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0523民初1752号之一
原告：徐能达，男，194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明，男，安吉县灵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股份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
代表人：王昌炎，系该社社长。
被告：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第九村民组，住所地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
代表人：徐成有，系该组组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小平，男，安吉县上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徐能达与被告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大溪村经济联合社）、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第九村民组（以下简称第九村民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洪波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剑、人民陪审员王俊涛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徐能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明，大溪村经济联合社代表人王昌炎、第九村民组代表人徐成有、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能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第九村民组于2011年1月7日作出的《决议》第一条“按分山时人口，每增一人补2万，减少一人缴组2万”和第五条“牛沙坑公路赔偿毛竹减半毛竹基数，其余山核窝（毛竹）抵半山毛竹基数，仍按中心价每度上交组”的条款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徐能达于1986年与第九村民组签订《农业生产经营责任承包合同》，在该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于1991年与大溪村经济联合社重新签订了《农业承包合同》，且合同第三条第三款明确约定：“在承包期内，人口变动采取经济调节的办法，甲方每度进行一次经济分配，办法是利润再分配…”。除此合同外，双方再也没有签订其他任何承包合同。然而，第九村民组置徐能达与大溪村经济联合社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而不顾，于2011年1月7日做出《决议》，第一条，按分山时人口，每增加一人补2万，减少一人缴组2万；第五条，牛沙坑毛竹抵半山里毛竹基数，其余山核窝（毛竹）抵半山毛竹基数，仍按中心价每度上交组；第八条，以后三十年内取消利润调节，增加人口（以户为单位）每年每人补助1200元，并于2008年1月8日作出《关于半山凉亭、牛角坞和牛沙坑山核窝毛竹林收回集体的决议》。第九村民组的上述《决议》违反了《农业承包合同》之约定，对徐能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徐能达与大溪村经济联合社于1991年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为主要事实依据，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安吉县人民法院（2014）湖安民初字第246号、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湖民终字第50号案件中均被认定为第九村民组并非《农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与案件缺乏关联性为由而被一、二审驳回诉请，第九村民组置于法律而不顾，擅自单方变更《农业承包合同》之约定，显属违约。
第九村民组所作《决议》第一条、第五条明显违反了我国《土地承包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大溪村经济联合社对第九村民组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予以默认和认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均应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承包合同中有关收回、调整承包地的约定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27条、第30条、第35条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第九村民组所作《决议》第五条明显违反《农业承包合同》之约定，第九村民组于2008年1月8日所谓全体村民作出《关于半山凉亭、牛角坞和牛沙坑、山核窝毛竹林收回集体的决议》指的是到会人员一致同意，而徐能达即没有到会，也不知情，该《决议》即违背了《土地承包法》，又与《农业承包合同》相抵触，明显是以多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人，侵害了少数农户的合法权益，该《决议》当然无效。二被告收回徐能达的承包山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徐能达向安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于2017年2月9日作出裁决，对徐能达的第一项请求终止仲裁，驳回了其第二项请求，徐能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
大溪村经济联合社、第九村民组答辩称，1.徐能达主张第九村民组《决议》内容违法无效的纠纷事由，自2011年开始至今，已先后经过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安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仲裁裁决，安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和浙江省高院申诉裁定，并且这些裁决、裁定和判决都已生效，因此徐能达再次以同一纠纷事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不符合一事不再理的裁决原则。2.徐能达将大溪村经济联合社列为本案被告，与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之间缺乏相对应的事实基础。徐能达主张的涉案的《决议》系第九村民组通过召开全组村民大会对山林延保、集体资金分配、人口变动政策调整及征借用土地处理等进行民主讨论所形成的决议。而大溪村经济联合社并没有参与、决策和制定大溪村第九村民的《决议》，因此徐能达将其列为被告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安吉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在2016年9月8日作出的安农仲审字（2016）第3号仲裁裁决书中已明确裁定，该《决议》是由第九村民组召开全组村民大会形成的决议，而非大溪村经济联合社作出，徐能达将其列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决议》第一条、第五条的条款无效，主体不当。3.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15）浙湖民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第九村民组所作的《决议》中有关三十年一次性分配利润调节款，其实质是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以及经营过程中增加的收益的分配，是对集体财产的处分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可办理的事项”，属于村民自治权的范畴。第一轮《农林业生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合同》中虽有“在当年因出生、婚嫁及其他正当理由而增加的人口，在坚持动钱不动山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找补核算”的约定，但该合同已于2006年6月30日到期。《决议》是第九村民组于2011年1月9日所作，故不受该合同的约束。徐能达上诉主张，《农业承包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人口变动采取“经济调节”的办法，每年进行一次经济分配。第九村民组2011年1月9日作出的《决议》将每年进行一次经济分配变成三十年一次性分配利润调节款，违反了上述《农业承包合同》约定的条款。对此，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第九村民组并非《农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徐能达上诉认为《决议》将每年进行一次经济分配变成三十年一次性分配利润调节款，是多数人侵害了少数人及特定人员的经济利益。本案中情况是，分山到户初期未预留机动山林和农户人口波动客观因素，随着时间推移，使分山到户初期集体所有的山林资源的均等分配到后期逐渐产生的分配不均等情势，囿于法律层面上赋予了有山农户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地位，使集体经济组织无法对业已发包的山林再进行调整，转而采取对有山农户收取一定比例的集体资源使用的费用（山林调节款或承包金系称谓的不同，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将收取的款项再对未享受或少享受到集体山林资源的农户进行补助的举措，使人少山多农户与人多山少农户在集体资源使用上相对平衡，是村民自治权范畴下的有益的探索，并不是多数人侵害少数人及特定人员的利益。对上述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浙民申字第2392号民事裁定书中作了进一步的确认，该院认为，案涉《决议》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处分集体财产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可办理的事项，系村民行使自治权的范畴。第九村民组虽然以决议方式将利润调节由一年一次变为三十年一次性调节，但该调节系在坚持“动钱不动山”的前提下，对因人口变化与山林分配之间的不平衡进行的利益调整，并非多数人侵害少数人利益，亦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徐能达要求撤销案涉《决议》的诉请难以成立。至于申诉人所称，其与第九村民组关于利润调节应适用1990年的《农业承包合同》，经查，该合同的签订主体并非第九村民组，故该合同不能作为确认双方当事人利润调节的依据，原审认定1990年的《农业承包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两被告认为徐能达就《决议》违法无效再行起诉，不仅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而且其诉讼主张和理由已被一、二审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否定，故请求驳回徐能达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安吉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2日立案受理徐能达与第九村民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在该案中徐能达提出诉讼请求：撤销第九村民组扣除三十年一次性山林调节款的决议。该院审理后认为，司法权对村民自治领域的介入必须要确保两个前提：一是要充分承认和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保障村民自治的真实性，不能随意干涉村民自治领域内的事务；二是要监督以保证村民自治权在合法范围内行使，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村民个体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案涉的决议和分配方案属于第九村民组对集体财产的处分行为，未侵犯村民的私有财产，同时，第九村民组行使自治权时符合了最低限度的正当性程序要求，采取的有山农户与无山农户在集体资源使用利益三十年一次性的平衡措施，确有与县委办文件关于一度一调节的意见不合之处，客观上也产生一定的不合理性，但这不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强行性规定，仍不啻为村民自治权行使过程中的有益探索，应给予理解和完善的时间，司法权不应对其过度干预。徐能达之上述诉请，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并据此驳回原告徐能达的诉讼请求。徐能达不符一审判决，上诉至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认为，第九村民组所作《决议》中规定的有关三十年一次性分配利润调节款，其实质是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以及经营过程中增加的收益的分配，是对集体财产的处分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可办理的事项，属于村民自治权的范畴。第一轮《农林业生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合同》中虽有“在当年因出生、婚嫁及其他正当理由而增加的人口，在坚持动钱不动山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找补核算”的约定，但该合同已于2006年6月30日到期。《决议》是第九村民组于2011年1月9日所作，故不受该合同的约束。徐能达上诉主张，《农业承包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人口变动采取“经济调节”的办法，每年进行一次经济分配。第九村民组2011年1月9日作出的《决议》将每年进行一次经济分配变成三十年一次性分配利润调节款，违反了上述《农业承包合同》约定的条款。对此，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第九村民组并非《农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徐能达上诉认为《决议》将每年进行一次经济分配变成三十年一次性分配利润调节款，是多数人侵害了少数人及特定人员的经济利益。本案中情况是，分山到户初期未预留机动山林和农户人口波动客观因素，随着时间推移，使分山到户初期集体所有的山林资源的均等分配到后期逐渐产生的分配不均等情势，囿于法律层面上赋予了有山农户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地位，使集体经济组织无法对业已发包的山林再进行调整，转而采取对有山农户收取一定比例的集体资源使用的费用（山林调节款或承包金系称谓的不同，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将收取的款项再对未享受或少享受到集体山林资源的农户进行补助的举措，使人少山多农户与人多山少农户在集体资源使用上相对平衡，是村民自治权范畴下的有益的探索，并不是多数人侵害少数人及特定人员的利益。故徐能达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应予维持，并据此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徐能达不符二审判决，遂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案涉《决议》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处分集体财产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可办理的事项，系村民行使自治权的范畴。第九村民组虽然以决议方式将利润调节由一年一次变为三十年一次性调节，但该调节系在坚持“动钱不动山”的前提下，对因人口变化与山林分配之间的不平衡进行的利益调整，并非多数人侵害少数人利益，亦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徐能达要求撤销案涉《决议》的诉请难以成立。至于申诉人所称，其与第九村民组关于利润调节应适用1990年的《农业承包合同》，经查，该合同的签订主体并非第九村民组，故该合同不能作为确认双方当事人利润调节的依据，原审认定1990年的《农业承包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并无不当，并据此驳回徐能达的再审申请。现徐能达认为案涉《决议》部分条款无效，再次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徐能达虽然增列了被告大溪村经济联合社，但其对大溪村经济联合社并无具体诉讼请求，诉讼请求的对象仅指向第九村民组，属虚列被告；其诉讼请求表述虽与前案诉请虽有不同，但并无实质区别，均是以确认《决议》无效为前提，该诉请的实质是否认前案的裁判结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徐能达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洪波
人民陪审员 孙 剑
人民陪审员 王俊涛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阚晓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