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沈中民三初字第15号
原告：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住址沈阳市和平区。
法定代表人：胡嘉，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邹欣，系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晔，系辽宁平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
法定代表人：周继，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峰，系广东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丹江，系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恒路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周继，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峰，系广东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丹江，系辽宁长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电工信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原北京中电工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
法定代表人：孙丹，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余建阳，系北京市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简称“东北中电公司”）因与被告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路股份公司”）、被告深圳市恒路物流有限公司（简称“恒路有限公司”）第三人中电工信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原北京中电工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中电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5月21日作出（2012）沈中民三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恒路股份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辽宁省高院。省高院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2013）辽民二终字第0013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审判决，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由审判员曹杰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赵卫、张伟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1日、2014年5月4日两次开庭审理，因人员变动，由审判员曹杰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赵卫、代理审判员乔雪梅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8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依据省高院发回裁定书，本院将北京中电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原告东北中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欣、孙晔，被告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海峰、钟丹江，第三人北京中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余建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北中电公司诉称，2011年12月21日，原告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约定：恒路股份公司向原告提供运输服务及原告要求的其他物流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运输、仓储、包装、保管、搬运等内容；恒路股份公司自货物接管之时起到交付收货时止发生的全部或部分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恒路股份公司应按货物的实际损失（包括包装费、运杂费）赔偿原告，并对货物交付中的任何迟延负责；因恒路股份公司原因将货物错运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无偿运至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如果货物逾期到达，恒路物流股份公司应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货值的5%）；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1年12月22日，原告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在下达放货通知单时，通知单上必须有授权人的亲笔签名并加盖原告公章，二者必具备，否则将原告放货通知视为无效。2011年12月26日，原告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公司”）签订《中兴手机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中兴通讯公司购买T9手机10000台，单价1320元／台，总计价款1320元；中兴通讯公司另给付原告154台T9手机作为折让。2011年12月29日，原告向中兴通讯公司出具二份《款项说明》，为履行2011年12月26日《中兴手机购销合同》向中兴通讯公司共计支付款项660万元。中兴通讯公司确认上述款项后，向原告交付了5077台T9手机（5000台＋77台）。2012年4月27日，中兴通讯公司向原告开出《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660万元。2012年2月7日，原告将5077台T9手机全部运至被告处。2012年3月21日、4月27日、5月28日，被告向原告分别签发三份《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库存对帐单》，确认自2012年2月7日起至2012年5月28日止5077台T9手机全部存放在被告处。两被告对5077台T9手机共同承担保管责任。2012年5月30日，被告未经原告授权擅自将5077台T9手机交付他人提走，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2012年6月1日，原告向被告声明：“我公司及授权委托人并未授权任何人员对我公司的暂存在贵公司库房中的货物进行处理；请贵公司尽快将货物追回；由此产生的损失由贵公司负责”。被告拒绝承担责任。依据上述事实和相关约定，被告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故起诉法院，请求法院：一、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670.164万元（1320元／台×5077台）；二、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142.156万元［（1600-1320）元／台×5077台］；三、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3.5082万元（670.164万元×5%）；四、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恒路股份公司答辩认为：涉案手机是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移动事业部（以下简称“移动事业部”）向中兴通讯公司购买的，实际是由北京中电公司购买的，与东北中电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移动事业部虽然是东北中电公司下设的事业部，但自设立起就由北京中电公司承包，该事业部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和风险，与东北中电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主体。2009年10月31日，东北中电公司与中邮泰达（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泰达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经营东北中电公司移动事业部。该协议实际为承包协议，根据该协议，东北中电公司只负责提供事业部名义和收取固定承包费，事业部的全部资金、人员均由中邮泰达公司自行筹集、招聘，经营风险、法律后果由中邮泰达公司自行承担。中邮泰达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是关联公司，均由北京中电公司的总经理孙丹实际控制。2011年1月6日，中邮泰达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签订《业务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前述《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北京中电公司。自此，移动事业部由北京中电公司实际承包经营。2011年3月1日，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总经理孙丹签订《岗位聘用协议》，聘用孙丹为移动事业部总经理。承包期间，移动事业部在北京中电公司的经营场所营业，即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中国电子中础大厦西配楼三层），移动事业部在北京中电公司的牌子上加挂了事业部的牌子，对外营业时使用北京中电公司的传真号码01063171776，使用北京中电公司的域名@ceai.com.cn，电子邮件落款中，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的名字并列。承包期间，移动事业部的员工均为北京中电公司的员工，由北京中电公司发放工资、缴交社保。东北中电公司向移动事业部派出两名员工，朱玉华和杜蕊睿。其中，朱玉华负责管理移动事业部的公章，杜蕊睿为办理具体业务的员工。移动事业部的公章为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20号合同专用章，该公章由移动事业部专用，在整个承包经营期间一直放在北京，由原告派到移动事业部的员工朱玉华保管。由于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发生矛盾，承包经营在2012年5月底终止。涉案手机是由移动事业部出面购买的，实际是北京中电公司购买的，与东北中电公司无关。涉案手机的购销合同是由移动事业部出面签署的，不是东北中电公司签署的。所以购销合同上买方的地址载明是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中国电子中础大厦西配楼三层），合同签订人是北京中电公司的员工张卫。涉案手机的款项是移动事业部支付的，实际是北京中电公司支付的。有如下证据可以证明：根据北京中电公司留存的付款申请书，该款项的支付申请是由移动事业部的员工杜蕊睿办理的，即由杜蕊睿填写付款申请表，由孙丹和朱玉华签批；手机款是使用一张号码为20064383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而该汇票是由沈阳市大东区华康供应链通讯器材商行（以下简称“华康商行”）背书给东北中电公司的。华康商行在付款时就已出具书面文件，确认该款项的用途是代北京中电公司支付涉案手机款。涉案手机从中兴通讯公司一出厂，就交给了北京中电公司的物流合作商，南宁市神州通货运代理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通公司”）。神州通公司已经出具书面文件，确认与东北中电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北京中电公司的物流合作商。实际上，神州通公司无需证明它与东北中电公司没有关系，应当由东北中电公司证明它与神州通公司有关系，东北中电公司从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神州通公司还出具书面文件，证明将涉案手机交付恒路股份公司，是基于北京中电公司的指示。由于涉案手机不是东北中电公司购买，东北中电公司只是凭借杜蕊睿的一些说法和移动事业部终止营业时收回的一些材料提起本案，致使证据链不可避免出现矛盾和不完整地方，处处显示涉案手机不属东北中电公司的迹象。东北中电公司提交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及其附件的授权委托书，均加盖的是移动事业部的20号合同专用章，签署人均为移动事业部的员工朱玉华。反而说明东北中电公司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东北中电公司提交的《中兴手机购销合同》签署人为北京中电公司的张卫，加盖的是移动事业部20号合同专用章。东北中电公司提交的款项说明、暂存通知单、库存对账单、发货通知单，加盖的均是20号合同专用章。只有2012年6月之后的《说明》加盖的是东北中电公司自己的公章。东北中电公司未能说明如何将涉案手机交付给被告公司。表现在：涉案手机在2011年12月31日从中兴通讯公司出厂就直接运往神州通公司，而神州通公司与被告全无关系。东北中电公司对此一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东北中电公司有时说中兴通讯公司代为运输，又说代为销售，但都没有自圆其说，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涉案手机在2012年2月7日运至答辩人处，是由神州通公司实施的，神州通公司也已说明是代表北京中电公司实施的。对此，东北中电公司没有提出有力的反驳。其实应由东北中电公司证明其委托神州通公司将涉案手机运送到被告公司，但东北中电公司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涉案手机已由北京中电公司提走。2012年5月30日答辩人收到盖有东北中电公司20号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通知将涉案手机发出，收货人张广生，身份证231004195508141210，联系电话1338034****。答辩人收取仓储费后，将涉案手机交付给张广生，张广生已经签收全部货物。综上，东北中电公司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东北中电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东北中电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恒路有限公司答辩称：同意恒路股份公司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北京中电公司答辩认为，一、北京中电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是承包合同关系，北京中电公司承包了东北中电公司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全部业务，有权独立自主聘用、安排人员从事移动事业部的工作。2009年10月31日，中邮泰达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了合作内容、合作期限；约定中邮泰达公司负责筹集移动事业部运作的全部资金；以东北中电公司下属的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对外经营；中邮泰达公司自主从事移动事业部的经营活动，承担该经营活动的全部法律后果和责任；中邮泰达独立自主聘用、安排人员从事移动事业部的工作；中邮泰达公司负责与代理商进行谈判，保证以东北中电公司名义获得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代理权，同时特别强调各项产品的代理权为中邮泰达公司所有。《合作协议》同时明确东北中电公司保底利润的约定。该协议实际是一份承包协议，即中邮泰达公司承包东北中电公司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全部业务，中邮泰达公司以东北中电公司的名义获得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代理权，即中邮泰达公司负责与代理商（手机供应商）进行谈判，对外签订合同使用东北中电公司的名称，实际上产品的代理权全部归中邮泰达所有，且中邮泰达公司有权独立自主聘用、安排人员从事移动事业部的工作。2011年1月6日，北京中电公司与中邮泰达公司签订了《业务转让协议》，约定上述《合作协议》中邮泰达的责任权利义务无条件全部转让给北京中电公司。北京中电公司承继了中邮泰达公司上述的所有权利义务，与东北中电公司形成了承包其移动通讯事业部业务的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东北中电公司不仅委托其法定代表人与北京中电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签订《岗位聘用协议》，且将其公司的20号合同专用章交给北京中电公司保管使用。这些不仅表明东北中电公司支持北京中电公司对外的业务开展，更表明了北京中电公司的独立自主经营不仅有合同约定，更有东北中电公司行为的认可。基于上述事实及法律关系，北京中电公司实际开展手机购销业务时，有权作为独立主体与物流等公司签订物流服务合同，有权利存放、提取、发送货物等。二、本案所涉的手机，北京中电公司按照与东北中电公司的《合作协议》，以东北中电公司的名义谈判，以其名义签订合同，但实际支付货款人是北京中电公司，北京中电公司才是实际权利人。根据2009年10月31日《合作协议》约定，北京中电公司负责筹集移动事业部运作的全部资金，涉诉手机货款是北京中电公司委托华康商行支付给东北中电公司，再由东北中电公司支付给中兴通讯公司。北京中电公司是实际付款人，是该笔货物的实际权利人。北京中电公司有权利依据2011年9月28日与神州通公司签订的《物流合作协议》，将货物存放于南宁神州通公司，依据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有权发出指令将货物运送到恒路股份公司，并在适当的时候指令恒路股份公司发货到指定地点。三、东北中电公司在与北京中电公司合作过程中，实际已有约定俗成的业务流程习惯，北京中电公司一直依据双方业务流程习惯对外经营。北京中电工信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以前的多笔交易中，北京中电公司以东北中电公司的名义谈判、签订合同，物流配送阶段，则以实际权利人北京中电公司的名义对外存、提、发货物。且包括本次涉诉交易中，每次都是北京中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依据双方《合作协议》独立自主经营的方式，对外签订物流合同，存、提、发货物，北京中电公司是涉诉货物的实际权利人，东北中电公司不是该批货物的实际权利人，无权提货，更无权要求经济赔偿，东北中电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东北中电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31日，原告东北中电公司与中邮泰达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合作经营东北中电公司下属移动通讯事业部及其移动电话购销和其他移动通讯业务。合作经营期限三年，自2009年10月31日起至2012年10月31日止。经营期间，双方经营本协议项目的经营活动要以东北中电公司下属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名义对外经营。东北中电公司负责保管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印章，根据中邮泰达公司的申请决定印章使用，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印章为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20号合同专用章（以下简称“20号合同专用章”），中邮泰达公司自主从事移动通讯事业部的经营活动，承担经营活动的全部法律后果和责任。中邮泰达公司保证合作项目的每年利润点不得低于销售额的0.6%，保证东北中电公司每年收取的利润不低于180万元，中邮泰达公司利润为销售额的0.6%以外部分。2011年1月6日，中邮泰达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签订《业务转让协议》，中邮泰达公司就《合作协议》的责任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北京中电公司。此后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开始合作，双方的合作关系于2012年6月实际终止。
2011年12月21日，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约定恒路股份公司为东北中电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及东北中电公司要求的其他物流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运输、仓储、包装、保管、搬运等。同时约定由于恒路股份公司将货物错运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无偿运至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如果货物逾期到达，承运方应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货值的5%。同日，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有限公司签订《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约定东北中电公司在向恒路有限公司下达放货通知单时，通知单上必须有授权人的亲笔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二者必具备，否则恒路有限公司将东北中电公司的放货通知视为无效。《授权书》授权朱玉华、杜蕊睿作为东北中电公司等通知放货业务下达放货指令人员。在公司下达放货通知单时，单上必须有授权人的亲笔签名和公司公章。以上《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授权书》均加盖了20号合同专用章。
2011年，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协议》，该协议未标注具体签订日期。2012年5月7日，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2012年5月7日，北京中电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公司员工汤达作为其公司等通知放货业务下达放货指令人员，并约定在公司下达放货通知时，单上必须有授权人的亲笔签名及公司公章，并加盖北京中电公司印章。以上《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授权委托书》均加盖了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
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合同文本内容除主体、加盖印章及时间不同外，其他均一致。
2011年12月26日，东北中电公司与中兴通讯公司签订《中兴手机购销合同》（合同编号：S3NN2011122001TMP）一份，约定东北中电公司购买中兴通讯公司T9手机10000台，单价1320元，折让154台T9手机。该合同加盖了20号合同专用章。2012年4月27日，中兴通讯公司向东北中电公司出具《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载明T9型号手机5000台，价税合计660万元。东北中电公司提供两张银行承兑汇票证明诉争手机货款系其公司出具。其中，2011年12月23日银行承兑汇票（单据号20315027）载明：出票人东北中电公司，收款人中兴通讯公司，出票金额1765000元人民币。2011年12月23日银行承兑汇票（单据号20064383）载明：出票人厦门市新阳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票金额7660000元人民币，该承兑汇票经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华康商行及东北中电公司背书。东北中电公司于2011年12月29日向中兴通讯公司出具两份款项说明，内容为：东北中电公司于2011年12月26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中兴通讯公司支付单据号20315027，金额1765000元款项中的613646元，用于东北中电公司S3NN2011122001TMP合同。东北中电公司于2011年12月28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中兴通讯公司支付20064383单据号，金额7660000元款项中的5986354元，用于东北中电公司S3NN2011122001TMP合同。北京中电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主张诉争手机货款系北京中电公司出具。北京中电公司提供2011年12月25日其向华康商行出具的《委托付款函》，委托华康商行于2011年12月27日向东北中电公司支付金额为7660000元的货款，其中660万元用于支付东北中电公司与中兴通讯公司（合同号S3NN2011122001TMP）的采购合同货款，以及华康商行于2011年12月27日向东北中电公司出具《付款委托函》，载明华康商行自愿代北京中电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东北中电公司支付金额7660000的款项，其中660万元用于支付东北中电公司与中兴通讯公司的采购合同（合同号S3NN2011122001TMP）货款。东北中电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北京中电公司提供的《委托付款函》、《付款委托函》均系事后伪造形成，不具有真实性，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东北中电公司主张华康商行转付的货款为东北中电公司与华康商行之间的借款，但其提供的账务明细清单记载的款项为退货款。
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均主张各自为争议手机交付恒路股份公司仓储保管的存货人。东北中电公司提供了其于2012年2月7日向恒路有限公司出具的《暂存通知单》，内容为2012年2月7日从南宁神州通公司提出T9型号手机5077台，暂存恒路有限公司，待接到其签字发货通知单后发货。以及2012年3月21日、2012年4月27日、2012年5月28日，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有限公司就争议手机的三份《库存对帐单》，用以证明东北中电公司将5077台T9手机交付恒路有限公司仓储保管。以上《暂存通知单》、《库存对帐单》均加盖了20号合同专用章。北京中电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北京中电公司提供与神州通公司的《物流合作协议》、北京中电公司向神州通公司出具的《物流通知单》、北京中电公司与神州通公司的《库存对帐单》、北京中电公司向南宁神州通公司出具的《发货通知单》。以上材料均加盖北京中电公司印章。以及《神州通物流货运单》、神州通公司的《声明书》用以证明北京中电公司委托其物流合作方神州通公司将争议手机交付恒路有限公司仓储保管。
恒路有限公司主张收到两笔《发货通知单》，即2012年5月30日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传真件，注明T9手机5077台，交付方式自提，联系人张广生，该发货通知单没有授权人签字。后恒路股份公司工作人员安世杰于第二天前往北京中电公司直接提取了2012年5月30日授权人汤达签字的，加盖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5月30日及31日提货人张广生自提货物2天。东北中电公司否认向恒路有限公司出具过《发货通知单》传真件，认为2012年5月30日《发货通知单》传真件上加盖的20号合同专用章是假印章，并申请对该《发货通知单》的印鉴真伪及北京工信公司和恒路股份公司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授权书》及北京中电公司和神州通公司的库存对账单等证据的书写时间、印鉴加盖时间、形成顺序等进行鉴定，后因相关材料缺乏比对原件，东北中电公司向本院撤回了鉴定申请。
另查明，2013年4月25日，北京中电工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中电工信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科研中试楼3层。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注明北京中电公司的传真号为10-63171776。2011年12月26日，东北中电公司与中兴通讯公司签订的《中兴手机购销合同》（合同编号：S3NN2011122001TMP）载明，通讯事业部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中国电子中础大厦西配楼三层），传真号为010-63171776。东北中电公司提供的三份《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库存对账单》注明，物流公司核对库存及发货情况，传真回传至010-63171776。
再查明，恒路股份公司与恒路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恒路股份公司庭审自认，发生本案争议时，两个公司正在转型，业务上有交叉，无法区分。
以上事实，有东北中电公司提供的中兴手机购销合同、款项说明、银行承兑汇票二张、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暂存通知单、东北中电公司库存对账单、银行汇款凭证及银行资金流水单等。恒路股份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业务转让协议、北京中电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业务转让协议、岗位聘用协议书、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北京中电公司与神州通公司签订的物流合作协议、物流通知单、提货单、库存对账单等。北京中电公司及恒路股份公司提供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委托付款函、付款委托函、银行承兑汇票、神州通物流货运单、发货通知单等材料在卷为凭，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
本院认为：仓储合同是指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用的合同。本案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系合作关系，双方合作协议中约定，北京中电公司以东北中电公司下属的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自主从事移动通信事业部的经营活动，承担该经营活动的全部法律后果和责任，支付东北中电公司合作期间的利润。
双方合作期间，恒路股份公司分别与东北中电公司及北京中电公司签订了两套运输服务合同及等通知放货协议，且分别加盖了事业部的20号合同专用章及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因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系合作关系，北京中电公司以东北中电公司的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活动，且双方的地址相同，共用同一个传真号码，本案不宜将北京中电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的移动通信事业部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
本案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均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主要证据证明各自为争议手机的实际付款人，争议手机的款项交付和资金来源涉及到双方合作期间的交易习惯，涉及到案外人华康商行背书转款等事实，因本案系仓储合同纠纷，权利义务关系限定于交货人与保管人之间，与出资人之间无必然的直接关系，本院针对争议手机的出资主体问题，不予做出判断。
关于争议手机的存货人问题，各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审理中，东北中电公司提供了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暂存通知单、三份库存对账单用以证明其为争议手机的存货人。北京中电公司提供了神州通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的发货通知单、物流货运单等证明其物流合作方神州通公司将争议货物交付至恒路物流公司保管，其为争议手机的存货人。本院认为，无论从神州通公司运至恒路股份公司交付保管，还是仓储期间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有限公司库存对账，及在对账单上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过程，均属于本案仓储合同存续的不同阶段，证据上不存在矛盾和冲突。本案恒路股份公司分别与东北中电公司及北京中电公司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协议和等通知放货协议，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系合作关系，其合作是以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开展，而移动通讯事业部又由北京中电公司自主经营，北京中电公司于2012年2月8日通过其物流合作方神州通公司将货物运至恒路股份公司交付其仓储保管。恒路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接到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传真件（未有授权人签字），其于第二日即2012年5月31日前往北京中电公司直接提取2012年5月30日授权人汤达签字的并加盖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恒路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的放货行为存在瑕疵，但因本案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的合作关系，及东北中电公司事业部与北京中电公司的紧密关联，恒路有限公司的放货对象并无不当。东北中电公司提出恒路股份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将货物违约发送至北京中电公司指定的送货人，造成其财产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1，008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曹 杰
审 判 员 赵 卫
代理审判员 乔雪梅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兰 健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八十一条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第三百八十七条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