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8民终6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雄彪。
上诉人（原审被告）：严生龙。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戴建波，浙ＸＸ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严云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振财。
上诉人蔡雄彪、严生龙因与被上诉人毛振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5）衢江商初字第1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期间，蔡雄彪以需申请会计审计部门进行财务审核为由，申请延期审理一个月，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于2016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雄彪，上诉人严生龙及其委托代理人戴建波、严云峰，被上诉人毛振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期间，蔡雄彪向原审法院提交十二组证据材料，原审判决逐组分别作出以下认定：
1.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江山市富士合金厂（以下简称富士厂）的收入支出对账单严生龙对真实性有异议，该清单注明“以上核对根据严生龙自报报表清算”，但清单载明的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期间富士厂的收入总额、支出总额与11份月结算清单及严生龙的出纳现金账记载的富士厂收入总额、支出总额均不一致，故不能确认该清单系2003年12月12日三方结算时所形成及三方均认可清单的内容，蔡雄彪的第1个证明对象不予确认。应收应付款对账单、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的11份结算清单，严生龙、毛振财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应收应付款对账单载明的第4至8项应收款，严生龙庭审中认可第4项郑明的20000元借款其已收取，该笔款项应由严生龙交出，第5项塑料厂电费15000元，严生龙认为其没有收取，也没有约定他负责收取，蔡雄彪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款项应由严生龙收取或严生龙已经收取，故该笔15000元蔡雄彪主张严生龙应交出，不予支持，第7项账面现金余额15797元与蔡雄彪第一个证明对象中主张的154409元系重复计算，截至2001年3月31日严生龙出纳现金账中的余额应按照富士厂上年度现金余额、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收入总额和支出总额据实确定，第6项的25000元明确载明系严生龙欠款，第8项实收现金余额16252元，严生龙未否认系其已收取但未入账的现金收入，故该二笔款项严生龙应交出作为合伙财产。出具给徐志荣的书面清单，真实性严生龙虽然认可，但蔡雄彪据此主张清单中载明的8007元应由严生龙补交给合伙体，不予支持，因为蔡雄彪的主张实质是认为徐志荣最终将严云峰所欠的8007元原材料款在徐志荣应付给富士厂的货款中扣除，导致富士厂产生了8007元损失，责任在严生龙，故严生龙应赔偿富士厂8007元，严生龙虽然在清单中书写了“以上请你与徐志中结账，从钢坯款中扣除”，但蔡雄彪也认可严云峰的炼钢厂有钢坯卖给徐志荣，即严云峰在徐志荣处也可能有应收货款可以扣除该笔8007元，故该份书面清单不能证明富士厂的该笔8007元损失应由严生龙承担责任。严生龙有关结算时蔡雄彪向其出具了36000元欠条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2.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蔡雄彪2000年1月13日填写5900元领款单时实际并未领取5900元，并退回给严生龙2100元，从而也不能证明严生龙通过两次入账的方式侵吞了富士厂8000元，因此蔡雄彪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定。
3.两份收款收据，严生龙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认定。2000年4月29日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单位为“徐志荣”，款项性质为“现金”，并加盖了“江山市富士合金钢厂财务专用章”，应确认富士厂已收取了该笔40000元钢坯款。在该收款收据中，蔡雄彪的签名位置在出纳栏，严生龙的签名位置在经手人栏，据此认定严生龙已收取了该笔40000元钢坯款但未入账。2000年7月18日收款收据中的8500元，严生龙并未否认收到该笔8500元未入账，其主张该笔8500元用于归还蔡雄彪欠信用社的贷款缺乏依据，蔡雄彪也不予认可，不予支持，该笔8500元款项严生龙应交回富士厂。
4.毛振财出具的证明，其内容与毛振财的当庭陈述不一致，不予采纳，至于毛振财记载的一页总分类账，毛振财当庭也明确他只是根据严生龙的过磅单入账，对该笔货款是否已收取并不清楚，因此，蔡雄彪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定。
5.毛振财的收入记账页和支出记账页内容是否客观真实，需结合其他证据判断。2000年8月6日（金额30000元）、8月10日（金额10000元）、8月13日（金额50000元）、8月18日（金额40000元）的四张收款凭证，只有蔡雄彪的签名，经办人栏无人签名，2000年8月3日的收款凭证（金额10000元），经办人栏是蔡雄彪签名，2000年8月25日（金额20000元）、8月29日（金额30000元）的两张凭证，系毛振财作为经办人签字，该七张收款凭证不能证明所对应的七笔货款190000元已由严生龙经手收取或蔡雄彪、毛振财收取后已交给了严生龙入账，相反，严生龙作为经办人签字的五份收款凭证证明2000年8月5日至31日期间，严生龙仅收到郑书福处的货款共计140000元。刘磊的书面证明和分厂账本二页，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结合蔡雄彪提交的严生龙出纳现金账复印件同时期并没有支付给变压器厂50000元的账目看，也只能证明刘磊以开具给严生龙三份收款收据方式抵销了应向富士厂收取的50000元货款，不能证明严生龙通过虚列5万元支出的方式侵吞了50000元。
6.虽然严生龙认可收到蔡雄彪所述的125000元货款后将80000元记入富士厂的账目，其余的45000元记入变压器厂的账目，以及严生龙提交的二页账本真实性无法确定，无法证明该笔45000元属于变压器厂应收取的货款，但根据双方的陈述，存在变压器厂自行卖钢坯给徐志荣以及通过富士厂销售钢坯给徐志荣的情况，该45000元属于变压器厂还是属于富士厂的货款需待变压器厂、徐志荣、富士厂三方就来往账目清算后才能确定，其是否系被严生龙通过不入富士厂账目方式侵吞的款项尚难以确定，故对蔡雄彪的证明对象不予确认。
7.七张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严生龙无异议，可以认定。从蔡雄彪保管的严生龙现金日记账复印件看，2001年3月2日凭证的20000元（票号019713）严生龙2月18日已收取入账，2001年3月2日是补开凭证，2001年2月至3月浙西轧钢厂（郑书福）名下的货款已入账192000元，蔡雄彪认可2001年2月至3月富士厂从浙西轧钢厂（郑书福）收取货款192000元，其主张2001年2月份借给富士厂20000元，该20000元严生龙亦以浙西轧钢厂（郑书福）货款名义入账，缺乏依据，故不能证明2001年2月至3月浙西轧钢厂（郑书福）名下的货款应入账212000元，因此，蔡雄彪主张2001年3月2日凭证（票号019713）的20000元严生龙未入账，不予支持。011661号收款凭证载明的交款单位是徐志荣，蔡雄彪主张2001年3月3日拿了10000元出来垫付工人的工资，仅有毛振财陈述证明，缺乏其他证据佐证，而毛振财系蔡雄彪妹夫，不足以认定蔡雄彪2001年3月3日垫付了10000元发工人工资，故蔡雄彪主张严生龙2001年3月3日未将蔡雄彪垫付的10000元入账依据不足。
8.2000年6月30日严生龙收到浙西轧钢厂货款30000元，毛振财记载的浙西轧钢厂应收款会计现金账没有记录，也没有原始凭证可以证明，故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蔡雄彪2000年6月30日和7月4日各交给严生龙30000元浙西轧钢厂的货款，蔡雄彪的证明对象不予确认。
9.刘磊现金账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真实，其载明的2000年12月5日收到货款10602元，与毛振财的相关陈述一致，证明变压器厂的10602元材料款已通过在应向富士厂收取的货款中扣除的方式支付给了富士厂，因此，对蔡雄彪有关2000年12月5日10602元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054712号收款收据加盖了浙西轧钢厂的公章，真实性可以确认，因存在对方重复计算收取的可能，故蔡雄彪支付了2001年1至8月的租金并不足以证明会计现金账和出纳现金账中2001年1-3月租金12000元的支出账目系虚假入账；支付给余大清的原料款10667元，会计亦作为支出入账，且从严生龙的出纳现金账中记载的2000年2月18日收取徐志荣钢坯款也注明“余大清压块”看，存在以余大清的原材料抵销徐志荣处钢坯款的情况，蔡雄彪主张严生龙虚报该笔10667元支出不予支持；工资发放表中蔡雄彪的工资2000元无人签字领取，故应认定2001年1月富士厂工资实际支出11425.02元，出纳现金账显示，2001年3月的利润分红30000元，严生龙、毛振财按其股份比例各分取了9000元，应分配给蔡雄彪的12000元作为蔡雄彪归还向富士厂借支的变压器投资款入账，故该30000元应认定为实际支出，综上，确认2001年3月份账目中富士厂2001年1月份工资及利润分成项目实际支出取整数为41425元。
10.结算单并不能证明80358元系无凭据支付，该80358元会计亦作为支出入账，是自始没有凭证就入账还是入账后凭证遗失现已无法确认，蔡雄彪主张严生龙无凭据支付套取现金80358元不予支持；现有证据无法确定2000年1月至2001年3月富士厂从王存洪和徐雪刚处购买原材料应付货款的总额，蔡雄彪庭审中陈述富士厂每月需要原料110吨左右，主要由徐雪刚和王存洪供应，从蔡雄彪提交的二十三张收款收据看，2001年1至3月向徐雪刚购买的原材料平均单价约为900元每吨，即使按单价800元每吨，富士厂2000年1月至2001年3月进购原材料也需支付132万元左右的货款，根据蔡雄彪认可的富士厂付款情况，认定二十五张付款凭证中的款项实际支付才较为合理，结合二十五张付款凭证中的款项会计亦作为支出入账，故对蔡雄彪主张的严生龙通过自造的无收款人签字的支付凭证套取现金212685元不予支持。
11.出纳现金账中2000年1月10日42408元、2月12日48814元、3月14日16478元均作为支出列入，但对上述三笔款项分别记载为“王存洪压块款结账（99年10月）”、“结11月王存洪压块款结账”、“王存洪压块款（结99年12月）”，庭审中严生龙也认可记账中的结指的是双方对过账，结合出纳现金账2000年4月9日、14日、27日分别记载“3月3日-4月28日总付存洪压块款20000”、“支付存洪压块款7000元”，“预付存洪压块款5000”，再结合严生龙2000年3-4月结算单中仅载明2000年3-4月付款给王存洪的金额为32000元，以及王存洪的证明，可以认定出纳现金账中列支上述三笔王存洪货款时实际并未支付，蔡雄彪的证明对象予以确认。
12.根据原材料清单、设备及材料清单载明的内容，蔡雄彪及严生龙投资变压器厂的金额取整数实际为100254元，严生龙已支付20066元，蔡雄彪已支付8510元，蔡雄彪及严生龙尚应支付给富士厂71678元。另外，出纳现金账载明，2000年7月12日分别收回严生龙、蔡雄彪变压器厂投资款15000元、12363.2元，蔡雄彪及严生龙因开办变压器厂借用富士厂材料尚应支付给富士厂44315元，2003年12月12日应收应付款清单中载明的投资变压器厂应收款44331元计算有误，以法院审核的为准。蔡雄彪及严生龙一致认可二人在变压器厂的股份比例相同，蔡雄彪及严生龙投资变压器厂共计100254元，双方应各承担50127元。清单载明的蔡雄彪已付款8510元加上蔡雄彪2000年7月12日支付的12363.2元，再加上2001年3月蔡雄彪的分红12000元（严生龙未实际支付给蔡雄彪，而是作为蔡雄彪支付投资变压器厂的欠款入账），蔡雄彪共计已付款取整数为32873元，尚应支付给富士厂17254元，严生龙实际支付共计35066元，尚应支付给富士厂15061元，蔡雄彪主张因投资变压器厂尚欠富士厂的款项应全部由严生龙负担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一、合伙的基本情况
蔡雄彪于1996年开办了富士厂。1997年7月，蔡雄彪及严生龙、毛振财口头约定三人合伙经营富士厂，蔡雄彪以其在富士厂的资产作价出资219364元，严生龙现金出资75000元，毛振财现金出资75000元，蔡雄彪占40%的股份，严生龙和毛振财各占30%的股份，盈余分配比例同三合伙人的股份比例，严生龙任富士厂出纳，毛振财任富士厂会计。2001年3月31日，因严生龙退伙，蔡雄彪及严生龙、毛振财的合伙终止，严生龙退伙时三人对合伙账目未进行移交及清算。2003年12月12日，蔡雄彪及严生龙、毛振财经清算签署了一份富士厂应收款应付款清单，载明应收款15项共计350541元，应付款13项共计443551元。
二、合伙终止时的出纳现金账账面余额
关于合伙体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期间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出纳现金日记账记载的收入和支出总额取整数分别为2212157元、2259741元。根据蔡雄彪的证据11出纳现金账中作为已付款列支的王存洪1999年货款共计107970.5元实际尚有71074元未付，根据蔡雄彪的证据9，2001年3月份的支出账目中，2001年1月份工资及利润分成项目实际支出为41425元，而出纳现金账中该项目列支金额为43425元，差额2000元实际未支出，因此，富士厂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期间的支出总额实际应为出纳现金账载明的支出总额2259741元减去上述两笔实际未付的款项73074，计为2186667元。出纳现金账载明1999年账面现金结余73863元，严生龙庭审中对此也无异议，据此，富士厂至2001年3月31日合伙终止时的出纳现金账账面现金结余应为：上年结余73863元+收入总额2212157元-支出总额2186667元=99353元，该款项严生龙应支付给合伙体。
三、合伙终止时的财产、债权债务
合伙终止时的财产包括：富士厂至2001年3月31日止出纳现金账账面余额99353元，严生龙在合伙终止前已收取但未记入收入账的两笔款项48500元，以及应收应付款清单载明的应收款。应收款中，第5项塑料厂电费15000元蔡雄彪主张严生龙已收取缺乏依据，严生龙也不予认可，本案中不予处理。第10项徐志荣的货款123149元本案中亦不予处理，因为蔡雄彪主张徐志荣的货款严生龙已全部收取未入账，但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严生龙收取了其中的40000元未入账，徐志荣是否尚欠合伙的货款暂无法确定。应收款中，蔡雄彪已收取及应支付的款项为：第1至3项、第11至15项共计91012元，第9项投资变压器厂款中蔡雄彪应承担的17254元；严生龙已收取及应支付的款项包括：应付款清单中的第4项郑明借款20000元、第6项严生龙欠款25000元、第8项现金余额16252元，第9项投资变压器厂款中严生龙应承担的15061元。综上，本案中可以进行处理的合伙终止时的财产共计332432元，其中，蔡雄彪掌管108266元，严生龙掌管224166元。
合伙的应付款，严生龙、毛振财庭审中认可应付款清单中的第1至9项共计246911元蔡雄彪已经付清，但蔡雄彪自认第9项变压器厂货款37077元，实际支付金额为31500元，故第1至9项应付款应按蔡雄彪清偿的数额认定为241334元，加上第10至13项严生龙集资款90000元、毛振财集资款75000元、蔡雄彪集资款21000元、抵蔡雄彪应收款10640元，共计为437974元。2015年8月26日，蔡雄彪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1.严生龙、毛振财共同返还不当获取合伙人的合伙资金共957855.5元；2.诉讼费由严生龙、毛振财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蔡雄彪、严生龙、毛振财三方于2001年12月12日共同签署的应收款应付款清单载明了合伙清算后应付给各伙人的款项，应视为对合伙剩余财产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合伙终止后可以处理的财产为332432元，对外负债为241334元，该债务蔡雄彪已代为清偿，故合伙应偿还241334元给蔡雄彪。清偿债务后合伙剩余财产为91098元，无法按应付款清单确定的金额（蔡雄彪为21000元+10640元=31640元，严生龙为90000元，毛振财为75000元）支付给各合伙人，可按应付款清单载明的各合伙人享有的金额占全体合伙人享有的总金额的比例进行分配，蔡雄彪的比例为31640÷196640=16.09%，严生龙的比例为90000÷196640=45.77%，毛振财的比例为75000÷196640=38.14%。据此，蔡雄彪、严生龙、毛振财应分得的合伙剩余财产取整数分别为：蔡雄彪14658元，严生龙41695元，毛振财34745元。合伙应偿还给蔡雄彪的241334元，加上蔡雄彪可分得的剩余财产14658元，合计255992元，扣除蔡雄彪掌管的剩余财产108266元，蔡雄彪应得147726元，以及毛振财可分得的剩余财产34745元，应从严生龙掌管的合伙剩余财产中支付。综上，严生龙应支付给蔡雄彪款项147726元，支付给毛振财款项34745元。蔡雄彪主张严生龙不当获取合伙人的合伙资金957855.5元与事实不符，其对严生龙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蔡雄彪以毛振财监督不严为由要求毛振财与严生龙共同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016年5月25日。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之规定，判决：一、严生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蔡雄彪支付款项147726元。二、驳回蔡雄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79元，由蔡雄彪负担9855元，严生龙负担3524元。
上诉人蔡雄彪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的焦点是严生龙在2000年1月至次年3月31日期间担任合伙体的出纳之责。蔡雄彪提交的十一组证据均是严生龙在此期间利用出纳职务之便对合伙体进行侵占，侵占资金50次笔、金额90余万。蔡雄彪所提交的证据均是根据严生龙的账面、结算单以及与毛振财对账结算后的支付凭证经核对查验出来，每份证据均是严生龙以出纳身份亲自签写。认定严生龙是否有贪污侵占行为应根据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及管理法规进行鉴别。根据蔡雄彪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得出严生龙不是偶然出现账面上的一两笔错误，而是在2000年1月到次年3月31日期间出现50次有目的有预谋的连续侵占合伙体资金的行为。而原审法院却把严生龙的出纳身份转换成合伙人身份，只片面认证其身份是否能掌握有争议的合伙体资金，所以在认证方向上出现错误，导致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对蔡雄彪一审诉讼中未给予正确判决剩余合伙体资金共计27笔总数636951元（一审中蔡雄彪主张928855元，一审法院支持蔡雄彪七笔计280179元，其中计算出现错误二笔，造成差距10725元和5157元，应予更正），诉讼费用由严生龙承担。
上诉人严生龙答辩称：严生龙没有侵占合伙财产，现有证据证明是蔡雄彪侵占合伙财产，严生龙的行为是正常的对抗行为。其他方面以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为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蔡雄彪的上诉。
上诉人严生龙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蔡雄彪合伙时以资产作价219364元入股，错误认定严生龙2001年3月31日退伙时对合伙账目未移交、清算。2.2003年12月12日合伙三方签署应收、应付账款清单，实质上是对合伙期间全部账目对账后的最终确认，原审判决错误推翻该合伙三方签订的结算协议，重新对合伙账目结算，难以反映全案真实情况，导致本案判决错误。3.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合伙各方2003年12月12日签署的应收应付清单视为对合伙剩余财产的处理达成一致意见，另一方面无视结算协议的有效性，重新审理会计账目，判决逻辑自相矛盾。4.原审判决诉讼程序错误，蔡雄彪因案涉纠纷曾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作出的裁定生效后，原审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撤销了原裁定，则原来的案件应当继续审理，故蔡雄彪本案的起诉，属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审法院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蔡雄彪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蔡雄彪答辩称：严生龙声称蔡雄彪没有证据证明以219364元财产作价入伙，其实会计账页可以证明蔡雄彪的合伙资金，而严生龙的合伙资金却无证据。严生龙至今拒不对其担任合伙企业出纳期间的财务进行交待与交接，其也无证据证明双方进行了全面的合伙清算。蔡雄彪提交的证据均表明严生龙利用自己出纳身份之便，采用收回货款不入账，自制自签凭证支付项目制造虚假支付及多次重复报账支付，严生龙应全权负责并全额归还。原审法院的再审裁定要求蔡雄彪另行起诉，故蔡雄彪另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严生龙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毛振财对二上诉人的诉辩意见没有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蔡雄彪向本院递交其本人制作的2000年1月至2001年3月期间购买原材料的报表一份，拟证明原审法院对其提交的第十组证据认定错误。严生龙质证认为，该证据是蔡雄彪单方制作且无相应的凭证佐证，真实性不能确认。上诉人严生龙提交江山市委政法委文件一份，拟证明政法委经调查发现有一张四万元的票据系蔡雄彪自己开具，没有证据证明系严生龙收到该款。蔡雄彪质证认为，该文件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毛振财对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本院认为二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以上证据材料均无正当理由，非属新的证据，且以上证据材料或是当事人单方制作或是其他部门的文件而不具有当然的证明力，均不能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故均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毛振财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二审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是蔡雄彪与严生龙合伙关系终止后，双方是否就合伙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过全面完整的清算或结算，如未进行过全面清算或结算，则原审法院认定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依据是否充分。经查，蔡雄彪与严生龙、毛振财自1997年7月起开始合伙经营富士厂，直至2001年3月份严生龙退出合伙，期间由严生龙担任富士厂出纳，毛振财担任富士厂会计。2003年12月12日三合伙人对应收款和应付款进行了结算，但严生龙仅提交了2000年1月至2001年3月期间的结算清单，故严生龙诉称三方已对合伙期间的全部债权债务、合伙财产进行了清算和结算，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据此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对三合伙人合伙期间相互之间因合伙事务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审核并无不当。原审判决对蔡雄彪提交的十余组证据材料和其所反映的相应款项逐一、逐笔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证和审核，对此，本院认同原审判决的意见，具体理由不再赘述。现上诉人蔡雄彪、严生龙并无充分证据推翻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其所提上诉意见难以采信。至于蔡雄彪的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属于重复起诉问题。原审法院作出的（2015）衢江商再字第2、3号民事裁定，在裁定撤销该院（2010）衢江商初字第1036号民事裁定和（2014）衢江商初字第127号民事裁定的同时，明确告知裁定撤销后，由蔡雄彪另行起诉，现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故蔡雄彪的起诉不属重复起诉。
综上，二上诉人蔡雄彪、严生龙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32元，由上诉人蔡雄彪负担13378元，上诉人严生龙负担32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舒红胜
代理审判员 揭其勇
代理审判员 王行云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