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11民初12620号原告：陈旋焕，男，199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原告：林美燕，女，198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一五七医院，住所地广州市广州大道北白灰场路**号。负责人：戴辉，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龙，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会平，女，1950年2月出生，汉族，该院主任医师。原告陈旋焕、林美燕与被告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一五七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旋焕、林美燕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被告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一五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龙、郭会平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旋焕、林美燕共同诉称，2014年12月31日17时05分，林美燕（陈旋焕的妻子）因“停经37+6周，B超提示羊水偏少1天”而步行到被告处并入住被告医院待产。2015年1月1日19时00分，林美燕开始宫缩，次日0时15分行人工破膜（但据被告的记载，未见人工破膜的告知签字），后因出现胎儿宫内窘迫，林美燕于当日5时55分被送至手术室行剖宫产术，随后于6时46分娩出一活男婴（新生儿的阿氏评分为1分钟6分，诊断为新生儿窒息）；当日，该新生儿被急送南方医院抢救，后终因缺氧严重，新生儿于同年1月3日死亡（南方医院诊断为：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休克、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胎儿羊膜腔内感染、新生儿肺出血等）。我们认为，林美燕产检无异常，入院时胎儿已足月，是被告在林美燕待产过程中存在重大疏忽，在破膜后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理胎儿宫内窘迫等情况，才导致胎儿羊膜腔内感染、新生儿出生后窒息并最终死亡的结果，被告应对我们儿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我们现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方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按照60％的责任比例向我方赔偿医疗费44274元、丧葬费36329.5元、死亡赔偿金695144元及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本案鉴定费用及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一五七医院辩称，我院不同意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我院的医疗措施和治疗行为均是正确的，我院不应承担任何医疗损害责任。林美燕入院分娩的经过具体为：产妇林美燕孕期在我院正规产检8次均未发现异常；2014年12月31日，林美燕门诊因“妊娠37+6周、B超提示羊水偏少”收入我院；入院后胎监反应好，给予补液治疗，改善羊水情况，并由当天值班主治医师汪敏病情告之因羊水偏少可能发生宫内感染及胎儿宫内窘迫，可能终止妊娠并签字；2015年1月1日17时00分左右，白天值班医师朱蒙蒙查房时叮嘱产妇因羊水偏少，如临产时胎监反应不好，要听医生的话，做好做剖宫产的思想准备（家属不在医院），产妇当时表态想顺产；1月1日19时00分，产妇开始正规宫缩；2日5时15分，查Ⅱ级胎监，经上级医师查房并当天值班医生反复做工作于5时50分签字同意手术后送手术室手术；手术过程顺利，胎儿娩出过程顺利，出生Apgar评分轻度窒息（6分），儿科医生立即给予清理呼吸道并行气管插管吸引胎粪、正压给予氧等处理，3分钟后评分8分，同时呼叫科主任及南方医院新生儿科医生协助救治并转送南方医院；患儿转院后于1月3日17时00分病情突然加重（肺部严重感染、败血症），19时40分，患儿父亲签字要求放弃抢救出院。产妇林美燕“妊娠37+6周、羊水偏少”入院，入院后按一级护理，入院有病情告之并签字；林美燕无宫缩，给予静脉输液、监测胎心处理，胎监正常，宫缩后入待产室待产，1月2日5时15分因II级胎监，经反复做工作签字同意后剖宫产；林美燕之子病情危重，家人签字放弃抢救死亡，该新生儿出生后轻度窒息，经抢救处理好转，评分8分，转南方医院，窒息并不严重，后因胎儿宫内严重感染致败血症病情危重，胎盘病理符合炎症反应；林美燕产前产后无感染体征，血象及体温均正常；综上，新生儿应属于产前宫内感染，不属于产时感染。另外，产妇林美燕1月2日5时15分胎心176次/分、胎监II级，值班医师认为短时间内不能经阴道分娩并再次与患者本人沟通，患者同意手术及签字并通知手术室，因遭到家人拒绝签字，值班医生遂拿着手术同意书急返待产室与患者再次沟通、同时电话通知手术室暂缓接患者，随后患者亲自打电话与家属沟通后，家属这才签字同意手术，5时50分患者送手术室；我院认为，羊水有胎粪，当出现胎监异常时（1月2日5时15分），应考虑胎儿宫内窘迫，医生提出剖宫产是正确的，但患者及家属不配合、拒绝签字，经值班医生请示上级医生并反复沟通后才签字，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原告方及家属多次拒绝签字手术，不配合医方诊疗，拖延了时间，故其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综上所述，我院认为，我院不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无医疗过失行为，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经审理查明，原告陈旋焕、林美燕是夫妻关系。2014年7月1日，林美燕因怀孕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产检并建围产卡，其预产期为2015年1月5日。此后，林美燕定期到被告处进行产前检查共8次。2014年12月31日，林美燕到被告处产检，因B超提示羊水指数66mm，遂由门诊拟“足月妊娠、羊水偏少”收入住院。入院后，被告对林美燕进行了相关检查，据被告方的入院记录（住院号245708）记载：“患者林美燕因停经37+6周，B超提示羊水偏少1天，于2014年12月31日17:05步行入院”，“患者自诉平素月经规律，末次月经2014年4月8日，预产期2015年1月15日，停经后无明显恶心，呕吐等早孕反应，停经4+月起自觉有胎动，孕11+周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产检并建围产卡，行B超检查未见异常，后在我院定期产检8次，抽血各项检查回报未见明显异常”，“体格检查：体温36.5℃，脉博84次/分，呼吸20次/分，血压120/76mmHg……发育正常……神志清晰……应答切题，检查配合……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双肺叩诊清音，听诊呼吸音清晰，未闻及干湿啰音和胸膜摩擦音……心率84次/分，心律齐……腹部膨隆符合孕月大小，无腹壁静脉曲张，未见肠型及蠕动波，无压痛及反跳痛，未触及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Murphy征阴性”，“专科情况：腹部可触及胎动，未扪及阵发性宫缩，腹围97cm，宫高36cm；胎心音140次/分，胎位头位，先露已入盆，跨耻征阴性；宫颈管未消退，宫口未开大，胎膜未破，阴道分泌物PH值酸性，骨盆外侧量25－28－19－9cm”，“辅助检查：B超（2014－12－31本院）宫内妊娠，单活胎；羊水偏少；疑胎儿脐带绕颈。头位，双顶径91mm，头围322mm，腹围337mm，股骨长69mm，前壁胎盘，厚31mm，成熟度Ⅱ+°，羊水指数：66mm，胎心率143次/分，胎动可见，胎儿颈周可见‘U’形压迹；胎儿右肾盂分离7mm”等；被告对林美燕的初步诊断为“孕3产0，宫内妊娠37+6周，单活胎，头位，待产；羊水偏少”，高危评定为“无高危”，诊疗计划为“补液治疗”，入院后处理为“按产科常规护理，一级护理，普食；予查血常规、止血常规、血糖、胎监等辅助检查，注意胎心及产兆，给予补液治疗，请示上级军医等”；被告并向两原告作出了病情告知，其《病情告知书》内容为“……今日查B超提示羊水指数66mm。患者孕期检查无明显异常，患者无腹胀腹痛，无阴道流血流液等不适。患者出现羊水偏少，母婴可能发生以下并发症：l、羊水少不排除胎膜早破可能，则可能随时发生宫内感染，胎死宫内；2、羊水少不能排除胎儿泌尿系统等发育畸形、染色体异常筹可能；若胎儿生长受限、胎盘功能退行性变可导致羊水过少。3、若羊水进行性减少，则随时可能胎儿宫内窘迫、胎死宫内，可能终止妊娠……”。2015年1月1日19时00分，林美燕出现规律宫缩；次日1时15分，查林美燕宫口开4cm，被告对其行人工破膜，见羊水Ⅱ度粪染、量少、约10ml，胎监反应好，枕后位，考虑羊水粪染、枕后位，短时间内不能阴道分娩，会增加胎儿宫内缺氧的机率，被告建议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孕妇拒绝手术，坚决要求阴道试产，被告方遂请示主治医师，现胎监反应好，指示严密监测下继续待产，必要时手术；当日4时15分，查林美燕宫口开7cm、持续性枕后位、S－1、宫缩2分钟1次、中等强度；4时30分，林美燕出现胎心持续在163－176次/分，被告方遂给予左侧卧等处理；至5时15分，查林美燕胎心约176次/分，二级胎监，被告方主治医师查房后指示“患者羊水Ⅱ度，现可疑胎监，考虑胎儿窘迫，持续枕后位，短时间内不能经阴道分娩，有手术指征，行剖宫产终止妊娠”，遂再次建议手术终止妊娠，患者及家属仍拒绝，经反复沟通后，并告知手术的风险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新生儿有窒息、抢救的风险，患者及家属表示理解，原告方并签署了《手术同意书》（同意进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被告方已做好术前准备，通知手术室。2015年1月2日6时10分，林美燕因胎儿窘迫被被告方送手术室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当日6时46分以LOP位取出一活男婴；该男婴外观无明显畸形、体重3000g、长50cm，术中羊水Ⅱ度粪染、质粘稠、估计量150ml，脐带长40cm、绕颈一周，1分钟评6分（扣张力、呼吸、反射、肤色各1分）；被告方儿科医生立即对该男婴给予保温、清理呼吸道并行气管插管下胎粪吸引、正压给氧处理；该男婴3分钟评8分（扣张力、呼吸各1分），被告方继续以上处理，并呼叫主任及南方医院新生儿科医生，继续抢救；5分钟及之后均评8分（扣张力、呼吸各1分），胎盘胎膜剥离完整、胎盘脐带黄染，徒手探查子宫无胎盘残留；术中出血共约250ml，手术顺利，林美燕双侧附件未见明显异常；术中，林美燕生命体征正常，麻醉满意，术后血压125/65mmHg，P70－80次/分，被告方继续予补液、预防感染、促宫缩及对症支持治疗，并嘱密切注意阴道流血情况；新生儿因高危儿转南方医院新生儿科就诊，胎盘送病理（据广州华银医学检验中心2015年1月3日作出的《病理报告单》显示，病理诊断为“妊娠晚期胎盘伴片状梗死及多灶钙化，绒毛膜板轻度急性炎症；胎膜轻度急性炎症；脐带粘液样变并节段性局灶性脐血管周出血”）。被告方的术后诊断为“孕3产1、妊娠38+1周、LOP、剖宫产，胎儿窘迫，羊水过少，脐带异常（绕颈一周），新生儿窒息，单一活产等”。术后，被告对林美燕予抗炎促宫缩等治疗；2015年1月11日，原告产后出院，其出院医嘱为：休剖宫产假，禁同房及盆浴两个月，禁食活血药物及食物，注意避孕，产后42天在门诊复诊，不适随诊，随访6周等。另，前述林美燕所生育新生儿（下称“林美燕子”）因“产前胎心增快，出生时羊水Ⅱ度，确诊高危儿1小时”而于2015年1月2日被送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以下简称南方医院）救治；入院时查体：体温36.5℃、脉搏129次/分、呼吸38次/分、血压67/46（53）mmHg、体重3.0kg，足月儿外貌、神志清楚、精神状态稍差，瞳孔等大同圆、直径约3mm、对光反射灵敏，鼻通气畅、鼻翼无扇动，呼吸38次/分、节律不规整，可见抽泣样呼吸，有吸气性三凹征，叩诊清音，双肺呼吸音对称，双下肢轻度浮肿；该院的入院诊断为新生儿窒息、酸中毒等；入院后，南方医院对“林美燕子”查血常规：网织红细胞百分比（Ret）4.51%、血小板计数（PLT）252G/L、血红蛋白测定（HGB）154g/L、白细胞计数（WBC）23.93G/L，血生化：C反应蛋白（CRP）16.8mg/L；入院后，南方医院给予“林美燕子”呼吸机辅助呼吸、抗感染、补液、肺表面活性物质、抗休克等抢救及治疗，并发出《病危通知书》，“林美燕子”酸中毒纠正欠佳，PH维持在6.9－7.0之间，伴二氧化碳潴留、代谢性酸中毒，伴有休克；2015年1月3日，“林美燕子”腹胀进行性加重；当日17时0分左右，“林美燕子”突然出现颜面、肢端发绀，右上肢血氧饱和度降至65％左右，右下肢血氧饱和度下降至53％，查体：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6mm、对光反射消失，南方医院考虑到呼吸机参数已调至最高，遂将f调整至8hz，调整肾上腺素用量至1.4ug/kg.min、去甲肾上腺素1.6ug/kg.min，继续扩容等；至18时30分左右，“林美燕子”血氧进行性下降，至30－50%，心率下降至50次/分；18时40分开始断开呼吸机，拟行球囊加压给氧，发现“林美燕子”自气管插管后涌出大量新鲜血液，考虑存在肺出血，遂重新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同时行心脏按压；19时15分，家属签字同意对“林美燕子”行诊断性腹腔穿刺，自下腹抽出清亮的腹水约8ml，送腹水常规及生化；持续予患儿心脏按压；停止按压时“林美燕子”自主心率维持在30－50次/分，血氧饱和度维持在30－50%，血压测不到；考虑到“林美燕子”极可能出现严重后遗症，当日19时40分，原告陈旋焕作为患儿父亲签字要求放弃治疗；后“林美燕子”死亡，其最后诊断为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酸中毒、新生儿休克、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胎儿羊膜腔内感染、低蛋白血症、凝血功能异常、新生儿肺出血、腹腔高压综合征、新生儿贫血、心肌酶谱异常、新生儿缺氧血性脑病等；“林美燕子”在南方医院救治期间，共用去医疗费41274元。由于原告方认为被告在林美燕待产过程中存在重大疏忽，被告在破膜后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理胎儿宫内窘迫等情况，在发现胎监异常后没有及时处理，导致胎儿宫内长时间缺氧以及胎儿羊膜腔内感染，造成新生儿出生后窒息并最终死亡的结果，而被告方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成讼。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均确认，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1月11日林美燕在被告处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共计10051.33元，原告方仅缴纳了3000元押金，余下医疗费尚未向被告支付；另，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按10051.33元作为本案调处的原告方在被告处诊治期间之医疗费用金额。诉讼期间，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就被告对林美燕的涉讼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有关诊疗过错行为与原告方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等专门性问题作医疗损害鉴定，原告方为此支付了鉴定费用13500元。2016年7月20日，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对该检案出具编号为粤恒〔2016〕临鉴字第17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分析认为：根据林美燕在医方处住院期间的病历资料、广州华银医学检验中心作出的《病理报告单》以及“林美燕子”在南方医院救治期间的病历资料并结合《临床操作技术规范》、《临床诊疗指南》、《妇产科学》等相关高等学校教材及专家意见，医方对患者林美燕住院期间的临床医疗及抢救治疗以及相关辅助检查确诊病情的医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和治疗原则。参考资料：“胎儿窘迫”是指胎儿在子宫内因急性或慢性缺氧危及其健康和生命的综合症状，发生率2.7－38.5％，急性胎儿窘迫多发在分娩期，慢性胎儿窘迫常发生在妊娠晚期，但在临产后常表现为急性胎儿窘迫；“产时胎心率变化”是急性胎儿窘迫的重要征象，正常胎心基线为110－160bpm，缺氧早期，胎儿电子监护可出现胎心基线代偿性加快、晚期减速或重度变异减速，随产程进展，尤其在较强宫缩刺激下胎心基线可下降到被告方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并认为：患方林美燕入院分娩的当天，医方即将“因羊水偏少可能发生宫内感染及胎儿宫内窘迫，可能终止妊娠”等风险告知患方，患者及家属也签署了涉讼《病情告知书》；而当产妇林美燕在2015年1月2日5时15分出现胎心176次/分、胎监II级时，被告方也已再次与林美燕本人沟通，在林美燕签字同意手术并通知手术室时却遭到家人拒绝签字，被告方值班医生急返待产室与林美燕再次沟通并同时电话通知手术室暂缓接患者，随后在林美燕亲自打电话与家属沟通后，家属才签字同意手术（具体签字时间没有记录），正是患方及家属多次拒绝签字手术、不配合医方诊疗，才造成林美燕被送手术室的时间拖延至5时50分，原告方据此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且患方自身病情（患儿脐带相对过短，绕颈一周以及胎盘病理诊断的“妊娠晚期胎盘伴片状梗死及多灶钙化、绒毛膜板轻度急性炎症、胎膜轻度急性炎症、脐带黏液样变并节段性局灶性脐血管周出血”）更是导致患儿不良结果主要的、直接的因素；同时，患方家属考虑到患儿极可能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在南方医院签字要求放弃治疗也是导致患儿没有抢救成功的直接因素；由此，医方对林美燕实施的涉讼医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医方并无任何无过错。被告方并据此以粤恒〔2016〕临鉴字第17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为由，申请重新鉴定。对此，原告方表示，鉴定机构并没有把宫内感染的原因归咎于被告，反而明确属于原告自身的原因；林美燕入院后被告方确没有对其的病患情况作针对性的告知，根据涉讼病历记载的诊疗情况，2015年1月2日4时30分时林美燕实际已出现胎心异常的情况，到了5时30分时，在被告方护士告知宫开情况与4时00分时一样并询问是否进行剖腹产时，林美燕已明确选择剖腹产，不久后医生才来告知患方选择剖腹产就要找丈夫陈旋焕签名，因自林美燕进产房后至2015年1月2日5时30分，被告方医生都没有与陈旋焕进行过沟通，故陈旋焕才在一开始没有签署手术同意书，待医生回产房告知相关情况后，经林美燕电话与陈旋焕表达了需要剖腹产之意愿后，陈旋焕马上就签署了手术同意书，从陈旋焕第一次没有签名到其最终签署手术同意书大概也仅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根本不存在患方拒绝签字、不配合医方诊疗的情形；因此，原告方同意涉讼司法鉴定意见。由于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未能举证证实就涉讼《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诸如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故本院不予批准其重新鉴定申请。另查，原告林美燕原为农业户籍，但其从2012年7月起已在广州金夫人婚纱艺术摄影有限公司工作并在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缴纳社会保险，故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4757.2元计算，依法可计“林美燕子”的死亡赔偿金695144元，而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广东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2659元标准计算，可计“林美燕子”的丧葬费36329.5元。庭审中，原告方明确表示不要求追加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作为被告在本案中承担责任，被告对此无异议。以上事实，有婚育证明、计划生育服务证、死亡医学证明书、病历资料、预交金凭据、医疗费发票、鉴定费发票、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表、身份证、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司法鉴定意见书》、函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是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即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存有过错，并给患者造成损害，且该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医疗机构就应当依法向患者一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现原告方认为被告在涉讼对林美燕待产诊疗过程中存在重大疏忽，存在诸如：在破膜后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理胎儿宫内窘迫等情况、在发现胎监异常后没有及时处理等医疗过错行为，导致胎儿宫内长时间缺氧以及胎儿羊膜腔内感染，最终造成新生儿出生后窒息并死亡这一严重后果，故要求被告方承担医疗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由此，应按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对此进行分析与判断。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医疗行为是具有高风险的专业行为，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经验性的学科，在医疗实践中尚有许多未知领域，这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需要高度科学积累和探索的领域；时至今天，人类对许多疾病的发生原因还不了解，已知发病原因的也有相当一部分难以治愈，对许多药品副作用的认识也非常有限，由此造成在医疗行为过程中不但会经常出现各种事前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并发症，也常会因患者病情异常或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甚至基于人体的基因、体质、情绪、所处环境等的不同，患者在疾病表现与治疗效果上也存在差异，同时亦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有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等医疗风险；在这种高风险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或医方从其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职业操守出发，必然是运用专业的、科学的技能及专业设备进行诊治，诊治的过程不但是治疗病患以降低病患者致死致残风险或减轻其生活质量降低程度的过程，也是向未知医疗领域探索的过程、向未知病患挑战的过程；与此同时，病患一方对自己病情专业性知识了解的匮乏及渴望尽早恢复健康的心情也是常人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将所有的医疗风险完全让医疗机构承担，势必违背了法的基本价值，得不到社会的公认，从而使社会价值观失衡，违背科学认识世界的观念。因此，如何客观平衡医疗机构或医方与病患一方在医疗行为中的治疗风险就成为解决当前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有关“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等规定，其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法律上规范医疗机构（医方）的医疗行为，使病患一方能在治疗过程中充分认识治疗行为的医疗风险并对医疗机构（医方）的治疗行为给予理解，以期与医疗机构（医方）共同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诊疗活动本就是医疗机构（医方）与患方共同参与的活动，其目的在于维护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这也是患者作为人之最重大利益），医疗机构（医方）所实施的医疗救治行为应是保障患者请求并获得医疗救治（包括紧急情况下请求并获得医疗救治）这一权利的对应义务，被奉为医德经典的希波克拉底誓词要求医师“尽一切之努力，处处为患者利益着想，解除患者的病痛与危害”，可见，实施医疗救治也是医德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义务要求。由此，医疗机构（医方）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就应该以高度的注意对患者给予最善良的谨慎和关心，更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以及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不应有之危险或损害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医方在诊疗活动中还应当向患方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将患者罹患疾病、可能发生的并发症、自然转归以及将要采取的诊疗措施和风险等有关诊疗信息向患者或其亲属如实告知，使得具备意思表示能力的患者或患方能在非强制状态下充分接受和理解各种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诊疗信息，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医务人员制定的诊疗计划自愿做出选择；而基于医学领域内的问题具有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这一特点，医疗人员相对于患方是占有专业优势的，故其在履行前述向患方说明义务时应该以患方能够理解的术语和方式从患方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否则患方也就不能实现正当合理的“知情同意权”，在理解各种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诊疗信息之基础上对医务人员制定的诊疗计划自愿作出正当合理的判断与选择；另外，作为对患者及其近亲属知情同意权的补充，法律也明确规定医方及其医务人员应从患者的利益出发并基于对患者生命健康权的关怀，在患者生命垂危等紧急情况下，在不能取得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意见或患方无法行使自主决定权时，经过批准可以对生命垂危的患者实施相应救治措施。本案中，原告林美燕（孕妇）怀孕后定期到被告处进行产前检查共8次并于2014年12月31日到被告处入院待产，双方间的医疗服务合同成立，由此，作为医疗机构的被告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就应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精湛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病痛。虽然被告方坚持认为其在原告林美燕入院分娩的当天已履行对患者的医疗说明告知义务，而当产妇林美燕在2015年1月2日5时15分出现胎心176次/分、胎监II级（具备剖宫产手术指征）时，被告方也已明确将需要实施剖宫产手术这一医疗措施的情况与患方进行过沟通，只是因原告陈旋焕一度拒绝签署相关手术同意书（经医生与林美燕再次沟通并由林美燕亲自打电话与陈旋焕联系后，陈旋焕才签字同意手术）、不配合医方诊疗，才造成患者林美燕被送手术室的时间拖延至5时50分，被告方并据此主张患方存在不配合医方诊疗进而导致治疗延误的过错行为，患方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但是，通过涉讼病历资料显示，原告林美燕入院时胎儿暂时是安全的，故在林美燕入院待产过程中对胎儿宫内安危的监护就成为被告方医护人员不可推卸的职责；由此，只要患方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任何异常情况，被告方均应及时告知孕妇及家属，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以使患方能了解病情、理解各种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诊疗信息以及病患的危险性，并及时指导孕妇及家属就医务人员制定的诊疗计划做出新的、正当合理的判断与选择；而纵观涉讼被告对原告林美燕进行的诊疗过程，至被告方提及的因林美燕于2015年1月2日5时15分具备剖宫产手术指征需要患方签署剖宫产手术同意书时，被告方与患方仅在入院时签署过一份《病情告知书》，既没有证据反映被告方曾就患者林美燕存在“不规律子宫收缩、羊水过少”等高危因素与患方进行过有效的沟通及告知，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方曾就上述高危病患因素的危险性对患方作出过反复强调及进行针对性的风险告知和引导；同时，按双方当事人所述，原告陈旋焕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签署剖宫产手术的手术同意书，但在被告方医生急返待产室与林美燕沟通并由林美燕打电话与家属联系后，原告陈旋焕实际马上就签署了相关的手术同意书，从患者林美燕最终被送手术室的时间为5时50分这一细节分析，上述签署手术同意书的过程也是短暂的，仍应属于正常的医患沟通合理时间范畴之内，且该情形本身正是与被告方没有就患者林美燕自身高危病患因素之危险性对患方作出反复强调及进行针对性的风险告知和引导有关；可见，现有证据已可以认定被告方在医疗告知上存在不足。因此，被告方主张患方存在不配合医方诊疗导致治疗延误这一过错行为并应据此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之抗辩意见，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参考涉讼《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当原告林美燕于2015年1月2日1时15分宫口开大4cm、头先露S－3，行人工破膜，羊水Ⅱ度粪染、量少10ml，右枕后位，胎监反应好时，被告方是应综合分析其同时存在B超提示羊水偏少、可疑脐带绕颈、右枕后位胎方位不正、胎头位置又高等情况，不能排除是“胎儿窘迫”，若在短时问内不能娩出时，被告方就应适当放宽剖宫产手术指征，在此时就应选择剖宫产结束分娩；而至2时10分时，因患者林美燕“持续性枕后位”，胎头位置持续高1小时没有进展，同时合并羊水粪染Ⅱ度、羊水偏少、可疑脐带绕颈，此时患者林美燕也是具有剖宫产手术指征；至当天4时30分时，患者林美燕出现胎心率异常163－176次/分伴持续性枕后位，被告方更应及时剖宫产结束妊娠，但其却仅采取左侧卧位，而此时到新生儿（“林美燕子”）于当日6时46分时出生经过了2小时16分；由此可见，患者林美燕在待产过程中是多次具有剖宫产术手术指征的，但被告方却都没有及时结束分娩，特别是其在2015年1月2日5时15分已考虑宫内胎儿窘迫后仍没有采取紧急剖宫产手术，及时抢救胎儿，经过了1小时31分钟才娩出胎儿，导致胎儿失去了最佳抢救时机。因此，可以认定新生儿（“林美燕子”）的不良结局与医方剖宫产术不及时是存在一定程度因果关系的，被告方在进行涉讼诊疗行为时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在避免结果发生的适当措施而判断治疗方案及效果等问题上未尽到高度谨慎的注意义务，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基于前述理由，同时考虑到原告林美燕本身就存在胎盘宫内障碍、羊水过少、脐带绕颈，存在绒毛胎膜炎及宫内感染等，即患者林美燕自身病患特点与病情发生发展进程及转归也是存在共同因素的，因此，在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对涉讼诊疗行为发生经过陈述意见等的基础上，涉讼《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分析认定被告对患者林美燕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和不足之处，有关不足和过错之处与原告方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而有关医疗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为同等因素（参与度为41％－60％）这一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结合医学本身尚存在部分不可预知性、妊娠生育以及医疗行为本身的高风险性等因素，在对比上述因素与原告方儿子（即“林美燕子”）出生后死亡这一损害结果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应认定被告在本病案中承担55％的赔偿责任为宜。因此，现原告方以被告在涉讼对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并导致新生儿（即“林美燕子”）出生后窒息并最终死亡之结果为由，要求被告方按责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原告陈旋焕、林美燕的儿子（即“林美燕子”）在出生后窒息并最终死亡，故原告陈旋焕、林美燕作为赔偿权利人现要求被告方按责赔偿其医疗费、鉴定费、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等损失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但赔偿的数额应以原告方的实际损失依法计算为限。经审查，原告方的实际损失为：医疗费损失51325.33元（其中原告方已实际支付44274元，尚欠被告医疗费7051.33元未付）、鉴定费13500元、丧葬费36329.5元及死亡赔偿金695144元，合计796298.83元（其中原告方尚欠被告医疗费7051.33元未付）；按上述赔偿责任比例计算，被告方应负担上述损失的55%，计437964.36元，原告方则应自负余下的45％部分，扣除原告方尚欠被告的医疗费7051.33元，即被告方尚应向两原告支付医疗费、鉴定费、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等共430913.03元。鉴于原告陈旋焕、林美燕的儿子（即“林美燕子”）在本次事件中出生后窒息并最终死亡，而“林美燕子”死亡一事在客观上确实已对两原告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痛苦，势必会使其在精神上遭受本不需其承担的烦恼与伤害，为了抚慰两原告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烦恼与伤害，在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实际损害后果、当事人的受伤害程度、当事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后，本院酌情计算被告方应赔偿两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5000元。至于两原告要求计算其超过上述款额部分的医疗费、鉴定费、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等损失的诉讼请求，均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一五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旋焕、林美燕赔偿医疗费、鉴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485913.03元；二、驳回陈旋焕、林美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127元，由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一五七医院负担2892元，陈旋焕、林美燕共同负担235元；上述案件受理费已由陈旋焕、林美燕预交，陈旋焕、林美燕同意由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一五七医院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2892元部分直接支付给陈旋焕、林美燕。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ＸＸＸ人民陪审员  金 凌人民陪审员  吴月霞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书 记 员  郑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