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丽民初字第6098号
原告白连起。
委托代理人张延颜，系原告之妻）。
委托代理人刘晓桐，天津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肖培森。
委托代理人李承杰，天津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云，天津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白连起与被告肖培森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张梁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0月19日，2015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连起的委托代理人刘晓桐、张延颜，被告肖培森的委托代理人李承杰、刘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白连起诉称，1994年5月18日，原告与军粮城供销社签订《军粮城供销社职工宿舍售给职工的协议书》，原告购买了军粮城供销社16㎡职工宿舍。2000年，原告将该房屋转借给亲戚刘茂会（应为“刘××”）居住，后刘××到外地生活，便告知原告将该房屋暂借给朋友使用，被告一直占有并使用该房屋，后被告搬离，该房屋现无人居住。2015年9月15日，因军粮城街道办事处准备拆迁，原告方得知，被告称该房屋属其所有，主张拆迁利益亦应归其所有，此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因此，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确认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供销社宿舍职工16平米房屋（即“诉争房屋”）的拆迁利益（含房屋拆迁补偿费、搬家费、一次性搬家奖励、租房费等全部拆迁利益）的95%归原告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注：为方便表述，下称《后台供销社宿舍拆迁数据测量表》及本院《勘验笔录》附图中的A房屋为“诉争房屋”，称其中B房为“涉案中房”，称其中C房屋为“涉案南房”，称被告证据一至三的买卖标的物为“被告所购房屋”）
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军粮城供销社职工宿舍售给职工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军粮城供销社将诉争房屋出售给了原告，该房屋应归原告所有，故拆迁利益亦归原告所有。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书为买断产权的协议书，与协议第四条存在冲突，故对该协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经本院认证，该证据加盖有军粮城供销社公章，且经军粮城供销社确认无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王××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2002年4月19日“刘××”与“石满弟”所买卖的房屋并不包括诉争房屋，故被告所购房屋也不包括诉争房屋。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证人王××未出庭作证，对该证言不认可。
经本院认证，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证人未能出庭作证，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三、证人刘××书面证言一份、该证人于第二次开庭时出庭作证，拟证明2002年4月19日“刘××”与“石满弟”所买卖的房屋并不包括诉争房屋，故被告所购房屋也不包括诉争房屋。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认可。
被告则认为，证人为原告亲属，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前后矛盾，为不属实，被告不予认可。
本院对该证言的认证意见，俟于“本院认为”部分并述。
被告肖培森辩称，原告已将诉争房屋几经转手出卖给被告，被告不仅支付了房款，而且已在诉争房屋居住了十八年，被告系为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及实际使用人。按现有拆迁政策，原告就诉争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原告陈述存在虚假不实之处。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2002年4月19日《房屋契约》一份；
二、2005年6月6日《买卖房屋协议书》一份；
三、2005年6月7日《房屋买卖契约》一份；
以上证据均拟为证明诉争房屋已几经转手并由被告购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被告。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因原告并非合同一方，故对该事实不清楚。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不清楚，对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经本院认证，被告证据一至三能够相互印证，证据一加盖有村委会公章，本院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
本院依据被告申请自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军粮城街道办事处城建办公室调取《后台供销社诉讼拆迁数据测量表》一份，被告欲以其证明诉争房屋及涉案南房经测量所确定的面积与被告所购房屋的面积一致。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测量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表所列“户主姓名”不认可，认为诉争房屋、涉案南房及涉案中房均系由原告自建。原告将两间房屋借给刘××使用，至于刘××后来如何处理此房屋，原告并不清楚。
被告认可该证据。
经本院认证，该证据系由案外第三方测量制作而成，其立场中立，应属真实可信，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依职权对诉争房屋、涉案南房、涉案中房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及附图一份，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该笔录及附图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诉争房屋、涉案中房、涉案南房由北至南相邻坐落，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后台村。据《后台供销社宿舍拆迁数据测量表》显示，诉争房屋面积约为25.11㎡，涉案中房面积约为23.31㎡，涉案南房面积约为26.35㎡。
诉争房屋原系由军粮城供销社建设，并分配给原告居住。1994年5月18日，军粮城供销社为合同甲方，原告为合同乙方，双方签订《军粮城供销社宿舍售给职工的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将乙方现居住的职工宿舍16平方米，以每平方米20元，乙方购买需在三日内向甲方一次交齐人民币320元，方可居住；职工宿舍售后，其土地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购买宿舍后，只享有居住权，无权私自出售，转让或出租给他人，否则，甲方有权收回出售的职工宿舍；此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效力。
本院于2015年10月19日对军粮城供销社进行询问，该单位表示：1.诉争房屋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人为军粮城供销社；2.考虑到历史因素，军粮城供销社不主张将诉争房屋收回；3.依据现有拆迁政策，是房地一体进行拆迁补偿，无法分离，但军粮城供销社仅主张拆迁利益中的百分之五，其余百分之九十五利益，军粮供销社放弃。
原告于90年代在诉争房屋南侧建南房一间（即涉案南房），并在两房之间建杂物间一间，该房已由被告拆除并扩建为涉案中房。
自2000年起，原告一家搬离诉争房屋、涉案南房及杂物间，案外人刘××开始使用涉案南房、杂物间。原告与刘××为亲属关系。
2002年4月19日，刘××与案外人石满第签订《房屋契约》一份，双方约定：“刘××自有私房两间（砖混结构），使用面积约50平方米卖方愿将自有房屋卖给石满第名下永远为业”。
2005年6月6日，被告与案外人陈玉田签订《买卖房屋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陈玉田现有供销社宿舍房两间（南房北房各一间）愿意出售后台村农民肖培森愿意买下此房永久为业”。
被告为稳妥起见，被告又于2005年6月7日与案外人陈玉田、石满第夫妇共同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一份，双方约定：“陈玉田、石满第夫妇自有砖结构房屋两间，使用面积为50平方米，现在自愿出卖今有肖培森自愿买下永远为业”，陈玉田在该协议底部注明“原来房屋买卖契约作废如果出现房屋纠纷问题由我陈玉田自己负责”。
2015年9月15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军粮城街道办事处发出通知“因军粮城街示范镇一期十一号路工程，坐落于后台村供销社宿舍需要拆迁。为保证工程施工顺利进行，推进拆迁工作，军粮城街办事处拟与现房主签订拆迁协议。如有相关权利人对房屋产权有争议，为维护己方自身权益，请于2015年9月15日起7日内到东丽区人民法院诉讼。如相关权利人未到法院诉讼，即视为房屋产权无争议”。2015年9月21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4月19日、6月6日、6月7日三份协议形成时间较早，可信度较高，证明力较大，能够反映诉争房屋的真实情况。依4月19日协议（被证一）所示，被告购得房屋面积合计为50㎡。依《后台供销社宿舍拆迁数据测量表》所示，诉争房屋与涉案南房面积之和亦约为50㎡，面积相符，可证明4月19日协议所买卖的房屋即为诉争房屋与涉案南房。
证人刘××则陈述其仅将涉案南房和原杂物间出售。而依刘××证言，杂物间大小“比法庭的桌子长差不多，宽大一些”，可见该杂物间面积较小。杂物间与涉案南房面积之和亦显然无法达到4月19日协议中所载明的50㎡。由此，其证言不合常理，且证人与原告存有亲属的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此外，按照当地民间习惯，盛放煤球、炉子等杂物的杂物间通常不被视作正式意义上的“房屋”。进行房屋买卖时，此类房屋一般也不在买卖合同中表明，若表明，也会在主房外作单独记载，以示区别。然而，依据4月19日协议“刘××自有私房两间（砖混结构）”的记载，并无关于杂物间、附房等的记载，可推知“私房两间”均指主房，而不含杂物间在内。
依6月6日协议（被证二）记载，“现有供销社宿舍房两间（南房北房各一间）”，其中，南房应指涉案南房，而其中的“北房”，如按原告主张，系指杂物间。然而，按当地习惯，称“北房”者，一般指主房、正房、大房，而非指杂物间。据此，可推知，协议所述“北房”并非杂物间，而系指主房即诉争房屋无疑。因此，原告的上述主张，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
因此，被告证据足以推翻原告主张，本院据此认定，4月19日协议、6月6日协议、6月7日协议（被证三）中的买卖标的物包括诉争房屋，质言之，诉争房屋已先由刘××出卖给陈玉田、石满娣夫妇，再由陈玉田、石满娣出卖给被告。
原告若主张其并未将诉争房屋赠与或售与刘××，并指称刘××为无权处分，则原告应始终认为其系诉争房屋之所有权人，但被告已占有诉争房屋达十余年，而原告竟未提出任何异议，即其陈述诚难令人信服，又一旦遇有拆迁，原告即立即提起诉讼，其动机即稍使人生疑。因此，原告主张，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
因此，原告主张诉争房屋仍属其所有，并据此提出诉请，缺乏事实依据。
此外，诉争房屋尚未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拆迁利益”究竟有无、补偿项目为何、金额或数量多少、补偿权利人究系何人等问题，原告均无法证明，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白连起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白连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张 梁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书岳
本判决所依照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
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可视为出庭作证。
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