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穗番法行初字第12号
原告孙海波，男，197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住所：。
法定代表人李启森，职务：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田威，是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卫才志，是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工作人员。
原告孙海波不服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4401263004700692），于2014年1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于2014年1月22日补齐资料。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海波，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的委托代理人田威、卫才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于2013年10月18日对原告孙海波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4401263004700692），以原告未随车携带驾驶证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扣留原告的电动车。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4401263004700692），以此证明扣留无牌电动车；2、执勤经过，以此证明民警陈述的扣留车辆的经过；3、人民警察证，以此证明执法主体资格；4、拓印证明，以此证明被扣车辆的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5、道路交通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属性说明），以此证明被扣车辆属于轻便摩托车；6、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以此证明电动自行车的相关定义；7、被扣车辆相片，以此证明被扣的无牌车辆；8、《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此证明扣留车辆的法律依据。
原告孙海波诉称，2013年10月18日9时左右，原告驾驶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凯骑”牌电动车，在道路上正常行至广州番禺区大学城星光下道时，被两名身份不明之人，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将原告带至执法车边，一名警官要求原告出示身份证，仅告知原告“该车不能上路，要扣留检查是否超标”，即当场决定“扣车”，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购买的“凯骑”牌电动自行车，属于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扣车当时原告还携带有该车发票和三轮摩托车驾驶证，原告这款车设计最高时速、空车重量和外形尺寸，均符合电动车的有关国家标准，并非其他类型“机动车”，原告骑电动自行车正常上路行驶，并遵守交通规则，行使的是公民自主选择出行方式的权利，原告的行为不存在任何违法。被告却错误认定原告的车辆属“机动车”，虚构原告未带驾驶证的所谓“违法事实”（代码1110），并且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第1款之规定，对原告实施“扣车”，被告的行为违法，并且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1条第2项之规定，公民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对限制人身自由或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1、2目之规定，依法撤销被告的违法行政强制措施，并责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扣留”的电动自行车。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以此证明原告身份；2、被告组织机构信息查询结果，以此证明被告组织机构代码；3、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以此证明原告的驾驶资格；4、被扣电动车的发票及合格证，以此证明车辆的来源合法；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此证明车辆被扣的事实。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辩称，一、原告孙海波的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2013年10月18日上午，我队十中队民警陈少加、陈敬伟等人在广州大学城星光下道路段设岗查车，上午9时20分左右，民警陈少加发现一男子驾驶一辆黑色无牌电动车，遂将其截停进行检查，发现该车设有时速表，且车辆外观不属非机动车范畴，初步认定为超标电动车，于是执勤民警现场要求驾驶人孙海波出示驾驶证，但其无法提供。民警依照相关规定现场开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暂扣该车作进一步调查处理。二、原告驾驶的无牌电动车不属非机动车范畴。为查清被扣无牌电动车的性质，我队于2014年1月3日委托广东安盈汽车保险事故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汽车修理厂对该车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无号牌（电机号：11051205413120）凯骑电动车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该车应视为机动车；根据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5.2.1款对两轮轻便摩托车的定义，故该车为两轮轻便摩托车。三、我队对原告（孙海波）驾驶无号牌电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条文正确，程序合法。我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扣留原告的无号牌电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必须依法登记（办理牌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同时，广州市早在2006年出台规定，明确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对电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电动车属广州市严管的“五类车”范畴，是高危车辆，近年来一直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上级公安部门要求重点查处、打击的对象。同时，电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也导致受害人无法得到索赔，是引发一系列后期矛盾的主要原因。综上所述，原告驾驶无号牌机动车（超标电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我队对其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4401263004700692）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被告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18日上午，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十中队在广州大学城星光下道路段设岗执勤，9时20分左右，执勤民警截查原告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车。被告以原告未随车携带驾驶证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原告的无号牌电动车予以扣留作进一步调查处理，并现场开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4401263004700692），告知当事人在15日内到十中队接受处理。原告现场签收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4401263004700692），未在凭证上注明有异议。现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因此，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第（三）项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包括扣押财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于2013年10月18日对原告孙海波的车辆实施了扣押，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但其直至本案审查时止，被告仍对原告的车辆进行扣押，违反了该法规定的扣押期限，其扣押措施违法。被告认为原告的被扣车辆经检测属于两轮轻便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而且原告的驾驶证是D类型，不能驾驶机动车，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被告的上述主张不能成为超出法定期限扣押车辆的理由，被告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对被告所扣押的原告车辆作出处理。故对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被扣押的车辆，应由被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五十九条第（二）项、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对原告孙海波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4401263004700692）。
二、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依法对原告孙海波被扣押的车辆作出处理。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谭碧仪
人民陪审员 黄苑仪
人民陪审员 何玉玲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邓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