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40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禾，XX年XX月XX日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叶剑昌，上海申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责人庄佩蓉。委托代理人李宇明，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金声，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金禾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徐民五（民）初字第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6月2日，大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与金禾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自2013年6月3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金禾担任商业银行三部总经理工作，每月税前工资为23,750元，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以银行转账形式于每月29日支付当月工资，双方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3年7月31日，金禾另签署《岗位描述》，记载金禾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及时调查客户财务状况之真实、可信性，并收集客户的所有相关资讯，调查担保人的信用及财务状况，发现任何可疑的客户信贷资料，第一时间报告上级领导以便及时采取必要之保护措施；跟进贷款审批及提款后之相关事项以及贷后管理，包括贷款本金的归还、利息之支付，及时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及时掌握各相关信息，并及时向分行上级领导反映等。2013年8月金禾作为介绍人、主办客户经理及编写人之一就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申请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综合授信额度6,000万元事宜出具《信贷尽职调查报告暨授信申请书》，其中第2页记载客户来源为金禾介绍，应收款质押贷款细节包括：第一步，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与A公司签订应收款质押合同，A公司告知债务人B公司该质押合同并附上付款帐户通知函，B公司向大新银行上海分行确认该应收款质押合同并附上盖章的付款承诺函等；应收款质押合同应该包括B公司了解并确认对A公司的应收款质押给大新银行上海分行等；第4页记载放款依据为B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的付款承诺函等；第14页记载还款能力测算与分析：该笔贷款为应收款质押，还款能力主要依赖应收款；第16页记载A公司与B公司历年橡胶和焦炭的往来：（1）A公司同B公司建立贸易联系以来，贸易量呈稳定增长的趋势，账期长期稳定，比较充分说明了双方贸易关系不断发展和加深等。2013年9月12日，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信贷分析经理出具了分析报告。2013年10月初，大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授信额度审批表》。2013年10月15日，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与A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D/SH/A/R/028/13），约定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向A公司提供的用于贸易融资项下业务的授信总额度6,000万元，其中商业汇票承兑3,00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融资3,000万元。同日，双方另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同编号：D/SH/A/R/028/13-1），约定A公司以《应收账款质押清单》所列之应收账款权利设定最高额质押，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依据其与A公司于同日签订的编号为D/SH/A/R/028/13的《综合授信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全部债权，A公司根据本合同所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本金为（或等值）3,000万元及相关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因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应收账款质押清单”处记载“应收账款义务人”为“B公司”，合同或订单编号为“SDAZXL2013-09-23-03”，合同或订单名称为“标准天然橡胶”，金额为37,720,000元。金禾在上述两份合同中均在“见证人”处签字。金禾向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10月16日，加盖有B公司合同专用章（2）的《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一份，确认B公司知晓A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将其与B公司于2013年9月23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SDAZXL2013-09-23-03）项下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大新银行上海分行，确认函签发之日起，B公司将按《购销合同》约定将到期的已质押应收账款存入A公司在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处开立的已质押应收账款特别账户。后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向A公司发放了3,000万元贷款，B公司将3,772万元存入A公司在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处开立的已质押应收账款特别账户。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在该笔款项中扣除了上述3,000万元贷款。2014年4月21日，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与A公司再次签订《应收账款质押清单》，再次约定“应收账款义务人”为“B公司”，合同或订单编号分别为“SDAZXL2014-03-20-06”、“SDAZXL2014-04-08-03”，合同或订单名称均为“标准天然胶”，金额分别为20,070,000元、17,490,000元，本清单作为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与金禾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同编号：D/SH/A/R/028/13-1）的附件，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金禾向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两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加盖有B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2）的《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确认B公司知晓A公司于2014年3月20日、4月8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SDAZXL2014-03-20-06、SDAZXL2014-04-08-03）项下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承诺自确认函签发之日起，将按《购销合同》约定将到期的应支付的应收账款存入A公司在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开立的已质押应收账款特别账户。金禾在上述两份确认函右上部见证人处签字，并签署日期2014年4月22日。后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向A公司再次发放贷款3,000万元，但A公司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偿还贷款。2014年9月29日，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A公司偿还欠款3,000万元及利息，B公司等承担连带责任，案号为（2014）徐民二（商）初字第2087号。该案审理过程中，B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抗辩其未在《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上盖章，不存在应收账款质押的事实，其也未与A公司存在《购销合同》，并就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两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的《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上的印章申请司法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于2015年1月28日出具鉴定意见：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两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的《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上B公司的公章及合同专用章（2）与原审法院提供的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5年4月22日，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以A公司涉嫌贷款诈骗为由向原审法院撤回该案起诉，并于2015年5月12日以A公司法定代表人郑福伟等涉嫌骗取银行贷款为由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警。目前，该案尚无处理结果。原审法院另认定，2014年6月至9月，金禾月度绩效考核部分达标；10月月度绩效考核不达标。2014年11月4日，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与金禾签订《劳动合同的修改及补充协议》，约定金禾基本工资调整为18,760元，绩效工资由原来的2,150元调整为0元，如金禾能够在2015年4月30日前完成不良贷款的清收，且不影响业绩指标的完成，其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将于2015年5月1日恢复到调整前的金额。2014年12月16日，金禾向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法务吴某Z发送电子邮件，附件为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第一次：2013年10月16日，大新银行员工：金禾和胡某（金禾同事）在上海A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李某某的陪同下到北京丰台区XX环XX路XX号XX区XX号楼XX层B有限公司的所在地对应收账款确认函进行敲章确认。接待金禾和胡某的是公司副总经理马某某。当场在他二楼的办公室加盖了公司的合同章，编号为（2）。同时双方交换了名片。当时郑某某也在场。第二次：2014年4月22日，大新银行员工：金禾和胡某在上海A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魏某某的陪同下到北京B有限公司的所在地对应收账款确认函敲章确认。本次盖章仍然在公司副总经理马某某的办公室，但当时他本人并不在，是有其他工作人员加盖B有限公司的公章确认的。金禾当时不认可公章，要求其加盖第一次确认函加盖的编号为（2）的合同章，但工作人员表示合同章被业务人员带出去了没法加盖。在金禾的一再要求下，其表示可以将确认函留下，加盖合同章后快递给大新银行。金禾在收到加盖了合同章的应收账款确认函后和第一次的合同章进行了比对，确认是同一枚章。”2015年3月，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处问责小组与金禾谈话，金禾陈述的盖章行为同《情况说明》。同月31日，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主要内容为：“由于其在对上海A有限公司授信业务经办过程中贷前尽职调查意识薄弱，没有及时披露贷前调查过程中的风险隐患情况，并在应收账款质押确认过程中存在明显违规行为，给我行造成巨大金额的不良授信。根据总行问题授信问责调查小组问责调查结果，金禾需对该笔问题授信负有‘严重不尽职’的主要责任，经总行管理层研究决定，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要求其2015年3月31日之前办理完所有交接手续，退还我行所有证件和相关物品。此外，根据我行《授信业务问责管理办法》对已经认定的问责责任处罚处理决定，我行将追收先前已经支付给其就相关问题贷款的业务奖金。根据对2013年和2014年发放的该笔业务奖金做出的清算，金禾需退还我行人民币7,095元，税后为人民币5,676元。故其2015年3月份的工资将于核算后扣除需要退回给我行部分后发放。”金禾正常工作至2015年3月31日，工资结算至该日。2015年5月14日，金禾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5,412元。2015年6月25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金禾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5,412元。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不服该裁决，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不支付金禾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5,412元。原审庭审中，金禾表示其至B公司位于北京的办公场所的日期为2014年4月16日，由A公司订飞机票和承担费用；于2014年4月22日收到B公司邮寄的两份《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因B公司未在落款处签署日期，由其在落款处签署2014年4月22日。大新银行上海分行表示不知晓金禾何时至B公司处。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或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金禾作为商业银行三部总经理，其主要工作职责包括及时调查客户财务状况之真实、可信性，并收集客户的所有相关资讯，调查担保人的信用及财务状况，发现任何可疑的客户信贷资料，第一时间报告上级领导以便及时采取必要之保护措施等。金禾编写的《信贷尽职调查报告暨授信申请书》中明确，B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的付款承诺函作为放款的依据之一，且A公司的贷款为应收账款质押，还款能力主要依赖应收款，故金禾应对A公司及B公司的信贷资料进行调查和审核，作为放款依据及还贷保障的承诺函更应作为重点审查的内容，尽最大可能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金禾在电子邮件及谈话中均确认其于2014年4月22日至B公司位于北京的办公场所，但其在庭审中又改变陈述，称其于2014年4月16日至B公司处，两次陈述不一致，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其确实至B公司处理《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盖章事宜，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金禾切实履行了《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的“见证”工作。即使金禾陈述的2014年4月16日盖章情况属实，但如其陈述，其当日并不知晓盖章人员的身份，也未进一步进行核实，事后更是未亲眼看到合同专用章的加盖，并擅自在《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落款处和见证处签署“2014年4月22日”。金禾的行为显然违反了“见证”的基本要求，完全背离了“见证”的目的，事后也未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大新银行上海分行，金禾有违其作为该笔贷款客户经理的职业要求，其不规范的“见证”行为也使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丧失了一次可能发现风险的机会，对大新银行上海分行目前无法收回贷款有一定的责任。大新银行上海分行系在下调金禾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后才知晓B公司的抗辩意见和鉴定结论及从金禾发送的电子邮件中知晓“见证”的过程。根据这些情况，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重复处理。综上，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主张金禾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工作中严重失职造成大新银行上海分行重大损害，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据此解除劳动合同，与法不悖。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主张不支付金禾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二月五日作出判决：大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不支付金禾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5,412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判决后，金禾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要求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5,412元。金禾的主要理由为：首先，金禾在没有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应收账款质押的书面操作指引规范的前提下对于贷款审核过程中已尽到相对合理的审核义务,金禾的行为与不良贷款的产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故金禾不应承担大新银行上海分行的商业经营风险;其次,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对金禾的处罚系重复处罚;再次,大新银行上海分行解除与金禾的劳动关系程序违法,相关规章制度没有经过民主公示程序。综上所述，金禾不存在严重违反大新银行上海分行规章制度和工作失职的行为，现大新银行上海分行解除与金禾的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支付金禾赔偿金。被上诉人大新银行上海分行辩称，不同意金禾的上诉请求，认为金禾于2013年6月2日至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处工作，担任商业银行三部总经理职务。2013年末至2014年期间，金禾作为客户经理，负责并参与办理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与客户A公司贷款授信有关事宜。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与A公司约定，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发放A公司3,000万元贷款，由B公司将支付给A公司的应收账款质押作为担保。但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在发放贷款后，A公司逾期未偿还贷款，B公司更否认存在应收账款质押的事实。后经鉴定加盖有B公司公章和合同专用章的《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上的印章为伪造。金禾作为见证人全程参与并见证了《综合授信合同》、《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签署，但其在未实际见证《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出具过程及未核实出具人员身份和职务的情况下，仍签字确认已“见证”，最终也未向审批部门及时披露汇报相关情况，导致审批部门基于对金禾见证行为和结果的信赖发放给A公司贷款3,000万元。金禾上述行为严重违反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处的规章制度，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职，造成大新银行上海分行难以挽回的重大经济损失。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据此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故无需支付金禾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5,412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金禾作为商业银行三部总经理，其主要工作职责包括及时调查客户财务状况之真实、可信性，并收集客户的所有相关资讯，调查担保人的信用及财务状况，发现任何可疑的客户信贷资料，第一时间报告上级领导以便及时采取必要之保护措施等。金禾编写的《信贷尽职调查报告暨授信申请书》中明确，B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的付款承诺函作为放款的依据之一，且A公司的贷款为应收账款质押，还款能力主要依赖应收款，故金禾应对A公司及B公司的信贷资料进行调查和审核，作为放款依据及还贷保障的承诺函更应作为重点审查的内容，尽最大可能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金禾在电子邮件及谈话中均确认其于2014年4月22日至B公司位于北京的办公场所，但又在原审庭审中改变陈述，称其于2014年4月16日至B公司处，两次陈述不相一致，且又无充分证据证明其确实至B公司处理《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盖章事宜，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金禾切实履行了《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的“见证”工作。即使金禾陈述的2014年4月16日盖章情况属实，但如其陈述，其当日并不知晓盖章人员的身份，也未进一步进行核实，事后更是未亲眼看到合同专用章的加盖，并擅自在《应收账款质押确认函》落款处和见证处签署“2014年4月22日”。金禾的行为显然违反了“见证”的基本要求，完全背离了“见证”的目的，事后也未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大新银行上海分行，金禾有违其作为该笔贷款客户经理的职业要求，其不规范的“见证”行为也使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丧失了一次可能发现风险的机会，对大新银行上海分行目前无法收回贷款有一定的责任。大新银行上海分行系在下调金禾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后才知晓B公司的抗辩意见和鉴定结论及从金禾发送的电子邮件中知晓“见证”的过程。根据这些情况，大新银行上海分行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重复处理。综上，大新银行上海分行主张金禾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工作中严重失职造成大新银行上海分行重大损害，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据此解除劳动合同，与法不悖。现金禾认为不存在严重违反大新银行上海分行规章制度和工作失职的行为，要求大新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5,412元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金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剑平
代理审判员 周 寅
审 判 员 徐晓炜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赵亚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