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20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某甲。
委托代理人：梅勇，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某乙。
委托代理人：李剑龙，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
委托代理人：李剑龙，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毕某甲因与被上诉人毕某乙、陈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东开风民初字第00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毕某甲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毕某甲依法继承位于东湖景园小区37栋1单元1503室、东湖景园小区30栋1单元703室、东湖景园小区21栋1单元1404室共三套房屋50%的财产权益；2、由毕某乙、陈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毕子耀于1910年8月19日出生，××逝；毕子耀之妻罗腊芝于1910年1月14日出生，于1999年11月29日因衰老去世。毕子耀与罗腊芝共生育五个子女，长女毕群英（已去世）、次女毕桂珍、小女毕小群、长子毕某甲、次子毕某乙。
1958年，毕子耀、罗腊芝同其他八户人家一起在小刘家湾建造房屋，毕子耀、罗腊芝建成了两间泥草砖黑瓦平房（以下简称：1958年房屋），该房屋与其他八户人家建成的同样的平房连成一排共山墙的坐北朝南的平房，其中该排平房从东边往西边数，东边第一家是吴家、第二家是毕子耀家、第三家是韩家、第四家是王家。建造该房屋时，毕子耀、罗腊芝的三个女儿均已出嫁；在该房屋建成后，主要有毕子耀、罗腊芝、毕子耀之母戚玉清（于1892年2月17日出生，于1987年6月15日去世）、毕某甲、毕某乙在房屋内共同居住生活。该房屋所在地址于1966年在公安机关登记为“梨园村7-3#”，后公安机关将该处地址改为“小刘家湾43#”。此后，因毕某甲外出读书工作，很少回家居住，但其于1970年在该房屋内与秦娟英结婚，两人婚后因有各自的工作而很少在家居住，但是将自己的孩子放在家中交由父母照顾。1976年，毕某乙与陈某在该房屋内结婚；此后毕某乙、陈某与毕子耀等家庭成员一起共同生活。
1977年5月17日，第四家邻居王家失火。在王家失火后，这一排九户人家都决定重建房屋，但是只有东边的四家即吴家、毕家、韩家、王家决定仍在小刘家湾重建房屋，其他五户人家未在小刘家湾重建房屋。
在1977年重建房屋时，毕某甲在外地工作，接到父亲毕子耀房子失火的电报后，寄给毕子耀500元钱用于重建房屋；毕某乙从所在单位拖回建房材料主持房屋重建事宜；陈某亦将自己结婚时的压箱钱500元用于重建房屋；毕某甲、毕某乙的姐姐、姐夫等亲友亦来帮忙毕家重建房屋。大约花费二个月左右的时间，毕家在原址上重建好一栋两间砖瓦房（以下简称：1977年重建房屋）。此时，毕某乙、陈某之女毕艳已出生。
1978年4月29日，××逝。在毕子耀去世后，毕某甲调回武汉高校工作。此后，毕某甲夫妇及子女很少回到小刘家湾。
1979年7月，毕某乙、陈某之子毕胜出生。因家庭人口增多及子女慢慢长大，1977年重建房屋里居住不下常住的六口人，陈某于1981年12月10日向所在单位申请“在本家门前建小房一间，以解决实际困难”，后其单位于1982年1月1日同意陈某在其屋前盖房。1982年，毕某乙、陈某在离1977年重建房屋的前门（南面）约2米处新建一栋灰砖红瓦平房（以下简称：1982年房屋），房屋内隔成两个房间使用。该房屋建成时，与1977年重建房屋中间可供他人通行。
1982年7月22日，因与邻居韩家共用山墙，毕某乙与邻居韩昌发签订《关于房屋山墙共同享受产权协议书》一份，约定“毕某乙、韩昌发从立字之日起房屋山墙共同享用，其产权包括：从山墙之脚至房顶共平均享受”等内容。该协议书由毕某甲之妻秦娟英起草。
1985年，毕某乙、陈某及子女在小刘家湾设立新户，公安机关在其所立新户上的地址登记为“小刘家湾附43号”。1985年12月31日，公安机关向毕某乙、陈某办理了“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小刘家湾附43号”的公民身份证（2007年公安机关为毕某乙办理的公民身份证上登记的住址是“武汉市武昌区小刘家湾43号”；2005年公安机关为陈某办理的公民身份证上登记的住址也是“武汉市武昌区小刘家湾43号”）。
1987年，毕某乙、陈某在离1977年重建房屋的后门（北面）约2-3米处又新建一栋红砖红瓦平房（以下简称：1987年房屋），房屋内仍隔成两个房间使用。在该房屋建成后，1982年房屋、1977年重建房屋、1987年房屋形成了中间由两个天井相连的三处房屋，三处房屋之间不能供他人通行（他人可在1982年房屋的南面通行）。
在1987年房屋建成后，毕子耀之母戚玉清（毕某甲和毕某乙的奶奶）于1987年6月15日去世。戚玉清去世前一直跟罗腊芝、毕某乙、陈某一起在小刘家湾共同生活。
1989年，因邻居韩家在1988年利用毕家1977年重建房屋的墙壁搭建洗澡间等相邻房屋使用问题而引发两家纠纷，毕某乙将韩家诉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要求韩家拆除洗澡间等。该案案卷中附有毕、韩两家的房屋结构简易手绘平面图，该图上显示毕、韩两家房屋都是由前后相连的三处房屋组成；该案案卷中的审判笔录上记载毕某乙的老房子（1977年重建房屋）面积有52平方米、1987年房屋面积有40平方米，韩家因1958年房屋失火后于1977年重建的房屋面积有74平方米。
1995年，陈某诉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要求与毕某乙离婚。该案案卷中附有两人离婚时小刘家湾附43号房屋的简易手绘平面图，该图上显示小刘家湾附43号的房屋是由坐北朝南相连的三处房屋组成；该案所附的“原告婚前财产状况”表中记载陈某婚前的“500元压箱钱”在“造房时用了”等内容，“婚后取得财产状况”表中记载“房屋”“第一次造”“2间”“价格1000元”，“房屋”“第二次造”“2间”“价格2000元”，“房屋”“第三次造”“2间”“价格3000元”等内容。该案的（1995）武区水民初字第343号民事调解书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部分记载“座落在武汉东湖小刘家湾附四十三号私房（无房产证）一套，靠北边二间房归陈某使用，靠南面的二间房归毕某乙使用，中间房屋陈某、毕某乙各使用一半”。
1999年11月29日，罗腊芝因衰老去世。罗腊芝去世前一直跟毕某乙、陈某一起在小刘家湾共同生活。
2005年左右，小刘家湾所在地域被规划为“东湖牡丹园”，包括吴家、韩家、王家在内的房屋及案涉毕家房屋均被围入该牡丹园院墙内。
在二零零几年后至2010年期间，在离1982年房屋前面（南面）可供人车通行的马路对面，陈某陆续建起一栋平房（以下简称：2010年房屋），并装修入住至拆迁。在此期间，邻居吴家、韩家、王家也都在马路对面自家门前的空地上建造房屋。
一审另查明：2011年4月22日，陈某（乙方）与拆迁单位湖北世纪腾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附被拆迁房屋的《武汉市房屋土地测丈表》）、房屋还建协议书各一份。该《征地红线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记载：被拆迁房屋建筑总面积392.70平方米；拆迁补偿方式为甲方应安置乙方还建房屋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乙方剩余房屋建筑面积92.70平方米，补助标准每平方米1200元，补偿金额111240元；甲方同意支付乙方贰年的过渡费共计43200元；搬家费1200元；奖金5000元；甲方支付给乙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总计160640元；以上补偿费用含宅基地补偿、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装修费、宽带通信、空调迁移费及青苗补偿、围墙、地坪等所有相关费用等内容。该协议书所附《武汉市房屋土地测丈表》中记载：“产权人名称”“陈某”，“产别”“私有”，“总占面392.70平方米”，“原有房屋”“栋数”2栋、“层数”1层，“占地面积”“392.70平方米”、“建筑面积”“392.70平方米”，“住宅”“392.70平方米”，测绘单位“武汉市国土房产测绘中心”，“测绘日期”“2010年10月”等内容。该《房屋还建协议书》中记载：安置房建设周期为两年，即2011年4月22日至2013年4月22日；还建地点在东湖地段；根据乙方签订的拆迁协议确定还建总面积为300平方米，乙方还建户型80平方米两套、140平方米一套；等内容。前述《房屋还建协议书》中所列的三套还建房屋，拆迁单位现已向陈某还建到位，该三套还建房屋位于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东湖景园小区37栋1单元1503室房屋一套、同一小区30栋1单元703室房屋一套、同一小区21栋1单元1404室房屋一套。毕某乙因其离婚时名下分得的房产破烂不堪而未参与此次拆迁还建事宜。
毕某甲认为陈某名下三套还建房来源的拆迁房屋主要是1977年重建房屋、1982年房屋和1987年房屋，而这三处房屋系父母遗产，该三套还建房也是父母遗产的转化财产，故诉至一审法院，主张继承父母遗产，要求判如所请。毕某乙不认可毕某甲的主张，提出1977年重建房屋、1982年房屋和1987年房屋不是父母遗产，而是其与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三处房屋在其与陈某离婚时其分得的1977年重建房屋部分和1982年房屋没有参与拆迁还建，1977年重建房屋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而未参与拆迁，陈某参与拆迁还建的被拆迁房屋是2010年房屋和1987年房屋，认为案涉的三套还建房应属于陈某的个人财产。陈某不认可毕某甲的主张，同意毕某乙的主张，提出被拆迁的房屋是2010年房屋和1987年房屋，其中2010年房屋是其独自陆续建造的一栋建筑面积有310多平方米的共墙连体平房，这栋共墙连体平房中30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在拆迁时的补偿方式是300平方米的还建房，这栋共墙连体平房中超过30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部分有10多平方米，加上1987年房屋的面积，共92平方米左右的房屋面积在拆迁时的补偿方式是按每平方米1200元进行现金补偿，这些被拆迁的房屋和还建房屋均是其个人财产，与他人无关。因分歧巨大，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毕某甲提出：1、1977年5月王家失火时，毕某甲不在家中，父亲打电报告知家中所在的那排房子失火了并问其怎么办，毕某甲接到这个电报后寄给父亲1000元重建房屋，这个寄钱重建房屋的事情是毕某甲与父亲之间的事情，没有必要告诉毕某乙，但是不清楚毕某乙是怎么知道其给父亲寄钱500-600元重建房屋的事；毕某甲因不在家中，不清楚失火时毕家房屋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是在1978年春节回家时，毕家已经新建了一栋面积约80-90平方米的二大间红砖红瓦平房，父亲告诉毕某甲自家房屋并没有被烧、原来在小刘家湾的九户人家只有四户在小刘家湾重建房屋、毕家是第二个在原址上重建房屋、建房所用的红瓦红砖是父亲从其单位东湖客舍低价买回来、毕某乙也从其工作单位武船处低价购买了建房木材、毕家与韩家共用韩家山墙时双方有口头协议并为此父亲给韩家1000块红砖及一条烟等情况。2、在父亲去世后，没有毕某乙所说的分家一事。1981年，因家庭人口增加，1977年重建的房屋不够住，母亲就在1977年重建房屋的南面新建了一栋面积约50平方米的红砖红瓦平房，建造这栋房屋时二姐毕桂珍的丈夫帮忙出钱出力招呼建造，还有一些外甥出力建房，但毕某甲不清楚姐姐、姐夫出了多少钱建房；毕某甲对1981年建房没有单独出钱，但是父亲去世时的抚恤金、亲友的礼金及1977年重建房屋时剩下的钱，足够新建这栋房屋，而且在父亲生前毕某甲给父亲的钱也足够盖这栋房屋。3、1985年左右，母亲又在1977年重建房屋的北面新建了一栋面积约60-70平方米的平房，这栋房屋也是姐姐、姐夫、外甥出力建造的，毕某甲对1985年建房没有单独出钱，不清楚姐姐、姐夫、外甥对这栋房屋是否出钱，但是当时母亲还有工资收入、父亲去世时还有抚恤金、亲友给的礼金、1977年重建房屋和1981年建房后应该还有剩余的钱，这些钱足够建造1985年这栋房屋。4、父亲在退休时每月退休工资是40多元，母亲在1972年退休时每月退休工资是30元，奶奶戚玉清没有收入。父亲在世时，是父亲掌管父母的工资，并由父母负责住在家里的成员的家庭开支；在父亲去世后，是毕某乙掌管母亲的工资，由毕某乙用母亲的收入负责住在家里的成员的家庭开支。除了毕某甲直接给父母、奶奶的钱外，毕某甲与妻子秦娟英组成家庭后的收入是两人自己支配自家四口人的家庭开支，与父母、奶奶、毕某乙均无关系；只是大家庭里的大事情毕某甲还是要出钱，比如父母、奶奶去世后安葬的费用都由其一人支出，2003年迁父母坟墓的费用主要由其支出，父母去世前住院的费用都由其支出，但是医疗费票据都是毕某乙拿去报销，而报销后的钱毕某乙并没有给毕某甲。5、毕某甲目测1977年重建房屋与该房屋南面1981年建的房屋之间的天井（院子）面积约40平方米，1977年重建房屋与该房屋北面1985年建的房屋之间的天井（院子）面积约50平方米；毕某甲所称的小刘家湾43号父母的三处房屋的面积共有300平方米左右。6、毕某甲本次起诉不是要陈某的财产，而是要父母留下的小刘家湾43号房屋的财产利益，而且只是要分割父母留下的小刘家湾43号房屋的财产利益，而该财产利益现在应该就是陈某名下的300平方米还建房。在陈某签订的拆迁协议中，总共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有392.70平方米中，毕某甲不清楚被拆迁房屋面积中超出300平方米面积的部分的情况。二、毕某乙、陈某共同提出：1、在1978年父亲毕子耀去世后，毕某甲调回武汉高校工作，毕某甲与毕某乙分家；2、毕某甲分得1977年重建房屋时剩余的建房材料、一个花瓶和毕某乙退还的500元钱，毕某乙分得1977年重建房屋。三、陈某提出：1、因女儿毕艳在2000年出嫁后在外租房居住，陈某跟毕艳说将租金给别人还不如给她，于是2001年，陈某和毕艳一起凑钱在1987年房屋的后面（北面）扩建了约40平方米的房子，此时1987年房屋的面积就有80多平方米；该房屋扩建后主要是毕艳居住，陈某在外做夜市，有时也回来居住；毕艳在2009年就搬到她自己家去住了。2、陈某签订的拆迁协议中，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有392.70平方米，其中面积约310平方米的2010年房屋中的300平方米，采取了还建300平方米面积房屋的方式进行拆迁后的还建房补偿，另外约10平方米房屋面积就与面积约80平方米的1987年房屋一共计算了92平方米并按照每平方米1200元的价格进行拆迁后的现金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一、1977年重建房屋、1982年房屋、1987年房屋是否属于毕子耀、罗腊芝遗产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在本案中，××逝的情况可知，在1977年重建房屋时，毕子耀的子女在前一年均已成家，其已年近67周岁且已身患重疾，并与同龄的妻子罗腊芝共同生活，两人还有需共同赡养无经济收入的毕子耀母亲戚玉清并共同生活，则毕子耀明显不具有独立重建房屋的经济能力和健康的身体来主持重建房屋，而此时毕某乙与陈某已结婚，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一起共同居住的房屋需要重建的情况下，毕某乙作为一起共同生活的大家庭成员中身体健康的成年成婚男性，有主持房屋重建的客观需要和道德要求，而在建房资金、材料、人力上，有毕某乙从单位拖回的建房材料、有陈某结婚时的500元压箱钱、有毕某甲在接到父亲电报后寄给父亲毕子耀的500元钱，还有毕某乙姐姐、姐夫、外甥的出力帮忙。毕某乙的姐姐、姐夫、外甥作为亲戚，对毕家1977年重建房屋的出力帮忙明显不是以分得所建房屋的财产利益为目的，而是出于亲戚之间的互相帮助，故1977年重建房屋不包含毕某乙姐姐等人出力帮忙的经济利益。毕某乙作为1977年重建房屋的主持者，与当时配偶陈某两人实际参与了该房屋重建的整个过程，则毕某乙、陈某是1977年重建房屋的经济利益主体。毕子耀作为毕某乙的父亲，无证据显示其对该房屋重建有独自的出资及具体的出资金额，但毕某甲向父亲毕子耀寄的用于重建房屋的500元钱，也实际是通过毕子耀参与重建房屋时用于重建房屋中，则该款应属于毕子耀对重建房屋的出资，则毕子耀也是1977年重建房屋的经济利益主体，而毕某甲对1977年重建房屋不享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综上，1977年重建房屋应属于毕子耀与毕某乙共有，在无法区分各自享有的财产份额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毕子耀与毕某乙各享有该1977年重建房屋的二分之一的财产份额。因毕子耀对1977年重建房屋享有二分之一财产份额的利益是其与罗腊芝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享有的，故该份额应属于毕子耀、罗腊芝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则毕子耀、罗腊芝各享有该房屋中毕子耀份额的一半的财产利益，即各享有1977年重建房屋四分之一的财产份额；同理，毕某乙与陈某各享有该房屋中毕某乙份额的一半的财产利益，即毕某乙、陈某各享有1977年重建房屋四分之一的财产份额。
根据1989年毕某乙与邻居韩家发生纠纷诉至法院一案的案卷中记载的毕某乙的1977年重建房屋的面积有52平方米、1987年房屋面积有40平方米的内容，可以确定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的面积为52平方米。对于毕某甲主张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面积有80-90平方米、毕某乙主张该栋房屋面积为40平方米、陈某主张该栋房屋与1982年房屋和1987年房屋共有90平方米的意见，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依法不予采信。
在毕子耀1978年4月29日去世后，其名下享有的1977年重建房屋的四分之一的财产份额系其合法遗产。
对于罗腊芝在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中依据与毕子耀的夫妻关系而享有的四分之一的财产份额及依据其作为毕子耀的配偶而享有的法定继承毕子耀遗产的份额部分，因在毕某乙与陈某于1995年离婚时，两人对1977年重建房屋、1982年房屋、1987年房屋进行分割，并在离婚后按照离婚协议中涉及房产分割的内容各自居住生活，在家庭主要成员毕某乙、陈某之间身份关系发生变化（离婚）及主要财产发生变化（案涉房屋的分割、居住状况）时，罗腊芝在世并一直与毕某乙、陈某共同生活，其应知晓毕某乙、陈某两人离婚一事及两人离婚时对案涉房屋的分割事项，但罗腊芝直到去世亦未对毕某乙、陈某两人对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等财产的分割提出异议，应视为罗腊芝同意毕某乙、陈某对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的分割，而在该房屋中涉及罗腊芝的财产利益部分（含罗腊芝应继承毕子耀遗产的部分）则应视为罗腊芝对毕某乙、陈某的赠与，即在罗腊芝去世时未留下合法遗产。
因1982年房屋、××逝后，故此两栋房屋明显不属于毕子耀的遗产范围。因罗腊芝生前有生活消费、××就医等维持生命、生活的正常资金需求，亦有赡养戚玉清的义务，则罗腊芝凭其退休工资不具有新建房屋的经济能力，又毕某甲无证据证明罗腊芝对1982年房屋、1987年房屋的建造有出资情况，亦无证据证明毕某乙的姐姐、姐夫、外甥等人对此两栋房屋的建造有出资情况，而毕某甲自己对该两栋房屋亦未出资，故该两栋房屋不属于罗腊芝的合法遗产，与毕某甲亦无关，亦与他人无关，这两栋房屋应属于毕某乙、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对于毕某甲提出其在1977年寄给父亲毕子耀重建房屋的钱有1000元的意见，因毕某乙稳定的陈述听父亲说毕某甲寄了500元钱的事，而毕某甲又无证据证明寄钱的具体金额，故对此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毕某乙、陈某提出1977年重建房屋在1978年父亲去世后与毕某甲分家时已分归自己而与毕某甲无关的意见，因无论1978年毕某甲与毕某乙是否分家、两人分家时是否涉及到1977年重建房屋，在1977年重建房屋中属于毕子耀的份额属于其遗产，在毕子耀没有遗嘱或其继承人未对其份额依法及时进行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应视为毕子耀的遗产一直处于未在其继承人之间进行继承分配的状态，故对此意见不予采纳。
虽然毕某乙、陈某在1995年离婚时对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进行了分割，但因该房屋中涉及到毕子耀遗产的部分，在毕某甲作为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毕某乙、陈某离婚时涉及到毕子耀遗产部分中属于毕某甲应继承份额部分的分割无效，在除毕某甲、毕某乙外，毕桂珍、毕小群等其他合法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毕某甲可继承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中毕子耀遗产部分的三分之一，即享有1977年重建房屋中的十二分之一财产份额。
二、陈某于2011年所签拆迁补偿协议书中被拆迁房屋是否包含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的问题。
因陈某在答辩时陈述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在2011年拆迁时是按照每平方米1200元的价格进行的拆迁现金补偿，虽然其后又称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没有参与拆迁而是1987年房屋于2001年扩建到8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参与了拆迁现金补偿，但其无正当理由推翻第一次陈述，又无证据证明2001年对1987年房屋扩建一事及1987年房屋在拆迁时的具体面积，则对其陈述1987年房屋于2001年扩建到80平方米一事不予采信，对其陈述的1977年重建房屋参与拆迁一事予以采信。
结合陈某陈述的其所签拆迁补偿协议书中超出300平方米的被拆迁房屋面积92.70平方米是按照每平方米1200元的价格进行拆迁现金补偿的内容，根据1977年重建房屋在建成后毕某甲从未对该房屋进行过修缮管理、该房屋存续到2011年时约有三十四年时间、毕某乙、陈某对该房屋亦没有修缮的情况，相对于陈某所建的装修入住的2010年房屋的拆迁补偿，无人居住的1977年重建房屋在2011年拆迁时只能按照每平方米1200元的价格进行现金补偿的情况较为合理。综上，可以确定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是按照每平方米1200元的价格进行的拆迁现金补偿，且该现金补偿已计入陈某所签拆迁补偿协议书中。
三、毕某甲可享有继承的利益问题。
因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的拆迁利益已计入陈某所签拆迁补偿协议书中，则毕某甲所继承毕子耀遗产而获得的继承份额即享有1977年重建房屋中的十二分之一财产份额的利益已包含在陈某所签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按照拆迁时每平方米1200元的价格来计算，毕某甲享有1977年重建房屋中十二分之一财产份额的利益体现在陈某所签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的财产利益为现金5200元（52平方米×1200元／平方米×1／12）。在陈某与毕某乙已于1995年离婚、案涉1977年重建房屋是在陈某于2011年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后才被拆除的情况下，因毕某甲在本案中并未对陈某所签拆迁协议中的房屋拆迁现金补偿部分主张权利，则在本案中对毕某甲可享有的前述继承的利益不予处理。
对于毕某甲提出陈某名下的300平方米还建房系父母遗产被拆迁而得来的拆迁利益的诉讼主张，无证据证明，对此主张依法不予采纳。因毕某甲的诉请内容是针对陈某名下的300平方米还建房，故对其在前述主张基础上要求继承分割陈某名下面积共计300平方米的三套还建房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驳回毕某甲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毕某甲承担。
判后，毕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1977年重建房屋时，毕某甲寄给父亲毕子耀的是1000元而非500元，当时毕子耀、罗腊芝都是事业单位员工，每月工资收入有110余元，有能力重建房屋，而毕某乙、陈某收入很低，500元压箱钱也没有证据证明，建房也是由毕子耀主持的。2、毕子耀患肺气肿，毕某甲在毕子耀去世后在街道口武汉工学院工作，经常回小刘家湾探望并经济上补贴罗腊芝等家人。3、1982年扩建时由罗腊芝主持，并以毕子耀抚恤金及毕子耀、罗腊芝积蓄建房。4、1987年建房也是由罗腊芝主持并出资。5、1977年重建房屋面积应为80-90平方米，1987年扩建房屋面积应为70平方米。6、毕某乙、陈某的离婚调解书侵犯毕某甲及其他继承人权益，也不是法院判决对相关事实权属的认定。7、所谓陈某在二零零几年后至2010年建房300平方米，与事实不符。8、拆迁协议是陈某名字不代表其就是房屋所有权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1977年重建房屋应为毕子耀、罗腊芝共有，毕某甲应享有50%的份额，即使是子女共有，毕某甲出钱出力，也应为共有人。2、一审判决认定罗腊芝知道毕某乙、陈某离婚及两人离婚对案涉房屋的分割，未提出异议，视同罗腊芝对毕某乙、陈某的赠与，该认定无任何法律依据。3、1982年、1987年扩建房屋，应属于罗腊芝的遗产，毕某甲应享有50%份额。4、陈某2011年所签拆迁补偿协议书中被拆迁房屋中包含1977年重建房屋，应当还建面积，而不应货币补偿。
毕某乙辩称，毕某乙对房屋拆迁还建没有参与，本案中毕某乙主体不适格。
陈某辩称，拆迁还建房屋是由陈某个人建造的300平方米房屋还建而来，是陈某个人财产，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1977年重建房屋、1982年房屋、1987年房屋是否属于毕子耀、罗腊芝遗产；二、毕某甲对2011年拆迁还建所得的三套房屋是否享有份额。
一、关于1977年重建房屋、1982年房屋、1987年房屋是否属于毕子耀、罗腊芝遗产的问题。
第一、1977年重建房屋时并未办理相关建房审批手续，亦因年代久远，无建房出资的直接证据。对1977年重建房屋的资金、材料、人力情况，应根据相关人员在建房时的具体情况及知情人的陈述，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综合认定。毕子耀在建房后不满一年，××逝，即使如毕某甲所言毕子耀所患××，××逝的时间，毕子耀应已丧失劳动能力，也不具有健康的身体来主持重建房屋，而毕某乙作为共同生活的唯一身体健康的成年男性，亦为重建房屋的受益人和经济利益主体，其主持重建房屋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关于建房的资金情况，毕某甲称其寄给毕子耀1000元，但并无证据证明具体金额，一审基于毕某乙、陈某的自认及毕桂珍、云世宏、高清廉的到庭陈述，认定毕某甲寄给毕子耀500元，具有事实依据。1995年毕某乙和陈某离婚时，毕某乙、陈某确认陈某结婚时的压箱钱500元用于了1977年重建房屋，考虑到该离婚诉讼与本案争议发生的时间相隔甚远，毕某乙、陈某很难预料到近20年后会发生诉讼，一审对该部分出资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认定1977年重建房屋属于毕子耀夫妇与毕某乙夫妇共有，在无法区分具体财产份额的情况下，由毕子耀、罗腊芝、毕某乙、陈某各享有四分之一的财产份额，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
第二、1982年房屋、××逝后，罗腊芝去世前。1982年扩建房屋时，陈某以其名义向所在单位申请建房，并经其单位同意。罗腊芝此时已72岁，还需赡养婆婆戚玉清，仅凭其退休工资不足以建房，故1982年房屋应由毕某乙、陈某所建，并非罗腊芝遗产。毕某甲称毕子耀的抚恤金及毕子耀、罗腊芝积蓄足以建房，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1987年房屋亦同理并非罗腊芝遗产。
第三、罗腊芝一直和毕某乙、陈某共同生活，即使在毕某乙、陈某离婚后，陈某亦与罗腊芝共同生活，并对罗腊芝尽赡养义务。毕某乙、陈某的离婚协议中已对包括1977年重建房屋在内的房产进行了分割，毕某乙、陈某也各自居住生活，罗腊芝理应知晓毕某乙、陈某两人离婚一事及两人离婚时对案涉房屋的分割事项，但罗腊芝直到去世亦未对毕某乙、陈某两人对1977年重建房屋等财产的分割提出异议。一审认定罗腊芝同意毕某乙、陈某对1977年重建房屋的分割，及该房屋中涉及罗腊芝的财产利益部分（含罗腊芝应继承毕子耀遗产的部分）应视为罗腊芝对毕某乙、陈某的赠与，符合一般生活常理，也与毕某乙、陈某对罗腊芝尽主要赡养义务的事实相符。
二、关于毕某甲对2011年拆迁还建所得的三套房屋是否享有份额的问题。
因除毕某甲、毕某乙外的其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毕某甲、毕某乙、罗腊芝均可继承1977年重建房屋中毕子耀遗产部分的三分之一，故毕某乙应享有1977年重建房屋中的十二分之一的财产份额。根据1989年毕某乙与邻居韩家发生纠纷一案的案卷中记载的毕某乙1977年重建房屋的面积有52平方米的内容，可以确定1977年重建房屋的面积为52平方米，故毕某甲应享有4.33平方米的权利份额。毕某甲虽对该房屋面积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2011年房屋拆迁时，1977年重建房屋亦应参与拆迁。陈某所签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中，被拆迁房屋的总建筑面积为392.7平方米，补偿方式为还建房屋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剩余被拆迁房屋面积92.70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1200元的价格进行现金补偿。毕某甲享有的1977年重建房屋中的4.33平方米权利份额，亦应进行补偿。一审法院根据1977年重建房屋在建成后毕某甲从未对该房屋进行过修缮管理、该房屋存续到2011年时约有三十四年时间、毕某乙、陈某对该房屋亦没有修缮的情况，一审判决认为对于毕某甲享有的4.33平方米权利份额应进行现金补偿，较为合理，本院亦予以支持。故毕某甲对还建后的房屋并无份额，其应就现金补偿部分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毕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骆朝辉
审判员 李斌成
审判员 安林锋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舒 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