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民终25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农（又名杨利侬），男，1976年5月4出生，汉族，住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作陈，苍南县华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成坤，男，198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作靠，浙江桓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立农因与被上诉人黄成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苍南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7民初3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7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立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作陈、黄成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作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立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黄成坤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杨立农实际欠款140337元系认定事实错误。黄成坤提供的隆亿布业销售单内容上看为货到即付款，杨立农货到实际已经支付货款，何来欠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仅凭两张销售单来认定欠款事实，同时简单的根据销售单上的数字来推定欠款为140337元，显然错误，缺乏其他有效证据支持。仅凭销售单不能认定实际有发货，双方采取的是物流发货，显然可以得知黄成坤要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发货数量，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应由黄成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杨立农与黄成坤的交易模式为分批次发货，黄成坤发多少数量货物杨立农支付黄成坤多少货款。虽然根据销售单杨立农有订购该数量货物，但黄成坤实际有发的货物，杨立农均已经结清，不存在欠款的事实。一审仅凭唯一证据销售单来推定全部货物已经发货及认定欠款金额，缺乏证据支持。三、一审法院以黄成坤提供的销售单上记载的付款金额来确定杨立农实际支付的货款金额与事实不符。按照销售单记载付款金额为5000元及30000元，合计35000元。而该批货物实际已发货物金额为：2015年10月15日杨立农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隆亿布业商行25000元，2015年10月27日支付黄成坤30000元，2015年12月1日支付15000元；杨立农另外通过周某支付现金20000元给黄成坤（二审审理过程中杨立农更正为周某转账20000元给黄成坤）；合计已发货物（支付货款）为125000元，已发货物的货款已全部结清。四、从杨立农提供的银行明细可以看出，黄成坤提供销售单用以证明的欠款事实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能证明杨立农欠款的事实，因此该销售单不能作为有效欠款依据使用。
黄成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杨立农上诉所称的内容与事实情况不符。双方签订了销售单，货物数量、金额均经过杨立农确认，其仅支付了3.5万元的货款，剩余货款并未支付。本案一审的时候，法院通知杨立农到庭，但杨立农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答辩的权利。杨立农称销售单上“杨利侬”三个字与其身份证不符，否认自己签字的事实，但经过鉴定，证明该“杨利侬”三字为杨立农本人所签署，故杨立农有意逃避债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黄成坤于2017年4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杨立农偿还黄成坤货款140337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立农于2015年10月12日和14日两次向黄成坤购买布料，货款分别为161000元（该笔曾预支定金5000元）和14337元，共计货款175337元，杨立农在两份销售单上签上“杨利侬”予以确认。尔后经黄成坤催讨，杨立农偿还30000元，经扣除定金后，杨立农尚欠黄成坤货款140337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曾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确认黄成坤提供的两份销售单上的“杨利侬”的签名字迹，与杨立农于《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中的签名字迹系同一人书名。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7年5月17日判决：杨立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成坤货款140337元及利息（从2017年4月20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7元，减半收取1553.5元，鉴定费3360元，由杨立农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杨立农自认，在涉案两份销售单形成后黄成坤共向其交付了12.5万元的货物，并提供了以下证据：1.周某的工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杨立农并陈述，2015年10月27日，由于其在上海，就通过杨立明的账户将款转到周某工行账户，当日再由周某将款支付到黄成坤的账户3万元，2015年12月1日又通过周某该账户汇给黄成坤15000元，拟证明杨立农向黄成坤支付货款，以及双方货款已经结清的事实。2.杨立农尾号为2420的浦发银行信用卡账务明细，杨立农并陈述，2015年10月15日其通过自己的浦发银行信用卡支付到隆亿布业商行25008元，其中8元为手续费，拟证明杨立农向黄成坤支付货款的事实，以及双方货款已经结清。3.杨立农的工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系应本院的要求提供），并据此确认其尾号9597的该账户确于2015年10月15日通过POS机刷卡支付5000元。4.周某的农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杨立农2015年11月10日通过周某账户向黄成坤转账2万元支付货款，以及双方货款已经结清的事实。5.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周某代杨立农向黄成坤银行转账汇款两笔，分别为3万元、2万元，合计5万元。黄成坤提供了以下证据：1.两份刷卡记录，银行卡号尾数分别为2420、9597，金额分别为25008元、5000元，拟证明杨立农于2015年10月15日刷卡两笔向其支付货款，一笔2.5万元、一笔5000元，共3万元，也就是黄成坤一审自认已经收到的3万元。2.POS机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账目记录，以及申请将杨立农的证据3作为黄成坤的证据，拟共同证明隆亿布业经营部（商行）于2015年10月15日有两笔POS机刷卡收入，分别为2.5万元与5000元，杨立农于当日以该两笔刷卡共向黄成坤支付货款3万元。
对杨立农的证据，黄成坤质证认为：杨立农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一审已经向杨立农依法送达，杨立农未到庭视为其放弃答辩权利，除申请将杨立农的证据3作为自己的证据外，杨立农的其他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2.5万元已经包含在黄成坤自认的3万元已收货款中；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2015年10月27日的3万元是双方另外的经济往来，2015年12月1日的1.5万元并非转账给黄成坤，与本案无关；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5证人证言不属实，认为证人与其有交易往来，证人支付的款项不是本案货款，是证人自己所欠的货款。
对黄成坤的证据，杨立农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其的确于2015年10月15日两次刷卡共30008元向黄成坤支付货款，但是2015年10月15日的3万元支付和销售单上记载的2015年10月13日再付3万元是不同的两笔款项，一审时黄成坤提供销售单作为证据，并自认杨立农归还了3万元，说明一审时黄成坤认可的是2015年10月13日支付3万元，并非认可2015年10月15日支付3万元。
本院认证如下：一、杨立农的证据1、4是证人向黄成坤银行转账付款的证据，证据5是证人证明上述款项系代杨立农向黄成坤支付货款，黄成坤对3万元、2万元这两次付款事实本身没有异议，质证称是杨立农及证人与其另外交易的货款（黄成坤此处的质证意见本身存在前后不一致之处，对杨立农证据1质证时称这3万元是其与杨立农另外交易的货款，在证人作证后又质证5万元都是其与证人另外交易的货款），但其不仅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而且，在证人明确陈述自己是做无纺布生意，黄成坤是做雨伞布等布料生意而没有经营无纺布的之后，黄成坤却表示其具体已经记不清了，只是与证人有过交易往来，甚至黄成坤也没有向本院提供其有销售无纺布的证据，故证人证言的可信度高于黄成坤的陈述，本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并结合杨立农证据1、2认定证人两次代杨立农向黄成坤付款共5万元的事实；杨立农以证据1主张2015年12月1日通过证人向黄成坤银行转账付款1.5万元，既与该证据的内容不符，亦与证人证言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杨立农系于二审举证的问题，并不当然排除证据的可采信性，对于证明本案争议焦点的付款事实的这种关键证据，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据实予以认定。二、关于杨立农的证据2以及黄成坤的证据，实际上针对的是同一争议事实，黄成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2015年10月15日杨立农两次POS机刷卡向黄成坤支付货款共3万元（另外8元钱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为手续费）的事实，因杨立农没有举证其于2015年10月13日已付款3万元，其主张的黄成坤一审自认的3万元是指2015年10月13日付款的3万元亦缺乏依据，故黄成坤关于销售单中虽约定2015年10月13日再付3万元，但杨立农实际系于2015年10月15日支付该3万元，其一审自认的3万元已收货款即指2015年10月15日的3万元的主张，可信度高于杨立农的相应主张，本院对黄成坤主张的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曾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确认黄成坤提供的两份销售单上的‘杨利侬’的签名字迹，与杨立农于《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中的签名字迹系同一人书名”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根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及杨立农于二审中的自认认定本案其他事实为：2015年10月12日、10月14日，杨立农两次向黄成坤订购布料，金额分别为161000元、14337元，杨立农在两份“隆亿布业销售单”上签上“杨利侬”予以确认。这两份销售单分别载明日期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0月14日。其中2015年10月12日的销售单上除载明产品、数量、单价、金额之外，当时还载明“货到即付款”、“〈收定金5000元〉伍仟元整”、“〈13日再付30000元〉”；2015年10月14日的销售单上除载明产品、数量、单价、金额之外，当时还载明“货到即付款”。上述两份销售单形成时，货物尚未交付，之后，黄成坤与杨立农之间通过物流交、收货，杨立农自认已收到货物金额为12.5万元。2015年10月15日，杨立农向黄成坤支付货款25000元、5000元，合计30000元；2015年10月27日，周某代杨立农向黄成坤支付货款30000元；2015年11月10日，周某代杨立农向黄成坤支付货款20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陈述，该两份销售单上记载的内容全部都是销售单上显示的日期当天形成，货物系销售单形成之后通过物流交付，故该两份销售单实际上只能证明双方达成的买卖合同的内容而非兼为收货凭证，2015年10月12日销售单上记载的“〈13日再付30000元〉”亦只是关于付款的约定而不能证明款项已经实际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现黄成坤没有举证其向杨立农交付货物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根据杨立农的自认认定黄成坤向杨立农的交货数量为12.5万元。杨立农主张其已付清涉案合同项下货款，但其证据仅能证明其在销售单形成后付款8万元的事实，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据此认定杨立农除预支定金5000元之外，仅支付了货款8万元。综上，杨立农仍欠黄成坤涉案合同项下货款4万元，该款应予偿还；另外，销售单中载明货到即付款，故黄成坤要求杨立农对所欠货款承担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亦应予以支持。黄成坤在二审中还提出涉案销售单上事先印制的格式文字“备注”中有“（2）货款未付，此单作欠款单使用”，所以销售单上的金额即为欠款金额的主张，因该格式文字字体很小又没有采取加粗加浓等方式突出显示，通常人难以注意到，黄成坤也没有举证其已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并且，黄成坤该主张又与杨立农在销售单上签字时尚未收到货物的实际情况不符，故本院对黄成坤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立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7民初3545号民事判决；
二、杨立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成坤货款4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4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黄成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107元，减半收取1553.5元，由黄成坤负担1110.5元，杨立农负担443元，鉴定费3360元，由杨立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07元，由黄成坤负担2221元，杨立农负担8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国栋
审判员 谢 斌
审判员 易景寿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张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