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83民初5586号原告：陈图女，女，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陈森泉，男，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以上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叔强、曾国峰，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吴凤桂，女，196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代理人：罗明生，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伟振，男，196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第三人：增城市福利综合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东湖路**号。负责人：钟流钦。委托代理人：江小平，系该厂员工。原告陈图女、陈森泉诉被告吴凤桂、陈伟振、第三人增城市福利综合厂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曾共明独任审理。原告陈图女、陈森泉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叔强、曾国峰，被告吴凤桂的委托代理人罗明生，被告陈伟振，第三人增城市福利综合厂的委托代理人江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图女、陈森泉诉称：增城市福利综合厂（下称福利厂）为解决职工居住问题，于1992年1月筹建职工集资楼。当时陈伟振是福利厂的职工，拥有分配有集资楼的用房指标，由于当时陈伟振刚出来工作，每月工资37元，加上其随父亲陈伯强共同生活，且未婚，故陈伟振经福利厂领导同意，将其在福利厂集资楼指标赠与其胞姐陈图女，此后，集资楼的全部款项由原告陈森泉、陈图女夫妻支付，但相关付款票据仍以陈伟振的名义，实际全部集资楼均与陈伟振无关。集资楼于1994年1月竣工并交付陈图女、陈森泉夫妻使用，两原告对该集资楼从1994年一直使用至今，从无任何人提出异议。1997年福利厂办理集资房的产权证，产权证名下仍是以陈伟振的名义，但产权证由两原告保管。被告吴凤桂与陈伟振于1993年5月26日登记结婚，夫妻生活中均确认该集资房是属于陈图女、陈森泉所有，两被告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两被告于1997年1月10日经贵院主持调解离婚协议，双方都清楚涉案集资房是陈图女、陈森泉所有的，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故在离婚协议中不处理该财产。吴凤桂明知涉案房屋不是其与陈伟振夫妻共同财产，仍向贵院提起诉讼（案号：2016粤01**民初4794号），请求分割涉案房屋，该行为实际是对原告陈森泉、陈图女财产权的侵害。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一、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东湖路63号首层103房房屋为原告所有并由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过户手续；二、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吴凤桂辩称：涉案房屋是吴凤桂与陈伟振在1993年5月到1997年7月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的，是吴凤桂与陈伟振的共同财产。1997年两被告在离婚时没有处理涉案房产是因为离婚后将涉案房屋交给了两被告的儿子陈宇使用。涉案房屋是两被告共同共有，房产证已经登记在两被告名下，在本案诉讼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其他当事人提出任何异议。被告吴凤桂从来没有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他人的意思表示，也从来没有签订任何把涉案房屋转让的文件。涉案房屋是两被告的共同财产，两被告离婚多年了，本案有恶意诉讼的嫌疑。被告陈伟振辩称：我在1985年进入了福利厂，是合同制职工，有权享受单位的集资楼的权益，但我入厂的时候工资是32.5元，没有能力承担集资的费用，与家人商量后，我把集资楼的名额给了我的姐姐陈图女。1993年我与吴凤桂结婚，婚后也从来没有参与涉案房屋的处分，涉案房屋一直都是我父亲打理的，我与吴凤桂从来没�使用过涉案房屋。后来吴凤桂想买房，到房管局查册看到涉案房屋共有人处有其名字，她咨询房管局，房管局答复是当时政策的需要，登记在我与吴凤桂的名下。第三人增城市福利综合厂述称：同意陈伟振的答辩意见。福利综合厂的前身就是福利厂，集资的过程就是陈伟振刚才陈述的内容。经审理查明：1984年3月23日，陈伟振（乙方、劳动者）与增城县福利工厂（甲方）签订《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载明“增城县福利厂因工作需要。聘用陈伟振为劳动合同制工人。……一、本合同有效期：自1984年3月23日至1990年3月23日止共五年。……。”1994年2月1日，陈伯强（甲方）与张锡坤（乙方）签订《租赁房屋协议书》，载明“……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将福利厂宿舍103套房（118平方米）租与乙方使用。现有关协议如下：一、租赁期为三年，�1994年2月1日起至1997年2月1日止。……。”1995年8月1日，陈伯强（甲方）与增城市福利综合厂（乙方）签订《租房协议书》，载明“……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将福利厂集资楼103号房（120平方米）租与乙方使用。现有关协议如下：一、租赁期约为一年，从1995年8月1日起至1996年8月1日止。……。”增城县福利工厂出具《收据》9份，分别载明“1992年1月21日，今收到陈伟振交来集资建房款金额14250元。经手人陈伟振”；“1992年9月12日，今收到陈伟振交来第二期建房集资款金额3000元。经手人陈伯强”；“1993年1月30日，今收到陈伟振交来建房集资款第三期金额3000元。经手人陈伯强”；“1994年1月2日，今收到陈伟振交来建房集资款（水泥款）金额16000元。经手人陈伯强”；“1994年2月5日，今收到陈伟振交来建房集资款金额6000元。经手人陈伯强”；“1994年3�11日，今收到陈伟振交来建房集资款（柒）期金额8000元。经手人陈伯强”；“1995年7月30日，今收到陈伯强交来办理房产权证书款金额1400元。经手人江”；“1996年3月11日，兹收到陈伟振交来劳动合同金600元。经手人陈”；“1996年4月8日，兹收到陈伟振交来劳动合同金624元。经手人陈”。增城县福利工厂出具《收款收据》5份，分别载明“1994年1月2日，兹收到陈伟振交集资建房款送纳金534元。经手人陈伯强”；“1996年4月8日，兹收到陈伟振交来集资房尾期款3000元。经手人陈伯强”；“1996年6月13日，兹收到陈伟振交来办理集资房权证款100元。经手人陈伯强”；“1997年4月7日，兹收到陈伟振交来集资房办证款800元。经手人陈伯强”；“1997年9月19日，兹收到陈伟振交来集资房办证款1500元。经手人陈伯强”。原告出示陈伯强手写《陈森泉集资楼结算表》，载明“1997年12月15日，合计收入75300元，合计支出79794元，收支对比仍欠4494元。经办人陈伯强。”原告出示《职工集资楼个人价款统计表》，载明“姓名陈伟振，集资房号103，房款金额54000，……。审核人：陈伯强，经手人：江小平。”1997年7月11日，增城市国土局（出让方、甲方）与陈伟振（受让方、乙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载明“1、土地位置、编号及面积，甲方根据乙方的建设需要，将位于荔城镇东湖路7巷63号103房的土地地块2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乙方使用。2、土地用途为住宅。……4、乙方愿意以每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49.56元的价款成交上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为2991.20元。……。”1997年7月29日，增城市人民政府出具《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载明“权属人陈伟振，共有（用）人吴凤桂（夫妻），地址增�市荔城镇东湖路63号首层103房。”2016年9月6日，增城市福利综合厂出具《证明》，载明“兹有增城市福利综合厂职工陈伟振（身份证），因其名下集资房（荔城镇东湖路63号首层103房）目前出现法律纠纷，特向本厂寻求证明相关事实，本厂对以下事实进行确认，证明如下：（1）……本集资楼自1992年1月筹建，于1994年1月竣工并交房使用。（2）陈伟振于1985年3月入职本厂，集资楼筹建时期该职工工资为37元/月，因其资金有限，遂将该建房分配指标赠与其姐陈图女（）；陈伟振在职期间与父母共住于荔××路住房。（3）该全额房款由陈森泉委托其岳父陈伯强上交至本厂财务。（4）该房竣工后于1994年2月～1995年1月租给他人，于1995年8月～1997年11月租给本厂作办公室用途，期间租金由陈伯强代收，按陈森泉要求将房租抵作集资房所欠剩余房款。……（6）据了解，陈伟振夫妇已于1997年1月协商离婚，但房产证领证日期为1997年7月，期间存在半年时间差，本厂未即时跟踪该职工婚姻状况，导致其婚姻状况解除后仍按原夫妻关系发证。”证明上盖有增城市福利工厂公章。另查明：陈伟振与吴凤桂于1993年5月26日登记结婚。1997年1月10日，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出具（1997）增荔城区法民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载明“陈伟振与吴凤桂于1993年5月26日双方自愿到荔城镇政府登记结婚，同年10月29日生一子陈宇。……一、原告陈伟振与被告吴凤桂自愿离婚。二、婚生儿子陈宇由陈伟振携带抚养。三、由陈伟振一次性给付吴凤桂50**元（发调解书时兑现）。四、原、被告的住房各自解决。”本院依职权向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函调查了涉案房屋的权属等情况，该局于2016年12月28日出具《增城区国土规划局关于增江�××房权属情况的复函》（穗国土规划协办查【2016】634号），载明“位于增江街××房，权属人为陈伟振、吴凤桂（夫妻），房屋查封、抵押情形，详见查册表，该查册表显示房屋无查封、抵押情形。……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裁决或者调解而取得房地产权利的，可由权利人单方申请。另，该房屋属集资房，权利人须先到区住建局办理商品化手续。”审理中，一、原告、被告与第三人均确认：1、涉案房屋的集资单位是增城县福利工厂，该集资房的指标是增城县福利工厂分配给职工陈伟振的；2、涉案房屋房产证是增城县福利工厂代办的，为集资房。二、陈图女、陈森泉主张以下事实：1、涉案房屋的集资款是于1992年1月份交付的，说明涉案房屋是在1992年1月份之前已经完成了集资房人员和房号的安排，而两被告于1993年5月26日�登记结婚，涉案房屋与吴凤桂没有关系，交房款的票据均由原告持有；2、涉案房屋之前是由原告在出租，并不是由两被告给其儿子陈宇使用的，现在是由原告一家人在居住使用；3、涉案房屋当时集资时的总房款定为54000元，后来有多次提价；4、陈伯强于1994年收楼后交钥匙给原告。三、被告吴凤桂认为涉案房屋的集资款是陈伟振交付的，票据都是陈伟振的名字，因为吴凤桂当时在家带孩子，所有事情都是由陈伟振办理，承认其本人没有去缴交过集资款；另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四、被告陈伟振陈述其入职福利厂时工资为32.5元，1992年时其停薪留职，当时的工资是八九百元每月，没有钱交集资款。陈伟振不清楚涉案房屋的总集资款，因为涉案房屋是由其姐姐陈图女出资，由其父亲陈伯强去交款的。五、增城市福利综合厂述称：1、委托代理人江小平是于1979年来到福利厂，据其所知增城市福利综合厂最早期是增城县福利工厂，当时增城县福利厂是有执照的，1992年变更为增城市福利工厂。在1995年时为了扩大生产，增加企业经营范围，改为增城市福利综合厂，增城市福利综合厂主要包括制衣、手袋加工两项。原增城县福利工厂没有撤销，也没有交回公章；2、增城县福利工厂把涉案房屋指标分配给陈伟振；3、集资楼款是由陈伯强拿来缴交的，房屋的钥匙也是陈伯强接收。4、目前房屋是由原告使用。本院认为：被告陈伟振是增城县福利工厂的员工。涉案房产是增城县福利工厂于1992年1月份开始集资筹建，增城县福利工厂把涉案房屋的指标分配给了陈伟振。增城县福利工厂为集资房代办房屋权属，增城市人民政府于1997年7月29日为涉案房产核发了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载明“权属人陈伟振，共有（用�人吴凤桂（夫妻）。关于原告请求确认位于增城市荔城镇东湖路63号首层103房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我国不动产物权实行的是确权登记制度，而涉案房屋现有权属仍登记在陈伟振、吴凤桂名下而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原告以用陈伟振集资房指标购买涉案房产以及支付购房款为由要求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涉案房屋能否办理过户手续问题，根据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增城区国土规划局关于增江街××房权属情况的复函》（穗国土规划协办查【2016】634号）可知，涉案房屋为集资房，权利人须先到增城区住建局办理商品化手续才可办理过户手续。因此，原告主张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其名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图女、陈森泉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50元，由原告陈图女、陈森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曾共明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阮柳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