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陕71行终2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住所地西安市长安区行政中心东三楼。
法定代表人田学让，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磊，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应国，陕西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登阳，男，汉族。
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与上诉人王登阳因行政给付纠纷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初17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2年3月原告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批准机关为被告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2016年3月15日，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大兆村村民实名举报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大兆村城镇低保户王登阳在拥有5间门面房的情况下仍在享受低保。2016年5月9日，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根据调查结果，依据《西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二十二条规定向被告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提交《长安区低保取消表》，取消王登阳低保待遇。被告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于2016年5月12日根据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报送的《长安区低保取消表》报送其财政部门停发了原告王登阳的低保待遇。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于2016年4月22日向原告王登阳发放当月最低生活保障金603元后，停止发放至今。
原审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充分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根据民政部民发[2012]220号《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据本办法开展低保审核审批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据此，被告具有对原告低保的审核审批职责。陕民发[2013]31号《陕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审批最低生活保障的责任主体。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申请受理、调查、审核最低生活保障的责任主体。”《西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三条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统计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区县民政局是审批最低生活保障的责任主体。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申请受理、调查、审核最低生活保障的责任主体。本案被告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是审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责任主体，故对被告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认为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陕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十五条规定：“对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条件的，应终止审核，向申请人出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告知书》，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核对结果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对证明材料进行复查审核。对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后符合条件的家庭，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在村（居）民委员会的协助下按以下要求逐一入户调查、进行邻里访问和信函索证。”《陕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附件中有《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告知书》式样。《西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十六条第七款规定：“对区县民政局不批准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减发、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决定不服的居民，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被告应当依规定对原告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调查。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告知书》，未向本院提供其作为审批最低生活保障主体对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材料进行调查、访问核实的相关证据，仅根据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提交的《长安区低保取消表》，取消王登阳低保待遇，未作出书面停发的决定，且未告知其有申辩、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直接作出停发原告最低生活保障金行为，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依法应予撤销。故被告停发原告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对停发原告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应予补发。故对原告王登阳请求撤销被告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行政行为及补发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2016年5月12日停发王登阳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行政行为；二、责令被告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补发原告王登阳自2016年5月至判决生效之日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负担。
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上诉称，2016年3月15日，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大兆村村民实名举报大兆街道办事处大兆村城镇低保户王登阳在拥有5间门面房的情况下仍在享受低保。2016年4月11日，大兆街道办事处核查后由王登阳对调查结果予以签字确认。2016年5月9日，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根据调查结果，依据《西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二十二条规定向我局提交《长安区低保取消表》，取消王登阳低保待遇。我局于2016年5月12日根据街办报送《长安区低保取消表》取消了王登阳低保待遇。根据以上事实，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违背基本事实。根据《西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十三条第九款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家庭，不得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拥有、租赁商业门面、店铺的”。大兆街办通过调查、核实，向民政局提交材料和证据充分证明王登阳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取消王登阳的低保待遇具备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但是，一审庭审在明确查明该事实且在王登阳庭审自认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的情况下，仍然撤销行政行为并判令给王登阳补发低保，该判决与基本事实相悖且于法无据。其次，一审关于民政局“应当依规定对原告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调查。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告知书》，未向本院提供其作为审批最低生活保障主体对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材料进行调查、访问核实的相关证据，仅根据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提交的《长安区低保取消表》，取消王登阳低保待遇”的认定无法律依据。1、《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告知书》为《陕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中对于家庭经济状况不符合条件的，应终止审核，向申请人出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告知书》，即在初次申请审核的时候，在申请人不具备低保条件下的出具。本案中，王登阳已经在享受低保、是在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过程中，因发现不符合享受低保条件而被取消低保待遇，这与初次审核程序属于完全不同概念。2、根据《西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低保审批主体虽然是民政局，但是受理、调查、审核主体属于街办，而且街办根据举报，向所在村委会及王登阳本人调查核实，但是王登阳本人拒绝调查、签字确认；上诉人认为，依法行政最为基本的要求是：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必须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西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没有规定民政局对低保保障对象具有“调查、审核”的权力，一审判决该认定于法无据。最后，上诉人认为，本案民政局虽然没有告知原告相关诉权，但是法律没有规定停止行政给付需要向相对人作出书面决定并同时告知其诉权；根据庭审查明事实，王登阳确有门面房（这与大兆街办调查事实相符），并于一审庭审时也当庭承认其与妻子李拉拉在大兆街道拥有临街门面房并对外出租，在客观上不具备享受低保的条件、当然也不具备补发低保的条件，故在实体上取消行为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该取消的行政行为不具备可撤销性，故一审判决撤销民政局的行政行为并补发低保，与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相悖。上诉人认为，应当驳回原告关于要求撤销取消低保的诉请、驳回其要求补发低保的诉请。
被上诉人王登阳答辩称，原审判决程序正确，事实清楚，判决是公正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向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上报的《长安区低保取消表》中的取消原因为“收入超出”。
本院认为,《陕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及《西安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三条第三款均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审批最低生活保障的责任主体。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申请受理、调查、审核最低生活保障的责任主体。”本案中，调查、审核最低生活保障的责任主体为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其于2016年5月9日向被上诉人上报的《长安区低保取消表》中，取消上诉人王登阳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为“收入超出”，但原审法院及被上诉人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均仅查询上诉人是否存在出租房，没有查明拥有出租房与收入超出的必然联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初1728号行政判决；
二、本案发回西安铁路运输法院重审。
审判长 刘 爽
审判员 左 昆
审判员 张丽华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赵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