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民终1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婷。
委托代理人吕民国，甘肃陇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涛。
委托代理人李钢，甘肃地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川宝。
委托代理人李钢，甘肃地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阳鸿霖油田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阳鸿霖公司），住所地华池县华吴路。
法定代表人张川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钢，甘肃地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婷因与被上诉人张涛、张川宝、庆阳鸿霖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庆中民初字第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因被上诉人张涛现羁押于庆阳市华池县看守所，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赴华池县看守所对张涛进行了询问并在华池县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婷及其委托代理人吕民国、被上诉人张涛、张川宝及鸿霖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2013年间，张涛与袁婷之夫罗耀珍合伙做生意，并发生多笔经济往来。被告张涛、张川宝、鸿霖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17日向袁婷出具80万元借据，2013年6月1日出具70万元借据，2013年6月20日出具20万元借据，2013年7月17日出具130万元借据，2013年8月11日出具30万元借据，2014年4月7日出具30万元借据。以上每笔借据均附有双方签订的《投资合同》，张永利作为保证人分别在2013年7月17日130万元、2013年6月20日20万元、2013年6月1日70万元的《保证人承诺书》上签字。2015年2月5日，被告张涛、张川宝、鸿霖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其在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7日期间分六次向袁婷借款360万元并承诺于2015年4月18日还清，逾期则鸿霖公司试油一、二、三队全部财产及该公司的土地所有权、房屋所有权共折价290万元归袁婷所有。2015年7月2日，袁婷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张涛、张川宝及庆阳鸿霖公司归还其借款360万元及利息175.8万元。
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如下：
原告袁婷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六份《投资合同》及六份《借据》，欲证明张涛借其360万元，双方在2013年清算后形成上述借款材料。经质证，张涛、张川宝、鸿霖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材料均系为帮助罗耀珍完善账务而形成，实际并无借款发生；第二组：银行交易记录及转账凭证复印件22页，欲证明自2012年5月30日始袁婷夫妇分23次向张涛、张川宝支付借款共计410万元。经质证，被告认为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不予认可；第三组：《还款承诺书》一份，欲证明三被告承诺于2015年4月18日前归还借款360万元，否则以鸿霖公司资产抵债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承诺书仅是为了帮助罗耀珍完善账务而形成。原审法院对第一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认为需结合案件其他材料综合分析判断。因第二组证据未加盖银行公章，无法核对其真实性，原审法院不予认可。
被告张涛、张川宝、鸿霖公司均未提交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袁婷提交的由被告签名的六份借款材料均包括制式《投资合同》、《保证人同意保证承诺书》和《借据》。但2013年6月1日70万元《借据》所对应的《投资合同》的投资日期却为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8月1日，与借条中借款日期不一致。2013年5月17日80万元《借据》对应的《投资合同》投资期限为2013年7月18日至2013年12月17日，借条时间早于投资期间，且该笔借款对应的《保证人同意保证承诺书》中有借款人张涛、张川宝、鸿霖公司和出借人袁婷签字盖印，但“保证人”签字处空白，在无保证人的情形下由借款双方签订《保证人同意保证承诺书》，不符合借款行为中先有保证人，再由保证人出具承诺书的一般习惯。2013年7月17日130万元《借据》对应的投资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至2013年7月17日，借据出具时间为投资期满日。2014年4月7日的《保证人同意保证承诺书》中亦只有借款双方签字，“保证人”处空白。2013年8月11日《借据》对应的投资时间为2013年7月11日至8月11日，借据出具时间为投资期满日，该《借据》中出借人为袁婷，保证人为罗耀珍，而罗耀珍在对应的《投资合同》中则以投资人身份签字，在对应的《保证人同意保证承诺书》中，又作为出借人签字，“保证人”处空白。综合原告提交的上述债权凭证，可看出双方在签订《投资合同》、《保证人同意保证承诺书》及《借据》时具有很大随意性，缺乏大额借款债权凭证的严谨性。原告陈述涉案借款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期间，上述债权凭证均由原借据更换而来，但双方对于已全部发生的债权在更换时仍分别出具六份债权凭证，不符合借款关系更换借据的习惯，双方签定《投资合同》、《借据》及《保证人同意保证承诺书》的行为是否单纯出于确定债务凭证之目的，依据现有证据并不具有单一性的证明结果。且本案涉及大额借贷，原告应当提交相关银行流水用以支持其诉讼请求，但原告所交银行流水单及汇款打印件中均未加盖银行公章，对其真实性无法查明，且该流水单与原告主张的借款数额无法相互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故本案中无法认定原告曾向被告张涛汇入款项的数额。双方借条中约定利息为5%，该约定明显不合法。原告陈述该借条系经过清算重新出具，原始借据被告已收回，但没有双方核算财务的依据，该核算后的金额是否存在非法高息无法查明。原告作为出借人，负有证明原始出借时间、金额以及核算依据的义务，但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出借金额及被告出具《借据》时双方清算的依据。原告丈夫罗耀珍与被告张涛在2012年期间曾有生意合伙关系，双方之间汇款往来是否出于借款目的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告袁婷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可待有证据时另行主张。综上，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306元，保全费2520元，共计51826元，由原告袁婷负担。
宣判后，袁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袁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予以改判。理由为：
1、被上诉人张涛所借款项除部分是现金支付外，其余均通过银行转账。涉案的《借据》、银行转账凭证、《投资合同》、《还款承诺书》等证明借款360万元的事实真实存在。在上诉人丈夫罗耀珍的多次催要下，张涛和张川宝承诺在2014年2月17日先给付20万元，但当日只还了15万元，因下欠的5万元，双方在电话中发生争执并导致当晚19时许罗耀珍在华池被张涛残忍枪杀。这一事实证明被上诉人欠有借款的事实。枪杀发生后，张涛投案时在公安机关的两次讯问中均明确承认借款360万元的事实。但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张涛却一反常态，编造了签订《投资合同》系帮助罗耀珍从庆阳恒盛公司走账用于其放高利贷的虚假事实。
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证据支持，待有证据时另行主张有误。其一、尽管《借据》、《投资合同》的签订日期不一致，但借款数额无差异。之所以在出具《借据》的同时签订《投资合同》，是为规避法律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不能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这一限制性规定。双方在《投资合同》中对借款利率及期限进行约定，而《借据》中无借款期限，故《借据》出具日期和《投资合同》签订日期不一致对借款数额的认定并无影响。至于有些借款无保证人签名则是因为被上诉人当时承诺的保证人未到场。这一事实恰好可印证被上诉人张川宝所称的《借据》和《投资合同》均由其一次性签名是否属实；其二、由于上诉人通过几个银行向被上诉人转款，且上诉人在银行发生的业务频繁，不可能全部提供银行交易记录打印出来的百余页流水。另有部分通过网银转账的交易凭证，因系上诉人自己打印，故未加盖银行印章；其三、被上诉人张涛与上诉人丈夫罗耀珍之间虽合伙经营过游戏厅，但合伙账务清楚，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均为借款，与游戏厅生意无关。
被上诉人张涛的委托代理人口头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川宝与鸿霖公司的答辩意见同上。
二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以下两组证据：
1、华池县公安局于2015年2月17日、2月28日对张涛所做的《讯问笔录》以及2015年3月3日对张川宝所做的《询问笔录》。欲证明被上诉人张涛在刑事审讯中承认涉案借款360万元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侦查刑事犯罪的笔录具有一定保密性，不应公开，亦不能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定案依据。该三份笔录系复印件且无公安机关印章，故对其来源、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经审查，首先，刑事侦查活动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最严厉的限制，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在公开审理之前应严格保密。《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复印侦查笔录的人只有有权机关和辩护律师。上诉人提交的三份笔录均为复印件，且未加盖公安机关印章；第二、刑事案件侦查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形式；第三、本案审理期间，案件所涉刑事案件尚在二审之中，即一审刑事判决并未生效。即使该三份笔录来源合法，其只是刑事案件侦查过程的部分反映，并非全部案卷材料，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状况。综上，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2、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银行交易记录。欲证明上诉人曾为张涛借款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结账时间截止于2014年4月30日的《个人活期明细查询》无银行印章，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持异议；对农行交易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清单中的收款人是王妮而非张涛，故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工行《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清单看不出打款对象，故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截止于2013年12月31日的《个人历史明细查询》，认为其未加盖银行印章且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持异议。
经审查，结账时间截止于2014年4月30日的《个人活期明细查询》无银行印章，该明细“对方户名”中虽有部分“张涛”或“张川宝”的记载，但仅通过该明细并不明直接证明所发生的款项用途为借款性质。截止于2013年6月30日的《个人活期明细查询》户名为“尚莉莉”而非本案上诉人；结账时间截止于2016年3月21日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虽有工行庆阳分行自助回单机印章，但该清单除罗耀珍的户名、账号外，并无对方账户及信息的任何记载，无法认定资金流向；农行出具的《交易明细清单》虽加盖印章，但上诉人自行下载的与该清单中95
万元和3万元两笔网银转账项目相对应的转账记录单中的收款方为“王妮”而非三被上诉人；截止于2013年12月31日的《个人历史明细》未加盖银行印章且系复印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张涛提交如下证据：张涛名下的《个人活期明细查询》三份及鸿霖公司名下的《企业活期明细查询》一份。欲证明张涛通过鸿霖公司向上诉人打款计258.4万元，双方系合伙关系，该笔款项系生意往来。
经质证，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此笔款项系张涛归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
经审查，该明细表中的十一笔交易亦存在于上诉人提交的截止于2016年4月30日的《个人活期明细查询》中，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相互打款的事实。但现有证据并不能直接印证上述交易的款项用途。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六笔《投资合同》、《保证人同意承诺书》的真实性及其性质；涉案债务是否实际发生及数额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双方签订的六笔《投资合同》、《保证人同意承诺书》的真实性及其性质的问题。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于国家正规金融行业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融资信用形式。出借人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称签定《投资合同》系出于规避高额利息之目的，这一行为本身即属违法。在上诉人袁婷提交的2013年7月18日、2014年4月17日两份《保证人同意承诺书》中，“保证人”一栏及保证人相关信息等均空白。借贷双方在无保证人的情形下签订《保证人同意承诺书》有悖常理。2013年8月11日的《保证人同意承诺书》中，“保证人”一栏及保证人相关信息空白，罗耀珍以出借人身份签名，但在同日出具的《借据》中，罗耀珍却又以“保证人”身份签名。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称此系罗耀珍疏忽大意所致，该理由显然不能成立。经庭审询问，在其余《保证人同意承诺书》中署名的保证人“张永利”系罗耀珍司机，一、二审均未出庭；在上诉人袁婷提交的《借据》中，2013年6月1日70万元借据对应的投资合同载明投资期限为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8月
11日，与借款日期不一致。2013年5月17日80万元借条对应的投资期限为2013年7月18日至2013年12月17日，借条出具时间早于投资期间。2013年7月17日130万元借据、2013年8月11日30万元借据的出具时间均为投资期满日。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袁婷提交的证据对于债务凭证的确定不具备真实性并无不当。
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实际发生及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前述对二审新证据以及对六笔借条对应的《投资合同》、《保证人同意承诺书》的审查，涉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实际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借贷行为的借贷原因不明，借贷时间、款项用途、资金流向均无相关证据链条支持。故原审判决判令驳回原审原告袁婷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306元，由上诉人袁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恒
代理审判员 刘锦辉
代理审判员 窦桂兰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妍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