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祥。
委托代理人：黄志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喜。
委托代理人：伍松时，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杰幸，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曾某祥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广州市小北路洪桥街张家里五号之三房屋是叶凤和（已故）所有的房产，建筑面积42.92平方米。
1994年1月13日，叶凤和出具了一张《收条》给曾某祥，内容为：本人叶凤和因儿子去世，无生活来源，故愿将座落在广州市洪桥街5号之3房屋产权1／2（合21．46平方米）作价买（卖）给曾某祥所有，所得资金（××650元正）用作养老之用，特此证明。
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于1994年5月27日出具（94）穗证内字第1982号《证明书》，证明叶凤和与曾某祥于1994年4月15日到该处自愿签订《赠与合同》，并在公证员面前在合同上签名。《赠与合同》的内容为：叶凤和是曾某祥的朋友，叶凤和自愿将座落在广州市小北路洪桥街张家里五号之三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无偿赠给曾某祥，曾某祥愿意接受。
1994年6月9日，叶凤和与广州市越秀区北秀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北秀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北秀公司拆除洪桥街张家里5号之三房屋，将自有的洪桥街小石街第五层房屋用作产权调换补偿房屋。
叶凤和于2006年取得广东省四会市公安局核发的《广东省流动人员暂住证》，于2007年1月4日在广东省四会市死亡。
2011年4月27日，北秀公司发出《回迁证明》，明确提供给叶凤和的安置房实测门牌为小北路洪桥街××号506房，同意上述房屋按实测面积以杨某喜名义办理产权登记。杨某喜在该《回迁证明》下方手写“同意上述单元安置”。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洪桥街××号506房（建筑面积43.82平方米）是拆迁原广州市小北路洪桥街张家里五号之三房屋回迁补偿的房屋。
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于2006年12月13日出具（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证明书》，内容为：兹证明叶凤和于2006年12月8日在本处，在我和公证员乡飘的面前，在前面的《遗赠书》上盖章。其中《遗赠书》内容为：本人因年老多病，日感不支，又因身边无儿女，日常饮食起居全靠姨甥女杨某喜的悉心照顾使我能安度晚年，胜似亲生女儿。为报答姨甥女的一片诚心，我决定，在我去世后，将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洪桥街张家里5-3号（因征地拆迁安置在广州市越秀区洪桥街新编门牌××号506房，未领新房地产权证）房屋一间，遗赠给姨甥女杨某喜个人所有，我去世后的后事亦由杨某喜负责，其他人毋庸争执等。
2007年2月9日，杨某喜作出《声明书》，表示愿意接受叶凤和的上述遗赠。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于2007年2月10日作出（2007）穗证内字第1686号公证书，证明杨某喜在上述《声明书》上签名。2011年6月3日，杨某喜作出《声明书》，内容为：叶凤和生前于2006年12月8日在四会市公证处立有编号为（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公证《遗赠书》……杨某喜现声明如下：一、上述公证《遗赠书》是叶凤和生前所立最后遗嘱；二、杨某喜保证上述内容真实无讹，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于2011年8月28日作出（2011）粤穗广证内字第14205号《公证书》，证明杨某喜于2011年6月3日在上述《声明书》上签名。
2011年8月28日，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出具（2011）粤穗广证内字第14204号《接受遗赠公证书》，内容为：查叶凤和死亡后遗有座落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洪桥街××号506房，该房屋系拆除座落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洪桥街张家里5-3号房屋补偿产权所得。上述房屋是叶凤和的个人财产。叶凤和生前于2006年12月8日在四会市公证处立下公证《遗赠书》，指定其死亡后，将座落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洪桥街××号506房遗赠给姨甥女杨某喜个人所有，因杨某喜为叶凤和的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故此，该法律行为属遗赠。经审查，叶凤和所立《遗赠书》内容全部有效，杨某喜愿意接受叶凤和的遗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有关规定，叶凤和的上述遗产应由杨某喜承受；承受后，上述××号506房属于杨某喜一人所有。
2011年11月23日，房管部门向杨某喜核发了上述506房的房地产权证。
杨某喜于2011年12月2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另案诉讼，要求曾某祥及其同住人员按房地产权证平面图将占有的上述××号506房部分恢复原状，并将该部分面积腾空交还给杨某喜。原审法院审理后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2012）越法民三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令曾某祥将占用的上述××号506房的部分按房地产权证平面附图恢复原状，曾某祥及其同住人员将该部分房屋腾空交还给杨某喜。曾某祥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8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曾某祥于2012年向原审法院提起另案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叶凤和与曾某祥签订的《购房合同》和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有效。二、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洪桥街××号506房的产权归曾某祥所有。三、杨某喜协助曾某祥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审法院于2012年7月20日作出（2012）穗越法民三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叶凤和与曾某祥于1994年1月13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于1994年4月15日签订的《赠与合同》均有效。二、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洪桥街××号506房产权归曾某祥所有。三、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杨某喜协助曾某祥到房管部门办理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洪桥街53号506房产权过户（登记在曾某祥名下）手续。判后，杨某喜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发函，询问其所出具的（2011）粤穗广证字第14204号《接受遗赠公证书》及（94）穗证内字1982号《证明书》涉及对同一不动产的处分，对此二者的效力问题，其是何意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于2013年4月11日出具《回函》称，（94）穗证内字第1982号《证明书》属于赠与合同公证，该赠与合同虽在1994年办理，但房屋一直登记在赠与人名下，没有转移到受赠人名下，受赠人之前没有要求赠与人交付，导致所赠与的不动产一直处于赠与人名下。《回函》中还称，广州市公证处认为（2011）粤穗广证字第14204号《接受遗赠公证书》及（94）穗证内字1982号《证明书》均具有法律效力；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出具（2011）粤穗广证字第14204号《接受遗赠公证书》前已发函向四会市公证处查核该《遗赠书》，四会市公证处回函确认上述《遗赠书》是真实有效的，其公证处依据四会市公证处的《遗赠书》出具的《接受遗赠公证书》具有法律效力。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作出（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84号民事判决，认定“曾某祥并未依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其也未能举证证实其持有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且其确认涉案房屋的1／2面积自回迁后一直由叶凤和使用，至于叶凤和如何使用其不清楚。而涉案《收条》出具的时间先于《赠与合同》的缔约时间，曾某祥未能举证证实其所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1／2是基于赠与关系，亦即曾某祥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及依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1／2。现杨某喜已依据其经公证的《遗赠书》、《声明书》及《接受遗赠公证书》获房管部门核发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成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曾某祥以其赠与合同有效为由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属其所有依据不足”、“曾某祥于其与叶凤和之间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关系成立后，双方并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而叶凤和再次处分涉案房屋的产权，将该房屋遗赠给杨某喜，曾某祥也未能举证证实上述《遗赠书》、《声明书》及《接受遗赠公证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定。其后，杨某喜也依据《遗赠书》、《声明书》及《接受遗赠公证书》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亦即涉案房屋物权变更经依法登记至杨某喜名下，已发生效力。现曾某祥以其与叶凤和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有效为由诉请确认其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并要求杨某喜为其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缺乏法律依据”，并作出如下判决：一、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2）穗越法民三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2）穗越法民三初字第4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曾某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曾某祥于2013年11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广州市越秀区洪桥街××号506房原产权人叶凤和在2006年12月8日立下的遗赠书无效。
原审诉讼过程中，曾某祥要求对2006年度内第330号《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公证卷宗》中第7页的落款日期为2006年12月8日的《办理遗嘱公证申请表》中“立遗嘱人签名（或盖章）：”栏内“叶凤和”签名笔迹、第23页、24页和25页的2006年12月8日的《询问记录》的最下方“叶凤和”签名笔迹与提供的样本上叶凤和签名笔迹是否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经摇珠确定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鉴定申请进行鉴定。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以1994年4月15日的《赠与合同》原件作为样本进行鉴定，并于2014年7月8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载明：对检材与样本的比较检验：将检材上“叶凤和”签名笔迹与提供的样本上述叶凤和签名笔迹进行相互比较，发现两者笔迹特征存在着差异点，如“叶凤和”三个字之间的字间距不同，“叶”字的十部的竖笔的倾斜方向不同，“凤”字的搭配特征不同，“和”字的搭配特征和运笔特征也不相同。鉴定意见：送检的二OO六年度内第330号《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公证卷宗》中第7页的落款日期为2006年12月8日的《办理遗嘱公证申请表》中“立遗嘱人签名（或盖章）：”栏内“叶凤和”签名笔迹、第23页、24页和25页的2006年12月8日的《询问记录》的最下方“叶凤和”签名笔迹与提供的样本上“叶凤和”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曾某祥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同意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杨某喜对上述鉴定意见书质证称：本案鉴定是以两组证据，分别为2006年四会公证处档案作为检材以及曾某祥提供的1994年公证书作为样本进行鉴定，该鉴定结论书不能证明2006年四会公证处的赠与公证是伪造的，只能证明两份公证不是同一人所书写的，即两份公证中有一份是不真实的。
曾某祥为证明（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公证卷宗内的询问记录是伪造的，提交了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证明该户籍摘抄记录显示叶凤和是有一儿子刘伟雄，以及其丈夫叫刘云林，但四会公证处的询问记录叶凤和回答其是没有子女，其丈夫是刘云标，另询问记录中叶凤和表示房屋没有纠纷也是不属实的。杨某喜表示：对该户籍摘抄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户籍摘抄记录上的刘伟雄是叶凤和和其丈夫的养子，刘伟雄于1993年左右已经死亡，而其丈夫刘云林也是一早已经去世，即办理遗赠公证之前其儿子和丈夫均已经死亡，故叶凤和当时的回答意思是指其没有生育过子女，因为刘伟雄当时已经死亡，故当被问及有否收养子女时，由于收养的刘伟雄已经死亡，故按当时情况回答没有是合理的，叶凤和表示房屋没有争议是因为他与叶凤和的赠与没有成立才这样回答，所以叶凤和在询问记录上的回答并无不妥。
原审诉讼过程中，曾某祥向四会市公证处申请撤销（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遗赠公证书。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4）四公决字第01号《维持公证书的决定》，内容为：我处于2006年12月13日出具了（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证明书》，证明叶凤和签署《遗赠书》的行为。现根据曾某祥的申请，我处对上述《证明书》进行了复查。查明：（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遗赠公证是遗赠人叶凤和本人申请办理的，提交的相关材料充分、有效，公证书内容合法、正确，办理程序无误。经研究决定：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维持公证书。同时，广东省四会公证处向原审法院发出函件，内称：一、经复查工作小组对上述公证档案复查，并向叶凤和生前的邻居等相关人员了解情况，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作出维持公证书的决定。二、由于公证申请人叶凤和于2006年到我处申办遗赠公证时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与她于1994年在广州公证处申办赠与公证处已相隔十二年之久。由于年龄跨度大，以她在两个公证时所签署的名字比对进行笔迹鉴定，是否完全符合科学性、规律性。
原审法院认为：曾某祥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主张叶凤和于2006年12月8日立下的《遗赠书》无效的：1、叶凤和生前对涉案房屋已作出过处分，房屋产权已归曾某祥所有，其再对涉案房屋就进行处分或再遗赠给杨某喜的行为无效。2、《遗赠书》在无管辖权的四会市公证处办理公证属程序违法。3、经公证的《遗赠书》只有印章没有签名和指模，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且鉴定意见书已确认《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公证卷宗》中第7页的落款日期为2006年12月8日的《办理遗嘱公证申请表》中“立遗嘱人签名（或盖章）：”栏内“叶凤和”签名笔迹、第23页、24页和25页的2006年12月8日的《询问记录》的最下方“叶凤和”签名笔迹与1994年4月15日的《赠与合同》中“叶凤和”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曾某祥于其与叶凤和之间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关系成立后，双方并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叶凤和再次处分涉案房屋的产权，将该房屋遗赠给杨某喜的行为并不属于无权处分。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根据叶凤和的暂住证、死亡证等资料显示，叶凤和生前的经常居住地在广东省四会市，其在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办理遗赠公证程序上并无违反法律规定，曾某祥以四会市公证处无管辖权的意见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三、虽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明确“《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公证卷宗》中第7页的落款日期为2006年12月8日的《办理遗嘱公证申请表》中‘立遗嘱人签名（或盖章）：’栏内‘叶凤和’签名笔迹、第23、24和25页的2006年12月8日的《询问记录》的最下方‘叶凤和’签名笔迹与1994年4月15日的《赠与合同》中‘叶凤和’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但该鉴定意见并没有指明上述《办理遗嘱公证申请表》和第23页、24页和25页的2006年12月8日的《询问记录》中“叶凤和”的签名并非“叶凤和”亲笔签写，无法证实上述《办理遗嘱公证申请表》和《询问记录》并非叶凤和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生效的（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84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杨某喜也依据《遗赠书》、《声明书》及《接受遗赠公证书》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亦即涉案房屋物权变更经依法登记至杨某喜名下，已发生效力。”因此，在未有证据证明《遗赠书》并非叶凤和真实意思表示且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作出的（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遗赠公证书至今未被撤销的情况下，曾某祥以上述鉴定意见为由认为《遗赠书》无效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曾某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93元，鉴定费7200元，由曾某祥负担。
判后，上诉人曾某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除对证据认定有误外，更系偷换概念、歪曲事实。《鉴定意见书》和《户籍档案查询摘抄》均证明《遗赠书》根本不是叶凤和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其无效。（一）（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公证书》内档和对内档“叶凤和”签名的笔迹、第23、24和25页的2006年12月8日《询问记录》最下方“叶凤和”签名笔迹与曾某祥、杨某喜均认可的样本即1994年由广州公证处作出《赠与合同》上叶凤和签名笔迹是否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表明“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该鉴定结论完全可以推翻杨某喜有关《遗赠书》系叶凤和真实意思表示的辩解，也证明杨某喜伪造《询问记录》的事实。原审对《鉴定意见书》作为本案证据所具有证明力的否定和歪曲，纯属原审对证据认定错误，其判决当然错误。（二）曾某祥向法庭提交《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证明（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公证书》内《询问记录》所述事实根本不属实，系伪造和无效的。叶凤和立遗赠时依法律规定应该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询问记录》载明的事实可以证明被询问人连自己有没有儿子、丈夫姓名都搞错，难道是叶凤和本人所为吗很显然，《询问记录》根本不是叶凤和本人所做的。退一步而言，即使是其本人所立也应认定叶凤和当时神志不清，没有行为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第41条规定，所做的《询问记录》属无效。（三）杨某喜原审辩称“本案鉴定是以两组证据……该鉴定结论不能证明2006年四会公证处的遗赠公证是伪造的，只能证明两份公证不是同一人书写的”，纯属歪曲事实。无论原审诉讼期间还是在（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84号民事判决和其他案件民事判决中，杨某喜均认可叶凤和在1994年公证书上签名的真实性并同意作为鉴定样本对需送鉴定“叶凤和”几个签名进行比对。否则原审法院在没有比对样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送检鉴定的，且原审庭审笔录也清楚载明上述事实。现鉴定结论为“不是同一人签名”，充分证明2006年四会公证处内档《遗赠书》根本不是叶凤和本人签名。二、四会公证处（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公证书》内叶凤和立下《遗赠书》的行为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不应受法律保护。1994年1月3日，曾某祥向原业主叶凤和支付了××650元购买涉案房屋l／2产权；同年4月15日，办理了经广州公证处公证的《赠与合同》取得剩余1／2产权，涉案房屋的全部产权实已明确归曾某祥所有。上述购房《收条》和广州公证处公证的《赠与合同》均已由（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84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叶凤和当年在四会公证处办理的《遗赠书》公证的行为纯属系遗赠人叶凤和为逃避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才将涉案房屋遗赠给杨某喜即逃避和不履行原与曾某祥签订的《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的合同义务，而且依《继承法》有关规定叶凤和也无权处分其1994年已处分过的涉案房屋。据此，依上述事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第38、39条的规定，（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公证书》内叶凤和立下的《遗赠书》是无效的，不应受法律保护。三、原审判决缺乏法律依据，适用和理解法律均有错误。（一）《合同法》第187条规定赠与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但并不等于未办手续，《赠与合同》就无效，更不等于可违反《继承法意见》第38、39条的规定，可对涉案房屋进行新的处分或可获得法律上认可的新的处分权。当年原业主叶凤和已对涉案房屋进行过处分，再遗赠给杨某喜，实际上就是以“遗赠合同”形式掩盖其逃避和不履行与曾某祥原合同的义务，两者亦属恶意串通，该《遗赠书》应归无效。（二）《鉴定意见书》和《户籍档案查询摘抄》均证明本案提供样本上叶凤和签名的真实性及其家庭情况，足以证实《遗赠书》并非是叶凤和的真实意思表示、《办理遗赠公证申请表》内容不属实，不是叶凤和本人签名，也证明《遗赠书》并非叶凤和本人办理。（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曾某祥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撤销公证处公证的《遗赠书》。即使四会公证处未作出撤销（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公证书，原审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并有证据证明《遗赠书》无效，当然可以判决确认其无效。原审以四会公证处未撤销上述公证书为由进而驳回曾某祥的原审诉请，于法无据。综上所述，曾某祥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曾某祥原审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杨某喜答辩称：一、关于涉案《遗赠书》是否有效的问题。《遗赠书》是真实有效的，其真实有效性已被此前生效的（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84号、（2012）越法民三初字第3号、（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862号民事判决所认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业已生效的法律文书，除非经再审或者抗诉予以撤销以外，否则，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具有法律约束力。曾某祥一直坚称涉案遗赠书无效，历经上诉和申请再审，但均被驳回。曾某祥继续就《遗赠书》的效力认定再次主张权利，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中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四会公证处（2006）四证内字第391号公证书是否合法有效，因涉案《遗赠书》是业经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和广州市公证处等两家公证机关公证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容置疑，除非通过另案诉讼推翻、撤销四会市公证处和广州市公证处对该两份公证文书的证明效力。在推翻、撤销上述公证文书之前，涉案遗赠书真实、合法、有效。三、关于曾某祥主张原审判决缺乏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更是主观臆断，于法无据。综上所述，杨某喜答辩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曾某祥的上诉主张，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原审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曾某祥原审亦诉请确认叶凤和在2006年12月8日立下的遗赠书无效。因此，本案民事诉讼审查范围应仅限于公证事项所涉的民事权利义务。原审法院结合本案事实及之前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对本案作出处理，合法有据，论理清晰，不作赘述。针对曾某祥的上诉主张，本院认定如下：
一、曾某祥上诉主张经公证的《遗赠书》只有印章没有签名和指模，部分内容上叶凤和的签名笔迹与1994年4月15日的《赠与合同》中“叶凤和”的签名笔迹并非同一人书写，叶凤和在四会公证处所述与户籍摘抄记录亦不符，足以证明遗赠书叶凤和的签名系伪造，或系其无行为能力情况下所为，不能代表叶凤和的真实意思表示等，该遗赠书应属于无效。虽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明确“《广东省四会市公证处公证卷宗》中第7页的落款日期为2006年12月8日《办理遗嘱公证申请表》中‘立遗嘱人签名（或盖章）：’栏内‘叶凤和’签名笔迹、第23、24和25页2006年12月8日《询问记录》的最下方‘叶凤和’签名笔迹与1994年4月15日《赠与合同》中‘叶凤和’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但该鉴定意见确实未表明上述《办理遗嘱公证申请表》和第23、24和25页的2006年12月8日《询问记录》中“叶凤和”的签名并非“叶凤和”亲笔书写，至于叶凤和所述与户籍摘抄记录不符，亦并不代表非叶凤和所述或其在无行为能力情况下所述，四会公证处复函确认遗赠书系叶凤和亲自到场办理。曾某祥无法证实上述《办理遗嘱公证申请表》和《询问记录》并非叶凤和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叶凤和已于2007年1月4日去世，该遗赠公证确实于其去世之前办理的，公证处也亦复查确认遗赠书属实。现叶凤和已去世多年，曾某祥称遗赠书不是叶凤和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未支持其该项主张，并无不妥。
二、叶凤和生前对涉案房屋已作处分，房屋产权已归曾某祥所有，其再以《遗赠书》形式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或遗赠给杨某喜，叶凤和、杨某喜恶意串通，损害了曾某祥的合法权益，属以非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违反继承法、物权法等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曾某祥在其与叶凤和之间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关系成立后，双方并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叶凤和再次处分涉案房屋的产权，将该房屋遗赠给杨某喜的行为并不属于无权处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第39条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被撤销”。如前文所述，涉案房屋产权在叶凤和出具涉案《遗赠书》之前未曾发生过变更，生效判决也已经驳回曾某祥要求确认涉案房屋产权归其所有的诉请。叶凤和的行为不存在以遗嘱行为处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的财产。另外，曾某祥主张叶凤和、杨某喜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亦无依据。综上，曾某祥据此主张涉案《遗嘱书》无效，亦与本案事实不符，其该项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三、曾某祥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赠与人为了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他人，如果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赠与无效”的规定，叶凤和的行为亦属于无效的问题。因叶凤和、曾某祥之间仅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或其自述的赠与关系，在该关系中叶凤和仅负有合同义务，而上述条款明确是赠与人为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而非合同义务。曾某祥据此主张叶凤和遗赠书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审查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曾某祥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93元，由上诉人曾某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为群
审 判 员 郑怀勇
代理审判员 柳玮玮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璩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