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甘07民终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男，汉族，1966年2月12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身份证号：XXX。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禄，甘肃金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少鹏，系该公司总经理。组织机构代码：XXX。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福，甘肃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男，系该公司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荣生，系该公司经理。组织机构代码：XXX。上诉人李伟因与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4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需赴外调查取证，本院于2016年4月15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因被上诉人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经营场所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进行了公告送达。上诉人李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禄、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福、张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经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伟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上诉人提供担保的从合同当然无效。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显属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之间虽签订有40万元的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向被上诉人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支付了40万元的借款。所谓的借款其实是被上诉人之间在履行制种合同过程中的资金垫付，而被上诉人之间的制种合同至今没有结算，因此不能在制种合同没有结算前单独起诉先期垫付的资金。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二被上诉人均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间的拆借违反法律规定。依据《担保法》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3、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因垫付资金存在欠款关系，但二被上诉人假意签订借款合同，恶意串通，骗取上诉人提供担保，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行为，上诉人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二被上诉人之间确实存在40万元的资金借贷，并且全部用于制种农户的前期投入，上诉人对此事实是明知的，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实这一点，且上诉人在情况说明中也明确表示愿意承担担保责任。企业间的正常借贷行为并不违法，对此亦有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经公告送达未到庭应诉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源丰种业公司曾签订《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由原告为被告源丰种业公司代繁制种，合同履行期间，因资金周转所需，被告源丰种业公司作为乙方（借款方）向作为甲方（出借方）的原告借款40万元，由被告李伟作为担保人提供担保，三方于2013年7月10日签订《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就乙方向甲方借款一事，并由丙方作为第三方担保人，经甲、乙、丙三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肆拾万元；用途为流动周转资金；借款月利率为三分；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10日起至2013年9月20日止；还款方式为现金还款，最后到期一次性还清本金和利息；无论借款方因何种原因致使到期不能还本付息，第三方担保人应履行代为借款方支付本息的义务，并享有之后向借款方追偿的权利。合同还约定：乙方用其名下各类资产及权证所载使用权作为抵押。原、被告分别在合同出借方、借款方及担保方处签字、盖章。借款期满后，被告源丰种业公司向原告还款5万元，下剩35万元未予偿还。2014年12月25日，被告李伟给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13年7月14日借到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40万元（肆拾万元），本人为该笔借款的担保人。在2013年度，由客户打入源丰种业10万元（拾万元），其中5万元（伍万元）我已责令源丰种业支付给了明阳种业，下剩借款为35万元（叁拾伍万元），本人继续担保。直到解决为止。”被告李伟在”说明人”处签字捺印。另查明，庭审中，被告李伟以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源丰种业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15日下发（2015）甘民初字第4014号民事裁定书对本案中止诉讼。在原告李伟诉被告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原告李伟于2015年8月28日以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2015年9月20日，被告李伟口头申请恢复审理，并以该《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以被告源丰种业公司名下资产及权证所载使用权作为抵押为由，申请追加源丰种业公司为被告，一审法院遂依法追加源丰种业公司为被告。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交的《担保借款合同》、情况说明及《源丰种业结算会议纪要》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与被告源丰种业公司之间借款合同效力的问题，被告李伟虽起诉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源丰种业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但在庭审中又以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且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三方签署的《源丰种业结算会议纪要》，原告与被告源丰种业公司之间存在协作关系，该借款行为系代繁种植的原告向种业公司的被告用于农户前期资金投入的借贷行为，是以帮助对方缓解资金困难为目的，属于生产经营性企业间的正常借贷行为。虽然，原、被告在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月利率为三分，但庭审中，原告仅要求被告自还款期满后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并未通过本次借贷行为而营利，故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源丰种业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还款期满后，被告源丰种业公司仅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下剩35万元未予偿还，其行为违背了民事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清偿的民事责任。同时，在《担保借款合同》及《情况说明》中，被告李伟均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署名，并承诺”借款方因何种原因致使到期不能还本付息，第三方担保人应履行代为借款方支付本息的义务”、”下剩借款为35万元，本人继续担保，直到解决为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虽然原、被告签署的《借款担保合同》中有”乙方用其名下各类资产及权证所载使用权作为抵押”的约定，但对抵押财产的具体状况即抵押物的名称、数量、质量、所在地、所有权权属或者使用权权属等约定不明确，也没有对被告源丰种业公司名下资产或权证所载使用权办理过抵押物登记，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九条抵押合同内容的规定，致使抵押无法实现。因此，原告现要求保证人李伟承担保证责任，与被告源丰种业公司共同偿还借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被告李伟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源丰种业公司追偿。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被告逾期不偿还借款，应当向原告支付利息，且原告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被告按本金35万元承担自2014年12月25日起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的利息的请求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故扣除被告已还款数额，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被告承担的利息应认定为17559.45元〔350000元×5.6%÷365天×327天(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1月17日)〕。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李伟偿还原告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350000元，并承担利息17559.45元，合计367559.45元，限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被告李伟向原告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偿付借款后，有权向被告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8590元，减半收取4295元，公告费280元，合计4575元由被告李伟、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补充提交了《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及《补充协议》，证明2013年4月，被上诉人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委托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张掖市甘州区明永乡沿河村生产玉米种子，双方就具体委托事项于2013年4月5日签订了《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其中该合同第八条约定”甲方（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1日之前向乙方（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交付定金壹佰贰拾万元，定金在乙方发货时转为种子款。”根据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当庭陈述，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并未履行交付定金的义务。2013年8月7日，二被上诉人针对上述《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在前期生产过程中未能按原合同内容进行资金投入，已向乙方以借款方式支付了制种基地的前期投入款，甲方应按借款合同标注的还款期限及时还款。”本院在审理中发现，一审中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建军实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经本院前往山东省聊城市工商管理部门核实，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8日成立，股东发起人为杨长志，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长志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月14日被执行刑事拘留，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14年8月19日，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长志变更为刘荣生。该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企业，但登记的住所”聊城市开发区黄河路16号”并无具体经营场所。本院依法向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长志调查了解，杨长志认可2013年其委托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张掖市甘州区进行玉米制种，双方公司签订了书面合同，并认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前期投入问题与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及上诉人李伟签订了一份担保借款合同，但认为借款之事是虚的，借款合同签订后双方并未实际支付该笔借款，当时只是为了认可前期投入款中有40万元是向明阳公司借的，以后结算时从种子款中扣除。后双方签订的玉米种子生产合同最终没有实际履行，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向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交付委托生产的玉米种子。二审中，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陈述被上诉人聊城市源丰种业有限公司向其借款40万元是用于向制种农户发放前期投入款，但根据法庭向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询问了解到，二被上诉人签订委托制种合同后，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张掖市甘州区明永乡沿河村落实生产基地，并与当地村委会签订了种植回收合同，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向制种农户发放前期投入款，所有向制种农户发放的前期投入款都是以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支付。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于2013年7月14日签订了一份《担保借款合同》，但在合同签订后，借款双方并未实际支付该笔借款，而根据《源丰种业结算会议纪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玉米制种合同及补充协议，足以证实二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仅是因履行委托玉米制种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二被上诉人之间虽签订有借款合同，但因出借人实际并未向借款人提供借款，故双方之间并不成立借贷法律关系。上述担保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现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据该合同要求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本案涉及的40万元前期投入款因与双方签订的《玉米种子生产合同》有关，该合同纠纷可另行诉讼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40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590元，减半收取4295元，公告费280元，合计4575元，由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590元，由被上诉人张掖市明阳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安凤梅审 判 员  胡宏睿代理审判员  任斌文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书 记 员  赖煜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