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39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包道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包道村。
负责人：任忠利。
委托诉讼代理人：阚雪飞，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晶淑，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辽宁东融（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77-2号B座1109室。
法定代表人：程晓东，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辽宁东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北六经街1号。
法定代表人：宋道宏，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包道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包道村村委会）因与被申请人辽宁东融（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融公司）、一审第三人辽宁东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川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包道村村委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435号民事判决;再审改判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由东融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包道村村委会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四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应当再审。
一、东融公司与东川公司已构成公司财产混同，东融公司应为被执行人，而无权提出本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东融公司和东川公司虽然对外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但两个公司之间通过财产的非法转移，隐匿，严重影响了合法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对于此种情形，应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东融公司应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另，东融公司和东川公司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两个公司在挪用包道村村委会款项时，法定代表人均为程晓东。两个公司自然人股东均有程晓东、李强、刘敏，实际控制人为程晓东。并且东融公司还是东川公司的法人股东，东融公司在由1000万元增资到5000万元时，各股东共计4000万元投资款均由东川公司支付，实际上是东川公司在东融公司的投资行为。成立沈阳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银亿公司）时，东融公司是股东，东融公司所投的3950万元注册资本金分别来源于东川公司于2006年12月20日向沈阳银亿公司的借款3000万元及东川公司2006年12月20日从包道村村委会处挪用的1000万元。所以，对于这样两个息息相关的企业，不应因对外是两个独立法人单位而否认东融公司应承担的义务，东融公司应为被执行人，而无权提出本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二、案涉的2400万元，包含东川公司的168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2400万元，是否属于东融公司独自所有，是否包含包道村村委会主张的属于东川公司的1680万元。经过一审、二审法院的审查，案涉2400万元系8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扣除东川公司拖欠沈阳银亿公司3000万元欠款后形成的5400万元，此后又因解除5400万元中的3000万元查封而形成的2400万元。针对上述事实，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18日作出的（2008）沈中民二初字第107-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将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给被告辽宁东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现提存于浙江省宁波天一公证处的5400万元予以查封。”东融公司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相当于东融公司同意代东川公司承担3000万元，所以5400万元中包含东川公司的1680万元。在此后针对5400万元，东融公司是与东川公司一起提出了解除查封申请书，如果不包括东川公司的款项，东川公司没有提出解除查封申请的必要。显而易见，东融公司完全认同5400万元款项中包括东川公司的1680万元。
随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6日作出的（2008）沈中民二初字第10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提存于浙江省宁波市天一公证处的5400万元中的3000万元予以解除查封。解封是基于东融公司和东川公司的共同申请，理由是因东融公司、东川公司以其投资建设的“文欣澜庭”工程项目急需投入资金及银行到期贷款急需解决。法院在解封3000万元后，又于2009年4月23日作出（2008）沈中民二初字第107-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浙江省宁波市天一公证处银行账户内所提存的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给被告辽宁东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尚余的24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予以冻结、查封。”本次冻结、查封的是东融公司和东川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因此，2400万元中包括东川公司的1680万元。裁定下发后，东融公司并未申请复议，也未提出任何异议。
沈阳银亿公司没有分别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因为在5400万元中包括了东融公司和东川公司两家款项。原审法院有关，“扣除的股权转让款是东川公司的还是东融公司的抑或双方均有份额，取决于东川公司和东融公司相互确认”的认定，不仅不尊重事实，也全盘否定了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裁定书的法律效力。取决于东川公司和东融公司的相互确认，就是在纵容两个公司随意逃避债务。
原审判决认定，“至于上述调解书第二项关于扣除3000万元后银亿公司给付东川公司、东融公司5400万元的表述，涉及的是东川公司与东融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他人无涉”，显然错误。既然原审认为两个公司之间存在如此紧密的利益关系，公司财产混同，但为何对于包道村村委会提出的财产混同没有审理？既然原判确认5400万元是沈阳银亿公司支付给两个公司的款项，又怎么能“与他人无涉”呢？原判对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事实的否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予改判。
综上，请求纠正二审错误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2400万元是否属于东融公司独自所有，是否包含包道村村委会主张的属于东川公司的1680万元；东融公司与东川公司是否构成财产混同。
经原审法院审查，2400万元是否属于东融公司？是否包含包道村村委会主张的属于东川公司的1680万元？上述焦点，与前期已作出裁判的以下案件有关联。第一，沈阳银亿公司作为原告以东川公司、东融公司、程晓东为被告提起的企业借贷合同纠纷案件。2008年6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08）沈中民三初字第138号民事调解书主文为：一、东川公司持有沈阳银亿公司5%股权，东融公司持有20%股权。四方确认，东川公司、东融公司25%股权折价8400万元；二、以8400万元对价转让给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银亿公司代为付款。扣除东川公司欠付沈阳银亿公司3000万元，沈阳银亿公司尚需给付东川公司、东融公司5400万元，于2008年7月2日给付，以上款项给付后调解书生效；三，双方自愿放弃其它诉讼请求。调解书确认，东川公司欠沈阳银亿公司3000万元。第二，2012年2月24日，包道村村委会作为原告以东川公司、东融公司为被告提起的土地征用补偿合同纠纷之诉，（2011）辽民一终字第22号终审判决的判项为：解除包道村村委会与东川公司之间的合同；东川公司返还包道村村委会5440万元及利息。东川公司负有偿还5440万元欠款及利息的义务。第三，基于东融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2015年6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沈终执异字第3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东川公司、东融公司对5400万元享有所有权，而非案外人东融公司一人所有，东融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部分成立。判令：从提存款扣划的2400万元及利息中扣除被执行人东川公司所有的1680万元及孳息，余款返还给案外人。该裁定确认，从提存款扣划的2400万元及利息中，其中1680万元及孳息归东川公司所有。
8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东川公司股权占比5%折合1680万元和东融公司股权占比20%折合6720万元之和形成。扣除东川公司欠付沈阳银亿公司3000万元，剩余5400万元。解除其中3000万元查封后，形成争议的2400万元。本院认为，第一，上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确认：东川公司欠沈阳银亿公司3000万元。而不是东川公司、东融公司共同欠付3000万元，东川公司负有还款义务。包道村村委会再审申请中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东川公司在沈阳银亿公司的5%股权折合1680万元，不足以偿还其欠付沈阳银亿公司的3000万元欠款。二审认定，转股变现款优先折抵偿还欠付沈阳银亿公司借款，符合惯例和情理。第二，综合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企业借贷、土地征用补偿等民事关系，以及因此引发的民事诉讼，再审审查阶段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等情况，尚不足以认定东川公司、东融公司股东恶意通谋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达到逃废包道村村委会债务目的。故此，原判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包道村村委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包道村村民委员会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冯小光
审 判 员 李桂顺
审 判 员 潘 杰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冰青
书 记 员 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