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72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江水，男，1954年12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理人：于静蓉（刘江水之配偶），1954年12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保平，北京市中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永辉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南春路1号056室。
法定代表人：何卫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维芳，女，1977年10月10日出生，北京永辉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人民政府奶西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
法定代表人：韩庆海，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方，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江水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永辉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鸿景公司）、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人民政府奶西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5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江水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535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付刘江水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村委会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形式上不真实，内容上不是刘江水真实意思表示；第一、形式上不真实即签约时间不对，一方签约主体资格欠缺。该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7年8月26日，但该协议却将签订时间提前到2016年12月30日，签约时间不真实。依据刘江水的《委托书》，该协议应由受托人于静蓉签字。但实际上是由无代理权人刘晨，在广平拆迁公司的逼迫下签订的，未经受托人于静蓉转委托，属于未成立、未生效的合同。第二、内容上不具有真实性。该协议是在第三人与广平拆迁公司的胁迫、趁人之危的情况下签订的，违背了刘江水的真实意思。
二、胁迫、趁人之危的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始终不予认定。自2016年底崔各庄乡奶西村启动棚户区改造工程以来，刘江水及其代理人就反复提出：当初在奶西村购买宅基地与房屋，就是为了解决住房困难问题。现在拆迁腾退，只按配售安置用房的标准发放货币补偿款根本买不起市场上的商品房，故以户口不在本村为借口不予配售定向安置房的条件我方不能接受。奶西村村委会提交的“会议决议”与“滞留户清单”证明：2017年8月7日，奶西村村委会已将刘江水列为强拆对象，“村委会启动对其地上违法建设进行拆除的程序”。2017年8月12日、17日、20日，奶西村村委会连续向刘江水发出通知、公告，以“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宣布刘江水的房屋为“违法建筑”，“依据相关政策采取相关办法进行处理”，“逾期不拆除的我村将实施强制拆除”相威胁，并于2017年8月中旬起采取断水、断电等手段，逼迫刘江水与永辉鸿景公司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刘江水本来就患有精神疾病，在威胁、恐吓、内外夹攻的情形下，于8月20日突患急性脊髓炎，全身瘫痪，并于8月21日住院。就在刘江水住院抢救的紧急时刻，北京世纪广平拆迁有限公司的拆迁员于8月24日仍对刘江水的儿子进行威胁称再不签协议，两天之内就要强拆。上述胁迫行为给刘江水的心理造成恐惧，上述趁人之危的行为已经迫使刘江水违背真实意志，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与其签订显失公平的《房屋腾退协补偿协议书》。刘江水在一审法庭上提交了详实的证据证明：胁迫与趁人之危的事实客观存在，不容否定。但一审判决不予认可。村委会制定的“腾退补偿安置办法”，以户口不在本村为借口不予配置安置用房，违反了《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暂行办法》第14条的规定，违反了《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第39条的规定，属于对刘江水财产权利的剥夺。刘江水的宅基地有356平方米，地上房屋有259平方米。在村委会胁迫、乘人之危的逼迫下签订了《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仅仅得到325万元的货币补偿，根本买不起市场上的商品房。
三、奶西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拆迁主体的事实一审判决不予认定。
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提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只能以合同相对方永辉鸿景公司为被告。但永辉鸿景公司从未参与拆迁腾退工作，腾退工作实际上由村委会出面并负责。在拆迁人与签约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刘江水不可能获得永辉鸿景公司胁迫、趁人之危的证据。村委会与永辉鸿景公司始终未办理拆迁许可证，刘江水不可能依据拆迁许可证判定谁是拆迁腾退人。只能将村委会与永辉鸿景公司一并告上法庭，由二者承担连带责任。因为村委会是供地方，永辉鸿景公司是建设方，二者是利益共同体，双方有一系列用地、建设、利润分成的内部协议。北京世纪广平拆迁公司受村委会的委托，与被拆迁腾退人商谈拆迁安置、签约事宜，属于拆迁工作的实施单位。根据一审中永辉鸿景公司的陈述可以证明其不是奶西村棚改工作的拆迁人，而是棚改项目的建设方。本案中，村委会才是奶西村棚改腾退工作的拆迁人，但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村委会并未露面，而是以建设方永辉鸿景公司的名义出面签订协议。一审中村委会向法庭出示了《奶西村第十届村民委员会第三次村民代表大会决议》。该决议承认：《奶西村棚户区改造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是村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依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10条的规定：拆迁实施方案的制定者就是拆迁人。《奶西村预签腾退补偿协议公告》是村委会盖章，2017年8月12日、17日、20日的通知与公告是奶西村村委会发出的，这些通知，公告充分证明村委会属于拆迁人。
三、适用法律错误。审理集体土地上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应以《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暂行办法》、《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为依据，而不能以奶西村制定的土政策为依据。因为奶西村村委会制定的土政策，以户口不在本村为借口不予配售安置用房，剥夺了刘江水要求合理安置的权利。村委会通过胁迫、乘人之危等手段，迫使刘江水与其签订显失公平的《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公然违反了上述拆迁法规的规定。
强调一下我方为何要主张安置用房，腾退实施细则和安置办法总则第一条记载，奶西村棚户区改造参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村民建设用地管理若干用地及加快本市绿化地区隔离意见及暂行办法。在村委会胁迫趁人之危的情况下签订了补偿协议，仅仅获得了325万的补偿，无法购买商品房。村委会按照定向安置房屋的标准给付货币补偿，但是却没有配售定向安置房。如果我们不按村委会要求的时间签订协议，就要强拆，之后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因为不签订补偿协议，就无法到法院起诉受理。一旦签订了协议，还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定向安置房是按照三四千元平方米计算的，而同地段的商品房是三万五千元价格，所以增值后巨大收益，因房地产开发获得的巨大收益，由村委会无偿获得。村委会占地是为了棚户区开发，国家从未规定拆除房屋后不给定向安置房屋的，要求村委会、永辉鸿景公司提供不予配售定向安置房屋的法律依据。根据本市的相关规定，必须配售安置用房，否则就是对刘江水权利的剥夺。
永辉鸿景公司辩称：我们签订合同是严格按照乡政府审批的安置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标准开展的，我们没有自主来确定安置条件、安置价格的权利，我们与对方签订协议之后，整个履行过程都是自愿的，2017年8月31日，对方交了房，9月26日对方领了房款，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对刘江水实施实行强迫的行为。现在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刘江水单方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协议，没有依据。本案不是拆迁行为，而是一个村民自治小组主动开展的自我腾退，对方引用的拆迁法规是不适合村民自治小组的决议规则。即使这个协议不存在，那么对方最终能够取得的安置条件和安置金额，我们也必须要按照乡政府审批的安置办法和实施细则来办理。而整个安置办法和细则是经过村民代表小组表决通过，经过乡人大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所以安置办法及细则不发生变化，我们补偿的金额和条件也不会发生变化的。
村委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刘江水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刘江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变更刘江水和永辉鸿景公司的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依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配售与拆迁房屋面积相同的定向安置房；2、确认在刘江水和永辉鸿景公司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前，永辉鸿景公司曾对我采取胁迫、强拆、乘人之危等违法手段；3、案件受理费由永辉鸿景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刘江水从案外人何淑兰处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号院的房屋。该买卖行为于2011年、2012年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确认有效。2016年，刘江水购买的上述院落和房屋被确定在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棚户区改造范围内。2017年8月7日，村委会作出了一份《会议决议》，认定刘江水的房屋属于“因仍未腾退的不符合宅基地审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地上房屋为违法建设的38户”中的一户。2017年8月12日、2017年8月17日和2017年8月20日，村委会三次向刘江水发出了限期搬离的通知，并告知未按照期限搬离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刘江水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的由刘江水监护人于静蓉与永辉鸿景公司签订的《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货币补偿安置）》，该协议书约定刘江水腾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号院，永辉鸿景公司给付刘江水腾退补偿款3250238.6元。2017年8月31日，刘江水将上述院落交付北京世纪广平拆迁有限公司拆除，刘江水于2017年9月26日领取了上述协议书中的全部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刘江水称其与永辉鸿景公司签订的《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系永辉鸿景公司采取胁迫方式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刘江水提交的村委会发出的三份限期搬离通知并不能证明该协议系永辉鸿景公司胁迫或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签订，根据刘江水提交的村委会对刘江水发出的通知可以认定上述协议书的实际签订日期与协议中载明的日期并不一致，实际签订日期应当在2017年8月，但上述日期的不一致并不必然导致该协议无效或解除的情形。上述协议属于刘江水、永辉鸿景公司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刘江水要求变更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江水要求确认永辉鸿景公司与刘江水签订协议书前永辉鸿景公司对刘江水采取胁迫、强拆、乘人之危等违法手段的诉讼请求，因刘江水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江水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在审理中查明：《崔各庄乡奶西村棚户区改造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第三章第十二条规定：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方式由被腾退人从以下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一、定向安置房安置方式。……；二、货币补偿安置方式。……；每宗宅基地只能按照上述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腾退。《崔各庄乡奶西村棚户区改造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中定向安置房购买规定一节规定被腾退人户口未在本村的情况，按以下两类处理（2）被腾退人原籍不属于奶西村，且户口未迁入的，不论其家庭成员户口是否迁入，原则上只能选择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刘江水的原籍和户口均不在崔各庄乡奶西村。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签订协议时永辉鸿景公司是否存在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
乘人之危主要指合同缔约时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但本案刘江水主要指村委会三次向刘江水发出了限期搬离的通知后刘江水生病住院，刘江水的法定代理人为了照顾刘江水故与永辉鸿景公司签订了《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丧失了按照定向安置房安置方式进行补偿的机会。刘江水认为上述情形已属于合同法上的乘人之危情形，应导致其有权主张撤销合同。乘人之危行为的判断标准应该牟取不正当利益，此处的不正当利益应该是指如果被乘危人没有处于危难之际，乘危人就没有可能获取的利益。具体于本案中双方所订立《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并不具有不正当性。根据《崔各庄乡奶西村棚户区改造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的规定，刘江水的户口不在崔各庄乡奶西村，原则上只能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即使刘江水在未住院的情况下，根据上述安置办法，其亦无法选择按照定向安置房安置方式补偿，故刘江水所主张的上述事实不符合构成乘人之危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案涉《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是否属于受胁迫签订，本院认为，本案中刘江水主张系在拆迁公司的胁迫下签订的案涉《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永辉鸿景公司及村委会对此不予认可。但仅凭三份限期搬离通知这一单独事实，本院认为尚不能认定刘江水系受胁迫。同时刘江水将案涉房屋交与拆迁公司进行拆除并领取了合同价款，客观上具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愿望。现刘江水在本案中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在签订《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时存在胁迫情形。故刘江水以存在胁迫为由主张撤销《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江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江水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审 判 员 玄明虎
审 判 员 何灵灵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胡震霄
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