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章商初字第205号
原告（反诉被告）：郭绍龙，男，生于1968年1月7日，汉族，居民，住章丘市。
委托代理人：李军，男，生于1975年10月12日，汉族，章丘绣惠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
被告（反诉原告）：解福郊，男，生于1960年12月17日，汉族，居民，住邹平县。
委托代理人：刘向明，山东梁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绍龙与被告解福郊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绍龙、委托代理人李军，被告解福郊委托代理人刘向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绍龙诉称：自2011年，原被告建立养殖蛋鸡、回收合作关系。原告购买被告鸡苗，饲养蛋鸡，被告按照保底价格回收种蛋。被告可通知原告出售蛋鸡，补偿原告损失。原告供应被告部分鸡饲料。共发生三批业务。前两次，进鸡苗都是1万多只，第三次是1万只。对被告所述卖给原告三批鸡苗的情况无异议。2013年12月8日，双方结算，被告欠原告2011年种蛋款、饲料款40万元。2012年，被告要求原告出售蛋鸡，造成原告损失40多万元。被告另欠原告损失46万元。三批鸡，被告欠原告损失共126万元，全是出售淘汰鸡的差价。要求被告支付126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到判决生效之日。三批业务，都是被告打电话让原告出售淘汰鸡，淘汰鸡卖到甘肃省了。买方叫什么，怎么联系，原告均不清楚，是被告找的客户。每批售鸡款，都不超过20万元。第三批鸡，从开始饲养至淘汰，饲养成本1只鸡133.51元，淘汰鸡1只只售32.86元，赔钱100元。被告提供的售鸡录音，不再要求播放了。针对被告提交的所谓原告本人记录的第二批鸡2012年《济南位林科技有限公司》养殖记录，开始时间是2012年（农历）10月7日（公历11月20日），一直到2013年淘汰成鸡，不存在2012年提前出售蛋鸡的问题。该记录第二页“九成饱”是我写的。其余字是不是我对象写的，我不清楚，不要求鉴定真伪。从鸡苗到淘汰鸡，13个月到14个月左右的期限，产蛋期为七、八个月。被告出具的“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的白条，其中，“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指的是2011年第一批鸡的业务。“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指的是2012年第二批鸡的业务。“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这张单子，是2013年12月8日写的。46万元的欠据是指2013年第三批鸡的业务。第三批鸡鸡苗交付给原告的时间是2013年6月30日。原告出售第三批成鸡的时间大约是2014年年初，实际合同终止时间在2014年2月份至2014年3月份，因为2013年12月份发生禽流感，产品卖不出去，被告不再回收种蛋。当时商定的是2014年春季的禽流感是否能得到有效遏制。但是，2014年春季，禽流感依然存在，在此情况下，双方彻底终止合作。2014年清明节前后，原告淘汰的第三批鸡。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无异议，其提供的相应资质、回复意见均无异议。
被告解福郊辩称：双方自2012年1月3日开始履行合同，没有约定被告可通知原告出售蛋鸡，补偿原告损失。被告未拖欠原告种蛋款、饲料款。要求驳回原告诉求。对原告提供的2013年6月30日的种蛋回收协议书，从内容到形式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2012年11月20日的协议书有异议，原告将合同名称种蛋回收协议书字样删减，该协议的内容和时间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两份结算凭证有异议，“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这三句话是被告解福郊写的。2013年12月8日，原告在结算第二批合同帐目时，有意向将第三批合同蛋鸡转售给被告，双方就此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原被告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意向。40万元与2013年12月26日前书写的46万元都是指的第三批鸡，而不存在2011年、2012年赔偿原告损失的问题。由于该协议并不成立，也未履行，因此，被告所写的单据，并不是确定债务的意思表示，所以，被告没有签名。“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这张单子，是2013年6月30日之前，即养第三批鸡之前书写的。要求鉴定“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这张单子书写时间。第三批鸡鸡苗的交付时间是2013年6月30日交付给原告的。种蛋鸡的养殖符合自然规律，从引进鸡苗到开始收蛋是6个月的时间，被告收蛋的时间约定也是6个月时间。被告出售给原告第一批鸡苗，是在2012年1月3日，由被告从河南省舞钢市某有限公司引进种苗6000只。第二批鸡苗，是在2012年11月20日由四川某有限公司引进种苗6000套（一套指的是母鸡一只，另外有公鸡，但公鸡的数目不算）。第三批鸡苗，是在2013年6月29日，由广东某有限公司引进种苗1万套。被告联系到了给原告卖鸡的中间人张经绪，住巨野县。第一批淘汰鸡，原告是于2012年12月底出售的，王金伟买了1600只左右，刘建民买了600只，付连生买了约3300多只，价格是每斤6.5元，一只鸡大约6斤左右。第二批鸡，是2013年11月初出售的，赵万平买了3200只左右，何健买了2600只左右，价格大约是每斤6.6元，每只6.2斤。第三批鸡，是2014年清明节前后出售的，被告是在原告开始淘汰种鸡的时候被告知鸡出现情况，但是具体情况原告没有说明。王金伟买了3000多只，赵万平买了1300多只，刘建民买了500多只，价格大约是每斤6.7元，每只6斤左右。提交王金伟、张经绪、赵万平、何健、刘建民五个人的身份情况及证明各一份、录音一份。针对原告所诉的2012年蛋鸡提前出售，提交原告本人记录的《济南位林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批鸡2012年养殖记录，有可能是原告本人写的，也有可能是原告妻子王洪兰写的。开始时间是2012年（农历）10月7日（公历11月20日），一直到2013年淘汰成鸡，证明第一批鸡是正常淘汰，原告于2012年12月底出售，不存在2012年提前出售第一批蛋鸡的问题。对原告本人以高标准计算的养殖成本，每只鸡养殖成本是52.47元，指的是第三批鸡的计算，9000只鸡，乘以52.47元，为472230元。第三批鸡，原告欠被告鸡苗款7万元，“前期不算”指的是该鸡苗款7万元，47万元减7万元，为40万元。“后续所有产品”指的是种鸡和种蛋为被告解福郊所有，这就是转让所有权支付的对价。但是，该第三批鸡，原告并没有转让给被告，双方仅有意向，因此，该40万元欠款不能成立。46万元的单据是在2013年12月8日以后，大约在2013年12月26日之前，原被告双方再次对第三批鸡总价值进行意向确认，被告书写了总价值46万元的意向，第三批鸡由原告出售给他人。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要求重新鉴定。对该所的函有异议，该函的第三页第二行已经说明“本案贵院委托时未特别声明检、样的保管条件”“如果检、样保管条件有极端的差别，即可能影响检测数据，进而影响鉴定意见”，由此可见，鉴定意见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行管局2008年通知要求的鉴定条件。因此，该鉴定意见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不应采信，同时应重新予以鉴定。
反诉原告解福郊诉称：在2013年6月30日的种蛋回收合同履行过程中，2014年清明节左右，反诉被告擅自出售蛋鸡，未履行出售给反诉原告的种蛋义务，造成反诉原告可得利益损失351226元。反诉被告拖欠反诉原告现金105000元。反诉被告拖欠反诉原告逾期付款损失7235.94元。反诉请求反诉被告支付上述共463461.94元。其中，351226元，根据生产管理标准计算反诉被告郭绍龙应供给的种蛋总数为901337枚，由同期市场种蛋价格计算每只种蛋的平均价格为0.924元，根据双方种蛋回收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计算每只混合苗的价格为1.85元，即0.924元，乘以4，为3.7元，除以2只，为1.85元。每只混合苗的成本价为1.29元，由此，市场价扣成本价后为净利润0.56元，再乘以反诉被告应供给的种蛋总数（按授精率、出壳率计算实际鸡苗数量），就得出鸡苗627189只，乘以0.56元，为351226元。现金105000元，其中，2013年11月28日，欠1万元，2013年12月8日，欠2万元，2014年1月7日，欠5000元；2013年6月30日，欠鸡苗款7万元。2013年12月8日，从反诉被告郭绍龙书写的欠条2万元可以看出，在2013年11月，反诉被告出售淘汰鸡之后，双方对第二批合同进行综合结算，而不存在40万元的欠款问题。
反诉被告郭绍龙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在我方养殖过程中，已偿还反诉原告解福郊的鸡苗款。关于反诉原告所诉其余诉讼请求，我方没有过错，没有给对方造成任何损失，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反诉原告提供的欠条、借据、郭绍龙第三批鸡应供种蛋数计算明细、温氏生产管理标准与操作规范真实性无异议。代孵协议书与本案无关，是否是反诉原告签署，无法确认真实性。种鸡户刘汉涛（韩爱华）交易凭证与本案无关。反诉原告所诉反诉被告给反诉原告出具的第三批种蛋的收据8张、《济南位林科技有限公司》书证综合表1份，不是反诉被告书写的，无法确认真实性。损失表1份、计算明细是反诉原告自己计算书写的，我方不予认可。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现金105000元无异议。从反诉被告郭绍龙于2013年12月8日书写的欠条2万元可以看出，这不是反诉原告所作的债务确认，而是反诉被告有意将第三批鸡出售给反诉原告，由此，反诉被告对第三批鸡按180日计算的养殖成本。第三批鸡，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鸡苗款7万元，“前期不算”指的是鸡苗款7万元。第三批鸡1万只里面有1020只公鸡，有母鸡8980只，公鸡是不会下蛋的，第三批鸡共产了种蛋901337枚无异议。反诉被告交付给反诉原告方种蛋127030枚无异议。901337枚蛋是应当产的蛋数，实际上没有生产出来。如果生产出来，就要赔钱，双方协议，反诉原告给付反诉被告46万元，故反诉被告提前出售成鸡。351226元的计算方式、计算标准有异议，反诉被告并没有给反诉原告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终止协议是双方共同协商的，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处理蛋鸡，并且商定了本批鸡的价格为46万元，反诉原告没有按约定给付我方，因此，过错在于对方，我方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2013年年底和2014年年初的种蛋价格零售价是0.85元一枚，要求鉴定该期间种蛋价格零售价。
经审理查明：根据原被告陈述，双方自2012年1月3日开始履行合同。根据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原被告于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原被告提供的2013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自2011年，原被告建立养殖蛋鸡、回收种蛋合作关系。原告购买被告鸡苗，饲养蛋鸡，被告回收原告饲养鸡的种蛋。质量标准，种蛋达48克，无沙壳、沙顶、双黄变形、破裂、软壳蛋。上述两份协议，种蛋价格按山东市场公苗与母苗价格总和除以4计算，保底价格：分别为0.8元、0.85元。奖罚：以受精率88%为标准，每提高或降低1%，种蛋价格每枚各奖罚1分（种蛋价格低于1元时，每枚奖罚5厘）。期限分别为2013年5月20日至2013年11月20日、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6月30日。原告欠被告两批鸡苗款分别为33000元、7万元，在收购种蛋时按蛋款金额的10%逐步扣回（扣完为止）。原告负责包装种蛋，被告负责运输种蛋。被告不得拒收种蛋，原告不得将种蛋出售他人，如果某方违约，违约方负责对方损失。双方本着风险共担的原则，被告承担市场风险，原告承担养殖风险。根据原被告陈述，2012年1月3日，被告交付给原告鸡苗6000套。根据原被告陈述、被告提供的《四川某有限公司引种证明》，2012年11月，被告引进该公司6000套699＋父母代种鸡，后将鸡苗交付给原告。根据原被告陈述，被告提供的《眉山某有限公司引种证明》、该公司出具的《证明》、发票，2013年6月，被告引进该公司青脚麻鸡父母代鸡苗1万套，后将鸡苗交付给原告。2013年7月12日，被告支付该公司价款9万元。原被告认可，2014年清明节前后，原告淘汰第三批鸡。根据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书证：“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2013年郭绍龙解福郊”，为2013年12月26日前由被告书写。根据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被告为原告书具的书证：“①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②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③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被告申请鉴定“①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②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③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的字迹形成时间。本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作出粤南（2015）文鉴字第3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述检材形成于2012年12月份前后。被告支付鉴定费14040元。被告认为，一、该鉴定意见书违背程序规定，鉴定依据明显不足：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法司（2008）12号）第二款规定，对于鉴定的检材与样本须满足：在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相同。在送检前，法院的鉴定机构应对检材与样本做出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做出相同的认定。否则，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即不能对检材与样本做出文字形成时间鉴定意见。事实上，本案检材与样本在纸张、色泽、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分、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不同。而不同的纸张、不同的色泽本身就会显示不同的墨迹色阶差异。所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据此做出鉴定意见，明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显属错误。第二、对于墨迹相同的鉴定是对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前提条件。而行业内认为中性笔的墨迹分为三类，根据中国刑警学院、公安大学等行业专家认为，墨迹相同认定的鉴定方法为裂解气相色谱分析法，而不是VSC6000型文检仪。但是，鉴定所并未使用该行业内公认的鉴定方法即做出检材与样本墨迹相同的意见，并依据该前提条件对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所以，鉴定所对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意见也是错误的。第三、鉴定所违背鉴定程序及鉴定依据不足，还体现在：1、根据司法部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JD0201001-1010司法鉴定技术规范第2部分受理程序规定之了解案情，包括委托方对案件情况的介绍；有关人员的当面陈述；阅读有关的案件卷宗；实地勘验和调查；了解案件的内容，包括案件发生的经过、性质、争议的焦点及其它相关情况；询问文件的制作、发现、提取、保存等详细过程。因此，鉴定时应了解和备份案件诉讼材料。但是，该鉴定意见书并未体现对上述案情的摘要及材料了解。2、根据广东省文书司法鉴定案件受理工作指引（试行）6.3.3规定，鉴定应提交其它材料，该其它材料包括：1）能证明鉴定案件标的及反映涉案各方争议焦点的文件。如起诉状、仲裁申请书、答辩状等；2）能反映检材、样本及被鉴定人自然情况的文件，如开庭笔录、质证笔录等与鉴定事项有关的记录文件。但是，鉴定所并未体现对上述详细材料的提供和了解。3、同时，该鉴定意见书也与该鉴定所自身的规范不符，即利用墨迹色阶方法鉴定文书制作时间的限定条件及要求中的检材与样本的种类必须相同；检材与样本的保管条件需在常规状态下，以接近为好；否则将会视其具体保管情况外延检材形成时间段的长度。对检材与样本载体纸张的种类及色泽应以相同或相近为好。我们认为，该鉴定条件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不同，其低于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应为无效规范。综上所述，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明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及相关规范的规定，属于《民事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重新予以鉴定的情形：即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二、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购买意向书形成时间的意见与本案事实及相关书证证实的内容不符，属于《民事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第（四）项重新予以鉴定的情形：即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第一、原告郭绍龙在其诉状中诉称，双方结算出具证明的时间是2013年12月8日。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中明确询问原告诉状内容是否为本人意思表示，原告对诉状内容予以认可，并承认具状人“郭绍龙”捺印为其本人所为。因此，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与原告郭绍龙主张的时间相悖。第二、被告解福郊提供的两份书证能够证明双方结算和出具购买意向书的时间是2013年12月8日。第一份是双方结算时标注为2013年12月8日，原告郭绍龙书写的“欠现金2万元”的欠条，说明原告诉状所称的结算时间确实为2013年12月8日。第二份是2013年12月8日双方协商购买意向书时，原告郭绍龙书写的第三批种鸡180天养殖成本的文书一份。由此，结合整个案件庭审情况也能确定，双方结算时间是2013年12月8日，即该购买意向书的书写时间。所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时，并未依法了解案件的相关诉讼材料，且与原告的诉状、庭审陈述及被告方提供的书证证明的时间和事实相违背。三、该鉴定应予重新鉴定的其他原因：第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2011）5号文，认为“一些鉴定机构自称任何书写、打印材料形成的文件都能作形成时间鉴定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尤其是要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使用更为不妥。”另外，该文明确警示“据一些法院同志反映，某些标榜能做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鉴定机构，还明示只要给钱，想要什么时间就给鉴定什么时间”。所以，对于文书形成时间的鉴定应本着检材与样本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严格掌握，并应由具备鉴定条件和能力的机构办理。第一、经查阅互联网文书鉴定行业资讯，了解到目前国内有能力进行文书形成时间鉴定的机构，只有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一家，别无选择。所以，我们认为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不具备对文书书写形成时间的鉴定能力。由此，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该份鉴定意见书违背程序规定、鉴定依据不足、不具备文书形成时间鉴定能力及存在鉴定方法不当等问题，本案购买意向书，应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依法重新鉴定。为此，被告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函告该鉴定所，要求就此申请予以答复。该鉴定所以粤南（2015）文函字第229号函答复：鉴定方法为墨迹色阶检验方法，即利用计算机检验文件制成时间，属于褪色程度测定方法。理论依据为，纸张上的墨迹，在受空气中温度、湿度等因素作用下，随着时间推移，其物质会发生不同的分解变化，变化会通过墨迹颜色表现出来，并将其量化，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此方法为世界文件制成时间鉴定领域的重大突破，于2009年12月2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刑科协、上海司鉴所、西南政法大学等专家论证通过，并取得《科技成果登记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已获得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发明专利授权。已获得粤办（2010）125号《关于确认》，完全符合国家司法鉴定相关规定.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此方法前提条件是检、样墨迹种类必须相同。本案检、样墨种类相同。检验中未发现检、样有异常迹象。鉴定人根据《鉴定委托函》、《鉴定委托书》等及法院送检人员口头介绍案情及争议焦点，本所内卷有相关材料和记载。根据反诉原告、反诉被告陈述，反诉原告提供的反诉被告书具的欠据，2013年11月28日，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现金1万元；2013年12月8日，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现金2万元；2013年12月29日，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5000元，并约定2014年1月7日归还，拉蛋顶帐；2013年6月30日，反诉原告、反诉被告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鸡苗款7万元，以上，反诉被告对其欠反诉原告上述现金共105000元无异议。根据反诉原告提供的眉山某有限公司《青脚麻鸡A2父母代种鸡生产管理标准与操作规范》，载明，种鸡饲养标准、管理操作规范、孵化厂操作规范；《郭绍龙第三批种鸡应供种蛋数（计算明细）》，反诉被告应供应种蛋数901337枚，其中，0.85元的495895枚，为421510.75元；0.9元的44664枚，为40197.6元；0.95元的67200枚，为63840元；1元的25296枚，为25296元；1.05元的268282枚，为281696.1元，上述种蛋款，共832540.45元。对该种蛋数量901337枚、种蛋款金额832540.45元，反诉被告已经交付反诉原告种蛋127030枚，反诉被告均无异议。反诉原告提供种鸡户刘汉涛（韩爱华）交易凭证，证明养鸡户刘汉涛种蛋销售价格自2014年1月10日至2014年6月24日，种蛋销售价格分别为0.85元、0.95元、1.05元、0.85元。反诉原告提供温氏鸡苗2013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30日，即180天的饲养成本每只鸡为52.47元，9000只鸡为472230元。反诉原告提供其与翟玉德的《代孵协议书》，加工费每枚种蛋0.12元，即综合成本为每枚种蛋0.12元。反诉原告提供张敏等9人于2014年7月份的进种计划。反诉原告提供《济南位林科技有限公司》养殖记录，主张为反诉被告所记录；反诉被告主张，该记录第二页“九成饱”是反诉被告写的，其余字是不是反诉被告对象写的，我不清楚，不要求鉴定真伪。反诉原告提供第三批种蛋收据8张，反诉被告不认可。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均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粤南（2015）文鉴字第3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方法为墨迹色阶检验方法，即利用计算机检验文件制成时间，属于褪色程度测定方法。理论依据为，纸张上的墨迹，在受空气中温度、湿度等因素作用下，随着时间推移，其物质会发生不同的分解变化，变化会通过墨迹颜色表现出来，并将其量化，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此方法于2009年12月2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刑科协、上海司鉴所、西南政法大学等专家论证通过，并取得《科技成果登记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获得粤办（2010）125号《关于确认》，符合国家司法鉴定相关规定。此方法前提条件是检、样墨迹种类必须相同。本案检、样墨种类相同。检验中未发现检、样有异常迹象。鉴定人根据《鉴定委托函》、《鉴定委托书》等及本院送检人员口头介绍案情及争议焦点，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认为，程序合法，依据充足，予以采信。被告申请重新鉴定，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根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条据形成于2012年12月份前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原告从引进鸡苗到开始收种蛋是6个月时间，被告收蛋的期间约定是6个月时间。2012年1月3日，双方开始履行合同，“①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②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③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形成于2012年12月份前后，已知的事实为，2012年12月份前后，正处于第一批鸡淘汰时期，第二批鸡苗（2012年11月）刚交接时期，且两批鸡苗数量相同，其淘汰鸡款也应相同或相近，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双方对第一批鸡淘汰以后，作出相应结算，并协议了第二批鸡苗的养殖和种蛋回收事宜。此时，第三批鸡尚未发生，双方不可能对第三批鸡苗的养殖和回收事宜，作出结算。“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本院推定，内容应当为：第一批鸡淘汰后，在双方不再进行其他结算的情况下，被告欠原告淘汰鸡款40万元；“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本院推定，内容应当为：第二批鸡苗的产品即种蛋，由被告依约按价回收，原告淘汰老母鸡后，被告保证返还原告淘汰鸡款40万元。“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2013年郭绍龙解福郊”，被告认可，此条据为被告于2013年12月26日前书写的，已知的事实为，2013年6月，被告将鸡苗1万套交付给原告，此时，第三批鸡已交接给原告半年左右，第三批鸡比前两批鸡的数量又有明显增加，即便原被告认可2014年清明节前后，原告淘汰第三批鸡，离正常淘汰尚有两个月左右的蛋期，原告提前出售蛋鸡，同样也让原告承担了没有足量出售种蛋所得利润的风险，故原告之所以提前淘汰第三批鸡，又与被告认可原告通知过被告提前淘汰第三批鸡相吻合，本院推定，是原告的鸡产生了瘟疫，导致原告提前淘汰第三批鸡。根据上述两批淘汰鸡的结算惯例等情况，本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条据内容应当为：被告欠原告第三批鸡淘汰鸡款46万元。被告支付原告第三批鸡淘汰鸡款46万元，原告一方面未取得剩余两个月应收种蛋的利润，另一方面支付被告因原告未交付被告剩余种蛋的利润，各自承担自己的违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以上，被告欠原告共126万元。被告未支付，原告要求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到判决生效之日，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该第三批种鸡数量种蛋数901337枚、蛋款金额832540.45元，反诉被告无异议，予以认定，即同期市场种蛋价格计算每只种蛋的平均价格为0.924元。合同约定，种蛋价格按山东市场公苗与母苗价格总和除以4计算，即：每只混合苗的市场价格为，0.924元，乘以4，为3.7元，除以2（只），为1.85元。加工费每枚种蛋0.12元，即综合成本为每枚种蛋0.12元，由反诉原告提供的其与翟玉德的《代孵协议书》证明，予以认定。根据反诉原告、反诉被告回收种蛋的受精率记录平均值，受精率为90%。每只混合苗的成本价应为：（种蛋价格＋综合成本）÷受精率÷出壳率，即（0.924＋0.12）÷受精率90%÷出壳率90%，每只混合苗的成本价应为1.29元。每只混合苗的净利润应为：1.85元-1.29元=0.56元。反诉被告交付反诉原告方种蛋127030枚，反诉被告无异议，予以认定。蛋数901337枚，交付127030枚蛋，剩余774307枚，乘以受精率90%，乘以出壳率90%，为627189只鸡苗，每只鸡苗0.56元，反诉原告利润为351225.84元。反诉原告所诉反诉被告所欠现金105000元，有反诉原告、反诉被告陈述，反诉原告提供的反诉被告书具的欠据：2013年11月28日，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现金1万元；2013年12月8日，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现金2万元；2013年12月29日，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款项5000元，并约定2014年1月7日归还，拉蛋顶帐；2013年6月30日，反诉原告、反诉被告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反诉被告欠反诉原告鸡苗款7万元，以上，反诉被告对其欠反诉原告上述现金共105000元，无异议，足以认定，予以支持。反诉被告未支付反诉原告上述现金105000元，应负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解福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郭绍龙淘汰鸡款126万元。
二、被告解福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郭绍龙淘汰鸡款126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2月14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计算）。
三、反诉被告郭绍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反诉原告解福郊可得利益损失351225.84元。
四、反诉被告郭绍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反诉原告解福郊鸡苗款等款项105000元。
五、反诉被告郭绍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反诉原告解福郊款项105000元的利息（其中，1万元自2013年11月29日起，2万元自2013年12月9日起，5000元自2014年1月8日起，7万元自2014年3月26日起，均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140元，由被告解福郊负担。反诉费4126元，由反诉被告郭绍龙负担。保全费2520元，由被告解福郊负担。鉴定费14040元，由被告解福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秀津
人民陪审员 李文吉
人民陪审员 孙永强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记录孙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