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4民初1538号
原告（反诉被告）：张汝平，男，1980年9月11日出生，北京大生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住北京市昌平区。
原告（反诉被告）：王月霞，女，1981年4月24日出生，北京小苗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住北京市昌平区。
以上二原告（反诉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原告（反诉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汪健，女，1963年6月3日出生，清华大学教授，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敏（汪健之夫），男，1962年1月5日出生，清华大学教授，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波，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5号院16号楼601室。
法定代表人：左晖。
原告（反诉被告）张汝平、王月霞与被告（反诉原告）汪健、第三人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家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张汝平及二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皓、吴琼，被告（反诉原告）汪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敏、胡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链家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汝平、王月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汪健继续履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配合原告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将房屋过户至原告名下；2.判令被告汪健于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将房屋交付给原告；3.判令被告汪健承担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时因房屋为满五非唯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28日，原告夫妻经第三人链家公司居间介绍，与被告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等一系列协议、文件，约定被告将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镇××区××号楼××层××单元××的房屋以45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被告在签署的协议及相关文件中，均明确该房屋为其满五唯一的房屋。后因房屋涨价，被告于2016年11月15日向原告出具《关于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通知》，提出解除《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拒绝履行合同约定。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能信守承诺，依法履行合同，但被告却因房屋升值而拒不履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原告根据《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汪健辩称：一、被告并非因房屋涨价不履行合同，而是无法办理涉案房屋“满五唯一”，且合同不能履行是因为签订合同时第三人和原告存在过错导致的。原告和第三人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情形，导致合同无效，原告属于恶意诉讼。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被告承诺“满五唯一”，由于房价上涨，才不履行合同，并导致诉讼。事实上，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被告以房屋涨价为由，不履行合同，被告自始至终没有向原告提出过加价卖房的事。事实情况是，2016年8月28日，被告与原告及第三人分别签订编号为100000306900的《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件合订本》，其中包括《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和《居间服务合同》等协议、文件，约定以452万元的价格出售被告拥有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镇××园××区××号楼××单元××层××室的房产。合同明确约定，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合同价格452万元为净得价。此外，被告在签订上述合同之前，就已经明确告知原告和第三人，该房屋为“满五但非唯一”的房子，即被告名下在北京还有住宅房产。原告为了买房并能省钱，而第三人为了使原告减少经济负担（按交易习惯，房屋买卖产生的各种税费例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名义上是卖房人承担，实际上都是买房人负担，房屋价格一般都是净得价格），促成交易并赚取中介费，要求被告配合原告，让被告把名下的房屋赠与并过户给儿子钟昊，再以钟昊的名义出卖该房屋，从而达到“满五唯一”的条件。对此，被告明确提出异议。鉴于此事当时还没有与钟昊商量，如果钟昊不同意办理赠与，或根据政策法规或其他原因办不下来怎么办？因而提出：先办理赠与，办成后再签合同。对此，第三人哄骗被告说，这只是意向合同，可以先签，如果赠与办不成，到时以网签为准。被告没有卖过房子，不了解相关手续，在原告和第三人的上述煽动之下，被骗签订了上述合同和《房地产经纪服务事项告知书》。但是，在合同的补充协议中，被告强烈要求加入“如无法办理唯一，就无责解约”的内容，第三人据此在格式合同中专门加入了“如因政策原因导致甲方无法办理唯一住房手续，双方协商个税承担比例，协商无法达成一致，三方无责解决”的条款。三方一致同意，如果办不了“唯一”，且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无责解除合同。此后，第三方为被告查到被告的儿子钟昊和儿媳在北京名下无房，符合“满五唯一”的条件，并代为制作了赠与手续、委托书等，从而让钟昊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由于钟昊在国外，第三人要求被告给钟昊找一个受托人，被告找到方军作为钟昊的受托人。在了解到交易情况后，钟昊明确表示，不同意第三人给被告提出的变相通过赠与方式把房子卖掉的主意，认为通过这种形式达到避税目的涉嫌违法，对其将来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会产生负面影响。北京市在2016年9月30日出台《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之后，为解决合同履行中存在的问题，被告曾多次与第三人和原告沟通无法办理“唯一”的事，并要求根据合同约定进行协商，明确在此情况下的税费承担责任。被告要求，签署补充协议并明确个人所得税承担等问题。但此时原告不顾合同约定，否认合同中明确约定的被告净得价452万元，并与第三人一起否认签约之前知晓房屋“不唯一”的事实，把合同争议的责任归咎于被告，要求被告承担个人所得税，使协商无法进行，才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在此情况下，被告根据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3之约定，于2016年11月15日向原告和第三人书面送达了《关于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通知》。另外，被告认为，在签合同之前，原告和第三人均明知被告的房屋“满五不唯一”的情况，且第三人作为中介机构，在明知该房源“满五不唯一”的实际情况，并有责任提供真实的房源信息的情况下，以签单挣钱、促成交易为目的，为使原告减轻经济负担，少缴税，违背相关政策，诱导被告签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合同，并给被告提出违规建议。被告从钟昊处了解到，如配合中介这种行为，涉嫌以合法形式违反国家税收规定侵害国家利益。结合原告提出的证据2《房地产经纪服务事项告知书》，该份证据右上角写明是第三人“链家留存联”，而这份材料却在原告手中，而被告同样有一份《房地产经纪服务事项告知书》，只是区别在于右上角写着“客户和业主留存联”，下方无被告签字，说明第三人和原告有恶意串通的嫌疑。再结合前述的内容与相关证据，被告有理由怀疑第三人与原告恶意串通，哄骗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他们眼看无法达到其目的，使原告既能买房又能省钱的愿望和第三人挣中介费的愿望落空，就把办不成“满五唯一”的责任栽赃陷害给被告，恶意起诉，把他们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角色。实际上，被告才是无辜的受害者，原告和第三人的行为既给被告造成很大伤害，也会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因此，被告认为，原告和第三人的行为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应当认定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无法履行，必须解除这份无效合同。
二、原告和第三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就知道涉案房屋“满五不唯一”的情况。（一）被告的证据1《速销服务协议》中，明确写明涉案房屋是“不唯一”的，并且该房屋一直在第三人处挂售，直到被原告提出购买，说明在2015年3月29日第三人中介就知晓被告涉案房屋“不唯一”。（二）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5“第三人员工陈艳莉的微信”中提到，钟昊名下无房符合赠与条件；原告提供的证据7“原告名下的房屋状况”，说明第三人作为中介机构，有能力核实该房源“满五不唯一”的实际情况，有责任提供真实的房源信息。而且在被告、原告和第三人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中，也说明第三人应当负有提供真实房源信息的责任。进一步讲，根据国家《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以及住建部《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意见》中的要求，第三人作为中介服务机构，必须核实房源是否“满五唯一”的真实情况并提供真实的房源信息。在上述情况下，第三人出于私利，诱导被告在不具备满五唯一的条件下签署合同，违反诚信和行业法律法规，应依法承担合同争议给被告带来的相关损失。事实上，被告正是由于认为第三人在房屋中介领域是有影响力的专业公司，才自2015年3月委托第三人代理涉案房屋的销售。而且，第三人派人帮被告父母一起收拾房子时，也看到被告父母都是八十岁上下的老人了，由于老人身体大不如从前了，被告一直想换个有电梯的房子为他们养老。现在，由于原告和第三人的过错导致合同争议，房价涨得这么快，给被告带来巨大的潜在损失，这都是完全可以计算出来的。（三）原告的证据9《补充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约定，如果交易状况不符合《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导致交易产生其他费用由卖方承担。同样，由第三人提供给原告的证据8《补充协议》第三条第三款也是如此约定。对比，被告与原告和第三人的《补充协议》第三条第三款“如果交易状况不符合《买卖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导致交易产生其他费用，按照如下方式解决：如因政策原因导致甲方无法办理唯一住房手续，双方协商个税承担比例，协商无法达成一致，三方无责解约”，而不是选项由卖方承担。这恰恰说明，被告是不同意承担税费的。进一步讲，该条款是经过大家协商之后，一致同意由第三人写的，也说明原告和第三人在签约时，就知道涉案房屋的真实情况“满五非唯一”，只是后来因为第三人要求被告办赠与再过户的手段未能实现。（四）被告提供的证据3“第三人黄超微信截图”中，“办完赠与再核验房屋”；证据4“第三人黄超发给被告的办理赠与委托手续”；证据5“第三人的员工陈艳莉微信截图”，查到钟昊名下无房符合赠与和过户条件，要求被告配合；证据6“陈艳莉给方军的短信”催被告加快办理赠与手续；证据7“陈艳莉给被告提供的《变更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草案，要求方军作为钟昊的受托人代为签字。其中，《变更协议书》中的当事人是钟昊、张汝平、王月霞以及第三人三方，内容是要求把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主体由被告变更为钟昊，由钟昊和原告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则是被告、原告和钟昊三方作为当事人的协议，该协议内容是：原告和被告均认可该房屋由被告赠与给钟昊，然后再由钟昊继续履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把涉案房屋卖给原告。以上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第三人和原告自始至终就知道涉案房屋“满五不唯一”的情况，否则，第三人的员工陈艳莉怎么会提供上述两份材料给方军签字？如果原告对房屋“满五不唯一”不知情，上述材料在怎么会把原告也列在合同中？这些都明显表明，这些文件都是第三人与原告私下商量过并得到认可的，才会做出来让大家签字。
三、该房屋产生的所有税费应由原告承担，452万元应为被告净得价。（一）在被告证据11《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说明中，第4款规定税费包括：契税、印花税、土地出让金、综合地价款、营业税及附加、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在涉案房屋《补充协议》的第一条中，明确约定成交价格是被告净得价，不含税；第三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本次交易涉及到的税费全部由原告承担，并直接向主管机关缴纳。这些都明确表明，本案房屋交易产生的所有税费应由原告承担。同样，在原告提供的证据8和证据9的《补充协议》中，第一条“成交价格”是卖房人净得价不含税，第三条第二款同样明确约定本次交易涉及到的税费由买房人承担直接向主管机关缴纳，与被告和原告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说明卖房产生的各种税费都应由买房人去承担。（二）即使根据原告证据8“被告出售房屋的挂牌信息、被告同户型房屋的成交信息”，若被告涉案房屋（位于五层）挂牌价460万元中含个人所得税，减掉个人所得税就不到400万元了，比第三人提供给原告的信息中，同户型6层（顶层）的房屋价格420万元还便宜，这违反了基本的常识和逻辑。更进一步说明，原告与第三人串通且恶意诉讼。
综上，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被告汪健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合同编号为100000306900的《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件合订本》包括《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居间服务合同》；2.反诉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
反诉被告张汝平、王月霞对反诉原告汪健的反诉辩称：一、反诉原、被告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上述合同是经过双方逐条协商、谈判确定的最终文本，整个过程不存在任何欺诈、串通的情形，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反诉原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自身签署协议的法律后果应当知晓并严格履行。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反诉原告不能擅自单方解除合同。反诉原告在《补充协议》及《房地产经纪服务事项告知书》中均承诺并确认出售房屋为满五唯一住房，并确保房屋在交易前达到满五唯一的条件，现行法律并不禁止房屋出卖人使房屋满足满五唯一的行为，合同是双方自愿行为，反诉原告可以通过各种合法途径使房屋达到其承诺的出售条件。反诉被告作为买受人，无法知晓出售房屋的真实情况。反诉原告同意配合将出售房屋满足满五唯一的条件，表明反诉原告当时签订和履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意愿。反诉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可以充分证明反诉原告是因为房屋升值让反诉被告加价未果，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背信弃义，以国家政策原因为借口，单方擅自解除合同。因此，反诉原告单方解除合同既不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也不符合约定的解除条件，合同具备继续履行的现实可能，各方均应继续履行合同。反诉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张汝平与王月霞系夫妻关系。2016年8月28日，经链家公司居间，张汝平、王月霞（买受人）与汪健（出卖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主要约定：出卖人将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镇××园××区××号楼××层××单元××的房屋出售给买受人，成交价格为406万元，该房屋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等作价为46万元；买受人向银行申办抵押贷款，并由贷款机构按其规定将该部分房款直接支付给出卖人，买受人拟贷款金额为284万元；出卖人应于办理完毕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将该房屋交付给买受人；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政策原因须缴纳新的税费种类的，由政策规定的缴纳方缴纳，因政策原因（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对二手房交易计税价格进行调整除外）使原有税费金额增加的，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当事人双方同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2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同日，汪健（甲方）与张汝平、王月霞（乙方）、链家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一条“成交价格”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交易房屋价款及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作价总计为452万元，此价格为甲方净得价，不含税。第二条“关于房屋交易具体事宜的约定”主要约定：1.定金：乙方支付首付款时，已支付的定金视为首付款的一部分。乙方于2016年8月28日当天将定金10万元以自行支付的方式支付甲方。3.房屋评估：甲方应在接到丙方的评估通知后五日内配合评估公司对房屋进行评估。4.首付款：乙方于过户前5个工作日内将首付款157万元（不包含前期支付全部定金）以理房通托管的方式支付甲方。5.申请购房贷款：甲乙双方应于网签后5个工作日内共同前往贷款机构办理贷款申请手续。6、权属转移登记：甲乙双方同意，在银行批贷后5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共同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8、物业交割：甲乙双方应当在交房当天自行办理物业交割手续，丙方陪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从本协议约定的购房款中留存1万元作为物业交割保证金，该保证金于甲乙双方办理物业交割当日，由乙方自行支付甲方。第三条“税费的负担”主要约定：1.甲方确认，交易房屋情况为：（1）交易房屋所有权证满五年。（2）交易房屋是甲方家庭名下唯一住房。2.甲乙双方同意，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全部由乙方承担，并由承担方直接向主管机关缴纳。3.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如交易房屋状况不符合《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之约定，导致交易房屋产生其他税费的，按照本项约定的方式解决：若因政策原因导致甲方无法办理唯一住房手续，双方协商个税承担比例，协商无法达成一致三方无责解约。
合同签订后，张汝平、王月霞依约于2016年8月28日向汪健支付购房定金10万元。本案庭审中，汪健称因签约时上述房屋不是其家庭名下唯一住房，链家公司建议其将该房屋赠与其子钟昊，以满足唯一住房的条件，但之后其子钟昊明确表示不同意以此种方式进行交易。后张汝平、王月霞与汪健就合同履行相关事宜未能达成一致。2016年10月26日，张汝平、王月霞书面催告汪健，要求其于2016年11月5日前配合提供最新房屋所有权证（满五唯一）及相关材料和证件，完成房屋网签手续，并配合办理评估手续、银行贷款手续等。2016年11月11日，张汝平、王月霞再次书面催告汪健，要求其于2016年11月15日16时前配合办理房屋核验手续。2016年11月15日，汪健向张汝平、王月霞及链家公司出具《关于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通知》，通知其《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自2016年11月15日起解除，三方无责解约，互不承担责任，并要求链家公司于5个工作日内协助退还定金等。张汝平、王月霞认为汪健不具有合同解除权，其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
本案庭审中，张汝平、王月霞向本院提供购房资格核验结果，证明其具备在京购房资格。张汝平、王月霞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表示同意以全款方式支付剩余购房款。本案庭审中，双方对于以非唯一住房办理过户时将要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的负担问题未能达成一致。
另查：汪健名下尚登记有一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园××区南××号楼××门××的房屋。
以上事实，有《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转账凭证、《催告函》、《关于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通知》、购房资格核验结果、房屋所有权证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张汝平、王月霞与汪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汪健以该合同因存在张汝平、王月霞与链家公司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规避税费、损害国家利益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为由，辩称该合同应属无效，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并非汪健家庭名下唯一住房，汪健对此明知，相关证据表明张汝平、王月霞及链家公司对此亦知情，但汪健在《补充协议》中确认该房屋是其家庭名下唯一住房，表明买卖双方均认可在房屋买卖合同履行中应以涉案房屋在“满五唯一”的状态下完成过户手续，同时，汪健在《补充协议》中所做的该种确认亦表明其保证在房屋过户时，将涉案房屋办理成符合“满五唯一”条件。因此，通过相关手续或程序将涉案房屋办理为家庭名下唯一住房，系汪健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现汪健以其子钟昊不同意通过赠与方式完成房屋交易为由，主张涉案房屋无法办理成唯一住房，因此各方当事人应无责解约，对此，本院认为，依据《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款“若因政策原因导致甲方无法办理唯一住房手续，双方协商个税承担比例，协商无法达成一致三方无责解约”的约定，无责解约的前提是因政策原因导致无法办理唯一住房手续，现汪健所持理由并不属于因政策原因导致无法办理唯一住房手续。因此，汪健拒绝继续履行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其向张汝平、王月霞出具的《关于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通知》并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汪健反诉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经审查，张汝平、王月霞具备在京购房资格，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亦不具有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强制履行的情形，故张汝平、王月霞要求汪健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并交付房屋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为了便于执行，张汝平、王月霞同意以全款方式支付剩余购房款，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张汝平、王月霞应当在房屋过户前向汪健支付全部剩余购房款。关于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可能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的负担问题，虽然《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房屋交易总价452万元为出卖方净得价，不含税，《补充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但上述约定的前提是涉案房屋以唯一住房的状态完成过户；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款的约定，如交易房屋状况不符合合同约定而导致交易房屋产生其他税费，由双方协商个税承担比例，现双方无法就此达成协议，因汪健负有将涉案房屋在过户时办理为家庭名下唯一住房的义务，并且按照税收法律政策规定，此种情形下的个人所得税系针对出卖人个人房产转让所得而计征，故该笔税费理应由汪健负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张汝平、王月霞与汪健继续履行双方于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
二、张汝平、王月霞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汪健支付剩余购房款442万元；
三、汪健于张汝平、王月霞支付剩余购房款442万元后七日内，协助张汝平、王月霞办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镇××园一区××号楼××层××单元××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将该房屋过户至张汝平、王月霞名下（房屋过户时因其不是汪健家庭名下唯一住房而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汪健负担，其他税费全部由张汝平、王月霞负担）；
四、汪健于北京市昌平区××镇××园一区××号楼××层××单元××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七日内，将该房屋交付给张汝平、王月霞；
五、驳回汪健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42960元，由汪健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21480元，由汪健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彦辉
人民陪审员 赵晨红
人民陪审员 闫素霞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姚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