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滨功民初字第88号
原告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北长路79号增56号。
法定代表人郭育铭，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金山，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王涛，天津天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翠亨广场东部***********号。组织结构代码76762761-8。
法定代表人梁素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艳春，天津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天津中泽浩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互助南里16-307。组织结构代码55039051-7。
法定代表人于兰，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云宇，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公司）与被告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第三人天津中泽浩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真情医院、中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判决，被告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后，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审期间，原告于2013年11月19日申请撤诉，本院予以照准。2013年12月24日，原告再行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联公司委托代理人董金山、王涛与被告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梁素艳及其委托代理人孙艳春，第三人中泽公司委托代理人梁云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国联公司诉称，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其向被告真情医院供应药品1390687.42元，经公司业务员董金山与真情医院负责药品采购的沈金瑞协商还款期限为月结。供药期间，被告真情医院始终未兑现结款承诺。直至王海娟接管药品采购并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欠付原告上述期间货款898197.42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故，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的货款898197.4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审理中，原告出示了如下证据：
证据1、欠款单，证实被告盖章确认欠付原告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货款898197.42元；
证据2、送货单（一组），证实原告履行送货义务的过程；
证据3、谈话笔录及庭审笔录，证实原审期间被告确认原告供应药品的价值、欠款数额并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证据4、财务报表（一组），证实被告内部账务记录显示原告供货并确认涉案欠款的内容；
证据5、药品库存明细账（一组），证实原告供应药品与被告内部库存记录一致。
被告真情医院辩称，其自2004年开始向原告采购药品，至2009年末即结束合作关系，此间货款全部结清。2010年6月，真情医院交由第三人中泽公司管理，药品采购亦由该公司负责，原告对此完全知悉，并与第三人建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至2012年2月间，第三人对真情医院进行管理，药品购进、财务支出、账册处理、人员录用及考核等全部由第三人负责，原告诉称药品供应，被告并不知情，亦未向原告付款。涉案公章，经由中泽公司时任管理人王海娟加盖，会计刘涛亦由中泽公司聘用，相应的债务应由中泽公司承担。
审理中，被告出示了如下证据：
证据1、共同管理合同书、解除协议、转款凭证，证实其与第三人中泽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及涉案药品供应相关债务应由第三人承担；
证据2、证人潘××证言及庭审笔录，证实涉案公章加盖并非真情医院真实意思表示；
证据3、原告药品出库记录、供货单（一组），证实原告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向真情医院供应药品，所交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证据4、财务结算报表，证实第三人经营期间制作的报表数据前后不一致，不足以反映供货及欠款的事实；
证据5、汇通中达公司证明，证实被告支付供应商药款的结算方式；
证据6、第三人中泽公司经营通知、通讯录、员工手册、管理制度、证人高××证言、潘××荣誉证书等，证实原告所诉供药期间由第三人中泽公司实际经营管理；
证据7、报销凭单（一组），证实王海娟、陈国春、刘涛均系第三人中泽公司聘请的经营管理人员，原告所述付款行为由第三人完成；
证据8、证人王一×、刘一×、潘××、刘二×、曲××、尹××、白××、王二×等证言，证实原告提供送货单中的签名均系伪造，其所述药品供应有失客观；
证据9、证人刘三×、王三×、王四×、石××证言，证实第三人中泽公司经营管理真情医院的事实；
证据10、托管移交说明、工资账簿（一组），证实沈金瑞、王海娟、陈国春、刘涛均系第三人中泽公司聘请的经营管理人员，被告未向前述人员支付工资。
审理中，根据被告申请，本院调取了王海娟、刘涛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并向原告国联公司核实了该公司药品供应流程，调取了该公司在本案诉争期间由业务员董金山负责的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天津河东津民医院、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红十字会门诊部的药品出库及财务记录。
第三人中泽公司述称，其仅向被告真情医院提供管理服务，并未参与医院的实际经营，原告供应药品由真情医院采购，相应债务由被告真情医院承担。被告真情医院之抗辩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并未要求第三人支付货款，第三人无需承担责任。
审理中，第三人出示了2011年度真情医院财务结算报表，证实被告真情医院已确认欠款之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4、6、9、10不予质证，理由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内部经营关系与原告无关；证据2、3不予认可，理由为欠款单上公章真实性无可置疑，供货单与出库单记录不一致系国联公司电脑故障所致；证据5、7不予认可，理由为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的结算方式与原告无关，被告向原告付款确属事实；证据8不予认可，理由为证人刘一×、白××、潘××、曲××、尹××、刘二×虽出庭作证，但刻意隐瞒事实、虚假陈述、证言内容存在矛盾，不足以反映原告供货过程。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证据不持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不予认可，理由为公章加盖确有缘由，并非确认欠款；证据2不予认可，理由为送货单并非原件、相关签字存在伪造之嫌，不足以证实送货内容；证据3不予认可，理由为被告自始至终均不认可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亦不认可欠款内容，其对法庭组织对账的过程存在误解；证据4不予认可，理由为财务报表系第三人中泽公司制作，并非被告之真实意思；证据5不予认可，理由为药品入库及管理均由第三人负责。
被告对第三人提交证据不予认可，理由为第三人经营期间，财务管理及报表制作均由其负责，对外债务亦由其承担。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证据不予质证，理由为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药品供应关系，原告亦未向第三人提出诉讼主张。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3中供货单不持异议，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余证据形式存在瑕疵、内容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之处，均不予认可。
第三人对本院调取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主张关涉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与第三人无关。
原告代理人董金山对本院调取社保记录不持异议，对其余证据不予认可，理由为公司电脑存在故障，法定代表人对具体业务流程描述有误差。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自2004年开始建立商业往来，至2009年末结束药品供应。此间，原告的药品供应一直由业务员董金山（本案诉讼代理人）负责，被告则由法定代表人梁素艳与董金山洽商，双方就药品买卖涉及的医药公司资质、经营许可、医院执业证照等进行了查验，并确定了现金结算的付款方式。涉及药房管理，被告先后委派梁素芬与梁精华具体负责药品购进、验货及补库等事项，药品结算则由法定代表人梁素艳直接管理。前述期间，原、被告之间并无债务纠纷。
2010年5月20日，被告真情医院（甲方）与第三人中泽公司（乙方）签订《共同管理合同书》，约定甲方与乙方共同经营管理真情医院，由乙方根据医疗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开展相关业务，甲方不参与医院任何的具体经营管理活动；乙方对医院拥有全部的管理权，包括对人、财、药品、经营收益分配等一切的管理权和处分权，甲方不予任何干涉；甲方提供医院原有医疗器械、设备、基础设施及现装修后的实际医疗用房包括夹层共计四层（一、二、三、四层），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左右；甲方原有可用药品、耗材、经清点乙方核实后，交药房、库房负责保管，结算后移交乙方继续使用；甲方的财务章、执业许可证、发票、医疗处方等相关物品交给乙方使用，甲方公章由甲方执有，医院业务使用时给予积极、无偿、配合使用；甲方原有医务人员，在乙方考核合格的原则上继续使用、聘用，但必须服从乙方的工作安排和管理，乙方未聘用的甲方原有人员，由甲方负责处理；在乙方经营管理期间，为保证乙方的合法权益，甲方不得以医院的名称或名义在本地区设立门诊及相关的医疗分支机构；乙方负责在合法正规渠道药品采购，保证三证、发票齐全，无假劣药；合同履行之前的医院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合同履行之后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合同期限暂定15年，自2010年6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止，乙方经营合同期内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乙方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即将真情医院交由第三人中泽公司进行实际经营管理。第三人留用了被告原有的部分医护人员，财务人员则由第三人自行聘用。2012年2月26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中泽公司（乙方）协商解除合同，约定医院财产及管理事宜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全部交由甲方负责，在乙方经营管理期间，医院产生的债权债务、人员工资、合作科室收入分配等一切与经营相关的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另查，第三人中泽公司经营期间仍从原告处采购药品，原告的药品供应依然由业务员董金山负责。
经核查国联公司药品出库记录，2010年6月26日至2010年9月29日间，该公司未向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供应药品；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11月21日间，该公司向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供应药品总值仅为127117元；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间，该公司向天津河东津民医院（以下简称津民医院）供应药品1316628.52元。
原告提交的记载“销往单位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送货单（540张）中，没有一张单据编号与国联公司药品出库记录存留的单据编号相符。原告业务员董金山对此解释为“国联公司存在两套系统，一套出库记录显示业务员向公司申请药品出售（相当于业务员向单位买药），另一套销售记录记载业务员向具体医院供货（相当于业务员自行卖出药品），两套系统之间单据编号及药品价格上存在差异，公司按照出库记录向业务员追款。出库记录中的药已送至真情医院，不足部分系将其负责的津民医院、红十字会门诊部名下的药品调拨至真情医院”，国联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育铭对董金山的解释不予认可，强调公司不存在两套系统，也不允许业务员自行加价售药，向法院提供的出库记录即为公司对外药品供应的依据。
审理中，原告业务员董金山指认在涉案送货单上签字的人员刘一×、潘××、刘二×、白××、曲××、尹××出庭接受质询。经当庭辨认，证人刘一×、潘××、曲××对原告提交显示其签名字样的共计五张送货单上的签名明确予以否认，原告业务员董金山未能就签名细节予以陈述，相关单据上签名字迹模糊，其中“曲××”仅有“曲”字签名，且前后笔体明显不一致。至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业务员董金山始终未提交其所称载有刘二×、白××签名字样的送货单。前述五位证人均非医院药房工作人员，彼时刘一×在案外人天津电装电子有限公司处医务室工作，潘××系真情医院主管行政的院长、曲××系医生、白××系护士、刘二×系导诊。涉及尹××签名字样的送货单一节，尹××虽系真情医院药房工作人员，但其明确表示不认识董金山其人，从未向董金山采购药品，也从未在董金山当庭出示的送货单上签字。
证人潘××、白××、曲××，原系被告真情医院员工，真情医院与中泽公司合作期间，此三人由中泽公司留用，并由沈金瑞发放工资。证人刘一×系被告真情医院录用员工，2009年8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由医院派至天津电装电子有限公司处医务室工作。证人刘二×自述，其系由王海娟2011年9月招聘入院，2011年12月离开，工作期间由沈金瑞发放工资。证人尹××介绍，其于2010年5月毕业后至天津河东津民医院工作，后由中泽公司派至真情医院药房工作，工作期间2010年8月至2011年9月，由沈金瑞发放工资。
再，原告业务员董金山陈述，2010年6月26日沈金瑞向其赊销药品，后由王海娟联系药品供应，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沈金瑞、王海娟以现金方式付款492490元（含沈金瑞以个人名义转账4万元、转账时间2010年9月25日）。涉及沈金瑞身份一节，董金山介绍系真情医院负责药品采购及财务结算的主管，但对于其与沈金瑞相识、洽商供货、确定药品价格、送货结算、付款期限及确定沈金瑞与真情医院关系等内容，均语焉不详。
涉及货款构成一节，原告出示欠款单载有如下内容“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欠款单，2011年10月31日。欠款单位：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欠款金额：898197.42元（人民币捌拾玖万捌仟壹佰玖拾柒元肆角贰分。还款日期空白”。该欠款单加盖“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公章，并载有“王海娟”签名字样。原告业务员董金山陈述，该欠款单的形成过程，由其与时任会计刘涛共同完成，刘涛于2011年11月24日签字确认“结至2011年10月31日，共欠国联药费898197.42元”；在取得欠款单后，董金山先后向沈金瑞及王海娟索要898197.42元，因二人均要求其向真情医院索款，董金山遂向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梁素艳电话催款。被告真情医院对欠款单上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该公章由第三人中泽公司管理期间，由其委派的时任管理人王海娟要求加盖，刘涛系中泽公司聘用的会计。经查，前述所涉王海娟其人，2011年8月-2012年1月期间，由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涉及刘涛，2011年3月-12月，由天津中泽浩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国联公司财务记录显示，业务员董金山于2012年12月20日向公司确认尚有真情医院、红十字医院待回款1200205.81元，其中真情医院欠款898197.42元，余款为红十字医院302008.39元。涉及真情医院药品出库记录127117元与应收款898197.42元、津民医院药品出库记录1316628.52元与应收款0元的反差，国联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育铭介绍，津民医院、真情医院均为董金山客户，公司掌握大部分药品送货至位于中山门附近的津民医院，回款时董金山弄乱了。审理中，董金山对国联公司的陈述，仅以“公司电脑故障、不清楚向津民医院送货情况”等理由搪塞，但拒绝就涉案两家医院的药品出库、送货签收、回款与欠款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
涉及津民医院与中泽公司关系一节，被告真情医院陈述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期间，中泽公司同时与津民医院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并就此提交了中泽公司2010年7月的经营通知。进而，被告真情医院强调沈金瑞联系的药品供应实际送货至津民医院，并非真情医院使用。第三人中泽公司对被告的陈述不予认可，但就其与案外人津民医院是否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及相关经营通知等内容均未给予合理解释。
又，涉及沈金瑞身份一节，被告真情医院提交证据显示，沈金瑞系中泽公司经营期间负责医院后勤、财务工作的主管，监控全院的物资、器械的采办供应及仓储保管，做好职工食堂的餐饮供应。证人潘××、刘二×、白××、曲××、尹××、王三×均证实，中泽公司与真情医院合作期间，由沈金瑞（沈主任）负责发放工资，证人刘二×、白××、曲××亦证实相关财务人员还包括刘涛与李伟。证人潘××、白××、曲××，均证实其未接受中泽公司管理之前，沈金瑞并非真情医院员工，此三人被中泽公司留用后，沈金瑞作为中泽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工资发放。被告真情医院提交2009年至2012年间工资原始账簿记录中，不含王海娟、沈金瑞、刘涛及李伟领取工资的记录。审理期间，李伟曾代表中泽公司至本院领取诉讼材料。
涉及第三人中泽公司经营期间，真情医院的药房管理、药品采购、人员聘任及账务管理、对外付款，医院经营管理制度等内容，中泽公司始终未予说明。原审期间，中泽公司曾于2012年7月20日出具说明，证实真情医院尚欠国联公司药款898197.42元未给付。
审理期间，原、被告及第三人曾申请庭外和解，后因各方差距较大，未能达成一致。
上述事实有共同管理合同书、解除协议、送货单、国联公司药品出库记录与财务记录、欠款单、经营通知、员工手册、管理制度、工资账簿、社保记录、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应就如下问题予以分析论证：
一、买受人身份界定
原告主张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被告累计欠付货款898197.42元，此间双方未签订书面供货合同，故，原告应当就药品供应、价格磋商、送货签认及付款情况，均予合理说明。同时，原、被告初始合作可回溯至2004年，直至2009年末，从未出现债务纠纷，故，双方之间既往的交易习惯亦应纳入分析认定范围。
鉴于涉案期间，原、被告未订立书面合同，则首次供货前的磋商过程即为确定合同主体的关键。依原告业务员董金山所述，真情医院的采购人员为沈金瑞，付款方式为赊销，2010年6月26日为首次供货日，但其始终未说明与沈金瑞如何相识、如何确定沈金瑞即代表真情医院、如何洽商供货、付款及结算等涉及合同成立环节的重要因素。相反，作为原告国联公司的医药代表，董金山自2004年即向位于开发区第三大街的真情医院供应药品直至2009年末，此间一直由真情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梁素艳及其先后委派的药房管理人员梁素芬与梁精华与董金山进行磋商供药事宜，药品均为现金结算，付款过程双方亦无纠葛。原、被告间合作多年，业务员董金山从业有年，其始终回避前期与沈金瑞之间的洽谈过程，故，仅就合同订立环节，无法认定被告真情医院自2010年6月26日与原告国联公司成立事实上的药品供应买卖合同关系。
依原告所述，其先后经由沈金瑞与王海娟向真情医院供应药品，并由沈金瑞及王海娟向其付款。具体至沈金瑞，真情医院原始工资账簿，第三人中泽公司留用的原真情医院员工潘××、白××、曲××证言，证人刘二×、尹××、王三×陈述，合作期间真情医院管理制度等，均可印证沈金瑞系中泽公司工作人员。第三人中泽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但始终未提交其管理真情医院期间涉及药房管理、财务管理、行政管理的具体人员名单。故，应由中泽公司负担不利诉讼后果，对沈金瑞之行为承担责任。至于王海娟，原告陈述王海娟系后期接管药房，社会保险记录显示2011年8月-2012年1月期间，由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为王海娟缴纳社会保险，考虑到社会保险缴纳，并非确定劳动关系的唯一证据，仍应结合工作管理、工资发放等实质内容进行认定。涉案《共同管理合同书》约定，合作经营期间，人员工资由中泽公司承担，相关社会保险费用均由中泽公司以真情医院名义汇至社保账户，被告真情医院据此主张王海娟系中泽公司聘用，由其负责投缴保险。第三人中泽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始终未就其经营期间人员聘用、工资发放、保险缴纳等情况进行说明，应承担不利诉讼风险。故，本院认定，王海娟系第三人中泽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其行为应由中泽公司承担责任。
原审及重审期间，第三人中泽公司均认可原告国联公司系其经营期间的供药商，仅以合同相对性及其与被告真情医院的约定为由，强调由被告真情医院承担对外付款责任。诚然，就工作地点而言，沈金瑞、王海娟等均在真情医院处办公；就送货地点而言，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原告向真情医院供应药品的事实；就债务数额而言，原告提交的欠款单上加盖了真情医院的公章。如果原告系2010年6月首次与被告真情医院建立商业往来，依优势证据原则，可认定由被告真情医院向原告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然，原告系经营药品销售的合法企业，如其所述，在2004年与真情医院建立药品供应时，双方互验了经营证照并查实了磋商人员的授权，此后原告向被告真情医院送货，均是基于被告法定代表人梁素艳或其委派的梁素芬与梁精华的指令，而结算直接由法定代表人梁素艳负责，双方合作模式延续至2009年末，此间并无债务纠纷。2010年5月20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共同管理合同书》，并由第三人对真情医院进行经营管理。2010年6月26日原告所述首次供药，其供货指令来自沈金瑞，原告始终不能证实沈金瑞与真情医院的关系，而赊销压款的供货模式与此前同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合作期间明显不同，审理中，原告业务员董金山对到庭证人的工作职责如数家珍，甚至对厨房工作的王三×都颇为熟识，却对真情医院与中泽公司合作经营表示不知情，原告之解释，有违生活常情，本院不予采信，进而本院认定原告对于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期间，真情医院由第三人中泽公司实际经营，药品采购系基于中泽公司指令一节，当属明知，相应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界定为第三人中泽公司，而非被告真情医院。涉及付款环节，原告接洽的付款人包括沈金瑞与王海娟，上述期间，从未向被告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梁素艳索款，至盖章确认债权后，原告仍向沈金瑞与王海娟追索，直至被二人拒绝并要求向真情医院追款时，原告才与梁素艳联系，并最终呈讼。由此，可认定原告对于被告与第三人关于“合作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第三人承担”之约定，亦属明知。鉴于合同订立、履行及货款结算环节，原告确定的交易主体为第三人中泽公司，原告对于被告真情医院与第三人的合作经营模式及债务承担方式亦属明知，故，原告就其所诉请的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的债权，应向第三人中泽公司主张，而非本案被告真情医院。
二、债权数额及欠款单效力分析
涉及合同履行环节，原告国联公司的原始出库记录仅显示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11月21日间，向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供应药品总值127117元，而原告所主张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向被告真情医院供应药品货值却高达1390687.42元。涉案供货单上所载单据编号与该公司药品出库记录存留的单据编号均不相符，原告业务员董金山与其所指认六名签收人员进行当庭对质，五人工作地点及内容与药房无关，相关单据上签名字迹模糊、签名笔体前后明显不一致。业务员董金山不能就涉案药品的送货环节予以明确说明，而国联公司确认董金山送货地点为中山门附近的津民医院，针对董金山所述公司存在两套药品记录系统一节，国联公司明确予以否认。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药品关涉公众健康，药品销售应遵守国家药品监管制度，购销记录真实准确完整，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商、购（销）货单位、购（销）货数量、购销价格、购（销）货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故，原告国联公司提供的药品购销原始记录应为本案认定药品供应的核心证据。至于业务员董金山解释将其负责的津民医院、红十字会门诊部名下的药品调拨至真情医院一节，该说法未得到国联公司的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国联公司作为诉讼主体，其法定代表人郭育铭对于药品出库、送货等涉案事实的陈述系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业务员董金山仅为诉讼代理人，不具有独立诉讼主体地位，当其相关陈述未能得到公司肯认时，应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为准。综上，原告主张其向被告真情医院实际供货1390687.42元，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
关于证人尹××签名一节，2010年8月至2011年9月真情医院与中泽公司合作经营期间，尹××系药房工作人员。鉴于原告明确对第三人中泽公司没有诉讼请求，而被告真情医院自始抗辩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债权数额的争议，故，涉及尹××签名真实性的相关鉴定程序，在本案中无需启动。
至于加盖被告真情医院公章的欠款单，该单据上记载的欠款数额为898197.42元，相应对账盖章过程由原告业务员董金山与第三人中泽公司会计刘涛及医院管理人员王海娟完成。原告所述对账及公章加盖过程，属于被告真情医院与第三人中泽公司合作经营期间。按照《共同管理合同书》约定，中泽公司负责合作期间的经营管理，真情医院的人员聘用及药品购进均由中泽公司决定，就合同履行而言，并未有证据证实被告真情医院违反了前述约定内容。同时，被告与第三人明确约定，经营合同期内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第三人中泽公司承担，即使加盖公章，就内部关系而言，应理解为确定中泽公司承担的债务范围。就公章的外部效力而言，原告业务员董金山在确定债权后，曾多次向沈金瑞、王海娟索要款项，直至被二人拒绝并要求其向真情医院索债时，董金山始向其久已熟识的被告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梁素艳追索，故，不能仅凭公章加盖即在履行终止时反推并确认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身份，并以此认定由被告真情医院承担付款责任。
三、其他
审理中，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第三人中泽公司承担给付责任。故，涉案债权认定相关的鉴定程序无需启动，《共同管理合同书》性质的界定，不宜介入。
仅就药品采购而言，《共同管理合同书》明确约定第三人以被告真情医院的名义对外经营，故，第三人使用真情医院名义经营药房，系得到被告之允准与授权。《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真情医院，往来经年，如前所述，原告对于“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第三人中泽公司经营真情医院药房并独立承担债务”的模式，当属明知，故，应由第三人中泽公司直接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782元，由原告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石攀清
代理审判员 周彦权
人民陪审员 苗庆香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钟丽婷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一百二十四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