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舟商终字第2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启敏。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姜建高，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智保，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爱锋。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军。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建宏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莲路501号山水人家14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邹爱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郭行舟，浙江星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科霖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山海街8号201室。
法定代表人张成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江南，浙江星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启敏、邹爱锋、陈志军、浙江建宏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宏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科霖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霖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舟普商初字第954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启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姜建高、李智保，上诉人邹爱锋及其与陈志军、建宏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郭行舟，被上诉人科霖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江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邹爱锋、陈志军系夫妻关系，邹爱锋系建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科霖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张成建。自2008年5月份以来，叶启敏曾多次借款给邹爱锋。其中由叶启敏通过银行转账给邹爱锋名下账户4196.29万元，由叶启敏通过银行转账给顾波娜名下账户651.355万元，通过黄亚清汇款给邹爱锋名下账户10万元，通过王红娜汇款给邹爱锋名下账户30万元。邹爱锋通过银行转账给叶启敏4885.45万元，其中通过陈志军汇款给叶启敏355万元，通过顾波娜汇款给叶启敏1155.53万元，通过吴爱君汇款给叶启敏8万元，通过赵浩挺汇款给叶启敏4万元，由邹爱锋汇款给王红娜名下银行账户20万元，由邹爱锋汇款给叶亚平名下银行账户20.28万元，由顾波娜汇款给王红娜名下银行账户170万元，由科霖公司汇款给叶启敏名下银行账户100万元，其余均由邹爱锋汇款给叶启敏名下银行账户。2014年5月31日，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向叶启敏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今欠叶启敏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左右，本资金以前用于单位及本人周转，现在承诺每个月还肆拾万——伍拾万元左右，假如没有兑现我愿意以公司及本人所有资产作担保抵押。如单位委托造船一年内还清，另外，山海华府店面出租收入在未还清叶启敏欠款之前，都每年还启敏欠款。（柒拾伍万——捌拾万元全年）。欠款人：邹爱锋（捺指印）陈志军（捺指印）。2014.5.31。欠款单位：浙江建宏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盖章）浙江科霖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盖章）。说明：科霖公司法人代表不是我，但所有资产属于我邹爱锋所有。邹爱锋”。其中，陈志军签名系《承诺书》出具之次日所签，科霖公司公章系邹爱锋拿来加盖。2014年6月30日，邹爱锋、陈志军向叶启敏出具《财产清单》一份，其中载明：“……以上所有财产除银行贷款抵押外，剩下部分归叶启敏抵押。承诺人：邹爱锋（捺指印）陈志军（捺指印）。2014.6.30。浙江建宏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盖章）浙江科霖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盖章）。”后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未按上述承诺还款，叶启敏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双方对2008年以来叶启敏与邹爱锋之间因借款、还款多次发生款项来往的事实并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
一、关于2014年5月31日出具的《承诺书》是否能证明截止当日各被告尚欠叶启敏借款1500万元的事实。
本案所涉《承诺书》较明确地反映截止《承诺书》出具当日，各被告尚欠叶启敏1500万元左右款项的事实。因双方自2008年以来来往款项较多，数额较大，结合双方提供的银行款项来往凭证，该《承诺书》应系双方对各自往来款项所作的结算，且该《承诺书》中所载明的1500万元左右应包含了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该《承诺书》系书面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各被告认为该《承诺书》是在受叶启敏等人胁迫情况下出具，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现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仅反映叶启敏曾到邹爱锋处催讨借款并发生争吵的情况，并没有直接反映《承诺书》是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的内容。且叶启敏提供的录音资料显示，邹爱锋自始没有否认1500万元借款存在的言语，而仅仅是与叶启敏就每月归还的具体数额发生争吵，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邹爱锋当时认可尚欠叶启敏借款的事实。虽然各被告辩称《承诺书》中载明“左右”两字，说明1500万元并非确定，不能认定欠款数额即为1500万元，但其未能提供双方最终结算的证明。如果如邹爱锋所言借款确已全部还清，则按常理其不可能在明确载明“尚欠1500万元左右”的《承诺书》上签名，且在《承诺书》出具后，其又未积极主动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无效或撤销，反而于次日，由陈志军在《承诺书》上签名；同年6月30日，邹爱锋、陈志军又向叶启敏出具《财产清单》一份，仍然表示愿意还款的意思。民事行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邹爱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承诺书》系受胁迫而出具的情况下，应确认《承诺书》的内容系承诺人在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应按《承诺书》的约定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虽然《承诺书》中有每月支付40万元至50万元的表述，但因被告已未按该承诺约定履行义务，可视为违约，叶启敏就全部欠款金额提起诉讼于法有据，被告辩称“即使《承诺书》有效，叶启敏起诉期限未至，尚不能完整行使权利，故叶启敏不能就全额提出诉请”的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建宏公司、科霖公司是否系共同借款人的问题。
叶启敏据以证明建宏公司、科霖公司系共同借款人，其依据为《承诺书》上盖有建宏公司、科霖公司公章。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建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邹爱锋，《承诺书》系邹爱锋出具，且在《承诺书》中加盖有建宏公司的公章，故应认定建宏公司为共同借款人。但科霖公司公章系邹爱锋擅自加盖，邹爱锋并非科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未有科霖公司的委托授权，《承诺书》中也未有科霖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故《承诺书》中有科霖公司公章以及邹爱锋单方面认为科霖公司系其实际控制，仍不足以证明科霖公司系共同借款人。现科霖公司对邹爱锋的盖章行为不予认可，应认为科霖公司对邹爱锋的行为不予追认，该《承诺书》对科霖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
三、关于叶启敏要求四被告共同支付150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自2014年6月1日至借款还清日止的利息的诉请是否有合法依据的问题。
《承诺书》中并没有关于利息的约定，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款项金额来看，《承诺书》中所载明的1500万元左右应系双方对借款本金及利息的结算，虽然双方对利息与本金的具体比例均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但结算已经包含了利息应属明确。故叶启敏再要求四被告共同支付150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自2014年6月1日至借款还清日止的利息，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四、关于叶启敏就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是否应由被告承担的问题。
《承诺书》中并无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由债务人承担的相关约定。叶启敏据以要求被告承担律师代理费的依据是借款协议。但该协议的落款签约日期晚于借款交付日期，落款日期也有涂改痕迹，叶启敏也未提供能证明借款协议中约定的300万元款项已交付的证据予以印证，故该借款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无法确认。且叶启敏自认该借款协议的金额已结算进《承诺书》中，已被《承诺书》所替代，故该借款协议已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叶启敏要求被告承担其就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归还叶启敏1500万元；驳回叶启敏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100元，由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负担111800元，由叶启敏负担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叶启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科霖公司在出具给上诉人的11张《欠条》上以担保人的身份为借款进行担保；在讼争的《承诺书》上以欠款单位身份盖章确认并承诺归还，确认了其作为共同还款人的身份和地位；《承诺书》出具之后的《财产清单》上盖章再次确认了其对1500万元借款的还款责任。没有证据证明《承诺书》及11份《欠条》担保人处科霖公司的公章系邹爱锋擅自加盖，一审出庭的证人都证实邹爱锋是科霖公司老板。以上事实足以让上诉人合理信赖邹爱锋有权代表科霖公司对1500万元借款进行盖章确认，无须科霖公司认可或追加。原审判决认定邹爱锋在《承诺书》上的盖章行为对科霖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科霖公司无须承担1500万元还款责任，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2、虽《承诺书》中没有约定利息，但这并不意味上诉人放弃对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承担逾期还款利息的要求。正因为未约定逾期违约利息，所以上诉人要求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自《承诺书》出具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给付利息，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应予以支持。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共同归还上诉人叶启敏1500万元，并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自2014年6月1日至借款还清日止的利息，诉讼费由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负担。
针对叶启敏的上诉，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共同辩称：1、科霖公司是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与邹爱锋没有关联，即使不考虑本案欠款事实是否存在、《承诺书》是否合法有效，邹爱锋盖章的过程中并没有科霖公司任何授权或追认，原判就该事实认定是正确的。2、就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是否应承担承担1500万还款义务的问题，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认为原审对该节事实判决是错误的，并已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科霖公司答辩称：认可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的答辩意见，关于科霖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判认定不存在错误。邹爱锋（盖章行为）没有得到科霖公司的追认和授权，原审对该事实认定正确。
宣判后，上诉人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承诺书》载明欠款金额为“壹仟伍佰万元左右”，说明双方对欠款的具体金额没有结算。作为结算单的《承诺书》不仅没有具体往来的明细，最终结果也不确定，在原审时邹爱锋即提出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书写《承诺书》的抗辩，叶启敏如需证明《承诺书》的真实性、客观性，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负有进一步举证的责任。且邹爱锋当时还出具了《财产清单》，更进一步说明存在邹爱锋当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原审法院过于轻信《承诺书》的内容，未理会《承诺书》中存在的矛盾事实，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2、原审法院未对双方借款、还款往来的基础事实进行审理，忽略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叶启敏通过银行转账给邹爱锋名下账户4196.29万元，邹爱锋通过银行转账给叶启敏4885.45万元，原审时邹爱锋也请求法院对银行明细进行查询，但法院未予以落实。原判认定《承诺书》中所载1500万元应包含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但未审查本金和利息的具体比例，甚至未审查利息是如何计算的。据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叶启敏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上诉，叶启敏辩称：关于《承诺书》中确认的1500万借款效力问题。《承诺书》是双方之间对之前多笔借贷行为的结算，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未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1500万元金额形成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叶启敏借款从《欠条》出具的时间截至2014年5月1日以1分利计算已经超过了1500万，所以2014年5月31日双方以1500万左右结算是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上诉人提出的胁迫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原审时证人出庭证明的是2014年7月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2014年5月31日《承诺书》形成时的情况。2014年5月31日只有邹爱锋、叶启敏两个人在场，不可能存在胁迫的事实。如果《承诺书》是胁迫下书写，那么出具后近一个月后，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不可能再出具《财产清单》给叶启敏，也不可能于《承诺书》出具后的2014年6月23日、7月4日、7月5日分别归还部分借款，其还款行为也表示不存在胁迫行为。
原审被告科霖公司辩称：科霖公司印章是邹爱锋擅自加盖，没有得到科霖公司的授权，对此事实科霖公司并不知情，对邹爱锋、叶启敏间帐目的来往科霖公司也不清楚，以法庭查明的事实为准，即使他们双方有借贷事实，科霖公司也是不知情的。
二审期间，上诉人叶启敏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舟山市市场监督局普陀分局打印的科霖公司基本情况、工商登记情况、建宏公司年检报告书、申报确认书、建宏公司基本情况。叶启敏释称，科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电话与邹爱锋的联系电话一致。拟证明科霖公司与建宏公司都是受邹爱锋控制的公司。
2、视频光盘一份。拟证明科霖公司工商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与工商地址不一致，工商注册地址是一家宾馆，是邹爱锋出租给张成建的。
3、科霖公司章程、缴款单、验资报告。拟证明科霖公司股东的出资并非股东本人缴纳，科霖公司实际是受邹爱锋控制的。
4、应收帐明细表。拟证明科霖公司、建宏公司都是受邹爱锋控制。
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质证后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工商部门登记材料已证明科霖公司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因科霖公司长期从事海上业务，法定代表人经常在海上，为了节约通讯成本，所以留邹爱锋的电话作为联系电话。电话号码相同，不能证明两公司实际是邹爱锋控制，更不能视为构成表见代理。
科霖公司质证后同意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质证意见，认为科霖公司是独立法人，与邹爱锋之间没有关联，不能以联系电话相同说明邹爱锋实际控制科霖公司。
本院认为，因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对叶启敏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原审证据材料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诉辩主张、质证意见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
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司的印章虽是公司对外行为主体资格的证明，但本案中，叶启敏明知借款当时债务人为邹爱锋，科霖公司在《欠条》、《承诺书》、《财产清单》上盖章，均系邹爱锋所为，而邹爱锋既非科霖公司法定代表人也非该公司登记股东，邹爱锋持有科霖公司印章并非基于职务授权。考虑本案借款金额巨大，叶启敏仅因邹爱锋告之其为科霖公司实际控制人而相信邹爱锋系有权代表科霖公司盖章，本身存在过失。且叶启敏对邹爱锋在《欠条》、《承诺书》、《财产清单》上盖章行为细节陈述不一致，原审据此认定《承诺书》对科霖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并无不当。上诉人叶启敏要求科霖公司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各方当事人原审提交的证据看，自2008年5月起，邹爱锋多次向叶启敏借钱，涉及金额巨大。诉讼中，双方均确认邹爱锋系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向叶启敏借款。如此巨额、长期的为企业经营所需的借贷，借贷双方若无利息的约定及实际支付，显然不合常理。诉讼中，叶启敏、邹爱锋虽均承认所借款项需支付利息，但对约定的利率及实际已支付（收取）的利息数额双方当事人陈述不一致，也未能提交已还本付息及最终结算的相应证据。现双方对邹爱锋所汇银行款项究竟是归还本金还是利息陈述亦不一致，而仅依据银行账户汇付款项的记录，难以认定邹爱锋已实际归还的借款本金及支付的利息金额。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要求通过查询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后以确认已归还的借款数额的诉请，无法实现。
2014年5月31日的《承诺书》，载明欠款金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左右。诉讼中，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辩称该《承诺书》系邹爱锋受胁迫后出具。就此主张邹爱锋等人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其原审时提交的证人证言并没有邹爱锋受胁迫而出具《承诺书》的内容；加之《承诺书》出具后的第二天，邹爱锋的丈夫陈志军在无任何胁迫情况下在《承诺书》上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名；2014年6月30日，邹爱锋、陈志军又向叶启敏出具了表达还款意愿的《财产清单》一份，并加盖建宏公司、科霖公司印章，结合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事后也未采取任何自救行为，因此，关于《承诺书》系受胁迫而出具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故原审依据《承诺书》所载内容确认欠款金额为1500万元并无不当。
从审理查明事实看，《承诺书》中所载明的1500万元左右应系双方对借款本金、利息结算后的余额，虽不能明确利息与本金的具体比例，但叶启敏将邹爱锋等人未支付的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由邹爱锋等人出具新的借款协议予以确认，在邹爱锋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所包含的利息超过法律保护范畴的情形下，该金额可认定为借款本金。双方以《承诺书》形式形成新的借贷关系，而在《承诺书》中双方未就借款约定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故叶启敏要求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科霖公司支付150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自2014年6月1日至借款还清日止的利息，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现有证据，上诉人叶启敏、邹爱锋、陈志军、建宏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100元，由邹爱锋、陈志军、浙江建宏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旭涛
审 判 员 刘燕波
代理审判员 龚 杨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代书 记员 戎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