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沪0113行赔初7号
原告包某1，男，2005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理人包某2，196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某派出所，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负责人王某某。
委托代理人朱某某。
委托代理人潘某。
原告包某1诉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某派出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9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同年9月6日立案后，于9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包某1的法定代理人包某2、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某派出所的委托代理人朱某某、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包某1诉称，2014年9月4日晚9点至10点半左右，被告110出警民警违法将未满10周岁的原告用警车带至被告处进行威吓、诱骗，整个过程超过一个小时。该行为没有任何传唤证明和手续，也未告知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包某2。原告因受此严重惊吓后，精神大受刺激。2016年4月18日，原告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确诊为：中度童年情绪障碍。后原告为治疗此病而休学，至同年9月23日复学。另该精神疾病病发时原告无故跌倒，造成右尺桡骨开放性骨折。原告法定代理人从知道原告被被告110出警民警违法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开始，就多次至相关部门上访、投诉。原告法定代理人于2017年6月23日以挂号信的方式向被告所长、教导员邮寄《赔偿申请书》，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费人民币5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休养费10,000元。但被告始终未予答复。被告未经原告法定代理人同意，无合法依据，将未成年的原告带至被告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造成原告患童年情绪障碍，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费50,000元、心理治疗、休养费10,000元、交通费1,860元，共计61,860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包某1的出生医学证明、原告法定代理人包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述二人的户口簿复印件，证明原告包某1与包某2系父子关系。
2、原告包某1的病历，证明其于2016年4月18日、2016年5月9日、9月2日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医，被诊断为“童年情绪障碍”。
3、原告法定代理人包某2的医疗费发票，证明其于2014年9月4日20时30分至22时25分均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就诊。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某派出所辩称，1、原告提出的赔偿申请已经超过法定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本案事发在2014年9月，原告事隔近三年提出赔偿申请，已经超过两年的法定期限。2、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称被告使用威吓、诱骗的方式对其制作笔录，造成原告精神异常，但无证据表明原告的精神异常系被告造成。综上，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请求国家赔偿的法定时效，恳请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被告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被告出具的《工作情况》，证明被告民警对原告没有威吓、恐吓行为。
2、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某第二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至被告处时有该居委会的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其中一名叫徐某的工作人员证实被告民警没有威吓、恐吓行为。
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某第二居委会工作人员李某某的谈话笔录。2017年11月21日，本院至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某第二居委会进行调查，并对居委会书记李某某作了谈话笔录，在场人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徐某。该谈话笔录的主要内容为：2014年9月4日晚上8点多，社区民警章某某打电话给李某某，让居委会工作人员陪同包某1去某派出所了解情况。后其和徐某一起等在包某1家楼下，等民警到了以后，其和民警敲门进去，包某1一个人在家。其和徐某陪同包某1和民警一起至派出所。在派出所的一间房间内，民警当着其和徐某的面和包某1谈了一会话，当天没有看到做笔录。谈完后民警开车送包某1回家，其二人陪同至包某1家门口。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2、3、本院调取的李某某的谈话笔录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4日晚，被告民警章某某致电宝山区顾村镇某二居委会书记李梅珍，要求其派居委会工作人员陪同原告至被告处了解情况。后李某某与另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徐某至原告家门口，民警敲门后，原告一个人在家，原告在李某某和徐某的陪同下一起乘坐警车去被告处。民警将其三人带至一间房间内，在李某某和徐某在场的情况下和原告谈话，但当天未对原告制作谈话笔录。谈话完毕后，由民警开车，李某某和徐某陪同，将原告送回家。当天晚上原告一人在家，其父包某2因脚背被邻居砸伤而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治疗。2016年4月18日、5月9日、9月2日，原告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被诊断为“童年情绪障碍”。2017年6月23日，原告法定代理人向被告邮寄一份赔偿申请书，以原告因2014年9月4日晚被被告民警带至被告处，导致原告受到严重惊吓，精神大受刺激，并于2016年4月18日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检查确诊为：中度童年情绪障碍，后又导致原告因此休学，并无故跌倒，造成右尺骨开放性骨折为由，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费50,000元，休养等经济赔偿10,000元。但被告始终未予答复。原告不服，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询问未成年人时，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能到场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本案中，因原告父亲在医院接受治疗，故被告询问未成年的原告时，通知原告居住地基层组织的代表到场，并无不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原告被带至被告处询问情况近两年后才被诊断为“童年情绪障碍”，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被告行为与原告的病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被告并无违法行使职权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原告主张的各类损失亦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故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给予国家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包某1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 蕾
审判员 王秀岩
审判员 郭 蕾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张 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六十一条询问未成年人时，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能到场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确实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后未到场的，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