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8民终17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秋爱莲（又名邱希奇），女，汉族，现住乌后旗巴音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占军，内蒙古蒙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永昌，男，汉族，现住内蒙古乌后旗巴音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忠瑞，男，汉族，现住乌后旗巴音镇。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越云，内蒙古润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秋爱莲因与被上诉人魏永昌、李忠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人民法院（2016）内0825民初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秋爱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占军，被上诉人魏永昌、李忠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越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秋爱莲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原审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于1981年在本社“吸麻壕”的荒地上开垦的荒地，不仅四至界限清楚，而且开垦荒地的亩数是90亩，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对上诉人开垦的该90亩荒地，以被上诉人不认可为由，不予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2、李忠瑞与魏永昌合谋欺诈上诉人，以魏永昌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实际上是李忠瑞出钱，通过魏永昌签合同，而李忠瑞实际包地。李忠瑞、魏永昌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上，构成了合谋欺诈流转秋爱莲“吸麻壕”开荒地的欺诈行为。所以秋爱莲流转“吸麻壕”的开荒地给魏永昌，实质是流转给李忠瑞的行为，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第（七）项之规定，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的土地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魏永昌与李忠瑞签订承包土地合同时未征得原承包方秋爱莲的同意，违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由于魏永昌的行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魏永昌与李忠瑞签订承包土地合同无效。3、《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四）项规定，受让方须有经营能力。本案中，证人证言证明了该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受让方魏永昌，一辈子没有种过地，不具有经营农村土地的经营能力，即不具有土地流转受让人的主体资格。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受让方魏永昌与转让方秋爱莲所签订的该土地流转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属于无效的合同。4、退一步说，即便秋爱莲与魏永昌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是有效的，也仅仅对合同约定的秋爱莲在“吸麻壕”的60亩开荒地有效，不能对秋爱莲在“吸麻壕”90亩的开荒地都有效。所以，被告即便不返还秋爱莲在“吸麻壕”开荒地90亩，也应当返还其多占的30亩。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5、上诉人在一审向法院出示的2#-1证据，即上诉人郭福长农户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土地明细表里，明确记载着上诉人郭福长农户在二轮土地延包时，承包了集体土地三块，共计19.5亩，其中在东营子的2.5亩和树园子的7亩，计9.5亩是上诉人郭福长农户6口人，按人口分到的承包耕地，在预制厂南（即吸麻嚎，四至表明）的10亩，就是上诉人在吸麻壕的开荒地90亩折抵为耕地的亩数。因为，在1998年二轮土地延包时，登记在承包合同上的土地，要缴纳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开荒地的村规习惯是谁开垦、谁经营、谁受益。即对开荒地并不按照人口分地。又因为上诉人的开荒地产量不行，所以只折抵了10亩耕地登记在承包合同里。所以，上诉人向法庭出示的2#证据，证明了上诉人在承包合同里登记的三块承包地，既包括了上诉人按人口均分到的两块计9.5亩（2.5亩+7亩）耕地，也包括了上诉人在吸麻嚎（预制厂南）的90亩开荒地折抵为10亩耕地的土地。6、既然1998年1月1日二轮土地延包时，上诉人郭福长农户按人口分到的9.5亩耕地和在吸麻嚎开垦的90亩开荒地折抵为10亩耕地后，全部登记在上诉人农户代表郭福长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里，那么，在1998年1月1日上诉人就不可能与集体组织再签订一份关于“吸麻壕”60亩开荒地的土地承包合同。因为在同一时间就同一块开荒地不可能签订两份承包合同。证人证言也证明了二轮土地延包时，按人分到的承包地和开荒地折抵耕地后，都登记在集体土地承包合同里，一个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只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魏永昌向法庭出示的所谓郭福昌就“吸麻壕”60亩开荒地在1998年二轮土地延包时，已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证据，是伪造的证据。虽然经痕迹鉴定，送检手印与秋爱莲的右手食指为同一指所留，但是，该鉴定并不能推翻上述事实和证据。众所周知，司法鉴定，尤其是痕迹鉴定并不都是准确的，有80%的准确率就不错了。上述列举的客观事实和证据已推翻了该鉴定结论。所以该鉴定结论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其判决有悖于司法的公平公正，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魏永昌、李忠瑞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秋爱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2001年1月25日秋爱莲（邱希奇）与魏永昌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无效；2、依法确认被告魏永昌与被告李忠瑞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无效；3、要求被告李忠瑞返还吸麻壕土地90亩；4、要求被告李忠瑞给付强制耕种吸麻壕30亩地16年，每亩920元赔偿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月25日，原告秋爱莲（又名邱希奇）与被告魏永昌签订关于邱希奇（郭福昌）将开荒地转包给魏永昌的合同书，将郭福长农户位于“吸麻壕”的开荒地60余亩转包给魏永昌，转包时间从2001年1月25日至2027年底止，共计27年，转包费18000元人民币。2001年1月26日，原告秋爱莲（又名邱希奇）与被告魏永昌又签订关于邱希奇（郭福昌）将开荒地转包给魏永昌的合同书的补充协议，以上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上均加盖巴音镇团结村乌兰饲料地公章，并有时任巴音镇团结村村长兼乌兰饲料地队长李忠瑞签名。秋爱莲在《集体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登记栏”中捺印确认。随后，魏永昌以同样条件将该地转包给同村村民李忠瑞。双方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在该承包土地合同中，有村社王贵宾签字并加盖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团结村民委员会公章。合同签订后，由李忠瑞将18000元承包费经魏永昌给付秋爱莲。该承包地四至界限为：东邻张四青地，隔路为郭子春地，西邻史凤鸣地，南偏西隔路依次是郭子义地、闫白地，北邻王太明地、李培亮地。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合同应遵遁诚实信用原则，双方都有义务保证合同的合法稳定性。原告秋爱莲与被告魏永昌签订开荒地转包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签订后，被告魏永昌已将承包费足额交付原告秋爱莲，魏永昌将转包土地再次转包后，被告李忠瑞对该宗土地依法进行耕种，并未改变土地用途，没有损害国家对土地的强行性规定，该行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秋爱莲2003年回村后魏永昌即告知该宗争议土地已转由李忠瑞耕种，但直至2015年7月14日，秋爱莲才以“魏永昌再次转包未征得原承包人秋爱莲同意”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原告的主张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不予确认。该宗争议土地双方对具体亩数意见不同，但对四至界限无争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亩数不清但四至界限清楚的，以四至界限为准。原告主张的因被告李忠瑞强行耕种30亩地16年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因原告秋爱莲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缴纳诉讼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作审查。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十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秋爱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秋爱莲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供。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原：2001年邱爱莲丈夫得了吐血病，为了给丈夫治病把村里的房卖了，又将吸麻壕的60亩地转包给魏永昌，转包费18000元。2003年我们回来问魏永昌要30亩地，魏永昌说李忠瑞在种地。”
另外，一审庭审中李忠瑞提交内容为：“今收到魏永昌承包费12000元，邱希奇，2001、1、25”，“今收到魏永昌包地款400元（注吸麻壕开荒地承包费），2002年3月18日，邱希奇”，“今领到李忠瑞5600元（吸麻壕承包地费），领款人邱希奇，2002年3月31号”的收条，李忠瑞举证意图：以上三张收条系邱爱莲收到18000元承包费时出具。邱爱莲质证称：对12000元收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认可。对400元和5600元收据的真实性、举证意图都不认可，是魏永昌按合同约定一次性给的6000元。二审庭审中，李忠瑞对5600元收条中“邱希奇”的签名是否秋爱莲本人所签申请鉴定。秋爱莲不同意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邱爱莲与魏永昌所签合同是否有效。2、魏永昌与李忠瑞所签合同是否有效。3、李忠瑞应否返还邱爱莲“吸麻壕”开荒地90亩。
1、秋爱莲与魏永昌所签合同是否有效。
2001年1月25日，甲方秋爱莲（又名邱希奇）与乙方魏永昌签订《关于邱希奇（郭福昌）将开荒地转包给魏永昌的合同书》，甲方将位于“吸麻壕”的60余亩荒地转包给魏永昌，转包时间从2001年1月25日至2027年底止，共计27年，转包费18000元人民币。该合同上加盖巴音镇团结村乌兰饲料地公章，并有时任巴音镇团结村村长兼乌兰饲料地队长李忠瑞签名。
首先，秋爱莲对《关于邱希奇（郭福昌）将开荒地转包给魏永昌的合同书》中位于“吸麻壕”的60余亩开荒地是否有合法的经营权。经审查，该合同中的60余亩开荒地系秋爱莲夫妇所开垦，该合同加盖巴音镇团结村乌兰饲料地公章，并有时任巴音镇团结村村长兼乌兰饲料地队长李忠瑞签名，说明村社亦认可秋爱莲夫妇对该60余亩开荒地有合法的使用权。
其次，秋爱莲将位于“吸麻壕”的60余亩荒地转包给魏永昌是否有效。
秋爱莲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第（四）项规定：受让方须有经营能力。本案中，证人证言证明了该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受让方魏永昌，一辈子没有种过地，不具有经营农村土地的经营能力，即不具有土地流转受让人的主体资格。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受让方魏永昌与转让方秋爱莲所签订的该土地流转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属于无效的合同。经审查，法律并未规定一辈子没有种过地，不具有经营农村土地的经营能力、不具有土地流转受让人的主体资格，故秋爱莲以此为由主张其与魏永昌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无效不能成立。
秋爱莲称李忠瑞与魏永昌合谋欺诈，以魏永昌的名义与其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实际上是李忠瑞出钱，通过魏永昌签合同，而李忠瑞实际包地。李忠瑞、魏永昌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上，构成了合谋欺诈流转其“吸麻壕”开荒地的欺诈行为。所以秋爱莲流转“吸麻壕”的开荒地给魏永昌，实质是流转给李忠瑞的行为，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第（七）项之规定，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即便李忠瑞与魏永昌合谋欺诈，在秋爱莲未举证证实所签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并且未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合同的情况下，秋爱莲与魏永昌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仍属有效。
综上，秋爱莲与魏永昌签订的《关于邱希奇（郭福昌）将开荒地转包给魏永昌的合同书》合法有效，魏永昌依法取得该合同约定的位于“吸麻壕”的60余亩荒地的经营权。
2、魏永昌与李忠瑞所签合同是否有效。
秋爱莲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的土地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魏永昌与李忠瑞签订《承包土地合同》时未征得原承包方秋爱莲的同意，违反该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由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魏永昌与李忠瑞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无效。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并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故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
魏永昌将位于“吸麻壕”的60余亩荒地转包给同村村民李忠瑞，双方签订《承包土地合同》，该《承包土地合同》有村社王贵宾签字并加盖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团结村民委员会公章。经审查，魏永昌依据其与秋爱莲签订的《关于邱希奇（郭福昌）将开荒地转包给魏永昌的合同书》，依法取得位于“吸麻壕”的60余亩荒地的经营权，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团结村民委员会同意转包，故应认定魏永昌与李忠瑞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合法有效。
3、李忠瑞应否返还邱爱莲“吸麻壕”开荒地90亩。
经审查，秋爱莲与魏永昌签订的《关于邱希奇（郭福昌）将开荒地转包给魏永昌的合同书》及魏永昌与李忠瑞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均合法有效，在以上两份合同未依法解除或变更的情况下，李忠瑞无义务向秋爱莲返还其依据与魏永昌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取得的位于“吸麻壕”的60余亩荒地的经营权。
另外，秋爱莲称即便其与魏永昌所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是有效的，也仅仅对合同约定的秋爱莲在“吸麻壕”的60亩开荒地有效，不能对秋爱莲在“吸麻壕”90亩的开荒地都有效。李忠瑞即便不返还秋爱莲在“吸麻壕”开荒地90亩，也应当返还其多占的30亩。经审查，秋爱莲与魏永昌签订《关于邱希奇（郭福昌）将开荒地转包给魏永昌的合同书》中位于“吸麻壕”的开荒地是60余亩，而非60亩；并且未具体约定每亩的承包费，而是约定转包费共计18000元，故无法确定具体亩数。在双方对四至界限无争议的情况下，应以四至界限为准。至于秋爱莲位于“吸麻壕”的开荒地是否90亩，不属本案调整范围。
综上，上诉人秋爱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秋爱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宇
审判员 李元军
审判员 付桂梅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尚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