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民终59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美琴，女，194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黎君，女，197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大荔县，现住浙江省义乌市。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敬华，浙江岱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信民，男，197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现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宗翰，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茜茜，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黎青，女，196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黎明，男，197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宋美琴、朱黎君因与被上诉人朱信民、朱黎青、朱黎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2民初3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美琴、朱黎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朱信民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朱信民提供的《房屋绝卖契》明显是伪造和变造过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时要求对《房屋绝卖契》上朱时顺的签名和《成本价房审批表》、《江滨成本价住宅交付合同》上朱时顺的签名进行对比鉴定。一审法院以朱信民不知道《成本价房审批表》、《江滨成本价住宅交付合同》上朱时顺的签名是不是朱时顺所签为由，要求上诉人另外提供朱时顺2005年的签名样本。朱信民对其自己提供的证据中朱时顺的签名无法确认真实性，应认定为举证不能。2、2014年6月24日，朱黎青与王红心已离婚，无法确认收条上王红心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且2005年30万元是一笔巨款，在没有任何付款凭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凭不知谁签字的收条就认定款项交付系认定事实不清。此外，《房屋绝卖契》中约定朱信民要扣1万元作为朱时顺方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的保证金，当时实际交付的购房款只有29万元，朱信民却提供30万元的收条，自相矛盾。3、涉案房产系宋美琴与朱时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宋美琴系共有权人，并未签订过《房屋绝卖契》，也未委托他人签订过《房屋绝卖契》，一审判决宋美琴作为朱时顺的继承人办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手续，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便朱时顺签订过《房屋绝卖契》，但涉案房产在未经共有权人宋美琴同意的情况下，朱时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所签订的《房屋绝卖契》无效。涉案房产按照相关规定，在交付以及领取权属证书五年内不得交易，朱信民明知而买卖，不是善意第三人，其无权要求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在上诉人申请鉴定时，一审法院因朱信民称不知道是不是朱时顺签的字，而要求上诉人提供朱信民认可的样本，阻挠上诉人的鉴定申请，程序违法。朱信民的诉讼请求是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而一审判决了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和协助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且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在朱信民都不确定《成本价房审批表》、《江滨成本价住宅交付合同》真实性的情况下，上诉人无法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
被上诉人朱信民辩称：1、《房屋绝卖契》系2005年6月5日由朱信民与朱时顺签订，该份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出，该份合同上朱时顺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对此应由上诉人对其反驳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其未尽举证义务，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举证后果。2、根据《房屋绝卖契》第7条的约定，朱时顺授权女婿王红心作为该份合同的代理人，办理一切相关手续。朱信民按照约定向王红心支付全部房款，王红心收款后出具相应的收条，之后该房屋便由朱信民占有使用至今。因此，即使此后王红心与朱黎青离婚，也不能否认王红心先前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在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推翻收条的效力，也无法否认朱信民已经履行全部付款义务的事实。3、涉案的成本价房是专供朱时顺享有的待遇，与佛堂镇政府签订《江滨小区成本价住房交付合同》的是朱时顺个人，故涉案房产系朱时顺个人所有，并非其与宋美琴的夫妻共同财产，朱时顺有权处分该房产，其与朱信民签订的《房屋绝卖契》合法有效。《房屋绝卖契》不属于需要通过批准登记手续才能生效的合同，合同法第52条所指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房屋绝卖契》并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主张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现由于朱时顺已经死亡，故宋美琴、朱黎君、朱黎明、朱黎青作为朱时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应继续履行其在《房屋绝卖契》中约定的义务，在办理涉案房产首次登记以后，协助朱信民办理涉案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4、因涉案房产尚未进行首次登记，支持朱信民办理过户请求的前提就是要进行房屋的首次产权登记，一审判决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朱黎青、朱黎明未作答辩。
朱信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朱信民与朱时顺签订的《房屋绝卖契》合法有效；2、各被告协助办理位于义乌市的房产过户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宋美琴系朱时顺的妻子，宋美琴与朱时顺生育一子二女即朱黎青、朱黎君、朱黎明，朱时顺于2015年12月1日死亡，朱时顺的父母均已于上世纪90年代亡故。2005年6月5日，原告朱信民与朱时顺签订《房屋绝卖契》一份，约定朱时顺将其所有的坐落在义乌市佛堂镇江滨小区37幢二单元104室的套间一套（建筑面积131.22㎡）和车库一个（建筑面积21.2㎡）转让给原告朱信民；转让款为30万元，于签订契约时一次性付清；在付清转让款后，朱时顺应将购买房屋协议及有关发票交给原告；在政府允许转让期限届满时朱时顺应通知原告办理过户手续，初始登记、过户登记等费用由原告负担；朱时顺已交付的购房款不足部分由原告补足，政府有补助退还购房款各半所有；协议生效后，朱时顺授权其女婿王红心作为履行契约的代理人，办理一切有关手续；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原告将购房款30万元交付给王红心，并由王红心出具了收条。后朱时顺将房屋及交款通知、购房发票、交付合同等相关材料交付给原告，由原告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至今。2014年6月24日，被告朱黎青与王红心登记离婚。现被告宋美琴、朱黎青、朱黎君、朱黎明拒绝协助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初始登记及变更登记手续，故原告诉至该院。另查明，原义乌市佛堂镇江滨小区37幢二单元104室现更名为义乌市佛堂镇新安里小区37幢二单元104室。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朱信民与朱时顺签订的《房屋绝卖契》，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原告朱信民已按约支付房款并接收该房屋使用至今，且协助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系房屋转让合同的附随义务，因朱时顺已死亡，被告宋美琴、朱黎青、朱黎君、朱黎明作为其继承人，应办理涉案房屋的首次登记手续并协助原告朱信民办理不动产权利转移登记手续。原告朱信民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朱黎青、朱黎明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朱信民与朱时顺于2005年6月5日签订的《房屋绝卖契》有效。二、被告宋美琴、朱黎青、朱黎君、朱黎明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办理义乌市佛堂镇新安里小区37幢二单元104室（原江滨小区37幢二单元104室）房屋及车库的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并在办理首次登记后十五日内协助原告朱信民办理不动产权利转移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宋美琴、朱黎青、朱黎君、朱黎明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上诉人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朱信民提供的《房屋绝卖契》上朱时顺的签名和《江滨成本价住宅交付合同》上朱时顺的签名是否同一人所签进行司法鉴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时即已提出该鉴定申请，而其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对《江滨成本价住宅交付合同》上朱时顺签名是否是本人所签不清楚。在双方当事人对该签名是否系朱时顺本人所签不清楚的情况下，鉴于上诉人作为朱时顺的近亲属，有提供朱时顺相应时期形成笔迹材料的便利条件，且该鉴定申请由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明确释明由上诉人提交朱时顺于2005年6月5日左右形成的笔迹材料作为鉴定样本，程序合法。但该鉴定因上诉人未提供样本而无法进行，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涉案《房屋绝卖契》、王红心出具的收条、朱信民持有交款通知、购房发票、交付合同等材料及涉案房屋自2005年即由朱信民实际占有、使用至今等情况，应予认定涉案《房屋绝卖契》系朱信民与朱时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交款通知、购房发票、交付合同等材料中均明确涉案房产系朱时顺的成本价住房，上诉人亦陈述清楚朱时顺曾经申报过成本价住房，故即便宋美琴系该房屋的共有权人，其在长达十余年期间对该房屋的去向不清楚不符合常理，朱时顺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亦构成家事代理，上诉人主张《房屋绝卖契》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朱信民的诉讼请求虽是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但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前提是涉案房产首次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而该房产首次登记手续尚未办理，一审法院一并判决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宋美琴、朱黎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宋美琴、朱黎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文茹
审 判 员 黄良飞
审 判 员 盛 伟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陈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