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34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静，女，196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艳芳，女，196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思远，男，1985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恒昌，上海市申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群海，上海市申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凤英，女，193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方，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松年，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崇梁，男，1957年8月28日出生，日本国籍，现住日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芳，女，1955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琛，女，198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王静、王艳芳、朱思远因与被上诉人沈凤英、王崇梁、王惠芳、黄琛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4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静、王艳芳、朱思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23030号民事判决认定王静、王艳芳、朱思远已向王某1支付了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6万元购房款，只是明显低于当时的市场价59万元。然，本案一审法院认为王静、王艳芳、朱思远未支付购房款，显然与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不符，应当予以纠正；二、王静、王艳芳、朱思远已提供收条用以证明王某1收到购房款36万元，沈凤英予以否认，应负有证明责任。现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王静、王艳芳、朱思远与王某1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已被法院判决认定为无效，故王某1应依法返还购房款。因王某1去世，故该债务应属沈凤英与王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由沈凤英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依据《继承法》审理本案，认为应由被继承人承担债务，并强行追加王崇梁、王惠芳、黄琛为本案当事人属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被上诉人沈凤英辩称，不同意王静、王艳芳、朱思远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收条所用的纸张有明显裁剪的痕迹，上面除“王某2”的签名由王某1本人所写外，剩余的字均由王艳芳事后添加。直至目前，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2007年陆续取出的现金已实际交付给王某1本人。
被上诉人王崇梁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王惠芳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黄琛未作答辩。
王静、王艳芳、朱思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凤英返还王静、王艳芳、朱思远购房款360,000元；2、诉讼费由沈凤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凤英与案外人王某1于1987年9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案外人王某1与前妻吴某共生育子女五人，分别为王某1（女）、王惠芳（女，本案原告朱思远之母）、王崇梁（子）、王静（女，本案原告）、王艳芳（女，本案原告）。王某1于2005年12月24日死亡，黄琛系王某1之女。
上海市浦东新区XX村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原系王某1承租的公有住房，于1994年12月转为产权房，登记在王某1一人名下。2007年10月14日，在沈凤英不知情的情况下，王某1与王静、王艳芳、朱思远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王某1将系争房屋以360,000元价格转让给王静、王艳芳、朱思远，并于同月27日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该合同对付款时间及方式均未作约定。
2012年6月6日，案外人王某1去世。
庭审中，王静、王艳芳、朱思远陈述，因王某1要求付现金，故房款以现金方式支付。2007年10月7日，从王艳芳丈夫金建中建行卡中取款人民币10,000元。同年11月4日，从王艳芳丈夫金建中农行卡提取款人民币5万余元。同年11月20日，王艳芳本人从中信银行卡中取出7,970美元（直接支付美元给王某1）。2007年11月25日，王静从工商银行卡中取款人民币92,000元。同年12月1日，从王艳芳丈夫金建中建行卡中取款人民币50,000元。王艳芳本人取款支付人民币120,000元，代朱思远垫付人民币120,000元，代王静垫付人民币20,000元，王静本人取款人民币92,000元，用现金补足人民币100,000元，故三人各支付人民币120,000元给王某1。2007年12月1日，王某1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到2007年12月1日，共收到王静、王艳芳、朱思远分期支付，购买XX村XX号XX室的房款，现金叁拾陆万元整。签名为“王某2”，并盖章。王静、王艳芳、朱思远自述，收条上王某1亲自签名并盖章，其余文字均系王艳芳书写，并表示王某1在世时，经常使用王某2签名，并提供相关凭证予以证明。上述取款凭证及收条与在浦东法院审理的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中提供的材料一致。
沈凤英对王静、王艳芳、朱思远所述付款方式不予认可，认为买卖合同上对付款时间及方式未约定，360,000元房款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支付美元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上述付款凭证及收条在浦东法院审理的所有权确权纠纷一案中王静、王艳芳、朱思远已提供，在本案中未提供新的证据，该案判决对付款事实并未认定。沈凤英同时表示，对收条签字认可，但对形成时间、所用纸张、签名所用的笔等有异议。
庭审中，双方均表示对收条不需要进行鉴定。
另查，2012年7月20日，沈凤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23030号，要求判令王静、王艳芳、朱思远与王某1签订的系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将系争房屋恢复至王某1名下。浦东法院于2013年5月10日判决王静、王艳芳、朱思远与王某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驳回沈凤英其余诉请。王静、王艳芳、朱思远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后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该院于2013年7月10日作出准许王静、王艳芳、朱思远撤回上诉的裁定。
2015年5月5日，沈凤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共有纠纷、继承纠纷一案诉讼。
2015年9月7日，王静、王艳芳、朱思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沈凤英返还王静、王艳芳、朱思远购房款36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17日作出驳回王静、王艳芳、朱思远起诉的裁定。
2016年6月3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沈凤英提起的共有纠纷、继承纠纷一案判决，系争房屋由沈凤英与王崇梁按份共有，二人对该房屋各享有50％的所有权份额。该案所有被告（含王静、王艳芳、朱思远）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已生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23030号一案判决，并未认定王静、王艳芳、朱思远有向王某1支付360,000元购房款的事实，现王静、王艳芳、朱思远就付款这节事实，在本案中所提供的付款凭证及收条等证据，与在前案中提供的材料一致，并无其他新的证据材料。依据同样的证据材料，也难以认定王静、王艳芳、朱思远有支付过360,000元购房款的事实，故王静、王艳芳、朱思远要求沈凤英返还购房款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王崇梁、王惠芳、黄琛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审判，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王崇梁、王惠芳、黄琛自行负担。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王静、王艳芳、朱思远的全部讼诉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350元，由王艳芳、王静、朱思远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就已实际付款的事实向法院提供了银行存折、取款凭证以及收条。对此，本院认为，一则，取款凭证仅能证明上诉人提取现金的情况，无法反映相应款项的直接支付对象以及使用用途；二则，经各方确认，收条上除“王某2”的签名为王某1本人所签外，其余文字均为他人所写。上诉人称，此为王某1日常出具收条的习惯，但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且如此巨大的一笔钱款，王某1本人在有书写条件的情况下，仅签字署名显然有悖常理。二审庭审中，就王某1为何要在生前将实际居住的房屋提前出售，《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为何未写明付款期限、交房时间等合同重要条款，王某1为何急需大笔现金等问题，上诉人均无法提供证据并给予合理解释。因此，仅凭现有证据，在沈凤英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上诉人认为其已向王某1支付36万元购房款，并要求沈凤英予以返还的主张，本院实难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静、王艳芳、朱思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00元，由上诉人王静、王艳芳、朱思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美君
审 判 员 杨斯空
代理审判员 吴 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强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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