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民终101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龙，男，1953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男，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系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的公民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锦江区学道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映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珍，四川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庐松，四川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玉龙因与被上诉人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罗兰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4民初2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玉龙上诉请求：1、依法进行开庭审理；2、撤销一审判决；3、确认原成都市红旗服装厂（以下简称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于2006年9月18日向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事处出具《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意见决议中“……至于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的名单上，是因李玉龙旷工14年，根据方案的规定，他的分配额为‘0’”的处罚意见决议，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厂改制领导小组对李玉龙作出的将其资产量化归于零的处罚意见决议无效。4、改判成都罗兰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玉龙支付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李玉龙将该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李玉龙按所持144098元股权享有投资者权益，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时间从2006年12月26日起计算；5、改判成都罗兰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恢复李玉龙股东身份；成都罗兰公司为李玉龙所持有其支付的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扩股；成都罗兰商贸公司增加李玉龙货币出资144098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成都罗兰公司修正《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增加李玉龙货币出资为144098元；成都罗兰公司在成都市锦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将《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变更、登记、注册李玉龙货币出资144098元后，成都罗兰公司股东会由刘映波、黄伟和、朱晓燕、王继如、姜羽异、熊玉明、李玉龙7人组成。6、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由成都罗兰公司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本案李玉龙起诉的案由与一审法院立案的案由不相同，李玉龙要求一审法院重新确认案由，在一审判决书中不作表述，并遗漏认定案由。李玉龙起诉的案由为李玉龙诉成都罗兰商贸公司与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劳动合同纠纷，李玉龙诉讼请求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应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民事法律关系确定并列为两个案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第三条第3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1号第一次修正）第六部分第十七项第169目、第八部分第二十项第229目之规定。本案的诉讼请求是李玉龙获得实体法上的具体法律效果的诉讼主张，其所提供的证据对于李玉龙立案时的案由与所属事实相符，与诉讼请求也相符，李玉龙选择何种请求权，法院不应干预。一审法院确认的案由影响李玉龙的诉讼实体权利，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对采信了李玉龙提交证据证明的事实不作表述，对成都罗兰公司提交的对公司不利的证据回避不作表述，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并有错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玉龙陈述的事实，有法院采纳李玉龙提交的1-32项证据（证据7除外）予以证明，但在一审判决书中未作表述，只对成都罗兰公司提交的证据作了表述，且对成都罗兰公司提交的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不利于成都罗兰公司的事实，即红旗服装厂未向李玉龙通知或告知改制的相关内容，导致李玉龙丧失成为成都罗兰公司出资人的机会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作表述。李玉龙提交的《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证明红旗服装厂领导小组无有效证据证明1、取得李玉龙旷工14年如何将李玉龙35年工龄应分得的资产量化归于零的计算公式和扣发比例；2、征求了工会意见；3、允许李玉龙申辩；4、送达李玉龙，但一审法院对上述内容未作表述。一审法院对采纳的《情况汇报》、《关于企业在职职工安置方案》、《分流安置职工花名册》、《分流安置职工本人申请书》、《分流安置职工领取安置费收据》、《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的内容及证明目的未作表述，且故意遗漏认定证据的证明力。三、一审判决虽采纳了李玉龙提交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但对该裁定《询问笔录》载明的事实不作表述，且该裁定书与成都罗兰公司提交的证据12份生效判决的类案有冲突，一审判决故意回避省高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所确认的事实。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川民申字第1366号民事裁定书及询问笔录以及成都罗兰公司的《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载明的内容，均可以证明红旗服装厂因李玉龙缺勤时间超过10年而将李玉龙资产量化归于零，在程序上没有先对李玉龙进行分配股份，再量化资产，不符合《红旗服装厂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以下简称《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第四条的规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再终字第21号立案再审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川民申字第1366号民事裁定及《询问笔录》查明了事实，但在再审判决书中对成都罗兰公司《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内容载明的事实不作表述，故意遗漏该证据认定，红旗服装厂缺乏证据证明向李玉龙告知过量化方案，即便要扣除李玉龙的股份，也应先分给李玉龙再扣除。四、在一审判决中不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对李玉龙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故意回避，遗漏认定。李玉龙是丧假期满后未上班缺勤，不是旷工缺勤。（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等生效判决先后确认李玉龙1992年6月未再回厂上班，系李玉龙父亲于1992年去世，李玉龙休假期满后从1992年6月起未再回厂上班，缺勤超过十年，上述法院判决没有认定李玉龙为旷工缺勤，其休假期满未上班与旷工缺勤有区别。《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对李玉龙具有约束力，其应享有该方案规定的分配股份后量化资产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红旗服装厂应举证证明李玉龙缺勤是否是李玉龙的责任还是红旗服装厂未给李玉龙安排工作造成。红旗服装厂出具的《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载明的内容系不客观的陈述，量化方案并未告知李玉龙，且未将股份分给李玉龙再进行扣除，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对李玉龙作出的将其资产量化归于零的处罚意见属于无效，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属于错误。从（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内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川民申字第1366号民事裁定书及《询问笔录》以及成都罗兰公司的《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均印证了红旗服装厂未向李玉龙直接送达量化方案，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通过其他方式告知过李玉龙。因此，李玉龙要求确认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作出的将其资产量化归于零的处罚意见决议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五、关于李玉龙主张成都罗兰公司向李玉龙支付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李玉龙将该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李玉龙按所持144098元股权享有投资者权益，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时间从2006年12月26日起计算，李玉龙该项诉讼请求分得安置费包含分得股权，不能分割，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即与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和劳动合同纠纷，在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受理其提出的与公司相关的仲裁申请的情况下，在本案中主张安置费的同时主张分得股权，请求适当，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李玉龙该项诉讼请求，存在错误。李玉龙主张通过应享有量化股并作为李玉龙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个人股份已具有事实基础，虽附量化股配售的风险股因其量化股被红旗服装厂违法侵害归于零而丧失，李玉龙也丧失通过货币出资方式取得成为改制后成都罗兰公司股东而享有投资者权益，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可能性，但本案根据《红旗服装厂企业改制总体方案》、《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之规定，李玉龙的上述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六、关于成都罗兰公司恢复李玉龙股东身份；为李玉龙持有其支付的安置费分得股权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扩股；成都罗兰商贸公司增加李玉龙货币出资144098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成都罗兰公司修正《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增加李玉龙货币出资、变更股东出资人名册，确认李玉龙为股东会组成成员的主张，根据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锦江区锦体改办《关于同意成都市红旗服装厂改制为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该厂将李玉龙的资产量化归于零的实质是成都罗兰公司的资本公积，未将李玉龙股份归于零，且李玉龙并未丧失通过分得安置费（分得股权）后以货币出资方式取得成都罗兰公司股东的可能性，由于李玉龙为改制时在职职工，《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对李玉龙具有约束力，李玉龙具有该方案规定的股东资格，享有应分股份的权利和义务。（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李玉龙要求确认其在成都罗兰公司股东份额，只能通过增资扩股方式与其他出资人及公司商议。在成都罗兰公司不同意生效判决确认李玉龙在成都罗兰公司股份份额，只能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的情形下，根据《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四条的规定，由于红旗服装厂在改制过程中未向李玉龙履行必要的告知或通知义务，导致李玉龙丧失了成为成都罗兰公司出资人的机会，侵害了李玉龙参加企业改制的知情权、民主管理权、监督权，成都罗兰公司应承担红旗服装厂未履行相应告知义务，导致李玉龙丧失成为成都罗兰公司出资人的机会和违法侵害的民事责任。李玉龙的该项诉讼请求应得到法院支持。综上所述，李玉龙的上诉事实清楚，理由和证据充分，于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成都罗兰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对于李玉龙要求法院确认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向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中关于将李玉龙的资产量化归于零的处理意见无效，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出具的《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属于对原成都市红旗服装厂职工大会表决通过的企业资产量化方案所作出的客观表述，李玉龙要求确认该汇报中关于将李玉龙资产量化归于零无效，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诉性，《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所依据的资产量化方案是经过原成都红旗服装厂职工大会通过，并且经主管部门确认，而且有人民法院多份生效判决确认其合法有效。因此，成都罗兰公司认为李玉龙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对于李玉龙提出要求成都罗兰公司支付其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以及要求成都罗兰公司恢复其股东身份，为其增资扩股，将李玉龙登记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这两项上诉请求，李玉龙已经多次基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反复向法院起诉过，多份生效判决均已驳回李玉龙的诉讼请求，因此成都罗兰公司认为李玉龙的上诉请求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3、关于增资扩股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权利范畴而且属于股东意思自治，无论是司法机关都无权干涉股东的意思自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玉龙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玉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成都市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于2006年9月18日向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事处提交作出《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意见决议中“……至于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的名单上，是因李玉龙旷工14年，根据方案的规定，他的分配额为‘0’”的处罚意见决议，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厂改制领导小组对李玉龙作出的将李玉龙资产量化归于零的处罚意见决议无效。2、判决成都罗兰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玉龙支付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现金，持股比例为14.4098%），李玉龙将该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现金，持股比例为14.4098%）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李玉龙按所持144098元股权享有投资者权益，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时间从2006年12月26日起计算；3、判决成都罗兰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恢复李玉龙股东身份；成都罗兰公司为李玉龙所持有其支付的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现金，持股比例为14.4098%），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扩股；成都罗兰商贸公司增加李玉龙货币出资144098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成都罗兰公司修正《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增加李玉龙货币出资为144098元；成都罗兰公司在成都市锦江区工伤行政管理局将《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变更、登记、注册李玉龙货币出资144098元后成都罗兰公司股东会由刘映波、黄伟和、朱晓燕、王继如、姜羽异、熊玉明、李玉龙7人组成。4、案件诉讼费由成都罗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2月，李玉龙起诉红旗服装厂事实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法院于2006年3月作出的生效判决确认：李玉龙于1971年参加工作，1979年调入红旗服装厂工作，1992年4月其父去世，李玉龙休假，从1992年6月起就未再回厂上班；红旗服装厂于1994年10月19日作出的《关于对沈道勋等28人作除名处理的决定》因无有效证据证明已送达李玉龙，该决定对李玉龙未产生法律效力，并判决红旗服装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为李玉龙安排工作。2006年8月9日李玉龙与红旗服装厂签订《劳动合同》，2006年8月14日李玉龙在红旗服装厂正式恢复工作。2008年1月4日李玉龙再次与罗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2009年6月，李玉龙起诉罗兰公司其他股东权纠纷一案即（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案件经一审、二审及再审后，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红旗服装厂原系集体所有制企业。2000年9月1日，红旗服装厂关于企业改制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会，共有39名职工表决同意企业改制。红旗服装厂经报请锦江区工业局、锦江区体改委，获批准同意进行改制。2006年6月16日，红旗服装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1名，全体通过了《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同日，红旗服装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2名，全体通过了红旗服装厂改制后更名为成都罗兰公司的决议。2006年6月21日，红旗服装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与会职工56名，全体通过了《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该《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载明：评估净资产为11353231.82元，净资产按下列顺序分配：1、退休职工5772232元（包括退休职工一次性补偿金、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费）；2、企业改制费用580999.82元（包括资产转移税费、土地出让金、审计、评估及其他费用）；3、股份设置：减去第1、2项后，净资产5000000元，加职工货币出资1000000元共6000000元，总股份2000000股，其中基本股（量化资产出资）1000000股，风险股（货币出资）1000000股；股东人数，以2004年12月31日的在职固定职工人数为基准，按当年由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执行的《企业在职职工安置方案》（即人员分流）的政策精神，自愿留下参加企业改制的在职固定职工为股东人数（共57人）；股权量化方案（基本股部分），领导班子4人分配30%股权，中层干部、行管人员及职工53人分配70%；风险股配售，公司风险股配售货币出资100万元，风险股按个人股权量化比例1：1配售，配售风险股按股权比例数与人民币1：1现金支付；工龄计算（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按本人实际连续工龄计算，长期病、事假扣除本人连续实际工龄；长期无假不到、未上班的人员，按实际缺勤时间累计计算，每缺勤一年，扣除本人应分股份的10%。2006年8月红旗服装厂在职职工花名册载明有在职职工57人（不含李玉龙）。该57名职工于2006年7月31日均以量化资产出资和货币出资的方式出资，出资额合计6000000元（其中量化资产出资5000000元，货币出资1000000元）。2006年8月28日，红旗服装厂作出的《企业改制总体方案》载明，企业现有职工211人（其中退休职工130人，在职职工57人，已安置分流在职职工24人）；安置分流情况为：（1）企业在职职工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在自愿基础上，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后，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不再保留集体所有制职工身份，（2）企业在职职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以企业的量化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改制公司的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3）企业退休职工已统一参加了锦江区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并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担应缴的社会保障金。2006年8月30日红旗服装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与会职工57人全体表决通过了《关于同意继续进行企业改制工作的决议》。2006年12月24日，锦江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出《关于同意红旗服装厂改制为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内容为：同意红旗服装厂改制为成都罗兰公司；同意红旗服装厂经全体职工大会讨论通过的改制方案及资产量化方案；根据《川中安会评字（2006）第322号》评估报告书，截止2006年12月31日资产总计为22476214.43元，负债总计11122982.61元，现净资产评估值为11353231.82元，扣除退休职工一次性补偿金和社会化管理费5772232元，以及企业改制费用580999.82元，剩余净资产5000000元，根据该厂职工大会决议，同意该厂对剩余净资产的量化，其中朱群福735855元，占净资产的14.72%，廖祖明361180元，占净资产的7.22%，刘际骄300000元，占净资产的6%，廖信瑛300000元，占净资产的6%，其余46名职工3302965元，占净资产的66.06%。2006年12月红旗服装厂经工商局核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名称为成都罗兰公司。成都罗兰公司于2006年12月6日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到会股东50人，一致通过公司章程，并同意改制后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由股东全部货币投入，企业净资产500万元由股东全部投入到改制后的公司，作为公司资本公积。成都罗兰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时的《章程》和验资报告书载明：公司改制后，承担红旗服装厂改制前的全部债权债务，公司由50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实收资本为100万元，注册资本100万元由50名股东以货币出资，50名股东以净资产出资的50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2009年4月20日成都罗兰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时的《章程》载明，公司由17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07.97万元，公司实收资本为107.97万元。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红旗服装厂改制时制定的《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经企业职工大会全体讨论通过，且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工商部门备案，对该厂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因生效判决确认红旗服装厂改制为成都罗兰公司时，李玉龙仍为该企业职工，故红旗服装厂的《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对李玉龙具有约束力；根据上述《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中“长期无假不到、未上班的人员，按实际缺勤时间累积计算，每缺勤一年，扣除本人应分股份的10%”之规定，该厂因李玉龙缺勤时间超过10年而将其资产量化归于零，符合《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的规定；由于李玉龙的资产量化为零，且在成都罗兰公司的章程及相关文件均无李玉龙作为股东或出资人的相关记载，李玉龙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成都罗兰公司出资，故对李玉龙要求确认其享有成都罗兰公司资产量化股份份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014年7月8日，李玉龙就其与成都罗兰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成都罗兰公司赔偿李玉龙35年工龄的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5元，作为其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成都罗兰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正章程、增加登记李玉龙为股东、持股金额144095元。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玉龙是否享有安置费属于劳动争议诉讼范畴，不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李玉龙要求将安置费（分得股权）对成都罗兰公司投资入股并登记为公司股东，与李玉龙与成都罗兰公司其他股东权纠纷一案属基于同一事实向同一被告主张同一实体权利，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遂以（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4号民事裁定，驳回李玉龙起诉。李玉龙不服裁定，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李玉龙上诉所涉事实已由（2013）成民再终字第21号案件作出了处理和认定，其出资入股请求构成重复诉讼，其未经劳动仲裁而主张安置费请求不当，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2561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4年7月8日，李玉龙就其与成都罗兰公司、姜羽异、伍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另行起诉，其诉讼请求为：1、确认李玉龙在红旗服装厂改制时依照成委发（2003）5号文件第二条第（八）项、《红旗服装厂企业改制总体方案》第五条第三款第（二）项的规定是在职连续工龄35年职工，与全厂职工同等享有分配净资产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的资格及股权利益；2、确认红旗服装厂职工代表大会2006年3月31日《不同意李玉龙四点要求》的决议违反（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2006）成民终字第226号判决，姜羽异、伍驎在职工代表签名册上签名、盖印表示同意，侵占、侵害了李玉龙分配企业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的资格及股权利益，成都罗兰公司、姜羽异、伍驎应承担法律责任；3、姜羽异、伍驎按成都罗兰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明细表，将其持有成都罗兰公司注册的货币出资和净资产出资分别赔偿转让货币出资415元、净资产2075元股权给李玉龙，合计4980元；4、成都罗兰公司就前述4980元转让股权召开股东大会修改章程，增加李玉龙为出资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李玉龙持有货币出资830元、净资产出资4150元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玉龙在（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中请求判决其享有成都罗兰公司原始股份，再审中请求判决其享有量化股份，在（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4号案件中请求成都罗兰公司赔偿35年工龄安置费并投资入股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其第1项诉讼请求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并在（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4号一案中重新主张，在该案中不再确认。李玉龙与成都罗兰公司其他股东权一案判决认定李玉龙缺勤超过10年，其资产量化归零，驳回李玉龙要求确认企业改制量化分配份额成为股东的诉讼请求，即李玉龙资产量化归零与姜羽异、伍驎签字表决行为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其第2项、第3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遂作出（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玉龙诉讼请求。李玉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25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9月12日，李玉龙就其与成都罗兰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再次向原审法院起诉，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红旗服装厂未通知李玉龙参加职工大会和告知职工大会通过的《企业改制总体方案》、《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的内容，侵害李玉龙认缴货币出资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益，应承担导致李玉龙丧失成为出资人的法律责任；2、确认《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不含李玉龙签名，违反成府发（2000）2号文件第四条的规定，侵占了李玉龙参与企业改制的利益，在程序上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李玉龙不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3、依照《企业改制总体方案》的规定，李玉龙认缴出资140000元给成都罗兰公司成为股东、参与经营管理；4、成都罗兰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修正成都罗兰公司章程第八条，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李玉龙出资140000元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一审、二审、再审判决已确认《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对李玉龙具有约束力并驳回李玉龙要求享有成都罗兰公司量化股份份额的诉讼请求，李玉龙丧失认缴货币出资资格系因其缺勤逾十年、资产量化归零造成，与红旗服装厂是否履行告知义务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未造成李玉龙诉称的侵害事实，增资扩股、变更股权结构、修改公司章程系成都罗兰公司意思自治范畴，遂作出（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玉龙诉讼请求。李玉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李玉龙一人是否参会及是否同意，不影响《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的通过和效力，李玉龙超过十年旷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根据《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其主张通过应享有量化股而成为股东已不具有事实基础，附随量化股配售的风险股因其量化股清零而丧失可能性，增资扩股、变更股权结构、增加股东人数系成都罗兰公司意思自治范畴，遂作出（2015）成民终字第25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3月，李玉龙就其与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成都罗兰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起诉，其诉讼请求为：1、确认红旗服装厂2006年6月至12月改制为成都罗兰公司时，李玉龙是在职职工，具有股东资格，即根据《企业改制总体方案》第五条规定，平等享有领取安置费后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以企业量化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2、确认改制领导小组未依照《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第二条先量化分配35年工龄个人持股百分数，计算应分配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数量，侵害了李玉龙以量化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改制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3、确认改制领导小组2006年9月18日向督院街办事处提交《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第三条第（二）项“至于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的名单上，是因为他旷工14年，根据方案的规定，他的分配额为0”的内容虚假不真实，该厂无证据证明李玉龙旷工14年，改制领导小组成员违法造成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和货币出资名单上而丧失成为成都罗兰公司出资人的机会构成侵权；4、确认根据改制领导小组向督院街办事处提交《承诺书》的内容，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有作假行为，侵害了李玉龙平等享有按35年工龄持股百分数应分配企业净资产和货币出资数量标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5、判决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在其各自持有注册的货币出资中，分别赔偿转让出资10512元股权给李玉龙，合计73585元；6、判决成都罗兰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承担红旗服装厂改制前债务，对李玉龙持有姜羽异赔偿的10512元股权，召开股东大会修正罗兰公司章程，在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增加李玉龙，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李玉龙持有货币出资10512元，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7、判决朱群福、彭帮吉、刘际骄、廖祖明、廖信瑛、肖锋、姜羽异、成都罗兰公司承担诉讼费。庭审中，李玉龙明确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是指要求确认改制领导小组成员即朱群福等七人的行为构成侵权。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李玉龙请求确认股东权利的问题。该案诉讼和李玉龙此前所诉成都罗兰公司的（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其他股东权纠纷一案和（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均系李玉龙基于认为其在改制时享有按比例分配量化资产基本股和按量化资产比例认缴配售风险股的实体权利主张，亦即相同诉讼标的所提诉讼。李玉龙要求确认其享有以量化净资产成为股东并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与其在（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一案中请求确认享有原始股股份、在（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一案中请求确认享有分配净资产成为股东的资格及股权利益属相同诉讼请求。其要求确认享有以货币出资成为改制公司股东并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系从实质上否定（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一案驳回其认缴出资给成都罗兰公司成为股东并参与公司管理的诉讼请求的生效裁判结果。由此，李玉龙该项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起诉，该案不应再作处理，双方当事人亦应受前述生效裁判既判力约束。二、关于李玉龙请求确认改制领导小组及成员侵权并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等案件生效判决先后确认李玉龙1992年6月起未再回厂上班，其缺勤超过十年。生效判决已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另行举证。李玉龙关于无证据证明其旷工超过十年、改制领导小组及成员虚假汇报的主张不能成立。由此，改制领导小组对李玉龙缺勤情况的汇报既与事实相符，又系正当履职行为，李玉龙所诉侵权欠缺过错行为的要件。鉴于前述生效判决已驳回李玉龙要求享有分配量化资产和货币出资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故李玉龙所诉侵权实质上欠缺损害事实的要件。前述判决还确认，李玉龙丧失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资格，系依据全体职工大会通过的《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确定的分配原则，因其连续旷工导致股权扣减为零。可见，李玉龙主张对其股权量化分配计算不符合《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的规定并不能成立。因此，李玉龙要求确认侵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相应，李玉龙以确认侵权为前提所提损失赔偿给付请求，即在第五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朱群福等七人以公司章程和登记出资为据赔偿转让货币出资73585元股权，在第六项诉讼请求中要求成都罗兰公司承担红旗服装厂债务，并就姜羽异赔偿转让10512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增列为出资人，从而使其成为公司股东，因侵权不成立而欠缺事实基础，且增资扩股属公司意思自治范畴、司法权不应干涉，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遂作出（2015）锦江民初字第2058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玉龙诉讼请求。
另查明，2006年9月18日，红旗服装厂领导小组向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事处出具《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其中第三条第（二）款载明：企业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对李玉龙问题的意见：（二）企业关于资产的量化方案，是通过厂职代会和全厂职工大会表决确定的，是合法的，是针对全体每一个职工的，至于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的名单上，是因为他旷工14年，根据方案的规定，他的分配额为0。方案中所列的工龄计算和扣发比例，其他职工也是照此执行。
2016年3月14日，李玉龙作为申请人向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申请仲裁请求为：1、裁令被申请人成都罗兰公司支付按集体所有制改为股份制企业应当享有的安置费144098元（分得股权）；2、裁令被申请人成都罗兰公司向李玉龙支付安置费（分得股权）赔偿金144098元，李玉龙将安置费（分得股权）赔偿金144098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李玉龙按所持144098元股权享有投资者权益，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时间从2006年12月26日起计算；3、裁令被申请人成都罗兰公司在本案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恢复李玉龙股东身份；成都罗兰公司为李玉龙持有其支付的安置费（分得股权）赔偿金144098元，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扩股；成都罗兰公司增加李玉龙货币出资144098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成都罗兰公司修正《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增加李玉龙出资为144098元；成都罗兰公司在成都市锦江区工商局将《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变更、登记、注册李玉龙货币出资144098元后罗兰公司股东会由刘映波、黄伟、朱晓燕、王继如、姜羽异、熊玉明、李玉龙7人组成。2016年3月21日，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向李玉龙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李玉龙的仲裁申请不属于受理范围而不予受理。
一审法院认为，（2005）锦江民初字第33号、（2009）锦江民初字第1926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3235号、（2014）锦江民初字第4281号等案件生效判决先后确认李玉龙1992年6月起未再回厂上班，其缺勤超过十年。现有生效判决均已经认定红旗服装厂改制时制定的《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经企业职工大会全体讨论通过，且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工商部门备案，对该厂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因生效判决确认红旗服装厂改制为成都罗兰公司时，李玉龙仍为该企业职工，故红旗服装厂的《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对李玉龙具有约束力。2006年9月18日，红旗服装厂领导小组向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事处出具《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中载明的关于“至于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的名单上，是因为他旷工14年，根据方案的规定，他的分配额为0”内容，系红旗服装厂领导小组就客观事实向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事处进行的陈述，并无不实之处，李玉龙现要求确认该决议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厂改制领导小组对李玉龙作出的将其资产量化归于零的处罚意见决议无效，不符合事实与法律，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关于李玉龙要求成都罗兰公司向其支付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现金，持股比例为14.4098%），并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李玉龙基于该所持股权享有投资者权益，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时间从2006年12月26日起计算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之规定，李玉龙主张享有的安置费系劳动争议范畴的纠纷，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通过劳动争议的法定程序予以解决。李玉龙在向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并未单独就安置费问题申请仲裁，而致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受理其提出的与公司相关的仲裁申请，其在未经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在本案中主张安置费，请求不当，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确认。同时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对李玉龙具有约束力，且因李玉龙缺勤时间超过10年，其资产量化已归于零，根据该方案内容，其应得股权被扣减为零，故李玉龙主张通过应享有量化股并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其个人股份已不具有事实基础，附随量化股配售的风险股因其量化股清零而丧失，李玉龙也即丧失通过货币出资方式取得成为改制后成都罗兰公司股东而享有投资者权益，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可能性。综上，李玉龙要求将其享有的安置费（分得股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李玉龙基于该所持股权享有投资者权益，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时间从2006年12月26日起计算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李玉龙要求成都罗兰公司恢复其股东身份，为其持有的支付的安置费分得股权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扩股；成都罗兰公司增加李玉龙货币出资144098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的投资入股实名记为李玉龙的个人股份；成都罗兰公司修正《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出资人一览表中增加李玉龙货币出资、变更股东出资人名册，确认其为股东会组成成员的主张。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根据《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李玉龙的资产量化已归于零，且已丧失通过货币出资方式取得成为改制后罗兰公司股东的可能性，而增资扩股、变更股权结构、增加股东人数等事项，属于成都罗兰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意思自治范畴，司法权作为公权力无权干涉，李玉龙的上述主张无事实依据，也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玉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1元，由李玉龙负担。
二审中，李玉龙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不认可，同时陈述一审法院采信的事实都是依据成都罗兰公司（红旗服装厂）提供的12份法院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对李玉龙陈述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没有作文字表述。本院认为，（一）针对李玉龙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1《关于李玉龙申请公开原红旗服装厂改制资料等信息的复函》、证据2《复印资料清单》、证据11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督院街街道办事处《信息公开相关资料交接清单》，上述证据系证明李玉龙取得的相关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而成都罗兰公司对李玉龙根据证据1、2、11取得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未予表述并无不妥。（二）针对李玉龙提交的证据8（2012）川民申字第1366号民事裁定书、《询问笔录》和证据9《情况汇报》，李玉龙拟结合证据5、证据6，证明红旗服装厂的《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未告知李玉龙存在瑕疵，红旗服装厂将李玉龙资产量化为零的不符合《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及法律规定。本院认为，上述证据8、证据9所涉及的事实已由本院（2013）成民再终字第21号作出了处理和认定，因此，本院对证据8、证据9不予采信。（三）针对李玉龙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3《关于同意成都市红旗服装厂改制为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锦体改办[2006]69号文件）、证据4《关于同意成都市红旗服装厂改制为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锦体改办[2006]124号文件）、证据5《成都市红旗服装厂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证据6《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证据10《承诺书》、证据12《成都市红旗服装厂企业改制总体方案》、证据19《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证据26《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成委发[2003]5号文件）、证据29《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2006年），一审法院已在查明事实部分就上述证据所载明的内容予以表述。（四）针对李玉龙提交的证据13《关于企业在职职工安置方案》、证据14《分流安置职工花名册》、证据15《分流安置职工本人申请书》、证据16《分流安置职工领取安置费收据》、证据17《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证据18《股东出资名单》，证据20《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证据2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据22《劳动合同》、证据23-25《劳动合同》、证据27《成都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通知书》、证据28原国家劳动部办公厅文件（劳办发[1995]179号），李玉龙拟证明红旗服装厂在职职工中分流安置职工取得了安置费以及安置费计算方式，而李玉龙未取得安置费，同时拟证明李玉龙系红旗服装厂职工，红旗服装厂主张李玉龙旷工14年无证据支持，因本案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李玉龙上述证据证明其系红旗服装厂职工，未旷工，应领取安置费的主张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在本案中属于请求不当，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五）针对李玉龙提交的证据30《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证据31《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改案》、证据32《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2014）年，李玉龙拟证明成都罗兰公司股东人数变化，因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于2006年9月18日向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事处出具《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中“……至于李玉龙没有反映在资产量化的名单上，是因李玉龙旷工14年，根据方案的规定，他的分配额为‘0’”是否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于2006年9月18日向锦江区督院街街道办事处出具《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系红旗服装厂改制领导小组就李玉龙与该厂劳动纠纷向锦江区独督院街街道办事处所做的汇报，且上述《情况汇报》载明的《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经过了红旗服装厂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对红旗服装厂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而李玉龙系该厂职工，应受《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的约束，同时，李玉龙旷工14年也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因此，上述《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载明的内容并无不实之处。故李玉龙要求确认《关于李玉龙与企业劳动纠纷的情况汇报》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李玉龙要求成都罗兰公司支付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之规定，李玉龙要求成都罗兰公司向其支付安置费144098元系劳动争议纠纷，应向劳动争议仲裁机关申请仲裁裁决。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虽李玉龙向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但因李玉龙提出的仲裁申请不符合受理范围，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予受理李玉龙的仲裁申请。因此，李玉龙未经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在本案中主张安置费请求不当。故李玉龙关于要求成都罗兰公司支付安置费（分得股权）144098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李玉龙要求成都罗兰公司将安置费144098元作为对成都罗兰公司投资入股的个人股份，李玉龙基于所持股权享有投资者权益及从2006年12月26日起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问题。本院认为，红旗服装厂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集体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第二十八条“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行使下列职权：……；（三）审议厂长（经理）提交的各项议案，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之规定，企业改制的有关问题应属于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应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且法院生效判决也确认《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经过红旗服装厂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对红旗服装厂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红旗服装厂根据法院生效判决，于2006年8月9日与李玉龙签订《劳动合同》，因此，红旗服装厂改制时李玉龙仍具有该厂职工身份，而依照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相关规定，并非全体职工参会且参会职工全体表决通过的情况下形成的决议才有效，也即是李玉龙一人是否参会以及参会后是否同意《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均不影响该方案的通过和效力。因此，红旗服装厂《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对李玉龙具有约束力。根据《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关于长期未上班人员”的规定“长期无假不到、未上班的人员，按实际缺勤时间累计计算，每缺勤一年，扣除本人应分股份的10%”，红旗服装厂因李玉龙未上班时间超过十年而将其资产量化为零，且李玉龙超过十年旷工的事实已得到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根据《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李玉龙应得股份被扣减为零，因此，李玉龙关于通过其享有的量化股而出资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的可能性已不具有事实基础，同时根据《评估后资产量化方案》的规定，货币出资的认缴即风险股的配售与个人股权量化比例按1：1执行，配售风险股按股权比例数与人民币1：1现金支付，即涉及出资权的风险股系附随量化股配售，李玉龙的量化股被量化为零，丧失了通过支付货币出资的方式成为成都罗兰公司股东并参与成都罗兰公司重大决策和股权收益分配的可能性。故李玉龙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李玉龙要求成都罗兰公司恢复其股东身份并召开股东大会增资扩股，修正《成都罗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注册，确认李玉龙为股东会成员的问题。本院认为，成都罗兰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其增资扩股、增加股东人数、确认股东会成员均系成都罗兰公司的意思自治，李玉龙上述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李玉龙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玉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81.96元，由李玉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 茜
审判员 王 嫘
审判员 苏 展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罗晓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