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93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艳芳，女，汉族，1981年1月2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钧星，男，汉族，1978年10月1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军华，广东建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郭义港，男，汉族，1983年5月23日出生，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祥，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艳芳因与被上诉人黄钧星及原审第三人郭义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7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郭艳芳不服原审民事判决，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依法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一审法院混淆法律关系判决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48.5万元错误。1、根据被上诉人民事起诉状陈述，其主张汇款是通过原审第三人提供账户，而且其主张以借款法律行为而实施汇款行为。根据我国民法规定，不当得利的性质不属于法律行为而产生，而属于事实行为。因此，其主张通过借款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显然就不属于不当得利。不能因为被上诉人证据不足，转而认定为不当得利。从实际情况看，被上诉人起诉了相同类型的案件有多宗，法庭也均驳回了其起诉。可见，本案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混淆了事实行为及法律行为的法律关系，认定为不当得利显然是错误的。2、不当得利具有无因性，在给付型的不当得利中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汇错款的意思。而本案中，被上诉人2011年1月5日汇款给上诉人40万，时隔几天又再次汇款8.5万元，证实了被上诉人并不存在汇错款的法律给付错误型的不当得利。从其汇款的对象及账户都是具体明确的，而且其明知上诉人是原审第三人的胞姐的身份，后2011年1月5日至今已经有六年多时间，从来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完全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可以判断，本案所汇的款项属于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的借款，而不属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3、根据被上诉人陈述其主张涉案汇款是原审第三人郭义港提供账户，而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多笔的银行流水，其提供的证据证明有被上诉人汇款给原审第三人的，有原审第三人汇款给被上诉人的，也有被上诉人委托原审第三人汇款给涂诺的情形（据原审第三人不完全统计原审第三人多汇款给涂诺资金有1967.7186万元）。而被上诉人也借上诉人的胞弟郭义港的账户炒股多年。其之间的账目往来有成百上千条。根据其流水反映2011年9月1日原审第三人通过银行汇款给被上诉人48万元，2011年8月30日汇款10万元，2011年12月5日回款人民币16.8万元，如果有借款的话，已经清偿完毕，否则不会长期没有过问。而被上诉人被涂诺控告诈骗，要求结账，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被上诉人抽出其中的一条进行起诉显然是恶意诉讼及滥用诉权的虚假诉讼行为，应当追究其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上诉人也将坚决另案报案追究其虚假诉讼罪及诈骗的法律责任。
二、被上诉人在撤诉后第二次起诉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起诉，经开庭审理法庭依法释明不属于不当得利，告知其变更诉由，而其坚持按照不当得利起诉，法庭应当驳回其起诉，而其明知败诉而撤诉又第三次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起诉，法庭己经释明，其再次起诉不当得利应当依法驳回，而在同一法院的同一法庭却作出显然不同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三、本案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1、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被上诉人有权要求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同时又认定本案构成不当得利。法庭是审理借款法律关系还是审理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如果是审理不当得利关系，就应当按照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界定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的时间判断其诉讼时效是否超出。在2011年1月份汇款之日起，由于其汇款金额、账目、对象具体明确，因此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害，本案在2013年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而在诉讼期限届满后，根本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可能。2、2014年6月21日并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结账而主张权利，而是因黄均星借涂诺的钱，涂诺要求结账，原审第三人郭义港协助结账，并非黄钧星要求结账（具有录音光盘及报案记录可以证明），而被上诉人因涂诺报案其涉嫌诈骗。这一行为并不属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
被上诉人黄均星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构成了不当得利的关系。二、上诉人郭艳芳占有答辩人的财产没有合法的依据，一审法庭也相应进行了审查。上诉人没有保留给付的原因，构成了不当得利。
原审第三人郭义港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案由是前后矛盾的，在查明事实的时候，根据被上诉人黄钧星的陈述是以借款的法律关系作为事实陈述，但是被上诉人又以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一审判决认定不正确。二、被上诉人黄钧星在原审的主张分别有三次不同的陈述。第一种陈述在诉状中认为是借款的法律关系，第二种陈述是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第三种根据提供的证据又认为是友信担保公司的资金，从而向深圳市公安局以职务侵占为理由报案。三、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因为被上诉人黄钧星的转款是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而实施，并不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在汇款时对于基础法律关系以及目的和用途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仅仅根据银行流水的往来而认为是不当得利显然是错误的。四、原审第三人与黄钧星之间有多笔业务的往来，并且被上诉人黄钧星还借原审第三人的账户炒股票，所以本案涉案的款项并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和不当得利。而且，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黄均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不当得利人民币4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5.6万元，合计人民币45.6万元（从2011年1月5日至2016年11月1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之后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并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被告立即归还原告不当得利人民币8.5万元及利息人民币1.19万元，合计人民币9.69万元（从2011年1月14日至2016年11月1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年利率计算），之后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并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4、被告、第三人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1月5日14时23分，原告通过其名下招商银行62×××25账户向被告62×××92账户转账支付人民币40万元；2011年1月14日15时36分原告通过其名下招商银行62×××25账户向被告62×××92账户转账支付人民币8.5万元。
2014年6月21日，黄钧星、郭义港进行对账，被告亦在现场；黄钧星提交的银行往来对账表中部分往来记录有黄钧星、郭义港签字确认，但对于2011年1月5日和2011年1月14日黄钧星转至62×××92账户的两笔款项即人民币40万元和人民币8.5万元，原告和第三人未予签名确认。
2014年7月18日，黄钧星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控告郭义港涉嫌职务侵占犯罪，该局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警情处理告知书》，告知黄钧星其举报事实不符合刑事案件接受条件。
2016年6月14日，黄钧星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被告郭艳芳和第三人郭义港诉至法院，案号为（2016）粤0306民初13195号，因黄钧星未预交诉讼费，该案按黄钧星自动撤诉处理。
2016年7月21日，黄钧星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再次将被告郭艳芳和第三人郭义港诉至法院，案号为（2016）粤0306民初16828号，因黄钧星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予以裁定准许其撤诉。
庭审中，被告郭艳芳对收到涉案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辩称原告曾于2010年1月因炒股需要资金周转、通过第三人向其借款人民币48.5万元，其在2010年期间分5次向第三人转账人民币36.5万元、分4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第三人共计12万元，上述款项人民币48.5万元由第三人转交原告，原告未向其出具借据，也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而本案所涉款项是原告向其偿还前述的2010年的借款。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工商银行流水单为证，该流水单显示被告在2010年期间转账给第三人款项的具体情况为：原告用其账号为40×××28的账户于2010年1月20日转账人民币2万元、2010年3月10日转账人民币20万元、2010年10月11日转账人民币0.4万元、2010年11月10日转账人民币1.5万元、2010年12月7日转账人民币7万元、2010年12月13日转账人民币2万元；原告用其账号为40×××58的账户于2010年10月18日转账人民币0.2万元、2010年10月27日转账人民币4万元、2010年12月13日转账人民币0.5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37.6万元，转账次数共计9次。对于第三人是否已将借款转交给原告，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第三人在庭审中亦主张涉案款项是原告向被告偿还的借款，但第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1年1月5日前向原告支付了被告所称的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就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郭艳芳支付了人民币48.5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原告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取得涉案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其于2011年1月5日和2011年1月14日向被告支付借款，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故原告有权要求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2014年6月21日，原告要求第三人和被告对账，被告与第三人对涉案款项均不予认可，原告的诉讼时效因原告的主张行为而中断；2016年6月14日原告向被告和第三人提起第一次诉讼，原告的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6年7月21日原告对被告和第三人提起第二次诉讼，原告的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6年11月10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和第三人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主张原告在2010年1月向其借款人民币48.5万元，而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在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分9次向第三人支付了人民币37.6万元，一笔借款在一年时间内分多次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明显有违常理，且被告未举证证明在2010年第三人向原告支付了相应借款，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对被告关于涉案款项是原告向其偿还的2010年的借款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和第三人在2014年6月21日对账时和庭审中均否认原告于2011年1月5日和2011年1月14日向其支付的涉案两笔款项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故被告取得涉案款项没有合法依据，造成原告的损失，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应依法立即返还原告人民币48.5万元及相应孳息。
关于孳息，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从2011年1月14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法院认为，按照原告的主张，2014年6月21日对账前其认为与被告构成借贷关系，且未约定利息，故原告主张2011年1月14日至2014年6月20日期间的孳息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相悖，法院不予支持；2014年6月21日被告和第三人否认借贷关系时起，被告不当得利的事实成就，应从当日起向原告支付孳息；关于孳息的计算标准，原告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艳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黄钧星返还人民币48.5万元；二、被告郭艳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黄钧星支付利息（以人民币48.5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从2014年6月2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黄钧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郭艳芳未能按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人民币9,330元，由被告郭艳芳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一审陈述郭义港第一次给被上诉人转钱的时间是2011年1月17日，共转了2000多万，被上诉人转了5400多万给原审第三人。2012年之后有用过原审第三人的申银万国的股票账户。2014年12月26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刑警大队对郭艳芳的询问笔录记载：郭艳芳答“我弟郭义港跟我说有些账要核对，让我到时跟他一起去，我就同意了。----他们之间拿出了一些单据在核对，但只核对了十几分钟，涂诺就报警了”。后郭义港因为挪用资金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本院对一审查明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对于被上诉人黄均星转账给上诉人郭艳芳的事实不存异议，争议焦点是该笔款项的性质。涉案款项转账发生在2011年1月，被上诉人主张系上诉人需要资金周转而汇给上诉人48.5万元，二审期间主张“通过原审第三人郭义港介绍付款给上诉人，但是上诉人却对该付款的意思表示发生误解，于是借款关系因双方意思不合致而未成立，上诉人遂构成不当得利”。黄均星还主张因信赖郭义港才转账给郭艳芳。
本案各方均确认黄均星与郭义港曾经一起成立公司，之间有多笔银行流水往来。黄均星曾经控制郭义港的银行账户炒股，综观本案各方陈述，可以认定郭义港与黄均星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而黄均星与郭艳芳之间并无直接发生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均是因为郭义港的关系，才发生本案转账。黄均星作为款项转出方，是财产变动的控制方而未能让上诉人或者郭义港签署书面借条或者借款合同，导致追讨无果，转而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
对此，本院认为涉案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具体分析如下：一、黄均星与郭艳芳之间并无直接发生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黄均星系信赖郭艳芳而发生本案转账；二、黄均星与郭义港之间有长期复杂的经济往来，自2011年1月开始，双方有长期的银行流水往来，黄均星甚至用郭义港的账户炒股；三、黄均星、郭义港、案外人涂诺曾经作为深圳市友信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对账，涉案两笔款项包含在对账的银行流水中，该银行流水为黄星均本人提交的证据，其将涉案两笔款项列在郭义港名下。由此可见，黄均星的初衷也是将涉案款项归于其与郭义港的往来，只是因为对账未果而提起诉讼；四、本案的诉讼请求是不当得利，而被上诉人主张本来是借款，只是因为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予以否认而以“不当得利”起诉。被上诉人作为款项的控制方虽证明款项已经交付，而其陈述的转款理由仅为上诉人资金周转需要，不能令人信服。被上诉人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被上诉人损失；五、被上诉人在长达5年的时间未起诉上诉人，其主张对账的2014年6月距离转款时间长达三年，距离起诉也有两年多，如此长的时间间隔难以让法庭相信本案两笔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性质。综上所述，上诉人郭艳芳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与处理结果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2759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黄均星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30元，均由被上诉人黄均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杰晖
审判员 李小丽
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袁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