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鄂01行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长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昌区徐东大街迎宾华府B区（君临天下。
法定代表人肖学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熊少雄，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熊英，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1号凯旋名苑3栋。
法定代表人黄松如，局长。
委托代理人余楚清，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金文俊，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曹春华，女。
委托代理人谭梦旖，湖北华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长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恒物业公司）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劳动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行初1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7日8时30分，第三人到武汉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主诉为“外伤一小时，患者今早因外伤导致面部着地，导致头面部外伤”。2016年6月30日，长恒物业公司新华西·美林公馆物业服务中心出具《证明》，载明“曹春华系我单位员工。我单位在2016年6月17日安排了其上班，2016年6月17日7时40分左右，曹春华在上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我单位已知悉其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已在医院看望过曹春华，了解其受伤经过。”2016年10月18日，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交通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2016年6月30日，王胜钢到我队报警称：2016年6月17日7时40分左右，我驾驶电动车载妻子曹春华上班，经过银墩路地下通道时，由于下坡路面湿滑，不慎摔倒，本人及妻子曹春华受伤，要求交通警察备案。10月18日，曹春华来我队，要求出具事故认定书。因当事人王胜钢、曹春华未在事故现场报警，现已无法查证事故事实。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之规定，特此证明。”2017年2月20日，（2017）鄂0103民初115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王胜钢赔偿曹春华交通损失人民币10000元”。另查明，2016年11月22日，被告向第三人出具《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接收凭证》。同年12月2日，被告受理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5日，被告向原告邮寄了协助调查通知书、申请表、受理决定书，邮寄地址为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西路新华西美林公馆8栋，邮件追踪显示已经妥投。2016年12月9日，被告以需要以司法机关或部门结论为依据，而该结论尚未作出为由，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原告提交了《民事调解书》后，被告恢复了工伤认定程序，并于2017年3月7日作出了武人社工险决字（2016）第54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一、根据国务院令第581号《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行政职权。二、本案中，第三人提供的就诊病历可以证实其在2016年6月17日8时30分因受伤入院治疗。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交通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明第三人于2016年6月17日7时40分发生了交通事故。原告的新华西·美林公馆物业服务中心出具《证明》，认可了第三人为原告单位的员工，2016年6月17日在上班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第三人起诉王胜钢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双方达成调解意见，由王胜钢赔偿第三人人民币10000元。2016年6月，第三人居住在武汉市江汉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环星干线，工作地点在新华西·美林公馆，第三人受伤的地点在银墩路地下通道，在上班合理路途中。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2016年6月17日乘坐王胜钢驾驶的电动车上班时受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提交任何认定意见和证据，不能推翻第三人上班途中受伤的事实。综上，被告认定第三人2016年6月17日所受伤害属于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所致，并无不当，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长恒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长恒物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主要事实不清。凭空出现第三人居住地址，加重本案事实不清。一审原告“按客观事实办理”的事实未能查明，构成本案工伤的三个基础要件未能查明。一审判决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明显不足。被上诉人依据的美林公馆的《证明》系伪造，《工伤认定申请表》并非是真实完整的资料，《民事调解书》属于虚假诉讼，也不能证实任何待证事实。一审判决曲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以人民的名义“卸载”了社会公共利益。综上，一审判决为被上诉人“空降”毫无依据的“合理路途地址”，在毫无证据且逻辑严重错误的情况下认定构成本案工伤的“三要素”事实，特别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事实，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行初131号行政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辩称，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是合法的。上班途中作为一个时空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上下班途中的认定有两个基本要素，即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而对上班的起点并无太多实质要求。因为无论从何地点上班，其本质仍然是上班。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是上班途中这个时空概念的两个方面，第三人系在上班的合理时间内发生事故受伤这个没有争议，而对合理路线的认定，不能仅认为受伤的地点既不在第三人户籍所在地到工作单位的合理路线上，也不在第三人配偶户籍所在地到工作单位的合理路线上就可以得出第三人不在合理路线的结论，第三人虽然没有提交证明其上班起点的证据，但是在上班途中这个事实已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第三人上班起点不是被上诉人审核的事项。对于是否属于交通事故的问题，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经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明了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工伤认定申请表中有用人单位意见一栏，上诉人可以提出意见后将该表直接提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不提出意见的，不影响被上诉人根据审核的情况，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的结论。即便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了“按客观事实处理”的意见，该意见不属于对第三人受伤事实提出的有效异议，也不属于不认为是工伤的证据，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没有任何实质影响。上诉以工伤认定申请表上加盖了公章，就证明新华西美林公馆物业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系伪造，理由牵强。出具嫂夫人主体不同，加盖的印章当然不同。综上，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合法，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维持原判决。
原审第三人曹春华辩称，曹春华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无法查清事故责任的重要原因在于事发路段未安装监控视频，此乃社会管理部门的责任，而非曹春华的责任，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当由曹春华承担。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对上下班途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由此可知，对此种情况下合理路线中的上下班起点和终点的范围作了特别规定，只有属于规定范围内的起点和终点的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因此，对于上下班的起点和终点属于社保部门认定工伤时调查核实的必不可少的事实，社保部门应对上下班的起点、终点尽到查实认定的职责。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并未就曹春华上班的起点尽到调查收集证据予以认定的职责。其认为无需对上班起点进行调查认定的观点显然与上述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八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行初13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武人社工险决字（2016）第54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依法对原审第三人曹春华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莉荣
审 判 员 沈 红
审 判 员 俞 震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法官助理 王 瀚
书 记 员 祁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