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07民初14424号原告：何志恒，男，198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亚林，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毛寄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素玲，上海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余萍，上海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志恒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蓓雯独任审判，并于同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亚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余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沪A8XX**车辆损失费人民币120,355元(以下币种同)。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16日13时50分许，在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月罗公路罗溪路路口，案外人汪某驾驶皖SMXX**小轿车由东向西同车道反复追尾案外人王某驾驶的沪L8XX**轿车，导致沪L8XX**轿车车头碰撞护栏，造成该车前部、尾部、气囊弹出等严重损坏，无法启动。后，汪某欲驾车逃逸，案外人刘某驾驶原告所有的沪A8XX**小轿车为防止汪某逃跑，采取紧急措施逼停汪某所驾驶的皖SMXX**小轿车，在逼停过程中，沪A8XX**小轿车前部受损。汪某已经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3刑初2311号刑事判决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判决书对其造成原告车损事实已经确认。另，沪A8XX**车被保险人系原告，该车在本起事故发生期间投保了被告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含不计免赔)。2017年1月16日，原、被告双方对原告车损达成《定损协议书》，双方一致确认原告车损为120,355元。但迄今被告尚未支付原告该款项。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1、刘某将车辆作为逼停的工具，是明知车辆会受损的情况下为之，属于故意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赔事由，原告的车辆损失应向实际驾驶员刘某索赔，而非向被告；2、定损协议是在被告并不知道车辆损坏原因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的，被告在此条件作出的意思表示属于重大误解，对定损协议的效力不认可，且刑事判决书中定损金额为44,696元,与原告诉请金额不符；3、理赔协议书是基于原告及驾驶员的口述作出的判断，不认可该协议的效力，且该协议书仅为原告提供拍卖渠道，并不能作为理赔依据。对此，原告表示刘某的行为是自救的紧急措施，不属于故意行为，因为第三方的反复挑衅，没有其他阻止措施，驾驶员只能逼停，且刑事判决书认定了汪某的刑事责任，刘某并未构成刑事犯罪，不存在故意行为；被告对责任免除条款没有尽到提示告知义务，原告无法理解该专业性条款，该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车辆于2016年8月16日已交接至交警队，被告于2016年11月份在交警队停车场进行的定损，原告没有任何隐瞒，故被告作为专业人员，应当可以知晓事故全部情况。经审理查明，原告所有的牌号为沪A8XX**、型号为梅赛德斯-奔驰BJ7181A(C200)车辆向被告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商业险承保险种为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三者责任险，商业险不计免赔，保险期限自2015年10月30日0时起至2016年10月29日24时止。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七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的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十三)被保险人或驾驶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2016年11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罗店派出所出具《民警工作情况》一份，载明：“2016年8月16日13时50分许，在我区罗店镇月罗公路罗溪路口，本案嫌疑人汪某驾驶牌号‘皖SMXX**’的轿车由东向西同车道故意反复追尾本案证人王某所驾驶的牌号‘沪L8XX**’的轿车，导致‘沪L8XX**’牌号轿车车头碰撞护栏，造成该车前部、尾部、气囊弹出等物损，后汪某欲继续驾车逃逸，届时与之同行的本案证人刘某驾驶‘沪A8XX**’牌号小轿车为防止嫌疑人逃离，采取紧急措施追撞逼停汪某所驾驶的‘皖SMXX**’牌号轿车，造成车辆前部受损。”沪A8XX**车辆因该起事故，已于2016年8月16交接至宝山交警支队，停放于锦宏停车场。2016年9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治安支队治安管理中队(行动中队)出具《呈请破案报告书》一份，载明：“2016年8月16日13时50分许，沈磊等人……为防止王要利、汪某等人继续跟踪纠缠，故驾驶两部上海牌照小轿车在我区月罗路罗溪路口故意慢行阻挡汪某、王要利驾驶车辆跟踪货车，届时汪某驾驶牌号为皖SMXX**的白色奔驰轿车在其后突然向沈磊的牌号为沪L8XX**的黑色宝马轿车尾部反复撞击，撞开后汪某欲继续驾车逃逸，被刘某驾驶的牌号为沪A8XX**银色奔驰轿车追尾逼停，故造成三辆车辆严重物损，现经上海道路交通物损评估中心初步估算，物损价值超人民币二十万元。”嗣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沪宝检诉刑诉(2016)2098号起诉书，以汪某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经该法院审理，并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沪0113刑初231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同年(2016年)8月16日12时23分许，王某、刘某按照沈磊安排分别驾驶牌号为沪L8XX**宝马、沪A8XX**奔驰轿车押送转运货物的货车，被告人沈磊伙同王要利等人驾车跟随。至月罗路、罗溪路路口时，被告人汪某驾驶牌号为皖SMXX**奔驰轿车故意加速先后冲撞王某等驾驶的车辆，造成多车车辆损坏(经认定，沪L8XX**宝马轿车物损58,278元、沪A8XX**奔驰轿车物损44,696元)……刘某的证言另证实，在被对方奔驰车撞击后，对方逃离，其驾驶奔驰车赶上后，撞击了对方奔驰车后部。”2016年12月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事故车辆保险理赔协议书》，约定“由于意外事故造成该车损失，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授权乙方将保险车辆交由双方约定的拍卖机构采用社会公开拍卖方式进行处理。甲方直接与拍卖机构签订《委托拍卖协议》，拍卖成功后，拍卖款直接交由甲方。若车辆为乙方调查车辆，且调查结果未拒赔等非正常赔付情况，本协议自动失效……三、甲方同意乙方按照本车辆出险前完好状态下的实际价值与拍卖成交价的差额作为本车辆的实际损失金额进行赔款计算。赔款计算公式为：(实际价值﹣拍卖价格)*(1﹣事故责任免赔率)*(1﹣其他免赔率)。按照保险条款约定，本车经折旧后，协商实际价值为200,855元。”2012年12月15日，原告(委托人、甲方)与案外人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人、乙方)签订《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事故残值车辆委托拍卖合同》，确认委托拍卖车牌号为沪A8XX**的奔驰牌银色机动车一台，拍卖底价为80,000元。审理中，原告确认已经收到拍卖款80,000元。2017年1月16日原告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理赔事业部签订《PICC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损协议书》一份，推定沪A8XX**车辆全损扣除车辆残值一次性协议定损120,355元，残值归被保险人即原告处理，原告提供除维修发票以外的其他相关理赔单证，并载明“本案是追偿案件，最终赔付金额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按事故责任比例以我司核赔通过为准”。根据《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显示，2016年8月17日11时24分刘姓男士向被告报案，报案时称出险原因为碰撞，后经过两次电话更改，确定出险时间为2016年8月16日13时50分。2016年11月7日和25日，被告两次派定损员对原告车辆进行定损。审理中，被告明确虽然其在与原告签署《事故车辆保险理赔协议书》时为重大误解，但该协议约定的是原告与拍卖公司之间的进行拍卖，被告仅仅提供渠道，并无权利行使撤销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驾驶证、行驶证、保单、呈请破案告知书、定损协议书、刑事判决书、车辆交接凭证、事故车辆保险理赔协议书、事故残值车辆委托拍卖合同，被告提供的光盘、录音文字、定损照片、报案记录(代抄单)及庭审笔录等为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作为被保险人与被告作为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法律效力。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系争车辆损失是否由故意行为导致，是否属于理赔范围，如属于，理赔金额为多少。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因刘某作为车辆被保险人允许的实际驾驶人，在对方车辆已经逃离且明知逼停行为极大可能会造成所驾驶车辆损失的情况下，仍作出逼停对方车辆的行为，确系故意，虽然在刑事判决书中并未对刘某的该故意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但已构成保险法中的故意行为。保险合同属射幸性质的合同，所承保风险为不可预料之风险，故财产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之故意行为所致损失不予承保。而保险法上所谓故意行为，与刑法上所谓故意行为不尽相同，因其射幸性质，认定保险法上之故意并不以该种行为的可罚性为依据，而应侧重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故保险法上之故意除被保险人以损坏保险标的物为目的之故意行为外，还应包括被保险人故意将保险标的物置于可预见的且不必要的危险状态下，被保险人对此种危险行为所致损失的发生虽无直接故意，但其系故意实施该危险行为，且对于此种行为可能导致的损害结果具有完全认知，同时此种行为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极大，则相应损失实质系由被保险人的自觉行为所导致，被保险人的此种不当行为亦应构成保险制度中的故意行为。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原因为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之逼停行为，此种行为系该驾驶员有意为之的不必要行为，且作为合格驾驶员其应当知晓该种行为导致损害的可能性极大，对保险标的物及他人亦具有高度危险性，故此种逼停行为所致本案系争损失，实质为该驾驶员的自觉行为所致，属故意导致保险事故，被告据此主张免赔，符合系争保险合同的约定，其主张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原告表示被告对责任免除条款没有尽到提示告知义务，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一节，因保险法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且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该条款对被保险人有效。本案中原告已经在条款中对免责部分以粗体形式进行提示，故该条款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另，虽然原、被告双方曾签订理赔协议书和定损协议书，但是前份协议约定赔付金额以核赔通过为前提，后份协议则约定非正常赔付情况“协议失效”，被告并未做出核赔通过的意思表示，故双方对赔付金额并未达成合意。原告以此作为理赔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志恒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707元(原告预付)，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353.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蓓雯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娴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