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台商终字第7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葛灵总。
委托代理人：孙国卫。
委托代理人：陈国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灵新。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灵保。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杜娟。
原审被告：葛恩来。
上诉人葛灵总为与被上诉人葛灵保、葛灵新、原审被告葛恩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3）台临商初字第3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葛灵新、葛灵保与被告葛恩来系邻居。原告葛灵新与杨丽华系夫妻。被告葛恩来系被告葛灵总的父亲。2009年下半年，被告葛恩来户在未经乡村规划许可的情况下违建三间六层房屋。双方为此产生纠纷，多次调解未果。2011年2月24日，被告葛灵总与原告葛灵保、杨丽华就被告葛恩来户建三间六层楼房导致杨丽华家房屋受损、葛灵保的房屋采光造成影响事项到临海市杜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因三方意见相差太大，无法达成一致协议。2011年11月18日，原告葛灵新、葛灵保与被告葛灵总在临海市杜桥镇川南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葛灵总负责资金19.8万元，一次性补偿给葛灵保、葛灵新同志，资金必须在明天打入王伟强书记存折”。至今，被告葛灵总未支付上述款项。另查明，杜桥镇行政执法大队于2010年1月22日对被告葛恩来户的违章建房予以立案，并通知被告葛恩来停工待处理，多次协调未果。2010年2月25日，杜桥镇人民政府对葛恩来户下达“责令拆除违章建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0年11月25日，杜桥镇政府下达强制执行通知书（临杜城执字（2010）第01号）。2013年10月23日，本案原告葛灵新曾以临海市杜桥镇人民政府不履行规划行政强制法定职责为由，向临海市人民法院行政庭提起行政诉讼，杜桥镇人民政府在行政答辩状中称：“由于第三人（葛恩来）虽未批先建属于违法，但考虑第三人也属建房户，拆除房屋将导致该户无房居住，强制拆除可能危及周边房屋安全，无法拆除及拆除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原告已与第三人达成协议等因素，故一直未予强制拆除”。后本案原告葛灵新于2013年11月18日申请撤诉，该院行政庭于同日作出（2013）台临行初字第26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葛灵新撤回起诉。
原告葛灵保、葛灵新于2013年11月19日，以两被告未支付调解款198000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一、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人民币198000元及从2011年11月19日起至判决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葛灵总、葛恩来在原审中答辩称：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本案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两原告起诉的依据是临海市杜桥镇川南办事处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而调解时间是在2011年11月18日，两原告起诉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所以被告有异议。二、被告葛恩来的主体问题。被告葛恩来没有参与调解，也没有签订任何合同，没有任何承诺，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三、临海市杜桥镇川南办事处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书是无效的。从双方主体来说，被告葛灵总根本不具有参与调解的资格，他既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也没有得到房屋真正所有权人的授权，所以不是该调解协议的适格主体，原告依据的上述调解协议书是无效的。四、两被告不存在对两原告的房屋造成侵权的事实。依照被告葛恩来房屋与两原告的房屋坐落来看，被告葛恩来家三间六层楼房屋与原告葛灵新家房屋左侧距离有两米七八，与原告葛灵保家的房屋距离目测有二十来米远。两原告房屋与被告房屋距离较远，不存在侵权的事实。两原告不存在赔偿依据，如果要求赔偿，对于被告房屋给两原告房屋造成的影响也应当由权威的鉴定机构作出鉴定评估，以说明是否存在侵权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两原告、两被告的庭审陈述，对本案的四个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两原告与被告葛灵总于2011年11月18日达成的调解协议约定，被告葛灵总的履行期限为2011年11月19日，而该院收到两原告起诉状的日期为2013年11月15日，故两原告起诉未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二、关于杜桥镇川南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葛灵总身为被告葛恩来的儿子（已成年、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多次与两原告就被告葛恩来户房屋违建纠纷参与调解，符合农村的风俗习惯，也未违反法律规定。2011年2月24日临海市杜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上，明确载明“当事人：葛灵总”，最后签名栏内也有“葛灵总”的签字。这表明被告葛灵总并不是传话人，而是作为真正的一方调解主体参与调解。而2011年11月18日的杜桥镇川南办事处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中，也是以葛灵总为合同一方主体及义务履行者，最后经葛灵总本人签字认可，故不存在无权代理的情形。假设该违建房屋如两被告所主张的为被告葛恩来所有，被告葛灵总作为被告葛恩来的儿子自愿以自己的名义代父亲葛恩来清偿对第三人的补偿之债，亦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本调解协议系在人民调解组织机构的组织下，经过多次协商达成的，被告葛灵总无相关证据证明该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平等原则，而该调解协议本身又不具备合同法规定的无效要件，该院认为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被告葛灵总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调解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三、关于被告葛恩来的主体资格问题。杜桥镇川南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在当事人一栏载明：“葛灵总，男，30岁，东葛村”，在调解结果一栏写明：“由葛灵总负责资金19.8万元，一次性补偿给葛灵保、葛灵新同志”。被告葛恩来既不是该协议书的当事人，协议的结果里也没有约定权利义务。两原告现根据该调解协议以“合同纠纷”为由主张权利，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葛恩来既不是合同双方的一方主体，又没有具体的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不应作为本案合同纠纷的被告。被告葛灵总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调解协议书上明确列为合同一方主体，又具体约定了对两原告的义务，应当能预见在上述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应由被告葛灵总承担补偿原告葛灵新、葛灵保的合同义务。四、关于被告葛恩来户房屋对两原告的房屋是否造成侵权的问题。2011年2月24日的临海市杜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书载明：“葛灵总建三间六层楼房，导致杨丽华家的房屋受损，葛灵保的房屋采光造成影响”，且该协议书经葛灵总签字，表明其认可违建房屋对两原告房屋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临海市杜桥镇川南办事处调解委员会达成的19.8万元补偿，是两原告与被告葛灵总在调解委员会多次磋商下达成，对双方已经达成的补偿标准应依照意思自治原则予以认可。该院认为，原告葛灵保、葛灵新和被告葛灵总在临海市杜桥镇川南办事处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葛灵总应当依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及时全面地履行合同义务。被告葛灵总在签订调解协议后，至今未按约定时间支付补偿款，显属不当，应承担及时支付补偿款并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两原告要求被告葛恩来与被告葛灵总共同承担责任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葛灵总关于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葛恩来的抗辩合法有据，予以采纳。两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于2014年9月16日作出判决：一、被告葛灵总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葛灵新、葛灵保款项合计人民币198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1年11月20日起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葛灵新、葛灵保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70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6090元，由被告葛灵总负担。
上诉人葛灵总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葛灵总应承担支付补偿款并损失的民事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的定性是合同纠纷，而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中上诉人方根本不具备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本案的主要证据《调解协议书》是基于房屋是否侵权而签订的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是葛灵总，但葛灵总既不是房屋所有权人，也没有得到房屋真正所有权人葛恩来的委托，根本不具备参与调解的主体资格，故无权参与调解并签订调解协议书。因调解时葛恩来没有在家，葛灵总只是一个了解情况或传话人的角色参与，至今也没有得到葛恩来的签字追认，故本案的主要证据《人民调解协议书》是一份无效或未生效的协议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上诉人葛灵总既不是房屋产权人，本案所涉的房屋对被上诉人也没有造成影响，被上诉人也至今没有提供造成分割或损失的证据，根本不存在需要补偿或赔偿损失的事实基础。3、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葛灵总身为葛恩来儿子，多次与原告就被告葛恩来房屋违建参与调解，符合农村的风俗习惯”认定错误。首先葛灵总参与调解是因为被上诉人杨丽华的房屋调剂事宜。葛灵总考虑到杨丽华的房屋与其父亲葛恩来房屋相邻，而且葛灵总至今在村里没有房屋居住，属于应建户，为了生活方便且杨丽华愿意调剂房屋为前提才参与调解。该份协议书在一审判决书中所指的2011年2月24日调解协议书亦已被一审法院认可。该调解协议书最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可以看出葛灵总因基于调剂房屋才参与调解。其次，以符合农村风俗习惯为由来认定主体适合是不符合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的。4、统观三次调解协议，第一次2011年2月24日的调解协议书是以杨丽华的房屋调剂给葛灵总为前提，配以其他内容，包括葛灵保原有房屋与本村困难户调剂所产生的费用（包括道路围墙所建的费用）但可以看出上诉人葛灵总支付款项的前提是取得杨丽华即被上诉人葛灵新、葛灵保的调剂房屋为前提支付15万调剂款，因被上诉人不同意而未果。第二次2011年5月17日人民调解协议书又是以杨丽华房屋调剂为前提由葛灵总支付28万元调剂款，但因金额太高葛灵总不同意而未果。第三次2011年11月18日的调解协议书，却是葛灵总没有享受任何权利的情况下支付的，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在调解现场，村委会及办事处领导对有关情况非常了解，当时葛灵新和葛灵保多次向村委会要地基重新建造房屋，但村里现有地基葛灵新葛灵保不满意，后葛灵新建议要求拆除原有房屋改为道路，为此葛灵新要求改拆费用以及调剂给困难户的费用由葛恩来支付，当时葛灵总提出打电话问葛恩来是否同意此调解方案，但办事处领导林文英书记阻止并催促葛灵总先签字再说。但签字后葛灵新没有拆除房屋，葛灵保也没有将房屋调剂给困难户，根本没有任何损失。故前提条件没有完成。亦就不存在后期的付款问题。更何况协议书最后也没有得到葛恩来的追认。从第三次协议内容来看，为什么约定款项不直接打入葛灵新、葛灵保账户，而是约定款项先打入王伟强书记存折？为什么不当日支付而是要第二天支付？“葛灵总负责资金”疑惑的是什么资金？该协议书何时生效也没有约定。我们认为应当从葛恩来签字确认或款到后才真正的生效。另外，独立从2011年11月18日的协议来看，葛灵总根本没有支付款项的法律依据。5、一审认定“葛灵总作为葛恩来的儿子自愿以自己的名义代父亲葛恩来清偿对第三人的补偿之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葛恩来是否需要向第三人支付补偿之债未可知，上诉人认为葛恩来根本不存在向第三人支付补偿之债的法律依据。其次，代父亲支付更加无从谈起，葛灵总与葛恩来并不同户，葛恩来的房屋与葛灵总也无关，而且葛灵总有兄弟，也没有得到葛恩来的授权，没有支付款项的任何依据。6、关于葛恩来房屋是否对两被上诉人房屋造成侵权的认定也是错误的。2011年2月24日调解协议是一份没有得到双方认可没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以没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来推定造成影响是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错误。1、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没有审查证据二中其中一方的主体资格，根本无权签订协议。从该协议的条款来看，此协议根本不平等。2、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认定错误。2011年2月24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只有一方当事人签字，属于未生效的调解协议书。一审法院没有全面的分析该协议书，该协议书是有前提条件的，即由被上诉人葛灵新妻子杨丽华将房屋调剂给葛灵总为前提的。而且该协议书上还说该三间六层楼房系葛灵总所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3、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行政答辩状的认定是错误的。答辩状系一个诉讼主体对自己观点的一个陈述，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且该答辩状中讲到“房屋造成损害以及损害程度如何，均无权威机构鉴定和评估”这些内容一审法院没有认定。4、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集体土地使用证不予认定是错误的。该土地使用权证系临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后该房屋原拆原建，故该集体土地使用证与本案存在极大的关联性。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三用以证明房屋系原建原拆，房屋系葛恩来所有，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而一审法院认为新建房屋的具体人员的出资情况无法由村委员证实，而不予认定该证据系错误的。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根本没有葛灵总的份额，而且原拆原建向村缴纳款项均由葛恩来支付，足以证明该房屋系葛恩来的。至少与葛灵总无关。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葛灵保、葛灵新答辩称：2011年11月18日的《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葛灵总应按照协议书向被上诉人支付人民币19.8万元以及利息。理由：一、致被上诉人房屋受损的房屋系葛灵总及葛恩来的家庭共有财产。上诉人葛灵总作为共有权人之一且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签字，并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查询并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的记载，证书号为临杜集用2002字第1511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包括葛恩来、葛灵总等。且2009年新建时，葛灵总、葛恩来尚未分家，涉案房屋系共同建造，而在杜调（2011）19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葛灵总签字，葛灵总亦认可“葛灵总建三间六层楼房”，显然葛灵总系产权人之一。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2012年8月12日的《家庭分书》并未有当事人自己的签名，足以反证家庭分书上记载的内容是错误的，该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葛灵总系权利人之一。二、葛灵总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在协议上签字，不管其因何原因签字，也应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我国合同法第33条以及第44条，规定了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自成立时生效。本案《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即生效，并且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该份协议对被上诉人及上诉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而调解协议书很清楚地记载了葛灵总在协议签订时的身份：当事人。因此，从法律规定看，葛灵总也应履行调解协议书，向被上诉人支付19.8万元及利息。三、葛灵总家房屋造成被上诉人房屋严重受损，系经各个部门调查核实以及葛灵总认可的事实，葛灵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因葛灵总违法行为导致其房屋受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2011年2月24日，杜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杜调（2011）19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在纠纷简要记明“葛灵总建三间六层楼房，导致杨丽华家的房屋受损，葛灵保的房屋采光造成影响。三方当事人就相邻关系到杜桥镇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证明葛灵总家建房行为导致被上诉人房屋受损的事实得到有关部门以及葛灵总本人的认可。综上，被上诉人认为，葛灵总应按照调解协议书向被上诉人支付19.8万元及利息。另外，上诉人认为2011年11月18日的调解书是草率签字的，实际上并非如此，2011年11月18日的调解书是在之前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多次调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还形成两份书面的调解协议书，是各方经过考虑的结果，且这份调解书是在被上诉人作出让步的条件下才达成的。纵观三份协议书的变化，在第一份调解书中杨丽华将房屋15万元调剂给葛灵总，葛灵总还要承担房屋的投标费，19号调解书葛灵总要付的金额也要远远高于11月18日的调解书。在第二份调解书写明杨丽华将房子调剂给葛灵总，葛灵总要将28万元给杨丽华，也是高于11月18日的调解协议书。除了房屋调剂款外，葛灵总还要承担因被上诉人房屋受损的款项。故2011年11月18日的调解协议书是被上诉人方作出极大让步的前提下形成的，并不存在利益显失公平。综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葛恩来未作陈述。
二审中，上诉人葛灵总向本院提供落款人为葛灵玉和李建定、王伟强的证明两份，拟证明：1、当时调解的时候，葛灵新房屋拆除变成道路，对于造成损失由葛灵总来支付，葛灵保所建的围墙和道路对采光造成影响，葛灵新要把房屋拆掉，这是付钱的前提。2、办理调剂手续和拆除房屋需要时间，所以把钱打到王伟强的存折，结果房屋没有拆除，所以钱也没有打，葛灵总付钱的条件没有成立，2011年11月18日的调解书内容是不完善，是存在缺陷的。
被上诉人葛灵新、葛灵保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均有异议，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确认该签字是否为证人自己所签。内容里讲到房屋拆迁需要时间、葛灵新房屋拆除变成道路等并不是事实。对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也有异议，该证明只是陈述考虑到调剂房屋拆除房子需要时间，并没有说到上诉人支付19.8万元的前提要拆除房屋。另外，证明内容只是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一个回忆，而且上诉人也讲到了他们在回忆的时候有很多记不清了，但是这个证明也没有否认11月18日的调解书的完整性。
原审被告葛恩来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已超过原审举证期限，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以接受双方询问，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葛灵新、葛灵保、原审被告葛恩来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2011年11月18日调解协议是否发生效力？上诉人葛灵总认为自己并非房屋所有权人，无权参与调解，且该调解协议适用的前提是调剂房屋，故该调解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对其不发生效力。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系临海市杜桥镇东葛村村民，且所涉房屋也均是集体所有的农民自建房，故应考虑当地实际，特别是农村的风俗习惯来确定相关事实。上诉人葛灵总与原审被告葛恩来系父子，曾多次与两被上诉人就葛恩来户房屋违建纠纷参与调解，并两次签署调解协议书，直至本案被上诉人据以起诉的2011年11月18日调解协议书，上诉人葛灵总均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调解，最后签名栏内也有“葛灵总”的签名。故2011年11月18日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应认定为上诉人葛灵总的真实意思表示，其自愿给付19.8万元给两被上诉人。至于其所述该调解协议书以房屋调解为前提，因调解协议书内容并无涉及，故无法采信。2011年11月18日调解协议书系在人民调解组织机构的组织下，经过多次协商达成，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调解协议书违反自愿、公平原则，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上诉人葛灵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70元，由上诉人葛灵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阮丹军
代理审判员 王晓婷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