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4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寮步鑫泰毛织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石龙坑岗头村。
投资人：李深山。
委托代理人：黎启旺，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峰，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深山，男，是东莞市寮步鑫泰毛织厂的投资人。
委托代理人：黎启旺，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峰，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伙明，男。
委托代理人：吴海碧，广东翰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玉花，女。
上诉人东莞市寮步鑫泰毛织厂（以下简称鑫泰厂）、李深山因与被上诉人江伙明、原审被告吴玉花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寮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江伙明一审诉称：鑫泰厂、李深山长期以“业泰针织厂”的名义向江伙明订购服装辅料，约定月结90天。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期间，鑫泰厂、李深山应共向江伙明支付货款717801.5元，但仅支付了360000元，至今尚欠357801.5元。江伙明多次催收未果。鑫泰厂与吴玉花自称的“业泰针织厂”是同一间厂，李深山是鑫泰厂的投资人。故江伙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鑫泰厂、李深山、吴玉花向江伙明支付货款357801.5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从2012年12月28日计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之后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鑫泰厂、李深山、吴玉花承担。
鑫泰厂和李深山一审共同答辩称：鑫泰厂和李深山均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江伙明、鑫泰厂之间没有定作合同关系。江伙明的陈述是虚构的，江伙明只是一家从事辅料交易的店，不可能从事本案的业务行为。江伙明仅提供了送货单，其证据不符合定作合同的特征。据了解，涉案的款项是江伙明与一名姓江的案外人产生的争议，由于江伙明无法再找到真正的欠款人才提起本案诉讼。
以吴玉花名义向原审法院邮寄的答辩状称：江伙明根本没有加工毛衣的能力，鑫泰厂本身就是承接毛料加工的企业，不可能要求江伙明加工毛料。事实上是江伙明与江月娥存在买卖毛料的关系，即江月娥经营“黑白绣”、“奥斯飞尔”服饰品牌，委托吴玉花以“业泰”的名义收取毛料后进行加工，支付加工款以及购买毛料的主体都是江月娥，因此对账单上才写“此原件给江姐”，江伙明就以吴玉花清点的对账单原件向江月娥请求支付货款。吴玉花曾于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和2012年7月至2013年7月在鑫泰厂工作过，另有部分时间是受聘于江月娥经营的“业泰”作为收发文员，还有部分时间是就职于东莞市高埗联祥毛线店。吴玉花受江月娥委托收到江伙明的毛料加工的时间段是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此段时间吴玉花是受聘于江月娥经营的“业泰”，李深山和鑫泰厂均不知情。现在江伙明找不到江月娥，才虚构本案事实，请法院驳回江伙明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江伙明是个体工商户东莞市大朗新潮服装辅料店的业主，其经营范围为服装辅料。东莞市寮步鑫泰毛织厂是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李深山。江伙明主张在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及2012年6月，鑫泰厂、李深山以“业泰厂”名义向江伙明定作制造服装所需的烫图，鑫泰厂、李深山、吴玉花用QQ聊天方式发送所需图案，江伙明制作完毕后再交付给鑫泰厂、李深山，双方交易的总金额是717801.5元，鑫泰厂、李深山以其他人的名义向江伙明的账户汇款支付360000元，尚有357801.5元没有支付。江伙明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及2012年6月4日的送货单，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均填写为“业泰”，备注栏中有“请先试烫包换不包赔”的字样，收货单位经手人处有“周雨”、“谢力雄”、“廖秀英”的签名。江伙明还提交了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及2012年6月的月结单，月结单底部有手写部分，内容均为核对金额并加注有“请江姐代付给新潮（此原件给江姐）”、“请江姐付给新潮（此原件给江姐）”等字样，落款处均有“业泰吴玉花”的签名，吴玉花核对并确认的总价款为717801.5元。其中，2011年7、8月的月结单是在2011年9月18日由吴玉花确认；2011年9月和10月的月结单分成3份，核对时间分别为2011年10月15日、2011年11月16日、2011年12月23日；2011年11月的月结单是在2011年12月23日由吴玉花确认；2011年12月的月结单是在2012年1月16日由吴玉花确认；2012年1月至3月的月结单是在2012年9月28日由吴玉花确认；2012年6月的月结单是在2012年9月19日由吴玉花确认。江伙明曾向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结果显示暂找不到名称为“业泰针织厂”的企业资料。江伙明向法院提交了通话录音，内容为江伙明向114查号台查询07698xxxxxx8的号码是否为寮步鑫泰毛织厂登记使用，114查号台的答复为是，江伙明拨打该号码，接电话的人承认自己是“业泰”并承认“业泰”与“鑫泰”是一家，老板及经营场所均相同。江伙明向法院提交了由东莞市公安局出具的吴玉花的流动居住人口信息登记表，显示在2010年5月28日至2011年5月28日期间、2012年7月1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吴玉花暂住在鑫泰厂的宿舍，暂住事由为务工，江伙明主张该登记表可以证明吴玉花是鑫泰厂的员工。
鑫泰厂和李深山对江伙明提交的送货单、月结单、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并向法院提交了廖秀英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和企业登记信息查询表。明细表显示，廖秀英在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由东莞市高埗红海餐厅作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在2013年2月至2014年4月期间由东莞市高埗联祥毛线店作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鑫泰厂和李深山主张根据廖秀英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可知送货单上记录的收货人廖秀英并不是鑫泰厂的员工，而且在东莞市内名称中含有“业泰”字样的企业有5家，名称中含有“鑫泰”字样的企业有30多家，因此不能得出“业泰”与“鑫泰”是同一家企业的结论。鑫泰厂和李深山同时主张从江伙明提交的月结单的内容可见，债务人应当是一名叫“江姐”的人。鑫泰厂和李深山确认吴玉花曾在鑫泰厂工作过一段时间，职务是收发文员，但吴玉花工作很自由，如果接到订单就发工资，吴玉花的社保关系不在鑫泰厂，鑫泰厂和李深山正是通过吴玉花才取得廖秀英的社会保险记录。
以吴玉花名义向原审法院邮寄的答辩状，陈述吴玉花曾在一段时间内受雇于江月娥，江月娥向江伙明购买毛料，吴玉花核对账目后将对账单原件交给江月娥，涉案的债务与鑫泰厂和李深山没有关系。吴玉花于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2012年7月至2013年7月期间在鑫泰厂工作过，但在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期间是受聘于江月娥经营的“业泰”厂，在此期间受江月娥的委托收取江伙明加工的毛料。
原审法院根据江伙明的申请向东莞市寮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取了该中心出具的证明和吴玉花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证明的内容是鑫泰厂在东莞市寮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没有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明细表记录吴玉花在2011年4月至2013年1月期间由东莞市高埗红海餐厅作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在2013年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由东莞市高埗联祥毛线店作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江伙明主张鑫泰厂没有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而是将吴玉花的社会保险关系放在其它单位代缴纳，吴玉花关于其工作时间及地点的陈述与明细表中的记录不符。鑫泰厂和李深山主张吴玉花与廖秀英有相同的工作经历，因此两人的社会保险记录相吻合，江伙明提交的送货单上记录的时间段，正处于吴玉花不在鑫泰厂工作的时间段。
原审法院根据江伙明的申请向东莞市公安局寮步分局寮步派出所调取吴玉花在办理居住证时填写的资料，但未调取到。
原审法院根据鑫泰厂和李深山的申请对江伙明经营的东莞市大朗新潮服装辅料店进行现场查看，并拍照、询问。根据现场显示，该店是一个商铺，经营服装辅料，如钉珠、烫钻、扣子等。江伙明主张自己并非为鑫泰厂加工服装，而是根据鑫泰厂的要求制作烫图，其中大部分是在广州制作。鑫泰厂主张江伙明没有加工毛织的能力。
以上事实，有江伙明提交的送货单、月结单、工商查询结果、通话录音、吴玉花的流动居住人口信息登记表，鑫泰厂提交的廖秀英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企业名称网络查询结果，以及原审法院调取的吴玉花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东莞市寮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以及原审法院的询问笔录和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审法院收到一份以吴玉花的名义寄给原审法院的答辩状，但并未附有吴玉花的身份证明材料，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同时，吴玉花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自愿放弃对江伙明提供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进行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吴玉花承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定作合同关系。
一、江伙明经营的辅料店是否具备定作的能力。鑫泰厂和李深山主张江伙明没有加工毛织的能力，以吴玉花的名义寄给原审法院的答辩状中称，江伙明是与江月娥存在买卖毛料的关系，亦主张江伙明没有加工的能力，但江伙明主张其是按要求的图案制作烫图并交付给定作人，并未主张是买卖毛料或为定作人进行毛织加工。江伙明提交的送货单备注栏中注明“请先试烫包换不包赔”，且根据江伙明提交的月结单显示，每月均有较大数量的货物交付，且款号繁多、单价低，这些特征更符合加工烫图的特征，而与买卖毛料或进行毛织加工的特征不相符。因此，结合原审法院对江伙明经营场所的现场勘查情况，原审法院不采纳鑫泰厂关于江伙明不具备定作能力，涉案事实系江伙明虚构的主张。
二、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及2012年6月，鑫泰厂是否以“业泰”厂的名义收取了江伙明交付的定作物。1.鑫泰厂、李深山确认吴玉花在鑫泰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主张并非涉案加工合同履行期间。吴玉花的流动居住人口信息登记表记录了吴玉花的居住证签发日期分别为2010年5月28日和2012年7月16日，有效期截止日期分别为2011年5月28日和2013年7月16日，但前述期间是居住证的签发日期和有效期，只能证明吴玉花在2010年5月28日至2011年5月28日期间和2012年7月1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在鑫泰厂务工，不能证明吴玉花仅在此期间在鑫泰厂务工。2.根据吴玉花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显示，吴玉花在2011年4月至2013年1月期间由东莞市高埗红海餐厅作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在2013年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由东莞市高埗联祥毛线店作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参保期间与居住证有效期部分重叠，即与吴玉花在鑫泰厂工作的期间部分重叠，但在该重叠期间吴玉花的社会保险参保单位并非鑫泰厂，存在矛盾之处。同时，作为送货单上记录的收货人之一的廖秀英在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由东莞市高埗红海餐厅作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在2013年2月至2014年4月期间由东莞市高埗联祥毛线店作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在投保单位的名称及变换投保单位时间点等方面与吴玉花的参保情况完全一致，说明廖秀英在2012年8月至2014年4月期间与吴玉花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可能性很大，而吴玉花至少在2012年7月1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是在鑫泰厂工作，鑫泰厂和李深山不确认廖秀英是其员工，此处存在矛盾。因此，鉴于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委托非实际用工单位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形，同时结合鑫泰厂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事实，可以认定江伙明关于吴玉花和廖秀英是鑫泰厂的员工，鑫泰厂将员工的社会保险委托其它非实际用工单位购买的主张具有较高的合理性。3.吴玉花在2012年9月19日和28日仍以“业泰”厂财务人员的身份与江伙明就2012年1月至3月以及6月的价款进行对账，而无论按鑫泰厂的主张还是流动居住人口信息登记表的记录，吴玉花在该时段已是鑫泰厂的员工，鑫泰厂不能合理解释这一矛盾。4.月结单中吴玉花的备注显示，吴玉花是作为“业泰”厂的财务部人员进行对账，并通知“江姐”付款给江伙明，其中部分备注还使用了“代付”的措词。通常情况下，如果“业泰”厂由“江姐”经营，则会直接以“业泰”厂的名义或直接以“江姐”的名义确认并付款给江伙明，而不会出现本案中先由“业泰”厂确认价款再指示“江姐”付款给江伙明的情形。综合前述四点情形，原审法院认为鑫泰厂的主张矛盾且鑫泰厂不能合理解释，江伙明的主张能够得到本案已查明事实的印证，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因此原审法院采纳江伙明的主张，认定鑫泰厂在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及2012年6月以“业泰”厂的名义收取了江伙明交付的定作物。
如前所述，鑫泰厂在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及2012年6月以“业泰”厂的名义收取了江伙明交付的定作物，并多次与江伙明进行对账，指示他人付款给江伙明，鑫泰厂否认前述事实，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审法院综合前述一、二两点，认定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期间及2012年6月，江伙明与鑫泰厂发生了定作合同关系，江伙明已向鑫泰厂交付了定作成果，鑫泰厂应当向江伙明支付定作报酬。根据月结单记录，总价款为717801.5元，江伙明主张鑫泰厂已经支付了360000元，由于鑫泰厂有付款的义务，应当就其付款情形进行举证，现鑫泰厂没有举证证明其付款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原审法院采纳江伙明的主张，认定鑫泰厂已付360000元，尚余357801.5元未向江伙明支付，原审法院对江伙明要求鑫泰厂向江伙明支付357801.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江伙明与鑫泰厂均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在此情形下应当按交易习惯进行处理，江伙明主张是月结3个月，符合通常的交易情况，鑫泰厂没有提交证据反驳江伙明的主张，因此原审法院采纳江伙明的这一主张。鑫泰厂没有按照约定的方式及时付款，给江伙明造成损失，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此原审法院对江伙明要求鑫泰厂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江伙明主张所有剩余价款的逾期付款利息从最后一次结算后3个月届满时开始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这一主张不违反双方的约定，原审法院予以采纳，由于最后一次结算是在2012年9月28日，因此逾期付款利息应当从2012年12月28日开始计算，具体计算方式为，以357801.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从2012年12月28日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李深山作为个人独资企业鑫泰厂的投资人，应当对鑫泰厂的前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吴玉花是作为员工对涉案债务进行结算，属于职务行为，其个人对涉案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鑫泰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江伙明支付价款357801.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357801.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从2012年12月28日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李深山对前述第一项判决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江伙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962元，由鑫泰厂、李深山承担。
上诉人鑫泰厂、李深山不服原审判决，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称：一、鑫泰厂、李深山的业务是接受客户委托，帮客户代加工毛织品的其中一、二道工序，即毛织（毛线织成毛衣）、烫印（将烫图烫印到衣物上），所需的毛线、标识牌、辅料均由委托人指定其他第三方送到指定地点，再转交给鑫泰厂、李深山，鑫泰厂、李深山只是加工者的角色，只是收取委托人支付的加工费，而不会向其他人订制材料，更不会向其他人支付货款。本案双方同为毛织行业的加工者，只是负责的工序不同，江伙明提供烫图，鑫泰厂、李深山提供烫印，先有烫图才能烫印。但烫图的加工方与烫印的加工费都是由委托人支付，烫图的加工方与烫印的加工方之间是不存在买卖合同、定作合同或其他合同关系的。这是东莞地区的毛织厂普遍的市场交易模式。二、正如前述，烫图的加工方与烫印的加工方之间是不存在买卖合同、定作合同或其他合同关系的，江伙明在一审中称鑫泰厂、李深山委托其加工制作烫图、双方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完全是虚构事实。烫图的加工方与烫印的加工方之间是没有款项往来的，江伙明一审时提供的最早的送货单日期是2011年7月14日，一直持续到2012年3月29日，一共有78张送货单，2012年6月4日有1张送货单（合计79张送货单），如果是鑫泰厂、李深山向其定作的话，这么长的时间鑫泰厂、李深山怎么会没有支付过一分钱？正如江伙明称已收款360000元，但其没有提供任何转账收款的凭证，不符合常理，也不可能全部委托别人付款。这异常的现象表明：江伙明虚假陈述、虚构事实，事实是鑫泰厂、李深山与江伙明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根本不存在任何款项往来。三、本案产生的原因即是江伙明无法收回客户（委托人即江月娥）的款项，转而起诉鑫泰厂、李深山，转嫁风险。本案双方均接受案外人江月娥的委托，代其加工“黑白绣”、“奥斯飞尔”品牌毛衣，江伙明提供烫图工序，鑫泰厂、李深山负责毛织及烫图两道工序，江月娥直接付款给江伙明和鑫泰厂、李深山，即江月娥与江伙明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相应江月娥付款给江伙明，即原审被告吴玉花以对账单的形式确认具体金额，并注明“江姐付款”，江伙明拿着对账单原件向委托人江月娥请款），江月娥与鑫泰厂、李深山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相应江月娥付款给鑫泰厂、李深山），鑫泰厂、李深山与江伙明之间没有合同关系（相应没有资金往来关系）。因江月娥失踪，拖欠鑫泰厂、李深山、江伙明加工费用，江伙明因此起诉鑫泰厂、李深山，要求鑫泰厂、李深山付款，转嫁风险。而鑫泰厂、李深山也同样是受害人，有160万元的加工费没有收回，现鑫泰厂、李深山的仓库里还有为江月娥加工好的大量衣服。江伙明虚构事实起诉鑫泰厂、李深山讨要款项是违法的。四、一审法院因江伙明蒙骗，认定事实错误。鑫泰厂、李深山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调取2010年1月份至2013年6月份鑫泰厂、李深山、江伙明与江月娥之间的银行流水账，并申请对李深山、江伙明进行测谎。基于上述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江伙明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江伙明承担。
被上诉人江伙明二审答辩称：一、江伙明与鑫泰厂、李深山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鑫泰厂、李深山应依法承担付款责任。1.江伙明根据鑫泰厂、李深山的要求，制作烫图送到鑫泰厂、李深山处，鑫泰厂、李深山收取定作物，并每月与江伙明对账确认定作款。2.鑫泰厂、李深山与江姐是加工关系还是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与江伙明无关。3.鑫泰厂、李深山诉称的所谓“客观普遍市场交易模式”只是交易方式的一种，以此证明鑫泰厂、李深山与江伙明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如果鑫泰厂、李深山与江姐之间有业务往来，那么本案更有可能存在的交易模式是：鑫泰厂、李深山承接江姐生产贸易的订单，根据订单采购材料进行生产，其中的烫图就向江伙明订购。而由于江姐须支付鑫泰厂、李深山货款，鑫泰厂、李深山须支付江伙明定作报酬、因此，鑫泰厂、李深山与江伙明对账后，鑫泰厂、李深山为简便付款手续，就委托江姐付款给江伙明，所以对账单上才会出现“请江姐代付给新潮”的字眼。正如一审法院的分析，如果江伙明直接与江姐有业务往来，不会出现先由“业泰”厂确认价款再指示“江姐”付款给江伙明。二、江伙明与江姐之间没有合同关系，鑫泰厂、李深山诉称江伙明与江月娥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纯属捏造。1.江伙明不知道“江姐”全名等详细信息。江姐付款给江伙明的依据是鑫泰厂、李深山的委托，而不是江姐与江伙明之间有合作关系。江伙明没有任何依据要求江姐付款，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江姐付款。2.证明付款情况是鑫泰厂、李深山的举证责任，鑫泰厂、李深山以其与江伙明之间没有资金往来关系证明双方没有合同关系，明显违反了常理。鑫泰厂、李深山以此为由认为江伙明陈述虚假，没有依据。三、虚构事实，妄图转嫁风险的是鑫泰厂、李深山。1.鑫泰厂、李深山在一审辩称江伙明没有加工毛衣的能力，不可能从事本案加工。现在上诉状中，又称其与江伙明都是江月娥的加工方，鑫泰厂、李深山自相矛盾的陈述，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2.鑫泰厂、李深山以未经工商登记的“业泰”的名义与江伙明进行业务往来，收取江伙明的定作物，已具有欺诈性质。3.鑫泰厂、李深山诉称“有160余万的加工费没有收回，现鑫泰厂、李深山仓库里还有为江月娥加工好大量衣服”。如果江月娥欠鑫泰厂、李深山加工费或货款，鑫泰厂、李深山应当向江月娥追讨，鑫泰厂、李深山不能因为与江月娥之间的纠纷而将责任转嫁给江伙明身上。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法庭调查期间，江伙明提交了生产通知单若干作为新证据，拟证明鑫泰厂、李深山以业泰厂的名义向江伙明下单，定作烫图。鑫泰厂、李深山对客户栏中载有“江姐”字样的生产通知单真实性予以确认，并主张该些生产通知单是案外人江月娥发给江伙明的。鑫泰厂、李深山述称吴玉花于2010年之前是鑫泰厂员工；又称吴玉花自2010年8月起一直代表鑫泰厂对鑫泰厂与江月娥之间的交易进行跟单，自2011年5月至2012年7月期间，就改由吴玉花从江月娥处接单后，代表江月娥发给鑫泰厂加工，吴玉花从中赚取手续费。鑫泰厂、李深山二审期间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法院依法调取2010年1月份至2013年6月份鑫泰厂、李深山、江伙明与江月娥之间的银行流水账，并申请对李深山、江伙明进行测谎。
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针对鑫泰厂、李深山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鑫泰厂、李深山与江伙明之间是否存在涉案的加工合同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江伙明向鑫泰厂、李深山主张涉案货款，有经吴玉花核对后签名的月结单等为证。经本院询问，鑫泰厂、李深山既称吴玉花于2010年前是其员工，又称吴玉花自2010年8月起至2011年5月期间代表鑫泰厂对鑫泰厂与江月娥之间的交易进行跟单。其陈述前后矛盾，缺乏可信性。鑫泰厂、李深山再称自2011年5月至2012年7月期间，就改由吴玉花从江月娥处接单后，代表江月娥发给鑫泰厂加工，但并无任何证据反映吴玉花的任职情况确有此变动。此外，东莞市公安局出具的流动居住人员信息登记表亦显示，吴玉花至少自2010年5月28日至2011年5月28日及2012年7月16日至2013年7月16日于鑫泰厂务工。该事实也证明鑫泰厂、李深山关于吴玉花任职情况的陈述不实。在鑫泰厂、李深山作出不实陈述又未提供合理理由，且未提供其它证据证明吴玉花自2010年5月28日至2012年7月16日期间的任职情况曾有变动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吴玉花在此期间任职于鑫泰厂的待证事实达到高度可能的程度，故认定该事实存在。鑫泰厂、李深山称廖秀英与吴玉花的工作经历相同，社保购买单位亦一致，故本院认定廖秀英亦系鑫泰厂员工。
其次，经鑫泰厂、李深山确认属实的生产通知单中，客户栏载明为“江姐”。若如鑫泰厂、李深山所言，系江月娥向江伙明发出的生产通知，则不应既以“业泰厂”名义发出通知，同时又自称为客户。而且，该生产通知单上也载明跟单人员为鑫泰厂员工廖秀英。本院认定由鑫泰厂、李深山向江伙明发出生产通知单的可能性极高。2011年6月至2012年7月16日期间，吴玉花以对账单形式向江伙明确认涉案交易的加工费用。若如鑫泰厂、李深山所言，吴玉花仅系代表江月娥确认对账单，也就不应该再注明“请江姐代付给新潮”的内容。鑫泰厂又以从未向江伙明直接付款为由，辩称双方不存在委托加工合同关系，而江伙明则反驳称系鑫泰厂指令第三方付款。由于前者理由的合理性并不高于后者，更不足以推翻对账单的内容。综合各方陈述及全案证据，故本院认定鑫泰厂与江伙明之间确有涉案交易关系。吴玉花代表鑫泰厂确认应付加工款项的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鑫泰厂、李深山承担。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此外，基于江伙明并未否认由涉案加工费用中已付部分是由江月娥而非鑫泰厂支付的事实，本院对鑫泰厂、李深山要求调取江月娥、江伙明等银行流水的申请不予准许。对于鑫泰厂、李深山的测谎申请，由于测谎结果并非法定的证据形式，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上诉人鑫泰厂、李深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6962元，由东莞市寮步鑫泰毛织厂、李深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婴桃
代理审判员 谢佳阳
代理审判员 万思露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袁文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