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终2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幸福，男，196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显刚，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开发，男，196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洁琼，女，198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韩开发之妻。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系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幸福与被上诉人韩开发、邱洁琼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襄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0602民初137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余幸福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幸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显刚，被上诉人韩开发及韩开发、邱洁琼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幸福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5日双方对账，上诉人欠韩开发本息合计为3420000元，该款已由案外人袁野代为清偿。原审判决已确认上诉人余幸福通过案外人周某向被上诉人韩开发的帐户内存入现金800000元的事实，却以“证明韩开发取得案涉800000元系不当得利并无合法依据”为由，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借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存在严重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在确定的债权之外多收受了上诉人的还款800000元，在案外人袁野代为清偿所有债权后，却仅仅返还300000元，已形成恶意不当得利的事实。被上诉人韩开发辩称案涉800000元是上诉人之前欠他的其他借款，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一事实。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由负有履行义务的韩开发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明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被上诉人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取得了不当利益，造成了上诉人的损失，应当返还所取得的不当利益，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二被上诉人返还5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10月8日起按年利率20%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被上诉人韩开发、邱洁琼共同答辩称：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已还款800000元系余幸福偿还以前向韩开发借款，与本案无关。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幸福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二被告返还余幸福800000元，自2015年10月8日始至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二被告返还余幸福500000元，自2015年10月8日始至偿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余幸福为承建宇清大厦工程向被告借款，截止2015年9月15日双方对账，余幸福尚欠被告本息共计342万元。2015年9月29日，胡庆勇（含韩开发342万元）、余幸福（乙方）、袁野（丙方）、襄阳宇清投资有限公司（丁方）签订一份《债务转移协议》，经协商一致，余幸福将342万元的债务转移至袁野，由袁野向胡庆勇偿还该债务。四方签字生效后，2015年10月8日，被告因急需用钱，找余幸福协商，让余幸福先行支付800000元，待袁野履行债务转移协议后再将800000元及利息返还给余幸福，并同意按债务转移协议上约定年息20%支付利息。2017年3月，韩开发通过诉讼向袁野执行回自己的款项，但并未返还原告余幸福800000元及利息，经余幸福多次催要无果，诉至法院。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10月8日，被告韩开发自书向原告余幸福出具领款单一张，载明：“韩开发收到余幸福还款捌拾万元整。韩开发，2015年10月8号”。2015年10月8日下午16：25，该款通过案外人周某账户转账给被告韩开发800000元，该笔交易信息上附言内容为：“还韩开发借款”。原告余幸福于2017年6月13日诉至法院，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韩开发、邱洁琼返还其800000元及利息。
另查明，原告余幸福原为宇清投资公司股东，占公司49%的股份，并为宇清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另一股东宇清科技公司占51%的股份。2013年6月为建设宇清大厦，原告余幸福陆续向案外人胡庆勇、韩开成、李子言及被告韩开发借款。2015年9月15日，原告余幸福向被告韩开发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韩开发（含邱洁琼）截止2015年9月15日借款本息合计叁佰肆拾贰万元整（￥3420000）。欠款人：余幸福”。同日，胡庆勇、韩开发、韩开成、李子言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全部债权1330万元转至胡庆勇名下，并通知了原告余幸福。2015年9月29日，胡庆勇、余幸福、袁野、襄阳宇清投资有限公司四方签订《债务转移协议》，约定由袁野清偿9月15日《债权转让协议》确认的债务本息共计1330万元。《债务转移协议》签订后，2015年12月7日，袁野将100万元转入胡庆勇账户。之后，袁野并未按照约定清偿债务。2016年1月26日，胡庆勇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袁野偿还借款1230万元及利息，宇清投资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审理过程中，袁野提出反诉，原审法院依法合并审理。2016年5月1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鄂0602民初328号民事判决，据此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袁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胡庆勇支付债务转移款123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63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10月21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时止，按年利率20%计算；以7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1月26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时止，按年利率20%计算）。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胡庆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袁野的反诉请求。袁野不服该判决，上诉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28日，该院作出（2016)鄂06民终1507号民事判决，据此判决：一、维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602民初3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胡庆勇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反诉原告）袁野的反诉请求；二、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602民初3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反诉原告）袁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胡庆勇支付债务转移款123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63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10月21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时止,按年利率20%计算;以7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1月26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时止,按年利率20%计算)。三、袁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胡庆勇支付债务转移款123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21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123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判决生效后，2017年1月20日，袁野与胡庆勇签订《协议书》，该案已执行完毕。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韩开发认可《债务转移协议》确定的债务本息，案外人袁野已经全部偿清。
再查明，2017年1月23日，案外人余坚给韩开发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今收到韩开发现金叁拾万整（￥300000）以转账收据为准，转入周晓翠卡。余幸福，余坚代。2017.1.23”。被告韩开发以此收条主张双方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原告余幸福主张收条中300000元系被告韩开发偿还案涉款项800000元中的部分款项，并于2017年9月26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将案涉不当得利金额800000元变更为500000元。
又查明，被告韩开发、邱洁琼于2003年1月24日登记结婚。
原审判决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为:（1）取得不当利益;（2）造成他人损失;（3）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余幸福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依法按照当事人诉请的不当得利立案审查，并以当事人的诉请为基础来确定本案案由。余幸福诉请韩开发返还不当得利800000元，其应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即余幸福应举证证明韩开发取得案涉800000元系不当利益，并无合法根据，且自身存在损失。本案中，首先从各自提交的书证及证人证言来分析，从余幸福提交的领款单上文字意思分析，该证据并未证明被告韩开发取得案涉800000元无合法根据。相反，余幸福持有韩开发向其出具领款单明确记载：“收到余幸福还款800000元”和交易信息附言“还韩开发借款”等内容，说明当时韩开发收取800000元是有原由的。且在韩开发提交300000元的收条后，余幸福自认此300000元系偿还800000元中一部分款项，遂将诉请金额变更为500000元，进一步说明韩开发当时收取800000元是有原由的，从而说明余幸福转款给韩开发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其他情形。此外，虽余幸福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明800000元的性质，因周某与余幸福存在亲戚关系，故对周某的证言不予采信。余幸福还提交了由湖北新农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因湖北新农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出庭作证，且韩开发对此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其次，再从双方当事人陈述来看，余幸福主张800000元是案外人胡庆勇、案外人袁野、案外人襄阳宇清投资有限公司、余幸福于2015年9月29日四方签订《债务转移协议》后，因韩开发急需周转资金要求其先行向韩开发支付的800000元，待袁野按照《债务转移协议》清偿全部款项后，再由韩开发返还给余幸福。韩开发主张800000元是余幸福偿还以前向其所欠借款，并主张借款是现金交付，借条现已销毁。2015年9月29日四方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生效后，余幸福没有支付韩开发款项的义务。换言之，按余幸福陈述其支付给韩开发800000元与《债务转移协议》有关联，其行为属于改变《债务转移协议》的约定，应召集四方当事人重新签订《债务转移协议》或让韩开发向其出具债权凭证。而韩开发辩称系余幸福偿还以前借款，其庭审陈述，也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由于双方对各自主张各持一词，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印证，故对原、被告关于800000元的陈述均不予采信。第三，余幸福主张双方仅存在3420000元借款关系，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韩开发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23日金额为300000元的收条，虽余幸福和韩开发对300000元收条的陈述各持一词，余幸福还申请经办人余坚出庭作证，余坚与余幸福之间亦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对余坚的证言不予采信。故不能排除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
从双方的举证责任来分析，余幸福主张案涉款项800000元是其与韩开发口头协商而定，属于口头协议。但韩开发对此节事实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故余幸福对口头协议成立负有举证义务。基于查明的事实，余幸福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口头协议事实成立，即余幸福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2015年10月8日向韩开发汇款800000元系《债务转移协议》中约定的3420000元中的一部分，且领款单也未注明800000元的用途、性质，案涉800000元并未与《债务转移协议》中明确的3420000元形成一一对应关系，未达到民事证据规则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原、被告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无法排除，而收条本身并不足以证明韩开发取得该款项无合法依据，故应当由余幸福承担举证不能后果。
基于特定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必须就其基础法律关系展开诉讼,而不能避开基础法律关系直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本案中，余幸福主张与韩开发协商其先行支付800000元是口头协议,按其陈述表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并非不当得利。综前所述,余幸福在第二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主张韩开发、邱洁琼共同返还500000元并按年利率20%支付利息的诉请，诉因不成立，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原告余幸福的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而本案中，上诉人余幸福主张其欠韩开发借款3420000元达成四方《债务转移协议》后，因韩开发急需周转资金要求先行向韩开发支付800000元，待他人清偿全部款项后，再由韩开发向其返还。经查，上诉人余幸福将800000元汇入韩开发的账户后，韩开发出具的收据上载明“韩开发收到余幸福还款800000元”，该收据上并未注明系先行支付3420000元借款中的一部分，而且，依据余幸福、韩开发等四人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上诉人余幸福已将欠韩开发的3420000元借款转让给案外人袁野，余幸福没有支付韩开发款项的义务，且余幸福未提供其他辅助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且其陈述的理由亦与常理不符；故上诉人余幸福先主张韩开发在确定的债权之外多收受了其还款800000元，后在韩开发提供了300000元收据后，又变更请求多收其还款500000元存在不当得利的理由因缺乏证据基础，本院不予支持。余幸福上诉还称其与韩开发之间截止双方对账，共计欠款3420000元，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从韩开发收到800000元的收据以及余坚出具的收条看，不排除上诉人余幸福与韩开发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上诉人余幸福主张韩开发收取的800000元没有合法根据，应予返还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2元，由上诉人余幸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建东
审判员 王明兰
审判员 王 进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书记员 肖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