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9民终6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程辉，男，198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送达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ＳＯＨＯ东区Ａ座31层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诉讼委托代理人：曹英，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玉民，男，1960年10月25日出生，民族，职业，现住任丘市。
诉讼委托代理人：王尧，天津中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程辉因与被上诉人卢玉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2016）冀0982民初3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程辉及其诉讼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卢玉民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程辉的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利息，合计两项：2015年4月10日前35万利息；从2015年4月10日起至被上诉人还清本息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4、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认为，上诉人李程辉的借条内容只载明借款人为孙红梅，而在被告卢玉民签名前未注明身份。故对于原告所诉的真实性不予认定。这是对本案事实认定的重大错误。本案上诉人李程辉提供的借条明确记载着借款人为“孙红梅、卢玉民”两人，也即两人是“共同借款人”或“共同债务人”卢玉民当时在写下该借条时，明确表示钱是基于他这边指示汇给的孙红梅，他有责任和义务偿还该笔借款。因此出具了该借条，并找孙红梅签好字后，其本人又签下了名字，交给的上诉人。本案事实非常清楚，证据确实很充分。按照一般的书写惯例，在借款人处签下名字，应当视为借款人，如果是中间人或担保人，一定会注明是见证人或担保人。未注明的情况下，可视为是同意还款的债务人。本案孙红梅、卢玉民都是签在“借款人”处，明显可见是紧挨着写的，这是符合一般的书写惯例的。然而一审判决却“创造性”的强调是另起一行，殊不知，如果是中间人或见证人的话，不会紧挨着借款人写，一定会写在旁边或隔开，或直接注明是见证人，以防止歧义。2、卢玉民和孙红梅向李程辉出具借条，按照合同法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讲，应当是一种卢玉民对债务的承担。一审法院对“借款人”和“债务人”两个概念没有认清。债务承担是指在不改变合同的前提下，债权人、债务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转让债务的协议，将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承担的法律现象。债务承担，按照承担后债务人是否免责为标准，可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而本案是一种并存的债务承担。由卢玉民参与进来与孙红梅共同承担对李程辉的债务。上诉人给孙红梅的汇款是基于卢玉民的指示，其实是卢玉民在借款。并且即使卢玉民否认是其指示，上诉人没有更多的证据能证明是基于卢玉民指示的情况下。那么卢玉民重新出具借条确认，其愿意承担该笔债务。因此无论是否基于卢玉民的指示，无论借款人到底是孙红梅或卢玉民，都不是本案的关键。本案的关键在于，卢玉民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且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人员，其应当明白，在借条上的借款人处签字，应当是对债务的一种承担。即卢玉民愿意以个人财产，来偿还该笔对李程辉的欠款。卢玉民成为了本次借款的偿还义务人，即为债务人。一审法院未作“借款人”和“债务人”作区分，是对事实认定的不清。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公。一审判决认为在上诉人提交了借条后，还应对与被上诉人卢玉民之间的借款合意负有举证义务。实际上是对该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导致了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公。被上诉人主张其是中间人而非债务人，并无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孙红梅作为本案的债务人，并不排除卢玉民也成为债务人，二者互不排斥。根据法律规定，在借款合同关系中，“借条、借据”是“证据之王”，如果一方当事人持有另一方当事人亲笔书写的“借条”，法院仅凭对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或举出一些似是而非不具有排他性的证据，即对当事人持有的“铁证”“借条”予以否定，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正常的借贷合同关系还如何得到法律的保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还如何维护?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平等自愿原则下，亲笔书面的“借条”还不能算数，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谁还敢接受借条。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借条”原件作为铁证，是无须另行举证的。本案一审判决中，把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予以倒置，是根本违反法律规定，史无前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主持公道，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对本案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卢玉民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正确，符合当时的情况。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没有偿付上诉人款项的义务。原审判决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的，在判决中引用的事实主要是上诉人的自述，且该自述是在公安机关作为被害人的身份所述，这种自述对于上诉人与孙红梅之间的相识交往索要孙红梅账户最扣打款均做了陈述，说明了上诉人与孙红梅之间是借贷关系，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自述与在一审法院的陈述是相矛盾的，原审的举证责任分配也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予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程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合计两项：2015年4月10日前35万元利息；从2015年4月10日起至被告还清本息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5月13日，原告李程辉向渤海分局刑警大队报案，称其被孙红梅诈骗500万元，其陈述的诈骗主要过程为：2014年11月20日左右，原告和孙红梅、卢遥、被告卢玉民一起吃晚饭，席间听孙红梅介绍网络销售游戏点卡的业务回报率高，原告李程辉询问孙红梅是否可以向孙红梅投资，孙红梅称可以，但未商量利息。11月24日，原告李程辉给孙红梅发短信要了孙红梅的账号，并于11月25日给孙红梅招商银行账户62×××77汇款500万元。原告与孙红梅约定2015年1月10日将钱取回，但到期后孙红梅未按约归还。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原告李程辉报案的500万元将其作为孙红梅涉嫌诈骗案的被害人提起公诉。另查明，原告李程辉出示的借条主要内容为：借李程辉人民币现金伍佰万元整，2015年2月底前还200万元，2015年4月10日前还清，按双方约定的利息共计35万元到2015年4月10日一并还清。借条主文内容由被告卢玉民书写。该借条右下方写有“借款人：孙红梅”，并另起一行在孙红梅下方写有“卢玉民”。原告李程辉出示的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上记载原告李程辉于2014年11月25日向孙红梅招商银行账户62×××77汇款5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基于借贷关系主张返还借款的，应当对借款合意、借款数额、款项交付等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原告李程辉在诉状中的陈述，系被告卢玉民直接向原告李程辉借款并要求通过孙红梅代收，故原告李程辉就其与被告卢玉民之间的借款合意负有举证义务。原告出示的借条中虽有被告卢玉民签字，但“卢玉民”签字前方未注明其身份。被告卢玉民主张其系中间人而非债务人，且被告卢玉民出示的报案记录可证明原告李程辉在报案时称本案所涉及借款500万元系原告李程辉与孙红梅之间直接达成合意并支付给孙红梅，而非如诉状中陈述，原告虽辩称其报案及报案内容均系被告卢玉民授意，但被告卢玉民予以否认，原告亦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综上，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与其在报案时的陈述不一致，存在较大矛盾，而原告提供的借条中载明的借款人为孙红梅，而在被告卢玉民签名前未注明身份，故对于原告所诉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李程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250元，减半收取计24625元，由原告李程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卢玉民提交证据：孙红梅侦查卷补充卷的询问笔录，2015年9月15日李程辉的询问笔录，证明该笔录印证了上一次笔录的情况，同时在该笔录中明确借款给孙红梅就是为了要利息。上诉人质证称：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在2015年5月13日、2015年9月15日任丘市渤海分局刑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上诉人李程辉只陈述其被孙红梅诈骗及借钱给孙红梅的事实，被上诉人卢玉民并非实际借款人或用款人，上诉人亦未主张被上诉人是借款人。对于被上诉人卢玉民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上诉人主张签字即为对债务的认可，但根据其之后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的陈述，对卢玉民签字即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双方并未达成合意。因此，原审综合以上事实，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250元，由上诉人李程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华
审判员 王济长
审判员 位海珍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曹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