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723民初485号 原告：王林，男，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红，内蒙古宣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 法定代表人：王铁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哲，呼伦贝尔市分公司法律部职员。 原告王林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林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艳红、被告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要求被告理赔原告所种植的大豆受灾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792800元。2、依法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9日，原、被告签订《农作物种植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约定：被告承保原告所种植的大豆9960亩的农作物种植保险，保险期为自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止，保险亩数为9960亩，保险费为149400元。该合同签订后，原告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2015年6月至8月，因原告所种植的大豆全部遭受雹灾、旱灾后，经被告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查勘、拍照后，确认原告的损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及原告农作物全部绝产，于2016年3月份，被告告知原告对其所有损失只能按400亩耕地予以理赔，损失程度为40％比例进行赔付。原告不同意该理赔方案，为此双方未达成协议。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在原告发生保险事故后，其所耕种的全部农作物几乎绝产的前提下，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三条、《农业保险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被告理应按保险合同约定的原告耕种的9960亩80％的比例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1607600元。本案诉讼中，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为：被告应按原告耕种的9960亩耕地的90％的比例支付原告保险赔偿金17928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鉴定费。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对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关系及原告所耕种的农作物遭受雹灾及旱灾的事实无异议，但对原告主张损失的亩数及损失程度有异议，其要求赔偿的金额过高，与实际不符。被告认为双方争议主题是其投保种植大豆面积是否全部遭受自然灾害。被告认为原告投保的亩数中只有4000亩耕地受灾，其中700亩遭受雹灾，其余的受旱灾影响，但损失程度不是原告主张的80％。对于受灾的损失程度，鄂伦春自治旗农牧局对诺敏镇地区的灾害损失程度进行过鉴定，鉴定结论范围为31％—65％，被告核定原告的损失程度为40％，是因为其有700亩遭受雹灾，但未确定绝产，综合核定为40％的损失，该比例并未超出鄂伦春自治旗农牧局的鉴定结论范围。在诺敏镇旗源社区，被告承保的多户大豆种植保险，在确定损失程度时均测定为35％，所有的农户均同意并签字确认，所以应确定诺敏镇旗源社区在2015年种植大豆受灾的损失程度应当在35％左右，故原告主张投保亩数均受灾及损失与实际不符，无事实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农作物种植（大豆）保险单》《中国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订工作的通知》。证明原告于2015年6月1日与被告建立了农作物（大豆）种植保险合同关系，原告将其所有的9960亩耕地投保了种植保险，保险单位金额为每亩耕地200元，缴纳保险费为14940元，保险单中第二条约定：“本保险条款以《中国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订工作的通知》作为双方合同的理赔内容”。根据该《通知》第七条的规定，种植业保险条款全部损失为农作物损失率在80％以上的视为全部损失。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规定只是拟定条款的依据，并不是强制性规定。因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2、原告提供鄂伦春自治旗统计局作出的《鄂伦春自治旗2010年—2015年大豆平均单产》。证明在鄂伦春自治旗范围内，在2010年—2015年大豆亩产单产平均值为118.138公斤，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种植保险条款》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确定农业损失程度应当比照承保旗县前五年农作物单位平均产量确定标准产量，2010年及2012年是属于受灾年份单产的统计数字。因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3、原告提供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诺敏镇旗源社区灾害损失情况表》。证明原告种植的大豆在第一次遭受雹灾时，受灾面积为700亩全部绝产，该事实得到被告认可，并上报诺敏镇财政所。诺敏镇人民政府证明2015年诺敏镇地区整体灾情严重，播种时期降雨较多春涝。5月末6月初，因遭受雹灾使其镇土地农作物大面积减产，6月16日至秋收时降雨量严重不足，旱情严重，经统计全镇受灾土地亩数为315798.6亩，其中部分山坡地频临绝产。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土地受灾及绝产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诺敏镇旗源社区灾害损失情况表》中书写的部分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土地受灾、绝产的事实。因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4、原告提供《内蒙古自治区种植业保险条款》。根据该条款第二十条关于保险标的遭受灾害的损失计算方式，第（二）项全部损失按不同生长期对应赔偿比例确定赔偿金额，并附有表三。根据条款规定赔偿金额＝单位保险金额×绝收面积×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绝对免赔偿率10％，附表三中大豆不同生长期比例为结荚期至成熟期赔偿比例为90％，结合诺敏镇政府证明旱灾时间是6月中旬至秋天收割期，正是结荚和成熟期范围受灾，赔偿比例应为90％。证明赔偿比例的计算依据。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性。该条款并不是双方争议合同条款内容，本案应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大豆）条款》为依据。本院认为，该种植业保险条款在本案第三次庭审中原告出具的《内蒙古自治区2012年农业保险费补贴工作手册》中也体现该条款内容与原告所出具的《内蒙古自治区种植业保险条款》内容一致，且被告对《内蒙古自治区2012年农业保险费补贴工作手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5、原告提供嫩江丰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收购收据。证明原告在2015年所种植的9960亩耕地实际所产大豆为172980斤，收购价格按市场价每斤1.5元。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是正规发票，不能证明原告销售的大豆就是原告种植的大豆，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因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持异议，证明人又不能到庭接受质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6、证人谢伟、段为镇到庭证实：“2015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期间，我们驾驶两台收割机前往原告在乌尔奇汗方向八十二公里往南走六十九公里处进行大豆收割，因为大豆有的有荚没有粒，有粒的还是青粒、瘪粒，大约一万多亩地，听灌袋工人说，才收割900多袋大豆。10月23日，保险公司两个人到原告地里照相”。证明原告所投保种植的9960亩大豆受灾后实际仅收割大豆900袋左右。被告对该证人系与原告存在雇佣关系，证言证明的目的不认可，其证明内容不应全部采信。因被告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定。 7、原告提供《内蒙古自治区2012年农业保险费工作手册》，证明该手册中有《内蒙古自治区种植业保险条款》，而该条款系本案原告投保时被告在添加投保单时提供过该条款，原告也是依据该条款赔付的计算方式及理赔的标准主张权利。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保险手册是2012年印制的，该手册条款中约定免赔率10％，而被告与原告并没有约定免赔率。因其内容与原告提交的保险条款内容不符，本案不应适用手册中的该条款。因原、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8、被告提供《农作物种植（大豆）保险单》。证明该保险单约定的保险条款名称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大豆）条款”，在保单内容中何种方式确定保险金额参照生产成本确定，而非产量和价格确定。原告依据的《内蒙古自治区农业保险条款》不适用本案，该条款涉及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保单中体现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大豆）条款”，在原告投保时被告并未向原告出示，对该条款内容原告不知情。对被告要证实的保险损失按生产成本确定与保单的内容不符，保单体现的单位金额为200元是参照生产成本确定的。因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9、被告提供《诺敏镇旗源社区2015年种植业保险示意图》。证明原告投保土地亩数为9960亩，共分四块，分别为：3260亩、2500亩、3000亩、1200亩，其地块均有草地间隔，并非证人所述十多块地，且与旗源社区出具的山坡地绝产无关联。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不是土地主管部门，其不能确定原告土地性质及地块位置，该示意图体现的土地地块情况与原告实际所有耕地地貌不符，原告实际地块为十多块，且有大部分土地为山坡地。该证据单位公章不清楚，无法辨认，也无经手人签名确认，所以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因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该证据又系复印件，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10、《大豆保险定损清单及赔款明细表》6份。证明诺敏镇旗源社区2015年种植大豆遭受旱灾损失程度最高为35％，损失亩数占投保亩数的占比最高为20％，农户均对核损程度同意接受并签字确认，该6份赔款明细表都是同原告在一个保单中投保，故原告主张的受损亩数及损失程度无事实依据，且明显超出旗源社区受灾的整体情况。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6名被保险人所耕种的地块与原告耕地相隔200多公里，不是同一地块，所以不具有关联性。根据农业保险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应该对每个受灾地块分别核勘定损，不能采取推定方式定损，且该赔款明细表中签名是否为六名被保险人签字，因签字人未到庭无法确认其签字的真实性，公章不清楚，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11、《鄂伦春自治旗农作物灾害损失鉴定证明》。证明鄂伦春自治旗农牧局于2015年12月16日鉴定鄂伦春自治旗在2015年6月至7月中旬，遭受不同程度的严重旱灾，经农业技术专家及人保财险查勘员经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共同查勘，诺敏镇大豆、玉米、小麦损失程度在31％—65％，故原告提出的损失没有依据。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鉴定人及农牧局经手人签字，证明体现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应提供农牧局所记载的具体到每户的核损面积和损失程度附件记载明细，如明细中有原告耕地受灾情况记载，原告要求质证后再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因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定。 12、《大豆保险定损清单及赔款明细表》。证明该证据虽是复印件，但有原告的签字及捺印，证明原告曾对被告核定的损失接受过。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该证据名称为种植业定损清单及赔偿明细表，其与农牧局出具的定损附件不是同一名称，该证据也没有农牧局核定人员签字及单位盖章确认，且该证据又系复印件，不属有效证据，不应当采信。因原告不能提供该证据原件，且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13、照片94张。证明2015年10月23日前原告地块受灾情况，但该组照片中不能显示原告所有地块都受灾严重。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照片是在2015年10月23日秋收后，由被告工作人员李斌、孟迪亲自到原告所承保所有地块进行了勘查，并对原告所有收割的大豆进行拍照，确认原告所耕种的9960亩土地只收割两垛大豆。该照片与证人谢伟、段伟镇证实内容相符，说明原告实际受灾损失情况。因原、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1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条款》。证明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对农作物发生全部损失以及部分损失的赔偿金额计算进行了明确约定。原告受损应当是部分损失，根据条款约定及赔款金额，应当是保险金额乘以损失程度再乘以受灾面积。该条款的附表3第4部分，大豆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表，被告认可原告700亩大豆耕地在2015年6月下旬遭受雹灾，按照6月下旬大豆生长期的阶段划分其属于幼苗期，即出苗分支期，所以被告同意该700亩按60％赔偿比例计算理赔。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保单的条款内容只能说明保险公司在出现保险事故后对不同情况如何进行理赔，说明不了原告农作物实际受损情况。根据原告农作物实际受损情况及举证可以证实原告农作物全部遭受损失，被告应当按照全部损失范围对原告进行理赔。因原、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15、本院依法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作出的黑求农技〔2016〕农技文鉴（意）字第54号农业技术文证审查鉴定意见书、鉴定费收据。原告对该鉴定意见及发生鉴定费50000元无异议，认为该鉴定费应当由被告负担。被告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该鉴定机构的鉴定许可证有效期是2016年7月18日，两名鉴定人的鉴定资质证颁发日期是2016年8月8日，原告申请鉴定时间是2016年5月31日，鉴定机构受理时间为2016年10月3日，应查实法院委托书的委托时间，以确定委托时该鉴定机构是否存在，是否具有鉴定资质。根据司法部鉴定书制作规范规定，司法鉴定文书规范规定，鉴定书应当在首页编号处盖钢印，而该鉴定机构并未盖钢印，故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对鉴定内容不予认可，并申请重新鉴定，同时不同意承担本次鉴定费。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内0723民初485号出庭通知书，通知作出该鉴定的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鉴定人员出庭，于2016年12月6日该鉴定机构项目部负责人郑超、鉴定人王贺到庭作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29日，原告王林向被告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农作物种植保险（大豆）保险》，合同约定：原告所种植的9960亩大豆由被告承保种植保险，按照生产成本确定的保险金额为1992000元，单位保险金额为每亩200元，每次事故的起赔线为20％，保险费率为7.50％，保险费为149400元。该保险费由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40％、地市财政补贴4％、县（区）财政补贴6％、农户自缴10％。保险期间自2015年6月1日零时起至2015年9月30日二十四时止。合同还明确约定：“鉴于投保人已向本保险人投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大豆）条款》，并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本保险单所适用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特立本保险单为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大豆）条款》第三十八条附表三《大豆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表》中对大豆生育期及赔偿比例明确约定：“出苗—分枝期赔偿比例为60％，分枝—开花期赔偿比例为70％，开花—结荚期赔偿比例为80％，结荚—成熟期赔偿比例为90％，成熟—收获期赔偿比例为100％”。原告于2015年6月29日向被告足额缴纳了保险费，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保险单。2015年6月至8月期间，因原告所种植的大豆耕地遭受雹灾、旱灾，遂向被告报险，被告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勘、拍照。由于原、被告双方对理赔的亩数及损失程度的比例未能达成协议，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约定的9960亩大豆，按90％的比例支付其赔偿款人民币1792800元。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于2016年4月19日、2016年5月6日申请法院依法调取被告对该案的理赔案卷宗资料、调取原告耕地所在地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地区当年受灾情况的相关统计数据。本院依法调取了被告于2015年10月23日对原告投保的农作物受灾现场查勘时所拍摄的94张照片、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原告于2016年6月2日向本院递交对其投保的农作物受灾亩数及损失程度申请司法鉴定。本院在征得原、被告双方同意由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情形下，依法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该鉴定机构于2016年10月18日出具了黑求农技（2016）农技文鉴（意）字第54号农业技术文证审查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根据“旗农牧局”的《证明》：“6月至7月中旬40多天无有效降雨”。期间为大豆生长“开花结荚期”。属大豆需要“水分和养料”最多的时期，花荚期出现干旱，易造成花、荚脱落，可导致减产、绝产。依据诺敏镇人民政府的《证明》：“2015年诺敏地区灾情严重，春涝、雹灾、旱灾，受灾面积315798.6亩，其中部分山坡耕地濒临绝产”。王林投保的9960亩大豆田均属于林场“山坡耕地”，其受灾程度应为“濒临绝产”。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种植业保险条款》第二十条第二款“附表三”3款的内容，大豆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被鉴定的大豆田正值生育期的“开花结荚期”，其赔偿比例应属于90％理赔标准。被告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鉴定原告投保的9960亩大豆田受灾程度为“濒临绝产”及赔偿比例应属90％理赔标准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鉴定书第9页分析说明第（四）部分所列“鉴定依据及标准”共计12项中有多项文证是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一致认可或者是与本案无关联或者法院没有认定真实性的证据。鉴定意见书以其真实性、关联性不能确定的文证为依据而进行鉴定，其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并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书面通知该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该鉴定机构负责人郑超、鉴定人王贺到庭证实：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委托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法院委托书、司法鉴定出庭函、关于对鉴定意见书加盖钢印的补正书、出庭鉴定人鉴定资质证书。证明该鉴定机构是受法院依法委托接受鉴定及鉴定人具有相关鉴定资质的事实。同时证明其鉴定程序及鉴定依据主要是根据法院提供的所有卷宗材料并由鉴定人亲自到原告受灾的耕地现场进行了现场核实后，作出文证审查的鉴定意见。原告为此次鉴定支出鉴定费5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要求被告按90％比例承担保险理赔金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的约定及事实和法律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农作物种植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将其种植的9960亩大豆在被告财产保险公司进行了投保，并足额向被告缴纳了保险费，被告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理赔责任。原告投保的9960亩大豆田经鉴定，均属于林场“山坡耕地”，其受灾程度应为“濒临绝产”。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农作物种植保险条款》第三十八条附表三“大豆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表”中明确约定：被鉴定的原告大豆田正值生育期的“开花结荚期”，其赔偿比例应属于80％理赔标准。原告的经济损失应为200元（单位保险金额为每亩200元）×80％×9960亩＝1593600元。原告主张被告应按其所投保的9960亩耕地按90％比例赔偿其保险理赔金的诉讼请求，超出双方合同约定，对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的黑求农技（2016）农技文鉴（意）字第54号《农业技术文证审查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依据充分。被告申请重新鉴定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旗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王林人民币15936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76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旗支公司负担12231元，由原告王林负担1529元；鉴定费500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旗支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伟宏 审 判 员  马群骥 人民陪审员  刘家凤 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何国庆 附：本案判决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的，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该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