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8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戎百祥，男，196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戎玲玲，女，198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戎玲观，女，199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彩娟，女，194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丽华、徐莘，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号。
法定代表人郑树森，院长。
委托代理人赵濑，浙江越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戎百祥、戎玲玲、戎玲观、徐彩娟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医一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上民初字第1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患者翁菊珍于2014年1月24日因“发热3天，胸闷气促2天”前往浙医一院急诊，肺部CT示：右下肺感染××变，医嘱予头孢曲松针2克、希舒美针500毫克静脉滴注等治疗；17：48以“肺部感染、2型糖尿病”急诊留观，医嘱予病重通知，对症治疗。1月26日、27日续以头孢曲松针、希舒美针静脉滴注等治疗。1月27日11：50医嘱予住院；13：15收入呼吸内科病房。入院查体：肝功能：谷丙转氨酶42U/L，谷草转氨酶41U/L；肺部CT（1月27日）示：两肺多发感染型病变，对比1月24日CT明显进展。初步诊断：1、两肺病灶（病毒感染首先考虑）；2、2型糖尿病。入院后予舒普深、可乐必妥抗炎，达菲抗病毒，甲强龙改善急性炎症等治疗。1月28日：仍有干咳，胸闷气急，面罩吸氧6L/min，氧合差，病情进展迅速，告病危。更换为氧袋吸氧，激素剂量加强，更改可乐必妥为拜复乐抗炎，给美能片口服护肝。1月29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50U/L，谷草转氨酶51U/L。1月30日起体温正常。2月5日：给予达菲、甲强龙减量。2月6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58U/L，谷草转氨酶17U/L。2月10日肺部CT示：两肺多发感染××变，对比1月27日CT右肺病灶有明显吸收。修正诊断：1、两肺病灶：病毒性××首先考虑；2、Ⅰ型呼吸衰竭；3、2型糖尿病。停用达菲。2月11日停用甲强龙。2月13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1645U/L，谷草转氨酶348U/L，碱性磷酸酶196U/L，总胆汁酸476umol/L，总胆红素45umol/L，直接胆红素32umol/L。予美能针、思美泰针护肝退黄。2月14日感染科会诊考虑病毒性感染所致，建议××系列及病毒抗体检查，加用阿拓莫兰针。停拜复乐，予头孢西丁抗炎。2月15日复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799U/L，谷草转氨酶120U/L。2月18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708U/L，谷草转氨酶366U/L。肝病科、消化科会诊，考虑“肝功能不全（梗阻性首先考虑），急性胰腺炎，两肺病灶恢复期（病毒感染首先考虑），2型糖尿病”，给予禁食，停用一切口服药物，胃肠减压，舒普深抗炎，泮立苏护胃，施他宁抑制胰液分泌，思美泰、易善复、阿拓莫兰护肝，补液营养支持治疗等。2月19日予护肝、抑酸、补液等治疗。2月22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646U/L，谷草转氨酶390U/L。2月26日十二指肠镜检查报告示：原发硬化性胆管炎，ERCP，EST，细胞刷，ENBD。3月4日转传染科，给予护肝退黄等对症处理。3月5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140U/L，谷草转氨酶109U/L。3月6日出院，转上海继续治疗，出院诊断：1、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2、胆囊结石；3、胆囊炎；4、急性胰腺炎；5、肺部感染；6、2型糖尿病。2014年3月8日，患者翁菊珍入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入院诊断：黄疸原因待查，胆囊结石，糖尿病。于3月11日行肝穿刺术，3月12日病理：（肝穿刺）送检肝组织，可见约10个肝小叶范围，其间汇管区可见明显炎细胞浸润，小胆管结构不清晰，肝小叶内部分干细胞内淤胆（以小叶中央显著），偶见羽毛样变，并见中性粒细胞浸润，少量肝细胞脂肪变（约1%），具体类型需行免疫组化检测。3月14日补充报告：（肝穿刺）镜下肝穿刺组织呈肝细胞内淤胆，小胆管结构不清，未见病毒性××、自身免疫性××等的组织学证据，结合病史，考虑药物相关性肝损伤，同时建议随访自身抗体，排查原发性胆汁性硬化等病变。予甲强龙治疗，辅以保肝、退黄、利胆等治疗。4月17日出院，出院诊断：药物性肝损，胆囊结石，糖尿病。2014年4月22日，患者翁菊珍入住杭州市西溪医院。入院诊断：1、药物性××伴胆汁淤积；2、2型糖尿病。给予保肝降酶、抗炎利胆等治疗。7月17日出院转被告浙医一院××病房继续治疗。入院后告病危，予补充血容量，护胃及补液营养支持对症治疗。7月19日反复告知患者家属病情危重，治疗效果差。患者家属要求出院，出院后死亡。出院诊断：1、败血症，感染性休克；2、消化道出血，失血性休克；3、2型糖尿病；4、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一审立案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杭州市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该会于2015年8月21日出具杭州医鉴［2015］0060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认为：医方诊断为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依据欠充分，存在过错；但与患者的死亡无因果关系。
另查明，患者翁菊珍与戎百祥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了两个子女，即戎玲玲、戎玲观。徐彩娟（配偶已死亡）系患者翁菊珍之母，其共生育了三个子女。
戎百祥、戎玲玲、戎玲观、徐彩娟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浙医一院赔偿其各项损失1047258.19元（医疗费376161.72元、误工费24649.84元、护理费22264.37元、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400元、营养费8400元、丧葬费2418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0161.2元、死亡赔偿金8078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上述损失共计1496083.13元，按照70%计算，为1047258.19元）；2、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等由浙医一院承担。审理中，四上诉人将第1项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578433.25元。
原审法院认为，患者翁菊珍因“发热3天，胸闷气促2天”到浙医一院处就诊，双方形成医患关系，浙医一院应提供科学的、符合医疗常规的诊疗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浙医一院作为医疗机构，其就不存在医疗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浙医一院据此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结合本案事实及杭州市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原审法院认为，患者翁菊珍“肺部感染”诊断明确，入院时病情危重，浙医一院初步诊断“病毒感染首先考虑”，在感染源不明的情况下，医方给予抗生素、抗病毒及激素等联合治疗，符合诊疗常规。在临床上，对重症感染患者的治疗，抗生素的应用也尚合理。考虑到药物的肝损性，浙医一院在诊疗过程中给予患者美能片口服护肝，且对于患者的肝功能进行定期复查，在发现患者出现肝功能明显异常后，浙医一院也及时对抗生素进行了调整，并予护肝退黄等对症治疗，未违反治疗常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本案中，医方在患者严重感染的情况下使用临床常用抗生素不属于上述条款规定的范围，其未书面告知患方并无不妥。因此，浙医一院在诊疗过程中的用药不存在过错，戎百祥、戎玲玲、戎玲观、徐彩娟关于浙医一院用药错误且未履行告知义务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诊断，浙医一院仅依据ERCP报告对患者作出该诊断依据欠充分，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浙医一院并未依据该诊断采取相关治疗手段加重患者肝功能损伤。相反，浙医一院恰在同时已采取护肝退黄的治疗手段，与患者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杭州市西溪医院治疗药物性肝损的治疗方案一致。因此，浙医一院虽有过错，但未对患者产生损害，也未扩大其损失。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肝功能损害与药物性肝损相关，药物性肝损是在药物使用过程中，因药物本身及其代谢产物或由于特殊体质对药物的超敏感性或耐受性降低所导致的肝脏损伤。患者的肝功能损害也与重症感染、缺氧等因素有关。最终患者因肝功能衰竭、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消化道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等死亡。因此，浙医一院的过错与患者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戎百祥、戎玲玲、戎玲观、徐彩娟要求浙医一院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戎百祥、戎玲玲、戎玲观、徐彩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84元，减半收取4792元，由戎百祥、戎玲玲、戎玲观、徐彩娟负担。
宣判后，戎百祥、戎玲玲、戎玲观、徐彩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
一、一审事实不清，重要事实认定错误。
（一）入院前已用抗菌素三天，无效。患者翁菊珍因“发热”在院外经左氧氟沙星治疗3天症状无明显缓解。（二）药物性肝损发生前多种抗菌素用药长达17天（1月25日至2月10日）。1、2014年1月24日22:41，患者至被上诉人处急诊。1月25日00:12予“头孢曲松针2g，希舒美针0.5g”静滴；8:54予“头孢曲松针2g，希舒美针0.5g”静滴；14:44予“头孢曲松针2g，希舒美针0.5g”静滴，消炎痛赛肛退热；1月26日8:00予“头孢曲松针2g，希舒美针0.5g”静滴。1月27日8:00予“头孢曲松针2g，希舒美针0.5g”静滴。2、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针（舒普深）用药15天（1月27日至2月10日）。3、左氧氟沙星用药14天（1月27日至1月28日）。4、莫西沙星针（拜复乐）用药15天（1月28日至2月10日）。（三）被上诉人诊断“两肺病灶（病毒感染首先考虑）”无需使用抗菌素。1月28日血常规WBC4.6*10Eg/L、N83.7%（正常）；2月6日血常规WBC9.2*10Eg/L、N67.5%（正常）；也证明无细菌感染。（四）2月6日患者出现皮疹和黄疸等肝损表现，未引起关注，未停药。（五）肝损发生后，被上诉人未及时诊断，2014年2月10日后继续给予莫西沙星针（拜复乐）、注射用头孢西丁钠（法克）、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针（舒普深）、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邦达）抗感染，继续加重了患者药物性肝损。（六）2月13日肝功能严重异常，未请肝病科会诊，迟延保肝措施。2月13日肝功能严重异常，2月18日方请肝病科会诊，迟延保肝措施，且错误将“药肝”诊断为“胆管炎”，治疗方案错误。（七）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与复旦大学与西溪医院治疗药物性肝损治疗方案一致”无依据。（八）无证据证明患者是特殊体质，对药物超敏。
二、判决理由不能成立，严重违反正常逻辑和思维判断。
（一）被上诉人诊疗严重过错，造成患者严重肝损害死亡。1、患者入院时肝功能正常。2、患者疾病系病毒性××，非细菌性感染，根本无需使用抗菌素。3、是被上诉人长期、联合、滥用大量抗菌素，造成患者肝功能损害最终死亡。被上诉人医院先后滥用大量抗生素：头孢曲松针3天内连续5次，希舒美针连续5次，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针连续15天，左氧氟沙星针连续2天，莫西沙星针连续14天。但被上诉人未针对病毒用药，在外院已用左氧氟沙星等抗菌素无效的情况下，仍同时、长时间、大剂量、混合使用肝损性抗菌素，造成肝脏严重损害，肝功能的指数中可以表明，用量越大越伤害肝功能，最终死亡。4、国家药监局早已发布相关合理用药及肝损等警示，出现肝损表现时仍未保肝且未停药。（1）2009年4月2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21期），“警惕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的严重不良反应”中，明确指出，该药适用于“敏感细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感染等”。而本案不存在“敏感细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感染等”，被上诉人用药错误。而被上诉人诊断患者为“病毒性××”，却长期使用抗菌素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而后，细菌培养结果阴性时，仍继续错误使用抗菌素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加重肝脏损害。（2）2009年4月2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有肝功能异常等严重不良反应，被上诉人仍在没有用药适应症的情况下，错误使用抗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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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造成药物性肝损。（3）出现皮疹和黄疸等肝损表现时仍未停药，连续多种肝损类用药长达十五天。（4）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针合并使用左氧氟沙星加重用药风险。2009年4月2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21期），“警惕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的严重不良反应”中记载，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死亡病例报告分析显示合并使用的药品有左氧氟沙星。2014年1月27日、28日两天，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合并使用左氧氟沙星针，加重了患者的用药风险。该通告是在2009年4月20日就发布了，因此作为医院方应当是明确的。（5）2011年1月2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35期），“关注喹诺酮药品的不良反应”：莫西沙星的肝损害，在莫西沙星的严重病例中，肝胆系统损害的构成比相对较高。被上诉人明知其所使用的抗菌素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与莫西沙星等存在严重肝损风险且出现黄疸已发生肝损的情况下，未及时停药，反而继续联合长期给药，加快加重了肝损害。5、被上诉人将“药物性肝损”误诊为“原发硬化性胆管炎”，误诊误治，加重病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活检确诊为“药物性肝损”，被上诉人误诊为“原发硬化性胆管炎”。误诊误治，按照胆管炎抗炎治疗，进一步加重药物性肝损害。两者治疗原则不同，原本无需使用的抗炎药物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病情。6、被上诉人错误用药导致患者死亡，因果关系明确。死亡前除严重肝损，不存在其他严重的致死性疾病。当时只是病毒性的肺病感染。若有其他的疾病，在诊疗过程中应该有诊断的。因此，死亡原因是药物性肝损。
三、一审法院回避被上诉人未履行用药风险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风险告知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患者入院治疗前肝功能正常。无论用药方案正确与否，一旦存在严重的不良反应，使用前均应向患者进行风险告知。患者了解药物的严重风险后，完全有权选择不使用该类药物，那么药物性肝损的损害后果必然不会发生。被上诉人的用药行为剥夺了患者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权，是严重违法行为，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害责任。
四、一审法院责任认定错误，机械套用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书刻意将肝功能损害原因归结为多因即重症感染、缺氧、药物性损害等相关。但患者死亡前的病历中除了药物性肝损，不存在重症感染、缺氧及其他严重的致死性疾病。显然，鉴定意见书刻意将药物性损害排在后位，但更显示出本末倒置，混淆事实的真相。
综上，被上诉人违反法定告知义务及医疗原则，滥用有肝损不良反应警示的药物，且出现损害时不仅未停用，继续违规滥用，直接导致患者的药物性肝损，最终因肝功能衰竭死亡。死亡后果是上诉人违反告知义务、侵权责任法，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理由不成立，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浙医一院答辩称：
一、关于抗生素的使用。
患者翁菊珍因“高热咳嗽1周，胸闷气急5天”至浙医一院处急诊并入院治疗，入院时病情危重，属危及生命的重症××，在感染源不明的情况下，对于重症××患者临床考虑病毒、细菌混合感染可能，浙医一院除积极抗病毒治疗外兼顾抗细菌及非典型病原体感染等联合治疗，符合诊疗常规且剂量及疗程均符合用药原则。浙医一院予患者的抗感染治疗方案始终围绕患者病情开展，积极救治，及时更改，不存在长期、大剂量滥用抗生素的情况。经积极治疗后，患者胸闷气促改善，呼吸衰竭有所纠正，肺部影像显示吸收明显。由此可见，浙医一院的诊疗思维和抗感染治疗方案是合理有效的。这是其一。需要说明，上诉人说早上8:54分、下午14:44分均用了抗菌素，下午14：44分不存在适用抗菌素，14:44分的缴费内容中是不存在适用抗菌素药物的。用药后，经过医院的积极治疗，患者的肺部阴影是有所改善的，因此被上诉人的用药符合诊疗常规且剂量及疗程均符合用药原则。
其二，上诉人认为“患者疾病系病毒性××，非细菌性感染，根据本无需使用抗生素”的观点，是片面且脱离临床医学的。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本案患者的疾病是单纯的病毒性××，事实上浙医一院的诊断是“感毒性××首先考虑”而非明确的“病毒性××”。其次，任何重症××都需要抗生素、抗病毒及激素等联合治疗。对重症感染患者，在重点针对治疗的同时覆盖全部可能的联合用药是符合用药原则的。在鉴定专家出庭接受质询的过程中，专家指出该患者不是一个仅仅是病毒性感染的患者。
其三，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期间，浙医一院密切监测患者的肝肾等脏器功能，1月28日?2月6日、2月13日三次进行生化检测，前2次肝功能检查指标未见明显异常，2月13日第3次检查提示肝功能指标异常后，立即进行保肝、退黄等对症治疗，并及时对抗生素进行调整。浙医一院的上述诊疗行为符合临床处理原则。
其四，对严重感染患者使用常用抗生素，无需书面告知，亦无需患者签字同意，上诉人认为浙医一院违反法定告知义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只有在对患者施行特殊治疗、实验性临床治疗以及可能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治疗活动时，医疗机构未告知的，才应当认定其违反告知义务。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医疗机构应告知的治疗，一般是指有创治疗、化疗药物治疗和临床试验药物治疗及相对长时间的药物治疗等，而临床广泛使用的抗生素治疗不属于这类应当事先告知的药物治疗，浙医一院不存在任何尽告知而未告知事项。因为临床使用的抗生素都是属于正常的抗生素的药物使用。
至于，上诉人上诉状中引用的《药物不良反应信息通报》（以下简称《通报》），浙医一院认为，正如《通报》在前言中所指出的，药品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具有治疗作用的同时，必然存在不良反应，被通报了不良反应的药品不应与“不能使用”相提并论。可见，上诉人引用《通报》中指出的不良反应来主张被上诉人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依据不足，该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并且，第21期《通报》中对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舒普深）严重不良反应的建议是，使用该产品曾发生过不良反应的患者、过敏体质的患者不宜使用；对于出现双硫仑样反应的应及时停药。第35期《通报》中对喹诺酮类药莫西沙星（拜复乐）严重不良反应的建议是，禁用于有严重肝损害的患者，医生在处方时应评估患者的肝功能状况。而本案患者的肝功能状况正如上诉人上诉所称“患者入院时肝功能正常”。很显然，本案患者既没有舒普深的药物过敏史，也没有使用拜复乐禁忌症，更没有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双硫仑样反应（双硫仑样反应指出现了一种有类似于醉酒后发生的不良现象），浙医一院予患者使用上述两类药物符合临床用药规范且未违背《通报》要求。
此外，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鉴定专家在一审中回答法庭提问时明确表示，引起患者肝功能损害的原因很多，主要与重症感染、缺氧、药物性损害等相关，药物性损害是其中一种可能，药物性××是推测性的诊断，不是唯一的。而任何药物都会有肝损可能，包括维生素C也会有可能造成肝损，因为任何药物都需要肝脏代谢，是否发生肝损看个体的差异。因此，不可能因为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就取消用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人类将会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这也正是《通报》在前言中特别指出“被通报了不良反应的药品不应与不能使用相提并论”的原因所在。上海复旦大学的穿刺报告显示，可能由于药物引起的肝脏损伤，况且专家在庭上也陈述了患者引起肝功能损伤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缺氧、药物性肝损害等。
二、关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诊断和治疗。
在临床上普遍认同的是，ERCP（经十二指肠镜逆行胆胰管造影）是诊断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标准检查，如果患者有典型的ERCP表现，就可以予其临床诊断为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而肝穿刺活检并非必须。在本案中，患者2014年2月26日十二指肠镜检查报告示：原发硬化性胆管炎。因此，浙医一院予患者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诊断，有明确的临床依据。对于患者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肝穿刺病理切片，浙医一院认为，根据该病理报告的记载内容，仅提示胆汁淤积的表现，对于病因也仅是推测性的，故该病理报告使用了“probablecausedby（可能由于）”、“上述意见，谨供参考”等字眼，不足以作为确诊依据。这是其一；其二，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予患者的出院记录记载：3月14日补充报告“结合病史，考虑药物相关性肝损伤，同时建议随访自身抗体，排查原发性胆汁性硬化等病变。由此可见，即便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肝穿刺病理报告，在考虑药物相关性肝损伤的同时，也认为需排查原发硬化性胆管炎等病变，也就是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也没有完全排除患者原发硬化性胆管炎可能。对于这一事实，杭州市医学会鉴定专家在原审庭审中回答法庭提问时也予以肯定，庭审中鉴定专家表示，从患者的ERCP图像上看像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但临床表现上不太像，所以鉴定意见认为诊断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依据不够充分。由此可见，鉴定书关于浙医一院对患者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诊断存在过错的分析意见是不严谨的。其三，退一步讲，即使如鉴定分析意见所言“医方诊断为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依据欠充分”，浙医一院予患者的治疗方案仍然是符合临床诊疗规范的，这一诊断并没有影响对患者肝功能损害的治疗，也没有影响其疾病的预后。因为，药物性肝损的治疗方案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治疗方案均为保肝退黄，患者出现肝功能损害后浙医一院及时予以调整药物和予保肝退黄等对症治疗，治疗方案没有脱离药物性肝损的治疗方案。这不仅有本案《医疗损害鉴定书》加以证明，而且鉴定专家在原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医方予患者的治疗方案与药物性肝损的治疗方案、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治疗方案一致，都是保肝退黄。而上诉人递交的杭州市西溪医院的出院记录，患者从4月-7月在西溪住院期间，在5月份期间医院也给患者使用了舒普深，且使用了长达2星期的抗肝感染药物。因此上诉人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
三、关于患者的死亡原因。
杭州市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分析认为：“由于未做尸体解剖，患者的具体死亡原因不详。根据相关病历资料，考虑由于病情危重，最终因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消化道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等死亡，与医方的过错无因果关系。”本案的现有证据已经证实患者的死亡与浙医一院的诊疗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错误用药导致患者死亡”，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浙医一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21期》1份，证明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针（舒普深）具有肝损害等严重不良反应，给用药单位严重的警示，国家药监总局在2009年有通报和预警。在病历中所出现的后果，其中就包括了药物性肝损。皮疹、黄胆与本案中出现的症状是一致的。建议中提及的过敏体质问题，被上诉人描述的是自相矛盾的，若是过敏体质的，就不应该使用该药物。
2、《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35期》1份，莫西沙星针（拜复乐）具有肝损害等严重不良反应，国家药监总局在2011年有通报和预警。
该两份证据的不良反应的情况均在本案的患者中有所体现，而且应该适用的是敏感性细菌，被上诉人诊断是病毒感染，而且没有细菌感染的任何证据，更谈不上是属于敏感性细菌的用药证据，用药需要有临床的诊断和药物的诊断证明，不是专家的陈述，因此被上诉人用药是不科学不合法的。
被上诉人针对这两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两份材料并不属于新证据的概念，在2009年、2011年就已经存在。此外对该两份通报的意见已经在答辩意见中明确，通报的意义并不是说不能使用，通报是告知要慎重使用，并不是不能使用。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系在被上诉人处治疗期间造成药物性肝损，并因被上诉人未给予积极及时的保肝护肝治疗，致其病情加重而最终导致其死亡。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依据本案病例患者入院时的查体及其病情表现，以肺部感染收治并予抗感染治疗，并未违反医疗常规。随后治疗过程中，针对病患的病情需要使用相应抗生素，发现患者肝功能异常，被上诉人调整用药，并采用了相应的护肝治疗手段。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滥用抗生素，未对患者肝功能异常采取相应治疗，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而本案患者在随后的外院治疗中虽经诊断有药物性肝损，也进行有相应的护肝治疗，但患者病情并未因此有实质性改善，当再次转入被上诉人处治疗无果出院后死亡。又因患者自身亦患有其他严重疾病且死亡后未进行尸检，未能明确其死亡真正原因。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当然的主张患者死亡后果系因被上诉人诊疗行为所致，应属依据欠充分。医学科学术属于自然科学，对病症的检查、诊治应当遵循医学科学的一般规律。同时医疗行为也具有实验性、破坏性的特质，面对疾病的复杂多变特性，有赖于医患双方的相互配合，共同探索对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据此，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84元，由上诉人戎百祥、戎玲玲、戎玲观、徐彩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审 判 员 朱小萍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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