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民终35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秦少华，男，汉族，1972年7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绵阳市涪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长虹大道南段**号。法定代表人：武家荣，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强，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绵阳市耕耘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石塘路37号4幢2-1-2。法定代表人：吴耘，董事长。一审被告：绵阳市燕景堂生态环境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绵绢路9号附26号16幢3号。法定代表人：李剑锋，董事长。一审被告：四川佳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长虹大道北段146号。法定代表人：李红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成，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四川昊川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石塘路20号热电分公司生活区。法定代表人：黄杨贵，总经理。一审被告：黄杨贵，男，汉族，1971年5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一审被告：王兵，男，汉族，1953年2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一审被告：颜旭东，男，汉族，1974年1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一审被告：李红卫，男，汉族，1964年10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成，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邓光林，男，汉族，1963年7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一审被告：曹兴琪，男，汉族，1951年9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上诉人秦少华因与被上诉人绵阳市涪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涪城信用联社）、一审被告绵阳市耕耘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耕耘公司)、一审被告绵阳市燕景堂生态环境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景堂公司)、一审被告四川佳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诚担保公司）、一审被告四川昊川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川公司)、一审被告黄杨贵、一审被告王兵、一审被告颜旭东、一审被告李红卫、一审被告邓光林、一审被告曹兴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绵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7年6月4日，本院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依法将相关法律文书公告送达给上述十个一审被告。2017年8月21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秦少华，被上诉人涪城信用联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强，一审被告佳诚担保公司及李红卫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成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邓光林、曹兴琪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少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七项；2.改判秦少华对涉案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涪城信用联社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涪城信用联社在一审主张秦少华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唯一证据为《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是公司内部文件，不能作为对外成就担保关系的形式要件；该《股东会决议》明显是申请书，也就是一个要约邀请文件；该《股东会决议》未签署会议时间、地点等；该《股东会决议》中“期限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并承担100％风险”系在股东签名之后进行添附的，存在涉嫌伪造证据的可能；秦少华没有另行向涪城信用联社出具书面承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因此，该《股东会决议》应当是一份无效证据，对全体股东没有约束力，全体股东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二、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没有正确履行人民法院对原告撤诉申请的“审查”职责，错误作出同意涪城信用联社对部分连带担保人侯多、陈彬、侯栋撤诉的申请。被上诉人涪城信用联社辩称：《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一审判决对于《股东会决议》认定为股东出具的担保书是正确的，该文件内容要素符合担保要件的相关法律规定；撤回对股东侯多、陈彬、侯栋的起诉，系基于起诉之前，该三股东已经转让了股权，身份发生了变化。一审被告佳诚担保公司及李红卫共同述称：同意秦少华的上诉意见；李红卫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一审被告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邓光林、曹兴琪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涪城信用联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偿还涪城信用联社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罚息；2.耕耘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3.佳诚担保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对耕耘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李红卫、邓光林、曹兴琪、秦少华对佳诚担保公司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l3年1月1日，涪城信用联社与佳诚担保公司签订期限为一年的《全面合作协议》，约定在合同期限内双方进行融资担保业务合作。佳诚担保公司向涪城信用联社出具一份《股东会决议》，载明：经我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一致同意作为担保人，向涪城信用联社申请信用担保业务，并与贵社签订《全面合作协议》，期限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l2月31日。一致同意为在合作期间与贵社发生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承担100％风险净损失赔付责任，且公司股东一致同意以其个人及家庭资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出具书面承诺书。股东李红卫、邓光林、曹兴琪、秦少华、陈彬、侯栋、侯多在该决议上签字。2013年11月7日，涪城信用联社作为甲方与耕耘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固定资产类)》(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耕耘公司向涪城信用联社借款500万元用于购房；借款期限从2013年11月11日起至2014年11月6日；借款利率为月8.5‰，逾期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借款利息自借款转存到甲方账户之日起计算，未按合同约定的结息日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每季末月的第20日计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利随本清；借款逾期的，对逾期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罚息利率及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等)均由借款人承担。同日，佳诚担保公司作为甲方(保证人)与涪城信用联社作为乙方(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佳诚担保公司为耕耘公司在前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500万元、利息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无论主合同项下债权是否有其他担保，无论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乙方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无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提供，甲方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乙方均可直接要求甲方依照合同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涪城信用联社于2013年11月11日依约向耕耘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借款到期后，涪城信用联社扣收了佳诚担保公司的保证金625677.02元用于冲抵本案贷款本金。截至2015年9月l0日，耕耘公司尚欠贷款本金4374332.98元，拖欠利息、罚息700500.56元。2014年12月12日，昊川公司、燕景堂公司分别向涪城信用联社及佳诚担保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昊川公司、燕景堂公司自愿加入《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日，耕耘公司作为甲方(债务人)、佳诚担保公司作为乙方(担保人)、昊川公司、燕景堂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作为丙方(第三人)签订《还款协议》，约定：丙方自愿加入《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查明：涪城信用联社与佳诚担保公司在2013年之前存在多年业务合作关系，每年均签订内容基本相同的《全面合作协议》，并由佳诫担保公司股东出具内容相同的《股东会决议》。合作期间，佳诚担保公司股东未曾就具体业务单独出具过担保承诺。还查明：2013年3月l5日，侯多将其持有的佳诚担保公司股份转让给李红卫，2013年7月3日陈彬、侯栋将其持有的佳诚担保公司股份转让给邓光林，变更后佳诚担保公司的股东为李红卫、邓光林、曹兴琪、秦少华。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并经开庭质证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涪城信用联社与耕耘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双方的金融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涪城信用联社向耕耘公司提供了贷款，耕耘公司作为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行为构成违约。昊川公司、燕景堂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基于合法有效的《还款协议》自愿加入涪城信用联社与耕耘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中，作为共同债务人应当承担《借款合同》债务。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涪城信用联社要求耕耘公司、昊川公司、燕景堂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偿还贷款本金并按照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利息、罚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涪城信用联社主张律师费25万元的问题。本案《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律师费等涪城信用联社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债务人承担，涪城信用联社亦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已实际发生的律师费的具体金额，故一审法院对涪城信用联社要求耕耘公司、昊川公司、燕景堂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佳诚担保公司保证责任问题。涪城信用联社与佳诚担保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佳诚担保公司为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明确约定无论主合同项下债权是否有其他担保，无论其他担保是否有效，涪城信用联社均可直接要求佳诚担保公司依照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佳诚担保公司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李红卫、邓光林、曹兴琪、秦少华的保证责任问题。佳诚担保公司股东共同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佳诚担保公司同意与涪城信用联社签订《全面合作协议》以及公司股东同意对合作期间发生的融资担保贷款业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本案主债务属于“合作期间”发生的“融资担保贷款业务”。虽然《股东会决议》形式上属于公司内部文件，通常不直接对外产生效力。但本案《股东会决议》从内容及行文方式来看，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公司内部文件性质，其实质是股东个人出具的担保书。理由如下：首先，“决议”中公司股东个人向涪城信用联社提供担保的事项虽与公司业务有关联，但并非股东会对公司行为的决策，而是股东个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行为。其二，“贵社”属于第二人称用语。“决议”中“……与贵社签订《全面合作协议》……一致同意为在合作期间与贵社发生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等内容结合上下文表明“决议”的行文对象为涪城信用联社，在“决议”上签字的佳诚担保公司股东对此应当明知。第三，该“决议”原件交付给了涪城信用联社。因此，签署“决议”并非单纯的公司股东对于公司事务作出决议的股东会内部决策行为，还包含了李红卫、邓光林、曹兴琪、秦少华等人以个人身份向涪城信用联社作出担保承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李红卫、邓光林、曹兴琪、秦少华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其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决议”第二段最后一句记载“……公司股东一致同意以其个人及家庭资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出具书面承诺书”。其一，如前所述，“决议”本身就属于佳诚担保公司股东以个人身份出具的书面担保承诺。其二，即便认为“出具书面承诺书”是指“决议”以外的其他书面承诺，依照“决议”的内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与“出具书面承诺书”为并列关系，不能理解为另行“出具书面承诺”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前提。涪城信用联社除有权要求在“决议”上签字的佳诚担保公司股东承担担保责任以外，还有权要求其再出具“书面承诺”。其三，“决议”中明确表述佳诚担保公司股东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是“合作期间与贵社发生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业务”，并未限定为具体某笔业务，这种保证方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更重要的是，在涪城信用联社与佳诚担保公司的长期合作中，除“决议”以外，佳诚担保公司股东从未就具体某笔担保业务另行向涪城信用联社出具过其他的书面担保承诺。故秦少华主张“决议”的本意是需要每笔业务单独由股东出具书面担保承诺的辩称与“决议”内容的文意以及双方此前的交易习惯不符。因此，秦少华认为其没有另行向涪城信用联社出具书面承诺，所以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秦少华主张涪城信用联社撤回对侯多、陈彬、侯栋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答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贷款到期日为2014年11月6日，涪城信用联社申请追加李红卫、邓光林、曹兴琪、秦少华等人的时间为2015年4月7日，相差五个月零一天，秦少华主张涪城信用联社申请追加当事人时已超出担保期限的答辩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向涪城信用联社偿还尚欠借款本金4374322.98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罚息(截止2015年9月l0日的利息、罚息为700500.56元；2015年9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75‰计算)。二、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向涪城信用联社支付律师费250000元。三、佳诚担保公司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佳诚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追偿。四、李红卫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红卫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追偿。五、邓光林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邓光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追偿。六、曹兴琪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曹兴琪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追偿。七、秦少华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秦少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8095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6元，由耕耘公司、燕景堂公司、佳诚担保公司、昊川公司、黄杨贵、王兵、颜旭东、李红卫、邓光林、曹兴琪、秦少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涪城信用联社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证据：第一份证据，盖有佳诚担保公司印章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融资性担保公司准入申请表》，用以证明佳诚担保公司向涪城信用联社申请，其自愿加入涪诚信用联社的融资性贷款担保，符合“申请书”的性质；第二份证据，绵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2012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用以证明涪城信用联社与绵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融资业务，且绵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2012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与本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不同。秦少华质证认为，认可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涪城信用联社的证明目的；第二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佳诚担保公司、李红卫质证认为，同意秦少华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秦少华、佳诚担保公司、李红卫对涪城信用联社提交的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事实进行认定；涪城信用联社提交的第二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秦少华对涉案债务是否承担保证担保责任；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一、关于秦少华对涉案债务是否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问题涪城信用联社主张秦少华对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向法院提交了佳诚担保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等，其一，《股东会决议》上有秦少华的签字，其对此未提出异议，仅提出“期限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并承担100％风险”系在股东签名之后进行添附的，存在涉嫌伪造证据的可能，但未提供证据或提出充分理由否定该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股东会决议》未签署会议时间、地点等，但该瑕疵并不影响其内容的真实性，故《股东会决议》系秦少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股东会决议》虽形式上属于公司内部文件，通常不直接对外产生效力，但从内容及行文方式上看，记载“经我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一致同意作为担保人，向涪城信用联社申请信用担保业务，并与贵社签订《全面合作协议》，期限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l2月31日。一致同意为在合作期间与贵社发生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承担100％风险净损失赔付责任，且公司股东一致同意以其个人及家庭资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出具书面承诺书”，足以证明佳诚担保公司股东均同意对佳诚担保公司与涪城信用联社在合作期间发生的融资担保贷款业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记载“涪城信用联社”“贵社”用语，足以证明《股东会决议》行文对象系涪城信用联社；之后，《股东会决议》原件交付给了涪城信用联社；《股东会决议》记载“……公司股东一致同意以其个人及家庭资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出具书面承诺”，应理解为涪城信用联社除有权依据该约定要求佳诚担保公司股东承担担保责任以外，还有权要求其出具“书面承诺”。故《股东会决议》实质是佳诚担保公司股东个人向涪城信用联社出具的担保书。其三，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佳诚担保公司与涪城信用联社在长期的业务合作中，佳诚担保公司股东均是以《股东会决议》形式，向涪城信用联社出具担保书，从未就具体某笔担保业务另行向涪城信用联社出具过其他的书面担保承诺书，并已形成交易习惯。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秦少华与涪城信用联社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一审判决秦少华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二、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中，秦少华主张涪城信用联社撤回对侯多、陈彬、侯栋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秦少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095元，由秦少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丽审判员 陈 洪审判员 韦丽婧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陈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