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24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耀陆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庞公十家庙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767428360P.
法定代表人：周耀陆，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老河口市聚利兴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老河口市光年路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82MA4891J47U。
法定代表人:黎剑，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峰，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湖北宏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上诉人襄阳耀陆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陆公司”）与被上诉人老河口市聚利兴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利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老河口市人民法院（2017）鄂0682民初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耀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被上诉人聚利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峰、陈文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耀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负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事实认定错误。其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达成口头买卖棉纱协议，并约定每吨棉纱价格、规格、付款方式等内容，并非事实。事实上，在本案一审诉讼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从无任何接触，更不用说达成棉纱买卖协议。上诉人虽然接受了以被上诉人名义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也向被上诉人账户支付了款项，但这均是上诉人在与老河口市富利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利华公司”）的长期业务往来中，富利华公司欠付上诉人货款100余万元且因经营不善，外欠大量债务无法正常经营，富利华公司承诺由其继续向原告供货，原告对其后续供货在付款时逐步抵扣原欠款直至清偿为止的情形下所为。同时，因为在此期间富利华公司遭债权人催讨债务，账户被查封，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回款也无法正常投入经营，故富利华公司利用自己的厂房、机械设备、原材料等外称租赁的方式以被上诉人，以及鑫缘祥、攀建诚等公司名义经营，但实际业务联系仍系富利华公司进行，如本案所涉业务就是富利华公司的销售人员韩必虎具体联系，货物也是富利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刚交付。与前述相印证的是，富利华公司在2014年陷入财务危机后，在富利华公司住所地相继于2015年3月9日、2016年3月11日、2016年11月8日设立了老河口市鑫缘祥纺织有限公司（下称鑫缘祥公司）、聚利兴公司、老河口市攀建诚纺织有限公司（下称攀建诚公司）。该四公司住所地一样，均设立在富利华公司院内，经营范围也一致，实际经营业务皆为纺纱，且两公司股东存在高度重合性和关联性，聚利兴公司的股东之一韩必虎同时为富利华公司的销售经理，聚利兴公司的另一股东兼法人黎剑同时为鑫缘祥公司的股东。虽然被上诉人聚利兴公司主张其与富利华公司是租赁关系，但就同一厂房、同一机械设备、相同人员同时从事同一业务，显然不可能。事实上，在诉讼中，在上诉人的多次要求下，被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供其向富利华公司支付租金的任何证据，且电费仍是富利华公司在缴纳。因此，结论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富利华公司频繁设立公司，利用租赁之名，行逃避债务之实。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实际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欠付15万余元的合同款，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称其于2016年7月13日向上诉人交付一批价值7万的货物，并称因该批货物缺少一件棉纱以致上诉人未向其提供收货单据，并以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向上诉人主张相应货款。就此事实，一审判决一方面对经办运输人员杜静出具的证明材料系上诉人单方出具而不予采信，但另一方面又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上诉人支付了7万元棉纱为由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显系错误。其一，从一审判决认定的付款、开票、交货等事实上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循环供货，滚动付款，付款和供货并不一一对应，双方之间并未形成持续稳定的交易习惯。上诉人的某一笔款项的支付，在没有特别指定的情形下，并不能确定所付款具体对应哪一批供货。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据此，被上诉人除2016年7月13日付款的证据外，实际再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交付了标的物的事实。与此同时，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7月13日前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其他货款，这在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2016年7月13日支付的该笔7万元就是其主张的2016年7月13日当日所交付的货物的货款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13日向上诉人交付了价值7万元的货物，显然缺乏依据。
聚利兴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聚利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耀陆公司偿还拖欠原告的棉纱货款154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8644元，合计182644元。2.诉讼费、保全费及实际支出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5-6月份，被告多次在原告聚利兴公司购买棉纱，期间仅支付部分货款，截止6月28日，尚欠原告聚利兴公司154000元，一直未予偿还。后经多次追要，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拖。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聚利兴公司（出卖人）与耀陆公司（买卖人）双方达成口头买卖棉纱协议，并约定每吨棉纱价格、规格、付款方式等内容。2016年5月份起原、被告各自履行义务情况分别为：2016年5月17日，卖给被告棉纱7吨，货款98000元，开具了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由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被告支付了98000元货款；2016年5月23日，棉纱1吨，货款14000元由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2016年5月27日，棉纱4吨，货款56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原告并将2次5吨棉纱开具了一份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了被告，且已收到被告支付原告棉纱货款50000元尚欠20000元棉纱货款未支付；2016年5月31日，棉纱4吨，货款56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2016年6月4日，棉纱1吨，货款14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2016年6月7日，棉纱4吨，货款56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2016年6月8日，棉纱4吨，货款56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2016年6月11日，棉纱5吨，货款70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原告将5次18吨棉纱总货款252000元开具了三份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了被告且已接收，同时被告支付了原告棉纱货款270000元多支付20000元用于扣减上次棉纱欠款；2016年6月13日，棉纱6吨，货款84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2016年6月15日，棉纱5吨，货款70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2016年6月26日，棉纱5吨，货款70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原告将3次16吨棉纱货款224000元开具了三份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了被告且已接收，同时被告支付原告棉纱货款140000元尚欠84000元棉纱货款未支付；2016年6月28日，棉纱3吨，货款42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2016年7月3日，棉纱5吨，货款70000元，被告的业务人员王玉红在原告出具的一份棉纱的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原告将2次8吨棉纱货款112000元开具了一份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了被告且已接收，同时被告支付原告棉纱货款42000元尚欠70000元棉纱货款未支付；2016年7月13日，棉纱5吨，货款70000元，原告给被告出具了一份出库通知单随货同行联和一份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公司接收了原告运送的5吨棉纱货款70000元，因该车棉纱缺少一件（50斤，价值350元），被告公司业务人员以此为由没有在原告提供的出库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但被告接收了原告提供的5吨棉纱和原告提供5吨棉纱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了原告棉纱货款70000元。另查明，2015年12月25日，原告聚利兴公司法定代表人黎剑与案外人富利华公司签订了租赁生产经营合同。2016年3月11日，在老河口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了原告聚利兴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原审认为，原、被告双方达成买卖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在买卖过程中按照所形成的交易习惯和交易方式，原告将棉纱货物运送到被告处由被告的业务人员在原告提交的出库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确认，结算方式是原告按照运送的货物数量出具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在接到原告提交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原告给被告运送了棉纱数量共计64吨，每吨价格14000元，合计货款896000元，被告已接收了64吨棉纱货物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给了原告棉纱货款742000元，尚欠原告棉纱货款154000元，但2016年7月13日被告少收到原告一件棉纱（50斤，价值350元），应从被告应支付原告棉纱货款中扣减，所以被告还应当支付原告货款153650元，被告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抗辩接收的货物系案外人富利华公司的，因该公司尚欠被告货款应当冲抵，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接收的是原告开具的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在接收货物时是在原告提供的出库单随货同行联上签字确认，支付货款也是汇入原告聚利兴账户上，原告也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与案外人富利华公司是租赁法律关系，并不是关联公司，故被告的抗辩事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一、被告襄阳耀陆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老河口市聚利兴纺织有限公司153650元；二、被告襄阳耀陆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老河口市聚利兴纺织有限公司逾期付款的损失（以本金153650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货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7年1月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止）；三、驳回原告老河口市聚利兴纺织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80元，保金费1420元，合计4800元。襄阳耀陆纺织有限公司负担3380元，老河口市聚利兴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420元。
本院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耀陆公司与被上诉人聚利兴公司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聚利兴公司已向耀陆公司交付了货物，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耀陆公司接收了货物，在货物出库单上签字确认并受领了销售方为聚利兴公司、购买方为耀陆公司的所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向聚利兴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耀陆公司上诉称其与聚利兴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耀陆公司上诉称聚利兴公司对其循环供货，其是滚动付款。对于2016年7月13日的5吨棉纱（实际上少一件50斤的棉纱，价值350元），虽耀陆公司主张其未收到货物，但结合耀陆公司接收了聚利兴公司开具的该批次棉纱增值税发票及7万元货款的付款时间等因素，能够认定耀陆公司已经收到了这批货物。原审结合增值税专用发票、7万元货款的支付时间等证据，综合认定耀陆公司收到了该批次货物并无不当，也不存在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故耀陆公司上诉称2016年7月13日的5吨棉纱、价值7万元的交易认定错误、认定耀陆公司欠付15万余元的购货款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耀陆公司要求二审改判驳回聚利兴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80元，由上诉人襄阳耀陆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建东
审判员 肖 瑾
审判员 王 进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赵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