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8民终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灿斌，男，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岳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松苗，安徽丁松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含春，又名聂咸春，男，1962年4月4日出生，汉族，岳西县小水电公司河图变电所职工，住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红霞，女，1966年10月16日出生，系聂含春的妻子，汉族，岳西县小水电公司河图变电所职工，住安徽省岳西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万贵，安徽皖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益群，安徽皖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岳西县河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岳西县河图镇河图村。法定代表人：杨前友，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余灿斌因与被上诉人聂含春、周红霞及原审第三人岳西县河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东水电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2017）皖0828民初3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灿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松苗，被上诉人聂含春、周红霞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万贵，原审第三人河东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前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灿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聂含春在上诉人所占第三人18.18%股权中享有8.4%份额；2.被上诉人聂含春返还上诉人分红款14527.84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聂含春5万元是2005年11月22日，是在九龙河电站建成并发电和上诉人岚岭电站置换给河东水电公司之后，即上诉人持有河东水电公司18.18%股份在先。上诉人出具的收条明确注明了“在九龙河个人股60万元中计算股权”，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达成并确认上诉人在河东电站所占18.18%原始股权（原40万元）已经升值或作价为60万元，故被上诉人出资5万元仅占上诉人60万元中的8.4%。被上诉人共收取上诉人76960元，按照被上诉人所占上诉人份额的8.4%，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总分红款为62432.16元，被上诉人多收取上诉人14527.84元，应予以返还或在以后分红款中扣除。周红霞与聂含春虽是夫妻，但交款人是聂含春，周红霞不应是河东水电公司的名义股东或隐名股东。聂含春、周红霞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案中无论是置换前或者是之后，个人股只有60万元。2007年6月11日河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余灿斌在九龙河电站中的股份达到18.18%，才折算股本40万元。关于分红款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证据，即使存在原始条据，也要双方在庭后核实。涉案5万元系家庭共同投资，夫妻共同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河东水电公司述称，被上诉人陈述的都是事实，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聂含春、周红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余灿斌在第三人河东水电公司18.18%股权比例中的12.5%股权（份）为二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支付二原告2016年之前的股权分红差额19000元（河东水电公司对此有提供账务并配合核算的义务）；3.责令河东水电公司明确认可二原告在公司的2.27%股权（份），并将2017年度及以后的分红款直接支付给二原告（该项请求原告在诉讼中已申请撤回）；4.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6月18日岳西县河图镇人民政府与王会全（代理人：余灿斌）签订投资协议书，就河图镇九龙村河东组的小水电资源开发、经营事宜达成协议。2004年6月23日岳西县长兴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与余根楼、余灿斌、余灿南签订关于岳西九龙河（河东）水电站有关问题的补充协议，协议载明共同开发九龙河（河东）水电站需总造价220万元，甲方（岳西县长兴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出资160元，其余由乙方（余根楼、余灿斌、余灿南）负责出资并负责该工程建设直至建成。2005年4月4日岳西县长兴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余根楼、余灿斌、余灿南（乙方）签订了关于九龙河电站生产经营的合同书，载明2004年6月岳西县长兴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接手与余根楼、余灿斌、余灿南合作修建九龙河电站，主体工程已基本结束并投入生产运行；总投资220万元，甲方160万元，乙方60万元。岳西县长兴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后转给了安徽海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005年10月12日，余灿斌代表岳西县岚岭水电站（余灿斌是该电站的股东之一）与安徽海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产权置换协议。由此，余灿斌在原60万元个人股中的份额加上岚岭电站产权置换的份额后，其在九龙河电站中的股份达到18.18%，折算股本40万元。2005年聂含春找到余灿斌想要入股九龙河（河东）电站5万元的股份，余灿斌收下聂含春交来的5万元，于2005年11月22日向聂含春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收到聂咸春交来九龙河电站入股资金人民币伍万元正（50000.00）（在九龙河个人股陆拾万元中计算股权）收款人余灿斌（并加盖印章）2005.11.22号”（“在九龙河个人股陆拾万元中计算股权”中“起括号”、“收括号”、“中”字部分均有改动，“中”字改动前是不是“外”字、“收括号”改动前是不是“人”字不能确定；是由谁改动的不能确定），该款余灿斌收取后未交付公司或其他股东。2007年，聂含春曾向余灿斌提出，如余灿斌对转股有难处，可以退回股款，余灿斌表示应当没问题，也未退款。2007年6月11日，九龙河电站登记注册为岳西县河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八位，注册资本11万元（对应实收资本220万元），余灿斌占股18.18%，原告未登记为股东。2013年7月10日前七年左右，该电站（公司）由余灿斌担任法定代表人，之后由杨前友担任法定代表人。从2005年11月22日起至2016年底，根据河东水电公司逐年红利分配比例，5万元股本可分得红利92905元（不包含2016年度未分余款在内）。从2007年至今余灿斌分批支付给了原告70500元（余灿斌认为支付了76900元但未提交收条予以核对），其中，2011年5月7日前聂含春以其自己名义直接在公司预支分红款共46000元。从2015年10月31日至2017年元月20日聂含春、周红霞都曾参与过河东水电公司的股东大会，并在股东会议录上签名。另查明2005年11月22日余灿斌出具的收条中聂咸春就是本案的原告聂含春。聂含春与周红霞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第一，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借款关系还是股权转让关系？如果是股权转让，原告的股份额是多少？原告的股东资格应否确认？第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之前的股权分红差额19000元应否支持？第三，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余灿斌收取聂含春5万元，未交付公司帐户或其他股东，并以自己的名义出具收条，收条中明确载明5万元是九龙河电站（河东水电公司）入股资金，应当认定双方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至于收条上改动之处，不影响协议内容的确定，区别是，如果是“中”，则余灿斌应在初始的60万元个人股中他的份额内转让股份给原告；如果是“外”，则只能理解为余灿斌应在他从岚岭电站产权置换取得的河东水电公司股份内转让股份给原告（不应理解为在余灿斌以外的股东所持股份中转让，因为余灿斌并未提交受其他股东委托转让股份给原告的证据）；“计算股权”与“计算股权人”并无实质差别。余灿斌称是在60万元个人股外向其他股东协调转让股份给原告，如协调不了则退回款项，但没有证据证明。2007年聂含春提出退股而余灿斌表示不用退的事实、余灿斌担任法人代表时聂含春以股东名义预支分红款的事实、原告多次参加公司股东会的事实等均可佐证原被告间股权转让事实存在且已实际履行多年。余灿斌主张是借款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不应认定。关于股份额，余灿斌在收取入股款的收条中没有明确计算方法。虽然原告交付款项时电站已经建成发电，但考虑到稍前发生的岚岭电站产权置换及2007年公司登记时均以原约定的实际出资额为依据计算的事实，以及股份转让多年来余灿斌并未主张其他计算份额方法的情况，原告的股权宜按实际出资数额占河东水电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计算，即5/220=2.27%。该份额占余灿斌在河东水电公司18.18%股权中的12.5%。关于原告的股东资格。余灿斌收取原告入股款并未交付至公司，在其担任法人代表时聂含春虽以股东名义预支分红款，但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未作修改和变更；后期，原告虽参加过股东会，但公司章程、工商登记仍未修改和变更，其分红款系由公司分配给余灿斌后转付，可见，股权转让仅在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原告是实际出资人，是河东水电公司的隐名股东，被告是名义股东。关于焦点二，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入股后至2016年底，应分得红利92905元（未含2016年度未分余款），已实际领取70500元，分红差额22405元，原告主张19000元，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余灿斌抗辩原告的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但庭审中余灿斌陈述“原告经常找我，之后每年就给一些钱给给原告”，这与原告提交的记账单是吻合的，表明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况且，对于股权确认，法律并未规定适用诉讼时效，故对余灿斌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聂含春、周红霞在被告余灿斌所占第三人岳西县河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18.18%股权中享有12.5%份额，也即原告聂含春、周红霞是以被告余灿斌之名对第三人岳西县河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其股权额占第三人岳西县河东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总股本220万元中的2.27%，被告余灿斌是该部分股权的名义股东；二、被告余灿斌应于判决生效后的30日内支付2016年度以前的分红差额款19000元给原告聂含春、周红霞。本案受理费1526元，减半收取763元，由原告聂含春、周红霞承担63元，被告余灿斌承担7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等，证明上诉人已经支付被上诉人分红款76960元。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聂含春出资5万元占上诉人余灿斌所持第三人河东水电公司18.18%股权中的12.5%还是8.4%；二、被上诉人周红霞与聂含春共同主张权利能否予以支持；三、对分红款数额的认定。关于焦点一，2005年11月22日，余灿斌出具给聂含春的收条明确案涉股份在个人股60万元中计算。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04年6月岳西九龙河电站由岳西县长兴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与余根楼、余灿斌、余灿南合作修建，总投资为220万元，岳西县长兴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投资160万元，余根楼、余灿斌、余灿南各出资20万元，即个人股为60万元。余灿斌收取聂含春5万元后，未交付公司账户或其他股东，并以自己的名义出具收条，应认定余灿斌转让的是上述60万元中其享有的股份。时余灿斌尽管已与安徽海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产权置换协议，约定其占九龙河电站股份的18.18%，但折算股本为40万元。余灿斌认为该40万元在出具收条时已升值为60万元，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聂含春出资5万元占该60万元中的8.4%，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且余灿斌支付给聂含春的分红款实际超出了该份额，亦能佐证其主张不能成立。故余灿斌上诉要求多支付的分红款予以返还或在以后分红款中扣除，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涉案5万元虽由聂含春支付，但聂含春、周红霞都曾参与过河东水电公司的股东大会，作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投资，周红霞与聂含春共同主张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余灿斌关于周红霞不应是河东水电公司的名义股东或隐名股东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根据聂含春、周红霞所占股权份额，至2016年底聂含春、周红霞应分得红利92905元，二审余灿斌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分红款76960元，故尚应支付聂含春、周红霞分红款15945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余灿斌的上诉理由，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2017）皖0828民初32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2017）皖0828民初32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余灿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被上诉人聂含春、周红霞2016年度以前的分红差额款1594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26元，减半收取763元，由聂含春、周红霞负担63元，余灿斌负担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08元，由余灿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勤勤审判员  查世庆审判员  陈澜竞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毕雅茹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