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9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玲玲，女，194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正力，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一鸣，男，195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牛国英，女，195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耘农，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国强，男，194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301031949********，住杭州市下城区树园*幢*号***室，现住杭州市拱墅区信义坊**幢*单元****室（**楼）。
上诉人沈玲玲因与被上诉人田一鸣、牛国英，原审何国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3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1998年2月28日，田一鸣、牛国英与沈玲玲、何国强四人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四人共同对绥芬河贸易合伙经营，何国强、沈玲玲收到田一峰的现金150000元，田一鸣、牛国英的入股资金；总股本分为三份，何国强一份、沈玲玲一份，田一鸣和牛国英一份，在本次共同经营中，各方共同经营，对风险、盈利依占股比例共同承担。2015年2月10日，何国强向田一鸣、牛国英出具了一份还款承诺书，载明：因2004年2月绥芬河生意基本结束，结束后盈亏持平，何国强与妻子沈玲玲一致同意支付田一鸣、牛国英150000元，但因经济状况不善一直没有归还，承诺愿意在三个月内支付该本金150000元。
另查明：何国强、沈玲玲于1989年8月29日结婚，于2015年5月20日在原审法院调解离婚。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田一鸣、牛国英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四人存在合伙关系。合伙经营结束后，何国强出具了还款承诺书，承诺与妻子沈玲玲在三个月内归还田一鸣、牛国英150000元，但未能按约返还，田一鸣、牛国英诉请何国强支付150000元，符合双方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沈玲玲辩称该还款承诺书未经其本人签字不予确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中何国强出具《还款承诺书》时，何国强、沈玲玲系夫妻关系，上述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沈玲玲亦在《协议》上签字作为合伙人参与经营。田一鸣、牛国英要求沈玲玲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田一鸣、牛国英要求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缺乏合同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何国强经原审法院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何国强、沈玲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田一鸣、牛国英人民币150000元；二、驳回田一鸣、牛国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91元，减半收取1795.5元，由田一鸣、牛国英共同负担159元，何国强、沈玲玲共同负担1636.5元。
上诉人沈玲玲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本案请求权基础是合伙协议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定性不当。沈玲玲与田一鸣、牛国英1998年2月28日订立的合伙协议中，约定沈玲玲与何国强、田一鸣、牛国英各自出资15万元，田一鸣、牛国英一份，何国强一份，沈玲玲一份；共同经营、对风险及盈利依股东出资比例共同承担。股东之间是合伙性质关系，大家共同参与经营。沈玲玲当时虽与何国强是夫妻关系，但当时两人是各自分开出资，财产各自管理的。2004年初散伙时由于经营亏损要分担，田一鸣和牛国英知悉后便不想参加结算。2004年起，沈玲玲与何国强因感情不和，一直分居至2015年5月离婚，而田一鸣和牛国英在2004年初散伙以后至2017年5月8日起诉之日时隔十三年多，从未向沈玲玲主张过合伙财产分割。因此本案纠纷实际是基于合伙协议的请求权纠纷，是各股东之间的争议，而非夫妻共同债务的偿还问题，原审法院对案件定性有误。2.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2月10日由何国强个人名义向田一鸣、牛国英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为夫妻共同债务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沈玲玲明确表示对此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中称“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沈玲玲质证意见只字不提，对沈玲玲提供的相反证据《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也只字未提。何国强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其实是伪造的，田一鸣、牛国英之间存在串通虚构债务之可能：（1）依合伙协议，当初并未有结算，盈亏持平的结算依据何在？而且做生意非亏即赚，何来如此恰好“盈亏持平”的说法？（2）时隔十三年，即使田一鸣、牛国英主张欠款，为何当初不在2004年即起诉？（3）作为被追索债务一方的沈玲玲为何在十多年间的从未知悉有欠田牛二人债务之事，也从未收到两债务人追讨之事？（4）更为重要的是，沈玲玲在一审答辩时提交了反驳证据《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清晰证明，沈玲玲与何国强分居十多年后离婚时，在2015年5月离婚庭审笔录中，何国强明确说明无夫妻对外共同债务存在，这与何国强在2015年2月双方闹离婚期间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中承诺有15万元欠款相矛盾。但一审法院对如此重要证据竟然只字不提，明显裁判不公。（5）何国强的还款承诺书形式上是打印字，连落款时间都是打印好的，明显是经人精心设计后的授意而为，涉及较专业的法律知识，而起诉时间也在此承诺书承诺的三个月时间时效刚要到期之日的2017年5月8日，而何国强与沈玲玲夫妻关系十多年内一直紧张，何国强又与田一鸣的代理人田一峰律师早年熟识，存在与相对人串通虚构债务、进行虚假诉讼的重大嫌疑，沈玲玲将在收集相关的证据的基础上保留报案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6)一审在何国强并未出庭、沈玲玲对关键证据《还款承诺书》予以否认并举出有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将《还款承诺书》作为无争议的证据加以认定，对田一鸣、牛国英不利的相关证据及沈玲玲意见不写入判决书中，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二、退一步而言，即使《还款承诺书》有效，实际上也是何国强的个人承诺。《还款承诺书》在末尾明确说明，“本人在此承诺愿意在三个月内支付该本金十五万元。”，落款打印时间是2015年2月10日。据此足以表明田一鸣、牛国英在2015年2月10日即知道是何国强本人承诺还款的，而不是“我们夫妻二人承诺还款”；而田一鸣、牛国英作为合伙人知道沈玲玲夫妻感情不和，分开出资，散伙后分居多年的事实。因此，即使此承诺有效也仅是何国强的个人承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且沈玲玲在散伙分居直到离婚期间，从未听说还有合伙时有欠另两位合伙人债务的说法，何国强本人也在离婚诉讼期间的法庭上明确说明离婚时未有夫妻对外债务存在，并签字确认。这些事实足以表明，一审法院将何国强个人的承诺，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的缺乏事实依据的。
三、一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仅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也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推定适用夫妻共同债务是适用法律错误。实际上该24条本来就是饱受诟病、争议很大的一个不合理、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条款。根据2018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第一、第二、第三条规定，何国强在夫妻分居13年以后正在闹离婚的期间突然冒出的一个虚假债务承诺，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是与最新司法解释精神相悖的，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期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首先，这笔债务金额巨大。在2004年2月，15万元可以在杭州购买一套小户型的50-60平方米的房子，当时文三路的房屋也仅大约两三千元一平方米。这么大的一笔债务，不可能没有结算没有经过双方签字确认，而在事隔十三年以后才出现一个疑点重重的只有一方签字的声明；其次，这份承诺书自始至终没有沈玲玲的签字也没有沈玲玲的事后追认；第三，这笔虚构的债务显然不可能是家庭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也超出的家庭生活所能生产的费用范围，何况沈玲玲从2004年2月起就已经与何国经分居直至离婚。因此，在田一鸣、牛国英未能举证这笔债务属于夫妻共同之债的情况，法院不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四、何国强作为当事人缺席审判对于本案事实认定有重大影响。何国强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也是作出还款承诺的人却缺席一审判决，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依据不足，多处存疑，且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第一项，依法驳回田一鸣、牛国英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田一鸣、牛国英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应当支持田一鸣、牛国英全部诉请。一审法院以缺乏合同依据为由，驳回了田一鸣、牛国英要求以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为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请求。田一鸣、牛国英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田一鸣、牛国英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民间借贷纠纷和买卖合同纠纷两类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了这一点，但由于田一鸣、牛国英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上诉，现表示愿意接受一审的判决结果。
二、关于沈玲玲的上诉。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沈玲玲及何国强系三方合伙协议中除田一鸣、牛国英外的两方，应承担连带责任。2.退一步说，沈玲玲和何国强原系夫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彻底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合伙协议所约定的合伙经营为沈玲玲及何国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进行的个体经营，且为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认定相关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及合同相对性的原则，田一鸣、牛国英无从得知沈玲玲及何国强婚姻关系的变化更无法得知其离婚调解协议中的约定。对沈玲玲及何国强之间的纠纷建议其另案处理。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沈玲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何国强未作陈述。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田一鸣、牛国英和沈玲玲、何国强之间的合伙关系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2004年2月合伙已经终止，合伙终止后，合伙负责人何国强出具的还款承诺书系田一鸣、牛国英应分配的合伙盈余凭证。一方面，沈玲玲和何国强当时作为合伙人，共同收取了田一鸣、牛国英的15万元入伙资金，且为合伙的经营管理者，掌握合伙账目，在合伙终止后负有清算义务。沈玲玲否认何国强出具的清算凭证，应提供反驳证据。沈玲玲称合伙终止后并未进行清算，但又以合伙账目已经销毁为由拒绝提供合伙账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本案合伙关系及何国强的清算行为均发生在其与沈玲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沈玲玲为合伙人之一，其和何国强共同签字收取了田一鸣、牛国英的15万元入伙资金并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在沈玲玲不能举证该合伙债务已经清偿的情形下，本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无论从合伙关系角度还是夫妻债务角度，沈玲玲和何国强均应按照还款承诺书的约定共同向田一鸣、牛国英履行债务。综上，沈玲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沈玲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周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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