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6民终2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园，男，198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斌，海安县洋蛮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林友，男，195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海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凯，男，1990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鄄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友峰，男，197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原审被告：海安振杰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法定代表人:高园，执行董事。上诉人高园因与被上诉人夏林友、王凯、徐友峰、原审被告海安振杰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杰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6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振杰公司与王凯存在隶属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即使王凯安装行车是履行职务，王凯驾驶车辆去铁锚公司的途中行为也不应包含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二审中，被上诉人夏林友、王凯、徐友峰未到庭答辩。夏林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振杰公司、高园、徐友峰共同赔偿原告132255.9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8日7时40分，被告王凯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在钟庄路由南向北行驶到与长江路交叉口时进入机动车道左拐弯，与原告夏林友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致夏林友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大队派员到场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处理，认定王凯不按通行标志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夏林友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承担次要责任。王凯、夏林友均签名确认。当日，原告夏林友前往海安县人民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胸12椎体压缩性骨折，完善相关检查后于2012年6月11日在全麻下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后经切口引流、抗炎、促进骨折生长及补液治疗，伤情好转，于2012年6月20日出院。出院诊断与入院诊断相同，医嘱不适随诊，卧床休息6周，合理功能锻炼，一个月后门诊复诊，休息一月，护理一人，术后一月、三月、六月、一年复查摄片。为此，原告夏林友支付住院医疗费24035元。2012年7月20日，原告夏林友前往海安县人民医院进行复诊，经胸椎正侧位摄片检查，T12椎体压缩骨折内固定术后，可见钢板螺钉内固定于T11-L1椎体间，余未见异常。原告夏林友花去放射费145元。交通事故发生后，夏林友申请对所驾电动自行车损失进行评估，海安县价格认证中心于2012年9月28日作出海价认损[2012]268号价格认证结论书，认定夏林友在交通事故中所驾驶的雅马哈牌电动自行车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1004元（其中材料费804元、修理费200元）。为此，夏林友支付评估费100元。原告夏林友提供了江苏南通七建沈阳分公司的胸卡一张。胸卡载明：姓名夏林友，职务工人，代号祥顺科技新村6#楼，序号未填写。诉讼过程中，夏林友陈述称，南通七建即海安县原花庄建筑公司，总经理为江金甫，沈阳分公司祥顺科技新村项目经理为顾正光、贾宝喜。原告从1987年开始就在南通七建工作，每年年底根据出勤天数结算工资。2013年1月，原告夏林友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王凯、高园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案号为（2013）安南民初字第0169号]。同时，原告夏林友申请对伤残程度、休息期、护理期及人数、营养期、二次手术费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3年4月10日受理并进行了鉴定，鉴定人员经读片及活体检验，于2013年4月18日作出通一院司鉴所[2013]法临鉴字第2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夏林友因交通事故致胸12椎体压缩性骨折，遗有腰部活动轻度受限，构成交通事故十级伤残，伤后休息期为5个月，护理期为2个月，护理人数住院期间为2人，非住院期间为1人，营养期为2个月，二次手术费约10000元（到目前为止，原告夏林友并未实际施行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物）。为此，夏林友支付鉴定费2280元。后原告夏林友撤回本案诉讼。本案审理中，原告夏林友称二次手术费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2014年，原告夏林友再次起诉，要求王凯、高园赔偿交通事故损失，一审法院于2014年3月4日立案受理。因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内未能审结，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再行通知开庭时，一审法院以特快专递寄送相关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但因高园“人在外地，无人认领”而被退回。2014年12月，原告夏林友再次撤回起诉。2015年12月28日，夏林友又一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2015）安高民初字第01184号民事判决，判令高园作为王凯的雇主对夏林友承担赔偿责任，王凯因存在重大过错，对高园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后，高园不服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而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另查明：振杰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载明该公司经营期限自2011年11月2日至2031年11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高园，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公司注册资金100万，高园60万，徐友峰40万；经营项目为起重设备及配件、减速机销售；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2012年12月13日，海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振杰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振杰公司未在2012年6月30日前接受2011年度年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其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债权债务按有关规定组织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由清算组织依法申请注销。但振杰公司股东至今未按上述期限对公司进行清算。审理中，振杰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园称其公司成立后至今未建立财务账册。还查明：案涉事故发生后，原告的女婿先在交警部门收取了高园给付的2000元，后又到振杰公司从高园处取款3000元，均向高园出具了收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王凯与高园、振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争议，相关当事人有如下陈述：事故发生后，高园在2012年6月12日接受交警大队询问时称：“2012年6月5日，我把海安铁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锚公司）的行车安装包给王凯，承包费30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是口头上说的。然后6月8日王凯带着高钦去铁锚公司安装行车，在路上发生了事故。王凯是2011年下半年由他人介绍来海安并到我这儿干活的，他吃、住都在我店里。发生事故的电瓶三轮车不是我的，可能是王凯的，至于王凯怎么有这辆电瓶三轮车的我不清楚。（当年）三月份包给他到新疆干了一个活，也没有合同”。一审法院在审理（2015）安高民初字第01184号案件中，因高园未到庭参与开庭审理，承办人为查明事实，于2016年2月17日对高园进行了询问。高园称：“我大约2008年左右与原西场镇人仲某某登记结婚，至今未离婚。我是从事行车安装的，王凯是山东人，事发前在海安，王凯来海安后有时承包我们的活干。铁锚公司需要安装的行车是我采购回来后再转售给铁锚公司的，该行车的安装是发包给王凯去干的，我与铁锚公司或王凯均未签订合同。当时我与王凯谈定了该行车的承包费5000元。当年王凯就只承包了这个活，没干别的活。王凯发生交通事故后，打电话给我说发生事故了，让我去帮忙，我就去了，之后我也去了交警大队，交警与我做了笔录，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后来王凯委托我处理交通事故，当时有委托书给了交警的，再后来他回了山东老家，现在我已联系不上王凯了。因王凯当年有5000元承包费未领取，我就分两次给了原告女婿，原告女婿也出具了收条。现王凯没有钱在我这里了，且该事故与我无关，我不同意赔偿”。该案件在审理中，承办人要求高园前往交警部门复制王凯的委托书，但高园至今未能提供，且此后一直未提供。本案审理过程中，承办人前往交警部门调取上述委托书，因事故处理采用简易程序，事故时间长，卷宗保存期限已过等原因，而未能调取到事故卷宗和委托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高园在庭审中对有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如下陈述：“王凯是通过朋友介绍以后认识的，他是专门负责行车安装，我公司正好也搞这个安装，我公司接到安装的活后就把这个活包给了王凯。在海安就一次，就是发生事故的这一次包给他口头上说大概三到五千元，没有协议，王凯负责安装。这次是我们已经把行车的配件都运到了铁锚公司，王凯只要到现场去安装就行了。安装时他带不带人不清楚，王凯安装是需要吊车的，这个吊车是我联系的。发生交通事故是安装的第一天，正常情况下10天左右安装完毕。事故发生后王凯打电话给我，我到了现场，当时他的电瓶车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我没有注意。因为他是个小孩，可能害怕，才打电话给我的。铁锚公司的安装费我没有给王凯，是从王凯应得费用中直接给了原告5000元。王凯当时只有21、22岁，在海安只认识我，就让我帮忙去现场看一下。交警说如果我来处理要王凯出个委托书给我，然后王凯在交警大队写了个委托书给我，后来王凯就走了，我在交警大队帮他处理这件事。事故认定书上‘王凯’的签字是他自己签的，事故发生后王凯就没有再与我联系，他原来跟我联系的电话也不用了，也联系不上他，他也没有来跟我要工钱，因为活也没有干完，后来我是重新找人安装的。安装时候的吊车本身是有驾驶员的，吊车的操作工如果我付工资的话我就给王凯3000元，如果王凯付工资的话我就给王凯5000元。王凯跟我弟弟不住在一起，王凯住在我公司楼上仓库里，王凯当时说要借住几天”。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原告夏林友因与被告王凯发生交通事故致身体受到伤害、财物造成损失，依法有权获得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及财物损失的赔偿，但各项损失的计算期限应有事实依据，计算标准应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支付医疗费24180元，有出院记录、住院医疗费发票及费用清单、门诊医疗费发票及对应的放射检查报告单加以证实，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从2012年发生交通事故，植入内固定物，至今未施行二次手术取出内固定，原告主张不在本案中一并主张赔偿，待二次手术实际发生后据实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原告实际住院13天，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33天与事实不符。原告主张的营养期限，有鉴定意见书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营养费的标准均符合本地实际。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34元（13天，18元/天）、营养费600元（60天，10元/天）。关于误工费。误工期限150天，有鉴定意见书加以佐证，一审法院采信。原告主张误工费标准为200元/天，所举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参照我省土木工程建筑业在岗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44591元/年（122.17元/天）计算，原告夏林友的误工费为18325.5元。关于护理费。原告主张护理费标准为59.41元，不超过现行标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护理期限，原告夏林友的护理费为4336.93元。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59354元，结合原告的年龄、工作性质、伤残程度，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结合原告受伤程度、本地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支持3000元。原告主张交通费400元，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车辆损失1004元，有价格认证结论书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各项损失均以事故发生时的标准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准许。综上，原告夏林友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241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4元、营养费600元、误工费18325.5元、护理费4336.93元、残疾赔偿金5935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车辆损失1004元、鉴定费用2280元，合计113314.43元。原告主张被告王凯所驾电瓶三轮车应参照机动车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特别是原告合法损失中属于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应由被告全额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事故责任及所驾车辆均为非机动车，一审法院酌定原告的合法损失应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本案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夏林友以王凯系振杰公司雇员为由，申请振杰公司及其另一名股东徐友峰作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并要求王凯、振杰公司、股东高园、徐友峰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据此，王凯是否受振杰公司雇用，其驾驶电动三轮车造成夏林友受伤是否发生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定，从而认定案件事实。分析本案，高园系振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占公司60的股权。依据高园的陈述，事故发生后，其第一时间接受了王凯的委托参与了交通事故的处理。就其与王凯之间的关系，高园先后接受了交警部门和一审法院审理（2015）安高民初字第01184号案件中承办人的询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高园均参与了本案的庭审活动，并再次陈述了案件的相关事实。根据高园先后的多次陈述，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王凯系山东人，其来到海安时仅22岁，后由他人介绍与高园相识。此后王凯从2011年下半年起在高园处工作，其吃、住都在其公司内。2012年6月，振杰公司承接铁锚公司行车安装工程后，王凯于2012年6月8日上午从振杰公司出发驾驶电动三轮车（高园之弟同行）前往铁锚公司安装行车途中发生事故。高园称：王凯之所以前往铁锚公司安装行车，是因为其将铁锚公司的安装任务以口头发包的方式，发包给了王凯进行施工安装，安装费为3000元－5000元，但高园对其陈述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此外，一方面，行车安装系专业性很强的工程项目，其安装不但需要大型在吊装设备，同时也需一批掌握安装技术的人员共同协作配合才能完成。振杰公司系具备行车安装业务的公司，其承接的行车安装工程，不得分包给其他个人进行施工；另一方面作为年仅22岁，刚到海安不久的一名年轻人，王凯单独一个人即承包上述行车安装工程的可信度低。故高园称其曾将行车安装任务口头发包给王凯施工安装，一审法院难以采信。依据高园的陈述，王凯是在施工第一天去铁锚公司的路上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后，王凯因为害怕而全权委托其处理交通事故，并向其出具了委托书。此后，王凯就离开了海安，也更换了电话号码，无法取得联系，铁锚公司的行车安装工程只得交由其他人员施工完成。由此可见，王凯实际并未全程参与铁锚公司行车安装工程施工。现高园辩称其交付给夏林友的5000元为王凯的涉案报酬，与案件事实不符。综上所述，王凯与高园相识后，便来到高园处工作，并食宿于高园所在公司，王凯在前往振杰公司承接的工程项目途中发生事故。事后，事故均由高园负责处理，并向夏林友支付5000元。一审法院依法认定，王凯与振杰公司间存在隶属关系，王凯系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其赔偿责任依法由振杰公司承担。2012年12月13日，海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振杰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吊销其营业执照，但股东至今未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期限进行清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相关规定，被告振杰公司股东高园、徐友峰未依法建立财务账册，未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期限履行公司清算义务，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原告夏林友要求股东高园、徐友峰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王凯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放弃了对证据质证、对事实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依法由其自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高园、徐友峰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九十天内对被告振杰公司进行清理，并在被告振杰公司的清理资产范围内赔偿原告夏林友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车辆损失、司法鉴定费等损失的70%，计79320.1元，扣减被告高园先行垫付的5000元，尚应赔偿原告夏林友74320.1元。如果被告高园、徐友峰逾期不清理，则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夏林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2元，由原告夏林友负担319元，被告振杰公司、高园、徐友峰负担743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在二审过程中的陈述，起重机安装属于特种行业，需要相应资质。因此，对于振杰公司而言，安装行为系其应尽的义务，不得将安装任务私自转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个人进行完成，否则其应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王凯的安装行为首先应当认定为振杰公司的行为。如果高园认为王凯与振杰公司之间仅是承包安装关系，其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在上诉人对此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原审认定王凯与振杰公司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并无不当。王凯驾驶车辆去铁锚公司的行为属于整个安装行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王凯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振杰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2元，由上诉人高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盛审判员 季建波审判员 罗 勇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施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