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16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容瑞珍，女，197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雅旺，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邝杰明，男，195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露清，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力，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郑成勇，男，198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上诉人容瑞珍因与被上诉人邝杰明、原审郑成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3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容瑞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雅旺，被上诉人邝杰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露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容瑞珍上诉请求：1、撤销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3744号民事判决；2、驳回邝杰明的起诉。事实和理由：本案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容瑞珍与邝杰明从开始交易，至最后郑成勇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整个事发经过是一个刑事诈骗的过程，三方有关的交易实质上是郑成勇实施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手段，属于利用容瑞珍与邝杰明的交易行为掩盖其非法占有之目的，容瑞珍已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郑成勇涉嫌的犯罪事实中也包含了本案的事实，本案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规定，应依法裁定驳回邝杰明的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容瑞珍是郑成勇诈骗犯罪刑事案件的受害者。2014年初，陈英杰的朋友张朱辉对陈英杰说郑成勇有渠道，即通过其在中国联通江门分公司工作的同学张文翰(因涉案已被逮捕)可在联通公司内部取得低价苹果手机，由郑成勇负责进货和销售，每台手机有约200元的利润，之前其就已经以这种方式和郑成勇合作开来了，叫陈英杰共同出资来炒卖。基于与张朱辉是朋友关系，出于对张的信任，2014年5月8日，陈英杰通过张朱辉介绍，与郑成勇签订《购销合同》(见法庭调取的证据)，约定陈英杰向郑成勇购买50台苹果手机，郑成勇保证每台利润不低于200元(后来双方直接签订长期的《合作合同》(见法庭调取的证据)，取代了每次签订的《购销合同》)，按期交货。合同虽然是陈英杰个人与郑成勇签订，但实质是张朱辉和陈英杰各出一半资，利润双方分成。郑成勇进货并自行负责出售后，将销售所得的利润(约200元/台)打回给陈英杰的帐户，本金仍然留在郑成勇帐户作为下一批订货的货款。随着合作的顺利进展，双方购销手机的数量逐步增大，周期也从10天/批缩短至一批/周。也即开始时，手机是由郑成勇自行购入和销售的。2015年春节后，郑成勇说其无法销售这么大的手机量，叫陈英杰自行找销售渠道，仍按协议保证200元/台的利润给陈英杰。于是陈英杰联系在广州做手机生意的邝杰明，具体是这样操作：即每次将邝杰明的报价和数量报给郑成勇，郑同意后，陈英杰收取邝杰明的货款，扣下应得的200元/台的利润后，将余款转给郑成勇，郑成勇必须于当天叫同在中国联通江门分公司工作的何伟明（也因涉案被逮捕）负责将手机从深圳运到江门交货给陈英杰，当晚11时左右，陈再将手机交给邝杰明派来收货的司机，完成交货。而郑成勇收到由陈英杰转帐的邝杰明的货款后，作为订下一批手机的货款。2015年5月1日起，双方合作的数量已增至300-500台/批。4批/周，提前三天付款，每周固定星期一、二、四、五交易，即星期一、二由陈英杰和张朱辉预先支付两批货款给郑成勇订货，这两批货款固定放在郑成勇帐户（星期一、二订的货分别在星期四、五到，星期四、五预订的货则在下星期一、二到)，到货当天下午三时左右，邝杰明的订货款才会转至陈英杰指定帐户，陈再转给郑成勇预订下一批货，依此循环，即陈英杰一直是有两笔货款押在郑成勇处作订货之用。2015年9月，张朱辉在深圳手机城开设一档口，于是陈英杰就退出与张的合作，同时也退出了与郑成勇的合作，即没有继续向郑成勇订货。2015年10月，郑成勇私下叫陈英杰单独与其合作。于是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合同》（见法庭调取的证据），交货地点由江门改为深圳，即由何伟明每晚负责送货至邝杰明指定的广州市惠众货物承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由惠众公司员工蔡俊强负责签收确认（见容瑞珍一审提交的证据6），何伟明交货后发送有蔡俊强签收的单据和货物照片给陈英杰，而蔡俊强也会马上致电邝杰明确认所收到的手机型号、数量和颜色。这样邝杰明和陈英杰双方确认后，当天的货物交接完毕。从2015年10月至案发，郑成勇以年底有大公司订苹果手机开年会、新出的苹果平板电脑利润高为由，不断要求陈英杰加大进货量，当计算到陈英杰帐户积累到一定的利润时，就以各种理由临时加做订单，叫陈英杰将积累的资金继续投入到购买手机中去，即将陈的钱转走。2015年12月，郑成勇以春节临近，联通公司有很多公司订单为由，要求陈英杰增加投入，增至300台/批的公司手机，利润达300元/台。为取得陈英杰的信任，郑成勇与张文翰为此还专门伪造联通华盛通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代收款证明》给陈英杰看（见容瑞珍一审补充证据3和2：郑成勇在2016年3月16日第6次讯问笔录）的。此外，还叫陈英杰出资购买苹果平板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全部由郑成勇负责销售。至此，陈英杰支付给郑成勇的货款具体如下：1、押两批手机货款384万，400台/批，800台Ｘ×××××元；2、固定订货一批平板电脑167.5万，250台/批，250台Ｘ×××××元；3、郑成勇临时要求加单269万，其中一批公司手机135万，300台Ｘ×××××元；一批平板电脑134万，200台Ｘ×××××元。以上合计820.5万元。2016年1月27日春节前（2月8日春节），由于春节临近放假，且容瑞珍本月的货物批次已经出完，不再出货决定于当天前往广州拜访邝杰明，拜访后准备回程时，邝杰明临时问容瑞珍今天是否能取到货。基于之前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容瑞珍口头答应帮邝杰明问一下郑成勇是否有货，在得到郑成勇明确有货时，将郑成勇给出的4625元/台的单价如实转告邝杰明，邝杰明同意。容瑞珍于是将邝杰明的296万元一分不差全部转给郑成勇。当晚郑成勇以天气原因无法交货，并保证次日能交货至广州客户指定收货的惠众公司。次日，容瑞珍和邝杰明先后多次催促，但郑成勇仍无法依时交货，至当天下午5时，郑成勇手机关。陈英杰认为事态严重，于是在晚上7时许到江门市公安局农林派出所报案（见容瑞珍一审补充证据4：刑事控告书）。据统计，容瑞珍夫妻向郑成勇转出自有资金820.5万元，加上案发前一天代邝杰明转账的296万元，郑成勇从陈英杰处骗走的金额合计1116.5万元。二、郑成勇涉嫌诈骗犯罪刑事案件的进展情况。自郑成勇于2016年2月1日向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投案自首，至一审判决时，郑成勇已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江门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目前该案仍在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中。此外，就在该案审理期间，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于2015年12月又先后将同案犯张文翰、何伟明一并抓获，目前，上述三人的刑事案件仍在办理当中。张、何两人的先后落网，进一步证实了三人是同一犯罪团伙，分工合作，共同实施诈骗行为的事实。也即容瑞珍前面提及的案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所谓的交易只是一个幌子，是犯罪的手段之一，三人的犯罪目的就是为了诈骗。三、本案的交易行为（包括容瑞珍出资与郑成勇的合作炒卖手机、容瑞珍与邝杰明的手机交易）均是郑成勇实施诈骗行为的手段和方法，是刑事案件的不同环节，整个过程实质就是一个刑事诈骗案件。要查明本案的性质，前提必须要将本案放置于郑成勇涉嫌的整个犯罪事实中去考察，才能全面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依前所述，郑成勇已经涉嫌集诈骗罪被起诉，根据刑事案件材料，特别是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见容瑞珍一审补充证据1），认定第郑成勇“以做手机生意为名，以高利润为幌子，采用高买低卖的手段”集资和骗取了11人高达5842.73万元的款项，而且诈骗的最后一笔296万元就是属于本案的涉案标的款项（见容瑞珍一审提交的证据9和补充证据2：郑成勇于2016年3月16日第6次供述），也即刑事案卷材料中证实包含了本案的事实。即本案所出示的证据不论是买卖还是居间介绍，对于郑成勇来说仅仅是诈骗的方法或手段不同罢了，而对于容瑞珍和邝杰明来说，则均是受害者（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已认定了容瑞珍是被害人之一，见容瑞珍一审提交的证据3）。根据刑事案件材料，特别是郑成勇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其在诈骗事实将无法掩饰之际仍骗取容瑞珍和邝杰明的信任，最后疯狂地作案一把（本次交易其从开始就没想过要真正交货，纯粹就是骗取货款），将本案的296万元骗取到手（见容瑞珍一审提交的证据4）。因此，表现上看，容瑞珍与邝杰明之间是一种民事关系，但实质是郑成勇虚构事实且无法实现也不打算进行的交易。一审判决仅凭表面证据来判断容瑞珍与邝杰明之间成立买成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也就是说，在郑成勇故意而且是有预谋地实施刑事犯罪的前提下，容瑞珍与邝杰明无论基于何种关系，表面证据如何完善，所有这些证据和事实均是郑成勇犯罪的客观行为的体现，是郑成勇实施犯罪行为的手段。如果单凭表面证据来认定本案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那么就形成以合法形式掩盖了郑成勇犯罪的目的，显然是悖于法律常理，也不利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对于这种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应根据先刑后民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不宜单独或将本案事实与刑事案件完全割裂开来适用法律，而应将本案的事实置于整个刑事犯罪事实中去分析判断，从而正确适用法律。四、容瑞珍和邝杰明的关系从开始已是被利用的，所谓的真实交易只是表象，是郑成勇实施诈骗行为的一部分，并不能掩盖郑成勇犯罪的实质。表面上看，容瑞珍与邝杰明事发之前存在多次的交易，而且是真实的交易，但基于上述理由，这些所谓的真实交易是郑成勇的犯罪手段和方法，是整个骗局的首个环节，是郑成勇为了骗取容瑞珍与邝杰明的信任而故意而为之，目的仍是为了顺利实施诈骗，这也是所有诈骟犯罪通常的伎俩。对这一事实，郑成勇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中也予以承认（见容瑞珍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2：郑成勇于2016午3月16日第6次供述）。事实上，郑成勇就是采用高买低卖的方法骗取了容瑞珍与邝杰明的信任，所以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即始终有两笔货款押郑成勇手上，侵占和利用容瑞珍的资金，采用“数盖数”的方法实施诈骗）（见容瑞珍一审提交的证据4和补充证据2：郑成勇于2016年3月16日第6次供述）。一审判决仅凭前期所谓的真实交易就认定双方属于买卖关系，没有全面审查整个犯罪过程，是片面和不准确的，明显是定性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前期的交易只是手段，是犯罪的预备阶段，诈骗才是目的，一审判决实质上是只看手段而忽略郑成勇的不法目的及本案刑事犯罪的本质。五、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2016年1月27日发生的本次交易，在郑成勇基于骗取货款的主观目的下，其根本无法履行而且也不打算履行的情况下，采用谎称有货出售的方法，骗取了邝杰明通过容瑞珍转帐的296万货款，最终导致货款被骗。庭审时，郑成勇当庭已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当庭承认将款项转帐给他人，显然，容瑞珍与邝杰明之间的买卖关系已被郑成勇犯罪所利用，变成了郑成勇实施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手段，属于郑成勇利用容瑞珍与邝杰明交易的形式掩盖其非法骗取财物之目的，容瑞珍已经被检察机关认定为郑成勇集资诈骗犯罪的受害人，其向郑成勇转帐的属于邝杰明的货款也已被认定为郑成勇集资诈骗犯罪的诈骗款项总数中的一部分。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刑交叉案件裁判意见，容瑞珍与邝杰明的买卖关系无效，对双方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六、一审判决认定“公安机关没有认定容瑞珍本次转帐296万元给郑成勇涉嫌犯罪，本次交易与公安机关侦查的内容并无关系，因此本案不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公安机关认事实并不是整个犯罪事实的全部，案件仍在审理当中，不能作为认犯罪事实的最终依据。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出具的《起诉意见书》仅仅是侦查终结后的初步法律文书，未经审查起诉，更未经法院最终判决，不能作为认定郑成勇犯罪事实的依据，更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与刑事犯罪无关的依据。退一步说，就算最终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包含本案的事实，但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于问题的规定》第11规定，也应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郑成勇骗取本案的296万元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完全符合上述规定。其次，郑成勇是在容瑞珍向公安机关报案之后，由于无法掩盖罪行才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已认定容瑞珍为本案的受害人，足以证明本次交易与公安机关侦查的内容有直接的关系。再次，虽然《起诉意见书》没有将容瑞珍本次转帐的296万元计入到郑成勇集资诈骗的总额中，但刑事案卷材料足以证实郑成勇采用诈骗的方法（非买卖）骗走该款，拒不退还，郑成勇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郑成勇的这一行为与其向有关受害人募集的行为可能不同，有可能触犯的是其它诈骗罪名，这只是行为、方式方法的不同，不能否定郑成勇刑事犯罪的本质，一审判决将本次交易与侦查机关初步认定的事实完全割裂开来，是完全错误的。既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全面准确打击犯罪。最后，目前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已将同案的何伟明和甚至是起诉意见书认定为受害者之一的张文翰也一并抓获，足以证实本案刑事犯罪的复杂性。何伟明是送货给容瑞珍的，而张文翰则是伪造进货合同的联通公司的员工，刑事案件材料中均能证实上述两人曾多次怂恿容瑞珍向郑成勇交易，两人的被捕进一步证明整件事是一个骗局。综上，对于一个有诈骗犯罪目的的郑成勇来说，容瑞珍与邝杰明的本次交易(包括之前的交易)均是其实施诈骗行为的预备行为，是犯罪的方法和手段，是为了最后的诈骗创造条件，以骗取容瑞珍和邝杰明的信任，本案是典型的刑事犯罪案件，现有证据也足以证实郑成勇已涉嫌诈骗犯罪，恳请合议庭能查清事实，依法应予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被上诉人邝杰明辩称，容瑞珍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仅属于混淆事实关系，本案事实非常清楚，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容瑞珍的上诉请求。郑成勇无答辩意见。邝杰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容瑞珍向邝杰明返还货款296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容瑞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邝杰明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将第一项诉讼请求的货款296万元变更为货款274.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7日16时25分至17时28分邝杰明通过自有账号62×××54分四笔共转账296万元到容瑞珍的自有账号62×××46中。随即，容瑞珍通过上述自有账号分三笔共转账296万元到郑成勇的自有账号62×××55中。容瑞珍于2016年1月29日返还货款21.6万元。邝杰明、容瑞珍之间从2015年年中开始发生交易，2015年11月、12月共发生13次交易，交易方式为邝杰明通过微信下单后将货款转账到容瑞珍账户，容瑞珍再将货款转账到郑成勇处，邝杰明、容瑞珍从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关于送货方式，有郑成勇或何伟明将货物送至深圳惠众物流由员工蔡俊强签收，也有陈英杰送货到广州，还有邝杰明到江门向陈英杰收货。在庭审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向容瑞珍询问容瑞珍与邝杰明的多批交易是什么关系，容瑞珍先解释之前的全部交易为买卖关系，只有本案的2016年1月27日转账交易是介绍关系，后又解释容瑞珍与邝杰明的交易全部都是介绍关系；容瑞珍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考虑到手机买卖价格波动大，每天价格都不一致，而容瑞珍丈夫陈英杰与郑成勇每月签订一次的《合作合同》中却约定了手机的交易价格，经一审法院向容瑞珍询问容瑞珍与郑成勇的交易关系，容瑞珍确认：“容瑞珍转售手机出去赚取一定差价就是居间报酬”，容瑞珍还确认容瑞珍与郑成勇的交易方式是：“容瑞珍先与郑成勇商定交易的手机型号、单价、数量、利润，将第一次交易的款项转账给郑成勇，待郑成勇过几天后交货，以郑成勇交货时的单价为准，在第二次交易时，扣除第一次交易时支付款项时与交付手机时实际价格的差价和利润后，再将款项转给郑成勇”。容瑞珍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内容如下：1.2016年3月8日笔录，第3页倒数第8行称：“一开始我们和张朱辉是向郑成勇订购的是苹果5系列手机”、“我一直都是用我的工商银行江门分行营业部所开的账号为62×××46的银行账户转钱给郑成勇”。2.第4页第6行称：“我听我丈夫说郑成勇主动提出卖不掉这么多手机，让我自己去找客源卖掉这些手机，我丈夫于是和张朱辉就去广州找了以前他做手机生意认识的一个叫方政舒的商户，他也是做手机生意的，和他商量将郑成勇的手机再通过方总销售出去”。3.第6页第3段称：“我们单独和郑成勇做手机生意，手机还是交给方总销售，方总就说他是委托深圳惠众物流来转运的，就叫我们送货去深圳惠众物流那里。而郑成勇是委托何伟明送货，何伟明送货到那里之后，惠众物流的员工蔡俊强就会签收手机，何伟明将蔡俊强签收的送货单以及手机拍照发微信给陈英杰看了之后，就完成送货了”。容瑞珍的丈夫陈英杰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内容如下：2016年2月26日笔录，第1页倒数第1段称：“一开始是由我们投资资金给郑成勇，由郑成勇去做手机生意，他自己采购，自己销售，郑成勇按我们投资的手机数按每部200元至300元不等的利润给我们。到2015年4月份，郑成勇说如果我们能销售部分的货，就可以把手机的量做大些。我和张朱辉就同意了，由我们销售一部分，我当时的手机是销售给江门的一间老板叫张柏林的电讯公司。到2015年5月份开始，我有部分手机销售广州一间叫悦思静舍的公司，悦思静舍由一个叫小简的业务员跟我联系的，然后由一个叫邝杰明的人打款给我，也是邝杰明收货的，多数是邝杰明到江门向我收货，期间我也送过几次去广州的。”郑成勇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内容如下：2016年2月1日笔录，第8页倒数第8行称：“张朱辉和陈英杰自己销自己的货”。容瑞珍的丈夫陈英杰与郑成勇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合作合同》，约定：郑成勇负责组织订购大陆苹果iphone6S手机，每3天一批，每批400台。陈英杰负责出资全额订购大陆苹果iphone6S手机按每台人民币4800元汇款给郑成勇指定账户。郑成勇保证给陈英杰每一台手机利润不低于200元。下方备注：合作期限即日至2016年1月31日。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出具江公蓬刑诉[2016]253号《起诉意见书》，查明内容如下：从2015年4月下旬开始至2016年1月27日止郑成勇从郭晓琳、李健聪、徐宇彬、黄键、姜晓晨、许景培、林伟君、谭泽庭、张铭光、赵冠豪、张文翰等十一人处募集了大约5842.73万元，再通过高价向何伟明采购手机低价（便宜200-300元每台）卖给张朱辉、陈英杰的方式将诈骗所得的资金回流给张朱辉、陈英杰处。按照每台手机200元的利润，张朱辉、陈英杰大约非法获利2300万元。犯罪嫌疑人郑成勇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集资诈骗罪。容瑞珍的账户陈英杰于2016年2月5日向江门市蓬江区公安局提交《刑事控告书》，控告内容为：2016年1月27日郑成勇请求陈英杰帮其出货，承诺货物会在当天晚上22时左右进行交货，陈英杰将收到客户的296万元预付货款直接转到郑成勇账户中，但郑成勇之后销声匿迹，经多方联系没有音讯。陈英杰认为郑成勇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得陈英杰自己820.5万元、陈英杰客户预付款296万元，为严惩犯罪，尽快挽回陈英杰的经济损失，陈英杰请求公安局对涉嫌诈骗罪的郑成勇迅速予以立案侦查。郑成勇当庭确认不认识邝杰明，但认识容瑞珍并知道是陈英杰的妻子，郑成勇收到容瑞珍的转账后将296万元购机款转账给他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邝杰明与容瑞珍买卖iPhone智能手机，邝杰明付款给容瑞珍后，容瑞珍没有交付手机，邝杰明因此起诉，邝杰明、容瑞珍的主体适格。双方设立并实施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法律保护。关于容瑞珍抗辩其与邝杰明不是买卖关系的问题。容瑞珍抗辩认为其与邝杰明之间是居间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理由如下：1.在庭审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向容瑞珍询问容瑞珍与邝杰明的多批交易是什么关系，容瑞珍先解释之前的全部交易为买卖关系，只有本案的2016年1月27日转账交易是介绍关系，后又解释容瑞珍与邝杰明的交易全部都是介绍关系，容瑞珍的陈述前后不一、前后矛盾，容瑞珍的陈述证明力偏低。2.容瑞珍及其丈夫陈英杰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多次提及由其容瑞珍及其丈夫陈英杰自己找客源销售手机，而从未提过只是作为居间、介绍的关系帮郑成勇销售手机。3.容瑞珍的丈夫陈英杰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称：“到2015年5月份开始，我有部分手机销售广州一间叫悦思静舍的公司，悦思静舍由一个叫小简的业务员跟我联系的，然后由一个叫邝杰明的人打款给我，也是邝杰明收货的，多数是邝杰明到江门向我收货，期间我也送过几次去广州的”，该部分内容提及邝杰明的名字，也陈述了容瑞珍丈夫陈英杰将手机销售给邝杰明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结合邝杰明将购机款296万元转账给容瑞珍的事实，可以认定容瑞珍与邝杰明有手机往来交易的事实。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如果容瑞珍只是居间人的角色，其应该向郑成勇报告邝杰明买卖手机的意向，由郑成勇与邝杰明订立手机买卖合同。容瑞珍在庭上还确认邝杰明拥有郑成勇的手机号码，如果按照容瑞珍所述以往都是买卖关系而这次是居间关系，那么容瑞珍根本没必要继续按照以往的模式代邝杰明与郑成勇联系，收取邝杰明款项后再转款给郑成勇。容瑞珍的做法与以往一致，都是代邝杰明与郑成勇联系，收取邝杰明款项后再转款给郑成勇，应当与以往一样认定为买卖关系。5.在容瑞珍的微信聊天记录内，与郑成勇对话从未提及邝杰明的名字或要求郑成勇对邝杰明负责，与邝杰明对话也没有提及要求邝杰明找郑成勇负责等文字，一直都是以自己为买卖相对人向邝杰明道歉并恳求原谅或容瑞珍在催促郑成勇交货。容瑞珍的对话并不符合提供订立合同机会的居间人的常理，存在疑点。6.容瑞珍丈夫陈英杰的控告书中多次提及“陈英杰收到客户的296万元预付款”、“陈英杰客户预付货款”、“尽快挽回陈英杰的经济损失”等文字，结合容瑞珍被邝杰明追讨后已支付21.6万元给邝杰明的行为，本案法律关系更符合买卖关系。7.容瑞珍与丈夫陈英杰均是中年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且均不是第一天做生意，其应该清楚为他人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与自己收取货款后再转账给郑成勇的区别，也清楚代为联系、自己收取货款后再转账给郑成勇所存在的风险，容瑞珍实施了上述行为即应承担相应的风险。8.郑成勇当庭确认不认识邝杰明，郑成勇不认识邝杰明的陈述与邝杰明所称不认识郑成勇的陈述能互相印证，邝杰明与郑成勇互不认识不符合容瑞珍所主张的居间关系。郑成勇认识容瑞珍并知道是陈英杰的妻子，也确认收到容瑞珍的296万元购机款后即转账给他人，郑成勇的陈述已承认其与容瑞珍之间是买卖关系。9.对于以往容瑞珍收到邝杰明的转账后，扣取利润再转账给郑成勇的行为，与本次容瑞珍收到邝杰明的转账后，原额转账给郑成勇的行为不一致的疑点。一审法院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大部分买卖关系均要赚取利润，但也存在熟人之间、多次交易后进行让利的交易关系，即不赚取中间利润、原价买卖的交易关系。容瑞珍原额转账给郑成勇的行为，并不必然代表是居间关系。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虽然存在容瑞珍原额转账给郑成勇的疑点，但该疑点并不必然证明容瑞珍与邝杰明是居间关系，综合考虑上述几点，邝杰明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应当认定容瑞珍与邝杰明本次交易是买卖关系。关于容瑞珍认为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出具的《起诉意见书》，查明郑成勇从郭晓琳、李健聪、徐宇彬、黄键、姜晓晨、许景培、林伟君、谭泽庭、张铭光、赵冠豪、张文翰等十一人处募集了大约5842.73万元，涉嫌集资诈骗罪。容瑞珍及丈夫陈英杰并不属于上述十一人，公安机关没有认定容瑞珍本次转账296万元给郑成勇涉嫌犯罪，本次交易与公安机关侦查的内容并无关系，因此本案不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关于邝杰明主张返还款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在邝杰明、容瑞珍约定交付日容瑞珍没有交付手机，邝杰明可以要求容瑞珍退还货款、赔偿损失。容瑞珍已退还21.6万元，还欠274.4万元；邝杰明主张容瑞珍赔偿利息，利息以货款274.4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容瑞珍退还部分款项之日2016年1月29日计算至容瑞珍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邝杰明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容瑞珍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邝杰明退还货款274.4万元及赔偿利息（以274.4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1月29日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容瑞珍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8720元，由容瑞珍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法调取了本院作出的（2016）粤07刑初133号刑事判决书。本院经审理，依法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本院作出（2016）粤07刑初133号刑事判决，对公诉机关指控张某辉、陈某杰被诈骗的问题认定如下：1、郑成勇认为自己买卖手机的钱全部被张某辉，陈某杰得到，该二人是最大收益者，二人是赚钱的；2、张某辉，陈某杰认为受到了损失，但对于获取的利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3、公安机关没有对该二人与郑成勇的账户往来进行查证，故该二人被诈骗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容瑞珍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关于邝杰明与容瑞珍之间是居间关系还是买卖关系的问题。根据邝杰明、容瑞珍的陈述及提交的工商银行凭证、工商银行电子回单，能够证明2016年1月27日，邝杰明与容瑞珍联系订购手机，邝杰明于2016年1月27日、1月28日分四笔共将296万元手机款转入容瑞珍账户。本院认为，邝杰明与容瑞珍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首先，除涉案296万元的交易之外，邝杰明与容瑞珍于2015年年中开始手机交易。容瑞珍、陈英杰夫妻在公安机关笔录中均陈述容瑞珍及其丈夫陈英杰找客源销售手机，陈英杰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其将部分手机销售广州悦思静舍的公司，悦思静舍由小简业务员跟其联系，然后由邝杰明打款给其，也是邝杰明收货，多数是邝杰明到江门向其收货，期间其也送过几次去广州。由此可以证明，容瑞珍、邝杰明之间长期存在手机买卖关系。其次，容瑞珍在一审中先陈述本案296万元之前的交易是买卖关系，仅本案296万元交易是居间关系，后又解释双方之间的全部交易均是介绍关系，容瑞珍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且未能给出合理解释。第三，邝杰明陈述容瑞珍并未向其披露容瑞珍是属于居间介绍人，其与容瑞珍之间仅是买卖关系，否认其与郑成勇之间存在交易关系，郑成勇亦否认与邝杰明之间存在交易关系。容瑞珍除在本案一、二审口头陈述外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夫妻二人曾向邝杰明披露过其是居间介绍人，而陈英杰在公安机关首次报案记录中陈述2016年1月28日致电郑成勇催问到货时间时，称未到货物是其自己的货物。第四，容瑞珍以本案296万元交易是邝杰明主动联系后，容瑞珍并无现货，容瑞珍与郑成勇联系询价后直接告知邝杰明，并将邝杰明支付款项全额转给郑成勇，认为其与邝杰明之间系居间关系。本院认为，邝杰明是否具有现货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其与郑成勇的询价议价也并未显示邝杰明参与其中，不足以证明容瑞珍的居间介绍人身份。而将手机款全额转给郑成勇的问题，陈英杰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自2015年11月份开始，每次都是陈英杰把客人购买手机的预付款打给郑成勇，郑成勇才给机。且有当期交易利润，在下一期交易款中予以扣除的交易习惯存在。故，容瑞珍以此主张存在居间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结合邝杰明、容瑞珍之间的交易习惯，邝杰明将296万元转入容瑞珍账户的事实，以及转款前邝杰明与容瑞珍商谈过订购手机的事宜，一审法院分析认定邝杰明与容瑞珍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理，本院予以维持。容瑞珍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仅为居间介绍人，故容瑞珍主张其与邝杰明本案296万交易是居间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首先，本院作出的（2016）粤07刑初133号刑事判决以陈某杰被诈骗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未认定容瑞珍、陈英杰是郑成勇诈骗案件中的受害人。其次，如前述分析，本案所涉交易是邝杰明与容瑞珍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并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郑成勇直接参与了邝杰明与容瑞珍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即使容瑞珍夫妻是郑成勇相关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也不影响本案中邝杰明与容瑞珍买卖合同的效力。综上，本案不应移送公安机关。鉴于邝杰明已经支付货款，而容瑞珍未履行交货义务，且容瑞珍已经退还了21.6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据以认定容瑞珍应退还货款274.4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合法有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容瑞珍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752元，由容瑞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宇俊审判员  甄锦源审判员  肖文文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陈咏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