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81民初4232号
原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草塔镇凯翔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刘正方，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晓明，诸暨市大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诸暨市晨雨木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大唐镇中兴社区慎叶新村***幢***层。
法定代表人：王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凌蓉，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与被告诸暨市晨雨木针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明，被告诸暨市晨雨木针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凌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70240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5年期间以邮件形式签订了二份《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袜子，并对袜子的款项、规格、颜色、单价、数量等作了明确。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将袜子如数配送至被告所指定的何奕欢处，但被告至今未付清270240元货款，经原告多次催讨无效。
被告诸暨市晨雨木针织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不应由《产品购销合同》确认，合同上没有双方的签字盖章，合同中明确约定要签字盖章才能生效。收条是不能确认涉案货物已经交付的事实，因此就不能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
原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
1、《产品购销合同》二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中明确了袜子的名称、数量、颜色、单价等内容以及合同约定货物送至被告指定地点的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合同确系被告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原告的，但因商品数量发生变更，被告要求原告直接将变更后的产品交付第三方何奕欢，该合同因变更而实际并未签订，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杰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是在对商品单价不确定的情况下所作的；
2、收条二份，用以证明货物已交付的事实。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签字是否是何奕欢签的不能确认，谁书写的也不能确认，数量跟合同中约定的数量也不一致，不能达到所有货物均已交付给指定收货人的事实；
根据原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出示：
3、诸暨市公安局大唐派出所对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正方、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杰及案外人何奕欢所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70240元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对刘正方和何奕欢的笔录没有异议，对王杰的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王杰在笔录中也承认了签订购销合同以及袜子交付给何奕欢的事实，但对其陈述的袜款数额有异议；被告经质证认为，对三份笔录均没有异议，王杰在笔录中承认的尚欠原告货款25万元多并不一定是证据1两份购销合同所欠的货款。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被告认可该两份购销合同是其发送给原告的，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系公安机关依职权制作而成，且原、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刘正方在笔录中陈述：“…2015年10月份的一天，自称是诸暨市晨雨木针织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王杰跟股东祝忠心来我们公司谈生意的，当天我们谈好一笔数量为14000打金额为207840元的袜子单子的，当时王杰说好会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把产品购销合同发给我的。隔了一两天王杰就通过邮件把合同发给我了…2016年1月份7日的时候王杰带着他的买家何奕欢开货柜车来我们公司了，装了10320打袜子，当场何奕欢也写了收条，王杰跟我说会在60天内结款的，并且剩下的7680打袜子暂存在我们仓库。后来2016年3月3日王杰跟祝忠心到我们公司跟我说‘你把这剩下的7680打袜子送到大唐镇何村’。当天王杰就领路跟我一起把剩下的7680打袜子送到何村何奕欢的仓库，交货的时候何奕欢也写好收条的。这样我的货就全部给王杰了，就等着收钱了…其中短袜平板12色春冬款这个型号是12.96元一打的，别的都是15.6元一打…后来何奕欢和王杰来拿货的时候我知道了他们也是买卖关系的…两笔订单共计270240元钱…”。王杰在笔录中陈述：“…我在诸暨大唐找了一个老板是姓刘的厂家，就和刘总订了订单，约定的价格长袜大约是十五元几一打，短袜是十二元一打，总共大约二十五万左右的样子…等到2016年1月的时候，刘总把第一批货送到了何奕欢那边，2016年3、4月的时候，刘总把第二批货送到了何奕欢那边，这样所有的货就送完了，约好是出货三个月之后结清货款的…我是专门做一些袜子生产销售的中介的，已经做了两年多了。何奕欢是我生意上的伙伴，他经常会给我一些单子，让我去找一些厂家完成，从而我也能从中赚取一些差价的…约定的价格长袜大约是十五元几一打，短袜是十二元一打，总共大约二十五万元左右的样子，具体多少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何奕欢在笔录中陈述：“…是2015年年底的时候我要王杰去做这批袜子的，具体什么时候我也想不起来了…这些袜子王杰应该是要下面的加工户去生产的，后来袜子拉到我仓库来也是加工户拉过来的…具体有哪些款式我现在也说不出来，当时加工户把袜子拉来的时候，我对过数量之后都有写收条的，收条上都是写有款式型号的…这批袜子的货款我是付清的…”。根据该三人的陈述可以认定，何奕欢向被告定购袜子，根据何奕欢所需的数量、型号，被告再向原告定购，然后根据被告的指示，原告直接将货物交付给何奕欢，并由何奕欢出具收条，何奕欢在收条中对于货物型号和数量予以了确认等事实。证据2，与证据1、3能够相互印证，且该两份收条上确认的货物数量与两份购销合同约定的数量一致，本院予以认定。结合该三份证据，对于袜子的单价，刘正方在笔录中的陈述与购销合同中约定的完全一致，与王杰“长袜大约十五元几一打，短袜是十二元一打”的陈述也基本相符，即使被告未在购销合同上盖章确认，但根据该购销合同系由被告发送给原告，对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被告亦予以认可，以及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等事实情况，本院认定两份购销合同已实际履行，故对于合同中约定的单价予以确认，结合交货数量，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货款270240元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分两次向原告定购了一批袜子，并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了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中对袜子的型号、数量、单价等作了详细约定，货款总价为270240元。2016年1月27日及3月3日，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将合同中约定的袜子交付给第三人何奕欢，并由何奕欢出具了收条两份，明确了袜子的型号和数量。后因被告未支付货款，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正方向诸暨市公安局大唐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因此分别传唤了何奕欢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杰，并分别对刘正方、何奕欢和王杰制作了询问笔录。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70240元的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公安部门制作的询问笔录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理应承担清偿之责。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7024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双方实际履行的买卖合同并非被告发送给原告的购销合同，原告应举证证实其实际交付的货物数量和单价，该辩称与本案查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诸暨市晨雨木针织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货款270240元，并支付自2017年2月22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54元，减半收取计2677元，由被告诸暨市晨雨木针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冯 丽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周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