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8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操萍。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江良、李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显忠。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健弘。
原审被告：鲍威。
上诉人姚操萍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2）杭余商初字第1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至2012年6月，鲍威多次向钱显忠借款，经双方结算，钱显忠以自有资金及向他人所借的款项，通过现金方式或者通过郑锋、郑传松帐户转账方式，共计向鲍威出借款项计350万元，后鲍威向钱显忠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鲍威向钱显忠借款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借款2个月，利率3.25%，超过天数按实际天数算，最长不能超过三个月，超过按月利率5%计算。该《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29日。《借条》出具至今，鲍威未返还本金，也未支付利息。另认定，2012年7月10日，鲍威向郑峰的帐户中打款65万元，2012年7月12日，鲍威帐户收到郑峰的打款40万元，钱显忠、姚操萍均认可该两笔款项不属于本案所涉款项。鲍威与姚操萍于2005年1月13日登记结婚。2012年7月之前，鲍威就职于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都公司）。2011年1月至2012年7月期间，鲍威多次出入澳门。再认定，2012年7月13日，钱显忠与案外人方家伦签订《债权转让书》一份，约定方家伦作为钱显忠的债权人，受让钱显忠对鲍威350万元债权中的40%即14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钱显忠与鲍威之间的借贷关系有《借条》为证，该借贷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钱显忠通过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与《借条》形成有效证据链，并对款项来源及款项交付细节做了合理解释，故原审法院确认钱显忠与鲍威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姚操萍抗辩钱显忠陈述的部分款项的交付时间中，鲍威当时人在澳门或者进出澳门，因此不可能存在交付款项事实，因《借条》涉及的借款系钱显忠与鲍威之间多次借款的汇总，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以上，钱显忠对部分款项的交付细节陈述出现差错也符合常理，故对姚操萍关于本案借款关系不成立的抗辩不予采信。钱显忠关于姚操萍参与共同借款的主张，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二是本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案借款发生于鲍威与姚操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姚操萍并未举证证实该债务系鲍威的个人债务或本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同时，虽然鲍威在向钱显忠借款期间多次出入澳门，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并不能认定鲍威在澳门参与赌博，也不能认定鲍威在澳门消费的款项来源于向钱显忠的借款，故本案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姚操萍对鲍威的上述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对姚操萍关于即使涉案债务存在也属鲍威个人债务的抗辩不予采信。钱显忠自认《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2年6月22日，故其要求鲍威、姚操萍支付利息的诉请，应从此时开始计算。钱显忠的诉讼请求，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鲍威、姚操萍返还钱显忠借款21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鲍威、姚操萍支付钱显忠利息60000元（按本金2100000元、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2年6月22日起暂算至2012年8月9日，计60000元，2012年8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上述标准另计）；三、驳回钱显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40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公告费用950元，由鲍威、姚操萍负担。
宣判后，姚操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证据不符法律规定。（一）被上诉人虽持有鲍威出具的借条，但仅此不足以证明350万元借款存在，本案其他证据及事实足以否定350万元借款的存在。1、被上诉人的自认足以否定350万元借款的真实存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落款日期是2012年5月29日，但称实际出借日期为2012年6月22日上午，一审法院也认定从当天开始计算利息，然该日鲍威不可能在杭州。另，鲍威在2012年7月10日转给郑锋的65万元应认定为鲍威的还款。被上诉人提交的说明350万元借款交付情况的借款明细，其中现金交付部分，有多次交付时间恰是鲍威在澳门。如2011年12月19日、29日及2012年6月21日。被上诉人诉状中自认借款发生于其与鲍威之间，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参与了借款，故上述时间交付的借款决不可能发生。对当事人自认的对己不利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即应确认上述借款没有发生。被上诉人在庭审陈述及证人方家伦出庭作证时均确认，2012年6月21日晚11时左右在杭州新塘路交付现金46万元。然事实证明，该日鲍威不可能在杭州。同时，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证人方家伦明确表示，40万借款的交付是2012年6月21日方家伦从银行取出35万元及自备现金5万元一次性交给钱显忠。但第二次开庭钱显忠指出，方家伦的40万元借款是6月12日15万元，其中取现10万元，另有5万元是自备现金；6月13日取了15万元，6月14日5万元，6月23日5万元。2、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否定350万元借款的真实存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明细中，称通过郑锋、郑传松的银行卡转帐借款给鲍威160万元。为此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了鲍威转帐给两郑的银行明细，表明，两郑共转给鲍威312万，而鲍威共转给两郑231.575万元。即使属实，两者相抵，鲍威只欠80.425万元。虽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解释其中部分是通过秦雪芹银行卡借给鲍威的，但没有任何证据佐证，且涉及第三人利益，不足为信。（二）一审法院认为鲍威在澳门的消费不属个人消费错误。1、（2013）浙杭商终字第988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鲍威在澳门的消费非用于日常生活所需或共同经营所需，而属其个人消费。本案与前案系相同的被告，借款发生时间交叉，消费情形相同，该生效判决已确定的事实在本案中当然具有证据效力。2、不仅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鲍威向钱显忠等人大额举债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经营所需，相反，根据鲍威的出入境记录，证人黄立夫、王云兵相应的出入境记录和证言，以及鲍威的招商银行卡账单等证据可知，鲍威自2007-2008年左右开始沾染赌博恶习，仅从2011年1月起至2012年7月，鲍威便出入澳门30余次进行赌博，并在澳门产生大量大额的刷卡记录，金额累计逾千万。3、根据上诉人的举证，加之澳门系公知的赌博地的常识，可以确信鲍威在澳门的消费是非法的赌博之用，虽款项非全部来源于被上诉人的借款，但应包括被上诉人的借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案涉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上诉人及鲍威共同承担。显属适用法律不当，结果错误。（一）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名义所负债务如何定性，有诸多法律、司法解释及指导意见的规定。综合的判断依据为：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所需，是否属于合意举债。（二）浙江省高院的指导意见和（2013）浙杭商终字第988号民事判决书，明确界定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本案中，上诉人对借款确不知情，也无共同借款的合意，日常生活中也无需借款，相反地有证据证明鲍威借款用于个人消费及非法用途。同时，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超过日常生活所需的负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经营所需。本案如存在鲍威的借款事实，也系其个人债务，与上诉人无关。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诉讼费用与上诉人无关。
被上诉人钱显忠答辩称：一、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及姚荣明的证言足以证明鲍威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上诉人不仅明知，且参与借款。鲍威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远超过350万元，对在本案中未涉及的借款金额，被上诉人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二、本案鲍威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是用于杭州全谱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谱公司）经营管理投资所需。三、对于上诉人称鲍威非公去澳门，从一审至今，上诉人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鲍威去澳门赌博。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明知是鲍威单方举债，上诉人应对鲍威的负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四、关于鲍威招商银行转给郑锋的65万元款项，一审中被上诉人有详细的陈述：5月4日，郑锋打给鲍威65万元，秦雪芹打给鲍威的18万元；5月10日，郑锋打给鲍威50万元；5月15日秦雪芹打给鲍威两笔167万元；5月29日秦雪芹打给鲍威150万元；6月4日秦雪芹打给鲍威100万元；7月12日秦雪芹打给鲍威95万元；7月12日秦雪芹打给鲍威55万元；7月13日秦雪芹打给鲍威10万元。其中秦雪芹转给鲍威的410万元经过江干区人民法院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债务。还有7月12日郑锋打给鲍威40万元。所以打给鲍威的金额远超过350万元。65万元不是鲍威的还款。五、针对方家伦明确表示40万元借款的交付时间，说明如下：原审第一次开庭时，方家伦作为证人作了说明，原话是“我从银行取出35万元及自备的5万元现金在2012年5月25日一次性交付给钱显忠”。这个35万元并不是说是6月21日从银行取出的，只不过代表该35万元是从银行取出，方家伦有取款凭证原件交给法庭的。六、针对经济往来，上诉人只取了鲍威打给郑锋、郑传松的记录，而没有调取郑传松、郑锋、秦雪芹打给鲍威的记录。仅秦雪芹打款就有五、六百万元，秦雪芹的打款记录均已交给一审法院。七、对现金交付的说明：2011年12月19日的10万元现金及29日的20万元现金都是交付给姚操萍的。6月21日的打款问题，是因为2012年发生的事情，距开庭时间比较长，且交付的笔数比较多，被上诉人说的都是大约6月21日、6月23日。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下列证据：1、鲍威的收入证明；2、姚操萍的收入证明；3、姚操萍所有的六张银行卡近年来的帐单；4、鲍威用于归还房贷的平安银行卡帐单（证据1-4欲证明鲍威与姚操萍二人的年均总收入至少30万元左右，足以维持夫妻共同生活，无需举债，鲍威向钱显忠借款系鲍威的个人债务的事实）；5、鲍威的出入境记录；6、证人黄立夫、王云兵的出入境记录；7、鲍威的招商银行卡帐单（证据5-7欲证明鲍威频繁出入澳门等地进行赌博，证人黄立夫、王云兵等多次陪同及鲍威在澳门的刷卡消费系套现用于赌博的事实）；8、申请证人黄立夫、王云兵出庭作证；9、根据姚操萍的申请，本院调取的鲍威自2010年1月至2011年底出入澳门的记录（证据8、9欲证明鲍威多次到澳门赌博的事实）。被上诉人钱显忠提供了下列证据：1、申请方家伦出庭作证；2、根据钱显忠的申请，本院调取的户名为程洁的招商银行2012年5月资金的交易情况（证据1、2欲证明5月10日鲍威帐户余额是5498元，后被上诉人转给鲍威50万元，该项是方家伦帮助操作，后鲍威又将41万元还了房屋的按揭贷款的事实）；3、根据钱显忠的申请，本院调取的2012年5月鲍威个贷申请时提供的全谱公司提交的全套资料，包括全谱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购销合同、项下贷款调查报告等（证据3欲证明当时鲍威和上诉人及全谱公司一起向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工作的银行以全谱公司名义贷款，款项有部分贷给全谱公司，有部分贷给鲍威的事实）。
被上诉人钱显忠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都不属于新的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应采纳。二、对证据1、2、3的三性不予认可：鲍威的收入证明没有提供纳税凭证，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属证人证言，对内容的合法性也不予认可；证据3是全谱公司出具的，全谱公司和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是其全部的银行卡记录，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有两套房子和车子在贷款，但该证据中没有相应的记录。对证据5及证据9，只能证明鲍威出入过澳门，并不能证明鲍威是去赌博的，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及证据8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黄立夫、王云兵的出入境记录和鲍威的出入境时间不吻合，而根据王云兵、黄立夫的证词，前后矛盾，同时原审被告和王云兵、黄立夫存在经济上的来往。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目的。另，姚操萍、鲍威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收入水平。根据程洁的账户明细可以看出，是被上诉人打款到鲍威账户，鲍威再转入程洁的账户，由程洁归还到鲍威的平安银行按揭账户41.5万元。从鲍威的银行记录来往，可以证明从2011年到2012年，从鲍威账户向王云兵支付40000元，向全谱公司支付了5429950元，向黄立夫支付246600元，向鲍威的母亲林笑薇支付852500元，向上诉人的哥哥姚国操支付了35万元。证人黄立夫、王云兵的证言中，黄立夫存在撒谎的情况，其陈述2011年4月26日黄立夫在澳门，但通过查证黄立夫的出入境记录，2011年4月26日黄立夫没有去过澳门。
上诉人姚操萍对被上诉人钱显忠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方家伦与钱显忠之间有经济往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根据鲍威的出入境记录，2012年6月21日，鲍威从澳门回到深圳的时间是晚上8点，晚上11点不可能到杭州，方家伦陈述的杭州现场交付现金不真实。另2011年5月10日，方家伦实际上只是听钱显忠接电话，并没有看到鲍威本人，故传来证据不能认定是鲍威向钱显忠借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程洁向鲍威的卡中转的41.5万元，不能表明还房贷的41.5万元就是来源于程洁或被上诉人，鲍威的收入足以支付房贷。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全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鲍威，反而证明鲍威和姚操萍不是公司的股东，不可能因公司的经营需要而借款。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诉人姚操萍及被上诉人钱显忠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形成于本案举证时限届满之前，不属于二审期间新的证据，故本院对此均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钱显忠提供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其主张的“鲍威向其借款350万元”之事实。上诉人姚操萍与鲍威系夫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现上诉人姚操萍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案涉债务已明确约定为鲍威的个人债务，或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之情形，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要姚操萍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80元，由上诉人姚操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洪悦琴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陈 剑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倪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