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92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启伦，男，1951年1月20日出生，现在北京市延庆区监狱服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才，北京市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利，男，1969年6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跃恒，北京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启伦因与被上诉人王文利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8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启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赔偿王文利残疾赔偿金的内容，并改判驳回王文利此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根据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第2款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不包括伤残赔偿金。第164条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进行调解或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因此，在刑事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中，只应赔偿物质损失，不包括残疾赔偿金。2.一审法院认为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将伤残赔偿金确定为财产损害性质的赔偿，且该解释优于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由此认定王文利可以赔偿残疾赔偿金，该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正。
王文利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是指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伤残赔偿金不能获得赔偿，而在另行提起的民事案件中只能获得物质损失赔偿。2.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伤残赔偿金已被确定为财产损害性质的赔偿，即属于物质损失，可在另行提起的民事案件中获得伤残赔偿金。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王文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启伦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0元、护理费9150元、交通费678.2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0元、营养费9100元、误工费及误工损失14650元、伤残赔偿金229100元、鉴定费2300元，共计286978.2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9日21时许，在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临泓路如家酒店西侧路口，张启伦与王文利因言语不和双方发生争执，张启伦持刀将王文利扎伤。张启伦于当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事发后，王文利被送往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就诊，于2016年5月9日至2016年6月19日住院治疗41天，经该院诊断为：腹部刀刺伤、小肠多发破裂、肠系膜破裂、后腹膜破裂、膀胱壁贯通伤等。出院医嘱为：建议休息1个月，加强营养；3日后门诊复查换药；不适随诊，住院期间需陪护一人。经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文利身体所受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
2016年12月6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王文利小肠部分切除术后构成九级伤残，膀胱损伤修补术后构成十级伤残，综合评定为九级伤残。王文利支付鉴定费2300元。
张启伦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起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5日作出（2016）京0111刑初778号判决书认为：张启伦在与他人产生纠纷后，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此案的发生被害人有责任，张启伦已支付部分经济损失，本院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张启伦的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张启伦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王文利系北京市丰台区居民。王文利为证明其误工损失提交《扣款证明》以及《社保缴费明细》等予以证明，显示王文利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果园村流动人口管理站工作，自2016年5月10日至7月15日未至单位上班共计68日，其中包含公休日20天，应出勤日48天，根据工资计算方式及扣罚工资及补助等情况，共扣发各项收入14650元。王文利为证明其于2016年6月10日至2016年8月10日共计61天发生的护理费9150元，提交《中介式合同》及《收条》予以证明。
案件审理过程中，张启伦主张在王文利治疗期间，共给付王文利现金5万元，并直接支付王文利住院期间30天的护理费2310元及饭费300元，王文利对张启伦的垫付费用表示认可，但表示在出院结算时除张启伦给付的5万元外自行垫付部分医疗费，本案中，未向张启伦主张医疗费及住院期间30天的护理费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张启伦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与他人发生争执纠纷时，应通过合理的方式解决，而不能持刀伤人，但考虑到本案中王文利对于纠纷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故法院确定张启伦对王文利的合理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
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结合王文利住院天数，王文利的该项主张合理，法院予以支持，张启伦垫付饭费300元一节，在该笔费用中予以扣减。关于误工费（误工损失），结合王文利的医嘱，根据王文利的实际扣发工资证明，该项主张，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护理费，王文利提供了自2016年6月10日起的合同及收据，张启伦对此表示认可，法院不持异议。关于交通费，王文利未提交就诊复查次数的证据，结合王文利的伤情，法院酌定为500元。关于营养费，结合王文利的伤情，法院酌定为2000元。关于伤残赔偿金，虽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确将残疾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但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确定残疾赔偿金系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所给予的财产损害性质的赔偿，并非对其因遭受精神损害所给予的精神抚慰性质的赔偿，两项性质不同，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主张赔偿伤残赔偿金，王文利系居民且收入来源系非农生产，结合鉴定意见书确定的伤残等级，王文利主张的具体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张启伦已受刑事处罚，其可不再承担赔付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责任，故王文利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另，张启伦垫付现金5万元及护理费2310元以及王文利自述自行支付医疗费的部分，双方可根据相关证据确定相关数额后在区分责任的情况下另行解决。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张启伦赔偿王文利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误工损失）及伤残赔偿金共计205620元；二、驳回王文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伤残赔偿金应否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基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伤残、死亡赔偿金是一种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补偿，系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伤残、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用并列法条规定，而没有将伤残、死亡赔偿金列入精神损害抚慰金法条内。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也可以印证在民事侵权案件审理中，伤残、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并列的赔偿项目，而无包含关系。虽然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其他精神抚慰金”的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系2004年5月1日起施行，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一审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伤残赔偿金认定为收入损失，是正确的。故张启伦关于伤残赔偿金不应赔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36元，由张启伦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 磊
审判员 魏曙钊
审判员 侯晨阳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毕凤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