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521号
原告深圳棋院，住所地深圳市嘉宾路太平洋商厦A座6楼，组织机构代码455757536。
法定代表人刘适兰，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庄毓添，广东深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楚珠，广东深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棋类协会，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园岭中路9号，组织机构代码502681475。
法定代表人车继东，秘书长。
委托代理人李晓宁，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深圳棋院诉被告深圳市棋类协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雷桂森独任审判，于2014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棋院的委托代理人庄毓添，被告深圳市棋类协会的委托代理人李晓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12月经深圳市审计局依法审计时，发现原告先后转让3名围棋运动员，取得收入69万元；借出围棋运动员2名，取得收入4万元。两项合计73万元，未计入原告账簿，而是违规计入被告账簿做收入处理。原告少计收入73万元。经审计局查证，发现被告陆续使用棋手转会收入40.92万元，结余32.08万元。依据财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市审计局要求原告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结余资金32.08万元（见证据1-2）。据此，原告认为上述款项属于不当得利，被告应予返还，于是多次向被告以书面及口头告知等方式要求被告归还上述结余资金32.08万元，被告以各种理由予以推托（见证据3-7）。无奈，原告只好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据此，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围棋运动员转让、借出获得收入的结余款32.08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迟延支付期间的利息（从原告起诉之日起，一直计算到结余款全部付清为止)；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被告辩称，一、深圳棋院回避历史问题和体制原因。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深圳棋院和深圳市棋类协会之前一直是两个机构、一套班子，两家的法定代�人、财务人员等都是同一个人。2013年起，深圳市棋类协会才开始逐步独立运作。因此，以前两家的财务不够独立和明晰，互相借用账户、占用资金或资产，确属常态。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体制原因造成的。然而，深圳棋院回避历史问题和体制原因，单独将涉案的32.08万元拿出来说事，一叶障目，这种做法对深圳市棋类协会而言是不公正的。二、深圳棋院在本案中主张的不当得利债权己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深圳市审计局深审审理报【2013】61号审计报告，深圳棋院起诉的涉案32.08万元，系2006年至2012年期间深圳棋院转让三名围棋运动员以及借出两名围棋运动员所得73万元收入中的一部分。据深圳市棋类协会的财务账簿记载，上述三笔围棋运动员转让费进入深圳市棋类协会账户的时间分别是2007年2月14日、2008年6月27日和2009年2月17日，金额分别是38万元、15万元和16万元；上述两笔围棋运动员转让费进入深圳市棋类协会账户的时间分别是2006年6月30日、2007年11月29日，金额各2万元。上述审计报告查明深圳棋院“将围棋运动员转让、借出获得收入73万元，违规转移至深圳棋协账目使用”，另根据深圳棋院提交的其与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运动员交流协议书》，深圳棋院指定的收款账户是深圳市棋类协会的账户，由此可见，将深圳棋院的上述围棋运动员转让费、借出费收入计入深圳市棋类协会的账户，系深圳棋院主动为之的结果，深圳棋院对此是明知的。因此，上述转让费、借出费进入深圳市棋类协会账户之日，就是深圳棋院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发生及获益方之日，也即深圳棋院向深圳市棋类协会主张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本案中，深圳棋院最早向深圳市棋类协会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时间是2014年1月8日，距离前述三笔围棋运动员转让费和两笔围棋运动员借出费进入深圳市棋类协会账户的时间都超过了两年。因此，深圳棋院在本案中主张的不当得利债权己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深圳棋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31日作出的深圳市审计局深审审理报【2013】61号审计报告认定：将围棋运动员转让、借出获得收入73万元，违规转移至深圳棋协账目使用。深圳棋院是中国围棋协会批准的可以进行职业围棋运动员注册的单位。根据中国围棋协会的规定，职业棋手转换注册协会时，原注册单位可以收取一定的交流费用。2006年至2012年，深圳棋院先后转让了三名围棋运动员，取得收入共计69万元；同期，深圳棋院借出围棋运动员2名，取得收入4万元。上述两项合计共计73万元。未计入深圳棋院账簿，而是计入深圳棋协账簿做收入处理。因近年来开展棋类活动，深圳棋协陆续使用棋手转会收入40.92万元，结余32.08万元。
同日，深圳市审计局作出《关于深圳棋院转移收入、挪用专项经费等问题的审计决定》，要求深圳棋院应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结余款32.08万元。
2014年1月8日，深圳棋院向深圳市棋类协会发出《关于收回深圳市棋类协会应缴财政收入经费的通知》，要求深圳市棋类协会在30日内，将款项32.08万元转入深圳棋院账户，以便上缴市财政。
2014年2月24日，深圳市棋类协会对深圳棋院作出《关于“深圳棋院收回深圳市棋类协会应缴财政收入经费的通知”的回复》。在该回复中，深圳市棋类协会以上述�项32.08万元为2012年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深圳市棋类协会和深圳棋院原实为两个机构、一套班子，2013年深圳市棋类协会开始逐步以独立运作为由拒绝了向深圳棋院归还款项32.08万元的要求，而是主张：由深圳棋院和深圳市棋类协会按2:1比例分摊深圳市棋类协会出资购买，而由深圳棋院实际使用的别克商务车已经发生的使用费478048元，即深圳棋院承担费用的三分之二（318699元），并以此费用来冲抵深圳市棋类协会所欠深圳棋院32.08万元，不足部分，待深圳市棋类协会将上述别克商务车变卖处理之后补足。
原告庭审表示，被告的上述主张未获得深圳市审计局的同意。
深圳棋院提供的《全国运动员交流协议书》样本一份，该样本（甲方：深圳棋院，乙方：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丙方：王昊洋）约定：一、转会方式及时间：自2008年1月1日起，甲方将注册在其名下的丙方交流转会至乙方，代表乙方参加围棋比赛。四、转会价款及支付方式：1、转会价款为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2、支付方式：将转会价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户名：深圳市棋类协会，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和平支行，等等。
原告主张，上述73万元收入，是根据当时所签订的运动员转会及借用合同所得，合同约定由被告作为收款方收取转会及借用费用，也因此将上述收入计入了被告账簿。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本案主张的款项32.08万元，系原告转让、借出围棋运动员所得价款的一部分，原告的该项所得理应归属原告所有。根据原告提供的《全国运动员交流协议书》的有关条款，被�实际占有该项所得，系基于原告指定被告作为收款单位的原因。因此，被告系基于原告的同意而占有该项所得，该项所得应当为原告的合法收入，被告将其计入收入账簿，缺乏合法依据。原告指定被告收取所得款项73万元，已经使用40.92万元，尚余32.08万元。尚余的款项32.08万元系原告指定被告收取的价款的一部分，并非被告所有，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予以返还。
虽然被告占有原告涉案款项是基于原告委托被告代为收款造成的，被告对此不具有过错，但原告依法有权随时要求被告返还该款项。在原告提出返还请求时，被告继续占有该款项的合法根据已经不复存在，被告应当予以返还，否则构成不当得利。因此，本案原告在请求被告归还32.08万元的款项未果时，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到本院，要求被告归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持。本案原告指定被告作为涉案款项的收款单位，被告对此一直未持异议，被告亦未实际侵害归属于原告所有的涉案款项，原告是在向被告请求归还尚余的涉案款项32.08万元，而被告不予以归还时，才知道其对涉案款项的权利受到了被告的侵害。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被告对原告作出《关于“深圳棋院收回深圳市棋类协会应缴财政收入经费的通知”的回复》之日（2014年2月24日）起计算。被告主张以本案查明的上述转让费、借出费进入深圳市棋类协会账户之日起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以及被告据此提出本案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关于原告实际使用其购买的商务车的有关费用问题，与�案不系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不做认定和处理，被告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深圳市棋类协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棋院返还款项32.08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14年6月17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偿还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6112元（原告已预交），本院收取3056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收到上诉费缴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雷 桂 森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淑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