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初1号
原告：上海国嬴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家汇天钥桥南路1128号8幢120室。
法定代表人：吴彩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钧，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茗，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大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城南街道横桥村。
法定代表人：张晓东，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浙江大裕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城南街道横桥村。
法定代表人：沈雅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航，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雯，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建斌，男，196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炎炯，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国赢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赢公司）与被告浙江大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裕集团公司）、浙江大裕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裕电力公司）、沈建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钧、唐小茗，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航，被告沈建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炎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大裕集团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因本案需以（2017）浙06民终475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7年8月29日，（2017）浙06民终475号案件已审结，故本案亦于同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国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款项5600万元；2.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利息1939.066667万元（暂计，要求以欠款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若本院认为三被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则变更相关诉请为：判令三被告各自按《终止协议》的约定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
2010年6月28日，原告和案外人上海中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公司）共同与被告沈建斌合作开发“绍兴兰花（名贵花木）科研培育基地”项目受让案外人浙江大裕兰花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裕兰花公司）持有的被告大裕集团公司71%股权，并签订《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一份，同月30日又签订《股权转让合作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受让20%股权，股本金1461.6万元，附条件溢价1096.896万元，中油公司受让51%股权，股本金3727.08万元，附条件溢价2797.0848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大裕集团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原告占20%，中油公司占51%，被告沈建斌占29%。2011年10月，原告原法定代表人吴国桥去世，其妻子吴彩娟继任原告法定代表人，因吴彩娟不懂房地产业务，被告沈建斌肆意控制大裕集团公司的经营权，擅自将公司名下的系双方合作开发项目的土地低价交由绍兴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且政府的补偿款原告和中油公司均不得而知，原告和中油公司遂要求退股。2014年11月6日，原告、中油公司、沈建斌、大裕兰花公司、大裕电力公司、大裕集团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一份，约定：一、终止履行各方于2010年6月28日、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合作补充协议书》；二、原告及中油公司依据合作协议取得的71%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大裕电力公司；三、被告大裕集团公司代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5188.68万元，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另向原告返还借款1690万元、债权转让款1500万元及一次性补偿利息200万元，扣除原告及中油公司应承担的损失，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应向原告支付5700万元；四、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和沈建斌对上述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协议还对支付方式、时间、违约责任、保证责任等作了约定。后被告大裕集团公司仅向原告支付100万元，余款不仅未付，被告大裕电力公司还于2015年1月7日诉至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终止协议》。2016年12月9日，该院判决驳回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大裕电力公司和大裕兰花公司均为关联企业，且企业股东混同，被告沈建斌不仅控制着大裕集团公司，还控制着大裕电力公司和大裕兰花公司的公章。中油公司受让的大裕集团公司的51%股权实际系受原告委托代持，《终止协议》约定的应付款均需支付给原告。
原告认为，《终止协议》是各方在经过多次商谈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严格履行义务。现三被告未按约支付款项，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大裕集团公司虽是目标公司，但对应付给原告的款项不仅有其自身债务，还系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应付原告款项的债务加入人，且其出让土地所得的补偿款应为股东所有，由其承担涉案债务合理合法。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系股权受让方，应承担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责任，但因《终止协议》中约定支付的款项内容无法区分，且被告之间经营混同，故大裕电力公司也应对原告的主张承担法律责任。被告沈建斌虽为被告大裕集团公司的股东，但其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为低价出售涉案土地的直接操纵人，并已实际处理了大裕集团公司的主要资产，致使原告权益受损，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另，根据《终止协议》约定，被告大裕电力公司、沈建斌自愿为被告大裕集团公司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大裕集团公司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大裕电力公司辩称，一、原告所诉违背客观事实。1.《终止协议》是原告和中油公司胁迫沈建斌与其恶意串通，并强加于大裕电力公司的产物，并非大裕电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结果也显失公平，同时还违背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即若按此协议履行，意味着原告和中油公司将全部撤回其对大裕集团公司的出资，违反公司法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虽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5）绍越商初字第46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65号案件），但大裕电力公司已对此提出上诉，该案目前尚在审理中。2.根据原告提交的其分别于2010年6月28日、6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和相关证人证言，大裕电力公司认为造成合作无法继续实施及大裕集团公司巨额亏损的根本原因是原告和中油公司未按约履行投资责任和相关义务，且在合作、投资失利后，为逃避责任，转嫁投资风险和损失，采取胁迫手段，迫使沈建斌接受显失公平的《终止协议》。3.原告认为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大裕电力公司和大裕兰花公司均为关联公司且企业股东混同，但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据了解，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名下的涉案土地是被政府依法收储，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同样是因为原告和中油公司的严重违约行为。二、鉴于465号案件至今未发生法律效力，故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中止本案的审理，待465号案件审理终结后再恢复本案的审理。
被告沈建斌辩称，一、《终止协议》系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应当予以撤销。二、《终止协议》交易的对象是被告大裕集团公司的股权，但却由被告大裕集团公司代受让人被告大裕电力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该行为属于变相抽逃大裕集团公司资金，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三、既然被告大裕集团公司的代付行为无效，那么被告沈建斌作为担保人的担保也归于无效，而且被告大裕集团公司不存在任何给付义务，被告沈建斌亦无需承担因担保无效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四、因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已对《终止协议》提起了撤销之诉，目前该案尚在审理中，所以《终止协议》的效力现处于待定状态，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五、被告沈建斌并未擅自利用自己的优势控制大裕集团公司，也未擅自处分大裕集团公司的股份和名下土地，沈建斌系受温继虎的委托才管理经营大裕集团公司。六、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大裕电力公司和大裕兰花公司均系不同的企业法人，原告认为三公司资格混同的理由不能成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国赢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2010年6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一份和2010年6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作补充协议书》一份，以证明其因与被告沈建斌合作开发项目，受让了大裕兰花公司原持有的被告大裕集团公司的71%股权，双方对各自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的事实。证据2.《终止协议》一份，以证明因被告沈建斌擅自低价处理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名下土地，原告要求退股，各方签订《终止协议》，对各自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的事实。证据3.465号案件判决书一份，以证明《终止协议》合法有效的事实，并将该判决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同样作为本案中的证据提供。
被告大裕集团公司未到庭质证，亦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1中已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但原告和中油公司并未按约履行其义务，致使双方产生纠纷和诉讼。证据2是原告和中油公司逃避责任，抽逃出资的产物，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或可撤销。证据3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被告沈建斌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两份协议书中均明确在2010年6月30日转让股权时，大裕集团公司存在亏损1.3亿元，该两份协议书最终无法履行的原因在于原告违约。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沈建斌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才签订该《终止协议》，且该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该判决书尚未生效。
被告大裕集团公司未提交证据。
被告大裕电力公司未提交证据，认为其所有证据均已在465号案件中提交，但对在465号案件中提交的部分证据作如下补充说明：《资产负债表》记载的亏损金额6700多万元是剔除股本金的，加上股本金的亏损是1.4亿元左右，与《专项审计报告》中表明的亏损1.46亿元相符。中油公司法定代表人孟旭波的询问笔录中可以反映出中油公司和原告未按约履行原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另，大裕集团公司在2010年6月30日时是负债1.3亿元，并不是亏损1.3亿元。
被告沈建斌未提交证据，但于2017年2月21日向本院提出中止诉讼的申请，认为本案应以465号案件的生效判决为依据，而该案尚在审理中，故本案应当中止审理。
另，原告国赢公司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向绍兴市政府土地储备中心和相关银行部门调取：1.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名下土地的出让情况；2.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名下“绍兴兰花（名贵花木）科研培育基地”项目供地面积因政府规划由437亩调整为218.5亩的变更情况及补偿情况；3.上述两项出让款、补偿款等的资金流向情况。
针对上述证据、调查取证申请以及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三被告对其效力提出异议，认为该《终止协议》应当予以撤销或确认无效，但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仅对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效力问题将在下文说理部分进行论述。证据3，已被本院（2017）浙06民终475号案件裁定撤销，故不予认定。至于调查取证申请，本院认为原告系被告大裕集团公司股东，其申请调取的内容完全可以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实现取得，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调查的范畴，且与本案的审理缺乏关联性，故对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0年6月28日，甲方（沈建斌）、股权受让方乙方（中油公司）和丙方（国赢公司）、股权转让方丁方（大裕兰花公司）就目标公司（大裕集团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乙方和丙方同意受让大裕兰花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的71%的股权，甲方同意受让并放弃对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其中甲方保持股权29%不变，乙方持有目标公司51%的股权成为股东，丙方持有目标公司20%的股权成为股东。协议中确定目标公司拥有“绍兴兰花（名贵花木）科研培育基地”项目，项目土地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南路、玉山路交叉口东南南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中的土地面积为218.5亩）。各方还就公司负债（13427.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7570万元，其他应付款5857.52万元）、债务清偿（由甲乙丙三方共同融资清偿）、股权转让款（51%转让款6524.1648万元；20%的股权转让款2558.4960万元）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各方及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中盖章并签名。
2010年6月30日，上述协议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合作补充协议书》一份，确定以目标公司现有取得的国有土地（218.5亩）按每亩120万元计26220万元作为本次股权转让款的基价。乙方和丙方共应支付甲方和丁方股权转让款为18616.2万元，具体为承担公司负债13427.52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5188.68万元，溢价款3893.9808万元。各方还就付款、股权变更和政策性补偿归属问题进行约定。
2011年10月，国赢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国桥去世，吴国桥妻子吴彩娟继任国赢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其不懂房地产业务在吴国桥去世后一周左右向沈建斌提出退股一事。2011年年底，国赢公司和中油公司将派驻的工作人员撤回，只留下一名财务。
2013年9月29日，国赢公司与沈建斌就退股事宜经多轮协商，期间由大裕集团公司方委托律师冯坚和国赢公司委托律师林镥海共同参与形成了一份《终止协议》和两份《保证合同》，后因沈建斌方未在协议中盖章，协议未履行。
2014年7月1日，沈建斌代表大裕集团公司与绍兴市政府土地收储中心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由市政府收储大裕集团公司名下的面积为218.5亩土地和地上建（构）筑物、塘渣以及树木等地面附着物，市政府向大裕集团公司补偿21497.81万元（其中土地补偿款12883万元以及地上除树木以外的其他地面附着物补偿款3702.38万元列入收储成本；树木补偿款4912.43万元系代垫款项）。
2014年9、10月份左右，吴彩娟得知大裕集团公司名下土地被政府低价收储后遂找到沈建斌理论。沈建斌当时同意吴彩娟退出，但双方就金额未能谈妥。
2014年11月6日，国赢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彩娟、吴彩娟公公吴建华、吴国桥师傅童叶标、吴彩娟弟弟吴荣良、濮琦良等人以及国赢公司委托代理律师林镥海、卢蓉蓉、吴仙到绍兴与沈建斌方协商退股一事；吴彩娟通知孟旭波参会，沈建斌通知沈建兴和茹国洪参会，茹国洪通知律师冯坚一同参与。吴彩娟见到沈建斌后情绪激动，当场大哭并拍了桌子，后被在场人员劝住。吴建华情绪同样激动，当日在场的大裕集团公司员工裘筱枫为坐在客厅的吴建华提供烟灰缸时，其很激动地将茶几上的烟灰缸一推，讲了“你干什么，我人都会杀，我儿子死了，我啥事不会做的”，后被吴彩娟劝住。冯坚律师到现场后看到吴彩娟在指责沈建斌，现场气氛不融洽，其在待了一二十分钟左右后自行离开。其在场期间没有听到有人提到“拉横幅、发传单”之类的言辞。期间沈建斌主要与国赢公司代理人林镥海协商退股和补偿事宜，最终在中饭前后达成一致，接着双方各自到外面吃饭，林镥海对协议作部分修改后先行离开绍兴。当日下午，双方协商后定稿打印，并由在场人员吴彩娟、孟旭波和沈建斌签字。期间，沈建兴与吴建华因故发生言语冲突，沈建兴因此提前离开现场。晚间6时左右，沈建斌等人与吴彩娟等人一同前往绍兴海港大酒店吃饭，沈建斌打电话给员工朱琪萍，朱琪萍将大裕电力公司、大裕兰花公司和大裕集团公司的三枚公章送至海港大酒店由沈建斌加盖在下午打印的《终止协议》中。
沈建斌、茹国洪和孟旭波三人均陈述吴建华在协议签订当日讲过拉横幅和发传单的话，但又均陈述未看到横幅和传单，也不知道横幅和传单的内容。
2014年11月6日，国赢公司、中油公司和沈建斌签订《终止协议》，内容如下：明确之前的协议和补充协议中中油公司受让的51%的股权系代持的国赢公司的股份，国赢公司实际持有目标公司71%的股权。国赢公司按照上述协议已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5188.68万元（现金）。在合作期间，经国赢公司联系，目标公司一共向其他公司借款1690万元（借款明细为：上海国赢公司出借700万元、上海璧聚实业有限公司出借440万元、上海祥里施实业有限公司出借150万元、上海星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借150万元、上海创鹏装潢有限公司出借150万元、上海中元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二分公司出借100万元）。国赢公司和中油公司已多次提出退股并同意承担4年来目标公司产生的部分费用等损失；在合作期间，目标公司共产生项目搁置及各种费用等所有损失总计4054.47万元，各方确认国赢公司和中油公司承担目标公司2878.68万元的损失（占总损失的71%）；国赢公司和中油公司将持有的71%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大裕电力公司。各方一致同意国赢公司和中油公司将依据合作协议取得的目标公司71%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大裕电力公司，沈建斌放弃优先购买权，大裕集团公司代大裕电力公司向国赢公司和中油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且国赢公司收到大裕集团公司支付的首笔100万元起五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办妥相关移交手续，同时国赢公司和中油公司将其委派的人员撤离目标公司。大裕集团公司代大裕电力公司向国赢公司支付目标公司71%的股权转让款5188.68万元，大裕集团公司向国赢公司返还借款1690万元和债权转让款1500万元，大裕集团公司一次性补偿国赢公司200万元利息，大裕集团公司扣除国赢公司和中油公司应承担的目标公司人民币2878.68万元的损失，大裕集团公司共计应向国赢公司支付人民币5700万元。在协议生效当日支付100万元，在鉴湖骆家葑区块01D-01地块土地出让成功后7天内支付1000万元，在本协议生效后本年内向丙方支付1500万元，在本协议生效后一年内支付2900万元，剩余200万元在本协议生效后2年内付清。协议同时明确对于目标公司所负的所有债权债务各方均已知晓。沈建斌和大裕电力公司愿为大裕集团公司履行本协议向国赢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项下5700万元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国赢公司和中油公司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所有费用。协议还对款项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该《终止协议》由沈建斌签名、中油公司和国赢公司盖印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大裕兰花公司、大裕集团公司和大裕电力公司盖印。上述协议签订后，大裕集团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向国赢公司汇付100万元款项，剩余款项至今未付，遂成讼。
另认定：大裕电力公司自2004年7月15日开始经营，投资人变更情况如下：2004年9月沈建斌、沈雅芬，2005年12月蒋萍、沈雅芬，2006年6月蒋萍、沈雅芬、浙江大裕生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007年7月3日浙江大裕生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007年7月10日沈雅芬、浙江大裕生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007年11月9日沈雅芬、大裕集团公司，2010年6月11日至今金建林、沈雅芬。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为沈雅芬。沈建斌为大裕集团公司股东。茹国洪担任大裕集团公司监事，并受大裕集团公司委托处理公司借贷及土地收储事宜。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三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承担涉案《终止协议》项下的余款支付责任；若要承担的，是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还是按《终止协议》的约定各自担责。对此评析如下：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在涉案《终止协议》上的公章系被告沈建斌加盖，但被告沈建斌从未担任过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自2010年6月11日起至今，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股东一直为案外人金建林和沈雅芬，而现有证据也无法反映出被告沈建斌有权代表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对外加盖公司公章，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认为并非其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认为被告沈建斌在涉案《终止协议》上加盖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行为应属无权代理。原告国赢公司认为被告沈建斌系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对外加盖公司公章，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既为无权代理，则需分析被告沈建斌的上述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仍为有效。故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与善意相对人进行的、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行为。具体到本案，被告沈建斌与被告大裕电力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雅芬具有亲戚关系，被告大裕集团公司与被告大裕电力公司之间又系关联公司，且被告沈建斌能轻而易举地获取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公章，应当认为该系列事实可能已形成使被告沈建斌产生有权代表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对外加盖公章的表象。但应当注意的是，构成表见代理的重要要件之一是相对人需善意且无过失。根据2014年11月6日各方签订涉案《终止协议》的过程来看，原告国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彩娟及其公公吴建华在该协议的协商过程中情绪激动，并有拍桌子、扬言“你干什么，我人都会杀，我儿子死了，我啥事不会做的”、要拉横幅和发传单等行为、言语的发生。且不论上述行为和言语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胁迫，单就吴彩娟、吴建华采取上述行为、言语的目的来分析，实难认为原告国赢公司在让被告沈建斌签署涉案《终止协议》时的主观状态是善意且无过失。且原告国赢公司系被告大裕集团公司股东，其对被告大裕集团公司以及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等的基本情况显属知道或应当知道，各方在2010年6月28日、30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合作补充协议书》就均是由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并亲自加盖公司公章，故本院认为原告国赢公司不足以被认定为是表见代理制度中规定的善意相对人，被告沈建斌在涉案《终止协议》上加盖被告大裕电力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涉案《终止协议》并非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不能对其产生约束力。因被告大裕电力公司是涉案《终止协议》中约定的股权受让方和实体权利义务的最终承担方，在该协议无法约束被告大裕电力公司的情况下，因协议产生的被告大裕集团公司和沈建斌的责任亦无需再行认定，故原告国赢公司诉请三被告承担涉案《终止协议》项下的余款支付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此，评析三被告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还是按协议的约定各自担责已无必要。被告大裕集团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国赢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8753元，由原告上海国赢企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 伟
代理审判员 茹赵鑫
人民陪审员 金玲萍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范艳艳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