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4民终58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福良，男，1950年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霞，女，194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东，内蒙古义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玉云，女，1956年3月22日出生，蒙古族，教师，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绍英，男，1941年5月21日出生，蒙古族，医生，住内蒙古自治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秀原，内蒙古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李某，女，197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
原审原告：朱某1，女，200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内蒙古自治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女，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
原审原告：朱某2，男，200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内蒙古自治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女，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
上诉人朱福良、张玉霞因与被上诉人张绍英、乌玉云及原审原告李某、朱某1、朱某2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2017)内0430民初2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福良、张玉霞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意袒护被上诉人一方。上诉人之子朱贵金2016年10月31日因足后跟疼到被上诉人张绍英开办的私人诊所医治，该病系日常生活中常见疾病，并非有致人死亡危险的疾病，反而是服用了在该诊所既没有执医师资格也没有执业药师资格的被上诉人乌玉云(系被上诉人张绍英之儿媳)为其配置的七包粉末状东西，第三天，服药之后出现头痛，呕吐及四肢发麻等症状随即死亡的，在上诉人等近亲属申请对死亡者做法医学尸体检验司法鉴定期间，被上诉人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诱死者的近亲属在违背真实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补偿协议，该协议也是一份显失公平的协议，死者40岁正值壮年，且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子女，被上诉人仅给予18．5万元的赔偿于法于理实属不公。另一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2016年10月31日，家住××旗的农民端贵(60岁)因肩部疼痛，到被上诉人开办的诊所医治，被上诉人乌玉云同样给其配制了七包粉末状的东西，端贵也是服完第三次药后出现头痛，呕吐及四肢麻木等症状随即死亡。此事发生在朱贵金死亡前，端贵家属当时就找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承诺给予12万元赔偿了事，但却没有及时通知朱贵金停止服药，显然被上诉人对朱贵金的后续服药及引起的死亡持放任态度，因此，应对朱贵金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根据2017年1月10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死者朱贵金排除机械性操作致伤害，排除因食物中毒死亡，排除脑出血死亡，排除心肌梗死亡，且根据死者朱贵金生前在餐后服用蒙药约十分钟后出现头痛，呕吐及四肢发麻等症状，并于一个半小时后确认死亡，尸检见死者胃内容较多，可见成型面食，可闻较为浓烈蒙药气味．证实其死亡距餐后时间较短，并服用过药物，并根据其服用药后短时间内出现明显胃肠及肢体症状，并很快致人死亡，不排除在患心肌病基础上与所服药物有关。据此可见，服用被上诉人配制的药物是致朱贵金死亡的原因，那么根据我国《民法总则》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相关费用，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认定被上诉人只承担40％的责任无根据，于理不公，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故上诉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望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张绍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上诉人儿子朱贵金的死亡与服用我的药物没有直接关系。我是行医56年的乡村医生，具有医师资格，持有卫生部门颁发的《乡村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资格证书》。2017年10月31日上诉人的儿子朱贵金因足后跟疼痛，要求用药。经过诊脉后我给朱贵金配治了7包料药，并做了医嘱。可谁知朱贵金回去后没有及时用药，没按医嘱去做。在用药期间突发心肌病，导致死亡。朱贵金死亡后我在不明死因的情况下积极协助上诉人一方处理后事，考虑死者家庭困难等因素，在村委会、镇司法所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双方自愿达成了协议，我同意一次性补偿给原告死者丧葬等费用共计18万元，并把款打入了司法所所长的卡内。后因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决定对朱贵金进行尸检，查明其死因，死者家属反悔，司法所将款退回。2016年11月30日死者家属及其亲属又找村委会、镇司法所强烈要求调解此事，并表示一次性解决，不再反悔!在四家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经过调解人员几番撮合，最后达成了协议，死者家属及其参与调解的亲属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上诉人等并出具了谅解书，我一次性支付了死者家属18.5万元的各种费用。两个月后司法鉴定结果出来了，经过尸检排除了因毒物中毒死亡，结论是”不排除朱贵金的死亡是在患有心肌病的基础上与服用药物有关”，这说明死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患有严重的心肌病，因我的药物无毒，更没有致人死亡的药物，所以朱贵金的死亡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按法律规定我不该承担赔偿责任，但协议已经签订履行，我信守该协议。二、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不具备撤销的情形，上诉人要求撤销该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l、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在被上诉人一方强烈要求下，经过四家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自愿达成的，被上诉人一方在签字之前对协议书的内容完全了解，签字、摁手印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调委会对调解过程进行了全程录像，上诉人一方有多人参加调解，协议过程中他们充分表达了意思，双方签订的协议是经过20多天，多轮协商的结果。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诱死者的近亲属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补偿协议”与事实情况完全不符，没有任何根据，实属谎言。2、该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根据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不排除朱贵金的死亡是在患有心肌病的基础上与服用药物有关”，说明朱贵金死亡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是其自身疾病，即严重的心肌病。因我的药物无毒，更没有致人死亡的药物，即使与服用药物有关，参与度也是甚微。朱贵金死亡如果按照全部责任进行赔偿，各项赔偿总额为40．5万元，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我补偿死者家属18．5万元，已经超过了损失总额的45％，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综上，上诉人等与我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撤销情形，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乌玉云答辩称，上诉人说我给死者朱贵金抓药，纯属捏造事实。死者朱贵金于2016年10月31日去抓药，而我在2016年10月29日就去北京姑娘家了，姑娘是11月11日生孩子。死者朱贵金去我公公处看病买药时我在北京，根本不在现场，不存在我给朱贵金配药抓药的情况。上诉人说我给朱贵金配药抓药没有任何根据。有关当时我在北京而不在敖汉的证据一审中我已经提交法庭，因而本案与我没有丝毫关系，我没有任何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原告李某、朱某1、朱某2同意上诉人上诉意见。
一审时原告李某、朱某1、朱某2、朱福良、张玉霞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补偿协议；2、判令二被告再赔偿死者家属人民币31万元。
一审判决查明，原告李某是死者朱贵金的妻子，原告朱某1是死者朱贵金的女儿，原告朱某2是死者朱贵金的儿子，原告朱福良、张玉霞分别是死者朱贵金的父、母亲。被告乌玉云系被告张绍英的儿媳。2016年10月31日，死者朱贵金因足后跟疼痛到被告张绍英的诊所治疗，经被告张绍英诊脉后，被告张绍英为死者提供药物，在用药期间，朱贵金于2016年11月7日晚去世。2016年11月30日，原告李某、朱福良、张玉霞（甲方）与被告张绍英（乙方）在敖汉旗四家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调解下达成补偿协议，约定”一、补偿协议前提是不以相关标准做计算值，不以有关部门鉴定结论做补偿依据，双方以本次补偿协议补偿额做最终结果。不管有关部门的鉴定结论是否与用药有关，甲方三位申请人（及众亲属）都不再重新追究乙方的任何法律责任。二、乙方一次性给付甲方三位申请人在法律规定名目下的各项费用合计185000元.此款在甲方三位申请人签订本协议的同时，由乙方一次性给付甲方三位申请人（双方交付时以收据为凭）。三、甲方收到上述补偿款后，甲方自动出具谅解书一份”。甲方三人及甲方代理人张福生、李景文，乙方张绍英及乙方代理人张勤，调解人张百东、程自会均在补偿协议书上签字，调解书加盖了四家子镇人民政府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原告李某、朱福良、张玉霞收到上述款项后为被告张绍英出具收据一枚并出具谅解书一份；2016年11月11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受敖汉旗公安局委托对朱贵金死亡原因进行鉴定。2017年1月10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不排除被鉴定人朱贵金死亡系在患心肌病基础上与所服药物有关”。原、被告均未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另查明，被告乌玉云在2016年10月31日当天未在被告张绍英诊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6年11月30日原告李某、朱福良、张玉霞（甲方）与被告张绍英（乙方）在敖汉旗四家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补偿协议是否应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第六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是经过20多天，多轮协商的结果，且在四家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原告李某、朱福良、张玉霞在达成协议后向敖汉旗公安局、敖汉旗人民检察院、敖汉旗人民法院为被告张绍英出具了谅解书。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方有欺诈、胁迫的情形，也不能证明自己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被告所提交的双方签订协议时的光盘中本院亦未发现原告所主张的可撤销的情形存在。另外，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不排除被鉴定人朱贵金死亡系在患心肌病基础上与所服药物有关”的鉴定意见应当理解为死者朱贵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疾病，即使与服用药物有关，服用药物也只是死者死亡的一个诱因，根据司法实践，其参与度一般在40%以下，那么其所应承担的实体责任也应该在40%以下。从实体赔偿数额上看，因朱贵金死亡原告方的损失数额（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朱某1、朱某2、朱福良、张玉霞四人被抚养人生活费）为40.5万余元，被告方所赔偿的18.5万元已经超过了损失总额的45%，故法院对原告所提出的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补偿协议，判令被告再赔偿原告方31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死者朱贵金正值壮年即因病死亡，虽令人惋惜，但不能因此而加重另一方赔偿责任，这也为法律的公正性所不允。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乌玉云参与了诊疗过程，实施了侵权行为，而被告方所提交的证据证明被告乌玉云事发时不在本地，故对原告方要求被告乌玉云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朱某1、朱某2、朱福良、张玉霞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直接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据此，应依法认定该调解协议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二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对其签字确认的调解协议提出异议，主张涉案调解协议在签订过程中因被上诉人乘人之危导致该调解协议显失公平，因此该协议应予撤销。对此本院认为，涉案调解协议系经多人参与调解，经过多轮协商的结果，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李某、朱福良、张玉霞在达成协议后为张绍英出具了谅解书，并不存在乘人之危的法定情形。同时，二审中李某承认没有人胁迫其签署该调解协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上诉人因对其撤销调解协议的上诉请求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赔偿数额显失公平问题。死者朱贵金的死亡系多因一果，而自身患有心肌病为主要原因，张绍英依据调解协议赔偿给李某、朱福良、张玉霞18.5万元，已经超过损失总额40.5万元的45%，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再赔偿死者家属31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上诉人朱福良、张玉霞承担；邮寄送达费140元，由上诉人朱福良、张玉霞和被上诉人张绍英、乌玉云，原审原告李某、朱某1、朱某2各承担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邓宏涛
审判员张京浩
审判员其其格
二○一八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齐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