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04民初5937号原告：余谢能，男，193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系死者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传荣、ＸＸ梅，浙江广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百全，男，195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被告：郑亚云，女，196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市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燕燕，绍兴市章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余谢能与被告周百全、郑亚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胡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9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谢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传荣，被告周百全、郑亚云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燕燕到庭参加诉讼。因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笔迹、指印及余彬死因与中暑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了司法鉴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谢能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总计794480.4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3月1日起，被告周百全、郑亚云在柯桥区稽东镇冢斜村承包农田从事农业种植。2015年7月24日早上，两被告去死者余彬家雇佣余彬收割稻谷。第二天午后1时30分左右，在（大畈原余金阳、葛兰英家的农田）工作中余彬发生了中暑现象，由被告二撑护其回家，回家后余彬倒地出现休克现象，当天下午2时将其送至稽东镇车头卫生院医治，后转到绍兴第二医院抢救治疗，救治后，其长期处于严重昏迷状态。双方于2015年7月28日在柯桥区稽东镇冢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后，被告承诺：住院期间及今后的一切法定费用和相关费用由其二人承担支付。因病情未好转，被告先后被送往绍兴市人民医院、绍兴越城城州医院住院治疗，但病情进一步恶化。2016年6月7日，余彬心跳、呼吸骤停导致死亡。因原告的死亡是在雇佣工作中中暑休克所导致，故根据被告承诺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承担支付相关费用。余彬无妻无子女，其母亲早于其亡故，原告为唯一继承人，故起诉，诉请如前。被告周百全、郑亚云辩称，答辩人不否认死者在2015年7月25日给被告收割稻谷引起中暑的事实，但答辩人及时将其送到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死亡系多种疾病所致，住院17天后因病情好转后出院，期间死者也在相关医院进行治疗，直至2016年6月7日死者因多种病因引发死亡，故答辩人认为死者虽在给答辩人工作中引起中暑，但和后来的死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被告周百全并没有在柯桥区稽东镇承包农田，实际承包者应为郑亚云，当时合同签订双方是柯桥区稽东镇冢斜村委与被告郑亚云。被告周百全在原告事先打印好的《情况说明》上签名，完全不知道内容，是出于无奈所签，故对《情况说明》上相关内容（承担一切费用）不认可。其次，原告主张的赔偿要求明显高于法律规定，故答辩人要求法院驳回对被告周百全的起诉，被告郑亚云愿意承担合理的经济赔偿。原告为证明自身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综合认证如下：1、《证明》5份、《户口登记表》1份（其中2份《证明》及《户口登记表》系庭后提供），证明死者余彬于2016年6月7日死亡，其母亲已亡故，父亲系第一顺序继承人。两被告对当庭提交的3份《证明》质证无异议，对庭后提交的证据，两被告表示不需质证，由法庭审查确认。经审查，该组证据均系有关职能部门出示的原件，本院依法予以认定。2、《柯桥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1份，证明2015年5月5日被告郑亚云与稽东镇冢斜村签订合同，由被告郑亚云承租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两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合同双方是郑亚云与稽东镇冢斜村民委员会，故周百全不是适格的被告。经审查，证据由稽东镇冢斜村民委员会出具，且两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3、《情况说明》1份，证明两被告共同承诺对死者住院发生的一切费用及今后的一切费用由两被告承担支付。两被告质证认为，不认可该份证据，两被告完全不知道其内容，也是处于无奈的情况下才签的。当时死者的妹夫手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我们是签的，但这份是打印件，我们没有签过。该证据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证。4、病历及医疗费发票若干，证明死者中暑后送往医院治疗的过程，及医疗费用。两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证明是死者中暑治疗的过程，但是根据绍兴市第二医院的出院记录显示患者明显有好转，对于后续治疗费用不予认可。对医疗费发票中有关死者在医保报销的一部分应该从总的医疗费中扣除，治疗自身相关疾病的费用应当剔除。经审查，对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被告周百全、郑亚云未提供证据。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情况说明》上的“周百全、郑亚云”签名、捺印是否是本人所为进行司法鉴定，委托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余彬的死因与中暑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4份，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予受理函》1份，经庭审质证，原告对4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没有异议；对《不予受理函》有异议，首先，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未按规范出具，鉴定中心只能出具是否能够鉴定的材料，不能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故对合法性提出异议。另，该中心不能鉴定，不代表其他鉴定中心亦不能鉴定，要求再次鉴定。两被告质证认为，对《不予受理函》没有异议，原告主张中暑导致死亡，现在鉴定机构鉴定不出来，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4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情况说明》当时两被告签的那份是用手书写的不是打印的，但该份《情况说明》是打印的，故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鉴定费应由原告承担。经审查，4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由本院依法委托相关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出具，两被告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其异议主张不予认可，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认定；对于《不予受理函》，系具有鉴定资质的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其主要记载“……因被鉴定人未进行解剖及病理组织学检验，资料不完整，无法明确死因及与中暑的关系……因此决定不予受理此案”，原告未提出实质性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予以认定。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5年5月5日，被告郑亚云与柯桥区稽东镇冢斜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柯桥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一份，约定：柯桥区稽东镇冢斜村村民委员会将其承包的位于稽东镇冢斜村的150.3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给被告郑亚云，从事农业种植生产经营，期限为十个月，自2015年3月1日起2015年12月31日止。2015年7月24日，被告周百全雇佣余彬在上述承包地上从事稻谷收割，次日，余彬在收割稻谷时中暑，由被告郑亚云撑护回家，回家后余彬昏迷，当即被送至医院救治。2015年7月28日，被告周百全、郑亚云在柯桥区稽东镇冢斜村村委治保调解室内，签具《情况说明》一份。余彬先后在绍兴第二医院、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绍兴越城越州医院住院治疗合计315天。2016年6月7日，余彬在绍兴越城越州医院死亡，死亡证明书记载死亡原因“急性呼吸衰竭”。因余彬家属与两被告对余彬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遂酿成讼。另查明，余彬生前未婚，父亲余谢能是其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两被告是否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故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应当由夫妻共同偿还。经两被告庭审陈述，被告周百全、郑亚云系夫妻关系，被告周百全也在别处承包田，农忙的时候过来一起收割，余彬是周百全叫来帮忙收割稻谷的。同时，《情况说明》由被告周百全、郑亚云共同签具，可见当时是由两被告共同处理赔偿事宜，因此，案涉承包田为两被告共同经营，产生的收益、债务应认定为两被告共同的收益、债务。被告周百全在庭审中以实际承包人是郑亚云为由，抗辩不应由其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争议焦点二、余彬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责任如何分担？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经核算，总计医疗费243309.26元，其中自理、自费、自负部分合计56633元；死亡赔偿金422500元；丧葬费257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39元（20元／天×315天﹣医疗费中包含伙食费合计4061元）；护理费44415元（141元／天×315天）；根据原告病情、治疗情况，酌情确定交通费2000元为宜；因处理丧事产生的误工费，根据当地风俗，结合2016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酌情确定1269元（3人×3天×141元／人／天）；营养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因余彬死亡造成其家属的损失有554788元。在审理过程中，因两被告否认《情况说明》上的签名捺印，原告为此垫付鉴定费8400元。至于责任的分配问题，原告以《情况说明》中记载“……住院期间及今后的一切法定费用和相关费用由我周百全及我妻郑亚云承担支付”为由，要求两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情况说明》在余彬居住地的村委形成，而两被告系外来人员；同时，签订该《情况说明》时距余彬中暑才3天时间，其尚在治疗中，两被告未能预见死亡的严重后果，损失亦未确定，在此情形下，两被告称“愿意承担一切费用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不能因此要求两被告承担本案损失的全部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死者余彬按日计算报酬为两被告收割稻谷，事实清楚，双方形成劳务关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当事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余彬之死，虽然因未进行解剖及病理组织学检验，而无法鉴定死因与中暑的关系，但就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显示，余彬因收割稻谷导致中暑昏迷，后一直在医院住院治疗直至死亡，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记载死亡原因为“急性呼吸衰竭”，故余彬之死与中暑有一定的关系。因并非所有人员都适宜在户外高温环境作业，故接受劳务者在招用提供劳务者从事此类劳务活动时，对提供劳务者的病史、健康状态具有审查的义务。然而，两被告未对余彬的身体状况进行询问、审查，即要求其在大暑节气（2015年7月25日）的午后1时30分收割稻谷，且未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对余彬之死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提供劳务者在劳务过程中对自身的身体健康应当尽到注意义务。余彬在收割稻谷的第二天即中暑，可见余彬的身体不适宜高温作业。余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高温作业，但其未尽到注意义务，导致中暑并最终死亡，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余彬承担损失的25%，两被告共同承担损失的75%，即416091元（554788×75%）。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确定，本院酌情确定由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同时，根据鉴定结论，《情况说明》上的签名捺印确系两被告所为，故鉴定费8400元应由两被告承担。综上，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对合理合法部分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百全、郑亚云共同赔偿原告余谢能各项经济损失计人民币41609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8400元，合计44449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余谢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745元，依法减半收取5872.50元，由原告负担1468元，被告周百全、郑亚云共同负担4404.50元（诉讼费原告已垫付，限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履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燕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金冰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