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15民初4986号原告：王会兴，男，197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国，天津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结，天津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建伟，男，1986年5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义忠，天津市宝坻区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雷五洲，男，196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景林，天津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会兴与被告杜建伟、雷五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李会民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会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国、刘洁，被告杜建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义忠，被告雷五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景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会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杜建伟给付原告货款110000元及其利息20900元；2、被告雷五洲给付原告货款68580元及利息13030元，并对被告杜建伟所欠货款承担担保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经营天津市宝坻区凯华轮胎销售服务部，与被告雷五洲素有业务关系，被告雷五洲欠原告货款近70000元。2012年7月，被告雷五洲介绍杜建伟到原告处购买轮胎，被告杜建伟持有三张支票，出票人均为天津市翌洋恒达建材销售中心，票面金额分别为70000元、40000元、68580元，出票日期为2012年8月30日。因为被告杜建伟欠被告雷五洲款项，遂用其中一张68580元的支票为被告雷五洲偿还原告的货款，被告雷五洲在此支票的复印件上签署“付票人雷五洲”。被告杜建伟用另外两张支票合计110000元，购买原告的轮胎。因为原告不认识被告杜建伟，担心支票存在问题，被告雷五洲遂在两张支票金额合计110000元的复印件上签署单（担）保人“雷五洲”。出票日期到期后，原告去银行兑款，被银行以“余额不足”为由拒绝承兑。原告向被告雷五洲和杜建伟交涉此事，后被告杜建伟取走被银行拒付的上述三张支票，又为原告更换了一张票面金额为300000元的支票，出票日期为2012年11月17日，出票人仍然为天津市翌洋恒达建材销售中心。被告杜建伟表示这300000元充抵178580元欠款后，余额换成现金。支票到期后，原告到银行兑款，银行还是以“余额不足”为由拒绝承兑。此后原告多次找二被告要求偿还所欠货款，但二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后原告以票据诈骗为由向宝坻区经侦支队报案，该机关未予立案。2014年11月22日，原告以票据纠纷为由到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起诉出票人天津市翌洋恒达建材销售中心、被告杜建伟、雷五洲、后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上诉后维持原判，申请再审被法院驳回，并告知原告按买卖合同纠纷处理。被告杜建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原告曾于2014年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到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以买卖合同关系就票据承担责任，而原告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2012年7月，被告杜建伟交给原告的三张支票被退回后，被告杜建伟又交给原告300000元的支票，被告杜建伟的还款义务已经消灭。同时2012年被告所欠原告货款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现原告主张被告杜建伟给付原告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雷五洲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雷五洲的诉讼请求。理由为1、被告雷五洲所欠原告款项68580元，原告已同意由被告杜建伟承担，双方不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要求被告雷五洲给付货款及利息无法律依据。2、被告雷五洲没有为被告杜建伟欠原告的货款承担担保责任，原告请求对被告杜建伟欠原告货款承担担保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天津市宝坻区凯华轮胎销售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者为王泰然。后王泰然去世，天津市宝坻区凯华轮胎销售服务部并未注销，原告王会兴为王泰然之子，一直经营服务部。2012年期间，被告杜建伟与案外人天津市翌洋恒达建材销售中心（以下简称销售中心）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被告杜建伟向销售中心供应石料。2012年6、7月份，销售中心交给被告杜建伟三张均未填写收款人的转账支票以支付所欠货款，支票号码分别为10301232/02889043、10301232/02889044、10301232/02889045，金额分别为40000元、68580元、70000元，填写的出票日期均为2012年8月30日，出票人为销售中心。因被告杜建伟欠被告雷五洲60000多元借款，同时被告雷五洲欠原告货款。被告杜建伟自销售中心收取上述三张支票后，以其中一张金额为68580元支票来偿还被告雷五洲借款，被告雷五洲要求杜建伟以现金偿还借款，但被告杜建伟没有现金偿还雷五洲借款。于是被告雷五洲与被告杜建伟共同找到原告，提出以支票兑换现金，并提出以金额为68580元的支票来偿还被告雷五洲拖欠原告的货款，原告表示同意。原告提出因现金不够，由被告杜建伟从原告处购买部分轮胎，余款可以现金支付，被告杜建伟、雷五洲均表示同意。因三张支票均未到期，应原告要求，在原、被告均在场的情况下，被告杜建伟在服务部出具的客户欠账单上签字，客户欠账单的内容为：日期2012年8月30日，修理项目今收轮胎合现金总数共计178580元，欠款金额共计壹拾柒万捌仟伍佰捌拾元。同时被告杜建伟在金额为40000元及70000元两张支票的复印件中手写“付票人”处签名，被告雷五洲在金额为70000元支票的复印件手写“单保人”处签名，且被告雷五洲在金额为68580元支票复印件手写“付票人”处签名。当日被告杜建伟从原告处取走部分轮胎，原告自金额为40000元及70000元的两张支票中扣除轮胎款后，余款以现金形式支付给被告杜建伟。三张转账支票到期后，原告持支票到银行入账，但因出票人银行账户存款不足被退回，原告将此事告知被告杜建伟及雷五洲。后杜建伟持三张支票找到销售中心，销售中心又为被告杜建伟开具了一张金额为300000元的转账支票，出票日期为2012年11月17日，票号为10301232/03670850，以支付被告杜建伟货款。后被告杜建伟将该支票交付原告，在金额为300000元的支票到期后，原告持该支票到银行入账，因出票人银行账户存款不足被退回。原告将此事又通知被告杜建伟及雷五洲，后被告杜建伟欲用一辆汽车抵顶所欠原告款项，原告未同意。2013年1月，原告以票据诈骗为由到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经侦支队报案，公安机关未予立案。但对原告向被告杜建伟、雷五洲催要欠款的过程进行了询问。2014年11月22日，原告以票据权利纠纷为由到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起诉出票人天津市翌洋恒达建材销售中心、被告杜建伟、雷五洲，从而主张享有金额分别为40000元、68580元、70000元三张支票的票据权利，后法院以原告不享有该三张支票票据权利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2015）二中民二终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3月24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民申55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庭审中，原告主张货款利息自2012年8月30日至2016年5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原告主张关于被告雷五洲所欠原告货款68580元问题，因为支票复印件上手写“付票人”处被告雷五洲签名，所以上述债务并没有发生转移，此款应由被告雷五洲给付。被告雷五洲主张，其欠原告货款68580元经原告同意已转移到被告杜建伟身上，同日被告杜建伟为原告出具了包括此65850元在内的共计178580元的客户欠账单。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支票、欠账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杜建伟与雷五洲将销售中心出具的三张转账支票交付原告后，从原告处取走了部分轮胎，同时被告杜建伟为原告出具了客户欠账单，能够证明二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的，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提供的客户欠账单载明了欠款数额为178580元，被告杜建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被告雷五洲所欠原告货款68580元，因支票复印件上手写“付票人”处被告雷五洲签名，所以上述债务并没有发生转移，此款应由被告雷五洲给付。被告雷五洲主张其欠原告货款68580元，经原告同意已发生转移由被告杜建伟承担。对此本院认为，虽然被告雷五洲在金额为68580元支票复印件手写“付票人”处签名，因原告在收到被告杜建伟交给的三张转账支票的当天，在原、被告均在场的情况下，原告仅要求被告杜建伟在原告出具的客户欠账单上（包括被告雷五洲所欠原告货款68580元）签字，表明原告已同意将雷五洲所欠款项由被告杜建伟给付，加之原告就自己的主张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确认雷五洲所欠原告货款68580元，经原告同意已由被告杜建伟给付。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雷五洲应对被告杜建伟所欠原告货款110000元承担担保责任问题，被告雷五洲不认可其担保人身份，但被告雷五洲在金额为70000元的支票复印件上手写“单保人”处签名，被告雷五洲虽否认该支票复印件上“单保人”的字样是其书写，并主张自己签字的目的是为原告方便联系被告杜建伟。因原告主张“单保人”实际就是对债务提供担保，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定“单保人”实际就是对债务提供担保，“单保”系担保的笔误。因被告雷五洲就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认定被告雷五洲对被告杜建伟所欠原告70000元货款承担保证责任。因原告与被告雷五洲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按照法律规定，被告雷五洲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案中被告杜建伟交付原告的三张支票因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被银行退回后，原告一直向被告雷五洲主张权利，故被告雷五洲的保证责任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对被告杜建伟拖欠原告70000元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杜建伟主张的原告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原告虽然于2014年11月22日以票据权利纠纷为由到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起诉出票人天津市翌洋恒达建材销售中心、被告杜建伟、雷五洲、从而主张享有金额分别为40000元、68580元、70000元三张支票的票据权利，后法院以原告不享有该三张支票票据权利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本案中，原告以买卖合同为由起诉二被告要求二被告给付原告货款，两个案件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同，因此原告以买卖合同为由再次起诉，不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故本院对被告杜建伟的此项主张不予采纳。被告杜建伟主张的2012年被告所欠原告货款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2012年11月17日，被告交给原告的金额为300000元的支票到银行入账因存款不足被退回后，便向被告杜建伟、雷五洲催要欠款，2013年1月，原告以票据诈骗为由到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经侦支队报案，2014年11月22日，原告以票据权利纠纷为由到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起诉二被告，因此原告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的此次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本院对被告杜建伟的此项主张不予采纳。原告主张的利息自2012年8月30日至2016年5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杜建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会兴货款178580元。二、被告杜建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以178580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30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三、被告雷五洲对被告杜建伟所欠原告上述货款中的70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44元，由被告杜建伟负担。给付时间同上。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内递交上诉状的同时，应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预交诉讼费用；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会民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斌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