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1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惠玲，女，汉族，1968年12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琳君，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香玉，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梅，女，汉族，1987年6月29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山东省乐昌县，现住址：珠海市香洲区，
上诉人吕惠玲因与被上诉人王建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402民初3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惠玲上诉请求：1.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3922号民事判决；2.改判王建梅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的计算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2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的同期同类的利率标准计收利息，暂计至2016年4月26日为20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建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吕惠玲向王建梅转账100万元费用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该返还给吕惠玲。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可吕惠玲将100万元转入王建梅账户，王建梅自己也认可收到了上述款项，并承认并不认识吕惠玲。既然王建梅并不认识吕惠玲，那么王建梅收取该100万元的合法依据又是什么呢？吕惠玲之所以要向并不认识的王建梅转账，是基于受到另案第三人李清的委托，但由于无法提供李清委托的有效证明文件，才导致吕惠玲在与李清借款案件中该笔100万元没有得到法院认可，由于判决已生效，意味着吕惠玲无法再向另案第三人李清主张相关权利。基于以上情况，吕惠玲只能向王建梅主张不当得利。一审判决却错误地认定王建梅只是将银行账户借给其老板董某收取涉案款项，而王建梅并未从中实际获利，因此不符合不当得利的第一个构成要件——即王建梅实际受益，从而驳回吕惠玲在一审中的全部诉求。吕惠玲认为,王建梅与董某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款自转入王建梅账户后，王建梅就实际获利，款项即由王建梅控制，卡在王建梅手中。至于王建梅基于何种理由转入董某或其他人账户，均是其内部关系。王建梅可以依据其与董某的内部约定，而向董某追偿，而不是一味的驳回吕惠玲的诉讼请求，使吕惠玲所支出的100万元丧失了所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二、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实际受益人为吕惠玲的老板董某，吕惠玲已在一审中申请追加其为共同被告。在一审开庭时，董某作为证人出庭，表示其为老板，但同时也承认并不认识吕惠玲，包括案外第三人李清。了解相关事实后，吕惠玲立即向法院申请追加董某为共同被告，法院却以举证期限已过为由驳回吕惠玲的申请。但在开庭之前，吕惠玲是无法也不能确定董某与王建梅的关系，更无法申请追加被告。吕惠玲与董某之间同样也不认识，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欠董某任何钱。董某庭审时解释之所以收款是因为一台湾朋友向他还钱。但又表示，他的台湾朋友也已去世。对此种说法，董某同样提供不出任何合法收款的证据。本案中，王建梅收到100万元款项属实，吕惠玲损失100万亦属实，在无法认定该款为第三人李清欠款的情况下，吕惠玲唯一能够追索的就是实际收款人王建梅，如果王建梅收到100万提不出任何合理依据，却不用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能留给吕惠玲什么救济途径？三、本案不同于将卡借给第三人使用的情形，该卡一直由王建梅控制和使用，从王建梅尾号为8713的银行卡流水可以看出从2012年12月4日—31日，王建梅向董某的卡内转入差不多300万元，该证据显示不出任何收款的证据，只有王建梅转账转出的证据，内容有所隐瞒，是否存在王建梅利用账户进行洗钱的行为不好判断。第三人李清向吕惠玲借款，借款后的款项打入台湾人的账户，但打款进台湾人账户之后发现被骗，因此报了警。而后面涉及到的证人董某也是台湾人，账户的具体性质存在疑惑。如本案款项最终转入的是董某的账户，为何一定在2012年12月27日下午打入王建梅的账户，事隔一天后转入董某的账户？为何不直接打入董某的账户？如确如董某所述王建梅是公司的出纳，该款董某在一审中称是台湾人还他的钱，如果是还个人的钱，又有什么必要打入公司出纳王建梅的账户？王建梅作为收款卡的实际所有人和控制人，应当对卡内的所有流水负责，一审法院认定王建梅并非实际受益人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王建梅辩称：吕惠玲称我的账户在一个月内有300万元左右的钱在进出，我只是接受老板的指示，将收到的钱转给老板，每次收钱或转钱都是经我老板指示我才做的。
吕惠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王建梅向吕惠玲立即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100万元；2.王建梅支付吕惠玲利息（利息的计算：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12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的同期同类的利率标准计收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4月26日为20万元）；3.王建梅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2年12月27日，吕惠玲向王建梅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3转账汇入人民币100万元。吕惠玲称案外人李清向其借款500万元，她是根据李清的指示将100万元款项汇入王建梅账户的。吕惠玲与案外人李清因借款产生纠纷，吕惠玲向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李清、余志明偿还借款500万元。2015年8月24日，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惠阳法民一初字第5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清、余志明偿还吕惠玲借款本金291万元及利息。对于2012年12月27日吕惠玲汇入王建梅银行账户的100万元，该判决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与李清、余志明有关，故不作处理。吕惠玲和李清、余志明均不服惠阳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向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吕惠玲认为既然生效判决认为吕惠玲汇入王建梅账户的100万元与李清没有关联，王建梅取得吕惠玲的100万元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故提起本案诉讼。
王建梅收到吕惠玲转账过来的100万元后，于次日即2012年12月28日转入案外人董某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
王建梅称董某是其老板，是董某借用了她的涉案账户收取了该100万元款项。根据王建梅的申请，一审法院通知董某到庭作证。董某称王建梅的单位—珠海市香洲欧途汽车配件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建梅）是其与他人合伙开办的，王建梅是公司聘请的会计。对于涉案的100万元款项，董某解释称：他的一个叫叶宗越的台湾朋友欠他约1500万台币，叶宗越说大陆有人欠他钱，他可以先偿还一部分欠款并要求董某提供一个账户。董某于是将王建梅的账户发给了叶宗越，后来100万元还款转到了王建梅的涉案农业银行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吕惠玲于2012年12月27日向王建梅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王建梅收到款项后于次日将100万元全部转入董某的建设银行账户。实际上，王建梅只是将涉案银行账户借给董某收取款项，王建梅并未从中获利。因此，吕惠玲要求王建梅返还不当得利100万元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依据。对吕惠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庭审结束后，吕惠玲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董某为共同被告，要求董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董某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吕惠玲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申请，对吕惠玲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同意。吕惠玲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吕惠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吕惠玲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吕惠玲的诉请依据的是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照本条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项：1、取得利益；2、致使他人遭受损失；3、取得利益与他人遭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这四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而吕惠玲作为主张权利者，依据证据规则，其应当对其主张符合上述构成要件予以举证证明。而本案中，首先吕惠玲虽然向王建梅汇款100万元，但王建梅次日如数将该款项转账至案外人董某，王建梅并未取得利益；其次，吕惠玲是基于何种缘由向王建梅转款100万元，除了其自身陈述之外并无证据佐证，而董某虽最终取得这100万元，但董某关于其取得这100万元的原因，与吕惠玲各执一词，吕惠玲仅凭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王建梅转款的行为是否有合法根据。综上两方面，一审法院驳回吕惠玲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而吕惠玲关于追加董某的主张，一审法院已有详细评述，本院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吕惠玲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吕惠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志俊
审判员 郭建勇
审判员 李 灵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梁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