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民终508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侯玉华，女，满族，1960年5月7日出生，住址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代理人：蔡韫，辽宁普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沈阳南塔鞋城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高云蔼，职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大川，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侯玉华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南塔鞋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塔鞋城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5）沈河民二初字第87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孙卓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史舒畅、王虹（主审）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塔鞋城有限公司一审诉称：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4月16日签订档口租赁合同，租赁期为三年，租金给付方式为每年上打租，约定由被告承租原告位于沈河区文化东路1号南塔鞋城三层3061号档口用于鞋业经营。被告签订合同后仅支付一年租金，之后一直未给付租金并强行占用继续使用该档口至今，被告拒交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一直占有使用该档口已经造成原告经济损失。综上，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的租赁协议；2、原告将被告所属的3061号档口腾空并交付返还该档口；3、被告给付租金33，930元（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12月15日）；4、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侯玉华一审辩称：一、原告所言之书面档口租赁合同系原告单方提供，被告并未签名也未授权任何人签名。2013年4月16日，被告手持中国鞋城宣传单来到沈阳市沈河区中国鞋城三楼察看待租档口，鞋城副总王宁与其雇员在明知档口并未全部租出（实际上仅出租不到一半，且行将到期）的情况下，演戏谎称商城档口全部租出，即将盛大开业，如需要可将熟人已经租赁但还未交纳租金的档口让予被告，催被告速交租金。在“人气火爆、黄金旺铺”的宣传语和两人的言语引诱之下，被告误以为鞋城前景良好，当天一次性交纳51，480元用于租赁鞋城3061#档口，但我等未签订书面合同。次日，被告发现可能被骗，返回鞋城要求退钱。对方不仅不退，反而以“6月开业”、“不装修就根据合同无条件没收档口”威胁被告装修档口，被告被迫再次投入资金进行档口装修。对方于此时违规出具辽宁省统一收款收据（第三联）和伪造被告签名的《三楼档口租赁合同》（以下称“书面合同”）一份。然而，当年6月鞋城不仅没有开业，反而成为一片空城。至当年10月仍在进行所谓的“招商整合和市场整顿”（见“告知函”）。被告曾数次要求鞋城退钱，但对方软硬兼施，不予返还相应租赁款。据悉，原告管理鞋城的相关权利已经授权沈阳越胜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行使。二、被告与原告租赁合同的实质（一）可撤销合同。根据上述实施情况，被告看见招商广告虽本有察看商机之意，但是由于鞋城副总及其下属雇员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告知侯虚假信息，使被告对商城的发展前景作出错误认识，因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订立合同，应属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之可撤销之合同。但是由于撤销权应当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行使，被告在和鞋城方面的交涉中致使期间届满。但是考虑到本案当中原告的恶劣态度以及被告所掌握之社会资源、知识、力量之差距，被告认为法院应该酌情延后对“知到撤销事由之时间点”的认定。（二）不定期租赁合同。即使法院认定上述被告对于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已经因期间届满而消灭，也应考虑到我国《合同法》关于租赁合同的相关规定，认定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口头租赁合同已于成立次日由被告依法单方面解除。基于上述事实，被告与原告不存在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依法享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而事实上，被告已经于付款次日行使该权利，尽到了《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行使解除权的通知义务，并给原告充分的准备和返还租金的时间。但原告并未返还，也未依据上述法条行使法定异议权，反而是左右逢迎，试图利用其强大的金钱和时间上的优势压垮被告。因此，原告因《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负有中止履行、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义务，被告并不需要继续付款及赔偿其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法庭即使认定书面合同成立，也应根据合同相关条款基于《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认定租赁合同期限约定不明，为不定期租赁：根据书面合同第一条第2项的规定，合同租期为三年，自鞋城交付档口使用之日起算。根据被告与经办人王宁所签的《档口交接确认书》，这一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由此可以推知合同期限为2013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5日。根据确认书和书面合同的第一条第1项确定的起租期限最后定于2013年6月16日，2013年4月16日至2013年6月15日为原告给予被告的“装修期”。根据本条第4项，合同第一年度为上述起租日期起至第九个月的起始日，也即2014年3月1日，这也是第二年度租金的支付时间，也因此第一年度仅交纳了九个月的租赁费51，480元；第二年度为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次日为第三年度的支付时间，也即起租之日起21个月的起始日。如此计算，第三年度截止日至迟为2016年3月，明显与上面依据确认书推定之期限矛盾。本项虽然仅为租金支付时间的规定，但其用词“第×年度”对租期的规定不言而喻，因此可以用于佐证租赁期限。又因为书面合同末尾处并未注明双方签订合同时间，因此合同签订日期根本无法确定，也无法确定租期是否为所规定之三年。针对此项不明约定，原告与被告并未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予以补正，因此符合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应视为不定期租赁合同。（三）原告已构成“根本违约”的租赁合同。原告在其起诉状中认为被告拒绝交纳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这是一项毫无依据的主张，反倒是原告未尽审慎管理义务、致使被告无法开业的行为与双方订立之合同的目的不符，构成根本违约。一方面，不管法庭是否认定书面合同有效，书面合同第五条所列原告的安保、治理、维护鞋城经营的义务都是不言自明的，而这一系列义务又都以鞋城能够实现经营—至少是初步经营为前提。然而事实是，鞋城在被告付款当年6月已是空城一片，至当年十月还在进行所谓的“市场整顿”，原告欺瞒被告租赁偏僻档口，又未尽招租促使商城开业之义务，致使被告自获得档口之日从未经营一天。众所周知，商城的经营需要一定的商户集中，鞋城于其经营不善之际欺瞒寻租商户，致使被告难以实现基本经营目的，期间还出示各类纪律告知函佯装商城运营良好，已经构成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被告依法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而这一权利被告已经行使，这一点上面已经阐述。另一方面，被告已经支付第一年度的租金，有原告出具的相关收款收据为证。原告在此期间未尽合同义务，审慎管理鞋城的运营，被告又何来再支付款项的义务，又岂会构成“根本违约”？三、关于所谓的“强行占用”、“继续‘使用’”及“经济损失”。由此不难看出，负有给付义务的是原告，其应返还合同解除后被告已经支付的租赁费及因其延迟产生的利息。被告止付租金与不返还档口乃是针对被被告不履行返还租金义务的自力救济，非原告所言之“强行占用”。而且，被告占有档口期间，原告曾多次与被告商谈此事，多次作出承诺却怠于履行，今次提起诉讼，也是为了收回档口转作他用，其中恶意诉讼之动机不可谓不明显。再者，原告在其起诉状中所言之“继续‘使用’”一词也实属不当。被告租赁档口本欲做经营之用，但是自起租之日起都没能够实际经营一天，现在又何来“继续使用”一说。最后，关于原告的“经营损失”。上已叙述，合同已被解除，被告已经不再有付款义务，原告又何来租金损失？而鞋城自那之后已不再运营，被告也未对档口造成其他损害，自然亦无其他损失。综上所述，原告已经违反我国《合同法》多项规定，其与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实质上无效，应当恢复原状，返回被告已经交纳的租赁费用；即使认定有效，也因不定期租赁和原告的根本违约而解除，使其对被告负有返还相关租赁款和利息的义务，故希望法庭驳回原告请求，并依据被告所提反诉之相关请求判决原告返还相关款项。
侯玉华一审反诉称：2013年4月16日，反诉原告手持宣传单来到沈阳市沈河区中国鞋城三楼察看待租档口。鞋城副总王宁与其雇员在明知档口并未全部租出（实际上仅出租不到一半，且将要到期退租）的情况下，演戏谎称商城档口全部租出，即将盛大开业，如需要可将熟人已经租赁但还未缴纳租金的档口让给反诉人，并催促反诉原告速交租金。在“人气火爆、黄金旺铺”的引诱之下，反诉原告当天一次性缴纳51480元人民币用于租赁鞋城3061#档口，未签订书面合同。次日，反诉原告发现可能被骗，返回中国鞋城要求退钱。对方不仅不退，反而以“6月开业”、“不装修就依合同没收档口不返还租金”威胁反诉原告装修档口，反诉原告被迫再次投入资金进行装修。对方于此时违规出具辽宁省统一收款收据（第三联）和伪造反诉原告签名的《三楼档口租赁合同》（以下称“书面合同”）一份。然而，当年6月鞋城不仅没有开业，反而成为一片空城。至当年10月仍在进行所谓的“招商整合和市场整顿”（从越胜经营管理公司所出示告知函可以看出）。反诉原告期间多次索要所交纳款项未果。据悉，涉案中国鞋城由反诉被告进行管理，并授权沈阳越胜企业经营管理公司代为行使。反诉原告认为，一、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之可撤销合同。由于鞋城副总及下属雇员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告知反诉原告虚假信息，才使反诉原告对商城的发展前景作出错误认识，因此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订立合同，应属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之可撤销合同。但是由于撤销权应当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行使，本案由于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之间所掌握之社会资源、知识、力量之差距，认为法院应该酌情延后“知到撤销事由之时间点”的认定问题。二、即使认为撤销权的期间已经届满，也应认为反诉原告和反诉被告的租赁合同为不定期租赁。（一）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未签订书面合同。我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合同的订立可以采用书面、口头等形式。但是第二百一十五条针对租赁合同又有特殊规定，即租赁期限超过六个月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否则视为不定期租赁，即当事人在给与对方足够准备时间的前提下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本案中，反诉原告于当日交纳租金，双方自此并未订立书面租赁合同，仅有反诉被告之后单方出具的未经反诉原告授权擅自签名的书面租赁合同，应当视为不定期租赁，反诉原告依法可以任意解除。因此，反诉原告基于自己上当受骗的事实，于次日要求对方返还所交纳之51480元人民币的行为应视为对双方已经达成之口头租赁协议的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反诉被告之时解除，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即由于反诉原告未给档口设施和商城财产造成任何损失，不必承担违约责任，对方应将所有相关款项立即返还。但是，对方虽然有异议没有返还，却在法定的三个月期间内怠于行使第九十六条赋予其的关于合同解除的异议权，反而以不装修就没收档口为由胁迫反诉原告接受此项条款，更采取其他非法手段给反诉原告带来进一步损失，因此特别要求法院判处反诉被告返还相应期间的利息收入，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自其异议权期限届满也即2013年7月16日起计算。（二）合同租期约定不明，且未经补正。即使认为书面合同有效，根据合同第一条的的租期、租金及其支付条款，也不能确定租赁合同租期，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应视为不定期租赁合同。根据书面合同第一条第2项的规定，合同租期为三年，自鞋城交付档口使用之日起算。根据反诉原告与经办人王宁所签的《档口交接确认书》，这一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由此可以推知合同期限为2013年4月16日至2016年4月15日。根据确认书和书面合同的第一条第1项确定的起租期限最后定于2013年6月16日，2013年4月16日至2013年6月15日为反诉被告给予反诉原告的“装修期”。根据本条第4项，合同第一年度为上述起租日期起至第九个月的起始日，也即2014年3月1日，这也是第二年度租金的支付时间，也因此第一年度仅交纳了九个月的租赁费51480元；第二年度为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次日为第三年度的支付时间，也即起租之日起21个月的起始日。如此计算，第三年度截止日至迟为2016年3月，明显与上面依据确认书推定之期限矛盾。本项虽然仅为租金支付时间的规定，但其用词“第×年度”对租期的规定不言而喻，因此可以用于佐证租赁期限。又因为合同末尾并未注明双方签订合同时间，因此合同签订日期根本无法确定，也无法确定租期是否为所规定之三年。针对此项不明约定，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未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予以补正，因此符合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应视为不定期租赁合同。（三）反诉被告致使反诉原告用于经营的合同目的难以实现，构成“根本违约”。不管法庭是否认为书面合同或者其中部分条款有效，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未尽审慎管理义务、致使反诉原告无法开业的行为与双方订立之合同的目的不符，构成根本违约。众所周知，商城的经营需要一定的商户集中，而鞋城管理者有审慎管理、为商户提供基本经营条件的义务，这项义务虽未言明，但却是一项重要的商业惯例和合同关于鞋城的安保、维护义务的基础。但本案中，鞋城于其经营不善之际欺瞒寻租商户，致使反诉原告难以实现基本经营目的，期间还出示各类纪律告知函佯装商城运营良好，欲以经营不善之名嫁祸反诉原告，致使反诉原告自接受档口后从未实际经营一天，已经构成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因此，反诉原告依法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而这一权利反诉原告已经行使，这一点上面已经阐述。综上所述，反诉原告得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六、九十七、二百一十五、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请求返还租赁款并且因为对方的延迟给付请求赔偿利息损失。故反诉请求：1、确认双方书面租赁合同无效，口头租赁合同无效或已经于2013年7月16日对方法定的异议权期届满后解除；2、判令反诉被告返还租赁款或不当得利51480元及迟延给付产生的利息；3、所有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南塔鞋城有限公司一审答辩称：第一、反诉原告所述事实不准确，我单位并无任何欺骗行为，签订合同时反诉原告已经进行了实地现场考察，并自愿签订档口租赁合同，我单位并没有伪造反诉原告签名的行为；第二、反诉原告引用的法律不准确，反诉原告依据的相关法律为合同无效及关于租赁性质的依据，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承担方式，我单位并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最后，我单位并不构成根本性违约，反诉原告拒不缴纳租金的行为才是本案争议焦点及根本性违约行为。综上，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4月16日，原告作为出租方（甲方），被告侯玉华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位于沈河区文化东路1号南塔鞋城三层3061号档口租给乙方开展鞋类经营活动，起租日期为2013年6月16日，租期三年，档口面积为39㎡，租金每平米为110元／月，物业费每平方米为35元／月，租金以上打租的方式按年度支付：第一年度租赁费（含物业费）为51，480元，支付时间为签订合同之日，第二年度租赁费（含物业费）为67，860元，支付时间为起租之日的第9个月的起始日，第三年度租赁费（含物业费）为67，860元，支付时间为起租之日的第21个月的起始日。合同第十条第5款载明：“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乙方严重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1）乙方无法定或约定理由单方解除合同的；（2）延迟支付租赁、电费等应付款项超过15日的；……”。同日，被告向原告交纳租赁费51，480元。同日，被告作为收铺确认人，在《档口交接确认书》上签字，确认本人收到南塔鞋城3061号档口，该档口完全符合交铺条件及合同之约定。
另查，上述3061号档口现由被告上锁。
现原告为要求解除租赁合同、被告腾还档口、给付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12月15日租金，起诉来院。被告提出反诉。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与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根据租赁合同载明的内容，原、被告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被告负有给付原告租金（含物业费）等义务。根据被告在《档口交接确认书》上签字及被告至今仍将租赁的3061档口上锁的行为，可以推定档口自2013年4月16日起一直处于被告支配和控制之下。因此，在档口一直处于被告支配、控制的情况下，原告以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作为依据，要求被告给付欠付的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的租金（含物业费）共计33，930元，存在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被告拖欠租金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且根据租赁合同第十条第5款第（2）项的约定，原告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故原告现要求解除合同，存在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解除合同后，被告应将档口腾空并交还原告。
关于反诉原告提出的反诉请求问题。因反诉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租赁合同上签字捺印并非反诉原告所为，且不申请对签字捺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且反诉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反诉被告存在欺诈、胁迫行为，故反诉原告提出的反诉请求，均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原告沈阳南塔鞋城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侯玉华之间的租赁合同；二、被告侯玉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将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东路1号南塔鞋城三层3061号档口腾空并交还原告沈阳南塔鞋城有限责任公司（具体位置、面积以原告沈阳南塔鞋城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侯玉华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约定为准）；三、被告侯玉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南塔鞋城有限责任公司自2014年6月16日起至2014年12月15日止的租金（含物业费）共计33，930元；四、驳回反诉原告侯玉华的反诉请求。如被告侯玉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0元，减半收取325元，由被告侯玉华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87元，减半收取543.5元，由反诉原告侯玉华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侯玉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确认双方租赁合同无效；3、返还档口租赁费51，480元及利息，并赔偿装修、经营损失80，000元；4、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理由：2013年4月16日上诉人受被上诉人误导，认为沈阳南塔鞋城三层3061号档口有商机，向其交纳租金51，480元，但没有签订合同。次日，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要求退款，被上诉人以“六月开业，如不装修没收档口不返租金”相威胁，致使上诉人又交付了档口装修保证金1，000元，并签订“档口交接确认书”。嗣后，上诉人进场装修又投入3万余元。后来，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沈阳南塔鞋城三层从2013年4月至今没有营造经营氛围，就连起码的应由被上诉人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至今都没有办理。致使上诉人接受档口后根本没有营业。从2013年6月起上诉人一直向被上诉人要求退租，被上诉人以种种理由迟迟不予退款。为此，上诉人找到政府寻求帮助，被政府告知没有合同。后上诉人于2014年4月找被上诉人要合同，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这份单方伪造的合同。在此期间上诉人曾多次向沈河区南塔商贸物流功能区管理委员会（李哲主席接待）、南塔鞋城公安派出所（李凯教导员、蒋国刚所长接待）、沈河区公安分局（郭忠涛局长）、沈河区信访办（原陈喆局长接待）、驻京办（刘鑫主任接待）、中央巡视组上访。2014年3月去中央巡视组上访（有中央巡视组2014年4月3日预约单证明）。2014年7月上诉人进京上访被遣返（有2014年8月30日沈河区公安分局南塔公安派出所作出沈公（沈河）行罚决字（2014）第11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在2015年93阅兵期间，8月20日李凯答应赔偿13万元（政府赔偿3万元、南塔鞋城赔偿5万元、越胜公司赔偿5万元），阅兵过后又不答应了。后来没有想到被上诉人竟然恶人先告状提起诉讼。2015年11月2日被上诉人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腾退档口、给付2014年6月16日至2014年12月15日的租金33，930元。2015年12月1日上诉人反诉，要求返还档口租赁费51，480元及利息。2015年12月2日一审法院开庭，同月9日作出民事判决。一审判决存在问题如下：一、违反法定程序。从时间上看，2015年12月1日反诉，次日开庭，同月9日判决。根本没有给诉辩双方解释的机会。从本案纠纷的难易程度看，被上诉人本诉依据合同要求给付租金，上诉人反诉合同伪造并未实现合同目的，可见双方争议较大。综上，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草率判决是错误的。二、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合同是否真实，目的是否实现，承租方何时是否主张权利，出租方权利缺失时为何没有主张权利，在上述事实均未查清的情况下，凭直觉草率判决是错误的。三、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确认合同无效。上诉理由：合同上的上诉人签名和指纹是伪造的，故应当确认无效。因为双方约定的目的无法实现（有2013年10月21日、22日、23日被上诉人的告知函、违规通知书、书面警告、2014年5月22日的现场照片为证），上诉人始终主张退租的权利（有沈河区南塔商贸物流功能区管理委员会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2015年12月4日沈河区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室的证实、为证）。足以证明没有退租档口归罪于被上诉人，故应当判令被上诉人返还档口租赁费51，480元及利息，并赔偿装修、经营损失80，00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南塔鞋城有限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并无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二、被上诉人无法就上诉人的经营风险及是否盈利作出承诺，且该部分超过法律调整范围，不应由法院审理。三、上诉人一审提出反诉，但我方并不要求举证期限。三、上诉人并未对案件主要证据提出鉴定申请，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及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侯玉华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5年12月4日沈阳市沈河区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室出具《证实》，主张证明上诉人于2013年开始就要求退还租金的问题上访，也就是说上诉人从2013年就开始主张退还租金。
证据2：沈阳市沈河区南塔商贸物流功能区管理委员会2014年4月3日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主张证明上诉人从2014年开始一直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租金，并赔偿损失。
证据3：2014年8月30日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4：2014年4月3日信访预约单。主张同证据1和证据2的证明内容相同。
证据5：营业执照，主张证明上诉人承租档口后，被上诉人作为出租方应当统一为上诉人办理营业执照，上诉人才能经营，但是被上诉人并未给上诉人办理营业执照。
证据6：2013年10月22日书面警告，2013年10月23日违规通知书，主张证明上诉人租赁档口后并未经营，所在三楼当时不具备经营条件。
被上诉人南塔鞋城有限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主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如果上诉人行使解除权，应在一年内向被上诉人主张，该份证据的形成时间已经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的时间。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相关部门已经明确告知上诉人建议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所以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自己“被骗“的事实。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预约单上没有相关部门印章，无法核对是否为原件，且预约单上并无与本案纠纷有关的文字内容，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是否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应当由经营者决定，并非由被上诉人决定。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营业执照上记载的经营场所也并非诉争租赁地点。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并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并无公司印章，无法核对真实性，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取得时间均在一审开庭审理之前，即上诉人举证期限之前，请求二审法院不予采纳，如果采纳应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诉人作出处理。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租赁合同、档口交接确认书、收款收据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予以确认，附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违约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关于租赁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被上诉人提交租赁合同，上诉人提出并非本人签字，因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明释的情况下，不申请对签字进行文检笔迹鉴定，且租赁合同约定的商铺位置、租赁起始时间以及租金标准等与实际履行情况相符，在上诉人不能提供出其他租赁合同的情况下，对于该份租赁合同的效力，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上诉人提出受被上诉人误导承租商铺的问题。首先不属于法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的是租赁合同关系，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故出租人对承租人经营风险并不承担责任。上诉人承租商铺，属于一种投资行为，而投资者应当预见到其投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商业风险，并应当对经营风险承担责任。再次，根据常理分析，通常情况下，影响承租商铺的因素主要包括经营者的经济和经营能力、商铺位置、租金价格、经营类别、市场环境等。上诉人并非在承租前要求被上诉人对其宣传资料中的“规模最大、效益最好、市场最活跃、知名度最高、成立最早、人气火爆、先进管理、经营无忧”等事项作出具体明确的承诺，并在合同或其他文件中体现，以避免自己主要意图的落空。上诉人作为有着正常认知能力的承租人，尤其是此前曾经从事过同类营业的经营者，认为其决定承租商铺完全受到宣传资料的影响明显牵强。因此，上诉人提出的此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无法支持。
对于上诉人提出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主张退租的问题。上诉人提出承租次日即找到被上诉人要求退租，因受到被上诉人威胁致使其又交付了档口装修保证金，签订档口交接确认书，进场后投入装修等。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受到被上诉人威胁，并无证据能够证明，且从事后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积极准备开业的一系列行为看，上诉人并非是要解除租赁关系。上诉人提出涉案商铺所在的南塔鞋城三层至今没有营造氛围，被上诉人未为其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问题，不属于出租方需要承担的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范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而且，营业执照应当由经营者自行办理，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未予配合。上诉人提出商铺无法开张营业的理由并不充分，更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违约导致。因此，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并不成立。即使上诉人因经营状况不好想要提前解除租赁合同，亦应当及时通过法律途径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通过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记载处理意见可以看出，相关部门也曾建议上诉人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上诉人因进京非法访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上诉人多次向多部门信访的事实，并不是解除权依法行使的途径和方式。由于上诉人并未通过法律途径向被上诉人依法行使解除权，且权利商铺一直处于上诉人支配控制之下。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违约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0元（上诉人侯玉华预交），由上诉人侯玉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卓
代理审判员 史舒畅
代理审判员 王 虹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郑金玲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