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6民终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德，男，1969年11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梅，云南云誉（文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礼荣，男，1967年12月20日生，汉族，重庆市铜梁县人，初中文化，居民，住重庆市铜梁县，现住砚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贵兵，云南诚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春德与被上诉人朱礼荣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2民初62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春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2民初625号民事判决；二、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承揽关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可依。1、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提交的一号证据中的录音光碟复制品予以认定为证据与法相悖。经一审法庭当庭查明：被上诉人朱礼荣无法提交该录音的原始载体，该录音光碟系复制品，导致无法查证该录音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证据规则》第49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本案中，朱礼荣认可录音系其单方行为—即录音原始载体由其持有，显然这不属于司法解释中“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情形。对无法提供原始载体的音像复制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一审法院居然将该复制品作为定案依据，明显属于未正确适用法律。2、一审法院仅凭上诉人书写的“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就认定双方之间系工程上的分包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法相悖。欠条主要是针对因为各种民事交易产生的欠款。本案中的“欠”表明的系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仅凭“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就认定双方之间系“工程上的分包关系”，实在主观武断、无法可依。3、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号证据中上诉人写有“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的纸张属于“结算预结算清单”，属主观认定。该纸张上除“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系上诉人书写外，仅有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并提供的数据；对于这些数据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字认可、也没有时间地点及被上诉人的签名等主要内容，依法这纸张不能具备“结算预结算清单”的法律后果。4、被上诉人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承揽关系。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所诉承揽合同纠纷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但一审法院主观武断、错误适用法律，导致错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欠被上诉人工程款674618.48元，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于2010年1-2月份结算单中第8项、第10项的表述，最终结算应以工程发包方与杨春德的实际结算为依据，朱礼荣提出以实际结算结果支付工程款的主张成立，予以支持”，遂作出本案判决，该认定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所谓结算单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结算单，理由如前所述；2、该所谓的结算单上除“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系上诉人书写外，其余内容均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完成并单方保留，完全存在被上诉人自行添加、篡改的可能；3、上诉人之所以在上面书写“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系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管理的工程全部完工后，经双方彻底对账，最后上诉人认可最终所欠金额。根本不存在不上诉人书写“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后另行按所谓结算单中第8项、第10项另行结算的事实；4、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2号证据—总结结算表及建筑工程结算表，该组表格上根本没有发包方、施工方的名称，从而无法证明是否与本案有关，更无法证明与被上诉人有关。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与被上诉人无关，不予认可其证明内容。但一审法院居然据此认定该表格价款数据判决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所谓工程款。一审法院仅凭一张没有确定时间、没有双方签字认可、由被上诉人制作并保留的所谓结算单就简单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承揽关系、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相应工程款；继而又依据一组无法证明与被上诉人有关的结算表并据此做出判断，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客观事实不符。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诉求。但一审法院未依法予以认定。1、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纸质版的第32页第三行被上诉人自认“28号。这个也对得起了嘛，那前两天的21000，也全部合得了”，结合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第28号证据（该证据系朱礼荣在2010年1月10日向被告杨春德领取21000元的事实），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该录音时间系2010年1月中旬，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2010年1月对双方的债权债务进行过对接，暂且不论被上诉人的权利依法是否得到支持，被上诉人在此际（2010年1月中旬）明确知道自己权利被侵犯，该时间点依法应当为计算原告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原告应当在此后2年内（即2012年1月前）提起诉讼。在本案中原告在2016年5月20日才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2、在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号证据所谓“结算预结算清单”中有上诉人书写的“欠朱213300元正”的字样，但原被告双方均无时间落款。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该“清单”系2010年1月录音当日书写。即使上诉人确实欠被上诉人欠款，被上诉人也明知在2010年1月其权利已被侵害，但被上诉人在2016年5月20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3、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自2010年1月以后至起诉前存在任何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4、被上诉人辩解不知上诉人已经结算、导致其不知自己权利被侵害的辩解不符合事实和逻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皆认可平远大沟及路马黑的工程分别在2009年和2010年结束，且该工程的结算已在2010年全部结算，被上诉人应当在工程结算后及时了解掌握结算情况。假定上诉人确实欠被上诉人工程款并以发包方未结算拒付，上诉人不可能长达6年进行隐瞒。超过诉讼时效完全系被上诉人怠于行使诉讼权所致。《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2年。一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的第四条中指出：“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一般为二年（特殊为一年）。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后，被告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间的，如果原告没有对超过法律保护期间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由此可知，在民事诉讼中，被告只要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律保护的二年期间，就满足了“诉讼时效抗辩利益”的全部条件。而原告如果认为自己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律保护期间的，则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其诉讼请求将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也就是要因此而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不利裁判后果。换言之，在诉讼时效方面，要承担举证责任的只是原告一方。在本案中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依法在被上诉人方。上诉人认为不论本案为何种法律关系、上诉人是否欠被上诉人所谓的工程款，结合上述被上诉人自认的大量事实，完全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的时间—假定录音真实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在2010年处心积虑录音的时间就是其知道自己权利被侵犯的时间。被上诉人2016年5月才提起诉讼，其已超过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无视上述客观事实及被上诉人自认事实，没有准确适用法律，错误地将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判定“杨春德无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工程已经做了最终结算，杨春德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做出合法、公平、公正的判决。
朱礼荣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系承揽关系，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被答辩人上诉称:“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提交的一号证据中的录音光碟复制品予以认定与法相悖。”该主张属被答辩人对法律的理解错误。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提交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根据此法条的文字理解完全可以看出，是针对书证和物证两种类型的证据要求所作出的规定，但本案的录音光碟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单独证据类型即视听资料，并不包含在书证或物证的类型，但被答辩人却将本案的录音光碟归于物证而引用民诉法第17条的规定主张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适用法律错误，显然是被答辩人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实属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其次，假设本案的录音光碟归为物证，但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注意，民诉法第17条前半段规定，书证或者物证确实是应当提交原件或者原物，同时，该法条的后半段也明确规定了但书例外，即:“提交原件或者提交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客观事实上，在一审中答辩人已经做出录音原始载体己经丢失的合理解释，既然己经丢失，那也就完全不可能提交原物，显然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提交原物确有困难的情形，当然也就可以提交复制品，结合其他证据和法庭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本案的录音光碟结合其它证据予以认定案件事实于法有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再次，《证据规则》第49条也只是规定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原件或者原物，但未规定不能出示原件、原物的证据就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如有其它证据或者法庭查明的事实能够予以印证，其复制品仍然是可以作为证据予以采信。显然，被答辩人将上述法条规定的“有权要求”错误理解为不能提交原物的复制品不能作为证据，完全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再者，《证据规则》第69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但被答辩人在一审时并未对本案的录音光碟内容存在伪造、剪切删减等疑点的抗辩，被答辩人如在二审中对其该录音光碟存在疑点，也可以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予以确定是否存在伪造、剪切删减等疑点。并且一审认定为承揽关系的事实也不只是依据单独的录音光碟予以认定，还有被答辩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结算预结算清单以及雷某(被答辩人之妻)的证人证言等多份证据予以印证承揽关系存在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证据完全正确。2、被答辩人上诉称:“一审法院仅凭上诉人书写的”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就认定双方系工程上的分包关系，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该主张属被答辩人故意歪曲本案的客观事实及一审判决的内容。首先，一审法院并非只是根据“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予以认定，客观事实上从《结算预结清单算》内容的整体文字上完全能够证实系承揽关系的事实，如不是承揽关系，也就不可能有结算预结算的事实存在，也不可能有《结算预结清单算》的产生，同时，《结算预结清单算》内容上的“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是被答辩人所写，这一事实也是得到被答辩人的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承揽关系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其次，一审法院认定的依据除了《结算预结清单算》以外，还有录音光碟、雷某的证人证言、被答辩人的当庭陈述等多份证据予以印证承揽关系的事实存在，因此，被答辩人主张一审法院仅凭“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就予以认定承揽关系的事实，显然是被答辩人故意歪曲事实和一审判决的内容或者是没有认真阅读和理解一审判决内容所致。鉴于上述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承揽关系，属于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欠答辩人工程款674618.48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根据《结算预结算清单》能够充分的证实双方对其所存在的工程进行结算预结算的事实，并有被答辩人书写的“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的签字认可，同时，从《结算预结算清单》上的第8、10项的内容字样，即“以实际结算为准”和“临时以800000元计算，等杨付拿出实际结算为准”，完全能够证实双方对该两项工程只是进行预结算，没有进行实际结算。一审法院根据发包方结算给被答辩人的《结算表》和《建筑工程结算表》以及录音光碟等证据计算该两项工程总款，然后扣减预结算款等费用后得出的数额674618.48元完全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也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为此，被答辩人主张《结算预结算清单》上没有确定时间、没有双方签字认可、是答辩人制作并保留等予以否认欠其工程款的事实，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三、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答辩人主张双方于201O年1月对其债务进行对接过，且《结算预结算清单》及录音光碟就是2010年1月双方对接时形成，应以2010年1月双方结算预结算的时间作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起诉点，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限。该主张完全是被答辩人对法律的理解错误。2010年1月双方对工程款进行对接时形成的《结算预结算清单》和录音光碟能够充分的证明了平远大沟和路马黑的两项工程款是先以22万和80万进行临时结算，待发包方与被答辩人结算后再进行结算多退少补。其后，被答辩人与发包方进行结算后一直未告知答辩人，直到本案起诉开庭前2016年6月17日到发包方处调取到《总结算表》和《建筑工程结算表》才知道被答辩人与发包方己进行结算的事实，根据法律的规定，此时才应当作为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其答辩人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答辩人主张超过诉讼时效，就本案而言，被答辩人应当提供与发包方进行结算的事实己经告知答辩人的证据，或者与发包方结算后双方进行过实际结算的证据，予以证实至本案起诉之日己超过两年的事实，但自始至终被答辩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答辩人己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至本案起诉时己经超过两年的事实，而只是诉称被答辩人不可能长达6年之久的进行隐瞒，予以推理答辩人己经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显然严重违背了“严禁推理断案”原则。据此。被答辩人的主张依法不应当得到法庭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礼荣提交的1号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对工程款的支付情况进行了协商，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工程上的关系，对录音光碟（附纸质版）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评判。“结算预结算清单”，杨春德认可该证据最后一行“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是其所书写，该证据能够证实双方存在工程上的分包关系，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予以认定；2号证据杨春德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实路马黑工程的结算情况，朱礼荣在路马黑的工程为小坝（坝体修整）和机耕路（机耕路建设），与本案争议的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3号证据杨春德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实平远大沟工程的结算情况，朱礼荣在平远大沟的工程为渠道C20砼盖板和钢筋制安两项，与本案争议的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4号证据证明内容为砚山县2010年、2011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中不予认定。杨春德提交的1号证据中，1－28号领条朱礼荣认可，予以认定。29号和31号银行流水朱礼荣认可，予以认定。30号和32号与朱礼荣提交的4号证据相对应，属另一工程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中不予认定。33号朱礼荣不予认可，无其他证据证实该款确已支付，不予认定。34号和35号证据对证明内容朱礼荣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人雷某出庭证明的内容中，关于28张领条证明内容予以认定，其他证明内容因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予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2006年以来，杨春德与朱礼荣以口头约定的形式，杨春德将自己承包的工程中的部分，包给朱礼荣进行施工，并已进行了实际履行，双方之间实际已经形成工程方面的合同关系，朱礼荣按照施工要求履行了义务，杨春德也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大约在2010年1－2月份，双方对所涉及11个地点的工程进行了初步“结算”，杨春德在“结算单”上注明“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但该“结算单”第8项“平远大沟”计算公式后标注了“以实际结算为准”；第10项“路马黑工程”标注了“临时以800000计算，等杨付拿出实际结算为准”。对朱礼荣所做的“平远大沟”中的渠道C20砼盖板和钢筋制安两项工程，“路马黑工程”中的坝体修整（小坝）和机耕路建设（机耕路）两项工程，杨春德并不否认。根据庭审中朱礼荣提交的“文山州砚山县平远大型灌区2008年续建配套工程第一标段续建回差引水渠竣工结算审核表”（云南省砚山县平远大型灌区管理局提供）载明：渠道C20砼盖板合价287122.61元（636.17立方×451.33元），钢筋制安合价225038.49元（35.66吨×6310.67元），两项合计512161.10元；稼依镇路马黑坝塘管网配套工程“总结算表”（砚山县现代烟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办公室提供）载明：坝体整修合计579011.60元，机耕路合计527275.12元，两项合计1106286.72元；其中：“平远大沟”工程在双方2010年1－2月份“结算单”中的结算为220000元，云南省砚山县平远大型灌区管理局提供的实际结算为512161.10元，相差292161.10元；“路马黑工程”结算为800000元，云南省砚山县平远大型灌区管理局提供的实际结算为1106286.72元，相差306286.72元。根据双方于2010年1－2月份“结算单”中第8项、第10项的表述，最终结算应以工程发包方与杨春德的实际结算为依据，朱礼荣提出以实际结算结果支付工程款的主张成立，予以支持。但在诉讼中，朱礼荣计算“平远大沟”工程中的渠道C20砼盖板工程价款时，以每立方米430元计算，计工程款273553元（636.17立方×430元），比“结算审计表”记载少13569.61元，是朱礼荣对其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定。而“路马黑工程”坝体工程中，有部分属杨春德自行完成，朱礼荣认可，其中有：D200球墨铸管购安170米计44200元、Ф200三通购安2个计2120元、Ф200闸阀购安2个计2700元、Ф200直接购安1个计625元、Ф200×160直接购安1个计586元、Ф160闸阀购安1个计1060元、闸阀井3个计468元、Ф200.135度弯头购安2个计516元、D200铸管连接处理2处计1320元、C20砼镇墩3立方计1009.50元、拆C15砼20立方计955.23元，合计55559.73元，应从坝体整修工程价款579011.60元中扣除。朱礼荣在“平远大沟”工程中的工程结算价实际为498591.49元（其中渠道C20砼盖板273553元，钢筋制安合价225038.49元）；“路马黑工程”工程中的工程结算价实际为1050726.99元﹛其中坝体整修523451.87元（579011.60元－55559.73元），机耕路527275.12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杨春德应按“结算单”中的约定以实际结算工程价款支付朱礼荣所做工程的工程价款，即“平远大沟”工程以工程结算实际单价498591.49元计算，扣减已结算的220000元，还应支付278591.49元；“路马黑工程”以工程结算实际单价1050726.99元计算，扣减已结算的800000元，还应支付250726.99元，两项合计529318.48元。杨春德称在“结算单”中载明欠朱礼荣的213300元工程款已经支付，即在2010年2月4日支付100000元，2月11日支付110000元，因朱礼荣不予认可，杨春德无已支付的证据证实，不予支持。朱礼荣请求判令杨春德支付所欠工程款213300元的主张成立，予以支持。朱礼荣认可于2011年1月29日收到杨春德支付的38000元和2013年2月5日支付的30000元，应予扣除。以上杨春德应当支付朱礼荣的工程款为674618.48元（529318.48元＋213300元－38000元－30000元）。另外，庭审中杨春德提出朱礼荣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其请求不应予支持。从本案实际来看，涉案工程均由杨春德投标所得，部分工程杨春德包给朱礼荣进行施工，最终的结算均由杨春德向工程发包方进行结算，后再与朱礼荣进行结算，但杨春德无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工程已经作了最终的结算，杨春德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杨春德称朱礼荣是其雇请管理工地的工人，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而不存在工程上的分包关系，该主张与其陈述不相符，也没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的存在，该主张不予支持。杨春德还称，朱礼荣所做的工程是按照双方口头商定的单价支付，对此未提交证据证实，故朱礼荣所做工程应按杨春德向工程发包方结算的单价进行结算。对于杨春德提出的在2012年12月17日支付的266000元和2014年1月25日支付的216000元，从朱礼荣提交的证据上看，均载明该两笔款项为砚山县2010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工程款，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杨春德称现朱礼荣管理使用的朗逸牌小型轿车，购车款146800元是其支付的，属借给朱礼荣的，朱礼荣不予认可，且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朱礼荣主张要求杨春德支付利息100000元，因双方无约定，该主张无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由杨春德支付朱礼荣工程款674618.48元，限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朱礼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26元，由朱礼荣负担2226元，杨春德负担10000元。
二审审理期间，杨春德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2009年7月9日银行取款凭条，证明杨春德通过农行转账10万给朱礼荣的事实；第二组证据为2010年2月11日银行卡取存款凭条，证明杨春德通过银行卡卡存方式向朱礼荣农行银行卡存入11万人民币的事实，结合第一组证据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被上诉人方所提交的结算方式、金额与客观事实不相符。该两组证据原件均在银行存留。
朱礼荣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不予认可，理由为：第一，该证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二，该组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09年7月9日，上诉方在一审没有提交，也未说明不能提交的原因，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第三，该证据的内容无法反映出是支付本案工程款，也不能反映是转账给被上诉人，并且时间是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2010年预结算之前，也就是结算之后双方权利义务是明确的，若是转账应当是有银行的流水记录相互印证；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一组相同。
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的转账时间为2009年7月9日，而杨春德与朱礼荣的结算时间为2010年1月10日，该证据不能证明该笔款项为杨春德支付朱礼荣的工程款，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的取存款时间为2010年2月11日，能够与杨春德在一审所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双方当事人经结算后，杨春德将110000元存入朱礼荣在农业银行帐户（帐号为62×××13）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基于当事人申请，本院调取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1、砚山县2007年烟水工程（路马黑烟水管网工程）建设项目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2、砚山县2007年烟水工程建设项目稼依镇路马黑塘坝整修、管灌及机耕路配套工程竣工结算报告。证明本案所涉路马黑工程的发包方为文山州烟草公司砚山县分公司，承包方为云南马龙县通达建筑建材实业有限公司。该工程的发包时间为2007年6月25日，竣工结算时间为2007年12月；第二组证据为：3、砚山县平远大型灌区2008年度续建配套工程合同协议书；4、竣工结算审计报告。证明本案所涉平远大沟工程的发包方为砚山县平远大型灌区管理局，承包方为云南华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该工程的发包时间为2009年1月3日，竣工结算时间为2009年12月15日。
杨春德质证后认为，对两组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无异议，并且，结算表和承包合同刚好证明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单方提交的结算依据不客观真实。两组证据同时证明了涉案工程路马黑20**年和2007年已经全部结算完毕，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的问题，具体来说竣工结算审核表与原审法院认定的金额不一致，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与二审法院调取的承办合同中的金额不一致。该结算无论以何种方式结算，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结算方式都无关。
朱礼荣质证后认为，两组证据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该证据在一审之前就形成，但上诉人在一审时没有提交，是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新证据，我们认为超过了举证期限。
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来源合法，真实，分别证明路马黑工程的发包方为文山州烟草公司砚山县分公司，承包方为云南马龙县通达建筑建材实业有限公司，该工程的发包时间为2007年6月25日，竣工结算时间为2007年12月。平远大沟工程的发包方为砚山县平远大型灌区管理局，承包方为云南华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该工程的发包时间为2009年1月3日，竣工结算时间为2009年12月15日。对该两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根据朱礼荣提交的视听资料、结算预结算清单以及杨春德提供的工程款收据、证人证言，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
2、双方对本案所涉工程款即平远大沟、路马黑工程于2010年1月10日进行了预结算。
3、2010年2月11日，双方当事人经结算后，杨春德将110000元存入朱礼荣的农业银行帐户（帐号为62×××13）。
对一审认定且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二、涉案工程款即平远大沟及路马黑工程款是否已经结算问题；三、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四、涉案工程款的结算依据问题。
围绕上诉理由及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朱礼荣所提交的录音光碟、结算单欠条，杨春德所提交的工程款收条、证人对朱礼荣做工程并领取工程款的陈述等证据，以及杨春德在一审中的陈述，对结算单欠条上“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字样属其书写的认可，均可证明，朱礼荣承揽了杨春德的部分工程，双方于2010年1月10日就结算单欠条上所记载的包括涉案工程在内的1-10项工程进行结算，杨春德尚欠朱礼荣工程款213300元的事实。由此可以认定，杨春德与朱礼荣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主张无法提供原始载体的音像复制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不予认可。
二、关于平远大沟及路马黑工程款是否已经结算问题。
2010年1月10日，双方当事人对包括平远大沟、路马黑工程在内的十项工程进行了结算。经结算，杨春德共欠朱礼荣工程款213300元。但根据结算单欠条上针对平远大沟及路马黑工程“以实际结算为准”、“以等杨付拿出实际结算为准”的记载，尽管该结算单为朱礼荣单方记录，但记录内容完整，无删减或修改痕迹，结合录音光碟的谈话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对于平远大沟、路马黑两项工程款，已另行约定“以实际结算”为准。据此，该两项工程款在2010年1月10日所进行的结算，其性质仅为预结算，且双方至今未进行过最终结算。
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共涉及两笔款项，一笔为“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的欠款，另一笔为平远大沟工程及路马黑工程的欠款，对于诉讼时效问题分别予以评判：
首先，关于“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的欠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求的答复》，对于杨春德所书写的无还款日期的“欠朱贰拾壹万叁仟叁佰元正”的欠款，由于双方事前未签订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过约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起算。由于朱礼荣从未向杨春德主张过该笔欠款，其诉讼时效应自朱礼荣起诉本案时起算，该欠款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杨春德主张该笔欠款已清偿完毕，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但针对已查明的部分清偿，本院予以扣除。
其次，关于平远大沟工程、路马黑工程的欠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涉案工程款约定以实际结算为准，基于双方从未对该工程款进行过结算，该债权债务没有最终确认，本案所涉工程欠款时效应从一方主张付款之日起算。据此，朱礼荣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春德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未超过诉讼时效。
四、关于本案工程款的结算依据问题。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两项工程款，约定以实际结算为准。针对结算依据问题，朱礼荣提交了总结算表及建筑工程结算表等证据证明发包方的实际结算金额。结合本院所调取的两组证据，可证明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实际结算金额与朱礼荣所提交的实际结算金额相一致。尽管两项工程的承包方分别为云南马龙县通达建筑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云南华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但根据杨春德在二审审理中的陈述，其与承包方的关系为挂靠关系，两项工程均由其代表承包方与发包方进行实际结算，且杨春德也认可朱礼荣所做的工程量与审核表中所记载的工程量一致，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案工程款应以总结算表及建筑工程结算表作为结算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春德主张不以该结算依据为实际结算依据，其应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由于杨春德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发包方的实际结算数额，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另外，经二审审理查明，杨春德于2010年2月11日存入朱礼荣账户11万元，因该笔款是2010年1月10日双方预结算之后支付的，故应在欠款总额中减扣。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春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在认定事实方面，根据二审查明情况，依法予以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2民初625号判决；
二、上诉人杨春德向被上诉人朱礼荣支付工程款564618.48元，限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
三、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26.00元，由上诉人杨春德负担10232.00元；被上诉人朱礼荣负担199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杨 琴
审判员 秦永兴
审判员 刘 曼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陶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