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71刑初1293号
公诉机关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彭伟权，男，1977年1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佛山市顺德区。因本案于2016年8月3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蒋文渊，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冯喜林，男，1978年6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中山市石岐区。因本案于2016年9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林文结，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伟生，男，1979年1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广州市南沙区。因犯故意伤害罪于1997年12月17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减刑至有期徒刑十三年一个月三日，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11年1月20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6年11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黄永青，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桂森，男，1973年10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广州市南沙区。因本案于2016年12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陈梓健，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中检一区刑诉〔2017〕134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犯污染环境罪，于2017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剑飞、金伶俐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人及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鉴定人欧某出庭作证。现已审理终结。
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7月至8月期间，被告人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经共同商议后，由彭伟权联系雇佣船舶，分两次从东莞市中堂镇码头运输废弃胶纸共800立方至上述围垦，再由何伟生、何桂森提供钩机，将废弃胶纸从船上搬运至围垦进行倾倒。同年8月26日，四名被告人以上述方式雇佣船舶运输废弃胶纸400立方至上述围垦，并倾倒了半船时被政府有关部门联合执法查获。四名被告人收取纸厂支付、船主转交的处理费共计人民币60000元。
经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勘查和样品分析，证实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堤围倾倒的未知物为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混合废弃物。经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评估，倾倒区域土壤及周边河道底泥中镉超过限值标准；周边水体中包括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不同程度超过限值标准，对土壤、周边地表水都造成了严重污染，对水道断面底泥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造成相关经济损失共计约人民币3862716.5元。
2016年8月31日，被告人彭伟权经公安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后公安人员将被告人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陆续抓获。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证人袁某等人的证言、四名被告人的供述、抓获经过、废物属性鉴别报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认定证书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违反国家规定，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均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彭伟权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彭伟权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
被告人彭伟权的辩护人提出：1.从镉含量的分布看，垃圾倾倒处土壤的镉含量小于周边河道底泥的镉含量，紧贴垃圾倾倒处（河道）中游的镉含量小于上游的镉含量，且垃圾倾倒处的地表水无镉超标，说明垃圾倾倒处并非镉污染源，彭伟权等人的行为与本案的镉污染无因果关系，相关土壤修复费不应列为本案的损失。另外，垃圾分选费、处理费不因彭伟权的倾倒行为而产生，亦不应列为本案的损失，评估报告对本案因果关系及损失的认定均不正确，不能作为认定彭伟权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依据；2.涉案水域为封闭式水域，污染范围有限，危害范围可控。
被告人冯喜林辩称：其已将涉案围垦出租给彭伟权，自己没有参与垃圾倾倒且不知情。
被告人冯喜林的辩护人提出：本案其他被告人在事前均不认识冯喜林，指控冯喜林犯污染环境罪证据不足。
被告人何伟生辩称：其虽然参与倾倒垃圾，但只是出租钩机，自己不是股东。
被告人何伟生的辩护人提出：1.现场周边的镉含量比现场中心的高，说明何伟生等人倾倒废胶纸的行为和镉超标无因果关系，让何伟生等人承担一切修复责任不合理，对评估报告认为被告人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3862716.5元”的结论不予认可。2.何伟生是从犯。
被告人何桂森辩称:其只是帮彭伟权倾倒垃圾，自己不是股东且也没有组织他人倾倒。
被告人何桂森的辩护人提出:何桂森只是负责联系钩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
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至8月期间，被告人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经共同商议后，由彭伟权联系雇佣船舶，从东莞市中堂镇码头运输大量废弃胶纸至中山市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堤围，再由何伟生、何桂森提供钩机并雇请司机将废弃胶纸从船上搬到围垦进行倾倒。同年8月26日，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以上述方式雇佣“恒辉20”船舶运输废弃胶纸约400立方至上述围垦，在倾倒约200立方废弃胶纸时被政府有关部门查获。其间，四名被告人收取由纸厂支付、船主转交的处理费共计人民币60000元。
经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勘查和样品分析，上述堤围倾倒的未知物为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混合废弃物，其中重金属有毒物质为镉、铅等。经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评估，倾倒区域土壤及周边河道底泥中镉超过限值标准；周边水体中包括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溶解氧、铜、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指标不同程度超过限值标准，对土壤、周边地表水都造成了严重污染，造成相关经济损失共计约人民币3862716.5元。
2016年8月31日，被告人彭伟权经公安人员电话通知到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主要罪行。后公安人员分别于同年9月1日、11月18日、12月10日抓获被告人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中山市公安局民众分局刑侦大队出具的到案经过、缴获经过、扣押清单及办案说明，证明：（1）2016年8月26日，政府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在中山市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北堤堤围里发现倾倒污染物废弃胶纸的“恒辉20”号船舶；（2）同年8月31日凌晨零时许，公安人员电话传唤被告人彭伟权到案，并从彭伟权处缴获手机1部（号码为137××××9619）；（3）同年9月1日上午，公安人员根据线索在中山市石岐区延龄市场将被告人冯喜林抓获；（4）同年11月18日上午，公安人员根据线索在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南顺一村大南路边抓获被告人何伟生，并从何伟生处缴获手机1部（号码为135××××4463）；（5）同年12月10日下午1时许，公安人员根据线索在中山市博爱五路威格信律师事务所门口抓获被告人何桂森。
2.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平面示意图及现场照片，证明案发现场位于中山市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堤围，东边是海域，南边是横门水道，西边是民众镇裕安围，北边是河道。中心现场位于该堤围的一片空地上，该处有较大面积的垃圾堆积，垃圾种类主要是纸屑、碎布和碎塑料等。垃圾堆东南侧有一台堆土机，北侧有一台挖掘机。该垃圾堆西侧的河道对岸也有一处较小面积的垃圾堆，垃圾种类亦为纸屑、碎布和碎塑料等。此外，在中山市民众镇田基沙水闸对开水域停有两艘货船，分别是“恒辉20”和“贵港怡海168”，船舱处均装载有大量垃圾，垃圾种类主要是纸屑、碎布和碎塑料等。
3.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废物属性鉴别报告，证明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堤围所倾倒的未知物为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混合废弃物，其中重金属有毒物质为铅、汞、镉、铬。
4.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证明：（1）通过采样监测（监测时间2016年10月13日），倾倒区域土壤及周边河道底泥中镉超过限值标准，周边水体中包括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类、溶解氧、铜、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指标不同程度超过限值标准。因此，垃圾倾倒对土壤、周边地表水都造成了严重污染，对水道断面底泥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2）本次事件造成相关经济损失共计约人民币3862716.5元，其中事务性费用330968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3531748.5元。
5.手机通话清单，证明：（1）2016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被告人彭伟权的137××××9619手机分别与被告人冯喜林使用的189××××4775手机、被告人何伟生使用的135××××4463手机、被告人何桂森使用的150××××8648手机及袁某使用的138××××7382手机有多次通话记录；（2）同年8月14日至8月31日期间，被告人冯喜林使用189××××4775手机与上述被告人何伟生、何桂森及袁某使用的手机均有多次通话记录。
6.手机微信视频截图。证明被告人何伟生（微信昵称“与狼共舞”）将沙仔码头转运废胶纸的视频通过手机微信发给被告人彭伟权。
7.银行交易流水清单，证明2016年8月3日至22日，陈某1的支付宝账户向何伟生62×××89的建设银行账户多次转账共计人民币44000元，其中8月22日分两次转账共计20000元。
8.承包合同，证明：（1）中山航道局中山航标与测绘所于2012年1月开始将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堤围发包给中山市石岐区创展水产品养殖投资服务中心（经营者为被告人冯喜林）；（2）冯喜林于2015年2月签订合同将上述堤围转租给被告人彭伟权，承包期两年。
9.户籍证明及前科材料，证明被告人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的身份情况及何伟生的前科劣迹（如前所列）。
10.证人袁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8月21日，“伟权”（经辨认是被告人彭伟权）电话联系其从东莞市中堂镇三涌码头运废胶纸到中山市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围垦倾倒，并承诺每船运费8000元。后其带工人陈某1等人驾驶“恒辉20”船前往三涌码头将约800立方废胶纸运到上述围垦。其在三涌码头收到废胶纸处理费28000元，留下运费8000元，剩余20000元按彭伟权指示，于同年8月22日通过陈某1的支付宝转进何伟生的账户。同年8月25日，其经“伟权”联系又从东莞运废胶纸约500吨到上述围垦，在倾倒过程中被政府部门查获，船被拉到民众镇沙仔码头停放。此前，有一名广州番禺区的男子（经辨认是被告人何桂森）让其运泥土到上述围垦倾倒，其在倾倒泥土后认识了“伟权”。
11.证人温某、陈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8月23日至24日，老板袁某用“恒辉20”（已作辨认）号船装载纸碎、塑胶碎等垃圾运到民众镇的岛屿倾倒。
12.证人陈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其于2015年12月受“光头”（经辨认是被告人彭伟权）雇请到大毯尾围垦（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围垦）打杂、看守围垦。该围垦应该是在2016年7月开始被倾倒泥土，并倾倒过三船垃圾，有两台钩机在作业。其辨认出被告人冯喜林在上述围垦出现过三四次并在围垦吃饭；辨认出被告人何伟生于2016年5月至8月期间经常在围垦工作，负责指挥钩机作业和记账；辨认出被告人何桂森在上述围垦出现过一二次。
13.证人周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7月底，“阿森”（经辨认是被告人何桂森）让其到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围垦处做钩机司机，由在该围垦做管理工作的“阿生”（经辨认是被告人何伟生）发工资。其知道“阿生”“阿森”及“光头权”（经辨认是被告人彭伟权）均是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围垦倾倒垃圾的组织者。他们共运过三船垃圾到围垦倾倒，最后一船倒了一半被查处。
14.证人麦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6年8月22日，彭伟权（已作辨认）联系其到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围垦处推土、推垃圾，由何伟生（已作辨认）用船将（其的）推土机运到上述围垦并向其支付押金。后因机械坏掉并有政府部门介入，其没有进行作业。
15.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中山航标与测绘所于十多年前将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北堤围租给冯喜林做养殖场，并于2012年1月1日开始与冯喜林签订正式的承包合同。
16.被告人彭伟权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认其承包冯喜林（已作辨认）位于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的围垦后，因堤围太低，提出要加固，而加固堤围有利润，冯喜林就要求入股该工程。其又联系做钩机生意的何桂森、何伟生（均已作辨认）加入。2016年5月，其四人协商一起做上述工程，其和冯喜林负责出场地，何伟生、何桂森负责出机器，利润平分。最初其等人用泥土加固堤围，并向船主收取每船2000元的泥土处理费。同年7月中旬，何桂森提出用废胶纸填，说利润高很多，每船可赚20000元，其与冯喜林、何伟生均同意。后其四人在上述围垦倾倒了两船半的废胶纸。第一次是在同年7月22日左右，其让朋友“阿水”帮忙联系船主运来一船约400立方的废胶纸倒在堤围内；第二次是在同年8月中旬，何桂森联系船主运来一船约400立方的废胶纸倒在堤围内；第三次是在同年8月22日左右，其联系袁某运来一船约400立方的废弃胶纸，只倾倒一半就被执法部门查处。何桂森负责联系钩机司机及收钱。废胶纸处理费共计60000元由船主通过微信转给何伟生。何伟生将钱给其，其分三次付给冯喜林共计20000元（含之前的泥土处理费）。其和何伟生、何桂森暂时没有分钱。
17.被告人冯喜林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认其承包中山市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堤围用于经营养殖场后，彭伟权（已作辨认）于2015年2月以出资地租方式入股，后又找来何桂森、何伟生（均已作辨认）入股。其四人商议共同经营、平分养殖场收入。2016年8月，彭伟权提出用废胶纸混合泥土提高养殖围堤高度，以免养殖的鱼虾被水冲走，并称他有渠道找到破碎的胶纸，其同意。同年8月20日左右，其有空就去养殖场查看情况，看到有船运废胶纸回来，有三台钩机准备倾倒。当时其告诉彭伟权要把废胶纸和泥土混合才好种树、稳固堤围。
18.被告人何伟生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认2016年5月，彭伟权（已作辨认）向其租钩机加固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堤围，此前何桂森（已作辨认）已经派一台钩机在该处作业。后彭伟权联系船只运来红泥和废胶纸，其出租钩机并雇请“阿根”“阿志”两名司机将红泥、废胶纸钩到围堤上。彭伟权没有钱给其，就叫其一起入股围堤加固工程，因处理加固围堤所用的材料有钱收。何桂森应该有入股经营该工程。其辨认出袁某是“恒辉20”号船船主，并对案发现场及现场的垃圾均作了指认。
19.被告人何桂森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辨认笔录，供认2016年5月，彭伟权（已作辨认）让其帮忙加固位于民众镇横门东出海航道12号灯标的围堤，其就运了十几船泥土去该处倾倒。2016年7月，彭伟权提出在该处围堤倾倒废胶纸，其和何伟生（已作辨认）负责提供钩机，其同意。后其和何伟生各租一台钩机，并分别雇请钩机司机“阿志”“阿根”卸载废胶纸共三次，每次400立方，第三次在卸货过程中被查处。“阿志”的工资由其负责发放。其辨认出袁某是第三次运废胶纸来的“肥仔”，并指认了案发现场。
针对控辩双方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倾倒垃圾的行为与垃圾倾倒区域的镉超标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经查，案发现场三面环水，基于吸附镉离子所应满足的水温、氧气、PH值等条件及镉的迁移路径，周边河道底泥中的镉不可能自下而上穿过水体被岸上的土壤吸附，故河道底泥中的镉含量如何，不影响案发现场的镉含量。而现场的地表水主要由地表水体和部分冲刷垃圾后的雨水组成，其污染浓度与经过化学反应渗到土壤的垃圾渗滤液的污染浓度相比有极大差别，故地表水的镉未超标不能否定相应土壤的镉超标。并且，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公司对倾倒物已检测出重金属镉，而镉是易淋出元素，在二个月时间内伴随垃圾渗滤液进入土壤并被土壤胶体所吸附完全合理，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是必然结果。况且检测机构对监测土壤的采样也只及于泥土表层，未深至底泥部分。据此，足以认定被告人倾倒垃圾的行为与垃圾倾倒区域土壤的镉超标具有因果关系，其等人应当承担镉污染的一切责任。对被告人彭伟权、何伟生的辩护人就此所提不予采纳。
2.关于评估报告中认定的经济损失人民币3862716.5元是否客观、能否采纳的问题，经查，鉴于被告人的倾倒行为与倾倒区域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具有因果关系，由此产生的土壤修复费、垃圾分选费、处理费等应当列入被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即便如此，法定评估机构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本案的经济损失评估，没有直接套用包含上述费用的“生态恢复费用评估法”，而是在多种方法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结合现场受污染的实际状况，谨慎选择了行业推荐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确定污染土壤量和污水量后，计算出生态环境损害费用约为人民币3531748.5元。此鉴定过程详细、严谨，鉴定方法科学、合理，且评估结论与包含有修复费、垃圾分选费等预估费用的“生态恢复费用评估法”所计算出的结果（人民币3751941.78元）大致相符。而不同方法评估的结果大致相符，即已证明此方法、结果的客观性。故本院对上述人民币3531748.5元的生态损害费用予以确认。另外实际支出的评估事务性费用人民币330968元亦合法有据。二者相加得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862716.5元客观有效，应当作为认定被告人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依据。对被告人彭伟权、何伟生的辩护人就此所提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冯喜林是否参与犯罪的问题，经查，同案人彭伟权的供述证实冯喜林参与了垃圾倾倒包括事前商议及事后分钱，冯喜林对其参与垃圾倾倒的事实亦有多次供述，且其供认案发期间去现场查看垃圾倾倒的情况，与围垦看守人陈某2的证言吻合，更有手机通话清单证实垃圾倾倒期间冯喜林与三名同案人均有频繁通话联系予以印证，足以认定。至于冯喜林是否在实质上（不仅是形式上）已将涉案围垦转租给彭伟权，因彭伟权指证冯喜林是因加固堤围有利润可收而入股，并有同案人何伟生、何桂森的供述佐证，故此问题不影响对冯喜林参与犯罪的认定。对冯喜林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均不予采纳。
4.关于被告人何伟生、何桂森能否认定为从犯的问题，经查，同案人彭伟权的供述证实其与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事前经过商议，四人各有分工且均是股东。这与手机通话清单证实倾倒垃圾期间何伟生、何桂森与彭伟权、冯喜林之间互有通话联系的情况吻合。并且，冯喜林对其四人均是股东并有商议，何桂森对事前经过商议，何伟生对何桂森是股东分别有供述印证。同时，彭伟权、何伟生、何桂森的供述均证实何伟生、何桂森在本案中负责提供钩机并雇请司机将垃圾倾倒在涉案围垦上，证人陈某2也指证何伟生长期在围垦工作，负责指挥钩机作业及记账。可见，其二人又是垃圾倾倒行为的直接实施者。综合上述证据，何伟生、何桂森不仅参与事前谋划，促成犯意的形成，并实施污染环境的实行行为，且该行为对本案犯罪的成立、犯罪后果的发生均起重要作用，故不宜认定为从犯。对何伟生、何桂森及其辩护人就此所提均不予采纳。
5.关于被告人倾倒垃圾的危害后果是否可控的问题，经查，根据本案鉴定评估报告，被告人倾倒垃圾对周边水质已造成严重污染，较长时间难以恢复。并且垃圾中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经过化学反应、生物反应会形成有机物、重金属和病原微生物三位一体的污染源，不仅造成渔业资源损失，还会对食用被污染水产品的人体带来巨大风险。同时，垃圾露天堆置时受雨水淋溶会产生渗滤液，渗滤液中含有大量污染物，进入海水后会引起海洋环境容量受到损害，水质恶化，最终造成海洋生态系统被破坏等严重后果。可见，环境污染具有潜在性和渐进性，被告人非法倾倒垃圾的危害不仅在空间维度上难以消除，在时间维度上更难以控制，未来的环境和人类都会成为污染的受害者。对被告人彭伟权的辩护人就此所提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无视国家法律，违反国家规定，结伙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依法应予惩处。彭伟权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案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彭伟权、冯喜林、何伟生、何桂森犯污染环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经上述分析，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彭伟权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8月31日起至2020年3月30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冯喜林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9月1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三、被告人何伟生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1月18日起至2020年4月17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四、被告人何桂森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2月10日起至2020年3月9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彭应梅
人民陪审员 梁素轼
人民陪审员 张泳妍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 助理 郭展翅
书 记 员 沈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