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1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少彬，男，汉族，1971年9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流沙南街道泗竹埔村高平房**号。
委托代理人：张静煜，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董传韦，男，汉族，1971年4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辽宁省庄河市光明小区*号1-6-2。
委托代理人：张玉，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蔡万忠，男，汉族，1972年4月5日生。身份证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金二街**号1-2-2。
委托代理人：钱继恒，广东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少楷，男，汉族，1976年10月8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流沙南街道泗竹埔村高平房**号之2。
委托代理人：骆勇生，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金鹏物流园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金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费翼云，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如坤，男，汉族，1990年8月10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马鞍山农场新圩村***号。
江少彬因与董传韦、蔡万忠、江少楷、深圳市金鹏物流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物流公司）、黄如坤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深中法民终字第1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6月19日作出（2013）深中法民申字第72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少彬的委托代理人张静煜、董传韦的委托代理人张玉、蔡万忠的委托代理人钱继恒、江少楷的委托代理人骆勇生及金鹏物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费翼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传韦一审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金鹏物流公司、蔡万忠、江少彬、黄如坤连带赔偿董传韦2147110.72元（其中：残疾赔偿金647617.2元，医疗费171367.81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护理费977470元，误工费37298.85元，交通费12168.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0元，住宿费68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6798.7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17300元，鉴定费26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营养费22000元，其它费用802.06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追加江少楷为本案被告。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查明，2010年10月3日22时左右，黄如坤受江少楷的指派，驾驶江少楷所有的粤B×××××号牌燃油叉车在金鹏物流公司院内为蔡万忠经营的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卸货，由于董传韦所开的卡车两边都放置货物，叉车装完一边货物后，需要董传韦向前开动卡车，叉车才能从卡车后移到另一边装货。叉车过后，卡车还需退回原位，黄如坤才能继续装货。董传韦见黄如坤又是操作叉车又是在货物正方放置木条，就过来帮工，就在董传韦放置木条时货物从叉车上倒下，将董传韦砸倒在地，造成董传韦腰部受伤。董传韦被送往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T12、L1骨折脱位并脊髓损伤、L1双侧横突骨折。嗣后，董传韦又转院到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及大连滨海医院治疗。现董传韦双下肢截瘫伴小便失禁。董传韦自行支出医疗费171367.81元（其中自2010年10月4日至同年11月5日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32天，支出71654.52元，自2010年11月5日至同年11月29日在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24天，支出15125.5元，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4月7日在大连滨海医院住院128天，支出84192.29元，向龙岗区南岭医院支出120救护车费200元押金，在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支出门诊费195.5元）。深圳市人民医院出院小结中载明的出院医嘱为：1、建议康复医院治疗；2、注意预防褥疮及尿道感染；3、定期门诊随访；4、1年后回院行内固定取出。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出院小结中载明的出院医嘱为：1、当地医院继续康复治疗；2、生活不能自理，家属加强护理及陪护，加强饮食营养；3、不适随诊。大连滨海医院出院医嘱：1、继续服用改善局部循环、促进脊髓细胞修复的药物治疗，加强肢体功能训练；2、加强患者心理疏导。
董传韦还于2010年11月18日向深圳市迪尔康假肢矫形中心购买胸腰骶椎矫形器1具，支出1800元。董传韦还于2011年4月7日向大连嘉年现代晶体矫正技术有限公司购买了截瘫行走支具1副，支出5000元。该公司于同日向董传韦出具证明一份称“患者董传韦，男42岁，因胸十二、腰1椎体骨折造成脊髓神经损伤，鉴于其身体状况和身体需要，我们为患者安装截瘫行走支具一付，价格为5000元（五千元整）使用寿命2年。维修费用为装配额的10%。”2010年11月5日，深圳市恒康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向董传韦开具发票，收取了2010年10月5日至同年11月5日期间的陪护服务费4160元（注：130元／天）。
上述事故发生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龙岗大队南湾中队于2010年10月4日作出《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蔡万忠在事故发生后送董传韦到医院抢救，并为董传韦垫付医疗费3612.9元。2010年11月5日，董传韦还收到蔡万忠支付的住院费57000元。董传韦还分别于2011年1月7日、1月21日、1月31日向蔡万忠出具借条，共计借款50000元。
2011年4月19日，董传韦通过广东银华律师事务所委托大连衡泰法医司法鉴定所对董传韦的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用、护理领带性、性功能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1年5月11日出具大衡（2011）临鉴字第1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董传韦构成一级伤残；2、后续治疗费用约为10000元，或可按实际发生额处理；3、需1人终生护理；4、暂时放弃性功能鉴定。董传韦因该次鉴定支出法医鉴定费2600元。
董传韦还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由金鹏物流公司与“江少彬”于2008年12月签订的《委外装卸队进入园区作业协议》，江少彬否认该协议系由其作为一方所签订，主张系江少楷所签订，江少楷认可系由其签了“江少彬”的姓名，并称其之所以没签自己的姓名，是因为江少彬以前在长城货运市场做出名了，其就用印有江少彬的深圳彬记叉车出租队的名片发名片，但其为实际经营人。董传韦坚持主张该协议是由江少彬签订。江少彬、黄如坤分别于2011年8月2日向法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和对董传韦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法院准予鉴定后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所分别于2011年12月30日和2012年1月7日作出粤南（2012）文鉴字第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和粤南（2011）临鉴字第21196号司《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分别为：上述《委外装卸队进入园区作业协议》落款乙方“江少彬”签名是出自江少楷的笔迹，而不是出自江少彬本人的笔迹；董传韦的伤残等级为Ⅱ级。双方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上述鉴定意见均予认可。江少彬向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支付了“江少彬”签名鉴定费6000元。江少楷代黄如坤向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支付了法医鉴定出诊费8000元和法医临床鉴定费4000元。上述《委外装卸队进入园区作业协议》约定由黄如坤为负责人自行组建一支人数不超20人的装卸队，根据园区商户的需求进行流动装卸作业服务，协议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由黄如坤负责本队的日常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装卸队要制定出具体管理办法，人员上岗前要经过基本的业务培训。
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系蔡万忠个人经营，成立于2003年1月22日。蔡万忠称大连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在深圳没有分支机构，并提交了一份自称系“姜德顺”出具的《确认书》，以证明从2010年7月18日开始，深圳金鹏物流园万连货运处的负责人是“姜德顺”，蔡万忠是“姜德顺”聘请的业务经理。“姜德顺”未出庭作证，董传韦及蔡万忠外的其他一审被告对该《确认书》均不予认可。
蔡万忠主张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和深圳万连没有任何关系，蔡万忠会介绍一些业务给深圳万连，双方有松散的雇佣关系，姜德顺雇佣蔡万忠。董传韦称蔡万忠有三个作业点，一个在注册地大连、一个在深圳金鹏物流园即事故发生地、一个在广州。蔡万忠从事这三个地方的物流工作，涉案伤害事故发生前董传韦先到广州再到深圳为蔡万忠装货。董传韦提供的蔡万忠的名片中载明大连万连货运公司的深圳地址为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丹平北路金鹏物流园B区13栋4-5号。
黄如坤所提交的收款人为赵玉梅，并加盖有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章的收条共4张，合计金额20048元（其中2010年10月4日10048元，10月9日2000元，10月13日4000元，12月7日给董传韦的住宿费4000元），黄如坤、江少楷称这应该是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财务人员的职务行为，因为加盖的是财务章。
黄如坤向董传韦之妻徐玉静支付了11601.62元（其中包括：2010年10月8日2000元，10月29日住院预定金1000元，护理费3500元，11月2日住院医疗费1500元、护工护理费500元，11月5日住院期间医疗费1941.62元，护理费160元，11月14日1000元），徐玉静向黄如坤出具了收条。董传韦还于2010年10月22日向黄如坤出具收条，收取住院治疗押金2000元、生活费500元。
董传韦诉讼主张的被扶养人情况：董传韦之父董本和（1940年4月12日出生），董传韦之母戴秀令（1941年4月20日出生），董传韦父母均为农业家庭户口，董传韦有兄弟三人均已成年，董传韦之子董嘉宇（1993年10月8日出生），为非农业家庭户口，由董传韦与其妻徐玉静共同抚养。董传韦在举证期限内请求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36798.7元，在举证期满后又主张将被扶养人生活费增加到61415.6元。
董传韦诉讼主张的误工费37298.85元是从2010年10月3日至第一次做鉴定，共7个月零10天（5000元×7个月＋5000元÷21.75×10天）。董传韦称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事故发生时董传韦没有用人单位，自己买车自己开，月工资5000元是根据司机的标准推算的，也没有纳税证明。董传韦未能向该院提供其在案涉事故发生前的月均收入情况。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认为，公民享有身体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董传韦在为黄如坤义务帮工过程中因帮工活动受到损害并致二级伤残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予以认定。黄如坤作为被帮工人应当对董传韦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黄如坤又系在根据江少楷的安排为蔡万忠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造成董传韦损害的，故蔡万忠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江少楷作为涉案肇事车辆粤B×××××号牌燃油叉车的所有权人和指派黄如坤为蔡万忠提供劳务的人，依法也应对董传韦承担侵权责任。黄如坤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与江少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传韦诉讼主张黄如坤是江少彬所雇佣司机，金鹏物流公司是黄如坤实际用人单位、涉案作业叉车实际支配人，缺乏事实根据，一审不予采信。但金鹏物流公司作为涉案物流园的经营管理单位，对进入园区作业的涉案叉车及叉车装卸队未尽到安全监督管理义务，依法应对董传韦的涉案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按份赔偿责任，一审结合其过错程度及赔偿能力等因素，酌情确定为董传韦损失额的10%。蔡万忠及江少楷、金鹏物流园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黄如坤进行适当的追偿。董传韦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从事义务帮工过程中未尽到足够谨慎的注意义务，对其自身损害后果的发生亦有一定的过错，依法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一审综合考量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由董传韦自行承担20%的责任。
董传韦诉讼主张的各赔偿项目和数额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董传韦诉称自行支出的医疗费171367.81元中除向深圳市龙岗区南岭医院支出的120救护车费200元押金不能作为费用实支票据外，均有票据证实，一审予以确认。蔡万忠为董传韦垫付的医疗费3612.9元，有医疗费票据证实，但因董传韦所诉医疗费中未包含该部分费用，故不能迳行抵扣蔡万忠对董传韦的赔偿款。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节省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董传韦所收取蔡万忠支付的住院费57000元及向蔡万忠的借款50000元可予迳行抵扣蔡万忠对董传韦的赔偿款。
黄如坤向董传韦一方（含董传韦之妻）支付的14101.62元应当抵扣其对董传韦的赔偿款。黄如坤所提交的收款人为赵玉梅，并加盖有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章的4张收条合计金额20048元，应当视为其向蔡万忠的支付，其与蔡万忠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本案中不予一并审查处理，其可依法另循途径解决。董传韦诉讼主张的后续治疗费10000元有相关医院病历和法医鉴定意见佐证，一审予以支持。
董传韦共计住院184天，有相关医院的病历和住院收费票据予以证实，董传韦主张按50元／天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据此董传韦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9200元（计算公式为：184天×50元／天）。董传韦住院期间已由深圳市恒康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按照130元／天的标准向董传韦收取了2010年10月5日至同年11月5日期间的陪护服务费4160元，董传韦诉讼主张剩余住院天数的护理费也按照130元／天的标准计算，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综合考虑董传韦经治疗后需要人员护理的情况，以及治疗医院的意见，并结合董传韦的伤残等级、涉案事故发生时深圳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情况，确定董传韦的其他住院期间及定残后的护理费标准为70.08元／天（计算公式为：4205元／月÷30天×50%）。董传韦住院期间除已支付32天的护理费4160元外，其在本案中剩余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损失为10652.16元（计算公式为：152天×70.08元／天）。对董传韦定残后的护理费，一审从其2011年4月7日在大连滨海医院出院后起算暂计算5年为252300元（计算公式为：4205元／月×12个月×5）。超过5年后，董传韦确需继续护理的，可另行协商或诉讼处理。董传韦因涉案事故受伤致残需要增加营养辅助治疗，一审结合董传韦的伤情、住院天数等因素，酌情确定董传韦的营养费损失为10000元，对董传韦诉讼主张的营养费超额部分不予支持。董传韦为鉴定伤情所需自行支出的法医鉴定费2600元，一审予以认定。江少彬向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支付的“江少彬”签名鉴定费6000元，系因董传韦一方行为而发生，且鉴定结论不利于董传韦，故该6000元鉴定费应由董传韦负担。江少楷代黄如坤向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支付的法医鉴定出诊费8000元和法医临床鉴定费4000元，系为进一步确定董传韦的伤残等级而发生，应由董传韦及相关责任一审被告分担。
董传韦购买胸腰骶椎矫形器1具、截瘫行走支具1副支出的6800元，一审予以认定。结合大连嘉年现代晶体矫正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董传韦所安装截瘫行走支具的价格、维修费用和使用寿命情况，暂计算其2013年4月7日后6年即3次的残疾辅助器具费16500元（计算公式为：5500元／次×3次），2019年4月7日后，董传韦确需继续配置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可另行协商或诉讼处理。结合董传韦因涉案事故受伤住院治疗、复查病情及做伤残鉴定的时间、次数及其住所地距住院治疗医院的交通费等情况，酌情认定其住宿费、交通费及董传韦诉讼主张的其他损失为12000元，对董传韦诉讼主张的费用超额部分，一审不予支持。
根据董传韦的伤残等级，董传韦的残疾赔偿金按照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受诉法院所在地，即广东省深圳市2011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582855.48元（计算公式为：32380.86元／年×20年×90%），一审对董传韦诉讼主张的残疾赔偿金予以支持。董传韦在举证期限内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6798.7元，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且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予以支持。董传韦在举证期满后又主张将被扶养人生活费增加到61415.6元，于法无据，一审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董传韦可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36798.7元并入其残疾赔偿金，也即董传韦可得残疾赔偿金总额619654.18元（计算公式为：582855.48元＋36798.7元）。董传韦因在涉案事故中受伤致残，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一审综合考虑董传韦因涉案事故受伤致残的程度、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深圳市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董传韦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90000元。
董传韦因涉案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及休息造成误工，董传韦诉讼主张的月平均工资5000元，缺乏充足的事实根据，一审不予采信。一审参照广东省2011年度道路运输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情况，确定董传韦的月均收入为2557.33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董传韦因伤致残持续误工，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2012年1月6日，据此，董传韦可得误工费为39127.15元（计算公式为：2557.33元÷30天×459天），董传韦诉讼请求的误工费为37298.85元，不超过其依法可得金额，故一审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董传韦在本案中可得损失如下：医疗费171167.81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4812.16元，定残后护理费252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200元，残疾赔偿金619654.1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误工费37298.85元，鉴定费2600元，营养费1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6500元，交通费、住宿费及董传韦诉称的其它费用12000元，合计为1245533元。董传韦自行承担的20%为249106.6元，其余80%为996426.4元由蔡万忠、江少楷、黄如坤共同承担。蔡万忠在涉案事故发生后支付董传韦的住院费57000元和向董传韦的出借款项50000元，以及黄如坤向董传韦及董传韦之妻支付的14101.62元，应当从996426.4元中予以抵扣。据此，董传韦在本案中的应得赔偿总额为875324.7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黄如坤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董传韦875324.78元；二、江少楷对前项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三、蔡万忠对黄如坤向董传韦承担的赔偿款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深圳市金鹏物流园物流有限公司在87532.48元的范围内向董传韦承担赔偿责任；五、驳回董传韦对江少彬的诉讼请求；六、驳回董传韦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3459元，由董传韦负担13598元，蔡万忠、江少楷、黄如坤共同负担986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交纳。诉讼过程中文书鉴定费6000元（江少彬预交），由董传韦负担；江少楷代黄如坤预交的法医鉴定出诊费8000元和法医临床鉴定费4000元，由董传韦与蔡万忠、江少楷、黄如坤各负担3000元。
本院二审查明，本院二审审理查明，董传韦主张其系从黄如坤所驾驶的涉案叉车旁经过时，被倒下的货物砸伤，其与黄如坤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但对此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黄如坤主张董传韦系为其义务帮工，并提交2010年10月4日《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以及《讯问笔录》为证，黄如坤在其中陈述“他（董传韦）看着我一个人跑上跑下的，又是操作叉车又得下去放置木条，他自己跑过来帮我的。”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龙岗大队南湾中队经现场调查，认为涉案事故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并出具《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后附粤B×××××号车的注册登记资料，该车车主为江少彬。江少楷主张涉案车辆系其所有的粤B×××××号车，交警调查时拍的也是该车的相片。因粤B×××××号车和粤B×××××号车的车牌及登记资料均由江少楷保管，其在交警调查时出示了两辆车的车牌及相关资料，交警随手拿错了粤B×××××车辆登记资料。为了解事发经过，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向南湾中队张磊警官进行调查，其陈述为：“根据当时叉车的司机和目击证人叉车是照片中的叉车。关于车牌是江少楷拿了几个车牌，装在一个袋子中，第二天江少楷又拿了粤B×××××叉车的车牌来讲头天拿错了。”照片显示涉案车辆车身有“彬记叉车”字样。江少楷二审调查时陈述“彬记叉车队”的实际经营人系其大哥江少彬，其以“彬记叉车队”的名义对外经营。
蔡万忠二审提交以下证据：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实案外人姜德顺是深圳市龙岗区南湾万连货运处的实际经营人，该执照有效期自2011年10月8日始；2、案外人姜德顺与杜忠阁于2010年7月1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内容为杜忠阁将深圳B区13栋4-5号原天邦物流档口所用权转让给姜德顺。董传韦、金鹏物流公司、江少楷对该两份证据均不予认可。此外，蔡万忠申请案外人姜德顺出庭作证，姜德顺陈述其为万连货运处的实际经营人，赵玉梅为其聘请的会计，事发时是赵玉梅联系的“彬记叉车队”为万连货运处装卸货。
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赔偿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的问题。二、具体赔偿数额的问题。关于焦点一，董传韦受伤的直接原因为被涉案叉车上掉下来的货物砸伤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黄如坤作为涉案叉车的实际操作人，未能确保车上货物安全放置，显然具有重大过失，应对其所造成他人的伤害承担赔偿责任。黄如坤系江少楷的雇员，事发时系接受江少楷指派为蔡万忠经营的万连货运部卸货，故江少楷作为雇主应和黄如坤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涉案车辆车身处印有“彬记叉车”字样，以及江少楷以“江少彬”名义签订《委外装卸队进入园区作业协议》并在该园区内以“彬记叉车队”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江少彬作为“彬记叉车队”实际经营人应和江少楷、黄如坤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传韦主张事发时黄如坤驾驶的车辆系江少彬名下的粤B×××××号叉车，江少彬实为黄如坤的雇主，依法应由江少彬和黄如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成立，本院二审予以支持。江少楷根据“万连货运处”的要求为其提供叉车服务，双方之间形成加工承揽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万连货运处”未就“彬记叉车队”实际经营者状况进行充分了解，在选任上存在一定过失，应对董传韦所受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至于“万连货运处”实际经营者的问题，蔡万忠主张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在深圳并无分支机构，深圳万连货运处的经营者为姜德顺，并提交案外人姜德顺出具的《确认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以及《转让协议》等为证，对此，本院二审认为，蔡万忠为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的经营者，涉案事故发生后，黄如坤向该货运处支付了董传韦的部分医疗费并提交收款人为赵玉梅且加盖“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财务章的收条为证，蔡万忠对该证据虽不予认可，但未申请对财务章进行鉴定，本院二审对收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蔡万忠的名片、案外人姜德顺关于赵玉梅为其聘请的会计的陈述，涉案“万连货运处”即为大连市甘井子区万连货运处的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蔡万忠作为该货运处的经营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至于蔡万忠和姜德顺之间的转让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蔡万忠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可根据双方之间的约定另行主张权利。因此，蔡万忠主张姜德顺为万连货运处实际经营者，应将其追加为本案当事人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二审不予支持。金鹏物流公司对本案事故发生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该公司有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二审予以支持。此外，董传韦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尽足够谨慎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董传韦亦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
关于责任比例的问题，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本院二审酌定黄如坤、江少楷、江少彬连带承担50%的赔偿责任，蔡万忠承担30%的赔偿责任，董传韦自己承担20%的责任。江少楷关于应由蔡万忠负全部赔偿责任以及蔡万忠关于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二审均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董传韦主张超过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二审对此不予支持。关于护理费的问题，江少楷主张应根据董传韦的伤残级别和需要护理程度，按照职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资的40%计算，即在一审计算基础上乘以40%，因本案为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应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二审不予支持。关于误工费的问题，江少楷主张应以50元／天的标准计算至2011年5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第二十条第二、三项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董传韦2011年5月11日被鉴定为一级伤残，2012年1月7日被重新鉴定为二级伤残，一审以2012年1月6日为截点计算其误工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确认。因董传韦从事交通运输业，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其误工损失，一审参照广东省2011年度道路运输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情况确定其月收入为2557.33元，并以此标准计算其误工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江少楷前述主张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二审均不予支持。
董传韦因本案事故所受损失总额为1245533元，其自行承担20%，即249106.6元，黄如坤、江少楷、江少彬连带承担50%，即622766.5元，蔡万忠承担30%，即373659.9元。扣除黄如坤已支付的14101.62元及蔡万忠支付的107000元，董传韦还应得赔偿款875324.78元。黄如坤、江少楷、江少彬应连带赔偿董传韦608664.88元，蔡万忠赔偿董传韦266659.9元。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二审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1）深龙法民一初字第4326号民事判决；二、江少楷、黄如坤、江少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董传韦连带赔偿608664.88元；三、蔡万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董传韦赔偿266659.9元；四、驳回董传韦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459元，由董传韦负担13598元，黄如坤负担6164元，蔡万忠负担3697元；文书鉴定费6000元由江少彬负担，法医鉴定费12000元由董传韦、江少楷、蔡万忠、黄如坤各负担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868元，由董传韦负担13598元，黄如坤负担6420元，蔡万忠负担3850元。
江少彬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一、撤销二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江少彬不承担本案连带赔偿款608664.88元；二、改判文书鉴定费6000元由董传韦承担；三、判决驳回董传韦对江少彬的全部诉讼请求；四、本案再审诉讼费由董传韦负担。其理由如下：一、二审法院关于江少彬与本案有法律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江少彬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不是适格主体。（一）肇事叉车的正确车牌到底江少彬所有的“粤B×××××”还是江少楷所有的“粤B×××××”，必须认定准确，才能判决公正，二审对肇事叉车的认定明显没有查清事实。（二）二审法院在错误认定肇事叉车基础上，推定江少彬为肇事司机雇主的事实明显错误。肇事司机黄如坤的雇主是江少楷，这是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但二审在错误认定叉车车主的情况下，进而推定江少彬也是黄如坤的雇主，明显错误地逻辑推理，导致本案事实不清，主体更没有辨清。江少彬本是案外人，与该案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三）二审法院仅凭江少楷的单方行为即其在他自己的叉车上标记了“彬记叉车队”，就推定江少彬就是江少楷版本的“彬记叉车队”的实际经营人，这种主观臆断明显错误。认定事实需要的是证据，董传韦未提供证据证明江少楷经营的“彬记叉车队”的实际经营者是江少彬，却主观判决江少彬承担责任，违背了人民法院客观公正审理案件的立场。1、江少楷在自己的叉车上印制“彬记叉车队”的行为是单方行为，其独立经营的叉车队与江少彬毫无关联。2、“彬记叉车队”的称呼并不是江少彬专有，这个称呼未经工商注册也未经商标注册，既非字号，也非商号，它只是民间流传的口碑、名声，不具备判断任何法律主体的依据。江少彬因经营叉车年头很久，业内留下好声誉，引来行内众多个体叉车经营者都打着“彬记叉车队”的旗号招揽生意。而江少彬自己的叉车并未有“彬记叉车队”字样。3、江少楷作为叉车个体经营者，有他独立的叉车和雇佣人员，与江少彬也不在同一物流园，是两个完全无关、各自独立的叉车经营者，江少楷的叉车肇事应由自己承担责任。4、江少彬不是肇事叉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和经营人，也不是江少楷独立经营的“彬记叉车队”的实际经营人，与该案毫无关联，不是该案的适格主体。三、文书鉴定的结果不利于董传韦，且江少彬不是适格主体，因此，文书鉴定费6000元应由董传韦承担。
董传韦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江少彬应当与江少楷、黄如坤对董传韦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江少彬的全部再审请求。理由如下，一、江少彬与江少楷是个人合伙关系，共同组建彬记叉车队。在合伙中，江少彬是彬记叉车队的总负责人，江少楷专门负责彬记叉车队在金鹏物流园中作业的分区管理。二、江少彬和江少楷组建的合伙实体彬记叉车队在金鹏物流园统一以“深圳市彬记叉车队”字号经营，统一管理雇佣叉车司机，统一使用叉车，招揽业务，对外结算。三、涉案叉车无论是江少彬的粤B×××××号叉车，还是江少楷的粤B×××××号叉车都是合伙经营彬记叉车队，都由江少楷管理。四、黄如坤受江少彬与江少楷个人合伙的彬记叉车队雇佣，不受江少楷个人雇佣。江少彬、江少楷都是彬记叉车队的合伙人，都是黄如坤的雇主。五、照片上的叉车也只能证明是彬记叉车队，不能证明就是江少楷的粤B×××××号叉车。交警部门认定肇事车辆是以车牌和登记证为准，不是以照片为准。
蔡万忠辩称，一、蔡万忠以及大连万连货运处在深圳没有设立物流公司，当时在金鹏物流园发生事故的档口与蔡万忠没有任何关系，故原审判决由蔡万忠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姜德顺（出事档口实际经营者）和彬记叉车队是一种承揽关系，平时有活，彬记叉车队就过来叉货，叉完货后就按照工作量按月结算，所以彬记叉车队与姜德顺并没有雇佣关系，彬记叉车队应该对董传韦的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与蔡万忠无关。三、根据庭审时相关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见，彬记叉车队与金鹏物物流公司签订过《委外装卸队进入园区作业协议》，他们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根据对姜德顺的了解，金鹏物流公司不允许其他叉车队进入物流园作业，如果物流园需要叉车作业，需彬记叉车队做。结合双方签订的《委外装卸队进入园区作业协议》，在事故发生时，彬记叉车队仍然在物流园提供叉车服务。因此彬记叉车队与金鹏物流公司是雇佣关系，金鹏物流公司应当对董传韦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江少楷辩称，一、彬记叉车队不是经济实体，不是合伙经营。目前为止，董传韦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江少楷与江少彬是合伙关系，双方是各自经营，互相没有合伙关系，黄如坤的陈述及江少楷提交的票据可以证明，彬记叉车队只是一个牌号和名称，并不代表什么，只是一个名号而已，谁都可以使用，不仅仅是江少楷可以用。二、彬记叉车队的名号，是江少楷暗地里盗用，并没有经过江少彬的同意，江少彬并不知情。三、车牌确实是拿错，为什么会错，因事故发生时，江少楷、江少彬家有四兄妹，其不用的东西都放在母亲的仓库里，没有规定由谁管理，只是检审时用一次，平常都不用。因叉车与其他小车不一样，不能在路面行驶，如果换场作业，必须要用汽车拉过去。事故发生后交警到母亲家，江少楷的儿子拿了几个牌子，也拿了粤B×××××号车牌，交警却把粤B×××××拍照了，事实上是交警拍错了车牌。四、因为本案，江少楷的家人都攻击江少楷，江少楷承受相当大压力。
金鹏物流公司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另查明，交警所拍肇事叉车照片显示：肇事叉车特征是车身前臂、两侧和正后方均有印制“KOMAISU”符号，该符号为叉车品牌“小松”，车身颜色为黄／绿相间，上述特征与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出具的《厂内机动车辆监督检验报告》（编号：CA2010000364）记载的江少楷所有的“粤B×××××”叉车特征相符；而江少彬所有的“粤B×××××”叉车品牌是“合力”牌，无字母，车身颜色是黄色，两叉车特征不一致。另外，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证显示，两叉车记载的品牌型号、核定载重、车架号等均不相同，且登记所在单位也不同，而且肇事叉车服务地点在金鹏物流园，即涉案地点，江少彬叉车服务地点在长城物流园。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江少彬是否肇事车辆的实际经营人，应否对董传韦承担赔偿责任。从再审查明的事实看，肇事车辆的车主应为江少楷，但二审并非以此为据判决江少彬承担责任，而是认为江少彬系肇事车辆的实际经营人。因江少楷与江少彬为亲兄弟，均从事叉车业务，涉案车辆车身处印有“彬记叉车”字样，且江少楷以“江少彬”名义签订《委外装卸队进入园区作业协议》并在该园区内以“彬记叉车队”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故原审认定江少彬作为“彬记叉车队”实际经营人，应和江少楷、黄如坤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2）深中法民终字第180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静
审判员 张秀萍
审判员 胡 劭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张 威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