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925号
原告：乔爱菊，女，汉族，住东阿县。
委托代理人：孙常峰，东阿同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张学保，男，汉族，住东阿县。
被告：潘友斌，男，汉族，住东阿县。
委托代理人：潘冬雷，男，汉族，住东阿县。
被告：东阿县锦程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阿县聊滑路齐南南路北首路西。
法定代表人：赵传国，总经理。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住所地：东阿县文化街***号。
法定代表人：王来明，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霞，该公司职工。
原告乔爱菊与被告张学保、潘友斌、东阿县锦程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8日受理后，由审判员李宪华依法独任审判，并于2015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孙常峰与被告潘友斌委托代理人潘冬雷、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委托代理人张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学保、被告东阿县锦程运输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乔爱菊诉称：2014年7月18日，我所雇佣的驾驶员张文洲驾驶的车辆与被告张学保驾驶的车辆发生相撞，造成张文洲受伤。经齐河交警大队认定张文洲负事故主要责任，张学保负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当日，张文洲于齐河人民医院就医，期间我为张文洲垫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26500元，事后我与被告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我方认为，被告张学保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潘友斌为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被告张学保受雇于被告潘友斌，而被告东阿县锦程运输有限公司是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系肇事车辆的承保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各被告应承担赔偿义务。故要求被告支付我所垫付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27564.35元
被告潘友斌辩称：事故发生后，经齐河交警大队认定，原告方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我方承担次要责任。并在交警部门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张文洲的各项费用自负。鉴于此我方不应再赔偿原告，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辩称：2014年7月21日权利人张文洲已在交警部门签订了交通事故（简易程序）调解协议，协议明确张文洲自己承担其本人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该协议是真实有效的。原告自愿赔偿张文洲的各项损失，是基于其间的雇佣关系，但并不能以此作为追偿的理由。故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张学保、东阿县锦程运输有限公司未提供答辩。
原告乔爱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车辆买卖协议书，证明原车主王兴旺于2012年8月19日将冀T×××××车辆转卖原告，原告对该车享有所有权；3、冀T×××××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证明该车符合上路行驶条件；4、原车主王兴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王兴旺的身份；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强支公司机动车保险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复印件，证明冀T×××××车辆的投保人为原告；6、张文洲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复印件，证明张文洲的身份及从业资格。
第二组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事故发生现场照片8张，证明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当事人及责任划分等情况。
第三组证据：诊断证明、住院病历、费用清单、住院收费单据，证明张文洲伤情、治疗、医疗费数额及住院出院情况。
第四组证据：司法鉴定书及司法鉴定费收据，证明张文洲的伤残等级、误工天数、护理天数及司法鉴定费用。
第五组证据：护理人员身份证、户口本，证明护理人员的身份情况。
第六组证据：赔偿协议书及收到条，证明因张文洲受伤，原告与张文洲达成赔偿协议，由原告支付张文洲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26500元。
被告潘友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1、3、4、5、6号证据，因原告未提供原件不予质证，对2号证据以协议书中甲乙双方及中介人的字迹均为一人书写为由不予认可；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以该鉴定为单方委托为由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认为户口本显示护理人员有工作单位，原告还应提供护理人员的收入损失证明；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赔偿协议即无第三方见证，且是否为当事人签字也存疑。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保险理赔信息一份。依据张文洲与张学保在交警部门达成的损坏赔偿调解结果第二项，张文洲承担自己车辆的维修费用。该信息中显示原告所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强支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赔付原告车辆损失2000元，以此证明原告对交警部门调解结果的认可。
原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原告有权选择自己或被告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原告要求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赔付车辆损失2000元并无不当，被告并不能因此免除应付的保险义务。
根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以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东风”牌冀T×××××重型仓栅式货车登记车主为王兴旺，2012年8月19日王兴旺将该车转卖于原告乔爱菊，但未办理过户登记。2014年3月12日原告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强支公司为该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商业险包括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分为司机和乘客）及不计免赔特约险。运营期间，原告雇佣张文洲为其驾驶员。
鲁P×××××／PY688挂重型半挂车车主为被告潘友斌，该车挂靠于被告东阿县锦程运输有限公司。2013年9月30日该车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商业险包括险额为15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30万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分为司机和乘客）及不计免赔特约险。运营期间，被告潘友斌雇佣张学保为其驾驶员。
2014年7月18日4时10分，张文洲驾车沿京台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济南方向78公里﹢700米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张学保追尾相撞，造成张文洲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当日德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齐河大队出警，依据简易程序作出第SHF20140718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文洲未按操作规范安全行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认定张学保所驾车辆尾部反光标志不符合规范，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2014年7月21日在齐河交警大队张文洲与张学保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1、张文洲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营养费等费用自负；2、张文洲车辆损失自负，凭据报；3、张学保车辆损失自负，凭据报；4、双方车辆救援费及看车费由双方自行承担，凭据报。
事故发生当日，张文洲于齐河县中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双下肢剥脱伤，并行清创缝合负压吸引手术。2014年7月25日好转出院，花费医疗费9966.3元。次日张文洲因左小腿伤口感染、右小腿外伤术后转入河北省武强县医院继续治疗，2014年8月5日痊愈出院，花费医疗费2526.35元。上述两次医疗花费共计12492.65元均由原告乔爱菊垫付。2014年9月6日张文洲自行委托聊城诺特锐司法鉴定所对其误工及陪护情况进行鉴定，同月18日该所出具（2014）第168号鉴定意见书，认定张文洲因伤误工损失日为60天，伤后35天需陪护人员1名。其间花费鉴定费900元。
2014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强支公司支付原告车辆损失理赔款2000元。同时为避免对第二年的保险费率产生影响，原告或张文洲并未向所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强支公司申请人身伤害理赔。
2015年1月10日原告乔爱菊与张文洲达成赔偿协议，由原告乔爱菊一次性赔偿张文洲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后期检查治疗费26500元。同日，张文洲为原告写下收据。
此后原告与被告潘友斌协商，意欲通过修改调解协议的相关内容，要求被告潘友斌所投保的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承担伤害理赔，被告潘友斌未予应允，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
审理中，原告主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调解协议系张文洲与张学保签订，并没有作为雇主的原告签名。在原告不予追认的情况下，该协议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且协议的真实目的在于放弃对肇事司机的责任追究，但并不能因此而免除保险公司的理赔义务。现原告按雇佣关系承担了张文洲的各项损失，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有权向各被告予以追偿。被告潘友斌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辩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调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人张文洲已明确其受伤的相关费用个人自负，原告自愿赔偿张文洲的行为并不能约束我们被告，也不必然产生追偿权。因双方各坚持诉辩理由，致调解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追偿权能否成立。
原告雇佣张文洲为其驾驶员。张文洲在驾驶过程中受到伤害，在该种情况下，张文洲作为赔偿权利人可以选择两种途径主张权利：一是按侵权关系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要求加害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般称为第三人侵权责任；二是按雇佣关系以在雇佣活动中自身遭受损害为由，要求雇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般称为雇主责任。上述两种救济渠道，张文洲只能选择其一，且一经选择不得随意变更。如张文洲选择了第一种赔偿方式，侵权人作为终极赔偿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如张文洲选择了第二种赔偿方式，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但基于第三人侵权，雇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取得对侵权人的追偿权。
按照第三人侵权责任，张文洲可以要求被告张学保作为加害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因被告张学保系在雇佣活动中对张文洲造成侵害，故其雇主即被告潘友斌应对被告张学保的侵权行为担责，被告东阿县锦程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该肇事车辆的挂靠单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又因该车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投保，基于保险合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应首先在交强险范围内对张文洲的伤害损失予以理赔，不足部分再自商业险中支付，再不足部分由被告潘友斌和东阿县锦程运输有限公司补足。由上述赔偿责任的确定规则可知，对张文洲的损害赔偿，被告潘友斌是基于雇佣关系承担的雇主责任，被告东阿县锦程运输有限公司是基于挂靠与被告潘友斌承担的连带责任，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阿支公司是基于被告潘友斌的投保承担的保险责任。但上述三被告的责任承担均源于被告张学保的侵权行为，故被告张学保的加害行为系构成侵权赔偿的基础。换言之，虽然上述三被告依据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被告张学保是整个事故的侵权主体，属于理论意义上的终极赔偿义务人。因此在作为赔偿权利人张文洲放弃对被告张学保责任追究的情况下，其他被告的赔偿责任也相应予以免除。
2014年7月21日张文洲与被告张学保在齐河交警大队达成调解协议，其内容之一即为张文洲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营养费等费用自负。该协议是作为赔偿权利人的张文洲与赔偿义务人的张学保所订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协议。该协议中明确了张文洲放弃对被告张学保的侵权责任追究，是张文洲选择侵权关系后的最终权利处分，该处分的约束力及于其他被告，故其他被告也相应的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虽事后按雇佣关系自愿对张文洲的各项损失进行了赔偿，但并非张文洲主张权利的结果，且该行为发生于张文洲选择侵权关系之后。因张文洲对其个人的赔偿权利已作出选择并最终处分，故原告对张文洲的赔偿行为与本案中的各被告并无直接关联，原告也并不能因此而取得对本案被告的追偿权。
原告主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调解协议系张文洲与张学保签订，并没有作为雇主的原告签名。在原告不予追认的情况下，该协议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对此本院认为，张文洲与张学保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二人是当然的行为主体、责任主体和赔偿或受偿主体，交警部门组织二人进行调解合理合法，原告作为雇主可与张文洲就赔偿问题协商选择赔偿义务人，但并无必要在调解协议中签字署名。同理张文洲作为赔偿权利人作出选择处分后，也无必要经过原告的追认，毕竟张文洲处分的是个人伤害赔偿的权利。
综上，张文洲选择侵权关系并放弃追究被告张学保的赔偿责任后，各被告则按照张文洲的处分结果相应免除赔偿义务。原告事后依据雇佣关系自愿赔偿张文洲各项损失，并不因此取得对各被告的追偿权，故原告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乔爱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7元，由原告乔爱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宪华
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