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01民终5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世林，男，196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永新，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法定代表人：ＸＸ，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良，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审计法务部副部长，住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英，女，1967年9月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四分公司书记，住乌鲁木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羊弘国，男，1967年9月6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上诉人彭世林因与被上诉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冶建公司）、被上诉人羊弘国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2015）头民一初字第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世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永新、被上诉人冶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良、李红英、被上诉人羊弘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世林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冶建公司及羊弘国向我支付劳务费128000元，由冶建公司及羊弘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8年，我根据羊弘国的安排进行了清理楼层、楼道垃圾等相应工作，羊弘国出具了证明，我也提供了部分现场工作视频，我提供劳务应当获得报酬，一审判决没有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从而做出的判决是错误的。羊弘国是现场施工负责人，是该施工楼的楼长，一审法院认定羊弘国系冶建公司内部施工员，认定是内部施工员的依据何在？施工员还分内部外部吗？羊弘国在所谓“自首书”中自己也承认是工长。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是职务行为，产生后果自然应当由冶建公司承担。羊弘国以所谓自首的方式配合冶建公司演了一场戏，目的是帮助冶建公司推脱应该承担的付款责任，很明显，羊弘国“自首”，但却没有把他列为所谓嫌疑人，相反，却把我作为唯一的嫌疑人进行审查，最终结果是没有相关犯罪事实。羊弘国所谓“串通”说是完全不成立的。并且羊弘国对于其书写2008.9.29证明完全否认，经司法鉴定确定是其书写，羊弘国本人对鉴定也没有异议。充分说明了羊弘国不能够实事求是说明相关问题。羊弘国书写的证明是两份，并且该现场垃圾清运和抹灰是羊弘国安排，并不是李久军安排的，在结算时羊弘国让找李久军，李久军仅结算给付抹灰部分，并称垃圾清运谁安排就去找谁。羊弘国安排的工作自然应当承担相关责任。否则羊弘国又如何能够书写证明，羊弘国又不是精神失常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又是一名负责现场施工指挥的工长，经验丰富，长期为冶建公司工作，法院的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冶建公司和羊弘国称串通，没有举出所谓串通的证据，其他证据也不能推翻羊弘国所书写结算单据。冶建公司和羊弘国属于对其主张事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属于举证不能。综上，我认为原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全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维护公平正义。冶建公司辩称，彭世林与羊弘国进行串通用虚假证明骗取国有资产，彭世林已经多次诉讼，其诉讼请求均被法院驳回，后彭世林又去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也进行了处理。现彭世林再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法院不应该再次处理。我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了李久军，李久军找谁施工，和谁结算与我公司无关，且根据行业习惯，垃圾清运费不应当单独作为费用来支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羊弘国辩称，我是经彭世林唆使才写了涉案的证明，该证明是假的，请求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彭世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冶建公司和羊弘国共同向我支付劳务费128000元，并由冶建公司和羊弘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冶建公司承建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康居苑住宅小区建设工程，同年5月4日，冶建公司将康居苑住宅小区1号、2号、3号住宅楼水电工程项目发包给马游军；同年11月6日，冶建公司将康居苑住宅小区1号、2号、3号住宅楼土建工程项目发包给李久军，后李九军将3号楼的抹灰工程施工发包给彭世林。彭世林组织工人进行了抹灰施工，施工完毕后，李九军对彭世林抹灰工程量进行了结算，于2009年1月17日，给彭世林出具结算单一份，载明“彭世林、天康苑3号楼抹灰”“3号楼抹灰4990平方米×36=179640元，2号楼大工9×180=1620元、小工10×80=800元，3号楼补洞5×80=400元，3号楼补进户门口5×80=400元，3号楼补助8000元，合计190860元”“以付清”，签名“彭世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证人李九军出庭作证，对其向彭世林发包抹灰工程、结算并付款完毕的过程进行了说明。庭审中，彭世林认可收到结算单上李久军支付的190860元，并向法庭陈述，其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剩余的109140元（300000元-190860元），同时还有2号楼3220元工程款未结清，故在本案中共主张劳务费112360元（109410元+3220元）。羊弘国系冶建公司在涉案工程的施工员。2008年9月29日，羊弘国给彭世林出具证明二份，一份载明“彭世林抹灰班3号楼清理楼梯水电垃圾包工每单元6万元共计30万元，叁拾万元”，署名“羊弘国”日期“2008.9.29”；另一份载明“天山康居苑3号楼建筑面积5051平方米，装修抹灰由彭世林所干，建筑面积为伍仟零伍拾壹平方米”，署名“杨弘国”日期“2008.9.29”。庭审中，羊弘国对署名为“杨弘国”的证明真实性提出异议，经彭世林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新疆衡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该份条子上的内容“天山康居苑3号楼建筑面积5051平方米，装修抹灰由彭世林所干，建筑面积为伍仟零伍拾壹平方米”、署名“杨弘国”日期“2008.9.29”均系羊弘国书写。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双方对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2010年，彭世林起诉冶建公司、羊弘国劳务雇佣合同纠纷至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要求冶建公司及羊弘国支付彭世林在天山区康居苑住宅小区提供劳务的劳务费300000元，新市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5日作出（2011）新民三初字第63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羊弘国辩称并投案自首称：2008年彭世林未实际施工过天山康居苑住宅小区3号楼水电垃圾清扫工程…”“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故裁定驳回彭世林的起诉。后彭世林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1月26日作出（2012）乌中民四终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彭世林、羊弘国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因无犯罪事实被公安机关撤销案件，2015年7月3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对彭世林作出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载明“我局于2012年6月10日起对其执行取保候审，现因已撤案，决定予以解除”。现彭世林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冶建公司及羊弘国支付劳务费，此次诉讼将劳务费金额变更为128000元。一审庭审中，承办法官询问彭世林300000元劳务费与李久军所结算的190860元劳务费的关系，彭世林陈述，其在从事3号楼抹灰工程前有垃圾需先行清理，与羊弘国进行协商后，羊弘国同意由其清理，并在完工后与羊弘国进行了结算，清理垃圾的劳务费包含在300000元内，300000元是抹灰和清理垃圾两项的劳务费。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羊弘国向彭世林出具的证明未明确付款时间，加之本案因涉嫌刑事犯罪经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撤案后，彭世林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其劳务费，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二、关于彭世林在涉案工程提供劳务的范围及施工量计算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经庭审查明，冶建公司将康居苑住宅小区1号、2号、3号住宅楼水电工程项目承包给马游军，土建工程项目承包给李久军。彭世林则是经李久军转包后取得了天山康居苑土建工程中的3号楼抹灰工程，该抹灰工程亦由李九军与彭世林进行结算，彭世林与冶建公司之间并未直接建立劳务合同关系。彭世林与李久军之间的抹灰劳务工程已完工并结算完毕，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冶建公司是否向彭世林发包过垃圾清理工程，彭世林是否实际进行了天山康居苑3号楼清运垃圾施工工程，综合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1、羊弘国系冶建公司内部施工员，没有独立的发包工程及对外结算的权限，彭世林仅凭羊弘国出具的证明以证实其与冶建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举证不充分。2、对于清运垃圾费300000元的证明，该证明的出具人是羊弘国，但羊弘国在新市区法院、公安机关及本案审理过程中，始终陈述该证明系虚假证明，且羊弘国已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过并愿意承担相应刑事法律责任，羊弘国的意见前后一致始终坚称该证明系虚假的。除该证明外，彭世林再无其他有效证据能直接证明其实际进行了天山区康居苑住宅小区3号楼的水电垃圾清运施工，或者有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形成证据链。3、对于清运垃圾费300000元的证明，从内容看，“彭世林抹灰班3号楼清理楼梯水电垃圾包工每单元6万元共计30万元，叁拾万元”，列明的劳务内容是清理楼梯水电垃圾，而在本案中，彭世林称300000元包括清运垃圾和抹灰两项劳务，系羊弘国未将抹灰列入，这一说法与证明书面载明的内容不符，亦未有其他证据证实，而实际上，结合李九军和彭世林之间的结算及李九军的证人证言，抹灰工作属于李久军承包的土建工程范围内的施工，结算也是由李九军进行的，李九军与羊弘国无发包关系，羊弘国是冶建公司的施工员，不能代表李九军进行结算，彭世林的说法没有依据。4、彭世林2011年在新市区法院诉讼时，要求的劳务费金额是300000元，冶建公司及羊弘国提出一栋楼的水电垃圾清运费不可能有300000元之多，在本案中，彭世林变更为要求劳务费128000元，对此彭世林的解释是，300000元包括清运垃圾和抹灰两项的劳务费，故将李九军支付过的抹灰的劳务费扣减掉，这一说法和证明本身列明的内容“清理楼梯水电垃圾”相矛盾，且彭世林在新市区法院第一次诉讼时并没有扣减抹灰款，但彭世林与李九军的结算在2009年1月就已经结算并付款完毕，故彭世林陈述存在前后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彭世林举证不足，不能举证证明其实际进行了天山康居苑住宅小区3号住宅楼清运垃圾施工，与冶建公司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加之其与李九军之间抹灰劳务的劳务费已结算完毕，现再行起诉冶建公司及羊弘国，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彭世林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及所依据的证据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彭世林主张冶建公司及羊弘国共同向其支付劳务费128000元，并提交了羊弘国向其出具的两份证明，其中一张证明载明的内容为：“彭世林抹灰班3号楼清理楼梯水电垃圾包工每单元6万元共计30万元，叁拾万元”，对彭世林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彭世林未能提供其与冶建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就涉案工程所提供劳务的具体项目；其次，羊弘国并非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也非经冶建公司授权可以对外进行结算的工作人员，彭世林不能提供证据证实羊弘国有代表冶建公司就涉案劳务对外结算的权力；第三，该证明中载明30万元劳务费系3号楼清理楼梯水电垃圾一项劳务的费用，但彭世林起诉称该30万元劳务费系抹灰和垃圾清运两项劳务的费用，其主张的垃圾清运劳务费用为128000元，其该陈述及主张的数额与证明的内容并不一致，且案外人李久军就抹灰工程，已与彭世林进行了结算，彭世林也认可收到了劳务费190860元，该数额与彭世林主张的垃圾清运劳务费数额128000元相加也并非证明中所载明的30万元；第四，彭世林与案外人李久军在2009年就抹灰工程即进行了结算，并收到了劳务费，其在2011年的诉讼中主张的劳务费数额为30万元，但在本案中依据同样的证明，主张的劳务费数额为128000元，彭世林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之处，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综上所述，彭世林虽持有羊弘国出具的证明，但该证明的内容与其陈述并不相符，彭世林也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对其就涉案工程的垃圾清运工作提供劳务的事实予以证实，其在庭审中对如何进行垃圾清运工作的细节陈述亦存在诸多瑕疵，且羊弘国出具的该证明系结算证明，并非欠条，故彭世林要求冶建公司和羊弘国向其支付劳务费1280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冶建公司认可其将涉案住宅楼的土建工程项目发包给李久军，并出示了与李久军签订的协议书，其并不认可羊弘国具有结算的权力，彭世林上诉认为其在施工现场的工作及其与案外人李久军就抹灰工程进行结算均是羊弘国安排的，羊弘国出具证明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彭世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60元（上诉人彭世林已预交），由上诉人彭世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晓元审 判 员  卫 杨代理审判员  徐 岚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焦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