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2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名伟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法定代表人：杨带得。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永泽，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增城铭扬塑胶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经营者：杨子康。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名伟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铭扬塑胶制品厂（以下简称铭扬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5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名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永泽、被上诉人铭扬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及经营者杨子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名伟公司上诉请求:1.驳回铭扬厂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铭扬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对以下事实进行查明。1.铭扬厂提交的证据《送货清单》，存在以下造假的嫌疑，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1）《送货清单》开具日期在后，而收据的单号反而在前。如此没有规律、不按顺序、随意从一叠收据中间任意地开具收据，根本违反常理。（2）签收人“李明国”的签名前后不一致，存在书写习惯完全不同的多种笔迹，涉嫌由不同人书写该名字。凡是签收人为“庆益”的《送货清单》，均加签“李明国”，而“李明国”的签名字迹恰恰就从这个月(10月比9月)有了大转变。由于该四人并非名伟公司员工，该等签名是否其本人签名名伟公司根本无法核实。铭扬厂要证明其已实际交货的主张，应进一步对该等签名的真实性予以举证。2.铭扬厂交货地点是否与名伟公司有关。铭扬厂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5年前，其交货地点为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新科工业区，2016年货送增城，其认为该两处地点为名伟公司的仓库，但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实际上，名伟公司的住所地并不在上述两地点，也根本没有在铭扬厂送货的该两处设立任何的仓库。而名伟公司一审庭审中提到的委托其代付款的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的营业地就是在“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新科村”，正是铭扬厂自述的交货地。铭扬厂送货的增城某地，就更无任何证据证明与名伟公司有关了。(二)一审法院对以下事实认定错误。1.名伟公司开具的104178元支票是与铭扬厂存在实际交易所支付的货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一审中铭扬厂只是口头陈述，并没有提供任何该款相对应的货物交易的如订货合同、收货记录等相关证据，一审法院的该认定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认定为名伟公司仓管人员。名伟公司已就本案涉案交易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为员工购买的社保记录提交给了一审法院，该记录显示该期间以上四人并非名伟公司员工，名伟公司的该举证已依法完成了应负的举证责任。在无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铭扬厂陈述就认定该四人为名伟公司员工，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更何况，名伟公司在一审已就“薛开林”是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陈述，但一审法院却不予核实，就武断地作出该人为名伟公司员工的认定。为补充证明该事实，在二审中名伟公司提供了证据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该资料明确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6日，目前还在正常营业，其法定代表人就是以上四人中的“薛开林”。（三）一审法院对双方举证责任处理不公正。在一审庭审中，铭扬厂的陈述即使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如其陈述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是名伟公司的员工，及其送货是给名伟公司的)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都予以采信。但同样一审庭审中，名伟公司明确否认该四人为其员工，并提供“薛开林”为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线索的陈述，且庭后进一步提供涉案期间名伟公司购买社保记录清单(盖有“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网办业务专用章”)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都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这一处理方式明显违反“以事实为依据”的审判原则，且明显对名伟公司不公平。综上，铭扬厂的送货地点为“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新科工业区”——该地点为委托名伟公司代付货款人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的营业地；收货人之一“薛开林”是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此可见，涉案交易的实际交货地点、收货人都与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有关，而与名伟公司无关。
铭扬厂答辩称：（一）铭扬厂给名伟公司的送货单不是固定一本，铭扬厂不止做名伟公司一家公司的生意，且编号不同并不影响名伟公司在送货单证据上签字确认的效力及真实性。（二）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是名伟公司员工的事实。名伟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按一审法院的要求依法提供名伟公司购买社保记录的证据与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所以名伟公司根本无法否认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是名伟公司员工的事实。（三）关于送货单上签字的问题，不管签的字是正式还是潦草，都是同一个人签名。（四）关于送货地点，铭扬厂都是按名伟公司指定的地点送货的。（五）名伟公司无证据证实铭扬厂与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有过交易，且又无证据证明广州歌德利壁柜家具有限公司与名伟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六）名伟公司在一审中有诸多行为明显是恶意赖债：1.先是不承认与铭扬厂有生意往来，而后又承认铭扬厂曾经向名伟公司致电追债，又称广州歌德利壁柜家具有限公司曾代名伟公司向铭扬厂付款，且又无任何证据证明。2.名伟公司否认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不是其员工，又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铭扬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名伟公司立即清偿货款172349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名伟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铭扬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5年9月13日至2016年8月30日期间的送货清单，该清单载明的购货单位为名伟，签收人为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四人，货物金额合计172349元；并陈述名伟公司拖欠其货款172349元。
铭扬厂陈述2007年至2016年8月30日期间，铭扬厂根据名伟公司的要求将名伟公司订购的货物送至名伟公司处，由名伟公司的仓管人员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签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同时，陈述其与名伟公司的所有交易货物均是由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四人签收的，送货清单是一式两份，一份其留底，一份给名伟公司，收款时需向名伟公司出具送货清单原件，同时需将收据交给名伟公司。2016年8月30日，其向名伟公司催收货款，名伟公司称无钱支付一直拖延。名伟公司陈述其与铭扬厂无买卖合同关系，且其亦无名为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的员工。
在庭审中，铭扬厂陈述其未与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有过交易；还陈述其经营者杨子康打电话给名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薛世伟追讨过涉案送货清单中的款项；名伟公司陈述铭扬厂经营者杨子康确实致电过名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薛世伟，但不知道致电的原因及内容。
2016年4月7日，名伟公司以支票的形式向铭扬厂支付了2万元，2016年5月6日，名伟公司以支票的形式向铭扬厂支付了4万元，2016年5月30日，名伟公司以支票的形式向铭扬厂支付了44178元。铭扬厂陈述上述款项系名伟公司向铭扬厂支付的2015年8月份的货款；名伟公司陈述上述款项系名伟公司代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向铭扬厂支付的款项，但名伟公司对上述陈述没有提供证据证实。除上述款项外，名伟公司还向铭扬厂支付过款项，铭扬厂向名伟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名伟公司陈述其均系代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向铭扬厂支付的款项。
在庭审中，一审法院告知名伟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前提交名伟公司自成立即2002年9月26日以来所有的购买社保记录的证据与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同时告知名伟公司如没有提交相应的社保记录，法庭将视为其没有为公司员工购买社保，但名伟公司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期间购买社保的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4月7日至2016年5月30日，名伟公司向铭扬厂支付了共计104178元，虽然名伟公司陈述上述款项系代案外人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向铭扬厂支付，但是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铭扬厂亦陈述其未与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有过交易，为此，对于名伟公司上述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铭扬厂关于104178元系名伟公司支付货款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同时，铭扬厂经营者曾致电名伟公司法定代表人，铭扬厂陈述其致电的原因及内容系为追讨涉案送货清单中的款项，而名伟公司仅表示其不清楚致电原因及内容，并未否认铭扬厂的上述陈述，为此，对铭扬厂的上述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虽然名伟公司陈述其无名为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的员工，为此，结合铭扬厂关于其与名伟公司生意往来时间的陈述，一审法院依法要求名伟公司提供其为员工购买社保情况的证据，但是其并未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提供名伟公司为员工购买社保情况的证据，为此，对于名伟公司关于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不是其员工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于铭扬厂关于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四人系名伟公司仓管人员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名伟公司向铭扬厂支付货款104178元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铭扬厂经营者向名伟公司法定代表人追讨涉案送货清单款项，以及薛开高、薛庆益、薛开林、李明国四人系名伟公司仓管人员的事实，同时结合涉案送货清单载明的供货单位均为名伟的事实，表明双方就涉案送货清单载明的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铭扬厂亦认定其交易的相对方为名伟公司。综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双方的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为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
名伟公司签收了铭扬厂供应的涉案送货清单中价值172349元的货物，其依法应向铭扬厂支付上述款项，但名伟公司并未履行向铭扬厂支付上述款项义务，故其拖欠铭扬厂货款172349元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此，铭扬厂要求名伟公司支付货款172349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8月3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名伟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铭扬厂支付货款172349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7年8月3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3.50元，由名伟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名伟公司提交了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出具的代付款证明，拟证实名伟公司向广州铭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支付的支票是代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支付货款。根据名伟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薛开高在2017年12月13日登记为名伟公司股东。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铭扬厂主张与名伟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名伟公司予以否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名伟公司是否应向铭扬厂支付货款及利息。铭扬厂提交的送货单上签名人员为薛开高、薛开林、薛庆益、李明国。名伟公司认为该四人不是其公司员工，并提供了其公司2015年9月-2016年8月的员工社保名册予以证实。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要求名伟公司提供2002年9月26日以来所有为员工购买社保的记录，因为公司员工任职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流动性，故提供公司成立以来的员工社保记录更能反映公司员工情况。在一审法院作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名伟公司仅提供部分月份员工购买社保记录，不能完整反映其公司员工情况。名伟公司提供的社保记录不能证实其公司成立以来，未聘用薛开高、薛开林、薛庆益、李明国为其公司员工。另外，虽然薛开高在2017年底才变更登记为名伟公司员工。但由此可见，即便在薛开高尚未登记为名伟公司股东之前，薛开高与名伟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最后，铭扬厂提交了名伟公司向与铭扬厂有关联的广州铭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支付的发票以及广州铭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向名伟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名伟公司抗辩称是代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支付款项。但仅能提供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委托名伟公司代付款的证明，而不能提供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与铭扬厂之间交易往来的其他原始凭证，因此，名伟公司关于代广州歌德利壁柜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抗辩不能成立。上述付款凭证反映出名伟公司与铭扬厂在本案纠纷之外还存在交易往来，与铭扬厂陈述的双方存在多年的买卖合同关系一致。如果名伟公司认为上述四个收货人不是其公司员工，名伟公司完全可以提供双方交易往来的其他送货单，以证实其公司以往的收货人与铭扬厂主张的并不一致。但名伟公司并没有提供这类证据，反证出送货单上四名签收人员为名伟公司员工。至于名伟公司提出送货单号码与开具日期矛盾的问题，铭扬厂称一个单位存在多本格式相同的送货单，该说明合理解释了名伟公司针对送货单号码提出的异议，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认定名伟公司与铭扬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铭扬厂提交的送货单真实反映了双方交易往来的情况，故一审判决名伟公司向铭扬厂支付货款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名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47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名伟家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艳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何 浩
袁绿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