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57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营军，男，汉族，1976年12月5日生，实际居住地在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北苑家园清友园*号****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松林，男，汉族，1961年10月9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远军，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营军因与被上诉人刘松林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2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营军、被上诉人刘松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远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营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审法院判令将此案发回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二、判令刘松林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向孙营军送达举证通知书，剥夺了孙营军的举证权利，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对于刘松林提供的2014年6月28日对账单，原审判决认定“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孙营军需要进一步证明该款项系基于双方之间的其他往来而产生的履行和给付”。一审开庭前以及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从未向孙营军告之此义务，也未向其送达举证通知书，即非法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严重侵犯了孙营军的合法诉讼权利。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清。刘松林一审中仅提供了2014年6月28日对账单作为证据，并无孙营军的相关签收证明，一审判决认定“金钱属于种类物，刘松林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支付了超过孙营军主张金额的款项，并对款项的构成予以说明”，该说明仅为刘松林单方口头说明，无证据证明。而关于该对账单上载明款项的真实来源及用途，是在江苏知众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众汇公司）原股东郑惠莉的授意和安排下，由孙营军代刘松林收购其余四位股东崔庆和、刘啸、苗珍、兰鲁光的股份，并偿还所欠四人欠款，以及孙营军差旅费用的款项，其中股权转让金额共计30万元，偿还欠款共计312739元，差旅费用0.1万元，总计613739元。因孙营军在开庭前未收到举证通知书，故无法对该事实进行举证。
刘松林辩称，孙营军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存在多次虚假陈述，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营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4年5月，孙营军与刘松林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孙营军将其持有的知众汇公司48%股权转让给刘松林。48%的股权份额中，其中孙营军持有23%，另25%系由孙营军代郑惠莉持有，该23%的股权转让款为23万元。股份转让协议订立后，刘松林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于2015年6月30日前支付。经多次催要无果，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松林向孙营军支付股权转让款23万元及利息268元（利息自2015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5年10月30日止，之后的利息部分不再主张）。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6日，孙营军作为出让人、甲方与刘松林作为受让人、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是：甲方系知众汇公司股东，持有公司61%股权，现将48%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款为23万元，于2014年5月25日之前支付，双方根据相关规定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本协议签订前，甲方向公司其余股东公告转让意向，其余股东在30日内均没有受让的表示，也没有不同意转让的表示。
同日，双方签订《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是：知众汇公司于2012年9月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股东实际出资100万元。双方于2014年5月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甲方转让给乙方48%股份，其中有25%系甲方代郑惠莉持股，甲方实际转让给乙方的股份为23%，股权转让价款相应为23万元。
乙方刘松林在前述两份协议上签名的落款时间系2015年5月15日。
2014年5月6日，刘松林、鲜志成、胡恒斌作为甲方和借款人，孙营军作为乙方和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主要内容是：甲、乙双方于2014年5月6日分别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的约定，甲方应于2014年5月25日前将35万元的受让款交付给乙方，乙方将35%的股份转让给甲方（刘松林23%、鲜志成7%、胡恒斌5%）。由于甲方资金困难，乙方同意甲方在2015年6月30日前偿还该借款。鲜志成、胡恒斌没有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名，刘松林、孙营军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名。
2014年1月7日，知众汇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引入新股东刘松林，同意孙营军以原价将所持股份61%、王春晖将所持股份10%、徐航涛将所持股份8%转让给刘松林。孙营军、徐航涛、崔庆和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股东会决议上没有王春晖的签名。
2014年6月28日，刘松林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分十三次向孙营军网银转账支付613739元，其中第一笔转账金额为13739元，另外十二笔转账金额均为5万元。各笔汇款的摘要信息均为“借款”。孙营军对此笔款项的解释是：其在2015年5月，在北京出借给刘松林61万元现金，现金的来源是其向其他朋友所借。另外3739元是刘松林支付的其在北京期间为刘松林办理业务产生的差旅费。刘松林还款后其将借条原件返还，未留存复印件。刘松林的解释是：该笔款项中23万元是支付的案涉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另7万元、5万元是代鲜志成、胡恒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还有263739元是其出借给孙营军，用于收购其他股份并处理公司善后事宜的费用。
一审法院另查，经多次变更，目前知众汇公司的股东为孙营军、徐航涛和王春晖，持股比例分别为82%、8%和10%，法定代表人系崔庆和。刘松林尚未登记为知众汇公司股东。
2014年2月至2015年6月期间，孙营军与刘松林之间就股权转让、公司资产交接等进行了多次邮件沟通。2015年5月、6月，孙营军多次向刘松林催要股权转让款，刘松林多次提及其前期投入60多万元而新公司无法正常运营。
2015年11月，孙营军以股权转让纠纷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鲜志成、胡恒斌，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该院以（2015）鼓商初字第2283号、第2284号案件立案受理。经审理，因鲜志成、胡恒斌未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名，故法院认为不存在股权转让事实，据此判决驳回孙营军的诉讼请求，该两案现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孙营军与刘松林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该协议是否侵害知众汇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孙营军是否有权要求刘松林支付股权转让款，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第一，关于优先购买权问题。孙营军将其持有的知众汇公司股权转让给刘松林，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知众汇公司另一股东王春晖虽没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但其没有在股东会决议签名不代表其对股权转让不知晓或不同意，也不代表其一定反对案涉股权转让，亦不代表其会行使优先购买权，故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而归于无效，在知众汇公司其他股东未提起主张之前，刘松林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无权提出此项抗辩。刘松林应当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第二，关于孙营军是否有权提起支付股权转让款主张。股份转让协议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进行了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并未以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为前提，故刘松林无权以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而拒绝履行款项支付义务。至于案涉股权转让款是否已经支付，刘松林提供了其于2014年6月28日的对账单，孙营军确认收到该笔款项，对该笔款项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因孙营军要求刘松林支付的是金钱债务，金钱属于种类物，刘松林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支付了超过孙营军主张金额的款项，并对款项的构成予以说明，此时，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孙营军需要进一步证明该款项系基于双方之间的其他往来而产生的履行和给付，孙营军对该款系还款和报销差旅费的解释，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亦不能就61万借款款项的来源、交付以及借条或差旅费的具体构成形成有效的说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证据规则，一审法院认定刘松林于2014年6月28日向孙营军支付的613739元，其中23万元系用于支付案涉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故对孙营军要求刘松林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2014年6月28日汇款中剩余383739元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囿于孙营军诉请和双方证据，不作认定。如果双方认为还有其他未解决的事项，可依据相关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孙营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54元，由孙营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孙营军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知众汇公司发起人协议和发起人出资补充协议。拟证明郑惠莉为知众汇公司的隐名股东，担任公司实际执行董事，郑惠莉一直以执行董事身份主导孙营军、王春晖、徐航涛与刘松林股权转让事宜，安排孙营军代刘松林收购崔庆和、刘啸、苗珍、兰鲁光四人股份相关事宜。
证据二、邮件10份和证据三、短信8条。均拟证明在郑惠莉的安排组织下，孙营军代刘松林收购崔庆和、刘啸、苗珍、兰鲁光四人股份，进一步证明刘松林后续支付给孙营军的款项孙营军是代刘松林收购股份的款项。
证据四、银行对账单。拟证明孙营军于2014年6月28日向崔庆和、刘啸、苗珍、兰鲁光四人转账共计613739元。
被上诉人刘松林二审中依法提交了（2016）苏0106民初3576号案2016年5月13日的开庭笔录1份。拟证明本案与其他几个案件相互关联，孙营军就同一份协议分别起诉、撤诉又起诉，笔录中记载了刘松林向孙营军支付的相关61万余元款项的构成和用途，孙营军数次陈述均不一致，存在虚假陈述。
被上诉人刘松林对上诉人孙营军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至证据四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一，认为相关工商登记资料一审中刘松林已提供，刘松林在工商局的工商档案中没有查询到该份发起人协议，且刘松林并非发起人协议的当事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能达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孙营军提供的其与案外人的所有邮件，认为与刘松林无关，不认可邮件内容，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对证据三，8条短信均是孙营军与案外人之间的短信往来，认为内容不真实，与刘松林无关，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四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上诉人孙营军对被上诉人刘松林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61万余元是孙营军代刘松林收购崔庆和、刘啸、苗珍、兰鲁光等四人的股份转让款。
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孙营军二审当庭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四的真实性，因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后文综合予以认定。对于刘松林二审提交的（2016）苏0106民初3576号开庭笔录，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向孙营军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须知、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孙营军在送达回证上签字。一审2015年11月24日、2016年2月23日、2016年4月13日三次开庭笔录中均载明：法庭询问“在起诉和应诉时，本院分别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举证通知书，现对举证通知书上规定的责任、义务及法律后果是否清楚？”孙营军回答：“清楚”。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刘松林是否已经向孙营军支付了23万元股权转让款。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举证通知书的送达问题。一审法院已于开庭前依法向孙营军送达了举证通知书，且孙营军在一审三次开庭笔录上亦签字确认，一审法院程序合法。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生举证责任转移时，法律并无规定法院应向当事人再次送达举证责任通知书，故孙营军关于一审法院未向其送达举证通知书，剥夺了其举证权利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刘松林是否已向孙营军支付了23万元股权转让款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孙营军实际转让给刘松林的股份为23%，相应股权转让价款为23万元。当事人双方均认可2014年6月28日，刘松林通过网银向孙营军转账613739元，孙营军亦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对该款项的构成，孙营军在一审中解释为：2015年5月，其在北京出借给刘松林61万元现金，现金的来源是其向其他朋友所借，另外3739元是刘松林支付的其在北京期间为刘松林办理业务产生的差旅费。二审中，孙营军称案涉613739元系孙营军代刘松林收购崔庆和、刘啸、苗珍、兰鲁光的股权转让款30万元、所欠上述四人欠款312739元，差旅费1000元。孙营军关于案涉613739元构成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刘松林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向孙营军支付了超出其主张的金额，孙营军不认可该款项包含23万元股权转让款，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孙营军主张是借款和差旅费，但未对该款项的来源、交付、借条和差旅费等提供相应证据。孙营军二审中主张是刘松林向其支付的其代刘松林购买崔庆和、刘啸、苗珍、兰鲁光四人的股权转让款和偿还该四人的欠款，但对此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据此，孙营军要求刘松林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23万元及利息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孙营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4元，由孙营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阿珍
审 判 员 周毓敏
代理审判员 王 存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唐姮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