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82民初2241号
原告：陈信启，男，汉族，1977年6月4日出生，住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珍，福建紫阳律师事务所律�。
被告：刘秀，男，汉族，1976年2月5日出生，住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钦、林凤，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明珠，女，汉族，1979年10月8日出生，住长乐市。
原告陈信启与被告刘秀、陈明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受理后，依适用简易程序，诉讼中，被告申请笔迹鉴定，后本院于同年11月15日、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同年12月5日、12月12两次组织质证。原告陈信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明珠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信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10月15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刘秀系朋友关系，2016年10月15日被告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原告借款，约定月利率1%，原告通过胞姐陈秀林账户将20万元借款转账至刘秀农业银行帐户。此后，二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借款还本付息。两被告系夫妻，本案债务发生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夫妻共同债务。
刘秀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自2016年认识以来仅有投资关系，原告通过陈秀林的银行账户将投资款20万元汇给刘秀是用于投资被告经营的长乐金峰锦鸿玻璃加工场，原告诉称的20万元款项是投资款不是借款。2、原告投资20万元之后，加工场因经营利润未达到原告要求，原告将其持有的其中10万元的股权转卖给黄某，目�仅剩10万元股权，因原告以低价转卖给黄某，因此要求被告帮其将剩余的10万元股权对外转让，甚至要求被告接手，并以原告自己所写的被告向其借款20万元的借条威胁被告，若被告不能处理妥当，后果自负。在原被告沟通过程中，原告明确表示，若被告将原告剩余的10万元股权转让成功，原告会将借条拿出来给被告，双方就此了断，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唯一的关系是投资关系。
陈明珠未作答辩。
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称：原被告间既有借贷关系，也有投资关系，借贷发生在2016年10月15日，当时被告向原告借款20万元，即本案诉争款项。投资发生在当年11月，投资也是20万元，该投资款是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被告的。
双方举证质证如下：
一、第一次庭审中，原被告举证质证如下：
原告举证：1、借条，内容为“向陈信启借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利息壹分2016年10月15日借款人刘秀”。2、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内容显示2016年10月15日陈秀林向刘秀转账20万元。3、落款为“陈秀林”的确认书，拟证明陈信启委托陈秀林向刘秀转账20万元。4、长乐市鹤上镇仙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陈秀林、陈信启系姐弟关系。5、刘秀与陈明珠的结婚登记档案，拟证明本案借贷关系发生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被告质证：1、被告从未向原告出具该借条，从借条书写格式，特别是借款人三字，明显是事后加的。2、对转账凭证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该笔20万元是原告的投资款而不是借款。3、确�书的签名是陈秀林，真实性无法确认。4、村委会出具的材料缺乏形式要件。5、对结婚登记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被告举证：1、营业执照，拟证明被告刘秀是长乐锦鸿玻璃加工场的经营者。2、股份转让协议，拟证明原告陈信启是长乐锦鸿玻璃加工场的股东，有投资的事实。3、七份录音，拟证明原被告之间没有借贷事实，借条是由原告伪造的。
原告质证：1、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2、对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3、第一、二、三、六、七份录音，应该是原告的声音，但与本案无关；第四、五份录音不是原告的声音。
二、第一次庭审后，原被告举证质证
原告举证：1、对账单，拟证明被告提供的录音�料中的条子，是指该对账单。2、农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7年1月24日刘秀向陈秀林帐户转账6513元，拟证明被告支付了原告从借款之日起至2017年1月23日共计3个月零8天的利息。3、陈秀林证言，其称“确认书”确由其签字确认，并称其弟陈信启银行卡被冻结，所以叫其办了一张银行卡给其弟用。4、黄某证言，其称刘秀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把钱汇给厂长或会计，再由他们以现金方式发工资，一般不会出现由刘秀转账给员工的方式发工资。
被告质证：1、对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下方“银行转账200万元”字样系原告后来添加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录音中的“条子”有明确说明是“借条”。被告签署了两份机台购买设备单据�一份是明细清单，即是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另外一份是总价单，两份均有被告的亲笔签名，原告仅能提供一份明细，无法提供总价款单，足以证实本案诉争的借条是原告截取总价款单据中具有被告签字的部分伪造借条的。2、（1）对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2017年1月24日的转账款是原告在加工场的工资，是原告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月18日的工资，结合陈信启的出勤率发放的，由于陈信启还欠玻璃款，所以抵扣后实际上只发了6513元。（2）在原告起诉状中，明确载明被告没支付利息的情况，且诉请也是从2016年10月15日开始计算利息，现在提出被告存在支付利息的情况，两者相互矛盾，且按照月利率1%计算，也无法计算得出相对应的款项。3、对陈秀林的证言无异议。4、平时工资发放方式是如黄某所说，但在2017年春节前，因负责发工资的林某资金不够，年底去收款后，由我负责发放工资，以银行转账方式发给陈信启。
针对被告质证的上述第2点意见，原告陈述：因为原告没有记清楚，且代理人和原告的沟通过程中对此有所遗漏，所以没有在诉状中写明有支付利息的情况。
被告举证：现金日记账，拟证明原告提交的第二份证据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的6513元不是利息，而是被告汇给原告的工资。
原告质证：该份证据由被告单方出具，根据记载原告工资为6933元，与转账记录不吻合，且“6513”字迹有涂改痕迹。
三、第二次庭审中的原被告举证质证
被告举证：1、王某证言，其称约于2016年9月到锦鸿玻璃加�场工作，约11月离开，负责收货款和发工资等。陈信启第一月的工资是用于抵扣货款，第二个月的工资是通过微信转账。2、林某证言，其称：我于2017年1月至2月15日到加工场里面工作，从事客服文员以及工资发放工作。原告陈信启工资，2016年11月、12月以及2017年1月份共计三个月的工资是一起发放的，共计6933元。由于当时刘秀对我说他和陈信启之间有一笔玻璃款还没有结算，然后我就报了个工资总数给刘秀，再由刘秀进行转账。我只发放员工的工资，股东中仅刘文乐的工资我有发放过，陈信启是股东，我不负责发放他的工资。2017年1月，原告向我催讨工资，我没钱，只好向刘秀要钱。后于2017年1月24日13时6分我再次催刘秀，刘秀于当日13时19分回复我，表示款已经转了。此后陈信启没有向我讨工资。
原告质证：1、证人王某与被告是朋友关系，也是投资合作关系，证言证明力较低，证言无法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2、两位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告与证人均确认原告第一个月工资用于抵扣玻璃款，第二个工资是由证人王某发放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被告的6513元的汇款是用于发放工资。
四、其他证据
本案审理中，被告申请笔迹鉴定，后鉴定结论为本案借条上的“刘秀”签名字迹系被告刘秀所写。
原告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告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借贷事实。
双方对以下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2016年10月15日，原告陈信启通过其姐陈秀林银行账户向被告�秀转账20万元，后原告到被告经营的长乐金峰锦鸿玻璃加工场工作。2017年1月24日，被告向陈秀林账户转账6513元。庭审中，双方共同确认2016年原告投资20万元在被告经营的加工场。
本院对双方争议的事实分析认定如下：
一、原告是否于2016年11月将现金20万元交给被告作投资。
原告认为：其与被告既有借贷关系，亦有投资关系，金额都是20万元，借贷在先(2016年10月)，投资在后（2016年11月），借贷时通过银行转账，投资时用现金交付。被告认为：双方仅存在以原告转账方式支付的20万元投资关系。本院认为，原告是否以现金方式投资20万元被告经营的加工场，关系到本案借贷事实的认定。因20万元数额巨大，该部分事实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即原告应举证证明其�2016年11月将现金20万元交付被告用于投资的事实。关于资金来源，原告称其经营花边布料、铝合金加工安装、种植蘑菇等，有收入，备有现金20万元；关于款项交付，原告称2016年11月从家中带现金带到加工场空厂房交给被告。上述陈述，均失之于简单，其未能就此完成必要的举证责任。
二、关于录音的基本内容以及原告提供的“对账单”是否即录音中的“条”、“欠条”或“借条”。
被告提供的与原告通话的7份录音中，原告承认其中第1、2、3、6、7系其声音。其中，第2份录音中，被告两处明确提到“欠条”；第6份录音中，被告提到“10万，你说你自己写的借条拿出来，是吧”，原告称“知道了”；第7份录音，被告称“那这10万转过去，那个条，写的也还你”。上述录音，系双方在商量原告尚余的10万元投资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主要内容是如果原告该10万元股份转让成功的话，则原告将手中持有的“欠条”或“借条”或“条”出交给被告。原告提供“对账单”作为反驳证据，“对账单”主要内容是相关机器金额等清单，原告认为该“对账单”即上述录音中所提的“条”。本院认为，上述录音中，既有提到“条”，也有提到“欠条”甚至“借条”，既为“欠条”或“借条”，则必然涉及金钱给付义务，被告此“对账单”只是涉及机器价格清单等，并未涉及金钱给付义务，其认为该“对账单”即录音中的所说的“条”、“欠条”、“借条”不能成立。
三、关于被告于2017年1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姐姐陈秀林账户6513元，是被告支付原告的利息还是工资。
原告认为此系被告支付借款20万元中按月利率1%计算的3个月零8天的利息。被告认为此系其支付给原告的工资等。对此，原告提供了证人黄某的证言，其称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出现通过刘秀本人银行账户给员工银行账户这种形式发放工资”。被告则提供证人即加工场财务人员林某证言，亦提供了《现金日记账》。林某证言称：（1）我于2017年1月到2月15日在加工场工作，从事客服及工资发放，工资是我先算好，然后用书面形式交给刘秀；（2）股东中我仅向刘文乐发放过工资，未向其他股东发放工资，未向原告发过工资；（3）2017年1月时，原告一直向我催讨工资，当时我没有钱，只好向刘秀要，后于1月24日13时6分我再次催刘秀，刘秀于当日13时19分回复我，表示款已经转了。本院认为，就上述事实，原被告提供了相反的证据，2017年1月时，黄某系加工场一般员工，而林某系财务人员直接负责发放工资，林某的证言的证明力要大于黄某，同时，结合被告提供的《现金日记账》，可以认定被告的陈述具有高度盖然性，即，2017年1月24日被告向原告姐姐陈秀林转账6513元，应系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而非原告所称的系基于借贷20万元的支付利息。
四、关于被告是否支付利息，原告前后陈述存在重大矛盾，不符常理。
原告于2017年4月向本院递交起诉状时，称被告未支付利息，同年11月15日，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原告仍然坚持称被告未支付利息，上述两个时间、场合原告均称被告未支付利息；而在第一次庭审后，原告称被告于2017年1月24日支付利息6513元。按常理，原告于2017年4月递交诉状距其所主张的出借日期仅半年，应当非常清楚被告是否支付利息；此外，第一次庭审距其所主张的出借日期亦才一年余，原告亦仍应清楚被告是否支付利息；原告两次均称被告未支付利息，而后又称被告支付利息并以此作为被�向其借款的依据，其前后陈述存在重大不一，重大矛盾。原告称此系因没有记清及与代理人沟通不够，该理由明显有违常理。
五、综上分析，一则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用现金20万元交付刘秀用于投资，二则原被告通话明确涉及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欠条”或“借条”，原告认为应是“对账单”，其主张失之偏颇，三则证人林某的证言、《现金日记账》可以证明2017年1月24日被告向陈秀林转账6513元系支付工资而非利息，四则原告关于被告是否支付利息的陈述前后存在重大矛盾，不符常理。上述四点，可以看出原告关于其既转账借给被告20万元，亦现金投资20万元，以及银行流水单中被告于2015年1月24日向其转账款系利息款的主张不能成立。综合上述四点并及全案可见，原告陈述，或失之简单，或有违常理，或存在矛盾，而被告陈述及其所欲证明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即，本案原被告间仅存在原告以转账方式支付给被告20万元的投资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又存在20万元金额的借贷关系。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5日，原告陈信启通过其姐陈秀林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刘秀转账20万元，作为其投资被告经营的长乐金峰锦鸿玻璃加工场之用，后原告亦到该加工场工作。2017年5月4日，原告持落款上体现被告刘秀签名的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持有刘秀签名的涉及20万元金额的借条起诉，借条虽经鉴定机构鉴定，但刘秀否认其曾在该借条上签字。同时，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具有交付该20�元借款给被告的事实。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至多可以证明本案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但不能证明20万元借款款项交付的事实，其主张的借贷事实不能成立。由此其要求作为被告刘秀配偶的被告陈明珠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亦失去前提基础。被告陈明珠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依法缺席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陈信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10元，减半收取计2255元，由陈信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志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高瀚钧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