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36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冠深发吊装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街道龙井花园*座***号。
法定代表人：成书华，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琦、王能祥，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华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金地翠园**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义，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羲磊，辽宁共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王爱庆，男，汉族，1972年3月11日生。
上诉人深圳市冠深发吊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深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华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公司”）、原审第三人王爱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6）云0181民初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冠深发公司委托代理人赵琦、王能祥，华为公司委托代理人杨羲磊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王爱庆经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市冠深发吊装租赁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案第三人王爱庆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其对外签单的行为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并没有义务及能力去审查该协议上签字及公章是否为真，虽然《起重机设备租赁合同》、《流动式起重机租赁安全协议》上王爱庆的签字及被上诉人的公章经鉴定为假，但该两份协议是由王爱庆事先准备好并提供给上诉人签字盖章，上诉人在签订该协议时毫不知情，被上诉人并不能以此来对抗善意的上诉人；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之前，王爱庆自称其为被上诉人的项目经理，长期在被上诉人的项目施工现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进行指挥施工，上诉人进场进行吊车作业也受其管理和安排，若被上诉人认为王爱庆没有权利代表自己进行管理和指挥，就应及时提出，及时制止，相反，被上诉人任由王爱庆在项目施工地指挥施工，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王爱庆的行为就是代表被上诉人的行为；三、被上诉人一审称其与王爱庆之间存在《工程协议书》，认为王爱庆与自己之间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但上诉人在本案诉讼前，不可能知道王爱庆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工程协议，主观上不存在过失，且王爱庆在要求上诉人提供吊车服务时都是以被上诉人的名义要求，也没有向上诉人提供该工程协议予以说明，因此，王爱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能对抗上诉人，第三人王爱庆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结算和在派车单上签字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辽宁华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虚构合同签订的事实，上诉人称《起重机设备租赁合同》和《流动式起重机租赁安全协议》是由王爱庆事先准备好并提供给上诉人签字盖章，上诉人在签字是不知情的说明是虚构的，上述两份合同是专业的格式合同，王爱庆仅是一个包工头，王爱庆从2014年4月份开始给上诉人的签字有数百份，对王爱庆签字上诉人是清楚的，且上述过程与上诉人一审中陈述是上诉人准备好合同，王爱庆进到屋里签字盖章的情况有出入，明明是上诉人伪造被上诉人的公章及王爱庆的签字，该伪造行为已经司法鉴定确认为事实。二、上诉人虚构王爱庆是被上诉人的项目经理，上诉人知道王爱庆只是一个包工头，却慌称王爱庆是被上诉人的项目经理，王爱庆原是祁国勇手下的一个工头，祁国勇承包的几个公司都是王爱庆在现场负责，祁国勇各个工地使用的吊车都是王爱庆签字的。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看，王爱庆从2014年5月1日就开始以“六建九队”的名义签字使用上诉人的吊车，“六建九队”是大庆石油建设公司在当地工程的施工代号，被上诉人的施工代号是“六建八队”，被上诉人与祁国勇是在2014年5月28日才签订承包合同，证据中以“六建八队”名义使用上诉人吊车的最早时间是2014年9月22日，王爱庆当时只是祁国勇手下的小包工头。三、虚构对王爱庆与被上诉人系承包关系在诉讼前不知情，因王爱庆拖欠上诉人的租赁费，上诉人于2015年3月1日至14日用两台吊车堵截被上诉人工地大门，并将王爱庆的两个集装箱的设备及工具全部拉走扣押，同时在被上诉人处留下书面证明，2015年8月23日王爱庆又向被上诉人书面承诺，其与王爱庆的吊车款纠纷走法律程序，不找被上诉人任何麻烦，如违反此承诺负法律责任。四、关于本案的表见代理问题，王爱庆根本不存在任何有关《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的行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爱庆曾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过任何协议，上诉人明知王爱庆是一名包工头，上诉人恶意伪造合同和签字，私刻上诉人的公章，王爱庆根本不存在任何表见代理的行为。
王爱庆提交书面意见称，其二审意见与一审答辩状基本一致，一、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1月6日由王爱庆签字的《起重机设备租赁合同》是伪造的，上诉人称是王爱庆将准备好的合同提供给上诉人不属实，王爱庆从未与上诉人签订过该合同，经鉴定两份合同中的印章及签字不真实，王爱庆没有任何权利代表被上诉人华为公司；王爱庆原是祁国勇手下的工头，负责祁国勇承包的中石油大庆石油建设安装有限公司的钢结构安装工地和辽宁华为的异构化罐及管线安装工地的工程安装，后祁国勇欠刘文河吊车租赁费没有及时给付，刘文河将祁国勇扣押，后祁国勇逃跑并失去了音讯，王爱庆将祁国勇承包的工程接了过来，与华为公司另行签订了承包协议，王爱庆并没有接手祁国勇原来承包的大庆石油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工程，是由大庆石油建设公司自行施工，与王爱庆没有任何关系，华为公司也不可能为大庆工地的债务承担责任；二、六建九队是北京的一个叫鑫永昊的公司承包的工程，祁国勇当时承包了该公司的工程，六建九队的吊装费祁国勇已经结清，现因祁国勇失踪了，刘文河趁机将已结算完毕的而北京工地的吊车费冒充华为公司工地吊车费；三、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出具的由王爱庆签字的派车单是在刘文河胁迫下签字的，刘文河拿着假的派车单向华为公司骗钱被识破后，华为公司准备以诈骗最起诉刘文河与王爱庆，后刘文河向华为公司认错后，并保证租赁费用的问题与华为公司无关，华为公司才放过了刘文河；四、王爱庆施工的工程总量才513万元，吊车费不超过工程总价的10%，扣除已支付给中油六建的吊车费，华为公司的异构化罐、3#管廊及汽车装卸站等三项工程，刘文河的租赁费也仅有35万元，故超出部分全部是伪造的；王爱庆于2014年10月14日与华为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截至12月31日才施工2个多月，不可能产生49.3万元的吊车费；加之，刘文河已承认的假单据就有87张，仅是假单据金额就达10万元左右，假单据是2015年3月24日才被华为公司扣留的，2014年12月31日结算时，假单据在刘文河手中，加上祁国勇已经结算完毕的北京工地（六建九队）大约20多万元，可以说明12月31日的结算书是假的；王爱庆已经支付给刘文河吊车费34万元，但2015年春节前的10万元，刘文河不承认；五、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3月14日，刘文河用两台吊车封堵了华为公司施工工地大门，造成工地14天未能施工，上诉人强行将王爱庆两个装有机械设备及各种工具的集装箱强行从施工工地拉走，造成王爱庆无法继续施工，产生经济损失30余万元，导致王爱庆尚有213万元的工程量未能施工，造成王爱庆可得利益损失20余万元。
深圳市冠深发吊装租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所欠租金73529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华为公司与中油吉林化建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华为公司分包中石油云南1000万吨/年炼油项目罐区设施产品罐区安装工程Ⅱ标段柴油罐组一及异构化罐组施工工程。2014年5月28日，华为公司与案外人祁国勇签订《工程协议书》，约定由华为公司将上述工程中的汽车装卸站及管廊管线等工程以包干方式分包给祁国勇，王爱庆为祁国勇下属的工程队长，后因祁国勇拖欠他人工程费用而与华为公司终止协议。2014年10月14日，王爱庆接手祁国勇在华为公司分包取得的工程，并与华为公司签订《工程协议书》，王爱庆与华为公司于2015年3月终止协议。在祁国勇、王爱庆承包工程期间，华为公司的异构化罐、3#管廊等工程使用冠深发公司的吊车、板车的情况如下：自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结合《收据》、《派车单》及《结算单》，可确认产生费用493200元；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2月5日期间，王爱庆签字确认《派车单》90份。王爱庆与华为公司终止协议后，自2015年3月至7月期间，朱宝成（华为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签字确认《派车单》97份，郭祥及郭学军（华为公司陈述此人为公司下属分包人葛新施工队的队长）签字确认《派车单》56份。上述单据中，王爱庆、郭祥、郭学军以队长身份对单据签字确认，“领导”处无人签字，“客户”处为六建八队（双方认可系华为公司下属分包人的施工队）、六建九队（华为公司及王爱庆陈述为其它公司下属分包人的施工队）；朱宝成在“领导”处签字确认的单据中，“客户”为华为公司，签字的队长均不是王爱庆、郭祥、郭学军。2015年1月6日，冠深发公司与华为公司签订《25吨汽车吊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约定华为公司租用25吨汽车吊3台（车牌号为：鲁Ｐ×××××、云Ａ×××××、云Ａ×××××），租期自2014年4月4日至2015年12月31日，每日租金为3900元/3台。2015年3月14日，冠深发公司项目经理刘文河出具《声明》，说明87张派车单系王爱庆用于欺骗华为公司的（单据已交华为公司，且未包含于冠深发公司主张的租金中）。同日，刘文河出具《证明》，说明因拖欠吊装租赁费，从华为公司异构化罐组工地拉走祁国勇、王爱庆的集装箱。2015年4月23日，华为公司出具《委托书》，同意中油六建支付王爱庆、祁国勇欠刘文河吊装费25万元。2015年8月23日，刘文河出具《承诺书》，说明刘文河与王爱庆吊车款纠纷走法律途径，今后不找中油六建和华为公司任何麻烦。另，冠深发公司承认王爱庆已支付24万元，华为公司于2015年5月11日支付2万元。诉讼期间，华为公司因申请对《起重机设备租赁合同》、《流动式起重机租赁安全协议》进行印章和笔迹鉴定，支付鉴定费1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租赁合同的效力如何确定；2、王爱庆等三人签单的后果由谁承担；3、华为公司承担的吊装费如何确定。关于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从冠深发公司提供的三份合同来看，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起重机设备租赁合同》、《流动式起重机租赁安全协议》系华为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故该两份合同对华为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华为公司称《25吨汽车吊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系为了帮助冠深发公司办理车辆入场证而签订，但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华为公司在合同签订后确实租用了冠深发公司的吊车，且租金亦按照合同约定的1300元/台班计算，则据此可确定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成立并生效。关于王爱庆等三人签单的后果由谁承担的问题。首先，华为公司与冠深发公司于2015年1月6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期自2014年4月4日至2015年12月31日，但结合祁国勇、王爱庆自2014年5月起已实际使用冠深发公司设备的情况来看，租赁合同约定的车辆牌号、租金标准等内容与王爱庆等人所使用的车辆的牌号及相应的租金并不吻合。仅凭王爱庆等人使用设备的时间处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内的事实，无法证明他人使用设备的行为是对租赁合同的履行，亦不能证实华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是对他人行为的追认，故租赁合同的效力不及于王爱庆等人的行为。其次，虽然华为公司与冠深发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但从华为公司提交的三份施工协议来看，华为公司在承包工程后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祁国勇、王爱庆、崔涛等人，王爱庆等三人所签单据的“客户”均为六建八队或六建九队，上述单据与朱宝成签字确认的单据载明的“客户（华为公司）”并不一致，则在无法证实王爱庆等人的签单行为已得到华为公司授权或追认的情况下，王爱庆等人的行为后果由华为公司承担，并无法律依据。再次，从冠深发公司项目经理刘文河出具的《说明》、《承诺书》来看，刘文河亦承认欠付吊装费的主体为祁国勇、王爱庆，则据此可确定此前的设备承租人为祁国勇等人，王爱庆在《结算单》中所称“华为公司欠吊车工程款493200元”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结算单》不能证明华为公司欠款的事实。最后，华为公司出具《委托书》，同意中油六建支付王爱庆、祁国勇所欠刘文河吊装款，据此并不能确定华为公司作出了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因此，王爱庆等三人的签单行为并未得到华为公司的授权或追认，且王爱庆等人以施工队长的身份实施民事行为，其并不具备足以使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表征，故该三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三人签单所致的后果，应由实际承租人承担。关于华为公司承担的吊装费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华为公司项目经理朱宝成签字确认的《派车单》，可以确定华为公司租赁吊车、板车的情况为：吊车为60.5个台班零11个小时、板车为20.5个台班零13个小时。双方均认可吊车费为1300元/台班，板车费为700元/台班，一个台班为9小时，则吊车费为：1300×60.5﹢1300﹢1300÷9×2=80239元，板车费为：700×20.5﹢700﹢700÷9×4=15361元。以上费用合计95600元，扣除华为公司已支付的2万元，华为公司应支付给冠深发公司的租金即为75600元，因华为公司逾期付款，则其应自最后一次租用吊车（2015年7月3日）的次日起，以未付款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期间的利息。综上，华为公司基于租赁合同所应承担的租赁费为75600元，其余租赁费则由冠深发公司向实际承租人另行主张；因本案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11000元，由举证不能的一方当事人，即冠深发公司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辽宁华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深圳市冠深发吊装租赁有限公司租金756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该款项自2015年7月4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期间的利息；二、驳回深圳市冠深发吊装租赁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重申一审提交的以下证据：1、工程结算单及派车单，欲证明其一审主张的所欠租金应由被上诉人承担；2、《25吨汽车吊租赁合同》，欲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租赁合同；对证据1，被上诉人对王爱庆出具的工程结算单认为不能代表被上诉人，对派车单仅认可有“朱宝成”签字确认的部分款项；对证据2签章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是为了帮上诉人办车辆的出门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提出以下异议：1、对被上诉人与祁国勇、王爱庆签订《工程协议书》的情况，上诉人并不知情，祁国勇、王爱庆无施工资质，协议是无效的；2、上诉人一审认定王爱庆已支付的24万元是代表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被上诉人则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异议，对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异议不予认可。对各方无争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异议是否成立，本院将结合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租金及利息的观点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一审请求被上诉人支付其所欠租金735295元及利息等，上述款项735295元主要包含2014年租金483200元及2015年租金252845元，上诉人据以主张权利的证据主要为王爱庆于2014年12月31日出具的工程结算单、2014、2015年度的派车单、《25吨汽车吊租赁合同》等，对上述款项中，被上诉人对于有“朱宝成”签字的单据予以认可，一审对该部分单据予以确认并据此计算租金及利息的处理，各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予以确认；对上述款项中其余由王爱庆出具结算单及签字的派车单，以及由郭学军、郭祥等人签字的派车单，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此，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关键在于上述人员的行为是否履行职务行为或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此，其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有“王爱庆”签字及被上诉人云南项目部签章的《起重机设备租赁合同》、《流动式起重机租赁安全协议》中，经鉴定，甲方落款处“王爱庆”签名与王爱庆书写《笔记样本提取》中“王爱庆”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书写，甲方落款处“王爱庆”签名字迹上所盖“辽宁华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云南项目部”的印章印文与朱宝成本人提供的“辽宁华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云南项目部”印章印文样本不是同一个印章所盖印，对于王爱庆等人出具结算单及派车单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证据不足；其二，关于上诉人主张王爱庆等人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上诉人主张王爱庆是被上诉人的项目经理，项目施工及吊车作业等均由王爱庆负责，上述两份经鉴定的合同是王爱庆交给上诉人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与王爱庆之间的内部工程协议及被上诉人对派车单的签字内部要求并不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25吨汽车吊租赁合同》，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王爱庆、郭学军、郭祥等人的签字行为系代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此，从现有证据及查明事实，双方认可真实性的2015年1月6日的《25吨汽车吊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车辆牌号、租金标准与王爱庆等三人签字的派车单载明的实际使用的情况存在出入；从上诉人项目经理刘文河2015年8月25日出具的《证明》、《声明》等，载明“承诺我与王爱庆吊车款纠纷一事，……从今后不找中油六建和辽宁华为任何麻烦……”等内容；王爱庆出具的《工程结算单》仅有王爱庆签字，并无被上诉人印章；同时，上诉人虽表示对被上诉人与祁国勇、王爱庆等人之间的《工程协议书》不予认可，表示不知情，但在本案涉及工地项目经理或负责人员多次变更的情况下，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就本案涉及的租赁机械等进一步达成合意或确认等，上诉人主张王爱庆、郭学军、郭祥等人出具结算单或在派车单上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已充分阐述，不再赘述。综上，一审判决所作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96.95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冠深发吊装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审判长 钱晓燕
审判员 张 楚
审判员 杨 雪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陈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