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82民初13749号
原告：戚怀银，男，193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原告：田某，女，198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原告：戚某，男，201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
法定代理人：田某，女，198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系原告戚某的母亲。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涛、郑有元，浙江思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旭红，男，198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飞，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文静，女，198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
被告：叶其豹，男，198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
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汉操、雷建军，浙江红太阳（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为与被告王旭红、郑文静、叶其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6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涛；被告王旭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飞；被告郑文静；被告郑文静、叶其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汉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三被告赔偿原告因侵权受伤各项经济损失1327156.16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戚敢闯受义乌市阿豹广告社（地址：义乌市城北路436号）雇佣从事广告安装工作。2015年11月25日，戚敢闯在义乌市长春九街110号安装广告时不慎从高空摔落，导致颅脑及全身多处骨折。戚敢闯因受伤过重于2016年6月4日死亡，三原告分别是原告的父亲、妻子和儿子，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权提起诉讼。事故发生后，经过原告查证阿豹广告社未进行工商登记，其实际经营者为被告郑文静、叶其豹。2015年11月12日，被告郑文静以阿豹广告社的名义与被告王旭红签订广告设计、安装协议，协议约定广告设计、安装、制作总价格35000元，广告位置在长春××号。原告认为被告郑文静、叶其豹经营的阿豹广告社未经工商登记，戚敢闯受其临时雇佣从事广告安装工作受伤，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王旭红将广告工程发包给无广告安装资质的个人承揽施工，本身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原告提起诉讼，恳请法庭支持。庭审中，原告补充事实：阿豹广告社不具有高空作业的施工资质。阿豹广告社是被告郑文静经营的个体经营户，但目前广告社的工商登记已经注销。
被告王旭红辩称，第一被告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对第一被告的诉请。本案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第一被告并没有和戚敢闯建立劳务关系，至于戚敢闯是否受阿豹广告社雇佣从事广告安装工作，第一被告不知情。如果有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那么应当由阿豹广告社承担法律责任。合同是相对性的，第一被告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因此，第一被告不是适格的主体。阿豹广告社注销的时间为2015年12月4日，是在2015年11月25日戚敢闯事发以后。本案是否属于高空作业需要相关的举证，请原告明确请求权基础。法律对于广告安装执照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并不存在原告所谓的过错。另外，第一被告和义乌市阿豹广告社对于工程安全做了明确规定，由义乌市阿豹广告社负全责。原告要求第一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请明确一下请求权基础。根据原告的诉称，戚敢闯不慎从高空摔落，说明戚敢闯在高空作业的时候没有做安全措施，本身存在错误。退一万步说，假如根据法庭查明事实，第一被告需承担法律责任也只是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另外，原告诉请赔偿项目存在不合理的部分，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应是422500元、误工费是15459.54元、护理费2562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是47322元、精神抚慰金应该是在3万元以下；其他费用的金额没有意见。
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辩称，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戚敢闯与被告郑文静之间的法律关系；2、被告郑文静的责任承担问题；3、被告叶其豹是否应当对本案承担责任问题。第一个问题。本案中，戚敢闯本身是专业从事木工业务，被告郑文静经他人介绍由戚敢闯以包工包料的形式承揽广告牌的木工业务，广告牌木工业务所需材料的材质是根据被告的需求而定，戚敢闯最初报价为15000元，被告郑文静于2015年11月15日预付了5000元。死者在收到款项之后于当日实地测量广告牌的尺寸之后，认为实际尺寸超出了被告郑文静所报的尺寸，并要求提高报酬至16600元。在正式工作时，戚敢闯自带工具、租赁脚手架并自带一名帮工，以自身的技能、工具来完成承揽业务，这在微信聊天和公安出警视频帮工的陈述均能证实。戚敢闯承接业务之后，并不依附于被告郑文静，不受郑文静的管理与支配，戚敢闯工作时间不受限，具有独立性。其在承接被告的业务过程中，同时也承接了其他人的业务，并不完全受被告安排、指挥。因此，戚敢闯与被告郑文静之间系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事实清楚。第二个问题关于被告郑文静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本案被告郑文静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三种过失责任。首先，戚敢闯系专业从事装修业务具有一定技能的装修师傅，而在本案事发前承接了义乌市长春三区35幢7号的吊顶业务，为什么要强调该业务？因为这也是由戚敢闯承揽包工包料进行的，此外长春小区的一楼楼层相比普通住宅都是偏高，有4米左右，在实际施工当中都是需要使用楼梯或者脚手架之类的辅助工具，那么也就说明死者在此前的业务当中就有在一定高处作业的工作经验。高处作业是指人在一定位置为基准的高处进行作业。国家标准GB3608-93《高处作业分级》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都称为高处作业。”本案的脚手架在1.89米，并未达到2米得标准，不属于高处作业。这个脚手架的高度，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家打扫卫生爬楼梯都会达到的高度。戚敢闯作为一名专业从事装修业务并具有丰富经验的一名装修师傅，对自己在工作当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应当是知晓的并可以做好安全措施的。在本案当中，戚敢闯是实地看过，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接业务是清楚的，再加上其在案外人处也同样承接木工装修业务，从日常情理和生活经验法则来说，作为被告已经尽到注意义务，不存在选任过失，而对于定作、指示更不存在过失。本案系脚手架坍塌所致，戚敢闯承接本案的木工业务是非常自由，不受被告安排、指挥，事发当日被告并不在场，所以也谈不上指示错误。因此，被告郑文静并不存在过失，无需承担责任。戚敢闯作为承揽人，自身需承担承揽业务所带来的风险。至于是因为没有搭好还是脚手架质量问题导致坍塌，被告现在也仅是合理怀疑。如果系脚手架本身质量问题，那么应当由出租脚手架之人承担损害赔偿损害，与被告郑文静无关。查清事故发生原因，对于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个问题，被告叶其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问题。从被告郑文静与王旭红的签订承揽合同以及工商登记来看，义乌市阿豹广告社实际经营者系郑文静，本案的业务也是由郑文静与戚敢闯两者之间商谈确定的。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两被告系共同经营，其相应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不能得到支持。最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死者与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郑文静存在定作、选任或者指示过失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另外，补充一点：被告郑文静、叶其豹与死者戚敢闯之间并非雇佣关系，是承揽关系。戚敢闯是专业从事木工业务。
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为了主张自己的权利，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一、结婚证一份、户口本一份、出生医学证明一份、亲属关系证明一份，证明田某系戚敢闯妻子，戚怀银系戚敢闯父亲，戚某系戚敢闯的儿子，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及戚敢闯有父亲和儿子需要抚养的事实。被告王旭红质证意见：结婚证、户口本、医学证明都没有意见，但是亲属关系证明不符合形式要将，形式上要由出具证明的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的签名。法庭注意戚敢闯是次子，所以戚怀银不是只有戚敢闯一个儿子。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质证意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户口本上可以看出戚敢闯并非第一原告唯一的抚养人。根据结婚证可以看出原告田某系原告戚某的母亲，因此戚敢闯并非是原告戚某的唯一抚养人，法院应该予以考虑。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加盖有出具单位的公章，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二、广告承揽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阿豹广告社与王旭红存在广告承揽合同法律关系，王旭红系发包方，阿豹广告社系承包方。被告王旭红质证意见：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我们签过这份协议。可以证明被告王旭红和阿豹广告社之间是承揽关系。法庭注意合同第5条4项。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三、义乌市急救中心急诊证明一份、门诊病历一份、病危通知书一份、住院病历一份、入院证一份、手术记录一份、出院记录一份、永城市人民医院入院记录一份、用药汇总清单三份，证明戚敢闯在受雇阿豹广告社工作地点摔伤的事实，以及因此次事故住进义乌市中心医院和永城市人民医院并花费108972元的事实。被告王旭红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都没有异议，戚敢闯受伤是事实。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四、火化证一份、火化证明一份，证明戚敢闯因雇佣工作受伤后死亡的事实，死亡时间为2016年6月4日。被告王旭红发表质证意见：火化证，火灾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火化的事实。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五、流动人口登记表一份，证明戚敢闯在2014年11月4日就已经在义乌办理登记，本次事故赔偿标准应按照城镇标准赔偿。被告王旭红发表质证意见：该证明已经于2015年11月5日注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证明了戚敢闯曾在义乌市经常居住的事实，无法单独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六、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戚怀银的子女情况。被告王旭红发表质证意见：形式上需要经办人的签名，派出所确认的是戚敢想的身份情况，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明盖有出具永城市马桥镇后寨村村民委员会以及永城市公安局马桥派出所的公章，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被告王旭红为了主张自己的权利，向本院提供工商户情况一份，证明义乌市阿豹广告社在2015年12月4日注销工商登记，注销原因是歇业，时间是戚敢闯事发之后。原告共同质证意见：三性均无异议。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质证意见：三性均无异议，经营者是郑文静，与叶其豹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被告郑文静、叶其豹为了主张自己的权利，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一、微信聊天记录视频一份、书面整理资料一份，证明死者戚敢闯与被告郑文静系承揽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原告共同质证意见：记录视频及文字整理资料真实性没异议，但是无法确认戚敢闯与被告郑文静联系的事实，关联性上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案的广告工程是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经营的阿豹广告社实施的承揽合同。被告郑文静召集戚敢闯并安排其施工，戚敢闯只是从事被告郑文静指示下的劳务活动并获得相应报酬。如果戚敢闯承揽该工程，其本身需要专业的资质及相应的平台，但是戚敢闯只是农民工。从微信的内容上看，戚敢闯的获利相比较承揽工程的价款35000元来说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获得劳动力相应的报酬。被告王旭红质证意见：被告王旭红不是他们聊天的当事人，所以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内容上看可以看出，戚敢闯承揽被告郑文静的广告业务有过协商过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且根据庭审中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讼争的工程系被告王旭红发包给被告郑文静经营的阿豹广告社，被告郑文静再将该工程发包给戚敢闯施工的事实。
二、公安出警视频光盘一份，证明本案损害发生系脚手架坍塌所致的事实。原告共同质证意见：三性没有异议。被告王旭红发表质证意见：三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三、照片打印件三张、调查笔录一份、身份证签名复印件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受害人戚敢闯专业从事木工业务，在事发前承接案外人房屋吊顶专修业务。原告共同质证意见：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也不具备任何参考性。从证明目的上说，证明不了戚敢闯是专业从事木工的人员。本次事故恰恰证明戚敢闯仅仅是农民工，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只是靠劳力打工赚钱的人。被告王旭红发表质证意见：与本案无关，而且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四、照片打印件五张，证明死者戚敢闯承揽本案的木工业务内容以及脚手架租赁电话、坍塌后的现状和脚手架高度为1.89米的事实。原告共同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认定该脚手架就是案发的脚手架，即使案发的脚手架高1.89米左右，但是戚敢闯是从2层脚手架上摔下，高度有4米。如果脚手架是2米左右，戚敢闯也不会摔死。被告王旭红发表质证意见：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五、借条一份，证明原告田某向被告郑文静借款用于死者抢救治疗。原告共同发表质证意见：借条与当事人核对过，没有异议。被告王旭红发表质证意见：借条原告已经确认，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六、工商登记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郑文静经营广告发布制作业务并办理工商登记的事实。原告共同发表质证意见：没有异议。被告王旭红发表质证意见：三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12日，被告王旭红（下称乙方）与阿豹广告社（下称甲方）签订了《广告承揽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广告形式为灯箱、门面、发光字；广告位置为长春××号；广告规格为门头+柱子；广告费35000元整；广告费的支付为先收总金额的50%，制作完工验收合格后付总金额的余款；工程安全由甲方付全责。嗣后，阿豹广告社的经营者即被告郑文静将上述工程发包给戚敢闯施工。2015年11月25日，戚敢闯在义乌市××号安装广告时，脚手架倒塌致使戚敢闯受伤。戚敢闯先后被送往义乌市中心医院、永城市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共计花费医疗费108972元。2015年12月16日，原告田某因戚敢闯的治疗需要向被告郑文静借款86523元。2016年6月4日，戚敢闯经抢救无效死亡。
另查明，原告戚怀银与戚曾氏（已过世）生育戚敢想、戚敢闯、戚素侠、戚桂芝四名子女。戚敢闯与原告田某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即原告戚某。被告郑文静经营的阿豹广告社于2013年3月19日进行了个体工商登记，2015年12月4日注销，经营范围为广告设计、制作（不含发布、代理）服务。
本院认为，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王旭红与具有广告设计、制作经营资质的阿豹广告社签订了广告牌承揽合同，故被告王旭红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郑文静经营的阿豹广告社将上述广告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戚敢闯施工，且阿豹广告社已注销，故被告郑文静应负有相应的选任过失责任。另，戚敢闯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做好基本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便攀爬高处进行工作，自身未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故戚敢闯应对其受伤的后果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本院结合案件事实，酌定戚敢闯对其受伤的结果承担60%的责任，被告郑文静对戚敢闯的损害承担40%的选任过失责任。另，阿豹广告社系被告郑文静的个体经营，且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广告社系被告郑文静、叶其豹共同经营，故原告要求被告叶其豹与被告郑文静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故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损失的赔偿数额，本案认定如下：1、医疗费，原告主张108972元并提供了相应的医疗费发票，故本院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874280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戚敢闯的该项费用应按照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故本院认定该项费用实际应为21125元/年×20年=422500元。3、丧葬费，原告主张24186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4、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戚某系戚敢闯与原告田某的儿子，故原告戚某的的抚养费应为（16108元/年×17年+16108元/年÷365天×15天）÷2=137249元；原告戚怀银已经年满75周岁应按5年计算，且原告戚怀银生育包括死者戚敢闯在内的四名子女，故原告戚怀银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应为16108元/年×5年÷4=20135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结合戚敢闯及被告郑文静的过错情况，酌定被告郑文静向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另，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还主张赔偿戚敢闯死亡前的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缺乏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郑文静应向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赔偿上述各项费用损失共计（108972+422500+24186+137249+20135）×40%+40000=325216.8元，扣除被告郑文静已支付的86523元，被告郑文静还应支付238693.8元。综上，原告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郑文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赔偿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38693.8元。
二、驳回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744元，由原告戚怀银、田某、戚某负担11864元，由被告郑文静负担48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俞霞珍
人民陪审员 刘剑军
人民陪审员 方义伟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