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10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耀权，男，汉族，1965年10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婷，女，汉族，1987年7月8日出生，现住江门市新会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都会村民委员会第九村民小组。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都会村。负责人：黎业根，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达能，广东冈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耀权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都会村民委员会第九村民小组（下称都会村第九小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3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耀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婷、被上诉人都会村第九小组的负责人黎业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达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耀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依法判决编号1102鱼塘合同无效；3、依法判决2015年6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并返还60000元保证金；4、依法判决都会村第九小组返还扣留2014年至2016年小队人口股份钱23200元；5、依法判决都会村第九小组承担丢失招标公告以及中标合同导致缔约过失责任并赔偿张耀权219000元误工费用及鱼塘设施500000元；6、法判决都会村第九小组处理意见无效并返还占用的4250元；7、依法判决重新签订公平公正鱼塘合同；8、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都会村第九小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直接损害了张耀权及其家属的财产。一、一审认为2015年6月25日补签的编号为1102的鱼塘合同有效并予以解除，合同解除后要求张耀权清场以及支付拖欠的承包款、占用使用费（以每年30000元即每月2500元的标准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计至张耀权将上述鱼塘实际交回都会村第九小组止)及滞纳金（按每日30元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计至承包款、占有使用费清偿日止）。一审判决直接帮助了都会村第九小组以不正当的手段逼迫张耀权签订新的合同有效逃避赔偿缔约过失责任。张耀权认为一审法院没有认真核查事实，以合同有本人签名和报警不受理为由就认定合同有效。1、张耀权于2015年3月13日被拘留羁押在江门市新会区看守所至2015年10月5日释放。在2015年6月25日签订1102合同的时候，因张耀权是被羁押期间没有阅读的时间和发问的机会，都会村第九小组没有根据法定程序对涉案鱼塘进行重新公开招投标，都会村第九小组没有申请强制执行(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34号的民事判决，是为避免张耀权起诉追讨其缔约过失责任。都会村第九小组欺骗张耀权的妻子通过签订对张耀权鱼塘的处理意见，对张耀权妻子以保证签订公平公正的鱼塘合同为由诱骗其利用张耀权儿子的财产，恶意串通，利用制作收据和合同的优势改变钱款的用途和伪造合同，非法占有6万元钱款，强逼张耀权签订合同，损害了张耀权儿子和媳妇的财产和合法权益，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的承包权，不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这个合同是不自愿不平等签订，这个承包权是没有经过合法的法定承包程序的。这个合同签订前的行为已经存在违法情形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这个合同是恶意串通直接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的，而且该合同是欺骗、胁逼和隐瞒真相的情况下促成的，应当被判定无效。2、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4)江新法会民初字第497号民事判决，那么都会村第九小组应根据判决内容来计算占用费，退还20000元中标保证金，再协商签订合同，而不是逃避和掩饰缔约过失赔偿责任，去欺骗张耀权的妻子缴纳钱款，恶意串通，不进行法定的承包程序来要挟张耀权签订合同，还伪造合同要张耀权承认其霸王条款，威胁恐吓张耀权妻子签名到处理意见否则不给予合同，故意制作收据非法收取和扣除张耀权及家属小队股份钱。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事实是都会村第九小组一直以张耀权不交纳鱼塘租金为由逼迫不与张耀权签订合同甚至起诉张耀权非法占有鱼塘，强迫要求张耀权交回鱼塘。都会村第九小组在2014年起诉张耀权故意不签订合同，当时法院判决张耀权应交还鱼塘但同时也指出了都会村第九小组恶意丢失招标公告和招标合同应另案作出起诉，张耀权不服判决上诉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维持原判，至2015年中院维持判决，但因不可抗力于2015年3月13日涉嫌刑事案件被羁押，张耀权无法得知判决结果无法执行判决。张耀权在2013年年中通过公开招标获得涉案鱼塘的经营权，当时已当场交纳20000元的保证金，后因都会村第九小组以丢失招标合同及公告为由另行制作不公平不合理合同要求张耀权签订，张耀权无法接受，一直都要求其依法签订公平公正的合同，导致双方一直无法签订新的合同。都会村第九小组在2014的时候以张耀权以及家属的小队人口钱用作抵扣鱼塘租金为由扣押张耀权以及家属的小队人口股份钱合共23200元。若按照2015年中院的判决张耀权没有欠都会村第九小组一分的租金反而是都会村第九小组以各种理由和名义非法占有张耀权及其家属的合法财产。张耀权认为，都会村第九小组在扣押张耀权及其家属的人口股份钱足以抵扣2015年判决的占用费用并且有余和没有拖欠占用费，一直都有要求依法签订公平公正的合同。三、张耀权主张都会村第九小组因丢失招标公告和招标合同而无法签订合同导致张耀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理应由都会村第九小组负责。2013年6月25日中标，同期在新队长上任即2014年张耀权应签订鱼塘合同，但都会村第九小组却以丢失招标公告和招标合同为由另行制作新的合同，张耀权对新合同与招标合同条款并不一致不间断地跟都会村第九小组协商，但无果一直拖延至今。因张耀权一直植根在涉案鱼塘，由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该鱼塘的承租人，早已投入巨大投资，所以一直与都会村第九小组努力协商。都会村第九小组却以张耀权不交付塘租起诉，张耀权被逼应诉。张耀权本是老实生意人，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在没能够举证导致败诉。但都会村第九小组丢失招标公告和招标合同是真实存在，在2014年一审期间也予以确认。四、一审判决程序是违规和违法的，导致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和判决有错误。1、在一审过程中，对张耀权向其申请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作为是严重违规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赋予张耀权有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但是在一审中，张耀权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遇到推脱和不作为的态度。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涉及到张耀权被强迫签订几份合同的情形，而且可以直接证实对方当事人违法见张耀权，隐瞒真相，威胁张耀权的情形，可以证实其强迫张耀权签订后带走涉案合同进行伪造，整个签订和交付合同的行为是类似绑架勒索行为的，然而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张耀权已在开庭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这个证据可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但一审法院未调查收集，而是认定该合同的内容合法有效是不真实，不合理的。2、一审法院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没有调取收集证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认定2015年6月25日都会村第九小组通过都会派出所民警汤林栋带张耀权家属来看守所见张耀权不是违法的。张耀权被羁押在看守所的时候，多次要求取保候审，一直写申请都没有回复，张耀权本人没有传递涉案鱼塘的相关信息给看守所以外的任何人，也没有授权其妻子去替其作任何决定，该合同的内容与张耀权所在的地方得到的信息是不匹配的，但是村委会的黎业根伙同派出所的民警威胁其妻子来看守所强迫张耀权签订合同，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在刑事侦查阶段，只有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亲属无权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移送审查阶段的办案单位应是检察院，公安机关无权和无合法依据安排会见，因此他们的行为是存在违法情形，是没有法律依据去作出的。而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和第六十一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或者强迫、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他们作出的行为是严重违法构成犯罪的。3、一审法院的判决书是2016年11月作出的到2017年2月9日才寄出，延迟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直接增加张耀权的金钱和精神负担，损害了张耀权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这个行为的作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事情的经过：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的旧合同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到2013年12月31日才届满的，张耀权对涉案鱼塘的旧合同是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承包方张耀权没有以书面的形式向发包方通知自愿交回承包地。2013年6月份都会村第九小组作为发包方对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权进行公开招标，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第十九条，违反了法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程序，侵犯了承包方的承包经营权，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第二十九条，意图强逼承包方流转承包经营权，不履行承包期内发包方的义务，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发包方的旧队长黎佰良收取承包方的保证金利用制作合同的优势诸多借口，不与承包方签订合同，不退回招投标保证金，不退回旧合同的签订保证金，第九村民小组的违法行为导致承包方张耀权处于不利的位置，间接强逼承包方流转承包经营权，发包方存在过错和违反旧合同的约定，发包方应当按照旧合同承担违约的赔偿责任，退回招投标保证金和赔偿不与签订合同的缔约过失责任费用。因此事旧队长黎佰良故意拖延签订后辞职不做，新队长黎业根上任变本加厉，委曲事实，各种借口，欺骗群众，损害承包人张耀权的合法利益。2014年1月1日第九村民小组新队长上任，也是利用其职务优势诸多借口推脱和隐瞒旧队长的违法行为和发包方的违约赔偿责任，隐瞒真相，欺骗群众和承包方，用各种办法逼承包方流转涉案鱼塘的承包权。新队长黎业根串通都会村民委员会，利用职务的优势，制作合同的优势，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承包方，不与承包方签订合同，不履行自己职务的义务，还发动堆填垃圾，废弃建筑材料等等到涉案鱼塘，封闭和阻塞涉案鱼塘的给排水系统，妨碍和破坏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想没收承包方的中标保证金，借诉讼起诉承包方张耀权没有签订合同占用涉案鱼塘，强逼承包方流转承包经营权。根据（2014)江新法会民初字第497号的民事判决中，确定发包方都会第九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是未能提供招标公告，要求承包方按其意志签订合同的行为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确定发包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没收承包方缴交的中标保证金2万元，确定承包方要支付涉案鱼塘占用费应以都会村第九小组招标时可预见的收益为准，即中标书中显示的底价每年每亩1500元的标准计算为宜，即承包方应按每月每亩125元的标准计付2014年1月至清退之日的占用费。一审判决是没有正确审查和认定事实这个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导致二审中院判决维持原判，但二审判决中有提示承包方可以另循合法途径解决双方未能签订新的承包合同的赔偿问题。承包方张耀权2015年3月13日被诬告陷害涉嫌故意伤害被无辜关押在新会看守所，得不到外界的消息，也没有向看守所以外的家属传达和传递有关涉案鱼塘的信息，没有授权其妻子和家属代理本人涉案鱼塘的事情，但是2015年6月25日发包方的工作人员要挟其妻子来看守所做张耀权的工作签订合同是违反相关规定和存在违法行为的。他们无视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黎业根利用签订合同的形式，骗取张耀权的妻子6万元签订了有关协议，利用其自身制作合同的优势，隐瞒真相，还恶意串通，让张耀权妻子做张耀权的工作，是为了避免张耀权起诉追究其缔约过失赔偿责任；是企图骗取张耀权的钱财后强迫其流转承包地的真实表现。其利用伪造合同，故意制定以现金缴纳方式和特定承包期限，故意制定苛刻的承包方的违约责任，故意制定免除发包方的法定义务，利用制作合同的优势，欺骗张耀权妻子缴纳钱款，利用制作收据的优势，制作处理意见，非法占用，将钱款私自改变用途，违反法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程序签订合同和损害张耀权及其家属的财产。2015年10月5日张耀权被释放，向村委会多次反映以上情况要求更改合同内容，然而黎业根故意不理会，期间还举报张耀权在涉案鱼塘搞违法建筑，恶意串通带领镇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进行违法强拆，故意不收取租金，还刻意借助群众签名制定通知，扣留张耀权及其家属的人口钱款，使张耀权处于不利位置，假借伪造合同给予张耀权承包经营权的特定权利和义务，2016年9月2日再一次借诉讼起诉承包方张耀权没有缴纳租金违反伪造合同，实际是想没收承包方的2013年的中标保证金和6万元的钱款，和巧立名目诈取和变相吞没张耀权及其家属的人口钱，强逼张耀权流转承包经营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应根据都会村第九小组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没收承包方缴交的中标保证金2万元，张耀权是要支付涉案鱼塘占用费应以都会村第九小组招标时可预见的收益为准，即中标书中显示的底价每年每亩1500元的标准计算为宜，即承包方应按每月每亩125元的标准计付2014年1月至清退之日的占用费的生效判决去审理涉案鱼塘合同纠纷而不是根据伪造的无效合同。尽管这个合同是违反规定，存在违法行为无效的，但张耀权是不同意解除合同的，要求重新签订合法和公平的合同，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都会村第九小组辩称：张耀权的上诉陈述不属实，不成立，且超出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张耀权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都会村第九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签订的编号为1102的《鱼塘承包合同》；2、判决张耀权返还位于江门市××区会城都会村××大围××（土××）××鱼塘（××面积××）给××第九小组；3、判决张耀权清除在上述鱼塘（含塘基面积6亩）上的附着物，如张耀权不清理，则附着物无偿归都会村第九小组所有；4、判决张耀权向都会村第九小组支付2016年1月1日起至张耀权返还鱼塘（含塘基面积6亩）之日止的承包款（按每年30000元计算，暂计至2016年6月30日止为15000元）及滞纳金（以3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每日1‰计算至张耀权付清应付承包款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6月30日止为5400元）；5、判决张耀权已付保证金20000元归都会村第九小组所有；6、诉讼费由张耀权负担。张耀权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确认张耀权与都会村第九小组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月1日，都会村第九小组将位于新会区会城街道都会村千亩大围六岭的鱼塘（含塘基面积6亩）发包给张耀权，期限至2013年12月底。后该鱼塘通过招投标方式由张耀权继续承包，因承包费问题，都会村第九小组曾于2014年5月向提起诉讼，要求张耀权付清2014年1月至5月拖欠的承包费及没收保证金。该案受理后，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江新法会民初字第497号民事判决，判决张耀权应清退涉案鱼塘给都会村第九小组，并向都会村第九小组支付相应的占用费。张耀权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上述的一审判决。现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后张耀权又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涉案鱼塘的承包权，都会村第九小组并没有根据上述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对于上述事实，当事人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有：1、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于2015年6月25日补签的编号为1102的《鱼塘承包合同》，都会村第九小组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2、张耀权是否存在拒付承包款的事实？对于第1个争议事实。根据张耀权的陈述，认为涉案合同签订时，由都会村第九小组的负责人与其他人带合同到看守所给其签名，根据记忆，张耀权认为自己签名的合同用途为“种养性质”，而并非现在所记载的“仅用于水产养殖”，且两份合同的第4页的骑缝章对不上，从而认为都会村第九小组的合同存在欺诈，并就此向公安部门报案处理。而都会村第九小组认为并没有改变合同的内容，不存在欺诈行为，且种养性质与水产养殖并无实质上的区别，能否在塘基种植、畜养禽畜，是环保部门的审批问题，与合同无关。根据都会村第九小组及张耀权均提交作为证据的编号为1102的《鱼塘承包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了鱼塘的用途为“仅用于水产养殖生产经营活动”，无论是都会村第九小组或张耀权手上持有的合同均为一致。该合同于2015年6月25日补签，在补签后不久，张耀权即收到都会村第九小组交来的合同原件，因此，张耀权或其妻子黄某应当在收到该合同原件时就知道合同的内容，但其一直在履行合同的内容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另外，张耀权认为自己与都会村第九小组各持有的两份合同第4页骑缝章对不上，两份合同原件经当庭合对，能够明确两份合同的骑缝章基本吻合，张耀权也确认合同第4页骑缝章并不存在对不上的情况。张耀权为此提交案外人黎比爱签名的两份证明，用以证明现在双方手持的合同与张耀权原签名的合同不符。因黎比爱虽然作为都会村第九小组的委员，但其文化水平较低，其出庭作证时也称对张耀权提交作为证据的证明的内容并不充分理解，对证明的出具很多地方记忆不清楚，表示只记得合同中“水产”、“养殖”两个字不相同，其他无法回忆，且黎比爱与张耀权也存在亲戚关系，因此，对张耀权提交的证据中的两份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分析，都会村第九小组提交的编号为1102的《鱼塘承包合同》，真实可信，来源合法，张耀权并无相反证据推翻其证明内容，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确认该合同是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自愿签订的合同。对于张耀权认为存在合同欺诈报警的问题，经报警后公安部门并没有就该问题立案处理，因此，张耀权提交的报警回执不能证明编号为1102的《鱼塘承包合同》是都会村第九小组诈骗、伪造，威逼其所签订的，一审法院对张耀权提交的报警回执的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张耀权认为自己在看守所关押期间，都会村第九小组威胁其妻子黄某，要求其妻子在《第九村民小组关于张耀权合同处理意见》上签名，确认合同由2014年1月开始，张耀权要缴清2014至2015的合同款项，并承担律师费、诉讼费、出庭的误工费等共4250元，否则不将涉案合同原件交给张耀权的妻子黄某，并延长张耀权的关押期限。都会村第九小组对此予以否认。对于张耀权认为的胁迫行为，其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张耀权提交的《协议书》，是张耀权的妻子黄某与都会村第九小组于2015年6月19日签订的，该协议约定了都会村第九小组收到张耀权交来的60000元起就要与张耀权签订1102号合同，如该合同得不到法律承认，要退回该款给张耀权；都会村第九小组收到该款时，1102号合同已具法律效力，不得改动，不得拒签。从该协议书内容来看，并不存在对双方不平等的条款，也不能反映到张耀权认为的胁迫事实的存在；张耀权提交的《第九村民小组关于张耀权合同处理意见》与都会村第九小组的《第九村民小组关于张耀权合同处理意见》内容一致，也不能证明有都会村第九小组胁迫的事实；张耀权提交的收款凭证也是张耀权交纳合同或意见中约定款项的凭据，不能证明存在胁迫的内容。因此，一审法院对张耀权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对于第2个争议事实。都会村第九小组认为张耀权没有依约支付承包款，而张耀权认为自己已去交纳承包款，是都会村第九小组不予收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应由张耀权对是否已按合同履行交纳承包款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无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一审法院采纳都会村第九小组的意见，确认张耀权并无依照合同约定交纳承包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签订的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是否为有效合同？如有效，是否应解除？2、张耀权应否将承包标的物返还给都会村第九小组？返还时，附着物如何处置？3、张耀权应否向都会村第九小组支付拖欠的承包款及滞纳金？保证金如何处理？对于第1个争议焦点：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签订的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是否为有效合同？如有效，是否应解除？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于2015年6月25日补签的编号为1102的《鱼塘承包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的内容，因此，即使如张耀权所称都会村第九小组存在欺诈、胁迫签订该合同，也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损害国家利益”的条件，并不能据此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此，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签订的上述承包合同已成立、生效，为有效合同。该合同中约定了合同解除条件之一为：拖欠租金3个月以上（含本数），现张耀权至都会村第九小组起诉时止已逾期交纳承包费（即合同所称的租金）达9个月，达到了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都会村第九小组主张解除合同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第2个争议焦点：张耀权应否将承包标的物返还给都会村第九小组？返还时，附着物如何处置？张耀权承包鱼塘后，在塘基搭建了一定规模的铁棚，形成鱼塘的附着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在合同解除后，都会村第九小组主张要求张耀权返还鱼塘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鱼塘上的附着物，鉴于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已在合同中约定，承包合同期满后，张耀权应在15天内按所承包的鱼塘不劣于原状一并归还给都会村第九小组，并且清除一切地上附着物和恢复原来的地形地貌。逾期未处理地上附着物的，无偿归都会村第九小组。该条款为合同终结时的清理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解除合同后，依法应根据上述清理条款进行处理，应由张耀权在15天内清除鱼塘上的铁棚，逾期不清除的，鱼塘（含塘基）范围内的铁棚归都会村第九小组所有。对于第3个争议焦点：张耀权应否向都会村第九小组支付拖欠的承包款及滞纳金？保证金如何处理？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款按年收取，每年12月31日前交纳下一年的承包款，先交款后使用。现张耀权未交纳2016年的承包款，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张耀权应按合同约定按每年30000元的标准（平均按每月2500元的标准）向都会村第九小组交纳承包款（合同解除后的款项为占有使用费），直至涉案鱼塘××给××第九小组止。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张耀权逾期未交纳承包款，应根据合同的约定，按承包款30000元的基准，每日支付1‰滞纳金给都会村第九小组。对于张耀权已交纳的保证金20000元为履约保证金，虽然合同中约定了如张耀权违约，保证金归都会村第九小组所有的条款，但都会村第九小组因张耀权违约主张了按合同总额每日1‰的滞纳金，足以弥补都会村第九小组的损失，对于都会村第九小组没收该保证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保证金可抵扣张耀权拖欠的承包款20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于2015年6月25日补签的编号为1102的《鱼塘承包合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张耀权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拆除、清理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都会村千亩围大围六岭（土名）的鱼塘（含塘基）上搭建的铁棚及其他附着物，将该鱼塘（含塘基面积6亩）交回给都会村第九小组，逾期不拆除、清理的，上述搭建物归都会村第九小组所有。二、张耀权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拖欠的承包款、占有使用费（以每年30000元即每月2500元的标准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计至张耀权将上述鱼塘实际交回给都会村第九小组止）及滞纳金（按每日30元计算，自2016年1月1日起计至上述承包款、占有使用费清偿日止）给都会村第九小组。张耀权已交纳的保证金20000元可抵扣上述债务，抵扣后，都会村第九小组不需再退还该保证金给张耀权。三、驳回都会村第九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张耀权的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05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05元，合计810元，由张耀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耀权申请证人黄某、张某、吴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张耀权没有经过再次公开招投标而获得承包合同；黄某系受到都会村第九小组队长黎业根欺骗而与黎业根签订协议，以及是在受到欺骗和胁迫之下才签订涉及金额为4250元的那份文件；黄某是未经张某、吴某同意挪用其6万元人口承包款用于与黎业根签订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也并非张某和吴某的真实意思或授权，对张某、吴某造成了损害等等。都会村第九小组没有提交新证据。对黄某、张某、吴某的证人证言都会村第九小组质证认为，三证人与张耀权有利害关系，陈述的内容不属实，不能作为证据，请求对其证言不予采纳。关于6万元的性质是涉案鱼塘2014年和2015年两年的租金，是承包款。本院对此审核认定如下：首先，从证人黄某、张某、吴某的证言性质来看，其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围；其次，从证人证言的内容来看，其关于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签订的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是没有经过再次公开招投标的陈述，与都会村第九小组的起诉意见相一致，双方对此并无争议。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对此表述稍有歧义，但亦未影响判决论理部分对双方是于2015年6月25日补签的编号为1102的《鱼塘承包合同》的认定，故证人证言对此并无证明的实际意义。而证人证言中关于“黄某系受到都会村第九小组队长黎业根欺骗而与黎业根签订协议，以及是在受到欺骗和胁迫之下才签订涉及金额为4250元的文件；黄某是未经张某、吴某同意挪用其6万元人口承包款用于与黎业根签订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也并非张某和吴某的真实意思或授权，对张某、吴某造成了损害”等等内容既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亦非本案的审查范围；第三，三证人与张耀权分别为配偶、儿子和儿媳关系，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都会村第九小组对其证言亦不予认可，故综合上述各项因素，本院对黄某、张某、吴某的证人证言对张耀权拟主张的待证事实的证明力不予采信。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之规定，本院在二审诉讼中仅围绕张耀权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理。综观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一、二审审理中的本诉、反诉和上诉请求以及各自的陈述答辩意见及主张，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签订的编号为1102号的《鱼塘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关于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都会村第九小组原与张耀权于2008年1月1日就涉案鱼塘所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于2013年12月底期满。都会村第九小组于2013年6月对该合同期满后鱼塘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招投标，由张耀权中标取得承包权。其后双方在签订新的承包合同时发生纠纷，都会村第九小组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案经一、二审审理后判决张耀权清退涉案鱼塘给都会村第九小组，并向都会村第九小组支付相应的占用费。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都会村第九小组本可通过申请执行的方式收回涉案鱼塘重新对外发包。但在都会村第九小组尚未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前，经都会村第九小组与张耀权协商后，双方又于2015年6月25日补充签订了涉案的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该合同主要条款清晰明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张耀权亦不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且合同签订后，双方亦已实际开始履行。后因张耀权拖欠从2016年1月起的承包费，都会村第九小组才于2016年9月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张耀权在一审诉讼中主张都会村第九小组在签订合同中存在欺诈、胁迫等行为，但经一审法院审理，张耀权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该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所签订的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成立并生效，为有效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诉讼中，张耀权又主张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未经重新公开招投标，应属无效。但从该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承包费为每年每亩5000元以及确认乙方（张耀权）已经交纳交易保证金20000元等等内容来看，应属于双方对张耀权于2013年6月经中标取得涉案鱼塘承包权在继续履行基础上的补充签约行为，并非都会村第九小组重新对外发包，因此并未再次招投标。且在双方于2015年6月25日补签了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并开始实际履行后，也并未出现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而系因都会村第九小组因张耀权拖欠承包费的违约行为于2016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后，张耀权才反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故张耀权在二审中提出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因未经重新公开招投标，应属无效的主张并无理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据此，张耀权上诉请求确认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无效并判决双方重新签订公平公正的鱼塘合同等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涉案1102号《鱼塘承包合同》，并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对解除合同后双方的权利义务一并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就合同解除后涉案鱼塘及附着物的清退，承包费、占用费及滞纳金的标准以及保证金的处理等提出上诉请求，故本院在二审中不予审查。关于张耀权的其他上诉请求：3、依法判决2015年6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并返还60000元保证金；4、依法判决都会村第九小组返还扣留2014年至2016年小队人口股份钱23200元；5、依法判决都会村第九小组承担丢失招标公告以及中标合同导致缔约过失责任并赔偿张耀权219000元误工费用及鱼塘设施500000元；6、法判决都会村第九小组处理意见无效并返还占用的4250元等等，均属于其在二审期间增加的新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双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期间亦无法达成调解，故本院依法不予审理。当事人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另循法律途径救济。综上所述，张耀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5元，由上诉人张耀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敏忠审 判 员  吴拥军代理审判员  赵 沂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吴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