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76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正元，男，196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报建，李颖硕，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春江工业园区临江村。法定代表人：刘林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琴、华芳芳，浙江天和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正元与被上诉人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原富阳市金顺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1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8月1日，王正元向金顺公司签具欠条一份，确认其至2014年7月25日止尚欠金顺公司货款1179192.87元。之后，金顺公司多次催讨，王正元未付该货款。2015年12月22日金顺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解决。2016年11月16日，“富阳市金顺纸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王正元向金顺公司签具的欠条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王正元尚欠金顺公司货款1179192.87元的事实清楚，有王正元签具的欠条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王正元理应按约及时支付所欠货款，其在经金顺公司催讨后仍未予支付，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支付货款、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故金顺公司要求王正元支付货款1179192.87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王正元辩称有关霍山星宇的货款曾在2014年7月底8月初拿过来10万元的承兑汇票给金顺公司，还有关于乐清永兴的货款也支付一部分的意见，因金顺公司表示欠条后没有收到过货款，王正元又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王正元提出的关于其没有欠金顺公司货款、请求驳回金顺公司诉讼请求等的辩称意见，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王正元提出的关于金顺公司应向其支付相应款项的意见，因未提出反诉，故在本案中不作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正元支付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179192.8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王正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付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自2015年12月22日起至上述第一项货款实际给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413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413元，由王正元负担。王正元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据以认定事实的欠条，表述混沌、语义龃龉、自相矛盾，无真实欠款发生的合同基础，不足为凭。由金顺公司起草出具、由王正元签字的《欠条》的根本内容是：“金顺公司请王正元尽快（向欠款者）催讨回笼”，表明王正元并非欠款者，也非被催讨者，仅是向欠款者催讨回笼的责任人。且《欠条》的目的是：“共同提高公司经济效益”，表明要求者与被要求者是同一利益共同体，为了共同的公司利益。以此《欠条》为据支持金顺公司的诉请，无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两笔数额完全同一的货款实为同一笔债权。金顺公司在庭审中关于欠条金额的组成（且一一列明了欠款单位）的自认，与《欠条》王正元结欠的货款数额竞毫厘不差。这绝非巧合。这本来就是同一个数额。区别仅在于是从不同角度作出的表述。用的是同一概念——“欠款”，但其不同的角度的基础原因和性质却是迥然有别的。两者关系一为本源，一为流变；既有关联，又不容混淆、随意转换。概言之：与其说存在着完全重合的两笔“欠款”，不如更准确表述成一为外部合同债务，一为内部催讨的工作职责。三、王正元是代理人，而非买卖合同相对人。合同关系是相对性的关系，且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合同源于双方的合意。“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王正元与金顺公司之间不具有这种买卖合同关系的任何要素。原审判决置全部的事实证据（合同、交付送货单、开具的发票、支付的货款等以及相关的法院生效判决）于不顾，（其中最大的一笔债权，即与台州市锦淞纸业有限公司的交易所涉及产品购销合同、承兑汇票，双方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皆无异议）而仅凭“欠条”中曾经出现“欠款”的字样，就全然无视、抹杀真实存在的基础性合同关系。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金顺公司自认的其他单位，而非王正元。王正元仅是金顺公司的代理人，其所代理的合同行为无一不是以公司名义进行；其所进行的业务活动也无一不是以公司的名义展开。金顺公司对这种代理关系事先授权确认、事后也从未对外否认。不存在同一基础上的另一个债权；合同的相对性也决定了当事人不具有随意变换、任意选择其交易相对人的可能，即便司法裁判也不具有这种权力。对合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本来就应该是买卖合同纠纷审查的内容。（除社保参保证明，对王正元原审提交的证据6，即存款分户明细，证明金顺公司发放工资的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双方无异议。这些都证实了劳动关系的存在）。这里暂且不论两者之间长达十几年稳定的劳动关系，且不论其是否公司员工，都不改变其在相关交易中的代理人身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有关表见代理效力的规定，也从另一角度有助于对本案合同关系的认定。四、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证据效力。生效裁判（2014）杭富商初字第90号、（2014）浙杭商终字第1219号民事判决书所裁判的标的为同一事实（不仅是数额，更是确认了真实的双方当事人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原审法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是对《证据规则》严肃规定的蔑视和挑战。五、原审审限违反程序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本案；2016年2月2日第一次简易程序开庭；后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6年5月24日再次开庭；2016年12月13日作出原审判决；此后杳无音讯；经多次催促，2017年8月29日王正元终于签收原审判决，其间长达八个半月。案件自立案至原审判决送达，历时一年零八个余月。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有严格的程序和审限。延长审限须经内部严格的审批。但一个案件历经如此长的时间，特别是作出判决后拖延八个月宣判，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六、适用法律错误。公司与其员工关于内部工作责任的纠纷，首先应当通过劳动仲裁解决。因为二者之间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非平等关系在所谓的《欠条》及其相关内容的表述中也可确认。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和裁判均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王正元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金顺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顺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该事实由经王正元本人确认后署名的欠条为证。欠条内容明确，根据王正元与金顺公司的约定，金顺公司向王正元或其指定单位交付了相应货物，后由王正元出具载明欠款金额的欠条，该欠条作为对账单应当没有任何争议。同时，欠条金额与明细毫厘不差是必须的，如果金额不对，那么欠条上的金额就要修改，明细无非是确认王正元的欠款是由哪几家单位组成的，不然王正元不可能在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向金顺公司出具欠条。二、王正元与金顺公司之间并非代理关系。王正元欲证明其为代理人，并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其参保证明，但金顺公司持有王正元本人确认的社保挂靠关系证明，包括王正元妻子童爱玉都是挂靠在金顺公司处的。另外，王正元提供了其中一家公司——台州市锦淞纸业有限公司的合同、承兑汇票以及其他单位的判决书，这些都是金顺公司为了配合王正元收款而为，因王正元作为经销商，未注册成立公司就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方公司付款后也不能向其个人申请出具银行承兑汇票。而且，如果王正元平时对账不及时，其业务单位万一存在付款风险，那么业务单位财务账上所挂应付款是根据发票来制作的，在这种情况下，金顺公司帮王正元参加诉讼，回收货款，实际上也是减少公司本身的损失。以上均表明，在案涉纸张销售经营过程中，王正元是以买受人的身份与金顺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综上所述，王正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正元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期间，王正元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上海陆杨纸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电汇凭证、银行委托书，用于证明：与金顺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并非王正元，王正元只是金顺公司的销售员，货款也是由买方支付给金顺公司。2、浙江高德科技印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浙江高德科技印业公司的营业执照，用于证明：王正元与金顺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王正元系金顺公司的员工，支付货款不是王正元的义务。3、安徽霍山县星宇印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发票、收据，用于证明：该单位与金顺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王正元是金顺公司业务员。4、绍兴市逢源纸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送货单、收据、营业执照，用于证明：该单位与金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货款支付给金顺公司，金顺公司开具收据。5、台州市锦淞纸业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员工出具的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明：金顺公司原审中提交的证据2《养老保险交纳情况说明》是王正元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字的，与事实情况不符；该公司一直与金顺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王正元的身份是金顺公司的销售员；该公司欠金顺公司的纸张款，属于两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王正元无涉。6、金顺公司《领（付）款凭证》，用于证明：王正元系金顺公司员工，金顺公司给王正元发放工资、业务费。7、社会保险欠费单位参保个人分担缴纳通知，用于证明：2014年8月以前，王正元的社保一直由金顺公司交纳，王正元系金顺公司职工。金顺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认定，合法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为第三方证明，从证据形式上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证言需经法庭质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该项证据未经法庭质询，故对合法性有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不予认可。事实上王正元系借用金顺公司的名义对外交易，因王正元作为个人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为便于王正元与收货单位之间的交易，故在确认王正元与金顺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的情况下，金顺公司才会配合王正元向收货单位发货。再者，收货单位与金顺公司之间关于买卖合同中规格、价格、送货方式、违约责任等的一系列洽谈，均由王正元出面，故证人无法作出“与其交易者为金顺公司”这样的判断。且，证据《电汇凭证》左上角的注解更加可以说明，上海陆杨纸业有限公司与王正元之间已经结清，但王正元本人却确认，该公司的账目上还有未付金顺公司的余款，即金顺公司的开票金额大于已收款项。王正元对此的解释是，因为金顺公司所供纸张的质量有问题，故而扣减。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更加可以说明，金顺公司未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王正元可以自行处理其与买受人之间的实体问题，这与常理是不符的。同时，正因为王正元不是金顺公司员工，他未向金顺公司不足额支付货款，不构成所谓的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罪。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合法性有异议。理由同前述以外，既然金顺公司是应王正元要求开具发票，款项进入金顺公司账户也是正常的，不能因为发票和汇款，就把王正元与金顺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割裂开来。证据3同证据2，关于两份现金收据，经核实金顺公司已收到，同意从王正元应付款项中扣减。证据4同证据2。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明上的内容原审中已提及，也是台州市锦淞纸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当时称，王正元以为是金顺公司停厂后到社保中心办理变更养老保险金手续所用而签字，但金顺公司停厂时间是2014年8月5日，而王正元的社保关系已于2014年9月转到杭州康楠纸业有限公司。因此，王正元的辩称本身就不能成立。二审中，该证据的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说是签了这张《情况说明》，跟金顺公司就没有关系了。但现在王正元已经离职不去新公司上班了，金顺公司也已停产，哪来的新公司？再者，王正元称对其不利的《情况说明》，在一个金顺公司人生地不熟，而王正元却经常到访的公司里，如何签得下去？如果真在这里签，至少可以说明不存在被欺骗、胁迫的情形，是王正元确认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领（付）款凭证是2016年8月23日，由王正元原审代理人蔡关增粘贴备注，却未在原审时提交，而在二审中提交，故不属于新证据。并且该证据如为真实，则应由金顺公司保管，而不是由王正元持有。其次，作为借款，申请的用途只可能写“家用”，而借款单位在审批过程中，才会有可能写“同意支付、业务费扣”等字样。而这两份领（付）款凭证均在用途中注明家用业务工资扣，不符合常理。另，王正元与金顺公司的合作模式，几经变化，这反映的是2012年的情形，并不等同于2014年双方的合作模式，故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王正元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之前金顺公司一直为王正元缴纳社保费是事实，但金顺公司与王正元的挂靠关系业经王正元本人确认，故该证据不能改变王正元与金顺公司系买卖关系的事实，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为：王正元提供上述证据旨在证明其仅为金顺公司的业务员，而非与金顺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但该证明目的与本案实体处理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另外，证据3中的收款收据可以证明安徽霍山星宇印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6日分两笔向金顺公司支付纸款15万元，金顺公司认可该事实并同意从王正元的应付款中扣除，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王正元提供的其他收款收据，因付款时间均早于欠条载明的截止日期，不会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本院不予认定。金顺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6）浙0111民初496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执行案件基本信息，用于证明：与王正元同期写下欠条的其他经销商陆国林，经富阳法院审理后判决支付货款，且已执行完毕的事实。2、陆富林执行案件基本情况。用于证明：同时期写下欠条的其他经销商，与金顺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已由法院判决，且已申请执行的事实。3、淮安市鑫源纸业执行案件基本情况，用于证明：鑫源纸业案款执行到账为0元的事实。王正元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金顺公司自认陆国林是其经销商，不是员工。陆国林与金顺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其出具的欠条载明“今由陆国林欠富阳市金顺纸业有限公司货款玖万贰仟陆佰伍拾叁圆（92653），定于2014年12月底付清”；而王正元是金顺公司的员工，与金顺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欠条表述也与陆国林不同，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法律关系完全不同，其判决、执行结果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理由同上以外，金顺公司并未提供该案判决书，其案件事实不清。而据王正元了解，该案货款另有一主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陆富林只是连带责任保证人。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法律关系完全不同，其案件结果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金顺公司与淮安市鑫源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14年9月申请强制执行，虽然案涉货款21万余元并未执行到位，但该案已审理终结且执行程序终结。不论裁判文书或执行结果，皆确认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反证了王正元并非该案债务人。而且金顺公司就上述货款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认证为：证据1、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可以证明金顺公司为申请人，淮安市鑫源纸业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执行金额为0元。该执行案件已于2014年12月19日程序终结。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金顺公司持有的欠条系王正元本人出具。王正元在欠条中确认尚欠金顺公司货款，并在落款处以欠款人身份签字；王正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出具欠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以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金顺公司主张王正元系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而王正元主张其为金顺公司业务员，但不论双方此前的法律关系为何，在王正元向金顺公司出具欠条之后，即应当受到自己作出的意思表示之约束，并据此履行义务。因金顺公司同意将案外人支付的15万元从王正元的欠款金额中扣除，故本院予以确认。另外，原审法院审理期限确超出法律规定，但鉴于该程序瑕疵未对案件审理过程以及当事人实体权利造成严重影响，为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时间，本院将在查清事实后直接改判。综上，对王正元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中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部分，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1341号民事判决；二、王正元支付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029192.8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三、王正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付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自2015年12月22日起至上述第二项货款实际给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四、驳回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王正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413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413元，由王正元负担18452元，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负担196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413元，由王正元负担13452元，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负担1961元。王正元已预交上诉费15413元，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还1961元；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诉讼费1961元（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杨沁如审判员 袁 正 茂审判员 张  敏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