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26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沿江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林浩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广东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格芬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
法定代表人：刘慧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靖，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树雄，男，197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新，广东长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凡，女，系黄树雄的妻子。
上诉人广州沿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沿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格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芬公司）、原审第三人黄树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7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沿江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格芬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只认定黄树雄代格芬公司付款，却不认定黄树雄代格芬公司订货，是事实认定错误。沿江公司一直是同黄树雄进行交易，代表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洽谈合同的是黄树雄；向沿江公司预付257万元货款的是黄树雄，向沿江公司订货以及指示沿江公司分别向格芬公司、广州市王凡食品有限公司、广州金点食品有限公司、鼎洋公司、广州智之贸易有限公司以及何伟雄发货的，也是黄树雄。经过与黄树雄的洽谈，沿江公司于2015年5月底才与格芬公司签署《购销合同》。2015年10月4日，沿江公司应黄树雄的要求出具收款收据。而在此之前，沿江公司已按照黄树雄的指示，分别于2015年3月27日、2015年4月2日、2015年5月19日向深圳市怡亚通冷链供应链有限公司支付采购牛肉款合计1860304.3元。在2015年12月23日之前，除黄树雄外，格芬公司未指派他人与沿江公司进行交易。自2016年1月1日起，格芬公司指派马晨向沿江公司订货，此后的交易，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已另行结算。如果黄树雄是代表格芬公司预付款，则黄树雄凭借该预付款指示沿江公司代购原料以及向沿江公司订货也当然代表格芬公司。（二）一审法院以送货单未注明价格为由不认可沿江公司主张的交易金额，也是事实认定错误。沿江公司与格芬公司签有《购销合同》，合同第1.1条约定了产品单价，虽然沿江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未再单独标明单价，但完全可以按照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单价来计价。根据沿江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以合同约定单价计，格芬公司共向沿江公司采购货物（含沿江公司根据格芬公司的指示向第三方发货）总价1226497.75元。综上，黄树雄代表格芬公司向沿江公司预付货款257万元，沿江公司代付牛肉原料采购款1860304.3元，沿江公司已向格芬公司供货1226497.75元。结算后，格芬公司尚欠沿江公司货款516802.05元。另补充：1.沿江公司与格芬公司的交易分为2个阶段，以2015年12月23日为界，之前黄树雄以格芬公司的代表与沿江公司进行交易，之后格芬公司重新任命了交易代表，之后的交易各方另行结算。格芬公司本案起诉的事实和诉请都是基于2015年12月23日之前的交易。2.一审法院片面理解了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格芬公司的邮件内容，错误认定黄树雄行为的性质，将其付款行为和其他代理行为进行了分割。格芬公司一审提交的经过公证的邮件，一审判决书只截取了邮件第一、二段的内容，忽略了后面的内容。事实上，沿江公司对黄树雄支付的257万元并不清楚权属人是谁，并告知格芬公司与黄树雄理清款项的所有权之后，沿江公司再与格芬公司进行结算。
被上诉人格芬公司辩称：不同意沿江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沿江公司非常清晰地理解和知道案涉257万元属于格芬公司，这可以从沿江公司向格芬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邮件可知。邮件中明确提到该款属于格芬公司，用途是为了格芬公司订制牛排。同时，沿江公司也向格芬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收据、凭条，故就257万元的归属问题，从涉诉之前，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陈述是最真实的。相应的书证也能得到印证。2.各方业务的往来和款项使用问题，从沿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出库单、发货单可以清晰看到，沿江公司将格芬公司的发货单、与黄树雄之间的发货单明显进行了区分，一审时沿江公司具体向格芬公司发货是76万多元还是62万多元，各方发生了争议。说明对于业务的交易对象、主体，沿江公司是非常明确的。但上诉状中，格芬公司发现沿江公司改变了对事实的陈述。上诉状第二部分中称向格芬公司发货122万元。格芬公司判断这包含了沿江公司向黄树雄发货的金额。这与沿江公司一审的陈述不符。3.沿江公司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仅就沿江公司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向深圳市怡亚通冷链供应链有限公司购买了180万元原料，不管向格芬公司还是向黄树雄，沿江公司共发货122万元。根据257万元的预付款，折算下来，沿江公司认为格芬公司还尚欠51万元。122万元是通过加工卖给了深圳怡亚通冷链供应链有限公司，用180万元的原料做122万元的货，沿江公司对这两者又进行了割裂。则沿江公司的陈述来看，122万元货的原料不含在180万元中，这是前后颠倒的。4.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发出的邮件中，在C项中表达了两个意思，即2015年12月29日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发出邮件之前，257万元预付款是有结余的，当时产生了矛盾争议之后，格芬公司无奈之下，为了避免业务受损，只能另行拿出相应的款项来支付货款。后面钱一直没有动过。格芬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在事实和法律的判断上没有任何的错误。沿江公司与黄树雄之间具体发生何种业务及关联性，与格芬公司无关。与黄树雄之间交易的结算、交易风险不能延续到、分摊到格芬公司。格芬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黄树雄述称：同意沿江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的大部分事实没有问题，但认定黄树雄转账至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下的钱是格芬公司的款项，属于认定有误。应以客观证据和事实认定款项的归属。从一审证据来看，格芬公司没有书面委托，也没有与黄树雄的投资合作的证据，一审法院凭三方的部分交易和表面证据就认定属于格芬公司的款项是错误的。黄树雄不是代理沿江公司和格芬公司之间的订货和收货。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交易行为。
格芬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沿江公司归还格芬公司预付款1946810元及利息（利息以194681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计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5年3月28日，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格芬公司（买方，下同）向沿江公司（卖方，下同）购买牛肉制品，产品包装由卖方负责，包装物不回收；交货方法为在卖方公司内交货由买方自提，卖方负责协助装货；运输由买方负责，运费由买方承担；卖方收到买方书面采购订单后，应于十天内按照买方要求的品名、规格、数量等准备产品，并送货到买方指定地点交给买方指定的收货人；合同有效期为5年，从2015年3月28日至2020年3月27日；本合同为年度合同，每次买方的订货单，视为本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购销合同上有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的盖章及双方法定代表人的签名。2015年3月至5月，黄树雄累计向沿江公司支付了预付款2570000元。沿江公司向格芬公司出具了一张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上海格芬贸易有限公司预付款2750000元。
另查，2015年2月2日、3月25日，格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慧琳及其配偶钟绍铭分别向黄树雄转账400000元、1050000元。2015年12月29日，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浩麟向格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慧琳发电子邮件称，2015年3月林浩麟以个人名义收到格芬公司职员黄树雄转账支付的2570000元预付款，黄树雄说该批款是格芬公司委托黄树雄向沿江公司定制各种风味牛扒的货款，沿江公司按黄树雄的要求写了收据。2016年1月15日，黄树雄向格芬公司出具说明称，其接受格芬公司委托于2015年1月起累计汇给沿江公司预付款2750000元，其中1450000元为刘慧琳出资，1300000元为黄树雄出资，故该2750000元预付款属格芬公司所有，款项按沿江公司要求汇入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浩麟先生账户，后沿江公司已向格芬公司开具了该款的收款收据。2016年3月10日，黄树雄向沿江公司出具说明称，上述2750000元的收据是用于格芬公司董事会苏燕萍等人的出资证明。2016年4月27日，黄树雄向沿江公司出具声明书称，其汇给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浩麟账户的资金系其本人自有资金，与格芬公司无关。
诉讼中，沿江公司提交了银行电子回单和送货单，拟证实黄树雄指示其向深圳市怡亚通冷链供应链有限公司支付原料款及向广州王凡食品有限公司、广州金点食品有限公司、鼎洋公司、广州智之贸易有限公司、何伟雄发货。黄树雄对此均予以否认。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均确认沿江公司已向格芬公司供应了价值623190元的产品，但第二次庭审时沿江公司又表示其向格芬公司供货产品的总金额为767854.71元，并提交了送货单予以佐证，但送货单上仅有购货单位名称、产品名称和数量，并无产品金额。
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收据、公证书、银行流水明细、电子回单、送货单、收料单、说明、声明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2570000元预付款是否系格芬公司委托黄树雄支付给沿江公司；二、沿江公司向格芬公司发货的产品总金额。关于2570000元预付款问题，根据黄树雄于2016年1月15日向格芬公司出具的说明、沿江公司向格芬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结合格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慧琳向黄树雄汇款1450000元后黄树雄再陆续将2570000元款项支付给沿江公司以及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双方签订了购销合同且沿江公司向格芬公司发货的事实，足以证实上述2570000元系格芬公司委托黄树雄支付给沿江公司的预付款且沿江公司对此是知情的。关于沿江公司已向格芬公司供货的产品总金额，沿江公司在第一、二次庭审中对已供货产品总金额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沿江公司所提交的送货单上也仅有产品数量而无产品金额，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双方在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认定沿江公司已向格芬公司供货的产品总金额为623190元。至于来料加工标签和包装费用，因购销合同已明确约定由沿江公司负责包装，沿江公司要求格芬公司承担来料加工标签和包装费用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加工费，格芬公司向沿江公司订购牛肉制品，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加工承揽关系，沿江公司要求格芬公司承担加工费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沿江公司主张其是按黄树雄指示向深圳市怡亚通冷链供应链有限公司支付原料款及向广州王凡食品有限公司、广州金点食品有限公司、鼎洋公司、广州智之贸易有限公司、何伟雄供货，黄树雄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但黄树雄既非购销合同的签约代表，也没有得到格芬公司的相关授权，且黄树雄对沿江公司的主张予以否认，沿江公司对此亦无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沿江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此，鉴于沿江公司现没有继续向格芬公司供货，格芬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请求沿江公司返还剩余的预付款，格芬公司要求沿江公司返还预付款194681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判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沿江公司给付格芬公司1946810元及利息（自2016年6月15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4325元、保全费5000元，由沿江公司负担。
二审中，沿江公司向本院提交编号为1-8共8份证据，其中证据2、3、6、7、8一审已提交。新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黄树雄2016年3月10日声明，证明黄树雄认可其指示沿江公司为其向深圳市怡亚通冷链供应链有限公司代购牛肉原料；……证据4.格芬公司付款凭证，证明格芬公司任命新的订货人以后，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已另行结算；证据5.黄树雄及其指定人员与沿江公司的往来邮件，证明是黄树雄（含其指定人员）向沿江公司下订单，分别向格芬公司、广州王凡食品有限公司、广州金点食品有限公司、鼎洋公司、广州智之贸易有限公司、何伟雄发货。
针对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格芬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不是新证据，沿江公司应在一审时提交，格芬公司不予质证。该证据的真实性格芬公司有异议。该证据中没有体现出深圳市怡亚通冷链供应链有限公司的金额，即所谓的180万元。其次，该声明的落款时间非常巧，落款时间是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开始发生争议之后，2016年4月格芬公司向沿江公司发出要求归还剩余款项的律师函之前。黄树雄向格芬公司出具的说明，即257万元预付款的组成情况和汇至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的情况，说明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1月15日。格芬公司不排除该证据是沿江公司与黄树雄之间恶意串通伪造的。证据4，没有看到原件，如有原件，与本案没有大的关联性，与格芬公司最终提起诉讼的事实不矛盾。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是真实的，也无法反映沿江公司所陈述的状况。该证据中的下单大部分是苏伟强的，看不到黄树雄的痕迹。该证据中的金额与上诉状提到的122万元也不相符。而且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格芬公司不再进一步质证。沿江公司的发货单是将几家公司区分得十分明确的。
针对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黄树雄质证认为：对证据1，是黄树雄出具的，是对一审中转账凭证等数据的综合计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中有部分是垫付款项，有部分是购买原材料的款项，有部分是黄树雄与林浩麟之间的借款。不认可沿江公司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对证据4，由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5，无法确认邮件的真实性。邮件清晰反映沿江公司与黄树雄之间的独立订货的指示。格芬公司那块都是苏伟强的邮件。该证据中的采购单和收货单无法对应。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黄树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沿江公司与格芬公司、沿江公司与黄树雄之间都是独立交易。
二审另查明：2015年12月29日，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浩麟向格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慧琳发电子邮件还称，2015年12月23日有关你到我公司现场核对自2015年3月至12月21日止往来定购货和结算。就预付款问题：可以肯定我和公司与贵公司没有预付款往来和纠纷，只是与贵公司职员黄树雄有预付定制定型产品预付货款上的往来。以上有关问题均是格芬公司内部资金的纠纷，作为第三方加工生产商收取客户定制定型产品收取预付款也是合情合理。
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涉案257万元预付款所有权的性质？二、沿江公司是否应向格芬公司返还款项及其金额并支付利息？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黄树雄于2016年1月15日向格芬公司出具的说明，已明确涉案257万元预付款属于格芬公司所有，黄树雄主张其受胁迫出具该说明，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沿江公司向格芬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亦是注明收到格芬公司预付款。再次，从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浩麟向格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慧琳发电子邮件内容可知，沿江公司完全知悉案涉257万元预付款为格芬公司委托黄树雄所支付，并认为是格芬公司内部资金纠纷。最后，签订购销合同的双方为格芬公司与沿江公司，且沿江公司也有向格芬公司实际发货。故一审将案涉257万元预付款认定为格芬公司委托黄树雄支付给沿江公司的预付款，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沿江公司已确认向格芬公司供货62319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沿江公司一审第二次庭审表示供货金额为767854.71元，但其提交的送货单上仅有购货单位名称、产品名称和数量，并无产品金额，不足以推翻其前次庭审确认的事实。故沿江公司已向格芬公司供货的产品总金额为623190元，应予确认。沿江公司主张其按黄树雄指示向深圳市怡亚通冷链供应链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及向案外第三方供货，黄树雄的行为代表格芬公司。对此，沿江公司表示这些指示通过电话发出，并没有书面证据证明，格芬公司亦不予确认，而且黄树雄对沿江公司的主张也予以否认，称其只发自己的订单，没有指示沿江公司向案外第三方发货。且沿江公司二审补充的证据中，黄树雄对2016年3月10日声明、往来邮件的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并表示沿江公司与格芬公司、沿江公司与黄树雄之间都是独立交易。故沿江公司上述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现沿江公司收取格芬公司委托黄树雄支付的预付款257万元，其仅向格芬公司供货623190元，一审判决沿江公司向格芬公司返还预付款1946810元并支付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沿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321元，由上诉人广州沿江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练长仁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尤志华
方圆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