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7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恒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法定代表人：陈立宏。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勇，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传声，男，196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宪春，广东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婉莹，广东沛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韦国志。
上诉人佛山市恒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传声、原审被告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11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传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凯公司赔偿刘传声损失41841.76元；2.广物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恒凯公司和广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8月20日，刘传声与案外人佛山市XX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凯迪拉克认购意向协议》，协议约定刘传声向XX公司购买凯迪拉克XTS舒适车型1辆，车价（包上牌费用）为人民币336500元，并备注“交强险、三者50万”等。
2015年1月26日，刘传声以恒凯公司、广物公司等为被告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佛顺法民二初字第80号（以下简称佛顺法80号），经审理，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恒凯公司等对上述判决不服，上诉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佛顺法80号判决书确认以下事实：1.恒凯公司系以XX公司的名义与刘传声签订《凯迪拉克认购意向协议》，刘传声与恒凯公司的购车关系成立；2.《凯迪拉克认购意向协议》约定销售方承诺代理刘传声办理机动车上牌手续，该代理行为属委托合同，恒凯公司明确表示不再代理刘传声办理机动车上牌手续，双方委托关系已经解除。
2017年6月，刘传声自行办理了机动车上牌手续，支付车辆购置税28760.68元、检测费200元、工本费130元、交强险保险费855元。此外，刘传声因购买三者险保险金额为100万的商业险支付保险费7931.08元，汽车修理费650元。
另查明，恒凯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广物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委托合同纠纷。因刘传声与恒凯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已经解除，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委托人即刘传声是否可以要求受托人即恒凯公司赔偿损失。根据查明的事实，合同约定的车价为包牌价，而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以及结合《凯迪拉克认购意向协议》上备注的“交强险”条款，包牌价包括办理上牌的一切必要和合理支出，刘传声已向恒凯公司全额支付了上述购车款，故可视为刘传声已预先向恒凯公司支付了办理上牌的必要和合理费用，恒凯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其预先收取的费用应予以返还。恒凯公司关于包牌价只包含3000-5000元的代理费用的抗辩意见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法院不予采纳。恒凯公司自认办理上牌应交纳购置税和购买交强险，因其未完成上述委托事项，其收取的相应费用应予以返还，故法院对刘传声的该部分诉请予以支持。关于工本费、检测费，因该部分费用属于必要和合理支出，恒凯公司应予以返还。关于商业险，虽购买商业保险与办理上牌没有关联，但《凯迪拉克认购意向协议》上备注了“三者50万”，故在恒凯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法院认定包牌价包含购买商业保险的费用。刘传声自行购买了保险金额为100万的商业险，超出了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范围，故法院调整为7431.08元。关于修理费，刘传声未能举证证明该笔费用支出与本案的关联性，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恒凯公司应向刘传声返还车辆购置税费用28760.08元、检测费200元、工本费130元、交强险保险费855元、商业险保险费7431.08元，合计37376.16元。
关于广物公司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广物公司没有举证证明恒凯公司财产独立于广物公司的财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传声诉请广物公司对恒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恒凯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传声返还37376.16元；二、广物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刘传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3元，财产保全费438元，合计861元，由刘传声负担61元，恒凯公司、广物公司共同负担800元。
恒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刘传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刘传声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的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一审法院认定刘传声与案外人XX公司签订《凯迪拉克认购意向协议》，却又援用了佛顺法80号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恒凯公司系以XX公司的名义与刘传声签订《凯迪拉克认购意向协议》，刘传声与恒凯公司的购车关系成立。”上述两事实相互矛盾，存在明显冲突，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此外，一审法院对于汽车行业的一般交易习惯亦存在严重的理解错误，错误地行使了自由裁量权，导致最终作出明显有失公平的判决。在汽车行业，“代办机动车上牌服务的费用”是指汽车4S店为了提高顾客的服务体验，指派员工代替顾客跑腿办理机动车上牌事务而收取的劳务性质费用，一般为3000元左右；而“机动车上牌产生的必要费用”包括缴纳车辆购置税税款和购买车辆保险费用，这些费用的承担主体是车主，汽车4S店是不会帮车主支付的，在签订合同时也没有预先收取该部分费用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对“代办机动车上牌服务的费用”和“机动车上牌产生的必要费用”这两个概念产生了混淆，并混为一谈，错误认定“包牌价包括办理上牌的一切必要和合理支出”，实际上包牌价仅包含车价和“代办机动车上牌服务的费用”，故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在法律适用方面，因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尤其是对汽车行业的一般交易习惯没有查清，进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作出了显失公平的错误判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并依法改判。
刘传声答辩称：1.恒凯公司以XX公司名义与刘传声签订《认购意向协议》后，恒凯公司收取刘传声购车款，向刘传声交付车辆，故恒凯公司与刘传声的购车关系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存在矛盾；2.根据一般购车交易习惯，包牌价包括办理上牌一切必要及合理支出，非恒凯公司所称只是代办、跑腿的劳务费用，结合交易习惯及《认购意向协议》备注的交强险条款可知恒凯公司主张的劳务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广物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陈述意见。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广物公司对恒凯公司在本案所负债务的责任承担方式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刘传声能否请求恒凯公司赔偿损失37376.16元。
经本院（2016）粤06民终7132号生效判决认定，刘传声与恒凯公司之间存在购车关系，及约束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凯迪拉克汽车认购意向协议》所约定的代理上牌手续之内容因恒凯公司明确表示不再代理而解除。但由于双方签订的上述意向协议明确约定“车价（包上牌费用）为人民币336500元”并备注“交强险、三者50万”，因此，一审认定双方约定的包牌价包括一切必要和合理支出及包含交强险及保险金额为50万元商业保险在内的费用，符合合同约定内容，本院予以确认。现刘传声举示证据证实其为了案涉交易车辆上牌而发生了购置税费用28760.08元、检测费200元、工本费130元、交强险保险费855元、商业险保险费7931.08元，因此，一审综合本案情形判令恒凯公司向刘传声返还上述购置税费、检测费、工本费、交强险保险费费用并酌定返还商业险保险费7431.08元，依据充分。恒凯公司上诉认为与刘传声不存在购车关系，及包牌价仅包含车价和“代办机动车上牌服务的费用”，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4元，由上诉人佛山市恒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睿
审 判 员 李秀红
审 判 员 曾慧元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梁碧姬
书 记 员 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