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20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62年12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章，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30年8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审被告：W某（中文名：王某8），男，1957年11月4日出生，澳大利亚国籍，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原审被告：王某2，男，1961年7月27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杨某2，女，1950年8月3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杨某3，女，1953年1月25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杨某4，男，1955年1月16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杨某5，女，1957年4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杨某1及原审第三人杨某2、杨某3、杨、杨某5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孟冬，北京华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原审被告W某（中文名：王某8）、王某2、原审第三人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08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房屋不能推定为杨某1与蔡某8的夫妻共有财产，因为杨某1购买涉案房屋时蔡某8已经死亡，杨某1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其与蔡某8共同购买不是事实，一审法院用推断的方式判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不能推翻涉案房屋产权档案中的材料认定；涉案房屋系杨某1与翟某8再婚后共同购买，现将该房屋变更登记为杨某1与翟某8各50%，且已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上述情况均属于对婚内财产的意思自治约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体现在不当适用物权法及合同法认定涉案房屋属于杨某1与蔡某8共有，且杨某1无权处分涉案房屋，同时一审法院单方面采信杨某1提供的证据也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
王某2、W某（中文名：王某8）共同答辩称，我们的意见与王某1相同，但我们并没有上诉。
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共同答辩称，我们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涉案房屋与翟某8没有关系，涉案房屋是用杨某1与蔡某8共同积蓄并结合二人的工龄优惠购买的，我们提交的公证遗嘱与单位证明可以作为证据；另外涉案房屋是在1999年开始出售的，通过使用杨某1与蔡某8的共同积蓄购买其财产已经转化为房屋的形态，应属于其二人的共同财产。
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我母亲翟某8生前所立遗嘱合法有效；2、请求确认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号楼201室房屋（以下简称201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额归我所有；3、诉讼费由我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杨某1与蔡某8原系夫妻，二人育有子女四人，由长及幼顺序依次为长女杨某2、次女杨某3、儿子杨某4、幼女杨某5。蔡某8的父亲1981年去世，母亲1984年去世，蔡某8于1998年11月29日去世。2000年3月29日杨某1与翟某8登记结婚，翟某8与前夫王生文（1982年二人离婚，王生文2014年6月30日去世）育有三子，由长及幼依次为长子王某8、次子王某2、幼子王某1，翟某8于2013年12月27日去世。
2000年3月6日，杨某1在北京市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遗嘱：“我与妻子蔡某8共同购买的201房屋，妻子蔡某8已于1998年11月29日去世，在我去世以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由二女儿杨某3继承。另外我与妻子蔡某8共有的邮票约八百多套，在我去世以后，上述邮票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由我大女儿杨某2、儿子杨某4二人继承。”在做此遗嘱公证时，杨某1曾提交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收据一份，内容为：“现收到杨某1同志购买201房屋房改售房款25413元，2000年3月3日。”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2016年11月22日出具证明：“杨某1系我单位退休干部，他与其妻蔡某8于1989年就承租了我单位201房屋职工宿舍。房改时，我单位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决定的通知》等文件精神，鉴于杨某1同志当时未再婚，因此我们将杨某1、蔡某8二人合计75年的工龄（其中杨某140年、蔡某835年工龄）折抵部分房价后，以成本价出售给杨某1、蔡某8二人，于2000年3月3日收缴了该房屋的全额购房款（见我单位当时开具的收据）。”另查，杨某1退休证显示其工龄41年，蔡某8工龄34.5年。
2010年9月17日，201房屋登记为按份共有，杨某1共有50%份额，翟某8共有50%份额。2013年5月7日翟某8立下遗嘱：“201房屋是我和杨某1共和材（财）产，所属我的二分之一房产我死后，由我的三儿子王某1继承。其他物品……均由我的三子王某1继承。”杨某1称:“对此遗嘱在翟某8逝世之前四五天知道了，王某2的爱人在陪床时说，翟某8写了遗嘱，遗嘱不公平，把东西都给了王某1；后来翟某8去世之后我见到了这份遗嘱。”
另查，201房屋在房管部门的产权登记档案显示：产权登记申请书载明，201房屋建筑面积58.52平方米，成本价售房，产价25495，原产权人北京自动化仪表二厂，现产权人杨某1,工作单位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所有权证号丰私成93454号，2002年9月3日发证。购房协议中载明，购房价25495元，一次性付款100%，公共维修基金1522元，手续费178元，第一次付款（包括四种费用）27195元，交款日期2000年11月2日。两份单位售房登记表载明，登记日期为98年10月20日，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文号，京仪房改办字（98）第008号；登记日期为2000年11月17日，批复文号为崇经复字[1999]05号文，均在计算公式中计算了夫妇工龄和。北京自动化仪表二厂向丰台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权属科提供具结书载明，我单位1999年共有36户职工参加房改售房，我单位遵照北京市房改售房有关文件规定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杨某1属于该36户职工。
杨某1称：“201房屋房改之前，是我和蔡某8承租的公房，之后房改买房是折算我二人的工龄买的，房改售房后很久才给的房本，房屋是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电子仪表局承建的，北京自动化仪表二厂是北京电子仪表局的下属单位，把房子卖给了我单位。我和翟某8结婚前谈条件说好201房屋她可以住，但房款我已经交了，手续也办了，房本是我的，房子给我的孩子，她说结婚后她什么都不要。后来我和她结婚后，我住院动手术，翟某8发现我的房本上没有她的名字，与我闹矛盾，我说房屋我已经做了遗嘱公证了，翟某8说结婚后得有她一半，后来我和翟某8去的房管局过户大厅，提供了我的身份证，说房屋有她一半，后来房本下来了，就有她的名字了。房款是我和蔡某8的共同积蓄支付的，当时交给了我的工作单位，后来维修基金交给了仪表二厂。房屋属于翟某8和我结婚前的婚前财产。”
上述事实，有结婚证、派出所证明信、公证书、公证档案、退休证、收据、证明材料、房屋产权证、产权登记档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本案中，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涉案201房屋系根据房改房政策，依据杨某1、蔡某8的二人工龄折抵部分购房款后，以成本价计算将公房出售给二人。蔡某8病逝后，杨某1用夫妻二人共同积蓄交付了购房款，涉案房屋属于杨某1与蔡某8的夫妻共同财产。蔡某8逝世后，未留遗嘱，其所有份额应予以法定继承，其继承人为杨某1及四子女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在财产未予分割前，属于共同共有。2010年，杨某1在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分房产，进行无偿赠与，201房屋登记为杨某1、翟某8按份共有，各占50%，该房产登记不能得出杨某1将其享有的50%份额全部赠与翟某8，现共有人不予追认对共有物的处分行为，故杨某1的无权处分行为应属无效。翟某8对涉案201房屋个人不享有财产权利，其无权处分，故对王某1要求确认翟某8生前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其享有201房屋的二分之一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向法院提交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局于1999年购买北京自动化仪表二厂玉林里小区×号楼的15套房屋使用权，其中201房屋分配给杨某1、蔡某8夫妇承租；国家房改后，我局将该房出售给杨某1、蔡某8夫妻二人，2000年3月3日代收房改购房款，后将购房手续转由大产权单位北京市自动化仪表二厂办理。北京自动化仪表二厂盖章确认。王某1以非新证据且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双方均未再提交新的证据。经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翟某8针对201房屋所立遗嘱是否有效，王某1是否有权依该遗嘱继承201房屋份额问题。
要想厘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首先要明确201房屋的权属性质。诉讼中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各自举证情况可知，201房屋系杨某1与翟某8再婚前承租的公房，在杨某1前妻蔡某8去世前，二人均应在此居住生活。1999年杨某1所在单位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决定的通知》精神，将该公房通过房改形式以优惠价格出售给杨某1，此期间亦折算了杨某1与蔡某8的工龄，同时亦使用了杨某1与蔡某8的共同积蓄购买了上述房屋，而发生上述出售行为之时蔡某8尚未去世。正基于此，上述房屋应属于杨某1与蔡某8的夫妻共同财产。现王某1虽主张201房屋在房屋档案中均显示购房协议及付款期限以及产权发放均发生于杨某1与翟某8再婚之后，并由此主张201房屋系杨某1与翟某8婚后共同购买，但因在该房档中同时亦可体现201房屋售房开始时间应发生于1999年，且根据杨某1所在单位证明及杨某1与翟某8再婚前所立公证遗嘱等材料可推知，201房屋房档中显示的相关材料应属于1999年已开始发生的单位售房行为的一种延续及程序滞后过程中的材料补充。而王某1虽坚持认为201房屋实际系使用翟某8工龄及再婚后财产购买，但并未能就此提供充分证据。在此情况下综合考虑杨某1在与翟某8再婚前几日，即其与翟某8间并未存在任何利益纠葛的前提下通过公证处审核后所立遗嘱中显示的201房屋系其与前妻蔡某8出资购买的情况，因该公证遗嘱内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故一审法院对王某1的上述主张均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鉴于201房屋属于杨某1与蔡某8夫妻共同财产，在蔡某8去世后201房屋应属于杨某1与蔡某8法定继承人共有。而杨某1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情况下擅自将201房屋产权一半赠与翟某8，其性质应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王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文彤
审 判 员 刘保河
审 判 员 李 倩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 鹏
书 记 员 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