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2民终40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北仑区港口路**号。法定代表人：姜仁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林，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路阳，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培锋，男，197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肇棠，浙江天职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傅培锋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6民初5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星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17）浙0206民初562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510472.20元。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设备科科长，即被上诉人的主要职责是“选择业体、对业体资质进行审查……验收”，这一认定是截取的，是错误的。“系统的持续检讨并执行管理”及“发现不符合事项，作成纠正措施要求书，书面分析原因、再发生防止检讨及纠偏”也是其基本职责。2.一审判决认定“三星公司根据事后发现参与代表三家业体投标的陈余、周萍、周君这三个人均是宁波市诚业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员工，判定2014年……出现围标和串标，由此认定是傅培锋严重失职，营私舞弊所致”。一审判决这一认定，完全是凭空想象，违背基本常识。业体是傅培锋及其下属唐刚杰在接洽的，陈余、周萍、周君三个自然人，上诉人压根不认识。3.一审判决认定“标准裁决书没有对如何审查作规定，三星公司也未提供对业体审查有哪些具体规定及对参与业体有某些限制但原告没有做到”，这一认定完全错误。标准裁决书的援引规则，一清二楚；事实确认书和塔吊升高及移动三个项目的禀议书中，被上诉人实际审查的范围及限制条件都一清二楚。被上诉人是设备科负责人，是公司信任、托付的专业人士，就连标准裁决书本身都是由被上诉人审核制定。裁决书未规定如何审查，那傅培锋作为把关人，至少应该依照“勤勉、忠实”的职业伦理去审查判断。4.一审判决认定“三星公司之前认可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宁波永建起重设备公司两家企业资格，现在三星公司不能证明傅培锋在这方面的审查存在严重失职”。2012年6月22日之前曾经合格，不代表就永远合格，不代表就不用审查。5.一审判决认为“对投标现场的业体委托人身份的审查一般也只审查委托手续，委托人身份证……傅培锋不在投标现场并参与，现在三星公司将审查责任加在傅培锋身上也不当”。这一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本应到场却不到场，以致同一家业体公开登记的股东，公然三次代表三家业体竞标相同的项目，这要么是严重失职，要么是故意放水。二、一审判决逻辑混乱颠倒，推理毫无根据。1.一审判决认为“三星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傅培锋对参与业体名单、中标业体的确定不当”逻辑不通。被上诉人负责把关选来并审查合格的江苏江南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起重公司），经过六轮投标，投标都完成了，报价最低，本应中标，被上诉人自己报告说江南起重公司压根没有制作能力，而且一审法院自己还称“没有证据证明调查报告失实”。压根没有制作能力的业体，被上诉人还选来，并且还通过了其把关的资质审查，还参与了前后六轮投标，而且已经依照规则“中标”了。被上诉人选择、审查业体，显然不适当。2.一审判决认为“派员调查，而不是本人去调查符合职责要求，没有证据证明调查报告失实”逻辑不通。调查报告显示江南起重公司没有制作能力，可是实际完成施工的居然是江南起重公司，江南起重公司不仅有能力，而且实际完成施工。3.一审判决认为“傅培锋在事实确认书陈述业体是领导吴永镐推荐，发现验收地是江南起重公司，报告了指导和部长，但无指示。三星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三星公司对傅培锋的陈述的上述事实并未进行核实，故一审法院认为三星公司认定傅培锋在251TLLC吊钩制作招投标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并无证据”完全错乱。首先，吴永搞不是“领导”，而是“指导”，二者并无服从关系，且当庭确认了；其次，被上诉人不是验收发现验收地是江南起重公司，而是4月13日就发现了。此时，却没有任何报告，已经严重失职。再次，被上诉人自己陈述“报告”是“口头汇报”，没有作成书面分析报告——检讨原因、防范再发，提出纠正措施，向BH公司追究违约责任。如此重大、恶劣的招标事件，上诉人却不依照职责要求作成书面报告，背离基本职守，已经严重失职（如果不是营私舞弊）。三、法律适用严重错误。1.法律上正确适用的前提，是理解法律的语言。“好处”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为培养私人关系，照顾亲友，践踏单位规则，给予私人特别照顾，也是营私。偷偷避开明规则，使用潜规则，暗中照顾亲友取胜，也是舞弊。2.塔吊升高三个项目中，被上诉人作为公司委任的业体审查把关人，竟然三次把关联企业邀来竞标三个相同项目；作为参与投标的业体资质把关人，竟然出现一个业体公开的工商登记人员，公然三次堂而皇之代表三家业体竞标同一个项目。被上诉人负责的业体资质问题，围标、陪标，乱象丛生。如果被上诉人，确实压根没有审查业体，对业体信息工商信息一无所知，对发生围标、陪标一无所知，那是严重失职：如果被上诉人知道业体资质有问题，还故意放水，审核放行，那就是营私舞弊。3.吊钩制作项目中，严格的“至少三家业体竞标”制度被彻底摧毁——四家竞标，一家退出，一家中标后又取消资格，变成两家了。如果被上诉人在事实确认书中的陈述全部属实，那么，将不合格的业体江南起重公司选择、审核为合格业体完成投标，是第一次严重失职；未亲自考察，报告实际有施工能力且实际施工的江南起重公司不具备施工能力，是第二次严重失职；中期进度没有跟进，不知道实际施工的是没有施工能力的落标企业，是三次严重失职：知道而不作成书面报告，是第四次严重失职（故意不报，是营私舞弊）；验收时，发现中标业体违反合同约定，业务的实际完成者是落标业体江苏江南起重设备公司，没有作成书面报告，分析原因及应对措施，是第五次重大失职；验收时发现下属汇报的考察结果有问题，没有做作成书面报告，分析原因及防治再犯措施，是第六次严重失职……如果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虚假，被上诉人早已知道内幕，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地默契配合领导和各部门实施，那就是共同营私舞弊。四、一审判决乱象丛生。劳动仲裁与一审程序中，同样的案件，近乎完全一致的证据，法官和仲裁员居然得出迥异的结论。三个案件对营私舞弊的定义居然不一致。傅培锋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符合客观事实。1.一审判决中关于设备科长的主要职责任务的表述证实上诉人在仲裁和一审中所表述的，标准裁决书中未有“发现不符合事项，作成纠正措施要求，书面分析原因、再发生防止检讨及纠偏”这一说。2.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是否是严重失职、营私舞弊造成三次塔吊升高、移动招标出现围标和串标根据证据作了详细分析，并非凭空想象。3.标准裁决书上明确记录着立案人、审查人和决定人，被上诉人根本不是决定人。“勤勉、坚定”的职业伦理与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4.上诉人说被上诉人“公然”邀请同一人的相同企业来竞标同一项目，完全是一面之词。5.招投标现场，并不存在被上诉人应该到场一说。招标工作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不存在故意放水。二、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逻辑混乱颠倒，推理毫无根据”。被上诉人认为：1.业体名单不是被上诉人自己选来的。报价最低的业体也并非本应中标，对投标的业体进行实地考察也是上诉人的意见，被上诉人只是将下属去考察的结果如实汇报，并无过错。2.实际完成施工的根本不是江南起重公司，完成承制的仍是北京伟业韩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3.吴永镐是韩国人，三星公司是一家韩国企业，权力都掌控在韩国人手中。吴永镐作为指导，本身就有大权，中方员工对其必须服从。三、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法律适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认为，必须是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又有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方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上诉人称“是否存在串通、是否存在物质利益输送，与是否构成营私舞弊并无必然关系”完全不能令人理解和认同。对于是否构成严重失职，必须要由公司已经告知过员工的规章制度来界定。四、上诉人指责一审判决怪事迭出。其实真正造成怪事迭出的是上诉人至今都没有弄懂双方的法律关系，其把劳动合同关系看作是雇佣关系。傅培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星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0472.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傅培锋自1996年10月1日起进三星公司，双方多次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在职期间，傅培锋从2013年3月起调入工务设备科并担任科长。设备科及科长主要职责、任务为：选择业体，并对业体资质进行审查；投标，从多轮报价中选取报价最低的业体；工程管理，主要对工程进度、品质的确认；验收，工程竣工后进行验收。2017年5月31日三星公司以傅培锋对2014年1月、2014年5月及2015年5月三次塔吊升高、移动招标及对251TLLC吊钩招投标制作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行为，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作出自2017年6月8日起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傅培锋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为12154.1元。2017年6月13日，傅培锋向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三星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0472.20元。2017年8月8日，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傅培锋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傅培锋在2014年1月、2014年5月及2015年5月三次塔吊升高、移动招标及在251TLLC吊钩招投标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行为；二是三星公司对傅培锋的处理有无期限限制及处理时有无超过合理期限。关于傅培锋在2014年1月、2014年5月及2015年5月三次塔吊升高、移动招标过程中是否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行为。三星公司认为傅培锋作为设备科长，对业体有审查的职责，凭专业知识和技能选定参与投标的供应商，是竞业体，而不是关联业体，选定符合参与投标的供应商，是符合公司品质要求和施工能力的业体，不是仅有证照的业体，并有发现问题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的职责，但傅培锋在2014年1月、2014年5月及2015年5月三次塔吊升高、移动招标中没有对业体资质严格审查。三个工事项目中，参与竞标的业体均是三家：宁波永建起重设备公司、宁波鄞州耀德设备公司、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代表三家业体投标的分别是陈余、周萍、周君，但是这三个人均是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的员工。参与竞标的业体是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导致出现围标和串标的恶性事件，这是傅培锋严重失职，营私舞弊所致。三星公司提供标准裁决书说明傅培锋的职责，提供事实确认书来说明傅培锋知道陈余、周萍、周君这三个人均是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的员工，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故意放水，只能辩解是审查不严、导致业体特惠，给公司造成损害。傅培锋认为认定傅培锋在三起招投标中存在明显的串标围标是不成立的，三起招投标时傅培锋并未在场。对业体资格审查是对三业体是否有法人资格，是否在其经营范围内和具有经营资质进行核实，不可能审查到在投标时的业体派来的代表究竟是谁，更何况是这三家业体中，有两家也是以前公司对该业务的投标业体，再说这一审查后面对于哪家业体中标还有主管领导的批准和经理决定。傅培锋提供2012年工事业体选定书、工事（中间竣工最终）检查书说明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宁波永建起重设备公司、宁波亿丰建设有限公司三家参与投标，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中标，说明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宁波永建起重设备公司二家业体已被三星公司认可，傅培锋在事实确认书说知道陈余、周萍、周君这三个人均是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的员工，这是在写确认书的当天，三星公司提供了资料才知道的，是在被三星公司限制自由，在认错以后才能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不能以此说明傅培锋在业体审查时就知道陈余、周萍、周君这三个人均是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傅培锋、三星公司的陈述，傅培锋作为设备科长，对业体有审查的职责双方均无异议。争议的实质是如何审查。三星公司根据事后发现参与代表三家业体投标的陈余、周萍、周君这三个人均是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的员工，判定2014年1月、2014年5月及2015年5月三次塔吊升高、移动招标出现围标和串标，由此认定是傅培锋严重失职，营私舞弊所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理由不足。首先营私舞弊一般是指劳动者为谋取私利采取欺诈手段做违背职业操守的事情，三星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傅培锋与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串通或拿了好处等谋取私利行为，故营私舞弊之说不成立；其次标准裁决书没有对如何审查作规定，三星公司也未提供对业体审查有哪些具体规定及对参与业体有某些限制但傅培锋没有做到。傅培锋在事实确认书提到对业体的审查是对营业执照的审查，在一般情况下对业体资质的审查，审查是否有法人资格，是否在其经营范围内和具有经营资质，且三星公司之前认可宁波诚业建筑设备租赁公司、宁波永建起重设备公司二家业体资格，现三星公司不能证明傅培锋在这方面的审查存在严重失职。对投标现场的业体委托人身份的审查一般也是审查委托手续、委托人的身份证，非特殊情形一般不会涉及到委托人的工作单位。傅培锋在招投标现场并不参与，现三星公司将对业体委托人身份的审查责任加在傅培锋身上也是不当。傅培锋作为设备科长，有发现问题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的职责，现三星公司发现2014年1月、2014年5月及2015年5月三次塔吊升高、移动招标有串标、围标情况，可以总结经验探索完善防范措施，傅培锋作为设备科长应承担起如何完善防范措施的职责。现三星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傅培锋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情况下认定傅培锋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实质是将公司有问题存在就视为严重失职、营私舞弊所致，不考虑实际情况，这是对一个人工作能力的苛刻要求，显属不当。关于傅培锋在251TLLC吊钩招投标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行为。三星公司认为选定参投标的供应商是与公司有交易意向的业体，而不是根本没有交易意向的业体。在251TLLC吊钩招投标过程中傅培锋对业体资质未进行严格审查，存在严重失职。认为傅培锋审查合格的业体是韩国GMSI、韩国BH、山东神州机械、江南起重机公司四家，经过四轮NEGO议价、5次报价，江苏江南起重报价1500000元，报价最低。上司要求其再次实地确认履约能力时，傅培锋让其他同事去，回报告知江南起重机公司没有能力制作，傅培锋未再进行审查制作能力，直接通知BH重工中标了。傅培锋直接把韩国GMSI排除了，辩解韩国GMSI放弃投标没有依据，项目是韩国GMSI设计的，维修最专业，放弃投标违背常理。同时傅培锋本应对该项目的规划、设计、制造、购置、安装、使用全过程进行管理及确认，但是整个吊钩制作过程中，傅培锋没有进行过现场确认。直至验收地点是在江南起重机公司，合格的供应商被排除在外，如此严重的问题也未按照公司规定启动纠正措施。傅培锋陈述系根据其领导提供的业体名单进行资格审查，对上司要求再次实地确认履约能力也派员进行调查作了考察报告，在吊钩制作期间二次去生产实地进行吊钩品质验收，不存在放任不管。傅培锋提供吴永镐邮件证明业体名单由领导提供，出差单、考察报告证明履行了职责义务，事实确认书证明向三星公司说明过发现问题后向领导作过汇报，但领导未指示下一步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三星公司对傅培锋在251TLLC吊钩招投标制作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行为具有证明责任。三星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傅培锋对参选业体名单的选定、中标业体的确定不当，派员调查而不是本人去调查不符合职责要求，没有证据证明调查报告失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傅培锋有收受好处或串通行为。傅培锋在事实确认书陈述业体是领导吴永镐推荐，发现验收地是江南起重机公司报告了指导和部长，但无指示。傅培锋提供的证据表明三星公司对傅培锋陈述的上述事实并未进行核实，故一审法院认为三星公司认定傅培锋在251TLLC吊钩招投标制作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行为并无证据。关于三星公司对傅培锋的处理有无期限限制及处理时有无超过合理期限。傅培锋认为三星公司总部监察在2016年4月初对傅培锋约束性谈话，指控了傅培锋三起塔吊工事及251TLLC吊钩事实，现三星公司作出处分快近一年，按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用人单位一般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之日起五个月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三星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明显超过合理期限，属于违法解除。三星公司认为傅培锋辩解所援引的失效规则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第八条是用人单位一般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之日起五个月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首先这是2014年4月14日发布的，其次这是针对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而非针对具有隐蔽性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行为，再次该规则用了“一般”限制规定，不是必须，本是粗线条的指导。四个月后，2014年8月13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二）》第十条中对较长时间后的备注是如一年、二年。傅培锋的违规行为本来就有隐蔽性，总部监察对傅培锋的调查，是完全保密的，傅培锋也承诺不会泄露给公司领导、同事及合作公司，三星公司根本无法知晓真实情况。到2017年5月监察对其结案，三星公司才获悉全部事实。同案处理的贾英英在2017年3月13日8：43分打印的《2015版的标准裁决书》，预备为自己行为辩解足见，截至2017年3月13日调查还没结束，三星公司根本无法知情。三星公司在2017年5月获悉调查结论，即行使解除权，不存在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傅培锋、三星公司的陈述及傅培锋的誓约书内容可以认定对傅培锋的调查系由三星公司的总部监察进行，独立于三星公司。三星公司是在知道调查结果后再对傅培锋作出处理，故不能将三星公司总部监察的调查视为三星公司的调查，从总部监察的调查时间来评估三星公司是否在合理期间内处理是不合理的，应该从三星公司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调查结论的时间来评估。三星公司陈述在2017年5月获悉调查结论，结合提供的证据，该说法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三星公司是在2017年5月31日作出处理，可以认定三星公司作出处理时并未超过合理期限。综上，在傅培锋不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的情况下，三星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依据，构成违法解除，应依法向傅培锋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傅培锋要求三星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傅培锋于1996年10月入职，三星公司于2017年6月8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傅培锋的月平均工资为12154.1元。傅培锋诉请按每月12154.1元支付21个月工资的双倍即510472.2元作为赔偿金（12154.1元/月×21个月×2），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星公司关于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辩称，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傅培锋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0472.2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技术说明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与涉案三家业体的三人在投标之前有接触过，截至2017年1月7日被上诉人还未提供任何整改措施。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诉人没有明确由谁进行说明，且立案是被上诉人，审查决定的是被上诉人上司，“使用情况良好”也说明不存在严重失职和营私舞弊的情形。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系违法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上诉人的解除理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第三项“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两种情形。则本案应当围绕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上述两种情形进行审查，上诉人应就被上诉人存在上述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属于“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该情形事实上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劳动者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二是劳动者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所谓失职，是指劳动者应当做且有能力做，而事实上没有做的行为，故明确被上诉人的岗位职责内容是判断其是否构成失职的前提。在2014年1月、2014年5月及2015年5月三次塔吊升高、移动招标过程中，尽管双方一致认可被上诉人有对业体的资质进行审查的职责，但对审查的具体范围存在争议。从双方提供的设备维修业务标准书、设备科业务指南来看，上诉人对于业体选定的明确要求仅限于“选择3家及以上具备相关资质的业体（提供资质证明）作为备选业体”。而被上诉人所书的事实确认书中载明“本人重点管理的方面：业体的资质是否符合工程的要求，……”，后面还有“营业执照、组织代码”字样。因此，对业体的资质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具体进行哪些方面的审查等，上诉人并未作出相关规定。而上诉人在该事件中对上述三家业体本身的业务资质并未提出异议，其存有异议的是代表三家业体投标的均为其中一家业体的员工这一情况。从现有证据来看，也无从判断业体所委托员工的工作单位等是否属于被上诉人的审查范围。因此，认定被上诉人在该事件中构成“严重失职”，理由并不充分。而在251TLLC招投标制作过程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将不合格业体审核为合格业体、未进行现场确认、发现问题后未作成书面报告启动纠偏措施等严重失职行为。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设备科业务指南中对设备科长或设备科权责的规定包括“有效果的运营管理品质经营系统，对系统的持续检讨并执行管理的责任和权限”、对“纠正措施/预防措施”的审查、“不符合事项的发现→纠正措施要求书作成”等，较为概括和笼统，缺乏明确、细化的规定。对照上述规定及事实确认书，尚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在该招投标制作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的行为。至于营私舞弊，是指劳动者为了牟求私利而进行欺骗的行为。对此，上诉人并未能够提供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应当审查上诉人是否有通过合法程序制定并且向劳动者公示的规章制度，该规章制度对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进行了规制等。现上诉人未能就此进行举证，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理由难以成立。综上，上诉人三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晖代理审判员 龚 静代理审判员 刘建军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