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融安行初字第30号
原告融安县潭头乡何洞村民委员会何洞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何其谋，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绒章，男，1946年7月25日生，壮族，农民，住融安县潭头乡何洞村民委员会何洞村民小组。
委托代理人韦克坚，柳城县马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地址融安县长安镇立新街126号。
法定代表人陈宏，代县长。
委托代理人韦其均，融安县林业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曾祥盛，融安县林业局干部。
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岭背村民委员会上大塘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莫丙球，组长。
委托代理人苏秀玠，广西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卿，广西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岭背村民委员会新何洞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何海明，组长。
委托代理人覃显明，融安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西岸村民委员会帽岭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莫运朋，组长。
委托代理人莫承峰，广西广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融安县潭头乡何洞村民委员会何洞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老何洞村民小组）不服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8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于2014年10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何其谋及其委托代理人韦绒章、韦克坚，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其均、曾祥盛，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岭背村民委员会上大塘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大塘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莫丙球及其委托代理人苏秀玠、苏卿，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岭背村民委员会新何洞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新何洞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何海明及其委托代理人覃显明，第三人融安县潭头乡西岸村民委员会帽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帽岭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莫运朋及其委托代理人莫承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8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和第三人上大塘村民小组、新何洞村民小组、帽岭村民小组各方争议地的四至界限为：东以374.9米高程往东依山脊至436.5米高程，再往南依山脊经435.2、440.2、447.0到312.8米高程止；南接东面终点往西依路到去上大塘的叉路，再往西到249.8米高程，再依冲槽上至坳止；西接南面终点依山脊往北经319.6、331.5、372.2、373.5到396.2米高程止；北接西面终点依山脊往东经333.0、248.5、312.0、403.2、416.6米高程，接东面起点止。争议地总面积3780亩。争议地内的附作物情况：1号争议地为火烧迹地；2号争议地为新何洞于2012年种植的油茶（同年5月被上大塘村民小组全部毁掉）；3号争议地为火烧迹地；4号争议地为老何洞（何洞亦称老何洞）2012年种植的桉树；5号争议地为老何洞2012年种植的甘蔗；6号争议地为老何洞种植的桉树；7号争议地为帽岭2012年种植的桉树；8号争议地为火烧迹地；9号争议地为1987年帽岭种的杉木火烧后的再生林木；10号争议地为老何洞2012年种植的桉树；11号争议地为老何洞2009年种的黄桅子；火烧迹地内有飞播马尾松残次林。经查：争议当事人均未能提供“林业三定”之前证明争议地权属的有效凭证。争议地大塘村民小组称为“矿留”，何洞村民小组称为“根留”，新何洞村民小组称为“坑里岭”西面坡地，帽岭村民小组称为“打抢坪”。帽岭村民小组和新何洞村民小组虽然未能提供拥有争议地的权属证书，但在争议发前他们均在争议地内有经营管理事实。争议地西北面与新河洞耕作区紧紧相连。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提供了上大塘4生产队证号为2287的《山界林权证》和证号为：2283、2284、2285、2286、2287、2288、2289、2290、2291、2292等10份《山界林权登记表》。其中只有《山界林权证》和证号为：2284、2285、2286的《山界林权登记表》填有整个争议地山场，其余的《山界林权登记表》均未填有争议地山场。何洞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亦填写有整个争议地山场。在1989年何洞和岭背两村核界时，何洞村民小组与上大塘村民小组在该地上就已经发生了争议。以上事实有《现场勘查笔录》、《调查笔录》、上大塘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山界林权登记表》和何洞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以及《土地权属界线争议原由书》在卷佐证。县人民政府认为：争议当事人均未能提供“林业三定”之前证明争议地权属的有效凭证。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证号为2287的《山界林权证》以及证号为：2284、2285、2286的《山界林权登记表》和何洞村何洞村民小组所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均填写有整个争议地山场，形成交叉重叠，依法应予以修正，撤销其重叠部分的法律效力。上大塘村民小组提供的证号为2283、2287、2288、2289、2290、2291、2292等7份《山界林权登记表》没填有争议地山场，不能作为争议地权属确定的依据。帽岭村民小组和新河洞村民小组虽然在争议发生前在争议地内有部分经营事实，但以此主张整个争议地的权属，县人民政府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一）、（五）项之规定，经集体研究作出如下处理决定：1.撤销潭头乡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与何洞村何洞村民小组《山界林权证》交叉重叠部分的法律效力。2.将从374.9米高程往南依槽下到沟底，再依沟出经226.4米高程到240.2米高程到小路再依小路往北经221.2米高程上到坳口。再由坳口依山脊往东经312.0、403.2、416.6米高程接374.9米高程。面积742亩，确定为上大塘村民小组集体所有。3.将以坳口往西至333.0米高程再依山脊经396.2、373.5、376.0、372.2米高程依山脊往东经242.5米高程到小路再依小路往北到坳口。面积676亩，确定为新何洞村民小组集体所有。4.将以374.9米高程依山脊往东到岭顶，再依山顶往南经436.5米高程、435.2、440.2米高程，447.0米高程再往南约200米高程往西依山脊下到小槽经338.0米高程再依槽下到路，再依路往北到240.2米高程再依槽往东上到374.9米高程。面积1132亩，确定为帽岭村民小组集体所有。5、将372.2米高程往南依山脊经341.5、331.5、345.6米高程再依山脊下到坳口，从坳口往东下到路依路往东一直到广东坳再依广东坳往北约200米再往西依山脊下到小槽，依小槽下到路再依路往北再从路往西依山脊上到372.2米高程。面积1230亩，确定为何洞村民小组集体所有。6、火烧迹地内的飞播马尾松残次林归土地所有者所有，地内现有种植的林木和甘蔗等作物归种植者所有。根据本处理决定书制作的确权图与本处理决定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确权图附后）。
被告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如下：1、上大塘村民小组提供的《确权申请报告》及老何洞村民小组、新何洞村民小组、帽岭村民小组分别提供的《答辩书》；2、上大塘村民小组、老何洞村民小组、新何洞村民小组、帽岭村民小组分别提供的法人代表证明书、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及代表身份证复印件；3、上大塘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山界林权登记表》；4、上大塘提供的《土地权属界线争议原由书》；5、老何洞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6、潭头乡上大塘屯与老何洞屯、帽岭屯纠纷图以及现场勘查笔录；7、潭头乡司法所的调解笔录；8、潭头乡上大塘与老何洞、帽岭关于矿留纠纷示意图和现场勘查笔录；9、县调处中心的调解笔录；10、调查笔录；11、送达回执。
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诉称：一、《8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错误）、证据不充分。《8号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上大塘村民小组、新何洞村民小组及帽岭村民小组对争议地都未有相关的权属证明，这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的。原告早在1983年6月就己获得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包括全部争议地的山界林权证，是林地林权的有效凭证，在该山界林权证被依法撤销之前，说明权属是清楚的，直使有纠纷，应该是侵权与被侵权法律关系，而非权属不清的纠纷。县政府自己向原告发了山界林权证，又讲原告及第三人都没有相关的权属证明，观点明显自相矛盾。二、争议地并不存在山界林权重叠的事实。48号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老何洞村民小组与第三人上大塘村民小组的山界林权出现部份重叠现象完全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推断。原告的山界林权证是1983年6月9日由融安县人民政府核发，四至范围清楚，属有效法律凭证。而上大塘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上并来落款填发日期，我们怀疑该山界林权证的真实性。而且早几年前在潭头乡调解和融安县处纠办组织多方当事人调解时，第三人均未能出示山界林权证，不知后来第三人去哪里弄来没有填写日期的山界林权证和山界林权登记表，而且还是多份证表，明显不属规范、合格证据。村民小组的山界林权证应是一个村屯小组一本证，哪有多本证及什么三差不齐的登记表，谁知他们从何途径取得既然有证，几年前乡司法及县处纠调解时为什么不出示更何况有部份证本上填有争议地，部份证上又未填有，自相矛盾，还有涂改等。由于存在诸多疑点，自然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三、《8号处理决定》认定新何洞屯与帽岭屯对争议地也存在“经营管理”的事实是定性错误。原告80年代初己取得全部争议地的山界林权证，在该山界林权证未被依法撤销前是合法有效的林地所有权凭证，所有权的排他性不容许任何单位与个人侵犯（侵占），而新何洞屯与帽岭屯去开荒明显属民事侵权，《8号处理决定书》怎能给侵占他人所有的林地违法行为美其名为“实际经营管理”四、从《8号处理决定书》查明的事实看，也明显看出原告老何洞屯对争议地实际使用的现状。《8号处理决定书》所列举的10块争议地内有5块为原告己使用的（4号、5号、6号、10号、11号），其中有3块是火烧迹地（1号、3号、8号）只有剩下其中3块分别是2号为新何洞屯使用，7号、9号为帽岭屯使用。很明显，被侵占的林地所占的比例不大，从现状看，还是原告经营管理了大部分争议地。还有相邻的融水县和睦镇巷口村民委出具的书面证明等都可证明争议地历来属原告老何洞屯管理使用的事实。五、48号处理决定书》程序违法。前面己述明，原告的山界林权证在未依法定程序撤销前属合法有效凭证，被告直接在林地确权程序中确认原告山界林权证为无效凭证是程序上错误，该行政行为剥夺了原告的相关诉权，其违法性显而易见。六、《8号处理决定书》缺乏法律依据。原告的山界林权证的封底页写明：“国家、集体的山界林权证一经确定长期不变，由权属单位管理使用，不准越界经营。坚决维护国家、集体的山林不容侵犯，违者依法惩办。”如今侵犯的人不但不受惩办，还可以参加分享本属原告所有的林地，法律依据何在综上可见，《8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处理结果缺乏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融安县人民政府融政处字（2014）8号处理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老何洞村民小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融安县潭头乡何洞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2、柳政复字（2014）86号复议决定书和复议文书送达回证；3、《山界林权证》；4、潭头乡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与何洞村老何洞村民小组、岭背村新何洞村民小组、西岸村帽岭村民小组关于“矿留”一带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确权图；5、国营龙头农场场间坡地规划草图、巷口村民委的书面证明一份。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8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潭头乡何洞村老何洞村民小组与第三人潭头乡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岭背村新何洞村民小组、西岸村冒岭村民小组关于“矿留”一带林地林木权属纠纷一案，答辩人立案后，通过调查取证，查实：原告提供的《山界林权证》与第三人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均填写有整块争议地范围，形成交叉重叠；第三人西岸村冒岭村民小组和第三人新何洞村小组虽然未能提供拥有争议地的权属证书，但在争议前他们均在争议地内有经营管理事实；争议地西北面与新何洞耕作区紧紧相连。答辩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撤销原告和第三人上大塘村小组《山界林权证》重叠部分的法律效力。将争议地1230亩确定为原告所有；将争议地676亩确定为第三人岭背村新何洞小组所有；将争议地742亩确定为第三人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所有；将争议地1132亩确定为第三人西岸村冒岭村民小组所有。二、《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得当。答辩人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相关的证据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一）、（五）项之规定，经集体讨论作出的《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得当。三、《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潭头乡何洞村老何洞村民小组与第三人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岭背村新何洞村民小组、西岸村冒岭村民小组关于“矿留”一带林地林木权属纠纷是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纠纷，属于答辩人调处的职能范围。第三人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向答辩人提出确权申请。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立案后，经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答辩人经集体讨论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融政处字（2014）8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得当，程序合法。请求融安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上大塘村民小组述称：一、本案的土地纠纷，延搁了二十五年至2013年才处理。导致违法行为层出不穷。违法行为不但无需付出成本，反而获利不菲！1、1989年10月原告与何洞村因土地权属界线发生纠纷。同年11月潭头乡人民政府依1986年及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同意核定”’争议地范围的决定。过了两个月，县土地局依该法第五条第二款作出“维持原状，待处理”的决定。2、20-10年12月8日上大塘村民小组又提出确权申请，2011年1月9日何洞屯与帽岭屯分别提交《答辩书》，此时新何洞村民小组还没有参与争议。同年4月21日调解人员明确告诫“你们在这段时间不要去那里有争议的地上种任何东西，激化矛盾”；3、2012年4月第三人新何洞村民小组就到2号争议地抢种油茶，据此，《县政府处理决定书》以其“有部分经营事实”为由，给其获得676亩土地；第三人何洞村民小组于2012年初，分别在4、6、10号争议地抢种桉树，又到5号争议地抢种甘蔗，还到11号争议地抢种黄桅子，《县政府处理决定书》据此给予其1230亩土地；第三人帽岭村民小组也于2012年初，到7号争议地抢种桉树，《县政府处理决定书》也依其“有部分经营事实”为由，给予其1132亩土地14、唯有听话、守法的原告，仅从原争议地获得约250亩（2X8．5X15）却又失去了1983年《山界林权证》内约480亩（676—2X6．5X15）土地，被划给第三人新何洞村民小组。也就是说，原告从1989年10月与何洞屯发生“土地权属界线争议”，因为两屯《山界林权证》重叠，到《县政府处理决定书》下达，不但没有从“重叠部分”得到，反而失去230亩（480—250）土地。与其提供《山界林权证》，倒不如像新何洞屯及帽岭屯拒绝交出《山界林权证》并违法抢种，反而获得几百、上千亩土地。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二、本案在实体法上，应当适用1986年生效或者1988年第一次修正的《土地管理法》。该法第五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的统一管理工作”；该法条第三款还明文规定“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工作”。因此，1989年11月3日岭背村与何洞村经潭头乡人民政府“同意核定”，其后由融安县土地局于1990年1月24日决定“维持原状，待处理”的《土地权属界线争议原由书》就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原由书”也已经由《县政府处理决定书》查实确认“在1989年何洞和岭背两村核界时，何洞村民小组与上大塘村民小组在该地上就已经发生了争议”（见该“处理决定书”P4第10—11行）。与此同时，在程序上，就应当适用2013年修订通过的《广西区土地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和第（九）项“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规定，确认《土地权属界线争议原由书》的证据效力。据此，1989年10月就应当作为本案土地权属争议的时间节点。当年的争议范围就应当是现在处理纠纷的土地范围，《县政府处理决定书》不应当把争议的时刻迟延到2012年之后并扩大争议地范围。因此，被告在处理本案土地纠纷时，不适用1986年生效或者1988年第一次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规定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行为。三、在1989年10月争议时间节点之后，三个第三人迟至2012年初才到原争议地范围抢种油茶、桉树、甘蔗、黄桅子等作物。他们的抢种行为，不但侵犯上大塘村民小组的合法权益，而且明显违反1989年11月潭头乡人民政府和1990年1月融安县土地局的管理决定。24年后，《县政府处理决定书》依照这种违反乡政府和土地局决定的行为所造成的恶果，给予第三人如此大的权益，显属《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规定的“主要证据不足的”行为。四、上大塘村民小组拥有保存于融安县档案馆的证号为2287号《山界林权证》和证号分别为2284、2285、2286号的《山界林权证登记表》。依照1986年或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一款“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规定以及依照《广西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山林权属证书”规定，属于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这些书证填写有整个争议山场，即使因为与第三人何洞村民小组的《山界林权证》填写范围发生重叠而不能全部拥有，也不能全盘否定历届政府的颁证效力而扩大争议地范围，把争议地北面界线往北移动，划走1983年就已经属于上大塘村民小组的部分土地给予新何洞村民小组。很显然，这种全盘否定历届政府核定《山界林权证》效力的不当行为，就是《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5目规定的“滥用职权的”行为。五、第三人新何洞村民小组与帽岭村民小组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提供他们的《山界林权证》，这就足以证明他们从未对原争议地内的土地曾经主张过权利。那么，这两个第三人在县土地局决定“维持原状，待处理”决定之后22年，于2012年才到争议地内外抢种林木，就明显违反《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而《县政府处理决定书》却以他们“有部分经营事实”作为理由，既划走争议地外上大塘村民小组的土地又划走原争议地内的大部分土地。就显然也属于“滥用职权”。综上事实和理由，《县政府处理决定书》因“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以及“滥用职权”，恳请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撤销融安县人民政府融政处字（2014）8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
第三人上大塘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老何洞村民小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融安县潭头乡岭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2、柳政复字（2014）86号复议决定书和复议文书送达回证；3、《山界林权证》、《山界林权登记表》；4、《土地权属界线争议原由书》；5、确权申请书3份；6、《融安县志》。
第三人新何洞村民小组述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的全部诉讼请求，融安县人民政府的融政处字（2014）8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得当，请求人民法院应予以维持。
第三人帽岭村民小组述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的全部诉讼请求，融安县人民政府的融政处字（2014）8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得当，请求人民法院应予以维持。理由：一、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明显存在瑕疵，其划定的山林界线都是没有经过山林界线双方勘察和签字确认的，因此，两证交叉重叠部分无效的。1、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是一份没有任何编号的证书，其面积登记也明显与事实不符。2、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因为双方存在交叉重叠，因此对交叉重叠部分应认定为无效。3、上大塘村民小组认为1990年的《土地权属界线争议原由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融政处字（2014）8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三、争议的山林历史以来都是帽岭村民小组的牧场和林地，且一直有耕种和放牧事实。1、帽岭村民小组没有《山界林权证》并不能说明争议的山林就不属于帽岭村民小组。2、自解放以来，帽岭村民小组对争议山林一直有放牧的牛路相通。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还开辟有机耕路。3、1984年，帽岭村民小组全村村民大多数通过“世行”贷款，在争议山地上种植杉木。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以下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1、。
经审理查明：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与第三人上大塘村民小组、新何洞村民小组、帽岭村民小组为“矿留”（地名）林地权属发生纠纷。争议地的四至界限为：东以374.9米高程往东依山脊至436.5米高程，再往南依山脊经435.2、440.2、447.0到312.8米高程止；南接东面终点往西依路到去上大塘的叉路，再往西到249.8米高程，再依冲槽上至坳止；西接南面终点依山脊往北经319.6、331.5、372.2、373.5到396.2米高程止；北接西面终点依山脊往东经333.0、248.5、312.0、403.2、416.6米高程，接东面起点止。争议地总面积3780亩。争议地内的附作物情况：1号争议地为火烧迹地；2号争议地为新何洞于2012年种植的油茶（同年5月被上大塘村民小组全部毁掉）；3号争议地为火烧迹地；4号争议地为老何洞（何洞亦称老何洞）2012年种植的桉树；5号争议地为老何洞2012年种植的甘蔗；6号争议地为老何洞种植的桉树；7号争议地为帽岭2012年种植的桉树；8号争议地为火烧迹地；9号争议地为1987年帽岭种的杉木火烧后的再生林木；10号争议地为老何洞2012年种植的桉树；11号争议地为老何洞2009年种的黄桅子；火烧迹地内有飞播马尾松残次林。被告在调处中查实：争议当事人均未能提供“林业三定”之前证明争议地权属的有效凭证。争议地大塘村民小组称为“矿留”，何洞村民小组称为“根留”，新何洞村民小组称为“坑里岭”西面坡地，帽岭村民小组称为“打抢坪”。帽岭村民小组和新何洞村民小组虽然未能提供拥有争议地的权属证书，但在争议发前他们均在争议地内有经营管理事实。争议地西北面与新河洞耕作区紧紧相连。岭背村上大塘村民小组提供了上大塘4生产队证号为2287的《山界林权证》和证号为：2283、2284、2285、2286、2287、2288、2289、2290、2291、2292等10份《山界林权登记表》。其中只有《山界林权证》和证号为：2284、2285、2286的《山界林权登记表》填有整个争议地山场，其余的《山界林权登记表》均未填有争议地山场。何洞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亦填写有整个争议地山场。在1989年何洞和岭背两村核界时，何洞村民小组与上大塘村民小组在该地上就已经发生了争议。以上事实有《现场勘查笔录》、《调查笔录》、上大塘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山界林权登记表》和何洞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以及《土地权属界线争议原由书》在卷佐证。
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组织双方调解未果，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融政处字（2014）8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柳州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23日作出柳政复字（2014）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融安县人民政府作出融政处字（2014）8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对原告老何洞村民小组与第三人上大塘村民小组、新何洞村民小组、帽岭村民小组之间的林地权属争议进行立案调处并作出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赋予其法定职权。县人民政府在调处过程中查实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山界林权证》存根中均填有现争议地在内，属一山多证，被告已按程序将重叠部分予以修正。被告融安县人民政府依据争议地经营管理状况，按照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作出融政处字（2014）8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请求撤销被告的处理决定，证据不足，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融安县潭头乡何洞村民委员会何洞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融安县潭头乡何洞村民委员会何洞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覃亿东
审 判 员 刘海涛
代理审判员 林随干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