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24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华泰企业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华泰香逸名园二层南侧（裙楼），组织机构代码19219525-1。
法定代表人赵西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卫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罗建新。
原审被告：朱景辉。
原审被告：郑汉雄。
原审被告：深圳市天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B1113（仅限办公），组织机构代码678579140。
法定代表人唐雄。
原审被告：庆阳市雄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环路南段（西环宾馆一楼），组织机构代码675939817。
法定代表人罗丽恒。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振雄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华通大厦1317房，组织机构代码782759619。
法定代表人唐雄。
上诉人唐雄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华泰企业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原审被告罗建新、朱景辉、郑汉雄、深圳市天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兆泰公司）、庆阳市雄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峰公司）、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振雄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雄峰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3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海南省琼山监狱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华泰公司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振雄峰公司的借款发生在2007年7月，借款期限为一年（2007年7月至2008年7月），在借款期限内，2008年4月振雄峰公司股东变更为郑汉雄占50%股份，唐雄占50%股份。在借款期限内，唐雄作为股东之一，实际注资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具体为：2008年4月25日，唐雄从其在深圳市中国银行侨香路支行的个人账户转入振雄峰公司账户500万元；2008年5月4日，唐雄在同一银行第二次从其账户转入振雄峰公司账户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唐雄作为股东已履行出资义务，并在2008年9月偿还华泰公司200万元，其没有逃避债务，没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二、唐雄于2008年10月15日被判刑，振雄峰公司被另一股东郑汉雄经营，7年多来振雄峰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其一概不知情，也没有收到振雄峰公司依法清算后的财务审计报告来证明振雄峰公司无偿还债务的能力。法律规定公司与股东的权利与义务是分离的，振雄峰公司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三、原审判决遗漏唐雄提供的证据。在开庭时唐雄提供了（2011）深福法刑初字第4号判决书，该判决书第17页证人王晓斌证词（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证明2008年10月15日被逮捕前，作为振雄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有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为了偿还华泰公司的借款展开的，并没有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原审判决在判决书中未提到该对其有利的证据。四、华泰公司对其事实主张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华泰公司应提供华泰公司与振雄峰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华泰公司发给振雄峰公司的催款函，振雄峰公司开给华泰公司的承诺书，以及证明诉请金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依据。
华泰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唐雄和罗建新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唐雄上诉的意见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唐雄认为现有公司股东为唐雄本人和郑汉雄，故一审法院判令唐雄和罗建新承担责任是不对的。唐雄的辩解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针对的就是股权转让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唐雄和罗建新作为振雄峰公司股东，未履行实际出资义务，即将部分股权转让给郑汉雄，唐雄和罗建新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二、唐雄虽然不是本案振雄峰公司债务的保证人，但一审判决依据的是唐雄作为振雄峰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经营者、法定代表人，依法出资而不履行出资义务，而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三、唐雄认为其曾经从个人账户转账给振雄峰公司账户1000万元，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是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首先，唐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以伪造出资证明注册成立振雄峰公司，其后虚构多个项目，骗取华泰公司及郑汉雄等信任，从而骗取钱款。2008年4月份，唐雄通过个人账户和振雄峰公司账户曾经收取过郑汉雄的3050万元，其从个人账户汇款至振雄峰公司账户，款项来源应为郑汉雄的投资款。经了解，郑汉雄的投资款已因唐雄诈骗一案，经公检法处理返还给受害人郑汉雄。其次，唐雄所说的汇款，款项来源及实际有无到账，唐雄均无证据证明。客观上说，2008年4月和5月，唐雄和罗建新已经于2008年4月23日分别将个人持有的振雄峰公司40%股权和10%的股权转让给郑汉雄，且唐雄虚假出资尚未被发现，不存在重新出资的可能，并且，唐雄也没有按照当时法律强制验资的规定进行验资。另外，截至两笔转款日，唐雄名下仅持有振雄峰公司50%的股权，按照唐雄本人对出资的理解，也不可能再补充1000万出资。最后，唐雄对法律及本案事实都存在极为片面的理解。如在抽逃出资的判决中，可以看出，唐雄本人认为从投资公司借款1000万是履行了对振雄峰公司的出资义务；本案中，唐雄认为其有曾经向振雄峰公司转款的事实，就是履行出资义务，而不管该款项的来源及当时对出资的强制验资要求。综上，唐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华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唐雄、罗建新立即在未对振雄峰公司实际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振雄峰公司不能偿还华泰公司的涉案债务（暂计至2014年3月31日执行标的为5504851.56元，实际计算至偿付之日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罗建新、朱景辉、郑汉雄、天兆泰公司、雄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27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即华泰公司与被申请人即本案第三人合作协议纠纷一案作出[2009]深仲裁字第1216号裁决书，查明：2007年7月4日，华泰公司与振雄峰公司签订《商品住宅合作协议》，振雄峰公司向华泰公司借款500万元；同年7月6日，华泰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振雄峰公司支付了500万元，振雄峰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6个月借款期限过后，振雄峰公司于2008年9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归还借款200万元，剩余300万元一直未还。裁决：一、振雄峰公司应向华泰公司归还借款3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07年7月6日起至支付之日止）；二、仲裁费53377元由振雄峰公司承担，华泰公司已预交，振雄峰公司径付华泰公司。
随后，华泰公司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0年12月9日，罗湖法院作出（2010）深罗法执一字第1852号民事裁定书，查明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即振雄峰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
2009年8月11日，一审法院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雄犯虚报注册资本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一案作出（2009）深福法刑初字第85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唐雄在申请振雄峰公司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100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唐雄在振雄峰公司成立后还伪造该公司印章，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唐雄在申请公司登记时所提供的验资账户、银行询证函系伪造的，账户的进账单、现金缴款单亦是虚假的，唐雄及其他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唐雄系振雄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振雄峰公司的申请注册登记都由其操办。判决：唐雄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宣判后，唐雄不服，提起上诉。2009年9月27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深中法刑二终字第830号刑事裁定书，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2005年11月16日，振雄峰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唐雄和罗建新，唐雄占90%的股份，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006年6月16日，唐雄与朱景辉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唐雄将所持振雄峰公司90%股份中的60%以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朱景辉。同年6月29日，振雄峰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朱景辉、唐雄和罗建新，持股比例分别为60%、30%和10%。
2008年4月16日，振雄峰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为唐雄和罗建新，持股比例分别为90%和10%。
2008年4月23日，唐雄、罗建新与郑汉雄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唐雄、罗建新分别将所持振雄峰公司40%、10%的股份以400万元、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郑汉雄。同年4月25日，振雄峰公司的股东由唐雄、罗建新变更登记为唐雄和郑汉雄，持股比例各为5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唐雄和罗建新作为振雄峰公司的股东，应否对振雄峰公司的涉案债务向华泰公司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前段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在振雄峰公司成立时，唐雄及其他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本案诉讼中，唐雄和罗建新亦未主张，更未举证证明其对振雄峰公司已实际出资，唐雄只是坚持认为公司的债务不应由股东承担。因此，唐雄和罗建新应在应出资而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即在1000万元出资款本金及其自振雄峰公司成立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华泰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没有证据证明朱景辉未出资。华泰公司与振雄峰公司的涉案债权债务形成于2007年，没有证据证明2008年郑汉雄受让振雄峰公司的股份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唐雄和罗建新未出资。没有证据证明天兆泰公司和雄峰公司系唐雄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并逃避涉案债务而设立的公司。因此，华泰公司请求朱景辉、郑汉雄、天兆泰公司和雄峰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唐雄、罗建新应在未向振雄峰公司出资的本金1000万元及其利息（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05年11月16日起计至实际履行义务完毕之日止）的范围内，对深圳仲裁委员会[2009]深仲裁字第1216号裁决书项下振雄峰公司对华泰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连带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华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33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5334元（均已由华泰公司预交），由唐雄和罗建新共同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根据唐雄的请求，本院调取了一批证据。唐雄说明了证明内容和目的。证据一、2008年4月25日、5月4日两张转款凭证，证明唐雄实际向第三人公司转账投资款1000万元，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补足注册资金，原审判决第一项判决无事实依据；证据二、工程合作协议，证明借款期限为一年，唐雄在借款有效期间内已经履行实际出资义务、经营公司、开发庆阳项目，投资款由振雄峰公司交到庆阳市国土局，作土地保证金；振雄峰公司与华泰公司展开项目合作；证据三、华泰公司原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王晓斌的询问笔录，证明唐雄是如何经营公司来偿还华泰公司的借款，证明其未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积极经营公司，在2008年9月还清借款200万元，余300万元未还；证明四、工商登记信息，证明振雄峰公司存在两个股东，郑汉雄和唐雄均占50%股权，原审仅判决由唐雄承担补充责任，无事实依据。华泰公司质证称：对唐雄的工商登记内档，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案借款发生在2007年，郑汉雄仅为受让股权；同时上述证据证明，唐雄仍然持有第三人50%股权；对证据催款函承诺书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唐雄的证明目的，本证据充分证明振雄峰公司欠款事实，并且该案已经仲裁作出裁判。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华泰公司的证明目的，该份笔录作出时间为2010年，华泰公司2011年因诈骗罪被判处刑罚。唐雄无经济来源，以虚构的项目骗取华泰公司和郑汉雄等借款和投资款。对对账单质证如下：1.首先，该复印件来自2011深福法刑重字第8号案卷，该档案里的该文件是否系银行原件不清楚，联系唐雄注册第三人时，伪造银行进账单、伪造公章的事实，无法采信该转账的事实。并且，即使有真实转账，该文件也仅表明发起转账的事实，无法说明实际到账的事实，如果要调查此次转账的真实性，无疑要将收款账号的流水一并提供。因为实际生活中，银行转账有经常退回的案例。2.上诉人曾不服2009年8月11日作出的2009深福法刑初字第850号判决其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和伪造公司印章罪而上诉，称2005年第三人振雄峰公司成立时，由投资公司分五次转入资金1000万元到相关银行，且2008年4月份又转入注册资本1000万到公司账上。按照其自己对公安的供述，其自称的2008年4月1000万即是指本资料反映的1000万，该款应为唐雄诈骗郑汉雄的投资款，如今早已被返还受害人郑汉雄。故2009年9月27日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深中法刑二终字第830号判决并驳回了唐雄的上诉，即该二审判决也没有认可唐雄该款是补缴公司注册资本的说法。3.此查询单摘要部分其一为唐雄投资款转市建行，其二为转款，两次转款均未标明是补缴注册资本。而唐雄在2005年使用伪造的出资证明进行虚假验资，此次若为补缴，应当根据当时的法律要求强制验资的要求进行重新验资。实际上，唐雄的此次转款，应为受害人郑汉雄的投资款。本案我方提交的证据五显示唐雄以及罗建新与郑汉雄于2008年4月23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受害人郑汉雄当年4月通过不同方式支付唐雄共计3050万元。经了解，该款已全部返还受害人。4.投资款与补缴注册资本金含义有显著区别。唐雄若真要补缴注册资金，应当用自己的资金，并根据当时的法律要求谨慎的完备包括验资等相应手续。5.从时间上看，2005年11月，唐雄注册成立第三人振雄峰公司，并伪造了出资证明进行验资，2008年并未被任何人发现，直至2009年才东窗事发。因此，2008年4月和5月，唐雄重新向振雄峰公司注入注册资本的动机和必要性都不存在。对《工程合作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结合2011年唐雄被判处合同诈骗罪的事实，可以说明其是以虚构项目骗取华泰公司和郑汉雄借款和投资款的事实。
另查明，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0日以唐雄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唐雄不服原审判决上诉到本院，本院作出（2012）深中法刑二终字第361号刑事裁定，认为唐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及投资合作合同过程中，虚构公司已有对外巨额投资的事实、隐瞒公司真实经营情况，骗取被害人郑汉雄的股权转让价款及投资款30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生效刑事裁定书认定：2008年4月下旬，唐雄与郑汉雄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同年4月24日，郑汉雄转入唐雄个人账户205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入振雄峰公司账户1000万元投资款。2008年4月25日、5月4日，唐雄从骗取郑汉雄的股权转让款中，分两笔转入振雄峰公司账户共计1000万元，后擅自操控振雄峰公司账户转出款项。转出款项并注资成立雄峰公司的上述一系列行为，均未告知振雄峰公司另一股东郑汉雄。生效刑事裁定将钱款追缴退还给被害人郑汉雄（总退还数额以犯罪数额3050万元为限；如有不足，不足部分由公安机关继续追缴，发还给被害人郑汉雄）。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唐雄是否履行了对振雄峰公司的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时足额出资是股东的基本义务，在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之前，采取注册资本实缴制，设立公司时必须实缴注册资本并经过验资后才能办理工商登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之后虽采取了注册资本认缴制，但公司股东仍需在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出资。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生效的（2009）深中法刑二终字第830号刑事裁定书，认定在振雄峰公司成立时唐雄及其他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唐雄主张其在2008年4月25日、5月4日分别从其个人账户分两笔共转入振雄峰公司账户1000万元，其作为股东已履行出资义务。本院认为，生效的（2012）深中法刑二终字第361号刑事裁定书认定唐雄犯合同诈骗罪，唐雄从骗取郑汉雄的股权转让款中，分两笔转入振雄峰公司账户共计1000万元，该款来源于犯罪，后被追回返还给受害人郑汉雄，不能视为唐雄对振雄峰公司的出资款。因此，在振雄峰公司设立时唐雄及其他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在振雄峰公司运营中唐雄也未实际出资，唐雄未履行对振雄峰公司的出资义务。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唐雄和罗建新在应出资而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并无不妥。
综上，唐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761.19元，由唐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茹
审判员 范 志 勇
审判员 李 兴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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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方浩填（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