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民终49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时秀英，女，195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静，江苏立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明，江苏立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祖国在我心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中山南路1729号上领大厦302室。法定代表人：高小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开明，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苏州太湖人才金港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人民路300号。法定代表人：徐泉荣，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时秀英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祖国在我心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苏州太湖人才金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才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9民初8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秀英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一、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采用合同书行使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经过文化公司盖章，成立并生效。人才公司2016年5月18日召开股东会，作出了人才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中明确文化公司出资784万元的事实。二、股权转让是公平的。根据工商登记档案材料，高小明从沈雪兰处以160万元受让文化公司80%的股权，受让时间为2016年3月9日，此事件与文化公司、时秀英股权转让协议时间仅相差两个月。如果归属与文化公司的利益超过150万元是真实的，那么沈雪兰为何会以160万元将股权转让给高小明。现时秀英以784万元受让文化公司持有的人才公司49%股权，这样的股权转让相对于0元对价或160万元对价，显然是公平的。三、时永民与高小明之间存在重大利益冲突。仲宏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而高小明在本案中未支付任何价款，却获得了重大利益，违背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四、盖章时间是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的。时永民2014年12月30日起不再担任文化公司股东，自2015年5月不再担任监事，如果存在加盖文化公司空白文书，形成时间也在2015年5月前，完全可以通过鉴定确定盖章时间，也可以通过比对确定盖章时间。因此，文化公司的公章理应由文化公司持有，只因存在持有加盖文化公司公章的空白文书的可能性，就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是错误的。文化公司对时永民持有空白文书，且通过不法途径持有，或时永民制作股权转让协议未经文化公司同意，负有举证责任。文化公司二审辩称，书面的合同系合同相对人实践意思表示的载体，合同的签订应当存在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根据一审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庭审笔录，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行文形成于文化公司的印章之后，股权转让具体经办人时永民存在获取加盖文化公司公章空白文书的可能。且时秀英本人在庭审过程中也表示没有受让文化公司所持有人才金港公司股权的意愿，其本人为文盲，只是代签字而已。整个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时永民作为经办人对协议签订的过程，磋商的对象均闪烁其词，前后不一。可以看出文化公司从未作出过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文化公司公章在协议上所显示的并不是文化公司的真实意思。对于时秀英在上诉中状中的其他观点，本案协议是否公平，跟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关系，也不需要再另外答辩。时秀英根本就没有履行本协议的可能性，其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工作是环卫工人，文化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去找这样一个人做合同相对人。对于诉讼请求，文化公司一审中是做了一个明确，而不是变更或者增加。原审诉讼请求中就有关于要求变更至文化公司名下49%股份的请求。时秀英要求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小明出庭，整个事件高小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这个案子里面，从时永民在一审过程中所做的陈述也可以看出，时永民是同所谓的仲宏、沈雪兰以及他夫人陆春凤所谓的进行的磋商，与高小明无关。人才公司二审未到庭陈述。文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请求1、确认在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苏州太湖人才金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时秀英及人才公司协助文化公司将时秀英持有的人才公司49%的股权变更至文化公司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文化公司是人才公司原股东，持有该公司49%的股权，出资额784万元。2016年6月1日，文化公司发现其所持有的人才公司的股权变更至时秀英名下，丧失股东地位。后文化公司至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发现2016年5月19日苏州太湖人才金港有限公司依据一份出让方为文化公司、受让方为时秀英的《苏州太湖人才金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文化公司股权变更至时秀英名下。但文化公司及法定代表人从未表示过要向时秀英出售股权，也不知道存在该份协议，时秀英亦未向文化公司支付过任何对价，文化公司怀疑该份协议是时秀英或案外人变造而成，并非文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提起本案诉讼。时秀英一审辨称：我受我弟弟时永民的委托，为了我侄子的利益受让股权，具体过程都是在我弟弟时永民的安排下完成的。我与文化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且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文化公司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文化公司的诉讼请求。人才公司一审中未作陈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化公司设立于2013年5月，初始股东为姚贞林、时永民，各持有50%的股份，姚贞林担任法定代表人，时永民担任监事。时永民与时秀英系姐弟关系。2014年12月30日，时永民、姚贞林分别将各自所持有的文化公司40%的股份以零元的价格转让给沈雪兰，将剩余10%的股份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姚佳彤。2015年5月，该公司股东变更为沈雪兰、姚佳彤，沈雪兰担任法定代表人，时永民不再担任监事职务。2016年3月，该公司股权再次发生变动，由现法定代表人高小明受让沈雪兰的全部股份，股东变更为高小明、姚佳彤。人才公司设立于2013年1月。2013年7月，文化公司向该公司出资784万元现金，取得该公司49%的股权。2013年7月18日，人才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选举姚贞林、时永民为该公司董事。2016年5月，经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人才公司股东由原上海人才金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1%）、文化公司变更为徐富生、时秀英。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存档的材料显示，此次股权变动的具体依据为两份股东会决议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方为文化公司与时秀英，签订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主要内容为时秀英以784万元的价格受让文化公司所持有的人才公司49%的股份。该协议文本系打印形成，协议落款处有文化公司公章及时秀英的手写签名。文化公司公章加盖在协议文本尾部，与倒数第三行“出让方签字（自然人）或盖章（单位）”及第二行“受让方签字（自然人）或盖章（单位）”末端文字均有重合。时永民系作为人才公司的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具体经办此次股权变更登记事宜。本案审理过程中，应文化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进行鉴定，具体鉴定事项为：1、协议上出现的文化公司公章印文与文化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章是否一致；2、协议上文化公司公章印文与协议正文及落款处“出让方签字（自然人）或盖章（单位）”行文形成的先后顺序；3、协议上文化公司公章的形成时间。2016年11月30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鉴中心[2016]技鉴字第162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一）检材落款处需检的“苏州市祖国在我心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苏州市祖国在我心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二）根据现有样本，无法判断检材落款处需检的“苏州市祖国在我心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文的盖印时间；（三）检材落款处需检的“苏州市祖国在我心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文与相交叉打印体文字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为：先有印文后有打印体文字。庭审程序终结后，文化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说明，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在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人才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既不成立，亦无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文化公司认为，该合同既未成立，更不生效。文化公司所持股的人才公司虽然注册资本仅有1500万元，但其全资子公司苏州太湖人才金港置业有限公司拥有位于太湖新城吴江总部经济8号地块面积为9344.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归属文化公司的利益远远超过1500万元，文化公司没有理由以784万元的对价将所持股权转让给没有支付能力的时秀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系时秀英弟弟时永民利用其在文化公司处担任股东时预留的纸张套打而成，股权转让并非文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证明其主张，文化公司申请时永民的妻子陆春凤（1966年2月12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汉族，住苏州市××区盛泽镇××）及仲宏（1966年5月13日生，女，居民身份证号码，汉族，住苏州市××区盛泽镇××公寓××室）出庭作证。陆春凤当庭提供的证言显示，时永民在转让文化公司股权之前曾将文化公司公章长期存放在其经营的吴江金时利织造有限公司财务处。仲宏在其证言中称：其与陆春凤系朋友，与时永民及文化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高小明亦是朋友，其曾看到文化公司的公章存放在陆春凤工作的吴江金时利织造有限公司财务处保险箱内。时秀英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并不存在文化公司所主张的在加盖有文化公司公章的空白纸张上套打协议内容的情形。最后一次庭审时，时秀英本人到庭，述称其并不识字，案涉股权转让的全过程完全由其弟时永民操作，其仅仅是按照其弟的要求签字，至于签字的地点、周围在场人员等具体情况均无法说清。为证明其主张，时秀英申请时永民（1963年8月9日生，男，居民身份证号码，汉族，住苏州市××区盛泽镇××）出庭作证，时永民当庭否认其曾持有文化公司公章，并称其与陆春凤已分居一年有余，其与仲宏之间存在经济纠纷。时永民称：文化公司之所以同意将股份转让给时秀英，是因为时永民之子曾向文化公司投入二千多万元，时永民在出让文化公司股权给沈雪兰时，沈雪兰口头承诺会返还投资款，因此同意将股份转让给时秀英，并以转让款冲抵部分投资款。但对于法庭及文化公司当庭询问的涉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磋商、签约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事宜的相关问题，时永民均未能给出明确具体的回答，尤其对于磋商对象、签约当时在场人员相关问题，时永民的回答更是闪烁其词、前后不一。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结合案件庭审情况，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磋商及签约过程无法查明。司法鉴定结论所揭示的协议文本形成过程——先签章后打印协议条款内容的做法不符合正常的文本制作程序，时秀英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虽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文本上文化公司公章并无虚假，但基于该转让事宜具体经办人员时永民系文化公司初始股东，有机会接触公司公章的事实，不能排除其持有加盖有文化公司公章的空白文书的可能。综合考量以上多重因素，在时秀英不能进一步提供其他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存疑，不具有证据效力，无法证明协议所载内容系文化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无法认定双方就协议载明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合议，因此，对于文化公司提出的双方之间就案涉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不成立的主张予以确认。对于合同效力的评判系建立在合同成立的前提之下，本案中，基于双方之间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不成立的认定，一审法院对于所谓的合同效力亦无从认定。同样基于案涉合同关系不成立的认定，时秀英取得相应股份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返还。人才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文化公司与时秀英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关于转让人才公司49%股权的协议不成立；二、时秀英与人才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文化公司将上述49%股份变更登记至文化公司名下。案件受理费6668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时秀英负担。二审中，双方围绕争议焦点提供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时秀英提供：证据1、文化公司完整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姚佳彤委托书；证据2、失信被执行人网络查询打印件，证明陆春凤身负巨额债务未履行。证据3、拍卖记录网页打印件，证明陆春凤和时永民的吴江区盛泽镇因祥庄园84号房地产被拍卖。文化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新的证据。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姚佳彤委托书跟本案是没有任何关系，是文化公司内部的一个股权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份文件；证据2不是新的证据，和本案没有关系，时永民本人也是失信被执行人；证据3显示房子公开拍卖的情况，网上每个人都可以去拍卖，与本案更是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证明说高小明为陆春凤进行股权的代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时秀英确认，除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外，在股权转让协商的过程中，时永民系时秀英的委托代理人。本院认为，文化公司在一审中对于其诉讼请求最终明确为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该诉请与起诉时的诉请“未生效”均能够达到文化公司起诉本案诉讼的目的。且明确后的诉讼请求并未扩大请求范围，增加时秀英的应诉负担，故一审法院未重新给予答辩期和举证期并无不当。本案中，文化公司主张双方之间不成立股权转让关系，时秀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时秀英对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存在负有举证责任。一方面，时秀英在二审中进一步明确，除签字须本人到场外，时永民系时秀英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委托代理人；另一方面，原审中陆春凤与仲宏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均称文化公司的公章系由时永民存放在妻子陆春凤处。而时秀英、时永民对于协商和签约过程中文化公司的具体经办人员无法作出明确说明，故应当认定系时永民持有文化公司公章在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盖印，即时永民系代理文化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因此，时永民同时代理了出让方文化公司和受让方时秀英，如此双方代理的行为导致被代理人无法审查合同条款以及交易相对方的履约能力，损害了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应认定时永民不具备同时代理双方当事人的代理权限。上述双方代理的行为仅有时秀英一方追认，而文化公司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对文化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认定文化公司与时秀英之间未达成股权转让合意，依据充分，现文化公司要求取回股权，应予支持。综上所述，时秀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在判决结果中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时间书写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9民初83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9民初83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苏州市祖国在我心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时秀英于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关于转让苏州太湖人才金港有限公司49%股权的协议不成立”。二审案件受理费66680元，由时秀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管 丰审 判 员  柏宏忠审 判 员  孙鲁江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 诚书 记 员  殷 姿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