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60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男，1957年2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1（系王×1之妻），女，1958年1月3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印，北京市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2，女，1933年7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3（系王×2之女），女，1954年12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1，男，1968年6月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1因与被上诉人王×2、被上诉人陈×1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2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1、王金印，被上诉人王×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3，被上诉人陈×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1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买卖合同无效。上诉理由：依据合同法第52条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王×2和陈×1在买卖房屋之时恶意串通，损害了王×1的居住权。
被上诉人王×2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被上诉人陈×1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存在恶意串通。王×2是合法的所有权人，有权进行处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1条有明确规定，此种情况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王×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2与陈×1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由王×2与陈×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王×2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将王×3、王×4、王×5、王×1诉至法院，即（2012）石民初字第492号案件。2013年，王×2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将王×1诉至法院，即（2013）石民初字第6737号案件。上述两个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上述两案查明的事实和判决结果，可以认定：王×2与王×1系母子。王×6与王×2系夫妻，二人婚后育有二子二女，即王×1、王×5、王×3、王×4。2003年10月，王×6死亡。王×6生前系首钢职工。王×6、王×2及其四个子女原居住在157号。因拆迁原因，王×6、王×2、王×1、闫×1（王×1之妻）、王×7（王×1之子）于1992年8月5日被安置到402号房屋内居住。《首钢职工居住情况登记卡片》显示，1992年8月5日在册登记的居住人口共五人，即王×6、王×2、王×1、闫×1、王×7。2001年12月30日，王×6与首钢生活服务管理中心签订《首钢出售公有住房合同》，首钢生活服务管理中心以成本价39785.4元将402号房屋出售给王×6。王×6支付全部购房款，于2002年12月20日取得房产证。王×1作为拆迁时的安置人口，对402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王×6死亡后，402号房屋归王×2所有，王×2给付王×5、王×1、王×3、王×4房屋折价款。2013年5月24日，402号房屋登记至王×2名下。
2015年8月31日，在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居间介绍下，王×2（委托代理人王×3）与陈×1（委托代理人于×1）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王×2将402号房屋（建筑面积54.03平方米）出卖给陈×1。2016年1月25日交付房屋。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5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同日，王×2与陈×1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陈×1于2016年1月24日将第一笔购房款81万元以建委资金监管的方式支付王×2。在资金监管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共同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2015年8月29日，王×2收到陈×1支付的押金2000元。2015年8月31日，王×2收到陈×1支付的押金8000元。
2015年9月，陈×1向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支付居间代理费和保障服务费21870元。
2015年10月，陈×1向王×2支付购房款81万元。
2015年10月14日的欠条载明：于×1因购买王×2的402号房屋，由于买房方一次无法支付全款（成交价壹佰叁拾肆万元整），经双方协商，买房方先支付卖房方捌拾贰万元整（820000），尚欠房款伍拾贰万元整（520000）。买房方承诺最迟于2016年1月前还清，逾期按每月2%利息补偿卖房方。今双方先办理过户手续，待剩余欠款还清后当天将房屋移交买房方。
2015年10月15日，402号房屋登记至陈×1名下。
2016年1月，陈×1支付购房款50万元。
庭审中，王×2与陈×1陈述，因402号房屋未交付陈×1，故剩余2万元房款作为物业交割费用尚未支付。
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至王×2生活的民族养老院对402号房屋买卖事宜进行核实。王×2称，402号房屋原系其所有，后来出卖给陈×1，具体手续由女儿王×3代理。出卖402号房屋系其真实意思，目的是支付看病和住养老院等费用。购房款已经收到，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另查：2015年6月4日，王×1与王×3签订协议书，约定402号房屋由王×2负责出租，房租每个月扣除王×2一千元，其余房租归王×1所有（在房屋出租期间王×1不再给付王×2三百元赡养费，如房屋不出租王×1继续履行2010石民初字第4010号判决）。庭审中，双方认可协议书中所述的（2010）石民初字第4010号判决应为（2010）石民初字第4041号判决，该判决判定王×1每月给付王×2赡养费300元。
庭审中，王×1称，其对402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王×3与其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房屋出租，王×2出售房屋未经过其同意，王×1在陈×1购房时已告知享有居住使用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应属无效。王×2称，出售房屋系其真实意思表示。陈×1称，王×2作为所有人，有权处分房屋，居住权不能对抗所有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2012）石民初字第492号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2838号民事裁定书、（2013）石民初字第6737号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5091号民事判决书、房屋产权证、《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收条、欠条、转账凭条、协议书、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王×2作为402号房屋的单独所有权人，有权对402号房屋进行自由处置，他人亦可凭借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公示公信力与王×2进行交易。陈×1通过房屋中介机构与王×2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支付绝大部分价款，并取得房屋产权证。王×2出售402号房屋属于有权处分，陈×1与王×2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尽管王×1对402号房屋享有居住使用权，但是该居住使用权不应妨碍王×2所有权的行使，王×1以出售房屋未经其同意并侵害其居住使用权为由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王×1对402号房屋享有的居住使用权权益，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1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新证据：证据1、赡养费纠纷案件的部分卷宗复印件，用以证明王×1和王×2都同意将涉案房屋对外出租收取房租，体现王×1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证据2、涉案房屋照片三张，用以证明王×2在王×1不在家的情况下将房屋门锁撬了。被上诉人王×2和被上诉人陈×1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的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合同效力问题。
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此，涉案房屋所有人王×2有权出卖涉案房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买卖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但其未能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王×2出卖涉案房屋侵犯其居住权利一节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其应另行解决。上诉人二审期间所提新证据与本案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审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王×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洁芳
审判员 刘国俊
审判员 刘 磊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