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皖0104行初72号原告李莉，女，汉族，1964年3月6日出生，户籍地合肥市蜀山区，现住合肥市经开区。委托代理人吴燕康，男，1964年4月19日出生，住合肥市经开区，系李莉丈夫。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住所地合肥市清溪路2号。法定代表人钟磬，局长。委托代理人宋永红，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法制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郭洪，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三里庵派出所副所长。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合肥市东流路100号合肥市政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凌云，代市长。委托代理人杨忠，合肥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处处长。原告李莉不服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合肥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原告李莉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莉的委托代理人吴燕康，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宋永红、郭洪，合肥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于2014年7月15日对原告李莉作出合公蜀（三）行罚决字(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对李莉行政拘留10天。原告不服向合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合肥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合复决(2014)9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原告李莉诉称：原告因房屋拆迁问题前往北京信访，2014年7月15日，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做出合公蜀（三）行罚决字(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治安拘留10日。原告提请行政复议，合肥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了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的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起诉至法院。理由：一、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称：原告因房屋回迁问题，先后多次到蜀山区人民政府，合肥市人民政府和国家信访局上访，在该事项已经三级终结的情况下，仍然于2014年4月至6月多次前往北京中南海进行“非法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发现、阻止并给予训诫，以上事实有原告的陈述和辩解、证人证言，公安机关的训诫书、工作说明信访事项相关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后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以扰乱单位秩序决定对原告处行政拘留10日。但原告认为：1、原告从未因房屋回迁问题去过蜀山区政府、合肥市政府上访，这是捏造的。即使去了也是合法的。去国家信访局是真实的，国家信访局也受理了原告的诉求，足以证明原告的信访是逐级信访的，也是合法的。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区分局违反了中央政法委在2016年4月7日《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的相关要求，如“各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各地方就无权进行处罚处理”。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显然没有案发地的移交手续，更拿不出原告的违法行为通知书，显然侵犯了原告的合法人身权利。相反二审中原告出具了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的登记回执，西城公安分局（2014）第3311一回、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西公（2014）第3324号-不存，足以证明原告的上访行为合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三、三里庵派出所涉嫌造假。原告2014年7月14日上午9时被传唤，《呈请传唤审批表》的案由是吸毒，而传唤原告的事实是因上访。而三里庵派出所接到报案的时间是2014年7月14日下午14时18分；两份询问笔录分别是2014年7月7日和2014年7月8日；显然都不符合办案程序；原告拘留裁定书的理由是“扰乱公共秩序”，释放证上却变成了“非法上访”，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区分局提供的训诫书伪造的，2014年4月22日的编码是201405270040,2014年5月25日是201405270039,2014年5月26日是201405270038,2014年6月30日没有编码，三份有编码的训诫书顺序与时间不符，2016年6月14日二审中，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委托代理人宋永红当庭承认，训诫书不是北京警方移交的、未经核实真实性。四、合肥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载明：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因合肥市肥西路原煤气公司宿舍拆迁改造，对回迁安置房不满意的问题，先后多次到合肥市蜀山区政府、合肥市政府和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2012年12月20日，合肥市人民政府作出编号为合访核字[2012]112号《关于曹海军等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的信访终结意见，认为原告在该信访事项已经三级终结的情况下，仍然于2014年4月至6月共计4次前往北京中南海进行“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发现、阻止并予以训诫。经调査取证并报审批，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合公蜀（三）行罚决字【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扰乱单位秩序决定对申请人处行政拘留十日。本案中申请人在其信访事项已经三级终结的情况下，仍多次前往北京中南海进行“非法上访”已经扰乱了该机关的正常秩序，且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发现、阻止并予以训诫，被申请人据此向申请人作出的合公蜀（三）行罚决字【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依据正确、内容恰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的合公蜀（三）行罚决字【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众多证据说明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存在违法乱象，合肥市政府法制办视而不见，还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再次审理查明原告“非法上访”是对法律的藐视。公民遵守宪法，按照《信访条例》依法逐级信访，维护合法权益，是正当合法的。综上所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撤销合公蜀（三）行罚决字【2014】10197《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合复决【2014】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恢复名誉，公开道歉。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辩称：原告李莉在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案件的主要事实是：2014年6月29日，李莉因其房屋拆迁安置问题，在三级信访终结的情况下，仍与其父母一起前往北京上访，次日在中南海附近被当地公安机关发现并带离予以训诫。另查实，李莉曾于2014年4月22日、5月25日、5月26日三次因同一事项前往北京中南海附近信访，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训诫。以上事实有李莉的陈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训诫书、工作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2、李莉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予处罚。据此，经审批后，答辩人对李莉做出了行政处罚。3、李莉不服答辩人的处罚，向合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合肥市人民政府经复议，决定维持答辩人的原处罚决定。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合肥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公正合法。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起诉。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辩称：2014年8月29日，答辩人收到被答辩人的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做出的编号为合公蜀（三）行罚决（2014）10197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审查，答辩人认为该复议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法予以受理。2014年8月29日,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送达《提出答复通知书》，要求其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对该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同年9月1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签收了该《提出答复通知书》。2014年9月10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作出行政复议答辩状，并提交了做出合公蜀（三）行罚决（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证据及有关材料。2014年10月20日，答辩人通过书面审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合复决（2014）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作出的合公蜀（三）行罚决（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同年10月20日通过EMS邮寄方式送达李莉，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于同年10月22日予以签收，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原告李莉提供的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原告被拘留10天后释放了；2、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已行政复议到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对其行政复议不满意；3、国家信访局受理函，证明原告和计美娟一起到国家信访局信访，国家信访局受理后转给省信访局，但省信访局一直没信息；4、登记回执、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2014年9月11日之前原告在北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询问李莉的两次笔录，2、询问王琨的笔录，3、询问成志宇的笔录，证据1、2、3证明案件的部分事实情况；4、李莉的户籍证明，证明李莉的身份情况；5、李莉的前科查询证明，证明李莉的违法经历情况；6、对李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7、告知笔录，证明处罚前已向李莉告知；8、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依法履行处罚审批程序；9、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案件；10、结案报告，证明案件的事实、证据等综合情况；11、到案经过，证明李莉的到案情况；12、报案材料，证明被告依法接受报案材料；13、传唤证、传唤审批表、延长传唤审批表，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传唤程序；14、调取证据审批表、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证明被告依法调取相关证据；15、相关部门信访事项意见（三份），证明李莉的信访事项已经三级终结；16、训诫书（六份），证明李莉及其父母因涉嫌违法被劝阻、训诫；17、工作说明（三份），证明李莉及其父母因涉嫌违法被劝阻、训诫；18、执行回执，证明公安机关已执行了处罚决定。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李莉向合肥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合肥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受理；2、提出答复通知书（合复答（2014）95号）、送达回证，证明合肥市人民政府于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区分局，要求蜀山分局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其他有关材料；3、行政复议答复，证明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了书面答复，并提交了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4、行政复议决定书（合复决（2014）95号）、送达回证，证明合肥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2、3、4、5、6、7、18无异议;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反映原告有犯罪违法的行为；对证据8《行政处罚审批表》有异议，认为受案时间是2014年7月14日14时48分，案由是扰乱单位秩序不符；对证据9有异议，《受案登记表》中没有报案人的姓名，只有受案民警的签字，案由是原告带父母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对证据10《结案报告》的处理结果和法规依据有异议，其载明的国家信访局周边、中南海周边都是公共场所，其法律适用是错误的；对证据11《到案经过》有异议，上面载明的是口头传唤，实际是2014年7月14日早上8:30左右到原告家，三里庵民警不出示传唤证强行把原告带走；对证据12有异议，《报案材料》是三里庵街道报案和出具的，其右上角载明被告收到的时间是2014年7月14日，实际是7月14日一大早就到原告家把人带走了，7月14日晚上派出所所长把原告叫去谈房子，称不拿房子就关人，一直谈到7月15日凌晨1点钟，原告不愿意拿，第二天就拘留了原告，这些材料都是后补的，三里庵街道和三里庵派出所合谋迫害原告；对证据13有异议，《呈请传唤审批表》案由是吸毒，《延长传唤审批表》案由是扰乱单位秩序，《呈请传唤审批表》的受案时间是7月14日上午10:40分，而到派出所在传唤证签字是11点多，显然是后补的，《呈请传唤审批表案》、《延长传唤审批表》与事实不符；对证据14有异议，《呈请调取证据审批表》上案由是吸毒，但《调取证据通知书》上写的是扰乱单位秩序，其他无异议；对证据15无异议，一开始原告和曹海军在一起，但曹海军的事情解决后，就不再代表原告6户，原告等就再向上一级信访；对证据16训诫书六份有异议，2014年6月30日18:18分的训诫书没有序号，没有被训诫人的签名，2014年4月22日17:58分的训诫书编号尾号为40,而2014年5月25日的编号尾号为39，之后日期训诫书的编号反而小于前面日期的编号，且几张训诫书时间相隔一、两个月，但是却是连号的，真正的训诫书是有序号且有被训诫人签字的，原二审中法庭问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训诫书的来源，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称不清楚来源，综上原告认为训诫书是假的；对证据17上面载明的事情是有的，地点、时间是真实的，但事实不是上面载明的，原告在北京是主动询问警察，警察把原告等人带到派出所的，不是被动盘问检查。对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其未触犯该法律规定。原告对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中送达回证无异议，对证据4中行政复议决定书有异议，是维持了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的行政复议。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对原告证据1、2、3无异议；对原告证据4、5、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其中登记回执上写了主体是西城公安分局，被告提供的证据是府右街派出所盖的章，查询不到正常，派出所是独立的行政主体，训诫书派出所可以作出来。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和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对对方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提供的1、2、3、4、5、15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提供的16、17不同时具备证据的三性要求，不予认定；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提供的受案登记表、传唤证、处罚审批表、告知笔录、执行回执等可以证明其行政处罚过程中所履行的程序，予以认定。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复议所履行的法定程序，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2可以证明原告被行政处罚及经行政复议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所举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原告所举证据4具有真实性，但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原告李莉因房屋拆迁事项多次上访。2014年7月14日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对原告多次进京上访行为进行立案受理，当日传唤原告询问并进行调查。经调查核实，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合公蜀（三）行罚决字（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4年6月29日李莉带其父母到国家信访局上访，被当地府右街派出所发现带至公安机关并予以训诫。同年4月22日、5月25日伙同他人多次前往北京上访。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李莉行政拘留10日。该处罚决定当日执行，于2014年7月25日执行结束。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合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合肥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合复决（2014）9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述处罚决定。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李莉于2014年8月26日到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申请公开“西城公安分局制作的2014年4月22日、5月25日、26日、6月30日李莉在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的法律手续”的信息，西城公安分局于2014年9月11日出具《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称：经查，您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本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另查：原告等人曾以曹海军为代表就房屋拆迁安置问题向各级政府部门信访。合肥市蜀山区三里庵街道办事处、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政府、合肥市人民政府就该信访事项分别作出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合肥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曹海军等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已告知“本复核意见为信访终结意见”。本院认为：行政诉讼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有无本案的管辖权以及其对李莉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的事实证据是否充分、处罚程序是否合法。对于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有无本案的管辖权这一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李莉的户籍地为合肥市××区，因此该案由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依法受理、查处，符合规定，李莉认为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无本案管辖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对李莉作出的合公（蜀）行罚决（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这一问题，本院认为，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进行行政处罚时，虽然已依法对案件进行了调查，收集了相关证据，但是相关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2014年6月29日，李莉带着父母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被当地府右街派出所发现后带至公安机关并予以训诫”的基本事实。因此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涉案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被告合肥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0日做出的维持上述处罚决定的合复决［2014］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依法予以撤销。另，原告请求“恢复名誉、公开道歉”非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于2014年7月15日对李莉作出的合公蜀（三）行罚决字［2014］10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合肥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0日做出的合复决［2014］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新月审 判 员  王嘉佳人民陪审员  窦中山二〇一七年一月五日书 记 员  柴莹莹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一、《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