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荆门中民二终字第002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煊。
委托代理人柳维丽，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其斌。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桂霞，湖北惠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湖北脉辉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其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克军，湖北脉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诉人任煊因与被上诉人甘莅、马林、袁其斌及原审第三人湖北脉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脉辉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京山县人民法院（2015）鄂京山民二初字第00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任煊的委托代理人柳维丽，被上诉人马林，被上诉人甘莅、袁其斌的委托代理人刘桂霞，原审第三人脉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克军到庭参加了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任烜与马林均系原湖北京山风光半导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光公司）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8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任烜出资400万，持有公司20%股份，马林出资1600万，持有公司80%股份。2013年11月22日，马林分别与甘莅、袁其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马林将其持有风光公司1600万元股权中的1400万元、200万元，分别以人民币10万元转让给甘莅、袁其斌。2013年12月6日，风光公司持公司公章、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原股东签名、新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资料，向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股权变更。经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后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变更后的公司股权结构为任烜持股20%、甘莅持股70%、袁其斌持股10%。2014年1月22日风光公司名称变更为脉辉公司。
2013年6月22日修订的风光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各股东均享有购买权，如两个以上股东都需要行使购买权，则应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若协商不成，则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第十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2013年11月22日风光公司对章程进行了修订，主要变更内容是关于股东的姓名、出资方式及出资数额的变更，即股东由原股东马林、任烜变更为任烜、甘莅、袁其斌。
2014年5月12日，任烜向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书面反映该局未经认真核实，依据风光公司提供的虚假资料，办理了名称变更和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要求予以撤销。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7月29日以京工商函（2014）9号函出具了答复意见书，认为公司登记机关在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核，该局在做出变更登记过程中依法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因此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其中关于任烜提出的变更登记资料中“任烜”的签名不属于本人签名的问题回复称，该局分别对公司、马林等人作了调查，公司股东马林承认变更登记中“任烜”的签名是其代签。任烜不服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回复，向荆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查。该局于2014年9月12日出具复查意见书，维持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京工商函（2014）9号答复意见书。此后，任烜以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被告，脉辉公司、马林、甘莅、袁其斌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12月6日核准风光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许可。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2015）鄂京山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驳回任烜的诉讼请求。后任烜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另查明，马林、任烜均陈述任烜自2009年9月离开公司，双方之间再无联系。马林在法庭审理中认可2013年6月13日、11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中“任烜”的签名系其代签。
原判认为，本案系因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人员转让股权引发的纠纷。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马林向甘莅、袁其斌进行股权转让前是否通知任烜征得其同意；二、马林及脉辉公司是否利用虚假的资料进行工商登记；三、马林与甘莅、袁其斌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四、马林分别与甘莅、袁其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一）关于马林向甘莅、袁其斌进行股权转让前是否通知任烜征得其同意的问题。在诉讼过程中，马林虽辩称其已电话通知任烜及其妻子，但任烜不予认可。甘莅、袁其斌认为在股权转让前公司已发函通知任烜参加股东会，股东会的内容就是讨论股权变更事宜，但任烜否认收到该函件。根据上述公司法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马林在对外转让股权时应当书面通知任煊，同时为便于任煊行使优先购买权，通知内容应当包括股权转让的价格及其他转让条件，但马林辩称的通知一无证据证明，二是即便属实，从形式上讲也不符合公司法关于以书面形式进行通知的规定。甘莅、袁其斌关于公司已发函通知任烜参加股东会的意见，因未提供原件可供核实，难以认定。即使该函属实，但根据陈述来看，该函件的内容是通知任烜参加股东会，讨论股权转让事宜，而非关于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事项的通知，且从上述公司法的规定来看，通知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事宜的义务人为拟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而非公司，故甘莅、袁其斌辩称本案所涉股权已通知任煊的辩解意见不成立。本案应当认定马林在未经书面通知任烜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向股东以外人员即甘莅、袁其斌转让公司股权。
（二）马林及脉辉公司是否利用虚假的资料进行工商登记的问题。虽然马林在庭审中否认其在提供公司变更登记资料中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中“任烜”的签名系其代签，但同时马林在庭审中也承认两份股东会决议中“任烜”的签名系其代签，同时，京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京工商函（2014）9号函中也载明该局分别对公司、马林等人作了调查，公司股东马林承认变更登记中“任烜”的签名是其代签。该函件作为公证文书，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另外，根据庭审中马林、任烜关于任烜长期离开公司，与股东之间不联系的陈述来看，任烜不可能在上述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上签名，故应当认定马林、脉辉公司利用虚假的资料进行工商登记的事实。
（三）关于马林与甘莅、袁其斌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时候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任煊主张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要理由之一是马林将公司1600万元的股权以20万元的价格低价转让。涉案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马林出资额为1600万元。注册资本只是股东形式上的出资数额，是否低价转让股权，不能依据公司注册资本金数额与转让价格来判断，而应依据股权转让时公司的资产价值与股权转让价格来判断。任煊在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标的公司的资产状况的情况下，仅凭注册资本来判断甘莅三人之间低价转让股权，缺乏事实依据，对其不予认定。任煊主张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要理由之二是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时提供伪造任烜的签名资料进行。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过程中的事项，虽然甘莅三人及脉辉公司在办理股权变更时存在提供虚假资料的问题，但这仅能说明股东变更登记存在瑕疵，不能据此认定甘莅三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恶意串通。故任煊主张甘莅三人之间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意见，不予采纳。
（四）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判断合同效力应当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法是从公司治理角度来规范公司行为的，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出了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规范，股东违反该规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如无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不应认定为无效。股权转让协议只产生债权效力，并不直接导致股权变动，未通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对外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有效，但并不能进行股权变更，即合同不能履行。涉案股权之所以在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是由于当事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材料所致。故马林与甘莅、袁其斌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任煊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不予支持。
综上，马林未书面通知作为公司股东的任烜征得其同意，分别与甘莅、袁其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有效，任煊关于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鉴于涉案股权已实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任煊关于确认其对涉案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请求已无实质意义，亦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问题，任煊可另循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任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任烜负担。
宣判后，任煊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马林与甘莅、袁其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严重损害甘莅的合法权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1、风光公司于2013年11月22日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同意原股东马林将其股权转让给袁其斌和甘莅，任煊未参加此次股东会。一审法院已查明该决议中任煊的签名系伪造，而作为此次会议主持人的袁其斌对伪造的事实完全知情。2、风光公司同日召开第二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上记载参加人包括任煊，事实上任煊也未参加该次会议，一审法院查明该次股东会决议上任煊的签名系伪造，甘莅、袁其斌具有侵害任煊权益的主观恶意。3、股权转让前，马林、甘莅、袁其斌未对风光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审计。转让时，甘莅以10万元受让风光公司70%的股权，袁其斌也以10万元受让10%的股权，定价的随意性很明显，可见马林与甘莅、袁其斌系恶意串通，以损害任煊作为股东的知情权及优先购买权。4、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诉争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参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2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履行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股东同意手续的，应认定合同未生效。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期限届满后其他股东不作相反意思表示的，视为同意转让，可认定合同有效。该期限内有其他股东表示以同等条件购买股权的，应认定合同无效，受让人只能要求出让人赔偿损失。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但因任煊于诉讼中主张了同等条件购买而使诉争股权转让协议归于无效。二、一审判决查明基本事实不清。1、退而言之，即便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也因其违反了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应当被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相关指导意见》第45条即作此规定。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任煊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与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即应向任煊释明，应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未行使释明权，程序不当。2、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之诉与撤销之诉显属不同的案件性质，诉争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应归于无效还是应当被撤销无疑构成案件基本事实的一部分，而这一基本事实，一审法院没有查明。3、马林、甘莅、袁其斌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未对风光公司的净资产额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财务状况不明，股权对应的价值无从确认。一审法院在没有组织司法审计，没有查明股权转让时风光公司的资产状况，没有查明每一股权份额对应的价值的情形下，径行认定马林、甘莅、袁其斌三人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低价转让股权的行为，认定事实不清。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确认2013年11月22日签订的风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任煊对前述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并判令由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上诉人甘莅、袁其斌共同答辩称，一、马林与甘莅、袁其斌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有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股权转让前，马林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通知了任煊。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虽然规定了股东转让股权的基本程序，但该条第三款同时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股权转让程序以公司章程的规定优先。而风光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条明确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第十五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一审中，马林、袁其斌向法庭出具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前，已于2013年6月27日，向任煊发出了召开股东会的通知，明确召开股东会的时间为2013年7月18日，并且载明了股东会的内容包括股权转让事宜。一审庭审中，任煊对股东会议通知的邮件地址及电话均予以了确认，该通知没有因无法送达被退回，有人签收，应认定甘莅、袁其斌已经依法履行了股权转让的通知义务。至于任煊辩称没有收到邮件，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无任何证据证明。2、即便任煊没有收到召开股东会议通知也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说的强制性规定，应指效力性强制规定。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对公司股东股权的转让规定是基于对公司管理作出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因此，应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有效。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均规定，对出卖人的瑕疵问题，第三人主张协议无效的，均不予支持。二、任煊主张一审法院未尽释明义务程序违法不成立。任煊起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认定协议有效或者无效直接对应于诉讼请求，并不产生因法院认定的协议性质导致诉讼请求变更，故本案不存在一审法院向任煊行使释明权的问题。三、任煊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缺乏正当性。1、任煊虽登记为公司股东，但一审中其陈述，自2009年以来，未来过京山，更没有管理过企业。2、甘莅、袁其斌受让马林的股权之前，该公司对外负债1800余万元，拖欠金融机构贷款600余万元，欠财政资金近300万元，拖欠税金400余万元，还有各样工程款等，总负债1838.64万元，而总资产按照其账面数额也不过1400万元，公司濒临破产。政府部门为避免企业破产，要求甘莅向公司注资。3、任煊未真实出资。通过查询风光公司的资金流水，任煊存在抽逃出资和虚假出资的行为。该公司最初由任煊等人发起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完成验资第二天就通过公司另一股东的个人账户转走了499900元，抽逃了注册资本；而后期以土地作价1400万元出资，增加注册资本到2000万元，但土地实际取得成本仅430万元，且该430万元全部系向京山县财政借款，任煊没有实际出资一分钱，至今财政挂账292万元没有偿还。脉辉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起诉任煊，以追回其抽逃的出资。4、企业危难时任煊不管不问，现在公司经营面貌发生根本性转变后再来主张优先购买权。一审中甘莅、袁其斌也提出过调解意见，如任煊将甘莅、袁其斌的实际投资予以返还，则其可主张优先购买权。但任煊无意于这样的调解方案，其目的仅是通过诉讼平台向甘莅、袁其斌施加压力，以使二人高价收购任煊持有的原本为负资产的20%的股权。四、甘莅、袁其斌、马林不存在恶意串通。任煊认为股权转让价格过低，马林系转让人，价款高低关系其利益，而不损害任煊的利益。转让时公司已是负资产，无价值可言，任煊认为甘莅三人恶意串通不成立。五、任煊当庭陈述2013年11月的工商登记所附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甘莅三人最初签订的协议。最初的协议产生于2013年7月18日，当时是缺席召开的股东会，将资料报给工商部门时，工商部门要求全部人员必须签字，所以才有了代签。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马林答辩称，1、转让股权前，马林给任煊打电话不是其本人接听，给任煊的妻子打电话，其妻说二人已离婚，让马林自己去找任煊。2、股权转让时，公司对外负债上千万，马林将其股权抵给甘莅和袁其斌，并未向甘莅、袁其斌分别收取10万元转让款。且马林仅转让本人股份，不涉及任煊的股份。
原审第三人脉辉公司陈述称，1、甘莅、袁其斌接手公司后进行了资产评估，但2010年、2011年两年的财务账册和凭证被盗了，故无法核实资产。最终根据脉辉公司的总账来核实，发现应收款是虚假的，还有部分应付款未入账。2、任煊抽逃50万元注册资本，后期购买土地的钱是找财政借的，增资验资均是虚假的。3、在公司负债1000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无法承担高利息，故通过工信局找到甘莅接手风光公司。
二审中，事实方面各方争议：马林转让股权前是否通知了任煊。
甘莅、袁其斌、马林均主张转让前通过打电话及发邮件的方式通知了任煊，一审中甘莅、袁其斌提交证据六特快专递详单、召开股东会通知书予以证明。
任煊认为，证据六中特快专递寄件单上没有韵达公司盖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同时，特快专递寄件单上未注明交邮的是通知任煊股权转让的通知书。一审判决已认定该证据即使属实也不符合以书面形式进行通知的规定。
对该争议，本院认为，证据六中特快专递寄件单显示2013年6月27日袁其斌向任煊寄送邮件，一审时任煊本人认可寄件单上填写的收件地址及电话均属实，跟踪记录则显示该邮件由邓菊签收。召开股东会通知书上记载拟召开股东会对公司资本金增资及股东投资到位问题、股东马林转让公司股份问题、公司债务化解问题进行讨论表决，股东会召开时间为2013年7月18日上午9点，地点为公司会议室。并说明届时不予参加，也不委托代理人参加的，视为弃权，不影响公司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26日。
本案马林与甘莅、袁其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虽然为2013年11月22日，但三人均陈述此前于2013年7月18日即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并持协议至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因变更登记资料上缺少任煊的签字而未能成功办理。对这一事实，任煊一审提交的证据九中风光公司2013年6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示，2013年6月13日，马林即同意由袁其斌担任风光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此外，甘莅、袁其斌一审提交的证据一资产移交确认书的时间为2013年7月20日。以上两个事实可印证，实际的股权转让时间应为2013年7月18日。由此，2013年6月27日，袁其斌以公司名义向任煊寄送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应属实。证据六虽系复印件，但因其欲证明的事实，可由本案其他证据（风光公司2013年6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资产移交确认书）印证，故对该证据应予采信，从而认定马林转让股权前曾通知了任煊。
依据上述对证据的分析，二审认定：2013年6月27日，袁其斌以风光公司的名义通知任煊召开股东会，以讨论解决马林转让公司股份等问题。
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
二审中，法律适用上各方争议：马林是否与甘莅、袁其斌恶意串通，损害任煊的利益。
任煊主张，马林转让股权前没有书面通知任煊，转让时没有对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审计，公司是盈利还是亏损没有确认，马林将其股权中的70%转让给甘莅价格为10万元，将剩余10%转让给袁其斌价格也是10万元，说明此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任煊的利益。
马林三人对此不予认可。三人称，股权转让前已按公司章程之规定，合法通知了任煊。转让时公司已是负债累累，甘莅、袁其斌获取股权的对价系代风光公司偿还债务，而非向马林各支付转让款10万元。马林并未收取20万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中之所以约定转让款10万元，系为方便工商变更登记。
综合双方意见，在是否恶意串通上，需解决的争议有二：1、股权转让前通知任煊的程序是否合法；2、马林是否低价转让股权。
通知程序是否合法
任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马林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即便转让前曾通知过任煊，但通知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通知程序不合法。
甘莅三人认为，《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虽然规定股东应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但该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对股权转让的通知程序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式，公司法赋予了章程规定优先的效力。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而非转让股东就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本案转让前已通知任煊参加股东会，但其不予理会，故本案的通知程序合法。
对于本案股权转让的通知程序，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应优先适用公司章程的规定。2011年6月22日由任煊本人签字确认的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2013年6月27日，袁其斌以风光公司的名义通知任煊参加2013年7月18日召开的股东会，股东会议题之一即为马林转让股权。据此，应认定马林转让股权前，已依章程之规定通知了任煊，其通知程序合法。
是否低价转让股权
任煊认为，风光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马林持有公司80%的股权，却分别以10万元的价格将70%和10%的股权转让给甘莅和袁其斌，定价随意且系低价转让。
甘莅三人则抗辩称，转让时公司已是负资产，且马林未实际收取转让款，甘莅、袁其斌获取股权以承担风光公司80%的债务为对价。
对该争议，本院认为，从2013年6月13日袁其斌成为风光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13年6月17日甘莅、袁其斌代风光公司偿还小额贷款公司借款600万元及2013年7月20日马林与甘莅、袁其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来看，甘莅、袁其斌系以承担风光公司债务的方式来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既如此，甘莅三人解释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价款10万元仅是为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应属实。
因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10万元并非转让对价，任煊认为马林低价转让股权不成立。且是否低价转让，应以转让时公司资产价值与转让价格来判断，而非以公司注册资金数额为标准。本案中，任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转让时公司资产价值为多少，故其称低价转让因缺乏判断依据不能成立。
一审庭审中，任煊认可其自2009年9月离开京山后，即未主动与马林联系过，马林则称股权转让前大约有一年的时间联系不上任煊。由此，可以确认公司经营期间，任煊作为股东不仅未主动与马林联系，还存在躲避马林联系的行为。此情形下，马林为偿还公司债务而将股权转让给甘莅、袁其斌，合乎情理。任煊认为三人恶意串通，低价转让股权损害其利益，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相符，其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的审理程序，任煊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此情形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应向任煊进行释明，以告知其可变更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而非直接驳回任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行释明权，程序违法。
对此，本院认为，任煊请求一审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协议有效，而非认定协议可撤销，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驳回任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如一审法院以协议可撤销而任煊未请求撤销为由驳回其请求，始有前述法律规定之适用，本案显非此种情形。故任煊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任煊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任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宽军
审判员 王小云
审判员 刘 俊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马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