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渝0243行初12号
原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XX镇中心校。住所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XX镇。组织机构代码：74285487-3。
法定代表人：窦长兵，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超光，该校XX完全小学校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均，重庆才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绍庆街道河堡街2号；组织机构代码：00915050-7。
法定代表人：严海林，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亚，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茂蔚，重庆绿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育平，男，1968年1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清，重庆中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XX镇中心校（以下简称XX镇中心校）不服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国土房管局）于2011年11月10日颁发给第三人李育平的彭水县房地证20XX字第9XXXX号房地产权证的房屋登记行政行为，于2017年1月20日向本院递交起诉状。本院经审查于2017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等诉讼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4-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XX镇中心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超光、刘德均，被告县国土房管局副局长冉茂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亚、冉茂蔚，第三人李育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11月10日，被告县国土房管局向李育平登记颁发彭水县房地证20XX字第9XXXX号房地产权证，房地籍号为PS-0X-0X-0X-100，房屋坐落于XX镇XX村一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占用，房屋结构为砖混结构，土地用途、房屋用途均为住宅，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9.68㎡，房屋建筑面积为49.68㎡，楼层为第1层。
原告诉称，原告所属XX完全小学校（以下简称XX完小）原名XX乡中心校，XX乡撤销并入XX镇后，XX乡中心校相应地并入原告XX镇中心校并作为自己的下属完小。1996年7月2日，XX乡中心校（甲方）与作为本案第三人的该校教师李育平（乙方）签订《XX乡中心校教师住房合同书》，该合同书第1条约定：“……所有权属于学校，使用权属于教师及教师子女，……。”该合同书第3条约定：“……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能私自将住房转让，出租。如违章，甲方立即将乙方转让、出租住房，所牟取的现金等收归学校……。”1999年5月彭水县人民政府对涉案房屋给XX乡中心校颁发彭国用（19XX）字第00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999年6月11日给XX乡中心校颁发建村权字990XXX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2001年12月2日，彭水县安全生产办公室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认定涉案房屋属于D级危房，建议拆除重建。2008年8月3日，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出具J/F08-220-00170《鉴定报告》评定涉案房屋为D级危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2011年11月10日，被告将涉案房屋颁发《房地产权证》给第三人李育平。2015年彭水县教育委员会以彭水教建〔2015〕24号文件通知拆除涉案房屋。同年8月2日，原告在XX完小成立XX镇XX完小教师宿舍楼拆除领导小组。一方面同月5日向彭水县教委和XX镇教管中心书面汇报涉案房屋的情况，另一方面在2015年10月13日书面通知李育平老师，因涉案房屋属于D级危房，必须将其拆除，在2015年10月15日16时带上合同和收据协商解决相关事宜。2016年，涉案房屋已通过彭水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立项批复同意拆除重建，但第三人以持有产权证为由，拒不搬迁腾空涉案房屋。为此，原告将情况反映给被告，被告于2016年10月12日在被告公示栏和XX完小均张贴撤销被告彭水县房地证20XX字第9XXXX号《房地产权证》的公告，但距今没有被撤销。原告认为，被告前述行为程序及实体均违法，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尽到相应审查义务，并未履行相关法律程序，且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依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给第三人李育平颁发的位于彭水县XX镇XX村1组的房地产权证（房产证证号：彭水县房地证20XX字第9XXXX号），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撑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XX乡中心校遭受火灾要求县政府拨款修建的请示报告、关于修建教师宿舍及整修九间教室的呈批报告、要求补拨修建款的报告及欠款偿还协议书：拟证明1988年12月5日，XX乡中心校木瓦房发生火灾化为灰烬后，新建一幢两楼一底砖木钢筋结构的教师宿舍综合楼，宿舍24间等涉案房屋，该涉案房屋并非属于广厦工程项目实施的由三方出资修建的房屋等事实。
2.XX乡中心校新建实验室等承包合同书及实施广厦工程修建教职工住房的请示：拟证明XX乡中心校实施广厦工程修建教师宿舍楼由教师出一点、学校自筹一点、政府拨款一点出资修建的房屋非本案诉争的涉案房屋。
3.彭国用（19XX）字第00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彭国用（19XX）字第0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1999年5月、6月，彭水县人民政府分别给XX乡中心校的涉案综合大楼和教学楼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涉案房屋和教学楼均已列入国有资产的范畴，其土地使用权明确界定为原告所辖XX完小，不属于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同时证明1996年修建的广厦工程宿舍没有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而是颁发给教师个人的，也非本案涉案房屋。
4.建村权字990XXX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1999年6月11日，彭水县建设委员会给XX乡中心校的涉案综合大楼和教学楼颁发《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涉案房屋产权属于原告所辖XX完小。
5.彭水县安全生产办公室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和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对涉案房屋出具的J/F08-220-00170《鉴定报告》：拟证明涉案房屋为D级危房。
6.彭水教建〔2015〕24号文件：拟证明因涉案房屋属于D级危房，县教委于2015年7月31日通知原告在2015年8月31日前将涉案危房安全拆除。
7.XX镇XX完小成立教师宿舍楼拆除领导小组、2015年8月5日XX完小危房拆除工作汇报、通知第三人等涉案房屋住户协商解决拆除中相关事宜的通知、2015年10月15日XX完小危房拆除工作汇报、2016年4月11日XX完小危房拆除工作汇报：拟证明XX镇XX完小为完成教委通知的拆除危房任务，从2015年8月2日起，分别做了组建拆除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动员会、通知住户使用人、随时汇报请示拆除工作中的问题等相关工作，且连续不断、开展至今。
8.彭水教建〔2016〕32号通知和彭水发改发〔2016〕331号立项批复：拟证明2016年7月8日县教委已将涉案综合楼重建计划下达给重庆福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施，2016年10月11日县发改委已对重庆福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XX镇XX完小教学综合楼重建项目进行了立项批复。
9.XX中心校文〔2016〕15号文：拟证明原告在收到重建立项批复后，准备申请行政执法部门强制拆除危房时，第三人才出示房屋所有权证，原告遂于2016年10月11日向被告请示，申请被告注销对李育平等第三人就涉案房屋第二次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
10.拟撤销权属登记公告：拟证明被告接受原告申请后，于2016年10月12日，立即作出了拟撤销颁发给李育平等第三人房屋所有权的公告。
11.XX乡中心校教师住房合同书：拟证明涉案房屋永远属于学校，使用权属于教师，在使用中不得转让、出租等限制性约定。
12.XX镇政府于2017年3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的主要内容是：（1）XX镇宣统委员豆江黎于2016年7月28日向原告时任校长傅守贤反馈，第三人不搬离涉案房屋的原因是他们已经取得了房产证；（2）2016年10月12日XX镇政府召集原告和第三人调解时，第三人没有出示房产证的原件和复印件。
13.傅守贤于2017年3月18日出具的“证实”。傅守贤证实的主要内容是：镇政府豆江黎于2016年7月28日向他反馈，称第三人不搬离涉案房屋的原因是他们已经取得了房产证，但第三人只是口头叙述，没有看到第三人的证件。
综上，原告认为，根据《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的规定，被告给第三人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其程序和实体均违法，应予撤销。
被告辩称，（1）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原告于2015年8月、10月两次与第三人就涉案房产问题进行协商，虽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原告此时就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其起诉期限最迟应当计算至2016年上半年，而本案原告起诉日期为2017年1月1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的规定，显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涉案房屋由第三人有偿取得。涉案房屋系1996年为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实施的“广厦工程”期间所建成，1996年7月2日由原XX乡中心校与第三人李育平签订《XX乡中心校教师住房合同书》，第三人李育平交纳4000元现金，从XX乡中心校购得，故被告将房屋所有权赋予第三人并无不当。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1.通知：拟证明2015年8月2日XX镇XX完小通知第三人李育平（即在住房合同书上签名的李平）带上合同和缴款收据去协商解决涉案房屋系D级危房需拆除的相关事宜，原告此时就已知道第三人持有房屋权属证书。
2.XX完小危房拆除工作汇报（2015年8月5日）：拟证明2015年8月4日原告所属XX完小与第三人李育平等涉案房屋受益人开会，协商解决该D级危房需拆除等相关问题无果后，向彭水县教委、XX镇教管中心汇报的事实。
3.XX完小危房拆除工作汇报（2015年10月15日）：拟证明2015年8月4日原告所属XX完小与第三人李育平等协商无果后，再次于2015年10月15日召集第三人等开会协商处理危房拆除事宜，但仍然无果，遂又向彭水县教委、XX镇教管中心汇报的事实。
4.请示：拟证明涉案房屋属D级危房，根据县教委教建〔2015〕24号文件要求，限于2015年8月31日前将该危房拆除，在该协商过程中原告知晓被告于2011年11月给第三人办理了房屋产权证等事实。
5.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拟证明第三人李育平向被告申请登记，房屋的取得方式为买卖。
6.土地房屋权属调查表：拟证明被告经现场调查，认为涉案房屋四至界址清楚，权属无争议。
7.土地房屋权属审核表：拟证明被告经审核，涉案房屋四至界址清楚，权属无争议，颁证行为合法。
8.房产证：拟证明彭水县房地证20XX字第9XXXX号房地产权证的权利人为第三人李育平。
9.《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十条：拟证明为第三人颁证合法。
第三人李育平述称，（1）因为实施“广厦工程”，XX乡中心校通过签订《XX乡中心校教师住房合同书》的形式将涉案房屋卖给了第三人，意思表示明确，该合同是有效合法的。（2）按该合同第二条的规定，第三人享有使用权和继承权，涉案房屋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继承权是以所用权为基础的，且第三人已一次性交清了房款，原告不能违法随意收回房屋。（3）该合同第一条约定房屋所有权属于原告与该合同的其他条款内容相冲突，因该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依据法律规定当格式合同中相关内容出现矛盾时，只能作出对原告不利的解释，故涉案房屋应为第三人所有。（4）原告起诉撤销被告给第三人颁发的房产证的理由不成立，被告对第三人的颁证程序是合法的。（5）原告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李育平为佐证其述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1996年7月2日原XX乡中心校与其签订的《XX乡中心校教师住房合同书》，证明其取得的房屋是从XX乡中心校通过出资修建方式有偿取得；2.1997年5月第三人李育平交“广厦工程”购房一套的交款收据，金额为人民币5000元，证明第三人李育平付清房款的事实；3.第三人李育平持有的彭水县房地证20XX字第9XXXX号房地产权证复印件，证明自己已依合法程序取得涉案房屋房地产权证，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4.现场照片2张，证明涉案房屋的现场情况；5.建村权字990XXX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李育平的房屋产权并不冲突；6.川府发〔1994〕167号文件，证明四川省人民政府于1994年12月7日发文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解决教师住房困难的“广厦工程”；7.黔署发〔1995〕12号通知，证明原黔江地区行政公署为落实川府发〔1994〕167号文件精神，于1995年2月27日发文就辖区内各县大力实施“广厦工程”，在1995-1997年间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作出安排，第三人取得的房屋就是在这种政策背景下合法取得的。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在2015年8月就已知悉被告为第三人颁发产权证的事实，故不能达到其想要达到的证明目的；认为证据5中载明第三人是申请的初始登记，但涉案房屋早已由原告取得产权证，故被告程序违法；认为证据6中，其调查员与勘丈员均是一人，故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认为证据7、证据8不具有合法性，应予撤销；涉案房屋不是实施广厦工程期间修建的，而是修建于1985年。原告同时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十一条和第三十六条。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认为原告早在2015年8月就已知晓被告为第三人颁发产权证的事实，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同时认为被告为第三人颁发产权证的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2、证据3、证据4不能达到原告想要达到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证据6无异议；认为证据7能够证明原告是在2015年就已知道被告给第三人颁证的事实；认为证据8、证据9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1无异议；认为证据12即XX镇政府证实原告2016年10月份才知道第三人办理了房产证的说法不属实；认为证据13即傅守贤证实原告2016年7月28日没有看到第三人房产证的说法不属实。同时认为本案中被告给第三人颁证时是属于大规模颁证期间，应为初始登记颁证行为，故不能适用原告主张的《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十一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10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的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据9能够证实原告是在2015年10月之前就已知道被告给第三人颁证的事实；认为证据11是格式合同，当合同内容有冲突时，应当作出对提供格式合同一方即原告不利的解释；认为证据12即XX镇政府证实原告2016年10月份才知道第三人办理了房产证的说法不属实；认为证据13即傅守贤证实原告2016年7月28日没有看到第三人房产证的说法不属实。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其获得所有权的凭证；认为证据3不具有合法性，事实不清，被告没有按实际情况颁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有合法性，因照片上的房屋是政府拨款修建的；对证据5无异议；认为证据6、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涉案房屋不是实施广厦工程项目修建的。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证据3无异议，认为第三人是有偿取得房屋，应按广厦工程项目处理对待；对证据4即照片情况不清楚；对证据5本身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是重复颁证；对证据6、证据7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来源的合法性均予认可。
2017年3月14—15日公开开庭以后，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和提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的规定，调查取得了以下证据并已经各方质证：
1.涉案房屋现场图。本院2017年4月18日现场测量并制作的现场草图，证明目前涉案房屋的占用情况及大约面积。经原告代理人冉超光、第三人李育平和张召扬现场测量和指认，并经被告代理人冉茂蔚和第三人李育平的代理人罗德清质证确认，均予认可图上标明的目前使用权人情况及建筑物的大致面积。
2.本院2017年4月18日对冉超光的调查笔录。原告之葡萄小学负责人并本案代理人冉超光陈述的主要内容是：（1）原告提交的2015年10月15日《XX完小危房拆除工作汇报》中所讲的“6、房产证问题”，指的是学校有房产证，涉案房屋产权属于学校；（2）涉案房屋实际上是两楼一底，且是同时修建完工的，虽然房产证上写成了2层，但房产证记载的面积746.93㎡与现在房屋的实际面积基本吻合；（3）李育平就是李平，何德旭是侯小波之妻，王容是张召扬之妻；（4）涉案房屋在1996年7月修建完工后就安排第三人居住进去了（但侯小波的房屋，是由李育才老师转给侯小波的父亲侯洪清的，后由侯小波办理了房产证）；（5）原告2016年4月11日作出的“XX完小危房拆除工作汇报”中提到的2015年4月11日学校再次组织召开李育平等5户协商综合楼工作……。”其中的“2015年4月11日”应为“2016年4月11日”；（6）实验室、仪器室等是添附在涉案房屋上的附属建筑；（7）涉案房屋与“广厦工程”修建的教师宿舍楼不是同一幢建筑，但“广厦工程”教师宿舍楼也是约定所有权属于学校，教师及家属子女只享有使用权；（8）第三人居住的房屋都与学校共墙；（9）第三人办理房产证时学校不知道；（10）涉案房屋中还有学校另一名老师徐世军享有使用权，但徐世军没有办理房产证。经质证，被告认为冉超光陈述的第三人与学校共墙的说法不属实，对其陈述的第三人的实际居住情况无异议。第三人质证认为，冉超光陈述的内容大部分不真实，如其陈述的涉案房屋不是“广厦工程”、学校不知道第三人办理了房产证等说法均不属实。
3.本院2017年4月18日对李天朴的调查笔录。经原告口头申请，本院在制作本案现场草图的当日对原告学校原校长并负责修建涉案房屋的李天朴进行了调查询问。李天朴主要陈述了以下内容：（1）涉案房屋综合楼修建在前，“广厦工程”宿舍楼修建在后；（2）学校知道第三人当时入住的情况，他们是前前后后分别入住的，当时需要论资排辈才能分到房屋；（3）“广厦工程”教师宿舍楼修建时，学校没有与教师签订合同，当时说的是归教师，且是由教师自己监工修建；（4）“广厦工程”教师宿舍楼修建好后，每户都办理了房产证；（5）“广厦工程”教师宿舍楼与涉案房屋的性质不一样，涉案房屋修建时教师当时没有出资；（6）学校与第三人签订涉案房屋住房合同时，因为当时学校也正在修“广厦工程”教师宿舍楼，于是就借用了该名义。经质证，原告对李天朴陈述的涉案房屋是由当时学校的四位领导开会后以“广厦工程”名义签订的合同，认为这一做法是不合法的。被告对李天朴陈述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质证认为，李天朴陈述的涉案房屋不是“广厦工程”、学校不知道第三人办理了房产证等说法不属实。
4.本院2017年4月18日对张召扬的调查笔录。张召扬主要陈述：（1）涉案房屋修建在前，“广厦工程”宿舍楼修建在后；（2）自己办房产证时，包括李育平、王立芳、侯小波等大家都在办理，我们都是按照当时全县的统一政策申办的，故没有通知学校；（3）我的父亲张兴武是原告学校的老师，是父亲让我继承他的房子；（4）现在记不清楚当时向被告申请办理房产证时提供了些什么资料；（5）自己楼上楼下共有三间房，是学校一起分给我父亲的；（6）对于自己住房合同上载明的金额是4000元而实际交款是5000元的问题，是因为自己106号房屋另交了1000元；（7）被告2016年10月12日作出拟撤销我们的房产权属登记后，我们是在被告要求的15天以内提交了书面异议的。经质证，原告对张召扬陈述其办理房产证是全县统一办理的说法有异议；被告对张召扬的陈述无异议；第三人对张召扬的陈述无异议。
5.本院2017年4月18日对李育平的调查笔录。李育平陈述的主要内容是：（1）涉案房屋修建在前，“广厦工程”宿舍楼修建在后，自己是在1996年7月2日之前由学校分给我后入住涉案房屋的，当时我在学校搞勤工助学；（2）自己办房产证时，是按照当时全县的统一政策申办的，包括张召扬、王立芳、侯小波等我们大家都在办理，故没有通知学校，现在也记不清楚当时向被告提供了些什么申办资料；（3）李平就是李育平，平时人们都叫我李平；（4）就自己住房合同上写的需要交款4000元，而实际交款是5000元的问题，是因为涉案房屋修好后，学校又请师傅在靠公路边的方向添加了一点，学校就让我们另外再交了1000元钱；（5）被告2016年10月12日作出拟撤销我们的房产权属登记后，我们是在被告要求的15天以内提交了书面异议的。经质证，原告对李育平陈述的涉案房屋加修时多交了1000元钱给学校的说法有异议；被告对李育平的陈述无异议。
6.本院2017年6月6日对冉超光的调查笔录。冉超光陈述：（1）2017年3月14-15日开庭时陈述是2016年7月知道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房产证的，但实际上是2016年10月XX镇政府通知调解时才知道的，当时也没有看到第三人的房产证；（2）本案起诉时才知道县教委的重建计划通知和县发改委给福冠集团的立项批复，且县教委的重建计划通知的尾部印发时间是2016年9月22日；（3）张兴武是张召扬的父亲，侯洪清是侯小波的父亲。经质证，被告认为冉超光陈述其2016年10月份才知道第三人办有房产证的说法不属实。第三人认为，冉超光陈述其2016年10月份才知道第三人办理了房产证、起诉时才知道县教委的重建计划和县发改委的立项批复不属实。
经审理查明，本案原告所属XX完全小学校原名XX乡中心校，因在乡镇村组行政区划调整中XX乡被撤销并入XX镇，XX乡中心校相应地并入原告XX镇中心校并作为自己的下属完小。本案涉案房屋分别经1989—1990年修建、1996年添修完成。1988年12月5日，原XX乡中心校因火灾造成其木质的一楼一底教师宿舍楼烧毁，另有九间教室严重受损。1988年12月13日，原高谷区公所、高谷区教办、XX乡政府、XX乡中心校联合向县人民政府报告，要求政府拨款修建两楼一底教师宿舍楼并整修九间教室。1989年5月22日，高谷区公所、高谷区教委、XX乡政府、XX乡中心校又联合向县人民政府报告，就修建XX乡中心校两楼一底砖木、钢筋结构的教师宿舍综合大楼（含宿舍楼及前后阳台、楼梯阶、办公室、电教室、伙食房、勤工俭学售货店）和整修教室（含门窗、房盖、面壁、天花板）等工程共需资金11.5万元，在机关干部、教职工、村民等集资2.1万元的基础上，请求政府拨款9.4万元。1990年7月20日，经建设单位XX乡政府（何桂友）、XX乡中心校（李天朴）与施工方协商，就修建XX乡中心校教师宿舍楼工程欠款达成《欠款偿还协议书》，协议书载明，该宿舍楼已经验收合格交付使用，面积705㎡，按100元/平方米计价，除在修建过程中已付款项41204.20元外，XX乡政府、XX乡中心校尚欠工程修建款29295.80元。1991年11月22日，XX乡政府、XX乡教委又向高谷区公所报告，就XX乡中心校遭受火灾后，XX乡政府按照县府发（89）48号文件精神，与高谷建筑公司签订修建XX乡中心校教师宿舍楼及厨房的建设合同，建造教师宿舍楼1幢建筑面积705㎡、厨房3间建筑面积54㎡、堡坎等100㎡，上述建设工程于1989年10月动工，1990年7月22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经县教委、县监理站、XX乡政府和高谷建筑公司四方共同结算，应付工程款7.55万元，尚欠高谷建筑公司（吴云伦）修建款1.55万元，请求高谷区公所拨款支付。上述建设历程，清晰表明了涉案房屋两楼一底在198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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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期间修建时主要由政府拨款及少部分由机关干部、教职工、村民等捐款或集资建成。1996年6月25日，XX乡政府、XX乡教育委员会、XX乡乡长陈银辉（签字盖章）、XX乡中心校校长李天朴（签字盖章并有教师张兴武签字）为甲方，原龙射乡光辉村二小组建筑工人吴伦（又名吴荣能、吴云伦）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彭水县XX乡中心校新建实验室等承包合同书》，约定在XX乡中心校教师宿舍楼两侧修建XX乡中心校实验室、仪器室、教室、宿舍、厨房（原青瓦厨房拆除后重建），该工程以原宿舍楼地基表面＋（－）0.000为标高控制，工程造价按照实建面积（阳台折半计算）经有关单位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时以每平方米230元结算，同时甲方派出张兴武老师指导、监督施工单位完成合同义务。该工程约定“1996年6月28日动工，当年10月28日竣工”。这就是涉案房屋两侧添加建设的情况（本次修建包括拆除原54㎡的厨房再建新厨房的建设内容）。涉案两楼一底房屋修建、添修结束后，分别作为学校办公教学和教职工住宿使用，其中底层（即地面层）房屋由学校和张兴武、李育平、王立芳、徐世军、李育才（李育才退回后学校分配给侯洪清）等教职工占有使用，一楼房屋（即楼上第一层）由学校和张兴武、王立芳占有使用，二楼房屋（即楼上第二层）全部为学校占有使用。为积极响应省、地、县政府“广厦工程”项目建设要求，在决定实施涉案房屋添建的同时，1996年7月3日，XX乡教育委员会向高谷区教办呈报《XX乡中心校实施广厦工程修建教职工住房的请示》，该请示的主要内容为：遵照川府发〔1994〕167号文件和黔署发〔1995〕12号通知，XX乡政府、乡教委经反复研究，决定在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实际破土动工为1996年6月22日），用一年的时间新建教职工住房一幢12套，建筑面积700㎡，解决12位教师的住房问题及教职工家属、子女就业搞勤工助学（设门市部做生意），该工程按每平方米300元造价计算，需资金21万元，教师集资11万元，尚差经费10万元，请求政府拨款为盼。XX乡政府乡长陈银辉在该请示上签字“同意中心校修筑广厦工程”，高谷区教办签署“情况属实，同意修建，希按广厦工程的有关优惠政策兑现为盼”的意见。因此，涉案房屋与上述XX乡政府、乡教委决定在1996年6月至1997年6月期间由政府推动实施的广厦工程修建的XX乡中心校教职工住宿房屋系不同的建筑，但涉案房屋的添建与广厦工程教职工住房的新建基本系在同时期、同时段一并开工和建设。
本案另查明，XX乡中心校已于1999年5月、6月分别取得了由彭水县土地房屋管理局填发、彭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彭国用（19XX）字第00X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彭国用（19XX）字第0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对学校范围内的全部土地使用权进行了合法登记，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也自然涵盖纳入。1999年6月11日，由彭水县建设委员会对涉案房屋向XX乡中心校颁发了建村权字990XXX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在该证“XX乡中心校界畔平面图”中标注的“新教师宿舍”即是本案涉诉房屋。几乎在XX乡中心校实施广厦工程动工新建教职工住房的同时（1996年7月2日），XX乡中心校即与该校部分教职工签订《XX乡中心校教师住房合同书》，合同约定遵照川府发〔1994〕167号文件《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四川广厦工程”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的通知》和黔署发〔1995〕12号《四川省黔江地区行政公署关于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的通知》的精神，经双方再三协商达成住房合同条款，广厦工程实施的商品房（该合同书约定的广厦工程实施的商品房即本案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于学校，使用权属于教师及教师子女，享受广厦工程的教师子女对住房有继承权，享受广厦工程的教师及教师子女未经学校同意不得私自将房屋转让、出租，教师因工作调动但子女愿继承房产权时学校不能收回教师的住房，同时约定教师应当一次性交足购房费4000元，该合同由学校、教师、乡政府、区教办各执一份，高谷区教办、XX乡政府、XX乡教委、XX乡中心校校长李天朴及涉案教职工在该合同上盖章或签名。本案第三人李育平（合同及交款收据上署名均为李平）于1996年7月2日签订《XX乡中心校教师住房合同书》，1997年5月实际向学校缴纳了“广厦工程集资款”5000元（其专用收据上载明“原出类似的发票作废”字样）。经本案第三人李育平申请，2011年11月10日，被告为第三人李育平颁发了涉案的彭水县房地证20XX字第9XXXX号房地产权证，该涉案房屋与葡萄小学、侯小波等权利人的房屋共墙互邻。
本案还查明，涉案房屋因建筑质量方面的问题，彭水县安全生产办公室2001年12月2日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2008年8月3日出具J/F08-220-00170《鉴定报告》，均鉴定涉案房屋为D级危房。因该房屋安全隐患突出，2015年7月31日，彭水县教育委员会下发彭水教建〔2015〕24号通知，限XX镇中心校在2015年8月31日前将其所辖的涉案XX完小旧教师宿舍楼拆除。2015年8月2日，原告成立XX镇XX完小教师宿舍楼拆除领导小组。2015年8月4日，XX镇XX完小召开危房拆除工作会议，包括本案第三人李育平在内的9人参加，但因房屋拆除重建后的还房面积、赔偿标准或是否同意由住房户自建等方面问题，学校意见与本案第三人等人的意见分歧太大而协商未果。2015年10月15日，原告XX镇XX完小又召开第二次危房拆除会议，除学校方面相关人员外，第三人李育平等3人参加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由冉超光代表学校讲了包括危房一定要拆除大家不要抱侥幸心理、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学校受益户只有使用权、继承问题、房屋的买卖合同与商品房的本质区别、新增因素的界定说明、房产证问题、如果协商不成只能采取其他方式解决等七个方面的内容，但因第三人等人的意见与学校方面的意见仍然无法达成一致而未果。2016年4月11日，XX镇XX完小再次组织受益户进行协商，本案第三人李育平参加协商，但仍未就危房拆除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7月8日，彭水县教育委员会以彭水教建〔2016〕32号通知的形式，将XX镇XX完小教学综合楼即涉案房屋拆除重建的计划下达给重庆福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其在2017年7月30日前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2016年10月11日，彭水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彭水发改发〔2016〕331号批复，同意对重庆福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报送的XX镇XX完小教学综合楼重建项目立项建设，总投资200万元，建设工期8个月。2016年10月11日，原告以XX中心校文〔2016〕15号的形式向被告具文请示，请求被告注销其向第三人李育平等四人颁发的对涉案房屋持有的产权证。2016年10月12日，被告发出拟撤销包括第三人李育平持有的彭水县房地证20XX字第9XXXX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等内容的“拟撤销权属登记公告”，并在原告所属XX完小张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二是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本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既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原则，也是一项基本的诉讼义务。行政机关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应当对自己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承担举证责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对自己的主张同样需要承担提供证据证明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这就是说，原告以外的当事人要主张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须由自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认为，原告在2015年8月4日、2015年10月15日两次与第三人就涉案房屋进行协商，虽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原告当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故其起诉期限最迟应当计算至2016年上半年。第三人也认为原告是在2015年8月4日即第一次由学校组织召开的拆除危房工作会上就已经知道第三人持有房地产权证的事实，或者至少在2015年10月15日第二次由学校组织召开的拆除危房工作会上原告就应当知道第三人持有房地产权证的事实，因为在该次会议上学校方面的冉超光主任代表学校讲了七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一项就是“房产证问题”，这里所讲的“房产证”指的就是第三人所持有的房地产权证。但原告只认可自己是在收到相关部门于2016年7月发出的立项批复后，准备申请行政执法部门强制拆除涉案房屋时，才知道第三人拥有被告为其颁发的涉案房地产权证的事实，并辩称2015年10月15日拆除危房工作会上所讲的“房产证问题”，是指学校已持有由彭水县建设委员会于1999年颁发的房产证这一事实。本院认为，虽然各方的理由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这一“房产证”指代不明，究竟是指第三人持有的房产证还是学校持有的房产证并不明确，难以得出此处的“房产证”系特指第三人所持有的房地产权证的结论。就本案原告的具体起诉情况看，本院收到其起诉状的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原告在本案开庭时陈述是2016年7月知晓第三人办有房产证的事实，在庭后本院要求其明确具体知晓时间时，原告陈述是在2016年7月28日知道的。被告和第三人虽然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原告早就知道第三人取得了房产证的事实，但却只有自己陈述而惜无证据佐证。因此，被告和第三人在没有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原告起诉超过期限的情况下，结合被告在为第三人审核颁发涉案房地产权证的过程中并无学校在“邻户有无异议及说明”栏签署意见等事实，应该认定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关于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就被告在本案中所举证据来看，其行政行为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涉案房屋究竟是初始登记还是转移登记、房屋取得方式是原始取得还是转让（买卖）取得既没有进行基本的审核，也缺乏基本的证据佐证，导致房屋登记的性质没有弄清楚；二是在“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审核表”的“共有或共用设施及部位说明”栏和“土地房屋权属调查表”的“共用部位、设施及分摊比例”栏均明确载明涉案房屋“与侯小波、学校共用一堵墙”，但在“土地房屋权属调查表”的“房屋墙界调查表”中的“邻户有无异议及说明”栏却只有侯小波的签名而无学校签署意见，同时在该“土地房屋权属调查表”的“邻宗地”栏也无原告学校签署意见；三是“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审核表”中“初审意见”栏只填写了“情况属实”但无初审人员签名，而“复审意见”、“终审意见”栏内则为空白，即既无审核人员签字也无明确的意见签署；四是被告在对涉案房屋的实地调查中，调查、勘丈只有张新文一人，缺乏程序正当性；五是在原告已于1999年取得了由被告自己填发、彭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彭水县建设委员会向原告颁发《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下，再次进行重复登记，属于违法行政；六是涉案房屋占用土地是集体土地还是国有土地没有搞清楚（因涉案土地原已登记为原告享有使用权的是国有城镇土地，而在向第三人颁证时又登记为集体土地），而且被告在审核登记中擅将原已登记为国有的土地性质变为集体土地时未经法定的公告程序，故不仅事实不清，而且程序违法；七是不论第三人是申请初始登记还是转移（买卖）登记，被告均未要求第三人提供或由被告收集调查相关的法定登记所必须的材料，属于证据不足。
关于原告提交的建村权字990XXX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上“层数2”的问题，本院认为这一“2”字，究竟是指涉案整幢建筑只有2层，还是指2楼1底，其含义本身就不明确，抑或是办证单位的粗疏或错误也在所难免。因为在该证上除了“层数2”之外，还有“间数6”的记载，如果认为涉案整幢建筑总共只有2层楼，那也就只能得出涉案整幢建筑总共只有6间房屋的结论，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即，此处的“间数6”，究竟是指每层楼6间，还是指整幢楼共有6间等并不确定。同时，因为原告学校在该2楼1底的三层楼房中均有房屋，并非集中在某一“2层”楼房中才有房屋，故，如果认定原告只享有某一“2层”房屋的所有权，则既在物理位置上区分不开，也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因此，不论从涉案房屋的建设缘由、建设用地、资金渠道及修建过程来看，还是从优势证据规则来看，也应该认定为整幢房屋已由原告取得了所有权证。假使涉案房屋“层数”尚有模糊之处，但土地使用权早已由被告确权登记给原告则是不争的事实，且目前两楼一底的涉案房屋面积与原告持有的建村权字990XXX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上的登记面积746.93㎡也基本吻合。被告作为既对房屋权属进行确权颁证又对土地权属确权颁证的机关，没有履行起码的审慎义务，在没有搞清楚进行权证登记是否存在障碍的情况下，草率就涉案房屋违法分割颁证，造成涉案建筑中部分房屋“一物二证”，其登记错误显而易见。
本院认为，本案系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审查的是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从本案各方举示证据特别是被告举示证据来看，被告对涉案房屋的登记行为不符合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也不符合被告为第三人颁证时应适用的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2004年9月27日通过的《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等规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1年11月10日向第三人李育平登记颁发彭水县房地证20XX字第9XXXX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冉启驰
审 判 员 樊 洪
人民陪审员 马应德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冉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