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赤民二终字第2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友，男，196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市民，住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晓军，男，198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
二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冯海涛，内蒙古昭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辉，女，197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市民，住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卫华，男，1979年8月3日出生，汉族，市民，住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敖汉旗光明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新惠镇喇嘛蒿村。
法定代表人王显宗，总经理。
三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赵荣强，内蒙古峰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因与被上诉人李卫华、李亚辉、敖汉旗光明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交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人民法院（2015）敖民初字第1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的委托代理人冯海涛，被上诉人李亚辉、李卫华、光明公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荣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晓军、王志友于2013年12月1日与李卫华、李亚辉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李卫华、李亚辉将蒙D818**号客车承包给吴晓军、王志友，承包费35万元，约定承包期从2013年12月1日至车辆报废或人民政府强制收回时止。双方同时约定，吴晓军、王志友承包该车辆后，必须保证用于光明公交公司组织的公交车辆统一运营工作，并服从光明公交公司的管理。光明公交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上盖章，其业务经理李新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分三次收取了吴晓军、王志友的35万元承包费。2014年4月1日因吴晓军无驾驶资格，在运营过程中被交警部门予以处罚，并就此停止运营至2015年1月29日。在此期间的2015年1月13日，光明公交公司曾给吴晓军、王志友下发处罚通知单一份，告知其擅自停运的法律后果。2015年1月29日，吴晓军、王志友与李卫华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因吴晓军、王志友无力经营主动提出要求退还该车，签订此协议后，双方之间的原承包协议终止，李卫华退还给吴晓军、王志友现金20万元。现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光明公交公司的业务经理李新同样以担保人的身份在协议书上签字。经查明，李亚辉虽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但其当庭认可该协议书对其具有约束力。
王志友、吴晓军主张涉案车辆无道路交通运输许可证，为非法营运。为查清此事实，本院于2015年5月13日对敖汉旗交通运输管理所副所长袁海军进行了询问，并形成了询问笔录，询问笔录显示公交车不属于道路交通运输许可的范围，为人民政府特许经营行为。本案所涉11路公交车是经过敖汉旗交通局许可营运的合法公交车。庭审中，王志友、吴晓军申请对光明公交公司提交的李卫华、李亚辉与光明公交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中“李卫华、李亚辉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吴晓军、王志友的该鉴定申请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关联性，故不准许吴晓军、王志友的鉴定申请。
另查明，吴晓军、王志友以其与李卫华、李亚辉于2015年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显失公平、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请求依法解除该协议，并主张光明公交公司对该协议的形成存在欺诈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李卫华、李亚辉、光明公交公司对此说法不予认可，且吴晓军、王志友亦不能提交相关证据对其上述主张予以证明。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协议书、处罚通知单、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吴晓军、王志友与李卫华、李亚辉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涉案公交车的行政主管部门敖汉旗交通局交通运输管理所证明公交车不属于道路交通运输许可的调整范围，敖汉旗境内的所有公交车均没有取得道路交通运输许可证，公交车的运营目前属于人民政府的特许经营行为，本案涉案的11路公交车是经过敖汉旗交通局许可后进行营运的合法运营车辆，不是吴晓军、王志友所主张的非法营运的公交车，另光明公交公司亦认可该协议书，同意纳入该公司统一管理，故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协议签订后，由于吴晓军、王志友自身原因导致涉案车辆自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1月29日期间停运，后吴晓军、王志友与李卫华、李亚辉于2015年1月29日签订协议书，就上述协议书的终止事项达成协议，吴晓军、王志友主张该份协议书的形成显失公平，应该确认无效，但是对此主张吴晓军、王志友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吴晓军、王志友主张的显失公平与合同无效之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必然性，故吴晓军、王志友该诉求法院不予支持。因吴晓军、王志友与李亚辉、李卫华之间于2015年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上明确约定退车后李亚辉、李卫华向吴晓军、王志友返还20万元承包费，该约定是双方在终止2013年12月1日所签订协议过程中所达成的共识，双方之间终止协议后承包费的退还数额应以2015年1月29日的约定为依据，故吴晓军、王志友要求李亚辉、李卫华退还10万承包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吴晓军、王志友未提交证据证明光明公交公司在此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行为，且光明公交公司亦不是协议书一方主体，故吴晓军、王志友请求光明公交公司负连带责任返还承包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吴晓军、王志友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12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卫华、李亚辉签订了协议，约定李亚辉、李卫华将牌号为蒙D818**的客车承包给上诉人经营，承包费为35万元，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将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向光明公交公司交纳了承包费35万元，后一直合法经营。后因驾驶员证明不符，被迫停运近8个月的时间。即便是上诉人违约，那么依据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只需承担5万元的违约金。绝不能承担15万元的违约金。之所以上诉人在2015年1月29日的协议上签了字，完全是在光明公交公司的欺骗下形成的。据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依据收款的凭证来看，光明公交公司才是合同的实际主体。在此基础上，上诉人请求原审法院对与被上诉人提交的李亚辉，李卫华与光明公交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合同是否为原件进行司法鉴定，原审在庭审过程中向上诉人告知三日内决定是否允许鉴定。而超过三日后并未给予任何答复。在十几日以后，原审法院通知上诉人再次开庭。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又再次向法庭提交了第二份李亚辉、李卫华与光明公交公司签订的合同。上诉人再次申请对该合同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原审在上诉人提出申请后向上诉人告知三日内作出是否同意鉴定。然而三日后仍旧没有消息。十几天后，原审法院通知上诉人领取判决书。针对以上情况，三被上诉人两次庭审过程中对于两份提交的协议前后所述并不一致。第一次以复印件冒充原件，其目的无非是防止上诉人对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在法院向其释明后仍然坚持第一份系原件，上诉人才申请鉴定。在上诉人的一再坚持下，被上诉人见事情败露，又再次向法庭提供原件。上诉人发现笔迹可能系近期形成，又再次申请鉴定，而原审法院在不给予书面或口头答复情况下，却在判决书中认定该鉴定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关联性，故不准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上诉人认为该份协议的真伪直接对认定谁才是合同的真正主体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进行司法鉴定是必要的。原审法院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也就直接导致协议的真正主体逃避了法律责任。上诉人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之时，上述被上诉人就已经做好了欺骗上诉人的准备。对此，上诉人再次请求贵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该份协议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2、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的2015年1月29日协议显失公平、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明。在原审审判的过程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光明公交公司向上诉人吴晓军下发的处罚通知单，明确写明：交通主管部门注销该车城市公交经营许可（事实上并不存在被注销的情况）。另外上诉人又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该公交车至今为止仍然继续运行的录像资料。2015年1月29日的协议，完全是在处罚通知单下发后，在上诉人被欺骗、被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录像资料更能清晰的证明光明公交公司欺骗上诉人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完全错误。3、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提出涉案车辆系公交车、涉及公共利益及公共安全。根据行政法的规定，即便是政府特许经营也应该具备完整的程序。原审法院仅凭一纸询问笔录就认定该车辆上路运营合法，属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在原审法院的两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庭审结束时都一再重申，待鉴定结论作出后再发表辩论意见。而原审人民法院既不允许做鉴定，又在上诉人没有发表任何辩论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一审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李卫华、李亚辉辩称，三被上诉人之间的融资关系在一审过程中二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双方的协议内容除涉及到上诉人应尽的义务外，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实际为客车本身承包合同关系，附加用于公交运营。本案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情形，合同不影响上诉人请求是否成立，因此一审判决无错误之处。二被上诉人按光明公交公司要求购车，于2013年12月1日将新购买的登记在公交公司名下用于公交运营的蒙D818**号客车承包给上诉人，协议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并实际履行，二被上诉人以与上诉人同样的方式与承包车辆经营11路公交线的其他7位车主签订的合同。因此上诉人请求解除2013年12月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并与实际不符。第一，合同约定“上诉人违约承担支付5万元违约金违约责任”的内容不是上诉人主张的依据，该约定首先只是针对一般违约情形而言，其次，本案中上诉人的违约行为给二被上诉人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高于违约金数额，第三，该约定在双方协议签订退车协议时做了变更，第四，上诉人自愿承担的是违约和赔偿责任，而不是单单的违约责任，因此上诉人强调绝不能承担15万违约责任只是自己一方的说辞。上诉人因其自身原因一直停运长达10个月。产生客源流失，全线停运，该线路承包费大幅下跌，很少有人愿意承包等一系列后果。2015年2月15日被上诉人再将车辆承包出去时（承包给倪振伟），同样的承包期限等条件，承包费降到21万元，这其中还不包括被上诉人另给车辆安装的价值1万多元的GPS监控、车内外摄像头和刷卡器。按被上诉人与光明公交公司的约定，被上诉人被迫补偿了其他车主55740元的损失。2015年1月12日吴晓军递交了书面退车申请，2015年1月27日吴晓军和其岳母提出要求退车，并表示给其退20万承包费就可以，公交车本身使用期限为8-10年，每年折旧费约为5万元，经粗略核算，车辆使用费、折旧费以及停运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近30万元，该协议同样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变更、解除等情形。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光明公交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为经营需要吸纳另两名被上诉人李卫华、李亚辉二人融资，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购买用于公交线路运营的客车，经被上诉人同意允许对外承包经营，但必须接受被上诉人的统一管理。双方之间签订有书面协议，书面协议就上述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2013年12月1日李卫华、李亚辉二人将新购买的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用于公交运营的蒙D818**号客车承包给上诉人，这种情形不单单是上诉人，11路公交线总计8个承包车主都是这样。按照约定李卫华、李亚辉对外承包线路需全部经过被上诉人同意，同时为了能够使承包车主知道光明公交公司与李卫华、李亚辉之间的关系以及明确承包车主承包后应服从被上诉人公司管理的事实，被上诉人均在所有承包合同担保人处签字、盖章，担保人身份的实质是对合同双方的约束和保证，即强调合同双方在车辆运营过程中需按合同约定和被上诉人公司规章制度对被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对运营过程中应对双方尽的义务负责。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签署了责任状。自承包之初上诉人就知道合同的双方主体是其与李卫华和李亚辉之间，而不是与被上诉人公司，李卫华和李亚辉所有的车辆登记在被上诉人公司名下，是基于被上诉人公司出具的收款手续，实际收款人是李卫华、李亚辉二人，因此被上诉人光明公交公司是合同之外的第三方，而不是上诉人提到的合同实际主体。被上诉人公司与李卫华、李亚辉之间的关系和合同是客观真实的，最主要是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与上诉人的主张无任何关联，承包合同是上诉人与李卫华、李亚辉二人签订的。无论谁是合同的主体，按上诉人请求，焦点在于上诉人的请求是否能够成立，因此一审法院的处理结果正确无误。上诉人经营期间，从2014年4月1日一直到2015年1月29日因上诉人自身原因停运长达10个月。最后曾致使11路公交线全线停运。上诉人停运本身是违法和违反公交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这样持续下去，公司将面临被行政管理部门吊销线路经营许可的风险，另外经营11路线的其他车主找光明公交公司要求赔偿损失，被上诉人为此多次通知李卫华、李亚辉和上诉人立即恢复运营，并先后下过书面告知和通知，但上诉人一直没有恢复营运，被上诉人对李卫华、李亚辉作出了处罚，并责令其补偿其他车主损失55740元。上诉人的行为给被上诉人公司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按规章制度被上诉人有权对其实施罚款、收回线路等处罚，但实质并没有对上诉人作出处罚，只是对李卫华、李亚辉进行了处罚，被上诉人如果要决意对上诉人进行处罚的话，在上诉人一开始停运时就会进行并有权进行，绝不会容忍其连续停运10个来月。被上诉人考虑的是每个经营人都很不容易，能够照顾就予以照顾。如果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收回线路的处罚，上诉人受到的损失将更大，因为上诉人和李卫华、李亚辉之间签订的协议的实质是客运车承包协议，承包合同的客体标的是客运车辆本身，从事11路公交线经营的只是附件的条件，如果做收回线路处罚，上诉人不但丧失了11路公交线的经营权，就连车辆也无法退回，只能变卖处理，要遭受的是更大的经济损失。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的情形存在，被上诉人本身不是合同的一方主体，同时被上诉人依据规章制度本身就有权收回线路经营权，因此根本没有任何必要胁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公交线路的经营单位，有权向上诉人送达告知书和处罚通知单，以避免被交通主管部门注销该线路经营许可的风险，如果线路经营权被注销，被上诉人将是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方，被上诉人通知的目的是进行风险告知并为了督促上诉人能够尽快恢复运营。2015年1月12日吴晓军递交了书面退车申请，2015年1月27日吴晓军和其岳母到公司来提出要求退车，并表示给其20万元承包费就可以，李卫华、李亚辉找被上诉人协商经被上诉人同意后，2015年1月29日签订了书面退车协议书，被上诉人同样作为一个保证方在合同中签字盖章。因此退车协议根本不可能是在胁迫下形成的。被上诉人经营的公交线路经政府有关部门许可，不是上诉人提到的单凭一份询问笔录，相关手续已经在一审提交，赤峰其他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上诉人以客运车辆运营方面的规定支持自己的主张不适用于本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与被上诉人李卫华、李亚辉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了承包车辆协议书一份，后因吴晓军无驾驶资格，在运营过程中被交警部门予以处罚，并就此停止运营。2015年1月29日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与被上诉人李卫华就终止原承包协议、退还承包金事宜又签订一份协议书，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上诉称该协议是在其被欺骗、被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显失公平的协议，因此应确认无效。就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上述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合同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并非是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而原审时其并不主张变更或撤销合同，而是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故上诉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上诉要求对2013年11月20日光明公交公司与李卫华、李亚辉所签协议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与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签订合同的主体是被上诉人李卫华，与被上诉人光明公交公司无关，该笔迹的形成时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原审法院未准许其鉴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时已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法庭辩论，上诉人关于原审剥夺其辩论权利、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负担，邮寄送达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志友、吴晓军，被上诉人李亚辉、李卫华、敖汉旗光明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国坤
审判员 邓宏涛
审判员 孙 磊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