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4民终8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尧安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大市口村丰达煤矿。
法定代表人：王茂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王梦龙，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枣庄国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高新区复元三路。
法定代表人：石正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征，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其涛，男，196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
上诉人河北尧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尧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枣庄国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宇公司）、原审被告王其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403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尧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国宇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双方不存在机械设备买卖合同，认定尧安公司根据招标价格支付涉案成套设备价款727300元合法有效；2.所有案件诉讼费由国宇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也从未发生过买卖业务，上诉人也不是实际履行合同的货物接收人，一审认定上诉人使用了涉案配件组装的成套设备就必然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是错误的。国宇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2013年，被告尧安公司丰达煤矿综合修造厂的经理王其涛向国宇公司购买矿用设备，并要求国宇公司送货至丰达煤矿。国宇公司根据王其涛发送的购货明细，分四次将总价180万元的矿用设备送到河北省尧安县丰达煤矿，国宇公司已经自认与综合修造厂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经庭审查明，“综合修造厂”系两家民营公司筹建的民营企业，股东决定暂定企业名称为“井亭丰达综合修造有限公司”，筹建阶段简称综合修造厂，而尧安公司系枣矿集团公司投资的国有企业，两者不存在产权隶属关系。一审认定“被告尧安公司的证据虽能证明综合修造厂处于井亭公司与高运公司共同筹建阶段，但不能就此否认综合修造厂非独立经营、受丰达煤矿管理的事实”是错误的。其实尧安公司丰达煤矿与筹建的综合修造厂，国有和民营产权清晰十分明确，业务往来财务账目清楚，双方各自独立经营自行核算，不能因上下游企业业务往来，就认定综合修造厂属于尧安公司丰达煤矿投资管理的企业。王其涛当时是该独立经营的综合修造厂的总经理，同时是民营企业高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从来不是河北尧安公司丰达煤矿的职工或是代理人。王其涛当年安排孔维彦和马运祥分别接收国宇公司机械配件并在送货单上签字，属于综合修造厂的经营行为，孔维彦当时并不是尧安公司丰达煤矿的职工，只是山东井亭公司劳务输出到河北综合修造厂的员工，而马运祥在本案重审时出庭作证，证明其一直不是尧安公司丰达煤矿的职工，是随王其涛的滕州高运公司去河北综合修造厂的员工，孔维彦和马运涛当时都是受综合修造厂总经理王其涛管理并发放工资。至于本案一审国宇公司申请法院对其二人的调查事项，根本不能证明二人当初是尧安公司丰达煤矿的职工。国宇公司根据《购货明细》向王其涛送的是零散皮带机配件等，具体品种数量丰达煤矿根本不清楚，而丰达煤矿使用的是综合修造厂加工出售的成套皮带机整机等，不能因丰达煤矿后来购买使用了成套皮带机设备，必然成为出售机械配件的买卖合同一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亭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明确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国宇公司主张合同关系成立，但没有证据甚至连一份加盖尧安公司或丰达煤矿印章的书证都无法提供，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国宇公司不能举证证明综合修造厂是尧安公司下属企业的情况下，竟认为“国宇公司与尧安公司之间的买卖三台80皮带机及四台气泵的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合同履行”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机械配件价款117万元，违反市场经济定价机制，有违公平交易原则，这种商品定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更不应判决国有企业重复支付货款117万元。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商品定价主要分为三类:成本定价法、需求定价法、竞争定价法，商品买卖不外乎三种定价交易方式。出卖方事先明码标价，双方协商一致定价，通过公开招标评估拍卖定价。涉案机械配件被判定117万元的定价没有依据，也不属于自由裁量权定价的范围。从本案审理中出现的三种价格作以分析:第一种价格180万元。国宇公司起诉状主张180万元，既没书面合同也没有事先口头约定，也没有价格单随货同行，更没有开具增值税发票挂账佐证。对此180万元，一审法院通过两次庭审认定国宇公司没有证据而不予支持，本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二种价格727300元。庭审查明，丰达煤矿对综合修造厂销售的三套皮带机和四台气泵逐项核查后，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询价，确定货款数额为727300元，对此综合修造厂总经理王其涛参与了投标，并认可接受了市场竞争报价，最后综合修造厂总经理王其涛以高运公司名义开具了七张增值税发票，与尧安公司丰达煤矿结算完毕。至此，依据成套机械设备价格要高于组装前设备配件价格的常识，综合修造厂接收的国宇公司机械配件总价款只能低于727300元。对此价格，鉴于买卖双方丰达煤矿和王其涛的高运公司无异议并履行完毕，国宇公司假如认为该招标询价程序存在问题，或认为丰达煤矿和王其涛串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对所供货物配件事实的价款进行评估，按照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向王其涛的高运公司主张权利。第三种价格117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三套皮带机和四台气泵的配件价款117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尧安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不能认可。耿道宏不能以丰达煤矿代表身份商定价款，既没有授权委托书，也没有书面协议签字，在枣西公安分局《询问笔录》中，耿道宏不承认自己是丰达煤矿的代表，既然法院已知并认定“该价款没有得到被告确认”，不应再搞什么“参照性”,耿道宏不论在公安局询问笔录还是一审出庭作证中，一直否认自己是尧安公司的买方代表，只是一个牵线人。如果当事人初步协商117万元价款没有争议，完全可自行开票结算，无须法院诉讼。事实上本案仅出现两种价款，一是国宇公司起诉主张的180万元，二是丰达煤矿已经按照招标价支付给销售方高运公司的727300元。对以上180万元价款法庭已查明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对于727300元价款也已查明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否认。至于对判决出现的117万元定价，三方当事人均不认可。国宇公司和尧安会司的意见不再赞述，而王其涛早已按照招标价727300元结清了货款，不存在判决书中所谓“被告王其涛认为，2014年7月份，耿道宏与国宇公司协商的价款117万元，符合市场价格”的说法，否则，王其涛原来就应当按照117万元与尧安公司丰达煤矿结算，除非本案出现另外结算三台皮带机整机和四台气泵问题。本案一审两次开庭已经查明，王其涛的综合修造厂不存在向丰达煤矿另外销售三台皮带机和四台气泵的事实。那么，国宇公司应当向王其涛及其公司追索配件货款(据了解曾追索不能)，王其涛及其公司应当以与丰达煤矿结算的货款支付国宇公司。本案王其涛的陈述配合国宇公司的起诉要尧安公司再支付117万元，不排除双方串通涉嫌恶意诉讼。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将虚假诉讼入刑，本案一审判令尧安公司重复支付货款117万元，有可能放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追究本案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的刑事犯罪问题。2.本案不是侵权纠纷，姑且不论枣西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插手经济纠纷对否，刑事侦查笔录只是公安机关询问过程记录，上面不会加盖行政公章证明事实。刑事侦查笔录也属于当事人陈述，民事诉讼之外的陈述并不能作为“当事人陈述”这一民事证据形式使用。何况法律规定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相关证据证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样，单一的询问笔录更不能直接作为民事认定事实的依据。合同纠纷案中法官对刑事案件《询问笔录》内容真伪难以识别，如果把这种真伪不明的所谓证据采信到民事诉讼中，那么得到的案件事实也会真伪不明，公权力介入私权纠纷本身就破坏了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不应将公权得到的询问笔录中出现的117万元直接作为法院民事判决依据。3.为彻底查明本案相关事实，开庭前尧安公司提交了两份书面申请，但没有得到同意，导致发回重审事实认定仍然不清。一是《关于要求国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接受询问并责令其提交涉案财务账册的申请》。因本案国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到庭，二位委托代理律师推脱对案件事实不清楚，以致庭审中起诉书自认四次送货但却只有两次送货三张收到条、王其涛的“购货明细”无从查起、起诉标的额几经计算不能确认等，致使本案关键事实无法查清。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事实接受询问”，对本案国宇公司四次送货单收据、增值税发票、财务挂账等关键事实，可以依法运用询问当事人制度进一步查清。国宇公司应当有涉案配件的进货单价、销售台账等凭证，该公司财务账册中也应有应收款反映，鉴此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同时应提交本人签字盖章的公司财务账册等凭证。但是时此一审没有进行询问调查。二是《关于请求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第三人的申请》，因尧安公司已经举证将涉案成套设备价款支付给高运公司，高运公司以综合修造厂的名义开具增值税发票结算货款，国宇公司原本应向综合修造厂即出售成套设备整机的高运公司追索货款主张债权。根据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鉴于本案原审中尧安公司已经将高运公司相关资料提交法庭子以质证，高运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国宇公司却没有申请追加其为第三人。一审没有通知高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本案事实无法查清导致判决错误。综上，本案没有书面合同管辖程序存在问题，一审认定买卖合同相对人出现错误，并在商品定价方面自由裁量不当，导致强迫交易现象产生。上诉人已经按照招标价支付完涉案设备价款727300元后，要再重复支付高于市场价格的货款一百多万元，可能会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对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判决驳回国宇公司的起诉，告知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另行向买卖合同相对人和涉案货款接受人王其涛的高运公司主张权利。假如另案起诉中通过中介评估的机械配件价款超过上诉人支付高运公司的价款，差额部分可由高运公司另行主张权利。
国宇公司辩称，耿道宏作为丰达煤矿的副矿长出面联系与上诉人之间的机械设备交易，其身份足以让上诉人认定其是丰达煤矿的代表。被上诉人将货物送至丰达煤矿，丰达煤矿全部接收并实际使用，有赵祉军矿长的签收说明等证据。结算时耿道宏代表丰达煤矿与上诉人进行协商，这一过程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综修厂位于丰达煤矿院内，被上诉人将货物送至综修厂，也是认为综修厂是丰达煤矿下属单位才送去的。签收人孔维彦当时是综修厂的厂长，马运祥在一审中已出庭作证认可自己对外宣称是丰达煤矿的职工。综修厂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其受综修厂的考核，是丰达煤矿的下属单位。上诉人提交的综修厂的货品明细及报价单是上诉人单方制作，我方不予认可。对于追加高运公司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已多次陈述其购买产品要经过招标、签订合同等一系列手续，但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应的招标合同予以证明其与高运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业务往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与高运公司无关，没有必要追加高运公司为第三人。
王其涛陈述意见为，综修厂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是丰达煤矿下属单位。综修厂不是货物的实际购买人，被上诉人送到丰达煤矿的货物，有一部分是根据耿道宏的安排在综修厂卸货。当时全矿只有综修厂有行车，全矿的大型货物都在综修厂卸车。因此在综修厂卸货不代表综修厂是订货人。2013年7月至2013年10月的明细表可以证实综修厂每月向丰达煤矿提供了什么产品，在此期间综修厂根本没有向丰达煤矿提供过皮带机，有丰达煤矿的各科室签字的考核表为证。高运公司与上诉人发生的业务，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国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货款180万元[货款1,739,068元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差旅费、交通费60,932元及利息（自2013年10月26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异议：原告国宇公司系矿用配件销售企业。2013年7月，时任被告尧安公司下属企业丰达煤矿副矿长耿道宏与原告总经理宁连国联系，称丰达煤矿需要80皮带机及气泵。同月19日，原告的第一批80皮带机配件送至丰达煤矿院内的综合修造厂，由职工马运祥签收。同年9月，四台气泵送至综合修造厂。同年10月12日及26日，两批80皮带机配件分别送至综合修造厂。后因货款结算双方发生争执。经丰达煤矿对原告货物核实，原告的货物已被丰达煤矿使用。2014年7月，丰达煤矿副矿长耿道宏、被告王其涛与原告负责人宁连国、业务员张波曾协商原告货物总价款117万元。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一、综合修造厂是被告尧安公司丰达煤矿的下属单位还是被告王其涛承包的高运公司设立的独立核算单位。为此，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枣庄市公安局枣西分局对耿道宏的询问笔录，耿称其与原告老板宁连国是朋友关系，因丰达煤矿急需三台80皮带机及四台气泵，便推荐原告与被告王其涛联系。2、枣庄市公安局枣西分局对孔维彦的询问笔录，孔称其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在枣矿集团井亭煤矿下属单位河北丰达煤矿综修厂上班，6月14日被调到了丰达煤矿的机电科，王其涛安排其接收这些货物。3、马运祥收到原告货物后在“收到条”上署名尧安矿业丰达煤矿。4、经原告申请，本院调查孔维彦的工资现由被告尧安公司支付，马运祥工资由河北舜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人井亭公司）支付。被告王其涛提交的证据：1、赵祉君（时任丰达煤矿矿长）签署的“国宇送来的80皮带机配件落实情况的说明”，称“先后收集到了丰达煤矿综合修造厂2013年10月底物质盘点表、丰达煤矿机电科提供的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下井的80皮带机明细表、主要配件使用情况统计表、每台皮带机配置明细表以及下井皮带机明细签字表等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分析比对……，经过以上分析比对国宇公司送来的80皮带机配件综修造厂里和井下确实都有，而且数量并未发现异常，特别是主要配件的一致更进一步证明其真实性。”2、2013年“综合修造厂六月份结算工时费”，上有企管科汤继国、供应科王栋、财务科丛栋、副矿长耿道宏及矿长赵祉君的签名及审核意见。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综合修造厂加工维修结算表。原告国宇公司及被告王其涛的以上证据证明，综合修造厂是丰达煤矿的下属单位，受丰达煤矿领导，其行为应由被告尧安公司负责；原告货物经耿道宏联系，出售给丰达煤矿并已投入使用。被告尧安公司提供的证据：1、高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被告王其涛。2、高运公司向被告尧安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7张，三部皮带机及其配件总价款727,300元。3、井亭丰达综合修造有限公司的筹建及最后结算的情况及相关决议。2013年6月25日《井亭公司股东代表会决议》：井亭公司80%股权，王其涛20%股权，拟设立井亭丰达综合修造有限公司，王其涛为总经理。2014年1月26日《井亭公司董事会决议》：井亭公司收购高运公司资产。以上证据证明,被告王其涛的双重身份，综合修造厂不是丰达煤矿的下属单位，被告尧安公司已将案涉设备款与高运公司结算完毕。对以上证据，该院认为，原告国宇公司将案涉货物发送至位于丰达煤矿院内的综合修造厂且被丰达煤矿投入使用。从“综合修造厂结算工时算”可以看出，综合修造厂不是独立的核算单位，受尧安公司丰达煤矿管理。丰达煤矿内部核查报告，也以原告国宇公司为相对方。结合双方的陈述及买卖过程（协商、送货、使用、结算），综合以上分析，能够认定被告尧安公司下属单位丰达煤矿为原告货物的购买方。被告尧安公司的证据虽能证明综合修造厂处于井亭公司与高运公司共同筹建阶段，但不能就此否认综合修造厂非独立经营、受丰达煤矿管理的事实。二、原告出售的三台80皮带机及四台气泵的合同价款。为此，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枣庄新宇滨湖机电制修有限公司出具矿用气动隔膜泵单价2.4万元的证明、2013年皮带机价格明细表（不含税）；2、枣庄矿业集团金源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原告于2013年10月11日购买其矿产配件一宗的证明；3、原告制作的2013年7月19日、10月12日、10月26日80皮带机配件明细三份，三台皮带机价款分别为442,680元、677,314元及600,194元。被告尧安公司质证认为，此价格系原告单方制作，价格虚高。被告王其涛认为，2014年7月份，耿道宏与原告协商的价款117万元，符合市场价格。对以上证据,该院认为,因双方没有确定货物价款，是造成纷争的原因之一。原告供应的矿用设备配件众多，市场价格浮动较大，难以确定统一价格。2014年7月，丰达煤矿副矿长耿道宏与原告经理宁连国协商的价格117万元，该价款虽没有得到被告确认，但该价款经过了双方初步协商，具有参照性，可作为认定合同价款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国宇公司与被告尧安公司之间的买卖三台80皮带机及四台气泵的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合同履行。原告国宇公司已向被告尧安公司出售案涉货物，被告尧安公司已投入使用。但被告尧安公司没有支付价款。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即应向原告支付货物价款117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可从原告起诉次日（2015年6月12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原告国宇公司主张被告王其涛共同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国宇公司与被告尧安公司买卖合同成立，被告尧安公司应向原告国宇公司货款117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北尧安矿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枣庄国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货款117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5年6月12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枣庄国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原告枣庄国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负担5,670元,被告河北尧安矿业有限公司负担15,33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河北尧安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的答辩及原审被告的陈述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对本案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如何认定，上诉人是否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二、对于货款数额如何认定；三、本案是否应追加高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对于焦点问题一，关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受人主体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涉案买卖业务是由时任尧安公司下属单位丰达煤矿副矿长耿道宏与国宇公司进行联系的，称丰达煤矿需要80皮带机及气泵。涉案的货物也是送至丰达煤矿院内的综合修造厂，货物由丰达煤矿使用，最终的结算也是由时任丰达煤矿的副矿长耿道宏与国宇公司、王其涛进行协商。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根据买卖合同履行的相关情况，可以认定尧安公司下属单位丰达煤矿与国宇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决尧安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焦点问题二，关于涉案货物价款如何认定问题，尧安公司主张以高运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载明的金额727300元为认定依据，但是尧安公司不能证明该发票所涉货物即为本案买卖业务的标的物，因此尧安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据时任丰达煤矿副矿长的耿道宏与国宇公司经理宁连国协商的价格认定货款金额为117万元并无不当，尧安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是并不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货款金额予以确认。
对于焦点问题三，上诉人主张应追加高运公司为第三人，本院认为，高运公司对本案诉讼标的并不具有独立请求权，也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并非应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审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30元，由上诉人河北尧安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晓
审判员 杨丽娜
审判员 单 伟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高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