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4322号
原告李尧仁，男，195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朱林波，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759080739U，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溪东路918号。
法定代表人严建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国江、柴秀靥，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卓霖，男，196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原告李尧仁与被告大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陆公司）、丁卓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大陆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驳回其管辖权异议的民事裁定。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5月22日进行证据交换，原告李尧仁及其委托代理人朱林波、被告大陆公司委托代理人杨国江、柴秀靥、被告丁卓霖均到庭。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孔海琪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尧仁及其委托代理人朱林波、被告大陆公司委托代理人柴秀靥、被告丁卓霖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初，被告向原告购买苗木用于被告承建的新建海宁市科创中心一期工程景观绿化工程。2011年3月到2012年5月期间，原告共向被告承建的上述工程工地提供各类价值446454元的苗木。2013年初，被告支付上述货款中的50000元给原告。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剩余未付货款，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丁卓霖与大陆公司为内部承包关系。现起诉要求：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396454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告大陆公司辩称：1、大陆公司认为原告的交易对象为丁卓霖甚至有可能为嘉兴市葳蕤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葳蕤公司），但绝不可能为大陆公司。原告提交的销货清单和送货单上从未出现大陆公司，故表明原告与丁卓霖交易的时候其意思表示认定的交易对象就是丁卓霖而非大陆公司。而该销货清单和送货单签收人是丁卓霖、沈再流、黄斌，其签字行为效力不能及于大陆公司，其法律后果应由丁卓霖、沈再流、黄斌自行承担。且丁卓霖个人已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而大陆公司至今未支付过原告分文，诉讼之前原告从未向大陆公司讨要货款。同时丁卓霖在案涉期间一直系葳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沈再流也系威蕤公司股东之一，而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为苗木，故大陆公司认为如果原告与丁卓霖交易系真实的，那么丁卓霖向原告采购苗木系为了该公司的经营活动，故应由葳蕤公司承担责任。大陆公司虽与丁卓霖签有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但大陆公司与丁卓霖并不构成内部承包关系，而是大陆公司在承接案涉工程后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将全部工程内容交由丁卓霖承包施工完成，丁卓霖并非大陆公司的员工，也不是案涉工程的负责人，实际上案涉工程的负责人为吴利萍，职务为项目经理。故大陆公司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自己向原告采购苗木。原告陈述其自2002年起就与丁卓霖合作，丁卓霖也确认其一直向原告进货，故大陆公司认为原告一起以来都认为交易对象为丁卓霖。大陆公司已将案涉工程的苗木款经丁卓霖申请支付给葳蕤公司，原告起诉大陆公司系知道丁卓霖债务累累，已经不具备偿还能力，故与丁卓霖恶意串通将丁卓霖个人债务转嫁于大陆公司以牟取利益，原告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2、丁卓霖并非大陆公司员工，不构成职务行为，故大陆公司不承担付款义务。丁卓霖确认其与大陆公司没有劳动合同关系，大陆公司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保及发放工资，即丁卓霖自认并非大陆公司员工。已生效的（2016）浙040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丁卓霖亦承认其并非大陆公司工作人员”，已生效的（2016）浙0421民初2331号民事判决书也确认丁卓霖与大陆公司没有身份上的关系。3、丁卓霖向原告购买货物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大陆公司不承担付款义务。大陆公司从无授权丁卓霖、沈再流、黄斌以大陆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采购，故丁卓霖、沈再流、黄斌的行为不属于有权代理行为。同时，丁卓霖、沈再流、黄斌即不是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也不是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故丁丰霖、沈再流、黄斌不构成无权代理的表见代理，不符合我国现行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原告只能向丁卓霖、沈再流、黄斌个人主张相关权利。4、大陆公司与丁卓霖系转包关系。丁卓霖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也确认大陆公司与丁卓霖之间为转包关系，只是对承包范围有异议、称自己只是转包了一部分并在案涉工程后期仅为“带薪管理这个工程”，但是丁卓霖对“承包范围及带薪管理这个工程”的陈述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情况为案涉工程的“景观绿化工程”全部由丁卓霖承包，况且丁卓霖也在2016年4月25日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笔录确认大陆公司从来发放工资给丁卓霖。5、丁卓霖与大陆公司从未就案涉工程的承包范围进行划分，案涉工程一直系由丁卓霖承包，丁卓霖与大陆公司也一直就全部案涉工程进行结算，且案涉工程对应的全部工程款（扣除管理费及税金等）已被丁卓霖全部领取，甚至还超额领取了高达85960.21元款项。6、案涉苗木并非用于案涉工程，案涉工程的苗木系丁卓霖持有葳蕤公司的提供。从大陆公司提交的《新建海宁市科创中心一期工程景观绿化结算审核报告》中显示案涉工程的景观绿化工程分为两块，一块为“孵化楼及生活区块”实际开工日期为2010年12月1日，实际竣工时间为2011年2月1日；而另外一块是“河道及科研综合楼区块”的实际开工日期为2011年10月30日，实际竣工日期为2012年2月5日。而原告向丁卓霖提供货物的时间2011年3月10日至2012年5月15日，再结合原告提供的上述《销货清单》、《送货单》具体的送货时间。第一区块已经完工了，原告却还没有供货。而在第二区块完工之时，原告也仅向丁卓霖提供了两笔货物，分别为2011年3月10日的14121元和2011年3月13日的5110元，该两笔送货时第二区块还没有开工，第二区块的开工时间为2011年10月30日，该两笔离第二区块开工近7个月的时间。再结合苗木的特殊性，如果苗木朱种植而长期存放会导致苗木直接死亡，再者这两笔的签字为丁卓霖、沈再流，从身份关系的角度看，该两笔不可能系向案涉工程供货。综上，大陆公司认为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送货单》对应的苗木与案涉工程毫无关联性，案涉工程在施工期间，原告从未向案涉工程供货。丁卓霖一再强调苗木有其特殊性，有一定的死亡率，但是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大陆公司不认可。大陆公司认为苗木种植技术成熟，植物的死亡率极低甚至零死亡率。故丁卓霖的陈述根本不符合常理，其陈述均系将原本属于自己的债务转嫁给大陆公司。原告提供的《销货单》、《送货单》中载明的苗木的种类、数量与海宁市科创中心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嘉兴正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建海宁市科创中心一期工程景观绿化”《结算审核报告》载明的种类、数量相差甚远。种类以文竹为例，案涉工程并没有用到文竹，而且丁卓霖、李尧仁作为苗木专家对苗木的种类都是相当清楚的，以“不小心写错了”当成借口，大陆公司认为这明显为虚假陈迷。至于数量，就涉及到植物死亡率的问题，但是没有栢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案涉工程植物的死亡及补苗的过程，大陆公司不认可，原告提供的《销货单》、《送货单》的数量也与实际相差甚远。案涉工程的苗木均系由作为丁卓霖持有的葳蕤公司向案涉工程供货，且大陆公司按照丁卓霖的指示于2011年1月25日以转账支票的形式向该公司支付了668410.50元的苗木款，葳蕤公司也开具了相应金额的货款发票。再结合竣工时间、供货时间，大陆公司认为原告所称的向大陆公司供货是虛假的。综上所迷，原告对大陆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大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丁卓霖辩称：1、对于本案的买卖合同的真实性确认无误，但对具体金额以及数量的精准度无法保证。2、买卖合同的货物（苗木）是否真实送到工地现场，这从大陆提供的工程审计报告的证据中可以充分地应证，另外也可以从本工程的竣工资料中的材料报验单中可以看到，每一品种的苗木在进场时必须有业主、监理及施工单位三方盖章后才能逬场施工，从这一点可以充分证明其真实性。关于买卖合同的主体，丁卓霖认为在海宁科创中心景观工程进行到20％节点，丁卓霖发现工程存在巨大问题，因该工程系大陆公司通过非法围标手段获取，在投标过程中大陆公司对投标书做了手脚而获得中标，所以丁卓霖断然退出该工程的承包，余下的80%由大陆公司接管。这在嘉兴南湖区法脘高益军案中的庭审笔录可得到充分应证。因丁卓霖与大陆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的无效性，这—无效合同的事实也已终止，这样使得合同相对性原则依存的条件已经消失，所以本案应考虑合同的关联性原则。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送货单、销货单共二十五份，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的事实；2、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丁卓霖负责大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项目的事实。经质证，大陆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因为收货单位都不是大陆公司。即使是真实，关联性也有异议，购货人都是“海宁丁”或者丁卓霖、沈再林、黄斌等，都不是大陆公司，这些人员也不是大陆公司的员工，苗木的种类数量和案涉工程实际使用的都不一样，原告送货的种类，经审计确定的是没有该品种的，若有该种类，原告提供的种类是超过了案涉工程中审计的苗木数量，原告直接供货的苗木数量是44万元左右，但案涉工程经审计后的苗木价值是29万元左右，与原告陈述的金额差距较大；从送货时间来看，大部分的送货单是2012年2月5日之后，只有两份是2011年左右，只有这两个是案涉工程的施工时间，其他都是在案涉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以后。原告提供的绝大部分都在工程完工之后，所以不符合常理，案涉苗木不是用于本案所涉的工程；被告的工程已全部包工包料转包给丁卓霖，所以大陆公司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两被告之间是有该合同，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这是非法的协议，丁卓霖不是大陆公司的员工，大陆公司把承揽的合同以包工包料的方式转包给丁卓霖，合法性有异议，对原告基于这个真实不合法的内部承包协议，所要证明的目的也是有异议的，这一份协议不能够证明丁卓霖是大陆公司的员工。丁卓霖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认为黄斌是大陆公司的员工，苗木品种也是对的，审计报告涉及的数目无法作为证据，植物是有生命的，种植完毕后，只能审计最后存活的数量，而不是当初送货的数量，竣工验收有两次，真正竣工验收才是最后的验收时间节点。
被告大陆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结算审核报告节选一份，用以证明施工工程有两部分区块，第一个是2010年12月1日到2011年的2月1日，第二个是2011年的10月30日到2012年的2月5日，第一个区块结束后原告并未供应苗木，而第二个区块快结束后原告才开始供货，原告实际送货苗木种类和审计中的种类不一致，苗木总货值也不一致；2、丁卓霖领款单一份，用以证明丁卓霖于2013年2月8日领取大陆公司现金50000元的事实；3、2011年1月25日转账支票存根一份，用以证明丁卓霖领取大陆公司支付给葳蕤公司货款668410.50元的事实；4、发票七份，用以证明大陆公司向葳蕤公司购买苗木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原告不是审计参与方，而是通过丁卓霖联系向工程送货，丁卓霖只是考虑到工程完工后补种的存在，故会有不一致，为了通过审计，大陆公司可能有部分会删改；对证据2认为既然大陆不承诺原告对涉案工程供应苗木，也不认识原告，为何又认可原告收到50000元货款并由丁卓霖支付，显然知晓并认可原告的供货，并支付了50000元货款，原告在农历2012年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从大陆公司处得到现金支票一份，并在来年的正月初八到开票行提现，农历腊月二十八正好是2013年2月8日，这一事实与该证据在时间上一致，原告未参与该证据的形成，故对其证据三性不认可；对证据3，因原告未参与，故对其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4也不认可，因原告个人提供苗木没有发票，被告要求丁卓霖寻找合适公司开具发票也不无可能。丁卓霖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交易的发生，无法证明品种、数量等，要确定苗木的情况，就要看预算，一开始预算中的苗木款有70万元左右，审计的结果是会有误差的，因为只是审计当时的状态，无法证明具体送货的数量、种类等；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为代领工程款；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再次证明20％节点工程预付款的事实；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根据大陆公司账务要求而开具，并非真实发生业务往来，且时间发生在本案苗木款之前，金额也远远高出本案的金额，故与本案无关联。
被告丁卓霖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2014）嘉善姚商初字第13号、（2016）浙0402民初932号庭审笔录两份，用以证明在案涉工程完成20%的进程后丁卓霖已经退出工程施工，由大陆公司接手施工的事实；2、（2017）浙01民终270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杭州中院确认丁卓霖是在完成工程20%的时候退出该工程由大陆公司接手的事实；3、大陆公司、海宁科创中心之间的景观工程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案涉工程就是海宁科创中心委托大陆公司承建的事实；4、结算汇总表一份，用以证明案涉工程的苗木确系原告提供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庭审过程的三性均予以认可，但是最终以裁判文书为准；对证据2、3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黄斌是大陆公司员工的事实；对证据4无异议。大陆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4年的笔录中部分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2016年的笔录关联性有异议，陈述与实际不符，代理人陈述实际工程量需要核实，丁卓霖说他只是完成了工程部分，后来由大陆公司接手，大陆公司也没有对丁卓霖的工程范围进行具体确定，案涉工程的部分工程款项已被丁卓霖领取，还存在超领的情况，丁卓霖陈述的只领取60万元的工程款项不符事实；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该判决书认定的部分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准备向浙江高院提起再审；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认为系复印件，也没有任何人签字盖章，故不予认可。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大陆公司提交的证据2、3、4，丁卓霖提交的证据1、2、3，认为均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故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大陆公司提交的证据1，因无法证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对丁卓霖提交的证据4，因未有结算双方签字盖章，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0年11月23日，海宁市科创中心投资有限公司与大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大陆公司承建“新建海宁市科创中心一期工程景观绿化”工程。2011年1月11日，大陆公司与丁卓霖签订《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大陆公司将“新建海宁市科创中心一期工程景观绿化”工程承包给丁卓霖进行施工。该工程合同工期为90日历天，孵化楼及生活区块60天，河道及科研综合楼区块90天，孵化楼及生活区块实际工期为62日历天，河道及科研综合楼区块实际工期为98日历天，孵化楼及生活区块实际开工日期为2010年12月1日，实际竣工日期为2011年2月1日，河道及科研综合楼区块实际开工日期为2011年10月30日，实际竣工日期为2012年2月5日。工程施工后大陆公司、丁卓霖因故终止承包合同。丁卓霖自称其与大陆公司终止承包合同时间为工程20％节点时，但其在承包合同终止后仍为大陆公司经办工程事宜。
原告自2011年3月10日至2012年5月15日期间将各类苗木产品送至“新建海宁市科创中心一期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地，以“丁竹林”、“海宁丁”、“丁海宁”、“法海宁丁”、“丁”、“法丁”等名义为购货单位开具销货清单、送货单25份，共计金额446454元，上述销货清单和送货单由丁卓霖、沈再流、黄斌签收。后原告于2013年2月17日收到货款50000元，余款396454元至今未付。
葳蕤公司于2011年1月24日向大陆公司开具金额为668410.50元的发票7份。丁卓霖于2011年1月25日从大陆公司领取收款人为“嘉兴市葳蕤园艺有限公司”的转账支票一份，金额为668410.50元。于2013年2月8日从大陆公司领取现金50000元，并出具领款单一份。
另查明：2013年6月24日浙江大陆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大陆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同年8月13日更名为大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葳蕤公司自然人股东为丁卓霖、陈引宝、沈再流，丁卓霖为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原告向“新建海宁市科创中心一期景观”工地供应苗木属实，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大陆公司还是丁卓霖。因原告提交的销货清单和送货单上购货单位为“丁竹林”、“海宁丁”、“丁海宁”、“法海宁丁”、“丁”、“法丁”，故原告主观上认可的购货方为丁卓霖而非大陆公司；而根据查明事实，“新建海宁市科创中心一期景观”工程“实际工期为62日历天，河道及科研综合楼区块实际工期为98日历天”，丁卓霖与大陆公司虽有内部承包合同关系，但丁卓霖自认其在工程20％节点时即与大陆公司终止内部承包关系，根据上述案涉工程两个区块的施工时间，本院认为丁卓霖自认的20％节点应为孵化楼及生活区块施工期间，即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2月1日期间，而案涉买卖合同发生时间在此之后，故与丁卓霖内部承包关系无关；而根据丁卓霖自述其在终止内部承包关系后仍在经办工程事宜的陈述，可以认定案涉买卖合同均由丁卓霖经办，但丁卓霖并未举证证明其受大陆公司委托向原告购买苗木，故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而从款项支付情况看，虽然原告称其收到的50000元系大陆公司开具的现金支票，但从丁卓霖出具的领款单来看，应为丁卓霖从大陆公司领到现金50000元，再交给原告；而从葳蕤公司开具给大陆公司的发票和大陆公司开具给葳蕤公司的转账支票来看，与大陆公司发生苗木买卖业务的是葳蕤公司，而非原告。综上，本院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为丁卓霖，原告与丁卓霖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丁卓霖应当及时支付货款。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货物签收人中包括沈再流，该人与丁卓霖均为葳蕤公司股东，故即使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为葳蕤公司，但因丁卓霖未向原告披露，其系隐名代理，原告要求丁卓霖承担付款义务的主张，也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丁卓霖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尧仁货款396454元，并赔偿该款自2017年3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李尧仁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246元，减半收取3623元，由丁卓霖负担。
原告李尧仁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丁卓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孔海琪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朱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