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0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盛春，男，汉族，1983年12月30日出生，住安徽省桐城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顾力昕，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荣富，男，汉族，1975年11月22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建齐，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盛春为与被上诉人荣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3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扣除审限两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3月至8月期间，高盛春向荣富购买木皮、胶水等，所欠货款共计43716元。
原审法院认为：荣富、高盛春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高盛春未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支付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荣富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高盛春辩称其作为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法院认为从收款收据载明内容看，高盛春签名处均有收货欠款人字样；从交易过程看，购货时均由高盛春到荣富处采购，高盛春认可已支付的大部分货款由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荣富；且高盛春未提供足够有效证据证明杭州中禹展示架有限公司认可高盛春所购涉案货物系杭州中禹展示架有限公司所购，故对该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辩称荣富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本案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本案诉讼时效应从荣富主张权利即向法院起诉时起算，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高盛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荣富货款43716元；二、高盛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荣富利息损失4000元（以4371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3年9月1日计算至2015年3月10日，此后按上述标准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93元，减半收取497元，由高盛春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法院。
高盛春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高盛春并非购货人。收据上的收货欠款人字样并非高盛春书写，是荣富事后添加的，荣富也自述收货欠款人字样系其商行员工书写。高盛春提交的五份收款收据中是不存在收货欠款人字样的，按照双方交易习惯，收据上一直是没有收货欠款人字样。高盛春在收款收据上签字的真实意思是对于收到货物的确认，并非承认承担款项支付义务。高盛春实际是代表杭州中禹展示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禹公司）购买货物，荣富对此也是明知。收款收据交款单位一处或为中禹展示架或为中禹，该收款收据是由荣富填写，高盛春作为中禹公司员工代表公司和荣富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每次采购后，高盛春会在相应收款收据签字确认中禹公司所购材料和价格，而且其中有一份签字人为沈根松，是高盛春离职后的下一任采购员。所以，高盛春的签字是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荣富应当要求中禹公司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二、荣富主张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荣富和中禹公司买卖关系最晚发生于2013年8月26日，至荣富起诉时已经有2年3个月，荣富和中禹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也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于合同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本案应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即从高盛春提货之日即2013年8月26日起算诉讼时效，至起诉时已经超过2年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荣富的诉讼请求。
荣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判决适当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符合实际事实的，每次交易都有高盛春亲自到荣富处提货，付款也是直接现金交付的。所出具的提货单、欠款条也是由高盛春自己书写确认的。提货单也是一式多联，高盛春手里也是持有一联的。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及欠款事实。2、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双方之间除送货单之外并不存在书面的合同关系，并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因此，根据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约定付款时间的的情况下，权利人有权要求义务人随时偿还欠款的。而且，原审中高盛春也自述双方因欠款问题有过沟通。综上，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是准确恰当的，判决合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盛春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1.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荣富与中禹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荣富曾直接向中禹公司送货，并直接从中禹公司接受货款，双方直接商谈过还款事宜。2.中禹公司流水帐，用以证明中禹公司曾经直接向荣富支付货款。3.徐某、董某的证人证言，该两人到庭作证。用以证明荣富曾直接送货至中禹公司，董某也代表中禹公司与荣富协商过还款事宜。
荣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相当于是何禹浩的证人证言，所以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否则不具有相应的效力。何禹浩是小学文化，其不可能写出该证明。所以该证明可能是由其签字的，并且该签字的真实性也不能确认，三性均有异议。关于证据2，从形式上看，仅仅是第一页有公章，后面的与荣富相关的流水上都没有盖章，所以也无法看出是原件。因最后一列是余额，9月16日的该笔流水的余额和中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证明确认的欠款金额，该两者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所以三性均有异议。3.关于证人证言，证人董某说和中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而证明上说是中禹公司的员工，所以这是存在矛盾的，所以不足以相信。无论证人是什么身份，都是和中禹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因为其证言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并且，证人不了解本案诉争议的情况，不知道双方究竟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其介入的仅仅只是中禹公司和荣富的债务。而且，证人对于其如何和荣富沟通的也无法回答，欠款多少也不记得。因此基于证人对本案事实的不了解，其缺乏作为证人的资格，其表述和原审已经查明的相应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其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证人徐某不清楚中禹公司和荣富之间是否发生过交易，也没有收到过木皮，也不认识荣富，不知道荣福商行的位置。所以其签字的证证言是有矛盾的，基于中禹公司和高盛春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证人又是高盛春找过来中禹公司的员工，并且主要是证人不了解事实，所以其证言不存在证明力。
荣富二审期间没有提交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证据1系中禹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出具人未到庭作证，且公司法定代表人与高盛春曾存在亲戚关系，属和本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此外，现有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8日的收款收据上的签名人为沈根松，与证明中所述中禹公司采购员自2013年9月之后是沈根松相矛盾。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证据2系中禹公司提供的相关款项收支明细，其真实性不能确定，且即使中禹公司和荣富之间曾存在款项往来也无法达到本案货物的购买方即中禹公司的证明目的。关于证人证言，证人的陈述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且两证人分别称系中禹公司法定代表人朋友及中禹公司员工，但董某对相关供货情况并不清楚，徐某不能确认所收货物是谁的货物，故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高盛春与荣富之间就案涉货物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没有书面合同，荣富现据以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依据系高盛春签名的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高盛春签名之前有收货欠款人字样，高盛春对此抗辩称系事后添加。本院注意到，荣福提交的收款收据系存根联，而高盛春提交的收款收据为记账联，结合收款收据存在一式多联的特性，说明双方有各执对应一联的交易习惯。如荣富提交的收款收据上有事后添加内容，高盛春应提交其保留的对应联予以反驳，然高盛春提供的收款收据与荣富提供的收款收据对应的均不是同一交易行为，不能推翻荣富提交的收款收据所载明内容，加之高盛春和中禹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存在的亲戚关系，故本院根据收款收据中对于欠款人确认的记载内容，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认定高盛春和荣富就案涉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高盛春应承担相应付款责任。鉴于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过付款期限，荣富有权随时主张，其现以提起诉讼方式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高盛春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3元，由高盛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悦琴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