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商）初字第13800号
原告北京盛华林木材保护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XXX。
法定代表人黄国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孟幻，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闫川，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XXX。
法定代表人周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蒋松，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洪章，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盛华林木材保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华林公司）与被告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林频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李伊雯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张开力，人民陪审员杜国庆共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盛华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闫川，被告周林频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松、刘洪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盛华林公司诉称：盛华林公司与周林频谱公司系长期合作伙伴。2004年起，盛华林公司即按照周林频谱公司要求定做木屋及其他木制品。2012年1月4日，双方签订了《销售合同》，约定盛华林公司为周林频谱公司定做A、B两种规格木屋共计2300个，总价款1134000元。2012年8月1日，双方又签订《合同书》，约定盛华林公司为周林频谱公司定做A规格木屋1100个，总价款5115000元。合同签订后，盛华林公司即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购买了制作木屋的椴木和白松木，并对木材进行烘干、初步加工后存放于租赁的库房之内。盛华林公司还制作了560个A规格木屋的成品，以备随时按照周林频谱公司的要求发货、安装。按照双方多年的交易习惯，周林频谱公司以发货单的方式通知盛华林公司需要木屋的数量及送货地点，由盛华林公司加工制作、运输并安装调整完成后，周林频谱公司按照发货数量向盛华林公司付款。但《销售合同》和《合同》签订后，周林频谱公司仅订购了少量合同外其他型号的木屋，对两个合同中约定的木屋一直没有订货，导致成品及原材料在盛华林公司仓库内大量积压，给盛华林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盛华林公司多次与周林频谱公司沟通，但周林频谱公司一直未予回复。故盛华林公司诉至本院，要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和《合同书》；2，要求周林频谱公司支付材料款损失3775450元；3，要求周林频谱公司支付已制作的A规格木屋成品价款损失280万元；4，要求周林频谱公司支付盛华林公司因履行合同支出的各项费用共计5589705元（包括加工费560510元、烘干费487400元、运输费85295元、库房租金2956500元、工人工资150万元）；5，要求周林频谱公司支付预期利润损失3291000元（=合同总价款16455000元×利润率20%）；6，要求周林频谱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周林频谱公司辩称：1，《合同书》是对《销售合同》的变更，并非完全独立的合同，《合同书》已经履行了一大部分。2，变更后的《合同书》未履行的原因，系盛华林公司未以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交货，而非因周林频谱公司违约。3，盛华林公司所主张的各项损失，均无充分证据证明损失存在及与本案诉争合同存在关联性。故同意解除两份合同，但不同意盛华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4年起，周林频谱公司从盛华林公司处采购木屋。
2012年1月4日，盛华林公司作为供方与需方周林频谱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周林频谱公司从盛华林公司采购木制品，其中A规格木屋1500个，单价5000元/个，金额750万元，B规格木屋800个，单价4800元/个，金额384万元，合计11340000元，具体采购数量根据需方实际需求，另见采购订单；运输方式汽运，由供方送货到需方仓库；货到验收入库后一个月内付款；交货地点、方式为送到廊坊加工厂；检验标准，椴木、松木，货物验收合格后方可签收，签收视为合格。诉讼中，周林频谱公司对《销售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对合同落款处周林频谱公司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双方同意以摇号方式确定鉴定机构，最终确定由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周林频谱公司预交鉴定费40200元。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6月12日出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标注日期2012年1月4日《销售合同》右下方需方（盖章）处“周林频谱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印文与样本上的“周林频谱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双方对该鉴定意见均不持异议。
2012年8月1日，盛华林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周林频谱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制作木屋达成如下协议；规格为901A，数量1100台，单价4650元，总额5115000元；交货日期从2012年9月份开始，每月暂定200台至2013年2月份交清（春节休息一个月）；交货方式为乙方送货至甲方廊坊工厂；付款方式为乙方提供17%的增值税发票，见票付款；因估计存料定的数量，如存料不能完成2000台乙方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甲方。
关于供货，周林频谱公司称《销售合同》项下供货A屋900台、B屋3台，《合同书》项下供货A屋360台、D屋260台，并称D屋相当于A屋。盛华林公司则称《销售合同》项下供货数量为A屋1100台、B屋3台，《合同书》项下未供货，D屋系另外的供货，与涉案两份合同无关。双方均未能提交有对方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发货单、入库单等供货凭证。
关于付款，周林频谱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2年1月至2014年9月期间共计向盛华林公司付款7970450.83元，并称2012年8月之前的付款支付的是《销售合同》项下货款，之后的付款支付的是《合同书》项下货款。盛华林公司则称上述付款还包括涉案合同之外的供货货款，无法确定具体对应哪个合同项下供货。但双方均确认两个合同项下已供货部分的货款已结清。
诉讼中，双方均确认《销售合同》项下发货数量和发货时间应根据周林频谱公司的采购订单确定，但对《合同书》项下供货是否依据采购订单确定持有不同意见。盛华林公司称《合同书》项下供货数量、供货时间亦应根据周林频谱公司采购订单确定，此为双方交易习惯。周林频谱公司则认为《合同书》已经约定了明确的供货数量和供货时间，盛华林公司依合同约定供货即可，无需周林频谱公司另行出具订货单。
诉讼中，盛华林公司做以下陈述：1，2012年制作木屋所订购的木材是在2011年1月至5月、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订购的；2，《销售合同》项下供货所需木材2011年就采购了，2011年2月之前订购的木材已经制作成为向周林频谱公司发货的1103个木屋以及《销售合同》项下未发货的560个A规格木屋；3，《合同书》项下木屋，因为周林频谱公司未下订单，盛华林公司没有生产；4，生产一个A规格木屋需要消耗椴木0.8立方米、白松0.3立方米，每生产一个B规格木屋需要消耗椴木0.75立方米、白松0.25立方米；5，涉案木屋所需的两种木材本身可以用于其他产品，但是木材运到后，盛华林公司对木材进行了烘干和切割，切割之后就不能再做他用了；6，除了已供货部分外，盛华林公司为履行两份合同所定木材数量远大于1637立方米椴木和800立方米白松，盛华林公司已将未发货和在途的木材退货，尚有1637立方米椴木和800立方米白松已经送货无法退订；7，盛华林公司都是先接订单，然后采购，但是盛华林公司会备料，《合同书》明确约定“因估计存料定的数量，如果存料不能完成2000台乙方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周林频谱公司于2011年年底要求盛华林公司备料。周林频谱公司否认要求盛华林公司备料，并称《合同书》中的约定仅是要求盛华林公司存料不足情况下应在两个月前通知周林频谱公司，并非盛华林公司所称要求备料的意思。盛华林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周林频谱公司于2011年底要求其备料。
诉讼中，盛华林公司称因周林频谱公司自2015年8月后未继续下订单，导致其存在以下损失：1，560个A规格木屋成品积压的货款损失280万元，计算方式为：数量560×单价5000元/个。2，逾期利润损失329.1万元，计算方式为：合同总价款×20%。3，剩余原材料（椴木1637立方米、白松800立方米）积压损失，具体如下：（1）材料款损失3775450元，计算方式为：椴木1637立方米×2850元/立方米+白松800立方米×2350元/立方米-
已付预付款2770000元,并提供证据《年中发货总表》2张证明其原材料进货数量。其中一张《年终发货总表》载明：发货单位海林市柴河镇涌航木业有限公司，收货单位盛华林公司；松柏，数量820立方，价格2350元/立方；椴木，数量1708立方，价格2850元/立方；合计6794800元；备注2011年12月31日结算清单。另一张《年终发货总表》载明：发货单位海林市柴河镇涌航木业有限公司，收货单位盛华林公司；松柏，数量390立方，单价2350元/立方；椴木，数量783立方，价格2850元/立方；合计3148050元；备注2012年12月31日结算。两张《年终发货总表》均加盖海林市柴河镇涌航木业有限公司印章。（2）加工费损失560510元，计算方式为：数量（椴木1637立方米+白松800立方米）×单价（230元/立方米）。（3）烘干费损失487400元，并提交两张收据予以证明。一张收据载明：2011年12月，今收到盛华林交来木材烘干费505600元，白松820×200=164000元，椴木1708×200=341600元，备注运费自理。另一张收据载明：2012年6月，今收到盛华林公司交来木材烘干费234600元，白松390×200=78000元，椴木783×200=156600元，运费自理（款未付清）。2张收据收款单位处均加盖北京市青松木材烘干工厂（普通合伙）财务专用章。（4）运输费损失85295元，计算方式为：数量（椴木1637立方米+白松800立方米）×单价（35元/立方米）；（5）库房租金损失2956500元，并提交《租赁协议》及八张收条予以证明。《租赁协议》约定：方贤忠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定辛庄西村双桥东路的西面京沈高速的北面占地面积21亩厂房、办公区6000平米租给盛华林公司；经双方商定按每平米0.45元每天计算（每天应交租金2700元/天）；此租金按3-6个月交付一次，盛华林公司每次租金打到方忠贤指定卡号（北京市农业银行卡号为×××）为准；如果盛华林公司不付租金，本协议终止；盛华林公司负责一切安全，如果出现安全问题全部由盛华林公司负责赔偿，与方忠贤无关。盛华林公司作为租赁方在《租赁协议》盖章，《租赁协议》出租方位置署名“方忠贤”，落款日期2008年6月12日。八张收条落款处今收人位置均署名“方忠贤”，所涉内容为：2012年8月7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方忠贤累计收盛华林公司房租费人民币2956500元。（6）工人工资损失150万元，并提交3张工资发放表予以证明，分别是2011年、2012年、2013年的工资发放登记。盛华林公司称上述材料款、烘干费、加工费、运输费均为现金支付，工人工资主要为现金支付，个别为转账支付，房租费有256500元为现金支付，其余均为转账支付，但未能提交转款凭证。周林频谱公司认为大额交易应以转账方式进行，盛华林公司未提供相应转款凭证，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关联性亦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盛华林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合同书》、年终发货总表、收据、收条、《租赁协议》、工资统计表，有周林频谱公司提交的转款凭证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盛华林公司与周林频谱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对于周林频谱公司关于《合同书》替代了《销售合同》，是对《销售合同》之变更的辩称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诉讼中，双方均同意解除该两份合同，本院予以确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双方均称涉案两个合同项下已供货部分已经付款完毕，本院予以确认。争议焦点在于盛华林公司是否有权主张周林频谱公司赔偿相应损失。首先，盛华林公司所主张之损失多为大额现金交易，盛华林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转款凭证、现金支取凭证，有违商业往来常态。其次，从盛华林公司所做陈述及所提供证据内容看，盛华林公司主张损失所涉木材系2011年1月至5月、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订购，此时《合同书》尚未签订。盛华林公司称《销售合同》项下木材系2011年订购，其提供的年终发货总表内容显示其所主张的主要原材料损失木材进货于2011年，而《销售合同》在2011年尚未签订。由此可见，盛华林公司进口上述原材料并对原材料进行运输、烘干、加工、存储的行为并非指向涉案两份合同，而系基于其自身的生产经营持续性、正常性的考虑进行相应备料。盛华林公司称其应周林频谱公司要求备料，但未举证证明，本院对其该点意见不予采信。且，盛华林公司作为木材加工企业，并非仅有周林频谱公司一家客户，其进口的白松、椴木两类木材也并非为周林频谱公司供货所独有，且用该两种木材所生产的A、B屋亦非应周林频谱公司独家需求定做，亦可面向其他客户销售。故即使备料损失属实，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备料损失与周林频谱公司存在关联。再次，从涉案两份合同约定内容看。《销售合同》约定：“具体采购数量根据需方实际需求，另见采购订单。”双方均确认《销售合同》项下供货以下订单为前提，所供货物均依订单发货。故本合同项下，周林频谱公司是否继续下订单系基于其经营需要，在周林频谱公司未下订单的情况下，盛华林公司不具有继续生产、供货的合理期待，其主张《销售合同》项下560个A规格木屋成品积压损失、预期利润损失的诉讼请求，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根据《合同书》关于“交货日期从2012年9月份开始，每月暂定200台至2013年2月份交清（春节休息一个月）”及“盛华林公司提供17%的增值税票，见票付款”之约定，《合同书》项下供货主动权在盛华林公司一方，在盛华林公司未进行生产、供货的情况下，其主张周林频谱公司支付材料积压损失、预期利润损失，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北京盛华林木材保护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所签订之《合同书》、《销售合同》于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解除；
二、驳回原告北京盛华林木材保护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十二万零五百三十元，由原告北京盛华林木材保护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鉴定费四万零二百元，由被告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伊雯
审 判 员 张开力
人民陪审员 杜国庆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