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6民初15986号
原告：上海渔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139号412室。
法定代表人：黄冰一，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兵飞，江苏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帮桅兴起水产经销中心（注册号），经营场所北京市丰台区郑王坟140号西南郊市场*楼***号。
经营者：张雨，经理。
被告：张立桅,男，1967年8月20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北京市博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才，北京市博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上海渔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川公司）与被告北京帮桅兴起水产经销中心（以下简称水产中心）、张立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渔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冰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兵飞、被告水产中心、张立桅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李富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渔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水产中心之间的带鱼买卖合同于2017年6月11日解除；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赔偿833箱印度尼西亚（规格为200-300克、A级、净重7818.1kg）冰冻带鱼的损失，共计30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原告与被告张立桅商定，由原告向被告水产中心供应一集装箱印度尼西亚冰冻带鱼，按市场价计价。后在天津龙骏成国际货运公司的代理下，原告于2017年5月16晚上将一集装箱(净重24373.4KG)印度尼西亚冰冻带鱼运送至被告水产中心在北京市北水嘉伦水产品批发市场的仓库。次日上午，被告水产中心在未与原告商定具体价格的情况下，私自将原告运送过来的规格为200-300克A级冰冻带鱼833箱(净重7818.1Kg)转运至他处。后原告以市场价多次向被告水产中心催要鱼款，被告水产中心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脱；原告提出退还带鱼，被告水产中心也拒不配合。经查，被告水产中心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张雨，系张立桅儿子，由二人共同经营。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水产中心之间的带鱼交易虽然没有明确价格，但不影响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及生效，被告水产中心应依约向原告以市场价支付鱼款。在原告多次催告下，被告水产中心至今未向原告支付鱼款。故此，原告现依法申请解除原告与被告水产中心之间的买卖合同。被告水产中心为个体工商户，由张雨与被告张立桅共同经营，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以家庭财产共同承担。故此，原告现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等条款之规定，依法提起诉讼。
被告水产中心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本案不存在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原被告双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未约定带鱼的数量、价格和规格，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原告的业务代表许利凝曾答应由被告先试着卖，如果卖不出去可以退给原告，并答应以192元/箱的价格进行交易。被告将775箱带鱼售完后曾要求原告提供账号以支付带鱼款项，但原告没有提供，同时原告处还存有被告出具的收据，故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
被告张立桅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张立桅是代表被告水产中心与原告渔川公司进行交易，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合同的主体应为渔川公司与水产中心，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上海渔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
1-1、微信、短信聊天记录，证明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短信联系，约定被告拟向原告订购印度尼西亚带鱼，其中显示200-300克带鱼A级834箱，B级280箱。
1-2、whatsapp聊天截图，证明原告向张立桅转发的带鱼清单；
1-3、收条，证明被告已确认收到原告提供的冰冻带鱼833箱，装卸费1740元；
1-4、律师函（复函），证明张雨通过律师回函，确认收到带鱼的规格为200-300克。
被告水产中心、张立桅对上述微信、短信聊天记录、收条、律师函（复函）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其辩称其收到的带鱼是B级，上述证据也未约定具体的带鱼级别，故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对于whatsapp聊天截图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水产中心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微信、短信聊天记录、收条、律师函（复函）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律师函（复函）中未有被告水产中心、张立桅已收到A级带鱼或200-300克型号的带鱼，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whatsapp聊天截图，因其与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相互对应，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
第二组证据：
2-1、印度尼西亚带鱼原产地证书；
2-2、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2-3Packinglist；
2-4ComemercialInvoice；
2-5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2-6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2-7货物代理协议；
2-8提货单。
以上证据均用以证明被告收到的833箱带鱼为印度尼西亚进口带鱼。
被告水产中心、张立桅对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海关进行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货物代理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印度尼西亚带鱼原产地证书、提货单，因原告未提供原件，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Packinglist、ComemercialInvoice，原告未提交相应的中文翻译件，不符合证据规则，故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海关进行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货物代理协议的真实性，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对于印度尼西亚带鱼原产地证书、提货单，因原告未提交相应原件，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Packinglist、ComemercialInvoice，因原告未提交相应中文翻译，故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
第三组证据：
3-1律师函、顺丰速运寄件及签收凭证；
3-2律师答复函。
以上证据均用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发律师函进行催款，但被告尚未支付鱼款。
被告水产中心、张立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其辩称被告已经要求提供账号，以支付鱼款，但原告未提供，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
被告水产中心、张立桅为证明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微信聊天记录（两份），证明其已告知原告的业务代表涉案带鱼品质差（有破肚子的现象），并要求许利凝拉回剩余的58箱带鱼，并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190元/箱）进行结算。
2、出货单，证明被告以195元/箱的价格将涉案带鱼出售给案外人张慧。
3、照片、收据，证明原告提供的带鱼因品质太差，无法出售，现存放在市场冷库，并已发生冷藏费用。
4、律师函复函，证明被告已告知原告提供的带鱼是B级，现有58箱需要退回，但原告未拉走，已构成违约。
5、证人证言，证明被告将涉案带鱼以195元/箱的价格出售给张慧，剩余卖不出去的已退给被告。
原告渔川公司认可微信聊天记录（两份）、律师函复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但其辩称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带鱼的交易价格为190元/箱，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出货单、照片、收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辩称照片无法判断拍摄时间与地点，也不能证明张慧购买的带鱼就是涉案带鱼，收据也与本案没有关系，故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微信聊天记录（两份）、律师函复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出货单与证人证言能够前后相互吻合，收据亦盖有北京市北水加仑水产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的章，原告亦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证，故本院对出货单、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4月中旬，水产中心与渔川公司就带鱼交易以微信形式进行了相互联系与沟通。在2017年5月20日双方微信沟通过程中，渔川公司向水产中心表明：这次从印尼进口的带鱼，账面上的进价是100-200,2美元/公斤，200-300、300-500、500-700,3.16美元/公斤，700-1000,2.45美元/公斤。
后渔川公司从印度尼西亚共进口不同规格型号的带鱼2600箱，支付进口增值税64400.18元。该批带鱼于2017年5月12日入境，同年5月22日，水产中心确认收到其中的833箱，其余1767箱，由渔川公司于次日运回。双方进行交接涉案带鱼时，未约定具体的交易价格。后水产中心将833箱以195元/箱的价格带鱼出售给案外人张慧。2017年6月2日，渔川公司致水产中心律师函，表示若未在2017年6月5日前给付鱼款，则要解除合同。同年6月6日，水产中心致渔川公司律师函（复函）表示以19元/千克的标准进行结算。同年6月9日，渔川公司又致水产中心律师答复复函，正式通知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水产中心于2017年6月11日收到上述合同解除的通知。现双方未就涉案带鱼的价款达成一致意见。故渔川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予以解除，要求水产中心赔偿833箱带鱼的折价损失300000元，并并要求张立桅承担连带责任。
庭审中，渔川公司认可张立桅代表水产中心与其进行涉案带鱼交易，水产中心亦认可许利凝代表渔川公司与其进行涉案带鱼交易。
另查，水产中心的营业执照载明：水产中心的经营类型为个体（内地），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
本院认为，水产中心与渔川公司通过微信形式联系沟通带鱼交易事宜，现渔川公司已向水产中心提供了带鱼，水产中心亦予以接收，故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故本院依法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予以解除。因水产中心于2017年6月11日收到渔川公司关于解除合同的通知，故对双方之间合同解除的时间，本院依法确定为2017年6月1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渔川公司已交付带鱼833箱，水产中心已售出775箱，剩余58箱，渔川公司表示放弃主张，不再要求水产中心返还，本院对于剩余的58箱带鱼不予处理。故涉案争议带鱼的数量，本院依法认定为775箱。因775箱带鱼已由水产中心转售，故渔川中心要求水产中心进行折价赔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对于具体的赔偿金额，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如何确定涉案带鱼的交易价格，本院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对于渔川公司要求对涉案带鱼进行价格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涉案带鱼已由水产中心予以转售，不存在鉴定的可能性，同时，渔川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出售2600箱带鱼，但于交货的次日运回绝大部分带鱼即1767箱，现渔川公司又不能说明运回带鱼的明确原因，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和规则，故涉案带鱼的鉴定价格不应作为确定涉案带鱼的交易价格，应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以及责任比例，以确定双方之间的带鱼交易价格。
其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即依法成立的合同，其内容一般应包括交易价款，本案中，水产中心与渔川公司既未在事先和事中约定涉案带鱼的交易价格，事后又未就交易价格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提供的证据也不能佐证各自主张的交易价格，双方作为长期从事水产交易的市场主体，水产中心也应预见交易价格无法确定的法律后果，故双方在涉案带鱼交易过程中，均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综合酌定双方之间的责任比例，即渔川公司承担55%的比例，水产中心承担45%的比例。
再者，从双方提供的证据与诉辩意见分析，渔川公司主张涉案带鱼的交易单价（每公斤）包括：初始成本价3.16美元、进口增值税费用2.83元、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费0.45元、毛利即成本价的20%。对此，本院认为，
第一，因合同订立时，渔川公司已向水产中心表明涉案带鱼账面价格为3.16美元/公斤，故对于初始成本价3.16美元/公斤（折合人民币21.75元，以2017年5月20日当天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标准计算），本院予以支持。
第二，对于进口增值税费用和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费系渔川公司在转售带鱼过程的合理支出，本院亦予以支持，因渔川公司共计支出进口增值税费用64400.18元，每箱带鱼的此项费用约为64400.18元÷2600箱=24.769元/箱，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每箱带鱼的重量为9.2-9.3公斤，约为9.25公斤/箱，本院即以此重量予以计算，因此每公斤带鱼的此项费用为24.769元/箱÷9.25箱/公斤=2.677元/公斤，对于渔川公司主张超出此标准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对于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费，因渔川公司提交的发票既未能显示系天津龙骏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开具，也不能确定该项费用系用于涉案带鱼的运输而发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于此项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对于毛利，渔川公司亦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
第五，对于渔川公司称因其购买该批带鱼而出国两次并支出了相应费用，并主张该项费用也应计算在成本内，本院认为渔川公司无法证明上述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涉案鱼款为775箱×9.25公斤/箱×（3.16美元折合人民币21.75元+2.677元）/公斤=175111.056元，结合双方的过错责任比例以及水产中心自认的鱼款数额（147250元），本院酌定水产中心向渔川公司给付鱼款159787.5元。
此外，对于渔川公司要求张立桅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认为，水产中心系个体工商户，其营业执照明确载明经营性质为个人经营，且庭审中渔川公司亦认可张立桅是代表水产中心与其进行涉案带鱼交易，即张立桅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渔川公司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对水产中心实为家庭经营予以佐证，故对于渔川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于渔川公司要求确认与水产中心的买卖合同予以解除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其要求水产中心给付带鱼折价损失，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对于其要求张立桅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帮桅兴起水产经销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渔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带鱼折价损失159787.5元；
二、驳回上海渔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海渔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569元（已交纳），由北京帮桅兴起水产经销中心负担133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王 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柴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