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2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桂梅。
委托代理人汪毅，上海嘉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费崙，上海嘉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谢正菊。
委托代理人朱久兴，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桂梅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4）闵民一（民）初字第20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6月5日谢正菊的丈夫沈某（出租甲方）与李桂梅（承租乙方）签订《房屋合作使用协议书》，载明甲方同意将部分房屋分租给乙方使用，用于家纺产品展示及销售，甲方每月承担房租的40%即3，840元，乙方承担房租的60%即5，760元，乙方拥有此部分房屋的使用权，房屋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向甲方支付一年租金69，120元等内容。同日该二人签订《装修费用支付补充协议》，载明甲方负责房屋公共部位装修，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等内容，沈某、李桂梅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字。同月7日李桂梅划款3万元至谢正菊银行账户内。同年7月9日谢正菊为甲方、李桂梅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载明甲乙双方改变合作方式，甲乙本欲共同经营的东川路＊＊＊号门面给甲方独立经营，经营项目：装修，窗帘，极孜家纺；乙另寻店面经营同样项目，但装修项目由甲负责，乙提取适当的管理费；甲乙相互提供营业执照等内容。2013年11月上海某建筑装饰设计公司成立，谢正菊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9月17日晚19时许，谢正菊应李桂梅之邀至李桂梅的办公室，在此期间其在载明“经友好协商李桂梅和谢正菊解除2013年所签的所有合作协议，退还2013年6月7日打入谢正菊农行卡中的叁万元现金。在这之前所借现金8，000元作为房租费（壹个月）不要了。双方约定三日内谢必须将叁万元打到李桂梅农行卡上，卡号以短信发送为准”等内容的材料上书写“同意归还”并署名。当晚20时许谢正菊离开李桂梅的办公场所。李桂梅提供的当晚监控录像显示（拍摄位置是在其办公场所下面一楼花店内），李桂梅、谢正菊进入花店内短暂停留，该二人对室内环境指指点点并有言语交流，一个多小时后该二人一前一后出门，经过花店时相互间无言语交流。当晚23时许公安机关开出验伤通知书，载明经检查谢正菊有颈部皮下浅表淤痕等伤情，检验结论为多发性损伤。次日上午9时公安机关出具接报回执单，谢正菊陈述了“其接到李桂梅电话，叫其到公司所在地金平路＊＊＊号极孜家纺三楼办公室，之后被对方反锁在办公室内，关掉手机，并用一个布套勒住其脖子，威胁其给对方三万元钱，最后逼其签了一份6天之内给对方三万元钱的协议”等情况。次日公安机关向李桂梅作了询问，李桂梅陈述了双方的经济往来，否认有与谢正菊发生过身体冲突以及逼迫对方书写还款书等情况。同年10月7日谢正菊、李桂梅达成治安案件调解协议，载明“一、双方对原始合同的效用存在异议，故均表示不需要公安机关处理，愿意上法院起诉。二、甲方表示暂不追究乙方打人这一事件，今后无涉”。谢正菊曾就此事与李桂梅通话并进行了录音，录音中李桂梅否认对谢正菊造成伤害，其谈话内容中有“你那天晚上算你是聪明人，你要不是聪明人，你知道应该会是什么后果”、“我对你没有什么伤害，你自己写你同意的，我知道我是有点那个，对你这种人，我有什么办法”、“我勒了吗，我们家有录像的，我有录音的，我有证据，你有证据吗”等言语。
2014年11月，谢正菊以承诺书系李桂梅胁迫情况下签订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撤销其于2014年9月17日签订的承诺书。
原审审理中，李桂梅提起反诉，要求谢正菊返还其房屋租金3万元，并支付从2014年9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原审认为，系争承诺书出具的时间、地点具有私密性，难以被外人所知晓，应从当事人的其他行为表现判断谢正菊于承诺书中“同意归还”之承诺是否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进而认定其是否有权予以撤销。谢正菊从与李桂梅和气相处到其向公安机关报警仅间隔三、四个小时，考虑到双方当晚商谈的议题以及依生活中判断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常理，可以推断谢正菊在短时间内的剧烈情绪变化与其出具该份承诺书之间存在时空上的关联，且通过事后双方通话内容可以推断出李桂梅于当晚之行为确有失当之处，故可进一步确信谢正菊系在李桂梅施压的情况下出具承诺书。虽然谢正菊从离店至报警之间存在一段时间的间隔，公安机关之调查也无明确结果，故依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径行认定谢正菊的伤情是由李桂梅的行为所致，但在合同撤销之法律构成要件中不必以损害已经现实发生为要件，一方行为只要给受损害方心理上造成恐惧即可。如果谢正菊于承诺书中“同意归还”之承诺是其作出的合理选择，通常情况下其也不会在很短时间内采用要求公安机关开具验伤通知单等手段否定前述承诺，故可认定谢正菊于事后的诸多表现是李桂梅索债行为的本能反射，表明李桂梅的施压强度超出通常索债的合理限度，谢正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形成锁链并高度盖然地证明因李桂梅的行为导致其“同意归还”的意思表示不自由，谢正菊之本诉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现有证据来看，2013年6月二份合同签约的另一方主体是沈某，李桂梅基于上述合同交付3万元，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应认定谢正菊并非上述合同的实际主体。为保护案外人沈某合法利益不受侵犯，本案中仅就李桂梅选择的谢正菊承诺还款之请求权基础作出裁判，根据本诉判决结果，其反诉要求之根据即承诺书已丧失法律效力，故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至于系争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李桂梅是否有权向另一方合同主体要求返还上述3万元等争议，本案中均不作认定，相关当事人可另觅合法途径解决。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5年2月25日作出判决：一、撤销谢正菊于2014年9月17日签订的承诺书；二、驳回李桂梅之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50元，由李桂梅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75元（已减半收取），由李桂梅负担。
李桂梅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其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谢正菊的原审诉讼请求。谢正菊没有证据证明承诺书是在李桂梅的胁迫下签订，签订承诺书的当晚20时许，谢正菊离开李桂梅的办公场所时神情自若，无任何恐惧的表现，这些情形可以在一楼的监控录像中得以反映。谢正菊在离开后的三、四小时之后才向公安机关报案，无法证明鉴定伤痕系李桂梅所为，也无法说明是受胁迫。李桂梅的个性比较直爽，故在电话中说话比较难听。原审法院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对本案做出李桂梅有胁迫行为的判断，依据不足。因为双方有合同纠纷，谢正菊对返还租金是认可的，其出具的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李桂梅在上诉中不再坚持原审的反诉请求。
被上诉人谢正菊辩称，李桂梅反复强调的录像中显示：谢正菊在进门时是神态自若，但离开时是大踏步走，神情慌张。承诺书的签名笔迹歪斜，不符合正常签名习惯。当晚11点报案，验伤单证明有伤痕。在此后的公安调解书中涉及到不追加对方打人责任等内容，李桂梅也没有异议。承诺书出具后的三天，李桂梅催要款项，电话中的语气和内容都可以证明李桂梅采取了威逼方式形成了承诺书。谢正菊不同意李桂梅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
本院认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胁迫”行为的认定并非以一定的实际损害发生为判断依据，只要行为足以使受害方产生畏惧的心理状态而导致受害方所为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即可认定。2014年9月17日晚19时许，谢正菊与李桂梅共同至李桂梅的办公室；时隔一小时左右，两人先后离开李桂梅的办公场所；当日晚23时许谢正菊经报案验伤表明有多发性损伤；次日上午公安机关介入，直至双方于同年10月7日达成治安案件调解协议等；及在此期间李桂梅通过电话向谢正菊催讨承诺书中载明的欠款。从上述事实推进的整个过程和录像、电话录音、调解协议等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原审法院认定谢正菊出具承诺书是在李桂梅的胁迫之下而为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谢正菊以胁迫为由要求撤销其出具给李桂梅的承诺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李桂梅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0元，由上诉人李桂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 珏
审 判 员 岑佳欣
代理审判员 潘春霞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郭 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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