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7民初6710号
原告张传永。被告上海恒虹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王正，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沈毅，上海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传永与被告上海恒虹工贸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5月24日、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传永、被告上海恒虹工贸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沈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传永诉称：原告于2004年10月6日进入被告的前身，即上海永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蔚实业”)担任仓管一职，公司原来在虹桥枢纽地段，后因动迁搬至松江佘山，名称也随之变更，但实为同一家公司。2011年7月1日，原、被告与恒豪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豪国际”)签订了借调协议，将原告借调至恒豪国际，但实际上是被告为了降低社保缴费标准而为之。永蔚实业、恒豪国际与被告的实际出资人均为顾传晖，被告的客户也仅有恒豪国际。原告从未至恒豪国际上过班，工资也一直由被告支付，社保也由被告缴纳。每月由被告支付工资3,850元、交通补贴1,500元和话费补贴150元，另由恒豪国际代发1,500元，共计7,000元。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结果，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4,000元(7,000×11×2)；2、2015年7月交通补贴1,500元。被告上海恒虹工贸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的入职时间是2008年1月1日，期间还曾短期离开过和其他公司建立过劳动关系，工龄有所间断；其次，被告之所以解除劳动合同，是因原告篡改劳动合同条款，严重违反了厂纪厂规，故并非被告违法解除合同；再次，交通补贴是原告在其它公司兼职所产生的补贴，并非被告支付，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缺乏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曾在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2011年7月1日，被告作为甲方、恒豪国际作为乙方签订《借用协议》一份，约定将被告处有经验的4位管理人员(原告和黄勇等人)的部分工作时间提供给恒豪国际使用，帮助恒豪国际加强后勤、技术及工程方面的管理，所有人员的基本工资为3,000元，由被告支付，恒豪国际根据上述人员提供服务情况支付相应劳动报酬，养老金等统一由被告缴纳。同年7月25日，原告等4人在《借用协议》上签字。2013年5月7日，原告填写并提交“签呈”一份，内容如下：“因上海市对外来人口子女在沪教育的要求，需父母一方持有上海市引进人才居住证，目前工厂注册资金暂达不到引进人才办理所规定的额度，本人特向领导申请自2013年5月起，将本人的劳动合同关系暂由工厂转至公司，同时工厂办理退工，公司办理录用。本人承诺如下：1、新劳动关系建立后，原有工厂相关工龄自然中断，相关享受的福利待遇，以新劳动关系为准。2、保险缴费额度，可按现行操作方式缴纳，即将工资拆分，一部分工厂发，一部分公司发，只缴纳公司发放工资的额度部分。3、新劳动合同相关内容，可遵照工厂版本。其他员工若有与此相关的事宜，将由其另行申请”。2013年6月17日，恒豪国际为原告办理了招工备案登记手续，登记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同年6月20日，恒豪国际又为原告办理了退工备案登记手续，登记的本次就业终止日期为退工备案当日。2013年10月10日，被告出具收入证明一份，上面载明：原告现任总务主管一职，目前每月薪资总额3,700元，另有借调恒豪国际的管理职位工资1,500元，由恒豪国际代发，还有部分奖金及补贴等未列入工资明细。2015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面载明：因原告利用职权篡改劳动合同条款，并私自加盖公司公章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章，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及相关法律规定，故经公司研究决定，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另查明：永蔚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斌，营业期限为2005年1月6日至2025年1月5日，于2008年5月12日注销。恒豪国际成立于1997年9月10日，法定代表人为顾传晖。被告成立于2007年8月29日，法定代表人为王正。再查明：被告处原员工刘某某诉被告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曾作为被告仲裁及诉讼阶段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该案件的审理。该案中，刘某某对于劳动合同第十二条第1款中所载明的“公司每年多支付员工1个月工资，作为一旦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公司应支付员工经济补偿的预发款”的效力存在争议，后法院采信了被告的意见，认定该条款有效。2015年9月28日，原告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告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4,000元；2、2015年7月交通补贴1,5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1月11日出具松劳人仲(2015)办字第4629号裁决书，裁决：原告之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嗣后，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认为其工作岗位为总务主管，主要监督下属部门的管理工作，比如车辆派发、办公用品领用和仓库进出料。被告确认原告的工作岗位为总务主管，但认为其工作内容包括人事、仓储和采购等。原告主张其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3,850元、话费150元、恒豪国际代发的1,500元和交通补贴1,500元组成，除了话费150元以外，其余均系转账支付。被告确认工资转账支付的事实，但否认存在话费和交通补贴，另辩称恒豪国际代发的1,500元与被告无关。关于《劳动合同书》的签订，原告表示刚入职时所有员工都未签订合同，当时被告还尚未成立，对外均以恒豪国际名义签订合同，后来法律规制比较严格了，被告就同原告等几名老员工补签了劳动合同，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是公司的人事朱光辉在2013年底左右与原告补签的，两份不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并非同一天补签。之后，原告表示劳动合同补签时间应当在2013年底至2014年5、6月份期间。被告辩称劳动合同就是在落款日期当日所签，不存在补签问题，现原告提供的以及在公司档案材料中留存的《劳动合同书》均系原告篡改后的合同，2015年6月有员工发现原告在打印篡改的劳动合同，就向公司领导进行了反映，后经公司查实，发现原告确实已将其《劳动合同书》的条款篡改。另外，被告表示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都由原告保管。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只有人事才有存放员工劳动合同的房间钥匙，其本人并非人事，虽然人事也属于其下属部门，但其本人并不参与人事方面的具体工作，仅是管理人员。另外，被告提供朱光辉的《人员离职单》，证明朱光辉已于2011年4月6日离职，原告作为部门主管也在上面签字，而原告现在却声称其劳动合同系朱光辉与其补签，显然在撒谎。原告对于《人员离职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补签合同距今较为久远，具体记不清楚了。原告提供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各一份，证明其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以及约定的职位及其它有关内容。被告确认与原告签订过两份劳动合同，但不认可所签订的就是原告所提供的《劳动合同书》，辩称原告对《劳动合同书》的内容进行了篡改，且正因为如此，被告才解除了与其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告提供永蔚实业与案外人姚胜花之间签订的“关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免责协议”及“承诺书”，证明永蔚实业与被告实为同一家公司。被告辩称无法确认该两份材料的真实性，另外也不清楚永蔚实业与姚胜花的情况。原告提供“2014年职位变动公告”、“恒豪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上海恒虹工贸有限公司在职员工资料表”、名片及会议记录，证明原告的工龄、职位及恒豪国际与被告的关系。被告对该组材料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辩称其与恒豪国际仅存在业务上的联系，另辩称上述材料中所加盖的被告公章，是原告利用职务便利所加盖。原告提供手机短信一份，证明其曾收到2015年8月的交通津贴1,500元，以此证实其应当享有2015年7月的交通补贴。被告否认该笔钱款系其所支付。被告提供2013年、2014年度双薪签收表、原告的《劳动合同书》及其他4名员工的《劳动合同书》，证明被告与所有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二条第1款的内容均为“甲方每年多支付乙方1个月工资，作为一旦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甲方应支付乙方经济补偿的预发款”，然被告却利用职务便利，将其劳动合同中的这一条款篡改成“甲方每年多支付乙方1个月工资，作为甲方给予乙方的年终奖金福利”，另外被告的两份《劳动合同书》法定代表人名章是复印件，明显存在篡改痕迹。原告对于双薪签收表及其本人的《劳动合同书》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它员工的《劳动合同书》，认为不排除被告事后制作的可能。另外，被告提供了公司在职员工名册(76人)以及该76人的劳动合同，证实其与所有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二条第1款均为“甲方每年多支付乙方1个月工资，作为一旦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甲方应支付乙方经济补偿的预发款”，而并非“甲方每年多支付一方1个月工资，作为甲方给予乙方的年终奖金福利”。原告确认其在职期间认识的员工绝大部分都在被告提供的名单上，但认为被告未能提供高锡权、高燕娥、陈琲明的劳动合同。被告辩称高锡权系恒豪国际的员工，高燕娥早已离开被告公司，因公司人事管理混乱，档案材料已无法提供，陈琲明系1953年出生，早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仅在被告处兼职过一段时间，现在恒豪国际兼职，双方未签订过劳动合同。此外，被告提供案外人文某某的离职单和裁决书、案外人许某的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和受理情况回执、案外人易某某的鉴定结论书和受理情况回执以及公司公章、财务章借用记录表，证明原告实际从事被告公司的人事工作，有大量的机会可以拿到公章。被告对这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关联性不认可，表示公章由厂长保管，领了公章后都是当着厂长的面所加盖。以上事实，由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招退工备案登记表、裁决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一、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判断被告应否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关键在于确定原告是否如被告所述，存在擅自篡改劳动合同约定条款的事实。首先，原告表示其本人并不参与人事方面的具体工作，仅是管理人事，即管“人”，然而被告提供的仲裁裁决书、工伤申请材料等证据中却显示原告作为被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数起仲裁、诉讼事宜以及作为被告公司的联系人为员工处理工伤事宜。对此，原告解释是因人事当时缺勤，故而临时代为处理，但其提供的离职工作移交清单上却清楚地载明其所移交的材料中包括案外人易永恒等8人的工伤申请材料以及案外人罗许纹等6人的诉讼材料，另外案外人文某某的“人员离职单”中的“人事”一栏也有原告的签名，故而原告否认其工作内容中包括人事这一项工作，缺乏逻辑性，本院难以采信。其次，原告表示在职期间加盖公章都是当着厂长的面所加盖，然而被告提供的公章借用记录中却显示原告存在多次借出公司公章的事实，另外被告提供的其它员工的劳动合同，包括之前涉诉的案外人刘某某的劳动合同第十二条第1款的内容均相同，即“甲方每年多支付乙方1个月工资，作为一旦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甲方应支付乙方经济补偿的预发款”，然而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仅有原告的劳动合同这一条款与上述内容不同，为“甲方每年多支付乙方1个月工资，作为甲方给予乙方的年终奖金福利”，而这一内容恰好为原告作为被告委托代理人所代理的案外人刘某某案件中的刘某某所持的观点。再次，关于劳动合同的补签情形等，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起初原告主张是2013年底由公司人事朱光辉与其补签，后又陈述补签时间应当在2013年底至2014年5、6月，然事后被告提供了朱光辉的离职材料中，上面显示朱光辉早于2011年4月就已离职。之后，原告又陈述时间久远，补签时间和谁与其补签均记不清楚了。再之后，原告又确定补签时间为2013年底至2014年间，表示仅是谁与其补签记不清楚了。另外，原告所持有的以及被告档案材料中所留存的劳动合同中虽然加盖有被告公司的公章，但法定代表人的的名章却为复印件，而被告提供的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中却并无法定代表人名章为复印件这一情形，且原告离职时的移交清单上亦载明原告移交的物品中还包括“楼上文件柜钥匙一串”。综上，原告对于劳动合同第十二条第1款的内容为何与他人不同未能给出合理解除，另外结合其在庭审中多次陈述前后不一的表现，故被告认为原告存在篡改劳动合同约定条款的事实，比较有可信度。原告认为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交通补贴，并无证据证实双方有关于该笔费用的约定，另外原告提供的2015年8月交通补贴1,500元的手机转账通知短信中也显示钱款转出方并非被告，故原告依据该条手机短信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7月的交通补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传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张传永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朱宁芳
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卢李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