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民一终字第1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桂海（曾用名邹贵海）。
上诉人（原审被告）：牟京美，系邹桂海之妻。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燕青，�京市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杰。
委托代理人：孟雷，山东正义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立志。
原审被告：敖丽红，系王立志之妻。
上诉人邹桂海、牟京美与被上诉人刘杰及原审被告王立志、敖丽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淄民一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牟京美及上诉人邹桂海、牟京美的委托代理人孙燕青，被上诉人刘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孟雷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立志、敖丽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20日，原告刘杰与被告邹贵海、王立志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在合同借款人处签名摁手印，合同债权人签字处空白，签约时间空白。合同主�内容为：借款人邹贵海、王立志向债权人借款5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3月20日至2012年5月20日，借款利息每日1万元，每月30万元，利息按实际借款日期计收。2012年3月20日，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出具借款凭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现金人民币伍佰陆拾万元，期限自2012年3月20日至2012年5月20日，共计60日。如到期日不能按时归还借款，逾期本金每日计收1%的违约金。利息按实际使用天数计收，时间按银行实际汇款凭证计收”。《借款合同》签订后，案外人淄博中通担保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21日按照原告刘杰指令，通过银行汇入两被告共同指定的案外人王某某账户人民币500万元。2013年4月23日，原告刘杰作为债权人，被告邹贵海、王立志作为债务人，双方签订《以财产抵债协议》，主要内容为：2012年3月20日邹贵海、王立志欠刘杰款项500万元，双方经协商就财产抵债事项达成一致意见；该协议最后备注邹贵海、王立志已于2012年8月份归还刘杰人民币100万元。另查明，被告邹贵海与被告牟京美系夫妻关系；被告王立志与被告敖丽红系夫妻关系。
刘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2012年3月20日，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因投资需求资金，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借款560万元。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2年3月20日至2012年5月20日，借款利率以每日1万元计收，综合费率为每月30万元，利息按实际借款日期计收。2012年3月21日，原告实际付给被告借款本金500万元。2012年8月份，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50万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要欠款本息，被告至今未予偿还，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利息90万元；二、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17万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邹贵海答辩称：一、涉案《借款合同》不成立。原告刘杰诉称与被告�贵海在2012年3月20日签订《借款合同》，但该《借款合同》并没有注明债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缺少了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由此可知，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缺少该必备条款，说明订立合同的主体不存在，故本案《借款合同》应认定为不成立。二、假设涉案《借款合同》成立，也应被确认为无效合同。第一，原告作为一自然人，无法充分向被告邹贵海说明涉案巨额款项的合法来源，其以所谓的《借款合同》主张权利，显然是在隐瞒涉案款项合法性真相的情况下，欺诈被告邹贵海，使邹贵海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借款合同》，被告邹贵海的签约行为当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另外，原告刘杰拒不说明涉案款项合法性来源的情况下与被告邹贵海签订《借款合同》，显然涉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当属无效的民事行为。第二，如果原告刘杰不能举证证明涉案款项的合法性来源的话，就无法排除被告邹贵海对涉案款项涉嫌“非法集资”的合理性怀疑，那么涉案《借款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因其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根据该规定，涉案《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三、假设涉案《借款合同》成立，该合�没有实际履行。借贷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借贷关系才算成立。现原告刘杰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向被告邹贵海实际支付涉案款项，也就没有《借款合同》成立并有效之说。综上所述，原告刘杰的诉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刘杰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刘杰承担。
一审牟京美答辩称：被告牟京美并非本案诉讼的正当当事人，并非适格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牟京美与原告刘杰之间无任何民事法律关系，故原告刘杰无权向被告牟京美主张权利。请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刘杰对被告牟京美的诉讼请求。
一审王立志、敖丽红共同答辩称：涉案合同是在王立志办公室签订，过程了解的比较少，但是确有相应款项进入了指定的账�。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成立、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实际履行及被告邹贵海、牟京美、王立志、敖丽红是否应承担偿还涉案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民事责任问题。
关于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首先，原告刘杰向被告邹贵海、王立志主张偿还借款所提供的《借款合同》中虽未写明债权人，但作为共同借款人的王立志在庭审中认可《借款合同》的债权人为原告刘杰；其次，原告刘杰提供的《以财产抵债协议》中，明确载明原告刘杰为债权人，�被告邹贵海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及被告王立志与原告刘杰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根据《以财产抵债协议》所载明的借款金额、借款时间等内容，结合被告王立志对涉案借款金额等相关情况的自认，能够证明该协议与涉案《借款合同》具有关联性；再次，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据等债权凭证中未写明出借人的，持有借据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应推定为债权人。原告刘杰在提供《借款合同》的同时还提供了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出具的借款凭条，依据原告刘杰持有的《借款合同》及借款凭条，应推定原告刘杰为涉案借款的债权人。综上三点，本案能够确定涉案借款的债权人为原告刘杰，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因此，涉案《借款合同》依法成立。被告邹贵海辩称涉案《借款合同》债权人处没有写明债权人的具体名称或姓名，缺乏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而导致合同不成立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被告邹贵海辩称原告刘杰如不能充分说明涉案借款的合法来源，则属于欺诈，导致被告邹贵海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借款合同》，并涉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借款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但在庭审中，原告刘杰对其借款来源已作出了合理说明，被告邹贵海辩称涉案款项来源涉嫌不合法，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应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是原告刘杰与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邹贵海称涉案《借款合同》无效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原告刘杰为证明其与被告邹贵海、王立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及实际履行了500万元借款的交付，其提供了《借款合同》、借款凭条、电汇凭证、淄博中通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以财产抵债协议》五份证据予以证明。被告王立志作为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对原告刘杰提供的五份证据的真实性及所证明的对象均无异议，其认可实际收到借款500万元，该款项系通过银行打到了其与被告邹贵海共同指定的案外人王某某账号，2013年4月23日，其又与被告邹贵海、原告刘杰共同签订抵债协议，对借款500万元的偿还问题达成协议。在被告邹贵海认可《借款合同》、借款凭条、《以财产抵债协议》系其本人签名摁手印的情况下，被告王立志对上述事实的自认，与原告刘杰提供的五份证据之间相互联系，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原告刘杰与被告邹贵海、王立志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告刘杰实际向被告邹贵海、王立志交付了借款500万元。被告邹贵海称涉案借款未实际履行的抗辩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借款数额及利息数额的问题。涉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原告刘杰实际交付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借款500万元，涉案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邹贵海、王立志亦应及时偿还该借款及相应利息。原告刘杰称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已偿还借款共计100万元，被告王立志亦认可已偿还借款100万元，原告刘杰与被告邹贵海、王立志签订的《以财产抵债协议》中亦明确注明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已偿还借款100万元，故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已经偿还原告刘杰100万元款项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邹贵海辩称其并未偿还100万元款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由于《以财产抵债协议》中未注明100万元的款项性质，在原告�杰与被告王立志对已归还的借款性质发生争议时，根据法律规定，应按先扣息、剩余款项折抵本金的顺序处理；涉案《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按每日1万元计收，该利息约定违反了民间借贷利息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法律规定，对于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刘杰在庭审中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邹贵海、王立志于2012年8月份偿还人民币100万元，但其庭后提供的其为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出具的100万元收条复印件中载明还款日期为2012年9月10日，在原告刘杰对同一事实陈述不一致时，应采信对其不利的陈述，故本院确定100万元款项的偿还日期为2012年9月10日。综上，自涉案借款的实际交付之日2012年3月21日至2012年9月10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500万元为基数，计算为559397.26元。原告刘杰对该期间的利息自愿按照50万元计算，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且亦未加重债务人即被告邹贵海、王立志的债务承担，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故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已偿还的100万元先扣减50万利息，剩余50万元折抵本金。截止2012年9月10日，两被告尚欠原告刘杰借款本金450万元。原告刘杰要求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邹贵海、王立志未按约定偿还涉案借款，应当支付逾期利息。自2012年9月11日至2013年7月2日起诉之日，按照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45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为814684.93元。原告刘杰要求两被告支付该期间利息9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被告邹贵海称不应偿还原告刘杰借款及利息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牟京美、敖丽红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被告牟京美、敖丽红虽然没有在《借款合同》及借款凭条上签字，但涉案借款发生在邹贵海与牟京美、王立志与敖丽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四被告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系邹贵海、王立志个人债务的情况下，涉案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原告刘杰要求被告牟京美、敖丽红与被告邹贵海、王立志共同偿还涉案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牟京美辩称原告刘杰要求其偿还涉案借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抗辩理由，本�不予采信。
原告刘杰诉求被告邹贵海、王立志、牟京美、敖丽红承担律师代理费17万元，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刘杰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邹贵海在庭审中提供了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3）新民初字第46号案件的起诉状及查封财产清单复印件一份，庭审辩论结束后其与被告牟京美又共同提供该46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一份及该案的主要证据借款凭证复印件一份，证明46号案件所涉及的款项235万元系本案借款500万元产生的利息，46号案件已被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因此，可以证明本案所涉500万元借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且46号案件已经对被告邹贵海、牟京美的相关财产进行了查封，原告刘杰就本案再次向人民法院提出查封属于重复查封。但被告邹贵海、牟京美在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主张的同时又认可46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中并未体现235万元即是本案500万元借款所产生利息的相关表述，其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46号案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被告邹贵海、牟京美提供的46号案件的起诉状及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涉案500万元借款没有实际履行，对被告邹贵海、牟京美提供的46号案件的起诉状、民事判决书等相关证据，本院不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关于查封问题，被告邹贵海、牟京美如对本案的民事查封裁定不服，依据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复议，该问题不属于本案实体处理范围。
被告牟京美提供车牌号为鲁C的奔驰车权属证书复印件、某处房产的购房合同复印件、另一处高某某名下的房产证复印件，拟证明本案所查封的财产系被告牟京美的个人财产，原告刘杰与被告邹贵海就上述财产签订《以财产抵债协议》属于侵权行为，没有牟京美的�权或追认，抵押行为无效。但在本案中，原告刘杰并未要求被告牟京美按照《以财产抵债协议》中的约定条款履行，原告提供抵债协议目的只是证明其与被告邹贵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涉案款项的履行，故本案对该协议条款的效力不作认定。
被告邹贵海在本案庭审前提起反诉，请求“判决涉案《借款合同》无效，驳回被反诉人刘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被反诉人刘杰承担诉讼费用”。被告邹贵海提起的该反诉请求，与其在本诉中抗辩《借款合同》无效的主张一致，且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及是否有效的问题均包含在本案对原告刘杰诉求的审理范围之内，被告邹贵海在本案中的抗辩主张足以保证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对被告邹贵海的反诉不予受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邹贵海、牟京美、王立志、敖丽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杰借款本金450万元。二、被告邹贵海、牟京美、王立志、敖丽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杰借款利息814684.93元。三、驳回原告刘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79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00元，共计55790.00元，原告刘杰负担2557.00元，被告邹贵海、牟京美、王立志、敖丽红负担53233.00元。
邹桂海、牟京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借款合同的债权人处为空白，借款人处有邹贵海、王立志的签名，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60万元，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债权人的名称或姓名，也没有明确借款的履行地点和签约时间、地点，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对借款合同的债权人姓名或者名称另有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合同的名称或者姓名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因本案借款合同不具备合同必备条款，应当认定借款合同不成立，一审判决依据原审被告王立志的自认、以财产抵债协议以及借款凭条并且依据被上诉人持有借款合同从而推定�权人为被上诉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为1、借款合同不属于无记名债券，也非货币等特殊种类物，不能认定持有人就是所有人；2、以财产抵债协议上载明刘杰与上诉人的欠款为五百万元，而被上诉人所举的借款合同和借款凭条上均载明借款五百六十万元，分明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借款和欠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原审判决将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基于的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认定为同一事实，是对案件事实的混淆不清，借款五百六十万和欠款五百万是两个经济纠纷，被上诉人诉请的偿还借款450万元又是不同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为同一案件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本案的原审被告王立志，其身份是被告，而非证人，其不能同时拥有被告和证人的双重身份，其自认行为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能从而证明上诉人也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认可，原审判决依据同为被告的王立志自认行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二、关于借款合同效力的问题。合同的效力基于合同的成立而产生，本案合同没有成立，故借款合同的效力无从谈起。三、关于借款合同的履行问题。被上诉人提供的淄博中通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证人证言，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法庭调查和上诉人的质询，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原审判决认定中通公司通过银行汇入两被告共同制定的案外人王某某账户人民币500万元的事实属于认定错误。刘杰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履行地点另有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的规定，其应当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义务，原告刘杰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给付借款的义务。四、关于被上诉人所谓利息问题�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予以反驳，对其诉讼请求均不认可，不可能认可被上诉人所谓的利息问题。五、关于刘杰向牟京美主张权利的问题。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效力约束合同的签约各方，牟京美不是借款合同的签约方，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牟京美接受该借款合同约束的证据，故借款合同与牟京美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性，原告向牟京美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13）淄民一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刘杰答辩称，一、借款合同和借款凭条合法有效。《以财产抵债协议》可以证明我方是借款合同和借款凭条的出借方，协议上所载明的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均与借款合同、借款凭条一致，上诉人也无法解释其签名的借款合同和借款凭证还有其他的债权人，借款合同上的共同借款人认可我方是合同的出借人，借款合同和借款凭条可以视为一种权利凭证，持有人可以凭此凭证向权利相对方主张权利，义务人承担义务，不会增加其所承担的责任。二、借款合同和借款凭条均已实际履行。中通公司出具了证明，证实其所汇出的500万元款项已经实际汇出和履行。《以财产抵债协议》可以证明上诉人实际收到我方汇出的500万元借款，并且上诉人还明确已经还款100万元。共同借款人王立志认可500万元款项已经汇入指定的某人的账户。500万元借款的收到方是某人，该汇款是根据上诉人的要求和指定，上诉人签署的融资合同中确认相关款项应当汇入律师账户，可以证明本案的款项汇入律师账户是依据上诉人的制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及合同效力的认定是否正确；2、本案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3、邹贵海、牟京美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一）关于一审判决对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及合同效力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
关于合同是否成立，上诉人主张借款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债权人的姓名，因此合同不成立。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被上诉人刘杰持有的《借款合同》和借款凭条未载明债权人，但其提交了《以财产抵债协议》及中通公司的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证明其既是借款合同的主体，也是履行了出借义务的债权人，刘杰已经履行了证明借贷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上诉人邹桂海对《借款合同》、借款凭条及《以财产抵债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刘杰的合同主体身份及债权人资格提出异议，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但是其未提交反驳证据。上诉人主张《以财产抵债协议》中记载的“500万元欠款”与《借款合同》中约定的“560万元借款”是两笔不同的款项，抵债协议的500万元欠款，记载的债权人是刘杰，债务人是邹桂海、王立志，该500万元款项刘杰并未履行出借义务，但是对在刘杰未履行出借义务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签订抵债协议，上诉人未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审查本案证据，确认借款合同的债权�为刘杰并认定合同成立，并无不当，应予支持。
关于合同效力，上诉人主张借款合同没有成立，不存在是否生效的问题，同时主张刘杰出借的款项来源不明，有理由怀疑刘杰涉嫌非法集资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其提交的淄博中通担保有限公司的银行流水明细不足以证明刘杰涉嫌非法集资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本院认为，在借款合同成立的前提下，上诉人未能证明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合同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本案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
被上诉人刘杰主张已经通过淄博中通担保有限公司将500万元借款汇入邹桂海、王立志指定的王某某的账户，邹桂海出具了借款凭条，王立志亦认可收到该款项，后因两人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双方又签订了《以财产抵债协议》，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诉人否认上述事实，主张涉案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是又出具了《借款凭条》（借据）和《以财产抵债协议》，抵债协议记载的欠款时间（2012年3月20日）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时间及借款凭条（借据）记载的出借时间一致，抵债协议上载明的欠款数额与汇款凭证上载明的汇款数额及借款凭条载明的借款数额均一致，在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借款凭条（借据）另有其他合法债权人、《以财产抵债协议》是上诉人与刘杰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签订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审查本案证据，认为被上诉人刘杰提交的证据之间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从而认定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邹桂海、牟京美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刘杰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上诉人邹桂海应�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合同义务。上诉人牟京美主张，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牟京美不是借款合同主体，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但是本案借款发生在上诉人邹桂海和牟京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属于个人债务，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令牟京美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正确。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3元，由上诉人邹桂海、牟京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彩林
审 判 员 丁国红
代理审判员 张 磊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