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11民终6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卓惠青，男，195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福州市人，经商，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代理人：杨祥钦，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先文，男，1973年6月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玉山县人，经商，住江西省玉山县。
上诉人卓惠青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2015）玉民二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刘先文在浙江省义乌市生产、销售相框制品，被告卓惠青在义乌市经营时越达工艺品商行，2009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多次向原告订购钟表相框，双方口头约定货到付款。买卖合同履行期间，原告每次将货物运送至被告指定的收货仓库后，由被告本人或被告委托的收货人员“杨清”在送货单（销货清单）上签字确认，而后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对被告支付货款的方式未提出异议，并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持续向被告供货。2010年6月6日经双方结算，被告尚欠原告2009年期间发生的货款合计人民币184，989元，被告于是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现于2009.6月3011月份的货款核对后，现余欠人民币壹拾捌万肆仟玖佰捌拾玖元整（￥184，989）。注：以此单据为准其它单据作废。卓惠青20**.6.6日”。2011年1月16日，双方对2010年期间发生的货款进行结算，被告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55，690元，被告同样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现于2010从5月份2011.1月15日止，总货款现共欠人民币伍万伍仟玖佰柒拾元整（￥55，690）。卓惠青20**.16”。2011年7月11日，双方约定：新发生的货款金额累计达到1.5万元，被告在一周内结清；2011年1月16日欠条中的货款，被告每月支付13，800元，分四期，在2012年春节前还清。据此，被告向原告出具《还货款计划》一份，内容为“还货款计划第一、从现在开始新货款，每批配套进我仓库，货款到￥15，000元，于一个星期内货款结清。第二、2010年的货款5万多元，在2011年10月份开始春节前为4个月，每月还款￥13，800元整。卓惠青20**.7.11日”。被告卓惠青于2011年离开义乌返回福州老家，原告与被告通过电话方式保持联系，并多次催要欠款。因被告未向原告偿还上述欠款，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刘先文与被告卓惠青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且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被告欠其货款合计人民币240，679元，事实清楚，且未超过诉讼时效。其一，原告虽承认曾收到被告货款合计人民币22万元，但明确提出被告支付的上述款项并非用于支付本案两张欠条中的货款，而是用于支付两人之间发生的其他货款。结合原告提供的《还货款计划》和送货单（销货清单），可以推断原告关于清单大部分为被告委托的仓库管理员杨清签名的说法符合常理，能够证明双方之间除本案的两张欠条中所涉及的货款外还存在其他买卖行为，被告应证明其已支付的22万元货款与本案欠款具有关联性，即系用于偿还本案中两张欠条中的货款。由于被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被告提出的已偿还原告22万元欠款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其二，本案买卖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被告每次收货后，未按照双方口头约定的货到付款方式立即付款，而是在原告每次将货物运送至被告指定的收货仓库后，由被告或被告的收货人员在送货单（销货清单）上签字确认，而后再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未对被告支付货款的方式提出异议并持续向被告供货，被告亦正常收货并在货单上签字确认，可见双方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已对“货到付款”的付款方式进行了变更，实际采取的是一种赊账的方式，即默认被告在有支付能力的时候支付货款，且对债务履行的期限没有明确约定。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6月6日、2011年1月16日就未付货款进行结算时，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是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亦未对还款时间进行约定，故被告出具欠条的行为应视为对债务的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对于2010年6月6日欠条中的欠款，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支付；对于2011年1月16日欠条中的货款，因被告于2011年7月11日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约定该笔货款在2012年春节前（即2012年1月23日）付清，该笔货款于2012年1月23日履行期限届满，原告于2014年1月18日向被告催要还款，该笔货款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起诉时，本案中的两笔货款均未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对原告刘先文要求被告卓惠青支付货款合计人民币240，679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被告关于本案货款已付清和原告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期效期间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由被告卓惠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先文货款人民币240，679元。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15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457元，由被告卓惠青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卓惠青不服一审判决，依法向本院提起上诉，主要上诉理由：1、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可以证明，上诉人出具两张欠条后，至少已偿还了被上诉人货款22万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24，0679元的事实明显错误。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以及上诉人的签名与“杨清”的签名存在于同一本送货单上就推定杨清为商行收货人员，明显有误。2、被上诉人起诉时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原审法院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有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刘先文提交书面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卓惠青支付给被上诉人刘先文的22万元是否为欠条的还款及本案有无超过诉讼时效。首先，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被上诉人提供的两张欠条、《还货款计划》及送货单（销货清单）清晰地记录了2009年至2011年期间双方发生的货物买卖情况，送货单（销货清单）上的累积数额明显超过欠条所记录的欠款，可见双方在欠条之外还存在后续供货关系。从送货单（销货清单）累积数额与两张欠条记载数额的差额可以得知，“22万元”用于支付两张欠条以外发生的后续供货的货款更符合客观情况。上诉人主张22万元系对两张欠条的还款，因无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送货单（销货清单）上的签收人“杨清”并非商行收货人员，与现有证据相悖，且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上诉人于2010年6月6日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欠条（￥184，989）未对还款时间进行约定，应当认定为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上诉人于2011年1月16日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欠条（￥55，690），双方通过2011年7月11日签订的《还货款计划》对还款时间进行了明确，即分期至2012年1月23日付清，因此该笔欠款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2年1月23日，诉讼时效自该日起算。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通信记录等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两张欠条的债权均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起诉时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15元，由上诉人卓惠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 晓
代理审判员 杜依霖
代理审判员 李少琴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俞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