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全民初字第405号
原告陈晓勇，农民。
原告陈晓君，全州县民政局干部。（系原告陈晓勇之兄）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蒋征财，广西千里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全州县枧塘乡安德村委第3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3村民小组），住所地：枧塘乡安德村委德桥村。
代表人陈念志，该村民小组组长。
被告邓银秀，农民。
委托代理人宾强昌，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律师。（法律援助）
原告陈晓勇、陈晓君与被告第3村民小组、邓银秀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君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闫芳、彭丽娟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廖文丽担任记录。原告陈晓君和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蒋征财，以及被告邓银秀及其委托代理人宾昌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第3村民小组代表人陈念志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晓勇、陈晓君诉称，涉案的三宗土地分别位于杨梅××、××和庙边，其面积分别为0.2亩、0.2亩和0.18亩。该三宗土地是被告第3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1980年国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时，该三宗土地由二原告的家庭承包经营。1999年，国家实行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的政策，而被告第3村民小组在未召开村民会议，没有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情况下，违法将二原告家庭承包且尚在承包经营期限内的该三宗土地，发包给被告邓银秀的家庭承包经营。原告方多次要求被告邓银秀退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但被告邓银秀却以各种理由拒绝退还。综上，被告第3村民小组违法将原告方承包经营的土地另行发包给被告邓银秀，二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二被告所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第3村民小组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已死亡）于1999年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判令被告邓银秀将该三宗土地返还给原告方并赔偿经济损失500元。
二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编号为F3-42的《土地承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2、安德村委证明；3、出庭证人陈满林、陈发亮、陈念兵、邓珍英、陈念永、陈念德、邓正英的证言；4、证人蒋某的证言；5、证人陈某甲、陈某乙、陈某丙、何某、邓某的证言；6、行政案件庭审笔录；7、行政判决书。证据1-6证明涉案土地是二原告的家庭承包经营的，被告第3村民小组在1993年和1999年没有召开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没有对承包土地进行调整，二原告母亲蒋素珍于1994年将涉案土地借给被告邓银秀耕种的，被告第3村民小组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所签订的《合同书》是无效的。证据7证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所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基于《合同书》。
被告第3村民小组未作答辩，也未提交证据。
被告邓银秀辩称，1、涉案的三宗土地在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是二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然而由于二原告的父亲、祖母先后去世，其母蒋素珍改嫁，其家庭丧失承包能力，无法继续履行承包合同并交纳农业税费。所以在1993年承包责任田“小调整”时，二原告的母亲蒋素珍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协商一致并经被告第3村民小组同意，将涉案的三宗土地调整给被告邓银秀家庭经营。从此，被告第3村民小组将相应的农业税及“三提五统”调整到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名下；2、1999年，被告第3村民小组根据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及原告陈晓勇所填写的《土地承包项目登记表》，而与他们签订的《合同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被告第3村民小组于1999年根据政府的文件精神，在与各承包户签订《合同书》时，召集各承包户进行了开会讨论，要求各承包户将各自承包耕种并交纳农业税费的土地类别、座落、面积及四邻界址填写在《土地承包项目登记表》上。然后，被告第3村民小组遂根据各承包户填写的《登记表》与各户签订《合同书》，合同书报村委审核后，再报枧塘乡政府农经站进行鉴证，最后由全州县政府批准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下简称《经营权证书》），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于1999年1月1日取得了F3-42《经营权证书》。事隔10多年后，2012年4月，二原告以全州县政府颁发给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的F3-42号《经营权证书》无法律依据、程序违法为由向桂林市政府申请复议。2012年5月21日，桂林市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12）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全州县政府颁发的F3-42《经营权证书》，二原告不服，向全州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2年7月19日判决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仍不服，向桂林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和申诉，桂林市中级法院分别于2012年11月12日和2013年7月11日作出（2012）桂市行终字第98号《行政判决书》和（2013）桂市行申字第1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其上诉和申诉。综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邓银秀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的F3-42《经营权证书》；2、原告陈晓勇与被告第3村民小组签订的《合同书》；3、行政案件庭审笔录；4、桂林市政府市政复决字（2012）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全州县法院（2012）全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6、桂林市中级法院（2012）桂市行终字第99号《行政判决书》；7、桂林市中级法院（2013）桂市行申字第1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8、《农业税征收登记册》；9、田亩补贴存折。证据1、2、3、8证明从1993年起涉案的三宗田地已调整由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家庭耕种并由其家庭交纳“三提五统”和农业税。1998年，土地延包发证时，被告第3村民小组召集全体承包户开会，一致决定由各承包户自己填写《承包项目登记表》并登记造册。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和原告陈晓勇两户交纳农业税的田亩数与《土地承包合同》和《承包项目登记表》一致，经被告第3村民小组和安德村委审核后，报乡政府、县政府，并由县政府颁发《经营权证书》，故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与被告第3村民小组签订的《合同书》合法有效。证据4、5、6、7证明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涉案三宗土地由二原告的家庭承包。1993年，被告邓银秀家庭开始对涉案三宗土地进行耕种并交纳了相关税费。1999年第二轮土地发包时，被告第3村民小组召集各户将自己所交纳公粮相应的田地面积、地名、四周相邻人填表上报。涉案三宗田地在二原告家庭的登记表中没有记载，被告邓银秀家庭将该三宗田地登记在其表中，并与被告第3村民小组签订了《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的面积与被告邓银秀家庭填表面积一致。1999年1月1日，全州县政府根据原告陈晓勇家庭和被告邓银秀家庭所在的安德村委上报的《合同书》及《登记表》，将F3-42《经营权证书》颁发给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被告邓银秀家庭对取得的《经营权证书》中的田、地使用管理至今。2012年4月，二原告以全州县政府发证错误，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该市政府于2012年5月21日维持了全州县政府所颁发的F3-42《经营权证书》，二原告不服，向全州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2年7月19日作出（2012）全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遂提出上诉，桂林市中级法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桂市行终字第983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二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原告仍不服，请求桂林市中级法院立案再审，该院于2013年7月11日作出（2013）桂市行申字第1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对二原告的申诉予以驳回。证据9证明财政部门从2007年7月16日起按照被告邓银秀家庭的F3-42《经营权证书》记载的田亩数发放田亩补贴。
经过开庭质证，二原告对被告邓银秀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5、6、7无异议。被告邓银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7无异议。本案被告第3村民小组代表人陈念志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了质证权和抗辩权。本院对被告邓银秀提供的证据4、5、6、7予以认定，对其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告邓银秀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2、3、5、6有异议，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关于涉案三宗田地由被告邓银秀耕种时间有异议。二原告对被告邓银秀提供的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3、8、9有异议。本院认为，二原告提供的证据2是安德村委证明，该证明无单位负责人或制作证明材料人的签名，违反了《新民诉法解释》第115条的规定，不予认定。证据3、5是证人证言，证据3中的6位证人证明被告邓银秀家庭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耕种涉案的三宗田地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中的5位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不予认定。证据6是本院（2012）全民行初字第33号行政案件的庭审笔录，该行政案件的证人陈某丁系1999年的第3村民小组组长证实土地延包发证时，以各作业组开会的形式，召集本组全体承包户开了会，由各承包户自己填写所承包的田亩数，本院对一案件事实予以确认。证据4是证人蒋某的书面证言，其所证实的被告邓银秀家庭耕种涉案三宗田地的时间与生效法律文书不一致，不予认定。被告邓银秀提供的证据1是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的F3-42《经营权证书》，经生效判决确认具有合法性，予以认定。证据2是原告陈晓勇与被告第3村民小组签订的合同书，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是行政案件庭审笔录，本院对当时的第3村民小组组长陈某丁按本组要求召集其所在的作业组10户开会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8是农业税征收登记册，有枧塘乡财政所经手人签字和公章，予以认定。证据9是田亩补贴，与生效法律文书一致，且二原告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本院予以确认。
在本案庭审时，二原告及被告邓银秀认可，原告陈晓君和陈晓勇系兄弟关系。二原告的父亲陈发桂在1986年去世，其母亲蒋素珍于2003年去世。九十年代初，二原告祖母去世，此后不久，二原告母亲蒋素珍到全州县××厂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被告邓银秀与其丈夫陈发义于1989年结婚，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生育一子一女，其丈夫陈发义于2006年去世，陈发义的父母于1999年和2000年去世。原告陈晓君于1995年因上大学将其户口迁出被告第3村民小组，2010年起至今，原告陈晓君是全州县民政局的在编事业干部。原告陈晓勇在行政诉讼和本案一审民事诉讼中均未到庭，且在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后拒绝到庭接受询问。此外，本案二原告曾于2014年9月25日以邓银秀、第三村民小组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后于2015年2月3日撤回起诉。
综合全案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陈晓君与原告陈晓勇是兄弟关系。涉案三宗田地系被告第3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其地名和面积分别为大岭头、杨梅塘水田各0.2亩和庙边旱地0.18亩。1980年，国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告第3村民小组（当时称为生产队）遂进行了第一轮土地发包，并于1988年对全队的承包田地进行了调整，涉案的三宗田地均是二原告及其父母、祖母五人名下的承包田地，由于1986年二原告父亲陈发桂去世，其祖母也于九十年代初去世，加上二原告母亲蒋素珍此后不久到全州县××厂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后经二原告母亲蒋素珍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协商一致，从1993年起被告邓银秀家庭开始对涉案的三宗田地进行耕种和管理，并交纳相关税费。1998年至1999年土地延包发证时，被告第3村民小组于1998年底召集全体承包户开会，一致决定由各承包户将自己交纳公粮的田地面积、地名、四围相邻人填写成《承包项目登记表》，并交村委审核，然后，由各承包户根据自己所填写的《承包项目登记表》与被告第3村民小组签订《合同书》。1999年1月1日，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作为承包方户主与被告第3村民小组签订了编号为F3-42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简称《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的田地的地点和面积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填表的地点和面积一致，涉案的三宗田地在该《合同书》载明的田地之内。该《合同书》经枧塘乡安德村委审核及登记造册后，报枧塘乡农经站存档备案，全州县人民政府根据村委、枧塘乡农经站审核上报的《合同书》和《登记册》，向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颁发了编号为F3-42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简称《经营权证书》），被告邓银秀家庭对取得的《经营权证书》内的田地管理使用至今。该经营权证书颁发十多年之后，2012年4月，二原告认为被告邓银秀家庭所取得的《经营权证》中的三宗涉案田地是二原告家庭承包的田地，全州县人民政府登记发证错误，遂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市政府于2012年5月21日作出市政复决字第（2012）5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全州县政府向被告邓银秀家庭所颁发的F3-42《经营权证书》，二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2年7月19日，本院作出（2012）全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遂向桂林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桂市行终字第99号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二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原告仍不服，向该院申诉，请求立案再审，该院于2013年7月11日作出（2013）桂市行申字第1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对二原告申诉予以驳回。二原告于2014年9月25以邓银秀、第三村民小组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后于2015年2月3日撤回起诉。二原告于2015年3月25日再次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被告第3村民小组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于1999年1月1日所签订的《合同书》无效，由被告邓银秀返还涉案的三宗田地并赔偿其经济损失500元。
本案被告邓银秀与陈发义于1989年结婚，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生育一女一子，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父母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去世，陈发义本人于2006年去世。本案原告陈晓君因上大学，于1995年将其户口迁出被告第3村民小组（德桥村）。2010年至今，原告陈晓君是全州县民政局的在编事业干部。此外，原告陈晓勇在行政诉讼和本案民事诉讼中均未到庭，且在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后拒绝到庭接受询问。
本院认为，我国对法律的溯及力采取的是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享受城市社会保障，不具有农村村民资格，不能享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土地承包应当按照先选举承包工作小组，拟定并公布承包方案，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承包方案并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最后签订承包合同的程序进行。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涉案的三宗地在1993年前是二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1993年，因二原告家庭人口减少，二原告的母亲蒋素珍将涉案的三宗田地交由被告邓银秀家庭承包经营，所有税费均由被告邓银秀家庭交纳。作为发包方的被告第3村民小组以及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均未提出异议，应视为承包期内的“小调整”。1998年至1999年土地延包发证时，被告第3村民小组于1998年底召集全体承包户开会，会议决定由各承包户按自己交纳公粮的田地面积、地名、四周相邻人填写《承包项目登记表》并交村委审核，然后由发包方被告第3村民小组与各承包户签订《合同书》，1999年1月1日，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作为承包方户主与被告第3村民小组签订了编号为F3-42的《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的田地面积及地点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所填的《承包项目登记表》一致，该《合同书》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二原告提出1998年8月28日修订的并于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土地管理法》第14条有如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间，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和县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被告第3村民小组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所签订的F3-42号《合同书》未经村民会议2／3成员或者2／3村民代表同意。因此，二原告认为F3-42《合同书》无效。根据我国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土地管理法》不适用本案。其理由是，按农村土地发包和承包的程序应依法先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再签订承包合同。本案被告第3村民小组已于1999年1月1日之前（1998年底）召开了全体承包户会议，1999年1月1日才正式签订《合同书》，故本案应适用1986年6月25日通过并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土地管理法》，而该法并无“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况且，被告第3村民小组已召开了本组全体承包户参加的会议并作出了一致决定，由各承包户按自己交纳公粮田地的面积、地名、四周相邻人填写《承包项目登记表》，经审核后与发包方签订《合同书》，应视为召开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并达到了法定人数的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此外，本案原告陈晓勇在庭审结束后拒绝到庭接受询问，其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又欠缺证据证明。因此，二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第3村民小组与被告邓银秀丈夫陈发义于1999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判令被告邓银秀将涉案三宗田地返还给二原告并赔偿经济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共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晓勇、陈晓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0元（二原告已预交），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5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银行账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刘 君
人民陪审员 闫 芳
人民陪审员 彭丽娟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廖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