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12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
法定代表人：欧阳瑰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红，广东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宏达路桥设备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投资人：梁顺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广东联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宏达路桥设备厂（以下简称宏达厂）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5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交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交公司支付宏达厂货款33447.8元；2.上诉费由宏达厂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合同总价款认定事实不清。双方签订的6份书面合同总价款为4706200元。一审判决在认定中交公司已经支付5130000元货款后，还认定中交公司尚欠以上6份合同货款共计977172.55元。（判决第17页最后一段）该错误认定是导致判决中交公司支付本金以及支付利息的错误根源。
2.对廖奋强证言偏听偏信。廖奋强出庭证明，“其离职后，有一个姓温的项目经理接手，而后是陈永明接任项目经理，且其认识陈永明的签名”该证言不应采信，因为其已经离职，中间还隔了一个姓温的经理，其不可能知道陈永明是后来的项目经理，同时也没有和陈永明共事，其认识陈永明的签名的说法更是缺乏依据。相反，廖奋强出庭时的证言“所有合同必须加盖项目部公章，只有冯亮明才有收取货物的权利，包括其本人都不可以签收货物”没有被一审法庭采纳，也是导致判决错误的原因之一。宏达厂提交的合同只有6份，且双方已经履行完毕，如果宏达厂主张有其他合同的存在，按照廖奋强的说法，一定有书面的且加盖了公章的合同存在，但是宏达厂不能举证。同时，廖奋强的证言也证实，中交公司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签收货物。中交公司确认冯亮明、黎远葵具有签收货物的代理权。
3.一审判决对号码为0000147、0000998、0000855、0000856、0000862、0000863、0000864、0001024、0001025、0000806、0000939共计十一份单据的认定错误。以上单据分别为陈国辉、范振强签收，以上两人不是中交公司员工，也无权代理中交公司签收货物，与中交公司无关。在中交公司确认收货的以下单据，虽然0000245送货单有罗治国签名、0000813送货单有冯潮东签名，但0000245同时有黎远葵签名，0000813同时有冯亮明的签名，即每份单据都有两个人签名才可以确认收货，一审判决由此推定中交公司“实际签收人有多人”，认定中交公司收取了以上货物是错误的。即使可以认定罗治国、冯潮东具有收货权，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定出陈国辉、范振强也具有收货权，不能推定以上十一份单据所载货物已由中交公司收取。
4.一审判决认定以上十一份单据的推理也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以“有异议的单据与无异议的单据相一致”为由，推断出中交公司也收取了以上十一份单据的货物缺乏事实依据。中交公司对单据的一致性没有异议，这只能证明单据出自同一时期、同一单位，并不能证明签收人也相同，签收人的不同决定了付款义务人的不同。同样道理，一审判决以“送货单名称为华南路桥公司、联系电话是罗工、廖工、等”就推断出中交公司收取了货物同样缺乏事实依据。该单据是由宏达厂单方面出具，如何写由其自行决定，但不能由此就推导出中交公司收取了货物。
5.一审判决对其他证据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对宏达厂证据9、11、12、13、16等的采信是错误的，中交公司坚持一审质证意见。同时，一审判决对证据8中的宏达运费、宏达模板运费既确认真实性（一审判决书第13页倒数3行）同时又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书第14页第一行），自相矛盾。
6.一审判决认定中交公司与宏达厂已经对账是错误的。首先，公司如果对账应该加盖公章。其次，陈永明不是中交公司员工，据了解，陈永明是江门公路局员工，在江门公路局购买社保，一审审理期间，中交公司向法庭提出申请，调取陈永明的社保资料，查明陈永明的真实身份，但一审法庭不予准许。同样，胡泳文曾经在2014年10月至12月在南海区西岸水利公司履职，而宏达厂主张胡泳文在2016年1月28日在对账单以及收款记录中签名，与实际不符。对此，一审判决无法予以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在对此证据未发表意见的情况下，毫无根据地认定双方已经对账的“事实”。
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除以上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导致的适用法律错误之外，在利息的判决方面，也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中交公司与宏达厂原6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以上6份合同约定已经归于无效，即使存在中交公司拖欠货款的情形，该货款也不是以上6份合同的标的，不能用以上合同的约定来作为判决的依据。对于拖欠的货款，双方不存在合同的约定，依据诚信原则，收货人应当支付，但是对于支付的时间，支付的方式等双方都没有进行约定，而且时隔6年期间，宏达厂也一直没有对利息进行过主张，因此，该利息不应当得到支持。一审判决按照6份合同的约定支持宏达厂利息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二审法庭调查中，中交公司补充如下上诉理由：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宏达厂一直有向中交公司催收定作款不是事实，实际上宏达厂并没有向中交公司催收定作款，2016年2月1日中交公司向宏达厂支付的10万元并不是本案产生争议的货款，而是双方已经确认的欠款。
宏达厂辩称，本案除了签订6份合同，还有后来追加的标的物。廖奋强的证言在一审已作认定，已经证实了陈永明的身份是工地的工作人员。中交公司的签收人员包括冯亮明、黎远葵、冯潮东、罗治国等多人，中交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中证实了陈国辉、范汉强是工地的工作人员。宏达厂提交的所有单据是中交公司制作的格式签收单，时间久远，除非中交公司交付给宏达厂，宏达厂是无法取得这些单据的。同时外勤车队也证实了当时送货情况。陈永明经生效判决确认为工地的工作人员。中交公司在一审庭审曾经否认胡泳文的身份，后来又承认2016年1月28日短信是胡泳文与宏达厂工作人员沟通款项问题，并且也支付了10万元的票据，从这点可以看出中交公司增加的上诉理由中关于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是不成立的。中交公司在一审中对签收人员身份、财务对账人员身份、送货情况等相关案件事实作了大量自相矛盾的陈述，对不利于宏达厂的陈述应不予采纳。宏达厂对一审判决的利息认定有意见，但宏达厂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没有对此提出上诉。
宏达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交公司立即向宏达厂支付定作款977172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6年3月18日是424013元）；2.本案诉讼费由中交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交公司承建了南海金沙大桥扩建改造工程，因施工需要委托宏达厂设计加工各种模板，宏达厂以包工代购材料的形式向中交公司承接加工制造，双方分别于2009年12月20日签订了1份圆柱钢模板《加工协议》、1份墩柱钢模板《加工协议》，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了1份吊箱模板《加工协议》，于2010年3月7日签订了1份空心板和小箱梁钢模板《加工协议》、1份吊箱模板《加工协议》，于2010年3月20日签订了1份盖梁钢模板《加工协议》。以上协议均约定按过磅实重计算造价，不含税，含运费，不含安装费，不再计算其他费用；工期由双方协商解决；签订合同后3天内中交公司预付部分款项，待所承造货物完成及验收后，余款一次性在提货当天支付清予宏达厂。中交公司代表廖奋强在各份《加工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中交公司项目部的业务专用章。
2012年1月13日，宏达厂与中交公司经对账，确认2010年1月9日至2010年10月13日期间，宏达厂共供货6107172.55元，中交公司已付款4480000元，未付款1627172.55元。后中交公司于2012年1月14日支付150000元，于2012年3月31日支付100000元，于2012年12月6日支付100000元，2013年2月8日支付200000元，于2016年2月1日支付100000元。截至目前为止，中交公司尚欠宏达厂977172.55元。
另查1，2012年11月1日，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
另查2，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半年期内贷款基准年利率：2012年1月13日为6.1%、2012年6月8日为5.85%、2012年7月6日为5.6%、2015年3月1日为5.35%、2015年5月11日为5.1%、2015年6月28日为4.85%、2015年8月26日为4.6%、2015年10月24日为4.35%。
一审法院认为，宏达厂与中交公司签订的6份《加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宏达厂依约加工定作货物，中交公司应依约支付定作款。截至目前为止，中交公司尚欠宏达厂定作款977172.55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宏达厂提供的送货单、收货对账单据、称重单、对账单等为证，中交公司应支付予宏达厂。中交公司逾期支付上述定作款导致宏达厂损失并体现为利息的损失，现宏达厂请求中交公司支付利息，予以支持。虽然双方在《加工协议》中约定了“余款一次性在提货当天支付清给宏达厂”，但双方在实际操作中并非严格按照此约定，宏达厂亦没有举证证明每批货物的付款情况，而双方是在2012年1月13日对账时才能确定中交公司所欠定作款，所以确定以2012年1月13日起算利息。经核算，中交公司应支付2012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的利息258050.49元予宏达厂（详见附表），并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尚欠定作款977172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35%计付利息予宏达厂。宏达厂诉请超出本院核定范围的，不予支持。至于诉讼时效问题，虽然双方的合作关系发生于2010年期间，但宏达厂一直向中交公司催收定作款，中交公司亦于2016年2月1日曾向宏达厂支付定作款，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中交公司此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中交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宏达厂支付定作款977172元及利息258050.49元，并应当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977172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35%计付利息给宏达厂；二、驳回宏达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705.33元，由宏达厂负担799.21元，中交公司负担7906.1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中交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对账单上的签名人员并非该司员工，罗治国系该司项目经理，该司仅冯亮明、黎远葵有权签收货物。
中交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陈述，不清楚冯亮明、黎远葵、冯潮东、罗治国、陈国辉、范汉强是否为该司工作人员；胡泳文曾是该司工作人员，根据社保资料显示，其于2014年10月入职，于同年12月份离职。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中交公司应向宏达厂支付定作款数额及应否支付利息的问题。本案中，宏达厂以送货单、收货对账单据及对账单等为据，诉请中交公司支付977172元定作款及利息；中交公司抗辩称，确认部分送货单真实，其他送货单的签收人及在对账单签名的陈永明、胡泳文并非该司员工。经审查，首先，就宏达厂在一审举示的送货单，中交公司除对冯亮明、黎远葵签收的送货单予以确认外，对其他11份送货单不予确认。但是，该11份送货单明确载明客户名称为路桥华南工程公司（即中交公司），客户地址是金沙大桥扩建工程，与中交公司确认真实的送货单在制式、载明的货物名称及规格种类完全一致，11份送货单的送货日期均在双方的交易期间内，分散于中交公司确认真实的送货单所载送货日期之间，相互穿插。更为关键的是，与11份送货单对应的收货对账单据系由中交公司所出具。故，可初步认定该11份送货单属实。其次，中交公司声称只有冯亮明、黎远葵有权签收送货单，罗治国等人无权签收货物，但中交公司在一审提交的送货单载明罗治国及冯潮东等人均曾签收过案涉货物。由此可见，中交公司就上述11份送货单的抗辩与事实不符。再次，由陈永明及胡泳文签名的对账单载明，截止至2016年1月30日，中交公司欠付宏达厂款项977172元，中交公司否认该对账单真实。但一审法院调取的（2012）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56号案的开庭笔录和民事判决书载明，陈永明以金沙大桥项目部的名义买卖废旧模板，廖奋强的证言证实陈永明系金沙大桥项目部经理，且陈永明在对账单上签字，中交公司亦确认胡泳文曾是其员工。该对账单与宏达厂提供的送货单及中交公司出具的收货对账单据可互相印证，且有张展仁、梁育旺提供的运输证明、成建起重装卸车队装卸费签收单等证据相佐证。据此，可以确认宏达厂举示的送货单及对账单的真实性。最后，从中交公司在诉讼中的表现及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来看，其陈述前后矛盾缺乏诉讼诚信且回避案件关键事实意图明显，所作抗辩可信度低。综上，宏达厂诉请中交公司支付977172元定作款，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因中交公司逾期付款构成违约，而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故宏达厂主张中交公司以97717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此外，中交公司曾于2016年2月1日向宏达厂支付10万元，可认定宏达厂一直有向中交公司主张债权，故中交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缺乏依据。
综上所述，中交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15.97元，由上诉人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伟斌
审 判 员 贾小平
代理审判员 蒋 雯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易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