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沪民申21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家安，男，197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育芳，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克俭，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昌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刘洗，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武平，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晨，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上海邦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梅花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苏萍，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武平，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晨，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朱家安与被申请人上海昌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辉公司)、一审第三人上海邦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辉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12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朱家安申请再审称，一、原审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一)昌辉公司作为股东，对邦辉公司的人民币900万元(以下币种同)出资并未到位。昌辉公司于2004年4月28日及2005年6月21日汇入上海市浦东新区土地资产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浦东土地中心)账户的钱款属融资借款，不是补足的出资款。邦辉公司于2006年12月14日召开的股东会会议也说明了邦辉公司向昌辉公司及银行进行了融资，并支付了利息，证人罗雅芳亦在原审期间到庭作证上述款项并非出资款，且相关会计凭证并非其本人编制，是不真实的、伪造的，然而原审法院却错误地将融资借款认定为出资款。此外，昌辉公司汇入浦东土地中心钱款后，又抽回，应认定并未履行出资义务。(二)调账应当属于股东会审议事项，第三人没有召开股东会，无权作出调账决定。朱家安作为小股东也从未收到调账通知。根据昌辉公司及邦辉公司的当庭陈述，调账发生在2009年，但却并未提供调账相应的原始凭证，原审对调账的认定错误。二、原审法律适用错误。法院在此前邦辉公司起诉朱家安出资纠纷中，认为举证责任在被告朱家安，而本案朱家安起诉昌辉公司出资纠纷中，法院却又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朱家安。并且，在前案中法院认定朱家安抽回100万元注册资本，而本案昌辉公司明确其抽回出资的事实，法院却并未作认定。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的认定标准不一。综上，朱家安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之规定，对本案提起再审。昌辉公司与邦辉公司共同提交意见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一)邦辉公司设立之时，股东昌辉公司及朱家安的出资都没有到位。由于邦辉公司是项目公司，拿地块需要费用，昌辉公司共计投入邦辉公司37,524,840元，远远超过昌辉公司本应出资的900万元。2009年工商局对企业注册资本进行专项整治中抽查到了邦辉公司，昌辉公司遂以调账方式对投入款中的900万元作了补足出资处理。为此，专项审计专门作了认定。上述款项已经作为购置土地的费用，昌辉公司不可能抽回。(二)昌辉公司投入3,700余万元的记账凭证“制单”一栏记载“罗雅芳”由电脑事先设定，不一定是罗雅芳亲自制单，但付款内容是真实的。凭证出具时罗雅芳在邦辉公司任出纳，当时昌辉公司与邦辉公司的银行往来均由罗雅芳经手，故罗雅芳证人证言不实。二、本案法律适用准确。朱家安在邦辉公司设立时出资没有到位，事后也没有补足，而昌辉公司已经补足。原审驳回朱家安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综上，原审处理正确，请求驳回朱家安的再审申请。鉴于青岛振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振青上海分公司)《专项审计报告》[青振沪专审字(2009)第079号]作出了昌辉公司在邦辉公司设立时出资虽未到位，但已补足出资的审计结论，而朱家安在申请再审中对该审计报告及结论提出质疑。为此，本院工作人员于2018年4月12日前往振青上海分公司向制作该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王文进行调查核实，并制作笔录。王文在笔录中陈述，邦辉公司2005年6月23日5号记账凭证记载昌辉公司划入邦辉公司26,728,095元,从此记账凭证看，之前抽走的600万元已还清；“长期应付款—昌辉企业发展”已还20,728,095元(实际入账时间2005年6月21日)，超过2004年6月24日挂账的300万元，也已经还清。因此，昌辉公司出资已经补足。王文另陈述，账册显示，2009年11月18日之前，邦辉公司对昌辉公司享有债权4,400万元，但在2009年11月18日当天昌辉公司划入4,400万元，同日，又打入1,800万元。只要在审计截止日也就是审计报告出具日即2009年11月18日之前，邦辉公司与昌辉公司之间的账是平的，昌辉公司又没有抽逃的行为，从审计的角度，出资就已经补足。王文还陈述，其并不知晓邦辉公司于2009年11月23日报失账册之事，审计是以企业提供的资料为依据，企业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朱家安认为审计报告系当天委托当天出具，审批日期为2009年11月23日，而当天邦辉公司又报账簿遗失，不合常理。罗雅芳已在原审中出庭作证其并未制作记账凭证，既然凭证为假，那么审计结论也就错误。朱家安向本院申请王文到庭作证。昌辉公司和邦辉公司均对王文所作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认为本案认定昌辉公司是否补足出资的关键是看钱款是否最终入账，对此有银行凭证、审计报告为依据，朱家安也查阅过公司账簿，希望本院尽快裁决。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各方对邦辉公司设立时各股东对注册资本均未出资到位不持异议，争议在于昌辉公司是否补足其认缴的出资900万元。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审计报告，并结合本院向王文所作调查陈述，昌辉公司于2004年4月28日支付给浦东土地中心土地投标款300万元，该笔土地投标款因土地投标成功已被转作邦辉公司支付的首期土地出让金，并在邦辉公司2004年6月24日1号记账凭证上记载为“昌辉代付投标款，借：开发成本-土地征用费300万元，贷：长期应付款-昌辉企业发展300万元”。2005年6月21日，昌辉公司向邦辉公司上海银行浦江支行账户汇入26,728,095元，并在2005年6月23日5号记账凭证上记载“昌辉划入邦辉，借：银行存款26,728,095元，贷：其他应收款—昌辉企业600万元”。朱家安主张证人罗雅芳在原审中出庭作证称其并未制作上述记账凭证，故而审计报告依据的财务凭证虚假，审计结论错误。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记账凭证均有相对应的进账单或贷记凭证显示钱款汇入原始情况，即便记账凭证非罗雅芳制作，也只是记账凭证形式上存在瑕疵，并不能改变钱款已投入邦辉公司的客观事实，故而不能由此推导审计结论错误。振青上海分公司针对工商部门检查“三虚”(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虚假办公场所)而进行专项审计，其关于昌辉公司补足出资的审计结论符合审计准则，原审关于昌辉公司补足900万元出资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朱家安申请王文作证，本院认为，原审已将审计报告向双方进行出示并质证，本院向王文所作调查系为了进一步核实审计结论的依据，以回应朱家安的质疑。再审审查中，本院已将笔录向双方作了出示并听取意见。即便罗雅芳并非制单人，仍不改变昌辉公司实际投入钱款的客观现实，而邦辉公司报账簿遗失，亦与建立在昌辉公司实际投入邦辉公司钱款基础上得出的审计结论无关联。本案系针对生效判决的再审审查，朱家安并无相反证据推翻审计结论，其关于王文到庭作证的申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准许。补足出资并非公司法及邦辉公司章程规定的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事项，邦辉公司作为一家项目公司，股东初始出资不足，但在其后项目运行中投入的资金超过注册资本的，可认定其出资已经补足。此外，朱家安主张昌辉公司抽逃出资，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朱家安还主张本案与前案(邦辉公司诉朱家安出资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及法律适用不统一，鉴于前案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对该案举证责任及法律适用问题，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综上，朱家安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的情形，其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家安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黄贤华审判员  陆 烨审判员  俞 佳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胡晓萌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