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33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金元。
委托代理人阮元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群。
委托代理人许春华。
上诉人钟金元因与被上诉人黄群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4）杭富民初字第1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2012年9月11日至2014年5月15日之间，钟金元通过银行累计汇款475209.01元，金额从401元至270000元不等，其中于2013年11月20日汇款3317元，2013年12月4日汇款8310.01元，2013年12月7日分别汇款401元、401元、6000元，2014年5月8日分别汇款500元、5000元，2014年5月12日至5月15日每天各汇款500元。对汇款金额不等、同一天存在多次汇款及连续每天汇款情况，钟金元称系根据黄群装修及支付按揭贷款需要所致。原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钟金元、黄群分别系某印务公司、某纸业公司股东，该纸业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注册设立。对钟金元主张的购房事实黄群予以确认，但具体购房时间、金额等不清楚。2、2014年7月3日，钟金元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黄群归还借款475209.01元，并支付自2014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4%计算的利息损失。在该案的开庭过程中，黄群曾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三份增值税发票，欲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商业交往。钟金元认为发票的开票时间均在2013年，而涉案款项部分发生在此之前，且黄群未能提交相应的送货单，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正当的业务往来。2014年8月21日，钟金元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回起诉。原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4）杭富商初字第1651号民事裁定，准予钟金元撤回起诉。对撤诉的原因，钟金元称双方此前关系较好，未曾要求黄群出具借条，目前两人关系恶化，想要回相应的借款，经开庭审理后，因借款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钟金元，继续以借款关系主张权利将可能被驳回诉讼请求，因而撤回了起诉。钟金元起诉请求判令黄群返还不当得利475209.01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7月1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4%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所谓的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因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钟金元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况承担举证责任。从钟金元陈述的内容看，双方系朋友关系，相应的款项均以黄群向其借款之名而主动给付，且给付的时间自2012年9月至2014年5月，长达一年九个月，不存在不当给付的情形，因此，钟金元以不当得利诉请黄群归还相应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请求，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钟金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28元，减半收取4214元，由钟金元负担。
宣判后，钟金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款项，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因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归还未果，上诉人于2014年7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向富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归还借款。但在该案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否认涉案款项是借款，而主张该款为富阳顺祥纸制品有限公司的货款，并且提供了该公司的发票作为证据；上诉人因原先与被上诉人是朋友，未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据或者借款合同，因而无法提供借据或者借款合同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证明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并且审理法官也当庭释明，证明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如不能证明，则会承担败诉的后果，因此，在被上诉人否定借款、上诉人又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上诉人撤诉。因此，通过该次诉讼，确定了如下事实：被上诉人承认收到款项；被上诉人否定借款；被上诉人抗辩款项性质系货款；上诉人无法证明系借款；二、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款项；在该案中，被上诉人同样抗辩该款系富阳顺祥纸制品有限公司及个体盛君纸行的货款，但是被上诉人未递交任何证据；因此，通过该次庭审，可以认定如下事实：被上诉人承认收到款项；被上诉人抗辩款项性质系货款；被上诉人未递交款项系货款的任何证据；一审法院未要求被上诉人递交有合法根据取得该款的证据；一审法院未要求被上诉人递交款项系货款抗辩的证据；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未释明举证责任分配及理由；三、通过两次诉讼，被上诉人取得利益已经认定；在上诉人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取得的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在于证明被上诉人“取得”的利益，是否“有合法的根据”，即，不当得利案件的审理焦点，在于证明被上诉人的“取得有没有合法依据”；四、本案被上诉人的“取得有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一审将举证责任归于上诉人错误，理由是：1、由于被上诉人是“取得”者，是该款项目前的实际占有有，因此，被上诉人应当证明其“取得”是有合法依据的、是有权取得的，而不是由上诉人证明“不应当给付被上诉人的原因”；2、由于被上诉人在两次诉讼中均抗辩该款项系货款，因此，在被上诉人有明确抗辩主张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递交其抗辩的证据；被上诉人既然认为其收到的款项是货款，法院理应要求其递交有关上诉人应当支付货款的证据；五、在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颠倒，不要求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取得款项的合法依据，也不要求被上诉人递交其抗辩主张的证据，也未在庭审中释明举证责任分配及理由；反而在判决中认为上诉人“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将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要求上诉人承担，然后认定为“不存在不当给付的情形”；在被上诉人承认收到款项，上诉人又不能证明借贷关系而得不到支持，要求返还不当得利又要求上诉人举证，而上诉人又如何证明得了应当由对方证明的事实？一审判决违法行使了举证责任分配权利，在不能认定为借贷关系的情况下，致使未能查明被上诉人不当得利的事实。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群书面答辩称：上诉人所述的唯一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就“取得利益是否具有合法依据”这一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和判决结果错误。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由此可以得出不当得利诉讼中由上诉人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结论。若由被上诉人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实质上是倒置了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而举证责任倒置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上诉人主张双方当事人间成立不当得利之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上诉人方举证证明不当得利的全部构成要件事实，而“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理所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可见本案一审法院由上诉人方承担举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上诉人所称的“利益”，是上诉人主动给付行为所发生。上诉人是主动给付该款，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由控制财产资源变动者来承担财产发生变动原因事实的举证责任实属合理。该主动给付行为的原因是否合法或者随后是否存在无效、撤销、解除等事实情况导致原有的给付原因消失的事实均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而本案上诉人仅说明了其未能举证证明借款法律关系而撤诉的事实，上诉人在借贷诉讼案件中举证不能的事实不可能导致其原先以借款为由的主动给付行为失去法律原因，所以上诉人还应当就其主动给付行为不存在法律原因的“不当得利”事实构成要件继续承担举证责任。最后，本案上诉人的主动给付行为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的问题，那么该给付行为没有合法根据实质上就是指该给付行为欠缺原因。而上诉人又一再主张其为主动给付行为时是基于借款原因，因此该笔给付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即使被上诉人否认该款为借款，本案也无适用不当得利之余地。因为不当得利制度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它并非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公平原则已具体化为它的构成要件之中。上诉人表示因为被上诉人后来否认了曾借过款，便以不当得利起诉，这是上诉人企图利用不当得利制度来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结果，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钟金元所主张的被上诉人之获利在类型上属于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之类型。钟金元应当对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即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钟金元向黄群汇款数十次，均在其对自身行为有明确认知的情况下发生，其未能就本案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完成举证责任，故对钟金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28元，由上诉人钟金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