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京03民特521号
申请人：王友顺，男，1954年8月5日出生，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西井峪村村支书，住河南省辉县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然，河南恒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北翼*层。
负责人：郝建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民，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王友顺与被申请人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鑫诺律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友顺申请请求：1.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2.诉讼费用由鑫诺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仲裁违反法定程序。一、仲裁违反法定程序。1.仲裁员胡宛如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鑫诺律所共与二十多家水泥企业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本案是其中一家。鑫诺律所申请仲裁是分批进行的，第一批共申请了三家，分别是姚正案、李增安、杨德峰，该三人放弃了答辩、举证、出庭等权利，仲裁庭缺席审理后作出的裁决结果为按到账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的4%支付律师费；第二批只申请了李自喜一家，李自喜积极委托律师答辩、举证，其本人和律师都出席了仲裁庭审，进行了强烈辩驳，但仲裁结果却为按到账资金的8%支付律师费，并且还须支付利息6万余元，比第一批缺席审理的结果多了一倍多，仲裁该案的三名仲裁员分别是孙积禄、胡宛如、金凤菊，案号为（2016）京仲裁字第0426号。（2016）京仲裁字第0426号裁决书已经认定“浦东水泥厂（厂长李自喜）取得财政奖励资金，乃是国家加快产业升级。推进节能减排的政策使然，此非申请人（鑫诺律所）所能左右。且根据财政部《文件》第十条之规定，奖励资金必须专项用于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职工安置、企业转产、化解债务等相关支出”。在作出这样认定的情况下，仲裁庭仍裁决原浦东水泥厂李自喜向鑫诺律所支付律师费40万元、利息6万余元、仲裁费2万余元，显然系枉法裁决。因此，三名仲裁员孙积禄、胡宛如、金凤菊与鑫诺律所已经具有了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本案的公正仲裁。因为本案与（2016）京仲裁字第0426号案件事实完全相同，上述三名仲裁员与本案也具有利害关系。根据《仲裁法》第34条的规定，三名仲裁员孙积禄、胡宛如、金凤菊已经无权再担任本案的仲裁员，必须回避。根据《仲裁规则》第21条的规定，其三人要担任本案的仲裁员，应当书面披露相关情形。但仲裁员胡宛如既没有主动回避，也没有进行书面信息披露。直接担任本案的仲裁员对案件进行仲裁，显然违反了法定程序。2.仲裁庭对鑫诺律所的证据偏听偏信。（1）关于鑫诺律所方签约律师刘建民的身份问题。王友顺提供的证据辉县市人事局辉人调字第09010号调动通知及辉县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动工作工资关系介绍信显示：2009年4月9日之前刘建民尚在辉县市人民法院工作，系副科非领导职务，刘建民本人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鑫诺律所提供的加盖辉县市人民法院印章的证明显示：2003年6月30日刘建民辞去法官职务，次日完成工作交接后离岗。既然离岗，就不可能再是法院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再在法院领取工资。显然，双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仲裁庭本应向辉县市人民法院核实相关情况，查清相关事实，但其却没有履行其职责，直接采信鑫诺律所的证明，否定王友顺的证据，偏袒鑫诺律所的倾向十分明显。（2）关于协议的盖章时间。协议上显示的盖章时间是2O08年12月1日，王友顺对此提出异议后鑫诺律所又说盖章时间是在2009年1月。王友顺根据协议编号09040096提出盖章时间为2009年4月，鑫诺律所对此解释说09是代表09年，04是代表非诉，96是代表96号，这显然解释不通。王友顺坚持04是代表4月，并提醒仲裁庭到鑫诺律所处核实相邻编号案件的登记时间，以确认本案的基本事实，但仲裁庭却怠于履行其法定职责，对这一关键问题刻意回避，这显然又是在偏袒鑫诺律所。我国《仲裁法》第43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证据，可以自行收集。上述两点重要事实，双方的证据相互矛盾，仲裁庭有必要收集相关证据以确认相关事实，但其却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这显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二、鑫诺律所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本案协议的盖章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案件事实，必须审理查明。如上所述，王友顺已经对协议编号09040096进行了合理推理，认为鑫诺律所盖章时间是在2009年4月份，并要求其提供相邻编号案作的代理和盖章登记时间。然而，鑫诺律所不仅不予提供，还向仲裁庭编造谎言说04是代表非诉。这是在故意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三、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法律意见书是本案的核心证据，也是鑫诺律所据以要求服务费的主要理由。但鑫诺律所并未向王友顺送达，王友顺在仲裁庭上以此推断上述法律意见书是后来伪造的，鑫诺律所对此默认。但仲裁庭仍旧认定鑫诺律所当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并委托郭学福转交。这严重违背了本案的客视事实。四、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淘汰落后产能事关国家的环境生态治理，国家财政奖励资金系国家对国库资金的统一调配，该奖励资金拨付到位后仍须用于淘汰落后产能相关支出。上述事项均属于社会公共利益。本案裁决不顾这一基本事实，让王友顺按奖励资金的8%向鑫诺律所支付律师费，显然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1.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并非鑫诺律所促成。“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采取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淘汰落后产能给予奖励，王友顺水泥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在财建[2007]873号文件规定的奖励范围之内。2009年1月上旬，新乡市工业经济发展局按照上级要求在会议上布置对已经关闭的小水泥企业，申报相关资料，进行验收，给予相应的补贴。包括本案王友顺在内，辉县市符合条件的有33家水泥企业，由辉县市工业经济发展局能源科负责组织王友顺等被关闭的水泥企业报送资料，一直到2009年1月24日，将相关资料报送完毕。又经行政机关上报后，相关企业后来获得了自上而下逐级拨付的中央财政奖励资金。鑫诺律所当庭承认，其没有参与资料报送工作。并且，辉县市没有与鑫诺律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水泥企业、新乡币其他县区的水泥企业均在中央财政奖励资金预算范围之内。因此，王友顺获得奖励资金是其按国家政府部门要求淘汰落后产能的结果，该项资金是中央财政部门主动逐级拨付给相关企业的，必须专款专用，与鑫诺律所没有任何关系。相关仲裁裁决对这一事实也进行了确认。2.鑫诺律所并未向王友顺提供任何法律服务。首先，从王友顺在鑫诺律所提供的协议上先行签字后，直至王友顺的奖励资金到账前，双方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这期间鑫诺律所不可能向王友顺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本案是法律服务协议，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服务必须向服务对象提供，不能向其他人提供。鑫诺律所为证明其履行合同提供的郭学福、窦文烈的证明材料，该二人与本案的王友顺没有委托受托等法律关系，不能证明王友顺是否接受到法律服务，并且该二人均与鑫诺律所有利害关系，也未出庭接受质询，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其次，鑫诺律所始终不能提供其代理王友顺于何时何地、向何人或何单位争取奖励资金的证据，因此，且也从未就协议约定事宜向王友顺提供代理服务。第三，鑫诺律所作为一家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并未将盖过章的委托协议、法律意见书向王友顺送达，其根本就没有打算给王友顺提供法律服务，其所谓的盖章协议、法律意见书均是后补的材料。因为是后补的材料，故不能按当时的时间向王友顺送达，所以其找到郭学福、窦文烈书写了上述虚假证明材料，以证明其提供了法律服务，这违背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是错误的。3.本案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无效。（1）委托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委托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12月1日，但委托协议签约律师、承办律师及律所合伙人刘建民当时的真实身份是法官，其从法院调出的时间是2009年4月，2010年12月3l日之前其在该院一直领取工资。我国《法官法》第15条规定“法官不得兼任律师”，第32条第（11）项规定“法官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性活动”，第39条规定“法官要求辞职，应当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免除其职务”；《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项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律师法》第11条规定“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因此。刘建民作为法官、作为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不得兼任律师，更不得与他人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但其违反法律规定骗取相关部门取得律师执业证并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所名义欺骗包括本案王友顺在内的二十多位厂长在协议上签字，企图取得大量佣金，显然是在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2）委托协议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淘汰落后产能事关国家的环境生态治理，国家财政奖励资金系国家对国库资金的统一调配，根据各级文件规定，该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拨付到位后仍须用于淘汰落后产能相关支出，不得用于其他用途，这些事项均属于社会公共利益。鑫诺律所就上述事项与二十多家水泥企业签证委托协议，企图分走国家财政奖励资金的30%，明显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以上两点足以说明委托协议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当属无效。4.裁决王友顺向鑫诺律所支付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案法律服务委托协议（非诉项目）第四条第1项规定：甲方同意在争取的资金资金到账后三日内，按到账资金总额30%的标准向乙万支付法律服务费。因此，鑫诺律所向王友顺收取律师费的前提是代理争取到奖励资金，而本案的鑫诺律所根本就没有代理王友顺争取资金，其生张法律服务费没有事实依据。该条第2项规定：双方约定本项目实行风险代理，甲方不承担任何前期费用。项目运作未成功，前期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而本案的鑫诺律所根本就没有进行项目运作，无权向王友顺收取任何费用。综上所述。王友顺取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是各级政府部门主动履职的结果，不是其主动申请的结果。而鑫诺律所申请仲裁的逻辑是由于各级政府部门拒绝王友顺申请奖励资金，故依据所谓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代理王友顺主动争取奖励资金，按争取到资金的一定比例要求代理费。如前所述，鑫诺律所并未向王友顺提供任何法律服务，更未代理王友顺争取奖励资金，当然也不可能争取到奖励资金。综上，（2017）京仲裁字第1442号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置本案的基本事实于不顾，要求王友顺接中央逐级下拨的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的8%向鑫诺律所支付法律服务费19万元，严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请求根据我国《仲裁法》第58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二款的规定将其撤销，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鑫诺律所辩称：仲裁裁决不存在应当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王友顺的撤销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1.关于仲裁员应回避而没有回避的问题，鑫诺律所认为仲裁员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应当回避的请他情形，没有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案件处于同类案件，合并审理也并无为过，单独审理不存在利害关系问题，对方提交的仲裁声明，仲裁声明正确，上面写的本人在收到指定通知未向本案任何何一方当事人就争议发表自己的意见，鑫诺律所确认仲裁员没有向鑫诺律所一方发表过个人的意见。鑫诺律所不知道该仲裁员是不是向对方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这个证据不能证明仲裁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仲裁结论是合议的结果，不是个人的意见，仲裁员其本人也没有向鑫诺律所表达个人意见。如果同类案件一概视为成立利害关系，同类案件数量多于北京仲裁委仲裁员的数量，显然这没有道理的。2.关于法官身份导致合同无效问题。仲裁庭对此进行实质性审理，在仲裁裁决书做了论述。强调的是法官是一种特殊的公务员群体，在人事管理方面法官按照公务员进行管理的。所以辞去法官职务也就没有了公务员身份。在仲裁庭，鑫诺律所表明发放一定年限的工资福利是当地人事政策，也是作为政府法制顾问的劳动报酬，政府法制顾问是免费的。同时，这也是当时的人事政策，但是领取这些工资福利待遇，不能说明仍然是法官和公务员。3.关于王友顺认为协议编号09040096表明盖章时间是09年4月，属于隐瞒证据的问题。鑫诺律所认为这属于猜测，协议编号涉及到律所业务管理内容，在鑫诺律所01是顾问业务，02是刑事业务，03是民商业务，04是非诉业务，05是咨询代书任务，庭审前鑫诺律所也提交了证据，提交这份证据证明，1月份签订的非诉项目协议，是04，12月份签订非诉也是04，证明04并不代表月份。鑫诺律所是拥有上百人的专业大所，和地方小所不一样，王友顺可能没有遇到过，所以就猜测。4.关于法律意见书伪造问题，鑫诺律所认为仲裁庭作为实体问题进行了审理，需要强调的是，王友顺毫无根据推断其伪造，并称鑫诺律所已经默认，这不是事实，是对方的恶意行为。5.关于王友顺认为违背公共利益，仲裁庭做了实体审理，而且2014年北京市三中院在审理同类问题时，也作出了认定，并驳回了申请。仲裁庭已经审理，在2014年三中院生效判决做了认定。需要说明的是律师的法律服务对象是委托人，付费的也是委托人，并不涉及对财政资金的处分，对这一简单明了的问题对方代理人仍长期坚持，让人不可理解。6.关于王友顺认为关于本项目我们没提供服务、付费没依据等问题，仲裁庭也做了实质性审理，需要说明的是，申报领取中央财政资金是一个过程，从2008年10月份咨询开始，鑫诺律所研究探讨和沟通，签订了非诉项目协议书，接受了王友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从政府摸底开始，一直到上报材料，逐级盖章，上级检查与核查，到下发资金，直到2010年年底前，所有的申请人领取资金，时间长达2年，申报领取中央资金是过错，不是一个行为。王友顺所说的2008年农历腊月二十九，也就是2009年1月24日，将资料报送完毕，这是虚假的。事实上，当时政府在春节前是摸底，报送的只是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表，仲裁过程中鑫诺律所提交了统计表，在法院转送的材料中，有一个河南省发改委上报通知也能证明这个事实。当时要求仅仅报送企业信息统计表，其他申报材料在春节过后上半年逐步完成。过了年以后打印成册，下半年对方律师不清楚进行了第一轮检查核查，因此王友顺的申请故意造假掩盖事实。最早政府负责领导造成厂长的不理解是一种误会，随后的政府专门召开了签约企业座谈会进行了解释，解释后厂长们表示理解，说清楚了也没有主动支付费用。从2013年仲裁尤其是自2014年三中院审理同类案件相关问题就已经查清，同样是王友顺律师也参加了庭审。对现在仲裁事实，包括中院驳回判决都是明知的，对方以同样的理由加上自己猜测答辩应诉仲裁庭，造成了更严重的误会，控告投诉、拖延问题的解决可恶，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8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京仲裁字第1424号裁决书：（一）王友顺向鑫诺律所支付法律服务费用320000元；（二）驳回鑫诺律所的其他仲裁请求；（三）本案仲裁费用共计39488.50元（鑫诺律所已全部预交），由鑫诺律所承担19744.25元，王友顺承担19744.25元，王友顺应直接向鑫诺律所支付鑫诺律所代其垫付的仲裁费19744.25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王友顺主张仲裁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与鑫诺律所具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本案的公正仲裁，但其并未就此举证，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仲裁员曾经参与过与本案类似案情案件的审理，不属于仲裁员应予回避的法定理由，故对王友顺关于仲裁裁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王友顺提出鑫诺律所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撤销理由。王友顺主张编号为09040096的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09年4月，要求鑫诺律所提供相邻编号案件的代理和盖章登记时间，但鑫诺律所不提供，属于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对此本院认为，王友顺主张的协议盖章时间为2009年4月，但并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据，且仲裁庭对相关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并非仅根据涉案协议的盖章时间，鑫诺律所是否提供相邻编号案件的代理和盖章登记时间不足以影响仲裁的公正裁决，故对王友顺的该项仲裁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鑫诺律所向本院提交了鑫诺律所收案统计表、非诉项目法律合同，证明协议编号中“04”指的是非诉项目而非代表月份。王友顺在庭审中对非诉项目法律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庭后则认为上述合同是伪造并申请对上述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上述合同真实与否并不影响本院依据上述理由对王友顺的撤销理由作出认定，鉴定并无必要，故对王友顺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王友顺在本案中申请本院前往鑫诺律所处调取相邻编号案件的代理和盖章登记时间，不属于法院应予调取证据的范围，且无必要，故本院对其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王友顺提出仲裁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意见书系伪造的撤销理由。本案中，王友顺未就法律意见书系伪造的向本院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王友顺所提的此项撤销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王友顺提出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撤销理由。王友顺认为，仲裁裁决按照专项奖励资金的一定比例支付律师费用并承担仲裁费，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本院认为，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是指违背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道德的一般利益，其表现形式应当是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制度与准则、违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违背中国的基本道德标准。在本案中，王友顺和鑫诺律所之间的纠纷系基于《委托协议》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并不涉及财政奖励资金的分配处置问题，故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范围，对于王友顺的该项撤销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友顺提出仲裁裁决本身存在认定合同效力、合同是否履行错误，裁决结论错误、仲裁费用分担错误的撤销理由。有关仲裁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均属于仲裁庭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责任认定的实体审理范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仲裁裁决可撤销情形。王友顺在本案审理中申请调取鑫诺律所律师李建民在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的法官辞职手续，但鑫诺律师已提交了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故王友顺的申请已无必要，且仲裁裁决已对刘建民的身份及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作了实质性审查，其对此所作出的认定属于仲裁庭裁量权的范畴，故对王友顺的该项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王友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要求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友顺提出的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17）京仲裁字第1424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案件受理费400元，由王友顺负担（已交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蒙 瑞
审 判 员 龚勇超
代理审判员 郑慧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李思巧
书 记 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