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民终3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8号楼。
法定代表人：韩铁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良刚，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万顺温泉花园1号楼商场。
负责人：张大勇，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男，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缨，北京市英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利达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王村金龙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韩振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勇，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天津分行）、被上诉人天津市利达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初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良刚，被上诉人天津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宋长缨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利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物资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继续执行利达公司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以下简称西青支行）开立的账号为×××账户内的存款2499.3万元及利息；3、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天津分行、利达公司承担。
物资公司的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案件关键事实的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进而判决结果错误。（一）天津分行不是利达公司的债权人。（二）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不存在质押关系。二、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了案涉账户中利息的性质。三、天津分行对银行承兑汇票追加保证金至100%的行为明显属于协助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恶意逃债的行为。
物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申请撤销（2016）经02执异字48号执行裁定书；2、请求判令继续执行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开立的账号为×××账户内的存款2499.3万元及相应利息；3、诉讼费由天津分行、利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6日，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签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合同主要约定：天津分行同意在授信额度有效期内向利达公司提供1亿元的授信额度。在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利达公司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时，不限次数，并可循环使用。授信范围为利达公司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及外币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银行保函及国际贸易融资（如信用证、押汇等）。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间为1年，自2014年11月6日至2015年11月5日，但每笔具体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具体授信业务的起始日不得晚于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间，到期日根据利达公司经营需要和天津分行相关业务管理规定在具体的业务合同中确定，到期日可以晚于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间。
2015年5月8日，利达公司和天津市利丰源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丰源达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利达公司向利丰源达公司购买产品，总价值5635万元，利丰源达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发票。
2015年5月11日，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签订编号为×××《银行承兑协议》，协议约定：利达公司申请天津分行承兑其开出的商业汇票1张，金额共计2777万元，汇票号为×××，收款人为利丰源达公司，签发日期为2015年5月11日，到期日为2015年11月11日。利达公司于2015年5月11日前在天津分行开立承兑保证金账户，并在该账户存入票面金额的10%，即277.7万元作为保证金。利达公司应于承兑汇票到期前10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天津分行，汇票到期由天津分行直接划付收款人或持票人。汇票到期日，天津分行凭票无条件支付票款。如汇票到期日利达公司不能足额支付票款，天津分行有权直接从保证金账户或从利达公司在天津分行及其系统内各级机构开立的任何账户中扣款用于冲抵票款。天津分行对不足支付部分的票款转作利达公司的逾期贷款，并按照有关规定计收罚息。双方还对在利达公司资产恶化、涉及诉讼等情形下需增加保证金作了约定。
2015年5月11日，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申请开户，账号×××，账户分类承兑定期保证金，金额277.7万元。同日，利达公司开具用途为保证金定期6个月，金额277.7万元转账支票1张，汇入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开立的账户。利丰源达公司收到承兑汇票后，将承兑汇票背书转让予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2015年5月12日，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持票向天津分行贴现2715.170095万元，并将承兑汇票背书转让予该行。
2015年8月31日中午12点10分，利达公司的代理人签收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高民（商）终字第1147号民事判决书。
2015年8月31日，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编号为×××《银行承兑协议》第一条变更为：利达公司在本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开出前，在天津分行开立定期承兑保证金账户，并在该账户存入票面金额的10%计277.7万元作为保证金；于2015年8月31日前，在天津分行开立活期承兑保证金账户，并在该账户内存入票面金额的90%计2499.3万元作为保证金，补齐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汇票到期前，上述保证金不得支用。利达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在西青支行再开立了×××账户，账户分类为承兑保证金。同日，利达公司开具用途为还敞口、金额2499.3万元的转账支票1张，汇入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新开立的×××账户。利达公司没有在承兑汇票到期前10日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天津分行。2015年11月11日，西青支行出具承兑汇票手工备款通用凭证，将2777万元予以承兑。
二中院于2015年11月6日依法冻结了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开立的×××账户，内有存款2499.3万元。该账户为单位活期保证金，起息日为2015年8月31日。后天津分行向二中院提出执行异议，二中院作出（2016）京02执异4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2499.3万元存款的执行。
另查：自2015年8月31日至2016年10月28日，×××账户只有2015年8月31日的一笔存款进账，金额为2499.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天津分行是否存在协助利达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二是天津分行对×××账户内存款2499.3万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一审法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案件争议焦点作如下评判：
一是天津分行是否存在协助利达公司向关联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根据利达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利达公司的股东为孙权新和韩振友，分别持股40%、60%，韩振友为法定代表人。利丰源达公司的股东为于盛强、天津市必拓制钢有限公司，分别持股60.5%、39.5%，法定代表人黄俊银。根据物资公司提供的利达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显示，2004年9月20日以前利达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1998年11月份于盛强被任命为利达公司法定代表人，2004年9月份韩振友被任命为新的法定代表人。根据物资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天津盛源通广钢铁有限公司，利丰源达公司持有天津盛源通广钢铁有限公司1.96%股份。物资公司认为，于盛强在1998年至2004年曾经是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利达公司和利丰源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同时，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也与利丰源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但从各企业工商登记来看，利达公司与利丰源达公司不存在控股关系，也不存在高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况；利丰源达公司也不是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未发现高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况。因此，一审法院对物资公司认为利达公司和利丰源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与利丰源达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根据查明的事实，利达公司和利丰源达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利丰源达公司也开具了相应的发票。物资公司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利达公司与利丰源达公司之间没有真实业务关系。利丰源达公司取得案涉汇票，背书转让给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得瑞源商贸有限公司申请贴现，也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另，根据查明的事实，天津分行对案涉承兑汇票进行了承兑，履行了票据付款义务。
综上所述，物资公司认为天津分行存在协助利达公司向关联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是天津分行对×××账户内存款2499.3万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根据前述规定，天津分行应对×××保证金账户内存款2499.3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承担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天津分行和西青支行是同一民事主体，西青支行的民事行为等同于天津分行的民事行为。根据编号为×××《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在利达公司涉诉情况下，天津分行可要求利达公司增加保证金。根据查明的事实，利达公司和天津分行在2015年8月31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利达公司应于2015年8月31日前，在天津分行开立活期承兑保证金账户，并在该账户内存入票面金额的90%计2499.3万元作为保证金，补齐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汇票到期前，上述保证金不得支用。如前所述，天津分行和西青支行是同一民事主体。本案中，利达公司依约在天津分行下属西青支行申请开立了×××账户，并在开户申请时明确约定该账户为保证金账户，并依约存入了约定金额的款项，天津分行已实际控制该账户；同时，该账户没有用于利达公司日常结算账户，截至2016年10月28日，只发生一笔存款进账。故，该账户内的资金已经转移天津分行占有并实现了特定化，符合金钱质押的条件。另，天津分行的下属支行西青支行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利达公司在汇票到期内前10日未将应付票款足额交存。因此，天津分行对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享有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利达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三百一十一条、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缺席判决驳回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物资公司与利达公司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权执行过程中，物资公司就案涉执行标的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申请继续执行案涉账户内款项的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涉账户设立于西青支行，但天津分行提交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文件，证明天津分行与西青支行同属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以及天津分行与西青支行的隶属关系。案涉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属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信业务范围，《银行承兑协议》亦为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签订，案涉银行承兑汇票已予承兑，利达公司未依约偿还全部款项，故天津分行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并无不当。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是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向银行申请承兑而备付的资金，这类资金存放在承兑银行设立的保证金账户，是出票人提供的承担付款责任的担保。保证金存入保证金账户后，其支付、划出均受到银行的限制，符合金钱作为质权的法律特征。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及协议的履行证明保证金账户资金已特定化，现有证据证明案涉保证金账户资金的进出并未用于保证金以外的业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金融机构已对汇票承兑或者已对外付款，根据金融机构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已丧失保证金功能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扣划措施。《银行承兑协议》中约定，在利达公司出现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该协议项下债务能力的事项，汇票到期且利达公司未足额缴存应付票款的，天津分行有权要求利达公司增加承兑保证金。后利达公司与天津分行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利达公司应于2015年8月31日前，开立活期承兑保证金账户，并在该账户内存入相应金额作为保证金，补齐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汇票到期前，上述保证金不得支用。案涉银行承兑汇票已予承兑，利达公司未依约偿还全部款项，质权人享有主张实现质权优先受偿的权益，足以排除利达公司对案涉标的物申请继续执行的请求。物资公司关于天津分行追加保证金的行为属于协助利达公司规避执行、恶意逃债行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物资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淑莱
审判员 王 肃
审判员 张 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王 峥
书记员 张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