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冀09民终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穆文红，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泊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秀瑜，泊头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穆海彦，男，1967年5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泊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鑫锋，河北理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穆文红因与被上诉人穆海彦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17）冀0981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穆文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秀瑜，被上诉人穆海彦及其委托代理人曹鑫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穆文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享有本案所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原审诉状称本案所涉土地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的，而在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中又称本案所涉土地是于1990年二次调整土地时承包的，被上诉人自己的叙述与提交的证据不一致，原审法院对此根本也没有调查核实；原审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泊头市四营乡穆村村委会关于穆海彦承包村集体土地的说明就认定本案所涉土地，被上诉人具有承包经营权属认定事实错误。该份证据虽有村委会公章，但没有具体出证人员及村委会负责人签字。该证据上虽有四邻的签字，但四邻均没有出庭作证、签字，到底是何人所签无法核实。该证据的内容到底是村委会出具还是四邻出具的，内容不详；因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承包合同证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均有总承包亩数，没有具体四至，村委会出具证明的依据是什么，村委会必须将诉争土地地块中上诉人承包地的地块、亩数及具体四至一并讲清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涉案土地是在1990年穆村七队二次调整时从村集体承包的，一直承包至今，该土地是上诉人承包证书中记载的承包地的一部分，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穆海彦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轮承包期间内，村委会于1990年对土地进行微调，即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明中的四至情况，1999年进行延包时，涉案土地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确定的总承包亩数为7.98亩，涵盖争议土地2.66亩，根据双方一审中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书可见村委会书写习惯均没有表明承包地的四至，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村委会证明可知涉案争议土地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穆海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穆文红返还占用穆海彦的承包地2.66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穆海彦称其所主张的2.66亩是指穆海彦作为整体家庭三口人承包的土地，而所诉的2.66亩是一个人应当承包地亩数，三个人承包为7.98亩，该2.66亩分布于三块承包地内，该三块地每块地的亩数是：一块为“西洼西方方田”1.2亩，东西长80米，南北宽10米，东至道，西至汪大宝，南至穆永壮，北至穆立根，第二块地名为“东洼二节地”0.9亩，东西长80米，南北宽7.5米，东至穆金生，西至穆永钢，南至道，北至道，第三块名为“西洼马条道”0.56亩，东西50米，南北7米，东至穆金府，西至道南至高国友，北至穆海彦。穆海彦的三口人在其上述的三块地中还有两人的份数，穆海彦主张的是一人的份数。提交证据：1、由村委会于2017年2月14日出具的一份说明及部分土地的四邻签字，可以证实诉争该土地穆海彦享有土地使用权。2、土地承包合同证书，证明穆海彦作为穆村村民依法承包了7.98亩耕地，为三口人的地，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3、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穆海彦所述的土地亩数，现在是由村委会出具的证据作为依据，实际亩数可能与村委会出具的证据不一致，穆海彦方认为土地亩数应以土地确权实际丈量的亩数为准。穆海彦认为：关于证据一，穆海彦通过穆村村委会二次调整，一直耕种着诉争的土地2.66亩，1999年1月1日，泊头市向全市村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由泊头市政府颁发了土地经营权证书，该块地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证明上的1990年与证据二、三1999年并不冲突。现在的村委会成员虽然几次更换，但是村委会可以做出自己作为所有权人土地的状况，通过说明看出穆海彦对诉争的土地享有土地经营权。证据二、三上面所涉土地的面积没有四至，这是穆村村委会惯例性的写法，包括所有村民的土地经营权证书上也是这样写的。穆文红质证意见：1、对于由村委会于2017年2月14日出具的说明，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有异议，该证明所证明的时间是1990年，而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最后一轮承包的时间是1999年，不能证明载明的地块在1999年由穆海彦承包，穆海彦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和土地经营权证书均证明穆海彦是在1999年取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证据只有村委会公章，没有负责人签字，其内容是打印，而且现在的村委会成员已经不是1990年时候的村委会成员了，该证明没有合法的依据。2、对于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两份证据不能证实穆海彦主张的土地现由穆海彦承包，在承包证书上没有记载穆海彦陈述的三块地。穆文红认为：其现在耕种的村委会土地一共是18.62亩，其中包括穆文红父母、弟弟、以及穆文红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共计七口人的承包地，穆文红一直从1988年耕种至今，在1999年1月1日由穆村村委会以及泊头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承包合同，证实穆文红对其在该村的18.62亩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其中包括穆海彦陈述的三块土地。提交证据：1、穆文红的父亲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三块地一直由穆文红耕种。2、提交穆文红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实穆文红在该村经营管理着18.62亩土地，其所耕种的土地都是从村委会而来。穆海彦对穆文红提交证据质证意见：1、穆文红的父亲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2、提交穆文红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上面诉述的10.64亩是穆文红所耕种，与本案涉及的2.66亩不具有关联性，不是同一块地，上面书写的格式与穆海彦提交的证据一样均没有四至。本案诉争的地就是穆海彦交的第一份证据，说明双方陈述是一致的，穆文红提交的证据不包括说明上的2.66亩，与本案争议的土地不具有任何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双方所诉争的2.66亩土地，双方均认可是同一地块，现由穆文红耕种。本案焦点是该诉争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根据穆海彦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及泊头市四营乡穆村村委会关于穆海彦承包村集体土地的说明，该说明上面有承包地四邻的签字，可以证实诉争土地有穆海彦承包，穆海彦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虽然穆文红也提交了土地承包合同证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其不能举证说明诉争土地的四至情况，故穆文红的证据理由不足，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于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穆文红将诉争的承包地2.66亩交与穆海彦。案件受理费50元由穆文红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穆文红提交了泊头市四营乡穆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7月25日出具的关于穆文红承包村集体土地的说明（内容为“穆文红作为户主以家庭承包方式从集体承包土地情况如下：1990年穆村七队二次调整土地从村集体承包土地2.66亩：其中西洼西方方田（地块名称）长80米乘以宽10米计1.2亩，四至为：东至道；西至汪大宝；南至穆永壮；北至穆立根；东洼二节地（地块名）长80米乘以宽7.5米计0.9亩，四至为：东至穆金生；西至穆永刚；南至道；北至道。西洼马条道（地块名）长50米乘以宽7米计0.56亩，四至为：东至穆金府；西至道；南至郜国友；北至穆海彦”。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三性持有异议，该证据的内容与我方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内容一致，只是将名字更改为上诉人，该证据是虚假的。本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穆文红与穆海彦谁拥有涉案2.6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穆文红提交的泊头市四营乡穆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7月25日出具的关于穆文红承包村集体土地的说明与被上诉人穆海彦提交的该村村委会于2017年2月14日出具的说明内容相互矛盾，致使双方争议土地的权属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双方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存在争议，在上诉人穆文红与被上诉人穆海彦不能协商解决的情况下，此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本案二审应裁定撤销原判，驳回起诉。综上，原审判决于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穆文红将诉争的承包地2.66亩交与穆海彦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2017）冀0981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穆海彦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穆海彦；上诉人穆文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梅审判员 张 珍审判员 刘俊蓉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谢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