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台商终字第3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良逸。
委托代理人：何达松。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苏志坚。
委托代理人：陈谷静。
上诉人叶良逸为与被上诉人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4）台临商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良逸的委托代理人何达松，被上诉人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苏志坚及委托代理人陈谷静，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依法办理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的审批手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1月5日，原告叶良逸与被告签订挖砂《合同书》。该合同承包地点为：灵江两桥至柴埠渡段；承包期限为5年，从2009年至2014年10月底止；承包款共计人民币150000元，一次性付清。原告于2009年12月23日向被告支付承包款人民币150000元。原告叶良逸在2011年6月仍在河道中挖砂。
原告叶良逸于2014年2月2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9年11月5日，原、被告签订《合同书》约定：被告将该村灵江两桥至柴埠渡段河道内的挖砂承包给原告（采挖所得砂石由原告自行销售），承包期限为5年，从2009年至2014年10月底止；承包款共计人民币150000元，一次性付清，合同还对承包地点及违约责任等作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09年12月23日按约向被告支付承包款人民币150000元，被告出具发票给原告。原告进行河道采砂开工不到2个月，就遭到被告部分村民阻止，不准原告采砂；临海市水利局也告知原告不得在河道采砂，被告无权将河道采砂承包给原告。原告得知被告无权发包后，立即停止挖砂。事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归还承包款并赔偿利息损失，被告均予以拒绝。现原告叶良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被告于2009年11月5日签订的《合同书》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承包款人民币150000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人民币75000元（按照月利率1%计算，从2010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2月28日，共50个月）；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在原审中答辩称：原、被告之间签订挖砂合同及本被告收取承包款人民币150000元事实。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成立，双方签订的合同在当时是有效的；即使合同无效，也是原告的过错所造成。原告挖砂必须取得水利局有关采砂许可证才可以进行挖砂，这是原告应履行的义务。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第四条规定：“在承包期内如有政策变动及外人干扰采挖，一切由乙方负责处理，并不退还承包款”，故原告的损失应由其自负。原告对其陈述的进行河道挖砂开工不到2个月，遭到部分村民制止以及临海市水利局告知其不得在河道挖砂的事实未提供证据。综上，被告已按合同履行，收取原告的承包款，享有合法权利，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条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必须报河道管理机关批准。《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采砂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申领采砂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河道砂石开采权，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招标等公开、公平方式出让。河道砂石开采权出让方案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制定；出让方案应当明确采砂范围、数量、期限、作业方式、作业时间和弃渣弃料处理、采砂场所恢复、违约责任等。因此在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被告明知河道中的砂不属于其集体所有，而是属于国家所有；原告叶良逸明知国家对河道挖砂采取许可证制度，河道挖砂应当依法申领采砂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但双方仍恶意串通，签订挖砂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故依法确认原告叶良逸与被告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之间签订的《合同书》无效，对被告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根据该合同收取的承包款人民币150000元予以收归国家所有（对原告叶良逸根据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可由行政部门予以处理）。原告叶良逸认为其在河道挖砂不到2个月就停止挖砂的主张，因其未提供证据，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提出的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成立且在当时有效以及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因该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系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不予采纳。原告叶良逸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于2014年5月5日作出判决：一、原告叶良逸与被告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于2009年11月5日签订的《合同书》无效；二、被告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收取的承包款人民币150000元上缴国家所有；三、驳回原告叶良逸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75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337.50元，诉讼保全费1645元，合计人民币3982.50元，由原告叶良逸、被告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各负担人民币1991.25元。
上诉人叶良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恶意串通签订挖砂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没有事实依据。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书时没有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和行为。在签订合同书前，被上诉人声称本村所有灵江两桥至柴埠段河道可挖砂，经村集体商量同意发包给上诉人，上诉人也知道在灵江两岸及始丰河道范围都是由所在的村对外发包挖砂，故认为被上诉人有权发包。这份合同签订双方是公开的，被上诉人方有村干部7人在合同书上签字，被上诉人在庭审答辩时还认为自己有权发包，合同有效。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由于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了解，按照他人习惯形成，根本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书，上诉人是在受欺诈情况下订立的。上诉人因不懂法律，只知道灵江两岸及始丰溪河道都是村里发包，被上诉人作为一级集体组织，应当知道发包给上诉人采砂范围的河道不属本村集体所有。上诉人开始挖砂不久就遭遇到被上诉人部分村民阻拦，导致上诉人无法进行采砂，后经临海市水利管理部门告知上诉人，村委会无权将河道采砂进行发包，上诉人才得知被上诉人无权发包。实际上，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欺诈的情况下才与被上诉人签订河道采砂合同书。3、原审法院认定“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上诉人明知河道中的砂属于国家所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明知”的唯一证据是合同书，但该合同并未显示任何上诉人存在明知的行为。4、原审法院以“明知河道中的砂不属于其集体所有，而属于国家所有；原告叶良逸明知国家对河道挖砂采取许可制度……”来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理由不能成立。二、原审法院作出判决所适用的法律错误。1、原判认定合同无效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书时，双方没有任何恶意串通事实发生，本案合同无效是被上诉人违反了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将河道采砂发包给上诉人，故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2、原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超越了民事诉讼所主张权利范围。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15万元承包款，其来源属于上诉人的合法财产。由于不能继续采砂，双方又没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主张返还承包款合理合法，原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将收取的承包款上缴国家所有，不仅没有证据证实，同时也不符合民事诉讼当事人提出的主张和合同法、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更不符合公平原则。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第二、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承包款人民币150000元，并赔偿上诉人利息损失75000元，或者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判决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依照日常经验、行为习惯等，根据盖然性原则判断和认定2009年11月5日所签订的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水资源不属于集体而是属于国家所有，这是基本的常识。在明知河流是国家的前提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前任村委会却以侥幸的，掩耳盗铃的方式签订了河道采砂合同，完全能够认定为是恶意串通。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书》也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依法无效。我国《水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河道采砂必须经行政许可，否则不能进行。该规定应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了该规定，则合同无效。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没有及时向国家水务部门提出采砂许可证申请，直接在灵江河岸进行采砂，且滥采滥挖，导致两岸生态恶化，河道的河势改变，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三、合同无效所致法律后果。《合同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河道管理条例》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上诉人长达两年的采砂，所获取的利益是非常之大，被上诉人只收到15万元，目前处罚的就是被上诉人非法所得的15万元予以上缴，上诉人认为把他的15万元没收，这是上诉人的理解错误。如果将15万元承包款返还，势必有违公序良俗，有违社会公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必须报河道管理机关批准。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开采河砂必须“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管理办法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因此，我国对河道采砂实行许可证制度。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尚未取得上述两个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09年11月5日签订了《合同书》，被上诉人将该村灵江两桥至柴埠渡段河道内挖砂发包给上诉人，违反了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应属无效。关于双方争议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因而合同无效的问题，本院分析认为：在现实中，我市一些地方河道沿岸的村委会将河道挖砂发包给他人并收取“承包费”的事情较为普遍，对于已经办理了审批手续，纳入河道管理部门管理的，当地政府往往也是允许其采挖的。因此，合同是否有效关键在于有无取得相应的许可证。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也不能因为后来上诉人未取得采砂许可证采砂，就推定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就存在恶意。对于上诉人的无证采砂行为，临海市水利部门也已经作出了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故对应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本案应属于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恶意串通签订挖砂合同，缺乏事实依据。
根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看，上诉人在发包河道内采挖砂石，时间长达19个月之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上诉人的采砂行为也给被上诉人河道两岸及道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从平衡双方利益角度考虑，本院酌情判令被上诉人返还给上诉人60000元承包费。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利息损失75000元，因双方违法订立采砂合同均存在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故本院对上诉人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未取得采砂许可证，就直接在灵江河岸进行采砂，并且没有按照规定采砂，破坏防护林，导致两岸生态恶化，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河道主管机关已经根据《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上诉人进行了处罚，并且，本院在判令被上诉人酌情返还上诉人承包费的金额时已考虑了这些因素。
综上，上诉人叶良逸的上诉主张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并直接将被上诉人收取的承包款人民币150000元上缴国家所有，不仅适用法律错误，而且程序违法，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4）台临商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撤销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4）台临商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上诉人叶良逸承包款人民币6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675元，减半收取2337.50元，由上诉人叶良逸负担1714.2元。被上诉人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负担623.3元；诉讼保全费1645元，由上诉人叶良逸负担1206.3元，被上诉人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负担43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75元，由上诉人叶良逸负担3428.3元，被上诉人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梅浦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24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阮丹军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代理审判员 王晓婷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