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南二中民一终字第5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某涛，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文某达，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符某清，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某雄。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蒲某，男，汉族。
上诉人文某涛因与被上诉人符某清、蒲某确认合同无效纠�一案，不服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2014）东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2月14日、2月18日、2月22日、2月25日、4月20日、5月25日、6月1日，文某涛分别向蒲某出具7张《借条》，7张《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分别为1万元或2万元，共计9万元，并分别约定了还款期限。另，2012年2月29日出具的1万元《借条》系复印件。
2014年1月6日，文某涛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文某涛认为其仅曾向符某清借款3万元，且该笔3万元借款已还清。上述8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款项均系符某清以3万元借款计算得出的高利贷利息，符某清采取胁迫手段迫使文某涛出具了以蒲某为出借人的8张《借条》。为此请求：一、确认文某涛出具载明出借日期为2012年2月14日、2月18日、2月22日、2月25日、2月29日、4月20日、5月25日、6月1日出借人为蒲某的8张《借条》无效；二、案件受理费由符某清负担。
一审审理期间，文某涛于2014年3月28日申请对借款日期为2012年2月14日、2月18日、2月22日、2月25日、4月20日、5月25日、6月1日的7张《借条》上载明的相关内容进行鉴定：一、7张《借条》落款处“文某涛”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写；二、7张《借条》主文中出借人“蒲某”的签名是否存在事后填写及涂改情形；三、7张《借条》主文中出借人“蒲某”的签名与其他内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四、7张《借条》落款处文某涛名下的指印是否文某涛本人所留。2014年7月22日，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琼公平鉴（2014）文检字第12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7份检材上的“文某涛”签名笔迹为文某涛一人所写。二、7份检材中，出借人“蒲某”2字与其他书写文字，不是一次性连续书写完成�其中“蒲”字是由“符”字基础上改写完成的。三、检材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全部书写文字，分别均为文某涛一人所写。2014年9月25日，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琼公平鉴（2014）痕检字第343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7份《借条》上文某涛名下的指印是文某涛同一个手指所留的。
一审法院认为，文某涛请求确认上述由其出具借款金额共计10万元的8张《借条》无效，其为证明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了8张《借条》复印件，而符某清及蒲某仅认可了2012年2月14日、2月18日、2月22日、2月25日、4月20日、5月25日、6月1日借款金额共计9万元的7张《借条》，对2012年2月29日的1万元《借条》未予认可。依照证据规则，可认定文某涛于2012年2月14日至6月1日期间共向蒲某出具了借款金额共计9万元的7张《借条》。在诉讼中文某涛申请对上述7张《借条》进行鉴定，但文某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出具上述7张《借条》时受到符某清的胁迫或欺诈等，故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文某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鉴定费29400元，共计31700元，由文某涛负担。
文某涛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2012年2、3月，文某涛曾向符某清借款3万元，但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在文某涛已还清该笔3万元借款的情形下，符某清仍以3万元作为借款本金计算利息，计息共计10万元，据此胁迫文某涛将10万元高利贷利息分别写成8张《借条》，并强迫文某涛书写《借条》时将“出借人”部分空出，由其事后填写。一审审理期间，文某涛申请对上述8张《借条》进�司法鉴定，由于符某清仅提供了其中7张《借条》原件，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7张《借条》载明的出借人“蒲某”2字与其他文字不是一次性连续书写完成，其中“蒲”字是由“符”字基础上改写完成。符某清辩称笔误系因当地方言“符”与“蒲”发音相近所导致，但7张《借条》“出借人”部分全都写错，与常理不符。这一手段系放高利贷者胁迫借款人出具《借条》的惯用手法，亦证明了符某清采取胁迫手段迫使文某涛出具上述《借条》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二百一十条及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姓名和标的是合同的必备条款，借款合同订立之时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利息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贷款人必须向借款人实际交付借款合同才能生效，借款合同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文某涛被胁迫出具的8张《借条》既缺乏合同的形式要件也缺乏合同的实质要件，均应属于无效合同。二、符某清与蒲某在一审庭审中述称其俩人共同借款给文某涛，文某涛与蒲某素不相识，涉案8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时间为2012年2月14日至6月1日，而《借条》上载明的出借人蒲某于2012年5月前一直被强制隔离戒毒，文某涛如何向蒲某借款并出具《借条》？一审判决中认定文某涛向蒲某出具《借条》，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系否定性确认之诉，其判决应为确认判决，也就是说应对原告请求的法律关系或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作出确认判决。一审判决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形下，径行驳回文某涛的诉讼请求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为此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2014）东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支持文某涛�诉讼请求，即确认文某涛出具载明出借日期为2012年2月14日、2月18日、2月22日、2月25日、2月29日、4月20日、5月25日、6月1日出借人为蒲清的8张《借条》无效；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由符某清负担。
符某清答辩称，一、文某涛诉称符某清胁迫其出具8张《借条》，并强迫文某涛书写《借条》时将“出借人”部分空出，与事实不符。文某涛出具给蒲某的《借条》仅有7张，均是文某涛与蒲某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签订合同的日常规则，文某涛出具《借条》时应当看清《借条》的具体内容，文某涛借款却不知出借人是谁？显与常理不符。二、文某涛出具7张《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共计9万元，文某涛借款金额应当根据7张《借条》上载明的借款内容确定。符某清与蒲某为该9万元借款的共同出借人。关于文某涛诉称的2012年2月29日1万元《借条》即第八张《借条》�复印件，符某清对第八张《借条》不享有权利亦不主张权利。三、文某涛没有证据证实符某清采取胁迫手段迫使文某涛出具诉争的8张《借条》，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文某涛通过恶意诉讼方式拖延偿还借款，显属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蒲某答辩称，一、文某涛出具的上述7张《借条》均系真实、合法有效的。文某涛否认其真实性，为何一、二审均未到庭与我方对质？关于文某涛诉称的2012年2月29日1万元《借条》即第八张《借条》，蒲某不享有权利亦不主张权利。二、2012年1月20日，蒲某遂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文某涛诉称蒲某没有借款时间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文某涛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蒲某被公安机关强�隔离戒毒的相关记录，拟证明蒲某没有借款时间。为此，本院依法向东方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调取了涉及蒲某的东公强戒决字（2010）第124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及解通字（2012）第1418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通知书》等，经各方质证，各方对本院调取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并认可蒲某于2012年1月20日即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本院认为，解通字（2012）第1418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通知书》载明：蒲某于2012年1月20日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各方对此亦予以认可。因此，文某涛根据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蒲某在本案中没有借款时间。
本院经审理查明，文某涛曾出具了借款金额分别为1万元或2万元不等的7张《借条》，7张《借条》均由符某清持有。7张《借条》分别载明：“今借到蒲某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限一年内还清。此据，借款人：文某�，2012年2月14日”、“今借到蒲某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限一年内还清。此据，借款人：文某涛，2012年2月18日”、“今借到蒲某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限一年内还清。此据，借款人：文某涛，2012年2月22日”、“今借到蒲某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限一年内还清。此据，借款人：文某涛，2012年2月25日”、“今借到蒲某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限一年内还清。此据，借款人：文某涛，2012年4月20日”、“今借到蒲某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限一年内还清。此据，借款人：文某涛，2012年5月25日”、“今借到蒲某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限一年内还清。借款人：文某涛，2012年6月1日”。7张《借条》中“文某涛”名下均捺有一指印。
2014年3月28日，文某涛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上述7份《借条》载明的相关内容进行鉴定：一、7张《借条》落款处“文某涛”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写；二、7张《借条》主文中出借人“蒲某”的签名是否存在事后填写及涂改情形；三、7张《借条》主文中出借人“蒲某”的签名与其他内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四、7张《借条》落款处文某涛名下的指印是否文某涛本人所留。2014年7月22日，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琼公平鉴（2014）文检字第12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7份检材上的“文某涛”签名笔迹为文某涛一人所写。二、7份检材中，出借人“蒲某”二字与其他书写文字，不是一次性连续书写完成；其中“蒲”字是由“符”字基础上改写完成的。三、检材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全部书写文字，分别均为文某涛一人所写。2014年9月25日，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琼公平鉴（2014）痕检字第343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7份《借条》上文某涛名下的指印是文某涛同一个手指所留的。上述7份《借条》载明的出借人“蒲某”及“符”字改为“蒲”字均系由符某清事后一次性所添加及修改。
文某涛主张无效的2012年2月29日1万元《借条》即第八张《借条》系复印件，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某某（出借人姓名已被涂黑）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限六个月内还清。借款人：文某涛，2012年2月29日。”在诉讼中，符某清与蒲某均表示2012年2月29日未与文某涛发生借贷关系，文某涛仅向其俩人借了上述7张《借条》中载明的9万元，即第八张《借条》与符某清、蒲某无关。
另查明，符某清在诉讼中陈述称：2012年2月、6月，蒲某在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岛西林场附近茶店分2次将9万元交给了符某清，并由符某清分7次将9万元出借给了文某涛，每次交付现金给文某涛时蒲某均在场。蒲某在诉讼中陈述称：2012�3、4月，蒲某在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二环路上运宾馆一次性将3万元交给符某清，因其与文某涛并未相识，由符某清将此3万元出借给了文某涛，在涉案7张《借条》中其仅享有3万元的份额。文某涛诉称，符某清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迫使其出具上述《借条》后，其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在诉讼中，文某涛拒绝到庭接受询问。
上述事实有业经双方质证的8张《借条》、琼公平鉴（2014）文检字第12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琼公平鉴（2014）痕检字第343号《痕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中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自然人间借款合同的效力引发的纠纷，即系因民间借贷纠纷引发的确认合同效力之诉。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8张《借条》的效力。
一、关于2012年2月14日、2月18日、2月22日、2月25日、4月20日、5月25日、6月1日7张《借条》的效力问题。前述，本案系因民间借贷纠纷引发的确认合同效力之诉。对于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借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就本案而言，首先，从《借条》的形式上分析。经鉴定：7张《借条》中出借人“蒲某”二字与其他书写文字，不是一次性连续书写完成；其中“蒲”字是由“符”字基础上改写完成的。经查，《借条》载明的出借人“蒲某”及“符”字改为“蒲”字均系由符某清事后一次性添加及修改。7张《借条》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其次，根据《借条》载明的内容与当事人的�述分析。7张《借条》载明：借款金额共计9万元、出借人为蒲某。而作为出借人的蒲某就借款来源、支付时间、地点等借款主要内容的陈述与另一个所谓“出借人”即符某清的陈述均不能相互印证，并自相矛盾。且作为《借条》上载明的权利人蒲某，其借款的权利凭证即《借条》却由他人即符某清持有，亦与常理不符。对此，符某清与蒲某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其三，依据7张《借条》载明的借款内容，蒲某先后7次出借共计9万元给作为陌生人的文某涛，未约定借款利息，亦无任何担保，尤其是在文某涛多次借款尚未偿还的情形下，又先后再次借款给文某涛，有悖于日常生活规则。其四，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条》仅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在借款人提出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抗辩，且人民法院对借贷事实产生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时，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也就是说，在本案中符某清及蒲某持有的《借条》虽形式完备，但其持有的这7张《借条》存在诸多的疑点，对此符某清及蒲某应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将9万元借款交付给文某涛这一事实。而对于这一关键事实作为出借人的蒲某及述称为“出借人”的符某清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依照证据规则可认定符某清及蒲某并未将2012年2月14日、2月18日、2月22日、2月25日、4月20日、5月25日、6月1日7张《借条》载明的9万元借款交付文某涛，《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本案诉争的上述7张《借条》应属未生效的合同。也就是说，符某清及蒲某不能根据上述7张《借条》主张文某涛偿还7张《借条》上载明的9万元借款。
文某涛上诉称，符某清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迫使其出具上述《借条》，而其既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在诉讼中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尤其是在二审审理期间，文某涛在法庭明确要求其本人到庭接受询问时，其仍拒绝到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此，对文某涛主张符某清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迫使其出具上述7张《借条》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文某涛据此请求确认7张《借条》无效，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2012年2月29日《借条》的效力。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经查，文某涛诉请的此张《借条》系复印件，且蒲某与符某清在诉讼中对此张《借条》均予以否认，并均表示对此张《借条》不享有权利亦不主张权利。其次，该�《借条》上载明的出借人姓名已被涂黑，即在本案中该《借条》的权利人显无法查明。因此，文某涛直接诉请确认2012年2月29日《借条》无效，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但其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故予维持。文某涛主张8张《借条》无效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鉴定费29400，共计34000元，由上诉人文某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文朝柏
代理审判员 张模金
代理审判员 梁晶晶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田秀莉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