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津0103行初46号原告臧洪兰。委托代理人赵俊红（系原告朋友）。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住所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5号。法定代表人赵年伏，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海林，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安璐，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干部。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26号。法定代表人董家禄，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海燕，天津市公安局法制总队干部。原告臧洪兰因要求确认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以下简称分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违法并撤销后重新答复、要求确认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于2017年3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于2017年3月14日分别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臧洪兰及其委托代理人赵俊红、被告分局委托代理人王海林、安璐、被告市局委托代理人王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分局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河西信公字（2016）第4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以下简称《答复书》），对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以《答复书》附件1的内容，予以提供。被告市局于2017年3月1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维持分局对臧洪兰作出的《答复书》。原告诉称，被告分局应服从河西法院38号（2016年10月25日）生效的判决，在15个工作日内，对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提供。然而，被告分局是在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6年11月24日）后，于2016年12月19日将《答复书》给予原告。被告分局逾期答复。此逾期《答复书》，没有依申请人申请的形式和内容作出正确的答复，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之规定，没有指定机构，没有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没有依《关于印发的通知》的规定，没有刻制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专用章，没有加盖专用章，制作形式违法。原告已多次提供同级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样本，被告分局所作出的《答复书》，没有加盖专用章，而用公章代替，于法无据，不具备政府信息公开的证明力，与政府信息公开不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此《答复书》必定违法。被告分局于法无据、逾期作出的《答复书》，不符合原告要求公开的内容。原告要求公开的是“申请人在孤立无援中，2014年12月19日，报警，被告分局出警，处警，受案，履行法定职责，对事件处置后，进行登记和存储的信息”。而被告分局公开的是一纸接警单，这只是被告分局一流程，和原告申请公开的内容文不对题。其答复内容为“天津医院遗留问题”，这更不是被告分局的法定职责，和原告要求公开的内容无关。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但也恰恰不得不合理推疑：天津市天津医院将原告住院病人关押废弃空楼258天，被告分局就拒不公开原告申请公开的，其必定存储、制作的信息，替天津医院隐蔽犯罪活动证据，使医院不被追诉，有了非法拘禁住院病人的权力。被告分局的《答复书》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原告申请公开的内容。被告市局，身为复议机关，对分局《答复书》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应当纠错而不纠错，反而违法维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请求法院：1、判决确认分局《答复书》违法并予以撤销、判令其重新答复；2、判决确认市局《复议决定书》违法；3、诉讼费及EMS特快专递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3执4372号《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诉讼材料接收凭证、申请执行书；2、《答复书》及所附公开的信息；3、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告知书（1份）；4、接受案件回执、告知书（2份）；5、《复议决定书》；6、接处警情况登记表；7、光盘（2张）。被告分局辩称，2015年9月29日，原告向被告分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请求被告分局公开：2014年12月19日其使用号码为155××××9349的电话拨打“110”报警，警方对此进行登记和存储的信息。同年10月23日，被告分局作出政府信息答复书，告知原告，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可以到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挂甲寺派出所进行查看。地址为天津市河西区利民道麦格理晨星园3号楼。原告不服上述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提起行政诉讼。河西法院于2016年7月22日作出（2016）津0103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分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臧洪兰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提供。被告分局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年10月2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津02行终41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1月16日，被告分局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作出《答复书》，告知原告，向其提供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当日，被告分局以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了《答复书》及其所申请公开的信息。被告分局认为，其依法对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在起诉状中的观点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被告分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原告臧洪兰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材料；2、被告分局2015年10月23日作出的答复及邮寄凭证；3、法院文书材料；4、《答复书》及邮寄凭证。被告市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当庭口头辩称，市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市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行政复议申请书；2、天津市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3、行政复议答复书；4、《复议决定书》；5、送达凭证。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分局的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4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其是从法院执行庭收到的《答复书》。原告对被告市局的证据1、2、5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答复书》违法；对证据4不认可。被告分局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5，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6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7，认为两张光盘均不需当庭播放，对光盘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被告分局对被告市局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市局对原告证据2、5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原告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分局发表的质证意见。被告市局对被告分局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证据1，予以采信；对原告证据2、5，因二证均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故仅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对原告其他证据，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均不予采信。对被告分局证据1、2、4，因其包括部分被法院判决撤销的行政行为，故仅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证据3中的两审判决书，因其是法院生效判决，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无须认证，对其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证据3中的《执行通知书》，予以采信。对市局证据1、2、5予以采信；对证据3，因其内容是被告分局对被诉《答复书》合法性的确认，故仅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对证据4，因其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故仅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2日，本院作出（2016）津0103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判令被告分局对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提供。被告分局和市局上诉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津02行终41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1月16日，被告分局作出被诉《答复书》，向原告公开了相关信息，并于当日向原告邮寄送达。2016年11月24日，原告以未收到被告分局的答复为由，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津0103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2016年12月19日，在本院执行庭，被告分局将从邮局取回的《答复书》交给原告。原告对答复内容不服，向被告市局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月3日，被告市局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书。2017年3月1日，被告市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并于2017年3月2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不服，于2017年3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被告分局具有作出被诉《答复书》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分局根据本院（2016）津0103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作出被诉《答复书》，向原告公开了相关信息。至于原告主张其认为被告分局仍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由于被告分局否认存在相关信息，且原告作为主张的一方，未能提供与本案有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被告的《答复书》，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市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具有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市局依法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分局的被诉《答复书》。本院对被告市局的《复议决定书》，也应一并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臧洪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臧洪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费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交纳），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詹易军审判员  王 欣审判员  范 懿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书记员  蔡 红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八）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