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昭中民三终字第1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绍德，男，1968年3月7日出生苗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系死者张某2之父）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忠英，女，1970年9月8日出生苗族，云南省巧家县人，文盲，农民，住址同上（系死者张某2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忠敏，女，1990年3月28日出生苗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系死者张某2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2011年4月13日出生苗族，云南省巧家县人，学龄前儿童，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系死者张某2之子）。法定代理人马忠敏，基本信息同上（系原告张某1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号：21697072-7），住所地：昭通龙泉路**。法定代表人王晓东，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才群，女，1963年12月24日出生回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上诉人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因与被上诉人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才群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昭阳区人民法院（2014）昭阳民初字第4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的事实：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云Ｃ×××**号客车的登记所有人，被告李才群系云Ｃ×××**号客车的实际经营者。原告张绍德系死者张某2的父亲，原告王忠英系死者张某2的母亲，原告马忠敏系死者张某2的妻子，原告张某1系死者张某2与原告马忠敏之子。死者张某2在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从昭通到鲁甸县天生桥的车票后，于2013年10月21日上午8时5分乘坐云Ｃ×××**号客车至鲁甸天生桥。在乘坐云Ｃ×××**号客车的时候，死者张某2向云Ｃ×××**号客车的司机阮某另外支付了30元的从鲁甸天生桥到巧家小河的车费，并在到了鲁甸县天生桥后，由阮某另外安排车辆载乘其至巧家小河。2013年10月21日上午当云Ｃ×××**号客车行驶至鲁甸县天生桥时，客车司机阮某带领所有要到巧家小河的乘客一起乘坐两辆面包车。当面包车行驶至天天公路K10+800M山体塌方处时，客车司机又让乘客下车，走过塌方路段并再次转乘客车司机指定的两辆面包车（其中一辆为此次交通事故肇事车辆云Ｃ×××**号），云Ｃ×××**号车刚行驶200米后，车辆向左跑偏，坠落至35米深的山涧中，导致张某2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就赔偿问题与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商无果,于2014年3月26日以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将其安全运输至小河镇，没有履行完该合同，严重违约，且私自更改营运路线为由起诉来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512672元，包括：1、死亡赔偿金：464720；2、交通费：5000元；3、误工费：5000元；4、被抚养人生活费：37952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虽为合同关系，但是案由应确定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主张死者张某2在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车票后，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将其安全运输至小河镇，没有履行完该合同，严重违约。但是根据其提交的车票，车票记载的售票里程是昭通-鲁甸天生桥，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在将其安全运载至鲁甸天生桥后才让其下车的，该运输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因此对于原告的此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主张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私自更改营运路线，但是根据法院依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申请于2014年8月13日向昭通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调取的《客运班线进站经营证明》、《客运班线进站经营申请核批表》、《监管证明》、《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编号为昭运客许【2012】2号的《昭通市（县际）客运线路班次延续经营许可表》及向昭通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科长贺永福制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昭通-鲁甸天生桥的售票里程是在该条运营路线的售票里程范围内的，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未私自更改营运路线。因此对于原告的此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主张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未按照车票记载的售票里程昭通-鲁甸天生桥将死者张某2运载至鲁甸天生桥让其下车，而是将其运载至牛栏江大桥旁的一片空地才让其下的车。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的此主张。因此对于原告的此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主张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Ｃ×××**号客车驾驶员阮某收取30元车费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阮某系云Ｃ×××**号客车驾驶员，但是根据庭审举证和质证，无证据材料证明阮某向乘客收取的从鲁甸天生桥到巧家小河的30元车费是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授权的职务行为。而且根据2014年5月5日法院依原告申请向鲁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证据材料，阮某在鲁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询问其的笔录中陈述，其收取的从鲁甸天生桥到巧家小河的30元车费，是帮云Ｃ×××**号微型车的车主李才金收取的。因此对于原告的此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提交的证据材料及法院依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因此对于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要求被告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李才群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26.72元，予以免收。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1、云Ｃ×××**号客车驾驶员阮某向每位乘客收取30元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2、被上诉人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运输的义务。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答辩。被上诉人李才群作了服判的答辩。本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云Ｃ×××**号客车驾驶员阮某向每位乘客收取30元钱的行为是否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上诉人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认为，云Ｃ×××**号客车驾驶员阮某向每位乘客收取30元钱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本院经审理认为，公路旅客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上诉人张绍德、王忠英之子、马忠敏之夫、张某1之父张某2向被上诉人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2013年10月21日上午8时5分从昭通到鲁甸县天生桥的车票，当天张某2乘坐云Ｃ×××**号客车到鲁甸县天生桥下车。被上诉人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按合同的约定，将张某2安全送抵目的地。张某2与被上诉人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即履行完毕。云Ｃ×××**号客车驾驶员阮某向张某2收取30元车费，系为云Ｃ×××**号面包车收取，其该行为上诉人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张某1未能举证证明系被上诉人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授权所为，且一审法院依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也未能证明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故上诉人应为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张某2乘坐云Ｃ×××**号面包车时出车祸，致其在此次事故中死亡，应由该肇事车辆的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据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26.72元，由上诉人张绍德、王忠英、马忠敏负担，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刘金福审判员  赵 群审判员  周严惠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