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桑珠孜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7）藏0202刑初75号公诉机关西藏自治区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加布，男，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藏族，初中文化，辅警,捕前住西藏拉萨市城关区。被告人尺列次仁，男，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藏族，初中文化，打工,捕前住西藏拉萨市城关区。上列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17年3月16日被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分别涉嫌寻衅滋事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日喀则市看守所。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以桑检公刑诉[2017]7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加布犯寻衅滋事罪；被告人尺列次仁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7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巴桑卓嘎、旦增久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3月11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等人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青稞演艺”中心朗玛厅内与被害人扎某某某因琐事发生矛盾，随后，被告人加布等人将被害人扎某某某强行带进某出租车内，并将被害人带至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迎宾路客运站对面空地上对被害人扎某某某实施殴打，途中被告人加布为防止被害人打电话报警，于是以强拿硬要的方式把被害人扎某某某的一部三星SM-W2015翻盖手机夺走。被告人尺列次仁明知该三星SM-W2015翻盖手机系犯罪所得赃物，仍然将该部手机交由次某使用。经日喀则市公局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害人扎某某某的损伤程度鉴定为轻微伤。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物价局对追回的赃物一部三星SM-W2015翻盖手机估价鉴定为4553元人民币。公诉机关为证实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被害人扎某某某的陈述;证人益某、阿某某某、次某的证言；现场勘验检查记录及照片;现场图、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赃物手机一部;辨认笔录及照片;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据清单;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物价局作出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日喀则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损伤程度鉴定书;视听资料;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网上对比工作记录一份;到案经过;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的供述及其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加布因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随意殴打他人，且以强拿硬要方式夺走被害人手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犯寻衅滋事罪;被告人尺列次仁明知手机系犯罪所得，交由他人使用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分别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诉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不持异议。其中，被告人加布自行辩解称，案发后，民警排查时最初在拉萨找到的我，我协助民警抓捕参与本案的其他人，有立功表现，希望法庭从轻处罚。被告人尺列次仁称，归案后主动交代所有犯罪事实，我认罪伏法，请求法庭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10日下午17时许，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与同伴阿某某某、益某驱车从拉萨出发前往日喀则。当晚11时许上列四人与尼玛次仁、多吉、尼玛琼拉、公格相继来到本市扎德东路“青稞演艺”中心饮酒、玩耍。期间，与在此跟朋友一起喝酒的被害人扎某某某因琐事发生矛盾。就在第二日（3月11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加布等人起身离开时，看见该演艺中心大院东侧一角正在解手的被害人扎某某某，于是，益某上前搂起扎某某某的肩膀走出该演艺中心，而被告人加布见此情况与同伴阿某某某紧随二人身后一同行至对面马路边，并由三人合力将被害人扎某某某强行推入一辆出租车内，其中，阿某某某坐在副座上，而被告人加布与同伴益某将被害人扎某某某夹在中间坐在该出租车后座位上，经过本市东郊大桥并强行将被害人扎某某某带至本市东郊迎宾路客运站对面绿化带内并随意殴打。汽车在行驶途中，被害人扎某某某掏出手机正要报警时，被告人加布为防止其打电话报警，遂以强拿硬要的方式将被害人扎某某某的一部三星SM-W2015翻盖手机抢走。另查明，2017年3月11日被害人扎某某某被人伤及面部及左腰部，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门诊治疗。2017年3月26日进行法医临床学检验，其生命体征平稳，体表瘢痕已形成，没有出现明显变化的证据。扎某某某面部及左腰部外伤事实存在;其面部皮肤色素改变，系钝性外力作用所致;其损伤程度系轻微伤;左腰部划痕未达到轻微伤;头颅CT片见颅内无外伤性改变。被害人扎某某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还查明，被害人扎某某某在2017年12月6日因对日喀则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就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结论不服，要求由上一级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本院于2017年12月25日专门派员委托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对该损伤程度进行重新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27日以所送检材、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或者危险性未排除为由，作出有关扎某某某损伤程度的鉴定委托不予受理决定。还查明，被告人尺列次仁明知上述三星SM-W2015翻盖手机系被告人加布犯罪所得赃物，仍然将该部手机交由次仁使用。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物价局对追回的一部三星SM-W2015翻盖手机价格认定为4553元人民币。再查明，2017年3月11日凌晨在本市东郊迎宾路客运站对面空地上被害人扎某某某被被告人加布与其同伴益某、尼玛次仁、阿某某某、公格不同程度地随意殴打，致其面部皮肤色素改变造成轻微伤;所产生的医疗费以及造成的其他损失由上列人员自愿共同承担。并在2018年1月3日在本院主持调解下各方自愿达成赔偿协议。其中，被告人加布家人代其向被害人扎某某某支付各项经济损失1万元；以及益某、尼玛次仁、阿某某某、公格向被害人各支付3750元，合计25000元人民币。当日被害人扎某某某书写了一份谅解书，表示谅解被告人加布的犯罪行为并请求本院从轻处罚。上述事实，由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被害人扎某某某的陈述可以证实，2017年3月11日凌晨2时许，我和拉巴从本市体育路一家酒馆内喝完酒乘一辆出租车来到本市“青稞演艺”中心继续喝酒。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后有个男子上前自称是我的同学还向我敬了个酒后直接走到我们酒桌后面的一座位上，我还回忆着那名男子是我啥时候的同学可始终没想起来。就与拉巴一起喝着酒，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起身去卫生间，在路径走廊时有个男子故意推了我一下还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他。可我怕出事就没理会，上完洗手间直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久，又是那名自称我同学的男子走到我们座位旁敬了个酒并对我说：“刚和你发生摩擦的人是我朋友，他很生气，你就到我们酒桌上敬个酒，道个歉”。于是，我答应他的要求走到他们6人围坐的酒桌旁敬酒道了个歉，并坐在旁边喝酒，与自称是我同学的人聊了几句，这时，那个推我的男子开始找差，我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过了一会儿我到演艺中心院内东侧一角解手时，自称是我同学的人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在拉我，还对我说我们是同学跟我们一起走，另外一名男子从背后推我，就这样我被他们两人给推拉到“青稞演艺”中心大门，当时，在大门旁有他们的人都在那儿等着我，接着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准备把我推入车内，我用脚顶住出租车脚踏板，但是，有个男子进入车内抓住我的手拉我，另外两名男子从车外推我至该车后座上，被两个人夹在中间，另外一名男子坐在出租车副驾驶座上。出租车司机是一名汉族人，我跟他讲送我们到上海广场，可他没有说什么，我就对他讲：“今晚要是我出什么事，要负责”。就在这时，自称是我同学的那名男子捂住我的嘴巴，而另外那些人让司机把车开到东郊大桥那边，我急忙从右侧裤兜内拿出手机准备报警，可那名自称我同学的男子抢走了我的手机，出租车开过东郊大桥并停在一个警务站附近，我立即下车甩开那些人逃了几十米，可有人从我背后朝我腿部踢了一脚，把我绊倒在地上，这时，又是那个自称我同学的人上前就把我摁倒在地上，紧接着我又被他们带到警务站斜对面（东郊客运站）的一草坪上，就在这时又有一辆出租车也驶向那儿，车内下来几个人，他们把我带到草坪上时那个自称我同学的人从我上衣右侧口袋和裤兜内拿走了约700元现金，并叫我拿出银行卡，我只好拿出一张农行卡交给那个自称我同学的人，之后，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上，我非常害怕他们打死我，就假装晕过去了。这时有个人取走了我脖子上一条金项链，还不停地乱踩，还有一个人抢走了挂在我腰间的汽车钥匙后离开了，而我还在那儿躺了一会观察了一下周边没人就起身前往就近的警务站报了案。其实，那晚他们分批乘两辆出租车，我知道的有三个人，另外那辆车上下来了几个人具体有多少人我没看清。后面来的那些人有无动手打我不清楚，因为那三个人在之前就把我打倒地上，我是侧姿躺在地上的。另外，被抢的是一部三星牌金色W2015款翻盖手机、一张农业银行卡、700元现金、一条金项链、一把丰田汽车钥匙。我能辨认自称我同学的那个人和走廊内撞我的人以及演艺中心院内从我背后推我的那个人;2、证人次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尺列次仁是我亲戚。在2017年3月10日晚23时左右，尺列次仁打来电话说：“我到日喀则了，到‘青稞演艺’中心过来坐坐”。接电话时我已经睡了，我没去。第二天早上11时许尺列次仁又打来电话叫我去喝茶，我还是没去，后来，他再次打来电话说他朋友的汽车在本市科技路一带违章逃逸后被交警扣了叫我过去帮忙，我只好去了交警支队，当时，尺列次仁一起的有5、6个人，我帮他们询问违章处理的情况，可当天刚好是周六不给处理。后来，我请他们在交警支队对面茶馆内喝茶，从茶馆出来后其中3人返回交警支队院内说是被扣车内落下东西要去取，其他3人在交警支队门口等他们出来，期间，尺列次仁等3人看到我持有一部屏幕碎了的手机，尺列次仁的一个朋友说：“你的手机碎成这样，还是跟尺列次仁捡到的那部三星手机交换得了”刚开始我不愿意换，可在他们再三要求下我才交换的。之后，他们说是回拉萨，于是我把那几个人载到本市“乔穆朗宗”酒店楼下的售票处后自己回了家。交换的是一部金色三星翻盖手机，没有通话卡，也没有照片等任何资料。手机机身有两处破损，我给尺列次仁的手机是一部白色的、屏幕保护膜有碎痕的三星手机。那天待违章处理的车主好像叫益某，他在那几个人中间最矮的，还有一个人身着黑色衣服，有点高，其他人看起来好像都是农村的，除此我没有太注意。与尺列次仁交换的手机要是属于案件的重要证据，要调取我没有意见;3、调取证据通知书、清单分别证实，（1）2017年3月12日桑珠孜区公安局侦查人员调取本市“青稞演艺”中心持有的监控视频资料（时段为2017年3月10日20时至3月11日4时30分）七张光盘;(2)2017年3月16日桑珠孜区公安局侦查人员调取次仁持有的一部金色三星翻盖W2015(SM-W2015)手机的事实;4、证人益某的证言主要证实，2017年3月10日晚上11时许，我和加布、尺列次仁、阿某某某、尼玛次仁、多吉、尼玛琼拉、公格8个人在本市“青稞演艺”中心喝酒。其间，阿某某某上卫生间时与一个陌生男子发生冲突。之后，那陌生男子到我们酒桌上指着尼玛次仁和阿某某某开始挑衅，并称出去单挑，当时我们没有理会，他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喝酒，这时，我叫多吉、尼玛次仁、公格三人先回家，他们三人回去后，那个陌生男子又到我们酒桌上，还带着另外两个人，当时，我说：“你们想干什么？回自己的位子上去”。他们三人相继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准备回家，加布、尺列次仁、阿某某某三人先行走出朗玛厅，我和尼玛琼拉在他们后面，当我们走到朗玛厅安检门时刚好碰上了那个陌生男子，当时，加布、阿某某某在喊“先把他抓住”。我就对那个人说：“你先过来，他们有话说”并将他带过去了，加布他们对那个人说：“不是出去单挑吗？现在我们出来了”。那个男子对我们讲：“对不起，之前我错了”。我看见尺列次仁手持一根钢管，其他人将那个人围在中间准备打他，我还上前劝了几句，并将那个男子带出该演艺中心大门处，还问他要去哪里，他说是要到农行。出租车驶来时我还想着让那个人先回家，此时，加布、阿某某某刚好过来，他们二人就把我和那个男子一同推进出租车后座上，那个男子在我和加布中间，阿某某某坐在副驾驶座上，上车后加布、阿某某某说要去东郊大桥，可那个男子说要到农行，这时，阿某某某对司机说：“我们都是朋友，他喝醉了，不用理他，送我们到东郊大桥那边”。当车开过东郊油库一带时阿某某某说就在这儿下车，车一停那个人就跑，可被加布抓住，并同阿某某某一起穿过公路将那个男子带到对面，我在下车的地方发现那个陌生男子的外套，随手捡起来时看见多吉、尼玛次仁、尺列次仁也过来，随后，我们几个人也穿过马路到对面加布他们那边去了，看见加布把那个人翻倒在地上，我上前对加布说：“你不要动手，他不是要跟尼玛次仁单挑吗？就让他们两个打”，加布不仅不听劝解，还把我推到一边，并冲上去扑倒后摁住那名男子，尼玛次仁还踢了那个男子两脚，好像公格也打了那个男子一下，之后，加布还从那个人腰间拽下汽车钥匙，仍到附近，加布还说不给他留下打车的钱,就把那件衣服也扔到后面并离开了现场。后来，在尼玛琼拉的出租房内加布对阿某某某说：“那个人有条金项链”，可阿某某某回答说：“我只看到他戴有一枚金戒指”。加布又对阿某某某说：“那你应该把金戒指抢回来”，阿某某某回答说：“我们把人也打了，还要抢东西的话，对不住人家”。其实，在出租车内那个人准备打电话，加布从那个人手中抢了一部手机，是一部三星翻盖手机，颜色好像是黑色的;5、证人阿某某某的证言主要证实，2017年3月10日17时左右，我跟益某、尺列次仁、加布一起从拉萨出发前往日喀则送益某的车子，晚上9时左右到达日喀则后去吃了个饭，之后，益某和尺列次仁到本市德勒一带找益某的哥哥，而我和加布到自由市场那边与我老婆的一个亲戚一起喝茶，后来，益某开车过来接我们到本市“青稞演艺”中心喝酒，当时有4个陌生人，说是益某的朋友、亲戚。尺列次仁也在那儿，我喝了饮料，他们都在喝啤酒。过了两三个小时后，有个陌生男子来到我们酒桌旁先后对我和另外一名穿着藏式上衣的人说：“要不要单挑”我们都没有理会，那个人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概过了20来分钟后我起身去送我老婆的那个亲戚，回来时我看见之前那个男子带着另外两个人又到我们酒桌，但没有打起来。3月11日凌晨回去时，益某和那个男子在前面走着，我和加布跟在后面，到了马路边抓住那个人的劲部在说着什么并搭乘一辆出租车，我坐在副座上，后座中间坐着那个男子，两侧分别是益某和加布。那个男子对司机说：“送到农行”司机没有理会，这时有人对司机说：“直接送我们到东郊警务站附近”。出租车一停那个男子立即下车往市区方向跑，加布追上去并将其带到对面的树林中，那男子倒在那儿，加布上前殴打时被我和益某劝解，当时，我还记得益某对加布说：“那个人和穿藏式上衣的人（指尼玛次仁）单挑，尼玛次仁和一个瘦瘦的人踩了那个男子几脚、好像还踢了几脚，加布还把那个男子身上的车钥匙拽下来丢在一旁，那个人双手抱着自己的头部躺在地上，还有人将那个人的衣服扔向铁栏杆之外后我们回去了。在途中益某对加布问：“手机呢？”加布回答说：“扔掉了”，益某又对加布说：“别撒谎了，就在你身上”。加布又说：“刚刚在出租车上怕那个人打电话叫人，我就抢了，踹在我兜里”。其实，手机的事情我是回去的时候听他们说的，具体我也没有注意。第二天，我们准备回去时益某打来电话说是他的汽车违章逃逸后被交警抓了，于是我们去了交警支队，可那天恰好是周六没有人处理，只好从交警支队出来，当时尺列次仁的哥哥也在场，我们几个人就在交警支队附近的一家茶馆内喝茶，从茶馆出来后，在尺列次仁哥哥的汽车上他们二人交换了手机，尺列次仁用来交换的是加布头天晚上从那个被害人身上抢来的那部三星翻盖手机。从那个人身上是否抢了项链我不知道;6、被告人加布的供述及辩解可以证实，2017年3月11日，我和阿某某某、尺列次仁、益某从拉萨出发帮益某送汽车，回到日喀则在一家餐馆内吃完饭后，益某和尺列次仁送车子，而我和阿某某某在一块。大概晚上11时许益某给阿某某某打来电话说他要开车过来接我们2人去玩。就这样来到本市“青稞演艺”中心，刚开始那边已经有5个人，我只认识尺列次仁，其余的都是益某的朋友。当时除了阿某某某外其他人大概喝了两箱灌装百威啤酒，在此期间我上去跳舞时有个陌生女子无故踢了我几脚，我没有理会，之后，我上卫生间时又碰到了那名陌生女子和跟她一块的一名男子（后来被打的那男子）拉着我的手说着什么，大概的意思是叫我别理会那名女子，当我返回自己的座位上时刚好经过那女子座位，她又对我说“我们是同学，还让我敬她酒，可我没有理会直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那个男子（被打的人）来到我们卡座上说了些话，具体也没太听清。后来，听益某说那个陌生男子对他的其中一个穿着藏式棉袄的朋友说是要单挑，不久，那个陌生男子跟另外两个男子到我们卡座上，他们说着什么话并向每人敬酒后就离开了。约过了半个小时后，我看见那名男子边打电话边出去了，我们8个人也陆续走出室外，在该演艺中心院内我和尺列次仁在解手，当时看见益某抓着之前那个男子的肩膀往外走，而尺列次仁就近捡起一根钢管准备打那个男子时被保安给拦住了。走出“青稞演艺”中心益某跟那个男子已经在马路边，我和阿某某某与他们二人乘坐一辆的士往东郊大桥方向驶去，当时，阿某某某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和益某中间是那名男子并排坐在后座上，车内益某抓着那男子的肩膀，此时，那男子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我就把他的手机抢过来。其余5个人另外乘坐一辆的士也跟着我们来到东郊大桥一带，车一停那个男子趁下车跑了一会儿，有人叫我去抓他，我一上前那个男子自己不小心滑倒了，我就把他扶起而阿某某某抓着那名男子穿过马路并带到东郊加油站与日喀则汽车站对面的一个空旷的地面，期间我抓着那个男子的后背并朝他大腿上踹了一脚，那个人摔倒在地上，我还朝他后背挥了几拳，突然有人说别再打了，他不是要单挑吗就让他单挑，益某的那个穿藏式棉袄的朋友（指尼玛次仁）上前朝那个男子的头部、肩膀各打了几下，具体也记不清。之后我们陆续离开了，在途中阿某某某跟我讲：“那名男子口袋里的400元可能被益某拿走了”，可我没看见他拿走了钱。不过，事后我看见那名男子的上衣掉在地上。其实，我也不知道尺列次仁是怎么知道我手中有那名男子的手机，在回去的路上尺列次仁问我手机在哪儿？还叫我把那部手机给他用，我就把那名男子的手机给了尺列次仁。另外，尺列次仁知道那部手机的来源，也清楚那部手机不是我个人的，而且案发当晚我们回去时益某和尺列次仁已经讨论过，益某跟他讲了那部手机是我在出租车内从那名男子手中抢过来的事实。当晚尺列次仁从我手中要走那部手机后，在第二天还跟他哥哥撒谎说手机是捡来的，并与他哥哥（指次某）相互交换了手机。我在出租车内抢来的那部手机是一部黄色三星牌翻盖手机，有点破损。抢回手机的主要目的仅是怕那个男子打电话叫人过来帮忙，所以我就把他的手机硬抢过来的;7、被告人尺列次仁的供述及辩解证实，2017年3月11日凌晨00时许，我和益某、加布、阿某某某益某的哥哥还有益某的3个萨迦籍朋友一共8个人来到本市“青稞演艺”中心喝酒。大概凌晨3时许，我朋友多吉来到我们喝酒的地儿，不久我和他先行离开该处，来到本市鸭子村附近的一家宾馆内住了下来。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后，阿某某某、益某先后打来电话说是他们在朗玛厅内与人发生冲突，还说是我出卖了他们。平时我跟益某的关系也不错，我急忙过去了，到了朗玛厅门口时我看见益某、阿某某某后说是有人找他们的麻烦，我们先后走进室内发现在之前喝酒的地方有两个陌生男子，其中一个人就是被害人，见我们过来两个人直接走了，过了一会儿，我们离开朗玛厅来到院内的停车场，当时我看见益某跟那个被害人搭着肩膀在说着话，我以为他们两人在打架，于是，我从附近找了一根钢管准备帮益某打架的时候，几个保安过来把我手中的钢管抢去。之后益某跟被害人以及加布、阿某某某边说话边往外走着，我跟4个萨迦籍的人也紧随他们身后，就在马路边益某的4个朋友搭乘一辆出租车往东郊方向去了，我和另外三人也叫了一辆出租车跟了过去，在东郊客运站附近时发现他们已经下了车，看到益某他们几个人在东郊油库对面的空地上在吵架。那时被害人已经躺在地上，加布和益某的一个萨迦籍朋友在殴打被害人。之后，我们8个人离开现场，沿着旧东郊大桥徒步往贡觉林卡附近时，萨迦籍的三个人先行回去了，而我和益某、加布、阿某某某、尼玛琼拉乘一辆出租车去了本市体育路尼玛琼拉的出租屋里，当时加布拿出一部三星牌翻盖手机给我看，我也没说什么，直接回到宾馆睡觉。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益某、加布，在出租屋内的床头边我又看到了头天加布给我看的那部手机，我就问加布手机的来源，他说是被害人那儿拿的，他还说那个被害人在出租车内准备打电话报警，所以就抢过来的，当时因为我没有手机加布让我用那部手机。我就把那部手机的卡取出来后给了我哥次仁使用。其实，加布具体怎么从被害人手中抢了那部手机我不清楚;8、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作出的K5423010500002017030013号现场勘验检查记录、现场图、平面示意图、现场照片14张分别证实，现场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部，中心现场东侧为迎宾路，北侧帕巴山、南侧为已废弃的院子，中心现场南侧及西侧设有铁质围栏，中间种植各种树木。距迎宾路西边缘向西947cm距南侧铁质围栏向北186cm处地面上有一张面值一元的人民币，拍照固定后已经提取，编为1号;距该人民币向西北方向184cm距南侧铁质围栏向北260cm处设有一柱形广告牌，距该广告柱子西边缘向西1148cm距南侧柱子向北474cm处的地面上有一钥匙扣，拍照固定后已经提取，编为2号；距该钥匙扣向西北方向392cm距南侧铁质围栏向北646cm处地面上有一裤带扣，拍照固定后已经提取，编为3号;距该裤带扣向西南方向425cm距南侧铁质护栏向北395cm处地面上有一张一元面值的人民币，拍照固定后已经提取，编为4号;进入中心现场南侧废弃院子内，该院子四周设有围墙，南侧设有铁质大门，大门呈关闭状、上锁，院内东北侧处设有阶梯，距东侧阶梯西边缘向西930cm距北侧围墙向南37cm处有一件男式上衣，该上衣左侧口袋内有发票一张，右侧口袋内有三张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及农业银行卡一张的事实;9、辨认笔录及照片分别证实，(1)日喀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人员扎西旺加、边顿在日喀则市看守所讯问加布、尺列次仁过程中二人称能够辨认实施犯罪行为中的赃物手机。于是，在2017年3月31日17时00分至17时10分;在2017年3月31日18时19分至18时27分在见证人央珍的分别见证下，将一组十张不同的手机照片打印在一张A4纸上，分别编为1-10号向加布说明本次辨认要求并让其开始辨认，辨认人加布先后仔细看过每组照片指出照片中的玖号是加布在出租车内从被害人扎某某某手中抢来的那部手机以及叁号照片中的手机是加布从被害人扎某某某手中抢后交给自己的那部手机的事实;（2）询问扎某某某期间称在2017年3月11日凌晨在本市“青稞演艺”中心门口自己被多人强行拉进一辆出租车并带往本市东郊客运站一带，途中有个人抢走自己的一部三星牌翻盖手机，那个人就是在客运站北侧追逐自己、并带进绿化带内实施殴打的男子是同一个人，于是，分别在2017年4月8日14时08分至14时17分、2017年4月8日13时48分至13时58分在见证人罗桑的相继见证下将不同的一组男性免冠照片以及不同的三星牌手机照片分别打印在两张A4纸上，编为1-10号和1-10号，并向扎某某某说明本次辨认要求并让其开始辨认，辨认人扎某某某先后仔细看过每张照片相继指出两组照片中的捌号、伍号分别就是加布以及被抢手机的事实;（3）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相互辨认的事实;(4)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辨认被害人扎某某某以及次某辨认与己交换使用手机的被告人尺列次仁等事实;以上各辨认人均表示对辨认结果负责，愿意承担虚假辨认的法律后果;10、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物价局作出的（2017028）价格认定结论书主要证实，一部三星SM-W2015翻盖手机价格认定为4553元人民币;11、西藏日喀则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日公司鉴（伤）字[2017]25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照片分别证实，伤者扎某某某在2017年3月11日被人伤及面部及左腰部，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门诊治疗。2017年3月26日进行法医临床学检验，其生命体征平稳，体表瘢痕已形成，没有出现明显变化的证据，具备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条件。（1）扎某某某面部及左腰部外伤事实存在;(2)扎某某某面部皮肤色素改变，系钝性外力作用所致;(3)扎某某某面部皮肤色素改变，阅其头颅CT片见颅内无外伤性改变。“面部损伤留有瘢痕或者色素改变”其损伤程度系轻微伤;(4)扎某某某左腰部划痕未达到轻微伤;结论：被害人扎某某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12、重新鉴定申请书可以证实，2017年11月6日扎某某某申请通过本院向上一级鉴定机构对其头部重新鉴定的事实;13、桑珠孜区人民法院法医技术鉴定委托书可以证实，2017年12月25日本院依扎某某某的申请向自治区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委托对其损伤程度进行重新鉴定;14、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不予受理鉴定告知书可以证实，该中心在2017年12月27日以所送检材、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或者危险性未排除为由，有关扎某某某损伤程度的鉴定委托不予受理的事实;15、日喀则市萨迦县公安局、桑珠孜区公安局甲措雄乡派出所提供的两份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分别出生于1995年01月15日、1993年01月01日,在案发时已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16、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提供的到案经过一文可以证实，2017年3月11日凌晨5时59分，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在本市36号便民警务站辖区发生一起抢劫案，该局民警经过走访摸排并通过布控于3月15日在拉萨市将加布、尺列次仁抓获。在抓捕过程中二人未拒捕;17、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网上对比工作记录一份主要证实，该局办案民警在公安网上进行违法记录比对，二人无违法记录;18、随案移送的一部金色三星SM-W2015翻盖手机;19一份谅解书主要证实，被害人扎某某某表示能够谅解被告人加布的行为，并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事实;20、视听资料等。上述证据经法庭质证，均具有证明效力，可以用作定案证据。但对于公诉机关提交的指认现场笔录、照片因不符合证据收集规则，依法予以排除。本院认为，被告人加布因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为发泄情绪，伙同他人将被害人强行带往人员稀少地带并随意殴打，致被害人轻微伤;又强拿硬要被害人的一部价值4553元的三星SM-W2015手机，情节严重，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之规定，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尺列次仁明知上述三星SM-W2015手机系被告人加布犯罪所得，仍故意交由他人使用，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3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之规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公诉机关对二被告人指控的罪名成立。并分别对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在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两年、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一年零六个月幅度内量刑的建议，符合量刑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被告人加布在庭审中提出的案发后，民警最初在拉萨找到的我，自己协助公安民警抓捕参与本案的其他人，有立功表现之自行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在2018年1月3日在本院主持调解下就民事赔偿事宜各方自愿达成赔偿协议。其中，被告人加布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万元；以及本院依职权追加的共同侵害人益某、尼玛次仁、阿某某某、公格向被害人各支付3750元，合计25000元人民币。取得被害人谅解，本院根据相关规定在决定相应从轻幅度时从宽掌握。鉴于，被告人加布、尺列次仁在庭审中基本能够如实供述各自的主要犯罪事实，具有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且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系初犯，加之，被告人尺列次仁能够积极缴纳罚金，赃物已被追回，可以用作从轻处罚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加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起至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止）。二、被告人尺列次仁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起至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止）。三、随案移送的赃物一部三星SM-W2015款金色手机，由桑珠孜区人民法院退还给被害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 宗  吉审判员 巴桑次仁审判员 卓  嘎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次仁扎西附：本裁判文书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产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条规定,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第（一）项规定,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3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刑法规定“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分子判处主刑的同时，必须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刑法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决定是否使用财产刑。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的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标准的，罚金的最低数额不能少于一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