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5民终26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北路**号。
主要负责人：高瑞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升，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隆祯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冠县辛集乡史庄村。
法定代表人：丁现禄，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兴，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娜娜，山东兴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聊城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聊城隆祯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5民初2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升、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兴、栗娜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保险聊城支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基于保险合同约定，因本次交通事故给被上诉人车辆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双方签署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免责情形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应当具有约束力。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续保险合同的行为应视为上诉人对保险合同条款中的免责情形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第一，本案中前后两个合同的当事人双方没有发生变化；第二，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险种、适用的保险条款、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情形约定等均未发生任何变化；第三、上诉人在该车辆上一年度签署保险合同时已将保险条款交付并向被上诉人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内容进行了提示和说明，对肇事逃逸后保险公司免责这一事项，被上诉人是知道的。而且被上诉人作为该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知晓并索取合同相关材料的义务。因被上诉人已经在上一年度在上诉人处投保，知道除了《机动车辆保险单》外还有该合同适用的保险条款，而被上诉人在续保并收到《机动车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时，并未提出异议，且两个年度内保险合同适用的保险条款及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情形约定是一致的，因此应推定被上诉人对续保后保险合同所适用保险条款的认同。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人应当履行相应的保护现场、对受害人进行救助的义务，因此车辆驾驶人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该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并且对肇事逃逸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也规定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因此一审法院对车辆驾驶人的肇事逃逸行为不予考虑而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因车辆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产生的损失，违背了保险合同的道德风险，被上诉人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法律明确规定肇事后逃逸是法律禁止性规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应推定上诉人的行为履行了提示和告知的义务，肇事逃逸作为商业三者责任险免赔情形对被上诉人同样具有约束力，本次交通事故中，车辆的驾驶人肇事后逃逸已经违背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此被上诉人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因违反合同约定而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
隆祯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称其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不属实。被上诉人就涉案车辆于2014年(保险期间2014年3月15日至2015年3月14日)、2015年（保附期间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3月14日)在上诉人处连续投保了相同险种的保险，虽然合同双方当事人、标的、险种一致，但实为两份合同，上诉人于2014年订立合同时所履行的提示说明义务，并不及于2015年所订立的合同。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并未提出有力证据证实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免责条款并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是正确的。
二、上诉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对法理的错误理解。禁止性规范指规定人们不得作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它禁止或严禁人们作出某种行为，要求人们抑制一定行为。禁止性规范般使用“禁止”、“不得”等加以明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人应当履行相应的保护现场、对受害人进行救助的义务”的规定内容属于义务性法律规范，而不属于禁止性法律规范。上诉人认为该条款属于禁止性规定，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是完全错误的。三、上诉人称车辆驾驶人存在肇事逃逸不属实。事故发生后，车辆驾驶人陈以会及时拨打了120急救车，并委托专人看管现场，事故现场没有遭到任何破坏。陈以会离开现场是为了到乡村卫生所检查救治，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冠县交警队仅以陈以会离开现场为由认定其存在肇事逃逸，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虽然对该事实没有进行事实认定，但并不影响原审判决结果。（2015）冠民初字第147号判决及(2016)鲁15民终177号判决陈以会的行为不构成肇事逃逸。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隆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在保险限额内向原告赔偿车损185600元、鉴定费9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3月10日，原告在被告处对其所有的鲁Ｐ×××××号小轿车投保了车辆损失险，保险限额为62万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3月15日零时至2016年3月14日24时止，并投保了车辆不计免赔险。2015年6月28日20时20分许，陈以会驾驶被保险车辆，沿省道259线由北向南行驶至冠县柳林镇菜园村路口时，与前方顺行的范秀山驾驶的无牌三轮汽车相撞，致被保险车辆损坏。冠县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陈以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冠县交警大队委托山东文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被保险车辆的损失进行鉴定，经鉴定车辆损失为185600元，鉴定费9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平安财险是否对原告隆祯纺织就该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原告就涉案车辆于2014年（保险期间为2014年3月15日至2015年3月14日）、2015年（保险期间为2015年3月15日至2016年3月14日）在被告处连续投保相同险种的保险，虽然合同双方当事人、标的、险种一致，但实为两份合同，被告于2014年订立合同时所履行的提示说明义务并不及于2015年所订立的合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未提出有力证据证实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故应认定被告对免责条款并没有尽到提示说明的义务。综上所述，原告隆祯纺织与被告平安财险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被告辩称“原告驾驶员存在弃车逃逸行为，属于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项，对原告的车辆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因被告对免责条款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对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该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发生事故，原告要求被告在车辆损失险620000元的保险限额内赔偿车辆损失险185600元，本院予以支持，鉴定费系为查明事故损失所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9000元鉴定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支付的理赔款为车辆损失185600元、鉴定费9000元，合计1946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聊城隆祯纺织有限公司保险金1946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92元，由被告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冠县大队出具的“办案说明”，该说明与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一致，进一步明确了事故时的驾驶员陈以会肇事逃逸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拟证明驾驶员属于肇事逃逸。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办案说明明确记载了是无法认定陈以会是否为酒后驾驶，所以按照陈以会肇事逃逸认定全部责任，公安机关的这一做法是片面的，且侵犯了陈以会的相关权利，就此，陈以会对冠县公安机关所作出的事故认定提出了行政复议，且该说明恰恰证明了公安机关认定陈以会肇事逃逸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仅是为了划定责任的一种推脱之说。
被上诉人提交（2015）冠民初字第1474号民事判决书、（2016）鲁15民终17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驾驶员的行为不能构成肇事逃逸。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判决书所认定的陈以会不存在肇事逃逸行为的这一事实我方不认可。根据事故科出具的办案说明能够证实办案民警在到达现场后，现场王安会一直坚持称自己是该车辆的驾驶人员，与判决书中认定的“安排随后赶到事故现场的他人代为报警”这一事实相悖，另外，根据该办案说明，公安机关是通过技术手段最终锁定该车辆的实际驾驶人员为陈以会，并且该办案说明也明确记载王安会是陈以会叫去顶替的驾驶人员，因此我方认为驾驶人员的行为属于肇事逃逸。
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对认定“就涉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上诉人是否对被上诉人进行了提示说明”之争议焦点没有关联，均不予采信。
二审认定的事实同原判决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原审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认定上诉人就涉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未向被上诉人进行提示说明，并据此认定肇事逃逸之免责条款不生效。涉案保险合同签订时，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送达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未尽到相应的提示说明义务属实，即便事故车辆的驾驶员确实存在肇事逃逸的情形，原审结合诉辩双方的主张，认定肇事逃逸之条款无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上诉人亦应当赔偿被上诉人主张的车辆损失。上诉人称与被上诉人涉案合同之前签订了同样的保险合同，被上诉人已经知悉了相关的免责条款，应当减轻其就肇事逃逸应当负有的提示义务，没有依据，不予采纳。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在其处续保的行为应视为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该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平安保险聊城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92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红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吴艳锋
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赵 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