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0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玉锋，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喜云，女。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权德，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詹锦敏，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焕雄，男。
委托代理人：佘涛，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戴良奎（又名：戴鸿、戴少栓），男。
上诉人邓玉锋、李喜云与被上诉人王焕雄，原审被告戴良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2）东三法民一初字第5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9月10日，王焕雄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邓玉锋、李喜云、戴良奎立即返还王焕雄借款本金100万元整；2.邓玉锋、李喜云、戴良奎支付借款利息445427.78元（截止到2012年8月31日），并自2012年9月1日起继续按照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利率标准的四倍向王焕雄支付利息，直至本金还清之日止。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玉锋和李喜云是夫妻关系，王焕雄和邓玉锋、李喜云是朋友关系。王焕雄起诉主张，邓玉锋因经营“戴锋模具厂”资金周转不来而向王焕雄借到100万元整，为此提供王焕雄与邓玉锋于2010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为证。《协议书》内容为：“一、经双方商定，王焕雄投一百万元人民币整给邓玉锋作为投资经营戴锋模具厂，时间由本协议签订起为期两年。期满届时，邓玉锋需即时向王焕雄归还人民币一百万元整投资金额；二、邓玉锋承诺本协议签订起在两年期间内，经营是否盈利、亏损、迁拆、转让或倒闭等都要按每月三十号内准时付王焕雄十万元整人民币作为王焕雄投资回报金。直到协议时间期满止；三、邓玉锋如不能在每月三十号准时付王焕雄投资回报金人民币十万元整，邓玉锋愿意按每日计算付王焕雄（即十万元整人民币）的2%的滞纳金；四、本协�一式两份，至签订日起立即生效。”戴良奎在《协议书》上签名显示为“戴鸿”。邓玉锋认可其在《协议书》上签名的真实性，并认可签订《协议书》实际是其个人向王焕雄借高利贷用于“戴锋模具厂”周转，戴良奎只是作为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名，李喜云对其向王焕雄借款一事也不知情。但邓玉锋主张，双方签订《协议书》后王焕雄并未实际提供借款，邓玉锋和李喜云均未收过王焕雄的100万元，也不存在以邓玉锋名义向王焕雄借款后交给戴良奎的情况。
王焕雄主张，其先于2010年12月3、4日左右从其经营的“森源达厂”拿了现金50万元到邓玉锋的商铺交给了邓玉锋；又于同年12月初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平湖天河支行取出的现金30万元中拿了29万元，另外从“森源达厂”拿了现金20万元，于12月7、8日左右来到邓玉锋商铺交给了邓玉锋（共49万元）；王焕雄两次提供借款给邓玉锋，有证人周某某和周某某为证，加上帮邓玉锋的公司安装空调邓玉锋还欠王焕雄的安装款1万元，邓玉锋共借到王焕雄100万元。
证人周某某出具书面证言并出庭作证称：周某某曾于2010年3月至2012年初在王焕雄的“森源达厂”工作，认识邓玉锋，不认识李喜云和戴良奎，王焕雄与邓玉锋签订《协议书》时周某某在场；周某某先于2010年12月3、4日左右（庭审中先说是2011年11月初，后说记不清楚准确时间）和王焕雄一起到邓玉锋在凤岗镇雁田布心村友和花园一楼铺位的办公室将50万元现金交给了邓玉锋及其老婆，这次交钱时周某某在场；周某某后于2010年12月7、8日左右与王焕雄提着现金50万元一起到邓玉锋在凤岗镇雁田布心村友和花园的商铺，周某某在一楼等候，王焕雄上二楼办公室将钱交给了邓玉锋，这次交钱时周某某不在场。
证人周某某出具书面证言并出庭作证称：周某某认识邓玉锋和李喜云，2010年12月初，因为邓玉锋欠其钱而找邓玉锋还钱，邓玉锋说平湖有个叫“高佬”的人（大名王焕雄，事先周某某不认识此人）借给邓玉锋100万元整，叫周某某第二天去拿50万元整；12月3、4日左右，周某某来到邓玉锋在凤岗镇雁田布心村友和花园的商铺，坐了一会王焕雄及其朋友提着50万元现金过来了，王焕雄将这50万元交给了邓玉锋，邓玉锋就将这50万元还给了周某某，当时还有戴良奎在场。
第一次庭审后，王焕雄向原审法院补交银行帐户明细记录拟证实，其于2010年12月1日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平湖天河支行取出现金20万元，凑齐50万元后一起交给了邓玉锋。另外，王焕雄还补交了显示发生时间为2011年9月15日的王焕雄与邓玉锋之间通话录音，拟以证实邓玉锋承认收到过王焕雄提供的借款100万�及双方协商过还款的事实，邓玉锋在通话中还陈述过该款的去向，录音时长58分33秒，当庭截取播放了其中三段录音。从整理的书面录音内容显示，邓玉锋是有承认过王焕雄交来过100万元，但邓玉锋认为自己没有亲自收钱也没有用过该100万元。邓玉锋及李喜云对上述录音的质证意见是，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并认为录音证据提交超过了举证期限，并非新证据，且王焕雄只摘录了对其有利的部分。除上述已交证据和证人周某某、周某某的证言外，王焕雄未提交其他证据可证明向邓玉锋提供了借款。
第一次庭审后，邓玉锋及李喜云向原审法院补交了显示由戴良奎于2011年9月24日出具的一份《证明》和于2012年4月14日对戴良奎所做的笔录，拟以证实王焕雄与戴良奎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王焕雄投资“戴锋模具厂”的100万元为戴良奎收款，与邓玉锋及李喜云无关。第二次庭�中，邓玉锋及李喜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卫国确认，上述《证明》和笔录主体内容为戴良奎口述、赵卫国所写并由戴良奎亲笔签名确认，之所以在第一次庭审中未提及是因为当时没有找到该《证明》和笔录。同时，邓玉锋和李喜云也确认，上述《证明》和笔录中涉及的100万元和《协议书》上约定邓玉锋本来想向王焕雄借的100万元并非同一笔款项。
第一次庭审后，王焕雄曾向原审法院提交撤回对戴良奎起诉的书面申请，但在第二次庭审中又明确表示因邓玉锋及李喜云补交了戴良奎出具的证明及对戴良奎所作的笔录，王焕雄要求撤销撤回对戴良奎起诉的申请。但在两次庭审中，王焕雄均明确表示王焕雄是借款给邓玉锋，涉案借款不关戴良奎的事，确认戴良奎没有收过王焕雄的款，也不存在向“戴锋模具厂”投资100万元的事实，再三确定不要求戴良奎承担还款责�。
另查明，李喜云于2011年3月21日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过程中，在回答“戴鸿和邓玉锋在外面一共借了多少钱”的问题时称：“据我所知戴鸿和邓玉锋在外面一共借了235万元，其中向周某某借了135万元，向王焕雄借了100万元”；在回答“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时称：“周某某的135万元主要用于筹建戴锋公司，王焕雄的100万元还了50万给周某某、还了赵振强45万、剩下5万元用于戴锋公司周转”；在回答“现在还欠多少钱”时称：“现在还欠周某某50万元，还欠王焕雄100万元。”第二次庭审中，李喜云到庭坚称对邓玉锋向王焕雄借款100万元的一事不知情，先称是后来在2010年11月左右听戴良奎说了才知道，后来在邓玉锋当庭陈述签了《协议书》一个星期左右当李喜云知道后天天在家闹不同意借款后，李喜云又称邓玉锋在签订《协议书�后的那个星期告知了李喜云向王焕雄借款一事。李喜云还主张，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曾向公安机关明确陈述过钱是戴良奎所借以及借款数额均是听戴良奎所说的情况，但公安机关未写进笔录中，李喜云不懂法律就在现有笔录上签名确认了。
再查明，邓玉锋在第二次庭审中确认，李喜云自从“戴锋公司”成立一直到戴良奎携款潜逃期间一直都担任“戴锋公司”的财务。另外，邓玉锋和李喜云均确认，双方结婚之后没有约定过夫妻财产分别所有制；邓玉锋主张想向王焕雄借款时曾说过是个人借款与家人无关，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王焕雄和邓玉锋均明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上约定的回报金实质就是利息，王焕雄认为每月利息10万元过高，故主动将利息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从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至还清本金之日止。邓玉锋及李喜云则主张，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计算标准和方式，认为要计息的话也应当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
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协议书》、证人（周某某）的证词及身份证复印件、证人（周某某）的证词及身份证复印件、王焕雄在2011年9月15日与邓玉锋谈话的录音及文字资料、银行帐户明细记录、证明、笔录、东莞市公安局凤岗分局雁田派出所对李喜云所作的询问笔录及一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戴良奎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愿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王焕雄与邓玉锋之间是否存在有实际履行出借款项的借款合同关系，邓玉锋和李喜云是否应当共同承担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法律责任。
一、关于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以及借贷双方主体的问题。王焕雄起诉主张，邓玉锋因经营“戴锋模具厂”资金周转不来而向王焕雄借100万元整，为此提供王焕雄与邓玉锋于2010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为证，《协议书》约定虽名为投资，但实为借贷。邓玉锋认可其在《协议书》上签名的真实性，并认可签订《协议书》实际是其个人向王焕雄借高利贷用于“戴锋模具厂”周转，戴良奎只是作为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名，李喜云对其向王焕雄借款一事也不知情。王焕雄也明确表示王焕雄是借款给邓玉锋，涉案借款不关戴良奎的事。由此可见，王焕雄与邓玉锋之间是存在订立借款合同关系的一致合意的，双方以签订《协议书》的形式订立了借款合同，王焕雄为出借人，邓玉锋为借款人。
二、关于王焕雄是否实际履行了出借100万元给邓玉锋的合同义务问题。
首先，从王焕雄提供的证据来看，王焕雄为证明其已实际向邓玉锋交付了100万元的借款，提供了证人周某某和周某某的证言、银行帐户明细记录以及王焕雄在2011年9月15日与邓玉锋谈话的录音及文字资料拟以证实。证人周某某虽自认曾在王焕雄经营的“森源达厂”工作，证人周某某也承认与邓玉锋和李喜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的诉讼之争，周某某与周某某和王焕雄及邓玉锋、李喜云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存在一定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并非均无证明力，是否采信关键是看证人证言能否和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相印证。从周某某和周某某出庭所作陈述来看，两位证人的证言基本上能与其出具的书面证言相吻合，个别时间点上证人因时间长记忆不清导致的偏差不影响整体证言的可信性；两位证人的证言基本上能与王焕雄陈述的交付借款给邓玉锋的过程描述相对应，周某某和周某某均是交付第一笔借款50万元�现场见证人，两位证人之间的证词也能相互印证。在邓玉锋及李喜云没有任何相反的证据可以推翻证人证言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信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另外，从王焕雄提供的银行帐户明细记录来看，王焕雄确实于2010年12月1日从银行帐户中提取了现金20万元，但这与王焕雄当庭陈述的交付第二笔借款49万元的过程不尽相同，原审法院对王焕雄提交银行帐户明细记录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至于王焕雄在2011年9月15日与邓玉锋谈话的录音及文字资料，虽然王焕雄提交的录音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且该录音为王焕雄单方录制，但作为通话对方的邓玉锋并未明确否认该通话内容的真实性；从当庭播放的录音及书面整理的文字内容来看，邓玉锋在通话中确实有承认过王焕雄交来过100万元，邓玉锋只是认为自己没有亲自收钱也没有用过该100万元。邓玉锋及李喜云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个通话录音存在疑点，邓玉锋在与王焕雄通话过程中的自认，与两位证人的证言以及王焕雄的陈述主张在结果上是能相互印证的。
其次，从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李喜云的询问笔录来看，李喜云及邓玉锋夫妇认为其遭受戴良奎的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一般来说，李喜云等“受害人”在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内所作的调查笔录中所作的陈述是被调查人最真实的意思表示。李喜云于2011年3月21日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过程中，明确回答了“据我所知戴鸿和邓玉锋向王焕雄借了100万元”，并对借款的用途和现欠的数额做了明确而具体的陈述。李喜云主张，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曾向公安机关明确陈述过钱是戴良奎所借以及借款数额均是听戴良奎所说的情况，但公安机关未写进笔录中，李喜云不懂法律就在现有笔录上签名确认了，该主张缺乏相关的证据佐证，李喜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其自身陈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李喜云作为邓玉锋和戴良奎合伙经营的“戴锋模具厂”（“戴锋公司”）的财务，理应非常熟悉该公司的资金情况。李喜云到庭坚称对邓玉锋向王焕雄借款100万元的一事不知情，先称是后来在2010年11月左右听戴良奎说了才知道，后来在邓玉锋当庭陈述签了《协议书》一个星期左右当李喜云知道后天天在家闹不同意借款后，李喜云又称邓玉锋在签订《协议书》后的那个星期告知了李喜云向王焕雄借款一事。李喜云的陈述前后矛盾，况且涉案《协议书》签订于2010年12月1日，根本不可能像李喜云所说的在2010年11月左右即《协议书》签订之前就能从戴良奎处得知邓玉锋向王焕雄借款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李喜云在是否知道邓玉锋向王焕雄借款100万元的事情上作了�假陈述。因此，李喜云关于听信戴良奎“携款潜逃”前所说而向公安机关陈述确认向王焕雄借到100万元的主张，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再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王焕雄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履行出借款项给邓玉锋的义务，邓玉锋及李喜云否认收到王焕雄所提供借款的抗辩主张，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王焕雄实际出借款项的数额，因王焕雄自认100万元是包含帮邓玉锋的公司安装空调后邓玉锋还欠王焕雄的安装款1万元，该1万元是空调安装欠款，并非实际由王焕雄提供的借款，在王焕雄未提供证据与邓玉锋之间存在将这1万元空调安装款转为借款的合意下，原审法院认定王焕雄实际出借的借款金额为99万元。结合王焕雄陈述的最后一笔借款交付时间，原审法院认定王焕雄于2010年12月8日实际履行到位出借99万元给邓玉锋的义务。
三、关于邓�锋和李喜云是否应当共同承担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法律责任问题。
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借款期限应为自2010年12月1日起的两年，现还款期限早已届满，邓玉锋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或李喜云曾向王焕雄归还过任何款项，故对王焕雄要求借款人邓玉锋返还借款99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王焕雄诉求邓玉锋返还借款本金超出上述数额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本案中，王焕雄和邓玉锋均明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上约定的回报金实质就是利息，王焕雄认�每月利息10万元过高，故主动将利息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从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至还清本金之日止。王焕雄于2010年12月8日实际履行到位出借99万元给邓玉锋的义务，按照上述规定，利息应以99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从2010年12月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故对王焕雄诉求主张利息超出上述方式计算多得的数额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邓玉锋及李喜云关于利息计算方式和计算标准的主张，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如前所述，原审法院已认定李喜云在是否知道邓玉锋向王焕雄借款100万元的事情上作了虚假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涉案借款发生在邓玉锋与李喜云夫妻关系存续期�，邓玉锋及李喜云不能证明王焕雄与邓玉锋明确约定涉案借款为个人债务，也不能证明本案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情形，故涉案借款本息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对王焕雄要求邓玉锋及李喜云共同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王焕雄再三确定不要求戴良奎承担还款责任，视为王焕雄放弃了其起诉时提出的要求戴良奎承担共同还款付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准许。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3年7月3日作出判决：一、邓玉锋、李喜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焕雄共同偿还借款99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99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从2010年12月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王焕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808元，由王焕雄负担178元，由邓玉锋、李喜云共同负担17630元。
邓玉锋、李喜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邓玉锋、李喜云与王焕雄之间虽有借款协议，但没有实际履行（交付借款）的事实。1、王焕雄称是以现金方式交付，分两次交付，每次50万元交付给邓玉锋、李喜云，但没有写收据，违背交易习惯，不符�常理。2、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其中一证人是王焕雄开办公司的员工，与王焕雄有利害关系。另一证人周某某在作证的时候与邓玉锋、李喜云有诉讼纠纷，并且两位证人在庭审时的陈述与书面证言严重不符，不应予以采信。3、关于录音材料问题，录音形成的时间和环境不清楚，真实性不能确认，且录音经王焕雄剪辑，大部分内容被删除，断章取义。另外，录音至少能证明邓玉峰强调：不是我让转的。即，王焕雄原本打算借给邓玉峰的50万元，结果王焕雄转为借给了戴良奎。二、王焕雄与戴良奎存在经济往来，如果戴良奎以自己的名义或者东莞市戴锋模具有限公司的名义向王焕雄借款或者骗收投资款，则邓玉锋、李喜云不应承担责任。1、王焕雄与邓玉锋、李喜云签订的《协议书》，戴良奎不是协议的当事人，充当的是证人，乙方只有一人就是邓玉锋。2、戴良奎曾因诈骗入狱，现在再次诈骗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已批捕，现在在逃，本案中邓玉锋、李喜云被戴良奎所骗也是很大可能的。3、戴良奎两次书面证明，证实曾收过王焕雄100万元，与邓玉锋、李喜云无关，并给王焕雄写了收据或收条。三、王焕雄的陈述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王焕雄对是否将戴良奎列为被告也数度举棋不定。四，王焕雄在戴良奎卷款潜逃后，最初时间有找邓玉峰理论，在给王焕雄讲清原由后，至王焕雄起诉前一年多的时间里王焕雄一直没有再向邓玉峰索要，如真存在借款事实，也是不合常理。据此，邓玉锋、李喜云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邓玉锋、李喜云无须支付借款99万元及利息（暂计至上诉之日为600000元）。
王焕雄、戴良奎在法定期限内均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二审法庭调�期间，邓玉峰、李喜云向本院提交测谎申请，申请对邓玉峰、李喜云、王焕雄及证人周某某、周某某各自陈述的真实性进行测谎。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邓玉峰、李喜云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邓玉峰、李喜云的上诉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邓玉峰与王焕雄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二、王焕雄是否实际支付邓玉峰借款；三、邓玉峰、李喜云应否共同向王焕雄连带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关于焦点一。双方于2010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自协议签订两年后邓玉峰需即时向王焕雄归还全部投资款项一百万元整，并且邓玉峰承诺无论盈利、亏损、拆迁、转让或倒闭，均在每月三十号内向王焕雄支付回报金十万元，故案涉款项虽名为投资，实为借款。邓玉峰确认该《协议书》实际是其个人向王焕雄借款用于“戴峰模具厂”周转，戴良奎只是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名，王焕雄亦主张其借款是借给邓玉峰，与戴良奎无关。因此，王焕雄与邓玉峰之间存在一致的借款合意，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
关于焦点二。王焕雄为证明其实际向邓玉锋交付了借款，提供了证人证言、银行账户明细记录及录音资料拟予证实。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证人周某某的证言与证人周某某的证言能够互相吻合并相互印证，两位证人证言能基本上反映出王焕雄向邓玉锋交付案涉一百万元借款的过程。其次，案涉录音资料的内容能够反映出邓玉锋确实有承认过王焕雄交过来一百万元，邓玉锋只是认为自己没有亲自收钱及没有用过该笔款项。邓玉锋并不否认录音资料的真实性，邓玉锋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录音资料存在疑点。最后，结合原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公安机关对李喜云的询问笔录，显示李喜云在笔录中明确陈述“据我所知戴鸿和邓玉锋向周某某借了一百三十五万元，向王焕雄借了一百万元”，并明确陈述了上述款项的用途，其中陈述向周某某借款及还款的过程与周某某的证言亦能够互相印证。如原审法院所述，李喜云作为邓玉锋与戴良奎合伙经营的“戴锋模具厂”的财务，必然非常熟悉该公司的资金情况，其上述关于借款及资金用途的陈述可信度高。虽然李喜云在一审期间试图推翻其上述笔录中的陈述，但缺乏充分的依据，原审法院对此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合上述分析，本院采信王焕雄的主张，并认定王焕雄已经履行了出借款项给邓玉锋的义务。关于王焕雄实际交付款项的金额问题，王焕雄自认实际交付990000元，另有10000元系帮邓玉锋的公司�装空调的安装款，因王焕雄未能就空调款转变为借款事宜提供充分的证据，在邓玉锋不予确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王焕雄实际出借的借款金额为990000元亦无不当，王焕雄对此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三。如上所述，本院已认定邓玉锋为借款人，且王焕雄已依约履行了出借义务，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借款期限已于2012年12月1日届满，邓玉锋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王焕雄诉请邓玉锋返还相应的借款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王焕雄诉请邓玉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从王焕雄实际出借日期2010年12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案涉借款发生在邓玉锋与李喜云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邓玉锋、李喜云并未举证证明王焕雄与邓玉锋明确约定案涉借款为个人债务，亦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债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情形，因此，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焕雄诉请邓玉锋、李喜云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二审期间邓玉锋、李喜云提出测谎申请的问题。测谎并非法定的证据形式，对证人申请测谎没有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已可以认定案件事实。据此，本院对邓玉锋、李喜云提出的测谎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玉锋、李喜云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10元，由邓玉锋、李喜云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黎淑娴
代理审判员 钟满福
代理审判员 钟 雯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俊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