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韶雄法行初字第10号
原告：李某亮，男，汉族，住南雄市。
委托代理人：吴金香，女，汉族，南雄市人。
被告：南雄市房产管理所，地址：南雄市雄州街道金叶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张学文，系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谭永生，南雄市房产管理所，系该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温万，南雄市人民政府法制局干部。
第三人：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地址：南雄市新城林荫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鹏良，系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何万明，中国人民银行韶关市中心支行，该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利保健，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该行副行长。
原告李某亮诉被告南雄市房产管理所、第三人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要求办理房产证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4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吴金香、被告委托代理人谭永生、温万及第三人委托代理人何万明、利保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1987年以来系被告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的在编职工，现住的201号房位于南雄市林荫西路7号在1987年就已建成。1992年8月，该行按照雄府（1989）082号文《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对该楼进行了房改。1997年3月，原告按照该行的要求交纳了房改金并居住至今。2009年9-12月，该行承诺并已到被告南雄市房产管理所为原告按照房改房待遇申请办理房地产权证。但两被告在2010年3月，只办理了该栋楼并同层203号房“陈某均”一户，按“（房改）购买”取得方式的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雄字第000006**号）。原告多次要求该行按同等待遇及时申请办证。
2014年3月20日，原告与该行到该所协商按照房改房待遇办理房地产权证，但由于两被告对提供哪些资料问题而产生争议，难以给原告办理房地产权证。同年3月24日，原告向南雄市信访局反映情况。同年5月22日，该行的书面答复“已退房改金”和“房改房政策已停止执行，无新的房改政策”。同年5月28日，该所通过其主管部门（南雄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书面答复“按照雄府（1989）082号文进行房改房办证”但“需提交经房改办审批《个人购买公房申请表》（原件）”。原告1987年在该行工作至今，该栋楼1987年建成，完全符合雄府（1989）082号文房改待遇条件，后经该行张榜公布房价并交了房款金，全部义务已履行完毕，理应得到居住权、用益权和房地产权证等全部房屋权利。但两被告在办证过程中互相推诿、敷衍、拖廷，至今没有履行办房地产权证。其过错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干扰了原告及其家人“安居乐业”的生活。依照《国家赔偿法》及有关精神损害抚慰金制度，为了惩治侵害人、补偿受害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之规定，原告依法提起本行政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按照房改房待遇办理原告的房地产权证；2、判令两被告过错赔偿金各2000元；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被告辩称：房地产权属登记应依申请登记确权，根据《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而原告或其所在单位在2012年之前均未到我所申请房改房登记手续，也未提交任何房产登记证明文件。因此，根本不存在我所不作为的事实。2012年至今原告本人会同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的有关工作人员多次来所咨询办理房改购房产权登记事宜，但是双方都未提交齐全的、有证明力的申请材料。原告每次来我所口头咨询，我所工作员均对房改购房产权登记所需的手续及提交的相关证明文件进�口头解答，告诉其应该补齐哪些资料才能办理，已尽到了告知的义务。因此，我所已履行了法定职责，且程序合法，根本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
办理房改购房产权登记须提交个人身份证和经房改办审批的《购买住房申请表》（原件）。原告在起诉状中只提供了个人身份证、《住房出售审批表》、《房改缴交金额表》及南雄新区城市信用社的《现金解款单》，并未提供《购买住房申请表》（原件），按照依法办事的规定，其未提供齐全的、有证明力的个人购买单位房改房的审批文件或证明，我所就不能为其办理房改房权属登记。
原告提供的《住房出售审批表》只能证明县房改办批准原雄州镇新城林荫路28号楼18套住房进行房改（属单位房改方案的审批证明，不属个人房改审批证明）。《房改缴交金额表》及南雄新区城市信用社的《现金解款单》只能证明原告已把所诉房产的核定出售金额缴纳给了房产所属单位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原告提交的上述三件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所诉房产经县房改办批准进行房改，与本案所诉房产没有直接关联性。按《南雄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只有个人填写《购买住房申请表》并获得相关单位审批后，才能证明原告所诉房产经房产单位、县房改办批准进行房改，但原告从始至终都未提供该凭证。
综上所述，原告未提交齐全的、有证明力的申请材料，根据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规定，我所就不能为其办理房改购房产权登记，这正是行政作为的表现。同时在原告来咨询的过程中，我所也告知了其应该补齐哪些申请材料，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根本不存在行政不作为。
第三人辩称：原告现住职工宿舍楼位于南雄市雄州街道林荫西路28号（即我单位办公楼后面楼房，与我单位办公�同属一个大院），于1988年8月建成，建筑面积1414平方米，共20套住房。我单位按照干部职工职务、工龄等条件进行打分排名，将18套住房按分数从高到低分配给排名在18名之前的职工居住，并进行了张榜公布（但并不是原告所称的张榜原告1997年3月13日缴纳的8279元房改金），原告并不在18人名单之中（原告的分数排在第22名）。职工宿舍另外2套改为支行招待所、职工食堂。1992年南雄市政府要求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全面实施《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雄府（1989）082号）以优惠政策鼓励干部职工买房。我单位为贯彻落实房改政策，制定了住房分配方案，并经过测量住房面积、计算住房售价后，向南雄县财贸委员会、南雄县城市建设规划办公室、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申请以上18套房屋房改，并得到了以上部门的批准。我单位于1992年9月收取了18�职工的房改金，准备为以上18位职工办理房产证时，根据《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各项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办公大院内或生产区内不便分道的住房”属于不予出售的住房，决定暂停办理18套住房的房产证。
为解决未分配到住房的干部职工的实际困难，1996年我单位决定在远离办公楼的沿江东路建集资楼，同样按照职工职务、工龄等条件进行打分排名后，采取个人自愿报名集资方式建造，在原支行大院宿舍楼居住的排名靠前的绝大部分干部职工选择了集资建房，以上18人中除陈某均外均选择了集资建房，原告按分数排名可以集资，但原告未报名参加。集资楼于1997年1月启用，我单位决定将部分干部职工迁往集资楼后空出的原支行大院宿舍楼住房，按照分数排名顺序分配给没有住房的干部职工居住。1997年3月13日，原告缴纳了8279元房改金后入住原职工陈某财住的办公楼大院宿舍201房，缴纳的房改金存入了我单位在南雄新区城市信用社开立的“人行房改金”账户。根据关于颁发《南雄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货币分配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雄府（1999）48号）规定，我单位于2007年12月26日退回了原告等人缴交的房改款（因1999年南雄新区城市信用社停业整顿，我单位在该社开立的“人行房改金”账户冻存，直到2007年才解冻），原告在退款收据签了字。
为了为原告办理房改房产证，我单位四次安排办公室人员及班子成员到南雄市房产管理所、南雄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咨询了解行政、企事业单位公有住房改革的相关政策规定，得到了答复均为目前没有相关政策可以为原告办理房产证。
我单位就原告起诉状讲的部分“事实”和“理由”不符合事实作出如下答辩：
�某均符合办理房改房产证条件，而原告不符合。
我单位和南雄市房管所对提供哪些办证资料问题没有争议。
我单位认为原告单方面称“以上事实方面原告与被告双方基本没有异议”是错误的。
我单位答复“房改房政策已停止执行，无新的房改政策”是合法的。
我单位“已退房改金”没有越位违法；
原告缴纳了房改金，并不等于我单位能够为原告办理房改房产证；
原告提供的《购买住房申请表》没有原件，有涉嫌伪告这《购买住房申请表》之嫌；
我单位一直关心原告的工作、生活。多年来原告每年多次向我单位提出房改要求，我单位本着对原告负责的态度，均安排专人到有关部门咨询，耐心地向原告解释，人民银行韶关市中心支行曾多次派人做原告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单位和人民银行韶关市中心支行为原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千方百计寻求政策为原告房改，以达到原告“安居乐业”的目的，同时，我单位一直关心原告的生活。
综上所述，我单位认为，原告起诉状中的部分“事实”作了不实的陈述，原告提出的所谓诉讼依据和诉讼请求，这只是原告的一面之词，与实际情况不符。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原告的身份证；
住房出售审批表；
房改缴交金额表；
现金解款单；
雄府（1989）082号文；
国发（1998）23号（摘要）；
关于雄信案（2014）35号的答复；
关于李某亮同志反映办理房地产权证的申诉的答复；
粤房地权证（雄字第000006**号）。
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有异议，即住房出售审批表的质证意见认为是92年的事，当时原告李某亮还没有入住该栋职工宿舍大楼，所以与李某亮无关。对其它证据无异议。
被告南雄市房产管理所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购买住房申请表，拟证明个人购买房改房须经产权单位、县房改办批准同意，申请办理房地产权登记也须提供此表，但原告李某亮提供的申请表是伪造的。
住房出售审批表，拟证明县规划办、县房改办批准原雄州镇新城林荫西路28号楼18套住房进行房改，但并不表示批准同意原告购买此房改房。
住房出售、出租统计表，拟证明原雄州镇新城林荫西路28号楼18套房改房的购买统计表中，并没有原告的姓名，证明原告并没有取得此18套房改房的购买资格。
对于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第三人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南雄县人民政府雄府（1989）082号、雄府（1997）42号、雄府（1999）48号文件，上述三份文件拟证明在当时政府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实施方�，本院对此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现住职工宿舍楼位于南雄市雄州街道林荫西路28号（原址地为28号，现为5号），即第三人办公楼后面楼房，与第三人办公楼同属一个大院，于1988年8月建成，建筑面积1414平方米，共20套住房。第三人按照干部职工职务、工龄等条件进行打分排名，将18套住房按分数从高到低分配给排名在18名之前的职工居住，并进行了张榜公布（但并不是原告所称的张榜原告1997年3月13日缴纳的8279元房改金），原告并不在18人名单之中（原告的分数排在第22名）。该栋职工宿舍大楼另外2套改为支行招待所、职工食堂。1992年南雄市政府要求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全面实施《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雄府（1989）082号）以优惠政策鼓励干部职工买房。第三人为贯彻落实房改政策，制定了住房分配方案，并经过测量住房面积、计算住房售价后�向南雄县财贸委员会、南雄县城市建设规划办公室、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申请以上18套房屋进行房改，并得到了以上部门的批准。第三人于1992年9月收取了18名职工的房改金，准备为以上18位职工办理房产证时，根据《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各项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办公院内或生产区域内不便分道出入的住房”属于不予出售的住房，决定暂停办理18套住房的房产证。
为解决未分配到住房的干部职工的实际困难，1996年第三人决定在远离办公楼的沿江东路建集资楼，同样按照职工职务、工龄等条件进行打分排名后，采取个人自愿报名集资方式建造，在原支行大宿舍楼居住的排名靠前的绝大部分干部职工选择了集资建房，以上18人中除陈某均外均选择了集资建房，原告按分数排名可以集资，但原告未报名参加。集资楼于1997年1月�用，第三人决定将部分干部职工迁往集资楼后空出的原支行大院宿舍楼住房，按照分数排名顺序分配给没有住房的干部职工居住。1997年3月13日，原告缴纳了8279元房改金后入住原职工陈亿财住的办公楼大院宿舍201房，缴纳的房改金存入了第三人在南雄新区城市信用社开立的“人行房改金”账户。根据关于颁发《南雄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货币分配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雄府（1999）48号）规定，第三人于2007年12月26日退回了原告等人缴交的房改款（因1999年南雄新区城市信用社停业整顿，第三人在该社开立的“人行房改金”账户冻存，直到2007年才解冻），原告在退款收据签了字。
另查明：原告称两被告2010年3月只办理了该栋楼203号房“陈某均”一户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雄字第000006**号），要求按同等待遇为原告办理房地产权证。第三人认为，1992年第三人按照南雄县人民政府《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雄府（1989）082号）的要求，拟将第三人18套住房按分数从高到低分配给排名在18位的职工，陈某均属于18位职工之列。陈某均未领过住房补贴，没有申请第三人1997年建造的集资房，第三人发行库已于2001年撤销，陈某均购买住房申请于1992年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县支行、南雄县财贸委员会、南雄县城市建设规划办公室、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批准房改，所以，南雄市房管所于2010年4月为陈某均办理了房改房产证，第三人为陈某均办理了房改房产证是合法合理的。
又查明：《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雄府（1989）082号）明确规定：办公大院内或生产区域内不便分道出入的住房“属于不予出售的住房。《关于颁发﹤南雄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货币分配的实施方�﹥的通知》（雄府（1999）48号）规定，行政、企事业单位房改房政策于2000年1月1日停止执行。
再查明：1997年3月13日，原告缴纳的8279元房改金，第三人于2007年把该笔原告缴纳的房改金退返给了原告。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57号《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工作，南雄市房产管理所是本区域内的法定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机关。对于本案，原告李某亮诉求判决被告办理其现居住房的房地产权证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兹分析如下：
根据《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原告申请办理房产权时不能提交上述大部分有效文件，故被告单位不给予其办理房产登记是合法的。
从本案分析认为：根据《关于颁发＜南雄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货币分配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雄府（1999）48号）规定：行政、企事业单位房改房政策于2000年1月1日已停止执行。第三人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在执行当时的政策是正确的，是依法依规办理的，故被告不给予原告办理房产证并没有过错。
原告称其缴纳了房改金，就应办理房产证。1997年3月，原告缴纳了8279元房改金，但当时第三人的发行库未撤销，按照《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雄府（1989）082号）的规定，第三人没有要求原告所住宿舍楼的住户填写房改申请表，自然也未向房管部门申请房改�2001年第三人发行库撤库后，房改政策已停止，第三人不可能再为原告办理房改，直到2007年，第三人南雄新城信用社开立的“人行房改金”才解冻，并将原告交纳的房改金退还给原告。
4、关于住同一栋203号房的“陈某均”已办理了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雄字第000006**号）的问题，第三人认为1992年按照南雄市人民政府《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雄府（1989）082号）的要求并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县支行、南雄县财贸委员会、南雄县城市建设规划办公室、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批准房改。根据《南雄县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雄府（1989）082号文第四条“公房出售”第五例“其他规定”之第5项“住房出售”的规定，“首先由购买者向房产单位申请，如符合方案规定，房产单位经签署意见后，报县房管办由县房管办会同物价局、建委、房管所等部门定价和审批”只有提交手续齐全证件，才能办理产权登记。原告至今却不能提供购买住房申请表，所以不具备房改要件，而在房改政策时，陈某均已经办齐了手续，所以房管部门为其进行了房改。原告与陈某均虽同居一栋楼，因两人入住的时间不同，当时的政策不同，故两人不能同等待遇。
综上：原告的诉求理由不充分，于法无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某亮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 古 良
审判员 ：饶光华
审判员 ：黄永华
二〇一�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吴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