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71年7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张某1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70年3月24日出生。
以上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凤英，北京兴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77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张某3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磊，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1、张某2因与被上诉人张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某3负担。上诉主要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北京市大兴区×××1号院（以下简称1号院）属于被继承人张某4和赵某1的遗产。2.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分家事实。3.一审法院按照农村习俗，推定被继承人分家，剥夺张某2的继承权，违反法律规定。
张某3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诉讼意见。1.1号院拆迁前不属于张某4和赵某1的遗产，不应该按照遗产分割，因此拆迁所得款项应该归我所有。2.我对1号院进行了翻建，且在2009年1号院拆迁时上诉人没有提出过异议，我认为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张某1、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双方对位于1号院的拆迁所得房屋和拆迁款664012.20元（扣除购房款）依法继承；2.案件诉讼费由双方依法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赵某1（于2013年3月21日病逝）与张某4（于2017年5月2日病逝）系夫妻，婚生二子一女：长子张某1、次子张某3、长女张某2。1号院所在院落原为赵某1和张某4的宅基地，该院落西边有一块空地。张某1结婚后于1994年在前述空地上建造了房屋（即3号院），并居住在该房屋内。张某2结婚后搬离1号院，张某3结婚后仍居住在1号院内，与赵某1和张某4共同生活，没有取得其他宅基地。1号院于1998年进行了翻建，于2009年左右进行了新建。
因义和庄村拆迁项目建设，1号院和3号院均在拆迁范围内，张某3和张某1分别就1号院和3号院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村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分别取得3套拆迁安置房和2套拆迁安置房。其中，张某3（乙方）与黄村镇政府（甲方）于2009年8月20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一套宅院：义和庄新盛巷北3条1号，确认房屋建筑面积260.1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346.80平方米；区位补偿总价49419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00668元、附属物作价340410元，总金额为1035268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共计115901.50元；乙方选购期房3套，总建筑面积为278.96平方米，购房总价款664159元；乙方选购安置用房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周转费136552.50元、其他补贴费用40449.20元；乙方同意甲方用乙方的拆迁补偿等款项代为缴纳购安置房款664159元，代缴购安置房款后乙方剩余款额为664012.20元。同日，张某3与北京市大兴城镇建设综合开发集团公司签订了3份《拆迁安置房买卖合同》，购买了3套拆迁安置房。张某3于2015年取得前述三套房屋的所有权证。
在一审庭审中，张某3表示赵某1、张某4在2002年曾多次说过分家，2009年6、7月，张某3夫妇、张某1夫妇及赵某1、张某4一起在1号院北房卧室说分家一事，因张某3后结婚且住在1号院，3号院一直是张某1居住，所以1号院归张某3，3号院归张某1。张某1和张某2均不认可存在分家一事。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争议焦点为1号院是否为赵某1和张某4的遗产。根据北京地区农村习俗，孩子较多的家庭，父母一般在子女婚后进行分家。根据庭审中调查的事实可以看出，张某1结婚后搬离1号院，建造3号院并居住在3号院内，张某3结婚后仍居住在1号院内，与父母共同生活，未取得其他宅基地。1号院的翻建和新建房屋均发生在张某1搬离后。前述两个院落因遇拆迁，由张某1和张某3分别就1号院和3号院与黄村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张某3因此取得包括3套房屋在内的1号院的所有拆迁利益，且3套房屋已登记在张某3名下，张某1取得包括2套房屋在内的3号院的所有拆迁利益。张某1、张某2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未对张某3取得的拆迁利益提出过异议，赵某1和张某4生前亦未对张某3取得的拆迁利益提出过异议。综上，法院认为，虽然赵某1和张某4及其子女未曾写过书面分家协议，但赵某1和张某4同意张某3与黄村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由张某3取得相关拆迁利益，表明其以实际行动对1号院的拆迁利益进行了处分，将1号院的全部拆迁利益分给了张某3，故法院认定1号院的拆迁利益不属于赵某1和张某4的遗产。张某1和张某2要求分割1号院拆迁所得房屋和拆迁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张某2和张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庭审中，除对2009年1号院新建情况有异议之外，对一审法院其他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当庭予以确认。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之焦点为1号院是否为被继承人赵某1和张某4的遗产。
首先，张某1、张某2主张其于1998年出资一万元用于1号院翻建，因此应对1号院享有共有权。而庭审中双方均认可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本为赵某1和张某4，现张某1、张某2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对其所述出资一节予以佐证，且其所主张的出资行为在未能排除其他权利义务之可能的前提下并不导致其直接获得1号院的共有权。加之从其请求权基础来看，其所述出资行为对应的权利主张与本案中的继承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范畴，故其此项上诉理由难以成立。
其次，关于《拆迁补偿协议》一节，本院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张某1、张某2均不能证明张某3在与黄村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存在相应法律行为导致该协议无效之法定情形的存在，张某1、张某2如对《拆迁补偿协议》的内容和效力有异议，应就相应权利之立场另行主张。
再次，根据双方所认可之事实，张某3结婚后仍在1号院居住，与赵某1和张某4一起生活，未在该村另外取得其他宅基地。而该院落房屋在被拆迁前之新建发生在张某1搬离后，无张某1、张某2之出资贡献。张某3在与黄村镇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确系在上述房屋新建后，当时其父母赵某1和张某4均健在，不可能对此毫不知情，但两位老人均未对张某3取得的相关拆迁利益提出异议，亦未因此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且3套房屋已登记在张某3名下，故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张某3取得该处房屋拆迁利益应符合原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意思表示。且鉴于张某1和张某3分别就1号院和3号院与黄村镇政府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即张某1另外同样取得了拆迁利益，二者享有的拆迁利益系基于不同的合同和不同的房屋，财产权利并未混同，故1号院的拆迁利益应不属于赵某1和张某4的遗产，一审法院对此所作认定符合本案证据所证法律事实。
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鉴于以上情况，本院认为张某1、张某2提出的上诉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难以成立。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审理中，张某1、张某2均提及本案诉讼所以兴起，系因其与张某3之间关于相关财产争议仍在持续，而其本不愿以诉讼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本系同胞兄弟姐妹，理当念及血脉亲情，在对财产等问题的处理中出现意见分歧亦属常情，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双方皆应本着互谅互让之精神，充分协商，有效沟通，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分歧矛盾，以理性的途径解决实质问题。如此，方可告慰远逝的老人，和同胞亲缘之义。本院并不希冀本案诉讼裁判过后，双方亲情渐离渐远。抑或，若双方仍认为尚有其他财产争议需得解决，均可另行起诉主张。但人生匆匆，珍惜当下，应是生活诸多问题最好的解答。
综上所述，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张某1、张某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洋
审 判 员 刘保河
审 判 员 马兴芳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靖元
书 记 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