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9民终85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土胜（又名李亚胜、李亚圣），男，汉族，1958年3月5日出生，住化州市杨梅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霖，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旺盛，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史华毓，男，汉族，1952年8月8日出生，住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耀超，广东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化州市北京路**号。法定代表人：周仁聪，理事长。上诉人李土胜因与被上诉人史华毓及原审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化州信用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化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2民初19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土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霖、谢旺盛，被上诉人史华毓的诉讼代理人许耀超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土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2民初1994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李土胜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史华毓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李土胜与史华毓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认为史华毓在李土胜处领取180000元是代表新安信用社的职务行为，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被告化州信用社在一审中直接否认史华毓从李土胜处领取180000元是职务行为。(3)一审法院认定一审被告化州信用社的职工刘乃武、杨锡伟、彭东证实“从单位基建账户出账180000元给李土胜，再出具收据收到李土胜180000元，用于购买职工制服和摩托车”没有相关证据证明。首先，原审被告化州信用社在一审中没有承认上述事实。其次，没有化州信用社出具的基建账户记录证实。再次，史华毓提供的《验收结算说明书》也没有记载单位基建账户出账180000元给李土胜，更没有将上述180000元与李土胜应收的工程款进行冲抵。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史华毓在李土胜处领取180000元是代表新安信用社的职务行为，没有事实依据。2.史华毓向李土胜借款180000元用在何处，不影响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史华毓向李土胜借款180000元用于购买新安信用社职工摩托和制服是另外一个行为，是史华毓借款后的行为，不能因史华毓向李土胜借款180000元用于购买新安信用社职工摩托和制服而否定借贷关系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李土胜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史华毓于1993年6月17日向李土胜借款后，李土胜一直向史华毓要求还款，史华毓在李土胜的追讨下，于2012年8月6日向李土胜出具《证明》确认其在l993年向李土胜借款180000元用于购买行服及摩托车；于2014年8月6日，因史华毓于1993年6月17日向李土胜所出具的借据已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20年，在双方的合意下，史华毓向李土胜出具一份《证据》，以重新确认史华毓于1993年6月17日向李土胜借款180000元之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从2014年8月6日起至2034年8月5日止。一审判决认定李土胜的起诉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史华毓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李土胜与史华毓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具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正确的。理由有：1.李土胜提供1993年6月17日的《收据》不属法律意义上的借款凭据，不能证明史华毓向李土胜借款，也不能证明李土胜与史华毓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收据》左下角明确写明款项用途为购买摩托和制服，并非个人使用。而史华毓于1992年至1996年6月任新安信用社主任，是该社的法定代表人。1993年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尚未正式分离时，农业银行基层营业所和信用社属所社紧密型，费用紧张，但又急需资金解决职工制服和外勤职工购买摩托车款。而新安信用社1992年即准备拆除旧办公楼，建设新办公楼，基建款账户已提留一定数额的基建款，经上级部门同意，从基建款开支180000元购买职工制服与摩托车，但上级又指示基建款需专款专用，不能直接用于其他用途，故购买制服与摩托车款需以工程款的形式提取。鉴于上级在1992年即已确定新安信用社拆建工程由李土胜施工队施工，故新安信用社便叫李土胜帮忙走账，李土胜亦同意。1993年6月17日信用合作社以预付李亚胜基建款的名义开具《信用合作社付出传票》给李亚胜，李亚胜在该传票签名。同日，时任新安信用社主任的史华毓再出具《收据》一份给李土胜，从李土胜处领回该180000元作为购买职工制服及外勤职工摩托车款平账。即《信用合作社付出传票》与《收据》中的180000元是同一笔款，而李土胜与史华毓个人根本没有收到该180000元现金，只是走账流程。后新安信用社以该180000元支付化州县信用合作联社制服款80000元，支付给农业银行新安营业所彭伟权主任购买摩托车款20000元，再分别支付给刘乃武、杨锡伟、彭洪保、吴四光、彭华祥、彭伟等16名职工购买摩托车款各5000元。而原新安信用社的职工刘乃武、杨锡伟、彭东出庭作证一致证实从新安信用社基建账户出账180000元给李土胜，再出具收据收到李土胜180000元，用于购买职工制服和摩托车。本案的《收据》、《信用合作社付出传票》、《新安所社综合办公大楼验收结算证明书》、《收据》、刘乃武、杨锡伟、彭东的证人证言，史华毓出具的《证据》、《证明》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互相印证，证明本案《收据》中的180000元不是借款，且史华毓作为时任新安信用社主任，所领取的180000元属代表新安信用社的行为。李土胜以原审被告化州信用社在一审答辩中称无证据证明史华毓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及没有基建账户记录等即认为史华毓的行为不属职务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2.李土胜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史华毓向其借款180000元，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收据》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借款凭据，不能证明李土胜与史华毓间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同时，李土胜提供的史华毓出具的《证明》、《证据》也只能说明因新安信用社需购署行服及外勤人员摩托车，史华毓从李土胜处领取180000元，不能证明史华毓借到李土胜的180000元。据此，一审认定李土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史华毓借款180000元正确。二、一审判决认定李土胜的起诉已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5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的规定，本案中《收据》的落款时间是1993年6月17日，但李土胜直至2015年12月1日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李土胜已丧失胜诉权。同时，2012年8月、2014年8月6日李土胜虽然两次以其需要与信用社进行工程款结算为由，要求史华毓为其出具《证明》、《证据》各一份。但李土胜从来没有向史华毓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并没有中止、中断或延长的事由。何况也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据此，李土胜上诉称诉讼时效期间在2012年8月和2014年8月6日两次发生中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化州信用社不作陈述。李土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史华毓返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2、判令史华毓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史华毓任化州市县新安信用社主任，为解决职工制服和外勤职工购买摩托车的费用，因新安信用社拆除旧办公楼建设新办公楼，基建账户可以开支。新安信用社拆建工程由李土胜施工，新安信用社要求李土胜来帮忙走账，1993年6月17日新安信用社以“预付李亚胜工程款”名义开具“信用社付出传票”一张给李土胜，李土胜以李亚胜名义在“信用社付出传票”签名，再由史华毓于同日出具收据，收据内容如下：“今领到李亚胜现金壹拾捌万元整(180000元)此据史华毓93、6、17(摩托、制服)”。李土胜、史华毓都没有收到现金，新安信用社用上述的180000元为职工购买了制服和摩托车。应李土胜的要求，史华毓于2012年8月出具一张证明给李土胜收执，内容如下：“1993当时所社紧密型，上级要求购买行服及外勤人员摩托车，所社费用紧缺，所以从李土胜处取款壹拾捌万元用于购买行服及摩托车。特此证明史华毓2012年8月”。2014年8月6日史华毓又出具一张证据给李土胜收执，内容如下：“当时由于信用社费用紧缺，所以从李亚胜(原名李土胜)处领取人民币壹拾捌万元用于购买行服及摩托车之用。特此证明史华毓2014年8月6日”。2014年9月19日，李土胜（甲方）与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乙方）签订《平定信用社房屋建筑工程款结算协议书》，双方除对平定信用社办公楼工程款付款进行约定外，双方还约定“双方除本结算的债权债务外，不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今后甲方不得再以承建乙方（包括下属基层社）工程为由，再要求乙方支付工程款或其他债权。”。在本案庭审中，李土胜请求史华毓、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连带归还借款18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首先，史华毓时任新安信用社主任，从其单位基建账户出账180000元给李土胜，再出具收据收到李土胜180000元，用于购买职工制服和摩托车，从李土胜提供的1993年6月17日的收据注明用途是“摩托、制服”，史华毓于2012年8月和2014年8月6日的证明和证据也载明用于购买摩托、制服，化州信用社的职工刘乃武、杨锡伟、彭东出庭作证证实“从其单位基建账户出账180000元给李土胜，再出具收据收到李土胜180000元，用于购买职工制服和摩托车”，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180000元不是借款。史华毓时任新安信用社主任，其领取180000元的行为应认定为代表新安信用社的职务行为。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李土胜主张借款180000元给史华毓，李土胜就应该借贷关系成立的要件事实进行举证，李土胜提交了1993年6月17日收据，收据只载明史华毓收到李土胜180000元的事实，因收据不具有债权凭证的性质，不能证明史华毓就是借到李土胜的180000元，因此要结合其他辅助证据进行综合认定，而李土胜提交的“证据”和“证明”也只说明从李土胜处取款180000元用于购买行服及摩托车，且李土胜、史华毓庭审中均确认，1993年6月17日收据的金额180000元与1993年6月17日信用合作社付出传票中记载的金额180000元为同一笔款项，史华毓庭审中亦否认以口头形式向李土胜借款180000元，故李土胜不能证明史华毓借到李土胜180000元的事实。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与李土胜于2014年9月19日已就双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根据李土胜与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签订的上述协议书，李土胜从2014年9月19日起不得再以承建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工程为由，再要求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支付工程款或其他债权。综上，李土胜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史华毓借到李土胜的180000元，李土胜诉请史华毓、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连带返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李土胜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的规定，二十年诉讼时效不因任何事由中止、中断，只适用延长，本案没有出现延长的情形，李土胜依据1993年6月17日出具的收据，直至2015年12月1日才提起诉讼，而李土胜提交的2012年8月“证明”和2014年8月6日“证据”也只说明从李土胜处取款180000元用于购买行服及摩托车，并非史华毓确认向李土胜借款，故已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土胜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李土胜承担。二审中，各方无新证据提交。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李土胜与史华毓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李土胜凭史华毓于1993年6月17日出具的《收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史华毓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理由如下：李土胜提交的《收据》仅是收款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史华毓否认《收据》中的款项是借款，并申请原新安信用社的职工刘乃武、杨锡伟、彭东等证人出庭作证，证实本案的款项是从新安信用社基建账户出账180000元给李土胜，再出具收据收到李土胜180000元，用于购买职工制服和摩托车，并不是史华毓向李土胜的借款。至此，史华毓已经完成否认其与李土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而李土胜为进一步主张本案借贷关系成立，仅提供了史华毓于2012年8月出具的《证明》和2014年8月6日出具的《证据》，但从该《证明》及《证据》所载明的内容来看，仅能证明史华毓将《收据》中的180000元用于新安信用社购买摩托及行服，以及史华毓向李土胜出具《收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并不能证明史华毓确认其向李土胜借款的事实。李土胜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并判决驳回李土胜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李土胜上诉称本案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因李土胜与史华毓之间并不存在借贷的事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故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李土胜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土胜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李土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克铁审 判 员  江剑兵代理审判员  赖慧嫦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