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甘0702民初8275号原告：苗某，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原告：褚某，出生年月不详，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竣邺，甘肃金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田某，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被告：管某，出生年月不详，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原告苗某、褚某与被告田某、管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经双方同意，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苗某、褚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竣邺，被告田某、管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苗某、褚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彩礼110000元；2.要求被告返还黄金项链、耳钉、吊坠、手镯和戒指，以上金饰价值共计13106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之子苗建鑫与被告之女田雪娇于2014年12月经人介绍相识，于2015年2月6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发现彼此性格脾气相差大，便长期开始分居，直至双方感情彻底破裂。2017年3月20日，苗建鑫将田雪娇起诉至甘州区法院要求离婚，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甘0702民初2709号民事判决书准予双方离婚。被告田某、褚某共同辩称：原告儿子苗建鑫与我们女儿田雪娇于2015年2月6日登记结婚，后因双方性格不合，苗建鑫起诉离婚，甘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8日判决二人离婚均属实。原告陈述其支付彩礼110000元以及购买价值13106元的黄金项链、耳坠、吊坠、手镯、戒指不属实。我们当时收取彩礼共计88000元，订婚时收取50000元现金，结婚前后，收取现金38000元，共计88000元。对于原告陈述的其购买的价值13106元的黄金项链、耳坠、吊坠、手镯、戒指，我们不清楚，是原告儿子和我们女儿购买的，我们没有参与。原告苗某、褚某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及陈述：1.原告苗某、褚某的当庭陈述；2.（2017）甘0702民初270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3.”中国黄金银海金行加盟店”收款票据两张，共计金额为13106元；4.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竣邺向案外人牛某1、牛某2所作的调查笔录两份；5.乌江镇元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6.原告之子苗建鑫与被告之女田雪娇结婚典礼现场的录像光盘一张。被告田某、褚某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供了下列证据及陈述：1.被告田某的当庭陈述；2.张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出具的手写单据一张；3.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ROCHEEEE”检验报告单一份；4.烟台丽华妇科医院病历一份，田雪娇被诊断为”左侧输卵管壶腹部妊娠”，并住院进行了腹腔镜下左输卵管开窗取胚手术。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1.对苗建鑫与田雪娇缔结婚姻的介绍人庞某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2.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对被告田某的调查笔录一份；3.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对被告田某、管某的调查笔录一份；4.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对原告苗某、褚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苗某与原告褚某系夫妻关系，系苗建鑫父母。被告田某与被告管某系夫妻关系，系田雪娇父母。苗建鑫与田雪娇经人介绍相识谈婚，于2015年2月6日自愿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长期分居，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苗建鑫于2017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作出（2017）甘0702民初2709号民事判决书，准予苗建鑫与田雪娇解除婚姻关系。另查明：二原告之子苗建鑫与二被告之女田雪娇在谈婚及结婚期间，被告田某、管某收取二原告彩礼现金88000元现金，其中订婚时50000元，结婚前后38000元；二原告之子苗建鑫给被告之女田雪娇购买千足金项链一条（价值3074元）、千足金耳钉一对（价值774元）、千足金吊坠一条（价值1152元）、千足金手镯一个（价值6414元）、千足金戒指一枚（价值1692元），共计价值13106元。苗建鑫与田雪娇谈婚期间，原告苗某、褚某与被告田某、管某协商由二原告给付二被告现金12000元用于购买聘礼。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其实际收取现金为11000元，且随即交付其女儿田雪娇，该款项亦未用于购买聘礼。再查明：原告之子苗建鑫与被告之女田雪娇举行结婚仪式当天，被告田某、管某给田雪娇陪嫁41000元，赠与苗建鑫、田雪娇，二被告将两张存折交与田雪娇。再查明：被告之女田雪娇于2015年3月12日在山东烟台丽华妇科医院住院就诊，经诊断为”左侧输卵管壶腹部妊娠”，并作了流产手术，于2015年3月16日出院。本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双方在婚约关系存续期间因维持该关系而产生的财产纠纷，婚约财产关系的产生不单是一个人的行为，就给付人而言，涉及男方本人、男方父母；就接受人而言，涉及女方本人、女方父母，根据我国目前缔结婚姻的传统习俗，彩礼款项系双方父母之间的交付，系双方家庭财产的流转，故此类案件的主体范围，不应局限于男女双方，财物的给付人、财物的接受人，均系适格的当事人。结合本案事实，原告苗某、褚某与被告田某、管某均可以作为本案婚约财产诉讼主体。关于被告田某、管某是否负有返还彩礼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给付彩礼是指男女双方为缔结婚姻关系，按照当地习俗于婚前给付对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和物品，以表示愿与对方缔结婚姻诚意的一种方式，彩礼源于传统，系民间的产物，应当考虑适用民间规则，对于普遍将婚礼作为婚姻缔结实质程序或存在类似乡规民约的地区，在婚姻登记、婚礼举办前后特定时间内某些具有敦促婚姻目的的财产给付，仍应认定为彩礼给付。本案中，原告陈述其在苗建鑫与田雪娇见面时给付被告礼金10000元，结婚时给付被告彩礼88000元，同时给付被告现金12000元用于购买聘礼，为被告之女田雪娇购买”五金”花费13106元。对此，二被告称其在苗建鑫、田雪娇订婚时收取原告现金50000元，结婚前后收取现金38000元，彩礼共计88000元，后双方协商由原告给付被告12000元用于给田雪娇购买聘礼，但实际给付只有11000元，亦随即转交给田雪娇。二被告仅认可其收取的彩礼现金为88000元、收取用于购买聘礼的现金为11000元，对男女见面礼金10000元不予认可，原告与其申请的证人及”介绍人”庞某虽存在利害关系，但根据习俗，婚姻介绍人系双方共同聘请的中间人，庞某作为苗建鑫与田雪娇缔结婚姻的”介绍人”，参与了苗建鑫与田雪娇缔结婚姻的全过程，是除原、被告双方近亲属之外的唯一证人，故对庞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故本院依法认定被告收取原告彩礼数额为88000元、收取用于购买聘礼的现金为12000元，男女见面礼金10000元，合计110000元。关于本案涉及的”五金”是否属于彩礼范畴的问题，本院认为，彩礼包括聘金、礼金，其基于婚约、民间习俗和结婚而给付，而法律上的赠与强调的是无偿性，本案中，根据当地婚嫁习俗及民间规则，原告给付被告之女田雪娇的五金，价值较大，必定具有缔结婚姻的目的，故应当认定为彩礼的给付。原告提交”中国黄金银海金行加盟店”收款票据两张，共计金额为13106元，并申请法庭对证人庞某做调查笔录一份，被告质证称其不清楚。本院认为，被告作为父母，对其女儿出嫁时的礼金应当明确知晓，现其以消极的态度予以回应，称其不清楚，不符合当地谈婚论嫁时的习俗，且与证人庞某陈述不一致，结合二原告提交的购买”五金”的票据，可印证田雪娇收取了苗建鑫价值13106元的”五金”，故对二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因二被告并不持有”五金”，由二被告返还原物不符合实际，故”五金”应折价为13106元。其次，关于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彩礼的问题，本院认为，从法律角度而言，彩礼以缔结婚约为目的的财产给付系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生活困难”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之子苗建鑫与被告之女田雪娇登记结婚后，在共同生活期间，因故发生矛盾，导致婚姻无法维持，经本院审理判决，准予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对此，双方均有一定的过错。但由于双方婚姻存续时间短，且原告给付被告彩礼数额巨大，一定程度上对原告经济造成了损失，势必在生活上会造成困难，故被告应当按照一定比例予以返还部分彩礼。上述”五金”虽系苗建鑫交付田雪娇，并非二原告交付二被告，但结合彩礼款、物的综合性、整体性，且苗建鑫、田雪娇常年在外的事实，避免将一件婚约财产案件分割成二个案件而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便于纠纷一次性解决，故本院认定”五金”折价款包含于彩礼中，本案一次性解决。关于被告返还彩礼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之子苗建鑫与被告之女田雪娇于2015年2月6日登记结婚，婚后不久，双方共同前往外地打工，期间二人共同生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田雪娇因异位妊娠做流产手术，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称根据苗建鑫个人陈述，质疑田雪娇当时所怀孩子非其血脉，本院认为，二原告上述主张仅为苗建鑫个人主观推测，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加以印证，且根据二原告诉状中陈述，苗建鑫、田雪娇于2014年12月经人介绍相识，田雪娇2015年3月16日检查时”停经49天”，即田雪娇怀孕时，苗建鑫、田雪娇正处于谈婚的热恋状态，苗建鑫的上述质疑，是怀疑田雪娇在婚前与其他异性可能有性行为，苗建鑫在没有确切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的质疑有悖常理，且苗建鑫与田雪娇婚后共同生活，田雪娇曾孕育与苗建鑫之间孩子的事实客观存在，苗建鑫上述行为违反了我国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违反了法律关于保护妇女权益的应有精神，故对二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被告提交的田雪娇2015年3月16日在烟台丽华妇科医院诊断证明显示田雪娇左侧输卵管壶腹部妊娠，本院认为，虽然引起异位妊娠的可能因素较多，但田雪娇异位妊娠发生在其与苗建鑫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损害结果并不能归于女方一人行为，且田雪娇是否饮酒、吸烟，与”宫外孕”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在原告未能举证田雪娇对其宫外孕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原告之子苗建鑫应当对此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再次，原告及苗建鑫对田雪娇因宫外孕作流产手术且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系明知，但男方未尽到丈夫应尽的职责，在女方身体尚未治疗恢复便提起离婚诉讼，且根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7）甘0702民初2709号离婚纠纷一案庭审笔录，苗建鑫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对田雪娇的身体情况只字未提，在田雪娇因故未能参加庭审的情况下，男方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陈述被告的过错和双方之间的矛盾，用以证明双方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但男方在庭审中有意隐瞒女方身体情况等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取得本院认定双方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并准予二人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后，原告随即以婚约财产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女方返还全部彩礼，且在本案庭审中，男方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未顾念曾经的夫妻情义，妄自猜测女方所怀孩子与其无关欲规避男方的责任，对此，苗建鑫负有过错。最后，根据被告提供证据，女方因异位妊娠作流产手术后，对其身体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其日后生育，需就医治疗，原告认可田雪娇”宫外孕”的事实，本院对被告提供的病历予以确认，故在婚约彩礼返还比例中应对此予以适当考虑。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情认定被告返还原告彩礼款110000元，”五金”折价款13106元，合计123106元的50%即61553元。关于被告抗辩称其给女儿的陪嫁存折有41000元，原告质证称该41000元系二被告对苗建鑫及田雪娇的赠与，且该存折由田雪娇持有，原告方并未使用过该款项，本院认为，二被告在苗建鑫与田雪娇二人婚礼现场将存有41000元的两张存折交由田雪娇，虽口头称系赠与夫妻二人，但根据原、被告陈述及本地民间婚约习俗，该41000元存折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无偿赠与，系被告对其女儿田雪娇的陪嫁，属于田雪娇婚前个人财产。苗建鑫与田雪娇结婚后，虽存折由田雪娇持有，但婚后不久，田雪娇与苗建鑫共同前往外地打工，期间双方亦共同生活，现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41000元在田雪娇与苗建鑫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仅用于田雪娇个人消费支出，故该41000元应当视为田雪娇与苗建鑫婚姻生活的共同消费，现因该笔陪嫁给付人系二被告，故原告方应当返还二被告该陪嫁款的50%即20500元。综上，被告田某、管某应当返还原告苗某、褚某彩礼61553元，抵扣二原告应当返还二被告的20500元，现被告田某、管某应当返还原告苗某、褚某彩礼为41053元。对于原告提供的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竣邺向牛某1、牛某2所做的调查笔录以及乌江镇元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本院认为，首先，上述调查笔录、证言不具备证据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本案原告未提交上述证人、村委会干部不能出庭作证且符合法律规定的属于可以递交书面证言、证明的条件，亦未向本院提出申请，以便本院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其次，原告代理人对上述人员调查的时间和村委会出具的时间均是2017年4月20日，正是苗建鑫与田雪娇离婚案件审理期间，苗建鑫主张与田雪娇的婚姻感情彻底破裂，但在离婚诉讼中并未递交上述可能证明夫妻感情彻底破裂的关键证据，不合常理；再次，上述证人、村委会均来自原告所在地，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牛某1、牛某2陈述田雪娇在家呆了一个星期就与苗建鑫外出打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陈述田雪娇于2015年4月离家外出，而苗建鑫在离婚案件庭审笔录中陈述田雪娇于2015年9月离家外出，上述陈述之间相互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链。综上，对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竣邺向牛某1、牛某2所做的调查笔录以及乌江镇元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田某、管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苗某、褚某彩礼款41053元；二、驳回原告苗某、褚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1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田某、管某负担334元，原告苗某、褚某负担10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索国雄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丁 瑛书 记 员 施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