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新2325民初3473号原告：曹瑞明，男，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新疆新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红霞，女，1969年8月9日出生，回族，公民身份号码：×××，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原告曹瑞明与被告马红霞确认所有权纠纷一案，原告曹瑞明于2016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受理后，于2016年11月26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瑞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被告马红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7年1月6日裁定转入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瑞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被告马红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原告曹瑞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900000元的征收款归原告曹瑞明所有。事实和理由：2011年4月9日原告与第三人王东武签订了《大自然度假村转让合同》，王东武将位于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南山的大自然度假村转让给原告，后原告接手了度假村。并于2011年4月9日和2015年5月31日分两次支付转让费。原告将度假村装修开业后，因无暇经营，委托被告经营管理。2011年7月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和王东武签订了转让合同。2013年5月，该度假村被奇台县政府征收，给付补偿款900000元，该度假村虽由被告经营，实为原告所有。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马红霞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马红霞与王东武签订的合同经过四次审理已经被确认有效，马红霞与王东武签订的协议的时间为2011年7月4日，显然在曹瑞明与王东武签订的协议之后，该协议的效力也高于曹瑞明与王东武签订的协议。其次，本次征迁主要依据的是经营者与牧民签订的草场租赁合同的年限及附属设施价值评定，大自然度假村的草场租赁合同是马红霞与牧民卡塞所签。第三，在马红霞与王东武签订协议后，大自然度假村一直由马红霞经营，草场租赁费也是马红霞支付给牧民的，所有附属设施均是马红霞的，故征收款应当归马红霞所有。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实其诉讼请求成立，原告向法院提供证据如下：（2013）奇民二初字第00915号民事判决书、（2014）昌中民二终字第154号民事裁定书、（2014）奇民二初字第00888号民事判决书、（2015）昌中民二终字550号民事判决书、备案表一份，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法律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提供的备案资料，认为在2013年度假村证征迁时原告没有拿出备案资料，现在将备案资料拿出来，故不予认可。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成立，向法院提供证据如下：卡某与程道文于2005年5月29日签订的大自然度假村承包合同一份、2008年6月26日程道文与王东武签订的转让合同一份，2011年王东武与马红霞签订的大自然度假村转让协议一份、中国建设银行通用凭证一份、新线借记卡历史交易记录清单一份、收条一份、营业执照一份、餐饮服务业许可证一份、申请书一份、通知书一份、（2015）昌民二终字第55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同时申请证人卡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有：”证人是大自然度假村占用的草场的权利人，草场的使用权为50年，草场租赁给了程道文，程道文经营完后由马红霞经营，草场使用费是程道文交给证人，王东武在经营了一年就不经营了，是由马红霞经营的，同程道文签订了草场租赁合同后，再与马红霞签订过草场租赁合同，当时江布拉克景区管委会的书记李玉龙给证人介绍时说的马红霞是大自然度假村的老板”。原告对证人提供的证人书证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真实，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虽原告曹瑞明在征迁时没有出示备案资料，但并不能否认该征迁协议的效力，故本院对该备案资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被告马红霞提供的草场租赁合同，本院对证人卡某的证人证言的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大自然度假村由江布拉克牧民卡塞依修建，2005年卡塞依将该度假村转让给程道文，2008年程道文与王东武签订了一份转让合同，程道文以30000元的价格将大自然度假村转让给王东武，2011年4月9日王东武与本案原告曹瑞明签订了一份转让合同，内容为：”甲方，王东武，乙方曹瑞明，甲方将一处江布拉克南山大自然度假村（不包括草场，草场租赁期在2015年3月30日到期）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90000元，大写玖万元整，度假村转让包括：蒙古包7顶、（其中8米2顶、5米1顶、4米1顶），其中包括被褥、炉子等生活用品，铁皮房及2间全套伙食家具。一、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0日的草场租赁费由乙方负责每年向半截沟石河子五村缴纳，每年租赁费1700元，2015年草场租赁费到期后，再由乙方与半截沟石河子五村协商另行租赁。二、......；三、付款方式：乙方自合同签订之日付给甲方转让费66000元，大写陆万陆仟元整，剩余转让费24000元，大写：贰万肆仟元整，在2012年4月1日移交给度假村时一次性付清给甲方......。”合同签订合，曹瑞明分别于2011年4月9日给王东武支付了66000元、于2011年7月5日向王东武支付了50000元，2012年5月31日向王东武支付了24000元。2011年7月4日王东武又与本案的被告马红霞签订了内容一样的转让合同，该合同除转让方是王东武、受让方是马红霞外，其余部分约定均和王东武与曹瑞明签订的合同一致。2012年4月至5月份期间曹瑞明找来案外人钱江，在被告马红霞在场的情况下，对度假村进行了装修，并由曹瑞明将装修款支付给了钱江。之后度假村一直由被告马红霞经营。但马红霞并未给王东武支付转让费，马红霞称因曹瑞明已经将转让费支付给了王东武，故其将转让费支付给了曹瑞明。大自然度假村于2013年该度假村被政府征收，补偿款为900000元，双方为该款的所有权发生争议，故原告诉至法院。另查明，2013年10月18日原告曹瑞明以王东武、马红霞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王东武与马红霞于2011年7月4日签订的关于大自然度假村的转让协议无效。该协议经过二次一审，二次二审。于2016年9月7日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5）昌中民二终字55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曹瑞明要求确认王东武与马红霞于2011年7月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在确认该协议效力的案件审理中，马红霞申请对王东武出具的收条、王东武的转让合同与马红霞的转让合同的形成时间以及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但均未鉴定成功。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过审查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原告主张确认其为900000元的补偿款的所有权人，即需要提供证据证实其为大自然度假村的所有人。原告向法院提供了其与王东武签订的转让协议，并向法院提供三张收条，第一张内容为”收条今收到曹瑞明付给王东武大自然内容为66000元的收条出具时间为2011年4月9日，第二收条的内容为”收条，今收到交转让大自然度假村转让费伍万元正（50000）元”，而第三张收条于2012年5月31日出具，内容为”收条，今收到曹瑞明给王东武交来大自然度假村贰万肆仟元正（24000元），全部已付清”。依据原、被提供的证据可以得知王东武就大自然度假村的转让已经收取了原告曹瑞明140000元。已经明显超出了90000元的转让价，原告曹瑞明解释为50000元并非转让款是为了书写方便而将其他款项写成了转让费，但未向法院提供证据。依据马红霞辩解，其从曹瑞明手中受让该度假村后，曹瑞明将该50000元的收条原件给了马红霞。王东武在与马红霞签订了转让协议后，该度假村一直在由马红霞经营，相关的经营证件均写明经营权人为马红霞，草场的租赁费也是由被告马红霞支付，且现在马红霞也有与王东武签订的转让合同。同时原告认为其为度假村的所有人，将度假村交给马经霞经营，自己在该度假村招待朋友不用支付招待费，但在（2013）奇民二初第00915号案件，曹瑞明将自己向马红霞支付的26500元中的7000元解释为代他人支付餐费，但也未提供证据，同时在（2013）奇民二初字00915号案件中，王东武也表示曹瑞明曾向王东武讲过，与他人签订度假村转让协议要经过曹瑞明的同意，现实情况是王东武已经与马红霞签订了转让协议。同时原告向法院提供了备案材料，但该备案资料并不能否认王东武与马红霞签订的转认合同的效力。该度假村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书的权利人均为被告马红霞，原告认为其委托马红霞经营该度假村，但也未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综合原、被告两方提供证据可以看出，原告提供的证据和对证据的解释与被告提供的证据相比较不具有证据优势，故原告认为其为度假村的所有权人进而要求其为900000元补偿款的所有权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瑞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曹瑞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敏峰代理审判员  樊玉伟人民陪审员  许明辉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朱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