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棱林区基层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黑7509民初112号原告范庆山，男，1967年7月7日出生，汉族。原告曹荣，女，197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原告付加良，男，196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原告赵桂香，女，1949年8月2日出生，汉族。原告范庆波，男，197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原告范忠勤，男，194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原告孙自胜，男，197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原告冯修文，男，195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原告何彦春，男，1972年4月1日出生，汉族。原告单衍启，男，197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原告吕汝奇，男，197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原告吕建东，男，196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原告吕寻江，男，195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原告孙自学，男，196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被告郭振起，男，195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原告范庆山、曹荣、付加良、赵桂香、范庆波、范忠勤、孙自胜、冯修文、何彦春、单衍启、吕汝奇、吕建东、吕寻江、孙自学诉被告郭振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系列案件，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姜立忠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经本院同意,原告推选范庆山、吕建东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原告诉讼代表人范庆山、吕建东、被告郭振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讼代表人范庆山诉称，原告与被告于1997年3月30日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将承包绥棱林业公安局的荒地转让给原告经营，转让期限为20年，自1997年至2016年12月。承包面积分别是范庆山28906平方米，其中熟地4196平方米，垦荒面积24710平方米、曹荣680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6800平方米、付加良4982平方米，其中熟地4982平方米、赵桂香4.5亩，其中熟地3亩，垦荒面积1.5亩、范庆波14229平方米，其中熟地6677平方米，垦荒面积7552平方米、范忠勤5278平方米，其中垦荒面积5278平方米、孙自胜1810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18100平方米、冯修文748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7480平方米、何彦春10.5亩，其中熟地10.5亩，垦荒面积0平方米、单衍启19860平方米，其中熟地5840平方米，垦荒面积14020平方米、吕汝奇1500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15000平方米、吕建东1109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11090平方米、吕寻江420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4200平方米、孙自学9822平方米，其中熟地4461平方米，垦荒面积5361平方米。承包费2000年至2002年，每年向被告交纳熟地承包费每垧600元，自2003年开始每年将所承包的总面积按甲方（被告）承包林业公安局荒地合同中的条款规定，每年每垧向甲方（被告）缴纳1000斤小麦的国家规定的价格和国家政策规定的农林税，如林业地区公安局规定再增加承包费按新规定执行。缴款时间在每年的1月30日前。承包期内的各项费用均由乙方负责。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内容。该合同于2001年5月30日进行了公证。在2012年绥棱林业局普查土地面积，经过核实后，原告承包的面积分别是范庆山83亩、曹荣17.6亩、付加良16.5亩、赵桂香4.5亩、范庆波31.1亩、范忠勤13.5亩、孙自胜43.4亩、冯修文15亩、何彦春10.5亩、单衍启57亩、吕汝奇45亩、吕建东42亩、吕寻江8.6亩、孙自学23.4亩，每亩80元承包费，之后开始按上述承包面积向被告缴纳承包费。原、被告双方履行合同至今，原告承包的土地在2014年以后每年按缴纳承包费的39%给予直补款，可是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从绥棱林业公安局将2014年、2015年两年的直补款分别为范庆山5179.2元、曹荣1098.24元、付加良1029.6元、赵桂香280.8元、范庆波1940.64元、范忠勤842.4元、孙自胜2708.16元、冯修文936元、何彦春655.2元、单衍启3556.8元、吕汝奇2808元、吕建东2620.8元、吕寻江536.64元、孙自学1460.16元全部领取，拒不给付原告。原告认为，被告已经将土地转让给了原告，被告就不再与发包方绥棱林业公安局有权利、义务关系，并且原告与被告的合同第五条也约定了，承包期内的各项费用均由乙方（原告）负责。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及土地转让的性质，该土地直补款应由原告领取。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规定，对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确认2014年至2015年的土地直补款归原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郭振起辩称，1、转包合同的由来。在1996年绥棱林业地区公安局开发五荒熟化土地时，林业地区公安局发现原告在绥棱林业局的35林班里毁林开荒，林业地区公安局要对非法毁林的原告坚决依法处理，当时被告任职林兴乡副书记，考虑到保护原告的尊严，请求公安局的领导从轻处理，这些小开荒就承包给原告，后经公安局领导研究决定将土地承包给被告，被告又与原告签订了承包合同，原告们就有了承包地。2、起诉状中说被告已经把合同转让给原告了，被告和原告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有“转让”承包的字样，因为被告想转让，请示发包方，发包方不同意转让。真实情况就是被告和发包方的合同没有解除，双方始终在履行着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原告和被告每年也都在履行转包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这是两个承包合同关系，被告和原告签订的合同，实质上是一个转包合同。3、被告和原告签订合同后就一直按着转包合同的约定，始终尽职尽责的履行转包合同中甲方的全部权利和义务。4、被告收到的土地补贴是发包方按政策发放的。从国家政策看全国的土地补贴全部发放给第一承包人，我是应该享受土地补贴的第一承包人，我和原告签订合同时国家政策没有土地补贴，因此双方在合同里没有约定，但是合同第9条已经约定本合同与发包方的规定有抵触时按发包方的规定执行，现在发包方按政策，把土地补贴发放给第一承包人，双方都应该遵守合同的约定。根据《土地承包法》第3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法律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转包合同。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第8条约定，违约方赔偿对方经济损失每亩200元，原告不缴纳2016年承包费就是故意违约。原告承担全部诉讼费。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如下证据：被告郭振起与原告范庆山等十四原告签订的经绥棱林区公证处公证的土地承包合同14份，签订日期是1997年3月20日，公证日期是2001年5月30日。证明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合同是与绥棱林业局公安局签订的，与被告无关，林业局对外包地是按照每公顷1000斤小麦的市场价格收取承包费，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也是按照每公顷1000斤小麦缴纳承包费，与林业局收费标准相同，所以原告是第一承包人，土地直补应该归原告所有。该合同是转让合同，权利与义务都应该转让给原告，持有与公安局签订这种合同的，和原告类似的承包人都得到了土地直补。该证据经当庭质证，原告没有异议，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个合同是转包合同而不是转让合同，土地转包是指转包是在不变更原承包人（也就是被告与公安局承包合同的基础上）被告把具体承包的土地在承包给第三方，这叫转包。土地承包权的转让是指承包人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让与第三方承包，第三方与发包方重新建立新的承包合同，原承包人退出。转包在不改变土地用途情况下，不需要发包方同意，转让必须通过发包方同意，才可以实现，因转让承包经营权实质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必须要发包方同意，这是转让合同的定性。所以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是转包合同不是转让。土地补贴是发给第一承包人的，被告是第一承包人。被告转包给原告的合同，收取1000斤小麦承包费，不能作为得到土地补贴的依据。该证据内容客观、真实、来源形式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14名原告与被告于1997年3月30日各签订了1份《承包合同》计14份，该合同约定被告将承包绥棱林业公安局的荒地转让给原告经营，转让期限为20年，自1997年至2016年12月。承包面积是范庆山28906平方米，其中熟地4196平方米，垦荒面积24710平方米、曹荣680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6800平方米、付加良4982平方米，其中熟地4982平方米、赵桂香4.5亩，其中熟地3亩，垦荒面积1.5亩、范庆波14229平方米，其中熟地6677平方米，垦荒面积7552平方米、范忠勤5278平方米，其中垦荒面积5278平方米、孙自胜1810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18100平方米、冯修文748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7480平方米、何彦春10.5亩，其中熟地10.5亩，垦荒面积0平方米、单衍启19860平方米，其中熟地5840平方米，垦荒面积14020平方米、吕汝奇1500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15000平方米、吕建东1109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11090平方米、吕寻江4200平方米，其中熟地0平方米，垦荒面积4200平方米、孙自学9822平方米，其中熟地4461平方米，垦荒面积5361平方米。承包费2000年至2002年，每年向被告交纳熟地费每垧600元，自2003年开始每年将所承包的总面积按甲方（被告郭振起）承包林业公安局荒地合同中的条款规定，每年每垧向甲方缴纳1000斤小麦的国家规定的价格和国家政策规定的农林税，如林业地区公安局规定再增加承包费按新规定执行。缴款时间在每年的1月30日前。承包期内的各项费用均由乙方负责。合同还约定了承包期满后，乙方无偿将土地退还给甲方，由甲方另行发包，同等价格乙方有优先承包权。该合同于2001年5月30日在绥棱林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另查明，在2012年绥棱林业局普查土地面积，经过核实后，原告承包的面积是范庆山83亩、曹荣17.6亩、付加良16.5亩、赵桂香4.5亩、范庆波31.1亩、范忠勤13.5亩、孙自胜43.4亩、冯修文15亩、何彦春10.5亩、单衍启57亩、吕汝奇45亩、吕建东42亩、吕寻江8.6亩、孙自学23.4亩，每亩80元承包费，之后开始按上述承包面积向被告缴纳承包费。原、被告双方履行合同至今。2014年国家开始发放土地直补款，原告于2016年在缴纳承包费时将2014—2015年的土地直补款扣留。郭振起因此于2016年3月11日向本院起诉，要求14被告立即缴纳2016年承包费。本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判决，判决14被告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郭振起承包费范庆山5179.2元、曹荣1098.24元、付加良1029.6元、赵桂香281元、范庆波1940.64元、范忠勤842.4元、孙自胜2703.66元、冯修文936元、何彦春655元、单衍启3556.8元、吕汝奇2808元、吕建东2620.8元、吕寻江536.64元、孙自学1460.16元，判决已生效。原告在承包费中扣留被告2014年、2015年两年的直补款分别为范庆山5179.2元、曹荣1098.24元、付加良1029.6元、赵桂香280.8元、范庆波1940.64元、范忠勤842.4元、孙自胜2708.16元、冯修文936元、何彦春655.2元、单衍启3556.8元、吕汝奇2808元、吕建东2620.8元、吕寻江536.64元、孙自学1460.16元。原告认为，被告已经将土地转让给了原告，被告就不再与发包方绥棱林业公安局有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及土地转让的性质，该土地直补款应由原告领取。上述事实有双方陈述，有当庭质证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的承包、转包关系受法律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它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是指承包人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让与第三方承包，第三方与发包方重新建立新的承包合同，原承包人退出承包关系，转让承包经营权实质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虽用了转让字样，但原、被告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后，被告继续每年按合同约定向甲方（被告）履行缴纳承包费的义务，而且该合同第六条约定，承包期满后，乙方无偿将土地退还给甲方，由甲方另行发包，同等价格乙方有优先承包权。这说明到期后原告应将承包经营权交回，被告的承包经营权只是在一定期限发生转移，被告与发包方绥棱林业公安局之间的合同义务并未转移。因此，该合同虽使用了转让一词，但其实质上符合转包的法律特征。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被告应为土地承包第一经营权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黑政发〔2004〕24号）三、(二)补贴对象规定，粮食补贴（即土地直补款）对象为原农业税纳税主体，即原农业税实际纳税人，包括原按规定享受农业税政策性减免的应纳税人。而原告只是该土地承包人，只是按合同约定缴纳承包费的义务人，并非农业税实际纳税人。况且土地直补款的发放是被告与绥棱林业地区公安局之间的权利义务，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土地直补款发放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土地直补款，故原告要求确认2014年至2015年期间的土地直补款归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参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黑政发〔2004〕24号）依法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单衍启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单衍启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对方当事人可向本院申请执行，提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本判决书载明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次日起二年内。审判员  姜立忠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