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0民初1624号原告：魏宝焕，女，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无棣县。原告：朱树臣，男，198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原告：朱海兰，女，1991年4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无棣县。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岭枝，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飞，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振田，男，1979年5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庆云县，住天津市京津塘高速东丽服务区。被告：李宝瑞，男，197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无棣县，住天津市京津塘高速东丽服务区。被告：王振仁，男，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冀州市，住天津市京津塘高速东丽服务区。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平，天津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魏宝焕、朱树臣、朱海兰与被告刘振田、李宝瑞、王振仁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海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岭枝、苏鹏飞，被告刘振田、李宝瑞、王振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魏宝焕、朱树臣、朱海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29516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5日下午18时左右，被告刘振田、李宝瑞、王振仁与朱某相约一起在王振仁等人宿舍吃饭，后朱某于当日20时10分驾驶飞鸽电动自行车离开，沿东丽区京津塘高速旁南北无名路由北向南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朱某当场死亡，后经鉴定朱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47.8㎎/100ml，系严重醉酒。三被告明知朱某处于醉酒状态，未采取合理措施（令其留宿或者护送其回家），放任朱某驾驶电动车离开，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三被告对朱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应按40%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起诉。被告刘振田、李宝瑞、王振仁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死者朱某与三被告关系密切，同为天津XX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朱某平时生活特点就是爱喝酒。2017年3月5日下班喝酒组织者是朱某，在喝酒中四人也没有劝酒、灌酒的现象发生，两瓶白酒中的一瓶还没有喝完。朱某酒后并无醉态，能稳定骑车，在得知朱某未回宿舍后三被告及时寻找、及时报警，尽到了救助义务。朱某死亡后，三被告给付其家属救助金5000元，在单位倡议并参与对其家属的捐助活动，后单位又给付其家属22万元补偿款。三被告收入不高，家庭负担较重，再无力分担原告的损失。综合以上，根据交通管理机关出具的《路外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其他相关鉴定，明确了朱某本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三被告在此事件中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依双方申请调取了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丽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处理朱某因交通事故死亡案件相关卷宗材料，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告提供协议书1份，拟证明天津XX集团有限公司补偿原告方22万元；收条1份，拟证明原告收到单位捐助款11880元；提供招商银行交易明细2份，拟证明刘振田、王振仁月收入情况，并且二人生活困难。原告对协议书及收条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收到该两笔款项，但认为与三被告的赔偿无关；对招商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全部收入情况，且不能排除其赔偿责任。本院认证意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协议书、收条及招商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协议书及收条的证明目的予以支持；招商银行交易明细仅证明二被告通过银行发放的工资情况，且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支持。关于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丽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就案件情况向三被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三被告对相关内容均无异议，原告对其中部分内容表示异议，双方就争议事实均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结合原、被告陈述及其他证据对有关事实作相应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死者朱某生前与被告刘振田、李宝瑞、王振仁为同事，均系天津XX集团有限公司负责高速公路绿化养护的工人。2017年3月5日下午17时30分许，朱某与三被告在被告居住的养护二队宿舍聚会吃饭，席间朱某和三被告均饮了部分白酒。当晚20时许，朱某要返回距此5-6公里远的自己的宿舍，三被告送朱某至宿舍大门口并嘱其当心后分手，朱某独自驾驶自己的电动车沿东丽区京津塘高速路旁无名道路由南向北行驶返回宿舍。当晚22时左右，朱某所在宿舍的同事赵洪池给刘振田打来电话，询问朱某还未回宿舍原因，刘振田遂通知了王振仁和李宝瑞寻找朱某，王振仁沿朱某骑车路线寻找时发现朱某躺在宿舍前400米左右的无名道路上，电动自行车压在其身上。王振仁电话通知其他二被告，二被告到场后刘振田拨打了“110”报警和“120”急救电话，“120”急救人员到场后对朱某进行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3月15日，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津津实[2017]毒物检字第2062号检验报告，载明2017年3月13日14时20分对朱某进行采血检查，送检的朱某血液中检出乙醇成份，含量为247.8㎎/100ml。针对朱某的死因，2017年3月24日，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又出具津津实[2017]病理鉴字第2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所见“左面部可见15.0㎝×10.0㎝裂创。右膝关节周围可见1.0㎝×1.0㎝皮肤擦伤”，鉴定意见为“朱某符合较大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2017年4月24日，经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丽支队委托，山东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2017]交鉴字第1587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未见电动二轮车与其它车辆发生接触的痕迹”。2017年5月17日，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丽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出具津公交认字[2017]第00056号《路外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经过为朱某醉酒后（经鉴定）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事故地点时驾驶车辆倒地，造成了其本人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原因分析为朱某有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上路行驶未保证安全的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事故责任认定为朱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朱某死亡事件发生后，天津XX集团有限公司与其家属签订《协议书》并补偿22万元，单位职工捐助善款11880元，三被告在赴山东吊唁朱某时，还共同给付其家属5000元。另查，朱某户籍地为山东省无棣县XX号，至其死亡时已在天津XX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多年。朱某的父母分别于1990年、1995年死亡，朱某生前与妻子魏宝焕育有一子朱树臣，一女朱海兰，子女均已成年。本院认为，本案中朱某与三被告一起饮酒系一种相约与合意的民事活动。共同饮酒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交往活动，但同时也是一项人为产生危险的行为，每个人在饮酒之前应当预见到这一行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并应根据自身状况控制所饮酒量，防止自己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在共同饮酒过程中，其他同饮人同时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饮酒过程中的劝阻义务，酒后护送、照顾和通知其家人等注意义务。本案中，朱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社会经验应预料到饮酒过量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经对朱某死亡后血液检测，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47.8㎎/100ml，属醉酒状态，根据本案相关证据，朱某的死亡原因为排除其他外在接触因素，其酒后控制能力减弱，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慎摔倒后头部受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朱某对其自身安全注意义务具有重大过失，其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危险行为是导致本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故朱某对其死亡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本案原、被告争议焦点为三被告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朱某与三被告共同饮酒后体内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47.8㎎/100ml，应为与三被告大量饮酒后所致，三被告主张朱某可能中午已经饮酒，系其主观推断，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三被告未举证证明对朱某过量饮酒进行劝阻，存在过错。其次，在朱某驾驶电动车离开时，三被告应知其已大量饮酒，而且酒后再驾驶电动自行车既违反交通管理法规，也极易使其自身受到伤害，三被告均未对其进行劝阻，亦未采取护送等安全措施，只是礼节性地提醒其注意安全，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注意义务。三被告主张朱某当时酒后并无醉态，能稳定骑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即使该情景存在，也不能掩盖朱某已大量饮酒的事实。再次，朱某与三被告为多年同事，与李宝瑞、刘振田同为山东老乡，三被告也自认双方关系密切，作为朱某的同饮人，三被告对朱某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有所加强。在朱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离开后，希望朱某安全到达宿舍应为三被告作为好友之所愿，三被告在合理时间内询问其是否安全抵达，既在情理之中，也为注意义务之必要，而本案事实恰为朱某在出发不久（距被告宿舍400米左右距离）即摔倒受伤，长时间得不到救助，直到朱某同宿舍同事电话通知刘振田时，三被告才积极去寻找，使得朱某丧失了受伤后可能得到及时救治挽回生命的机会。综上所述，三被告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与朱某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朱某系天津XX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天津XX集团有限公司和单位同事对死者给予的补偿和捐助，不影响原告对三被告主张民事侵权赔偿。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同时，交通事故责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在全面分析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三被告主张自己没有过错不能成立。综合考量本案原告死亡的原因、情节及原、被告的过错程度等，酌定三被告对原告损失共同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行承担90%责任。原告主张三被告赔偿的比例过高，本院予以调整。对原告的各项损失，本院综合认定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上一年度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根据朱某的工作情况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经计算为37110元/年×20年﹦742200元，按过错比例赔偿74220元；2、关于丧葬费，原告主张按照上一年度天津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计算为63180元/年÷12个月×6个月﹦31590元，按过错比例赔偿3159元；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因朱某的死亡确实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综合本案事实及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支持10000元。以上共计87379元，三被告诉前已支付原告5000元，该款无证据证明为吊唁礼金，应在上述赔偿款中扣除。三被告对造成朱某的死亡后果存在共同过失行为，原告主张三被告互负连带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振田、李宝瑞、王振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赔偿原告魏宝焕、朱树臣、朱海兰死亡赔偿金74220元、丧葬费3159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合计87379元，减去已支付的5000元，计为82379元。二、被告刘振田、李宝瑞、王振仁对以上赔偿款均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魏宝焕、朱树臣、朱海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8元，减半收取计974元，由原告魏宝焕、朱树臣、朱海兰负担662元，被告刘振田、李宝瑞、王振仁负担3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崔志勇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书记员  潘利朦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