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民终2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佐民，女，汉族，1956年6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重庆龙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敏，重庆龙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红，女，汉族，1979年7月29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重庆龙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敏，重庆龙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强，男，汉族，1981年11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重庆龙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敏，重庆龙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环港路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220975215。法定代表人：赵正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骥，重庆联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茂祥，男，汉族，1964年2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颖，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兴贵，男，汉族，1963年7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颖，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静，女，汉族，1968年9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原审第三人：重庆银港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两路五星路128号，组织机构代码62209592-1。法定代表人：蒋华，执行董事。上诉人胡佐民、余红、余强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郑静，原审第三人重庆银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渝0112民初7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于2017年6月2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上诉人余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被上诉人恩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骥到庭参加了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佐民、余红、余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支付货款100万元、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31日起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本清时止）、违约金271281.2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钢材购销合同》所载明的甲方“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虽有瑕疵，但结合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文件等证据，能够证明罗茂祥、龙兴贵系以恩达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上诉人订立《钢材购销合同》。同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虽晚于本案《钢材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但该合同明确载明涉案工程的开工时间为2008年12月22日，明显系事后补签的合同。罗茂祥、龙兴贵系恩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二人在《钢材购销合同》中签字的行为系职务代理行为，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恩达公司；2.罗茂祥、龙兴贵系挂靠恩达公司承建涉案工程，郑静亦代表恩达公司就涉案工程向业主单位提交建筑业统一发票，故郑静与上诉人之间的结算行为也是代表恩达公司实施的职务代理行为；3.《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付款后送货单退回给甲方。而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15份送货单足以证明涉案货款并未支付完毕的事实，罗茂祥、龙兴贵在本案中的已付款与送货单载明的货款无关。同时，钢材买卖中大量存在融资的交易习惯，涉案货款并未完全收回；4.原审法院依职权追加郑静为第三人，却未判决其承担责任，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不符，程序不当。恩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罗茂祥、龙兴贵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1.本案钢材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罗茂祥、龙兴贵，付款方也为罗茂祥及龙兴贵。郑静的身份仅是一个办事人员，郑静也从未持有恩达公司出具的身份证明文件与上诉人进行业务往来，恩达公司也非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上诉人没有理由相信郑静系代表恩达公司与其进行相应的民事行为。同时，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郑静具有代表罗茂祥、龙兴贵进行结算或出具欠款证明文件的权限，且余吉文领款时至少需要罗茂祥、龙兴贵其中一人的签字；2.上诉人认为尚欠的货款组成为其持有的15份送货单，但上诉人的意见与郑静于2009年9月10日出具的便条载明“送货单及发票未收”的内容自相矛盾，我方支付的金额也与上诉人自认的货款金额相差无几，故双方的货款已经结清；3.郑静出具的“余吉文钢材利息及本金结算”材料并不能起到结算及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罗茂祥、龙兴贵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1年1月31日，本案诉讼时效已过。郑静、银港公司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余吉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立即共同支付货款100万元及利息即加价款（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31日起按照月利率3%计算至本清时止）；2.判令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共同支付违约金271281.2元（货款总金额2712812元的百分之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18日，以罗茂祥及龙兴贵为甲方、以第三人银港公司为乙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一份，载明“甲方：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乙方：重庆银港商贸有限公司。甲方将重庆市××区两路工业园安置房5号楼，约500吨各型号的建筑钢材，交给乙方独家配送完成，甲、乙双方达成如下条例：一、乙方承诺甲方所用约500吨钢材全垫资，代吊装费、运费，从第一次送货之日起10个月内，甲方将所有货款连本带利全部付清给乙方；二、利润标准：按天数计算每吨每月加130元／吨，盘元每吨第一月在原有利润130元／吨基础上加90元／吨，如到期未付清的余款，按每吨每月150元／吨计算，如在12个月内未付清余款，按每吨每月200元／吨计算，但不能超过两个月，否则视为违约；三、付款方式：每次付款连本代利润同时支付，退回送货单给甲方，发票乙方不能提供利润的发票，吊装费、运费发票由乙方提供；四、钢材单价：以重庆几大钢材批发市场当天当次的价格为准，运费陆拾元／吨；……八、以上条例，希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如任何一方违约，按送货总金额的百分之十给诚信方。”该合同落款部分甲方单位名称处没有签字及盖章，法定代表人处也没有签名，委托代理人处有罗茂祥和罗兴贵的共同签名，落款部分乙方单位名称处有第三人银港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处没有签名，委托代理人处有余吉文的签名。另，对于该合同名称下方抬头部分载明的“甲方：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经查，未查到有该名称的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2009年5月15日，以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及重庆北飞实业有限公司为甲方、恩达公司为乙方签订《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农转非”统建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二期“农转非”统建房5号楼工程直接发包给乙方；工程名称为二期“农转非”统建房5号楼工程；开工时间为2008年12月22日，竣工时间为2009年7月11日；乙方驻现场代表为罗茂祥；工程总造价为1830万元”。该合同落款乙方处加盖有恩达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同时在项目负责人处有罗茂祥的签名。余吉文认为该份证据证明了本案《钢材购销合同》项下的工程项目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2期农转非统建房5号楼工程是恩达公司承包的，同时还能证明罗茂祥系恩达公司承建的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2期农转非统建房5号楼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虽质证称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上述《钢材购销合同》中载明的重庆市××区两路工业园安置房5号楼工程与《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农转非”统建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载明的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农转非”统建房5号楼工程是同一个工程，恩达公司为该工程的承建方，罗茂祥、龙兴贵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09年6月3日至2009年8月2日，余吉文向罗茂祥、龙兴贵供应了钢材，形成了相应的送货单据，具体供货时间及金额如下：2009年6月3日供货金额112510元，2009年6月9日供货金额18294元，于2009年6月16日供货金额132966元，2009年6月20日供货金额69403元，2009年6月23日供货金额43896元，2009年6月25日供货金额15417元，2009年7月3日供货金额26357元，2009年6月28日供货金额132184元，2009年7月4日供货金额75783元，2009年7月6日供货金额56290元，2009年7月8日供货金额6144元，2009年7月17日供货金额29350元，2009年7月17日供货金额28670元，2009年7月18日供货金额29350元，2009年8月2日供货金额9215元，合计供货总金额为785829元。余吉文认为该送货单证据证明了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至今尚有196.723吨价值785829元钢材未结清货款，根据双方交易习惯，付清货款就将相应的送货单交给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2009年9月10日，第三人郑静向余吉文出具便条一份，载明：“余吉文钢材从2009年2月12日起至2009年8月2日止，送钢材698.605吨，金额：2712812.00元（贰佰柒拾壹万贰仟捌佰壹拾贰元正），（注：送货单及发票未收）。收货单位：重庆恩达实业农转非5#楼，经办人：郑静，2009.9.10”。该便条中无恩达公司的盖章。2011年2月23日，第三人郑静以用货人身份向余吉文签字确认并出具《（恩达实业农转非5#楼）余吉文钢材利息结算》一份，载明：“2009年6月3日至2009年8月2日期间共计15次，总重量为196.723吨，总金额为785837元，每吨每天的加价款均为4.33元，天数分别为603、595、590、586、583、581、578、573、572、567、568、559、559、558、544，资金利息总计为495194.75元，资金利息截至日期均为2011年1月30日，本金及利息合计金额为1281031.75元，已付款金额为：资金利息281031.75元”。2013年1月30日，第三人郑静向余吉文出具《（恩达实业农转非5#楼）余吉文钢材利息及本金结算》一份，载明：“钢材本金为100万元正，利息从2011年2月1日至2013年1月30日止，月息3%，共725天，利息结算为：720000元正，利息本金合计：1720000元正”。罗茂祥、龙兴贵向余吉文的付款情况为：于2009年11月15日支付600000元；于2009年11月26日支付200379元；于2009年12月4日支付599872元；于2009年12月31日支付1011389元；于2010年1月26日支付16562元；于2011年1月31日支付281030元，合计支付货款2709232元。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的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农转非”统建房5#楼工程于2009年9月23日进行了竣工验收，并形成《重庆（渝北）台商工业园区重庆（渝北）台商工业园农转非统建5#楼竣工验收文件》，该文件第一页载明的名称为《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主要内容载明：建设单位为重庆空港工业园区B区管理委员会，施工单位为恩达公司，项目经理为龙兴贵，项目技术负责人为罗茂祥，恩达公司在施工单位名称处加盖了公章，该部分内容落款日期为2010年5月20日。该文件第二页名称为《单位（子单位）工程施工质量竣工检查报告》，主要内容载明：施工单位已按合同要求完成约定的全部内容，施工全部阶段均符合强制性标准，各项内容满足规范的规定，另载明工程资料真实、齐全、有效，检查合格，符合要求，无任何质量事故发生，所做工程为合格工程，落款部分施工单位处有恩达公司加盖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赵正恩的签字，同时在项目经理处有龙兴贵的签名，该部分内容落款日期为2010年5月20日。该文件另有两份资料即《基础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及《主体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该两份资料中均载明施工单位为恩达公司，同时均有龙兴贵在项目经理处签名。余吉文认为该证据证明了罗茂祥是恩达公司承建的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农转非”统建房5#楼工程项目负责人，龙兴贵系该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虽质证称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恩达公司另陈述：罗茂祥和龙兴贵是实际施工人，是否挂靠在恩达公司名下不清楚，实际施工中所用材料均是罗茂祥、龙兴贵自行购买，具体如何购买、向谁购买均不清楚。涉案工程最后由恩达公司与业主方办理了相关的工程款结算及开票收款事宜，形成了相应的记账凭证和发票（发票中均加盖有被告恩达公司的发票专用章），其中：在恩达公司于2012年9月21日开具的工程款发票中有罗茂祥在开票单位签章处签名；在2012年10月15日开具的工程款转账支票存根单位主管处有第三人郑静的签名；在2012年10月26日恩达公司开具的工程款转账支票存根单位主管处有第三人郑静的签名；在恩达公司于2013年2月1日开具的工程款发票中有第三人郑静在备注处以联系人身份签名并留有联系电话；在2014年5月19日恩达公司开具的两份工程款发票开票单位签章处有第三人郑静的签名并留有联系电话。余吉文认为该组证据证明了第三人郑静系恩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上述证据中凡是涉及到郑静的均是其代表恩达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同时根据该证据中显示的第三人郑静多次代表恩达公司向工程业主单位领取工程款、交付发票的行为，能够证明郑静是代表恩达公司履行财务人员职责的职务行为，据此能够说明之前郑静与第三人银港公司的对账结算行为是完全能够代表恩达公司的职务行为。恩达公司陈述其公司没有叫郑静的人员，根据余吉文举示的证据可知各种记账凭证和发票均需恩达公司盖章确认后才能生效，郑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凭证上恩达公司不清楚，也不知情，以上票据不能仅以郑静的签名就能达到生效的目的，罗茂祥、龙兴贵是恩达公司与业主方办理结算的经办人，但该二人不是代表恩达公司进行结算的人，他们只是办理结算时应当参与结算的流程和程序，只是办理结算的参与人。罗茂祥、龙兴贵对此陈述郑静之前是在罗茂祥、龙兴贵处帮忙的人，负责传递票据、资料的盖章签字需要她跑流程，票据上显示恩达公司盖章确认才能领款，虽然郑静在票据上签字并留下联系电话，但她只是联系人，起沟通作用，该证据也正好说明如果要进行任何结算、任何付款的话，只有郑静一人签名是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的，另陈述罗茂祥、龙兴贵只是结算参与人而已，不代表恩达公司进行结算。一审庭审中，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一致陈述恩达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罗茂祥、龙兴贵在做，罗茂祥、龙兴贵是实际施工人。余吉文认为罗茂祥、龙兴贵是挂靠在恩达公司名下，以恩达公司名义履行合同。就本案诉争标的，2014年9月底，银港公司以原告身份起诉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罗茂祥、龙兴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银港公司于2015年1月9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2015年2月3日，银港公司再次起诉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郑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于2015年3月10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2015年3月23日，一审法院再次受理余吉文诉恩达公司、罗茂祥、龙兴贵、郑静及第三人银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余吉文于2015年12月29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余吉文举示以上证据拟证明本案不存在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还查明，2016年3月31日，第三人银港公司委托重庆龙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海龙向恩达公司、罗茂祥及龙兴贵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重庆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罗茂祥、龙兴贵：因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二期“农转非”统建房5号楼施工所需，2009年1月18日，罗茂祥、龙兴贵以重庆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重庆银港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一份。郑静确认：重庆银行商贸有限公司供钢材698.605吨，货款金额2712812.00元；截止2013年1月30日，尚欠钢材货款本息1720000元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重庆银港商贸有限公司已将前述《钢材购销合同》项下享有的所有债权，包括且不限于货款本金、加价款（利息）、吊装费、运费、违约金等，依法全部转让给余吉文（公民身份证号码：）。重庆银港商贸有限公司再次通知你们，请你们直接向余吉文履行全部债务。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余吉文书面同意不得撤销。鉴于之前通过邮件、诉讼等方式通知你们后，仍未向余吉文履行债务，因此，特再次予以通知”。2016年4月15日，罗茂祥收到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通过邮寄方式向第三人进行了回函，回函载明：“重庆银港商贸有限公司：关于贵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我不予认可。贵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我方观点已在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2015）渝北法民初字第02975号民事案件（余吉文诉重庆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罗茂祥、龙兴贵、郑静、第三人重庆银行商贸有限公司）开庭庭审审理中阐述，请贵公司在自行落实事实情况的基础上另行处理。再次申明我不予认可贵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特此说明”。一审庭审中，余吉文陈述：要求恩达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基于合同相对性，恩达公司是合同相对方。对于要求罗茂祥、龙兴贵承担责任的理由，余吉文前后两次庭审陈述不一致，前次庭审陈述理由为：起诉罗茂祥、龙兴贵是余吉文本人的意思，是为了查明案情，余吉文代理人认为应由恩达公司承担责任，罗茂祥、龙兴贵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行为后果由恩达公司承担。后一次庭审中余吉文陈述理由为：因罗茂祥、龙兴贵是实际施工人和挂靠人，故要求其承担共同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恩达公司是否与余吉文或第三人银港公司建立了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二、第三人郑静出具的便条、钢材利息结算单、《（恩达实业农转非5#楼）余吉文钢材利息结算》及《（恩达实业农转非5#楼）余吉文钢材利息及本金结算》是否是代表恩达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三、罗茂祥、龙兴贵是否应承担付款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责任。对此，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恩达公司是否与余吉文或第三人银港公司建立了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无证据证明恩达公司与第三人银港公司或余吉文就钢材买卖事宜达成了合意并签订有书面的钢材买卖合同。余吉文所举示的《钢材购销合同》载明的甲方为“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乙方为“重庆银港商贸有限公司”，合同落款处甲方处仅有罗茂祥和龙兴贵以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字，乙方处有银港公司加盖印章并由余吉文以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名，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09年1月18日，此时，罗茂祥、龙兴贵与恩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合同内容明确载明甲方是“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说明在签订该合同时，余吉文或第三人银港公司没有与恩达公司建立有关钢材买卖的合同关系；其次；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上的钢材买卖关系是余吉文曾向罗茂祥、龙兴贵供应了钢材，罗茂祥、龙兴贵向余吉文支付钢材货款，无证据证明恩达公司接收过余吉文或第三人银港公司供应的钢材并向其支付过货款，也无证据证明罗茂祥、龙兴贵代表恩达公司向余吉文或第三人银港公司支付钢材款；第三，虽然罗茂祥、龙兴贵分别是恩达公司涉案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但首先罗茂祥、龙兴贵的该身份与其作为买受人与余吉文签订涉案的《钢材购销合同》并不矛盾和冲突，其次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因为涉案《钢材购销合同》签订于2009年1月18日，而余吉文举示的载明了罗茂祥、龙兴贵身份的《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农转非”统建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重庆（渝北）台商工业园区农转非统建5#楼竣工验收文件》的证据形成时间均是在2009年5月份，不能据此推定在此之前罗茂祥、龙兴贵是代表恩达公司履行签订合同的职务行为，加之形成时间在后的《重庆市空港工业园区B区“农转非”统建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重庆（渝北）台商工业园区农转非统建5#楼竣工验收文件》与形成时间在前的《钢材购销合同》在主体上不存在关联性，因为前者合同主体为“重庆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者载明的合同主体为“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故依法认定恩达公司没有与余吉文或第三人银港公司建立有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第三人郑静出具的便条、钢材利息结算单、《（恩达实业农转非5#楼）余吉文钢材利息结算》及《（恩达实业农转非5#楼）余吉文钢材利息及本金结算》是否是代表恩达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的问题。虽然余吉文举示的证据记账凭证和发票中有第三人郑静的签名，但是首先余吉文未举示证据证明郑静与恩达公司是何关系、任何职务、职责权限范围；其次，从余吉文举示的记账凭证和发票中，也无法看出郑静是有权代表恩达公司对外办理结算并确认相关欠款情况，从郑静的整体签名情况来看，其更多是以经办人身份参与到相关结算及领款事宜的流程之中；第三，郑静向余吉文出具的相关确认欠款本息的单据中并没有加盖恩达公司的印章，即使郑静是恩达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郑静的职务权限不明确的情况下，其也无权以个人名义代表恩达公司对外出具欠款单据，故依法认定第三人郑静出具的便条、钢材利息结算单、《（恩达实业农转非5#楼）余吉文钢材利息结算》及《（恩达实业农转非5#楼）余吉文钢材利息及本金结算》不是代表恩达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且行为后果应由恩达公司承担。三、关于罗茂祥、龙兴贵是否应承担付款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的责任的问题。首先，虽然余吉文举示了向罗茂祥、龙兴贵进行供货的证据，但罗茂祥、龙兴贵也举示了向余吉文付款的凭证，且付款金额多于余吉文的供货金额，余吉文陈述已付款项是支付本案送货单之外的款项，且已经将付款完毕的送货单交付了罗茂祥、龙兴贵。根据交易习惯，如未付款则不交付送货单，但余吉文对此陈述并未举示证据加以证明；其次，虽然罗茂祥、龙兴贵自认郑静之前是在罗茂祥、龙兴贵处帮忙的人，但其同时陈述郑静仅仅是负责传递票据、资料的盖章签字需要她跑流程，票据上显示恩达公司盖章确认才能领款，虽然郑静在票据上签字并留下联系电话，但她只是联系人，起沟通作用，据此，余吉文也未举示其他证明郑静具有代表罗茂祥、龙兴贵进行结算并确认欠款的权限，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均可以代表其所在的公司或单位对外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而郑静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三，余吉文两次庭审中对于要求罗茂祥、龙兴贵承担责任的理由陈述矛盾、不一致，其在先陈述时并未要求罗茂祥、龙兴贵承担付款责任，且明确表示罗茂祥、龙兴贵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行为后果不应由罗茂祥、龙兴贵承担，故余吉文诉请罗茂祥、龙兴贵承担付款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因恩达公司未与第三人银港公司或余吉文建立有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人郑静的相关行为不构成代表恩达公司的职务行为，加之第三人银港公司自己陈述其不是钢材买卖合同的供货方，那么本案也就不存在债权转让，故余吉文依据《钢材购销合同》及第三人郑静出具的相关结算单据请求恩达公司承担相关付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余吉文也未举示证据证明罗茂祥、龙兴贵应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故对余吉文诉请罗茂祥、龙兴贵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余吉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3300元，由余吉文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另查明，2009年11月15日，余吉文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恩达建司服装城钢材款60万元。该收条上有龙兴贵的签名。2009年11月26日，余吉文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恩达建司服装城工地钢材本利款200379元。该收条上有罗茂祥、龙兴贵的签名。2009年12月4日，余吉文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恩达建司服装城工地钢材垫资款599872元。该收条上有罗茂祥、龙兴贵的签名。2009年12月31日，余吉文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恩达建司服装工地钢材款1011389元。该收条上有罗茂祥、龙兴贵的签名。余吉文在一审审理中举示的部分送货单中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恩达建司服装城。余吉文于2017年6月16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胡佐民、余强、余红于2017年6月19日向本院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准许余吉文的法定继承人胡佐民、余红、余强参加诉讼。以上事实，有收条、送货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参加诉讼申请书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首先，《钢材购销合同》所载明的甲方为“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即在该合同订立时即买卖合同关系建立之初，余吉文发出要约的相对方为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但是，“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实际并不存在，罗茂祥、龙兴贵在合同上代表公司签字，也并未出示任何授权文件或其他有权代表的依据。《钢材购销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余吉文交付钢材的对象为恩达建司服装城，罗茂祥、龙兴贵于2009年11月15日至2011年1月31日向余吉文支付了2709232元货款，余吉文亦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恩达建司服装城钢材款。2014年9月底，银港公司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的被告为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加之银港公司在一审审理中陈述余吉文以其名义签订合同，余吉文为实际的卖方。故即便恩达公司在涉案工程于2008年12月22日开工时随即进场施工，但在涉案工程于2009年9月23日竣工验收后，余吉文仍以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续行主张权利。此外，即便认为“重庆恩达建筑有限公司”就是指向恩达公司，但因余吉文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因罗茂祥、龙兴贵是实际施工人和挂靠人，故要求其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表明其在签订及履行合同过程中明知罗茂祥、龙兴贵与恩达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其更无理由在罗茂祥、龙兴贵未出具其他证明文件的情况下相信二人有代表恩达公司签订、履行合同的资格。同时，恩达公司亦未向余吉文支付过货款，实际履行中均是罗茂祥、龙兴贵付款，余吉文实际也是一直与罗茂祥、龙兴贵履行合同。故本院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能认定为恩达公司。其次，涉案款项均由罗茂祥、龙兴贵向余吉文支付，罗茂祥、龙兴贵明确认可其二人应系合同相对方，但并不认可郑静具有代表其进行对外结算的权限，余吉文亦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郑静与罗茂祥、龙兴贵之间的关系，郑静也未到庭陈述其在与余吉文进行结算时的身份。同时，余吉文亦未说明郑静向其出具的钢材利息及本金结算中相应的货款本息金额组成。现余吉文以郑静出具的结算单据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但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不足以证明尚欠的货款金额。最后，一审法院基于查明事实的需要追加郑静为本案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是否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需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定，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胡佐民、余红、余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胡佐民、余红、余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拯审 判 员  向川代理审判员  钟慧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