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甬鄞民初字第865号
原某：唐利明，暂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陈璐。
被告：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
代表人：周亚忠。
委托代理人：王晓华。
委托代理人：乐柯南。
原某唐利明与被告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原某不服甬鄞劳仲案字【2014】第176号仲裁裁决书，于2014年5月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徐望霞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于2014年10月16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某唐利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璐，被告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的委托代理人王晓华、乐柯南到庭参加诉讼。证人陈某、王某出庭作证。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某唐利明起诉称：1996年起原某进入原宁波市高桥工艺制品联营二厂从事拔草工作，时任厂长为周亚忠。1999年5月6日，周亚忠自行注册成立了个人独资企业即本案被告。同年8月，原某接受周亚忠的聘请，在被告处继续从事拔草和烘草的工作,但是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2年初，被告主动提出让原某不必继续从事拔草工作。2002年至2007年，被告安排原某在每年5月底至6月底仍需返回工厂从事烘草工作。原某由于长期在被告处从事拔草和烘草工作，工作中接触大量粉尘，常年累月致使原某已出现尘肺症状。因此，原某已向宁波市第二医院申请职业病诊断。由于原某没有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医院拒绝诊断和鉴定。2014年2月24日原某向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该委驳回原某的申请。现原某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原某从1999年8月起至2001年12月期间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被告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答辩称：原某从未在被告处工作过，也未从事拔草烘草工作，与被告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请求驳回原某的诉讼请求。
原某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及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1.仲裁裁决书1份，用以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2.作业工人体检总表1份，用以证明证人陈某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单凭体检表来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为体检表出具单位是鄞县职业病体检中心，并非被告，当时在工厂工作的人都进行了体检，包括临时来帮忙的工人，被告认为确定劳动关系必须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工资、考勤来综合认定；
3.鄞州区人民法院（2013）甬鄞民初字第1273号民事判决书、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甬民一终字第927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用以证明证人王某系被告的员工以及王某可以证明原某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因对判决结果不服，已经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已立案审查。被告认为在王某的案件中原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在本案中王某又为原某出庭作证来确认劳动关系，不符合基本逻辑。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及原某质证意见如下：
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1份，用以证明王某与被告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已经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并立案审查。原某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案件的立案审查不影响之前的判决书效力，至今为止，还是可以确认王某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协议书1份，该份协议书中记载“我厂新招的临时职工”的内容说明2002年8月30日协议书形成时原某刚来被告处工作，该证据能够证明体检表上工龄是随便写的。原某对协议书形成的时间有异议，认为按照常规落款时间应当写在署名之后，协议书中“2002年8月30日立”的内容无法确定是原来形成的还是后加的，同时该份证据侧面说明王再根确实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
3.仲裁庭审笔录1份，用以证明证人金某和周某在仲裁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并证明了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某对证人身份无异议，但是对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金某和周某作伪证，证人证言与体检表的记载不一致，两位证人的陈述有矛盾，原某对证人证言不认可。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
原某证据1，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某证据2，具有真实性，该体检表中记载了陈某的工种，工龄，证明陈某从事的工作是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且工作时间具有持续性，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陈某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该证据认定。原某证据3系生效法律文书，能够证明王某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证据1，系对原某证据3的反驳证据，该证据虽具有真实性，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对王某案件的再审请求，故该证据不能反驳被告与王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证据2，系王再根与被告签订，协议书中的“新招临时职工”指的是王再根，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告证据3，系证人金某和周某的证言，证人关于原某是否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原某申请的证人陈述相反，而证人金某、周某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两证人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原某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申请证人陈某、王某出庭作证。
证人王某陈述：证人与原某系同村村民。1993年起证人在高桥制品联营二厂工作。后来大厂解散，证人于1999年去被告公司工作，陈某、聂庆桃、唐明珍、唐利明和证人一起在被告处做拔草和烘草。拔草的时间为每年七、八月份开始，根据草的多少决定拔草的时间，一般每年都是6-7个月拔草时间。拔草完毕后，证人和原某等人回老家去，大概到5月底6月初再回被告处开始烘草。拔草需要梳子、剪刀、尺棒等工具都由被告提供。证人和原某等人做拔草时由周某管理，做烘草的工作时由金某管理。证人和原某等人的工资由周亚忠支付，拔草的工资是周亚忠直接支付给每个工人的，烘草的工作是由证人代某，然后转交给其他人的。证人和原某在被告处拔草做到2001年。
证人陈某陈述：证人于1996年在高桥的殷家桥头大厂工作。后来大厂分为三个小厂，周亚忠个人开了一个小厂，就是被告。证人于1999年到了被告处工作做烘草和拔草的工作，与证人一起去的还有聂庆桃、唐利明夫妇和王某、唐明珍夫妇。证人和原某等人从事拔草工作所需的工具有梳子、剪刀、尺子等，均由被告提供。拔草时由阿三（即周某）管理，烘草时由金某管理。原某在被告处工作至2001年。
对于证人陈某、王某的证言，原某认为两证人关于原某自1999年8月至2001年12月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陈述清楚、一致，应当予以认定。被告认为王某与原某系同村村民，具有利害关系，证言效力低，王某陈述是其带原某去被告处，工资由其代某，不排除王某在逃避承包关系的相关责任，故王某的证言不应采信。证人陈某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尚在确认过程中，身份尚未确定，无法证明原某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应采信。
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认为，在王某与本案被告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中，原某作为证人为王某出庭作证，但其证言未被采信。在本案中王某又为原某作证，原某与王某相互为对方作证，以期达到诉讼目的，两人存在较大的利害关系，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王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证人陈某的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根据原、被告的陈述以及对有效证据的确认，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2月24日原某向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原某与被告于1999年8月至2001年12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委于2014年4月21日作出仲裁裁决书，驳回原某的仲裁请求。原某不服，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某主张其在1999年8月至2001年12月期间在被告处工作，且双方属劳动关系，但其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利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唐利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徐望霞
人民陪审员 朱坚毅
人民陪审员 周能章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代书 记员 徐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