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岳行初字第00240号
原告欧阳兰，系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驾考中心民警。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枫林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李军龙，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谌慧，系该支队法制科民警。
委托代理人沈向军，系该支队机动大队民警。
原告欧阳兰（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被告）行政强制纠纷一案，于2015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欧阳兰，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谌慧、沈向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6月11日10许，被告所属机动大队民警驾驶警车上路巡逻时，在长沙市岳麓区银双路的银盘岭公交站（东往西方向）附近的咪表停车收费区旁，对一台车牌号为“湘A×××××”（该号系统内无记录）的银色CRV越野车以使用其他机动车的号牌为由，扣留了该机动车。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
1、证据：
(一)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涉案车辆外部及车架号照片一组（共3张）。拟证明涉案车辆当时悬挂的车牌号为“湘A×××××”，而车架号为*LVHRE486975004272*。
证据2，编号为30064146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一张。拟证明被告对涉案车辆依法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后，对该机动车采取了扣留并拖走的强制措施。
证据3，《人民警察证》复印件一张。拟证明当场执法的两名人员系人民警察身份。
证据4，《查询结果》及查询表各一份。拟证明经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涉案车辆悬挂的“湘A×××××”号牌为空号，该车的真实号牌为“湘AUF8**”，车辆登记所有人为陈某雄。
证据5，两名证人自书《事情经过》各一份。拟证明被告方当日执法的过程。
(二)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1月5日向涉案车辆的真实号牌“湘AUF8**”的登记所有人陈某雄进行调查，证实该车辆已转让并交付给了原告，但过户手续并未办理完结。
证据2，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及送达凭证（照片）。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1月26日将该凭证当面送达给原告，原告拒签拒收，并将凭证丢在地上。
证据3，长公交公交决字[2016]第430100-290080417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三联)、《返还物品凭证》、《收车凭证》及上述文书的送达凭证（照片）。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3月2日将上述法律文书送达给原告，原告拒签拒收，并将其撕毁丢在地上。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三款。
原告诉称：2015年6月10日，原告将悬挂牌照为湘A×××××的本田CRV2.4灰色小车停在长沙市岳麓区银双路上工商银行对面的咪表停车处。2015年6月11日下午，原告与同学李玉林发现该车不见了，立即到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银盘岭派出所报案。经值班民警调取该路段监控，得知该车被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叫来的拖车拖走了，车辆停放在长沙市长华路的邦田停车场内。原告立即到机动大队处罚办咨询，得知原告的车辆需大队长马超下命令，方可处理。原告多次找大队长马超交涉，并就此向长沙市公安局督察支队反映，至今未作出处理。被告拖车后既不开出拖车凭证，也不开出放车凭证，且认定该车不属于原告的车辆。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程序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系执法犯法，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原封不动的退还所拖走的原告车辆；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万；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接处警案（事）件登记表》一份。拟证明原告是在报警后才得知自己的车辆是被被告拖走的事实。
证据2，《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欧阳兰《居民身份证》、陈某雄《居民身份证》及《机动车行驶证》，上述材料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正在办理车辆转移登记，由原车主陈某雄名下过户到新车主原告名下，原告提供的转移登记的手续合法，车辆合法。
被告辩称：2015年6月11日上午，被告所属机动大队3名民警驾驶车牌为“湘A×××××警”的警车巡逻，开展对套牌车专项整治工作。该日10时左右，当民警巡逻至长沙市岳麓区银双路银盘岭公交车站路段时，发现一台悬挂“湘A×××××”的银色CRV越野车停靠在由东往西方向公交车站不远前路边。民警经手机警务终端查询，发现号牌“湘A×××××”无记录，该车辆系悬挂了其他机动车号牌。在蹲守近一个多小时仍未见当事人来取车后，民警联系长沙市岳麓区施救站对该违法车辆进行拖移，现场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凭证号300641460）。因当事人不在现场，民警在凭证上备注说明了情况，并留下纸条委托咪表停车收费员告知当事人车辆扣留事由和接受处理地点。2015年6月12日，原告到机动大队处罚室，要求提供扣车凭证。处罚民警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发现车架号为*LVHRE486975004272*、悬挂“湘AA29**”空号牌照的套牌CRV越野车，真实号牌为“湘AUF8**”，车辆登记所有人为陈某雄。民警遂告知原告，车辆是因为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被扣留，要求当事人提供车辆合法证明，并且将面临驾驶证记满12分、罚款3500元的处罚。但原告欧阳兰只出示了机动车转移登记业务受理凭证，以证明车辆正在办理转移登记过程中，自始至终从未提供车辆销售发票、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合法证明。为此，该机动大队办案民警告知原告，该车的扣车凭证不能送达给她，并要求其与车辆登记所有人陈某雄一同来队接受处理。综上所述，被告实施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方当庭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证据1，无异议；证据2，对其提交给法庭作为证据使用的该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在行政程序中仅向被告方提供了一份未加盖公章、不能确定是否真实性的《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其他材料并未向被告方提交。因此，不能以未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交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当庭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一、对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的证据：证据1，该组号牌照片与一列数字照片，不能证明是同一台车，且没有说明停放地点，不足以证明是原告所诉车辆，不能作为本案证据；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被告所出具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所记录的内容与涉案车辆被拖走时的停放地点不符，被告未按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为，程序违法；证据3，对两名民警行为的合法有异议；证据4，对《查询结果》无异议。对查询表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涉案车辆的实时状态；证据5，对合法性有异议，证人自书《事情经过》上没有执法民警的签字，不符合取证程序。
二、对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告补充证据是违法的，因为超过了举证期限，其没有正当的理由延迟提交证据。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在诉讼期间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根据《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告查封、扣押的程序违法，没有按照非现场执法程序执法，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30日，但总共不能超过60日，而被告扣押的期限大大超过了60日。因此，被告的行为违法。另外。被告以使用其他车辆的号码牌为由，扣押原告的车辆是适用法律错误。使用其他车辆号码牌的情形原告理解为一台车未进行注册登记而使用其他以登记车辆的号码牌，即两台或两台以上车辆同时使用一个号码牌，也就是俗称的“套牌”。所以被告的处罚行为是违法的，原告的行为并不违法。被告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一、原告的证据：证据1，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该组证据材料中，原告仅在诉前行政程序中向被告方提供了一份《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当时虽未加盖车辆管理所公章，但可作为被告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线索，且该凭证上所载明的信息与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所查实的情况相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等其他材料，由于原告未在行政程序中向被告方提交，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与否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被告的证据：
(一)对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的证据：证据1，该组照片系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收集的证据，违反证据收集的法定程序，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2，系被告决定对涉案车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现场填写的格式文书，虽然其所载明的扣押地点未具体化，但不足以影响其效力，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3，能证实被告方现场执法的两名工作人员系人民警察，具有执法资格，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系涉案车辆的查询信息，能证明涉案车辆的实时状况，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5，系被告向他人收集的自行书写材料，因书写人员未载明书写的时间、地点等内容，因此，作为证据材料存在明显瑕疵，其证明力较小，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二)对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超过了法定举证期限，应当视为无效证据。经审查，由于原告诉讼过程中提交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向被告提交的证据，直接影响被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此被告经本院准许，申请补充证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被告补充提交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2，内容真实、来源与形式合法，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3，系行政处罚程序中的相关法律文书，与原告所诉行政强制措施行为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2015年6月11日10许，被告所属机动大队3名民警驾驶“湘A×××××警”警车上路巡逻时，在长沙市岳麓区银双路的银盘岭公交站（东往西方向）附近咪表停车收费区旁，发现停了一台车牌号为“湘A×××××”灰色本田CRV2.4小车，怀疑该车使用了其他机动车号牌，执法民警经手机警务终端查询后，发现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内无“湘A×××××”号牌无记录，认定该车所悬挂的车牌系其他机动车号牌。执法民警在该车旁蹲守近2个小时仍未见车主或驾驶人出现，遂与长沙市岳麓区施救站联系，欲将该车拖移至施救站扣押。当日12时许，当施救车赶到现场后，被告方执法民警现场开具了编号为30064146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因当事人不在现场，执法民警在该凭证上注明情况，并将注明扣押车辆事由及地点的纸条委托两名咪表收费员转交车主或驾驶人。随后涉案车辆在被告方现场执法民警的指挥下，由施救车拖至长沙市岳麓区施救站实行扣押。当日17时30分许，原告在发现涉案车辆不知去向后，向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银盆岭派出所报案。后经该所查实，涉案车辆系被告方拖走。次日，原告到被告所属机动大队处罚室了解情况，并口头陈述被扣押的“湘A×××××”车辆系自己购买他人的所有，正在办转移登记手续。处罚窗口民警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发现车架号为*LVHRE486975004272*、悬挂“湘AA29**”空号牌照的套牌CRV越野车，真实号牌为“湘AUF8**”，档案内车辆登记所有人为陈某雄（但档案内所留电话为原告手机号码）。于是遂告知原告，涉案车辆不能认定为原告所有。后原告拿来一张《机动车业务受理凭证》（未加盖受理单位公章）给处罚窗口民警看，要求被告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送达给她。被告仍认为据此不足以认定原告是涉案车辆所有人（原告从未向被告提供过车辆销售发票、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材料），拒绝向其送达上述强制措施凭证。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向其退还涉案车辆，并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未提交相关证据）。
另外，因原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了《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陈某雄《居民身份证》及《机动车行驶证》等证据材料，被告遂以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在行政程序中未向其提交的证据为由，向本院申请补充证据，经本院准许后，被告对原车主陈某雄进行了调查，查明涉案车辆系2013年9月由陈某雄转让给原告，登记车牌号码为“湘AUF8**”。当原告付清车辆转让款后，陈某雄当场将该车交付给了原告。2014年12月11日，原告与陈某雄一同去被告所属车辆管理所城北分所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在共同提交了车辆转移登记的完整材料并经核实后，该分所受理了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业务，并收收回了“湘AUF8**”车牌和行驶证。原告在选号时挑选“湘AA29**”车牌号（系原告以前使用过的车牌号，该车已转让给他人，但车牌被原告留下了）。由于车牌号码编排方式发生了改变，“湘AA29**”号码无法录入车辆管理系统，而原告坚持要挑选该号码，导致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手续至被查处之日仍未办理完结，公安车辆管理系统内与该车辆相关的管理信息并未发生变更。当日，原告请人将“湘AA29**”车牌安装在涉案车辆上。被告在查清上述事实后，认定涉案车辆的现所有人为原告。2016年1月26日，被告将编号为300641460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送达给原告。
本院认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移登记，由车辆管理所收回号牌、行驶证，确定新的机动车号牌号码，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转移事项，重新核发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本案中，原告因自身选号原因导致涉案车辆转移登记未能完成，且在车辆管理所未重新核发号牌的情况下，私自将另一台本应当由车辆管理所收回的旧车牌安装在涉案车辆上，系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号牌。被告对涉嫌违法的涉案车辆采取扣留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在涉案车辆管理信息未发生改变和原告未向其提供机动车所有权转移凭证的情况下，未认定原告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未向其送达强制措施凭证的行为并无不当。原告诉称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的理由，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被扣留的涉案车辆并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的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欧阳兰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欧阳兰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 鸣
审 判 员 苏舸飞
人民陪审员 章小桃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周慧琴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