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1503民初4985号
原告赵勇，男，汉族，1946年5月16日出生，信阳市第三实验高中退休教师，住信阳市。
委托代理人赵宇峰。
被告袁纯和，男，汉族，1958年6月29日出生，武汉江岸车辆段退休职工，住广东省。
原告赵勇诉被告袁纯和房屋确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勇、被告袁纯和到庭参加诉讼。
原告诉称，1977年5月，原告搬至羊山天桥街二胡同五号楼居住，此事楼下有一块50㎡空地，因住房紧张，我请羊山建筑公司经理李修明、副经理李伯宏、工头李伯轩盖成35㎡平房一座，共花费3800余元。此后我的开两个孩子一直住在楼下。1983年原告单位有分一套房，此房出租给被告袁纯和居住。被告在该房结婚生女，一直到单位分房，并交房租到2009年，后该房一直闲置至今。2017年因火车站北广场拆迁，我方去拆迁指挥部登记房源才知道被告袁纯和冒充房主偷偷登记，该行为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法起诉，请求：判令确认坐落于羊山天桥节二胡同五号楼下35㎡平房产权归原告所有。
被告辩称，1977年原告盖的房子我没异议，说该房屋出租给我居住、交房租到2009年不是事实。诉争的房子不是空着，一直是我住着。事实是1983年赵勇找天桥街居委会主任丁兰英，把本案诉争的35平方米的房子卖给我母亲周玉清，当时在居委会签了协议，有赵勇、周玉清、李克梅、李克平、丁兰英在场，签订以后按了手印把1500元付清，当时付钱的时候不是付的1500元，我们买房的时候诉争房屋别人的租期还没到，到期后别人才走了，我付的钱是去掉租期内的房租。事后一年多，原告赵勇后悔了，到我单位找我领导说要退，找刘福新作我的工作，我没退。后来又到平顶山东站，找李书记去找我谈话，让我退，我还是没退。后来又到我家找我爱人，说要找我出去谈谈，我爱人有气说他无理，之后赵勇就没再找了。后来他又找法院的，不知道法院的身份真实与否，到我家敲我的门，说找我协商赵勇的房子问题，我没让他进门。2016年拆迁办登记赵勇的房子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他楼下有没有自建房，他说没有。2017年他说我偷偷的登记房子，我是公开的、拍照登记的，后来我爱人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问诉争房子是不是我的，有没有登记，我爱人说房子是我的，房子的证被烧了。第二天赵勇就说房子是他的，他要去登记，我本来去广东了，拆迁办说他闹，我又回来了，拆迁办组织我们说明情况，买卖房子的前后及他找过多人要求我退房的经过都说了，他说他也承认房子是我的，但是卖亏了，问是否能想办法给他补偿点。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赵勇与被告袁纯和原均系武汉铁路局系统信阳区域职工。信阳市羊山新区羊山办事处天桥街二胡同5号楼坐北朝南、6号楼坐南朝北，5号楼202室系武汉铁路局分配给原告居住的房屋，武汉铁路局为其颁发了房产证。原告一家在该房居住期间，八十年代早期，在该5号楼楼下与6号楼之间、紧邻铁路八处院墙的公共用地上自建坐东朝西的约35㎡平房（一卧一厨带小院），原告未提供无相关部门准建手续。八十年代早中期，被告袁纯和开始居住该房，后来被告袁纯和有对外出租至2009年，该房空置至今。2017年，因信阳市火车站北广场建设工程政府依法征收该区域的房屋土地，涉及拆迁补偿，原被告双方对房屋的权属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本院，要求本院依法确认该房产权归其所有。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被告为了证明其反驳意见提供以下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原告举证：诉争房照片五张；被告质证称房子是原告建的不错，但不能证明1983年之后房子是原告的。被告举证：一、1、武汉铁路局信阳、户头袁存（证据载明为：存）和水电费交款通知单；2、2017年8月，武汉铁路局信阳供电段开具、户头为袁志和(原告解释称别人代替去办的，写错了)电费收据；原告质证称电费收据是真实的，之前有没有交不知道，水费通知单任何人都可以写，他经我同意把房子的水电表从我家分出去，我们搬走以后房子都是他在住。二、袁晓萍与曾庆宪德签订的租房协议；被告质证称协议时假的。三、曾宪德的女儿曾庆荣代写(署名为曾宪德、曾庆荣，曾宪德已经死亡，原告称曾宪德三字为曾庆荣书写)证明拟证明该房因其在外地生活有其姐姐袁晓萍代为出租给曾庆德居住四年。被告质证称该证据不能成立，曾庆德死亡不能出具证明。四、原告的户口本，证明原告1993年10月15日迁入天桥街（何时何地迁入栏载明），原告质证称这个是经原告允许迁入的，不能证明房子是被告的。六、石宝才证明（原告称是石宝才的妻子写的，石宝才本人按手印）、朱庆福证言（原告称是朱庆福的儿子写的）拟证明诉争房大概在1983年由原告赵勇卖给被告袁纯和的母亲。原告质证称证明是虚假的。七、2017年4月6日信阳市房屋征收调查登记表，登记产权人袁纯和。八、2017年8月7日9时36分开始，原被告在天桥街居委会拆迁办会议室的谈话录音，拟证明原告将诉争房屋于80年代经时任街道主任丁兰英介绍卖给被告袁纯和的母亲（已去世），卖后不久原告以房屋卖亏了、其妻子知道后不愿意反悔，多次找被告协商要求退还未成。现因拆迁找被告协商要求分一部分面积另给原告立户补偿，被告当时表示只要不影响其利益政府同意就行，但因拆迁办工作人员解释不能如此处理未果。原告质证称尽管他知道被告当时在捣鼓手机（录音），但认为被告的行为是违法的，没有制止。根据1995年最高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司法解释批复，他录音提前没有告知我。2001年最高院又重新界定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第68条，这两条规定对证据的取得有严格的规定，被告录音没有经过我同意，录音的大前提是不合法的，也没必要再核实录音的真实性，采用违法的偷录手段，精心设计，有使用高科技对录音进行剪辑、复合。有多处不是我讲的，录音整理笔录中第16页划线部分“我没跟他说，只是这个房子卖亏了”，录音各方当事人身份应当在录音中体现，只有主体确定，才能确定关系，证明发生什么事，录音没有显示出原、被告的关系。而且他的录音经过删减、组合，录音中有些话是我说的，有些不是我说的。录音不能单独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查明，被告的父母亲生育三子一女，现财产继承人庭后均向本庭出示书面意见，自愿放弃诉争房产的继承权。
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人民法院对房屋产权进行确认，应当审查该财产是否为产权人依法合法取得，诉争房产虽然系原告自行建造，但无相关审批手续，人民法院不能依法确定该房屋产权归属。二、涉案房屋原告是否已出卖给被告的母亲，本案中的重要证据录音资料是否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房屋系租赁或买卖均未提供相应的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审核该项事实只能依据其他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以下简称为批复)，指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当说，该《批复》强调了证据的合法性原则；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69条、70条针对视听资料的可采性问题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其中，第69条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015年2月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16条对视听资料的类型规定为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两种。同时，在《证据规则》规定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判断是否构成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之外，《司法解释》又增加了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这一要件。因此，综合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对视听资料认定原则的变化可以看出：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应当以无疑点、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以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方式取得为必要条件。只要内容不涉及个人隐私或其他商业秘密，不严重违法公序良俗原则，也不存在欺诈、胁迫、利诱等违法情形的，即使该录音没有取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仍可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采用。本案中，被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不涉及个人隐私或其他商业秘密，不严重违法公序良俗原则，也不存在欺诈、胁迫、利诱等违法情形，尤其是被告在与原告就涉案房屋进行交谈、协商的过程中原告赵勇明知被告在“捣鼓手机”，但自认为该录音属于违法行为，未予制止，即可视为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正在实施通过录音收集证据的行为，纵观该证据中原告多次认可涉案房屋当年卖给被告袁纯和的母亲、反悔未成等内容，同时与被告还提供的户口本、电费收据相互印证，足以判断诉争房屋是原告自建、在80年代早期出卖给被告袁纯和的母亲的事实。关于原告称被告的录音有使用高科技对录音进行剪辑、复合等技术处理，内容不真实，其为提供相反的证据反驳，也未申请对该录音进行司法鉴定，故本院不予采纳。综合第一、二的论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勇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易艳玲
审判员 王晓蕾
审判员 蒋 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汪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