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5民终2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杰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广东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创，广东乐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惠泉。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鸿。系被上诉人林惠泉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忠，广东东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叙龙。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德，广东韩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韦惠铭。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民峨，广东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杰文因与被上诉人林惠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6)粤0513民初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1日及2017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鸿、李锦忠、原审第三人林叙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德，原审第三人韦惠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民峨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上诉人林杰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鸿、李锦忠，原审第三人林叙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德，原审第三人韦惠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民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杰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林惠泉付还收取施生平租金中林杰文应得份额2058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林惠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按林杰文、林惠泉与林叙龙的出资份额来确定各合伙人的所占比例是错误的，与本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林杰文、林惠泉与林叙龙的比例均等，应该在49%比例内按均等份额分配收取的租金。（一）从事实上说，2002年4月，林杰文与林惠泉经口头协商，决定合伙向玉一村委会承租“铺下”码头区，用于经营，后由林杰文提议，林叙龙也参加合伙，经协商，林叙龙多出资但不参与经营，林惠泉与林杰文少出资，但“铺下”码头区均由林杰文与林惠泉参与日常经营事务，当时合伙三人。每人各得三分之一的合伙份额。经营收入盈余现用于付还合伙人投资，其余部分按各得三分之一的比例进行分配，亏损也按三分之一的比例进行承担。后由林惠泉代表合伙人签订“铺下”码头区租赁合同书。这个事实，在2008年2月3日，林惠泉代表合伙人与第三人韦惠铭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转让份额51%，转让价为846600元。在2008年期间，收入第三人韦惠铭股权转让金525300元后以及收入码头租金10000元，总计535300元。付相关费用后，结存470000元。后在2008年5月12日，依照约定付还了各合伙人的部分股本。后在2012年1月14日，在有盈余的情况后，进行了分红，按林杰文、林惠泉与林叙龙，每人各得三分之一的合伙份额，每人均等额分得65000元。林杰文在一审庭审时已经提交了2008年5月12日的结算单以及2012年1月14日的结算单，印证了在分红时，是按照每人各得三分之一的合伙份额予以分配的。（二）虽然在2003年8月23日，林杰文、林惠泉与林叙龙合伙，当时的合伙主体仅有三个合伙人，林杰文出资10万元、林惠泉出资8.6万元、林叙龙出资60万元。但在2008年2月3日发生了股份转让，林惠泉代表合伙人与韦惠铭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转让价为846600元，而后合伙主体变成为四个合伙人，林杰文、林惠泉、林叙龙、韦惠铭合伙出资情况为林杰文出资10万元、林惠泉出资8.6万元、林叙龙出资60万元、韦惠铭出资846600元。一审法院在庭审时没有查清转让给韦惠铭占51%，是原三合伙人按占比多少出让后合计为51%的，也割断了在2008年2月3日后合伙主体为四个合伙人这一客观事实，虽然能明确韦惠铭的股份为51%，但其他三人各占多少股份没有书面协议予以明确。但原审法院单纯以林杰文、林惠泉与林叙龙三人的出资份额确认所占比是武断的，也是极不公平的，更是缺乏事实依据。合伙主体成立时，林杰文、林惠泉与林叙龙总出资额为78.6万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166万元。该出资78.6万元用于投资建设，主要用于购置二台吊机和建设码头和日常开销费用。而韦惠铭入伙时，已将原四航局预制场地使用权及延伸在榕江中的二条龙门吊轨道，吊机二台及1000平方米装卸码头和地上建筑物500平方米作为合伙主体的资产，折价166万元，转让51%，即为846600元，所以合伙资产发生变化，据以确认各人的合伙份额依据也发生了变化。且从各方的陈述和相关证据来看，韦惠铭占比51%，是以合伙主体的资产折价作为依据的。所以，无论是从林杰文、林惠泉与林叙龙2012年1月14日分红每人各得三分之一的合伙份额，每人均额分得65000元，还是从《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的规定，无法确认本案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也应按照平均予以分配、分担。二、一审法院认定租金1155000元也是错误的。林杰文不予认定免除部分105000元，更不存在共同予以免除，（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调解书中仅对林惠泉与韦惠铭具有约束力，即使林杰文对该调解协议知悉，也无法推定林杰文对该免除105000元予以认定。且在一审庭审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惠泉实际发生的费用为105000元。所以本案应分割的数额为1260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予以改判，支持林杰文的上诉请求，维护林杰文的合法权益。二审第一次庭审时，林杰文补充上诉意见称，一、虽然在2003年8月23日，林杰文、林惠泉以及林叙龙合伙，当时的合伙主体仅有三个合伙人，林杰文出资10万元、林惠泉出资8.6万元、林叙龙出资60万元。但在2008年2月3日发生了股份转让，林惠泉代表合伙人与韦惠铭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转让价为846600元。而后合伙主体变成为四个合伙人，林杰文、林惠泉、林叙龙、韦惠铭合伙，出资情况为林杰文出资10万元、林惠泉出资8.6万元、林叙龙出资60万元，韦惠铭出资846600元。上述出资问题，仅是能够确定的现金出资。合伙主体成立时，林杰文、林惠泉、林叙龙总出资额为78.6万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166万元。该出资78.6万元用于投资建设，主要用于购置二台吊机和建设码头和日常开销费用。后林惠泉确认投资总额上升为166万元（详见2016粤05**民初54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林惠泉诉称部分）用于购置两台吊机，建成1000平方米装卸货运码头和地上建筑物500平方米。对于合伙成立后，按林惠泉确认投资总额增加至166万元，增加了投资金额有87.4万元。而韦惠铭入伙时，已将原四航局预制场地使用权及延伸在榕江中的二条龙门吊轨道，吊机二台及1000平方米装卸码头和地上建筑物500平方米作为合伙主体的资产，折价166万元，转让51%，即为846600元。二、一审法院武断地将合伙成立时的林杰文出资10万元、林惠泉出资8.6万元、林叙龙出资60万元作为认定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是不客观、不符合实际的，主要表现为：（一）忽视法律规定合伙主体的出资形式，参照《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的规定，合伙人出资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单纯仅是货币，实务、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其他财产权利、劳务均可以作为出资方式。（二）从该合伙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基于码头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和码头经营许可这两项重要的财产权利，之后的基础建设和业务开展均是基于这两项财产权利。第一，2002年5月8日林杰文作为法定代表人取得了原潮阳市港务局颁发的潮阳关埠尖头货运码头的经营许可证。2003年3月4日林惠泉同意林杰文核报办证费1600元，说明该合伙主体需要和已经使用了林杰文的该项经营许可。如果没有林杰文的该项经营许可，不能承租码头用地和开展日后的码头运营业务。第二，从一审法院调取的玉一村委会的会议记录，该项会议记录开头表述为“承包者林惠泉、林杰文在请求在延期续包”可以证实该码头土地使用权原是由林杰文与林惠泉共同承包，2003年1月11日至2009年1月11日6年的租金共12万元，是由林惠泉的名义向玉一村委会缴纳，最后在合伙资金中核报。说明合伙主体已经使用了林杰文与林惠泉共同租赁的码头用地，并在该土地上进行了基础建设，才将租金作为合伙主体的费用予以核报。第三，林惠泉和林叙龙在一审答辩时均称合伙是发生在以林惠泉的名义与玉一村委会签订租赁码头协议之后，即在2003年1月11日之后，但上述两项财产权利的取得费用均在合伙主体的费用中予以核报，说明合伙主体使用了该两项财产权利，证实了本案合伙人的出资形式不单单仅是现金。且在之后将股权转让给韦惠铭、出租码头场地给中铁十三局集团厦深铁路五标二工区以及施生平均可以体现林杰文与林惠泉将码头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方式投入到合伙主体中，之后，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仅分配了上述收益。第四，从直接证据来看，林杰文、林惠泉仅是承担了10万元、林惠泉出资8.6万的份额，林叙龙在一审的法庭调查和2016粤05**民初54号案件中的陈述，均表示其平时没有参与码头经营管理。在一审法庭调查中，可以确认平时码头的经营管理均是由林杰文、林惠泉负责，虽在2012年出现了林杰文、林惠泉工资36000元，经确认该工资是从2010年11月1日至2012年1月1日共14个月的工资，即使按林惠泉、林叙龙的说法，合伙是发生在2003年1月11日之后，那么也有将近7年多的时间，林杰文、林惠泉是没有工资收入，说明了林杰文、林惠泉存在以劳务的方式为合伙主体出资情况。综上，一审法院单纯以现金出资作为认定合伙人出资方式是错误的，是严重不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按林惠泉所称，存在各人追加投资至166万元的情况，也存在以码头的经营许可资格、码头土地使用权出资的情况，甚至以林杰文、林惠泉的劳务出资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存在2012年1月14日，按林杰文、林惠泉以及林叙龙，每人各得三分之一的合伙份额进行分红的情况，符合客观实际。否则，若按一审法院认定的比例，林叙龙作为占比大股东，不可能同意按每人65000元予以均等分配。三、林杰文出资10万元、林惠泉出资8.6万元、林叙龙出资60万元，不宜认定为各合伙人的投资款。若是投资款，应当为合伙主体共同共有的财产，根据《物权法》在没有进行合伙主体解散清算时，是不能予以分割。但各合伙人在合伙主体取得收入时，优先取回了上述该笔款项，且由合伙主体在收入中对林叙龙支付了相当于利息的人情费9040元（详见2008年5月12日的清单）。在各合伙人取回上述款项后，2012年1月14日才对盈余进行分配，从会计方面来说出现盈余为收入减去费用后，出现结余的情况，上述款项即应界定为费用，是合伙主体的融资债务，不能作为计算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的出资依据。根据2012年1月14日的结算单据，可以证明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各占三分之一份额的依据。退一步说，从出资情况来看，按林惠泉所称，林杰文、林惠泉、林叙龙还追加现金出资至166万元，另林杰文与林惠泉还以经营许可权利、码头土地使用权出资、劳务出资等多种形式对合伙主体进行出资，各方没有明确书面确认出资额，应当参照《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的规定，以及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规定，应当予以认定为不能明确出资额，予以等额享有林杰文主张请求分割的租金。林惠泉辩称，一、一审判决按合伙人的出资额确定合伙人份额是正确的，林杰文主ＸＸ均分配合伙收益缺乏依据。林惠泉与林杰文、林叙龙合伙时口头约定，合伙份额按投资比例确定，分配盈余及分担亏损也按投资比例确定。由于合伙至今未发生亏损，林杰文便不顾原来的约定，要求分得三分之一的收益，但林杰文对其主张至今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虽然三人合伙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及公平合理的原则，林惠泉与林叙龙的主张是客观、可信的。在合伙份额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法律规定按出资比例确定合伙份额，该判决公正，应予维持。二、本案不存在四人合伙的问题。林杰文在上诉状中提出，本案由三人合伙变为四人合伙，这一提法是错误的。根据林惠泉与韦惠铭签订的《协议书》，林惠泉将原三人合伙中的份额转让51%给韦惠铭，但这一转让并不改变原三人合伙之间各自所占的比例，即三人所占的49%的股份仍按原约定的比例分配，林杰文所请求的是对49%股份在三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其请求并不涉及51%的份额。但林杰文在故意搅混事实，把以林惠泉、林杰文、林叙龙为一方与第三人韦惠铭为一方的合伙，说成是四人之间的合伙，并无视事实，认为因韦惠铭的加入致无法确定各人的出资比例，这是十分错误的。林杰文上诉的主张显然已超出其所请求的范围。但不管如何，林杰文仍无法证明三人之间是按平均比例分配合伙收益。针对林杰文二审补充的上诉意见，林惠泉辩称，一、林杰文把三人合伙体之间的出资额与股份折值混为一谈。经一审审理查明，三人合伙体的出资额如下：林杰文出资10万元，林惠泉出资8.6万元，林叙龙出资60万元。后三人以出资额折值166万元与韦惠铭合伙，其中三人合伙体占49%，韦惠铭占51%。林杰文把三人实际出资额与出资额折值的差额部分即87.4万元说成是三人合伙体增加的投资，这是完全错误的。二、三人合伙体的出资形式均以货币出资，本案并没有约定以非货币形式的财产作为出资。林杰文称，本案除货币出资外，还有以非货币形式的出资，如劳务、经营许可证等，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因为，各方当事人并没有书面约定，而从合伙经营过程看，劳务付出已获取相应报酬，经营许可证已作费用列支并由林杰文收取。林杰文上诉称存在非货币形式的出资，那么就有责任举证证明该出资额如何折值且折值各占多少。三、本案审理的是林杰文在三人合伙体中所占的合伙份额到底是多少的问题，至于三人合伙体与第三人韦惠铭之间各占49%及51%的份额并无争议，因此，不管韦惠铭的实际出资是多少，均不影响三人合伙体之间合伙份额的确定。而由于林杰文、林惠泉、林叙龙在合伙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各方对所占份额又有争议，一审根据各方当事人举证的情况并按照法律的规定认定了合伙份额按出资比例确定，这是完全正确的。现林杰文并没有新的证据推翻一审的认定，而是以混淆事实真相的做法企图达到其目的，这是不能得逞的。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林杰文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叙龙述称，一审法院判决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三人对涉案租金在扣除韦惠铭应得的51%的份额后，在共同享有的49%份额内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分配是完全正确的。一、2003年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三人合伙时口头约定，合伙的盈亏以投资比例确定，至2008年韦惠铭承让了51%的合伙份额，但林叙龙等原来的三合伙人对合伙盈亏的处理并无改变，实际上只是从经营的总盈亏按三人投资比例分配变成对经营的总盈亏的49%份额中仍按三人投资比例计算盈利分配或亏损负担的金额而已。二、一审期间，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均同意对涉案租金的分配方式是先扣除韦惠铭应得的51%的份额，余49%份额由三人进行分配，此一意见也已被一审法院认可，林杰文在上诉理由第一点也承认原三合伙人应在应得的租金49%比例中分配，因此林杰文称三人的合伙因韦惠铭的加入而无法明确三人的股份占比毫无道理。三、林杰文以2012年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均有领取65000元，是均分利益，是证明三人均分合伙份额，这一说法无有依据，由于合伙人之间一直未有结算，2012年三人各自提取的只是预支款，不能作为合伙份额的依据。四、鉴于本案中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在三人合伙份额未有书面协议而存在争议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3条、第104条的规定判决按三人出资比例确认合伙份额是完全正确的。针对林杰文二审补充的上诉意见，林叙龙述称，一、林叙龙与林杰文、林惠泉三人合伙时的合伙投资总额虽然是78.6万元，但在将三人合伙的51%的股份转让给韦惠铭时，四人共同评估确认的原三人合伙资产总值是166万元，而非林杰文所称的原合伙三人增加投资87.4万元而达到166万元。二、一审法院认定林杰文、林惠泉与林叙龙三人合伙时的出资额分别为10万元、8.6万元及60万元完全正确。（一）本案虽然是由林惠泉先向关埠镇玉一村承包了码头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但三人合伙的目的是共同投资、经营好该用地，故没有提出该场地使用权应该折值合伙的问题。（二）林杰文2002年5月8日申报的尖头货运码头经营许可证与三人合伙体无关，不存在该许可证的使用和价值问题。（三）林惠泉承包码头用地后至三人合伙前投入的一些资金，包括租金等费用均已在三人投入的合伙资金中收回，不存在三人投资额之外的其它投资费用问题。至于林杰文和林惠泉在三人合伙期间投入一定的劳务，则已在三人合伙体中得到补偿，根本不存在劳务出资的情况。三、三人合伙时谁都无法预见到合伙的盈亏后果，故当时约定了如果有盈利时，应优先付还各人的投资款，如出现亏损，则按投资比例承担责任。林杰文利用本案中三人合伙后有盈利的客观情况而诉称不能以各自投资额认定为投资比例，而应该以每人各得三分之一的合伙份额分红。以林杰文的说法，那如果三人合伙经营后出现亏损，三人各承担三分之一的亏损责任，则在亏损28.6万元以后，该三人合伙体岂不是就只剩下林叙龙独资经营了，因此林杰文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四、关于三人合伙经营后出现盈利，则优先返还各人的投资金的问题，是经三人商议一致同意的约定，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关于2008年5月12日清单中支付林叙龙的人情费9040元，是当时因码头大门改建，委托林叙龙请来风水先生看应如何改动而付出的实际费用，这一项目在一审开庭时已有说明，林杰文也无异议，现林杰文上诉却称是“相当于利息”，明显是无理取闹，故意歪曲事实，以混淆法庭视听的行为。“相当于利息”，该“利息”是如何计算的，竟然精确到40元。这与林杰文一直所辩称的，林叙龙出资多是不用参与经营管理，林杰文与林惠泉是因实际参与管理而出资少的说法，明显自相矛盾。五、林杰文在其原上诉状的第二点中称，“一审法院认定租金1155000元也是错误的”，“本案应分割的数额为1260000元”，本案一审判决中就是以认定1260000元的租金收入金额进行分配判决，完全证明林杰文的上诉是无视事实，无理缠讼。韦惠铭述称，一、一审判决是错误的，其中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没有认定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三人各占49%份额这部分股权中各三分之一合伙份额，就本案的事实证据以及韦惠铭与本案另三个当事人在接触和共同经营涉讼标的物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事实，本案应当认定另三个当事人对49%应各占三分之一的股权比例。理由如有：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片面，仅仅依靠2013年2月23日收据中载明的款项作为依据来认定他们三人的股权比例，而没有同时注意到劳务以及码头经营许可证都是重要的出资组成部分，同时没有注意到本案其他证据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违背常理。因为就社会实践和司法实践，三人合伙的股份要么是整数，不可能按照收据中载明的有小数点的股权比例。林惠泉如果按照8.6万元款项计算股权比例的话，无法分割股份，股份应当要么均分，要么有明确整数。3、一审判决自相矛盾。如果这三个数字认定为股权出资，就应当判决将原已退还给他们三人的所谓出资款予以返还，股份出资除非是要拆伙才要返还各方，这三人把所谓的出资款返还给他们三人各人之后，如果应认定出资比例就各自应当判决退还各自所有所谓出资，而不应当认定为合伙股份的股比。4、一审判决与本案重要事实和证据冲突。一是所谓出资款已经返还，双方是同一起跑线，不可能还存在大小不一的股比。二是双方是按照各三分之一分红的，如果2013年8月23日的收据载明的林淑龙的60万元是绝对大比例，不可能是按照三分之一分红的。因此原判错误。二、韦惠铭是向原合伙体承让51%的股权，所以韦惠铭和该合伙体的三人关系是二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三、林惠泉和林叙龙的答辩意见违背事实和法律。四、本案应当特别考虑诚实信用公平正义的问题，本案和另案林惠泉诉韦惠铭的案子中，充分感受林惠泉存在大量弄虚作假的合伙行为和经营行为、诉讼行为，这些不诚信虚假的行为，在本案中应当得到充分关注，谁弄虚作假谁损害合伙人或者合作方的利益应当关注。五、有关林惠泉擅自出租给中铁十三局以及隐瞒收入，与本案认定事实和公正审判有重大关系，请求法庭依法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5月8日原潮阳市港务局颁发“企业名称：潮阳关埠尖头货运码头、法人代表：林杰文的汕头市港口码头”的《经营许可证》，2003年3月4日林惠泉同意林杰文核报办证费用1600元。2003年1月11日，林惠泉向玉一村委会租用“铺下”码头区范围的土地作为码头货运业务，租期自2003年1月12日至2018年1月11日，租金每年20000元。后经玉一村委会同意，延长租期20年。2003年1月11日至2009年1月11日6年的租金共120000元，均由林惠泉向玉一村委会缴纳，最后在合伙资金中核报。2003年8月23日，林杰文出资100000元、林惠泉出资86000元、林叙龙出资600000元投资该码头。码头事务由林杰文、林惠泉负责经营管理，林叙龙不负责经营管理。2008年2月3日，林惠泉（乙方）与韦惠铭（甲方）签订《协议书》，把原四航局预制场的场地使用权及伸延在榕江中的二条龙门吊轨道，后由乙方投资（总投入1660000元）建成现有吊机二台及1000㎡的装卸码头和地上建筑物约500㎡（剩余30年使用权）按折值1660000元的51%（计846600元）的股份转让给甲方，乙方占49%。该《协议书》第七条还约定：因码头经营发展需要，需办理经营许可证及作业许可证。该证由甲方负责申请办理，乙方提供一些有可能提供的资料予以配合。林惠泉与韦惠铭签订协议书时，林杰文与林叙龙均知道。2012年11月20日，林惠泉（甲方）与施生平（乙方）签订《尖头码头出租合约》，约定自2012年11月20日起，将码头以大门中路延伸至码头东面水沟、中路西面埕地定为租界给乙方作堆放河沙场所，租期三年，每年租金420000元，分三次付款，每次四个月。对于林惠泉、韦惠铭与施生平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案号：（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如下的调解协议：一、林惠泉已收取施生平租金1120000元，扣除林惠泉支付码头投入设施等相关费用463520元，剩余656480元，由韦惠铭与林惠泉按每人50%的比例分配租金，即每人328240元。韦惠铭应分得的租金由林惠泉直接给付韦惠铭，该款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施生平尚欠租金四个月计140000元，韦惠铭、林惠泉自愿同意减除施生平三个月租金105000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施生平付还韦惠铭、林惠泉租金35000元，韦惠铭、林惠泉各得50%；三、韦惠铭与林惠泉对本次码头出租租金约定的分配比例不能作为林惠泉、韦惠铭双方合伙占有股份的依据。签订上述调解协议时，林叙龙知道并同意。调解协议中确定的林惠泉、施生平应承担的义务均已履行。林杰文提交的时间为2008年5月12日的单据内容显示：收入525300元，抵除其他费用后结存470000元，付还林杰文股金35000元，付还林惠泉股金35000元，付还林叙龙股金400000元。该份单据有林杰文和林惠泉的签名确认。林杰文提交的2010年4月18日的单据内容显示：收入99000元及租金20000元，共119000元中，付还林杰文股金65000元，付还林惠泉股金51000元，费用2000元，另1000元林杰文、林惠泉各500元。在该单据的下方还另外记载付还林叙龙股金200000元。该份单据有林杰文和林惠泉的签名确认。林杰文提交的时间为2012年1月14日的单据内容显示：收入租金350000元，付汕头股金（即第三人韦惠铭股金）43514元，费用开支17873元，结存288613元。分配如下：林杰文、林惠泉工资各36000元，拜仙妈8613元，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股份分红各65000元，结存13000元。该份单据有林杰文和林惠泉的签名确认。2012年1月14日的单据内容中，林杰文、林惠泉各得的工资36000元是支付2010年11月1日至2012年1月1日共14个月的工资，350000元租金并非本案争议的租金，而是码头租给他人经营所得的租金。林杰文提交的录音资料内容显示：对洪爱芳（林杰文妻子）提问林惠泉是否有占三分之一的股份的问题，林惠泉回答：没有说林杰文没有，以前与林杰文怎么说就怎么说，钱怎么分就怎么分，以前没有说到三人股份。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码头虽然是以林惠泉名义与玉一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但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均投入股金，实质上是林惠泉代表三人合伙向玉一村委会租赁的。后来，林惠泉又代表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与韦惠铭签订合伙协议。关于本案处理的请求范围。本案林杰文请求林惠泉返还的租金是合伙期间租赁合伙码头所得，各当事人对该租金均享有权利。在诉讼过程中，林杰文只针对林杰文、林惠泉、林叙龙三人应得的全部租金份额，请求林惠泉归还其在三人中应得的租金份额，其他当事人对该租金也均不主张权利。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根据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本案只处理林杰文对林惠泉的请求，其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可另循途径主张。对于涉案租金的分配方式，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扣除韦惠铭应得的租金份额，剩余的份额在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三人之间进行分配，该分配方式可予照准。（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案件调解协议中约定韦惠铭、林惠泉各得50%，该分配比例不能作为林惠泉、韦惠铭双方合伙占有股份的依据。因此，各方当事人对涉案租金的份额应按《协议书》的约定确定，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共占49%,韦惠铭占51%。关于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对共同享有的49%份额中各自占多大比例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三人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合伙经营过程中也没有建立相应的会计账册。林杰文主张口头约定各占三分之一，林惠泉和林叙龙都主张口头约定按投资比例分配盈余、分担债务。但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案涉合伙财产的处分应当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因此，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对涉案租金可在共同享有49%份额内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分配。签订（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案件调解协议时，林叙龙知道并同意该调解协议的内容，林杰文不知道且现在也不同意，调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对林杰文不具有约束力。根据（2015）汕阳法民一初字第434号案件调解协议的内容，施生平租赁码头的租金1260000元包括已收取的1155000元（林惠泉分得的345740元＋韦惠铭分得的345740元＋抵除林惠泉支付码头设施等相关费用463520元）和林惠泉、林叙龙、韦惠铭共同免除的105000元。对于1155000元部分，因林杰文、林惠泉和林叙龙共同享有的49%均由林惠泉占有，可由林惠泉付还林杰文72004元（1155000元×49%×100000元÷786000元）；对于免除的租金105000元，林杰文可分得6546元（105000元×49%×100000元÷786000元），该款可由林惠泉和林叙龙共同付还林杰文，林杰文请求林惠泉偿付，可予支持。因此，林惠泉应偿付林杰文租金78550元（72004元＋6546元），林杰文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林惠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林杰文租金78550元；二、驳回林杰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86元，由林杰文负担2600元，林惠泉负担1786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本案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审中，林杰文、林惠泉、林叙龙对一审判决关于涉案码头实质上是林惠泉代表林杰文、林惠泉、林叙龙向玉一村租赁的认定均有异议。林杰文称该码头场地实际系由林杰文与林惠泉向玉一村租赁的；林惠泉、林叙龙称系林惠泉自己向玉一村租赁的。本院认为，根据二审各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及陈述意见，各当事人对于合伙经营的码头出租予案外人施生平的涉案租金收益49%部分由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予以分配的问题并无异议。争议的是林杰文对该部分租金应分配得到的金额是多少的问题。涉案码头原由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分别出资10万元、8.6万元及60万元合伙经营，之后由林惠泉代表与韦惠铭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转让51%份额予韦惠铭，故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三人对《协议书》约定的合伙财产现共计所占的份额应为剩余的49%。但对于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在该49%合伙财产中各自所占的比例，三人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予以约定。现各方关于口头约定份额比例的主张也不一致，无法予以确认。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对于合伙财产中属于三人共有部分的财产，应按照三人的出资额予以确定各自所占的份额。本案出租予施生平的应收租金收益属合伙财产，其中49%部分属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三人共有，故一审法院根据三人的合伙出资比例，确定该49%部分合伙财产的处分按照出资比例予以分配，符合法律规定。林杰文上诉关于三人的出资不宜认定为合伙人的投资款及无法确认三人合伙出资额的上诉意见，理由并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林杰文上诉主张的合伙过程中增加出资及以财产权益、劳务出资的问题。1、本案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三人合伙经营“铺下”码头区时，共出资78.6万元用于合伙经营建设，并无证据证明在之后合伙经营过程中有再继续增加资金投入，至于转让51%的合伙份额予韦惠铭时将合伙部分财产折值166万元，系当事人的自愿约定，并不能以此作为认定三人有继续增加合伙投资的依据。2、原由林杰文取得的潮阳关埠尖头货运码头经营许可证的办证费用已在合伙财产中核报，故该许可证不能视为系合伙人的出资；本案所涉的向玉一村承租的“铺下”码头区，系合伙约定的经营项目，在合伙使用土地过程中的租金，原也系以三人合伙财产予以支付，之后又按约定条件由韦惠铭支付，故承租的“铺下”码头区土地也不能视为系合伙出资。3、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合伙人有对劳务出资的问题进行约定，且林惠泉与林杰文在经营管理合伙期间，也有领取工资，故其关于劳务出资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林杰文上诉关于上述问题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另外，关于码头场地的承租主体的问题，一审判决的认定缺乏依据，现二审相关当事人对该问题的认定也有异议。由于涉案向玉一村承租的码头场地仅系合伙经营的项目，并无证据证明相关合伙人有将其作为个人的合伙出资，该问题的认定与本案分配涉案租金收益的处理结果并无关联，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此问题予以认定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相关当事人对此问题的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予以确定。综上所述，一审根据林杰文、林惠泉及林叙龙三人的出资比例及林惠泉已收取涉讼租金、擅自免除施生平部分租金的事实，判决林惠泉付还林杰文78550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林杰文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86元由上诉人林杰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瑞标审判员  陈晓珣审判员  庄晓燕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方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