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3民初856号原告：罗小芳，女，197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林英，女，193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吴文洪，男，200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吴燕琴，女，199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温建锋，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智锟，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海洋，男，199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自治县。被告：杨贵文，男，198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自治县。原告罗小芳、林英、吴文洪、吴燕琴诉被告邓海洋、杨贵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罗小芳、林英、吴文洪、吴燕琴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温建锋、朱智锟，被告邓海洋、杨贵文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案件事实一、事故发生概况：2016年11月18日6时0分，邓海洋驾驶悬挂粤Ａ×××××号牌二轮摩托车（经查询为套牌车辆，发动机号：F2015294；车架号码：2602294，经查询无注册登记记录，无保险）搭载乘客邓红、邓国红以43.88Km/h行驶速度沿广州市增城区朱宁公路由北往南方向靠道路中心双黄实线行驶，吴某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以29.25Km/h行驶速度沿广州市增城区朱宁公路由南往北靠道路中心双黄实线行驶，途经朱宁公路宁西公路幼儿园路段，双方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吴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双方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邓海洋弃车逃逸。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邓海洋驾驶使用其它车牌号牌的二轮摩托车超速行驶、超载1人，未在最右侧车道通行，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吴某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未在最右侧车道通行，其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综上，交警部门认定邓海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吴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三、受害人概况：吴某，1967年9月14日出生。事发后，吴某被立即送往广东省水电医院治疗。次日（即2016年11月19日），吴某因抢救无效死亡。四、赔偿权利人概况及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1.罗小芳，本案原告，系死者吴某的妻子；2.林英，本案原告，系死者吴某的母亲，林英共生育了包括死者吴某在内的4名子女。3.吴文洪，本案原告，系死者吴某的儿子。4.吴燕琴，本案原告，系死者吴某的女儿。五、医疗费：54599.33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治疗费54599.33元，提供了广东省水电医院病历、费用明细汇总清单、医疗发票等。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本案中，吴某因案涉交通事故受伤抢救治疗，共产生医疗费54599.33元，有医疗费发票及费用明细汇总清单为凭，本院予以支持。六、丧葬费：36329.50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丧葬费按照2015年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72659元/年计6个共计36329.50元。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经查，2015年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2659元/年，故原告可获得的丧葬费为72659元/年÷2=36329.50元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843299.19元。1.原死亡赔偿金：695144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按照2015年度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元/年计算，因吴某死亡时49岁，故计算20年为695144元。原告提交了户口本、证明等。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城乡标准问题，本院认为，当前社会上人员流动性较大，持有农村户籍的人常年在城镇居住生活的情况并不鲜见，有关其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应当从其经常居住地、工作地或者薪酬获取地（主要收入来源地）等方面来综合考虑。本案中，原告的户籍地址虽然为农村，但根据其提交的证据显示，死者吴某生前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业，故其死亡赔偿金应参照城镇标准计算。经查，2015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757.2元/年。吴某死亡时年满49周岁，依法应当计算20年的死亡赔偿金。综上，本案中原告可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为:34757.2元/年×20年=695144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148155.19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按照2015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5673.1元/年计算，其中吴文洪的扶养年限为9年0.5个月，扶养义务人为2人，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6063.806元；林英的扶养年限为5年，扶养义务人为4人，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2091.375元。原告提交了亲属关系证明、户口本、出生证等。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首先，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城乡标准问题。本院认为，被扶养人生活费来自于扶养人，其法理基础在于扶养人对被扶养人所负有的扶养义务，被扶养人生活水平的高低决定于扶养人而不是被扶养人。本案中，原告可获得的死亡赔偿金参照城镇标准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次，关于扶养年限问题。被扶养人为成年人的，其生活费按年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其生活费按月计算。本案中，死亡的儿子吴文洪出生于2007年12月4日出生，截至吴文洪死亡时（2016年11月19日）已满8周岁11个月，还应计算9年1个月（109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的母亲林英出生于1935年12月16日，截至吴文洪死亡时（2016年11月19日）已满80周岁，还应计算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再次，关于扶养义务人的人数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吴文洪的扶养义务人为2人，林英的扶养义务人为4人。最后，经查，2015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5673.1元/年。故吴文洪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673.1元/年÷12月×109月÷2人=116598.66元，因原告仅主张116063.806元，系对自身权利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林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673.1元/年×5年÷4人=32091.38元。综上，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6063.806元+32091.38元=148155.19元。以上相加构成死亡赔偿金总数为843299.19元（695144元+148155.19元）。八、交通费：1000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2000元，未提供相关票据，具体数额请法院酌定。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原告为办理死者丧葬事宜的确存在有交通费的实际发生，考虑到死者亲属从其居住地或工作地到事故发生地的距离、处理丧葬事宜所需的时间、人数、交通工具的选择等因素，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九、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提交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等证据。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吴某因案涉交通事故死亡，的确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利于抚平其精神损伤，综合考虑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赔偿金100000元过高，本院酌情支持70000元。十、住院伙食补助费：0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提交了广东省水电医院病历。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住院伙食补助费是指因发生交通事故遭受损害后，因受害人在医院治疗期间支出的伙食费超过平时在家的伙食费用，而由加害人就其合理的超出部分予以赔偿的费用。本案中，吴某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特重型颅脑损伤、急性失血性休克等，入院后进行了开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等手术，故吴某在住院期间根本无法进食，其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十一、误工费：63.17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误工费87.13元，按照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895元/月计算，故误工费为1895元/月÷21.75天=87.13元，提交了广东省水电医院病历。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吴某发生案涉交通事故时年满49周岁，具有劳动能力，其主张按照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895元/月计算误工费合理，但每月应按30天计算。故原告可获得的误工费为：1895元/月÷30天=63.17元。十二、护理费：100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护理费100元，提交了广东省水电医院病历。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吴某事发后住院1天，其伤情严重，确需护理，故原告主张护理费100元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十三、家属住宿费：0元。原告主张及证据：原告主张家属住宿费450元，未提交相关证明。被告邓海洋、杨贵文的答辩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法院认定及理由：考虑到本次事故原告均居住在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其处理丧葬事宜的地点距离其居住地较近，且原告并未提交票据证实该笔费用实际支出，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十四、受害方已获得赔偿情况：庭审时，原告陈述事发后被告邓海洋的大哥向殡仪馆为死者垫付丧葬费32200元，但原告方实际仅使用了14308元，剩余的17892元扣在殡仪馆，因收费票据在邓海洋大哥处，故原告无法申请将多出的费用退回。十五、机动车使用人与其他赔偿义务主体：被告杨贵文系粤Ａ×××××套牌车辆的实际车主，事发时由被告邓海洋驾驶。庭审中，被告邓海洋陈述其系被告杨贵文的雇员，两人是雇佣关系，事发时被告邓海洋驾车履行职务。被告杨贵文对被告邓海洋的陈述予以确认。十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2017年4月6日，本院作出（2017）粤0183刑初62号《刑事判决书》，邓海洋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七、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邓海洋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住宿费等共计711567.60元（案涉交通事故造成原告的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036965.141元，邓海洋承担主要责任，应承担70%，共计725875.60）；2.判令被告杨贵文对被告邓海洋的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裁判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赔偿义务人应对交通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交警部门对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因原、被告双方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首先，关于赔偿主体的确定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杨贵文系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为套牌机动车的管理人和所有人，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邓海洋系被告杨贵文的雇员，事发时正在履行职务，作为雇主的杨贵文应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被告邓海洋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超速行驶、超载1人，且发生事故后逃逸等诸多违法行为，被交警部门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故可以认定被告邓海洋属于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应与雇主杨贵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次，关于赔偿责任的分配问题。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方依法应当承担的强制义务，而法律设立交强险制度在于保障受害人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杨贵文系交强险投保义务人，肇事司机邓海洋系直接侵权人，肇事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受害人吴某的损失应由杨贵文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予以赔偿，邓海洋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但原告方并未主张两被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综上，原告的损失由被告杨贵文按照70%的比例承担，被告邓海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后，经本院结合相关证据核定，本案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有：1.医疗费54599.33元；2.丧葬费36329.50元；3.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843299.19元；4.交通费1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6.误工费63.17元；7.护理费100元。上述损失合计1005391.19元，被告杨贵文一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703773.83元（1005391.19元×70%）。又因事发后，被告邓海洋为死者吴某垫付丧葬费14308元，该款项可在被告杨贵文、邓海洋赔偿数额中予以扣减，扣减后，被告杨贵文、邓海洋仍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689465.83元（703773.83元-14308元）。综上，原告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但请求过高部分，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贵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罗小芳、林英、吴文洪、吴燕琴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合计689465.83元；二、被告邓海洋对被告杨贵文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罗小芳、林英、吴文洪、吴燕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58元，由被告邓海洋、杨贵文负担5294元，原告负担16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张杰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政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同意套牌的，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九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五、《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