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闽行终5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书源，男，汉族，1949年12月27日出生，住晋江市。
委托代理人许剑芳，男，汉族，1977年2月22日出生，住晋江市，系上诉人许书源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江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晋江市世纪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张贤文，市长。
委托代理人方林波，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耀昌，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许金井，男，汉族，1959年2月26日出生，住晋江市。
上诉人许书源因诉晋江市人民政府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行初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要求撤销讼争集体土地使用证，则需对其具备相应的诉讼利益进行举证。原告提交的耕地承包合同书，签订时间为1999年12月20日，而讼争集体用地申请的最初时间为1997年12月，土地使用证颁发于1999年11月17日，即第三人许金井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先，原告取得承包地在后；原告主张其所承包的“大泉堀”耕地部分（0.1亩）被侵占，但其无法指认所占部分位于讼争权证（红线图部分）中的哪个具体位置，亦无法证明其承包地与讼争权证的用地存在交叉，故原告主张其承包的耕地被侵占，证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原告应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鉴于本案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涉案集体土地使用证具有利害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许书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程序违法，且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对上诉人提出的现场指认勘验的请求不予理睬，导致其认为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与涉案土地权证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而作出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决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当场指认原审第三人所占用地的靠南方向的0.1亩地为上诉人所有，并要求由上诉人现场指认，法院派员予以现场勘验核实。现场勘验应当作为法庭事实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有利于查明事实、公正审理的程序，一审法院却予以忽略而作出错误裁定，应该进行纠正。2.原审法院以涉案土地申请办证的时间是1997年12月、颁证时间是1999年11月、上诉人承包土地是1999年12月等理由，认定上诉人无法证明二者土地存在交叉。但事实上该0.1亩地在80年代就联产承包到上诉人名下，只是后来村里确权，才于1999年给每户村民都发放承包合同书。原审法院对农村联产承包土地的现状及以往情况不注重调查以查清案情，导致事实认定错误。3.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信访件”中，永和镇政府也调查清楚许清世（与上诉人同村，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137××××2077）将上诉人借给其耕种的0.1亩土地擅自卖给第三人（擅自出卖时间是1999年以前而并非2001年，2001年是上诉人知悉该出卖的时间），结合英墩村委会证明等材料，可以推断出涉案土地包含上诉人0.1亩土地。毕竟上诉人承包该土地几十年，对其方位非常清楚，否则不会一直要求有关部门给予处理解决。而且许清世也承认该事实，可以作为证人。被上诉人在颁证审批过程中审查不严，导致错误地将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归入第三人土地，其确权行为应当予以撤销。4.从第三人1997年以来的申报材料中可以发现，其用本人的名义、妻子（蔡招治）的名义、两个儿子（许贤银、许贤响，当时均未成年）的名义分别申请住宅用地再合并报批取得土地证，严重违反“一户一宅”政策原则及土地管理法律规定，包括其非法围占他人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用于工业厂房建设等行为，均应当予以查处。因此撤销被上诉人行政确权行为即为纠正错误之举。综上，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且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判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由被上诉人撤销其颁发的讼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晋江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裁定。理由如下：1.上诉人无法证明其承包地具体座落与诉争权证的用地存在交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非利害关系人正确，应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为证明其与原审第三人许金井存在土地争议向原审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耕地地块明细表》、原审第三人许金井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等证据。但上诉人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及《承包耕地地块明细表》并未记载承包土地的具体座落，无法当然证明其承包地与原审第三人诉争权证的用地存在交叉问题。此外，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原审第三人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及其用地红线图，却无法在原审庭审中指认出其承包地与原审第三人用地的交叉重叠情况，原审法院不认定上诉人与案涉集体土地使用证存在利害关系是正确的。案涉土地经过近二十年时间，地貌或早已变化，在书面证据难以明确案件用地交叉问题，上诉人承包地具体位置难以明确的情况下，单凭上诉人陈述，到现场勘验调查亦无法认定案涉用地交叉情况。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无法清晰指明其承包土地与《集体土地使用证》用地的交叉重叠情况下，却要求原审法官到现场勘验核实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无不当。2.上诉人主张其承包土地在先，证据不足。原审第三人于1997年12月申请使用集体土地，并且于1999年11月17日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而上诉人于1999年12月20日才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纵使原审第三人使用的集体土地与上诉人承包土地存在纠纷也应当是原审第三人取得土地利益在先。上诉人主张其在80年代就联产承包了案涉土地，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上诉人在1999年签订承包合同前并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发包人有权调整承包地，将原属农业用途的承包地按程序审查报批为宅基地，因此难以认定诉称0.1亩承包地一直为上诉人承包。3.晋集用（99）字第0723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发证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诉请撤销的理由不成立。许金井于1999年9月5日向被上诉人申请土地初始登记，同时提交了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土地登记申请书等初始登记所需的材料。经答辩人审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权源清楚，符合办理初始登记条件，被上诉人也依法组织了地籍调查，经调查认定土地权属合法、界址清楚、面积准确，并于1999年10月1日至11月1日张榜公布并无异议。据此，被上诉人于1999年11月15日对申请人的申请予以审批，准予许金井注册登记并颁发土地证书。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许金井递交的办理土地使用证的材料已依法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依职权在法定办理期限内给予土地使用权登记并核发土地使用权证，诉争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符合行政行为法定程序。故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职责履行审查义务，错误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其诉请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4.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应于知道案涉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行政诉讼。许金井于1999年登记办理了案涉晋集用（99）字第0723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上诉人对许金井办理了案涉集体土地使用证一事早已知悉，至迟于2013年7月4日永和镇人民政府作出信访答复意见书[2013]34号之日起算，上诉人提起本行政诉讼之日，业已超过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首先，上诉人无法证明其承包地具体座落与诉争权证的用地存在交叉。虽然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为证明其与原审第三人许金井存在土地争议向原审法院提交《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耕地地块明细表》、被诉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等证据，但《土地承包合同》及《承包耕地地块明细表》并未记载承包土地的具体座落，又无法在原审庭审指认出其承包地与原审第三人用地的交叉重叠情况。其次，上诉人虽然主张其承包土地在先，但证据不足。原审第三人于1997年12月申请使用集体土地，并且于1999年11月17日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而上诉人于1999年12月20日才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上诉人主张在80年代就承包了案涉土地，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此外，在书面证据难以明确案件用地交叉问题且上诉人承包地具体位置难以明确的情况下，现场勘验亦无法认定案涉用地交叉情况。原审法院未到现场勘验，并未违反审判程序。综上，鉴于本案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涉案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原审认定上诉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并以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珩
审判员 王江淩
审判员 史寅超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吴美芬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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