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7101行初1497号
原告：马运有，男，198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原告：马松发,男，194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原告：张秀英,女，1948年10月4日出生，汉�，住广州市增城区。
原告：马某1,女，200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监护人：马某3，系原告马某1父亲。
原告：马某2,男，201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监护人：马某3，系原告马某1父亲。
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勇，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俊平，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永和荔香街31号，组织机构代码05656307-2。
负责人：冯德毅，该街道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思鸣，该街道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水发，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湖东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湖东村。
负责人：罗显文，该村委会书记。
委托代理人：吴玲，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凤娴，女，198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诉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永宁街道办），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湖东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湖东村委会）、第三人刘凤娴行政协议一案，原告于2016年6月3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勇、范俊平，被告永宁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王思鸣、刘水发，第三人湖东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吴玲，第三人刘凤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运有、马�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诉称：因广州市增城区110kV广本增城工厂第二回送电线路工程，被告永宁街道办拟拆迁原告马应友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路××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双方一直未能就房屋拆迁补偿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已僵持多年。原告一家所居住的涉案房屋，有440多平方米，被告却想以几十万的价格将房屋拆迁。多年来，原告一家坚持必须以公平合理的方案处理拆迁补偿一事，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以几十万拆迁涉案房屋。而为了尽快对涉案房屋拆迁成功，被告的工作人员一直不断以各种手段骚扰原告一家，严重影响了原告一家的正常生活。2014年7月24日，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环保局、增城市新塘镇人民政府以及被告永宁街道办印发了永联街联［2014］1号文件，即《关于印发<增城开发区核心区第一期村庄整体搬迁土地和房�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根据该方案，房屋占地区位补偿标准按1600元/㎡～2000元/㎡；混合结构的房屋补偿基准按2072元/㎡～2872元/㎡，该文件的其他补偿标准也都比较公正合理。并且，该文件明确规定，对居住用途的房屋增加补偿额度，增加补偿标准按5500元/㎡执行，村民增加补偿面积按人均80平方米计算（村民在本村集体土地上实测总房屋居住用途面积不足80平方米的，增加补偿面积也按80平方米计算）。根据该规定，原告一家还可以获得增加补偿款264万元（5500*6*80=2640000）。原告一家达成一致意见，拆迁补偿标准必须不低于《增城开发区核心区第一期村庄整体搬迁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原告才会答应签订相应拆迁补偿协议书。近期，原告得知，原告马应友的妻子刘凤娴在被告的威逼利诱之下，已经在《110KV广本增城工厂第二回送电线路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书）上签了字，并且也签了原告其他家庭成员的名字。原告无法想象在2015年11月13日那天，被告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迫使刘凤娴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在涉案协议书中，房屋占地补偿标准从最低的1600元/㎡降到1000元/㎡，混合结构的补偿标准从最低的两千多元每平方米降到1000元/㎡，甚至是550元/㎡。涉案协议书的约定非原告的意思表示，被告与原告协商多年均无法就拆迁补偿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明知原告马运有不可能在协议上签字，就在刘凤娴无权代理的情况下迫使刘凤娴签字，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均未授权刘凤娴。涉案协议书上原告全体家庭成员马某3、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的名字均非本人签署，该协议违反了契约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违法了合同签订的合法程序，�法不应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应与原告就涉案房屋拆迁补偿事宜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一、确认《110KV广本增城工厂第二回送电线路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违法无效；二、判令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当庭撤回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
被告永宁街道办辩称:一、被告没有采取威胁等手段要求原告签订涉案协议书。二、增城开发区核心区第一期村庄整体搬迁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与本案的广本二回线补偿方案是两个不同的方案，没有关联性。三、第三人刘凤娴在涉案协议书上的签字是代表五原告的行为，得到了五原告的许可。四、本案原告是认可涉案协议书的，理由：1、在原告提供给被告的拆迁补偿的其他附件资料中的货币补偿总�明细表、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上均有原告马运有的亲笔签名及捺印；2、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宅基地安置补偿，在被告提交的《证明》上有原告马应有亲笔签名及捺印；3、《关于广本二回线湖东村段被征地拆迁户马运有征地拆迁问题的补充说明》上有马运有的亲笔签名及捺印；4、被告提交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明细对账单》《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存根》《付款审批表》上都有原告马运有的亲笔签名及捺印，原告马运有办理了领取征收补偿款的手续，证明原告马运有是同意拆迁补偿；5、被告此项目经过有关部门审批，有项目立项许可、项目规划许可、投资许可、工程建设许可、环境影响评价许可，证明项目是合法的。
第三人湖东村委会述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涉案协议书，第三人湖东村委会虽然是乙方，但其是作为第三人出现，该协议没有约束第三人湖东村委会的权利义务，故第三人湖东村委会无需承担涉案协议书中的法律责任。
第三人刘凤娴述称：涉案协议书是被告工作人员强迫我到湖东村委会签署的，被告当时提出的安置地补偿承诺也没有兑现。被告及第三人湖东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不停来骚扰我的家人，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署涉案协议书。我签署的涉案协议书时没有得到五原告的授权。
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5日，被告永宁街道办印发了永街发［2013］106号《关于印发〈110KV广本增城工厂第二回送电线路、110KV宁中乙线路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原告马运有的房屋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路××号，属于110KV广本增城工厂第二回送电线路的征地范围。2015年7月21日，第三人湖东村委会出具《关于广本二回线湖东村段被征地拆迁户马运有征地拆迁问题的补充说明》，内容为“为顺�推进广本二回线湖东村段征地拆迁工作，现就被拆户马运有征地拆迁问题作如下说明：一、广本二回线湖东村段涉及马屋社房屋征地拆迁户的所有征地拆迁协议允许马运有进行参考比较。二、若与马运有签订的征地拆迁协议的价格比其他拆迁户价格低，或补偿的项目比其他拆迁户少，则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给予差价补偿。”，原告马运有在上面签名捺印，被告永宁街道办亦在上面加盖公章。同日，第三人湖东村委会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广本二回线湖东村段被征地拆迁户马运有，男，身份证号：4××××××3现给予其一块安置地位于永××街××村马屋社广本二回线安置地内。”原告马运有在上面签名捺印。2015年11月13日，《110KV广本增城工厂第二回送电线路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即涉案协议书）签订，根据协议书显示甲方为被告永宁街道办、乙方为第三人湖东村委会、丙方为马运有，协议约定，为推进110kＶ广本增城工厂第二回送电线路工程，甲方拟拆迁丙方位于广本二回线路××路××号的房屋；被拆迁房屋的位置、结构、面积等内容详见《房地产评估现场实勘记录》（见本协议书附件）；房屋拆迁补偿费（含附着物）金额共（大写）玖拾万零陆仟肆佰捌拾壹圆壹角整（小写）906481.10元整。该补偿款已经包括房屋（简易结构）及相关附着物设施的补偿款、房屋占地的区位土地使用权补偿款、奖励款、搬迁及临迁补助费等关于该房屋的各类费用的一切补偿。其中：１、房屋占地的土地使用权补偿拾贰万玖仟捌佰贰拾元整（小写）129820.00元整，２、房屋（简易结构）及附着物设施的补偿伍拾伍万柒仟零伍拾元贰角零分（小写）557050.20元整，３、奖励款（指符合奖励条件者）拾万（小写）100000.00元整，４、搬家补助费肆�肆佰壹拾圆玖角整（小写）4410.90元整，５、临时安置补助费，若本次所拆迁房屋是丙方在村庄内唯一住房或唯一具备相当居住条件住房的，按照丙方实际居住于该房屋人数（以户口薄为准）一次性发给12个月临时安置费，即丙方家庭共6人，按照每人每月1600元的标准发放，共壹拾壹万伍仟贰佰元整（小写）115200元，之后不再发放临时安置费；在本拆迁协议书签订之日起3日内，甲方一次性将补偿款划拨到丙方账户，付款时，同时收回丙方关于该土地的所有证件原件；等等。被告永宁街道办、第三人湖东村委会分别在上述协议书的甲方、乙方落款处加盖公章，丙方落款处签署有“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刘凤娴”的名字，并均在名字上捺印。2015年11月27日，被告永宁街道办向原告马运有支付了拆迁补偿款906481.10元，原告马运有在�付款审批表》及支票存根上签名确认，并向被告永宁街道办提交了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第三人刘凤娴的身份证复印件及五原告、第三人刘凤娴的户口簿复印件。
另查明，第三人刘凤娴为原告马运有的配偶，原告马松发为原告马运有的父亲，原告张秀英为原告马运有的母亲，原告马某1为原告马运有的女儿，原告马某2为原告马运有的儿子。
庭审中，原告马运有称涉案房屋没有进行产权登记，亦没有领取宅基地使用证，其领取拆迁补偿款后已使用了该补偿款，补偿款现剩余十几万元，安置地也已挖好了地基、打桩；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均确认涉案房屋属原告马运有个人所有，为马运有个人婚前财产，涉案房屋所在地块为马运有本人的村民自留地；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均称涉案协议书丙方落�处“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的签名是刘凤娴签署及捺印的，五原告未授权第三人刘凤娴去签署涉案协议书，第三人刘凤娴是受胁迫签订涉案协议书的；第三人刘凤娴陈述称涉案协议书丙方落款处“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的签名均是其签署及捺印的，其是在第三人湖东居委会处签署涉案协议书，签署涉案协议书时没有得到五原告的授权，其是受胁迫签订涉案协议书的；被告永宁街道办称涉案协议书是原告拿回家里签订后交回的，对于签名情况不清楚，即使是刘凤娴签名的，也是得到原告的授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对于涉案协议书丙方落款处“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的签名为谁所签，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第三人刘凤娴与被告永宁街道办的意见不一，五原告及第三人刘凤娴主张丙方落款处“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的签名均为第三人刘凤娴签署及捺印，被告对此表示不清楚，由于被告未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根据举证规则，本院采信五原告及第三人刘凤娴主张的涉案协议书丙方落款处“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的签名为第三人刘凤娴签署及捺印的意见。虽然涉案协议书丙方落款处“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的签名均为第三人刘凤娴签署及捺印，第三人刘凤娴的上述行为未得到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的授权，但由于涉案房屋为原告马运有个人所有，涉案房屋所在地块为原告马运有个人自留地，原告马运有与第三人刘凤娴为夫妻关系，原告马运有在第三人刘凤娴签署涉案协议书后，到被告永宁街道办领取了涉案协议书中约定的拆迁补偿款，并向被告永宁街道办提交了其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原告马运有也使用了拆迁补偿款，并对涉案协议书中约定的安置地实施了挖地基、打地桩的行为，本院认定，原告马运有领取拆迁补偿款、提交身份证及户口簿复件件及对安置地进行处置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其妻子即第三人刘凤娴签署涉案协议书行为的追认。由于涉案房屋为原告马运有个人所有，涉案房屋所在地块为原告马运有个人自留地，故有权签署涉案协议书的丙方应为原告马运有。综上，虽然第三人刘凤娴代原告马运有签署涉案协议书时没有得到原告马运有的授权，为无权代理行为，但原告马运有以事后的行为对第三人刘凤娴的无权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故涉案协议书对�告马运有具有约束力。涉案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
至于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及第三人刘凤娴主张的刘凤娴受胁迫而签订涉案协议书的意见，本院认为，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及第三人刘凤娴对其主张的受胁迫的事实并未举证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及第三人刘凤娴的上述主张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诉请确认涉案协议书违法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马运有、马松发、张秀英、马某1、马某2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黄海丹
代理审判员 蔡雅红
人民陪审员 陈海亭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孙校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