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浙民终2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东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徐玲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松，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泰然六路泰然苍松大厦*座1901-13。
法定代表人：苏孝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棋，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恒，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海旭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滨海路**号。
法定代表人：白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林，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乐，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公司）与被上诉人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邦中国公司）、海旭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旭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0民初95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海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斌、赵小松、被上诉人杜邦中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恒、被上诉人海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成林、陈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正公司起诉称：2009年，E.I.duPontdeNemoursandCompany（以下简称美国杜邦公司）与杜邦中国公司委派工作人员与海正公司联系，告知美国杜邦公司研发和掌握了世界领先的通过糠醛生产四氢呋喃的新技术，正在寻求合作伙伴在中国进行商业化生产，希望海正公司参与该项目，并对产品的商业预期及市场发展进行了展望。经多次协商，海正公司与杜邦中国公司于2010年10月17日签订了框架协议，约定美国杜邦公司向海正公司提供Bio-
THF相关技术，并对合资公司成立前后的五次交割手续、试验阶段、商业阶段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同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独家协议，约定杜邦中国公司承诺在特定时期内只与海正公司开展谈判，由海正公司向杜邦中国公司支付300万美元独家费。2011年3月2日，海正集团与杜邦中国公司签署合资合同与章程，对各自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1年10月28日，合资公司海旭公司在台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生物基四氢呋喃，销售生物基聚四氢呋喃乙二醇醚。2011年11月18日，美国杜邦公司与海旭公司签订了技术许可协议，其中第3.1（b）条约定，合资公司同意并在此向美国杜邦公司让与在本许可协议期间做出的所有及任何改进及合作开发知识产权相关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利益，无论该等改进或合作开发知识产权是否由美国杜邦公司及/或合资公司创造。为引进杜邦中国公司及其关联方美国杜邦公司的专利技术，海正公司在海旭公司成立前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建设中试工厂、提供土地使用权、委派技术人员等，海正公司付出的款项具体包括：向杜邦中国公司支付的300万美元独家费（折合人民币1988.28万元）、投入注册资本金2709.12万元人民币，出借给海旭公司2550万元人民币，共计7247.4万元人民币。在海旭公司成立之初，海正公司与杜邦中国公司一直正常展开合作。期间，按照框架协议约定的进行，双方进入中试阶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11年11月至2013年7月期间，双方先后召开了七次董事会会议。按照双方约定，中试阶段完成后，将进入商业阶段，双方需要确定商业化选址事宜。2012年5月23日，双方召开第3次董事会会议，决定将商业化选址确定在南京。2013年11月11日，双方召开了第八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决定对bio-
THF的商业化选址进行重新评估。2014年2月22日，双方召开了第九次董事会会议，会议以多数决的方式决定，基于海正公司花费300万美元换取与杜邦中国公司共同进行商业化的独家权、当地政府与行业所承担的风险和压力等事实，根据海正公司的理解和中国文化，bio-
THF商业化工厂应该落户在台州。在上述董事会决议作出后，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善意推进各项工作进行，但杜邦中国公司不同意董事会决议，坚决反对将bio-
THF商业化选址落户在台州，并声称要单方解散海旭公司，另行寻找商业化第三方的伙伴和地点。在杜邦中国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将商业化选址落户台州的情况下，海旭公司陷入停滞状态，使得海正公司陷入进退维谷的不利窘境。此外，在杜邦中国公司操作下，海旭公司在未经授权及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与美国杜邦公司签订技术许可协议，并在第3.1（b）条约定，在试验阶段所产生的改进、技术成果归于美国杜邦公司所有，而在杜邦中国公司决绝推进项目进程的情况下，不仅海正公司的预期收益化为泡影，海正公司前期所投入的7247.4万元人民币也得不到任何补偿。在海旭公司陷入停滞状态后，杜邦中国公司也意识到其行为给海正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在双方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中，杜邦中国公司愿意补偿海正公司损失1亿元，但迄今为止，杜邦中国公司并未兑现承诺。禁止滥用权利损害他人利益不仅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杜邦中国公司及其关联方美国杜邦公司掌握bio-
THF专利，在合资公司中拥有绝对的影响力，而商业化选址并非项目推进的决定性因素，杜邦中国公司以此为借口，拒绝推进项目，显然属于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了海正公司的股东利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海旭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7年9月7日，海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杜邦中国公司赔偿因侵权行为造成海正公司的项目投资损失1亿元人民币；2.判令海旭公司对上述损失中的7247.4万元人民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杜邦中国公司和海旭公司赔偿技术改进部分价值的损失；4.本案诉讼费用由杜邦中国公司和海旭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海正公司与杜邦中国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该协议第二十二条关于仲裁事项及仲裁委员会的约定明确具体，亦属合法有效。根据争议解决条款的约定，框架协议项下的任何违约或其他争议的主张，在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私人调解无法解决的情形下，应在中国上海，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上海分会根据有效的CIETAC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现海正公司以杜邦中国公司未履行海旭公司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拒绝将bio-
THF商业化选址落户在台州，且操控海旭公司与美国杜邦公司签订技术许可协议为由，要求杜邦中国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双方当事人关于bio-
THF商业规模工厂建设及技术许可协议分别在框架协议第十一条及前言中进行约定，则海正公司应就本案纠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上海分会申请仲裁。至于海正公司与海旭公司之间的纠纷可以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浙10民初953号民事裁定：驳回海正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预收541800元，退还给海正公司。
海正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属于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并非合同纠纷。杜邦中国公司和海正公司是海旭公司的股东，本案系杜邦中国公司滥用股东权利，压迫海正公司所产生的侵权纠纷，海正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寻求救济。2、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之间的《框架协议》签订于合资公司海旭公司成立之前，双方之间的纠纷属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侵权纠纷，故本案不适用《框架协议》中的仲裁条款。3、从诉讼主体上看，本案并非仅是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之间的纠纷，而是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海旭公司之间的纠纷，无法为《框架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所涵盖。故海正公司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杜邦中国公司答辩称：1、海正公司与杜邦中国公司、海旭公司之间的争议属于《框架协议》等协议项下的合同争议，而非海旭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滥用股东权利导致的侵权纠纷。2、《框架协议》等协议均已概括约定协议项下的任何违约或其他争议均提交仲裁解决，海正公司无权通过选择请求权基础为侵权损害赔偿而逃避仲裁条款的适用。3、无论是作为合同主体，还是作为海旭公司的股东，杜邦中国公司均严格依据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依据公司法履行股东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或侵权行为。4、本案即使由法院管辖，因海正公司诉请涉及的所谓四部分损失源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当分别为各自独立的诉，且不存在合并审理的基础，据此也应当驳回海正公司的起诉。综上，请求驳回海正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海旭公司答辩称：1、在法律关系上，海正公司的诉讼请求为项目投资损失及技术改进部分的价值损失，均在海正公司与杜邦中国公司签署的协议约定范围之内，双方的纠纷系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本案属于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基于合同约定，应当适用仲裁条款。且无论相关索赔是否成立，均发生在海旭公司的股东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之间，与海旭公司无涉，不存在海旭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海正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17日，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约定由杜邦中国公司向海正公司提供Bio-
THF相关技术，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开展试验和商业化生产，并明确了合资公司商业化阶段中的有关争议处理等事项，该《框架协议》第22.1条约定，《框架协议》项下的任何违约或其他争议，在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私人调解无法解决的情形下，应在中国上海，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上海分会根据有效的CIETAC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同日，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签订《独家协议》，约定杜邦中国公司承诺在特定时期内只与海正公司开展谈判，海正公司向杜邦中国公司支付300万美元独家费，该协议第4条约定，《独家协议》项下的任何违约或其他争议，在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私人调解无法解决的情形下，应在中国上海，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上海分会根据有效的CIETAC仲裁规则进行仲裁。2011年3月2日，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签订《合资合同》，约定双方成立海旭公司，海正公司出资2709.12万元，占股51%，杜邦中国公司出资2602.88万元，占股49%，该合同第23.1条约定，《合资合同》项下的任何违约或其他纠纷的主张应首先提交到合资公司董事会，在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私人调解无法解决的情形下，应在中国上海，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上海分会根据有效的CIETAC仲裁规则进行仲裁。2013年6月5日、2014年1月14日，海正公司先后与工商银行台州椒江支行、海旭公司签订《一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由海正公司委托工商银行台州椒江支行将2040万元、510万元借给海旭公司，其中2014年1月14日《一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第44条约定，合同争议如协商不成，由工商银行台州椒江支行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后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因对商业化工厂的选址问题发生争议，酿成本案纠纷。
本院认为：一、从本案有关协议约定和纠纷起因看，海正公司为取得杜邦中国公司Bio-
THF相关技术，先后与杜邦中国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独家协议》、《合资合同》，并成立双方投资的海旭公司，因商业化选址问题，海正公司与杜邦中国公司发生争议，但本案《框架协议》和《合资合同》均约定，合同项下的任何违约或其他纠纷如调解不成，均应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上海分会仲裁解决。从上述约定的表述看，对于仲裁事项采取了概括性约定，不仅限于合同争议，也包括合同争议以外的侵权纠纷和其他争议。同时，本案纠纷虽然发生在海旭公司的两个股东即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之间，但成立合资公司海旭公司系基于双方之间《框架协议》的约定，且《合资合同》本身亦约定了合同项下的任何违约和其他纠纷均应提交仲裁解决，故即便海正公司以侵权作为请求权基础，认为杜邦中国公司在经营管理海旭公司中滥用股东权利，侵犯海正公司的股东权利，亦应受《框架协议》和《合资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二、从海正公司的请求权基础看，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以杜邦中国公司滥用股东权利提起损害股东利益之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制的是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行为，并非规制公司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故海正公司将海旭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海旭公司对杜邦中国公司滥用股东权利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缺乏公司法上的依据，且亦不影响海正公司和杜邦中国公司之间的纠纷适用仲裁协议。三、海正公司与海旭公司之间虽然没有订立仲裁协议，但从海正公司的诉讼请求看，其要求海旭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损失中，包含了其基于《独家协议》支付给杜邦中国公司的独家费300万美元，基于《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投入海旭公司的注册资本金2709.12万元，基于《一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借给海旭公司的借款2550万元等，涉及合同法上、公司法上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其要求海旭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与其主张的杜邦中国公司滥用股东权利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海正公司没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情况下，其与海旭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
综上，海正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沈晓鸣
审判员 楼 颖
审判员 王雄飞
二〇一八年二月八日
书记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