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民终72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李官镇华铜村。负责人：于勇，系该村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建瓴，系辽宁光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32年3月10日生，汉族，系瓦房店市李官镇。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丛文，系大连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杨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初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对案涉房产不存在继承权利及其他权利。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配偶及死者订立协议，可见被上诉人方对案涉房产的权属认可是杨某某个人所有，并且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的诉状中也称杨某某去世时遗留位于李屯镇华屯房产两间，这都说明案涉房产就是死者杨某某个人财产。2、上诉人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履行了全部供养义务，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国务院颁布的《五保供养条例》就简单的认定未履行供养义务是错误的。杨某某生前领取的就是五保供养人员待遇。杨某某生前享受五保供养待遇是从2005年第三季度开始。五保供养义务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是一个全社会性的福利，五保供养内容不是一审法院简单认定的全部由村里来承担所有相应的待遇，而是由社会各部门统一配套对五保受供养人员进行全方位的照顾。杨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因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供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对杨某某履行了供养义务的证据，其所提供的发放表证明了上诉人是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付杨有年资金，而不是按照五保户标准给付供养费用。据此，上诉人没有尽到对杨某某的供养义务。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与杨某某（于2010年3月30日死亡）系已故刘某、杨某夫妇的长子、长女，刘某于1986年4月病故，杨某也于多年前去世。杨某某因患病终生未娶且无抱养子女。杨某某去世时，遗留位于李官镇华铜村二组房屋两间，由于杨某某去世后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不在世，只有第二顺序继承人姐姐即原告尚健在，原告是杨某某唯一合法继承人。由于尹某以监护人身份在杨某某生前与被告签订《五保供养协议》，被告便以”所有财产全部归村委会所有”为由，不同意原告继承杨某某的遗产。原告认为，杨某某的房屋并未在《五保供养协议》中进行财产登记，同时也未约定被供养人的供养服务费数额，尹某的监护人身份未经指定且未经原告的认可，据此，该协议不是法律意义上所称的”扶养协议”，应视为没有扶养协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之规定，依法提起诉讼，请求继承杨某某的遗产两间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父母生前共生育两名子女，即本案原告及被继承人杨某某。原告母亲刘某于1986年4月去世。杨某某生前未婚，亦未收养子女。原、被告均认可杨某某生前系智障。1985年2月，杨某某自建二间房屋，建筑面积34.6平方米，位于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二组，房产执照编号瓦农房字№0703342。房产执照中载明共有人刘某（刘某丈夫早已去世）、杨某某。刘某去世后，杨某、杨某某均未就刘某遗产提起继承诉讼。杨某某于2010年3月30日去世。2005年，经相关部门审批，杨某某成为院外五保人员。审批表中载明：房屋两间，供养形式院外。杨某某申请时间是2005年3月13日，被告批准时间是2005（数字”5”是在原数字”6”基础上另行书写）年3月14日，李官镇人民政府审批时间是2006年10月16日，瓦房店市民政部门批准时间是2005年12月30日。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均提供内容相同的《五保供养协议》，内容”根据《农村五保供养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经个人申请，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市民政局批准，杨某某享受五保待遇，给予提供五保供养服务。双方就供养事宜协议如下：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按照五保供养规定，提供五保供养服务。被供养人愿意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将个人财产如数登记，本人有使用权，无转让权。本人去世后，所有财产归村委会所有。财产登记如下：1、不动产（空白）；2、其他财产（空白）”。协议落款处当事人一栏按有杨某某个人印章，监护人处有尹某签名，被告加盖村委会印章。该协议无签订时间。经查尹某系原告丈夫。原告认为供养协议无效，理由是：1、协议中没有具体财产登记；2、协议中无形成时间；3、协议中监护人尹某没有经过相关程序确认。同时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五保供养协议。原告提供如下证据：1、杨某某农村合作医疗证，证明医疗保险费由其个人缴纳；2、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单，证明杨某某医疗费由个人交纳。该救助单载明于2008年5月5日救助杨某某医疗费33元，但未载明救助单位；3、医疗费收据及诊断书，证明杨某某是自费治病；4、购买骨灰盒收款收据，证明杨某某丧事由原告办理。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强调农村合作医疗证是村委会统一办理，医疗保险费由乡民政部门统一支付，对五保户、低保户的医疗费民政部门给予救助。被告表示杨某某属院外五保，其生前有病时的生活照顾及去世后丧事办理，不属村委会责任范畴。对村委会是否向杨某某供给粮油、燃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答辩时称对杨某某尽了供养义务，包括吃、住、用，庭审时又称不清楚。被告针对已对杨某某尽了供养义务之抗辩，提供的证据是复制于李官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的农村五保供养人员台账、农村困难居民医疗救助五保人员台账及各年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表。农村五保供养人员台账中记载杨有年自2004年起享受供养，供养形式是分散供养。农村困难居民医疗救助五保人员台账中记载杨有年新农合医疗证号。各年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表记载给付杨某某最低生活保障金时间、数额。分别为：2005年第四季度金两次，每次各375元，年度合计750元；2006年第二季度375元，第三季度375元，第四季度375元，年度合计1125元；2007年第一季度375元，第二季度375元，第三季度375元，第四季度500元（该季度给付两次，第一次375元，第二次125元），年度合计1625元；2008年第一季度900元（给付两次，每次450元），第二季度450元，第三季度450元，第四季度450元，年度合计1800元；2009年第一季度450元，第二季度525元，第三季度525元，第四季度525元，年度合计2025元；2010年第一季度525元，年度合计525元。原告认可杨有年生前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所有款项只是最低生活保障金，并不是五保供养金。另查，2005年大连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444元，2006年为3756元，2007年为4282元，2008年为5204元，2009年为5770元，2010年为6403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继承人系姐弟关系，杨有年去世后，因其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作为第二顺序唯一继承人提起继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案涉房屋共两间，房产执照载明共有人为杨某某及其母亲刘某，该二人对房屋各享有一半产权。自刘某于1986年4月去世起，原告及杨某某未在二十年的时间内针对刘某遗产提起继承诉讼，也无双方有关遗产继承的相关约定，依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刘某遗产归原告与杨有年共同共有。从份额上，原告享有案涉房屋的四分之一，杨有年享有四分之三。本案双方当事人诉争标的为杨有年个人遗产，即案涉房屋的四分之三部分。杨某某生前成为农村五保户需要履行审批程序，被告提供的农村五保户申请审批表虽然各部门审批时间存在差异，但不影响被告村委会将杨某某纳入农村五保户这一事实。原、被告提供的五保供养协议，虽然没有注明签订时间，但应该认定是在杨某某经相关部门批准成为农村五保户后接受供养前签订。原、被告均认可杨某某系智障，在其没有配偶、父母、子女情况下，按照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原告作为姐姐应成为其法定监护人。协议中除加盖杨某某个人印章外，原告丈夫尹某在监护人处签字，虽然尹某不是法定监护人，因其与原告是夫妻关系，被告村委会有理由相信尹某是代表原告履行监护义务，尹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协议中虽然没有写明具体财产，但不能将案涉房屋排除在协议之外，协议中的”所有财产”应包括案涉房屋。原告以协议中没有具体财产登记、无形成时间、监护人尹某没有经过相关程序确认为由主张供养协议无效，不能成立。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村委会是否尽了供养义务。案涉供养协议主体双方是被继承人杨某某和被告村委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指地方政府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农村困难群众，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维持其生活的现金帮助。农村五保户是指《农村五保供养条例》中的五保供养对象。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条例》第九条对农村五保供养内容作出规定：（一）供给粮油、副食品和生活用燃料；（二）供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三）提供符合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四）提供疾病治疗，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五）办理丧葬事宜。第十条规定：农村五保供养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根据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本案中，依据原告提供的新农合医疗证、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单、医疗费收据、诊断书、骨灰盒收款收据，被告提供的农村五保户申请审批表、复制于李官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的农村五保供养人员台账、农村困难居民医疗救助五保人员台账及各年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五保户申请审批表中被告审批时间是2005年3月14日，李官镇人民政府五保供养人员台账载明自2014年起享受供养，但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自上述两个时间的任一时间起开始履行供养义务；2、杨某某自2005年第四季度其领取的现金，是李官镇政府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非五保供养金。被告强调最低生活保障金实质是五保人员供养金，并称60岁之前叫低保人员，60岁之后叫五保人员，无政策及法律依据。另外，杨某某领取的保障金数额远远低于相应年度大连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被告源于最低生活保障金实质是五保人员供养金之该抗辩理不能成立；3、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单中载明杨某某获得33元医疗费救助，不能确认是被告给予；4、医疗费收据、诊断书、骨灰盒收款收据，证明被告未对杨某某生病期间予以生活照料，去世时丧葬事宜也未予办理。被告认为杨有年属院外五保，被告不负责其生病期间生活照料及去世时的丧失办理，有悖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条例》规定。本案供养协议虽然合法有效，但对杨某某有遗产即案涉两间房屋的四分之三具有约束力的前提条件是被告必须履行供养义务。现无证据证明被告履行了供养义务，被告关于案涉杨某某遗产房屋应归村委会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要求扣除五保费用，亦无事实依据。该遗产应由原告依法继承，房屋归原告所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西屯两间房屋（建筑面积34.6平方米，房产执照瓦农房字№0703342）归原告杨某所有。案件受理费300元（原告预交），由原告杨某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李官镇2009年第一季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表、农村低保标准、五保标准表、2008年至2010年第一季度的低保台账及情况说明、证明，证明杨某某享受了五保户待遇，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供养义务。被上诉人辩称，杨某某只享受的是最低保障待遇，而不是五保户待遇。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上诉人提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配偶及杨某某订立的供养协议，被上诉人对案涉房产的权属认可是杨某某个人所有，故被上诉人对案涉房产不存在继承权利及其他权利的主张，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农村居民私有房产执照》中载明案涉房屋产权人为杨某某，共有关系人为杨某某及刘某，故案涉房屋应为杨某某与刘某共同共有，而非杨某某个人所有。且上诉人与杨某某签订的五保供养协议中约定，上诉人提供五保供养服务，被供养人杨某某去世后所有财产归上诉人所有，但在该协议中未载明财产登记情况，故协议中所约定的财产应为杨某某生前遗留的个人财产。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刘某对于案涉房屋已明确表示放弃所有权的充分证据，故该房屋仍为杨某某与刘某共有，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系杨某某个人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是否履行了供养义务问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九条”农村五保供养包括下列供养内容：（一）供给粮油、副食品和生活用燃料；（二）供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三）提供符合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四）提供疾病治疗，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五）办理丧葬事宜......”之规定，上诉人虽提供了瓦房店市李官镇农村各年度五保供养人员台账及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表，但台账中记载杨某某开始享受供养时间为2004年，而保障金发放表中显示自2005年四季度，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此期间发放了生活保障金的供养义务。另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明对杨某某在生病期间给予生活的照料及去世后办理了相关丧葬事宜的充分证据，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无据认定上诉人对杨某某已履行了全部供养义务。综上所述，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陈姝丽审判员张颖审判员刘杰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罗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