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3民终4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富顺富益晨光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富世镇（晨光科技园区）。
法定代表人邱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元刚，男，197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系公司财务科负责人，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建，四川石合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自贡市江阳磁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富世镇晨光工业园区滨河路。
法定代表人：邓清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洪波，男，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系公司职工，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菁，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富顺富益晨光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晨光供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自贡市江阳磁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阳磁材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2015)富民二初字第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建，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菁、何洪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江阳磁材公司支付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因欠缴的2013年6月至8月三个月电费自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9日止的电费违约金2059620.81元及次日之后至付清日止的违约金。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江阳磁材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江阳磁材公司没有向晨光供电公司交纳电费的行为不认定为违约行为系认定事实错误。在徐璠的行为于2014年8月22日被刑事判决书认定为诈骗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江阳磁材公司仍然拒绝将无争议的2013年6、7、8三个月的欠缴电费2200449.58元支付晨光供电公司，应属其存在主观故意拖欠电费。二、一审判决不认定江阳磁材公司有违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江阳磁材公司应当按照欠缴电费金额和违约金计算标准向晨光供电公司支付违约金。江阳磁材公司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江阳磁材公司答辩称，一、答辩人江阳磁材公司不应承担违约责任。1.徐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答辩人不拖欠电费，更不必要承担违约金；2.答辩人无拖欠电费的故意。供电合同的违约金是针对明知欠费却故意拖欠的情形。答辩人为获得电费的优惠愿意预付电费，无恶意拖欠电费的故意；2.双方2013年12月签署的《关于电费发票事项协议书》仅仅是对电费金额确认及税款的确认，因对2013年电费交付事项上存在争议，双方同意暂时搁置，待此后另行协商或者诉讼解决。2014年8月22日的刑事判决书将徐璠定性为诈骗并不表明双方对2013年6、7、8三个月电费无争议。综上，晨光供电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
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限江阳磁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晨光供电公司支付所欠电费6130751.15元”；改判为驳回晨光供电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晨光供电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有重大过失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于2015年7月受理，不应当适用在此之后发布的司法解释的规定；2.本案仅涉及预付电费的优惠问题，不涉及电价变更，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认定上诉人“存在逃避部分电费的主观故意”，系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江阳磁材公司尚欠电费6130751.15元错误。1.一审判决未认定富顺县国亨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亨公司）自愿接受徐璠委托代交的90余万元错误。晨光供电公司对国亨公司代缴90万元未予否认，其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放弃代缴的事实；2.晨光供电公司财务资料记载袁智恒现金缴纳90万元的事实，一审未予认定错误；3.徐璠本人及他人有向四川富益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益电力公司）缴纳电费的情形，一审未予认定错误。三、一审遗漏当事人富益电力公司及富益电力公司富世分公司（以下简称富世分公司）。1.根据《高压供电合同》第十一条的规定，供电人含义为供电人、供电人之总公司及派出机构。富世分公司系取得《营业执照》及《供电许可证》的其他组织，其作为总公司的派出机构属于供电人；2.本案供电辖区属于总公司及其富世分公司，晨光供电公司未取得涉案供电辖区的供电许可，只有总公司与富世分公司具有《供电许可证》；3.供电合同实际履行是富世分公司；4.总公司虽未作为《供用电合同》主体，但总公司及分公司是涉案区合法供电人，也是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富益电力公司及富世分公司应当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四、徐璠的表见代理成立。徐璠以供电人富世分公司职员的身份洽谈业务，并签订盖有供电人公司印章的合同，其个人银行账户收到预付电费后，出具盖有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条，并每月提供供电人的增值税发票，且长达一年多时间正常履行合同，上述行为足以让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相信徐璠有代理权预收电费。在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被上诉人对新的交易习惯未提出异议，也未催收高达几百万元的电费。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想“获得电费优惠”并不是“故意逃避电费”，一审认定上诉人缺乏善意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徐璠被认定为个人诈骗并不妨碍表见代理的成立。五、晨光供电公司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晨光供电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江阳磁材公司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欠费，应当在两年内主张权利，但晨光供电公司在超过两年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徐璠刑事案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2013年12月签订的《关于电费发票事项协议书》仅就税额问题协商，也无催收的意思表示，诉讼时效未中断。
晨光供电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一审虽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但该条包含的法律原则与《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09〕40号）第14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在认定表见代理时应根据“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等各种因素判断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法律原则相一致，适用法律正确。2.一审判决适用《电力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三条规定也符合立法原意和经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情况，适用法律正确。二、江阳磁材公司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主张不能成立。1.国亨公司向晨光供电公司银行账户转入90余万元款项时，并未写明具体为哪家公司代交电费，江阳磁材公司和富顺县裕仁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仁纺织公司）两户用电人均不认可和接受国亨公司为其代交电费。因此，晨光供电公司已依法将该款项返还国亨公司，该款项不再记入晨光供电公司收到的代交电费款项金额之内；2.江阳磁材公司举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李学杰、袁智恒筹集资金代江阳磁材公司交纳了其欠付的电费。李学杰等人筹集资金90余万元并非受徐璠或江阳磁材公司委托代交电费，因此，该90万元不能计算为江阳磁材公司已交付电费金额。3.晨光供电公司与富益电力公司依法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主体。徐璠与富益电力公司之间的资金收付，富益电力公司与其用电企业之间的电费问题，应当由各方依照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法解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三、江阳磁材公司关于一审遗漏当事人富益电力公司及富世分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合同签订主体为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该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依法只能是该合同的签订主体。因此，原审判决并未遗漏当事人。四、江阳磁材公司关于表见代理成立的主张不能成立。徐璠与江阳磁材公司之间的民事行为不具备表见代理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徐璠的行为属无效代理行为。一审判决认定徐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正确。五、江阳磁材公司关于晨光供电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徐璠案发后，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协商签订了《关于电费发票事项协议书》，约定双方对于江阳磁材公司2013年电费交付事项上存在的争议，暂时搁置，待此后协商或诉讼解决。2014年8月22日，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自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璠的行为系诈骗行为，而非职务行为。晨光供电公司于2015年7月以诉讼方式向江阳磁材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全部上诉请求，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江阳磁材公司负担。
晨光供电公司向一审法院提的出诉讼请求为：1.判令江阳磁材公司支付欠交电费款项6130751.15元及其欠交电费违约金12222730.53元。2、案件诉讼费由江阳磁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26日，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签订了一份《高压供用电合同》，建立供用电关系。双方约定：电费交付方式为银行转账。供用电合同的供电人包括供电人、供电人之总公司（富益电力公司）及派出机构（城关分公司）。双方同时对违约金进行了约定：当年欠交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二计算，跨年度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三计算。
合同签订后，截止2012年6月前，晨光供电公司如约向江阳磁材公司供电，江阳磁材公司以转账方式向晨光供电公司交付电费。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期间，富世分公司职工徐璠到江阳磁材公司以及四川东方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自贡市大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富顺县裕仁纺织有限公司宣传，预交电费有优惠，收取几家公司的资金，其中收取江阳磁材公司资金12772000元，收取东方变压器有限公司资金5230000元，收取大地实业有限公司资金420000元，收取裕仁纺织公司预交电费3686500元。此后，徐璠除以个人名义分次将总计1588772元以电费的名义汇入晨光供电公司账户外，另委托他人将3674646.47元以电费的名义汇入晨光供电公司账户。在此期间，江阳磁材公司直接将2517846.42元以电费名义转入晨光供电公司账户。徐璠在收取各公司资金后，以欺骗的手段从富世分公司处获得各单位的增值税发票，然后将所获取的发票交付给各个公司。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期间，江阳磁材公司共计用电19353725KWH,应交电费12860197.39元。
2012年10月29日，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因电费延期交纳问题达成《关于2012年延期交纳电费的协议》，双方共同确认2012年9月、10月江阳磁材公司共欠晨光供电公司电费1237812元，晨光供电公司同意江阳磁材公司延期15天交纳，即在2012年11月12日前完清，同时确认2012年9月拖欠电费所产生的违约金为61982.01元，2012年10月电费产生的利息为1584.12元，利息和违约金在交纳电费时一并交清。
徐璠在个人向江阳磁材公司收取6900000元后，以富世供电分公司的名义向江阳磁材公司出具了一张10000000元的收条。
2013年12月18日，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达成了一份《关于电费发票事项协议书》，双方共同确认2013年6月、7月、8月所产的电费金额为2574526元，其中税额为374076.42元，双方协商先对税额进行处理，对2013年存在的电费交付事项所存在的争议，暂时搁置，待另行协商或者诉讼解决。2013年12月18日，江阳磁材公司通过银行将一笔300000元和一笔74076.42元以电费名义转入晨光供电公司的账户。
2011年6月17日富益电力公司撤销城关供电分公司，设立富世分公司和东湖供电分公司。
2014年8月22日，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自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璠犯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并对徐璠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判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供用电合同纠纷，供用电合同的双方为晨光供电公司和江阳磁材公司，因此江阳磁材公司在用电后就应当向晨光供电公司交付电费。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截止2012年5月前，江阳磁材公司一直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晨光供电公司支付电费，如果江阳磁材公司要改变支付方式，应当得到晨光供电公司的同意。江阳磁材公司将电费款项交付给徐璠，并没有被晨光供电公司认可作为电费交付的方式，因此，江阳磁材公司向徐璠交付电费款项，不能等同为向晨光供电公司交付电费。江阳磁材公司实交的电费，应当以徐璠代其缴纳的电费金额为准。经过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自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璠收取电费款项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其所在单位或领导的授权，也没有得到晨光供电公司的授权，因此徐璠收取江阳磁材公司的款项，不能当然作为江阳磁材公司向晨光供电公司交付的电费。江阳磁材公司应当向晨光供电公司支付所欠的电费。对于本案争议的几个问题：
1、是否应当将富益电力公司追加为第三人的问题。
本案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的双方是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其权利义务也应当由其双方承担。晨光供电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双方虽然在合同中约定的供电人包含供电人之总公司（富益电力公司）及派出机构（城关分公司），但由于富益电力公司（即晨光供电公司之母公司）并非合同签订主体，富益电力公司不应当受该合同所约束，因此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仍应当由晨光供电公司来承担。
对于江阳磁材公司所提交的合同中，上面有富世分公司的盖章，因为富世分公司并非合同签订主体，在其取得晨光供电公司的正式授权前，无权对合同进行修改，其修改部分无效。如江阳磁材公司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应当另行主张权利，而不应在本案供用电合同纠纷中解决。
2、徐璠的表见代理是否成立。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在徐璠到企业以预收电费名义收取资金以前，江阳磁材公司从未将电费转入徐璠的个人账户过，而都是将电费直接转入晨光供电公司账户，并且双方的约定也是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电费，而非个人缴费的方式。其次，徐璠到江阳磁材公司收取电费，并未向江阳磁材公司出示任何晨光供电公司或其母公司富益电力公司的授权手续（甚至以前也未授权过徐璠到江阳磁材公司收取电费），其行为不应认定为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也规定了，对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本案中江阳磁材公司改变一直以来的以直接转账方式支付电费的形式，而是将电费以转账或者现金的方式直接交付给徐璠，是对双方交易习惯的改变，在向徐璠交付电费的问题上，应当认为江阳磁材公司具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江阳磁材公司的行为也缺乏善意。江阳磁材公司陈述是因徐璠声称预交电费有优惠，所以向其预交电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独立电网与独立电网之间的互供电价，由双方协商提出方案，报有管理权的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超越电价管理权限制定电价。供电企业不得擅自变更电价。电价电费的变更，是必须经有管理权的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准才能进行变更的，其他任何企业及单位都不能擅自进行变更，包括供电企业。因此更不可能由某人声称就能对电费进行大幅度的变更（江阳磁材公司的电费在一年多时间中产生12800000余元，若以优惠20%计算，即为优惠2560000余元），并且没有证据证明江阳磁材公司向晨光供电公司对此事进行过核实，因此江阳磁材公司也存在逃避部分电费的主观故意。从生效判决中，可以看出，徐璠向江阳磁材公司出具的收到电费预付费10000000元的收条，实际江阳磁材公司仅支付了6900000元，江阳磁材公司也未对其提出质疑或到公司进行核实。2012年底，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之间签订《关于2012年延期交纳电费的协议》时，江阳磁材公司也未提出向徐璠预交电费，要求享受优惠的事。
徐璠编造预交电费有“优惠”，擅自以富世分公司之名义预收电费的行为，经中院判决认定系诈骗行为，而非职务行为。犯罪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如江阳磁材公司认为徐璠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失，应当另行提起赔偿诉讼，而不应以此为由拒交电费。
3、对于违约金的问题
本案中，晨光供电公司按照其制度应当是先收取电费，再出具发票，但由于其在操作过程中，发票被骗取，造成江阳磁材公司在将电费交付给徐璠后，定期能拿到增值税发票，因此足以使江阳磁材公司误以为电费已交付。从江阳磁材公司与晨光供电公司一直的交易情况来看，江阳磁材公司并未有拖欠电费的行为，本案中江阳磁材公司也无恶意拖欠电费的主观故意。且本案本身因为涉及到徐璠的犯罪案件，造成了双方当事人对电费的协商后续处理，在徐璠向江阳磁材公司收取资金后，向晨光供电公司缴纳电费的行为没有得到具体定性的情况下，江阳磁材公司没有向晨光供电公司缴纳电费的行为不应作为违约认定，因此对违约金部分，不予支持。
4、对于时效问题
因为本案所涉及的江阳磁材公司的电费，自2012年6月徐璠就在骗取江阳磁材公司的信任后，帮其代缴电费，直至2013年5月。并且因徐璠收取江阳磁材公司电费的犯罪行为并未在法律上进行认定，很多问题须待该刑事案件的判决书生效后才能进行处理。并且2013年12月，双方当事人还对2013年6、7、8三个月的电费进行过协商，不能视为晨光供电公司放弃了主张权利，其协商的时间距离晨光供电公司起诉并未超过两年，因此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
5、对于电费的计算问题
因本案中江阳磁材公司所取得的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期间的增值税发票，经自贡市人民法院（2014）自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系徐璠骗取后交付给江阳磁材公司，因此该发票不能作为江阳磁材公司已经支付电费的依据。由于双方对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的应缴电费12860197.39元没有异议，江阳磁材公司对自己已经缴入的电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江阳磁材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将电费交付完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对于电费欠缴的金额，应当以晨光供电公司的财务明细为准，江阳磁材公司尚欠晨光供电公司电费6130751.15元。
综上所述，对晨光供电公司要求江阳磁材公司支付电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驳回其他诉讼请求。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限江阳磁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晨光供电公司支付所欠电费6130751.15元；二、驳回晨光供电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552元，由晨光供电公司负担89592元，江阳磁材公司负担43960元。
二审中，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伍安国的询问笔录；2.晨光供电公司江阳、裕仁等6户用电量电费明细表；3.徐璠及徐璠委托他人转账缴费记录表；4.袁智恒的询问笔录；5.袁智恒的工作笔记；6.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自检技鉴[2013]07号及附表。1-6证据拟证明：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漏计已交回晨光供电公司电费4笔，包括国亨代缴968623元+袁智恒900000元+吴英100000元+徐璠交回富益电力公司1023303元，总额为：2991926元；2、富世分公司负责晨光供电公司的电费收取，富世分公司经理李学杰安排袁智恒将增值税发票拿给徐璠收取江阳、裕仁等公司电费。第二组证据：7.临时供用电协议（与富益股份公司2007年11月28日签订）；8.供用电协议（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2008年11月3日签订）及附件（用户用电设备普查登记表（2008年10月29日）；9.协议书（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2009年4月8日签订、富益电力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2009年9月10日签订）；10.高压供用电合同（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2010年7月16日签订）；11.供电方案（接入系统方案）通知书（2014年6月24日）、增容用电业务审批表2014.4.24；12.高压供用电合同（富益电力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2015年4月20日签订）；13.国网四川富顺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工商基本信息2016年11月16日增值税专票№04638344、结算业务申请书2016年11月21日、2015年12月15日增值税专票№01742620、2015年6月23日增值税专票№05274676、2015年4月20日增值税专票№09279431、2014年6月20日增值税专票№02648378、2014年5月20日增值税专票№02644855、工商银行进账单（2014年5月22日）、2014年4月21日增值税专票№00064946、2013年1月21日增值税专票№00270686、2012年2月22日增值税专票№05209425、2011年6月14日增值税专票№01658041、2010年12月13日增值税专票№06050509；14.社保情况说明。上述证据7-14，拟证明1.富益电力公司是法律许可的在富顺供电区域的唯一供电人，晨光供电公司与总公司实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二者人格混同。2、向总公司缴纳的电费也应视为晨光供电公司收到电费。3、一审遗漏本案当事人。第三组：15.2012年5月23日现金收取凭证，金额400000元；16.2012年5月29日现金取款凭证，金额490000元；17.徐璠收条2012年5月29日，收到预付电费800000元。18.2014年3月11日，李茂兰询问笔录；19.电子银行交易网单2张，706095.26元；20.2012年5月增值税发票2张，金额706095.26元；21.富益电力公司代理律师龙建关于裕仁纺织公司558200元应减未代交电费的金额。上述15-21证据拟证明2012年5月的电费已经付清；2012年5月23、29日取现金交给徐璠是预付2012年6月的电费；2013年1-6月徐璠未代交电费金额为660300元。
晨光供电公司对江阳磁材公司在本案二审中提交证据质证如下：对江阳磁材公司提交的三组共21份证据，均不具备新证据的法定条件，二审法院不应当采信。
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提交的第一组中的证据3、证据6；第二组中的证据13；第三组中的证据15、16、17、19、20号均系一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不再认证。对证据1“伍安国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当事人均无异议，但该笔录与富顺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1日分别对江阳磁材公司、裕仁纺织公司所做的《调查笔录》内容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富益晨光供电公司江阳、裕仁等6户用电量电费明细表”，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为徐璠案侦查阶段早期的材料，不是经过核实认定的定案材料，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江阳磁材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4、5“袁智恒的询问笔录”、“袁智恒的工作笔记”为袁智恒的证人证言和袁智恒个人对其部分工作事项的记录，也是为徐璠案侦查阶段早期的材料，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临时供用电协议、供用电协议及附件、协议书、高压供用电合同、供电方案（接入系统方案）通知书、国网四川富顺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工商基本信息、增值税发票、结算业务申请书、工商银行进账单、社保情况说明等证据，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18“李茂兰询问笔录”，该笔录仅为李茂兰的证人证言，李茂兰系江阳磁材公司的员工，与江阳磁材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1富益电力公司代理律师龙建关于裕仁纺织公司55082万元应减未代交电费的余额的意见，该份证据为该《法律意见》所陈述事实和理由的一部分，仅针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附表《徐璠与裕仁纺织公司资金往来情况》的分析，不属当事人的自认，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
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江阳磁材公司尚欠晨光供电公司电费6130751.15元的事实有异议，并认为一审漏查明徐璠委托他人缴纳电费1868623元的事实以及徐璠交回富益电力公司电费1023303元的事实。对一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无异议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二、徐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江阳磁材公司应否承担支付欠缴电费的责任；三、江阳磁材公司欠缴电费金额的确认；四、江阳磁材公司欠缴电费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任；五、晨光供电公司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问题。
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于2011年5月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虽然该合同约定供电人包含其总公司富益电力公司及派出机构富益电力公司富世分公司，但对合同内容上述两公司均未盖章确认。根据合同关系的相对性原则，该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只能是该合同的签订主体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双方。晨光供电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公司，江阳磁材公司向晨光供电公司支付电费的行为，于富益电力公司或富世分公司均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因此，富益电力公司、富世分公司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一审判决并未遗漏当事人。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主张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富世分公司及其总公司富益电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徐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江阳磁材公司应否承担支付欠缴电费的责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1.徐璠收取江阳磁材公司电费，并未取得晨光供电公司出示任何授权手续，徐璠是以个人名义收取款项；徐璠以富世分公司名义出具的收条加盖的富世分公司公章、收取款项的个人银行账户均与晨光供电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因此，不存在徐璠对晨光供电公司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2.从江阳磁材公司提供的徐璠以富世分公司名义出具的《收条》与其实际支付给徐璠的款项比较来看，江阳磁材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转款给徐璠1600000元，而当日的《收条》上的电费预付款金额为1800000元；江阳磁材公司在2012年7月内转给徐璠5笔款项合计1380000元，而2012年7月27日的《收条》上的电费预付款金额为2000000元；没有注明日期的《收条》金额为1000万元，江阳磁材公司仅支付6900000元款项。江阳磁材公司辩称该金额的差异为优惠电价，但上述行为明显不符合电价优惠的交易习惯。因此，江阳磁材公司的行为不具有善意。江阳磁材公司单方改变与晨光供电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约定且实际履行的以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电费的交易习惯，在因晨光供电公司催收欠交电费签订的《关于2012年延期交纳电费的协议》中承认拖欠电费并承认支付延期利息及违约金，而未主张其已将电费款项交付给徐璠并享有预交电费优惠事项，江阳磁材公司的行为均表明其具有重大过失。3.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自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璠的行为系诈骗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因此，徐璠的行为不具有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一审判决对徐璠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表见代理时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但该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本解释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以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但本案一审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受理本案，不应当适用该解释的规定，故一审判决适用该解释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是，如上所述，一审认定徐璠的行为不构成对晨光供电公司的表见代理正确。
江阳磁材公司与徐璠之间协商预付电费享受20%优惠的实质就是变更电价。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三条规定，说明按照法律规定电价未经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不得擅自变更，符合立法原意和经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情况，应属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徐璠的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江阳磁材公司交付给徐璠个人的款项不能视为向晨光供电公司交付电费，因此，江阳磁材公司应当履行向晨光供电公司支付欠付电费的义务。上诉人认为徐璠的行为构成对晨光供电公司的表见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江阳磁材公司欠缴电费金额的确认问题。
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江阳磁材公司尚欠晨光供电公司电费6130751.15元的事实有异议，并认为一审漏查明徐璠委托他人缴纳电费1868623元的事实以及徐璠交回富益电力公司电费1023303元的事实。根据本案的证据：1、国亨公司向晨光供电公司银行账户转入900000余元款项时，并未写明具体为哪家公司代交电费，也没有通知晨光供电公司明确告知其为哪家用电户企业代缴电费。当时与晨光供电公司建立有供用电合同关系的用电人中，有江阳磁材公司和裕仁纺织公司两户用电人欠交电费，而富顺县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证明，该两家公司均不认可和接受国亨公司为其代交电费，均拒绝作为国亨公司代交电费款项的受益人。因此，晨光供电公司已依法将该款项返还国亨公司，该款项不再记入晨光供电公司收到的代交电费款项金额之内。2、2013年5月，李学杰等人筹集资金1000000元，分别以袁智恒（900000元）、吴英（100000元）的名义转入富益电力公司为其达到内部考核任务要求，没有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受徐璠或江阳磁材公司委托代交电费，转款凭证上并未写明为江阳磁材公司或其他公司代交电费。因此，该款项不能认定为江阳磁材公司已交付电费金额。3、晨光供电公司与富益电力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主体。徐璠案涉及的用电企业，既包括晨光供电公司的用电企业，也包括富益电力公司的用电企业，徐璠向富益电力公司银行账户转入1000000余元款项所形成的与富益电力公司之间的资金收付，富益电力公司与其用电企业之间的电费问题，均应当由各方依照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法解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上诉人主张上述款项应当从一审判决认定的电费中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江阳磁材公司尚欠晨光供电公司电费6130751.15元正确。
关于江阳磁材公司欠缴电费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任问题。
本案因涉及到徐璠私自收取电费的犯罪行为，致使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误以为向徐璠交付电费等同于向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交付电费；同时，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达成了一份《关于电费发票事项协议书》，双方共同确认电费金额及税额，并对2013年存在的电费交付事项所存在的争议协商为“暂时搁置，待另行协商或者诉讼解决”。所以，双方当事人对欠缴电费协商一致，在徐璠收取电费没有确定性质的情况下，江阳磁材公司没有向晨光供电公司缴纳电费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违约。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主张江阳磁材公司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晨光供电公司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2013年7月5日，徐璠因案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在晨光供电公司催收欠交电费时，江阳磁材公司以徐璠代交电费事项涉及刑事犯罪，需要等待刑事审判结果为由，拒绝支付欠交的电费，又以此为由拒绝交付2013年6月、7月、8月的电费。2013年12月18日，晨光供电公司与江阳磁材公司协商签订了《关于电费发票事项协议书》，对欠缴电费进行了协商；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2日作出（2014）自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璠的行为系诈骗行为，而非职务行为。此时，对于所欠电费的性质得到明确，江阳磁材公司应当支付所欠电费。因此，晨光供电公司于2015年7月以诉讼方式向江阳磁材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与上诉人江阳磁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442元，由上诉人晨光供电公司负担50727元，江阳磁材公司负担547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超
审 判 员 张 俊
代理审判员 郑 轶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