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6民初8557号原告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俞建国。委托代理人刘大卫，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凯云，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姚新宇，女，196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龙泉市。被告吴务伟，男，1967年3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龙泉市。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颖佩，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李文静，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姚新宇、被告吴务伟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宋东来独任审判，于2016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胡凯云，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颖佩、李文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诉称，2013年2月17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为两被告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提供法律服务，两被告支付前期律师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60000元，若两被告免于刑事处罚或无罪，每人应当按每小时2000元共计100小时，支付律师费100000元，合计200000元。2015年12月28日，因两被告没有犯罪事实，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以下简称公安黄浦分局)出具《终止侦查决定书》。原告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法律服务，也达到了约定的目的，但两被告却拒绝支付相应律师费。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律师费200000元。被告姚新宇、被告吴务伟共同辩称，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的特别约定，属于刑事案件中变相的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为无效。原告为两被告提供的刑事案件代理工作，在公安黄浦分局于2013年12月26日向两被告出具《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时就已经结束。之后原告所做的工作，两被告并不知情。两被告已经实际支付律师费60000元。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该费用包含了三个阶段的费用。两被告已经按约履行了付费义务，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17日，原告(乙方)与两被告(甲方)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两被告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委托原告，由原告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原告提供法律服务的范围包括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申诉阶段等三个阶段，律师费为60000元(该费用包括一个阶段或二个到三个阶段)。该合同第九条特别约定，如甲方被判决缓刑，甲方应当给予乙方承办律师费用为按每小时2000元，总计12.5小时支付律师费用每人合计25000元；如果甲方被免于刑事处罚或者无罪，甲方应当支付乙方承办律师按每小时2000元，总计100小时支付律师费用每人合计100000元，不包括已经支付的律师费。两被告在该合同上签名，该合同上还盖有原告的公章。两被告已经实际向原告支付律师费60000元。2013年12月26日，公安黄浦分局分别向两被告出具《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和《退还保证金决定书》，对两被告解除强制措施，并退还保证金。2015年12月28日，公安黄浦分局因两被告没有犯罪事实，向两被告出具《终止侦查决定书》。审理中，原告称，两被告因黄浦区延安东路XXX号四川大楼发生部分房屋坍塌事故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13年2月17日，原告接受两被告委托后，提供的服务包括申请补充鉴定、与办案警官沟通协调、出具两被告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个人意见书、提出撤案或者终止侦查的请求并将书面请求寄送相关部门等。原告提供了自行制作的工作记录表，旨在证明原告为两被告涉嫌的刑事案件做了大量工作。该份工作记录上有工作内容、时间等内容，并有承办律师和原告律所主任的签名，但没有两被告的签名。原告律师寄送撤销案件请求书时与两被告进行过沟通，两被告也承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两被告被取保候审后，原告律师做了大量工作，两被告涉嫌的刑事案件才最终被撤销。原告认为，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不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双方合同第九条的特别约定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有效。原告向两被告强调过系按照工作量及刑事案件结果进行收费，两被告当时也是认可的，该约定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两被告称，原告提供的工作记录中记载的工作时长是原告单方面记录，并未经两被告签字确认，其中有几项工作记录的时长明显违背常理。2013年12月26日，公安黄浦分局出具《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后，两被告已经没有人身自由的限制，两被告认为撤案并无必要，故要求原告律师集中精力代理民事案件，对于之后原告律师在代理刑事案件上所做的工作并不清楚。两被告认为，刑事案件的追诉和审理是国家司法机关的任务，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安全。双方约定以刑事案件结果作为收费前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为无效。《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虽属于部门规章，但有上位法《律师法》的授权。原告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尽心尽力提供服务，两被告已经支付了三个阶段的律师费60000元，原告所付出的劳动也是在履行合同义务。以上事实，除了原告与两被告的陈述外，有原告提供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取保候审决定书》复印件，原告律师出具的个人意见复印件、补充鉴定意见书复印件、撤案申请书复印件、邮政快递回单，公安黄浦分局档案材料复印件，原告自行制作的工作记录，两被告提供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复印件、《退还保证金决定书》复印件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律师费用的收取应当合法、合理，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与委托人约定的费用收取方式、标准等事项应当符合规定。本案中，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特别约定，若两被告免于刑事处罚或者无罪，每人应当按照每小时2000元，支付100小时的律师费用100000元。该条文虽然约定按照服务时间收费，但适用的前提却是两被告无罪或免于刑事处罚，且约定的服务时长也是固定的。即达成两被告无罪或免于刑事处罚的结果，方能适用该收费方式，该约定属于风险代理收费。而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原告主张合同的效力应以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认定标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能作为认定该约定无效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虽然属于部门规章，但《律师法》第五十九条已明确规定，“律师收费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关于“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属于上位法律授权制定的规定，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两被告抗辩称《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的约定属于风险代理收费，该约定无效，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该约定没有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属于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该约定应当有效，本院不予认可。双方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除该风险代理收费约定无效外，其余部分合法有效。原告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两被告理应支付相应的律师费。双方均认可两被告已经支付了律师费6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两被告抗辩称在两被告被解除取保候审后，原告提供的刑事案件代理工作已经结束，但对此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对于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认可。至于原告强调的基于自身专业知识从事了大量工作才使两被告涉嫌的刑事案件被撤销，本就是原告律师勤勉履行合同义务的体现。结合原告提供的法律服务，两被告支付律师费60000元，尚属合理。现原告依据《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特别约定要求两被告再支付律师费200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2150元，由原告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东来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潘 雯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九条律师收费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6gt;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四、《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