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0民终4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星科无线电器材厂，住所地扬州市施桥镇马桥村。
经营者：朱长珍，女，194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游，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福祥，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其荣，男，197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文，江苏韵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星科无线电器材厂（以下简称星科厂）因与被上诉人孙其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苏1091民初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科厂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苏1091民初252号民事判决，改判星科厂支付1万元货款、驳回孙其荣的其他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其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仅以孙其荣持有无效支票及孙其荣所诉的交易习惯就判决星科厂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星科厂与孙其荣之间的货款账目已经结清，星科厂除欠1万元货款外，与孙其荣已无往来欠款。孙其荣提供的支票本身就是一无效支票，收款单位“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星科无线电器材厂”填写错误写成“扬州市经济开开发区星科无线电器材厂”，星科厂发现此无效支票丢失后即登报挂失，故此现金支票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2、星科厂与孙其荣之间形成的交易是孙其荣送货至星科厂处，星科厂开具一式三联收据，孙其荣持有星科厂签名的两联收据，一份签名原件来结账，一份复印件由孙其荣留存，星科厂仅留一份交于财务与孙其荣核对帐结账。孙其荣持有收条两张仍有一份未能提供。3、一审法院以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判决本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孙其荣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现金支票多写了一个字可能是上诉人会计笔误，从该支票的形式看具有连贯性，未见涂改。星科厂提出的现金支票遗失的过程及其所称的用途，在一审庭审中已作详细的答辩。对于该13万元的组成以及星科厂欠13万元货款的事实，在一审中提供了货款组成的相关证据，且孙其荣提供的录音证据也明确了星科厂承认欠孙其荣13万元货款的事实。
孙其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星科厂给付尚欠货款14万元；2、判令星科厂以13万元为基数，给付自2015年2月2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违约金；3、诉讼费由星科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6日，星科厂向孙其荣出具入库单，载明收到孙其荣品名为黑A**的货物3000Kg，单价1万元，星科厂对欠孙其荣货款1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
2015年2月16日16时14分，扬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施桥派出所110接到孙其荣的求助警情，其称在2015年2月10日来到施桥镇星科厂索要债务，星科厂给孙其荣本人一张支票（票面金额为13万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10日，票号22283258），后孙其荣发现该票据为空头支票，报警后，民警建议孙其荣先行与星科厂沟通解决，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可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2015年8月22日，星科厂在扬州晚报刊登遗失启示，声明将该上述现金支票作废。
一审法院认为：交易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应结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相关证据综合认定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本案中，关于双方的交易习惯。首先,孙其荣主张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孙其荣向星科厂送货，星科厂向孙其荣出具相应金额的入库单，后孙其荣凭入库单与星科厂财务进行结算，星科厂向孙其荣给付现金或出具现金支票；孙其荣提供了星科厂认可的金额为1万元的入库单一份、讼争的13万元现金支票原件、与讼争支票相同格式和笔迹相似度极高的现金支票复印件两张、以及星科厂曾经向孙其荣给付的6万元的现金支票兑付成功后的银行凭证（票号为22283256，兑付时间在2014年1月28日）一份予以佐证。而星科厂庭审中陈述的双方交易习惯区别于孙其荣陈述之处在于孙其荣送货后星科厂并不会将入库单收回，但星科厂对该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陈述认为讼争现金支票系星科厂单位用于发工人工资和处理相关费用所用，已在半年后登报公告作废，且因票据中单位名称书写将“开发区”写成了“开开发区”故而自始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的优势证据原则，孙其荣于星科厂双方均无足够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应结合案情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书面证据以及当庭陈述，认为孙其荣方提供的证明双方存在交易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星科厂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且相关陈述更符合一般常理和交易习惯。故一审法院认定孙其荣主张的事实成立，星科厂应向孙其荣给付货款13万元。关于孙其荣主张的违约金，实质是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星科无线电器材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其荣货款14万元及利息（以13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5年2月16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6元，由被告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星科无线电器材厂负担（此款已由原告垫付，由被告于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一审法院预收的案件受理费不再退还）。
本院二审期间，星科厂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入库单4张、收条1张以及现金支票存根6张，证明星科厂与孙其荣于2013年4月到2013年12月之间所发生的交易一共是25.5吨，价格是1万元/1吨，总价25.5万元。星科厂已经付款25万元，付款明细为2013年7月25日付款2万元，2013年8月20日付款2万元，2013年9月25日付款6.5万元，2013年11月27日付款6.5万元，2014年1月28日付款6万元，2015年2月16日付款2万元，现金支票存根上面都有孙其荣收款的签名，只有2014年1月28日收款6万元的支票存根上没有签名，但孙其荣打了收条并签字；
2、孙其荣出具的收条1份，证明孙其荣于2015年2月16日收到了2万元，与2015年2月16日银行支票存根相一致。
孙其荣在二审期间未提供证据。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其荣对星科厂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认为：对入库单4张、收条1张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是星科厂提供的货单并不全；对现金支票存根，其中2014年1月28日的现金支票，孙其荣已经领取，一审中孙其荣也提供了相应的票据复印件用以证明交易关系；对2015年2月16日的现金支票与收条应是一致的，孙其荣也已经领取，这是一审中双方均认可的3万元送货单中的2万元，已经结算，仍有1万未结算；对其他的4张票据虽然是星科厂开具给孙其荣的，但孙其荣并未领取，因星科厂的账户无相应的现金，支票为空头支票。星科厂有经常开空头支票的惯例，因此，不能因为孙其荣收到星科厂的支票就认定为星科厂支付了相应的货款。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过程中，星科厂陈述称孙其荣领取现金支票后必须要在存根上签名，否则就需要打收条；孙其荣则陈述其有时签名，有时没有。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孙其荣主张星科厂给付货款，应当举证证明其向星科厂供应了相应数额的货物。现孙其荣提供了一张星科厂于2015年2月10日开具的13万元现金支票，星科厂否认其向孙其荣出具该现金支票并认为该现金支票本就是无效支票且已经挂失，但不能对该现金支票因何在孙其荣手中作出合理解释，也未在合理期限内报警或者挂失；星科厂登报挂失该现金支票的时间是在孙其荣报警及该支票开出长达6个月之后，明显不合常理。本院审理过程中，星科厂陈述其给付孙其荣现金支票时，均要求其在支票存根上签名或打收条，星科厂否认其向孙其荣出具该13万元现金支票，但又不能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该13万元现金支票的存根联，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星科厂认为其在孙其荣送货后，开具一式三联收据，孙其荣持有两联收据，在与星科厂结账后仍持有一份收据，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孙其荣也予以否认。在正常情况下，买卖双方结算货款时，作为买方在给付货款时应该会收回相应的收货凭证，因此，在星科厂已给付孙其荣现金或者支票的情形下，孙其荣确实不能提供相应的入库单，孙其荣已尽其举证能力。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孙其荣主张其未收到本案讼争的13万元货款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星科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货款给付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孙其荣主张的事实成立，星科厂应向孙其荣给付货款13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星科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56元，由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星科无线电器材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春蓉
审判员 邓 华
审判员 韩 凯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书记员 Ｘ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