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8民终14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富群，女，193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系罗顺源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积松，男，1958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连城县，系罗顺源长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积铭，男，196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系罗顺源次子。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雪珍，女，196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系罗顺源长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爱珍，女，196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系罗顺源次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春珍，女，197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系罗顺源三女。
上述六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昌辉，福建联合信实（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六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颖，福建联合信实（龙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顺杰，男，195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系罗盛禄次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顺鑫，曾用名罗顺兴，男，196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系罗盛禄三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顺跃，男，1965年1月10日出生，新西兰公民，住澳大利亚，系罗盛禄四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美云，女，195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系罗顺锟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积斌，男，198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系罗顺锟长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青山，男，198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系罗顺锟次子。
上述六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明，福建吴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六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彪，福建吴子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江富群、罗积松、罗雪珍、罗爱珍、罗积铭、罗春珍因与被上诉人罗顺杰、罗顺鑫、罗顺跃、赖美云、罗积斌、罗青山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2016)闽0825民初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积松、罗积铭及六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昌辉、董文颖，被上诉人罗顺杰、罗顺鑫、罗顺跃、罗积斌及六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江富群、罗积松、罗雪珍、罗爱珍、罗积铭、罗春珍上诉请求：1、撤销连城县人民法院2017年6月15日作出的（2016）闽0825民初51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条系罗顺源真实意思表示是极其错误的。（一）一审判决认定坐落于连城县的房屋，于1951年向连城县人民政府办理了产权登记，由罗顺源、罗盛禄、罗顺德各占三分之一所有权份额，产权清晰、明确。1955年公私合营后，该房由连城县货公司占三分之二产权，由罗顺源占三分之一产权。可见，罗顺源占该房产三分之一产权且该产权从未入股连城县货公司。（二）1、本案2015年4月23日下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罗顺跃当庭承认：“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含签名）”是罗顺跃书写的，不是罗顺源所写的。对于这一点，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一审判决对此也认定了。2、“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虚假证据，该条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是被上诉人伪造的，罗顺源生前从未持有及使用过该枚印章。综合全案一审、二审、重审一审这三个程序，该说明条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仅在被上诉人提交的“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条上出现唯一的一次（该次是被上诉人伪造的），除此以外，其他任何地方从未出现过。全案证据当中的连城县文亨供销合作社1971年、72年发票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光明生产队1967年全年劳动工分公布表、光明生产队1967年年终决算现金分配清单、文亨福地光明队社员承包征购粮任务清单盖章处盖着的“罗顺源印”章，罗顺源与连城县货公司于1966年12月签订的房店合同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等这些印章与“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条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均不一致，系不同的印章。故，本案全部在案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条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是罗顺源生前持有及使用的印章。3、特别提请二审法庭注意的是“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条的出处，该条来源于被上诉人提交给连城县房地产管理局的材料当中，该条是被上诉人伪造的，被上诉人同时还伪造了案外人罗顺德的“罗顺德1991年7月20日说明”条，目的是为了蒙骗房管部门，以欺诈手段非法骗取连城县房地产管理局1991年10月10日“连房证字第00××52号房屋所有权证”。4、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于2014年9月录自被上诉人罗顺锟家的录音U盘证明了“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罗顺德91年7月20日说明”均是被上诉人伪造的，目的是为了蒙骗房管部门，骗取连城县房地产管理局1991年10月10日“连房证字第00××52号房屋所有权证”,具体内容见录音笔记第4页第4-9行、录音时间段大约在19:40-20:29，内容是“罗顺锟说：伯伯（罗顺德）那是造假的，因为他那份已经入股掉了。老契纸有他（罗顺德）的名字又没有收回去，是为了蒙骗房管部门，办回全部这个（新）证来，结果他们百货公司一直管住这个事，有财务部门知道的，有两份是公私合营掉的”。第4页第19-23行，录音时间段大约在21:50，内容是“罗顺锟说：这事是这样的，为了办证是顺跃写的”（指“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罗顺德1991年7月20日说明”）。5、本案“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条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是否系罗顺源生前持有及使用的印章这一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负担。首先，连城县人民政府于1952年7月颁发的城字第00656号城市房地产所有权登记证证实了罗顺源占三分之一产权，在此前提下，根据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对于“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上的印章是否属于罗顺源生前持有使用的事实这一举证责任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而非上诉人承担，并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6、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印文鉴定意见书并未确定无疑地认定连城县货公司房店合同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与文亨供销合作社发票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即使罗顺源生前持有使用的印章有两枚或两枚以上，也不能证明“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条上盖着的“罗顺源印”章就是罗顺源生前持有使用的。7、退一步说，假设该说明条是真实的，从“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罗顺德1991年7月20日说明”形式及内容来看也是极其矛盾的，罗顺德早在1955年公私合营时就将其所占三分之一份额的房产折价入股连城县货公司，根本不可能在时隔几十年后再写该份所谓的说明。说明中记载的内容“放弃”与“继承”的含义是相互冲突的，既不具有将所占份额房产赠与罗顺锟的意思表示，也不具有遗嘱继承的意思表示，即便是“放弃”也不等于就转移给罗顺锟。退一步说，假设该说明是真实的，由于说明中意思表示矛盾、内容相互冲突、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该两份说明的证明力远未达到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这一规定中要求的“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标准，故该说明从内容上也不能作为认定罗顺源、罗顺德将所占份额房产转移给罗顺锟的依据。综上，罗顺源自1949年5月购买本案房产起至今，针对该房产三分之一所有权问题，罗顺源及其继承人从未与被上诉人发生过任何买卖、互换、赠与、抵押、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从未将其所占三分之一份额的房产以任何方式转移给被上诉人或连城县货公司。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是被告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其丧失证据资格，该条内容根本不是罗顺源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享有三分之一份额的房产所有权从未发生任何转移。
二、一审判决认定罗盛禄以罗顺源名义与连城县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部分错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该租赁合同是罗盛禄经办的。事实上是罗顺源自己与连城县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
三、一审判决认定罗顺源对被上诉人向连城县房地产管理局提交了“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条，将涉案房产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知情是错误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罗顺源对上述情况知情。被上诉人1991年时为了非法办证，对连城县房管局、连城县货公司、罗顺德、罗顺源一概进行蒙骗。一审判决对这一认定是主观臆断。
四、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2003年4月29日后诉争房屋由罗顺锟四兄弟和案外人罗美群出租、租金由罗美群分得三分之一,由罗顺锟四兄弟分得三分之二知情是错误的。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罗顺源对上述情况知情。一审判决对这一认定是主观臆断。假设上诉人是知情的,房产的租赁行为性质上属于债权行为,上诉人对租金等债权的放弃并不能引起房产所有权这一物权的转移或变更。
被上诉人罗顺杰、罗顺鑫、罗顺跃、赖美云、罗积斌、罗青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应该予以维持。本案不论1949年购买房产情况、1951年办证情况还是1991年的办证实情，因为一些证据缺失或当事人过世，已经无从查考，因此需要从现有证据着手进行考察，以现有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进行判断。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已经得出了一个公正的结论。
第一，1951年的产权登记有罗顺源1/3份额，这是他们主张确权的依据。答辩人认为这个依据并不充分。如果仅仅依据登记情况，那1991年房产证已经办理在罗顺银、罗顺杰、罗顺兴和罗顺跃的名下，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这后面的登记已经明确改变了1951年的登记内容，当然应以之后的登记为准，该物权登记具有权利公示的效力。
第二，上诉人认为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说明并非罗顺源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观点没有证据证明。该说明是1991年由罗顺源亲自承认并盖章的，1991年罗顺源本人是在世的，他在2003年去世，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房屋产权变更这么大的事情如有异议，他不可能不提出来(对1991年办证有异议的是连城县货公司，它的异议已经处理清楚。)，而且这份说明是在1991年作出的，一直在房管局的原始办证档案材料中。另外，1991年之后也都是罗顺锟、罗顺杰、罗顺兴和罗顺跃经营管理房产，罗顺源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这些都说明罗顺源认同1951年办证其只是挂名并非真实产权人，所以在1991年放弃登记，归还真实权利人的后人。
第三，从常理来说，产权是谁的，产权证书及有关票证合同应该保存谁那里。1951年的产权证即使有罗顺源的名字，但证据仍然在罗盛禄这里，包括1966年的租约合同原件。另外，1967年3月15日的租金收条，经司法鉴定也是罗盛禄书写，这些可以证明当时挂名罗顺源的事实，否则证件原件及经营管理不可能都在罗盛禄这边。
第四，从房产的管理使用来说，罗顺源没有经管过讼争房产，他未收取过讼争房屋的租金。比如一审查明的1966年12月是罗盛禄以罗顺源名义与连城县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租金;1991年11月之后，也是罗盛禄的后人罗顺锟等四兄弟出租和收取租金，如1992年由罗顺锟与承租人童长沐签订租赁协议，1995年续签，1997年由罗顺杰与薛茂慢签订租赁协议，2005年和2006年由罗顺锟、罗美群和蒋天清签。一审法院推断东大路63号房屋二分之一的房屋对普通的农村家庭是一项经济价值较大的重要资产，罗顺源不关心租金情况是不合理的。这个推断符合常理，恰可以证明原来只是挂名登记的事实，所以之后愿意提交说明放弃房产。
第五，上诉人一直否认罗顺源1991年7月25日的说明条上盖的印章是罗顺源本人的、认为说明上的内容不是罗顺源本人的真实意思，举证责任应在上诉人。但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本案是上诉人起诉否认1991年的房产登记，否认罗顺源的说明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该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上诉人认为应该由答辩人举证证明印章及内容的真实性，没有法律依据。另外，罗顺源本人已经去世，上诉人是其近亲属，如果认为罗顺源对讼争房产有其他异议，也应该由上诉人举证出来。
江富群、罗积松、罗积铭、罗雪珍、罗爱珍、罗春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六原告共同享有位于连城县莲峰镇东街东大路63号（产权来源于1952年7月连城县人民政府城字第00656号城市房地产所有权登记证），面积117.4平方米的二层房屋（含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中三分之一的所有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盛财系罗顺源的父亲，罗盛财于1949年去世。罗顺源系江富群的丈夫，系罗积松、罗积铭、罗雪珍、罗爱珍、罗春珍的父亲，罗顺源于1937年10月25日出生，于2003年3月23日去世。罗盛禄系罗顺锟、罗顺杰、罗顺兴、罗顺跃的父亲，罗盛禄于1906年出生，于1980年去世。罗盛财与罗盛禄系兄弟关系，罗盛禄与罗顺源系叔侄关系。诉争房屋于1949年5月向童炳文购买，当时房屋地段编号为：城厢段第1117-2号、四至为东至1119-1号、西至1117-3号、南至城边路、北至东大街，房屋结构为二层，店名商号为“德和号”。1951年5月1日房屋经连城县人民政府进行房地产所有权确权登记，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城字第00656号，登记地积壹分叁毫，登记的所有权共有权人为罗盛禄、罗顺德、罗顺源各占三分之一所有权份额。1955年实行公私合营期间，罗盛禄、罗顺德将登记在其各自名下的所占三分之一的房产份额折价入股连城县货公司，罗盛禄、罗顺德以此获取了连城县货公司职工身份，登记在罗顺源名下的三分之一的房产份额未入股连城县货公司。1966年12月罗盛禄以罗顺源名义与连城县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登记在罗顺源名下的三分之一的房产份额租赁给连城县货公司使用，连城县货公司每月支付租金人民币贰元柒角给罗顺源。此后连城县货公司支付给罗顺源的租金均由罗盛禄以罗顺源名义出具收条收取。因原、被告对连城县货公司支付给罗顺源的租金是罗顺源自己收取还是由罗盛禄以罗顺源名义出具收条收取有争议，依被告申请，由本院委托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对署名为“经手人罗顺源”的收取连城县货公司支付给罗顺源的租金的收条进行鉴定，经鉴定该收条为罗盛禄以罗顺源名义出具，被告垫付鉴定费5000元。1991年8月2日罗顺锟四兄弟向连城县房地产管理局提交房屋所有权申请表、继承证明书、连城县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房产权利具结书、城字第00656号连城县城市房地产所有权证、由被告罗顺跃书写的于1991年7月25日出具的落款为“罗顺源”并盖有罗顺源印章，内容为“东大路63号房地产本人放弃，由罗顺锟等继承。特此证明”的条和落款为“罗顺德”并摁有指模，内容为“东大路63号（城厢1117-2）房地产本人放弃，由罗顺锟等继承。特此说明”的条（二张条在连城县房地产管理局的档案编号为第九号），申请核发罗顺锟四兄弟共有房屋所有权证，连城县人民政府于1991年10月10日向罗顺锟四兄弟颁发了连房证字第00××52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记载为所有权人为罗顺锟，共有人为罗顺杰、罗顺兴、罗顺跃，房屋坐落莲峰镇，产权来源1952年7月城字第00656号契纸，层数二层，面积101.98平方米。连城县货公司于1991年10月、11月分别书面向连城县房地产管理局提出异议，认为坐落莲峰镇房屋的三分之二产权应由连城县货公司申报，其他人无权申报。连城县房管局接到书面异议后，通知罗顺锟四兄弟将房产证交回，待后处理。因连城县货公司负责人、连城县房管局办证工作人员工作变动，此事至今未处理。连城县货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后，该房屋由连城县货公司和罗顺锟作为出租方出租他人使用。后因连城县货公司改制，连城县货公司于2003年4月29日与罗顺锟四兄弟及案外人罗美群签订《协议书》，将诉争房屋的三分之二产权中的各三分之一产权分别转让给罗顺锟四兄弟和案外人罗美群，转让后该诉争房屋由罗顺锟四兄弟和案外人罗美群出租他人使用，租金由罗美群分得三分之一，由罗顺锟四兄弟分得三分之二。后因罗顺锟四兄弟、罗美群对诉争房屋的其中三分之一产权产生争议，经本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庭审中，原告对由被告罗顺跃书写的于1991年7月25日出具的落款为“罗顺源”并盖有罗顺源印章，内容为“东大路63号房地产本人放弃，由罗顺锟等继承。特此证明”的条的落款处的“罗顺源印”的印章有异议，认为不是罗顺源生前使用的印章。但原、被告确认该条的“罗顺源印”的印章与1966年12月罗顺源与连城县货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落款处“罗顺源”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现诉争房屋已面临政府征收，并由罗顺锟四兄弟与政府拆迁部门达成拆迁补偿协议，而原告与罗顺锟四兄弟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发生争议，无法协商一致，原告遂诉至本院。因诉争房屋已部分拆迁，原告遂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六原告共同享有坐落于连城县的所有权份额；若坐落于连城县房屋已被拆迁，则确认六原告共同享有坐落于连城县房屋拆迁三分之一补偿款的份额及拆迁所产生权益的三分之一份额。
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有争议：1、被告主张：诉争房屋系罗盛禄于1949年5月向童炳文购买，1951年登记房产时，罗盛禄因为担心财产太多会被评为资本家，产权登记时就把侄儿罗顺源和罗顺德登记在内，1949年罗顺源年仅12岁，根本没有经济能力买房。诉争房屋产权属罗盛禄，罗顺源、罗顺德只是挂名。1966年12月罗盛禄以罗顺源名义与连城县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登记在罗顺源名下的三分之一的房产份额租赁给连城县货公司使用，连城县货公司每月支付租金人民币贰元柒角给罗顺源，连城县货公司支付给罗顺源的租金均由罗盛禄以罗顺源名义出具收条收取，收取的租金也归罗盛禄所有，罗顺源从未收取过上述房屋的租金。租赁合同的原件在被告处保存。被告向本院提供了租赁合同原件为证，并申请对收条进行笔迹鉴定，经鉴定，收条系罗盛禄书写。原告否认被告主张的上述事实，原告认为，诉争房屋系罗盛禄，罗顺源、罗顺德三人购买，1951年登记房产时登记在三人名下，三人各占三分之一，产权明确，租赁合同的原件在罗顺源处保存。诉争房屋的租金虽有部分系罗顺源委托罗盛禄出具收条向百货公司收取，但租金属罗顺源所有，罗顺源委托罗盛禄收取租金的行为不能证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属罗盛禄。在原审二审庭审时，原告向法庭陈述，诉争房屋罗顺源在1966年至1991年均有收取租金。在重审庭审时，原告称至2003年罗顺源去世前，罗顺源均有向连城县货公司收取房屋三分之一的租金。
一审法院认为，坐落莲峰镇房屋于1949年5月向童炳文购买，购买时罗顺源年仅12岁，罗顺源本人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但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排除罗顺源母亲出资用罗顺源名义购买房屋的可能。因房屋买卖发生至今已78年，买卖房屋的当事人均已去世，该房由谁出资购买无法查明。1951年5月1日该房向连城县人民政府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罗盛禄、罗顺源、罗顺德各占三分之一的产权。此后，罗盛禄、罗顺德用房屋产权与百货公司进行合营，罗顺源将其占有的三分之一房屋出租给百货公司，租赁合同由罗盛禄书写，且由被告向法庭提供，应认定原件保存在罗盛禄处（罗盛禄去世后由被告保管），收取租金的收条由罗盛禄以罗顺源的名义出具，租赁合同、收条上加盖罗顺源的私章。因罗盛禄系罗顺源叔叔，且罗盛禄在百货公司工作，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排除罗盛禄的上述行为系受侄子罗顺源所托、罗盛禄从连城县货公司领取租金后转交给罗顺源的可能。被告主张上述房屋由罗盛禄购买，罗顺源、罗顺德在产权登记时只是挂名，房屋产权属罗盛禄所有，被告的这一主张明显与产权证书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2、被告主张诉争房屋所有权属被告所有，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由被告罗顺跃书写的于1991年7月25日出具的落款为“罗顺源”并盖有罗顺源印章，内容为“东大路63号房地产本人放弃，由罗顺锟等继承特此证明”的说明条、连房证字第00××52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否认被告主张的上述事实，其认为，00××52号房屋所有权证系被告通过弄虚作假骗取来的，上述房屋所有权证颁发给被告后，连城县货公司即向连城县房地产管理局提出异议，说明条系被告伪造的，说明条上“罗顺源”的私章不是罗顺源本人的，罗顺源从未使用过这枚私章。罗顺源终生只使用过一枚私章，这枚私章在1967年时加盖在光明生产队现金分配清单上，1967年加盖在文亨供销社发票上，1966年加盖在与百货公司的租赁合同上。向连城县货公司收取租金收条上的印章也不是罗顺源生前曾使用过的私章。被告主张，罗顺源生前曾使用过多枚私章，罗顺源加盖在光明生产队现金分配清单上的私章、1966年罗顺源加盖在租赁合同上的私章，这二处私章，原告均认可属于罗顺源生前曾使用过的私章，而这二处加盖的私章明显不属于同一枚印章，说明罗顺源生前至少使用过二枚私章。被告并申请对1967年时加盖在光明生产队现金分配清单上、1967年加盖在文亨供销社发票上的罗顺源的私章，与1966年加盖在与百货公司的租赁合同上的私章是否属同一枚印章进行司法鉴定。经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鉴定，上述加盖在相应文档上的私章属于二枚不同的印章。被告花去鉴定费3700元。据此，被告认为，鉴定结论证明，罗顺源生前不止使用过一枚私章，原告以罗顺源生前只使用过一枚私章为由，推断内容为“东大路63号房地产本人放弃，由罗顺锟等继承。特此证明”说明条上“罗顺源”的私章是伪造的，没有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罗顺源生前是否使用过多枚私章，实质上双方争议的是1991年7月25日以罗顺源名义出具的说明条是否是罗顺源本人出具、是否是罗顺源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现有证据表明，罗顺源生前至少使用过二枚私章，原、被告均认可说明条上的私章与罗顺源生前使用过这二枚私章不同，但不能以此为由，认定加盖在说明条上的私章是罗顺源本人使用的印章。1991年7月25日说明条是否属罗顺源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应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被告提供的连房证字第00××52号房屋所有权证有明显的瑕疵，不能作为认定东大路63号房屋产权的依据。连城县货公司于1991年10月、11月分别书面向连城县房地产管理局对00××52号房产证提出异议后，罗顺锟四兄弟与连城县货公司共同将房屋出租，连城县货公司于2003年4月29日与罗顺锟四兄弟及案外人罗美群签订《协议书》，将诉争房屋的三分之二产权中的各三分之一产权分别转让给罗顺锟四兄弟和案外人罗美群。这足以说明被告也认可00××52号房屋所有权证不能作为认定东大路63号房屋产权的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坐落于连城县房屋，1951向连城县人民政府办理了产权登记，由罗盛禄、罗顺德、罗顺源各占三分之一所有权份额，产权清晰、明确。1955年公私合营后，该房由连城县货公司占有三分之二产权，由罗顺源占有三分之一产权。罗盛禄以罗顺源名义与连城县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以罗顺源名义出具收条收取租金的行为并不能引起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或变更。1991年罗顺锟四兄弟向连城县房管局提交了以罗顺源、罗顺德名义出具的放弃在该房享有的权益后，连城县房管局因不了解连城县货公司占有该房三分之二产权的权属变更情况，向罗顺锟四兄弟颁发了房产证，该房产证不能作为认定房屋产权的依据。连城县房管局向罗顺锟四兄弟颁发了房产证后，连城县货公司得知罗顺锟四兄弟向连城县房管局申报上述房屋产权并领取房产证，二次向连城县房管局书面提出异议，连城县房管局也要求罗顺锟四兄弟将房产证交回。因罗顺锟四兄弟在连城县货公提出书面异议后，与连城县货公司共同出租东大路63号房屋，连城县货公司收取租金后认为自己的权益已得到保护，未再与连城县房管局继续交涉，这是00××52号房屋所有权证未被撤销的重要原因。1991年11月后，连城县货公司与罗顺锟四兄弟共同出租房屋，连城县货公司只收取属于自己份额的三分之二租金，另三分之一租金由罗顺锟四兄弟收取，连城县货公司对于该房屋三分之一产权是否属于罗顺锟四兄弟，罗顺锟四兄弟是否有权收取三分之一的租金，其并不关心。罗顺锟四兄弟此时主张东大路63号房屋属其所有，只是因连城县货公司提出异议，罗顺锟四兄弟不能实现其主张，罗顺锟四兄弟自然不可能将收取的三分之一的租金交给罗顺源，连城县货公司作为一家国有企业，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也不可能将属于自己的租金收入交给罗顺源，现可认定罗顺源1991年11月后，没有收取过诉争房屋的租金。原告在法庭上陈述东大路63号房屋由罗顺源收取三分之一租金至2003年，这明显是原告对案件事实作虚假陈述。在本案中，足以引起诉争房屋产权变更的是1991年7月25日以罗顺源名义出具的内容为：“东大路63号房地产本人放弃，由罗顺锟等继承。特此证明”的字据，现双方当事人对上述字据是否由罗顺源出具产生争议。这张字据是否是由罗顺源出具、是否是罗顺源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诉争房屋周边商铺众多，在连城县城区旧城改造前，诉争房屋坐落连城城区几条主要商业街中的一条街道上，东大路63号房屋三分之一的租金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少了这笔收入，对罗顺源的家庭生活将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样东大路63号房屋三分之一的房屋对普通的农村家庭是一项经济价值较大的重要资产。按原告自认，罗顺源向连城县货公司收取租金至1991年，假设罗顺源生前未将其所占三分之一的房产份额转移给罗顺锟四兄弟，从1991年11月后，罗顺源失去了这笔稳定的、对家庭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的租金收入，罗顺源必定会了解原因。罗顺源生前居住在连城县，福地村距连城县城区约7、8公里，福地村通车，按当时的交通条件、通信条件，罗顺源可自行到连城县货公司了解情况，也可通过固定电话向连城县货公司了解情况，通过上述二种方式，罗顺源可很方便了解到罗顺锟四兄弟已向连城县房管局提交了以罗顺源名义出具的“东大路63号房地产本人放弃，由罗顺锟等继承。特此证明”的字据，将东大路63号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事实。应认定罗顺源对上述情况知情。同理，对1991年11月后，东大路63号房屋由罗顺锟四兄弟和连城县货公司出租，租金由罗顺锟四兄弟和连城县货公司收取，也应认定罗顺源也知情。至2003年3月23日病故，罗顺源对罗顺锟四兄弟向连城县房管局提交了以其名义出具字据，将东大路63号房屋产权登记在罗顺锟四兄弟名下、房屋由连城县货公司和罗顺锟四兄弟出租、收取租金的行为未提出异议。2003年4月29日连城县货公司与罗顺锟四兄弟及案外人罗美群签订《协议书》，将诉争房屋的三分之二产权中的各三分之一产权分别转让给罗顺锟四兄弟和案外人罗美群，转让后该诉争房屋由罗顺锟四兄弟和案外人罗美群出租他人使用，租金由罗美群分得三分之一，由罗顺锟四兄弟分得三分之二。原告江富群、罗积松、罗积铭、罗雪珍、罗爱珍住处与诉争房屋距离约8、9公里，罗春珍在连城县城区居住，住处与诉争房屋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按原告住处与诉争房屋距离较近这一实际情况，应认定原告对2003年4月29日后诉争房屋由罗顺锟四兄弟和案外人罗美群出租，租金由罗美群分得三分之一，由罗顺锟四兄弟分得三分之二知情。基于罗顺源生前对诉争房屋1991年后占有、使用、收益情况及提交到连城县房管局可能导致产权变更字条知情，在罗顺源去世后，原告对诉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情况知情，可以得出以下符合常理、符合逻辑的结论，即提交给连城县房管局，1991年7月25日以罗顺源名义出具的说明条系罗顺源真实意思表示。至于罗顺源为什么放弃每个月可带来稳定租金收入、对家庭具有重大价值的诉争房屋产权，其中有什么内情，因罗顺源已去世，无法查明。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否认收取连城县货公司租金的收条系罗盛禄所写、因收条已经鉴定属罗盛禄书写，故花去的鉴定费由原告承担，原告认为加盖在光明生产队现金分配清单上罗顺源的私章、加盖在文亨供销社发票上罗顺源的私章与加盖在与百货公司的租赁合同上罗顺源的私章属同一枚印章，经鉴定上述私章属于二枚不同的印章，鉴定费应由原告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江富群、罗积松、罗积铭、罗雪珍、罗爱珍、罗春珍要求确认其对坐落于连城县房屋拆迁三分之一补偿款的份额及拆迁所产生权益的三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二、江富群、罗积松、罗积铭、罗雪珍、罗爱珍、罗春珍应在判决生效后支付罗顺杰、罗顺兴、罗顺跃、赖美云、罗积斌、罗青山垫付的鉴定费人民币8700元。案件受理费7266.49元，诉讼保全费2508.84元，合计9775.33元，由江富群、罗积松、罗积铭、罗雪珍、罗爱珍、罗春珍共同负担。
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对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3行“1966年12月罗顺禄……租赁合同”有异议，是罗顺源与连城县货公司签订合同，印章是罗顺源本人的。2、对一审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8行“由被告罗顺跃……罗顺源印章”这一表述是不完整的，应该是并盖有罗顺源字样的印章，因为这个印章并不是罗顺源真实拥有的。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提供租赁协议一组六份，证明1991年房产证办理后房产一直都是由被上诉人罗顺跃等四人经管。上诉人质证认为:不能证明产权发生了变更。经审查，本院认为租赁协议虽不能证明讼争房产产权归属，但可以证明讼争房产由被上诉人经营管理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991年7月25日载有“东大路63号房地产本人放弃，由罗顺锟等继承。特此证明”的字据是否为罗顺源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罗顺源生前至少使用过二枚私章，该字据上的私章又与该二枚私章不同，现也无法确定是谁在该字据上加盖“罗顺源”私章。因此不能就以此认为该字据上的“罗顺源”私章是伪造的，也不能就此认为该字据就是罗顺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应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认定。按上诉人自认，罗顺源向连城县货公司收取租金至1991年。1991年11月后，连城县货公司与罗顺锟四兄弟共同出租房屋，其中三分之一的租金由罗顺锟四兄弟收取。也就是说1991年11月以后罗顺源没有收取租金，也没有对讼争房产进行接管，更没有对被上诉人办理新房屋所有权证提出异议。罗顺源对如此重大资产变故没有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明显不正常。唯一合理解释就是罗顺源在1991年7月25日将讼争房产份额转移给罗顺锟四兄弟。2003年4月29日连城县货公司与罗顺锟四兄弟及案外人罗美群签订《协议书》，将诉争房屋的三分之二产权中的各三分之一产权分别转让给罗顺锟四兄弟和案外人罗美群，转让后该诉争房屋由罗顺锟四兄弟和案外人罗美群出租他人使用，罗顺锟四兄弟收取其中三分之二的租金。连城县货公司、罗美群作为讼争房产的共有权人，对讼争房产的实际产权情况应比较清楚，但他们从未与罗顺源共同管理讼争房产，而是与罗顺锟四兄弟共同出租讼争房产。至2003年罗顺源去世后，上诉人对罗顺锟四兄弟向连城县房管局提交了以罗顺源名义出具的字据，将讼争房屋产权登记在罗顺锟四兄弟名下、房屋由罗顺锟四兄弟出租、收取租金的行为未提出异议。上述情形也进一步反映讼争房产属于罗顺锟四兄弟所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1991年7月25日以罗顺源名义出具的说明条系罗顺源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66.49元，由江富群、罗积松、罗积铭、罗雪珍、罗爱珍、罗春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松福
审 判 员 严建锋
审 判 员 陈 芝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卢丰华
书 记 员 钟丽平
附注：
一、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