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33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清洁，女，197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住湖北省武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飞，湖北雄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醉太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西乡大道劳动大厦一楼之十五号。
法定代表人：唐纪忠，该公司企划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腾飞，男，深圳市醉太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文，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醉太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汉第四分店，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477、483、485、491号长城坐标城F区F-3栋1-3层。
主要负责人：唐纪忠，该公司企划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腾飞，男，深圳市醉太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超文，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清洁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醉太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醉太羊公司）、深圳市醉太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汉第四分店（以下简称醉太羊分店）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192民初3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清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清洁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承担。事实和理由：刘祝进是接受工作指派而发生意外死亡；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管理混乱导致不能及时发现刘祝进出事，错过最佳救助时间。
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共同辩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清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赔偿刘清洁损失17840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清洁之子刘祝进于2015年1月8日入职醉太羊公司，双方签订了期限为自2015年1月8日至2016年1月7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刘祝进的工作岗位为服务员，工作地点为醉太羊分店，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长城坐标城F区F3栋3层。2016年1月8日，双方又续签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刘祝进的工作岗位为前厅主管。2016年8月1日起，刘祝进未到醉太羊分店上班，公司亦无法联系上刘祝进。2016年8月2日，醉太羊分店的财务人员丁某向关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于2016年8月1日给刘祝进4880元让其去交电费，但之后公司就联系不上刘祝进。2016年8月3日，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刑侦大队向刘清洁出具刘祝进的死亡证明，该证明显示“2016年8月3日，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接群众报警，在汉口××江鱼××虾店段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经水上分局法医检验，该男尸系因生前溺水而亡，经公安机关调查，确认死者为刘祝进，家属对尸体死亡原因无异议，现将尸体交于其母亲刘清洁办理尸体火化手续”。公安机关未将刘祝进的死亡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双方当事人均未就刘祝进的死亡申请工伤认定。
刘祝进死亡后，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自愿向刘祝进的家属支付慰问金10000元并支付刘祝进2016年7月份的工资5000元，但刘清洁予以拒绝，并向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醉太羊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且未为刘祝进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于2016年12月20日裁决：“一、醉太羊公司向刘清洁支付刘祝进2016年7月份的工资4200元；二、醉太羊公司向刘清洁支付丧葬补助金14124元和抚恤金4970元；三、驳回刘清洁的其他仲裁请求。”刘清洁未就该裁决书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刘祝进生前曾向多位同事借款，相关同事还多次收到“用钱宝”、“闪银”、“现金巴士”、“拍拍贷”、“麦芽贷”等网络平台发给刘祝进的催款短信。
证人丁某证明，丁某系醉太羊分店的收银领班，属于刘祝进管理，餐厅交电费事宜平时由丁某负责，交费地点距离餐厅约两百米左右。2016年8月1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左右，刘祝进向丁某打电话说要去交餐厅的电费，丁某用支付宝分两笔向刘祝进转款4880元。但刘祝进没有到餐厅前台拿电卡，也未去交电费。当天上午十一点多钟，刘祝进的电话始终打不进去。刘祝进生前曾向丁某借过两次钱，每次一千元，没有说用途。
证人黄某证明，黄某系醉太羊分店的店长，因家中有事需要请假三天，于2016年8月1日上午十时左右拨通刘祝进的电话，让刘祝进主持工作。中午十二时左右，会计丁某打电话说刘祝进向其要了钱说去交电费，但是没有交，电话也打不通。后来告知丁某去宿舍看一下，并再次电话联系，但电话始终打不进去。当天晚上黄某将此事向公司汇报，公司指示如果在8月2日中午十一点前还联系不上刘祝进的话就报警求助。后来丁某于2016年8月2日前往关南派出所报警。刘祝进生前有时住在宿舍有时不住宿舍。刘祝进生前找其他人借过钱，用途不清楚。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刘祝进的另外两名近亲属即继父张国盛、妹妹张雯露均表示不申请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对于刘祝进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过错比例多大；2、刘清洁请求赔偿的数额是否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关于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对刘祝进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比例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刘清洁以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应当举证证明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对于刘祝进的死亡存在过错。根据本案事实，刘祝进于2016年8月1日并未到醉太羊分店上班，其以为餐厅交电费为由要求财务人员向其转款4880元后，实际并未领取电卡，也未前去交电费，后被发现在长江溺水身亡，其死亡地点距离工作地点较远。从常理推断，刘祝进在长江溺水身亡与其工作内容无关，并非在工作过程中死亡，在其失踪后，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已经及时进行了联系并于次日报警，刘清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对刘祝进的死亡存在过错。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由刘清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刘清洁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法院支持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因刘清洁不能证明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对刘祝进的死亡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对其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判决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赔偿损失178404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清洁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68元，由刘清洁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醉太羊公司提交的醉太羊主管岗位职责及绩效评估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理论上，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是侵权行为，二是损害后果，三是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以下简称因果关系），四是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
关于是否履行工作职责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情况看，刘祝进收到醉太羊分店4880元电费后失去联系，随后被发现在长江溺水身亡，其交纳电费处与醉太羊分店距离较近，溺水身亡地距工作地较远，且刘祝进并未交纳电费，刘清洁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刘祝进溺水身亡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刘祝进非因履行工作职责死亡，本案属于一般侵权纠纷，不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死亡的特殊侵权纠纷。刘清洁主张刘祝进系接受工作指派而意外身亡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刘祝进非履行工作职责死亡，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对其不存在侵权行为；其次，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载明刘祝进系溺水身亡，刘祝进的死亡结果与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无因果关系；再次，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对刘祝进溺亡事件不能预知，且在与刘祝进失去联系后及时报警处理，其对刘祝进的死亡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本案不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刘清洁主张醉太羊公司、醉太羊分店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清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68元，由上诉人刘清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丹红
审 判 员 晏 明
审 判 员 张 剑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法官助理 蔡 丹
书 记 员 张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