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64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2，男，1932年11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许×5（许×2之子），1962年1月3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3，男，1936年6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怀向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4（许×3之子），1974年9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东华门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小鹁鸽胡同*号。
法定代表人侯增利，主任。
委托代理人关娣，女，1984年5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何新主，男，1960年8月28日出生。
上诉人许×2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15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2月，许×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系许×3的哥哥。1975年，我单位分配给我位于北京市东城区73号西房2间（下称涉诉房屋），我及父亲许×1一直在此居住。后许×3拿走房本，未经我同意，在我不在场也未签字的情形下，私自到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东华门分中心（下称东华门分中心）将房屋承租人由许×1变更为许×3。1993年，我发现这个事实，许×3将其本人户籍迁至河北，并将其子许×4的户籍迁入北京市东城区73号。1995年，东华门分中心根据政策换发新的承租本时，我明确告知东华门分中心有关许×3的户籍已不在该房屋的情况，但东华门分中心仍然要求我以许×3的名义代为签订新的租赁合同。2008年，我找到许×3，当时许×3同意我给其30000元，可以将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我，但许×3一直没有配合办理手续。故我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许×3与东华门分中心于2000年4月20日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
许×3辩称：不同意许×2的诉讼请求。我与东华门分中心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许×2所述与事实不符。涉诉房屋承租人是许×1，后来变更为我，根本不存在许×2所述的1975年其单位分房的事实。其不是房屋的产权单位，无权分配房屋。许×1承租房屋后，一直由许×1、窦×及我在此居住，许×1、窦×去世后，由我居住。1993年，我退休，根据当时的政策，由我儿子许×4接班进行户口对调。1995年，许×4参军后，我搬回河北居住，并将承租房屋借给许×2居住。我认为，房屋承租人的变更手续是合法的，变更承租人时，只有我一人在此实际居住且户籍登记在此。许×2的户籍不在此，也不在此实际居住，且其在本市他处另有承租公房，不符合变更承租人的条件。许×2对于变更承租人也是知情的，因此，许×2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我请求法院驳回许×2的诉讼请求。
东华门分中心辩称：不同意许×2的诉讼请求。涉诉房屋系我中心所有的房屋。涉诉房屋最开始的承租人是祝×，后来许×1以北京市东城区42号房屋与祝×换房，成为涉诉房屋的承租人。我中心不认可许×2所述的其单位分房的事实。1992年3月，许×3向我中心提出申请，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我中心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同意与许×3建立租赁合同关系。当时，许×2的户籍未登记在此，不是我中心征询意见的对象。因此，我中心变更房屋承租人的手续合法。许×2早在1993年就知道承租人变更的情况，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许×2的户籍自2004年才迁入涉诉房屋，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综上，我中心请求法院驳回许×2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诉房屋系许×2单位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分配给许×2的房屋调换而来，并经许×2的认可，由东华门分中心与其父亲许×1订立承租合同关系。许×2对东华门分中心与许×1之间的承租合同关系并无异议，且许×2未举证证明在许×1承租涉诉房屋后，其对该房屋享有权利。现东华门分中心在许×1去世后，按照相关规定，并根据许×3的申请，与许×3之间订立的涉诉合同，系许×3与东华门分中心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许×2以涉诉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确认涉诉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3月判决：驳回许×2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许×2不服上诉至本院，仍坚持原审意见，要求撤销原判，支持其诉讼请求。许×3、东华门分中心均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许×2系许×3之兄。许×2与许×3之父许×1于1980年去世，之母窦×于1983年去世。位于北京市东城区73号7、8号的涉诉房屋系东华门分中心管理的直管公房。
1975年11月2日，许×2与许×3之父许×1通过与案外人祝×换房成为涉诉房屋的承租人。1992年3月4日，许×3向东华门分中心提出申请，要求将涉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许×3。此后，涉诉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许×3，并由许×3与东华门分中心签订涉诉房屋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下称涉诉合同）。
另查，许×3的户籍于1975年12月4日迁入涉诉房屋，户主为许×1，许×3登记为户主之子，并于1993年3月8日迁往河北省。许×3之子许×4的户籍于1993年4月3日迁入涉诉房屋。许×2的户籍于2004年12月14日迁入涉诉房屋。涉诉房屋现由许×2及其子许×5居住使用。
原审庭审中，许×2提供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房产处于2008年4月21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1969年，许×2单位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分配给许×2位于北京市东城区2号旁门房屋1间，许×2将其父母于1969年6月7日迁入居住，由其父许×1承租，该房屋于1971年3月换至北京市东城区42号，后于1975年11月换至涉诉房屋，该房屋为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分配给职工的住房。对此，许×2称，其父许×1并非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的职工，但基于许×1是其父亲，因此，涉诉房屋承租人登记为许×1。许×3、东华门分中心均不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称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并非涉诉房屋的产权单位，无权分配房屋。原审法院前往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核实相关情况。该院答复称，认可上述《证明》的真实性，但对涉诉房屋调换的具体情况和过程不是很清楚，虽然涉诉房屋承租人登记为许×1，但坚持认为该房屋系该院分配给单位职工许×2的，对于分配房屋的权利属性不发表意见，对于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不发表意见。
另，许×2提供证人证言及租金缴纳凭证，拟证明其自1975年一直居住涉诉房屋并交纳房屋租金，许×3及其子许×4从未在此居住的事实。对此，许×3、东华门分中心不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亦不认可许×2的证明目的，称根据租金缴纳凭证可以认定，许×2自始知道许×3成为涉诉房屋承租人的事实，因许×2并非同一户籍人员，从未提出异议。东华门分中心提供1975年11月2日《换房协议书》，拟证明位于北京市东城区42号原承租人由许×6变更为许×1后，调换到涉诉房屋并由许×1承租的事实，且许×2在换房协议书中有签章，对此是明知的。对此，许×2与许×3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许×2不认可证明目的，称根据该《换房协议书》签章人为许×2可以证明，虽然涉诉房屋承租人登记为许×1，但实质上系许×2的单位为其调换的房屋。
庭审中，原审法院经询东华门分中心有关许×3的户籍现未登记在涉诉房屋，是否收回涉诉房屋承租权的意见，东华门分中心称，有关涉诉房屋的承租人是否应当变更的问题将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审查后另行决定。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平房）、《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证明信、《证明》、调查笔录、租金缴纳凭证、《换房协议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涉诉房屋系由42号原许×6承租的公房变更承租人为许×1后，与案外人祝×换房取得的，并仍由许×1承租。在换房协议书上，有许×2的签名，其亦对许×1承租涉诉房屋并无异议。许×1去世后，许×3于1992年申请变更其为涉诉房屋的承租人，东华门分中心经审查后认为许×3符合变更承租人的条件，并与其签订涉诉合同。许×2虽主张涉诉房屋系用其单位分配给其的房屋经多次换房取得的，但其并非涉诉房屋的承租人，其户籍于2004年迁入涉诉房屋，在涉诉房屋变更承租人时，其亦不符合共居人身份之考量。故许×3与东华门分中心签订的涉诉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许×2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许×2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许×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珊
代理审判员 陈雨菡
代理审判员 马兴芳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