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8民终6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万明，男，1962年8月11日生，现住重庆市荣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邝松正，云南大韬（曲靖）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艳国，云南大韬（曲靖）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普洱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市振兴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卓海明，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温万明因与被上诉人普洱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6）云0802民初2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对本案行了审理，于2018年1月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开庭审理，上诉人温万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邝松正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普洱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公告送达相关材料，公告期届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万明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思茅区人民法院（2016）云0802民初242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温万明的一审诉讼请求。二、由兴隆公司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在本案中，兴隆公司共向温万明支付的款项数额为750000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050000元。虽然在本案的审理中，一审法院存在将两个法律关系混同认定的不当做法，但结合案件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仍然可以确认如下事实：兴隆公司在两个法律关系中应向温万明支付的款项金额共计为900000元：分别为其在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代云南昀锋建筑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向温万明支付的工程款400000元，以及应向温万明支付的木料销售款500000元。基于以上事实，兴隆公司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账户付款交易明细，证明其通过转账方式共计分五次向温万明支付了750000元的事实；另外，兴隆公司还分别提交了一份是2014年6月2日兴隆公司代付给温万明工程款300000元，证明共计合计向温万明支付了1050000元。那么，本案审理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兴隆公司支付给温万明的实际金额是上述转账的750000元还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总金额为1050000元（即包含收条中的300000元），以及其己支付的款项数额中是否包含了所有500000元的木料销售款。基于以上问题，温万明认为，本案兴隆公司实际向温万明支付的款项仅为750000元，且仍有150000元的木料款未进行支付，一审法院关于付款总金额的事实认定错误，具有理由及法律适用如下：（一）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法律，将裁判文书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内容援引作为认定本案争议事实的证据，导致案件的错误裁判。之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兴隆公司共计支付的款项数额为1050000元，是基于上述兴隆公司提交的一份温万明收到300000元的代支付工程款的收据，及银行转账的750000元凭证进行认定，两者相加即为1050000元。而对于该300000元收据是现金支付，还是已经包含在了750000元转账支付的金额内？一审思茅区法院引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终26号民事判决书的相应陈述，即“后兴隆公司支付给温万明400000元含2014年6月2日现金支付的300000元”的字样，一审法院基于上述原因认为，该笔300000元系由兴隆公司在750000元转账之外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了温万明，不包含在上述的750000元的转账记录中，所以兴隆公司共计向温万明支付了1050000元的款项。而客观上而言，兴隆公司并未实际与温万明有过任何的现金往来，因此从来没有收到过兴隆公司现金支付的任何款项；其次我们认为：一审法院错误的理解和适用了法律的规定，并且未在全面审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基础上，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适用该份生效法律文书，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裁判严重有失公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首先，很明显上述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的事实只能是裁判文书中所确认的事实，而不是所有的裁判内容都无须举证就能得到引用的。回顾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终26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该判决书第5页的确有过“后兴隆公司代昀锋第八分公司支付给温万明400000元，含2014年6月2日现金支付的300000元”这样的陈述，但是我们应该结合整个判决书的内容来分析该部分内容是否可以进行适用。一审法院显然并未注意到，该份判决书从第2页开始到第5页最后均是对原审确认事实的引用和复制，这样的引用并非省高院对该案件事实的确认和认可，并不能适用上述法律的规定。另外，该表述系二审法院为了体现判决书的完整性对原审判决书中关于原审确实事实的引用和复制，只不过在撰写判决书的过程中错误的或者理所当然的添加了个别字眼，这显然是撰写判决书人员的笔误和误添加的内容。既然是援引原审确定的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归到原审判决的内容来看。但是，从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普中民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来看，原审判决并未有过该笔300000元系现金支付的确认和认定，那么很显然，这就是个简单的笔误。由此可知，一审思茅区人民法院适用上述法律规定，直接将该判决书载明的内容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显然是适用法律不当、错误的免除了兴隆公司的举证义务，这样的裁判结果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此恳请贵院依法予以纠正。（二）从上述分析可知，兴隆公司仅对温万明有900000元的应付款项，一审法院却认定兴隆公司已向温万明支付了1050000元的款项，这从逻辑上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这样的认定也很难让人信服。从本案中双方的交易习惯可以看出，双方的后续五笔款项往来均是由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即兴隆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4日、6月13日、7月1日、7月16日、10月20日向温万明共计支付了750000元的款项。从上述转账时间来看，每笔款项间隔时间均很短，那么既然有了这样的交易习惯，没有理由在第一笔款项支付后，又改成现金支付的方式，此后又采用转账的方式支付，这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另外，兴隆公司作为一家从事建筑行业的企业，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向任何相对方多支付了250000元的款项而不闻不问，这并不符合日常的生活和企业的经营逻辑，况且滥用职权导致公司资产流失的行为有触犯刑法的高风险，兴隆公司不可能对此不进行关注和处理。从以上分析可知，兴隆公司向温万明代付工程款的300000元收条，系对五笔银行转账中涉及该笔300000元款项的确认，而非另外现金支付给温万明的，兴隆公司实际仅支付了750000元的款项，仍有150000元的款项未能支付。二、从法律关系而言，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加重了温万明的举证责任，本案应由兴隆公司对于其已经向温万明支付了货款进行举证。在本案中，从双方签订的《茶马古镇D3、4栋温万明木料出售协议》来看，本案系由温万明将思茅区茶马古镇D区3、4栋工程施工后的现场木料出售给兴隆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在该买卖合同中，温万明依法履行了自己交付货物的义务，且双方对货款也进行了结算，依法确定兴隆公司仍欠温万明货款250000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举证的义务。因此，就买卖合同而言，出卖人只需要就合同己成立并生效，且己方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进行举证，而应由买受人对其已经按照约定的时间向出卖人支付了价款进行举证。显然，在本案中，兴隆公司有义务对其是否履行了所有的付款义务进行举证证明，若其无法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兴隆公司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回顾兴隆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其虽向法庭提交了多笔向温万明支付款项的账户明细往来，但每笔款项均未能直接反应出其支付的性质是属于支付代付工程款、木材销售款亦或是其他款项，且五次的转账记录涉及的时间和金额都不同，到底哪笔款项支付的是木材款，哪笔款项支付的是代付工程款，应当由兴隆公司做出明确的说明。因此，兴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完全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本案买卖合同的所有付款义务，上述付款明细不能排除双方基于其他买卖关系或者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款项往来的可能性。基于此，应由兴隆公司向法庭举证并说明其已经支付完毕了本案所涉的500000元的木料销售款，且应当说明每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构成。一审判决认为：“在被告已提供还清木料款的证据后，原告未能再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尚欠原告木材款，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是错误的，本案审理的是买卖台同关系，理应由兴隆公司对其支付时间、支付金额以及每笔金额的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进行举证，而不应将兴隆公司的举证义务转嫁给温万明，这样于法于理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综上所述，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温万明作为出卖方已经自认兴隆公司支付了350000元的木材销售款，那么，在本案中就应当由兴隆公司对其已经支付了余款150000元进行举证，但结合本案兴隆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无法得出150000元是否已经支付的唯一性结论；另，从本案的所有款项往来明细可知，兴隆公司实际仅向温万明支付了750000元的款项，还有150000元的款项未能支付。以上两者分析可知，未付的150000元款项正是上述分析中的木料销售尾款。
兴隆公司未作答辩。
温万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兴隆公司向温万明支付木料款项150000元；2、判令兴隆公司向温万明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其中截止到2016年10月31日的利息金额为23791元）以上两项合计173791元；3、兴隆公司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3日，温万明、兴隆公司签订《茶马古镇D3、4栋温万明木料出售协议》，双方约定：温万明将名下茶马古镇D3、4栋施工现场所有木料以包干价500000元出售予兴隆公司使用；双方签订该协议后兴隆公司支付温万明250000元，余款在2014年7月1日前付清。同日，温万明、兴隆公司另签订一份《付款协议书》，约定：经得云南昀锋建筑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同意，由兴隆公司代其于2014年5月30日前，向温万明支付400000元工程款。综上，兴隆公司共应向温万明支付900000元。协议签订后，兴隆公司于2014年5月4日向温万明汇款250000元、于2014年6月13日向温万明汇款200000元、于2014年7月16日向温万明汇款100000元、于2014年10月20日向温万明汇款100000元，共计7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温万明于2014年6月2日向兴隆公司出具的300000元《收条》，系现金方式支付还是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温万明、兴隆公司提交的证据（2016）云民终26号《民事判决书》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可兴隆公司于2014年6月2日是以现金方式向温万明支付300000元，故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以此作为本案的事实依据。据此，加之兴隆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750000元，兴隆公司已共向温万明支付105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在兴隆公司已提供还清木材款的证据后，温万明未能再提供证据证实兴隆公司尚欠温万明木材款。故对温万明要求兴隆公司支付木材款及利息173791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兴隆公司是否以现金的形式支付了温万明工程款300000元的问题？本案中，温万明向兴隆公司出售木料款共计500000元，加上兴隆公司代云南昀锋建筑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支付温万明的400000元，兴隆公司共欠温万明的款共计900000元。对此，双方均予以认可。而对兴隆公司先后于2014年5月4日、2014年6月13日、2014年10月20日三次向温万明汇款共计750000元的事实，温万明也予以认可。对本案争议的300000元，兴隆公司主张其已经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了温万明，而温万明对此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终2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被上诉人兴隆公司支付给上诉人温万明400000元含2014年6月2日现金支付的300000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上诉人温万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温万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76元，由上诉人温万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劲松
审判员 赵 键
审判员 胡 荣
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唐茹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