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再7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浙ＸＸ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东心村。
法定代表人：帅新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平家骏，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怡，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绿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康市花街镇大屋村。
法定代表人：孙建明，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建明，男，1971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颜笑丹，女，1970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述三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中，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明宇，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浙ＸＸ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浙江绿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作出（2016）浙民申110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于2017年3月9日立案受理再审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章恒筑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晓磊、代理审判员伍华红参加评议的合议庭。提起再审后，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进行了庭前调查，并于2017年3月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华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帅新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平家骏，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建中及孙建明本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华野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是华野公司直接向绿地公司供应苗木，而是一种配送业务。由绿地公司找好的苗木供应商直接送货给绿地公司，华野公司只是替绿地公司向苗木供应商付款，绿地公司将事先约定好的回报加上本金支付给华野公司。不能以华野公司未直接交付绿地公司苗木，认定华野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二、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的合同，绿地公司都是盖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虽然绿地公司也有编号尾号为5913的公章，但不能因此排除绿地公司在备案前使用过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也不能证明绿地公司没有刻制并使用过该公章。华野公司举证两份采购合同是要证明，绿地公司使用过编号尾号5513的公章，而原审判决却用绿地公司否认该公章是其刻制，来证明两份合同没有签订和履行，颠倒了因果关系。三、华野公司举证证明绿地公司已付款80万元，绿地公司否认与华野公司签订过苗木销售合同，但其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亦不能举证证明系其他合同项下的款项，应推定是案涉采购合同项下的款项。从而证明编号尾号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是绿地公司使用的备案外的另外一枚公章。四、华野公司提供了新的证据，在2011年1月8日绿地公司与华野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明及其妻子颜笑丹为绿地公司履行合同提供了担保。合同约定“孙建明、颜笑丹以其共有的古丽镇下园朱20-1号、杭州乐园风景娱乐街2号楼2单元503室、盛元慧谷3幢6单元2201室三套房产的资产的所有权，处置权作为乙方的质押担保”，而孙建明、颜笑丹也将相应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交接书原件交押给华野公司。这说明，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已经部分履行了合同，可以证明该份合同是孙建明、颜笑丹所签，尾号为5513的公章是孙建明持有。五、绿地公司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合同后，华野公司的经办人李某为催讨苗木款与孙建明进行了短信联系，华野公司找到了从2011年12月9日至2012年9月28日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可以证明孙建明承认欠华野公司苗木款。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华野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辩称，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根本没有履行，系为其他目的而伪造。原审法院认定华野公司对其已履行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义务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正确。华野公司主张合同成立且已实际履行的第二个理由是“尾号5513的公章系绿地公司持有并使用”，因其提交的与绿地公司相关的证据上加盖的均是“尾号5513的公章”，华野公司针对这个问题提交了与本案无关的浙ＸＸ凯实业有限公司交易的合同，旨在证明绿地公司在之前的交易中曾使用过该尾号5513的公章。但是这份盖有公章的合同的提交人浙ＸＸ凯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系华野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不能排除系自己伪造私印，绿地公司在一、二审中均明确否认该合同公章的真实性，一、二审法院认定其证据不足以证明绿地公司持有并使用过“尾号5513的公章”，事实清楚。关于绿地公司支付给华野公司959.584万元款项的问题，经对2012年6月12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明细查询及2012年6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查询情况，系华野公司为形成伪造的假资金流、假的公司业绩作上市用，要求绿地公司配合先由第三方将钱汇入绿地公司账户，然后再由绿地公司重新汇到华野公司账户。绿地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其中660万元的资金循环造假的证据事实，当年，为配合华野公司作假上市业绩，绿地公司帮助华野公司如上炮制几千万元的假资金流。关于绿地公司的房产抵押及手机信息的问题，2012年前后华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绿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识，绿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华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擅长向银行融资、将公司上市做大等宣传迷惑，以自己母亲李杏花出面入了华野公司的股，承诺一旦上市成功，将有十倍、几十倍的升值。华野公司法定代表人请求孙建明、颜笑丹拿出房产证等系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所用，并非作为并不存在的苗木买卖合同的抵押物。手机短信则完全是华野公司所伪造。综上，华野公司主张其与绿地公司之间买卖关系成立且其已依约实际交付了金额为3882000元的苗木，但华野公司提交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其主张，一、二审法院因此认定其举证不能，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并追究其伪造证据妨害诉讼的法律责任。
2014年2月14日，华野公司以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一、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3632000元，并支付华野公司自2012年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滞纳金1820358.40元（按货款363200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另计）；二、孙建明、颜笑丹对绿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承担本案诉讼费。因绿地公司另支付货款80万元，一审审理过程中华野公司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2832000元，并支付华野公司自2012年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滞纳金141398.40元（按货款283200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按上述标准另计）。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曾发生业务往来，华野公司向绿地公司供应货物，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2014年2月14日，华野公司以双方于2011年1月份签订的《销售合同》、于2012年2月15日形成的《对账单》及2011年期间二份出库单等证据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绿地公司支付尚欠货款2832000元并支付相应滞纳金。其中华野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载明：苗木详见合同附件清单，本合同项下的产品总价款为3756000元；绿地公司在每季结束后的次月的10日前向华野公司支付18.9万元货源组织费，绿地公司在2011年12月15日前以现汇方式一次性或分次将合同剩余价款支付给华野公司；交货时间和方式由绿地公司与华野公司联系交货事宜（包括交货时间、数量、质量、地点和运输），华野公司不承担该批产品的运输、质量和在途风险，具体发货时间与数量以订单或传真为准；绿地公司逾期未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的，应按逾期未付金额的每天0.5%向华野公司支付违约金，绿地公司逾期十五日仍未支付货款的，还应按照逾期未付金额的20%向华野公司支付违约金，华野公司同时没收货源组织费；孙建明、颜笑丹自愿为绿地公司在本《购销合同》中的全部义务、责任的履行向华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落款处乙方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丙方为“孙建明”签名，丁方为“颜笑丹”签名。其中华野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载明“借款”一项金额为3882000元。《对账单》落款处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并由“孙建明”签名。其中华野公司提供的二份出库单，形式上均为复写件，华野公司陈述“部门负责人”一栏“陈青清”为绿地公司一方员工。诉讼中，绿地公司陈述《销售合同》、《对账单》落款处加盖的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并非其持有及使用的真实公章，并向一审法院提供永康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出具的印章详情信息材料，该材料显示：绿地公司印章编号为3307220005913。绿地公司陈述《销售合同》落款处“颜笑丹”签名捺印并非颜笑丹本人签名捺印，经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鉴定，其于2014年7月23日出具浙汉博[2014]痕鉴字第1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签署时间为2011年1月8日的《销售合同》中落款丁方栏“颜笑丹”签名处的指印不是颜笑丹所留。另经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鉴定，其于2014年8月8日出具浙汉博[2014]文鉴字第4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1、签署时间为2011年1月8日的《销售合同》第3页上丁方栏“颜笑丹”签名字迹不是颜笑丹书写；2、上述《销售合同》第3页落款处绿地公司印文与孙建明签名形成先后为先签名后盖印印文。绿地公司陈述《对账单》落款处“孙建明”签名并非孙建明本人所签。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其于2014年11月24日出具杭州明皓[2014]文鉴字第25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2012年2月15日《对账单》中“孙建明”签名字迹与样本1-3中孙建明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绿地公司陈述其未收到华野公司提供的二份出库单项下的苗木，出库单上的“陈青清”亦非绿地公司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华野公司是否向绿地公司交付了金额为3882000元的苗木。第一、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未经绿地公司加盖公章或法定代表人孙建明签名。华野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及《对账单》落款处“绿地公司”公章的编号尾号均为5513，而绿地公司已举证证实其公司公章的编号为3307220005913，尾号不相符。虽华野公司还提供了盖有“绿地公司”公章的两份合同及出库单、发票、付款凭证，但合同与付款凭证的时间、金额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发票与合同的关联性无法认定，出库单未经绿地公司确认，且绿地公司否认该两份合同上“绿地公司”公章为其所加盖。同时华野公司陈述该两份合同落款处颜笑丹签名为孙建明所签，但经释明后，华野公司不愿对该两份合同中“颜笑丹”签名是否为孙建明所签及“颜笑丹”签名与“绿地公司”公章形成先后进行鉴定，故该些证据并不足以证实绿地公司持有并使用过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就《对账单》上“孙建明”签名的真实性，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该签名亦非孙建明本人书写，因此华野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未经过绿地公司一方确认。第二、华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向绿地公司交付金额为3882000元苗木。华野公司提供了出库单复写件两份，绿地公司否认收到该两份出库单项下的苗木，且陈述出库单上的“陈青清”并非其员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该两份出库单项下的苗木已经绿地公司一方员工签收。庭审中华野公司及证人李某对送货地点等具体交货细节无法明确。华野公司陈述《对账单》上的“借款”一栏即为本案《销售合同》项下的送货金额，该陈述亦无充分依据。因此，华野公司对其已履行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义务未能提供充分的送货凭据。综上，华野公司对其主张已向绿地公司交付金额为3882000元的苗木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5年2月17日作出（2014）杭余商初字第300号民事判决：驳回华野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58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华野公司负担。
华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2832000元以及滞纳金141398.4元（按货款283200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起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按照上述标准另计），孙建明、颜笑丹对绿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绿地公司、孙建明、颜笑丹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明以担保人身份在本案《销售合同》中签名，但该份合同落款处购货方“绿地公司”公章的编号尾号为5513，与绿地公司经依法核准使用的尾号为5913的印章并不相符，且经司法鉴定，孙建明签名在先，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公章盖印在后，落款处“颜笑丹”签名捺印亦非颜笑丹本人签名捺印。此外，虽然华野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二份盖有“绿地公司”尾号为5513公章的合同及出库单、发票、付款凭证，但合同与付款凭证的时间、金额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发票与合同的关联性无法认定，出库单未经绿地公司确认，且绿地公司否认该两份合同上“绿地公司”公章为其所加盖。对于案涉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争议焦点，华野公司一审中提供了出库单复写件两份，绿地公司否认收到该两份出库单项下的苗木，且陈述出库单上的“陈青清”并非其员工。华野公司称其向绿地公司指定的苗木供应商采购，并由供应商直接送到绿地公司的工地，但华野公司对此却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且出库单亦非收货单，故原审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该两份出库单项下的苗木已经绿地公司一方员工签收并无不当。此外，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加盖的并非绿地公司经依法核准使用的尾号为5913的印章，“孙建明”签名字迹亦经司法鉴定并非孙建明本人书写，而绿地公司提交的《发出商品询证函》上记载华野公司员工董国新、李某于2012年2月15日书写的“此函不作为赔款依据，仅用以应付审计用”，其提交的《对账单》与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的苗木明细与欠款数额均一致，并有董国新、李某2012年2月15日的签名，故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亦不足以证明案涉欠款事实。综上，华野公司上诉称其已向绿地公司交付金额为3882000元的苗木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对华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二审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9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87元，由华野公司负担。
2014年2月14日，华野公司以绿地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2014）杭余商初字第299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诉讼请求：1.绿地公司支付货款549840元，并支付华野公司自2012年2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滞纳金2736471.80元（按货款545984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暂计算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按照上述标准另计）；2.绿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该案以双方2010年12月签订的《销售合同》为基础法律关系的依据，以与本案同一的《对账单》为主要证据。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理由与本案针对绿地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理由类似。2015年2月17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华野公司的诉讼请求。华野公司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绿地公司向华野公司支付货款5459840元以及滞纳金2736471.8元（按货款5459840元，按照月息2.1%，自2012年2月16日起暂计至2014年1月31日，此后滞纳金按照上述标准另计）；绿地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二审法院以（2015）浙杭商终字第945号立案，经审理，于2015年9月2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174元，由华野公司负担。华野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于2017年2月16日以（2016）浙民申1118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提审案号为（2017）浙民再77号。鉴于两案的关联性，本院决定两案由同一合议庭审理。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华野公司提交了3组证据，第1组证据：华野公司的经办人李某与孙建明之间从2011年12月9日至2012年9月28日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拟证明华野公司员工李某一直向绿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建明催讨欠款，孙建明承认欠款。第2组证据：孙建明、颜笑丹共有的古丽镇下园朱20-1号及杭州乐园风景娱乐街2号楼2单元503室的房产证，盛元慧谷3幢6单元2201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交接书，拟证明绿地公司已经履行了部分合同。第3组证据：杭州银行转账凭证、汇款凭证、验收单，拟证明华野公司向宁围园艺场采购金额分别为1637407元、1362593元的苗木，并已经支付了货款。
对华野公司提供的证据，绿地公司质证后认为，第1组证据不是华野公司一审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的范畴，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是孙建明、颜笑丹所抵押。对第3组证据中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是华野公司与其他人的交易情况；对验收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绿地公司提交了3组证据，第1组证据：2012年6月12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委托书、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各1份，拟证明2012年6月12日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汇给杭州萧山宁围镇绿苑园艺场660万元的银行明细及杭州萧山宁围镇绿苑园艺场随即将660万元汇入绿地公司的事实。第2组证据：2012年6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1份、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借方凭条2份，拟证明绿地公司分16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三笔将660万元重新汇入华野公司，以此形成伪造的假的资金流，假的公司业绩用作华野公司上市的事实。第3组证据：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工商公示材料4份，拟证明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当年的股东与法定代表人等人均系华野公司股东，该公司为华野公司关联公司的事实。
对绿地公司提供的证据，华野公司质证后认为，对第1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足以证明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与华野公司属于关联公司，并且与本案无关。华野公司针对绿地公司的举证，提供一组反驳证据：招商银行借款借据、招商银行客户回单联、结算业务委托书、华野公司汇款凭证、中信银行汇划来账回单、汇款凭单、业务回单各1份、电子汇划收款回单3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拟共同证明660万元是银行转贷，虽然绿地公司配合走账，但确是真实的资金流，与本案无关。绿地公司对该组反驳证据质证后认为，绿地公司提供的证据恰恰证明了是因华野公司的要求配合其上市作假的资金流，实际上就是为华野公司上市制造假的资金流，华野公司提供的证据进一步印证了绿地公司的主张。
对华野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鉴于第1、第2、第3组证据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亦不属于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证据，华野公司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且该三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难以认定，故对该三组证据均不予采信。对于华野公司提交的反驳证据，绿地公司对该组反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该证据并不能否认华野公司和绿地公司之间存在并无真实交易情形下“苗木款”往来的事实。
对绿地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鉴于华野公司对第1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故对第1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华野公司和绿地公司之间存在并无真实交易情形下的660万元“苗木款”的往来。华野公司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杭州澳盛园艺有限公司与华野公司属于关联公司。
本院再审补充查明或确认以下事实：1.再审庭审时当事人确认：本案纠纷发生前后，华野公司曾筹措上市，后因故未能上市。孙建明庭审时称，其和华野公司法定代表人帅新武是私人朋友，为华野公司筹措上市提供了支持，华野公司均明确其与绿地公司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交付苗木行为，是供货单位根据绿地公司指令交货。绿地公司则一直强调其与华野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苗木买卖，是为配合华野公司上市需要。2.根据再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2016年6月15日，绿地公司分三笔共计将660万元“苗木款”汇入华野公司账户，但并未发现该660万元存在对应的真实交易项下的苗木款。3.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是否签订了案涉《销售合同》以及华野公司是否已实际履行了案涉《销售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关于案涉《销售合同》签订与否问题，本案《销售合同》以及《对账单》落款购货单位处均加盖有编号尾号为5513的“绿地公司”印章，虽然不能以该印章与绿地公司经依法核准使用的尾号为5913的印章并不相符为由直接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但考虑到《对账单》上“孙建明”签名经司法鉴定所鉴定非其本人书写的事实，以及本案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华野公司是否实际履行了案涉合同供货义务，原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认定华野公司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向绿地公司交付苗木义务的情况下，认为不足以证实绿地公司持有并使用过编号尾号为5513的公章亦有相应依据。关于华野公司是否实际履行案涉合同供货义务的问题，华野公司主张其已履行案涉《销售合同》项下金额为3882000元的苗木交付义务，其应当举证证明。经审查，首先，华野公司再审主张案涉交易是一种配送业务，不是华野公司直接向绿地公司供应苗木，而是由绿地公司找好的苗木供应商直接送货给绿地公司，其只是替绿地公司向苗木供应商付款。对此，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明确约定，具体发货时间与数量以订单或传真为准，且合同金额较大，如果华野公司前述陈述属实，则华野公司应对绿地公司指定的供货商宁围园艺场的货物实际交付情况更加谨慎注意。但根据华野公司提交的宁围园艺场交付货物证据材料，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宁围园艺场已将相应货物交付至绿地公司，且华野公司未要求供货商向其提交绿地公司签收的送货凭证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从华野公司提交的2份出库单复写件载明的内容看，“林青清”在出库单部门负责人处签字亦明显不符合常理。且绿地公司对该些出库单不予认可，而华野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林青清”系绿地公司员工。故仅凭该2份出库单复写件不足以认定单证项下的苗木已经绿地公司员工签收。再次，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孙建明”签名字迹经司法鉴定并非孙建明本人书写，且绿地公司提交的《发出商品询证函》上记载华野公司员工董国新、李某于2012年2月15日书写的“此函不作为赔款依据，仅用以应付审计用”，绿地公司主张该函项下的苗木清单与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一致，华野公司虽辩称不一致，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苗木清单予以反驳，故华野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不足以证明案涉欠款事实。最后，本院注意到，绿地公司再审时强调款项往来均系配合华野公司上市，经审查，本案和相关案件出现款项往来和实际的苗木交易不对应情形，不排除与华野公司筹措上市的背景事实存在关联。当事人为华野公司筹措上市的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嫌疑，应由相关职能机关判断。在确定本案和相关案件生效判决既判力前提下，华野公司与绿地公司之间以及与其他案外人之间基于款项往来等所产生的争议，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
综上，华野公司主张的再审理由均不成立，不予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93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章恒筑
代理审判员 伍华红
代理审判员 张晓磊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