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3民初146号原告：林吉思，男，196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原告：陈静音，女，196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华，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扬帆，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苏卫彪，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被告：广州市日成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246-6号之1、2。法定代表人：林智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越，男，198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四川省射洪县。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268号1506房自编A。负责人：吴杰辉，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欢，男，199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广东省高州市。被告：潘祖轩，男，199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宗民，男，1960年9月2日出生，汉族，系被告父亲，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辉，广东诚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林吉思、陈静音诉被告苏卫彪、广州市日成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潘祖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吉思以及原告林吉思、陈静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华和周扬帆、被告苏卫彪、被告日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越、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欢、被告潘祖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宗民和郭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吉思、陈静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向原告赔偿110000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500000元；不足部分由被告苏卫彪和被告日成公司承担；2.被告苏卫彪、日成公司对被告保险公司赔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不足部分32011.90元的赔偿责任；3、被告潘祖轩向原告赔偿228005.10元；4、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被害人林某的父母，属被害人近亲属。2016年11月20日凌晨，被告苏卫彪驾驶日成公司所有的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沿324国道由西往东方向行驶，途径324国道911KM+700M（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四丰村路段）时与被告潘祖轩驾驶搭载被害人林某的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被告潘祖轩受伤的严重后果，被告苏卫彪事故后逃逸并被抓获。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苏卫彪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潘祖轩承担次要责任，林某无责任。因此，被告苏卫彪、潘祖轩应按70%、30%责任比例向原告承担民事责任。其次，被告苏卫彪驾驶货车的登记车主为被告日成公司，苏卫彪与日成公司签订的合同表明，两者实质上是挂靠经营关系，作为被挂靠人的日成公司依法应对苏卫彪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最后，涉案货车分别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为保险人，故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请。其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1、撤回对丧葬费32395元的诉请；2、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向原告赔偿110000元），并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向原告赔偿500000元）；3、被告苏卫彪、日成公司以及潘祖轩对以上保险金额及超出部分（即赔偿总额837622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苏卫彪辩称：我没有那么多钱赔给原告。被告日成公司辩称：一、对本次事故的责任划分有异议。被告潘祖轩是在饮酒后、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无牌无证无保险的车辆，且未戴安全头盔，其行为不应仅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虽然苏卫彪事故后驾车逃逸，但其过错行为并非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及造成受害人林某当场死亡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故不应承担主要责任。受害人林某在明知潘祖轩是在饮酒、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无牌无证无保险的车辆，且未戴安全头盔，仍然搭乘其所驾驶的车辆，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可酌情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交警部门对本次事故责任划分未综合考虑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诸多因素，认定结果存在片面性和不合理，请法院综合实际情况予以裁定。二、答辩人对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及标准有异议。1、死亡赔偿金，林某为职业院校二年级学生，不符合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两个条件，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受害人的户口性质即农村标准计算；2、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赔偿，死亡赔偿金系精神抚慰金的一种表现形式，且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按过错原则来确定，受害人林某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故不应赔偿；3、原告主张的其他合理费用不合理，请法院酌情裁定。亲属来回交通费是否需要30人，是否有相关票据；处理事故亲属的误工费应按司法实践惯例3人为宜，事故处理时间应以7天为宜，原告也未提供误工人员的收入证明；住宿费人数不合理，应以3人为宜。三、答辩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苏卫彪于2014年1月15日将其出资购买的粤Ａ×××××车登记在答辩人名下上牌，2015年11月10日与答辩人续签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书，合同中对该车所有权及使用权作出了约定，若发生交通事故由苏卫彪承担责任，答辩人概不负责。根据公安部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规定，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本案中，答辩人对苏卫彪挂靠在答辩人名下的车辆履行了尽职管理的义务和责任，为该车办理了合法的运营手续，购买了足额保险，按时办理了年审、季审等交管业务，并未属于管理，不存在任何过错。同时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如果答辩人仅以每年收取2000元的办公费就需承担如此巨额赔偿，显然是有失法律的公平公正之宗旨的，这并非立法本意。四、答辩人所购买的保险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合法赔偿部分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直接赔偿，若有不足应由苏卫彪予以赔偿。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应直接向第三者赔偿。在商业三者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即应履行赔偿义务。驾车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后，不朔及以前，投保人只应对逃逸行为扩大损害部分担责，保险公司以逃逸为由免除自己的全部责任，违反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规定，属于无效条款。苏卫彪的逃逸行为并未给保险人造成新的损失，保险人不能以此为由免除赔偿责任。交通法规涉及事故当事人责任，不涉及保险当事人责任，驾车逃逸的归责本身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这种惩罚性不适用于平等主体的保险合同。司法实践中，驾驶人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为了逃避经济责任，有的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或免受人身伤害，这些都不应成为惩罚头投保人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理由。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对事故责任认定无异议，涉案车辆在答辩人出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由于苏卫彪在本次事故中有逃逸行为，根据商业险条款第5页第2章机动车三者责任险责任免除中第24条第2项的规定：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保护措施，驾驶肇事车辆离开现场的，属于免赔范围。因此答辩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赔。苏卫彪的逃逸行为是法律禁止行为，答辩人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内先垫付赔偿款，其后再向苏卫彪进行追偿。死者属于学生是没有收入的，不能同时满足在城镇居住并有固定收入的条件，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精神抚慰金以及其他合理费用的答辩意见与日成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被告潘祖轩辩称，一、答辩人已就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了复核申请，故该认定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该认定书作出的认定程序不合法，事实不清存在错误，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法院应委托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次事故进行复核并重新认定，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原告主张苏卫彪、答辩人分别承担70%、30%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申请对本案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三、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理由如下：1.答辩人驾驶的电动车是林某前往租车店租的，没有头盔，林某转述租车店的人说这是电动车不是摩托车，不需要驾照。当时一起的师兄庄泽翔、师姐朱晓文、林某都这么说。2、晚上八点左右，四人一起吃晚饭，没有喝酒。九点半左右，林某外出办事。其后三人在周边游逛到十二点左右到一家休闲小店喝了一壶“长岛冰茶”的冷饮休息，口感上并无酒的味道。次日凌晨2点左右，林某要求答辩人3人去接她，当时庄泽翔、刘晓文共一台车，答辩人与林某共一台车。其间，答辩人与庄泽翔调换了一台车驾驶，并慢速骑行在道路最右边的非机动车道上。不久，答辩人正后方传来卡车发动机声音，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后面轰的一响，答辩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本案事发时答辩人被撞的具体地点位于非机动车道，答辩人驾驶的车辆一般人都认为电动车是非机动车，无需上牌，因此答辩人在事前不能判断驾驶的车辆是轻便二轮摩托车；此外答辩人也不知所饮的长岛冰茶含有酒精成分。因此，答辩人的三个所谓过错行为即无证驾驶无号牌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酒驾完全没有对此次事故起任何作用，而被告苏卫彪驾车偏离到非机动车道并追尾答辩人所骑电动车后逃逸，逃逸后开车到修理厂更换被撞坏的前保险杠，故意破坏和毁灭证据，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四、答辩人认为应对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重新认定，并由苏卫彪承担全部责任。苏卫彪在事发当日中午即被拘留，但交警未对其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存在违法执法。五、本案总无号牌韩铃电动车不是机动车。我国现行的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是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其中4.1.3明确规定摩托车有唯一的车辆识别号，其内容和构成应符合GB16735的规定（4.1车辆识别代码的基本构成里明确规定，车辆识别代码由世界制造厂识别代码（WMI）、车辆说明部分（VDS）、车辆指示部分（VIS）三部分组成，共17位字码。），而本案车辆车架号即车辆识别代码为0150300945，仅10位字码，此外，经答辩人事后向交通管理部门询问，被明确答复此类电动车不能上牌，故该车辆不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五、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已经包含了精神抚慰金，不应重复主张，原告请求的其他费用并不合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林吉思、陈静音系林某的父母。林吉思、陈静音、林某均为农村户口。林某自2015年9月1日起林某在广州增城华立学院国际经济与外语学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读。2016年11月20日02时45分，苏卫彪驾驶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沿324国道由西往东方向在后行驶，潘祖轩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样品中酒精含量为47.6mg/100ml）驾驶搭载林某的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沿324国道由西往东在前行驶，途径324国道911KM+700M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四丰村路段，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前部与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后部发生碰撞，造成林某死亡、潘祖轩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苏卫彪驾车逃逸被查获。2016年11月28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编号为穗公交增认字[2016]第44012420160040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苏卫彪驾车同车道行驶与前车未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过错；潘祖轩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驾乘人员均未戴安全头盔，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事故的次要过错；因此，苏卫彪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潘祖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林某不承担事故责任。再查，林某于事发当日死亡，死因为头部外伤。其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委托增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林某的死因进行鉴定。2016年11月24日，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穗增公（司）鉴（尸）字[2016]C300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认为林某符合钝性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另查，苏卫彪驾驶的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的登记车主为日成公司。庭审中，苏卫彪及日成公司确认两者系挂靠关系，原告亦提交了加盖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的2015年11月10日的《合同书》复印件予以证实。《合同书》载明：“甲方：广州市日成货运有限公司乙方：苏卫彪一、车辆产权：1、现乙方出资购买福田牌BJ5129VGBEA-FB型号车辆壹台，以甲方名称到市车辆管理所登记上牌手续，车牌号粤Ａ×××××，发动机号89112907，车架号LVBV4JBB4EJ003907。……二、有偿费用及代收费：1、办公费2000元/年，营运证年审100元/年，乙方车辆的车船税385元/年等。2、乙方车辆挂靠期间需在每年二月底前向甲方交纳该车年度所有税费。甲方提供安全驾驶方面的学习资料供乙方学习。提供日常的车辆业务咨询以及免费指导和协助乙方处理市内交通事故及理赔（本市区内免费）。……”等内容。日成公司为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保险期间均自2016年1月15日起至2017年1月14日止的交强险（其中责任限额内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含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庭审中，原告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对此，原告已提交了加盖交警部门公章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单复印件予以证实。被告日成公司确认其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单上签章的真实性。商业三者险保险单上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被告保险公司主张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点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对此，被告保险公司已提交了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打印件各一份予以证实。经核实，被告保险公司已就上述免责条款用加黑加粗字体标示。庭审中，被告日成公司否认其在本案的商业三者险投保单上签章，否认被告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向其出示了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此外，日成公司陈述，保险公司直至投保时才在保险单后附了保险条款并向其交付，同时因其公司有多台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所以业务员会要求其先在空白的投保单上签章以便购买保险，因此其不太确定有无在涉案车辆的投保单上签章。另，被告保险公司表示其无法提供涉案车辆商业三者险的投保单。又查，被告潘祖轩驾驶的电机号为300229，车架号为0300945的车辆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委托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技术检验。2016年11月24日，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第20161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认为该车辆无脚踏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且车质量为99.15Kg，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3款“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30Min的脚踏行驶距离应不小于7Km。”以及5.2.1款“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应不大于40Kg”的规定，故该车辆不符合上述关于电动自行车的标准。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蓄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涉及最高时速、空气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因此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才属于非机动车，而不符合规定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最后，根据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5.2款对轻便摩托车的定义“无论采取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的摩托车，且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如使用电驱动，其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总和不大于4Kw。”以及3.5.2.1款规定“装有一个从动轮和一个驱动轮的轻便摩托车”。因此，该车辆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为轻便两轮摩托车。被告潘祖轩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资质提出异议，并认为该车辆不符合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4.1.3款规定的摩托车应具有17位字码的唯一车辆识别代号，且经其向交警部门询问同类型的车辆均不能上牌，故该车辆应属于电动自行车。2015年，我院曾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函询问关于轻便摩托车、二轮摩托车、电动车的界定、能否上牌、如何上牌、驾驶人员应具备何种驾驶资格等问题。其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函我院称“根据《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14），摩托车分普通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另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普通摩托车是指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大于50km/h，或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大于50ml，或或如使用电驱动，其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总和大于4km的摩托车，包括两轮普通摩托车、边三轮摩托车和正三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是指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的摩托车，且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如使用电驱动，其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总和不大于4kw。关于电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关于‘非机动车’的定义，对于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方属于非机动车，故电动车根据其技术参数的不同，可分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两种类型。非机动车类的电动车（即电动自行车）按照《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的定义，电动自行车指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行车。对于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的机动车类电动车，应参照《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按普通摩托车以及轻便摩托车的标准进行管理。……”再查，原告在庭审中确认事发后收到了被告苏卫彪支付的丧葬费32400元。另，原告于2016年12月27日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要求查封被告苏卫彪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西南六巷8号一幢302房的房产，并提供了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的信用担保。2017年1月20日，本院作出（2017）粤0183民初14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了被告苏卫彪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西南六巷8号一幢302房的房产。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被告保险公司应当首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按过错比例承担。本案中，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检验鉴定及视频资料等证据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苏卫彪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潘祖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潘祖轩虽对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认为潘祖轩存在的过错即无证驾驶、饮酒后驾驶、未戴安全头盔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而苏卫彪驾车逃逸后视图毁灭证据应由被告苏卫彪承担全部责任。本院认为，潘祖轩饮酒后驾驶车辆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驾乘人员未戴安全头盔又扩大了损害后果，故被告潘祖轩的上述抗辩，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的证据之一，被告潘祖轩对此提出异议，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但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值得指出的是，林某的死亡原因系颅脑损伤，而对造成林某死亡这一后果的原因分析来看，苏卫彪及潘祖轩固然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死者林某未审慎核查驾驶人员资质、能力且未佩戴安全头盔，其自身亦存在相应的过错。故本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对本次事故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大小，酌定被告苏卫彪对林某的死亡承担70%的赔偿责任；潘祖轩承担20%的赔偿责任；林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被告潘祖轩主张其驾驶的车辆为非机动车，应相应减轻其责任比例。本院认为，交警部门已委托相关机构对涉案的车架号为0300945的车辆进行了属性检验，认定该车辆为轻便二轮摩托车，且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复函亦可得出潘祖轩驾驶的车辆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的结论。因此，被告潘祖轩的上述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因苏卫彪驾驶的车辆挂靠在被告日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日成公司应对被告苏卫彪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本院对原告的损失作出如下认定：一、死亡赔偿金695140元；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因受害人林某系在校学生，于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生活一年以上，故死亡赔偿金应按广东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0元/年计算20年，即695144元（34757.20元/年×20年），现原告仅主张死亡赔偿金695140元，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二、丧葬费36329.50元；原告虽申请撤回了关于丧葬费的诉请，但因被告苏卫彪已支付了原告部分丧葬费，为理清双方权利义务，避免双方诉累，本院将丧葬费在本案中一并计算并列明。丧葬费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广东省2016年度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一般地区为72659元/年，丧葬费应为72659元/年÷12个月×6个月=36329.50元。三、交通费2000元；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证应当与办理丧葬事宜的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本院根据原告的居住地、事发地、处理事故事宜的人数、时间等因素酌定交通费为2000元。四、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819.71元；原告未提供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工作收入及误工情况证明，原告主张分别按照260元/天、86元/天计算缺乏依据，考虑到原告均为农村户籍，本院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国有同行业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1195元/年计算3人7天，即1819.71元（31195元/月÷12个月÷30天×7天×3人）。五、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原告主张过高，本院按照侵权行为、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当地的经济水平等因素酌定90000元。此外，死亡赔偿金系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性质不同，故原告在主张死亡赔偿金的同时仍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抗辩两者不可兼得，本院不予采纳。六、住宿费9450元；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住宿费等其他合理费用。鉴于受害人为广东省饶平县人，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一定的住宿费符合客观事实。原告主张按照30人计算，超出合理限度，本院按照3人7天以及450元/天的标准计算，住宿费应为9450元（450元/天×3人×7天）。七、关于原告诉请的餐费5400元，因本院已支付原告诉请的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原告该请求实属重复，且该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上述损失合计834739.21元。原告的上述损失项目均可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鉴于上述费用已超出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110000元，且本次事故仍有另一名伤者潘祖轩，故本院根据原告的损失以及潘祖轩的伤情酌定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原告直接赔付90000元，预留20000元给潘祖轩。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在被告保险公司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超出交强险赔偿部分，即744739.21元（834739.21元-90000元）。被告保险公司提出被告苏卫彪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点的免责情形，故其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本院认为，被告苏卫彪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关于“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其次,被告保险公司已就《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点约定的免责情形使用了加黑加粗的显著字体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最后，投保人日成公司已确认了商业三者险保险单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的真实性，而保险单的“重要提示”部分已再次提示“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投保人日成公司亦在该保险单上签章确认，故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被告保险公司主张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该条款已发生效力，并要求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责的抗辩，合理合法，本院予以采纳。因此，超过交强险赔偿部分744739.21元，应由被告苏卫彪承担70%赔偿责任，即521317.45元（744739.21元×70%）。鉴于被告苏卫彪已经支付原告32400元，扣减后，被告苏卫彪仍需赔偿原告488917.45元（521317.45元-32400元）；被告潘祖轩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48947.84元（744739.21元×20%）。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向原告林吉思、陈静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二、被告苏卫彪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林吉思、陈静音赔偿死亡赔偿金、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488917.45元；被告广州市日成货运有限公司对被告苏卫彪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潘祖轩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林吉思、陈静音赔偿死亡赔偿金、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148947.84元；四、驳回原告林吉思、陈静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0元、诉讼保全费1460元（原告已预交案件受理费12500元、诉讼保全费1460元），由原告林吉思、陈静音负担案件受理费2042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293元；由被告苏卫彪负担案件受理费7025元、诉讼保全费1460元；由被告潘祖轩负担案件受理费21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旷怡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人民陪审员  陈小英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关韵仪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