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45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亿利金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磨山景区武汉市东湖碧波宾馆内。
法定代表人：陆宝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晏，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寅，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646号。
负责人：顾城，该营业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琼，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公司律师事务部公司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宝丰路支行，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558号葛洲坝办公大楼附属楼第1、2层。
负责人：ＸＸ，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竞，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公司律师事务部公司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滨江支行，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71号。
负责人：易凌文，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毅，该支行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汪鑫，男，1988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
就原告湖北亿利金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亿利金源公司）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下称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宝丰路支行（下称农行宝丰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1958号民事判决。亿利金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6）鄂01民终583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追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滨江支行（下称农行滨江支行）、汪鑫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进行了重审，并作出（2017）鄂0102民初801号民事判决。亿利金源公司仍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亿利金源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农行滨江支行系以违规、弄虚作假的手段开业并取得相关证照，其不具备与汪鑫签订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的主体资格。亿利金源公司一审中已提交证据证明农行滨江支行并未实际营业，还向有关部门举报该情况并要求撤销农行滨江支行营业网点的经营许可，有关部门已进行核实。农行滨江支行在未对外经营的情况下，与汪鑫签订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和目的性存在疑问；若农行滨江支行的经营许可被撤销，其与汪鑫签订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2、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拒不向亿利金源公司返还保证金的理由，是认为亿利金源公司需因汪鑫未偿还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那么，当汪鑫的债务不存在，或该债务系因恶意串通而发生，亿利金源公司就不应为汪鑫承担担保责任，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此时应当向亿利金源公司返还保证金。基于此，汪鑫债务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存在汪建峰与相关人员恶意串通，直接影响到本案判决结果，本案中应当就此予以查明。汪鑫一审中已明确表示，其在汪建峰指示下签署空白合同，由汪建峰利用担任农行滨江支行行长和农行私人银行部经理职务之便，通过恶意串通方式取得农行贷款，且该款项已由汪建峰通过其控制的贷款公司出借给他人，汪鑫并未实际占有使用过款项。亿利金源公司也就此提交汪鑫在汪建峰刑事犯罪另案调查时的笔录予以证明。汪鑫上述陈述，否认了与农行滨江支行之间债务的真实性，说明了该债务实际是案外人汪建峰与农行滨江支行恶意串通发生的。一审法院在已有证据证明汪鑫借款存疑的情况下，未依职权进行调查，也未依亿利金源公司申请进行调查，认定该事项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3、农行滨江支行在没有汪鑫与收款人交易往来信息及提供相应票据的情况下，将借款发放到并非汪鑫指示的收款人账户，其提供的汪鑫指示付款的相应信息违反其内部规定。汪鑫一审中已明确表示其未收到、使用过贷款资金，其贷款资金由汪建峰利用职务之便与农行滨江支行串通获取，并提交了汪建峰获取贷款后提供给他人的线索，一审法院未予查实。4、诉争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约定：“业务经办行向主办行提出申请，由主办行核准以后由基础保证金账户逐笔划转至业务经办行专户保证金账户（保证金比例15%）”。汪鑫与农行滨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如果真实存在，且属于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项下，借款金额536万元对应担保费80.4万元，就应由农行硚口支行转账到农行滨江支行。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未提交该笔转账的证据，说明汪鑫的该笔借款所涉担保合同不属于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项下。一审法院认为，为汪鑫借款担保的保证金未划转到农行滨江支行只是合同履行问题，这明显违背了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的合同约定，自行变更了双方的合同目的。
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辩称：1、其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对农行滨江支行成立和开业的批复文件，证明农行滨江支行合法成立，具备经营存贷业务资格。2、本案审理的是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与亿利金源公司担保合同纠纷，而不是汪鑫与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下属机构之间的借贷合同纠纷，不应当审查汪鑫的借款事实。尽管如此，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在一审中还是提交了汪鑫在农行滨江支行贷款的相关资料，农行滨江支行也参与了诉讼。汪鑫承认其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和贷款事实，其并没有证据证明是在被胁迫情况下进行上述行为，应当对自己的签字行为和贷款行为承担责任。亿利金源公司称汪鑫受他人指示进行贷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即使是按他人指示而为，也是汪鑫愿意的行为，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能够预见相应后果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农行滨江支行提交了汪鑫签名的个人贷款资金支付授权委托书，可以证明该行将贷款发放到汪鑫指定账户是履行借款合同义务的行为。汪鑫与收款人之间有无交易往来不是本案需要审理的范围，一审对此未予审理，是正确的。4、亿利金源公司承认在汪鑫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章，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农行滨江支行一审中提交了其扣划基础保证金的相关凭证，该金额与亿利金源公司担保范围300万元是对应的，农行滨江支行划转45万元保证金并无不当，该扣划也不影响亿利金源公司应当履行的担保义务。综上，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农行宝丰支行、农行滨江支行均同意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的意见。
汪鑫述称：对贷款事实有异议。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上借款人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其并未使用该笔借款，实际使用人是时任农行滨江支行行长的汪建峰。汪建峰以汪鑫的名义向银行贷款，汪鑫只在空白合同上签了字，汪建峰经办了相关抵押担保等手续，并用汪鑫的账号偿还了部分借款，具体还款金额和所欠利息汪鑫都不清楚。
亿利金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返还账户资金2577866.94元（账户资金金额暂以2015年11月5日余额计算，最终金额以实际返还之日止账户资金余额为准）；2、判令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农行宝丰支行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2577866.94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从2015年11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其中暂计算至2015年12月5日的资金占用损失为12887.83元）；3、判令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农行宝丰支行承担律师费12.5万元、担保费10311元；4、判令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农行宝丰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9日，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甲方）与亿利金源公司（乙方）签订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约定：本协议所称甲方包含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及其与乙方开展具体信贷业务的下属分支机构；甲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所属机构，确定乙方为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指定的法人信贷业务和个人信贷业务担保机构之一；乙方在其法定允许经营范围内，为甲方及其所属的支行法人信贷业务和个人信贷业务（含个人助业贷款业务）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乙方连带责任保证的范围是债务人所欠甲方的全部债务（以下简称全部债务），包括：所欠甲方的全部本金、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甲乙双方在武汉市区域内开展业务合作；乙方在甲方下辖主办行省分行营业部硚口支行开设基础保证金账户（保证金账户为农行内部专户，专户账号为17×××42，农行享有保证金账户的监管权），并一次性存入基础保证金1000万元，为借款人在甲方的债务提供担保；每笔法人客户信贷业务和个人助业贷款业务按不低于担保余额的15%存入保证金，个人消费类和三农个人信贷业务的保证金比例不低于5%，乙方应于单笔贷款业务发放前按设定的保证金比例足额存入担保业务经办行专户保证金；在乙方担保的任一债务未解除担保责任之前，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支取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乙方承担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而非补充赔偿责任；甲方指定辖下硚口支行为业务主办行，主办行负责本协议项下基础保证金账户管理等日常管理工作；本协议有效期内签订的具体业务协议，不因本协议的有效期结束而使相关具体业务协议失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一年。2014年9月30日，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甲方）与亿利金源公司（乙方）签订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在甲方下辖主办行省分行营业部硚口支行开设基础保证金账户（保证金账户为农行内部专户，专户账号为17×××42，农行享有保证金账户的监管权），并一次性存入基础保证金1000万元，为借款人在甲方的债务提供担保；当甲方与被担保人双方串通，采取欺诈手段骗取乙方提供担保的，乙方不承担担保责任；协议有效期一年；协议其他内容与2013年9月29日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基本一致。2013年6月24日，亿利金源公司向设立在农行宝丰支行的专户账号17×××42内存款1000万元。2014年度并未另行再存入保证金，截至2014年10月11日，专户账内余额为2577866.94元，此后，专户账内余额再无变化。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协议到期后，因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拒绝向亿利金源公司返还保证金，亿利金源公司诉至一审法院，并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12.5万元、诉讼保全保险费10311元。
另查明：2011年2月15日，农行滨江支行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批准开业，吴红君任该行行长，其业务经营范围为办理本外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等，属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下辖支行。
2014年4月23日，汪鑫与农行滨江支行签订5份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约定汪鑫向农行滨江支行借款共计536万元，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4月11日。当日，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滨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该笔贷款提供最高额3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5月8日，农行宝丰支行将该笔贷款担保金额15%的业务保证金45万元从基础保证金账户划转至亿利金源公司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丹水池支行（下称农行丹水池支行）的专户保证金账户。2014年5月12日，农行滨江支行依约将该笔贷款发放至汪鑫指定的收款人账户。上述借款到期后，汪鑫未能依约还本付息，截至2017年3月23日，汪鑫差欠借款本金425万元及相应利息，亿利金源公司对汪鑫的债务未履行担保责任。
审理中，亿利金源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农行滨江支行工商信息、农行湖北分行私人银行部公示信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07）、武检公刑诉（2016）103号起诉书、询问笔录，拟证明汪鑫向农行滨江支行借款系受汪建峰指示，该笔贷款是汪建峰利用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便利、通过违法违规手段从银行套取，属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协议约定的：“甲方与被担保人双方串通，采取欺诈手段骗取乙方提供担保的，乙方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认证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与亿利金源公司之间的框架性保证合同关系，亿利金源公司是否应当就汪鑫这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另外的法律关系，以上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签订的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虽于2013年度、2014年度分别签署了两份协议，但从协议内容及保证金的存入、使用来看，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与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协议具有连续、承接关系，亿利金源公司认为两份协议各自独立、保证金账户资金仅涉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协议且双方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的诉讼观点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农行滨江支行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批准开业的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下辖支行，属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与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协议约定的主体范围。农行滨江支行与汪鑫签订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滨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发生在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2013年度合作期间，且农行宝丰支行按照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约定的比例，从基础保证金账户中将汪鑫这笔借款的业务保证金进行了划转，虽未直接划转至农行滨江支行，但这只是合同履行问题，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项下的性质。现农行滨江支行依约放款，借款到期后汪鑫未足额清偿，亿利金源公司亦未承担担保责任，虽然亿利金源公司认为在汪鑫这笔借款中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其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该事项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在亿利金源公司担保责任尚未免除前，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有权根据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中“在乙方担保的任一债务未解除担保责任之前，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支取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的约定暂扣保证金，故对亿利金源公司要求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农行宝丰支行返还保证金2577866.94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农行宝丰支行赔偿律师费12.5万元及担保费10311元的诉讼请求因无基础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亿利金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608元、保全费5000元、邮寄费100元，共计33708元，由亿利金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亿利金源公司申请本院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调取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07）的相关材料，拟证明汪鑫向农行滨江支行的贷款，系时任农行滨江支行行长、农行私人银行部湖北分部总经理的汪建峰、债务人汪鑫与农行滨江支行违法违规操作办理的，骗取亿利金源公司担保。汪鑫申请本院向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汪建峰犯罪中关于汪鑫在农行滨江支行办理贷款的相应材料，拟证明汪鑫是受汪建峰指使申请贷款，汪建峰与农行滨江支行恶意串通通过违法违规手段操作办理贷款手续。考虑到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与亿利金源公司约定了恶意串通贷款时亿利金源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加之恶意串通签订的借款合同（主合同）属无效合同，与此借款合同对应的担保合同（从合同）也应被认定为无效，故亿利金源公司、汪鑫的申请事项与本案审理确有关联性，本院准许了两申请人的申请。
经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调查，该局称其行政处罚决定书未涉及本案中汪鑫贷款事宜。另经查，武汉市公安局侦查后，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已就汪建峰涉嫌集资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6年6月受理该案，案号为（2016）鄂01刑初123号。该案材料未涉及本案中汪鑫贷款事宜。经本院询问，汪建峰陈述：汪鑫受其指使向农行滨江支行申请贷款，款项由汪建峰实际控制；汪建峰在贷款审批中未起作用，农行滨江支行及上级银行审批贷款时不清楚贷款与汪建峰之间的关系。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农行宝丰支行一审中提交的记账凭证显示：亿利金源公司于2014年5月8日从其与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合同约定并在农行宝丰支行开立的基础保证金账户，向其在农行丹水池支行开立的账户转账45万元，备注用途为“汪鑫个贷300万元保证金”。2、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合同约定的基础保证金专户流水显示：该账户在2013年6月24日至2014年10月11日有多笔资金收、支，其中2014年9月30日（2014年度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协议签订之日，也是2013年度的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届满之次日）后仅有2014年10月11日的一笔300万元资金支出，至此账户余额为2577866.94元。3、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滨江支行2014年4月2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保证责任的，债权人有权从保证人在中国农业银行各机构开立的账户中直接划收相关款项”。
本院认为，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于2013年9月29日签订2013年度的担保业务框架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一年；该合同期限届满之次日即2014年9月30日，双方又签订2014年度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协议。该两合同期限连续，合作方式、合作范围逐步扩大，但内容大致相同，且使用相同的基础保证金账户，而基础保证金账户的流水可以看出，双方没有依2014年度合同约定将账户余额补足至1000万元，就继续使用原有剩余资金开展业务，故应当认定该两份合同具有连续性和承接性。亿利金源公司上诉认为两合同分别独立，其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013年度合同期限内，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滨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其为汪鑫向农行滨江支行借款中的3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未约定亿利金源公司提供保证金相关事宜，但亿利金源公司实际从2013年度合同约定的基础保证金账户中转账45万元，并注明用途为“汪鑫个贷300万元保证金”，实际是将该笔最高额保证列入2013年度合同范围。现汪鑫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能完全履行向农行滨江支行的还款义务，根据2013年度合同约定，亿利金源公司无权要求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返还基础保证金账户余款。一审法院驳回亿利金源公司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事实上，亿利金源公司与农行滨江支行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保证责任的，债权人有权从保证人在中国农业银行各机构开立的账户中直接划收相关款项”，现汪鑫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亿利金源公司依约应承担保证责任，农行滨江支行本可直接将基础保证金账户中的款项直接划收用于亿利金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农行湖北分行营业部限制亿利金源公司使用基础保证金账户中的款项，并无不当。
亿利金源公司上诉认为，汪鑫、汪建峰与农行滨江支行恶意串通进行贷款，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但汪鑫、亿利金源公司为此申请本院调查的事项，并不能证明其所称恶意串通贷款的主张，其又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亿利金源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证据不足。
综上，亿利金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8元，由湖北亿利金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义林
审 判 员 蒋劢君
审 判 员 褚金丽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
法官助理 刘 青
书 记 员 丁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