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5民终5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凯,男，198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茌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顺，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昌路南嵩山路西。
负责人：任建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可，男，1988年5月3日出生，汉族，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职员，住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上诉人刘凯因与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聊城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3民初2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顺,被上诉人阳光财险聊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凯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程序错误。（一）、一审未对上诉人庭后提交证据组织质证。1、针对被上诉人的庭审质证意见，上诉人于庭后向一审法院另行提交公安系统卡口照片，用以证明鲁Ｐ×××××号轿车事故发生前驾驶人为刘峰，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在判决中也未体现；2、上诉人于庭审后当天下午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出具的《个人汽车贷款结清证明》，该证据更加直接地证明了上诉人为诉讼唯一的权利主体，一审法院虽通过上诉人提供的“贷款还清截图”来推理上诉人的主体适格性，但对上述证据不组织质证及不在判决中引用该证据，仍然是不可回避的明显程序错误。（二）一审判决总结的所谓焦点问题与庭审当庭总结的完全不一致，即判者未审、审者未判，属严重程序错误。针对上诉人起诉及被上诉人答辩，一审当庭总结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原告方是否存在酒驾行为”；一审判决第七页本院认为的第一个焦点问题确是“涉案争议事实无法被查明的责任由何人承担”。二者绝非同义，审理方向相去甚远，可法庭审理确是围绕当庭的焦点问题展开，并未涉及所谓事实查明的责任问题。二、一审判决证据认证与论证说理严重自相矛盾且逻辑混乱。一审判决第5-6页为证据认证的段落。判决采信了上诉人提交的车损及修理费用的证据、还清贷款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刘洋书写酒后驾车放弃索赔的证据，部分采信了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代抄单》、《调查说明》中双方共同认可的部分；对上诉人提交的公安卡口照片、四个证人的证言全部不予采信。一审判决第8-9页为论证说理的段落。判决首先提出问题，即“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事故发生时由谁驾驶”，于是，依次对认证的证据逐一分析，认为“而刘洋并非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其所作出的证明同样存在瑕疵”，论证的结论是“原告方对于涉案事实的无法被查明承担主要责任”。1、判决采信了刘洋书写酒后驾车放弃索赔的证据，判决的事实就只有一个，即刘洋为驾驶人，且为酒驾，何谓查不清。2、即已明确判决采信，为何又认为“其所作出的证明同样存在瑕疵”。3、“事故发生时由谁驾驶”还是“涉案事实的无法被查明承担主要责任”，原审判决未查清。三、“事故发生时由谁驾驶”现有证据完全可以查清。1、上诉人所提供的照片系交警部门车辆道路行驶监测系统所拍摄的高清照片，用于证实事发前刘峰驾车的行驶路线。该系统被广泛应用于违章处理、犯罪人员的身份确认等用途；2、法庭当庭仔细询问了上诉人及刘峰当时的行驶线路，完全可以排除他人驾驶的时间和可能；3、民诉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中规定，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亲属证言只是小于其他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而不是没有证明力。案发深夜、地处村野，正常情况下发生事故时首先想到和联系的肯定是亲朋，故亲朋是第一时间知道事故客观情况的证人。而证人一致证实刘洋不是驾驶人，刘峰为驾驶人，且当时受伤昏迷。一审应当依据《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而不是一概否定；4、“从原告刘凯所提交的刘峰与刘洋的身份证照片来看，两人长相相似”，是审判人员的个人主观判断，不能代表中间智力的普通多数人的判断的证据认证规则；5、一审判决认定：“刘洋并非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其所做出的证明同样存在瑕疵”，有瑕疵的证据原则上不能直接采信，即刘洋不是驾驶人；6、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代抄单》、《调查说明》中，上诉人认可的事实是，事发地点、报案出现场情况、二次报案情况，一审判决已经采信，证明被上诉人受理后拒赔。四、一审判决责任依据错误。（一）一审错误适用了关于酒驾免责约定的适用。1、判决采信了刘洋书写酒后驾车放弃索赔的证据，即可认定刘洋为驾驶人，且为酒驾，可直接适用保险条款第2条酒驾免责的约定，痛快地判驳，不解一审为何如此处理；2、一审判决同时又认定“刘洋并非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其所做出的证明同样存在瑕疵”，有瑕疵的证据原则上不能直接采信，应综合判断，更不能依此作为假设的条件，认为“如驾驶人为刘洋，则其在证明中已经明确承诺因酒后驾驶放弃保险索赔”，继而确认“原告方当然缺乏要求理赔的依据”。（二）一审错误适用了关于遗弃现场、未及时通知的免责条款。一审认为：“如驾驶人为刘峰，则刘峰在事发后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未依法采取相关措施并及时通知保险人，该情况同样符合保险条款中赔偿责任免除的情形”。但保险条款的约定却是：“2、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辆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辆离开事故现场的及驾驶人饮酒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同时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于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1、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未依法采取相关措施、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分属于保险合同中的不同条款，不能一并适用，更不能交叉适用；2、驾驶人刘峰被接走就医不属于遗弃车辆、通知亲朋前来接受处理不属于未采取措施；3、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者允许的驾驶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事故发生后，其弟弟刘洋及时报案，被上诉人赶到现场处理，不属于未及时通知，更谈不上故意或重大过失；4、报案后，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确定的责任在保险公司，只有因不及时报案导致的无法查清责任才归于投保人，其中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未充分理解。5、因利害关系原因，被上诉人可能会尽量免责处理，所以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不是不能查清，而是愿不愿意查清。如后者，所以诉讼。6、法院应当依据在案证据，依法审理并予以查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合同条款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阳光财险聊城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判决公正，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请求。
刘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在投保保险范围内向原告支付车辆损失维修费24600元，判令被告支付由原告垫付的树木赔偿款800元，共计254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2月1日，原告刘凯为其所有的鲁Ｐ×××××号轿车一辆在被告阳光财险聊城公司处投保交强险、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险等。保险期间为一年，原告刘凯依照约定缴纳了保险费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处均有原告刘凯的签字。车辆损失险保险条款第八条及第三者责任险第二十四条均约定：“1.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2.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辆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辆离开事故现场的及驾驶人饮酒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车辆损失险保险条款第八条及第三者责任险第二十四条均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于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2016年2月20日23时前后，涉案车辆行驶至广平乡丁莫村东头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驶出路外，撞到路边树上，导致车辆及树木受损。事故发生后，刘洋向被告阳光财险聊城公司报案称其妻子纪雯驾驶车辆发生事故。随后，保险公司勘验员来到事故现场，向报案人及驾驶人进行了询问。经询问后，刘洋向勘验员出具了书面证明，证明内容显示:“鲁Ｐ×××××号轿车事故时由刘洋驾驶，因酒后驾驶自愿放弃索赔，此为本人意愿，属实；鲁Ｐ×××××号轿车的实际所有人为刘洋，如产生纠纷与保险公司无关。”之后，被告阳光财险聊城公司查勘人员离开。第二天，原告刘凯携刘峰一起到被告保险公司处报案，并称刘峰为上述事故发生时的实际驾驶人，事故发生后，刘峰因受伤被送往贾仓村诊所进行救治，将刘洋留在现场处理事故，当时保险公司未予以理赔。此后，为维修事故车辆，原告刘凯花费维修费24600元。车辆维修完毕之后，原告刘凯要求被告阳光财险聊城公司理赔未果，于2016年8月4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阳光财险聊城公司赔偿车辆损失24600元及树木损失800元，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争议事实无法被查明的责任由何人承担；二、原告刘凯要求被告阳光财险聊城公司赔偿损失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于保险合同及条款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且原告刘凯作为投保人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处签字，因此，应当认为保险合同及相应的保险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积极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双方所争议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事故发生时由谁驾驶。原告刘凯提交了证人证言及公安交警卡口的照片证明实际驾驶人为刘峰，但是，四名证人均与原告刘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证人证言均有高度的主观性且无明确详细的事故发生细节作为比对，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其所主张的客观事实的存在；对于公安交警卡口的照片，原告所提供的照片系交警部门车辆道路行驶监测系统所拍摄的照片，照片的清晰度并不高，同时从原告刘凯所提交的刘峰与刘洋的身份证照片来看，两人长相相似，因此，单从原告刘凯所提交的交警卡口照片来看，缺乏明显的对比特征，无法认定事故发生时由谁驾驶。被告阳光财险聊城公司提交了刘洋的证明及查勘员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实际驾驶人为刘洋，查勘员的情况说明系单方材料并未得到对方的确认，不足以为证；而刘洋并非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其所做出的证明同样存在瑕疵。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涉案事故发生在乡间小路，事故现场并不具备监控摄录条件，在现有的证据中，已不足以对事发当时的客观情况进行高度可能性的还原。但是，被告刘洋作为已经成年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事故发生时其尚在事故现场处理保险理赔及向被损坏树木的所有人进行理赔的事宜，其以酒后被胁迫的理由辩称书面证明上的内容并非其本意，显然与一般常理不符。同时，假设如原告刘凯所述，刘峰为实际驾驶人，那么从其证言中可以看出，其经贾仓村门诊查看后并无大碍，其伤情并不严重，其在事故发生后也应当及时向保险人进行报案并陈述事实真相，而不是径直离开。因此，依法应当认定，原告方对于涉案事实的无法被查明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保险是双务合同同样也是双利合同，在保险合同的履行中，投保人有及时如实告知的责任，而保险人有积极足额理赔的责任。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1.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2.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辆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辆离开事故现场的及驾驶人饮酒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同时还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于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案中，基于原告方的原因导致事故发生时的驾驶人到底是谁无法被查清，如驾驶人为刘洋，则其在证明中已经明确承诺因酒后驾驶放弃保险索赔，原告方当然缺乏要求理赔的依据；如驾驶人为刘峰，则刘峰在事发后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未依法采取相关措施并及时通知保险人，该情况同样符合保险条款中赔偿责任免除的情形。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原告刘凯要求被告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6元，减半收取218元，由原告刘凯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刘凯提交了当天下午刘锋（白色车辆）和刘洋（红色车辆）不同卡口照片及事发前刘锋驾驶鲁Ｐ×××××车辆的卡口照片，从该两张照片中可证实刘洋戴眼镜驾驶车辆，而刘锋不戴眼镜，且两人穿着不同，拟证明案发时鲁Ｐ×××××车辆驾驶人为刘锋，该证据来源于聊城市交警五中队。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该证据是由上诉人单方提供，不能证明该证据是由聊城市交警五中队出具。另外，当天下午两张照片以及夜间的照片并不能证实事故发生时上诉人所说的由刘锋驾驶，从照片上看只能证实拍摄照片的当时是由某人驾驶，不能证实该照片之后一段时间驾驶人的身份。
上诉人提交的卡口照片中显示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2月21日17:27:45、17:45:40、21:56:57，刘锋在一审出庭时称是在2016年2月21日晚上22时30分左右发生的事故，故上诉人提交的刘锋和刘洋驾驶车辆的卡口照片无法证明此后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驾驶员为刘锋。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判决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保险金25400元。
上诉人主张涉案车辆发生事故时的驾驶员为刘锋，但事故发生后刘洋向被上诉人报案称驾驶员为其妻子纪雯，后又书写了内容为：“鲁Ｐ×××××轿车事故时由刘洋驾驶，因酒后驾驶自愿放弃索赔”的证明，故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方关于车辆驾驶员的陈述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因涉案事故为单方事故，故事故发生时的详情只有当时的车上人员和上诉人方处理事故的相关人员最为清楚，但上诉人主张的驾驶员为刘锋与刘洋报案的陈述及书写的证明并不相符。刘洋在到达事故现场时已经饮酒，若当时的驾驶员为刘锋，刘洋在明知饮酒的情况下仍认可其是驾驶员不符合常理。因事故现场并未安装监控设备，已无法对事故的发生过程进行还原，上诉人方的陈述与刘洋的行为存在矛盾之处致使无法查清事故发生的驾驶员是否为刘锋。上诉人对于保险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是刘锋，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若刘洋为驾驶员，因其认可酒后驾驶，并自愿放弃索赔，故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若刘锋为驾驶员，其在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刘洋亦未向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如实陈述刘锋为驾驶员，并认可其为车辆驾驶员，致使无法查清保险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及是否存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责任免除的情形，故原审判决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保险金25400元的诉讼请求未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6元，由上诉人刘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吴艳锋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 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