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45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如松，男，193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礼娟，女，193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两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高，上海市南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美玉，女，1958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恒，男，198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
以上两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樑，上海市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伟利，上海市海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佩莉，女，195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闵行房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颛建路61号。
法定代表人：华允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蔚然，上海盈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如松、吴礼娟与被上诉人胡美玉、张恒、张佩莉、上海闵行房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闵房集团”）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8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马如松、吴礼娟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先称上诉人与张某签订的上海市闵行区XX镇XX街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以下简称“系争协议”）与房款收据均在1994年12月18日形成，后又称系争协议书写在前、次日写收据，前后矛盾；1994年12月份，上诉人根本就未来过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不可能签协议；一审对双方证据的采信厚此薄彼，有失公允；系争协议应是形成于2004年，而非1994年，2004年的公证委托手续是上诉人亲自参加的，委托书上的私章也是上诉人亲自盖的，张某在公证委托手续办理完毕后，以代领公证书为由，诱使上诉人将私章交由其保管，随后伪造了系争协议；据上诉人在一审后咨询相关鉴定机构，可以对系争协议的形成年代进行鉴定，一审并未广泛、充分地征求鉴定机构的意见，未做鉴定，导致认定事实不清。
被上诉人胡美玉、张恒共同辩称，系争协议有双方盖章，应属真实、有效，房款亦交割完毕，整个交易过程合法、合理；因协议签订时，胡美玉、张某的夫妻关系紧张，张某担心万一胡美玉会要求分割房产，故没有及时办理过户；等二人协议把房产留给儿子张恒后，才去办过户，但此时当地已开始动迁，房产交易中心停止办理过户手续，故只能办理上诉人委托张某处理动迁事宜的公证手续；公证之后，上诉人仍常常回沪，但再未来过涉案房屋，恰可证明涉案房屋已归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对房屋已毫不关心；上诉人的私章一直都由上诉人自行保管，即便在办理公证时，张某也未保管过上诉人的私章，如果当时保管过，张某在签收公证书时�会盖章、而非签自己的名字；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佩莉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闵房集团辩称，系争合同是否有效，关键看是否有真实的买卖，在现有条件下，如果只有公证委托书、或者只有买卖协议，都不可能办理动迁事务；法律从未禁止当事人使用印章进行签约；上诉人在一审中仅凭其曾经任教的学校在2017年8月出具的一份对上诉人在1994年12月19日出勤情况的说明，试图证明其当天未来沪，这样的证据显无足够证明力，且就证明内容来看，依据仅是上诉人在1994年12月份无事假、病假记录，但众所周知，无事假、病假记录绝不等同于每天出勤，调休、与他人对调班次等均可实现；在办理公证后，上诉人从未关心过涉案房屋，而且涉案房屋被拆除至今也有十几年了，上诉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提出过权利主张，�然也违背常理；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马如松、吴礼娟共同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胡美玉与张某伪造的系争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如松与吴礼娟系夫妻，胡美玉、张恒分别系张某（已故）的前妻和儿子。张某与张佩莉为兄妹，其母与马如松为堂姐弟。
涉案房屋为马如松所有。马如松幼年时被亲戚送至外地抚养并定居。该房屋于解放前后被托管于马如松的堂姐即张某、张佩莉的母亲，并由堂姐一家包括子女张某、张佩莉等居住使用。
据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记载，现房屋权利人为马如松。该房屋于1994年9月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相关手续由胡美玉代办，申请资料中加盖有马如松的篆体名章。
2004年3月26日，马如松、吴礼娟至上海市闵行区公证处办理了委托张某代办动迁手续的公证�据委托书记载，因马如松、吴礼娟不常住上海，故委托张某在房屋动拆迁时代表马如松、吴礼娟与动迁单位协商相关事宜，并办理签订动迁安置协议，领取补偿款等因动迁需办理的一切事宜。在办理授权委托公证时，马如松、吴礼娟加盖了两人的简体名章。同年4月2日，张某签字领取了公证书。
2007年7月27日，为修建道路，闵房集团与张恒、张佩莉分别签订《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上海市闵行区XX镇XX街XX号地上的部分建筑物予以拆除，张恒、张佩莉分别被安置在相距不远的上海市闵行区XX镇XX路XX弄和XX公路XX小区。协议签订后不久，系争房屋进行了拆迁。
马如松曾提起诉讼，以闵房集团为被告，要求获得安置，张某系该案第三人。该案诉讼中，张某向法庭提供了一份盖有马如松、吴礼娟名章、落款日期为1994年的房屋买卖协�（即本案系争协议）及收条，以证明涉案房屋系马如松出售给张某。其后，该案撤诉。2016年3月，马如松、吴礼娟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案件诉讼期间，张某亡故。
马如松、吴礼娟要求确认无效的系争协议，内容为：“甲方马如松、吴礼娟，乙方张某，因甲方长期工作、生活在无锡（实指常州），祖传的位于上海县XX镇XX街XX号房屋三间，由乙方家庭居住生活至今，根据上述情况，现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将祖传的三间瓦房，每间壹万元（此处及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共计叁万元，卖给乙方二间瓦房。二、该卖房款乙方尽快交给甲方，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三、乙方在场地上造的一间灶间归乙方。甲方：马如松名章吴礼娟名章，乙方：张某名章。”协议的落款日期为1994年12月18日。与该协议一起提交的还有一张2万元房款现金收条。收条�落款日期为1994年12月19日，收条上盖有马如松名章和吴礼娟名章。
诉讼期间，马如松、吴礼娟对上述材料中印章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因鉴定材料和技术条件所限，未果。
一审庭审中，胡美玉称，因马如松眼睛不好，老房光线较暗，因此由其手书上述协议内容并读于马如松、吴礼娟听，由两人加盖印章。购房款系其自母亲家借来的现金。马如松、吴礼娟否认存在买卖协议，称系胡美玉、张恒利用马如松、吴礼娟印章伪造。并表示马如松只于1994年夏季、1997年夏季、2004年3月、2004年4月底5月初到过七宝，不知房屋动迁。另，马如松、吴礼娟表示，其一直信任张某所说的房屋没有动迁，故不知道房屋动迁。2010年，马如松、吴礼娟曾来沪参观世博会，但未到七宝看过房屋。2012年，因张某生病，马如松、吴礼娟来沪探望，当时张某住在张佩莉位于沪松公路的动迁房内，但其称该房系张佩莉借来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讼争双方对系争协议上印章系马如松、吴礼娟所有并无异议，但对印章是否由张某等人持有，并被用以伪造协议存在争议。可见，关于系争协议的效力之争，实质是对房屋买卖合意形成与否、合同成立与否的争议。
我国法律并未禁止自然人在民事活动中使用其个人印章订立合同，且实践中亦存在加盖个人印章订立合同的民事行为。尤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个人印章的使用较为常见。从案件已有证据看，马如松不止有一枚印章，且其有使用印章的习惯。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法律规定不仅确认了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外在表现形式为签字或者盖章，而且赋予了盖章与签字在合同成立上同等的法律效力。在证据�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可推定合意形成行为真实，除非有证据否定合意形成的真实性。因此，经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合同应该是当事人达成合意的体现，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胡美玉、张恒提供了加盖有印章的系争协议，且马如松、吴礼娟未对协议上的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胡美玉称马如松眼睛不好由其代写的协议，马如松、吴礼娟提供的证人马某亦提到马如松眼睛不好，故胡美玉关于其代笔的解释尚属合理。据此，可以认为胡美玉、张恒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对于该协议不真实或合意不成立的举证责任应当由马如松、吴礼娟承担。在无证据证明印章系胡美玉、张恒所盖的情形下，盖章行为有效。现马如松、吴礼娟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否定系争协议。
此外，双方于2004年办理了委托代办动迁手续的公证，2007年房屋拆迁，马如松作为涉案房�产权人，系房屋动迁巨大利益的直接受益者，理应对动迁事宜关心关注，且该处动迁工作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房屋拆迁后外观变化明显，并不难了解到有关情况。另，马如松、吴礼娟于2010年、2012年两次来沪，对动迁事宜均未作实地了解。且在动迁后，马如松、吴礼娟亦曾亲自到过张佩莉的动迁安置房，虽称听张某讲房屋为借用，但并未就此举证。故法院认为，直至2013年底，即在委托办理动迁公证后近十年，马如松、吴礼娟称才发现涉案房屋变动及动迁，此说法与常理不合。综上，马如松、吴礼娟要求确认系争协议无效的诉请依据不足，法院难以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判决，判决如下：驳回马如松、吴礼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马如松、吴礼娟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曾先后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系争协议和收条的形成时间、印文加盖时间等进行司法鉴定，但上述鉴定机构均作退案处理。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此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因提供的鉴定材料及相关技术条件受限，本中心对此无法出具明确鉴定意见。”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此出具《终止鉴定说明》，主要内容：“一、系争协议与收条上的手写字迹为蓝黑墨水笔字迹，不适用本中心目前字迹形成时间检验方法。二、系争协议上‘马如松’、‘吴礼娟’私章印文印油较浅，色料分�不均匀，不能准确辨识其细节特征，印文同一性鉴定的条件差，且委托书（即2004年公证委托书）上‘吴礼娟’私章印文印油较浓，亦不能辨识其细节特征，不具备印文同一性鉴定的比对条件；系争协议与收条标称时间段为1994年12月、委托书上标称时间段为2004年2月，两个时间段盖印的印文不适用本中心目前采用的印文形成时间理化检验方法，不具备鉴定条件。”以上事实有一审案卷材料为证，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现行法律明确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时间即为合同成立的时间，盖章与签字在意思表示成立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均为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外在体现。一审对此已作详尽阐释，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应当认为，在印章真实的前提下，若要求主张合同有效成立的一方当事�继续举证对方的亲自盖印行为，加重了其举证责任。因此，在本案中，应由上诉人马如松、吴礼娟就系争协议上的私章非其自盖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根据现有事实，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和社会阅历、且确有使用私章习惯的成年人，对私章的重要性应属明知，故上诉人对私章理应尽到妥善保管之责。上诉人主张，其在2004年亲自参与办理公证手续、亲自加盖私章，却又听信张某“代为领取公证书”的说辞而将私章交由张某保管，此等主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本院难以采信。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明文件亦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在1994年12月19日未曾来沪。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主张系争协议实际形成于2004年、法院应对此进行司法鉴定，然一审法院委托两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均被退回，且鉴定机构出具的文件内容表明，退回原因显非单纯的技术条件，检材自身的客观状态也不满足进行比对、鉴定的条件。况且，即便鉴定机构对系争协议和收据的形成年代能够给出明确、具体的鉴定意见，但“何时盖章”与“何人盖章”，显属不同的概念，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显为后者而非前者，故上诉人要求的鉴定实无必要，亦与本案讼争事项无直接关联。鉴于上诉人既无证据证明系争协议上的私章为张某所盖，亦无证据证明系争协议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属合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马如松、吴礼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马如松、吴礼娟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振军
审判员 蒋辉霞
审判员 刘 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金雯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