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1民终33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曲春林，男，1964年8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户，黑龙江省明水县人，现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辛安街道办事处港头陈村***号。委托代理人王俊嵋，男，198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青岛黄岛德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山东省滕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兴利，男，1983年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商河县。委托代理人常宝全，山东易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临沂永泰运输有限公司莒南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莒南县。代表人于进军，经理。原审被告临沂永泰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法定代表人李军亭，总经理。上诉人曲春林因与被上诉人张兴利、原审被告临沂永泰运输有限公司莒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永泰分公司）、临沂永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商河县人民法院（2015）商商初字第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兴利一审诉称：2015年9月8日，张兴利与曲春林在内蒙古自治区宝昌市签订一份运输合同，约定由曲春林驾驶的车主为永泰分公司的鲁QM23**号车辆为张兴利运输土豆至山东省商河县，运费每吨210元，货到付款，土豆装车后经计量为30.18吨。货物运输途中，曲春林以有纠纷为由将土豆运至别处变卖，为此，要求曲春林按当时的市场价格每市斤1.2元予以赔偿，其至今未予赔偿。请求：一、判令曲春林赔偿张兴利72432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时间自起诉之日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由永泰分公司、永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涉诉费用由曲春林、永泰分公司、永泰公司承担。曲春林在一审庭审中口头辩称：我从未与张兴利签订过运输合同，也未运输过张兴利的土豆。从张兴利提供的货运中心派车单来看，张兴利与货运中心存在运输关系，我只是货运中心委派的司机，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兴利的诉讼请求。永泰分公司一审辩称：1、我方对涉案的运输合同不知情，从未与张兴利签订过涉案运输合同，也从未授权曲春林代表我方与张兴利签订过涉案合同。另外，曲春林也不是我单位的员工，本案是运输合同纠纷，而我方并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驳回张兴利对我方的起诉。2、涉案车辆鲁QM23**的实际车主为曲春林，我方与曲春林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期限为2014年6月29日起至2015年6月28日止，涉案纠纷2015年9月8日发生时车辆挂靠协议已终止，涉案纠纷与我方无关。3、因本案被告的住所地均在临沂，因此，应将本案移送至临沂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4、对于张兴利所主张的运输事实及赔偿数额，其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存在涉案的运输合同纠纷，其所主张的赔偿数额也过高，也不存在利息，张兴利所主张的赔偿数额应扣减相应的运费等使用。综上，我方对涉案纠纷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法应驳回张兴利对我方的诉讼请求或驳回对我方的起诉。永泰公司一审辩称：涉案车辆鲁QM23**的实际车主为曲春林，车辆的登记车主也不是我方，因此，应驳回张兴利对我方的诉讼请求或起诉。其他答辩意见同永泰分公司。原审法院认定：永泰分公司系永泰公司的下属分公司，曲春林曾将其实际所有的鲁QM23**/鲁QXD**挂营运车辆挂靠在永泰分公司名下经营，其双方约定的挂靠期限为自2014年6月29日起至2015年6月28日止。2015年9月18日，张兴利通过货运中心配货，用以上车辆运送土豆30.18吨由内蒙古宝昌市到山东省商河县，约定运费210元/吨，派车单上载明托运人为张兴利，未栽明承运人信息，曲春林在司机处签名。在运输过程中该车土豆不知去向。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审法院根据张兴利的询价申请委托商河县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了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认证结论为：商河县域2015年9月17日土豆价格为1.8-2.5元/斤，2015年9月24日土豆价格为2元/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如何确定。对此法院认为，张兴利通过货运中心配货运送货物，货运中心只是为货物运输双方提供订立合同的居间服务平台，并未实际参与货物运输，故对曲春林辩称的“承运人为货运中心”的辩驳主张，不予支持。张兴利提供的货运中心派车单载明，托运人为张兴利，但未栽明关于承运人的任何信息，根据永泰分公司提供的车辆挂靠协议，曲春林虽曾于2014年6月29日起至2015年6月28日期间将其实际所有的鲁QM23**/鲁QXD**挂车辆挂靠在永泰分公司名下经营，但其于2015年9月18日承运张兴利货物时已超过挂靠期限，故张兴利依承运车辆的原有登记信息认为永泰分公司系涉案货物承运人而要求永泰分公司及其总公司永泰公司承担货物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曲春林在派车单司机处签名的事实，法院认定涉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为曲春林，因其在承运张兴利土豆过程中致货物不知去向，其作为承运人对承运货物的灭失亦未作出任何合理解释，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曲春林应对此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法院依法向运输目的地山东省商河县的价格认证中心询价后，认为张兴利主张赔偿的土豆价格（1.2元/斤）低于货物到达时本地的市场价格（1.8-2元/斤），故对张兴利请求的赔偿数额72432元（30.18吨×2000斤/吨×1.2元/斤）予以支持。张兴利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自起诉之日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如下：一、曲春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兴利货物损失72432元及利息损失（以7243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赔偿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张兴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1元，由曲春林负担。上诉人曲春林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京蒙货运中心存在运输关系而不是居间关系。被上诉人张兴利应当起诉京蒙货运中心赔偿其经济损失，其起诉上诉人赔偿土豆损失的诉讼主体不适格。1、2015年9月16日上诉人与案外的其他四辆车主(分别:鲁BU16**鲁P272**鲁RK21**鲁RG56**)共同与京蒙货运中心口头达成意向从内蒙古宝昌运输到山东商河，运费210元/吨，货到后由京蒙货运中心支付运费。后上诉人与2015年9月17日从内蒙集宁出发并于9月18日到达内蒙古京蒙货运中心，后上诉人与京蒙货运中心签订运输合同(合同号:0001287)，并开具了派车单。2015年9月18日由京蒙货运中心的负责人胡军带领上诉人去农场去装运土豆，因土豆数量有限，实际装运15.08吨，鲁RG56**装运了半车，其他三辆车空车返回青岛。因该车未装满及案外其他三辆车空车返回造成上诉人及其他车主运费损失，该损失京蒙货运中心不予赔偿。其留置了所运输的土豆。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张兴利和上诉人曲春林与京蒙货运中心系为双方提供签订货运运输合同的居间服务平台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结合《京蒙货运中心运输队派军单》可以印证被上诉人与京蒙货运中心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京蒙货运中心运输队派车单》而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运输合同关系。3、上诉人在《京蒙货运中心运输队派东单》“司机签名”签名的时候其《京蒙货运中心运输队派车单》中的“发货人”、“收货人”、“货到付款”、“31.48吨”等信息空白是被上诉人私自后加的，与司机签名栏中“曲春林”、计费重量栏“随车装”不是同一时间形成的。上诉人签名的时候并不知道发货人是被上诉人，上诉人只是按照京蒙货运中心的委托运输土豆。3、被上诉人诉状中诉称2015年9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宝昌市签订一份运输合同，而被上诉人只是提交了2015年9月18日的派车单，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5年9月8日签订了运输合同关系。4、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形成时间为2015年9月19日也不能证明上诉人2015年9月8日运输了被上诉人的土豆。二、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9月18日过磅单没有曲春林的签字确认，也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名确认，说明上诉人没有运输被上诉人土豆的事实。上诉人与2015年9月18日受京蒙货运中心委托运输的土豆实际重量为15.08吨也不是被上诉人称的30.18吨。三、一审认定的土豆价格过高，不能真实反映2015年9月商河县涉案土豆的销售价格。一审法院委托商河县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依据不足，该报告中没有指出所鉴定土豆的类型、等级、产地等重要信息，现实生活中土豆的类型、等级、产地对土豆的价格影响巨大。该报告的价格鉴定人员张宗晖没有签字盖章。故商河县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2015年9月份土豆价格对本案没有任何参照价值。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也没有运输土豆的事实。请求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赔偿被上诉人货物损失75552元及利息损失(以7555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赔偿款付清之日)。被上诉人张兴利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误，京蒙货运中心是配货站，而承运人是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应当对货物的风险承担责任。二、在派车单中，对货物的重量双方均已签字确认，因此，本案中的货物重量一审法院依法应予确认，没有错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永泰分公司、永泰公司未陈述意见。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审理期间，曲春林提交京蒙货运中心运输车队派车单三张，编号分别是0001291、0001289、0001288，派车日期均是2015年9月18日。证明上诉人在签署派车单的时候，发货人、收货人、土豆的重量都系空白，上诉人的派车单的重量、发货人、收货人的信息是被上诉人私自添加，对其重量和发货人信息不认可。一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承认以上信息是后加的。上诉人2015年9月17日从内蒙古集宁出发，于2015年9月18日到内蒙古宝昌京蒙货运中心运输土豆，并与其签订了派车单，其发货信息、收货人信息、土豆重量空白，后有京蒙货运中心的胡军带领上诉人到农场去拉土豆，到了农场后，土豆数量不够，只装了两个半车（每车都装了半车货），其余三辆空车返还，就是现在提交的这三份派车单。因为其他三辆空车返还，京蒙货运中心不支付运费，也不补偿其他两辆半车的运费，所以上诉人就留置了涉案土豆。一审张兴利提交的过磅单没有双方签字确认，上诉人当时签过过磅单，但不是这个，曲春林的过磅单是15.08吨，一审中的过磅单是被上诉人自己写的。经质证张兴利认为对派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上诉人想证明没有拉到货，所以发货人、收货人信息是空白的，这是符合货运惯例，没拉到东西肯定没有这些信息。而且上诉人称发货人、收货人、货物重量这些信息是被上诉人自己添加的，他应当提交其保存的第三联来证实自己的主张，其主张重量不符应该提供随车同行蓝色单子。曲春林申请证人王希富出庭作证称：2015年9月18日，京蒙打电话说要去装土豆，18号到的，去了五个车，到了之后开了一份派车单，之后领着到农场装土豆，到了之后土豆没给装。京蒙货运让高志磊、曲春林拉的土豆有半车左右，大概有10来吨，证人当时在场，看到装了半车。高志磊和曲春林的车过磅的时候证人没在场。后来这些土豆发生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证人不认识张兴利。对于派车单，曲春林认可是一式三联，第一联是京蒙货运留的，第二联发货人留，第三联应该留给司机，但是涉案两个第三联京蒙货运没有给上诉人，是装土豆时司机将第二联和第三联交付给京蒙货运的负责人，之后再也没有给司机第三联。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曲春林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张兴利要求赔偿的损失数额是否有依据。针对焦点问题一，张兴利托运货物时，京蒙货运中心运输车队派车单中载明了发站、到达站、货物名称、计费重量等基本货运信息，备注中注明了运费标准，曲春林在司机签字处签字确认，同时在该派车单中注明了货到付款字样，张兴利认可是货到后其向曲春林结清运费。根据证据载明的内容，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原审法院关于京蒙货运中心只是为货物运输双方提供订立合同的居间服务平台，曲春林为本案货物运输合同的实际承运人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针对焦点问题二，对于张兴利要求赔偿的损失数额，张兴利提供了过磅单证实当时运输土豆的重量，并申请原审法院对2015年9月份商河县的土豆价格进行询价。虽然曲春林主张当时运输的土豆实际重量为15.08吨，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实当时实际运输土豆的数量不是过磅单中载明的30.18吨。但是张兴利与曲春林均认可派车单是一式三联，第一联是京蒙货运中心保留，第二联发货人留，第三联应该留给司机，曲春林应当提供其保存的派车单证实自己主张的货物实际数量，但是曲春林未能提交该证据，仅凭曲春林单方陈述以及证人证言，无法推翻张兴利提交的派车单可以证实的事实。原审法院依法向运输目的地商河县的价格认证中心询价，并根据该价格认证中心对商河县域2015年9月17日、2015年9月24日的土豆价格出具的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以及过磅单载明的货物数量，认定张兴利主张赔偿的数额合法有据，应予维持。综上，曲春林认为其与张兴利之间并无运输合同关系，曲春林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张兴利要求的损失数额没有依据的上诉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611元,由上诉人曲春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梅审判员 郎家涛审判员 宋海东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