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秀民初字第235号
原告：陈剑。
原告：冯春娥。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温永和，贺州市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法定代表人：李清华。
委托代理人：周海。
委托代理人：孙勤舟。
原告陈剑、冯春娥诉被告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告在举证期间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广西＊＊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于2015年12月27日向原、被告送达鉴定意见，于2016年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剑以及委托代理人温永和，被告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周海、孙勤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的儿子出生患有××××，于2013年10月在被告医院行“××××××术”，术后恢复良好，医嘱6个月后再行“＊××××成形术”。2014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电话咨询第二次××事宜，被告要求进行检查。原告于2014年3月17日带孩子到被告医院做检查，之后医生告知可以进行第二次××××。3月21日上午11点，孩子在全麻下进行××，经过3小时27分××时间，孩子于14时40分转入ICU监护。仅仅三个小时之后，患儿被转到普通病房，此时患儿的心率177次／分，体温38.7℃。之后，患儿××××的生命体征不断恶化，体温升至40.2℃，心率升至202次／分.期间，医生建议转入ICU抢救，但是ICU却没有床位，呼吸机也不能正常使用。直到2014年3月22日上午10时50分，被告医院才转患儿到ICU抢救，但为时已晚，患儿于11时20分死亡。解放军××××医院对此作了尸体解剖结论。原告认为，被告将患儿转出ICU重症监护室的行为有重大过错，患儿××××恶化症状，被告未及时将患儿转入ICU，以上行为严重违反《重症监护科患者接收／转出标准》的相关规定；被告对患儿术前评估存在缺陷，该做的检查没有做完；被告在患儿5个月20天为其实施××××，与被告第一次××××医嘱（6个月后做××××）存在矛盾。综上，请求被告承担各项经济损失（医疗费8000元、护理费1356元、误工费6768元、家属处理事故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2310元、死亡赔偿金493380元、丧葬费2342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8014元）的80%，即548202元。
原告举证如下：1、住院通知书、入院记录、住院患者首次护理评估单以及再次评估护理计划单、××交接护理记录单、体温单、一般患者护理记录、危重患者护理评估单及护理记录、外科重症监护护理记录单（一）和（二）、××患者接收／转出标准（试行）、危重患者护理风险评估单以及护理记录、××××区死亡记录，证明患儿××诊疗过程；2、尸体解剖告知书、病理解剖诊断报告书、大体解剖记录，证明患儿死亡原因；3、桂林医鉴（201××）××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广西医鉴（201××）××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4、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有过错以及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5、原告的户口登记簿、两原告的结婚证、原告居住房产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201××）江新法交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派出所以及社区证明各一份、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证明原告与患儿的亲属关系，以及相关损害赔偿项目应当按照城镇人员计算；6、鉴定费发票。
被告辩称：患儿出生时即诊断“先天性××××”，在我院行××××术，恢复好转而出院。后××××术而再次入院，经完善相关检查无异常，术前讨论诊断患儿有××××指征。患儿于3月21日11时50分在全麻下行“××××成形术”，××××顺利，术后于14时37分送外科ICU病房监护，予以呼吸机辅助呼吸。经治疗后，患儿麻醉清醒，较烦躁，脱呼吸机小导管给氧，自主呼吸恢复，哭闹有力，病情稳定，有转出重症科指征，于18时50分转到小儿外科病房。次日早上6点40分，患儿出现呼吸困难、心率下降，医生给予插管后简易呼吸囊辅助呼吸，抢救过程中联系外科ICU，因无呼吸机，直至早上11时才转外科ICU，此过程一直呼吸囊辅助呼吸，因患儿××××危重，11时30分抢救无效死亡。原告申请桂林××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结论为：“一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我方不服该结论，向广西××学会申请重新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被告认为，医院对患儿的诊治过程严格按照医疗常规和操作规范进行，患儿××××发展所致，医院不存在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举证如下：1、患儿住院病历，证明诊疗经过；2、尸检报告，证明患者死亡原因；3、《小儿××××学》节选和《临床诊疗指南××××外科学分册》节选，证明患儿第二次手术时机为3-6个月之后，并且多数××××患儿的其他系统患有畸形的几率较高。
经庭审质证，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异议。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结合以上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
两原告系患儿××××的父母。患儿于2013年9月25日出生即被诊断为“先天性××××”，在被告医院行“××××术”后恢复良好即返回家中，由家人照料、护理。
2014年3月中旬，原告依医嘱带领患儿××××到被告医院复查。3月17日，患儿入住被告医院，两原告交付8000元住院押金。被告对患儿做体格检查和专科检查，初步诊断为先天××××、××××术后。3月18日做血液检查，其中部分检测指标不在参考值范围内：白细胞计数11.670（参考值4—10）、红细胞计数6.140（参考值4—5.5）、红细胞平均体积61.900（参考值80—94）、平均血红蛋白量18.9（参考值26—32）、平均血红蛋白浓度305（参考值320—360）、血小板计数655（参考值100—300）、淋巴细胞绝对值5.7（参考值1—3.7）、单核细胞绝对值0.92（参考值0—0.7）、红细胞分部宽度29.9（参考值37—54）、碱性磷酸酶154.78（参考值25—90）、丙氨酸氨基转移酶49.09（参考值0.001—38）、天门冬氨酸转移酶50.4（参考值0.001—40）、乳酸脱氢酶282.54（参考值114—240）。
3月21日11时50分，被告医院的××××医师以及第一助手××××给患儿××××实施××××成形术。
术后14时37分，患儿麻醉未醒，转入外科ICU监护治疗，予以呼吸机辅助呼吸、心电监护、复查血常规和肝肾、凝血功能。病历记录，监护期间，患儿体内留置的胃管、肛管、尿管均引流通畅，四肢外周循环差，四肢冰凉。15时42分，ICU对患儿采血检测血气分析和电解质组合，其中pCO2（动脉二氧化碳分压）检测结果为50（参考值35-45），pO2（动脉氧分压）检测结果为41.4（参考值80-100），sO2（氧饱和度）77.5%（参考值95-99），以上三项检查指标均未在参考值范围内。16时，测婴儿体温36.6℃。
当天17时22分，患儿麻醉清醒。病程记录体温37.5℃。医生查看患儿之后拔出气管导管，××××情稳定，可以转出ICU，转入小儿外科病房继续治疗。
患儿转入小儿外科病房于17时40分测量体温38.7℃，两肺可闻明显痰鸣音，四肢凉，肛门无大便排出，胃管有粪水样液引出。至次日凌晨2时33分，患儿体温升至39.8℃，口唇稍苍白，双肺听诊可闻大量痰鸣音及喘鸣音，被告医院给予抗感染及雾化治疗。6时40分，患儿心率下降至68次／分并呈快速下降趋势，心音弱，呼吸困难，面色紫绀，双肺可闻大量痰鸣音，四肢凉，双下肢可见皮肤花斑，四肢抽搐。小儿外科病房给予气管插管、呼吸囊辅助呼吸、静注肾上腺素等治疗。7时开始，小儿外科联系转科治疗。8时40分许，ICU意见为准备好呼吸机后可转科治疗。10时55分，患儿转入ICU，呈深昏迷状态，经继续胸外心脏按压、静注肾上腺素等抢救措施无效，于11时18分心率降至0，11时30分宣布临床死亡。
2014年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对患儿尸体进行解剖，结论为：“患儿因××××术，××××情加重死亡。尸检主要发现：××××急性肺淤血，结肠与小肠浆膜层纤维性粘连。对于一个发育有畸形仅5个月且多次手术创伤、有肠粘连的婴儿，免疫力低下，水、电解质紊乱在所难免。由于并发××××，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而多脏器淤血、脑水肿、心肝肾细胞变性等属死前继发性改变“。
桂林××学会于2014年10月22日作出桂林医鉴（201××）××××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例属于一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医院不服桂林医学会的鉴定意见，申请再次鉴定。广西××学会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广西医鉴（201××）××××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后，申请做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广西××××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等问题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一、医方对患儿的入院诊断明确；二、患者入院时存在营养不良，血常规和生化检查存在不同程度异常，术前3天未见任何对症治疗及给予较大创伤的××××。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科学》对先天性××××成形术××××原则为“一般情况下，先行结肠造口，6-12个月后再行二期××××“，故医方术前评估不足，××××时机选择不当；三、患儿××××后转入ICU监护治疗，从当天生化报告可见其存在明显的呼吸、循环功能和肝肾功能异常，但医方于17时50分转至小儿外科，存在××××情评估不足的过错；四、患儿××××情恶化情况，需呼吸机支持治疗，医方ICU意见为等准备好呼吸机可转科治疗，从7时联系至10时55分转入，时长近4小时，医方重症科不符合卫生部《重症医学科建设××××指南（试行）》第九条“重症医学科必须配置必要的监测和治疗设备，以保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需要”的规定；五、患儿××××指征，术后相继出现肺部感染的症状和体征，××呼吸衰竭死亡。综上，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患儿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参与度为60%-80%。被告认为该鉴定意见分析笼统，属于从后果上推论性分析，缺乏医学性分析，申请重新鉴定。庭审后，被告出具书面意见，主张患儿在3月21日的血气报告，pCO2（动脉二氧化碳分压）、pO2（动脉氧分压）、SO2（氧饱和度）等检测结果与临床监测明显不符，考虑到患儿年龄小，麻醉清醒后吵闹不配合，采集血液困难，故此次采集标本为静脉血，而非含氧丰富的动脉血。
关于××的收治对象和转出标准，原告提交《××××患者接收∕转出标准（试行）》，被告提交全国高等学校教材《××醉学》第三版。
另查明，原告陈剑和患儿××××的户籍登记在贺州市××××区××镇××村××组。原告冯春娥的户籍登记在贺州市××区××巷××号，该处地址是原告陈剑的母亲××××××名下城镇房产。两原告其余三位子女的户籍亦登记在该处地址。已生效的（201××）××初字第××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陈剑长期居住在贺州市××区××巷××号，职业为××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被告医院对患儿××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如果有过错，其过错行为与死亡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参与度；二、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项目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对于被告医院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参与度，本院依法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综合鉴定机构的意见，被告医院在以下方面存在过错，即术前评估不足、××××时机选择不当、术后过早转出ICU、重症医学科的配置不符合卫生部的规定。
本院认为，从被告医院提供的病历记录来看，（一）术前：患儿在术前（3月18日）的血液检查，多项指标未在参考值范围内，未见被告医院对此作出相应处理；（二）术后转出重症医学科：被告主张临床检查患儿的各项情况正常，符合转出ICU标准。但是，患儿术后重症监护期间的pCO2（动脉二氧化碳分压）、pO2（动脉氧分压）、sO2（氧饱和度）不在参考值范围内。被告主张采血标本为静脉血，而非动脉血，但未再对此作出进一步检查的情况下，其转出行为不符合被告提交的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学》转出ICU标准之一“PaO2及PaCO2在正常范围内”的规定；患儿转出ICU时，没有对其肝肾功能、水、电解质作出相关检查，没有依据能确认患儿符合被告提交的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学》转出ICU标准之一“无严重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三）患儿在小儿外科病房出现危急病情时：患儿持续发热，在3月22日6时出现昏迷，值班医生从7时开始联系转ICU治疗并获同意，而直至准备好呼吸机顺利转入ICU已在4个小时之后。ICU对××××监测、工作效率、抢救成功率等方面有普通病房所不能及的优势。因呼吸机短缺问题导致患儿不能及时转科，不符合被告的医院等级、医疗水平。综上，鉴定机构对以上问题的分析、结论符合客观事实，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
对于××××时机的选择问题，鉴定机构采用全国高等教材《××科学》规定的“6-12个月”期限。被告抗辩应当按照《××××外科学》规定的“3-6个月”期限。患者系婴儿，××××选择时机应当有别于成年人，被告提出按照小儿专科的治疗方案在3-6个月施行××××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对于患儿××××问题，××××症状，××××导致呼吸衰竭死亡，与被告诊疗行为有因果关系。本院认为，××××指征，××××患儿没有咳嗽、咳痰、气促等症状，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但是，从病历等证据来看，不能证明被告在防范、××××方面存在过错。因此，该项损害后果不应当由被告承担责任。
综上，综合病历、双方提交的相关诊疗规范和学术资料，本院对鉴定机构的意见大部分予以采纳，并酌情认定被告医院承担70%的责任。
二、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项目的计算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一）医疗费：双方确认两原告已交付8000元，应属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
（二）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本案中，患儿年龄未满6个月，两原告身为父母，陪护其身边，护理费可以按照两人予以计算。二原告主张的计算标准为，原告陈剑按照交通运输业的年平均工资55447元、原告冯春娥按照××业的年平均工资27071元，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患儿的住院天数6天，计算该项费用为1356元（6×（55447÷365＋27071÷365））
（三）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该项费用的客体为受害人的收入损失，而非陪护人员的收入损失，故两原告主张因处理患儿丧葬、诉讼等事宜的误工费用，不属于本项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四）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两原告对此未提交证据。鉴于两原告以及年幼患儿的常住地在贺州市，参考贺州往返桂林的交通费，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
（五）住宿费：鉴于两原告陪同患儿异地就医，本院对住宿费项目予以支持。原告按照2015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之住宿费每人每天330元的标准，计算7天的费用共计2310元（330×7），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六）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两原告以及子女长期居住在贺州市城区的证据有产权证、公安机关和社区的证明、生效判决书确认的法律事实，证据充分、确凿，本院予以采信。因此，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予以计算。按照2015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69元，死亡赔偿金为493380元（24669×20）。
（七）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按照2015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之职工月平均工资3904元，计算为23424元（3904×6）。
（八）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索赔权予以确认。结合被告的过错参与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相关因素，本院酌情支持3万元。
对于上述赔偿项目，第（一）至（七）项，依法按照被告的过错责任比例来确定被告的赔偿金额，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则不以过错责任比例进行分担。被告在本案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400629元（（8000＋1356＋1000＋2310＋493380＋23424）×70%＋30000=400629）。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赔偿原告陈剑、冯春娥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400629元；
二、驳回原告陈剑、冯春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9282元、鉴定费6100元，合计15382院（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4141元，由被告负担11241元。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9282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陈 芳
人民陪审员 唐邕林
人民陪审员 林婉玉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屈斐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