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5民终2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琼香，女，1967年2月28日生，汉族，居民，小学文化，住泸西县。委托代理人张映科，云南云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朝先，男，1957年2月10日生，汉族，居民，大专文化，住泸西县。委托代理人焦鹏贤，云南鹏贤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琼香因与被上诉人朱朝先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泸西县人民法院（2015）泸民二初00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琼香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映科，被上诉人朱朝先及其委托代理人焦鹏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泸西县裕丰洗涤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于2012年2月7日根据尧军华的登记申请核准成立，于2012年5月28日停止经营并进行注销登记。之后尧军华将洗涤机器设备转让给被告朱朝先。2013年8月20日，原“泸西县裕丰洗涤服务中心”由原告王琼香和戴红艳进行经营和管理，并更名为“亿丰洗涤中心”，但未申请登记。2013年9月3日，被告朱朝先支付黄凤平购买机器设备预付款6万元，其中原告王琼香出资4万元，被告朱朝先出资2万元。2013年10月，由原告王琼香和戴红艳负责进行经营管理的洗涤中心停止营业。2013年12月11日，原告王琼香、被告朱朝先和戴红艳对“亿丰洗涤中心”经营期间的经济账目进行核算，确认经营期间共投入资金151330元，其中原告王琼香投入资金104122元，被告朱朝先投入资金47208元。经营期间购买的一辆微型车，被原告王琼香落户在其名下并由其使用。2015年3月11日，戴红艳以其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琼香负担合伙损失46883.5元，经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间的合伙关系不成立，于2015年6月10日以（2015）泸民二初字第168号民事判决：驳回戴红艳的诉讼请求。戴红艳对一审判决不服并提起上诉，经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于2015年8月24日以（2015）红中民三终字第4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是委托关系，其是受被告的委托进行经营管理和垫资，而被告不认可双方间存在委托关系，并否认双方间存在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告对其提出的主张和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若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则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系委托关系，但原告提供的其与戴红艳合伙纠纷案件的一、二审民事判决书，能证明原告进行经营管理并投入资金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投入的资金系垫资，不能证明原被告系委托关系。根据“亿丰洗涤服务中心”的经营情况记账记录，原告和被告双方投入经营资金，并以洗涤中心的投资人的名义记入账目，符合关于合伙的法律规定，由于没有订立书面协议，双方约定事项内容不明确，导致双方发生纠纷。若双方不认可为合伙关系，应依法提供反驳证据或作出合理说明，但原告不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双方间系委托关系，被告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此，原告关于双方系委托关系的主张，被告关于双方间无任何法律关系的主张，本院均不予认定。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处理双方间的关系和纠纷。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琼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00元，减半收取850元，由原告王琼香承担。”宣判后，王琼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朝先承担。其主要理由为：一、一审将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垫资认定为出资错误；二、一审以“双方符合关于合伙的法律规定，若双方不认可为合伙关系，应依法提供反驳证据或作出合理说明，但原告不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双方间系委托关系，被告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为由驳回王琼香的诉讼请求错误。一审中，王琼香与朱朝先均不认可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不当；三、双方属于委托合同关系，朱朝先对王琼香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费用负有偿还义务。（2015）红中民三终字第424号民事判决确定，“亿丰洗涤中心”设备为朱朝先购买。同时根据戴红艳在该案中提供的资金支出明细记载朱朝先有出资经营洗涤中心的行为，“亿丰洗涤中心”实际投资人为朱朝先。另根据戴红艳在该案中提供的11月份人工工资清单，载明了向王琼香发放工资1600元/月的事实，王琼香实际是在“亿丰洗涤中心”打工的工人。朱朝先为国家公务员，不直接出面经营洗涤中心符合常理；四、被上诉人称双方无任何法律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综合戴红艳诉王琼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及本案的审理情况，戴红艳、朱朝先、王琼香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从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朱朝先与王琼香之间完全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朱朝先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王琼香无证据证实其投入资金系垫资，且系为朱朝先垫资或是受朱朝先的委托办理委托事务花费的费用；二、王琼香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为双方投入资金并经营“亿丰洗涤中心”的行为符合关于合伙的法律规定，但朱朝先与王琼香均不认可双方系合伙关系，且王琼香无证据证实双方是委托关系，因王琼香在“亿丰洗涤中心”投入巨资并参与管理，并把以洗涤中心购买的微型车落户在自己名下并管理使用，王琼香应当是“亿丰洗涤中心”的投资人，其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中，上诉人王琼香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欲证实朱朝先为“亿丰洗涤中心”的实际投资人，其是为朱朝先打工，其与朱朝先之间属委托合同关系。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购买洗衣设备的时候是其与王琼香、戴红艳三人同去看的设备，但向李某租房非被上诉人所为，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本院认为，证人证言仅能证实朱朝先、王琼香、戴红艳三人同去看过设备的事实，不能证实上诉人欲证明之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戴红艳2013年8月16日、9月2日、10月1日、2014年6月15日分四次向张丽出具借条四份，借款总金额为250000元，担保人均为朱朝先；2、尧军华出具的收到戴红艳支付洗涤中心转让费总金额为100000元的收据两份；3、2015年8月12日出具的证明两份。均欲证实朱朝先与“亿丰洗涤中心”的经营无关。经质证，上诉人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朱朝先与戴红艳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朱朝先在戴红艳起诉王琼香合伙纠纷一案中曾出庭作证用以购买洗衣设备的10万元不是其借给戴红艳的，其前后诉讼行为矛盾；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明，系在戴红艳诉王琼香一案发生后五个月形成的，并且内容上来说，是证明王琼香与戴红艳为“亿丰洗涤中心”的合伙人，与已经生效的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红中民三终字第424号民事判决认定相矛盾。本院认为，1、四份借条的借款人为戴红艳，担保人为朱朝先，但借款是否发生，借款实际用途，均无其他证据证实，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2、对于尧军华出具给戴红艳的两份收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3、出具两份证明的当事人并未到庭作证，所欲证明的事实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还垫资款84122元应否支持？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王琼香主张其受朱朝先之委托经营“亿丰洗涤中心”，并在经营活动中代为垫资为84122元；而朱朝先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王琼香对于其提出的主张和依据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若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则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实王琼香在“亿丰洗涤中心”经营期间投入资金并参与经营管理的事实，但“亿丰洗涤中心”的记账记录、王琼香与戴红艳之间的结算记录单、黄凤平出具的《收据》，均无朱朝先的签名，不能证实王琼香与朱朝先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同时，王琼香在一审中提交的（2015）泸民二初字第168号判决、（2015）红中民三终字第424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证实朱朝先、王琼香向“亿丰洗涤中心”投入资金，并由王琼香、戴红艳负责经营管理“亿丰洗涤中心”，朱朝先与王琼香之间并不符合委托关系的法定构成要件。因此王琼香主张与朱朝先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并要求退还垫资款81422元的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王琼香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红审判员 赵绕全审判员 甘 峰二Ｏ二Ｏ一六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许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