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3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相轩，男，198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传磊，上海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宏伟，男，1990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爱平，女，197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大海，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沂，男，197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本市浦东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晶晶，女，198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上诉人李相轩、杨宏伟因与被上诉人邵爱平、张沂、邢晶晶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58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相轩与杨宏伟的上诉请求一致，请求内容如下：撤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邵爱平于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主张的请求内容。事实与理由：《客户协议书》及《汇丰贵金属交易市场交割管理制度》证明系争交易存在实物交割模式及实物交割的流程，故系争交易不应被认定为期货交易。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邵爱平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张沂、邢晶晶未在公告期满后向本院提供辩称意见。
邵爱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李相轩、张沂、邢晶晶与杨宏伟连带返还475,556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一、邵爱平与浙江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浙江A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签署的协议及资金情况。
2014年9月12日，邵爱平作为乙方，A公司作为甲方，签署一份《协议书》，内容涉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XX市场《XX市场规则》等规定，甲方作为XX市场（简称交易市场）的注册会员，与乙方就交易市场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事项达成共识，并自愿签订本协议；交易标的物为交易市场上市的所有交易品种；报价以伦敦贵金属现货交易市场价格为基础，综合国内贵金属市场价格及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对美元基准汇率，连续报出交易市场贵金属现货的人民币中间指导价；甲方根据《XX市场点差管理办法》，在交易市场人民币中间指导价的基础上，连续报出贵金属现货的人民币买入价和卖出价；乙方可以自行选择通过电话或网络系统与甲方进行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收交易采用保证金的形式进行，乙方的交易保证金不得低于成交金额的3%，乙方托管的交易保证金不享有任何利息；乙方在参与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收交易过程中，需支付如下费用：1、手续费1千克/手和5千克/手的收取标准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八，50千克/手和100千克/手的收取标准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六，交易品种规则以交易市场官方网站公告为准，2、延期费具体费用及细则参照《XX市场延期费管理办法》执行等；具体结算办法及细则参照《XX市场结算管理办法》执行；甲方以持仓风险率来计算乙方的持仓风险，持仓风险率的计算方法为：风险率=客户账户净值÷持仓占用保证金×100%，客户账户净值=账户余额+浮动盈亏；当乙方的持仓风险率小于100%时，乙方的交易保证金不足，需要追加交易保证金，否则乙方只能减少持有的头寸，直至乙方账户风险率等于或大于100%，当乙方账户风险率低于50%时，甲方将对乙方的未平仓合约进行全部强行平仓以控制风险；乙方因为违规或遇到紧急情况等，甲方可以对乙方的未平仓合约进行强行平仓；实物交割的具体交割办法和细则参照《XX市场钯金交收管理办法》、《XX市场铂金交收管理办法》和《XX市场白银交收管理办法》执行；乙方在甲方开设一个交易账户，由交易市场统一进行监管，交易账户实行一户一码制等。合同尾部由Z公司在甲方处盖章。
同日，邵爱平还作为投资者，Z公司作为会员，签署了《风险提示书》，内容涉及：客户签署本协议，代表其与A公司未来进行贵金属延期交易业务的风险认知与了解；投资者需要了解交易中心的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具有低保证金和高杠杆比例的投资特点，若建仓的方向与行情的波动相反，会造成较大的亏损，根据亏损的程度，投资者必须有条件满足随时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否则其持仓将会被强行平仓等。
合同签订后，邵爱平按照Z公司的指示，安装了“汇丰贵金属交易系统”软件，并开立了账户，邵爱平的注册账号为XXXXXXXXXXX5508。在该操作软件中显示，商品名称包括白银批发50kg、现货白银5kg、白银批发100kg、现货白银、现货钯金、现货铂金等；交易类型包括“市价建仓单”、“市价平仓单”等，交易商为A公司（335），交易过程中有“允许反手建仓”这一操作选项；交易单位为“手”，单笔最小可委托数量为1手，保证金系数为0.03，手续费收取方式为“双边建平”；在2014年9月16日至10月27日期间，邵爱平通过该软件多次对其账户进行了入金（即汇入保证金）和出金（即提款）操作。其中，2014年9月16日入金4万元，9月17日入金16万元，9月24日入金29万元，9月30日入金188,000元，10月14日入金7万元，10月23日入金18万元；上述共计入金928,000元。邵爱平于10月10日出金4万元，10月13日出金3万元，10月23日出金202,244元，10月27日出金20万元；上述共计出金472,244元。至本案审理中，邵爱平账户中尚余0.04元，但已无法出金（提款）。
2014年9月16日至10月22日期间，邵爱平使用其账号进行了多笔白银买卖交易。根据邵爱平提供的系统交易清单显示，共计116笔交易订单（包含买入58笔、卖出58笔），交易商品涉及白银批发100kg、白银批发50kg、现货白银等，上述所有的订单均在当日对冲平仓了结，亦均未进行实物交割，其中2014年9月30日有七笔记载为“自动强平”的交易。
二、有关A公司主体情况。
A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登记设立，股东为李相轩、张沂、邢晶晶；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李相轩认缴400万元，张沂认缴400万元，邢晶晶认缴200万元等。
2015年9月29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李相轩、张沂、邢晶晶一致同意，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A公司，并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由李相轩、张沂、邢晶晶担任。
2015年11月30日，清算组作出《公司清算报告》，内容涉及：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在《兰江导报》上就公司清算工作进行了公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剩余认缴出资应于2015年12月30日前到位，因股东已经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注销决定，所以剩余认缴出资额800万元未到位，截至2015年11月30日止，共有总资产200万元，总负债0元，净资产200万元；至2015年11月30日清算完毕之日，企业剩余财产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分配完毕，若有遗留问题和法律责任的承担应由出资人按认缴出资比例分配及承担。
2015年11月30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李相轩、张沂、邢晶晶全部参加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涉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认缴出资应于2015年12月30日前到位，因股东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注销决定，所以剩余认缴出资额未到位，若有遗留问题和法律责任的承担应由出资人按认缴出资比例分配及承担；公司的债权债务已全部清算完毕，确认清算组2015年11月30日出具的清算报告真实有效；同意注销公司营业执照。
2015年12月2日，经兰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A公司注销。
2015年12月8日，Z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注销申请报告》，申请终止Z公司营业，并注销工商登记。2016年1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Z公司注销登记。
三、邵爱平此前诉讼过程及杨宏伟的承诺。
邵爱平诉A公司、Z公司民间委托理财纠纷，法院于2015年5月8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1884号（简称1884号案件）。于2015年8月27日和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杨宏伟作为A公司和Z公司的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此后，法院于2016年1月28日就1884号案件作出了民事判决。在1884号案件审理及判决后，杨宏伟作为A公司和Z公司的代理人，未向法院汇报有关公司注销的情况。此后，因邵爱平不服法院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一中院）提出上诉，一中院于2016年3月8日立案受理。在二审案件审理过程中，2016年4月19日，杨宏伟出具两份《保结人承诺书》，内容涉及：本人（杨宏伟）系A公司员工，在公司任市场部总监，因A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日注销，Z公司已于2016年1月28日注销，本人（杨宏伟）承诺A公司、Z公司与邵爱平的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责任由本人（杨宏伟）承担。2016年5月23日，一中院将1884号案件发回重审。
在188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A公司曾经提供其与XX市场在2013年7月31日签订的《综合类（会员）入市协议》，其中涉及：A公司成为XX市场的综合类会员，会员编号为335。
本案审理中，经法院核实，浙江B有限公司（简称B公司）于2012年5月3日登记设立，2016年4月15日名称变更为“浙江C有限公司”（鉴于本案系争事实发生时，该公司名称尚未变更，故在本案文书中仍使用原名称）；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原登记事项为“XX市场管理、投资、建设”，2016年5月23日变更为“大宗商品现货交易”。
以上事实，由邵爱平提供的《协议书》、《风险提示书》、交易系统截图、交易系统清单、A公司及Z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两份《保结人承诺书》，A公司在1884号案件中提供的《综合类（会员）入市协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信息，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本案所涉及的白银交易是否合法有效；第二，若涉案交易被认定为无效，李相轩等四人是否应当连带承担返还的责任。分述如下：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因邵爱平主张本案所涉白银交易违反期货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故本案系争交易的效力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我国有关期货的法律法规进行判断。
（一）关于系争交易的性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第十一条规定，期货交易所的风险管理制度包括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涨跌停板制度、持仓限额和大户持仓报告制度、风险准备金制度、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风险管理制度等。
要认定本案所涉116笔白银交易是否属于期货交易，应当结合形式要件和目的要件两个方面进行判断。就形式要件而言，判断要素主要包括：第一，交易对象是否为标准化合约，即是否是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第二，是否采取保证金交易模式，即订立合同时是否无需全额付款，而只需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例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卖出；第三，是否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自己的权利义务；第四，是否通过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即是否由交易平台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通过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机制等方式进行交易，交易平台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和便利安排。就目的要件而言，判断标准为交易是以实物交收、转移商品所有权为目的，还是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不必交割实物，而只是以在价格波动中通过对冲平仓获取差额利益为目的。
分析涉案的116笔交易。首先，交易品种均为固定商品名称的“白银批发100kg”、“白银批发50kg”等，上述交易品种的交易参数在“汇丰贵金属交易系统”软件、邵爱平与A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均有体现。在“汇丰贵金属交易系统”软件交易系统中，邵爱平在建仓单时只能选择建仓、平仓、手数等，甚至交易对手都只能选择A公司（335），并不能对交易商品的其他参数进行选择。因此，应当认为交易标的具有同质性或可替代性，相对固定，属于标准化合约。其次，涉案交易中，邵爱平以交纳3%保证金的方式在交易系统中进行买入和卖出的交易，在《风险提示书》中，也明确提示，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收交易业务具有低保证金和高杠杆比例的投资特点，……根据亏损的程度，投资者必须有条件满足随时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否则其持仓将会被强行平仓等。在邵爱平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被强制平仓的情况。因此，涉案交易采取了保证金交易模式。再次，涉案的116笔交易，既可做空也可做多，并可以采取反手建仓的方式，且上述交易均在当日即以对冲平仓方式了结。最后，就单独客户（即邵爱平）来看，其进行的是一对一的交易，但由于B公司本身存在众多会员和客户，多个客户在其交易平台上同时进行买入和卖出操作，实际上构成了集中交易的结果。从合同目的来看，涉案交易均在当日通过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合同义务，未发生白银实物交收。由此可知，涉案交易的目的并非转移现货白银的所有权，而是通过买入卖出实现价差利润。综合上述理由，涉案116笔交易在形式要件和目的要件上均符合期货交易的特征，应当认定为期货交易。
（二）关于系争交易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和第六条的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法设立的期货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禁止变相期货交易；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本案中，汇丰贵金属交易市场经营范围中并不包括期货交易，即其并未依法获得期货交易的权限。邵爱平在其交易系统中与A公司进行期货交易，该交易行为是否无效，需要判断《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是否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期货交易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金融风险，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立法宗旨来看，该条例旨在通过调整规范期货交易行为，规范市场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合法的期货交易场所可以为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平等、透明的交易机会，进行有序交易，可以依法规范管理，有助于确保安全运行。而未经依法审批的期货交易场所因缺乏有效监管，无法实现客户资金封闭运行，投资者面临欺诈交易、资金被挪用等巨大风险，资金安全和投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极易引发金融风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明确使用了“禁止”、“不得”等内容的条款。因此，《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第四条和第六条应当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违反上述规定的交易应属无效。因此，邵爱平在“汇丰贵金属交易系统”软件中与A公司进行的全部交易均应属无效。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邵爱平因从事系争交易而产生了损失455,756元（即入金和出金的差额，邵爱平账户中尚存的0.04元因已无法出金，亦属于损失），上述亏损均系邵爱平与A公司交易中产生，由于邵爱平与A公司作为交易对手，交易盈亏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故上述亏损金额均应认定由A公司取得。尽管上述亏损金额中包含有手续费、延期费等费用，但因上述费用需由A公司与B公司（或XX市场）进行结算，属于双方内部事务，与本案中邵爱平的亏损无关，A公司可另案与B公司（或XX市场）进行结算。上述亏损本应由A公司向邵爱平进行返还。但是，在188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A公司注销，但A公司的清算组在明知邵爱平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依然未向法院报告有关事项，亦未要求邵爱平申报债权，存在较为明显的恶意。尽管A公司组成了清算组，但从目前的证据材料来看，A公司解散时并未依法清算，而是由李相轩、张沂、邢晶晶三位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共同承诺按认缴出资比例承担公司遗留问题和法律责任。依照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邵爱平有权依法要求李相轩、张沂、邢晶晶对A公司的返还义务承担责任。杨宏伟作为A公司市场部总监，也是A公司在1884号案件中的代理人，其应当明知A公司注销的情况，但在诉讼过程中，未及时向法院报告有关事项，亦存在较为明显的恶意。现其自行出具《保结人承诺书》，愿意承担本案中A公司的责任，亦与法不悖。鉴于李相轩、张沂、邢晶晶与杨宏伟之间对于责任分配未进行过约定，且相轩、张沂、邢晶晶与杨宏伟均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了对邵爱平诉请及证据进行辩驳的权利，对于邵爱平要求李相轩、张沂、邢晶晶与杨宏伟连带返还455,75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李相轩、张沂、邢晶晶、杨宏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共同偿还邵爱平交易本金455,756元。案件受理费8,434元、公告费560元，共计8,994元，由李相轩、张沂、邢晶晶、杨宏伟共同负担。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一审法院依据在案的证据材料，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对双方争议的内容于判决书中予以了详细的阐述，所作评断与本案所涉事实相符，于法无悖。上诉人李相轩、杨宏伟要求更改一审法院判决的请求，因缺乏充足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34元，由李相轩、杨宏伟各负担4,217元。
公告费300元，由李相轩、杨宏伟各负担1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缴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慧
审判员 陈敏
审判员 马丽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