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珠中法民四终字第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龄，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吴浩，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付王颖，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子宏，男，台湾居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洪启锋，男，台湾居民。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石，广西皓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卢远乐，广西彤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经济特区启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徐灿，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孔静，广东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红龄因与上诉人卢子宏、上诉人洪启锋、被上诉人珠海经济特区启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珠香法民四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1日，李红龄（甲方）与卢子宏、洪启峰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转让期限为2010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同意将《春天的故事美容院》经营场所（含风行商务汽车一部粤C×××××约人民币（下同）15万元、装修实物、美容设备、科技设备、美容产品、陈列物品、空调电视物品、沙发美容床系列及附带物品等）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35万元。乙方预交保证金2万元（其余33万从2010年9月含当月至2011年12月每月1日至10日间交甲方2万元，2012年1月1日至10日间交甲方1万元）。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协助乙方签订好上述经营场所的租约，按乙方所需租期至2014年12月31日止。原甲方已交上述经营场所的保证金，需由乙方返还给甲方。协议第四条约定：双方必须遵守上述条款及约定，如甲方违约，乙方可拒交转让金。如乙方拖延交转让金，甲方按每日50元的标准收取滞纳金。协议上的附件及说明部分第三条注明：“春天的故事美容院原注册负责人为：张丽芬，投资人且转让人：李红龄”。各方当事人在该协议落款处签名。
2010年9月7日，李红龄派出隆泽华向启典公司移交美容院的固定资产，并制作了《“春天的故事”会所固定资产汇总》及《春天的故事人体特护会所库存盘点表》，隆泽华作为移交人在这两份表上签名，启典公司在这两份表上加盖公章。之后，启典公司迁入美容院进行经营并交纳租金和水电费，启典公司认为该公司是基于与卢子宏的合作关系而接收美容院并进行经营，卢子宏对此予以否认。2010年8月23日至2011年8月31日，李红龄收到转让金5笔共计7万元，其中除案外人黄昭彬于2011年6月8日支付的1万元外，其余4笔共6万元均系启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灿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李红龄和启典公司称黄昭彬系卢子宏、洪启峰所雇，黄昭彬支付1万元的行为系基于卢子宏、洪启峰的指示，启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灿于8月23日支付的2万元即为《转让协议》第二条提到的预交保证金2万元，其他3笔徐灿支付的转让金系受卢子宏指示所支付，卢子宏、洪启峰对上述李红龄及启典公司的说法均予以否认，卢子宏、洪启峰表示黄昭彬支付的1万元与其二人无关，其二人也没有指示启典公司付款。
2011年9月30日，各方制作了“春天的故事会所固定资产汇总”表1，该表最下方注明三方见证人：黄昭彬、谢亚伟、隆泽华。其中隆泽华系李红龄所雇，谢亚伟系启典公司的员工。李红龄称当天卢子宏、洪启峰、启典公司解除其之间的合作关系需要对场所内资产进行盘点，要李红龄派人对盘点进行见证，隆泽华前去只是做见证；启典公司称当时将财产交还给了李红龄，钥匙给了隆泽华。李红龄及启典公司都认为黄昭彬系卢子宏和洪启峰的代表，但卢子宏、洪启峰称黄昭彬不是其二人的雇员，其二人对当日的盘点不知情。
另查明，珠海市拱北春天的故事美容院系登记在张丽芬名下的个体工商户，执照有效期为2006年2月6日至2010年2月6日。张丽芬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表示，她是李红龄的雇员，曾在“珠海市拱北春天的故事美容院”任经理，该美容院是李红龄实际投资的，李红龄是美容院真正的老板。2010年9月1日，她应李红龄的要求，在李红龄打印的《确认函》上签名并按指模。
再查明，2010年4月14日，卢子宏与启典公司签订了《合资合同》，约定启典公司与卢子宏共同经营合资公司。2011年9月18日，启典公司与卢子宏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约定自2011年9月18日起解除双方合作关系，启典公司应付卢子宏人民币27万元。
还查明，启典公司分别与中建（珠海）有限公司、珠海中珠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及案外人廖玉荣签订了租赁合同，租用涉案美容院所在的商铺，与中建（珠海）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间为2010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与廖玉荣签订的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为2010年1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与珠海中珠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为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此前三处商铺系李红龄所租赁。
还查明，粤C×××××车登记在李红龄名下，李红龄称2010年9月签订协议后就粤C×××××车进行了移交，但没有移交记录。卢子宏、洪启峰称该车辆系启典公司于2011年之后借用给卢子宏，是为了方便卢子宏及洪启峰的出入配备的。启典公司称该车系李红龄直接移交给卢子宏、洪启峰的。2012年4月12日，深圳市金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粤C×××××车于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停放在拱北领秀城停车场，缴纳该车的停车费均由租户13栋2403房的卢子宏（或洪启峰）（或黄昭彬）前来办理。
李红龄向原审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一、判令卢子宏、洪启峰、启典公司向李红龄支付转让金人民币28万元及迟延付款滞纳金，滞纳金计算至转让金付清之日止（自2010年9月11日起计算，按50元／日的标准，暂计至2011年12月11日，暂计22850元）；二、判令卢子宏、洪启峰、启典公司向李红龄返还商铺押金合计人民币16970元；三、判令卢子宏、洪启峰、启典公司向卢子宏返还粤C×××××车辆2010年度保险人民币4188．38元及维修费350元，合计人民币4538．38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卢子宏、洪启峰、启典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卢子宏、洪启峰为中国台湾居民，本案为涉台合同纠纷。本案合同签订地及履行地均为广东省珠海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各方对本案由原审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体法审理均无异议，故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实体法审理本案。
二、关于2010年9月1日的《转让协议》效力问题。首先，根据该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合同的标的物系美容院的经营场所及经营场所内的相关物品而非美容院，经营场所系李红龄所装修，场所内的物品确系李红龄所有；其次，即使认为合同标的物属于案外人张丽芬所有，但张丽芬在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也明确表示《确认函》系其于2010年9月1日签名并加盖指模，是她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不能认为李红龄的转让是无权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也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最后，从《转让协议》附件及说明部分来看，卢子宏、洪启峰在签署转让协议时是知晓张丽芬系美容院的登记经营者的，但卢子宏、洪启峰依然签署了《转让协议》。综上，对卢子宏、洪启峰所提出的合同无效的答辩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启典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启典公司虽然于2010年9月接收了美容院的经营场所及转让协议约定的物品，并在涉案经营场所内实际经营了一年，但从启典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启典公司与卢子宏曾存在合作关系，并在解除合作经营关系时与卢子宏进行了清算，双方解除合作经营关系的时间也是在2011年9月即启典公司退出美容院的时间，启典公司实际经营美容院系基于启典公司与卢子宏的合作关系，而非基于卢子宏、洪启峰与李红龄签署的《转让协议》，启典公司并非转让协议的主体。关于启典公司应就此经营期间所使用场所及物品应承担何种义务或责任，系启典公司与卢子宏、洪启峰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对李红龄要求启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卢子宏、洪启峰是否需要支付剩余转让金及滞纳金的问题。如前所述，《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照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转让协议》中约定只有李红龄违约，卢子宏、洪启峰才可以拒交违约金，但卢子宏、洪启峰并未举证证明李红龄存在违约行为。从本案事实来看，李红龄已将经营场所及场所内的物品交付给了与卢子宏存在合作关系的启典公司，移交的时间可以与《转让协议》相互印证，李红龄也协助启典公司签订了上述经营场所的租约，按协议约定履行自己一方的义务，卢子宏、洪启峰虽然称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依常理，如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卢子宏、洪启峰可向李红龄索回已签署的《转让协议》，或与李红龄签署解除《转让协议》的相关文件，但按卢子宏、洪启峰的说法，两人在协议签订后方才要求李红龄出示有权转让的依据，在李红龄无法出示的情况下就不再进行交接，却对此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卢子宏、洪启峰就此并未加以举证，且卢子宏、洪启峰的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常理。虽然粤C×××××车依然登记在李红龄名下，并未实际过户给卢子宏，但《转让协议》并未约定李红龄需在何时将车辆过户，卢子宏、洪启峰在李红龄起诉前并未要求李红龄协助履行车辆的过户义务，依照交易习惯来看，李红龄可在卢子宏、洪启峰完全履行义务后再将车辆过户，且卢子宏、洪启峰也承认2011年之后两人实际控制并使用了涉案协议中约定的粤C×××××车至今，原审法院对卢子宏、洪启峰辩称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的意见不予采信。需要说明的是，启典公司称其于2011年9月30日将《转让协议》的标的物交还给李红龄，但李红龄予以否认，启典公司应就此进行举证，但启典公司提交的2011年9月30日清单上李红龄所派出的隆泽华并未以接收人而是以见证人身份签名，不足以证明隆泽华当时代表李红龄接受了上述物品，启典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将钥匙交给隆泽华。因此，原审法院对启典公司称已将经营场所及物品清点后返还给李红龄的意见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卢子宏、洪启峰否认在清单上签名的黄昭彬系由其所指派，卢子宏、洪启峰认为启典公司对物品的盘点与其无关，因此，即使2011年9月30日启典公司将协议标的物交还给李红龄，也不能将启典公司的交还视为卢子宏、洪启峰与李红龄解除合同。对启典公司提出的李红龄接受财产是提前解除合同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卢子宏、洪启峰应向李红龄支付剩余转让金28万元及相应的滞纳金。
五、关于商铺押金。双方签署的《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原甲方已交上述经营场所的保证金，需由乙方返还给甲方”，从协议的该条约定内容来看，针对的应是李红龄在双方协议签署前已经支付的押金，虽然李红龄提交了三张收据证明其支付了押金，但其中两张收据的形成时间为2010年11月，形成时间是在《转让协议》之后，并不属于李红龄原来支付的押金，对这两张收据所显示的押金，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形成于2005年的收据，载明数额6870元与2005年李红龄签署的楼宇商铺租赁合约内约定的押金6870元一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六、关于粤C×××××车辆的保险费及维修费。虽然卢子宏、洪启峰承认该车现在其手中，但李红龄并未举证证明车辆的具体交付时间，不能排除李红龄支付保险费时车辆仍由李红龄所掌控，且从李红龄提交的证据来看，车辆维修费已在李红龄收取转让金时予以扣除。因此，对李红龄主张的保险费及维修费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卢子宏、洪启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红龄支付转让金人民币28万元及滞纳金（自2010年9月11日起，按每天50元计至被告付清之日止）；二、卢子宏、洪启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红龄支付商铺押金6780元；三、驳回李红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65元、保全费人民币2020元，合计人民币8185元，由李红龄负担人民币385元，卢子宏、洪启峰负担人民币7800元。
李红龄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依法改判卢子宏、洪启峰向李红龄返还商铺押金合计人民币16970元；三、依法改判卢子宏、洪启峰向李红龄返还粤C×××××车辆2010年度保险人民币4188.38元及维修费350元，合计人民币4538.38元；四、依法改判启典公司对卢子宏、洪启峰的全部支付及返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五、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卢子宏、洪启峰、启典公司承担。
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李红龄要求启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错误，应予纠正。原审判决认定李红龄与卢子宏、洪启峰于2010年9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有效，且认定启典公司于2010年9月接收了《转让协议》的标的，即美容院的经营场所及协议约定的物品，并在涉案经营场所内实际经营了一年；《转让协议》项下的已支付的7万元转让金中有6万元（含保证金2万元）是启典公司法定代表人向李红龄支付的；涉案经营场所的租约是以启典公司的名义续租的，李红龄也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协助义务。由此可见，启典公司明知《转让协议》的存在，并实际与受让人卢子宏、洪启峰共同履行《转让协议》项下义务，实际上涉案经营场所的实际经营者及相应物品的使用者是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即使原审法院认定启典公司与卢子宏存在合作关系正确，也并不影响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共同对外即对李红龄承担《转让协议》项下责任，至于卢子宏、洪启峰、启典公司之间到底是合作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均不影响其共同对外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李红龄要求启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错误，应予纠正。启典公司应与卢子宏、洪启峰连带向李红龄支付《转让协议》项下转让金、滞纳金、商铺押金、车辆保险、维修费等费用。
二、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红龄对2010年11月11日、2010年11月15日的两张商铺押金的诉请错误，应予纠正。《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协助乙方签订好上述经营场所的租约，按乙方所需租期至2014年12月31日。原甲方已交上述经营场所的保证金，需由乙方返还给甲方”，而涉案经营场所所租商铺共三间，也就是说该三间商铺的保证金（即押金）均是李红龄已交的，双方对此事实是确认的。原审法院亦认定“此前三处商铺系上诉人李红龄所租赁”。而该三间商铺的租赁合同或是续租、或是变更承租方，均不属于解除原租赁合同的新租，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并未实际向出租方重新交纳保证金，该保证金按《转让协议》的约定由卢子宏、洪启峰、启典公司支付给李红龄。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除了支付了7万元转让金外，还向李红龄支付了保证金或其他任何款项。因此，尽管有两张商铺押金的收据显示时间是在转让协议签订后的2010年11月，但在李红龄依约协助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续租、或变更涉案经营场所三间商铺的承租人的情况下，如果任何一笔保证金不是李红龄所交，则不可能由李红龄保留保证金收据的原件，收据中也不可能保留李红龄作为交款人的字样。故不能简单以收据上的日期判断保证金的交付情况。综上所述，综合整个《转让协议》的约定及履行情况，三间商铺的押金是李红龄原支付的、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未支付任何商铺押金给李红龄。原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予改判。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应连带向李红龄支付三间商铺的押金合计人民币16970元。
三、原审判决不予支持李红龄关于粤C×××××车辆2010年的保险费及维修费的诉请错误，应予改判。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登记于李红龄名下的风行商务汽车粤C×××××为转让标的物之一，车辆的转移并不以过户为要件，且该车辆和经营场所中的装修实物、美容设备等物品不同，不需要双方清点后才能移交。因此，不需要对该车辆专门进行交付。而根据《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如甲方违约，乙方可拒交转让金”，实际上，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从未以李红龄违约为由拒交转让金，而协议项下其他标的物均已交付完毕，车辆不可能未交付或延迟交付。由此可以推断，该车辆在协议签订后即已交付给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至于在谁的实际控制之下，与李红龄无关。李红龄诉请的车辆保险费的保险期间为自2010年9月19日至2011年9月19日，只是因为车辆暂时仍登记在李红龄名下，李红龄才垫付了保险费人民币4188.38元及维修费350元，合计人民币4538.38元。卢子宏、洪启峰确认该车辆在2011年之后由其使用，来源于启典公司，而涉案经营场所、相关物品等也是由启典公司接收的，由此可以推断出该车辆在2011年之前即已由启典公司控制，也就是说李红龄在2010年即已移交了该车辆。因此，该车辆在移交之后的费用不应由李红龄承担。综上，根据案件相关事实完全可以认定该车辆已在2010年9月交付给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李红龄并未在收取转让金时扣除车辆维修费，原审判决仅以李红龄未举证证明车辆的具体交付时间为由不予认定李红龄诉请的保险费，完全无视卢子宏、洪启峰及启典公司对车辆实际占用时间、李红龄所诉保险费的保险时间等事实，明显错误，应予改判。
卢子宏、洪启峰二审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提交的书面上诉状意见一致。
启典公司二审辩称，一、启典公司不是本案《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直至本次诉讼前，启典公司均不知道签有该份协议，也没有看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效力具有相对性，包括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效力判断的相对性。本案《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分别是李红龄、卢子宏、洪启峰，该《转让协议》仅对李红龄、卢子宏、洪启峰具有约束性，且在本次诉讼之前，启典公司均不知道存在该份协议，也没有看过，也没有就协议内容与李红龄、卢子宏、洪启峰协商过。启典公司不应对该份协议承担责任。
二、启典公司与卢子宏是合作关系。1、2010年4月14日，卢子宏自愿加盟启典公司，双方签订《合资合同》。《合资合同》约定：启典公司以现有公司资产、经营权占合资51%股份，卢子宏以出资现金人民币40万元占49%股份，双方共同经营启典公司。2011年9月18日双方解除了合作关系，启典公司承诺退还27万元，就双方债权债务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目前，卢子宏也就双方解除合作协议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启典公司参与承包经营“春天的故事”美容院，包括前期协商、签订房屋租约、交租等，是受卢子宏的委托进行经营的。启典公司与卢子宏订有《合资合同》，卢子宏参与经营启典公司。卢子宏承包“春天的故事”美容院，启典公司参与的经营行为是受卢子宏授意，是一种代理行为，且没有超越委托权限，第三人代为履行的行为，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其法律后果及责任应由卢子宏承担。3、启典公司参与了“春天的故事”美容院的经营活动，但这不能直接说明，启典公司知道李红龄、卢子宏、洪启峰三人之间签订了《转让协议》，也不能说明启典公司认可《转让协议》。4、启典公司与卢子宏解除合作经营关系时与卢子宏进行了清算，并且双方解除合作经营关系的时间也是在2011年9月即启典公司退出美容院时间。启典公司与卢子宏进行清算时，双方协商扣除13万元，启典公司同意退还27万元，说明启典公司与卢子宏之间是存在共同经营合作的行为。这更能说明启典公司实际经营美容院系基于启典公司与卢子宏的合作关系。
综上，启典公司不是本案转让协议一方当事人，并非转让协议的主体，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卢子宏、洪启峰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李红龄一审诉请；2、判令李红龄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对卢子宏、洪启峰不履行《转让协议》的辩解断章取义，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卢子宏、洪启峰与李红龄签订《转让协议》时，要求李红龄出示其作为美容院投资人的相关资料，但李红龄一直未能出示，卢子宏、洪启峰认为该合同尚未生效，据此没有履行向李红龄支付保证金和转让金等合同义务。其次，一审判决采信张丽芬的《确认函》有违查明的事实和常理：（1）李红龄声称张丽芬当日已出具《确认函》，如卢子宏、洪启峰与李红龄签订《转让协议》时，张丽芬在场，理应直接在协议上签字；如李红龄与卢子宏、洪启峰签订《转让协议》时已出示《确认函》，理应将其作为《转让协议》附件。（2）李红龄在起诉时为何不提供《确认函》，直至卢子宏、洪启峰提出其签订《转让协议》时没有向卢子宏、洪启峰出具有权处分美容院的相关材料，李红龄方向法庭提交《确认函》。2、一审判决认定启典公司实际经营美容院系基于启典公司与卢子宏的合作关系，而非基于卢子宏、洪启峰与李红龄签署的《转让协议》，启典公司非转让协议的主体，有违事实。首先，启典公司因借卢子宏款项而向卢子宏提出以所借款项作为投资共同合作经营的意向，双方于2010年4月14日签订《合资合同》，双方虽然存在合作经营的行为，但从未约定共同经营“春天的故事”美容院，且洪启峰并没有与启典公司签订《合资合同》。其次，启典公司于2010年7月份在李红龄协助下与美容院场地的出租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于2010年8月23日向李红龄支付转让款2万元，上述行为均在《转让协议》签订前由启典公司所为，而李红龄却仅与卢子宏、洪启峰签订合同，如启典公司与卢子宏、洪启峰系共同经营美容院，理应作为共同受让人签订合同。启典公司于2010年9月7日接收李红龄移交的美容院资产，接收美容院后均由启典公司支付转让金、租金、水电等费用。如启典公司与卢子宏、洪启峰系共同经营美容院，理应存在卢子宏、洪启峰参与经营或支付相应费用、开支的相关证据，但本案却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其三，虽然卢子宏、洪启峰与启典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但是双方均属独立的民事主体，卢子宏、洪启峰从未授权启典公司代为履行《转让协议》的合同义务或代为管理美容院。因此启典公司经营美容院实属其公司行为，与卢子宏、洪启峰没有任何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启典公司提交的2011年9月30日清单上所派出的隆泽华并未以接收人而是以见证人身份签名，不足以证明隆泽华当时代表李红龄接收了上述物品，启典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将钥匙交给隆泽华，有违一审判决已查明的事实。一是一审判决已查明美容院是由启典公司接收和经营，并且启典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辩称已将美容院交还李红龄。根据2011年9月30日的清单底部注明的内容和清单的格式，该清单明显是复印2010年9月7日的清单经过实际清点美容院物品后所形成。因此，上述证据足证启典公司和李红龄比对接收美容院资产时的数量进行盘点，启典公司和李红龄之间存在转让美容院的事实。二是一审判决对2010年9月7日清单和2011年9月30日清单上存在自相矛盾的认定。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由隆泽华签名的2010年9月7日固定资产汇总表和库存盘点表表明李红龄向启典公司移交美容院资产，另一方面却否认同样由隆泽华签名的2011年9月30日清单并非启典公司向李红龄移交美容院，并且，李红龄既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否定。4、一审判决认定卢子宏、洪启峰虽然称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依常理，如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卢子宏、洪启峰可向李红龄索回已签署的《转让协议》，或与李红龄签署解除《转让协议》的相关文件，有违已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已查明卢子宏、洪启峰从未接收、经营过美容院，也从未支付过保证金或转让金。卢子宏、洪启峰以上述措施不实际履行《转让协议》符合民间买卖合同交易习惯，并无不妥。相反，一审判决认为不履行《转让协议》要采取“索回协议或签署解除文件”，毫无事实依据。5、一审判决认定卢子宏、洪启峰在李红龄起诉前并未要求李红龄协助履行车辆的过户义务，依照交易习惯来看，李红龄可在卢子宏、洪启峰完全履行义务后再将车辆过户，有违事实。卢子宏在一审中已明确表示是从启典公司取得该车辆，启典公司对此也予以确认，并且启典公司是基于尚欠卢子宏款项未还，将车抵押给卢子宏。因此，一审判决在认定卢子宏控制车辆属履行《转让协议》的行为，有违已查明的事实。
二、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本案关键事实。1、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李红龄与启典公司之间存在转让美容院的关键事实。2、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李红龄出示三张押金单的真实性。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判决卢子宏、洪启峰向李红龄支付转让金及滞纳金等有违合同约定。《转让协议》约明合同主体是甲方（李红龄）和乙方（卢子宏、洪启峰），甲方将经营场所转让给乙方，甲方协助乙方签好经营场所租约等内容，合同内容明确。并且，一审判决查明甲方已将经营场所移交给启典公司并协助其签订经营场所租约。因此，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显然属适用法律错误。
四、一审判决实体处理错误。一审判决是在错误认定启典公司实际经营美容院系基于启典公司与卢子宏的合作关系的情况下，推定卢子宏、洪启峰已实际履行《转让协议》。因此，一审判决在认定关键事实错误下判决卢子宏、洪启峰向李红龄支付转让金及滞纳金、商铺押金的实体处理必然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甚至错误，并且适用法律错误，卢子宏、洪启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李红龄二审答辩称，卢子宏、洪启锋上诉理由不成立，应该予以驳回。一、卢子宏、洪启锋是转让协议的商定签约履行的主体，应该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对价。一审法院判定卢子宏、洪启锋支付对价是正确的，应该予以维持。二、启典公司不是转让协议的主体。启典公司与卢子宏、洪启锋之间实际是合作经营关系，共同受让了李红龄的转让协议中标的物，而非启典公司是受让主体。因此，应由卢子宏、洪启锋、启典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连带责任。
启典公司称其对卢子宏、洪启锋上诉意见的答辩与其对李红龄的上诉意见的答辩意见一致。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李红龄提交的三张收据显示：2005年10月27日，李红龄交来拱北侨光路中珠豪庭商铺押金人民币6870元，该收据号码为0007069；2010年11月11日，李红龄、徐灿交来中珠豪庭11栋20#-2商铺押金人民币3900元，水电费押金人民币1000元，该收据号码为0052546；2010年11月15日，珠海中珠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收到中珠豪庭20#-3铺押金人民币5200元，该收据号码为0086305。二审中，李红龄称上述商铺的押金实际都是由李红龄支付的，其中，房东在与启典公司签订本案所涉20#-2号及20#-3号商铺的租赁合同时，将原来的押金收据收回，又重新开具了收据，收据原件均由李红龄保存。启典公司称其并未支付过商铺的押金。
二审中，卢子宏、洪启峰称粤C×××××商务车是其在2011年3月从启典公司取得的。启典公司称商务车不是由其提供的，启典公司只是知道车辆属于李红龄，但一直由卢子宏使用，启典公司从未参与交付，李红龄从未把车辆交付给启典公司。李红龄称双方签订完协议后，粤C×××××商务车给卢子宏开走了。卢子宏、洪启锋称其不认识黄昭彬，也未委托黄昭彬参与2011年9月30日的盘点。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管辖权及法律适用问题。卢子宏、洪启峰为中国台湾居民，本案为涉台合同纠纷。本案合同签订地及履行地均为广东省珠海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各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解决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本案所涉合同履行地在我国内地，我国内地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且各方对原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实体法审理本案均无异议，故原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实体法作为审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
二、关于李红龄主张卢子宏、洪启峰向其支付转让金人民币28万元及迟延付款滞纳金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首先，关于《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从李红龄与卢子宏、洪启峰签订的《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李红龄以人民币35万元的价格向卢子宏、洪启峰转让春天的故事美容院经营场所，包含粤C×××××商务车、装修实物、美容设备、美容产品、空调电视物品以及沙发美容床系列等，并约定了分期付款的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没有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卢子宏、洪启峰称其与李红龄签订《转让协议》时，要求李红龄出示其作为美容院投资人的相关资料，但李红龄一直未能出示，卢子宏、洪启峰认为该协议尚未生效，据此没有履行向李红龄支付保证金和转让金等合同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转让协议》中并没有关于李红龄出示美容院投资人的相关资料作为协议生效条件的约定，且双方对美容院的转让事宜是经过协商、谈判之后才决定签订《转让协议》，李红龄已向卢子宏、洪启峰表明了其是美容院的投资人，从常理判断，卢子宏、洪启峰应当在了解美容院的相关权属之后，才会签订《转让协议》，故卢子宏、洪启峰以李红龄未出示其作为美容院投资人的相关资料为由认为《转让协议》尚未生效，并据此没有履行向李红龄支付保证金和转让金等合同义务，理由不成立。其次，关于《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从现有证据及本院查明事实来看，《转让协议》签订后，李红龄将经营场所及场所内的物品交付给了启典公司，李红龄协助启典公司签订了上述经营场所的租约，李红龄按协议约定履行了自己一方的义务。卢子宏、洪启峰主张其并未履行《转让协议》，而是启典公司接收美容院，并实际经营美容院。启典公司称其在本案起诉之前，并不知道李红龄与卢子宏、洪启峰签订了《转让协议》，启典公司实际经营美容院是由卢子宏的授意而为。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如前所述，卢子宏、洪启峰以李红龄未出示其作为美容院投资人的相关资料为由认为《转让协议》尚未生效，并据此没有履行向李红龄支付保证金和转让金等合同义务，理由不成立；第二，卢子宏、洪启锋称其不认识黄昭彬，也未委托黄昭彬参与2011年9月30日的盘点，但从深圳市金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案所涉粤C×××××商务车的停车费在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期间均由租户13栋2403房的卢子宏（或洪启峰）（或黄昭彬）前来办理的证明内容来看，卢子宏、洪启峰与黄昭彬显然是认识的，卢子宏、洪启锋并未如实向本院陈述相关事实；第三，卢子宏在与李红龄签订《转让协议》之前与启典公司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各方也确认是启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灿介绍卢子宏、洪启峰认识了李红龄，并共同商谈美容院的转让事宜，李红龄最终是与卢子宏、洪启峰签订了《转让协议》，而启典公司在本案起诉之前并不了解李红龄与卢子宏、洪启峰已签订《转让协议》这一情况，故原审法院关于启典公司实际经营美容院是基于启典公司与卢子宏的合作关系，而非基于卢子宏、洪启峰与李红龄签署的《转让协议》的认定，并无不当。按照该《转让协议》的约定，如李红龄违约，卢子宏、洪启峰可拒交转让金，但卢子宏、洪启峰并未提供李红龄存在违约行为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李红龄与卢子宏、洪启峰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卢子宏、洪启峰应向李红龄支付剩余转让金28万元及相应的滞纳金。
三、关于商铺押金的问题。《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原甲方已交上述经营场所的保证金，需由乙方返还给甲方”，本案中，李红龄提交了三张收据证明其支付了押金，其中两张收据的形成时间虽然是在2010年11月，但李红龄已说明了房东收回原收据又重新开具收据的相关情况，且启典公司已确认其并未支付过商铺的押金，故本院认为李红龄实际支付了案涉三间商铺的押金共计16970元，按照上述《转让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李红龄要求卢子宏、洪启峰向其返还商铺押金合计人民币16970元的诉求，有事实及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四、关于李红龄主张的粤C×××××商务车的保险费及维修费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首先，对于粤C×××××商务车的交付时间，三方各执一词：卢子宏、洪启峰称粤C×××××商务车是其在2011年3月从启典公司取得的；启典公司称粤C×××××商务车不是由其提供的，启典公司从未参与交付，李红龄也从未把车辆交付给启典公司；而李红龄称双方签订完协议后，粤C×××××商务车给卢子宏开走了。从各方现有证据来看，深圳市金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于2012年4月12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粤C×××××商务车在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停放在拱北领秀城停车场，缴纳该车的停车费均由租户13栋2403房的卢子宏（或洪启峰）（或黄昭彬）前来办理，也就是说，粤C×××××商务车在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期间由卢子宏、洪启峰实际占有使用，该时间点与李红龄所主张的交付车辆的时间点不一致。李红龄主张双方签完协议之后，粤C×××××商务车就交付给了卢子宏，并据此要求卢子宏向其支付2010年9月19日至2011年9月18日的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李红龄对其上述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车辆的具体交付时间，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其次，从《转让协议》的约定来看，转让价款是分期支付，最后一期乙方（卢子宏、洪启峰）应当在2012年1月10日前付清，在卢子宏、洪启峰未支付相应价款的情况下，李红龄主张双方签完协议之后，就将价值约人民币15万元粤C×××××商务车交付给了卢子宏也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虽然卢子宏、洪启峰承认该车现在其手中，但李红龄并未举证证明车辆的具体交付时间，故不能排除李红龄支付保险费时车辆仍由其所控制。此外，从李红龄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车辆维修费已在李红龄收取转让金时予以扣除。因此，李红龄上诉请求卢子宏、洪启峰向其返还粤C×××××商务车的保险费及维修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李红龄主张的保险费及维修费均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此外，关于启典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启典公司实际经营美容院是基于启典公司与卢子宏的合作关系，而非基于卢子宏、洪启峰与李红龄签订的《转让协议》，启典公司并非本案转让协议的主体。因此，对李红龄要求启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李红龄的上诉主张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上诉人卢子宏、洪启峰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民四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2）民四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卢子宏、洪启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红龄支付商铺押金16970元；
三、驳回李红龄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卢子宏、洪启峰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65元、保全费人民币2020元，合计人民币8185元，由李红龄负担人民币332元，卢子宏、洪启峰负担人民币785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38元，由李红龄负担人民币284元，卢子宏、洪启峰负担人民币56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丹
代理审判员 王文娟
代理审判员 曹阳春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吴馥楠
阙思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