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0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昌兰，女，1968年3月9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格，重庆玖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詠，男，1956年12月19日生，汉族。
上诉人程昌兰与被上诉人刘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7日作出（2014）万法民初字第03528号民事判决，程昌兰对该判决不服，2014年6月23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9月1日，刘詠（乙方）与程昌兰（甲方）签订《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约定程昌兰以刘詠的报废出租车指标入股，并作为经营代表运营出租车，刘詠不参与经营行为。第二条约定“本合同一经签字生效，不受政策变化的约束”；第三条约定“甲方每月25号支付乙方工资1000元入乙方账户，不得逾期和短缺（24年共计28.8万元）。本合同从2005年9月1日起至2029年8月31日止为有效期”；第四条约定“……甲方暂用幸福5组4幢F楼4单元702号房……交乙方作正式长期抵押……”；第五条约定“在行使本合同24年中，甲方如遇婚变涉及财产分割或变卖等……甲方必须三天前通知乙方，首先完全补足乙方每月工资1000元24年的金额”。
2013年11月19日，程昌兰（甲方、卖方）与案外人程刚（乙方）签订《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约定程昌兰将由万州区政府分配而得的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作价15万元转让给案外人程刚。
另查明，2013年9月25日，万州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发出《万州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关于投放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有关事宜的通知》（万州运政发（2013）162号），该通知第一条明确“……公开配标比例为每三个经营期为24年的在营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配置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
在庭审过程中，经法官询问，双方当事人认可签订《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与实际履行该协议的事实；程昌兰认可2013年11月19日通过签订《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的方式将政府分配的8年出租车经营权指标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案外人程刚；刘詠认可其没有支付3G688号出租车的购置费，也没有分担向政府缴纳的8万元有偿使用费及车辆运营过程中的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刘詠与程昌兰在公开开庭审理过程中，经过举证、质证和法庭事实调查，对基本事实没有争议并当庭认可，同时认可法庭总结的争议焦点，均是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民事权利的正当处分，依法予以确认。在基本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本案现在的争议焦点集中于法律认识，即刘詠与程昌兰通过签订《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应当定性为个人合伙关系还是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
受让”关系。结合审理查明情况和诉辩双方意见，双方的法律关系应当认定为出租车个人合伙经营关系，综合评判如后：
首先，双方当事人没有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
受让”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依据该条，对合同条款存在分歧的，应当从合同文义、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方面进行解释。从形式上看，双方签订的是《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而非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该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甲方以乙方指标入股”，“入股”表明是刘詠以其报废车指标作为出资与程昌兰合伙经营，而非程昌兰一次性买断刘詠拥有的一个报废出租车经营权指标。从合同目的上判断，刘詠“入股”是为了获得经营收益而非转让自己拥有的出租车经营权指标。每月固定收取1000元，持续24年的期限与3G688号出租车的经营权期限一致，也表明刘詠的缔约目的不是为了转让其报废车指标。从交易习惯来分析，2013年11月19日，程昌兰与案外人程刚签订《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的行为表明，其具备判断以个人合伙方式共同经营出租车与一次性以“转让-
受让”方式买断出租车经营权指标差异的能力，能够区分合伙与转让。若诉辩双方当事人签订《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当时存在“转让-
受让”出租车经营权指标的意思表示，显然不会签订内容包含“入股”、“合伙合同”的书面协议。另外，以24年为期分期付款购买出租车经营权指标也与“转让-
受让”关系中受让方通常的支付习惯并不一致。
其次，刘詠存在出资行为，应享受合伙收益。程昌兰辩称刘詠没有分担3G688号车辆的购置费，也没有分担向政府缴纳的8万元有偿使用费，更没有分担车辆运营途中的相关费用等，故不存在合伙出资。刘詠以其拥有的一个报废出租车经营权入股，即为其出资行为。若没有刘詠的一个出租车经营权报废指标，程昌兰则不能完全取得3G688号出租车的经营权。至于购置车辆的费用、有偿使用费及运营的其他费用等，由于双方已经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刘詠不参与任何经营行为，故程昌兰作为实际经营者有义务自行承担渝3G6**号出租车实际运营的所有费用，刘詠不分担费用符合协议约定。
第三，2013年万州区政府配送出租车经营权指标，双方均认可缔约时未预见到此情况，客观上也无法预见；因此，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本合同一经签字生效，不受政策变化的约束”，其指向的范围并不包括配送8年出租车经营权情况。但是，2013年万州区政府向程昌兰配送出租车8年经营权指标，来源于诉辩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若没有刘詠参与出资的一个报废车指标，程昌兰无法享受到政府配送的8年经营权指标。该经营权指标转让后所获得收益，应当认定为合伙期间的合伙财产的增值，增值部分依协议约定的比例，应当支付给刘詠5万元。
第四，个人合伙具有极强的人合性，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通常由当事人协议约定，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在个人合伙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如何出资、出资比例如何、盈亏如何分担、债务如何承担、是否参与实际经营、合伙财产如何处置等应当认定为个人合伙的具体经营方式，由当事人平等协商后自行约定，法律并无强制性规范。我国法律也并没有把合伙人是否分担盈亏作为判断和认定存在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要件。程昌兰没有出示证据证明其经营存在亏损，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要求刘詠分担经营亏损，考虑到现实的出租车经营行情，程昌兰作为占比例三分之二的合伙人实际收益也远远大于向刘詠支付的款项。程昌兰辩称，双方的协议没有关于盈亏分担的约定，不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第五，协议中约定的担保条款等并不足以证明双方的法律关系实质。担保条款是为了保障程昌兰向刘詠支付价款义务的履行，而非用以证明双方是权利“转让-
受让”关系。程昌兰辩称认为，协议第五条有关财产处置条款与合伙财产的处置规则不同，故双方不是合伙。但该条款实为双方约定的合伙财产处置方法，应当按照约定进行处理。因此，不采纳程昌兰的该抗辩意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程昌兰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刘詠3G688号出租车新增经营权指标转让款5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程昌兰负担并径付刘詠。
程昌兰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詠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我与刘詠为出租车个人合伙法律关系错误。从《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约定和实际履行看，应是名为合伙实为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关系。因刘詠从未参与经营、管理和劳动以及合伙标的物的约定；除刘詠每月收取1000元的工资外，没有约定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同约定我每月支付刘詠工资1000元，足以表明刘詠的签约目的是获取以按月支付的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价款28.8万元；合同第五条约定表明我单方拥有对所谓“合伙”财物的处置权，与合伙人对合伙财产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的法律特征明显不符；我与案外人签订《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转让协议》的行为并不表明其具备判断合伙经营与指标的区别。2.《合同》第二条约定“本合同一经签字生效，不受政策变化的约束”。也就是说在合同生效后无论涉及出租车的相关政策如何变化调整，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刘詠的诉请主张恰恰是基于出租车政策变化所致，故按此约定刘詠无权享受政策变化带来的利益，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3.3G688出租车的经营权指标是用刘詠的一个1693指标和我的两个出租车指标共同换得的。一审已查明3G688出租车的购置费、向政府交纳的有偿使用费及车辆运营过程中的其他费用均是由我一人支付的，故刘詠不应享有3G688出租车三分之一的权利份额。况且刘詠提供的一个出租车经营权指标价值不能确定，亦即刘詠在3G688出租车所占份额无法确定。我获得15万元转让款的三分之一个出租车经营权指标，来源于万州运政发（2013）162号《关于投放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有关事宜的通知》即第一条明确“……公开配标比例为每三个经营期为24年的在营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配置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由此不难看出增配的8年期出租车经营权指标是基于在拥有一个24年经营期的在营出租车而获得。即使认定双方系个人合伙关系，由于双方在营出租车3G688的权利份额无法确定，一审判决支持刘詠的诉请也是错误的。
刘詠答辩称：几年前在出租车行业内部很多人都知道我与程昌兰签订了合伙合同，程昌兰也曾在公开场合承认过我们是合伙关系，并且签订合同时在运管处备了案的。合伙已有九年了，只是因为程昌兰将政府2013年9月25日发文对每三个经营期为24年的在营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配置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卖了15万元后才不承认我们之间是合伙。我们发生纠纷后，出租车公司也派人来调解过。程昌兰称我们之间不是合伙是转让，但也提供不出证据来佐证。事实上在出租车行业像我们这种合伙形式还有很多。按程昌兰代理人的说法，程昌兰现在经营的出租车她也没有参与管理，因修车、加汽都是驾驶员在做。程昌兰现在的收益是我的十几倍。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刘詠与程昌兰签订的《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是个人合伙还是转让法律关系的问题。从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看，合同标题是合伙，内容约定刘詠以其出租车1693报废指标经营权入股，程昌兰每月向刘詠支付工资1000元致24年合计28.8万元，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因双方在合同中没有“转让”二字的约定，况且在审判实践中，转让合同约定的分期付款最长只有几年，而没有哪一个转让合同约定分期付款长达24年之久的案例，故本案应定性为个人合伙法律关系。
二、关于政府增配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是否系“……不受政策变化的约束”合同约定的问题。虽然双方在《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第二条约定“本合同一经签字生效，不受政策变化的约束”，但该约定是针对本合同内的约定，亦即刘詠以其出租车1693报废指标经营权入股，程昌兰每月向刘詠支付工资1000元致24年合计28.8万元不受政策变化的约束。政府给3G688出租车增配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是双方在《出租车合伙合同（协议）》约定之外的双方不可预见的，因此不受本案合同“不受政策变化的约束”的合同约定。
三、刘詠主张的权利是否须按其提供的一个出租车经营权报废指标价值来确定的问题。因程昌兰的3G688出租车经营权是从刘詠的1693报废出租车经营权指标和程昌兰自己的两个报废出租车经营权指标合计三个报废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而来，程昌兰将政府给3G688出租车增配一个经营期为8年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卖了15万元，刘詠为此与程昌兰发生纠纷后诉至法院，主张其应获得15万元转让款的三分之一个出租车经营权指标，一审法院判决程昌兰支付刘詠3G688号出租车新增经营权指标转让款5万元并无不当，故程昌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程昌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江善进
审 判 员 胡兴成
代理审判员 李洪武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