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11民初353号原告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中南路18号-3，组织机构代码证66114813-3。法定代表人朱伟林，系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长革，系辽宁世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连市支队，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丰收路610号。法定代表人于庆民，系支队长。委托代理人安世光，系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丹，系辽宁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人民广场3号，组织机构代码证00165368-7。法定代表人刘乐国，系局长。委托代理人徐绍栋，系辽宁博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连市支队、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土地房屋置换合同纠纷，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长革，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连市支队的委托代理人安世光，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徐绍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2008年5月17日，原、被告签订《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用大连市甘井子区促进路北山岗的土地及房屋，与被告大连市中山区中南路XXX号及西岗区红岩街XXX号的土地及房屋进行置换，置换后原告要进行房屋开发建设，被告要建武警办公楼等设施。同时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新建的办公楼等设施必须由原告施工，具体施工合同另行签订，并且为了体现诚意，原告同意先向被告支付2，600，000元，此款用于给被告建设一栋2，000平米的办公楼。原、被告在履行置换协议过程中，被告的西岗区红岩街27或土地及房屋面临大连市政府统一规划拆迁，因此该地块无法置换。原、被告于2009年10月12日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27号地块拆迁补偿款没有超出2008年5月置换时的评估价格11,583,238.50元的，按此价格被告给原告补偿，但如果拆迁补偿款超出该价格的，超出部分原告享有30%，被告享有70%的份额。2010年该地块被拆迁，被告告知原告补偿款没有超出，因此原、被告于2011年5月10日又签订一份《协议书》，被告同意给原告土地补偿款11，583，238.50元，但要扣除之前欲建办公楼费用2，600，000元，因原告一直相信被告会将全部建设工程承包给原告，故同意扣除2，600，000元，于是被告将余款8,983,238.50元支付给原告。但原告事后得知红岩街27号动迁补偿款远远超过11,583,238.50元，被告没有按照约定的比例将超出部分分配给原告。2011年5月10日原告将原有的地块及地上物都移交给被告，原告也取得了被告中南路18号地块，但被告之后在建设办公楼及其他工程时，却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将建设工程发包给原告，而是全部发包给他人施工，原告多次找被告理论，被告即不返还2，600，000元款项也不赔偿原告未建办公楼的经济损失。故原告于2016年1月诉至法院，并提出诉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垫付款2，600，000元，并支付自2011年5月10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给付西岗区红岩街27号地块动迁补偿款原告应得份额暂定2，00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2009年10月12日起算）；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未让原告承建部队办公楼及附属设施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暂定1，000，0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前，原告于2016年2月22日提交申请，要求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协议义务，配合原告开发成功中南路18号地块的开发项目。原告于2016年3月14日提交追加第三人的申请，申请追加大连市公安局为本案第三人参加庭审。庭审前，原告于2016年5月13日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原诉请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给付西岗区红岩街27号地块动迁补偿款原告应得份额暂定2，00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2009年10月12日起算），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给付西岗区红岩街27号地块动迁补偿款原告应得份额7,325,048元，并支付自2009年10月12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庭审中原告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诉称，一、被告应返还2，600，000垫付款并支付利息。1、2，600，000款项的性质是原告为了承建被告五栋楼房的施工而预先垫付的款项，并不是土地房屋置换的差价款。表面来看置换协议第四条第一句话，确实容易产生2，600，000元是差价款，但该条的后半部却表明了该笔费用是建设办公楼及其他设施的费用的一部分；结合置换协议第2页第2条（6）项里面“乙方多支付给甲方2，600，000元（负责建设2，000平方米办公楼费用）”描述，可以证实2，600，000元是建办公楼费用；同时被告在给武警辽宁总队的报告第三页第三条“有利因素”中，再次阐述了2，600，000元是负责建2，000平方米办公楼的费用。从这些环节的描述可以推定2，600，000元是原告垫付的工程款，预先由被告扣除，其性质不是置换差价款。2、被告收取原告2，600，000元工程垫付款后，没有将办公楼及其他设施的工程交由原告承建，故应该返还并支付利息。二、被告应当给付西岗区红岩街27号动迁补偿款原告应得的利益7，325，028.45元并支付利息（2012年1月1日起计算）。1、被告收取的26，000，000元的性质为动迁补偿款。从第三人举证的发票性质及付款通知单标注的付款用途来看，被告已经收到了第三人转交的26，000，000元动迁补偿款，该笔款项不是被告购买特战装备的款项，因为特战装备款必须专款专用，不能与动迁补偿款混同，否则就违反专款专用的财经纪律，被告的请示与本案无关。如果被告还要继续抵赖的话，原告将向中央军委及军队审计机关举报，严厉查处被告的违法行为，惩处相关人员。2、被告应当按照补充协议及协议书的约定比例支付原告相应份额。根据补偿协议书及协议书的约定，如红岩街XX号动迁补偿给被告的补偿款超出11,583,238.50元的部分，原告享有30%的份额。被告已经得到26，000，000元，超出14,416,761.50元，按照30%结果为4,325,028.45元。故被告至少应给付原告4,325,028.45元。原告之所以要求被告给付7,325,028.45元，是因为原告坚信被告才是红岩街27号真正使用权人，理由为：被告的两块土地中中南路18号是有产权的，并且已经办理到原告名下，红岩街27号被告没有产权，但在置换协议中被告明确承诺给原告办理土地使用证，并且被告的上级主管单位武警辽宁总队也批复同意置换，被告及辽宁总队都是国家军事机关，不是社会闲散组织，不可能存在土地权属不明的情况下采取签订多份协议的方式欺骗原告，所以尽管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领取了36，000，000元的动迁补偿款，但由于被告与第三人的特殊关系（公安局长是被告的第一政委），很可能存在委托授权代领的可能性，目的就是要侵吞原告的应得利益。故原告请求7,325,028.45元是能够经得住推敲的。3、利息。被告在2011年2月31日领取了动迁补偿款，但没有告知原告，所以除应当给付7,325,028.45元外，还应当自2012年1月1日起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利息。三、原告的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1、红岩街27号动迁补偿事宜被告多年来一直不向原告透漏，原告无法得知动迁补偿款的多少，无法主张相应的权利，直到庭审过程才得知，故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就2，600，000元垫付款返还及动迁补偿利益分配事宜，原告每年多次找被告商谈，可是被告总是以部队特殊身份自居，不顾原告的诉请。录音证据中能够清晰反映出来原告每年多次找被告索要，原告主张自身权利没有间断过，故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连市支队辩称，1、原告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2、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事实和理由：一、原告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应予驳回。自2011年5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署关于丰收路610号地块的《交接单》后，原告一直未向被告提出过任何主张。故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依法应予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2，600，000元系原告同意支付的土地置换补偿款，不应返还。1、2，600，000元不是原告为被告的垫付款，而是原告同意被告从土地折价款中扣除的原告应当支付给被告的土地置换补偿款。当原、被告双方发现红岩街27号地块不能按双方于2008年5月7日签订的《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如约置换后，双方于2009年10月1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约定对该地块按2008年5月置换时的评估价格11,583,238.50元，以地折款。也就是说，双方约定原告不再要求被告交付红岩街XX号地块，而是将该地块折价为11,583,238.50元支付给原告。2011年5月10日，双方再行签订了《协议书》，进一步明确被告应支付原告红岩街27号地块的折价款11，583，238.50元，扣除双方协议约定的2，600，000元后，余款8,983,238.50元被告一次性支付给了原告。从双方对三份协议书的签订和实际履行过程来看，2，600，000元是经原告同意，被告在支付原告对红岩街27号地块的折价款时扣除的，而根本不是原告诉称的其为被告垫付的款项。所以，原告诉请返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明知2，600，000是土地置换补偿款，不是垫付工程款。原告作为依法成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理应明知建设工程依法需要通过招标确定施工企业。在尚未中标并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其不会垫付工程款。且其垫付行为也无法律依据。在此情况下，原告同意被告扣除2，600，000元，表明其明知该款的性质是土地置换补偿款。3、2008年5月7日的《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2，600，000元，是并未附加其他条件的双方土地置换补偿款。首先，该协议书第四条、第五条2.6项均明确表示“原告要再多支付给被告2，600，000元。”被告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该协议书约定的是“给”，而不是“垫付”。在民事法律上，“给”就是送给、交给、赠与，是不需要返还的。而“垫付”是替他人代为支付，是借的意思，是可以主张返还的。原告的起诉状之所以主张2，600，000是“垫付款”，说明原告对“给”和“垫付”的性质区别是明知的。所以，其为了实现诉讼目的，在起诉状中，把协议书中的“给”硬说成了“垫付”，这是明显的偷换概念，变更了协议书的本意。其次，该协议书约定的办公楼由原告来负责建设，只是一个初步的意向性的约定。该协议书也并未约定如办公楼未由原告承建，被告就应当返还这2，600，000元。该协议书第五第2.6项明确约定“施工合同另行签订”。因此，办公楼是否应由原告负责建设，最终应以双方是否签订了施工合同为准。且双方也并未约定如果未让原告建办公楼，被告就必须返还这2，600，000元。因此，《土地房屋转换协议书》约定的2，600，000元应为土地置换补偿款。4、2011年5月10日的《协议书》对2，600，000元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明确。按照双方2008年5月7日的《土地房屋转换协议书》第五条2.6项的约定，2，600，000元应当由被告在给付原告建办公楼的工程款中扣除。但原告与被告签订2011年5月10日的《协议书》时，原告已经明确知道被告未直接让其承建办公楼，但原告仍然明确同意被告在支付红岩街27号地块的拆迁款中扣除2，600，000元，并未要求在建办公楼的工程款中扣除，这进一步证明2，600，000元系不附加其他条件的土地置换补偿款。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在《土地房屋转换协议书》中约定的2，600，000元是以原告为被告建办公楼为条件，但双方在2011年5月10日签订《协议书》时，对2，600，000元的性质变更为土地置换补偿款也达成了一致。2010年11月10日，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被告指控中心建设的“大发改投字（2010）573号文件”，2011年4月18日被告与大连市北方建设工程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招标代理委托合同》。以上足以说明原、被告双方在2011年5月10日签订《协议书》时，原告已经明确知道了被告未让其直接承建办公楼的事实。综上，被告认为2，600，000元系原告同意被告从红岩街27号地块折价款中扣除的土地置换补偿款，是原告“给”被告的，并不是原告为被告“垫付”的款项，其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原告诉讼请求给付红岩街XX号地块动迁补偿款2，00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原、被告双方2009年10月12日《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只有当拆迁补偿款超出原置换时的评估价格，双方才需要按比例进行分配。但被告并未得到任何对红岩街27号地块的动迁补偿款。因此，原告请求被告给付该地块的动迁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三）原告诉请赔偿因未让其承建办公楼及附属设施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并未中标原告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建设工程，原、被告双方也并未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即使按照双方2008年5月7日《土地房屋转换协议书》约定，原告为被告建设办公楼也需另行签订施工合同。在双方无任何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其1，000，000元的损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四）被告对原告的协助义务均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要求继续履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0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已经向原告发出了大政地字（2010）6028号《关于向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的土地批件，说明中南路18号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出让给了原告，至此，被告已经履行了《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等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原告诉请被告继续履行协议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是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二是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述称，一、原告无权申请追加大连市公安局为该案第三人，贵院也不应该追加大连市公安局为该案无独立请求第三人追加诉讼，认定大连市公安局应为本案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1、法律上的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自己主动申请参加诉讼或法院依职权追加其参加诉讼。但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原告或被告可以有权申请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原告于2016年3月14日向贵院申请追加大连市公安局为该案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2、案涉纠纷与大连市公安局没有任何直接法律关系，大连市公安局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9条“受诉人民法院对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的人，以及与原告或被告约定仲裁或有约定管辖的案外人，或者专属管辖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均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之规定，贵院进大连市公安局追加为本案第三人要求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二、大连市公安局不承担本案任何法律责任。大连市公安局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原告的诉请与大连市公安局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大连市公安局也不需要对被告承担连带或担保等相应法律责任。综上，大连市公安局不应成为本案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无需对原告的诉请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故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请。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10日，被告为与原告置换土地和房屋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辽宁省总队提交《关于二、三中队与大连辰龙房地产公司（促进路）土地置换的报告》，其中部分内容为“位于红岩街（XX号）的二中队，现有营房为50年代建木质结构，已破烂不堪。中队前身是公安局拘留所，拘留所前身是市妇联，三方均无此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在土地使用权上一直存在异议。为防止土地流失，支队一直抽调人员长期驻守”；“被告两块地综合评估造价为12，512，880元，原告促进路地段综合评估造价为27，853，125元，原告还给支队建综合办公楼2，000平方米（2007年10月10日已交2,600,000元）。置换地双方综合评估造价原告比我支队多出17，940，335元。况且，红岩街、中南路的土地出让金还由原告自己支付。就此意向看，被告等于多占原告至少22，940，000元。在建设过程中，对方要求我方承办：建支队综合办公楼立项和一切相关手续；配合对方办理中南路和红岩街中队两地块手续和相关开发手续；配合对方对中南路家属楼住户进行回迁和拆迁；办公楼由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建”。该报告于2008年4月21日经武警辽宁省总队首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2008年5月17日，原、被告签订《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约定，原告用甘井子区促进路北山岗（占地面积16，326平方米及房屋面积6，854.15平方米）与被告的座落在中山区中南路XX号（占地面积4，179.2平方米、房屋面积2，101.6平方米及车库面积334.4平方米）、西岗区红岩街27号（占地面积3，230平方米及房屋面积878.40平方米）两块地块及房屋置换；双方地块置换后，原告用来做房屋开发建设，被告用来筹建被告设施；原告要再多支付给被告2,600,000元；被告在置换来的促进路北山岗地块上建办公楼及其它建筑设施都由原告来负责建设；原告多支付给被告2,600,000元，被告在置换来的促进路北山岗地块上建办公楼及其它建筑设施都由原告来负责建设（原告要用一级以上含一级资质施工）；原告施工时并按被告提供的施工图纸和工期完成建被告办公楼项目（施工合同另行签定，工程价款按预算细算和定额计算），原告多支付给被告2，600，000元（负责建2，000平方米办公楼费用），被告在给付原告建办公楼工程款中扣除，少支付给原告款2,600,000元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其他内容。2009年2月26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辽宁省总队后勤部作出《关于大连市支队办理土地房屋置换手续的批复》，同意将被告位于大连市中南路18号的土地和地上建筑5套与原告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丰收路610号的土地和地上建筑17套进行置换。2009年10月12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书》。此协议根据原、被告在2008年5月17日签订的土地与房屋置换协议书基础上另行签订的一份补充协议。两份协议都同样有效；原、被告在2008年5月17日签订的了土地与房屋置换协议书。在双方办理置换相关手续过程中，被告西岗区红岩街27号（武警二中队）大连市政府进行统一规划拆迁。故双方结合实际情况及平等互利的原则，双方达成了如下意见：被告西岗区红岩街27号拆迁，根据有关部门给以的经济补偿来计算，如拆迁的补偿没有超出原2008年5月置换时的评估价格（当时评估价格11,583,238.50元），按原合同执行。如拆迁的补偿款超出原置换的评估价格，经双方协商超出部分按比例进行分配，被告按照70%，原告按照30%分配超出部分。原、被告双方负责与拆迁部门协商补偿条件，要达到合理，双方满意。如一方违约，由违约方负责另一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其他内容。2010年1月4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向原告出具大连市人民政府土地批件大政地城字[2010]6028号《关于向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其同意将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中南路18号4，677.5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并出让给原告。经评估，综合地价总额为人民币13，906，000元，其中：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为人民币9，734，000元，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人民币4，172，000元。2010年4月13日，原告缴纳了土地出让金人民币4,172,000元。2011年5月10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按双方已经签订的《补充协议》，被告支付原告11,583,238.50元。扣除双方协议约定的2,600,000元，余款8,983,238.50元一次性支付给原告。从此，西岗区红岩街27号土地、房屋与原告再无关系。如动迁，补偿给被告的补偿款超出此款部分按《补充协议》规定执行；甘井子区丰收路610号土地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办理交接手续，原告不得干预和阻隔被告对土地的使用；双方确认8,983,238.50元支付手续已经履行，原告5日内将甘井子区丰收路610号地块的动迁户迁出，如没按约定的时限迁出，被告有权采取任何措施，一切责任和后果由原告承担及其他内容。2011年5月10日，原、被告对甘井子区丰收路610号地块进行了交接，并办理了相关手续。2011年9月28日，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大连市公安局使用权非住宅房屋坐落于西岗区红岩街27号，建筑面积810.20平方米。该房屋所在地段位于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拆迁范围内，依据《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就拆迁补偿的相关事宜，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大连市公安局拆迁安置等综合费用人民币36,000,000元及其他内容。2011年9月29日，大连市公安局收到了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给付的动迁补偿款36,000,000元。2011年10月8日，被告向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提交《关于购置处突反恐特战装备的请示》，以购置处突反恐特战装备的需要，向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申请设备经费26,000,000元。2011年12月22日，被告向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开具了26,000,000元，内容为：基层基础设施补助款的发票。2011年12月31日，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转账支票付款通知单上载明：付款账户名称大连市公安局；申领支票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连市支队后勤处；付款金额26,000,000元；及审核人员、会计审核人员、主管领导签字；注意事项中记载“西岗区红岩街27拆迁补偿武警”字样。被告通过支票转账收到26,000,000元。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协议书》、交接单、国家开发银行电汇凭证、大连市人民政府土地批件、土地出让金缴库认定书、《关于二、三中队与大连辰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促进路）土地置换的报告》、《关于大连市支队办理房屋置换手续的批复》、照片5张、房屋产权证、录音证据；被告提供的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于2011年5月24日发布的42号《公告》、《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协议书》、交接单、专用收款收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地字（2010）6028号《关于向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提供的《协议书》、专用收款收据、汇划收款收据、汇划来帐回单、武后（2011）73号《关于购置处突反恐特战装备的请示》、发票、转帐支票付款通知单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协议书》是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垫付款2，600，000元，并支付自2011年5月10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节。本院认为，《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第四条“乙方要再多支付甲方2，600，000元（贰佰陆拾万元）。甲方在置换来的促进路北山岗上建办公楼及其它建筑设施都由乙方来负责建设”，从该约定可见被告当初承诺将来部队办公楼等设施的工程由原告承建；《土地房屋置换协议书》第2项第五条第（6）“乙方多支付给甲方2，600，000元（负责建2，000平方米办公楼费用），甲方在给付乙方建办公楼工程款中扣除，”也印证了2，600，000元是原告为了承建被告办公楼及其他设施而事先约定好的合作条件，被告为了使用资金先要求原告垫付的工程款的一部分，被告将来在总工程款中一并结算扣除；同时证据《关于二、三中队与大连辰龙房地产公司（促进路）土地置换的报告》第三页第三条有利因素中的描述“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给支队建综合办公楼2，000平方米（2007年10月10日已交2，600，000元）。置换地双方综合评估造价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比我支队多出17，940，335元。况且，红岩街、中南路的土地出让金还由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己支付。就此意向看，我方等于多占对方至少22，940，000元”，该份证据是被告为了置换土地房屋而向武警辽宁省总队打的报告，该份报告中也阐述了2，600，000,元是建设2，000平方米办公楼的费用；另录音证据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政委、营房部助理的谈话中，原告多次提到要求返还2，600，000元，被告方对此均没有提出异议。综上，2，600，000元款项均是在工程承包方面的阐述，而不是土地房屋置换作为附加条件的描述，故2，600，000元款项不是土地房屋置换的差价款，而是原、被告为了置换成功后原告承建被告工程而约定的一种条件，该款项被告已经在给付西岗区红岩街27号土地评估款中扣除，该款项的扣除是建立在被告能够给原告建设工程而约定的，而被告在扣除该款项后却没有将全部工程发包给原告承建，原告也无义务免费为被告建设价值2，600，000元的2，000平方米办公楼，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6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反驳该款项属于土地房屋置换差价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又因2，600，000元款项被告是在2011年5月10日《协议书》形成之日扣除的，被告长期占用该笔资金给原告带来一定的损失，故原告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从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处申领的购置设备拨款26，000，000元是否为西岗区红岩街27号土地和房屋动迁补偿款一节，被告及大连市公安局均认为该款项是被告向第大连市公安局申请购买反恐特战装备的装备款，原告则认为是被告从大连市公安局处分得的动迁补偿款。本院认为，根据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大连市公安局签订了《协议书》内容确认，西岗区红岩街27号土地和房屋的被动迁人是大连市公安局而不是本案被告，且被告取得的26，000，000元经费拨款，有被告向大连市公安局提交的《关于购置处突反恐特战装备的请示》佐证，虽然被告出具的发票的内容为基层基础设施补助款，但此发票应属正常的行政拨款记账科目。至于原告认为大连市公安局转账支票付款通知单中注意事项记载中“西岗区红岩街27拆迁补偿武警”字样，应属其财务人员记账习惯。综上，原告认为被告领取的26，000，000元是从大连市公安局处分得的西岗区红岩街27号土地和房屋动迁补偿款，证据不足，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给付西岗区红岩街27号地块动迁补偿款7,325,048元，并支付自2009年10月12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未让原告承建部队办公楼及附属设施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暂定1，000，000元；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协议义务，配合原告开发成功中南路18号地块的开发项目的两项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提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一节，本院认为，根据2015年11月15日的原告与被告两位领导录音证据，可证实原告向二人主张返还垫款2，600，000元时，原告方多次阐述多次与被告二位领导并未提出异议，可视为原告向被告主张了权利，应视为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的诉讼没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一节，本院认为，第三人大连市公安局与原告间不存在给付动迁补偿款及原告诉称的协助开发等义务，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故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连市支队返还原告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600，000元及利息（自2011年5月1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7,350元、其他诉讼费50元、合计人民币87,4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59，800元，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连市支队承担27，600元。上述被告承担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未向本院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申请执行期限为两年。审 判 长  赵廷山人民陪审员  孙香凤人民陪审员  王传伟二〇一七年一月四日书 记 员  矫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