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13民初5432号
原告：南京市栖霞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组织机构代码30243501-8，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枢东路2号A10幢综合楼。
负责人：刘文刚，该单位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畅，江苏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德峰，男，196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被告：胡明，女，196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被告：胡中楠，男，198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翔，江苏法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京市栖霞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办）与被告胡德峰、胡明、胡中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征收办的委托代理人孙畅，被告胡德峰、胡明、胡中楠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征收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接受委托在栖霞区迈皋桥街道高家村地块实施何家村高家村片区危旧房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征地房屋拆迁工作。被告胡德峰、胡明为夫妻，被告胡中楠为两人独子。因高家村99号房屋登记的产权人为胡德峰，原告根据拆迁政策与3被告分别签订了两份《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因被告与其他亲属的家庭矛盾致使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一直未能交付房屋予以拆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3被告履行协议，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才得知被告在签订协议时故意隐瞒了部分房屋并非其所有的事实，对于高家村99号未登记的房屋权属3被告与其亲属存在争议。拆迁时的房屋调查表中平面图序号为5的房屋如果不作为被告的被拆迁房屋，将直接影响到两份协议所约定的280平方米总面积，也影响到3被告申购安置房的面积。因3被告故意隐瞒事实致使原告错误地就高家村99号的全部房屋与3被告达成补偿协议，属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重大误解的情形。因此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胡德峰、胡明、胡中楠辩称：1、原被告在签订案涉拆迁协议及拆迁调查过程中，经双方沟通了解，拆迁时案涉的房屋调查表中平面图序号为5的房屋系由胡某甲使用且该房屋是其母亲所建。因5号房屋没有相关登记手续，原告在拆迁政策范围内同意5号房屋以材料款的方式进行补偿，被告也同意将补偿的材料款支付给胡某甲。故被告对5号房屋的情况没有故意隐瞒及欺诈原告。2、案涉房屋调查表和原告方另行补充的补偿安置确认单最终核定除了5号房屋之外的其它房屋面积为281.15平方米，该部分面积房屋经关联行政案件的审理，排除了胡某乙、胡某甲对其享有权利，故该部分房屋为被告方合法所有。而原被告签订的两份拆迁协议明确的补偿面积为280平方米，小于实际测量的面积，故拆迁协议没有对原告方或他人产生损害，也不影响继续履行。在关联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在知晓了胡某乙、胡某甲对5号房屋提出异议后，仍然最终拆除了房屋调查表中平面图中的所有的房屋，也表明原告以实际行动放弃了撤销案涉拆迁协议的意思表示。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撤销案涉拆迁协议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如下，本院予以确认：2014年6月10日，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向南京市栖霞区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作出宁征拆字﹝2014﹞011号《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方案批准通知书》，载明同意栖霞区迈皋桥街道何家村、高家村片区危旧房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建设用地批准文件范围内实施征地房屋拆迁，拆迁办为该项目拆迁实施单位，具体拆迁工作由拆迁办按拆迁方案进行。2014年6月25日，拆迁办与被告胡德峰、胡明、胡中楠分别签订了两份《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1份以胡德峰、胡明作为被拆迁人，另1份以胡中楠作为被拆迁人，两份协议均载明被拆迁的房屋坐落于本区迈皋桥街道××（以下××），建筑面积均为140平方米，被拆迁人按照南京市相关文件可以申购拆迁安置房，申购面积及套型详见拆迁安置房申购表。高家村99号房屋拆迁时形成的房屋调查表经3被告和调查人员签名确认，载明此处房屋共7处，标识的序号为1至7，根据该调查表和之后的补偿安置确认单的记载内容，序号1-5的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315.74平方米，其中序号为5的房屋建筑面积为44.87平方米，序号为6、7的房屋为披房建筑面积为10.28平方米，除6、7号披房外的其余为砖木和砖混房屋。此处面积为134.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胡德峰名下，此处房屋中结构为混合的129.22平方米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胡德峰名下。拆迁中，3被告对此处房屋协议分户，将砖木和砖混房屋中的140平方米面积拨给胡中楠。在上述两份拆迁协议签订的当天，胡明和拆迁工作人员签名确认了《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其它补偿款测算表表二》（以下简称测算表二），该表载明其中“材料回收款”项目的面积为35.74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200元，合计补偿款7148元；“披房”项目面积为10.28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90元，合计补偿款925.2元。本院于2016年5月6日作出的（2015）栖行初字第61号行政裁定书（以下简称61号裁定书）确认了如下事实：房屋调查表中的序号5房屋（以下简称5号房屋）系吴某某于2001年3月建造，吴某某生育子女3人，即被告胡明和案外人胡某乙、胡某甲，被告胡明、胡德峰系夫妻，被告胡中楠系胡明、胡德峰的儿子。原告征收办不是该案当事人。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2016）苏01行终542号行政裁定书，维持了61号裁定，61号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10日作出宁栖政字[2015]89号文件，明确栖霞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并入栖霞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庭审中，被告陈述原告在关联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在知晓胡某乙、胡某甲对5号房屋提出异议后，仍然拆除了房屋调查表中高家村99号的所有房屋。原告表示，高家村99号房屋在原告对关联民事案件撤诉前确实已经被拆除，但并非原告实施拆除，原告不清楚是谁拆除的。被告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是原告拆除的，但认为原告是该房屋的拆迁实施单位，理应只有原告才有权拆除。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主要争议的事实焦点是，房屋调查表中5号房屋是否包含在案涉两份拆迁协议所载明的280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的范围中。本院根据案涉证据认定如下：对高家村99号房屋，房屋调查表明确载明6号、7号系披房，面积为10.28平方米，与测算表二所载内容一致，该两处披房已按每平方米90元予以补偿。房屋调查表明确载明1号至5号房屋结构为砖木和砖混，面积合计315.74平方米，其中5号房屋面积为44.87平方米，61号裁定书已确认为案外人吴某某所建。案涉两份拆迁协议所载明的280平方米被拆迁房屋，原告方是按照有权证房屋给予被告房屋拆迁补偿款和申购相应的拆迁安置房，其余的35.74平方米房屋在测算表二中以材料回收款按每平方米200元予以补偿。根据拆迁协议和测算表二内容及拆迁政策，测算表二所载明的其它补偿款系对作为有权证房屋之外的其它财产进行的补偿，故6号、7号披房显然不在拆迁协议所载明的280平方米房屋范围内；拆迁协议所载明的280平方米房屋没有明确对应的具体序号房屋，只是对房屋调查表中的1号至5号房屋进行了面积划分，1号至5号房屋面积合计315.74平方米，如减去吴某某所建的5号房屋面积则为270.87平方米，显然低于拆迁协议中作为有权证房屋处理的房屋面积。因此，两份拆迁协议所载明的280平方米被拆迁房屋显然包含了5号房屋，并对案外人吴某某所建的5号房屋进行了处分，将5号房屋作为3被告的财产给予了3被告相应的拆迁补偿和安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如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告方在签订案涉两份拆迁协议时，误认为5号房屋是3被告的财产，故而在拆迁协议中对该财产进行了处分，给予了3被告相应的补偿和安置。因此，原告方签订案涉两份拆迁协议时构成重大误解，原告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或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则撤销权消灭。本案中，61号裁定书确认5号房屋系吴某某所建，该裁定书在2016年9月26日之后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于2017年9月27日立案，故原告行使撤销权在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的一年内。被告辩称原告拆除了高家村99号的全部房屋，该行为表明原告以实际行动放弃了撤销案涉拆迁协议的权利，但原告否认房屋系其拆除，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拆除房屋行为本身并不能得出原告放弃撤销权的结论。故被告这一辩称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撤销案涉两份拆迁协议，不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撤销权消灭的情形。综上，原告主张撤销案涉两份拆迁协议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南京市栖霞区拆迁安置办公室与被告胡德峰、胡明、胡中楠于2014年6月25日签订的《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胡德峰、胡明、胡中楠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直接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前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郑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