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再136号
原审原告：王萍，女，196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二朋，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蒋仁达，男，194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审被告：王晓辉，女，1975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审被告：李先宝，男，195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寅，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王萍与原审被告蒋仁达、王晓辉、李先宝清算责任纠纷一案，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的（2015）杭富商初字第2755号民事判决经公告向各被告送达，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李先宝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浙01民申300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先宝的再审申请。李先宝向本院申诉，本院经审查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2017）浙民监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王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二朋、原审被告李先宝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蒋仁达、王晓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先宝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李先宝未在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签过字，不是天颐公司股东，也不是天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李先宝不是天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无需对天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应当承担的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中的连带责任。本案系公告送达，李先宝在一审判决生效后才得知该判决，现已找到天颐公司账册，原审法院基于账册缺失无法清算而判决李先宝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王萍对李先宝的诉讼请求。
王萍辩称：一、天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李先宝为天颐公司的股东，对外有公示效力。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予确认。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立案阶段所作的李先宝笔记鉴定意见书不足以否定其为天颐公司股东身份。1、该意见书本身不具有合法性。省高院在立案阶段组织笔迹鉴定属于收集证据的司法行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同时证据规定第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据此人民法院没有权力在诉讼过程中主动收集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2、该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第13、15项载明鉴定材料中有两处签名不具备检验条件。这无法确认该两处签名也非李先宝所签。3、从各地司法实践看，即便在工商登记中所有的“李先宝”签字均不是李先宝本人所签，也不能仅据此否认其股东身份，还需要排除代签字或者本人委托的可能性。三、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李先宝在最迟2014年10月应得知其为天颐公司股东，但其从未否认过其股东身份。1、2014年9月王萍向拱墅法院申请对天颐公司进行司法清算。拱墅法院向李先宝送达了证据副本，证据副本中有天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判决书和多份证据体现其为天颐公司股东的证据。该快递由其家人李先贵代收。但其未表达任何意见。在该案中拱墅法院之后寄送的裁定书被拒收。清算过程中拱墅法院又寄送了两次文件，均被“逾期退回”。从常理看，�果李先宝不是天颐公司股东，在收到该文件时，肯定会大为吃惊，快递上有法院的联系电话，不可能都不联系一下，而是置之不理，更是拒收之后的文件。2、2014年10月20日，王萍委托律师向李先宝寄送律师函，快递面单上有律师的联系电话及注明“王萍要求天颐公司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律师函”。这封EMS函件也被退回。寄送律师函的时间也发生在拱墅法院寄送王萍申请清算的证据副本之后。如果李先宝与天颐公司没有关系，确发现法院寄送文件、律师也寄送文件，肯定会采取措施的，而不是置之不理。3、李先宝是在本案一审判决生效并执行的情况下，才提出异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杭州中院裁定。
王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清偿天颐公司应向原告承担的如下债务：1、截至2008年12月23日的利息106920元；2、自2008年12月24日起至2010�9月12日的利息316626.41元；3、自2010年9月13日起至2014年8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2倍应承担的迟延付款期间债务利息358035.29元；4、自2014年8月2日起至2015年7月15日止按日万分之1.75计算的延迟付款期间债务利息4858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查明：（一）百前公司要求短期借款，经协商后，原告王萍作为出借人与百前公司签订了《短期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6个月，即2007年12月24日至2008年6月24日；借款金额为800000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4.5%，首次付息日为出借之日起的第30天，以后每30天为一付息日，结息日还包括合同项下借款的最后归还日；借款人应在借款到期日向出借人按时足额归还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及规定利息；借款人提前归还借款，应征得出借人的事�同意，未取得出借人同意的，借款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期限还本付息。合同还约定，本合同的争议均受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为保证百前公司履行债务、原告王萍实现债权，在签订借款合同当天即2007年12月21日，天颐公司、唐健荣作为保证人分别与原告签订了《借款保证合同》。合同均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是最高限额8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全部到期应付而未付贷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律师费、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保证人承担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二）陈水欢与王萍系夫妻关系。在签订上述合同的当天，陈水欢通过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账户汇给百前公司款项800000元。2007年12月25日，百前公司向原告王萍出具《收条》，载明上述王萍与百前公司短期借款合同中所列款项800000元，已按银行电汇方式于2007年12月24日收到。后百前公司共向王萍支付利息135000元，其余的利息及借款本金均未能归还。二、2009年1月9日，原告向下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一、百前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0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自2008年4月1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天颐公司、唐健荣在保证责任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诉讼费由百前公司、天颐公司、唐健荣承担。在该案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下城法院作出（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1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百前公司、天颐公司、唐健荣银行存款8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2009年6月4日，下城法院实际冻结了天颐公司开户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的银行账户（账号33×××50），实际存款余额为8632.66�。后天颐公司申请法院要求解除对其账户的冻结，并以案外人杭州万事达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万事达公司）所有的位于灵桥镇灵桥村望仙北路3号的房产（富房权证富初字第××号）提供担保，万事达公司亦向法院出具了担保书，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并接受对该房产采取查封措施，法院也采取了相应的查封措施。2009年6月25日，下城法院作出（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3号民事裁定，裁定解除对天颐公司开户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的银行账户（账号33×××50）的冻结。2010年5月15日，下城法院作出（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百前公司归还原告王萍借款800000元。二、百前公司支付原告利息106920元（暂计算至2008年12月23日，此后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满日止）。以上款项均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行。三、天颐公司、唐健荣对百前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天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杭州中院，后因未按原审法院交纳上诉费用通知书，在规定的日期内预交上诉费用，不依法履行二审诉讼义务，2010年8月3日，杭州中院作出（2010）浙杭商终字第1014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按上诉人天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下城法院（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后因百前公司、天颐公司、唐健荣没有履行义务，原告于2010年10月27日向下城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王萍与被执行人天颐公司及案外人蒋官华于2011年6月17日达成和解协议，本案以和解结案。后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2012年3月16日，因上述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百前公司、天颐公司、唐健荣无财�可供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王萍的债权无法实现，保证人万事达公司应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故下城法院作出（2011）杭下执民字第62号执行裁定，裁定：保证人万事达公司在保证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支付申请人王萍800000元。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万事达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其并未向天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书所盖公章系天颐公司伪造，请求法院撤销（2011）杭下执民字第62号执行裁定。下城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下城法院曾于2014年2月25日组织执行听证，但听证开始后发现异议人，也即保证人万事达公司已经注销。经调查工商档案，得知灵桥中学系异议人的权利义务继受主体后，下城法院依法向灵桥中学发出告知书，告知其异议权利。灵桥中学收到告知书后，向下城法院再次提出异议，请求法院撤销（2011）�下执民字第62号执行裁定，事实与理由和前述万事达公司的主张相同。下城法院受理后，于2014年4月11日重新组织了执行听证。2014年4月24日，下城法院作出（2014）杭下执异字第15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异议人灵桥中学的异议。三、（2014）杭富商初字第2472号民事判决查明：（一）1994年，经灵桥中学向工商局申请，杭州富阳市万事达车业公司设立，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沈永明，注册资金为800000元。同年，杭州富阳市万事达车业公司更名为杭州万事达车业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1200000元。1997年，杭州万事达车业公司再次更名为杭州万事达实业公司即万事达公司。1999年，沈永明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灵桥中学签订协议，载明：“为进一步改善我镇中学办学条件，聚宝育才，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灵桥中学申办杭州万事达实业公司，法人代表沈永明担任该�司经理并承包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公司的一切设备等投资均由乙方筹集，甲方不承担一切债权债务，公司权属乙方所有，一旦承包终止，一切房产、地域均归乙方所有；2、乙方拥有公司内的人事、经销的自主权，不受甲方的干涉，但乙方的经营、生产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3、乙方的承包期限为五年（2000年1月1日至2005年1月1日止），期间变更事项必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后方可生效。4、该公司享有校办企业待遇，由甲乙双方共同争取税免工作，其费用由乙方支出。5、免税的款额按百分之十上交甲方，其余的款额由乙方安排用于扩大再生产。6、乙方每年上交甲方承包费壹万元。7、乙方每年上交甲方承包费的日期为每年的十二月底前。”2004年6月11日，万事达公司向富阳市教育局提出申请，要求从2004年7月1日脱离校办企业的关系，灵桥中学同意，但注明“原企业债权债务均由原企业负责，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富阳市教育局亦予同意，但事后因故未履行。2004年12月21日，万事达公司向富阳市教育局打报告，载明：“杭州万事达实业公司原属灵桥中学校办企业，由于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需重新办理新企业执照必须注入注册资金壹佰万元，由于目前企业资金周转暂时困难，一时还不能筹集到壹佰万元资金，但现企业已与商业银行富阳支行正在联系落实抵押借款3500000元，待此笔资金落实，企业立即注册手续。由于企业运转需要，请求新企业执照办出后，原企业执照继续保留三个月，请给予批准为盼。以上请求和灵桥中学无关，企业也决不给灵桥中学带来任何后果。”（二）工商登记资料载明，万事达公司为非公司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沈永明，企业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投资人为灵桥�学，投资额为1200000元。万事达公司2011年度在工商局备案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载明，万事达公司存在负债。2013年7月15日，万事达公司以企业法人歇业为由向工商局提出非公司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申请书载明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灵桥中学和富阳市教育局在该申请书“主管部门（出资人）”一栏加盖公章。同日，万事达公司向工商局提供清算报告，载明：“本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决定解散，本公司不存在赊欠账目，无债权、债务情况，如有债权、债务等企业未尽事务由灵桥中学承担一切法律责任。”2013年7月22日，万事达公司被工商局以歇业为由注销。四、因下城法院在原告对百前公司、天颐公司、唐健荣执行一案中未执结到款项，2014年9月24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一、灵桥中学、沈永明共同赔偿原告80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原告自2013年7月22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款之日止的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灵桥中学、沈永明承担。2015年3月24日，本院作出（2014）杭富商初字第247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沈永明赔偿原告王萍经济损失800000元，并支付从2013年7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灵桥中学对上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王萍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原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7月14日，本院从沈永明账户依法扣划318799元，2015年7月22日，沈永明再支付执行案款481201元，原告共计受领执行款800000元后，放弃相应的利息。五、天颐公司系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蒋仁达、王晓辉、李先宝系天颐公司的股东。在下城法院对原告与百前公司、天颐公司、唐健荣一案执行过程中，原告经查询得知，2012年10月29日，天颐公司因无正当理由未参加2010、2011年度年检，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2014年8月18日，原告向拱墅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天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2014年10月28日，原告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公告，要求追究三被告的法律责任。2014年11月14日，拱墅法院作出（2014）杭拱商清（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申请人王萍对天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2015年6月17日，拱墅法院作出（2015）杭拱商清(算)字第1号民事裁定，认为天颐公司下落不明、相关账册等重要文件亦下落不明，故无法清算，据此裁定：终结申请人王萍对天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六、因下城法院在原告对百前公司、天颐公司、唐健荣执行一案中仍未执结到款项，2015年8月6日，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天颐公司的股东即三被告对天颐公司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已生效的（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判令百前公司归还原告王萍借款800000元，支付原告利息106920元（暂计算至2008年12月23日，此后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满日止），并由天颐公司、唐健荣对百前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百前公司、天颐公司、唐健荣未履行该生效判决，原告王萍于2010年10月27日向下城法院申请执行。时至今日，百前公司、天颐公司、唐健荣未履行任何付款义务。根据（2014）杭富商初字第2472号民事判决，原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于2015年7月22日最终受领沈永明支付的执行款800000元，故（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本金800000元已得到履行，但原告的相应利息损失未得到履行，天颐公司仍有义务继续履行。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包括：（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已确定的截至2008年12月23日的利息106920元及从2008年12月24日起至2010年9月12日止根据该判决确定的计算标准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的利息300960元，从2010年9月13日起至2014年8月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的利息358035.29元，从2014年8月2日起至2015年7月15日止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计算标准即日万分一点七五计算的利息48580元，共计814495.29元。三被告作为天颐公司的股东，在天颐公司于2012年10月29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怠于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清算义务，导致因相关账册缺失法院亦无法强制进行清算，故原告主张要求三被告对天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三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蒋仁达、王晓辉、李先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王萍的利息损失814495.29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王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02元，保全申请费4670元，合计16772元，由原告王萍负担317元，被告蒋仁达、王晓辉、李先宝负担16455元。
一审判决向李先宝公告送达生效后，李先宝不服，向二审法院杭�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二审法院认为：王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蒋仁达、王晓辉、李先宝连带清偿天颐公司的债务，提交了（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2014）杭富商初字第2472号民事判决书、（2015）杭拱商清（算）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天颐公司章程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蒋仁达、王晓辉、李先宝作为天颐公司的股东，在天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因相关账册缺失法院亦无法强制进行清算，故判决蒋仁达、王晓辉、李先宝对天颐公司应支付王萍的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并无不当。李先宝申请再审时提交的天颐公司《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并非公司账册，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驳回李先宝的再审申请。
再审期间，李先宝提供以下证据：一、财务账册，证明：天颐公司存在账册，原审法院关于天颐公司账册缺失的认定错误。二、《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章程修正案》、天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工商内档中所有李先宝的签字均不是再审申请人本人所签，再审申请人不是天颐公司股东。王萍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足以证明李先宝不是天颐公司的股东的事实。王萍提供以下证据：一、（2014）杭拱商清（预）字第1号案件档案，证明：（1）2014年9月29日拱墅法院通过邮政EMS向李先宝送达（2014）杭拱商清（预）字第1号案证据副本等，10月1日由家人李先贵代收；（2）（2014）杭拱商清（预）字第1号案证据副本中包括天颐公司被判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书及未执行到执行款的证明，以及表明李先宝为股东的天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3）2014年11月19日拱墅法院通过邮政EMS向李先宝送达（2014）杭拱商清（预）字第1号裁定书被拒收。二、（2015）杭拱商清算字第1号案件档案，证明：（2015）杭拱商清算字第1号案中拱墅法院通过邮政EMS向李先宝送达法律文书，邮政EMS“逾期退回”。三、邮政EMS快递。李先宝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都没有送达给李先宝本人，都是拒收。李先宝从来不是天颐公司的股东，这些是否已经送达到李先宝本人的证据与李先宝是否是公司股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没有关联性。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但其与当事人主张的待证事实的关系，需结合全案综合予以认定。
李先宝向本院申诉期间，经李先宝申请，本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天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以下15处“李先宝”签字是否本人所签进行了司法鉴定：1、标称时间为“2005年1月10日”，出让方为“蒋仁达”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中受让方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2、标称时间为“2005年1月10日”，出让方为“浙江鹏宇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中受让方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3、标称时间为“2005年1月10日”的《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全体股东签字（盖章）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4、标称时间为“2005年1月10日”的《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中股东签字（盖章）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5、标称时间为“2005年1月10日”，�行为“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的文件材料中自然人股东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6、标称时间为“2005年4月28日”的《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决定》中自然人股东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7、标称时间为“2005年4月28日”的《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中自然人股东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8、标称时间为“2006年6月15日”，首行为“上述各项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文件材料中自然人股东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9、标称时间为“2006年6月12日”的《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转让出资的决定》中自然人股东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10、标称时间为“2006�6月12日”的《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中自然人股东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11、标称时间为“二OO六年六月十五日”，首行为“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执行。”的文件材料中自然人股东签字：（李先宝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12、标称时间为“2006年12月18日”的《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增加注册资本、重新制定公司章程的决定》中自然人股东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13、标称时间为“二OO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首行为“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文件材料中落款处“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14、标称时间为“2007年3月11日”的《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增加注册资本、重新�定公司章程的决定》中自然人股东签字栏“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15、标称时间为“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一日”，首行为“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文件材料中落款处“李先宝”签名字迹是否李先宝所签。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为：除第13和15处不具备检验条件外，其余13处“李先宝”签字均不是李先宝本人所签。经质证，王萍认为：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合法性有异议，这是司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有在当事人申请或者客观必要的证据，才能委托鉴定。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不能申请司法鉴定。鉴定意见第13、15项，该两个签名是否为李先宝所签，无法确认。李先宝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述司法鉴定系本院依法委托，鉴定结论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再审除对一审法院认定“李先宝系天颐公司股东”的事实不予确认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它事实，予以确认。对天颐公司的设立和变更过程，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存档的天颐公司登记材料记载以下事实：天颐公司原名称为富阳市天颐纸业贸易有限公司（2003年7月30日经主管部门核准变更为现名称），于2000年6月28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出资比为：蒋仁达90％、朱文明10％。此后，通过股权转让或新股东认购公司增资的形式，公司股东人数及持股比例发生多次变更。涉及到李先宝的股东问题，天颐公司在2005年1月18日的股东变更登记中，股东从蒋仁达和浙江鹏宇实业有限公司二位股东变更为蒋仁达、朱建民、李先宝和蒋海华四位股东（出资比分别为：43％、40％、9％、8％）。�颐公司经2007年3月14日的最后一次变更登记后，股东为蒋仁达、王晓辉和李先宝（出资比分别为：76.54％、20.05％、3.41％）。根据标称时间为2005年1月10日的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记载，蒋仁达和浙江鹏宇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将其在天颐公司中的4%和5%股权转让给李先宝。经本院委托的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述两份《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和2005年1月10日《天颐公司章程修正案》、2006年6月15日《天颐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等天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李先宝”签字，并非李先宝本人所签。
本院再审认为，王萍出借给案外人百前公司80万元借款，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09）杭下商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天颐公司对该80万元借款及其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基于该生效判决在执行过程中万事达公司提供了执行担保等事实，王萍通过另案诉讼，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4）杭富商初字第2472号案件执行中，万事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永明已经支付给王萍80万元。在王萍主张的尚未得到清偿的应当由天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本案讼争利息814495.29元，李先宝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取决于李先宝是否天颐公司的股东及其是否应负公司清算中的民事责任。为此，李先宝是否天颐公司的股东，属于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
关于股东资格确认问题，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对公司实际出资、是否签署公司章程、是否持有出资证明、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工商登记等因素综合予以认定。由于公司法具有团体法的特征，在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上，对于不同的团体法律关系，侧重于适用相应的认定原则。在涉及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时，应遵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原则，体现商法的公示主�和外观主义的要求。据此，在涉及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时，确认股东资格坚持形式要件优于实质要件，以工商登记材料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在涉及诸如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遵照意思主义原则，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实际出资、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履约行为等实质要件为主要依据。在本案中，债权人王萍与债务人天颐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涉及到公司外部法律关系纠纷之解决，一审法院以工商登记材料为主要证据，认定蒋仁达、王晓辉为天颐公司股东并判决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有相应依据。但是，天颐公司并未向李先宝签发出资证明，在天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总共存在15处“李先宝”的签字式样，经本院委托鉴定，除2处不具备检验条件外，其余13处均不是李先宝本人所签，特别是属于确认本案股东资格主要证据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天颐公司章程修正案》、《天颐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中的“李先宝”签字，鉴定结论已经明确该签字不是李先宝本人所签。为此，在天颐公司设立之初只有蒋仁达和朱文明两位股东时，李先宝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说明李先宝没有通过受让股权而成为天颐公司继受股东的意思表示。李先宝未签署天颐公司的章程，不能据此证明李先宝是天颐公司的原始股东或通过认购公司设立后的增资而成为公司股东。而且，目前既无证据证明天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李先宝”签字式样是李先宝本人授权他人代签，也无证据证明李先宝在他人冒名行为发生时明知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而不反对被冒名签署公司登记材料等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天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存在的“李先宝”签字式样，对�先宝并无拘束力。在天颐公司工商登记中李先宝的签字虚假的情况下，债权人王萍不能凭当事人签字虚假的工商登记材料而请求李先宝承担公司股东的清算责任。故从出资证明和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角度，不能认定李先宝是天颐公司的股东。况且，债权人王萍亦未提供李先宝向天颐公司实际出资的证据。虽然2006年12月1日天颐公司第四份和第五份《验资报告》中的“验资事项说明”中记载“天颐公司变更前由蒋仁达、王晓辉、李先宝共同出资组建”，但是，天颐公司在存续期间，共发生过四次增资扩股行为，公司注册资本从50万先后变更至250万、1315万、3315万、3465万，增资认购人包括蒋仁达、曹海春、王晓辉三人。天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共存在五份《验资报告》，前三份《验资报告》均未记载李先宝曾向天颐公司出资，第四份《验资报告》突然出现“公司变更前�先宝出资”的记载，明显与前三份《验资报告》没有李先宝出资的事实矛盾，天颐公司第四份和第五份《验资报告》并不能证明李先宝曾向天颐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且，本案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李先宝曾向天颐公司的股权转让人交付过股权转让款的证据，在天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所有“李先宝”签字式样均不是李先宝本人所签的情况下，本案也无其他证据能证明李先宝实际参加天颐公司经营管理或属于天颐公司的隐名股东。故即使从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角度，也证明不了李先宝系天颐公司股东。此外，有限责任制作为公司法的基石，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以承担有限责任为原则，以法人人格否认和清算义务违法等情形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例外。在判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时，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本案中，王萍对天颐公司申请强制清算时，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清(算)字第1号民事裁定只是认定天颐公司相关账册等重要文件“下落不明”，并未认定账册灭失，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规定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账册灭失”。由于“账册下落不明”、“账册缺失”并不完全等同于“账册灭失”，在只有原告一方到庭而对方当事人均下落不明未到庭的情况下，作为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的一审法院以“账册缺失”为由判决李先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似乎对连带责任适用中的法定性把握不够审慎。当然，本案作为再审程序，再审审理的范围主要是针对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请求和理由能否成立。原审被告蒋仁达、王晓辉未申请再审，对原审法院判决蒋仁达、王晓辉承担民事责任的妥当性问题，本院再审不予审查。同时，本院还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九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公司债权人而言，股东清算责任中的连带清偿责任和股东瑕疵出资中的补充清偿责任，两者在对债权人救济的性质上并无二致，均属清偿责任。既然公司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被冒名的股东无需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瑕疵出资的补充清偿责任，则李先宝作为天颐公司被冒名登记的股东，亦无需承担公司清算责任中的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无论从形式要件还是实质要件角度，均�能认定李先宝系天颐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判决李先宝承担股东的清算责任不妥，对王萍未受偿的本案814495.29元利息损失，李先宝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先宝的申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再审改判系由于出现鉴定结论等新证据，一审判决并不属于错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275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及第一项中涉及王萍与蒋仁达、王晓辉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部分内容。即：蒋仁达、王晓辉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对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应支付王萍的利息损失814495.29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275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中涉及王萍与李先宝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部分内容。
三、驳回王萍对李先宝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2102元，保全申请费4670元，合计16772元，由王萍负担317元，蒋仁达、王晓辉负担16455元。再审案件受理费11944.95元、鉴定费10000元，均由李先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启其
审判员 王 丽
审判员 徐乐盛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