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北刑初字第196号
公诉机关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崔××。因本案于2013年11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11月13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11月13日被解除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5年6月3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翟晓玉、李英为，天津星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因本案于2013年11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11月13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11月13日被解除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5年6月3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德起，天津安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以津北检公诉刑诉（2014）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崔××、刘××、刘世德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因补充证据，于2015年9月23日和2016年1月18日二次建议延期审理，并于2016年1月29日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尔虹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崔××及其辩护人翟晓玉、李英为；被告人刘××及其辩护人刘德起；被告人刘世德及其辩护人满志有、陈玉凤到庭参加诉讼。刘世德于2016年1月22日因病死亡。本院于2016年2月22日裁定对被告人刘世德终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天津市红桥区咸阳北路房管站系国有事业单位，对房屋产籍具有管理权，可对外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被告人崔××、刘××分别为该站站长、副站长，刘世德经崔××介绍后与刘××相识。
解放军第254医院西院界内临元纬路处有三间平房共计50余平方米，系该医院军产房屋，被刘世德占有。2013年1月1日，经刘世德要求、崔××授意，刘××在未核实产权的情况下，为该房屋办理“托管”手续，并收取“托管费”，以咸阳北路房管站的名义与刘世德签订了上述房屋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2013年9月18日，应刘世德的要求，经崔××协调，刘世德将上述房屋转让给朱××。同年9月27日，崔××再次以咸阳北路房管站的名义与朱××违规办理了“托管”手续并签订了《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2011年至2013年间，崔××还应刘世德的要求，违反规定、超越职权，与刘世德等人办理了四处房屋的“托管”手续并签订了《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2013年10月12日，朱××在上述房屋施工时与解放军第254医院发生纠纷，致使本案案发。三被告人被先后查获归案。
案发后，由刘世德出资，以崔××的名义赔偿朱××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8万元。上述签订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均已注销并办理声明手续。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崔××、刘××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同时还认定本案系共同犯罪，应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并提供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崔××、刘××均表示认罪，但被告人崔××辩称涉案房屋非军产、托管行为属于民事行为，且其系为解决单位的经济困难才收取托管费，并无主观故意和恶意，未参与商定房屋转卖的价格，案发后积极处理善后事宜。被告人刘××亦辩称涉案房屋不是军产，且其系执行领导安排的工作，未意识到行为不当、未坚持原则，对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并不清楚。
被告人崔××的辩护人认为托管系民事法律行为，涉案房屋属于历史形成，非军产。涉案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的性质为“合同”，且注明“托管产”以区别于其他公有房产，并非所有权证书，出具该合同的行为并不能转变房屋的性质，且认为本案证据不足，崔××的行为未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故认为被告人崔××无罪。
被告人刘××的辩护人认为刘××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房屋托管系民事行为，且涉案行为发生在刘××任职期满之后，其已不具有副站长身份及相应的职权、职责，仅因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行事，无滥用职权的故意，亦未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滥用职权罪的证据不足，即使构成犯罪，亦属于从犯，且具有自首情节。
经审理查明，咸阳北路房管站系红桥区房地产总公司下属单位，与其上级单位均系事业单位。被告人崔××任站长、被告人刘××任副站长，刘世德（已死亡）先与崔××相识，后经崔××介绍与刘××相识。1982年经天津市红桥区政府和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现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联合授权，咸阳北路房管站具有对房屋产籍管理权限，对外可以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2010年8月6日，刘世德以15.8万元向案外人购得解放军第254医院西院界内临元纬路三间私建平房（共计50余平方米）。刘世德多次要求、怂恿崔××为其出具该房屋的公有房屋租赁合同。2013年1月1日，崔××、刘××在明知涉案房屋不属于房管站辖区、托管主体及托管范围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由崔××指派、授意刘××实地勘测并丈量房屋，在未核实房屋来源及权属和权证、未报上级审批、未经集体研究决定的情况下，将刘世德购买的他人未办理规划建设审批手续、无门牌号的个人私建平房办理了“托管”，并收取托管费用，2013年3月1日向刘世德出具了《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在产别中违规注明“托管产”。2013年9月18日，崔××还参与刘世德以人民币55万元的价格转卖该房屋，同年9月27日，崔××又再次擅自为后续买主朱××违规办理了“托管”手续并出具《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2013年10月12日，朱××在改建上述房屋时与解放军第254医院院方发生纠纷，致使案发。三被告人被先后查获归案。
2011年至2013年间，崔××还与刘世德共谋，违反规定、超越职权，与刘世德等人办理了其他四处房屋的“托管”手续并签订了《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案发后，上述签订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均已被注销并办理声明手续。刘世德出资以崔××的名义赔偿朱××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8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且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犯罪主体相关证据
1、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法人证书分别证明，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属于机关法人，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与红桥区咸阳北路房管站系上下级关系，均为事业单位，房管站主要业务为产籍管理。
2、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红桥区房管工作体制问题的规定》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区房产公司、区修建公司规格级别的通知》及天津市红桥区房产总公司出具业务范围和地界范围说明分别证明，区房地产管理局是区房地产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区房地产公司是公房经营管理的事业单位，并将房地产管理局对房屋经营管理的部分职能分设到房产总公司。另，证明咸阳北路房管站的管辖区域和地界范围。
3、干部任免呈报表、任免职通知、聘期说明、站长和副站长岗位职责分别证明，经红桥区房产总公司经理办公会2010年2月8日研究，决定聘任崔××为咸阳北路房管站站长、刘××为副站长，聘期二年，二被告人聘请二年后依照公司惯例尚未履行续聘手续，但视为续聘，继续履行相关职责。另，证明站长和副站长岗位职责内容等情况。
4、户籍信息表分别证明，被告人崔××、刘××的身份情况。
5、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分别证明，2013年10月，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发现红桥区咸阳北路房管站为河北区元纬路的非法建筑发放《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后该房屋被转卖。2013年11月11日，在咸阳北路房管站将崔××、刘××抓获归案。
二、涉案“元纬路60号”房屋来源及产权归属相关书证
1、解放军第254医院出具的“254西院私建平房情况说明”和“关于拆除西院家属院内违章建筑的事宜函”分别证明，涉案房屋系未经医院批准的个人违章建筑。2013年10月间，朱××改建涉案房屋时与医院方发生纠纷，经254医院查证朱××出具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发证单位为红桥区咸阳北路房管站、性质为托管产，后到房管站查看托管档案显示：该房是郑义民于1998年自建，并于2010年8月与刘世德签订买卖协议，2013年3月刘世德仅凭此协议在咸阳北路房管站取得托管合同。同年9月27日房管站将托管合同过户到朱××名下，登记房屋地址为元纬路58、60、62号，河北区规划局无该房屋报建手续，254医院也未出具相关房屋托管、拆改建等手续证明。254医院后将涉案违章建筑予以拆除。
2、天津市规划局河北分局出具的复函证明，元纬路60号未办理规划建设审批手续，并经核查地名档案，无元纬路60号门牌号。
3、解放军第254医院提供的天津市测绘院出具的该医院地界规划图证明，涉案“元纬路60号”房屋在254医院地界管辖范围内。
4、解放军第254医院要求红桥区咸阳北路房管站致歉、改正申请及咸阳北路房管站致歉书证明，红桥区咸阳北路房管站站长崔××对涉案房屋违规托管并办理了房屋租赁合同的事实予以承认并致歉，且积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三、咸阳北路房管站与刘世德、朱××等人办理托管手续及签订租赁合同相关书证
1、房屋托管承诺书二份、买卖合同一份、《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一份、《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三份分别证明，郑义民将自建平房卖给刘世德，刘世德先后与咸阳北路房管站签订了上述房屋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产别均为托管产的情况。
2、收条、招商银行客户回单、个人存取款凭条、托管协议一份、《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三份、天津直管公房租金缴款凭证分别证明，刘世德将涉案房屋转卖给朱××，后朱××与咸阳北路房管站签订托管协议，并取得该房屋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同时缴纳租金的情况。
3、咸阳北路房管站分别与刘世德等人签订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和托管协议及咸阳北路房管站出具的接管房屋明细及自己往来结算票据分别证明，被告人崔××为刘世德等人先后违规办理四处不同地点房屋的“托管”手续并签订了《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后收取托管费用的情况。
四、咸阳北路房管站无权签订元纬路60号《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相关书证
1、咸阳北路房管站出具的会议纪要及领导班子、代表的参会说明分别证明，结合相关证言表明该会议纪要系事后伪造、补签。
2、咸阳北路房管站向市房产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咸阳北路房管站对涉案房屋托管未向上级报备。
3、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津证办发（2012）17号文件转发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加强我市单位产住宅房屋管理意见》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租赁合同填写说明分别证明，涉案房屋不在红桥区辖区且不属于单位产住宅房屋，故涉案房屋不属于托管的范围，涉案人员刘世德不具有将房屋进行托管的主体资格。
4、天津市房产总公司出具说明证明，托管房屋不属于公有非住宅房屋产别。房屋托管是房屋所有权人和受委托管理双方当事人的自愿行为，属于民事行为。
5、红桥区房产总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负责民用公房的产业管理和经营管理”职权中包括与承租人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
6、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说明证明，房管站作为专业的房屋经营管理单位可以接受房屋产权单位委托，对其托管的房屋进行租赁、修缮、管理，房管站与承租人签订公有房屋租赁合同，并在租赁合同产别中注明为托管产；区咸阳北路房管站隶属于红桥区房产总公司，负责公产房屋的修缮和经营管理。
五、言词证据
1、被害人朱××陈述证明，朱××于2013年8月知悉河北区元纬路60号-1、2、3对外出售，后经查看房本及到相关部门了解，得知该房是由红桥区咸阳北路房管站托管的公有非住宅房屋，房主为刘世德，房本是真实、可办理过户的，遂与对方以人民币55万元的价格交易成功，并在咸阳北路房管站崔站长（崔××）办公室内办理了过户手续、领取房本、签订托管协议、缴纳房租等。同年10月上旬，朱××因装修该房屋与254医院发生纠纷，继而得知该房手续属违法办理，后崔××通过中间人补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8万元，现已将房本退还。
2、证人马一×（系咸阳北路房管站内勤）证言证明，崔××是咸阳北路房管站站长，其直属领导是副站长刘××，房管站负责公产房的置换和过户，并制作房本，“房本”即指红色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和绿色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2013年上半年，刘××两次让其给刘世德办理了元纬路60号房屋的《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编号尾号为7999）和《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编号尾号为1827-1829），该房是托管房。另证实，没有文件明确规定托管产办理房本需要何种手续和材料，且听刘××说过为刘世德办理的合同是崔站长交办的。
3、证人安××（系咸阳北路房管站内勤）证言证明，2013年9月，崔站长让其将元纬路60号原户主刘世德的房本收回，为新户主朱××重新打印了该房屋的《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和托管协议，并收取了一年的房租人民币2300元。另证实，档案里并没有相关会议纪要。
4、证人邓××、马二×、戴××、侯××、连××、王××证言分别证明，对元纬路60号房屋进行托管的会议纪要系经被告人崔××要求后补的，并非真实会议纪要。
5、证人黄××、陈××证言证明，被告人崔××办理其他托管房屋情况。
6、证人韩××（系天津市房产总公司产业经营部部长）证言证明，产业经营部负责市内六区直管公产房的经营管理，崔××从未向其本人咨询过对河北区元纬路60号房屋进行托管的问题，该托管未向区公司上报，未在市公司备案，托管一般需要单位移交申请、提供单位有效房地产权属证、管房单位在房管局登记备案等条件。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崔××、刘××及其辩护人对上述部分证据提出异议：
被告人崔××、刘××及其辩护人对254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据均表示异议。二被告人均认为涉案房屋不是254医院的军产，被告人崔××、刘××辩称未看过致歉书。被告人崔××、刘××的辩护人均认为254医院出具的全部证据均不具有证明效力，未提供254医院的上属单位北京军区及房屋所有权证等其他证据材料证明涉案房屋系军产，医院地界规划图无法证明涉案房屋的具体地点及在254医院地界范围内。
被告人刘××的辩护人对其聘期的说明和岗位职责提出异议，认为刘××二年聘期已届满，无续聘聘书，其已无法律上的副站长职权；岗位职责的内容不能证明刘××具有托管房屋的管理职责。其他托管房屋与本案无关、与刘××行为无关。
被告人崔××、刘××及其辩护人对会议纪要内容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2）17号文件证明效力均提出异议。被告人崔××、刘××认为会议纪要虽系后补，但房管站领导班子确实说过此事，并向书记进行汇报，但领导班子研究的事实存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7号文件适用于单位产托管，未对私产托管进行限制，托管系民事行为，对本案无证明作用。
被告人崔××、刘××认为证人韩××称未就托管事宜进行咨询的内容不实。被告人崔××的辩护人认为韩××未如实陈述，托管的程序及依据仅为其个人认识。被告人刘××的辩护人认为黄××、陈××证言与本案无关。
被告人崔××、刘××及其辩护人对其他证据未表异议。
被告人崔××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
1、心声言书证明，咸阳北路房管站多名职工请求对被告人崔××从轻处罚。
2、朱××出具的收条三张、证明一份证明，朱××收到由刘世德出资通过崔××转交的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08万元。
3、物证照片证明，涉案房屋拆除后的照片，该房屋原址在254医院围墙外。
4、咸阳北路房管站收支情况明细表证明，被告人崔××将房管站扭亏为盈。
被告人刘××及其辩护人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物证照片复印件证明，在实践中存在跨区托管的情况。
2、咸阳北路房管站联席会议决议证明，房管站接管、联建各区房屋（包括住宅和非住宅）。
3、判决书二份证明，咸阳北路房管站曾与其他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产生纠纷，后依照民事诉讼程序依法判决的情况。
4、心声言书证明，咸阳北路房管站多名职工请求对被告人刘××从轻处罚。
5、1964年天津市房管局《关于公产院内和公地上违章建筑处理暂行办法》及1988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房屋所有权登记工作中对违章建筑处理的原则意见》证明，违章建筑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可发给产权证件。
关于被告人崔××、刘××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提交证据的异议，经查：（1）案发时被告人崔××、刘××的聘期虽已届满，且无形式上的续聘文件，但其上级机关出具的聘期说明已明确二被告人继续履行职责，且二被告人亦实际按职履责、照常工作，应视为二被告人负有站长、副站长的管理职责，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2）254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能够确认涉案房屋的性质系私建，关于该房屋是否系军产则属于权属确认问题，与本案定罪无关；（3）相关证人证言证明已明确证实对涉案房屋托管的会议纪要及相关材料系伪造、补签，被告人崔××、刘××亦对此情节予以确认，不能作为集体研究决定对涉案房屋进行托管证据采信；（4）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2）17号文件系政府文件对托管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和证明效力。（5）证人韩××的证言显示被告人崔××、刘××未就房屋托管事宜对其进行咨询，并证实相关的托管规定，且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亦未就此内容提供证据支持己方观点；（6）证人黄××、陈××证言证实其他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相关情况，虽与被告人刘××的涉案行为无关，但与被告人崔××、刘世德的涉案行为存在关联，表明二被告人多次共谋违规办理其他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的事实，情节严重。被告人崔××、刘××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异议均不影响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故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崔××、刘××及其辩护人提交的证据，经查：（1）跨区托管房屋照片系网上搜索所得，并无所述房屋托管的其他证据佐证，其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认定；（2）联席会议决议仅证实房管站的跨区接管、联建房屋问题，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3）其他案件的判决书和相关文件均不能作为可以违规为涉案房屋办理公有房屋租赁合同的依据，故上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崔××、刘××及其辩护人提供的其他证据，本院酌情采纳。
关于被告人崔××、刘××的辩解意见和相关辩护人关于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崔××、刘××身为咸阳北路房管站的站长、副站长，具有“负责民用公房的产业管理和经营管理”职权，其中包括与本辖区内单位产住宅房屋的产权单位签订《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职权来源于上述63号文件的授权。二被告人明知涉案房屋不属于房管站辖区和托管范围、托管主体不符合相关文件规定，仍违规办理相关手续，因此，二被告人主观上有滥用职权的故意，客观上超越和滥用职权，违规违纪为个人私建平房进行托管并收取托管费用，随后出具《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在产别中违规注明“托管产”，最终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损失数额已达到渎职犯罪的追诉标准。故被告人崔××、刘××的行为均已具备滥用职权罪的主观和客观要件。被告人刘××受领导指派，积极参与对涉案房屋的测量，在明知涉案房屋权属不明、无任何权证、不符合托管规定的情况下，未尽职责提出反对意见，却部署房管站内勤打印租赁合同，具体协助完成房管站内部一系列相关手续，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但鉴于其对出具上述租赁合同并未有最终决定权，起次要辅助作用，可认定为从犯。故被告人崔××、刘××的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另，符合规定的房屋托管系房屋所有权人和受委托管理当事人的自愿行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但对明知不属于托管范围、托管主体不合格的房屋进行违规托管，利用职权并借用托管房屋名义出具《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与《天津市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则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二被告人均系在司法机关掌握犯罪线索后被查获归案，缺乏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构成自首。故辩护人关于二被告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刘××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被告人崔××关于其无主观的故意和恶意的辩解意见，被告人刘××关于主观上不明知的辩解意见，本院均不予支持。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其他辩护意见，本院酌情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崔××、刘××作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在刘世德指使下滥用职权，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崔××、刘××犯滥用职权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崔××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刘××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从轻处罚。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已于案发后足额补偿，可对被告人崔××、刘××酌情从轻处罚。据此，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崔××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被告人刘××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剑波
代理审判员 邢 莉
人民陪审员 赵贵珍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晓蕊
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第三款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