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71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自录，男，195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力，男，195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航，男，196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法，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旱雷，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男，197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田，山东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维志，山东诚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程艳彬，总经理。
上诉人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科印务）、陈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3民初3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我们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旅科印务、陈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第一，旅科印务与陈建在受让股权前是否明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是实际出资人的问题；第二，旅科印务与陈建以超低价格200万元转让800万股权的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第三，转让行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2010年11月1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与旅科印务签订《入股委托协议》，就向济南市市中区汇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出资入股事宜约定：1、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与旅科印务共同出资800万元，占汇金公司总股本的10%。其中旅科印务出资600万元，占汇金公司总股本的7.5%；张自录出资50万元，占汇金公司总股本的0.625%；赵力出资50万元，占汇金公司总股本的0.625%；王东航出资100万元，占汇金公司总股本的1.25%。2、由旅科印务作为汇金公司的股东登记注册，代表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出席汇金公司股东会，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依法享有汇金公司股东所享有的各项权利。3、汇金公司股东会提出的决议意见，旅科印务应及时通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旅科印务在股东会表决前，在征求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意见取得一致后予以表达。4、在汇金公司分红时，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旅科印务按各自的股权比例取得分红。在汇金公司亏损时，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旅科印务按股权比例承担亏损。5、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将出资的金额分别划到旅科印务指定账户，旅科印务向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出具出资入股收款收据。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均按照《入股委托协议》约定于2010年11月1日向旅科印务指定的账户汇入了相应的出资入股款，旅科印务向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分别出具了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收入股款”。2010年11月3日，旅科印务按照《入股委托协议》的约定，向汇金公司缴纳了800万元出资，2010年12月1日，汇金公司成立并向旅科印务签发了出资证明书。以上事实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之规定，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为汇金公司占总股本2.5%的200万元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旅科印务为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名义股东（代持股东），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对该股权享有所有权。二、旅科印务与陈建在转让股权前是否明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是200万元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问题。2015年5月23日，在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不知情的情况下，旅科印务与陈建恶意串通，制作虚假的《股权转让合同》，以200万元的极低价格，将该800万元股权全部转让给陈建。恶意转让行为被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发现后，2015年6月12日，旅科印务与陈建又伪造了《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将800万元股权全部出质于陈建。补充协议载明“一、甲方因生产经营需要于2015年从乙方处借得人民币本金贰佰万元至今未还。截止到年月日，甲方共欠乙方本息元整”，“二、甲乙双方均同意将上述贰佰万元的性质由借款变更为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后，该贰佰万元即视为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股权转让金，无需再另行向甲方支付汇金公司股权转让款；甲方也即视为收到了乙方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金，从而无需再向乙方偿还上述贰佰万元借款”，意图将800万元股权无偿转让给陈建。该《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中的借款日期、截止日期、本息合计金额均为空白，明显不合常理。根据旅科印务法定代表人程艳彬于2015年8月5日向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出具的《债权委托书》中“今委托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就汇金公司陈建诉旅科印务股权转让诉讼一事作为全权代表，代理全部诉讼的一切事宜。（上述三人为汇金公司的隐性股东）。本人对隐名股东一事已在过去向孔祥臣、陈建及张培田做过陈述及交代”的表述证明，旅科印务早已向汇金公司的有关股东尤其是陈建披露过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为实际出资人的情况，陈建对旅科印务无权处分相应股权是明知的，并且这一证据属于证据原件，直接证据，证据本身内容可以充分证明陈建及其代理人张培田在股权转让之前是完全知晓股权权属。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在一审提交的《全权委托书》，系程艳彬亲笔所写，内容清楚的表明陈建对张自录、赵力、王东航隐名股东的身份完全知晓，该证据在三次庭审中被陈建的代理人简单否定其真实性，又不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该证据申请鉴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陈建应当对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但一审判决认定“因程艳彬下落不明，不能到庭核实真伪，其也与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存在利害关系，故在此种情况下即便证据为程艳彬所写，也无法证实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也未提供其他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故仅凭该证据单独证明陈建在受让股权前是否明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是实际出资人身份，证据不足”这一认定首先是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反了公平原则，是完全错误的。程艳彬是否下落不明，不是能够鉴定真伪的障碍，假定陈建申请鉴定，鉴定所需要的检材完全可以从工商档案、婚姻登记找到。一审判决认定具有明显倾向性，显然无端的袒护陈建，一方面，以程艳彬下落不明说无法鉴定真伪，同时，武断的认定这个程艳彬与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存在所谓的利害关系，而所谓的利害关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陈建拒绝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全权委托书》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三、陈建受让股权价格是否极低，不符合市场价格的问题。涉案800万元的股权，每年都以20%左右的股利分红，说明股权的价值是远远高于800万元的，在一审提交的系列证据，完全可以证实股权价值远远高于800万元。从证据的完整性、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上都是不容置疑的，旅科印务、陈建将价值远远高于800万元的股权，以200万元极低的价格转让股权，转让行为本身就是证据，同时结合《全权委托书》的内容理应认定陈建对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为实际出资人是明知或应知的、转让价格是极低的。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均应当属于无效协议。
四、转让行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张自录、赵力、王东航认为极低价格转让股权，不存在善意。善意取得的核心要件为支付合理对价，超低价格转让不存在任何善意，《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所涉及的股权对价本身就是恶意设定，转让理应无效。转让中不存在恶意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旅科印务、陈建负担，旅科印务、陈建应当对《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不存在恶意，给予合理解释和举证。同时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变更的制度，本案是股权纠纷不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五、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认定《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中涉及200万元股权部分无效。
陈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一、陈建与旅科印务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合法有效。1、上述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达成的合意，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在程序上已经股权持有人旅科印务和股权所在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通过，股权所在公司的全体股东除上诉人外也都放弃了优先权，在程序上是完全合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买卖行为，股权转让合同也是一种买卖合同，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2、上述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促进交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立法本意。对合同效力的否定不利于商事交易的发展，是较为严厉的民事惩罚措施。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也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列明了5种合同无效的情形，除此之外或其他法律另有明确规定之外，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上述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二、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三个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陈建在股权转让前不可能预料到旅科印务所持股权中有代持股份，也不可能知道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是所谓实际出资人的问题。本案涉案股权所在公司为汇金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以金融贷款为主的类金融企业，国务院和省、市法规、规章对此类公司的设立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发【2008】46号）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必须是自有合法资金，严禁社会集资入股，股东投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不得以借贷资金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陈建不可能预料到汇金公司设立时旅科印务的出资中有借贷资金和隐名股东的存在，也从来没人告知过陈建所谓隐名股东的问题。因此不存在陈建在受让股权前明知为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实际出资人的情形。况且即使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确实存在着实际出资行为，也因违反了上述行政法规、规章而无效。因此，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只能就其出资行为向旅科印务主张债权，而无权向陈建或者汇金公司主张权利。2、陈建与旅科印务的股权转让和股权质押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真正的恶意串通者是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与旅科印务。如上所述，上述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达成的合意，意思表示真实，且陈建已经将转让款支付完毕，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以200万元转让股权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汇金公司的经营状况、市场前景和该股权的变现价值等因素，是该股权的真实价值体现，不存在恶意串通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不能将出资款等同于股权价值。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与旅科印务的法定代表人程艳彬系同学关系，在上述合同签订后，陈建将转让款全部支付到旅科印务后，该公司拒不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本身就表明陈建与旅科印务不存在恶意串通；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旅科印务有拒不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的主观恶意。在陈建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过户的诉讼一个多月后，旅科印务的法定代表人程艳彬与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恶意串通，伪造证据，企图达到既侵吞陈建的200万巨款，又拒不履行协议。3、关于股权转让行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由此，股权转让行为是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陈建受让股权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规定条件。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上述合同无效，而不是确认其是否取得股权的所有权。而合同和股权所有权的取得是两个法律概念，合同是债权法律关系，而股权的所有权是物权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调整，故即使陈建尚未取得股权的所有权，也并不能否认和影响上述合同的效力。
旅科印务未陈述意见。
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旅科印务、陈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涉及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实际出资的200万元原始股权的部分无效；2、确认旅科印务、陈建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及陈建取得的质权均无效；3、诉讼费由旅科印务、陈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1日，汇金公司成立并向旅科印务签发了80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
2015年5月20日，汇金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旅科印务持有汇金公司10%的股权，经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同意旅科印务以200万元的价格对外转让上述股权，同时各股东均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汇金公司股东除旅科印务外，均在该决议上签字或盖章。
2015年5月23日，旅科印务与陈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旅科印务将其持有的汇金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陈建，转让价款为200万元，陈建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20天内按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货币及金额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旅科印务。
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提供《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该协议双方为旅科印务（甲方）和陈建（乙方）其中载明“一、甲方因生产经营需要于2015年（空白）月（空白）日从乙方处借得人民币本金贰佰万元至今未还。截止到（空白）年（空白）月（空白）日，甲方共欠乙方本息（空白）元整。二、甲乙双方均同意将上述贰佰万元的性质由借款变更为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后，该贰佰万元即视为乙方支付给甲方的股权转让金，无需再另行向甲方支付汇金公司股权转让款；甲方也即视为收到了乙方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金，从而无需再向乙方偿还上述贰佰万元借款。……四、本补充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双方均应严格遵守”。该补充协议未记载签订时间，且仅有旅科印务单方盖章签字，并无陈建签字。
2015年6月12日，旅科印务与陈建又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旅科印务将持有的涉案10%股权质押予陈建，作为其对陈建形成800万元欠款的还款保证。同时约定，旅科印务于2015年7月8日前还清陈建欠款，如到期无法偿还，则依法将质押股权转让给陈建。同日，双方就上述股权质押在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
2015年7月1日，一审法院受理陈建诉旅科印务股权转让纠纷一案，陈建请求判令旅科印务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将汇金公司10%股权过户至陈建名下。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5）市商初字第1643号民事判决，判决旅科印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陈建将其持有的汇金公司10%的股权过户至陈建名下。
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以下几方面：一、关于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是否为旅科印务在汇金公司出资中200万元部分的实际出资人的问题。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提交了《入股委托协议》一份，载明：2010年11月1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与旅科印务签订《入股委托协议》，就向汇金公司出资入股作出约定，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与旅科印务共同出资800万元，占汇金公司总股本的10%，其中旅科印务出资600万元，张自录出资50万元，赵力出资50万元、王东航出资100万元。2、由旅科印务作为汇金公司的股东登记注册，代表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出席汇金公司股东会，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依法享有汇金公司股东所享有的各项权利。3、汇金公司股东会的决议意见，旅科印务及时通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旅科印务在股东会表决前，在征求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意见取得一致后予以表达。4、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与旅科印务按各自股权比例取得分红或承担亏损。5、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将出资金额分别划到旅科印务指定账户，旅科印务向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出具出资入股收款收据。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同时提交了加盖旅科印务财务章的收据三份，交款人分别为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收款金额分别为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收款事由均为收入股款，收款人处签有“吴”，原告称收款人为吴晶，是旅科印务法定代表人程艳彬的配偶兼公司财务，张自录、赵力出资款是分别通过配偶张桂红、江秀珍的银行账户向吴晶、程艳彬转账的方式支付，王东航的出资是其向吴晶转账70万元及从其经营的店铺筹集现金30万元支付给吴晶，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同时提供了结婚证、银行转账凭条、流水明细单等证据。陈建对《入股委托协议》、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并不真实，转账凭条及银行流水显示也不是支付给旅科印务，款项与委托入股并无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旅科印务未能出庭答辩及质证，作为非协议当事人的陈建虽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也未能提交反驳证据，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提交的银行转账凭条、银行流水明细单、结婚证等，能够与《入股委托协议》、加盖旅科印务财务章的收据相互印证，故可认定入股委托协议、收据的真实性，进一步能够证实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委托旅科印务以旅科印务的名义向汇金公司出资200万元的事实，故认定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为旅科印务出资中200万元部分的实际出资人。
二、关于陈建在受让涉案股权前是否明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是实际出资人的问题。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提交了旅科印务法定代表人程艳彬在2015年8月5日向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出具的《全权委托书》，载明“今委托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就汇金小额公司陈建诉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事作为全权代表，代理全部诉讼的一切事宜。（上述三人为汇金小额贷款公司的隐性股东）。本人对隐名股东一事已在过去向孔祥臣、陈建及张本田做过陈述及交代”。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主张陈建对实际出资人身份是完全知情的，陈建与旅科印务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行为。陈建并不认可，认为非程艳彬本人所写，而且违背了最基本的事实，恰恰证明了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与旅科印务公司法定代表人程艳彬恶意串通以达到拒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旅科印务与陈建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立案时间是2015年7月1日，而程艳彬向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出具全权委托书的时间是2015年8月5日，也就是说在7月1日之前旅科印务已经存在了拒不履行其与陈建所签署的股转协议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就股转行为本身已存在了不履行合同的恶意，为达到目的而于8月5日向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出具委托书，明显是与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恶意串通，另外，对于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所声称的以及程艳彬在委托书中所说的张自录、赵力、王东航隐名股东一事，陈建及汇金公司负责人、各股东从未得到任何的消息，根本就不知情，更不存在汇报、陈述的事实，况且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的出资有如此严格的要求，陈建及汇金公司各股东在主观上不可能意识到有隐名股东存在的行为，更不允许隐名股东行为的发生，因此，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基于该份全权委托书的主张是没有依据的。经一审法院限期，陈建未对该委托书中程艳彬的签字真实性申请鉴定。对该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陈建否认该全权委托书为程艳彬所写，也否认对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出资情况知情，作为关键证人的程艳彬下落不明，不能到庭核实其真伪，其也与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协议的相对方这一利害关系，故在此种情形下，即便该证据为程艳彬书写，也无法证实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也未提供其他相应证据支持其主张，故仅凭该证据单独证明陈建对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实际出资人身份知情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三、关于陈建受让股权价格是否明显较低的问题。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主张按其每年的分红利率来算，旅科印务的股权不仅不可能仅价值200万元的低价，还会在其标示价格800万元以上产生溢价，所以200万元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旅科印务与陈建存在低价恶意串通行为。陈建主张，已向旅科印务足额支付了与股权价值相当甚至超出股权价值的款项，不存在价值畸低的问题。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所提交的《股权质押合同》载明的质押借款金额为800万元，而不是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一直所讲的200万元，但对其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张自录、赵力、王东航认可，涉案的200万元的股权价值并未做过专业评估。关于转让价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旅科印务实际出资为800万元取得了10%的股权，但股权价值的确定应根据公司现资产可变现价值，并结合其以往分红情况和由其现经营状况决定的获利能力、市场前景等多种因素综合加以确定，其真实市场价格并不等于其实际出资数额，也不能仅仅依据过往分红情况加以确定，在未作专业评估的前提下，无法准确确定200万元的价格是否过低。此外，作为有优先购买权的汇金公司的其他股东都明确表示放弃以200万元的价格购买涉案股权，也说明200万元的价格并非明显低于市场价的畸低价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诉讼标的为确认两份合同的效力，故案由应确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因合同无效是否定合同效力最严厉的法则，其认定应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条款中列明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除其他法律有明确规定之外，确认合同无效，必须符合合同无效一般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在本案中即依照该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规定进行主张。主张旅科印务与陈建恶意串通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陈建明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为实际出资人，二是合同约定的200万元转让价格畸低，但上述主张已论证其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是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如前所述，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旅科印务与陈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其请求确认处分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如有损失，可依照上述规定另行向名义股东主张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自录、赵力、王东航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提交汇金公司开业典礼照片及汇金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欲证明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参加了汇金公司开业典礼，董事长张继东在场，孔祥臣等人会见公司管理层，对三人属于隐名股东是完全知晓的，结合《全权委托书》中程艳彬已经把隐名股东的事告诉孔祥臣等人，而陈建也是汇金公司的董事，汇金公司管理层对三人是隐名股东完全知晓。陈建对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上述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照片是真实的，不能证明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向汇金公司领导或股东表明其出资入股和隐名股东身份，也不能证明陈建应知或明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向汇金公司出资系隐名股东的事实。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2015年7月1日，一审法院受理陈建诉旅科印务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市商初字第1643号，陈建诉讼请求判令旅科印务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将汇金公司10%股权过户至陈建名下。一审法院判决旅科印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陈建将其持有的汇金公司10%的股权过户至陈建名下。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依据《入股委托协议》及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出资情况，应当认定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系旅科印务向汇金公司出资中200万元部分的实际出资人。旅科印务作为名义股东将实际出资人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200万元股权转让、质押给陈建，汇金公司亦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旅科印务以200万元的价格对外转让上述股权，同时各股东均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旅科公司与陈建按照《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就上述股权质押在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张自录、赵力、王东航提交的旅科印务法定代表人程艳彬出具的《全权委托书》中虽有“上述三人为汇金小额贷款公司的隐性股东。本人对隐名股东一事已在过去向孔祥臣、陈建及张本田做过陈述及交代”的内容，但该内容仅系程艳彬的个人陈述，即使《全权委托书》系程艳彬真实书写，亦不足以证明陈建在受让涉案股权前明知或应知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系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故应当认定陈建系基于汇金公司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等外在公示以及旅科印务行使着股东权利的事实，与旅科印务进行交易。关于涉案股权转让价格是否过低。股权价值的确定应根据公司资产价值确定，但对于股权转让时的价格确定，应当尊重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价格，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依据，当事人自行确定股权转让价格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在陈建受让涉案股权时，作为有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均明确表示放弃以相同价格购买涉案股权，涉案股权转让价格并非明显低于市场价的畸低价格。故张自录、赵力、王东航主张陈建与旅科印务之间以超低价格转让股权的行为存在恶意串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驳回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旅科印务因股权转让造成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经济损失，可另行向旅科印务主张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张自录、赵力、王东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自录、赵力、王东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培森
审判员 赵永先
审判员 吴 魁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高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