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郭连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振华，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会玲，女，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鸿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
法定代表人：刘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荣丽，天津瀚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润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鸿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商初字第1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润发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鸿润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鸿润公司自2014年2月13日至2015年1月19日向大润发公司送货1285569.23元无事实根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鸿润公司庭审中主张2014年2月13日至2015年1月19日期间向大润发公司送货1285569.23元，但既未提供大润发公司盖章确认的收货凭证，也未提供开具给大润发公司与货物一一对应的增值税发票，而仅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发货单及签收人不明的所谓的收货单，大润发公司对其所谓的供货不予认可，对其货物价值亦不认可，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该货物真正收到人及货物价值的情况下，就依据鸿润公司的单方陈述和单方制作的出货单认定货物价值为1285569.23元并认定大润发公司收到货物，系认定事实错误。庭审中大润发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鸿润公司同时与其它公司合作并有供货，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所谓1285569.23元的货物为大润发公司收取显然是错误的。2.退一步讲，即使按鸿润公司单方主张，认定2014年2月13日至2015年1月19日向大润发公司送货1285569.23元，则根据双方《合同书》第五条及第10页第一条的约定，大润发公司也应是在收到鸿润公司货物及符合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才开始计算付款账期，付款账期为45天，如大润发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则其货款尚不具备付款条件；但本案中鸿润公司根本未向大润发公司开具相应数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却无视双方对付款条件的明确约定，错误的将鸿润公司所谓的已开发票货款和未开发票货款混淆计算，判令大润发公司支付货款1202757.83元，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不认可双方2014年1月28日签订的02-GR0003022号《合同书》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鸿润公司否认双方签订的2014年度《合同书》无任何根据，鸿润公司在《合同书》上加盖了印章，同时鸿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刚也在合同书上签字确认，鸿润公司无任何理由否认合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所谓的厂编和分类是大润发公司为便于管理和区分供应商及商品而自己编排设立，并非合同的必需条款，大润发公司是否将相关信息和内容写于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上不影响合同书效力和双方权利义务，一审法院在鸿润公司无任何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即对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不予认可，系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未查明案件事实，从而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和判决内容，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鸿润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鸿润公司于2014年2月13日至2015年1月19日又给大润发公司送货第二批珍品二锅头、青酒、牛栏山等系列白酒，合计货款人民币1285569.23元，一审提交的证据三足以证实该事实。大润发公司的上诉主张无证据证实，依法不能成立。2.大润发公司在2015年10月23日的庭审质证中，大润发公司对2014年1月6日至1月22日给鸿润公司送的第一批系列白酒货款1375550.45元及给大润发公司开具的14张天津增值税发票，货款为1278986.80元的真实性认可，无异议。2015年10月23日的庭审笔录可以证明。3.大润发公司对鸿润公司第一批送货自2014年1月6日至1月22日送的第一批珍品二锅头等系列白酒，货款为1375550.45元，减去票折96563.65元，最终开票金额1278986.80元大润发公司对此无异议。并在网上向鸿润公司发布了《付款通知书清单》。4.第一批以及第二批给大润发公司送的货物，其收货单位均是由大润发公司委托的康诚物流中心收货验收的（见一审证据三为证）。所以，大润发公司无需盖章确认的收货，而是由其委托的康诚物流中心负责收货验收。5.大润发公司提交所谓的2014年度的《合同书》系虚假不实。因为，其一，鸿润公司与大润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2015年10月23日的庭审调查中大润发公司与鸿润公司均陈述的是，在2014年双方未签订2014年度的合同。其二，大润发公司提交的所谓的2014年度的《合同书》，与本案毫无关联性。因为，本案大润发公司与鸿润公司是因厂商编号73746项下拖欠的货款发生的纠纷（见民事起诉状）。而大润发公司提交的所谓2014年度合同书，没有供应商编号：73746，也没有大润发公司加盖的烟酒蓝章。所以不能证明该虚假的合同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任何关联性。本案的大润发公司在网上向鸿润公司公布的《付款通知书》清单，也明确标明厂商明编号：（73746）的给付货物金额的对账，以及14张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写明的是厂商编号73746的货款金额（见证一、证二为证）。显然，大润发公司提交所谓2014的合同书，无供应商编号：73746的合同，不能证明大润发公司与鸿润公司在2014年签订厂商编号73746的合同，更不能证明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即给付编号73746的拖欠货款纠纷至今有关联性。且按照交易惯例及其它合同履行情况。鸿润公司在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起诉大润发公司的其他4个合同：均明确标明了供应商的编号，并加盖蓝章。啤酒厂编编号22868、酒类厂编编号15608、红酒厂编编号71332、饮料厂编编号14580及本案白酒厂编编号73746。如果没有厂家编号无法履行送货，如果没有编号，大润发公司与鸿润公司也不可能发生货物往来。
鸿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大润发公司向鸿润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202757.83元；拖欠货款的利息113327.92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润公司（乙方）与大润发公司（甲方）于2013年12月21日签订02-GR-0003020《合同书》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供货，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其中，大润发公司2013年度《商业合作条款》约定：供应商：鸿润公司，供应商编码：73746，区域：华东。并有蓝章确认：部门：杂货，分部门：烟酒-
FB24，供应商分类：长期。本《商业合作条款》到期后，如甲方继续向乙方发出订单且乙方继续依照订单规定交货，则本商业条款和一般条款将继续有效并对各方产生约束力，直至被相关各方共同签署的新版本代替为止。如新版本的有效期的起始日追溯至该新版本签订之前，则自该起始日期起，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新版本的内容来履行；已经履行的，亦应按新版本的内容进行。关于免费商品，指基于开架式销售原则及因商品推广产生的试吃、试用等需要，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免费商品，该免费商品相应的金额可由乙方直接提供，或乙方不直接提供而从发生日起几个月内通过进货发票金额折让完成。免费商品的数额约定为：500元/品/店，本合同签订日双方合作有37家门店。
合同签订后，鸿润公司与大润发公司自2014年开始业务往来。2014年1月6日至1月22日，鸿润公司送货1375550.45元，大润发公司如数收货，减去票折96563.65元，最终开票1278986.8元。2014年2月13日至2015年1月19日，鸿润公司送货1285569.23元，大润发公司退货1361798.2元，最终结算大润发公司应付1202757.83元。
另查明，鸿润公司与大润发公司双方签署的《合同书》及《商业合作条款》，是由大润发公司提供给供货商的格式合同。
大润发公司庭后提交鸿润公司（乙方）与大润发公司（甲方）于2014年1月28日签订的02-GR-0003022《合同书》一份。其中，大润发公司2014年度《商业合作条款》约定：供应商：鸿润公司，区域：华东。无供应商编码，亦无蓝章确认部门、分部门及供应商分类。鸿润公司对此合同不予认可，认为：根据大润发公司提交的2013年的合同书第10页，明确标明了供应商的编号是73746，并加盖蓝章，部门是杂货，分部门是烟酒，还有供应商的分类是长期。涉案合同的编号是73746，而大润发公司提交的虚假的2014年度合同书没有供应商编号73746，也没有大润发公司加盖的烟酒蓝章。所以不能证明该虚假的合同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任何关联性。
关于合同上标明的供应商编码及其与合同的履行情况，鸿润公司认为：没有厂家编码无法履行送货、给付货款，大润发公司在2014年网上付款通知书，明确标明编号是73746，而鸿润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天津增值税发票也明确标明是厂编73746。如果合同不履行，就没有厂商编号。所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实际履行的合同必须有厂编的编号73746，才有可能鸿润公司与大润发公司之间发生货款、73746项下的纠纷。按照交易惯例，鸿润公司在一审法院诉讼的其他4个合同：啤酒厂编编号22868、酒类厂编编号15608、红酒厂编编号71332、饮料厂编编号14580；及本案涉案精品、珍品二锅头、青酒、牛栏山、汾酒、芦台春等白酒厂编编号73746。如果没有厂编编号，双方不可能发生货物往来，所有订货单上都会有厂编编号。
一审法院认为，鸿润公司与大润发公司于2013年12月21日签订的02-GR-0003020《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鸿润公司主张该合同在有效期间内没有实际履行，但双方在合同签订后，的确存在供货关系，并按照合同中约定的税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对鸿润公司关于《合同书》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双方于2014年1月28日签订的02-GR-0003022《合同书》，根据双方交易惯例，只有明确的供应商编码，才能实际履行合同，发布网上付款通知书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结合鸿润公司提交的其他商品交易合同，一审法院对大润发公司提交的双方于2014年1月28日签订的02-GR-0003022《合同书》不予确认。
关于大润发公司欠付货款1202757.83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鸿润公司向大润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不能单独作为供货的凭证，但结合鸿润公司同时举证的发货单、退货单和对应大润发公司的收货单、退货单，根据双方长期交易习惯，可以认定鸿润公司已履行了供货义务。且付款期限已经届满，在大润发公司未能举证已付货款及退货数额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大润发公司尚欠鸿润公司货款1202757.83元。大润发公司所提出抵扣免费商品的主张，由于其未举证证明37家门店的账目及相关调货凭证，故对大润发公司要求抵扣免费商品数额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欠付货款的利息损失问题。鸿润公司所提供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结合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及计算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鸿润公司与大润发公司的买卖行为虽然发生在2014年至2015年，但双方均未对账，且双方发生多宗买卖行为，关于每笔款的逾期损失起算时间，鸿润公司并未举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应以鸿润公司主张的欠款1202757.83元为基数，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之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天津鸿润贸易有限公司货款1202757.83元；二、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天津鸿润贸易有限公司货款利息损失（以1202757.8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8月13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驳回天津鸿润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650元，由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大润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供应商送货应当提供的收货凭证的格式复印件，拟证明供应商供货后应当以大润发公司出具的加盖收货印章的商品订购单作为送货凭证，该证据与双方在合同中关于收货凭证的约定是一致的；2.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报告，证据与大润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鸿润公司向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送货授权委托书是相互印证的。拟证明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与上大润发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而鸿润公司在2014年7月之后与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也存在着供货关系，因此，本案中鸿润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是大润发公司收货，也有可能是与其他公司合作形成的送货。鸿润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
针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大润发公司提交的证据1仅系复印件，证据2虽为原件，但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大润发公司所要证明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大润发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2013年12月21日的合同发表质证意见时曾陈述，“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12月21日，在签订时2013年度马上就要结束，2014年度尚未到来，双方签定本份合同后才真正建立起合作关系，同时约定了双方以后的合作，所以2014年度无须再签订，延用了该合同”。
2.鸿润公司与大润发公司均认可鸿润公司未就双方争议的1285569.23元货款向大润发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亦认可大润发公司就退货开具了部分退货发票。鸿润公司陈述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因大润发公司就之前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发生大量退货。鸿润公司同意在大润发公司就退货全额出具退货发票后，向大润发公司开具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
3.02-GR-0003020号《合同书》的第五条：发票的交付“1.乙方应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将商品和发票同时交于甲方指定的地点，以便于甲方向乙方及时支付货款。如乙方未能同时交付的，甲方将以收到乙方开立正确的符合国家税法规定的发票日起算付款期限”。
4.大润发公司主张除鸿润公司认可的退货金额1361798.20元外，尚有14348元的退货。鸿润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大润发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本案所涉纠纷是否应适用02-GR-0003022《合同书》之约定；二是鸿润公司就其主张的1285569.23元货款是否已向大润发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问题；三是大润发公司的付款是否应以鸿润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前提。
关于焦点问题一，大润发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表明大润发公司认可双方就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纠纷在2014年并未签订新的合同，而是延用了2013年12月21日签订的合同书（合同编号为02-GR-0003020）。大润发公司虽提交了2014年1月28日签订的02-GR-0003022《合同书》，但该合同书中并无供应商编码。结合双方的交易惯例，供应商编码对于双方买卖合同的履行不可或缺。大润发公司亦未提交其它证据证明双方事后对合同书中进行了补充或达成一致，故大润发公司并未证明其提交的02-GR-0003022《合同书》与本案所涉纠纷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该合同不予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问题二，大润发公司仅认可鸿润公司提交了大润发公司出具了商品订购单的供货，对鸿润公司通过物流中心所供货物不认可。鸿润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其此前针对号码为401024068、40024083、40024355等十余张订单所供货物均系将货物交付康诚物流中心由康诚物流中心发往大润发华北物流中心。大润发公司向鸿润公司发布的付款通知书中明确载明大润发公司已收到鸿润公司就上述订单所供货物，并就相关收货日期及货款数额进行了确认。由此可见，双方虽在合同中约定大润发公司的收货单为唯一的收货确认凭证，但鸿润公司多次以通过康诚物流中心向大润发华北物流中心发货的方式履行其对大润发公司的供货义务，大润发公司亦进行了认可，故双方以交易行为对供货方式进行了变更，并形成交易习惯。大润发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鸿润公司间的该种交易习惯在本案所涉供货纠纷中已通过约定或其他方式进行了变更。鸿润公司提交的发货单、康诚物流中心的收货报表及其它证据足以证明其已就主张的1285569.23元货款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履行了供货义务。大润发公司关于其未收到该1285569.23元货款相应货物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问题三，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中虽约定按照发票交付日期起算付款期限，但鸿润公司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系由大润发公司退货及未就退货足额开具退货发票造成，并非鸿润公司存在过错，故大润发公司以鸿润公司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由主张付款条件未成就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大润发公司虽主张除鸿润公司认可的退货金额1361798.20元外，尚有14348元的退货，但鸿润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大润发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大润发公司关于该14348元应从货款数额中予以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大润发公司的上诉主张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50元，由上诉人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志忠
审 判 员 李耀勇
代理审判员 陶巧玲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焦琳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