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民再2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潘友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燕燕，江苏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苏恒大变压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棠张工业园81号。
法定代表人：潘刚，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骏，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再审申请人潘友建因与被申请人江苏恒大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州中院）（2016）苏03民终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以(2017)苏民申57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潘友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燕燕、被申请人恒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骏、李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友建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否认潘刚在（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一案中的涉案质证意见构成自认没有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构成自认的时间限制仅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并没有限制在同一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本案与（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虽非同一案件，但潘刚在彼案中所作的陈述与本案所谓借贷事实系同一事实，潘刚在彼案中的陈述更接近于事实。潘刚在彼案中作为证据提交的恒大公司资产情况表的第二项其他应收款明细载明，其他应收款为3747549.7元，其中“潘友建147550.5元”，第四项应收账款明细表载明，截至2013年7月恒大公司应收账款为8397250.69元，未显示潘友建欠公司款项，证明即使有潘友建向恒大公司借款的事实，数额也不过14万余元。2.潘刚以民间借贷的案由提起本案诉讼，意在混淆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其他权益纠纷。潘刚与潘友建在恒大公司成立之初约定，潘刚负责生产，潘友建负责厂房建设，厂房建设费用来自三块，一是潘友建自有资金，二是对外融资，三是以借款的形式从公司支取款项。潘友建用完自有资金，且融资困难或不及时时，才以借款形式从恒大公司支取款项，不存在潘友建个人借款的问题。潘友建与潘刚分家时约定，除厂房外，另外给潘友建500万元，如果潘友建确实欠恒大公司款项，潘刚作为其个人独资公司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时不可能不主张抵销。3.潘友建为公司厂房建设总共投入500多万元，包括以借条方式从公司支取的借款100多万元，并非潘刚所称的300万元。双方此前多次诉讼，潘刚从未提过恒大公司对潘友建有200多万元的债权。查清潘友建在建设厂房时的实际投入是确认本案是否存在借贷事实的前提。潘友建建设的厂房7000平方，办公楼2000余平方，按照当时最低的价格来计算，两项合起来最少在500万元左右，还不包括修路、院内地坪、草坪、花坛等等一系列的支出。恒大公司主张潘友建支出的费用不到300万元，但无法提供剩余款项来源。潘友建从恒大公司所借款项确实用于建设厂房。4.潘友建已将股权全部转让到潘刚名下，恒大公司的注册资金不应再从潘友建的出资额中扣除。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再审本案，驳回恒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恒大公司辩称：1.同意二审判决关于自认的问题的论述。2.潘刚在（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中提交的资产情况表是一份不完整的财务状况表，潘友建当时对该份材料的真实性予以否认，所以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信。3.本案220万余元借款属于潘友建私人借款，借据的形式与用于公司建厂的借条有明显的区别，实际用于偿还潘友建个人的贷款以及汇给公司以外的第三人。4.潘友建以潘刚在股权转让时和潘友建诉潘刚一案中没有主张抵销，推测潘友建与恒大公司不存在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借款是恒大公司而不是潘刚个人对潘友建享有的债权，两个主体不能混为一谈。5.二审法院认定潘友建出资为100万元，在法律上是可以的，但是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恒大公司二审庭审中主张潘友建出资206万元，潘友建自认其出资达260万，应当认定206万元全部是潘友建对公司的出资，请求判令潘友建再返还恒大公司106万元。请求驳回潘友建的再审申请，并判令潘友建再返还恒大公司106万元投资款。
2014年9月29日，恒大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称：潘友建在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间数次向恒大公司借款，共计222.95万元。经催要至今未还款。请求判令潘友建偿还借款222.95万元。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龙区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7月，潘刚与潘友建共同经营恒大公司，双方各占50%股份。后因经营中发生分歧，2013年7月潘友建退出恒大公司。2013年7月20日，潘刚与潘友建签订《资产分割协议书》，对恒大公司资产进行分割，具体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11年7月共同经营恒大公司，双方各占50%股权。现因客观原因，决定甲方潘友建退出公司，经营及股权全部转让到潘刚名下。双方本着公平自愿友好协商的原则，提出如下分割条款：1、公司投入的壹佰余亩土地及生产厂房陆仟玖佰余平方，办公楼贰仟余平方，房产全部转让到甲方潘友建名下。2、乙方自愿付给潘友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支付方式为，乙方于2013年9月底之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14年春节之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壹佰万元整，2014年上半年、下半年分别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壹佰万元整，结清。3、乙方自愿租用甲方生产厂房及办公楼贰年期限（2014年-2015年），每年租金伍拾万元，付租金日期为每年1月份之前付清。4、甲方股权转让给乙方后，新股东潘刚对公司全部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协议书签订后，潘刚依约给付潘友建200万元。后因潘刚未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2014年的租金，潘友建将潘刚诉至云龙区法院，即（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该案2014年4月24日的庭审笔录记载，潘刚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刘宏、闫晓辉律师对潘友建提交的徐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恒大公司的工商登记查询表发表质证意见：“恒大公司登记的时候是股权各占50%，资金是双方各自出100万元，但验资的时候是由登记代理公司登记，公司拿到营业执照时，公司还没有正式投入注册资本。实际经营当中，潘刚两次从家里分别拿40万元到公司，潘友建陆续共拿了200万元，双方是以借款作帐的。在分家前，原告以借款的名义将其投入的资金拿走了且多拿走14万元。原告拿走的800多万元不包含他的原来的实际投入。”潘刚实际认可在资产分割之前潘友建已经以借款名义将其投入的资金（200万元）拿走了且多拿走14万元。另在该案审理中潘刚曾向法庭举证恒大公司的资产情况，其财务账册记载截至2013年7月在建工程余额为366.41923万元，并有对潘刚的应付款40万元。
一审另查明：恒大公司2012年8月9日的记账凭证上记载：借方金额96.45万元，摘要记载为潘友建借公司的钱还信用社贷款；潘友建给公司出具96.45万元的借据。2012年8月13日潘友建给恒大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8月9日张红松把借公司的30万元和货款10.8万元合计40.8万元款项全部交付给潘友建了，另外潘友建没把这笔钱交到公司而是拿这还贷款了，现就相当于潘友建借公司肆拾万零捌仟元整。潘友建和潘刚在情况说明上签字。恒大公司2012年8月27日记账凭证上记载潘友建向公司借钱1万元；2012年9月13日记账凭证上记载潘友建向公司借钱100万元；2013年7月10日记账凭证上记载潘友建向公司借钱20万元；2013年5月17日记账凭证上记载潘友建向公司借钱3万元；2013年7月31日记账凭证上记载潘友建向公司借钱2.5万元，该款系潘友建2013年1月15日借5000元、1月16日借2万元。以上共计222.95万元。恒大公司据此要求潘友建归还上述款项。潘友建主张222.95万元的款项中96.45万元为归还贷款的钱，其余款项均系用于厂房建设。
云龙区法院一审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关系的成立，不仅要有款项的交付，还要有借贷的合意。因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刚在此前的庭审中已自认该款并非借款，潘刚作为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确承认潘友建和恒大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属于对于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根据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恒大公司主张的借贷关系并不成立。据此，云龙区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4）云民初字第3088号民事判决：驳回恒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恒大公司负担。
恒大公司不服，向徐州中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恒大公司庭审中提供了详细的借款借据、凭证，足以证明存在借款合意及事实。潘友建陈述“建厂多投入钱”不是事实，建厂投入近400万元，绝大部分自恒大公司支取。建厂过程中从公司列支的所有款项均有凭据，且凭据中均注明用于厂房建设，与潘友建的借款凭据有明显区别。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将（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的质证意见认定为对恒大公司不利的自认，并直接使用，适用法律错误。该质证意见系他案中的意见，并非在本案中的陈述，亦非对对方当事人陈述事实的认可，不应认定为自认。该质证意见在其诉讼案件的判决中未被确认，仅列为质证意见，恒大公司已提出相反证据，能够证明该质证意见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潘友建偿还借款222.95万元。
被上诉人潘友建答辩称：1.（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中恒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刚的自认可以证实：在恒大公司成立之初，潘刚投入40万元，潘友建投入200多万元，均是以借款形式做账，2013年7月分家时，潘友建又以借资的形式将投资款取走。在该案审理中，潘刚提起反诉，但始终未以潘友建尚有欠款为由主张抵销，以上足以证实借款事实不存在。2.潘友建并未将200多万元的投资款全部抽回，其中96.45万元是潘友建以个人名义自银行贷款借给公司使用，后来以借支的形式从公司拿回，直接偿还银行。剩余的100多万元全部用于厂房建设，按照潘刚的主张，该笔款可以且应当抽回。3.潘刚在（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中所做的于己不利的陈述，依法可以认定为自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恒大公司向徐州中院提交该公司2011年7月至2013年7月财务账册及原始凭证，证明：1.公司设立之初约定潘刚出资100万元，潘友建出资300万元，股权各占50%，但实际情况是潘刚出资81万余元，潘友建出资200余万元，双方均未按约定完全履行出资义务；2.建厂支出293万余元，其中潘友建用于建厂的借款借据明确注明为建厂，与私人借款有明确区分；3.潘友建向公司借款222.95万元。
被上诉人潘友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200万元，潘刚、潘友建各100万元，但注册登记是交由代理公司验资办理的，双方均非按照注册登记数额出资，而是以借款的形式向公司进行投资。潘友建共向公司投入260多万元，并非恒大公司陈述的206万元；2.建厂支出总共500多万元，涉案所有借款，除90多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外，全部用于厂房建设。另外，潘友建还对外融资，一并用于建设厂房；3.在涉案支付单据上，除潘友建的签字是其本人所写，其余字迹均非潘友建所写。潘友建自公司取钱时，并未书写用途，亦不关心单据上是否写明用途；4.对在建工程账目真实性不认可，这份账本前后均为空白，未将凭据附在其后，不符合做账程序，亦无法体现相应款项由谁领取、为何用。
徐州中院认为，恒大公司提交的财务账册及原始凭证均系该公司内部会计资料，绝大部分是恒大公司单独制作，且潘友建对部分凭证亦有异议，将结合一审证据对上述证据予以综合认证。
徐州中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徐州中院二审另查明：恒大公司原名徐州恒大变压器有限公司，后变更登记为江苏恒大变压器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潘刚、潘友建各出资100万元，均占50%。但该公司注册登记系由第三方代理公司办理，潘刚、潘友建均未按照注册登记载明的数额实际出资，而是约定以借款的形式向公司投资，投资资金以“其他应付款”形式入账。恒大公司财务账册载明，截至2012年1月18日，潘友建以“其他应付款”形式向公司投入2062577.09元。
徐州中院二审又查明：根据恒大公司财务账册及原始凭证的记载，潘友建以借款形式自公司取得资金，除涉案六笔共计222.95万元外，另有七笔款项亦是以借款的形式自公司取得，分别为2012年5月14日14.4万元、2012年5月18日6万元、2012年5月22日2万元、2012年5月28日7万元、2012年6月5日50万元、2012年7月27日2万元、2012年9月25日40万元，该七笔款项相应的财务记账凭证或支付单据均载明借款用途为新厂房建设。
徐州中院二审认为：（一）关于潘刚在（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中的涉案质证意见能否作为本案自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由此可知，自认需满足以下要件：第一、承认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第二，承认的对象是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第三，当事人所承认的事实于己不利。本案中，潘刚的涉案质证意见系在他案中的陈述，并非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的承认。其次，潘友建对涉案款项的陈述为除其中96.452万元外，其余全部用于厂房建设，而潘刚在（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中与之相关的陈述为“潘友建以借款的名义将其投入的资金拿走了且多拿走14万元”，二者明显不同，潘刚的上述意见亦非对潘友建所陈述的案件事实的明确承认。再次，本案系恒大公司与潘友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是潘友建与潘刚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两案所争议的法律关系不同，潘刚在两案中所处的地位及维护的利益亦不相同。潘刚非本案当事人，其在另案中的陈述不能必然视为本案恒大公司的意见。最后，即使如潘刚所言，潘友建以借款的形式抽逃出资，也不能否认潘友建自公司取得涉案款项的事实，更不能理解为以借款形式抽逃出资具有正当合理性。综上，潘刚在（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中有关质证意见，不符合本案自认的认定条件，其仅是一种本案诉讼外的陈述，其证明力人民法院可依据证据规则予以确定，他方不得以此免除证明责任。故一审法院将潘刚的上述质证意见直接作为本案的自认，从而免除潘友建对己方主张的举证责任，系认定不当，依法予以纠正。
（二）关于潘友建出资问题。本案虽系民间借贷纠纷，但潘友建的抗辩理由及潘刚在另案中的陈述均与恒大公司设立之初股东出资情况相关联，故首先确定恒大公司设立时，潘友建作为公司股东相关出资事实。公司设立时，注册登记资本为200万元，潘刚、潘友建各认缴出资100万元，但双方均非按照注册资本载明的数额实际出资，而是约定以借款的形式向公司投资，投资资金以“其他应付款”形式入账。恒大公司财务账册载明，截至2012年1月18日，潘友建以“其他应付款”形式向公司投入2062577.09元。潘友建主张其投资款并非206万余元，而是260多万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不予采信。按时足额缴纳认缴出资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公司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恒大公司设立时，潘友建作为公司股东，其认缴出资额为100万元并记入公司章程，故该2062577.09元“其他应付款”首先应充抵100万元出资款，然后才能在余额1062577.09元范围内与公司进行结算。
（三）关于潘友建主张其将借支款项用于公司厂房建设能否成立问题。潘友建主张涉案222.95万元中的126.5万元名为借款，实际系用于公司厂房建设，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第一，根据恒大公司财务账册及原始凭证记载，潘友建自公司以借款形式取得款项，除涉案款项外，另有七笔款项亦是以借款的形式取得，但该七笔款项均载明借款用途为新厂房建设，与涉案款项记载方式有明显区别。第二，该七笔款项与涉案款项的发生时间跨度有交叉，若涉案款项也用于厂房建设，按照常理，在同时期的借款也应如该七笔款项一样记载用途为新厂建设，但涉案款项均未载明用途。第三，潘友建抗辩称其不关心是否记载借款用途，但潘友建作为公司相关负责人，应当知悉公司财务制度，明确列明资金用途是财务管理的必然要求，潘友建以“不关心”作为其抗辩理由与常理不符。第四，即便潘友建自公司借款时未载明借款用途，如果是用于厂房建设，在款项使用后，潘友建亦应当向公司报备款项流向及使用情况，以便工程的最终核算，但潘友建对此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潘友建主张其与潘刚约定厂房建设支出不在公司账务上列明，但上述七笔载明用于厂房建设的借款均记载于公司财务账册，这与潘友建的主张相矛盾。第五，在公司财务账册及原始凭证没有记载借款用途的情况下，潘友建虽主张系用于厂房建设，但不能明确具体流向，即用在厂房建设的哪一方面，根据现有证据亦无法确认。综上，潘友建主张涉案款项中的126.5万元系用于公司厂房建设，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潘友建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定。
（四）关于恒大公司的诉请能否成立的问题。本案虽系民间借贷纠纷，但涉及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出资及设立后的公司经营管理、生产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应结合全案事实，考量各方面因素对本案进行综合判断。恒大公司主张涉案222.95万元系潘友建借款，潘友建主张该款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96.45万元系其出借给恒大公司，现予以取回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另一部分即上述126.5万元系用于厂房建设，结合上述潘友建尚有1062577.09元“其他应付款”可与恒大公司进行结算的情形，评判如下：1.潘友建主张96.45万元系其向恒大公司的借款，因其尚有1062577.09元“其他应付款”可自公司取回，故对潘友建的该项主张予以确认，“其他应付款”尚余98077.09元（1062577.09-964500）；2.潘友建主张126.5万元系用于厂房建设因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冲抵98077.09元“其他应付款”后，余额为1166922.91元。该1166922.91元因存在涉案借据这一双方合意的外观形式，在潘友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用于公司厂房建设的情况下，潘友建应承担偿还恒大公司该部分款项的责任。
综上，恒大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二审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徐州中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云龙区法院（2014）云民初字第3088号民事判决；（二）潘友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恒大公司借款1166922.91元；（三）驳回恒大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9400元，由恒大变压器负担14012元，潘友建负担153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636元，由恒大公司负担11741元，由潘友建负担12895元。
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另查明：1.2011年7月，恒大公司设立，股东为潘刚与潘友建两人，潘刚负责日常生产，潘友建负责厂房建设及所需资金投入。2013年7月24日，恒大公司变更登记为潘刚一人独资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潘刚认缴出资额200万元。2013年12月19日，恒大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1000万元。2014年10月21日，恒大公司由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变为自然人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5020万元，吸收贺恒生为新股东，潘刚新增出资3520万元，贺恒生新增出资500万元，潘刚为执行董事。
2.2017年6月16日，徐州市云龙区潘塘街道潘塘村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潘友建于2011年6月28日向徐州市云龙区潘塘街道潘塘村民委员会租地102亩，租赁期限20年。每年租金1500元∕亩，合计金额壹拾伍万叁仟元整（小写：153000），且租赁费已按时支付。另支付青苗费及附属物费用合计壹拾捌万元整（小写：180000），此费用当年已支付。”
3.本院再审时，恒大公司提供的账页载明，截至2013年7月在建工程余额为293万余元，其中包括潘友建自恒大公司支取的财务记账凭证或支付单据载明借款用途为新厂房建设的七笔款项合计121.4万元；自恒大公司设立至2012年5月29日之前，在建工程余额为125元，其中2011年9月15日工地用滑石粉40元，2011年10月9日建新厂用料3#白尼龙轮85元。恒大公司的账册中没有潘友建为建厂房于2011年支付的土地租金及青苗费等建厂费用的记载。
4.在本案之前的潘友建与潘刚的（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潘刚提交了恒大公司出具的资产负债情况表，该资产负债情况表载明，截至2013年7月，恒大公司资产合计1921.662991万元，其中在建工程为366.41923万元，应收账款为839.725069万元（没有潘友建），其他应收款为37.47597万元（对潘友建的应收款为14.75505万元）；负债合计1137.204955万元。
5.在本案二审庭审时，潘友建主张，其对在建工程的投资超过500万元，可以对工程的实际造价进行评估。本院再审时，潘友建提交了从互联网下载的徐州市工程造价经济指标分析材料，证明2010年左右徐州市的钢结构厂房造价一般在每平方600元，办公楼造价从每平方937元至1238元不等，潘友建负责建造的厂房办公楼实际造价应当在500万元，而不是恒大公司主张的不到300万元，潘友建自恒大公司支取的222.95万元全部用于公司厂房建设。
本案争议焦点为恒达公司与潘友建之间是否存在222.95万元的借款关系？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恒大公司依据其账册中共计222.95万元的六张记账凭证及支付单据（或借据）主张潘友建自恒大公司支取的上述款项系个人向公司借款，并非用于公司厂房建设，要求潘友建向恒大公司归还上述款项。
恒大公司设立于2011年7月，但恒大公司提供的关于在建工程的账页在2012年5月29日之前仅有2011年9月15日和10月9日两笔合计125元的记载，包括潘友建2011年支付的土地租金在内的建厂费用在恒大公司的账册中均没有记载，故恒大公司提供的潘刚与潘友建共同经营恒大公司期间的账册并不完整规范。
恒大公司成立后，潘刚负责生产，恒大公司厂房由潘友建投资建设。在（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中，恒大公司提供的资产情况表反映，截至2013年7月在建工程余额为366万余元；本案二审及再审时，恒大公司提供的账页载明，截至2012年1月18日，潘友建以“其他应付款”形式向公司投入206万余元；截至2013年7月在建工程余额为293万余元，其中包括潘友建自恒大公司支取的财务记账凭证或支付单据载明借款用途为新厂房建设的七笔款项合计121.4万元。可见，恒大公司提供的账页关于潘友建对公司投入（即在建工程）记载的数额随着诉讼的推进而大幅减少，其真实性令人质疑。
潘友建自恒大公司支取款项均是以借支的方式，而恒大公司提供的账册既不完整规范又缺乏真实性，因此，不能仅根据记账凭证或支付单据（或借据）上用途是否标注为建厂房而将潘友建以借支方式自恒大公司领取的款项分为个人借贷或为公司建房投入。
潘友建自恒大公司支取的涉案的222.95万元究竟系其个人所用，还是用于公司在建工程，简单而客观的办法是对潘友建自恒大公司退出时公司在建工程的建设成本数额进行评估，若评估值与恒大公司账页记载的在建工程余额基本相当，则涉案的222.95万元应当不属用于公司在建工程；若评估值大于恒大公司账页记载的在建工程余额，则差额部分应当属恒大公司账页未记载的潘友建的投入，涉案的222.95万元中相当于该差额的部分应当属用于公司在建工程；若评估值小于恒大公司账页记载的在建工程余额，则恒大公司账页记载的在建工程余额有虚夸成分，涉案的222.95万元亦应当不属用于公司在建工程。鉴于二审并未采纳潘友建关于对恒大公司房产的实际造价进行评估的建议，本院将综合当事人在历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对此综合分析判断。
在（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潘友建与潘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潘刚向法庭举证了恒大公司出具的截至2013年7月的资产情况表，其中载明，恒大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366.41923万元，应收账款为839.725069万元（没有潘友建），其他应收款为37.47597万元（对潘友建的应收款为14.75505万元）。该证据证明，直至本案诉讼前，潘刚、恒大公司均未认为潘友建以支付单据自恒大公司借支的222.95万元系恒大公司出借给潘友建个人使用的款项。
2013年7月，潘友建退出恒大公司，恒大公司的股东由原为潘刚、潘友建两人变更为潘刚一人，直至2014年10月，恒大公司系潘刚的一人公司。潘友建是否积欠恒大公司借款，与潘刚的利益直接相关，潘刚应当知晓。然而，2013年7月20日，潘刚与潘友建签订《资产分割协议书》，对恒大公司的资产进行分割，约定土地、生产厂房、办公楼归潘友建，潘刚再支付给潘友建500万元，并对公司全部债权债务承担责任，根本未涉及本案以恒大公司名义主张的所谓借款。《资产分割协议书》是潘友建退出恒大公司时，潘刚与潘友建在对各自在公司的投入及公司资产负债评估后达成的总的结算协议，合法有效。同时，根据恒大公司在（2014）云商初字第0078号案件中提供的资产负债情况表，截至2013年7月，恒大公司资产合计1921.662991万元，负债合计1137.204955万元，两项相抵后的所有者权益为784.458036万元，远远超出恒大公司当时的注册资本200万元。因此，在潘友建退出恒大公司时，恒大公司的股东潘刚与潘友建已经通过《资产分割协议书》对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分割，既不存在潘友建积欠公司借款的问题，也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问题。
一审判决认定潘友建与恒大公司不存在借贷关系正确，二审判决认定恒大公司对潘友建有其他应付款206.257709万元，潘友建欠恒大公司借款222.95万元，冲抵潘友建认缴的出资100万元后，潘友建应偿还恒大公司借款116.692291万元，与事实不符，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潘友建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恒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云龙区法院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3民终214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4）云民初字第3088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636元，均由恒大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戎亚
审判员 徐美芬
审判员 张贞伟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李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