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2民终39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杨顺田，男，1970年9月17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贵明，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某2，男，1973年3月26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系受害人之丈夫。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彩丽，女，1997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系受害人之长女。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冬华，女，1999年11月7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系受害人之次女。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袁某1，男，2001年1月1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系受害人之长子。
被上诉人袁冬华、袁某1的法定代理人：袁某2，男，1973年3月26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系被上诉人袁冬华、袁某1的父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骆尚滔，男，1948年4月14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系受害人父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采荣，女，1953年8月10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容县，系受害人母亲。
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天甫，广西辉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蔡吉团，男，1975年1月21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一审被告：侯天福，男，1985年12月3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西环路83号。
负责人：覃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溢辉，女，1994年6月14日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宜州市，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杨顺田与被上诉人袁某2、袁彩丽、袁冬华、袁某1、骆尚涛、杨采荣等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由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1227民初68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顺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贵明、被上诉人袁某2、袁彩丽、袁冬华、袁某1、骆尚涛、杨采荣七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天甫、一审被告侯天福、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中心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溢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顺田上诉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7民初689号民事判决，改判决上诉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上诉费。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人民法院判决审判程序不合法。一审时，上诉人已依法提交了侯东求在事故现场录制的处理事故的民警与被上诉人袁某2的对话的视听资料。该视听资料对话中，处置交警询问道：“第二部摩托车跟你爱人有接触没有？”被上诉人袁某2回答：“就是没有碰着。”即被上诉人袁某2明确承认上诉人的车辆根本没有碰到死者骆金娥。被上诉人袁某2说此话时，是无意识说，是在没有权衡得失的情况下说的，应是事实。事实上，上诉人的车辆滑行到现场时，被上诉人袁某2正在扶着骆金娥进行人工呼吸，是现场的第一见证人，且与上诉人的车辆最近。该视听资料的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得到采信。庭审中，上诉人两次要求当庭举证并质证，但均被审判人员当庭拒绝。因此，审判程序不合法，并造成认定事实错误。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以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巴公交认字〔2016]第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作为定案依据，但该认定书所认定的不是事实。1、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的车辆碰到骆金娥的依据是河池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河公（刑）鉴(DNA)字[2016]061号《生物物证鉴定书》鉴定上诉人车辆上有两滴血是骆金娥所留。但这两滴血是如何留下的，并未解决。当时被上诉人袁某2正在扶着骆金娥进行人工呼吸，并将从骆金娥嘴中吸出的血吐出，完全有可能吐到上诉人的车辆上。因此，该两滴血是碰撞到形成的还是袁某2对骆金娥进行人工呼吸吐出的血形成的，目前不能确定。其实，此事不难判断，只要办案交警认真细致工作即可确定，即该两滴血是滴状还是擦碰所留就行。但交警部门并未明确说明，只是概括性地说上诉人的车辆碰到骆金娥。从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且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得到一审认定的现场照片来看，上诉人的车辆根本没有碰到骆金娥。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四的规定，除应拍摄现场照片、绘制现场图、提取物证外，处理交警还须提取痕迹等。本案中没有提取到上诉人与骆金娥碰撞的痕迹。因此，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碰撞到骆金娥的证据。2、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根本混淆了本案是二次事故，即造成被上诉人袁某2一家三口翻车的主要原因是袁某2的行为，一审被告蔡吉团的行为是次要原因。上诉人的行为是在被上诉人袁某2一家三口已翻车之后才到达，是二次事故。因果关系的时间顺序性，即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决定了上诉人的行为绝对不是被上诉人袁某2一家三口翻车的原因。这是一个正常的人都能知道的基本知识。3、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明确确认骆金娥的死亡是由于被上诉人“袁某2驾驶二轮摩托车搭载2人在湿滑道路上行驶，行经上述下陡坡、弯道视线不良的危险路段时，未做到减速慢行，盲目行驶，在遇有险情时采取措施不当，导致所驾驶二轮摩托车失控翻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乘车人骆金娥翻车后头部触地损伤致死，加重本事故的损害后果。”即骆金娥的死亡原因有二，一是被上诉人袁某2翻车致骆金娥头触地；二是骆金娥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加重本事故的损害后果。说明上诉人的车辆未滑行到现场之前，骆金娥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该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等权益。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是有行为；二是主观有过错；三是有损害的后果；四是有因果关系，即损害后果是损害行为造成的，四者缺一不可。本案中，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上诉人的车辆滑行到之前，骆金娥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至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即公民的生命权也是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既然骆金娥人已死，上诉人根本就不可能侵害到骆金娥的生命权。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综上所述，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7民初689号民事判决。
被上诉人答辩请求维持原判。主要理由是：该案交警部门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的车辆滑倒过程中碰撞了死者，我方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依据，一审也提交司法部门对认定书作出鉴定。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录像来源不合法，录音录像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不能认定。上诉人的辩解不成立，上诉人没有合法证据证实。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碰撞之前死者已经死亡，两案同一起交通事故的共同侵权人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的车辆未缴纳交强险，法律规定其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中心支公司辨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侯天福辨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蔡吉团未作答辩。
一审原告袁某2、袁彩丽、袁冬华、袁某1、骆金滔、杨采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保险公司和桂Ｍ×××××号二轮普通摩托车车主分别在交强险限额内各自赔偿给原告11万元，共计22万元，不足部分由其他被告按责任比例赔偿；二、依法判令被告侯天福在本案中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90522.98元、被告蔡吉团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90522.98元、被告杨顺田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90522.98元。
一审院经审理认定法律事实如下：2016年2月24日上午，袁某2驾驶桂Ｍ×××××号二轮普通摩托车（搭载骆金娥及袁冬华）由巴马瑶族自治县燕洞乡同合村往龙田村方向行驶，当日9时30分行至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镇巴定至同合线18KM+950M处下陡坡、右转弯路段时，发现前方对向行驶由蔡吉团驾驶的桂Ｌ×××××号轻型普通货车正在超越其前方同向行驶的正三轮摩托车时，为避免与对向正在超车的桂Ｌ×××××号轻型普通货车发生碰撞，袁某2采取紧急制动减速避险措施过程中因路面湿滑车辆发生侧滑造成翻车，导致袁某2、骆金娥、袁冬华分别翻滚在道路上。事发后，在袁某2后面行驶的由杨顺田驾驶的桂Ｍ×××××号二轮普通摩托车发现前方行驶的摩托车翻车时，也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亦因路面湿滑，车辆失控造成翻车，该车在翻车往前滑行过程中碰到躺在道路上的前车乘车人骆金娥。事故造成骆金娥当场死亡，杨顺田及袁冬华受伤和三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6年4月5日，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法认定原告袁某2驾驶二轮摩托车搭载2人在湿滑道路上行驶，下陡坡、弯道视线不良的危险路段时，未做到减速慢行，盲目行驶，在遇有险情时采取措施不当，导致所驾驶车辆失控翻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乘车人骆金娥翻车后头部触地损伤致死，加重本事故的损害后果，原告袁某2的交通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依法由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蔡吉团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酒精作用下，意识模糊，神志不清，通过狭窄、陡坡、弯道危险路段时，盲目超车，在超车过程中行驶在对向来车车道上，阻碍对向来车的正常通行，其交通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原因，依法由其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杨顺田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逾期年检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缺乏必要的安全驾驶技术及行车保障，行经弯道视线不良、道路路面湿滑的危险路段时，没有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在发现前方车辆出现险情时，采取措施不及，导致所驾驶的车辆翻车，翻车后碰到躺在道路上的前车乘车人，其交通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原因，依法由其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骆金娥、袁冬华在本事故中无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无过错，不承担责任。2016年5月11日，河池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河公交复字（2016）第25号]决定维持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巴公交认字[2016]第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因受害人死亡带给原告的损失未得到赔偿，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受害人骆金娥生前与原告袁某2生育原告袁冬华、袁彩丽、袁某1；受害人的父亲骆尚滔、母亲杨采荣生育两女即受害人骆金娥和骆凤祝。被告蔡吉团驾驶其所有的桂Ｌ×××××号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间，被告蔡吉团于事发后向受害人家属支付了23000元;被告杨顺田驾驶的桂Ｍ×××××号二轮普通摩托车没有投保有保险。再查明，原告放弃要求袁某2承担赔偿责任，本交通事故另一伤者袁冬华同意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优先赔偿给本案受害人骆金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侯天福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2、原告主张本案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骆金娥的经常居住地在城镇，其各项损失应按城镇赔偿标准计算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各被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侯天福主张桂Ｍ×××××号车已在2014年4月转让给被告杨顺田，因没有到车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车辆还登记在被告侯天福名下。本案是在桂Ｍ×××××号车转卖给被告杨顺田后发生交通事故而产生纠纷，理应由被告杨顺田自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侯天福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被告杨顺田认可其驾驶的桂Ｍ×××××号车已在2014年4月份从被告侯天福处购买，但未办理车辆转户手续；至于本案事故发生后，其在交警部门的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车主是侯天福是因为其与被告侯天福购买车辆后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所以才陈述车主是侯天福。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杨顺田对被告侯天福的主张予以认可，其认可的事实未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对被告侯天福的主张，该院予以采纳，予以确认桂Ｍ×××××号车的实际车主为被告杨顺田。被告侯天福不是本案的侵权人，不存在过错行为，原告的损害结果与其没有关系，原告请求被告侯天福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侯天福的诉讼请求。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属于城镇居民或是农村居民是计算其各项损失标准的依据，该院在证据认证部分已认定受害人骆金娥的经常居住地并非是在城镇，因此，原告的各项损失应当按照受害人骆金娥户籍所在地即农村居民的标准予以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及参照桂公通（2016）23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结合本案事实，该院核定原告的各项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189340元（9467元/年×20年）；2、丧葬费27492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袁冬华的抚养年限2年，其抚养费为7582元（7582元/年×2年÷2人），每年的抚养费为3791元；原告袁某1的抚养年限3年，其抚养费为11373元（7582元/年×3年÷2人），每年的抚养费为3791元；原告杨采荣的抚养年为17年，其抚养费为64447元（7582元/年×17年÷2人），每年的抚养费为379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本案被抚养人有3人，3个被扶养人共同前2年的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了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7582元，故该院依法核定本案的被扶养人的前2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15164元（7582元/年×2年），被扶养人袁某1后1年的抚养费为3791元（7582元/年×1年÷2人），被扶养人杨采荣后15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56865元（7582元/年×15年÷2人）；以上3个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75820元（15164元+3791元+56865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骆金娥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其丈夫因此失去妻子，父母因此失去了女儿，其子女因此失去了母亲，给原本完整的家庭带来了重创，原告因此遭受的严重精神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对于该项损失数额如何确定，该院结合本案交通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巴马瑶族自治县当地的经济水平等因素，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综上，该院支持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312652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被告蔡吉团驾驶的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被告杨顺田（投保义务人）驾驶其所有的车辆没有投保有交强险。本案原告的损失已超出了两车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责任限额之和，原告请求被告保险公司和被告杨顺田（投保义务人）分别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责任限额内各赔偿110000元给原告，共计22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的损失92652元（312652元-22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因此，原告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92652元，应按照事故当事人的各自责任比例承担赔偿。本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袁某2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被告蔡吉团承担次要责任，被告杨顺田承担次要，骆金娥及原告袁冬华不承担责任，该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责任划分适当，该院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确认本案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结合各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由袁某2承担60%的赔偿责任，被告蔡吉团承担25%的赔偿责任，被告杨顺田承担15%的赔偿责任。故被告蔡吉团应承担23163元（92652元×25%），因其已支付给原告的23000元应予抵扣，还应赔偿给原告163元；被告杨顺田赔偿给原告13897.8元（92652元×15%）；原告放弃要求袁某2承担赔偿责任，系原告处分权利的真实意思表示，未损害他人的利益，该院予以照准，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上述全部赔偿款的给付方式：被告蔡吉团赔偿163元给原告，被告杨顺田赔偿123897.8元（110000元+13897.8元）给原告，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10000元给原告。据此判决：一、由被告蔡吉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给受害人骆金娥的亲属原告袁某2、袁彩丽、袁冬华、袁某1、骆金滔、杨采荣共计163元；二、由被告杨顺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给受害人骆金娥的亲属原告袁某2、袁彩丽、袁冬华、袁某1、骆金滔、杨采荣共计123897.8元；三、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给受害人骆金娥的亲属原告袁某2、袁彩丽、袁冬华、袁某1、骆金滔、杨采荣共计110000元；四、驳回原告袁某2、袁彩丽、袁冬华、袁某1、骆金滔、杨采荣对被告侯天福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袁某2、袁彩丽、袁冬华、袁某1、骆金滔、杨采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90元，由原告袁某2、袁彩丽、袁冬华、袁某1、骆金滔、杨采荣负担3906.5元（已预交4050元），由被告蔡吉团负担3元，由被告杨顺田负担2214.5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市中心支公司负担1966元。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侯东求在事故现场录制的视听资料一份。被上诉方和一审被告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车辆是否碰撞到死者骆金娥。上诉人是否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先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已依法提交了侯东求在事故现场录制的处理事故的民警与被上诉人袁某2的对话的视听资料。该视听资料对话中，处置交警询道：“第二部摩托车跟你爱人有接触没有？”被上诉人袁某2回答：“就是没有碰着。”即被上诉人袁某2明确承认上诉人的车辆根本没有碰到死者骆金娥。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巴公交认字[2016]第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不是事实。1、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的车辆碰到骆金娥的依据是河池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河公（刑）鉴(DNA)字[2016]061号《生物物证鉴定书》鉴定上诉人车辆上有两滴血是骆金娥所留。但这两滴血是如何留下的，并未解决。2、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根本混淆了本案是单方事故，即造成被上诉人袁某2一家三口翻车的主要原因是袁某2的行为，一审被告蔡吉团的行为是次要原因。上诉人的行为是在被上诉人袁某2一家三口已翻车之后才到达。3、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明确确认骆金娥的死亡原因有二，一是被上诉人袁某2翻车致骆金娥头触地；二是骆金娥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加重本事故的损害后果。说明上诉人的车辆未滑行到现场之前，骆金娥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至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即公民的生命权也是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既然骆金娥人已死，上诉人根本就不可能侵害到骆金娥的生命权。
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录像来源不合法，录音录像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不能认定。
本院认为，侯东求在事故现场录制的视听资料，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提出并且一审对其证据效力已经进行审查和评判，上诉人主张一审法官拒绝其举证程序违法理由不成立。该视听资料为上诉人亲戚侯东求私下制作，在巴马县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处理和上级交警部门的复核中均未向交警部门提交，其是否经过剪辑等真实性不能确定。同时视频中袁某2是表示上诉人的车辆没有碰到死者乘座的车辆或是没有碰到倒地后的死者含义不明确，上诉人主张视频中袁某2明确承认上诉人的车辆根本没有碰到死者骆金娥，也与袁某2在交警部门正式制作的内容不相符，故上诉人以此主张其没有碰到死者骆金娥依据不充分。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根据相关鉴定中从上诉人车轮检测出死者血迹而作出上诉人碰对死者的结论，虽然死者血迹是如何形成等没有相应的说明，不达到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但从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明标准看，由于上诉人没有明确相反证据否定，故一审采信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当。在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并没有明确认定骆金娥的死亡原因只有二个，一是被上诉人袁某2翻车致骆金娥头触地，二是骆金娥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加重本事故的损害后果。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并没有排除上诉人车辆与死者碰撞存在因果关系，也没有确定上诉人车辆与死者碰撞前死者已经死亡。因此上诉人主张其对骆金娥死亡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理由不成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和第十九条的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于上诉人驾驶的桂Ｍ×××××号车没有投保交强险，故一审判决其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骆金娥死亡损失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78元，由上诉人杨顺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涛
代理审判员 覃 阳
代理审判员 石李春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刘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