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33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金芳，女，汉族，1950年4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段国栋，男，汉族，1946年10月1日出生，系吕金芳之夫，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营业场所：昆明市拓东路80号绿洲大酒店A座15、16层。
负责人：杨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戴宗睿，云南盛天（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郑丽敏，女，汉族，1973年10月23日生，系公司监察部职员，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吕金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昆明分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6）云0103民初6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金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40000元，支付违约金12000元，赔偿经济损失费56078.72元。事实及理由：一、从2016年10月一审立案到2017年2月20日开庭审理，一审法院依法传唤人寿保险公司，该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也没有到庭；2007年8月1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5.2条规定，保险公司对该规范施行前签订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应做好相关服务，人寿保险公司为何不执行自己参加制定的规范，这种对国家、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全国广大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给《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98）版》的当事人埋下了祸根，段国栋作为寿险业务员经办了两人的合同，还有其他寿险业务员经办的合同，上诉人坚持状告人寿保险公司，就是要通过本案唤醒被上诉人的良心，尽快下发文件在全国执行2007年的规范，变更重疾险合同（98）版，维护广大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权益；二、从2007年8月到现在，人寿保险公司及昆明分公司十年不执行国家重疾险规范，故意隐瞒不如实告知是导致本案的根源，如当时双方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就不存在本案，所有过错都是被上诉人的错，故被上诉人应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一切经济损失108078.72元，病毒性脑膜脑炎根据2007年的规范应获得赔付；段国栋在人寿昆明分公司做保险业务期间，公司的老师及领导称《重大疾病终身保险（98版）》有两大买点，理赔快及赔付比例高，段国栋就是按照这两点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关于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规定应在本案中适用；关于一审对证据的评判，上诉人不予认可，本案合同受益人为张皓翔，对一审认定其为案外人不予认可，上诉人有三个子女，如果没有残儿张皓翔，1998年上诉人不会带他到昆明治病，不是为了残儿治病，段国栋不会坚持为人寿昆明分公司跑保险业务六年，不会购买《99鸿福终身保险》和《重大疾病终身保险（98）版》，两合同的受益人都是张皓翔，张皓翔将今后的生存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合同的受益上，因受到2015年4月上诉人病危抢救治疗及被上诉人不管不问冷漠至极的双重打击，张皓翔精神恍惚，拒绝上医院看病，于2015年10月21日突然晕医院抢救，于10月24日含恨死亡，终年38岁，是被上诉人公司不负责任的行为坑害了他；上诉人作为一个28年残疾人家庭，经历了2015年上诉人病危抢救治疗及残儿张皓翔变故后，债台高筑，无力缴纳第18年的保险费，于2016年2月26日退保，在退保时又遭遇被上诉人的失信，2016年3月段国栋到省保监局投诉被上诉人的失信行为，顺便咨询时才知道《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三、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不执行国家重疾险规范，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违约侵权事实没有认定，对被上诉人故意隐瞒重疾险规范，不找合同当事人协商变更保险合同（98版）的事实没有认定；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退还的22314.60元只是17年的保单现金价值并不是保险费，上诉人交纳的保险费是28322元，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退保时开出的16年保单现金价值20414元，如果上诉人手中没有保险现金价值表，只能被宰割，损失7908元；一审遗漏认定事实，对证据评判不予认可，段国栋于2月23日提交了证人姓名及住址，一审未核实，提交了违约失信的证据复印件未被认定，对2015年4月27日被上诉人接到报案后，不按照事故处理程序，不到现场查勘、取证，不及时处理的违约事实未认定；对从2004年4月到2016年3月被上诉人12年不安排寿险业务员做保险售后服务及保险合同受益人张皓翔系被气死的事实未认定；同时，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应适用合同法、保险法、残疾人保障法相关条款，请求依法改判。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陈述答辩意见。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吕金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重大疾病保险金4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12000元（即合同总价值的20%）；3、判令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和损失费56078.72元；4、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月14日，原告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签定《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98版利差返还型）》，约定：保险金额为2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自1999年1月14日零时起。受益人为张皓翔（曾用名：张康），保费为年人民币1666元，交费期20年，交费方式为年交。合同第四条关于保险责任规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180日后初次发生，并经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患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时，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责任即行终止。”第二十条对重大疾病释义如下：“重大疾病是指下列疾病或手术之一：一、心脏病：二、冠状动脉旁路手术；三、脑中风；四、慢性肾衰竭（尿毒症）；五、癌症；六、瘫痪；七、重大器官移植手术；八、严重烧伤；九、爆发性××；十、主动脉手术。”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自1999年至2016年期间共计缴纳了17年的保险费。2015年4月25日，原告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4月26日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意识障碍查因；2、抽搐查因；3、呼吸功能衰竭，I型呼衰；4、××。处理意见为：患者病情危重，喉头水肿，需行喉罩紧急气管插管。2015年4月26日行左颈内静脉穿刺置管术，4月27日行腰椎穿刺术，4月30日行气管插管。2015年5月18日，原告放弃治疗出院。出院诊断为：1、病毒性脑膜脑炎；2、重症肺部感染；3、急性呼吸衰竭；4、免疫缺陷病；5、低蛋白血症；6、高血压三级高危组。原告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保险公司于2015年5月8日向原告出具《理赔伤残观察通知书》，记载：原告的理赔申请已于2015年5月8日知悉。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出险人申请伤残理赔申请的，应在疾病确诊之日起经过180天的观察期，并由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出具能够证明出险人残疾程度的报告。因此，请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时点及时与本公司联系，本公司将积极协助出险人做好伤残鉴定及后续理赔事宜。2016年2月26日，原告向保险公司申请退保，保险公司同意并退还原告保险费22314.6元。另查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医师协会于2007年统一制定《重大疾病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规定保险公司将产品定名为重大疾病保险，且保险期间主要为成年人（十八周岁以上）阶段的，该产品保障的疾病范围应当包括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等6种疾病。该《规范》3.1.11条对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定义为：因患脑炎或脑膜炎导致的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碍。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碍指疾病确诊180天后，仍遗留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障碍：1、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机能完全丧失；2、语言能力或咀嚼吞咽能力完全丧失；3、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处购买重大疾病终身保险（98版利差返还型），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对此予以确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不是上述保险合同相对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的规定，原告无权以投保人身份，基于上述保险合同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主张权利。故原告对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重大疾病保险金40000元，被告辩称投保人吕金芳不符合《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98版利差返还型）》第二十条对重大疾病释义的规定，故其不应赔偿。现双方对被保险人患有病毒性脑膜脑炎等疾病这一事实不持争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病毒性脑膜脑炎是否属于重大疾病的保险范围。虽然病毒性脑膜脑炎不在涉案保险合同所列重大疾病的范围内，但根据《重大疾病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的规定，重大疾病应当包括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即因患脑炎或脑膜炎导致的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碍。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反映其患有病毒性脑膜脑炎等疾病，但不能证明其因患脑炎或脑膜炎导致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碍，故原告所患疾病不属于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40000元及违约金12000元、精神抚慰金和损失费56078.72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金芳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退保的纸条及投诉信息，欲证明被上诉人一开始只按照16年退还现金价值，上诉人提出异议后最终才按17年退还保险现金价值，以及上诉人向保监会进行投诉的情况。经质证，被上诉人人寿保险昆明分公司认为最终是按照17年退还保险现金价值22314.6元，一审判决记载保险费是笔误；人寿保险昆明分公司对投诉进行了调查，上诉人所患疾病是病毒性脑膜脑炎，不属于理赔的重大疾病范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上诉人提出以下异议：1、其交纳的保险费是28322元，退还的22314.6元是保单的现金价值；2、《重大疾病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3.1.11条规定的是病毒性脑膜脑炎的后遗症，不是规范重大疾病，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是重大疾病的保险金，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对病、残、死都属于保险范围；3、一审遗漏认定2015年4月27日被上诉人接到报案后，不按照事故处理程序，不到现场查勘、取证，不及时处理的违约事实；遗漏认定从2004年4月到2016年3月被上诉人12年不安排寿险业务员做保险售后服务及保险合同受益人张皓翔系被气死的事实。被上诉人人寿保险昆明分公司除认为所退还上诉人款项22314.6元系保单现金价值而非保险费，对其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异议。对双方无异议的其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认可的所退还款项22314.6元系保单现金价值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评判及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异议是否成立，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
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是否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是否能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上诉人吕金芳与被上诉人人寿保险昆明分公司签订《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98版利差返还型）》，该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合同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初次发生、并经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患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时，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第二十条约定：“……重大疾病：是指下列疾病或手术之一：一、心脏病：二、冠状动脉旁路手术；三、脑中风；四、慢性肾衰竭（尿毒症）；五、癌症；六、瘫痪；七、重大器官移植手术；八、严重烧伤；九、爆发性××；十、主动脉手术”……。上诉人经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1、病毒性脑膜脑炎；2、重症肺部感染；3、急性呼吸衰竭；4、免疫缺陷病；5、低蛋白血症；6、高血压三级高危组。同时，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医师协会于2007年制定的《重大疾病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名称为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终末期肾病、多个肢体缺失、××、良性脑肿瘤、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深度昏迷、双儿失聪、双目失明、瘫痪、心脏瓣膜手术、严重阿尔茨海默病、严重脑损伤、××、严重Ⅲ度烧伤、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严重运动神经元病、语言能力丧失、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动脉手术。现上诉人主张根据《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98版利差返还型）》约定及《重大疾病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3.1.11条对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的规定，上诉人所患疾病应属理赔范围；对此，被上诉人人寿保险昆明分公司认为在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不包含上诉人所患的病毒性脑膜脑炎，在上述规范中3.1.11条规定的是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是指因患脑炎或脑膜炎导致的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碍，且该条已经明确了障碍的情形主要是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机能完全丧失，语言能力或咀嚼吞咽能力完全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运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各项请求，其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人寿保险昆明分公司上述人身保险合同中关于重大疾病的约定并未包含上诉人所患疾病；其二，即便参照《重大疾病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上诉人主张其所患疾病也属于应当理赔的重大疾病范围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未予采纳并无不当；其三，对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侵权行为，并提出相关遗漏事实及相应请求，因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二审中经组织双方调解未果，上诉人所提侵权等观点及事实在本案中不予审查。综上，一审判决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0元，由上诉人吕金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审判长 起 俊
审判员 钱晓燕
审判员 汪 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罗 冉
陈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