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31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振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世军，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三星玻璃灯饰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润忠，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和盈石粉精细加工厂。
投资人：陈文革。
原审第三人：刘洋。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小强，广东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三星玻璃灯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和盈石粉精细加工厂（以下简称：和盈厂）、刘洋原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2民初77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曾振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世军、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谭润忠、原审第三人刘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小强到庭参与庭审。原审第三人和盈厂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2016)粤1322民初775号案的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1094078．20元，并支付欠款的银行同期利息；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支付。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不清和失实，有证不依，假证、虚证乱依，对上诉人重要证据不作为依据、也不作调查取证而妄下诊断，明显不公平，不正，严重侵害上诉人的诉讼利益。
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6段“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和盈厂是2008年01月21日依法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原投资人是第三人刘洋”明显查明事实不清和失实。根据广州市番禺工商管理局档案资料证明：投资人是曾振明，投资金额捌万元正。
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7段“原告盈得公司举证提供……其余多是原告与泰德公司的转账记录。原告举证提供的支票(复印件)中，收款人主要是泰德公司。”是明显黑白颠倒，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进账单显示的收款人是盈得公司。付款人是东莞泰德公司，而且上诉人并非只有判决书讲的，其余多是与东莞泰德公司的转账记录，还有其他由三星公司背书支票和现金支票，现金收据。银行对账单原件，一审有证不依。
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3段“经庭审查实，被告承认…，同时确认了三星公司石油焦粉的进货渠道仅有一个”是假证乱认，调查失实。法官在庭上听被告陈述。是否有去调查三星公司的石油焦粉的进货凭证，进仓单，进项的增值税抵扣发票，付款记录呢?妄下诊断“同时确认三星公司石油焦粉的进货渠道仅有一个。”明显是“不作为”。事实上，三星公司还有一个供货商：中山市的石油焦粉厂，一直有供给三星公司，由2010年一2012年间就供过多月，数百吨。法院应去三星公司查证。
一审判决书第10页“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从原告提供……经鉴定与在公安部门留存的印鉴根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也无双方法定代表人手写体签名，故对该销售合同，本院不予采信。”这样的判决是严重错误的。理由：1)、法院指定西湖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没进行公开摇珠抽选鉴定机构，有失公平公正的原则。2)、原告与被告的合同签署日期是2010年02月01日，而法院在博罗公安局提取的印鉴是“2011年06月20日启用”的新印章。3)、西湖司法鉴定所在明明白白该印章是合同签署一年半之后才启用的新印章做的鉴定被告，就是虚假的鉴定报告。西湖司法鉴定所为什么要出这份报告书呢？原告认为被告出了天价的鉴定费：壹万贰仟元正。正常的公章司法鉴定费用不应超过叁仟元正。4)、三星公司是1996年10月23日成立的，之前是否有没公章使用?如果有的话，那么按法院的判决，在2011年06月20日前三星公司的所有对外的合同、法律文件、债权、债务是否都全部“不予采信”。三星公司的行为是否是诈骗呢?
一审判决书“对数表，该对数表上虽然被告盖章确认，但被告同时……，被告并不承认拖欠原告货款，实际上仅承认了证人冼某对货款有主张权利”1)、荒唐：对数表上被告总经理谭某亲笔书写：“冼某是盈得公司的原业务员”，承认欠原告货款1094078．20元是事实才在对数表上签名盖章的。法院竟然妄断业务员对公司财产的主张权利是错误的。2)、在2014年9月10日的庭审笔录中：
审：石油焦是否只有一个入货渠道?被(谭某)：只有冼某一个人入货渠道，送园洲廖尾过磅，曾振明(原告)来过送货。起诉后与盈得公司有过一次交易，由曾振明直接送来。确认欠原告90万元左右。在2013年又送了一个月的货物，但是即付款的。审：你方如何肯定欠和盈厂的款?被：因为冼某说他是和盈厂的。审：与东莞泰德机电有限公司是何关系?被：是我厂的客户，与本案无关。
笔录中，三星公司总经理谭某在庭审中承认欠盈得公司货款90万元左右。在《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称“自认”是“证据之王”，一审法院为什么没采信，不采用“证据之王”来对案件作判断。对数表是被告明确欠盈得公司货款的重要证据，是在多人见证下签署的。
一审判决书第10页11行，“三是送货单……故对送货单不予采信”完全是假证乱认，伪证乱认。理由：1)、送货单的第一联有盖盈得公司的业务章，第三联即被告入货的记账联(客户联)有盖盈得业务章。但由于冼某串通他人骗取盈得公司货款，他保存经手的存根联未能够取得作为证据。但是法院应该在原告作出调查取证的申请书后去取证的。一审法院没有去几公里近的三星公司取证，反而去广州市白云区找冼某(证人)取回假证来判案，明显不公正。原告的送货单2012年03月29日的原件一直保存，上面经手人是冼某，单号NO：0013982，单价2000元，吨数13.04，金额26080元，该单据当日的过磅单保存完整，早于2013年在庭上质证过。单上没盖任何印章。一审法院凭冼某的伪证就把原告从2010年到2012年的送货单原件的证据“不予采信”，明显调查不实，不作为假证乱认。
一审判决书10页16行，“四是转账记录和支票……没有显示原、被告之间存在直接的货款往来，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前后矛盾有证不依。理由：1)、本判决书第8页20行：原告盈得公司举证提供的银行进帐单中，除2012年02月24日，2012年12月14日两处是原、被告之间的转帐记录外，其余一审法院自相矛盾。2)、有证不依或认定错误，前面三星公司总经理的庭审笔录中提到：审：与东莞泰德公司是什么关系?被：是我厂的客户，与本案无关。
以上笔录明确了三星公司因资金紧张，经常是收到客户的货款(支票)后背书支付给供货商，即盈得公司，这样的交易是合法，普遍存在的，而一审法院置其他证据不认而认此转帐记录来判断原、被告之间没货款往来，这样是错误的，利用第三方支付的经济往来就可以“不采信”。淘宝、阿里巴巴、京东等经营的销售行为，这些都不可信吗?
一审判决书10页18行“五是广州市黄埔区国家税务局确认的增值税销售情况统计表，由于开具发票是单方行为，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一审法官未去调查取证，妄下论断。
理由：1)、根据《国务院关于增值税发票的管理条例》虚开增值税发票是犯罪行为，数额巨大的可判死刑。2)、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二条：购货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是真实交易，经税务机关扫描认证后方可抵扣税款。第四条：发票联作为购买方核算采购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记帐凭证，抵扣联作为购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凭证。3)、原告自2010年01月至2012年12月共开具10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360多万元。被告三星公司可以抵扣增值税约61万元，企业成本299万元，约少交企业所得税75万。合计抵税约136万。
一审法官应去三星公司查证，不能妄下论断。
一审判决书10页最后一行“从原告与送货人即证人冼某是否……，xxxx之三即和盈厂的营业执照登记地址，因此，本院认为……，对原告称证人系被其解雇的员工，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调查失实，假证、伪证、乱认、有证不认。理由：1)、根据广州市番禺工商局档案资料证明：第三人刘洋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和盈厂的营业执照登记地是：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茶东村xxxx之五，不是21号之三。2)、冼某曾给法院一份声明书和笔录，其中声明他在2007年-2012年一直在和盈厂工作和原告盈得公司没任何关系。但事实上原告有冼某在2010年、2011年间作为盈得公司业务员送货四会华丽玻璃马赛克厂，锐德森公司有送货单，记账凭证作为证据，另外有由原告法人签名支付给冼某工资、奖金补助等原始单据，其中包括证人到三星厂收款的来回食宿车费的报销单据。3)、刘洋和证人冼某声明他2007年起—2014年4月任经理，而原告曾振明是财务人员，是在作伪证。证据显示2008年和盈厂成立，法人就是原告曾振明，而且原告从来未收到和盈厂一分的工资，没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是和盈厂的财务。综上三点，证人的证供和声明书都是伪造的，证人的证词应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书上11页第二段：“从被告的辩词及第三人刘洋反应的意见来看看，被告承认本案货款真实存在，但坚称其一直以来与证人冼某交易，承认本案货款实际上是拖欠第三人刘洋的，……与原告无关。故被告与第三人均否认了本案货款与原告的关联性。”一审法院这段话是否应该用证据来表述才正确呢?“实际上双方于2013年9月13日签订了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是真是假的呢?
理由：1)、和盈厂在2012年6月16日已经转让他人，协议书在2013年9月¨日签订的，上面盖有和盈厂的业务专用章。2)、三星厂在协议上并没盖公章确认只有几个人的签名。3)、协议第四条，原文如下：“……现因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曾振明与惠州市三星玻璃灯饰实业有限公司起诉，如法院支持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甲方多付部分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如法院不予支持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则余下款项人民币：玖拾贰万捌仟肆佰肆拾玖元玖角整（￥928.449.90）于2014年1月31日前全部支付给乙方。”
上述三点问题是否也说明三星公司确认欠货款，但协议书中的一段话“如法院支持盈得公司，甲方多付部分由乙方负责”。应理解为：三星公司欠的金额是原告提出的金额。因三星公司知道刘洋是盈得公司的股东，所以余下货款（￥928.449.90）法院判决给谁，三星厂就付款给谁。所以该协议书并没否认与原告盈得公司与本案的货款的关联性。一审明显偏袒第三人，不公正。
二、一审法院程序违规
一审依法应当在立案起六个月内结案，上诉人在2013年3月立案，一审在2014年12月30日才审结，一审审理期用了21个月才审结，一审法院程序明显违规。综上所述和论证，一审法院在事实查明不清、失实、有证不依，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和程序明显违规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决。
庭审中，上诉人盈得公司当庭补充意见如下：1、一审判决第八页第六段明确说明原投资人是刘洋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工商登记原投资人是曾振明，后来才转了，第三才转给刘洋，一审审查的事实是错误的。上诉状第三页，一审判决第十页第7行，一审认定贵司原业务员冼某，这里有被上诉人盖章，已经很明确是欠我们上诉人的钱。证人冼某与刘洋的老公是堂兄弟，我们一审已经说过，证人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证词应该不予采纳。一审法官到白云区冼某做一审调查笔录，但是我们一审双方都没有申请调查，不知道是否是一审法院自主去调查。调查的厂的地址，营业执照是21号之五，但是法院调查是之3明明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还是采纳了。一审的第十页第五行，签订租赁合同中的地址也写错了。我方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述货款是一百多万，诉讼费有被上诉人承担，在2015年10月30日惠州中院出具一份裁定，在2015年12月撤销判决重审，但是一审法院还是把撤销的判决查明的事实和证人搬到一审判决去，明显偏向第三人。
被上诉人三星公司答辩称：我方确认欠款，只欠一份钱，我也不知道欠谁的钱。
原审第三人刘洋答辩称：1、刘洋之前的厂从2009年到2013年，与被上诉人长期有生意来往，被上诉人欠和盈厂是92万多以及利息5万元，有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和保证书确认，也经过博罗县法院625号的民事判决书确认，我们作为新的证据提交。2、在2013年惠博法园民初字122号案件中被上诉人是当庭承认欠和盈厂的货款，当时的代理人是谭某，现在由法定代表人出任，所以他可能不清楚。3、冼某是和盈厂的业务员，本案中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和盈厂和被上诉人的业务实际上是刘洋的业务，这里面有送货单等单据。里面冼某也出庭作证是和盈厂的业务员。4、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2007年至2012年5月期间是任和盈厂的财务主管，有机会参与和盈厂的业务和单据，包括代开增值税发票和代收款。5、上诉人的大股东是刘洋，刘洋在上诉人公司占了百分之80的股份，作为第三人刘洋来说，根本知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业务关系。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和盈石粉精细加工厂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庭审，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094078.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盈得公司于2016年3月24日庭审时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暂定为115000元，从欠款之日2012年4月起至全部还款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定期利率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盈得公司是于2008年8月28日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是曾振明。
第三人和盈厂是2008年1月21日依法登记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原投资人是第三人刘洋，于2012年6月16日转让给案外人陈文革。和盈厂以其所有权于2012年6月16日由原投资人刘洋转让至现投资人陈文革，双方约定2012年6月16日前的债权债务归刘洋所有为由，称本案争议的货款与和盈厂无关，拒不出庭。
原告盈得公司举证提供的银行进账单中，除2012年2月24日、2012年12月14日两处是原、被告之间的转账记录外，其余多系原告与泰德公司的转账记录。原告举证提供的支票（复印件）中，收款人主要是泰德公司。
原告盈得公司举证提供加盖有广州市黄埔区国家税务局印章的增值税发票销项情况统计表，该表显示原告自2010年1月8日起至2012年6月27日期间一直保持向被告出具增值税发票。
第三人刘洋举证提供送货单，送货单日期分别为2011年10月23日、2012年3月1日，经手人均为冼某。另有2012年5月30日的三星公司进料暂收单厂商记载为和盈。庭审中，第三人刘洋称原告掌握的送货单系其让送货人冼某开具用以内部对数的，其手中的送货单是原始单据。
经原审法院庭审查实，被告承认拖欠第三人刘洋货款，并已签订了还款协议。被告表示从未支付给原告货款，被告与送货人冼某虽有对账，但并未开具对账单及清款书，同时确认了三星公司石油焦粉的进货渠道仅有一个。
证人冼某出庭作证称其一直为和盈厂工作，本案涉案的货款属（当时的）和盈厂所有。被告的法人代表曾振明原系和盈厂的财务，利用职务之便才掌握了送货单等凭证，后已于2012年4月14日被通告开除。
被告于2014年3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鉴定原告举证提供的《销售合同》落款处的“三星公司”印文真伪（《销售合同》上并无手写体签名）。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被告自2011年6月20日在博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启用的印鉴存根作为样本，并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4年6月9日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销售合同》中的印文与被告在博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留存的印鉴存根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原审法院判决：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从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否直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来看，一是销售合同，合同上的印章已经鉴定与被告在公安部门留存的印鉴存根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也无双方法定代表人的手写体签名，故对该销售合同，本院不予采信；二是对数表，该对数表上虽经被告盖章确认，但被告同时在对数表上注明“以上对数表的金额，我司已开具对账单及清款书于贵司原业务员冼某，此对数表只属证明用”的内容，且“对账单及清款书”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该对数表只证明了本案所涉货款确实存在，但被告并不承认拖欠原告货款，实际上仅承认了证人冼某对货款有主张权利；三是送货单，送货单上均注明了收货单位是被告，但无标注送货单位，落款处均注明送货人即证人冼某。其中，2012年3月29日一张金额为29340元的送货单上盖有第三人和盈厂（当时系第三人刘洋经营）印章。证人冼某出庭作证表示自己是和盈厂的员工，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均为和盈厂所有。故对送货单，本院不予采信；四是转账记录和支票，转账记录和支票中大多为复印件，也仅显示了原、被告分别与泰德公司有货款往来，没有显示原、被告之间存在直接的货款往来，本院不予采信；五是广州市黄埔区国家税务局确认的增值税销项情况统计表，由于开具税票是单方行为，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综上可知，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从原告与送货人即证人冼某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来看，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仅有原告于2012年6月作出的解除与业务员冼某劳动关系的通知，但该通知系原告自行作出，本院不予采信。证人冼某出庭作证称，从未在原告处工作，其一直以来都是和盈厂的员工。据本院调查，证人冼某于2007年8月18日与黄绮云签订建筑物场地租赁合同，所租赁的场地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茶东村xxx21之三即和盈厂的营业执照登记地。因此，本院认为，由于原告与证人冼某之间并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未提供其他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且证人冼某予以否认，对原告称证人系被其解雇的员工，本院不予采信。
从被告的辩称及第三人刘洋反映的意见来看，被告承认本案货款真实存在，但坚称其一直以来与证人冼某交易，承认本案货款实际上是拖欠第三人刘洋的。为此双方于2013年9月13日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并支付了部分货款，庭审时被告表示实际仍拖欠货款90多万。第三人刘洋亦表示，本案争议货款系其所有，与原告无关。故被告与第三人均否认了本案货款与原告的关联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综合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被告辩称、第三人刘洋的主张，原告诉称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拖欠其货款1094078.2元，证据不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647元，鉴定费12000元（已由被告惠州市三星玻璃灯饰实业有限公司预交），由原告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盈得公司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保险单，证明由保险的车辆运载货物（保险单一审提交过）；证据二、广州是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证明第三人营业执照登记地址；证据三、锐得森公司和四会市华丽玻璃马赛克厂的送货单、收据、银行付款记录、证据四、支付证明单。以上证据均证明冼某是广州是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业务员，帮我们运货的。
被上诉人三星公司称对以上证据不清楚。
原审第三人刘洋质证称：对租赁合同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过了举证期限，在我方提交的625号证据，是冼某签订的合同，并不能证明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合同只有一页纸不完整。就算是曾振明签订的合同，也不能证明是他租赁的，因为曾振明在和盈厂任职过。保险单在一审作为证据提交，按照原审的质证意见，不能证明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业务。对送货单的真实性，是否冼某的签名，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跟四会买卖关系，与被上诉人没有关联性。其他都是四会，没有征求冼某确认，无法确认真实性，关联性也有异议。对支付证明，真实性有异议，是否冼某签名无法确认，工资没有反映是上诉人支付给冼某的工资，曾振强当时是和盈厂的财务人员，就算在上面签名也无法证实其证明的内容。对585号收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刘洋和冼某的签名，是与其他人的业务往来，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对工商登记，原审已经质证过，按照当时的质证意见。
原审第三人刘洋向法庭提交了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322民初625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盈得公司质证称：对于第三人的证据有异议，1、原告刘洋作为诉讼主体，明显是错误，因为被上诉人欠的钱也是厂欠的，不是刘洋，为何起诉被上诉人的时候，没有把我们作为第三人，我们起诉被上诉人，为何一审法官主动把刘洋作为第三人。而且里面的证据很多是虚假的证据，没有过磅单的原件，法院依然采纳下判。原始单据都在我们这里。
被上诉人三星公司未对上述证据予以质证。
案涉《销售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0年2月1日，一审委托鉴定时比照的鉴定样本材料为三星公司于2011年6月20日在博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启用的印章的印鉴存根。
盈得公司提供的工商行政单位出具的变更登记资料显示，2008年12月12日和盈厂的投资人由曾振明变更为冼新华，又于2009年7月15日由冼新华变更为刘洋。
二审庭审查明，被上诉人三星公司确认欠款，但是不确定是欠谁的钱。
另查明一，冼某在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时确认送货车辆车牌号为桂Ａ×××××。
另查明二，根据工商登记资料记载，和盈厂的注册登记地为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茶东村xxxx之五，原审法院调查所得的《建筑物场地租赁合同》租赁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茶东村xxxx之三内的建筑。
另查明三：原审第三人刘洋就案涉争议货款以被上诉人三星公司为被告、和盈厂为第三人向原审法院另案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原审法院作出（2016）粤1322民初625号生效民事判决。上诉人盈得公司不服判决，在本院二审期间依法向原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原审法院作出（2017）粤1322民监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博罗县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2016）粤1322民初62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三星公司是否拖欠上诉人盈得公司货款以及拖欠的数额为多少的问题。
盈得公司主张与三星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销售合同》、《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刘洋主张案涉货款的属于和盈厂，提供了冼某的证人证言、《授权书》、《鉴定意见》、《欠条》、《送货单》等证据予以反证。从本案证据的证明力角度分析：第一，一审法院对案涉《销售合同》上三星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委托鉴定使用的样本材料备案启用日期在合同签订日期之后，因鉴定样本与本案鉴定材料之间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纳；第二，虽然《欠条》中注明有三星公司承认欠和盈厂刘洋货款的情况，但庭审中三星公司主张并不清楚案涉货款的归属主体系盈得公司还是和盈厂，因此《欠条》中注明的货款与本案关联性存疑，本院不予采纳；第三，盈得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上均未注明收货单位，仅在送货单人处有冼某的签字，三星公司亦确认案涉交易的送货经手人为冼某，因此确认冼某系哪家公司员工，代表哪家公司进行送货系处理本案争议的关键。
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盈得公司与和盈厂均未能提供与冼某存在劳动关系的直接证据，盈得公司提供了盈得公司与其他客户交易形成的《送货单》（送货人处有冼某的签字）、解除与冼某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支付证明单》以及盈得公司为冼某在出庭作证时确认案涉标的物使用的送货车辆牌号为桂Ａ×××××购买车辆保险的保单证明在案涉交易发生时与冼某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已完成了基本的举证义务。原审法院依据间接证据《建筑物场地租赁合同》、冼某的证人证言、《声明》、《聘请书》认定和盈厂与冼某之间的劳动关系，从证据的证明力角度分析：因冼某的证人证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而《声明》、《聘请书》等证据均系刘洋在和盈厂任职期间制作，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且盈得公司亦提供反证证明了冼某签订的《建筑物场地租赁合同》租赁场所并非为和盈厂的营业执照登记地。相反，曾振明与上述合同租赁方就和盈厂营业执照登记地签订了租赁合同，因此《建筑物场地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存疑。在刘洋未能提供其他客观证据佐证冼某与和盈厂之间的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证明案涉货款系由三星公司与盈得厂交易所得的情况下，虽然盈得公司与刘洋的举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但由于盈得公司提供的证据有原件为证，且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对本案的交易事实予以证明，根据自由心证的证据规则，盈得公司提供的证据说服力较强，本院对盈得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
关于货款数额的问题。盈得公司主张三星公司拖欠的货款数额为1094078.2元，有《对数单》为证。三星公司在一审中辩称欠款仅为90多万元，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审庭审中确认了欠款事实，但未就欠款数额提出异议或提交反证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016年4月23日，上诉人盈得公司向原审法院书面申请撤回在2016年3月24日一审庭审时增加的请求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该请求属于上诉人盈得公司对自身诉讼权的放弃，应予准许。
综上，上诉人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2民初77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惠州市三星玻璃灯饰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诉人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货款1094078.2元。
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4647元、鉴定费12000元均由被上诉人惠州市三星玻璃灯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预交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4647元，由被上诉人惠州市三星玻璃灯饰实业有限公司径行向上诉人广州市盈得热能技术有限公司支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巍
审判员 陈 金 升
审判员 刘 艳 妹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詹颖（兼）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