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77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告）：杨菊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照，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原告）：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之江路118号1幢426室。
法定代表人：钟睒睒，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帆，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杨菊荣与上诉人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养生堂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4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菊荣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三、四、六、七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五、八、九项，改判1.浙江养生堂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29日工资差额7,210元（5,150元-1,545元）×2个月）及未足额支付工资50%的加付赔偿金3,605元；2.浙江养生堂公司向其支付解除2004年2月17日至2017年3月29日的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06,704元（8,208元×13个月）及未支付经济补偿金50%的加付赔偿金53,352元；3.浙江养生堂公司向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11,770元（4,708元×2.5个月）；4.浙江养生堂公司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待遇差额25,080元（4,708元×9个月-17,292元）；5.浙江养生堂公司向其支付工伤护理费1,791元；6.浙江养生堂公司向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11,770元（4,708元×2.5个月），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杨菊荣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应为6,100元。一审庭审中杨菊荣与浙江养生堂公司都确定计算杨菊荣离职前月平均工资期间为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其中2016年2月3日一笔金额为l3,003．83元，摘要为工资的款项也应当计算在杨菊荣的月均工资基数以内，因为该笔款项为杨菊荣的年终奖金，属于杨菊荣的工资性收入；2.杨菊荣收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l7,272．6元低于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待遇，其差额部分应当由浙江养生堂公司补足。杨菊荣实际的收入计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42,372元，根据《武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由于用人单位给从业人员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基数不实而造成工伤人员待遇降低的，其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据此浙江养生堂公司应当向杨菊荣补足差额25,080元；3.杨菊荣经济补偿金应当计算2008年1月1日之前的工作年限。首先，杨菊荣2004年5月26日与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来在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均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与浙江养生堂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之规定，杨菊荣工作年限应当从2004年5月26日起计算。其次，根据l995年1月1日颁布的《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杨菊荣2008年1月1日之前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也应当得到支持。
浙江养生堂公司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六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项，改判1.浙江养生堂公司无须向杨菊荣支付2017年2月份工资差额3,461.9元、2017年3月1日至29日工资差额2,929.35元；2.浙江养生堂公司无须支付杨菊荣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7,566.98元；3.浙江养生堂公司无须支付杨菊荣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611.46元；4.浙江养生堂公司无须支付杨菊荣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6,497元，应支付金额为17,239.66元；5.浙江养生堂公司无须支付杨菊荣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700元；6.浙江养生堂公司无须协助杨菊荣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三、一、二审案件诉讼费均由杨菊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浙江养生堂公司支付杨菊荣2017年2月份工资差额3,461.9元、2017年3月1日至29日工资差额2,929.35元，属事实认定错误。杨菊荣无端拒绝参加岗位竞聘后由浙江养生堂公司发出的待岗安排通知中明确告知，杨菊荣待岗期间需正常出勤但不安排具体工作，且待岗首月发放基本工资，无绩效考核工资，浙江养生堂公司已按期足额发放杨菊荣2月、3月的工资。对杨菊荣而言，待岗期间双方劳动关系仍处于存续阶段，正常出勤为其应履行的劳动合同义务，而杨菊荣提供的证据中也恰恰证明，在浙江养生堂公司告知其自2017年2月22日后待岗开始，其原岗位工作内容交接完毕，待岗期间已无出纳岗位的事务，而是偶尔经手一两件非出纳岗位人员均可操作的事务。根据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杨菊荣未向浙江养生堂公司提供必要的劳动，浙江养生堂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权按照与杨菊荣的约定及公司相关薪酬制度给其发放待岗期间的工资薪酬，一审法院仅凭杨菊荣提供的出勤记录和非其原岗位工作职责的证据内容，就错误的认定杨菊荣在正常办理财务业务，履行了出纳的工作职责判决浙江养生堂公司应支付其2月及3月的工资差额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浙江养生堂公司须支付杨菊荣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7,566.98元系事实认定不清,无任何法律依据。首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未约定浙江养生堂公司在特殊情形下不得对杨菊荣做出待岗安排，且现行劳动法规中也并未规定用人单位无权对员工在必要的前提下进行待岗安排，因此浙江养生堂公司为解决亏损状况，维护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营状况恶化而进行阶段性的架构调整。进而对员工做出的短期并且公告明示的待岗安排完全系法定用人自主权的体现，并未违法。其次，2017年1月，杨菊荣在无任何正当理由表示不参加浙江养生堂公司要求的岗位竞聘后，浙江养生堂公司根据此前已发文告知全国所有大区的涉及优化和调整后的人员安排通知内容，对杨菊荣做出有期限的待岗安排，等待公司做出新的工作安排，并明确告知待岗期间不做具体工作安排，按基本工资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薪资，待岗位确定后按相关统一标准定薪定级。事实上，2017年3月中下旬，浙江养生堂公司本着市场需要对公司架构经历必要的调配整合后立刻及时邮件通知了杨菊荣待岗期结束，同时一并告知其后续明确的岗位安排及薪酬标准，对比杨菊荣之前的岗位，新的工作安排内容及薪资标准基本保持一致，不存在杨菊荣所述的无故调岗降薪。浙江养生堂公司的前述行为本意是为了尽力解决经营恶化的局面进而保证在职员工的工作稳定性，避免出现裁员的后果，该行为既非裁员，也非降职降薪或未经协商一致的，带有歧视性或惩罚性的强制岗位调整，并未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以及相关劳动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杨菊荣待岗期间按照浙江养生堂公司的要求正常出勤，未安排任何工作内容，直至浙江养生堂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通知其正常上岗工作。后杨菊荣于3月29日向浙江养生堂公司递交《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浙江养生堂公司对其所称调岗降薪及未及时足额发放薪资的事由予以回函说明后同意双方于3月29目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以上事实，浙江养生堂公司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严格依照劳动合同履行相关义务，并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46条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三、一审判决认定浙江养生堂公司需支付杨菊荣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611.46元属事实认定错误且于法无据。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杨菊荣明确知晓并签字认可浙江养生堂公司《管理手册》中关于假期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相关约定：每年年休假有效期至l2月31日止，到期未使用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案系杨菊荣自动放弃申请年休假，因此浙江养生堂公司无需支付杨菊荣未休年休假工资。四、一审判决认定浙江养生堂公司支付杨菊荣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6,497元明显有误，浙江养生堂公司应支付金额为l7,239.66元。浙江养生堂公司系依法在浙江省注册的企业，与杨菊荣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发放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出现工伤理应适用浙江养生堂公司所在地关于工伤事故的赔偿标准，依照浙江省《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修改后《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浙人社发[2011]253号）第五条之规定。劳动者九级伤残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标准为：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个月，经查浙江省2015年全省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年平均工资51,719元，依浙江省之规定，杨菊荣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51,719／12×4=17,239.66元。五、一审判决认定浙江养生堂公司需支付杨菊荣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700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杨菊荣明确知晓浙江养生堂公司公司《管理手册》之假期管理办法第八条病假的相关规定：“……工伤病体期间基本工资全额发放，绩效按天扣除，其他工资项目按公司相关薪资规定执行”，其于2013年11月28日至2014年2月17日病假，在该停工留薪期间，浙江养生堂公司已支付其相应的薪资福利待遇，因此无需再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700元。六、一审判决认定浙江养生堂公司需协助杨菊荣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与现行法规不符。杨菊荣无正当合法理由主动提出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不符合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关系解除方可领取失业保险的基本原则。
杨菊荣一审请求判令：1.浙江养生堂公司向杨菊荣支付解除2004年2月17日至2017年3月29日的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06,704元（8,208元×13个月）及未支付经济补偿金50%的加付赔偿金53,352元；2.浙江养生堂公司向杨菊荣支付2016年至2017年年休假工资7,547元（8,208元÷21.75天×10天×200%）；3.浙江养生堂公司协助杨菊荣办理失业保险领取手续，办理不成则赔偿损失26,040元（1,085元×24个月）；4、浙江养生堂公司向杨菊荣支付工伤待遇差额136,110元（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就业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工资）；5.浙江养生堂公司向杨菊荣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29日工资差额7,210元（5,150元-1,545元）×2个月）及未足额支付工资50%的加付赔偿金3,605元。
浙江养生堂公司一审请求判令：1.无需向杨菊荣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568元；2、无需向杨菊荣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29日期间工资差额6,634.20元；3.无需向杨菊荣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6,284元；4、无需向杨菊荣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6,497元，仅需支付17,239.66元；5.无需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协助杨菊荣办理申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6.案件诉讼费由杨菊荣负担。该公司同意协助杨菊荣向社保经办部门办理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及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申领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5月26日，杨菊荣与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注明岗位为销售部门的销售管理工作，但杨菊荣主要从事的是财务工作。2013年5月27日，杨菊荣与浙江养生堂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但杨菊荣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养生堂公司法定代表人皆为钟睒睒。2016年5月27日，双方续签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杨菊荣的社会保险由武汉市智唯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代为缴纳。2013年11月27日，杨菊荣前往银行取公司备用金途中不慎滑倒摔伤，2014年3月10日，被认定为工伤，2015年1月29日，经武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致残等级为九级。2016年1月27日，浙江养生堂公司将工伤保险经办部门赔偿杨菊荣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7,292.60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杨菊荣。浙江养生堂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对包括杨菊荣在内的部分人员进行待岗处理，通知杨菊荣对待岗人员在待岗期间不作具体工作安排，不进行绩效考核，按基础工资发放薪资。浙江养生堂公司主张杨菊荣在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系待岗状态，并未给杨菊荣安排具体工作，按基础工资2,200元/月的标准向杨菊荣发放了待岗工资，其中，2017年2月份为1,545.15元、2017年3月份为1,593.15元。杨菊荣已举证证实自己在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3月29日期间到公司正常打卡上班，且正常办理财务业务、履行了出纳人员的责任，并未待岗。结合相关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浙江养生堂公司关于杨菊荣待岗的诉讼意见，不予采纳。2017年3月29日，杨菊荣以浙江养生堂公司违法调岗降薪、不按时支付劳动报酬、不支付年休假工资、不足额支付工伤待遇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浙江养生堂公司同意2017年3月29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但对杨菊荣所述解除理由不认可。
浙江养生堂公司《管理手册》中《假期管理办法》第十四条14.3款规定“年休假可以分开申请，每年年休假有效期至12月31日止，到期未使用的，视为自动放弃；因离职未使用的年休假不予弥补”，2016年杨菊荣已享受6.5天年休假，剩余3.5天未休；截至2017年3月29日，杨菊荣2017年度可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为2天（2.41天=10天÷365天×88天，不足一天部分不享受年休假），杨菊荣当年度已享受了3天。浙江养生堂公司未向杨菊荣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工资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当月工资下月发放。因双方对2017年2月份、3月份应发工资数额持异议，故一审法院以2016年2月份至2017年1月份作为核算杨菊荣离职前12个月月均工资数额的统计期间。经双方核对，结合杨菊荣的工资卡银行流水、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查询单、公积金个人明细查询、工资单，一审法院确认杨菊荣2016年2月份至2017年1月份的实发工资分别为3,885.13元、7,013.77元、4,306.57元、4,337.61元、6,992.17元、4,256.10元、2,980.80元、3,817.34元、3,716.46元、3,732.02元、3,739.74元、3,858.08元，共计52,635.79元；个人负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公积金扣款之和分别为836.96元、418.48元、418.48元、418.48元、418.48元、470.52元、1,129.20元、670.85元、670.85元、654.80元、670.85元、670.85元（262.88元+56.50元+7元+8.47元+336元），共计为7,448.80元。上述两部分均为杨菊荣劳动报酬，总计为60,084.59元，除以12个月，杨菊荣离职前月均工资为5,007.05元。双方均认可杨菊荣2013年11月份、12月份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900元加绩效工资1,700元；2014年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000元。杨菊荣受伤后于2013年11月28日至2014年2月17日养伤未上班，期间，2013年12月份、2014年1月份仅发放了基本工资（扣除了个人承担社保费及公积金），绩效工资未发放；2013年11月、2014年2月的工资已足额发放。
2017年4月14日，杨菊荣提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浙江养生堂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工伤待遇差额、工资差额、协助办理失业保险手续，否则赔偿失业保险损失，协助办理调取手续。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岸劳人仲裁字【2017】第41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浙江养生堂公司向杨菊荣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568元、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29日期间工资差额6,634.2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6,284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6,497元，为杨菊荣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办理档案转移手续、并按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为杨菊荣办理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申报手续，驳回了杨菊荣的其他仲裁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杨菊荣在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正常上班，且履行了相关岗位职责，有权向浙江养生堂公司主张正常的劳动报酬。浙江养生堂公司在此期间以待岗为由对杨菊荣降薪处理，并无依据，据此，应向杨菊荣补发少发的劳动报酬。一审法院参照2016年度杨菊荣月均工资水平扣除已支付的工资来核算少发的工资，其中2017年2月份工资差额为3,461.90元（5,007.05元-1,545.15元）、2017年3月1日至28日工资差额为2,929.35元（5,007.05元÷31天×28天-1,593.15元）。同时，杨菊荣有权以违法降薪为由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杨菊荣与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5月26日签订劳动合同，后于2013年5月27日又与浙江养生堂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此期间，杨菊荣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故经济补偿的年限应一并计算，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杨菊荣有权主张自此之后的经济补偿金，至2017年3月29日劳动关系解除，杨菊荣工作年限超过9年，不足9年半），据此计算经济补偿金数额为47,566.98元（5,007.05元×9.5个月）。杨菊荣主张的加倍赔偿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杨菊荣曾受九级工伤，现其与单位已解除劳动关系，杨菊荣依法有权向浙江养生堂公司主张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数额为2015年度武汉市在岗职工12个月平均工资即56,497元。浙江养生堂公司主张按照浙江省2015年在岗职工（含劳务派遣）年平均工资核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数额，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杨菊荣与浙江养生堂公司确认杨菊荣2016年度尚有3.5天年休假未休，2017年度年休假已休完。浙江养生堂公司规定当年未休的部分不得再补休，并无不妥，但其认为对于未休部分不应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讼意见，则于法无据。杨菊荣有权主张3.5天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差额1,611.46元（5,007.05元/月÷21.75天×3.5天×200%）。
浙江养生堂公司已将其收到的工伤保险基金核算并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7,292.60元支付给杨菊荣，杨菊荣主张该数额偏低，要求浙江养生堂公司支付差额，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杨菊荣主张住院期间护理费，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此不予支持。杨菊荣因工伤停工期间，原工资待遇不变，但浙江养生堂公司仅向其发放了基本工资，对未发放的绩效工资3700元（2013年12月份为1,700元、2014年1月份为2,000元），杨菊荣有权主张。
因浙江养生堂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委托第三方为杨菊荣缴纳了失业保险，杨菊荣有权要求浙江养生堂公司协助其办理失业保险申领手续，是否符合申领条件，则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查核定。双方对于“浙江养生堂公司按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为杨菊荣办理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及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申报手续，杨菊荣予以配合”的仲裁裁决结果均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七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2017年2月份工资差额3,461.90元、2017年3月1日至29日工资差额2,929.35元；二、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7,566.98元；三、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611.46元；四、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6,497元；五、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700元；六、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为杨菊荣办理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及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申报手续，杨菊荣予以配合；七、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杨菊荣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是否符合领取条件由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审核认定；八、驳回杨菊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九、驳回浙江养生堂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减半收取10元，由浙江养生堂公司负担5元、免交5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6年2月3日予以发放2015年度年终奖金13,003.83元。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
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关于浙江养生堂公司应否向杨菊荣支付2017年2月、3月工资差额问题。对此，法律虽未禁止用人单位为解决亏损，避免经营状况恶化而进行阶段性的架构调整，在维护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对员工岗位和薪资做出调整。但企业在行使上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亦要遵守法律法规并具有合理性。本案中，浙江养生堂公司在一、二审主张杨菊荣待岗起止时间不具有一致性，提交的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对涉及杨菊荣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重大权益的岗位调整方式、待岗具体起止时间、待岗期间工资待遇等方面与其进行充分、民主协商并已达成一致意向。浙江养生堂公司主张待岗期间要求正常出勤，但无工作安排，但其未对杨菊荣提供的证据所显示的在上述期间内仍具有工作安排和工作任务予以合理说明并提供实质性反驳证据，故浙江养生堂公司主张只应按照公司规定发放待岗工资的依据不足，应向杨菊荣补足相应差额。关于计算基数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应以上述时间段工资发放总额作为核算标准，故浙江养生堂公司于2016年2月3日发放金额l3003．83元应纳入工资总额，据此核算杨菊荣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6,091元。鉴于杨菊荣要求以5,150元作为计算依据，本院据此核算2017年2月份应补发工资差额为3,604.85元（5,150元-1,545.15元）、2017年3月1日至28日工资差额为5,036.73元（5,150元÷21.75天×28天-1,593.15元），共计8,641.58元，已超出杨菊荣针对此项主张的金额，故本院认定浙江养生堂公司应向杨菊荣支付2016年2月、3月工资差额7,210元。杨菊荣未予举证证明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的条件，对其主张加付50%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浙江养生堂公司应否向杨菊荣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第1款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可见，安排年休假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对于劳动者不愿意休年休假的情况，《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0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据此，浙江养生堂公司在该公司的管理手册中虽然对假期管理办法做出相应的规定，但未举证证明已针对杨菊荣做出具体休假安排，杨菊荣因本人原因书面提出不予休年休假，亦未举证证明杨菊荣已明确放弃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的权利，故本院对浙江养生堂公司针对该项的上诉理由与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杨菊荣的工伤保险待遇问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杨菊荣实际工作地点在武汉市，浙江养生堂公司认为理应适用该公司注册地浙江省的规定作为工伤待遇赔付标准，于法无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和杨菊荣针对该项的诉请，浙江养生堂公司应向其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金额为56,496元。杨菊荣认为浙江养生堂公司未按照其实际收入缴纳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过低，应补足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但对于用人单位已为劳动者办理社保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未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应由劳动行政部门处理。鉴于浙江养生堂公司已将其收到的有工伤保险基金核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7,292.60元向杨菊荣予以支付，杨菊荣要求补足差额的请求，应向相关部门主张权益。对于护理费，杨菊荣对个人护理等级以及护理费已实际产生未予举证，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停工留薪期工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浙江养生堂公司在该期间只发放基本工资，于法无据，杨菊荣认为应按照2015年社平工资4,708元补足2.5个月的差额，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对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实体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浙江养生堂公司应否向杨菊荣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及加付50%额外赔偿金的问题。根据查明的相关事实，杨菊荣以用人单位欠发工资报酬、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等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劳动者享有单方劳动关系解除权并可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关于工作年限和起算点，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劳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除对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未做明确规定外，对于劳动合同的其他解除情形，对于用人单位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况，均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本案所涉解除劳动关系应予给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并不适用以2008年1月1日作为分界点分段计算的原则，应以实际工作年限予以计算。鉴于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养生堂公司均无相应证据证明杨菊荣在两用人单位的转换均是基于其自身原因造成，亦未证明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已向其支付前期经济补偿金，故杨菊荣的情况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规定的可将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法定条件。同上所述，以6,091元作为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本院核算浙江养生堂公司应向杨菊荣支付经济补偿金为79,183元（6,091元×13个月）。杨菊荣未予举证证明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的条件，对其主张加付50%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鉴于浙江养生堂公司已为杨菊荣缴纳失业保险，应协助其办理相应领取手续，但是否符合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条件，则应由社保行政机构审核。另，双方对一审有关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以及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处理意见无异议，视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
综上，杨菊荣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浙江养生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4906号民事判决第三、五、六、七项，即：“三、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611.46元；五、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700元；六、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的规定为杨菊荣办理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及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申报手续，杨菊荣予以配合；七、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杨菊荣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是否符合领取条件由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审核认定”；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490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八、九项，即：“一、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2017年2月份工资差额3,461.90元、2017年3月1日至29日工资差额2,929.35元；二、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7,566.98元；四、浙江养生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6,497元；八、驳回杨菊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九、驳回浙江养生堂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2017年2月、3月份工资差额共计7,210元；
四、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9,183元；
五、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菊荣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6,496元;
六、驳回杨菊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减半收取10元，由浙江养生堂公司负担5元、免交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0元；由杨菊荣负担的10元，本院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海波
审 判 员 廖艳平
审 判 员 陶 歆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 祥
书 记 员 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