游发展中心核实王某乙签订合同的时效性，并核实上述同志实际在岗时间，建议按实际在岗时间为其补缴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项目所需经区政府批复同意后按单位实际缴纳金额纳入单位预算安排等内容。
2016年1月5日，被告向区府办出具的《关于确认王某乙劳动关系及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的情况说明》记载：区文体旅游局与王某乙仍存在劳动关系，区文体旅游局要为王某乙办理补缴自1995年5月调入区旅游度假管理委员会至2007年7月期间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等内容。
2016年6月20日，被告出具的《关于王某乙劳动关系确认与参加社会保险问题的情况说明》记载：王某乙于1995年4月从增城市经协办下属企业调到原增城市度假区管委会下属企业原利某贸易公司后，一直未收到正式离开原单位的证明材料，区文体旅游局仍与王某乙存在劳动关系，需为王某乙办理补缴社会保险费，我中心受区文体旅游局委托，负责跟进办理王某乙补缴社会保险费相关事宜等内容。
另查明，原告提交的招收职工登记表、行政介绍信、通知等记载的姓名为王某乙。
庭审中，原告称1997年年底利某公司叫原告回家等待安排，之后一直未发工资也没有安排工作，1998年原告曾经向旅游度假村管理委员会反�过，也没有安排原告工作和发放工资，但平时管委会有通知原告开会或计生检查；2001年见管委会办公室被拆才知已改制，原告从2001年开始上访后得知其工作关系没有转到旅游局，期间，原告自行找工作，所在的工作单位也没有为原告买社保；原告认为双方从1995年4月10日至庭审日即2016年6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经双方协商，被告同意按15年帮原告买社保，后被告称请款时政府不同意，被告就叫原告到法院起诉；现起诉目的就是想被告帮原告买社保。被告称确认原、被告从1995年4月10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但因找不到当时的任何书面材料，无法确认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至何时止，被告想由法院来确定，且政府现仍未出台相关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于何时解除或终止双方的劳动�系。本案中，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从1995年4月10日至2016年6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仅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始于1995年4月，但对原告主张的双方劳动关系至2016年6月15日止不予确认。原、被告双方对劳动关系始于1995年4月并无争议，故无需法院另行判决确定。虽然涉案用人单位一直未正式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但原告自1998年起没有给涉案用人单位提供过劳动，涉案用人单位也没有给原告发放过工资，且被告在庭审中明确“因找不到当时的任何书面材料，无法确定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至何时止”，因此，在原、被告双方均无法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原告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至2016年6月15日止的情形下，对原告主张的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15日止，本院不予支持。依前所述，原告是因其与被告就补缴社会保险一事而提起诉讼，双方因改制而引发的补缴社会保险问题，是�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不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发生的纠纷，本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同时，征缴社会保险费是社保管理部门的职责，社保管理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就原告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应如何解决一事，市政府已书面明确回复“待我市出台相关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时再作资金安排”。因此，对原、被告双方因缴费年限等在补缴社保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被告不按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纠纷理应继续由政府有关部门统筹解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王秀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秀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玉兰
人民陪审员 伍嘉辉
人民陪审员 赖葵花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赖蓝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