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嘉秀商初字第172号
原告：上海卓霖电子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金海路****弄*幢***室。
法定代表人：蔡卓然，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章建伟、ＸＸ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嘉兴银亿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经济开发区茧丝绸交易市场新大楼****室。
法定代表人：张小英，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袁建勋，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卓林新光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兴园路1号（浙江百通新材料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郑林荣，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袁建勋，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卓霖电子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卓霖公司）与被告嘉兴银亿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嘉兴银亿公司）、浙江卓林新光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卓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由审判员李江平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梅永根、人民陪审员郑水苗参加评议。2015年11月20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蔡卓然及委托代理人章建伟、两被告委托代理人袁建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卓霖公司起诉称：原被告于2009年9月9日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委托嘉兴银亿公司向新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强公司）进口LED照明产品组件及设备，所需资金由银行公司先行垫付。合同签订后，嘉兴银亿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郑柏林在履行代理进口协议中与新强公司协商LED项目合作事项，后要求原告将全部进口组件（路灯5000套，室内灯10000套）及两套生产线设备全部交给嘉兴银亿公司使用。经新强公司协商，原告无奈同意嘉兴银亿公司的要求。在货物分批到港后，嘉兴银亿公司要求以原告名义报关，关税及海关增值税等清关费用以原告名义缴纳，但资金由嘉兴银亿公司负责提供。原告通知报关所需税费后，嘉兴银亿公司将资金汇给原告由原告向上海海关缴纳。该过程中，嘉兴银亿公司共汇款7213399.23元（其中500万元当日汇回嘉兴银亿公司指定由郑柏林实际设立并控制的浙江卓林公司账户，原告向嘉兴银亿公司出具500万元的借条）；浙江卓林公司分两次汇给原告合计2009925.76元。原告向上海海关缴纳全部货物关税、增值税6426604.80元，并支付清关费用275208元，两项合计6701812.80元。按海关要求，关税及增值税税票均开具“嘉兴银亿公司上海卓霖公司”双抬头。原告从海关提货后，将全部货物包括室内灯及室外灯生产检测设备各2套，室内灯组件10000套，室外灯组件2000套分批运抵嘉兴银亿公司指定的浙江百通新材料公司厂区内（实际即为浙江卓林公司厂区），于2010年8月31日交付完毕，货物由嘉兴银亿公司与浙江卓林公司共同收取。两被告为解决货物入账及增值税抵扣，指示原告将全部增值税发票（发票250份，计27800664.50元，包括货物关税完税价，及关税、增值税）开具给浙江卓林公司。但两被告却以给原告的汇款凭证、伪造的借款协议及借条为依据，起诉要求原告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以（2010）嘉秀商初字第399号、400号两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败诉，归还被告借款8536083.37元及巨额利息，对原告提出的6701812.80元款项从所谓借款中抵销的抗辩主张法院未采纳，指示原告可另行起诉，导致原告权益严重受损。原告认为，原告将全部进口货物移交两被告，并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双方构成买卖关系，原告应当支付相应的2780万余元货款，因原告未支付该批货物的进口成本，两被告实际需付货款为2780万余元发票金额与进口成本的差额及清关费用，即原告实际支付的6701812.80元，该款应与两被告汇给原告的款项等额抵销。为此，请求判决：1.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货款6701812.80元，并确认该货款从两被告起诉原告的（2010）嘉秀商初字第399号、第400号案件诉请标的金额中抵销；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在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称由于两被告恶意提起（2010）嘉秀商初字第399号、第400号案件，致使原告遭受损失，请求两被告赔偿损失300万元。
被告嘉兴银亿答辩称：1.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也与本案也无关，被告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2.嘉兴银亿公司与原告签订代理进口协议是事实，嘉兴银亿公司是代理人，代理行为后果应由委托人承受。在进口过程中嘉兴银亿公司为原告垫付了税款和股本金500万元，原告也出具了借条，该借款应由原告归还。3.原告称其与嘉兴银亿公司由委托进口转变为货物买卖关系不是事实，虽然嘉兴银亿公司在前案庭审中认可收到500万-600万元的货物，但也举证证明在代理过程中垫付980多万元货款，货款和货物足以抵销。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答辩称：1.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与本案无关，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2.浙江卓林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代理关系，单纯是浙江卓林公司为原告纳税所需缴纳200万元。3.浙江卓林公司未收到原告提供的货物，与原告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原告主张浙江卓林公司归还税款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在审理中，原被告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原告上海卓霖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2009年9月9日原告与被告嘉兴银亿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原告委托嘉兴银亿公司代理进口LED照明灯具；嘉兴银亿公司受委托同意以自己名义代理对外签约、对外开证和议付、进口报关、代理对外索赔和理赔；通关后，原告自提或由嘉兴银亿公司委托货运公司发货至原告指定仓库，费用按实际发生费用结算；原告应按合同规定期限付清货款、代理手续费并及时付清进口合同履行中应由原告承担的税费，等。合同加盖双方公章，并由钱云、郑柏林分别在“法定代理人或代理人”栏签名。原告用以证明其与嘉兴银亿公司签订委托进口协议，原告委托嘉兴银亿公司进口台湾LED产品的事实。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证据与其无关，也不清楚。
2.2010年1月20日、2月8日嘉兴银亿公司与新强公司签订的《售货合同》四份（复印件），载明嘉兴银亿公司向新强公司进口货物，合同标的金额分别为382670美元、30740美元、639448.50美元、434320美元。原告用以证明嘉兴银亿公司向新强公司进口LED产品的事实，进口产品名义上均由原告委托进口。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质证后称：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嘉兴银亿公司基于代理进口协议而签约，行为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嘉兴银亿公司签约是因为其有进出口代理权，而原告无进出口代理权。
被告浙江卓林质证后称：证据与其无关，对该证据不清楚。
3.2009年11月25日至2010年7月6日上海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九份，及相应的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九份，以上缴款书记载的缴款单位均为嘉兴银亿公司及上海卓霖公司，关税金额2387341.18元，增值税金额4039265.46元，合计6426606.64元。原告用以证明其支付了进口LED产品所需关税及增值税的事实。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对证据不清楚，与其无关。
4.2009年11月25日至2010年7月6日海关进口货物滞报金票据五份，计44703元；2010年6月8日海关滞纳金票据二份，计2673.68元；2010年8月16日上海鸿典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开具给被告的发票十份，记载报关费、超期费、港杂费、运费、滞报金等计款160224元（其中超期费、滞报金计45875元）。以上证据，原告用以证明九批清关费用构成进口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主张的金额与证据显示不一致，请求法庭予以查明。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对证据不清楚，也与其无关。
5.发货日期记载为4月23日至8月31日的上海卓霖公司奉贤工厂设备/物品移交单九份计二十页，以上清单均打印“接收单位/部门：浙江卓林新光源有限公司、嘉兴银亿经贸有限公司”，由“滕豹”于2010年8月28日、8月31日逐页签名，每份清单均由蔡卓然核准，尾部签具“新强公司证明：谢天生”，其中8月31日两份清单上郑柏林签具“具体按实际清点计算”。原告用以证明全部进口货物均已由原告移交两被告。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质证后称：对郑柏林签收的移交单无异议，在前案中也已认可；对其他人员签收的不予认可，因为在前案中已经过鉴定。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证据与卓林公司无关，不清楚。
6.2010年8月31日、10月25日增值税发票移交清单各一份，其中8月31日清单由“滕豹”签名，10月25日清单由李文典签名，原告用以证明2010年5月7日至2010年10月15日原告及其关联公司上海卓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卓林公司开具并交付了总计27800664.50元的增值税发票。原告并说明：以上货物进口后，按原被告协商把货物全部移交两被告，对方要求开具全部的增值税发票，由于当时原告公司成立不久不能开那么多的发票，而原告的关联公司上海卓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开具，经上海奉贤国税局同意，部分发票由上海卓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具；该两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蔡卓然。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质证后称：嘉兴银亿公司未签收过清单，但在前案中已经认可收到发票的事实。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对该证据不清楚，与浙江卓林公司无关。
7.2010年5月8日原告与被告浙江卓林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记载浙江卓林公司向原告订购68W、140WLED路灯各500套，价款5995345元，原告称该产品包含在所有移交货物中，证明双方存在买卖货物关系。原告称：合同已完全履行，2010年5月、2010年8月分别有交货，包含于证据5设备物品移交清单中，实际送货从4月至8月底；清单第1页4月23日交货750套，8月28日、8月31日均有交货。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质证后称：证据与嘉兴银亿公司无关。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是因浙江卓林公司向银行贷款开具承兑汇票之需与原告虚构，实际交易未发生。
8.2009年10月13日原告与被告嘉兴银亿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份（由嘉兴银亿公司代表郑柏林与原告公司代表蔡卓然签字），内容为：双方就购买设备在银行开具180天信用证所生费用达成协议：一、嘉兴银亿公司为上海卓霖公司开证在银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利息由上海卓霖公司承担；二、所购两套设备中如有一套由嘉兴银亿公司留用则双方各承担50%，等。原告认为所购产品都已交付被告，所有费用均应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质证后称：对协议的真实性及以上设备包含于2780万元进口货物中无异议，但没有交付手续，嘉兴银亿公司未收到设备。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与其无关。
9.交易清单一份，记载2010年10月25日原告支付被告嘉兴银亿公司40万元。原告称，2010年10月24日晚至25日凌晨，在新强公司人员参与情况下，蔡卓然和郑柏林进行协商并拟定了所谓的六方和解协议，一揽子解决双方之间的所有纠纷。协议的条件，即要求把所有增值税发票开齐并退还部分货物，原告支付被告40万元，（2010）第399、第400号两案再撤诉等一并解决纠纷，原告按照协议于25日向嘉兴银亿公司支付40万元，但郑柏林未在协议上签字（当时郑柏林说支付款项后再签，但原告付款后郑柏林未签字），原告与台湾新强公司人员签字。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质证后称：对收到40万元无异议，该款是原告为缴纳关税向嘉兴银亿公司借款，嘉兴银亿公司因不知道关税金额而按原告陈述付款，经双方结账发现多付40万元，所以要求归还。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证据与浙江卓林公司无关，也不清楚。
10.（2010）嘉秀商初字第399号、第400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前两案中上海卓霖公司败诉，所以形成了本案。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请法庭注意，（1）两份判决书第10页证据2证明，嘉兴银亿公司在履行代理进口协议中为原告垫付货款9881456.72元；（2）判决书第11页证据1、2（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5中设备交接清单中“滕豹”的签名不真实。
被告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与嘉兴银亿公司质证意见一致。
两被告未向本庭提交证据。
本院向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调取并出示了下列证据：
1.2014年5月5日公安机关对郑柏林的《询问证人笔录》一份。郑柏林称：我实际经营的公司有嘉兴银亿经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妻妹张小英）、浙江百通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妻子张雪英）、浙江卓林新光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哥哥郑林荣）、嘉兴欧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阮德洪）、浙江银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侄子郑平）。2009年原告公司蔡卓然委托嘉兴银亿公司向新强公司进口生产LED材料及设备，由嘉兴银亿公司垫付货款，整批货物金额2000万元左右，我分批次向新强公司汇外汇折合人民币900多万元。其间我与蔡卓然协商成立了浙江卓林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原告公司出资30%，嘉兴银亿公司出资65%，我的同学赵志建出资5%。因从事新能源政府有补贴，但注册资本要3000万元以上，因此改成注册资金3000万元，我把股东嘉兴银亿公司改成郑林荣，占股65%，此事我在口头上与蔡卓然讲过，因为嘉兴银亿公司由我实际经营，她也是同意的。2010年初新强公司陆续发货到上海海关，海关通知嘉兴银亿公司清关，我叫蔡卓然清关，她说没有钱，我就借钱给她，总计汇去清关费用700多万元，另外借款500万元给蔡卓然用于浙江卓林公司注册资本，汇款到上海卓霖公司后再打到浙江卓林公司。货物进关后从上海运了一些零配件用于试验性生产。整批货物清关后，我向蔡卓然讨钱，但她拖着不付。2010年8月，我到法院起诉她，并申请了保全，蔡卓然过来和我协商，提出整批货给我用于抵款项，我就同意了，并说货到嘉兴后再具体商量，当时还叫蔡卓然归还之前多打的用于清关的40万元，她当时也确实还了40万元。接着上海卓霖公司陆续向浙江卓林公司运送货物，陆续蛮多的，我叫厂里负责基建的滕豹接收，委托他收货。原告将2000余万元货物运送了2/3左右到浙江卓林公司，另1/3应该被上海卓霖公司生产卖掉了。我准备生产前进行了核算，新强公司的灯单价起码高出国内市场价七八倍，我要求将货物还给蔡卓然，但她说没有钱。原告将这批货的2700万元增值税发票开给浙江卓林公司，卓林公司收票后进行了认证抵扣。之后，因为蔡卓然向工商部门控告称浙江卓林公司成立不合法，故不能正常经营，于是我和沈雨春合资成立了浙江银雨公司（地址在原浙江卓林公司厂区），后因该灯没有资质，价格贵的离谱，就停产了。2014年1月27日，因我资金出现问题，法院查封了银雨公司的四条生产线及零散设备，原因是我之前以设备抵押向禾城农商银行贷款120万元。现在该批货放置于秀洲区中国节能创业园沈雨春厂区，因为我之前欠沈雨春钱，目前暂时抵押给他，在面上算是卖给他，因为向他开具了增值税发票。银雨公司成立前，嘉兴市倍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永林来看灯，我提出一起合伙做LED灯生意，冯永林同意后，我以浙江卓林公司名义将这2700万的货物卖给倍拓公司，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后来双方谈不拢，就取消了合作。之后成立银雨公司，倍拓公司将这2700万元货的发票开回银雨公司。
2.2014年4月30日公安机关对冯永林的《询问证人笔录》一份。冯永林称：我是嘉兴市倍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我、郑柏林、沈雨春、郁建明四人准备合作生产LED灯，郑柏林没有这么多现金，想以货物方式出资合作，经商量，先将其公司价值2700多万元的LED灯及设备转移到倍拓公司，待该批灯及设备出售后再以其中部分货款作为出资款。因此，浙江卓林公司于2011年4向倍拓公司开具了2700多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拿到发票后，我们四投资人到百通新材料公司厂区二楼的浙江卓林公司查看LED灯及设备，将发票所载货物与现场灯具与设备进行核对，基本一致，部分是成品，大部分为散件。后因郑柏林提出不再合作，最终四方投资没有协商成功。我问郑柏林发票和LED灯如何处理，郑柏林的意思是将货卖给他，所以在2012年5月至8月，郑柏林让倍拓公司开具了2700多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给银雨公司。当时货物没有移转，因为我们投资合作的公司准备用浙江卓林公司场地。郑柏林卖给倍拓公司的货物标签上写着台湾生产，包括室内灯、室外灯及生产流水线，当时流水线已搭建二条，开始生产，其他都用纸板包装好，最外面用塑料薄膜包好，贴有标签，都堆放在二楼仓库，除了生产线还有一些生产好的样品摆放在车间地面，核对时只要核对标签所载货物即可。
原告质证后称：（1）郑柏林说浙江卓林公司成立时约定注册资本1000万元，对他所说3000万元不认可；（2）进口货物时，原告账面上准备了足够的款项，被诉时法院冻结银行存款900多万元，所以郑柏林称要货款不给与事实不符；（3）货物给付过程中原告坚持不付，因8月20日左右被冻结账户，所以原告同意把后面的货物全部给被告，并要求清账，包括六方协议的形成都有完整的记录；（4）形成六方协议后，原告依约在25日上午支付40万元款项，但郑柏林未签字，未按协议履行，实际上郑柏林与台湾方一直有联系，把原告撇开。（5）郑柏林称收到2/3货物与事实不符，原告完全按增值税发票载明的货物移交。冯永林笔录比较客观，特别是讲到2011年4月冯永林与郑柏林进行合作，把货物卖给冯永林，根据浙江卓林公司开具的发票与实地货物进行核对基本一致。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对证据来源无异议，但对事实不清楚；冯永林笔录中讲到2700多万元发票开具给他，说明即使收到增值税发票也不能证明买卖关系成立，也不能证明实际收到货物。
3.由被告浙江卓林公司开具给嘉兴市倍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经本院清点，发票总计252份，金额为27759206.89元）。
原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发票开票行为结合冯永林笔录，印证被告已经收到2700多万元货物的事实。
被告嘉兴银亿公司、浙江卓林公司质证后称：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冯永林笔录说明实际交易没有发生。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上海卓霖公司提交的证据
证据1（代理进口协议书）、证据2（售货合同）、证据3（进口关税缴款书、增值税缴款书）、证据4（滞报金、滞纳金、运输发票等）、证据6（增值税发票移交清单）、证据8（补充协议）、证据9（交易清单），当事人对证据本身未提出异议，以上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确认；证据5（设备/物品移交单），从原告、浙江卓林公司先后两次开具增值税发票及郑柏林、冯永林的调查笔录看，被告已收到以上货物并且进行了处分，故对交付的事实予以确认；证据7（购销合同），被告称合同系虚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10（民事判决书），系生效法律文书，其确认的事实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二、本院调查并出示的证据
证据1（郑柏林询问笔录），郑柏林的陈述及其实施的行为证明其有权代表本案两被告，对其证言将按自认规则，并结合相关证据予以确认；证据2（冯永林询问笔录），本院将结合相关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予以认定；证据3（增值税发票），当事人质证后无异议，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09年9月9日，原告与被告嘉兴银亿公司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嘉兴银亿公司代理进口LED照明灯具（具体内容见原告提交的证据1）。2009年9月13日、12月4日、12月20日，2010年1月20日、1月28日、2月8日嘉兴银亿公司与新强公司签订《售货合同》共八份，进口LED产品的合同标的金额分别为479434美元、1362861.03美元、340719.25美元、382670美元、30740美元、639448.50美元、367240美元、434320美元。为进口货物，嘉兴银亿公司于2010年2月11日、5月4日、6月1日向新强公司支付部分货款。2009年11月25日至2010年7月6日，原告向上海海关缴纳关税2387341.18元、增值税4039265.46元，合计6426606.64元，以上发票均开具嘉兴银亿公司和上海卓霖公司为共同的缴款单位。2009年11月25日至2010年7月6日，原告向上海海关缴纳进口货物滞报金44703元、滞纳金2673.68元，并向上海鸿典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支付报关费、超期费、港杂费、运费、滞报金等计款160224元（其中超期费、滞报金计45875元）。
2010年8月19日，嘉兴银亿公司、浙江卓林公司各以企业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0）嘉秀商初字第399号、第400号〕，请求判令上海卓霖公司归还借款6526157.61元及利息、借款2009925.76元及利息；2013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民事判决，第399号民事判决主文为：“被告上海卓霖电子照明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卓林新光源有限公司借款2009925.76元，并支付利息（借款867024.75元自2010年3月19日起计算，借款1142901.01元自2010年4月8日起计算，均按月利率1%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日）”；第400号民事判决主文为：“被告上海卓霖电子照明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嘉兴银亿经贸有限公司借款6526157.61元并支付利息（其中借款5000000元自2010年2月1日起计算，借款1460648.09元自2010年3月2日起计算，借款65509.52元自2010年3月9日起计算，均按月利率1%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日）”。2010年4月23日至8月31日，原告将上述进口货物运至浙江卓林公司厂区，两被告的实际经营人郑柏林指定滕宝接收，滕宝签收的《上海卓霖公司奉贤工厂设备/物品移交单》共九份计二十页，以上清单均记载“接收单位/部门：浙江卓林新光源有限公司、嘉兴银亿经贸有限公司”，每份清单均由蔡卓然核准，尾部签具“新强公司证明：谢天生”，其中郑柏林在8月31日两份清单上签具“具体按实际清点计算”。2010年5月7日至10月15日，原告及其关联公司上海卓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卓林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27800664.5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浙江卓林公司收票后进行了抵扣。之后，郑柏林以浙江卓林公司名义将所收货物出售给嘉兴市倍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1年4月向倍拓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7759206.8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倍拓公司收票后查看了LED灯具及设备，发票与现场货物基本一致，其中部分已制成成品，大部分为散件。2012年5月至8月，倍拓公司又就以上货物向浙江银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了2700余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上述两次交易，货物均未作转移，一直存放于浙江卓林公司内。
另可认定，原告与嘉兴银亿公司曾于2009年10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嘉兴银亿公司为原告开证在银行发生的所有费用由原告承担；如果所购买的两套设备中有一套由嘉兴银亿公司留用则双方各承担50%，等。2010年5月8日，原告与浙江卓林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浙江卓林公司向原告订购68W、140WLED路灯各500套，价款5995345元。2010年10月25日，原告支付嘉兴银亿公司4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数项：一、原告在庭审中新增诉讼请求，即请求两被告赔偿因（2010）嘉秀商初字第399号、第400号案件致使原告遭受损失300万元，该请求应否受理并与本案合并审理。二、原被告法律关系的性质，即原告将进口货物交付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买卖关系。三、原告请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有否法律依据。四、原告请求确认被告的付款金额与（2010）嘉秀商初字第399号、第400号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相抵销应否准许。
争点一。本案为买卖合同中的货款请求权，原告庭审中新增请求基于因诉讼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而非买卖关系，两者诉讼标的不属同一种类，在事实上也无牵连，非属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要或普通共同诉讼的范畴，不符合合并审理的规定。因此，本院对该请求不予审理。
争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由此可见，只有发生了买卖、加工承揽两类法律关系，才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就本案而言，原告将进口货物交付被告，即为货物的流转而不涉及加工承揽，故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用以抵扣，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有买卖关系。并且，郑柏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也称“整批货给我用于抵款项”，之后，浙江卓林公司又进行了处分，以上事实也证明浙江卓林公司自原告处取得了货物所有权，而取得原因即为买受。
争点三。郑柏林为两被告的实际经营人，也是委托进口及货物流转的决策人，上述货物运抵浙江卓林公司时原告出具的移交单记载接收单位为两被告，据此，应当认为两被告为共同的买受人，原告请求两被告连带承担支付价款的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争点四。关于债务抵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本案中，两被告对原告的借款债权已经本院生效判决确定，并已在执行之中，当事人关于抵销的意思表示不能消灭已生效判决的效力，法院也不宜以新的判决消灭生效判决的执行效力。如果原告根据新的判决对被告享有相同标的的权利，并且既有判决尚未执行完毕，原告可在执行中就同等金额予以抵销。因此，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抵销的请求蕴含了要求被告承担迟延付款利息的意思，对此本院将一并作出处理。
本案中，原告于2010年8月31日将全部进口货物交付两被告，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鉴于交易货物进口时对出口方的货款由被告嘉兴银亿公司支付，原告支付部分仅为报关中的费用，包括关税2387341.18元、增值税4039265.46元、报关费及运费等114349元，计6540955.64元，该部分款项被告应当支付；原告支付的滞报金、滞纳金、超期费计93251.68元（44703元+2673.68元+45875元）系因其迟延行为造成的损失，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原被告交易时未对货款的支付作约定，被告应当在收货后及时支付货款，被告迟延支付价款，应当自2010年9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嘉兴银亿经贸有限公司、浙江卓林新光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上海卓霖电子照明有限公司货物价款6540955.6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0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二、驳回原告上海卓霖电子照明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8712元，由原告上海卓霖电子照明有限公司负担1126元，被告嘉兴银亿经贸有限公司、浙江卓林新光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57586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
审 判 长 李江平
审 判 员 梅永根
人民陪审员 郑水苗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沈月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