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绍民终字第10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百洲印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莫小兔。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韩燕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建德市路通纺织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光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仁朝。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程幸福。
上诉人绍兴百洲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洲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建德市路通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通公司）、李伟国、陶仁朝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2009）绍民初字第5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百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燕华，被上诉人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光清，被上诉人李伟国，被上诉人陶仁朝的委托代理人程幸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曾于2006年9月19日汇入被告百洲公司帐户40000元，于2007年8月27日汇入被告李伟国帐户24000元。被告李伟国系被告百洲公司的业务员，其收到的24000元已交付给公司。陶仁潮于2008年9月22日起诉路通公司，要求其支付加工款。该案中路通公司主张曾代陶仁潮支付百洲公司印染款64000元（系本案讼争款项），被告陶仁潮不予认可，后法院不作认定，告知路通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李伟国出具《证明》一份交原告为凭，证明主要内容：“上述两笔款项系路通公司根据陶仁潮的指定，代陶仁潮向百洲公司支付的印染款，该两笔款项在百洲公司财务账上已记入陶仁潮已付款中，陶仁潮应付百洲公司的印染款总额已作相应扣减。另原告与百洲公司的业务往来与上述款项无关。”原告遂以不当得利诉至法院要求处理，酿成纠纷。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包括给付型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之不当得利，本案原告将64000元主动给付被告，事后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是为给付型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上的原因即为欠缺给付原因，包括自始欠缺给付原因和嗣后欠缺给付原因。本案中，原告诉称给被告百洲公司汇款64000元，系代陶仁潮支付的货款，后因陶仁潮不予认可，被告百洲公司占有这笔款项无法律依据。因此本案系嗣后欠缺给付原因的不当得利。原告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初始给付原因为代陶仁潮支付货款及给付后给付原因消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为证明初始给付原因，提供了被告李伟国签字的证明一份，证明64000元系原告代陶仁潮支付的印染款，且该款和原告与被告百洲公司间的业务往来无关。被告李伟国辩称为路通公司出具证明，是为了收回原告尚欠被告百洲公司的货款，是在原告打印好的证明上签字的。对此，被告李伟国系业务经办人，知道本案有关情况，其出具的证明内容具有可信性，且其并未否认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证明》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被告该项辩称，无依据证明，不予采纳。由此原告主张当初汇款系代陶仁潮支付64000元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08）越民二初字第2248号判决书可以证明被告陶仁潮不予认可原告曾代其支付64000元货款，即给付原告已经消失。因此，现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百洲公司返还64000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被告百洲公司在原告给付原因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仍继续占有本案讼争款项且借故拒不返还，由此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被告百洲公司应予赔偿。现原告要求利息计算自本案起诉之日开始，予以照准，其要求利率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理由不足，不予支持。被告百洲公司虽举证证明其与原告之间有业务往来，原告尚欠其货款，但被告李伟国出具的证明中已写明，本案讼争款项与原告路通公司与被告百洲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无涉，被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百洲公司收受这64000元货款有合法根据。被告李伟国系百洲公司职员，其收到原告汇入的24000元已如数交入公司财务，故李伟国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陶仁潮并非64000元的占有人，因此原告要求陶仁潮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绍兴百洲印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原告建德市路通纺织品有限公司64000元，并偿付该款自2009年10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归还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被告绍兴百洲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百洲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路通公司陈述的两张汇款单，均是其应付给上诉人的印染加工费，双方有长达三年的业务往来。二、路通公司与陶仁潮的货款纠纷与上诉人无关。2008年11月17日路通公司用事先打好的一张证明要求李伟国签字，又要求上诉人盖章遭到上诉人拒绝。李伟国于2009年11月22日出具情况说明书指出，其于2008年11月17日出具证明的目的是为了收回路通公司尚欠上诉人的6.6万元欠款，因当时路通公司没有给上诉人出具任何欠款手续。三、李伟国出具的证明上证明单位一栏没有上诉人盖章，且李伟国只是业务员，在没有上诉人授权、内容又远超业务范围情况下，该证明没有证明力。四、上诉人在三年的业务往来中开给路通公司增值税发票几十万元，路通公司尚欠上诉人货款6.6万元，并已出具承诺书。故6.4万元并非不当得利款。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路通公司辩称：2006年至2007年9月路通公司与上诉人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在这期间是陶仁朝跟上诉人有业务往来。因路通公司向陶仁潮购买面料，而陶仁潮个人无法开具发票，故陶仁潮让上诉人将含税的发票开给路通公司。领取面料确认签字都是陶仁朝在操作。2007年9月后路通公司与上诉人直接发生业务往来，就由路通公司自己的人去确认签字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伟国辩称：2008月11月17日，许光清的儿子拿来这张打印好的证明让我签字。因为当时路通公司还欠百洲公司6万余元款项，许光清的儿子说如果我不签字，该6万余元就不还了，所以我才签了字。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陶仁潮辩称：路通公司没有代陶仁潮向百洲公司支付货款，陶仁潮起诉要求路通公司支付材料款案件中不包含百洲公司与路通公司之间业务往来部分。路通公司认为是向陶仁朝购买成品，则应证明其支付给陶仁朝的款项中包含支付给百洲公司的加工费。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上诉人百洲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共12份，包括在一审中提供的9份），用以证明百洲公司共开路通公司增值税发票金额为419050元，本案讼争的64000元即包含在内，此外，百洲公司起诉路通公司要求其支付的66000元发票未开。被上诉人路通公司对此认为，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些发票均发生在2007年8月之前，是陶仁朝与百洲公司的业务往来，只是发票开给路通公司而已；路通公司跟百洲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增值税发票不包括在内；路通公司与陶仁朝的业务往来至2007年8月31日为止；路通公司欠百洲公司66000元是事实。被上诉人李伟国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陶仁潮认为，上述证据系路通公司与百洲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发票，陶仁潮不清楚。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合法性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述及。
其余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出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代付一节事实外，其余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围绕上诉请求和理由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路通公司主张其支付给百洲公司的64000元系代陶仁潮支付，百洲公司持有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并提供了生效民事判决及李伟国出具的证明。经审查，李伟国在一、二审中均陈述其在该证明上签字是为了收回路通公司欠百洲公司的货款。而百洲公司在一、二审中提供了增值税发票，证明其与路通公司自2006年起存在业务往来，路通公司主张的64000元系其支付给百洲公司的应付货款。本院认为，路通公司提供的李伟国证明已被李伟国本人陈述否定，结合百洲公司提供的抬头为路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及陶仁潮一直对路通公司主张的代付事实予以否认，路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64000元系其代陶仁潮支付百洲公司的印染款，属于百洲公司不当得利，同时其主张增值税发票所涉业务名为路通公司，实系陶仁潮，依据和理由均不足，据此，路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百洲公司、李伟国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64000元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上诉人百洲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致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2009）绍民初字第510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建德市路通纺织品有限公司要求上诉人绍兴百洲印染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李伟国共同返还64000元及支付利息、并由被上诉人陶仁潮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合计2800元，由被上诉人建德市路通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卫东
审判员 楼晓东
审判员 金湘华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吴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