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2民终1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中路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7411282637。法定代表人史历清，系该公司经理。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箭，系贵州合协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070114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月照乡小屯村，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68395553-4。法定代表人黄伟，系该公司执行董事。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凤，系贵州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411575895。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凤，系贵州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411476078。原审第三人：胡文雄，男，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胡文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16）黔0201民初3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箭、被上诉人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凤、原审第三人胡文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原审法院经认定事实部分（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中，�原、被告双方的买卖关系表述颠倒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表述有“2015年5月18日至9月13日期间……”也属于明显错误，应当是“2012年5月18日至9月13日期间”；二、原审第三人与原告之间自始至终不存在代理和被代理的关系，原审第三人作出的任何超越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和指示的行为不能及于上诉人，上诉人不用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原审法院据以裁判的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交的《精煤购销合同》和《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精煤销售结算单》存在原审第三人胡文雄的签字，就判定胡文雄能够代表上诉人在2015年8月11日的《确认函》上签字确认的事实属于明显错误和依据不足：第一，原审胡文雄在2012年下半年就已经不再与上诉人合作，已经不是上诉人的员工，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第二，从原审开庭笔录中原告代理人的承�，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都是“公对公”进行交易结算，从来没有“公对私”或者“私对私”的状况存在，原告认为2013年3月20日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伟转款80万元的行为属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属于一厢情愿，自始至终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追认，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可以看出，双方存在税金承担的约定，如果通过“公对私”或者“私对私”的方式进行交易结算，必然会导致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同时上诉人也无法进行财务做账，这是不符合双方交易约定和财务制度的；第三，根据《精煤购销合同》的合同期限约定，合同有效期只是2012年3月6日至12月31日，作为上诉人合同经办人的胡文雄，在合同到期后，在没有上诉人另行授权或作出追认情况下，在2015年8月11日能代表公司作出任何意思表示，这是不符合商业习惯和法律规定的；第四，不论原�第三人是在《精煤购销合同》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精煤销售结算单》中签字都是有上诉人加盖印章确认作为前提，而2015年8月11日原审第三人签署的《确认函》没有上诉人的盖章确认，而被上诉人又无法提供上诉人给原审第三人的任何形式授权证据，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第五，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与被上诉人交易过程中存在委派其他人参与的情形，以此就判定原审第三人具有上诉人代理权，属于证据不足，枉法裁判。作为原审第三人有无上诉人的代理权，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而不是上诉人，原审法院不能偷换概念颠倒举证责任，这是在枉法裁判。第六、原审第三人只是合同经办人和有上诉人盖章确认的结算经办人，况且交易双方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上诉人的用工情况没有义务通知�上诉人，交易有没有结束，从2012年6月6日双方对账到合同有效期届满后，被上诉人也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联系过上诉人，而在2012年下半年原审第三人就离开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在商业交易过程中工作联系应当是对上诉人联系，因为所有的交易，付款都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单独完成，没有经过原审第三人的环节存在，作为被上诉人不知为何不与上诉人联系，任凭诉讼时效经过，属于被上诉人的错误，而被上诉人自己的认识错误无论怎样都不能由上诉人来买单，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及时通知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离开公司的情况就让被上诉人产生错误的认识，据以判定胡文雄能够代表上诉人是在颠倒黑白。三、被上诉人行使民事权利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进行，超过诉讼时效应当承当相应不利后果。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原审第三人2015年8月11日签署的《确认函》就是设法制造中断诉讼时效的事由，但是该《确认函》是双方在合同到期后的的第三年签署的，原审第三人早已不是上诉人的员工，无权代替上诉人作出任何意思表示,不能起到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因此，被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其次，原审第三人申请鉴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仅仅作出了“倾向性”判定是原审第三人胡文雄的签名，那么该“倾向性”判定是否能够作为法院判决采纳的唯一凭证，从现有判例来看，笔迹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作出过“倾向性”判定，那么现有的“倾向性”判定能否作为定案依据，无法律明文规定，因此原审法院判定有误，既然鉴定机构都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那么原审法院又为何判定这么斩钉截铁呢？又如何认定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呢？最后，原审法院不能随意判定被上诉人因为对原审第三人的认识错误就能中断诉讼时效，这是对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立法原意的曲解，也是对民事法律关系代理制度的法律认识错误。综上所述，原审第三人不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上诉人从未向其出具过任何授权书、介绍信或者空白合同等具有授权性质的文件，也未在合同中和对账函中明确表明有代理人的存在和确认原审第三人系上诉人的代理人，认为原审第三人的代理身份只是被上诉人的一厢情愿和认识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裁判依据不足。况且当双方合同失效后，作为被上诉人应当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民事行为，应当向合同相对方上诉人主张权利，并且还要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进行，被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力，错误行使权力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原审法院枉法裁判，有违法律权威和公正，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请，纠正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请为感。被上诉人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依据鉴定意见认定确认函上系胡文雄本人所签是正确的，因为鉴定意见虽然是倾向性，但仍不失其在本案中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优势证明规则，上诉人除口头提出异议外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来推翻这一鉴定意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第三人胡文雄在确认函上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在整个交易活动中包括签订合同、收货、对账、结算以及接受发票均是由第三人胡文雄与被上诉人对接，上诉人在明知自己没有支付完货款的情况下未将胡文雄已经离职的消息通知被上诉人，致使被上诉人相信胡文雄仍然是双方交易的负责人，故被上诉人有足够理由相信胡文雄的行为能够代表上诉人，其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在两次庭审中都没有提交胡文雄已经离职的证据。原审第三人胡文雄辩称：在履行完合同后，我告诉被上诉方我已经离开公司，赶紧结账。不存在打私款，都是公对公，被上诉人说要和上诉人打官司，且说案涉收货、发票、结算都是和我一个人进行，这是不可能的，收货有收货人签字，结算是双方会计做结算，不会与我做结算，我只是签订合同。被上诉人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支付欠原告的煤款897992．2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6日，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与原告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精煤购销合同》一份，供应产品为喷吹煤，结算单价为1140元/吨（备注：不含税价，合同价格随水钢单价变动而变动），合同并约定其他内容。在该合同中，卖方处有第三人胡文雄的签名，并加盖了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买方处加盖了原告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印章。2012年6月6日，原告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精煤销售结算单”，载明“供货单位：福钢”，“前期余额612255.52、期中预付3000000、本期货款7273716、本期税款1236531.72、余额-4897992.2”，第三人胡文雄亦在该结算单中签字确认。2012年5月18日至9月13日期间，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共计向原告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支付了货款7000000元。2012年6月21日，原告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开具了共计8510247.7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8月11日，原告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出具确认函一份，表明截止2015年8月11日，该公司尚欠其货款897992.2元。该确认函中有第三人胡文雄签字确认，无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加盖印章。现原告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经索要货款未果，故诉至法院。审理过程中，第三人胡文雄因主张2015年8月11日确认函中“胡文雄”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向一审法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在其鉴定申请书中其陈述：“本人仅仅是给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联系生意，合同是原告和被告工作人员签署盖章后，本人作为经办人在合同上签字，之后对账时也是原、被告结算好盖好章后，由本人作为经办人在对账单上签字”。经法院委托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该鉴定中心出具贵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6]文检鉴字第408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所送检落款日期标示为2015年8月11日的《确认函》�款部分‘确认单位’一栏处的‘胡文雄’签名字迹倾向于认定是胡文雄所书写”。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精煤购销合同》中，虽然将被告写为了供方（卖方），将原告写为了需方（买方），但从原告提交的精煤销售结算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被告向原告付款的情况，能够看出该合同的履行中，事实上原告为供方，被告为需方，系被告向原告购买精煤。该《精煤购销合同》，有双方的签名及加该印章予以确认，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已履行了向被告供应精煤的义务，被告亦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货款。原告提交的精煤销售结算单，表明截止2012年6月6日，被告差欠原告的货款为4897992.2元。故对被告主张与原告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在上述合同及结算单中，被告方�加盖印章外，还有第三人的签字，且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在与原告的交易过程中其还委派过其他人员参与。被告陈述第三人2012年下半年就离开其公司，但被告在与原告签订结算单后，其明知由第三人经手的与原告的交易尚未处理完毕，对第三人离开其公司的情况亦未向原告进行通知。据此，无论第三人与被告之间是何关系，原告有合理理由相信第三人在此次交易中代表了被告公司。2015年8月11日，原告向被告公司发出确认函，该确认函中有第三人的签名，且该签名经进行笔迹鉴定，为倾向于认定为第三人所签，该鉴定结论已否认了第三人主张的非其本人所签的意见。既然原告有合理理由相信第三人在此次交易中代表了被告公司，第三人又于2015年8月11日对被告尚欠原告货款897992.2元的事实予以了确认，原告于2016年6月2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超出诉讼时效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被告差欠原告货款897992.2元的事实成立，证据确实充分，被告无证据证明该欠款不属实或已偿还，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欠款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六盘水福钢商贸有限公司货款897992.2元；案件受理费127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390元，由被告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连同上述款项一并返还给原告）。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是否应根据2015年8月11日确认函上确认的货款金额向被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第三人胡文雄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精煤购销合同》，2012年6月6日的《精煤销售结算单》也是胡文雄代表上诉人签字确认。虽然上诉人及胡文雄均提出2012年下半年胡文雄就离开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但双方均没有证据证实，且即使胡文雄确实离开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或胡文雄也没有告知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在2015年8月11日出具确认函时，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胡文雄仍然具有代理权。虽然胡文雄提出确认函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但经过司法鉴定倾向于认定是胡文雄本人所签，胡文雄不能提供证据推翻这一结论，故上诉人应根据确认函上确定的金额向被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8月11日对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货款的金额进行了确认，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2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80元，由上诉人贵州奥达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梅审判员 岑加祥审判员 谭茶芬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 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