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撤5号
原告：韩彪，男，196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亮，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智洋，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琦，男，197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建勋，上海市海之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小楼，男，1986年9月13日出生，回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亚辉，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通用地产（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沪南公路4558弄2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刘金刚。
原告韩彪因被告邵琦与被告杨小楼、第三人通用地产（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沪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7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亮、韩智洋，被告邵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建勋，被告杨小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亚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通用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2017）沪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
事实和理由：原告对于两被告之间的该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毫不知情，直到2017年5月，有陌生人持（2017）沪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上门声称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已归他们所有，原告至此才知道有该案诉讼；事实上，在被告邵琦与被告杨小楼就系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014年10月20日）之前，被告邵琦已经与原告签约（2013年10月30日），将系争房屋出售给原告，并于2013年11月将系争房屋交付给原告，原告在系争房屋内居住至今，且已按约足额支付了购房款，因此，两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被告邵琦在前案诉讼的一、二审中均未如实告知法院上述情况，导致法院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也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前案的生效判决应予撤销。
被告邵琦辨称，其与原告之间就系争房屋的买卖事宜确实签订过转让协议，且签约时间早于其与被告杨小楼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原告支付部分购房款后，被告邵琦就将系争房屋交给原告，原告在内居住至今；原告与被告邵琦之间的转让协议约定购房款金额为人民币90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被告邵琦确认现已收到原告支付的购房款共计800,000元，虽然余款尚未结清，但被告邵琦愿意履行与原告间的转让协议；被告邵琦与被告杨小楼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的，实际是被告邵琦轻信原工作单位老板的话、以系争房屋为他人的借款作担保，结果越陷越深，最后既签了借款合同、又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却根本未从杨小楼处拿到过任何借款；在前案诉讼中，被告邵琦未向法院如实告知与本案原告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及其履行情况，但曾请求延期举证，不过未获准许；综上，被告邵琦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杨小楼辩称，即使韩彪与邵琦之间确有真实的买卖合同，韩彪也可以通过向邵琦提起违约之诉进行维权，故前案生效判决并未剥夺韩彪的救济途径，亦未损害其权利，不应被撤销；系争房屋是动迁安置房，需要办理初始登记，韩彪和邵琦之间的交易也是有中介参与的，从常理判断，韩彪和中介不可能不紧盯着初始登记这一环节，因此，韩彪对于邵琦的违约行为早就应该知情了；邵琦在前案一、二审诉讼中从未提起过与韩彪之间的买卖合同，如果提起，法院对前案也不可能如此判决，至少会追加韩彪为当事人，所以不能排除本案是邵琦与韩彪恶意串通后提起的虚假诉讼；杨小楼在2014年5月时曾到系争房屋查看，当时房屋在装修，邵琦说是其亲戚占用的；杨小楼没有坚持要求邵琦交付房屋，邵琦当年表示可能在2014年年底前就能还清借款，如果邵琦真能还清借款，杨小楼也不会要求房屋买卖合同继续履行；前案判决生效后，杨小楼去系争房屋内与韩彪谈过一次，韩彪说他是通过买卖取得系争房屋的，杨小楼方觉有误会，所以至今也没有申请执行前案判决。
第三人通用公司未作陈述。
原告韩彪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17）沪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判决结果为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2016）沪0115民初66565号民事判决，即邵琦应限期办理系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并在完成产权登记后将系争房屋过户至杨小楼名下、杨小楼支付剩余房款等；
2、韩彪与邵琦签订的《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邵琦于2013年取得了系争房屋（文本中打印的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2号”处被手写字迹改为“7号”，改动处有韩彪签名及上海XX事务所盖章），暂未办理以邵琦为权利人的房地产权证，但邵琦持有该房屋的动迁协议；在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系争房屋上市交易限制期满后（邵琦小产证办理完毕后）10个工作日内，双方网签《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网签后10个工作日内，双方进行系争房屋的产权过户；邵琦取得以自己为权利的产权证后，应在韩彪通知后5日内前往交易中心办理系争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将该房屋以约定转让总价款的120%抵押给韩彪，并签署相关抵押登记文件），并于当日赴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手续；邵琦向韩彪转让系争房屋的价款为900,000元，于2013年10月29日支付定金20,000元，于2013年11月15日之前支付到370,000元，于2013年12月30日之前支付到850,000元，尾款50,000元到做公证当天支付；双方另对其他事项作出约定；落款处韩彪的签署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邵琦的签署日期为2013年10月30日；
3、《配套商品房供应单》照片打印件1张，记载邵琦为系争房屋的购房人，日期为2013年11月26日；
4、邵琦于2016年8月26日出具给韩彪的《承诺》一份，内容为：“邵琦承诺和韩彪房屋买卖合同（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于2016年10月份之前办理房产证，并正（在）产证出1个月里配合韩彪过户（双方另行约定结算房款）”；
5、浦东法院《通知》一份，内容为：“韩彪：现收到你起诉邵琦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材料，本院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诉状材料进行审查。”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11日；
对于上述《承诺》的形成过程，韩彪称：其于2016年8月11日向浦东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邵琦履行过户义务，法院组织了诉前调解，在调解过程中，邵琦本人到场，自称家中亲人近期过世、所以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办理过户手续，邵琦又当场书写了《承诺》，原告对邵琦表示理解，所以拿到《承诺》后就撤回起诉。
6、房地产中介机构出具的记载交款人为韩彪的收据2张，记载韩彪于2013年10月24日、10月29日支付购房意向金共计20,000元；
7、邵琦出具给韩彪的收条1张，内容为：“今收到韩彪购买本人XX路XX弄XX号XX室购房定金人民币肆万元正。”落款日期为2013年10月30日；
8、上海银行个人业务回单1张，记载韩彪于2013年11月14日向案外人聂某汇款440,000元；
9、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1张，记载案外人聂某于2013年11月16日向邵琦汇款480,000元；
10、邵琦出具的收款收据1张，内容为：“兹收到由韩彪付给本人的款项计人民币480,000元整。本人确认，上述款项系韩彪用于购买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之房产定金、首付款（补足定金到房价的20%，多余部分作为首付款，此款项由韩彪委托聂某转帐给本人）。”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15日；
11、上海农商银行交易明细2张，记载韩彪于2014年1月2日向案外人周某汇款420,000元，案外人周某于同日向案外人王某1汇款420,000元；
12、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帐单1张，记载案外人王某1于2014年1月3日向邵琦汇款280,000元；
对于付款经过，韩彪称：20,000元购房意向金都是支付给中介的，由中介出具收据；中介另垫资20,000元，与上述20,000元意向金合并，共计40,000元，作为定金支付给了邵琦，邵琦为此出具了收据；2013年11月14日，韩彪向中介的业务员聂某支付440,000元购房款，此后中介又垫资40,000元，合并为480,000元，以转账方式付给了邵琦；2014年，韩彪向中介的业务员周某支付420,000元；至此，韩彪共向中介实付880,000元，其中的850,000元是购房款，另30,000元是中介费，还剩50,000元尾款到房屋过户时再付；后来，韩彪得知周某将上述420,000元转给了业务员王某1，王某1只转给邵琦280,000元，这样邵琦实际只收到房款共计800,000元；韩彪又得知，邵琦与中介之间约定的到手价只要850,000元，另50,000元差价是给“黄牛”的好处费，这笔好处费中介已经给掉了，没有告诉韩彪；中介垫资的60,000元实际已经返还了，就是从韩彪交给周某的420,000元中直接抵扣掉。
对于《转让协议》和收条、收款收据上记载的房屋地址（“2号”）与系争房屋地址（“7号”）之间的差异，韩彪解释称：房屋是动迁安置房，最初没有编写门牌号，邵琦选房后，带中介去看房，中介也带韩彪去看过房，当时大家都以为门牌会是2号，所以签约及出具收条时都写“2号”；后来门牌编为7号，就将《转让协议》中的地址进行了修改，由韩彪签名、中介盖章。
13、2014年1月3日的物业费付费凭证2张，记载户名为邵琦、地址为“7
1002”；2012年10月16日的有线电视安装费发票1张，记载地址为系争房屋地址；2014年1月3日的燃气设施费、安装费发票1张，记载户名为邵琦、地址为“昱丽家园XXXXXXXXXXX；2014年6月份电信费发票、2017年4月份电信付费通知单各1张，记载客户名称为韩彪、地址为系争房屋；
14、韩彪与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签订的《上海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施工合同》一份，记载施工地址为系争房屋，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8日；
15、由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昱丽家园社区工作站出具的《居住证明》一份，记载韩彪自2014年11月5日起入住系争房屋，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19日；
16、盖有“上海B有限公司昱丽家园管理处”印章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本人韩彪自2014年1月起一直居住在煜丽家园XX路XX弄XX号XX室至今。特此证明。2017.6.”；
17、上海XX事务所于2017年8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邵琦动迁安置获得系争房屋后寻求变现，邵琦的朋友“小杨”就将邵琦介绍给我司，并请我司帮忙寻找买家，邵琦的到手价为850,000元，邵琦的朋友要50,000元好处费；后来我司介绍韩彪购买系争房屋，韩彪与邵琦在我司的见证下完成了转让协议的签约，为了满足邵琦及其朋友的需求，购房款确定为900,000元，但韩彪对于真实售价850,000元不知情；签约后，韩彪支付给我司业务员聂某460,000元，支付给我司业务员周某420,000元，共计880,000元，其中850,000元是购房款，30,000元是我司的中介费；我司转付给邵琦800,000元，另外50,000元付给了邵琦朋友作为好处费；韩彪还要支付50,000元尾款给邵琦，按合同约定是在完成过户后再支付。
被告邵琦除对上述证据17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实际只收到购房款800,000元，剩余房款未与韩彪结算；交房日期为2014年1月3日，交房之前的燃气安装费是邵琦所付。
被告杨小楼对上述证据2、6、7、10、17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银行单据反映的都是韩彪与案外人之间的钱款给付、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装修合同、居住证明、支付物业等费用的凭证只能证明韩彪确实在系争房屋内居住，不能证明韩彪是通过购房而占有系争房屋。
被告邵琦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及转账凭证2页，显示杨小楼于2014年1月15日对外转账两次各400,000元（其中向案外人王某2转账的附言为“借款”）；
邵琦主张：该两笔钱款是杨小楼分别转给案外人王某2、沈某的，王某2、沈某均为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的员工，是为C公司借款，当天王某2、沈某的账户又各转给杨小楼150,000元，故实收借款共计500,000元；邵琦当时也是C公司员工，从事后勤工作。
2、出借人黄某与借款人袁某签订的《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数额为66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月29日至2014年2月28日，落款日期为打印的2014年1月29日；上海市杨浦公证处（2014）沪杨证经字第420号《公证书》一份，公证事项为上述《借款合同》，日期为2014年2月12日；
邵琦主张：上述《借款合同》系针对前述500,000元借款，外加160,000元利息，合计660,000元；袁某系C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系杨小楼指派的代表。
3、邵琦（卖方）与案外人徐某（买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一份，约定邵琦向徐某出售系争房屋，转让价为1,000,000元，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17日；中国光大银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一份，显示邵琦名下的银行账户在2014年5月24日有如下交易过程：存入500,000元（交易摘要为“徐某购买XX路XX弄XX号XX”），活期取款500,000元，后又存入500,000元（交易摘要同上），又活期取款500,000元；
4、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同城支付付款回单一份，显示案外人徐某于2014年5月19日向C公司付款200,000元，附言为“借款存入邵琦指定账户”；
邵琦主张：2014年5月，C公司要求再借款200,000元，出借人徐某（与杨小楼、黄某属于同一借款团体）要求以房产作抵押，C公司的老板找邵琦帮忙，邵琦遂于同年5月17日与徐某签订了前述《房地产买卖协议》并办理了公证，此后徐某向C公司交付了200,000元借款；徐某向邵琦名下账户转入1000,000元后又都转出了，当时邵琦名下的银行卡实际被徐某、杨小楼等人控制。
5、出借人杨小楼与借款人邵琦签订的《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数额为1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5月27日至2015年5月26日，落款日期为打印的2014年5月27日；上海市杨浦公证处（2014）沪杨证经字第2127号《公证书》一份，公证事项为上述《借款合同》，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
6、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显示邵琦名下的银行账户在2014年6月14日通过网上银行转入500,000元，同日通过柜面交易取款500,000元；在2014年6月15日通过网上银行转入500,000元，同日通过柜面交易取款499,900元，又通过ATM机取款100元；
7、有邵琦签名、捺指印的《债权债务确认书》一份，打印内容：“今日2014年4月8日借款人邵琦已妥善收到出借人杨小楼以现金形出借的（小写：RMB260,000.00）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邵琦承诺借款的利息，按照双方约定，自2014年4月8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肆倍计算；全部借款的到期应偿还时间为2014年10月19日。如邵琦未按照约定的还款期限、方式履行还款义务的，邵琦必须向杨小楼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逾期还款违约金自约定的还款日期之次日起，按前述甲方尚欠的本息总额，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至前述邵琦尚欠的借款本息向杨小楼全额偿还之日止。”在以上内容下方紧贴一幅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账务查询页面的截图，显示杨小楼的账户在2014年4月8日收入合计1,676,600.59元、支出合计1,604,636.90元，查询时间为2014年10月16日13时05分22秒。邵琦的签名、指印均在上述截图的下方；
8、邵琦（卖方、甲方）与杨小楼（买方、乙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系争房屋出售给乙方，转让价格为1,000,000元，交易程序包括如下内容：“1.1、乙方于2014年1月15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账户分别以转账形式向甲方指定的收款对象沈某、王某2汇付400,000元，即乙方合计向甲方实际出借并交付800,000元；1.2、乙方于2014年4月8日通过现金支付的形式向甲方出借并实际交付260,000元；1.3、乙方于2014年5月19日委托好友徐某通过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以转账方式向甲方指定收款对象（户名C公司）汇付200,000元，即乙方向甲方出借并实际交付200,000元；1.4、上述全部借款的利息，……；1.5、经双方结算，截止至2014年10月20日，乙方共向甲方出借借款本金1,260,000元，甲方尚欠乙方未偿还的借款本金960,000元、利息141,200元。甲方同意其中的1,000,000元用于冲抵购房价款，剩余的未偿还利息部分101,200元由甲方自本协议签订起10天内向乙方全部清偿完毕；1.6、双方一致确认，本协议中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全部房价款已实际结算支付完毕，乙方不再有向甲方支付任何房价款的义务。”该份《房地产买卖协议》首部记载“关联人：徐某”，但落款处无徐某签名，甲方未书写签署日期，乙方书写签署日期为2014年10月20日；
邵琦主张：其与杨小楼签订的《借款合同》、《债权债务确认书》和《房地产买卖协议》都是虚假的，杨小楼转入邵琦账户中的资金也都被转走了，邵琦没有拿到过任何钱款；杨小楼要求邵琦在《债权债务确认书》，签完后又要求邵琦在《房地产买卖协议》上签字但不要写日期，邵琦和杨小楼之间并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
9、浦东法院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的（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269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载明该案原告为杨小楼、被告为邵琦、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杨小楼在该案中诉请要求邵琦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交付系争房屋等；浦东法院对杨小楼在该案中举证的《债权债务确认书》不予采信，但确认邵琦与杨小楼就系争房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有效，同时确认邵琦对700,000元借款本金无异议；另，因杨小楼明确拒绝支付剩余购房款，且系争房屋当时尚不具备产权过户条件，故浦东法院判决对杨小楼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10、C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杨小楼、徐某、黄某三人系借贷团伙。沈某、王某2、邵琦原系C公司员工。2014年因公司缺乏资金，由沈某、王某2二人出面代公司向杨小楼、徐某合计借款500,000元，另又以公司名义向徐某借款200,000元。沈某、王某2代公司借款50万元，另加160,000元利息，合计660,000元，于2014年1月29日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与黄某签订《借款合同》，并于2014年2月12日经上海市杨浦公证处进行公证。杨小楼、徐某、黄某合计借款700,000园，均与C公司及袁某发生借贷关系，与邵琦没有借贷关系。特此说明。”落款处有C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袁某签名，日期打印为2017年2月17日；
11、浦东法院于2015年5月19日对（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2697号案公开开庭审理的庭审笔录一份，记载邵琦在该次庭审中当庭陈述：“没有交付杨小楼房屋钥匙，现在房屋由我家亲戚居住，大概是2013年8、9月份入住的。其他债务人知道以我的房屋抵债。……我只承认帮公司担保700,000元，260,000元我不承认的。……我不同意将房屋出售给杨小楼，合同无效。如果按700,000元的债务通过房款抵消，我认可的。我同意按市场价出售房屋给杨小楼，要求杨小楼再付我500,000元。”
原告韩彪对上述证据1至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相信邵琦并无向杨小楼出售系争房屋的真实意思，而邵琦与杨小楼等人之间一系列的借贷、担保行为，更加符合“套路贷”的特征；对证据9、11及证据10中营业执照复印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0中《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韩彪推断其内容应属真实。
被告杨小楼表示，邵琦在（2017）沪01民终814号案件审理中已提交过上述证据并经过当庭质证，杨小楼坚持在该案中发表过的质证意见（即：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邵琦的证明目的）；邵琦与徐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后，考虑到徐某限购、不能做买受人，故后来改由杨小楼与邵琦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000,000元是对之前全部借款的汇总；将民间借贷转化为房屋买卖，这是杨小楼与邵琦的真实意思，不存在强迫抵债或“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民间借贷的实际出借人是案外人林某，杨小楼、黄某、徐某均是林某学金融的同学及朋友，四人均从事金融工作，因林某原系银行员工，不便直接出面参与借贷活动，故要求同学和好友出面，但考虑到借款人违约、涉讼等风险，杨小楼、黄某、徐某均有顾虑，故名义出借人一换再换，又由于每次换人都要重新做一次公证，故资金流水也走了一遍又一遍，目的并非制造借款假象或推高借款金额。
被告杨小楼、第三人通用公司未提交证据。
经审核，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3至证据5、证据8、证据9、证据11至证据16，以及被告邵琦提交的证据9、证据10中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据11，讼争各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的证据2、7、10，原告与被告邵琦均确认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的证据6，系房产中介机构出具，且载明的支付内容与原告、被告邵琦所述一致，亦符合房产交易的惯例，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的证据17，系房产中介机构对大约四年前的交易过程所作的单方陈述，实难确定其内容的真实性。对于被告邵琦的证据1至证据8，在前案诉讼中已经过质证，被告杨小楼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些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被告邵琦的证据10中的《情况说明》，系C公司的单方陈述，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系争房屋为动迁安置房，对应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显示购房人为被告邵琦。
2013年10月底，被告邵琦（卖方）与原告韩彪（买方）在房产中介机构的见证下，就系争房屋签订《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款为900,000元，双方另对其他事项作出约定。签约后，截至2014年1月，原告向案外人（据称为房产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付款累计880,000元，被告邵琦确认收到其中的购房款800,000元。被告邵琦至迟在2014年上半年已向原告交付了系争房屋，原告入住至今。2016年8月11日，原告曾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向浦东法院递交起诉被告邵琦的材料，邵琦于同年8月26日以书面方式向原告承诺将在同年10月份前办理“小产证”、并在“小产证”办出后一个月内配合原告办理过户手续。
2014年5月17日，被告邵琦（卖方）与案外人徐某（买方）就系争房屋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1,000,000元。同年5月24日，邵琦名下的中国光大银行活期账户中两次存入500,000元，又被两次取清。
2014年5月27日，被告杨小楼（出借人）与被告邵琦（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2015年5月26日止。上海市杨浦公证处于2014年5月29日对该份《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同年6月14日，邵琦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存入500,000元，随即被取走。次日，邵琦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中又存入500,000元，又被取走。
2014年，被告邵琦（卖方）与被告杨小楼（买方）就系争房屋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1,000,000元，付款方式为以邵琦欠付杨小楼的借款本息1,000,000元冲抵购房款。杨小楼在该份《房地产买卖协议》落款处书写的签署日期为2014年10月20日。邵琦未书写签署日期。
2015年4月1日，杨小楼向浦东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请求判令邵琦办理系争房屋的初始登记手续并配合办理过户至杨小楼名下的手续、交付系争房屋等。浦东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2697号民事判决，判决：对杨小楼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判决已生效。
2016年9月9日，杨小楼向浦东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请求判令邵琦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协议》、将系争房屋过户至杨小楼名下、通用公司予以配合等。邵琦在该案中辩称：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系争房屋系动迁安置房，根据相关政策不能上市交易，也不能向杨小楼交付；杨小楼提起本次诉讼系依据上次案件审理中认定的借款本金700,000元，但实际上邵琦并未收到该700,000元；邵琦系C公司的员工，负责后勤工作，C公司经营过程中缺乏资金，由公司老板袁某出面与杨小楼及派出的人员黄某、徐某借款，说好借款500,000元；……借款到期后，C公司的老板袁某无力归还，同时资金紧张又准备向杨小楼借款200,000元，杨小楼不愿意，袁某遂找到邵琦，要求邵琦以系争房屋抵押借款200,000元；邵琦鉴于与袁某关系较好就予以同意并将系争房屋所涉及的相关材料交与袁某，之后，袁某还是没有能力归还借款，杨小楼遂上门找邵琦催款，并拿了房屋买卖合同威胁邵琦签字，邵琦遂签字；……2014年5、6月，在将系争房屋作200,000元抵押的时候，邵琦在XX楼XX楼；现在系争房屋由邵琦的亲戚居住使用至今。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小楼、邵琦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约定以购房款抵偿所欠债务本息，且确实存在一定的债务关系，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邵琦称其系受胁迫签订该协议，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应当认定为系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且买卖协议约定的房屋转让价并未过分低于市场价，故《房地产买卖协议》有效，系争房屋转让价为1,000,000元，杨小楼以邵琦所欠债务本息抵偿。杨小楼主张借款本金700,000元，由《房地产买卖协议》及生效判决等为凭，法院予以确认。根据《房地产买卖协议》中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700,000元本金到期利息应为102,958元，故杨小楼尚需支付剩余房款197,042元。现系争房屋已经具备办理小产证及上市交易条件，杨小楼有权要求邵琦协助办理相关过户及交房手续。杨小楼同意支付剩余房款，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交房违约金，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邵琦应于2014年10月20日将系争房屋交付杨小楼，然现邵琦让其亲戚实际居住使用系争房屋，显然构成违约。浦东法院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沪0115民初6656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邵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系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小产证），通用公司应予协助；二、邵琦应于完成上述第一项产权登记后十日内协助杨小楼办理将系争房屋产权过户至杨小楼名下的手续；同时杨小楼向邵琦支付上述房屋剩余房款197,042元；三、邵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系争房屋交付给杨小楼；四、驳回杨小楼的其余诉讼请求。
邵琦对上述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该案二审中，邵琦称：借款700,000元是C公司所借，与邵琦无关，邵琦没有收到过一分钱；邵琦只认可为C公司所欠200,000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邵琦与杨小楼之间没有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院经审理后认为，买卖协议中约定以已届清偿期之借款本息冲抵购房款，于法不悖；邵琦认可已发生的实际借款本金总额为700,000元，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也已确认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为700,000元，本院同样予以确认；邵琦在《房地产买卖协议》中已同意以协议中涉及的借款本息抵偿购房款，系邵琦对己方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故700,000元借款本金的实际借款人系邵琦抑或案外人，并不影响邵琦与杨小楼间成立以借款本息抵偿购房款之意思表示，邵琦以其并非实际借款人为由否认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同时，邵琦又抗辩称其与杨小楼间仅成立抵押担保关系，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邵琦在实际履行行为中也已将系争房屋的动迁安置资料及钥匙交出，故无论从在案证据还是双方的履行行为看，均不足以认定邵琦与杨小楼间成立抵押担保关系；由此，本院认为邵琦与杨小楼就系争房屋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恪守，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系争房屋已具备办理产权过户的条件，杨小楼也同意将经计算后未付之购房款支付给邵琦，故杨小楼要求邵琦办理系争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及交房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邵琦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2017）沪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上述（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2697号、（2016）沪0115民初66565号、（2017）沪01民终81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邵琦未向浦东法院及本院告知其与韩彪之间就系争房屋签订过《转让协议》、收取过韩彪支付的购房款、系争房屋实际由韩彪居住使用的事实。
本案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系争房屋于2013年9月29日取得“大产证”，至2016年9月29日已符合上市交易的条件；被告邵琦至今尚未办理系争房屋的“小产证”，系争房屋仍登记在第三人名下。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双方提供的证据、为证，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据查明事实，原告韩彪与被告邵琦就系争房屋签订《转让协议》，并至少支付了800,000元购房款（约定转让价格900,000元，其中50,000元为尾款），上述签约、付款的时间均早于被告杨小楼与被告邵琦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韩彪至迟在2014年上半年已合法占有使用系争房屋，杨小楼则从未占有系争房屋。根据现有证据，应当认为，即便杨小楼与邵琦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属实，韩彪在系争房屋上所享有的债权顺位亦优先于杨小楼。况且，我们注意到，尽管并非本案诉讼标的审查事实，但现有证据表明，邵琦与杨小楼之间的“借款”过程存在异于正常交易惯例情形。（2016）沪0115民初66565号和（2017）沪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之结果，显然损害了韩彪的合法权益，应予依法撤销。
在前案审理过程中，邵琦未向法院或者对方当事人如实告知其与韩彪签约、收取购房款、交付系争房屋之事实，有违诚信。韩彪未能参加前案诉讼，就现有证据而言，原因不能归责于韩彪。
综上所述，（2017）沪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确有错误，判决结果有损于原告的合法权益，且原告未能参加该案诉讼之原因不能归责于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2016）沪0115民初66565号及（2017）沪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600元，由被告邵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振军
审 判 员 刘 佳
人民陪审员 陈荣祥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周璐珺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二）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对前款规定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未改变或者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