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7民终9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云强，男，1965年3月5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传洋，系大余南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国胜，男，1948年9月23日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波，系大余县池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云强因与被上诉人邓国胜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大余县人民法院（2016）赣0723民初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云强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案涉《良田转让合同》有效，案涉良田的承包经营权归上诉人；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案涉《良田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经过了同心村委会同意，而且2003年8月30日大余县人民政府向上诉人王云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了上诉人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村系指行政村即村委会，不是指自然村（村民小组），一审法院采信大余县人民政府《关于邓国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关于村的错误理解，采信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确认双方签订的《良田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邓国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邓国胜系同心村新杨屋孜小组成员，而上诉人属于同心村下杨屋孜小组成员，分别属于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双方签订了良田转让合同，但是，该合同并未经过土地发包方同意，承包经营权过户系上诉人自行通过村干部王际喜办理的，被上诉人外出务工并不在场。根据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良田转让合同应当为无效合同，上诉人依法应当归还案涉良田2.58亩。
邓国胜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被告归还原告2.5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邓国胜系池江同心村新杨屋孜小组成员，被告王云强系池江镇同心村下杨屋孜小组成员，1981年分田到户时，原告邓国胜以家庭承包方式，分得承包地6.8亩。2001年9月2日原告因外出打工，其约好被告王云强及同组村民王云务、王云旭（又名王云叔）在原告家中就土地转让一事进行协商，谈好由被告王云强起草一份《良田转让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经双方协议，甲方把全部良田转让给乙方4人，所有上交一切任务由乙方4人承担……，王云强自愿承包上山孜门口、五亩共2.58亩，以上协议甲、乙签字生效永久不变”。合同签订后，原告邓国胜和妻子外出打工。2001年冬，被告王云强等人拿到当时签订的《良田转让合同》到时任村主任王际喜家要求办理过户手续，2003年换证时，原告邓国胜的2.58亩良田登记在被告王云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被告王云强在办理良田过户手续时，原告未在场。2009年原告多次向镇、村两级反应，要求被告王云强归还2.58亩耕地，2010年及2012年经镇、村两级调解无果。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邓国胜将自身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由被告王云强经营，依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本案中，原、被告虽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在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未经发包人同意，且被告王云强与原告邓国胜不属于同一村民小组，不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故原、被告之间所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对原告邓国胜请求确认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及收回转让给被告王云强2.58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被告提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于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原告邓国胜与被告王云强于2001年9月2日签订的《良田转让合同》无效，被告王云强于本判决书生效十日内返还2.58亩耕地的经营权给原告邓国胜。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王云强承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对于本案诉争土地转让未经发包方同意这一事实不予确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大余县池江镇同心村新杨屋孜小组与同心村下杨屋孜小组已合并成同心村杨屋孜组，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
本院认为，案涉《良田转让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进行了签名确认，且双方对于该合同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上诉人一审期间主张该合同的签订未征得全家人的同意而无效。本院认为，农户户主就是农户的户代表，是农户在行使农村土地承包中相关权利义务的当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农户代表人按照下列情形确定：（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二）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为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的人…”本案中，在2001年时，被上诉人邓国胜系其农户的户主，且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的承包人。虽然，邓国胜其他家庭成员并未在案涉良田转让合同中签名，但是，结合农村风俗习惯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是由农户户主邓国胜一个人签名，并不会由农户全部成员签名的事实，由农户户主签名处分农户承包土地，当然地构成了代表该农户的表象，足以构成表见代理。该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应由该农户承担。
关于对于案涉良田转让协议是否经过了土地发包方同心村新杨屋孜小组同意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被上诉人认为，没有同心村新杨屋孜小组的村民小组开会同意或其他集体同意的书面证明，不应认定为经过了发包方同意。本院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土地转让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是因为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不仅是承包人的权利，更涉及集体的利益，若向集体以外的他人转让，势必影响集体的利益，故向集体以外的他人转让土地，应当经过该集体的同意，此点应严格把握。但是，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之间的土地转让则另当别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之间的土地转让，仅涉及农户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不涉及到集体利益的减损，故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户之间的土地转让时，认定经发包方同意时应持宽松态度，不应过于严苛。本案中，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看，同心村新杨屋孜小组与同心村下杨屋孜小组已经合并成同心村杨屋孜组这一集体经济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质上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该条规定是保障农户自主决定土地转让的法律依据。本案中，诉争良田转让协议是邓国胜自愿签订的，被上诉人不能提交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具有胁迫、欺诈等情形。且诉争2.58亩土地在2003年的登记中，已从被上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核减，并增加在上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承包地登记的相关各方包括发包人、同心村村委会、以及农村承包土地登记部门均予以了认可，最后形成了该2.58亩土地在2001年以后一直由上诉人交纳相关农业税费以及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3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一增一减进行登记的事实，这一系列事实足以说明案涉发包方已经同意或默认该土地转让的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良田转让协议发生于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3月1日起实施，2001年尚未实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相关规定与2001年当时的国家政策是相同的。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仅是不能在判决主文前引用作为判决依据，但仍然可以作为说理的支撑。
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1年签订的案涉《良田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上诉人邓国胜一审主张该合同无效，并要求上诉人返还案涉土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王云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成立，本院均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余县人民法院（2016）赣0723民初91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邓国胜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邓国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文俊
审判员 傅 忠
审判员 赖国东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钟 琳
书记员 刘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