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124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二区甲7号401、403、405、407室。法定代表人：黄永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炳杰，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汇龙镇人民中路683号。法定代表人：殷炜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峰，江苏江海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达公司）因与上诉人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45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明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炳杰与上诉人启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明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工程款四十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元五角四分”部分，依法改判为“工程款柒拾万元整”，支持明达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改判启安公司返还扣留的设备及物资，并支付扣留期间的租赁费18万元（暂计算十个月）；3.由启安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吴×1实际收取的工程款包括3张工资发放表，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仅应认定58000元。1.工资发放表系造假行为，一审中明达公司多次明确要求启安公司出示其财务凭证及财务账目、纳税记录以证明该笔费用支出的真实性，启安公司均拒绝提供，系隐匿或编造证据行为，应认定3张工资发放表为无效证据；2.启安公司一审中也明确表示该工资发放表是应建设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的，不能用于实际工程款的结算；3.评估机构就吴×1所做的煤气管线加固工程造价与启安公司出示的吴×1借支、打收条的费用额基本一致，吴×1所做的工程价值及实际收取的工程款不超过58000元。二、应支持明达公司要求启安公司返还扣留的设备及物资，并支付扣留期间的租赁费18万元（暂计算十个月）的诉讼请求。1.根据明达公司出示的派出所出警录音记录，启安公司对施工场地有严格的出入管理规定，未经启安公司允许，不可能将设备、物资运离施工场地；2.根据明达公司提供的公证证据，明达公司施工必需的设备、物资等就在启安公司控制的施工场地内；3.启安公司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显示明达公司已经将施工所必需的设备、物资等已经运离施工场地。三、启安公司应支付明达公司剩余工程款70万元。1.总价款1106915.54元扣除明达公司收取的、王×1收取的及上述第一项吴×1实际收取的58000元，余额远高于70万元。2.明达公司出示的证据第五组、第六组清晰且相互印证，表明王×1、吴×1系启安公司独自直接委托进行的合同外加固工程的施工，因系个人施工劳务队、没有施工资质，故启安公司要求以明达公司的名义进行监管，要求明达公司给予技术支持和施工指导，同时建设方及启安公司明确表示王×1、吴×1的施工工程款单独结算、单独支付，应支付明达公司的80万元的工程款不会减少。明达公司第五组、第六组与启安公司出示的证据上显示的人员身份是一致的，启安公司没有提任何异议，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或让证人出庭说明，故应认定王×1、吴×1劳务队的施工工程与明达公司的工程款没有关联性。启安公司应依法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工程款70万元。启安公司辩称，第一，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吴×1班底是明达公司承担项目的涉案施工班组，吴×1收取启安公司相关款项及启安公司向其班组支付的相关劳务费用均应当视为启安公司向明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且一审法院要求明达公司通知吴×1到庭就相关事实进行陈述，但明达公司未按法院要求通知吴×1到庭。明达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启安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启安公司向吴×1班组支付的436040元应当认定为向明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第二，明达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相关设备及物资被启安公司扣留。明达公司主张的租赁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王×1和吴×1班组都是明达公司的施工班组，两个班组施工的工程范围与涉案工程密切关联。明达公司上诉认为王×1和吴×1施工班组的施工工程与涉案工程没有关联性，依据不足。启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启安公司向王×1班组支付的《薪资表》上的268540元，应作为启安公司代明达公司向实际施工班组发放农民工工资，该款应作为明达公司的工程款在本案的合同价款中抵扣，该《薪资表》系王×1向启安公司提供，同时有相关农民工领款的签字按印，部分也有启安公司的印章，该原件均在启安公司处，并记入启安公司与明达公司的财务往来中。同样启安公司向吴×1班组用《工资发放表》的形式支付了相应的款项，一审法院最终认定该款项为启安公司代明达公司向实际施工的班组发放的劳务费用。但启安公司向王×1班组支付的《薪资表》上的268540元，未认定为启安公司代明达公司向实际施工班组发放农民工工资，这明显前后矛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代分包单位代为支付班组农民工工资（劳务费用），以及代为支付买卖合同价款、租赁合同价款是普遍存在的。施工总承包企业为确保工程顺利按期完工，减少因延误工期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为防止因农民工工资问题引起重大社会矛盾，在建筑施工现场代分包单位向相关班组直接发放或代为发放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1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启安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二、土钉墙加固，明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系其施工，即使是其施工的，也应系明达公司的风险范围，应包含在固定总价的工程款中。虽然启安公司相关人员曾收到《设计变更通知单》，但未对其内容及相关工程方案进行确认，同时明达公司在工程款催要、结算过程中从未提出过所谓的相关加固工程量款项。一审法院支持明达公司263320.7元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对煤气管线加固以“灌注桩”和无“灌注桩”折中计价的方式是错误的，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明达公司应对其实际用“灌注桩”进行煤气管线加固承担举证责任。同样煤气管线加固也在其固定总价的风险范围之内。四、一审法院判决利息自2013年11月1日开始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已查明诉争合同并未就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但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查明。明达公司辩称，启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一，关于薪资表的证据效力问题，本案的薪资表都不能认定为支付工程款项的依据。在一审期间，多次要求启安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及财务凭证，以此来证明薪资表所列款项已经支付发生，但是启安公司始终没有向法庭提供其财务账目，因此薪资表仅仅是为应付建设主管部门的检查所做的表格，而且一审期间启安公司的代理人也向法庭明确承认薪资表就是为了应付检查才要求做的。同时，启安公司没有出示薪资表所对应人员的身份证明，不能证明薪资表上所列人员真实性，进一步说明薪资表是虚假的。第二，第二个上诉意见所涉及的工程是双方合同之外的工程，对于合同外的工程依法应当据实结算。第三，对于煤气管线加固问题，这也是双方合同之外的工程。这个工程当时进行鉴定，法庭上双方提供证据的时候，启安公司第一次明确表示没有证据提交，是明达公司提供了煤气加固工程的证据，启安公司拿到明达公司的证据之后回去做了一份证据。然后向评估机构提交，提交的时候把灌注桩部分拿掉了。因此对于煤气管线加固结果认定应该以灌注桩认定，这部分一审笔录没有记载。对于合同外的工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双方如果没有约定应该据实结算。第四，关于利息的法律依据，明达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是正确的。明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启安公司给付工程款7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2013年11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起的利息。另外，要求启安公司返还扣留的设备及物资，并要求启安公司支付租赁费18万元（暂计算十个月）。诉讼费由启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2日，启安公司与明达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主要内容是，启安公司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号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报告厅及配电室工程基坑支护工程发包给明达公司，施工范围是施工图纸内的护坡及降水。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总价款80万元，包含降水及其它有关工作，结算时不作任何调整。付款方式是在进场施工至本项工程完工后，经双方及监理验收合格付合同价款的65%即52万元，剩余款项待结构施工至±0后付清。双方在合同中就施工组织与工期约定，明达公司在收到启安公司正式施工图纸三日内向启安公司提交书面施工组织方案，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的施工组织方案进行审核批准，安排图纸技术交底。明达公司必须按合同工期和批准的进度组织施工，接受启安公司、监理公司对工程进度的监督、检查，工程实际进度与计划不符时，启安公司、监理有权责令限期改进，明达公司应按启安公司、监理要求提出整改措施报启安公司、监理审批后执行，期间赶工费由明达公司自理。启安公司负责协调与建设方的现场有关工作，向明达公司提供现场施工用水源、排水口、电源；协调施工现场建筑物、构筑物、古树名木和地下管线的保护。明达公司对工程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补充，并采取补救措施。明达公司为本工程的专业指定分包方，应自行承担全部指定分包范围内的质量、安全责任。双方在合同中就安全及文明施工与管理约定，明达公司应优先发放施工人员工资，不得拖欠，并处理好劳资纠纷及相关问题，不得因此影响施工，以及不得给启安公司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否则启安公司有权采取解除合同、责令退场、要求赔偿损失及支付违约金等措施。双方就违约责任约定，由于启安公司提供的资料、文件错误、不准确，造成工期延误或返工时，应向明达公司支付停工费或返工费；由于明达公司原因延误工期或未按规定时间交付资料，每延误一天应承担以本合同约定的总价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因明达公司施工进度、现场安全和文明施工、材料设备供应及现场管理等不能满足启安公司要求或双方议定的相关条件时，由明达公司负相应责任，启安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终止付款义务。庭审中，明达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第一组证据包括三部分，一是设计及施工方案两页及图纸两张，其中图纸上标注的数字“7800”即指基坑上口线（施工面）应为800mm。二是双方于2013年8月16日签字确认的《学术报告厅及配电室基坑上口线复核结果》，内容是“2013年8月9日及13日，由总包技术负责和分包单位，对基坑目前上口线位置，复核实际留取的工作面尺寸，以指导下一步工作。1、东侧：北端上口线目前定为400MM工作面，实际测量，其从3轴/Q-S轴向东1.5M，基坑底所需1.1M，则测定该处工作面为0.4M；东侧中部耳朵区域阳角位置上口线目前为380MM工作面，目前开挖深度线紧邻底板。2、西侧马道区域上口线测定工作面约400mm,实际测量，其从1/1/Q-S轴向西3.0M，基坑底所需2.6M，则测定该处工作面为0.4M。3、北侧工作面未复核（原因是目前未确定结构位置），按现已开挖面直坡挖下。4、其它区域除八角楼傍边紧邻已存结构下挖外，大多数（即西侧马道南部及东侧南部）均已加大上口线，目前开挖深度满足结构施工。”三是《设计变更通知单》，载明“变更原因：由于北侧基坑内煤气管线决定不移，基坑北部局部加深300毫米，为此，有必要对煤气管线做加固处理及土钉墙原设计进一步加强。一、煤气管线加固方式见《煤气管道加固保护方案及半成品转运方案》所述。二、由于煤气管线支撑依托北侧土钉墙，土钉墙的变形量控制要求相应大大提高，原支护设计必须加强。考虑到场区基坑底部地层较软，为确保基坑安全稳定，对原支护方案做如下调整:(一)、北侧支护参数的调整。1、原设计方案两道预应力，增加为四道预应力，锚杆长度由原12米增加到15米，并增加一道15米及一道12米长钢绞线锚杆，竖向间距由原来1.5米，调整为1.4米。2、对未施工的微型桩区域，增加微型桩，长度增加到10米长，间距加密到0.5米。（二）、东西两侧局部支护参数也做相应适当调整。1、对原支护方案两道预应力，调整为三道，长度12米，间距1.5米。2、对未施工的微型桩区域，增加微型桩，长度增加到10米长，间距加密到0.5米。3、加固区域为加深区域向南增加四根预应力锚杆，间距1.5米。”明达公司以上述第一份和第二份证据证明启安公司没有按照设计施工方案协调土方挖运单位，导致施工面不足400毫米，必须调整施工方案，因此增加工程量。就此，启安公司另行委托王×1进行了施工。王×1并非明达公司人员，启安公司支付给王×1的增量工程款与明达公司无关。明达公司以上述第三份证据证明设计发生了变更，但并未据此向启安公司主张增加工程款。第二组证据是施工现场照片四张。明达公司以此证明其实施的支护工程于2013年9月6日完工。第三组证据包括三份协议及一份工程量结算清单，均为复印件。三份协议包括东侧加固施工协议、西侧电缆处加固协议和工字钢打桩协议。该三份协议仅有启安公司现场负责人刘×2签字。工程量结算清单由陈×1出具，仅载明工程量，未载明价款。该组证据证明启安公司因工作面尺寸测量错误而导致返工，由刘×2签字确认，由王×1实施。该组证据原件由启安公司交给王×1，后被启安公司收回，王×1只能向明达公司提供复印件。第四组证据是王×1的证人证言。王×1出庭作证时表示，最初经朋友介绍在孙×1的要求下进行施工，完工后大约结3万元工程款。之后，好像是启安公司刘×2打电话，提出基坑护坡需要重新加固，便与启安公司重新签订了协议。加固工程完工后，收取了启安公司支付的13.5万元工程款。另外，王×1确认2013年7、8月份《薪资表》以及2013年8月17日、8月20日和8月28日的收条由其本人所签。明达公司以王×1的证言证明启安公司与王×1之间存在独立的施工关系，与本案双方之间的支护工程无关。第五组证据是一份于2013年8月23日由启安公司陈×1，孙×1，吴×1签署的“支护工期计划安排”，对2013年8月23日至同年9月7日的各项工作的完成进行了安排。明达公司以此证明由于启安公司没有按照施工方案进行土方开挖，导致北侧施工面出现重大险情。就此，启安公司找到吴×1施工队抢险。因明达公司是专业施工机构，启安公司希望明达公司出具施工计划。第六组证据是录音及录像以及整理的文字资料。其中2013年8月16日录音位置是在工地办公室二楼，人员包括艺术院王处长，启安公司刘×1、陈×1、韩×1等人，明达公司孙×1，工人王×1。根据各方谈话内容，可以证明王×1施工内容由启安公司与王×1单独约定，启安公司明确表示王×1施工应得款项不算在明达公司工程款中，王×1是个人施工队，不是明达公司人员。在2013年8月20日工地办公室的谈话录像，参加人包括艺术院王处长，明达公司孙×1等。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启安公司与吴×1有合同关系，启安公司向吴×1支付的工程款，与明达公司无关。第七组证据包括两部分，一是北京市正阳公证处于2014年7月28日出具的公证书，内容是公证业务辅助人员李×1随明达公司代理人孙×1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号院，对该院正门、门牌号以及院内东北角的施工现状进行拍照，全程共拍摄照片25张。二是明达公司与某公司签订的设备使用合同及收据一张。明达公司以该组证据证明启安公司扣留了其租赁的施工设备。经庭审质证，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明达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提出设计施工方案显示标注的“7800”与明达公司提到的800mm没有关系，并指出该施工方案只是初步方案，不能证明启安公司放错线。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二份证据不予认可，提出该文件不能证明启安公司放错线，反而证明实际施工过程中，明达公司孙×1作为专业人员，认可现场放线数据标准，测量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且事后也是按照该现场测量数据进行的施工，是明达公司认可的放线数据。同时，该证据不能证明事后有返工加固的行为，更不能证明王×1班组由启安公司雇用并单独结算。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指出该设计变更方案是初步设计方案，不是最终实际施工的方案。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该支护工程应在2013年10月底完工。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王×1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无法确定自己干活的范围、期限，与明达公司有利害关系，不予认可。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并提出孙×1和吴×1在该文件上签字，表明吴×1是明达公司所属施工班组。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提出明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完整，文字记录掐头去尾，省去了对明达公司不利的内容。该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启安公司与王×1单独结算，反而证明王×1班组受明达公司指挥。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第七组证据中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否认相关设备是明达公司的设备。启安公司对明达公司提交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不能证明明达公司将租赁设备用于本案施工现场，也无法证明启安公司扣留了设备。庭审中，启安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第一组证据包括两部分，一是明达公司于2013年3月编制的投标文件《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报告厅及配电室土方开挖、基坑支护工程设计及施工方案》；二是双方于2013年4月12日签署的施工合同。明达公司在施工方案中承诺工期35天，但其并未按照投标文件承诺的工期等履行义务，造成基坑开裂、滑坡，从而导致工期延误，人工成本增加。而根据双方所签施工合同约定，如不是明达公司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必须有书面资料证明。但明达公司并没有书面资料予以证明，不能证明是因启安公司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第二组证据包括六部分，一是启安公司于2013年4月29日向明达公司出具的《工作联系单》，主要内容是要求明达公司提交相关资料，否则将对明达公司采取相应的经济处罚。二是《工程项目安全检查隐患整改记录表》两份，主要内容是，在项目日常工作检查中，发现明达公司未严格按照施工组织设计附图施工，将专家技术指导擅自更改；擅自将锚杆长度由12m更改为6m，将钢绞线1-7A5＠15m改为钢筋6m；现场施工人员严重不足，且没有任何管理人员等等，要求明达公司进行整改。三是启安公司于2013年6月份向明达公司发送的三份工作联系单及一份《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其中有一份工作联系单及《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有孙×1签字，并载明基坑地下有反水现象，要求明达公司尽快给出解决方案。《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载明基坑东侧护坡出现裂纹，要求明达公司整改，并在检查合格后进行下一道施工工序。四是启安公司于2013年7月27日发送明达公司并由明达公司施工人员王×1签收的通知一份，内容是“你公司进场的HRB335/14的钢筋，经取样送检不合格；我公司要求你们全数退场，禁止使用不合格的材料，违者一切后果自负！望你公司尽快落实”。启安公司以此证明因明达公司提供的材料不合格，便自行采购部分施工材料给明达公司施工队使用。五是施工现场照片18张。证明明达公司施工质量不合格，造成三次滑坡、开裂等情况。六是北京市朝阳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于2013年9月6日作出的《朝阳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巡检记录表》。证明明达公司施工的基坑护坡工程存在未按施工方案施工、未对基坑变形监测、施工技术力量不足、边坡渗水流沙等现象，责令其停工整改。第三组证据包括六部分，一是日期为2013年4月至同年8月期间的《薪资表》十三张，其中2013年4月至同年6月六张《薪资表》盖有明达公司印章，2013年7月至同年8月七张《薪资表》中六张有王×1签字，另一张《薪资表》由林×2签字。以上十三张《薪资表》载明总额268540元。启安公司提出，建设部门硬性规定施工企业必须将工资发放到工人手中，但在实际施工中，因包工头与工人之间就工资发放存在争议，启安公司便将部分工程款直接发放给工人，部分工程款由包括孙×1在内的包工头领取。二是两张费用报销单，其中一张载明由孙×1于2013年7月6日领取“基坑打桩费工资”1200元，另一张是同年7月9日由孙×1领取“煤气管加固专家论证费”8000元，金额共计9200元。三是林×2于2013年8月3日出具的“今日借用现金1000元”的证明。四是王×1于2013年8月7日出具的“今收到施工队人工工资伍千元整（生活费）”的收条。五是王×1于2013年8月20日出具的内容是“今收到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付给明达化工地质责任有限公司学术报告厅及配电室工程基坑支护加固人工费￥10.0000元整（大写：拾万元整），剩余部分待后期结算清单确定后，给予结清。”的收条。六是王×1于2013年8月28日出具的“今收到人工费叁万（30000.00）元”收条。启安公司以该组证据证明向明达公司王×1、林×2、孙×1等支付人工费和生活费共计413740元。第四组证据包括两部分，一是吴×1作为安全质量保证人、孙×1作为明达公司负责人、刘×1作为总包项目见证人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安全质量保证书》，内容是“吴×1班组在明达化工有限公司的领导与指导下，严格执行明达化工有限公司对学术报告厅及配电室工程基坑支护的设计方案，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特签订安全质量保证书。1、吴×1班组在8月17日-9月1日期间，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完成所有工作面。工作面由陈工核实，工具及机械由吴×1班组自行解决，吴×1班组在现场施工要严格执行施工现场所有的规章制度，如有违反规章制度，每次罚款5000元（大写：伍仟元），三次以上（含第三次）罚款10000元（壹万元）。2、工期要求，吴×1班组必须在8月17日-9月1日期间完成所有工作面，如果超期每天罚款10000元（大写：壹万元），如不是吴×1班组原因延误工期，工期相应顺延。3、如果在规定期间完成所有工作，明达化工有限公司给予重奖，奖励方式由吴×1和明达化工有限公司另外协商，协商结果见另页。”二是向吴×1付款的凭证，包括：（1）吴×1与蔡某某于2013年8月28日书写的收条，内容是“今收到江苏启安建设有限公司刘×1给付的工人工资预付款伍仟元整”。（2）吴×1签字确认的2013年8月至同年10月的工资发放表，载明了22名工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基本工资数额、出勤天数等，金额分别是124480元、124080元和124480元。（3）吴×1签字确认的费用报销单两份，金额分别是8000元和2万元。（4）吴×1出具的“借支”清单及收款单、领借款凭证共计四份，金额分别是1万元、5000元、5000元和1万元。启安公司以该组证据证明其向明达公司吴×1班组支付人工费436040元。第五组证据包括送货单、发货明细单以及收据等支出凭据。启安公司以此证明明达公司不按照合同约定购买材料，启安公司代明达公司支出材料费172615.7元及机械费14250元。第六组证据包括四部分，一是由王×1签字确认的出门条一张，内容是“今明达化工退场￠14钢筋一吨。拉出学术报告厅及配电室工地。”启安公司以此证明王×1是明达公司人员，截止到2013年8月16日，因明达公司提供的钢筋不合格，被要求退场，王×1代表明达公司把一吨钢筋拉走。王×1班组2013年依然在代表明达公司施工；同时佐证明达公司部分《薪资表》中虽然未加盖其印章，但该《薪资表》真实可信。2013年7、8月向王×1班组发放工资应从明达公司合同价款中扣除。二是林×1于2013年5月14日签署的签收单。三是盖有明达公司印章、日期为2013年4月22日的《人员资质及特种工种报审表》，内容是明达公司于2013年4月21日进场时就基坑工程项目主要施工人员向监理公司报送花名册及上岗证书，后附花名册中有高×1和王×2及二人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及身份证。四是孙×1作为审核人、林×1作为交底人于2013年4月20日签署的《技术交底记录》。启安公司以上述第二份至第四份证据证明林×1、高×1和王×2是明达公司的人员，2013年7、8月《薪资表》中虽然未加盖明达公司印章，但《薪资表》中有林×1、高×1和王×2签字，施工人员领取的工资应视为启安公司向明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经庭审质证，明达公司对启安公司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但对启安公司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明达公司对启安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第三部分有孙×1签字的证据以及第六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第六部分证据涉及的相关问题是吴×1施工队造成的，与明达公司无关。明达公司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余部分，均不予认可。明达公司对启安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的第一份证据中盖有明达公司印章的《薪资表》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薪资表》载明的内容不认可，称工人工资并非按《薪资表》数额发放，工人签字也不是本人所签。之所以向启安公司提供《薪资表》，是明达公司在收取了启安公司10万元支票，并由明达公司向启安公司开具收据的情况下，建设部门要进行检查，启安公司则要求明达公司造一份《薪资表》，以应对检查。《薪资表》中未加盖明达公司印章的部分，明达公司均不认可。明达公司对该组证据中的第2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该组证据中的第3份证据有异议，认可是林×2签字，但提出是林×2补签，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中的第四份、第五份和第六份证据均系王×1收款，王×1曾经是明达公司工人，但其并非明达公司代表，其收取的款项与明达公司无关。明达公司对启安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的《安全质量保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孙×1签字是因启安公司要求将吴×1班组挂靠在明达公司名下，实际上吴×1班组所实施的工程与明达公司实施的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吴×1收取的人工费也与明达公司无关。明达公司对启安公司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明达公司对启安公司提交的第六组证据中的第一份证据即王×1签字的出门条不予认可，提出王×1不能代表明达公司，与明达公司无关。明达公司指出，该证据能够证明启安公司对施工现场管理严格，明达公司不可能自行将施工机械拿走。明达公司对启安公司提交的第六组证据中的第二份证据、第三份证据和第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确认林×1是其施工人员，但对启安公司主张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案件在审理期间，明达公司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设计施工方案》施工面由80㎝变为40㎝导致施工难度增大而增加的工程量及增加的工程价款，以及北侧燃气管线不移动导致施工方案变更而增加的工程量及相应的工程价款进行鉴定。明达公司与启安公司均表示采取摇号的方式选取鉴定机构。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选取，确定由北京广达精捷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达公司）进行鉴定。2015年6月29日，广达公司出具《工程造价鉴定报告》。广达公司在报告中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1、由于本工程合同价为80万元，但双方均不能提供本合同预算书，因此在鉴定过程中依据合同范围、施工方案及双方提供的基坑平面尺寸，依据《北京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2001）》及相关配套文件、《北京工程造价信息》2013年第4期，计算出和合同价80万元相对应的工程造价是952468.54元。2、合同价与依据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的工程造价比为0.8399。3、按明达公司陈述的《设计变更通知单》中（一）北侧支护参数的调整，北侧边坡支护长度为24.6米；（二）东西两侧局部支护参数也做适当调整，东西两侧局部边坡支护长度为37.8米，依据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得出施工面由80㎝变为40㎝的施工方案变更后施工加固部分的工程造价为316690.6元。4、按启安公司陈述的《设计变更通知单》中（一）北侧支护参数的调整，北侧边坡支护长度为22米；（二）东西两侧局部支护参数也做适当调整，东西两侧局部边坡支护长度8米，依据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得出施工面由80㎝变为40㎝的施工方案变更后施工加固部分工程造价为198013.96元。5、《设计变更通知单》中“一、煤气管线加固方式见《煤气管道加固保护方案及半成品转运方案》所述”的工程内容不在明达公司的施工范围内，故本鉴定报告不涉及此项造价。鉴定结果是施工面由80㎝变为40㎝的施工方案变更后增加工程造价为：（1）按明达公司陈述工程造价为316690.6元；（2）按启安公司陈述工程造价为198013.96元。如执行上述第三项第2条的比例，上述工程造价为：（1）按明达公司陈述施工方案变更后造价316690.6×0.8399=265988.43元；（2）按启安公司陈述施工方案变更后造价198013.96×0.8399=166311.93元。广达公司作出上述鉴定结论之后，明达公司以查清案件事实为由，再次申请对北侧燃气加固方案涉及的工程进行造价鉴定。经双方协商，继续委托广达公司进行鉴定。2015年11月18日，广达公司就“煤气管线加固保护方案部分”出具工程造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是《燃气管道加固保护方案及半成品转运方案》部分的工程造价为：（1）依据明达公司提供的《燃气管道加固保护方案及半成品转运方案》，依据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的工程造价74184.63元，如执行0.8399比例，工程造价62307.67元。（2）依据启安公司提供的燃气管道加固保护方案及半成品转运方案》，依据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的工程造价29624.97元，如执行0.8399比例，工程造价24882.01元。2015年12月28日，广达公司根据双方提出的异议，对2015年6月29日《工程造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进行了调整，并出具新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鉴定结果是《设计变更通知单》中二、土钉墙加固方案调整后增加工程造价为：依据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的工程造价313514.35元，如执行0.8399比例，工程造价263320.7元。当日，广达公司还出具一份《工程造价鉴定报告》有关说明，主要内容是：我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29日（鉴定结果作废）、2015年11月18日、2015年12月28日出具了本案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的工程造价仅针对于朝阳法院转交的日期是2013年7月9日《设计变更通知单》两部分内容作出的鉴定报告，其中：1、2015年11月18日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是依据《设计变更通知单》中第一项煤气管线加固方式见《燃气管道加固保护方案及半成品转运方案》所述的工程造价。依据明达公司提供的方案，按照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的工程造价为74184.63元；依据启安公司提供的方案，按照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的工程造价为29624.97元。因双方提供的方案署名均为“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学术报告厅及配电室项目部”，但均未签字、盖章。双方相差的造价主要原因为明达公司提交的方案中有“灌注桩”，而启安公司提交的方案中无“灌注桩”。2、2015年12月28日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报告》是依据2013年7月9日《设计变更通知单》中第二项土钉墙支护方案调整（一）北侧支护参数的调整、（二）东西两侧局部支护参数也做相应适当调整的支护方案变更后增加的工程造价，鉴定结果是（1）依据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的工程造价为313514.35元。（2）按合同价与依据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的工程造价的比例所得工程造价为263320.7元。明达公司认为应按照市场价计取增项工程价款，不应再乘以0.8399系数。启安公司认为设计变更只是对原合同的变更，不能超出合同的调价范围，即使计取增项价款，也应按照0.8399比例确定造价。上述事实，有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设计变更通知单》，《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以及上述查明部分列明的各项证据、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明达公司与启安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双方主要争议在王×1班组和吴×1班组是否是明达公司所属施工班组以及王×1和吴×1收取的工程款是否是启安公司向明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关于王×1班组是否为明达公司施工班组。首先，明达公司确认王×1曾作为本公司施工人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报告厅及配电室工程基坑支护工程工地上进行过施工，但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护坡加固工程是由启安公司直接发包给王×1个人，与明达公司无关。明达公司就其上述主张虽然提供了相关证据，但因证据为复印件，法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其次，启安公司提交的部分《薪资表》虽然未加盖明达公司印章，但王×1与明达公司人员林×2在同一张《薪资表》上签字的事实，亦可表明王×1和林×2系同一班组人员。再次，王×1于2013年8月20日向启安公司出具收条，明确写明是启安公司向明达公司支付的人工费。因此，法院确信王×1是明达公司施工班组负责人，并代明达公司收取启安公司支付的人工费用。关于吴×1班组是否为明达公司施工班组。吴×1作为安全质量保证人、孙×1作为明达公司负责人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安全质量保证书》中明确写明，吴×1班组在明达公司领导与指导下，严格执行明达公司对学术报告厅及配电室工程基坑支护的设计方案，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特签订安全质量保证书。另外，保证书中还写明，吴×1班组在限定期限内保质保量完成所有工作，如违反将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同时写明，如果在规定期间完成所有工作，明达公司给予重奖。明达公司虽然提出是启安公司要求将吴×1班组挂靠在明达公司名下，但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根据《安全质量保证书》内容来看，所涉及的工程内容即为明达公司分包范围。明达公司不仅对吴×1班组领导与指导，同时有权对吴×1班组进行处罚或奖励。因此，法院确信吴×1班组亦是明达公司从事本项目的施工班组。王×1和吴×1收取启安公司的款项，应为履行职务行为，即代表明达公司收取启安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或劳务费。关于工程款总结算数额。双方争议在于因施工面由80㎝变为40㎝的施工方案变更后增加的工程造价以及煤气管线加固增加的工程造价两部分。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80万元固定总价款，应限定在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具体是施工图纸内的护坡及降水。从《设计变更通知单》的内容来看，包括煤气管线加固和土钉墙加固方案调整增加的工程量两部分，其中就煤气管线加固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启安公司负责地下管线的保护，如其未承担地下管线保护责任，自应向承担方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而土钉墙加固方案调整也意味着施工图纸原施工面发生了变化，工程价款理应调整。因此，法院确定在80万元固定价款基础上，再根据煤气管线加固和土钉墙加固方案调整两部分鉴定结论确定的数额，作为启安公司应向明达公司支付的总工程款数额。关于土钉墙加固方案调整后增加工程造价数额，广达公司最终作出依据标准定额及造价信息计算的工程造价313514.35元的鉴定结论，并提出如执行0.8399的比例，工程造价263320.7元。法院认为，在双方未就增加工程造价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应参照合同约定确定增项工程价款，即按照0.8399的比例计取该部分增项工程价款263320.7元。关于煤气管线加固造价，首先需要说明，启安公司虽然否认煤气管线加固由明达公司实施，但在启安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以及在煤气管线加固工程与护坡及降水工程密切关联的情况下，即使明达公司否认吴×1是其施工班组，法院也将煤气管线加固工程计入明达公司施工范围。广达公司以双方各自提供的《煤气管线加固保护方案及半成品转运方案》分别作出工程造价数额，并提出如执行0.8399比例得出的相应造价数额。广达公司就此说明，双方相差的造价主要原因是明达公司提交的方案中有“灌注桩”，而启安公司提交的方案中无“灌注桩”。由于专业鉴定机构也无法确定是否具有“灌注桩”，法院就此部分按照各自主张并同样执行0.8399比例后折中计取，即该部分造价数额是43594.84元[（74184.63元+29624.97元）÷2×0.8399得出]。以上，80万元合同固定价款加上土钉墙加固方案调整后增加工程造价263320.7元再加上煤气管线加固工程造价43594.84元，总结算工程款为1106915.54元。关于启安公司向明达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数额。启安公司提出其共计向明达公司支付工程款949780元，包括三部分。一是向明达公司付款10万元。二是向王×1班组付款413740元。三是向吴×1班组付款436040元。明达公司对上述第一笔十万元没有异议，予以确认。启安公司主张向王×1班组支付数额，包括《薪资表》金额268540元、孙×1签收的费用报销单9200元、林×2出具的收取1000元的证明以及王×1于2013年8月7日出具的5000元收条、2013年8月20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2013年8月23日出具的3万元收条。明达公司对孙×1签收的9200元费用报销单没有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明达公司虽然对林×2于2013年8月3日出具的收取1000元的证明和王×1于2013年8月7日出具的5000元收条、2013年8月20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2013年8月23日出具的3万元收条均不认可，但其对林×2签字无异议，且王×1本人亦确认该收条由其出具。因此，法院对林×2和王×1收取的上述四笔款项共计13.6万元，认定为启安公司向明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关于《薪资表》涉及的款项，首先，《薪资表》应是单位向本单位人员支付劳动报酬的凭证，《薪资表》中载明的人员并非是启安公司劳务人员，启安公司以此作为向明达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凭证，不符合常规。其次，根据合同约定，明达公司不得拖欠工人工资，并处理好劳资纠纷及相关问题，不得影响施工，否则启安公司有权采取解除合同、责令退场、要求赔偿损失及支付违约金等措施。双方于2013年4月12日签署施工合同，启安公司提交的《薪资表》的起始日期也是2013年4月，没有证据证明在双方签署合同之时，明达公司就开始欠付施工人员工资，也没有证据证明需要由启安公司代明达公司向施工人员发放工资。因此，启安公司提交的《薪资表》不能作为其向明达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凭证，启安公司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启安公司向吴×1班组支付的款项，经审查，启安公司提交的由吴×1签字确认的《工资发放表》不仅载明了工人姓名，而且列明了每一位工人的身份证号码、基本工资数额、出勤天数等内容。明达公司未按法院要求通知吴×1到庭陈述事实，法院无法通过吴×1进一步查证相关事实。因此，明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法院确认启安公司主张成立，即认定吴×1签署的《工资发放表》载明的数额，作为启安公司向明达公司吴×1班组支付的劳务费用。启安公司提交的吴×1个人签收凭证，法院基于同理，亦予以认定。因此，法院对启安公司主张的向吴×1班组支付的436040元，认定为启安公司向明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以上，法院认定启安公司共计向明达公司支付工程款总数额为681240元（包括双方确认的10万元、孙×1收取的9200元、林×2收取的1000元、王×1班组收取的13.5万元和吴×1班组收取的436040元）。以上，工程款总结算数额1106915.54元，启安公司已付明达公司681240元，尚欠明达公司工程款425675.54元。明达公司主张的超出该数额的部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明达公司要求启安公司自2013年11月1日开始按照年利率7%标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并未就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故法院确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明达公司主张的利息。关于明达公司主张返还的设备及物资以及租赁费用，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相关设备及物资被启安公司扣留，其要求启安公司支付租赁费用也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启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明达公司工程款四十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元五角四分，并自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开始至偿还全部工程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向明达公司支付利息。二、驳回明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如启安公司未在上述期限内向明达公司支付全部款项，则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加倍向明达公司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查明，明达公司于2015年4月8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公司名称由“明达化工地质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谭×1”变更为“黄永明”，双方对此均予以认可。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关于启安公司提交的《薪资表》及《工资发放表》认定一节，启安公司认为两份证据均系其公司代明达公司直接向工人发放工资的费用，故主张《薪资表》应当予以认定，该部分费用应在结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明达公司认为《工资发放表》系造假行为，缺乏财务凭证等佐证，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对此，本院认为，启安公司提交的《薪资表》及《工资发放表》证明目的虽一致，但由于二者证据形式、形成时间、背景以及双方举证质证情况有较大差异，导致法院在该二证据认定上有区别。就《薪资表》而言，最早的形成时间为2013年4月，而双方施工合同签署时间也是2013年4月，双方签订施工合同后发包人即代承包人向工人发放工资有悖常理，且启安公司主张的经手人王×1作为明达公司的证人到庭仅对其实际施工时间即2013年7、8月份形成的《薪资表》上其签名进行确认，启安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处理应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就《工资发放表》而言，由于形成时间是在施工期间，且有相应的考勤表等佐证，明达公司虽否认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采信该份证据作出对明达公司不利的处理，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启安公司上诉认为土钉墙加固并非明达公司施工，且涉案施工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明达公司应当自行对相应部位加固承担风险，故主张土钉墙加固工程量款项不应得到支持，本院认为，通过查明事实可以认定王×1班组实际施工完成土钉墙加固工程，王×1班组亦属明达公司，启安公司未就其主张进行举证，本院不予支持。涉案施工合同虽为固定总价合同，但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土钉墙加固等施工内容，而双方其后就土钉墙加固进行了专门的协商变更，应属施工合同外工程量，明达公司实际施工完成，启安公司应当支付相应费用，启安公司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启安公司上诉认为明达公司未就“灌注桩”施工进行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相应费用不应得到支持，本院认为，造成“灌注桩”无法确定的原因在于双方提交的施工方案有差异，且依据现有技术条件无法确定，故一审法院采取折中方式进行处理，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启安公司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启安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利息的起算时间有误，对此本院认为，依据双方陈述，实际工程最晚于2013年10月底前已经完成并交付，而启安公司未就此提供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支持明达公司所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2013年11月1日，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启安公司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明达公司上诉认为启安公司单独与王×1、吴×1进行专项结算，不应影响其工程款，依据本案查明事实，王×1、吴×1班组均应所属明达公司，且明达公司未就启安公司单独与王×1、吴×1形成施工合同关系进行充分举证，故明达公司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明达公司虽上诉认为启安公司扣留其设备及物资，但未就该项主张提供直接证据，故本院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明达公司与启安公司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62元，其中由明达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297元（已交纳），由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465元（已交纳7685元，其余17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闫 慧代理审判员 刘 栋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书 记 员 田亚男书 记 员 佳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