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95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祥伟，男，1967年2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芳，女，北京大学学生，河南省商丘市城乡一体示范区张阁镇张堂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玉，女，北京大学学生，河南省商丘市城乡一体示范区张阁镇张堂村村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昊天大街2号。
负责人：王海波，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卫东，男，北京送变电公司办公室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臧育青，女，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送变电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昊天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马增茂，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男，北京送变电公司办公室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下中院村猪槽峪。
法定代表人：张迪，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军，男，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职工。
原审被告：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吴店村南1号楼-中2。
法定代表人：杨小明，总经理。
上诉人沈祥伟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以下简称线路器材厂）、被上诉人北京送变电公司（以下简称送变电公司）、被上诉人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发公司）、原审被告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意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5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祥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芳、鲁玉，被上诉人线路器材厂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臧育青，被上诉人送变电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卫东，被上诉人海利发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祥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确认我与线路器材厂于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存在劳动关系；2.线路器材厂向我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000元；3.线路器�厂向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000元；4.线路器材厂向我支付加班费92672.42元；5.线路器材厂向我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9000元；6.线路器材厂向我支付2008年2月1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9745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1355.94元，为我补办2011年7月至2015年8月的社会保险和补缴各项社会保险费；7.送变电公司对线路器材厂的上述责任承担补充责任；8.海利发公司对2014年3月至2015年8月期间我的各项损失与线路器材厂和送变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我于2008年2月到送变电公司下属的线路器材厂工作，先后从事包装、锻工工作，我在职期间，除春节外全年无休且未支付加班费，线路器材厂未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违反法律规定与我解除劳动关系，给我造成损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未确定我在线路器材厂劳动的期间与事实，错误认定线路器材厂与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并依此错误认定我与线路器材厂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与荣盛意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有关证据方面的法律错误，在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调查收集证据、证据出示、质证及审核认定方面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在认定法律关系及法律责任方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法适用传票传唤，限制我的委托代理权，以增加诉累方法逼迫我放弃诉讼权利，限制我举证质证权利，纵容对方当事人滥用诉权，对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另案处理不当。
线路器材厂辩称，我厂同意一审判决。沈祥伟的部分诉讼请求在仲裁和一审中没有提出过。沈祥伟与海利发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不受我厂管理，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我厂存在劳动关系。一审程序合法，沈祥伟全部诉�均无法律依据。
送变电公司辩称，我公司意见与线路器材厂一致，且我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海利发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沈祥伟的上诉请求。
荣盛意祥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沈祥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我与线路器材厂于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线路器材厂支付我:1.2009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000元；2.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48000元；3.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加班费92
672.42元；4.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9000元；5.2008年2月1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9745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1355.94元，为我补办2011年7月至2015年8月的社会保险登记和补缴各项社会保险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线路器材厂为北京送变电公司下属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其经营范围包括铁塔、铁件、铝金具加工制造等。
2012年3月1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书，约定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海利发公司采用劳务输出的方式派出部分员工参与线路器材厂生产工作，线路器材厂将铁塔、金具产品加工等委派给海利发公司完成，并提供相应的工作场地、设备和工器具。双方并于合同中约定：未经线路器材厂书面同意，海利发公司擅自更换、抽调人员造成停工、误工、返工的，海利发公司应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海利发公司于每道工序完成后，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线路器材厂进行质量验收；海利发公司应明确工作管理人员，原则上不得随意更换；线路器材厂对海利发公司的工作情况，不定期进行安全和质量方面的监督检查；海利发公司人员应遵守线路器材厂的规章制度。2013年2月15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签订有效期至2014年1月31日的劳务合同书，双方约定，海利发派出人员采用计时工资制，日工资标准为70元/工日，线路器材厂并按工资额的15%支付海利发公司管理费。此后，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分别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2月17日、2015年2月24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两份劳务合同书，合同中的主要内容均与2012年度、2013年度的劳务合同书的相关约定保持一致。上述劳务合同书中，高建军作为海利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书尾部签字。
2014年2月1日，线路器材厂与荣盛意祥公司签订有效期至2015年2月17日的劳务合同书，约定荣盛意祥公司以劳务输出形式派出部分员工参与线路器材厂生产工作，线路器材厂将金具产品加工等任务委派给荣盛意祥公司完成，并提供相应的�作场地、设备和工器具。该合同还约定，线路器材厂支付劳务承包费用按完成产值的7%×（1+15%管理费）即产值的8.05%计算，其他合同约定与上述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书内容一致。上述劳务合同中，杨小明在合同书尾部签字。
另，依据劳务合同约定，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需分别向线路器材厂派出工作管理人员，负责本公司人员的管理事宜，经查，海利发公司的驻厂管理人员为高建军，工资发放人员为梁容，荣盛意祥公司的驻厂管理人员为杨小明。2014年2月，线路器材厂分别向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支付费用1206223元和245834元。
2015年10月8日，沈祥伟以线路器材厂、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线路器材厂�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裁决线路器材厂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8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4000元；2.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法定节假日加班费37000元、休息日加班费230000元、带薪年休假费17000元；3.补办2011年7月至2015年9月21日社会保险登记和补缴社会保险费，支付2008年2月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73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3400元。2016年3月28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5]第2720号裁决书，驳回了沈祥伟的申请请求。沈祥伟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间内以线路器材厂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追加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
诉讼中，沈祥伟主张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并称其于2008年2月经高福才介绍入职线路器材厂，先后在包装车间和板班车间工作，任锻工，工作期间工资以现金形式支付。沈祥伟陈述，2009年开始一直由梁容负责发放工资，2015年8月20日，高建军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8月21日，梁容将工资结清，此后，沈祥伟未再至线路器材厂工作。
为证明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沈祥伟提交班组安全施工（管理）记录、班组安全活动记录以及产量用工统计表、材料表作为证据。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主张上述证据未显示送变电公司或线路器材厂公章，且系个人自行记录产生，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审理中，依沈祥伟申请，一审法院前往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房山疾控中心）调取沈祥伟2008年至2015年的全部体检记录及诊疗记录，该中心人员答复称房山疾控中心在人员体检后即将全部检查结果及相关材料转交用人单位，其中心不留存任何人员的体检和诊疗记录。
本案�理期间，海利发公司提交其与沈祥伟签订的工程劳务合同书，该合同书签订日期为2014年3月4日，合同尾部盖有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沈祥伟于合同书尾部签名并捺印。沈祥伟认可该合同书尾部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但主张其签名时不清楚合同的具体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从双方陈述可知，沈祥伟曾在线路器材厂内工作，但对于沈祥伟劳动关系的归属，双方观点不一。沈祥伟主张其为线路器材厂提供劳动、接受线路器材厂的管理，故与线路器材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线路器材厂主张其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的员工与其无关。
�于沈祥伟是否接受线路器材厂管理的问题。本案中，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务合同书，从该劳务合同书的具体约定以及各方的陈述可知，线路器材厂负责提供生产场所、机器设备、原材料，回收成品，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负责按照线路器材厂的任务指令自行组织人员进行生产。线路器材厂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监控管理，对成品进行质量验收。据此可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线路器材厂系在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人员在其厂址内工作的情况下，基于正常经营管理的需要，进行适度的安全、质量方面的监控管理，并非全面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的人员管理，亦非对沈祥伟进行劳动用工管理。
另，沈祥伟主张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提交班组�全活动记录、材料表及产量用工统计表作为证据。线路器材厂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且上述证据未加盖线路器材厂公章，据此，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沈祥伟与线路器材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海利发公司提交其与沈祥伟于2014年3月4日签订的工程劳务合同书，沈祥伟认可其签名和捺印的真实性。海利发公司与沈祥伟所签协议，虽名称标识为工程劳务合同书，但从本质上判断，应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沈祥伟于庭审中自述其自梁容处领取工资，接到高建军通知解除劳动关系而离职，而高建军、梁容均系海利发公司员工，据此，综合考量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线路器材厂并未对劳务人员进行全面的用工管理，沈祥伟明自承包方处领取工资，沈祥伟与海利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等客观情�，法院依法认定原告沈祥伟系与劳务外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非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沈祥伟要求确认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劳动关系存续而要求线路器材厂、送变电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沈祥伟所诉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法院对此不予处理。荣盛意祥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做出裁判。沈祥伟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待遇支付以及线路器材厂是否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等争议，可以另案处理。
判决：驳回沈祥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沈祥伟补充提交：1.《劳务合同书》两份（2012年3月1日、2013年2月15日签订）、《铁塔流水线加工承包协议书》、《铁塔包装、装车发料承包协议书》、《铁塔锻工质检运输维修工生产协议书》及一审庭审笔录，欲证明劳务合同在部分案件中未经质证，三份协议书在一审中未经出示。上述证据均复印自一审案卷。2.沈祥伟与靳秋明的电话录音。线路器材厂称证据1中的三份协议书是其公司一审所提交合同的附件，对证据2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应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送变电公司和海利发公司的质证意见与线路器材厂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沈祥伟、海利发公司及线路器材厂的陈述，可以确认沈祥伟在线路器材厂内工作的事实，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沈祥伟与线路器材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线路器材厂否认与沈祥伟存在劳动关系，主张其厂将劳务外包给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由后者自行招用员工，自行根据承包的任务安排工作进度，负责对各自员工进行管理并支付工资。就上述主张，线路器材厂提交其厂与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签订的多份劳务合同及资金往来凭证。上述劳务合同内容显示，线路器材厂提供生产场所、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工作条件，在明确产品规格标准、核定任务数后，将相关生产任务交由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自行组织人员完成，线路器材厂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监控管理，对成品进行质量验收，同时规定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指派专门管理人员对各自员工进行管理；上述资金往来凭证能够证明线路器材厂根据任务成果向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支付劳务费用。海利发公司认可其公司与线路器材厂所签劳务合同及资金往来凭证的真实性，主张沈祥伟系其公司劳务人员，并提交了其公司与沈祥伟签订的劳动协议。沈祥伟虽主张其签名时不清楚合同的具体内容，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沈祥伟自述由梁容发放工资，高建军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高建军及梁容均系海利发公司员工，由此可知，沈祥伟对线路器材厂的用工形式存在主观认知。因线路器材厂实际提供了工作场所、原料设备等生产条件，基于正常经营管理、保障生产安全和保证产品质量的需要，线路器材厂�为发包单位，要求劳务外包人员遵守其规章制度，外包公司不得随意减少劳务人员，以及协助外包公司人员办理一些证照手续等，亦属常理。沈祥伟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曾在线路器材厂内提供劳动，并不足以证明其与线路器材厂建立劳动关系。据此，一审法院对沈祥伟要求确认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沈祥伟基于劳动关系要求线路器材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沈祥伟要求补办社会保险登记和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沈祥伟要求线路器材厂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海利发公司与线路器材厂和送变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之请求，均未经仲裁前置�序，原审法院对上述请求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沈祥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沈祥伟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猛
代理审判员
张洁
代理审判员
张玉贤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杜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