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04民初5927号
原告：刘明静，女，1978年6月13日生，户籍地长春市朝阳区。
被告：吉林省邮政公司。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3088号。
负责人：王志奇，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军，系该单位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珊，系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3088号。
负责人：李革平，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军，系该单位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珊，系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明静诉被告吉林省邮政公司（以下简称“省邮政公司”）、第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立案后，于2017年12月5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明静、被告和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吉军、黄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明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从2009年1月至今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8,600.00元（2,600.00元/月×11个月）；3.被告支付原告自2013年1月至2016年11月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2,200.00元（2,600.00元/月×47个月）；4.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拖欠的工资23,400.00元（2,600.00元/月×9个月）；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原被告之间系非全日制用工关系是错误的。原告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虽与其签订了非全日制合同，但是该合同是在未向原告无任何说明的情况下签订的，原告作为用工关系中的弱势方，没有选择余地。同时，虽然签订了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但工资及工作时间均没有变化，劳动者作为普通的公民，不能苛责其在法律上明确认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之间的区别。原告工作八小时有被告留存的出入库单据予以证明，单据上均有主管张明昌和主任卢红梅及原告的签字，而且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亦能证明原告工作八小时。在原告的银行流水中，2015年之前的工资结算方式均为月结，其后的工资虽为半月一结，但工资标准不符合非全日制用工合同的标准（被搞成非全日制工资标准为每小时10元），在其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不便的情况下，其工资标准也未发生变化，故不符合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固定。双方应为全日制用工关系。第二，原告自2005年4月到被告处工作，被告依据双方签订的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主张双方自2007年3月2日建立劳动关系。双方于2013年开始签订非全日制合同，但自2007年3月至2013年1月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且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双方为非全日制用工关系，而原告却能证明双方之间为全日制用工关系，应认定双方自2009年1月至今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第三，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多年，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形成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05年4月开始形成劳动关系。
被告省邮政公司辩称，第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对于双方劳动关系认定是正确的，从原告开始到被告处工作之日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双方之间一直为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合同签订和实际履行中都未对其劳动关系性质进行过变更。原告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曾为被告公司的非全日制职工，工作岗位为食堂服务员，主要工作内容是早、午两餐的用餐服务，由于被告公司的就餐时间是早餐7:30到8:20，午餐11:40到12:40，原告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4小时，符合非全日制劳动关系规定。原告与被告曾签订了《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并在吉林省劳动厅进行了备案，合同终止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合法，解除有效。在此之后，被告与原告未继续延续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原告签订的《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中个人信息及签名系原告本人手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订的协议有效，并且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系基于任何非自愿或受到威胁原因签订的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在没有合法的相反证据情况下，仅仅以不知晓法律关系区别而否认合同效力明显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原则。原告曾作为被告餐厅服务员的事实是已经明确由双方认可的事实，而被告食堂岗位工种齐全，有专门的全日制食堂管理员管理作为国有企业资产一部分的食堂物资负责出入库并且负责采买食堂物资，由非全日制洗摘工、清洁工负责菜品、餐具及食堂卫生清洁，并且被告也为上述人员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在此情况下，不存在事实上需要原告身兼数职的必要。第二，由于原告为非全日制人员，依法可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自2013年开始，被告基于内部管理需要开始与非全日制职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且在劳动合同中也明确了原告非全日制职工的身份等具体事项，实践中双方也是按照上述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的。且2015年12月31日原被告之间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终止。双方主体之间不再存在用工关系，2016年1月开始原告与第三人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故在2015年底原告与被告已经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2017年原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工资已经全部结清。2015年12月31日双方解除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后，未延续劳动关系，解除时已经结清原告全部工资，并且被告已经不进行任何经营。同时，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已经一年多之后申请人提出劳动仲裁，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其仲裁请求及诉讼请求都丧失了胜诉权。
第三人邮政分公司述称，第三人同意被告的全部答辩意见。第三人与原告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原告曾为第三人公司的非全日制人员，为第三人公司食堂服务员，曾与第三人签订了《非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并在吉林省劳动厅进行了备案。2016年10月开始，由于第三人食堂装修并外包，与吉林新阳光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全部食堂人员由承包人自行组织，故由于上述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不能继续履行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经过第三人多次通知及与原告协商，由于原告拒绝在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上签字，故第三人在2016年11月16日通过报纸登载了通告，期限届满后由于原告仍未到第三人处办理手续，第三人依程序于2016年12月17日出具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并进行备案。原告为非全日制职工，在第三人处做食堂服务员期间，原告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符合其劳动合同的约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第三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合法。第三人不拖欠原告工资。2016年10月开始，由于第三人食堂外包，经过通知，原告已经不在第三人处工作，原告也明确了其已经经过通知不再上班的事实，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工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1日,原告刘明静与被告省邮政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使用），双方约定合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合同中列明乙方刘明静在甲方省邮政公司工作起始时间为2007年3月2日，乙方担任食堂服务员的岗位。2014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此份合同上列明乙方在甲方工作的起始时间为2007年3月6日。2015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了一份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此份合同上列明乙方在甲方工作的起始时间为2007年3月6日。2015年1月27日省邮政公司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行了签订劳动合同备案，备案名册中载明刘明静的用工形式为“非全日制”。2015年4月1日，省邮政公司的母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进行了改制工作，成立第三人邮政分公司，由邮政分公司承接省邮政公司除股权/股份外的各类资产、业务、人员、债权、债务。2016年1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书面的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约定用工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1月15日，第三人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行了签订劳动合同备案，备案名册中载明原告的用工形式为“非全日制”。被告及第三人的食堂早餐时间为7:00至8:20，午餐时间为11:40至12:40。原告于2012年10月19日办理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领取工资。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原告的工资按月结算，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原告的工资结算周期为半个月，标准为1,300.00元/半个月。第三人于2016年10月11日与吉林新阳光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机关食堂管理、机关物业管理外包”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为2016年10月12日至2017年10月11日，约定由吉林新阳光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第三人提供物业与食堂餐饮管理服务。2016年10月，原告未再到第三人处工作。第三人向原告支付工资到2016年12月。第三人于2016年11月16日通过《城市晚报》刊登了通告“陈丽萍、刘明静等通知，经多次与你们联系未果，请你们自本通告刊登之日其10日内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逾期，我单位将视你们为自动解除劳动关系。”第三人于2016年12月17日出具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日期为2016年12月17日，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进行了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备案。2017年9月12日，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一份，具体内容系调查律师于波、薛亚云与被调查人杨丽华的询问笔录，笔录中记载了杨丽华的身份、原告刘明静在省邮政工作的情况、具体工作内容和工资发放情况，并杨丽华本人签字确认。但证人杨丽华未出庭作证。
本院认为，第一，原告主张双方用工性质为全日制用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积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满足用人单位对用工灵活性的要求的同时满足劳动者自由支配劳动时间的需要。因而，工作时间才是区分全日制用工的必要条件。原告称其具体工作内容为：早六点半上班，然后库管检斤，再进行摆台服务，七点早餐开始，期间进行服务工作、收早餐券，九点半打扫卫生，接着准备中餐，中餐期间提供服务，下午三点下班。但原告对其以上主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证人杨丽华未出庭，且其仅是被告单位普通员工，并非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而原告又不能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无效。故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建立的是非全日制用工关系。第二，对于原告刘明静主张的其自2005年4月到被告处工作，从2009年1月至今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诉请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就此主张仅提供一份证人证言，并无相关工资领取凭证或其他证据佐证，且证人并未出庭，而原、被告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中列明双方劳动关系建立于2007年3月（原告称当时签订的系空白合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认可书面劳动合同的效力），故本院认定双方于2007年3月起建立劳动关系。依前所述，原、被告间建立的是非全日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因此，非全日制用工可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存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双方之间也并不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三，关于原告刘明静主张的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拖欠的工资23,40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依前所示，原告与被告之间建立的是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存续于2007年3月至2014年12月31日，原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关系存续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17日第三人作出报纸通知并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且第三人已经依劳动合同向原告支付工资至2016年12月31日。故被告或者第三人都不存在拖欠原告工资的情况。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明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刘明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肖欣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