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72民初754号
原告：建发（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号****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3978005X5。
法定代表人：赖衍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铭忠，广东恒福（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滔，广东恒福（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平潭综合实验区恒鼎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北厝镇吉钓村林厝**号。
法定代表人：林贻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新，上海海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帆，上海海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两江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号*幢*****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3155216790。
法定代表人：许阳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莉，江苏薛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萍，南京两江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号保险大厦。组织机构代码：834790037。
负责人：夏玉扬，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正良，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伟，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建发（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公司）与被告平潭综合实验区恒鼎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鼎船务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建发公司申请追加南京两江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海运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经审理，予以准许。两江海运公司申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江苏分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同样予以准许。2017年6月15日开庭审理时，原告建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铭忠、陈滔，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新、赵一帆，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莉，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建发公司诉称：2016年7月13日，被告恒鼎船务公司所属“中恒9”轮承运原告所属2240.80吨带钢从河北曹妃甸港运往江苏江阴港，运输途中在长江下游常熟附近水域与被告两江海运公司所属“长荣门”轮碰撞，导致原告委托“中恒9”轮承运的带钢随船一起沉没。本次碰撞事故，造成原告损失超过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350万元。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恒鼎船务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申请在法院依法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享有于2017年3月6日在上述基金项下登记的债权3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7月13日起计算至被告恒鼎船务公司付清所有的赔款之日止），并享有受偿的权利；2、由被告恒鼎船务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申请费、执行费以及原告为处理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有关费用。庭审中，原告建发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由被告恒鼎船务公司、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和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连带赔偿原告因涉案船舶碰撞事故所造成的损失3383699.2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7月13日起计算至被告恒鼎船务公司付清所有的赔款之日止）；2、由被告恒鼎船务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申请费、执行费以及原告为处理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有关费用。
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在法定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庭审中辩称：恒鼎船务公司已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本案应是确权诉讼，所谓确权是被告给付义务中的给付金额，而不包括其他给付内容和责任。具体给付金额请法院就碰撞责任比例依法裁判。
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在法定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庭审中辩称：1、在涉案事故中两江海运公司应承担次要责任，具体责任比例应为15%左右；2、两江海运公司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具体给付金额由法院就碰撞责任比例依法裁判；3、两江海运公司承担的损失应由保险人承担。
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在法定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在庭审中辩称：1、本案应当按照事故责任比例确定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和被告两江海运公司的责任划分，由两被告分别承担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2、“长荣门”轮按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不应当判决我公司承担责任，因为原告没有将我公司列为被告，我公司与两江海运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应另案处理；4、原告主张的物流费用为98元/吨，但目前的证据只能证明是58元/吨。
原告建发公司为支持自己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事故函”。证明原告所有的唐山燕山钢铁有限公司带钢78件228.64吨及河北东海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带钢320件2012.16吨装载于“中恒9”轮，因该轮于2016年7月13日在常熟水域与“长荣门”轮发生碰撞沉没而遭受损失。
证据二，水路货物运单、水路货物交接清单。证明原告所有的398件（共计2240.80吨）带钢在事故航次中装载于“中恒9”轮上。
证据三，货物买卖合同、货物增值税发票。证明涉案货物为原告所有，货物单价分别为2110/元/吨（2012.16吨）及2130元/吨（228.64吨）。
证据四，货物转让协议、邀标报价表。证明涉案货物残值处理最高报价为700元/吨。原告按此价格处理。
证据五，货物代理协议。证明原告为运输涉案货物支出海运费36元/吨、代垫码头费18元/吨、代垫港建费4元/吨。
被告恒鼎船务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理由，在法定期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熟海事局作出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熟海事局就涉案碰撞事故作出责任认定，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在涉案碰撞事故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内对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享有限制赔偿责任的权利。
被告两江海运公司为支持的抗辩理由，在法定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熟海事局作出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证明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应承担主要事故责任；结合事故发生的相关事实和分析意见，被告两江海运公司承担的事故责任应以15%为宜。
证据二，《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书》、《预交诉讼费通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武汉海事法院已受理被告两江海运公司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申请，若该申请被法院核准，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只应在该基金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证据三，保险单。证明被告两江海运公司与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于2016年6月12日签订船舶保险合同，所以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在涉案事故中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承担。
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在法定期间未提交证据。
对于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结合原、被告相互之间的质证意见，同时根据不同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可作为查明本案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
根据原、被告提交的上述有效证据，本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
2016年6月15日，建发公司与唐山燕山钢铁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建发公司从后者购买规格分别为2.5×315和2.5×295的热轧带钢2000吨和1000吨，单价2130元/吨，总金额6390000元；运输方式为卖方送到曹妃甸码头，买方委托天津福隆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隆海运公司）代买方在曹妃甸码头收货和装船海运。此外，合同还就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具体事项作了约定。6月25日，建发公司向唐山燕山钢铁有限公司支付总数量为4983.40吨的热轧带钢价款10644473.40元，后者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2016年6月17日，建发公司与河北东海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建发公司从后者购买规格为480-520的带钢2000吨，单价2110元/吨，合同金额422万元；交提货地点和方式为河北东海特钢院内；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为供方代办运输，运费由需方负担。此外，合同还就合理损耗、违约责任等具体事项作了约定。7月20日，建发公司向河北东海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总数量为2012.16吨的带钢价款4245657.60元，后者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2016年7月6日，建发公司与福隆海运公司签订一份《货运代理协议》，主要约定福隆海运公司代建发公司就其购买的带钢寻找承运人，其中海运费35元/吨，代垫码头费18元/吨，代垫港建费4元/吨。此外，对安全范围以及违约责任等事项作了约定。
受建发公司委托，福隆海运公司将建发公司从唐山燕山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东海特钢集团有限公司购买的钢材交付给恒鼎船务公司所属“中恒9”轮承运。2016年7月9日，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隆海运公司和“中恒9”轮共同签具《货物交接清单》，载明交接建发公司带钢总计298件，2240.80吨，其中从唐山燕山钢铁有限公司购买的带钢78件、228.64吨，从河北东海特钢集团有限公司购买的带钢320件、2012.16吨。同日，福隆海运公司与“中恒9”轮共同签具《水路货物运单》，其中载明的带钢件数与吨位与《货物交接清单》中所载一致，另载明承运船舶为“中恒9”轮，起运港曹妃甸，目的港江阴长达。
2016年7月13日0112时，“中恒9”轮由河北曹妃甸港驶往江苏江阴港途中，在长江下游＃13左右通航浮标上游约400米处的下行通航分道与分隔带交界水域，与从南京港拟驶往山东日照港的“长荣门”轮发生碰撞，造成“中恒9”轮及建发公司委托“中恒9”轮承运的带钢随船沉没，“长荣门”轮球鼻艏破损。
2016年8月15日，通过竞标、询价以后，建发公司与上海津沪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以下简称津沪公司）签订一份《货物转让协议》，约定津沪公司购买建发公司因事故沉没的带钢78件、227.64吨，带钢320件、2012.16吨，双方同意按700元/吨执行，合计金额1568560.00元；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为：津沪公司自行组织水下打捞、长江水域白茆沙段“中恒9”轮船舱、凭运单数量进行水下现状货物交割。此外，协议还就付款方式等事项作了约定。
2017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熟海事局作出《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为“中恒9”轮在航行过程中疏忽瞭望，未能对当时的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在避让过程中操作不当，两次横向驶过在深水航道内行驶的“长荣门”轮船首方向，与其形成紧迫局面、紧迫危险。“中恒9”轮的行为违反《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的规定，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结论书同时认为“长荣门”轮疏忽瞭望，未能及早发现“中恒9”轮动态，从而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协助避让；沿下行通航分道航行时，未尽可能远离分隔带；未使用安全航速行驶。“长荣门”轮的行为违反《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3）》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的规定，负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本院同时查明，恒鼎船务公司和人保江苏分公司于2016年11月16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2月22日作出(2016)鄂72民特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其申请。恒鼎船务公司和人保江苏分公司在法定期间在本院设立了基金数额为620154.5特别提款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6年7月13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金融机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建发公司于2017年2月6日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要求对其涉案债权350万元予以登记，本院依法作出（2017）鄂72民特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建发公司的债权登记申请。
两江海运公司于2017年6月1日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8月12日作出(2017)鄂72民特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其申请。两江海运公司在法定期间在本院设立了基金数额为935200特别提款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6年7月13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金融机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建发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要求对其涉案债权350万元予以登记，本院依法作出（2017）鄂72民特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建发公司的债权登记申请。
“中恒9”轮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均为恒鼎船务公司，“长荣门”轮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均为两江海运公司。
2016年6月12日，两江海运公司就其所属“长荣门”轮向人保江苏分公司投保沿海、内河一切险。人保江苏分公司出具的保险单载明：投保险别为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附加险为1/4碰撞、触碰责任和螺旋桨单独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期间为2016年7月1日0时起至2017年6月30日24时止。保险单在特别约定中载明，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6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
原告建发公司作为托运货物所有人，在委托“中恒9”轮承运的货物因涉案碰撞事故造成损失以后，有权以侵权之诉要求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无有效证据证明原告建发公司在对受损货物处理过程中存在违法或者其他不合理情形，所以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原告建发公司在涉案碰撞事故中的货物价值损失为228.64吨×2130元/吨+2012.16吨×2110元/吨－（228.64吨+2012.16吨）×700元/吨=3164100.80元。虽然原告建发公司主张在货物运输中，其为每吨货物已经支付货物物流等费用98元，总计219598.40元，但由于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项费用已经实际发生，所以对原告建发公司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熟海事局作出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中，“中恒9”轮应承担主要事故责任，“长荣门”轮应承担次要事故责任，由于被告恒鼎船务公司、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和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均未提交有效证据否定事故结论书中有关事故经过、事故原因以及事故责任的认定，本院予以认可。由于“中恒9”轮在上行过程中，疏忽瞭望，两次从上行分道驶入下行分道，最终与沿下行分道正常下行的“长荣门”轮形成碰撞的危险局面；而“长荣门”轮在下行过程中，同样因疏忽瞭望，没有及时发现“中恒9”轮的异常航行动态，进而未能及时采取减速、避让等有效措施，导致碰撞事故最终未能避免。“中恒9”轮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长荣门”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所以，在具体责任划分上，本院认为，“中恒9”轮应承担70%的事故责任，“长荣门”轮应承担30%的事故责任。
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和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分别作为“中恒9”轮和“长荣门”轮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应对自己所属船舶在经营过程中造成原告建发公司的经济损失，根据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所以，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应赔偿原告建发公司经济损失2214870.56元，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应赔偿原告建发公司经济损失949230.24元。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利息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应自涉案碰撞事故发生之日开始起算。
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就其所属“长荣门”轮向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及1/4碰撞、触碰附加责任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享有相应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有义务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向原告建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签发的保险单在特别约定中载明“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6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但是，由于该约定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2009版）》第十一条涉及船舶全损、碰撞、触碰责任不得扣除免赔额的规定相违背，所以，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的赔偿责任不得扣除免赔额。
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和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向原告建发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针对的是原告建发公司的同一项损失，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其中一方实际履行赔偿义务后，另一方的赔偿义务即消灭。
由于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和被告人保江苏分公司在法定期间在本院设立了基金数额为620154.5特别提款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6年7月13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金融机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所以被告恒鼎船务公司对原告建发公司及与涉案事故相关的已登记债权人的赔偿数额仅限于该基金数额以内。同理，由于被告两江海运公司已在本院设立了基金数额为935200特别提款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6年7月13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金融机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所以其对原告建发公司及与涉案事故相关的已登记债权人的赔偿数额仅限于该基金数额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一款、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平潭综合实验区恒鼎船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建发（上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214870.56元及利息（利息金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资金贷款利率从2016年7月1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赔付之日止）；
被告南京两江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建发（上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949230.24元（利息金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资金贷款利率从2016年7月1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赔付之日止）；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赔偿原告建发（上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949230.24元（利息金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资金贷款利率从2016年7月1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赔付之日止）；
原告建发（上海）有限公司从被告南京两江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全额赔偿后，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的相应债权即消灭；原告建发（上海）有限公司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获得全额赔偿以后，对被告南京两江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应债权消灭；
驳回原告建发（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赔款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原告建发（上海）有限公司负担2258元，被告平潭综合实验区恒鼎船务有限公司负担22779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负担9763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潘绍龙
审判员 熊文波
审判员 杨国峰
二O二O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严芳
书记员汤宇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