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江行初字第21号
原告韦家军，男，壮族，1979年4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雪勇，广西可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柳江县里雍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韦忠永，镇长。
委托代理人张顶杰，男，系柳江县里雍镇林业站站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张世泽，男，系柳江县里雍镇司法所所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韦家欢，男，1952年12月26日出生，壮族，农民。
原告韦家军不服被告柳江县里雍镇人民政府土地确权纠纷一案，于2013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8月14日受理后，于2013年8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副本，依法追加利害关系人韦家欢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雪勇，被告委托张顶杰、张世泽，第三人韦家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柳江县里雍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3月16日作出“雍政处字（2013）2号《关于红赖村上甘屯村民小组村民韦家军与韦家欢因位于上甘屯六休岭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定原告和第三人双方争议的林地位于上甘屯六休岭，面积9亩。在80年代及以后，原告和第三人都在争议地种植过林木。被告根据此事实，并依照《广西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处理：位于红赖村上甘屯六休岭东岭脊，南至岭岭顶西至冲沟北至水田面积约9亩林地A、B区两块各4.5亩（附有图），A区由原告韦家军经营管理，B区中第三人韦家欢经营管理。
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有：
1、韦家军的土地权属纠纷确权申请书，要证明被告是根据韦家军的申请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2、韦家欢的答辩书，要证明韦家欢进行了答辩；
3、韦家军提供的韦某甲等证人的证明材料，要证明这些材料是韦家军自己提供；
4、韦家欢提供的覃二等人的证明材料，要证明这些材料是韦家欢自己提供；
5、争议地草图、现场勘查图，要证明争议地的位置以及争议地周边六休岭的现状的情况；
6、被告对韦某甲等10人的《调查笔录》，要证明争议地的周边有哪几家开荒，韦家军当初是在争议地的西边开荒，韦家欢当初在争议地种植有林木，但是面积并没有这么大，双方种植的林木一直都没有成林。
7、会议签到册和调解笔录，要证明被告组织进行过调解；
8，雍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书》，要证明被告已依法作出了处理；
9、江政复决字（2009）1号《复议决定书》和江政复决字（2013）3号《复议决定书》，（2012）江行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书和（2012）柳市立行终字第120号行政裁定书，要证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已作出过处理；
10、适用的法律，要证明处理纠纷所依据的法律。
原告韦家军诉称，因六休岭林地权属纠纷，向被告提出申请，请求被告确权，将位于六休岭的9亩争议地确认给原告经营管理。被告先后对此争议作出过两次处理决定，但是随后又都撤销了这两次处理决定。现在，被告在没有其他理由的情况下，基于同一事实，作出《雍政处字（2013）2号》行政处理决定：本案中位于红赖村上甘屯六休岭的争议林地面积9亩，原告与韦家欢各经营管理4.5亩。原告提起行政复议，2013年7月15日，柳江县人民政府作出《江政复决字（201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雍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原告家人于1980年即在六休岭开发种杉木20余亩，数年前因被人盗伐，只剩下部分残林。2008年4月，原告准备改种尾叶桉，并烧山准备种树，因缺乏资金而暂停，只在烧火路上挖坎种下100多株尾叶桉，当时无人制止，后来就下广东打工。十多天后，韦家欢侵入原告的林地烧山，并欲挖坎种树，双方因此产生纠纷，原告遂向被申请人申请确权。再者，韦家欢声称曾在1982年就在争议地上种上荷木，后来又杂交种有杉木，这不是事实：荷木不是用材林，只是用作防火带种植。荷木是当时的乡林场请人种植的，不是韦家欢所种，这个情况，被告是已经调查了解过了的。而且，韦家欢至今也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他曾在争议地上耕种过。因此，韦家欢依法不能享有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权。原告认为，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应当进行详细、认真的调查。被告在没有履行细致调查的义务又没有相应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基于同一事实作出相同的处理决定，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认为，被告2013年3月16日作出的“关于红赖村上甘屯村民小组村民韦家军与韦家欢因位于上甘屯六休岭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雍政处字（2013）2号）是错误的，复议机关维持该决定，显然是和稀泥，对事件的正确处理没有任何益处。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撤销雍政处字（2013）2号行政处理决定，并将争议地确认给原告经营管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韦家军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证人韦某甲、韦某乙、韦某丙、韦某丁的证言，要证明争议地一直以来系韦家军以及家属种植的，不存在争议。
2、其他证据被告已提供并质证过，原告不再作为证据出示。
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称被告处理该案时是在没有其他理由的情况下，基于同一事实作出与原处理决定相同的行政处理决定是不属实的。原告在行政行政起诉状中称，韦家军与韦家欢两人因位于里雍镇红赖村上甘屯六休岭林地权属发生争议，韦家军向被告提出林地确权申请，被告受理后及时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取证，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由于双方不愿调解，被告对此案先后作出了两次处理决定，因韦家欢对镇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向柳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柳江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1月4日撤销了被告作出的《关于红赖村上甘屯韦家军与韦家欢六休岭林地纠纷的处理决定》，被告于2011年12月25日作出《里雍镇人民政府关于红赖村上甘屯韦家军与韦家欢六休岭林地纠纷的处理决定》，后因该处理决定不完善，没有对确权的争议地进行勾图，被告于2012年5月主动撤销了该处理决定。而前两份处理的撤销主要是因为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或处理决定书制作不完善等原因被撤销，因此在作此次处理决定时，是经被告重新对争议地进行实地勘查及调查后作出的处理，已重新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因此复议申请人称被告处理该案时是在没有其他理由的情况下，基于同一事实作出与原处理决定相同的行政处理决定是不属实的。
二、被告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柳江县人民政府维持被告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
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没有事实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此案经被告派员调查核实：韦家军与韦家欢同属一个村民小组，即上甘屯村民小组；双方争议的林地位于上甘屯六休岭上六休，该争议地的四至界限为东至上六休岭岭脊（韦家欢与韦美英争议地），南至上六休岭岭顶，西至冲沟（韦家军的林地），北至水田，面积经里雍镇林业部门勾图测量约为9亩。六休岭原来是荒山，1981年分单干时，上甘屯的所有荒山不管是那个生产队的都是没有分到各家各户的，都是由谁种谁经营管理，谁受益。1983年韦洪文、韦某甲、韦家种、韦洪祖（韦家欢的父亲）四户于1983年在六休岭上开荒搞联户林场时，韦家军家人已在六休岭的上六休开荒种地（四户搞联户林场时未将争议地列入联户林场），后来韦家军家人在其开荒地上改种松树，因六休岭其后被火烧，因此其开荒地只有部分树木成林，争议地部分的树木未能成林。韦家欢在80年代曾在争议地的上六休南面部份种植过荷木，在1993年造林灭荒时又曾种过松木，由于火灾，也未能成林。争议双方当事人都曾在争议地种植过农作物和林木，但是双方在争议地上种过的面积都没有自己主张的面积那么大（这些事实有当时的村干证明和群众的调查笔录为凭）。
被告以事实为依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村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之有关规定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做出了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在柳江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江政复决字（2013）3号》文中也得到了维持。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雍政处字（2013）02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程序，请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韦家欢述称，第三人与原告在六休岭的争议在2003年就发生了，政府对该争议也作出了处理决定，被告的处理决定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被撤销了，2013年被告再次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定为原告与第三人各占4.5亩。被告的第三次处理是第一次第二次翻版，在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上作出相同的处理决定。是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1980年，当时原告家只有一个劳动力，是没有时间上山开荒的，怎么可能开荒20亩呢。被告是没有认真勘查现场，随便作出的处理决定，是违法的。第三人认为争议地全部归属于第三人所有，请求撤销雍政处字（2013）2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韦家欢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毁林光碟一张，证明其种植一年的桉树被韦家军及家属毁林的事实。其他证据与被告的一致，第三人不再提供。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和第三人都曾经使用过争议地的事实可以认定，其他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程序上的合法性，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可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基本相符，可以认定。第三人提供的摄像光碟，影像清楚，与实地相符，可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韦家军与被告韦家欢同属里雍镇红赖村委上甘村小组村民，两人系堂兄弟关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韦家军的父亲曾在上甘屯六休岭上开荒，耕种农作物，后改种松树，由于火灾只有林木部分成林。在同一时期，韦家欢和其父亲也在上甘屯六休岭上六休开荒，种植荷木，至90年代造林灭荒时又种植过松树地，因火灾未能成林。
2008年4月，韦家欢在六休岭炼山种树时与韦家军发生了纠纷，同年6月，韦家军向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申请确认林地权属。争议地面积约为9亩，四至界限为：东至上六休岭岭脊，（韦家欢与韦美英争议地），南至上六休岭岭顶，西至冲沟（韦家军的林地），北至水田。同年8月20日，被告作出《里雍镇人民政府关于红赖村上甘屯韦家军与韦家欢六休岭林地纠纷的处理决定》，韦家欢不服向柳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县人民政府认为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于2009年1月4日作出“江政复决字（2009）1号《柳江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2008年8月20日作出的《处理决定》。
2009年1月29日到2月7日，韦家选等人扯掉韦家欢种植的林木，2月17日，韦家欢向县林业公安科报案。2011年12月25日，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就该争议地第二次作出《处理决定》，韦家军、韦家欢均不服，韦家军向柳江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韦家欢则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期间，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自动撤销第二次《处理决定》，韦家军遂撤回复议申请，县人民政府则终结了复议程序。2012年4月19日，本院对韦家欢的行政诉讼作出“（2012）江行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韦家欢的起诉，韦家欢不服裁定提起上诉，因被告里雍人民政府已自动撤销了第二次《处理决定》，后来韦家欢又申请撤回上诉。2012年7月2日，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柳市立行终字第12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韦家欢撤回上诉。
2013年3月16日，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经过补充材料后，第三次作出处理决定，即“雍政处字（2013）2号《关于红赖村上甘屯村民小组村民韦家军与韦家欢因位于上甘屯六休岭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该决定将争议地分为A、B两块，各4.5亩，确定A块由韦家军经营管理，B块由韦家欢经营管理，并附有草图在《处理决定》后面。对第三次处理，韦家军仍然不服，向柳江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江政字复决字（2013）3号《柳江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雍政处字（2013）2号《关于红赖村上甘屯村民小组村民韦家军与韦家欢因位于上甘屯六休岭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韦家军仍不服，于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韦家欢也不服，亦提起行政诉讼（另案处理）。
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争议属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林地使用权的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由乡（镇）级人民政府处理，故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有权对本案土地使用权进行确权，行政行为主体合法。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第三次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有事实依据，原告对争议地是否单独享有使用权，被告的第三次处理决定是否系在同一事实上作出的处理决定。从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和第三人都使用过该争议地，原告虽然使用在先，但其在80年代种植农作物和林木后没有连片地持续地使用，原告本人亦称原来种植的林木大部分没有成林，只剩部分残林，可见，大部分林地已重新形成荒芜状态，而且是长期性的状态。对重新荒芜的土地，同一集体其他成员可以拓荒使用，原使用人不再继续享有使用权。2008年4月，第三人确实是在争议地种植林木，后被案外人韦家选等人扯掉，此事实有林业公安部门的问话笔录证实。因此说，即使第三人从2008年4月起才使用，第三人亦应当享有使用权。
本案原告和第三人对林地的使用，双方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各自使用的具体面积、四至界限，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里雍镇人民政府根据“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来确定权属是正确的。
关于原告和第三人都称被告第三次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在同一事实基础上作出的处理决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本条法律规范来看，被告第三次作出的《处理决定》不属“同一事实”，况且，被告第三次处理时还重新收集了证据材料。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属其单独所有，证据不够充分，故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韦家军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韦家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西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启春
人民陪审员 周 璇
人民陪审员 韦清鸾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易 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