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91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国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雯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泰君，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敏，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洪，男，汉族，1979年8月3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文，女，汉族，1981年5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丹丹，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名夏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前企业名称：深圳市名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名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文锦路深业大厦1002，组织机构代码：279448928。法定代表人：胡文教。上诉人深圳市国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公司）、上诉人袁洪、范文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名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夏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601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融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泰君、陈文敏、上诉人袁洪与范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邓丹丹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名夏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融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改判驳回袁洪与范文对国融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一、二审诉讼费、公告费由袁洪与范文与名夏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遗漏关键事实。1、一审判决未查清袁洪、范文支付房款情况，仅凭收款收据和贷款合同即认定袁洪、范文已经履行了买受人的支付全部购房款的合同义务，系关键事实未查清、认定错误。(1)本案的首期款收据出具日期早于《预售合同》签订日期，既不符合《预售合同》约定，也不符合交易常理。鉴于本系列案的特殊背景情况及已有小业主承认倒签收据，而该收款收据又存在瑕疵，仅凭收据不足以认定付款事实。(2)贷款借据只是贷款合同成立的证据，不是贷款合同已实际履行的证据。袁洪、范文未提供个人贷款发放凭证，不能证明银行已经实际发放贷款。(3)涉案合同约定通过贷款方式支付尾款，不代表已实际履行。袁洪、范文未提供个人贷款发放凭证，不能证明银行已经实际发放贷款。(4)由于国融公司存在新旧股东纠纷，国融公司客观上无法取得涉案房产销售时的相关财务资料，无法核实相关房款付款真实性，故已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涉案账户银行流水进行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并未予以查明。因此，在国融公司仅提供前述票据，却没有提供支付房款的相关银行流水、贷款发放凭证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也未予查明的情况下，即认定袁洪、范文已支付房款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遗漏了对涉案房产未能办理房产证原因的认定。经罗湖法院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港丰大厦未能办理初始登记、涉案房产未能按时办理房产证原因为“尚未进行竣工结算、未缴纳物业专修维修基金、公厕未移交等”。事实上，经国融公司与施工单位协商，港丰大厦已于2014年8月取得《三算单》等完整结算资料，现涉案房产不能办理房产证的原因系名夏公司（港丰大厦另一开发主体）不出现、拒不配合，申报材料无法取得其签章。国融公司曾多次口头通知、并于2016年9月19日书面函告、于2016年10月25日登报公告，要求名夏公司配合办理工程档案归档、初始登记事宜，但其均不予理会。一审判决遗漏该关键事实。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付款证据不足，应由袁洪、范文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证明已付清购房款的举证义务在于袁洪、范文，若袁洪、范文不能举证证明已付清房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由于袁洪、范文无法证明其已经履行付清购房款的在先义务，国融公司也有权不予办理房产证，无需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2、即使袁洪、范文已付清购房款，未能按时办理房产证也在于名夏公司不予配合，系名夏公司单方违约，与国融公司无关，应由名夏公司独自承担逾期办证责任。国融公司自新股东接管以来，一直积极应诉、主动解决相关工程纠纷、努力排除办证障碍。相反，名夏公司则故意下落不明、逃避诉讼、拒不配合办理工程档案归档及初始登记相关手续。因名夏公司拖延配合导致的违约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3、即使国融公司应当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本案违约金也显然过高，应当予以调低。逾期办证虽会造成袁洪、范文不便，但其并未因此发生实际经济损失，并且，国融公司也已经实际交付房屋。依一审判决标准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将高达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而实际购房款不过一百多万，该违约金标准显然过高。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国融公司的上诉请求。袁洪与范文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审中，袁洪与范文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袁洪与范文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其内部事宜，不能据此否认袁洪与范文已经支付购房款的事实。二、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作为合作开发建设主体，属于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主体，应当共同承担责任。即便国融公司认为逾期办证的责任在于名夏公司，也是其内部分工责任，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作为共同的出卖方应当共同向袁洪与范文承担责任。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作为案件的出卖人，无论是履行合同义务还是履行法律义务，都有为袁洪与范文办理房产证的义务，相关的合同依据是其签订的预售合同第二十一条。袁洪与范文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4)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599号判决第二项，改判判令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为袁洪与范文办理并取得《房地产证》，并判令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按日向袁洪与范文支付购房总价款万分之四的逾期办理《房地产证》违约金至办理《房地产证》之日止；违约金为243,434.4元（自2014年8月10日，暂计至2016年1月23日，应计至办理《房产证》之日）。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取得《房地产证》是袁洪与范文与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签订购房合同的主要目的之一，按照合同约定为袁洪与范文办理房地产证是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的基本义务，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房地产预售合同》的约定，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作为卖方，向买方交付房产并转移房产所有权是其基本合同义务。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以及《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转移房产所有权是指房地产买卖双方共同向不动产登记机关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并取得房地产登记证书。在一手房买卖中，卖方作为开发建设单位，首先要按照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项目房地产的初始登记，在项目房地产办理初始登记后，协助买方办理转移登记并取得房地产登记证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开发建设单位的办证义务。由此可见，开发建设单位作为卖方所负的办证义务实际包括两个方面：(1)按照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完善相关手续，备齐资料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项目初始登记；(2)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取得房地产登记证书。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办理项目初始登记是办理转移登记的前提，办理转移登记以办理初始登记为前提条件，而办理转移登记是办理初始登记的目的。一审法院把作为开发建设单位的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所负的办证义务机械地割裂开来，将办证义务狭隘地理解成办理房地产登记证书，将一项义务中包含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办理项目初始登记和办理转移登记并取的房产证）割裂开来，将应当履行在先的义务内容（办理项目初始登记）的未履行，作为在后义务内容（办理转移登记）无法履行的理由，进而对整项义务的履行的可能性作出否定性判断（不具备办证条件），显然是错误的。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原审法院出具《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查询港丰大厦项目相关情况的复函》亦非常明确地指出，该项目存在尚未进行竣工结算（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已经完成了竣工结算——袁洪与范文注）、未缴纳物业专项维修基金和公厕未移交等问题（均属于开发建设单位应按照行政法规完善的手续——袁洪与范文注），截止2016年2月16日，开发建设单位未申请办理该项目房地产初始登记；开发建设单位应尽快完善相关手续，备齐资料向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完善房地产初始登记（均属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可为而不作为——袁洪与范文注）。国融公司在庭审中也确认，未能办理初始登记是由于另一开发建设主体名夏公司拒绝配合在相关文件上盖章的原因造成的。综上，袁洪与范文认为，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作为开发建设单位，按照合同约定的办证义务包括了办理项目初始登记和转移登记并办理房地产证，这是办证义务应包涵之义，一审法院将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所负的办证义务狭隘地理解为办理房地产登记证，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理应予以纠正。二、延期办证违约金应计算至实际取得《房地产证》之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如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袁洪与范文与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签署的《房地产预售合同》第二十二条亦明确约定，如卖方未履行相关义务造成买方不能按约定期限取得《房地产证》的，卖方自涉案房地产交付之日的第240日起，按日向袁洪与范文支付购房总价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如延期办证的时间达到120日，买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涉案房地产交付之日后第240日起至买方实际取得《房地产证》之日止，卖方按日向买方支付涉案购房总价款万分之四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可该《房地产预售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日万分之四的迟延办证的违约金符合符合深圳房地产交易的惯例，支持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应自该房地产实际交付之日起按日向袁洪与范文支付涉案购房总价款万分之四的违约金至立案之日，但对袁洪与范文提出的要求计算至实际取得房地产证之日止的诉求予以驳回，前后矛盾，严重损害了袁洪与范文的合法权益，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应予以纠正。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该案件从立案之日的2014年8月10日至一审判决作出之日的2016年10月20日（向袁洪与范文送达的时间是2016年11月9日）历时2年零2个月，也就是说，袁洪与范文在诉讼过程中，部分违约金请求权已经因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而丧失了胜诉权，这种情形是匪夷所思的。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正确适用法律，支持袁洪与范文的全部上诉请求。国融公司答辩称，关于逾期办证违约金是否应当计至实际办证之日止。首先，袁洪与范文未缴纳该部分诉讼费用，应视为放弃该主张。其次，后续的逾期办证损失尚未发生，且后续的逾期办证原因尚未可知，不必然是国融公司的责任，袁洪与范文要求国融公司承担该部分逾期办证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袁洪与范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立即按照合同约定为袁洪与范文办理并取得《房地产证》；2、判令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自本房地产交付之日后第240日起至袁洪与范文实际取得《房地产证》之日止按日向袁洪与范文支付购房款万分之四的违约金，违约金暂计至2014年8月10日为243,436.95元人民币，应计至办理《房地产证》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一、2012年4月17日，袁洪、范文（买受人）与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出卖人）签订了一份《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约定：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将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港丰大厦第X栋X栋X单元X层XX号房产出卖给袁洪与范文，房屋用途为商务公寓，建筑面积42.49平方米，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1，146，113元（以下均为人民币），买受人采取按揭方式付款，签订本合同之日起1日内首期支付购房总价款的30.2%即346,113元；签订本合同之日起15日内办理银行贷款并向出卖人支付剩余价款即80万元，买卖双方约定出卖人代理买受人办理按揭贷款手续，买受人应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3日内，将申请银行按揭贷款需由买受人提供的证件资料交付出卖人或出卖人指定的第三人；合同第九条约定，出卖人应当于2012年6月30日前将本房地产交付给买受人；合同第二十一条约定，出卖人在将本房地产交付给买受人之日起240日内为买受人办理并取得《房地产证》；合同第二十二条约定，如出卖人未履行相关义务造成买受人不能按约定期限取得《房地产证》的，出卖人自本房地产交付之日后的第240日起，按日向买受人支付购房总价款万分之三违约金。如延期办证的时间达到120日，则买受人有权在该120日届满之日起半年内解除合同。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房地产交付之日后第240日起至买受人实际取得《房地产证》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本购房总价款万分之四的违约金；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出卖人应依照物业管理法规规定，以协议方式聘请具有三级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深圳棕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买受人按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3.5元交纳物业服务费。附件五第七条，合同二十二条增加一款：如果买受人向银行申请按揭抵押贷款，则需由买受人委托银行办理房地产证，出卖人协助银行办理房地产证，由于买受人及按揭银行的原因导致本房地产延期办证，出卖人不承担延期办证的违约责任。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二、上述合同签订后，国融公司于2012年3月5日出具收款收据，显示其收到袁洪与范文交来的涉案房产首期款346，113元。剩余款袁洪与范文通过向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财富支行贷款的方式向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支付了人民币80万元。三、2016年2月22日，经一审法院函询，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查询港丰大厦项目相关情况的复函》，内容为：港丰大厦位于XX宗地内，开发建设单位为港丰房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名夏商贸有限公司；该项目为信访楼盘，目前存在尚未进行竣工结算、未缴纳物业专项维修基金和公厕未移交等问题；截至2016年2月16日，未查得该项目房地产初始登记记录，开发建设单位也未申请办理该项目房地产初始登记；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三十六条等相关规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尽快完善相关手续，备齐资料向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完善房地产初始登记。四、港丰房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名称于2014年11月21日变更为深圳市国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名厦商贸有限公司的名称已变更为深圳市名夏集团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袁洪与范文与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签订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根据袁洪与范文提供的首期款《收款收据》、借款合同可以认定，袁洪与范文已经履行了买受人的支付全部购房款的合同义务。国融公司主张，袁洪与范文未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仅提供pos机刷卡单或收款收据或发票不足以证明袁洪与范文已经支付购房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在袁洪与范文已经提供了国融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借款合同，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仅以旧股东未移交经营文件、存在恶意虚构交易或一房多卖，需进一步核实交易情况之陈述不足以对抗袁洪与范文提供的证据，故对于国融公司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约定的延迟办证违约金为日万分之四，该违约金的标准符合深圳房地产交易的惯例，国融公司以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为由申请调整，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港丰大厦目前尚未办理初始登记，不具备办证的条件，袁洪与范文要求办理房产证的诉讼请求不具备事实基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袁洪与范文可在港丰大厦具备办证条件之后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为袁洪与范文办理《房地产证》，已构成违约，袁洪与范文有权向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主张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违约责任的处理，合同约定，如卖方未履行相关义务造成买方不能按约定期限取得《房地产证》的，卖方自本房地产交付之日后的第240日起至买方实际取得房地产证之日止，按日向买方支付房地产总价款万分之四的违约金。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应从合同约定的房产交付之日即2012年6月30日起的第240日暂计算至本案立案之日即2014年8月10日期间共531日的迟延办证违约金人民币243，434.4元，计算公式为1，146，113元×531×0.0004=243，434.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洪与范文支付逾期办理《房地产证》违约金人民币243，434.4元。二、驳回袁洪与范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952元，由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共同负担。公告费人民币83.3元，由名夏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相关购房款支付情况：除国融公司于2012年3月5日出具收款收据，显示其收到袁洪交来的涉案房产购房首期款346113元之外，袁洪还提交了2012年2月18日的刷卡POS单10000元，2月25日的刷卡POS单30000元、35000元、25000元各一张，2012年3月5日的刷卡POS单80000元、166133元各一张，上述单据显示的商户名称均为“港丰房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加总金额为870000元，与国融公司于2012年3月5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的首期款金额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袁洪、范文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其向国融公司支付首期房款的收款收据及该款项的POS机刷卡单，在国融公司亦确认涉案房屋已交付袁洪、范文的情况下，本院可确信袁洪、范文已付清购房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国融公司关于其因买受人未付清房款而享有履行抗辩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既为共同与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也系涉案房地产项目的共同开发主体，故可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袁洪、范文作为买受人有权请求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涉案房屋未能办理初始登记进而未能办理房地产证是否因名夏公司原因所致，属国融公司与名夏公司作为连带债务人内部责任分担的问题，国融公司依此提出的免责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关于负有连带义务的债务人都负有向债权人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8条规定，违约方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除其单方陈述外，国融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因其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本院难以确信国融公司关于违约金数额过高的事实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关于违约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的规定可知，迟延履行违约金本亦带有一定的惩罚性，故本院对国融公司调整违约金数额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初始登记的房地产，可由当事人申请进行转移登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办理不动产其他类型登记。根据前述经济特区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在涉案房地产项目尚未完成初始登记即首次登记的情况下，不能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自出卖人向买受人移转的登记，故袁洪、范文关于由国融公司、名夏公司为其办理产权证书的继续履行请求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法律上障碍，依法尚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虽驳回了袁洪、范文的对应请求，但并未实质免除国融公司、名夏公司移转房屋所有权并配合办理产权证书的义务，袁洪、范文在初始登记完成后仍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另诉主张。因涉案房屋何时具备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的条件尚无法核定，本案起诉后至实际办理房地产证时的具体逾期事实及归责情形尚未实际发生或可得确定，一审法院未支持袁洪、范文关于违约金计至办理产权证书之日的请求亦无明显失当。综上所述，国融公司、袁洪、范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9904元，由深圳市国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洪、范文分别按其已预交数额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曹    静审判员 张    睿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李开宇（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