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终2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丽娜，女，1957年9月2日生，汉族，现住农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农安公路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农安县。
法定代表人：夏连富，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建国。
委托代理人：田静。
上诉人韦丽娜因与被上诉人农安公路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2015）农民初字第3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丽娜，被上诉人客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建国、田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丽娜在原审诉称：韦丽娜为客运公司改制前老公司（农安县公路客运公司）的职工。2001年，老公司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将应当支付给韦丽娜的经济补偿金，以每股金额500元，折合成客运公司的股权26股，并在2001年4月28日给韦丽娜发了《代理股金证》，2001年6月份韦丽娜按客运公司要求,向公司交了2000元上岗保证金后,韦丽娜继续留用在公司上班,2003年1月,公司实行“一刀切”办法，强迫韦丽娜内退回家。2013年，韦丽娜到单位询问股份分红一事，得知客运公司在通知韦丽娜内退回家时，已将韦丽娜的股金用于交纳社保费用及给韦丽娜发放生活费之用，韦丽娜已不是股东了。为此，韦丽娜多次找客运公司及相关上级部门，客运公司于2014年5月8日才正式答复韦丽娜并同意将此事诉之法律解决。韦丽娜认为，在老公司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已将韦丽娜应得的经济补偿金量化为客运公司的股金，并发放了股金证，2003年离岗内退，是由于客运公司强迫所为，并非韦丽娜个人意愿，为离岗人员发放工资和交纳社会养老保险是单位的义务。因此，客运公司主张用韦丽娜的股金为韦丽娜发放生活费和交纳社会养老保险，根本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作出公正判决。故请求法院依法确认韦丽娜享有被告26股股权；判决客运公司将韦丽娜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案件受理费由客运公司承担。
客运公司在原审辩称：一、虽然公司法严禁股东退股，但韦丽娜“股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系由解除劳动关系的安置费债权转股而来。改制初期，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因韦丽娜对企业发展失去信心，多次找到公司及政府，坚决要求退出公司、重新发放安置费，经本人申请，企业将股权重新转变为债权，允许韦丽娜退出企业。该决定是韦丽娜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根据本人意愿自主选择的结果。2001年4月，原农安县公路客运公司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国有资产退出企业经营，作为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安置费，量化给每个职工，由于当时不能变现，所以由债权转为股权。改制初期，由于新企业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生产经营状况不景气，部分在岗股东对企业发展失去信心，要求将已转为股权的安置费变现，返还本人。公司董事会根据长发[2001]3号文件关于“职工理顺劳动关系的补偿费可以置换成职工股权，也可以作为职工债权留在新企业”的规定及企业实际情况研究决定：同意接近退休年龄的在岗股东退股的请求，由公司出资，统一收购。鉴于公司资金紧张，一次性支付收购股权的费用难度大的问题，采取按月支付本人生活费和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办法，逐步将股金返还本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股金如仍有剩余，一次性结清，返给本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坚持自愿的原则，由本人提出申请，并签订协议。股东同意由公司收购股权并按月领到生活费、养老保险费及时缴纳后，不在享有本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按照以上做法，截止到2006年4月，公司先后收购了55名在岗股东的股权。虽然有的退股股东未签订相关协议，但实际上按照以上办法，本人通过逐月领取生活费和公司及时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方式，已将安置费返还本人，其接受安置费的行为已经表明其退出经营的真实意思，该部分股东在事实上已不再是本公司股东，自然也就不在股东名册之中。二、韦丽娜的解除劳动关系补偿未参与公司的实际运营，在韦丽娜决定收回解除劳动关系补偿款之前，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韦丽娜的解除劳动关系补偿未创造价值，也就不能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虽然公司法严禁股东退股，但韦丽娜“股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系由安置费转股而来。由于改制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劣，韦丽娜当时基于自身的判断，认为领取安置费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要求将安置费领回是真实意思的表达。韦丽娜在领回安置费后，该部分资产没有参加企业运营，没有创造价值，也就不能享受企业发展成果。因此，在企业发展形势转好、按股份分红之后，韦丽娜再请求恢复股东身份，已经没有了事实基础，不应得到支持。三、2014年，韦丽娜为股东身份及劳动补偿问题到政府信访，县政府为此事成立工作组，工作组得出结论，由于韦丽娜的股金已经自愿退出公司经营，韦丽娜不再具有股东身份，不享有股份分红的权利，但是，由于韦丽娜将股权转化为债权，导致与解除劳动关系相关的社保、医保等问题未予落实，该问题系属于改制遗留问题，应该由政府予以补偿，故2015年初县政府出资对韦丽娜解除劳动关系问题予以补偿，并与韦丽娜达成一致意见，该补偿系对韦丽娜改制中身份转变的终局赔偿，韦丽娜不得再就股金、劳动关系补偿、社会保险等问题再行要求给付。韦丽娜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已经领取了解除劳动关系补偿款，并在政府的决定下，解决了后续的福利待遇问题，韦丽娜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已经全额领取了相应补偿，韦丽娜不能双重获利，不能再享受由安置费转化而来的股权，因而也就不具备股东身份。四、关于韦丽娜所持有的股金证（代理），是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临时产物，改制后期发放正式股金证代替原“股金证（代理）”，但由于当时对证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大多数人已经将其遗失，故改制工作组同意，重新发正式股金证，原“股金证（代理）”作废，并重新修订股东名册。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工作组的做法有失草率，但在改制初期，一应改制办法皆在探索中时，工作组已经尽可能的情况下做出了最稳妥的决定。虽然这些人手中仍持有股金证（代理），那只是企业发展的一个见证。与其他退股后仍持有或遗失股金证（代理）的原股东同样，已不再是股东。综上所述，韦丽娜已经自愿领回了解除劳动关系的安置补偿，并在政府协调下解决了改制时处理尚不完善的劳动保险等问题，不能再次享受由安置费用转换而来的股份利益。韦丽娜的安置补偿费用未参加公司运营，未创造价值，故韦丽娜不具备股东身份，请求法院驳回韦丽娜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4月，原农安县公路客运公司依据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国有资本退出企业经营，将应当支付给韦丽娜的经济补偿金13,140.00元以每股金额500元折合成客运公司的股权26股，发放给了韦丽娜。2002年12月31日,经韦丽娜、客运公司双方同意签订了关于内退规定协议。协议规定，内退后股本等于原股本金减去内退缴纳养老保险总额再减去内退工资总额。2007年9月，客运公司以养老保险5,151.00元、生活费10,887.00元、失业109.62元、医疗3,935.74元，合计13,140.00元由韦丽娜领取。2014年6月25日，为了解决企业改制遗留问题，通过客运公司主管机关协商，再次给付韦丽娜养老、失业、本人生活费、工龄补贴款20,082.91元，并由韦丽娜直接领取。之后，韦丽娜以客运公司用韦丽娜的股金为韦丽娜发放生活费和交纳社会养老保险，其理由不成立为由，诉至来院，请求依法确认韦丽娜享有客运公司26股股权，将韦丽娜记载于客运公司的股东名册。
原审法院认为：韦丽娜、客运公司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依据中共长春市委、长春市人民政府长发【2001】3号文件有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规定精神，韦丽娜的补偿金以债权的形式留在了新企业，韦丽娜在身份转变过程中，于2002年12月31日与客运公司签订了内退协议，同意了公司内退的规定，韦丽娜已将股权量化的债权全额领取。且为了解决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在有关部门协调下，解决了韦丽娜后续福利待遇问题，所以，韦丽娜请求确认其享有客运公司26股股权及将其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韦丽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及邮寄费108元由韦丽娜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韦丽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理由：一、原审错误认定事实，遗漏重要事实，明显影响了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在此基础上所作的裁判有失公允性。1.原审认定“2001年4月，原农安县公路客运公司……股权26股，发放给了原告”错误，上诉人的经济补偿金折合成股权后留在了被上诉人公司，而发放给上诉人的是股金证。2.原审遗漏了被上诉人于2001年4月依据长春市人民政府长发[2001]3号文件规定，将上诉人应得经济补偿金量化为26股股权后，于2001年6月，将包括上诉人26股权在内的全部改制成果，以注册资本854.6万元注册成立被上诉人，将上诉人身份转变取得经济补偿金以股权形式留在改制后被上诉人处的事实，经过工商注册登记的形式予以了固定。原农安县公路客运公司适用长发[2001]3号文件将职工身份转变改制成立被上诉人的工作已经完成，上诉人的身份转变过程至2001年6月终结。此后，被上诉人为依据《公司法》注册成立并经营的无主管部门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已不具备再依据长发[2001]3号文件，将上诉人已转换成股权的经济补偿金，再次转换经济补偿金本身或再次转换为债权的适用条件和机会的事实。长发[2001]3号文件并无将已转换成为股权的经济补偿金，再次转换为经济补偿金本身或再次转换为债权的政策性规定。基于原审遗漏的上述事实，第一，原审认为“原、被告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原告的补偿金以债权的形式留在了新企业”即没有任何上诉人的补偿金以债权形式留在了新企业的证据支持和事实基础。第二，原审认为“原告在身份转变过程中……已将股权量化的债权全额领取”错误，2001年6月，被上诉人注册成立时，上诉人的身份转变过程全部终止。2004年12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无论签订什么内容的内退协议，均与上诉人的身份转变过程无任何关联。第三，2004年12月双方签订内退协议的行为，应受《劳动法》调整，该协议不是依据公司法或任何法律规定、行政政策。事实上，除长发[2001]3号文件仅为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职工身份转换的一次性政策规定外，没有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职工身份转换的一次后，将职工已转换成股权形式留在改制后公司的经济补偿金，再次转换为其他形式处分的政策性规定以及法律规定。原审认为上诉人同意了公司内退的规定，已将股权量化的债权全部领取错误。3.原审遗漏了被上诉人于2001年6月注册成立之时，其注册的章程第十一条的事实。原审认为“韦丽娜在身份转变过程中……解决了韦丽娜后续福利待遇问题”错误。因内退仅为上诉人离岗的工作状态，而非被上诉人章程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本案发生在被上诉人注册成立之后，上诉人拥有的26股股权又是由改制应得的经济补偿金转换而来，所以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股东资格的行为与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公司法调整的范围，原审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明显错误。综上，原审遗漏重要事实，明显影响了判决结果的公正性，裁判有失公允性；原审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宜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客运公司辩称：1.上诉人所为的股权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自始不同于公司法意义上由个人出资参与企业经营而获得的股东权利。而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由政策一刀切的债转股所导致，由于企业暂时不能负担员工的安置补偿费，所以赋予其股东身份。但当企业经营略有好转时，自然有上诉人等一部分员工不看好企业前景，强烈要求恢复其债权，也就是将原本就是债权的股权再转变为债权而已。2.上诉人将其所谓的股金退出公司，是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根据本人意愿自主选择的结果。改制初期，公司经营陷入困境，上诉人出于对公司经营前景不信任，要求将手中股权变现，后在政府干预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允许上诉人将股金退出公司。3.上诉人的补偿金已经由本人自愿领出，未参与企业生产经营，对企业从亏损到盈利的转变过程没有丝毫贡献，因此，上诉人不能享受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4.上诉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已经领取了解除劳动关系补偿款，并在政府的决定下，解决了后续的福利待遇问题，上诉人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已经全额领取了相应补偿，上诉人不能双重获利，不能再享受由安置费转化而来的股权，因此也就不具备股东身份。5.上诉人已经要求政府部门对其诉求进行了处理，领取补偿款时表示不再就股金、劳动关系补偿、社会保险等问题再行要求被上诉人给付。6.上诉人退回公司的股份，已经由其他股东购买，其实质是一个以公司为中介的股权转让，且该转让已经公示并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上诉人要求恢复股东身份事实上已不可能。
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韦丽娜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2007年职工工资表一份。证明：我们在职期间开的是工资，不是股金。
证据二：被上诉人2001年6月在工商注册农安县公路客运股份合作制改造实施方案，其中第三点：改制模式。证明：经济补偿金16790元，在改制的同时就已经以每股500元，折合成33股股权了。以股份投资的形式留在了改制后新的企业，并发给了代理股金证。
证据三：被上诉人2001年6月在工商注册的农安县公路客运有限公司章程。证明：因为公司章程是建立在公司法基础之上的，保证实施的家规，也是公司重要的文件，证明被上诉人不符合章程中规定的退股、转股，要求董事会批准公司收买股权的条件，自然也就无权退股、转股，要求公司收买其股权。
被上诉人客运公司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韦丽娜本人可能没有对企业失去信心，但是当时有同样情况的有50多人，有很多人找到企业想把现金拿到手，所以公司才采取了这种办法。
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2001年4月，原农安县公路客运公司依据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国有资本退出企业经营，将应当支付给韦丽娜的经济补偿金13140元以每股金额500元折合成客运公司的股权26股，发放给了韦丽娜。2002年12月31日,经韦丽娜、客运公司双方同意签订了关于内退规定协议。协议规定，内退后股本等于原股本金减去内退缴纳养老保险总额再减去内退工资总额。2007年9月，客运公司以养老保险5150.55元、生活费10887元、失业109.62元、医疗3935.74元，合计20082.91元由韦丽娜领取。2014年6月25日，为了解决企业改制遗留问题，通过客运公司主管机关协商，再次给付韦丽娜养老、失业、本人生活费、工龄补贴款17520元，并由韦丽娜直接领取。之后，韦丽娜以客运公司用韦丽娜的股金为韦丽娜发放生活费和交纳社会养老保险，其理由不成立为由，诉至来院，请求依法确认韦丽娜享有客运公司26股股权，将韦丽娜记载于客运公司的股东名册。《已退休人员费用结算统计发放表》下方注：领取结算费用后，本人社会保险费、生活费、国有资产量化转股的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全部结清。上诉人在领取人处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发生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被上诉人依据中共长春市委、长春市人民政府长发[2001]3号文件有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规定精神，对原农安县公路客运公司进行改制，上诉人于2002年12月31日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内退协议，同意了公司内退的规定，上诉人的经济补偿金量化为债权并已全额领取。且为了解决上述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经有关部门协调，已经结清了上诉人的国有资产量化转股的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其经济补偿金转换成股权后，再次转换为经济补偿金或债权的方式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的主张，如前所述，国有企业改制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共长春市委、长春市人民政府长发[2001]3号文件中规定对于补偿金可以置换成职工股权，也可以作为职工债权留在新企业。被上诉人公司将上诉人补偿金作为职工债权留在新企业并全额发放给上诉人符合上述文件的规定。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错误的主张，该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本案中，原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并无不当。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韦丽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韦丽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冬
代理审判员 胡月皓
代理审判员 于喜华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邹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