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8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1，女，1973年6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1，女，1995年9月22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北京安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2，男，1971年3月1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秀清，男，北京市海淀区尔康康复训练中心法律顾问。
上诉人杨×1、宋×1因与被上诉人宋×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42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1、宋×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三方签署的承诺书系对三套安置房产的分配；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关于承诺书并无处分三套安置房的权属之意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承诺书明确表述，我们作为被腾退人及被安置人均对房屋分配方案无异议，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进行了分配，即使是程序性文件，也有其法律意义，不能仅凭腾退人工作人员的理解解读承诺书，且宋×2一审起诉要求撤销赠与合同，说明其本人认可财产已经处置的事实；2、承诺书系本案三名当事人经协商，为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遗产税，三方一致同意三套房屋都分配给宋×1；3、签订承诺书时，三人每人都可认购一套安置房，若认定承诺书系挂名，有违常理；4、若认定承诺书不是对房产的分割，不利于社会稳定，可能引�大量诉讼。
宋×2辩称，我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方签订承诺书系约定由宋×1代为领取安置房屋，并非约定三套房屋的权属归宋×1所有。
宋×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我与杨×1、宋×1于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承诺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2与杨×1原系夫妻，于1994年结婚，于1995年生育一女宋×1。2015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宋×2诉杨×1离婚纠纷一案，因杨×1与宋×2在案件审理中达成调解、自愿离婚，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为双方出具离婚调解书。
杨×1与宋×2结婚后在北京市海淀区×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多次建房。后×村进行搬迁腾退改造，杨×1作为被腾退人与腾退人永创兴业（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创公司）就×号院的搬迁腾退于2011年10月3日签订一份腾退补偿协议并于2011年10月13日签订一份定向安置房置换协议。根据上述两份协议，×号院的被安置人为杨×1、宋×2及宋×1，该院应发腾退补偿款（扣除超面积购房款后）共计2705209.40元，被腾退人选定3套定向安置房，即1101室（设计建筑面积119.64平方米）、1302室（设计建筑面积82.17平方米）、1103室（设计建筑面积74.81平方米）。上述腾退补偿款均由杨×1领取。
2015年6月11日，宋×2与杨×1、宋×1签订《承诺书》，该承诺书为打印的格式文本，内容为：为便于和完善被腾退人或被安置人后期进行网上签约、产权登记等相关手续，被腾退人要求将自己或被安置人分别成为置换房屋的最终买受人及收房人，永创公司接受了被腾退人的要求；签订本承诺书时，永创公司已向被腾退人声明，一经被确定为最终买受人及收房人后，永创公司将只与被腾退人确定的最终买受人及收房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交付协议》并办理相关的网上签约、产权登记手续，收房主体间发生纠纷或因安置房转让引发的一切争议由被腾退人与被安置人自行解决，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与永创公司无关，对此声明，被腾退人理解、同意并接受；为便于房屋安置及收房的顺利进行，房屋被腾退人及被安置人共同向永创公司作出承诺，同意确认上述三套安置房的最终买受人及收房人为宋×1，我们作为被腾退人及被安置人均对以上房屋分配方案无异议，上述买受人为与永创公司签订《定向安置房交付协议》及《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的最终签约主体，本承诺书签订后，买受人资格不可变更。宋×2与杨×1、宋×1均在上述承诺书落款处签字捺印。亦于同日，宋×1就上述三套安置房与永创公司各签订一份《定向安置房交付协议》。永创公司向宋×1交付上述三套安置房。
经法院联系永创公司获知，上述承诺书系该公司在交付安置房屋时向被腾退人及被安置人提供的格式文本，是为了便于该公司顺利完成后续的安置房交付及产权登记手续等的办理，此后被腾退人及被安置人就安置房产生的争议与该公司无关。
庭审中，宋×2、杨×1、宋×1一致确认，除上述承诺书外，双方未就上述3套安置房的归属分配签订其他书面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6月11日签订的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系合法有效。在×号院的搬迁腾退过程中，腾退人永创公司负有向宋×2、杨×1、宋×1交付安置房并办理产权登记等后续手续的义务。相应的，根据诉争承诺书所载内容及法院从永创公司了解到的情况可知，诉争承诺书系由腾退人永创公司在交付安置房时提供给杨×1、宋×2、宋×1的格式文本，是为了将此三人就×号院的全部安置房由谁收房、以谁名义签订房屋交付协议及房屋买卖合同、以谁名义进行产权登记等事项所形成的一致意思予以书面确认，以便于该公司顺利完成安置房的交付等后续工作并避免纠纷。因此，诉争承诺书是永创公司处理安置房交付等事宜时的程序性文件,除非杨×1、宋×2、宋×1明确表示×号院的三套安置房之权属分配按照诉争承诺书所确定的相应收房人和最终买受人进行，否则不能仅凭诉争承诺书确认宋×1为×号院三套�置房的收房人和最终买受人即认定该三套安置房全部归属于宋×1。现宋×2否认其签订承诺书时有将安置房赠与宋×1之意思表示，且宋×2、杨×1、宋×1均确认三人除签订诉争承诺书外未就上述三套安置房的归属分配签订其他书面协议，故法院认为诉争承诺书并无处分×号院三套安置房的权属之意。加之，宋×2、杨×1、宋×1对于宋×1作为三套安置房的收房人和最终买受人这一点并无异议。综上，不存在宋×2所主张的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故宋×2依据我国合同法关于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之法律规定要求撤销诉争承诺书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驳回宋×2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证据。本院另查明，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原告对承诺书的性质如何认识？”宋×2答：”当时原被告就安置房权属无法达成一致，开发商又急于交房，我签订承诺书只是为了顺利领取房屋，不是房屋赠与合同”。法庭询问：”对上述三套安置房的权利归属，双方的意见？”宋×2答：”属于原被告三人，尚未分割。””我当时不同意签订承诺书，后为了顺利接收房屋，决定由宋×1出面办理房屋交付事宜”。法庭询问：”原告，签订承诺书时，你是否有将安置房赠与宋×1的意思？”宋×2答：”当时只是为了顺利领取房屋，我没有将安置房赠与宋×1的意思”。上述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诉争《承诺书》的性质问题。
合同性质应当根据合同内容设立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诉争《承诺书》中虽然有”我们作为被腾退人及被安置人均对以上房屋分配方案无异议”的表述，但是《承诺书》同时载明，”为便于和完善被腾退人或被安置人后期进行网上签约、产权登记等相关手续，被腾退人要求将自己或被安置人分别成为置换房屋的最终买受人及收房人”。综合《承诺书》的整体内容，其中并不包含三方对安置�屋权属分割的意思表示。同时，《承诺书》系永创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其工作人员陈述，《承诺书》是为了便于永创公司顺利完成后续的安置房交付及产权登记手续等的办理而签订的。因此，结合《承诺书》签订的目的及其具体内容可以认定，《承诺书》仅是宋×2、杨×1及宋×1对安置房相关协议的签约人及收房人进行的确认，并非对三套安置房的权属进行的分配。杨×1、宋×1主张《承诺书》系对安置房权属的分配，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杨×1、宋×1另主张，宋×2在一审起诉状中称《承诺书》构成了对宋×1的赠与，说明宋×2亦认可《承诺书》系对三套安置房权属的分配。但宋×2在一审开庭时多次表示，其签署《承诺书》只是为了顺利领取房屋，由宋×1出面办理房屋交付事宜，否认在签订《承诺书》时有将房屋赠与宋×1的意思，坚持认为三套安置房的权属尚未分割。综合宋×2一审时的主张，不能仅凭宋×2在起诉状中的表述认定其自认《承诺书》系对三套安置房权属的分配，杨×1、宋×1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并无处分×号院三套安置房的权属之意，并据此判决驳回宋×2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杨×1、宋×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1、宋×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杨×1、宋×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燕枝
审判员 柳适思
审判员 徐 冰
二〇�七年四月七日
法官助理王湘羽
书记员刘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