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1民终5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东，男，1983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志英，女，198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柏杨西路支行，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柏杨西路776、7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000603073544。
代表人：万洋，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丽萍，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雪，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亚琴，女，198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上诉人蒲东、易志英因与被上诉人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柏杨西路支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原审第三人李亚琴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7）川1102民初3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蒲东、易志英，被上诉人商业银行柏杨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丽萍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李亚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蒲东、易志英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7）川1102民初349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人民币50,000元；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蒲东原系乐山市红中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中公司”）的员工，职务为部门经理。2014年11月，红中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宗云告诉蒲东公司需要周转资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公司无法以自身名义向银行申请到贷款，遂要求蒲东代红中公司向银行贷款。2014年11月12日，蒲东和易志英在红中公司财务人员李亚琴的带领下，到被上诉人处，在被上诉人事先准备好的《个人借款合同》、《借款人及配偶承诺书》、《提款通知书》以及《借款支取凭证》等文书材料上签字。
蒲东签署的《提款通知书》上明确载明：“我方拟于2014年11月12日向贵行提取金额为人民币肆拾万元的借款……我方授权和委托贵行在将本笔借款划入我方账户后，支付给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用途的下列支付对象账户：户名：李亚琴；账号：62×××72；开户行：乐商行。”但是实际上，被上诉人却向上述账户划出了45万元。导致蒲东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上诉人蒲东、易志英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本案应当确认委托法律关系主体是蒲东与李亚琴。一审中被上诉人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已经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蒲东虽然出具了通知书，但委托关系主体是蒲东与李亚琴。李亚琴出具了蒲东的身份证、银行卡的密码和银行卡完成45万的转款，这些都是蒲东授权给李亚琴的，商业银行不可能仅凭一张委托书就完成转款，银行在操作流程上是不允许的。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和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在整个转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程序上的过失或者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蒲东在转款当日就应当知道转款的真实金额，但其是在三年后才对转款45万元提出异议。蒲东将银行卡、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和银行卡密码都是交付给了公司会计李亚琴，这是蒲东和红中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其向银行承担还款的责任。
蒲东、易志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商业银行柏杨支行立即向蒲东、易志英支付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2日，蒲东、易志英（作为借款人及配偶）与商业银行柏杨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了两份《乐山市商业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分别约定了蒲东、易志英向商业银行柏杨支行贷款450,000元、80,000元。同日，商业银行向蒲东名下的卡号为62×××86的银行账户分别发放了贷款450,000元、80,000元，共计530,000元，《借款支取凭证》上分别载明的借款金额为450,000元、80,000元，蒲东在两份凭证上签名并按手印。
另查明，2014年11月12日，蒲东向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出具《提款通知书》，主要载明：根据2014年11月12日我方与贵行签订的编号为2014年的《个人借款合同》，我方已全部落实借款合同约定的各项提款前提条件……我方拟于2014年11月12日向贵行提取金额为人民币肆拾万元的借款……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下，我方授权和委托贵行在将本笔借款划入我方账户后，支付给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用途的支付对象账户，户名李亚琴，账号62×××72，开户行乐商行。
又查明，《支付对象和账户清单》上贴有“乐山市商业银行活期支取客户留存联”，客户留存联上载明户名蒲东的银行卡62×××86向户名李亚琴的银行卡62×××72转账530,000元。蒲东在《支付对象和账户清单》下方“借款人（盖章）”处签名并按手印。
还查明，2014年11月12日，李亚琴持户名蒲东，卡号为62×××86的银行卡到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向其名下的银行卡62×××72转存53万元。李亚琴在《个人存取款凭条》存取款人对上述银行记录确认签名处签署“李亚琴（代）蒲东”。商业银行对蒲东、李亚琴的身份证原件进行了联网核查，蒲东身份证联网核查时间为“2014-11-1216：08：13”，李亚琴身份证联网核查时间为“2014-11-1216：08：52”。
审理中，蒲东陈述其是代乐山市红中车业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让其贷款45万元和8万元，乐山市红中车业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李亚琴带领其去的银行签字贷款，当时是不知道另一笔贷款8万元，是银行让其多贷8万元的信用贷，贷款的53万元转给了乐山市红中车业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李亚琴的账户，当时银行是准备好所有资料，其去签字就是了，其是在上一次贷款45万元的案子开庭才知道提款通知书上载明的是40万元，当时签名时提款通知书上面没有内容，其真实意思就是转40万元，转给李亚琴是公司要贷这笔款，当时真实意思是贷多少钱提多少钱。商业银行柏杨支行陈述提款通知书是银行客户经理填写的，填写40万元是属于工作上失误，非本人代办转账业务需具备委托人与受托人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及密码，转款后在银行的操作平台有提示，确认后输出凭条，代理人签字后流程完成。第三人陈述其是乐山市红中车业有限公司的出纳，与蒲东是同事关系，没有其他经济来往，公司给蒲东说借多少款转入其账户，其就转多少给公司账户，所以蒲东借45万元及8万元都转给了其账户，其都全部转给了公司，转款时是其持蒲东的银行卡，打电话问的蒲东告知的其银行卡密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在履行委托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本案中，蒲东在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分别两次贷款45万元、8万元，商业银行柏杨支行按约于2014年11月12日向蒲东发放了贷款共计53万元。现蒲东主张其委托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向第三人转款45万元贷款中的40万元，而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却向第三人转款45万元，导致蒲东遭受5万元的经济损失，对此蒲东提供了《提款通知书》予以证明。商业银行柏杨支行辩称《提款通知书》上填写40万元是属于笔误，蒲东的真实意思为提取转账该笔贷款45万元，为此提供了《支付对象和账户清单》《个人存取款凭条》等予以证明。经查，本案所涉款项转账为李亚琴持有蒲东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原件等在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处转账。该院认为，虽《提款通知书》上载明支付金额为40万元，但是结合蒲东陈述其在商业银行柏杨支行贷款的用途及其在《支付对象和账户清单》签字确认行为，可知蒲东对实际向李亚琴转账53万元是知晓并认可的，其委托商业银行柏杨支行提款并向李亚琴转账的金额应为53万元，故商业银行柏杨支行辩称《提款通知书》上填写40万元系银行工作人员笔误的意见与上述事实相符，该院予以采信。蒲东、商业银行柏杨支行之间虽然签订有《提款通知书》，但本案所涉款项系蒲东将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原件交与李亚琴办理的转账，蒲东与李亚琴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蒲东作为被代理人，其应对李亚琴的转账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在审核银行卡、密码、蒲东与李亚琴身份证原件并办理53万元转账业务过程中并无过错，其行为不存在违约，依法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蒲东的诉讼请求于法不符，该院不予支持。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工作人员在《提款通知书》上将提款和转账金额误写为40万元，系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之一，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对纠纷的发生具有过错，应分担部分诉讼费用。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蒲东、易志英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蒲东、易志英负担550元，由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柏杨西路支行负担500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2016年6月20日，商业银行柏杨支行起诉蒲东、易志英，要求其按照2014年11月12日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偿还45万元贷款，（2016）川1102民初266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蒲东、易志英偿还商业银行柏杨支行该笔45万贷款。该判决现已生效。该案涉及的《个人借款合同》与本案借款为同一借款关系。
再查明：2014年11月12日，蒲东向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出具的《提款通知书》上除签名及手印按捺外，其余手写内容均为商业银行柏杨支行工作人员填写。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商业银行柏杨支行是否违反了蒲东、易志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委托转款，并应承担偿还5万元的违约责任？上诉人蒲东主张商业银行柏杨支行违反其在委托合同中的真实意思表示，主要理由是2014年11月12日发放贷款并转账到指定账户当天，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贷款45万，仅转账40万到指定账户。因此，判断商业银行柏杨支行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关键是蒲东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是贷款45万，但仅转账40万给指定账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蒲东对该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并且所提供的证据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蒲东就该主张提供的证据，除其本人陈述外的唯一证据就是《提款通知书》，而本院认为仅依据该《提款通知书》不能认定蒲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贷款45万，但仅转账40万。理由是：一、《提款通知书》上载明的“提取金额为人民币肆拾万元的借款”的内容并非蒲东本人所写，其本人并未去银行办理贷款的转款事项，而是其原公司同事李亚琴持蒲东的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及密码办理的转款，蒲东在二审庭审中自认银行卡在案外人红中公司处，发放贷款后自己并未核实转款具体情况及卡中剩余金额情况。结合蒲东自认的在2016年6月商业银行起诉其还款45万时才知道《提款通知书》上载明的提取金额为40万的事实，可以认定蒲东在发放贷款及转账当天是不知道《提款通知书》上载明的提取金额为40万的事实，因此仅依据《提款通知书》无法推断出蒲东有贷款45万但仅转账40万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蒲东在一、二审中均陈述45万贷款是其以前供职的红中公司委托其贷款，贷款也是交给了红中公司在使用，贷款的办理也是红中公司财务人员李亚琴带领其去办理的，这表明蒲东对要贷款45万并交给案外人红中公司使用的事实是清楚的，这与蒲东主张的贷款45万但仅转款40万，剩余5万留在账户上要作为偿还贷款利息的陈述是矛盾的，结合在2014年11月12日转账行为发生后接近1年半的时间内，蒲东既未向商业银行柏杨支行提出过超额5万提取贷款的异议，也未向转款接受方提出过返还多转的5万的事实，可以认定从转账行为发生到商业银行柏杨支行起诉蒲东还款之时接近1年半的时间内，蒲东对贷款45万并转账45万给案外人红中公司是没有异议并且持认可态度的，现在蒲东主张自己在转款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贷款45万但仅转账40万，显然与实际事实不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蒲东、易志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蒲东、易志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蒲东、易志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霞
审判员 张图亮
审判员 李 荣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雷 雨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