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最高法民终21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号。
负责人：刘志华，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敏，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廉天娇，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甘肃华宁东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号第*层***室。
法定代表人：陈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林，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钢，男，汉族，1968年3月17日出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林，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薛明，男，汉族，1973年5月5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林，甘肃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乔红霞，女，汉族，1968年4月5日出生，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权，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国光，男，汉族，1968年l0月22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少谋，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因与被上诉人甘肃华宁东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宁公司）、陈钢、薛明、乔红霞、张国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信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敏、廉天娇，被上诉人华宁公司、陈钢、薛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林，被上诉人乔红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权，被上诉人张国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少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信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民初4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为：中信银行对薛明、乔红霞、张国光抵押的房产享有抵押权，并有权以抵押物拍卖、变卖、折价所得在上述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2、维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民初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3、华宁公司、陈钢、薛明、乔红霞、张国光支付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乔红霞、薛明、张国光分别与中信银行签订三年期《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据此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最高额抵押权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抵押权未成立，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案涉8000万元贷款为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间（2014年4月22日-2017年4月21日）发生的债务，乔红霞、薛明、张国光应为华宁公司的债务在抵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一）中信银行与乔红霞、薛明、张国光分别设立了三年期的最高额抵押权，抵押权合法有效。2014年4月22日，中信银行与乔红霞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乙方（中信银行）与华宁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的实现，甲方（乔红霞）愿意以其财产为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乙方同意接受甲方所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该合同第1.1条约定，“最高额抵押是指甲方以其财产，就乙方对主合同债务人享有的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向乙方提供抵押担保。但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乙方有权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抵押物优先受偿。”第2.1条约定，“在本合同第2.2款约定的期限内，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第2.2条约定，“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主合同债务人在2014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第2.3条约定，“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以下第（2）种方式确定的额度：……（2）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大写金额）肆仟陆佰叁拾伍万肆仟元整和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抵押权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合同附件一载明了抵押物清单。2014年4月23日，双方依据前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了不动产最高额抵押登记。张国光、薛明的情况与乔红霞一致。故乔红霞、张国光、薛明分别于《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明确表达了以自身房产为中信银行在中信银行与华宁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意愿，且各方依据前述合法有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了抵押登记，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并生效。案涉8000万元贷款发生于2014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最高额抵押权生效期间内，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二）薛明、乔红霞、张国光分别于（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4、35、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再次确认了案涉债权受已登记生效的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意思表示。该三份合同的附件一“抵押清单”中再次确认了该合同实质为兰房他证（七里河区）字第166020、166021、166019号最高额抵押权登记项下的具体抵押合同，该三份合同第11.1条“抵押登记”中就到抵押物法定的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之重要条款以划线形式删除，恰恰说明：（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为已设立抵押登记的（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7、28、2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最高额担保期间内，受已有效登记的最高额抵押权保护，无须另行办理抵押登记。综上，中信银行已于2014年4月22日与抵押人乔红霞、张国光、薛明签订三年期（2014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最高额抵押合同》，就前述期间内中信银行与华宁公司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为中信银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案涉（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所产生的8000万元贷款及相应利息、罚息、费用等全部债权受（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7、28、2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保护，且已办理兰房他证（七里河区）字第166020、166021、166019号他项权证，抵押权成立并有效，案涉债权受最高额抵押权保护，中信银行有权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三份房屋他项权证（兰房他证（七里河区）字第××号、第166020号、第166021号）不保护（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各方未就案涉贷款办理抵押登记，是对案涉最高额抵押权法律性质及担保期间的曲解和误读，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有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二、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抵押权不成立，也不应认定薛明、乔红霞、张国光对中信银行的债权不承担担保责任，免除薛明、乔红霞、张国光的合同义务，剥夺中信银行的合法救济权利。（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4、35、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合同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之规定，（2015）34、35、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成立并有效，对合同各方依然具有法律拘束力。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主要义务应由抵押人承担，故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导致抵押权未有效设立，抵押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抵押人薛明、乔红霞、张国光仍负有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剥夺了中信银行依据合同要求薛明、乔红霞、张国光承担担保责任的权利和其他可能的救济途径，应予纠正。
华宁公司、陈钢没有发表答辩意见。
薛明答辩称：2015年的抵押合同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故抵押权不成立。且抵押权的实现需要发生主合同项下债务不能清偿的情形，本案中，主合同已经不存在。一审时，中信银行没有主张三位抵押人承担担保责任，且其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中信银行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乔红霞答辩称：判断本案8000万元贷款涉及的抵押权是否成立的依据只能是2015年的抵押合同。2014年的抵押合同与2015年的抵押合同彼此独立，没有证据证明后者是对前者的具体执行和确认。中信银行关于2015年的抵押合同设立的抵押权无须另行办理抵押登记就能成立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2014年的抵押合同及其抵押登记担保的债权已经消灭，且与中信银行主张的债权无关。在抵押权不成立的情况下，中信银行要求法院判处乔红霞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中信银行的上诉请求。
张国光答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建筑物抵押的，必须办理抵押登记。本案中，2015年的抵押合同虽然成立，但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成立，中信银行不享有抵押权。中信银行在一审起诉时，未要求张国光承担违约责任，其在二审上诉时提出该项请求，属于在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且该项请求不能成立，不能请求二审法院一并审理。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中信银行的上诉请求。
中信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宁公司偿还中信银行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截止2016年5月4日的利息2387569.69元，并按年8.4825%的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的逾期罚息及复利，承担律师代理费40万元；2、判令陈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中信银行对薛明抵押的房产享有抵押权，并有权以抵押物拍卖、变卖、折价所得在上述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4、判令中信银行对乔红霞抵押的房产享有抵押权，并有权以抵押物拍卖、变卖、折价所得在上述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5、判令中信银行对张国光抵押的房产享有抵押权，并有权以抵押物拍卖、变卖、折价所得在上述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6、诉讼费、保全费由上述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8日，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5）信银兰综授字第30号《综合授信合同》，约定主要内容为：华宁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中信银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8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自2015年4月28日起至2016年4月28日，具体业务的起始日及到期日由具体业务合同另行约定，起始日包含在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到期日可以早于、等于或晚于授信期限届满日；在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对华宁公司已清偿的综合授信额度，中信银行同意循环使用，即恢复相应额度，华宁公司可在期限内再次使用。合同还约定，为保证本合同项下债权能得到清偿，保证人陈钢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5）信银兰最保字第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抵押人薛明、乔红霞、张国光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4、35、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上述合同签订当日，陈钢（甲方）与中信银行（乙方）签订编号为（2015）信银兰最保字第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为确保华宁公司与乙方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实现，甲方愿意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华宁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债权本金8000万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之和。
同日，薛明（甲方）与中信银行（乙方）签订编号为（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华宁公司与乙方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实现，甲方愿意以其财产为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华宁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债权本金45407500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之和；抵押物由具有相应资格且经乙方认可的评估机构评估，其评估现值为90816100元。该合同附件一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物产权人：薛明，权属证明：兰房他证字第××号，坐落：兰州市西津东路270-274号1层004号，建筑面积：1347.80平方米的商用房产。中信银行和薛明均在该抵押物清单上盖章或签字。该合同附件二房屋他项权证记载编号为兰房他证（七里河）字第××号，权利人为中信银行，债权数额为5448.9万元，登记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
同日，乔红霞（甲方）与中信银行（乙方）签订编号为（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华宁公司与乙方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实现，甲方愿意以其财产为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华宁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债权本金38628300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之和；抵押物由具有相应资格且经乙方认可的评估机构评估，其评估现值为77257600元。该合同附件一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物产权人：乔红霞，权属证明：兰房权他166021号，坐落：兰州市西津东路270-274号1层006号，建筑面积：1169.95平方米的商用房产。中信银行和乔红霞均在该抵押物清单上盖章或签字。该合同附件二房屋他项权证记载编号为兰房他证（七里河）字第××号，权利人为中信银行，债权数额为4635.4万元，登记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
同日，张国光（甲方）与中信银行（乙方）签订编号为（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华宁公司与乙方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实现，甲方愿意以其财产为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华宁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债权本金33275000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之和；抵押物由具有相应资格且经乙方认可的评估机构评估，其评估现值为66550400元。该合同附件一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物产权人：张国光，权属证明：兰房他166019号，坐落：兰州市西津东路270-274号1层005号，建筑面积：1017.87平方米的商用房产。中信银行和张国光均在该抵押物清单上盖章或签字。该合同附件二房屋他项权证记载编号为兰房他证（七里河）字第××号，权利人为中信银行，债权数额为3993万元，登记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
2015年10月27日，华宁公司（甲方）与中信银行（乙方）签订编号为（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乙方同意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流动资金贷款，金额80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10月27日至2016年10月26日，贷款用途为用于支付货款，贷款利率为实际提款日定价基础利率上浮135.5BPs，首次结息日为2016年3月20日，贷款担保为（2015）信银兰最保字第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4、35、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附件二“支付委托书”中，华宁公司委托中信银行将支付金额自该公司结算账户向交易对手（即杭州长久润滑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久公司）账户划转，具体用款计划为支付货款。同日19:00:58，中信银行向华宁公司账户转入贷款金额8000万元,当日19:16:13该账户内8000万元划转至长久公司账户。因华宁公司未在贷款合同约定的结息日偿付利息，中信银行依据合同约定宣布贷款合同到期并要求收回全部本息，形成本诉。
另查明，2015年4月28日，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信银兰承字第3076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华宁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承兑汇票两张共计金额6000万元，担保为华宁公司按票面金额50%在中信银行指定账户存入保证金，并以（2015）信银兰最保字第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及（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4、35、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提供担保。该合同附表“承兑汇票清单”载明出票人为华宁公司，收款人为上海广琛实业有限公司，两张汇票金额各为3000万元。当日中信银行开出出票人为华宁公司，收款人为上海广琛实业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共计5张，合计金额14000万元。2015年10月27日，杭州丰佳庆贸易有限公司分四次向华宁公司汇款8000万元。2015年10月28日，中信银行以承兑汇票到期扣款为由从华宁公司账户划转合计金额14000万元。
又查明，2014年4月28日，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一份《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华宁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中信银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8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自2014年4月28日起至2015年4月28日止。该合同还约定，为保证合同项下债权能得到清偿，保证人薛明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信银兰最保字第4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抵押人张国光、乔红霞、薛明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7、28、2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签订当日，张国光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张国光以自有房产为前述合同提供最高额限度为3993万元的抵押担保；乔红霞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8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乔红霞以自有房产为前述合同提供最高额限度为4635.4万元的抵押担保；薛明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薛明以自有房产为前述合同提供最高额限度为5448.9万元的抵押担保。上述抵押合同签订后，均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
还查明，2016年5月3日，中信银行与甘肃西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委托该律师事务所作为中信银行与华宁公司、陈钢、薛明、乔红霞、张国光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该律师事务所依据定价标准收取律师代理费40万元。2016年7月11日，该律师事务所向中信银行开具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4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各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案涉（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是否有效，以及该合同项下8000万元是否属于“借新还旧”；（二）陈钢是否应对中信银行主张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薛明、乔红霞、张国光是否应对中信银行主张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案涉（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是否有效，以及该合同项下8000万元是否属于“借新还旧”的问题。（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系中信银行与华宁公司签订，双方对合同签章及中信银行已经放款的事实并无异议，华宁公司也没有提出该合同存在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情形，因此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并实际履行。虽华宁公司提出贷款用途与合同约定不符，但从现行法律规定上看，这并不会对案涉贷款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且从贷款资金流向上看，2015年10月27日的8000万元贷款确实通过华宁公司进入了长久公司，与合同约定的支付货款的途径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认定华宁公司系案涉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其未按期偿还贷款利息，中信银行主张提前收回贷款本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信银行为实现债权，支付了律师代理费40万元，依据双方约定该费用亦应由华宁公司负担。华宁公司提出其与长久公司的买卖合同系虚假，其目的是取得贷款偿还旧贷，即“借新还旧”，因该买卖合同与本案借款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和诉讼主体，一审法院对该合同不做审查判断。但华宁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买方，对该合同的签订是明知的，其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撤销买卖合同，也没有举出长久公司与中信银行存在何种关系的证据，现以买卖合同系虚构、实际是“过桥拆借”为由主张贷款合同无效，既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本案审查情况，2015年4月28日华宁公司申请的承兑汇票敞口资金，于2015年10月28日由中信银行从华宁公司的四个账户扣划，该四个账户的资金系由杭州丰佳庆贸易有限公司在前一日转入，而这四个账户与案涉贷款合同打入8000万元的账户并不相同，且案涉8000万元贷款进入华宁公司15分钟后即转入长久公司，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杭州丰佳庆贸易有限公司、长久公司及中信银行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时，华宁公司主张案涉贷款系“借新还旧”或“过桥拆借”的依据均不充分，对其答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陈钢是否应对中信银行主张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案涉（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在（2015）信银兰综授字第30号《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陈钢作为《综合授信合同》的保证人，依据合同约定应对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中信银行对华宁公司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陈钢提出贷款系“借新还旧”而无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理由不再赘述，且陈钢作为华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张对“借新还旧”不知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明显有违客观公正，故对其答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应对华宁公司的债务在最高额保证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薛明、乔红霞、张国光是否应对中信银行主张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案涉（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在（2015）信银兰综授字第30号《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薛明、乔红霞、张国光作为《综合授信合同》的抵押担保人，承诺应以自有财产对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中信银行对华宁公司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但由于三人提供的房产并未办理抵押登记，依法不发生物权效力。其理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中信银行提交了薛明等三人房产的抵押权属证明，但根据一审法院审查认定，该三份房屋他项权证是薛明等三人为2014年中信银行与华宁公司《综合授信合同》提供担保时所办理的抵押登记，登记内容也与（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7、28、2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一致。案涉贷款合同签订于2015年《综合授信合同》的授信期限内，虽合同约定仍以三人的房产作为抵押，但其后中信银行及薛明等三人并未就此办理登记，且中信银行出示的房屋他项权证上所载内容与（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4、35、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不一致，因此即便薛明等三人承诺愿以其不动产作为担保，但由于未办理抵押登记而不发生物权效力，不能认定薛明等三人为华宁公司2015年10月27日的8000万元贷款提供了抵押担保，故中信银行要求薛明、乔红霞、张国光为华宁公司的债务在抵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中信银行要求华宁公司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并负担律师代理费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钢应对中信银行的上述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薛明、乔红霞、张国光不应对中信银行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华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中信银行借款本金8000万元、截止2016年5月4日的利息2387569.69元，及按年8.4825%利率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的逾期罚息及复利，并承担律师代理费40万元；二、陈钢对华宁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钢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华宁公司追偿；三、驳回中信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73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华宁公司、陈钢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中信银行提交了六份新证据。1、（2014）信银兰综授字第15号《综合授信合同》（备案一）；2、（2014）信银兰综授字第15号《综合授信合同》（备案二）；3、（2014）信银兰综授字第15号《综合授信合同》（备案三），用以证明：中信银行与华宁公司2014-2017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分别为46354000元、54489000元、39930000元人民币，及乔红霞、薛明、张国光分别为不同授信额度提供抵押担保。4、（2014）信兰银最抵字第2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5、（2014）信兰银最抵字第28号《最高额抵押合同》；6、（2014）信兰银最抵字第2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用以证明：（1）中信银行与乔红霞、张国光、薛明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三年期，担保期间为2014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案涉贷款债权为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期限范围内；（2）案涉三份他项权证所登记之抵押权为2014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三年期间债权的最高额抵押；（3）案涉8000万元贷款债权发生于2014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内，受（2014）信兰银最抵字第27、28、29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保护，且已设立有效抵押登记，中信银行有权在最高额抵押额度内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华宁公司、陈钢不发表质证意见。薛明经质证，对该六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乔红霞对该六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认为其不具有关联性。张国光经质证，认为该六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即便是真实的，也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对中信银行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4年4月22日，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的编号为（2014）信银兰综授字第15号《综合授信合同》（备案一）约定：华宁公司在本合同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自2014年4月22日起至2017年4月21日止）可向中信银行申请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4635.4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人乔红霞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综合授信合同》（备案二）的综合授信额度变为5448.9万元，担保方式变为抵押人薛明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其他内容与备案一的合同一致。《综合授信合同》（备案三）的综合授信额度变为3993万元，担保方式变为抵押人张国光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4）信银兰最抵字第28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其他内容与备案一的合同一致。
2014年4月22日，中信银行（甲方）与乔红霞、薛明、张国光（乙方）分别签署了编号为（2014）信兰银最抵字第27号、28号、2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三份合同在第二条“主合同及抵押担保的债权”2.2条约定了担保的债权期限是中信银行与主合同债务人在2014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2.3条约定，中信银行享有的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是4635.4万元（编号为27号的合同）、3993万元（编号为28号的合同）、5448.9万元（编号为29号的合同）和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抵押权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三份合同的附件一分别为三个抵押人的房产证。
2014年4月23日，双方依据前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了不动产最高额抵押登记。双方当事人并未在主债权清偿后办理抵押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定兰房他证（七里河）字第××号的房屋他项权证的登记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国光、乔红霞、薛明是否应对中信银行主张的案涉债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4年4月22日，张国光、乔红霞、薛明分别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2014）信兰银最抵字第27号、28号、29号]，约定以其各自所有的房产对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在2014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次日，双方依据合同约定办理了不动产最高额抵押登记，中信银行并取得了相应他项权利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之规定，中信银行对张国光、乔红霞、薛明之抵押房产依法设立了抵押权。2015年4月28日，张国光、乔红霞、薛明又分别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2015）信银兰最抵字第36号、第35号、第34号]，约定以其三人在2014年4月22日《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抵押房产对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期间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合同附件一抵押物清单载明三抵押人抵押房产的坐落、建筑面积和权属证明，并由双方签章确认；合同附件二为抵押房产在2014年4月23日取得的他项权利证书。同日，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2015）信银兰综授字第30号]，约定华宁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综合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可向中信银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8000万元，并以当天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担保。2015年10月27日，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5）信银兰贷字第145号]，向中信银行贷款8000万元，并约定以2015年4月2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担保。
由此，对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的案涉8000万元贷款合同，张国光、乔红霞、薛明签订有2015年4月2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予以担保，抵押财产为张国光所有登记在兰房他证（七里河）字第××号他项权证项下房产、乔红霞所有登记在兰房他证（七里河）字第××号他项权证项下房产和薛明所有登记在兰房他证（七里河）字第××号他项权证项下房产，与2014年4月22日《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抵押房产相同，于2014年4月23日已办理了他项权利登记，且在登记后未办理涂销登记并缴销他项权利证书。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对案涉房产设立的抵押权并未消灭，抵押登记仍然有效。虽然在2014年4月23日抵押权设立后，华宁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有相应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由2014年4月22日《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抵押财产予以担保，且该合同项下综合授信额度内所发生的主债权已因受偿归于消灭，但因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在主债权受偿后均没有在抵押登记机关申请涂销抵押登记并缴销他项权利证书，因此在所担保的主债权消灭后并不必然发生抵押权也随之消灭的法律后果，抵押登记仍然发生法律效力。乔红霞、张国光、薛明辩称2014年4月23日设立的抵押权因所担保的主债权消灭而消灭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张国光、乔红霞、薛明于2015年5月28日与中信银行签订新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在合同所附抵押物清单中签字确认了以2014年4月23日设立抵押权的抵押房产为该合同项下抵押物，并将已取得的他项权利证书作为合同附件，因此对于抵押合同三项基本构成要素抵押人、抵押权人、抵押物而言，张国光、乔红霞、薛明三人先后与中信银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是相同的。按照法律规定和办理抵押登记的一般操作流程，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在就抵押财产再次订立抵押担保协议后，本应到登记机关先申请办理涂销原抵押权登记，然后再申请办理新的抵押权登记，对抵押物新设立抵押权。但根据张国光、乔红霞、薛明与中信银行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有关抵押物的约定及其附件为2014年4月23日办理的抵押房产他项权证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采取了变通的方式，于订立新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后，留用原先办理的他项权利证书，并将该他项权利证书作为合同的附件继续使用。该变通做法虽与常规做法有所不同，但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简化了当事人先办理涂销登记然后又办理设立登记之繁琐的程序。因此，根据案涉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先后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和履行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本案实际是当事人先办理了抵押登记，然后又签订了新的抵押合同，且由于签订的是最高额抵押合同，故抵押权设立在先，所担保债权发生在后，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由此，作为抵押人的张国光、乔红霞、薛明应按照所签《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以其各自所有的抵押房产，为华宁公司的案涉8000万元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一审判决以中信银行与薛明、乔红霞、张国光并未对2015年5月28日《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抵押财产办理抵押登记为由，认定张国光、乔红霞、薛明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中信银行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民初4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甘肃华宁东方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借款本金8000万元、截止2016年5月4日的利息2387569.69元，及按年8.4825%利率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的逾期罚息及复利，并承担律师代理费40万元；陈钢对甘肃华宁东方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钢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甘肃华宁东方贸易有限公司追偿”；
二、撤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民初4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对薛明、乔红霞、张国光抵押的房产享有抵押权，并有权以抵押物拍卖、变卖、折价所得在甘肃华宁东方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一审案件受理费4557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5738元，共计911476元，由甘肃华宁东方贸易有限公司、陈钢、薛明、乔红霞、张国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国献
审 判 员 李 春
审 判 员 杨 卓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任 庆
书 记 员 李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