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民终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华苑产业区华天道6号海泰大厦六层601-613室。
法定代表人牟福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君，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卓堃，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三道158号金融中心1号楼。
法定代表人赵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易天祥，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庆新，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保民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宋君，被上诉人滨海农商行的委托代理人易天祥、王庆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0月8日，滨海农商行与天津晋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越公司）签订了《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合同编号HT0101010120014948），授信有效期为自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9月28日，基本额度授信最高本金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
2012年10月8日，滨海农商行分别与案外人白洪开（含李美芬）、李美丹、胡益军签订了《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对《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合同编号HT0101010120014948）项下晋越公司产生的债务向滨海农商行提供连带保证。2012年11月20日，案外人天津怡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天津翔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滨海农商行出具承诺书，承诺以其公司的财产对晋越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合同编号HT0101010120014948）项下的全部贷款等各项债务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2年10月8日，海泰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滨海农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DB0101121120001287），约定保证人对上述《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合同编号HT0101010120014948）提供担保。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保证范围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的，保证人依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债务履行期间，债权人依照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的，保证人对提前到期的债务及其他保证范围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3年9月25日，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HT0101130130002055），在该合同项下，晋越公司向滨海农商行借款24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9月24日。同日，双方还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HT0101130130002061），在该合同项下，晋越公司向滨海农商行借款24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26日至2014年9月25日。上述借款均用于采购水泵。
另查，在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签订的上述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均写明了授信合同编号为HT0101010130017216。一审庭审中，滨海农商行提供了与晋越公司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因债权人银行信贷管理系统升级，合同编号为HT0101010120014948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升级后编号为HT0101010130017216。
2013年9月25日、2013年9月26日，滨海农商行按照约定向晋越公司发放了上述两笔贷款，但晋越公司未按时还款。为此，滨海农商行将晋越公司及海泰公司之外的其他保证人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晋越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滨海农商行借款本金4800万元：其中，2400万元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HT0101130130002055）的约定计付利息（自2013年9月25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罚息（自2014年6月1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复利（自2013年12月2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另2400万元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HT0101130130002061）的约定计付利息（自2013年9月26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罚息（自2014年6月1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复利（自2013年12月2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晋越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因实现债权产生的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律师代理费17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1800元，由晋越公司负担等。该判决生效后，晋越公司及其他保证人均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一审庭审中，滨海农商行认可2014年6月11日其从海泰公司账户扣划了利息935170.8元。
另查明，2013年4月8日，以滨海农商行为承兑银行，以案外人晋越公司为承兑申请人，签订了编号为HT0101132130001771的《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承兑协议》。约定：本协议为编号为HT0101010120014948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即总合同）的分合同，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授信有效期自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9月28日止，本次承兑金额计入授信额度；本协议的担保合同有编号DB0101121120001287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为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2013年9月25日滨海农商行从海泰公司账户扣划保证金10037484.03元，滨海农商行认可扣划的款项系履行上述承兑协议项下的款项。
原审法院认为，2012年10月8日滨海农商行与海泰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DB0101121120001287），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海泰公司应依约对滨海农商行根据《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对晋越公司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两份《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问题。海泰公司主张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存在编号不同的两份《基本额度授信合同》，但滨海农商行提交的其与晋越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能够证实，编号为HT0101010130017216的授信合同与编号为HT0101010120014948的授信合同为同一份合同，合同编号发生变化系滨海农商行系统升级所致，也即在新系统情况下签订新合同，则新合同中会将编号为HT0101010120014948显示为HT0101010130017216。为此，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时，一并签署补充协议作出说明。且两份《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除编号和日期外，未见内容及履行方面存在其他差异，其授信额度以及期限一致，并未因此加重海泰公司的保证责任，且因滨海农商行与海泰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对主合同的变更无需通知海泰公司，海泰公司有关变更合同对其无约束力，并因此免除保证责任的抗辩不能成立。
关于保证范围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滨海农商行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债务人或连带责任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滨海农商行依据与晋越公司签订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起诉讼，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确认的晋越公司应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以及滨海农商行因实现债权产生的其他费用，均在滨海农商行与海泰公司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现滨海农商行要求海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请求，应予支持。海泰公司仅以未参与前案诉讼为由抗辩，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但海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滨海农商行已从海泰公司处扣划利息935170.8元、保证金10037484.03元，应从海泰公司承担的上述保证责任中予以扣除。因滨海农商行从海泰公司账户扣划的保证金10037484.03元亦是基于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签订的编号为HT0101010120014948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及滨海农商行与海泰公司签订的编号为DB0101121120001287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而上述合同均约定海泰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限额为5000万元，故滨海农商行主张其扣划的保证金与本案无关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利息、罚息、复利的计算问题。滨海农商行根据与晋越公司的合同约定，按照同期同档次国家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付利息、罚息和复利，并未超过法律规定范围，且根据合同约定，滨海农商行有权在晋越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提前收回全部借款，滨海农商行在前案诉请中亦明确作出提前收回全部借款的意思表示，以滨海农商行前案起诉之日作为借款到期之日，并于起诉次日开始计付罚息并无不当。海泰公司关于计息标准与起止时间的抗辩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关于滨海农商行主张的双倍债务利息问题。该双倍债务利息是针对（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32号案件当事人未及时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义务时的处罚措施，对本案海泰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滨海农商行的该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海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39962515.97元（5000万元-10037484.03元=39962515.97元）的担保范围内对晋越公司向滨海农商行偿还借款本金4800万元，并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HT0101130130002055）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HT0101130130002061）的约定计付利息（自2013年9月26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扣减已付利息935170.8元）、罚息（自2014年6月1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复利（自2013年12月2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自2014年6月11日起基数中扣减935170.8元）的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二、海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39962515.97元的担保范围内对晋越公司向滨海农商行支付因实现债权产生的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律师代理费17000元的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海泰公司在承担上述第一、二项的连带给付责任后，有权向晋越公司追偿；四、驳回滨海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7557元，由滨海农商行负担112519元，由海泰公司负担225038元。
海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是：1、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保民初字第0044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二、三项。2、改判海泰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并驳回滨海农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滨海农商行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主要理由为：1、滨海农商行要求海泰公司对其与案外人晋越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签订的两份《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HT0101130130002055和HT0101130130002061）项下的两笔共计人民币4800万元的借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等承担保证责任，而这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在“首要条款”明确载明其依据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签署时间为2013年9月25日，授信合同编号为HT0101010130017216。海泰公司并没有为尾号7216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亦没有对尾号7216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过担保。海泰公司为滨海农商行提供保证担保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是滨海农商行与案外人晋越公司签订的编号为HT0101010120014948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尾号4948的授信合同与尾号7216的授信合同的签订日期及合同编号均不同，是两份互相独立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滨海农商行辩称由于“系统升级”导致了合同变更，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滨海农商行在当时进行过系统升级以及如何进行系统升级。海泰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滨海农商行未进行过所谓的“系统升级”。事实上，两份《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合同编号位数一样，其第十、十一位表示的是合同签订年份（分别为12、13），恰好能与合同的签订日期相对应，因此尾号7216的合同编号并非尾号4849的合同编号升级后形成。退一步，即使因系统升级导致合同编号变化，但合同的签订日期是不会变化的，而本案中两份尾号不同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签订日期却不同。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尾号7216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是尾号为4948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变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同时支持了滨海农商行主张的利息、罚息和复利，适用法律不当。对于银行借款合同，在合同期内，贷款人有权收取利息；逾期还款的，贷款人有权收取罚息。如果在贷款逾期后，贷款人既收取罚息，又按照执行利率收取利息，相当于收取了双份的利息。因此，在贷款逾期后，滨海农商行作为贷款人只有权收取罚息，无权再继续按照执行利率计收利息。3、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的（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32号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与海泰公司无关，滨海农商行要求海泰公司承担该案中发生的保全费、公告费和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不应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滨海农商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1、尾号7216的授信合同与尾号4948的授信合同是同一份合同，发生变化是因为系统升级所致，一审中滨海农商行提供了与晋越公司的补充协议，确认授信合同的编号变更为新编号。滨海农商行与海泰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已经确认授信合同的编号变化并不影响保证责任，且涉诉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已经明确借款合同是海泰公司与滨海农商行保证合同保证的债权范围。2、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滨海农商行关于利息和罚息的主张，并无不当。罚息具有违约金性质，滨海农商行对利息、罚息同时主张并不冲突。3、律师费，保全费、公告费都是滨海农商行实现债权的费用，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这些费用属于海泰公司保证担保范围。
二审审理期间，滨海农商行提交授信业务信贷补录及变更审批表，信贷管理系统截图，滨海农商行与天津市双盈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滨海农商行与天津市中昇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滨海农商行与天津顺荣信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欲证明本案中只存在一份授信合同，之所以发生合同编号变更问题，是由于滨海农商行系统升级所致。
被上诉人海泰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1、滨海农商行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是原件。2、授信业务信贷补录及变更审批表上面只有签字，没有银行签章，不能表明是银行正式文件。3、信贷管理系统截图，未经公证证明，不予认可。上述文件只是提到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变更为流动资金借款，并没有提到合同编号变更的问题。
经过双方质证后，本院的认证意见为，授信业务信贷补录和变更审批表，以及信贷管理系统截图，均不能直接证明存在因系统升级导致合同编号变更的事实。滨海农商行与天津市双盈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滨海农商行与天津市中昇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滨海农商行与天津顺荣信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合同的签订时间与本案中涉诉的综合授信合同、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均不属于同一时间段。因此，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期间滨海农商行存在系统升级的事实。本院对滨海农商行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最主要的争议焦点是：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签订的本案所涉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否属于海泰公司向滨海农商行提供了最高额保证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的分合同。
滨海农商行与海泰公司签订DB0101121120001287《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该保证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海泰公司为晋越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编号为HT0101010120014948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所有分合同提供担保。
滨海农商行主张其与晋越公司签订的本案所涉HT0101130130002055和HT010113013000206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编号为HT0101010120014948《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附属融资文件，晋越公司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还款构成违约，并且该事实已经由滨海农商行起诉晋越公司及其他担保人的借款合同纠纷案的（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故海泰公司应依保证合同约定向滨海农商行承担相应保证责任。对于滨海农商行的上述诉讼主张，本院认为，海泰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被担保主合同债权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签订时间和合同编号与本案中滨海农商行要求海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两份借款合同附属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签订时间和合同编号均不一致。虽然滨海农商行与晋越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授信合同编号由HT0101010120014948变更为HT0101010130017216，但海泰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明确了提供担保的授信合同编号及签订日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约定表明海泰公司仅对晋越公司与滨海农商行之间的特定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滨海农商行主张授信合同编号不同是因为系统升级导致合同编号变更，但是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HT0101010120014948与HT0101010130017216是同一份授信合同。因证据不足，故本院对滨海农商行主张海泰公司对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晋越公司的还款责任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待证据充分后，滨海农商行可再行主张相应权利。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保民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375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7071元，由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海玲
代理审判员 杨 波
代理审判员 荆媛媛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