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41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号尚都国际中心***单元。
负责人:赵泽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嵩磊，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占国，男，1951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明凤，女，1954年4月4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上诉人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泰律所）因与被上诉人王占国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60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泰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嵩磊，被上诉人王占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明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泰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占国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占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基础事实未查清，认定事实错误、失实。1.一审法院认定“王占国将24万元代理费交给了曲某，而王占国取得了华泰律所出具的收据，故应当认定华泰律所认可收到了该24万元”与证据、事实矛盾，混淆概念，逻辑错误。持有收据并不等同其己履行付款义务，收据开具时间是2012年10月23日，此时华泰律所未收到任何代理费用，华泰律所与王占国签订协议为2012年10月25日，王占国取款凭证为2012年10月27日，未有转账凭证，这些无法与华泰律所出具收据形成对应，无法证明其交付代理费用。曲某收到费用并保管至今是事实，其后来未将此费用交至华泰律所，未能凭收据换取正式发票更是真相，未获取正式发票也反映出王占国根本未履行付款义务。王占国在一审中刻意否认认识曲某，实际其与曲某父亲是世交，王占国更称曲某是其侄女，彼此熟识，在一审中其刻意隐瞒多处事实企图通过蒙哄法院以达到其不法目的。2.关于24万元代理费用，本案多份证据、司法局生效处理结果、当事人调查笔录陈述均指向认定华泰律所至今并未收到。2016年7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依法作出的《关于王占国等10人投诉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有关问题的答复》认定“经我局调查核实，您及其他9名投诉人交纳的24万元案件代理费用目前仍由曲某保管，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并未收到此笔款项。建议您及其他9名投诉人尽快联系曲某，解决该问题”该生效的行政决定书依法认定24万律师代理费由王占国王占国的侄女曲某持有。2016年5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对曲某调查笔录第2页第23-24行陈述“当时萨律师说所里营改增只能开具收据不能开具发票。我和王占国商量了一下，他想要开发票。在征得王占国同意后，王占国在牡丹江东安区工商银行把24万的委托代理费（以现金的形式）给了我，我在银行新开了一张借记卡把这笔钱存了进去，由我回北京后转交给萨律师。这个24万是按照合同约定先行付给律所的。回北京后我去了几次律所，都被告知无法开具发票。王占国说你在北京，就先放我手里，等什么时候开发票再给他发票。一直到现在钱在我手里，王占国也知道……”；2016年7月15日朝阳区司法局王占国调查笔录第2页第2行陈述“把钱交给了曲某”；多项证据证明华泰律所并没有收到该款，朝阳区司法局处理结果也证实了这一事实，虽有收据，但收据时间与曲某证言、王占国叙述相冲突。3.本案华泰律所己向一审法院申请向牡丹江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调取华泰律所指派对应律师前往谈判、协商的工作记录、会议纪要，这些与已调取的朝阳区司法局卷宗均可证明华泰律所为王占国利益勤勉尽责，提起了行政诉讼，在法院不立案情况下，多次与法院沟通，法院与当地政府部门多次组织调解，随着法院调解深入，王占国欲求不断放大，索要巨额补偿费用，当地政府无法满足其索求而导致调解无果，该调查取证可以证明，华泰律所在该案件代理中做了大量工作，并非华泰律所提出要求解除合同。4.王占国于2015年1月组织10余人来华泰律所单位吵闹，扰乱，在此背景下，华泰律所迫于无奈同意解除合同，并找来曲某让其处理该事情，在华泰律所会议室，华泰律所与王占国均在场情况下，曲某同意退还其持有的24万元代理费用，但王占国索要30万甚至50万，多次扰乱律所正常工作秩序，为了不矛盾激化，华泰律所被迫同意解除合同，在本次代理中华泰律所自2012年10月至今未收到任何代理费，而该费用由曲某一直持有。5.一审法院判决华泰律所赔偿王占国损失1.5万元，无事实、法律依据。华泰律所与王占国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六条、第七条对协议解除、违约责任承担有明确约定，王占国无限欲求多次索要巨额补偿，在当地政府无法满足其要求，调解无果情况下，王占国要求解除协议，协议解除的违约责任应由其承担，而不应当由华泰律所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华泰律所赔偿王占国1.5万元无合同合意基础也无事实法律依据。二、证据采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王占国对支付24万代理费负有举证责任，承担举证不能的对应责任。王占国在起诉状、证据、证据清单、一审庭审以及朝阳区司法局调查笔录中对于支付24万代理费出现多个不同版本陈述，在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给付对象上相互矛盾，即王占国在起诉状称2012年10月23日支付了代理费，证据清单中证据一证明是2012年10月25日支付代理费，而证据一是王占国2012年10月27日取款24万元的取款凭证，未有转账凭证，一审庭审中王占国又称是2012年10月27日在银行窗口直接打款给萨某律师账户，朝阳区司法局调查笔录中其又称是交给了曲某，应萨某要求，而曲某在调查笔录中也认可了钱至今仍由其持有这一事实。华泰律所己就王占国持有收据一事进行了合理符合事实的说明，一审庭审中就该问题法院询问了王占国，王占国以自己持有收据，超过两年的银行交易流水银行无法提供为由主张自己已支付，对于银行交易流水王占国完全可以申请法院调取，法院也有必要就该争议焦点审理查明，王占国未能举证其履行对应支付义务的，将承担举证不能责任，而一审法院直接以对方持有收据为由，认定华泰律所认可收到该24万元错误。三、程序违法。由于该案涉及第三人曲某合法权利，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影响华泰律所与王占国利益，特别是在王占国关于代理费用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给付对象，是否支付华泰律所存在多处矛盾，而朝阳区司法局处理结果也调查证实该费用并未支付情况下，为查明案件事实情况，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向王占国释明是否申请追加曲某为第三人，选择权与不利责任对应由王占国承担，或者法院依职权追加曲某为第三人。一审法院直接忽视本案关键第三人曲某而作出判决，直接导致了司法结果与行政结果的相互冲突矛盾，也直接损害了华泰律所的利益。
王占国辩称，服从一审判决，华泰律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一、一审法院认定华泰律所已收到王占国的代理费是正确的。1.王占国在2015年10月25日与华泰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并于2015年10月27日将代理费24万元存入了华泰律所律师萨某指定的银行账户，之后，萨某向王占国出具了内容为“今收到萨某律师交来王占国等人房屋拆迁案代理费24万元”的收据，该收据上盖有华泰律所的财务专用章。该证据已充分表明王占国已经履行支付代理费的义务。2.华泰律所关于王占国将代理费交给了曲某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曲某系以萨某律师助理的身份参加到诉讼当中的，其行为代表了萨某律师，也同样代表了华泰律所。曲某在案件当中的行为萨某和华泰律所是知情的，也是经过萨某和华泰律所同意的。王占国将代理费交给了代表华泰律所的律师以及律师助理，等同交给了华泰律所，已经履行了交付代理费的义务。3.华泰律所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并给王占国造成极大损失，王占国在与其协商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并要求退还代理费的过程中，产生了额外的损失，该损失系华泰律所的原因造成，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华泰律所赔偿王占国损失1.5万元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萨某与曲某系代表华泰律所的人员，其二人并非本案的第三人。另，王占国表示其系代表包括王占国在内的10人与华泰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本案亦系其作为代表提起的诉讼。
王占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华泰律所返还王占国代理费24万元及王占国所支付的其他费用88105.87元，赔偿王占国因讨要代理费产生的损失51321.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5日，王占国（甲方）与华泰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与牡丹江市建设局、牡丹江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拆迁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委托乙方的律师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萨某、张凯普律师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具体办理代为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立案，举证、质证，申请鉴定，参加庭审，签署、送达、接受法律文书，代为承认、变更或者放弃权利请求，进行调解或者和解，提起上诉，代为申请执行，代领执行款项，代签执行和解协议；办案费用为30万元，本协议签订当日，甲方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向乙方支付办案费24万元，其余费用于一审审结后支付；乙方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工作费用，应当由甲方另行承担：相关行政、司法、鉴定、公证、诉讼、保全等部门收取的费用；合理的通讯费、复印费、翻译费、交通费、差旅费、食宿费等；经甲方同意后的专家论证费；应当甲方承担或甲方同意承担的其他费用；甲方按照乙方预支、事后实报实销方式报销上述费用，乙方应当本着节俭的原则合理使用工作费用。
王占国主张，2012年10月27日王占国从银行取款24万元，存入华泰律所律师萨某指定的银行账户，之后，萨某交给王占国一份收据。王占国提交该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萨某律师交来王占国等人房屋拆迁案代理费24万元，因营改增国税局统一制作的税控器尚未制作完成，特开具此收据，待税控器办理成功后，凭此收据来华泰律所换正式发票。”该收据上盖有华泰律所的财务专用章。
华泰律所主张，华泰律所的律师带着已经开具的收据前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与王占国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将收据交给了王占国，但王占国并未给付华泰律所24万元代理费。
王占国主张，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华泰律所未进行任何工作，2015年1月，王占国找到华泰律所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华泰律所退还代理费，华泰律所没有退还代理费。华泰律所主张，2015年1月王占国到华泰律所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协议》，要求华泰律所退还代理费，曲某也来到华泰律所，华泰律所同意解除《委托代理协议》，曲某同意退还王占国24万元代理费，但王占国要求必须由华泰律所退还代理费，并且不止24万元，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2015年2月6日，王占国代表王秀兰等8人作为甲方与乙方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京坤律所）签订《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其身份证地址房屋被非法拆除一事，委托乙方的律师作为该法律事务的专项委托代理人，乙方负责有关事项中的全部事务，甲方支付乙方律师代理费24万元。2015年5月29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王占国与被告牡丹江市建设局、第三人牡丹江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服行政裁决纠纷一案，2015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爱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牡丹江市建设局于2009年1月13日作出的牡建拆管行裁字【2009】第62号行政裁决书。2015年6月16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王占国与被告牡丹江市人民政府、第三人牡丹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确认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2015年12月11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牡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确认牡丹江市人民政府2009年3月强制拆除王占国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责令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于该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采取补救措施，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王占国作出补偿决定。之后，王占国提起上诉，2016年5月24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行终4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维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牡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确认牡丹江市人民政府2009年3月强制拆除王占国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撤销牡丹江市（2015）牡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责令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于该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采取补救措施，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王占国作出补偿决定”。
王占国曾向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投诉华泰律所，在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所做的笔录中，王占国称其认识曲某的父亲，曲某向王占国介绍的萨某、张凯普律师，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萨某、曲某均称曲某是萨某的助理，王占国按照萨某的要求将代理费交给了曲某。萨某称曲某是王占国的侄女，并不是华泰律所的律师，曲某向萨某介绍了王占国的案件，萨某、张凯普、曲某一起到牡丹江市与王占国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萨某告知王占国、曲某由于营改增，华泰律所无法出具代理费发票，曲某说等能开发票时再支付代理费，华泰律所至今未收到王占国的代理费。曲某称其是萨某的朋友，不是华泰律所的律师，曲某家和王占国家是世交，因王占国的案件曲某向王占国介绍了华泰律所的萨某，曲某与萨某、张凯普一起到牡丹江市与王占国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萨某说华泰律所不能开具代理费发票，只能开收据，王占国想要发票，在征得王占国同意后，王占国将代理费24万元现金交给曲某，曲某新开了一张银行卡，把24万元存入该银行卡，准备由曲某交给萨某，回北京后，曲某几次去华泰律所，华泰律所均无法开具发票，王占国说代理费先放在曲某处，等华泰律所能开具发票时给王占国发票，所以24万元代理费一直在曲某处，王占国对此是知道的。
王占国主张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萨某、张凯普、曲某等人前往牡丹江市6次，但没做任何工作。华泰律所主张该所律师为王占国的案件前往牡丹江市7次，曾到法院要求对王占国的行政诉讼予以立案，但法院未予立案，也未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华泰律所的律师曾在法院的协调下与牡丹江市政府、建设局、棚改办、牡丹江市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协商。
王占国主张其要求华泰律所返还的其他费用88105.87元，系华泰律所的律师前往牡丹江市的机票款、住宿费、餐饮费、食品烟酒款，王占国提交机票凭证、住宿费凭证、出租车费凭证、餐费凭证、购物小票等予以证明。华泰律所对王占国提交的费用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机票款、食宿费是华泰律所律师到牡丹江市的差旅费，华泰律所的律师先垫付了差旅费，华泰律所尚未与王占国核对差旅费，王占国持有差旅费凭证并不能证明王占国已支付了该费用，王占国提交的凭证中还有王占国给曲某的款项，购买食品烟酒的款项，与华泰律所无关。
王占国主张其为向华泰律所索要返还代理费，曾共10人三次前往北京市，支付交通费、食宿费共计51321.5元，王占国要求华泰律所予以赔偿。华泰律所对王占国提交的费用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华泰律所是与王占国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除王占国外，其他9人与华泰律所无关，而且部分费用是王占国与京坤律所签订《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后发生的，是王占国为《拆迁专项委托代理合同》支出的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王占国与华泰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认可2015年1月王占国向华泰律所提出解除该协议，故该院确认该协议于2015年1月解除。华泰律所否认收到王占国的24万元代理费，但根据参与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和交接代理费的人员在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的陈述，可以认定王占国将24万元代理费交给了曲某，而王占国取得了华泰律所出具的收据，故应当认定华泰律所认可收到了该24万元，华泰律所否认收到该24万元并不同意返还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王占国要求华泰律所返还费用的诉讼请求。王占国提交的其给付曲某款项的凭证、购买食品烟酒费用的凭证，因王占国不能证明系为华泰律所律师支付的款项，王占国要求华泰律所予以返还，该院不予支持；华泰律所律师到牡丹江市的交通费、食宿费凭证，因王占国持有凭证原件，应当认定王占国支付了该费用，该费用是在《委托代理协议》解除前，华泰律所律师为办理王占国的案件到牡丹江市出差产生的费用，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应由王占国负担，王占国要求华泰律所返还该费用时主张华泰律所没有做任何工作，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王占国要求华泰律所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王占国等人到北京市的交通费、食宿费凭证，因2015年1月王占国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并要求华泰律所返还代理费后，华泰律所不认可其收到代理费，并拒绝予以返还，王占国因催要必然产生费用，对合理的费用华泰律所应当予以赔偿，但王占国等共10人前往北京市缺乏必要性、合理性，所产生的费用不应全部由华泰律所承担，故该院酌情判令华泰律所赔偿王占国损失15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王占国与华泰律所于2012年10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于2015年1月解除；二、华泰律所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王占国代理费24万元；三、华泰律所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王占国损失15000元；四、驳回王占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华泰律所申请了曲某出庭作证。曲某称其并非华泰律所的律师助理，只是将华泰律所介绍给了王占国，王占国清楚曲某和律所没有关系；因为华泰律所不接受群体性案件，所以律所就和王占国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第二年允许自然人代理了，除王占国之外的其他人就和曲某签订了授权委托书；曲某从事了代理行为，是和华泰律所一起做的，因为案件相同，是比照着华泰律所做的；华泰律所的律师离开后第二天王占国把24万代理费交给了曲某，这里面有10万元是承诺给曲某的代理费，当时因为营改增开不出来发票，曲某就和王占国联系，王占国表示钱先放曲某手里，等能开发票再去交，后来诉讼发生了变化，曲某说把钱退给王占国等人，在司法局也带了现金去，但是王占国不收，要求赔偿。华泰律所认可曲某的全部陈述。王占国认为曲某出庭作证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且不属于新证据，申请华泰律所赔偿因逾期举证行为给王占国造成的交通费、住宿费、就餐费、差旅费、诉讼费以及扩大的直接损失；同时，王占国不认可曲某的陈述，坚持认为曲某的行为代表华泰律所，要求华泰律所返还款项。华泰律所还向本院提交了其2010年1月到2016年7月的职工社保缴纳记录，用以证明曲某从未在华泰律所工作过。王占国对于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占国与华泰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认可该代理协议于2015年1月解除，故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华泰律所的上诉意见，二审争议焦点应为华泰律所是否应当向王占国返还代理费24万元并向其赔偿损失。
关于王占国要求华泰律所返还24万元代理费的请求，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的内容，王占国交纳代理费的行为与合同约定相符，华泰律所亦向其出具了收据，并从未向王占国追索过代理费。虽华泰律所主张该24万元实际由与律所无关的人员曲某收取并保管，但其主张与前述证据内容不符，且其未能证明王占国明知曲某为与律所无关人员，故应当认定王占国已向华泰律所交付了24万元代理费。对于华泰律所关于未收到代理费并要求追加曲某为第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现《委托代理协议》已经解除，华泰律所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其向王占国返还24万元代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王占国要求华泰律所赔偿损失的请求，因2015年1月王占国提出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并要求华泰律所返还代理费后，华泰律所不认可其收到代理费并拒绝予以返还，王占国因催要必然产生费用，故对合理的费用华泰律所应当予以赔偿，一审法院酌情判令华泰律所赔偿王占国损失15000元，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另，至于王占国在二审中提出的申请华泰律所赔偿因逾期举证行为给王占国造成的交通费、住宿费、就餐费、差旅费、诉讼费及扩大的直接损失的主张，以及王占国提出的代表其他人的情况，均不属于本院二审审理范围，其均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华泰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25元，由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丹
代理审判员 王天水
代理审判员 史智军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朱宏哲
书 记 员 刘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