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9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慧，女，1980年1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代理人毛福清。
委托代理人朱运兴。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骏鸿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邓兆铭。
委托代理人王菁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大强，男，1965年7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仪陇县。
上诉人许慧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骏鸿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鸿公司）、陈大强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3）佛明法明民二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许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3元，证据保全费30元，合计3113元，由许慧承担。
上诉人许慧上诉提出：一、原审认定骏鸿公司与陈大强签订的虚假（公章系伪造）《货物运输承包合同》有效，存在明显重大错误。原审庭审质证中，许慧明确提出陈大强与佛山市高明澳海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承包合同》中“佛山市高明澳海纺织有限公司”印章是伪造的，该合同无效，骏鸿公司也当庭承认“佛山市高明澳海纺织有限公司”是自称的，其在答辩状中也承认该公司是没有经过工商部门登记成立的。有鉴于涉案运输合同公司印章系伪造这一事实，能够证明其主体并不存在，因此合同既不能成立也不能生效。但原审以许慧没有提供反证或合理反驳理由为由，否定许慧对涉案公司的合同主体的异议，这明显违反了证据规则中“一方当庭自认免除对方举证”的法律规定。原审庭审中，法院在已经查明陈大强与许慧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仍主观认定涉案粤A×××××号货车是为陈大强承包运输货物，是原审法院强加给许慧的。因庭审中陈大强表明其“不收取承包货物运输费的利润”，故所谓“承包”是不存在的。况且骏鸿公司与陈大强签订的虚假《货物运输承包合同》的四辆运输车辆中，并没有许慧所有的粤A×××××号货车在内。许慧提交的车辆使用放行条及双方提供的车队里程表，能够证明许慧车辆是单独出车、单独核算，并不受所谓承包人支配，货物也并非是陈大强的，而是骏鸿公司的。原审否认许慧与骏鸿公司的事实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认为陈大强与李仕兴有事实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原审已经查明涉案粤A×××××车辆所有人为许慧，且具有道路运输的资质，李仕兴只是许慧雇佣的驾驶员，因此对骏鸿公司享有权利义务的人是许慧，而并非李仕兴，也并非许慧挂靠的公司，该公司已经出具证明证实“权利义务归许慧”。原审以陈大强声称没有将全部运输费支付给李仕兴（司机）来否定许慧对骏鸿公司享有的权利，明显是刻意偏袒对方。许慧在原审提交的《暂扣款通知》能够证明骏鸿公司直接与许慧（司机）发生法律关系，该暂扣款、扣车并未直接指向承包人陈大强，事实上该份通知是陈大强从公司处获取拿给许慧的，陈大强在原审时当庭认可，原审歪曲事实。
二、原审认定骏鸿公司扣车合情合法，是偏袒骏鸿公司以使其逃避因违法扣车产生的赔偿责任。许慧认为，无论本案的案由是占有物返还纠纷，还是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只要骏鸿公司强行扣留（留置）许慧车辆造成许慧的损失，且其行为没有双方约定或法定情形下，不能免除骏鸿公司的赔偿责任。而原审免除并支持骏鸿公司强行扣车（留置）的理由有三点：一是涉案车辆涉嫌作为犯罪工具，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自救行为，三是未经法院审理查明车辆实际控制人。该三点理由均不能成立。关于涉案车辆是否犯罪工具的问题。由于骏鸿公司并无举证证明，公安机关笔录及相关证据中并无确定涉案车辆是犯罪工具，因此原审仅凭骏鸿公司报案所称及陈大强庭审中的陈述，就认定许慧车辆是涉嫌作案工具，这是错误的。另外，骏鸿公司扣车后，李仕兴并非不知所踪，这一点在公安机关留有对李仕兴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同时，公安笔录中载明骏鸿公司报案称在粤E×××××号车上发现有公司被盗布匹，但为何粤E×××××号车却不是涉嫌犯罪工具及需要扣留。进而言之，即使是犯罪工具，只要许慧不知情，骏鸿公司及公安机关亦无权扣押、扣留车辆，而应当依法返还给车辆所有人。关于骏鸿公司强行扣车（留置）是否自救行为的问题。由于骏鸿公司强行扣留（留置）许慧车辆时其既不清楚是谁涉嫌盗窃了公司布匹，也并非是在情况紧急导致不能寻求公力救济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认定骏鸿公司是自救行为是错误的。至于骏鸿公司的扣车行为是否协助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结论是否定的，因为并没有公安机关扣押（留）或者协查通知的有关函文。所以，原审认定骏鸿公司扣车是自救行为没有根据。关于法院审理查明与非法扣车（留置）关系的问题。许慧认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是以民事行为或事实为前提的，而非以法院审判为前置要件。原审设定该前置条件，无疑免除了骏鸿公司实施民事行为时的注意义务。事实上，在骏鸿公司强行扣留许慧的车辆后，许慧数十次地要求骏鸿公司放车，也数十次地到公安机寻关求救济，骏鸿公司及公安机关对粤A×××××小型货车为许慧所有，许慧是具有从事准运资质的营运人，这个问题在骏鸿公司长达8个月的扣车期间早就清楚了，只是骏鸿公司认为许慧与李仕兴是夫妻关系，通过强行扣车逼迫许慧找回李仕兴配合其调查，但没有证据证明许慧与司机李仕兴是夫妻关系，也没有证据证实其是侵害骏鸿公司利益的人。
三、许慧从未放弃对责任承担者的追偿权利，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审判也违反法律规定。由于骏鸿公司强行扣留车辆，许慧因此诉至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前，法院电话要求许慧到骏鸿公司取回车辆，但许慧跑遍了派出所、法院监察信访办、维稳中心综治办、公证处等，都无法解决放车问题。无奈之下，许慧向法院递交了《先予执行申请书》，原审法官才带领许慧取回了涉案车辆，但至今不愿作出先予执行的裁定书，原审程序明显违法。许慧认为，原审之所以不愿作出先予执行的裁定，是其欲预留涉案判决认定事实的空间。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法官当庭认为，涉案车辆是“弃车”还是“扣车”有争议，其明显倾向于骏鸿公司并无“扣车”而是“弃车”。当原审法官与许慧到骏鸿公司取车受到阻碍，在许慧现场录像后，原审法官又改变意见认定为“扣车”，但却编造了三方面的法外理由，帮助骏鸿公司逃避法律责任。关于陈大强作为本案的被告，是法院依对方申请或依职权追加的。由于陈大强的地位是骏鸿公司贯以设置逃避债务的中间壁垒，更何况有铁证表明陈大强与骏鸿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承包合同是无效的，许慧当然不认同陈大强是本案的被告，陈大强的诉讼地位应当与许慧一样是原告，都与骏鸿公司形成事实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虽然骏鸿公司提交了陈大强签署的收据，但没有公司财务的合法凭证，当然不能免除骏鸿公司对许慧的赔偿责任和债务承担，但许慧明确表示不放弃对任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人的追偿权利。
四、许慧与骏鸿公司成立的是运输合同关系，本案应当是道路运输合同纠纷，并不是占有物返还纠纷。骏鸿公司扣留涉案车辆，在原审法官、许慧、骏鸿公司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车辆已经返还给许慧。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骏鸿公司向许慧赔偿行业误工损失费30761元、营运损失费40052.34元；3.骏鸿公司向许慧支付2012年度运费26893元、2013年度运费81474元；4.本案诉讼费由骏鸿公司、陈大强承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许慧变更第2项请求为：骏鸿公司向许慧赔偿行业误工损失费41014.66元、营运损失费53405.2元。
被上诉人骏鸿公司答辩称：一、许慧不能变更上诉请求，且其变更的上诉请求已超出一审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其应当另案起诉。二、虽然《货物运输承包合同》签订的主体是“佛山市高明澳海纺织有限公司”与陈大强，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骏鸿公司与陈大强均认可该合同，均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且许慧一直以来也知道“佛山市高明澳海纺织有限公司”所对应的就是骏鸿公司，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骏鸿公司与陈大强签订的《货物运输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从双方提供的车队里程表可以反映，每个月核算里程、运费的车辆并非只有涉案车辆一台车，且每月的车队里程统计表（包括涉案车辆在内）都是由陈大强签名确认，充分说明涉案车辆并不是单独核算，而是属于陈大强的车队，由陈大强与骏鸿公司统一结算。四、骏鸿公司并没有扣留涉案车辆，相反骏鸿公司尽了妥善保管义务，无须向许慧支付车辆停运损失。涉案车辆的司机是李仕兴，在骏鸿公司的货物失窃后，李仕兴再没有出现过，涉案车辆一直停放在骏鸿公司的厂房处。该车辆的登记所有人是广州市东湖运输有限公司，许慧并非该车辆的所有人，故骏鸿公司不允许其提车也是合情合理的，尽了妥善保管的义务，并不存在扣留车辆的情形，故无须向许慧支付车辆停运损失。五、骏鸿公司与陈大强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骏鸿公司只能与陈大强结算运费。至今为止，没有证据证明骏鸿公司与许慧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相反从双方提供的车队里程表可以反映，涉案车辆是陈大强车队的组成部分。因此，骏鸿公司不应当向许慧支付运输费用。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陈大强答辩称：同意骏鸿公司的答辩意见。
上诉人许慧在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
1.雇请合同一份，拟证明许慧雇请司机李仕兴，粤A×××××货车的权利义务人为许慧。
2.录音笔录一份（当庭播放录音），拟证明《暂扣款通知》出自骏鸿公司，由陈大强转交给许慧；骏鸿公司提供虚假收据，陈大强否认已收取了粤A×××××货车2013年7月止的全部运输费。
对于上诉人许慧提交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骏鸿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合同没有身份证号码，无法证明签订合同的双方是本案的当事人；即使签订合同的两人是本案的当事人，但合同中并没有提及涉案车辆。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听出说话双方是谁，说话双方身份不清，录音内容不清。被上诉人陈大强质证认为：同意骏鸿公司的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骏鸿公司、陈大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对于上诉人许慧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属书面合同，由于李仕兴没有出庭确认签名的真实性，也没有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佐证许慧与李仕兴之间是雇佣关系，故本院对证据1不予确认。证据2属录音证据，由于无法确认录音对话双方的真实身份情况，且陈大强、骏鸿公司均不予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许慧请求骏鸿公司赔偿行业误工损失费41014.66元、营运损失费53405.2元，该数额有部分已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许慧一审请求赔偿行业误工损失费30761元、营运损失费40052.34元），故本院二审对于超出部分不作审查及认定。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包括：1.陈大强与骏鸿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骏鸿公司应否向许慧支付运费；3.骏鸿公司应否向许慧赔偿行业误工损失费及营运损失费。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涉案《货物运输承包合同》的签订双方是佛山市高明澳海纺织有限公司与陈大强，但陈大强作为承包方已承认合同相对方实际上是骏鸿公司，骏鸿公司也确认其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而根据骏鸿公司提交的现金支出证明单、车队里程统计表可知，履行该份合同权利义务的双方事实上就是骏鸿公司与陈大强；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骏鸿公司是以“佛山市高明澳海纺织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其与陈大强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许慧上诉主张两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诉讼中，许慧主张其与骏鸿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提供车队里程表、车辆放行条、暂扣款通知等一系列材料作为证据。经审查，上述材料虽然能证明许慧拥有支配权的粤A×××××号车辆从骏鸿公司处运输货物，但许慧与骏鸿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车队里程表也不是由许慧或李仕兴签名确认；而骏鸿公司提交的车队里程统计表以及现金支出证明单能证实，车辆的里程数及运费由陈大强负责签名核实，并由陈大强领取运费；因此，许慧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骏鸿公司之间达成货物运输的合意，骏鸿公司对其不负有结算运费的义务，故许慧要求骏鸿公司支付2012年度及2013年度的运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案中，骏鸿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布匹被他人盗窃，粤A×××××号车辆涉嫌作为犯罪工具；此后，在粤A×××××号车辆的驾驶员李仕兴不知所踪，公安机关未对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的情况下，骏鸿公司将该车辆处于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并无不当。虽然许慧曾经多次要求提走该车辆，但该车辆的登记车主是广州市东湖运输有限公司，并非许慧本人，在车辆驾驶人不知所踪且登记车主未亲自提出请求的情况下，骏鸿公司依其谨慎注意义务未将涉案车辆这一重大财产交付给许慧，符合常理；而且，在双方发生纠纷两个多月之后，许慧便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在此情况下，骏鸿公司希望通过法院查明事实进而解决车辆返还问题，并无不当。综上，骏鸿公司在车辆返还过程中并没有过错，其无需向许慧赔偿行业误工损失费及营运损失费，本院对许慧该方面的请求不予支持。
此外，由于许慧与骏鸿公司之间不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许慧的诉讼请求中包括返还车辆及赔偿损失等主张，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占有物返还纠纷。在原审法院对涉案法律关系予以释明的情况下，许慧当庭表示本案不需要陈大强承担法律责任，故陈大强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责任，但许慧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许慧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4元，由上诉人许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珊
代理审判员 王志恒
代理审判员 安 静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袁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