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昌民初字第13445号
原告李志强，男，1970年12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辉，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湖，男，1966年6月21日出生。
原告李志强与被告张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曹松清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志强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辉，被告张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志强诉称：2012年10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承包工程协议书》，原告将位于昌平区定福皇庄村的新建工程楼房发包给被告，承包单价为每平方米700元，承包工期为2012年9月10日到2013年5月30日。同时签订了《安全协议书》，其中第8条约定，“劳务承包人在施工期间所使用的各种设备以及工具等均应符合安全要求，设备和工具劳务承包人需自行妥善保管，设备的维修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故障损坏、遗失或造成伤亡事故均由劳务承包人自行承担”。在施工过程之中，劳务承包人自行承租升降机，2013年7月29日，在使用升降机过程中导致刘彦川死亡。刘彦川法定继承人解书桥等三人向昌平区法院提起健康权、身体权赔偿纠纷之诉，经审理，2014年12月1日，昌平区法院作出（2013）昌民初字第133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志强赔偿解书桥等死亡赔偿金464518.3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丧葬费17379元，误工费3500元，医药费2910.33元，并承担诉讼费用6996元。后经原告方上诉，2015年4月3日一中院又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110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李志强承担诉讼费6996元。上述费用共计527302.67元。因被告方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资质，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现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经济损失316381.6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湖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刘彦川死亡时所从事的工程不在《承包工程协议书》约定的工程范围之内。刘彦川是涉案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原告要求刘彦川及被告在半个月之内把工程做完，导致刘彦川疲劳施工，最终导致刘彦川死亡。
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1日，张湖（乙方）与李志强（甲方）签订《承包工程协议书》及《安全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昌平区定福皇庄村的新建工程楼房发包给乙方，工程为5层砖混结构，承包单价每平方米700元，工程造价280万元，承包工期自2012年9月10日至2013年5月30日。《承包工程协议书》第8条约定，“乙方保证按甲方要求施工，不违章作业，否则工地一切伤残由乙方自负”。《安全协议书》，第8条约定，“劳务承包人在施工期间所使用的各种设备以及工具等均应符合安全要求，设备和工具劳务承包人需自行妥善保管，设备的维修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故障损坏、遗失或造成伤亡事故均由劳务承包人自行承担”。合同签订后，刘彦川作为乙方在张湖持有的《承包工程协议书》上签字，张湖认可与刘彦川之间系合伙关系。刘彦川并未在李志强持有的《承包工程协议书》上签字。
因施工需要，刘彦川从杨秀来处租赁升降机一台。2013年7月29日，刘彦川在操作升降机时触电，导致坠落至地面。当日，刘彦川经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对刘彦川的死亡原因进行调查，并于2013年8月1日出具鉴定结论书，结论为：1、该人系高坠致颅脑损伤合并创伤失血性休克；2、不排除电击致高坠致死。
2013年10月8日，刘彦川之妻解书桥、刘彦川之子刘浩、刘彦川之母王奎暖以李志强、杨秀来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刘彦川死亡这一损害结果系刘彦川遭受电击及高坠两方面原因造成，其中高坠所占原因力远远大于电击所占原因力，而在电击这一原因当中，刘彦川与杨秀来均存在过错，在高坠这一原因中刘彦川与李志强亦均存在过错，酌情确定刘彦川对于此次事故负30%的责任，李志强负50%的责任，杨秀来负20%的责任。2014年12月1日，本院作出（2013）昌民初字第13336号判决书，判令李志强赔偿解书桥、王奎暖、刘浩死亡赔偿金464518.34元（其中王奎暖被扶养人生活费61308.3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丧葬费17379元、误工费3500元（解书桥误工费2000元、刘浩误工费1500元）、医药费2910.33元；被告杨秀来赔偿原告解书桥、王奎暖、刘浩死亡赔偿金185807.33元（其中王奎暖被扶养人生活费24523.33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丧葬费6951.6元、误工费1400元（解书桥误工费800元、刘浩误工费600元）、医药费1164.13元。
在上述判决中，本院同时认定刘彦川与张湖为平等合伙关系，二人在对内合伙关系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张湖与刘彦川在承接工程、施工管理及决策上具有同等的权利及对等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就侵权这一法律关系上不存在张湖赔偿刘彦川的法律基础。
上述判决作出后，李志强、杨秀来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志强在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开工建设，且明知刘彦川不具有相应施工资质，将工程发包给刘彦川个人，导致刘彦川发生安全事故死亡，故李志强负有主要责任，原审法院判定由李志强负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张湖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一方面，解书桥、王奎暖、刘浩未向张湖主张权利，另一方面，李志强未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张湖存在过错或应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关于杨秀来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根据鉴定机关现场的勘验结果来看，电机漏电系由于接线盒的外接相线绝缘层破损，导致金属导线与穿线口接触，进而导致升降机外框带电，也即是说，漏电原因在于电动机本身，故杨秀来作为出租方，未保障其出租设备的使用安全，同样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2015年4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11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判决李志强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69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60元。后李志强履行了判决义务，向解书桥、王奎暖、刘浩支付了赔偿金513307.67元并负担了案件受理费12356元。
上述事实，有《承包工程协议书》、《安全协议书》、（2013）昌民初字第13336号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01107号判决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一、关于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李志强所持有的《承包工程协议书》及《安全协议书》的签约主体是李志强和张湖，并未涉及刘彦川，因此李志强仅仅与张湖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与刘彦川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
刘彦川作为乙方在张湖持有的《承包工程协议书》上签字，张湖亦认可与刘彦川之间系合伙关系，故刘彦川与张湖之间形成合伙关系。
二、关于《承包工程协议书》及《安全协议书》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中，李志强在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开工建设，且明知张湖不具有相应施工资质，仍将工程发包给张湖，故李志强与张湖签订的《承包工程协议书》及《安全协议书》无效。李志强和张湖对于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
三、关于张湖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中，刘彦川因安全生产事故导致死亡，李志强也明知张湖不具有相应施工资质，假设刘彦川是张湖的雇员，那么在扣除杨秀来应承担的责任之外，李志强应当与张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李志强与张湖应连带承担80%的赔偿责任，李志强与张湖内部之间可以再根据合同关系对80%的赔偿责任进行分担。但是，刘彦川与张湖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而是合伙关系，二人在对内合伙关系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所以从侵权角度来讲，不存在张湖赔偿刘彦川的法律基础。故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中之所以仅判令李志强承担50%的赔偿责任而不是承担80%的赔偿责任，实际已经考虑到承包方亦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基于以上论述，本院认为，虽然张湖对于《承包工程协议书》的无效存在过错，但张湖所承担的责任已经体现于刘彦川自负的30%上，故李志强无权要求张湖承担合同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李志强与被告张湖签订的《承包工程协议书》及《安全协议书》无效；
二、驳回原告李志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千零二十三元，由原告李志强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曹松清
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