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10民终25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现住翼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系上诉人刘某之子。
法定代理人：刘某，系上诉人王某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住翼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花。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学科，翼城县南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鹏，现住翼城县。
委托代理人：李成华，翼城县唐兴法律服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吉，福建省仙游县盖伟镇琼峰村下宫29号，现住翼城县。
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及上诉人何鹏与被上诉人李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翼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1022民初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ＸＸ及四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学科，上诉人何鹏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成华，被上诉人李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1日23时30分左右，被告何鹏驾驶XXX号长城牌小型普通客车由县城到隆化，沿省道331线由西向东行驶，行驶至215公里+600米路段时，与相对方向摔倒的王晓慧驾驶HJ125型二轮摩托车（乘坐人：姚凯强）发生碰撞，致王晓慧、姚凯强受伤，两车损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王晓慧后经翼城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2016年11月22日死亡，产生医疗费4814.5元。2016年12月30日，翼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做出第20160008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交通事故当事人过错及当事人责任或者意外原因：认定何鹏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未履行谨慎驾驶、确保安全义务，且发生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王晓慧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采取措施不当致使车辆失控滑入逆行；双方过错程度基本相当，何鹏应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王晓慧应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姚凯强无责任。被告李吉是XXX号长城牌小型普通客车的车辆登记所有人，该肇事车辆没有投保交强险。另查明，死者王晓慧系原告刘某丈夫、系原告王某之父、系原告ＸＸ、柴花之子。
二审查明与原审查明一致，另原审审理中，四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提供的证据6是，原告租房协议复印件1份；翼城县房地产档案房产证明一份；XX社区证明一份。以证明死者王晓慧生前与上诉人刘某、王某一直在县城居住生活；证据7，提供了XX公司与死者王晓慧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临汾住房公积金提取凭条各一份，以证明死者王晓慧系XX公司的合同工；证据8，四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交警部门对李吉、何鹏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李吉承认肇事车辆是他借用给何鹏使用的。被上诉人李吉对证据6、7无异议，但对证据8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在交警队录口供前，上诉人何鹏曾找过我，说如果我不配合他，他就将车退还给我，所以我在交警队作了虚假证词，我承认车辆是借给何鹏使用的，现在我承认错误。上诉人何鹏对该几份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6，社区证明和租房协议有异议，首先，社区证明形式不合法，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名和经办人签名。同时证明内容和对象错误，没有明确具体到死者王晓慧在此居住一年以上的事实。其次，租房协议由于出租人没有依法出庭证实，也未提交出租人身份证明，且签约时刘某年仅十九岁，无法证明死者王晓慧在此与刘某及孩子共同居住的事实。对于房产证明，真实性无异议，房屋所有权人应当提供不动产房产证明，不足以证明死者王晓慧在其房屋居住的事实。对于证据7有异议，不具有证据三性。该劳动合同没有申请用人单位相关人员出庭证实，王晓慧的签名无法辨别真伪，也未提供死者生前领取工资的证明和用人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明，所以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口供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除非有其他证据佐证。轻口供，重调查研究是证据审查的主要原则，所以该口供不能排除合理性怀疑。对于当庭提供的住房公积金凭条，不同意质证。
被上诉人李吉原审审理中提供下列证据：证据1、李吉与何鹏的车辆买卖协议书和延期协议书各一份，以证明李吉的车辆在本次事故前已于2016年2月28日出卖给何鹏，并完成交付。证据2、提供李吉的车辆保单和发票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李吉的车辆是在保险合同期内转让给何鹏所有。证据3、提供李吉车辆的28条违章记录明细表一份，证明李吉的车辆因为违章次数太多，未能及时过户给何鹏。证据4、证人常某某出庭陈述：我与何鹏是邻居，与李吉是同事。2016年2月底，我和何鹏在一次闲聊中，何鹏说他想购买一辆二手轿车，我说我同事李吉正好有一辆车要出售，我作为中间人说和，李吉以28000元的价格将车出售给何鹏，2016年2月28日签订了买卖合同并交付了5000元首付款，我作为中间人在购车协议中签字，余款23000元何鹏于2016年3月1日支付给了李吉，当天李吉将车及车辆手续全部交付了何鹏。因为该车辆违章过多，无法及时处理违章，所以该车辆至今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四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原审对比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4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我方提供的申请法院调取的本案交通事故档案中，在本案事故发生后，交警事故中队对李吉、何鹏的询问笔录，该二人均承认肇事车辆、所有权人是李吉，只是将车借给何鹏使用。本案事故发生在2016年11月21日，而二人提供的车辆买卖协议时间是2016年2月28日，显然该买卖协议的内容是伪造的，不真实的，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第1、2项规定，公安机关的档案材料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买卖合同的书证。证人常某某与李吉系同事，与何鹏是邻居，关系密切，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不可采信。对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该两份证据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及责任的大小没有证明力和关联性。
上诉人何鹏对被上诉人李吉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同时上诉人何鹏在原审时还提供了何鹏与李吉的车辆买卖协议书，延期过户协议书，车款收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目的：何鹏是肇事车辆受让人，转让价格为28000元。还提供车辆行车证，车辆登记证件等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目的：实际车主为何鹏，原车主为李吉。但四被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对上述证据持有异议，认为事故车辆所有权人是李吉，而非上诉人何鹏。
原审法院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何鹏对原告提交的有争议的证据，即翼城县XX社区村民委员会证明，认为该证明中只有加盖的村委会公章，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社区属于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该证明内容是村民之间的身份关系，且均记载有公民身份证号码，与原告的陈述及原告租房协议、翼城县房地产档案房产证明、原告身份信息能形成证据链条，本院对翼城县XX社区村民委员会证明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证据7，XX公司与王晓慧生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临汾住房公积金提取凭条，以证明死者王晓慧系XX公司的合同工。该劳动合同书，不仅有双方的签字、印章，而且有签证方人力社会资源劳动保障局的印章，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成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是证明其劳动关系成立的主要凭证，法定的依据，因而被告何鹏辩称劳动合同不能证明王晓慧劳动关系的陈述，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关于被告李吉提供的四份证明相互关联相互印证，结合证人常某某出庭陈述，被告何鹏对此也予确认，足以证明被告李吉的车辆在本次事故前已于2016年2月28日出卖给被告何鹏，并完成交付。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四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仍旧认为李吉与何鹏的车辆买卖合同效力是无效的，称该买卖行为与双方在交警队的笔录不一致，故而认为是伪造的。被上诉人李吉称，当时上诉人何鹏来找我，想吓我，要求我的口供与他在交警队的陈述一致，否则就要将车退还给我，并要求我退款，所以作了虚假笔录。对此，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何鹏认可其要求被上诉人李吉在交警队的陈述与其一致。还查明，事故车辆目前仍未过户。
另本院二审审理中，四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再次出示劳动合同书及续订劳动合同记录原件。上述证据除有用人单位印章及王晓慧签字外，还加盖有签证机构”翼城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合同签订专用章”。审理中，上诉人何鹏对上述印章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劳动合同时是实践性合同，还必须有实际履行的证据，即领取工资及缴纳养老保险金的证据。还查明，在四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提供的”临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凭条”载明了王晓慧的单位名称为”XX公司”。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刘某主张目前仍在城镇居住，上诉人王某目前已在城内幼儿园上学。对此，上诉人何鹏称其未核实过刘某的居住情况及王某的就读情况，但对刘某居住在城镇予以否认。
本案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何鹏表示本起交通事故的另一受害人姚凯强针对所受伤害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何鹏与李吉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故希望在本案中给姚凯强在交强险限额内保留份额。四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称，姚凯强起诉一案中存在主体不适格情形，因王晓慧作为事故一方已去世，故要求王晓慧作为赔偿主体不适格。
以上为本案基本事实。
山西省翼城县人民法院认为，一、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本案经翼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何鹏与王晓慧负该起事故的同等责任。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虽持异议，但没有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故对其所辩称本院不予支持。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因身体健康遭受侵害，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及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被告何鹏自认该事故车辆自己已于2016年2月28日购得，并完成交付。车辆虽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李吉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李吉不再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被告何鹏作为事故车辆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因此，其应当在”交强险”各限额范围内赔偿因事故给原告造成的相关损失。
二、对原告的各项损失本院依法确认为：
1、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4814.5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丧葬费。参照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山西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1803元，6个月为26480元；原告主张的停尸费9875元没有超出该标准，对其要求另行计算停尸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死亡赔偿金。王晓慧生前虽为农业户口，但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6、7，可以认定王晓慧生前在XX公司工作、与妻、子在XX社区居住生活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第二十九条规定，本院确定其死亡赔偿金为516560元（参照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828元×20年）；4、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对此主张了王晓慧之子王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案事故发生时王某3周岁，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本院确定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18642.5元（参照2015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819元×15年÷2）。5、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该起事故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及被告在该起事故中所负的责任，结合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为宜。共计696497元。
被告何鹏驾驶的车辆属于应当依法投保交强险的车辆，由于其未投保，故何鹏应当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向原告赔偿114814.5元。超出”交强险”部分581682.5元按交通事故责任，被告应当承担50%，即290841.25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33500元。被告何鹏共计赔付四原告各项损失372155.75元（257341.25+114814.5）。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及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某、王某、ＸＸ、柴花款项372155.75元；二、驳回原告刘某、王某、ＸＸ、柴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06元，由被告何鹏负担。
判后，四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吉对本案交通事故无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中尽管被上诉人自认该事故车辆已于2016年2月28日购得，被上诉人李吉提供了二被上诉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协议》，但上诉人提供了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二被上诉人的《车辆买卖协议》。在交警部门对被上诉人李吉及车辆驾驶人员何鹏，交警分别做了询问笔录，二被上诉人均承认，本案肇事车辆所有权人是李吉，何鹏是借用的。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提供的《买卖车辆协议》不具有真实性，理由为：1、如果二被上诉人《买卖车辆协议》存在且交易在本案事故发生之前，为何在事故处理中不提供该证据，不向交警部门如实陈述该事实。2、从证据效力看，根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交警部门对事故中当事人的询问笔录证据证明力大于事后当事人提供的自书证据。3、《买卖车辆协议》上的中间人常某某即证人，与李吉系同事，与何鹏系邻居，均关系密切，且有利益关系（系李吉职工），因而其证言具有倾向性和不真实性，证明力甚小。二、李吉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与何鹏承担连带责任。李吉作为车辆所有人未依法交纳交强险，将车辆交付给何鹏使用，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何鹏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判如所请。
上诉人何鹏答辩称，一、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李吉与答辩人是借用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答辩人于2016年2月28日以28000元价格与被上诉人李吉签订了二手车交易协议书，并于同年3月1日付清尾款后完成车辆交付。一审中答辩人提供的协议和被上诉人李吉提供的协议及证人常某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答辩人于被上诉人李吉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据此，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与被上诉人李吉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于法有据。二、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李吉与答辩人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不涉及答辩人的利益，答辩人不作答辩。
被上诉人李吉答辩称，一、四上诉人诉称：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对本案交通事故无责任，是偏袒答辩人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何鹏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既是实际车主又是车辆驾驶人，在事故认定中，翼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法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何鹏负有事故同等责任，受害人王晓慧负有事故同等责任，就该事故责任认定，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和申请复核，据此，答辩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于法有据。2、答辩人于上诉人何鹏之间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借用合同关系，答辩人早于2016年2月28日就通过本地人常某某介绍，将自有XXX长城牌小客车出卖给上诉人何鹏，并于3月1日完成交付，因答辩人的车辆违章记录达28条之多，未能及时过户，双方就此签订了两份协议。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录取口供前，上诉人何鹏找到我，要答辩人说，车是我的，他是借车人，如果不配合就退车还钱，答辩人是外地人在本地打工，不敢不从，无奈在交警部门作了虚假笔录。据此，答辩人出卖车辆是真，虚构借用是假。二、四上诉人诉称，答辩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与上诉人何鹏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答辩人出卖并交付于上诉人何鹏的车辆是在保险合同期间内完成的，答辩人提供的保单足以证明上述交易的时间发生保险合同期间内。据此，答辩人对出卖后的车辆没有法定投保义务，结合上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一审判决对答辩人不承担责任的正确认定。
上诉人何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违法采信四被上诉人在二次复庭中当庭突袭的两份证据，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二次复庭中，四被上诉人当庭提交了房主安明的房产登记查询表和一份住房公积金票据。针对上述两份突袭证据，上诉人当庭提出异议，而一审法院却对上述两份逾期证据，未能责令其当庭说明理由，在其不能说明理由的情况下，违反采信上述两份逾期证据。二、一审判决认定四被上诉人死亡补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付，缺乏证据支持。四被上诉人提供的租房合同和社区证明根本不能证明受害人王晓慧生前居住于县城的事实。1、四被上诉人提供了2012年3月5日由被上诉人刘某本人与房主安明签订的租房合同，毫无”三性”可信。根本不能证明受害人王晓慧生前在此居住的事实。2、四被上诉人提供的翼城县XX社区证明，其证明形式和内容根本不能证明受害人居住于城镇的事实。且证明内容和对象仅是上诉人刘某一人，而非受害人王晓慧随其居住的事实，3、四被上诉人提供的受害人王晓慧在XX公司的劳动合同书，由于未能提供受害人王晓慧生前一年内依法领取工资的证明和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再加上翼钢公司停产（2014年6月底）多年，根本无法确定受害人生前一年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同时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也无用人单位人劳部门证明。据此，上述劳动合同真实存疑，依法属于孤证，不能采信。三、一审判决未能考虑受害人严重醉酒的重大过失，且负有同等责任，让上诉人承担30000元精神抚慰金，显属不公。故要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四上诉人刘某、王某、ＸＸ、柴花答辩称，一审法院程序合法。答辩人当庭提供的租房房主安明的房产登记查询表和一份住房公积金票据，是补强证据，且当庭说明了证据来源及理由，不是逾期举证，更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对答辩人从2012年起就租赁房主安明的房屋居住，答辩人不仅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租房合同，同时也提供了社区的证明，由于房主安明的房产证丢失，为了证实安明对出租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出租权及房产的地里位置，答辩人为进一步证实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才举证了翼城县房地产档案查询登记证明。答辩人提供死者王晓慧的住房公积金票据，是对举证期限内提供的王晓慧与XX公司劳动合同的补充，也是进一步印证王晓慧身前是该公司的工人。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答辩人婚前就在县城打工居住，婚后仍在县城打工居住。答辩人与王晓慧结婚后，仍在县城打工并与王晓慧共同生活居住，并在租赁的房内结婚生了儿子。2、XX社区证明，虽然没有相关人员签名，形式上欠缺，但其内容真实性，不可否认。3、王晓慧与XX公司劳动合同书，不仅有双方签名盖章，还有签证机构翼城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劳动合同签证专用章，予以证实。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4、原审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并无不当。故要求驳回上诉人何鹏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李吉认为何鹏的上诉不针对李吉，且不涉及李吉的实体利益，故未做答辩。
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因身体健康遭受侵害，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被上诉人李吉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2.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如何认定，原审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适当。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原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李吉提供了其与上诉人何鹏之间的车辆买卖协议书等证据证明交通事故车辆已出卖给了上诉人何鹏，对此，上诉人何鹏也予以认可，同时，原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李吉还申请了该笔买卖合同的中间人常某某出庭证明当时的买卖经过，故被上诉人李吉就车辆买卖所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综合可认定事故车辆已出卖给了上诉人何鹏，并完成交付。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不持异议。现四上诉人刘某、王某、柴花、ＸＸ仅凭从交警部门调取的询问笔录否认事故车辆的买卖合同，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认定。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对于王晓慧的居住情况，四被上诉人分别提供了租房协议、翼城县房地产档案房产证明及加盖印章的XX社区证明，综合用以证明王晓慧的居住情况，上诉人何鹏认为租房协议的证明主体是上诉人刘某而非王晓慧，对此，本院认为，王晓慧生前与上诉人刘某系夫妻关系，且双方孩子王某出生于2013年9月27日，故该租房协议的证明主体虽是刘某，但同样可以反映王晓慧的居住情况；对于加盖有印章的社区证明，该证明虽无相关人员签字，但该证明结合其它证据，能够综合认定王晓慧的居住情况。故原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对于王晓慧的劳动合同情况，四上诉人刘某、王某、柴花、ＸＸ一、二审审理中均提供了王晓慧的劳动合同书、续订劳动合同记录及住房公积金提取凭条，上述合同及记录中不仅有双方的签字、印章，而且加盖有签证方人力社会资源劳动保障局的印章，且住房公积金提取凭条中记载的单位名称与劳动合同签订方均为同一单位，故原审认定王晓慧的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认定。综上，原审据此认定本案所涉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标准并无不当。对于精神抚慰金，原审结合本案事故的后果及双方在该起事故中所负的责任认定3万元亦无不当。另对于上诉人何鹏主张本次事故的另一受害者姚凯强也提起诉讼，故要求在交强险限额内预留相应份额。对此，本院认为，作为权利人的姚凯强在本案中并未向我院提出该权利主张，且该主张与本案诉讼也并非同时提起的诉讼，故对上诉人何鹏的该主张本案中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上诉人刘某、王某、柴花、ＸＸ二审案件受理费2540元，上诉人何鹏二审案件受理费4606元，由双方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王斌斌
审判员张桂香
审判员贾晓斌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房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