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1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振川，男，196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登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洪涛，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男，196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伯承，河南大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浙江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发俊，男，196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占朝，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亚红，男，197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扶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辉，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国勤，男，197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扶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辉，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凤丽，女，197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扶沟县。
上诉人薛振川、陈伟因与被上诉人景发俊、董亚红、杜国勤、谢凤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15）登民一初字第2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振川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法院未查清楚与案件相关的被上诉人董亚红、杜国勤是否有扣押货物的问题，便作出了错误判决。且陈伟与薛振川之间不成立委托代理关系。2、调解协议书不具有生效条件，属于无效调解。3、根据对“协议书”第四条内容的解释表明该协议解决的是陈伟、董亚红、杜勤国三人之间的合伙纠纷，与薛振川无关。4、谢凤丽与薛振川之间无任何经济往来，且谢凤丽与董亚红系夫妻关系，故谢凤丽有向薛振川返还35万元的义务。
陈伟辩称，薛振川的上诉意见，符合真实情况，协议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的内容对陈伟是无任何效力的。
景发俊辩称，被上诉人景发俊是受薛振川的委托处理被上诉人董亚红、杜国勤扣押薛振川车辆的事情，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均不应当由被上诉人景发俊承担。
董亚红、杜国勤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薛振川诉称的扣车问题。2、2013年9月9日达成协议书的当天，陈伟便履行了转款义务，表明陈伟、薛振川认可了协议书的内容。薛振川提起诉讼是薛振川、景发俊及陈伟试图毁约的行为。3、协议书反映的内容是，景发俊作为调解人处理陈伟、董亚红、杜国勤三人出资货运的合伙事项，是签订协议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4、谢凤丽的银行账户仅仅是收款工具，谢凤丽不是协议书的当事人，故诉谢凤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二项。
被上诉人谢凤丽未提出答辩意见。
陈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薛振川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1、一审法院对董亚红、杜国勤非法强行扣押薛振川经营车辆及其货物从而逼迫上诉人陈伟于2013年9月9日与董亚红、杜国勤签订协议书这一事实，认定为上诉人委托薛振川、薛振川委托景发俊“自愿”给付董亚红、杜国勤35万元，掩盖了董亚红、杜国勤的强行扣车、非法敲诈的行为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薛振川、陈伟、景发俊三方构成委托关系，与客观事实严重相悖。3、被上诉人董亚红、杜国勤、谢凤丽的强行扣车勒索行为的违法性显然易见，一审判决该三人不承担返还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造成负面的社会效果，应当予以撤销。
薛振川辩称，对陈伟的上诉没有异议。陈伟支付的35万元应当由被董亚红、杜国勤、谢凤丽返还。
景发俊辩称，薛振川与景发俊是委托关系，一审认定景发俊代表陈伟是错误的，扣车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董亚红、杜国勤辩称，陈伟在上诉状中的陈述是虚假的。1、协议书的内容是经过陈伟同意的。2、法庭查明事实扣车行为是不存在的，达成协议前分车拉走了部分药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现有证据认定薛振川、景发俊调解董亚红、杜国勤、陈伟之间的合伙纠纷是正确的。协议书是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3、董亚红、杜国勤是农民，二上诉人是以董亚红、杜国勤相关知识欠缺而试图串通毁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适当。薛振川的辩称可以认定薛振川、陈伟之间不存在债务纠纷。
被上诉人谢凤丽未提出答辩意见。
薛振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景发俊超越代理权限的代理行为无效；2、确认景发俊与董亚红、杜国勤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无效；3、判令五被告返还原告现金3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日被告陈伟与被告董亚红、被告杜国勤签订共同出资合股经营杭州一运郑州专线的协议一份。2013年5月3日被告陈伟又将该专线经与薛振川、周志源签订转让协议进行了转让。2013年9月4日，原告从杭州发往郑州一车货物，由卢亚飞驾驶车辆，行至河南扶沟路段时，被告董亚红、杜国勤以其与陈伟三人合伙经该专线有经济纠纷为由，于2013年9月9日达成协议书，原告委托景发俊到现场处理此事并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显示“3、公司账务处理结束，如果陈伟应支付董亚红、杜国勤高于350000元现金，景发俊保证按实际金额付给董亚红和杜国勤，如果陈伟超支，董亚红杜国勤如数返还。4、此协议终止到2013年10月1日前，如果陈伟还不算清账目，景发俊保留的50000元无条件付给董亚红，后由董亚红去法院诉讼陈伟与杜国勤解决此经济纠纷，后面的事情与景发俊和薛振川及郑州专线无关”。被告陈伟于2013年9月9日通过银行向原告薛振川转账40万元，当日，原告汇入景发俊个人帐号现金40万元，同日，景发俊从该帐号40万元中汇入被告董亚红指定的被告谢凤丽个人帐号35万元。景发俊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后被告陈伟在其为原告管理专线时，将该40万元抵充。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诚实信用，且应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其权益。本案原告要求四被告返还35万元的请求，事实为被告董亚红、杜国勤与被告陈伟三人因合伙经营引起的纠纷，而导致原告财产受损。被告陈伟向原告汇款40万元的事实，及原告向被告景发俊汇款40万元的事实，均发生在被告景发俊与被告董亚红、杜国勤达成协议之当日，结合被告陈伟为原告管理专线时抵充40万元的事实。综合分析判断，被告陈伟与原告、原告与被告景发俊通过汇款的形式分别构成委托代理关系，由被告景发俊代表被告陈伟与被告董亚红、杜国勤达成协议并据协议汇款给被告董亚红指定的被告谢凤丽个人账户35万元。而该协议仅能证明被告陈伟、董亚红、杜国勤之间公司账务未处理结束，并未对其三方的权利义务作出处分，该35万元应否支付，系其三方之间因合伙经营引起的纠纷，属另一法律关系。据此，原告的诉请应予保护，被告陈伟应以其替原告管理财务时扣下的数额中以被告景发俊向被告董亚红、杜国勤实际支付的35万元为准，向原告返还。原告及被告陈伟提出的被告董亚红、杜国勤存在扣车导致达成协议的诉、辩由，如确实存在该违法行为，应予以惩戒，但因其双方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且达成协议时间长达数日，原告也未提交其在当时已寻求权利救济的证据，另，该车辆当时的驾驶员并未证明扣车的事实，因此，不能足以认定该违法行为，故，对该诉、辩由，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伟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薛振川返还35万元；二、驳回原告薛振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用6550元，保全费2270元，由被告陈伟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陈伟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明：存在董亚红、杜国勤存在扣押薛振川经营车辆及货物这一事实。证人李某的证言无其他有力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薛振川称其车辆被董亚红、杜国勤扣留，但该车辆的驾驶员并未证明扣车的事实，且在达成协议时间长达5天，薛振川未提交其在当时已寻求权利救济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薛振川关于董亚红、杜国勤有扣车行为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薛振川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扣车行为未予评判的上诉理由与一审查明认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陈伟向薛振川汇款40万元，及薛振川向景发俊汇款40万元，均发生在本案达成协议之当日，一审法院结合陈伟为薛振川管理专线时抵充40万元的事实，综合分析，认定陈伟与薛振川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并无不当。本案调解协议已经签订并大部分履行，故薛振川称该协议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薛振川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陈伟向薛振川转款40万元系处理其与董亚红、杜国勤纠纷之用，但其在转款后，又以其替薛振川管理财务的条件从中扣除，故一审法院判决其向薛振川返还并无不当，陈伟与董亚红、杜国勤合伙事务的最终结算可另行解决，陈伟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薛振川、陈伟各负担32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 斌
审判员 钟晓奇
审判员 张林利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吴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