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0民初4590号
原告：单华娟，女，198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周水夫，浙江学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住所地：杭州市文一西路1500号仓前街道科技创业中心6幢。
法定代表人：陈平，系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达，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伟民，系被告单位员工。
原告单华娟（下称原告）诉被告浙江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下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汪文彤独任审判，于2017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周水夫及被告委托代理人陈达、黄伟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
原告起诉称：原告本人偶尔参与购买彩票。2017年3月7日，原告购买被告销售的“快乐彩”彩票，共计支出100元。经原告初步了解：被告销售的该种彩票未经财政部有效审批，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规定；被告在浙江省内对于上述彩票的发行处于垄断地位，且“快乐彩”彩票存在“限号规则”，违反了《反垄断法》；此外，被告集上述彩票的发行、销售、开奖于一身，透明度备受质疑（注：非独立第三方开奖模式），不排除暗箱操作的可能，且事实上已存在通过调整限号规则，操控游戏过程，欺诈彩民。返奖率59%存在欺诈。具体欺诈的方法在辩论和举证中阐明。
综上，原告认为：被告销售的“快乐彩”彩票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以无效。为维护彩民的正当权益，促进彩票业的健康发�，现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无效；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彩款100元；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2017年3月7日投注站出具的彩票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及原告购买快乐彩的金额是100元。
2、浙江省财政厅批文打印件1份，下载于浙江福彩官方网站，真实性无从考证，但至少可以说明被告就是浙江“快乐彩”的实际是由被告发行销售的，并负责管理。
3、“快乐彩”限号规则打印件1份，下载于浙江福彩官方网站，主要证实被告销售的“快乐彩”彩票，其限号规则也是被告制定的，且经浙江省财政厅批复的，而且被告实际对限号规则可以随时进行调整，印证技术操控的可能性。
4、170228039期中奖公告单二份，打印时间分别为2017年2月28�1份、2017年4月28日1份，证据来源为绍兴及萧山两地投注站，证实限号规则在未经审批及提前公告的情况下出现破坏性调整（注：任5投注超过限值430注，实际中奖注数为464注，派奖期间曾出现过500多注），且在多次购彩中，发现派奖期间有超过500多注的情形，印证涉案彩票的运行设备存在技术缺陷或涉案彩票出现人为操控迹象。
反证方法：经本代理人亲身实践：1）160419062期1份，任3投注1-3-7、1-3-8均受限，彩民正常投注受限；2）170618048期1份，任5投注1-2-3-4-5受限，但中奖注数远未达430注，说明限号规则人为操控或技术故障可以低于或高于注数，这是影响彩民的，作为被告平时对于限号，还有剩余几注也无法显示，这是有缺陷的。
5、被告在网站上宣传的“快乐彩”游戏特点打印件1份，证实被告在返奖率问题上存在虚假性、误导性宣传（注：历年数�），原告认为已构成欺诈！同时，被告对外宣称其“快乐彩”比传统彩票更实惠（有回报），该诱导性宣传，不仅欺骗彩民，有损彩票的公益性，而且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国家信誉！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销售‘快乐彩’未经财政部审批，违反《彩票管理条例》”与事实不符。
被告销售“快乐彩”系严格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经财政部、民政部、中彩中心等有关职能部门批准后，依法依规进行上市销售，具体审批内容如下：
1.“快乐彩”上市前的审批基本情况：
（1）2012年2月22日浙江省财政厅向被告做出了《关于同意申报电脑福利彩票“快乐12”在我省上市的复函》（浙财综[2012]18号）；
（2）2012年2月24日，被告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报送了《关于要求在浙江上市电脑福利彩票“快乐12”游戏的请示》（浙彩发[2012]17号）；
（3）2012年10月19日，财政部向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作出了《关于在浙江销售福利彩票快乐12游戏的通知》（财办综[2012]86号）；
（4）2012年10月25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向被告作出了《关于在浙江销售中国福利彩票快乐12的游戏批复》（中彩福字[2012]66号）；
（5）2012年11月29日，被告向浙江省财政厅报送了《关于我省福利彩票快开游戏上市的请示》（浙彩发[2012]81号）；
（6）2012年11月30日，浙江省财政厅向被告作出了《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同意在我省上市销售中国福利彩票快乐12游戏的复函》（浙财综[2012]117号）。
经过上述有关职能部门审批后，被告才依法上市销售“快乐彩”彩票，原告所主张的理由与事实不符。
二、原告诉称被告“在浙江省内对‘快乐彩’的发行处于垄断地位，且限号规则违反《反垄断法》”的说法不能成立。
1、依据《彩票管理条例》第六条“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依法设立的福利彩票发行机构、体育彩票发行机构（以下简称彩票发行机构），分别负责全国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和组织销售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依法设立的福利彩票销售机构、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以下简称彩票销售机构），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销售工作”规定，答辩人仅为福利彩票销售机构，并非发行机构；
2、依据《彩票管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彩票，是指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行、依法销售，自然人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获得中奖机会的凭证。”及第三条“国�院特许发行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未经国务院特许，禁止发行其他彩票。禁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销售境外彩票。”之规定，彩票是国务院特许发行，依法销售的，顾名思义，并非任何单位，任何组织都可以销售彩票。被告所销售的彩票，均是经国务院批准才能销售的，并不存在垄断的情形；
3、依据《反垄断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及第三条“?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规定，结合彩票的性质，根本不适用《反垄断法》，且被告也并不存在上述任何情形；
4、依据《彩票发型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乐透型、数字型、竞猜型、基诺型彩票应当符合以下规定：（四）实行固定设奖的，应当设置投注号码或者投注选项的限制注数。”规定，“快乐彩”游戏应当设置限号规则；从大的面来讲，之所以采取限号规则，实质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彩民，避免非理性彩民盲目投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5、依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销售的“快乐彩”所适用的游戏规则，是经财政部批准实施的，并非原告所称的“垄断行为”。
因此，原告诉称被告违反《反垄断法》的说法不能成立。
三、原告诉称被告“集发行、销售、开奖于一身，存在暗箱操作，欺诈彩民”的说法同样没有事实依据，且与本案诉讼请求无关。
1、被告已经释明，被告仅为销售机构，并非发行机构，具体条款不再赘述；
2、依据《彩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彩票品种的规则和开奖操作规程开奖”，被告销售“快乐彩”，并按照游戏规则及开奖操作规程开奖是履行法定义务，并非暗箱操作。
因此，根本不存在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谓被告“……进行暗箱操作……欺诈彩民”之情形，原告主张被告在“快乐彩”游戏销售中存在欺诈、暗箱操作，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对该彩票游戏的质疑均是基于其主观的猜测、怀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综上，被告销售“快乐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原、被告之间的购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1、关于在浙江省销售福利福利彩票快12游戏的通知（财办综【2012】86号）；2�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同意在我省上市销售中国福利彩票快乐12游戏的复函（浙财综【2012】117号），证明本案销售的“快乐彩”游戏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申报，并经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审批后上市销售的。
第二组：3、浙江福彩网站信息打印件：网站首页；4、浙江福彩网站信息打印件：游戏规则；5、浙江福彩网站信息打印件：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彩”游戏规则打印件；6、快乐彩限号规则打印件；7、快乐彩游戏宣传页，证明被告已通过网络、宣传册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对“快乐彩”玩法、游戏特点、奖级设置等具体规则进行了宣传、发布、说明的事实。
对于原、被告双方的上述举证，经庭审质证，现认证如下：
（一）、原告所举证据，被告对第1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被告销售的快乐彩是经过有关部门�准的，是依法销售的，符合法律规定；对第3组证据，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对第4组、第5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
（二）、被告所举证据，原告表示对于第一组证据的通知，虽然被告在提供证据时盖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公司的章，但注意到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证明主体应该是财政部，财政部办公厅和福利公司对此不能作出有效的证明。被告也陈述了其认为中国福利彩票管理中心是发行方，被告是销售方，发行管理中心与被告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在彩票上是有存在利害关系，所以该证明是不符合规范的，另，盖章也不规范，其中4页仅仅只有第1张正反面、第3张的正面有章，其他均没有，这种证据显然是人为，证据也不完整，显然做了手脚。三性均有异议，对于其真实性有些盖，有些没有盖。合法性应该只有财政部有权盖章视为有效，财政厅办公厅和彩票中心不能出具相关证明，且福利中心本身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对于复函，这是省级部门发出针对被告发出的函，本身省财政厅无权对被告销售和发行彩票无权审批，审批权在财政部。从财政厅的文件上也可以说快乐彩游戏规则、限号规则都是由被告向省财政厅报批的，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财政厅的方案中也能清楚的发现被告实际不仅仅是销售，被告对快乐彩具有管理职能，其管理销售等主体是集被告于一身。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
对于第二组证据，对于网站资料，首先是打印件，真实性由法院去依法查证，但材料中原告认为，这等同于被告当事人的陈述，打印件本身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作为彩民来说，因为彩票是实体店销售，彩民在投注站才会有了解，而被告通过自己的网站对外进行公告、宣传有局限性。因为大多数彩民是没有上网习惯的。对于游戏规则，从现在的情况看，原告代理人经过阅读后确实有该规则存在，但该规则需要说明：游戏规则有无经过有效审批的问题；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从材料中无法看出，既然在被告网站上看到，只能认为是被告自己制定。对于限号规则，原告代理人已在举证中已经出示，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认定，这两份完全一致，限号规则的合法性，其是违反反垄断法的，该规则其有无经过有效审批也是无从体现，限号规则制定主体仍是被告，因为既然是被告公开的，下面也没有明确是什么部门制定，只能理解为被告制定。对于宣传页、宣传册，真实性有异议，这是被告提供的，只能说被告有这些材料，但这些材料有无发，什么时候发，发行多少，彩民阅读过多少，无从考证，其次宣传突出了本案涉案快乐彩的返奖率高、回报率高、时间短，对于限�规则基本没有，哪怕有在字体上也是避重就轻的，其是推广，而不是提醒彩民注重风险，据代理人了解，基本是不注明，即使有注明有是很不透明的。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原、被告双方的所举证据，本院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庭审中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本案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2012年2-11月，经被告申报和浙江省财政厅、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财政部等职能部门的审批同意以及第三方中国赛宝实验室对销售系统软件的确认测试，“快乐12”快速开奖游戏（简称“快乐彩”）自2012年12月7日起在浙江省上市销售。在上市销售前后，被告通过互联网、《钱江晚报》等报刊、宣传单、宣传册、图书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对“快乐彩”游戏规则等事项向公众进行了宣传、告知，同时还在每个投资站发放了大量的宣传单、宣传册、图书，并布置了开奖号码图、风险提示语、部分中奖彩票等信息。2017年3月7日，原告购买被告销售的“快乐彩”彩票，共计支出100元。2017年3月28日，原告诉来本院。
本院认为，被告在浙江省区域上市销售“快乐彩”游戏是经过职能部门的审批并经第三方对销售系统软件的确认测试，同时被告在上市销售前后还以多种方式和途径对该游戏规则进行宣传，并在各投注点以醒目方式对投注彩票的风险作了警示，符合我国《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现原告主张被告销售的“快乐彩”彩票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未提供确切证据加以证明，其对该彩票游戏的质疑均是基于其主观的猜测、怀疑，故对其要求确认合同关系无效并返还原告购彩款100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单华娟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单华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自勇
审 判 员 汪文彤
人民陪审员 徐卫民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钱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