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民终72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浩淑（英文名：YUHOSUK），女，1961年10月22日出生，大韩民国公民，住大韩民国。上诉人（一审原告）：赵丹妃（英文名：CHODANBI），女，1990年6月27日出生，大韩民国公民，住大韩民国。上诉人（一审原告）：赵建镐（英文名：CHOGUNHO），男，1995年1月5日出生，大韩民国公民，住大韩民国。上诉人（一审被告）：延边弘坤旅游运输有限公司。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延吉市新丰街***号恒天玫瑰园*号楼1010。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延边彩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延吉市河南街远航大厦S1304。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延吉市天池路新园街**号。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朝阳小区**号。上诉人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因与上诉人延边弘坤旅游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坤公司）、被上诉人延边彩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旅行社）、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24民初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共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彩虹旅行社、弘坤公司、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在责任范围内连带赔偿人民币1741031.07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059240元，尸体运输费人民币88000元，丧葬费人民币35634元，交通费韩元1734400元，事故救助费人民币47727.73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万元。韩元换算人民币以2016年6月8日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基准汇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1.2015年7月1日，赵重大作为大韩民国地方公务员研修院的研修员随团乘坐弘坤公司的吉H022**号客车由集安市向丹东方向行驶中，在集丹公路51公里+860米处凉水乡境内因驾驶员超速行驶、急弯路未保持安全车速、操作不当，使车辆与大桥右侧桥栏相撞后坠落颠覆，发生死亡11人，受伤17人的特大交通事故，赵重大当场死亡。2.韩国（株）APEX和平观光中标韩国地方研修院组织的韩国公务员历史探访项目，与彩虹旅行社签订合同，全部探访行程均由彩虹旅行社规划安排，而弘坤公司受雇于彩虹旅行社，肇事车辆是弘坤公司所有，肇事司机已死亡，弘坤公司在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保险，彩虹旅行社在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处投保。赵重大的死亡给整个家庭带来极大打击，其全部家属受到无法弥补的精神痛苦，造成上述损失，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彩虹旅行社一审辩称，彩虹旅行社不应在本案中向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赵重大死亡系交通事故造成，而不是彩虹旅行社的侵权行为造成；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提出的赔偿数额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弘坤公司一审辩称：1.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及相应标准确定民事责任，依据事故发生地所属省份及案发年度吉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所确定的标准计算并确定赔偿数额；2.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主张的施救费不具有合理性，项目、用途标准均不清楚，该费用不应承担，且不能由本案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来主张；3.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本案中赵重大是因旅游合同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弘坤公司与彩虹旅行社是因旅客运输合同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与弘坤公司之间是因道路交通事故而产生的侵权法律关系，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弘坤公司认为，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起诉确定的被告主体不适格；4.涉案交通事故针对弘坤公司而言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涉嫌刑事犯罪，弘坤公司的相关责任人因该起事故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案件正在审理中，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应当在刑事案件中提起民事赔偿，不应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部分不予支持且不收取诉讼费;5.关于交通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未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不予支持；6.死亡赔偿金应当以侵权行为地的标准进行赔偿；7.关于尸体运输费，现行法律没有列为赔偿项目，丧葬费中已经包含，不应当予以支持；8.关于律师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9.根据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10.关于保险限额，在保险额范围内不以单项限额为限定，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应按照人民币50万元足额进行赔付。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一审辩称：1.弘坤公司在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同意在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的合法合理的请求范围内赔付。保险合同包括投保单、保险单、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交款收据、审批单等项目。投保额是每座人民币50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限额是人民币42.5万元，医疗费赔偿限额是人民币7.5万元，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为依据；2.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人主张的诉讼费不属于保险承担范围，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3.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3人主张的尸体运输费于法无据，交通费数额过高，精神抚慰金人民50万元数额过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中国公民平等对待，且精神抚慰金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内；4.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3人主张依照上海市标准计算赔偿数额，没有法律依据。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一审辩称：1.本案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彩虹旅行社并非侵权方，作为彩虹旅行社责任险的的承保人，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也并非侵权方，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将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列为被告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彩虹旅行社于2015年4月27日在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投保了旅行社责任险，保险期限自2015年4月29日至2016年4月28日，约定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80万元。2015年7月1日交通事故发生后，因本事故涉及外籍人士，吉林省政府、延边州政府及延边州旅游局等相关领导对此事件高度重视，要求相关当事人先行垫付救助费用，在未考核彩虹旅行社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将人民币80万元直接支付给彩虹旅行社用于对伤者的抢救和治疗，彩虹旅行社也保证将此款全部用于救助受害人并盖章确认。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彩虹旅行社原名称为延边新世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界旅行社），于2016年1月20日变更为现名称。被告弘坤公司原名称为延边安顺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于2015年12月10日变更为现名称。赵重大（英文名：KIMLEEMUN,男，1961年6月19日出生，大韩民国公民）为原告刘浩淑之夫，为原告赵丹妮、赵建镐之父。2015年6月底，赵重大参加了由大韩民国地方行政研修院组织的旅游，该旅行团系由大韩民国（株）APEX观光旅行社在大韩民国接团，大韩民国（株）APEX观光旅行社委托大韩民国（株）CTS航空，大韩民国（株）CTS航空又委托给新世界旅行社直接提供旅游服务。2015年6月28日，新世界旅行社与安顺公司签订《包车协议书》一份，约定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3日期间，新世界旅行社租用安顺公司的六辆旅游汽车用于此次旅游观光。2015年7月1日15时41分，赵重大乘坐安顺公司的吉H022**号旅游客车，在由集安市向丹东方向集丹公路51公里+860米处凉水乡境内，车辆与大桥右侧桥栏相撞后坠落颠覆，发生死亡11人，受伤17人的特大交通事故，赵重大在事故中因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驾驶员王立新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彩虹旅行社随车导游在事故中受伤。事故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集安市交通管理大队（以下简称集安市交警队）依法对事故进行了勘查和处理。集安市交警队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集公交认字[2015]第00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次事故发生原因为驾驶员王立新（安顺公司员工）超速行驶、行急弯路时又未保持安全车速，操作不当，王立新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赵重大等乘车人员无责任。一审法院调取的事故车辆行车记录仪录像显示，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车上乘客最后一次上车后，驾驶员及彩虹旅行社跟车导游未提醒乘客遵守乘车规则、系好安全带等安全注意事项。赵重大死亡后，尸体被运回大韩民国安葬，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于2015年9月28日出具发票两张，收费项目分别为“外事服务费”人民币73500元、“木棺”人民币14500元。另查明，2015年4月28日，新世界旅行社在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处投保了旅行社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为2015年4月29日至2016年4月28日。旅行社责任险保险单约定，被保险人在经营国内旅游业务时，年度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200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80万；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50万；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0.3万；搜救与诉讼赔偿限额人民币3万元（其中搜救费用人民币2.8万元，诉讼费用人民币0.2万元）；每次事故免赔额为人民币500元。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于2015年7月3日向新世界旅行社支付了人民币80万元。2015年6月3日，安顺公司在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处为吉H022**号客车投保了道路客运人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为2015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3日，投保座位数44个，累计责任限额人民币2200万元。投保单中特别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为依据；每座死亡残疾最高赔偿限额人民币50万元（其中意外死亡赔偿限额人民币42.5万元，意外医疗赔偿限额人民币7.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外民事关系纠纷，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明确选择以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之规定，本案侵权行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调整。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2.各方当事人之间分别形成何种法律关系；3.彩虹旅行社、弘坤公司是否应向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承担侵权责任及如何承担；4.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是否应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进行保险理赔及理赔数额。首先，关于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本案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分别为因涉案交通事故死亡的被侵权人赵重大的配偶、子、女，系赵重大的近亲属，故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其次，关于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根据确认的事实可以认定，死者赵重大与彩虹旅行社之间形成旅游合同关系；弘坤公司与彩虹旅行社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弘坤公司与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之间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彩虹旅行社与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之间形成保险合同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旅游纠纷规定》）第一条之规定，本案为旅游纠纷，死者赵重大为旅游者，彩虹旅行社为旅游经营者，弘坤公司为旅游辅助服务者。第三，关于彩虹旅行社与弘坤公司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及如何承担问题。根据上述法律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彩虹旅行社与死者赵重大之间形成旅游合同关系，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明确选择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弘坤公司作为旅游辅助服务者，在其提供服务时负有保障旅游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弘坤公司的驾驶员因驾驶操作不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并致赵重大死亡。王立新为弘坤公司的驾驶员，其驾驶车辆运输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的行为属执行工作任务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弘坤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另依照《旅游纠纷规定》第七条第一款“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有权要求旅游经营者即彩虹旅行社承担责任。关于彩虹旅行社主张其在涉案交通事故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的答辩意见。第一，彩虹旅行社指派的随车导游没有尽到提示旅游者注意乘车安全，检查乘客是否系好安全带等合理的注意义务，在驾驶员超速行驶的情况下亦未进行适当的提醒，故其在跟团过程中疏于安全管理，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彩虹旅行社与弘坤公司之间的包车协议中对发生事故的承担责任主体虽有约定，但该约定系彩虹旅行社与弘坤公司之间的约定，对本案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不产生约束力，彩虹旅行社可在本案承担责任后，另向弘坤公司追偿。综上，彩虹旅行社应对本案损害后果承担补充责任。关于弘坤公司主张死者赵重大在事故发生时未遵守安全乘车规则，其自身有一定过错，要求减少弘坤公司的赔偿数额的答辩意见。首先，针对本案中的死者赵重大是否确有未遵守安全乘车规则的事实，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其次，根据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未遵守安全乘车规则是必然导致交通事故造成金赵重大亡或者加重损害后果的原因。第三，即使死者赵重大在事故发生时确有未遵守安全乘车规则的情形，而弘坤公司的驾驶员以及彩虹旅行社的随车导游在出现该状况时，并未对乘客的违规行为予以合理的干预和制止，而是听之任之，可见其确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因此不应以此情况作为减少其责任承担的理由。关于弘坤公司主张弘坤公司相关人员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应另案提起民事诉讼的答辩意见。因重大责任事故罪与民事侵权责任分别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及法律关系，刑事案件被告人与本案被告主体亦不同，刑事审理结果与本案民事纠纷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案无须以刑事判决结果为依据，故对弘坤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第四，关于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数额。1.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主张四被告向其赔偿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059240元、丧葬费人民币35634元，系按照上海市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主张。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既然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适用的准据法，即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的标准请求赔偿。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之规定，本案死亡赔偿金应以吉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以20年计算。即人民币24009.86元/年×20年=480197.20元。丧葬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吉林省2016年度丧葬费标准为人民币25779元。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主张按照上海市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计算赔偿数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请求赔偿的尸体运输费人民币88000元。虽然尸体运输、购买棺木等费用属于办理丧葬事宜事所支出的费用。但考虑死者赵重大为大韩民国公民，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一般采用土葬方式下葬，八宝山殡仪馆出具的“外事服务费”发票实际为尸体运输费系原告实际发生的费用，此部分费应属合理费用，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木棺费人民币14500元，该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之内，本院已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请求的丧葬费予以支持，故该部分费用不额外予以保护。3.关于交通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而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未提供相应票据证明其实际支出了交通费，故本院对交通费不予支持。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主张人民币50万元数额过高，不符合受诉法院所在地一般生活水平及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5.关于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主张在集安市施救所花费的其他费用人民币47727.73元，因该部分费用并非由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实际支付，本院不予支持。6.关于律师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未提供具体数额，未提供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本院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诉讼请求支持死亡赔偿金人民币480197.20元、丧葬费人民币25779元、外事服务费人民币73500元、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50000元，合计人民币629476.2元。第五，关于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是否应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进行保险理赔及理赔数额。1.根据人寿财险延边中心支公司与弘坤公司之间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款“在保险期间内，旅客在乘坐被保险人提供的客运车辆的途中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的约定，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应当按照上述约定负理赔责任。关于理赔的数额，依照双方签字确认的投保单、保险单的约定，每座死亡残疾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42.5万元，因本院认定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损失已超过人民币42.5万元，则人寿财险延边中心支公司应在42.5万元范围内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进行赔偿。2.彩虹旅行社在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投保了旅行社责任险，保险事故发生后，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理应按照保险合同进行理赔。根据双方的投保单、保险单中约定的内容，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80万元。因案涉交通事故造成旅游者死亡9人，受伤15人，共24人，将人民币80万元保险金平均分配，本院酌定本案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应分得旅行社责任保险保险金人民币33333.33元。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彩虹旅行社未向权利人赔偿，而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于2015年7月3日向被保险人彩虹旅行社支付了总额为人民币80万元保险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规定，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应当直接向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支付保险金。关于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提出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与彩虹旅行社约定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80万元违反了《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的规定，是无效条款的主张。本院认为，《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的规范性文件，违反该规定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本案不能适用该办法来认定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与彩虹旅行社之间签订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80万元”的保险条款无效，因此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原告遭受的损失超出上述二项保险金部分，即人民币629476.2元-（425000元+33333.33元）=171142.87元，应由弘坤公司赔偿，彩虹旅行社对上述赔偿义务负补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遂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刘浩淑、原告赵丹妃、原告赵建镐赔偿人民币425000元；二、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刘浩淑、原告赵丹妃、原告赵建镐赔偿人民币33333.33元；三、被告延边弘坤旅游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刘浩淑、原告赵丹妃、原告赵建镐赔偿人民币171142.87元，被告延边彩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对被告延边弘坤旅游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述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刘浩淑、原告赵丹妃、原告赵建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69元,原告刘浩淑、原告赵丹妃、原告赵建镐共同负担13070元，被告延边弘坤旅游运输有限公司负担7339元。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二审上诉称：1.根据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案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应以上海市标准计算，弘坤公司、彩虹旅行社、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应在责任范围内连带赔偿1746593.31元；2.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应在5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3.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应就9个案件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4.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主张的律师费应予保护；5.在集安发生的对死者的抢救费及死者家属的交通费、住宿费应予保护。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弘坤公司二审上诉称：1.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系格式条款，未告知50万元保险额度要区分死亡赔偿限额和医疗损害赔偿限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该限制无效，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应在5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同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规定，承担弘坤公司在本案中负担的诉讼费和其他合理费用；2.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主张的停尸费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3.受害人对损害结果存在过错，应减轻弘坤公司的赔偿责任。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弘坤公司在另案中向本院提交了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员工刘君于2017年11月2日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人民法院在另案审理中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体现在订立合同时对于50万元是否区分为死亡意外赔偿42.5万元和意外医疗赔偿7.5万元并没有进行说明。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对于刘君为该公司员工并无异议，但并非该笔业务的经办人员。该条款虽为免责条款，但并非免责的格式条款，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不具有提示义务。本院认为：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人和弘坤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现分别论述如下：关于弘坤公司的上诉请求。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双方关于“每座死亡残疾最高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意外死亡赔偿限额为42.5万元，意外医疗赔偿限额为人民币7.5万元）”的约定，属于双方在保险合同中对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的约定，并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内容。虽然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在另案庭审中承认该条款为免责条款，亦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对该条款性质的认定。因此，弘坤公司主张因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对该条款进行明确说明而否定该条款效力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弘坤公司主张的在空白纸上加盖公章签订合同的行为，亦是其自身经营管理行为，不能因此而否定合同或合同条款的效力，本院对此不再赘述。其次，关于运尸费，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一审提供的八宝山殡仪馆出具的“外事服务费”发票能够证明该费用已实际支出，一审法院从本案实际及当地风俗习惯出发，认定该费用属合理费用并无不当，弘坤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弘坤公司现既不能证明死者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又无法证明其所主张的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对此已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弘坤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弘坤公司要求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承担其在本案当中发生的诉讼费和其他合理费用的上诉请求，因其一审未提起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关于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人的上诉请求。首先，无论死者生前收入状况如何，均应依法主张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因此，一审法院按照吉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人虽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但其却未能证明上海为死者生前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因此，其主张适用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赔偿数额于法无据，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本案系侵权纠纷，关于弘坤公司、彩虹旅行社、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应依据侵权法律关系及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各自应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一审法院已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现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人主张四者承担连带责任，但却未能明确其该项上诉请求的法律依据，因此，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的理由前已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第四，《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规范性文件，违反该办法的法律后果系由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进行处罚，而并不能导致合同约定无效或变更的法律后果。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人要求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就9个案件在20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五，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人上诉主张在集安发生的对死者的抢救费及死者家属的交通费、住宿费，但却并无证据证明该费用由其支出，亦无证据证明承担该费用的主体要求其承担，现其要求弘坤公司、彩虹旅行社、人寿财险延边支公司、天安财险延边支公司就此向其进行赔偿于法无据。同理，刘浩淑、赵丹妃、赵建镐三人关于律师费的主张同样无法说明具体数额和明确法律依据，因此，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24元，由4上诉人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丹秋审 判 员  芮海宏代理审判员  王 亮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罗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