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18-26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甄铁军，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汝华，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国栋，男，196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诉人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美食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许国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2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香港美食城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许国栋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国栋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拆迁人应为北京市东城区饮食公司（以下简称东城区饮食公司）。根据在案证据，本案拆迁安置单位为春元楼饭庄，春元楼饭庄的上级单位为东城区饮食公司。根据《合资建造和经营东安酒楼合同书》（以下简称《合资建造经营协某》）的约定，东城区饮食公司以原有的及拆迁后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对东安酒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酒楼公司）的出资，东安酒楼公司后更名为香港美食城公司。东城区饮食公司此后还将原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全部转让。东城区饮食公司后更名为北京兴华美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华美食公司），因此一审法院应追加新华美食公司参加诉讼。2.香港美食城公司并非拆迁人《关于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拆迁和征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中的记载，“因香港美食城尚未注册成立，所以征地手续的办理都是用东城区饮食公司春园楼的名义”，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存在明显逻辑错误，拆迁时香港美食城公司尚未成立，不可能做出上述意思表示，说明仅是为了办理房屋和土地使用权登记使用。3.即使存在合同关系，许国栋也是与香港美食城筹建处间存在拆迁安置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香港美食城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并未给出充分法律依据。4.在当事人未申请情况下，一审法院自行调取证据，以及证人张某亦未出庭作证，均违反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5.许国栋居住涉讼房屋已20年，现主张的赔偿系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许国栋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不同意香港美食城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1.根据一审法院多次判决结果，均认定香港美食城公司系拆迁人，该公司对此亦未否认，因此其才提出补偿诉讼请求，且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香港美食城公司设立前以筹建处名义进行拆迁，其债务应由设立后的公司承担。3.一审法院调取证据形式合法，其认可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调取证据的做法。
2017年7月6日，许国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根据生效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8213号民事判决书，香港美食城公司对许国栋进行补偿，补偿标准以评估结果为准；2.香港美食城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国栋与原北京市东城区房地产管理局东华门管理所签订有公房的房屋租赁契约，约定许国栋承租该管理所直管的公房，即北京市东城区xxx号院南房1间，使用面积8.9平方米。
1988年，东城区饮食公司、北京市东城区修理公司（以下简称东城区修理公司）、天平大厦有限公司及香港法华工商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建造和经营东安酒楼合同书》，拟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建造和经营东安酒楼。
1988年5月，经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北京东×××限公司。此时，香港美食城筹建处成立。
因根据《合资建造经营合同书》，东城区饮食公司、东城区修理公司出资的占地面积较小，无法达到建设项目的要求，经当时的股东会决定，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征地，因当时香港美食城公司尚未注册成立，所以征地手续的办理以春元楼饭庄的名义。经北京市规划局的批准征用东安门大街xxx号，全院居民13户。后香港美食城筹建处进行了拆迁和建设工作。许国栋的住房在拆迁范围内，经许国栋与香港美食城筹建处协商，许国栋将所承租的公房交香港美食城筹建处拆除，香港美食城筹建处为许国栋安置本市东城区（东院）北房2间即西数第一间、第二间内居住。
同年，北京市建委等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工程开工审批表》，确认建设单位为北京市东城春元楼饭庄，工程地址为东城区18-25号，项目为饭庄，面积4946平方米；其中新建3596平方米，翻建1350平方米，计划开工时间为1987年12月25日，计划竣工时间为1989年6月。1990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名称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18—26号，执照正本有效期限自1988年6月14日至2004年6月13日。1992年4月，香港美食城公司取得18号房屋（香港美食城）的所有权。现香港美食城公司已歇业，且公司股东已发生变化，但该房屋未做它用。
另查，本市东城区20号院房屋9间原系案外人韩庆丰（已去世）所有。文革期间，上述房屋被收归公管。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后，政府将房屋产权发还产权人，其中由国家收购5间，其他北房4间予以发还。1984年6月，韩庆丰之子韩志国取得北房4间的所有权，即20号（东院）北房西数第一间、第二间、第三间、第四间。因韩志国去世，1989年6月，上述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韩志国的继母王喜凤名下。后因王喜凤去世，王喜凤的继子韩志祥根据王喜凤的公证遗赠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1994年7月，韩志祥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证。
韩志祥曾于2014年及2015年两次起诉许国栋，要求许国栋腾退涉诉房屋，后撤诉。2016年4月，韩志祥再次起诉要求许国栋腾退涉诉房屋，理由是许国栋没有合法占有涉诉房屋的依据，必须腾房，现该案尚在审理中。2015年5月，许国栋曾诉至本案一审法院，要求香港美食城公司、韩志祥为其办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过户手续。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许国栋的诉讼请求，但同时指出，就诉争房屋的相关价值补偿等问题，许国栋可与香港美食城公司另行解决。该判决为已生效的法律文书。
诉讼中，许国栋出具签署时间为1991年元月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因筹建香港美食城，给许国栋东城区20号（东院）北房两间，特此证明”，证明上盖有“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筹建处”公章。许国栋以此证明香港美食城公司为当时的拆迁单位，其安置许国栋现居住的涉诉房屋，并有义务协助许国栋办理涉诉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对此，香港美食城公司表示该证明上“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筹建处”公章与其所持有的筹建处公章不符，故对该公章的真实性表示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诉讼中，香港美食城公司申请对证明上公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同时，许国栋申请对涉诉房屋的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
2016年5月19日，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证明》上的“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筹建处”公章与香港美食城公司提供的包装盒中带有“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筹建处”印章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2016年6月16日，法院委托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诉房屋的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2016年8月30日，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认定涉诉房屋的使用权总价为4003600元。2016年11月18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综合评断检材中的“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筹建处”印章印文与样本中的“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筹建处”印章印文，两者盖印特征既有符合又存在差异，无法评断特征价值的高低。根据现有材料，无法确定检材中的“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筹建处”印章印文与样本中的“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筹建处”印章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香港美食城公司对《房地产估价报告》提出异议，认为该报告在评估程序、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严重错误。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香港美食城公司的异议进行了书面答复，鉴定人郭海宇、盖文宝亦出庭对评估依据进行了解答。许国栋对评估结果不持异议。
许国栋另出具协某一份，内容是：甲方赵洪静、王长和，乙方许国栋，关于东城北房两间给搬迁户许国栋，属于应维修房屋（换檩、疏通下水道等）。甲方美食城付给乙方修房用款陆仟伍佰元正，由乙方负责修理。自此协议后房屋出现的问题均由乙方负责。甲方赵洪静、王长和签字，乙方许国栋签字，时间为1991年3月22日，协议上有“同意走拆迁市政入筹建石光”的签字。对此，香港美食城公司不承认协某上的赵洪静、王长和、石光是香港美食城公司筹建处的工作人员。
本案发回重审后，许国栋提供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12068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证明该裁定书中记述有赵鸿静是香港美食城筹建处的工作人员；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0207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该判决书中记述石光为原香港美食城领导。对此，香港美食城公司认为许国栋提供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不确定具有真实性，坚持对赵洪静、王长和、石光为香港美食城筹建处的人员身份不予承认。但香港美食城公司承认石光与筹建香港美食城有关。许国栋提供证人张某作证。证人张某作证称，证人一家原居住22号，1988年香港美食城筹建处进行拆迁，证人一家被进行安置，双方之间没有订协议。当时办公室主任叫石光，他原是法学会的，是香港美食城筹建处拆迁，安置房也是香港美食城筹建处提供的，没有文字手续。对此证言，许国栋予以认可，香港美食城公司不予认可。经法院释明，香港美食城公司表示不能提供石光的联系方式。
法院经反复深入调查，在人民政府的相关单位保存的档案中查到香港美食城公司上报给行政机关的情况说明两份，一份内容是“《情况说明》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地产管理局：香港美食城公司是1988年5月经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准，1988年6月在国家工商局注册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18号。香港美食城现在坐落的18号原为东城区饮食公司所属的春元楼饭庄和东城区修理公司所属的修理门市部，占地面积为364平方米。在发起成立美食城时，经各方股东协商，东城区两家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占全部股份的20%。由于占地面积较小，无法达到建设项目的要求，经当时的股东会决定，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征地。因当时香港美食城尚未注册成立，所以征地手续的办理都是用东城区饮食公司春元楼饭庄的名义。1986年12月，北京市规划局批准我们在东安门大街征用建设用地，征用土地的具体地址为22号，在原春元楼饭庄的西侧，全院居民13户，根据市规划局批准的范围，东城区政府于1986年11月24日下达建设拆迁冻结户口的通知。之后，我们进行了拆迁和建设的工作，形成了现在的用地现状……北京市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二〇〇〇年八月八日”；另一份内容是“《用地说明》北京市房屋土地登记事务所：香港美食城公司是1988年5月经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准，1988年6月在国家工商局注册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18号。香港美食城现在坐落的18号原为东城区饮食公司所属的春元楼饭庄和东城区修理公司所属的修理门市部用地，在发起成立美食城时，经各方股东协商，东城区两家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占全部股份的20%。由于占地面积较小，无法达到建设项目的要求，经当时的股东会决定，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征地。因当时香港美食城尚未注册成立，所以征地手续的办理都是用东城区饮食公司春元楼饭庄的名义。1986年12月北京市规划局批准（见文号<86>建地市字408号文）我们在东安门大街征用建设用地364平方米，征用土地的具体地址为22号，在原春元楼饭庄的西侧，全院居民13户，根据市规划局的批准的范围，东城区政府于1986年11月24日下达建设拆迁冻结户口的通知。之后，我们进行了拆迁和建设的工作，形成了现在的用地现状”。以上用地情况无任何权属纠纷。今后，若由此而发生的房地权属纠纷，我公司愿承担法律责任。北京市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公章）二〇〇〇年十月十八日”。对此，许国栋没有异议，香港美食城公司不予承认。
因本案为发回重审案件，许国栋申请进行的房屋使用价值评估结果的时限于诉讼中到期。经法院释明，许国栋坚持原审的评估结果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不申请进行新的评估。香港美食城公司虽不认可原审的评估结果，但表示不申请进行新的评估。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房屋租赁契约、所有权证、证明、协某、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北京市国家建设征地拆迁安置方案审批表、建设工程许可证、《合资建造经营合同书》、工程开工审批表、冻结户口明细表、《司法鉴定意见书》、《房地产估价报告》、证人证言、法院重新调取的拆迁及房屋等档案材料和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国栋承租北京市东城区22号院南房1间。后因相关单位建造和经营香港美食城，该房屋所在地区被列入拆迁范围。许国栋经与香港美食城筹建处协商，将所承租的公有住房腾空后交香港美食城筹建处拆除，香港美食城筹建处为许国栋安置本市东城区20号院北房2间即西数第一、二间内居住，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许国栋与香港美食城筹建处成立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关系。现因香港美食城筹建处为许国栋安置的涉诉房屋所有权人韩志祥起诉要求许国栋腾退涉诉房屋，而许国栋不能提供其占用该房屋的合法依据，作为拆迁安置的责任主体，香港美食城公司亦不能拿出其安置许国栋居住他人所有的房屋的合法根据，致使许国栋必须面对腾房的法律后果。因许国栋系因原住房拆迁而被香港美食城筹建处安置到涉诉房屋居住的，故香港美食城筹建处有义务为许国栋即将丧失涉诉房屋使用权而承担给付房屋使用价值补偿款的义务。根据法律规定，法人在筹建期间所负债务，法人未依法设立的，债务由设立人承担；法人依法设立的，债务由设立的法人承担。故香港美食城公司作为法人对设立过程中成立的香港美食城筹建处的债务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许国栋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补偿标准，虽诉讼中的评估结果时限已到，但因许国栋同意按此结果主张权利，香港美食城公司也不申请进行新的评估，考虑到时间不长，且目前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稳定因素，法院仍以原审评估的4003600元结果为依据进行处理。关于香港美食城公司否认其为许国栋进行过拆迁并安置住房，香港美食城公司不是拆迁主体，不应承担给付补偿款的民事责任之抗辩意见，第一、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法院已对许国栋提交的《证明》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明体现出香港美食城筹建处为许国栋安置了住房。香港美食城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并未举出否定已生效判决的证据。第二、许国栋提交的协某，内容体现出香港美食城给付许国栋钱款，修缮安置的住房情况。香港美食城公司虽否认协某上相关人员与香港美食城公司的筹建处有关，但许国栋举出相关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其中对协某中的人员身份记述为香港美食城筹建处的工作人员和领导，香港美食城公司否认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真实性，但不能举出证据予以否定。第三、许国栋举出同院邻居的证人证言，证明当年是香港美食城筹建处负责进行的拆迁和安置工作。香港美食城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但不能举出证据否定证人为当年的被拆迁居民。第四、法院调取的香港美食城公司向有关国家机关报送的情况说明等档案材料，且材料上加盖有香港美食城公司的公章，香港美食城公司曾自认对东安门大街项目负责进行拆迁和建设。对此，香港美食城公司现不予认可，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综上可以看出，香港美食城公司罔顾事实，缺乏诚实守信，不能以事实求是的精神面对与许国栋产生的纠纷，法院认为香港美食城公司的主张没有合理性，故对香港美食城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如香港美食城公司坚持认为应由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香港美食城公司与许国栋解决拆迁安置纠纷后，可与相关股东另行依法解决纠纷。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7年11月判决：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许国栋北京市东城区xxx二十号院北房西数第一、二间的使用价值补偿人民币四百万零三千六百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香港美食城公司提交《合同书》作为新证据，证明目的为：1999年，兴华美食公司将原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全部转让给中信国安总公司，佐证兴华美食公司应拆迁人。许国栋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对香港美食城公司提出异议的公司成立时间，经核实证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并不全面，本院予以重新认定：1988年6月，东安酒楼有限公司成立。同年11月，经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北京东×××限公司。
双方在二审中确认，现并无证据证明香港美食城筹建处的成立时间。但许国栋认为该筹建处应成立于公司设立前。
对于筹建处成立时间及主体身份问题，香港美食城公司称：1.根据中国法学学术交流服务中心与东城区饮食公司于1986年签订的《协议》，就合作建造及经营春元楼酒家，双方组建了春元楼酒家筹建处，其中，石光系中国法学学术交流服务中心方签字人员，阮继旺作为东城区饮食公司的签字人员。此后的行政报批手续均以春元楼饭庄名义申请。2.《合资建造经营协某》也提及在筹建期间成立东安酒楼筹建处，该筹建处就是后来的香港美食城筹建处。在《补充协议》中，东城区饮食公司以1140平米的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3.《情况说明》、《用地说明》仅系为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出具，当时使用权登记手续管理并不严格，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档案材料看，前述土地使用权一直未做登记。综上可知：春元楼酒家筹建处与香港美食城筹建处并非主体上的延续；东城区饮食公司作为拆迁人实际进行了拆迁，并以原有及拆迁后的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
对于拆迁安置过程，许国栋称：1987年底，香港美食城筹建处的人找到其说要拆迁，并介绍其与筹建处主任石光谈判；1988年3月底，其将所承租的公房交香港美食城筹建处拆除，筹建处为其安置20号（东院）北房2间内居住；确曾听说东城区饮食公司参与合资，但对公司成立的内部情况不清楚；入住之后，因房屋产权办理及维修问题，一直找石光解决，到1991年、香港美食城开业后，才出具《协议》、《证明》，可证实双方间的拆迁合同关系。
另查，2017年12月，一审法院对韩志祥起诉许国栋、董静腾退房屋案件做出一审判决，结果为：一、许国栋、董静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年内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xxx二十号院北房西数第一、二间房屋腾空交付韩志祥；二、驳回韩志祥的其他诉讼请求。香港美食城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现该案仍在本院二审审理中。
为核实本案事实，一审法院曾单独询问证人张某，并将询问笔录当庭质证，香港美食城公司及许国栋均发表各自意见。
经核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就拆迁事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导致基础事实的认定出现困难。对于拆迁的过程、主体出现的分歧，法院必须审慎梳理现有证据，以做出准确认定。为此，许国栋提交的《证明》、《协某》、关于石光及赵鸿静身份的民事裁判文书、证人证言等作为证据，一审法院调取了《情况说明》、《用地说明》等证据。香港美食城公司提交《合资建造经营合同书》、兴华美食公司出售股权《合同书》、拆迁行政报批手续材料等作为证据。综合分析上述证据，本案应聚焦于拆迁安置口头合同主体的认定，产生干扰的是公司对外责任与股东出资间的关系。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香港美食城公司与许国栋是否成立了拆迁安置的口头合同。
对此，本院持肯定意见。具体理由为：
第一，承租公房被拆迁，拆迁人是香港美食城公司还是其他公司，并非承租人许国栋能够选择。但许国栋只会向其认知的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房屋安置后，许国栋一直向香港美食城筹建处相关人员沟通办理权属登记及修缮事宜，筹建处也出具《证明》、石光及赵鸿静签字的《协某》。虽香港美食城公司对筹建处公章、石光及赵鸿静的身份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证据所做分析透彻清晰，本院不再赘述。上述证据可以证实许国栋一直向香港美食城筹建处主张权利，该筹建处也始终在协调处理拆迁安置后的相关问题。证人张某证言也可佐证筹建处进行拆迁的事实。因此，香港美食城公司二审所提春元楼酒家筹建处与香港美食城筹建处间的主体关系，本案无需讨论。
第二，法院调取香港美食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用地说明》载有：“因当时香港美食城尚未注册成立，所以征地手续的办理都是用东城区饮食公司春元楼饭庄的名义”、“我们进行了拆迁和建设的工作，形成了现在的用地现状”。由此可见，即使东城区饮食公司曾参与拆迁工作，也仅系作为发起人负责办理征地手续，并非负责拆迁、达成口头协议的真正主体。虽香港美食城公司称两份证明系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之需、并非其系拆迁主体的确认，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香港美食城公司认可石光与筹建该公司有关，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始终未能提供联系方式，使法院无法核实更为具体的案件事实。
第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至于本案，根据前述分析，在香港美食城公司设立过程中，东城区饮食公司以发起人名义申报材料，石光作为该筹建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拆迁安置过程，香港美食城筹建处进行拆迁安置，而对外签订口头拆迁安置合同的香港美食城筹建处并无法人身份，故其相关责任应由香港美食城公司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香港美食城筹建处与许国栋达成口头的拆迁安置合同正确。
至于香港美食城公司上诉所称，东城区饮食公司以自己原有及拆迁获得的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出售股权的情况，仅可证实该公司出资及退出情况。而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入股，系香港美食城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经协商达成的一致，不能作为认定系拆迁人的理由。如香港美食城公司对股东出资等存有争议，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另需指出的是，因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香港美食城公司设立、拆迁安置距今已有20年。为诉讼请求获得支持，许国栋尽其所能提交证据，但在此前程序中未能得到法院认可。为慎重查清事实、准确认定责任主体，一审法院多方调取、审慎审核相关证据，现所调取证据内容已得到许国栋确认，对本案事实认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审法院单独询问证人张某并将询问笔录当庭质证，亦属于合理方式，故一审法院调取、审核证据并认定事实，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关于诉讼时效，涉讼房屋交由许国栋使用时，香港美食城公司承诺为其办理相关产权手续，但延宕近20年未能办理。许国栋通过诉讼得知涉讼房屋不能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时，方可起算诉讼时效。此后，许国栋立即提起赔偿诉讼，因此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香港美食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29元，由北京香港美食城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金龙
审判员 霍翠玲
审判员 刘丽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