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1民初11925号
原告：毕忠，男，1946年9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房山区。
被告：乔艳，女，1989年3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
被告：王明娟，女，1987年9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
原告毕忠与被告乔艳、王明娟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5日受理，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忠，被告乔艳、王明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毕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人民币30万元；2、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本金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13日，经二被告介绍，原告与案外人北京健坤福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坤福缘公司）订立了《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按协议约定，原告交付健坤福缘公司30万元进行资产投资管理，预期年化收益18%，协议期限自2016年7月13日至2017年1月12日。原告给付了健坤福缘公司30万元后，健坤福缘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委托投资管理委托人出资证明书》，二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如健坤福缘公司不能给付原告本息时自愿承担给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此后，健坤福缘公司给付了原告2016年7月13日至2017年1月12日的利息27000元。现健坤福缘公司及二被告拒不给付原告本金及2017年1月13日以后的利息。故诉至法院。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二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证明二被告承诺在健坤福缘公司不能给付原告本息时，自愿承担给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
证据2、《委托投资管理协议》，证明原告与健坤福缘公司签订协议，对原告的出资数额、期限、返还本金、利息等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证据3、《委托投资管理委托人出资证明书》及POS机刷卡单，证明原告已经按照约定给付了健坤福缘公司30万元。
被告乔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乔艳曾是健坤福缘公司的员工，经王明娟介绍了原告投资，保证书系在健坤福缘公司的领导以开除二被告为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出具的。第二，现健坤福缘公司有关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案件已被公安机关正式立案，合同涉嫌欺诈，二被告也是受害者，故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乔艳提交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被取保候审人义务告知书一份，证明本案的主合同因涉嫌刑事案件，其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被告王明娟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意见与乔艳一致。
被告王明娟未提交证据。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主张该证据系原件，被告认可该证据上内容及签字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要求，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二被告对该承诺书的内容及签名予以认可，故无论该证据是否为原件，其均可以证明二被告曾向原告做出过相关承诺的事实。现二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承诺书已经被撤销或变更，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乔艳提交的证据1，原告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出具，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的其他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本院依据上述认证查明的事实如下：
2016年7月13日，原告（甲方）与健坤福缘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约定甲方以自有资金委托乙方代理其进行资产的投资与管理。甲方出资金额为3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可达18%，协议期限为2016年7月13日至2017年1月12日，协议到期甲方一次性收取本金及全部预期收益，可按月付息。双方还通过该协议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当日，原告使用POS机刷卡方式，分三笔给付健坤福缘公司人民币共计30万元。健坤福缘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委托投资管理委托人出资证明书》。
同日，二被告为原告出具承诺书，约定“乔艳、王明娟让毕忠在北京健坤福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300000（叁拾万元整），若本金发生任何损失，王明娟乔艳愿意承担本金损失，合同编号：JKLMJ×××××××××××，半年期，根据我们公司运营情况，到期本金加最后一月利息如期返回，若发生意外，王明娟、乔艳愿意承担合同规定的一切损失”。
庭审中，原告认可健坤福缘公司已经给付利息27000元。
另查，健坤福缘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等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立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争议焦点一、《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性质。
依据原告与健坤福缘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约定及双方事实行为，该协议约定原告有收回本金及利息的权利及年利率为18%的固定收益，但无收取佣金的相关约定；同时，各方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委托投资的具体项目和资金用途，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取利息收益。因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但该合同中的具体内容不符合委托理财合同要件，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及事实行为均符合民间借贷的权利义务特征，故原告与健坤福缘公司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
争议焦点二、二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是否属于保证合同。
二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做出“到期本金加最后一月利息如期返回，若发生意外，王明娟、乔艳愿意承担合同规定的一切损失”等承诺。据此，二被告与原告存在当健坤福缘公司不履行债务时，由二被告履行债务、承担责任的约定。故二被告与原告之间形成了保证合同关系，二被告应当为上述《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约定的健坤福缘公司应付的款项承担保证责任。现双方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故二被告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争议焦点三、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
二被告称健坤福缘公司有关人员及乔艳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正式立案，合同涉嫌欺诈，其不应再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实施犯罪行为，系健坤福缘公司相关人员一方的目的，而非原告与上述人员双方的共同目的，该事实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由于原告属被欺诈一方，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对合同享有撤销权，而原告并未主张撤销，故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同时，根据担保法有关规定，如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或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的，则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现二被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原告与健坤福缘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健坤福缘公司采取欺诈手段，故二被告不存在免除保证责任的事由。综上，在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无瑕疵的情况下，上述民间借贷中的担保合同也属有效。
争议焦点四、原告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权利。
依据《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约定，该协议期限为2016年7月13日至2017年1月12日，协议到期一次性收取本金及全部预期收益。因此，本案诉争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7年1月12日。现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间，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自2017年1月12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二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现原告于2017年7月5日向本院提交了起诉书，故其在保证期间内向二被告主张了权利。
争议焦点五、原告主张的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依据《承诺书》约定“若发生意外，王明娟、乔艳愿意承担合同规定的一切损失”，故二被告应对原告的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依据《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约定，原告对被告的款项出借日期为2016年7月13日，预期年化收益可达18%，现原告自认已经收到健坤福缘公司支付的利息27000元，按照上述协议利息标准，本院予以核算，该27000元系为6个月的利息，故该利息已经支付到2017年1月12日，故原告主张二被告自2017年1月13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8%支付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对于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其出借给健坤福缘的款项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乔艳、王明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毕忠三十万元。
二、被告乔艳、王明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毕忠利息（计算方法为以三十万元为基数，自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三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十八计算）。
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五千八百元，减半收取计二千九百元，由被告乔艳、王明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王 然
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亚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