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66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有财，男，195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桦甸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风兰，女，196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桦甸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廖志松，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中医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9号大街。
法定代表人吕宾，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赵丽华、钟巧美，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有财、黄风兰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省中医院（以下简称省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2)杭经开民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
薛有财、黄风兰系薛晓明的父母。2010年12月14日上午，患者薛晓明因“上腹痛半天”，由朋友陪同去省中医院就诊。薛晓明自诉“上腹痛半天，昨晚饮酒，今晨开始出现恶心、呕吐胃内容物1次，上腹痛、烧心”，省中医院经初步检查诊断为“腹痛待查：急性胰腺炎？”，并予以抽血检查及急诊输液，输液药物为“生理盐水100ml+泮立苏40mg”。输液结束后约20分钟，薛晓明突然晕倒在地，经省中医院抢救，薛晓明于2010年12月14日14时52分死亡。2010年12月16日，薛有财、黄风兰与省中医院一致同意委托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对薛晓明的尸体进行解剖。2011年1月23日，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出具了尸体检验报告，载明：1.左、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及左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心外膜和心肌小灶性出血；右心室前壁脂肪组织明显增生；肺淤血、水肿；2.硬膜外血肿；3.肝脂肪变性和淤血。2011年6月20日，薛晓明的遗体在杭州殡仪馆火化。
2011年7月9日，薛有财、黄风兰向浙江省卫生厅投诉，要求卫生厅依法履行卫生行政监督法定职责，对省中医院的医疗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情况作出行政处理与行政处罚。浙江省卫生厅书面答复认为，薛晓明医疗事件是属于医疗争议事件，申请书中提出医院在没有明确诊断情况下进行泮立苏40mg静滴导致患者死亡以及医院违反相关规定，未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查导致患者未能及时得到治疗等问题，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建议通过以下途径解决：一是与医院协商解决；二是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调解（或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三是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如认为医疗机构在此事件中存在违反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可向杭州市卫生监督所投诉。2011年8月25日，薛有财、黄风兰向卫生部申请行政复议。2011年11月11日，卫生部作出了卫政法复发[2011]57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2011年12月5日，薛有财、黄风兰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2年5月16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杭下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驳回薛有财、黄风兰的诉讼请求。2011年10月12日，浙江省卫生厅将薛有财、黄风兰的相关投诉材料转交给杭州市卫生监督所，该所对薛有财、黄风兰的投诉内容进行了调查，并对省中医院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的问题，于10月17日发出了《卫生监督意见书》。意见书载明：1.病历书写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要求；2.病历书写中出现错字，应用线划在错字上，保留原记录清楚可辨，并注明修改时间，修改人签名。不得采用刮、粘、涂等方法掩盖或除去原来的字迹。3.请针对以上意见立即进行整改。
2011年11月24日，经杭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黄风兰与省中医院达成如下协议：一、院方一次性补赔偿患方人民币58000元（含患方向院方所借金额8000元）；二、患方的尸检费、冰冻费合计24700元由院方承担；三、双方签订并履行本协议后，此医疗纠纷到此终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提出任何异议或主张。双方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字，后省中医院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
本案审理过程中，省中医院于2013年3月20日申请对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司法鉴定。2014年7月10日，浙江省医学会作出《关于终止医疗损害鉴定的函》，载明：患方代表书面向其提出拒绝以法院提交的材料作为鉴定依据，故随机抽取专家工作无法完成，其经研究决定终止该案的医疗损害鉴定。2014年10月11日，薛有财、黄风兰申请对薛晓明的门诊病历是否存在添加、修改等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4月1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浙江汉博[2014]文鉴字第100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薛晓明的《门诊病历》中：首诊日期为“10年12月14日”的《首诊病史录》中“无咖啡色液体”字迹为“及上腹痛烧心”等字迹后添加形成；倾向认为“腹痛待查：急性胰腺炎”字迹系添加形成；但无法确定两者之间间隔时间的长短，不能确定事前、事后；未发现检材中“呕吐胃内容物1次”、“心肺（一）”字迹存在事后添加形成的迹象；2.薛晓明的《门诊病历》中：日期为“2010.12.14”的《病史录》中“2010.12.14.12：30am”中“30”的“3”字是在“2”字上修改形成。2015年7月28日，省中医院又申请对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1月22日，浙江省医学会作出《关于终止医疗损害鉴定的函》，载明：患方代表书面向其提出不同意鉴定的理由，认为医方存在伪造、涂改病历事实，病历资料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故随机抽取鉴定专家工作无法完成，经研究决定终止该案的医疗损害鉴定。
薛有财、黄风兰请求判令：一、省中医院赔偿薛有财、黄风兰各种损失共计1531467元（死亡赔偿金807860元，丧葬费2898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448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司法鉴定费4000元，住宿费、交通费、打印费、餐饮费等共计41660元，医疗费121.3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省中医院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省中医院接受患者治疗，双方形成医患关系，医院应当对患者进行积极妥善地治疗。判定省中医院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前提是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薛有财、黄风兰认为医疗机构有医疗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多涉及医学专业知识，须具备专门知识的法医学鉴定机构就医院诊疗行为是否符合常规、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是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重要参考证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已按省中医院的鉴定申请，两次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对省中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进行鉴定，但两次鉴定程序均因薛有财、黄风兰原因终止。虽然,浙江汉博[2014]文鉴字第100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门诊病历中“‘无咖啡色液体’字迹为‘及上腹痛烧心’等字迹后添加形成”、“倾向认为‘腹痛待查：急性胰腺炎’字迹系添加形成；但无法确定两者之间间隔时间的长短，不能确定事前、事后”、“2010.12.14.12：30am中‘30’的‘3’字是在‘2’字上修改形成”。但上述鉴定意见尚不足以证明省中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行为。薛有财、黄风兰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省中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故薛有财、黄风兰要求省中医院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在杭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黄风兰与省中医院已于2011年11月24日达成调解协议，约定“一、院方一次性补赔偿患方人民币58000元（含患方向院方所借金额8000元）；二、患方的尸检费、冰冻费合计24700元由院方承担；三、双方签订并履行本协议后，此医疗纠纷到此终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提出任何异议或主张”，上述付款义务省中医院已履行完毕。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薛有财、黄风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58元，由薛有财、黄风兰负担。
宣判后，薛有财、黄风兰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乃至错误。2013年1月15日第一次庭审中，原审对上诉人“撤销杭医调协【?2011】270号《人民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认为与本案医疗损害纠纷无关，并要求上诉人撤销这一诉讼请求。事实上，《人民调解协议》本身就显失公正，当年上诉人多次远离家乡来到杭州艰难维权，卫生行政部门对上诉人的投诉不告知调查结果，更不告知根据调查结果而向被上诉人作出的《卫生监督意见书》之事实。为讨说法上诉人已债台高筑（其中有向被上诉人借了八千元），在杭州长时间生活难以维持，而投诉控告却毫无结果，无奈之下，上诉人签下此不公协议。十分明显该份协议的签订，是有隐瞒被上诉人已被认定有错而责令其整改的事实，有趁人之危、误导上诉人对行政部门的执法行为产生怀疑，在绝望之下违背自己意愿之事实，显失公平，故而该份协议依法具有撤销的情形。一审法院要求薛有财、黄风兰撤消对《人民调解协议》的起诉，再用《人民调解协议》作为判决驳回的理由错误。上诉人在上诉状上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审法院对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不予查明、确认，至案件基本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认可门诊检查后，输液与做各项指标检验是同时进行，并作出“急性胰腺炎？”输液药物“泮立苏”、输液后死亡，因此“泮立苏”药物是否系薛晓明死亡诱因成为本案关键问题。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编号：A4237的《尸体检验报告》小结上也载明了“本例在输液结束后20分钟晕倒死亡，输液是否会增加心脏负担？由于本例并非输液后很快死亡，而是经过了20分钟后才发生晕倒，并且还与输液量和输液速度有关，所以这方面影响尚需根据具体情况才能确定”、“硬膜外血肿一般为外伤所致，如有无跌倒？请进一步调查后确定”，显然输液以及硬膜外血肿皆可成为薛晓明的死亡原因。由于一审判决未查明、确认薛晓明的死亡原因或死亡诱因，至本案基本事实不清。
同时，上诉人还需请二审法院引起注意，根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由一审法院委托而作出的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浙江汉博【2014】文鉴字第1003号《司法鉴定意书》，证明了“输液结束后20分钟晕倒死亡”是事后涂改，被上诉人在薛晓明的《门诊病历》中：日期为“2010.12.14”的《病史录》中，“2010.12.14.12:30”中的“30”的“3”字是在“2”字中修改形成，也就是说患者并非“在输液结束后20分钟晕倒死亡”，而是在输液后十分钟内晕倒死亡。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其对薛晓明的“抢救记录单”、“死亡记录单”、“医疗费用明细单”、“心电图”资料，而唯一提供的众多“浙江省省中医院检验报告单”，而其上面的“送检医生”一栏又全为空白，故此证明是无抢救事实。被上诉人作为医疗损害案子的证据提供方不能根据卫生法律法规、诊疗书写病历规范等证明其对薛晓明诊疗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应当承担违法违规医疗行为和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医院违反诊疗常规、门诊病历明显违反卫生部“病历书写规范”中对抢救应该按照住院病历书写抢救记录之规定及事后涂改的事实不依法作出认定，因此也是认定事实不清。
本案病历资料不具有真实性，其内容的添加、修改，已有文书司法鉴定作出明确意见，一审法院以“但上述鉴定意见尚不足以证明省中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行为”，进而认为“薛有财、黄风兰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省中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居然对自己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不认可，同时又违背医疗过错举证责任之规定，将举证责任作了错误分配。事实上，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据，仅凭这一点，法院也该依法认定其有过错。
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作出“司法鉴定委托书”，就该依法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上诉人也予以配合，然而一审法院却委托医学会而非司法鉴定机构。被上诉人省中医院是省级医院，其院长及其他领导在省医学会身兼要职，自家人为自家人鉴定，怎有公正可言？更主要的是病历资料不具有真实性，不符合医学会受理鉴定的条件要求。而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可以根据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剩余脏器或组织(虚假病历仅当参考)，对“尸体检验报告”中提到的死亡原因及导致死亡的多个不确定因素，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调查确认，解开“尸体检验报告”中死因的悬疑，给上诉人一个明确死因。不得不提得是本案由于被上诉人明确拒绝司法鉴定，致使患者死亡的责任归属无法确定，所以应对此负责任的人是被上诉人。
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正确。2010年12月14日上午，患者薛晓明因“上腹痛半天”，由朋友陪同去中医院就诊。薛晓明自诉“上腹痛半天，昨晚饮酒，今晨开始出现恶心、呕吐胃内容物1次，上腹痛、烧心”，被告经初步检查诊断为“腹痛待查：急性胰腺炎?”，并予以抽血检查及急诊输液，输液药物为“生理盐水100ml+泮立苏40mg”。输液结束后约20分钟，薛晓明突然晕倒在地，经省中医院抢救，薛晓明于2010年12月14日14时52分死亡。2010年12月16日，双方一致同意委托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对薛晓明的尸体进行解剖。2011年1月23日，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出具了尸体检验报告。2011年6月20日，薛晓明的遗体在杭州殡仪馆火化。以上事实由门诊病历、尸检报告等有效证据予以印证。
二、省中医院未伪造、篡改门诊病历。不存在省中医院伪造、篡改门诊病历。虽然，浙江汉博[2014]文鉴字第100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门诊病历中“‘无咖啡色液体’，字迹为‘及上腹痛烧心’等字迹后添加形成”、“倾向认为‘腹痛待查：急性胰腺炎’字迹系添加形成；但无法确定两者之间间隔时间的长短，不能确定事前、事后”。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对新发现的病况进行记载，添加至原病史中，在临床工作中较为常见，并未违反医疗规范。”2010．12.14.12：30am中‘30’的‘3’字是在‘2’字上修改形成”。在‘3’改‘2’的行为上，省中医院的医生当时对病例误记时间进行更正，虽存在瑕疵，但系客观反映当时病况，且对诊疗措施及结果也没有任何影响。笔迹鉴定意见不能证明省中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行为。三、本案两次鉴定均因上诉人原因而终止。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己两次委托于浙江省医学会对该次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但两次鉴定均因上诉人原因终止，应由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认为浙江省医学会系省中医院自家人，不符合事实。浙江省医学会系浙江省高院鉴定委托平台上的合法机构，具有合法的鉴定身份。四、上诉人和省中医院早已达成调解协议，且履行完毕。上诉人在全面了解尸检结果及医疗事实的情况下，2011年11月24日，经杭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调解完全本着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不存在欺诈等情形。调解机构、调解程序完全符合法定要求。调解协议是双方自愿协商，并有法律授权的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见证和制作，有法定的公信力。双方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字，后省中医院及时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双方就此次争议己经调解终结。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浙江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办法1份，该办法中第11条、第12条，中止及终止鉴定情形，案涉情形完全不符合终止鉴定的情形，而浙江省医学会两次发函件表示终止鉴定，是违反了该份规定的。经过一审法院的鉴定笔录，上诉人已经同意由浙江省医学会进行鉴定，只是对门诊病历真实性保留意见，并没有导致鉴定无法进行，所以不符合终止鉴定规定的情形。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明对象也不予认可，在一审中，法院两次委托医学会，是因为上诉人的原因导致鉴定无法进行，在一审判决中也有载明，故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由上诉人方就以下事项申请司法鉴定：浙江省中医院在案涉医疗行为中是否存有医疗过错；如果存有过错，则浙江省中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薛晓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杭州市医学会接受本院委托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出具【杭州医鉴（2017）007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
经鉴定机构分析认为：患者薛晓明，男，1982年6月出生。据医患双方的陈述及所提供的相关资料，2010年12月14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患者因”上腹痛半天，昨晚饮酒”到浙江省中医院下沙院区消化内科门诊。初步诊断:腹痛待查、急性胰腺炎?(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意见:此系添加形成)11时26分予抽血检查。11时40分予NS100ml+泮立苏40mg静脉滴注处理。输液结束时间为12时10分，12时30分(病历修改前的时间是12时20分)患者突然晕倒在地上，医方予心肺复苏、电击除颤、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注射肾上腺素等抢救措施，14时52分心电图呈一直线，患者死亡。根据所提供的鉴定资料，本例患者因“上腹痛半天，昨晚饮酒”的主诉至医方消化内科就诊，门诊首诊医师予腹部检查处理，符合专科诊疗流程，结合患者的症状、体征，初步诊断:腹痛待查、急性膜腺炎?予补液100mL同时予泮立苏对症处理合理。本例患者以消化道症状就诊于消化内科，其心肌梗死临床症状不典型(无心脑血管、代谢疾病
史，无胸痛、心悸等典型表现)，且患者年纪较轻，故对临床上的及时诊断、处理带来一定的困难。患者病情变化时，医方的抢救过程未见违规。根据现有的书面病历资料及尸体解剖报告，鉴定组认为本例患者临床死因为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结合其病情系心源性猝死。该疾病凶险、进展迅速且不可预料，预后极差，死亡率极高，患者死亡系其自身疾病严重性所致。对于病历上修改的时间，专家组认为与对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无关。本例医方检查患者心肺(一)，但在病历里未记录血压及心率等情况，其病历书写欠规范，存在医疗过错，但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鉴定意见认为，浙江省中医院在对患者薛晓明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但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
对上述鉴定意见，上诉人方认为：鉴定书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鉴定证据基本要件；严重违反鉴定程序；没有围绕争议要点进行分析，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鉴定书对患者的治疗过程的描述违反基本事实；鉴定组认为”予补液100ml同时予拌立苏对症处理”无依据；鉴定组认为”患者死亡临床死因为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无依据；鉴定组作出”疾病凶险、进展迅速且不可预料，预后极差，死亡率极高，患者死亡系其自身疾病严重性所致”无依据；鉴定书称”本例医方检查患者心肺(一)，但在病历里未记录血压及心率等情况，其病历书写欠规范，存在医疗过错”，继而作出”但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结论无事实依据；鉴定组未对重要事实作出鉴定意见。据此，上诉人主张上述鉴定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和《浙江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办法(试行)》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并引用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的病历内容，为医方添加”初步珍断”，绕开争议要点，意图明显地为医方开脱责任。且医方诊疗行为明显和鉴定书所指的”疾病凶险、进展迅速且不可预料，预后极差，死亡率极高，患者死亡系其自身疾病严重性所致”的结论直接相冲突。故申重新鉴定。被上诉人认为，上述鉴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对治疗所提异议均在分析意见中有明确记载。而被上诉人在病历书写中存有的不规范过错，与死亡后果无关。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也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不予准许。本院认为，上述医疗损害鉴定程序合法，分析意见合理有据。上诉人所提异议缺乏有效依据予以印证，故对该鉴定意见予以确认。
鉴定意见出具后，上诉人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门诊便民措施及网页截图1组。证明结合上述措施第四条及证据2门诊流程图中所示，被上诉人对病人挂号本身就具有引导和告知义务。2、门诊流程1份，证明被上诉人在门诊诊疗过程中，也可以转急诊。不存在门诊与急诊间的区别对待和转换障碍。3、就医流程1份。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未经检查检验、确诊，以及病历本上还写明“腹痛待查，急性胰腺炎”未确诊的情形下，即予以注射换药，违反该就医流程，存在重大过错。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认为，该些证据材料均系一般性宣教材料，具体医疗行为应以病历为准，经鉴定认为，被上诉人的诊疗行为符合规范，且患者病情变化时，抢救未见违规，在诊断不明的情况下对症处理是合理的。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所提异议成立，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患者薛晓明当日因“上腹痛半天，昨夜饮酒”至被上诉人消化内科处就诊，给予腹部检查，做出补液以及泮立苏静脉滴注治疗措施。输液后患者突然晕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果死亡。在上述诊疗过程中，对应患者主诉以及当时检查所示腹痛等症状，首诊医生作出腹痛待查，考虑急性胰腺炎的初步诊断，符合医疗常规，而其所开具的相应静脉滴注药物也是相应的对症治疗措施。对此鉴定机构已给予了明确说明和认定。而在距患者滴注完毕较短时间内，且在被上诉人院区的情况下，患者突然晕倒在地，病情与前述腹痛情形发生重大变化。后虽未能抢救重生，但在病情突变发生时，被上诉人方已采取了对应的抢救措施，经由鉴定机构检查分析，并未见延误或不当处置。上诉人在本案二审鉴定后，仍坚持认为，上述检查、治疗以及抢救过程存在误诊、误治情形，并以此为据主张鉴定错误，申请重新鉴定。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医疗行为及二审鉴定意见所提异议，缺乏充分的、有效证据，也未能进一步提供医学诊疗规范或医学科学知识予以佐证。鉴定程序合法正当，依据客观合理，故对上诉人再行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但应注意到，被上诉人作为医疗机构，在病历记载中存有较多明显差错，涂抹、添加情形明显，记录内容不完整，以致在纠纷发生后使得患方家属对诊疗行为的正当性提出合理怀疑、亦使得医患间矛盾因此延展、加深。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亦对此给予了明确说明认定。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在诊疗服务过程中未能依照诊疗规范要求认真、完整进行病历记载，对患者知情权行使构成不当妨碍，其过错情形成立。但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业已考虑了上述病历记载中存有的瑕疵，结合临床诊疗规范及医学科学知识进行了综合认定分析，上述瑕疵情形的存在与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无关，而上诉人也无相应充分、有效证据印证上述病历记载瑕疵情形足以否定诊疗行为正当性的认定，而依据现有证据也无法根据上述病历所存涂改添加痕迹直接认定，被上诉人系伪造病历。因此，被上诉人的上述过错与患者的死亡结果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鉴于本案诉讼前，患者母亲，即本案上诉人黄风兰基于其与被上诉人间达成的调解协议，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相应赔偿款项。根据上述过错情形对患方知情权的损害后果程度，该赔偿款项数额亦属适当，再行判赔也缺乏充分依据，故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院亦难以支持。
本院认为，救死扶伤，拯救生命，是被上诉人方作为医疗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医学同时是具有探索性的实验性自然学科，对于疾病的发现和诊断是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错，不能仅以诊疗结果是否实现或满足诊疗预期为标准衡量认定医疗行为正当性。而本案病例正是因疾病自身的复杂性、隐蔽性，病情的迅速转发，导致被上诉人未能及时发现、诊治以致消除病症危害。而上诉人方作为患者家属痛失亲人实属惋惜，但鉴于疾病转发特质及医学诊疗手段的局限性，也应对患者生命逝去也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认知。本案纠纷历经一、二审审理，多次鉴定，已对本案病例进行了充分、客观的分析评判，望患方家属能够从痛失情人的情绪中尽早走出，重建正常的生活环境。而被上诉人亦应以本案为鉴，强化诊疗规范要求，不断提升临床医生对复杂、凶险病症的诊断水平及应急处置方案，能够尽力挽回生命，减少亲者伤痛，为改善、增进医患和谐关系，作出更多的努力。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4000元，由薛有财、黄风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58元，由薛有财、黄风兰负担，薛有财、黄风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辉
审判员 余江中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
书记员 徐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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