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津0116行初421号
原告李伯全，男，1963年2月25日出生，回族，系天津港港务局退休工人，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4号。
法定代表人蔡云鹏，局长。
委托代理人顿德光，该局权籍处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广军，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干部。
原告李伯全诉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不动产注销登记纠纷一案，于2017年12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2月5日立案后，于2017年12月7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3日、5月10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伯全，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顿德光、李广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5年11月5日依职权注销了原告李伯全名下的塘房字54**号《房屋所有权证》及塘地字545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原告李伯全诉称，1986年原告从自己的房产东沽三道桥沟沿25号搬走后，半年内回去看过一次，后来一直到2017年都没再去过。2017年下半年发现该房屋变成了空地，并且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无原告签字的情况下，将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注销了，亦未用任何方式通知原告办理任何手续。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使原告的财产受到损失。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注销原告所有的东沽三道桥沟沿25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行为。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离婚协议书》，证明其与前妻李兆俊于2004年离婚时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该房屋仍属原告所有。
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辩称，涉案房屋在1987年5月前已经灭失，由案外人王富利重新翻建并进行了不动产登记，即最迟于1987年5月前，原告所享有的物权已经灭失。登记机关据此依职权注销原告所持有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因涉案房屋早已灭失，故注销行为并未侵犯其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86）津塘证字第030号《赠与证明书》，证明原告于1986年1月11日与原权利人王焕英就位于东沽三道桥沟沿25号的涉案房屋办理了赠与公证，1986年1月14日原告向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了权属登记；
证据二、现场测绘图三张，第一张为原权利人王焕英的房屋测绘情况；第二张为1987年5月案外人王富利经规划部门批准，在原告原房址上申请建房四间，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去现场测绘的情况，从该图上看，原房屋已经灭失，变成了空地；第三张为1987年10月根据王富利提供的材料去现场查看测绘的情况，当时王富利已经在原告房屋原址上建房四间；
证据三、2007年7月30日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津国土房拆许字（2007）第16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东至闸南路，西至海河，南至三道桥，北至海大道，涉案房屋属于拆迁范围；
证据四、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15年3月23日在《天津日报》刊登的《公告》，内容为：东西沽地区拆迁范围中的下列房屋已灭失，房屋权利人应按照相关法规申请办理房地产权属注销登记。请下列房屋权利人自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身份证明》等相关要件到滨海新区塘沽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三十日内未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房屋，房地产登记部门将依职权办理。所列明细中第29号为原告李伯全名下的塘房字54**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塘地字545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明被告已合法进行公告；
证据五、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15年7月16日在《天津日报》刊登的《公告》，内容为：依据《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等文件规定，对东西沽地区津国土房拆许字（2007）第159-第17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所确定拆迁范围内，下列已拆除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予以作废。明细附件中包括塘房字54**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塘地字545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明被告已合法进行公告；
证据六、2015年3月20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不动产登记第一中心到东沽三道桥沟沿25号进行现场调查后出具的《房屋现场调查意见书》及拍摄的照片两张，证明在公告前被告进行了现场核查，通过照片显示，原房址是一片空地，李伯全名下的土平房确已灭失；
证据七、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于1985年6月20日登记的《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掌管册》，证明1985年原告在塘沽区东沽三道桥沟沿26号-25号拥有一套房屋，房屋编号为9号，该地址还包括其他权利人王宝玉和王焕英的房屋，其中王宝玉的为1-4号，王焕英的为5-8号；
证据八、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于1987年10月25日登记的《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掌管册》，证明1987年10月案外人王富利在东沽二道桥路26号原告原房址新建房屋四间，房屋编号为7-9号和12号，登记的“二道桥”应为笔误；
证据九、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于1987年10月7日向王富利出具的《天津市房产所有权申请登记证收件据》；
证据十、《天津市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证明王富利于1987年10月向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就其新建的四间平房申请办理所有权登记，房屋坐落于东沽三道桥路25号；
证据十一、1987年10月原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向王富利颁发的塘民建（87）字第529号《市民建房施工执照》及《建房位置示意图》，证明王富利经规划部门批准，在李伯全原房屋位置上新建房屋四间；
证据十二、《天津市房产所有权登记调查勘丈表》，证明经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现场调查后，确认王富利在东沽三道桥路25号新建砖平房四间且证件齐全；
证据十三、《天津市房产所有权登记审核表》，证明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于1987年10月23日经审核批准王富利的新建平房办理房屋产权登记，1987年10月23日为其颁发了塘房字第96**号《天津市房产所有证》和塘地字第9603号《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据十四、《天津市房产所有权申请登记证收件据》、《天津市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表》、《天津市房产买卖契纸》、塘房字第96**号《天津市房产所有证》、塘地字第96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天津市房产买卖证明》、《天津市塘沽区房产转移申请书》、《天津市房产买卖登记表》，证明王富利于1999年12月6日将其所有的东沽三道桥路25号四间平房转让给案外人关淑珍，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于2000年1月19日为关淑珍颁发了房权证塘沽字第070474**号《房屋所有权证》；
证据十五、拆迁人天津海河下游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26日提交的《注销登记申请书》、《委托书》、津国土房拆许字（2007）第16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房权证塘沽字第070474**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因关淑珍所有的东沽三道桥路25号房屋已被拆迁，拆迁人申请办理该房屋的权属注销登记，被告予以核准。
二、依据：
依据一、《天津市房地产登记规范》第三章“国有土地房地产登记”中的“四、房地产注销登记……（三）登记机构依职权注销登记权利人未按照规定申请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的，登记机构可依据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将注销事项记载于房地产权属登记簿，同时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作废；……”
依据二、《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办理土地权利注销登记，并予以公告：……（五）人民政府依法重新确认土地权属使原土地权利丧失的；……；
依据三、《天津市土地登记技术规范》“6.2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直接办理的土地注销登记”中“6.2.1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直接办理的土地注销登记是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职权在土地权利人未申请的情况下，直接注销土地权利的土地登记。”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中的第一张测绘图无异议，对后两张的真实性不认可，称原告的房子是个大院，王富利可能是在院子里盖的房子，而不是在原告的房址上盖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不知道东西沽拆迁的事，直到2017年才听说；对证据四、五不清楚，没查过报纸；对证据六不清楚，2017年下半年原告才发现那里是一片空地，不知道2015年时的情况；对证据七至十五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的房产证地址是三道桥沟沿25号，当时住的是三家，是个大院，里面有很多间房子，王富利不一定是在原告的房址上盖的，原告的房产证没有注销，其不可能再盖房。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伯全于1986年1月14日因接受案外人王焕英（系其前妻李兆俊之母）的赠与取得位于东沽三道桥路25号的涉案土平房一间（9号）的所有权，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经审核为其颁发了塘房字54**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塘地字545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筑面积22.77平方米，总面积为42.26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土地。东沽三道桥路25号另有案外人王焕英所有的5-8号和王宝玉所有的1-4号房屋。原告自认于1986年搬离该房屋。
2015年3月20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不动产登记第一中心经到东沽三道桥路25号现场查看，发现该地址为一片空地，原告所有的土平房已经灭失，故于2015年3月23日在《天津日报》刊登《公告》，告知东西沽地区拆迁范围中的下列房屋已灭失，房屋权利人应自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相关法规申请办理房地产权属注销登记；三十日内未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房屋，房地产登记部门将依职权办理。所列明细中第29号为原告李伯全名下的塘房字54**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塘地字545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原告未在公告指定的期限内申请办理注销登记，该局于2015年7月16日在《天津日报》再次刊登《公告》，告知依据《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等文件规定，对东西沽地区津国土房拆许字（2007）第159-第17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所确定拆迁范围内，将包括塘房字54**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塘地字545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内的已拆除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予以作废。原告自认搬离涉案房屋后的半年内曾回去看过一次，后再未回去，直至2017年下半年发现涉案房屋已经灭失，得知被诉注销登记行为。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1987年5月，案外人王富利经规划部门批准，在东沽三道桥路25号包括原告原房址在内的土地上新建砖平房四间（7-9号、12号），建筑面积为70.49平方米，总面积为94.38平方米。后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经审核于1987年10月23日为其颁发了塘房字第96**号《天津市房产所有证》和塘地字第9603号《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证》。1999年12月6日，王富利将上述四间平房转让给案外人关淑珍，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经核实后于2000年1月19日为关淑珍颁发了房权证塘沽字第070474**号《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7月30日，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向拆迁人天津海河下游开发有限公司颁发了津国土房拆许字（2007）第16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东沽三道桥路25号位于拆迁范围内，关淑珍的房屋被拆迁。后拆迁人于2011年4月26日申请为东沽三道桥路25号关淑珍名下的房屋所有权办理注销登记，被告经审核为关淑珍名下的的房权证塘沽字第070474**号《房屋所有权证》办理了注销登记。
本院认为，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及《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办理本市范围内房屋和土地注销登记的法定职责。
《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经依法登记的房屋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所有权人应当自事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一）房屋灭失的；（二）放弃所有权的；（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经登记的房屋所有权消灭后，原权利人未申请注销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可以依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生效征收决定办理注销登记，将注销事项记载于房屋登记簿，原房屋所有权证收回或者公告作废。”在2015年时仍有效的《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三十六条也规定：“因拆除、倒塌等原因致使房屋灭失的，房屋权利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持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书及房屋灭失的证明材料申请注销登记。房屋被依法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除后三十日内申请办理注销登记。逾期未按照本条规定申请注销登记的，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可以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房屋灭失证明文件将注销事项记载于房屋权属登记簿，原房屋所有权证书作废。”《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办理土地权利注销登记，并予以公告：（一）土地被依法征收或者收回的；（二）国有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经告知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三）因依法拆迁房屋、收购土地等使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丧失的；（四）隐瞒真实情况进行登记的；（五）人民政府依法重新确认土地权属使原土地权利丧失的；（六）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裁定使原土地权利丧失的；（七）其他依法需要注销登记的情形。”
根据上述规章和地方法规的规定，房屋所有权人在房屋因拆除、倒塌等原因灭失后三十日内应向房屋权属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权利人不申请的，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可以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房屋灭失证明文件将注销事项记载于房屋权属登记簿，原房屋所有权证书作废；出现《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办理土地权利注销登记，并予以公告。在本案中，1987年5月原塘沽区房地产管理局在为案外人王富利办理新建房屋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过程中，发现原告所有的9号房屋已经灭失，且王富利经原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批准，在包括原告的9号房屋原址在内的土地上新建了四间房屋，并为王富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王富利将上述房屋转让案外人关淑珍并办理转移登记后，上述房屋已于2011年被拆迁，拆迁人也于2011年4月26日向被告申请办理了关淑珍名下房屋所有权的注销登记。被告于2015年3月20日进行现场调查时再次查明，现场为一片空地，原告的土平房确已灭失。在此情况下，被告根据原告的房屋早已灭失及所涉土地使用权已于1987年被规划部门审批给王富利新建房屋的情况，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依职权注销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依法进行了公告，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第四十一条和《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退一步讲，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直接办理注销登记：（一）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由于该地区在2011年就已完成拆迁工作，涉案土地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被收回。原告在土地拆迁工作已经完成的情形下，也不再享有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告关于未经其本人同意和签字，被告就不能注销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在实践中也不可行。对于注销标的物灭失的房屋所有权和被规划部门批准给他人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操作流程并无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未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被诉注销登记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伯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伯全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秀敏
人民陪审员 朱永华
人民陪审员 张永芝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沈祯旸
附：法律释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