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川1502行初45号
原告郭赞梅，女，197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虞市。
委托代理人殷宗润，四川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0910515366。
被告宜宾市城乡规划局，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蜀南大道中段69号，组织机构代码：31456392-2。
法定代表人左江，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优平，法规监察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成果，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15200510919936。
原告郭赞梅因要求确认被告宜宾市城乡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强拆决定、强制拆除违法一案，于2017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分别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3日公开开庭对原告郭赞梅要求确认市规划局强拆决定、强制拆除违法一案和行政赔偿一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郭赞梅的委托代理人殷宗润，被告的负责人叶春艳，委托代理人黄优平、成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9月28日，被告市规划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决定于2016年10月12日依法对郭泰华在翠屏区沿江路265-273号的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
原告郭赞梅诉称，1997年，因创卫需要，创卫指挥部责成宜宾市立鑫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立鑫建司）修建门面房遮挡杂乱不堪的环境，并决定建好的门面由立鑫建司自行处置。邹远才和赵泽富分别购买了该批门面房中门牌号为271号和273号门面房各一间。2013年8月3日，二人将其购买的两间门面房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原告对购买的门面房经营、使用、维护、管理，至今已达近20年。被告未向原告送达任何强拆决定书，剥夺了原告的知情、陈述及申辩权，程序严重违法；原告通过合法方式取得该门面，且持续占有、使用接近20年，该门面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于拆迁公告公示后抢建起来的违法建筑，原告对该门面房的所有权具有正当、合理性。2016年10月11日，被告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以违法建设为由，将原告合法占有的房屋强制拆除，被告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综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的强拆决定书及其强拆行为违法。
原告郭赞梅向法庭提供的第1组证据,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第2组证据,收款凭证、沿江路门面转让协议、收条以及证人吴正明、赵泽富、邹远才的证言，证明原告的房屋是市政府为“创卫”批准修建、购置所得，来源合法，原告是合法的房屋所有权人；第3组证据，宜宾新兴司法鉴定中心宜新司鉴[2017]建鉴字第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的房屋质量良好，满足安全使用条件;第4组证据，（2016）号第01号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行政强制法》第8条、第35条、第36条、第38条、第44条，证明被告违法拆除了原告的房屋，被告应当提前告知原告强拆行为并送达强拆决定书，被告剥夺原告陈述权和申辩权的行政行为违法;第5组证据，《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68条、第70条，《行政强制法》第37条、第71条,证明被告的“强拆决定书”将2008年以后生效的法律规定适用于1997年的修建行为，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
被告市规划局辩称，经查证，郭泰华是本案诉争违法建设的业主。郭泰华、郭赞梅二人系父女关系，从2013年12月宜宾市翠屏区规划和建设局查处本案开始，至2016年10月12日强制拆除实施完毕时止，时间长达近3年，行政机关多次到违法建设现场调查取证、张贴公告，郭赞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的相关行政行为，但其从未对行政机关提出异议，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告郭赞梅并非被告市规划局作出的《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至今本案诉及违法建设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论是郭泰华还是郭赞梅均不能提供系合法建筑的规划审批手续，依法也应予以拆除。该违法建设存在时间长，因其违法行为存在延续状态，故不能改变违法建设的本质，不能认定原告对违法建设所有权具有正当性、合法性。
庭审中，被告市规划局提出，其职责是依照“三定方案”来开展的。根据“三定方案”关于拆除违法建筑的职责分工，被告作为全市拆除违法建设的执法主体单位，负责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不含白沙、沙坪街道所辖城市规划区范围）违法建设的巡查、立案调查、作出处罚处理决定，翠屏区、南溪区、宜宾县人民政府作为本区域内拆除违法建设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拆除以及发现、防范、制止违法建设等工作。拆除决定是被告作出的，拆除是翠屏区的相关部门实施的，其不具备实施的执法条件，也没有参与拆除。
被告市规划局提供第1组证据，宜宾市城乡规划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负责人身份证明、《宜宾市城市规划局机构编制方案》（2001年11月14日）、《关于规划职能变更的说明》，证明被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第2组证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宜宾市总体规划（修订方案）的批复》，证明沿江路265号、267号、269号、271号、273号房屋在城市规划区内；第3组证据,《建设行政执法立（销）案呈批表》、《建设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及《建设行政执法送达回证》，证明2013年12月5日，建设行政执法人员发现郭泰华使用的位于沿江路西南侧街面房屋无规划建设审批手续，涉嫌违反《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决定立案调查。同日，宜宾市翠屏区规划和建设局就沿江路265号、267号、269号、271号、273号房屋向郭泰华作出《建设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要求其在2013年12月14日前提供建房规划审批手续、修建房屋情况说明、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第4组证据，《建设行政执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及建设执法现场勘查照片、违法建设平面图、《宜宾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询问（调查）笔录》、郭泰华身份证复印件、执法人员的证件，证明被告开展执法调查的情况。郭泰华接受询问时陈述，立鑫建筑公司经与郭泰华协商，拆除郭泰华原有80-90㎡木结构小青瓦房，将5间砖混结构门面100㎡交给郭泰华。1998年12月底门面竣工后，立鑫建司交付郭泰华，该门面房未取得建房手续。第5组证据，《收款凭证》复印件、《说明更正》，证明郭泰华就是本案违法建设的建设业主；第6组证据，《建设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宜宾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回执》，证明2014年10月29日，宜宾市翠屏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建设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并送达郭泰华，责令郭泰华于2014年11月7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第7组证据，《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公告》、《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回执》、现场张贴执法文书照片及存档信息，证明2015年9月23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公告》，并张贴于沿江路265号处墙面，责令其于2015年9月24日之前自行拆除，逾期未自行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执行；第8组证据，《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拆除违法建设催告书》、《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回执》、送达文书现场照片及存档信息、《宜宾市规划行政执法陈述申辩笔录》，证明2015年9月25日，宜宾市城乡规划局对郭泰华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限期拆除义务进行了催告，2015年9月28日，郭泰华进行陈述和申辩，并在形成的书面笔录上签字捺印，再次确认沿江路265号、267号、269号、271号、273号房屋为其所有，没有相关建房规划审批手续；第9组证据，《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行政强制执行呈批表》、《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回证》、送达现场照片及存档信息，证明2016年9月28日，宜宾市城乡规划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并依法送达；第10组证据，《城市规划法》第32、40条、《城乡规划法》第2、11、40、64条、《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违法行为追诉时效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34、35、37、44条，系被告作出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被告提供的第1、2、5组证据，原告表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原告认为《建设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没有送给原告，送达回证上的签字也不是原告所签。在被告的《建设行政执法送达回证》备注栏记载：2013年12月5日电话联系郭泰华，要求提供有关建房手续并接受调查。此后，郭泰华也接受了调查，故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案件有关联，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原告对询问笔录中“立鑫公司和我协商拆除80-90平方的木结构小青瓦房，承诺给房子门面给我”不予认可，这个房屋不是原告修建。对原告的询问，两名执法人员进行，询问笔录有郭泰华签名，证据真实、合法，与案件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第6组证据，原告称被告没有向其送达《建设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回执上也没有原告本人的签字。被告向郭泰华直接送达，送达回证有郭泰华签名，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第7组证据，原告认为没有看到过这个公告，也没有送达给原告。照片显示，此公告张贴于宜宾大勇物流经营部外墙，达到公告目的，此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8、9组证据，原告认为不能证明向原告送达了催告书、《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根据照片显示，被告在办公室直接向郭泰华送达此文书，本院对该两组证据予以采信。
原告郭赞梅提供的第1组证据，被告表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第2组证据，被告提出该组证据与郭泰华接受调查时的陈述不一致，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不能证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该组证据中的收款凭证真实，与案件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无论是收款凭证，还是吴正明、赵泽富、邹远才等的证言，均印证赵泽富、邹远才出资购买后分别转让与郭泰华，郭泰华接受调查时陈述“有两间门面是我从邹远才、赵泽富手头买下，女儿在经营使用”，原告诉状中也反复称原告对该门面使用、占有近20年，另案郭大勇诉状中诉称于2012年9月4日租用郭赞梅两间门面房经营，达成无固定期限协议。而原告出示该组证据中的沿江路门面转让协议、收条，证明于2013年8月3日赵泽富、邹远才共同与原告签订门面转让协议，2013年8月13日赵泽富、邹远才共同收到原告的转让费，明显与上述证据矛盾，且涉及转让协议、收条上的证人未到庭作证，同时在行政机关立案调查时，原告及郭泰华等当事人均未提供该协议与收条。综上，不能认定该协议与收条的真实性，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第3组证据，被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房子质量的好坏与房屋是否是违法建筑的定性是没有关联。该证据与案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第4组证据，被告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行政机关调查过程中，无论是调查的事实证实，还是当事人郭泰华均未提出过权利人是本案原告。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案件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第5组证据，被告认为城乡规划法是本次实施强制决定书作出的依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违法行为追诉时效有关问题的意见》对违法建设追溯时效作出了批复。并不存在原告说的法不溯及既往。本院认同被告的质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1998年4月3日，郭泰华向立鑫建司交纳“沿江路门面基建费”27880.72元,取得该公司于当年在宜宾市翠屏区沿江修建的门面房三间，门牌号为沿江路265号、267号、269号，三间门面由郭泰华之子郭大勇作为宜宾大勇物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勇物流公司）的经营场所使用。后郭泰华又向赵泽富、邹远才购买了与上述门面同批次所建的沿江路271号、273号门面，两间门面由郭泰华的女儿即原告郭赞梅作为经营场所使用。2012年，郭赞梅将该两间门面租赁与郭大勇作为大勇物流公司的经营场所使用至今。上述房屋坐落位置属于城市规划区范围。
2013年12月5日，宜宾市城市管理联合执法支队西城管理大队对上述265-273号房屋现场检查勘验，房屋为砖混结构门面房屋一层，建筑面积102平方米。当日，执法人员即电话联系郭泰华，告知其接受执法调查，得知郭泰华在浙江上虞无法返回宜宾。2014年10月24日，郭泰华接受调查时陈述，1998年，政府责成立鑫建筑公司修建门面，所购房没有建房手续。郭泰华向调查部门提供由立鑫建筑公司出具的“沿江路门面基建费”收款凭证。
2014年10月29日，宜宾市翠屏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作出《建设行政执法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10月31日向郭泰华送达。决定书认定翠屏区沿江路265-273号房屋系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修建房屋，属于违法建设，责令郭泰华于2014年11月7日前自行拆除。2015年9月23日，被告市规划局到沿江路265号大勇物流经营部送达《宜宾市规划行政执法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公告》，并张贴公告于宜宾大勇物流经营部门外墙。9月25日，被告向郭泰华直接送达了《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拆除违法建设催告书》，要求郭泰华自收到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自行拆除沿江路265-273号的违法建设。同时，将催告书张贴在沿江路265号宜宾大勇物流经营部外墙。9月28日，郭泰华向执法部门陈述、申辩，表明其房屋修建的历史成因，提出不能因为其没有产权手续就认定为违法。2016年9月28日被告作出《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决定“于2016年10月12日依法对你（单位）在翠屏区沿江路265-273号的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决定书于10月10日向郭泰华送达。
本院认为，被告市规划局作为本市拆除违法建设的执法主体单位，负责包含翠屏区在内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违法建设的巡查、立案调查、作出处罚处理决定的职责。涉案沿江路265-273号房屋位置系城市规划区范围，由立鑫建司修建于1998年，郭泰华从1998年开始至今一直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故属于违建查处案件中适格的相对人。在房屋的实际管理中，郭泰华将其中两间即271号、273号房屋交由其女即本案原告郭赞梅作为经营场所使用，郭赞梅是部分房屋的实际使用者，属于涉案建筑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是适格原告。
郭泰华实际管理的房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4月1日施行）施行后建设，根据该法第三十二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第四十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应当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在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施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废止，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的内容基本一致。而郭泰华实际管理的房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后被立案调查，郭泰华一直未能提供相关建房规划审批手续，故违反规划许可建设违法行为呈继续状态，规划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六十条认定郭泰华房屋属违法建设并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并无不当。在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生效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履行了公告、书面催告、送达程序，听取了郭泰华的陈述、申辩，郭泰华在收到催告书后仍未履行行政决定义务，被告依法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有事实根据、法律依据，程序合法。原告郭赞梅认为其购买了诉争门面房271号、273号，系该二间房的合法占有人，被告未向原告送达任何决定书，被告剥夺了其知情权、陈述及申辩权，程序严重违法。被告已向行政行为相对人郭泰华送达相关决定书，同时被告将责令限期拆除公告、催告均在原告使用的经营地进行了张贴，且强制拆除决定书由该场所的经营者郭大勇代郭泰华签收，其作为郭泰华部分房屋的实际使用经营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被告并未剥夺其权利，对其诉请确认被告所作出的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违法，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违法的问题，其提供的《宜宾市城乡规划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其诉称被告在2016年10月11日将其合法占有的房屋强制拆除缺乏依据。对此问题，被告也提出抗辩，拆除行为是翠屏区的相关部门实施的，其没有参与拆除。故原告诉请被告强制拆除房屋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赞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赞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 健
审判员 邹 洪
审判员 陶 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希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