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35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淑荣，女，1951年9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宋荣成（何淑荣之夫），男，1955年9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建设，河北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洪元，男，1936年3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何殿荣（马洪元之妻），1944年12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马洪元之子），1975年5月22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何学良，男，1932年8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何殿波（何学良之子），男，1963年3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魏利，河北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淑荣因与被上诉人马洪元、原审第三人何学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06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高峙担任审判长，法官张弘、法官赵卉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淑荣之委托代理人宋荣成、王建设，被上诉人马洪元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殿荣、马××，原审第三人何学良之委托代理人何殿波、魏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淑荣在一审中起诉称：案外人何×1在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王楼村北区×号院内原有北房3间。何×1于1967年去世。案外人何×4（何×1之子）与案外人李××（何×4之妻）于1985年在前述3间北房东侧又建造北房2.5间。李××于1989年去世。1993年上述3间老房和2.5间后建房屋均登记在何×4名下。何×4于1996年与马洪元签订协议书，将其与李××共同建造的2.5间北房及西侧老房无偿转让给马洪元。何淑荣系何×4和李××的女儿。何淑荣认为协议书上的字不是何×4本人所签，签字人又无代签授权，且何×4一人无权将上述房屋转让于马洪元所有。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何×4与马洪元于1996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诉讼费用由马洪元承担。
马洪元在一审中答辩称：1996年至今已达20年，何淑荣对诉争合同是知情且默认的。诉争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已于2009年转让于案外人马××，且马××已翻建上述房屋，上述房屋已灭失，故确认合同无效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何淑荣提起诉讼的权利来源是其对何×4遗产的继承权，但其现在提出关于继承权的主张，已超过时效。何淑荣关于无权处分的主张，并不影响债权合同本身的效力。另外，何淑荣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无效理由只涉及第三人利益，应考虑时效问题，以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全。故不同意何淑荣的诉讼请求。
何学良述称：诉争合同的标的物包含了何×1的遗产。何×1有两个儿子，即何×4和何学良。何×4处分上述房屋的行为侵犯了何学良的继承权益，故认为何×4与马洪元于1996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案外人何×1在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王楼村北区×号院内原有北房3间。何×1有两个儿子，即案外人何×4和何学良。何学良于1951年左右离开王楼村，后户口亦迁出王楼村。何×1于1967年去世。何×4与案外人李××系夫妻关系，何淑荣系二人的女儿。1979年何淑荣的户口从王楼村迁出。何×4、李××于1986年左右在上述3间老房东侧又建造了北房2.5间。李××于1989年去世。1993年通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通集建93漷字第×号）和《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将王楼村北区×号院内宅基地及上述涉诉房屋登记在何×4名下。1996年马洪元已在王楼村北区×号院居住，并居住至今。
马洪元主张何×4于1996年4月4日将院内房屋无偿转让给自己，并提出协议书加以证明，上载：“何×4自愿将房屋2.5间，在房屋以西有1.5间房屋老宅基地无偿转让给马洪元所有。此协议自写字之日起生效。此协议一事（式）二份。当事人欠（签）字：马洪元；代欠（签）人：何×4；大队中保人欠（签）字：何×2、何×3；代笔人欠（签）字：唐××。1996年4月4日。”协议中五人签字处均有纳印的指纹。何淑荣对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何×2、何×3到庭作证，证明协议签订的事实，何淑荣、何学良对上述证人陈×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何淑荣主张马洪元1996年开始使用何×4、李××的房屋系租用，但始终未给付过租金。
何×4于2003年去世。2009年3月16日，马洪元将前述涉诉房屋无偿赠与案外人马××（马洪元之子）。2009年10月28日马××取得《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9规通建农字1317号）并于2010年完成对王楼村北区×号院内北房的翻建。诉争合同的标的物至此灭失。何淑荣表示其于2014年发现房屋被翻建的情况，开始对马洪元在涉诉院落的居住提出异议。何学良表示其于2013年发现房屋被翻建的情况，开始对马洪元在涉诉院落的居住提出异议。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马洪元1996年已经在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王楼村北区×号院内无偿居住，居住至今已近20年，其在何×4去世后在此居住已近13年。马洪元提出协议书证明何×4将院内房屋赠与自己的事实，该协议书虽系他人代书，但“代欠（签）人：何×4”上方有纳印之指纹，何淑荣、何学良虽对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不能提出直接的相反证据加以反驳，考虑到马洪元长期无偿居住使用涉诉房屋的情况，对于马洪元主张何×4系赠与房屋于自己的事实，法院予以采信。何淑荣在第三次庭审中提出马洪元系租用涉案房屋，只是未曾支付租金。法院认为何淑荣的此种主张无事实依据，亦不合常理，故法院不予采信。
何×4于1996年将王楼村北区×号院内原有的其与李××在1986年左右新建的2.5间北房以及原归其父何×1所有的1.5间老房赠与马洪元。马洪元在上述房屋长期实际居住。该协议是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何淑荣、何学良认为诉争协议系属无权处分，侵犯了何淑荣继承李××遗产的权益和何学良继承何×1遗产的权益，应确认为无效。对于何淑荣、何学良的上述主张，法院认为：第一，1993年时，何×1已去世近26年，何学良的户口已迁出至少33年，李××已去世近4年，何淑荣的户口已迁出近14年，通县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通集建93漷字第×号）和《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将涉诉的2.5间北房和1.5间老房确认在何×4名下，何×4系据此处分宅基地上的房屋。第二，何淑荣、何学良主张何×4无权处分涉案房屋而侵犯自身权益，但何淑荣在2014年时才对马洪元的居住使用提出异议，何学良在2013年时才对马洪元的居住使用提出异议。换言之，在马洪元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至少17年的时间里，在何×4去世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何淑荣、何学良均未就何×4的所谓“无权处分”，或者说马洪元的无偿占有提出异议。故应该认为，何淑荣、何学良对其财产利益状况或者是知情且认可，或者是不闻不问放任由何×4处分。第三，何淑荣主张何×4的赠与行为侵犯其继承李××遗产的权利；何学良主张何×4的赠与行为侵犯其继承何×1遗产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之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自李××去世之日至何淑荣起诉之日已经过近26年；自何×1去世之日至何淑荣起诉之日已经过近48年。现何淑荣与何学良的继承权已超过二十年的最长时效，法院不予保护。故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之安定，对于何淑荣与何学良以其享有继承权为由提出确认诉争合同无效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淑荣的诉讼请求。
何淑荣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何×4与马洪元于1996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理由是：第一，一审程序错误。1.一审中出庭的马洪元的代理人是马洪元的儿媳，不符合代理人身份，程序违法。2.协议上的证明人没有当庭作证，不能以证言为准，应以鉴定结论为准，在证人身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没有鉴定怎能知道签字人是出庭的证人。若鉴定出签字人是出庭的证人，就可以出庭作证，鉴定为假，就不能出庭作证。没有鉴定就不能确定证人的身份。第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没有查清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的真假。据调查，证明上签有名字的当事人没有签字，这一点也需要鉴定。2.没有查清何×4无偿协议的真假，该协议是别人代签的，手指印不知是否是何×4本人的，况且，协议上其他四人均与马洪元是亲属关系，属于利害关系人。3.何×1原有3间房是谁的没有查清，何×1原有1间房，有老房契为证，1957年何学良和妻子在何×1宅基地西边建了3间房，也就是何×4宅基地上的老房3间，是何学良夫妻的财产，这一事实没有查清。4.该协议之外的1.5间房，一审法院未确认权利主体，也没有明确拆除是否侵权。第三，一审判决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据有瑕疵的证明信和协议，以超时效为由驳回何淑荣诉讼请求违法，何×41996年签订转让协议至今才十九年，没有超过20年最长时效，何淑荣是其女儿，对其家庭财产享有共同共有权，何×4转让行为即便是真实的，也是无效的，由于没有超过20年最长保护时效，所以何淑荣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另外，对于转让协议之外何×4宅基地上剩余的1.5间房，何淑荣是有继承权的，对此1.5间房的诉讼时效应从何×42003年去世起计算，也没有超过最长保护期20年。综上，本案一审错误，二审关键是鉴定，只有鉴定才能查清事实。
马洪元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何淑荣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宅基地没有继承权。何×4的赠与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有证明人签字和指纹，若何淑荣认为是假的，可以鉴定。何×4赠与的房屋是整块的宅基地，并非何淑荣说的1.5间房没有赠与。关于当事人签字，签字的人是真正出庭的人，马洪元认为是真实的。房屋已经是确权在何×4名下了，与何学良没有任何关系。
何学良针对何淑荣的上诉请求述称：本村的3间房是何学良和妻子一起建的，要求对马洪元的材料进行鉴定，包括协议和大队的证明。
二审诉讼中，何淑荣、何学良提出鉴定申请：1.对马洪元提供的王楼村村委会的证明上14名村民代表签字是否系本人签字进行鉴定。2.对1996年4月4日协议书中马洪元、何×2、何×3、唐××四人的签字、指印是否系本人签字、纳印以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协议书（何×4与马洪元）、赠与协议（马洪元与马××）、《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通集建93漷字第×号）、《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9规通建农字1317号）、派出所证明信、居委会证明、村委会证明、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当庭陈×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何×4与马洪元于1996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
一、关于涉案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本院认为：
根据查明的事实，马洪元于1996年在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王楼村北区×号院内无偿居住，居住至今已近20年，其在何×4去世后在此居住已近13年。何淑荣称马洪元系租用涉案房屋，缺乏事实依据，亦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
马洪元提交协议书证明何×4将院内房屋无偿转让给马洪元所有。该协议书虽系他人代书，但”代欠（签）人：何×4”上方有纳印之指纹，大队中保人何×2、何×3及代笔人唐××均在协议书上签字并纳印。何×2、何×3、唐××对于协议书上各自的签字、纳印及协议书的真实性均予认可，对于协议书签订的过程陈×基本一致，且当时何×2、何×3、唐××分别担任治保主任、大队长、大队会计等职务，何淑荣、马洪元、何学良亦对三人的职务身份没有异议。结合何×2、何×3、唐××等人的相关陈×及三人的职务身份，三人的陈×与马洪元持有的协议书之内容相互印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关于何淑荣、何学良提出对马洪元提供的王楼村村委会的证明上14名村民代表签字是否系本人签字的鉴定申请。因本案系何淑荣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何×4与马洪元于1996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何淑荣、何学良所提出的该项鉴定申请事项，与本案争议焦点”何×4与马洪元所签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的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准许。关于何淑荣、何学良提出对1996年4月4日协议书中马洪元、何×2、何×3、唐××四人的签字、指印是否系本人签字、纳印以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本案中，马洪元、何×2、何×3、唐××四人均对协议书中本人的签字、纳印指纹及形成时间予以认可，故何淑荣、何学良的鉴定申请事项，对本案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何淑荣、何学良虽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何淑荣、何学良亦明确表示不要求对协议书中何×4的笔迹、指纹及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亦不能提出直接的相反证据加以反驳，故对何淑荣、何学良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涉案宅基地集体土地使用证长期由马洪元持有。何淑荣、何学良称集体土地使用证直接发给了马洪元，程序不正当，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反观马洪元所称集体土地使用证系与何×4签订协议书后取得，其陈×与其持有协议书原件、宅基地集体土地使用证原件以及何×2、何×3、唐××等人的相关陈×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本院对于何×4与马洪元于1996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关于涉案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1993年时，何×1已去世近26年，何学良的户口已迁出至少33年，李××已去世近4年，何淑荣的户口已迁出近14年，通县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通集建93漷字第×号）和《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编号：×），确认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为何×4。
马洪元主张何×4与其于1996年4月4日签订协议书，将院内房屋无偿转让给马洪元所有。但在马洪元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至少17年的时间里，在何×4去世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何淑荣、何学良均未就何×4的处分行为及马洪元的无偿占有提出异议，由此可见，何淑荣、何学良或是知情且认可，或是默示同意由何×4处分。何淑荣、何学良认为何×4的赠与行为侵犯何淑荣继承李××遗产的权益以及何学良继承何×1遗产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中，自李××去世之日至何淑荣起诉之日已经过近26年，自何×1去世之日至何淑荣起诉之日已经过近48年。何淑荣与何学良的继承权均已超过二十年的最长时效。何淑荣、何学良据此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但可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进行流转。本案中，马洪元系涉案宅基地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宅基地使用权系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流转，故涉案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何淑荣上诉主张一审程序错误，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故对于何淑荣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对于何×4与马洪元于1996年4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何淑荣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何淑荣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何淑荣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峙
代理审判员 张弘
代理审判员 赵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