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5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福柱，住河南省商城县。
委托代理人：李建辉，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盈，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锐，住黑龙江省泰来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邓汝松，广东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彦君，广东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福柱因与被上诉人刘盈、李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5）穗荔法民二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程福柱与刘盈、李锐从2014年7月份开始买卖合同关系，刘盈、李锐向程福柱定购毛衣，没有书面合同。后程福柱以刘盈、李锐于2014年11月2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共向其购买二十一批次货物（衣服），合同货款184906元一直未支付为由，起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庭审中，程福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送货单，证明2014年11月2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程福柱共向刘盈、李锐交付货物21批，送货单显示交付货物的型号数量价格等，货款一共是184906元；2、环城货运单、诚信物流托运单、诚信物流送货签收表，证明程福柱是通过东莞市环城和诚信物流公司送货给刘盈、李锐；3、退货单，证明新中国大厦B417档是由刘盈、李锐共同经营的；4、微信记录，证明程福柱与刘盈、李锐是通过微信进行交易；5、电子银行实时转账交易回单、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证明程福柱与刘盈、李锐交易期间刘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补充提交证据如下：1、刘盈微信下单的单据及微信对账单，证明刘盈通过微信向程福柱下单，也经常通过微信对账；2、刘盈银行转账记录及现金支付证明，证明一直是刘盈与程福柱交易，之前所有货款都是从刘盈账户划给程福柱账户，刘盈是实际经营者并非工人；3、银行明细单、送货单，证明2014年8月，程福柱是已经提供价值十几万货物给刘盈，刘盈收取货物后才支付5万元货款给程福柱，这5万元不是预付款；4、刘盈亲笔书写的联系地址及电话，证明刘盈实际与程福柱有生意往来的经营者；5、2014年7月刘盈下单的单据，证明刘盈在2014年7月下单的货物型号、数量、价格等；6、照片，证明刘盈档口卖的货物都是程福柱提供，以及因为刘盈导致程福柱几千件的货物不能走货，造成严重损失；7、2014年8月26日至9月5日交易记录，证明双方有交易以来程福柱都保存相关单据，这是部分单据，与程福柱诉讼请求中请求的2014年11月21日至12月12日的货款单据是一样的，即程福柱可以提供双方所有的交易单据证明程福柱请求的真实性。8、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4年11月至12月，程福柱是通过该物流公司将货物送给刘盈、李锐，物流公司已经证明货物已经送达给刘盈、李锐，与程福柱之前提交的货运单相互印证。
刘盈、李锐经质证，对于程福柱提供的证据1三性均不予认可。真实性方面，送货单最下面送货单位及经手人盖章这里是空白的，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名，所以程福柱送货单是为了达到胜诉的目的，在进行本案诉讼过程中，它是属于程福柱随意编造的送货单，而刘盈、李锐实际上收取程福柱货物时，刘盈、李锐在收货单是有签名的。刘盈、李锐每次去收了多少货，刘盈、李锐都有给他签名，而本案程福柱由于刘盈、李锐签名的货物没有二十万三十万，本身就说明刘盈、李锐多付了钱，而程福柱没有按时交货，程福柱理亏。后面作出来的货物错过了交易季节，而且来刘盈、李锐订购的货物，有的去别的商家拿货，有的去经营厂拿货，程福柱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和款式进行生产和交货，所以程福柱混水摸鱼拿出自行编制的没有签名的送货单要求支付货款。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因为该两家物流公司并没有向刘盈、李锐送货，刘盈、李锐也没有收到该两家物流公司托运过来的任何货物。对于诚信物流送货签收表两张，刘盈、李锐同样不认可，因为没有收货签名。对证据3的退货单也是程福柱随意编造的证据。退货单上也无退货的字据。对证据4，刘盈、李锐看不清楚，刘盈、李锐认为微信记录作为证据三性均不具备，刘盈、李锐不认可其证据效力，而且手机聊天工具，有相关软件对手机聊天记录进行随意删改，手机聊天记录不具备客观性和唯一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5，电子银行的转账和交易回单有银行的盖章，刘盈、李锐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提交的农业银行的明细对账单，也有银行盖章。但是关联性，刘盈、李锐不认同。程福柱提供的转账凭证，说明刘盈、李锐有多次支付货款的行为，而程福柱在约定的时间内无货可提，及逾期做出来的货物货不对版，刘盈、李锐对其逾期提供的货物拒绝收取。所以程福柱企图强迫交易就恶意诉讼刘盈、李锐。对程福柱补充提交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均超过举证期限，刘盈、李锐不予认可。对程福柱补充提交的证据8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刘盈、李锐对其公章的真实性不认可，公章不是正常使用的模样。刘盈、李锐认为环城公司的证明没有证明力，真实性不认可。货物已经送到B417档，是谁签收及收取多少运费，这些均需要证据证明。这不排除货运公司推卸责任。
程福柱对交货给刘盈、李锐的方式陈述称，因为新中国大厦货运量太大，一般货运公司不会直接把货送到新中国大厦的档口，而是先打电话给刘盈、李锐，通知刘盈、李锐货到了可以去提货，然后刘盈、李锐就派其工仔去物流公司提货，且凭刘盈、李锐的身份证交付物流费给物流公司。物流公司交货给刘盈、李锐时不用刘盈、李锐的签收，物流公司只要看到有刘盈、李锐的身份证以及交付了运费，就直接把货物交给提货人。而且要是刘盈、李锐没有收到货的话，刘盈、李锐会电话与程福柱沟通。只要刘盈、李锐没有电话来催程福柱，就表明货物已经由刘盈、李锐收到。刘盈、李锐也不会第二天继续用微信向程福柱下单。所以，现在物流公司只能出具这样的证明给程福柱，来证明刘盈、李锐已经收到程福柱的货物。刘盈、李锐不认同程福柱说法，认为程福柱说假话，程福柱提交证明与程福柱陈述不一致，程福柱与货运公司的证明必有一假。刘盈、李锐认为谁提货谁签字，不可能收了货不签字。
刘盈、李锐没有举证。
程福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刘盈、李锐向程福柱支付拖欠的货款184906元；2、刘盈、李锐从2014年12月1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刘盈、李锐清偿货款之日止；3、本案的受理费由刘盈、李锐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程福柱有没有向刘盈、李锐交付2014年11月2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的二十一批次货物（衣服）及刘盈、李锐是否欠程福柱货款184906元问题。首先程福柱提交的证据送货单及环城货运单、诚信物流托运单、诚信物流送货签收表均没有刘盈、李锐的签名及签收记录，刘盈、李锐也不予确认，故程福柱的前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对程福柱提交的证据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为证明程福柱单号为（001968、0102749、0116698、0049664）货运单的货物已送新中国4楼B417档。但程福柱本人陈述刘盈、李锐是派人到货运公司提货，由于该证据证明的交货方式与程福柱的陈述不一致，且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也没有出具有刘盈、李锐签收程福柱货物的单据予以佐证，故该证据也不能证明程福柱已将上述货物交付给刘盈、李锐的事实，原审法院亦不予认定。对于程福柱的其他证据，也只能证明程福柱与刘盈、李锐之间曾经有过买卖合同的交易往来，并不能证明程福柱在本案待证的事实。由于程福柱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刘盈、李锐欠其货款184906元，故程福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程福柱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4008元，由程福柱负担。
上诉人程福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未按照法定程序调取本案关键证据，没有履行其法定职责，导致判决不公。程福柱在立案以后曾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请求原审法院调取刘盈、李锐租赁广州市十三行路新中国大厦四楼B417档的租赁合同以及相关监控录像，以证明该店铺由刘盈、李锐实际经营，以及刘盈、李锐在2014年11月21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收取物流货物的情况。程福柱提供的送货单、货运单等虽然没有刘盈、李锐的签名，但是两间物流公司的货运单上显示的收货地址、电话、联系人等均属于刘盈、李锐的，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也证实了已将货物送达给刘盈、李锐。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刚好就是刘盈、李锐有没有收取程福柱的货物，因此，程福柱申请调取的证据是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原审法院未依程福柱的申请调取该证据，未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导致作出不公平不公正的判决。事实上，只要法院依法调取证据或到现场进行勘查，向大厦物业管理公司了解情况，就能查明新中国大厦的物流运作模式，就能证明程福柱在庭审过程中所陈述的都是事实，就能反映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及物流单都是真实的。
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未能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导致判决错误。首先，程福柱与刘盈、李锐自2013年起发生交易以来，一直合作良好，都是刘盈、李锐通过电话或者微信下单，程福柱通过物流公司(其中诚信货运物流公司系由刘盈、李锐推荐给程福柱)将货物运送给刘盈、李锐，原审庭审过程中，程福柱的陈述是“因为新中国大厦货物量太大，一般货运公司不会直接把货送达到新中国大厦的档口，而是先打电话给刘盈、李锐，通知刘盈、李锐货到了可以去提货，然后刘盈、李锐就派其打工仔去物流公司提货”和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是货物已送达刘盈、李锐，而原审法院认定双方表述是矛盾的，这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原审法院未真正理解程福柱所作的陈述的真正含义，程福柱表达的意思是货运公司是将货物送到新中国大厦，然后刘盈、李锐派其打工仔去新中国大厦某一地方提货，而不是通知刘盈、李锐去到货流公司所在地提货，而程福柱的经营地址是在东莞市大朗镇巷尾社区崇文区358号，距两家货流公司的所在地址不超过300米，如若程福柱表达意思的是让刘盈、李锐去到物流公司提货，为何不让刘盈、李锐直接去到程福柱经营地址取货，为何还要经过物流公司呢?程福柱陈述的时候加上了限定语“一般”，是其通过自己的经验推测出的，至于是由物流公司直接将货物送到刘盈、李锐的新中国大厦档口还是刘盈、李锐派其打工仔去新中国大厦某一地方提货，程福柱无法具体确定。其次，刘盈、李锐向程福柱订货是以散货的形式，即刘盈、李锐将具体的规格型号下单给程福柱，如若程福柱仓库有存货，程福柱就接单，因此一般上午下单，下午就可以出货。未支付货款的二十一批次货物，第一批次交易发生在2014年11月21日，而从刘盈、李锐出具的退货单可以看出，分别于2014年11月24日、11月29日将部分不合格的货物退还给程福柱，如若刘盈、李锐未收到货物，何来的有不合格的货物?如若刘盈、李锐未收到货物，在起诉之前从未以任何方式向程福柱通知未收到上述二十一批次货物，且程福柱与刘盈、李锐通常都是以微信的形式沟通交流，前后二十一笔货物，这么多次的下单，如若一笔都没有收到货物，刘盈、李锐却没有发一条微信告知程福柱没有收到货物，这明显与常理不符。最后，原审法院对于程福柱提供的微信记录等证据未能全面地、客观地进行审查核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微信记录是符合电子数据的特征的，属于民事诉讼法所列举的证据中的电子数据。程福柱提供的微信记录能清楚反映双方的交易全过程，与程福柱提供的送货单、银行对账单、物流单等均能一一对应，相互印证。因此，本案的微信记录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但原审法院却未进行全面客观地审查。对于程福柱提交的其他证据，如送货单、银行转账记录等，原审法院均未仔细审查，就认为不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显然存在疏漏。
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规定所说的当事人，既包括上诉人，也包括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程福柱已充分阐述了案件的事实经过以及进行了大量有力的举证，已经能够证明刘盈、李锐收取程福柱的货物却不支付货款这一事实，程福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而刘盈、李锐提出的抗辩理由是：经过核对发现不但没有拖欠货款，相反程福柱还拖欠其十一万元的货物。刘盈、李锐对于其提出的这一抗辩理由，也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然而，原审法院在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时，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明显存在错误。原审法院在程福柱已经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未要求刘盈、李锐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况且，若真存在程福柱拖欠十一万元的货物这一事实，刘盈、李锐不可能不提起反诉或另案起诉。究其原因，是由于刘盈、李锐在歪曲事实，根本不存在拖欠其货物这一情况，刘盈、李锐不敢提起反诉或者另案起诉，当然也不可能提供任何的证据支持其抗辩理由。因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由刘盈、李锐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程福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刘盈、李锐向程福柱支付拖欠的货款184906元；3.改判刘盈、李锐向程福柱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14年12月1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清偿货款之日止；4.本案的原审、二审诉讼费由刘盈、李锐承担。
被上诉人刘盈、李锐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一、程福柱在举证期限内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到的证据，申请法院调取，不是不可以，程福柱并没有向法庭提供物业公司不愿意提供证据，程福柱无法收集该证据的证明，程福柱对此并无进行举证。二、原审对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查明清楚，双方是从2014年7月开始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是刘盈、李锐向程福柱订购毛衣，没有签书面合同，收到程福柱起诉后，刘盈、李锐检查了收取货物及已付货款，发现并无拖欠程福柱货款，刘盈、李锐共向程福柱支付32.9万元，但程福柱供货不足22万元，且每次供货刘盈、李锐都有签收，不存在收取货物而没有签收的情况。三、关于微信证据，微信作为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但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聊天双方就是本案当事人，微信并非是实名制，也无法证明聊天内容是完整，微信记录可增、可减，必须出具原件，只有保持聊天内容的完整才能认定聊天的真实意图，如果程福柱坚持采用微信作为证据，至少需要公证等权威部门出具的鉴定材料才能予以认可。
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程福柱向本院提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程福柱有否向刘盈、李锐交付涉案货物及刘盈、李锐是否欠程福柱涉案货款的问题。程福柱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刘盈、李锐租赁广州市十三行路新中国大厦四楼B417档的租赁合同以及相关监控录像，原审法院已答复，程福柱在原审庭审的陈述货物并非是由物流公司直接送往刘盈、李锐的档口，所以原审法院认为程福柱的申请调取证据已无必要，对程福柱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接纳。程福柱主张其向刘盈、李锐交付了涉案二十一批次货物，提交了送货单、环城货运单、诚信物流托运单、诚信物流送货签收表，以及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送货单、环城货运单、诚信物流托运单、诚信物流送货签收表该等证据均没有刘盈、李锐的签名及签收记录，刘盈、李锐对此亦不予确认，故程福柱的该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程福柱提交的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为证明程福柱货运单的货物已送新中国4楼B417档，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并没有出具有刘盈、李锐签收程福柱货物的单据予以证明，该证明的内容与程福柱陈述刘盈、李锐是派人到物流公司提货不相符，故该证明亦不能证明程福柱已将涉案货物交付给刘盈、李锐的事实。对于程福柱提交的退货单、微信记录、电子银行实时转账交易回单、银行借记卡明细对账单等其他证据，也只能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曾经有过买卖交易往来，并不足以证明程福柱向刘盈、李锐交付了涉案货物。由于程福柱所提交的本案证据并不能证明程福柱向刘盈、李锐交付了涉案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程福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程福柱请求刘盈、李锐支付尚欠的涉案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程福柱申请追加第三人的问题。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程福柱诉请的买卖相对方是刘盈、李锐，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对程福柱二审提出追加东莞市环城货运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程福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8元，由上诉人程福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革花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蔡静雯
陈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