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124民初2360号
原告：阙祖发，男，195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土娟（系原告阙祖发妻子），住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华，松阳县长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黄文龙，男，196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松阳县。
原告阙祖发为与被告黄文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章苏红独任审判，于2017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阙祖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土娟、王丽华与被告黄文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阙祖发起诉称：2014年3月，被告购买了两只母藏獒犬，取名为“大红袍”、“中国红”，并对原告说：“价值700000元”。2014年4月，原告与被告口头约定合伙饲养，共同出资700000元，其中原告出资300000元，占出资总额的46.5%；被告出资400000元，占出资总额的53.5%。饲养工作由被告负责管理，利润按出资比例分配。后原告于2014年4月30日出资150000元，2014年10月8日出资150000元，共计300000元给被告。2015年6月原告再支付20000元给被告，用于合伙饲养的藏獒去北京配种。原告共出资320000元。合伙期间饲养、管理工作由被告负责料理。2015年8月12日，合伙饲养的“大红袍”死亡，其损失由被告承担。原告向被告提出不再合伙，并要求退还出资款未果。2016年1月5日，原告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松阳县人民法院起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发现被告涉嫌经济犯罪，法院将案件材料移送松阳县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6年10月13日，松阳县公安局经侦查后认为不应对被告黄文龙追究刑事责任。2016年10月，原告再次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法院起诉后，才知被告在整个合伙饲养藏獒犬过程中，并未出资分文。经松阳县公安局侦查，被告将价值50000元的两只藏獒犬假报为价值700000元，为此发生纠纷，故原告阙祖发请求判令：一、准予原告退伙。二、被告黄文龙退还合伙出资3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8月13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还清之日；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黄文龙答辩称：一、与原告合伙的是名为“大红袍”的藏獒，50000元买的。“中国红”藏獒是买“大红袍”送的，不属于合伙范围。去温州参加藏獒展，有人出价700000元购买“大红袍”。原告观察藏獒长的好，藏獒展又拿奖了，提出合伙，我开始是不同意的，表示藏獒现在已值700000元，不可能以50000元的价格合伙。原告自己提出一人一半，出资350000元，利润一人一半，费用也是一人一半。我去原告家拿到现金150000元，汇款到我账户150000元，剩余50000元至今未付。二、“大红袍”生病后，原告提出退伙，我也同意了。之后原告又提出要继续合伙。后来“大红袍”的死亡也是被原告妻子踢伤所致。合伙期间，饲养藏獒的费用原告也没有给我，工资也没有算，实际我养狗也有损失。
原告阙祖发为证明其诉请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2016)浙1124民初265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待证原、被告是合伙关系。二、2015年8月20日被告黄文龙在松阳县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2016年6月23日知情人王子龙在松阳县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一份，待证原、被告双方合伙经过及约定内容。经质证，被告黄文龙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合伙的只是藏獒“大红袍”，合伙时已明确告知原告是50000元购买，但现值700000元。该份笔录与其当时陈述有出入，应以其2016年在古市镇派出所所做笔录为准。
被告黄文龙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照片两份，待证被告黄文龙携带藏獒参展并获奖以及原告阙祖发曾共同参展的事实。二、网页信息一份，待证藏獒有市场，并非被告虚构。三、（2016）浙1124民初50号案件的庭审笔录、2015年8月19日原告阙祖发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证人周某1、周某2、陈某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各一份，待证原、被告是合伙关系。
经质证，原告阙祖发对证据一、三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三，经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此外，本院依职权向松阳县公安局调取了2015年8月26日、同年8月31日被告黄文龙在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2016年5月27日、同年5月30日、同年6月8日、同年6月20日、同年6月22日、同年7月20日、同年10月9日被告黄文龙在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做的讯问笔录；2015年10月9日案外人刘官勇向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
在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的多份笔录中，2015年8月19日，原告阙祖发向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报案，笔录中陈述称：2014年3月，黄文龙告知阙祖发以690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只藏獒。同年4月，黄文龙又告知阙祖发两只藏獒参加温州獒展评比，获得第一名，有人出价500000元愿意购买。同年4月30日，黄文龙向阙祖发借款现金150000元。同年10月，双方决定合伙饲养藏獒，将两只藏獒取名“大红袍”、“中国红”，约定藏獒购买价格690000元，费用10000元，总计700000元。由黄文龙出资400000元，阙祖发出资300000元，同意分配给阙祖发一半利润。阙祖发转账给黄文龙150000元，加上之前借款，总计投入合伙300000元。2015年3月，因担心养狗风险，阙祖发退出合伙，由黄文龙出具了一张金额为300000元的欠条，约定2016年6月还款。后阙祖发又提出合伙，双方将欠条撕毁。2016年6月，阙祖发与黄文龙带藏獒“大红袍”去北京配种，阙祖发支付费用20000元，双方约定待藏獒“中国红”配种时由被告黄文龙支付费用。2015年8月12日，黄文龙通知阙祖发藏獒“大红袍”出现问题，待阙祖发到黄文龙处时，黄文龙已将藏獒肚子剪开，称要用人工养藏獒幼犬，但实际并未找到有藏獒幼犬。阙祖发怀疑黄文龙虚报藏獒犬购买价格及策划藏獒犬假怀孕、故意造成藏獒死亡以隐瞒事实等，涉嫌诈骗，故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5年8月20日，被告黄文龙在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陈述称：2014年3月，黄文龙在山西省运城市狗市场以690000元价格购买两只藏獒，后取名为“大红袍”、“中国红”。该款存在黄文龙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账户，以现金方式交付卖方。购回后，黄文龙告知阙祖发两只藏獒品质很好，购买价格是690000元。2014年4月，黄文龙带两只藏獒参加温州獒展后，告知阙祖发获得獒展第一名。之后，阙祖发想合伙饲养藏獒，双方口头约定购买两只藏獒的成本690000元，加上开支总计700000元，成本各出50%，由阙祖发支付350000元给黄文龙。饲养过程中产生的饲料、打针等费用各承担50%，平时由黄文龙饲养，利润各按50%平分。阙祖发分两次共支付了300000元。2015年3、4月，阙祖发担心养狗风险，提出退出合伙，将300000元作为借款出借给黄文龙，黄文龙并出具了借条。之后，阙祖发又提出继续合伙，双方将300000元借条撕毁。约定黄文龙出资400000元，阙祖发出资300000元。配种费用阙祖发承担一半，其他费用由黄文龙承担。2015年6月，双方将藏獒“大红袍”带至北京配种，阙祖发支付了20000元费用。配种后四十几天，发现藏獒“大红袍”已经怀孕。因阙祖发夫妻不听劝阻，擅自接近藏獒“大红袍”，致使藏獒死亡。黄文龙解剖藏獒后，也未发现藏獒幼犬。阙祖发要求归还300000元，双方为此发生口角。
2015年8月26日，被告黄文龙在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第二次询问笔录中陈述称：购买藏獒花费690000元，加上开车去山西省运城的费用10000元，总共花费700000元。
2015年10月9日，案外人刘官勇在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称：刘官勇自2005年起在嘉兴桐乡市经营“浙江五星獒园”。2014年3月，刘官勇出售两只藏獒（已辨认出藏獒“大红袍”、“中国红”照片）给黄文龙（已辨认出购买人黄文龙照片），两只藏獒总价格约5000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2015年9月，黄文龙找到刘官勇，称“老乡，你一定要帮帮忙，要是有人问起2014年3月份我向你购买两条藏獒多少钱，你就说70万元。”黄文龙告知刘官勇，从刘官勇处购买的两只藏獒“是跟别人合作的，告诉别人是70万元购买的”。
2016年5月7日，被告黄文龙在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第一次讯问笔录中陈述称：2014年3月，黄文龙到嘉兴桐乡向“阿勇”购买两只藏獒，一共50000元。后取名“大红袍”、“中国红”。2014年4月，黄文龙带两只藏獒参加温州獒展，藏獒“大红袍”被口头评为第一名。当时“富阳周总”提出以750000元价格购买藏獒“大红袍”。之后，阙祖发要求与黄文龙合伙，黄文龙告知阙祖发，在獒展上有人出价750000元购买藏獒“大红袍”，如要合伙，就以这个价格合伙。最后双方同意以700000元合伙。阙祖发投入的300000元，小部分是平时养狗等花费了，大部分被赌博输了。
2016年6月2日，案外人周某1在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称：周某1家住杭州市富阳区，主要工作是饲养藏獒。2014年温州獒展结束后，黄文龙向周某1出示了一张手机上的藏獒照片，称以15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周某1，周某1还价到700000元，双方未达成交易。2015年上半年，黄文龙表示以1200000元价格出售，因周某1认为该品种已被淘汰，未答应购买。2016年年初，黄文龙找到周某1，称与人打官司，让周某1帮忙签字。周某1看后，觉得字据内容与双方接触的事实不符，未答应签字。第二天，黄文龙又找到周某1，重新书写了周某1、黄文龙两人在温州獒展认识，黄文龙给周某1看了藏獒照片，周某1还价700000元等内容的字据。
另，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并向周某1出示了藏獒“大红袍”2014年3月的照片、2014年4月温州獒展时的照片。经辨认，周某1表示藏獒“大红袍”的照片与黄文龙当时出示给周某1的藏獒照片根本不相同，藏獒“大红袍”的价值比黄文龙当时手机出示的照片要差很多，不可能同意出价700000元购买藏獒“大红袍”。
上述笔录中，原、被告对合伙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对入伙时约定以藏獒购买价格出资还是以藏獒实际价值出资被告黄文龙的陈述前后矛盾。对此本院认为，2015年的询问笔录中，被告黄文龙多次陈述两只藏獒的购买价格是690000元，支出费用10000元，总计700000元。陈述与原告阙祖发合伙时的约定也是“购买这两只藏獒的成本69万元，加上开支共计70万元，成本各出50%…”。该陈述与原告阙祖发2015年8月19日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一致。直至2015年10月9日，松阳县公安局找到藏獒实际出售人刘官勇后，被告黄文龙在2016年的讯问笔录中才承认购买藏獒的价格是50000元，又称已告知原告阙祖发藏獒购买价格是50000元，与原告阙祖发约定的是以藏獒的实际价值合伙，依据是藏獒展上获得第一名，“富阳周总”愿意出资750000元购买等。但实际上，藏獒展上的第一名并不事实，被告黄文龙所称的“富阳周总”即周某1也表示，曾与被告黄文龙协商以700000元购买的藏獒并非被告黄文龙所有的藏獒“大红袍”、“中国红”。结合藏獒出售人刘官勇在笔录中陈述的“…他（黄文龙）告诉我他从我这里买了这两条藏獒回去后，是跟别人合作的，告诉别人是70万元购买的”“要是有人问起2014年3月份我（黄文龙）向你购买两条藏獒多少钱，你就说70万元”等内容，本院认为，2015年被告黄文龙陈述的合伙经过更为客观真实，入伙时，双方约定的是以藏獒的购买价格出资。
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3月，被告黄文龙以50000元价格购买两只藏獒，后取名为“大红袍”、“中国红”。2014年4月30日，被告黄文龙向原告阙祖发借款现金150000元。2014年10月，原告阙祖发与被告黄文龙约定合伙饲养藏獒，双方口头约定：两只藏獒的购买价格690000元，开支10000元，总计700000元，各出50%。黄文龙已付出了上述费用，由阙祖发支付黄文龙350000元。藏獒由黄文龙饲养，饲养成本各承担50%，利润各占50%。2014年10月8日，原告阙祖发转账150000元给被告黄文龙。加上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150000元，原告阙祖发总计出资300000元交付给被告黄文龙。2015年4月，因担心存在风险，原告阙祖发提出退伙，将300000元出资作为借款出借给被告黄文龙。被告黄文龙同意后，于2015年4月5日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已借到阙祖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于2016年六月归还清”。几天后，原告阙祖发又提出再次合伙，双方约定：原告阙祖发不再支付原约定的剩余出资款50000元。合伙由原告阙祖发出资300000元，被告黄文龙出资400000元。并约定合伙期间费用负担为原告阙祖发承担一半藏獒配种的费用，其他费用由被告黄文龙承担。未约定损失、利润分配方式。双方将被告黄文龙2015年4月5日出具的300000元借条当场撕毁，由被告黄文龙出具收条两份，表明分两次收到原告阙祖发合伙饲养藏獒的出资300000元。事后，原告阙祖发的妻子擅自将撕毁的借条重新粘贴后保存。2015年6月，原告阙祖发与被告黄文龙带藏獒“大红袍”去北京配种，由原告阙祖发支付费用20000元，双方约定藏獒“中国红”的配种费用由被告黄文龙负担。后被告黄文龙告知原告阙祖发，藏獒“大红袍”已经怀孕。2015年8月12日，藏獒“大红袍”死亡，解剖后未发现有藏獒幼犬。原告阙祖发要求返还300000元，双方为此发生矛盾。
2015年8月19日，原告阙祖发向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报案称怀疑被告黄文龙在合伙饲养藏獒时涉嫌诈骗。随后松阳县公安局古市镇派出所对被告黄文龙进行多次询问、讯问。在此期间，原告阙祖发于2016年1月5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黄文龙归还借款320000元。因合伙事实尚在公安机关侦查，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阙祖发的起诉，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16年10月13日，松阳县公安局撤销了黄文龙涉嫌诈骗案。2016年10月24日，原告阙祖发再次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黄文龙归还借款320000元。经本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存在合伙法律关系，依法驳回原告阙祖发的诉讼请求。2017年7月6日，原告阙祖发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诉至本院。
另查明，藏獒“中国红”至今由被告黄文龙饲养。
本院认为：原告阙祖发与被告黄文龙约定各自出资，饲养藏獒以期获利，双方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成立并有效。一、关于解除合伙关系的问题。个人合伙是典型的人合性经营模式，合伙人之间基于共同的目的和利益集合在一起，相互信任、有效配合是实现合伙组织运转的基础。本案中，原、被告在合伙过程中发生争议，并采取了向公安机关报案及多次诉讼的方式，矛盾无法调和，合伙人之间显已失去信任，无继续合作的基础，合伙事务亦实际处于停滞状态，共同饲养藏獒获利的目的未能实现亦难以实现。故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进行合伙经营的基础已经丧失，合伙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该合伙关系宜当解除。被告黄文龙称与原告阙祖发合伙的只是藏獒“大红袍”，藏獒“中国红”系其个人所有，不属于合伙范围。现藏獒“大红袍”死亡，合伙关系已经结束的辩称，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二、合伙关系解除后，双方应就合伙事务进行清算，分担债务，分割财产。合伙时，原、被告约定的是以藏獒“大红袍”、“中国红”的购买价格作为出资标准。现经查明，两只藏獒的购买价格为50000元，按照双方在2015年4月约定的出资比例，原告阙祖发应出资42.86%，即21430元。被告黄文龙故意虚报藏獒购买价格为700000元，有违诚实信用，多收取的出资款278570元应予返还并赔偿相应损失。
合伙过程中，根据双方在2015年4月的约定，配种费用由原告阙祖发承担一半，其他费用由被告黄文龙承担。故原告阙祖发合伙过程中所支付的费用应承担的金额为10000元。原告阙祖发已支出20000元，应退还10000元。藏獒“大红袍”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双方应按出资比例负担。因两只藏獒系同时购买，未明确区分价格，被告黄文龙也未能提交其购买时的相应凭据，故对藏獒“大红袍”的购买价格，本院酌情认定为30000元，原告阙祖发对该部分损失应承担12858元。藏獒“中国红”系被告黄文龙在合伙前购买，一直由被告黄文龙饲养，故合伙关系解除后，藏獒“中国红”归被告黄文龙所有，由被告黄文龙退还原告阙祖发在藏獒“中国红”所占的出资8572元。
综上，原告诉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第52条、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阙祖发与被告黄文龙的合伙关系。
二、被告黄文龙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阙祖发出资款278570元及赔偿资金占用损失（损失从2015年8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被告黄文龙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阙祖发退伙款18572元。
四、驳回原告阙祖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50元，由原告阙祖发负担300元，被告黄文龙负担27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章苏红
二○一七年十一月六无
代书记员 吴庆燕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４７．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
５２．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５４．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