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4）深中法执外异字第20号
案外异议人：深圳市盛康达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卜戟。
委托代理人：俞菁华。
申请执行人：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远西。
委托代理人：王翠苹、黄星儒。
被执行人：深圳市九策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东升。
委托代理人：刘东泽。
被执行人：龚东升，男。
被执行人：张荣，女。
被执行人：天津九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东升。
被执行人：天津九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东升。
申请执行人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九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九策公司）、龚东升、张荣、天津九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九策公司）、天津九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策集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生效判决，被执行人龚东升应偿还申请执行人广田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被执行人张荣、深圳九策公司、天津九策公司、九策集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五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于2013年12月2日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执行案号为（2013）深中法执字第1192号。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名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X路X苑02-20号共19套商铺，并拟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拍卖。案外异议人深圳市盛康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康达公司）不服上述执行措施，向本院提出异议，本院已立案受理，并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听证。案外异议人盛康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俞菁华，申请执行人广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翠苹、黄星儒，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东泽到庭参加听证，被执行人龚东升、张荣、天津九策公司、九策集团经本院依法送达听证传票，未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完毕。
案外异议人盛康达公司提出异议称：该司与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于2004年7月6日签订《代持协议书》，约定由深圳九策公司代异议人持有涉案商铺。双方于2006年3月7日又签订《确认书》，对之前签订的《代持协议书》再次予以确认。该司为涉案商铺的实际所有权人，请求法院解除对涉案商铺的强制执行措施。
就案外异议人的异议请求，申请执行人广田公司答辩称：一、根据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房产权属的变更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和公示公信效力，案外异议人对涉案商铺主张的所有权因未经登记而不成立。即便案外异议人与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之间的《代持协议书》和《确认书》是真实的，案外异议人也只能向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主张债权，而非物权；二、案外异议人提交的《代持协议书》和《确认书》是虚假的，其与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之间所谓的房产代持关系，是双方恶意串通所虚构的，目的是为了拒不履行生效判决，阻挠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就案外异议人所提交的证据的虚假性以及异议行为的恶意性的论述详见质证意见。请求法院除依法驳回案外异议人的异议请求之外，还应视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和案外异议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就案外异议人的异议请求，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答辩称，该司已于2007年与盛康达公司解除了《代持协议书》及《确认书》，双方之间已不存在代持关系，而仅为债权债务关系，涉案商铺的产权属深圳九策公司所有。该司对盛康达公司的异议请求不予认可，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案外异议人盛康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一、《代持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04年7月6日，载明深圳九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龚东升，公司地址为深圳市X区X园X栋三层办公室301，基本内容为深圳市XX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因资金缺口占用盛康达公司人民币3000万元，对该笔款项盛康达公司委托深圳九策公司收款，此后XX公司用以房抵债的方式抵偿了上述债务。鉴于上述情况，盛康达公司委托深圳九策公司暂时代为持有涉案19套商铺，商铺已过户至深圳九策公司名下，并列明了19套商铺的房产证号。该证据证明该司（当时名称为深圳市盛金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金隆公司）与深圳九策公司之间就涉案商铺为委托代持关系，其为涉案商铺的实际所有人；二、《确认书》复印件一份，该确认书落款日期为2006年3月7日，载明深圳九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龚东升，公司地址为深圳市X区X园X栋三层办公室301，基本内容为鉴于盛金隆公司更名为盛康达公司，双方经协商同意《代持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继续有效并继续履行。该证据证明双方对先前签订的《代持协议书》再次确认；三、《委托付款函》复印件一份及银行进账单原件两份，证明该司于2003年12月25日向深圳市XX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转款人民币3000万元后，又委托XX公司向XX公司支付款项人民币3000万元；四、《付款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司于2004年4月25日通知XX公司将所欠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直接支付给深圳九策公司，深圳九策公司收到款项即视为案外异议人收到还款；五、《关于商铺产权拟被拍卖的质询函》及《关于九策复函的回函》原件各一份，证明涉案商铺被法院查封并拟处分后，该司就产权问题去函质询深圳九策公司，双方就两司之间为房产代持关系还是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争议。
就案外异议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申请执行人广田公司质证称：一、《代持协议书》无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协议书存在下列有违常理之处：1、该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04年7月6日，协议书中载明深圳九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龚东升，公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X区X园X栋三层办公室301，即深圳九策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及公司地址。但是根据申请执行人从工商部门调取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从国土部门调取的涉案商铺的房产登记资料均显示，该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陈X，而非龚东升，当时的注册地址为深圳市X区X大厦17层，而非深圳市福田区X区X路X园X栋三层办公室301；2、《代持协议书》中称双方商定已将涉案商铺过户至深圳九策公司名下，并列明了19套商铺的房产证号。但是根据申请执行人从国土部门调取的房产登记资料显示，涉案房产为深圳九策公司与XX公司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所购买，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为2004年10月18日，完成分户登记的时间为2004年12月1日，即在案外异议人与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签订《代持协议书》时，19套商铺并未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亦未取得相应的房产证，案外异议人与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根本不可能得知相应的房产证号。双方在《代持协议书》中提前预知了深圳九策公司日后的法定代表人姓名、公司注册地址以及涉案商铺的房产证号，上述情况足以证明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与案外异议人恶意串通，伪造证据；二、《确认书》无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且《确认书》中载明的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注册地址均与《代持协议书》相同，与当时的真实情况不符，这足以证明《确认书》亦是伪造的；三、《委托付款函》无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四、对两张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两张银行进账单无法确认转款的先后顺序，不能确认深圳九策公司与XX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付款关系，不能证明该笔款项与涉案商铺有关。且结合证据三、四来看，案外异议人于2003年12月25日向XX公司转款3000万，于当日又委托XX公司代该司向XX公司转款3000万元，与常理不符，不能仅凭该转账凭证就当然证明XX公司欠案外异议人3000万元债务；五、《付款通知书》无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为案外异议人单方制作，无法证明XX公司收到并认可该通知书；六、对质询函和回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两份文件为案外异议人单方面所制作，不能证明案外异议人与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之间存在代持关系。
就案外异议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质证称：1、对《代持协议书》和《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代持协议书》和《确认书》仅曾经存在，已经以销毁原件的方式解除；2、对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案外异议人所支付的3000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3、对《委托付款函》、《付款通知书》因无原件，不予认可；4、对质询函和复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就案外异议人的质询函该司已书面回函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两司之间仅为债权债务关系，案外异议人不拥有涉案商铺的产权。
申请执行人广田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一、从国土部门调取的涉案19套商铺的《深圳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房产证》、《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付清房款证明书》等房产过户登记资料。证明：1、涉案19套商铺的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19456519元，而非人民币3000万元。2、合同约定的收款账号并非案外异议人所提交的银行转账单上载明的银行账号。3、涉案商铺由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直接向XX公司付款购买。4、涉案商铺获得房产证号的最早时间为2004年12月1日；二、深圳九策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证明2004年7月6日（《代持协议书》的落款日期）深圳九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X，2006年3月7日（《确认书》的落款日期）深圳九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吴XX，均非龚东升，当时的公司注册地址均为深圳市X区X大厦17层，而非福田保税区黄槐道1号深福保科技工业园C栋C1、C2栋三层；三、盛康达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证明2004年12月15日至2006年2月5日期间，案外异议人的公司名称为深圳市九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龚东升，而龚东升同时又持有深圳九策公司的25%股权，为该司的第一大股东。上述三组证据材料综合，足以证明案外异议人与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均由被执行人龚东升控制，双方之间恶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据，以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债权。
就申请执行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案外异议人盛康达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即便《代持协议书》与《确认书》中所载明的法定代表人、工商注册地址与签订协议时的工商注册信息不一致，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不能以此证明《代持协议书》与《确认书》是案外异议人与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恶意串通伪造的。
就申请执行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的质证意见与案外异议人盛康达公司的质证意见相同。
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为该司就盛康达公司质询函所作的复函，证明该司复函认为两司之间仅为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房产归还问题，案外异议人不拥有涉案商铺的产权。
就被执行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案外异议人盛康达公司质证称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司对深圳九策公司的复函意见不予认同。
就被执行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申请执行人广田公司质证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该复函为真，通过其内容亦可知，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与案外异议人之间并不存在房产代持关系。
本院查明：根据国土部门资料显示，2004年10月18日，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与XX公司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共19份，约定XX公司将涉案的19套商铺售予深圳九策公司，涉案商铺的总价款为人民币19456519元。合同盖有深圳九策公司的公章及该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X的印章。2004年11月8日、11月9日，XX公司先后出具《付清房款证明书》及房地产销售专用发票，证明深圳九策公司已付清涉案商铺的购房款。2004年11月19日，双方向国土部门递交《深圳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申请表上盖有深圳九策公司的公章及该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X的印章。2004年11月23日，其中10套涉案商铺取得房产证，2004年12月1日，剩余9套涉案商铺取得房产证，房产证上载明涉案商铺的权利人为深圳九策公司。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于2004年1月17日成立。2004年5月27日至2005年3月14日期间，该司法定代表人为陈X。2005年3月14日至2006年4月13日期间，该司法定代表人为吴XX。2006年10月12日至今，该司法定代表人为龚东升。深圳九策公司自成立时至2010年3月22日，注册地址为深圳市X区X大厦17层，之后变更为深圳市X区X园X栋三层办公室301。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案外异议人盛康达公司于1997年6月16日成立，成立时名称为深圳市盛金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2004年12月16日更名为深圳市九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06年2月5日更名为深圳市盛康达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12月15日至2006年2月5日期间，该司法定代表人为龚东升。2004年12月15日至2007年3月16日期间，该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X区X大厦17层，之后变更为深圳市X区X号X园X栋二层办公室（1）。
本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涉案的19套商铺在国土部门登记在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名下，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将涉案商铺作为被执行人深圳九策公司的财产进行处分，符合法律规定。
二、案外异议人盛康达科公司异议主张涉案商铺是因XX公司欠该司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无法偿还而以物抵债，该司在获得涉案商铺后委托深圳九策公司代持，但是该司无法提供其与XX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及以物抵债协议对此予以证明。而国土部门的房产登记资料显示，涉案商铺是由深圳九策公司与XX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以人民币19456519元的价格所购买，与案外异议人盛康达公司异议所称之情形明显不符。此外，盛康达公司用以支持其异议主张的重要证据为其所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4年7月6日的《代持协议书》及落款日期为2006年3月7日的《确认书》，而该司对上述证据均无法提供原件以供核对，且上述两份证据材料中均载明，深圳九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龚东升，公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X区X路X园X栋三层办公室301，即深圳九策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及注册地址。然而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深圳九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06年10月12日方变更为龚东升；该司的注册地址，于2010年3月22日方变更为深圳市X区X园X栋三层办公室301。此外，落款日期为2004年7月6日的《代持协议书》中载明了19套涉案商铺的房产证号。然而房产登记资料显示，涉案的19套商铺最早于2004年11月23日方取得房产证。上述情形与事实不符，且有违背常理之处。对于案外异议人所提交之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案外异议人的异议理由不成立，对其异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深圳市盛康达科技有限公司的异议请求。
如不服本裁定，可于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审 判 长 时春蕾
代理审判员 张文佳
代理审判员 欧宏伟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魏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