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122民初343号
原告：黄诗芳，女，193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红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中昌，湖北先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权限。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芳，湖北先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权限。
被告：李辉，男，193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红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祥勇，湖北朴诚勇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权限。
原告黄诗芳与被告李辉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诗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李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诗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位于红安县××××号房屋所有权归原告个人所有。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1978年1月29日登记结婚，被告系再婚，结婚后无共同子女。1981年，原告用自己婚前个人积蓄1000元购买了位于红安县城关镇××房产（原为××号，现为民主街20号），1996年该房屋重建，也是由原告独自出资改建。1988年11月16日，原被告对该房屋的产权订立了一份《约定》，明确了房屋产权归原告。1988年11月30日，被告李辉在写给原告的一封信中也承认该房屋系原告用婚前财产购买，房屋产权归原告所有。1989年1月9日，被告李辉又在《约定》上亲笔书写该房屋产权归原告所有。此后，原告将该房屋出租至今，租金一直由原告收取，被告没有不同的意见。原被告2000年即彻底分居生活，经济上毫无往来。2015年，原告想将该房屋出卖，但是被告突然提出要与原告共享房屋产权，经多次协商未果，故起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李辉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及理由不属实。她在我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偷走户口簿、房改房产权证和我的个人私章，用不正当的手段向派出所出具了她单独立户的户口簿，导致我没有上户口。原告还用独立的户口簿找到房地产管理局篡改房屋产权证，霸占了我们共有的房屋。民主街32号房屋并不是原告用自己婚前个人积蓄购买，当时我的工资全部交由黄诗芳统一使用。1996年该房屋重建，也不是由原告独自出资，在1989年至1996年间，该房屋的出租租金用于改建也有多余的。原告所提到的《约定》中，李辉的签名是假的，李辉的印章是被偷去盖的，原被告双方并没有就所争议房屋产权做有效约定。即使我有将《约定》中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意愿，也因为该房屋已经拆除而灭失。目前双方所争议的民主街20号房屋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重建，其产权登记权利人为黄诗芳，共有人为李辉，该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原告的诉请不应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1988年11月16日《约定》一份及1988年11月30日的信件一封，拟证明原被告已经书面约定了讼争房屋归原告所有，以及该房屋系原告用婚前个人资金出资建造的。2、1996年涂国庆的证明一份及房屋租赁合同16份，拟证明房屋系原告自行出资改建，并由原告自行出租多年，房屋与被告无关系的事实。3、红安国用（93）字第0000015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红房权证城关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各一份，拟证明本案争议的房屋办理了产权登记，应为原告个人所有。被告李辉对上列证据有异议认为：《约定》系原告自己书写，内容不真实；信件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只是两人在夫妻感情深厚时，被告有将房屋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意愿，而并不是对产权的约定，同时被告的女儿对涉案房屋也有继承权；涂国庆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不知道涂国庆和原告之间的关系；原被告是夫妻关系，原告自己去办出租，实际是夫妻出租；《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属实，但房屋的建成、取得及办证时间均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本院认为，《约定》的主文虽然是原告自行书写，但是之后被告在该约定中明确书写了自己的意见，《约定》和信件的真实性应采信。涂国庆的证明因书写证明内容的证人未到庭，其证明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虽然对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合同系产生于原被告夫妻共同存续期间，不能达到证明房屋与被告无关系的事实。《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的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应予采信，但是应结合权证取得时的原因、经过来客观认定证明的目的。对于被告李辉提交的证据：红安县房地产管理局档案室出具的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单一份，拟证明所争议的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质证认为，原告所取得的房屋权属证中没有被告作为共有人登记，房屋应为原告个人所有。本院认为，红安县房地产管理局所出具的查询结果系对房屋现有状态的认可和证明，来源真实，应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黄诗芳和被告李辉于1978年元月29日登记结婚。1982年元月9日，原红安县电力局将已经由被告李辉租住十多年的面积16平方米的房屋以300元的价格卖给了李辉和黄诗芳。1982年元月5日，红安县房地产公司将座落于民主街20号座西向东面积为14平方米的一间房屋以700元的价格卖给了李辉和黄诗芳。两处所购买的房屋为同一地段相邻。1993年11月8日，城关镇××号办理了红安国用（93）字第0000015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土地使用者为黄诗芳，用地面积为34.3平方米。1995年，两处房屋改建成一栋两层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面积68.67平方米。1999年12月27日，李辉、黄诗芳向红安县房地产管理局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中写明共有关系人为李辉。同日，红安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座落于城关镇××号房屋的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中登记的所有权人为黄诗芳，权证中共有人栏未填写。该证登记记载房屋建筑面积为68.67平方米。2009年4月27日，因换领新证的需要，黄诗芳向红安县房地产管理局申请换证，红安县人民政府于同年9月10日向黄诗芳缮发了红房权证城关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登记记载房屋座落城关镇××号，建筑面积为68.67平方米，用途为商住，房屋所有权人为黄诗芳。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在红房权证城关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颁发同时注销。2017年5月15日，红安县房地产管理局档案室出具的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单中写明座落城关镇××号房屋所有权状况为：权利人黄诗芳，共有人李辉。
另查明，1988年11月16日，李辉和黄诗芳书写了一份《约定》，其主要内容为“我买的房子座落于红安县××号，被李雅正、阮锦贤霸占七年有余……1988年12月法院正式立案处理，并于同年12月30日转交红安县法院民事庭处理，法庭处理完毕，此房屋产权属黄诗芳个人所有，李辉永远不能反悔。”约定中的主文内容和立约人后面李辉、黄诗芳的签名均系原告黄诗芳书写，李辉、黄诗芳签名处均盖有印章。1989年元月9日，李辉在此《约定》页面左下书写了“李辉同意从李雅正霸占的两间房屋收归回家来后，两间房屋产权属黄诗芳个人所有，李辉不干涉。”1998年后，黄诗芳又在该《约定》页面右下书写了“1998年房屋重建全部费用我一个人承担，有据可查。”1988年11月30日，李辉给黄诗芳书写了一份信，信中写到“……我们的两间房子，请城关法庭出面收回来是无疑的，你提出房屋产权属你所有，我现在同意产权属于你，因八一年买房子钱是你同我成家前的积蓄……”
又查明，城关镇××号房屋自改建后至今均由原告黄诗芳经手对外出租。
本院认为，原告黄诗芳起诉要求确认物权的房屋为座落于红安县××××号的房屋，该房屋系原被告婚后所购买的两处房屋拆除后重建而成，原被告虽然在1988年约定过房屋的所有权，但是约定中的红安县××号并无证据证实即为本案争议的红安县××××号的房屋，且现有诉争的城关镇××号的房屋是在《约定》和信件之后重建，故不能依据该《约定》和信件而确认城关镇××号房屋在婚内期间已经约定了财产的权属。讼争房屋在办理房屋产权证初始登记时由原被告共同申请办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是由登记机关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据法律规定对其提交的相关权利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后，符合法定的申请条件，便可予以登记。房屋产权登记的行为并非是赋权行为，应是登记机关对不动产当时权属关系及表现状态的认可和证明，当事人是否享有不动产的权利应当依据当事人有关物权权属等基础性的法律关系确定。虽然城关镇××号的房屋在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红房权证城关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中均未填写共有人为被告李辉，但原被告目前仍系合法夫妻关系，该房屋系在婚姻存续期间建造，并且无证据证实系由原告用个人资金进行建造，况且房地产管理局档案室出具的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单也载明共有人为李辉，故可以确认该房屋为原告黄诗芳和被告李辉共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诗芳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原告黄诗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上诉费300元，款汇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夏晓鹭
审判员 王爱霞
审判员 文 娇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