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民再3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林秉珍，女，197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李嘉轩，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峻峰，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施雪芹，女，197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委托代理人：黄孟苏，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林秉珍因与施雪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浙商外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2014）民申字第116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林秉珍的委托代理人李嘉轩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施雪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温州市艾莎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艾莎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20日，登记为中外合资企业（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根据2003年3月1日《中外合资温州艾莎公司章程》，温州艾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72万美元，其中意仕奇皮革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SPLITSCOMPANYS.R.L.）出资50万美元占29.06%股权，林秉珍出资36.68万美元占21.33%股权，施雪芹出资48.64万美元占28.28%股权，邓海静出资36.68万美元占21.33%股权。一直到2006年6月5日前，工商登记的股东情况均如此。根据2006年5月15日《温州艾莎公司2006年第2次董事会决议》、《温州艾莎公司股东同意股权转让声明》以及2006年5月16日以林秉珍、施雪芹名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等，温州艾莎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变更，林秉珍的全部股权被转让给施雪芹等人，意仕奇皮革有限公司的股权被转让给香港金瑞企业有限公司，并于2006年6月5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2006年5月16日以林秉珍、施雪芹名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林秉珍将其在温州艾莎公司中拥有的0.79%股权计股金1.36万美元以人民币10万元转让给施雪芹。上述2006年5月15日《温州艾莎公司2006年第2次董事会决议》、《温州艾莎公司股东同意股权转让声明》以及2006年5月16日以林秉珍、施雪芹名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林秉珍”签字均不是林秉珍本人所写。林秉珍知道其上述股权被转让后，于2007年11月1日向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的《关于要求撤销施雪芹等人伪造股权转让文件骗取工商变更登记并恢复原工商登记的申请》，以及于2008年7月8日、2008年12月30日在工商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均要求保护其上述股权。2010年7月21日，林秉珍向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该院以本案属于涉外民商事案件为由移送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林秉珍的诉讼请求为：确认2006年5月16日署名“林秉珍”与施雪芹的关于转让温州艾莎公司0.79%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判令施雪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施雪芹答辩称：（一）就温州艾莎公司而言，林秉珍名下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及实际股东为王怀，本案应当追加王怀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外，涉案股权已经转让给平阳通宏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宏公司），案件处理结果与通宏公司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还应该追加通宏公司为第三人。（二）林秉珍事前知道并同意涉案股权的转让，事后也予以认可。温州艾莎公司作为远东家族企业之一，各家族企业成员对其股权分配曾经多次签订协议，甚至在涉案股权转让之后的2007年1月4日还签署了一份《王氏家族股东协议》，其中也反映出，林秉珍与其丈夫王敏对涉案股权转让是认可的。根据2007年1月4日的协议，涉案的股权争议已经得到解决，如果林秉珍夫妇再有异议，也应根据该协议主张权利，再主张之前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能成立。实际上，各具体公司的股权登记仅仅为经营需要设置，涉案股权转让并不影响林秉珍夫妇在家族企业中的实际资产。（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林秉珍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而且，其起诉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本案系针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提起的诉讼，并非股权确认之诉，他人与林秉珍之间的股权争议可以在本案诉讼之外另行解决，故本案无需追加王怀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无须追加通宏公司为第三人。而且，王怀或通宏公司如果要主张权利，可以在本案诉讼之外自行为之，施雪芹无权代其提出追加申请。（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林秉珍”签字并非林秉珍所写，证明王敏夫妇认可涉案股权转让的举证责任在于施雪芹，而施雪芹未能举证证明。首先，2007年1月4日《王氏家族股东协议》及2007年1月18日达成的《〈王氏家族股东协议〉实施办法》，既不意味着王敏夫妇认可涉案股权转让，也不意味着因涉案股权转让引起的争议已解决完毕。其次，王敏夫妇在家族企业中所享有的权益需要通过在相关实体企业（包括涉案的温州艾莎公司）中持股来实现，故涉案股权转让必然影响王敏夫妇的实际权益。（三）林秉珍知道其涉案股权被转让后，向施雪芹主张权利以及向工商部门要求保护其权利，均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本案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四）林秉珍要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难以成立。首先，施雪芹答辩中涉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与本案无关，因为该规定并不适用于合同中出卖人的签字或盖章不真实的情形，而是针对真实签订合同的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情形。其次，林秉珍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关于“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关于“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行为，应确认无效。但是，本案属于假冒他人签字签订合同的情形，并不属于非法干预、强迫他人签订合同的情形，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不宜适用于本案之情形，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范畴。最后，涉案合同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对于假冒他人签字所签订的合同效力，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认定未成立，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未生效。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告知林秉珍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因林秉珍拒绝变更，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3年9月6日作出（2011）浙温商外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驳回林秉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林秉珍负担。林秉珍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林秉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以及该法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等规定，请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但一审判决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是“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合同成立的书面形式问题，与本案假冒他人签字的情况不符，而且林秉珍并未就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提出主张与请求，一审不应主动审查。（二）从概念、构成要件、内涵、违法性、法律后果看，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存在明显区别，一审判决认定合同不成立，客观上为施雪芹开脱罪行创造了条件，为保护受害方合法权益制造了障碍。（三）合同不成立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确认的民事诉讼案由，林秉珍选择确认合同无效作为本案案由符合法律规定。（四）对于假冒签名的股权转让纠纷，国内诸多法院均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处理。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本案《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施雪芹亦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合同是否成立应以形式上是否有当事人的签字为标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符合形式要求，已经依法成立。至于合同签字是冒签还是代签，均不影响合同的成立。此外，一审法院行使释明权，告知林秉珍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也存有不当。法院只能针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认定不一致的情形，行使释明权，而本案合同成立属于事实判断问题，一审法院对此释明没有依据。（二）本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股权转让由林秉珍夫妇提议，其对股权转让的事实明知并同意，事后也予认可，且双方已经达成书面协议予以解决，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依法成立且有效，一审判决关于“签字属于假冒”的事实认定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成立并有效，驳回林秉珍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一致。本院二审认为：因施雪芹提供了其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暂住证，证实其于2012年1月起至今均居住于越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的规定，可认定其经常居所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并未提出异议，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是林秉珍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该协议属于未成立还是无效合同。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系林秉珍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根据林秉珍提交的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可以认定讼争2006年5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股权出让人“林秉珍”的署名不具备真实性，施雪芹对该证据以及该节事实并无异议，予以确认。施雪芹上诉提出，林秉珍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事先知晓并于事后追认。经查，施雪芹并没有提供林秉珍事先知晓或授权签署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证据。相反，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林秉珍夫妇向温州市公安局、工商局等相关部门控告施雪芹等人侵占其股权；林秉珍之夫王敏与王怀、王萍、王楚、蔡爱华等人虽于2007年1月4日和1月18日又分别签订《王氏家族股东协议》和《〈王氏家族股东协议〉实施办法》，各方确定了重组远东集团以及全面清产核资的方案，但上述协议及办法对于温州艾莎公司的股权分割未作细化。据此，上述《王氏家族股东协议》及其实施办法并未反映林秉珍之夫王敏认可温州艾莎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的内容，无法证明林秉珍夫妇已经同意或追认本案股权转让。综上，施雪芹关于林秉珍夫妇事先及事后均认可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应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林秉珍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应地，施雪芹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未成立还是无效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林秉珍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知情，协议下署名的“林秉珍”经鉴定也并非林秉珍本人书写，事后亦未予追认，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成立。林秉珍上诉主张涉案合同应认定无效，其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认为本案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但是，合同成立是对合同是否有效作出评判的前提条件，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未成立，则缺乏对其效力作出评判的前提条件。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合同假冒签名的情况。林秉珍上诉主张本案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但该两条规定属于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范畴。综上，林秉珍关于应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因其主张的民事行为效力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故一审法院据此依法行使释明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出让人林秉珍的签名系他人冒名签署，并非林秉珍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对林秉珍不具有约束力，应当依法确认未成立。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告知林秉珍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因其拒绝变更，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林秉珍和施雪芹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2013）浙商外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上诉人林秉珍、施雪芹各负担1150元。林秉珍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违反法定程序，未向当事人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也未经开庭审理而迳行判决，剥夺了当事人申请回避和辩论等法定权利。（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重大错误。合同不成立是指当事人未达成合意，但内容上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则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履行。合同不成立，法律未直接规定返还财产，但合同无效则应返还基于合同取得的财产。由于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国家对此实行强制干预，无须当事人主张，法院均应主动审查。可见，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存在着重大区别。本案诉讼中，林秉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但一审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涉及书面合同成立的形式和时间问题，二审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涉及承诺生效和合同成立时间问题，均仅适用于当事人之间存在要约、承诺的情况，而本案系假冒签名的合同，并无要约承诺的事实，故上述规定不能适用于本案。此外，刑事法律规定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根据浙江省公安厅的意见，施雪芹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侵占罪，《股权转让协议书》自然无效而非不成立。二审判决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不适用本案合同假冒签名的情形，明显错误。从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角度看，林秉珍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而非不成立，法院则只应对合同是否无效进行审理，不应主动审查合同是否成立，行使释明权也应保持中立。更何况，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林秉珍的股权已被侵占，再行判定合同是否成立，毫无意义。实际上，对假冒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国内诸多法院均按无效处理。而且，合同是否成立并非民事诉讼案由，林秉珍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作为本案案由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据上，二审判决故意混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的区别，错误适用法律，客观上为被申请人开脱刑事侵占罪创造了条件，为保护受害一方合法权益制造了障碍，请求再审撤销该判决，改判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再审诉讼中，林秉珍还补充申请理由称：施雪芹的行为侵犯林秉珍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享有的姓名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该条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范，这是案涉合同无效的另一重要依据。施雪芹未出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林秉珍、施雪芹在再审阶段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再审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在林秉珍提起本案诉讼前一年内，施雪芹存在多次出入我国国境的记录，其在境外连续居住未满一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公民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公民，根据查明的事实，施雪芹离开国内住所地至本案起诉时在国外连续居住未满一年，其经常居住地并非处于我国领域之外，且本案又不具有其他涉外因素，故不属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不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系不成立还是无效的问题。合同的成立是指符合合同构成要素的客观情况，一般而言，合同成立应当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与标的（即合同内容）三项要件；而合同有效则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定有效要件而取得法律认可的效力，有效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意思表示真实，合同标的合法而且可能、确定。很显然，合同是否有效系于合同是否成立这一前提，合同只有成立以后，才有可能进一步确认是否有效；若合同成立后依然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才属于合同无效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上述规定都与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相关。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林秉珍的签名系他人假冒，而非其本人所为，可见，涉案协议当事人“林秉珍”是虚构的，其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该协议欠缺当事人及意思表示这两项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协议订立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过程，协议本身尚未成立。由于欠缺合同成立的事实基础，本案当然无需也无法就合同是否具备有效要件进行审查。林秉珍再审申请中提出“涉案合同因假冒当事人签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无效”之主张，无法予以支持。退一步讲，其在原审诉讼中主张合同无效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均属于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其再审诉讼中新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关于“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的规定，也属于法律一般性的宣示，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指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此为据主张合同无效，也难以成立。据上，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述关于合同成立、生效的相关规定，认定本案假冒当事人签名的合同不成立，而不是无效，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合同是否成立、生效属于法院必须依职权审查的事项，故在林秉珍只请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而未请求确认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原审主动审查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并无不当，林秉珍再审申请中就此所提的异议同样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原审诉讼中，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合同不成立的实际状况，向林秉珍进行释明，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符合上述规定。经释明，林秉珍仍然坚持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而不请求确认合同不成立，在此情况下，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林秉珍提出二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上诉时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故本案二审未经开庭审理而迳行判决，符合规定，并无不当。虽然二审未曾向当事人送达立案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未告知当事人相应的诉讼权利义务，存在一定的程序瑕疵，但本案现已依法按照第二审程序予以再审，二审上述程序瑕疵并不影响再审审理。综上，林秉珍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3）浙商外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陈建勋代理审判员    谢静华代理审判员    沈伟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