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知）初字第66261号
原告于富荣。
被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国辰，社长。
委托代理人韩薇，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迟公化，男，1981年10月23日出生，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7号。
法定代表人徐洪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天一。
原告于富荣与被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简称中医药出版社）、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图书大厦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富荣，中医药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韩薇、迟功化，图书大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天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富荣起诉称：我是图书《一本书读懂高血压》（简称涉案图书）的文字稿、图片、排版设计的著作权人。2014年5月，中医药出版社未经我授权出版该书，且未支付报酬，侵犯了我对该书享有的著作权。图书大厦公司销售该书，同样侵犯了我的著作权。故我起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中医药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发行并收回已出版的涉案图书，图书大厦公司立即停止发行上述图书；2、判令中医药出版社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人民日报》的非中缝位置刊登至少一周声明，向我公开赔礼道歉；3、判令中医药出版社赔偿我经济损失共计36万元，包括文字稿291千字、每千字400元，封面及内页图片115张、每张1000元，排版设计306页、每页400元；4、判令中医药出版社赔偿我交通费、购书费共计412.07元。
中医药出版社答辩称：涉案图书是由于帆（即于富荣）与我社编辑李占永联系出版，我社就此书虽未与于富荣签订书面出版合同，但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协议，并且双方之前已经有过多次合作，合作模式均为先口头协商一致、再进行出版、最后补签合同。自2012年初于富荣将涉案图书初稿交给我社后，我社多次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于富荣多次进行修改。2014年涉案图书最终定稿，并由于富荣确定图书署名，最后是于富荣将用于开印的包含版权页、扉页等在内的全部稿件直接发送至印刷厂进行印刷。于富荣直接发送开印文件的行为，亦明确的表明其同意我社出版涉案图书。涉案图书出版后，我社亦积极与于富荣协商签订出版合同及付酬事宜，但因于富荣向我社提交包含涉案图书在内的四本图书稿件，而我社经审查认为其提交的《一本书读懂糖尿病》一书错误太多、难以修改，故仅出版了另外三本。而于富荣要求我社向其结算四本书的稿酬，双方就此未能达成一致，故至今未签订书面出版合同。我社出版涉案图书系经于富荣同意所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另外，于富荣主张的经济损失和诉讼支出数额过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我社不同意于富荣的诉讼请求。
图书大厦公司答辩称：我公司系合法进货并销售涉案图书，如果法院判定涉案图书侵权，我公司同意下架。
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宝宝保健按摩分步图解》一书，署名于帆编著。2011年8月、9月，中医药出版社分别出版《背部决定健康》、《察言观色保健康》二书，署名均为詹锦岳编著。庭审中，双方确认上述三本图书均系由于富荣提供稿件给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并且指定署名，其中于帆系于富荣的笔名。2011年12月，于富荣与中医药出版社就上述三本图书补充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并另进行稿酬结算。
2012年3月，于富荣通过电子邮件将涉案图书的电子稿发送至中医药出版社编辑李占永的邮箱，李占永提出修改意见。此后，双方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对书稿进行了数次修改。2014年8月29日，于富荣通过电子邮件附件向李占永发送了涉案图书PDF格式的最终稿。另外，于富荣还向涉案图书的印刷单位廊坊市祥丰印刷有限公司发送了涉案图书PDF格式的开印文件。
2014年10月，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涉案图书，书号ISBN978-7-5132-1873-3，署名王春全编著，字数291千字，定价39.8元，策划编辑、责任编辑李占永，封面设计王平。在该书的最后一页注明：“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下列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特别感谢！”，随后列明包括于富荣在内等共计18个人。该书为880×1230开本、彩色印刷，除文字内容之外，还包含若干关于按摩、保健的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页眉、页脚、章节、小节均有不同图案。
关于涉案图书的署名，中医药出版社称因出版管理部门对医药养生类书籍的特殊要求，仅有相关资质的人员方能出版此类书籍，故于富荣在最终稿中已经指定由王春全作为署名人。对此，于富荣表示否认，称其提交的最终稿中之所以注明“王春全编著”是为了排版占位的需要，王春全系书稿的审核人之一，并非作者。
关于涉案图书的创作，于富荣表示是有多人组成的创作团队共同完成，但经约定著作权归属于富荣。为此，于富荣提交了涉案图书的电子稿，显示最后修改日期为2012年，以及其与秦涛、万海杰分别于2010年至2012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上述协议书均约定秦涛、万海杰按照于富荣的要求负责按摩、刮痧、拔罐、艾灸、针刺等图书内容的编审和拍图指导，图书著作权归于富荣，于富荣可在图书上为秦涛、万海杰作为主创署名。但上述协议中均未显示涉案图书的名称，且涉案图书中扉页、版权页、感谢页等均未显示有秦涛、万海杰的署名。经比对，于富荣提交的电子稿与涉案图书大部分一致，有少量的删减修改。
关于涉案图书中的摄影作品，于富荣提交了若干电子照片，显示时间为2010年至2012年期间，以及其与陶峥、李秀山、姚望、杨军分别签订的《摄影合作协议》，与宋乐桐、赵静、赵靖分别签订的《模特授权协议书》。上述协议均约定所有拍摄的照片著作权归于富荣，但未展示照片样本，上述人员名字亦未在涉案图书的鸣谢中显示。
关于涉案图书中的美术作品，于富荣提交了若干电子文件，显示时间均为2012年。
关于涉案图书的版式设计，于富荣称系其本人设计制作。经询，其仅提交涉案图书FIT格式文件一份，计算机等级证书一份，以及部分花边、插页的素材电子文件。
2015年7月，于富荣通过QQ向李占永要求出版社签合同、结算四本书的稿酬。李占永仅同意结算包含涉案图书在内的三本图书的稿酬和排版费，双方协商至2015年12月仍未达成一致。
2015年11月，于富荣在图书大厦公司及当当网均购买了包括涉案图书在内的三本图书，并支付了购书费用。经询，于富荣认可图书大厦公司销售的涉案图书有合法来源。
另，于富荣主张其为本案及其他两个关联案件共支付差旅费等费用1236.2元，并提交了若干票据。
以上事实，有涉案图书、电子文件、公证书及光盘、协议、证明、票据、证人证言、勘验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本案中，涉案图书的署名为王春全，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般应首先确认王春全为涉案图书的作者。现于富荣主张其享有涉案图书的文字、图片、照片及版式设计的著作权，为此亦提交了若干证据。但在涉案图书上的署名并非于富荣的情况下，在认定权利人的身份时，对于于富荣提交的权属证据应当逐一审查认定。
关于文字部分，系于富荣向中医药出版社的编辑李占永发送了涉案图书的电子稿，同时于富荣又提交了与秦涛、万海杰的《合作协议书》约定著作权的归属。但是，于富荣在庭审中自认涉案书稿是由多人组成的创作团队共同完成，而该书的鸣谢中亦不包含秦涛、万海杰，仅凭上述《合作协议书》，且该协议书并未显示具体图书名称，无法与涉案图书直接关联，不能确定著作权的归属。因此，仅凭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认于富荣是涉案图书文字部分的著作权人。
关于摄影作品，于富荣提交的电子照片时间与涉案图书的创作时间基本一致，同时有协议约定照片的著作权归属于富荣。但是，上述协议并未附照片样本，无法与涉案照片直接关联。同时，涉案图书的署名为王春全，对此于富荣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该书的鸣谢中虽然包含了于富荣，但未明确其具体的工作范围或者提供了图书中的哪些内容。在上述证据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于富荣未提交涉案电子照片的原始载体或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本院无法确认其是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
关于美术作品，于富荣仅提交了电子文档，不能证明其为涉案美术作品的作者。
关于版式设计，虽然最终的开印文件系于富荣发送至印刷厂，但并不能直接证明系于富荣设计制作了涉案图书的版式。对此，于富荣仅提交了FIT格式文件一份、电子版设计素材及计算机等级证书，亦不能证明其为设计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确认于富荣享有涉案图书的文字、图片、照片及版式设计的著作权，因此，对其主张中医药出版社、图书大厦公司侵犯其著作权并要求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富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原告于富荣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巫 霁
审 判 员 崔树磊
人民陪审员 刘保军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杨品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