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终5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如皋市飘逸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皋市石庄镇张黄港居*组**号。
法定代表人：沙小琴，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牡丹，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盛龙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袍江斗门镇上窑村。
诉讼代表人：李旺荣，该公司破产管理人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峰，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校，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如皋市飘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飘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市盛龙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商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飘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牡丹、被上诉人盛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飘逸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盛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赋公司）向盛龙公司订购面料至飘逸公司处加工，面辅料供货的增值税发票直接开给飘逸公司。飘逸公司委托炜赋公司支付面辅料货款，相应款项在结算成品付款时予以抵扣。后炜赋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3日、4月10日、7月10日代飘逸公司付款14568.2元、30505.22元、7692元，合计52765.42元。故飘逸公司与盛龙公司之间的货款早已结清，不存在拖欠。
被上诉人盛龙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飘逸公司的上诉。
盛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飘逸公司向盛龙公司支付货款52765.4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1日，盛龙公司向飘逸公司销货6891.95元，由陈东川签收。同日，盛龙公司又向飘逸公司销货7676.25元，由黄飞霞签收。2013年12月27日，盛龙公司向飘逸公司开具编号为12182222、1218222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份，价税合计金额分别为6891.95元和7676.25元。2014年2月12日，盛龙公司向飘逸公司销货7692元，由黄佳阳签收。2014年2月18日，盛龙公司向飘逸公司开具编号为1218239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价税合计金额7692元。同日，盛龙公司又向飘逸公司销货28408.77元，由陶胜签收。2014年2月26日，盛龙公司再向飘逸公司开具编号为12237772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价税合计金额28408.77元。2014年3月7日，盛龙公司向飘逸公司销货2096.45元，由黄佳阳签收。2014年3月19日，盛龙公司向飘逸公司开具编号为1223788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价税合计金额2096.45元。上述货款盛龙公司经催讨未果，遂成讼。一审法院认为，盛龙公司与飘逸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虽无书面合同，但有已被飘逸公司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对应的销售码单佐证，应认定为已实际发生，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认定为合法有效。飘逸公司在收到货物后，理应及时付款，但至今未付清，显属违约，盛龙公司诉请判令飘逸公司立即支付货款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至于飘逸公司需支付的货款金额问题，因2013年12月21日销售金额为7676.25元的码单由黄飞霞签收，而盛龙公司认可黄飞霞系其公司业务员，且未能提供证据来否定该签字的真实性，亦未能就黄飞霞为何签收该码单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应当认为飘逸公司并未实际签收该批货物，盛龙公司仅凭对应编号为12182223的价税合计金额为7676.2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飘逸公司主张该部分货款依据不足，对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故飘逸公司尚需支付给盛龙公司的货款金额应为45089.17元。飘逸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进行缺席判决。判决：一、飘逸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盛龙公司货款人民币45089.17元；二、驳回盛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9元，由盛龙公司负担163元，飘逸公司负担956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盛龙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飘逸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付款委托书三份、记账回执三份、炜赋公司银行流水一份，证明飘逸公司已委托炜赋公司支付52765.42元货款的事实；2.炜赋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炜赋公司受飘逸公司委托，代付货款给盛龙公司的事实；3.炜赋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一页，证明许毅是炜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盛龙公司质证认为，三份证据均不是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中的记账回执、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炜赋公司与飘逸公司本身有交易往来，故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中的付款委托书及证据2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核实，如经法院核实系真实证据，则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3炜赋公司企业信息资料的证据三性无异议。
对飘逸公司提交的上述三组证据，本院认为，这些证据虽然不是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但因飘逸公司一审时未参与诉讼，并非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不提供，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认定该三组证据具备新证据资格。具体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中的三份记账回执及炜赋公司银行流水，可以反映出炜赋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3日、4月10日、7月10日支付给盛龙公司14568.2元、30505.22元、7692元货款的事实，尽管盛龙公司抗辩称其与炜赋公司之间本身有交易往来，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且上述付款凭证与一审证据五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吻合，与本案的关联性可予确认。对证据1中的付款委托书及证据2情况说明，虽然盛龙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两份书证与前述记账回执、银行流水互相印证，盛龙公司也未提供反驳证据，结合全案事实及其他证据，对该两份证据亦予采信。对证据3炜赋公司的企业信息资料，盛龙公司并无异议，本院对其三性予以确认。综上，对飘逸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三组证据，均予采信。
根据二审中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结合一审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自2013年12月起，案外人炜赋公司从盛龙公司处订购面料至飘逸公司加工。根据飘逸公司与炜赋公司的约定，面辅料供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开具给飘逸公司，面辅料的货款由飘逸公司委托炜赋公司代为支付，代付款在结算成品付款时一并抵扣。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期间，盛龙公司向飘逸公司分批供应坯布，五批次的供货金额分别为6891.95元、7676.25元、7692元、28408.77元、2096.45元，共计52765.42元。上述货款所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由盛龙公司向飘逸公司开具。收到货物后，炜赋公司依约代飘逸公司分别于2014年1月3日、4月10日、7月10日支付给盛龙公司货款14568.2元、30505.22元、7692元，共计52765.42元。
本院认为，因飘逸公司一审时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盛龙公司的诉请及提供的证据，缺席判令飘逸公司支付货款45089.17元。二审中，双方对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及盛龙公司销货共计52765.42元的事实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该52765.42元货款有无结清。一审中，盛龙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对应销售码单中均载明买方单位为飘逸公司。现买受人飘逸公司认为案涉货款已全部结清，飘逸公司对己方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二审中，飘逸公司虽未提供直接付款的证据，但提供了其委托炜赋公司付款及炜赋公司分三次支付盛龙公司52765.42元货款的证据。经查，炜赋公司于2014年1月3日支付的货款14568.2元与编号为12182222、12182223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相对应，2014年7月10日支付的7692元货款与编号为1218239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相对应，2014年4月10日支付的30505.22元货款与编号为12237772、12237886的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相对应。故炜赋公司的上述付款，应认定为支付本案货款。再结合飘逸公司提供的付款委托书、情况说明，飘逸公司为证明其委托炜赋公司代付货款所提供的证据，已达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代付事实可予确认。盛龙公司虽称其与炜赋公司之间本身有交易往来，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因此，本案卖方盛龙公司与买方飘逸公司之间发生的52765.42元货款，已由案外人炜赋公司汇付结清。
综上所述，本案因出现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供新证据，事实认定发生变化，飘逸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商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绍兴市盛龙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9元，均由绍兴市盛龙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詹 巍
代理审判员 梅 冰
代理审判员 楼 颖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