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民终109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真英，女，193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福玲，女，196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濮方涛，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德厚，男，1951年7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南京市江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玉华，女，195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南京市江宁区。上诉人赵真英因与被上诉人陶德厚、陶玉华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5民初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真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福玲、濮方涛，被上诉人陶德厚、陶玉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真英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赵真英与陶玉华的人身伤害赔偿协议。2.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主要事实与理由：协议的当事人姓名为赵正英、并非赵真英，主体错误为无效协议；本次纠纷存在着未知的医药费争议，而协议却明确“赵真英今后的伤情发展和治疗跟陶玉华一家无关”，这是对被打者明显的不公平；此协议是调解人私自违规代签，并没有征求赵真英的意见，系赵真英存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按的手印，因此调解协议是无效的；协议赔偿费用与实际发生的费用差距太大，对赵真英明显不公平。拳打造成脑部软组织受伤已经形成脑梗，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生命危险，还存在后续治疗费用。一审法院完全是基于派出所调解部门所作的非公平自愿的协议而作的判决，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陶德厚、陶玉华辩称，当时在禄口派出所的时候有民警还有调解委员会，各方当事人当时都同时在场，协议宣读了以后每人一份，上午派出所给被上诉人打电话打了两次，说要对这个事情进行调解。被上诉人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也到派出所进行了调查。在派出所调解以后被上诉人当时交了3000元。赵真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陶德厚、陶玉华赔偿其因本次纠纷产生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3961.12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0日上午10时许，赵真英与陶玉华因两家宅基地问题发生纠纷，后双方发生拉扯，纠纷过程中，致赵真英受伤。赵真英伤后40分钟至南京市××区禄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治，伤情为头面部软组织挫伤；当日下午，赵真英又至南京同仁医院（以下简称同仁医院）进行治疗，经医生诊断为面部擦伤，赵真英并产生医疗费1988.25元。2016年11月11日，经南京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赵真英与陶玉华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为：1、陶玉华一次性赔偿赵正英医疗营养误工等一切费用叁仟元正。2、赵正英今后的伤情发展和治疗跟陶玉华一家无关。3、门口的水泥路，赵正英同意铺，并保证今后不再以理由堆放杂物，保持路面整洁、畅通。4、双方今后和睦相处，不再冷眼相对、谩骂对方。5、此事情一次性调解结束，如一方今后再为此事争吵，需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陶玉华、赵真英均已在该协议书上由他人代签字并由本人捺印予以确认。当日，陶玉华已支付赔偿款3000元。此后，赵真英又多次进行治疗。审理中，赵真英主张其与陶玉华达成的调解协议不是其自愿的，其系在调解人员恐吓之下才与陶玉华达成由陶玉华一次性赔偿其经济损失3000元的调解协议，对此赵真英未能举证加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本案中，赵真英与陶玉华因宅基地问题发生纠纷，纠纷过程中，致赵真英受伤，陶玉华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纠纷后，经南京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赵真英与陶玉华对于赔偿已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陶玉华已按人民调解协议履行义务。赵真英主张其在与陶玉华调解时，系经调解人员恐吓才与陶玉华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并非其自愿签订，对此赵真英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赵真英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对于赵真英基于原纠纷要求陶德厚、陶玉华赔偿各项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真英的诉讼请求。二审中，赵真英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证明当事人双方到派出所调解的过程。赵真英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某、合法性无异议。陶德厚、陶玉华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陶德厚、陶玉华提交三张照片，拟证明赵真英能干体力活，身体没有问题。赵真英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照片无法证明拍摄的时间，与本案没有关某，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二审中，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三份证据：1.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禄口派出所对吴某的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的主要内容为禄口派出所向吴某询问赵真英与陶玉华发生纠纷的事情以及派出所调解处理的过程。其中吴某陈述“后来通过做工作，对方夫妻俩答应给三千元钱。当时讲先付一千元，等赵正英将门口的垃圾处理干净，并允许对方将水泥地铺好后再到派出所拿剩下的两千元钱。签协议的时候，对方陶玉华是其丈夫签的，赵正英是调解员代写赵正英自己捺的印，处理完后赵正英回家。”当问到“当时有没有人强迫赵正英捺印”，吴某回答“没有，她拿了对方一千元钱，就应该捺印。”当被问及对当时调解处理过程的想法，吴某陈述“当时处理对方不肯拿钱，派出所还是帮赵正英的。”赵真英质证后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陈述赵真英签协议的时候陶德厚、陶玉华不在场。陶德厚、陶玉华质证后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吴某是上诉人的亲戚，对询问笔录的内容不认可。2.禄口派出所调解员卫国山的谈话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的主要内容为卫国山对赵真英与陶玉华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处理的全过程。其中卫国山陈述“当时协议我读给赵真英听的，她说不识字，她的名字是我签的，赵真英捺的手印。我也跟她说了，把家门口东西清理好之后再拿2000元，她当时也同意了。”并陈述“她说后来的花费是治疗脑梗的，她说原来没有脑梗，是被打之后诱发的脑梗。从当时的片子上看没有脑梗。脑梗是病不是伤。”赵真英质证后认为该笔录部分内容不符合事实。陈述当时报警和看病都是赵真英的儿子赵良明带赵真英去的，赵真英原来没有脑梗。并且卫国山没有宣读调解协议。陶德厚、陶玉华质证后对于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调解过程认可，但对于赵真英所说原来没有脑梗，是被打之后诱发的脑梗不认可。3.同仁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刘永东的谈话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的主要内容为赵真英与陶玉华在南京市××××街道人民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以后赵真英在同仁医院就诊治疗的情况。其中对于同仁医院出院记录中记载“伤后患者有短暂昏迷史”系赵真英自行陈述。赵真英在同仁医院接受治疗时所服用或注射的安宫牛黄丸及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都是营养脑部神经细胞的药物。赵真英伤后的CT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说明赵真英当时没有脑梗。赵真英质证后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陈述赵真英当时被打了多拳。陶德厚、陶玉华质证后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陈述没有打赵真英，只是互相拉扯。赵真英也不存在短暂的昏迷。二审中，赵真英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中的“原告赵真英与被告陶玉华因两家宅基地问题发生纠纷，后双方发生拉扯”及“经南京市××××街道人民委员会调解，赵真英与被告陶玉华达成调解协议”的表述有异议。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禄口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接警后，我所民警赶至现场，经了解，系赵真英与陶玉华二家因宅基地问题发生纠纷，后双方发生拉扯，经工作，调解处理”。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经查阅原审卷宗，同仁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记载：“……只是口头报姓名赵正英，所以病人在我院住院期间姓名赵正英，后家属提供患者身份证复印件，发现患者姓名赵真英。经核查属实，特此情况说明”。一审开庭笔录记载，赵真英的代理人当庭陈述调解协议上是赵真英按的手印。二审中，赵真英的代理人当庭陈述：“赵真英说她不识字，调解委员就让赵真英捺印，说先给1000元营养费，剩下的2000元的情况跟吴某讲的情况是一样的”。赵真英提供的证人吴某陈述，当时她和赵真英一起去派出所，派出所当时就给他们进行了调解，调解委员说不要紧是皮外伤，然后就给了一个调解方案，说1000元是营养费，还有2000元是赔偿的钱，总共3000元。以上事实，有病历、医疗费发票、检查报告单、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人民调解协议书、证人证言、照片、调查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于调解协议效力的认定有无不当，赵真英要求陶玉华、陶德厚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相互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因此，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本案中，赵真英与陶玉华在南京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就纠纷的处理达成调解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南京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对赵真英与陶玉华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强迫赵真英进行调解的情形，更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情况，因此案涉调解协议为合法有效的协议。一审法院对于调解协议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现赵真英上诉主张调解协议并非其自愿签订，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其认为调解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调解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事项。赵真英诉称，其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赵真英作为有一定生活阅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在调解协议上捺印行为的性质清楚，并且其在捺印的时候有其亲戚吴某在场。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并不存在重大误解的事项。赵真英主张对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而请求撤销该调解协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调解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赵真英诉称，协议赔偿费用与实际发生的费用差距太大，从而认为调解协议显失公平。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次纠纷于2016年11月10日上午10时许发生，赵真英伤后40分钟即至南京市××区禄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宁区第三医院诊治，根据病历记载，其伤情为头面部软组织挫伤。当日下午，其又至同仁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为面部擦伤。纠纷发生后的第二天即2016年11月11日，双方经南京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赵真英与陶玉华达成了调解协议。之后赵真英又陆续进行了治疗。本院认为，赵真英在伤后第一时间到南京市××区禄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宁区第三医院和同仁医院诊治的伤情分别为头面部软组织挫伤及面部擦伤，此次纠纷经南京市××××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处理后，其又陆续进行的治疗缺乏明显的与本案纠纷所致的头面部软组织挫伤以及面部擦伤的关某。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赵真英亦未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前述治疗与案涉纠纷之间的关某。因此，其诉称协议赔偿费用与实际发生的费用差距太大从而认为调解协议显失公平而主张撤销该调解协议缺乏依据，对其要求陶玉华、陶德厚赔偿其经济损失23961.12元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根据调解协议的相关内容，可以反映出双方对2016年11月10日上午所发生的拉扯事件已经作了最终的处理。赵真英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赵真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赵真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羊 震审判员 周家明审判员 王长春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张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