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7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支行。负责人：夏晓冬。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熙、卢燎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润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咸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诶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国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新华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明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星火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华法。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永华、汪涛，浙ＸＸ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注册地：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号*号楼*号门***室；实际经营地：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186-1号丽阳国际21楼。法定代表人：蔡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沈菁菁。原审被告：美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哨凤。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章莉莉。原审被告：蔡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章莉莉（身份信息同上）。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城北支行）为与被上诉人浙江润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泽公司）、诶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诶比公司）、浙江新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公司）、浙江星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火公司）及原审被告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达贷款公司）、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达集团）、蔡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3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18日，中行城北支行与美达集团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美达集团为美达贷款公司与中行城北支行之间自2013年7月15日起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发生的主债权在最高本金余额6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10月11日，中行城北支行与润泽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润泽公司为美达贷款公司与中行城北支行之间自2013年10月11日起至2015年10月11日期间发生的主债权在最高本金余额3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11月14日，中行城北支行与诶比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诶比公司为美达贷款公司与中行城北支行之间自2013年11月14日起至2015年11月14日期间发生的主债权在最高本金余额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2月24日，中行城北支行与新华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新华公司为美达贷款公司与中行城北支行之间自2014年2月24日起至2016年2月24日期间发生的主债权在最高本金余额3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4月21日，中行城北支行与星火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星火公司为美达贷款公司与中行城北支行之间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5年11月7日期间发生的主债权在最高本金余额3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1月29日，中行城北支行与蔡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蔡挺为美达贷款公司与中行城北支行之间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发生的主债权在最高本金余额15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六《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均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律师费等。2014年9月9日，中行城北支行与美达贷款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中行城北支行向美达贷款公司发放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为180天，年利率为实际提款日的12个月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上浮0.82%（即年利率5.04%），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用途为发放贷款。后双方又就该借款合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014年9月18日，中行城北支行按约向美达贷款公司发放了该笔贷款，贷款到期日为2015年3月16日。另查明：中行城北支行与美达集团、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蔡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均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且均约定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统称“单笔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对《授信额度协议》/《授信业务总协议》其他内容或事项的变更，以及对其项下单项协议的变更。或对单笔主合同的变更，无需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仍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内对变更后的主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第1项约定：本合同属于担保人润泽公司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2013B041《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由其提供最高额担保。但中行城北支行与美达贷款公司经协商，又于2015年1月9日签订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担保条款第1项内容进行了变更，变更为本合同属于中行城北支行与美达集团、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蔡挺签订的案涉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与案外人青春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由其提供最高额担保。还查明：2014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美达贷款公司共计向中行城北支行贷款十次，并分别签订了十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共计发放贷款13500万元。除案涉贷款外，另九笔贷款发放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4年8月25日发放1000万元；2014年9月16日发放两笔分别为2000万元、1000万元；2014年9月24日发放两笔分别为1500万元、2000万元；2014年10月24日发放三笔分别为550万元、2000万元、450万元；2015年3月17日发放2000万元。除2015年3月17日发放的2000万元贷款外，其他九笔贷款，《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中均约定：本合同属于中行城北支行与美达集团、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蔡挺签订的案涉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与案外人青春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由其提供最高额担保。上述十笔贷款到期后，美达贷款公司均未归还过贷款本金，仅归还过部分利息，美达集团、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蔡挺均未履行担保责任。对于案涉贷款的利息，美达贷款公司支付至2014年12月20日。截至2015年9月6日，美达贷款公司尚欠中行城北支行借款本金10000000元，利息、罚息共计490971.50元。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中行城北支行与美达贷款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行城北支行与美达集团、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蔡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全面履行各自义务。中行城北支行按约发放贷款后，美达贷款公司理应按约还本付息。但根据中行城北支行所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借款到期后，美达贷款公司未及时返还中行城北支行借款本金及支付相应利息。故对中行城北支行要求美达贷款公司返还其尚欠的借款本金100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含利息、罚息），以及承担中行城北支行为实现案涉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的诉请，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美达集团、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蔡挺为美达贷款公司向中行城北支行的借款提供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最高本金余额范围内对美达贷款公司向中行城北支行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对新华公司、星火公司提出的案涉借款由青春宝公司独自承担保证责任、与其无关的抗辩理由，法院认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中已变更约定案涉借款的担保人为青春宝公司以及美达集团、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蔡挺；且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约定，对该事项的变更无需征得各保证人的同意；故新华公司、星火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但因案涉借款发生前，美达贷款公司向中行城北支行借款的金额已达4000万元，且其后美达贷款公司未偿还过任一笔贷款的本金，故案涉借款超过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限额，其无需承担连带责任；案涉借款未超过美达集团、蔡挺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限额，美达集团、蔡挺需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美达贷款公司归还中行城北支行借款本金100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15年9月6日为490971.50元，此后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美达贷款公司承担中行城北支行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美达集团、蔡挺对美达贷款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美达集团、蔡挺承担连带责任后，其有权向美达贷款公司追偿。四、驳回中行城北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美达贷款公司、美达集团、蔡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866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9866元，由美达贷款公司、美达集团、蔡挺共同负担。上诉人中行城北支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中行城北支行针对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诉讼请求的理由是，“因本案所涉借款发生时，主债务人美达贷款公司已向中行城北支行借款达3000万元，且其后美达贷款公司未偿还过任一笔贷款的本金，故案涉借款超过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限额，无须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不符合担保法关于最高额保证制度的法律规定。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所谓最高额保证是指保证人为主债务人在保证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务在确定的最高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一种担保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最高额保证制度的特点在于：期间确定、额度确定，但对应的主债务是“不确定的”，该“不确定性”体现在：担保人所担保的对象是一个期间内的“债务余额”而非特定的某一笔或几笔债务，债务余额是会变化的，可能因为主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的清偿行为而减少，也可能因为担保期间内债权人的放贷行为而增加。正是基于最高额保证制度的以上特征，债权人才可以灵活调配并充分利用各个担保人担保额度，以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债权的安全性。本案中，在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的保证期间内，主债务人美达贷款公司在中行城北支行处总共发生了十笔流动资金贷款债务，合计金额为1.35亿元，其中润泽公司的最高担保额度为3000万元，诶比公司的最高担保额度为1000万元，新华公司的最高担保额度为3000万元，星火公司的最高担保额度为3000万元，因此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均应在上述1.35亿元债务本金余额范围内，在不超过各自的最高保证额度前提下，承担各自的最高额担保责任。但是，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判决思路，则变成了各个担保人只对发生在先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而无须对发生在后的债务承担责任，进而造成发生在先的债务可以获得多个担保人的重复担保，而发生在后的债务则可能没有担保或只有一个担保人（蔡挺）担保的局面，使得担保力量的分配严重失衡，重复浪费，部分担保人甚至可能因为其他担保人足额承担了担保责任而脱保，最终导致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这显然是错误的，不符合中行城北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根本目的，也不符合最高额保证制度设立的初衷。综上，原审判决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就主债务人美达贷款公司对中行城北支行项下债务余额在其各自的最高保证额度范围内对本案所涉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星火公司辩称：一、本案的贷款发放及担保模式，分为三个阶段：1.中行城北支行与星火公司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期限及最高额保证范围为3000万本金及利息等。2.中行城北支行与债务人美达贷款公司分期、分笔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在每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的第九条都分配确定了特定的保证人，且每一个保证人分配到的数额都未超过此前承诺的最高额保证范围。3.在2015年1月，即款项发放将近半年、美达贷款公司情况恶化后，中行城北支行与借款人美达贷款公司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将保证人从第二阶段的一个特定人，变更为诶比公司及其他所有原审被告。二、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已经确立了特定的保证人，因此本案的保证责任就应由该特定保证人诶比公司承担，不属于星火公司的保证范围。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对应的保证人仅为诶比公司，而不应包括星火公司。一方面，中行城北支行在原审庭审中多次认可，每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之所以确定了特定的保证人，其真实含义是：在合同签订时由该（特定的）保证人诶比公司提供保证。另一方面，在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之前，诶比公司也已就提供案涉担保和银行签订过《最高额保证合同》，作出了愿意在3000万元范围内提供最高额保证的意思表示。据此在案涉贷款发放时，诶比公司作出了提供最高额保证的意思表示，中行城北支行也专门将诶比公司确定为保证人，表明案涉贷款的保证人仅为诶比公司，而并不属于星火公司的保证范围。三、综合八个系列案件看，也能证明每一笔贷款的保证人都是特定的。1.在8个系列案件中，经中行城北支行在8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第九条中对保证人的分配，每一个保证人分担到的保证总份额，都没有超过最高额保证的范围（如星火公司未超过3000万元）。这也反过来证明在放款时，中行城北支行的真实意思是让（第九条中特定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不是让本案的所有原审被告都承担保证责任。2.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条约定，现争讼系列案件中的保证范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本金，二是由本金发生的利息、损失等。利息等根据本金而产生，既然利息也作为最高额保证范围之一，这表明最高额保证的本金必须是明确、具体、特定的，利息才能够据实计算，否则利息根本无法计算，进而也不可能进入3.2条中的保证范围。系列案件中，债权人、债务人有八笔贷款，每笔贷款的数额、期限不尽相同，这种由“本金+利息”构成最高额保证范围的模式，注定了每一个保证人提供担保的本金是特定的、专门的、有指向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精确计算出担保范围第二项（利息等）的起算时间、计算本金、具体数额。如果只是简单地将这种模式理解成：保证人星火公司对3000万以内的本金都需要承担责任，会导致保证人据3.2条应承担的利息、违约金等损失缺乏计算的基础和依据，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四、中行城北支行未经保证人星火公司同意擅自增加保证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星火公司不产生约束力。本案中，中行城北支行基于《补充协议》将星火公司追加为保证人，但《补充协议》由债权人中行城北支行、债务人美达贷款公司双方签订，未经保证人同意认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效力性强制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必须取得保证人的同意，本案中《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担保条款未经保证人同意，作此变更明显加重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让保证人从对特定之债的保证，变更为对最高额保证期间内所有债务的保证，明显不当。《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对星火公司无约束力。五、中行城北支行错误地定义债务余额，系列案件中由中行城北支行分配给星火公司的“债务余额”仅为2550万元。因在8个系列案件的贷款发放时，中行城北支行已经对每笔贷款的保证人作了分配，而根据中行城北支行安排分配由星火公司作为保证人的贷款仅为2550万元（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3080、3091号案，该两案的放款协议中专门将星火公司列为保证人），因此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星火公司的债务余额至多也就是2550万元，而不应将最高额保证期间内的所有贷款本金都归为星火公司的债务余额。综上，中行城北支行有意回避了本案贷款发放过程中的保证人的专门性、特定性，星火公司在贷款合同成立时并非案涉借款中的保证人，星火公司只应对将星火公司列为保证人的两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中行城北支行主张通过《补充协议》将星火公司追加为保证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中行城北支行要求星火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原审被告美达贷款公司、美达集团、蔡挺称：应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未向本院提供任何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本院经审理，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中行城北支行与各保证人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担保人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包括最高本金余额以及基于所担保债权本金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还查明：中行城北支行就其与美达贷款公司2014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签订的十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了共计十起诉讼，其中有九起要求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八起要求新华公司、星火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中行城北支行与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星火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争议在于，保证人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应否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保证人与债权人就债权人、主债务人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所订立的约定保证人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承担保证责任的合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承担并不单独针对债权人、债务人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某个或某几个特定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案保证人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应就中行城北支行的总债权余额承担连带保证。原审法院以案涉借款发生时美达贷款公司向中行城北支行的借款已达3000万元，本案债务超过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限额为由，认定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该处理明显不当。因中行城北支行并未就其对美达贷款公司的连续十笔贷款总债权余额提起诉讼，而是针对每笔贷款的债权余额分别提起诉讼，且其中九起要求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八起要求新华公司、星火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为避免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在多起案件中的保证责任承担实际超出其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应认定，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其就美达贷款公司向中行城北支行负担的连续发生的多笔借款债务所应承担的全部担保责任范围，以其各自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及其相应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总和为限。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于最高额保证人润泽公司、诶比公司、新华公司、星火公司责任承担问题的处理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30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归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支行借款本金100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包括罚息）（暂计算至2015年9月6日为490971.50元，此后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维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30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承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支行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维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307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美达集团有限公司、蔡挺对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美达集团有限公司、蔡挺实际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追偿。四、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307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五、就上述第一、二项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浙江润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诶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华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星火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其就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支行负担的连续发生的多笔借款债务所应承担的全部担保责任范围，以其各自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浙江润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3000万元，诶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1000万元、浙江新华集团有限公司为3000万元、浙江星火集团有限公司为30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包括罚息）及实现债权费用总和为限；浙江润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诶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华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星火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866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9865元，由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浙江润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诶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华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星火集团有限公司、美达集团有限公司、蔡挺连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4866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施 迎 华审 判 员 夏 明 贵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丁 希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