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宝法福民初字第261号
原告：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
法定代表人：吴建全。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
法定代表人：邓宗联。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森林，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姗姗，xx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列原告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海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泽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吴建全、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森林、王姗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回不当得利款本金人民币613607.3元给原告；2．被告支付不当得利利息人民币51623元给原告（按照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暂从2014年3月25日计至2015年8月25日）；3．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9年6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协作书》，共同参与运营商北京联通无线网络建设项目，并约定被告按照项目金额的3%支付原告配合费。合作期间，原告收到被告货物合计价值人民币2675267.62元，原告分多次向被告支付货款，后发现因原告财物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工作疏忽，实际支付被告货款人民币3288874.92元，超额支付货款人民币613607.3元，该超额部分应属被告不当得利。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如所请。
被告兴泽公司辩称，深圳中院在（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1号判决书第17、18页已有明确的事实认定和判定，足以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兴泽科技与粤海电信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合同关系，一个合同关系为《合作协作书》项下关于北京联通项目，另一个合同关系为《产品订购合同》项下的货物买卖。深圳中院2711号判决书第15页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11年签订的《产品订购合同》是否为2009年《合作协作书》项下内容，二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产品订购合同》与《合作协作书》无关，是双方之间单独的买卖合同关系。二、根据深圳中院2965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判决事项，在《合作协议书》项下，粤海电信应当向兴泽科技支付人民币815593.12元，而不是人民币2675267.62元。根据深圳中院2711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判决事项，涉案人民币2675267.62元并非《合作协议书》项下款项，而是《产品订购合同》项下款项。深圳中院2711号判决书第10页，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兴泽公司与粤海电信公司于2009年6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兴泽公司以粤海公司名义开展北京联通公司工程项目并独自管理全面工作；双方于2011年4月9日，2011年5月11日、2011年6月15日签订三份《产品订购合同》，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2675267.62元，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等事实清楚、属实，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由此可见，涉案的货款人民币2675267.62元，系被告根据双方签订的《产品订购合同》产生的合同关系，而非原告起诉的《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内容。三、原告根本没有向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2675267.62元，更谈不上多支付的事实。深圳中院2711号判决书第17页，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粤海公司超额支付《产品订购合同》货款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首先，鉴于现有证据已经证明双方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按约实际履行，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77×××45账户为合作专用账户，该账户进款主要为双方在北京联通公司合作项目的回款，而粤海公司2010年10月26日、2010年11月11日，2013年4月8日，2014年3月25日四次付款人民币3288874.92元，均出自该77×××45账户，故该四笔款项应认定为粤海公司向兴泽公司支付的北京联通公司合作项目的回款。四、双方已经就《合作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清算，原告主张的配合费已经实现。实际履行协议时，北京联通把合同款项转入77×××45账户后，粤海公司会留下3%的配合费然后把剩余款项转给兴泽公司。深圳中院2965号判决书第10页，查明，2013年4月6日粤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小平签字出具付款承诺函一份的事实清楚、属实，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中院予以确认。该份付款承诺函由粤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小平手书：“关于和兴泽合约扣除兴泽应给粤海电信的全部费用后，粤海应给兴泽的欠款7月底全部给清。”由此可见，配合费已经由粤海公司扣除。五、深圳中院2965号判决书、2711号判决书均已经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案号分别为(2016)粤0306执7451号和(2016)粤0306执7452号。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被生效的2965号判决书和2711号判决书全部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被全部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6月9日，原告粤海公司与被告兴泽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兴泽公司使用原告粤海公司的公司名称、部分产品的型号和技术资质，在中国联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联通公司”）进行设备及系统集成入围，并参与无线网络建设。合同第四条约定，双方以粤海公司的名义开展北京联通公司工程项目并独自管理全面工作。2011年4月9日、2011年5月11日、2011年6月15日双方分别签订《产品订购合同》3份，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2675267.62元。原告主张已于2010年10月26日、2010年11月11日、2013年4月8日、2014年3月22日分四次向被告付款共计人民币3288874.92元，已超额支付上述货款人民币613607.3元。
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本案诉讼与中院（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65号、（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1号两案审理的为同一事实。该两份判决已分别于2016年6月21日、2016年6月22日生效。
根据上述生效判决，被告以原告名义独立开展北京联通公司相关合同项目，无需通过原告供货，且双方对《产品订购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为深圳而非北京；合同货物主要为GSM光纤直放站和干线放大器、DCS光纤直放站、WCDMA光纤直放站和干线放大器，与北京联通公司提供合同文本中所用设备型号并不吻合且诸多配件、辅助材料等没有涉及；送货单载明的送货地址亦为粤海公司在深圳的注册地址。故应认定双方签订的《产品订购合同》与《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北京联通公司项目无关。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已按约实际履行，华夏银行深圳南山支行452200001810200177×××45账户为合作专用账户，该账户进款主要为双方在北京联通公司合作项目回款，而原告主张的四笔付款均为出自该77×××45账户，且该四笔汇款前两笔时间为2010年，早于《产品订购合同》签订和履行时间。
双方于2014年3月26日签署“协议”一份，内容为：“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兴泽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联通室分工程项目2014年1-3月份回款____元。现将人民币柒拾玖万元790000，转入深圳市陆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兴泽公司提交的协议原件内容比原告提交的复印件多出两行字：“另深圳市粤海电信技术有限公司2011年4-6月份欠设备款人民币2675267.62元，在3个月内支付。”经司法鉴定为同一人书写。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该四笔付款均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北京联通公司合作项目的回款，而不是双方2011年签订《产品订购合同》货款。
以上事实，合作协议书、协议、转账单、银行进账单、（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65号民事判决书、（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71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佐证，可资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粤海公司与被告兴泽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清楚。原告主张的事实，已被生效判决所否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613607.3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08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永 强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叶 宝 英
书记员 张里奕（兼）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