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62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远洋线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逢涌村夏西工业区（叶瑞炘、梁凤明、黎焯雄、黎八根、黎鸿标）车间二首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3383176118。
法定代表人：令狐荣秀，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鑫，广东芳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兴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光华路6号（物华电子城6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204569957368T。
法定代表人：刘旭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丹，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远洋线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兴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6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远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鑫、被上诉人兴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远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兴起公司赔偿远洋公司经济损失50306元及律师费8000元；2.由兴起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远洋公司员工陈三万向兴起公司出具的收据是代表远洋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是错�的。远洋公司与兴起公司的业务都是由远洋公司的员工林荣负责跟进处理的，远洋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陈三万只是远洋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其到现场只是协助林荣将货物运回佛山，其并非远洋公司的股东或者经营决策高层，远洋公司也没有向其出具加盖公章的授权书让其全权处理涉诉货物退货的所有事宜；而且该收据没有加盖远洋公司的公章，事后远洋公司也没有对该收据的效力进行追认，陈三万无权代表远洋公司出具该收据，亦无权代表远洋公司放弃要求兴起公司赔偿损失的权利。因此，陈三万向兴起公司书写的收据不能代表远洋公司，只是其个人行为，与远洋公司无关。陈三万之所以出具该收据，是因为兴起公司百般阻挠远洋公司进行装货，其为了保证货物及时运回佛山，减少远洋公司的损失，迫于无奈才向兴起公司出具了该收据，而非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经过权衡利弊后作出的选择”。对于涉诉标的达60万元的事务，一名普通员工是不可能代表公司行使决定权的，除非有特别授权或受他人胁迫。在本案中，远洋公司并没有向陈三万出具书面的特别授权，充分说明其出具该收据是在兴起公司的胁迫之下进行的。该收据不能代表远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该收据上注明的“互不相欠”从字面意思进行理解，也仅仅能证明远洋公司已经收到兴起公司的退货。该收据并没有注明远洋公司放弃包括要求兴起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等在内的一切权利。因此，该收据没有排除远洋公司要求兴起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权利，兴起公司仍需承担赔偿远洋公司经济损失的责任。
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未提供下单的依据，无直接证据证明远洋公司是否按单发货是错误的。在交易的过程中，双方已经形成了由兴起公司通过电话或口头方式向远洋公司下单订货、远洋公司委托物流公司将订购的产品运输到吉林市、兴起公司再到物流公司仓库进行提货的交易习惯。远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4已充分说明双方存在上述的交易习惯。兴起公司已经通过其行为证明案涉货物是其向远洋公司下单订购、远洋公司按单发货的。一审庭审过程中，兴起公司已当庭承认其已向物流公司支付了案涉货物的运费15515元，将除了运单号为9038119项下的货物以外的所有货物提货至兴起公司的仓库，并已出售了涉诉货物中的一部分。兴起公司的当庭陈述已充分证明涉诉货物都是其向远洋公司订购的。如果涉诉货物不是兴起公司所订购，其不可能反复多次去物流公司提货，并支付运费；兴起公司在支付运费、提货之前并没有与远洋公司交涉其没有向远洋公司订货，而且兴起公司所订的这批货物的货值将近60万元，远洋公司是不可能在兴起公司没有下单订购的情况下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将货物发给兴起公司的。
兴起公司辩称：陈三万代表远洋公司出具收据的行为确系履行职务的行为。
一、远洋公司在起诉状及证据中明确主张陈三万是其员工，代表其处理涉诉退货事宜，并指示陈三万通过支付宝向兴起公司指定人员孙铁军返还已支付的运费14562元（扣除兴起公司已使用的产品金额953元）。
二、远洋公司称陈三万并非远洋公司的股东或高管。但远洋公司指派陈三万及林荣处理涉诉退货事宜，即代表远洋公司给予其二人相关的权限。在一般公司合作及处理相关事务时，即使没有公司出具书面的授权委托书，负责合作事宜的员工依然有权对合作事宜进行处置。
三、陈三万与林荣是远洋公司的业务员，来到兴起公司所在地处理涉诉退�事宜。兴起公司与远洋公司相距3000多公里，二人不可能随身携带远洋公司的公章。
四、远洋公司称陈三万是被胁迫才出具该收据，但远洋公司并没有提供其被胁迫的相关证据。
五、远洋公司称一名普通员工不可能代表公司处理标的达60万元的事务，但事实是即使退货，远洋公司的货物并没有损失，直接损失只是运费，运费总计3万元左右，作为公司的业务员是有能力代表公司行使决定权的。
远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兴起公司赔偿远洋公司经济损失50306元；2.兴起公司承担本案的律师费8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兴起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远洋公司与兴起公司于2016年4月10日签订2016年度经销合作协议书，约定远洋公司授予兴起公司为吉林省吉林市富利联讯品牌产品区域经销商。从2016年4月10日至2017年4月10日，全部净�售任务额（不含税金和运费）为80万元。合作考察期为2016年4月10日至7月10日。兴起公司向远洋公司订货，以在远洋公司终端平台上下单为准，订货必须以文件或协议形式传真或电子邮件下单。产品交货期为常规线材在当天或次日即可发出，定做在3-7日内生产完毕发出。从佛山到物流公司设在兴起公司所在地的物流中心的运费由远洋公司承担，从物流中心到兴起公司仓储地点的送货上门运费由兴起公司承担，若一旦发生退换货，非产品质量问题的，在不影响产品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兴起公司可以进行退换货，兴起公司需承担退换货所需的一切费用，远洋公司不负责退换货过程所产生的运杂费，退货产品的价格按退货时间当时的价格计算，定作产品不予退货，若为产品质量问题，由兴起公司跟远洋公司沟通处理，远洋公司承担相应的运费。
兴起公司于2016年4月8日、4月26日向远洋公司订货并于同日向远洋公司支付了货款。远洋公司于2016年4月9日、4月26日通过物流公司向兴起公司发货并向兴起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远洋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5月13日、5月25日、6月10日、6月15日、6月18日通过物流公司向兴起公司发货，合共459件线材。兴起公司代远洋公司支付了运费15515元。其中6月15日的货物146件，6月18日的货物227件，兴起公司以远洋公司发错货为由拒收6月18日发货的货物。双方为此发生纠纷。2016年7月15日，远洋公司的员工林荣及陈三万到兴起公司处处理货物退货事宜，兴起公司要求远洋公司支付其垫付的运费15515元，远洋公司在扣除货款953元后，向兴起公司支付了14562元。远洋公司的员工陈三万向兴起公司出具了收据，确认收到退货共423件，互不相欠。远洋公司于7月16日委托中山市古镇顺驰货运代理部将该货物运回远洋公司处�支出费用19600元。远洋公司支出交通费1474元、住宿费476元。远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退货的货值约6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兴起公司是否应承担退货产生的损失。远洋公司主张兴起公司拒不提取货物并拒不支付货款，远洋公司为减少损失退回货物，退货的损失应由兴起公司承担。兴起公司则认为远洋公司发错货，并且双方已经了结。双方签订的经销合作协议约定下单发货，现双方均未提供下单的依据，无直接证据证明远洋公司是否按单发货，但远洋公司方出具了收据明确收回货物。2016年6月18日的货物兴起公司拒收后，双方因此发生纠纷，远洋公司派员于2016年7月15日到兴起公司处处理退货事宜，退货423件，而远洋公司在6月份发货是323件，根据发货及退货的数量可知，兴起公司退回的货物不止是6月份的货物，还包括5月份的货物，退货后双方并没有再合作，也就是说，双方2016年7月15日是作终止合作关系的结算。远洋公司的员工陈三万出具的收据，收据上注明互不相欠，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即双方之间已经了结，互不拖欠，陈三万作为远洋公司的员工，其代表远洋公司到兴起公司处办理退货事宜，其出具的收据是其职务行为，应当认为是远洋公司的意思表示。而且，远洋公司退回的货物货值约60万元，出具该收据并注明互不相欠，这是远洋公司经过权衡利弊后作出的选择，视为对货物处理达成一致。远洋公司认为陈三万是被迫写下该收据，但远洋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虽货物是在兴起公司的控制之下，但写下欠条并非无奈之举，也并非唯一解决途径。现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远洋公司请求兴起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50306元及律师费8000元，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远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8.83元，财产保全费603.06元，合共1231.89元，由远洋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皆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除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远洋公司在回答本院相关询问时，有如下陈述（以下法庭调查笔录摘录中，“审”为本院的简称）：“审：上诉人，陈三万在书写涉案收据时，林荣是否在场？上代：在场。审：上诉人，当时有无对收据上注明的“互不相欠”提出异议？上代：提完货后，被上诉人一定要写上互不相欠这几个字才同意提货，故写了这几个字。审：上诉人，当时林荣有无对‘互不相欠’提出异议？上代：没有。”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远洋公司上诉请求兴起公司赔偿其退货造成的损失。兴起公司辩称退货原因为远洋公司在其未下订单的情况错发货物。首先，依双方所签订的《2016年度经销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兴起公司订货，“以在甲方（远洋公司）终端平台上下单为准；订货必须以文件或协议形式传真或电子邮件下单”。兴起公司否认曾向远洋公司下单采购诉争货物，而远洋公司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发货确是依据兴起公司的订货要求而进行，也就是说，远洋公司不能证实诉争货物是因兴起公司拒不提取货物并拒绝支付货款而产生退货的。远洋公司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从兴起公司提交的收据来看，远洋公司职员陈三万在出具收据时，除确认收到退货外，还表示“互不相欠”。远洋公司主张该“互不相欠”内容是陈三万受胁迫出具且陈三万不具有代表远洋公司作出免除兴起公司赔偿责任的权限。但一方面，远洋公司对所谓胁迫事实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另一方面，陈三万是远洋公司指派处理涉诉退货事宜的员工，其就退货事项所作行为在其授权范围内，依法对远洋公司有约束力；即使确如远洋公司所言，陈三万仅是协助林荣处理该次退货事宜的普通员工，但依远洋公司陈述，陈三万在出具收据时，其负责处理该次退货事宜的职员林荣亦在场，且未对该收据内容提出异议。可见，兴起公司辩称双方已就退货事宜处理完毕，其不负向远洋公司赔偿的责任合理可信。至于远洋公司上诉提出兴起公司垫付运费、出售了部分货物等不合常理，亦不足以推翻上述认定。远洋公司上诉请求兴起公司赔偿其损失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7.65元，由上诉人广东远洋线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儒峰
审判员 刘 坤
审判员 何希红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史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