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民终52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淑英，女，196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现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方，河南聚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锐，男，1984年8月7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北辰区汉森风电有限公司员工,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方，河南聚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凤鸣，男，196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狄妍，天津孚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金丽，女，196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狄妍，天津孚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孟淑英、李锐因与被上诉人杨凤鸣、郑金丽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3民初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孟淑英、李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二被上诉人赔偿二上诉人死亡赔偿金204606元、丧葬费12628.05元和精神抚慰金30000元（共计247234.0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及一审查明事实，可以认定二被上诉人恶意无理取闹、出言不逊所引起的邻里琐事纠纷，纠纷发生过程中，上诉人李锐尽到年轻晚辈的克制和礼貌，上诉人之已故家人李某由于被上诉人郑金丽进行辱骂而发生猝死，二被上诉人负有重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责任不当；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二被上诉人不当行为导致李某猝死，二上诉人遭受严重精神损害，二被上诉人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事发后二被上诉人旋即搬离了住所，也未以任何形式道歉。杨凤鸣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二上诉人所诉称的理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金丽辩称，虽然认为己方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也没有侵权行为，但是一审判决中判令其承担责任，愿意尊重判决。孟淑英、李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赔偿二原告近亲属李某的死亡赔偿金204606元（即34101元/年×20年×30%），丧葬费12628.05元（即84171元/年÷12×6×30%）；2、二被告赔偿二原告精神抚慰金3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孟淑英与李锐系母子关系。被告杨凤鸣与郑金丽系夫妻关系。死者李某于1958年12月21日出生，系孟淑英之夫、李锐之父。李某生前与孟淑英居住于天津市××江东路都市××小区××楼4门502号，杨凤鸣与郑金丽居住于该小区17号楼4门101号。2017年1月6日20点40分许，李锐前去该小区17号楼4门探望其父李某准备离开。从1楼楼道推着电动车走到17号楼4门楼口外时，李锐与郑金丽因开关楼口防盗门的问题发生争吵，后互相动手打到对方脸部。李某从楼上听到争吵后下楼查看并劝架。劝架过程中，李某将李锐拉到17号楼3门外让其离开，并对李锐说出“你再不走我打你”的话语，后在周围邻居一并劝阻下，李锐骑电动车离开。因李某突然发病倒地，围观邻居叫回李锐，期间有人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后李锐将李某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抢救，李某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1月6日死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中注明，死亡原因为猝死。事发后，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普东派出所出警，分别对二原告、二被告、郭如芬、徐红、许秋芬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并对事发现场拍摄照片。二原告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均认为李某死因是心脏猝死，也不要求公安机关对此事进行侦查。另查，李某户籍地为天津市，属非农业家庭户口。原告称李某生前系维修工人，自2014年8月起因脑梗在家休病假直至去世。根据原告提交的住院病案显示，李某曾于2013年8月5日至同年8月11日期间，因脑梗塞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中主要诊断为脑梗死；同年8月11日至8月24日期间，从该院重症医学科转入神经内科继续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中主要诊断为小脑梗死（大面积）。2016年9月12日至19日期间，其又因患症状性癫痫前往天津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中主要诊断为脑梗死（急性，右侧小脑半球、脑桥）。庭审时，双方提交了二原告、二被告、郭如芬、徐红、许秋芬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李锐与郑金丽的询问笔录均能证实二人发生争吵后相互动手打脸，以及李某下楼劝架的事实，双方对此所述基本一致，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徐红的笔录所述内容能够和杨凤鸣的笔录相互印证，证实杨凤鸣并未参与郑金丽与李锐之间的争吵。李锐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李某曾对其说“你再不走我打你”的话语，及其父将其拉到17号楼3门外的事实，结合郑金丽、郭如芬、许秋芬的证言能够证实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而仅有李锐一人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提及郑金丽和杨凤鸣与李某有肢体接触及不停骂李某一事，被告对此予以否认；鉴于李锐所述并无其他在场人的陈述相互佐证，且李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其此处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此外，原告所称李某生前系维修工人，去世前已在家病休三年，2012年签订过劳动合同，每月领取现金工资，因无证据证实，故对其为在岗职工的事实，一审法院难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结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二被告的行为是否与李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2、二被告是否应当向二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因原告李锐与被告郑金丽之间发生争吵打架这一客观事实，使案外人李某在下楼劝架过程中突发疾病导致死亡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为生命权纠纷，郑金丽与李锐因开关楼道门引发争执，系造成病休在家的李某下楼劝架而导致死亡的起因。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实被告杨凤鸣参与吵架及与李某动手打架，故对于杨凤鸣的行为与李某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仅有李锐的陈述，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经查，案外人李某自身患有严重疾病长期病休在家。郑金丽与李锐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锐作为李某之子，明知其父被诊断为脑梗死曾多次入院治疗，未能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在其父下楼劝架过程中未能及时妥善处理纠纷，并与其父产生言语冲突，造成严重后果，故对李某的死亡后果应负有主要责任。郑金丽与李某为邻居关系，虽听闻李某有病在身，在李某下楼劝阻过程中，未能及时停止与李锐之间的争执，虽无法预见严重后果，但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故对此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双方应根据各自的过失大小和原因力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2、二被告是否应当向二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一节，因无充分证据证实杨凤鸣有侵权行为以及与李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于二原告要求被告杨凤鸣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原告放弃公安机关对李某死因进行鉴定，亦不要求公安机关对此进行侦查，而原告李锐作为李某之子，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未能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负主要责任，故对二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金额均系按照全部金额的30%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李某自身患有严重疾病，应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70%的责任；而原告李锐和被告郑金丽应在另外30%责任范围内，按照各自的责任比例进行承担。结合本案事实，李锐和郑金丽应在30%的责任范围内分别承担90%和10%的责任为宜。经询，原告孟淑英明确表示放弃追究李锐的侵权责任，故对此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因李某去世时系常年病休在家，经计算，死亡赔偿金应为682020元（34101×20年），丧葬费为29664元（59328÷12个月×6个月），两项共计711684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赔偿责任高于被告郑金丽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综上，被告郑金丽应当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共计21350.52元（711684×30%×10%）。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郑金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孟淑英、李锐近亲属李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21350.52元；二、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8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孟淑英、李锐负担693元，被告郑金丽负担75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与一审审理的争议焦点相同。二上诉人虽然主张李某由于被上诉人郑金丽进行辱骂而下楼，并因二被上诉人共同恶意辱骂之故而发生猝死，但是从公安卷宗对事发时当事人各方及旁观者的询问笔录看，仅有李锐单方陈述杨凤鸣和郑金丽与李某有肢体接触并辱骂，但是其他人均无此陈述，二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杨凤鸣参与到郑金丽与李锐之间的争吵中或对李某进行了辱骂，不足以证实杨凤鸣与李某猝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杨凤鸣对二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各方对于郑金丽与李锐之间发生争吵引得李某下楼劝架及在劝架过程中猝死的事实，均无异议，应认定此事实为引起李某猝死之外部诱因，故应当对两人之行为的过失程度及原因力进行分析。李锐作为李某之子，对其父身体健康情况更为了解和清楚，因此，在其父李某劝架时，较之旁人负有对其父健康状况更大的注意义务，应当及时停止与他人的争执，更应避免与其父直接争执，李锐对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外因负有主要责任；郑金丽作为邻居，在李某劝架过程中，虽无法预见劝架者猝死之严重后果，但亦应及时停止与李锐的争执，避免不良后果，故郑金丽对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外因应负次要责任；鉴于李某自身患有严重疾病，系猝死之内部因素，一审法院结合公安卷宗综合考虑本案案情认定其自身对损害结果承担70%的责任、李锐和郑金丽分别承担另外30%责任范围内的90%和10%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一节，因李某自身之严重疾病是其猝死内因，李锐对李某猝死之外因又负有主要责任，同时结合公安卷宗中各方对于事件发生的场合、行为方式的陈述，一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6元，由上诉人孟淑英、李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俊代理审判员 王 晶代理审判员 刘雪峰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汤建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