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05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
法定代表人：郑李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卫民，男，196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艳，广东广信君达（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水平，四川显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业华，男，汉族，1964年9月8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诉人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卫民、原审第三人黄业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郭卫民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卫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03年10月13日，中荟公司代郭卫民向深圳市某冶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万元。2007年4月27日，中荟公司将20万元借款支付给了郭卫民。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互负的债务均为金钱债务，标的物的种类、品质完全相同。虽然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的债务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借款关系产生，但债务的标的物均为金钱，与中荟公司与郭卫民基于变卖资产所得款分配关系产生的债务标的物完全相同。中荟公司对郭卫民的债权已届清偿期。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的债务均为可以抵销之债。二、中荟公司、郭卫民、黄业华分配款项时，中荟公司已经将抵销债务的意思表示告知了郭卫民，且中荟公司将款项支付给郭卫民时已经把该70万元扣除，所以前述70万元债务已经抵销。如果郭卫民对于抵销行为有异议，其应当在接到抵销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郭卫民仅口头表示异议，并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郭卫民的异议不能得到支持。根据中荟公司、黄业华、四川省某县大银厂铅锌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银厂公司）于2003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以下简称该合同）可以得知，中荟公司、郭卫民、黄业华分别占有大银厂公司55%、25%、20%的股权。根据该股权比例，即便依照1000万元作为计算基数，黄业华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款也应是200万元。但黄业华实际分得的变卖资产所得款是280万元，庭审时黄业华明确告知，其实际应取得的款项就是280万元。2001年11月21日，黄业华向某公司支付了投资款150万元，其中75万元系黄业华代郭卫民支付的投资款。分配变卖资产所得款时，郭卫民、黄业华明确要求中荟公司将该75万元变卖资产所得款直接支付给黄业华，用于抵偿郭卫民欠黄业华的75万元投资款。虽然郭卫民、黄业华庭审时对前述事实予以否认，但黄业华在收到280万元变卖资产所得款后，并没有提出异议。郭卫民在得知黄业华收到280万元变卖资产所得款后，其也未提出异议，这也能印证郭卫民、黄业华对于该事实是知情且同意的。中荟公司将该75万元投资款支付给了黄业华，中荟公司有权从应分配给郭卫民的变卖资产所得款中扣除。三、该合同第七条明确载明“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同意，可以终止合作，并由三方共同认可的人员负责清算，按各自的股权比例对剩余财产进行分配”。根据该约定，中荟公司、郭卫民、黄业华终止合作后，应当对大银厂公司的剩余财产进行清算，清算后按股权比例对剩余财产进行分配。黄业华实际取得的款项是207.4万元+75万元（收回郭卫民清偿的投资款）=282.4万元，最后取整数为280万元，与黄业华实际取得的款项吻合。四、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假设中荟公司确实需要向郭卫民支付款项，郭卫民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判决生效后，申请再审也不会影响生效判决的执行，所以郭卫民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判决生效后起算。
郭卫民口头答辩称，中荟公司的上诉理与事实、法律不符，请法院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郭卫民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款是250万元。各股东对涉案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分配不存在约定。涉案1000万元系郭卫民、中荟公司以及黄业华转让了大银厂公司的全部股权后获得的对价，其中郭卫民转让了其25%股权，此股权为郭卫民个人私有财产，非公司资产。二、中荟公司主张扣减的50万元，（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一案中，法院查明，从大银厂公司账户转账到某公司的50万元是郭卫民的款项，且郭卫民与大银厂公司之间就此50万元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中荟公司中荟公司提供的证据四“借款单及深圳商业银行支票存根”并非借条，无中荟公司、郭卫民签字，收款单位亦非郭卫民，无法证明是中荟公司支付给郭卫民，更无法证明是郭卫民的借款。中荟公司认为应抵销的75万元从未支付给郭卫民，75万元是郭卫民的投资，并没有说明是郭卫民欠第三人黄业华75万元，黄业华从未认为郭卫民欠其75万元，更没有让中荟公司在涉案股权转让款中扣除此75万元。中荟公司主张抵销的13万元，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此已被生效判决判定为中荟公司对大银厂公司的投资款（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川民终字第154号案），中荟公司在本案中让郭卫民予以偿还，这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公平和诚信原则。三、郭卫民要求返还股权款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007年1月，郭卫民以《收购合同书》无效为由，向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无效的诉讼请求，此案先后历经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次审理。郭卫民一直以《收购合同书》无效为由，持续的主张自己的权利，并未放弃、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在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不可能提出只有基于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才能支付股权款的相反的诉讼请求，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7日做出（2012）民申字第417号民事裁定书最终认定《收购合同书》有效，认定了股权转让的事实，此时，郭卫民才明确权利受到侵犯，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故郭卫民在2014年5月29日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并无过诉讼时效。
郭卫民原审诉请:1、中荟公司向郭卫民支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及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05年10月8日计至付清全部款项止，暂计至2014年5月31日为62.8万元）；2、中荟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2005年9月21日，大银厂公司（乙方，签字代表为郭卫民）与某矿业精选厂（甲方，签字代表为案外人王某）签订一份《收购合同书》，载明：2001年某公司注资300万元成立大银厂公司后，股东对大银厂公司的投资达到了860万元，股东结构为中荟公司55％，乙方25％，黄业华20％；双方同意甲方对乙方整体收购重组，甲方须支付乙方的前期投入860万元，并另付溢价款140万元，共计1000万元；合同签订后5日内支付预付款200万元到中荟公司账户，变更手续完成后3日内支付余下的800万元给乙方。
2007年1月30日，四川省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郭卫民诉被告王某、被告云南省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中荟公司、第三人黄业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09年6月1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川高法立管[2009]31号通知，将该案指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0年10月25日作出（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郭卫民及黄业华要求确认2005年9月21日大银厂公司与某矿业精选厂签订的《收购合同书》无效及其他诉讼请求。郭卫民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2011年5月23日作出（2011）川民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为，郭卫民以大银厂公司名义对外签订《收购合同书》，其形式虽不符合股权转让主体的规定，但从合同约定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郭卫民作为大银厂公司实际出资人对外转让其所享有的大银厂公司股权及代表大银厂公司其他两名实际出资人黄业华、中荟公司转让各自享有的股权，黄业华、中荟公司虽未作为转让主体签订协议，但事后已对郭卫民的行为予以追认。该判决认定，2005年10月8日，中荟公司已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王某、苏某等交付购买大银厂公司定金300万元，同年9月28日，深圳某装饰工程工业有限公司向中荟公司转款300万元；2005年10月8日，深圳某装饰工程工业有限公司又向中荟公司转款1150万元，中荟公司同日出具收条，载明其中700万元系代王某、苏某等交付购买大银厂公司股权款；王某已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深圳某装饰工程工业有限公司向中荟公司支付1000万元，且中荟公司亦出具收条载明其收到王某等支付的购买大银厂公司股权转让款，诉讼中中荟公司对此完全认可；中荟公司先后向郭卫民、黄业华支付股权转让款130万元、280万元。郭卫民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2年6月17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4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郭卫民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认为，如果中荟公司未按照股权比例或约定向郭卫民、黄业华支付股权转让款，郭卫民、黄业华应另行向中荟公司主张。
另查，2003年6月1日，中荟公司（甲方）、黄业华（乙方）、大银厂公司（丙方）签订一份《合同书》，约定：甲方投入资金350万元，享有丙方公司55%的股份，该笔资金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汇入丙方指定账户；甲方投入资本金，丙方同意甲方占有该公司55%的股份，乙方占有丙方股权的20%，丙方保留25%的股份，三方按各自占有的股权比例对经营矿山的利润进行合理分配；共同经营期间，乙方与丙方共同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三方约定由丙方指派郭卫民担任公司董事长，乙方担任公司总经理，甲方派出公司财务出纳人员，并负责监督规范公司的财务会计工作；经三方共同同意，可以终止合作，并由三方共同认可的人员负责清算，按各自持有的股权比例对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中荟公司提交载明出票日期为2003年10月9日、收款人为某公司、金额为50万元的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及某公司于2003年10月13日开具的载明收到“郭卫明矿山转让款”50万元的《收款收据》，主张中荟公司于2003年10月9日代郭卫民向某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万元。中荟公司提交载明出票日期为2005年4月27日、收款人为“深圳市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金额为20万元的深圳市商业银行支票存根及载明日期为2005年4月27日、事由为“转深圳市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金额为50万元的《借款单》，主张中荟公司于2005年4月27日向郭卫民支付了借款20万元。郭卫民对中荟公司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主张上述款项均没有郭卫民的授权及确认。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提审本案后作出的（2015）深中法民商提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申请再审人中荟公司提交了本案当事人与案外人黄业华签订的合同等证据，主张大银厂公司股东对本案股权转让款的分配已有协议，原审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各股东是否对股权转让款的分配存在约定作出合理认定；其次，黄业华是本案大银厂公司股东之一，股东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款分配的约定及公司股份转让款如何分配处理，与黄业华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追加黄业华参加诉讼。”
本案重审中，中荟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请求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调取中荟公司于2003年10月9日、2005年4月27日从其原开户行深圳市商业银行深圳深南支行00×××04账号向某公司、深圳市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支付50万元、20万元的转账记录，以证明中荟公司于2003年10月9日代郭卫民向某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万元、于2005年4月27日向深圳市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支付了郭卫民的借款20万元。
庭审中，郭卫民及黄业华对中荟公司答辩中主张的从应分配给郭卫民的股权转让款中扣留75万元用于清偿郭卫民欠黄业华的债务，均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郭卫民、中荟公司及黄业华作为大银厂公司的原股东，均对中荟公司代表全体股东收到大银厂公司的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并已支付郭卫民股权转让款130万元的事实没有争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中荟公司应从上述股权转让款中支付郭卫民应得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二、中荟公司是否有权从其应支付郭卫民的股权转让款中抵销郭卫民的债务；三、郭卫民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中荟公司应从收到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支付郭卫民应得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郭卫民、中荟公司和黄业华均没有提供关于本案股权转让款分配的协议或其他证据，应当认定郭卫民、中荟公司和黄业华没有达成对本案股权转让款分配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的规定，郭卫民、中荟公司和黄业华应当按其对大银厂公司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郭卫民在大银厂公司的占股比例为25％，其分得的股权转让款应为1000万元×25％＝250万元。中荟公司主张上述股权转让款应扣除其向大银厂公司多出资的13万元及2003年6月18日大银厂公司代郭卫民向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中的75%，因郭卫民及黄业华对中荟公司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且上述款项分别属于中荟公司与大银厂公司的出资关系及郭卫民与大银厂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由中荟公司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故对中荟公司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中荟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后仅支付郭卫民130万元，尚应当按占股比例及时支付郭卫民120万元，故郭卫民主张中荟公司支付1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中荟公司是否有权从其应支付郭卫民的股权转让款中抵销郭卫民的债务。中荟公司主张应当从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抵销2003年10月13日中荟公司代郭卫民向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2005年4月27日中荟公司向郭卫民支付的借款20万元、郭卫民欠黄业华的投资款75万元，因郭卫民及黄业华对中荟公司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且上述款项分别属于中荟公司与郭卫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借款关系及郭卫民与黄业华之间的关系，应由中荟公司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中荟公司关于抵销郭卫民债务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同时，中荟公司申请法院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调取中荟公司于2003年10月9日、2005年4月27日分别向某公司、深圳市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支付50万元、20万元的转账记录，因中荟公司是否支付上述款项与本案争议的诉讼请求缺乏关联，故对中荟公司的上述申请，法院不予准许。
三、关于郭卫民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虽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3日作出生效判决确认中荟公司收取了大银厂公司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确认《收购合同书》有效，但郭卫民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再审期间仍属于郭卫民继续主张权利而中断的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7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417号民事裁定，驳回郭卫民的再审申请，至此新的诉讼时效期间才开始计算，故郭卫民于2014年5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中荟公司关于郭卫民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由于中荟公司收到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700万元为2005年10月8日，郭卫民主张中荟公司应承担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3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自2005年10月8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判决：中荟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卫民支付120万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自2005年10月8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本案案件受理费21259元，由中荟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荟公司、郭卫民、黄业华作为大银厂公司的股东，将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中荟公司作为三个股东的代表获取了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郭卫民收到中荟公司股权转让款130万元。郭卫民主张按照股权比例，其仍应获得120万股权转让款，中荟公司则主张应从1000万的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中荟公司多出资的13万元，郭卫民应当向大银厂公司偿还大银厂公司代为支出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郭卫民应得的股权转让款应为209.25万。对此，本院认为，中荟公司主张其多向大银厂公司出资13万元，但郭卫民及黄业华均不予确认，而且即使中荟公司确实多出资了13万元，中荟公司应向大银厂公司主张，而非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同理，中荟公司主张的郭卫民应当偿还大银厂公司代为支出的股权转让款，亦为郭卫民与大银厂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的股权转让款无关。因中荟公司、郭卫民、黄业华并无对股权转让款分配的约定，原审按照三者的出资比例，认定郭卫民应得的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中荟公司上诉主张郭卫民与中荟公司互负债务，债务互相抵销后，郭卫民无权再主张股权转让款。中荟公司主张中荟公司于2003年10月代郭卫民向某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于原审阶段提交了支票存根以及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作为证据；中荟公司主张2007年4月27日借款20万元给郭卫民，于原审阶段提交了另案的庭审笔录作为证据。郭卫民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并主张另案庭审笔录中提及的20万元并非中荟公司主张的借款20万元，双方存在多种经济往来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初字第659号判决认定郭卫民“实际向某公司支付100万元……同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某公司支付50万元”，并未提及系中荟公司代替郭卫民支付该50万元。中荟公司也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20万元借款事实的存在。郭卫民对中荟公司主张抵销的两笔债权均不予认可，中荟公司也并未举证证明在向郭卫民支付股权转让款130万时已经告知了郭卫民债务抵销、郭卫民没有异议。且即使中荟公司确实对郭卫民有上述两项有效债权，中荟公司均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中荟公司上诉主张黄业华代郭卫民支付了75万元投资款，中荟公司在支付股权转让款时将该75万元支付给了黄业华，郭卫民实际可得的股权转让款应当扣减该75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郭卫民及黄业华对该主张均不予认可，而且黄业华代郭卫民支付75万元投资款，系黄业华与郭卫民之间的法律关系，中荟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三方对该75万元存在分配约定，因此，中荟公司关于将该75万元予以扣减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荟公司上诉主张郭卫民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郭卫民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不构成时效中断，对此，本院认为，郭卫民在另案中请求确认《收购合同书》无效及其他诉讼请求，该案经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定《收购合同书》合法有效。郭卫民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郭卫民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仍然是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主张权利，而郭卫民在本案中的诉求是在上述裁决认定《收购合同书》有效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因此，本院认为原审认定郭卫民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构成时效中断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中荟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259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中荟实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婷
审判员 何 万 阳
审判员 罗 巧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马瑞琳(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