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豫09行终5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徐贵英，女，1953年4月20日出生，住范县。委托代理人范道营，男，1954年10月17日出生，住范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贾瑞玲，女，1964年3月19日出生，住范县。委托代理人冯耀东，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住范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爱英，女，1964年2月20日出生，住范县。委托代理人王广瑞，男，1964年8月25日出生，住范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冯启海，男，1962年2月2日出生，住范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崔继民，男，1962年8月8日出生，住范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毛凤梅，女，1956年3月10日出生，住范县。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秀平，女，1964年11月1日出生，住濮阳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桑凤玉，女，1963年11月21日出生，住范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玉芝，女，1964年3月27日出生，住范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涛，男，1966年6月23日出生，住范县。上诉人共同推选诉讼代表人崔继民，男，1962年8月8日出生，住范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范县教育局，住所地范县新区杏坛路。法定代表人黄守月，该单位局长。诉讼代理人史大士，系该单位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允，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贵英等十人因被上诉人范县教育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台前县人民法院（2018）豫0927行初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7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冯启海、毛凤梅、王秀平、桑凤玉、上诉人徐贵英的委托代理人范道营、孙爱英的委托代理人王广瑞、贾瑞玲的委托代理人冯耀东、十位上诉人共同推选诉讼代表人崔继民以及被上诉人范县教育局委托代理人史大士、李向允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查明：原告徐贵英等十人于2000年12月底，被告范县教育局以不具备《中小学教师任职资格证书》、《中小学教师职务聘任证书》（以下简称“两证”），依据1991年河南省教委豫教人字﹝1991﹞11号文件、2000年河南省人事厅、发展计划委员会等有关教育部门下发的﹝2000﹞123号及濮阳市教委出台的《关于加强计划内民办教师管理工作意见》文件予以清退，原告徐贵英等十人不服后进行信访，范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分别进行了两次选招工作，原告徐贵英等十人均落选，后被告于2012年12月20日依据濮教﹝2012﹞5号文件贯彻执行河南省教育厅等单位﹝2012﹞182号文件对其办理了养老补贴。一审认为：原告徐贵英等十人的民办教师资格清退即不再享有职工的社会保险待遇政策，其问题是多年前教育部门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作出的处理，范县教育局是完全根据河南省教育厅等教育部门及濮阳市教委有关民办教师清理政策的规定，结合当地实际，作出的政策性处理行为，人民法院对该行为的合法性无法进行审查，故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徐贵英等十人的起诉。上诉人徐贵英等十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1、本案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本案中,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的根本目的,是要求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或者支付社会保险待遇。因此,本案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职责。（1）上诉人具备发放“两证”的要求,也符合办理这两证的条件,但被上诉人未按规定向河南省教委和濮阳市教育局申报,导致上诉人无法持有上述两证,丧失了从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资格。（2）上诉人从事民办教师工作期间，被上诉人未替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违反了《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3）上诉人被清退违反《劳动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上诉人虽然没有和被上诉人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但是上诉人为范县教育事业工作了18年之久，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不但应视为签订了劳动合同，而且自1993年起就应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全同，绝无下岗清退之理。（4）上诉人被清退后，被上诉人未按《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人﹝2011﹞8号），的规定将上诉人纳入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5）上诉人没有“两证”正是因为范县教育局未履行应尽的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请求：1、撤销台前县人民法院（2018）豫0927行初1号行政裁定；2、请求确认被上诉人未将上诉人转为公办教师是未履行法定职责，强行清退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3、请求确认范县教育局执行范县县政府按照范政文﹝1998﹞43号文件买卖合同制教师行为违法；4、请示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工资损失和精神损失，为上诉人缴纳社保或者支付社保损失；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经合议庭释明，上诉人将上诉请求明确为：请求确认范县教育局未履行将上诉人转为公办制教师或合同制教师的职责违法。被上诉人范县教育局当庭答辩称：1、被上诉人严格按照豫教人﹝2000﹞123号文件的要求于2000年12月底对上诉人徐贵英等328人清退,除崔继民以外的九位上诉人均在此次清退人员中,随后引起了大面积信访案件。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决定在被清退人员中选招合同制工人,县政府出具文件﹝2004﹞2号会议纪要，先后组织两次考试,徐贵英等人两次均未达到招收标准。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工作职责,没有一部法律授权被上诉人有招收教师的权力,因此被上诉人没有行政不作为行为；2、徐贵英等人的起诉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3、徐贵英等十人的民办教师资格清退是范县教育局根据相关文件作出的政策性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的范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查明：1982年上诉人徐贵英等十人通过范县教育局公开文化考试上岗成为民办教师（其中崔继民于1996年自行离职）。在担任民办教师期间，十上诉人均未获得“两证”。1992年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事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教人〔1992〕41号）、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2〕32号）文件对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提出了“关、转、招、辞、退”方针。1994年河南省教委、计经委、人事厅、财政厅《关于加强计划内民办教师管理工作的报告》（豫政〔1994〕52号）、2000年河南省人事厅、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2000年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工作的通知》(豫教人〔2000〕123号)、2000年濮阳市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内民办教师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对河南省民办教师的管理问题作出具体规定。2000年12月，被上诉人范县教育局依据政策调整，根据上述文件对除崔继民之外的九位上诉人口头清退，并停发工资。2004年，被上诉人范县教育局依据范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先后两次组织考试从被清退的民办教师中选招为合同制工人。十位上诉人中，除崔继民因自动离职、冯启海因未取得中师证不具备选招资格，贾瑞玲放弃考试外，其他七位上诉人均参加了考试，但均未被录取。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范县教育局对该县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或者合同制教师均是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民办教师政策规定，结合当地实际，作出的政策性处理行为，范县教育局未将上诉人等十人转为公办制教师或者合同制教师亦属政策性处理行为。政策性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对该行为是否违法人民法院无权进行合法性审查。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因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上诉人对民办教师的相关后续安置和经济补偿的起诉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这里的“知道”包括实际知道和法律上推定的“应当知道”。本案中，崔继民于1996年12月离职，其他九位上诉人于2000年12月被口头辞退并停发工资，上诉人当时就已经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于2018年1月4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远远超过一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规定，下列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二)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驳回上诉的案件。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应当退还当事人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结果正确，但对案件受理费用负担裁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一审法院已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给上诉人。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贾向阳审 判 员 葛传立审 判 员 魏献忠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付梦艳书 记 员 刘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