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民终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德勋，男，白族，1933年5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王汉彬，广东五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汤惠娟，系陈德勋的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伟丰投资有限公司（WELLFINEINVESTMENTLIMITED）。住所地：香港中环德辅道中99-105大新人寿大厦2楼。法定代表人：梁展峰，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红旗区广安路中珠花园一号A1-401，组织机构代码：617491399。法定代表人：梁展峰，总经理。以上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科萍，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德勋因与被上诉人伟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丰公司）、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08年9月23日作出（2007）珠中法民四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再审本案。原审法院于2012年9月3日作出（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民事判决，伟丰公司、惠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2）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6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作出（2015）珠中法审监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陈德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基本情况2007年9月11日，陈德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１、判令惠丰公司支付所欠陈德勋款项人民币14422901.43元；２、判决伟丰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由惠丰公司与伟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是：1992年3月18日，伟丰公司与陈德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伟丰公司在珠海地区及其他地区征用土地或与地皮方合作兴建商品房，由陈德勋负责招聘技术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筹建办公室，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同时约定，伟丰公司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其承包筹建的利益。付款办法届时另行面议。1992年5月8日，伟丰公司和中珠房产公司签订了《合作兴建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1993年3月23日，伟丰公司和珠海市红旗华侨实业总公司注册成立了惠丰公司，同年12月8日，伟丰公司、珠海经济特区中珠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原中珠房产公司，以下简称中珠置业公司）和惠丰公司三方签订了合同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1992年5月8日签订的《合作兴建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中，伟丰公司的全部权益和义务由惠丰公司承接。同年12月18日，惠丰公司又与中珠置业公司签订了《珠海市××区飞跃路住宅区小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将其从伟丰公司承接的权益以转让总建筑面积的形式计算得款人民币98835254元，转让给了中珠置业公司。1993年12月26日，惠丰公司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向陈德勋出具了《承诺书》，主要内容为：鉴于伟丰公司已将与中珠置业公司合资兴建的红旗××××路和飞跃路商品住宅区二个项目的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交由惠丰公司承接履行，因此，伟丰公司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由惠丰公司承诺履行，从上述二个项目所获得利润减去成本、税收后，按30%付给陈德勋作为效益所得。1998年8月22日，伟丰公司又与陈德勋就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陈德勋于2004年起诉了伟丰公司，原审法院作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在红旗××××路商品住宅项目中拖欠陈德勋的欠款人民币4212575元。根据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于2005年5月20日出具《关于伟丰投资有限公司在珠海市××区飞跃路小区项目收益的审计报告》，伟丰公司和惠丰公司应支付给陈德勋人民币14422901.43元（48076338.13元×30%）。惠丰公司、伟丰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答辩。原审法院查明：1992年3月18日，陈德勋与伟丰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就陈德勋承包伟丰公司筹建管理工作达成协议，约定：伟丰公司拟在珠海地区及其他地区征用土地或与地皮方合作兴建商品房，由陈德勋负责招聘技术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筹建办公室，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同时约定，伟丰公司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其承包筹建的利益。付款办法届时另行面议。1992年5月8日，伟丰公司和中珠房产公司签订了《合作兴建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双方约定：合作兴建位于珠海市××区飞跃路的住宅小区，用地面积59400平方米，可建商品住宅130680平方米。双方对合作方式、双方投资额、双方责任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同日，伟丰公司、中珠房产公司又签订了《合作兴建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伟丰公司已投入资金和应得利润，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人民币700元计算，暂定为人民币91476000元，以后按实际建筑面积重新核定，多退少补；第二条约定，中珠房产公司同意先期分四次支付伟丰公司已投入资金及应得利润人民币91476000元，今后全部经营和售楼收入归中珠房产公司所有，中珠房产公司除按建筑工程总造价的5%作为工程管理费和售楼手续费支付给伟丰公司外，伟丰公司不再享受分红。第三条约定，付款方式：协议生效后十五天内中珠房产公司应支付伟丰公司总金额的50%，即人民币45738000元（包含保证金人民币730万元在内），1992年9月30日之前支付15%，即人民币13721400元；1992年12月31日前支付20%，即人民币18295200元。工程竣工验收后十四天内结算付清余款。1993年3月23日，伟丰公司和珠海市红旗华侨实业总公司注册成立惠丰公司。同年12月18日，惠丰公司与中珠置业公司签订了《珠海市××区飞跃路住宅区小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在前言中载明：伟丰公司、惠丰公司和中珠置业公司于1993年12月8日签订了关于合同权益转让的协议书，规定由惠丰公司承接伟丰公司享有《合作兴建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的全部权益和义务。1993年12月26日，惠丰公司向陈德勋出具了《承诺书》，主要内容为：鉴于伟丰公司已将与中珠置业公司合资兴建的红旗××××路和飞跃路商品住宅区二个项目的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交由惠丰公司承接履行，因此，伟丰公司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由惠丰公司承诺履行，从上述二个项目所获得利润减去成本、税收后，按30%付给陈德勋作为效益所得。1998年8月22日，伟丰公司与陈德勋就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内容为：根据双方于1992年3月18日所签订协议条款的规定，由陈德勋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伟丰公司的房屋项目，伟丰公司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陈德勋承包所得利益。协议签订后，伟丰公司按协议已经付给了陈德勋人民币100万元。陈德勋对此提出，要求伟丰公司按双方所订协议条款的规定，兑现应当按比例支付陈德勋应当获得的利益，至今没有给付。伟丰公司表示已经将所得利润再次投入，难以全部支付陈德勋应当得到的利益，提出待公司账目全部结清，按公司所得实际的毛利润，双方派人进行清结核对，在双方都认可的前提下，将收入、支出数字全部结清后，双方再行结算税后各自所得，分期分配支付，如能一次支付时，争取一次性支付给陈德勋，如支付现金有困难，也可以用实物抵债（即土地房屋）。陈德勋称伟丰公司除了在《补充协议》中提到已向其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外，未再向陈德勋支付过任何款项。陈德勋曾于2004年向原审法院起诉伟丰公司，原审法院于2006年1月14日作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在红旗××××路商品住宅项目中拖欠陈德勋的欠款人民币4212575元，其中该款项已扣减伟丰公司已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陈德勋于2005年5月20日自行委托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伟丰公司在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项目所获得的实际收入进行审计。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于2005年5月20日出具审计报告，该报告确认伟丰公司在珠海市××区飞跃路小区所取得的土地收入为人民币91476000元，所支付的土地开发费用为人民币43399661.87元，土地转让收益总额为48076338.13元。另原审法院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要求陈德勋补充提交能证明其履行《协议书》中约定义务的证据材料。陈德勋为此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伟丰公司人员花名册一份、聘请工作人员合同书19份、员工的工资及工地补助的相关报告等等。合同书的甲方有陈德勋的签名，其他报告中也有陈德勋的签名。陈德勋称伟丰公司的工作人员是由其聘请过来的；2、珠海市日日新置业有限公司1992年的营业执照副本、惠丰公司1993年的营业执照副本。此两营业执照上显示陈德勋为副总经理。陈德勋称筹建办公室成立后其先后成立了上述两公司，且称上述两公司与伟丰公司是一套人马，下设工程部、办公室、财务室、销售部；3、用地红线图、设计要点、设计方案、用地申请、报建、钻探、设计、施工合同等材料共计40页。部分资料及合同书显示陈德勋作过相关的指示或以经办人的名义签名；4、伟丰公司在红旗区××××五个项目的基本情况材料共5页；5、陈德勋配合惠丰公司对外销售房屋等工作准备的相关材料共7份；6、关于飞跃路住宅区转让的相关手续资料共7份；7、办理免交所得税、优惠政策等的申请报告资料共7份；8、填土工程及相关结算材料共11份；9、关于施工管理监督工作范围及有关报告材料共12份；10、关于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等材料；11、关于广安、飞跃路收入发票共27份。上述证据5至10的部分材料上有陈德勋的签名或作出的指示。原审法院还查明，上述补充证据11中的27份发票均显示：客户名称为中珠公司，购房地址座落为红旗××××路中珠花园或红旗区飞跃新郡，项目为销售不动产。陈德勋称发票上的中珠公司就是现在的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公司）。原审法院就此依法对中珠公司进行调查，中珠公司认可这27份发票的真实性，并称：1992年，中珠公司曾向伟丰公司或惠丰公司（注：因时间久具体情况不祥）购买过红旗××××路与飞跃路两块地，这两块地的土地使用权均在中珠公司名下，中珠公司已实际向伟丰公司或惠丰公司履行了支付购地款的义务。原审法院再查明，中珠公司是由中珠置业公司更名而来。中珠置业公司的前称为中珠房产公司。陈德勋称其已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伟丰公司和惠丰公司却迟迟不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支付相应款项的义务，陈德勋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伟丰公司系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本案系涉港承包合同纠纷。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因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处理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实体法。陈德勋与伟丰公司之间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书》对陈德勋及伟丰公司均有拘束力。《协议书》明确约定陈德勋有负责招聘技术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筹建办公室，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房地产项目的义务，伟丰公司有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其承包筹建利益的义务。惠丰公司注册成立后向陈德勋出具了《承诺书》，在该《承诺书》中，惠丰公司已承诺履行上述《协议书》中伟丰公司的义务，故惠丰公司有义务从其所获得利润中减去成本、税收后，按30%付给陈德勋作为效益所得。本案中，伟丰公司和中珠房产公司于1992年5月8日签订了《合作兴建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双方约定伟丰公司应投入资金和应得利润，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人民币700元计算为人民币91476000元，该款由中珠房产公司向伟丰公司支付，中珠房产公司取得红旗区飞跃路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及其相关土地权益。惠丰公司注册成立后，惠丰公司与中珠置业公司签订了《珠海市××区飞跃路住宅区小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确认，伟丰公司、中珠置业公司和惠丰公司三方已共同签订了合同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在1992年5月8日签订的《合作兴建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中伟丰公司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惠丰公司承接。故原审法院认定惠丰公司已概括继受了伟丰公司在《合作兴建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在随后的合同履行中，中珠置业公司已履行相应的义务，现涉案的红旗区飞跃路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已登记在中珠公司的名下，惠丰公司应从《合作兴建珠海市××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中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得利润中减去成本、税收后，按30%付给陈德勋作为效益所得。陈德勋请求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其相应的报酬的主张，应予以支持。陈德勋已提交了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伟丰公司在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项目收益的审计报告，该报告已确认伟丰公司在珠海市××区飞跃路小区所取得的土地收入为人民币91476000元，所支付的土地开发费用为人民币43399661.87元，土地转让收益总额为人民币48076338.13元，故惠丰公司应向陈德勋支付报酬的数额为人民币14422901.43元（48076338.13元×30%＝14422901.43元）。另伟丰公司于1998年8月22日与陈德勋就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从该《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该《补充协议》再次确认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且明确伟丰公司已按协议支付给陈德勋人民币100万元。该《补充协议》是陈德勋再次请求支付相应报酬时，伟丰公司再次承诺向陈德勋支付相应的报酬，故伟丰公司的承诺行为已构成陈德勋与惠丰公司之间债的加入，该承诺对伟丰公司有拘束力，故陈德勋请求伟丰公司对惠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陈德勋曾于2004年向原审法院起诉伟丰公司，原审法院于2006年1月14日作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在红旗××××路商品住宅项目中拖欠陈德勋的欠款人民币4212575元，其中该款项已扣减伟丰公司已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伟丰公司除了在《补充协议》中提到已向陈德勋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外，没有证据证明其向陈德勋再支付过任何款项,因伟丰公司已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已在此案中予以相应的扣减,故本案不再对已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予以扣减。综上所述,惠丰公司概括继受了伟丰公司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债权债务，惠丰公司有义务按该《协议书》的约定向陈德勋支付相应的报酬。伟丰公司应对惠丰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德勋的主张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2007）珠中法民四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一、惠丰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德勋支付人民币14422901.43元；二、伟丰公司对惠丰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8337元，由惠丰公司与伟丰公司共同负担。原审法院重审过程中，陈德勋称，坚持于2007年10月18日形成的民事诉状的意见。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惠丰公司、伟丰公司答辩称，一、陈德勋伪造《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书》主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利润，其诉求应被驳回。陈德勋称三文件是由其先书写后盖章的说法，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的两协议系“先盖章后写字”的鉴定结论，及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和鉴定专家出庭接受质询时明确三文件均是“先盖章后写字”的结论明显不符，亦有违常理。且其提出的看着梁展峰在《协议书》上签名的说法，也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该签名系临摹而成的鉴定结论相悖。另外，《协议书》系伪造，此后据此协议而来的《承诺书》、《补充协议》同样是先盖章后写字，《补充协议》又被鉴定专家分析“从概率论的角度讲，依照系统鉴定的理论，《补充协议》存在利用梁展峰签名进行文件变造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较大”，再结合陈德勋多次承认公章归其管理的事实，可以确定本案《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书》均系伪造，并非伟丰公司、惠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德勋无权要求根据上述协议主张涉案工程30%的利润。二、陈德勋从无履行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行为，其仅是一名公司高管，拿着公司的工资做其职务范围内的工作。1、《广东永安达司法会计鉴定所专项审计报告》证实，陈德勋对公司项目并无垫资或者投入费用等承包或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所基本应有的出资行为，恰恰相反，其是在公司领工资并享受着公司购车、购房等高管待遇，故协议称其“全面实施承包兴建”是虚假的，陈德勋只是拿着公司工资履行高管的职责。2、时任惠丰公司副董事长梁桂东、董事苏保坚向公安机关证实，从未开会讨论过陈德勋的文件所述事项，对此也毫不知情。广安和飞跃路商品住宅区两个项目并非是陈德勋全面实施承包兴建，他仅仅是公司聘用的副总经理。3、时任公司出纳肖章英、会计熊宝湘均证实，陈德勋是公司员工，作为公司财务人员的她们，从来不知道公司答应给陈30%的利润。由上可知，陈称其与公司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是在撒谎。三、惠丰公司分配30%的利润必须经国资委批准且须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陈德勋的《承诺书》未经法定程序是违法且无效的。惠丰公司的股东之一珠海市红旗华侨实业总公司系政府投资，即惠丰公司属于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根据《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的规定，惠丰公司进行30％利润分配属于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必须报珠海市国资委批准，否则无效。另外，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的规定，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分配利润，由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但事实上，陈德勋的《承诺书》既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更未经珠海市国资委批准，已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之规定，该文件无效。四、陈德勋于2007年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相应主张不能支持。五、陈德勋本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陈德勋是在与公司的承包合同纠纷已由原审法院作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生效判决的情况下，于2007年再次凭借与28号判决的依据相同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土地使用权出让和房产开发合同书》及其它同类证据起诉主张承包合同争议，其向二审法院承认当时是因为交不起太多诉讼费才分案诉讼，这分明是就同一纠纷反复起诉，违反民诉法“一事不再理”原则，其起诉应被驳回。虽然陈德勋先后起诉的分别是广安、飞跃路项目，但两个项目的主体及购地、开发、与中珠公司签订合作合同、收到转让款等系列时间完全相同，且本案中陈德勋所提交的《审计报告》更是与28号案审计同时进行并作出的，再加上《协议书》、《补充协议》所示内容是对公司项目全面负责承包兴建——没有说是区分项目结算。种种情形说明，本案是陈德勋在已有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就同一纠纷反复诉讼，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恳请依法驳回陈德勋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重审查明，一、珠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于2012年7月11日向陈德勋做了调查笔录，陈德勋在笔录中陈述：《协议书》、《承诺书》、《补充协议》均为陈德勋本人书写，《协议书》的书写及梁展峰的签名均为落款时间，后来才加盖公章。《承诺书》于1994-1995年间书写，时间倒签到1993年，是陈德勋写好后找人代抄的。陈德勋认可《协议书》、《承诺书》制作当时伟丰公司、惠丰公司的公章由其管理。《补充协议》书写时间是落款时间，但梁展峰一再推托，直到2000年12月才盖章及签名。二、在（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案的庭审过程中，陈德勋陈述：伟丰公司和惠丰公司的公章都在伟丰公司的办公室，归陈德勋管理。《协议书》、《承诺书》的印章均是陈德勋让办公室主任盖的。《协议书》、《承诺书》、《补充协议》均是陈德勋本人写的，《协议书》、《补充协议》都是经过肖铭与梁展峰同意的。《承诺书》经过肖铭的同意，梁展峰不知道。三、在本案再审庭审过程中，陈德勋陈述：梁展峰在《协议书》上的签字时间是落款时间，公章是之后加盖的，大约在1992年上半年，是陈德勋自己拿去办公室盖的。《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名字是落款时间所签，由于肖铭将伟丰公司的公章带走了，后来重新刻了一个新公章，《补充协议》在一年多以后才加盖了新刻的公章，是陈德勋让当时伟丰公司的会计把《补充协议》连同其他资料一起拿去盖章，盖章时陈德勋不在现场。对于《承诺书》上为何没有惠丰公司负责人签名的问题，陈德勋认可加盖惠丰公司公章需要肖铭、梁展峰、陈德勋其中一人签名，但《承诺书》写好后，陈德勋问过肖铭，肖铭说不用签字，陈德勋就让办公室的人盖了章。四、在（2010）珠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4号案审理期间，惠丰公司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明确表示对《承诺书》不再提起申请鉴定，但其在庭后又提交了对《协议书》、《承诺书》、《补充协议》中公章的真伪以及文字及公章的形成年份进行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通过摇珠方式确定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本案的鉴定机构，并委托其进行鉴定。2011年8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1]文字第13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西政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是：⒈送检《承诺书》上的“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红色印油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⒉送检《协议书》、《补充协议》上的“伟丰投资有限公司”蓝色水质印章印文与供检的同名、同介质的样本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⒊《承诺书》上书写字迹和印文无条件采用理化检测法确定形成时间，但根据常规检验方法所获情况显示，正文书写字迹于1997年以后书写的可能性大，盖印时间在1996年至2000年间的可能性大。⒋《协议书》、《补充协议》正文字迹为同一人书写，二者相距的书写时间可能在1至2年时间范围内。⒌《协议书》、《补充协议》印文与各自书写字迹之间，均为先盖章后写字；其盖印时间在1992年至1995年间的可能性大。⒍《协议书》上“陈德勋”署名圆珠笔蓝色字迹与《协议书》标称时间明显不符，其应形成于文书被污染之后。五、在（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案的二审过程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了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委托鉴定事项为：伟丰公司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199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是否同一人所写。该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上“梁展峰”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并非同一人所写，《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为同一人所写。六、陈德勋认可其1992年1月至1996年6月在伟丰公司任职发展部总经理，每月领取工资。梁展峰是伟丰公司国内业务部总经理。截止2010年5月21日，伟丰公司的董事是萧铭（肖铭）、王伟。2010年8月30日，梁展峰被委任为伟丰公司的董事。2010年10月14日，梁展峰辞去伟丰公司的董事一职。2010年10月19日，梁展峰再次被委任为伟丰公司的董事。2010年11月2日，伟丰公司董事会授权梁展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标称时间期间，惠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肖铭。七、在原审法院（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案审理过程中，伟丰公司提交了向陈德勋支付100万元的凭证，付款事由为工程业务费，其中40万元汇至陈德勋指定的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第八工程处综合发展部的账户，60万元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第八工程处综合发展部向伟丰公司出具了收到100万元工程业务费的收据。陈德勋认可该100万元实际是其本人收取，并称是伟丰公司支付案涉协议书的利润分成。八、在（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一案中，原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产生了50000元鉴定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过程中，经伟丰公司的申请，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协议书》、《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产生了鉴定费4846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1500元。经审查，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原审法院重审认为，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伟丰公司系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因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处理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实体法。二、关于案由，原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是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但在《民事案由规定》中没有这个案由，经审查陈德勋在本案中起诉所依据《协议书》的内容，对比《民事案由规定》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是因合同关系而引起的纠纷，故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三、关于陈德勋与伟丰公司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协议书》和199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落款时间为1993年12月26日由惠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否真实，伟丰公司、惠丰公司是否需要向陈德勋支付案涉项目的利润分成的问题，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对该问题，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认定：1、关于落款时间为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上面有陈德勋和梁展峰的签名，并加盖了伟丰公司的公章。陈德勋在本案中陈述《协议书》是其本人书写，当天让梁展峰签名，后来才盖章，而西政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是先盖章后写字，两者存在矛盾。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西政鉴定意见是原审法院在另案委托的司法鉴定，程序合法，双方对鉴定意见均未提出异议，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查明的事实，陈德勋认可《协议书》的内容由其本人书写，伟丰公司的公章在《协议书》产生当时由其管理，是其让伟丰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结合西政鉴定意见关于《协议书》是先盖章后写字的认定，可以认定陈德勋是在加盖了印章的空白纸上书写了《协议书》，即《协议书》的制作是由陈德勋单方完成的。另外，关于梁展峰在《协议书》上签名的效力，首先，根据伟丰公司的章程，分配利润给高管是董事的权力，而梁展峰在《协议书》标称时间之时并非伟丰公司的董事，仅是国内业务部负责人，在没有伟丰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其无权代表伟丰公司与陈德勋签订《协议书》；其次，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另案中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协议书》上梁展峰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梁展峰的签名不真实。因此，从现有证据来看，《协议书》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伟丰公司有权的负责人参与，不能认定《协议书》的内容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关于落款时间为1998年8月22日《的补充协议》，首先，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陈德勋虽然对《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签名时间的陈述前后矛盾，但其明确《补充协议》是其书写后再加盖伟丰公司的公章，与西政鉴定意见认为《补充协议》是先盖章后写字相互矛盾；其次，陈德勋陈述《补充协议》上伟丰公司的公章是1999年重新刻的，但西政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为同一枚公章，两者亦相互矛盾；最后，如前对《协议书》的分析，梁展峰在《补充协议》制作时并非伟丰公司的董事，其无权代表伟丰公司与陈德勋签订该协议。因此，陈德勋对《补充协议》的陈述与鉴定意见相矛盾，且现有证据不能反映《补充协议》是经陈德勋与伟丰公司协商一致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补充协议》以《协议书》作为基础，在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协议书》的情况下，《补充协议》缺乏真实存在的基础，故对《补充协议》不予认定。3、关于落款时间为1993年12月26日的《承诺书》，上面加盖了惠丰公司的公章，没有惠丰公司的负责人签名。陈德勋陈述书写于1994年至1995年之间，落款时间倒签为1993年，陈德勋在公安机关陈述是其书写好后由别人代抄后盖章，但在本案第一次再审时称是其本人书写，前后陈述矛盾。另外，陈德勋主张《承诺书》经过肖铭的同意，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其有权管理惠丰公司公章的情况下，自行书写《承诺书》后加盖惠丰公司的公章，不能认定《承诺书》的内容是惠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德勋据此要求惠丰公司支付利润分成不能成立。4、关于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100万元的性质问题，陈德勋主张是支付《协议书》约定的利润分成，伟丰公司主张为支付给陈德勋的工资奖金。在双方对自己的主张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陈德勋作为伟丰公司的高管，伟丰公司解释为奖金更具合理性。因此，在原审法院不能认定《协议书》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陈德勋凭伟丰公司向其支付100万元这一事实主张伟丰公司有实际履行《协议书》的行为，从而佐证《协议书》真实存在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分析，《协议书》、《补充协议》不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不是惠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陈德勋根据这三份证据要求伟丰公司、惠丰公司支付利润分成理据不足，应予以驳回。三、关于鉴定费，（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案中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产生了50000元鉴定费，由于本案采信了该鉴定意见驳回陈德勋的诉讼请求，故该笔费用应由陈德勋负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过程中，经伟丰公司的申请，对《协议书》、《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广东省高院委托了广东省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产生了鉴定费4846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1500元，由于伟丰公司在原再审时明确表示对此项目不进行鉴定，而到了二审阶段又再另行提出申请，因此该鉴定费用的发生是伟丰公司造成的，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原审法院重审予以改判。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审法院（2007）珠中法民四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德勋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08337元，西南政法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50000元，由陈德勋负担。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用49960元，由伟丰公司负担。二审当事人的意见陈德勋不服原审法院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法院（2015）珠中法审监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伟丰公司、惠丰公司向陈德勋支付人民币14422901.43元。主要事实和理由是：原审法院重审判决认为1992年3月18日《协议书》、1993年12月26日的《承诺书》和1998年8月22日《补充协议》不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协议是错误的。（一）关于1992年3月18日《协议书》、1993年12月26日的《承诺书》和1998年8月22日《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1、1992年3月18日《协议书》经双方盖章签字，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合法有效。伟丰公司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份协议书无效。该协议书“伟丰投资有限公司”的印鉴为真实的，是伟丰公司一直使用的印鉴。2、1993年12月26日的《承诺书》经惠丰公司盖章，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合法有效。该承诺书“珠海市惠丰房地开发有限公司”的印鉴是真实的，是惠丰公司一直使用的印鉴。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关于时间的鉴定也并非肯定的结论，而是“可能”的一个结论，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1998年8月22日《补充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合法有效。伟丰公司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份协议书无效。该协议书“伟丰投资有限公司”的印鉴为真实的，是伟丰投资有限公司一直使用的印鉴。协议书上有“梁展峰”的签名，且该签名为其本人所签。而且，梁展峰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关于时间的鉴定也并非肯定的结论，而是“可能”的一个结论，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陈德勋和伟丰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能够和协议书等相互映证，充分证明《协议书》、《承诺书》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1、陈德勋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证明已履行自己的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从项目开发过程来看，几乎全部工作都是由陈德勋进行，其间几乎没有伟丰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参与，履行形式完全符合《协议书》中双方的约定。2、伟丰公司向陈德勋支付100万元也能充分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伟丰公司向陈德勋地支付的100万元款项虽自认为是工资和奖金，但没有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而且其在付款单中却明确是“工程业务费”，完全不符合工资和奖金的发放形式，而比较符合分红款的形式，故100万元应依法认定为利润分红款。（三）伟丰公司十分心虚，在用谎言掩盖事实真相、用恶意诉讼的方式来拖延时间的同时，也在用仲裁的方式来恶意转移伟丰公司的财产，以逃避法院以后的执行。伟丰公司答辩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3期刊载类似案例认为，印章真实不等于协议真实。本案中，陈德勋以印章真实主张协议有效不能成立。1、《协议书》、《补充协议》均为先盖章后写字，不合常理；2、作为基础的《协议书》中梁展峰的签名不真实，陈德勋不能合理说明；3、陈德勋称《补充协议》上伟丰公司的公章是重新刻的，与鉴定结论《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为同一枚公章相互矛盾；4、陈德勋称《补充协议》是在1998年8月22日写的，在2000年12月份才由梁展峰签的名、盖的章，与鉴定结论《协议书》（落款日期1992年3月18日）与《补充协议》相距的书写时间可能在1-2年时间范围内，《补充协议》的盖印时间在1992年-1995年间的可能性相互矛盾；5、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两位鉴定人员出庭逐一答复了《补充协议》检验过程中所发现的末页上的书写压痕与首页的书写字迹未呈现对应一致的关系，末页纸张上页边的装订孔明显多于首页，末页纸张黄化斑点明显多于首页，第2页布局的异常等情形后，最终明确分析《补充协议》存在利用梁展峰签名进行文件变造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较大；6、落款时间为1993年12月26日的《承诺书》，陈德勋陈述书写于1994年至1995年之间，落款时间倒签为1993年，与鉴定结论《承诺书》于1997年以后书写的可能性大，盖印时间在1996年至2000年间的可能性大相互矛盾；7、鉴定文件证实，《协议书》上“陈德勋”署名与标称时间不符，其应形成于文书被污染之后，证实陈德勋知道伪造证据经不起鉴定，就恶意处理纸张企图干饶司法鉴定，导致西政鉴定的多个时间表述为可能性；8、关于《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签名时间及盖章时间等形成过程，陈德勋在本案一审、二审、再审及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前后陈述矛盾，难以自圆其说；9、陈德勋在（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案中，隐瞒《承诺书》仅起诉伟丰投资有限公司主张合同利润，不合常理；10、陈德勋自认三文件的内容由其本人书写，伟丰公司、惠丰公司的公章由其管理；11、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伟丰公司、惠丰公司数年来自始至终否认加盖过三文件印章。上述种种不合常理，足以证实是陈德勋在加盖了印章的空白纸上书写了上述文件。（二）陈德勋从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其仅是一名公司高管，拿着工资做其职务范围内的工作，所获100万元是公司基于其高管身份所发的奖金。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重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陈德勋提交的案涉证据能否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及其证明标准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法律对于本证和反证的证明标准或要求是不相同的，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使人确信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才能认定该事实存在，而反证只需使本证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人民法院就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对陈德勋提交的案涉证据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显示，案涉证据疑点甚多，真伪不明。陈德勋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故对陈德勋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8337.40元，由陈德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平审判员  陈志坚审判员  黄秋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黄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