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绍商终字第8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
负责人：吕小青。
委托代理人：陶利琴。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嵊州市客运出租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鸿鸣。
委托代理人：赵昱尔。
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嵊州市客运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嵊州市人民法院（2013）绍嵊商初字第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哲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春霞、代理审判员孙世光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陶利琴，被上诉人客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昱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日，李渔雇佣吴泽洪驾驶其挂靠在嵊州市恒基汽车配件厂的浙D×××××号江淮牌中型普通货车，从宁波市驶往嵊州市区。15时20分许，途经嵊张线13KM＋325M嵊州市黄泽镇塘头村地方时，与相对方向来车由孙伟中驾驶客运公司所有的浙D×××××号捷达牌小型轿车相撞，紧接着，浙D×××××中型普通货车又与黄银妃驾驶其自己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车辆损坏和黄银妃等多人受伤、孙伟中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本起事故经嵊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嵊公（交）认字（2011）第03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吴洪泽负事故主要责任，孙伟中负事故次要责任，黄银妃无责任。后黄银妃向法院起诉，要求嵊州市恒基汽车配件厂、客运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绍兴支公司）、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李渔赔偿因该交通事故对其造成的损失。后原审法院作出（2012）绍嵊民初字第1058号判决，判决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黄银妃266137.13元；阳光保险绍兴支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赔付244003元，扣除已经赔付的10000元，仍需赔付234003元；客运公司赔付12160.90元；李渔赔付206578.75元，扣除已支付的3000元，仍需赔付203578.75元，嵊州市恒基汽车配件厂对李渔的侵权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客运公司与李渔对黄银妃的赔偿义务互负连带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客运公司已向法院缴纳执行款112160.90元，其中100000元系因承担连带责任而支出。
原审法院另查明，客运公司所有的浙D×××××号车辆在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处投保了保险金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间为2011年6月23日零时起至2012年6月24日二十四时止。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自认已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保险金额约26万元，未超过保险限额。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涉及多重法律关系。1、黄银妃与客运公司、李渔间的关系。经人民法院审理，已经确定肇事车辆的车主即客运公司与李渔对黄银妃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依驾驶员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划分了各自的责任份额。2、客运公司与李渔间的关系。对于黄银妃来说，此次事故的发生由客运公司与李渔的驾驶员共同侵权所造成，法院依法判决客运公司与李渔对黄银妃的赔偿互负连带责任。连带责任是指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以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因而损害赔偿责任与连带责任的关系为，存在损害赔偿责任是适用连带责任的前提，而连带责任是实现损害赔偿责任的方式和方法。本案中，客运公司与李渔以互负连带责任的方式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两者间的责任份额不影响黄银妃要求任一人支付全部赔偿款。3、客运公司与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间的关系。肇事车辆在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处投了商业三责险，双方即构成保险合同关系。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客运公司可否基于保险合同关系要求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对已经履行的连带责任进行理赔。
要确定保险公司能否理赔，首先要明确连带责任是否包含在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条款第四条将保险责任范围确定为“保险期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可见，《保险法》与保险条款确定保险责任范围为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且未对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的方式加以限定。本案中，客运公司的赔偿责任已由法院依法确定，客运公司不论以哪种形式承担了赔偿责任，只要金额未超过保险限额，就可向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要求理赔。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答辩称，根据条款约定，保险范围限定在直接的赔偿责任，其与客运公司的理解产生分歧。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对格式条款有不同理解时，应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故对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的答辩不予支持。对于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提出的法院判决已经确定其赔付金额的答辩，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由此，从方便当事人诉讼及理赔考虑，司法实践中一般都在判决主文中对保险的理赔金额进行明确，但不意味着只限于该金额，故对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的答辩不予支持。
从保险法原则来看，保险法以及时足额补偿投保人损失为目的，具体到商业三责险中，补偿原则主要是指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负赔偿责任。虽然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答辩称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已经明确其应根据事故责任比例进行赔偿，但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对该减轻自身责任的条款履行了告知义务，故该条款对客运公司不发生效力，且该条款与保险法精神不符，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仍应在保险限额内对投保人的实际损失承担赔付义务。另外，从公平原则考虑，商业三责险的目的在于减少或免除投保车辆因保险事故所导致的损失，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对投保人履行连带责任的赔付行为也符合该原则。而且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对投保人进行理赔后，并未丧失救济渠道，仍可向连带责任人李渔进行追偿。综上，本案中客运公司在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处投保了商业三责险，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应对其保险责任范围的客运公司的损失承担赔付责任，故客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支付给客运公司因承担连带责任而支出的赔偿款100000元，款限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依法减半收取1150元，由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负担（款由客运公司先行垫付，限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径付客运公司）。
上诉人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从保险合同约定来看。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款第四条关于保险责任的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仅为其直接侵权责任，而并不涉及连带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进一步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条约定更清楚地界定了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其应有之义即超出事故责任比例的不予赔偿。此约定符合责任保险“有责任有赔偿，无责任无赔偿”的固有原则。2、从保险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来看。没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被保险人承担的连带责任应由保险公司予以赔付，故保险公司不负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义务。3、从“第三者责任险”中的“责任”与“连带责任”中的“责任”涵义之比较来看。二者虽然都使用了责任一词，但其词义大相径庭。前者之责任实指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过错程度；而后者之责任则为侵权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后果和法律负担。二者涵义不同，根本不存在涵盖关系及从属地位的可能。保险人所应承担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只应对应于被保险人在事故中因其主观过错程度而衍生的赔偿义务。4、从保险格式条款和免责事由来看。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对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作不利于上诉人的解释。但根据保险条款，责任免除保险条款采取的是列举加概括的形式，责任免除第十条约定了“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未能充分列举的免责事由均由这一条款所涵盖。因此，无论依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还是用词含义，按照正常理解均不致发生争议，当事人双方基于各自诉讼立场对合同条款的不同理解，不能认为是对格式条款的解释产生了争议。5、从保险目的和原则来看。（1）保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和分散风险，但绝不是转嫁风险。若强行要求保险人理赔，其实质是将风险转嫁给保险人。（2）从公平原则来看。共同侵权行为人所互负的连带责任，可通过行为人内部的追偿途径来实现超额承担的部分，被上诉人可获得追偿的权利，从法律上看损失并不存在。而上诉人赔付后，难以进行追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被上诉人代李渔偿还债务后，应直接通过原审法院行使追偿权，原审法院也应裁定李渔等人偿还。显然，连带责任人追偿权的行使具有专属性，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缺乏追偿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又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行使保险代位追偿权的前提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如果事故本身不属于保险责任，则无所谓适用保险代位追偿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客运公司答辩称：1、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条款第四条也将保险范围确定为“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已由法院依法确定，被上诉人无论以何种形式承担了赔偿责任，均可以向上诉人要求赔偿。2、被保险人承担的连带责任属第三者责任范畴，保险人对此应负赔偿责任。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的目的在于免除或减轻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降低自身风险，因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均应由保险人予以赔付，其中当然包括对连带责任的赔付。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连带赔偿损失责任也属于赔偿责任的一种形态，因此连带责任应属保险责任范畴。否则，投保人购买保险、分散风险的目的无法实现。3、关于保险格式条款和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连带责任不负赔付责任的条款属于免责条款，应在免责条款中作出直接表述，以使投保人获得充分注意，并依法对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以使投保人全面理解其含义及法律后果，并由投保人决定是否签订保险合同或与保险人协商确定连带责任赔付条款。但本案保险合同并未规定连带责任赔偿形式，更未履行对投保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基于公平原则，也应认定保险赔付责任包括对连带责任的赔付。4、本案保险人承担的是对被保险人所负连带责任的赔付，而不是连带责任，因此在保险合同未明确排除赔付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应认定连带责任属于第三者责任险范畴。5、根据连带责任理论，保险人在承担赔付责任后，可以向承担终局赔偿责任的其他侵权人追偿，保险人的利益不会因此受损。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上诉人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资料共三份，以证明同类案件中作出了对上诉人方有利的判决。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三件案例对本案均无参照性。
证据2、机动车保险投保单、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保险条款各一份，以证明双方约定了相关保险责任。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虽有被上诉人盖章，但上诉人没有具体说明免责条款，而且在免责条款中没有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对于投保单无异议。
被上诉人客运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增订版）》中的案例一份，以证明本案应当依照该同类案件作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判断。上诉人质证认为，该案例仅是对特殊案例的探讨，没有相应的生效法律文书。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其中的保险条款原审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且上诉人提供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主要证明目的（具体理由在判决理由部分阐述），而且上诉人作为专业保险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该些保险合同基本资料，也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说明，因此不再作为本案二审中的新证据，不予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即使其真实性可以确认，亦均对本案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均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客运公司可否基于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关系要求上诉人长安保险嵊州支公司对其因承担连带责任而向第三者支付的超过自身份额的100000元进行理赔。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双方是非责任的评判应当以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为根本依据。根据双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之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均指向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对第三者应负的前述民事责任业经人民法院依法确定，且已向第三者实际赔偿了相关款项，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属于上述保险条款和保险法规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上诉人提出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1、关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其一，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之约定，讼争保险责任范围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并未就该赔偿责任再作细分或其他限制，其文义明显指向包括连带赔偿责任在内的全部适格赔偿责任。其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虽然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该“按责赔付”条款排除了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主要权利，也与鼓励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的社会正面导向相背离，有违保险立法尊重社会公德与诚实信用之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当属无效条款。退而言之，即便该条款并非当然无效，因其减轻或免除上诉人的保险责任，但上诉人并未将其列入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中，也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就此依法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该条款不能作为评判上诉人保险责任范围的依据，更不能据以否定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
2、关于法律规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依据前述分析，判定上诉人承担讼争保险责任具有保险法上的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缺乏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而且，即便缺乏直接法律规定，上诉人也应依照有效合同约定依法承担保险责任。
3、关于上诉人提出的“第三者责任险”中的“责任”与“连带责任”中的“责任”含义之比较。客观而言，被上诉人基于与他人的共同侵权行为而对第三者应负的相关民事责任，既属赔偿责任，又属连带责任，两者系不同标准下的责任种类划分，并不矛盾。但具体到本案第三者责任险中，上诉人的保险责任范围系指向被保险人依法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即是以“赔偿责任”属性作为评价依据，而非以“连带责任”属性作为评价依据，也正因为如此，所谓“第三者责任险”中的“责任”与“连带责任”中的“责任”自然不存在涵盖关系。鉴此，“连带责任”的评价与本案并无决定性关联，其在相关纠纷中的法律意义在于被上诉人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他人进行追偿等其他事项。本案中，实无比较分析“连带责任”之必要，上诉人提出的比较对象根本错误。
4、关于保险格式条款和免责事由。根据前述相关保险条款和保险法规定，讼争保险责任范围指向包括连带赔偿责任在内的全部适格赔偿责任。即使相关保险条款存在歧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上诉人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者，亦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原审判决就此所作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另主张，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部分第十条约定了“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包括讼争纠纷所涉免责事由在内的未能充分列举的全部免责事由均由该条款所涵盖。但是，该条款内容指代不明，更难以作为上诉人已对相关免责事项依法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依据，故对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
5、关于保险目的和原则。（1）关于保险目的。保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和分散投保人风险，上诉人就此亦予以认可，由保险人承担讼争保险责任，恰体现了分散风险的保险目的，反言之，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此类责任风险将无法分散。上诉人主张其系风险的不当转嫁而非正常分散，但未提供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保险原则。首先，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因保险事故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承担保险责任，符合保险补偿原则。其次，上诉人承担讼争保险责任亦符合公平原则。从被上诉人角度，其向第三人超额承担赔偿责任后，既有权向其他共同侵权人进行追偿，也有权向上诉人进行主张，两者是被上诉人基于不同法律关系同时享有的民事权利，有权选择行使，无违公平。从上诉人角度，其向被上诉人承担讼争保险责任后，不排除可以向其他共同侵权人乃至其保险人进行追偿的可能，鉴于这一事项已超出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评判。退而言之，即使上诉人不能得以追偿，亦不影响被上诉人依照双方合同约定向其主张权利。上诉人限制被上诉人上述选择权利，并以此免除其自身应当承担的合同责任，恰与公平原则不符。
综上，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承担讼争保险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也符合相关保险目的及原则。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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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陈哲宇
审 判 员 胡春霞
代理审判员 孙世光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