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拱民初字第1837号
原告：深圳欧唯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凯波。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璟超。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汪迪波。
被告：周仁杰。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许波莹。
原告深圳欧唯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周仁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由海宁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移送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金林独任审判，于2013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璟超、汪迪波，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许波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的杭州分公司承担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公司）在杭州的仓储物流业务，其操作模式为：天音公司需要发往各地的货物由天音公司在对接的网络系统中直接发出指令给原告下出库单，原告受理系统指令的电子出库单通知而接受委托出货。2013年6月19日，原告杭州分公司受理天音公司的出库要求，同时该公司业务经理桂占营也于同日下午17时许通知原告杭州分公司仓库出货，并提出是由买方杭州超越通信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公司）派人上门自提，并将提货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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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告周仁杰的情况短信通知原告仓库管理员。被告前一天就代表超越公司到原告杭州分公司提货，超越公司也在出库单上签单确认。被告于2013年6月19日下午18时左右至原告杭州分公司在余杭区良渚仓库提货，共提走天音公司价值477000元的手机。因天音公司业务经理桂占营通知是被告以超越公司名义提货，因此，2013年6月20日，原告杭州分公司派人前往超越公司签收出库单，但超越公司不予确认。原告杭州分公司即向仓库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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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公安部门报案。经公安部门查实，上述货物确系被告通过天音公司区域经理桂占营联系，且是被告自己提货。2013年7月3日，天音公司与原告签订双方协议，在原告支付上述货款后将货物权益转让原告。原告于2013年7月3日支付给天音公司上述货款，原告依法取得相关物上主张权。截止原告起诉时，被告未返还货物或支付相应货物价值款项。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货物或支付原告相应货物价值款项477000元。
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状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有不当得利情形，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主体与事实不符。本案事实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不符，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求，依法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事实和理由如下：2013年6月14日，天音公司浙江分公司业务经理桂占营与杭州天隽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隽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波莹联系进行业务商洽，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并约定“手机买卖交易先付款后提货，需方所购手机的数量、品牌、型号、单价和颜色通过手机短信予以确认方式进行成交”。双方商定后，天隽公司依桂占营的要求，分别于6月14日、6月17日、6月19日往桂占营指定的账户内共计汇入人民币2234500元。天隽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波莹的手机根据桂占营的短信提货通知后，公司委派系公司职员的被告，分别于6月15日、6月17日、6月19日共计提取价值1927900元的货物，尚余货款306600元。被告所提取的货物品名、规格、型号、颜色和数量与合同的约定均一致，且所提取货物已全部交付给天隽公司。原告主张被告不当得利的理由不能成立。天隽公司与天音公司的手机买卖交易为先付款后提货，双方之间的买卖交易虽无书面合同，但做法并无不当，且有过多次交易，已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达成的真实合意。该买卖合同形式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习惯交易方式。天隽公司与天音公司的买卖行为符合《合同法》第61条规定的情形，属目前市场日常的一般交易习惯，双方之间的买卖交易行为符合我国的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系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该批货物天音公司业务经理桂占营原本要给付超越公司的，其变更为给付天隽公司，是一种履行给付义务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义务。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原告主张被告不当得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所述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驳回其诉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与天音公司区域经理桂占营联系，并于2013年6月19日下午18时左右到原告杭州分公司在余杭区良渚仓库提货，共提走天音公司的三星手机，货物价值合计为人民币477000元；
2、双方协议、付款凭证，证明原告和天音公司签订双方协议，约定在原告支付物款之后，天音公司将被告提货的权益和主张权转让给原告的事实；
3、出库单、手机短信，证明被告从原告提取货物的事实；
4、公安对被告所作的笔录，证明被告自认是从原告处提货，且自认这些货物是天音公司的货物；
上述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其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关联性也有异议。
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自原告处提货的事实，且被告所提货物又系本案诉争的标的物，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被告为支持其辩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桂占营名片，
2、天音公司通讯录公示，
3、任职任命书，
4、岗位公示，
上述证据1－4，证明桂占营系天音公司分公司业务部经理，其日常工作业务均是代表天音公司。
原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天音公司授权桂占营达成货物买卖关系、收取货款的权利；证据1，名片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没有关联，名片标记桂占营为杭州办事处，而事实上他是嘉兴分公司的；证据2，通讯录没有天音公司的盖章，不能证明系天音公司的人员；证据3、4，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天音公司的盖章，不能确认是天音公司的文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证明桂占营为天音公司的工作人员，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5、手机短信内容，
6、光盘内短信内容，
上述证据5－6，证明天音公司与天隽公司有业务往来。
原告质证认为，案涉手机出库单上的单价为800元，如果桂占营系代表公司出售，单价应高于800元，而给被告的价格反而少了90元；从短信内容看出，被告分别代表纵通公司、超越公司等多家公司提货，所以这笔业务是被告与桂占营私下之间的业务往来，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桂占营代表天音公司与天隽公司的手机买卖关系，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7、建行转款记录，
8、工行转款记录，
上述证据7－8，证明天隽公司提货前就向天音公司支付了货款。
原告质证认为，银行转款均发生在个人之间，工行的打款没有一笔款项金额与本案所涉货款相吻合，不能证明被告已经支付了货款，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该银行转款记录显示，被告确实分别于6月14日、6月17日、6月19日向桂占营的银行帐户共计汇入人民币200余万元，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天音公司于被告提货前已经收到货款，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9、收到货物确认书，证明被告所提货物均为天隽公司所有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被告系天隽公司的股东，与天隽公司有利害关系，故天隽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足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虽系天隽公司的股东，但并不影响其执行公司的任务，且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所提货物已经交付并为天隽公司所有的事实，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10、劳动合同书，证明被告系天隽公司的员工。
原告质证认为，被告已自认其是天隽公司的股东，故该劳动合同书的三性有异议。
本院认为，没有法律禁止公司股东不能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且原告虽对该证据提出异议，但其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11、营业执照，证明天隽公司具有合法经营主体资格。
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12、劳动合同解除书，证明许波莹曾于天音公司任职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许波莹的劳动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
本院认为，该证据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系天隽公司的股东，桂占营系天音公司嘉兴区域经理。天音公司与原告为长期合作伙伴，天音公司在杭州的仓储物流业务由原告承担。天音公司的货物存放在原告的仓库，原告接收天音公司系统出库单并按照合作模式的要求安排出货。2013年6月14日，天隽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波莹与天音公司嘉兴区域经理桂占营口头约定，双方进行手机买卖交易，先付款后提货，需方所购手机的数量、单价等通过手机短信予以确认。之后，天隽公司由其股东周仁杰（即被告），通过被告个人的银行帐户分别于6月14日、6月17日，6月19日，往桂占营指定的银行账户内（桂占营个人的银行帐户）汇入购买手机货款共计2234500元。天隽公司接到桂占营短信提货通知后，委派被告分别于6月15日、6月17日，自原告仓库提取了天音公司的计价款1364000元的手机。其中6月17日提取的手机，原来的买方为超越公司，被告提走后，超越公司签单进行了确认。6月19日，原告受天音公司出库指令，桂占营也于同日下午17时许通知原告给超越公司发货，并短信通知提货人为周仁杰（即被告），下午18时左右，被告至原告仓库提货，共提走天音公司计价款477000元的手机。至此，被告分三次提走的所有手机均已交付于天隽公司。6月20日，原告派人前往超越公司签收出库单，超越公司不予确认，并拒绝签单。6月24日，原告以被告涉嫌诈骗为由，向公安部门报案。经公安部门询问，被告认为上述所提手机系经天音公司嘉兴区域经理桂占营联系购买。因无证据证明被告涉嫌诈骗，公安部门对该案没有立案侦查。7月3日，天音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约定由原告向天音公司支付上述货款477000元，原告支付上述货款后取得对上述货物的所有权以及基于所有权产生的一切权益。当日，原告支付天音公司477000元。嗣后，原告向被告交涉，要求其返还手机或支付货款477000元，因双方意见不一，遂成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告可否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被告返还手机或支付货款477000元，即本案的事实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可以得知，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等合法根据，因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使自己获得的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即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不当得利的产生应当基于错误给付，同时收受方属无因性；或者给付目的未达到致使原有给付原因失去合法根据支持而转变为不当得利。本案中，经审理查明，天音公司于6月19日通知原告发货，同时桂占营代表天音公司短信通知原告提货人为被告，事后，原告向被告发放了计价款477000元的手机。由此可见，原告发货目标对象明确无误。因此，本案纠纷显然不属给付对象错误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除给付人基于给付对象错误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返还情形外，都应当具有一定的给付原因即存在给付的基础法律关系。而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是指给付缺乏原因。审理中，原告虽称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并以此为基础法律关系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其仍称当初被告属于冒名提货，涉嫌诈骗；而被告则一再强调其所在公司天隽公司与天音公司之间存在手机买卖关系，并在提货前就已经支付了相应的货款。据此，双方之间的关系，要么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要么就是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天音公司的发货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原告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因为天音公司乃主动发放该货物，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由其承担举证困难的风险。而本案中，原告不但没有对于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反而一再陈述当初被告属于冒名提货，涉嫌诈骗，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受领477000元的手机无法律上的原因，本院难以采信。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桂占营作为天音公司嘉兴区域经理，向原告作出发货指令，收取天隽公司货款，可以认定为职务行为，其责任应由天音公司承担。同样，被告受天隽公司指派，付款及提货，也属于职务行为，其责任应由天隽公司承担。故即使本案存在不当得利之债，原告也应当向天隽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欧唯特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456元，减半收取4228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456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020244090088029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孙金林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夏叶芸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