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民终字第9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益冬，男，196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平市建阳区。
法定代理人郑书兰（系高益冬妻子），女，农民，住南平市建阳区。
委托代理人王玲，福建心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益庚，男，195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平市建阳区。
委托代理人高已财（系高益庚之子），男，农民，住南平市建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益春，男，195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平市建阳区。
委托代理人高旭霞（系高益春之女），女，农民，住南平市建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平市建阳区武夷新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童游组团征地拆迁办公室，住所地南平市建阳区童游镇政府大院内。
负责人黎建国，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建才，福建鼎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益冬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2014）潭民初字第2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益冬及其法定代理人郑书兰、委托代理人王玲，被上诉人高益庚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已财，高益春及其委托代理人高旭霞，南平市建阳区武夷新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童游组团征地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的委托代理人张建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益冬原审请求：判令高益庚、高益春与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原建阳市闽北产业集中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于2007年8月12日签订的《闽北经济开发区建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原审法院查明，高益冬与高益庚、高益春系同胞兄弟。2007年，高益冬所有的坐落于建阳童游赤岸村上七八房屋一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潭集建（92）字第00201号，建筑占地85.8平方米］被拆迁，高益冬与高益庚、高益春于2007年7月28日向闽北经济开发区申请，因原移民老宅及火烧基约600多平方米被征用，要求给予200平方米安置地。同年8月12日，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作为拆迁人，高益冬及高益庚、高益春作为被拆迁人，共同在赤岸村村部签订《闽北经济开发区建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以产权调换方式进行补偿，拆迁宅基地面积为152.49平方米，获得补偿款85797.2元，高益庚、高益春在协议上签名，高益冬名字由高益庚代签。被拆迁的152.49平方米宅基地，其中土木住宅一间、土木杂屋三间，砖木猪栏一间，简易房一间，空坪一处。协议签订后，房屋被拆除，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以高益冬、高益庚、高益春作为两户被拆迁户安置宅基地160平方米并支付了补偿款85797.2元，高益冬获得80平方米及补偿款85797.2元，另80平方米由高益庚占有。高益冬在安置的80平方米宅基地上建房，2008年9月4日，闽北经济开发区国土分局、规划分局、建设局通知高益庚可在安置的80平方米宅基地上建房。
原审法院另查明，高益冬所有的房屋系父亲高利本在世时分家所得，高益冬因从小智力发育问题，长期随父母共同生活，高利本1995年去世时被拆迁房屋已存在，高益庚、高益春亦在被拆迁的房屋中做菇，直至房屋被拆迁。高利本去世后，高益冬的母亲随高益冬的三个哥哥轮流生活，直至2012年去世。高益冬因为智力发育问题，经高益冬亲属申请，原审法院于2014年2月10日作出（2014）潭民特字第3号民事判决，认定高益冬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高益冬妻子郑书兰为高益冬的监护人。拆迁前高益冬与已故妻子倪银华的户籍登记在母亲户下，户籍地址为建阳市童游赤岸村建新55号，高益春的户籍地址亦为建阳市童游赤岸村建新55号。2007年的拆迁方案规定，被拆迁户1-3人口的每户安置地不超过80平方米。
原审法院再查明，高益冬及高益庚、高益春的哥哥高益丰曾就拆迁安置的80平方米宅基地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高益冬及高益庚、高益春返还，原审法院驳回高益丰的诉请，高益丰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亦驳回高益丰的上诉请求。高益冬在上述一审、二审答辩中均认可拆迁协议系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与其签订。建阳市闽北产业集中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因工作需要，更名为建阳市武夷新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童游组团征地拆迁办公室，工作连续进行。
原审法院认为，合同系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高益冬主张本案诉争的拆迁合同无效，理由为高益冬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拆迁协议上“高益冬”签名不是高益冬本人所签，系高益庚未经高益冬同意代签的，高益庚并不是高益冬的监护人，无权代表高益冬签名，且依据拆迁方案，高益冬的房屋拆迁不可能获得160平方米的安置地，而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却安置了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侵害了国家利益。就该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高益冬从小发育迟缓，拆迁时母亲仍在世，由高益冬的三个哥哥轮流赡养，签订拆迁协议时高益冬本人在场，对协议的内容并未表示不同意，作为高益冬哥哥的高益庚代高益冬签名并无不妥，且高益冬也依据协议获得了补偿款及80平方米的安置地，因此，高益冬认为高益庚代高益冬签名无效，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高益冬房屋登记面积为85.8平方米，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为152.49平方米，按照拆迁方案，一户三个人口的获得80平方米宅基地，拆迁协议上被拆迁人为高益冬及高益庚、高益春，高益冬户内为3人口，只能获得安置宅基地80平方米，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以高益冬为一户，高益庚、高益春为另一户安置宅基地160平方米并未损害国家利益，高益冬的该项理由亦无依据。综上，高益冬主张确认2007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高益冬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高益冬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公。理由包括：一、《协议书》所列建筑物和土地是高益冬个人的合法财产，不是与高益庚、高益春共同共有的财产，因此高益冬才是被拆迁人，高益庚、高益春不是被拆迁人，不具有《协议书》的主体资格，原判认定事实错误。㈠被拆迁的建筑物和土地已经原建阳市人民政府确权并发给《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高益冬个人的合法财产，高益庚、高益春在高益丰诉不当得利案件中，也承认涉案的土地和房屋系父亲在世时已为高益冬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高益冬的财产，与高益庚、高益春无关。㈡高益春的户籍地址虽然与高益冬地址相同，是由于双方系兄弟关系，过去与父母同住的原因，各自成家后已分成两户，各自有自己的户口，拆迁时高益冬的户口内只有含母亲和妻子在内三口人，根据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地的原则，高益春已分户另外从集体经济组织取得宅基地自建住房，并不在户籍登记的地址居住，其住房未被拆迁，不可能获得拆迁补偿。㈢《房屋拆迁丈量原始记录草图》和面积计算表上面写的户主是高益冬，高益春在该图签字时注明他是代理高益冬签字。㈣火烧基是另外一块土地，与《协议书》无关，不在《协议书》范围内，高益庚、高益春在高益丰诉不当得利案件中，承认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对火烧基的土地已经另行给予补偿。㈤证人出庭证明高益春前两年曾经在被拆迁的房屋内种植银耳，其实是父亲带着高益冬一起种银耳，父亲去世后被高益庚、高益春拿去用了两三年，弟弟出借房子给哥哥用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不涉及所用权变更的问题。更何况拆迁前该房屋是由高益冬出租给高永良并收取租金。㈥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实了高益庚的80㎡安置地是根据《协议书》拨给，而《协议书》所拆迁的面积又是依据高益冬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房屋拆迁丈量原始记录草图》拨给，高益庚的户籍地址与高益冬的地址不同，其房屋没有被拆迁，并非拆迁户，且拆迁协议是按户签订，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不可能将其与高益冬两户并作一户签订同一份协议。二、在《协议书》签订时，高益冬并没有被确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也没有委托高益春签字，高益春在合同上签字不是高益冬本人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高益冬虽然智力障碍，但父亲生前谆谆交代，拆迁房屋系高益冬个人财产。所以，尽管高益庚、高益春采取各种手段逼迫高益冬在《协议书》上签字，高益冬看到《协议书》上有其二人的名字，坚持不肯签字，高益庚、高益春无奈，在签字后将全部补偿款支付给高益冬。三、高益庚、高益春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通过订立《协议书》，取得80㎡的宅基地，损害国家利益，同时侵害了高益冬的合法权益。高益冬被拆迁征用的土地面积为152.49㎡，根据当时的规定，政府应当给高益冬安置宅基地120㎡，高益庚、高益春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将自己列为被拆迁人并擅自签上高益冬的名字，通过订立《协议书》，取得160㎡安置地，高益庚从中攫取80㎡，多拿了40㎡，侵占了高益冬份内的40㎡，损害国家利益，同时侵害了高益冬的合法权益。综上，高益庚、高益春不是《协议书》所涉土地房屋的被拆迁人，不具有签订《协议书》的资格。高益冬在《协议书》签订时并没有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高益庚、高益春没有被指定为高益冬的监护人，未经高益冬授权在《协议书》上代高益冬签字的行为无效。由于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疏于审查，让高益庚、高益春签署《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侵害了高益冬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有失公正，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被上诉人高益庚答辩称，一、高益冬认为《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不符合事实。高益冬被拆迁的住房及周边的土木房都是高益庚、高益春和父亲高利本一起盖的，父亲高利本为高益冬办理了使用权面积为85.8㎡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由于高益庚宅基地比较少，高利本在世时就将高益冬住房周边的土木房给高益庚和高益春做白木耳生产用房，从1985年直至2007年被拆迁，使用期达20多年，有证人高桂花和本村村民可证明。高益冬出租给高永良的是草图中24.79㎡的土木房和一些空地，租期还未满1年。母亲是2012年去世，母亲去世前由三个哥哥轮流照顾，拆迁的事母亲是知道的。根据（2014）南民终字第519号民事判决，2007年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对赤岸大桥连线及嘉禾大道进行拆迁，高益庚、高益春、高益冬于2007年7月28日向闽北经济开发区申请，因约600㎡原移民老宅及火烧基被征用，要求给予200㎡安置地。2007年8月12日，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与高益庚、高益春、高益冬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手续完全符合拆迁补偿程序。二、关于高益冬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的问题。高益冬与高益庚、高益春为兄弟，既然高益冬有精神障碍、智力低下，而由其同胞兄长代其签字，并无不当，监护人可以是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况且该《协议书》是村委会主任、政府干部、高益冬及其当时的妻子倪银华都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并无欺诈之可能。《协议书》签订后，高益冬一直未提出异议，并在后来的《赤岸村拆迁安置小区建房户施工图纸发放登记表》上签字，2009年在分得的宅基地上建造了两层楼房，说明高益冬认可《协议书》，并没有意见。三、关于高益庚是否采取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的问题。如前所述，《协议书》是村委会主任、政府干部、高益冬及其当时的妻子倪银华都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并无欺诈之可能。根据建阳区政府颁布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被拆迁户1-3人口的每户安置地不超过80㎡，高益冬当时户口本内登记的正是三人，取得80㎡的安置地完全符合政策，何来多余的安置地为高益春和高益庚侵占。综上，高益庚、高益春也是被拆迁人，获得80㎡安置地合理合法，并未侵害高益冬的权益，更未损害国家利益，所以《协议书》为有效合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高益春答辩称，一、关于高益冬上诉理由的第一点。㈠高益冬在建阳市童游镇赤岸七、八有住房一幢，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5.8㎡。《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登记的土地面积也只有85.8㎡。父亲高利本在世时，即将高益冬住房周边的土木房给高益庚、高益春用做白木耳生产厂房，直到2007年拆迁，有本村村民和证人的证言为证。高益春、高益庚均是被拆迁人。㈡高益冬被拆迁的住房及周边的土木房都是高益春与父亲高利本一同建造，因为高利本当时年迈，高益庚也时常来帮忙。高益冬拆迁的住房还曾是高益春的结婚新房，后来高益春另盖了新房，在父亲的要求下把被拆迁房屋让给高益冬。后来为了照顾智障的弟弟高益冬，高益春把大部分的拆迁款让给高益冬领取，不想郑书兰嫁给高益冬后为高益冬做了智障证明书，反而说高益春侵占了其财产。㈢《房屋拆迁丈量原始记录草图》上高益春的签名，只是由高益春作为高益冬、高益春、高益庚三个被拆迁人的代表，同意被拆迁的测量面积。村委会和村民出具的《证明》、证人陈述均可证明高益庚、高益春是被拆迁人。至于草图上的签字，高益春认为这是家庭内部的问题，又一向讲究亲情，没有太注重细节，也没有预想到会造成现在的局面。㈣高益冬只是将草图中的24.79㎡的土木房屋和一些空地出租给高益良，租期不到1年，另外两个土木房并未出租给高永良，而是由高益庚、高益春两人自1985年使用至被拆迁时。二、关于高益冬上诉理由的第二点。㈠先从高益冬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角度来说，《协议书》签订时，高益冬、倪银华、高益庚、高益春、村主任及政府干部均在场，是高益冬叫高益庚代其签名，高益庚构成合同法规定的代理行为，并在后来的一些征迁材料上，高益冬亦亲笔签名，说明高益冬完全了解征地的所有情况，并无异议，高益庚代高益冬在《协议书》上签名是高益冬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有效。㈡从高益冬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角度来说，高益冬在《赤岸村拆迁安置小区建房户施工图纸发放登记表》上签名，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其行为可说明高益冬已同意了拆迁补偿方案，已经追认了《协议书》。政府为了防止今后争议的发生，在高益冬、高益庚、高益春签署了兄弟纠纷内部解决的协议后，才发放了《安置小区建房户许可开工建设的通知》。自2007年8月12日至母亲林淑球及倪银华去世前，林淑球、倪银华、高益冬三人均未对此表示异议。三、关于高益冬的第三点上诉理由。高益冬主张欺诈和胁迫，没有证据支持。而且签协议时，村主任和政府干部均在场，并无欺诈之可能。根据当时建阳市政府公布的补偿安置方案，高益冬一家三口获得80㎡安置地完全正确。高益庚、高益春作为被拆迁人获得80㎡的安置地并不侵害高益冬的利益。综上，高益庚、高益春是被拆迁人，《协议书》系高益冬的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益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高益冬关于原判错误认定被拆迁房屋系高益冬、高益庚、高益春共有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高益冬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被拆迁房屋系其一人所有。虽然高益冬提供了相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但产权证上仅登记了85.8㎡的土地面积。显然凭借该证据不能证明被拆迁房屋全部归高益冬所有。其次，本案证据亦足以证明被拆迁房屋除了高益冬所居住的部分外，其他的附属房屋均归高益庚、高益春使用，不属于高益冬享有权利的范畴。而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通过调查了解到高益冬的家庭和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状况，结合村委会及高益冬家人意见后，方才与高益冬等人签订《协议书》，该合同应为合法有效。二、关于《协议书》签订时，高益冬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协议书》签订时高益冬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如果彼时高益冬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那么作为高益冬哥哥的高益庚当然依法享有代理（监护）权。《协议书》签订时，高益冬已故配偶及母亲均在现场，却未对高益庚代高益冬签名一事提出异议，此后亦未对根据《协议书》实施的安置补偿提出异议。可见高益庚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如果签订协议时，高益冬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则其在高益庚代签时未提出异议，可以视为默许，而之后高益冬领取拆迁安置款及于安置地上自建房屋的行为，均可以推定高益冬对《协议书》的签署及高益庚代签其名的行为不存在异议，高益冬以实际行为追认了高益庚的无权代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已经生效。可见，高益冬仅以未在协议上亲笔签名为由，否认协议的效力，于法无据，不能成立。综上，高益冬在《协议书》签订且已实际履行六年多之后才主张协议无效，显然违背了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除高益冬对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以高益冬及高益庚、高益春作为两户进行安置，2007年拆迁方案表述的完整度及2007年高益庚、高益春一直使用附属房屋做菇三项事实有异议外，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不存在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高益冬持异议的三项事实，本院认为，其一，原建阳市政府于2007年公布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规定，被拆迁户1-3人口的每户安置地不超过80㎡，原宅基地面积大于120㎡的，可安置120㎡宅基地；其二，对高益冬提出的其他两项异议，本院将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在下文中一并进行综合分析和认定。
另查明，一、二审庭审中，高益冬、高益春、高益庚一致陈述，涉讼当事人已故母亲林淑球神智正常，高益冬已故妻子倪银华于2011年去世，为间歇性精神病人，但《协议书》签订时精神状态良好。二、建阳区童游赤岸村村民委员会与该村十四位村民共同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高益冬、高益春、高益庚父亲高利本在世时，将高益冬住房周围的土木房给高益庚、高益春用做银耳生产用房，高益庚二人使用该房直至2007年。《证明》的内容能与高利本女儿高桂花于原审庭审中的证言相互印证，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闽北经济开发区建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对该问题，当事人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被拆迁房屋及宅基地权益是否为高益冬一人享有；高益庚代替高益冬在《协议书》上签名是否高益冬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是否因高益春、高益庚采取欺诈、胁迫手段而签订，并损害国家利益。
首先，关于被拆迁房屋及宅基地权益是否为高益冬一人享有的问题。《协议书》项下被拆迁宅基地为涉案当事人父亲高利本在世时所取得，其上所有建筑物由高利本去世前组织建造。高利本在世时主持分家，将其中85.8㎡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于高益冬名下，其余部分未办理产权登记。原闽北征地拆迁办提供补偿的160㎡宅基地，由高益冬和高益庚、高益春各半获得。对于160㎡安置宅基地在高益冬与高益庚、高益春之间的分配，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的解释是，在签订《协议书》前，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对高益冬家庭情况和被拆迁房屋权利人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征求当地村委会和高益冬家人的意见，判断被拆迁房屋附属建筑部分归于高益庚、高益春使用，从而将160㎡安置宅基地中的80㎡分配给高益庚、高益春。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由原建阳市政府设立，在政府授权范围内与被拆迁户签订具体的征迁补偿协议。高益冬主张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对被拆迁房屋权益归属的判断错误，却既未能提交足以推翻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关于高益春、高益庚对被拆迁房屋附属建筑享有权利认定的相反证据，亦未能证明原闽北拆迁办公室在确定安置补偿对象时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违背拆迁安置补偿方案、超越授权范围等情形。加之童游征地拆迁办公室在本案中的陈述有高桂花的证言，赤岸村村委会与村民代表共同出具的《证明》作为佐证。故高益冬主张高益庚、高益春不是被拆迁房屋的被拆迁人，不具有签订《协议书》的主体资格，合同因此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高益庚代替高益冬在《协议书》上签名是否高益冬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高益冬系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尽管关于高益冬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决于2014年2月10日方作出，但不改变《协议书》签订时高益冬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能完全辩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该法第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协议书》签订时，高益冬在现场，其名字由兄长高益庚代签。尔后，基于《协议书》的约定，高益冬获得了80㎡的安置地及全部安置补偿款85797.2元。根据政府制定的拆迁安置方案，1-3人口的被拆迁户可获得安置地的面积不超过80㎡，高益冬因其户籍内共三口人而获得80㎡安置地，并获得了被拆迁宅基地超出面积相应的安置补偿款，高益冬的合法权益未因《协议书》而遭受侵害。同时，高益冬、高益春、高益庚母亲林淑球去世前，高益冬与其已故前妻倪银华的户口登记于林淑球名下，林淑球于2012年逝世，倪银华于2011年逝世，但林淑球与倪银华在世期间对《协议书》确定的拆迁安置补偿方式和实际履行情况从未表示过质疑。再结合高益冬曾于其他案件中自认《协议书》系其与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所订立之事实，足以认定高益冬关于高益庚在《协议书》上代其签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有悖于客观事实，其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
关于《协议书》是否因高益庚、高益春采用了欺诈、胁迫手段而订立，并侵犯了国家利益的问题。《协议书》确定的安置补偿方式，系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综合政府安置补偿方案和被拆迁不动产权属关系作出的决定。拆迁前有两户人家登记于原建阳市童游赤岸村建新55号，一户为高益冬家，一户为高益春家。原闽北征地拆迁办公室基于高益冬拥有被拆迁房屋85.8㎡的集体土地使用权，高益春、高益庚长期使用附属房屋两项事实，向同一地址上登记户籍的两户人家分别提供80㎡的安置地，不能认定为有违政府有关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高益春、高益庚在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签订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高益冬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证据不足，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114元，由上诉人高益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争春
审判员 乐 芳
审判员 陈志勇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叶晓桐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