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再8号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案外人）：高某1，男，1951年10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高某2（曾用名高某3），女，1949年11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高某2之女婿），1978年2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高某4（曾用名高某5），男，1960年4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高某6（曾用名高某7），男，1955年10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崔某1，男，1954年8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崔某2，男，1981年8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高某2因与高某4、高某6、崔某1、崔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5日作出（2013）通民初字第6762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6762号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案外人高某1认为6762号调解书遗漏当事人，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原审法院于2015年5月4日作出（2015）通民监字第8890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5）通民再初字第10137号民事判决。高某1、高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7）京03民再1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15）通民再初字第10137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京0112民再5号民事判决。高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某1，被上诉人高某2之诉讼代理人田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高某4、高某6、崔某1、崔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7）京0112民再5号民事判决和6762号调解书；2.准许高某1按照法定继承继承何某1遗产50%的份额，北房西数第1、2间和西厢房北数第1、2间归高某1所有。3.诉讼费由高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根据高某1人事档案中《中学毕业生登记表》、《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表》、《应征公民政治审查登记表》、《入团志愿书》、《入党志愿书》、《干部履历表》认定高某1和高某8、张某1的养父母和养子女关系成立，从而认定高某1和自己的父母再无关系，而不是何某1的继承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高某1的档案中还有郎府人民公社金各庄生产大队、郎府人民公社金各庄大队党支部、郎府人民公社、新华书店朝阳区区店、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市场街革委会、职工履历书、应聘职位申请表等证明。高某1的档案是一个整体，原审法院应客观公正、依法审查高某1的人事档案；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原审法院认定高某1和高某8、张某1的收养关系成立超出范围，身份关系不适用自认。3.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法院不应确认高某1和高某8、张某1的收养关系，此外原审法院未通知我参与崔某1、崔某2等人的法院谈话，原审法院未进行公开审理。被上诉人高某2辩称，不同意高某1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金各庄生产大队革委会等部门客观上早已不存在，无法核实其出具证明的真实性，法院不应采信。2.涉案房屋于2013年已被拆除，任何人要求继承客观上不存在的房屋都是没有法律依据和实现途径的。3.高某1提起的再审申请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4.涉案房屋是高某2出资为何某1购买的，何某1生前有明确遗愿，即其去世后，将涉案房屋归高某2所有，有村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何某1亲属的证人证言以及高某4、崔某1、崔某2向法院提交的放弃继承声明为证。高某1是高某8的儿子，是何某1的侄子，何某1生前与高某1基本没有来往，何某1只有四个子女，晚年受四个子女赡养。高某2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母亲何某1名下的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镇×村×号房屋及院落由高某2继承。高某6、高某4、崔某1、崔某2均同意高某2的诉讼请求，表示放弃继承该院落内属于何某1遗产的权利。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6762号调解书：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镇×村×号院内北房四间及西厢房四间由高某2继承。高某1申请再审称：被继承人何某1共育有五个子女，即长女高某2，次女高某9、长子高某1、次子高某6、三子高某4。五个子女对父母全都尽到了赡养义务。高某1作为长子在经济上给予父母较多。但在父母去世后，高某2为了独占母亲遗产，通过恶意诉讼取得调解书，剥夺了高某1的继承权。现再审请求：一、撤销原审法院6762号调解书；二、按照法定继承程序继承；三、请求判令高某2因虚假诉讼承担法律责任；四、请求判令减少高某2继承份额，减少部分由高某1来继承。高某2辩称：不同意高某1的再审请求，理由如下：第一，高某1提起的再审申请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第二，高某1故意向法院隐瞒遗产房屋早已拆除这一最基本的客观事实。遗产房屋是特定物，在其成为危房而被拆除灭失后，任何人要求继承客观上不存在的房屋都是没有法律依据和实现途径的；第三，原审认定的何某1法定继承人范围没有错误。何某1终身在金各庄生活，郎府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何某1的家庭成员证明，金各庄村委会开具的何某1子女证明，何某1在金各庄的近亲属以及村民邻居提供的大量证人证言都可以证实何某1只有四个子女，以及她老年受四个子女赡养的客观事实。高某4辩称：同意高某1的再审请求。当时高某2说高某1是过继的，我才放弃继承。现在事实发生变化，高某1申请再审，出现了新的继承人，我亦要求依法继承。高某6向原审法院陈述意见称：我坚持以前的意见，放弃继承权，不参与继承。崔某1向原审法院陈述意见称：法院原审正确，我放弃继承。崔某2向原审法院陈述意见称：我坚持原来的意见，放弃继承。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如下：高某1认为其系被继承人何某1的长子，对被继承人尽了赡养义务，依法享有继承权，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中国共产党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雪花电器集团）出具的证明两份；2、北京市公安局朝外大街派出所（以下简称朝外派出所）证明信两份；3、高某1档案材料两份；4、劳保证；5、照片十张；6、高某10、高某11出具的证明两份。高某2对高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有异议，认为：证据材料1是高某1自己填写，自认不能认定身份关系；证据材料2仅证明高某1是高某8的侄子，不能证明其是被继承人何某1的儿子；证据材料3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材料4上边有划痕，证明单位给打回来了，不予认可；证据材料5仅证明见过面，与身份无关；证据材料6内容虚假，不予认可。高某4对高某1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认可。高某2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2013年4月8日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金各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各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2、2015年6月1日金某出具的证明；3、2015年5月30日车某出具的证明；4、2016年2月1日高某12出具的证明；5、2015年6月1日苗某出具的证明；6、2015年5月30日王某1、王某2等10人联名出具的证明；7、2016年9月6日高13、王某3出具的证明。证据材料1-6用以证明何某1只有四个子女及接受四个子女赡养的事实，证据材料7用以证明高某1是高某8的儿子的事实。高某1认为高某2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是虚假的，不予认可。高某4的质证意见与高某1的意见相同。原审法院认为，高某1提交的证据材料6，由于证人高某11、高某10未到庭接受询问，故对其真实性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对高某1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的问题原审法院不予确认；高某2提交的证据材料2-7，均系证人证言，而相关证人未到庭接受询问，故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高某2提供的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的问题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在再审阶段，原审法院依职权从北京市公安局郎府派出所（以下简称郎府派出所）、雪花电器集团分别调取了高某15家户籍登记表及高某1的人事档案。其中：郎府派出所户籍登记表记载金各庄村高某15家庭成员包括：户主高某14、妻子何某12、次子高某7、三子高某5、长女高某3、次女高某16及侄女高某17、高某18。高某1的人事档案中，原通县郎府人民公社金各庄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各庄生产大队）于1969年4月出具材料，证明高某1父亲高某14、母亲何某12的情况。金各庄生产大队及原通县郎府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郎府人民公社）于1971年6月出具材料，证明高某1父亲高某14、母亲何某12、姐姐高某2的表现情况。在高某1毕业登记表、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表、应征公民政治审查登记表、干部履历表、入团志愿书、入党志愿书中等多处，均显示高某8、张某1是高某1的养父母或抚养人，属于家庭主要成员，父亲高某14、母亲何某12则属于主要社会关系。在再审阶段，原审法院走访了金各庄村委会，向金各庄村党支部书记果某、村委会主任张某3进行了调查，问及高某1是否是高某15、何某1子女时，其二人表示“是不是亲生的我们也不知道。听说是他们生的，小时候送人了，过继给他大爷家了”。问及金各庄村出具的证明为何没有长子时，其表示“不知道，从没见过”。再审过程中，高某1曾向法院申请与高某2进行血缘关系鉴定，在庭审结束后其表示自愿撤回鉴定申请。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高某15（曾用名高某14）与何某1（曾用名何某12）系夫妻关系，高某15于1990年5月10日去世，何某1于1999年8月13日去世。二人生前共育有子女五人，即长女高某2、次女高某9（曾用名高某16）、长子高某1、二子高某6、三子高某4。高某9于2002年4月15日去世，其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崔某1、儿子崔某2。高某1自1959年起即被送往城里高某8家，与伯父高某8、伯母张某1（曾用名张某2）以父母子女身份共同生活，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原审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高某1是否是被继承人何某1的子女，是否具备何某1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在高某1提供的档案材料及原审法院调取的高某1的人事档案中，原金各庄生产大队及郎府人民公社均出具材料证明高某1的亲生父母为高某15、何某1。结合高某1提供的雪花电器集团、郎府派出所、朝外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原审法院调取的郎府派出所的户籍登记表，原审法院认定高某1系高某15、何某1的长子，与高某15、何某1之间系生父母子女关系。但高某1自1959年起即被送至其伯父高某8、伯母张某1家，与他们共同生活。在本案中，高某1提供的本人档案材料仅是其人事档案中的一部分，原审法院调取的高某1的人事档案中除此之外，还包括高某1毕业登记表、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表、应征公民政治审查登记表、干部履历表、入团志愿书、入党志愿书等。在上述材料中，均显示高某8、张某1是高某1的养父母或抚养人，属于家庭主要成员，而父亲高某15、母亲何某1则列为主要社会关系一栏。由此可以证明高某1本人认可其与高某8、张某1之间系养父母子女关系。在原审法院调查时，金各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表示“听说是他们生的，小时候送人了，过继给他大爷家了”、“不知道，从没见过”。根据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的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故高某1虽未与高某8、张某1之间办理合法收养手续，但应认定其与高某8、张某1之间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由此原审法院认定，高某1与生父母高某15、何某1之间的权利义务因其与高某8、张某1之间收养关系成立而消除，高某1不具备何某1法定继承人的身份，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案中高某1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被继承人何某1扶养较多，故其无权分得何某1的遗产。原审法院6762号调解书并未侵害高某1的权利，且该调解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维持。综上，高某1要求撤销原审法院6762号调解书、按照法定继承程序继承、判令高某2因虚假诉讼承担法律责任、判令减少高某2继承份额，减少部分由高某1继承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1、驳回高某1的再审请求；2、维持原审法院6762号调解书。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高某1提交证据一：朝外派出所于2018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信，证明高某1是张某2的侄子。证据二：2017年7月18日从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调取的北京市新华书店朝阳区店革命领导小组致高航四团政治处的信，证明高某19是高某8的侄子。高某2认为证据一是派出所根据户口本开具的证明，认可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二审另查明，高某2于2013年12月31日取得通州区西集镇人民政府颁发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对×号院内北房进行了翻建。高某1于1959年8月25日由通州区×乡×庄迁入×道×号，户籍登记显示高某1系高某8（高某15之兄长）之侄子。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高某1是否有权继承何某1的遗产。首先，涉案房屋系被继承人何某1的遗产，在其生前未留有遗嘱的情况下，应由何某1的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关于高某1是否系何某1的子女，是否具备何某1法定继承人的身份的问题。根据高某1提供的档案材料及原审法院调取的高某1的人事档案材料，可以证实高某1系高某15、何某1的长子，与高某15、何某1之间系生父母子女关系。但高某1毕业登记表、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表、应征公民政治审查登记表、干部履历表、入团志愿书、入党志愿书、朝外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等材料显示，高某1于1959年8月25日由通州区×乡×庄迁入×道×号后，与伯父高某8、伯母张某1以养父母子女身份共同生活关系，直至成年，形成事实上的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而高某1与母亲何某1未共同居住生活，未形成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的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因此，高某1虽未与高某8、张某1之间办理法定收养手续，但应认定其与高某8、张某1之间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因此，高某1与生父母高某15、何某1之间的权利义务因其与高某8、张某1之间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原审法院认定高某1不具备何某1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正确，高某1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其次，关于高某1是否有权分得适当的遗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依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依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的遗产”。本案中，高某1称其对何某1在经济上给予较多，尽到了赡养义务，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亦未证明其对何某1尽扶养义务较多，故原审法院认为其无权分得何某1的遗产的结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本案基于高某1申请再审后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故原审法院判决主文第一项表述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再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再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高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晖审 判 员  张明代理审判员  孙栋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宋垚书 记 员  徐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