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430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葛彦，男，196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男，195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舞钢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焦红伟，男，196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一审第三人:舞钢金益全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舞钢市朱兰钢城路中段西侧（六冶一号综合楼华谊公司一楼门面房）。法定代表人：宋淑萍，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葛彦因与被申请人焦红伟及一审第三人舞钢金益全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益全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民三终字第00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葛彦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四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涉案船舶的所有权不属于焦红伟所有，支持葛彦对涉案船舶申请查封的主张；一审、二审及再审费用由焦红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葛彦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中关于涉案船舶所有权为焦红伟所有的认定。涉案船舶早在2013年2月1日，就已经以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金融租赁公司）为出租人，包括焦红伟在内的青岛顺和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顺和公司）为承租人，以租赁的形式租赁给了青岛顺和公司。双方的租赁合同第9.1条明确约定“承租人确认，出租人是租赁船舶的唯一所有权人”，船舶登记证书上也显示船舶所有人是民生金融租赁公司。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第10.1条的约定，作为承租人的青岛顺和公司在租赁期间，对涉案船舶只有使用、占有、经营的权利。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平顶山中院）对涉案船舶的查封时间是2013年10月8日，此时焦红伟对涉案船舶根本没有所有权。一、二审法院关于焦红伟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的�定没有事实根据。葛彦提交证据一：民生金融租赁公司与青岛顺和公司于2013年2月1日签订的〔MSFL-2013-0001-C-ZZ-002〕号《融资租赁合同》；证据二：民生金融租赁公司与青岛顺和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关于〔MSFL-2013-0001-C-ZZ-002〕号加速到期提前终止协议》、船舶交接书；证据三：船舶登记证书。（二）原判决审判人员具有枉法裁判行为。1.一审法院对案件未审先判决。2015年6月18日一审法院还在组织举证听证，制作听证笔录，而判决书却早在2015年5月19日已经打印、盖章完毕。一审法院严重违背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是典型的枉法裁判行为。2.二审法院违法采用不开庭审理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的情形必须是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本案中，葛彦在上诉时不但提出了一审法院违反程序等新理由，而且也提交了诸如平顶山中院送达回证复印件、2015年6月18日《质证笔录》复印件等新证据。二审法院在上述新理由、新证据存在的情况下不开庭审理有悖法律规定。3.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一审中，葛彦曾向一审法院递交调取舞钢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0月25日对焦红伟的查询笔录，用以证明焦红伟在向检察院陈述时亲自承认《合资造船经营协议变更协议》实质就是一份担保，双方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转让关系，以此排除焦红伟对涉案船舶具有所有权的诉讼主张。这是一份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证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五页中也直接引用了该份笔录，然而，该证据一审法院却没有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二审法院不予纠正，导致作出错误判决。焦红伟提交意见称，（一）葛彦提起的再审申请已超过法定再审申请期间。1.二审判决于2016年12月31日生效，葛彦于2017年9月24日申请再审，已超过六个月再审申请法定期间。2.葛彦提交的三份所谓“新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并且均已超过“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法定期间。（1）民生金融租赁公司与青岛顺和公司于2013年2月1日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在一、二审结束前已存在。同时，民生金融租赁公司是涉案船舶登记所有权人，青岛顺和公司是《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葛彦对此是明知的。一、二审经葛彦质证的《合资造船经营协议变更协议》和《47500吨散货轮合资造船经营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同意，船舶建成后，按融资租赁合同的要求，融资租赁期间的船舶登记所有人为融资租赁公司，船舶实际所有人由双方按照本协议的股份比例共同拥有”，葛彦以此合同提起再审申请已超过再审申请期间，且《融资租赁合同》并未改变焦红伟、青岛顺和公司船东的权利，不影响案件的基本事实。（2）民生金融租赁公司与青岛顺和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关于〔MSFL-2013-0001-C-ZZ-002〕号加速到期提前终止协议》、船舶交接书，这两份证据焦红伟在二审中已提交，《关于〔MSFL-2013-0001-C-ZZ-002〕号加速到期提前终止协议》明确显示青岛顺和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公司签署了〔MSFL-2013-0001-C-ZZ-002〕《融资租赁合同》。（3）关于船舶登记证书，一审法院依职权向青岛顺和公司李某某所作经葛彦质证的《调查询问笔录》显示，青岛顺和公司提供了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光船租赁登记证书复印件三份。（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九十四条的规定，葛彦以“枉法裁判”提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二审判决已就一审法院对舞钢市人民检察院2013年10月25日对焦红伟的询问笔录质证笔录作出评判，二审庭审笔录对开庭情况作了充分说明。（三）葛彦提出的“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问题，其已作为上诉理由在二审中提出，二审判决已作评判。同时，就该事由提起再审申请应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提出，故葛彦这一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葛彦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葛彦向本院申请再审时，提交了加盖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资料专用”印章的本案二审民事判决书的送达回证，显示二审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将本案二审民事判决书送达给葛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葛彦于2017年9月26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申请再审期限。根据葛彦�请再审的请求及理由，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包括：葛彦新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未经质证；本案是否存在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情形。（一）关于葛彦新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葛彦申请再审时提交了民生金融租赁公司与青岛顺和公司2013年2月1日签订的〔MSFL-2013-0001-C-ZZ-002〕号《融资租赁合同》以及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关于〔MSFL-2013-0001-C-ZZ-002〕号加速到期提前终止协议》、船舶交接书及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证明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为民生金融租赁公司，青岛顺和公司仅为承租人，且该船舶已于2015年9月15日在舟山港口移交给民生金融租赁公司。首先，青岛顺和公司与金益全公司2013年1月9日签订的《47500吨散货船（船号：ZH470058）合资造船�经营协议》约定：以青岛顺和公司名义银行融资、经营、船舶管理，青岛顺和公司与金益全公司共同出资造船，船舶建成后，按融资租赁合同的要求，融资租赁期间的船舶登记所有人为融资租赁公司，船舶实际所有权由双方按照本协议规定的股份比例共同拥有。2013年1月20日，双方又签订了《合资造船经营协议变更协议》，约定金益全公司的所有权益由焦红伟承继。之后，青岛顺和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公司于2013年2月1日签订〔MSFL-2013-0001-C-ZZ-002〕号《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出租人是租赁船舶的唯一所有权人，租赁期限内租赁船舶的占有、使用、经营权属于承租人。因此，焦红伟依据《合资造船经营协议变更协议》与青岛顺和公司共同享有对涉案船舶租赁期限内的占有、使用、经营权。葛彦于2013年10月基于其与金益全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查封案涉船舶的财产权益�焦红伟作为相关权利的继受人，有权对此提出异议。其次，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27日作出（2014）平执一字第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其上载明“该船的股权等财产权目前金益全公司已转移至焦红伟名下”，也就是说，一审法院查封案涉船舶的财产权益时，焦红伟已经受让了相关财产权益。另外，该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的内容包括案涉船舶的所有权，而《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显示该船舶的所有权人为民生金融租赁公司。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焦红伟系案涉船舶相关财产权益的权利人，判决解除了（2014）平执一字第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47500吨散货船的保全措施，并无不当。葛彦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未经质证的问题。葛彦主张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对舞钢市人民检察院2013年10月25日对焦红伟的询问笔录进行质证。该证据并非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且根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就该份笔录，焦红伟于2015年5月16日发表了质证意见，葛彦于2015年6月18日发表了质证意见，虽然葛彦的质证日期晚于一审判决作出日期，程序上存在瑕疵，但该程序瑕疵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葛彦的该项主张再审审查期间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葛彦以该项理由申请再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上述行为，其所主张的枉法裁判，实质系对原判决程序是否合法提出的异议。葛彦提出一审判决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但2015年6月18日还在组织听证，未审先判。二审判决对此已作出认定，即“原审法院程序上存在错误，但该笔录并非是认定本案事实的直接证据，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直接影响。该程序错误并不属于法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发回重审的事项”。葛彦以此理由申请再审，不予支持。葛彦另主张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违法，经查，二审法院曾发出传票通知三方当事人于2016年1月22日开庭，因葛彦申请改期，三方当事人均同意改至2016年1月25日开庭。后由于邮递方面的原因，金益全公司签收传票的时间距开庭时间不够法定三天期限，无法到庭，二审法院即组织葛彦与焦红伟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调查，葛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陈述了上诉请求及理由，并对案涉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葛彦的诉讼权利未受到实质性影响。葛彦的该项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亦不予支持。综上，葛彦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四项、第十三项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葛彦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雪梅审 判 员 杨立初审 判 员 梅 芳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媛媛书 记 员 马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