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2民终159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谭美新，女，1955年7月5日出生，壮族，农民，住都安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汉邦，都安县安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潘立荣，女，1964年5月23日出生，状族，农民，住都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耀亮，都安瑶族自治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上诉人谭美新与被上诉人潘立荣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8民初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美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汉邦，被上诉人潘立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耀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谭美新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理由和事实如下：一、一审查明事实错误。1、判决书第8页：“被告户的家庭成员有3人，分配到承包地有“上坪”0.4亩，“河边”0.30亩，“南丁”0.15亩，“下社”0.60亩，“秃岭”0.25亩，“上泉”0.40亩，“走老岭”0.20亩、“半田”0.25亩，共计2.80亩。”，而裁决书查明：“中一队分配给潘立华户2.8亩责任地，具体是：“上坪”0.4亩，“河边”0.30亩，“南丁”0.15亩，“下社”0.60亩，“周老”0.6亩，“大地”0.5亩，“半边”0.25亩。”，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仲裁裁决书》确认的地面及面积差异很大，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完全是被上诉人自己陈述的事实。事实上，被上诉人户在1980年分到的地应为：“河边”0.32亩，“那长”（注可为：“大地”或“秃岭”）0.53亩，“下检”0.28亩，“下检（原蓝昌才地2.7分给6人）”0.30亩，“下细”0.60亩，“周老上”0.16亩，“周老下”0.40亩，“毓兴屋后”0.26亩，“吞洞”0.16亩，“周老（注原黄若吉地分出）”0.80亩，“那坡”0.28亩，“上坪”0.37亩，“南丁岭东”0.16亩，“石海造地”0.50亩，合计5.10亩。按照一审查明的上诉人户1980年时有3人，分得面积为3.88亩，而被上诉人户有3人（仲裁委查明被上诉人户1980年时有4人），1980年分田到户时，却只分得2.80亩，比上诉人户还少（少1亩），这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且被上诉人户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明显不符合常理。2、判决第8页：“1984年，中一队进行土地微调时，原告户家庭新增1人，被告户家庭因农转非减少1人”，事实是：1984年微调时，上诉人户增了一人潘振强，而被上诉人户农转非共有两人：潘立华、潘立新，一审没有查明这一事实。3、一审查明“在微调过程中，被告户因人口减少自愿退出“河边”地0.30亩”，既然被上诉人户1984年时人口减少了2人，应当退出土地，难道只退出“河边”的0.30亩，没有退出其他土地？按中一队会计潘立忠的说法，1984年调整时是按每人1.24亩的份额进行分配的，1980年时被上诉人户共4人分到的承包地是”5.1亩，1984年时被上诉人户不可能只退出0.30亩的“河边”地。很明显，一审在这一事实的认定上是错误的。4、判决书第9页：“自1984年中一队进行土地微调至本案原、被告发生争议期间，“上坪”地不定期由包括原、被告在内的村民小组成员进行耕种。”，客观事实是：1984年调整土地时，被上诉人户退出了“上坪”地0.37亩（一审认定是0.40亩是由上诉人户将旁边的小沟改造后才有现在的面积），上诉人户一直经营到1994年才给黄某户代耕，黄某户代耕到1996年，后由上诉人丈夫潘志高的弟弟潘志伟代耕到2003年，2003年到2005年由上诉人的女儿潘春银耕种，2005年以后由上诉人自己耕种。期间除了给自己亲戚代耕及中二队的黄某代耕外，没有给被上诉人及上诉人亲戚以外的任何人代耕。一审认定这一事实是错误的。二、一审对证据的认证存在错误。1、判决书第6页对原告（即上诉人）的证据3的认证是错误的。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人民政府（下简称：政府）为调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争议，向潘立忠、潘立业等人进行调查，经过对双方进行调解之后作出《调解意见》，虽在调查过程中所作的笔录在形式上有些不完整，但并不影响证人对案件事实客观反映。且政府是出于调解作的调查，没有偏向作何一方，政府的公正性足以说明其所取得的证据在本案的证据效力上远大于被上诉人自行调取的笔录。2、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这是中一队会计所提供的相关证据，上诉人在向一审提供证据的时候是向潘立忠询问并复印其所保留的记录以前分配土地时的相关记录（笔记本），因潘立忠是队里的会计，队长已经过世，目前生产队里只有他保留着以前分配土地时的相关记载。从潘立忠的笔记及之前政府对其调取的笔录反映的“上坪”地于1984年时由被上诉人户退给上诉人户经营的事实是吻合的，一审不予采信完全错误。3、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6，这属书面证据，最能客观反映历史事实，这些书面证据是由黄某提供给原告（上诉人）的，黄某均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可的曾代耕过诉争地“上坪”，在他代耕期间所缴纳的各项农业税费明确的说明诉争地归属于上诉人。一审认为其不能反映与“上坪”地有关，黄某代耕的“上坪”地，他代上诉人户缴纳的税费怎么不包括“上坪”地，他是中一二队的人，他代耕谁的地就帮谁缴税不下是说明他帮上诉人户缴费地就是上诉人的，这不明显有关吗。4、证据7，正好与潘立忠的笔录、笔记，与黄某的书面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上坪”地的归属。可惜一审没有采信。5、一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7均予采信，完全没有充分理由。所有的《调查笔录》如出一辙，而周边的群众签署的《证明》明显不具备证据效力，用周边并不知情的群众作为证据法院何以采信，他们对于1980年、1984年中一队如何分配土地完全不知情，他们以何为证？他们连作证的资格都没有。黄玉光等人的证词，前后矛盾，有明显偏向被上诉人的情况，且有打击报复上诉人的意味，其真实性可想而知，一审却采信，简直错误至极。三、诉争“上坪”地应当归上诉人户经营管理。一是1984年在调整时确实已分给了上诉人。二是上诉人经营了如此多的年份没有与人相争。三是即使给人代耕也全是和上诉人有亲戚关系的人代耕。四是被上诉人从小就到安阳生活，其从来没有到中一队耕种过任何土地，她并不知情她具体原来分到哪块地，对于“上坪”地已分给上诉人的事实她更是不懂，她只是一些与上诉人有矛盾的人想整死上诉人的傀儡罢了。四、一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农民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法律赋予上诉人的权利，不容任何人侵犯。一审对本案的审理过程明显存在适用法律不当之处。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确认所争“上坪”地归上诉人经营。
被上诉人潘立荣答辩称，承包经营权系以户为单位享有，上诉人不具有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上诉没有相关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要求驳回上诉人的起诉。
上诉人谭美新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都安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都农仲案[2015]第12号《仲裁裁决书》；2、确认双方所争议的“上坪”地0.40亩（东邻覃美连、潘立香地、西邻潘立香地、南邻潘立照地、北邻韦红卫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户享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谭美新与被告潘立荣均系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益梨社区中一队（以下简称中一队）村民小组成员。1980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户的家庭成员有3人，分配到承包地有“英龙”0.40亩、“上坪”0.30亩、“下洞”0.64亩、“旁河”0.18亩、“那石”0.10亩、“大央田”0.43亩、“旧央田”0.21亩，“南丁下堆”0.21亩、“六树”0.22亩，“塘中”0.30亩、“周老”0.24亩，“南丁”0.20亩、“若顺洞上”0.12亩、“石海外”0.38亩，共计3.88亩；被告户的家庭成员有3人，分配到承包地有“上坪”0.40亩、“河边”0.30亩、“南丁”0.15亩、“下社”0.60亩、“秃岭”0.50亩、“上泉”0.40亩、“走老岭”0.20亩、“半田”0.25亩，共计2.80亩。1984年，中一队进行土地微调时，原告户家庭新增1人，被告户家庭因农转非减少1人。在微调过程中，被告户因人口减少自愿退出“河边”地0.30亩。2001年，第二轮土地延包小调整时，中一队根据各户人口增减情况作出调整后，政府分别向原、被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原告家庭人口4人，承包土地面积为5.75亩，户主为原告谭美新；被告家庭人口2人，承包土地面积为2.50亩，户主为被告潘立荣。2012年，原、被告为耕种“上坪”地引发纠纷。安阳人民政府经原告的申请进行调查后于2013年6月26日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遂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安政发〔2013〕37号《关于益梨社区中一队谭美新与潘立荣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解意见》，认为争议地应由原告谭美新继续经营管理。因原、被告对“上坪”地继续发生争议，2015年12月，原告向都安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6年1月29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1、驳回申请人谭美新的仲裁请求；2、申请人谭美新与被告申请人潘立荣所争议的“上坪”地0.40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归被申请人潘立荣户享有。2016年2月29日，原告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都安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都农仲案〔2015〕第12号《仲裁裁决书》；2、确认“上坪”地0.40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另查明，讼争的“上坪”地0.40亩，东邻覃美连承包地、南邻居潘立照承包地、西邻潘立香承包地、北邻潘立帮承包地；涉案的“河边”地0.30亩，东邻澄江河、南邻居潘立权承包地、西邻潘立坤承包地、北邻潘志伟承包地；自1984年中一队进行土地微调至本案原、被告发生争议期间，“上坪”地不定期由包括原、被告在内的村民小组成员进行耕种，期间谁耕种谁负责缴纳相关的各种农业税费。再查明，中一队于1980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进行土地微调、2001年进行土地小调整时，均未制作村民小组集体讨论会议记录；其中，1984年进行土地微调过程中，原告未实际参加。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1984年中一队土地微调时，其户分配到被告退出的“上坪”地，故诉请撤销都安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都农仲案〔2015〕第12号《仲裁裁决书》，并确认“上坪”0.40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及庭审调查情况，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经土地微调后同意让出讼争的“上坪”地给其经营，土地微调过程中也没有该村民小组集体讨论决定的相关会议记录，都安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事实与该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书》记载被告的承包地面积与客观事实一致，据此，原告对自己的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要求撤销仲裁裁决书，并确认“上坪”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谭美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谭美新负担。
二审过程中，上诉人谭美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潘立忠自行书写的1984年会议记录复印件以及潘立忠自行书写的84年土地小调整情况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1984年原审双方当事人已经参与会议，对土地调整方案进行讨论；上诉方应得土地，被上诉方应退回土地；潘立荣户的土地不仅仅是2.8亩。被上诉人潘立荣向本院提交村民联名证明一份，拟证明：1、潘立荣户自1980年分得争议地上坪地，至今从未被调整，一直由潘立荣户经营管理至今。2、队内原土地安排待遇不同，对潘立荣户不公平。3、1984年的土地小调整，没有政策依据，没有会议讨论，没有各户签字同意，没有县乡批准，都是潘立业、潘立忠操作的。4、潘立忠笔记资料伪造明显，虚假多。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如下：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原件核对，潘立忠没有出庭作证，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2、上诉人提供证据所写的面积有误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前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无证人出庭作证，不予认定。
二审中，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如下事实有异议。1、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分配得的土地的地名及面积有误，与仲裁裁决认定的地名及面积不一致。对此，本院认为，经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秃岭0.5亩”实为仲裁裁决上认定的“大地0.5亩”，秃岭与大地系同一个地方的不同称呼；“上泉0.4亩”与“走老岭0.2亩”实为仲裁裁决认定的“周老0.6亩”，上泉、走老岭系周老范围内的两个小地名；“半田0.25亩”实为裁决认定的“半边0.25亩”，半田、半边系根据当地壮话音译的称呼，为同一个地方的两个称呼。故对上诉人该异议，本院认为不成立。2、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在1984年小调整时应退0.3亩有异议，认为被上诉人户在当年有两个人“农转非”，实际应退出的面积不止0.3亩，根据潘立忠的笔记记载，被上诉人分田到户时分得“下检”、“周老下”等14处地共计5.1亩，1984年是按每人1.24亩的标准进行调整，故被上诉人户应退出的面积应为两人共计2.48亩。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户在1984年小调整后应尚有耕地面积2.62亩，但此与被上诉人户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2.5亩不相符；其次，上诉人的证人潘立忠在接受安阳镇政府工作人员询问时表示被上诉人户尚有耕地2.48亩，潘立忠的陈述与其本人笔记记载的内容不相符，亦与上诉人的主张不相符，更与被上诉人户承包证上载明的面积不相符，此情况也反映了潘立忠所作的陈述及其个人书写的笔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最后，二审中，经法庭询问，上诉人表示对被上诉人户人口变动情况不知情，对上诉人所得土地的情况也不知情，上诉人仅懂得自己的土地，其对自己提出异议的都事实不清楚。相反，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户在1984年小调整时应退出0.3亩有周边群众陆秋荣等人证言佐证，从证据优势角度来看，被上诉人的证据优于上诉人的证据。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前述异议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根据证据优势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3、上诉人还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争议地自1984年小调整至双方发生争议时由包括双方当事人在内的不同的人进行耕种有异议，认为该争议地自1984年至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一直由上诉人耕种，被上诉人从未耕种过。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其主张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事实上，该地由黄某等人耕种过，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除了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讼争的“上坪”地主张权利外，生产队无其他户对该地主张权利。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对讼争的“上坪”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
本院认为，争议的“上坪”地在分田到户时分配给被上诉人户，对这一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双方存在争议的是，上诉人主张在1984年小调整时，争议的上“坪地”被生产队另行调整给上诉人户；而被上诉人则主张在1984年小调整时，被上诉人户应当退出0.3亩的土地，但至于退出哪里的土地，则由退出户自行决定，当时被上诉人户决定退出“河边”地而非本案争议的“上坪”地。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就争议地在1984年小调整时由生产队重新调整给上诉人户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在案证据，上诉人的举证未能证实这一事实。具体表现为：1、如前所述，潘立忠的陈述与其本人笔记记载的内容不相符，亦与上诉人的主张不相符，更与被上诉人户承包证上载明的面积不相符，故潘立忠所作的陈述及其个人书写的笔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2、询问潘立业的单位是安阳镇政府属实，但不能就此否认潘立业系上诉人亲戚这一事实，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潘立业的陈述不予采信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3、《收款收据》、《结算凭证》等不具有指向性，不能证实该份证据与上坪地存在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4、证人黄某系上诉人的亲戚，潘春银系上诉人的女儿，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该二人的陈述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同时，“上坪”地的耕种条件优于“河边”地，被上诉人自行将“上坪”地退出而保留“河边”地，不符合常情。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未退出“河边”地，“河边”地实际上仍由被上诉人户经营耕种，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加以证实。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确认其对本案争议的“上坪”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相反，被上诉人的证人系本生产队的周边群众，与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也了解本案案情，其所作的陈述可信度高，应予采信。综合全案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从证据优势的角度出发，被上诉人陈述的可信度比较高，可认定被上诉人在1984年小调整时退出的土地应当是“河边”地而不是本案争议的“上坪”地，“上坪”0.4亩土地仍包含在被上诉人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2.5亩之内，该地的承包经营权仍属被上诉享有。
另外，根据《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裁决的，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裁决即不发生法律效力，故本案上诉人因不服仲裁裁决而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裁决已经失去法律效力，上诉人再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已无必要。
综上所述，上诉人谭美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谭美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亚玲
代理审判员 石李春
代理审判员 黄忠任
二〇一七年二月××日
书 记 员 陈玉荣
附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