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1民初19409号
原告：任洪斌，男，1957年1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艳军，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洪涛，男，1970年11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北京市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崇文·新世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陈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北京纵横（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宇，女，1992年2月9日出生，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任洪斌与被告任洪涛、北京崇文·新世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界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6年6月28日，本院作出一审判决。任洪涛、新世界公司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洪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艳军，被告任洪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与被告新世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王冰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洪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01年12月23日签订的《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及2004年6月13日签订的《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2年4月28日，原告与案外人马某达成《换房协议书》，原告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楼×××门×××号房屋（单位宿舍）与马某承租的位于北京市原崇文区×××号房屋（直管公房）调换，原告办理了北京市原崇文区×××号房屋的准入证及《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2001年，原告承租的原崇文区×××号房屋进行危旧房改造拆迁，该房屋被列为拆迁范围。房屋拆迁事宜系原告之父某办理。任某系原告任洪斌与被告任洪涛之父。任某于2010年去世。任某去世后，原告于2014年底正式得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区×××号楼×××单元×××号房屋产权变更为被告任洪涛。原告认为被拆迁的房屋系原告所承租的房屋，原告系承租人及安置人。被告任洪涛既不是承租人也不是被安置人，被告任洪涛无权购买上述房屋。被告新世界公司作为拆迁单位，在明知承租人为原告的情况下，仍然与任洪涛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其具有明显的过错，存在恶意串通之嫌，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任洪涛辩称，任某系原告与被告任洪涛之父，任某另有一子任某2，系任洪涛之兄，任洪斌之弟。2000年时，任洪涛及任某2随父母一直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单位的一套老式二居室，父母住一间，任洪涛、任某2住另一间。当时原告已有住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且已结婚生子。而当时，任洪涛已年近30岁，任某2也已年过32岁，二人住在一间房中。因无独立住房且未婚，任洪涛、任某2急需一间住房。父亲任某在2001年拆迁前，就已经与原告任洪斌协商过两个弟弟结婚无房之事。任洪斌同意将原崇文区×××号平房给任洪涛。于是，2001年平房拆迁时，由任某全程办理拆迁事宜。因任洪涛系被安置人，涉诉的两份协议均为任洪涛与新世界公司签订。购房款也系被告任洪涛及父母于2004年交纳的。任洪斌未支付任何款项。被告任洪涛于2005年1月14日取得了安置房屋即北京市东城区×××区×××号楼×××单元×××号房屋所有权证并入住。被告任洪涛入住至今已达10年。该房屋系被告任洪涛唯一住房，在此期间的水电煤气及供暖费、维修费均由任洪涛交纳。原告称其于2010年父亲任某去世后才得知安置房屋产权登记在被告任洪涛名下，与事实严重不符。任洪涛于2005年1月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原告任洪斌于2005年2月持该房产证将任洪斌的户口迁入了该房屋。任洪斌见到房产证的名字是任洪涛，而未提出任何异议。可以证明，原告从一开始就已知道该房屋的被安置人是被告任洪涛，并且是认可的。原告多年来不闻不问，令人不解。也可以证明，父亲任某与任洪斌协商将拆迁房给任洪涛一事是客观存在的，任洪斌本人是完全认可的。原告称二被告恶意串通，没有任何证据。综上，被告任洪涛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新世界公司辩称，被告新世界公司的证据已证明公司与被告任洪涛签订回迁拆迁安置协议及购房补充协议完全是按照原告任洪斌的授权及申请行事，并非恶意串通或无权代理。原告任洪斌的种种行为已表明其在拆迁时同意将回迁安置房屋安置给任洪涛。被告新世界公司按照北京市的相关拆迁规定，对原由原告任洪斌承租的被拆迁房屋进行回迁安置，被告新世界公司将回迁安置房屋安置给被告任洪涛，与安置给原告任洪斌相比并未获得任何额外好处或利益。因此，被告新世界公司并无与被告任洪涛恶意串通的动机。综上，被告新世界公司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任某与施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系再婚。原告任洪斌与被告任洪涛系同父异母兄弟关系。原告任洪斌系任某与其前妻所生育。被告任洪涛系任某与施某所生育。任某于2010年去世。
1992年4月28日，原北京市崇文区×××号平房1间由原告任洪斌承租，使用面积13.5平方米，该房屋为原北京市崇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崇文门房管所管理的公房。落款日期为2001年2月8日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载明承租方为原告任洪斌。该房屋被拆迁前，承租人未发生变更。
2001年12月23日，被告新世界公司作为危改单位（甲方）与被告任洪涛作为被安置人（乙方）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该合同约定，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崇拆许字（2001）危第×××号，甲方对乙方所住用的房屋进行危改拆迁；乙方住址北京市崇文区×××号，在危改区内有公房非成套1间，使用面积13.5平方米，建筑面积17.96平方米，正式人口1人，安置人口3人，分别是户主任洪斌、之妻王某、之子任某3；根据危旧房改造的有关规定，乙方自愿购买崇文区×××区×××号楼×××单元×××号1居室1套，建筑面积（暂定）55.84平方米；回迁购房总价款124237元；乙方在拆迁公告后三十日内搬家，房价款优惠10000元，一次性付清全款优惠回迁购房总价款124237元的2%，即2485元；乙方实际向甲方交纳购房款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114237元，其中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一次付款114237元；乙方交纳的上述购房款为暂定总价，待房屋交付使用时以有关部门实际测定的售房建筑面积为准进行结算，多退少补；本协议所购安置住房的产权归乙方所有，并按经济适用房产权管理。该合同落款乙方签字处为任洪涛，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签有任某。
同日，任某作为选房人签署选房单。选房单载明：“原地址×××号，姓名任洪斌，×××号×××小区×××号楼×××单元×××号一居室”。
2004年6月13日，被告新世界公司作为危改单位（甲方）与被告任洪涛作为被安置人（乙方）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该合同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的选房号为×××区×××号楼×××单元×××号1居室1套，现已竣工；经公安部门批准的管理楼号为崇文区×××号楼×××单元×××号1居室1套；经测绘部门实际测定的建筑面积为56.92平方米；因面积变化，乙方合计应补交购房款及公共维修基金3957元。该合同乙方落款处为任洪涛。
2005年1月14日，被告任洪涛取得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号楼×××单元×××号房屋所有权证。
2015年10月，原告任洪斌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01年12月23日签订的《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及2004年6月13日签订的《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无效。
在该案审理中，经查，拆迁时，被告任洪涛的户口不在被拆迁房屋内；原告任洪斌的户口位于被拆迁房屋内。2004年11月4日，被告任洪涛的户口迁至安置房屋即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号楼×××单元×××号。2005年2月23日，原告任洪斌的户口由×××号迁至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号楼×××单元×××号。原告称，原告于2005年2月23日的迁户行为并非原告本人办理。经本院向有关公安机关调查2005年2月23日原告任洪斌的迁户档案，未发现原告任洪斌的签字材料，亦未发现房产证等相关材料。
原告任洪斌与被告任洪涛对拆迁前×××号的居住情况陈述不一，双方各执一词。原告称，原告一直在×××号居住至拆迁。被告任洪涛称，其一直在×××号居住至拆迁。
被告任洪涛称，原告曾同意将原×××号平房及安置住房赠与被告任洪涛。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任洪涛为证明其主张，申请其母亲施某出庭作证。施某作证称：2001年，任某与原告任洪斌协商，将原被拆房屋×××号给弟弟任洪涛；施某也听到了；当时任洪斌是完全同意的；二人是在拆迁之前协商的，是为了解决任洪涛的住房问题，把住房给任洪涛。原告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称证人证言恰恰证明原告未与任某协商过拆迁协议由任洪涛签订，也未协商安置房可以登记任洪涛的名字。
原告任洪斌表示，原告曾委托任某办理拆迁事宜，但未进行书面委托，委托内容是将安置房屋产权办理到原告任洪斌名下。原告称，原告并未将房屋赠与被告任洪涛，只是让任洪涛借住。
本院经审理认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原被拆的×××号平房1间系原告承租的公房，该房屋拆迁时，原告的户口亦位于该房屋。审理中，被告任洪涛称，在×××号被拆迁前，原告已同意将被拆房屋及安置房屋均赠与给被告任洪涛，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关于证人证言，证人施某虽称在拆迁前任某曾与原告协商，将×××号房屋给予被告任洪涛，但因证人与被告任洪涛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内容并不能证明原告曾同意由被告任洪涛签署涉诉回迁安置协议及购房补充协议，并由被告任洪涛取得安置房产权，故施某的证人证言本院难以采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现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任洪涛签订涉诉回迁安置协议及购房补充协议时取得了原告任洪斌的明确授权；现亦没有证据证明任某作为委托代理人签订上述协议时，已取得上述协议由任洪涛作为合同一方进行签订的原告任洪斌的授权或同意，而任洪涛放任了其父任某代其签约的行为发生，任洪涛的以上行为在主观上均存在过错。被告新世界公司明知被拆房屋原承租人为原告任洪斌，在签订上述协议的过程中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其关于表见代理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此外，原告至今亦未对任某的无权代理行为予以追认。至于拆迁后，无论原告是否知晓房屋产权已登记在被告任洪涛名下，均与回迁安置协议及购房补充协议的效力无关，不能当然视为原告已经追认上述协议，亦不能印证原告曾同意由二被告签订以上协议，并由任洪涛回迁购买安置房屋。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涉诉回迁安置协议及购房补充协议应为无效。2016年6月28日，本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二被告于2001年12月23日签订的《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及2004年6月13日签订的《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无效。
任洪涛、新世界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新世界公司提交了显示有“任洪斌”签字、捺印的《委托书》及致拆迁办公室申请书，用以证明任洪斌已经作出相应授权、并同意将回迁房屋更名至任洪涛名下。任洪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据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裁定，撤销本院（2015）东民初字第1690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在本案审理中，新世界公司出示2001年12月5日“任洪斌”委托“任某”的《委托书》和2001年12月23日“任洪斌”致拆迁办公室的函。其中，2001年12月5日的委托书载明，“任洪斌”（委托人），“任某”（受委托人），其内容为“现委托任某为我的代理人，以我的名义前去协商办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一切事宜，并代理签订协议书及房屋拆迁的有关文件。受托人代理签署的一切文件我均予以承认”。委托书落款处的委托人（签章）处按有指纹，受委托人(签章）处有“任某”捺印。在“任洪斌”致拆迁办公室的函中，其内容为“我住×××号曾租公房壹间，使用面积13.5平方米，此次回迁一居室一套，特此申请更名人任洪涛，今后出现任何纠纷与拆迁办无关”，下方申请人处为“任洪斌”签字。原告对上述两份材料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任洪涛表示没有见过上述两份材料，对其内容无法表示意见。对于委托书落款处的“任某”捺印，原告表示不认可是任某的印章；被告任洪涛表示因时间较长，其无法说清是否为任某的印章；被告新世界公司称因当年系拆迁单位实施具体拆迁工作，现其无法说清情况。因原告对《委托书》和致拆迁办公室的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本院释明，原告申请对《委托书》上的委托人（签章）处的指纹与其本人指纹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同时，原告申请对《委托书》中出现的两处“任某”签名字迹与任某的字迹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并申请对2001年12月23日致拆迁办公室的函下方申请人处“任洪斌”签字与原告任洪斌本人签字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选择，确定由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本案司法鉴定工作。鉴定过程中，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针对“任洪斌”的签名和指纹鉴定事项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称1、签名鉴定需继续补充与检材同时期、平时书写的样本材料，越多越好，若无法补充样本材料，则无法受理该项鉴定；2、指纹鉴定鉴于被鉴定的指纹模糊、纹线不清晰，不具备检验条件，无法受理该项鉴定。针对签名鉴定，原告无法继续提供样本材料。后，原告明确表示不再申请对“任洪斌”的签名和指纹两项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原告申请对《委托书》中出现的两处“任某”签名字迹与任某的字迹是否一致的该项鉴定向本院出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的2个“任某”签名与样本中的“任某”签名是同一人书写。对该鉴定意见，原告及被告任洪涛、新世界公司均予以认可。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选房单，《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居民户口簿，《委托书》，致拆迁办公室的函，鉴定文书，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拆迁的北京市崇文区×××号平房1间系原告承租的公房，该房屋拆迁时，原告的户口亦位于该房屋。2001年12月23日，被告新世界公司作为危改单位（甲方）与被告任洪涛作为被安置人（乙方）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对乙方所住用的房屋进行危改拆迁，乙方自愿购买崇文区×××区×××号楼×××单元×××号1居室1套。2004年6月13日，被告新世界公司作为危改单位（甲方）与被告任洪涛作为被安置人（乙方）签订《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的房屋地点为×××区×××号楼×××单元×××号1居室1套。现原告主张被告新世界公司与任洪涛存在恶意串通，据此要求确认上述两份协议无效。被告新世界公司提供2001年12月5日“任洪斌”委托“任某”的《委托书》和2001年12月23日“任洪斌”致拆迁办公室的函，证明原告曾委托任某签订协议，并同意将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被告任洪涛。对于《委托书》，经鉴定，其中的两处“任某”签字系其本人所签，但对其中“任洪斌”指纹是否为其本人指纹无法进行鉴定。根据该证据内容，指向原告是该委托书的委托方，原告对此表示异议，但未提供反证，故本院认为原告在拆迁时已作出委托他人办理拆迁安置事宜的意思表示。由于各方当事人对该委托书落款处的“任某”捺印无法说明，亦不能提供任某的印章，故无法证明原告任洪斌对任某进行了书面授权并办理了委托手续。关于2001年12月23日“任洪斌”致拆迁办公室的函，原告申请对该函下方申请人处“任洪斌”签字与原告本人签字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因无法进行该项鉴定，原告表示不再申请该项鉴定。根据该函件内容，是原告将安置房屋更名为被告任洪涛。因房屋被拆迁存在安置利益，原告同意将安置房屋更名为被告任洪涛，即被告任洪涛享有了该房屋的相关权益，包括作为安置房屋所涉及合同的签约资格和合同签订后该房屋所有权的取得。对此，作为房屋承租人的原告在拆迁过程中是清楚该事实的。因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直接指向原告，原告否认其真实性，其应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该签字非其本人笔迹，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据此，本院认定该函件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原告已将安置房屋更名给被告任洪涛，也即原告将所有安置权益让与被告任洪涛。在此情况下，被告任洪涛与新世界公司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所签订的相关合同，未损害原告的利益。原告主张二被告恶意串通，据此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01年12月23日签订的《危旧房改造回迁安置协议书》及2004年6月13日签订的《危旧房改造回迁购房补充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任洪斌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85元，由原告任洪斌负担（已交纳）。
鉴定费4800元，由原告任洪斌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钧强
人民陪审员 翟敬宜
人民陪审员 潘和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王 威
书 记 员 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