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3民终28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江源，男，1974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兆基、余兰平，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世纪置业（福建）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法定代表人：刘希泳。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征全、吴烨，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
上诉人黄江源因与被上诉人中信世纪置业（福建）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3民初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江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兆基、被上诉人中信世纪置业（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征全、吴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江源上诉请求：1.撤销（2017）闽0303民初745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内容，依法改判中信公司应向其支付拖欠的工资共计人民币2741335元（以下涉案币种除特别标注外均为人民币）；2.本案二审诉讼费由中信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中信公司实际已支付的工资远超过其提供的《高管聘用合同》中约定年薪24万元的事实，错误地认定中信公司提供的《高管聘用合同》为实际履行的合同。根据支付工资明细，中信公司已支付的工资为996565元及港币30万元。若实际履行的是年薪为24万元版本的聘用合同，那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只需支付48万元工资，但中信公司实际已支付的工资远高于该版本合同工资近三倍，可以证实黄江源的年薪并非24万元。双方2016年5月19日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也明确表明，卖车款用以偿还中信公司欠黄江源的劳动报酬及未报销款。然而中信公司在签订上述协议之前已支付黄江源工资851565元，远超年薪24万元，进一步说明双方实际履行的并非中信公司提供的《高管聘用合同》。虽然黄江源在2万元的工资发放表上签字，但只能证明其确有领取2万元的事实，无法证明其实际工资为2万元。一审法院在中信公司未能对“超额支付”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年薪为24万元，存在偏袒之嫌疑。二、一审法院滥用“高度盖然性”规则。黄江源一审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其年薪为200万元的事实。黄江源提供的《高管聘用合同》、《职务及收入证明》系中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部分履行。黄江源的年薪为税后200万元，分为月工资和半年工资两部分：月工资为税后人民币壹拾万元，按月发放；半年工资为每年6月和12月另发放税后工资40万元。上述工资构成系中信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如下：（一）录音证据：中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希泳在电话中明确承认尚欠工资款及报销款共计人民币238万元，即认可黄江源的年薪为200万元。一审庭审中，中信公司代理人也确认其向刘希泳本人询证过谈话内容的真实性。该录音来源合法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黄江源的年薪为200万元。（二）戴兴强的邮件证据：从中信公司财务经理戴兴强与黄江源的往来邮件可以证实，中信公司其他高管月工资也分为账外账内发放、黄江源的月工资为十万元（其中账面16880元，账外83120元）。该邮件中的账面工资表与中信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表在内容、制表格式、员工姓名排序上都存在一致，足以证明该邮件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且十万元呈规律性支付，账面由中信公司对公账户支出，账外工资由中信公司财务总监刘知渊账上支出，该份邮件与中信公司工资发放记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黄江源的月工资为十万元。（三）黄江源一审提供的与阳光城集团《劳动合同》、与廊坊御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动合同书》等证据，也可证实黄江源的年薪为200万元更为合理。因其应聘至中信公司之前月工资就已达到93250元，不可能接受一份月薪为2万元的工作。本案双方虽然有签订两个版本的《高管聘用合同》，但年薪200万元版本为实际履行的合同，年薪24万元版本的《高管聘用合同》，只是作为中信公司缴纳员工个人所得税使用。两个版本的合同原件均由中信公司保管。由于地位不对等，黄江源无法提供《高管聘用合同》的原件，只持有实际履行的《高管聘用合同》复印件。一审经办法官、书记员和黄江源的代理人看到两份年薪为24万元的《高管聘用合同》原件均在中信公司手中，证明了黄江源主张的两种版本的《高管聘用合同》原件均在中信公司处的事实。一审法院不顾上述事实，忽略黄江源的证据和观点，进而采用中信公司漏洞百出的证据，滥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枉法裁判。三、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理解有误，误将虚假《高管聘用合同》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本案双方在诉讼发生前已部分履行了黄江源提供的《高管聘用合同》版本，不能机械地看谁能提供合同正本，忽略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缔约过程中的地位不对等。
中信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已对超出24万元的工资做出认定，中信公司对超出部分做了合理解释。黄江源的工资依据中信公司提供的《高管聘用合同》分为两部分：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利润奖金，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认定“中信公司提供的证据比黄江源提供的证据盖然性大”是正确的，黄江源提供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中信公司提供的证据较为优势。中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未承认黄江源的年薪为200万元，录音真实性无法判断。关于黄江源提供的邮件：首先，不能证明邮件中的发件人“五源”系戴兴强，应由戴兴强到庭说明，否则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黄江源陈述其他高管的工资亦分为账外及账内两部分，应由其他高管到庭作证说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公司其他高管的工资有账外发放。三、原审法院并未将中信公司提供的高管聘用合同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中信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黄江源的年薪为24万元，提供虚假合同的系黄江源而非中信公司。四、黄江源的工资已超额发放，中信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
中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中信公司无须支付黄江源工资、报销款共计2512105.6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2日，黄江源与中信公司签订一份《高管聘用合同》，约定中信公司聘任黄江源担任其公司常务副总，期限自2014年6月12日起至2016年6月11日止；合同期内，黄江源的劳动报酬包括年薪24万元（其中基础工资每月2万元，绩效工资按照公司考核办法实施发放）、利润奖金、福利信息。合同签订后，中信公司按约支付给黄江源工资至2015年6月。2016年5月6日、5月23日，黄江源向中信公司出具收据，分别收到中信公司工资款10万元、14.5万元。因履行劳动合同产生纠纷，黄江源于同年6月7日向涵江区仲裁委申请仲裁。同年9月12日，黄江源又向中信公司出具收据，收到中信公司工资款港币30万元。涵江区仲裁委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涵劳仲案［2016］169号裁决书，裁决2016年6月11日黄江源与中信公司劳动关系解除；由中信公司支付给黄江源工资、报销款计2512105.69元。中信公司不服该裁决,遂于2017年2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双方对于2016年6月11日解除劳动合同和报销款101554.03元未支付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中信公司与黄江源签订的《高管聘用合同》系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中信公司提供的证据比黄江源提供的证据盖然性大，其待证黄江源工资报酬为年薪24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从上述认定的事实看，黄江源合同期内二年年薪工资计48万元，中信公司已支付清楚。黄江源请求按年薪200万元计算报酬，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双方同意于2016年6月11日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黄江源应得报销款101554.03元，中信公司应予支付；其辩解从其他已付款项中抵扣，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中信公司请求于法有据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无据部分，予以驳回。黄江源辩解合理部分，予以采纳；不合理部分，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判决：一、中信公司与黄江源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11日解除；二、中信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黄江源报销款101554.03元；三、驳回中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信公司负担5元，由黄江源负担5元。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黄江源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年薪24万元的合同是错误的。实际上，该份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故两份合同的原件均在中信公司处，没有交给黄江源。中信公司仅将实际履行的年薪200万元的合同复印件交由黄江源。与年薪200万元的合同相印证的有中信公司出具的职务证明、付款超过年薪24万元的记录、中信公司法定代表人与黄江源的通话录音、体现公司其他高管工资亦分账内、账外两部分的电子邮件、以及黄江源在其他公司任职的合同等证据，上述证据均可证实黄江源的工资远远超过2万元/月。同时，黄江源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中信公司按约支付给黄江源至2015年6月亦有异议，认为2014年12月以后就没有正常发放工资。除此之外，黄江源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中信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双方对于2016年6月11日解除劳动合同和报销款101554.03元未支付没有异议。”有异议，认为当时公司合计共欠黄江源工资约24万元，两次分别支付10万元和14.5万元后，已基本付清拖欠工资。中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受黄江源的蒙蔽，又从境外支付了港币30万元，折合人民币24万多元。一审庭审时中信公司对出庭财务人员郑晓芳陈述的还有十万多元报销款未付也如实予以认可，但中信公司认为其已额外多支付了24万多元，足以抵偿报销款项。但由于各种原因中信公司未提出上诉，特此说明。中信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其它事实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黄江源主张其实际履行的是年薪200万元的聘用合同，但提供的该合同仅为复印件，且在中信公司提供证据并主张该合同系盗盖的情况下，黄江源无法对其来源合法性作出合理说明，故黄江源认为履行的是年薪200万元的聘用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中信公司每月支付2万元工资这个事实，黄江源并无异议，只是认为还存在发放年薪24万元合同以外的账外工资，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另外签订的年薪200万元的合同。对此问题，即黄江源的实际工资数额本院在下文中一并分析。对于报销款未付的事实中信公司并无异议，只是认为其多付的款项足以抵偿报销款，但中信公司未就其主张的多付港币30万元提起反诉，也未就一审判决支付报销款不服提起上诉，故中信公司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中信公司虽然认可刘知渊是其公司的财务总监，亦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侄子，但对于刘知渊汇给黄江源的款项性质予以否认，认为不是中信公司发放的工资，而是刘知渊与黄江源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而黄江源基于刘知渊的特殊身份，主张其是代公司发放账外工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黄江源收到刘知渊汇款的两笔金额共计498720元，每月83120元的数额与每月财务发放的16880元合计正好与黄江源主张的每月10万元工资相吻合；对于刘知渊2015年2月16日汇款的83195元，黄江源主张系其2015年1月份工资，该数额与中信公司提供的2015年1月工资表中黄江源确认的工资16805元之和亦为10万元，即黄江源关于月工资10万元的主张能够自圆其说，且有相应的证据相印证。中信公司无法对其通过其他方式发放给黄江源24.5万元和港币30万元这一事实超过年薪24万元作出合理解释，故中信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依法认定黄江源的月工资为10万元。对于黄江源关于每年还有半年工资各40万元的主张，其仅提供聘用合同复印件，并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且在中信公司主张年薪200万元聘用合同及收入证明系盗盖的情况下，黄江源亦无法对其来源作出合理说明，故黄江源主张其还有半年工资80万元/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法认定黄江源的年薪为120万元，其工作两年的工资应为240万元。减去黄江源自认的中信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1258665元（包括自认30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262100元），中信公司仍应支付1141335元。对于报销款，中信公司并未提出上诉，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黄江源的上诉请求中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3民初74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3民初74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中信世纪置业（福建）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黄江源工资人民币1141335元；
四、驳回黄江源的其他上诉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江源负担6元，中信世纪置业（福建）有限公司负担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志华
审 判 员 吴远征
审 判 员 黄冰晶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许柏惠
书 记 员 廖彦骅
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