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民终17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3181335。
法定代表人：徐闯。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乐多，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晨烨，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星诺管桩构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七星镇兴星路***号。组织机构代码：75706590-6。
法定代表人：顾金富。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国强，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琦，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卫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目华北路***号*幢****室。组织机构代码：56809154-X。
法定代表人：盛丹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岁，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军，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星诺管桩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诺公司）、荣卫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卫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402民初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东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晨烨，被上诉人星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国强、俞琦，荣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二、三项判决；2.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3.诉讼费用由荣卫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的管桩款总额有误，应为2268000元。1.东亚公司仅认可《管桩定作合同》的约定，本项目的实际施工方系上海勃溯展览设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勃溯展览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盛纪平是该项目实际负责人，因此关于管桩的实际使用量，需共同确认。《预制构件工程量核对确认书》中方形章系伪造，亦无盛纪平签字，故东亚公司对该数量不予认可。至于《管桩定作款对账及付款协议书》，虽有盛纪平签字，但方形章同样为伪造。2.管桩款中除应扣去1000093.5元，还应扣除星诺公司在诉状及庭审中承认的500000元，该费用不包括于1000093.5元中，不能重复收取。二、1.星诺公司从未向东亚公司主张过管桩款，不应支付管桩款违约金。且实际施工方为勃溯展览公司，因此东亚公司无法确认违约金的计算起点及计算金额。2.即便需要支付违约金，也不能重复计算，本金应扣减1000093.5元和500000元，期限则应从2015年1月1日起算。三、星诺公司未提供律师费相应的支付凭证，东亚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律师费的计算不符合浙江省收费标准，应予调整。四、由于发包人荣卫公司未向东亚公司支付剩余合同款，因此东亚公司无法向星诺公司支付管桩款，荣卫公司在《管桩定作款对账及付款协议书》中加盖公章，因此其应对本案中东亚公司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星诺公司辩称，1.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海燊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燊平公司）支付的500000元系谁支付，从现有证据来看，东亚公司和星诺公司在定作合同中对支付方式明确，燊平公司支付的500000元与东亚公司无关。此外，合同也约定如果出现支付错误，造成付款纠纷，责任应由需方即东亚公司承担。2.从东亚公司发生的经济往来看，其两千多万支付款项中没有一笔是支付给燊平公司，9月16日的收据上也载明货物内容是黄沙、石子等，与管桩毫无关系，但其支付给上海琥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琥贺公司）时，付款收据上明确是管桩，与实际交易内容、支票均能吻合。关于律师代理费的问题，星诺公司认为并不高。请求二审驳回东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荣卫公司辩称，1.东亚公司在一审中承认项目工程整体由盛纪平一方实际施工，东亚公司应对其在案涉工程中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和义务。2.从案涉工程开工至今，东亚公司一直正常使用方形章，在涉案工程监理的会议纪要、工程联系单等文件中均有盖章，且东亚公司代表一并签字确认，可见使用方形章的行为能够代表东亚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东亚公司应对内容为新建项目方形章的使用承担法律后果。3.荣卫公司已付清全部工程款并超付，因东亚公司自身问题，涉案工程至今未能竣工验收，东亚公司作为总包方，应当退还荣卫公司超付的工程款并赔偿损失。4.荣卫公司从未在《管桩定作款对账及付款协议书》上加盖过公章，在庭审前完全不知晓该协议书的存在，星诺公司在一审中无法回答协议书的形成过程，有违常理，故荣卫公司的公章明显系他人盗用，非荣卫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5.一审中星诺公司自认收到500000元管桩款，并非通过琥贺公司收取，而东亚公司证明除该笔款项外，曾另行向星诺公司指定的委托收款人琥贺公司支付1000093.5元管桩款，由此可知东亚公司至少已支付1500093.5元。请求二审支持荣卫公司在审理中陈述的观点。
星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诉请判令东亚公司立即支付星诺公司定作价款2043321元（定作价款本金2299941元+逾期付款每米加10元计243380元-已付500000元），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823055.86元（按每日万分之七，自2014年8月25日起计算，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承担星诺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代理费136000元，并要求判令荣卫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5日，星诺公司和东亚公司签订《管桩定作合同》一份，约定：东亚公司向星诺公司定作管桩24000米，单价每米94.5元，按实结算，实际供货总量以签认的送货单数量为准；东亚公司的委托签收人为盛纪平；付款方式为供桩中途付100000元，结束时付1000000元，2014年年底付清；东亚公司须以银行电汇、网上银行等方式将款项直接划入星诺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支票由星诺公司出具收款委托书方可，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如未按合同约定方式付款造成纠纷，责任由东亚公司承担；如按合同付款延期部分增加每米10元；如东亚公司违约逾期付款，星诺公司有权终止合同，对逾期付款部分的货款，东亚公司按日向星诺公司支付万分之七的违约金，违约一方另应承担对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代理费等内容。2015年5月5日，星诺公司作为甲方、东亚公司作为乙方、上海勃溯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溯建材公司）作为丙方、荣卫公司作为丁方签订《管桩定作款对账及付款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1.东亚公司因承建荣卫公司的项目向星诺公司定制管桩，星诺公司自2014年7月28日起至2014年8月24日止共提供管桩24338米，按单价每米94.5元计定作款2299941元；2.东亚公司因某些原因未付款，愿意支付定作款和部分利息合计2490000元，并承诺于2015年5月底前支付1000000元，于当年8月底付清所有款项，如再逾期愿承担逾期付款利息；3.荣卫公司及渤溯建材公司愿意对以上债务提供担保等内容。星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书甲方处签名并加盖公章，盛纪平在协议书乙方处签名并加盖“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荣卫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的方形印章，同时，盛纪平在协议书丙方处签名，并由渤溯建材公司加盖公章，荣卫公司在协议书丁方处加盖公章。2015年6月10日，星诺公司向东亚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琥贺公司代表星诺公司进行代收款工作，2015年8月21日，东亚公司向琥贺公司支付1000093.50元。2016年1月14日，星诺公司聘请律师提起诉讼，为此支出律师代理费136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定作合同纠纷，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东亚公司是否为付款主体；二、星诺公司主张的定作价款金额是否成立；三、星诺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和实现债权费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荣卫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和担保范围。
一、关于付款主体。本案中，星诺公司提供了和东亚公司签订的《管桩定作合同》原件，合同分别由星诺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和由东亚公司加盖“建材合同专用章”签订，印章的印文清晰可辨，且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为东亚公司承建的项目，足以认定星诺公司和东亚公司之间成立定作合同关系。《管桩定作合同》签约的相对方为星诺公司和东亚公司，在星诺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后，东亚公司作为付款主体，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东亚公司以印章不清晰为由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主张，经原审释明，东亚公司也没有对印章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故对东亚公司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至于东亚公司辩称应由实际施工方支付或发包方荣卫公司支付的意见，因实际施工方或发包方均不是本案所涉合同的相对方，东亚公司和实际施工方或发包方之间的关系，和星诺公司没有关联性，故对此辩解意见也不予采信。
二、关于欠款金额。《管桩定作合同》针对签收人约定，东亚公司的委托签收人为“盛纪平”，故盛纪平有权代表东亚公司签收货物，确认收货数量。在2015年5月5日的《管桩定作款对账及付款协议书》中，虽然代表东亚公司一方的项下所盖的方形印章不是正规的印章，但签字人员系合同约定的代表东亚公司的委托签收人“盛纪平”，盛纪平在该份协议书中对送货数量的确认能够代表东亚公司。根据该份协议书，星诺公司自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8月24日向东亚公司提供管桩24338米，单价为每米94.5元，故确认星诺公司和东亚公司之间发生的定作价款为2299941元。《管桩定作合同》针对付款方式约定，东亚公司须以银行电汇、网上银行等方式将款项直接划入星诺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支票由星诺公司出具收款委托书方可，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案中，星诺公司向东亚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琥贺公司代表星诺公司进行代收款工作，且星诺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在东亚公司向琥贺公司付款的支出凭证上签名确认，故东亚公司向琥贺公司支付1000093.50元的行为，即视为向星诺公司支付定作价款的行为。至于星诺公司陈述只实际收到500000元，是星诺公司和其委托收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东亚公司无关，原审确认东亚公司已于2015年8月21日向星诺公司支付定作价款1000093.50元。诉讼中，东亚公司辩称除支付的上述款项外，星诺公司另在诉状中自认收到过500000元，提出已支付1500093.50元的辩解意见，但星诺公司一直认为其自认收到的款项是实际收到的款项，包括在琥贺公司的款项中，且东亚公司也陈述没有另外支付过星诺公司款项，故东亚公司的辩解意见没有证据证实，原审不予采信。
三、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和实现债权费用。《管桩定作合同》针对付款期限约定，供桩中途付100000元，结束时付1000000元，2014年年底付清价款。虽然该约定中对供桩中途时间没有明确，但供桩结束和2014年年底两个付款时间点的约定明确，东亚公司未按约定期限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管桩定作合同》针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约定，东亚公司对逾期付款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七支付违约金，并承担星诺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代理费，此外，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逾期付款每米增加10元。上述约定中，每日万分之七和每米增加10元的约定均属于双方对违约金计算方法的范畴，应统一进行计算，且该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现东亚公司对此也提出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故原审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星诺公司在诉讼请求中将逾期付款违约金和每米增加10元的约定分别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因此，根据合同约定、星诺公司供货结束时间和东亚公司的付款时间，原审确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1.5倍分段计算，其中：2014年8月25日（供桩结束次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2014年年底），以1100000元为基数进行计算；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8月21日止（东亚公司向琥贺公司付款时间），以2299941元为基数进行计算；2015年8月22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1299847.50元（扣除东亚公司付款金额）为基数进行计算。至于星诺公司主张的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予以支持，但具体金额应当根据实际欠款数额和浙江省律师收费办法规定，酌情调整为68000元。
四、关于荣卫公司的担保责任。在2015年5月5日的《管桩定作款对账及付款协议书》中，荣卫公司加盖公章，对东亚公司欠星诺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公章经司法鉴定也确认为荣卫公司的印章，荣卫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因双方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故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是，在协议书第2条，盛纪平和星诺公司另行约定，愿意支付部分利息和本金计2490000元（即约定支付利息190059元），因为盛纪平仅为东亚公司的委托签收人，双方在合同中已明确了盛纪平的身份，星诺公司对此也是明知的，盛纪平和星诺公司约定加付利息超越了东亚公司对其的授权，属于越权代理，东亚公司事后也未对盛纪平的行为进行追认，故盛纪平和星诺公司关于加付利息部分的约定对东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根据协议书，荣卫公司仅对第1条中确认的定作价款部分承担担保责任，对第2条加付利息部分不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所述，东亚公司向星诺公司定作管桩2299941元，已支付1000093.50元，尚欠定作价款1299847.50元未付的事实清楚，东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定作价款，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向星诺公司支付尚欠定作价款，并按合同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和承担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荣卫公司为东亚公司所欠星诺公司的定作价款部分提供担保，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6年7月28日判决：一、东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星诺公司定作价款1299847.50元，并向星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1.5倍分段计算，其中：2014年8月25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以1100000元为基数进行计算；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8月21日止，以2299941元为基数进行计算；2015年8月22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1299847.50元为基数进行计算）。二、东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星诺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68000元。三、荣卫公司在所欠定作价款1299847.5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星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73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4732元，由星诺公司负担16000元，由东亚公司负担18732元，荣卫公司对东亚公司负担部分中的1498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鉴定费17600元，由荣卫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东亚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燊平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信息及备案信息，用以证明盛纪平系燊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一份，用以证明燊平公司作为付款方，收款方星诺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收到人民币500000元。
3.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存根，证明星诺公司法定代表人顾金富在支票存根上签字，确认收到500000元。
4.支出凭证两份，证明2015年9月16日东亚公司根据盛纪平要求分别向上海杰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刘公司）支付200000元，向上海江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界公司）支付800000元，共计1000000元，实际为东亚公司向星诺公司支付的管桩款。
经质证，星诺公司对证据1工商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3则认为星诺公司确实收到了500000元，但该款就是委托琥贺公司收款1000093.5元中的款项，另外东亚公司还提供过一张500000元空头支票，并未兑现。证据4的支出凭证上的货物内容为黄沙石子和螺纹钢，与本案毫无关系，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荣卫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恰好能证明燊平公司属于盛纪平一方。对证据2、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足以证明东亚公司至少已经支付星诺公司1500093.5元的管桩款。对证据4的支出凭证系复印件，真实性由法院予以确认，该证据结合荣卫公司提交的证据，能证明支付给星诺公司相应的管桩款。
星诺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5.增值税发票两份，其中一份为红字发票，在2014年10月23日，星诺公司向东亚公司开具了1000000元发票，但东亚公司未收，于2015年3月28日冲抵。用以证明在履行合同中，经对账结算后开具发票，但东亚公司没有收取。
6.支票一张，证明上海燊平公司开具的500000元支票是空头支票，和星诺公司此前收到的500000元为同一天，表明星诺公司向琥贺公司出具委托书后，琥贺公司收取了1000093.5元，并找到燊平公司出具两张支票，但至今仍有500000元没有兑现。
7.星诺公司名下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六组，用以证明其并未收到来自琥贺公司的款项。
东亚公司质证认为，证据5并非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暂时无法发表意见，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是因为星诺公司无法提供发票，所以才让东亚公司将款项支付给其委托的琥贺公司；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有异议，该支票证明星诺公司曾经接受过燊平公司盛纪平向其提交的支票，但刚好是空头支票，与东亚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支票存根不是同一个500000元，同时该支付方式也表明星诺公司通过实际行为改变了双方对支付方式的约定，并非必须要支付到星诺公司的账户中;对证据7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举证的银行流水片面、短期，无法否定收款的事实。荣卫公司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从证据可以看出，东亚公司与星诺公司关系密切，不排除其骗保的可能性；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支票说明燊平公司也是东亚公司认可的实际施工方；对证据7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银行流水清单的时间段也有局限性，其证据不能证明其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信息，且盛纪平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付款。
荣卫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8.会议纪要及签到表四份、工程联系单二份、现场签证单二份、施工周报一份，用以证明东亚公司在荣卫公司新建工程项目中，一直在使用“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荣卫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的方形章。
9.东亚公司提供给荣卫公司的工程款项支付明细确认表一份，用以证明东亚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和2015年9月21日共计向星诺公司支付管桩款2000093.5元。
东亚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一审中东亚公司已向法院提供过东亚公司新建项目的资料专用章，式样与证据中的方形章不一致，对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证据9的三性予以认可。星诺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不清楚，但从证据来看，其多次使用该方形章，说明该印章足以代表东亚公司；对于证据9的真实性不清楚，仅认可其曾支付1000093.5元给琥贺公司。
本院认证认为，对东亚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盛纪平系燊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2、3系燊平公司向星诺公司的汇款记录，星诺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表示确实收到该笔款项，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的支出凭证和荣卫公司提交的证据9均为东亚公司向案外人杰刘公司、江界公司付款记录，支出凭证上的货物内容与本案实际交易内容不符，现东亚公司无法证明杰刘公司、江界公司与星诺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本院对证据4、9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5东亚公司并未收到，对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8系东亚公司与荣卫公司的内部文件，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该证据的关联性以及证明力问题，在判决理由中综合予以分析。证据7不能当然证明星诺公司的主张，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星诺公司法定代表人顾金富在燊平公司开具的编号22093936、金额为500000元的支票存根上签字，该支票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20日，该款入账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星诺公司在二审中另提交编号为22093937、金额500000元的支票一张，该支票为空头支票，尚未兑现。
本院认为，本案系定作合同纠纷，东亚公司与星诺公司签订的合同加盖双方印章，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合同履行过程中，东亚公司的指定签收人盛纪平在与星诺公司签订的《管桩定作款对账及付款协议书》中确认管桩款金额为2299941元，原审据此认定双方交易金额为2299941元并无不当，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东亚公司向星诺公司已支付的款项金额。
东亚公司与星诺公司对于燊平公司支付的500000元与星诺公司委托琥贺公司收取的1000093.5元是否系同一笔款项存在不同说法。东亚公司认为，其向星诺公司指定的委托收款人琥贺公司付款1000093.5元，此外其于2016年9月16日还向盛纪平实际控制的杰刘公司和江界公司分别转款200000元、800000元，由盛纪平再将其中的500000元付给星诺公司，该500000元即对应编号为22093936的支票；星诺公司则认为仅收到过500000元款项，编号为22093936的支票实际就是委托琥贺公司收取的1000093.5元中的部分款项，由盛纪平通过燊平公司支付。对此本院认为，东亚公司主张其已支付星诺公司1500093.5元款项，理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依据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东亚公司将款项直接划入星诺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在星诺公司出具收款委托书后支票支付，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如未按合同约定方式付款造成纠纷，责任由东亚公司承担。故东亚公司理应依上述约定将款项支付给星诺公司委托的收款代理人琥贺公司，或直接划入星诺公司指定账户，其向他人支付款项的行为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其次，东亚公司提供的其向杰刘公司、江界公司付款的凭证中，货物内容为黄沙石子及螺纹网，均与管桩无涉，支出凭证亦仅有盛纪平签字，不能证明系用于支付本案管桩款，且盛纪平本系东亚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员，东亚公司关于向盛纪平付款等同于向星诺公司付款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再者，星诺公司虽认可其通过盛纪平收到燊平公司开具的500000元支票，但其自始至终均认为该笔款项包含在委托琥贺公司收取的1000093.5元中，并非自认另收到东亚公司500000元款项。且从现有证据来看，琥贺公司在2015年8月21日的支票和存根上签字确认，认可收到东亚公司1000093.5元，与燊平公司开具两张500000元支票的时间基本对应，东亚公司与星诺公司各自提供的支票号码亦相连，故星诺公司称两张支票于同日开出，实际就是琥贺公司收取的1000093.5元的说法，具有高度的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定。综上，一审认定东亚公司实际付款金额为1000093.5元，并无不当。
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原审在计算违约金时，计算基数中已扣减东亚公司支付的1000093.5元，根据合同中“供桩中途付100000元，结束时付1000000元，2014年底付清”的约定，原审对违约金进行分段计算并无不当。至于律师代理费，一审已酌情调整，符合浙江省律师收费标准，本院亦予以认定。
关于荣卫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荣卫公司并未就此提起上诉，《管桩定作款对账及付款协议书》中已明确荣卫公司对东亚公司所欠债务提供担保，荣卫公司也在下方加盖公章，一审已对公章进行鉴定，确定公章的真实性，现荣卫公司称公章虽真，但系他人盗用，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说法并无证据证明，且公章的使用系其公司内部事务，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荣卫公司依约应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所述，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111元，由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审 判 员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