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23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东路支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11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941360593。
负责人：宋广鑫，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玮苓，安徽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舒颖，安徽大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共安徽省委党校,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000485002214H。
法定代表人：张永，常务副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雨，中共安徽省委党校职工。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东路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望江路支行）因与被上诉人中共安徽省委党校（以下简称省委党校）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11民初7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农行望江路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0111民初763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被上诉人所举证据达不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能形成证据优势，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尚有10万元存款在账户中，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从而得出被上诉人账户尚有10万元存款并未取出的结论，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银行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系被上诉人单方手写记录，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提供的存款记录不完整，不能证明自1997年开户以来被上诉人的存款总金额是1943780元；其所提供的取款凭证也并不完整，仅能证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在1998年1月12日取出两笔款项共计1458438.02元，不能证明其自1997年以来所有的取款金额是1858438.02元，因此不能证明其还有剩余本金10万在账户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审计报告、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警察大队的两份情况说明也均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其次，债权人对于存于银行的款项及时主张债权，此为普通民商事主体的一般常识，被上诉人长达近二十年未曾主张自己的债权与常理不符。并且，也正是因为被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导致上诉人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相关档案材料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面对诉讼却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原件，从而对查清相关事实造成障碍。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对于其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具有更高的举证义务，然而其所举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不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能形成证据优势，不能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尚有10万元存款在账户中，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电子记录打印单、进账单、取款记录等证据，自1997年4月3日被上诉人内部机构安徽省委党校工作处在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发生贷方业务起至1997年12月31日，双方共发生业务20笔，其中贷方业务18笔，合计金额为3458438.02元；借方业务2笔，合计金额为200万元。截止1997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内部机构安徽省委党校工作处在上诉人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458438.02元（含利息）。同时，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发生于1998年1月12日的两笔总金额为1458438.02元的取款记录，可见被上诉人已于1998年1月12日取走其在上诉人处的全部款项，并不存在“尚余10万本金未取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主张由上诉人支付其10万元存款及利息7456.5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诉讼请求。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农业银行会计基本制度》等文件的规定及其精神，银行定期保管会计档案的期限最长只有十五年，自交易记账当年起计算。既然被上诉人已于1998年1月12日取走其在上诉人处的全部款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结，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再享有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请求权。上诉人保管被上诉人交易记录的期限最长应截止至2013年1月12日。现被上诉人对1998年1月12日已经结清的存取款事实提出诉讼，已经超过了上诉人应当保管与被上诉人交易记录的期限，并且由于双方已经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亦不适用《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关于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2017)皖0111民初7631号民事判决书依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判定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恳请判如所请！
省委党校辩称：一、关于举证责任问题。（一）答辩人的初始举证责任。作为原告，我方已经将全部的存款、提款记录和凭证全部提交，一般而言，这时，我方已经完成了初始举证责任。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不能证明这些凭证是全部提款凭证，应当由被答辩人提供证据，但是，被答辩人所举证据不仅不是原件，而且内容变形、模糊，无法辨认，可以说，没有提供任何符合民事诉讼法要求的有效证据。（二）被答辩人的主张的记账凭证的保存期能否产生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被答辩人提出其会计凭证只保存15年，并称其凭证已经销毁，其逻辑不能成立。首先，其依据是内部的规定，且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不符，最高法院的规定不仅规定的是诉讼时效，而且，必然对其保管相关凭证提出了要求。其次，本案早在1997年就已经存在争议，答辩人已经报案，被答辩人没有理由将凭证销毁（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供其销毁的证据，这些凭证仍然在被答辩人处也未可知，因为，2016年其还向答辩人出具对账说明）。第三，在被答辩人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己方证据已经全部销毁就将全部的证明责任转到答辩人一方，认为答辩人不能证明提供的凭证是全部提款凭证，是将证明责任倒置。该倒置没有任何依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倒置的任何一项规定。因此，至此，答辩人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三）答辩人进一步举证。退一步而言，假定被答辩人所谓凭证销毁，举证责任倒置的说法成立，答辩人的进一步举证也已经证明了答辩人主张的成立。答辩人提供了审计报告，2015年安徽省审计厅对答辩人进行的审计明确指出，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处有10万存款没有收回，要求答辩人整改。众所周知，审计的工作方式和法律效果，这10万元不仅是答辩人的主张，也是安徽省审计厅的审计结果。审计是对被审计人全部账目进行的审计，这一点也是周知的事实。所以，答辩人提供的取款凭证是全部的取款。答辩人由此实际上已经代替被答辩人完成了应当由其承担的举证。据此，答辩人的证明责任也已经完成。（四）虽然如此，答辩人又超出举证责任范围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证据。除了答辩人应有的证明责任之外，答辩人还进一步提供公安机关的证明，证实本案在当初发生的被答辩人单位发生的重大的违法细节。当然，这本是被答辩人内部事务，原本与答辩人的举证责任无关。答辩人举出了两份公安机关的证明，一份是在一审期间，蜀山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明，证明在1997年12月10日，答辩人因被答辩人内部人员吴某私下将答辩人账上存款被被答辩人内部人转走而报案的事实。另外一份《情况说明》写于1998年9月14日，是当时的合肥市公安局西市分局刑事警察大队提供，该材料证明：“后经查明，此案系吴光旭与李春林内外勾结所为。”公安机关的证明揭示了本案发生的内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本案的问题早就呈现，不是被答辩人所称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此，被答辩人历任领导都是清楚的，被答辩人销毁其全部的凭证应当自负其责。二、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是假的。由于被答辩人工作人员吴光旭和李春林内外勾结转走答辩人的存款，因此，如果被答辩人能够提供证据原件，其转款凭证就一定是伪造的。对此，一审时答辩人提出了鉴定申请，由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符合鉴定的条件，一审未组织鉴定。因此，即便被答辩人提供了证据原件，也恰恰只能证明被答辩人内部造假转移答辩人钱款的事实。三、关于诉讼时效。一方面，为了追回欠款，答辩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且一直在向被答辩人追索中。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毫无争议的余地，答辩人无需赘述。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贵院维持原判，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省委党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行即支付原告省委党校10万元存款及截至2017年7月的利息7456.50元，此后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97年3月31日，省委党校内部机构工作处从中国银行账户向省委党校在支行（2014年2月28日之前名称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望江东路分理处）处开立的账户转账160万元，此后省委党校工作处陆续转入和转出若干。省委党校为诉争10万元向支行主张权利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储蓄存款法律关系，双方均应受约束。省委党校向法庭提供了记账凭证，另以审计报告予以辅助证明其内设机构工作处在支行处账户的存储有10万元账实不符；还有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警察大队两次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虽为省委党校报案陈述，但也涉及到160万元资金的被骗的事实，且从报案的内容与省委党校提供的其它证据综合分析，所举证据具有高度概然性，可以得出省委党校账户尚有10万元存款并未取出的结论，即省委党校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支行当庭陈述的可信度。故对原告省委党校的诉请支付存款及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求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故对被告支行的其余关于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共安徽省委党校10万元及截至2017年7月的利息7456.50元，此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款项实际付清时止。案件受理费2450元，减半收取1225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路支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支行称案涉存款所在账户（42×××62）已销户，但其在指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账户已销户且系应省委党校的申请，故对支行所述案涉账户已销户的事实，不予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案涉账户是否有存款10万元的事实，本院作如下认定：首先，省委党校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旨在证明案涉账户（42×××62）存款余额为10万元的安徽省审计厅关于省委党校2014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所作的皖审财报（2015）22号《审计报告》、案涉账户存取款凭证及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等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该《审计报告》系安徽省审计厅依职权作出，其证明力较高。其次，支行在一审期间提交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及《中国农民行业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不能证明未办理销户的银行客户交易记录需销毁及案涉账户交易记录已销毁，其作为金融机构应持有反映省委党校案涉账户存取情况的记录资料，其对该讼争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再次，支行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进账单及取款记录均系复印件，未能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其未完成举证责任。综上，省委党校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支行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一审判决认定省委党校在支行存款余额为10万元，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支行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账户已销户，其与省委党校业已形成的存款合同关系并未终止，该合同关系无法定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省委党校要求取出案涉存款本息符合合同约定，应予支持。
省委党校主张的系支付案涉存款本息的请求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支行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50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东路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爱民
审判员 陆文波
审判员 张 健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於笑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