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59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文斌，男，汉族，1973年11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郑学明，重庆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伦均，男，1973年9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亚，女，1983年12月9日出生。
上诉人何文斌与被上诉人王伟亚、高伦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1606号民事判决，何文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何文斌系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的经营者。2013年3月23日至2013年5月24日期间，高伦均陆续从何文斌处领取了价值人民币31581元的服装。嗣后，何文斌与高伦均、王伟亚就上述货款的支付问题产生争议，何文斌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审理中，何文斌为证明本案争议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2013年3月23日至2013年5月24日发货清单一张。该发货清单抬头部分写有“王�亚”，以下按时间顺序记录了发生在2013年3月23日至2013年5月24日期间的14次发货交易及3次退货交易的数量和金额。其中，14次发货交易记录对应收货人的签名为“高健”，3次退货交易用红色笔记书写，清单底部列明“合计31581-退回2247=29334，-已付10000=19334”的字样。
同时，何文斌对于该份发货清单陈述如下：王伟亚曾到何文斌处看货，但当时并未购买，之后王伟亚通过电话联系何文斌确定其需要购买的货物数量及价格并告知何文斌由高伦均代为提货和签收，何文斌与王伟亚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发货清单是何文斌在各次发货给高伦均后自行记录的，由高伦均签名“高健”确认收货，但均没有王伟亚本人签收的情况，高伦均在何文斌处提货时称其是代王伟亚收货的，但何文斌当时并不了解高伦均与王伟亚的实际关系；发货清单抬头处“王伟亚”的名字不是王伟亚本人写的，是何文斌为了记录交易而自行书写的；2013年3月23日至2013年5月24日期间，高伦均共计从何文斌处拿货价值31581元，其中发生退货价值2247元，交易过程中王伟亚通过电汇方式支付了10000元的货款，现尚欠的货款数额为19334元。除了该份发货清单所列明的交易之外，何文斌未再和高伦均、王伟亚发生交易往来。
另外，何文斌在审理明确陈述：本案所涉交易货物的买方是王伟亚，高伦均并不是购买人，高伦均只是负责将王伟亚通过电话所购买的货物打包运输。由于王伟亚否认其作为买方向何文斌购买货物的事实，为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故何文斌将高伦均与王伟亚一并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并要求高伦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高伦均对以上何文斌提交的发货清单质证后认为，对该份发货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发货清单中所有收货人“高健”的签名均系高伦均所签，“高健”是惯常交易中对高伦均的另一个称呼。高伦均确实从何文斌处签收了发货清单中的货物，但所有货物高伦均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退货也是由高伦均交还给何文斌的，但高伦均不是实际购货人，也没有向何文斌支付过货款。高伦均对于发货清单上载明的单价和总价均不清楚，高伦均只是负责替王伟亚提货物和发货物。除了该份发货清单上所列明的交易货物之外，高伦均没有再从何文斌处拿货发送给王伟亚了。
同时，高伦均为证明其不是本案所涉交易的实际购买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3年3月23日至2013年5月24日期间的航空货运单副本3（结算联）11张。拟证明：高伦均从何文斌处拿货后将货物打包以航空货运的方式发给王伟亚的事实，以上是高伦均发货后留存的单据，目前没有王伟亚签收的单据提交。2、2013年3月16日，落款签名为“王伟亚”的留言说明一份，内容为“孙姐，我赶时间去机场了，你的电话打不通，今后朝天门市场的看货，打包，托运，一切拜托你和高健了”。该份留言系王伟亚写给“孙姐”的，“孙姐”与王伟亚都是到重庆市朝天门交易市场购货的买受人，目前无法落实“孙姐”的具体姓名和下落。该证据拟证明：王伟亚系本案涉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高伦均只是负责打包运输。
何文斌对以上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中航空货运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的内容与事实基本相符，但王伟亚或高伦均并未向何文斌出示过该份留言说明，王伟亚应到庭作出解释。
王伟亚对以上高伦均提交的证据2发表书面质证意见：高伦均提交的留言便签上“王伟亚”的签名不是王伟亚本人书写的，该份证据与王伟亚及本案均无关。
何文斌诉称，何文斌系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的经营者。2013年3月23日至2013年5月24日期间，王伟亚及高伦均陆续在何文斌处批发购买了价值人民币31581元的服装，尚欠货款19334元未付。何文斌向王伟亚及高伦均催收货款时，王伟亚拒绝支付尚欠的货款，高伦均称货物实际购买人是王伟亚，高伦均只是受王伟亚的委托将上述所购货物打包发货的承运人，也拒绝向何文斌支付尚欠的货款。故何文斌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1、王伟亚支付尚欠何文斌的货款19334元，并支付何文斌以19334元为基数，从2013年5月24日起至前述货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高伦均对前述王伟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王伟亚一审辩称：王伟亚从未向何文斌购买服装，也从未委托他人从何文斌处购买服装。何文斌所持有的发货清单中所有收货人签名均为“高健”，有“王伟亚”的签名也并非王伟亚本人所签，应系他人冒名书�，该发货清单不足以证明王伟亚与何文斌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何文斌对王伟亚的诉讼请求。
高伦均一审辩称：何文斌所持有的发货清单中所有收货人“高健”的签名均系高伦均所签，“高健”是惯常交易中对高伦均的另一个称呼。高伦均确实从何文斌处签收了发货清单中的服装，但所有服装高伦均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高伦均不是本案涉诉服装的实际购买人，实际购买人是王伟亚，高伦均只是接受王伟亚的委托负责将货物打包运输。故高伦均没有义务向何文斌支付货款及利息，应当由王伟亚向何文斌支付尚欠的货款及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何文斌与高伦均、王伟亚之间是否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现评析如下：
首先，何文斌在审理中明确陈述，本案所涉交易货物的买方是王伟亚，高伦均并不是购买人，高伦均只是负责将王伟亚通过电话所购买的货物打包运输。由于王伟亚否认其作为买方向何文斌购买货物的事实，为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故何文斌将高伦均与王伟亚一并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高伦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陈述系何文斌对本案所涉交易事实的自认，即何文斌已经明确认定了本案所涉交易货物的买受人系王伟亚而非高伦均，高伦均只是负责将王伟亚购买的货物打包运输，换言之，何文斌已经明确确认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仅为何文斌与王伟亚，而高伦均并无购买货物的意思表示，故何文斌与高伦均之间并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现何文斌依据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要求高伦均对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其次，何文斌在审理中陈述其与王伟亚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买卖交易系通过电话联系完成，为证�何文斌与王伟亚之间存在交易关系，何文斌仅提交了发货清单一张。对此，该院认为，由于何文斌与王伟亚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于双方是否存在交易关系则需审查何文斌是否将货物交付给了王伟亚。一方面，从何文斌提交的发货清单来看，清单中所有交易明细均系何文斌自行书写记录，各笔交易货物的签收人均为高伦均，清单中未见任何王伟亚签收货物的记录，并不足以证明货物已经实际交付给了王伟亚。另一方面，虽然何文斌认定高伦均系替王伟亚收货并运输，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高伦均虽陈述其从何文斌处签收货物后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但其提交的航空货运单据中并未见王伟亚的签收依据，不足以证明高伦均从何文斌处签收货物后全部打包托运给了王伟亚的事实；至于高伦均提交的落款为“王伟亚”给“孙姐”的留言说明，从该留言说明来源来看，高伦均无法说明“孙姐”的身份和下落，致使该院无法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核实，而从该份留言说明的内容来看，其亦未指明王伟亚从何文斌处购货而由高伦均代为签收运输的意思表示，故该份留言说明亦不足以证明高伦均系替王伟亚从何文斌处收货并打包运输的事实。综上，何文斌及高伦均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何文斌已经将涉诉货物交付给了王伟亚的事实，该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何文斌与王伟亚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理应由何文斌承担。因此，何文斌要求王伟亚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何文斌要求王伟亚及高伦均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及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该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文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元，由何文斌负担。
何文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王伟亚、高伦均向何文斌支付货款19334元，并判令王伟亚、高伦均支付以19334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伟亚、高伦均承担。其上诉的主要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高伦均在一审中已经认可账簿上的签字系其亲笔签名，另外其认可系代王伟亚签收，那么其应当作为王伟亚的代理人，或者服装购买人，不应当是第三种身份，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2、何文斌在一审中已经举示了充分证据，并可以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其与王伟亚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故应当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高伦均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伟亚二审未到庭进行答辩。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何文斌虽然将高伦均列为被告起诉，但其一审诉讼中阐明其诉求时认为其买卖的交易对象（买方）是王伟亚，高伦均仅是受王伟亚委托打包发货，因此应认定何文斌主张的出卖人为其本人，买受人为王伟亚。
基于何文斌主张的买卖关系，何文斌应当证明其将货物交付了买受人王伟亚或其委托、指定的代收人。何文斌表示其未将货物交付王伟亚本人，应证明已将货物交付了王伟亚委托或指定的代收人。何文斌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高伦均是王伟亚委托或指定的收货人，也不足以有理由相信高伦均代表王伟亚收货，因此尚不足以认定何文斌向王伟亚提供了争议货物，故何文斌要求王伟亚向其支付货款证据不足，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何文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316元，由上诉人何文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秀良
审判员 夏东鹏
审判员 章若微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