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5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雄鹰彩虹油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工业区1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宝华，男，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雄鹰油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街6号712室。
法定代表人：李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同煜，北京市鼎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雄鹰彩虹油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雄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雄鹰油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雄鹰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民初40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雄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山西雄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仅以《往来对账单》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是错误的。首先对账单上签字盖章的两个人没有权利和资格，涉嫌恶意串通造假。二人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无效的；其次，《往来对账单》产生的时间背景令人质疑；再次，双方借款关系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常规。最后，一审法院认定山西雄鹰公司曾于2016年2月25日向北京雄鹰公司催款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山西雄鹰公司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与《往来对账函》中的款项性质不同，相互矛盾。山西雄鹰公司应当继续举证证明，强化《往来对账函》中“借款”的证明力。
山西雄鹰公司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北京雄鹰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山西雄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北京雄鹰公司向山西雄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50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北京雄鹰公司给付山西雄鹰公司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山西雄鹰公司支付自2016年2月26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自2016年2月26日至2016年10月20日的利息为332547.94元，上述本息暂计算至起诉日合计8832547.94元）；3.北京雄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起诉费，保全费等法律规定的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至2012年3月期间，山西雄鹰公司与北京雄鹰公司发生往来账款14笔，其中山西雄鹰公司转账给北京雄鹰公司13笔，共计900万元。分别为：第一笔，2008年5月16日，华夏银行电汇100万元，用途备注“往来款”；第二笔，2008年5月23日银行承兑汇票80万元；第三笔，2008年6月10日，华夏银行电汇20万元，用途备注“往来款”；第四笔，2008年11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汇款100万元，用途备注“借款”；第五笔，2008年12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汇款100万元，用途备注“借款”；第六笔，2009年8月24日，中国工商银行汇款100万元，用途备注“货款”；第七笔，2011年1月13日，华夏银行电汇50万元，用途备注“货款”，付款通知单存根备注“借款”；第八笔，2011年3月1日，华夏银行电汇50万元，用途备注“货款”；第九笔，2011年5月23日，华夏银行电汇100万元，用途备注“货款”；第十笔，2011年6月22日，华夏银行电汇30万元，用途备注“货款”；第十一笔，2011年6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汇款20万元，用途备注“货款”；第十二笔，2011年7月11日，华夏银行电汇100万元，用途备注“货款”；第十三笔，2012年3月2日，华夏银行电汇50万元，用途备注“货款”。其中第一笔至第六笔北京雄鹰公司皆为山西雄鹰公司出具了对应发票，发票往来项目一栏皆注明为“借款”。
北京雄鹰公司转账给山西雄鹰公司一笔：2011年12月15日，华夏银行汇款50万元，备注“还款”。
2014年3月17日，山西雄鹰公司向北京雄鹰公司出具《往来对账单》，内容为：“北京雄鹰公司：尊敬的客户，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公司业务的大力支持，为了贵我双方更好的合作，加强双方往来账目的一致性避免未及事项的发生，希望贵公司将所发生的往来账目与我公司进行核对，以保证账目清楚，数字无误，望您给予协助支持！截止2014年3月17日，北京雄鹰公司欠山西雄鹰公司借款捌佰伍拾万元整（8500000元），请核对无误后盖章证明并将此账单返回，如有不符，请将情况告知，多谢合作！”山西雄鹰公司在《往来对账单》加盖财务专用章，盖章处打印日期为2014年3月17日，侯新胜在盖章处签名。北京雄鹰公司在《往来对账单》加盖财务专用章，郭润平签字并注明：“核对无误”，书写日期2014年3月18日。
2016年2月23日，山西雄鹰公司向北京雄鹰公司邮寄新的《往来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EMS物流信息显示，2016年2月25日，该邮件被投递并签收，签收人为“单位收发章”。该《对账单》的主要内容为截止2016年2月22日，北京雄鹰公司欠山西雄鹰公司850万元，核对无误后将此账单返回，如有不符，将情况告知并及时还款，约定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执行。
本案审理过程，北京雄鹰公司申请对2014年《往来对账单》上北京雄鹰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确定，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10月31日，法源鉴定中心出具（京）法源司鉴[2017]文鉴字第2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该《往来对账单》上北京雄鹰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样本上的北京雄鹰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此外，北京雄鹰公司申请对该《往来对账单》上印章与字迹形成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鉴定。
一审庭审中，北京雄鹰公司申请证人闫某出庭作证。闫某称其2008年入职北京雄鹰公司，担任出纳至2014年8月，自2013年至今一直掌管北京雄鹰公司财务章，其并未在2014年3月18日的《往来对账单》上盖章；2014年8月，张镇河曾找到他，让他在与上述《往来对账单》内容相似的对账单上签盖章，其并未同意。对此，山西雄鹰公司认为，闫某与北京雄鹰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本案所涉《往来对账单》早在2014年8月之前就已形成，故对其证言不予认可。
关于两家公司及人员之间的关系，双方皆认可山西雄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镇河，同时系北京雄鹰公司的股东，在2014年3月19日之前曾担任北京雄鹰公司的总经理，张镇河于2015年11月11日去世。北京雄鹰公司称郭润平系该公司财务人员，侯新胜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其无权代表山西雄鹰公司进行对账。对此，山西雄鹰公司认为由于两家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北京雄鹰公司的工作人员经常定期到山西雄鹰公司开展工作。
北京雄鹰公司称公司动用大额款项必须经董事会批准，张镇河未经批准无权在汇款材料上签字确认，多笔汇款凭证中用途注明为货款，不应认定为借款。对此，山西雄鹰公司认为公司内部规定与《往来对账单》的形成不具有关联性，款项的性质应以《往来对账单》最终确认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2008年5月至2012年3月期间，山西雄鹰公司向北京雄鹰公司转账13笔共900万元，北京雄鹰公司向山西雄鹰公司转账1笔50万元，两相充抵后，北京雄鹰公司欠山西雄鹰公司850万元。该数额与双方于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往来对账单》所载欠款数额相吻合，且《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往来对账单》中北京雄鹰公司财务专用章确系该公司所加盖。据此可见，《往来对账单》系山西雄鹰公司与北京雄鹰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有转账事实充分证明的情况下，印章与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对《往来对账单》的效力无实质影响，故北京雄鹰公司要求对印文先后顺序进行鉴定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准许。
北京雄鹰公司提出的双方无借款合同和借贷合意，故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理由，因上述转账事实及《往来对账单》的确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北京雄鹰公司提出的侯新胜与郭润平均不具备代表两家公司签字资格的抗辩理由，因决定《往来对账单》对外有无效力的系是否加盖财务专用章，而非具体经手人，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职权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在北京雄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对方存在恶意的情况下，北京雄鹰公司内部对审批流程、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山西雄鹰公司。因此，北京雄鹰公司提出的未经董事会批准，张镇河无权在汇款手续材料上签字确认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
关于双方往来款项的性质，第一至第六笔，北京雄鹰公司开具的发票载明为借款，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其他各笔，汇款凭证中虽标注为货款，但北京雄鹰公司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且双方在《往来对账单》中一致确认为借款，故应以该最终确认为准。因此，北京雄鹰公司尚欠山西雄鹰公司的借款本金数额，以《往来对账单》中载明的850万元为准。
关于借款利息，《往来对账单》中对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均未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持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山西雄鹰公司要求北京雄鹰公司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起算时间，北京雄鹰公司在签署《往来对账单》后长达1年半的时间内未履行还款义务，山西雄鹰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通过邮件向其催告后，北京雄鹰公司仍未及时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山西雄鹰公司要求借款利息自2016年2月26日起算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雄鹰彩虹油墨有限公司偿还山西雄鹰油墨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5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二、北京雄鹰彩虹油墨有限公司给付山西雄鹰油墨实业有限公司以借款本金8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26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的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期间，北京雄鹰公司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山西雄鹰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的印章与文字墨迹先后顺序（朱墨时序）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在《往来对账单》上北京雄鹰公司财务专用章已经鉴定为真实的情况下，该印章与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对《往来对账单》的效力无实质影响，故对北京雄鹰公司的该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北京雄鹰公司与山西雄鹰公司就涉案850万元款项是否构成借贷关系。
在借贷纠纷案件中，在有债权凭证、银行转账记录作为借款合同发生的主要证据时，则可以认定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在出借人能够提供真实完整的借款凭证、转账记录的情况下，一般应可以认定其与借款人之间达成了借款合同关系的合意，并且实际履行了款项交付义务。本案中，山西雄鹰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往来对账单》等证据，已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北京雄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应当对其反驳的主张予以证明。而对于北京雄鹰公司的反驳主张的具体意见，本院分述如下：
一、北京雄鹰公司不认可《往来对账单》的真实性，认为其系伪造。本院认为，一审期间北京雄鹰公司不认可《往来对账单》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后，鉴定意见为该《往来对账单》上北京雄鹰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样本上的北京雄鹰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一、二审期间，北京雄鹰公司亦申请对《往来对账单》上印章与字迹形成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如前所述，在《往来对账单》上北京雄鹰公司财务专用章已经鉴定为真实的情况下，该印章与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对《往来对账单》的效力无实质影响，即使鉴定后印章与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如北京雄鹰公司鉴定申请书中所述，亦不能以此推翻已加盖北京雄鹰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往来对账单》的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北京雄鹰公司亦未提交其他充分有效证据，故本院认定《往来对账单》系山西雄鹰公司与北京雄鹰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二、北京雄鹰公司主张部分汇款凭证备注为货款，不能认定为借款。本院认为，在山西雄鹰公司已提交银行转账凭证、《往来对账单》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时，北京雄鹰公司如认为部分转账因备注为货款而非山西雄鹰公司主张的借款时，那么在北京雄鹰公司已收到该款项情况下，其可以举证证明产生该笔款项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但北京雄鹰公司对此未举证且双方在后来的《往来对账单》中一致确认为借款的情况下，故应以该最终确认的借贷关系为准。
三、北京雄鹰公司主张侯新胜与郭润平均不具备代表两家公司签字资格，二人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该《往来对账函》是无效的。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职权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北京雄鹰公司内部对审批流程、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山西雄鹰公司。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对于恶意串通事实进行确信的证明标准是高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即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就北京雄鹰公司主张侯新胜与郭润平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对此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举证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故本院对其主张亦难以采信。最后，决定《往来对账单》对外有无效力的主要系根据是否加盖财务专用章，而非具体经手人，因该《往来对账单》不仅有员工签字，亦存在公司盖章确认，故以经手人不具备资格为由亦难以否定该《往来对账函》的效力。
关于借款利息，《往来对账单》中对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均未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持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山西雄鹰公司要求北京雄鹰公司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起算时间，北京雄鹰公司在签署《往来对账单》后长达1年半的时间内未履行还款义务，山西雄鹰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通过邮件向其催告后，北京雄鹰公司仍未及时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山西雄鹰公司要求借款利息自2016年2月26日起算的诉讼请求，亦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北京雄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300元，由北京雄鹰彩虹油墨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建刚
审判员 江 惠
审判员 金园园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徐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