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4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元根。
委托代理人徐江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裘兰。
上诉人徐元根因与被上诉人裘兰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3）杭富民初字第1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5月29日，富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一号法庭公开审理由富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朱佑善、喻香妹诈骗一案，徐元根作为本案的受害人到庭参加旁听，裘兰作为被告人朱佑善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为被告人朱佑善进行辩护。在庭审质证阶段和法庭辩论阶段，针对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徐元根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落款日期为2009年9月9日富阳市鼎泰纸业公司出具的清算清单3份、落款日期为2005年9月22日富阳市鼎泰纸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1份、落款日期为2005年12月1日由徐元根出具的保证承诺1份等证据，裘兰从证据的形成时间、经过及内容进行分析，多次提出徐元根在其与被告人朱佑善、喻香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二审审理中，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虚假陈述、提供伪造的证据，非法免除自己的债务，从而为被告人朱佑善作无罪辩护。当天参加庭审旁听的有两被告人与徐元根的亲友和当地群众百余人。徐元根据此认为裘兰之行为，属恶意诽谤，使其在亲友和当地群众中的社会评价度降低，侵犯了其名誉权，故于2013年7月2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裘兰立即停止侵犯徐元根名誉权的行为；2、裘兰对徐元根赔礼道歉，并以在富阳市大源镇朱家门村村口张贴公告、通过当地报纸刊登公告、当地广播的方式，为徐元根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本案诉讼费由裘兰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名誉是社会对特定民事主体的才干、品德、情操、信誉、资历、声望、形象等的综合评价。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维护自己名誉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民事主体的名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实施侮辱和诽谤行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侵权人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所谓诽谤是指捏造、散布虚假的事实，使得社会公众对被侵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裘兰作为被告人朱佑善、喻香妹诈骗案中朱佑善的辩护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多次提出徐元根在其与被告人朱佑善、喻香妹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二审审理中，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虚假陈述、提供伪造的证据，非法免除自己的债务的言论是否属于对徐元根的恶意诽谤。原审法院认为，裘兰接受被告人朱佑善委托依法参加被告人朱佑善、喻香妹诈骗案的法庭审理，发表质证、辩护意见，这是其履职行为，其应依法向法庭提出被告人朱佑善无罪、罪轻的辩护意见，而无需就案件以外的人和事发表意见。其在法庭审理中，根据证据形成时间、经过及内容分析，认为系徐元根在二审法院审理中作虚假陈述、提供伪造证据的言论，虽然存在不妥之处，但尚未达到造成徐元根社会评价降低的程度，故其行为尚不构成对徐元根名誉侵权。故徐元根认为裘兰侵害其名誉权的事实和理由不足，其诉请要求判令裘兰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并判令裘兰对徐元根赔礼道歉，并以在富阳市大源镇朱家门村村口张贴公告、通过当地报纸刊登公告、当地广播的方式，为裘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裘兰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元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200元，由徐元根负担。
宣判后，徐元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裘兰。原审法院用刑法或治安法的构成要件来认定裘兰是否构成民法中的侵权。民事侵权指的是有无被侵权，而非以侵权的后果严重与否来认定是否侵权，且本案裘兰在徐元根的亲友及百余人当地群众的面前公然诽谤、侮辱徐元根的言论，已对徐元根的名誉及人格造成一定的影响。二、原审法院故意不认定证据。《华声晨报》刊登发表诽谤、侮辱徐元根的内容与裘兰诽谤、侮辱徐元根的言论是完全一致的，且该报道明确载明是裘兰说的。裘兰却说不认识该报社及记者。一审法院理应调查取证，不应以徐元根无法证明裘兰同意并授权发表刊登为由而否定该证据。该文章称裘兰是喻香妹的辩护人，而裘兰实为朱佑善的辩护人，据此原审法院对该文章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徐元根认为该文章中已经明确侵权人与被侵权人，至于裘兰是什么身份并不影响侵权事实及侵权对象的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徐元根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裘兰辩称：1、裘兰在庭审质证和法庭辩论阶段，针对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从证据的形成、经过及内容进行分析，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据来源于徐元根）进行质证和辩论，是履行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证、辩论的律师辩护职责，不存在不妥之处，更不属于恶意诽谤。2、对于徐元根向二审法院提供的2005年9月9日鼎泰公司清算清单、2005年9月22日鼎泰公司承诺书、2005年12月1日徐元根保证承诺这三份证据，当事人朱佑善及其代理人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数次庭审中始终坚称徐元根伪造，并非由裘兰首先提出，而且其他辩护人也都赞同裘兰的质证和辩护意见。3、关于2005年9月22日鼎泰公司承诺书，徐元根在2009年8月11日二审开庭时明确说是朱佑善写的，在2012年11月21日徐元根接受公安调查时又承认是其单方面让方仕根写的。关于2005年9月9日鼎泰公司承诺书，徐元根亦向公安承认其未经其他六个股东同意，是其单方面让方仕根写的，并由会计华红盖章。对该事实，方仕根在公安机关调查笔录中已予证实。裘兰并不认可一审判决认为裘兰多次提出上诉人做虚假陈述，提供伪造的证据，就案件以外的人和事发表意见，存在不妥之处的这一说法。裘兰之所以多次提出，是因为有多份证据需要质证，而这些质证都是围绕证据的来源，证据的真实性进行的。辩护人的职责是在质证和辩护阶段，为被告人提出无罪、罪轻的意见，至于意见是否被采信，则由法庭来决定。而且裘兰由于是第一被告人的辩护人，按顺序势必主要由裘兰进行质证和辩护，其他辩护人也都完全赞同了裘兰的质证和辩护意见，因此裘兰的意见也就是其他三位辩护人的意见。二、裘兰从未接受记者采访亦未授权发表，《华声晨报》报道中也未发现诽谤、侮辱徐元根的内容。记者无中生有地说采访了裘兰，裘兰也很生气，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华声晨报》及其记者为共同被告，以查明事实。在徐元根提供的报道中，裘兰并未发现报道中存在对徐元根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之内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裘兰在二审中提交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徐元根自己写的证明，证明了徐元根在民事案件二审之中提供的证据，是徐元根单方面让方仕根所写，未经过其他六个股东以及朱佑善的同意，在民事案件二审之中，徐元根提出这是朱佑善所写。
裘兰提交的证据，徐元根认为当时确实是徐元根单方面让方仕根写的，因为当时股东都不在同一个地点。对于徐元根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9月9日的表格，并不是徐元根拖欠其他人多少钱，因为当时这个厂要拍卖，所以要统计一下具体的财产。因为徐元根当时是厂里管生产的副总，所以徐元根让方仕根写资产的清单，所以是合理，对于真实性，其他的六个股东都没有异议的，徐元根也没有作假。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本案中，裘兰接受报被告人朱佑善的委托，依法参加被告人朱佑善、喻香妹诈骗案的庭审。在庭审过程中，裘兰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通过对证据形成时间、经过及内容进行分析，作出徐元根在二审法院审理中作虚假陈述、提供伪造证据的结论，系其对证据效力的个人判断，也是裘兰作为辩护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履职行为，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诽谤徐元根的过错。虽然在当天参加庭审旁听的人员有当地群众百余人，但对于旁听人员应当知道对于证据的采信与否，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责，不会因为辩护人发表的意见而降低对徐元根的社会评价，因此裘兰在庭审中所发表的意见客观上也不会给徐元根造成名誉受损的损害结果。至于《华声晨报》刊登的文章，徐元根并无证据证明该文章系裘兰接受记者采访后同意并授权发表刊登，故原审法院对《华声晨报》所刊登的文章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并无不当。综上，徐元根要求裘兰承担名誉侵权的法律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徐元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官家辉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