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民一终字第8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呈江，男，1959年3月1日出生，汉族，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顾文新，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雪广，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杏坛，男，197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孙浩城，男，198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胡呈江因与被上诉人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4）槐民初字第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胡呈江原系二建公司职工，2014年8月，其在二建公司办理了退休手续并于次月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胡呈江主张，因二建公司不能为其安排固定工作，其处于待岗状态。二建公司自2001年至2014年8月期间，每月为其发放基本生活费167.40元。待岗期间其未同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因该基本生活费标准过低，胡呈江要求二建公司按照当年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为其补发上述期间的生活费。审理中，胡呈江自愿以每月180元计算其基本生活费差额。二建公司认可其自2001年开始为胡呈江发放生活费，但其主张在上述期间内，其为胡呈江发放的生活费为每月180元。其还主张，因其为胡呈江代缴了应由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故其代缴的社会保险费也应计入已发放的生活费总额中。其2014年6月份为胡呈江代缴养老保险160.80元、医疗保险40.20元、失业保险10.05元。为证明其曾向二建公司主张过补发基本生活费的权利，胡呈江提交刘某甲、刘某乙、李某某等人2015年4月10日出具的证人证言一份，该证言载明：我是二建公司保卫处职工，我与胡呈江是同事关系。从2010年到2014年，我们每次到保卫处领取生活费时，经常向保卫处处长耿某某，后来的房某某老师询问：“我们的生活费太少了，公司应该给我们涨点了。”保卫处领导总是说：“咱们公司效益不好，慢慢来吧。”上述证人中，李某某出庭作证。李某某当庭陈述：其是二建公司病休职工，两年前退休，退休前其每月从二建公司领取生活费220元。其曾在三年前与胡呈江一同在二建公司领取生活费时，向二建公司的领导反映，要求提高基本生活费标准，但公司以效益不好为由没有同意。三年后其没有再去过单位，要求上调基本生活费。二建公司称其无法核实李某某等证人的身份，部分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故其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另查明，1999年至2000年间，胡呈江曾因病支出医疗费754.50元。2014年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500元。还查明，胡呈江曾于2015年3月19日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二建公司支付其2011年至2014年基本生活费48000元，支付其医药费754.50元。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后，以胡呈江的请求事项不符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为由，作出济槐劳人仲不字[2015]20号《仲裁决定书》，决定对胡呈江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企业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劳动者没有到其他单位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参照该规定，胡呈江作为二建公司的员工，在其待岗期间，其没有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二建公司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年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向其支付基本生活费。胡呈江要求按照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向其补发基本生活费的主张，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胡呈江主张，二建公司在其待岗期间每月仅向其发放167.40元的生活费。二建公司则主张每月发放180元。原审法院认为，二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基本生活费的发放数额作为其掌握的材料，其应当就基本生活费的发放数额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就此提交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采信胡呈江的主张，认定二建公司在其待岗期间每月为其发放167.40元基本生活费。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明显低于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二建公司应当予以补发。但二建公司对胡呈江的该项诉讼请求提出了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对此应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应当从当事人知道或者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据此，胡呈江认为二建公司欠发其基本生活费的，应当自其权利受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二建公司最后一次向其发放生活费的时间为2014年8月，其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15年3月，故其要求二建公司补发其2014年4月之前基本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均超过了仲裁时效。胡呈江虽然提交了证人证言以证明其仲裁时效存在中断的法定情形，但出具证人证言的证人仅有李某某一人出庭接受质证，其他未出庭接受质证的证人证言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二建公司对李某某是否为其员工提出异议，胡呈江亦未能再行举证加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李某某的陈述内容也不予采信。即使李某某原为二建公司员工，因其也认为二建公司为其发放的生活费标准过低，故其与二建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此外，李某某陈述其与胡呈江在三年前（2012年）向二建公司提出过提高基本生活费的要求，即使其陈述属实，该主张权利的事由导致了仲裁时效的中断，但其于时效中断后超过一年仍未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至2014年4月前，其该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再次超过了仲裁时效期间。故，二建公司应为胡呈江补发2014年4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基本生活费差额。胡呈江主张以每月180元计算差额，系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经核算，该期间基本生活费差额为4350元〔（1500元×70%-180元）×5个月〕。二建公司还提出，因其为胡呈江代缴了应由胡呈江自己承担的社会保险费，故其代缴的社会保险费应当计入其发放的基本生活费总额中。原审法院认为，《山东省劳动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强企业下岗职工管理和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问题的通知》（鲁劳法〔1998〕197号文件）规定，“再就业服务中心以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按规定的缴费比例，为下岗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用（包括个人缴费部分），其中养老、医疗保险费按规定计入个人账户。下岗职工个人不缴纳。”参照该规定，胡呈江作为二建公司单位的下岗待业人员，其待岗期间社会保险中个人缴费部分也应由二建公司承担。二建公司要求将其代缴的社会保险费用计入基本生活费总额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另，胡呈江还要求二建公司向其支付医疗费754.50元。上述费用发生在1999年至2000年间，其该项请求也已超过仲裁时效。二建公司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超过了仲裁时效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胡呈江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参照《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一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二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胡呈江支付基本生活费4350元；二、驳回原告胡呈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二建公司负担。
上诉人胡呈江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时，因二建公司对证人李某某系二建公司职工的身份不予认可，原审判决即未采信证人出庭陈述的内容错误。二、胡呈江关于生活费和医疗费的请求未超出诉讼时效，应当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诉讼费用由二建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二建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胡呈江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1.胡呈江向本院申请证人苏某某、马某某出庭作证。苏某某、马某某均系二建公司退休职工。苏某某陈述，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具体月份记不清楚了，其去二建公司时遇到胡呈江，胡呈江因生活费数额低要求二建公司增加。马某某陈述，2011年至2013年期间，具体月份记不清楚了，因生活费数额低的原因，胡呈江有几次在马某某的陪同下到二建公司要求增加生活费，胡呈江在马某某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去二建公司是在2013年的7、8月份。胡呈江认为证人苏某某和马某某的陈述能够证明胡呈江在退休前后多次找二建公司主张生活费发放过低，请求适当增加的事实，从而证明胡呈江要求支付基本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建公司认为胡呈江申请证人出庭应该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二审再提出程序上不合法。证人苏某某的证言前后矛盾，与胡呈江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内容不符，不予认可。因马某某已于2009年退休，与二建公司已经没有关系，其证言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这两位证人与二建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二建公司不予认可。胡呈江的仲裁申请从未向二建公司主张过。
2.胡呈江提交证人证言一份，载明：我是二建公司职工，我与胡呈江是同事关系。从2010年到2014年，我见到胡呈江到二建公司领取生活费时，经常向公司领导询问：“我的生活费太少了，公司该给涨点了。”公司领导总是说：“咱们公司效益不好，慢慢来吧。”证明人处签名为“康某某、李某某、马某某、苏某某”，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21日。胡呈江以此证明其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建公司质证称，证人身份无法核实，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证言中的证人李某某一审时已经出庭，在一审出庭时陈述其曾在三年前与胡呈江一同在二建公司领取生活费时要求提高基本生活费标准，但三年后没有再去过二建公司，与此次证人证言前后矛盾。
3.在一、二审法庭调查中，关于仲裁申请是否超出仲裁时效期间的问题，胡呈江陈述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直到2014年8月退休时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询问公积金时，被告知生活费太低，可向有关部门反映，此时胡呈江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所以胡呈江的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胡呈江原审时自愿以每月180元作为其实发的生活费数额以此计算生活费差额，二建公司认可其每月向胡呈江发放生活费的数额为180元，亦认可1999年至2000年间胡呈江曾因病支出医疗费754.50元。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胡呈江的仲裁申请是否超出仲裁时效期间。关于该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现胡呈江主张2011年至2014年期间实发生活费与法定的生活费标准之间的差额以及1999年至2000年期间因病支出的医疗费，其应当举证证明仲裁时效因其向二建公司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二建公司同意支付而中断。从证人证言等证据看，证人陈述2010年至2014年，胡呈江多次向二建公司主张因实发生活费数额低要求增加生活费数额，但是对于胡呈江主张权利的具体月份证人陈述不清，而胡呈江主张权利的具体时间系认定其仲裁申请是否超出仲裁时效期间的关键事实。即使胡呈江向二建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可以认定，在证人陈述不清主张权利的具体时间的情况下，本院难以判断胡呈江的仲裁申请因其向二建公司主张权利而中断的时间，胡呈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依据胡呈江申请劳动仲裁的事实认定医疗费和2014年4月之前的生活费超出仲裁时效期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此外，证人陈述胡呈江向二建公司主张的权利是因生活费数额低而要求增加生活费数额，但是胡呈江在一、二审法庭调查中陈述其直到2014年8月退休时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询问公积金时才知道实发生活费数额低于法定的标准，显然证人陈述的事实和胡呈江的陈述不一致，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胡呈江陈述和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胡呈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德强
审 判 员 诸葛砚
代理审判员 唐鸣亮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朱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