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23民初2600号
原告：徐俊，男，197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义县熟溪街道南湖花苑三区中*幢*号，身份证号码：3307021971********。
被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住所地：武义县武阳西路80号。
负责人：杨忠旭，系行长。
委托代理人：任舒华，男，1980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圣泉路岸上玫瑰花园*********室，身份证号码：3401111980********。系银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杨磊，男，198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北苑街道杨街村*组，身份证号码：3307821989********。
第三人：刘丽丹，女，198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义县壶山街道正新屋村新东路**号，身份证号码：3307231984********。
原告徐俊为与被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以下简称民泰银行）、第三人刘丽丹银行卡纠纷一案，于2016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晓猛独任审判，于2016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俊、被告委托代理人任舒华、杨磊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丽丹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俊起诉称：
2013年8月，第三人刘丽丹在被告处申请办理商惠通卡，应第三人和被告的要求，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该商惠通卡的保证合同。
2014年6月，因第三人刘丽丹无力归还商惠通卡上的80万元的欠款，在被告的要求下，原告分两次将总计814294.35元本息汇入该商惠通卡，用以偿还给被告。
2015年9月，经中国银监会金华银监分局（以下简称金华银监局）核查，认定第三人刘丽丹不属于商惠通卡的发卡对象。综上，被告明知第三人刘丽丹既非小企业主也非个体工商户，按该行的相关规定，无资格办理商惠通卡，却在2013年8月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时，故意隐瞒这一重要事实，其行为已构成欺诈，且该行为造成了原告的重大损失。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为刘丽丹商惠通卡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814294.3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6月28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至款清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保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按要求为第三人刘丽丹提供保证的事实；
证据2、银行回单一份，证明原告按保证合同约定为第三人代偿814294.35元的事实；
证据3、2015年7月8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证明金华银监局回复原告信访事项的事实；
证据4、2015年9月8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证明金华银监局认定被告违反其关于商惠通卡业务有关制度的事实。
被告民泰银行答辩称：1、原告徐俊为第三人刘丽丹向其申请的商惠通卡提供保证担保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2、第三人刘丽丹属于商惠通卡的发卡对象，刘丽丹系个人独资企业浙江武义顶昊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昊公司）的监事，系顶昊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郑跃军的妻子，该公司由刘丽丹与郑跃军夫妻共同经营；3、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于2015年7月8日已知道主张撤销的事由，其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19日，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诉讼时效；4、原告主张刘丽丹非发卡对象的依据是银行内部控制风险的管理型规定，不违反法律效力性的规定。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民泰银行为支持其抗辩，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A、商惠通卡申请表及领用合约、附件材料一份，证明第三人刘丽丹向被告申领商惠通卡，被告对其申请进行审核的事实；
证据B、（2014）金武商初字第168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为第三人的其他借款也提供担保的事实；
证据C、顶昊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刘丽丹系顶昊公司监事的事实；
证据D、涉案商惠通卡流水明细一份，证明刘丽丹使用商惠通卡的情况。
第三人刘丽丹未作答辩，也未举证。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3、4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金华银监局的回复是行政行为，且回复中错误的认定刘丽丹为商惠通卡非主要发卡对象，为刘丽丹发卡的行为违规。即使刘丽丹为商惠通卡的主要发卡对象，但其也并非商惠通卡禁止发卡的对象，因此为刘丽丹发商惠通卡的行为并未违反银行内部关于商惠通卡的发卡规定。本院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A的领用合约及附件材料能够证明被告在向刘丽丹发放商惠通卡的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且被告随意提高了刘丽丹商惠通卡的额度；证据B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C能够证明顶昊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刘丽丹并非小企业主，不符合商惠通卡发对象的条件；证据D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依据原告申请，向被告民泰银行调取了《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商惠通卡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商惠通卡业务操作规程》（以下简称《操作规程》）。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被告在向刘丽丹发放商惠通卡的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向刘丽丹发放商惠通卡的行为符合商惠通卡的章程和操作规范。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综上，根据已确认的证据，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如下事实：
2013年8月14日，第三人刘丽丹向被告民泰银行申请商惠通卡并填写申请书编号为3226000081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商惠通卡领用合约》（以下简称《合约》）。《合约》第一条第二约定：“凡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合法、稳定收入来源，有偿还能力，资信良好的中国公民，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向甲方申领商惠通卡”。同时银行内部审批意见显示，给予信用额度为捌拾万元，其中固定额度叁拾万元，临时额度伍拾万元。
原告徐俊及其妻子扬根菊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被告民泰银行签订《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商惠通卡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被保证人刘丽丹与债权人（即民泰银行）签订商惠通卡申请书编号为3226000081的《合约》的切实履行，保证人自愿为被保证人适用《合约》项下的商惠通卡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被保证人依据《合约》领取的商惠通卡，在该卡账户销户前，并在人民币捌拾万元的申请授信额度范围内使用该卡所发生的透支本金、透支利息、罚息及费用等全部债务。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陈述与保证：确认已知悉并理解《章程》、《合约》和保证合同文本，并对被保证人的自信状况与用卡冬季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自愿为其担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特别提示：债权人已提请保证人对本合同以及主合同等相关文件文本各条款作全面、准确理解，并应保证人的要求作了相应的条款解释和说明。保证人在签署本合同时已对相关条款、内同，特别是责任承担条款已予以全面理解，对合同内容无任何异议。
第三人刘丽丹办理商惠通卡并使用后，未按《约定》归还本息。2014年6月27日、6月28日，原告徐俊代第三人刘丽丹向被告分别归还70万元、114294.35元，合计814294.35元。
2015年7月8日，金华银监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对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刘丽丹商惠通卡签字作担保”予以答复。2015年9月8日，金华银监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对原告“商惠通卡的客户准入”作出答复，认为刘丽丹不属于商惠通卡的主要发卡对象。原告向刘丽丹办理商惠通卡属于“放松客户准入条件为非企业主办理商惠通卡”，违反了原告关于商惠通卡业务的有关制度规定。
原告与其妻子为第三人刘丽丹及其丈夫郑跃军共同向被告的2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徐俊与被告民泰银行签订保证合同时，被告民泰银行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原告认为被告民泰银行存在欺诈行为的主要依据为：1、第三人刘丽丹并非商惠通卡的主要发卡对象，被告仍为其办理商惠通卡，并同意由其提供保证；2、刘丽丹申请的商惠通卡授信额度与征信系统显示额度不一致。本院认为：1、依据《操作规程》的规定及金华银监局的认定，第三人刘丽丹虽不属于商惠通卡的主要发卡对象，但也不属于限制发卡客户或禁止发放商惠通卡的申请人；2、虽《操作规程》中规定了商惠通卡原则上的授信额度为30万元，但同时也规定授信额度核定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坚持动态调整的原则。金华银监局的信访回复中也只是明确该原则上的授信额度与实际授信额度不一致，并未确认存在违规行为；3、即使第三人刘丽丹不符合商惠通卡的发卡条件，信用卡额度未严格按《操作规程》确定，但上述行为仅涉及是否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规定问题，并不涉及是否有违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问题，不影响案涉合同的效力；4、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风险。其在与被告签订保证合同时已明知被保证人、保证数额、保证范围、保证期间等情况。综上，第三人刘丽丹是否符合商惠通卡发卡条件、授信额度是否符合商惠通卡章程，与原告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无直接关系，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在履行保证义务后可向债务人也即本案第三人刘丽丹追偿。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468元，减半收取7234元，由原告徐俊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晓猛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郑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