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全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全民一初字第316号原告张定琴，女，1974年12月25日生，汉族，住全南县。原告钟海洋，男，1971年12月25日生，汉族，住全南县。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吴欣，江西明理（赣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二原告委托代理人钟明，1967年7月8日生，系钟海洋胞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陈春华，男，1963年2月13日生，汉族，住全南县。委托代理人梁向阳，江西正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张定琴、钟海洋诉被告陈春华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但当时因被告陈春华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案件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被告陈春华也向本院提出了中止审理的申请，故本院于2015年11月5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并在被告陈春华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恢复审理。本院于2016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定琴、钟海洋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欣、钟明以及被告陈春华的委托代理人梁向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定琴、钟海洋诉称，2015年6月28日下午原告之女钟卫霞到被告经营的华西游泳池游泳时发生溺水事故，经全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8月10日，经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钟卫霞符合生前溺水死亡。2015年9月30日，全南县人民政府做出决定（全府办抄字【2015】404号），原则同意全南县安监局对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全安监字【2015】18号）。调查报告认定钟卫霞死亡的原因系因被告经营的游泳池现场管理不到位，且属于无证经营和从业人员无资质。原告认为，被告经营的游泳池安全管理存在缺失，现场管理不到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被告作为经营者存在无证经营行为，擅自从事经营活动；且聘用无资质人员上岗做安全员，未保证安全员具备必要的安全救护能力。被告的上述行为造成钟卫霞在游泳池溺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86180元、丧葬费23109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误工费30000元、交通费2000元、存尸费7910元、穿衣费3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599499元；庭审时，原告变更存尸费的数额为10000元，则总额变更为601589元。原告提交了下列证据：原告的户口簿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被告的常住人口信息复印件一份、全南县人民医院的病例及诊断证明书复印件各一份、赣济司鉴中心[2015]尸检字第139号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全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复印件一份、全南县体育局证明复印件一份、调查报告复印件一份、全南县第二小学证明复印件一份、收条复印件一份、收款收据复印件二份、全南县房权证城厢镇字第××号及第00××06号房产证复印件各一份。被告陈春华答辩称，一、全南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3日对被告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作出（2015）全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显然被告因此事故已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本案虽然从程序上来讲是民事诉讼，但系因被告的犯罪行为引发的民事诉讼。为此，从来源上看，本案来源于刑事诉讼，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是一致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36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条“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按照其规定”之规定，本案应优先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55条第2款规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已经支付了10万元赔偿金。显然根据法律对刑事侵权人所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被告支付的10万元已远远超出了被告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二、原告在被告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事诉讼过程当中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于法无据，不应当予以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损害的，只应判决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在物质损失赔偿之外要求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1）根据刑法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2）《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及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上述规定说明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只应判决支持赔偿受害人的物质损失。（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后称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1款“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第2款“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上述规定对物质损失，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未予规定，即该解释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不属于物质损失。根据该条第4款规定，只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才不受该条第2款、第3款规定的限制。据此，根据反面解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不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就要受到该条第1、2款，以及刑诉法第99条、第101条的限制。为此，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不能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不应赔偿死亡赔偿金，残疾人赔偿金等精神抚慰金。2、相关司法解释已将残疾赔偿金及死亡赔偿金明确列为精神损失抚慰金，而不属于物质损失。（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中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显然，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均属精神损害抚慰金性质。（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的答复（法办[2011]159号）中再次明确：“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我院的倾向意见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即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但经过调解，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更大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调解不成，被告人确实不具备赔偿能力，而被害人或者近亲属坚持在物质损失赔偿之外要求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确有困难的被害人，给予必要的国家救助。”据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告人依法只应当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即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等精神损失费。3、刑诉法解释已明确规定受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同样也不应支持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精神损害赔偿金，只判决赔偿直接物质损失。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诉法解释》第138条第2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为此，对刑事被害人一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适用与附带民事诉讼相同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赔偿范围同样不应包括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精神损失费。否则势必会导致同样行为不同处理的问题，既有违基本法理，也会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架空。如此一来，法律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为此，《刑诉法解释》第164条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毫无疑问，被告人因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损失的，不论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还是在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中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如调解不成，只能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而不应包括精神损失费。4、根据法律适用原则，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实体上的赔偿范围和标准也应当依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1）犯罪无疑是严重的、特殊的侵权行为。既然刑法和刑诉法对犯罪这种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赔偿范围和标准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条“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即使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也应当优先适用刑法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构成要件、赔偿范围和标准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构成有机的统一，同属侵权法律体系。即其他法律对特殊侵权的规定属于《侵权责任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显然《侵权责任法》第5条对特殊侵权的法律适用有明确的规定，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也就应当适用刑法和刑诉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特殊规定。（2）《刑诉法解释》第1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此法条可以看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优先使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刑事司法解释的已有规定，再加上《刑诉法解释》颁布晚于《侵权责任法》，其中的相关民事诉讼方面的内容是新法；相对于《侵权责任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规定是特别法，以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从实体上判决赔偿范围和标准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适用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即“《刑诉法解释》第164条，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的规定，应不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此“二金”应在调解范围内，而不是判决的硬性规定。鉴此，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被告已支付了10万元赔偿其直接物质损失，显然已远远超过了被告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三、退一步说，即使原告提出的赔偿项目能够成立，其计算标准也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也应予以核减。1、关于死亡赔偿金的问题。根据原告的户籍情况，证实原告及受害人均为农村居民。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规定，农村居民若要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受害人必须同时满足“已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的条件。而本案中的受害人系不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本不可能有固定收入，因此，本案不能适用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2、关于误工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本案受害者已死亡，且为无劳动收入的儿童，根本不存在误工费的问题。而其家属因处理丧事而导致的误工，实际上已包含在丧葬费当中。再者，原告也没有提供因事故误工导致收入减少具体数额的证据。为此，本案并不存在误工费的问题，原告提出要求赔偿3万元的误工费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依法不应支持。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死亡赔偿金实际上已具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原告在提出死亡赔偿金的情况下，又另行主张5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过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在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应结合侵权人过错程度、侵权方式、受诉法院的平均生活水平等情况予以考虑。而被告完全是过失造成受害人伤害的，且被告为下岗职工，家庭生活条件极为困难，根本没有相应的经济承受能力。此外，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明显过高。4、原告提出2000元的交通费应提供相应的票据证实，依法应当据实赔付。此外，原告还提出了存尸费和穿衣费两项赔偿项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些费用应当包含在丧葬费当中。显然原告另行提出这两项赔偿项目于法无据。四、原告以全南县安监局作出的《调查报告》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被告缺乏客观性。事实上，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依法应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1、《调查报告》只是事故调查组在一定的期限内应当向有关人民政府提交符合法定内容的文书，其只是向有关人民政府反映事故相关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并不涉及更不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不能直接处分当事人的权益。显然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备可诉性。从民事诉讼层面看，《调查报告》应属于民事证据的一种，人民法院应当对其的关联性、合法性和客观性进行审查。为此，《调查报告》对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不具有当然的确定力和拘束力。况且，《调查报告》对事故发生的原因的分析是极为片面的。受害人作为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而独自到游泳池游泳，家长的监管明显存在缺失，其法定代理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该《调查报告》实际已确认受害人在进入游泳池之前，泳池工作人员对其特别交代了不能到深水区游泳，但受害人仍然擅自前行，而且在泳池现场管理人员发现后，还不听劝阻，及时回到浅水区等事实。这些因素均是受害人溺水死亡的原因。显然本案的发生与受害人不遵守泳池的管理秩序具有直接的关系，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2、被告证照不齐全并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必然因素。被告开办游泳池已取得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虽尚未正式取得营业执照，但已提交了申办材料，正在办理过程当中。虽然被告经营的游泳池证照不齐全，但这与事故发生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无证经营确实是一种严重违章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只要无证经营，就一定发生安全事故，证照齐全不一定就不发生安全事故。实践证明，无证经营本身不是安全事故发生的必然因素。在分析事故原因时，应当根据事故当事人行为对发生安全事故所起的作用，即对事故发生原因力的大小予以确定各方的责任。而不能武断地认为只要无证经营就有安全事故责任，更不能以此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被告一方。3、被告在经营过程中已采取了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尽到了一定的安全注意义务，主观过错较轻。被告在经营过程当中，已采取了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全南县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所附的现场照片可以证实，在泳池的入口处已张贴了《游泳顾客须知》，告知了顾客游泳应当注意的问题，其中包括了有关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在泳池的四周均张贴了这样的告示。这充分说明了被告制定了相应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同时，所附的现场照片还可以看出，被告经营的泳池区分了深水池和浅水池，并在中间进行了隔离，由此可见，被告也采取了具体的安全管理措施，表明被告主观上具有安全管理意识。此外，根据《调查报告》确认的相关事实可以证明在被害人进入泳池前，泳池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劝阻。受害人同伴呼救后，泳池现场工作人员也及时进行了救援。在救上岸后，被告还积极进行了抢救。为此，被告在经营过程当中，尽到了一定的安全注意义务，主观过错较轻。五、被告已穷尽一切赔偿手段，积极赔偿受害人。被告系一名下岗职工，多年已没有工资收入，家庭极其困难。为了谋生，被告四处举债开办了该游泳池。在当初为了筹钱，还不惜将住房转卖给了别人。特别是在今年还借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游泳池进行改造，却又不幸发生了本次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经营的游泳池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显然被告现已无任何经济来源，而今又身患精神疾病。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被告仍然积极筹钱对原告进行民事赔偿。显然被告客观上已尽了最大地努力对原告予以赔偿。综上所述，根据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10万元赔偿金已远远超出了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且被告已尽到了一定的安全注意义务。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被告陈春华提交了下列证据：（2015）全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28日14时许，全南县第二小学五年级（7）班学生钟卫霞（女，当时11岁）、叶智怡（女，当时11岁）和全南县第三小学三年级（1）班学生叶欣欣（女，当时9岁）相约前往华西游泳池游泳，由钟卫霞支付三人的门票费60元后，三人进入华西游泳池游泳。华西游泳池工作人员叮嘱钟卫霞等三人游泳时要注意安全。后钟卫霞等三人携自带的游泳球在浅水池（小池，水深约1米）游泳。15时左右，钟卫霞和叶智怡觉得浅水池的水比较凉，深水池（大池，水深约1.4米）的水比较暖，二人便进入深水池游泳，华西游泳池的工作人员未予以制止。之后叶智怡发现钟卫霞溺水挣扎，于是大喊“救命”，华西游泳池工作人员听到呼救后拿起竹竿递给叶智怡，叶智怡一手抓住竹竿，一手拉着钟卫霞往岸边游，被告陈春华站在下水扶梯上合力将钟卫霞救上岸后，立即对钟卫霞采取人工呼吸、按压人中等措施进行现场急救，随后在华西游泳池门口拦截了一辆三轮车将钟卫霞送往全南县人民医院抢救，当天下午17时左右，钟卫霞经医生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8月10日，经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尸检鉴定，钟卫霞符合生前溺水死亡。2015年9月30日，全南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全府办抄字[2015]404号），原则同意全南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全安监字[2015]18号）。调查报告认定此次事故为一起因现场管理不到位、无证经营和从业人员无资质而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16年1月13日，本院作出（2015）全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陈春华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现该判决已生效。原告已收到被告的赔偿款100000元。另查明，华西游泳池位于全南县××车站××路××号，由被告陈春华从2005年开始一直经营。经营项目：夏季经营游泳，其他时间经营滑旱冰。2014年7月9日，被告陈春华在全南县卫生局办理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但未经全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全南县体育局审批，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又查明，原告系农业户口，于2009年在全南××××大道雅居阁购买房屋一套，在县城居住，主要收入来源于县城，原告女儿钟卫霞在死亡前一直跟随二原告在县城生活，并在县城小学上学。再查明，江西省201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6218元；江西省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24309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的户口簿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常住人口信息、全南县人民医院的病例及诊断证明书、赣济司鉴中心[2015]尸检字第139号鉴定意见书、全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全南县体育局证明、调查报告、全南县第二小学证明、收条、收款收据、全南县房权证城厢镇字第××号及第00××06号房产证、（2015）全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而本案中，原告的损失并非是由于被告的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故原告的损失可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进行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作为游泳池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原告的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经营的华西游泳池系无证经营，其安全管理存在缺失，且其聘用的从业人员未取得相应的资质，钟卫霞等未成年人在没有成人监护的情况下进入游泳池游泳，未引起工作人员的足够重视，虽然对未成年人有不得进入深水池游泳的告知，但在具体管理过程中没有落实到位，以致钟卫霞在深水池溺水身亡，被告由此给原告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钟卫霞于2004年8月17日出生，在事故发生时已满十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原告系钟卫霞的监护人，其应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且负有教育及管理未成年人的责任。二原告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综合考虑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原、被告的过错程度，确定原告承担40%的责任，被告承担60%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所主张损失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过高要求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丧葬费数额，丧葬费是指侵害自然人的生命权，致使被害人死亡，受害人的亲属对死者进行安葬所产生的费用支出，一般用于死者服装、整容、遗体运送、存放、火化等，原告主张按江西省201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6218元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故丧葬费数额为23109元（46218元÷12个月×6个月）。原告另主张的穿衣费300元和存尸费10000元应包括在丧葬费内，不应另行计算。关于交通费数额，原告主张2000元，虽未提交票据，但鉴于有实际支出，本院对该数字予以确认。关于误工费数额，原告主张按二人误工2个月、每月15000元的标准计算为3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误工费用的实际发生情况，但钟卫霞去世后，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合理支出，应予支持。本院按江西省2014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6218元以二人十五天的标准酌定为4000元。关于死亡赔偿金数额，原告虽为农业户口，但其已于2009年在全南××××大道雅居阁购买房屋一套，在县城居住，主要收入来源于县城，且钟卫霞在死亡前一直跟随二原告在县城生活，并在县城小学上学，故死亡赔偿金可按江西省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4309元计算，因此，死亡赔偿金数额为486180元（24309元/年×20年）。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鉴于钟卫霞的死亡给原告带来了精神损害，结合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相关因素，本院酌定该数额为20000元，原告主张数额过高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合理损失总额为535289元（丧葬费23109元+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4000元+死亡赔偿金4861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告应赔偿的数额为321173元（535289元×60%）。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100000元，核减后仍应向原告支付221173元（321173-100000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陈春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张定琴、钟海洋支付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21173元；二、驳回原告张定琴、钟海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15元，由原告张定琴、钟海洋承担6207元，由被告陈春华承担3608元，此款限与上述款项一并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谭梦薇人民陪审员  刘芳求人民陪审员  黄夏玲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温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