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9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女，1969年5月17日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筱静，河南金色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河南金色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住所地:郑州市。
负责人:武刚，该行行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营业部，住所地:郑州市。
负责人:周贵恒，该行总经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运清，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丽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河南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8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筱静，被上诉人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运清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8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发还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刘丽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没有证据支持。一审中，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未向法庭提交任何客观证据证明刘丽在办理贷款中存在“客户经理未进行双人实地调查；未对质押存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核实；客户经理未对出质人真实性进行核实，并代替个人征信查询有权人在“个人征信查询说明”上签字确认；贷款逆程序……”违规行为，该事实认定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支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丽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调查不严和直接经办责任错误。一审判决证据不足。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在被告，而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未向法庭提交刘丽违规事实的客观证据，未向法庭提交其对刘丽作出解除劳动合同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及其规章制度本身是否合法有效的证据，因此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解除与刘丽的劳动合同违法。一审并未查明刘丽违反了贷款业务规程的哪项规定、是否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刘丽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及受到的处理是否适当等事实，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也未就此向法庭举证。一审以“农行省分行营业部以在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违反单位相关信贷业务规程，对该行担任客户经理的刘丽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并无违法”进而认定刘丽一审诉讼请求理由不当显属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辩称，1.刘丽违反规章制度的事实客观存在，在一审中已出具过证据，证明刘丽在工作中存在七项违规事实，造成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质押贷款存在风险事件，而风险事件是由于刘丽不尽职责对于其中的虚假存单质押审查不严导致的。2.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对刘丽解除劳动合同有明确的依据，首先有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39条第二款。二是中国农业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32条第六款，三是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工作制度管理办法81条第一款，四是农业银行法人客户信贷业务基本规程第36、38条，由于这些法律、单位的规章制度、相关的业务规程明确规定员工不按规定造成的风险责任如何处理，依据该规定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解除刘丽的劳动合同有明确约定。3.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在解除刘丽的合同时履行了送达程序和民主决议程序，首先是刘丽的工作单位金水支行通过职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意见，二是金水支行领导班子召开行长办公会议一致同意解除合同，三是农行营业部监察室出具的解除意见，四是农行营业部工会委员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五是省农行营业部人力资源部依据相关制度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决定，六是2014年6月30日下午农行营业部通知刘丽在9楼会议室当面向刘丽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刘丽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七是刘丽于2014年7月28日向营业部党委申请复议，营业部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复审决定维持了原决定，该决定于8月27日通过EMS向刘丽送达，刘丽没有再申请复议。由此可以看出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与刘丽解除劳动合同既经过了民主决议，又经过了组织讨论，既有违规违纪的事实，又有处理的依据，既有处理结果，又依法进行了送达，既强调纪律的严肃性，又充分保障了刘丽的申辩权利和申诉权利，处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4.原审判决事实查明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刘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对刘丽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决定违法；2.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支付刘丽自2014年5月至今的工资165240元；3.诉讼费由农行河南分行、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丽于1995年1月在农行参加工作，2010年1月1日刘丽与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签订农银劳合(2010)160112018号《中国农业银行劳动合同书》，自2012年10月刘丽在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的下级部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金水支行担任客户部客户经理。2013年10月18日，金水支行发生一起客户利用虚假存单质押骗取4500万元贷款风险事件，经全力化解，2013年11月22日全部收回本息。农行河南分行启动责任追究程序，对风险事件各环节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界定，提出具体的责任追究意见，并报总行批复。2014年3月26日农行河南分行监察部作出农银豫监(2014)7号关于金水支行4500万元虚假存单质押贷款风险事件的责任追究意见，明确处理意见为:给予河南分行营业部金水支行客户部客户经理刘丽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对其他责任人员一并作出相应处理。后金水支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刘丽解除劳动合同处理意见进行了投票表决，并经行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对刘丽解除劳动合同处理意见。2014年6月26日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监察室作出《关于给予金水支行刘丽解除与农行劳动合同的函》，认定该贷款在办理中存在以下违规行为:客户经理未进行双人实地调查；客户经理未对质押存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核查；客户经理未对出质人真实性进行核实，并代替个人征信查询有权人在“个人征信查询说明”上签字确认；贷款逆程序，贷款未审批前客户经理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质押合同》、质押止付通知书；未当场监督借款人、质押人签订《借款合同》、《质押合同》，未对质押人身份进行核实；未与质押人共同办理质押手续，质押存单移交未填制“质押交接单”，经办人未与出质人共同签章办理质押交接手续，质押存单止付、入库业务均由客户经理一人办理；2700万元贷款到期日晚于存单到期日3天。刘丽作为该贷款的客户经理，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调查不严和直接经办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和《中国农业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决定给予刘丽“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于2014年6月27日对刘丽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2014年6月30日在金水支行向刘丽送达了该通知书，刘丽拒绝在送达回执上签字。2014年7月28日刘丽向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申请复议，复审决定维持原处理决定。刘丽不服处理决定，于2015年9月24日向郑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撤回申请，并于2015年12月10日再次向郑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至今未做出裁决。
一审法院认为，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金水支行发生的利用虚假存单质押骗取贷款风险事件，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以在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违反单位相关信贷业务规程，对该行担任客户部经理的原告做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该院认为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刘丽违规事实清楚、依据的法规准确、程序并无违法，刘丽请求确认农行河南分行营业部对刘丽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决定违法并支付刘丽工资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丽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刘丽上诉称银行认定其在办理贷款中存在违规行为并无相关证据支持，未向法庭证明其规章制度的合法有效性，依此解除与刘丽劳动合同违法的理由，但依据刘丽本人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刘丽本人对银行农银豫监（2014）7号文件、金水支行致金水支行工会委员会函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金水支行行长办公会议纪要、省分行监察室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函等文件提出异议，但刘丽本人对上述文件认定的事实基本承认，仅是解释为非本人主观原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之规定，刘丽并无证据证明银行的规章制度违法。法院仅审查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适当性，不在法院审查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刘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胜利
审判员 秦 宇
审判员 邱 帅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袁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