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06民初6687号
原告：湖北百纳众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昌区武珞路628号B座20层9号。
法定代表人:周昊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苏治山，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夏金，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海外优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250号武汉船舶国际广场16楼1602-3号。
法定代表人:熊文幼，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戟，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群，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北百纳众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纳众成公司）与被告武汉市海外优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外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于2017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百纳众成公司委托代理人苏治山、夏金，被告海外优公司委托代理人杨戟、陈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百纳众成公司诉称，2017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运营协议书》，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对被告品牌旗下的在武汉地区的网络平台进行运营销售及相关运营管理，主要委托方式为被告授权原告使用其商标、行业资质、各类证书等，被告提供销售的产品，运营推广等费用由原告承担，原告按比例提成，被告每月支付原告每个店铺1000元服务费，每个月1号、15号结算，委托期限为一年，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双方约定，委托期间，被告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否则，原告有权直接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委托事项，分别安排6名工作人员，先后在武昌两处、汉口和汉阳各一处分别承租了四个实体店运营，并结合京东到家、饿了么、支付宝口碑同步进行线上运营。同时，被告在原告的指导下，分别在硚口、××、××、××、西园总共开了5家自营店，原告派员专门到店教他们如何操作及相关注意事项。总之，在合作初期，原告利用自身网络优势与运营经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为被告开拓市场，打开销路，树立品牌形象，使被告产品及品牌在武汉取得了一定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也实际获得了可观的销售收入。然而，2017年7月5日，被告为一己之利，以原告未达成销售目标且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为由，向原告下达《合同终止通知函》，提出即日起终止合同，并自行将网上上传产品下架。次日，原告即复函被告告知其所称理由纯属虚构，合同并未约定销售目标，且双方均已按时结算，并要求被告及时协商并采取措施，避免进一步损失扩大，但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合法真实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双方应按约履行各自权利与义务，原告已按约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被告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单方解除合同，构成了重大违约，并给原告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原告仅聘请人员工资、租赁实体店租金及设备配置花费近20万元，还有原告为配合销售运营在被告处购进的部分产品因此而库存，上述直接损失至少20万元，应全部由被告承担。综上所述，原告依据相关规定，现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解除双方于2017年3月1日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2、被告赔偿因违约解除合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0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等费用。
原告百纳众成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委托运营协议书》。拟证明，被告委托原告进行市场销售及运营管理，原告获取一定佣金与服务费，合作期限一年，期满前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约，此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证据二、《合同终止通知函》（落款时间2017年7月5日）。拟证明，合作四个月后，在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情况下被告借故单方下达终止协议书，属于违约行为。
证据三、《告知函》（落款时间2017年7月6日）。拟证明，原告在收到被告单方终止通知函后及时回复被告，告之其违约行为，并告知终止协议造成的后果与损失，希望双方协商解决，但没有取得一致。
证据四、《工作情况》纸质资料一份。拟证明，原告在协议有效期的前4个月履行了协议规定的义务，为被告的品牌形象市场推广与销售取得了成效，并投入了大量人力与财力,被告单方违约给原告造成至少20万元的直接损失。
证据五、原、被告双方部分对账结算单、转账记录、海外U发货单（部分），拟证明，1、原告在协议期间履行了自己的义务；2、原告与被告按期结算并完成了一定销售任务，被告合同终止通知函所说的理由不成立。
证据六、房屋租赁合同4份。拟证明，原告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协议期间租赁的部分实体店门面，付出了房租成本，构成原告的直接损失6万左右。
证据七、劳动合同5份（黄上佳、曹科、陈楫义、李书芳、刘开锋）、工资支付凭证。拟证明，原告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协议期间雇佣的员工专门负责双方合同的执行，付出人工成本，构成原告的直接损失7万元左右。
证据八、余下产品照片。拟证明，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用于铺货销售的产品存货，价值近5万元，构成原告直接损失。
被告海外优公司答辩称，原、被告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委托运营协议书》，不存在我方违约情况。被告于2017年7月5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是在双方达成合意后被告按照原告要求发出的，通知函的内容也是经过原告修改的，同时双方已进行工作交接。原、被告双方解除协议书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原告所称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也无从得知。
被告海外优公司为支持其辩称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武汉市东西湖公证处（2017）鄂东内证第11429号《公证书》、《劳动合同》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1、原、被告解除《委托运营协议》系双方合意，而非被告单方意思表示，2、万雨晴系被告职工。
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海外优公司对原告百纳众成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终止函是在双方合意前提下被告向原告发送的，内容经过原告修改，并不是被告单方解除合同；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告知函是原告发送的，其所述事实未经被告核实，且存在错误：1、并非被告单方无故终止，而是双方合意解除合同。2、在原告的告知函发出后，原、被告实际还保持联系，被告并未置之不理；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工作情况》是原告单方编辑书写所形成的文字资料，无法真实反映实际的工作情况。《工作情况》所记载的店铺开展情况及运营阶段中关于场地、设备、货架、及产品人员分配的情况与原、被告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的约定不符，无法证明原告在协议有效期的前4个月为履行协议所投入的人力、财力情况，更无法证明因原、被告协议解除合同给原告带来的实际损失的具体数额；对证据五中的原被告双方部分对账结算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对账结算单是原告单方编辑书写所形成的文字资料，无法客观反映其所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亦无法证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五中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显示其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无法反映该组证据的来源，且该记录虽显示转账给文幼，但并不能证明该款项与被告有关更不能说与案涉委托运营协议书中所涉及的业务有关，因此，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五中海外U发货单(部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仅约定由原告协助被告管理运营网络平台，并未约定原告帮被告管理线下实体店，网络运营平台所销售的货物均由被告工作人员负责整理打包，由被告仓库直接发出，所有网络运营平台涉及的货物，原告并不经手，原告提供的海外U部分发货单实际系原告为经营自己所运营的实体店的营业需求，向被告批量购置的货物，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并未提供实际支付门面租金的凭证，单凭租赁合同无法直接证明原告实际支付的租金，另外根据合同签订日期可知，其签订日期为2016年12月12日和2017年1月13日，上述两份合同签订时间均在原、被告签订协议之前，故无法证明原告是为了履行案涉委托运营协议书而签订的租赁合同，亦无法证明其为履行委托运营协议所付出的房租成本6万元；对证据七中原告与黄上佳、曹科、陈楫义、李书芳、刘开锋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五份劳动合同的签订日期均在原、被告签订《委托运营协议书》之前，无法证明原告是为了履行案涉合同委托运营协议书而招聘上述人员。对工资支付凭证中支付宝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也无本案无关。银行付款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黄上佳、曹科、陈楫义、李书芳、刘开锋5名员工是否与《委托运营协议书》约定的网上运营有关，没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而且黄上佳、陈楫义、刘开锋在2017年7月之前均已离职，只有李书芳、曹科在2017年7月之后尚在原告处服务。故证据七无法证明原告为履行案涉委托运营协议书而产生的人工成本7万元；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照片均为复印件，无原件进行比对，无法证明图片所反映的内容真实性，也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更无法证明是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产品同时无法证明其产品价值，因此证据八不能证明原告的直接损失5万元。
原告海外优公司对被告百纳众成公司提交的与万雨晴的《劳动合同》及万雨晴的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对公证书的合法性无异议，但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公证书中列举的微信记录有删减，不是万雨晴微信所有的记录；在公证书附件的第6页2017年7月4日15:52分万雨晴微信截图显示万雨晴发给李书芳：“我们要先沟通清楚，再做解约”，李：“沟通什么？”万：不然解约合同写什么？李：“解除签约合同”。公证书中列举的都是万雨晴发给李书芳的聊天记录，但李书芳只是原告的一名员工，其工作仅是运营负责人，对于万雨晴与李书芳提出解除合同，李书芳是无权代表公司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的。
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证据，确认其证明力，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确认以下基本事实：
2017年3月1日，海外优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百纳众成公司作为受托方（乙方）签订了《委托运营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概括如下：1、海外优公司委托百纳众成公司对其品牌旗下的产品在武汉地区的网络平台（主要包括京东到家、饿了么、美团等）上进行销售及相关的运营管理。百纳众成公司通过进行推广、运营管理及相关投入增加业绩，由此产生的推广等相关费用由百纳众成公司自行承担；2、海外优公司按百纳众成公司要求提供所选产品的及时铺货，大型活动时全力配合百纳众成公司；3、海外优公司委托百纳众成公司销售产品期限为1年，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4、关于百纳众成公司仓储物流：海外优公司负责按百纳众成公司所选产品要求进行铺货，贷款结算方式为销售完成以后结算：（1）退换货比例：10%。（2）返点：自营店成交额的5%。（3）海外优公司每月支付乙方1000元的店铺服务费。（4）结算方式：每月1日、15日结算；5、海外优公司不得单方面解除本合同；6、海外优公司有义务管理好网络商铺，提供店铺所需设备（手机、热敏打印机）。
2017年7月5日，海外优公司向百纳众成公司送达《合同终止通知函》，该通知书载明：“关于贵司与我司于2017年3月1日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以下简称‘合同’）由于贵司从签订至今均未按约定达成销售目标，并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与我方结算货款，给我司造成严重损失，我司现决定，即日起终止合同，收回贵司的品牌使用权，包括但不限于京东到家、饿了么、美团。并要求贵司严格依据合同约定与我司结清双方已经发生的权利义务。特此通知！”
2017年7月6日，百纳众成公司向海外优公司送达《告知函》，该告知函载明：“贵司与我司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及《品牌使用及产品销售授权书》合同到期日期是2018年2月28日，我司亦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履行我司应承担的义务。但贵司于2017年7月5号向我司发出《合同终止通知函》（以下简称‘《通知函》’）无故单方要求终止合同，属于严重违约。同时贵司发出的《通知函》中所谓的未完成销售目标、未结算货款等相关事宜纯属虚构。贵司发出《通知函》后在未通知我司情况下自行将海外优在京东到家等平台上传产品下架，收回海外优品牌使用权导致在与其合作期间购买的产品不能售卖，给我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此我司要求贵司在收到此函后尽快与我司取得联系，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否则，我司将会通过法律手段要求赔偿，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特此函告！”
2017年10月12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公证处根据海外优公司的申请，就海外优公司员工万雨晴保全其微信聊天记录的行为进行公证并作出（2017）鄂东内证字第11429号公证书。公证书附有万雨晴手机截屏图片，其中第六、七页聊天记录显示内容有：2017年7月4日14:04，李书芳：你们先发解约的书面合同过来，一步步来，你们先提的解约。我刚刚也是和公司商议了一下，这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解约，需要做出书面的文件。2017年7月4日15:52，万雨晴：我们要先沟通清楚再做解约啊。李书芳：沟通什么。万雨晴：不然解约合同里写什么。李书芳：解除签订的合同。之前合同写的，职责权利义务就是解约的内容。万雨晴：之前的合同说实话，太不正规了。解约里最重要的不就是后续问题的处理吗？2017年7月4日15:58，万雨晴：店铺交接、账目交接之类的。李书芳：毕竟是签订了一年，我们前期工作帮你们上了400多个产品和培训然后运营，申请让京东补贴15%和20%的钱，这些我们都是做了努力的，也很辛苦。那现在你没有提出解约合同，店铺所有权也是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无法开展下去，怎么交接。万雨晴：你们做了工作，我们也在亏本着一直给基础费用，我们现在是在沟通后续交接方式，沟通好了，在解约合同中明确标明，然后再开始执行不就可以吗？2017年7月4日16:27，李书芳：运营的结果是也给你们公司卖了很多单，你们出的钱也没有白出，现在的意思是你们公司要结束与我们公司合作关系，解除合同之前签约的内容，如果你这边做不了主，我们公司的意思是让你们公司龙总出来和我们公司叶经理谈解约的事，店铺你们公司愿意出多少钱收回或者不收回也可以，谈妥了，我这边处理后续的事，谢谢了。2015年7月5日09:30，李书芳：还有一份品牌使用及产品销售授权书。2015年7月5日09:35，李书芳：你这边还是在理一份。把这个地方再多加一份品牌使用及产品销售授权书。将两份解约合同以快递的形式发到我们公司，谢谢了。
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如下:
一、关于被告海外优公司于2017年7月5日向原告百纳众成公司送达《合同终止通知函》提出解除合同，是否构成违约，被告海外优公司是否违约的问题。
被告海外优公司认为，其于2017年7月5日向原告海纳众成公司送达《合同终止通知函》，是因为在《委托运营协议书》履行期间，百纳众成公司业绩一直不达标，海外优公司与百纳众成公司均认为没有继续合作的必要，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解除协议书，且《合同终止通知函》系应百纳众成的要求发出的，解除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海外优公司不构成违约。
百纳众成公司认为，海外优公司在与百纳众成公司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即单方解除合同，构成违约，海外优公司提交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与百纳众成公司员工达成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该员工的行为是代表公司的代理行为。海外优公司主张其提出解除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依据的是（2017）鄂东内证字第11429号公证书所载明的海外优公司员工万雨晴与百纳众成公司员工李书芳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该公证书载明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李书芳与万雨晴通过微信就案涉《委托运营协议书》解除事宜进行沟通，李书芳也几次强调是海外优公司提出解约，解约需要送达书面文件，也明确表明百纳众成公司的意见是需要海外优公司龙总出面和百纳众成公司叶经理协商解约的事，谈妥了店铺回收事宜后，李书芳就处理后续的事。从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李书芳与万雨晴虽就《委托运营协议书》解除事宜进行沟通，但双方并没有达成最终的一致性意见。且李书芳为百纳众成公司员工，百纳众成公司也未明确表示授权李书芳个人代表公司可以解除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
本院认为，被告海外优公司与原告百纳众成公司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均应按上述《委托运营协议书》中的约定严格履约。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虽属委托合同，但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被告海外优公司作为委托人，不得单方面解除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此项约定，合法有效。被告海外优公司不能违反此项合同约定，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故本案被告海外优公司作为委托人，没有随时解除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的权利。另海外优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海外优公司有理由相信百纳众成公司员工李书芳有代理百纳众成公司解除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的代理权。故对海外优公司主张其与百纳众成公司经协商一致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海外优公司于2017年7月5日向百纳众成公司送达的《合同终止通知函》载明的内容，海外优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是百纳众成公司从签订合同时起一直未按约定达成销售目标，并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与海外优公司结算货款，给其造成严重损失。首先，双方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中并未约定销售目标事项，海外优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就销售目标达成补充协议。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海外优公司主张百纳众成公司未及时结清货款，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在百纳众成公司迟延履行结清货款义务时进行了催告且百纳众成公司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也未举证证明百纳众成公司迟延履行结清货款义务导致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此，海外优公司向百纳众成公司送达的《合同终止通知函》中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海外优公司于2017年7月5日向百纳众成公司送达《合同终止通知函》，提出解除合同，属海外优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此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违反了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中关于海外优公司不得单方面解除《委托运营协议书》的约定，构成违约。海外优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关于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的解除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海外优公司违反《委托运营协议书》约定于2017年7月5日向百纳众成公司发出送达的《合同终止通知函》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并自行将海外优在京东到家等平台上传产品下架，收回海外优品牌使用权导致在其与百纳众成公司合作期间购买的产品不能售卖，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被告海外优公司的上述行为属违约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原告百纳众成公司有权解除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故对原告百纳众成公司要求解除《委托运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原告百纳众成公司主张的损失赔偿问题。
百纳众成公司主张，《委托运营协议书》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委托事项，分别安排6名工作人员，先后在武昌两处、汉口和汉阳各一处分别承租了四个实体店运营，并结合京东到家、饿了么、支付宝口碑同步进行线上运营。同时，海外优公司在其指导下，分别在硚口、××、××、××、西园总共开了5家自营店，百纳众成公司派员专门到店指导。现海外优公司单方终止合同，给其造成的损失有：1、门面租金成本6万元；2、人工成本7万元；3、存货价值5万元。
被告海外优公司认为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实际损失，不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海外优公司委托百纳众成公司对其品牌旗下的产品在武汉地区的网络平台（主要包括京东到家、饿了么、美团等）上进行销售及相关的运营管理。百纳众成公司通过进行推广、运营管理及相关投入增加业绩，由此产生的推广等相关费用由百纳众成公司自行承担。协议书中仅约定在网络平台销售推广，百纳众成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就实体店经营达成补充协议。因此，百纳众成公司主张的门面租金成本6万元、人工成本7万元、存货价值5万元的损失的依据与本案《委托运营协议书》中约定的委托项目没有直接关联性。对百纳众成公司要求海外优公司赔偿上述损失的诉讼主张中，有法律依据部分，本院酌情予以支持。鉴于，百纳众成公司为完成委托事项付出了相应的成本，且原、被告双方合同实际仅履行4个月，海外优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确实给百纳众成公司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本院酌情确定，由海外优公司赔偿百纳众成公司经济损失4万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湖北百纳众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汉市海外优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委托运营协议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
二、被告武汉市海外优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湖北百纳众成贸易有限公司经济损失4万元；
三、驳回原告湖北百纳众成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湖北百纳众成贸易有限公司承担3500元，由被告武汉市海外优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800元（此款原告已垫付，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第481号）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审判员 阳 春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杨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