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四终字第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维宁，职工。
委托代理人：邓军，山东百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严鹏，山东百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贞忠，职工。
原审被告：姜春波。
原审被告：张可良。
上诉人郑维宁因与被上诉人孙贞忠、原审被告姜春波、张可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商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孙贞忠在烟台市福山区开办了建材商店，2010年某日，郑维宁到孙贞忠店中购买管材，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按郑维宁要求，孙贞忠分次交付了货物、郑维宁指派的工地工作人员姜春波和张可良接收并在销货清单上签字，其中部分款项未支付。庭审中，孙贞忠提交了未予结算的销货清单5张，要货单位栏均载明为“郑经理”。其中，2010年11月10日的销货清单上载明货物金额共计6338.86元，2010年11月13日的销货清单上载明的货物金额为164元，2010年11月25日的两份销货清单上载明的货物金额分别是1451.85元和295.15元，上述单据均有姜春波的签字；2010年12月12日的销货清单上载明的货物金额分别为68.27元，2010年12月21日的销货清单上载明的货物金额为466.62元，上述二张单据均有张可良的签字。六张销货清单金额共计8784.75元。另外还一张载明“退货”的清单一张，时间2010年12月12日，金额为133.25元。抵扣后为8651.5元。
孙贞忠陈述称，我在福山开了个建材店，2010年的一天，郑维宁自己开车到我店里买我的金牛管，说有个厂子需要外网改造。当时说货到工地付款，给我个计划说要什么货。第二天我就把货送到工地，委托人姜春波卸货时说今天钱不到位，明天给我。我就同意卸货了。隔了一天，第一次送货的款给我了。之后，我于11月10日送货6338.86元、11月13日送货164元，11月25日送了一趟货，开了两张单，分别为1451.85元、295.15元，姜春波签字；12月12日送货68.27元，当天退了133.25元；12月21日张可良又受郑维宁委托到我店里进了32的管和32的管件，总额466.62元，张可良签字。就是我提交的销货清单上记载的送货情况。郑维宁说等送货全部结束以后，再付剩余货款，但至今迟迟不付。2、当时郑维宁开车到我店购买，也没说什么是公司的，就是个人去购买，说货到工地付款，我认为不必要签合同，价格我已经和他谈妥了。3、有的个人到我店买材料，让我出具发票，我也不知道开什么公司，让我开个什么名我就开什么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公司购买，我认为就是个人购买的。如果是公司购买，不可能公司经理亲自去购买，一般是公司材料员、询价员去询价，出具整套正规手续购买。当时我给了郑维宁价格表，郑维宁说行，他给我出具数量，我把单价写好，总额算好，货到工地付款，我才答应把货送到工地。
郑维宁陈述称，1、这个活是普和工贸的，我只是给公司做业务。其他的我不清楚。供货期间我不在工地，姜春波受我指挥、领导，张可良是我从外面找过来施工的人，在工地上进行施工，作为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经常临时找人，作为临时工应该就是公司人员。到孙贞忠处进货是我去谈的，张可良提的计划交给我了，我在进货的时候直接交给孙贞忠了。2、订货当时我就告诉孙贞忠我是普和工贸的。关于物资的价格，因为品种比较多，没有具体谈，但是当时我提出个要求，必须出具增值税发票。没签书面合同的原因我忘记了。3、发票开的付款单位是烟台普和工贸，第一次付款也是普和工贸给孙贞忠开的转账支票。
姜春波陈述称，1、我是临时工，郑维宁是公司经理，工地上所有事都归他管。张可良在工地上进行施工，是郑维宁从外面找过来施工的人。2、郑维宁安排我签字、放个线，其他情况不了解。孙贞忠往工地发料也不是通过我，我就是在工地上负责收料，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原审法院依据孙贞忠提供的书证、录音资料、（2012）开商初字第299号卷宗材料、（2013）开商重字第1号卷宗材料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认定上述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孙贞忠与姜春波、张可良按郑维宁的安排交付和接收了货物、货物价款8784.75元未予结清，事实清楚，足以认定。孙贞忠系与郑维宁达成了口头形式的买卖合同，郑维宁作为合同相对人，理应向孙贞忠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郑维宁辩称其行为系职务行为、不应由其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郑维宁与其所称的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和结算方式，郑维宁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进行证明。2、郑维宁未与孙贞忠签订书面合同、也未向孙贞忠出具证明其身份的授权书，之前双方也无交易惯例，对孙贞忠而言，交易发生的对象即是郑维宁，双方之间即已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付款义务人就应当是郑维宁，发票开具的客户名以及付款方式均不影响买卖合同关系的确定。3、既使确如郑维宁所述，其系受他人委托从事本案的购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委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之规定，孙贞忠有权选择郑维宁作为相对人来主张权利。综上，孙贞忠要求郑维宁承担付款义务，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要求姜春波、张可良亦承担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30日判决：一、郑维宁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贞忠8651.5元。郑维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孙贞忠对姜春波、张可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郑维宁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郑维宁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与被上诉人孙贞忠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而不是上诉人，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主体错误。被上诉人对其与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系买卖合同相对方这一事实是清楚的。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不存在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尾款没有结清是因为被上诉人拒绝核对账目，所以，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原审法院对2010年11月之前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存在业务关系、被上诉人向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及收到该公司的转账支票的事实没有查清。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孙贞忠辩称，被上诉人不清楚有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这个事情，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商议购买管材的数量和价格。经多次催要，上诉人没有支付货款。
原审被告姜春波、张可良未到庭陈述意见。
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郑维宁提交了一份盖有“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公章的证明，内容为：涉案款项的购买方是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而不是郑维宁、张可良、姜春波。自2010年9月至2011年3月，郑维宁是公司的项目经理，从被上诉人处购买金牛管，作于公司冷库所用，已支付了大部分款项，被上诉人向公司出具了发票，尚欠的尾款，因被上诉人怠于与该公司核对账目，无法确定具体数额，故至今无法履行尾款的支付。对此，被上诉人孙贞忠不予认可，称不知道这个公司，只认识上诉人郑维宁一个人。
被上诉人孙贞忠认可曾用支票结算过其他款项，但主张其与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其为上诉人出具发票，上诉人让其开具谁的户头其就开，具体谁用货不清楚，是否开具过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的户头，记不清楚。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的8651.5元款项没有结清是事实，且上诉人郑维宁也认可，应予确认。上诉人郑维宁主张该款不是自己所欠，欠款人是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对此，被上诉人孙贞忠不予认可，称不知道这个公司，其是与郑维宁发生的业务关系。虽然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郑维宁提交了一份盖有“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公章的证明涉案款项是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所欠，但从情理及交易习惯上讲，到被上诉人孙贞忠处洽谈买管材的是上诉人郑维宁，作为孙贞忠来讲，郑维宁是个人买卖还是为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所买，孙贞忠并不一定清楚，从目前来讲，郑维宁也没有提供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购买管材时孙贞忠知道是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所买，既然其称是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所买，那么，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将涉案款项清结即可。现涉案的款项无论是郑维宁个人，还是烟台普和工贸有限公司都未支付，被上诉人孙贞忠向上诉人郑维宁主张权利，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原审判决郑维宁支付孙贞忠上述款项，并无不当。上诉人郑维宁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上诉人郑维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门 伟
审判员 于 青
审判员 王天松
二〇一四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陈屹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