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03民终22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若鹏，男，198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惠婷，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荣贤，男，195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仁凌，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若鹏因与被上诉人汤荣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初16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郑国栋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易景寿、叶雅丽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7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若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惠婷、被上诉人汤荣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缪仁凌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杨若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汤荣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买卖关系双方当事人系汤荣贤与温州市鹿城鸿翔制衣厂（以下简称鸿翔制衣厂），汤荣贤一审起诉杨若鹏主体不适格。首先，本案杨若鹏系鸿翔制衣厂法定代表人杨某之子，平日鸿翔制衣厂均由其负责管理，对外即是鸿翔制衣厂的负责人或管理人，他的采购行为就是代表鸿翔制衣厂的行为。涉案欠条所指向的买卖关系就是鸿翔制衣厂与汤荣贤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一审判决审理查明部分亦认定“杨若鹏以其父亲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鸿翔制衣厂的名义向汤荣贤购买布料”，且汤荣贤在起诉状中也自认：“其是应杨若鹏要求向杨若鹏所有的公司提供布料”。其次，根据《欠条》显示，落款处签字为“鸿翔制衣厂杨若鹏”，并非杨若鹏个人签�确认，正是因为长期以来都是杨若鹏代表鸿翔制衣厂与汤荣贤进行买卖，所以才会在落款处写上鸿翔制衣厂，且汤荣贤也未表示异议。因此，本案欠款系鸿翔制衣厂与汤荣贤之间的货款纠纷，汤荣贤应以鸿翔制衣厂为诉讼主体向其主张债权，而不应向杨若鹏主张。二、鸿翔制衣厂已经支付12余万元。2009午8月26日，汤荣贤与陈怡红等人成立温州市大观纺织品有限公司，经营纺织品及服装，由汤荣贤任法定代表人。鸿翔制衣厂在2008年2月1日出具欠条后，依汤荣贤指示向其股东陈怡红偿还欠款。制衣厂会计人员叶某及法定代表人杨某分别于2011年9月至10月之间，陆续向陈怡红持有账号为62×××14的银行账户转账合计106760元。又分别于2011年10月份两次向汤荣贤银行账户转账合计2万元。截止2011年10月30日，鸿翔制衣厂已经还款126760元。三、剩余13240元欠款已过诉讼时效。买受人�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出卖人主张之日起计算。结合本案在案证据，汤荣贤在2011年期间就已经向鸿翔制衣厂主张债权，而鸿翔制衣厂也已经履行了大部分款项。对于剩余部分款项，因为数额不大，汤荣贤未向鸿翔制衣厂再次主张，2011年至今，早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综上，杨若鹏并非涉案货款的欠款人，且真正的债务人已经履行绝大部分债务，剩余债务已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汤荣贤答辩称：一、杨若鹏在涉案欠条上签字，明确确认汤荣贤与杨若鹏之间的买卖关系；一审中杨若鹏对欠款金额也已经明确承认并确认。二、本案货款结算时间是2008年2月1日，温州市大光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26日，与鸿翔制衣厂存在买卖关系，杨若鹏诉称的后面陆续支付了两笔共计12余万元，是鸿翔制衣厂支付给温州�大光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货款。本案是汤荣贤与杨若鹏之间的债务往来，杨若鹏所称的上述货款支付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2016年12月26日，汤荣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杨若鹏立即偿还汤荣贤欠款14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杨若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下半年，杨若鹏以其父亲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鸿翔制衣厂的名义向汤荣贤购买布料。2008年2月1日，汤荣贤与杨若鹏经结算，杨若鹏出具欠条一份，注明欠汤荣贤货款14万元。后双方对实际欠款人发生争议，汤荣贤遂诉至该院。原审法院认为，汤荣贤与杨若鹏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杨若鹏向汤荣贤购买货物欠汤荣贤货款14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汤荣贤要求杨若鹏支付货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利息从汤荣贤起诉之日起至该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杨若鹏辩称，汤荣贤的布料是出售给鸿翔制衣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杨若鹏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予以保护，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判决：杨若鹏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汤荣贤货款14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2月26日起至该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杨若鹏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0元，减半收取610元，由杨若鹏负担。
上诉人杨若鹏在二审期间向�院提交补充证据，即：1、鸿翔制衣厂出具的《证明》及鸿翔制衣厂营业执照各1份，欲证明涉案欠款系鸿翔制衣厂拖欠的货款。2、银行交易记录若干份，内容反映有关款项现金存款至汤荣贤账户和银行转账至陈怡红账户，欲证明鸿翔制衣厂已经还款126760元的事实。上述证据经证据交换，并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汤荣贤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是杨若鹏单方出具的，也与本案无关；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本案杨若鹏出具欠条的时间是2008年2月1日，是杨若鹏与汤荣贤个人之间的买卖，而该些款项是在2011年支付打给陈怡红的，陈怡红是本案买卖发生之后成立的温州市大光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股东，汤荣贤也是股东，该些款项是杨若鹏与温州市大光纺织品有限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3、杨若鹏申请证人杨某、叶某出庭作证。证人杨某陈述，其是鸿翔�衣厂法定代表人，杨若鹏是其儿子，2007-2008年在鸿翔制衣厂担任采购员，案涉欠条结欠的鸿翔制衣厂生产经营购买货物结欠的货款，证人叶某是其女婿，也在鸿翔制衣厂工作，有时按汤荣贤的要求由叶某打款给汤荣贤的老婆让我汇款给陈怡红；鸿翔制衣厂于2012年歇业并被吊销营业执照，杨若鹏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即2017年5月17日的《证明》是由其出具并加盖鸿翔制衣厂的印章。证人叶某陈述，其是鸿翔制衣厂的员工，打款给陈怡红是根据其岳父杨某要求打的。经庭审质证，杨若鹏认为，二位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杨若鹏向汤荣贤的采购是代表鸿翔制衣厂的职务行为，涉案货款是鸿翔制衣厂拖欠的货款，叶某的汇款是受杨某的指示支付的。汤荣贤认为，两位证人在作证过程中都进行了虚假陈述，且证人陈述的事实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杨若鹏提供的上述证据，证�1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其关联性及证明力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在说理部分一并予以说明；证据2因待证事实与本案主要争议即合同相对方的认定不存在关联，故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对证据3，证人杨某、叶某与虽申请人杨若鹏存在利害关系，对有利于杨若鹏的陈述本院不予认定，但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的内容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双方争议的本案实际欠款人认定问题，本院在说理部分一并予以说明。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点是：与被上诉人汤荣贤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上诉人杨若鹏还是案外人鸿翔制衣厂。对此，上诉人杨若鹏认为，本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鸿翔制衣厂，其是鸿翔制衣厂的管理人员，其出具欠条结算货款是职务行为。被上诉人汤荣贤认为，本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杨若鹏，杨若鹏是以欠款人的身份向汤荣贤出具欠条。本院认为，涉案主要证据即欠条虽然是由杨若鹏出具给汤荣贤持有，但杨若鹏在欠条的落款处明确载明“鸿翔制衣厂”；汤荣贤在接受欠条时对此没有提出异议，显然汤荣贤认可鸿翔制衣厂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虽然杨若鹏在欠条“鸿翔制衣厂”处下面有签字，但并未注明“欠款人”等明确作为债务人身份的字样。杨若鹏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1即鸿翔制衣厂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2007年至2008年期间，杨若鹏系本厂采购员，平时负责本厂管理及采购工作，对外所有采购行为均系代表鸿翔制衣厂的职务行为。涉案2008年2月1日向汤荣贤出具的14万元欠条系本厂拖欠的货款，与杨若鹏个人无关”，虽鸿翔制衣厂已歇业并吊销营业执照，但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该《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应予以认定；结合杨若鹏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即鸿翔制衣厂企业法人基本情况、申报企业从业人员情况表，以及二审中证人杨某、叶某的证言，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本案实际欠款人是鸿翔制衣厂，杨若鹏是鸿翔制衣厂工作人员，代表鸿翔制衣厂出具欠条的事实。因此，本院采信杨若鹏的主张，认定本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鸿翔制衣厂，杨若鹏出具欠条结算货款是职务行为。汤荣贤认为杨若鹏是以欠款人的身份向汤荣贤出具欠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杨若鹏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汤荣贤应以鸿翔制衣厂为被告主张权利。故本案汤荣贤的起诉应予以驳回。本案系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改判，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综上，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但事实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初1665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汤荣贤的起诉。
本案一、二审预收的案件受理费，均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郑国栋
审 判 员 易景寿
审 判 员 叶雅丽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