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10民终1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开春，男，196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伟德，男，196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原审第三人：徐建，男，198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上诉人陶开春因与被上诉人陶伟德及原审第三人徐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7）浙1002民初10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开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陶伟德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认定“以股权转让款抵销第三人欠浙江跃洋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跃洋公司）的欠款应系第三人认可的结果，被告代第三人向跃洋公司清偿欠款并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这一事实错误。1、原审第三人徐建与被上诉人陶伟德于2014年11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转让款1575万元，受让方应于2014年11月13日将上述转让价款支付给转让方”，并未约定原审第三人徐建所欠跃洋公司的债务由被上诉人陶伟德代为清偿，之后原审第三人徐建也未曾同意要被上诉人陶伟德代为清偿此笔债务。而此后，原审第三人徐建并未有收到被上诉人陶伟德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被上诉人陶伟德对原审第三人徐建所负的债务并不能等同于原审第三人徐建对跃洋公司所负的债务。两笔债务的性质不同，根据法律规定，并不能当然的法定抵销。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时所提供的种种证据均无法证明债务代为清偿的合法性与有效性。2、上诉人陶开春对跃洋公司出具的记账凭证真实性存疑。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被上诉人陶伟德虽然提供了跃洋公司出具的“收购徐建转让款”、“代徐建还公司借款，陶伟德转入”的记账凭证，但在付款委托书、结算业务凭证上均未注明该内容。记账凭证也无原审第三人确认由被上诉人陶伟德代为清偿跃洋公司欠款的事实。且当时被上诉人陶伟德已经持跃洋公司95%的股份，具有绝对的控股权，遂对其所提供的记账凭证真实性存疑。（2）被上诉人陶伟德原为跃洋公司占股60%的股东，其个人与跃洋公司也存在着大额的资金往来，其也欠跃洋公司的借款，其与跃洋公司的账户往来及其频繁，仅凭该记账凭证，没有其他证据补强的情况下不能确认其汇入跃洋公司的15546169.1元就是代原审第三人徐建偿还欠款。被上诉人陶伟德对跃洋公司欠款的代为清偿不能成立。所以，以股权转让款抵销原审第三人欠跃洋公司的欠款系原审第三人认可的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陶开春及原审第三人徐建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认定“目前跃洋之星和跃洋之锦两艘货船现值约为36000000元左右，现公司负债超出公司资产，仅第三人徐建应承担借款及费用已达15546109.1元，与其投资已持平”的事实错误。1、原审第三人徐建提供的“跃洋之星”和“跃洋之锦”的资金情况明细表中明确载明，截止至2014年10月31日，跃洋公司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为有一亿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多元（该金额已经剔除了公司负债的额度），原审第三人徐建享有35%的份额，价值超5233多万元，单单就该公司的未分红利润来说，截止2014年10月31日，跃洋公司的未分红利润就达1704.6322万多元，按照原审第三人徐建的登记占股为35%份额，当时还享有596.6213万多元的分红（如果按原审第三人徐建实际占股37.5%的比例计算为639.237万多元）。而被上诉人在却辩称两艘货船现值只有3600万元左右，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为2014年11月13日，与被上诉人出具的资金明细表上的时间仅隔十几天，为何所得的公司资产差距如此之大？被上诉人陶伟德所述的股权价值不真实。法院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有错误。综合上述两点分析，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错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由此造成判决结果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陶伟德辩称，一、关于陶伟德对徐建有无负有债务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向法庭提供了陶伟德代徐建偿还债务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陶伟德不存在欠徐建任何债务。上诉人认为徐建欠跃洋公司的债务与被上诉人应付款项不能相互抵销是站不住脚的，根据三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徐建欠跃洋公司债务，跃洋公司所有的借款及费用已由陶伟德代徐建偿还，故两者相互抵销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关于陶伟德代徐建偿还欠跃洋公司借款费用的凭证是否真实的问题。上诉人的这个异议不能成立，原审第三人徐建在一审时已经认可陶伟德为徐建偿还了债务的事实。既然徐建对陶伟德为其偿还借款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上诉人对还款凭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也是站不住脚的，陶伟德不存在欠徐建任何款项。陶开春以陶伟德欠徐建债务为由提起债权人代位权之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三、从陶开春与徐建双方之间的债务来看，徐建并不存在着欠陶开春借款，对此问题，被上诉人也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陶开春与徐建之间的银行往来凭证，事实上是陶开春欠徐建钱。四、上诉人认为跃洋公司的资产已经有1亿多元，认为其应得价值有5000多万，上诉人的该主张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原审第三人徐建未作陈述。陶开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205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2日，第三人徐建作为甲方转让方，被告陶伟德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载明：甲、乙双方及吕海彬、胡世夫合伙成立跃洋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45000000元，其中被告陶伟德出资27000000元，股份占比60%；第三人徐建出资15750000元，股份占比35%；吕海彬出资1800000元，股份占比4%；胡世夫出资450000元，股份占比1%。公司自运行以来，因船价及运价下跌，造成公司亏损，目前跃洋之星和跃洋之锦两艘货船现值约为36000000元左右，现公司资产负债超出公司资产，仅第三人徐建应承担借款及费用已达15546109.1元，与其投资已持平。为了公司结构调整，经双方协商，现就股份转让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其所有的35%股份以1元价转让给乙方，自转让之日起，该股份由乙方持有；二、自股份转让之日，公司的对外负债及融资均由乙方负责落实；三、该股份转让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后生效。2014年11月13日，第三人徐建作为转让方、被告陶伟德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跃洋公司注册资本450000000元，其中被告陶伟德以货币投入27000000元、第三人徐建以货币投入15750000元、吕海彬以货币投入1800000元、胡世夫以货币投入450000元共同组建。转让方转让其在公司中的股权，受让方经对公司实际考察，决定购买该股权。双方经协商一致，就有关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第三人徐建（转让方）将持有公司的15750000元（35%）股权转让给被告陶伟德（受让方），转让价15750000元，受让方应于2014年11月13日将上述转让款支付给转让方。2、双方同意在协议签订之日交接公司股权。3、公司的债权债务依法由公司继续承担。4、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人对公司的权利义务按照本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5、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6、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公司保留一份，另一方交由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信息显示：跃洋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5日，注册资本为45000000元；2014年11月13日，第三人徐建所持跃洋公司股份已变更登记到被告陶伟德名下；2015年11月10日，被告陶伟德名下股份变更登记到方远公司名下；2016年12月27日工商变更登记显示，跃洋公司现股东为吕海彬占4%，方远公司占70%，胡世夫占1%，陶伟斌占25%。2013年8月14日，跃洋公司出具徐建借款情况表一份，载明第三人徐建拖欠跃洋公司各笔款项的时间、项目、金额，并明确2011年9月—2013年6月30日止，经双方确认第三人欠跃洋公司借款6112800.71元。第三人在情况表确认人处签字。被告提供的自行制作的徐建借款情况表反映，截止2014年10月1日，第三人欠跃洋公司15546169.10元。2014年11月12日，第三人出具借款单一份，载明借公司9540000元利息（10月1日—11月12日）116304.16元。2014年11月12日，第三人出具借款单一份，载明农村合作银行6000000元贷款利息（9月21日—11月12日）85330元。2015年1月15日，被告陶伟德转账至跃洋公司5000000元、9900000元。跃洋公司2015年1月15日收据中载明收陶伟德收购徐建股权转让款14900000元。另一份收据载明收徐建欠公司借款（陶伟德汇入）14900000元。同日，跃洋公司记账凭证载明陶伟德收购徐建股权转让款14900000元。2015年3月9日，跃洋公司制作的记账凭证载明收购徐建股权转让款646169.10元。收据中载明收陶伟德收购徐建股权转让款646169.10元。另一份收据载明收徐建欠公司借款（陶伟德汇入）。同日，跃洋公司记账凭证载明收购徐建股权转让款。另一份记账凭证载明收徐建还公司借款，陶伟德汇入。同日，跃洋公司收据载明收回借款11153830.90元。被告陶伟德起诉第三人徐建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1002民初10934号]，原审法院于2017年5月18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第三人徐建偿还被告陶伟德代偿款2613665.6元，并赔偿被告该款自2015年1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该案生效后，第三人未向原告履行生效判决。原告陶开春起诉第三人徐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7）浙1002民初5454号]经原审法院开庭审理，于2017年7月4日依法作出判决，判决第三人徐建返还原告陶开春借款2050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7年6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该判决生效后，第三人未向原告履行生效判决。2017年11月16日，跃洋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4年11月12日，徐建把公司35%股份转让给陶伟德，陶伟德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交付给本公司存档备查。截止2014年9月30日，徐建欠公司借款和费用为15546169.1元（陶伟德与徐建签订协议所载的徐建欠公司15546109.1元有误，差60元）；根据陶伟德与徐建签订的协议要求，陶伟德于2015年1月15日向公司代徐建偿还借款及费用1490万元，于2015年3月9日向公司代徐建偿还借款及费用64.61691万元；徐建在2014年9月30日前欠公司的借款及费用15546169.1元已由陶伟德代偿完毕。另徐建于2014年11月12日签字确认的二笔前期借款利息分别为116304.16元、85330元因未付也由陶伟德偿还。前述借款和费用本公司不再向徐建主张权利。”原告主张被告未向第三人支付股份转让款，要求被告支付第三人拖欠的欠款，本案因此涉诉。一审法院认为，生效判决已确定第三人需向原告陶开春返还借款本金20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原告作为第三人的债权人有权提起债权人代位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有无拖欠第三人股份转让款。首先，原、被告签订了两份协议，两份协议均系被告与第三人亲笔所签，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从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其主旨都是将第三人持有的跃洋公司股份转让给被告。第一份协议约定第三人将其持有的35%股份以一元价格转让给被告，第二份协议则约定以15750000元转让给被告。从第一份协议载明的“仅徐建应承担借款及费用已达15546109.1元，与其投资已持平”、“自股份转让之日，公司的对外负债及融资均由乙方负责落实”等内容来看，双方在第二份协议中确定股份转让款对价为15750000元并未违背第一份协议订立的初衷。故认为，两份协议并不存在矛盾，被告应支付给第三人的股份转让款为15750000元。其次，关于第三人拖欠跃洋公司欠款的事实。根据2014年11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人确认尚欠跃洋公司15546109.10元，被告提供的结算凭证反映欠款金额为15546169.10元，确认系笔误造成，第三人拖欠跃洋公司的欠款应为15546169.10元。从结算凭证看，2014年11月12日的两张借款单中的金额未计入欠款总额，故该两张借款单对应的欠款116304.16元、85330元，共计201634.16元应计入欠款，故欠款总额为15747803.26元。再次，关于被告代第三人归还跃洋公司欠款的事实。根据被告提供的转账凭证、记账凭证、收据及跃洋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告代第三人归还跃洋公司欠款共计15747803.26元，尚欠股份转让款2196.74元。那么，被告的代偿行为是否得到第三人的认可。第一，根据2014年11月12日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三人与被告约定股份转让对价为1元，该价格明显不符合常理，可见第三人并非想要被告实际拿出股份转让款。该协议同时提及第三人欠款与其投资持平，2014年11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又约定15750000元作为股权转让对价，可见该协议签订初衷即有以股权转让款抵第三人欠款的意思表示。第二，2014年11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于2014年11月13日将上述转让价款支付给第三人；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根据庭审查明，涉案股权在2014年11月13日即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如该协议像第三人所述要求被告将股份转让款支付给他，那么第三人在实际收到股份转让款前可拒绝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实际上第三人在当日即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第三人的做法并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两点分析，以股权转让款抵销第三人欠跃洋公司的欠款应系第三人认可的结果，被告代第三人向跃洋公司清偿欠款并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并无不妥。最后，被告尚欠第三人股权转让款2196.74元，而根据被告提供的（2016）浙1002民初1093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人需偿还被告代偿款2613665.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债务的法定抵销，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本案股权转让款与代偿款均为给付货币性质，应能抵销，且代偿款的金额足以抵销剩余的股权转让款。故，被告已不欠第三人股权转让款。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尚欠第三人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能成立，其要求被告支付欠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陶开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已减半），由原告陶开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陶伟德分别在2014年11月12日、11月13日与原审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一份协议是以1元的价格转让股权，原审第三人的借款及费用与其出资1575万元持平。而第二份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1575万元，受让人在2014年11月13日支付转让款。从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看，区别在于支付对价不同，实质上是原审第三人所得转让款1575万元是否直接冲抵其向跃洋公司的借款及费用。原审第三人徐建确认2011年9月至2013年6月，其欠跃洋公司借款6112800.71元。2013年7月至2014年11月间，原审第三人在相关凭证上签字确认的其与跃洋公司发生借款加上跃洋公司为其垫付的费用，累计为15747803.26元。这与第一份协议载明的原审第三人的借款费用基本一致。从查明的事实看，涉案股权在2014年11月13日即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上诉人并未向原审第三人支付对价，而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才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直至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主张担保追偿一案前，原审第三人并未就股权转让款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而且原审第三人仅在该担保追偿一案中抗辩被上诉人支付的担保款可与股权转让款进行抵销，但在法院认为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而未能获支持后，原审第三人并未就此另行主张权利，这显然不合情理。因而，双方签订股权转让的初衷就是被上诉人将应付股权转让款偿还原审第三人欠跃洋公司的债务，从被上诉人向跃洋公司支付款项及跃洋公司认可被上诉人的代偿行为，并表示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其不再主张权利等事实均能进一步印证原审第三人应得的股权转让款与其所负的债务进行抵销。因而，被上诉人不存在欠原审第三人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而且在原审第三人尚欠被上诉人担保代偿款2613665.6元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代偿权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成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00元，由上诉人陶开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阮丹军审 判 员 王安安审 判 员 胡精华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代书记员 郭巧燕·??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