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824民初3229号原告：衢州市政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区西安路1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609808544L。法定代表人：郑荣欣，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许广平,浙江无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辉民，男，195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浙江开化人，住浙江省开化县。委托代理人:张强,安徽拂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衢州市政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公司）为与被告徐辉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6年12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东海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2月28日宣告判决。原告园林公司委托代理人许广平、被告徐辉民委托代理人张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园林公司起诉称：原告原名称为“衢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衢州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12月更为现名称“衢州市政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被告系安徽戈尔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戈尔公司）的股东。2011年原告与戈尔管业公司签订波纹管买卖合同和斥资5,000,000元资金的协议各一份。在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原告于2014年1月29日将700,000元款项汇入被告账户。之后，原告与戈尔管业公司就买卖合同及斥资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双方诉至法院。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戈尔管业公司否认原告汇给被告700,000元款项与其有关，致使该款未能纳入至法院审理斥资协议案件和买卖合同案件中去结算。原告认为，原、被告没有经济往来，被告收取原告700,000元款项无法律依据，被告受有利益与原告受有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返还原告700,000元款项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且，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提出，1.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不当得利时效的起算时间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且还知道或应当知道受益人时，本案原告在2016年11月17日柯城法院（2015）衢柯商初字第705号民事判决生效时，才得知不当得利的事实和受益人；2.本案70万元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及斥资协议。原告汇给被告70万元款项，戈尔管业公司明确否认与斥资（借款）关系及买卖关系有关，致使该70万元未纳入到法院审理的斥资（借贷）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案件中去结算。所以，原告已经举证证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已被法院判决生效判决确认及被告没有合法根据保有该70万元的事实；3.被告没有获得70万元款项的合法依据，事实依据清楚；4.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并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证明的对象，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陈述的与事实常理不符，徐辉民作为戈尔管业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即使出面协调，也是履行斥资协议中约定的该公司的义务，500万元如此巨大的报酬仅凭口头约定，而无书面协议，也无原告园林公司决议或原告的书面委托，不合常理，被告证据之间根本无法形成证据锁链，对此，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5.被告应当依法返还原告70万元，并承担占有该资金期间的利息。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徐辉民返还原告人民币700,000元款项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19,000元（700,000×6％÷12﹦119,000，利息暂从2014年1月2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6年11月28日止，之后的利息继续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园林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第一组：1.原告园林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主体身份等事实。第二组：1.网上银行转账凭证（付款通知）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4年1月29日向被告转账70万元等事实。第三组：1.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3民终140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2.柯城区人民法院（2015）衢柯商初字第70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戈尔管业公司之间存在借款、买卖关系，原告于2014年1月29日转账给被告70万元款项未纳入与戈尔管业公司的斥资（借贷）协议及买卖合同案件中结算等事实。第四组：1.柯城区人民法院（2015）衢柯商初字第705号民事判决的庭审笔录及对徐辉民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该判决的内容、被告明确2011年生病、所谓私下协议不存在、市政公司与戈尔管业公司之间只存在斥资（借贷）关系和买卖关系等事实。被告徐辉民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1.原告诉请的不当得利不能成立。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支付报酬关系，原告委托被告在宿州市洪河路东延至高铁快速转接线工程中为其工程完成了检验、验收、工程款收取等事项，工程启动、协调、帮忙等，被告也完成了委托工作，被告出面协调该项目验收，缩短了20-30个月支付期间，减少了大量财务成本，原告没有受损，还受益，被告完成了委托事项，因此，70万加210万元均是原告支付的委托报酬，并非不当得利；2.原告诉请返还本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便存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也无依据，原告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来计算利息，完全混淆了民间借贷利息与不当得利孳息之间的区别，本案不适用该司法解释，退一步说，假使本案不当得利成立，关于利息（法定孳息）也仅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来保护；3.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2014年1月29日至2016年1月15日，已超过了二年诉讼时效。综上，被告认为本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徐辉民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第一组：1.会议记录一份；2.合作框架协议（BT协议）一份；3.关于要求支付洪河路东延工程垫资款的函一份；4.关于授权洪河路东延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申请一份；5.斥资协议一份。用以证明瑞园公司、戈尔公司、衢州市政公司三方就宿州市洪河路工程施工所达成的协议，明确了瑞园公司退出、戈尔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衢州市政公司在施工、质量、工程验收自行负责的事实，以及戈尔公司退出后，原告委托徐辉民个人为衢州市政公司在上述工程施工过程中予以协调，并承诺支付酬金的原因及背景等事实。第二组：1.关于要求洪河路东延伸断BT项目竣工验收的请求复印件一份；2.关于请求提前支付洪河路工程款的请求复印件一份；3.宿州市洪河路工程款支付概况复印件一份；4.申请报告（提前支付回购款）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上述工程的竣工验收及请求工程款提前支付上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徐辉民受托为原告进行相关协调并实际达到原告目的，即顺利竣工验收、及时收取工程款的事实。第三组：1.徐某工作日记记录摘要件（2011年6月22日至2015年2月4日）一份三页。用以证明徐辉民在上述工程的启动、工程施工过程、特别在竣工验收、工程款收取等事项上，受原告之托为原告参与协调沟通，为原告顺利完成工程竣工、工程款收取所做的工作记录、与第二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等事实。第四组：1.洪河路东延工程结算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2.洪河路东延工程款支付情况（衢州市政）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徐辉民为原告实际完成的受托事项之一（及时收取工程款）的具体情况。该证据能够与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徐某日记记录是客观真实性及徐辉民受托为原告进行相互协调并实际达到了原告委托之目的的事实。第五组：1.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3民终140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2.柯城区人民法院（2015）衢柯商初字第70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第一组证据所述的事实已经为两份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第六组：1.证人徐某、吴某、郑某、李某在（2016）浙0824民初3231号案件中出庭作证证词视听资料光盘一张；2.衢市政司【2012】2号文件复印件一份（当庭提供）。用以证明原告因上述工程的实际需要，委托请求徐辉民个人为衢州市政公司在工程的施工中予以协调帮助，并口头承诺支付500万委托酬金的事实、以及徐辉民实际在上述工程启动、工程施工过程、特别在竣工验收、工程款收取等具体事项上，接受原告之托为原告参与协调沟通，为原告顺利完成工程竣工、及时收取工程款等事实。到庭的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徐辉民及其代理人对原告园林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营业执照复印件的“三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网上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被告代理人无异议，但对其待证事实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汇款虽事实，但一是汇款性质不取决于单方备注，二是汇款凭证本身不能证明没有合法依据，不能证明受损和得利的事实；对第三组证据两份判决书，被告代理人对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借款和买卖关系，并未否认原、被告间无其他法律关系，证明目的不能达到证明效果，不能证明买卖关系；对第四组证据柯城区人民法院（2015）衢柯商初字第705号民事判决的庭审笔录及对徐辉民的询问笔录，被告代理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称私下协议不存在，是原告主观推断，徐辉民生病不能证明其无法从事委托事项，这两笔款项都是委托报酬款。原告园林公司代理人对被告徐辉民及其代理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告并没有委托徐辉民个人从事委托事项，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无法证明原告委托被告个人为原告所承建的工程进行协调等，反而从斥资协议中约定“若有关该工程所涉及的相关政府部门有事需甲方（戈尔公司）出面协调，经乙方提出，甲方应义不容辞地予以支持和帮助”，可证明如工程上需要协调，原告提出，戈尔公司应义不容辞地予以支持和帮助。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原告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没有提供该组证据原件，不能证明证据来源，真实性无法判断，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实的，那也只能证明原告自己所做的工作，根本不能证明被告所证明的对象。对第三组证据徐某工作日记记录摘要件的“三性”，原告均有异议，认为徐某与被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该日记系单方行为且真伪不明，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四组证据洪河路东延工程结算补充协议、洪河路东延工程款支付情况（衢州市政）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代理人认为其证明对象不能成立，与第二、三组证据无法印证，而且结算补充协议二中约定原告放弃1012.75万元，更说明戈尔公司没有履行斥资协议的义务。对第五组证据宿州中院及柯城法院判决书的“三性”无异议，但原告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对象，被告所称的原告委托被告协调的说法不能成立。对第六组证据证人徐某、吴某、郑某等人在另一案中出庭所作证的音像资料，原告均有异议，认为证人徐某、郑某与徐辉民有利害关系，而且吴某及郑荣忠与公司产生矛盾后，在工程未完工就已离开公司，而且，与其他两位证人之间对如何委托、委托内容、报酬如何确定、如何支付等的证词相互矛盾，其所作陈述与事实及常理不符，被告声称是郑荣忠委托徐辉民，但却没有签协议，至今也没有看到郑荣忠还是市政公司委托被告的相关手续，被告的证据不能形成锁链，这笔70万元是支付材料款。本院认证意见如下：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被告无异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定作为定案依据；第二组证据网上银行转账凭证，系原告汇款时的原始凭证，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定作为定案依据可以证明原告于2014年1月29日以衢州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给被告徐辉民汇去“宿州戈尔管业管道款”70万元等事实；第三组证据宿州中院及柯城法院判决书，系已生效的法律文书，被告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依据，可以证明原告待证事实；第四组证据柯城区人民法院（2015）衢柯商初字第705号民事判决的庭审笔录及对徐辉民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客观真实，被告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依据，可以证明原告在买卖合同案件中已对汇款70万元主张过权利，同时，被告徐辉民在向柯城法院所作笔录中，载明：其公司2005年就转给其儿子，2011年股份就转给其子，其身体不好，2011年其都在看病，这两笔款有无书面协议现在不需要讲，有或者没有，都是其与郑荣忠个人之间的事情，其与郑荣忠约定500万与货款无关等。因此，是否存在委托关系、所汇款项是否为报酬等相关事实，应根据被告举证情况另行综合认定。对被告徐辉民所举的第一组证据会议记要、合作框架协议（BT协议）、关于要求支付洪河路东延工程垫资款的函、关于授权洪河路东延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申请、斥资协议，虽客观真实，但不具证明力，不能证明徐辉民个人为衢州市政公司在上述工程施工过程中予以协调，并承诺支付酬金的原因及背景等相关事实；第二组证据关于要求洪河路东延伸断BT项目竣工验收的请求、关于请求提前支付洪河路工程款的请求、宿州市洪河路工程款支付概况复印件、申请报告（提前支付回购款）复印件，因被告提供的均是复印件，未能提供原件核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本院不予认定；第三组证据徐某工作日记记录摘要件，系徐某单方所为，真伪难辩，无其他证据佐证，且徐某系被告徐辉民之弟、被告公司股东，又系《斥资协议》被告方的签字代表人，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该日记本院不予认定；第四组证据洪河路东延工程结算补充协议、洪河路东延工程款支付情况（衢州市政）虽客观真实，但不具证明力，不能证明被告徐辉民为原告进行相关协调并实际达到原告委托目的等事实；第五组证据宿州中院及柯城法院判决书，虽可以认定，但不具证明力，不能证明被告第一组证据所要证明的徐辉民个人为衢州市政公司在上述工程施工过程中予以协调，并承诺支付酬金等相关事实；第六组证据徐某、吴某、郑某等人在另一案中出庭所作证的音像资料，证人徐某系被告徐辉民之弟、被告公司股东，且系《斥资协议》被告方的签字代表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所作证词也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其证词不具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证人郑某系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且其所作证词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其证词不具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证人吴某证词对如何委托、委托的具体事项、双方的权利义务、报酬如何确定、如何支付等陈述与与证人徐某、郑某证词之间相互矛盾，其所作陈述也与常理不符，亦与被告在柯城法院所作询问笔录时所称“2011年我都在看病，我不管了…我现在不需要讲有或者没有（书面协议），都是我和郑荣忠（个人）之间的事情”等陈述内容相矛盾，《斥资协议》500万签订了书面协议，而委托协调支付500万报酬却不签订书面委托协议，与商业习惯相悖，且无原告或其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协议相印证，证据之间不能形成证据锁链，因此，不能证明原告委托被告个人在工程施工中予以协调帮助并口头承诺支付500万元委托酬金等相关事实，故该组证据不具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徐辉民系戈尔公司股东。2011年初，宿州市人民政府与戈尔公司、浙江瑞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园公司）签订了关于宿州市洪河路东延西段工程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协议约定以BT模式承建，由戈尔公司、瑞园公司共同合作为宿州市建造高铁快速连接线工程，由于项目建设采用BT模式，导致建设资金紧张。2011年6月23日，瑞园公司、戈尔公司、园林公司达成《会议纪要》一份，明确了瑞园公司退出在该项目中的投资合作，戈尔公司同意为园林公司在项目的拆迁补偿、部门协调以及具体的建设施工提供配合支持，并为园林公司斥资5,000,000元,作为顺利施工的资金保证，园林公司承诺不低于实际出资额的双倍偿还戈尔公司，作为资金回报。2011年7月18日、9月1日，戈尔公司分两次将5,000,000汇入园林公司账户；2011年11月24日，双方补签《斥资协议》一份，再次明确了园林公司所承诺给予戈尔公司不低于实际斥资额双倍的返还回报款，载明若有关该工程所涉及的相关政府部门有事需甲方出面协助协调，经园林公司提出戈尔公司应义不容辞地予以支持和帮助等，并确定了给付的具体时间节点及三年期限，徐某作为戈尔公司的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园林公司代表人郑荣忠作为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名；戈尔公司于2013年12月13日开出增值税发票五份各1,000,000元，合计5,000,000元给园林公司；园林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9月20日汇给戈尔公司5,000,000元、2,200,000元,园林公司尚欠戈尔公司借款本金1,365,706.89元及利息。上述事实已为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的（2016）皖13民终1400号民事判决所认定。2015年6月，原告向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戈尔公司返还货款2,522,517.40元及其利息，其中包括本案诉争的700,000元。2016年11月，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衢柯商初字第705号民事判决认定：2011年5月15日，原告以“红河路东延工程项目部”名义与被告签订《产品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合同价款6,017,552元；双方还对结算方式、交货方式等作了约定。戈尔公司自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向原告供货合计4,777,482.60元。2011年9月2日，原告汇给戈尔公司货款4,000,000元,备注材料款。2011年9月23日，戈尔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5份，合计金额5,000,000元。2011年10月19日，原告通过王伟银账户汇给戈尔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文将400,000元。2011年10月28日，戈尔公司汇给王伟100,000元。2011年11月26日，原告根据戈尔公司指示向王延伦汇款200,000元，备注借款。2013年12月13日，戈尔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一份，金额17,842.61元。双方确认2011年10月19日的400,000元扣除2011年10月28日的100,000元后的300,000元以及2011年11月26日的200,000元为原告支付戈尔公司的货款。原告主张2014年1月29日原告汇给徐辉民的700,000元以及2014年11月25日郑荣忠汇给徐玉君的2,100,000元系多付戈尔公司的货款，戈尔公司提出并非货款，与本案无关。原告陈述戈尔公司就双方买卖合同于2012年年初结束供货，涉案工程于2013年年初竣工验收。戈尔公司于2012年9月4日向原告发送《供货清单》，确认货款＋安装费合计5,017,842.60元。在此期间，原告已付货款4,500,000元。原告对于为何在对账时隔一年多后还向被告支付货款2,800,000元，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汇款备注系原告单方行为，且讼争两笔款项的收款人徐辉民、徐玉君系自然人股东，与被告系不同法律主体。原告对关联性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综前，原告主张多支付被告货款2,800,000元的事实，依据不足，法院难予认定。故柯城法院以原告主张返还货款，依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原告园林公司的诉讼请求。网上银行转账凭证证实，2014年1月29日，原告园林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以用途为宿迁戈尔管业管道款名义，汇给被告徐辉民人民币700,000元。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原告园林公司在衢州柯城法院就买卖合同诉讼时，已提出本案诉争的70万元款项是支付给戈尔公司的货款，但被告辨称此款是为了履行郑荣忠与其个人之间协议的款项，与货款无关，加之原告所诉主体不符，因此，柯城法院审理后以原告主张返还货款依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故原告以不当得利作为请求权基础另行诉讼，并无不当。在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有合法有效的委托协议，因此，被告占用原告的诉争款项无法律依据，应予返还。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支付给被告的70万元款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从2014年1月29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请，因年利率6％系民间借贷利率，对本案并不适用；原、被告虽未约定资金利息，但原告确有此项损失，故应当从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时即从2015年6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原告的该项诉请，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因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柯城法院2016年11月17日作出判决时开始计算，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徐辉民及其代理人辩称原告起诉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本案系委托关系等辩解意见，与事实及法律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其辩称本案不应按民间借贷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辩解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辉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衢州市政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7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5年6月4日起以7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衢州市政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1990元，减半收取5995元，由被告徐辉民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东海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吾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