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64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茂珍，女，汉族，1974年7月9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苹，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儒，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荣红，男，汉族，1965年1月16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荣雄，男，汉族，1968年10月26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红，身份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杭，男，汉族，1977年10月30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红，身份信息同上。原审第三人黄健龙，男，汉族，1992年7月9日出生，香港居民。原审第三人黄群芳，女，汉族，1982年10月29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龙，身份信息同上。原审第三人黄健立，男，汉族，1991年11月21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龙，身份信息同上。原审第三人赖佰才，男，汉族，1972年12月16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龙，身份信息同上。原审第三人黄荣军，男，汉族，1963年1月15日出生，香港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龙，身份信息同上。原审第三人黄某1，女，汉族，2000年3月1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和平县，系张茂珍的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苹，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儒，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某2，男，汉族，2003年12月18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和平县，系张茂珍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苹，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星儒，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茂珍因与被上诉人黄荣红、黄荣雄、刘杭以及原审第三人黄健龙、黄群芳、黄健立、赖佰才、黄荣军、黄某1、黄某2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布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茂珍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5)深龙法布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与(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3007号民事裁定相冲突，应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多处疑点说明该两份协议事后伪造的可能性极大，上诉人特别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查明，并特别申请法院鉴定《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签名及打印字体形成时间，以查清《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补充协议》是否由被上诉人在黄荣忠去世后制作。其一，《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显示的签订时间为2003年，《补充协议》显示的签订时间为2005年，但是通过法院组织的证据交换明显可以看出，《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与《补充协议》文件新旧程度相差甚远，《补充协议》系事后制作的可能很大。其二，被上诉人无法就上诉人对《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提出的诸多合理疑点给予让人信服的解释。其三，一方面，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称“开学前，为了减少办理办学手续的环节，约定由黄荣忠一人承名申领学校证照”，但实际情况是深圳市龙岗区科城学校（下称“科城学校”）是由黄万城与黄荣忠联合举办，并且全部证照登记的单位负责人为黄万城而非黄荣忠，但是被上诉人对这一事实根本不知情。另一方面，《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中约定的黄荣忠与被上诉人四人合计的持股比例为100%，但学校创办时黄荣忠的出资比例仅有49%。再者，根据科城学校创办时的验资报告，学校建筑物估值为3000万元，黄荣忠的出资额为1470万元。无论学校的投入还是黄荣忠的实际出资额都无法与《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中约定的学校总投资额约为贰仟万元相对应。这说明即便存在所谓的《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黄荣忠与被上诉人也并未实际履行，四方不可能再签订《补充协议》。其四，自科城学校筹设至黄荣忠去世期间，上诉人与黄荣忠朝夕相处10年多，从未听其说过科城学校是与被上诉人合办，在学校任职期间也从未见被上诉人参与过学校管理。黄荣忠去世后，上诉人及两年幼子女被被上诉人长期欺凌，不仅被从学校赶出，还要被剥夺学校权益及其他财产的继承权，被上诉人违背客观事实、不顾人伦天理的行为，实在有违基本的诚信和公平。为查明事实，上诉人特恳请贵院依法审查《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组织鉴定《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签名及打印字体形成时间。二、原审判决一方面认为《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符合个人合伙协议的特征，一方面又认定被上诉人黄荣雄、刘杭与黄荣忠、被上诉人黄荣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黄荣雄、刘杭与黄荣忠、被上诉人黄荣红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清楚，根据原审判决无法判断被上诉人黄荣雄、刘杭与黄荣忠、被上诉人黄荣红之间到底是个人合伙关系还是借贷关系。三、联合办学协议不是签署即生效的个人合伙协议，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经审批机关核准后才生效的协议，因此，涉案《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有关联合办学的条款属于未生效的条款。四、退一步讲，即便《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确实存在，但亦因被上诉人未如约履行相应的义务而未实际发生效力。被上诉人黄荣红、黄荣雄、刘杭答辩称：黄荣红和黄荣忠是亲兄弟关系，二人一起合作建立了这个学校，一起合作打理，张茂珍是黄荣忠的第三任妻子，黄荣军和赖佰才也是黄荣忠的兄弟，黄群芳、黄健立、黄健龙是黄荣忠前妻的子女，目前已经全部成年。2011年黄荣忠去世后学校群龙无首。我们兄弟说好了是由黄荣忠打理学校，其他人占股份也只是名义上的，也没有想从学校拿什么好处。后来大家决定由黄荣红暂时做学校的董事长。张茂珍反口说我们的协议是伪造的，其从来不知道我们有合作关系，无奈起诉，形成了本案诉讼。一、关于《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的问题，首先，这个协议是在律师的见证下所签订的，第二，在一审时也通过了司法鉴定证明协议是真实的，第三，本协议当事人众多，一共有5份，签名和日期格式和日期有变化是因为协议书有好几份，是分别签写的，不可能都一样的，张茂珍主张被上诉人伪造了协议书不属实。二、本案买地的钱就是黄荣红支付的，黄万城是本宗的兄弟，办证许可证之所以会出现黄万城的名字是因为投资远远超过了预算，我们就引进黄万城进行投资，黄万城占51%，黄荣红和黄荣忠占49%。学校虽然申领了许可证，但一切设施还未完善，黄万城当时一共投资了1400多万元，2004年黄万城退股，2005年被上诉人和黄荣忠签订了《补充协议》，重申了学校的开办过程，并且确认该学校是黄荣红和黄荣忠合作兴建的。三、一审时认定存在借贷关系，是因为一审没有注意到补充协议已经将主合同中的借款500万元转化为投资，因为投资已经远远超过了预算，主合同原来预算为2000万元左右，但投资了3500万元仍然不够。虽然注册显示是3050万元，但远远不止这么多。四、关于《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是否由教育局审批生效，或者是否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约束，合作兴办学校和合作举办学校有区别。合作兴建是将一个学校的硬件一起兴建起来，合建举办是参与管理，是软件方面的管理。黄荣红和黄荣忠签署合作兴建学校的时候，双方合意学校办起来后由黄荣忠管理，让黄荣忠一人成为举办人，所以这个协议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协议，本案的协议只受合同法调整。五、虽然合同的履行与否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我认为本案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005年2月3日的补充协议就是对合同履行情况的总结，也重申了合作关系和履行过程。黄荣红向一审法院提交过的几份收据，都足以证明黄荣红出资，其实所有出资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只是审查合同效力，有些票据黄荣红没有提供。关于《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的新旧差异的问题，是因为补充协议签好后装了封面做见证书，主合同只是放在那里。名字打错是因为没有经过严格的校对，我们兄弟不计较这些。原审第三人黄健龙、黄群芳、黄健立、赖佰才、黄荣军没有向本院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黄某1、黄某2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一致。被上诉人黄荣红、黄荣雄、刘杭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黄荣红、黄荣雄、刘杭与黄荣忠签订的《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有效；2.确认科城学校的举办人为黄荣红、黄荣雄、刘杭；3.确认黄荣红、黄荣雄、刘杭各占有科城学校20%的权益份额（原黄荣忠占有的科城学校40%的权益份额由黄荣忠的继承人另行继承）；4.由张茂珍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黄荣红、黄荣雄、刘杭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黄荣红、黄荣雄、刘杭与黄荣忠签订的《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有效；2.由张茂珍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3月22日，黄荣忠作为甲方、黄荣红作为乙方、黄荣雄作为丙方、刘杭作为丁方签订一份《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约定内容如下：甲乙丙丁方为了互相支持、互谋发展、搞活经济，决定共同出资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中心区杓杩岭兴办民营学校，现就投资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合作兴办学校总投资约贰仟万元人民币，由丙、丁方一次性借给甲、乙方伍佰万元（其中100万元由甲、乙方房产抵押向银行立据各借50万元，由丁方负责承办，另400万元由甲、乙方写借条给丁方）由甲、乙方负责专项专用筹建兴办的学校，直至能招生入学，其余部分资金由甲、乙方负责筹集。2、合作兴办的学校，由甲、乙方为总负责人，负责全过程的指挥，丙、丁方应积极协助，甲、乙方具有决策权，但必须善意听从丙、丁方的合理化建议，该项投资的股权收益份额甲方占40%，乙方占20%，丙方占20%，丁方占20%，由甲、乙方负责分配好。3、鉴于丙、丁方资金非自有资金，投入后甲、乙方应为该项投资设有健全的财务制度，收、付账务清楚，应有专人负责财务，并接受丙、丁方的监督和查询。4、丙、丁方借给甲、乙方资金期限为贰年，即从2003年3月1日起至2005年3月1日止，甲、乙方保证在此时限内归还给丙、丁方，不得延误，利息按月利率1%按季交给丙方，由丙方转给丁方结算，甲、乙方到期不能归还丙、丁方全额资金，逾期按总千分之零点五加收利息补偿丙、丁方费用。所付利息甲、乙方应计入投资金成本，由甲、乙方结算，丙丁方资金计息从和平划出之日起计算。4、兴办学校的全过程由甲、乙方具体操作，丙、丁方的资金风险由甲、乙方承担，丙、丁方不负责任和经济责任，如投资损失和因政策或不可抗拒等原因造成的损失，丙、丁方的资金本息均由甲、乙方全额负责归还给丙、丁方，甲、乙方不得有任何异议。5、兴办学校的利润分成应归还各自的投资款和完善办学设施后，按各占的股份比例分成直至结束为止，如因政策因素终止办学，处理的全部资产也按各占股份比例分成。6、丙、丁方的资金，甲、乙方应在每季终当月25日前付息，如甲、乙方周转确有困难，丙、丁方可在2003年9-12月期间追加借款伍拾万元，借期壹年，按月利率1%计息……四方均在落款处签名。2005年2月3日，以上四方再行签订《补充协议》，内容如下：甲、乙、丙、丁方于2003年3月22日签订《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决定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新中心区杓杩岭合作兴办民营学校。经过努力，学校已经办成，取名为“深圳市龙岗区科城实验学校”，现已正式招生。为了进一步明确甲、乙、丙、丁方的权益，防范投资风险，使学校越办越好，特订立补充协议如下：一、甲、乙、丙、丁方重申：“深圳市龙岗区科城实验学校”系甲、乙、丙、丁四方共同合作兴办，其收益归甲、乙、丙、丁方各按收益份额占有。其收益份额为：甲方占40%，乙方占20%，丙方占20%，丁方占20%。二、学校的投资金额截至2005年1月30日止，经结算总已投入人民币39012724元，该款的组成为：甲、乙方的投资款、丙、丁方按原协议借给甲、乙方的款项和以甲乙方的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欠黄万城的退股款以及应付未付的工程材料款。对于所欠退股款和工程材料款，主要应由甲乙方筹借归还，丙丁方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协助；对于学校的总体债务，主要也应由甲乙方筹款周转解决，丙丁方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协助。三、学校收益的分配原则为：前期的大部分收益先用于归还投资本息，即在纯利中提留90%还本付息，余10%按份额分配。还清投资本息后，提留10%作为基金，余90%按份额分配。每学期结束时结算分配。在第一次诉讼过程中，被告对上述协议及补充协议中黄荣忠的签名有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原告提交的鉴定样本为（2005）深福证字第672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系对黄荣忠与他人签订的协议进行公证，协议书上签字、印鉴均属实，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经鉴定确认涉案的《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上的“黄荣忠”签名与样本中黄荣忠的签名为同一人书写。被告及第三人黄某1、黄某2对鉴定样本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另查，黄荣忠于2011年6月23日因疾病去世，张茂珍与黄荣忠于2008年9月22日登记结婚，黄荣忠母亲赖春娣于2013年7月去世，黄荣红、黄荣雄、黄荣军、赖佰才与黄荣忠系亲生兄弟，黄群芳、黄健立、黄健龙系黄荣忠与其前妻所生子女，黄某1、黄某2系黄荣忠与张茂珍所生子女。被告主张涉案的《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认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涉案《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2、涉案《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关于焦点一，涉案《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就合作兴办学校项目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决策分工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约定，符合个人合伙协议的特征，而协议中又约定了黄荣忠与黄荣红向黄荣雄、刘杭借款作为投资款，且黄荣雄、刘杭不承担损失风险，应认定黄荣雄、刘杭与黄荣忠、黄荣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关于焦点二，涉案《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由三原告及黄荣忠签字确认，且经鉴定确认协议中“黄荣忠”的签名与黄荣忠在（2005）深福证字第6727号公证书中的签名一致，应认定协议内容为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协议涉及不同法律关系，但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属有效合同，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主张涉案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但该条款是对申请设立民办学校相关要求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是确认涉案协议是否无效的依据。被告亦抗辩涉案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应当确认合同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自然人不能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因此涉案协议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属于联营合同法律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确认黄荣忠生前与黄荣红、黄荣雄、刘杭于2003年3月22日签订的《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于2005年2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有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承担。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依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张茂珍上诉对涉案《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其所述《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新旧程度不同、《合作兴办学校协议书》没有加盖骑缝章、名字、序号存在错误、《补充协议》落款时间有涂改以及协议未实际履行等，均不足以否定上述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张茂珍又未能提供反驳上述两份协议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故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茂珍对黄荣忠、黄荣红、黄荣雄、刘杭合作办学不知情，亦不能成为否认涉案协议真实存在的理由。张茂珍二审申请对上述两份协议的打印字体和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其一审未就该事项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对举办民办学校进行的规制和管理，因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成为判断涉案协议效力的依据。因此，上诉人张茂珍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茂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雅媛审判员  李卫峰审判员  伍 芹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炉英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