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8民终6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勇，男，汉族，住清远市清城区横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清远市清城区河供街**号福源丽湾公馆*栋204。
负责人：曾树发，系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明振，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昭球，男，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肖志锋，广东加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宴梓恒，广东加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向昭和，男，汉族，住清远市清城区。
委托代理人：卢威达，广东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婧，广东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因与被上诉人向昭球、向昭和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802民初1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国勇上诉请求：1、撤销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802民初145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向昭球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向昭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1、原判决对涉案中的委托和受托的主体审查认定不清，把受单位指派履行职务的上诉人认定为受委托的主体，被上诉人在涉案诉讼中9年来委托上诉人执业所代理诉讼、执行的过程里，其委托主体不只是向昭球，还有向昭和，其受托的主体除了上廓法律服务所外，还有向昭和。2、原判决对涉案中的委托代理权限审查认定不清，故意将有利于上诉人的事实证据遗漏及隐晦。在涉案的诉讼中，上诉人是根据委托人向昭球、向昭和对上诉人执业所的授权范围及事项而进行职务工作的，除了代理进行诉讼外，还有代为收取判决所得财物及作出分配的权利，对此，向昭球在9年来的诉讼期间还专门授权给向昭和全权代表其处理在涉案诉讼过程中的相关事务，包括代为支付在涉案诉讼期间的费用及收取和分配判决所得的款项财物。对此，受托方根本不存在超越代理权限或者有过错的行为，或者损害委托方的利益，但原判决对此不作任何的查证表述。3、原判决对涉案中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委托关系的确定和法律服务费的结算以及向昭和收取及分配执行款的事实审查认定不清。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竟以断章取义的手法、以及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判决为由上诉人承担。1、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擅自扣除代理费是错误的，按上诉人举证委托人向昭和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的《法律服务费支付明细》确立的212510.22元，所依据的结算项目及内容表明，该款项上诉人是以上廊法律服务所的名义，且根据两委托人向昭球、向昭和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金额和计算方式作出的，上诉人只是代表经收，至于所收款项是如何交回执业所，或者是否交回，都是上诉人执业所的内部管理事务，与本案无关。2、原审判决对向昭和应承担的责任认定错误。首先，既然原审判决认定了向昭和已从上诉人的账号里收取了100万元执行款中的245342.07元，未收取787489.78元，按民事证据的举证原则，该款收款的事实证据就应由向昭和来承担举证责任。其次，既然认定向昭和已收到245342.07元执行款，就应该判决向昭和承担连带责任并及时返还其所收取的全部款项，但原审却作出相反的判决。3、根据本案证据和向昭和在2015年12月21日于邮政银行作出的收转情况及所进行分配的事实，以及其在此前对各方作出的《分配明细》和支付单据相互佐证下得出的事实，原判决主定上诉人擅自分配执行款是错误的。况且，根据上诉人举证的《委托书》以及后来补充公正的《委托书》和《确认书》的授权范围，就算上诉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对执行款作出分配，该行为同样未超越代理权限，何况上诉人无此作为。4、原审判决将上诉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作为判决与执业单位同负连带责任认定事实错误。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是司法行政部门辖属的且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服务单位，不是个人合伙组织，上诉人的代理行为是受单位指派，其职务行为对外不应承担责任。三、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对应当中止诉讼的不中止、应该追加的当事人不予追加。1、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由于与本案争议标的有着共同利益关系的另一委托主体向昭和已向原审法院另行提起了与被上诉人向昭球争议与本案诉讼标的有着直接关联的权利诉讼，该案的处理结果与本案具有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本案应中止诉讼；2、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被上诉人向昭和、向昭球在涉案诉讼中缺乏诉讼资金而协商《决议》由向昭和出面与尹*辉、刘*辉筹集，对此向昭和与其下《诉讼投资协议》和支付《保证书》，并依此经其结算确认后于2015年12月21日还特别对该两投资人作出了实际的分配和支付；由于该两分配款与本案诉讼的标的款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因此，两合伙投资人于2016年8月23日便以第三人的身份已分别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参加诉讼，但原审对此既不裁定接受追加诉讼、也不裁定驳回。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上诉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是否依约将收到的执行款项转交给委托人，对此，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404条的规定和两委托人向昭球、向昭和签订的《委托书》及后来补充的公证《委托书》和《确认书》的授权，以及之后由委托人向昭和发出的《请求通知书》的指示要求，将代收到的执行款项转交给委托人向昭和，于此的举措完全符合两委托人的授权约定，是在依法依约履行职务，不存在有任何的违约或者过错的行为。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上廓法律服务所辩称：1、李国勇收取100万执行款是个人行为，与上廓法律服务所没有关系；2、上廓法律服务所没有收取涉案的100万元。
上诉人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向昭球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诉讼主体不当，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将向昭和列为第三人明显不当，应为原审被告。根据庭审及公证《委托书》可知，向昭和及李国勇都是向昭球的共同受托人，都有权代其收取款项。因此，向昭球请求追回款项应当将两人都列为被告。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实际造成了当事人的讼累。1、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向昭和提出享有诉讼标的50%的权利，并且以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对向昭和提交的证据亦进行了质证，但一审判决却没有对向昭和的诉讼请求作出处理，程序违法。2、向昭和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2016年8月17日已向一审法院提起了与向昭球的合伙协议纠纷诉讼，一审法院亦以(2016)粤1802民初4298号《受理案件通知书》立案受理，李国勇亦在二次庭审中提交了《中止诉讼申请书》，但一审法院却先行对本案作出判决，亦属程序违法。三、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其以上诉人没有监督李国勇将收取正君公司的工程款归还给向昭球为由判令上诉人对李国勇返还向昭球100万元及计付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1、司法实践中，全国各级法院已实行了审执分离。一审中由李国勇提供盖有上诉人印章的委托书，该委托书上手写的“代为收取一切款项”的内容是后来添上的，上诉人是不知情的，上诉人对此不予确认，亦不予追认。而且，由于该委托书仅适用于向昭球、向昭和向正君公司追讨工程款的一审诉讼中，根据向昭球、向昭和于2007年1月19日与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该案于2012年2月25日已审结，委托书中所有委托事项亦随之自动终结。2、如上所述，人民法院接受法律服务机构指派的代理人进行案件的代理活动，必须有委托人的具体授权委托，而向昭球根本没有提供直观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其案件执行过程中受其所托代收取其款项，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向昭球因李国勇代其收取的100万款项没有交还的事由向清远市司法局进行投诉，要求责令其交还，后市司法局将该案转由清城区司法局处理，上诉人不存在一审判决认为没有监督李国勇归还收取款项给向昭球的任何情形。四、李国勇代为收取工程款及处理收取款项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引发的后果与上诉人无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李国勇辩称：一、公证《委托书》是向昭球单方为延伸、细化诉讼委托而订立的，李国勇根本未参与其任何签订事项；上廓法律所竟凭该行为推定是李国勇个人接受了向昭球的执行委托的主张是错误的。二、上廓法律服务所认为涉案诉讼代理的事项已于2012年2月25日自动终结、以及认为向昭球没有授权其代为收取款项的主张是错误的。三、上廓法律所依据向昭球单方签订的公证《委托书》来主张涉案执行事项是李国勇个人代理、并以此主张该执行事项与其无关是错误的，是对《合同法》的认知不足和曲解。众所周知，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并自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后方能生效成立。在涉案诉讼中，向昭球签订的公证《委托书》无论在签订形式上或者内容里、都是单方围绕着诉讼《委托书》的授权范围进行具体延伸和细化，李国勇从未在公证《委托书》上作过签字或者单独接受其的签订事项，据此，该公证委托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委托代理合同》的从合同。因此，上廓法律所以向昭球单方签订的公证《委托书》来主张涉案“代为收取工程款及处理收取的款项是李国勇个人行为”的诉求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被上诉人向昭球、向昭和针对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各方的法律关系已经认定的非常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李国勇认为本案应该依法中止审理，原因是向昭和已经对向昭球提起了关于合伙协议的诉讼。被上诉人认为，本案是李国勇与向昭球之间因委托代理合同产生的纠纷，相应的权利归属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及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已认定清楚，本案的判决不需要建立在向昭和与向昭球诉讼的判决结果之上。
向昭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返还执行款100万元；2、判令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支付执行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1年期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3、本案诉讼费由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向昭球与第三人向昭和因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于2007年1月18日以向昭球、向昭和为委托人，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为受托人，签订了一份委托书，委托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李国勇代为参与“因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镇双龙花园A型七层框架五幢商住楼的建设单位、工程承包人拖欠工程款”纠纷，委托事项：一、代为立案、查询案情、收取法律文书；二、代理出庭参加诉讼，进行庭内或庭外和解，承认、变更诉讼请求，主张或放弃权利，提出反诉或撤销诉讼；三、申请查封、执行，进行执行和解及代为处理该案判决；四、代为收取和解、判决所得的一切款项。上述第一至第三点为打印字体，第四点是手写。手写部分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称并不知情，是李国勇自己书写，李国勇承认该手写字体是自己所书写，但是履行职务行为。委托人向昭球、向昭和在委托书上签名，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在受托人一栏签名。2007年1月19日，向昭球、向昭和（甲方）与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再次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乙方指派李国勇参与因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镇双龙花园A型七层框架五幢商住楼的建设单位、工程承包人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的诉讼（调解）活动，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详见“委托书”。双方在第五条中还约定了服务费的收费，双方没有约定应当付清款项的时间，但没有约定具体的收费金额。第七条约定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之后，向昭球与向昭和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919024.58元及利息，并要求退还按金250000元。2011年12月26日，以向昭球为委托人李国勇与向昭和为受托人，签订了一份委托书，委托书约定，因向昭球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发生诉讼纠纷，委托李国勇、向昭和为代理人，代理事宜如下：一、代为办理与上述纠纷案件有关的起诉、立案事宜；二、代为确认、提交收取或签收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文书以及相关的文件；三、代为查询案情，提出反诉、上诉、申诉或申请再审；四、出庭参加诉讼、进行庭内或庭外和解；五、代为承认、变更诉讼请求；六、代为主张或放弃权利或撤销诉讼；七、代为申请查封、执行、进行执行和解；八、代为收取裁判或和解后所得的一切财物、款项，以及处理该案裁判或和解后的执行事务；九、代为办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该委托行为双方办理了公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向昭球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向昭和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向昭和与向昭球之间的内部合伙约定对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因此向昭和不是权利的主体。2012年2月25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穗云法从民四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判决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向昭球工程款1919024.58元及其利息，并返还按金250000元。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对判决不服，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39号民事判决，驳回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没有履行义务，向昭球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李国勇、向昭和代理向昭球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2015年8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余款人民币1050000元。在执行过程中，李国勇于2015年8月初代向昭球收取了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的工程款1000000元，并于2015年12月21日通知向昭球，除扣除代理服务费外，余款787489.78元均转入向昭和银行账户。第三人向昭和称，并没有收取李国勇787489.78元，只是收取了245342.07元，其他款项均由李国勇处理，据说是支付案外人尹*辉246525.19元，支付刘焯辉293573.34元。李国勇认为，案件与尹*辉、刘*辉有利益关系，应当追加其2人为本案第三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向昭球和第三人向昭和与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于2007年1月18日签订的委托书及2007年1月19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均为有效协议。双方应当按约定履行，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是合同相对人，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同时该当履行义务，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接受委托后，指派李国勇代理诉讼案件，在收到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的工程款后，应当监督李国勇将收取款项归还向昭球，但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并没有尽到其应履行的义务，故应当对李国勇收取的1000000元承担退还责任。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委托书上的代为收取一切款项的字样是李国勇自己书写上去，对此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上盖有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的印章，委托书与《委托代理合同》均是由其出具的，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以此为由否认承担责任，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国勇虽然是受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指派参加诉讼，是履行职务行为，但于2011年12月26日，其与向昭和接受向昭球委托，并签订了委托书，办理了公证，与向昭球之间同样存在合同关系，委托书只约定李国勇与向昭和可以代收款项，并没有授权李国勇可以在收取款项之后对款项进行分配处理。李国勇在收取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的1000000元工程款后，应当及时交还给向昭球，并且在向昭球、向昭和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的工程纠纷民事判决中已明确了判决款项是支付给向昭球，李国勇在收取款项后，擅自处理标的款，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因此，李国勇也应当承担返还1000000元的义务。至于向昭球与向昭和之间的内部合伙关系及是否还存在其他合伙人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李国勇要求追加尹*辉、刘*辉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1000000元标的款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李国勇承认是在2015年8月收取的，故利息应当从2015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时止。李国勇称，在收取的1000000元当中，先行扣除了20多万元的代理服务费，并且称，该代理服务费没有交回上廓法律服务所。一审法院认为，李国勇是受上廓法律服务所指派参加诉讼，代理服务费约是在向昭球、向昭和与上廓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当中约定，李国勇不能擅自在收取向昭球的标的款当中扣除代理服务费，因此，李国勇在返还1000000元时，不应当先扣除服务代理费。同时，上廓法律服务所反诉要求向昭球支付代理服务费215141.47元，因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代理服务费的金额，向昭球对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主张的代理服务费也存在争议，而且涉及另外一个委托代理人向昭和，因此，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可以另行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3日作出（2016）粤1802民初1457号民事判决：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向昭球返还100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5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对上述债务相互间负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3901元，由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李国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2017)粤18民终1698号民事判决确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3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没有履行义务，向昭球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李国勇、向昭和代理向昭球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2015年8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余款人民币1050000元。在执行过程中，李国勇于2015年8月初代向昭球收到了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的工程款1000000元，并于2015年12月21日通知向昭球，除扣代理服务费外，余款78489.78元均转入向昭和银行账户。向昭和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3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标的款2050000元享有45%的权利，向昭球享有45%的权利。
另查明，2014年11月14日，向昭球、向昭和向上诉人李国勇出具一份《确认书》，内容为：确认人就(2011)穗云从民四初字第39号判决在执行过程中及执行完毕后应需代理人李国勇代为处理的相关事项，作出确认如下：一、上述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如经法院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龙梦君作出拘留或限制其出境等强制措施都还未达到执行目的时，该案代理人则按如下的方式来处理：即以2013年8月27日被执行人签订的《偿还债务协议》中所约定的抵押楼房用来抵偿上述判决债务，届时确认人对代理人所作的处理结果均予确认。二、上述事务处理完毕后30日内，确认人将无条件清偿上述代理人及诉讼投资人所应得的全部款项；如执行所得财产是以物抵债的楼房时，届时处理该财产所得的款项和收益，上述代理人和诉讼投资人将优先受偿。三、上述案件申请执行人对在该案委托之日起和诉讼过程中有关其本人和诉讼代理人及其特派的事务代理人向昭和所签订的法律文书、协议字约以及各方所得款项的分配协议等相关事务的承诺，申请执行人均予以无条件地确认并依约执行。且对此确认人承诺如有违反则以其家庭动产或不动产财物作保证。2015年12月20日，被上诉人向昭和出具《关于(2011)被穗云法从民四初字第39号和(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39号民事判决及(2014)穗云法执字第2869表号执行案件法律服务费支付明细》，明确李国勇代理上述案件应收取的一、二审诉讼法律服务费及差旅费等为212510.22元，同时注明“此款已经核准同意支付”的字样，12月21日，李国勇亦在《支付明细》上签字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是否应向被上诉人向昭球返还执行款1000000元。
首先，本案中，被上诉人向昭球、向昭和与上诉人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签订了多份《委托代理合同》，在《委托代理合同》中，委托方为被上诉人向昭球和、向昭球，受托方为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合同明确约定，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接受向昭球与向昭和的委托，指派该所法律工作者即另一上诉人李国勇为向昭球与向昭和的代理人，参与被上诉人向昭球、向昭和与广东正君发展有限公司及广州市白云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活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1)被穗云法从民四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39号民事判决表明，上诉人李国勇作为向昭球、向昭和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上述案件的一、二审诉讼活动，在上述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已按委托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上诉人向昭球、向昭和作为上述案件的共同委托人，亦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向上诉人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支付诉讼代理费的义务。
其次，依据2011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向昭球出具的《委托书》的内容，在上述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上诉人李国勇与被上诉人向昭和均可代表被上诉人向昭球处理上述案件在诉讼及执行过程中处理诸如申请查封、执行、进行执行和解；收取裁判或和解后所得的一切财物、款项，以及处理该案裁判或和解后的执行事务等事宜。而2014年11月14日的《确认书》明确，被上诉人向昭和作为向昭球特派的事务代理人，其所签订的法律文书、协议字约以及各方所得款项的分配协议等相关事务的承诺，向昭球均予以无条件地确认并依约执行。由此可以认定，向昭和可以将上述案件的执行所得款项分配给诉讼代理人及诉讼投资人。2015年12月20日，被上诉人向昭和在《关于(2011)被穗云法从民四初字第39号和(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39号民事判决及(2014)穗云法执字第2869表号执行案件法律服务费支付明细》中明确李国勇代理上述案件应收取的一、二审诉讼法律服务费及差旅费等为212510.22元，且注明“此款已经核准同意支付”的字样，李国勇于2015年12月21日在其收取的执行款1000000元中扣除212510.22元作为诉讼法律服务费并无不当。
上诉人李国勇在扣除212510.22元诉讼法律服务费后，余款787489.78元已如当日转入被上诉人向昭和的银行账户中，并将上述事项通知了被上诉人向昭球。依据2011年12月26日李国勇与向昭和及向昭球签订的《委托书》的约定，向昭和亦可代向昭球收取涉案的执行款，因此，不能认定李国勇擅自对涉案执行款项进行了处理。另外，本院(2017)粤18民终1698号民事判决已确认向昭球与向昭和之间的合伙关系，且向昭和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93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标的款2050000元享有45%的权利，李国勇将上述款项转入向昭和的银行账户后，向昭和如何处理及通过何种方式处理，均与李国勇及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再无关系。被上诉人向昭球要求上诉人李国勇及上诉人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退还李国勇收取的1000000元执行款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国勇、清远市清城区上廓法律服务所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802民初145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向昭球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90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27802元，均由被上诉人向昭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奕东
审判员 巢忠文
审判员 成振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 莹
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