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243民初3371号原告：杨建华，男，1969年2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原告：豆长云，女，1968年8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茂蔚，重庆绿荫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原告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杨春泥(系两原告之女)，1994年2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刘某1，男，2001年6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刘某2（系刘某1父亲），1977年1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任某（系刘某1母亲），1978年10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刘某2，男，1977年1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任某，女，1978年10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上三被告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王子高，重庆渝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龚某1，男，2001年11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组自治县。法定代理人：龚某2（系龚某1父亲），1969年7月9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张某（系龚某1母亲），1972年9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龚某2，男，1969年7月9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张某，女，1972年9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禹小江，重庆市彭水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苏某1，女，1999年3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苏某2（系苏某1父亲），1971年7月22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姚某（系苏某1母亲），1974年4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苏某2，男，1971年7月22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姚某，女，1974年4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冉某1，女，2003年4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冉某2（系冉某1父亲），1977年3月30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定代理人：赵某（系冉某1母亲），1975年3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冉某2，男，1977年3月30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赵某，女，1975年3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广成，重庆渝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建华、豆长云诉被告刘某1、刘某2、任某、龚某1、龚某2、张某、苏某1、苏某2、姚某、冉某1、冉某2、赵某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黄宽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建华、豆长云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茂蔚、杨春泥，被告刘某2、任某及刘某1、刘某2、任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高，被告龚某2、张某及龚某1、龚某2、张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禹小江，被告苏某2，被告冉某2、赵某及冉某1、冉某2、赵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广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苏某1、姚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建华、豆长云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杨某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544780元、丧葬费31050元，共计575830元的80%即460664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8日凌晨1点左右，二原告之子杨某与被告刘某1、龚某1、苏某1、冉某1五人一起玩耍，从大转盘沿民政局处往滨江路方向行走，当走到十字街路段时，刘某1提议下河游泳。在河边刘某1先将衣服脱掉下河游了一会后，喊杨某下河游泳，开始杨某说自己不会游泳不下河，刘某1仍然继续喊杨某下水，并抄水将杨某打湿，杨某才下水游泳，没过多久，由于杨某不会游泳掉在水里，在场的其余四人未进行施救，造成杨某溺水身亡。综上，杨某与刘某1、龚某1、苏某1、冉某1一起玩耍，在下河游泳时，造成杨某溺水，又未及时施救，造成杨某死亡，各被告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赔偿原告因杨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被告刘某1、刘某2、任某辩称：第一、杨某是在沿江步道上玩耍不慎掉落江中溺水身亡，并不是在游泳过程中溺亡；第二、被告刘某1确实曾经提议游泳，但就作为未成年人的刘某1来说，提议游泳的行为并不是侵权行为，该行为也并不为刘某1设定保护他人安全的义务；三、杨某作为以自己工作为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自身行为负责，刘某1提议游泳的行为与杨某死亡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刘某1在本案中不具有过错，在玩耍过程中，刘某1多次要求杨某只在岸边玩耍，在发现杨某落水后积极实施了救助行为，对于原告的损失，被告刘某1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龚某1、龚某2、张某辩称：本案中龚某1不应当承担责任，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未实施侵权行为，事发后积极打电话求助，尽到相关义务。被告冉某1、冉某2、赵某辩称：1、冉某1在本案中没有侵权行为，冉某1系受邀与杨某、刘某1、龚某1、苏某1一起玩耍，冉某1年龄最小，眼睛近视，除与龚某1认识两个月外，与其他人均不熟悉；同时冉某1作为女生，不属于游泳的受邀对象，因此对于当晚整个过程，冉某1只是一种被动陪同状态，更没有参与游泳活动；2、冉某1虽然与杨某等人一起到了河边，但这一被动陪同行为无可厚非，符合人际交往常理和少年人行为模式，并无不当，因为被告冉某1系最后一个受邀参与玩耍，冉某1在所有人之中年龄最小，当天是其朋友龚某1约的冉某1，加之当时时间较晚，作为一个只有13岁的女生，不可能因为刘某1提议下河游泳就与其他人分开独自回家，无论是从自身安全还是朋友情谊考虑，对于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来说，陪同其他人继续前行是极其正常的行为，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性格特点与认知程度。3、被告冉某1对于其他人提议下河游泳时，并没有任何积极支持、怂恿或者帮助行为，也没有直接与其他人一起到江边，而是在距离江边10米以外，当其他人走到江边甚至下河游泳时，被告冉某1并没有跟随，而是直接在杨某游泳位置10米以外的地方坐下玩耍手机，进一步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不参与游泳的态度，所以被告冉某1不但在思想上没有要与其他人共同下河游泳的意思，而且在行为上也没有与其他人一起下河游泳。4、被告冉某1既未对杨某、刘某1之间的行为给予任何积极的言语回应、怂恿，也未给予任何行为上的支持、帮助，更为积极参与下河游泳，杨某与刘某1是否下河游泳完全取决于二人之间的言行与内心抉择，与冉某1无关，整个过程中，被告冉某1没有实施任何可能影响到二人行为的不利言行，没有任何侵权行为。5、从刘某1提议下河游泳到杨某受邀并与刘某1先后下河，到杨某不慎踏空溺水身亡，整个过程中，被告冉某1仅仅是应邀玩耍时陪同杨某、刘某1、苏某1、龚某1一起走到乌江岸边的河堤上而已，是否提议游泳，是否接受游泳，均取决于刘某1、杨某内心意愿和自身行动，不受冉某1的影响，根本不是冉某1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所引起和造成的，被告冉某1除了基于应邀共同玩耍而善意的、被动的陪同行为之外，主观上无致杨某受害的故意或者过失，因此，冉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不具有任何过错。6、杨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与被告冉某1以及冉某1的法定代理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冉某1既未提议从事危险活动，也没有对他人的提议行为进行附和，既没有积极支持危险行为，也没有参与危险行为，与杨某溺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7、在事发当时情况下，被告冉某1客观上不具备施救的条件，所有人当中，冉某1年龄最小，又是女孩，深更半夜，眼睛近视，不会游泳，距离事发地点最远，这些客观条件说明被告冉某1并不具备救援的条件，在此情况下，不能强人所难，必须要求被告冉某1冒险救人。事发时，冉某1距离最远，且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关注其他人游泳的情况，由于事发时间短暂，在场的其他人均比冉某1先看见和知道杨某落水情况，并且刘某1第一时间施救不成功的情况下，其他在现场的人均已经呼救并且报警，后警察也来到现场，因此在当时情况下，救援已经于是无补，损害后果已经形成，被告冉某1在客观上也没有更好的施救方法与措施，在其主观上没有过错。综上，本案应当驳回原告对冉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诉讼请求。被告苏某1、苏某2、姚某辩称：1、同意冉某1及其代理人的意见，苏某1情况和冉某1一样；2、苏某1在杨某下河游泳前进行了劝阻。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7日夜间，杨某（二原告之子）、刘某1、苏某1、龚某1四人在本县县城玩耍，后龚某1邀约被告冉某1一同玩耍，四人遂一起步行前往本县XX小区接到冉某1后，五人沿浅水湾、大转盘、民政局、人和春天至滨江路一路玩耍，途中刘某1提议下河游泳，至7月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几人从滨江路下到乌江边，刘某1、杨某先后下水，因杨某不会游泳，苏某1试图劝阻杨某下水未果，两人先是在沿江人行步道上相互戏水（因夏季乌江涨水，该人行步道被水淹没），刘某1游出去后，喊杨某一同游泳，后杨某突然踩空下沉，刘某1发现后将杨某抱住施救，杨某同时将刘某1抱住，在两人即将下沉时，杨某放开刘某1后下沉溺亡。刘某1与杨某在水中时，苏某1、龚某1、冉某1均未下水参与，三人分别在梯步上玩手机，发现杨某溺水后，龚某1立即报警，苏某1呼喊过路行人施救。另查明，杨某生于2000年6月5日，生前系本县城镇居民，以自己打工为生活来源；苏某1生于1999年3月21日，刘某1生于2001年6月23日，龚某1生于2001年11月27日，冉某1生于2003年4月1日。事发当日之前，刘某1曾邀约杨某游泳，杨某告知过刘某1其不会游泳。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就一般侵权，行为人对损害后果具有过错时才承担侵权责任。本院认为，就本案来说，对杨某死亡的损害后果，刘某1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理由如下：第一、杨某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通常来说是不会主动有到危险水域游泳的想法的，刘某1事先知晓杨某不会游泳的事实，其应当预见深夜时分下江游泳具有重大的危险性，但刘某1仍然邀约杨某下江游泳，对杨某溺水身亡的后果，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刘某1辩称杨某是在沿江步道上玩耍不慎掉落江中溺水身亡，并不是在游泳过程中溺亡，而且在玩耍过程中，刘某1多次要求杨某只在岸边玩耍，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沿江步道当时漫水，而且当时夜深，即便只是在该步道上玩耍，仍具有重大的危险性，对此或可减轻刘某1的责任，但并不能构成刘某1免责的事由，对被告刘某1的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三、被告刘某1辩称杨某作为以自己工作为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自身行为负责，刘某1提议游泳的行为与杨某死亡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院认为，所谓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不以行为直接造成损害后果为限，对造成后果具有参与性的因素均属于损害后果的原因，就本案来说，刘某1的邀约行为不是杨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其行为对损害后之间存在诱发、促进性的间接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就本案来说，对杨某死亡的损害后果，其本人具有重大过错，对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理由如下：第一、刘某1提出下河游泳，其主要表明的是自己想要下河游泳的意思，同时表现出希望其他人与其一起玩耍的意思，但该提议对杨某是否下河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强制性，杨某已经年满十六周岁，并且以自己工作为生活来源，对于在深夜下江游泳这一高度危险行为具有完全的认识，应当结合自身及周遭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决定，其决定下水游泳的行为属于自甘风险，而刘某1的邀约行为只是一种刺激和诱发因素，对于死亡的损害后果，杨某自身决定下水的行为是主要原因；第二、杨某与刘某1系朋友关系，相互之间并无特别的法律上的管护义务，本案中刘某1的过错在于，对造成杨某溺亡的危险情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参与因素，但在杨某面临险情时，刘某1积极实施了抢救，尽到了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可以减轻其赔偿责任。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定，对杨某死亡造成的损失，由刘某1承担10%的责任，剩余责任由杨某自行承担。关于被告龚某1、苏某1、冉某1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三被告在本案中不具有过错，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理由如下：第一、对于刘某1的游泳提议，三人并未接受，亦未附和，而三人不参与游泳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游泳行为的拒绝，也就是说，三人与杨某以及刘某1共同玩耍的内容是不包括游泳在内的，而三人在杨某下水之前的陪同行为并不能说明三人对造成杨某溺亡危险情境的产生具有作用；第二、根据查明事实，三人中年纪稍长的苏某1，在杨某下水前进行了劝阻，虽然并未发生作用，但这一行为可以说明，三人对下河游泳是反对的，就五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来说，在程度上尽到了避免损害发生的义务；第三、在发现杨某溺水时，三人当即报警、呼救，就当时的情况，在程度上尽到了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对于刘某1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由作为其监护人的被告刘某2、任某承担。对于原告的合理损失，认定死亡赔偿金为544780元（27239元/年×20年）、丧葬费31050元（5175元/月×6月），共计575830元，由被告刘某2、任某承担57583元（575830元×1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2、任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建华、豆长云因杨某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57583元；二、驳回原告杨建华、豆长云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04元（原告杨建华、豆长云已预交1352元），减半收取为1352元，由原告杨建华、豆长云负担1216元，被告刘某2、任某负担13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 宽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豆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