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再1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肖英。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乘贝，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沈红。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韵雯。
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涛。系沈红丈夫、江韵雯父亲。
再审申请人肖英因与被申请人沈红、江韵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2250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6月13日作出（2016）粤民申第188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肖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乘贝、被申请人沈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涛、被申请人江韵雯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肖英的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225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申请人肖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即确认被申请人沈红、江韵雯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其理由为：2015年1月26日，肖英以209万元的总价向沈红购买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大道××房产，双方约定在2015年4月1日前办理资金监管并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沈红自行赎楼，在双方办理了资金监管或取得银行贷款承诺函，且沈红已取得房产证原件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双方办理递件过户手续，但最晚不得迟于2015年5月1日（含当日），一方逾期履行超过五日，另一方可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支付违约金。而后，肖英与沈红在2015年4月3日办理了资金监管、提交了按揭贷款申请。2015年5月8日，银行向沈红出具了贷款承诺函，沈红一直到2015年5月18日才取得房产证原件。而后，沈红拒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2015年5月22日，肖英向深圳市南山法院起诉要求沈红继续履行合同，但沈红在5月21日就到国土局将涉案房产申请房产过户至其女儿江韵雯名下，而后以江韵雯的名义继续卖房子，并在2015年6月4日以人民币295万元之价格将涉案房产卖给第三人王某（申请人直到一审庭审后才偶然知晓）。2015年6月8日，肖英向深圳市南山法院又起诉，要求确认沈红与江韵雯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沈红与江韵雯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沈红与江韵雯上诉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居然匪夷所思的撤销了深圳市南山法院的判决。肖英认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审判决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三）项规定的情形，应依法再审，予以改判。
一、原审判决认定肖英于2015午5月8日取得贷款承诺函违约，沈红可解除合同缺乏基本事实证据。第一，肖英已依《二手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在2015年4月3日（地产中介3月30日通知沈红于4月1日至银行办理资金监管，但4月1日沈红故意不接电话，恶意拖延）办理了资金监管，且依约定向银行提交了贷款申请的资料，银行何时能批复贷款，肖英不能控制，肖英不存在违约行为。第二，《二手房买卖合同》第五条递件过户时间约定的最晚不得迟于2015年5月1日（含当日），从合同条款看，该时间约定仅是督促双方在取得贷款承诺函及房产证原件后抓紧办理过户手续，而非约束哪一方，因为何时取得贷款承诺函具有不确定性，肖英与沈红都仅是预估在2015年5月1日前可以取得贷款承诺函。倒是沈红赎楼是其自己可以控制的，其直到2015年5月18日才取得房产证原件，其才是违约。第三，退一步讲，假设肖英有义务在2015年5月1日前取得贷款承诺函，沈红解除合同的条件也不成就。2015年3月30日，地产中介通知沈红于2015年4月1日到银行作资金监管后，但沈红在4月1日当日故意不接电话，恶意拖延，直至4月3日才办理资金监管，违约3天，相应的，取得贷款承诺函的日期应顺延3天，最迟可在2015年5月3日取得贷款承诺函均不属于违约。肖英在2015年5月8日取得贷款承诺函，迟延日期刚好5天，未超过合同约定的“超过5天”可解除合同的规定。可见，退一步讲，肖英存在违约，沈红解除合同的条件也不成就。第四，再退一步讲，假设肖英违约为8天，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延期超过5天解除合同条件，依诚实信用及鼓励交易的原则，沈红也不得解除合同，因肖英仅仅超过了3天时间，这一违约行为对沈红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且沈红也没有对肖英违约行为进行催告，而且沈红一直拖到2015年5月18日才取得房产证原件，说明其并自身也没有急着履行合同迫切要求。为此，原审法院认定肖英2015午5月8日取得贷款承诺函违反合同约定，沈红可解除合同认定事实严重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沈红一审答辩中明确表示解除其与肖英之间的买卖合同，缺乏基本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经查一审庭审笔录，沈红的答辩根本没有什么明确表示解除与肖英的合同的意思表示，而是“…原告、被告一已经解除买卖合同关系…”，即沈红认为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并不是明确表示要解除。一审庭审时，法官还问：“被告一，你方认为原告违约是以何种方式通知原告解除合同”，沈红回答：“电话、短信”（庭审笔录第10页第2-3行）。可见，原审法院的判决居然将上述沈红的答辩“已经解除买卖合同关系”视为其明确表示解除与肖英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判决完全是替沈红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原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严重违反合同法第96条的合同解除规定。另外，原审法院的这一以二审终审的方式认定沈红认为已经解除买卖合同关系视为发出解除通知也直接剥夺了肖英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请求法院或仲裁委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的权利。
三、原审判决完全违背诚信信用的基本原则，完全背离了鼓励交易、建立诚信社会的宗旨，严重破坏社会的道德风尚。
本案，沈红为了逃避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在2015年5月18日赎出楼后，在5月21日就向国土部门申请办理涉案房产的过户手续，将房子过户给其女儿江韵雯名下，而后又以其女儿的名义继续放卖。江韵雯在一审开庭时还信誓旦旦说购买涉案房产用于结婚，但事实上，早在2015年6月4日，江韵雯就依沈红的指示与案外人王某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以人民币295万元之价格转卖给王某。沈红若不是做贼心虚，存在违约行为，其为什么要进行这一系列动作，其完全没有必要先将涉案房产过户给女儿，还承担几万元的税费，可见，沈红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是其严重违反合同的约定，不是肖英违约。而沈红违约的直接原因就是房子涨价了，其认为违约承担20%的违约金才41.8万元，但其房子多卖了86万元，扣除承担的违约金，还可以挣44.2万元，这应该是沈红的真实想法。但任何人不得违约获利，这是法律的基本精神，原审法院撤销南山法院的正确判决，无异议鼓励违约获利，完全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因违约获利的法律基本精神，完全违背了诚实守信、公序良俗的社会基本道德宗旨，原二审法院的这样判决将迸一步助长社会的不良风气。综上所述，原二审法院认定肖英违约的事实认定错误，其替沈红作出解除合同通知完全无视法律的规定，枉法裁判，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其判决完全背离了公序良俗、诚实守信的社会基本道德宗旨。为此，肖英特向贵院提起再审申请，请求贵院依法再审，以维护肖英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沈红、江韵雯答辩称：对于肖英提出的四条，没有根据，是扰乱视线。没有超过5日是不能认可的，是乱说。取得承诺函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后续还有很多步骤。从沈红提交的房产流程表可以看出，按照5月1日以后来做至少违约了14天以上。肖英说是双方违约不是事实，合同里有约定，在取得承诺函以后才进行赎楼，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沈红已经提出来了，并且在短信上也说了，合同已经失效了，必须重新订立，从电话上、短信上明确提出了是合同终止了才要重新订立，沈红也明确提出。所以不存在双方违约的问题。肖英说沈红主观违约，沈红在肖英违约的情况下也积极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还打电话让肖英尽快办理按揭，合同是1月份签订的，为什么5月1号还没有过户。从选银行和银行办理都是肖英的责任，在4月份之前沈红都电话联系并催促肖英。肖英主张银行流程与申请无关是站不住脚的。沈红是唯一住房，卖房是为了换房，肖英故意拖延会影响沈红的换房。沈红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失。赎楼是根据合同要求必须在承诺函办完之后，所以不存在沈红违约的问题。根据合同法只要满足违约的条件，并且提出以后就可以终止合同，合同可以无效。因此，沈红作为守约方没有任何违约责任。肖英已经违约了沈红为什么还要把房产证拿到手里，并且沈红也提出了合同终止。沈红是希望和肖英重新达成合同的，但是重新制定合同重新交易不代表第一份合同没有终止。本案是合同，不是房屋交易问题。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肖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沈红与江韵雯签订的关于转让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大道××房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沈红、江韵雯配合将前述房产恢复至《房屋买卖合同》未履行前的状态，即将××园F栋××房过户回至沈红名下；3、诉讼费由沈红、江韵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大道与××大道交汇处××园F栋××房，建筑面积60.05平方米，登记价2281900元，原为沈红所有，于2015年5月29日转移登记至江韵雯名下。
2015年1月26日，肖英（买方）与沈红（卖方）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卖双方交易的房地产位于深圳市××××房，卖方自愿将该物业转让给买方，成交价为209万元；买方同意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当日内（含当日）向卖方支付定金60000元；买方须于2015年4月1日前（含当日）将除定金、交楼押金之外的剩余首期款57万元支付至买卖双方约定的银行监管账号或其它第三方的监管账号中；买方须于2015年4月1日前（含当日）向按揭银行提交按揭贷款申请的相关资料，并配合银行进行贷款调查、审查和审批等手续，卖方配合买方申请按揭银行提供所需卖方资料及相关文件并签署按揭银行要求的法律文件，抵押贷款金额以银行承诺的为准；在买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取得银行贷款承诺函，且卖方已取得房地产证原件（产权无抵押、无查封）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买卖双方须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递件过户手续，但最晚不得迟于2015年5月1日（含当日）；该物业处于抵押状态，卖方同意自行筹资还清按揭银行贷款并办妥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及其他内容。同日，肖英向沈红支付定金60000元；2015年4月3日，肖英向沈红支付首期款20万元，用于沈红归还银行贷款。
2015年4月，肖英（乙方）与沈红（甲方）、邮储银行（丙方）签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首付款资金委托管理协议》，约定：乙方自筹购房资金37万元，并向丙方申请购房贷款146万元，乙方将首付款37万元存入其在邮储银行开立的账户中进行资金监管；及其他内容。该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14日。为证明该协议系各方于2015年4月3日签订，肖英提交了一份邮储银行于2015年6月19日出具的《说明函》，内容为：2015年4月3日，购房人肖英和售房人沈红至该行签署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首付款资金委托管理协议》，并办理了首付款37万元的资金监管手续，因该行内部流程原因，在签署协议时，不填协议签署日期，待银行内部流程走完后，才由银行人员在上面签署确切日期，故协议上的签署日期2015年4月14日是银行内部流程走完日，非购房人办理资金监管日。沈红、江韵雯对该《说明函》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内容。
2015年4月3日，肖英将37万元首期款存入监管账户中。2015年5月8日，邮储银行出具《个人二手房贷款承诺函》，承诺向肖英发放146万元的贷款，承诺书有效期为三个月。2015年5月18日，涉案房产注销抵押登记。2015年5月21日，沈红、江韵雯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深（南）房现买字（2015）第10166号］，约定：沈红将涉案房产以2281900元的价格转让给江韵雯。2015年5月29日，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江韵雯名下。
为证明沈红恶意违约，肖英提交了肖英与沈红的手机（136××××3537）的短信记录，中介及肖英邮寄给沈红的特快专递及相关函件予以证明，沈红、江韵雯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为证明沈红、江韵雯系恶意串通，在房产过户至江韵雯名下后，又继续以295万至300万元的价格对外转让涉案房产，肖英提交了2015年6月3日的电话录音及相关视听资料予以证明；沈红、江韵雯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沈红、江韵雯在庭审中表示，沈红、江韵雯及沈红的丈夫只是前往中介处考量涉案房产的价格，只是到中介处询价。
沈红表示，因肖英未能在4月1日前作资金监管并在5月1日前取得贷款承诺函，构成根本违约，沈红于2015年5月17日和6月4日给中介发短信，要求解除合同；对此，沈红提交了相关短信记录予以证明。肖英对该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为证明江韵雯与沈红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江韵雯提交了一份2015年5月18日与沈红和深圳市世祥房地产中介服务部（以下简称世祥中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经纪合同》和银行转账记录、收款收据予以证明。《房地产买卖经纪合同》中约定：江韵雯以2281900元的价格购买涉案房产；签订合同时支付人民币5万元，第二部分楼款于2015年7月5日或之前支付；及其他内容。银行转账记录显示，江韵雯分别于2015年6月23日、24日、25日共计转账2231900元给沈红。肖英对《房地产买卖经纪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转账记录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表示该证据均系沈红、江韵雯提交的假证据。
另查，沈红、江韵雯系母女关系。庭审中，江韵雯表示，其仅知道肖英与沈红签署过房屋买卖合同，但对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再查，肖英为深圳户籍，肖英及其丈夫名下均无房产。
一审法院认为，肖英与沈红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院确认其效力，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肖英已按合同约定向沈红支付了定金和首付款，并办理了资金监管和申请银行贷款的手续，故肖英已履行了合同中约定的相关义务。对于沈红提出的因肖英存在根本违约行为，故沈红已解除了双方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的抗辩理由，该院认为，按照《二手房买卖合同》的约定，肖英应于2015年4月1日前办理资金监管手续并申请贷款，本案中，从邮储银行出具的《说明函》和肖英支付首期款的时间可以看出，肖英与沈红系于2015年4月3日签署资金监管协议并办理了申请贷款手续，且肖英于当日向沈红支付了20万元的首期款用于沈红办理赎楼手续，沈红亦出具了收据，可见肖英和沈红对于变更资金监管的金额和时间事宜已达成合意，沈红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而沈红事后又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无合理依据；而且，根据《二手房买卖合同》的相关约定，肖英的“迟延”未超过五日，沈红无权要求解除合同。综上，对于沈红的上述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信。
本案中，肖英与沈红办理涉案房产过户手续的条件已成就，沈红本应按照《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涉案房产过户给肖英，但沈红却在涉案房产办理完注销抵押登记手续之后，与其女儿即江韵雯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将涉案房产过户给江韵雯。对于沈红与江韵雯之间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沈红与江韵雯系母女关系，且江韵雯在庭审中亦表示其知道肖英与沈红签订的买卖合同的事实，可见，江韵雯对于肖英与沈红之间存在涉案房产买卖关系的事实是清楚的，沈红在未与肖英解除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将房产又转让给江韵雯，明显存在恶意；而江韵雯在明知涉案房产已转让给肖英的情况下，仍与沈红签订买卖合同，也具有明显的恶意。其次，从江韵雯提交的《房地产买卖经纪合同》和收据、转账记录和肖英提交的2015年6月3日的录音证据来看，虽然江韵雯提交的证据从形式上看系江韵雯按市场价购买了涉案房产并向沈红支付了购房款，但却存在很多不符合一般房屋买卖交易习惯的情形，如：相关购房款系在房产过户完毕之后才支付，《房地产买卖经纪合同》中的房产经纪方并非在涉案房产所在的区域附近等；而且沈红、江韵雯在房产过户至江韵雯名下后又前往房产中介处“询问价格”，这一行为也不符合常理。故该院认为，江韵雯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是出于善意而购买涉案房产。最后，因沈红、江韵雯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将涉案房产过户至江韵雯名下，导致肖英无法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实际上损害了肖英的合法权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沈红、江韵雯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故该院对于肖英要求确认沈红、江韵雯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沈红、江韵雯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故沈红、江韵雯应将涉案房产恢复登记至沈红名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沈红与江韵雯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深（南）房现买字（2015）第101××号］为无效合同；二、沈红、江韵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大道与××大道交汇处××园F栋××房恢复登记至沈红名下。案件受理费12527.6元，由沈红、江韵雯负担。
沈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驳回肖英的诉讼请求；2、肖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江韵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肖英的诉讼请求；2、肖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均予以确认。
二审认为，沈红与肖英于2015年1月26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之义务。依照该合同第五条，买卖双方签署正式买卖合同并办理递件过户手续最晚不得迟于2015年5月1日。而买方肖英在2015年5月8日方取得银行贷款承诺函，亦无法在此之前履行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手续的义务，肖英已逾期履行超过五日，卖方沈红因此享有合同约定解除权，其终止履行合同并将涉案房产转卖，并未损害肖英的利益。沈红于本案一审答辩中明确表示解除其与肖英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应视为解除通知到达对方，肖英主张沈红解除合同未予通知，合同应继续履行的二审答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沈红与江韵雯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肖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沈红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对于江韵雯的上诉请求，亦应当予以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肖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7582.8元，由肖英负担。沈红、江韵雯预交部分由肖英迳付，本院不予清退；多收取部分本院退还沈红12527.6元，退还江韵雯12527.6元。
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再审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沈红与肖英于2015年1月26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第十条约定：“如买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如买方逾期履行超过五日，卖方可解除合同并选择要求买方支付转让成交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责任或没收买方已支付的定金”。再审庭审中，各方确认，涉案房屋虽然被江韵雯再次转让，但房屋产权仍登记在江韵雯名下。
本院再审认为：沈红与肖英于2015年1月26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原审认定合法有效正确，再审予以确认。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第五条约定，买卖双方签署正式买卖合同并办理递件过户手续最晚不得迟于2015年5月1日。第十条约定：如买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如买方逾期履行超过五日，卖方可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买方肖英依约本应于2015年4月1日前支付首期款，并办理贷款手续，但因故迟延数日。沈红对此未提异议。虽然之后肖英的贷款承诺函亦迟延数日，但鉴于之前的情事，肖英有理由相信贷款承诺函出具期限相应得到顺延。考虑到沈红未提交证据证实迟延数日的情事确对其造成解除合同的合理理由，且沈红在5月1日前亦未依约赎出房产证，根据合同履行的诚实信用原则，本院认为沈红并不享有解除与肖英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
沈红在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形下，又将涉案房产转卖，并且已过户至其女儿江韵雯名下，因此，对于沈红与江韵雯之间的房屋买卖是否有效，应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恶意。首先，沈红与江韵雯系母女关系，且江韵雯在庭审中亦表示其知道肖英与沈红签订的买卖合同的事实，可见，江韵雯对于肖英与沈红之间存在涉案房产买卖关系的事实是清楚的，沈红在未与肖英解除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将房产又转让给江韵雯，明显存在恶意；而江韵雯在明知涉案房产已转让给肖英的情况下，仍与沈红签订买卖合同，也具有明显的恶意。其次，从江韵雯提交的《房地产买卖经纪合同》和收据、转账记录和肖英提交的2015年6月3日的录音证据来看，虽然江韵雯提交的证据从形式上看系江韵雯按市场价购买了涉案房产并向沈红支付了购房款，但却存在很多不符合一般房屋买卖交易习惯的情形，如：相关购房款系在房产过户完毕之后才支付，《房地产买卖经纪合同》中的房产经纪方并非在涉案房产所在的区域附近等；再次，沈红直到2015年5月18日才取得房产证原件，5月21日就到国土部门将涉案房屋申请房产过户至江韵雯名下，6月4日江韵雯又将房屋出让给第三方。综上，江韵雯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是出于善意而购买涉案房产。因沈红将涉案房产过户至江韵雯名下，导致肖英无法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实际上损害了肖英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沈红、江韵雯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故对于肖英要求确认沈红、江韵雯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再审予以支持。因沈红、江韵雯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并考虑到江韵雯虽然又转让房屋，但房屋仍然登记在其名下，故沈红、江韵雯应将涉案房产恢复登记至沈红名下。二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2250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7582.8元，由沈红、江韵雯负担。多收取部分退还沈红12527.6元，退还江韵雯12527.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辉辉
审判员 曹 静
审判员 刘自正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李林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