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0刑初458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印某某，男，1979年4月1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棋牌室经营者，住湖南省辰溪县。2010年12月30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2011年12月15日刑满释放。2015年9月10日，因犯赌博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2016年3月11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6年12月6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被告人戴某，男，1992年12月14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务工，住湖南省辰溪县。因本案于2016年12月6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7]2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印某某、戴某犯赌博罪，于2017年4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香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印某某、戴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11月中旬至12月5日，被告人印某某在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棋牌室组织鲁某、钟某等人，采用麻将牌打筒子功的方式聚众赌博10场左右，并从中抽头获利人民币约4万元。赌博期间，被告人戴某负责在赌场抽头。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户籍证明等书证；检查笔录、人员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印某某、戴某的行为均已构成赌博罪，被告人印某某系累犯，被告人戴某系从犯，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印某某辩称赌客系自发地到其棋牌室赌博，其没有组织赌博，也没有抽头，仅收取了坐庄的人自愿给付的棋牌费七、八千元至一万元左右，且棋牌室内共有人赌博4场，分别是2016年11月下旬2场，同年12月2日或3日、12月5日各1场。
被告人戴某辩称其仅在3、4场赌博过程中帮忙收钱，是被告人印某某不在时才帮忙的，其经手的钱款共计7、8千元，且上述钱款是参赌人员自愿给予的，不是抽头款。
经审理查明：
2016年11月中旬至同年12月5日，被告人印某某在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棋牌室组织鲁某、钟某等人，采用麻将牌打筒子功的方式聚众赌博10场左右，抽头获利约人民币4万元，其间，被告人戴某负责抽头。
另查明，案发后，侦查人员从被告人印某某处查获违法所得人民币26200元，从被告人戴某处查获赌资人民币500元，现均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王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从2016年11月22日开始在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某路的某棋牌室上班，2、3天后，有人在棋牌室玩筒子功，其负责给玩筒子功的人洗牌，如果其不在，就由印某洗牌，其在棋牌室工作的13天内共负责洗牌8、9场，绰号“老米”的被告人戴某负责抽头，每场至少抽头一、两千元，其每场可从被告人戴某处获取100元左右的好处费（总计获得1000余元），以及被告人印某某是赌博的组织者的事实；
2、证人印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6年10月中旬，其表哥被告人印某某在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某路开设某棋牌室，同年11月底12月初开始至案发，有人在该棋牌室麻以麻将牌打筒子功的形式赌博，王某1负责洗牌，被告人戴某负责从坐庄赢钱的赌客处收“电费”（即抽头款），其在棋牌室参与赌博3次，其中一次是在王某1上厕所时帮忙看牌的事实；
3、证人李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从2016年10月初左右开始在被告人印某某开设的位于南苑街道的某棋牌室上班，负责在收取一楼的棋牌费、打扫卫生及平时棋牌室的开关门，其每天收取棋牌费5、6百元，均交给被告人印某某，二楼的收入情况其不清楚；在棋牌室上班后10天左右，其得知有人在棋牌室内采用筒子功形式赌博，并从王某1处得知王某1负责洗牌，绰号“老米”的被告人戴某负责收取“电费”，被告人印某某也参与棋牌室内的赌博，应该知道有人打筒子功之事，其认为被告人戴某收的钱应该是给被告人印某某的事实；
4、证人高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6年11月底直至2016年12月5日被抓期间，除一天外，其基本上每天都去某棋牌室围观他人以麻将牌打筒子功形式的赌博，赌博有专人发牌（经辨认为王某1）和抽头（经辨认为被告人戴某），还有人看门放哨（经辨认为李某1），据其所知，发牌、抽头、看门放哨的人与棋牌室老板被告人印某某是一起的，故其认为被告人印某某可能是赌博的组织者，赌博每场抽头5000余元至10000余元，其参与的5场总计抽头至少4万元的事实；
5、证人高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6年11月10日，被告人印某某电话告知其“开了个场子”，让其去捧场，其遂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某路某棋牌室二楼的一包厢参赌，至被公安机关查获其间，其共到该棋牌室参赌十几天，其中有7次左右是筒子功赌博，绰号“老米”的被告人戴某负责抽头，王某1和印某负责洗牌，李某1负责管门，被告人印某某有时也抽头，赌博结束后，被告人戴某会将抽头款交给被告人印某某，故其认为被告人印某某是赌博的组织者，据其保守估计，其参与的7场赌博共计抽头至少7000元的事实；
6、证人齐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在被查获前6、7天左右第一次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某路某棋牌室参与麻将牌打筒子功形式的赌博，赌博的组织者是被告人印某某等人，被告人戴某负责抽头，被告人印某某在被告人戴某不在时也会抽头，李某1负责放哨、开关门，王某1、印某负责洗牌，其去过的3场中，前两场抽头至少8000元，其听说共组织赌博10余场，故其估计共计抽头4万元的事实；
7、证人鲁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是2016年11月25日左右开始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棋牌室参与麻将打筒子功形式的赌博，至被公安机关查获期间共参赌6、7场，赌博的组织者是被告人印某某，有专人负责抽头，被告人印某某有时也抽头，王某1负责洗牌，其参赌期间共输了14万左右，被抽头至少7000元的事实；
8、证人钟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从2016年11月上旬至2016年12月到被告人印某某开设的某棋牌室二楼最里面的包厢参与筒子功赌博7、8场，赌博每场抽头至少5000元，赌博的组织者是被告人印某某，被告人戴某负责抽头，被告人印某某有时也抽头，印某、王某1负责洗牌、发牌，李某1负责看门放哨，以及2016年12月5日凌晨，公安机关到棋牌室检查，查获赌博用的麻将牌40张，骰子2颗，无主款48500元的事实；
9、证人唐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6年12月5日凌晨，其在某棋牌室参赌时被公安机关查获，该处赌博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其经常到该处参与筒子功赌博，赌博的组织者是被告人印某某的事实；
10、证人李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6年12月5日凌晨，其在某棋牌室参与麻将牌打筒子功赌博时被公安机关查获，其在同月2日也去过该处赌博场所，王某1负责洗牌，李某1负责看门、放哨，其听参赌的人说被告人印某某是赌博的组织者的事实；
11、证人范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6年12月5日凌晨，其在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棋牌室参与麻将牌打筒子功赌博时被公安机关查获，当天至少已抽取1000元“水电费，2016年11月20日左右，其也到该处参赌过的事实；
12、证人余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因听说某棋牌室内参赌人员赌的比较大而3次到该棋牌室向赢钱的人讨彩头钱，其中第3次去讨彩头时被公安机关查获，被告人戴某在赌博场所负责抽头，因其看见被告人戴某在赌博结束后会将抽头款交给被告人印某某，且有人称呼被告人印某某为“道春老板”，故其认为被告人印某某是赌博的组织者，其到场的3场赌博，每场抽头在6000元至10000元左右，其中一次其还从被告人戴某处获得200元路费的事实；
13、证人罗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案发当晚其和余某一起到某棋牌室欲分一些彩头，后在围观他人赌博时被公安机关查获，该处赌博至少存在一周以上，其去过赌博场地3、4次，曾分得200元彩头，以及其听说棋牌室老板叫“道春”的事实；
14、证人姜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案发当晚，其在老乡被告人印某某开设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棋牌室玩时被公安机关查获，当时棋牌室二楼包厢内有人以麻将牌打筒子功的形式赌博，在之前的半个月中，其去过该棋牌室7、8次，每次都有人在赌博的事实；
15、证人陈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共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某路上的某棋牌室去2次，每次均有人以麻将牌打筒子功的形式赌博，其知道赌博的组织者是被告人印某某，被告人戴某负责抽头，印某、王某1负责洗牌的事实；
16、证人俞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案发当天，其在该棋牌室二楼包厢看他人赌博时被公安机关查获，其是在6、7天前得知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某路的某棋牌室内有人以麻将牌打筒子功的形式赌博的事实；
17、证人莫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案发当天，其在某棋牌室被民警查获，当天棋牌室内有无赌博其不清楚，但之前其曾到过该处2次，均看到有人赌博，且每次负责抽头的被告人戴某手上都有一、二千元抽头款的事实；
18、证人杨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公安机关查获之前，其曾连续三天到某棋牌室参与筒子功形式的赌博，赌博有人组织，有人负责抽头，但被查获当天其没有参赌的事实；
19、证人安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从2016年11月底至被公安机关查获期间，其曾去某棋牌室3、4次，棋牌室内有人赌博的事实；
20、证人刘某2、周某1、王某2、李某3、张某1、胡某、代某、张某2、杜某、蔡某、王某3、戴某1、王某4、翁某、俞某2、苏某、蓝某、段某、李某4、李某5、周某2、王某5、杨某2、戴某2、宋某、杨某3、张某3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6年12月5日凌晨，上述证人在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棋牌室被公安机关查获，当时该处有人以，麻将牌打筒子功的形式赌博，被告人戴某负责抽头，印某、王某1负责洗牌，证人王某2还证实被查获当天，被告人印某某参与赌博，印某从赢钱的庄家处得到1000元以上的好处，棋牌室一楼有人放哨，当天的抽头数额超过2000元，其听说被告人印某某是赌博的组织者；证人李某3还证实在十分钟左右时间内，其看到抽头1000余元，其听说赌博的组织者是“道春”；证人翁某还证实其听人说被告人印某某是棋牌室的老板，也是赌博的组织者；证人段某、李某5还证实被告人印某某是赌博的组织者的事实；
21、证人沈某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证实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棋牌室所在房屋属于南苑街道东安社区，沈某从东安社区租用后于2016年6月1日转租给被告人印某某开棋牌室的事实；
22、检查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及照片、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物品清单，证实2016年12月5日3时9分至4时45分，侦查人员对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棋牌室进行检查，查获被告人印某某、戴某等人员，同时查获并扣押被告人印某某持有疑似赌资人民币26200元、被告人戴某持有疑似赌资40500元等钱款，还查获了棋牌室包厢内桌子上的无主款人民币48500元、地上的无主款人民币2200元、地上无人认领的包内的无主款人民币110800元、麻将牌40张、骰子2颗，后对参赌人员予以行政处罚，并收缴了参赌人员的赌资及共同赌资50700元、麻将牌40张、骰子两颗的事实；
23、抓获经过、破案经过，证实本案的侦破经过以及二被告人均系被抓获归案的事实；
24、户籍证明、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查询资料、刑事判决书、刑满释放证明书、释放证明书、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印某某、戴某的身份以及被告人印某某的前科情况；
25、被告人印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其在侦查阶段供认于2016年6月份租用了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某某路21号房屋，同年10月份开设棋牌室，棋牌室平时由其管理，其还雇佣印某、李某1为服务员，因其好赌，故在其参赌过程中告知一起赌博的人其开了棋牌室的信息；2016年11月27日开始，有赌客到其棋牌室以麻将牌打筒子功的形式赌博，印某应赌客要求负责洗牌（赌客会给印某一些好处费），李某1负责棋牌室大门的开关（赌客进出由李某1开门），被告人戴某是其的司机，其不在时帮忙代收棋牌费，但辩称赌博过程中不抽头，坐庄的人赢了钱会给一些棋牌费、水电费（都是随便给的），其共收棋牌费四、五千元，以及其曾向戴某的母亲借款40000元，在被抓前一天下午还给戴某；在庭审中供认正常情况下，棋牌室每天收入1、2千元，每个包厢从中午12时使用至晚上12时收费100元，如果超过上述时间会按小时加收一些费用，但不会达到上千元，同时辩称其每场从坐庄赢钱的人处获得几百至2、3千元不等的费用，共但该费用不是抽头；
26、被告人戴某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其在侦查阶段供认2016年11月下旬，被告人印某某电话联系其称在某某路某棋牌室组织赌博，让其去帮忙，后其按被告人印某某的安排负责抽头，抽头款均交给被告人印某某，赌博基本上每天1场，其共参与赌博9场，负责其中4场的抽头（其余场次均是被告人印某某自己抽头）；除被抓该场仅抽头几百元外，其余每场抽头4、5千元，共抽头40000元左右，并辨认出印某、王某1负责洗牌，李某1负责放哨，以及其随身携带的钱款中有500元是用于赌博的，另4万元是被告人印某某归还之前向其的借款。
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印某某辩称赌客系自发地到其棋牌室赌博，其没有组织赌博，也没有抽头，仅收取了坐庄的人自愿给付的棋牌费七、八千元至一万元左右，且棋牌室内共有人赌博4场，分别是2016年11月下旬2场，同年12月2日或3日、12月5日各1场，被告人戴某辩称其仅在3、4场赌博过程中帮忙收钱，是被告人印某某不在时才帮忙的，其经手的钱款共计7、8千元，且上述钱款是参赌人员自愿给予的，不是抽头款，经查，1）被告人戴某在侦查阶段关于参与赌博9场的供述与在案的证人王某1、高某1、高某2、鲁某、钟某、姜某关于上述人员到被告人印某某开设的棋牌室参与赌博的场数均在4场以上，部分人员参与赌博的场次在10场左右的证言相互印证，亦有证人齐某关于其听说共组织赌博10余场的证言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有人在被告人印某某开设的棋牌室赌博10场左右；被告人戴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在案的证人高某1、齐某、钟某、余某的证言相互印证的部分，足以证实平均每场赌博，被告人印某某等人可以获利四、五千元；虽然被告人戴某在庭审中推翻了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关于赌博场次及获利金额的供述，但其未能合理说明翻供的理由，故本院采信被告人戴某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与其他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的供述；2）在案的证人王某1、印某、李某1、高某1、高某2、齐某、钟某、王某2、李某3、余某、王某3、陈某、段某、莫某、杨某1、杨某3等人的证言均证实在被告人印某某的棋牌室赌博期间，被告人戴某负责收取“电费”、抽头款，而被告人印某某的供述和辩解及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正常情况下收取的棋牌费在百元左右，但在棋牌室有人赌博期间，被告人印某某每场即可获利四、五千元，该金额明显超过正常的棋牌费金额，显示抽头获利，钱款是否参赌人员自愿给予并不影响对钱款性质的认定；3）在案的证人高某2关于被告人印某某打电话告知其“开了个场子”，让其去捧场的证言与被告人印某某关于其在参赌过程中故意散播其开了棋牌室的信息的供述和辩解证实被告人印某某有招揽赌客的行为，同时被告人印某某还提供自己开设的棋牌室为赌博场所、安排专人负责抽头，上述证据和事实结合证人王某1、齐某、鲁某、钟某、唐某、李某2、陈某、王某2、李某3、翁某、段某、李某5等人关于被告人印某某系赌博的组织者的证言，足以认定被告人印某某系赌博的组织者。综上，被告人印某某、戴某的上述辩解，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印某某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多人聚众赌博，抽头获利累计达人民币5000元以上；被告人戴某明知他人聚众赌博，仍提供直接帮助，其行为均已构成赌博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印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戴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本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印某某在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四条、第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印某某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2月6日起至2018年2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戴某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2月6日起至2017年8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印某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六千二百元，予以没收，由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上缴国库。
四、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戴某的赌资人民币五百元，予以追缴，由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俞 潇
人民陪审员 章银凤
人民陪审员 叶 强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郭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