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民终716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南宁旭日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金湖路63号金源现代城921号。
法定代表人：方元锐，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一审被告）：方元锐，男，198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百色市平果县。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云于，广西南宁旭日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文，女，196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建，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毛成洪，男，197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
上诉人广西南宁旭日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公司）、方元锐因与被上诉人刘文、一审第三人毛成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3民初7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旭日公司、方元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的第一、第二项，驳回刘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自从2014年4月9日，刘文向旭日公司支付货款200万元后，旭日公司从2014年4月11日至2014年10月1日共向刘文供货186.16万元，有旭日公司通过物流公司发货给刘文的货运单为证。从2014年5月7日至2014年11月26日期间，方元锐将141.23万元分六次（退货款）转入刘文的账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以认定。旭日公司已向刘文供货186.16万元，同时又向刘文退还货款141.23万元，综合这两项旭日公司已超额履行其义务。即针对本案买卖关系，旭日公司与刘文之间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二、方元锐分别在2015年12月17日、2016年3月6日书写的欠条及还款承诺书，旭日公司事后并未追认，至今也未认可。同时方元锐在书写该欠条及还款承诺书时，是在旭日公司与刘文的经济往来尚未结算及未与旭日公司的财务科核对的情况下是在异地深圳市写的。方元锐的行为已损害了旭日公司的利益。因此，方元锐书写的欠条及还款承诺书，不应得到支持。
刘文辩称，旭日公司、方元锐在一审提交了三组证据：一组是供货单为旭日公司单方制作；一组是银行流水，没有刘文的名字，不能证明旭日公司退款给刘文；一组是三张货运单，不能证明货值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旭日公司、方元锐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毛成洪未陈述意见。
刘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旭日公司、方元锐返回订货款58万元及利息121800元（利息按月3%计算，自2015年12月17日起计算至旭日公司、方元锐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旭日公司、方元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旭日公司与刘文之间长期存在买卖手机的业务往来。2014年4月9日，刘文向旭日公司订购一批手机，并向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元锐的银行账户汇款200万元。后，旭日公司仅向刘文供应了部分货物，刘文主张其仅收到3万元货物，故以不足额发货为由要求方元锐退还已付货款。2014年5月7日至2014年11月26日期间，方元锐将141.23万元分六次转入刘文账户，具体如下：于2014年5月7日转账两笔，其中一笔为15万元，无附言；另一笔为12300元，附言“退还1台Ｗ×××××款”；于2014年5月20日转账50万元，无附言；于2014年9月26日转账20万元，附言为“付三星G9009D货款”；于2014年10月15日转账5万元，无附言；于2014年11月26日转账50万元，附言“退还款”。2015年12月17日，刘文、毛成洪作为甲方，方元锐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1、乙方于2015年12月17日向甲方借款金额为65万元；2、还款日期为2016年1月20日；3、乙方逾期未归还借款则应在借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向甲方支付利息。合同落款处上方注明“些款项为手机余款”。同日，方元锐出具《承诺书》，上载“本人方元锐承诺卖城市便捷酒店得来款项用于还给刘文，如有违约本人愿意全部肆分月息计算。”，毛成洪在见证人处签字。2016年3月6日，方元锐再次向刘文出具其本人签字并捺印确认的《承诺》，其上记载：本人方元锐因欠刘文手机货款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650000.00），承诺今晚最迟明天先付壹拾贰万元给刘文，此壹拾贰万元先去赎回本人的奥迪A8桂Ｌ×××××，然后此车暂时归属刘文，十天后陆拾伍万如未归还刘文，则此车由刘文自行处理。毛成洪在见证人处签字。刘文认可方元锐在上述《承诺》出具后又退还了7万元。旭日公司持有广西超大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江南客运站分别于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18日、2014年4月22日、2014年10月1日向其开具的手工发票，发票记载的项目内容分别为“深圳，S387-3，21:01，托运费”、“托运费，深圳20:00刘文，S862-4”、“托运费（深圳21:00刘文S890-3）”、“托运费（深圳刘文189××××7188,2000,3件）”，金额为180元、280元、150元、220元。另，旭日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通过兴隆运通物流有限公司向刘文寄送了一批手机，货运单记载内容如下：件数为50件，毛重275，地面运费为275元，保险声明价值为300000元，保险费为300元，运费总额为575元。另查明，2015年4月11日，刘文曾汇款15.68万元到方元锐账户用以订购手机，刘文认可上述15.68万元的手机已经收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旭日公司、方元锐双方虽未就案涉200万元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对款项性质并无争议，均认可该款系刘文用于购买手机，结合刘文所提供的货运单，确认刘文与旭日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签订后，旭日公司未能足额供货，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元锐通过签订《借款合同》、承诺书等确认尚有手机余款65万元未予退还，方元锐在出具承诺书后又向刘文退还了7万元，尚有58万元款项未予退还。旭日公司、方元锐则抗辩上述200万元已结清，其中旭日公司已供应1565台手机，价值186.16万元；方元锐已向刘文退还141.23万元。关于供货问题，旭日公司、方元锐就该项抗辩提供了《出库单》、货运单、发票等证据。但《出库单》系被告旭日公司自行制作，无刘文方签名确认，刘文对此亦不予认可，而货运单与发票等证据均属间接证据，无法证明旭日公司、方元锐的供货数量，亦不足以推翻旭日公司、方元锐多次确认的欠款数额，且旭日公司、方元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确认欠款数额后向刘文供货，故对于旭日公司、方元锐已供货186.16万元的抗辩，不予采信。关于退款141.23万元，刘文认可已收到上述退款，但主张上述款项中含有其他买卖合同项下的退款，结合方元锐所提供的转账凭证中附言内容，无法确认上述六笔款项是否均属于退还本案货款，即关于退款数额问题旭日公司、方元锐所提交证据不足以推翻刘文的主张。综上，旭日公司、方元锐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旭日公司、方元锐分别通过《借款合同》、承诺书的形式确认了尚欠刘文货款65万元，刘文认可旭日公司、方元锐在出具《承诺书》后退还7万元，故尚欠款项应为58万元。旭日公司作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收取货款后未能完全履行供货义务，刘文要求其退还上述款项有理有据；方元锐两次以其个人名义向刘文出具承诺，属自愿加入债务，刘文亦有权据此要求其与旭日公司共同退款。关于利息的问题。刘文主张旭日公司、方元锐未按期退款，应自2015年12月17日起按照月利率3%支付利息。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刘文与旭日公司约定如未按期还款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其实质属于违约责任。该约定虽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但结合刘文遭受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因旭日公司、方元锐未退款而致使刘文遭受的损失仅是利息损失，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或按照月利率3%计算，均过分高于其实际损失。故予以调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以58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7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旭日公司、方元锐共同向刘文退还货款58万元；二、旭日公司、方元锐共同向刘文支付利息（计算方法：以58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7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三、驳回刘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18元，由旭日公司、方元锐负担9253元，由刘文负担156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意见：方元锐在二审提交的对账单没有刘文和方元锐的签名，刘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直接予以确认。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刘文请求旭日公司、方元锐退还货款58万元及支付利息是否依法有据。
本院认为，方元锐分别于2015年12月17日和2016年3月6日以《借款合同》和《承诺书》的形式对欠手机款65万元的事实进行了确认。2016年3月6日之后，除了刘文自认的收到方元锐退还的7万元外，旭日公司、方元锐再无其他还款记录。旭日公司、方元锐上诉主张2014年5月7日至2014年11月26日期间，方元锐分六次转入刘文账户的141.23万元即是退还本案货款。因旭日公司与刘文存在长期手机买卖业务往来，双方发生过多笔交易，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上述141.23万元是否属于本案退款。故一审判决以《借款合同》和《承诺书》来认定旭日公司、方元锐尚欠的货款数额是正确的。至于旭日公司、方元锐提出《借款合同》和《承诺书》是方元锐未与公司财务核对而书写的，旭日公司未予追认，不应采信的问题，本院认为，方元锐作为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借款合同》和《承诺书》签名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对旭日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旭日公司系由方元锐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本案证据显示，刘文向旭日公司订购手机的货款是转入方元锐的个人账户，而旭日公司退给刘文的货款也是从方元锐的账户转出，方元锐的财产与旭日公司的财产出现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方元锐应对旭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旭日公司、方元锐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18元，由上诉人广西南宁旭日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方元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敏俊
审判员 邱伟英
审判员 陆 敏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陈秋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