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内0203行初36号
原告佟振宇，男，汉族，1976年1月26日出生，某公司职工，住包头市昆都仑区。
委托代理人杨忠慧（原告佟振宇之母)，女，汉族，1948年1月11日出生，退休教师，住包头市昆都仑区。
委托代理人张艳，内蒙古为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包头市昆都仑区民政局，住所地包头市昆都仑区。
法定代表人刘伟，该局局长。
行政负责人袁丽华，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超，男，回族，该局婚姻登记处副主任，住包头市九原区。
委托代理人王坤，内蒙古东方玉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佟振宇不服被告包头市昆都仑区民政局（以下简称“昆区民政局”）2006年1月4日的婚姻登记行政行为，于2017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立案后，于2017年7月20日向被告昆区民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佟振宇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忠慧、张艳，被告昆区民政局行政负责人袁丽华、委托代理人马超、王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佟振宇诉称，原告与刘雨利于2006年1月4日在被告昆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08年11月刘雨利带孩子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原告数次诉至贵院请求判决离婚，经法院查明，刘雨利是提供虚假信息与原告在被告处登记结婚。被告给原告办理结婚登记行为属于办理结果错误，导致原告利益受损，故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结婚登记行政行为，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佟振宇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被告结婚证两本，证明2006年1月4日原告佟振宇与刘雨利在被告昆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2014年某居民委员会、包头市公安局昆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刘雨利于2008年11月带孩子无故离家出走，至今未归；3、河口县公安局桥头边防派出所回函一份，证明经该派出所协查，该辖区并无刘雨利的人口信息登记，也无身份证号码为×××的人口；4、（2014）昆民初字第3433号民事判决书、（2015）昆民初字第375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2015年原告两次提起离婚民事诉讼，该两案中法院调查得知全国人口信息库中无刘雨利的身份信息，被告作出的结婚登记有错误；5、照片一张，证明照片上的人是刘雨利和原告的女儿；6、昆区少先路街道办事处友谊小区第二社区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刘雨利在2008年11月离家出走；7、2012年某居民委员会、包头市公安局昆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刘雨利于2008年11月带孩子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被告昆区民政局辩称，一、被告在履行职责时尽到了审查义务，颁发涉案结婚证行政行为在程序及法律适用上符合相关规定。原告与刘雨利于2006年1月4日登记结婚。被告调取原告该档案核查后确认原告与刘雨利在登记时，被告是严格按照《婚姻登记条例》及《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工作要求进行的审查，原告与刘雨利也按上述规定向被告提供了相应手续。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原告办理结婚登记当天所递交的男、女双方证件和证明材料经婚姻登记员审查和询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和《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所规定的实质要件，被告予以办理结婚登记的行为并无过错。《婚姻登记条例》赋予婚姻登记机关“服务”职能，而不是“管理”职能。被告对申请人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只有审查和询问的义务，婚姻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不具备真实性审查的条件与能力，对申请人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也不应承担鉴别真伪的法律责任。按照婚姻登记办理程序，原告与刘雨利于2006年1月4日在婚姻登记处亲笔填写了载有姓名、性别、国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婚姻状况等内容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并声明“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原告不应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婚姻申请。《婚姻登记条例》没有赋予婚姻登记机关对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行为的撤销权，原告因结婚登记引发的纠纷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同时原告应当证实刘雨利利用虚假的身份资料进行结婚登记这一事实。二、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亦不符合被告撤销婚姻登记法律规定，原告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除与刘雨利的婚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政部（法研[2002]81号）函复：“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向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其婚姻关系按一方当事人死亡处理”的文件规定，对于欺诈婚姻不作为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处理，由法院按离婚处理。既然按照离婚处理，那本案就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可知，被告履行撤销职能的婚姻状况只有一种，即一方存在胁迫行为与另一方登记结婚，要有胁迫证据并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经审查符合上述法规才予撤销该婚姻登记。原告所诉事由并不符合上述规定，被告无法撤销其婚姻登记。如存在原告所述情况，也非被告登记行为出现错误，而是原告与刘雨利的不当行为所致，请求人民法院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在法定期限内，被告昆区民政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结婚登记档案一套，具体包括，1、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1份；2、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2份；3、佟振宇身份证复印件及常住人口登记卡1页；4、刘雨利身份证复印件及常住人口登记卡1页。证明2006年1月4日原告与刘雨利到被告处登记结婚，按照婚姻登记相关规定被告要求登记双方出示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在核对本人与上述证件后，原告与刘雨利依规定填写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被告已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第二组依据，1、《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第七条；2、《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条、第七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佟振宇对被告昆区民政局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除了对刘雨利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本不认可外，其他的证据真实性均认可；2、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应该是对证件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才能对当事人进行颁发结婚证书的行为。3、不认可被告方的法律依据，我方认为行政行为存在瑕疵，不应该适用被告方所提到的法律条文进行处理该案。
对原告佟振宇提交的证据，被告昆区民政局的质证意见是：1、真实性认可，如果原告与刘雨利要获得结婚证，均需被告依据严格审查才会颁发该证据；2、不认可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该证据是2014年出具的，原告在2010年才搬到该社区，证明刘雨利2008年就离家出走不符合逻辑；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回函只能证明河口县公安局桥头边防派出所辖区内无刘雨利的身份信息；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判决不予离婚是因民事判决中的刘雨利无法到场；5、真实性认可，原告承认双方育有一女，说明刘雨利的自然人是真实存在的。
经审理查明，2005年，原告佟振宇在饭店吃饭时经人介绍，与一名自称来自云南省名叫“刘雨利”的女子相识。2006年1月4日，原告佟振宇与“刘雨利”一同到被告昆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两人在被告婚姻登记处填写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提交了二人合影照片，原告佟振宇提交了佟振宇的身份证、户口簿本人附页复印件，“刘雨利”提交了“刘雨利”的身份证、户口簿本人附页复印件，被告出具了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原告佟振宇与“刘雨利”在该表上予以签名。被告昆区民政局经审查后，认为双方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结婚条件，于当日进行结婚登记并为双方颁发了结婚证，男方为佟振宇，女方为“刘雨利”。结婚登记后“刘雨利”到原告家生活，于2008年2月20日生育了一名女孩佟某某。2008年11月20日“刘雨利”带孩子不辞而别离家外出，至今杳无音信。
2014年2月24日，原告佟振宇在本院起诉“刘雨利”离婚诉讼，因无法提供“刘雨利”住址，原告佟振宇自愿撤回了起诉。2014年9月23日，原告佟振宇又在本院起诉“刘雨利”离婚诉讼，本院（2014）昆民初字第34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离婚。2015年9月14日，原告佟振宇再次在本院起诉“刘雨利”离婚诉讼，经本院依法向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区分局查询，在全国人口登记库中没有涉案“刘雨利”的相关信息，其身份证编码亦有错误，根据“刘雨利”结婚登记时提交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本院依法向其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的户籍地云南省河口县桥头乡边防派出所发出协查函，回函表示该辖区无“刘雨利”的人口信息登记，亦无身份证号码为×××的人口，后本院以“被告不明确”作出了（2015）昆民初字375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佟振宇的离婚起诉。原告佟振宇在三次起诉“刘雨利”离婚诉讼均未果后，故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昆区民政局结婚登记行政行为。
另查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追加“刘雨利”为本案第三人，但根据本院（2015）昆民初字3753号生效民事裁定书，证实本案“刘雨利”的身份及户籍信息均不存在，本案“刘雨利”的身份属于虚构，追加其为第三人没有实际意义。
以上事实有，1、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1份；2、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2份；3、佟振宇身份证复印件及常住人口登记卡1页；4、刘雨利身份证复印件及常住人口登记卡1页；5、结婚证两本；6、2014年某居民委员会、包头市公安局昆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7、河口县公安局桥头边防派出所回函一份；8、（2014）昆民初字第3433号民事判决书、（2015）昆民初字第3753号民事裁定书；9、照片一张；10、某社区出具的证明一份；11、某居民委员会、包头市公安局昆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该条例第四条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被告昆区民政局作为区级民政部门具有办理包头市昆都仑区行政区域内内地居民申请婚姻登记的法定职责，系本案适格被告。被告昆区民政局对原告佟振宇与“刘雨利”所作的婚姻登记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据此说明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供本人真实合法的身份证明材料。《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的，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据此说明婚姻登记机关对申请登记的当事人提交的证明材料具有审查的义务。
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结婚登记申请，既要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真实，还要审查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结婚自愿、法定婚龄、无禁止结婚情形等结婚条件，以确保结婚登记结果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相一致。本案中，被告昆区民政局在办理原告佟振宇与“刘雨利”的结婚登记时，根据双方提供的户口簿、身份证及其本人对身份信息等情况真实性所作的声明，办理了结婚登记，并颁发了结婚证。被告对“刘雨利”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进行审查时因受客观技术条件所限，未能识别“刘雨利”身份证明材料的真伪，以致被骗取婚姻登记，被告在办理本案结婚登记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并无过错。申请结婚登记要求提交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就是保证婚姻登记申请人不仅是自然人，而且是法律上的人，保证申请登记双方当事人结婚意愿的真实性。婚姻登记当事人向登记机关提交本人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属于婚姻登记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之一，本案“刘雨利”在其申请结婚登记时提交的身份证明材料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已认定并不存在，虚构的身份证明材料既不能作为本案婚姻登记的依据，更无法说明“刘雨利”虚构身份掩盖下的自然人的真实意愿。据此，被告昆区民政局为原告佟振宇与“刘雨利”办理本案结婚登记并颁发结婚证之行政行为失去了合法存在的基础，依法应予以撤销。原告佟振宇在向本院第三次提起离婚民事诉讼时才得知“刘雨利”在结婚登记时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实际上并不存在，致使原告不能通过正常的离婚民事程序来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其婚姻登记行政行为，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包头市昆都仑区民政局于2006年1月4日为原告佟振宇与“刘雨利”作出的结婚登记。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预交），由被告包头市昆都仑区民政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季 友
人民陪审员 李淑红
人民陪审员 王小钢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 静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第二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