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13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作伟，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彦春，男，该院员工，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运东，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宗森，男，193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被上诉人儿子），男，196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被上诉人女儿），女，196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阳，男，196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慧，女，196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因与被上诉人李宗森、李阳、李慧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6）辽0204民初3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委托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无责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方指称我方”给患者用药速尿而没有补钾，导致患者室颤。患者转入ICU后，ICU医生依然没有纠正诊断及用药的错误，造成患者再次室颤并数次被电击抢救，患者作为八十岁老人经受不住电击，最终死亡”，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上述指称不予认可，即已说明我方医疗行为与被上述方认定的患者死亡原因无因果关系。2、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第8页第5行明确写明”对于患者入院后出现突发异常情况是否与该药物有关，本次鉴定上难以确定”，与其鉴定结论”运用药物亦存在不足。因此，医院的诊疗工作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自相矛盾，该鉴定结论不应作为定案依据。3、医学是门科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病人的病情在不断变化，医生只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对患者当时的病情进行分析诊断和处置，因此不能根据后续的结果和病人的最终结局来判断医生最初的处置。我方根据患者入院当时的病史、主诉和体格检查做出的初步诊断”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胸闷原因待查”，并给予的相应处置符合医疗常规，随着辅助检查的完善，我方会及时修正诊断，调整治疗。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第6页第36行-38行”复阅送检病历材料，医院对患者入院病情做出初步诊断：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胸闷原因待查，并在病程记录中对于胸闷原因进行分析，完善相应的临床辅助检査，符合临床工作的基本要求”，表明鉴定方认可我方在初诊患者时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4、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我方根据患者入院病情的特点和程度，未能及时完善相应检查，造成不良后果。事实是患者入院后，我方立即给予相关检查和诊疗措施，给予患者心电和指脉氧监测，建立静脉通路，行心电图检査，抽血化验血常规、血凝常规、肾功、电解质、心肌标志物，立即安排病人行心脏超声、腹部B超、胸部CT头部等检查。但在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终止首次鉴定，沙河口区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二次鉴定时，我方并未意识到全套病志副本中患者入院时临时医嘱由于病人病情突变，突发室颤，致使有些检查未能进行。患者行积极的心肺复苏成功后转入科室根据医院的流程转出科室还未检查项目取消作废，转入科室根据病情再安排相应检查，但在电子病志医嘱打印时自动屏蔽了已作废的医嘱，上述事实已在2017年12月8日质询会上向鉴定方和法院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据，为保证事实的客观性，并请法院调查取证。上述新证据对鉴定结论有重要影响，如果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可以申请对该证据进行电子病历真实性的鉴定。按照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的规定，有新的证据出现足以推翻原有鉴定的，应予以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我院在取得证据后，已申请法院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但一审法院因审限原因等，未予理会。5、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第7页第1-3行”心衰加重的原因需要排除肺炎的因素。因此，入院时病情治疗的首要问题是控制心衰、改善心功能和心肌血液供应，同时积极抗炎和防范缺氧”的陈述中，明显混淆了心衰”抗炎治疗”和”抗感染治疗”的概念，且认定的事实依据不足。患者入院后我们立即行血常规检查，血常规检查结果正常，没有白细胞增多等感染征象。行体格检查双肺呼吸音粗，双肺未闻及干、湿啰音。病史中未发现患者近期有受凉感冒等感染诱因，入院体温36.3摄氏度，上述表现无法认定患者有严重肺炎。同时我们根据患者有呼吸困难，在鉴别诊断中已经考虑到肺部疾病的可能，并安排胸部CT检查。但患者病情突变，未来的及检查。患者经过了心肺复苏，入ICU所行的床边胸片的检查结果，不能完全除外患者由于呼吸停止，气道自洁能力差，误吸所致。故鉴定方鉴定结论应不予采信。6、没有证据表明，现有院方病志书写不足与被上诉方认定的患者死亡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故请求二审法院在充分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纠正一审中的错误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李宗森、李阳、李慧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上诉人存在误诊行为。患者入院后，上诉人以高血病治疗错误。从检验报告指标看，上诉人完全可以确诊为心力衰竭，而直至2015年2月29日，上诉人仍然诊断为高血压病危，在治疗上存在过错。2、上诉人入院时未予以吸氧治疗，从而导致患者发生室颤，病情加重，上诉人负有责任。3、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上诉人在治疗中存在用药等不足，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30%责任正确。
李宗森、李阳、李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赔偿三原告医疗费30208.32元、交通费10000元、误工费105000元、死亡赔偿金190250元、丧葬费186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鉴定费15000元。事实与理由：本案原告李宗森、李阳、李慧分别系患者杨珍玉的配偶及子女。2015年7月27日11时18分，患者步入被告处就诊，自述胸闷、不能躺下、只能坐着睡觉，当时患者血压正常、心衰的症状十分明显，但被告接诊医生在没有给患者做全面检查的情况下却作出了”极高危高血压”的诊断并开具了”阿罗洛尔片””长春西汀”药物，这两种药物都是心衰患者禁忌的。当日13时，在检查结果均未作出的情况下，被告医生给患者用药”速尿”而没有补钾。因上述诊断及用药错误、检查结果延迟作出，导致患者14时47分室颤。患者转入ICU后，ICU医生依然没有纠正诊断及用药的错误，造成患者再次室颤并数次被电击抢救，患者作为八十岁老人经受不住电击，最终于7月30日凌晨4时去世。患者从7月27日自行步入医院到死亡，在被告处仅治疗七十个小时，其死亡完全是被告误诊、用药错误所导致的。并且通过查阅患者的病历，原告发现被告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中有吸氧，但医嘱中却没有，病历上高血压3级、极高危的诊断是用手书写的而没有注明书写人，以上问题都能说明被告在医院及病历管理方面混乱，这也是造成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7日11时18分，患者杨珍玉以”发现血压升高30余年，胸闷1月余，再发加重1天”为主诉至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处入院治疗，病志记载：入院体格检查：患者神清语明、步入病房；辅助检查入院心电图示：窦性心律，偶发室性早搏；初步诊断：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胸闷原因待查。胸闷原因待查病因分析：1、心力衰竭，考虑本病可能性大，进一步查PRO-
BNP以及心脏彩超以明确；2、冠心病，需考虑冠心病可能，进一步查心肌标志物以及冠脉CT以明确；3、心律失常，不排除此病导致患者胸闷可能，可进一步查动态心电图以排查；4、肺栓塞，需警惕此病，可进一步查D-
二聚体，必要时行CTPA以明确；5、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诊断依据暂不足；6、呼吸系统疾病，需警惕呼吸系统疾病所致，可进一步查肺CT及肺功能检查以除外；7、消化系统疾病，必要时行消化内镜检查；8、心脏神经症，待排除器质性疾病后，可考虑该病因。诊疗计划：1、二级护理，低盐低脂饮食，监测晨峰血压；2、予长春西汀、桂哌齐特改善循环，阿罗洛尔降压，托拉塞米利尿治疗；3、患者高龄，入院时一般状况差，有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大汗等表现，病情较重，予吸氧、心电、指脉氧、血压监护；密切观察病情变化；4、完善相关检查，指导进一步治疗。当日临时医嘱单记载，11时49分急查血常规（血液）、血凝常规（血液）、血浆D-
二聚体测定（D-DIMER）（血液）、心肌标志物测定（血液）、B型钠尿肽前体（PRO-
BNP）测定（血液）、急诊肾功（血液）、急诊电解质（血液）、急诊血糖（血液），常规心电图检查（12通道），床旁心电图加收；13时37分动态心电图（数码采集12导）。
2015年7月27日14时47分，患者突发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口唇紫绀，呈下颌式呼吸，心电监测示室颤，血压及指脉氧测不出。立即去枕平卧，面罩吸氧，胸外心脏按压，联系麻醉科气管插管，建静脉通路，利多卡因50mg静推，200J非同步心脏电除颤后恢复自主心率，为窦性心律，心率在70次/分左右，心电监护有频发室早，给予5%葡萄糖注射液250ml+胺碘酮针300mg静点。患者自主呼吸不稳定，予呼吸兴奋剂静点，人工球囊辅助呼吸。患者在抢救过程中有过一次性心率减慢，心电监护示交界性逸搏，心率40次/分左右，血压90/55mmHg，指脉氧监测示28%，予胸外心脏按压辅助循环，予阿托品提升心率、肾上腺素强心、多巴胺静点维持血压，球囊辅助呼吸，患者心率升至100次/分，为窦性心律，血压升至131/85mmHg，指脉氧60%，给予导尿，引流出约100ml血尿。急请ICU主任会诊，同意转入ICU。抢救至15时06分，患者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心率84次/分，血压在40%多巴胺注射液静点下维持在125/95mmHg，指脉氧70%，意识未恢复，自主呼吸浅慢，在人工球囊辅助通气维持下转入治疗。
2015年7月27日16时21分转入ICU，诊断：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术后；缺血缺氧性脑病；双肺炎Ⅰ型呼吸衰竭；全心衰心律失常频发室早室颤；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胸闷原因待查。17时00分，入科后自尿道导出鲜红色血尿，已留取尿常规待回报，监测尿液情况，加强膀胱冲洗。急诊电解质：K3.90mmol/L，急诊肾功：尿素10.00mmol/L、肌酐103.80umol/L，存在急性肾损伤，动态监测离子及肾功变化。21时00分患者心率突然为0，心电监测示室颤波，立即给予心脏电除颤，持续胸外心脏按压，2分钟后患者心率恢复，为窦性心律，109次/分，血压130/80mmHg。患者神志呼之可应，问话可正确示意，查体合作，抢救成功。
2015年7月28日16时00分行胸腔穿刺闭式引流术。患者胸腔超声提示左侧胸腔积液，并予以定位。于定位处常规消毒，铺洞巾，于定位点处以2%利多卡因做局部浸润麻醉，麻醉满意后进穿刺针，突破胸膜回抽见有淡黄色液体引出。置入穿刺针，置入导丝，撤穿刺针，扩皮，置胸引管，深入胸腔约15cm，拔出导丝，连接引流袋，见引流通畅。固定引流管口及接头处，并留取标本。术毕，手术过程顺利，患者无不适主诉。因患者存在凝血功能异常，为补充凝血因子，给予输注O+型滤白病毒灭活普通冰冻血浆700ml，于2015年7月29日14时50分始至2015年7月29日19时00分结束，输血过程顺利，患者无输血不良反应发生。
2015年7月30日，接班时查看患者呼之可睁眼，精神萎靡。多巴胺以15ug/kg/min泵入，去甲肾上腺素以0.12ug/kg/min泵入联合升压。多巴酚丁胺以5ug/kg/min泵入强心治疗。持续补液扩容纠正休克。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吸入氧浓度100%。心电监测示：HR90次/分左右，BP90/50mmHg左右，SP0299%左右。患者病情危重，呼吸、循环极不稳定，给予积极的补液、强心及维持内环境紊乱治疗后患者循环进一步衰竭，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剂量逐渐上调至20ug/kg/min及0.4ug/kg/min血压维持在80/40mmHg左右。吸入氧浓度100%情况下指尖脉氧下降至70-80%之间。至3时32分患者血压、指尖脉氧测不出，心率逐渐降至0次/分，立即心肺复苏，持续胸外心脏按压，反复阿托品、肾上腺素静推升压，碳酸氢钠液静点纠正酸中毒，快速补液液体复苏。患者于03时43分心率恢复至74次/分，血压134/69mmHg（多巴胺以15ug/kg/min泵入，去甲肾上腺素以0.12ug/kg/min泵入）。SP0250%左右。查体：神志昏迷，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复查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律。血气分析存在酸中毒，乳酸水平进行性升高。再次予碳酸氢钠静点纠正酸中毒。患者病情危重，向家属下达病危通知，家属知情。但患者循环极不稳定，血压无法维持，至4时25分再次出现心跳停止，心电监测示心率为0，血压、指尖脉氧测不出。再次予心肺复苏，持续胸外心脏按压，反复阿托品、肾上腺素静推升压，碳酸氢钠液静点纠正酸中毒，心脏电除颤，快速补液液体复苏。患者自主心律始终未恢复。至5时23分，患者无自主呼吸，心电监测示心率、血压及脉氧为0。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大动脉波动消失。心电图示直线，临床判定死亡。
死亡记录记载，死亡诊断：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术后；胸闷原因待查；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征？；全心衰；心律失常室颤；肺血栓栓塞症待除外；休克；双肺炎。死亡原因：全心衰；休克；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术后；胸闷原因待查；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律失常室颤；肺血栓栓塞症待除外；双肺炎。2015年7月30日，原告李慧在《尸体解剖通知书》中”不同意尸体解剖签字”处签字。
患者在被告处诊疗期间发生医药费用30208.32元，其中自负部分6908.93元。庭审中，原告提供丧葬费收据两份及工资证明副本一份，丧葬费收据金额合计18670元，工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李慧（S2756204C）为本公司职员，中国身份证号码×××，任职市场部经理，固定月薪SGD9500.00，折合人民币47500元。特此证明新加坡泰迪国际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12月9日”。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双方当事人选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摇号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就本案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11月29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出华夏物鉴中心[2016]医函字第834号终止鉴定函，内容为”......2016年11月8日我中心召集原被告代表进行听证，通过审阅贵院的送检材料，并听取原告方双方的陈述意见后，我中心认为该案件无法得出明确结论，鉴于上述情况，该案件我中心予以终止，所收取的鉴定费用予以退还”。嗣后，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摇号，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就本案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11月3日一审法院收到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京）法源司鉴[2016]医鉴字第77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告在对患者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技术立场评定为次要因果关系程度。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后，被告提出异议，2017年12月8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派鉴定人员一名至一审法院接受庭审质证，鉴定人员对（京）法源司鉴[2016]医鉴字第77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了解释及说明，并说明该鉴定意见书第6页有笔误一处，最后一行的”YNHA”应为”NYHA”。鉴定期间，原告支付鉴定费15000元，被告支付鉴定人员出庭费用5000元。
2017年12月8日，被告提交电子病历系统截图一份，拟证明2015年7月27日11时49分，电子病历系统内患者电子病历中有心脏彩超（含左心功能）、双源CT胸部（平扫）、X线计算机体层（CT）成象（64层）、双源CT（心脏）（增强）、心电门控等33项临时医嘱生效，但上述医嘱嗣后作废没有执行。对此原告不予认可。
另查，患者出生于1936年3月6日，死亡时年龄为79周岁，原告李宗森为患者的配偶，原告李阳、李慧为患者的子女，三原告系患者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患者生前户籍地为大连市沙河口区。
再查，大连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8050元、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147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医疗损害责任是指患者在医疗机构就医时，由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在诊疗和护理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此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患者杨珍玉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确定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京）法源司鉴[2016]医鉴字第77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告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对其病情初步诊断符合临床工作要求，但对于入院病情的特点和程度，未能及时完善相应检查、未予以吸氧治疗，且运用药物亦存在不足。因此，被告的诊疗工作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考虑到患者高龄，具有高血压所致心血管疾病的基础，入院前已有较长心前区胸闷病史，未能得到及早规范性治疗；患者入院时病情已经发展至严重阶段，加之合并双肺明显肺炎，入院后病情发展快，对临床诊疗工作带来明显难度；被告在诊疗工作中存在的过错；被告的医疗水准；患者死亡后未尸检等因素，该因果关系程度，从法医学立场评定为次要因果关系程度。庭审中，被告提出患者入院时已为其吸氧并开具心脏超声、胸片检查等医嘱，且患者并未实际服用阿罗洛尔药物的抗辩意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病历是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病历应客观、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医疗机构对患者诊疗的全过程。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申请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进行司法鉴定，并出示了其自被告处复制的客观病志副本作为鉴定依据，被告对此予以认可，并提供了全套病志副本，原、被告提供的两份副本中均未有被告曾在2015年7月27日患者入院时开具过心脏超声、胸片检查、吸氧的临时医嘱的记载。因电子病历仅保存于被告处，对于电子病历的存在及内容被告负有举证义务，否则其认可的纸质病志理应作为鉴定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为承担举证责任一方的被告应对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且患者于2015年7月30日死亡，嗣后原、被告即对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发生争议，截至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书，时间跨度两年有余，期间被告从未向原告及法院提供材料或说明纸质病历未能客观完整的反映其实际诊疗过程，此行为在原、被告已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未达到《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及《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的要求。而被告所述的患者并未实际服用阿罗洛尔药物的情况也未在病志中予以体现。故即便被告提供的电子病历截图属实，其在病志的管理、复制方面仍有不足之处。综合考虑司法鉴定意见及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被告按30%的过错比例赔偿原告的合理损失。
关于医疗费，原告提供住院病人帐页，证明患者在被告处住院治疗花费30208.32元，因其中自负部分的6908.93元，属患者因治疗疾病实际花销的医疗费用，一审法院确认该6908.93元为合理医疗费用。
关于交通费，原告主张为10000元，但在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误工费，原告主张为105000元，但因患者入院时已79周岁且身患疾病，原告无据证明因治疗疾病影响了患者的实际收入。原告虽还提供原告李慧的《工资证明》副本一份，但因该证据形成于境外，未经所在国公证机关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证明与认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原告误工费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按照大连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应为190250元（38050元×5年）。
关于丧葬费，原告主张为18670元并提供丧葬费收据两张，其主张的丧葬费数额未高于法律对丧葬费的计算标准，被告虽对其中一份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丧葬费18670元的数额一审法院予以认可。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患者在被告处治疗后去世，给三原告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对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的200000元数额过高，综合考虑被告在诊疗中存在的过错、三原告精神痛苦的程度、本地生活实际水平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30000元。
关于鉴定相关费用，系因被告对其医疗过错及司法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而产生，故15000元鉴定费及5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由被告予以负担。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赔偿原告李宗森、李阳、李慧医疗费2072.68元（6908.93元×30%）；二、被告赔偿三原告死亡赔偿金57075元（190250元×30%）；三、被告赔偿三原告丧葬费5601元（18670元×30%）；四、被告赔偿三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五、驳回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给付内容的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9491元、司法鉴定费15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5000元（三原告已预交24491元，被告已预交5000元），由三原告共同负担6644元，由被告负担22847元，给付时间同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供电子病例纸质清单，证明上诉人在治疗中采取相关措施，并申请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上诉人称才发现这些病历，是上诉人过错。在被上诉人提出异议后，上诉人在长达二年半时间里，没有向患者和家属提供这份电子病例，送鉴时也未提供，反而在鉴定报告提出其存在不足时才提供，且称由于换科，所以电脑自动屏蔽，这些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证明上诉人在管理方面严重混乱，与我方无关。本院认为，上诉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电子病历，且未作出逾期提供证据的合理解释，上诉人应当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主张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申请司法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的（京）法源司鉴[2016]医鉴字第773号司法鉴定意见，上诉人存在未能及时完善相应检查、未予以吸氧治疗，且运用药物等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具有一定因果关系，评定为次因果关系程度，故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上诉人虽提供电子病历，但病历中所载明的医疗行为不能完全反驳司法鉴定意见中存在运用药物不足等事实，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它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68元，由上诉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姝丽
审判员 刘 杰
审判员 张 颖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罗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