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77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重洋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141号东楼1506室。
法定代表人：何重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尉黎，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张松，男，195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宏森，杭州市经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浙江重洋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洋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沈张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0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重洋公司的员工郭永良代表重洋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14日、2016年1月29日向沈张松购买布匹，共计价款41616元。沈张松按郭永良的指示，将上述布匹通过快递方式发往临安海盛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盛公司）。后经沈张松催讨，上述价款重洋公司至今分文未付。
原审法院认为,沈张松与重洋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重洋公司作为买受人，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沈张松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重洋公司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且和该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该院于2017年9月6日作出如下判决:重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张松价款41616元。如重洋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0元，减半收取420元，由重洋公司负担。沈张松已预交此款，并同意重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向其支付。
重洋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沈张松的主张缺乏依据。一、沈张松在一审中作为原告的主体不适格。第一，货物的实际出卖方为杭州彭浪屿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彭浪屿公司）。根据沈张松在一审中提供的杭州彭浪屿纺织品有限公司出库明细码单可知，该出库明细码单上载明的出卖方皆为彭浪屿公司，而非沈张松。第二，沈张松提供的证明并不能证实案涉货物为沈张松所有，更无法用于认定沈张松为适格主体。该证明上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无公司盖章，且仅根据该证明无法核实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真实性。因此，沈张松应对该份证据进行补强即增加公司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到庭说明。后虽沈张松提供了该证明的盖章件，但彭浪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未出庭，故仅凭该证明仍无法单独证明案涉货物归沈张松所有。综上，沈张松作为原告起诉重洋公司是不适格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沈张松的起诉。
二、原审法院认定责任主体错误。重洋公司与沈张松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重洋公司不应承担涉案款项的支付责任。沈张松实质上与海盛公司订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该债务系海盛公司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应当是海盛公司，而非重洋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沈张松现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是实际供货人，也无法证明其向重洋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重洋公司亦未实际接收到货物。仅凭沈张松提供的出库明细码单无法证明郭永良系经过重洋公司授权可以代表重洋公司接收货物的主体，也无法证明沈张松实际向重洋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实际上，沈张松系与海盛公司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依照重洋公司与其他合作企业的商业惯例，由重洋公司安排人员在加工厂协助验货，保证货物数量和质量，并在码单上签字作为验货凭证。但根据合同相对性，收货方为服装加工厂。重洋公司的员工郭永良只限于检验货物数量和质量，而无收货权限。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沈张松只能向海盛公司主张权利。
三、沈张松提供的证据不足。第一，出库明细码单虽然比一般出库单详细一些，但其本质上是出库单，是商家之间互相调货的一种对内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沈张松作为证据提供的出库明细码单除签字外，均由沈张松填写，签字模糊不清，双方未加盖单位印章，亦未注明收货方式、收货时间、收货地点、货款支付方式以及支付状态。第二，沈张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实际交付货物的时间、地点以及交付方式，出库明细码单只表明货物从浪屿公司出库的情况，无法证明实际交付货物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沈张松提供的证据不足，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重洋公司不应当承担货款支付的责任。
四、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第一，原审法院未查明涉案相关法律事实。审判程序是法院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的基础上，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原审法院对于重洋公司与沈张松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一事实并未查明，忽略沈张松主体不适格且重洋公司与沈张松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一事实及法律事实。沈张松提供的出库明细码单上明确列明“杭州彭浪屿纺织品有限公司”字样，且沈张松提供的快递单也证明该批货物发货至海盛公司，重洋公司与沈张松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重洋公司针对沈张松的诉求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格”及“沈张松、重洋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原审法院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说明，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进而影响到法律的适用。第二，原审法院未对本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重洋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产品购销合同》、扣款业务自助回单、《全日制劳动合同》，以证明重洋公司与海盛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且均与海盛公司进行结算，郭永良仅为重洋公司的普通员工，工作主要负责检验货物颜色、数量等而非收货，本案中收货人为海盛公司。沈张松在庭审中自认其与海盛公司之间共有三笔发货，前两笔皆由海盛公司向其支付货款。对于重洋公司提供的证据及沈张松的自认，原审法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等均未作出具体说明。第三，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取消重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仲勉的委托代理人资格，并无相关法律和事实依据，程序违法。委托诉讼代理的性质在法律关系上属于委托合同的一种，是一种普通民事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对此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对委托代理合同作了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了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形。朱仲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其代理资格由当事人授予，作为重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与庭审，并无不宜作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形。原审法院对取消朱仲勉的委托代理人资格并未作出明确说明，且无相关法律依据，程序违法。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沈张松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沈张松辩称，原审法院为查明事实，要求重洋公司的工作人员郭永良到庭接受询问，并形成相应的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经重洋公司及沈张松质证，双方均表示无异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重洋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重洋公司申请本院追加海盛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欲证明与沈张松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海盛公司，案涉面料款的支付责任应由该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重洋公司未在一审期间提出该申请，现海盛公司亦未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故本院对重洋公司的该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沈张松提供的出库明细码单、彭浪屿公司出具的证明、重洋公司下料单足以证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沈张松与重洋公司。重洋公司以彭浪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到庭说明相关情况为由主张沈张松作为原告的主体不适格，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重洋公司关于郭永良仅负责为海盛公司检验货物数量、质量而无收货权限以及与沈张松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海盛公司的意见，与出库明细码单、重洋公司下料单所载内容相悖，且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节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此外，重洋公司在一审期间委托朱仲勉、李祎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取消朱仲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格确有不当，但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范围，亦不影响实体处理结果。综上，重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0元，由上诉人浙江重洋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朱晓阳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张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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