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31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西店村南。
法定代表人：张复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伦，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孙河顺白路6号。
法定代表人：易湘林，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伦，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爱强，男，1959年4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锋，北京市万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农工商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孙河乡政府）与被上诉人高爱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9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伦，被上诉人高爱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高爱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高爱强承担。事实和理由：1.高爱强是以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为案由提起诉讼，孙河乡政府不是合同的签订人和当事人，孙河乡政府不应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与合同有关的任何民事责任，判决孙河乡政府承担责任是错误的。2.根据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的回复判决支付拆迁补偿款是错误的，回复不是承诺，回复中没有承诺乡政府承担支付补偿款的责任，责成一词仅是表示要求农工商公司来处理相关问题，依据回复判决是错误的。3.高爱强不是康营村村民，是城镇居民，也不是从康营村离开后再次回村的，高爱强是非法购买农村宅基地方式取得涉案房屋，高爱强非法占有使用集体土地是无效行为，2004年之前申请了宅基地的说法是虚构的事实，回复中是要求孙河农工商公司对康营村的村民及合法宅基地使用人相关问题进行处理，高爱强无权要求给予安置和补偿。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损害了国家和集体的合法权益，导致国有资产损失和流失。
高爱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河乡政府是作出承诺的一方，也是主持拆迁工作的一方，应当作为本案主体承担责任。农工商公司是政府投资的公司，孙河乡政府指示农工商公司承担责任，也是自身要承担责任的意思。孙河乡政府的回复很明确是按照1000元每平方米来解决。居民身份不妨碍得到房屋补偿。高爱强的证据足以证明农工商公司和孙河乡政府同意给付补偿。
高爱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农工商公司和孙河乡政府给付高爱强拆迁补偿款2059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9月13日，农工商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高爱强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双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一份。拆迁协议约定，甲方因5.8项目康营回迁小区项目拆迁，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号内1号所有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建筑面积205.95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户籍1户，户籍人口1人，即户主：高爱强。经北京石鉴兴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被拆迁房屋区位补偿价518994元，重置成新价合计为265520元，被拆迁房屋补偿款合计784514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合计195234元；乙方应在2007年9月20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房交甲方拆除。
2010年12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向高爱强所在的康营村作出《关于解决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问题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内容为：“康营村：关于你村解决康营南路和5.8公顷住宅项目的拆迁问题的请示，已收悉。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项目的54户居民，按照有关规定，配合相关部门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拆迁滕退。由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考虑到他们的生活问题，经研究决定，责成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对54户住宅拆迁的相关问题于2011年12月31日前参照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予以解决。特此回复。”经查，高爱强属于该回复中的54户居民之一。农工商公司和孙河乡政府在上述回复出具后一直未按照回复的内容解决高爱强的拆迁补偿问题。
经查，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项目54户居民中的部分居民此前已就上述回复的问题诉至法院，在该部分居民起诉的案件审理中，双方对于上述回复中涉及的“后苇沟村106户的办法和标准”存在争议，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被告应给付原告的拆迁补偿款按照原告宅基地范围内一层建筑面积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确定。
诉讼中，高爱强称其在2004年之前申请了原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号内1号的宅基地，该宅基地上的房屋都是其自己建造的。农工商该公司、孙河乡政府称高爱强原来不是康营村村民，×号内1号宅基地系高爱强2004年购买获得，系非法获得，因此高爱强不能获得追加补偿。双方均未提交×号内1号的宅基地审批材料。经询，高爱强称其×号内1号宅基地未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称其现无法核实到×号内1号原来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因康营村委会原登记的档案在火灾中已经灭失。
一审法院认为，征收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本案涉及的回复系孙河乡政府下属的拆迁腾退办公室针对包括高爱强在内的孙河乡康营村有关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项目涉及的54户居民就有关拆迁问题的请示作出的回复和承诺，因拆迁腾退办公室系孙河乡政府设立的办事机构，故其作出的承诺应由其设立单位即孙河乡政府承担相应的后果。又因该回复系针对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项目的后续问题作出，而该项目的拆迁人为农工商公司，且该回复中亦表示责成农工商公司对有关补偿问题予以解决，故该回复的相关责任应当由孙河乡政府和农工商公司共同承担。
在与本案同属回复中54户的其他居民与农工商公司的有关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件中，经法院审理认定，农工商公司应给付原告的拆迁补偿款应按照原告宅基地范围内一层建筑面积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确定。本案中，×号内1号房屋在2007年拆迁时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区位补偿价等拆迁补偿，前述有关回复系对康营南路及5.8公顷住宅拆迁项目涉及的54户居民统一作出的承诺，故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以高爱强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为由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根据高爱强陈述，其宅基地并未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证，又称其宅基地在2004年之前取得，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村民建房用地管理若干规定》，每户建房用地的标准最高不得超过167平方米，故该院以本市有关审批宅基地的政府文件规定的用地面积上限作为确定高爱强宅基地使用面积的依据，并以此计算高爱强应得的拆迁补偿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高爱强拆迁补偿款十六万七千元；二、驳回高爱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高爱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2.孙河乡政府是否应该承担给付义务的问题。
关于高爱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表明，农工商公司系拆迁范围内×号内1号房屋的拆迁人，农工商公司据此已经与高爱强签订了协议，高爱强的房屋已经被农工商公司拆除，依据协议约定农工商公司应向高爱强支付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应对其拆除高爱强的房屋不应支付补偿款的事实成立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在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应向高爱强支付补偿款的主张成立的情形下，本院对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有关“高爱强非法占有使用集体土地是无效行为，2004年之前申请了宅基地的说法是虚构的事实，高爱强无权要求给予安置和补偿。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损害了国家和集体的合法权益，导致国有资产损失和流失”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予采纳。
关于孙河乡政府是否应该承担给付义务的问题。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表明，高爱强的房屋被农工商公司拆除后，为进一步解决拆迁补偿问题，孙河乡政府下属的拆迁腾退办公室明确回复责成农工商公司对有关补偿问题予以解决，在农工商公司未根据孙河乡政府的回复内容履行给付拆迁补偿款义务的情形下，孙河乡政府应与农工商公司共同向高爱强承担给付拆迁补偿款的责任，故本院对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有关“孙河乡政府不应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与合同有关的任何民事责任，根据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的回复判决支付拆迁补偿款是错误的，判决孙河乡政府承担责任是错误的”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农工商公司、孙河乡政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90元，由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印龙
审 判 员 石 煜
审 判 员 张 慧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赵 凯
书 记 员 邸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