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超荣。
委托代理人：许正学，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创钜。
委托代理人：张志杰、陈少鸿，均系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超荣因与被上诉人何创钜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3）江新法民一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08年12月18日，梁超荣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何创钜向梁超荣支付由梁超荣代何创钜向江门市新会区某甲金属表面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清偿的合伙债务307136.5元；2、何创钜自梁超荣起诉之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向梁超荣支付利息；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何创钜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江门市新会区某乙箱包五金厂（以下简称“某乙厂”）是由梁超荣、何创钜共同投资的合伙企业。2003年3月15日，某乙厂与某甲公司签订《租借合同》，约定某甲公司将其部分厂房租赁给某乙厂使用。2006年2月1日，某乙厂与某甲公司协商解除《租借合同》，确认某乙厂欠某甲公司租金574485.69元。2006年6月29日，某乙厂将租赁某甲公司厂房期间的新增设备折价130000元抵扣部分租金。2006年4月至2007年2月期间，梁超荣以自有资金共向某甲公司支付租金160000元。2008年10月8日，新会区人民法院从梁超荣帐户强制划扣147136.5元支付给某甲公司，即梁超荣以自有资金共向某甲公司支付租金307136.5元。但梁超荣、何创钜已于2004年12月17日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梁超荣退出某乙厂，该厂所有债权债务由何创钜享有和承担。因此，某乙厂欠某甲公司的租金应全部由何创钜承担，梁超荣代何创钜向某甲公司支付的租金307136.5元应由何创钜偿还给梁超荣。
何创钜答辩称：梁超荣主张要求何创钜偿还的款项是其个人拖欠的债务，不应由何创钜承担。具体理由是：1.梁超荣与某甲公司签订的《租借合同》，是梁超荣在经营某乙厂期间，利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擅自以某乙厂的名义与某甲公司签订的，该合同约定租赁的厂房一直由梁超荣个人使用，何创钜毫不知情，梁超荣该行为纯属其个人行为，因此，梁超荣承租该厂房发生的租金应由其个人承担，与某乙厂及何创钜无关；2.截至2006年3月6日止，某乙厂从未拖欠某甲公司任何款项；3.2004年12月17日，梁超荣已退出合伙经营某乙厂，但梁超荣退伙后于2006年3月7日以其个人名义与某甲公司签订《终止〈租借合同〉协议书》确认尚欠某甲公司款项574485.69元，该协议书既没某乙厂盖章，也没有何创钜的签名，因此，梁超荣确认的该笔欠款不应由何创钜承担；4.梁超荣退伙后无权代理某乙厂处理事务，但梁超荣退伙后仍以个人名义与某甲公司签订《终止〈租借合同〉协议书》确认尚欠某甲公司款项574485.69元，梁超荣这一行为既没有得到某乙厂授权，也没有得到某乙厂追认，梁超荣退伙后以个人名义确认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不应由何创钜承担；5.梁超荣在确认尚欠某甲公司款项574485.69元时已退出某乙厂的经营，如果该款项是某乙厂所欠，那么梁超荣以个人的名义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确认该笔欠款显然不符合常理，由此进一步可印证该笔欠款纯属是梁超荣的个人债务，与某乙厂及何创钜无关。综上所述，梁超荣要求何创钜承担其退伙后确认的个人债务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某乙厂是由梁超荣、何创钜于2001年8月9日共同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由梁超荣负责执行合伙事务。2004年12月17日，梁超荣与何创钜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梁超荣退出某乙厂的经营；双方共同确认，截至2004年11月30日止，某乙厂的净资产折款为1056万元；双方同意按各占50%的股权比例进行分割，由何创钜支付股权收益折款528万元给梁超荣；自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某乙厂与客户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何创钜享有及承担，与梁超荣无关等。2007年1月8日，某乙厂因解散而办理注销登记。
另查明，在某乙厂经营期间，梁超荣于2003年3月15日以某乙厂的名义与某甲公司签订《租借合同》并加盖某乙厂的公章，合同约定某甲公司将其座落于江门市新会区的权属归某甲公司所有的厂房、用地及所有设备（已由第三人租借的手动生产线一条、仓库二间、宿舍三间除外）有偿租借给某乙厂经营；租借期间，某甲公司无偿提供其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给某乙厂经营，由某乙厂安排生产经营，自行完税，自行承担各种费用，自行承担租借经营期间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某乙厂每月向某甲公司缴纳租借费60000元；租借期间，某甲公司的公章由某甲公司保管，某乙厂如需使用公章可要求某甲公司盖章，属正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需要，某甲公司不得拒绝加盖公章等。租借后因拖欠租金，梁超荣与某甲公司的代表梁某甲洪于2006年3月10日签订《终止﹤租借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终止于2003年3月15日签订的《租借合同》，从2006年2月1日起不再履行该合同；某乙厂已于2006年1月31日正式移交了《租借合同》所列的承租资产给某甲公司；截至双方终止租借合同之日止，某乙厂尚欠某甲公司的款项为574485.69元，双方同意某乙厂从2006年3月起每月25日前支付40000元给某甲公司直至付清等。2006年6月29日，梁超荣委托其弟弟梁某乙与某甲公司的代表梁某甲洪及曾某甲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约定梁超荣租赁某甲公司车间经营期间新增的设备折款为人民币130000元，经三方一致同意，由曾某甲以该价款购买梁超荣的上述设备，曾某甲代梁超荣直接付款给某甲公司抵偿梁超荣拖欠的2006年7、8、9月应付的租金120000元，余款10000元留作抵偿2006年10月份的部分租金等。此外，2006年4月至2007年2月期间，梁超荣分多次以自有资金共向某甲公司支付租金160000元。因梁超荣与何创钜发生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梁超荣于2007年3月1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何创钜支付尚欠股权转让金及利息和税金，原审法院受理后，何创钜提起反诉，请求梁超荣返还垫付的税金及罚款。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07年12月10日作出（2007）新法经初字第263号民事判决书，梁超荣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8年5月15日作出（2008）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梁超荣返还何创钜代垫给某丙公司的税务罚款18412.25元给何创钜及何创钜支付股权转让款96000元和分配、支付某乙厂预留税金10万元给梁超荣。因某甲公司应收取的租金未获完全清偿，某甲公司于2007年12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梁超荣、何创钜连带偿付所欠的租金，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08年6月23日作出（2008）新法民一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梁超荣、何创钜互负连带责任向某甲公司支付租金284485.69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5567元。2008年10月8日，原审法院在执行该案件时，从梁超荣的帐户强制划扣147136.5元支付给某甲公司。梁超荣认为某乙厂拖欠某甲公司的租金应全部由何创钜负责支付，其已代何创钜向某甲公司合共支付租金307136.5元，何创钜应向其偿还该款，据此，梁超荣遂于2008年12月18日起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梁超荣支付给某甲公司的租金307136.5元是属于双方共同经营某乙厂期间产生的合伙债务还是梁超荣的个人债务。对梁超荣和何创钜合伙经营某乙厂以及双方于2004年12月17日签订《退股协议书》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某乙厂仅有两名合伙人，在梁超荣退股后，实质上已构成合伙终止而非退伙，虽然一直延至2007年1月8日双方才办理某乙厂的注销登记手续，但双方签订的退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协商签订的，在合伙主体内部对协议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从《退股协议书》的内容可知，梁超荣在退股后，实际上由何创钜接收合伙期间的全部财产及账务等，并向梁超荣支付分割款528万元，某乙厂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何创钜承受。因此，梁超荣在合伙终止后，已无权对某乙厂和何创钜的财产及相关事务作任何处置。而且，梁超荣在退股后实际已没有再参与某乙厂的经营，不可能清楚某乙厂因经营所欠付租金的情况，也不可能对某乙厂经营使用中的设备进行处理。但梁超荣在合伙终止后不仅于2006年3月7日以某乙厂的名义，个人与某甲公司签订《终止﹤租借合同﹥协议书》，而且于同年6月29日以其个人名义与某甲公司、曾某甲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将租赁某甲公司厂房经营期间新增的设备折价130000元变卖给曾某甲用于抵偿拖欠某甲公司的部分租金，甚至在退股后梁超荣仍以个人财产多次向某甲公司支付租金而未向某甲公司表明其已退出某乙厂经营。原审法院曾要求某甲公司协助提供某乙厂租借厂房的租金支付情况，其以某甲公司已停止经营、财务帐册已销毁、时间久记不清为由无法提供。综合上述情况，梁超荣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租赁厂房及设备由金旭厂实际使用，折价的设备为金旭厂所有，故某甲公司与某乙厂于2003年3月15日签订的《租借合同》项下的厂房、用地及相应设备的实际承租人为梁超荣，该合同是梁超荣在其作为某乙厂的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期间擅自签订的，由此拖欠某甲公司的租金不属于某乙厂经营期间产生的合伙债务，而是梁超荣的个人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第三十七条“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以及第九十六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合伙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应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将该利益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何创钜提出的抗辩主张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梁超荣的行为已损害某乙厂和何创钜的合法权益，其拖欠某甲公司的租金应由其自行偿还，梁超荣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而某甲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依据盖有某乙厂公章的《租借合同》向作为合伙人的梁超荣、何创钜主张债权并无不妥，梁超荣、何创钜应继续履行原审法院（2008）新法民一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何创钜履行还款义务后，可以向梁超荣追偿。
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以及第九十六条规定，于2014年7月1日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梁超荣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907元，财产保全费2170元，合计8077元由梁超荣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梁超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重审判决；2、判决何创钜向梁超荣支付代其清偿的合伙债务307136.5元，并判决何创钜自一审起诉之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向梁超荣支付利息；3、诉讼费全部由何创钜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梁超荣于2003年3月15日以某乙厂名义与某甲公司签订《租借合同》并加盖某乙厂公章的行为，是梁超荣代表某乙厂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由此对某甲公司所产生的债务属于某乙厂的债务，而非梁超荣个人债务。二、在2007年1月8日某乙厂注销前，梁超荣仍然是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处理债务的只能是梁超荣或者梁超荣授权的代表，因此梁超荣代表某乙厂与某甲公司签订《终止﹤租借合同﹥协议书》以及《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的这一行为本身并无不妥，更不能由此推导出《租借合同》项下的债务属于梁超荣的个人债务。三、按《退股协议书》的约定，梁超荣代表某乙厂处理与某甲公司的债务纠纷时，内部关系上确应经何创钜同意后再以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的身份对外签署有关协议，但是法律规定的梁超荣对外的代表权及签名权毋庸置疑，不过由于未经何创钜同意，若梁超荣处理不恰当给何创钜造成损失，何创钜可索赔，但这涉及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何创钜可反诉或另觅途径解决。四、梁超荣个人先行支付某甲公司部分租金，是履行合伙企业法规定的作为合伙人的连带支付义务，不能由此推导出《租借合同》项下的债务属于梁超荣的个人债务。五、何创钜在原一、二审及本案重审一审时，都承认某乙厂的会计账簿被其指示销毁，导致法院无法查清租赁厂房是否由某乙厂实际经营的事实，举证不能的责任应由何创钜承担而不是梁超荣承担。六、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确实不应该是退伙，退伙后某乙厂不足法定人数，依法应该清算。清算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只有当其他的债务清偿完毕，有剩余的情况下，合伙人之间才可以进行分配。所以原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股权转让无效是正确的。七、本案是因为广东省检察院提起抗诉导致重审，抗诉的理由是原二审判决与（2008）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01号对退股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上有差异，但这只是法律适用的范畴，而不是事实认定，不属于无须举证的范围，而且（2008）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01号判决涉及的是双方内部财产的分配，即使退股协议书无效也不会影响判决结果。八、在双方签订退股协议书之后，某乙厂没有经营，也没有进行清算，直到2007年1月8日何创钜才指使他人冒签梁超荣的签名办理了企业注销登记。关于某乙厂各方股金分配情况表，上面所注明的应付帐款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某甲公司的租金，但何创钜现在拒不承认。当时某甲公司向某乙厂催收租金，何创钜说与其无关，还擅自销毁了某乙厂的帐本以隐瞒相关事实。某甲公司向梁超荣催收，鉴于该租金事宜是梁超荣经手的，而何创钜如此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以企业负责人的责任与某甲公司结算，并先行垫付了部分的租金。因此梁超荣的上述行为没有不妥，反而因其信守合同的行为而应该得到司法的表彰。重一审判决以梁超荣的上述行为作为证据，推测梁超荣为实际承租人，是错误的惩罚了信守合同的行为，也违反了商事审判的外观主义原则，是错误的。
何创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梁超荣将合伙企业的散伙清算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解散清算相互混同，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两者在本质上有重大的区别。理由：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的无限责任。而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债务只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从实体责任上分析，本案中无论何创钜如何区别某乙厂的清算事宜均不会损害合伙企业的债权人以及已经退伙的梁超荣的利益。因此，某乙厂的实际解散注销的时间并不影响任何一方人的实际权利义务。2、梁超荣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承认其不清楚退股后某乙厂是否仍然继续使用某甲电镀车间，因此何创钜有权合理的质疑梁超荣是凭什么与某甲公司核算核对未付的租金，又是凭什么作出分期付租的计划，并且凭什么擅自处置该车间增加的设备设施？唯一的理由就是该租赁合同关系实际上是梁超荣在合伙期间私下借用某乙厂的名义签订的个人租赁合同。而且，根据现有证据证实，某甲公司债务的发生时间为梁超荣退伙之后的2005年3月7日以后，而该时间段按照退股协议约定，梁超荣已经完全退出了某乙厂的经营管理事务。由此可见，本案中涉及的某甲公司的债务是梁超荣的个人债务，其履行的一切行为是代表其个人，并非某乙厂。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梁超荣向某甲公司支付的租金307136.5元是否应由何创钜承担。
经本院（2008）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01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梁超荣与何创钜于2004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书约定，自协议书生效之日起，某乙厂因与客户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即应收应付款）由何创钜享有和承担，与梁超荣无关。而双方合伙期间，梁超荣以某乙厂的名义，与某甲公司于2003年3月11日签订《租借合同》，约定由某乙厂承租某甲公司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的厂房、用地及所有设备设施。根据原审法院（2008）新法民一初字第188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梁超荣与某甲公司签订的《租借合同》及双方当事人约定合伙解散后由梁超荣与某甲公司签订的《终止﹤租借合同﹥协议书》有效，梁超荣代表某乙厂确认欠某甲公司的债务及于某乙厂全体合伙人，故梁超荣和何创钜对某乙厂欠某甲公司的租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在何创钜与梁超荣的内部关系中，梁超荣以自有资金向某甲公司支付租金后，其主张该债务属某乙厂的应负债务，依据《退股协议书》的约定应由何创钜承担，梁超荣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经审查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首先，双方在《退股协议书》中对该厂房及设备设施等资产的处理、应付租金等相关情况未作任何记载，梁超荣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租赁物确实用于合伙经营的事实，而何创钜虽在签订《退股协议书》后将某乙厂经营过程中的账簿销毁，但梁超荣未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该账簿对该租赁物用于合伙经营的情况有相应的记载，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亦无法推知该账簿应当有相应记载，故不能简单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而直接推定在合伙经营期间由某乙厂向某甲公司支付租金并将该租赁物用于合伙经营。其次，关于合伙期间某乙厂如何支付租金的问题，经原审法院向梁超荣和某甲公司的有关人员询问，梁超荣表示某乙厂以现金方式支付租金，某甲公司的有关人员对某乙厂支付租金的情况表示“记不清”或“不知情”且无相关的证据提供，梁超荣的相关陈述缺乏必要证据的印证，可信性不高。再次，根据梁超荣于2006年6月29日以其个人名义与某甲公司、曾某甲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反映，在合伙期间存在购买新增设备的事实，但梁超荣作为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购买该设备的情况又表示“记不清”，显然不合常理。另结合梁超荣在《退股协议书》签订后已实际退出合伙经营的事实，其对某乙厂是否已向某甲公司支付租金及欠付租金数额的事实应不知情。对梁超荣与何创钜而言，梁超荣既无权继续代表某乙厂与某甲公司签订《终止﹤租借合同﹥协议书》约定解除租借合同及结算欠付租金，亦无权与某甲公司、曾某甲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约定以租赁物内新增设备设施向曾某甲转让用作支付租金，且梁超荣未能提供其与某甲公司之间就租金数额问题的结算依据，从其自行实施上述一系列行为的情况分析，应认定梁超荣为涉案《租借合同》项下的厂房、用地及相应设备的实际承租人，故在梁超荣与何创钜之间，梁超荣以某乙厂名义签订《租借合同》而形成的债务应由梁超荣个人自行承担。由于原审法院（2008）新法民一初字第188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该租借合同项下债务应由梁超荣与何创钜连带清偿，故梁超荣、何创钜应继续履行原审法院（2008）新法民一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何创钜履行还款义务后，可以向梁超荣追偿。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07元，由梁超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景欣
审判员 许世清
审判员 陈雪娟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区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