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12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寇章国。
委托代理人寇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得才。
委托代理人余雄杰。
委托代理人吴振新。
上诉人寇章国因与被上诉人姚得才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5）溧环民初字第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姚得才诉称，姚得才享有座落于本市社渚镇下西村委下西头村7.1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8年9月取得溧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有效期为三十年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述土地含诉争的扁担塘0.7亩、车口田0.2亩、高一亩0.4亩、土坑田0.5亩，合计1.8亩。诉争田块一直由寇章国代耕代种至今。因多次协商未果，现诉请法院判令寇章国返还诉争的土地，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寇章国辩称，一、姚得才所出具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载明户主姓名为“姚德财”而非本案的姚德才，姚得才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1994年起，寇章国就承包了含诉争1.8亩在内的下西头村民小组相关的土地。1994年初，寇章国全家从湖北搬迁至社渚镇下西头村民组，当时村委和村民小组将几亩土地发包给了寇章国耕种。为解决温饱，寇章国一家开荒土地、引渠灌溉，将荒地变成了良田。诉争土地自1994年起至今一直由寇章国耕种，期间寇章国也承担了国家和村组的税费上缴任务。三、1998年7月，下西头村委和村民小组出具证明，证实此前土地属无人耕种，系村组发包给寇章国承包经营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姚得才的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寇章国原籍湖北省十堰市，1994年年初，寇章国全家至本市社渚镇下西村委下西头村从事耕地种植。2001年左右，寇章国全家户籍由原户籍地迁移至现户籍地。自1994年至今，寇章国一直种植含诉争土地在内的相关土地，但其在1998年二轮土地发包时，未取得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并领取承包经营权证书。
1998年9月，姚得才家庭取得座落于本市社渚镇下西村委下西头村7.1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取得溧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有效期为三十年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述土地含诉争的扁担塘0.7亩、车口田0.2亩、高一亩0.4亩、土坑田0.5亩，合计1.8亩。诉争地块一直由被告种植至今。现姚得才以其对该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为由，要求寇章国予以返还。
为支持诉讼请求，姚得才在庭审中提供如下证据：
一、户名为“姚德财”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证明姚得才于1998年9月取得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7.19亩土地（共7块，含本案诉争的扁担塘0.7亩、车口田0.2亩、高一亩0.4亩、土坑田0.5亩）。
二、本市社渚镇下西村委会于2016年1月1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姚德才诉寇章国土地纠纷一案，诉讼中的姚德才和《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姚德财实为同一人。”
三、调解协议书两份。证明2012年3月、2013年6月，寇章国与姚德才等人的田亩纠纷，经相关部门调解，草拟了寇章国应当返还的协议，但寇章国未签字确认。
四、姚得才自制的田块四至座落说明，证明诉争的四块土地的四至、座落。
为辩驳姚得才的诉讼请求，寇章国在庭审中提供如下证据：
一、下西村委和下西头村民小组于1998年7月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我队公民寇章国从湖北来我队长住，因为队里有几亩田没有人种。寇章国同意来我队种无人种的责任田，为此我队同意他长住下来种田，同时做些小工，为我队解决困难。特此证明”。证明寇章国现种植的土地系村委向其发包。
二、本市社渚镇下西村下西头组1998年经济合同上交表一份，证明寇章国1998年种植面积为7.38亩。
三、寇章国要证人支某当庭作证。支某陈述主要内容为：2005年左右，姚得才拿了承包经营权证书到村委要地，村委曾帮他们调解。寇章国户籍不在本地所以也没有向其发放承包经营权证书。姚得才的地都有寇章国在耕种。后调解的结果是后面的大田归姚得才家种植，小田归寇章国家种植，具体亩数和位置都不清楚，有没有书面协议也不清楚。
原审经审理后认为，农村集体土地采取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土地承包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或者生活，并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员。集体组织成员是享受农村土地承包、宅基地申请及集体收益分配的前提。承包经营权证书是证明农户享有对相关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物权凭证。本案中，寇章国户籍自2001年才迁移至现户籍地，其家庭未能取得1998年所在村组发包的二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寇章国现所出具的村组证明不具有二轮土地发包的物权凭证效力，所出具的1998年经济合同上交表也仅显示寇章国当年种植面积及应当上缴的各项规费，并不能反应承包权属关系。至于支某的证言，该证言不能反映出姚得才、寇章国之间曾有有期限转包协议的存在，且该转包期限尚未到期的事实，故法院对寇章国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本案中，姚得才家庭于1998年9月依法获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证书，该权利系依法取得应予保护。姚得才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诉争土地现由寇章国耕种至今，但双方未订立书面转包合同，对转包期限也未作明确约定，应视为不定期转包。现姚得才要求寇章国返还诉争土地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支持。鉴于寇章国耕种的农作物具有一定的生长期限，故返还期限宜定在本期农作物收获完毕后。据此，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寇章国于本期农作物收获完毕后10日内返还姚得才位于溧阳市社渚镇下西村委下西头村的扁担塘0.7亩、车口田0.2亩、高一亩0.4亩、土坑田0.5亩，合计1.8亩承包田。
上诉人寇章国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上诉人证据不足错误；第一、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的户主姓名是“姚德才”而不是被上诉人“姚得才”本人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第二、虽然在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溧阳市社渚镇下西村民委员会出具了一份“证明”，溧阳市人民法院又重新开庭，要求上诉人再次质证，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理由是《农村承包经营证书》登记机关并非村民委员会，对《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内容中错误更正，村民委员会不具有资格，显然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对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主持调解下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视为不定期转包合同显为不当，适用法律错误；2005年左右时任下西村委会主任支某主持调解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口头协议：1、上诉人将原先耕种的大田（即指坐落南新圩三亩面积3.0亩）给被上诉人耕种，2、上诉人原先更重的其它田块仍归上诉人耕种，被上诉人原先耕种的仍归被上诉人耕种，这是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下，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协议约定，而一审法院将《人民调解协议》“视为土地不定期转包合同”显然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被上诉人姚得才在法定期限内未作书面答辩。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且对原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审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姚得才持溧阳市人民政府1998年9月30日颁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证书”要求寇章国返还该经营证书载明的涉案土地，而寇章国并未取得涉案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故原审判令寇章国归还涉案土地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寇章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审判决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该款寇章国已预交），由上诉人寇章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唯立
审判员 陈 卫
审判员 王 莹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骆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