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16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1，女，1939年2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2，女，1941年11月2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兼姜×1、姜×2之委托代理人姜×3，男，1952年3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4，男，1992年7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宫××（姜×4继母），1971年10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5，女，1959年7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6，男，1963年3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姜×1、姜×2、姜×3因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10350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7月，姜×4起诉至原审法院称：遗赠人霍××与其妻刘×1于1936年11月12日结婚，二人共生育姜×1、姜×2、姜×3三名子女，后于1956年离婚。刘×1已于1991年11月15日去世。1958年7月18日，霍××与邹××结婚，婚后共生育姜×5、姜×6两名子女。邹××已于2008年9月22日去世。我系姜×6之子，即霍××之孙。霍××2013年2月5日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立下遗嘱，将其名下北京市××1号、××2号两套房屋中属其所有的份额及其应继承邹××的房产份额全部遗留给我所有，并指定了吕××、胡××作为遗嘱执行人，此二人系霍××所在单位同事。2013年6月9日霍××去世。2013年6月14日，我在遗嘱执行人陪同下，到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做了接受遗赠的公证声明。现起诉要求依据遗赠遗嘱取得受赠的相应房屋产权份额，其余产权份额由姜×6、姜×5二人依法继承。因姜×1、姜×2、姜×3未与邹××形成抚养关系，故对于邹××在诉争房屋中的遗产份额并无继承权。
姜×5、姜×6共同辩称：我们均认可姜×4主张的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同意按照父亲霍××的遗嘱处分其两套遗产房屋，并根据法定继承由我们依法继承母亲邹××的遗产份额。
姜×1、姜×2、姜×3共同辩称：姜×4所述父亲霍××与两任妻子的婚姻及生育子女情况属实，两套房屋产权情况属实，我们均认可。我们不同意姜×4的诉讼请求，因为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是公证处的公证书和公证遗嘱，对此我们不认可。该遗嘱是在积水潭医院病房里所立，我们认为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公证员刘×2曾在2011年6月16日给霍××做了一份公证，即“2011年京信德内民证字第2052号”公证书。此公证书内容是将本案诉争两套房屋遗赠给姜×4。公证员刘×2于2011年10月18日给霍××做了第二份公证，即“2011年京信德内民证字第356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否定了“2011年京信德内民证字第2052号”公证书，同时将本案两套住房分别遗赠给霍××的两个孙子，其中××1号房屋给姜×7（系姜×3之子），××2号房屋给姜×4。姜×4在本案中所提的遗赠遗嘱的公证，是公证员刘×2于2013年2月5日为霍××做的第三份公证，为“2013年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1号”公证书，此公证书内容确与姜×4所述一致。但此时刘×2已是北京市东方公证处的公证员，既然要否前期的公证书，一定要本人去原先的公证处去做公证，所以公证处违反程序原则。而且，父亲霍××做第三份公证时姜×3在场，见父亲精神萎靡呈沉睡状，姜×3当时问公证员刘×2是否要做公证，刘×2称不做公证，姜×3后来就走了，之后他们却做了公证。我们认为该公证书并非霍××真实意思表示，所以我们不同意姜×4的诉讼请求，要求按霍××所做的第二份公证书内容，将两套房屋的产权分给两个孙子即姜×7和姜×4，多占有的产权份额可给付继承人折价款。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市××1号、××2号两套房屋系遗赠人霍××与其妻邹××的夫妻共同财产，因邹××先于霍××死亡，则上述两套房屋中各有二分之一产权应为邹××的遗产，其余各有二分之一产权应为霍××个人财产。邹××生前未留有遗嘱，则其遗产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霍××与前妻刘×1所生之子姜×3，系在父母离婚后由生母刘×1抚养，并非邹××之合法继承人。霍××与前妻刘×1所生之女姜×1，在其生父霍××与邹××再婚时已成年，与邹××未形成扶养关系，并非邹××之合法继承人。霍××与前妻刘×1所生之女姜×2，在其生父霍××与邹××再婚时已满16周岁，并于1959年8月参加工作，其与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作为继女与继母邹××之间未形成扶养关系，并非邹××之合法继承人。故在邹××去世后，诉争两套房屋的产权中属于邹××遗产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仅应由邹××之夫霍××、之女姜×5、之子姜×6三人依法继承。霍××在2013年2月5日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声明撤销之前所立公证遗嘱，立下新的公证遗嘱，明确表示将诉争两套房产中依法属于其个人所有的房产份额以及其应继承其妻邹××的房产份额全部遗留给姜×4所有。该公证合法有效。现姜×4要求依据该公证遗嘱取得受赠的相应房屋产权份额之请求，理由合理，证据充足，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诉争房屋其余产权份额，姜×4主张由姜×5、姜×6依法继承，姜×5、姜×6提出依法继承请求，理由合理，法院予以支持。姜×1、姜×2、姜×3认为（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1号公证书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主张该公证书并非霍××真实意思表示，据此请求依据霍××所做的第二份公证书内容，将诉争两套房屋的产权分给姜×7和姜×4。但姜×1、姜×2、姜×3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对其主张及抗辩予以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判决：位于北京市××1号、××2号的两套房屋的产权均归姜×4、姜×5、姜×6三人按份共同所有，其中姜×4对该两套房屋各占六分之四产权分额，姜×5、姜×6分别对该两套房屋各占六分之一产权分额。
原审法院判决后，姜×1、姜×2、姜×3不服，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姜×4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其主要上诉理由为：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1号公证书的公证过程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公证书内容并非霍××真实意思表示，公证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未调取该公证书的公证过程，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应予纠正。此外，姜×2另提出，霍××与邹××结婚时其未满18岁，此后与邹××共同生活多年直到其25岁结婚后分出，与邹××已经形成抚养关系，故对邹××的遗产亦有权继承。
经询，姜×4、姜×5、姜×6均表示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姜×1、姜×2、姜×3的上诉意见。
经审理查明：遗赠人霍××与妻子刘×1于1936年11月12日结婚，二人共生育姜×1、姜×2、姜×3三名子女。1956年霍××与刘×1离婚，二人之子姜×3由刘×1抚养。刘×1于1991年11月去世。1958年7月18日，霍××与邹××结婚，其时姜×1已成年，姜×2已满16周岁（经原审法院调取档案，其于1959年8月参加工作）。霍××与邹×1共生育姜×5、姜×6两名子女。邹××于2008年9月22日去世。姜×4系姜×6之子，即霍××之孙。霍××与邹××婚姻存续期间内于1995年10月购买了北京市××1号、××2号两套房屋，产权登记于霍××名下。
2011年10月18日，霍××经北京市信德公证处公证，立下公证遗嘱，公证书号为（2011）京信德内民证字第3567号。霍××在该公证遗嘱中表示：“在我去世后，将北京市××1号房产中依法属于我个人所有的房产份额以及我有权继承我妻邹××的房产份额全部留给我的孙子姜×7所有，且只作为姜×7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将北京市××2号房产中依法属于我个人所有的房产份额以及我有权继承我妻邹××的房产份额全部留给我的孙子姜×4所有，且只作为姜×4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
2013年2月5日，霍××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声明其自愿撤销于2011年10月18日经北京市信德公证处立下的（2011）京信德内民证字第3567号公证遗嘱，对此，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于2013年2月6日出具了（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0号公证书。
2013年2月5日，霍××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立下公证遗嘱，公证书号为（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1号。霍××在该公证遗嘱中表示：“我是遗嘱人霍××，我名下有两套房产，分别坐落于北京市××1号和北京市××2号。该房产是我与妻子邹××的夫妻共同财产，邹××已于2008年9月22日去世。为避免日后纠纷，现我自愿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将上述两套房产中依法属于我个人所有的房产份额以及我应继承我妻邹××的房产份额全部遗留给我的孙子姜×4所有。我委托吕××和胡××作为本遗嘱的执行人”。
2013年6月9日霍××去世。姜×4于2013年6月14日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做出声明，表示接受霍××在（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1011号公证遗嘱中的遗赠。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此制作了（2013）京东方内民证字第5163号公证书。
上述事实，有房产证、公证书、证明信、死亡证明、档案情况摘抄表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诉争的北京市××1号、××2号两套房屋系霍××、邹××的夫妻共同财产，邹××先于霍××死亡，其去世前未留有遗嘱，故邹××的遗产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霍××作为邹××之配偶，姜×5、姜×6作为邹××之子女，对邹××的遗产均有继承权。本案中姜×2主张其与邹××形成抚养关系，作为继子女其亦有权依法继承邹××遗产。就此本院认为，经原审法院查实，霍××与邹××于1958年7月结婚，姜×2在1959年8月即参加工作，姜×2与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抚养关系。因此，本院对姜×2要求依法继承邹××遗产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霍××生前留有多份遗嘱，其中订立时间最后的遗嘱是2013年2月5日的公证遗嘱，因此应以该份遗嘱为准。诉讼中姜×1、姜×2、姜×3主张该公证遗嘱存在效力瑕疵，但其并未提交足以推翻该公证遗嘱的相应证据，故本院认为霍××于2013年2月5日订立的公证遗嘱在本案中具有法律效力。据此，根据该份遗嘱，霍××在诉争房屋中的权益应由姜×4继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115元，由姜×4负担4115元（已交纳），由姜×5、姜×6各负担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姜×3负担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6230元，由姜×1、姜×2、姜×3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智瑜
代理审判员 张在民
代理审判员 陈广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