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聊商终字第3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市顺城钢管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经济开发区大东钢管城。
法定代表人：陈建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茂林，山东聊城东昌三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刘雪，聊城东昌安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鲁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北城盖世邦晔物流园货运市场**号。
法定代表人：孙庆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刁焕荣，聊城东昌夕阳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百朝，男，汉族，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杨振、陶苗苗，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聊城市顺城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城钢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聊城市鲁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新物流公司）、杨百朝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4）聊东商初字第2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顺城钢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茂林、刘雪，被上诉人鲁新物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刁焕荣，被上诉人杨百朝的委托代理人杨振、陶苗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杨百朝经常为鲁新物流公司运输货物。2014年7月5日，受鲁新物流公司委托，杨百朝再次为其从聊城运输包括顺城钢管公司的3.2吨钢管在内的货物一宗至天津，运费为2500元。对运输顺城钢管公司的钢管的数量，顺城钢管公司主张是19根，重量为3.2吨。杨百朝则主张其对运输的数量记不清，只记得重量是3.2吨。运至天津后，顺城钢管公司的钢管被赵丽红提走。2014年7月7日，上述钢管被从天津托运至武汉，运输吨数仍为3.2吨，运输件数显示是18根，运费为5000元。对于发货人的信息，运输协议中只载明了发货人的手机号为185××××2834。鲁新物流公司和杨百朝均主张该手机号即为赵丽红的号码。顺城物流公司主张在鲁新物流公司和杨百朝运送钢管过程中，丢失材质为T91、规格为168＊30、重量为0.658吨、价值是0.658吨×25800元=16796.4元的钢管一根，对该主张，提交了购买人武汉钢铁集团开圣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杨百朝及鲁新物流公司对此主张均不认可。另顺城钢管公司主张其与鲁新物流公司口头约定的是将货物运至黄石，运费为1200元，而鲁新物流公司仅运至武汉、且多收取了3800元的运费。对此，鲁新物流公司不予认可，其主张该公司未与顺城钢管公司直接建立运输关系，其对应的托运人是一个手机号为185××××2834、自称姓名为赵丽红的人，运费既非顺城钢管公司主张的1200元，也不是5000元，而是1000元，运输的目的地是天津，该公司已将钢管运至天津交给赵丽红，赵丽红也已支付运费。另顺城钢管公司主张因鲁新物流公司、杨百朝未将货物运至黄石，致使收货人武汉钢铁集团开圣科技有限公司支出1000元的运输费用将钢管自武汉运至黄石，对此，未提交相关支出运费的票据。
本案中，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是：顺城钢管公司是和谁建立的运输关系，是和鲁新物流公司、杨百朝还是和鲁新物流公司、杨百朝所主张的手机号为185××××2834的案外人赵丽红。
顺城钢管公司主张是和鲁新物流公司直接建立的运输关系，对此提交了五份证据。从上述证据来看，证据2运输协议中仅载明将顺城钢管公司的钢管从天津发往武汉的发货人的手机号为185××××2834，发货人的姓名及所属物流公司均不详，而鲁新物流公司、杨百朝称该手机号就是委托其从聊城运输顺城钢管公司的钢管至天津的托运人赵丽红的手机号，现顺城钢管公司也提供不出该手机机主为鲁新物流公司工作人员的证据，也提供不出该手机机主是受鲁新物流公司委托为顺城钢管公司运输钢管的证据，故该证据不能证明顺城钢管公司是与鲁新物流公司建立直接运输关系的事实。证据3、4仅能证明运送钢管的型号、规格、吨数及实际运货人为杨百朝，也不能证实顺城钢管公司的主张。证据5通话清单显示，顺城钢管公司的经办人白利娟在7月5日当天7：56分至17点之间曾6次主叫185××××2834手机号（该手机号系北京号码），在7：56分之后曾和杨百朝及鲁新物流公司通过电话，而185××××2834手机号码即是顺城钢管公司提供的运输协议中发货人的手机号，由此可印证顺城钢管公司是和手机号为185××××2834的人联系的运输业务。并且在原审法院调查白利娟时，白利娟也认可其是在网上查询的黄石专线，然后于7月5日上午（几点记不清了）拨打的专线上留的手机号即185××××2834，当天下午，杨百朝和其联系的装货事宜，也是185××××2834号的机主告知其的杨百朝手机号码，因此顺城钢管公司提交的证据5不但不能证明顺城钢管公司所主张的其是和鲁新物流公司直接建立的运输关系的事实，相反能证明鲁新物流公司和杨百朝所主张的其双方之间不存在直接运输关系的事实。
鲁新物流公司和杨百朝均主张与顺城钢管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关系，是手机号为185××××2834、自称姓名叫赵丽红的人与鲁新物流公司建立的运输合同关系，对此，鲁新物流公司提交了托运单和顺城钢管公司的报警录音视频资料。在视频资料中，顺城钢管公司的工作人员白利娟多次认可“我在网上找的物流，往湖北黄石发货，然后我找的这个物流又找的他（指聊城市鲁新物流有限公司）；我找的那个物流在北京……”。在公安人员问白利娟“是你找他（指鲁新物流公司）拉的不？白回答：不是。公安：你找的谁啊？白：我找的别的物流，别的物流找的他。公安：你找那个物流来吗？白：找不着了，中间那个物流我找不着了”。而且托运单也显示托运人为赵丽红，收货人的手机号是185××××2834，提货人也是赵丽红。鲁新物流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足以证明顺城钢管公司系和手机号为185××××2834的赵丽红直接建立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之后，赵丽红又作为托运人和鲁新物流公司建立的运输关系，且顺城钢管公司工作人白利娟也认可是通过手机联系的185××××2834号，因此，可以确认与顺城钢管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是赵丽红。
杨百朝虽然为顺城钢管公司出具了“……运费1200元、接货人为鲁新物流公司”的证明即顺城钢管公司提交的证据1，但该证明明显与事实不符（其并非是与顺城钢管公司直接商谈运输事宜的人），不具有客观性，故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鲁新物流公司提交的货运单托运人一栏虽留有顺城钢管公司白利娟的手机号码，但鲁新物流公司和杨百朝主张是为提货所用，该主张符合情理和交易习惯，应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的原则，即合同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
本案中，顺城钢管公司系与案外人赵丽红建立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之后，赵丽红又与鲁新物流公司建立的运输关系，杨百朝仅系顺城钢管公司货物的实际运输人，现顺城钢管公司主张其货物在运输途中丢失，因此造成经济损失16976.4元以及承运人多收取的运费损失等4800元要求鲁新物流公司、杨百朝予以赔偿，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顺城钢管公司的上述主张只能向合同相对人赵丽红进行主张，现要求鲁新物流公司、杨百朝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聊城市顺城钢管有限公司要求被告聊城市鲁新物流有限公司赔偿损失21776.4元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聊城市顺城钢管有限公司要求被告杨百朝赔偿损失21776.4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4元，由原告聊城市顺城钢管有限公司承担。
上诉人顺城钢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于2014年8月18日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据对被上诉人鲁新物流公司派杨百朝将19根钢管（重量3.858吨）从聊城运至黄石。结果，钢管到黄石后，变成18根，重量变成了3.2吨。从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购货单可看出，上诉人发货的根数为19根，重量为3.858吨。三份购货单和被上诉人杨百朝于2014年8月1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是相互印证的，杨百朝向一审陈述2014年8月18日出具的证明是在胁迫下出具是不客观的，如果存在胁迫，公安机关不会不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2014年8月18日的证明是杨百朝在公安干警面前出具的，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也就是说，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杨百朝运输钢管，在运输途中造成钢管丢失1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应赔偿。综上，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没有建立在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曲解之上，从而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审判原则，致使判决结果偏袒被上诉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杨百朝承担货物损失及运费共计21776.4元，鲁新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鲁新物流公司辩称：上诉人请求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上诉人真丢了一支钢管，责任不在我公司，对丢失钢管我公司不承担责任。我公司与上诉人之间也不存在运输合同，因此，要求我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百朝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百朝和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杨百朝是和赵丽红之间形成货物运输关系，运输的货物是3.2吨，收货重量也是3.2吨，运输的货物是否丢失，杨百朝并不知情。因此，上诉人要求杨百朝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该公司业务员白利娟与杨百朝在2014年7月28日的电话录音，拟证明杨百朝是承运人，还证明货物丢失一根钢管，型号为T9168X30。被上诉人鲁新物流公司经质证认为，该录音证明上诉人是与手机尾号2834的人产生的运输合同，与我公司无关。鲁新物流公司是受手机尾号2834的人委托进行的运输货物，与上诉人不存在运输合同。对丢失的钢管，录音可以证明杨百朝运到天津时是19根，至于在装货时多少根，鲁新物流公司不清楚。从发货单和收货单看都是3.2吨，是吻合的，上诉人要求鲁新公司承担因该次运输产生的任何损失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杨百朝经质证认为，该证据是2014年7月28日形成的，并非新证据，上诉人一审没有提交。该证据并不能证明系杨百朝原因丢失货物，无论货物是18根还是19根，提货人在提货时已经将货物全部提走，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
二审中，在本院向上诉人询问其主张运费的依据时，上诉人明确表示仅要求货物损失16976.4元，不再主张运费。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原审判决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杨百朝是否应赔偿上诉人货物损失16976.4元，被上诉人鲁新物流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鲁新物流公司提交的视频资料中，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白利娟称不是直接找的二被上诉人托运的货物，而是在网上找的别的物流，别的物流又找的二被上诉人，因找不到那个物流就只能找拉货的人了。鲁新物流公司的托运单上记载到站天津，收货人的电话为185××××2834，上诉人顺城钢管公司提交的天津市汇鑫物流公司的运输协议单上发货人的电话亦为185××××2834，且原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白利娟陈述在网上查的黄石专线的手机号码是185××××2834，并和对方协商的运费，后杨百朝与其联系拉货。综合上述情况分析，上诉人是与手机号码为185××××2834的案外人赵丽红建立的运输合同关系，后赵丽红又与鲁新物流公司建立的运输合同关系，杨百朝是实际承运人。上诉人上诉称依据杨百朝的证明可以证实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杨百朝运输钢管，在运输途中丢失一根钢管，但杨百朝称该证明是在受胁迫下出具，并提交了东城派出所的证明，从东城派出所出具证明的内容看，杨百朝在出具证明的当日即向派出所报警，且其出具证明的内容与一审中上诉人的陈述及书面证据的内容不符，原审判决认定杨百朝出具的证明明显与事实不符并无不当。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并不存在直接的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杨百朝赔偿上诉人货物损失16976.4元，被上诉人鲁新物流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4元，由上诉人聊城市顺城钢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董 慧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田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