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30032号
原告：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6号丽都广场丽都A2商业楼5层518和519室。
首席代表:契仁苏仁·崔吉。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荔，女，197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思思，女，1989年3月1日出生，汉族，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职员。
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
法定代表人：王一谔，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宁，女，198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茜，女，198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法务。
原告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蒙古奥尤代表处）与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蒙古奥尤代表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荔、廖思思，被告外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宁、张晓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蒙古奥尤代表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外服公司向我代表处支付无法申领生育津贴而遭受的损失共计52914.76元。事实和理由：我代表处与外服公司于2014年3月签署《劳务派遣协议》及其附件，约定：外服公司向我代表处提供员工管理基础服务，包括社会保险代缴及管理服务项目，其中第四项明确约定外服公司为客户办理生育津贴。外服公司的员工刘晓敏自2012年2月1日经该公司派遣至我代表处工作，因刘晓敏在2016年1月31日派遣期限届满时处于怀孕期间，故三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刘晓敏的劳动关系和派遣关系在其产假期满之日解除。2016年7月12日，刘晓敏在美国产子，我代表处依据《三方协议》向刘晓敏支付产假期间的全额工资，在外服公司未提示我代表处和刘晓敏有关剩余津贴申领手续的情况下，我代表处在2016年7月底和8月15日主动向外服公司询问关于刘晓敏国外生产生育津贴申领事宜，并积极联系刘晓敏告知其在国外应备齐的材料。10月底，刘晓敏回国，我代表处催促刘晓敏尽快提交材料申请，11月1日，再次与外服公司沟通生育生育津贴申请事宜，外服公司的职员玄兆飞回复了应准备的材料事项，我代表处如实转告刘晓敏。11月8日，刘晓敏在向外服公司提交申请时因缺少孕周证明遭外服公司社保人员拒收，并称孕周证明是必备的，否则无法申领津贴。我代表处催促刘晓敏准备此证明，同时多次联系外服公司的客户代表王小夏，希望外服公司出面与社保局联系沟通解决方案，但王小夏怠于协调，未给出任何解决方案。我代表处只好单方面与社保局进行沟通。12月2日，刘晓敏产假期满，依据《三方协议》，我代表处与其用工关系解除。12月9日，我代表处再次联系王小夏，希望外服公司按社保局网站公示的流程出具《生育保险待遇材料告知书》，但王小夏未予回复。12月12日，社保局领导主动联系我代表处，支持我代表处主张，告知在相关诊断证明缺失的情况下，只需补交一份由员工签字、我代表处、外服公司共同签章的《个人情况说明》，申请材料经外服公司提交即可被社保局受理，我代表处将此情况告知王小夏，并向其发送了《个人情况说明》的模板，但王小夏未予回复。12月16日，再次联系王小夏，其未予回复，此后，我代表处多次联系王小夏，均未果。后我代表处联系到其主管领导，经协商，外服公司主张不从向刘晓敏发放的经济补偿金中暂扣剩余津贴金额，并主张我代表处按《三方协议》约定在12月底前向刘晓敏发放全部经济补偿金，同时承诺按照约定积极联系刘晓敏尽快提交生育津贴申请。据此，我代表处于12月底向刘晓敏支付了全部经济补偿金。2017年1月，我代表处再次催促外服公司办理申领津贴事宜，外服公司回复春节后办理。但在2月7日，再次与外服公司沟通此事时，王小夏表示联系不到刘晓敏本人，无法办理。综上，我代表处于2016年7月底至今，一致积极联系、督促外服公司办理申领生育津贴事宜，但外服公司的王小夏严重不负责任，至今仍未成功提交申请材料，给我代表处造成损失，现依据《劳务派遣协议》的相关约定，主张外服公司赔偿我公司损失。
外服公司辩称，不同意蒙古奥尤代表处的诉讼请求，依据《劳务派遣协议》，我公司有为员工申领生育津贴的义务，但需要用工单位及员工的配合，具体到本案所涉的生育津贴，是因为刘晓敏不配合，导致无法申领津贴，并非我公司怠于申请，因此，不同意蒙古奥尤代表处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此部分证据显示：蒙古奥尤代表处（甲方）与外服公司（乙方）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员工系被乙方派遣到甲方工作的人员，工资：员工本人月平均工资=员工结束派遣前12个月的工资总和/12，实际工作月不足12个月的，按实际工作月数计算……。经济补偿：经济补偿=员工本人月平均工资×在甲方工作年数……甲方支付相应费用后，乙方应依据国家及地方的有关规定和甲、乙双方于本合同附件1中确定的标准及项目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代发相应福利待遇……。附件1：……为客户和员工办理员工生育津贴、提供生育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失业、退休、工伤待遇申请手续……。
案外人刘晓敏系外服公司派遣至蒙古奥尤代表处工作的员工，外服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
后刘晓敏离职，蒙古奥尤代表处（甲方）、外服公司（乙方）与刘晓敏（丙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丙方产假期满之日解除……，外服公司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劳动关系解除日是在2016年12月21日……。丙方同意将于2016年2月4日起使用其剩余28天带薪年休假，至2016年3月17日；自2016年3月18日至丙方实际生产日，丙方将安排病假，病假工资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1720元支付，如遇最低工资调整，则相应调整；丙方自实际生产日起，月工资按21937元支付，直到劳动关系解除日；丙方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按目前的标准支付至劳动关系解除当月……。丙方办理工作交接完毕、交回甲方物品并办理档案、社会保险转出、领取离职证明等手续后，在劳动关系解除日的当月乙方工资支付日，甲方向丙方支付人民币219370元，作为乙、丙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甲、丙双方解除用工关系的全部经济补偿……。
前述《补充协议》签订后，蒙古奥尤代表处陆续向刘晓敏支付了约定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生育津贴申领情况。蒙古奥尤代表处主张其与外服公司、刘晓敏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将刘晓敏的生育津贴以工资形式向其发放，待津贴申领后由外服公司向蒙古奥尤代表处支付。该代表处自刘晓敏生产后多次与外服公司的员工玄兆飞、王小夏联系，但外服公司的员工怠于进行津贴申领工作，导致蒙古奥尤代表处蒙受经济损失。对此，蒙古奥尤代表处提交了前述《补充协议》及其员工廖思思与玄兆飞、王小夏的往来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显示：廖思思多次询问刘晓敏生育津贴申报情况，王小夏回复称需要其提供孕周证明、诊断证明等材料。后廖思思与刘晓敏联系，刘晓敏表示国外医院不配合，缺失孕周证明……。后廖思思向王小夏表示社保局表示只需要刘晓敏本人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盖上双方单位的公章即可去社保中心申报，希望外服公司配合。王小夏回复称未听说申请材料不齐提交说明即可，诊断证明是必备材料之一，要求员工提供相关材料……。外服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主张该公司已就所需材料的内容告知刘晓敏且提示刘晓敏尽快提交，外服公司已完成相关协议义务。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蒙古奥尤代表处主张外服公司怠于履行为刘晓敏申报生育津贴之义务导致其遭受损失，本院不予采信。首先，本案证据显示无法申领生育津贴的直接原因系刘晓敏不能提交孕周证明等相关材料，对此，外服公司的员工王小夏已告知蒙古奥尤代表处并对该代表处的询问作出相应解答，因此仅凭现有证据，本院难以作出外服公司怠于履行相关义务的认定。其次，蒙古奥尤代表处不负有向刘晓敏支付生育津贴之义务，其虽表示与外服公司、刘晓敏已达成《补充协议》，约定由该代表处先行支付该笔款项，再由外服公司将该笔款项领取后向蒙古奥尤代表处支付，但其提交的《补充协议》并未显示三方对此进行了明确约定，外服公司亦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蒙古奥尤代表处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蒙古奥尤代表处在本案中要求外服公司赔偿其损失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负担（已交纳5元，余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军
人民陪审员 张 林
人民陪审员 黄士华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