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5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某，男，1949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延军，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格致，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5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辉，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钟，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0203民初2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去，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吕某2003年所作的出资始终为案外人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及孙树涛否认，吕某并未取得股权或与股权相似的出资权益。在案涉出资当时，吕某并不具备合法的投资主体资格，其投资亦未经过法定的登记程序，其并不因此享有股权或相似的投资权益。吕某对外仅享有收回出资、主张债权的权利，并非享有股权或股权权益。无论该455万元的出资款是否系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有财产，但该出资在出资完成的当时，基于案外人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及孙树涛的否认，以及吕某不具有投资主体资格，在法律形式上仅为主张收回投资款。事实上，生效调解书也确认吕某仅享有补偿800万的债权，而非股权或投资收益。一审法院认定“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为吕某取得相应投资项目中的出资权益，该出资权益与股权具有相同法律特征”系认定事实不清，混淆投资与投资后果的概念。2.吕某与张某签署《离婚协议书》，张某已经明确放弃离婚当时及之后的一切债权，该约定也涵盖了吕某2003年的出资最终形成的债权。讼争800万元款项系吕某在离婚后6年通过诉讼维权而形成的债权。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张某已经明确放弃离婚当时以及之后的一切债权，无论此后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均与其无关。离婚协议书的约定涵盖了案涉出资最终形成的债权。两份离婚协议书中均强调了“如有债权、债务”、“任何一切债权、债务，包括现在、以后、将来，一切与女方无关”，证明双方对签约之时或之后可能存在的债权或者债务都已经做到充分的预知和考量之后，才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当时或之后即使有债权或者债务，张某也不做任何分享和承担，与张某无关。而本案中，二人婚姻存续期间以女儿吕华名义进行投资，最终获得的收益在吕某的努力下，通过诉讼方式以债权形式得到确认。这当然属于离婚协议中写明的以后的债权，并未判决吕某享有物权或者股权。张某在明确放弃后又诉求分配，明显与《离婚协议书》中的约定不符，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改判。3.吕某无需对张某签署《离婚协议》时对投资情况明知与否负有举证责任，更何况张某对吕某所作的案涉出资是明知的，且在证据上也具备知情的高度盖然性。无论张某在离婚时是否知道对外投资，其均明确放弃分项债权或者共同承担债务，吕某无需对张某签署《离婚协议》时对投资情况知情与否负有举证责任。恰恰是张某对案涉出资的明知具有高度盖然性。本案离婚协议书中出现了对债权债务的概括性处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条款，是由于张某明知案涉出资，但该项目在双方离婚时仍未完工并开始收益，故直至离婚时，双方对出资结果尚不明确，而且存在亏损承担债务的可能，故吕某只能通过前述关于债权、债务处理的兜底条款，来约定该出资未来所产生结果的责任分配，以保证张某无须承担本次出资可能产生的债务。4.双方2006年2月离婚后，至2011年期间，吕某仍对出资项目有持续投入，案涉债权亦系吕某离婚后通过诉讼权利取得，且至今未能完全实现，张某物权主张分割。5.一审判决显失公平，双方离婚时，吕某未分得任何财产，又在未实现债权的情况下支付张某400万元，且分割附属于槟榔西里249号805室的两个车位，既无法律依据也不合情理。（2015）厦民终字第3282号民事判决确认双方夫妻共有的财产仅有大连沙河口区星海国宝C幢26楼7号，且判决归张某所有。在对双方既有房产作分割时，已经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女方权益，吕某并未从离婚财产分配中取得任何财产。
张某辩称，1.本案诉涉800万元系吕某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私自隐匿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投资所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某有权就该部分投资所得主ＸＸ均分割。在案证据可以证实：第一，吕某投资建设龙头山项目的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笔投资款455万元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第二，吕某于2003年6月2日一次性向天津汽车工业销售厦门有限公司转账支付地价款455万元，故不存在吕某在其上诉状所述其在与张某离婚后仍以个人财产多次出资投资该项目，况且本案迄今为止吕某亦未提交其在离婚后仍以其个人财产多次出资投资该项目的证据。第三，吕某在出资投资该项目时，已与孙树涛签订《合伙投资人协议》约定具体的投资内容以及收益的分配比例等。说明该投资行为吕某与孙树涛已经达成合意，故不存在吕某在其上诉状所述孙树涛否认其投资行为，其不享有出资收益的权利的情形。第四，吕某系基于其与孙树涛所签订的《合伙投资人协议》，向孙树涛及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主张土地及房屋收益权利，前述《合伙投资人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且其投资获得的权益已由通过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的形式予以确认。吕某的投资行为是否能够取得股东资格或者项目权益，并不以吕某是否就其投资行为已取得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为必要条件。综上，鉴于吕某利用与张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购买土地及房屋所获得的收益，该部分收益应当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判决张某有权平均分割诉涉800万元投资收益款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2.吕某故意隐瞒其以夫妻共同财产455万元与他人合作投资的事实，张某与吕某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部分并未涵盖本案讼争800万元财产。首先，2003年6月吕某以夫妻共同财产455万元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厦门有限公司合作投资购买土地并兴建房屋，故意将前述财产以其女儿吕华的名义进行签约和投入。2006年2月21日双方协议离婚，在签署《离婚协议书》时，吕某故意隐瞒其以夫妻共同财产455万元与他人合作购买土地并兴建房屋并享有该合作财60%份额这一事实。因此，双方《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部分并未涵盖诉涉800万元财产。其次，吕某与张某在此前关于大连沙河口区星海国宝C幢26楼7号房产确权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吕某在其已利用夫妻共同财产获得800万元的投资收益款的情形下，故意不向法庭披露该部分事实，而是向法庭表示，其在与张某离婚时未分得任何财产，要求与张某平均分割前述房产的产权份额。再次，若吕某主张张某早已知晓或其已告知张某诉涉800万元投资收益的事实，那么吕某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已向张某告知的具体时间或张某应当知晓该笔诉涉800万元投资收益存在的证据，或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依据2005年1月1日吕某与孙树涛所签订《合伙投资人协议》中的约定，吕某所投资的455万元的款项占所建全部房产及地面的60%收益，可以证实该笔455万元其本质为投资款，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为吕某取得投资项目的出资收益，而出资收益与股权具有相同的法律特征，因此，该笔455万元投资款已转化为股权，《离婚协议书》中所载明的内容并未涵盖该笔投资款。3.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孙树涛已向吕某履行完结诉涉800万元投资收益款。吕某已就（2011）湖民初字第387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未履行部分向湖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吕某现已获得该笔800万元的补偿款。吕某当庭虽辩称其仅获得200万元的项目补偿款。但吕某在申请强制执行后又与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孙树涛达成执行和解，若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孙树涛未付清剩余款项，吕某必然向湖里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但经张某查阅（2013）湖执行字第770号案件并未有恢复执行的记录。因此，事实上吕某已获得该笔800万元的补偿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某向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吕某向张某偿付夫妻共同财产400万元；2.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即址于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249号19号、20号车库（张某要求分得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249号20号车库）；3.判令吕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吕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2月20日商议离婚事宜时，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其中第四条载明：“债权、债务处理：夫妻现如有存在债权、债务及以后发生的债权、债务，现声明如下：女方张某不承担任何一切债权、债务，包括现在、以后、将来，一切以（与）女方无关”。协议书上有双方签名。同日，双方还签订《证明》一份，载明：“夫妻自结婚以来共拥有两套住宅，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249号805室（楼中楼）及大连沙河口区星海国宝C幢26楼7#。夫妻双方经过认真考虑协商，一致同意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249号805室归吕某，大连星海国宝C幢26楼7#归张某。特此证明！双方无任何争议，不得干预。”该证明上有双方签名。
双方于2006年2月21日办理离婚登记，同日又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其中关于夫妻财产部分约定为：夫妻现有的财产银行存款，经双方认真考虑一致，同意凡是以个人名字储蓄的存款归属本人所有，双方不得干预对方；债权、债务处理，夫妻现没有债权债务，如有各人签名，各自承担。该协议书经厦门市思明区民政局备案登记。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249号19号及20号车库，于2003年8月购买，现登记于张某名下。
2011年10月13日，吕某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要求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孙树涛，以吕某曾以吕华名义于2003年出资455万元，建设址于龙头山的综合楼、仓储楼等建筑为由，诉请确认其享有所建房产及地面收益60%的权利。2012年12月18日经湖里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约定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孙树涛共同向吕某分期支付项目补偿款共800万元。后吕某就其中首期款项200万元，向湖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3年3月25日，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同意于2013年底前付清该款项。
2015年张某起诉吕某，诉请确认双方于2006年2月20日签订的《证明》有效，确认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国宝C幢26楼7号单元房产归张某所有，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该笔投资款项455万元，虽然系以张某和吕某之女吕华名义进行投资，但根据吕某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状以及调解书可知，该笔投资款的实际出资人为吕某。投资之时张某和吕某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笔投资款项455万元，应当认定为双方夫妻共同财产。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调解后，该笔投资款项以吕某对案外人享有的800万元债权的形式得以确认。该800万元款项相对于原出资455万元的增值部分，属于以夫妻共同财产对外投资产生的经营收益，亦属于双方共同财产。
双方争议焦点有三：其一为双方《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的约定是否已经涵盖本案讼争投资款项；其二为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249号19号、20号车库是否作为双方签订的《证明》中所分割的槟榔房产的附属物由张某所取得；其三为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就该协议书文义而言，协议内容体现为对“债权、债务”的概括性处置，而该笔出资455万元其本质为投资款，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为吕某取得相应投资项目中的出资权益，该出资权益与股权具有相同法律特征，因此该笔投资款已经转化为股权。而股权其本质上属于一种独立的财产权，既非物权也非债权，而是以财产权为核心构建的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因此离婚协议书中载明的“债权”与455万元出资形成的“股权”并非同一法律概念，故离婚协议书载明内容并不能涵盖该笔出资款。其次、关于双方在陈述签订离婚协议时，张某对于该笔投资款项知情与否，作出不同陈述。根据主张积极事实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吕某应就张某在签署离婚协议时，已清楚知悉上述投资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现吕某未能就其主张事实举证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双方所签署的两份离婚协议书以及证明书，可知双方在离婚之时，对于已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双方所拥有的财产价值大体相当，即双方各自取得一套的房产。依生活常理判断，对于比双方所分割房产价值更为巨大的投资款项而言，即便张某放弃该部分财产权利，亦应在书面协议中作相应表达，拟或在双方分割既有房产时作适度的补偿。综上，张某对于该投资款并不知情具有较高盖然性，并据此认定双方在离婚协议之中的债权、债务分割中，并不涵盖该笔投资款项及收益，对于张某主张的分割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因该两处车位在双方离婚协议及证明中并无关于车库的表述，而且相对于房产，车库的产权系相对独立的，被告关于讼争的车库为房产附属物的抗辩意见，并无法律和法律依据，双方亦未就此作出书面约定，对于吕某的上述抗辩，难以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夫妻双方在离婚时财产问题的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婚姻法及司法解释针对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规定：一、对于双方在离婚时未分割的财产，因双方财产的共有状态一直持续，故不适用时效规定；二、对于离婚协议反悔的，可在一年内提起诉讼；三、对于一方有隐匿财产等侵害对方财产权益行为的，另一方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行为之日起两年内起诉。本案中，关于投资款项，属于前述第三种情形，根据前述认定，张某对于该笔款项并不知情，并无在案证据证明张某对该笔款项早于其自认的2014年4月前已知悉该笔投资，因此，对该款项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以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时起计算，至张某提起诉讼之时，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张某诉请分割的车库，则属于前述第一种情形，该车库自取得物权之日起，双方即共有该不动产，该共同状态处于持续状态中，故张某诉请分割双方未予分割的车库并不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一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吕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某4000000元。二、址于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249号19号车库归张某所有。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吕某提交的（2011）湖民初字第3872号案被告孙树涛、中典宏基公司的答辩意见以及该案的开庭笔录真实性双方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吕某提交的答辩意见以及开庭笔录中孙树涛、中典宏基公司均属另案中的一方当事人陈述，不能证明吕某的诉求不能成立，也不能证明吕某未出资455万元，不享有投资权益的股权等等，因此对吕某提供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陈述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法庭询问，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孙树涛为何同意向吕某支付800万补偿款，吕某述称是基于诉讼风险；法庭询问，在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时，吕某有无告知张某存在该笔投资？吕某述称，他们做了概括性总结，无论知道不知道，张某都不承担。庭审中，法庭要求吕某提供（2011）湖民初字第3872号案恢复执行情况，但吕某至今未提供。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张某是否可分得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249号20号车库以及张某是否有权分得本案案涉800万款项。
首先，在案证据显示，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249号19、20号车库均具有独立产权，产权证已于2003年8月8日办出，该两个车库是吕某与张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而双方在协议离婚时，并未对该两个车库作出分割，现张某主张分割两个车库，其分得20号车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吕某上诉称其未分得任何财产，（2015）厦民终字第3282号民事判决已对此作了详细阐述，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
其次，关于张某是否有权分得本案案涉800万款项。在案证据显示，本案案涉800万款项系经湖里区人民法院调解，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孙树涛共同向吕某支付的项目补偿款。从（2011）湖民初字第3872号案双方的起诉答辩可知，该案的基本事实是吕某以吕华的名义对该案案涉项目投资455万元，据吕某在该案中的陈述，该455万元系其于2003年6月2日向天津汽车厦门公司所汇款项。后吕某还与孙树涛签订了《合伙人投资协议》。从此后调解的结果可认定，800万的项目补偿款即是基于该455万元出资而给予的补偿款。吕某现二审以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孙树涛在该案中的抗辩来否认上述情况，显然与其在（2011）湖民初字第3872号的主张自相矛盾，也无法解释为何厦门中典宏基投资有限公司、孙树涛同意支付其800万元的项目补偿款，因此对于吕某二审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该项目补偿款系给予吕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利用夫妻共同财产对外投资所得并无不当，予以维持。
根据双方签订的两份离婚协议，2006年2月20日的《离婚协议》载明，“债权、债务处理：夫妻现如有存在债权、债务及以后发生的债权、债务，现声明如下：女方张某不承担任何一切债权、债务，包括现在、以后、将来，一切以（与）女方无关”。2006年2月21日的《离婚协议书》载明：“债权、债务处理，夫妻现没有债权债务，如有各人签名，各自承担。”从两份协议约定可知，张某对离婚当时双方债权债务的认识是夫妻无债权债务。结合吕某系以吕华的名义对外投资，以及吕某并无证据证明有告知张某该笔投资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在离婚当时对于该投资款并不知情具有较高盖然性，并无不当，予以维持。根据吕某与孙树涛签订的《合伙人投资协议》可知，吕某投资455万元用于建设房产，双方约定吕某按照投资额取得60%的收益，虽然该收益最后以800万补偿款的形式予以明确，但该800万元并非属于债权，而是基于455万元投资而产生的收益。结合双方离婚时，吕某未告知张某该以吕华名义投资的存在，张某在夫妻无债权债务的认知下签署该离婚协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离婚协议之中的债权、债务分割中，并不涵盖该笔投资款项及收益，对于张某主张的分割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最后，关于张某应分得款项的数额。从（2011）湖民初字第3872号的调解及执行过程可知，吕某有就该案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此后吕某并未申请恢复执行，在此情形下，只能推定该800万元已经支付完毕。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吕某已取得800万元补偿款与本案证据相符，吕某应支付给张某400万元补偿款。
综上所述，吕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吕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小兰）
审 判 员 许 莹
代理审判员 黄 永 忠
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
代书 记员 林 娇 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