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5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得海，男，197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滨海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红，女，196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滨海县。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上海兰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静，男，197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峰，江苏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得海、陆红因与被上诉人杨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4民初3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得海、陆红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静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杨静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案涉20万元并非是刘得海的个人借款，而是杨静对双方合作承包的“砖厂”的投资款。首先，该20万元款项直接入账到“砖厂”的财务，用于“砖厂”经营，而非刘得海个人收取与使用；其次，从借条的形式看，如是刘得海的个人借款，无需由财务人员书写借条再由合作事项的见证人杨某签名。最后，双方在合作经营中理应共同出资，共担风险，但杨静却称刘得海借款20万元用于合作经营，明显有悖常理。2.刘得海一审提交的记账凭证系从财务软件中打印而来，自身无法修改，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且该凭证可以与杨静处的账簿相互印证，但杨静却以账簿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提交，故应当由杨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按照双方《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杨静应当对合作承包经营的“砖厂”投资90万元，双方系以借款的形式向“砖厂”注资，在“砖厂”产生效益后先行还本付息。现因“砖厂”处于亏损状态，杨静欲将双方共担的风险转嫁给刘得海一人承担。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陆红不应对刘得海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杨静辩称，1.刘得海已明确作出了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至于刘得海所述的双方间合伙协议的纠纷，刘得海已在一审法院另案起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案涉债务是刘得海与陆红的夫妻共同债务。该二人以家庭作坊形式共同生产经营，陆红对刘得海借款一事知情，且其在一审中并未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提出抗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杨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得海、陆红共同归还杨静本金20万元及利息（自借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2%计算），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0日，刘得海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杨静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年息12%（2014.3.20-2015.3.20）。”案外人杨某在该《借条》上注明：“证明杨某20/3-2014年”。
2014年5月5日，刘得海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杨静壹拾万元整（￥100000），年息12%（2014.5.5-2015.5.5）。”案外人杨某在该《借条》上注明：“从公司往来出账以备查证杨某5/5”。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3月19日，南京银行3130321606297863号现金支票显示收款人为“科隆”，金额为10万元；2014年5月5日，南京银行3130321606297865号现金支票显示收款人为“科隆”，金额为10万元。
2017年3月28日，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板桥派出所接到报警，系杨静、杨某借钱给刘得海，杨静找到刘得海讨要钱款时双方发生纠纷。
2017年6月9日，南京科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杨静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2014年3月19日其个人向公司借款10万元（南京银行现金支票号：31303201606297863），2014年5月5日其个人向公司借款10万元（南京银行现金支票号：3130321606297865）。同日，科隆公司出具《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一份，载明杨静在该公司任董事长职务，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还查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通用机打发票中载明“151××××5072”号码机主为刘得海，杨静提交的语音详单中与“151××××5072”号码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均有通话记录。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关于借款事实，刘得海主张其与杨静系合伙关系，案涉20万元为杨静投入的合伙资金，并提交《南京旭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循环经济项目利用加气砼废料加工处理生产轻集料保温砌块生产线承包协议》（以下简称承包协议）、《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财务补充协议》《补充协议》《雨花台区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听证告知书》（雨环罚告字[2017]17号）、《收条》《记账凭证》《杨静借入厂里借款明细》及证人证言等予以佐证，一审法院经审核认为杨静与刘得海之间的经济往来不影响民间借贷的成立，且刘得海在《借条》中签名予以确认，《借条》中亦未有关于案涉款项为投入合伙的表述，故对刘得海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杨静提交的债权凭证、关于款项来源等证据，一审法院对杨静主张的借贷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诉讼时效，刘得海、陆红抗辩借款已过诉讼时效。案涉《借条》中约定了借款期限，分别为2014年3月30日至2015年3月20日、2014年5月5日至2015年5月5日，但杨静提交《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及其与刘得海之间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的通话记录以证明一直有向刘得海主张还款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刘得海、陆红关于案涉纠纷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因刘得海未按约还款，故对杨静主张刘得海向其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两张《借条》中均载明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2%，故一审法院对杨静主张刘得海分别自借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12%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即刘得海应分别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20日起、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12%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关于陆红的责任，其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但刘得海与陆红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讼争债务发生在刘得海与陆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杨静、刘得海未明确约定讼争债务为个人债务，亦未举证证明其与刘得海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且杨静知道该约定、讼争债务系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故对杨静要求陆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调整，即陆红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作出判决：一、刘得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静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并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20日起、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陆红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得海、陆红连带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杨静向本院提交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4民初6292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传票一张，拟证明刘得海已就其与杨静之间的合伙协议另案起诉，故本案中不应处理双方的合伙协议纠纷。
刘得海、陆红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杨静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认可，刘得海与杨静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确实客观存在，但案涉款项是杨静基于合伙协议的出借款，而非刘得海的个人借款，故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杨静提交的传票有原件相核实，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故本院对该传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传票与本案并无关联，故本院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刘得海一审中提交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4日其作为甲方与杨静作为乙方签署的《合作协议财务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第五条载明：“甲方开办费和试运行借入的资金按年12%财务计提利息。”另在刘得海提交的南京旭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明公司）记账凭证中分别记载：“3月20日收到杨静短期借款10万元”“4月30日收到杨静短期借款10万元”。一审中，刘得海还申请证人陆某出庭作证，陆某陈述：“第一张借条项下的10万元是其与刘得海一起去杨静处收取，拿完钱后由刘得海在借条上签名；第二张借条项下的10万元是杨静拿来的，当时刘得海也在场；该两笔款项其在旭明公司的记载凭证中记载的收款日期分别是3月20日和4月30日。”二审中，刘得海认可杨静两次交付款项时其均在现场，只是钱款并非刘得海自己所拿。杨静则陈述借款给刘得海是用于刘得海的生产经营。
以上事实有《借条》、现金支票存根、《情况说明》《合作协议财务补充协议》、记账凭证、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为凭。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刘得海与杨静之间就案涉20万元款项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2.如果刘得海与杨静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案涉债务是否系刘得海和陆红的夫妻共同债务。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刘得海与杨静之间就案涉20万元款项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该类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结合在案证据及已查明事实综合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刘得海与杨静之间成立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即便案涉2014年3月20日和2014年5月5日两张《借条》内容非刘得海本人亲自书写，但刘得海在借条下方签名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借条内容的认可，而根据该两张《借条》内容可以明确反映刘得海与杨静之间就诉争20万元款项存在借贷合意。刘得海主张其文化程度不高，借条仅是杨静的投资凭证，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借条》上明确载有“借条”“今借到”等字样，刘得海应当知晓在《借条》上签名的法律后果，故刘得海关于两张《借条》实为杨静投资凭证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杨静提交的现金支票存根、科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刘得海关于案外人陆某收取杨静交付的共计20万元时其也在现场的陈述，可以证明陆某系基于刘得海指示收取案涉20万元，即杨静已实际向刘得海履行了两张《借条》项下共计20万元的款项出借义务。至于该款项收取后如何使用并不影响杨静与刘得海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基于上述两点，杨静已完成其与刘得海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再次，刘得海主张其与杨静之间系合作关系，案涉款项为杨静的投资款，应当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提供的《承包协议》《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证人证言等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并推翻刘得海向杨静所出具债权凭证的证明效力。相反，在刘得海提交的《合作协议财务补充协议》中关于“甲方开办费和试运行借入的资金”的约定已明确反映借款主体为甲方即刘得海，而非刘得海主张的合伙经营的“砖厂”，且在旭明公司的记账凭证中对于案涉款项亦记载为“收到杨静短期借款”，而非“收到杨静投资款”。故刘得海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本案诉争债务是否属于刘得海与陆红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首先，案涉两张《借条》上仅有刘得海签名，并无陆红签名，陆红事后亦不予追认，故该债务负担并非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其次，案涉借款总额20万元已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范畴，且债权人杨静认可借款用途是刘得海的生产经营，故案涉债务不属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不能认为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再次，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问题。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主要系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或者虽由一方决定但得到另一方授权的情形。亦即是说，即便夫妻一方从事经营而另一方并无固定收入，也不能仅以此便简单地以从事经营活动一方的意志代替无固定收入一方的意志，从而认定一方为经营所负之债均系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陆红参与刘得海的投资经营活动或存在授权等情形，案涉借款不能当然被认为系刘得海与陆红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现杨静未能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刘得海和陆红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出借，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刘得海与陆红的该部分上诉意见予以采纳，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刘得海与陆红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因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司法解释在二审期间发生变化，本院依法予以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4民初30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4民初306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驳回杨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得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得海负担2150元，杨静负担21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伟峰
审判员 王瑞煊
审判员 夏志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