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53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官富，男，195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华生，男，1957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明，男，197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天海，男，196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屹，男，195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上述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军，浙江鑫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吉，浙江鑫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京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横村镇徐家埠***号。
法定代表人：刘云荣，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凌飞，江西都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小林，男，195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红芳，女，195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必峰，男，197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正元，男，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光双，男，196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福高，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国新，男，1967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玉军，男，196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翁永金，男，196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占成飞，男，198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一帆，男，197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志凌，男，1979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童朝阳，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少陆，男，196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卫国，男，196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仇源旺，男，197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志清，男，197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志明，男，197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虎丘区。
被上诉人李志清、李志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苏州京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银藏路****号。
法定代表人：姚小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平，北京市齐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杭州京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京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姚小林、黄红芳、姚必峰、陈正元、邓光双、徐福高、黄国新、刘玉军、翁永金、占成飞、周一帆、杨志凌、童朝阳、姚少陆、杨卫国、仇源旺、李志清、李志明（以下简称姚小林等十八人）、苏州京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京庐公司）及原审原告詹屹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5）杭桐商初字第1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杭州京庐公司原名桐庐三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清公司），于2007年6月1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郝冀南。2008年1月31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姚小林。2009年3月31日，股东变更为姚小林（出资400万元）、黄红芳（出资100万元），监事为姚必峰。2010年1月27日，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姚小林增资至1600万元，黄红芳增资至400万元。2010年9月6日，公司更名为杭州京庐公司。2013年10月17日，股东变更为姚小林（出资1600万元）、刘云荣（出资400万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云荣。苏州京庐公司于2011年1月26日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杭州京庐公司、李志清，姚小林为法定代表人。同年3月18日，股东变更为杭州京庐公司（认缴出资1000万元）、苏州凌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凌创公司，认缴出资1000万元）。苏州凌创公司于2011年1月28日开业，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李志清、李志明、杨志凌、童朝阳、仇源旺、金辉、郭勇，法定代表人为李志明。2010年1月16日姚小林、杨卫国、李志明、杨志凌、仇源旺签订《房地产开发协议书》一份，载明“…。合作方（姚小林、杨卫国、李志明、杨志凌、仇源旺）以三清公司名义竞得桐庐县横村镇3号地块，合作各方以此地块合作开发房地产，成立清水湾别墅区项目部，实行财务独立核算，债权债务与三清公司互不相干……”。22011年1月12日，杭州京庐公司（代表人姚小林）与苏州投资有限公司（待筹建，代表人李志清）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共同参与以杭州京庐公司名义竞得的苏地2010-B-64号（以下简称苏B**号）地块，合作开发房地产，共担风险、利益共享，并成立苏州京庐公司（待建中）运营该项目。合作方出资与股份比例为杭州京庐公司股份50%，苏州投资有限公司股份50%，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后苏B**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由杭州京庐公司变更为苏州京庐公司。2011年11月27日，甲方姚小林、姚必峰、陈正元与乙方杨卫国、李志清、童朝阳、杨志凌、姚少陆、仇源旺签订《协议书》一份，就杭州京庐公司所属桐庐横村3号地块和苏州京庐公司所属苏B**号地块资源整合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各自独立运作一个项目，所有自然人的股份均注册进各自的相应公司（即杭州京庐公司和苏州京庐公司），在相关手续办理中，双方应相互协助配合。杭州京庐公司所属桐庐横村3号地块项目由甲方全权拥有，独立运作，苏州京庐公司所属苏B**号地块项目由乙方全权拥有，独立运作，协议还对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2012年6月26日，甲方姚小林、黄红芳、姚必峰、陈正元、邓光双、徐福高、黄国新、刘玉军、翁永金、占成飞、周一帆与乙方杨志凌、童朝阳、仇源旺、李志清及第三人杭州京庐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姚小林、黄红芳是杭州京庐公司股东，姚小林占杭州京庐公司80%的股份，黄红芳占20%的股份；杭州京庐公司、苏州凌创公司是苏州京庐公司的股东，各占苏州京庐公司50%的股份；甲乙双方是杭州京庐公司桐庐横村3号地块项目、苏州京庐公司苏B**号地块项目的隐名股东。2011年11月27日甲乙双方对股权分配及公司经营分割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现特订立协议如下：一、终止2011年11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原协议书）。二、项目投资及股份的确认。……在2011年11月27日以后，乙方已退出杭州京庐公司桐庐横村3号地块项目的经营管理活动，不再是其隐名股东，不享有权利，不分配利润。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不再是苏州京庐公司的隐名股东，不再享有苏B**号地块项目的股权，不分配利润。三、本协议签订后按以下方式确认权利和经营。1.桐庐横村3号地块归杭州京庐公司所有，该项目由杭州京庐公司及甲方独立开发、经营、运作，与乙方及苏州京庐公司无关。2.苏B**号地块归苏州京庐公司所有，该项目由苏州京庐公司及乙方独立开发、经营、运作，与甲方及杭州京庐公司无关。3.本协议签订后，杭州京庐公司已不是苏州京庐公司股东，杭州京庐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后十五日内协助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杭州京庐公司在苏州京庐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乙方。四、债务及其他处理。1.由苏州京庐公司向常熟苏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本息全部由苏州京庐公司承担，杭州京庐公司不需要承担此债务及任何责任。2.陈立清出借给苏州京庐公司的借款本金200万元，截止2011年11月30日的利息189333元，该笔债务今后由杭州京庐公司桐庐横村3号地块项目承担，苏州京庐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3.由杭州京庐公司桐庐横村3号地块项目出借给苏州京庐公司的借款本金790万元及截止2011年11月30日的利息100万元，共计890万元，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不需由苏州京庐公司归还。4.杭州京庐公司出借给苏州京庐公司的3060万元款项及到2011年11月30日止的利息4965300元，由杭州京庐公司桐庐横村3号地块项目支付，从2012年12月1日起的利息由杭州京庐公司桐庐横村3号地块项目（其中300万元的利息按到账时间开始计算，月利率为3%）。5.以上三笔款总共人民币4665.4633万元，从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839.79万元。甲乙双方各自拥有的公司在本协议中未体现的债权、债务及费用，由各公司自行承担，今后无涉。甲方所有隐名股东同意以上条款形成总共人民币5505.26万元不收回，认可以上条款造成杭州京庐公司桐庐横村3号地块项目总共损失人民币5505.26万元。五、本协议甲乙双方按约定承担债务，取得权益后，双方无纠葛，如任何一方不履行债务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全额赔偿……。九、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该协议签订时，协议乙方中杨志凌代姚少陆一并签字，童朝阳代杨卫国一并签字，李志清代李志明一并签字，协议甲方及第三人均予确认该协议乙方包括姚少陆、杨卫国、李志明。另查明，杭州京庐公司自2013年3月起陆续向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借款，并由姚小林担保，借款期限届满后，杭州京庐公司未按约偿还借款，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分别提起诉讼，经法院判决确认，杭州京庐公司尚欠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借款本金1506万元及利息、律师代理费，现判决均已生效。
原审法院认为，2012年6月26日由杭州京庐公司及姚小林等十八人、苏州京庐公司共同参与签订的协议书系各参与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各方均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虽然杭州京庐公司抗辩、姚小林、黄红芳、姚必峰、陈正元、邓光双、徐福高、黄国新、刘玉军、翁永金、占成飞、周一帆及苏州京庐公司陈述，2013年3月19日的合伙人协议书和11月5日的项目股东（暨项目合伙人）会议决议已经撤销了2012年6月26日的《协议书》，但李志清未在上述协议书、会议决议上签字，且其对协议书、会议决议也不予认可，因此，合伙人协议书、项目股东（暨项目合伙人）会议决议对2012年6月26日的《协议书》没有约束力，故该协议中关于“债务及其他处理”所约定的内容仍合法有效。本案中，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作为杭州京庐公司的债权人，以《协议书》中约定的杭州京庐公司放弃对苏州京庐公司享有的债权5505.26万元的行为，损害了其利益而向法院主张行使撤销权。然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应满足以下条件：1.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行为。2.必须是债务人的处分行为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3.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已经或者将要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严重损害。4.撤销权的行使应当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综合上述条件作如下分析：从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可以确认，杭州京庐公司作为本案的债务人对其财产已经实施了处分，且该处分行为已经生效。虽然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在其对杭州京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向杭州京庐公司行使撤销权，但杭州京庐公司所处分的财产是否对其造成严重损害。对此，该院认为，案涉《协议书》系由杭州京庐公司及姚小林等十八人及苏州京庐公司于2012年6月26日签订，而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对杭州京庐公司享有的债权均形成于2013年3月以后，也即当杭州京庐公司处分其财产时，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对杭州京庐公司并未享有债权，因此，杭州京庐公司处分财产时的行为结果并不有害于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且与其无关。现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以协议并未履行而要求杭州京庐公司向苏州京庐公司追夺其已放弃的债权，而该协议未履行的是股权转让部分，对于放弃债权的约定，当协议生效时即已履行完毕，故在杭州京庐公司处分其财产不损害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的情况下，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无权干涉杭州京庐公司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也即其对杭州京庐公司不享有撤销权，其主张撤销权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杭州京庐公司的抗辩、姚小林、黄红芳、姚必峰、陈正元、邓光双、徐福高、黄国新、刘玉军、翁永金、占成飞、周一帆及苏州京庐公司陈述，《协议书》约定所放弃的财产是借款，抑或是童朝阳、杨志凌、仇源旺陈述的所放弃的财产不是借款，而是两块地块置换后的差价以及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对杭州京庐公司享有的债权，因有姚小林作担保而不致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的债权无法实现，该院在此不作实质性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该院于2016年5月6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负担。
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及杭州京庐公司不服该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上诉称：一、2012年6月26日由杭州京庐公司以及姚小林等十八人共同参与签订的《协议书》并非各参与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系各参与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没有以全面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2012年6月26日的《协议书》本质上是一个法律上无效的协议。首先，杭州京庐公司与苏州京庐公司属于关联企业，杭州京庐公司放弃对苏州京庐公司债权的行为是无效的，且本质上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杭州京庐公司与苏州京庐公司的陈述，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让法院出具调解书，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未遂后股东之间产生矛盾，无论是2013年3月19日的合伙人协议书，还是11月5日的项目股东（暨项目合伙人）会议决议，以及之后的多次诉讼，都旨在撤销2012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均可印证该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没有对《协议书》进行合法性审查，而盲目地认定“《协议书》系各参与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二、原审法院关于“……对于放弃债权的约定，当协议生效时即已履行完毕”的观点是错误的。《协议书》中的权利与义务是一个整体，其包含了股权转让和放弃债权两大部分，原审法院将两者割裂开来是错误的。股权转让部分是放弃债权约定的前提，如果股权转让部分未履行，那么放弃债权的约定就没办法履行。此外，《协议书》的签订只是合同成立，不代表合同生效，更不代表合同已经履行。2012年6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履行，也履行不能，并已被撤销，并不是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当协议生效时即已履行完毕”。协议中杭州京庐公司单方放弃了5000余万元的债权，协议本身就显失公平。早在2013年，大部分当事人又签署了两份协议，明确撤销、不履行该协议，双方因此已经发生了多次诉讼，协议一直都没有履行，且在协议签订前，苏州京庐公司的股权就已经被质押，无法转让，现在又被多家法院查封，股权转让已无法履行。现杭州京庐公司、苏州京庐公司、姚小林等11个甲方第三人均不同意履行该协议，协议的整体目的无法实现，应予撤销。事实上，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也已以（2014）吴商初字第733号判决驳回了杨志凌等人要求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这也能够证明《协议书》没有履行，也履行不能。三、原审法院认定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的债权有抵押，可以实现，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对杭州京庐公司享有2228万元的债权（借款本金1500万元，利息722万元），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也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杭州京庐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虽然双方曾约定以房屋买卖预售登记的方式设置抵押，但该种性质的抵押在法律上是不生效的。况且，杭州京庐公司房产已处于烂尾状态，无法执行，担保人姚小林名下也无财产可供执行。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的债权有抵押，可以实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书》系由杭州京庐公司及姚小林等十八人及苏州京庐公司于2012年6月26日签订，而本案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对杭州京庐公司享有的债权均形成于2013年3月以后，也即当杭州京庐公司处分其财产时，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对杭州京庐公司并未享有债权，因此，杭州京庐公司处分财产时的行为结果并不有害于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且与其无关”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的债权于2013年产生，而协议于2012年签订，但时间不能成为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行使撤销权的障碍。首先，法律对此没有强制性规定；其次，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借款时并不知道该协议的存在，只是在2015年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才知道；第三，该协议只是姚小林等十八人之间签订的大量协议中的一份，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履行，没有产生法律效力。如果现在履行该协议，无疑会损害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合法债权的实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的原审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杭州京庐公司、姚小林等十八人及苏州京庐公司承担。
詹屹述称，同意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的上诉意见。
杭州京庐公司辩称，原审法院对项目股东之后签署的相关文件内容不予确认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刘玉军辩称，同意杭州京庐公司的答辩意见。
杨志凌、仇源旺辩称，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与杭州京庐公司滥用司法资源，合谋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并将虚假诉讼移送公安、检察机关。
童朝阳辩称，一、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完全赞同。二、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与杭州京庐公司互相串通，浪费司法资源。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并将虚假诉讼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四、杭州京庐公司所说的股东之后签署的文件，只是一小部分的股东意见，并非全部的股东意见。
李志清、李志明辩称，同意杨志凌、童朝阳、仇源旺的答辩意见，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与杭州京庐公司、苏州京庐公司包括个别第三人相互串通，涉及虚假诉讼并构成刑事犯罪。2012年6月26日的《协议书》是甲、乙双方签署的，后面个别人签署的变更该《协议书》的协议对甲、乙双方没有法律效力。此外，本案应当围绕本案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苏州的案件与本案无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苏州京庐公司辩称，同意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的上诉请求。在杨志凌、李志清起诉苏州京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中，法院已经认定《协议书》的转让内容无法履行而驳回了杨志凌、李志清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放弃债权的约定在协议生效时即已履行完毕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协议书》中转让股权和放弃债权两部分内容是一个权利义务的整体，互为履行条件。从文义看，只有股权转让履行后，放弃债权才有实际意义，股权转让是放弃债权的条件和前提。其次，杭州京庐公司不是协议当事人，仅是协议第三人。股权转让和放弃债权都是要求杭州京庐公司作为第三人履行的义务，现杭州京庐公司既没有将苏州京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也未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放弃在苏州京庐公司的股权，《协议书》并未履行。且杭州京庐公司并未在《协议书》中盖章，而系由苏州京庐公司盖章，故杭州京庐公司并无履行该协议的义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杭州京庐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所作判决系错误的。一、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未履行的是股权转让部分，对于放弃债权的约定，当协议生效时即已履行完毕”，该认定明显与事实法律不符。事实上，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签订后，因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也无法实际履行，协议双方分别于2013年3月19日及2013年11月5日签订了《合伙人协议书》和《项目股东（暨项目合伙人）会议决议》，明确同意撤销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并确认杭州桐庐横村3号地块和苏州临湖苏B**号地块两个项目的股东仍按各自股份不变。《合伙人协议书》和《项目股东（暨项目合伙人）会议决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署时间在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之后，由此也可以看出，2013年3月19日和11月5日，杨志凌、童朝阳、仇源旺等乙方人员也认可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无法实际履行。而原审法院无视杨志凌、童朝阳、仇源旺等人签字确认的书面意见，作出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生效时放弃债权的约定即已履行完毕的认定，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二、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中关于“债务及其他处理”所约定的内容合法有效系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协议书》“债务及其他处理”第二款描述，陈立清出借给苏州京庐公司的借款本金200万元，截至2011年11月30日的利息189333元，该笔债务今后由杭州京庐公司桐庐横村3号地块项目承担，苏州京庐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该条款系苏州京庐公司将其债务转移给杭州京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协议书》在债权人陈立清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转移债务于法不符，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书》中关于“债务及其他处理”所约定内容合法有效有悖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的上诉请求。
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辩称，首先，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对杭州京庐公司享有债权，该事实是清楚的且经过法律的确认，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之后，无财产可供执行，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通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合法、正当的。对于部分第三人所说的虚假诉讼、恶意串通都是无凭无据、不能成立的。其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根本上是错误的，要撤销的《协议书》中权利、义务是一个整体，包含了股权转让和放弃债权两大部分，原审法院武断地将两部分割裂开来，在法律上是说不通的。况且，该协议因股权被查封，在法律上也是无法履行的，签订协议的整体目的无法实现。
刘玉军、杨志凌、童朝阳、仇源旺、李志清、李志明、苏州京庐公司的答辩意见与针对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的上诉所作答辩一致。
姚小林、黄红芳、姚必峰、陈正元、邓光双、徐福高、黄国新、翁永金、占成飞、周一帆、姚少陆、杨卫国未参加二审诉讼活动，亦未针对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及杭州京庐公司的上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杭州京庐公司向本院提交翡翠城项目股东会决议一份，欲证明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童朝阳、仇源旺等人积极参与翡翠城项目的经营和管理，并认可筹措项目启动资金。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质证，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刘玉军、苏州京庐公司均无异议。杨志凌认为其未参与也未签字，对该股东会决议无法确认。童朝阳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姚小林等协议另一方未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要求其共同协助做好桐庐横村3号地块中的项目，其只是参加会议，并非认可不置换的意见。李志清、李志明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并非由2012年6月26日《协议书》中的甲、乙双方全体人员签字，不能对全体人员发生法律效力。姚小林、黄红芳、姚必峰、陈正元、邓光双、徐福高、黄国新、翁永金、占成飞、周一帆、姚少陆、杨卫国、仇源旺均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决议仅有案涉《协议书》中部分人员签字，且未签字人员事后亦未进行追认，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据此，债权人撤销权系为防止出现因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而危害债权实现的现象而设。案涉《协议书》签订于2012年6月26日，而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的债权均形成于2013年3月以后。以形成于后的债权撤销债务人之前的财产处置行为，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杭州京庐公司处置财产时的行为结果并不有害于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的债权，其无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无误，本院予以确认。至于2012年6月26日的《协议书》是否已实际履行，并不影响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詹屹无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结果，本院对此不作审查。综上，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杭州京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杭州京庐实业有限公司负担。蔡官富、朱华生、刘玉明、何天海与杭州京庐实业有限公司各预交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雪原
审 判 员 陈 剑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七年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