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105民初537号
原告：龚某，女，197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原告：李某，女，200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法定代理人：龚某，系原告李妍之母亲。
原告：李某2，女，2005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
法定代理人：龚某，系原告李璐之母亲。
原告：李某某，男，195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群，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娜，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昌市新建区新建大道239号。
法定代表人：陈吉炜，该区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志勇，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6层601号。
法定代表人：何巧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明，男，该公司员工。
被告：车巧巧，男，197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进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高峰，江西经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霞，江西经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涂伟良，男，197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进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竹青，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喻小仁，男，196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竹青，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住所地南昌市新建区新建大道239号。
负责人：杨冰，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志勇，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昌市新建区水务局，住所地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兴华路254号。
法定代表人：邹俄喜，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斌，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清荣，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龚某、李某、李某1、李某某与被告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建区政府）、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园林公司）、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3日指定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后，经原告申请，本院同意追加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以下简称新建区政府办）、南昌市新建区水务局（以下简称新建区水务局）为本案被告。在审理中，被告喻小仁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裁定驳回其异议。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某及其与原告李某、李某1、李某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群、郑娜，被告新建区政府和新建区政府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志勇，被告东方园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明，被告车巧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高峰、徐云霞，被告涂伟良、喻小仁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竹青，被告新建区水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斌、严清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龚某、李某、李某1、李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七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795841.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七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29日9时左右因工地没事做，涂伟良就提出下午打鱼，随后，老板车巧巧就开始组织打鱼事宜并购买打鱼工具，且在明知被害人李某某2不会游泳及酒量不好的情况下还邀请被害人打鱼并到其家中喝酒等增加打鱼危险的行为，并于当日下午15时左右，被告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与被害人李某某2在新建区长堎镇长堎大道正荣润城乌沙河段网鱼，据被告涂伟良、喻小仁陈述，被告涂伟良、喻小仁先下水游泳至河对岸开始网鱼，被害人李某某2在岸上电鱼，被告涂伟良、喻小仁几分钟后发现被害人李某某2在河中挣扎，被告涂伟良、喻小仁没有迅速、积极地进行救助，而是将被害人李某某2拖至离事故发生远且没有通讯设备的岸边，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导致李某某2死亡的事实。事故发生时，河段管理部门即被告新建区政府、新建区政府办、新建区水务局以及在该河道施工单位东方园林公司均未作任何警示标志及护栏，导致被害人李某某2落入河涌而溺水身亡，新建区对该河道的建设维护、管理的瑕疵与该损害事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原告龚某、李某、李某1、李某某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原告身份证、出生证明、结婚证、被告信息（复印件）、东方园林公司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变更公告（复印件）、新建区政府信息表、新建区政府办组织机构代码等政府部门的信息材料，用以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
2、接处警登记表、鉴定文书（即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120出诊记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害人李某某2溺水死亡的事实。
3、李某、李某1及李某某2的户口本、李同清户口本（复印件）、出生医学证明，用以证明李妍、李璐与被害人李某某2的父女关系及李妍、李璐为未成年人且居住在城镇，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抚养费，父亲李同清为农村居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赡养费。
4、居住证明，用以证明被害人李某某2在城镇已连续居住超过两年，各项赔偿标准应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计算。
5、现场照片，用以证明事故发生时，现场没有任何警示标语，乌沙河的管理者及施工单位即被告东方园林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
6、谈话视频、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被告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在本案溺水事件中存在过错及延误抢救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7、新建区政府办颁布的《关于成立南昌市乌沙河新建区段“河湖长制”办公室的通知》，用以证明该河段由新建区政府办组织多部门共同管理，因此新建区政府办应对河段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在本案中承担相应责任。
8、证明，用以证明原告李某某与被害人李某某2系父子关系及原告李同清的子女情况。
被告新建区政府及其政府办辩称：一、我方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我方不是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实际管理单位，只是行政监督机关。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不是由我方负责，我方的行为与李某某2的溺水死亡后果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故不应承担责任。其次，李某某2等人的打鱼河段是自然形成的河流，人迹稀少，法律法规未做任何规定要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需对人迹稀少的公共场所制作警示、警告标识。据此，原告认为我方对该河道的建设维护、管理的瑕疵与李某某2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超出了一般常理的行政管理部门对公共场所管理服务的警示、告知等安全保障义务。再次，新建区政府办印发的《关于成立南昌市乌沙河新建区段“河湖长制”办公室的通知》，该通知成立南昌市乌沙河新建区段“河湖长制”办公室是为了协调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未涉及河段公共服务管理职责。故我方的行为与李某某2的死亡无任何因果关系，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二、我方对李某某2的溺死没有特殊侵权行为，也不构成一般侵权。首先，特殊侵权行为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规中属于特殊侵权行为的情况都有具体的条文明确加以规定。纵观上述法律，没有法律条文对本案我方行为规定为侵权行为。其次，本案我方不构成一般侵权。第一，我方对李某某2的死亡没有侵权行为。第二，我方的行为与李某某2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认为涉案河道未作任何警示标志、警告及护栏，导致李某某2落入河涌而溺死，要求我方对李某某2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有义务向法院提交我方对涉案河道未作任何警示标志、警告及护栏的行为与李某某2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根据南昌市新建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新）公（司）鉴（尸）字（2017）13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及本案案情，李某某2系生前溺水死亡，原告无充分的证据证实李某某2死亡与我方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李某某2与他人进行打鱼活动，各参与人均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户外河道打鱼具有一定的危险应当是明知的，在其自身饮酒情况下，自愿参加打鱼，说明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应当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我方对被害人不存在在先的义务，因为河道属于天然场所，没有经过后天加工，被害人能预到危险性，且被害人包括打鱼活动的参与人都是成年人，完全有民事行为能力，且用电网打鱼是违法的，既然被害人及打鱼参与者都知道其违法性和对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综上，我方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我方的行为与李某某2溺死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起诉我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新建区政府及其政府办未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东方园林公司辩称：我方作为施工方，仅负责乌沙河两岸的绿化和景观建设，在河道两岸已经修建了围栏并设置多处警示牌，明确写明不允许下水及捕鱼等任何活动，且在被害人溺水后，我方工作人员涂某、胡志刚均积极参与救助，所以我方并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在本案中，李某某2等四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明知电鱼、捕鱼是违法的行为情况下，仍越过围栏进行危险活动，最后导致李某某2溺亡，李某某2应自行承担其溺亡的后果，我方在本案中并没有过错。我方在河道两岸设置了警示牌和护栏，已经完全采取了安全措施及警示义务，所以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东方园林公司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北郊派出所对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涂某、胡志刚的询问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李某某2等四人在喝酒后前往乌沙河违法电鱼，提议电鱼者为李某某2，其明知自身水性不好的情况下仍下河电鱼，与其一起电鱼的同伴均为喝酒后，且明知李某某2喝酒后仍将其留在河边，导致其溺亡的严重后果，该后果应由其同伴承担，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方员工对李某某2也参与了积极施救。
2、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现场照片（复印件），用以证明我方在本案施工发生地乌沙河两岸均设置了围栏及警示标语，已经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及应尽的全部义务，李某某2系自行翻越护栏进入河内，故我方不应承担对李某某2的任何赔偿责任。
被告车巧巧辩称：一、我方系本案不适格的诉讼主体，无需承担本案民事责任。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法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本案被害人李某某2并非在打鱼过程中死亡，而是在其私自下水嬉戏过程中导致死亡，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侵权人。事实上，2017年8月29日8时许，因工地没事做，被害人李某某2主动提出去打鱼，后被害人李某某2与被告涂伟良、喻小仁及我方便结伴去乌沙河打鱼，且在打鱼前，被害人李某某2自行骑电动车从朋友处借了打鱼工具，同日11时30分许，被害人李某某2及被告涂伟良、喻小仁在我方住处一并吃饭，这系我方的一种好意施惠行为。虽吃饭的时候，四人均喝了点酒，但这仅系朋友聚餐的一种方式，且被害人李某某2平时也喝酒，也能喝酒（喻小仁在2017年8月30日的询问笔录中提到“他平时有喝酒，但是喝的比较少，平时我们下班他偶尔喝的时候，喝完也没有事，并且我们喝完之后还在工头车巧巧家中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双方更没有互相劝酒。况且在饭后，被害人李某某2在我方住处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前往打鱼。即使李某某2酒量稍浅，在仅喝了一瓶啤酒的情况下，休息一个多小时之后也早已清醒（如果不是在清醒的状况下，其不可能自行脱掉裤子、鞋子下水游泳）。我方在到达打鱼地点后因电瓶没电便离开事故现场去买电瓶，临走前再三叮嘱被害人李某某2不要下水。同时，被害人李某某2溺水身亡时，我方根本不在现场，当我方赶到现场时，便全力抢救被害人李某某2，且李某某2的死亡与我方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我方也非本案的侵权人，依法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3、被害人李某某2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预见到去河里打鱼的危险，但在被害人李某某2被救上岸时，其全身只穿了一条内裤，没有佩戴防电鞋子、衣服。同时，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从上述种种因素完全可以证实，被害人李某某2因天气炎热，想去河里游泳降暑。于是，被害人李某某2在明知自己水性不好且在我方再三叮嘱不要下水的情况下便脱掉自己的衣服、鞋子，私自下水嬉戏不慎溺水身亡。因此，被害人李某某2作为一个成年人完全没有安全防范意识，明知水性不好仍下河嬉戏，把自己处于危险中，最终导致本案悲剧的发生，其应对自己所实施的民事行为负责，应自行承担全部民事责任。4、被害人李某某2被救上岸时，我方作为朋友已经及时拨打了120，且在现场医生已确认死亡的情况下，仍坚持要求送往医院进行救助，由此可见，我方既未实施先前危险行为，更对其无安全保障义务。这就好比几个成年人相约去旅游，其中一个人在旅行途中因自身原因遇险身亡，其他相约的人无需承担责任是一样的道理。况且事发时，我方根本未在现场。因此，我方系本案不适格主体，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二、原告在民事起诉状的诉称主要事实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原告诉称“随后老板车巧巧就开始组织打鱼事宜、并购买打鱼工具且在明知被害人游泳及酒量不好的情况下还邀请被害人打鱼到家中喝酒等增加打鱼危险的行为”明显与事实相悖。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而本案中，打鱼一事本就是由被害人李某某2主动提出，后经大家同意后相约一起的共同行为，并非原告诉称的我方所组织，且打鱼所用的工具也是由被害人李某某2提供，这有2017年8月30日被告喻小仁、涂伟良、我方及证人涂某在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北郊派出所的陈述为证。3、被害人李某某2虽与我方认识，但至于被害人酒量及水性如何，我方并不知情，且在四人吃饭时，均系自愿吃饭、喝酒，并不存在劝酒行为，在打鱼时，我方也已明确劝说被害人李某某2不要下水，但被害人李某某2却一意孤行，自行下水。同时，根据南昌市新建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新）公（司）鉴（尸）字（2017）13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中关于解剖检验躯干部的内容“胃内充盈，重约750克，大部分为溺液伴淡黄色食靡”可知，被害人李某某2体内并未检测出有任何酒精成分。而根据该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对死亡结果的鉴定结论可知，被害人李某某2并非因喝酒导致死亡，而是因生前溺水身亡，即喝酒行为与其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我方已向法院提供证据，该证据足以证明我方及其他被告与被害人李某某2的死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能证明被害人在遇难时，我方及其他被告作为一般的百姓，已尽到及时抢救的义务，我方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三、原告诉请的赔偿金额明显过高，且部分金额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无论原告的诉请金额多少均与我方无关。1、死亡赔偿金573460元，原告系农村户口，应按农村标准计算。2、丧葬费26068.50元，请求法院依法认定。3、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过高，请求法院依法认定。住宿费不属于赔偿项目，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4、抚养费156312.8元不应支持，根据2017年8月1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侵权赔偿案件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四款规定“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残疾或者死亡，赔偿权利人请求赔偿范围内，既有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又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对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项目不予支持”，故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不予支持。即使要计算，也只能计算一人的抚养费。5、交通费无相应票据证实，不应支持。6、精神抚慰金不应支持，本案并非侵权案件，而系意外事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精神抚慰金。即使本案构成侵权，李某某2也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可知，精神抚慰金也不应支持。四、事故发生后，我方出于人道主义支付了原告补偿款55280元。同时，我方也为原告垫付了被害人李某某2的医疗费2096.81元、殡仪服务费（停尸费）1030元、急救费（120出勤费）220元、尸体托运费600元、交通费240元，共计4186.81元。即使我方需承担责任，也应在赔偿款项中予以扣减上述款项59466.81元。综上所述，我方系本案不适格的诉讼主体，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且原告在其民事诉状中诉称的主要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诉请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公正判决，以维护我方之合法权益。
被告车巧巧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询问笔录（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涂某各一份）及鉴定文书（即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打鱼由被害人李某某2提出，打鱼工具也由其提供，被害人李某某2是因天气炎热，下水游泳嬉戏以图降暑时溺水身亡，且被告车巧巧也已叮嘱被害人李某某2不要下水，事故发生时，被告车巧巧不在现场，事发后车巧巧也及时拨打了120，在医生明确说李某某2无生命迹象时，被告车巧巧仍要求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故李某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本没有安全防范意识，其死亡与被告车巧巧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车巧巧也不存在延误抢救的过错。
2、南昌市洪都中医院的处方笺、输液单、注射单、处置单、医疗费收费票据及南昌市殡葬管理处的殡仪服务费发票，用以证明被告车巧巧已为原告垫付了医疗费2096.81元、殡仪服务费（停尸费）1030元、急救费220元、尸体托运费600元、交通费240元，共计4186.81元，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
3、汪荣身份证（复印件）、被告车巧巧与汪荣的结婚证、汪荣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记录，用以证明汪荣与被告车巧巧系夫妻关系，被告车巧巧通过汪荣的银行卡以转账方式支付了原告补偿款55280元，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
被告涂伟良和喻小仁辩称：一、民事起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称我方未能积极求助，还将被害人拖至无通讯设备的岸边，延误了抢救时间，导致被害人死亡等内容，我方实难认同，认为是对案件事实的颠倒黑白。1、我方自发现被害人在水中挣扎后，便本能的全力游往被害人身边，根本没有延误一秒钟。2、被害人与我方有70米以上的距离，且在水中央求助难度很大，我方费尽了全力才将其救起，不是岸边的群众参与了救助，我方体力不支很难完成救助，哪里来的力气再拖至无通讯设备的岸边。3、我方与被害人李某某2、车巧巧是分开活动的，根本不在同一地点作业，我方单独作业已经超过一个小时，根本不是原告所称的几分钟。二、我方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纵观整个案发过程，我方认为自身并无过错可言，主要是基于以下事实：1、主动提出从事危险活动的人是被害人，所有证据均反映提议到河道打鱼的人是被害人。2、被害人还积极的准备打鱼工具，如电瓶等。3、我方与被害人分两批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捕鱼，完全不是一个团体，两者相距70米以上且无任何联系，各自应当为自身的安全负责。4、即便是我方未反对被害人参与电鱼，但电鱼本身并非导致死亡的原因。5、虽然被害人生前饮酒1瓶，但并没有任何人劝酒，且1瓶酒在被害人的正常能力范围之内，同时饭后被害人还休息了1个多小时，酒精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6、陪伴在被害人身边的是车巧巧，其离开时并没有通知我方，更未要求我方保障被害人的安全。7、一发现被害人溺水，我方便第一时间救助，且在上岸后仍按压胸腹部继续施救，已完全尽到了救助义务。鉴于以上事实，我方认为自身并没有任何过错可言，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与我方无关，不应当承担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或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三、被害人过错极大，应当自行承担责任。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被害人虽然不擅长游泳，但先提出捕鱼的娱乐方式，本身就是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况，与最终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害人生前只在岸边电鱼，且身穿防电鞋和防电裤，在被救上岸后却只有短内裤，这一事实表明被害人生前是自行下水捕鱼的，其水性不佳却要坚持下水显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与被害人死亡后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据反映被害人被施救时已身在河中央，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被害人一人自行到达河的中央！将自身生命于不顾，后果只能自行承担。被害人中午在车巧巧家吃饭时无人劝酒，又在吃饭后休息超过1个小时，可以说是精力充沛才去从事电鱼活动的，因此电鱼本身并没有超过被害人体力或智力的承受能力。鉴于以上事实，我方认为被害人作为成年人不顾个人安危，自行下水捕鱼，强行从事超过其自身能力的活动，实在是其个人行为所致，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四、我方是施救人，若判决承担责任与公序良俗原则相悖。虽然被害人未能被救活，但我方一同积极参与了对被害人的救助是不可否认的，并且要求围观群众拨打了120电话，可以说我方系见义勇为者，做的是好人好事，是社会良知的体现。然而，不但没有获得原告的半点感激，反被作为本案的被告，甚至在本案起诉之前原告还通过非法手段，极端的干扰了我方的生活，是极不道德的，违反了基本的社会良序原则，与理不合与法不符。被害人的死亡固然令人唏嘘，确实给其家庭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方认为原告不问缘由的对救助人的责难是对传统和道德的挑战和颠覆，极大地伤害了本已日渐崩塌的社会道义和良俗，特别是原告几次三番纠缠我方，甚至到我方住所地恶毒的谩骂和图画污秽言词更是不应该。我方认为，如果此案判决我方承担法律责任，那么日后再无人愿意伸出救助的双手，社会风气必将加速败坏，这无疑是在向全社会传达一个危险的信息，救人有罪！
被告涂伟良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涂伟良户口本、医疗救助证、低保证、医院住院费结算收据、门诊病史记录单、江西省精神病院住院费用报销单、江西省精神病院疾病证明、残疾人证，用以证明被告涂伟良家庭生活困难，妻子早年患精神分裂症，长期靠药物维持。
2、报案笔录、短信（复印件）、照片（复印件）、收条草稿，用以证明事发后，原告家属采取发送短信、上门谩骂、损害财物、在住处大门涂鸦等方式对被告涂伟良家庭进行恶意攻击，严重影响了被告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在原告的逼迫下，被告违背自身真实意愿出具了2万元的“欠条”，属无效民事行为。
3、询问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理应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我方是施救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喻小仁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询问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理应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我方是施救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新建区水务局辩称：一、我方在本案中没有任何侵权行为。我方系新建区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我方的法定职责是对本区域内的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主要为对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的各类工程的建设方案进行审查，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防洪要求进行管理，以及对河道进行保护等。由此，河道两岸的建设及管理不属我方的法定职责，在河道两岸设立警示标语及护栏并非我方的职责范围，我方在本案中没有任何作为或不作为的侵权行为。二、我方在本案中没有主观过错。现有证据已然可以证实本案发生时河道两岸是设立了警示标语及护栏，李某某2喝完酒后，在案发的乌沙河段不顾警示，越过护栏走下坡岸，先是电鱼，后又下河捕鱼，其行为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江西省渔业条例》的规定。并且，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明知自身不识水性的情况下，仍下河进行捕鱼，最终造成不幸溺亡的后果，该后果系由其自身的过错造成，应由李某某2自行承担，我方在本案中不存在主观过错。三、警示标语、栏杆的设立与否与李某某2的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警示标语或护栏的作用，主要是提示或防止过往行人在河岸边行走因未注意导致不慎掉落水中造成损害后果。我方已在上述内容中阐明李某某2明知河岸设立了警示标语及护栏，其仍越过护栏先电鱼，后下河捕鱼，最终酿成死亡后果，并非由于河道上未设立警示标语或护栏而导致其不慎掉落水中导致溺亡的。所以，警示标语、护栏的设立与否与李某某2的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勿说警示标语、护栏的设立非我方的职责范围，即使是，由于警示标语、护栏的设立与否与李某某2的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亦不具备要求我方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四、东方园林公司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发生时至今，该河段的施工单位为东方园林公司，在施工期间，乌沙河段两岸的管理义务应由东方园林公司承担，该公司在案发前已在乌沙河段两岸均设立警示标语和护栏，除非是越过护栏，否则，正常情况下应不至掉入乌沙河中产生损害后果。所以，东方园林公司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并尽到了警示义务，依法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告以我方未在河道两岸设立警示标语及护栏为由要求我方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依法应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新建区水务局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询问笔录（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涂某各一份）、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北郊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登记表、南昌市新建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新）公（司）鉴[2017]13号鉴定文书（即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用以证明李某某2喝完酒后在乌沙河段不顾警示标语，越过栏杆，违法电鱼、捕鱼，且明知自身不识水性的情况下，仍下水进行捕鱼，最终造成不幸的溺水后果，该后果应由李某某2自行承担，警示标语、栏杆的设立与否与李某某2的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2、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2017）新公刑现照字0105号现场照片，用以证明本案中的事故发生地及附近两岸均有警示牌和栏杆，乌沙河的施工单位东方园林公司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对李某某2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
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2和证据3中除原告李同清的户口本外的其他证据，因各被告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且这些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予以采信；对证据3中原告李同清的户口本虽为复印件，但与证据8湖南省××县甘棠镇香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能够吻合，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对证据4，虽没有被害人李某某2的照片，但该居住证的基本信息有李某某2的姓名及其公民身份号码，首次有效日期的涂改与后面的变更日期也能相互衔接，被告涂伟良和喻小仁虽对其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应反驳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5，因该照片不能看出现场是否设有警示标志，且不能确定拍照时间，故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此不予采信；对证据6，及各被告所提交的公安机关对被告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及案外人涂某、胡志刚所作的询问笔录，因各被告陈述存在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和维护，且视频陈述与其在本案民事诉讼启动前对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不一致，故结合案外人涂某、胡志刚在公安机关调查时的陈述，本院采信被害人李某某2系与被告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相约到乌沙河电鱼、网鱼时溺水身亡，出事时涂伟良与喻小仁及涂某对其进行了施救的事实；对证据7，仅凭该通知无法证明新建区政府办对出事所在地的乌沙河负有管理义务，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8，因该证明没有村委会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盖章或签名，不符合证据采信相关法律规定，且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李同清的其他子女情况，各被告对此亦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此只认可李某某与李某某2系父子关系，对原告欲证明的其他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东方园林公司和被告新建区水务局所提交的新建区公安局所拍摄的现场照片，系国家侦查机关所拍摄，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
对被告车巧巧所提交的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处方笺、输液单、注射单、处置单及医疗费发票、殡仪服务费发票均系原件，且无涂改痕迹，故本院对其予以采信；汪荣的身份证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原告及其他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该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结婚证和转账记录，因原告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且认可收到其所支付的552800元款项，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对被告涂伟良所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因与本案所需解决的纠纷无关，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对被告车巧巧和新建区水务局所提交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及新建区水务局所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已在原告所提交的证据2中进行了阐述，不再赘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29日，被害人李某某2与被告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相约捕鱼，为此被告车巧巧提议到其家吃午饭，饭后到其家附近的乌沙河段捕鱼。为此李某某2等三人当天中午在车巧巧家吃饭，期间四人均喝了酒，饭后休息一段时间后，四人于下午3时左右来到新建区长堎镇长堎大道正荣润城乌沙河段捕鱼，其中被害人李某某2与被告车巧巧电鱼，被告涂伟良和喻小仁游至河对面网鱼。在捕鱼过程中，李某某2不慎溺水身亡。南昌市新建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9月22日出具（新）公（司）鉴（尸）字（2017）13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某某2系生前溺水死亡。本事故发生后，被告车巧巧支付了被害人李某某2医疗费2096.81元，殡仪服务费1030元，另还支付了原告方55280元。
乌沙河系自然河道。根据本院组织的现场勘查及公安机关所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事发地点河堤与岸边道路之间有绿化带形成自然隔离，事故发生时被告东方园林公司正在该河堤两岸铺设人行栈道和护栏，但施工现场没有安全措施，行人可随意出入。公安机关拍摄的照片显示事发地点周边有禁止钓鱼、玩水，后果自负等警示标志，对此原告方不予认可，认为是本案事故发生后设立。
被害人李某某2于1976年5月27日出生，原系湖南省××县甘棠镇加祥村村民，自2015年3月25日起在南昌市××××区居住生活。原告李某某系李某某2之父亲，龚某系李某之妻子，李某和李其2系李某之女儿。
本院认为，被害人李某某2与被告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在南昌市乌沙河新建区域捕鱼时溺水身亡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被告对此也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各被告对被害人李某某2的死亡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被害人李某某2自身是否存在过错。
李某某2是否存在过错及车巧巧、涂伟良、喻小仁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害人李某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在自然河流中捕鱼存在一定的危险，但其无任何安全防范意识，仍酒后下河捕鱼，系对其自身安全注意义务的懈怠，对造成本次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故其自身应承担60%责任。被告车巧巧明知下午要到乌沙河捕鱼，在约被害人李某某2等人到其家中吃饭时仍让被害人李某某2喝酒，其与涂伟良、喻小仁作为与李某某2一起饮酒的人员，应当知晓酒后捕鱼的危险性，却未对李某某2进行必要的劝阻，仍然同李某某2一起下河捕鱼，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的责任，对此被告车巧巧应承担10%责任，被告涂伟良和喻小仁各应承担5%责任。
新建区政府及其政府办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四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新建区政府及其政府办就李某某2死亡存在过错，及新建区政府及其政府办也具有乌沙河新建区域的管理职责，故被告新建区政府及其政府办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为此本院对四原告要求被告新建区政府及其政府办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东方园林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东方园林公司虽提交了新建区公安分局拍摄的现场照片用以证明其在河堤两岸设立了警示标志，但该照片的拍摄地点并不是被害人李某某2通过施工现场下到乌沙河段的位置，而是河对岸，故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乌沙河河堤两岸铺设人行栈道和护栏施工过程中设置了警示标志，且东方园林公司在本事故中，存在防范不到位，管理不严，任由他人进入施工场地的过错，该过错与本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故根据过错原则，东方园林公司应承担20%责任。东方园林公司称事发后其工作人员涂某和吴志刚对李某某2进行了及时施救，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两人系其公司员工，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新建区水务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新建区水务局作为新建区的水利主管部门，其承担的是对河道的行政管理职责，本案事发河道系自然河道，并非公共场所，其对该自然河流的具体管理职责，并没有必须在河道边设置警示标志的规定，且四原告未举证证明新建区水务局存在管理不到位致使被害人李某某2死亡，故本院认为新建区水务局对李某某2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原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原告方的诉请和原、被告提供的有效证据，本院确定其
赔偿项目及金额为：医疗费2096.81元，被告车巧巧提交了医疗费原始票据，结合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所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及被告涂伟良、喻小仁及原告方的当庭陈述，本院对该医疗费予以认可。原告所主张的丧葬费26068.5元，本院认为合理，予以支持。丧葬费是用以料理安葬后事所支出的费用，故殡仪服务费1030元属于丧葬活动支出的合理费用，不应再另行计算。被害人李某某2虽系农业家庭户口，但其在南昌市××××区生活一年以上，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额，故原告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573460元（28673元/年×20年）、被抚养人刘某生活费88480元（17696元/年×10年÷2人），本院认为合理，予以支持；被抚养人李某2生活费应为53088元（17696元/年×6年÷2人），但原告仅主张48664元，属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所主张的被抚养人李某某生活费，虽李某某已年满60周岁，但未提供其丧失劳动能力及无生活来源的证据，故对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应纳入死亡赔偿金范畴，故死亡赔偿金为710604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因原告方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因办理丧葬事宜存在误工损失，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对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住宿费，虽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鉴于被害人李某某2的父亲李某某生活在湖南省××县，故本院酌定交通费800元、住宿费900元（300元/天×3天）。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本院认为合理，予以支持。被告车巧巧称其还支付了急救费、尸体托运费和交通费，因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可。上述损失共计770469.31元。对此被害人李某某2自身承担462281.58元，被告东方园林公司承担154093.86元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车巧巧应承担77046.93元的民事赔偿责任，扣除其已先行支付原告方的款项58406.81元，被告车巧巧还应支付赔偿款18640.12元，被告涂伟良和喻小仁各承担38523.47元的民事赔偿责任','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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