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0203民初802号
原告：克拉玛依市一健新能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克拉玛依市。
法定代表人：赵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男，196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总经理，住克拉玛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菡，新疆玺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住所地：克拉玛依区。
经营者：冀社书，男，195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克拉玛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冀国强，男，198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克拉玛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小山，新疆先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冀利敏，女，汉族，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负责人。
原告克拉玛依市一健新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健公司）诉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冀利敏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一健公司之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王菡，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冀国强、侯小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冀利敏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一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款7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10月4日，因工作需要，原告公司员工至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处购买长度为30米的安全绳，随后，原告公司员工王雄川进行使用，在使用过程中，该绳索突然断裂，致使王雄川自五楼坠落，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相关安全部门随即对事故展开调查，并与原告协调善后事宜，最终原告向死者家属支付各项人身损害赔偿金700000元，截止目前已经全部支付完毕。2016年11月21日，克拉玛依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原告下发”克拉玛依市一健新能商贸有限公司”10.4”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受害人王雄川高空作业时绳索突然断裂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而该绳索系被告销售，属于”三无”产品。原告认为，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作为安全绳索的销售者，被告冀利敏系上述经销部的实际经营者，其销售”三无”产品的行为对受害人王雄川的死亡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辩称，现不清楚导致王雄川死亡的绳索是否是从被告处购买。安监局的调查结果证实王雄川的死亡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原告应当承担责任。原告的员工刘永明与被告经销部的工作人员很熟悉，其请示公司领导购买了绳索。刘永明购买的绳索是用于捆扎物品，不能用于高空作业，其购买绳索时未告知被告其绳索用途。王雄川在女儿墙切口处系绳索，可能绳索断裂是因为绳索与女儿墙切口摩擦造成的。且高空作业人员缺乏高空作业资质。原告出售的绳索是否符合安全性是需要鉴定的，现无证据证实原告的绳索不符合质量要求。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数额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被告经销部的实际经营者为冀社书，应当由冀社书承担责任。冀利敏系受雇人员，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冀利敏未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0月4日上午，原告一健公司负责人赵建安排员工刘永明、王雄川至克拉玛依区教育小区26幢32号房屋进行太阳能热水器外部辅助电加热电源线的更换，并要求刘永明在作业前去购买更换过程中需要使用的绳索。2016年10月4日上午11时35分左右，刘永明到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购买了30米长的16#绳索。当日13时30分许，刘永明、王雄川达到作业现场，发现盖楼房的烟道被杂物堵塞，二人决定从北侧外墙将太阳能热水器辅助电加热导线沿外墙铺设，在对作业现场进行检查后，刘永明对王雄川进行班前安全讲话，叮嘱其戴好安全帽及二次保险绳索，做好防坠措施，王雄川觉得戴安全帽麻烦，只使用了新购买的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16#绳索，单根固定在楼顶两台热水器的支架上，王雄川自行绑好绳索后，进行了现场冲击试验，此后开始高处作业。因楼顶女儿墙遮挡视线，刘永明在王雄川下降后，在左侧2米处从侧面对王雄川进行作业观察，王雄川在六楼将导线困扎在防护栏上后，继续下行到五楼处时绳索突然断裂，王雄川坠落。当日，王雄川被送往医院，后因伤重救治无效死亡。克拉玛依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区纪委监察局、区总工会、区人社局和区检察院组成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并由克拉玛依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克拉玛依一健新能商贸有限公司”10·4”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认定本次事故造成王雄川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928400元，事故发生直接原因：1、王雄川违反操作规程，在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进行高处作业时，绳索突然断裂，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1、一健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单位未能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存在漏洞。2、王雄川在明知自己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还执意违反操作规程进行高处作业。刘永明在购买绳索时，未选择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产品，缺乏安全防护意识；在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监护时，对作业人员王雄川违反操作规程作业的行为，未及时进行制止，未尽到现场安全监护职责。一健公司未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对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对于”习惯性违章”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安全提示和安全监护流于形式，未做到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3、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作为绳索销售单位，销售的16#绳索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未在外包装上标明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涉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其未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和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及其他表示；未采取措施和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2016年10月8日，原告一健公司（甲方）与死者王雄川之父王平儿及其妻康福霞（乙方）达成《一次性死亡赔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赔偿金额：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各项赔偿金合计人民币70万元（大写：人民币柒拾万元整），该费用包含：孩子抚养费及一次性死亡补助金等费用。上述赔偿金额及内容经乙方确认同意后，甲方应一次性付清给乙方，乙方得到该项赔偿后不得再向甲方主张任何赔偿或补偿费用。此外，在乙方收到全部款项之前所发生的所有杂费（亲属食宿费）由甲方承担。在乙方收到全部款项之后的所有杂费由甲方自行承担。同时乙方及其亲属自愿放弃基于王雄川伤亡所享有的仲裁、诉讼权利，不得再就伤亡赔偿事宜向甲方提出任何形式的赔偿要求；不得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本事件或有任何异议，如果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利追回支付给乙方的全部款项，乙方应无条件退还甲方所支付全部款项。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二、甲方于2016年10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本合同所约定的赔偿金，支付方式为现金或转账（如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款，甲方必须付款到乙方指定账户），乙方在收到赔偿金并确认无误后，给甲方开具收款凭条。该款项由乙方亲属间自行分配。如由分配引发争议，概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2016年10月9日，死者王雄川之父王平儿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载明其收到赔偿款700000元。现原告认为二被告作为绳索销售者应当向其承担赔偿责任，故诉至本院。
另查，原告自认死者王雄川自2015年4月至2016年10月4日期间均在原告公司工作，从事维护安装的工作。
另查，王雄川（身份证号码：×××）于2016年10月4日因高空坠落死亡。王平儿（身份证号码：×××）系王雄川的父亲，于1957年9月22日出生。王佳和（身份证号码：×××）系王雄川的长女。王佳乐（身份证号码：×××）系王雄川的次女。上述人员均为农村户籍，户籍所在地均在甘肃省甘谷县。
另查，克拉玛依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0月5日对被告冀利敏作的询问笔录中载明：”问：购买的过程中说买的用途了吗？答：没有。问：这个绳子的用途是什么？答：盖篷布、捆绑的绳子。问：这个绳子可不可以用作高空作业绳子？答：最好要用粗一号的绳子18号的绳子，16号的绳子是2.8元一米，18号的绳子4元一米，最后他购买的时16号细绳。......问：供货商这个安全绳有合格证吗？答：没有，进过来后，直接是一捆约400米进过来的，没包装，没厂家，没商标。......”被告冀利敏在该询问中自认为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的负责人，于2000年接收该经销部。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出示并质证的收款收据、户籍信息、《一次性伤亡赔偿协议书》、《克拉玛依一健新能商贸有限公司”10·4”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案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民事赔偿责任主体及具体的赔偿数额。关于民事赔偿责任主体。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作为绳索销售单位，销售的16#绳索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未在外包装上标明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涉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其未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和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及其他表示；未采取措施和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明知其销售的16#绳索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未在外包装上标明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其未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和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及其他表示；未采取措施和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第三十四条”销售者应当采取措施，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第三十六条”销售者销售的产品的标识应当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死者王雄川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在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进行高处作业时，绳索突然断裂，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原告一健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单位未能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存在漏洞。原告一健公司的员工刘永明在购买绳索时，未选择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长厂名和厂址的产品，缺乏安全防护意识；在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监护时，对作业人员王雄川违反操作规程作业的行为，未及时进行制止，未尽到现场安全监护职责。原告一健公司未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对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对于”习惯性违章”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安全提示和安全监护流于形式，未做到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故原告一健公司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考虑到原告一健公司明知购买的绳索为三无产品且进行高空作业，对其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考虑到原、被告的过错程度，由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由原告一健公司承担70%的赔偿则。关于被告冀利敏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被告冀利敏于2016年10月5日在克拉玛依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笔录中自认于2000年开始接受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故被告冀利敏应当与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共同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原告与王雄川的亲属王平儿、康福霞签订的《一次性伤亡赔偿协议书》，原告向其支付的赔偿款的项目为：未成年抚养费、老人赡养费、一次性伤亡补助金等费用，原告主张上述费用为因王雄川死亡，原告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先行垫付的赔偿款。鉴于原告不是侵权责任赔偿义务人，但已向死者王雄川的亲属支付了700000元的赔偿款，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赔偿其向受害人亲属支付的赔偿费用。
关于赔偿数额。原告主张其向死者王雄川亲属支付的赔偿款项目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抚慰金，根据原告与死者王雄川亲属签订的《一次性伤亡赔偿协议书》，双方约定原告支付的赔偿款包含孩子抚养费、老人赡养费、一次性死亡补助金等费用，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符合协议书约定的项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主张按照2015年度的标准计算各项赔偿款，系其对民事权利义务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为3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考虑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本案中，原告不是侵权案件受害人亦不是侵权案件的赔偿权利人，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
关于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死者王雄川自2015年4月在原告处工作，且王雄川死亡时仅为29周岁，按照2015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6274.66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为525493.20元（26274.66元/年×20年）。
死者王雄川亲属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鉴于王雄川之父王平儿于1957年9月出生且系农村户籍，王雄川死亡时，王平儿年满59周岁，未满60周岁，故王雄川之父王平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额为2566元（7698元/年÷3）；王雄川之长女王佳和于2011年10月14日出生，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时间为13年（18年-5年），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年赔偿额为3849元（7698元/年÷2）；王雄川之次女王佳乐于2015年10月30日出生，王雄川死亡时其不满1周岁，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时间为18年，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年赔偿额为3849元（7698元/年÷2）。被扶养人为王平儿、王佳和与王佳乐的13年期间，三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698元，因此在该期间的三名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698元计算为100074元（7698元/年×13年）。被扶养人为王平儿与王佳乐的5年期间，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未超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19854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32075元[（2566元/年+3849元/年）×5年]；被扶养人为王平儿2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5132元（2566元/年×2年）。综上，三名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为137281元（100074元+32075元+5132元）。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超过上述数额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应计算死者王雄川父母的被扶养生活费，原告未提供王雄川母亲的相关信息，缺乏计算其母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依据，故本院未计算其母亲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关于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作标准5076.17元/月（60914元÷12月），故丧葬费应为30457元。
综上，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丧葬费总额应为693231.20元（525493.20元+137281元+30457元）。原告向死者王雄川亲属支付的赔偿款超出693231.20元的部分，系原告自愿支付的部分，无权向被告主张追偿的权利。鉴于原告对王雄川的死亡应当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冀利敏与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共同对王雄川的死亡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且原告已按协议书约定支付了赔偿款，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款项为207969.36元（693231.20元×30%）。原告主张要求二被告支付超出上述款项的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被告冀利敏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当庭答辩及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与冀利敏向原告克拉玛依市一健新能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垫付赔偿款207969.3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克拉玛依市一健新能商贸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00元、邮寄送达费32.40元，由原告克拉玛依市一健新能商贸有限公司负担3780元，由被告克拉玛依区鑫发物资经销部与冀利敏负担1652.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力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任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