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06民终5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军，男，1965年11月28日出生，蒙古族，无职业，住xx。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楠，辽宁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长春，男，1969年8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xx。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超，辽宁科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国军因与被上诉人刘长春提供劳动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的（2016）辽0624民初146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国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楠、被上诉人刘长春的委托代理人马志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国军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郑玉财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15753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63138元，合计178891元。三、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1、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上诉人是被害人郑玉财的养子，只认定是外甥，错误。丹东中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000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上诉人“系被害人郑玉财之养子”，一审判决却不予认定、只认定为是其的“外甥”，这明显是错误的。该丹东中院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在一审法院举证期内以及开庭时，已经作为证据提交；一审判决在一审判决的认定证据当中，已经有明确且清楚地表述、认定，而在事实认定的尾部却认定“上诉人亦未能进一步提供司法机关确认的原告与郑玉财之间存在继子女、养子女关系的证据材料”，这明显是自相矛盾和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一审判决不认定上诉人是死者郑玉财的养子，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丹东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于2014年2月18日向上诉人送达了《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丹检刑委代【2014】26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公诉案件，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家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现告知你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检察机关也确认了上诉人系被害人的养子、近亲属关系和身份，该《告知书》上诉人在一审法院举证期间以及开庭时，已经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的尾部却认定“上诉人亦未能进一步提供司法机关确认的原告与郑玉财之间存在继子女、养子女关系证据的材料”，这明显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3月，矫树宝一次性赔偿郑玉财1000元”没有事实依据，错误。被上诉人刘长春在2013年11月6日6时50分-7时55分，宽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询问笔录》作证时自认？郑玉财与什么人有矛盾？刘长春答：郑玉财与矫树宝以前因为在一起喝酒打过架，都报案到杨木川派出所了，他俩都是我雇佣的工人，为了解除矛盾，我替矫树宝给郑玉财拿了1000元的医药费。一审判决认定是矫树宝一次性赔偿郑玉财1000元，显然没有事实依据，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是矫树宝赔偿1000元的经济损失，意在洗脱被上诉人的雇主责任，把在雇工当中受到的人身损害，归结为个人之间矛盾，这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3、一审判决在事实部分认定杀人时间的起因是“回屋后，矫树宝听见郑玉财在屋内数落自己，便找郑玉财理论，双方遂发生争吵”而引起杀人的，没有事实依据，错误！丹东中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000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因巡护蛤膜沟一事发生争执”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刑三复字第0000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因巡护蛤蟆沟一事发生争执，一审判决认定，回屋后，矫树宝听见郑玉财在房间数落自己，便找郑玉财理论，双方发生争执，只是单方面采信矫树宝一次的供词，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而丹东中院和辽宁省高级法院的刑事判决均认定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是康寿安证“接完电话后，矫树宝站在门口数落郑玉财几句就回到了东屋，之后，我拿着手电就去了蛤蟆沟了”。矫树宝供认“康寿安去看了蛤蟆沟后，我又去了西屋，并与郑玉财争吵”。没有被害人在“回屋后，矫树宝听见郑玉财在屋内数落自己，便找郑玉财理论”的证据和事实。一审判决以矫树宝的一次口供就认定这一事实，明显是违背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司法原则，民事审判突破了刑事审判所认定的事实与证据，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和违法法律规定的。二审法院应当纠正一审法院的这一错误。二、上诉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即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丹东中院和辽宁省高院生效的刑事判决均认定被上诉人是矫树宝和死者郑玉财的雇主，郑玉财被杀的地点是“大青沟蛤蟆沟的看护房内”。被杀原因是：因巡护蛤蟆沟一事发生争执，而且该蛤蟆沟看守工作的工作时间是不固定的，引起矫树宝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导致杀人的直接原因就是被上诉人的当晚电话要求到雇工到蛤蟆沟巡护蛤蟆的指示，被害人郑玉财被杀，与雇工工作与被上诉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死在工作岗位上，因雇工工作引起，被上诉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是矫树宝与被害人个人矛盾所致。2、被害人郑玉财与矫树宝的矛盾不是个人的矛盾，矛盾的产生源为雇工劳动。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2013年11月6日）作证时自认，矫树宝是2012年受雇于被上诉人，被害人是2005年受雇与被上诉人，他们两的所谓个人矛盾，均源于被上诉人的雇工劳务，被上诉人有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和义务，所谓的一审判决认定的琐事，也都是因雇工劳务引起的。尤其是，在公安机关处理他们之间治安纠纷时，被上诉人花钱替矫树宝开脱治安处罚责任，无形当中助长了违法乱纪的意识，被上诉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3、矫树宝杀人，郑玉财死亡，源于受雇的劳务。一审判决在理由部分认定，因郑玉财不满，激怒矫树宝，矫树宝失去理智将郑玉财杀害，把起因归结到死者，归结为所谓的个人矛盾引发，无任何劳务活动因素，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和推理。如前所述，郑玉财发泄不满，仅是凭矫树宝的一次供述，丹东中院和辽宁省高院的生效判决都没有认定，辽宁省高院认定的矫树宝的供词，也推翻了该次供词，一审判决在没有客观事实和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认定事件的起因归责为死者，是错误的。如前所述，根据丹东中院和辽宁省高院的生效判决事实认定以及被上诉人和证人的证实：矫树宝与死者均是被上诉人的雇工，24小时工作、生活在被上诉人的蛤蟆沟里，所谓“琐事”、“矛盾”，均源于雇工劳务，把发生死者被杀，推定为“个人矛盾引发，无任何劳务劳动的因素”，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和推理。4、死者被杀与被上诉人有着直接的联系和关系，一审认定为“超出了通常可以预见的合理范围”进而洗脱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已经认定了矫树宝与死者在2013年3月发生冲突，而且这也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还代替了矫树宝拿了1000元开脱治安处罚责任，这就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对其二人有因雇工劳务而产生的矛盾，是十分清楚的，是明知的。被上诉人以及证人康守安乃至矫树宝的自认、证实和供词都承认一个事实：发生冲突时源于被上诉人当晚的督促雇工劳务巡护蛤蟆沟的电话，才导致被害人的被杀。在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一审认定为超出了通常可以预见的合理范围，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9条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第11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赔偿承担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被上诉人刘长春应当承担雇主的赔偿责任，这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一审认定为“超出了通常可以预见的合理范围”，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能因为被害人终生未婚娶的、无儿无女的人，就可以免除被上诉人的雇主赔偿责任，不能因为被害人是终生未婚娶的、无儿无女的人，就可以冤死在九泉之下，不能因为上诉人是被害人的养子，就违法剥夺上诉人作为其亲属依法享有的赔偿请求权！上诉人必将维权到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纠正一审判决存在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保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刘长春辩称，一、一审认定陈国军是被害人郑玉财外甥，在本案不是适格的主体并无不当，继子女的形成是应婚姻关系，养子女的形成是因收养关系，上诉人不符合继子的法定条件，也无法提供与死者郑玉财具有收养关系法定收养证书，且其在原一审中也承认其童年是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生活，与郑玉财也不具备实际上的抚养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系死者郑玉财的外甥，这一认定并无不当，且在原《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第7页第18项亦明确认定陈国君是被害人的亲属，而没有认定其被害人的养子，二、上诉人并非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故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只有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才承担责任，从事雇主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合同。而郑玉财于2013年11月5日晚上8时许，在看护房内休息并且已经上床睡觉后与矫树宝发生口角被杀死在床上，此时的郑玉财与矫树宝均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从事雇佣活动的状态。对此在原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已明确载明：“郑玉财与矫树宝从事的劳务活动是为被告刘长春看护蛤蟆沟。在2013年3月矫树宝和郑玉财在蛤蟆沟看护房内因琐事发生口角，矫树宝用拳头将郑玉财殴打致伤，经公安机关调查，矫树宝一次性赔偿郑玉财1000元。而在事发当晚，是康守安受被上诉人的指示看护蛤蟆沟，郑玉财与矫树宝各自回到东、西屋休息。回屋后，矫树宝听见郑玉财在房内数落自己，便找郑玉财理论，遂双方发生争吵，矫树宝打了郑玉财两记耳光。郑玉财继续用继续用语言刺激矫树宝，矫树宝更加生气，用拳头猛击打郑玉财，接着持械将郑玉财杀害”。以上情节在刑事判决中已经予以认定。从郑玉财被害的起因看，郑玉财、矫树宝素有矛盾，又因事发当日郑玉财向矫树宝发泄不满，导致双方争吵，郑玉财的被害及矫树宝的致人死亡行为，纯属个人的矛盾所引发，并无任何从事劳务活动的因素。郑玉财与矫树宝的上述行为与接受劳务一方即被上诉人刘长春没有主观或者客观上的任何联系。且无论二人因何产生矛盾、发生口角，其二人当时均未处于法律所规定的从事雇佣活动的状态，故矫树宝致人死亡、郑玉财被害，并非从事劳务活动所致，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陈国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刘长春赔偿其死亡赔偿金11575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3138元，共计17889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国军系死者郑玉财的外甥。郑玉财生前同矫树宝、康守安受被告刘长春雇佣，在宽甸满族自治县杨木川镇土城子村9组大青沟为被告看护蛤蟆沟。2013年3月，案外人矫树宝与郑玉财因琐事发生口角，矫树宝用拳头将郑玉财殴打致伤，经公安机关调解，矫树宝一次性赔偿郑玉财1000元。2013年11月5日20时许，被告刘长春给矫树宝打电话，问是否有人看护蛤蟆沟。矫树宝说郑玉财与康守安都在看护房内。郑玉财与康守安听到后表示不满。随后，康守安去看护蛤蟆沟，矫树宝与郑玉财分别回东、西屋休息。回屋后，矫树宝听见郑玉财在屋内数落自己，便找郑玉财理论，双方遂发生争吵，矫树宝打了郑玉财两记耳光。郑玉财继续用语言刺激矫树宝，矫树宝更加生气，用拳头猛击打郑玉财，接着持械将郑玉财杀害。后原告陈国军为郑玉财料理后事，并支付丧葬费。2014年9月26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丹刑一初字第000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矫树宝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判决被告人矫树宝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陈国军经济损失人民币23155元。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宽甸满族自治县杨木川镇大安平河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其与郑玉财系继养子关系，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亦未能进一步提供司法机关确认的原告与郑玉财之间存在继子女、养子女关系的证据材料。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本案原告陈国军系被侵权人郑玉财的外甥，庭审中原告虽提供了宽甸满族自治县杨木川镇大安平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但不能证明原告与郑玉财构成法律上的继子女、养子女关系，故原告不属于郑玉财的近亲属，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请求被告刘长春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当属不应当受理的案件范围，故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考虑到本案中，郑玉财与矫树宝从事的劳务活动是为被告刘长春看护蛤蟆沟。二者曾因琐事发生过矛盾，矫树宝将郑玉财打伤，相互不满情绪由此积聚。事发当晚，康守安受被告刘长春指示去看护蛤蟆沟，郑玉财与矫树宝各自回屋准备休息，后因郑玉财发泄不满，激怒矫树宝，矫树宝失去理智将郑玉财杀害。从郑玉财被害的起因看，郑玉财、矫树宝素有矛盾，又因事发当日郑玉财向矫树宝发泄不满，导致双方争吵，郑玉财的被害及矫树宝的致人死亡行为，纯属个人矛盾所引发，并无任何从事劳务活动的因素。郑玉财与矫树宝的上述行为与接受劳务一方即被告刘长春的利益没有主观或客观联系，且矫树宝将郑玉财杀害的行为亦超出了通常可以预见的合理范围。因此矫树宝致人死亡、郑玉财被害，并非从事劳务活动所致，原告陈国军请求被告刘长春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国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330元，免予收取。
本院认为，本院二审期间审理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陈国军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被上诉人刘长春是否应向上诉人陈国军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的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收养关系成立后，公安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与郑玉财生前收养关系成立的证据，故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上诉人系郑玉财的养子，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上诉人虽系死者郑玉财的外甥，但不属于近亲属的范畴。因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陈国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吕伯昌
代理审判员 王 蕾
代理审判员 刘 云
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