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59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玉兰，女，1934年9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一凡，北京市华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幸有仁，北京市华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丽萍，女，1963年1月26日出生。
上诉人杜玉兰因与被上诉人杨丽萍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35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8月，杨丽萍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1997年11月11日与杜玉兰之子贾×1登记结婚，婚后一直租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巷×号一间16平方米的平房内，育有一子今年15岁。2007年我与贾×1一起购买了北京市朝阳区×里×号楼×层×号（以下简称×室），并对该房屋进行装修、购置家具家电。后该房屋一直由杜玉兰无偿居住至今。2014年6月26日，我与贾×1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室及屋内一切归我及儿子所有。现我诉至法院，要求判决：杜玉兰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搬出×室，并保持室内设施完好无损、家具家电齐全。
杜玉兰辩称：不同意杨丽萍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1.×室现登记在杨丽萍名下，对此我有异议，杨丽萍所述其于2014年6月26日离婚，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日期为2014年3月24日，在离婚之前房屋所有权就从贾×1名下转移至杨丽萍名下，与杨丽萍所述离婚后取得房屋不属实。2.×室是因拆迁北京市东城区×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后按经济适用房指标取得的，该×号院原登记在我丈夫贾×2名下，我们夫妇对×室享有居住使用权。3.×室所有的购房款、装修、家具家电等所有费用都是用我们夫妇的拆迁款支付，杨丽萍在诉状中所述的不属实。拆迁时贾×2病重，我不识字，拆迁和购买×室是贾×1一手操作的，购买×室后贾×2跟贾×1说要求将房子变更登记在贾×2名下，但贾×1当时说如果变更的话，贾×1就不能购买经适房了，所以就没有变更。贾×1说让父母住到百年，贾×2跟我说如果贾×1不让住×室，那我们就把拆迁款要回来，也够我们夫妻养老了。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就×室的取得问题，根据双方举证及法院调取的×号院拆迁底档材料，可以认定×室是因拆迁×号院获得经适房指标，经家庭内部协商由贾×1购买了×室。贾×1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书，并对×室进行了装修，购买了家具、家电；杨丽萍与贾×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室于2014年3月24日由贾×1名下变更登记至杨丽萍名下；贾×1与杨丽萍于2014年6月26日登记离婚；现×室登记在杨丽萍名下。至此，根据法律规定，杨丽萍系×室登记的所有权人，其对×室有直接支配以及排他的权利。因此，杨丽萍要求杜玉兰腾房，符合法律规定，杜玉兰应当腾退。考虑杜玉兰的年龄情况，腾房期限予以适当延长。杜玉兰称贾×1承诺×室由杜玉兰夫妇住到百年，但其未提供证据，难以支持。对于杜玉兰主张的×室购房及装修、购买家具、家电均系贾×1用贾×2的拆迁款支付的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如涉及杜玉兰的权益，杜玉兰可另行解决。据此于2014年10月判决：杜玉兰于本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搬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里×号楼×层×号房屋，并保持室内设施完好无损、家具家电齐全。
判决后，杜玉兰不服，仍持原审抗辩意见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杨丽萍的原审诉讼请求。杨丽萍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杜玉兰与案外人贾×2（已去世）系夫妻，案外人贾×1系双方之子。杨丽萍与贾×1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9年5月27日生育一子贾×3，后双方于2014年6月26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婚后房屋一套：朝阳区×里×楼×层×室，归女方及儿子所有，屋内财产：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3台、双人床及长（床）头柜2套，真皮沙发一双两单，归女方和儿子所有”等内容。
×室系经济适用房。2014年3月24日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登记为杨丽萍单独所有。现×室由杜玉兰一人居住使用。
原审审理中，就×室的取得经过，杜玉兰申请原审法院出具调查令到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调取了×号院的拆迁底档材料，包括贾×2签订的《东城区危险房屋居民搬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入户调查表》、贾×2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申请书、《购房意向书》；就拆迁款情况，杜玉兰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到北京银行东四支行调取了贾×2名下银行明细8张。双方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均认可。
就×室的取得经过，杨丽萍称：×号院共3间平房，是承租公房，产权人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其中1间承租人登记在贾×1名下，建筑面积13.53平米，另外2间承租人登记在贾×2名下。2006、2007年该×号院拆迁，签了两份拆迁协议，按照拆迁政策有拆迁款、安置平房，另外还有一个购买经适房的指标。就登记在贾×1名下的1间平房，2006年1月22日贾×1与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单独签订了一份《东城区危险房屋居民搬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因拆迁获得拆迁款201679.6元，并安置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街×号的2间平房，但拆迁款没有实际下发，购买这2间平房抵扣拆迁款后，其与贾×1另支付了2万元左右的购房款。签订上述安置协议书同日，贾×1填写了《北京市重点工程和危改区被拆迁居民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审核表》，其中记载补贴面积70平米。经适房的指标经协商，由贾×1用这个经适房指标购买了×室。2007年6月13日，贾×1和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解危工程办公室签订了《购房意向书》，确定解危办公室提供经适房即×室给贾×1。2007年6月28日，贾×1与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了《×小区经济适用住房之买卖合同》，约定由贾×1购买×室，当日贾×1通过建设银行汇款交纳购房款375980元，其中包括专项维修基金7520元。2007年贾×2和杜玉兰住进了×室。2014年3月24日，×室由贾×1名下变更登记到杨丽萍名下。就此，杨丽萍提交了上述《东城区危险房屋居民搬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北京市重点工程和危改区被拆迁居民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审核表》复印件、《购房意向书》、《×小区经济适用住房之买卖合同》、×室原房屋所有权证书复印件、×室现房屋所有权证书。杜玉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杜玉兰则称，贾×2原系北京市×公司的职工，×号院3间平房是1970年前后单位分的承租公房，承租人都是贾×2，分为北房1间，南房2间。后来产权单位的工作人员将北房1间的承租人变更为贾×1，但产权单位不认可贾×1手中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南房2间由贾×2承租。2005年×号院要拆迁，2005年1月6日填写了《入户调查表》，是贾×1代贾×2填写的，显示南房2间承租人为贾×2，实际居住人口包括杜玉兰、贾×2、贾丽萍和贾丽萍的女儿霍×。×号院拆迁时没有安置平房，只有拆迁款和1个经适房指标。2007年5月2日，贾×2将经适房的指标给了贾×1，杜玉兰、贾×2、贾丽萍和贾×1在申请书上签字并按了指纹。后贾×1购买了经适房即×室。因为当时拆迁的具体事宜是让贾×1办理的，拆迁款由贾×1实际掌握，后贾×1用拆迁款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杨丽萍不认可杜玉兰关于购房款的上述主张。
原审庭审中，原审法院询问杜玉兰有无其他住房，杜玉兰认可其出租了贾×2名下的北京市通州区管庄西里1号楼3门502号房屋，并收取租金。
就×室内家具、家电的权属，杨丽萍称均系由其出资购买。杜玉兰称贾×1用贾×2夫妻的拆迁款购买了×室并进行了装修、购买了家具家电，后为贾×2出具了明细一张并将拆迁款剩余部分给了杜玉兰，就此提交了明细表1张和存折1个。杨丽萍对明细表及存折的真实性认可，但称贾×1的钱放在其父母处。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贾×1签订的《东城区危险房屋居民搬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北京市重点工程和危改区被拆迁居民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审核表》、《购房意向书》、《芍药居小区经济适用住房之买卖合同》、贾×2签订的《东城区危险房屋居民搬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入户调查表》、贾×2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申请书、×室原产权证、×室现产权证、存折、银行明细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2005年1月6日的《入户调查表》虽然填写了杜玉兰、贾×2、贾丽萍和贾丽萍的女儿霍×共4人，但上述公房的拆迁系货币安置，并非房屋安置，只有拆迁款和1个经适房指标。贾×2书写申请书，并由杜玉兰、贾丽萍及贾×1签字摁指纹，将该经适房指标指定给贾×1。贾×1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室。贾×1与杨丽萍于2014年6月26日登记离婚，现×室登记在杨丽萍名下。贾×1是否使用贾×2夫妻的拆迁款支付×室购房及装修、购买家具、家电的费用，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如涉及杜玉兰的权益，杜玉兰可另行解决。根据法律规定，杨丽萍系×室登记的所有权人，其对×室有直接支配以及排他的权利。因此，杨丽萍要求杜玉兰腾房，杜玉兰在另有其他住房可供居住的情况下，应当腾退诉争房屋。杜玉兰称贾×1承诺×室由杜玉兰夫妇住到百年，但其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杜玉兰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杜玉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杜玉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新华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张 弘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仵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