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10刑初1235号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杨某，男，1972年6月1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经商，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因本案于2016年4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辩护人侯志会，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吴某，女，1981年4月1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经商，住贵州省织金县。因本案于2016年4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辩护人施飞军，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6]63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某、吴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11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孔凡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侯志会、被告人吴某及其辩护人施飞军到庭参加诉讼。其间，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己审理终结。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杨某、吴某先后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等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份至21份份额（第1份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每份人民币3300元），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后由伞下人员继续发展下线，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及购买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骗取财物。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即实习业务员为E级，业务组长为D级，业务主任为C级，业务经理为B级，高级业务员（老总）为A级。凡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员购买1份至2份份额成为实习业务员；实习业务员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3份至9份份额成为业务组长；业务组长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10份至64份份额成为业务主任；业务主任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5份至599份份额成为业务经理；业务经理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00份以上份额成为高级业务员。“三个晋升阶段”，即第一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培养2名直接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培养3名直接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发展伞下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等。该传销组织下设办公室。在管理模式上，由组织管理能力强的高级业务员以上人员担任区域负责人、直总，部分直总还担任教育总监、申购总监等，统筹管理团队整体传销事务。该传销组织通过集中开会、交叉检查、处罚等手段实行逐级控制、层层管理传销人员、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2014年4月，被告人吴某等人到杭州市余杭区考察，并租房准备开展传销活动。同年4月至5月期间，被告人杨某、吴某的下线人员先后迁至杭州市余杭区，在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顺达花苑、合丰花苑等小区开展传销活动。同年5月，为便于管理，被告人杨某、吴某的传销团队进行合并，并与前期到达杭州的其他传销团队整合，由被告人杨某担任该传销组织杭州地区负责人之一。整合后的团队分为若干直总办公室，被告人吴某先后担任其中一个办公室的大总管、直总，直接管理该办公室的传销人员。整合后的团队采用集中学习、交叉检查等手段实行逐级控制、层层管理传销人员、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同时采用任命部分直总作为总监、各直总办公室之间交流学习、申购款项统一管理等方式实行横向纵向交叉管理，其中被告人吴某担任过申购总监、交易总监等职务。截至案发，被告人杨某组织、领导传销人员累计130人左右，其中伞下人员80人左右。被告人吴某组织、领导传销人员累计110人左右，其中伞下人员30余人。据以指控的证据有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证言、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某、吴某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杨某系情节严重，被告人吴某系从犯，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惩处。被告人杨某辩称，（1）其未担任该传销组织杭州地区负责人之一；（2）不应将其他团队的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70人左右；（3）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40人左右。辩护人同意被告人杨某上述（1）、（2）的意见，另提出，（1）被告人杨某直接或间接发展25人左右；（2）被告人杨某系自首，悔罪态度好，已累计退还下线人员部分钱款，社会危害性小。综上，恳请对被告人杨某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某辩称，（1）其从未担任直总层面的申购总监、教育总监等职务；（2）不应将其他团队的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3）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五、六十人左右。辩护人同意被告人吴某上述（1）、（2）的意见，另提出，（1）被告人吴某仅组织、领导传销人员三、四十人；（2）被告人吴某系从犯，认罪态度好，社会危害性小。综上，恳请对被告人吴某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2013年左右，被告人杨某、吴某先后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等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份至21份份额（第1份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每份人民币3300元），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后由下线继续向下发展伞下人员，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及购买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骗取财物。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由低至高依次为实习业务员为E级，业务组长为D级，业务主任为C级，业务经理为B级，高级业务员（老总）为A级。“三个晋升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即65份、培养二名直接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个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即600份、培养三名直接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等。在管理模式上，该组织下设体系、团队，由高级业务员级别以上人员担任组长、直总，部分直总兼任老总层面的教育总监、自律总监等职务，统筹管理所在团队、体系的整体传销事务。由经理级别人员担任各团队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等职务，具体负责团队内各项传销事务。同时，该传销组织通过集中开会、交叉检查、处罚等手段实行逐级控制、层层管理传销人员、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刘某1、唐某1、郑某1、唐某2、齐某1、闫某1、闫某2、王某1、谢某1、闫某3、闫某4、刘某2、杜某、黄某1、贺某、贾某、张某1、欧某1、顾某、廖某、王某2、欧某2、丁某、石某1、陈某1、陈某2、史某1、黄某2、屈某、但某1、吕某1、吕某2、刘某3、陈某3、李某1、陈某4、但某2、谢某2、李某2、谢某3、李某3、吕某3、吴某1、吕某4、谢某4的证言；被告人杨某、吴某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2014年4月至同年5月，被告人杨某、吴某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先后搬迁至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继续开展传销活动，被告人杨某、吴某等人还将上述人员合并成为一个团队进行管理，同时，该团队与其他人员担任直总的传销团队整合成一个大的团队，并由被告人杨某伙同他人共同管理整合后的大团队。整合后的团队下设数个团队，被告人吴某曾担任其中一个团队的总管、并代直总管理该团队，还担任直总层面的总监职务。截至2016年3月案发，被告人杨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近130人，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约80人；被告人吴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累计约100人，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30余人。2016年4月18日下午，民警抓获被告人吴某后从被告人吴某处得知被告人杨某可能在现场附近，后在发现杨某并核实身份后抓获被告人杨某，被告人杨某归案之初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刘某1、唐某1、郑某1、唐某2、齐某1、闫某1、闫某2、王某1、谢某1、闫某3、闫某4、刘某2、杜某、黄某1、贺某、贾某、张某1、欧某1、顾某、廖某、王某2、欧某2、丁某、石某1、陈某1、陈某2、史某1、黄某2、屈某、但某1、吕某1、吕某2、刘某3、陈某3、李某1、陈某4、但某2、谢某2、李某2、谢某3、李某3、吕某3、吴某1、吕某4、谢某4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结构图、存款凭条、照片、笔记本、家庭会材料等，证实其等人各自参加传销组织的时间、所申购的份额、上线及各自发展的人员情况、累计申购的份数、金额等事实；其中部分证人的证言还证实各自同住人员的情况、体系及各团队内参与管理人员的情况、其他参加传销组织人员的情况以及到余杭的时间、人员的情况等事实；证人闫某1的证言还证实被告人杨某系其所在体系的总裁的事实；证人廖某的证言还证实张某2系体系总裁，被告人杨某系杭州区域老总的事实；证人贺某、贾某的证言还证实被告人杨某系老总，张某3系直总，被告人吴某系与被告人杨某同级的老总的事实；证人王某1的证言还证实2014年5月，其所在体系整体搬迁到杭州合并，直总系被告人吴某的事实；证人史某1、屈某的证言还证实被告人杨某系总裁，被告人吴某系直总的事实；证人张某1、顾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杨某系其所在体系的总裁，张某3系直总的事实；证人闫某3的证言还证实被告人杨某系团队老总，直总系张某3，因张某3患有尿毒症，平时由杨某代为管理的事实；证人闫某4、欧某1、欧某2、丁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杨某系团队老总，张某3系直总的事实；证人杜某的证言还证实被告人杨某系团队老总，唐某1系直总的事实；证人黄某1的证言还证实被告人杨某系团队老总，同时也系其所在团队的直总的事实；证人谢某1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杨某系团队老总的事实；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杨某系总裁，直总系李光辉的事实；2、证人唐某1的证言，证实陈某5团队、王某4团队、莫某团队、王某5团队等团队均由直总直接负责管理，被告人杨某系体系总裁，是管理上述团队的直总，还任命部分能力较强的直总担任申购总监、教育总监、自律总监等职务，让各团队相应的窗口将情况汇报给总监，由总监汇总体系内的该项工作情况后向被告人杨某汇报，从横向、纵向交叉管理整个体系；被告人吴某曾担任过教育总监、申购总监，其所在团队直总以前是张某3，但该人因患有尿毒症，故从未参与管理；2015年7月，其升为直总，但实际负责管理团队的系被告人吴某，被告人吴某没时间时其他人向其汇报工作的事实；3、证人郑某1的证言，证实2015年12月，其经上面的老总被告人杨某安排担任所在团队的总管，主要向杨某、吴某汇报团队情况，以及虽然其所在团队直总系张某3，但自2014年4月其加入传销组织起，其所在团队的日常管理一直由吴某负责，工资是被告人杨某或吴某以现金方式交给总管后发放等事实；4、证人唐某2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杨某系老总，张某3系其所在团队的直总，因张患病，故实际负责管理团队的人员为被告人杨某、吴某，其曾担任过团队的自律总管的事实；5、证人齐某1的证言，证实其所在体系的总裁系张某2，张某2下属的在杭州等人任直总的团队）均归被告人杨某管理，其所在的团队直属于被告人杨某，在武汉时被告人杨某担任直总，到杭州后直总由张某3担任，但因张某3患病，故实际由吴某管理，唐某1升为直总后，被告人杨某让吴某直接管理，唐某1协助管理，另被告人吴某还曾担任过教育总监、申购总监，以及因胡某2截留了工资，被告人杨某将1万余元汇入其银行卡的事实；6、证人闫某2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杨某系体系总裁，同时直接管理其等人的团队，2016年2月，其经老总杨某任命为所在团队的自律总管，团队的自律情况主要向总管郑某1或体系的自律总监被告人吴某汇报的事实；7、证人石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5月，其随被告人吴某和邓某1搬迁至余杭，后吴某团队与杨某团队合并，其系经理级别，曾任大总管，期间向吴某和杨某汇报工作，2014年11月离开，离开时团队老总系吴某，区域总裁系杨某的事实；8、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5月，其所在传销组织整体搬迁到，管团队的老总名义上系吴某，张某3、唐某1升为直总后仍由吴某实际管理，张某3因患病一直未参与管理，唐某1系协助管理，在余杭还有另外的团队如王某5团队、王某4团队，陈某5团队、莫某团队虽不是杭州片区的总裁杨某发展，但均由杨某管理的事实；9、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实其所在传销组织的体系总裁是张某2，张某2下属的杭州团队均属被告人杨某管理，2014年5月，被告人杨某、吴某二人的团队合并，被告人杨某委托了吴某管理，唐某1升为直总后名义上担任直总，但被告人杨某一直让被告人吴某管理团队，另其知道谢某5、苏某、王某4、陈某6等人所在的团队，虽不是张某2下线但到杭州发展后均归杨某管理，被告人吴某还担任过教育总监、申购总监的事实；10、证人但某1的证言，证实其所在体系的区域片长系被告人杨某，总裁系吴某2，下设各直总管理的团队，分别系莫某（之后系莫某2，其属于该团队，且在该团队中担任总管）、杨某、苏某团队，被告人杨某及吴某2等人让部分有能力的直总担任申购总监、教育总监等职务，让各团队相应窗口将情况汇报给窗口牵头，由牵头汇总给相应的总监，总监将体系内团队某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总后由吴某2向被告人杨某汇报，被告人吴某曾担任过能力总监，杨某3曾担任过其所在团队的申购总管的事实；11、证人吕某1的证言，证实其所在的区域体系总裁系被告人杨某，该体系下设数个直总管理的团队，各团队设立办公室，任命总管、自律总管等窗口的事实；12、证人陈某3的证言、工作任命单，证实其所在的传销组织体系总裁系吴某2，被告人杨某系杭州片区的总裁，所有体系在杭州的团队归被告人杨某管理，其所在团队直总系莫某，另有杨某、王某6担任直总的团队，以及其还担任过总管、窗口牵头、经晨窗口等职务的事实；13、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其所在团队直总系莫某，其刚来时听说与其等人所在的团队一样的团队在余杭区共有12个，团队之间可以互动，被告人杨某系体系的总裁等事实；14、证人陈某4的证言，证实其所在团队直总系莫某，属于谭某老总下面的团队，其所在体系在余杭区共有12个互动团队，听说总裁系被告人杨某的事实；15、证人谢某3的证言，证实其所在团队老总系谭某，直总系莫某，区域体系总裁系吴某2，杭州区域片长系杨某的事实；16、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其所在传销组织区域体系总裁是吴某2，体系内在杭州的所有团队均归被告人杨某管理，被告人杨某直接管理老总，其所在团队直总系莫某的事实；17、证人吕某3的证言，证实其所在团队的老总系莫某，属于谭某老总下面的，其团队及被告人杨某团队、王某4团队均归被告人杨某管理，被告人杨某系管理前述团队的余杭区域老总的事实；18、证人吕某4的证言，证实其所在体系总裁系吴某2，在杭州所吴某下属的团队均归杭州区域的老总被告人杨某管理，其所在的团队属于该体系谭某老总下面的，直总系莫某，被告人吴某及莫某、王某4、陈某5、吴某3等人担任直总的团队到余杭发展后均由杨某统一管理，以及其在团队内担任自律总管的事实；19、接受证据清单、统一办理电话号码登记表、人员登记表、产品订购单、自选组合套装、存款凭条、申购承诺、转让书，证实侦查机关从谢某1处接受的统一办理电话号码登记表、人员登记表记载闫某2、周某、童某2等数百人的姓名等信息；产品订购单、自选组合套装、存款凭条、申购承诺等记载2015年3月11日，凌某（史某2勤业务员）将1份资格股转让给他人，2015年11月，李某5申购1份，直总吴某、直经史某1、直推童某，2016年3月3日，何某3申购1份，直总张某3、直经党某、直推赵某，杜某2申购2份，直总唐某1、直经齐某1、直推齐某2等事实；20、接受证据清单、纸张等，证实侦查机关从黄某2处接受的纸张记载了黄某2、张某4、冯某各自所在团队的在位人数、经理、房源、请假、自查、互查、宏调、发现问题、下周计划等情况、齐某1、石某2等数十人的租住情况等事实；21、笔记本，证实从谢某1处调取的笔记本记载蔡某、晁某、戈某、郭某、胡某3、胡某1、胡某2等数十人租住的房间、时间等情况，以及请假、申购等情况的事实；22、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交易明细、个人活期明细信息、通用账户查询、明细信息、转账凭条、取款凭条，证实户名为被告人杨某、吴某及杨某3、金某等人的账户交易情况；23、户籍证明、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杨某、吴某的身份及查无前科的情况；24、抓获、出警、破案经过，证实2016年4月18日下午，六安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接指挥中心指令后到交警四大队抓获被告人吴某，并发现被告人杨某系被告人吴某处理违章情况的皖Ｎ×××××号车车主，民警在与被告人吴某的沟通中得知被告人杨某可能在附近，便开展搜索，在搜索中发现皖Ｎ×××××号车在现场附近，且有一名着粉红色衣服的男子疑似被告人杨某，民警核实身份后抓获被告人杨某的事实；25、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和辩解，在侦查阶段辩称其于2014年8月加入传销组织，以及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部分情况，未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在审查起诉阶段供认2013年初，其经过朋友张某2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其投入5万多元申购（继承张某4股份）21份，返利1万多元；2014年4、5月，其带着二十多人（包括吴某团队）到余杭发展，被归入吴某4的大团队内进行管理（当时该大团队内有4、5个团队，另吴某4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大部分人员均在南昌，在余杭的仅为少部分），其所在团队直总本来系何某4，但因该人患有癌症，被告人吴某代为管理过团队，2015年10月，因吴某4去世，故由吴某4的侄子吴某2担任杭州地区总裁，其负责管理自己的团队，其团队与吴某4在之间系合作关系，相互学习交流，共用申购总管，且在直总层面也有总监职务，如谭某任教育总监，吴某3任申购总监，陈某5任自律总监，因其的普通话相对好一些，其还会带其的下线与其他团队人员经常一起吃饭，2016年初左右，因吴某2管理不善，其等人自行决定管理申购款，其让金某、杨某3担任申购总管，并从该二人处截留自己团队的申购款，其余团队的申购款交给申购总监吴某3，2016年3月中旬，其离开余杭，其间，吴某4在余杭的团队人员估计不到150人，2016年4月18日，其让吴某去处理其自己的车辆违章记录时，其打电话给吴某，民警称吴某已被抓获，其准备到交警大队找民警投案时，民警问其姓名，其讲了自己的姓名后被民警带走，从谢某1处找到的办理电话卡的人员名单上的姓名系要在杭州办理电话卡的人员，其已退赔唐某2等人数十万元等事实；其还辩称为了让传销组织更加有说服力，其虚拟了金某、杨俊云、杨某3三人加入。26、被告人吴某的供述和辩解，在侦查阶段辩称2014年9月，其申购1份，2014年年底，其到余杭住了十天后回去，2015年，其来过余杭几次，发展了史某1，2015年10月，因“吴某4”去世，有人联系其到余杭管理团队，其实际让胡某2、郑某1管理团队，2016年1月，其将团队交由唐某1管理；在审查起诉阶段及庭审中供认2012年6月底，其经哥哥吴某9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其直接或间接发展吴某5、郑某2、邓某1、吴某6、陈某2、邓某2、吴某7、陈某1等人，另陈某1发展了20余人，2013年9月，吴某5升为直总，2013年12月1日，邓某1升为直总，之后其于2013年12月因与他人矛盾离开团队，2014年初，陈某2发展的人员受到冲击，吴某5、吴某8、吴某9退给下线人员60万元，下线中仅剩下陈某2、陈某1、石某1等人，2014年3月，吴某9打电话告诉其其下线仅剩下10余人，他们也要退出了，他们让邓某1、陈某2、陈某1、石某1自己做下去，申购款也由邓某1等人自行支配，2014年4月，邓某1带七、八人到南昌发展，2014年4月，其办理杭州的农行卡，同年5月底，被告人杨某的团队先从武汉搬至余杭，同年6月中旬，邓某1团队也搬到余杭，之后整合了四个团队共八、九十人，其、邓某1、杨某的团队整合到一起成立团队由邓某1管理，其担任总管至同年10月左右，其便自己发展人员，2015年3月左右，因邓某1离开团队回老家，被告人杨某负责管理团队，2015年10月开始其负责管理该团队，因“吴某4”去世，其还与杨某商量着更换了申购总管为金某，同年12月，该团队由唐某1负责管理，据其所知，谭某系直总层面的教育总监，陈某5系自律总监，吴某3系申购总监，团队成员需要统一办理电话卡，一般电话卡名单上的人员肯定加入了传销组织的事实。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杨某辩称其未担任该传销组织杭州地区负责人之一；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同意被告人的意见，经查，在案的证人唐某1、齐某1、闫某2、廖某、石某1、黄某2等人的证言与证人但某1、陈某3、李某1、陈某4、谢某3、李某3、吕某3、吕某4等人的证言及办理电话卡名单、纸张等书证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杨某伙同他人共同管理整合后的由数个团队组成的大团队，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人吴某辩称其从未担任直总层面的申购总监、教育总监等职务；被告人吴某的辩护人同意被告人的意见，经查，在案的证人唐某1、黄某2、齐某1、闫某2的证言与证人但某1的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吴某曾担任直总层面的总监职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人杨某、吴某均辩称不应将其余团队的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被告人杨某、吴某的辩护人均同意各自被告人的意见，经查，本案传销组织内各团队通过集中开会、交叉检查、处罚等手段对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实行逐级控制，层层管理，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伞下人员，并通过参加会议、交流经验等方式，达到对于整个大团队人员的的横向管理；部分直总还兼任直总层面教育、能力、申购等职务，负责大团队内相应的教育、能力、申购等工作，对整个大团队的工作起较强的管理作用，被告人杨某伙同他人共同管理大团队，被告人吴某担任其中一个团队的总管、并代直总管理团队，还担任直总层面的总监职务，故应将被告人杨某、吴某担任上述职务期间，其交叉管理到的其他团队的人员均计入被告人杨某、吴某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数，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110人左右；被告人杨某辩称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70人左右；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同意被告人杨某的意见；被告人吴某辩称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五、六十人左右；被告人吴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某组织、领导传销人员三、四十人，经查，根据在案的证人证言、账户交易明细、结构图、笔记本等书证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经过核算，综合认定被告人杨某的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近130人，被告人吴某的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约100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的其余指控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被告人杨某辩称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40人左右；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某直接或间接发展25人左右，经查，在案的证人刘某1、唐某1、郑某1、唐某2、齐某1、闫某1、闫某2、王某1、谢某1、闫某3、闫某4、刘某2、杜某、黄某1、贺某、贾某、张某1、欧某1、顾某、廖某、王某2、欧某2、丁某等人的证言与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和辩解及账户交易明细、结构图、记录表等书证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杨某直接或间接发展约80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吴某组织、领导以投资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杨某系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指控的部分事实有误，本院予以更正。被告人杨某在其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吴某在其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某系自首，经查，被告人杨某归案后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行为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不应认定为自首，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杨某、吴某均在庭审中自愿认罪，本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杨某、吴某的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4月18日起至2021年4月1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吴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4月18日起至2018年4月1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钱望浙人民陪审员  徐贵林人民陪审员  郑秋娇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书 记 员  沈国峰?*ArabicDash?-22-??*ArabicDash?-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