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0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戚某甲。
法定代表人戚某乙。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
委托代理人赵向东，上海忠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戚某甲因与被上诉人王某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5）杭滨民初字第1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戚某甲父母戚某乙、王某于2005年3月24日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协议约定戚某甲由戚某乙抚养，王某应支付戚某甲抚养费20万元（该款项已结清）。2015年，戚某甲考取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AP项目班（国际班），每学期学费、代管费、住宿费合计45950元。戚某甲在报考前，曾与王某就此事进行沟通，王某作出过“女儿你只要好好学习，小孩子不用去考虑钱的问题，至于学费我会跟爸爸沟通”的表示。至本案庭审时，戚某甲已就读该项目班。王某以戚某甲的年龄、成绩等情况不适合就读该班级，及戚某甲方未与其就此事协商一致为由，拒绝分担上述费用。2015年8月，戚某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王某支付戚某甲高中三年的1／2学杂费共计15万元；2、王某支付戚某甲大学和研究生阶段1／2学费75万元；3、增加抚养费，自2015年8月起每月再另行支付抚养费4000元，直至大学毕业止（暂计算到24周岁），共计42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子女因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要求增加抚育费，父或母有给付能力的，应予支持。戚某甲方在就读前曾就此事与王某沟通，王某未明确反对，其关于不用戚某甲担心抚养费的表示，基于一般亲情、伦理关系，可理解为其当时表示愿意分担相关费用。现王某以教育理念差异、戚某甲方未征得其同意为由，不同意支付戚某甲高中三年的教育费用为由，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确定由王某支付当年学年的教育费用，并自次年起的8月15日前支付当年学年的教育费用，共计支付三年。戚某甲主张的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学费，因彼时戚某甲已年满18周岁，学费支出属于重大支出，需由当事人双方先行协商，且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对戚某甲该项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戚某甲主张高中三年增加抚养费每月4000元，因原审法院已支持其关于王某分担学费的诉请，故戚某甲该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戚某甲年满18周岁后，如戚某甲认为需要增加抚养费的，可另行主张。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王某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戚某甲当年学年学费等合计45950元；于2016年8月15日前、2017年8月15日前分别支付戚某甲当年学年学费等各计45950元。二、驳回戚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王某负担。戚某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原审法院退费；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戚某甲、王某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戚某甲上诉称：一、原判在费用总额认定上有问题。由于收费主体多元，一审时无法提供国际班高中阶段的全部费用凭证，二审时出现了新的收费项目和相关证据，要求追加。二、原判事实认定和实际判决严重不符。原判认定了双方就国际班费用进行了协商并达成分担费用的意见，但对该费用的主体部分没有支持。三、原判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王某违背承诺，不愿承担戚某甲大学阶段的任何费用，对戚某甲不理不睬，拒绝见面协商。因此，由当事人先行协商，根本无法实现。四、原判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不利，后果严重。国际班三年后的唯一出路是就读国外大学，费用巨大。现王某不愿承担大学阶段的任何费用，三年后戚某甲根本就没有出路，无法就读国内大学。戚某甲父亲的收入无力支撑其国外大学阶段的费用也无法报考国外的大学。综上，戚某甲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戚某甲一审的全部诉请。
王某答辩称：一、戚某甲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的费用都是口述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戚某甲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戚某甲主张的费用是非学历教育费用，按照国务院相应条例规定，所有收费应由物价部门确定并公布。戚某甲的费用主张，特别是杭高中学国际班期间的费用主张没有相应的物价部门的批文。三、对于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我国没有强制性规定。三年之后，戚某甲是否考上大学、是否考上研究生，以及考上之后的学费到底是多少都是不确定的。王某请求驳回戚某甲的上诉请求。
王某上诉称：一、戚某甲中考前跟王某第一次沟通时，王某并不知道国际班不属于高中学历教育，不具有参加国内高考的资格，也不知道国际班收取多少钱。后来王某打听到该国际班不属于高中学历教育，不具有参加国内高考的资格，就一直不同意戚某甲报考该国际班。王某让戚某甲不要担心钱的问题等对话内容，足以证明王某是要戚某甲集中精力学习迎考，不能证明王某承诺要分担国际班的费用。二、人民法院不能判决王某履行非法定义务。国际班非学历教育，不是王某应承担的法定费用。三、人民法院不能判决王某承担非法收费。该国际班属于中外合作办学，其收费项目和标准须由杭州市物价局决定和公布。而戚某甲提交的学费说明可以证实该国际班现在要收的费用尚未得到杭州市物价局的批准和公布，属于违法收费。四、王某给予戚某甲的抚养费尚有大量节余。王某与戚某甲父亲离婚时，已经一次性支付戚某甲抚养费20万元。一审中，戚某甲父亲未提交离婚后抚养戚某甲至今其所支出费用的任何证据。根据司法惯例，应当按照《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相应的数额。而2005年至2014年各年度《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证明，十年间杭州市市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合计为200811元。因此，王某应承担100406元，其已经支付的抚养费尚余99594元。因统计公告中的消费性支出包括了教育支出，故在抚养费尚有大量节余的情况下，戚某甲向王某主张非学历教育费用，应予驳回。以上的第二、三、四项理由，王某已经在一审提出，并明确注明作为答辩意见，但原判中对此只字未提。王某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戚某甲一审全部的诉讼请求。
戚某甲答辩称：一、该国际班58人是列入杭州市2015年高中招生计划的，故其为学历教育。毕业后学生可获得由杭州市高级中学颁发、由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证书，也可以参加高考。只是因其课程与国内高中课程体系不衔接，学生参加国内高考的竞争力很弱。报考国际班、出国留学的整个决策过程都是双方当事人及戚某甲父亲三人反复沟通、共同决定的结果。短信中没有达成约定的内容，是因为各方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戚某甲父亲7月1日发给王某邮件，就是担心王某变卦，想约对方公证而发给她的。二、事关戚某甲的未来，是需父母双方共同努力的重大决策，戚某甲及其父亲不可能不和王某沟通，更不可能对国际班等情况不据实以报。戚某甲父亲一人无力承担国际班以及未来的费用，如果王某不支持，戚某甲及其父亲不可能做出让戚某甲报考国际班的决定。报考国际班具有不可逆性，在留学费用未解决、基本保障缺乏的情况下，戚某甲出国留学的决定会害了戚某甲以及其父亲，所以该决定肯定是得到了王某的确认和支持的。原判对戚某甲第一项诉请的支持是基于戚某甲提出的大量事实而做出的准确判决。三、收费主体公布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一般都会注明经物价部门或最后由物价部门核准等内容。国际班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是由杭州市高级中学提出，报市教育局核准并备案的，在杭州市教育局颁布的《2015年杭州市中招生考试及录取说明》中有公布和说明。四、王某的收入水平和负担能力都很高，戚某甲父亲为戚某甲提供的生活水平也很高，远超过戚某甲父亲实际收入的生活标准。戚某甲父亲可以和王某重新核算抚养费。根据2015年浙江省城调队公布的数据，浙江省居民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大城市家庭需要135万元，小城市家庭需要102万，农村家庭需要76万。因此离婚时王某支付的抚养费根本没有剩余。综上，戚某甲请求驳回王某的上诉。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八条，子女因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要求增加抚育费，父或母有给付能力的，应予支持。本案根据杭州市高级中学出具的学费说明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自认，该国际班的收费标准远高于普通高中的收费标准，故戚某甲因上学产生的学费需要确已超过原定的数额。王某以一次性支付给戚某甲的抚养费仍有结余为由主张不承担国际班费用，本院不予支持。王某对戚某甲不用担心学费的表示，原审法院基于亲情、伦理的角度将该表示认定为王某愿意分担相关费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确认。王某以国际班非学历教育、收费违法为由主张不承担国际班费用，但均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戚某甲要求王某承担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学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中戚某甲未主张的费用部分，二审要求王某进行分摊，超出了一审诉请范围，本院不予审查。至于戚某甲要求增加抚养费一节，因已支持关于王某分担学费的诉请，故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戚某甲负担40元，由王某负担40元，戚某甲、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代理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