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76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伟，男，198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军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泽海，男，196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军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凤霞，女，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军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一乐，男，200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法定代理人：高伟（高一乐父亲），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新河社区居委会迎宾大道***号之二701。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军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一心，女，201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法定代理人：高伟（高一心父亲），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新河社区居委会迎宾大道***号之二701。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军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涛，男，198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赛霞，湖北精图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刚，男，198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伟，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华，女，1992年1月10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咸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美玲，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瑶，男，199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得志（熊瑶父亲），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友胜，男，198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赛霞，湖北精图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斯鹏，男，199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砚刚，男，198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赛霞，湖北精图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靖刚，男，198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梅赛霞，湖北精图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枫怡时尚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街王家店特1号1栋4层。法定代表人：王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小丽，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因与被上诉人熊涛、熊刚、杨华、熊瑶、朱友胜、吴斯鹏、朱砚刚、靖刚、武汉枫怡时尚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枫怡酒店）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192民初3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伟等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192民初3459号民事判决，改判熊涛等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清。1.一审未认定死者朱某是在熊涛和杨华的多次劝说下才前往聚餐地点，最终发生事故导致身亡，熊涛和杨华及组织者熊刚等人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2.朱某仅认识熊涛和杨华及组织者熊刚三人，并不认识酒桌上的其他人，其不可能在不认识不了解的情况下主动向他人敬酒，自饮多杯白酒且主动要求酒店服务人员继续提供白酒。3.朱某虽应对自己的饮酒行为加以控制，但在酒桌上当朱某出现醉酒的状态，自己已经无法控制时，其他的人应当提醒她少喝酒或阻止她喝酒，但熊涛等人未履行该义务，显然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4.熊刚等人的劝酒行为及熊涛的不救助是导致朱某死亡的主要原因，一审法院认定熊涛等承担次要责任或者不承担责任严重认定错误。5.枫怡酒店对于朱某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一审仅判决其承担1%的责任，存在错误。在办理酒店入住登记时，朱某基本无意识，是其他男的用朱某的身份证开的房间，酒店未履行相关规定，核对宾客身份就办理了入住手续，存在严重违规和重大过错。在朱某入住后酒店应对其履行安保义务，劝说同行的人送朱某就医，或拒绝他们办理入住，但酒店却疏于提醒。视频显示在3男1女进电梯时，朱某的身体横着被电梯卡住了，酒店工作人员还前往帮助将朱某推入电梯，可见酒店存在重大责任，应承担主要责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熊涛不承担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责任错误；未按照过错比例确定诉讼费的分担错误。熊涛二审答辩认为，朱某主动向桌上人员多次敬酒，并自饮多杯白酒，又在已喝完多瓶白酒的情况下，仍然要求酒店服务人员继续提供白酒，熊刚、熊涛等人极力劝阻无果。这一事实，是经过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得到已生效刑事判决书的确认，有事实依据。朱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知饮酒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应当对自身的酒量有明确的认知，但其对饮酒行为不加控制和约束，并不顾他人劝阻，在已喝完多瓶白酒后仍要求服务人员继续提供白酒，致自己饮酒过量死亡，一审认定其有重大过错，承担主要责任合理合法。熊涛因本案侵权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一审法院适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判令熊涛对死亡赔偿金不承担责任适用法律正确。熊刚二审答辩认为：1.熊刚虽然事先与熊涛等人相识，但对朱某并不熟悉，也未有交情，更不知晓其酒量。2.熊刚并不存在劝酒、灌酒等行为，反而与熊涛等在场人员极力劝阻朱某继续饮酒，因朱某不听劝阻而酿成悲剧。3.一审判决熊刚承担10%的赔偿责任，而其他同样承担次要责任的责任人份额却远远低于10%，一审确定的赔偿份额有失偏颇。熊刚本打算上诉，但考虑朱某离世的客观情况，加之此事已牵扯两年，希望尽快尘埃落定，故决定不上诉。杨华二审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熊瑶二审答辩认为，熊瑶虽然参与了聚餐，但其与朱某根本就不熟悉，朱某能喝多少酒熊瑶不可能知道。朱某主动向他人敬酒的时候，当时并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熊瑶自始至终没有劝朱某喝酒，但由于与朱某不熟，朱某向其他人主动敬酒，熊瑶也没有有效制止的立场。熊瑶在朱某来喝酒之前就在酒桌上聚餐，并不是因为朱某的到来而参与聚餐。朱某来之后主动向他人敬酒致使饮酒过量死亡，作为成年人朱某应对自身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朱友胜、吴斯鹏的二审答辩意见与熊瑶一致。朱砚刚、靖刚二审答辩认为，我是在他们聚餐快结束时才到餐厅的，没有参与饮酒，朱某的饮酒死亡与我没有关系，我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枫怡酒店二审答辩认为，一审判决枫怡酒店应当承担1%的事故责任，即承担7970.80元的赔偿责任，枫怡酒店对此无异议。枫怡酒店已向死者家属支付2万元，远远超出了法院认定的赔偿金额，超出部分枫怡酒店并未要求退还。枫怡酒店既非此次饮酒聚餐的组织者，也非参与者，且尽到了告知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朱某的死亡与枫怡酒店无任何因果关系。本案中的熊涛留下来照看朱某，熊刚入住枫怡酒店的另一间客房，与朱某一起饮酒聚餐的相关人员并未向酒店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朱某以及与其一起饮酒聚餐的相关人员均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枫怡酒店有理由相信朱某是有人照看且不需要酒店提供帮助。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熊涛、熊刚、杨华、熊瑶、朱友胜、吴斯鹏、朱砚刚、靖刚、枫怡酒店共同赔偿87178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541020元、丧葬费23360元、子女抚养费2274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及食宿费用30000元）；2.熊涛、熊刚、杨华、熊瑶、朱友胜、吴斯鹏、朱砚刚、靖刚、枫怡酒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朱某于1989年9月3日出生，系湖北省蕲春县农民。朱泽海、郑凤霞是朱某的父母；高伟系朱某的丈夫；高一心、高一乐系高伟与朱某共同生育的子女，在蕲春县××州镇生活。自2014年起，朱某在武汉市洪山区圣手沐足馆工作，同时在歌厅兼职，并因此结识熊涛、熊刚、杨华，数次与上述三人共同参加饭局。2015年12月24日18时许，熊刚邀请熊涛、杨华、熊瑶、吴斯鹏、朱友胜在木子轩酒店聚餐。熊瑶点了一瓶关公坊白酒。此后，朱某受杨华、熊涛电话邀约参与饭局。席间，朱某主动向桌上人员多次敬酒，并自饮多杯白酒，又在已喝完多瓶白酒的情况下，仍然要求酒店服务人员继续提供白酒。熊刚、熊涛等人极力劝阻无果。饭局持续至当晚20时左右，在朱砚刚、靖刚来到酒席后不久即结束。经清点，当晚的聚餐陆续上了六瓶白酒（其中一瓶未打开）。因朱某走路不稳，熊涛、熊刚、吴斯鹏将其带至邻近的枫怡酒店。枫怡酒店将朱某安排至8323号房休息，熊涛单独留在房间照顾朱某。其他人员前往歌厅唱歌。2015年12月25日凌晨，熊涛察觉朱某昏迷不醒、呼吸异常，拨打熊刚电话请求帮助，但电话未能接通，随后熊涛独自离开房间并返回单位宿舍休息。8时许，熊涛拨打朱某电话无人接听，遂拨打杨华电话，请求其查看朱某的状况，杨华拒绝，此后，熊涛仍继续在宿舍休息。10时许，熊涛邀约熊刚、熊瑶等人到枫怡酒店查看朱某的状况，发现朱某已死亡。随后，熊涛报警。经公安机关委托法医鉴定、检测，确认：朱某血样的乙醇含量为358.17㎎/100ml，其因急性乙醇中毒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2016年8月30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熊涛过失致人死亡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0192刑初41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熊涛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现熊涛已刑满释放。一审另查明，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熊涛的亲属代其向死者亲属赔偿50000元，此款由高伟签收；枫怡酒店先行向死者亲属赔偿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因法医鉴定确认朱某因急性乙醇中毒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对朱某因2015年12月24日饮酒过量而死亡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朱某已死亡，其亲属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一、关于本案中朱某及熊涛等的责任问题。朱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知饮酒后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亦应当对自身的酒量有明确的认知，但其对自已的饮酒行为不加控制和约束，并不顾他人劝阻，在已喝完多瓶白酒后，仍然要求服务人员继续提供白酒，致使自身饮酒过量而死亡。对此，朱某有重大过错，应减轻各侵权人的责任。熊涛作为聚餐的主要参加者，电话邀约朱某参加聚餐，对朱某负有一定的照顾、保护义务。但熊涛在朱某已处于醉酒状态下，在酒店开房与其独处，在发现朱某昏迷不醒、呼吸异常后，不将其送医就诊，却独自离开，将朱某弃于酒店，导致朱某死亡，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负次要责任。熊刚作为聚餐的组织者，对所有参与者有一定的照顾、保护义务。同时，熊刚与熊涛、朱某、杨华等人经常聚餐，知晓熊涛、朱某、杨华的酒量，在朱某大量饮酒时，熊刚未能有效制止；酒后，熊刚明知朱某饮酒过量，未将其送至医院就诊，而将其送至酒店，交由已饮酒数杯的熊涛单独照料，未尽到组织者的责任，对朱某的死亡有一定的过错，应在本案中承担次要责任。杨华电话邀请朱某参加聚餐、熊瑶、朱友胜、吴斯鹏作为此次聚餐的积极参与者，未对朱某的过量饮酒行为未能有效阻止，具有一定的过失，四人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负本案事故的次要责任。枫怡酒店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对入住酒店的客人进行基本的审核义务，朱某在入住时已经处于完全无意识，不能自主活动的状态，枫怡酒店的工作人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朱某在酒店内死亡的后果，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过失，应负本案事故的次要责任。朱砚刚、靖刚在聚餐快结束时才到餐厅，未参与饮酒活动，与本案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本案事故责任各方的认识能力、过错程度等有关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等规定，确定熊涛、熊刚各承担10%的事故责任，杨华承担3%的事故责任，朱友胜、吴斯鹏、熊瑶各承担2%的事故责任，枫怡酒店承担1%的事故责任。二、关于高伟等因朱某死亡而产生的损失金额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确认高伟等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768420元：①死亡赔偿金541020元，根据高伟等提供的受伤前在城市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的居住证明，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参照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051元/年计算：27051元/年×20年；②被扶养人生活费227400元，高一乐出生于2008年1月11日，高一心出生于2011年11月6日，至朱某死亡之日（2015年12月25日）分别年满7周岁和4周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分别计算11年和14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计算高一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0056元（18192元/年×11年÷2人），高一心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7344元（18192元/年×14年÷2人）；2.丧葬费：23660元，按照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47320元/年计算6个月（47320元/年÷2）；3.交通及食宿费：5000元，高伟等为处理善后及丧葬事宜等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用，考虑到朱泽海、郑凤霞居住在武汉，高伟居住在江门的事实，酌定交通及食宿费等合理费用为5000元。上述费用合计797080元。高伟等的诉讼请求中高于上述金额的部分，不予支持。高伟等主张鉴定费10000元，但本案审理中并未进行鉴定，该项主张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朱某在本案中有重大过错，对高伟等提出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上述赔偿金额中，应由熊涛等按照各自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熊涛已因本案事故被判处有期徒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熊涛对死亡赔偿金不承担赔偿责任，仅对丧葬费23660元和交通及食宿费5000元承担赔偿责任，即2866元（×10%），因熊涛已付50000元，此款已超过其应支付的赔偿款，故无需再向高伟等支付赔偿款；熊刚承担79708元（797080元×10%）；杨华承担23912.40元（797080元×3%）；熊瑶、朱友胜、吴斯鹏承担15941.60元（797080元×2%）；枫怡酒店承担7970.80元（797080元×1%），枫怡酒店已垫付20000元，超出其应支付的赔偿款，无需再向高伟等支付款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熊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赔付79708元；二、杨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赔付23912.40元；三、朱友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赔付15941.60元；四、吴斯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赔付15941.60元；五、熊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赔付15941.60元；六、驳回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518元，由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负担10139.58元，熊刚负担1251.80元、杨华负担375.54元、朱友胜负担250.36元、吴斯鹏负担250.36元、熊瑶负担250.36元（此款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已垫付，熊刚、杨华、熊瑶、朱友胜、吴斯鹏、朱砚刚、靖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192刑初415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害人朱某主动向在席人员多次敬酒并饮用了多杯白酒，又在饭局已消费多瓶白酒后，仍然向上述酒店服务人员要求继续提供白酒，被告人熊涛及在席人员均极力劝阻未果。”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对于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正确、适当。对此本院评判如下：根据（2016）鄂0192刑初41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及本院查明事实，在本案死者朱某的饮酒过程中，在席人员并无劝酒行为，反而极力劝阻，朱某的死亡系因对自身酒量估计不足，对饮酒行为不加控制和约束。朱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他人劝酒的情况下，饮酒过量导致自身死亡，对此朱某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熊涛和杨华虽邀约朱某赴宴，但邀约行为本身并无过错，不应由此承担责任。熊涛在朱某醉酒后与其单独相处，此时熊涛对朱某负有饮酒后的注意、照顾义务，以及发生危急情况时的救助义务，但熊涛疏于履行该义务，导致朱某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对此熊涛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熊刚作为聚餐的组织者，负有对聚会参加者的注意、照顾义务，尤其是已醉酒的朱某，但熊刚未妥善履行自身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杨华邀约朱某赴宴，但在朱某醉酒后未对朱某加以照顾，且在熊涛请求查看朱某状况时拒绝查看，对此杨华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熊瑶、朱友胜、吴斯鹏虽无劝酒行为，但对于朱某的过量饮酒未进行有效地制止，存在一定的过失。枫怡酒店作为住宿服务的提供者，对于朱某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朱某入住时有同行陪护人员，同行人员亦未向枫怡酒店求助，枫怡酒店对于朱某的死亡不存在重大过错；且枫怡酒店已向朱某家属支付20000元，对超过一审判决的责任金额不要求返还。综合各责任方的侵权行为及具体情节，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于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责任比例的酌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一审法院据此确定熊涛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一审诉讼费的负担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案情酌情作出的处理，该处理并无不当，对高伟等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39.58元，由高伟、朱泽海、郑凤霞、高一乐、高一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玲审判员  李行审判员  叶欣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