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民终17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沙河东路国际市长交流中心1602。
法定代表人：梁茵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航，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叶，湖北瀚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博金年代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王家湾特1号还建楼B5、B6之间商业楼4-5号。
法定代表人：刘仁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琛，北京多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飞，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菜之鸟公司）因与上诉人武汉市博金年代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金年代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初3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菜之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航、陈叶，上诉人博金年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菜之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博金年代公司赔偿菜之鸟公司经济损失1000元（人民币，下同），律师费1000元，合理费用67.3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博金年代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博金年代公司不仅侵害了菜之鸟公司享有的放映权，还侵害了复制权。博金年代公司当庭承认其使用的是VOD点播系统进行点歌播放，使用该系统的KTV经营者必须将音乐电视作品复制存储至其服务器上才能向消费者提供点播放映服务。博金年代公司既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实施了放映侵权行为，必然行使了将音乐电视作品复制至其点播系统的行为。一审法院仅认定博金年代公司侵犯放映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菜之鸟公司依法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艺术价值高，创作难度大，理应得到法律的高度保护与大力支持。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创作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不少歌曲成为经典之作，且菜之鸟公司在维权过程中花费巨大精力，一审法院仅判赔300元的经济损失和30元的律师费，与菜之鸟公司的诉求以及其他类似案件的判赔数额出入较大，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3、一审法院应当遵循国家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加大惩罚力度的司法精神，对博金年代公司的侵权行为作出严厉惩罚。一审法院仅判决300元的经济赔偿，对于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博金年代公司而言，起不到任何惩罚作用，从而导致更多经营者实施侵权行为。
博金年代公司辩称，1、菜之鸟公司不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无权提起本案诉讼。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仅是音像制品的制作者，仅享有音像制品的复制权，并不享有音像制品中收录的每首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菜之鸟公司混淆了音像制品载体上的署名和音乐电视作品上的署名。2、菜之鸟公司并非依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设立的集体管理组织，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依法应驳回起诉。卡拉OK经营者无法识别众多权利人，博金年代公司已经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交纳了版权使用费，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即使构成侵权，也不存在侵权故意，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3、菜之鸟公司重复主张合理费用。菜之鸟公司对博金年代公司只做过一次公证，但却在博金年代公司所涉的多个案件中重复主张该费用，菜之鸟公司的差旅费票据也在多个案件中重复使用。
博金年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菜之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菜之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菜之鸟公司不享有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仅是音像制品的制作者，不是专辑收录的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一审判决混淆了音像制品制作者以及音乐电视作品制片人的概念。涉案音像制品形成年代早，署名不规范，采用的是汇编合辑形式，歌手均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对于这种音像制品上的署名含义认定应慎重。博金年代公司在一审开庭后提供了一批收录有相同歌曲的同期音像制品，一审法院依然认定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作品的著作权人，不符合事实。一审判决将音像制品上的署名效力等同于作品上的署名效力，混淆了音像制品署名与作品署名的区别。2、菜之鸟公司的权利转让方王宪的出庭证言能够证明涉案歌曲画面来源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MV，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的是MV的卡拉OK版本，涉案音乐电视播放时显示的“四达音像”就是制作字幕时添加上去的，该标识不能视为著作权人在作品上的署名。博金年代公司提交了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知民初字第601号案的庭审笔录，但一审法院没有接受。前述案件庭审笔录记载了王宪出庭作证陈述内容，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的“制作”只是在他人创作并获奖的MV画面上添加卡拉OK字幕制作成为卡拉OK版本，并将卡拉OK版本的MV集合成涉案专辑，这种制作不是MV的创作，并没有产生新的作品，并且涉案歌曲播放中还显示有其他公司的标识。3、涉案音像制品是汇编性质的出版物，菜之鸟公司需要进一步举证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人或者著作权人。涉案音像制品收录的音乐电视作品，每一部MV都是独立的作品，由歌手或其所属的唱片公司制作，有些是电视台自己投资制作，权利人分散且不同，这些MV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音乐电视大赛的获奖歌曲。菜之鸟公司提交的权利专辑中，有许多MV在播放时就出现了其他制作单位的署名信息。在博金年代公司提交了诸多相反权属证据的情况下，菜之鸟公司主张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需要进一步举证，提供相关制作证明。4、博金年代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版权审查和注意义务，主观上没有过错，即使构成侵权，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博金年代公司已经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交纳了版权使用费，获得了版权使用许可，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版权审查和注意义务。
菜之鸟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菜之鸟公司系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不仅基于合法出版物外包装的署名，更基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播放过程中的画面署名。2、博金年代公司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菜之鸟公司并非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博金年代公司在庭后提交的反驳证据并不足以否定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基于制作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3、王宪的出庭证言证明了菜之鸟公司系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4、博金年代公司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博金年代公司称其已经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签订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但其提供的合同真实性不能确定。综上，博金年代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菜之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博金年代公司停止以卡拉OK方式向公众放映《我想去桂林》；2、博金年代公司赔偿菜之鸟公司经济损失3000元；3、博金年代公司赔偿菜之鸟公司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其中律师费1000元，公证费24.1元，取证消费3.9元，打印费13.9元，交通及住宿费100元，合计1141.9元）；4、博金年代公司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6月16日，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出具《版权证明书》，确认该公司将其所拥有的全部录音录像节目版权（包括全部音像节目介质的录音带、CD、LD、VCD、DVD及版权节目等）全权独家转让给其子公司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王宪全权所有，三方已履行完毕全部交接手续，并承诺不再对已转让的全部录音录像节目版权享有任何权利，亦不会以任何形式使用已转让的全部录音录像节目版权。
2014年5月1日，菜之鸟公司（甲方）与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宪（乙方）签署《授权书》，授权内容包括：乙方授权甲方将视听作品用于宽带及互联网（包括广域网、局域网等）平台、电信运营商增值业务平台、KTV／夜总会／酒吧等场所，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放映权、表演权、广播权、修改权、转授权及相关邻接权等权利，上述权利包括乙方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的权利；乙方同意将拥有的著作权以专有的方式授权甲方以自己的名义独家管理，以便上述授权权利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完全由甲方行使；甲方对乙方权利的管理，包括同音乐作品的使用者商谈使用条件并发放使用许可，征集使用情况，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甲方可以自己的名义向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提起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向本授权生效前实施侵权行为的侵权人主张权利的权利，上述管理活动，均以甲方名义进行；授权方式为专属独家授权；授权范围为中国地区，授权期限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该授权书所附授权音乐电视作品包括涉案的《我想去桂林》等171首歌曲。
2014年6月5日，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宪（乙方）与菜之鸟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将权利授权方式由专属独家授权改为转让给菜之鸟公司，转让后菜之鸟公司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维权，可以自己名义向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乙方不再以自己名义或委托第三方行使已经转让给菜之鸟公司的权利；乙方特别声明从未加入任何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转让给菜之鸟公司的权利皆为自己可以有效行使的权利，无需任何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管。
2014年6月10日，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宪与菜之鸟公司签订《补充变更协议》，约定将2014年5月1日签署的《授权书》中授权权利所包含的所有著作权权利及其邻接权全部转让给菜之鸟公司，自2014年6月5日起，菜之鸟公司为上述授权书所包含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人的所有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行使著作权人的权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保护。
2015年5月19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版权证明》，主要内容为：该公司出版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系列专辑和《春天的故事》VCD、LD、DVD版权属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所有，版号如下：1、《中国音乐电视金曲》（壹）VCD、ISRCCN-F13-95-315-01／V.J6；2、《中国音乐电视金曲》（贰）VCD、ISRCCN-F13-95-315-14／V.J6；3、《中国音乐电视金曲》（叁）VCD、ISRCCN-A01-95-655-00／V.J6；4、《中国音乐电视金曲》（肆）VCD、ISRCCN-A01-95-655-00／V.J6；5、《中国音乐电视金曲》（伍）VCD、ISRCCN-F13-96-347-00／V.J6；6、《中国音乐电视金曲》（陆）VCD、ISRCCN-F13-96-347-00／V.J6；7、《中国音乐电视金曲》（柒）VCD、ISRCCN-F13-96-348-00／V.J6；8、《中国音乐电视金曲》（捌）VCD、ISRCCN-F13-96-348-00／V.J6；9、《中国音乐电视金曲》（玖）VCD、ISRCCN-F13-97-0036-0／V.J6；10、《中国音乐电视金曲》（拾）VCD、ISRCCN-F13-97-0037-0／V.J6；11、《中国音乐电视金曲》（拾壹）VCD、ISRCCN-F13-97-374-00／V.J6；12、《中国音乐电视金曲》（拾贰）VCD、ISRCCN-F13-97-375-00／V.J6；13、《春天的故事》VCD、ISRCCN-F13-97-321-00／V.J6；14、《中国音乐电视金曲》（壹）LD、ISRCCN-F13-95-315-01／V.J6。
2015年10月20日，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与菜之鸟公司的版权交易合同在国家版权贸易基地（越秀）进行备案，记载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将《我想去桂林》等171首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转让给受让方菜之鸟公司，交易权利范围包括复制权、放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
2016年5月20日，武汉市洪兴公证处接受武汉星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申请，委派公证员陈某、万某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林柏伟及随行人员刘晓明等人一同来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湖北大学正对面的博金年代量贩式KTV店（近友谊大道与无名路交汇处），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进入在该店二楼的801包厢。由林柏伟使用点歌器依次点播包括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内的83首歌曲，并对点播现场和点播歌曲进行拍摄。消费结账时，刘晓明索取了手写《收据》（编号：8684388，未加盖公章）。2016年5月30日，公证员陈某、孙某刘晓明再次来到上述ＫＴＶ店，刘晓明将2016年5月20日取得的《收据》交给店内工作人员，换得《武汉市地方税务局通用税控发票》（发票号码：17998233，加盖有“武汉市博金年代娱乐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等字样印章）一张。上述公证活动中形成的视频光盘、收据、发票复印件均作为公证书的附件予以保存，并由武汉市洪兴公证处出具（2016）鄂洪兴内证字第4372号公证书予以确认。
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将菜之鸟公司提供的前述《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伍）、（陆）、（柒）、（捌）、（玖）、（拾）、（拾壹）、（拾贰）》8张音乐光碟出版物复印件的公证书和侵权公证书所附光盘进行播放对比，可以确认：该系列VCD包装盒封底均标注有“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字样，其中专辑（五）、（六）还标注有央视台标及“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摄制供版”字样。经播放该VCD系列专辑，其中的音乐电视作品内容收录有《我想去桂林》歌曲，其播放影视画面片尾右下方标注有“四达音像”LOGO；被控点播歌曲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我想去桂林》的影视内容相同。
另外，菜之鸟公司为包括本案在内的63首音乐电视作品维权活动支付了律师费63000元，包括本案在内83首音乐电视作品的公证费2000元、取证费320元、打印费876.02元，交通费2389.5元。一审庭审中，菜之鸟公司说明按照包括本作品在内的83首歌曲取证活动分担上述合理费用。
另查明，博金年代公司于2014年5月25日核准成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卡拉OK，目前该公司仍然存续。2016年8月7日，博金年代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等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通过支付使用费获得以表演和放映的方式使用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管理的音像作品的权利，使用期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菜之鸟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涉案歌曲的著作权问题。菜之鸟公司主张权利的涉案作品《我想去桂林》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音乐电视作品，收录在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系列专辑作品中。该专辑外包装上均载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所收录涉案歌曲播放画面亦标注有“四达音像”，其音像制品及作品中的署名可以说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的制片者身份。因该系列专辑上作出版权署名的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多份《版权证明》，确认中国唱片广州公司仅为上述音乐专辑的出版单位而非著作权人，并未否定系列专辑中关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署名的合法性，故上述音乐专辑的著作权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即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归制片者享有，认定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为上述音乐专辑的著作权人。再结合《版权证明书》、《授权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变更协议书》的内容，贵州四达音像公司通过授权将上述权利转让给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王宪，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王宪再将上述权利先授权许可再完全转让给菜之鸟公司的一系列权利让渡行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转让的权利合法有效，依此可以认定菜之鸟公司享有《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系列音乐专辑中收录涉案《我想去桂林》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本案提起侵权诉讼。
本案中，博金年代公司辩称涉案专辑中有央视栏目署名可以否定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的权利，但从相关专辑的署名来看，其专辑封面所标注的央视台标以及“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摄制供版”字样说明中央电视台栏目组参与摄制工作，案外人关于添加字幕的陈述也缺乏对应歌曲制作主体的确认，且播放音乐专辑中与涉案歌曲同名的影视内容片尾亦标注有“四达音像”字样，能够与封面标注的“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相互印证，均未否定作品中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的署名。至于博金年代公司辩称涉案歌曲系其他主体制作成为中国电视歌曲大赛参赛作品，则缺乏相关出资主体创作完成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事实依据；其参赛作品的报送主体亦不能简单等同于制片主体，其中的词曲作者、表演者、导演作为该合作作品的参与者，依法亦仅享有署名及获得报酬的权利，并不当然享有该合作作品的著作权。因此，博金年代公司所提交的反驳证据并不足以否定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基于制作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本案中，博金年代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签订有许可使用合同，博金年代公司应当审查该协会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是否享有管理权，但博金年代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涉案音乐专辑的著作权人已经授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对其音乐电视作品进行管理，故博金年代公司认为其已尽到合理版权审查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庭审中，经核查（2016）鄂洪兴内证字第4372号公证书所载明的播放行为和相关证据，可以确认博金年代公司并未获得菜之鸟公司的授权许可在其经营的KTV场所将上述音乐电视作品《我想去桂林》以卡拉OK形式向公众放映的行为，侵害了菜之鸟公司对上述音乐电视作品的放映权。因菜之鸟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博金年代公司系被控音乐电视作品的复制完成者，也缺乏证据证明博金年代公司共同参与了复制行为，故对于菜之鸟公司指控复制权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博金年代公司应对此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因菜之鸟公司没有提交其因博金年代公司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以及博金年代公司违法所得的证据，故本案适用法定赔偿方式确定经济赔偿数额。综合考虑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及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定由博金年代公司赔偿菜之鸟公司的经济损失300元。关于合理费用，菜之鸟公司与律师服务机构签署代理协议，为本案聘请律师并支付律师费用属实，但根据系列案件维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每案律师费酌定30元较为合理；菜之鸟公司因维权支出的费用还包括公证费、取证费、打印费、交通及住宿费，系为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证据保全公证行为及相关诉讼活动发生，可以认定为合理费用共计5585.52元，依照菜之鸟公司请求可按取证歌曲数量分摊后计67.3元由博金年代公司负担。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博金年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在其经营场所公开放映音乐电视作品《我想去桂林》；二、博金年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菜之鸟公司经济损失300元和合理费用97.3元，共计397.3元；三、驳回菜之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博金年代公司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博金年代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菜之鸟公司提交二组证据:证据一，（2016）粤广广州第140855号公证书、（2016）粤广广州第140854号公证书，拟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的成立时间，该公司具有合法的录音录像制作许可；证据二，（2016）粤广广州第140888号公证书、（2016）粤广广州第140891-140894号公证书，拟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向词曲作者、表演者等支付了相关词曲的使用费及表演费用，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
上诉人博金年代公司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认可（2016）粤广广州第140855号公证书的形式真实性，不认可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合法性和关联性。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应以工商部门的登记注册为准，不应以报纸的公告作为证明。对于（2016）粤广广州第140854号公证书，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只是可以接受委托制作节目，不能证明其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人。关于证据二，对于（2016）粤广广州第140888号公证书，认可其形式真实性，但对该公证书所附陈小奇出具的《收据》和《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2016）粤广广州第140891-140894号公证书，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所附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上诉人博金年代公司未提交证据。
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2016）粤广广州第140855号公证书所附报纸影印内容，（2016）粤广广州第140854号公证书所附音像制品制作、摄录凭证均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否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权利人无关，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二，（2016）粤广广州第140888号公证书所附陈小奇出具的《收据》及《证明》、（2016）粤广广州第140891-140894号公证书所附ＸＸ荣出具的《收条》、曾如春出具的收据、演唱者出具的《证明》、曾如春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签订的《版权协议书》均无法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创作拍摄了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补充查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民终308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为菜之鸟公司诉长春市二道区帝乐练歌房侵害作品复制权及放映权纠纷）审理查明：
2015年12月7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中唱广字（2015）10号《更正声明》，主要内容为：“我公司曾分别于2002年11月12日、2015年5月19日、2015年11月22日出具了三份《版权证明》（见附件1、2、3），现对所出具的上述《版权证明》更正如下：1、我公司作为上述节目的出版单位，不负责著作权归属的证明。2、我公司不是上述三份《版权证明》（见附件1、2、3）所列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人，也从未授权过王宪及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贵州四达音像公司。3、本更正声明取代上述三份《版权证明》（见附件1、2、3），如内容不一致，以本更正声明为准。特此声明。”该声明附件2即为上述中国唱片广州公司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版权证明》。
另查明，播放《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伍）—（拾贰）》系列专辑时，每首歌曲均显示有“四达音像”字样，部分歌曲同时还显示其他署名信息或图标：《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柒）》收录的《傻妹妹》片尾显示“导演：王琳红摄像：于家乐制作：曹静李晓辉”；《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捌）》收录的《说好秋天就回来》片尾显示“制片人：郑大卫编导：曹锐威摄像：曹辩藁”；《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玖）》收录的《弯弯的月亮》《为我们的今天喝彩》的片头或片尾显示“东方时空”；《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拾）》收录的《冰糖葫芦》片尾显示“创意：孟欣张羽导演：张羽制片人：江一林”，播放中显示“金鹰国际广告企划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拾壹）》收录的《一九九七永恒的爱》片尾显示“总导演：孟欣制片人：孟欣靳树增”“中央电视台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联合摄制”，收录的《公元一九九七》片尾显示“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制作”，收录的《随风舞动》播放中显示“广东亚奇广告数码制作公司策划制作”。
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菜之鸟公司是否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其主张博金年代公司侵害其著作权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该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该条例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第五项规定，录像制作者，是指录像制品的首次制作人。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与录音录像制品不同。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可以产生著作权，权利由制片者享有，录音录像制品可以产生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权益由制作者享有。本案中，菜之鸟公司主张其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人的主要证据是《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音乐专辑封底显示内容“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本院认为，在录音录像制品上标注“制作”“摄制”“录制”等法人或非法人主体应认为是录音录像制品的制作者，而非录音录像制品中所收录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者。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播放过程中，画面虽然显示有“四达音像”字样，但没有明确标注“四达音像”是“出品人”“制片人”“摄制人”“联合摄制人”“联合制片人”等与著作权归属相关的版权信息，而菜之鸟公司亦未提交其创作拍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证据，相反，涉案专辑部分作品画面还同时标注其他摄制主体的版权信息，因此，本案不能仅依据《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音乐专辑封底标注“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就当然视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者。
至于涉案《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音乐专辑封底注明“CHINARECORDCO.GUANGZHOU版权所有?翻录必究”，本院认为，根据二审查明事实，2015年12月7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了《更正声明》，对其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版权证明》予以更正，表明其仅为《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音乐专辑的出版单位，否定了其著作权人的身份，并说明其从未授权王宪及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相关著作权。依据前述事实，王宪及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也未从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处实际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
综上所述，菜之鸟公司未能证明其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无权主张博金年代公司侵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其起诉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初337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上诉人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武汉市博金年代娱乐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文利红
审判员 童海超
审判员 毛向荣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郑琳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