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嘉民二（商）初字第878号
原告上海鸿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朱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亦肖，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法定代表人杨德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汤志红，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毛欢欢，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当事人间广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4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鸿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钱亦肖、被告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汤志红、毛欢欢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初，原、被告之间签订了《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广告合作合同》，约定原告代理被告所有的上海市嘉定区方泰镇8街坊43丘、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配套三期、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精品广场项目的广告策划宣传。被告应促成原告向实际成交的客户收取每套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万元的媒体宣传策划费，否则相应费用由被告承担支付。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为上述项目在《新民晚报》、《新闻晨报》等媒体投放了大量广告。截止2014年1月17日，上述项目实际签约192套。但原告至今为止尚未收到任何媒体宣传策划费，经多次催告，被告均拒绝支付，鉴于双方协商无果，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媒体宣传策划费576万元（暂按截止2014年1月17日已签约套数计算）。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理由如下：第一、2013年双方签订了广告合作合同属实，但是双方达成协议后，原告未完成协议内容以对被告的项目销售产生积极影响，被告在双方协议履行期间基本未有销售，网上显示的所谓成交大部分均是借某而进行的担保，并不是真实的成交。第二、即使有真实交易发生，但按广告合作合同约定，应是由被告配合原告收取相关费用，即由原告向买房者收取相应的费用，故，原告在诉状中将付款义务直接归结给被告是没有依据的。综上，基于目前原告的诉由、证据指向均不清楚，在被告与案外人没有实际成交的情况下，被告认为法院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经审理查明：
一、2013年期间，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广告合作合同》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委托乙方宣传策划的项目“嘉定区方泰镇8街坊43丘、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配套三期、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精品广场”；甲方委托乙方全权负责本项目2013年度广告宣传策划，并委托设计、广告代理等业务，全面负责本次项目的宣传策划；甲方的权利义务主要有“在约定期限内要求乙方提交有关宣传策划方案，确认后再由甲方协助组织实施，按合同约定配合乙方向客户收取相关费用，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未能收到相关费用，则甲方承诺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支付”；乙方的权利义务主要有“负责根据甲方要求和项目销售过程需要，提报广告计划，经甲方确认后组织给媒体负责实施执行”；代理期限为2013年3月20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业绩计算从第一个广告投放开始；媒体宣传策划费的收取范围为双方合作期间，本项目所有实际签约物业，均认定为费用收取范围，如在合作期间内，部分物业实现认购但未能完成签约的，则待该部分物业完成签约后再结算媒体宣传策划费，如因客户原因导致签约后退房，则乙方须退还相应的媒体宣传策划费；给付标准为3万元／套，给付方式为由乙方或关联公司根据本项目客户实际成交，向客户直接收取上述费用并提供相关发票。
二、2013年4月11日，原告委托上海得胜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针对嘉定区方泰镇8街坊43丘、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配套三期、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精品广场项目在《新闻晨报》上发布广告，委托期限为2013年4月11日至2013年6月30日。《新闻晨报》于2013年的4月12日、17日、19日、26日、5月15日、24日，即6日共七次刊登了“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的相应推广或软文，刊明的物业地址为上海市嘉定区方陆路88弄（近宝安公路口）。
2013年4月11日，被告委托上海新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针对嘉定区方泰镇8街坊43丘、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配套三期、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精品广场项目在《新民晚报》上发布广告，委托期限为2013年4月11日至2013年9月30日。《新民晚报》于2013年的4月11日、18日、25日、5月9日、10日、16日、23日、24日，即8日共九次刊登了“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的相应推广或软文，刊明的物业地址为上海市嘉定区方陆路88弄（近宝安公路口）。
三、上海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显示，项目名称为“机电五金国际大厦”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方陆路，房地产权证号为嘉XXXXXXXXXX，土地宗号为嘉定区方泰镇8街坊43丘。
四、关于原告主张的属于媒体宣传策划费范围的房产。
1、原告诉请中原主张截止2014年1月17日，“机电五金国际大厦”项目实际签约192套（原告根据其提交的公证书进行了统计，即原告第一次统计表中显示为“已签”的房产数量，本案其下涉及的192套房产均针对原告第一次统计表上载明的房产编号），嗣后，原告重新统计了签约情况，表示截止2014年9月24日，有的房产的签约进行了撤销，也有不属于上述192套之中的又进行了新的签约，故认为截止该时间点的签约数量为161套（原告第二次统计表标注黄色部分的数量）。后经本院释明，鉴于房产的销售状态在诉讼期间内是变化的，原告确认原主张的192套房产中41套已非“已签”状态，故原告认可上述41套不属于原告主张媒体宣传策划费的范围。原告亦确认另有一套房产，即3号112室系于2012年12月17日签约，亦非原告主张媒体宣传策划费的范围。综上，原告变更其请求，即主张媒体宣传策划费范围的房产数量为150套。
2、对于上述150套房产：
第一、关于被告辩称的有53套房产系2014年1月1日之后签约，签约原因或为真实的交易或为借某而进行的“担保”。
经查，其中14套房产预售合同的签约时间为2014年1月1日之后，被告表示系真实的买卖关系；22套预售合同的签约时间为2014年1月1日之后，买方与被告另行签订了《借某合同》及《承诺书》或《商品房返购协议书》，被告表示系被告向案外人借某，而由相关房产进行“担保”的一种操作方式；14套房产的买受人均为上海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约时间为为2014年1月1日之后，被告亦表示因向该公司借某而进行“担保”的一种操作方式，但被告对此未提供《借某合同》及《承诺书》；2套房产的买受人为杨飞荣及肖隽，签约时间为2014年1月1日之后，被告亦表示因向该两人借某而进行的“担保”，但被告对此未提供《借某合同》及《承诺书》。被告辩称的应为53套的情况中，其中7号楼402室被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
上述提及的《借某合同》和《承诺书》的基本内容为，由案外人向被告出借某项，双方另于同日签署房产的买卖合同，作为借某的担保，在被告履行完毕借某合同的债务后，由被告以与借某金额相当的价格回购上述房产。
第二、关于被告辩称的有44套预售合同的签约之间为2013年3月20日至2013年12月31日，但实际为借某关系的房产。
被告对此提供了《借某合同》及《承诺书》的有41套，另三套即5号楼211室、3号楼107室、5号楼401室被告未能提供《借某合同》及《承诺书》。
上文提及的《借某合同》和《承诺书》的基本内容为，由案外人向被告出借某项，双方另于同日签署房产的买卖合同，作为借某的担保，在被告履行完毕借某合同的债务后，由被告以与借某金额相当的价格回购上述房产。
第三、关于被告主张目前登记在被告名下，故也已经发生撤销的14套房产。对此，被告提供了房地产登记证明，被告并称可能是原告于2014年9月24日统计之后发生的撤销，被告未能提供原签订的预售合同、《借某合同》等证据材料予以说明。
第四、被告认为在原告统计的192套之中，属于双方合同期间内实际成交的数量为39套。
五、再查，上海新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本案原告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中，上海新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13日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以（2014）宝民二（商）初字第463号立案受理，2014年12月25日该案原告提出撤诉申请。
六、拍居房地产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曾向购房人章恒良开具金额为6万元的发票一张，且出具收款6万元的收据一张。章恒良系嘉定区方陆路XXX弄XXX号XXX室XXX号XXX室的权利人。
上述事实由《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广告合作合同》、委托书、《新闻晨报》及《新民晚报》广告刊登版面、公证书及统计表、《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借某合同》、《承诺书》、预售许可证、房地产登记证明、发票、收据等书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
一、关于原告提供广告服务的上海市嘉定区方陆路88弄（近宝安公路口）物业是否属于双方广告合作合同约定的宣传策划范围。
本院认为，《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广告合作合同》载明了被告委托原告宣传策划的项目为“嘉定区方泰镇8街坊43丘、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配套三期、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精品广场”；另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机电五金国际大厦”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方陆路，土地宗号为嘉定区方泰镇8街坊43丘。故原告进行广告推广服务的项目属于双方合同的约定范畴。
二、关于被告抗辩的双方在合同中免除了被告付款义务的认定。
本院认为，对于广告费用的收取，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有，“由甲方协助组织实施，按合同约定配合乙方向客户收取相关费用，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未能收到相关费用，则甲方承诺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支付”；“给付标准为3万元／套，给付方式为由乙方或关联公司根据本项目客户实际成交，向客户直接收取上述费用并提供相关发票”。即双方确实在合同中约定了由原告向客户收取广告费，被告予以配合的义务。就此，被告亦提出了由拍居房地产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收取6万元且开具发票的明证，但是，本院认为，从常理推断，买房者不可能向售房人以外的主体交付任何钱款，只能是为了买房而支出购房款，故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提供广告服务的原告向客户收取广告费，若无被告的配合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且双方也在合同中约定了被告配合原告收取相关费用的义务，综上，本院认为，在被告无法证明自己作出配合，且房产有实际签约的情况下，即应依据合同认定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未能收到相关费用，则相关费用由被告负责支付。
三、关于实际签约的数量。
本院认为，广告合同的标的，一般表现为脑力劳动的成果，即提供广告一方通过自己的宣传、策划服务且外化为一定的形式使得委托人收益，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亦是约定由原告组织项目的宣传策划以促进被告的销售，故双方才约定了以实际签约物业为标准，3万元／套的媒体宣传策划费，且双方仍约定若客户签约后退房，则原告退还相应的媒体策划费。综上，无论是从广告合同的合同目的还是从本案原被告双方的约定看，只有真实的销售或者说实际的签约才是收取媒体策划费的范围。
基于上述情况，本院认为，本院已在本院查明部分认定了原告主张的192套房产的情况：原告起诉时是以2013年4月11日至2014年1月17日的“已签”数量作为其主张的依据，嗣后，原告重新于2014年9月24日统计了机电五金国际大厦的销售情况，依据原告自己的标准和统计，此时在上述192套当中已有41套不属于与被告的结算范围，且经本院查明3号112室系于2012年12月17日确认签约，亦非原告主张媒体宣传策划费的范围。原告对上述事实也对此予以了确认。故本院仅针对剩余150套是否属于收取媒体策划费的范围进行论证。
1、其中52套房产无论系真实的买卖关系抑或系被告向案外人借某而由相关房产进行“担保”的一种操作方式，从查明的时间来看均是2014年1月1日之后发生。原告辩称不排除被告为了逃避广告费用而进行的新的签约，但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反证。且本院结合被告提交的撤销情况表看，也并非如原告所述的情况，诚然因被告举证能力的问题其对该撤销表无法提供原件亦无法明确形成时间，但至少可以佐证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2、其中41套预售合同的签约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之前的房产，但被告称真实的关系系借某，并提供了相应的《借某合同》及《承诺书》。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从《借某合同》及《承诺书》的内容上看，上述41套房产并非因原告进行广告策划推广而产生的签约，故本院认定不属于原告主张媒体宣传策划费的范围。
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目前属于主张媒体宣传策划费范围的房产数量为57套：其中被告自认39套属于实际成交，当属原告主张媒体宣传策划费的范围；其余18套根据被告目前的举证，无法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一并认定为属于原告收取媒体宣传策划费的范围。
本院另需要说明的是，本案的案件事实极为特殊，在原告主张的192套房产中，房产的状态是处于变化之中的，确实如被告所述部分房产由原“已签”状态而予以了撤销，这也是原告对192套中41套因在诉讼中情况发生变化而予以确认的原因。尤其是本院认定的上述属于原告收取媒体宣传策划费范围18套当中的14套房产，被告称目前原“已签”状态也予以了撤销，但被告对此仅提供了房地产登记证明，被告并称可能是原告于2014年9月24日统计之后发生的撤销，但本院认为即便被告无法举证撤销情况，亦可提供原签订的预售合同、《借某合同》等证据材料予以说明，但被告均未举证，故本院只能做如上认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上海鸿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价款人民币171万元。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2，80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人民币26，536元，由被告负担人民币16，264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崔学杰
代理审判员 杨 磊
人民陪审员 徐 力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冯小艳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