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民终60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根洪，男，196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萍，女，196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红斐，浙江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林，男，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基鹏，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根洪、李玉萍因与被上诉人李金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702民初9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根洪、李玉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李金林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邵根洪与李金林存在买卖关系无任何事实依据。二、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反证邵根洪出具的借条受威胁而出具的理由成立。三、原审认定“李金林自认邵根洪支付货款5万元”无事实依据。四、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8日双方之间的黄牛买卖共计价款是2250300元，而李金林从其持有的邵根洪的银行卡中支取的款项为2644065元，已超过黄牛的总价款，将近40万元。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之间存在黄牛买卖合同关系，邵根洪与上海的冯某存在另外的黄牛买卖合同关系，李金林从邵根洪银行卡中支取的款项已经超过了双方黄牛买卖合同的所有款项，李金林应当已返还，我方将另行主张权利。
李金林二审辩称，1、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2、邵根洪出具的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威胁等情形。3、出具借条之后，邵根洪在2016年11月16日转帐支付5万元。4、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8日期间双方黄牛交易的金额2250300元正确，但时间认定错误，在2016年2月7日之前尚欠83万元，2016年2月7日至2016年6月5日发生的金额加上83万元所形成2250300元，减去该期间支付的款项1625900元。根据记帐单显示，2015年12月4日之前邵根洪尚欠李金林407100元。5、涉案的银行卡在2016年9月30日之前由李金林保管，进行取款和转账，9月30日之后邵根洪自己保管。邵根洪一审提交的银行卡明细中复印件所显示的盖章时间是2016年10月8、9日和2017年8月16日，说明在此期间由邵根洪已持有，并对银行卡的流水明细以及与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是清楚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金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黄牛款59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6550元（按年利率6%，从2016年10月1日起算至2017年6月30日止），此后逾期利息仍按此标准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2.被告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金林与第一被告邵根洪从2015年开始，有买卖黄牛的业务关系。同年10月份第一被告介绍原告直接与冯某进行黄牛买卖，但冯某执意要与第一被告做生意，后原告将黄牛卖给第一被告，第一被告再将黄牛卖给冯某。从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8日，原告多次卖黄牛给第一被告共计价款2250300元，第一被告将银行卡交给原告，原告共收到第一被告货款1625900元，至2016年6月25日经双方结算，尚欠买牛钱624400元，第一被告签名确认。后被告支付部分货款，同年9月30日第一被告出具原告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李金林人民币590000元，年前付60%”，后第一被告支付货款50000元，至今尚欠5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原告与第一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关系？第一被告称原告系与第三人冯某有买卖关系，根据庭审查明，冯某明确表示除与第一被告发生买卖关系，并不愿意与其他人交易，冯某的货款系汇给第一被告，再由第一被告给原告，可见系冯某与第一被告存在买卖关系，第一被告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2.第一被告是否欠原告货款及所欠货款数额？庭审中第一被告陈述其自愿将银行卡交付给原告，原告从卡内领取货款。2016年6月25日经过双方结算的欠条中第一被告的签名系第一被告本人所签，结合同年9月30日第一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可以认定截止2016年9月30日第一被告尚欠原告货款590000元，后原告自认第一被告支付货款50000元，故至今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540000元。在借条中第一被告承诺年前付60%货款，但至今未付清，应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第一被告称其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写的借条等抗辩理由，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一被告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其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3.两被告是否应承担共同支付义务？庭审中，第二被告陈述两被告从事黄牛买卖经营活动，并无其他经济来源，说明第一被告与原告发生的黄牛买卖是两被告共同生活来源之一，且第一被告出具的借条系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存续期间，故两被告应共同承担支付原告货款及逾期利息的民事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合法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两被告的抗辩理由，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邵根洪、李玉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李金林货款540000元。二、被告邵根洪、李玉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李金林逾期利息16200元（按年利率6%，从2017年1月1日起算至2017年6月30日止），此后利息仍按上述利率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李金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983元（原告己预交，已减半收取），保全费3620元，合计人民币8603元，由原告李金林负担2271元，被告邵根洪、李玉萍共同负担6332元（于履行时支付此款给原告）。
二审期间，邵根洪、李玉萍围绕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交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65页及清单2页，证明李金林从其持有的邵根洪的银行卡中在2015年10月6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领取了2644065元，已超过了双方所有的黄牛款项，邵根洪已不欠付李金林黄牛款。
李金林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交易明细只是证明双方资金往来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邵根洪已全部付清了黄牛款。2015年12月4日之前，邵根洪尚欠407100元，截止2016年6月25日尚欠624400元，2016年6月25日之后双方还发生了196000元的交易，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意见：上述证据无法达到待证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除“从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8日，原告多次卖黄牛给第一被告共计价款2250300元”之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截止2016年6月5日，邵根洪尚欠李金林黄牛款2250300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李金林和邵根洪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问题。二审中，邵根洪上诉主张本案实际情况是李金林借用其名义且使用其身份证和银行卡与案外人冯某进行黄牛买卖，其与李金林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李金林对此予以否认，并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再结合二审庭审中邵根洪本人陈述的相关内容及举证情况，足以认定邵根洪与李金林之间存在黄牛买卖关系。二、关于涉案借条的效力问题。对于涉案借条中借款人落款处“邵根洪”的签字由其本人所签的事实，邵根洪并无异议，其只是主张被逼迫而出具借条，但又未能举证予以证明，且如果双方之间确实不存在黄牛买卖关系，邵根洪是被逼迫出具借条，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及时采取报警等措施保护其权利，而不应该是像其在二审中陈述的采取迟延、懈怠的行为，因此，邵根洪关于被逼迫出具借条的陈述明显不合常理。双方虽然是买卖关系，但为何以借条的形式出具且借条载明的金额是如何形成，李金林均作出了充分、合理的解释，与其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也能够相互印证。综上，原审确认涉案借条的效力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邵根洪、李玉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62元，由上诉人邵根洪、李玉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玲玲
审 判 员 钱 萍
审 判 员 叶金龙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