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商终字第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人造毛皮厂。住所地：济南市济洛路北闸字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振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姜晓炎，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桂华，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住所地：济南市经七路**号。
代表人：王欣，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海村，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耿颖，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济南云霖毛绒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济洛路北闸子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景瑞年，总经理。
上诉人济南人造毛皮厂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及原审被告济南云霖毛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霖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济南人造毛皮厂的委托代理人刘桂华、姜晓炎，被上诉人光大银行济南分行的委托代理人耿颖已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云霖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一审诉称，1998年6月29日中国投资银行济南市市中支行（以下简称投行市中支行）与济南人造毛皮厂签订98年投济市中流字第25号短期贷款合同，约定投行市中支行向济南人造毛皮厂发放贷款400万元用于偿还原外汇贷款及人民币贷款，贷款期限自1998年6月29日起至2000年6月29日止，贷款利率为月息8.25‰，贷款合同约定如济南人造毛皮厂逾期归还贷款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借款按每日万分之四计收利息，并可在借款人违约之日起按违约发生日贷款余额和违约天数每天向借款人收取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直到违约行为纠正之日止，且贷款人因追索贷款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和损失应由借款人负责赔偿。贷款合同签订当日济南人造毛皮厂与贷款人签订抵押合同，承诺以其位于济南市北闸子村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对上述借款本息、诉讼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双方并到济南市土地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云霖公司也于贷款合同签订同时向投行市中支行出具书面担保书，承诺对借款本息、诉讼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贷款合同签订后，投行市中支行如约发放了贷款，但借款人一直未能按期归还借款本息，抵押人及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责任。截止2012年12月20日该笔贷款尚欠贷款本金350万元，利息7603664.82元。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光大银行全面接收中国投资银行的同城网点及所有债权债务，该笔贷款转归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所有。综上所述，请求判令济南人造毛皮厂偿还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借款本金350万元及利息7603664.82元（利息计算至2012年12月20日，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照贷款合同约定计算）；被告云霖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诉讼费用及律师费12万元被告济南人造毛皮厂、云霖公司承担。
济南人造毛皮厂一审辩称，一、本案所涉欠款最后的还款期限是2000月6月29日，因此本案所涉欠款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从2000月6月30日起算，计算至2002年6月29日。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提供的逾期贷款催收函，最早的时间显示为2004年7月5日，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二、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提交的多份逾期贷款催收函存在重大瑕疵，依法不应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应依法驳回其诉请。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共提交七份逾期贷款催收函，以证明其在2004年7月5日至2011年12月6日多次向我厂催款，但自2004年7月5日至2010年4月6日期间的五份催收函既无相关人员的签字，也无相应地签收日期，仅有我厂的印章，在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并且该七份逾期贷款催收函更无相应的邮寄证据来予以印证，有违银行催收常规。2010年8月，我厂因原印章遗失，启用新的印章。且就印章遗失的事实，已于2010年8月18日在济南市公安局备案。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提供的最后两份逾期贷款催收函（日期为2011年3月6日和2011年12月6日）加盖的是我厂遗失的原印章。因此，我厂对最后两份催收函的真实性、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三、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主张利息数额过高，利息的计算标准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25条规定：“逾期贷款或挤占挪用贷款，从逾期或挤占挪用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到清偿本息为止，遇罚息利率调整分段计息。”从1999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调整逾期贷款利率水平，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按照短期贷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算利息，严重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根据历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逾期贷款利率水平的调整通知，可以看出自1999年6月10日（逾期贷款利率由日利率万分之三降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我国逾期贷款利率水平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以按照短期贷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即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利息，其计算标准远远高出国家法定的罚息计算标准，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据此计算出的利息7603664.82元明显过高，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四、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本案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从未行使过抵押权，因此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抵押物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的诉讼请求。
云霖公司一审未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1998年6月29日，投行市中支行与济南人造毛皮厂签订合同编号为98年投济市中流字第25号短期贷款合同，约定投行市中支行向济南人造毛皮厂发放贷款400万元，贷款期限为2年，自1998年6月29日起至2000年6月29日止，贷款用途为偿还原外汇贷款及人民币贷款；贷款利率为月息8.25‰，利息每季度计收一次，结息日为每季末月20日和到期日，计息方法以360天为一年，按贷款余额和实际用款天数计收利息；在合同有效期内，国家调整法定贷款利率且适用于本贷款时，投行市中支行毋需通知济南人造毛皮厂，即可从规定的调整之日起按调整后的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对未支付的利息，投行市中支行有权按结息期间的利率计收复利，如济南人造毛皮厂未按期还款，对未还款的部分，投行市中支行有权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记收利息；投行市中支行因追索贷款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和损失应由济南人造毛皮厂负责赔偿。同日，投行市中支行与济南人造毛皮厂签订抵押合同，约定济南人造毛皮厂将其位于济南市北闸子村的地号为041311003号、面积为35507.1平方米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投行市中支行，抵押的范围为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含调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含拍卖费、诉讼费、投行市中支行律师费等）。同日，云霖公司向投行市中支行出具担保书，承诺对济南人造毛皮厂的借款本金400万元、利息、复利、费用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上述合同签订后，投行市中支行按约发放贷款400万元。对抵押土地使用权，投行市中支行与济南人造毛皮厂在济南市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57号文件规定，投资银行的同城营业网点整体转让给中国光大银行。济南人造毛皮厂的该笔借款由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负责管理和清收。
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到期后的两年内曾向济南毛皮厂、云霖公司主张过权利。2004年7月5日，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向济南人造毛皮厂发出逾期贷款催收函，载明济南人造毛皮厂向光大银行济南分行筹借的主合同98投济市中流字第25号、从合同98投济市中流字第25号项下的款项400万元、利息2195552.54元已于2000年6月29日到期，要求济南人造毛皮厂尽快偿还所欠的贷款本息。济南人造毛皮厂在催收函回执中加盖印章，表明认可借款事实并保证承担按时还款的责任。2006年4月25日、2007年11月5日、2009年3月23日、2010年4月6日、2011年3月6日、2011年12月6日，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以类似2004年7月5日的催收方式向济南人造毛皮厂催收贷款本息，济南人造毛皮厂均在催收函回执中加盖印章并均承诺认可借款事实并保证承担按时还款的责任。
济南人造毛皮厂对2010年4月6日、2011年3月6日、2011年12月6日催收函中其单位的印章提出异议，经司法鉴定，上述催收函中济南人造毛皮厂的印章与其曾经使用过的印章系同一枚印章。
根据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提交的催收函得出，自借款到期至2007年期间，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逾期利息系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计收。
自2004年7月5日起每两年内，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云霖公司进行过催收，要求云霖公司督促济南人造毛皮厂还款或由济南人造毛皮厂代为清偿。云霖公司均在催收函回执中加盖印章，表示认可担保事实并督促借款人尽快偿还所欠的借款本息。
2007年12月19日，济南人造毛皮厂还款50万元，剩余本息未能清偿。截止2012年12月20日，济南人造毛皮厂尚欠借款本金350万元、利息7603664.82元。
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为诉讼与北京市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支付北京市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2万元。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已实际支付律师费24000元。该24000元代理费符合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
原审法院认为，投行市中支行与济南人造毛皮厂及云霖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投行市中支行按约发放了贷款，济南人造毛皮厂应当偿还投行市中支行所欠借款本息，投行市中支行对抵押的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9）57号的规定，投资银行的同城营业网点整体转让给中国光大银行，济南人造毛皮厂的该笔借款由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负责管理和清收，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虽然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到期后的两年内曾向济南毛皮厂主张过权利，该笔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自2004年7月5日起，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曾向济南人造毛皮厂发出数份逾期贷款催收函，要求济南人造毛皮厂尽快偿还所欠的贷款本息，济南人造毛皮厂在催收函回执中加盖印章，承诺认可借款事实并保证承担按时还款的责任，应视为对借款本息的重新确认，故济南毛皮厂应向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清偿借款本息。虽然济南人造毛皮厂对2010年4月6日、2011年3月6日、2011年12月6日催收函中其单位的印章提出异议，但经司法鉴定，上述催收函中济南人造毛皮厂的印章与其曾经使用过的印章系同一枚印章，故济南毛皮厂关于上述三份催收函具有重大瑕疵，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支持。
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虽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主张权利，借款本息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作为借款本息的从权利抵押权也应视为超过法律保护的期限，但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向济南人造毛皮厂发出的逾期贷款催收函中，载明了催收债权的依据系主合同、从合同，应认定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本案所涉的从合同的抵押权也一并主张了权利，济南毛皮厂在催收函回执中加盖印章、承诺还款的行为亦应视为对抵押权的重新确认。故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本案的抵押权并未丧失，其对本案的抵押权仍享有优先受偿权。
云霖公司向投行市中支行出具的担保书有效。依据担保书的约定，云霖公司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本案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为2000年6月29日，本案云霖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至2002年6月29日。在上述保证责任期间，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未向云霖公司主张权利，云霖公司免除保证责任。虽然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此后向云霖公司主张权利，云霖公司亦盖章确认，但从云霖公司承诺的内容看，得不出云霖公司与光大银行济南分行重新达成一致担保的意思表示，故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请求云霖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根据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提交的催收函得出，自借款到期至2007年期间，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逾期利息系按照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标准计收，该逾期利息的记收方式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息计算的规定，对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计算的利息，该院予以确认。
借款合同约定了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因追索贷款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应由济南人造毛皮厂负责赔偿。故济南人造毛皮厂对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因本案诉讼所实际支付的律师费24000元应承担清偿责任，对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主张的未实际发生的律师费，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二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济南人造毛皮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借款本金350万元、利息7603664.82元（利息计至2012年12月20日，嗣后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计付）。二、被告济南人造毛皮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律师费24000元。三、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对被告济南人造毛皮厂名下的位于济南市北闸子村的地号为041311003号、面积为35507.1平方米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在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被告济南人造毛皮厂付款义务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42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济南人造毛皮厂负担。
上诉人济南人造毛皮厂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主张权利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之后，济南人造毛皮厂在光大银行济南分行的催收函上是对抵押权的重新确认，违反了《担保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之规定。而本案抵押权未重新办理任何登记手续，一审法院判决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之规定，本案的主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在二年内未行使抵押权。因此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抵押物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本案中既有人保又有物保，在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云霖公司和济南人造毛皮厂分别在光大银行济南分行的催收函上盖章，一审法院认定云霖公司在催收函上盖章行为不具有重新担保的意思表示，判决免除云霖公司的保证责任，而认定济南人造毛皮厂是对其担保物权的重新确认，同样的事实作出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明显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三、2010年8月18日，济南人造毛皮厂已启用新的公章，而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提供的最后两份逾期贷款催收函，显示时间分别为2011年3月6日和2011年12月6日，却加盖济南人造毛皮厂遗失的原公章。一审法院对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提交的存在重大瑕疵逾期贷款催收函予以采信，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四、根据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国家调整法定贷款利率时，可从规定的调整之日起按调整后的贷款利率计息。中国人民银行在此期间调整的利率如下：1998年7月1日至1998年12月6日年利率为7.11%；1998年12月7日至1999年6月9日年利率为6.66%；1999年6月10日至2002年2月20日年利率为5.94%。因此，贷款合同期间利息不应再按合同约定的月息8.5‰计算，而是应根据利率变化分段计算。即：1998年6月29日至1998年12月28日利息为：400万×7.11%÷2＝142200元；1998年12月29日至1999年6月28日利息为：400万×6.66%÷2＝133200元；1999年6月29日至2000年6月29日年利息为400万×5.94%＝237600元，上述合计利息513000元，而不是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所计算的792000元。一审法院对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主张的全部罚息确认由济南人造毛皮厂承担缺乏事实依据，致使判决结果错误。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25条规定“逾期贷款或挤占挪用贷款，从逾期或挤占挪用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直到清偿本息为止，遇罚息利率调整分段计息。”贷款合同到期后，按双方合同4.4.3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25条之规定，逾期罚息应按罚息利率调整分段计息，而不应按日万分之四计算。从1999年至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9）192号、银发（2003）251号通知多次调整逾期贷款利率，即：1996年5月1日至1998年12月6日为日万分之四；1998年12月7日至1999年6月9日为日万分之三；1999年6月10日至2003年12月10日为日万分之二点一；2004年1月1日至今为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逾期贷款利息：自2003年6月30日至2003年12月31日，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本金400万元×逾期天数1279×2.1÷10000=1074360元；2004年1月1日至今为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400万元×8.25‰×（1＋30%）×36个月=1544400元；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20日，350万元×8.25‰×（1＋30%）×50个月=1876875元；以上逾期贷款利息共计4495635元，而不是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计算的7603664.82元。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未提供实际支付律师费的凭证及证据，一审法院判决由济南人造毛皮厂支付2.4万元律师费，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济南人造毛皮厂请求依法撤销（2013）济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的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口头答辩称：第一，抵押权与其所担保的主债权同时存在，这是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主债务人在催收函盖章确认，由主债务人自己所提供的抵押也应视为是对抵押权的重新确认，这也是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的。并且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的催收函中也是对主从合同一并进行了催收，并被一审法院认可。第二，抵押物权和保证不是同一担保权利，并且本案的保证人是第三方，因此作出不同的判决结果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催收函上的印章已经司法鉴定确认与济南人造毛皮厂曾使用过的印章为同一枚印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第四，被上诉人的利息计算完全符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且以常识来看，98年发放的贷款本金350万元至起诉时已经14年，利息700余万并不高。第五，律师费相关证据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且开庭时也提供了相关的发票以及实际支付的证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云霖公司未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借款合同4.4.3条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国家调整法定贷款利率且适用于本贷款时，即可从规定的调整之日起按调整后的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在此期间调整的利率如下：1998年6月29日至1998年6月30日合同约定利率月息8.25‰；1998年7月1日至1998年12月6日年利率为7.11%；1998年12月7日至1999年6月9日年利率为6.66%；1999年6月10日至2002年2月20日年利率为5.94%。贷款合同期间利息（即：1998年6月29日至1998年6月30日利息为400万×8.25‰×（2天÷30）=2200元；1998年7月1日至1998年12月6日利息为：400万×7.11%×（156天÷360）＝123234元；1998年12月7日至1999年6月9日利息为：400万×6.66%×（182天÷360）＝134680元；1999年6月10日至2000年6月29日年利息为400万×5.94%×（384天÷360）＝253440元），上述合同期内利息共计513554元。
借款合同5.5.3条约定，借款人未按5.1条规定的还款计划如期还款，对应还未还的部分贷款，贷款人有权从计划还款日后的第一天起至该部分贷款实际还款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于2004年7月5日、2006年4月25日、2007年11月5日向济南人造毛皮厂发出逾期贷款本息催收函，均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之后，向济南人造毛皮厂发出逾期贷款本息催收函均是按合同中的有关规定计收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2000年6月30日至2004年7月5日共计1445天，400万本金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为2312000元；2004年7月6日至2007年12月19日共计1243天，400万本金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为1044120元；2007年12月20日至2012年12月20日共计1800天，350万本金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为1323000元；以上逾期贷款利息共计4679120元。
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4万元转账支票、银行进账单、北京市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服务费发票。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第一，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二，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计算利息数额是否过高。第三，济南人造毛皮厂应否支付律师费。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与济南人造毛皮厂签订的贷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1998年6月29日至2000年6月29日，本案诉争的主债权诉讼时效截至2002年6月29日届满，本案的抵押权设定于1998年6月29日，本案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提供的最早的一份催款函日期为2004年7月5日，一审法院也已认定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主张权利，借款本息超过诉讼时效，作为借款本息的从权利抵押权也应视为超过法律保护期限。因济南人造毛皮厂在催收函上盖章，一审法院认定在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济南人造毛皮厂在催收函上盖章是其对原贷款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但该批复只是对借款合同主债务的重新确认，并未提及适用担保物权，这仅是对诉讼时效届满后诉讼时效中断的例外规定，该批复并不适用担保物权。一审法院认定济南人造毛皮厂在催收函上盖章是其对抵押担保的重新确认，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7号批复的规定，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4号《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根据该规定，济南人造毛皮厂在催收函上盖章，并不产生对抵押担保“重新确认”的效力，除非催收函内容有担保人愿意继续担保的意思表示，符合担保合同成立要件。就本案而言，济南人造毛皮厂在催收函上盖章，但没有明确继续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而催收函内容并不符合担保合同成立的要件，双方没有形成新的抵押担保关系，也未办理抵押登记，显然济南人造毛皮厂盖章行为并不能构成向光大银行济南分行重新提供抵押担保，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因主合同约定借款本息已过诉讼时效，其已丧失抵押权。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不当，应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投行市中支行与济南人造毛皮厂签订的借款合同第4.4.1条、4.4.3条的约定及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向济南人造毛皮厂发出逾期贷款本息催收函，截止2012年12月20日，济南人造毛皮厂尚欠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贷款利息共计5192674元，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未按贷款合同约定及催收函确认的逾期贷款利率计息有误，应予以纠正。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4万元转账支票、银行进账单、北京市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服务费发票，足以证明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实际支付了律师费，济南人造毛皮厂主张不承担律师费，不予支持。
济南人造毛皮厂对2010年4月6日、2011年3月6日、2011年12月6日催收函中其单位的印章提出异议，经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上述催收函中济南人造毛皮厂的印章与其曾经使用过的印章系同一枚印章，故济南人造毛皮厂关于上述三份催收函具有重大瑕疵，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第二、四项；
二、变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济南人造毛皮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借款本金350万元、利息5192674元（利息计至2012年12月20日，嗣后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计付）；
三、撤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第第三项。
一审案件受理费88422元，上诉人济南人造毛皮厂承担53053.2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承担3536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422元，上诉人济南人造毛皮厂承担53053.2元，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承担35368.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延华
审 判 员 邝 斌
代理审判员 郑元文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彭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