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1民再87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石家庄市栾城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原栾城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住所地石家庄市栾城区鑫源路。
法定代表人：李俊校，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艳，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栾城县电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栾城县城内大桥路121号。
法定代表人：武书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军，河北朗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杰，河北朗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栾城县煤矿电器设备厂，住所地栾城县大桥路。
法定代表人：许俊恒，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训，该厂副厂长。
再审申请人石家庄市栾城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社保局”）因与被申请人栾城县电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器公司”）、栾城县煤矿电器设备厂（以下简称“电器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原河北省栾城县人民法院（2014）栾民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6）冀01民申14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于2017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社保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艳，被申请人电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书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军，被申请人电器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社保局申请再审称，再审请求：依法撤销栾城县人民法院(2014)栾民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电器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并支持社保局的原审反诉请求。
事由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社保局与电器厂于1999年12月28日签订的《抵缴所欠社会保险费协议》签订主体均为独立的法人,且以下证据证明改制后的电器公司对于协议的签订是明知和同意的。其一，社保局提交的协议复印件中就有电器公司法定代表人武书平的签名;其二，从栾城县国土局调查的地号为A201-12005-(2)地籍登记档案中电器厂出具的《地籍调查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武书平是厂长职务,“武书平”也是其本人书写；其三，地籍档案中被申请人在注销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已经在附图页分别加盖了电器厂公章两枚、电器公司公章两枚。以上充分证明，注销原电器厂名下土地证和国土局以根据双方的《协议》以出让方式将该争议地块登记在社保局名下,是社保局与电器厂、电器公司协商一致、自愿的行为。显然与被申请人所述“签订协议未经电器公司同意且电器公司事后未追认”不符,被申请人所述混淆了法院对事实的正确认定。
2.社保局与电器厂签订的《抵缴所欠社保费协议》,并非单纯利用行政手段的行政征收行为,而是平等主体之间基于自愿和协商达成的平等协议。
3.根据“房随地走”的物权法规定,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所有房屋等附着物所有权随着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应一并归社保局所有。2003年6月20日，社保局取得了地号A201-12005地块的土地使用权,2003年7月11日，电器厂未经社保局同意,擅自将社保局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自办理土地转让登记起,该土地范围内的所有房屋等附着物一并归社保局所有。
二、原审判决在审理程序和适用法律上存在以下错误:1.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原审法院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将本应电器公司承担的举证责任转而由社保局承担,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规则。本案一审审理中电器公司提交的部分交纳社保费收据,只能证明电器厂已交纳的部分养老保险费用,并不能证明其未缴纳数额。而社保局与电器厂在1999年12月28日协议中对于拖欠社保费和借支离退休费的数额已经结算并认可,且有被申请人上级主管部门栾城县经贸局的见证监督。原判决书认定抵缴协议无效是错误的。
2.社保局与电器厂签订抵缴社保费协议的依据除了《社保费征缴暂行条例》,还有一份栾城县人民政府根据该条例和省市文件精神,针对实际做出的栾政[1999]19号文,该文第五条规定“对那些无能力缴纳社保费，恢复生产又没有希望的中小型企业，可对这些企业的现有资产和土地使用权抵缴社会保险费，县有关部门要协助办理各种手续”。因此抵缴协议的签订完全符合当时的法规和政策。且电器厂改制时设备厂时已经严重亏损，工商档案《可行性报告》表明资产负债率245.5%。原审判决片面的依据《社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认为协议以实物抵缴社保费欠妥,有悖法律规定错误。
3.如前所述,抵缴协议签订时电器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知且亲笔在协议上电器厂一方签名确认;在办理原电器厂土地证注销和变更登记在社保局名下时，栾城县国土局的地籍档案也有电器公司法定代表人武书平亲自办理,并由电器公司加盖公章。说明电器公司不但明知,而且直接参与了。原审判决认定电器厂无权处分,作为判决认定抵缴协议无效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是站不住脚的。
4.原审判决查明提到的“栾城县体改委栾体改委(1997)第23号文件”,在本案庭审中并未提及,电器公司也没有提交过该证据。
三、原审审理中,社保局因客观原因仅向栾城县产权产籍管理所调取了—份争议地块上登记在电器厂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因房管部门拒绝提供详细房产档案,故书面申请法院调取未果。因该证据对于本案的审理结果非常关键,故请求依法调取。
被申请人电器公司辩称，一、社保局与电器厂在1999年12月28日签订的《关于用厂区部分土地使用权和部分办公楼抵缴所欠社会保险费的协议》，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签订目的是为了逃避银行债务。1.该协议所依据栾政（1999）1号文件并不是笔误，而是为了证明该协议内容的虚假。栾政（1999）1号文件真实存在，但其内容为印发《栾城县一九九九年经济工作要点》的通知，并不涉及社保保险的问题。协议签订时，故意写成该文件，就是为了将来说明该协议内容的虚假。
2.该协议中显示的电器厂1999年12月份之前欠缴社会保险费和借支离退休费共计716053元是虚假的。电器公司在原审提交的社会保险费票据截止到1998年11月份，12月份，电器厂的员工全部转到了电器公司上班，缴费主体是电器公司，而非电器厂。电器公司在改制之前仅欠社保费28万元并已全部缴纳，1998年12月份，电器厂已无员工，不会产生欠费。3.社保局取得土地证，房管部门又给电器厂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当时栾城县的相关职能部门都知道抵缴协议的虚假。
二、征缴社会保险费是一种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作出和实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规定，社会保险费应以现金形式缴纳。原来的法律规定，对于欠缴社会保险费的应由劳动保障部门或者税务机关强制征缴。现在的法律规定由法院拍卖欠缴人的财物。在本案中，社保局在征缴社会保险费时依法履行的行政职能，在履行行政职能时不能任意创设履行方式。对于行政职能的履行，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既是禁止，法律没有授权社保局可以以财物抵顶社会保险费，因此，抵缴协议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三、本案诉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电器公司已经分割成两部分，分别抵债给王吉训、李全成和出卖给了张秋月。
四、协议签订后，被申请人一直占有、使用、收益本案诉争土地和房屋，社保局从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一事实证明该协议的签订目的就是为了逃避银行债务，不是抵顶社保费。综上，被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社保局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被申请人电器厂辩称，我厂不欠社保局社保费，当时是为了躲避银行追债，我厂厂长与社保局签订该协议，是为了我厂不落入银行，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抵缴社会保险费协议是无效的。
电器公司向栾城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社保局与电器厂所签抵缴社会保险费的协议无效。2.要求社保局返还电器公司所有的土地，协助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并赔偿损失5万元。
社保局向栾城县人民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电器公司返还长期占用的社保局名下宗地号为A201-×-（2）土地及范围内房屋，责令其搬出并腾清占用的土地及范围内房屋。2.责令电器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将协议约定的房屋过户至社保局名下。3.要求电器公司给付自2001年1月至实际归还之日的场地及房屋使用费（或租金损失），计算至2013年12月31日计14万元。
栾城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电器厂系集体企业,根据栾城县体改委栾体改委(1997)第23号文件的规定,1998年12月29日改制成立电器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武书平。电器厂保留法人资格,作为新设立公司的股东,原电器厂职工出资入股,电器厂原所有资产转移至电器公司名下。电器公司一直使用该争议土地与厂房。
1999年12月28日,社保局与电器厂签订《关于用厂区部分土地使用权和部分办公楼抵缴所欠社会保险费的协议》,该协议约定:“1、电器厂用办公楼以南15米以外(以土地证为准),东边留2.5米为电器厂使用。西边至常书平、常书斌、骆广玉住宅,南至东街村胡同,东至电器厂12.5米处。北边包括大门洞五间三层共计30间以及办公楼南15米土地,使用权抵缴99年12月底以前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和借支的离退休费共计716053元。2、大门洞西墙和东边和电器厂连接墙为共用墙,谁先拆墙归属对方。3、电器厂现有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由社保局负责发放。4、大门通道为保障局所有,电器厂留临街办公楼一律向北开门,东边留土地走育才街。”2003年6月,社保局到栾城县国土局办理了上述协议涉及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栾国用(2003)第89号。2003年7月11日电器厂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号为栾房证字第××号,将所有房屋登记在电器厂名下。
2007年12月10日,社保局与河北润达通信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书,协议约定:将位于栾城县大桥路的原电器厂土地、厂房及临街2、3层办公楼租赁给河北润达通信有限公司使用,租期5年,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每年租金10000元。该租赁协议是否履行,社保局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另查明,自1993年5月至1998年11月,电器厂向社保局缴纳社会保险费共计198490.69元。截止1999年9月底,电器厂拖欠中国工商银行栾城县支行贷款57万元,利息11万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证实。
栾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社保局与电器设备厂签订的抵缴协议是否有效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虽然不能认定电器厂和社保局双方为逃避银行债务而签订抵缴协议,但电器厂否认拖欠1998年以前养老保险金,而社保局未能提交电器厂1999年12月底以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证据。社保局作为社会保险费征缴单位,却不能提交电器厂欠缴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社保局与电器厂签订的抵缴协议缺乏事实依据;其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及第二十六条:“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由此可见,社保局征缴社会保险费是履行行政职能,征缴行为是行政行为,不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行为。社保局与电器厂在未对财产价值进行评估情况下,协议以实物形式抵缴社会保险费欠妥,有悖法律规定;再次,电器厂改制以后,其所有财产全部转移归电器公司所有。即使电器厂欠缴社会保险费,其也无权处分该财产,且该抵缴协议至今亦没有得到电器公司的确认。故电器厂的行为属无权处分,其与社保局签署的抵缴协议侵害了财产所有权人即电器公司的利益。综上,社保局与电器厂1999年12月28日签订的抵缴协议无效。同时,电器公司合法权益在遭受侵害后,依法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其主体适格。电器公司要求社保局将栾国用(2003)第89号土地证项下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交还,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请求,正当合理,依法应予支持。另外,如社保局认为电器厂仍拖欠社会保险费,其可以依法进行追缴。电器公司请求赔偿损失5万元,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予支持。社保局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为:一、本诉被告栾城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与第三人栾城县煤矿电器设备厂1999年12月28日签订的抵缴社会保险费协议无效；二、本诉被告栾城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将栾国用(2003)第89号土地证项下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交还给本诉原告栾城县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三、驳回本诉原告栾城县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栾城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诉讼请求。本案本诉诉讼费1050元、反诉损失费3100元共4150元,由原告电器公司承担1000元,由被告社保局承担3100元,由第三人电器厂承担50元。
本院再审庭审中，社保局以申请再审时提交的如下证据：一、电器厂抵缴费明细一份，汇总了电器厂1993年到1999年各年度应缴费职工人数、工资基数及应缴费数额、滞纳金等，证明电器厂从1993年到2011年应缴各种社保费用及滞纳金总数应是1306228.84元。1999年12月签订的抵缴协议716053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二、社保局处存档的社保卡一组，7份，证明从1993年电器厂开始计算缴费。三、1999年双方签订抵缴协议时，电器厂向社保局提交的养老保险职工花名册（共8张），证明电器厂1999年签订协议时拖欠社保费的职工人数及欠缴费金额。四、电器厂养老保险职工花名册共7份，从1993年-1999年原始报表，证明自1993年至1999年电器厂参加社会保险历年职工人数及应缴费基数。主张以上证据证明自1993年缴费开始到1999年双方签订抵缴协议，电器厂应缴而欠缴社保费71万客观属实。被申请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表是社保局自己制作，没有电器厂签字；该表的数据与电器厂原审中提交的收据内容不一致。对证据二保险卡片真实性无异议，卡片中显示企业和个人均已缴费，无拖欠行为，汇总表没有欠费的证明，不能证明缴费和欠费情况。证据三和证据四中的职工工资情况与汇总表中的工资情况、人名与工资不吻合，花名册无欠缴费情况，不能证明欠缴费情况。
再审庭审中，电器公司提交于2016年6月18日其与王吉训、李全成签订的《房屋院落抵赔偿损失及欠款协议书》一份，于2016年5月18日其与张秋月签订的《房屋院落买卖协议》一份，称本案诉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电器公司已经分割成两部分，分别抵债给王吉训、李全成和出卖给了张秋月。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电器厂改制后，其原所有的资产入股到改制成立的电器公司名下，虽然电器厂仍具有法人资格，并且于1999年12月28日与社保局签订了《关于用厂区部分土地使用权和部分办公楼抵缴所欠社会保险费的协议》，但是该协议以实物形式抵缴社会保险费，所涉财产与电器公司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电器公司起诉请求确认电器厂与社保局签订的协议无效，其主体资格适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实行三项社会保险费集中、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第十二条规定，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第二十六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
上述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说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收缴单位是社会保险机构。从法律关系上看，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国家行政法规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行政义务，反映的是国家社会保险征缴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并非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违反的是行政管理法，损害的不仅是劳动者的利益，还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征缴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缴纳。据此，电器厂与社保局签订的以实物形式抵缴社会保险费的协议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电器公司请求确认诉争协议无效的主张，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社保局申请再审所称诉争协议是平等主体之间自愿协商达成的民事协议，应为有效协议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据此，社保局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所作实体处理并无不妥，应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河北省栾城县人民法院（2014）栾民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俊贤
审判员 王彦松
审判员 高玉坡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赵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