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2民终10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建生，男，197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住湖北省通山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春蕾，女，199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住湖北省通山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洪彬，男，1996年9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住湖北省通山县。
上列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月志，通山县通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81号湖北银行大厦写字楼B座3-5层。
负责人：胡柏保，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该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兴民，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因与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7）鄂1224民初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爱随行两全保险Ｂ款和附加险Ｂ款赔偿额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没有依法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适用法律不当。本案被保险人徐某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意外死亡，肇事司机龚昌胜负事故主要责任。徐某驾驶与驾证不符的机动车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答辩理由全部是强调被保险人本次事故死亡符合2.4责任免除条款，没有提及徐某交通事故死亡不属爱随行主险和附加险范围。上诉人认为，合同中10.8“自驾汽车意外伤害”的释明指的是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非营运汽车间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的交通事故遭受的意外伤害。非营运汽车是指：登记为非营运的机动车。不包括轨道交通车辆、救护车、消防车……清扫车以及拖拉机等家用车辆，没有包括摩托车。10.6“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可见，徐某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意外身亡属机动车非营运车辆范围，并符合10.6合同释明的意外伤害的客观事件。初审判决认定徐某身亡属爱随行附加险2.3.2意外身故条款中第（3）项约定“其他意外伤害”事故与10.8条第（4）项第二款约定的“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事件”相悖。即徐某是驾驶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突发交通事故死亡，而非“其他意外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取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上诉人在申请理赔过程中，被上诉人将上诉人提交的无免责条款约定的保险单全部撕毁，并加盖作废印章，显然其撕毁保单的目的是规避其没有在保单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免责条款标志和提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原审判决没有依法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不支持爱随行两全保险Ｂ款及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Ｂ款是适用法律不当。
上诉人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或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超过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合法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主张其他身故，法院超过被上诉人请求，变更诉讼请求事项无合法依据。2.上诉人与投保人徐某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3.对免责条款上诉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合法有效。4.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划分比例与是否适用免责条款无关。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划分确认的是龚昌胜与徐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各自应承担的责任范围。而本案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是保险受益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免责条款应当适用于本案，理由是：一是违法行为增大保险事故风险，不属于保险范围。二是危险状态免责与保险事故发生之间无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及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都属于危险状态免责。5.一审法院判决数额计算错误。投保人徐某在上诉人处贷款，其对上诉人负有债务，上诉人享有债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依法享有抵销权。一审法院对徐某在上诉人处贷款一事未予认可缺乏法律依据。
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答辩称，1.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全部不能成立。徐某是交通事故意外身亡，而非是“其他意外伤害”；保险单未尽明确说明义务，且免责条款与近因原则相悖；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以此次事故发生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的事实作为免责事由，与近因原则相悖，也违反了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及民法的公平原则。2.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主张徐某生前在其公司有贷款证据不足，直接抵减无法律依据。
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答辩称，1.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中关于汽车的定义，摩托车不属于汽车范围，故不属于本案保险承保的范围。2.答辩人已尽提示义务，证据充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某（已故）系原告徐建生之妻，原告徐春蕾、徐洪彬之母，孙细宜之女；徐某生前在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处从事保险代理工作。其间，徐某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身份购买了自己代理的部分保险产品，具体为：
一、2013年9月27日，三原告亲人徐某在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处投保阳光人寿鸿福齐添年金保险（分红型）一份。被告向原告出具《保险单》（保险单号：8026000031196168），《保险单》载明：1.保险单生效日为2013年9月27日；2.投保人为徐某、被保险人为徐某，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徐春蕾，受益比例为100%；3.基本保险金额为12000元，核定后的保险费为1160.4元（年交），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间为10年；4.红利领取方式为累计生息，年金领取年龄为55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2013年10月5日，徐华园在《个人寿险投保书》中印有加粗字体的“本人已认真阅读投保须知、投保提示书、及产品说明书，确认已了解条款所列的各项内容（尤其是保险责任条款、责任免除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且同意遵守条款约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及合同签收回执一栏内签名。截至2016年11月4日，徐某已向被告缴纳4年的保费共计4641.6元。另查明，《阳光人寿鸿福齐添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对该保险进行了约定，其中第2.2.3条约定：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年金开始领取日前身故，我们按本合同当时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第2.4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处于生命末期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二、2013年10月31日，原告徐某在被告处投保阳光人寿金世福终身寿险（万能型）、阳光人寿附加账户式意外伤害保险各一份。被告向原告出具《保险单》（保险单号：8026000031777648），《保险单》载明：1.保险单生效日为2013年10月31日；2.投保人为徐某、被保险人为徐某；3.阳光人寿金世福终身寿险（万能型）基本保险金额为120000元，期交保险费为6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间不限；4.阳光人寿附加账户式意外伤害保险的基本保险金额为30000元，期交保险费为0元，保险期间为1年，交费期间为1年；5.保险费合计6000元，交费频率为年交。6.投资账户分配：稳健型子账户分配比例为100.00%，进取型子账户分配比例为0.00%，期交保险费6000元以下（6000元）部分的可投资保险费100%进入“稳健型子账户”，期交保险费6000元以上（不含6000元）部分及追加保险费的可投资保险费进入投资账户的金额按照以上比例进行分配。2013年11月7日，徐华园在《个人寿险投保书》中印有加粗字体的“本人已认真阅读投保须知、投保提示书、及产品说明书，确认已了解条款所列的各项内容（尤其是保险责任条款、责任免除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且同意遵守条款约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及合同签收回执一栏内签名。截至2016年10月31日，徐某已向被告缴纳4年的保费共计24000元。另查明，《阳光人寿金世福终身寿险（万能型）条款》对该保险进行了约定，其中，第2.3.1条约定：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身故当时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第2.6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阳光人寿附加账户式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3.1条约定：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本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纪念会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终止；第2.5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烧烫伤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三、2015年7月25日，原告徐某在被告处投保阳光人寿创富一号年金保险（分红型）及阳光人寿附加财富账户年金保险E款（万能型）保险各一份。被告向原告出具《保险单》（保险单号：8026000051610528），《保险单》载明：1.保险单生效日为2015年7月25日；2.投保人为徐某、被保险人为徐某；3.阳光人寿创富一号年金保险（分红型）基本保险金额为1240元，核定后的保险费为20000元，保险期间至105周岁保单周年日，交费期间3年；4.阳光人寿附加财富账户年金保险E款（万能型）的基本保险金额、核定后的保险费参见条款，保险期间至105周岁保单周年日，交费期间参见条款；5.保险费合计20000元，交费频率为年交，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2015年7月30日，徐华园在《个人寿险投保书》中印有加粗字体的“本人已认真阅读投保须知、投保提示书、及产品说明书，确认已了解条款所列的各项内容（尤其是保险责任条款、责任免除条款、合同解除条款）且同意遵守条款约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及合同签收回执一栏内签名。截至2016年7月25日，徐某已向被告缴纳2年的保费共计40000元。另查明，《阳光人寿创富一号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对该保险进行了约定，其中，第2.4.2条约定：若被保险人身故，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按照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身故保险金；第2.5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阳光人寿附加财富账户年金保险E款（万能型）条款》第2.3.1条约定：若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身故，我们按身时本附加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个人账户价值为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第2.5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四、2016年3月1日，原告徐某在被告处投保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及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各一份。被告向原告出具《保险单》（保险单号：8026000062342958），《保险单》载明：1.保险单生效日为2016年3月1日；2.投保人为徐某、被保险人为徐某；3.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基本保险金额为70000元，核定后的保险费为2310元，保险期间为30年，交费期间10年，交费频率为年交；4.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基本保险金额为70000元，核定后的保险费为490元，保险期间为30年，交费期间10年，交费频率为年交。2016年2月29日，徐某向被告缴纳1年的保费共计2800元。2016年3月9日，徐华园在《保险合同确认书及保单签收回执》中印有“本人已阅读并理解条款内容，知晓本人的权利与义务”字样的投保人处签名。另查明，《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条款》第2.3条对保险责任进行了约定，其中，第2.3.2条约定：若被保险人发生自驾汽车伤害（见10.8）事故，并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自驾汽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1.若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65日内，被保险人发生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5倍给付自驾汽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2.若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65日后，被保险人发生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给付自驾汽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第2.3.3条约定：若被保险人发生2.3.1或2.3.2约定情形之外的其他身故或全残，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1.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附加合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未终止，则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及附加合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2.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附加合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已终止，则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第2.4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第10.8条约定：自驾汽车意外伤害指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非营运汽车期间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的交通事故遭受的意外伤害。非营运汽车是指：（1）符合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中的乘用车定义；（2）所有权属于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所有的，且登记为非营运的机动车。登记为非营运的机动车，如从事以牟利为目的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行为，视为营运；（3）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的乘用车；（4）不包括以下车辆：轨道交通车辆、救护车、消防车、工程抢险车、工程作业车、公路监督检查专用车、公路养护车、清障车、救援车、洒水车、清扫车以及拖拉机等农业用途车辆。第10.13条约定：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条款》第2.3.2条约定：若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并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1）若被保险人发生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障金额的10倍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2）若被保险人发生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如下约定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①若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65日内，被保险人发生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5倍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②若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65日后，被保险人发生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则我们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的10倍给付自驾汽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第2.4条责任免除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2016年11月16日11时10分许，徐某持C1型驾驶证驾驶无号牌雅马哈两轮摩托车，途经通山县南林桥镇新街十字路口时，与龚昌胜驾驶的鄂Ｌ×××××低速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徐某当场死亡、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当事人龚昌胜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时未停车瞭望，让右方车辆先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当事人徐某未按照驾驶证的准驾车型驾驶无牌照机动车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次要责任。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即向被告报险，被告以徐某未按照驾驶证的准驾车型驾驶无牌照机动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人免责情形为由拒赔。为此，原告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1.被继承人徐某的法定继承人有：丈夫徐建生、女儿徐春蕾、儿子徐洪彬、母亲孙细宜，在诉讼过程中，孙细宜明确表示放弃对被保险人徐某的保险金的继承。2.被告应在阳光人寿鸿福齐添年金保险（分红型）中给付原告红利87.81元；应在阳光人寿创富一号保险分红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向原告分红221.1元。
本案讼争的焦点问题为：1.徐某未按照驾驶证的准驾车型驾驶无牌照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身故，是否属于保险条款责任免除条款中“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免责情形，即本案是否适用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的问题；2.徐某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事故身亡，属于自驾汽车意外身故还是其他身故，即保险公司在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及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中，对本次事故如何确定保险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本案是否适用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的问题。根据《阳光人寿鸿福齐添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第2.3.2条、《阳光人寿金世福终身寿险（万能型）条款》第2.3.1条、《阳光人寿附加账户式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3.1条、《阳光人寿创富一号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第2.4.2条、《阳光人寿附加财富账户年金保险E款（万能型）条款》第2.3.1条、《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条款》第2.3.3条、《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条款》第2.3.2条之规定，以上7份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均包含身故保险金。被告保险公司答辩称以上7份保险合同中均有一条免责条款的约定，即被保险人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责任免除，本次事故符合这一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情形，故应免除保险人的责任。本院认为，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近因原则，即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事由必须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本案保险事故发生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案外人龚昌胜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未停车瞭望，让右方的车辆先行的行为所导致，对徐某而言，其死亡属于意外事故造成的，并非徐某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而导致的，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样，保险公司的免责情形，亦应适用近因原则，即免除责任的事由必须是导致保险事故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本案徐某虽存在未按照驾驶证的准驾车型驾驶无牌照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但该行为不是导致其死亡的充分条件，故保险公司不能免除责任。保险公司以这一与事故发生无主要因果联系的事实作为免责事由，与近因原则相悖。保险公司在应该适用近因原则给被保险人赔偿的情况下，有选择性的不适用，违反了我国民法的公平和诚信原则。为此，本次事故不应适用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原审对被告上述辩称理由不予支持。
（二）关于徐某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事故，属于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还是其他身故，即保险公司在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及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中，对本次事故如何确定保险责任的问题。原告认为徐某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事故身亡的应当认定为自驾汽车身故，故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的保险责任应适用保险条款的第2.3.2条第一款的规定，由被告按基本保险金额的5倍给付自驾汽车意外身故保险金；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的保险责任应适用保险条款的第2.3.2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由被告按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5倍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院认为，按上述保险事故理赔的近因原则，本次事故的近因属他人造成意外事故，而非徐某自驾汽车意外伤害。同时，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保险条款第10.8条对“自驾汽车意外伤害”进行了明确释义，徐某驾驶的摩托车不属于该条释义中明确的“非营运汽车”的范围，故徐某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事故身亡的不属于自驾汽车意外身故，而应属于爱随行两全条款2.3.1或2.3.2约定情形之外的其他身故。作为保险代理人的徐某，应熟知该保险产品的特点，且徐华园在《保险合同确认书及保单签收回执》中印有“本人已阅读并理解条款内容，知晓本人的权利与义务”字样的投保人处签名确认，故应认定投保人徐某对格式条款的保险条款已充分理解。为此，本次事故应由保险公司在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的保险责任中适用保险条款第2.3.3条第一款的规定，由被告按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及附加合同《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其他身故保险金；在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的保险责任中适用保险条款的第2.3.2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由被告按本附加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额后的余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
综上所述，徐某在被告处购买保险，被告向徐某签发了保险单、保险条款，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人身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徐某已按约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徐某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被告亦应按约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因本次事故应给付受益人的款项有：1.在阳光人寿鸿福齐添年金保险（分红型）的保险责任内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12000元、给付红利87.81元；2.在阳光人寿金世福终身寿险（万能型）保险责任内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120000元，在阳光人寿附加账户式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内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30000元；3.在阳光人寿创富一号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责任内给付已交保险费40000元、给付分红221.1元；4.在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保险责任范围内给付累计已交保险费2800元，在阳光人寿附加爱随行意外伤害保险B款保险责任范围内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70000元。以上应给付的款项合计为275108.91元。现因被保险人徐某已身故，被告应按约向指定受益人或依法向法定继承人给付保险金，根据合同约定，阳光人寿鸿福齐添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中徐某特别指定受益人为徐春蕾，该份保险的保险金及红利（合计12087.81元）应给付给徐春蕾；其他几份保险未指定受益人，其保险金和应得分红（共计263021.1元）应归徐某的未放弃继承的法定继承人即三原告所有。对原告超出上述认定部分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对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辩称徐某生前曾向其贷款34500元的事实，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被告在本案中亦未提起反诉，故原审对被告该辩称事实在本案中不予认定。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徐春蕾保险金12087.81元。二、由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保险金263021.1元。三、驳回原告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58元，由原告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负担1031元，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5427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的焦点是：1.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在本案中是否适用的问题；2.徐某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事故，属于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还是其他身故的问题。
本院认为，一、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在本案中是否适用的问题。1.从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看。本案所涉保险条款对于“责任免除”即免责条款均表述为：“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其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这些情形之一包括“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该表述中“导致”一词包含两种解释：一是“直接导致”，即违法驾驶行为本身“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简述为“行为直接导致”；二是状态导致，即只要存在违法状态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简述为“状态间接导致”。这两种理解的后果是不同的，按第一种理解本案虽存在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状态，但无直接行为，则不属于免责范围。按第二种理解，只要存在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状态即可免除保险人责任。这两种理解特别是第一种理解是否存在合理性，从本案所涉保险条款中“意外伤害”的定义可以获得依据。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在这一定义中使用了“直接致使”这一限定性描述，排除了间接导致伤害的客观事件。“意外伤害”是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基础性概念，免责条款亦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在“意外伤害”的定义中明确限定为“直接致使”，即为直接导致。故本院认为对免责条款中“导致”一词存在上述两种解释是合理的，也有合同上的依据。根据保险条款的解释原则，在存在“行为直接导致”还是“状态间接导致”两种可能的解释的情况下，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故应以第一种解释为准。
2.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角度看。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龚昌胜（案外人）驾驶机动车通过路口时未停车瞭望，让右方车辆先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徐某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无牌照机动车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次要责任。据该份证据，徐某的死亡系两个原因造成，一是案外人龚昌胜违章驾驶汽车通过路口，二是徐某自身原因，即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无牌照机动车。从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看，徐某在事故中除“未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无牌照机动车”外并无其他违章行为。故可以判定事故中直接导致徐某死亡的原因是案外人龚昌胜的违章驾驶行为，该行为对事故发生起决定性作用，而免责事由并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从近因关系看，案外人龚昌胜的违章驾驶行为是事故发生的近因，与本案事故发生具有直接因果联系。徐某无证无牌驾驶与该起保险事故的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这也与保险合同中广泛使用的“意外伤害”的定义所体现的“直接致使”的含义是一致的。
综合上述两点理由，在此情况下适用免责条款有违民法公平原则，也与合同法上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相悖。故上诉人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认为其应当免责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徐某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事故，属于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还是其他身故的问题。《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保险条款》第10.8条对“自驾汽车意外伤害”及“非营运汽车”进行了明确释义。“自驾汽车意外伤害”指“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非营运汽车期间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的交通事故遭受的意外伤害”。根据该定义，“自驾汽车意外伤害”将“汽车”限定为“非营运汽车”。该条款对“非营运汽车”的定义包括四项内容，只有同时具备四项内容才符合该保险合同所定义的“非营运汽车”。其中第一项明确要求“符合汽车分类国家标准（ＧB/T3730,1-2001）中乘用车定义”，而该国家标准中的“乘用车”并不包括摩托车，说明摩托车不属于该保险合同约定的“非营运汽车”。虽然“非营运汽车”释义第四项关于“不包括以下车辆”的描述中未列举摩托车，但由于“非营运汽车”必须同时满足合同条款释义所列的四项条件，故徐某驾驶摩托车不属于合同约定的“非营运汽车”的范围，进而不属于该条款约定的“自驾汽车意外伤害”的范围。因此徐某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事故身亡的情形不属于自驾汽车意外身故，而应属于《阳光人寿爱随行两全保险B款保险条款》2.3.1和2.3.2约定情形之外的其他身故。上诉人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的该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还提出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对免责条款未尽提示及说明义务的上诉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以支持。
此外，上诉人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请求对徐某生前曾向其贷款34500元主张行使抵销权，本院认为，上诉人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并未提出该诉讼请求，且该款项系徐某生前贷款，与本案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性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上诉人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应当另案主张权利，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还提出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并未主张“其他身故”，一审法院超诉讼请求判决不当。本院认为，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在原审中的诉求是要求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依保险合同约定赔偿徐某共计911628.8元，原审法院采纳了上诉人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的抗辩意见，未按“自驾汽车意外伤害事故”判赔，而是依照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确定为“其他身故”，是对同一事实不同性质的判定，故原审判决并未超越诉讼请求，上诉人阳光人寿湖北分公司该项上诉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7489元，由上诉人徐建生、徐春蕾、徐洪彬负担1031元，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645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洪斌
审判员 侯欣芳
审判员 夏昌筠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程鹏翔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