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0212行初191号
原告谭小飞，男，198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被告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通途路838号。
法定代表人高云桢，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宗勇，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珩，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宁波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兴宁路40号。
法定代表人张良贤，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浩，宁波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本权，宁波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谭小飞认为被告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以下简称“宁波客管局”）不履行公路交通行政管理的法定职责，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5日受理后，向被告宁波客管局及第三人宁波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出租车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谭小飞，被告宁波客管局出庭应诉负责人宗勇及委托代理人陈珩，第三人宁波出租车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浩、陈本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谭小飞起诉称，2014年11月，原告经自称是第三人管理人员的李文虎，介绍到第三人宁波出租车公司处办理了一辆浙Ｂ×××××号牌出租汽车的白天班来运营，营运时间为每天的5时30分到下午的17时30分，李文虎声称需向第三人缴纳四万押金，并以第三人的名义为原告办理了宁波市出租车从业人员IC卡、签订了车辆租赁合同等相关手续。第三人当时还违法收取了原告办理宁波市出租车从业人员IC工作卡押金2000元。该浙Ｂ×××××号牌出租汽车当时夜班师傅是范友时。原告和范友时每人缴纳了四万押金共计八万元。继范友时之后，李文虎又另外找了一名叫田志铜的夜班司机和原告一起继续开这辆车，田志铜也同样缴纳了四万元押金，按照宁波地区的行规，第三人向驾驶人收取了八万元的押金，即超了50%。2016年7月15日，原告正在开出租车做生意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自己是浙Ｂ×××××号出租车的实际车主，名叫李永宏，他说李文虎已经有8个多月没向他缴纳出租车的租金。于是原告立即找第三人的相关负责人查问是否被骗，第三人均推诿，拒绝答复。时至9月22日凌晨，夜班师傅将车开到车主李永宏地方，不再给原告开。9月25日13时50分，原告接到车主李永宏电话，李永宏表示他已将车转卖。原告联系李文虎，李文虎声称是第三人规定的。结果是现在车子不能开，也不退还40000元押金。后原告报警，派出所回复后，原告才知道第三人名义上所有的浙Ｂ×××××号牌出租车实际所有权人系李永宏，李文虎系从李永宏处转包，李文虎再次转包给原告。原告认为：一、第三人为原告办理了宁波市出租车从业人员IC卡等相关手续，代收押金和租金，未直接把出租车承包给原告，原告多次到第三人处核实李文虎的相关情况，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均推诿、拒绝答复。第三人的行为违反了《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致使原告被第三人和李文虎共同诈骗并遭受损失；二、第三人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三人不按劳动法规的规定给原告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不仅违反了社保法规、劳动法规，还涉嫌偷逃国家税收罪等；三、上述事实证明被告对第三人的营运存在监管不力。根据《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第三人及李永宏不得将浙Ｂ×××××号出租车转包他人，为此原告依法向被告举报，要求查处第三人，但被告无视事实，敷衍塞责，既未依法查处第三人违法，也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书面答复，系行政不作为。综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相关规定起诉，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未对原告向其书面举报第三人长期出租出租汽车营运权及违法收取押金等行为进行处理，至今不作为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立即依法作为，彻底查处并把查处情况书面回复原告；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谭小飞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7）浙0212行初125号行政裁定书、甬编办函〔2015〕4号文件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2.浙江统一政务咨询举报平台查询结果1份，用以证明因被告行政不作为，原告不得已向浙江省省长反映后，被告仍然未实施查处第三人违法行为的行政行为的事实；3.举报材料、宁波市出租汽车从业人员IC卡、合同、收条、快递单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举报第三人违法的事实；4.录音光盘及其摘要1份，用以证明被告存在行政不作为的事实；5.宁波市出租汽车从业人员IC卡押金条，用以证明第三人违法收取押金2000元的事实；6.照片3张，用以证明第三人变相转让营运权的事实。
原告于2017年8月4日向本院申请调取证据，用以证明第三人违法转包出租车的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崔序荣询问笔录及浙Ｂ×××××号出租车2012年9月至2017年4月的驾驶员情况各1份。
被告宁波客管局答辩称，一、被告根据原告举报及时启动调查程序，积极作为。2016年10月11日，原告向被告信访反映本案第三人宁波出租车公司长期出租出租汽车营运权及变相转让出租汽车营运权等违规行为。被告收到原告反映材料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于2016年10月13日对原告举报问题进行立案，于2016年10月18日、19日分别对案件涉及的宁波出租车公司的经理张浩和车牌为浙Ｂ×××××号的出租车原承包人李永宏进行调查，制作了相应的询问笔录，并收集了浙Ｂ×××××号出租汽车营运权证、第三人与李永宏于2012年9月26日签订的出租车租赁合同、与庄庆亮于2016年11月22日签订的出租车租赁合同等证据材料。通过调查，被告发现浙Ｂ×××××号出租汽车营运权的权属并未发生转移，仍属第三人所有。同时，根据《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出租车经营者应当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承包合同……出租车经营者采用承包经营方式经营的，双方应当协商确定承包费、风险保金等事项。因此，第三人与李永宏、庄庆亮等驾驶员签订出租车租赁合同，且收取一定数额的风险保证金，并不违反《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上述情形并不适用相应的行政处罚程序。在调查原告反映的车辆转包情况时，被告发现案件涉及的关键证人李文虎始终联系不上，由于关键证据无法核实，被告被迫暂时中止了相关调查程序。期间，被告还积极协调第三人与原告就押金事项通过协商解决。二、被告按照相关规定对原告的信访及时进行了处理和答复，多次约谈相关企业调查、核实情况，积极开展调解。2016年10月11日，被告收到原告的信访材料后，立即向第三人调查相关情况，约谈相关负责人，第三人于2016年10月17日向被告回复，被告于2016年10月24日回复原告。2016年11月8日、11月13日，被告分别就原告信访事项再次约谈第三人，并及时将调查结果、救济途径等告知原告。2017年2月8日、2月17日，原告又向被告反映第三人长期出租出租汽车营运权及变相转让出租汽车营运权等行为，要求查处。被告接到反映后，又多次向原告、第三人就相关情况调查核实，并进行调解，但双方观点差距大，调解未果。2017年2月20日，原告通过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向浙江省信访局举报第三人长期违法出租出租汽车营运权等违法行为，浙江省信访局将该信件转送宁波市信访局，又由宁波市信访局转送被告的上级单位宁波市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通委”）。被告收到市交通委转送的信访信息后，再次向第三人就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询问了相关部门和人员，并将调查情况书面上报市交通委，由市交通委于2017年3月22日将调查的事件基本情况、前期工作情况、相关建议通过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书面告知原告（甬交电2017第49号答复）。2017年4月10日，被告再次约谈第三人，但依然调解未果。三、关于原告反映的车辆转包问题中涉及的押金，原告要求退还，建议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综上所述，被告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行政不作为”情形，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宁波客管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立案审批表、来访人员登记表（分别为2016年10月11日、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17日）、甬客管信访[2017]82号相关材料、答复意见及市交通委在浙江省政务网的答复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举报材料后，及时立案、进行信访接待并作出答复的事实；2.李永宏的询问笔录、市出租公司关于原浙Ｂ×××××号出租车司机举报投诉的调查情况回复、约谈出租车公司负责人的记录（2016年11月8日）、关于谭小飞反映的押金问题谈话记录（2016年11月13日）、关于谭小飞举报投诉第三人约谈笔录（2017年4月10日）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开展调查，积极作为的事实；3.张浩的询问笔录、浙Ｂ×××××号车辆登记信息、浙Ｂ×××××号车辆的营运权证、崔序荣询问笔录、浙Ｂ×××××号出租汽车营运权证、宁波出租车公司与李永宏于2012年9月26日签订的浙Ｂ×××××号出租车租赁合同及宁波出租车公司与庄庆亮于2016年11月22日签订的浙Ｂ×××××号出租车租赁合同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开展调查、收集证据、积极作为及涉案车辆营运权人未发生变化，第三人与驾驶员签订的是车辆承包合同的事实。
第三人宁波出租车公司陈述称，一、第三人没有违反《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不存在非法转让行为。原告在诉状中指的浙Ｂ×××××号出租车是第三人所有的出租汽车，第三人向法院提交的浙Ｂ×××××号出租汽车营运权证，证明该出租车属第三人所有产权，不存在转让行为。鉴于浙Ｂ×××××号出租车属第三人所有，在原告诉状所指的时间，第三人与案外人李永宏签订了租赁合同，及2016年与案外人庄庆亮签订的租赁合同，两者印证了自2012年起至今浙Ｂ×××××号出租车属第三人所有依法成立，未进行过产权转让，自然也不存在违反《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之情形。二、被告在接到原告举报后，于2016年10月18日起多次联系第三人，询问了浙Ｂ×××××车辆情况，被告做了相关工作。1.2016年10月18日第三人如实提供了车辆产权权证及2012年9月与李永宏签订过租赁合同情况，并配合被告做了相关询问笔录；2.应被告要求，第三人具体负责人张浩于2016年11月8日、11月13日两次前往被告处就车辆产权、收取上岗证押金及车辆承包租赁情况接受约谈；3.应被告要求，第三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良贤、副总经理张浩于2017年4月10日就原告投诉举报事宜接受被告约谈，被告要求第三人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妥善处理原告的押金退还事宜；4.2017年5月2日，被告要求第三人前往被告处配合协商解决原告谭小飞相关诉求，因原告放弃未及时到场未果。三、关于原告提出的变相收取上岗证押金事宜，鉴于服务行业特性，第三人向原告收取2000元押金符合行业规定，且承诺如数归还，但原告一直未来第三人处办理相关手续。四、关于诉状提到的劳动合同及偷漏税。第三人认为，第一，第三人规范经营，不存在该问题；第二，不属于被告职责管辖范围，也不是行政诉讼范畴。综述，第三人向法院提交的四份证据材料，足以证明浙Ｂ×××××号出租车系第三人所有财产，第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是租赁合同，从未签订过转让合同，非法转让不成立，被告在原告举报后也确实调查过，并通过第三人与原告协商，试图解决原告实际问题，但原告放弃了这个机会。据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宁波出租车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浙Ｂ×××××号出租汽车营运权证1份，用以证明出租车是第三人产权所有，不存在转让行为的事实；2.第三人在2012年9月26日与李永宏签订的租赁合同及在2016年11月22日与庄庆亮签订的租赁合同各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是浙Ｂ×××××出租汽车所有人，与承租人订的是租赁合同的事实；3.浙江省汽车租赁协会浙汽租协（2014）002号文件1份，用以证明收取交通违法保证金是行规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证据分析与认定如下：
对原告谭小飞提交的证据1，被告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3，被告和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因被告和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中张浩与原告的通话录音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定录音谈话内容并不是当时通话的完整录音，可能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张浩与原告的录音，因张浩对该录音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中的其他录音，因无法确认与原告通话的人员的身份，本院对该组证据中的其他录音不予认定；证据5、6，被告和第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因被告和第三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定。
对被告宁波客管局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立案审批表、甬客管信访[2017]82号相关材料、答复意见及市交通委在浙江省政务网的答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来访人员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因原告陈述其确有至被告处进行信访，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2，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李永宏的询问笔录、市出租公司关于原浙Ｂ×××××号出租车司机举报投诉的调查情况回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约谈出租车公司负责人的记录（2016年11月8日）、关于谭小飞反映的押金问题谈话记录（2016年11月13日）、关于谭小飞举报投诉第三人约谈笔录（2017年4月10日）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因该组证据中的约谈出租车公司负责人的记录、关于谭小飞反映的押金问题谈话记录、关于谭小飞举报投诉第三人约谈笔录均为被告为调查原告的举报事项而向第三人作的相关调查记录，第三人对上述记录也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据3，原告和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第三人出租车公司提交的证据1-3，原告和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26日，第三人宁波出租车公司与案外人李永宏签订了客运出租汽车租赁合同，将牌号为浙Ｂ×××××号的出租车租赁给李永宏，合同期限自2012年9月26日起至2016年9月25日止。2014年11月，李永宏将车辆委托李文虎进行日常经营。2016年1月22日，李文虎与原告谭小飞签订了车辆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由李文虎将牌号为浙Ｂ×××××号的出租车租给原告营运，租赁期自2016年1月22日至2016年11月25日，租赁风险押金为4万元，租赁费每月3900元，每月支付一次。后原告将4万元押金交给李文虎，由李文虎出具了押金收条，并由李文虎将其带至宁波市出租汽车服务中心办理了宁波市出租车从业人员IC卡。2016年9月，李永宏将牌号为浙Ｂ×××××号的出租车收回，导致原告谭小飞无法继续开车，亦未拿到支付的4万元押金。
2016年10月11日，原告谭小飞向被告宁波客管局举报第三人宁波出租车公司存在长期出租出租汽车营运权及变相转让出租汽车营运权、超收50%的风险保证金、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法定的社会保险费、再次转包等行为。被告于同年10月11日收到原告的举报材料后，于同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10月18日、10月19日分别对第三人的副总经理张浩和车牌为浙Ｂ×××××号的出租车原租赁人李永宏进行了询问，并向第三人调取了牌号为浙Ｂ×××××号的出租车的营运权证、第三人与李永宏签订的出租车租赁合同等材料。2016年11月8日、11月13日，被告就原告的举报事项再次约谈第三人的副总经理张浩。2017年2月8日、2月17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反映第三人长期出租出租汽车营运权及变相转让出租汽车经营权等行为，要求被告查处，并于2017年3月22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其向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书面举报宁波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长期违法出租出租汽车营运权、违法收取押金等行为。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于2017年3月22日通过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作出甬交电[2017]第49号答复，将原告举报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前期工作情况、相关建议告知了原告。原告认为被告对其举报事项一直未作出实质性处理，系行政不作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因与李永宏的客运出租汽车租赁合同到期，第三人宁波出租车公司于2016年11月22日与案外人庄庆亮签订了客运出租汽车租赁合同，将牌号为浙Ｂ×××××号的出租车租赁给庄庆亮，租赁期限自2016年11月22日起至2017年11月21日止。
本院认为，根据宁波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机构编制方案的函》（甬编内[2015]4号），被告宁波客管局为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所属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其主要工作职责包括“指导、协调公共汽车、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综合服务工作，并对相关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参与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承担市区、市域公共交通客运行政执法和运营服务质量考核工作”等，故由其作为本案被告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故本案需先审查原告的举报事项与其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原告谭小飞以其是浙Ｂ×××××号出租车的驾驶员为由向被告书面举报第三人宁波出租车公司存在长期出租出租汽车营运权及变相转让出租汽车营运权、超收50%的风险保证金、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法定的社会保险费、再次转包等行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涉案出租车的营运权系第三人所有，第三人与李永宏签订了租赁合同，将涉案出租车租赁给李永宏，租赁期为2012年9月26日起至2016年9月25日，而原告谭小飞系于2016年1月从李文虎处租赁了涉案出租车，四万元押金亦是交给李文虎并由其出具了收条，故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出租汽车营运权租赁或承包关系。原告认为，其向第三人缴纳了上岗证押金并办理了宁波市出租车从业人员ＩＣ卡，因此第三人与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从原告提交的上岗证押金收款收据来看，交款单位栏填写的系涉案车牌号，因此第三人作为收款单位仅针对车辆收取上岗证押金，对何人交纳该笔押金并不知情。其次，宁波市出租车从业人员ＩＣ卡并非由第三人直接办理，系由李文虎带着原告到宁波出租汽车服务中心办理的，办理ＩＣ卡仅是为了便于出租车驾驶员进行正常的出租车服务，并不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与其举报事项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谭小飞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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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徐小娟
代理审判员 汪佳娜
人民陪审员 王奋明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代书 记员 侯 燕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
二、《最高人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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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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