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厦民再终字第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许金识，男，195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华，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委托诉讼代理人为金丽花、罗亚楠，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石雪瑞，男，196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瑞，女，197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述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招文、黄臻臻，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许金识因与被申请人石雪瑞、李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终字第70号民事裁定。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2015)闽民申字第95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许金识及其原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丽花、罗亚楠，被申请人石雪瑞、李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招文、黄臻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金识申请再审称，撤销(2014)厦民终字第70号民事裁定，改判石雪瑞、李瑞支付拖欠许金识货款1717860元及其利息。事实与理由：二审认定“讼争买卖关系买方主体应认定为新疆公司、奎屯公司、哈密公司，而非石雪瑞个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二审认为“石雪瑞为上述三家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将讼争石材（墓碑）的买卖行为理解为上述公司与许金识之间的买卖关系”是错误的。石雪瑞是否为上述公司股东与许金识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并非石雪瑞属于上述公司股东就不能以自然人身份与许金识发生买卖关系，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与法人的交易会产生书面的合同文本，而自然人间发生的合同关系往往是基于某种人身关系，以口头约定的形式进行交易。本案买卖合同主体为双方当事人，而非公司。许金识与石雪瑞、李瑞为“海峡国际社区”邻居，石雪瑞与李瑞为夫妻关系。2012年1月，其得知许金识祖籍为福建南安并与当地石材厂商熟悉后，表示希望许金识从南安采购石材并加工成墓碑再供应给石雪瑞、李瑞。后许金识与石雪瑞约定：“许金识按照石雪瑞提供的《销售价格表》之要求委托石材厂加工墓碑供应给石雪瑞，石雪瑞验收后自行负责托运”。之后，许金识向南安当地石材供应商采购石材，并按石雪瑞提供的图纸委托南安的一家工厂加工成墓碑。2012年3月份，石雪瑞接到许金识的通知后到石材厂验收货物，对货物的质量及数量进行确认并前后出具三份《收条》，之后石雪瑞自行委托货运公司将货发至新疆、哈密。2012年3月14日，李瑞向许金识支付货款20万元。经统计，许金识共计供应给石雪瑞、李瑞各类石材614套，价值1917860元，扣除其已支付的货款20万元，尚未支付货款1717860元。综上，本案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是由石雪瑞、李瑞向许金识发起邀约，许金识承诺及依照口头约定向石雪瑞供货，其出具收货证明，此时许金识的交货义务已经完成，李瑞兑现部分货款时交易已经部分完成。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且许金识交货义务已经完成。显然，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即为本案双方当事人。2、二审认为“李瑞转账20万元给许金识的事实不能说明李瑞向许金识购买讼争石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其收到20万元时，李瑞并没有告知许金识该款项为公司委托李瑞代为支付的问题。许金识按照石雪瑞的要求发货后，收到其妻子李瑞转账的货款20万元。其次、在口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时石雪瑞、李瑞从未向许金识说明该笔交易是代表公司的行为。因此，在石雪瑞及李瑞未告知的情况下，其是无法知道及不可能知道石雪瑞是否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因此，许金识按照石雪的要求供货，其收货后，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事实上的买卖行为，应确认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3、二审认为“石雪瑞提供的《收条》、《通知函》、《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长途清单、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客户账单》等足以证明上述公司曾通知许金识就讼争石材墓碑货款进行对账”的事实错误。首先、关于石雪瑞提供的《收条》，仅证明案外人奎屯公司已向物流司机支付运费的事实，不能证明奎屯公司为买方的事实。奎屯公司是否支付运费不影响石雪瑞、李瑞作为买方的事实。其次、上述《通知函》等证据为石雪瑞单方面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上述公司曾通知许金识就讼争石材墓碑货款进行对账的事实。第三、许金识在与对方的交易过程中，从始至终都不知存在上述公司。只是基于邻里关系，通过口头方式与石雪瑞、李瑞达成买卖协议，履行供货义务。对方收货并支付部分货款。因此，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为双方当事人。
石雪瑞、李瑞辩称，一、讼争墓碑石材买卖关系的买方是新疆公司、奎屯公司及哈密公司，而非答辩人，许金识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证明许金识是在和石雪瑞控股的上述三家公司进行业务往来。l、答辩人与许金识是邻居，许金识知道答辩人是陵园企业的老板，许金识与石材厂商熟悉且做过石材生意，经许金识要求，答辩人就让新疆公司、奎屯公司和哈密公司三个公司具体经办人员与许金识洽谈墓碑石材供应业务。2012年1月初，新疆公司经办人周纪文、奎屯公司经办人张金良和哈密公司经办人党翔到厦门开集团公司年会，并与许金识具体洽谈墓碑石材产品的供应事宜，在许金识实际供货之前，其是知道在与三家公司洽谈业务的。且供货期间，三家公司经办人一直与许金识保持联系。答辩人已提供前述三家公司经办人的证人证言为证。2、根据许金识一审阶段提供的证据“物流公司运输清单”和二审庭审中陈述，许金识是将墓碑石材产品组件装车直接发送给新疆公司、奎屯公司和哈密公司。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运费收条以及奎屯公司支付货款说明，证明许金识是直接将货物发送给三家公司，并由三家公司垫付了运费，其中奎屯公司已支付了部分石材款。许金识再审称“石雪瑞自行委托货运公司将货发至新疆哈密等地”与事实完全不符。3、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许金识前往新疆的机票、火车票、入住酒店出具的证明、照片以及三家公司接待人员的证人证言，2012年3月19日至27日期间，许金识到三家公司实地检查墓碑石材产品质量及安装情况，许金识在一审庭审中也已确认在此期间到过这三家公司，证明许金识知道其供应的墓碑石材产品是这三家陵园公司在对外销售，许金识在2012年3月l9日之后仍陆续发货给这三家公司。可见，其是知道其交易对象是公司而不是个人。4、许金识一审提供的证据“哈密收条”是哈密公司园管包实琪签字确认许金识供应石材安装墓碑总量的清单，该清单的落款是哈密公司并由该公司园管签字，且从新疆哈密传真过来的，是哈密公司对石材数量的确认，而非答辩人的确认。许金识提供的这份证据能够证明其是知道是在与公司交易。5、答辩人于2012年12月向许金识传真一份《通知函》，通知许金识到新疆公司、奎屯公司和哈密公司园区对账，并两次与许金识手机通话确认。许金识在二审庭审中已确认是他的传真号码及手机号码。6、石雪瑞是上述三家陵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三家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殡葬服务，包含石材墓碑的经营，石雪瑞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以个人名义按成本价向许金识购买墓碑石材产品然后再以同样的价格卖给自己的公司。（二）许金识主张购买主体是石雪瑞的证据是其一审提供的“鸟市收”、“奎屯收”和“哈密收”的证据，但许金识对这三份证据的取得时间、地点，说法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从这三份证据分析，亦可得出许金识是和三家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许金识称“2012年3月份，石雪瑞接到许金识的通知后到石材厂验收货物，对货物的质量及数量进行确认后出具《奎屯收》、《乌市收》、《哈密收》。之后石雪瑞自行委托货运公司将货发至新疆哈密等地”。其说法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具体如下：(1)许金识在《起诉状》中陈述：“当年2-3月份，原告根据被告通知多次安排物流公司将石材发往新疆奎屯、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货到后石雪瑞出具收条证明”，另外，一审其陈述：“许金识到新疆的主要目的是与石雪瑞清点石材到货情况，乌鲁木齐和奎屯两地的收条就是此期间石雪瑞清点后出具的”，即：许金识此前一直是说其将货物发往新疆奎屯、乌鲁木齐、哈密等地后由石雪瑞清点出具，但在再审申请书中又说成是石雪瑞到石材厂验收清点后出具并自行委托发货，前后矛盾。(2)《哈密收》是哈密公司园管包实琪签字确认许金识供应石材安装墓碑总量的清单，该清单的落款是哈密公司并由该公司园管签字，并从哈密公司传真给许金识，并非是石雪瑞出具给许金识。2、许金识提供的“乌市收”和“奎屯收”并非石雪瑞出具的货物收条。若是收条，应该要有收货人的签名和落款，但事实上并没有石雪瑞的签字和落款。从时间上分析也可以确认并非收条。许金识在起诉状和一审庭审中陈述：是由许金识安排物流公司发货，这两份收条是2012年3月19日至27日期间许金识与石雪瑞共同到三家公司实地考察期间由答辩人清点后出具的。许金识在新疆的行程是3月19日到乌鲁木齐，当天乘车去奎屯，3月24日离开奎屯返回乌鲁木齐；3月24日晚乘车去哈密，3月25日到达哈密，3月26日返回乌鲁木齐，3月27日乘飞机回厦门。根据许金识提供的运输清单，发往奎屯的第4车发货时间是3月21日，到奎屯的时间是3月26日，也就是说许金识离开奎屯时，尚有货物在途中，如何验货？另外，根据许金识提供的运输清单，发往乌鲁木齐的第1车发货时间是3月24日，许金识27日离开乌鲁木齐时，该车货物尚未到达乌鲁木齐，如何验货？许金识发货时是按照构成部件发送的，使用时需在墓地上组装成套，若缺乏一个部件，也就无法组装成套销售。因此，在未实际安装成套前，是无法清点具体发货套数的，石雪瑞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出具货物收条呢？若根据许金识主张“乌市收”和“奎屯收”是收条，即发往乌市150套，发往奎屯260套。但许金识提供的运输清单，只往乌鲁木齐发过1车，如何能够装下150套？许金识发往哈密公司204套系分5车运输。显然，许金识提供的“乌市收”和“奎屯收”并非货物收条，而是新疆公司和奎屯公司的需求信息。实际情况是供货前，许金识与新疆公司、奎屯公司工作人员沟通需求数量，因许金识的闽南口音较重沟通不畅，其到石雪瑞厦门家中，石雪瑞与新疆公司、奎屯公司经办人员电话了解实际需求信息，在纸上写下新疆公司、奎屯公司需求数量，许金识将该纸条拿走。石雪瑞一审诉讼代理人因未全面了解客观事实而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是石雪瑞所写，石雪瑞只是确认手写过品名和数量的需求信息清单，但清单上的“收”字并非石雪瑞写的，一审代理人遗漏提出该项异议。另外，这两份证据中写明奎屯和乌市，也印证交易对象是奎屯公司和新疆公司，石雪瑞只是转达公司需求信息。（三）许金识主张购买主体是石雪瑞的另一证据是李瑞支付给许金识20万元的证据，答辩人一审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李瑞是代奎屯公司付款。二、即使认为石雪瑞、李瑞与许金识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应由许金识就货物数量和价格承担举证责任，但许金识许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货物数量和价格，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许金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墓碑石材产品实际数量及单价，其提供的产品价格证据是“哈密项目商品销售价格表”，但该价格表没有哈密公司的确认，也没有答辩人的签字确认，答辩人没有提供类似价格表给许金识，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此，不能作为价格认定依据。该表中包括成本价和销售价格，是陵园企业内部价格表，并非订货价格表。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许金识与三家公司发生业务关系，其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货物交易的意思表示和合意，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许金许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许金识向一审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石雪瑞、李瑞共同向许金识支付购买石材货款171786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
一审查明，石雪瑞曾多次向许金识订购加工成墓碑的石材，由石雪瑞提供销售价格表，许金识安排物流公司将石材发往石雪瑞提供的新疆各地。其中，发往奎屯260套，共计817900元，乌鲁木齐150套，共计417700元，哈密204套，共计682260元，总金额为1917860元。2012年3月14日，李瑞通过银行转账向许金识支付20万元。后许金识以石雪瑞、李瑞未支付所欠的石材货款。
一审判决认为，案件争议点在许金识与石雪瑞、李瑞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许金识所提交的石雪瑞所签的奎屯、乌鲁木齐、哈密的收条，尽管未注明是收条也没有石雪瑞的签字，但庭审中石雪瑞确认该两张单据系石雪瑞本人所签。而且在该两张单据上分别“奎屯收”、“乌市收”字样，可以认定该两张单据系石雪瑞收到许金识所提交的货物后签发的。石雪瑞提供的新疆福寿陵园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中民瑞源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奎屯福寿园有限公司、哈密福寿园有限公司的工资注册情况中所记载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而且仅仅根据上述四个公司的基本注册情况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也并不足以证明石雪瑞主张其系代表奎屯、乌鲁木齐、哈密三家福寿园公司与许金识进行相关买卖关系，许金识所主张的买卖关系与石雪瑞无关。作为许金识，在与石雪瑞进行买卖关系时，并无义务去对石雪瑞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在石雪瑞未告知的情况下，也并无义务去了解石雪瑞是否是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石雪瑞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有告知石雪瑞其是代表公司与许金识进行买卖关系。由此，石雪瑞主张缺乏依据，不予采信。另，2012年3月14日，李瑞向许金识账户转入20万元现金，石雪瑞主张该款项系奎屯福寿园有限公司委托李瑞代为支付给许金识，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由此，不予认定。综上，尽管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即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行为，应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由此，对许金识诉求石雪瑞偿还尚欠的石材货款171786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石雪瑞、李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金识171786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3年1月7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
石雪瑞、李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二审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了石雪瑞、李瑞认为是公司而非个人与许金识发生讼争买卖关系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表示无异议，本院二审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1、石雪瑞系新疆福寿陵园股份有限公司控制股东、法定代表人，并通过乌鲁木齐中民瑞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为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及哈密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股东，同时上述三个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殡葬服务。2、李瑞在转账给许金识20万元之前收到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转账20万元，之后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确认李瑞受其委托支付上述20万元给许金识。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讼争的买卖关系的买方主体应为新疆福寿陵园股份有限公司、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及哈密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而非石雪瑞个人。理由如下：1、石雪瑞的身份为新疆福寿陵园股份有限公司控制股东、法定代表人以及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及哈密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的控制股东，同时上述三个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殡葬服务，应包含石材墓碑的经营；因此，石雪瑞就讼争石材墓碑的买卖行为应理解为上述公司与许金识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2、虽李瑞以个人账户转账20万元给许金识，但如前述石雪瑞系上述三公司的控制股东或法定代表人，且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在李瑞的转账行为发生之前已转账同样金额20万元给李瑞并出具书面材料确认李瑞系受其公司委托转账给许金识，因此李瑞转账20万元的事实并不能说明石雪瑞个人向许金识购买讼争石材墓碑；3、石雪瑞一审提交的《收条》清楚体现了系上述公司而非石雪瑞个人支付了物流公司关于讼争石材墓碑的运费，在案的《照片》证据也表明了许金识到过上述公司现场进行考察；同时，石雪瑞提交的《通知函》、《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长途清单、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客户账单》足以证明在许金识起诉主张讼争货款之前，上述三公司曾就讼争货款发函、电话给许金识，通知其就讼争的石材墓碑货款进行对账；4、许金识自行提交的其中一张《收条》以及《哈密项目商品销售价格表》也直接体现了涉案交易对象系公司而非石雪瑞个人。综上，讼争买卖关系的买方主体应认定为新疆福寿陵园股份有限公司、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哈密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而非石雪瑞个人，因此，石雪瑞非讼争买卖关系相对方，本案存在被告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许金识起诉。一审判决在认定主体方面不当，应予撤销。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3）思民初字第130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许金识的起诉。
本院再审查明，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许金石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查明的“许金识安排物流公司将石材发往石雪瑞提供的新疆各地”之事实与事实不符，系石雪瑞自己找物流公司将货物运走的；2、二审另查明“李瑞转账给许金识20万元”是否是奎屯公司委托李瑞转账的行为，其不知情、不予认可。石雪瑞、李瑞则提出：1、许金识一、二审均陈述其安排物流公司发货到新疆，运输清单是由许金识提供，如果是由石雪瑞安排物流公司发货，运输清单不会在许金识处；2、对一审认定发往三家公司的石材墓碑数量有异议。3、许金识提供的乌市收、奎屯收，只是货品需求信息，“收”字不是石雪瑞本人所写。双方对其余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另查明，1、许金识未提供证据证明是石雪瑞自己找物流公司将石材发往新疆各地。而石雪瑞提供的有关承运方送货时提交的《南安水头东林货运货物运输协议书》，其中发货调用车方签名均未体现石雪瑞、李瑞签名。许金识与南安市水头镇正泽石材经营部（蔡再添）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约定“运输车辆由甲方（即许金识）承担；许金识提交的其一审诉讼代理律师向蔡再添调查的《询问笔录》中，蔡再添称“我做好部分可以出货时，提前通知许金识付款，款到后我帮忙联系车来厂运输，装车由我们负责，并现场出具一份装车单，一般是复印一份给司机随车，再给许金识一份……”。2、双方对发货至哈密204套的数量无异议，对发货至奎屯260套及乌鲁木齐150套的石材墓碑数量有异议。再审中，双方核对有异议的石材墓碑数量，后许金识提交了其补充发货至奎屯及乌鲁木齐的石材零担货物清单三份、承运人驾驶证，运费收款收据等证据，主张除一审提交的货物清单外，其还将零担石材补充发货至奎屯一次、乌鲁木齐两次，奎屯260套及乌鲁木齐150套石材墓碑已交付了。
本院再审认为，二审裁定驳回起诉是正确的。本案讼争石材墓碑买卖关系的买方主体应为新疆福寿陵园股份有限公司、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及哈密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而非石雪瑞及李瑞个人。理由如下：1、石雪瑞系新疆福寿陵园股份有限公司控制股东、法定代表人以及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及哈密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的控制股东，上述三个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殡葬服务，在新疆乌市哈密分别设有墓园并出售石材墓碑的经营业务。石雪瑞、李瑞夫妻与许金识系同住一社区的邻居，相互认识，许金识知道或应当知道石雪瑞同上述三个公司有一定的关联及公司经营需求不同品种的石材墓碑，故许金识系依据三个公司墓园的需求，向他人订购石材墓碑通过石雪瑞介绍将石材墓碑销售给上述三个公司，石材墓碑系特殊商品，且销售不同品种合计数量614套石材墓碑，需求者应系经营墓园的公司，而并非个人的需求，许金识主张其将石材墓碑卖给石雪瑞、李瑞夫妻，其二人再将石材墓碑卖给三家公司，分别赚取差价，不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且许金识提交的《哈密项目商品销售价格表》其中载明“成本价”和“销售价格”，许金识据此以“成本价”（如成本价锦绣家园6000元、三叶花1700元等）主张其出售石材墓碑的单价，而“销售价格”系指公司的销售价格（如销售价格锦绣家园28800元、三叶花9800元等），因此，可认定许金识知道公司拟销售的价格，其系与公司进行石材墓碑的买卖交易。2、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合同，从石材墓碑买卖交货的履行情况分析，许金识与蔡再添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约定运输车辆由许金识承担；蔡再添亦称系“提前通知许金识付款，款到后我帮忙联系车运输，装车由我们负责等”；再审中，因石雪瑞的诉讼代理人提出仅凭许金识一审提供的《发货清单》记载的数量，不足以证明许金识履行交付全部货物的义务，故许金识提交了补充证据（即发货清单、驾驶证、运输收款收据、），主张证明其于2012年3月25日和28日又将零担石材（即之前发货不足的石材，未整车发货的石材）补充发货至新疆奎屯及乌市。依据上述事实应认定许金识销售的石材墓碑其中部分由蔡再添联系车辆、装车分别运往上述个三公司，货到后由公司支付运输款项，零担石材也并非由石雪瑞、李瑞自行提货发货，故许金识再审主张石雪瑞自行委托货运公司将货发至新疆、哈密的依据不足，许金识亦缺乏证据证明石材墓碑交付给石雪瑞、李瑞，故应认定石雪瑞、李瑞未实际收取石材墓碑，而系由上述三个公司收取有关的石材墓碑。3、许金识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李瑞有达成买卖石材墓碑的合意及将石材墓碑交付给李瑞，李瑞虽以个人账户转账20万元给许金识，但奎屯福寿园文化有限公司在李瑞的转账行为发生之前已转账同样金额20万元给李瑞，并出具了书面材料确认李瑞系受其公司委托转账给许金识，因此，仅凭李瑞转账20万元给许金识之事实，而没有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并不足以证明石雪瑞、李瑞夫妻与许金识形成买卖石材墓碑的法律关系。4、石雪瑞一审提交的《收条》（即运货司机收取运费的收条）清楚体现了运货司机系向公司收取运费，而非石雪瑞、李瑞支付讼争石材墓碑的运费，在案的《照片》等证据也表明了许金识到过上述公司现场进行考察；石雪瑞提交的《通知函》、《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长途清单、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客户账单》足以证明在许金识起诉主张讼争货款之前，上述三公司曾就讼争货款发函、电话给许金识，通知其就讼争的石材墓碑货款进行对账。5、许金识提交的证据其中《收条》（奎屯收）以及《哈密项目商品销售价格表》也直接体现了涉案交易对象系公司而非石雪瑞、李瑞个人。
综上，石雪瑞、李瑞非讼争石材墓碑的买方，许金识起诉被告石雪瑞、李瑞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许金识的起诉是正确的，予以维持。许金识再审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本院（2014）厦民终字第70号民事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赖民勇
审 判 员 黄翠青
代理审判员 郑阿寒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孟 娟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