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腾冲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腾民一初字第1113号
原告董书吉，男，1980年5月生，汉族，云南省腾冲县人。
委托代理人杨有华，云南天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正徽，男，1972年9月生，汉族，云南省腾冲县人。
原告董书吉与被告徐正徽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书吉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有华，被告徐正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书吉诉称，原告经人介绍于2013年3月到被告位于缅甸的木材料场伐木，同年3月28日原告与其他工人正在伐木时，因在离伐木现场不远处的修路工人放炮，原告在往安全区域躲避时，不慎意外跌倒，致头部和左下肢受伤。原告在腾冲县人民医院住院8天，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26天，共支出医疗费45803元。经鉴定，原告的伤构成八级伤残，后期治疗费为12000元。原、被告双方系雇佣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赔偿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到的损失，现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后期治疗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27299元。
被告徐正徽辩称，原告诉状中所说不是事实，原告跌倒不是在做工期间造成，也不是为了躲避修路工人放炮造成，放炮的地点离事发地点约有2公里距离，不会对原告构成危险，而且，原告跌倒被人抬开后炮才爆炸。因此，原告的损失是其自己造成的，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是否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医疗费单据5张。欲证明原告支出医疗费674.2元的事实。
2、云南省腾冲县新农合住院医疗费结算审批表2份、新农合医疗证1本。欲证明原告的医药费在新农合报销后，原告还支出47603元。
3、保山市永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2份、鉴定费发票1张、鉴定材料费收据1张。欲证明原告的伤构成八级伤残，需要后续治疗费12000元；原告支出鉴定费1300元、鉴定材料费50元。
4、交通费发票14张。欲证明原告4次往返于腾冲、昆明支出交通费3498元。
5、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检查报告2张。欲证明原告曾在该医院进行复查。
6、原告证人姚某某出庭证实，原告伐木的地方距修路放炮的地方直线距离大约100多米远，中间隔了一条河，因证人不在事故现场，不知道原告受伤的具体情况。原告与证人都是为被告伐木的工人，该伙场共有工人9名，段某甲系伙场负责人。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认为不是正规发票，不予认可；对第2组证据中的医疗费结算审批表认为没有相关机构印章，不予认可，对新农合医疗本中所记载的医疗费报销金额认可21634元及16991元二笔，对1600元的报销金额不予认可；对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单据认可；对第4组证据交通费发票不予认可；对第5组证据予以认可；对证人姚某某的陈述被告不予认可。
庭审中，被告证人段某乙、段某甲出庭作证。
1、证人段某乙证实，2013年3月28日下午13时左右，段某乙、段某甲与原告董书吉等人在被告徐正徽的山场上伐木，听到修路的工人喊要放炮，在爆炸声过后，因放炮影响伐木，决定收工，段某甲拉着一条树藤从大约4米高的土坎头下到了土坎下的道路上，原告董书吉想要跟着段某甲拉着树藤下到路上，证人段某乙曾对原告进行了劝阻，但原告不听，仍然拉着树藤下土坎，以致造成了损害。
2、证人段某甲证实，其系董书吉所在伙场的负责人，2013年3月28日证人段某甲与原告等4人正在伐木，当日下午13时左右，听到伐木场对面的山上有人喊要放炮，因放炮影响其伐木，于是段某甲从伐木场地的土坎上拉着一条树藤下到土坎下的道路上，准备找放炮人交涉，大约半个小时后董书吉在证人下土坎的地方跌倒受伤了。
经质证，原告对证人段某乙、段某甲的陈述不予认可。
通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系相关医疗机构出具的收据，本院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中的新农合医疗本被告认可，结算审批表与新农合医疗本能相互印证，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被告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系正式车票，与原告外出治疗的次数相吻合，本院予以采信；第5组证据系相关医疗机构出具，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证人姚某某关于事发情况的证实，因其不在现场，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伙场人员情况的证实与其他证人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信。证人段某乙、段某甲关于事发时间及具体经过的陈述，与原告的法庭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告董书吉受被告徐正徽雇佣到被告位于缅甸国的山场上为被告伐木，本伙场负责人为段某甲。2013年3月28日原告与段某乙、段某甲等4人在山场上进行伐木作业，当日下午13时左右，在山场其他地方修路的工人进行放炮作业，因受到放炮的影响原告等人停止伐木，伙场负责人段某甲从伐木现场约4米高的土坎头拉着一条树藤下到土坎下的道路上，准备与修路工人交涉。段某甲离开后不久，原告董书吉也从段某甲下土坎的地方拉着树藤准备下到土坎下的道路上，因树藤折断致董书吉从高处跌落，造成左膝部及头部外伤。原告受伤后，到腾冲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8天，先后二次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共住院治疗26天，原告治疗共支出医疗费85094.02元，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38625元，原告实际支出医疗费46469.02元，在治疗过程中原告往返腾冲至昆明支出交通费3012元。经鉴定，原告的伤构成八级伤残，需后续治疗费12000元，原告支出鉴定费1350元。事故发生后，被告支付原告费用3000元。原、被告因相关损失的赔偿问题发生争议，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各种损失127299元。另查明，原告等人伐木的场地位于山场道路靠山一侧的土坎上方，有小路通往山场道路。庭审中，原告表示不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诉讼请求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笔误。
本院认为，关于原、被告双方的责任认定问题，根据本案庭审及质证认定的事实，原告董书吉系从伐木场地土坎头拉住树藤下到土坎脚道路的过程中树藤折断跌落致伤。原告起诉认为原、被告系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应对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损害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依照《解释》第九条的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原告董书吉受雇于被告徐正徽从事伐木工作，其所从事的雇佣活动应当是采伐木材或者与伐木有关的事宜，其拉住树藤下土坎不是《解释》规定的“从事雇佣活动”。原告认为其系从事雇佣活动受伤的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下土坎的原因，庭审中，原告首先陈述系因修路工人放炮，其下到土坎脚的路上方便跑开；其次陈述系因伙场负责人段某甲下到路上后欲与放炮的人交涉，原告担心段某甲与放炮的人发生冲突，于是下到路上去拉段某甲。不论原告出于何种原因，其目的都是为了下到土坎脚的道路上，原告在有土坎阻碍的情况下，应按日常通行习惯或者选择其他安全的地方通行，但其为了避免绕道而选择从4米高的土坎头拉住树藤直接下到土坎脚，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原告董书吉作为成年人，应当预见到下土坎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其在看到段某甲拉住树藤下到土坎脚后，轻信能够避免风险的发生，因此，原告董书吉对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是受到被告雇佣的修路工人放炮影响而停止伐木工作，在离开伐木现场时取近道致伤，虽然原告的伤系其个人原因造成，但被告徐正徽作为山场经营者，在对山场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其山场上从事修路的工人对伐木工人造成影响，致原告等人停止伐木工作，段某甲及原告董书吉不按日常习惯通行而从土坎上择取近道，被告徐正徽存在管理上的瑕疵。结合本案实际，由被告徐正徽酌情补偿原告董书吉30%的损失。
依照《解释》规定，参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公交（2014）90号文件的规定，原告损失确定为：医疗费46469.02元、护理费100元／天×35天＝3500元、误工费60元／天×204天＝122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35天＝3500元、残疾赔偿金6141元／年×6年＝36846元、后续治疗费12000元、交通费3012元、鉴定费1350元，合计118917.02元。由被告徐正徽补偿原告30%的损失，即35675元，除已支付的3000元，还应补偿32675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2729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徐正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董书吉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等损失人民币32675元。
二、驳回原告董书吉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30元，减半收取615元，由原告董书吉交纳490元，被告徐正徽交纳1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本案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审判员 谢大恒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