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28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邹林波，男，汉族，1966年11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绪辉，北京市中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维俭，重庆中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贵祥，男，汉族，1968年10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凡勇，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书祥，男，汉族，1961年12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凡勇，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天帮，男，汉族，1965年1月16日出生，住贵州省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凡勇，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孙友权，男，汉族，1968年3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盘州市。
再审申请人邹林波因与被申请人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一审第三人孙友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民终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邹林波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由何书祥、张天帮于2009年1月18日签名确认的《2009年1月对龙井煤矿南采区账务核对情况》，内容为：截止该结算日，南采区技改井项目尚有240余万元的利润未进行分配，证明南采区矿井于2009年进行了最终结算。2.《六盘水新晟大贸易有限公司报价单》，证明《备案登记表》中记载的“实际完成投资额1429.35万元”为虚报数字，不能作为认定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出资的依据。3.由盘县能源局、石桥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具的《证明》。4.《关于盘县乐民镇鸿辉煤矿原龙井煤矿及其技改井的情况说明》。5.《盘县人民政府关于盘县地方煤矿关闭整合情况的函》（盘府函[2007]49号）。以上三份证据证明南采区矿井技改未成功而被政府关闭。6.《关于盘县乐民镇鸿辉煤矿（整合）开采方案设计的批复》（黔煤规字[2008]162号）。7.盘县石桥镇核桃山村村委会出具的《关于龙井煤矿历史及现状的说明》。8.南采区矿井及老系统矿井现场照片。以上三份证据证明南采区技改井的“合伙资产”没有被并入鸿辉煤矿，原龙井煤矿的矿井已全部被废弃。（二）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由邹林波、孙友权、陈国荣共同签字确认的中期结算清单记载：截至2005年7月19日，三人实际投资共计4106421元，其中，邹林波投资2359302元，孙友权投资1414119元。二审判决认定“中期结算确认投资额已达七百多万元的事实”，实际上是把支出总计(原文为“资出总计”）7038844元错误地看成“资产总计”并进而将其误解为“中期投资额总计”。2.二审判决认定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是“龙井煤矿南采区技改项目”的“合伙人”，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确认自2005年2月5日起孙友权已将其持股比例稀释给何书祥和张天帮等人，孙友权仅持有11%的合伙比例。但在二审判决提到的“2005年中期结算表”中，孙友权的合伙比例高达42%，根本没有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的合伙比例。以上两个事实相互矛盾，不能被同时认定。3.《备案登记表》中所谓的1429.35万元的“投资款”，不仅包含了虚报的480万元设备款，还包括了200多万元的卖煤利润。二审判决以1429.35万元这个虚高且包含了未分配利润的合伙资产总额，作为投资款的基数总额，并按比例来计算各“合伙人”的原始实际出资金额，是对“合伙资产”与“合伙人投资款”的混淆。4.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的“投资”总金额只限于其各自购买“合伙份额”所支付的对价。二审判决将后来购买的“合伙比例”与原始的“出资比例”相等同是错误的。（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即便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则基于《联营协议书》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终止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第九十八条，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错误。2.案涉技改井项目是由于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等必备条件，被政府直接关闭而无法继续经营。即便将案涉项目合作关系称为“合伙关系”，这种“合伙关系”也是因政策原因“终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有关合伙终止的规定，二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关于退伙之规定明显不当。（四）二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三位“合伙人”应分别以邹林波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可以将三个独立的案件合并审理，但不能将其三人数额不同的诉讼请求作为“共同的诉讼请求”进行合并判决。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的二审上诉请求。
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提交意见称，（一）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等人合伙投资建设的龙井煤矿南采区15万吨的扩能改造获得批复后，龙井煤矿获得了对应15万吨的采矿权扩界，由此导致龙井煤矿的矿权价值获得成倍提升，也正因为龙井煤矿的矿权价值远远高于红锦煤矿，从而使邹林波在整合后的鸿辉煤矿中获得了59%的股份。（二）龙井煤矿南采区关停，是邹林波利用职务之便借整合政策关停的，并非邹林波所称施工与设计严重不符，龙井煤矿南采区技改符合设计要求。（三）二审判决仅是判决由邹林波退还合伙期间所投入的财产，对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利润并未作处理，邹林波提交的所谓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其既不是各方认可的最终结算，也没有对支出进行清算，不论其是否真实，对生效判决都不构成任何影响。（四）合伙期间投入的财产共达1400多万元，邹林波称该投入为虚假数额，与客观事实不符。邹林波主张不应按投资比例计算合伙份额，并无相应反驳证据，二审判决按合伙比例计算投资份额并无不当。（五）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不相冲突，后者是前者的法定形式之一，不管是合同解除还是合同终止，本案都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由合伙的受益人或合伙财产占有人退还合伙财产。（六）退伙和散伙的法律结果都是合伙人要对合伙期间投入的财产及累积的财产进行分配，故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并无不当。（七）二审判决由邹林波向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整体退还合伙财产，对诉讼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并不构成影响，邹林波所称的超出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不符。请求驳回邹林波的再审申请。
对于邹林波再审提交的新证据，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09年1月，不属于新证据。从形式上看，没有合伙人何贵祥、陈国荣、邹林波的签字。在之前的诉讼中，邹林波也一直陈述，龙井煤矿南采区在被关停后没有进行过清算。该表第五项载明“支出未查”，说明不是最终结算。2.对证据2、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2报价单的时间是2017年6月16日，不能反映2006年煤矿建成时的设备价值。龙井煤矿南采区实际所投入的设备设施远不止备案登记表上所记载的内容；盘县能源局只是证明了黔府函[2006]205号文件的真实性和南采区关闭的事实，龙井煤矿南采区关停时尚不在石板镇政府管辖范围内，石板镇政府无法作出证明；按照有关规定，煤矿生产系统和安全设施只有符合设计要求才能进行试运转，《联合试运转备案登记表》足以证明南采区的施工是符合设计要求的，上述三份证据不能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3.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证据5只能证明龙井煤矿南采区被政府关停，但不能证明不是“被邹林波关闭”的。没有技改成功的龙井煤矿，就不可能有整合后的30万吨年开采量的鸿辉煤矿。4.对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停了龙井煤矿南采区，才使邹林波原六万吨的老系统能作为过渡系统继续产煤，南采区的关停，恰好是为鸿辉煤矿的建立作牺牲。本院认为，证据1形成于二审判决之前，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从形式上看，其上没有何贵祥、邹林波的签字，从内容上看，是对合伙期间账务的不完全核算，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证据2、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属于证人证言性质，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且鸿辉煤矿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2005年2月5日，孙友权、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四人签订《投股协议》约定，孙友权在龙井南采××42%的股份按投资比例分配如下：孙友权11%，何书祥9%，何贵祥8%，张天帮14%。同年8月16日，邹林波签字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何书祥等人在南采区按股份投资后，经结算补给邹林波本人应进款金额229738.40元。可见，邹林波对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基于与孙友权的《投股协议》加入原合伙关系，共同经营管理案涉龙井煤矿南采区是明知并认可的。即使“2005年中期结算表”载明孙友权的合伙比例为42%，也可视为其代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行使相应的合伙权利，并不能因此否认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的合伙人身份。孙友权在一审诉讼中也明确承认何贵祥、何书祥和张天帮通过其加入案涉合伙关系。一、二审判决认定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与邹林波存在合伙关系，有事实依据。再审中，邹林波虽对此不认可，但并未提出相反的证据。故一、二审法院将本案法律关系定性为合伙纠纷，并无不当。由于案涉龙井煤矿南采区已经被关停，双方合伙关系的基础丧失，故本案主要解决的是合伙关系终止后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作为合伙人的权利义务问题。由于双方对合伙期间经营积累的财产以及债权债务等问题均未进行清理，双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未就合伙体负有债权债务提出相应的主张和证据，而根据合伙协议约定，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为货币出资，投入的财产不涉及原物返还问题，故二审判决根据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的诉讼请求，认定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主张给付的合伙财产，实应限于其投资而产生的增值部分，符合本案实际情况。邹林波关于仅返还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实际出资款的再审主张，依据不足。由于合伙收益未经结算，无法确定，二审判决综合本案全部案件事实，参照《联合试运转备案登记表》记载的投资数额按照合伙出资比例确定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的收益，在利益衡量上并无明显不当，邹林波再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认定。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解除属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一种情形，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并无明显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不存在适用上的非此即彼之关系，在合伙关系终止的情况下，对合伙投资及收益予以分配符合合伙的法律特征。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情形，也未因此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邹林波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主张，依据不足。关于二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三人分别与邹林波存在对合伙投资及收益进行分配的民事纠纷，因请求权行使主体不同，故诉讼标的也不同。一审判决将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的诉讼请求确定为共同的诉讼请求虽有不当，但最终处理结果并未超出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三人诉讼请求之和，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邹林波的该项再审主张，依据不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邹林波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 丹
审 判 员 张 纯
审 判 员 李晓云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 朋
书 记 员 陈思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