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新民初字第2102号
原告保定市仁达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保定市东风西路3号。组织机构代码10597371-4。
法定代表人田雅莉，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于加宾，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术良。
委托代理人周桃生，北京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保定市仁达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术良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8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振英独任审判，于同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于加宾，被告委托代理人周桃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12月3日，保定市人大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人大事管局）与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位于保定市新市区朝阳北大街人大机关东配楼出租给被告使用。2012年12月31日，人大事管局与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人大机关东配楼出租给原告使用，并授权原告对外转租。2013年6月1日，原告将人大机关东配楼出租给被告使用，被告同意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将房屋交付被告，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因被告已与原告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双方也按本次合同的约定履行，2013年6月26日，被告同意解除其与人大事管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014年1月31日，6月（31）日、9月（31）日，原告又多次与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人大机关东配楼出租给被告使用，被告按约向原告支付租金。合同履行过程中，原、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协议书，双方同意提前终止，被告同意在2014年10月8日前按照原状返还房屋及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合同解除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返还房屋，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至今未返还房屋。由于被告拒不返还房屋，被告应当支付实际占有房屋期间的租金。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将房屋返还原告；支付合同解除后实际占有房屋期间的房租（暂计算至2015年7月8日为28275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被告与人大事管局之间有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到2015年底。该合同没有终止，没有到期，在合同期限内被告有权依据该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原告主张被告与人大事管局终止了房屋租赁合同不成立，终止协议没有约定终止被告与人大事管局的合同，原告该主张违反了合同相对性这一基本原则。原告与人大事管局非同一主体，该主张不成立，原告不能代替人大事管局签订协议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与原告签订合同等行为是接受合同相对人人大事管局的指示，配合其工作，人大事管局才是本案真正原告。人大事管局先与被告签订房屋出租合同，后与原告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的产权属于市人大，归国家所有，两份合同出租标的物基本相同，但后一合同租金远远低于被告的租金，原告与人大事管局相互串通，恶意损害国家利益，该租赁合同无效。被告与原告合同即使成立因违法而无效，人大事管局、原告为了自己的私利，双方不仅恶意串通，还以房屋出租且允许原告转租的合法形式，掩盖其损害国家利益的非法目的，通过原告再与被告订立转租合同以达到其侵吞本属于国家利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3日，人大事管局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拥有产权的保定市新市区朝阳北大街8号（即人大机关东配楼）出租给乙方作为销售砚台及办公使用；房屋租期为三年，时间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租金为第一年29.7万元，第二年32.67万元，第三年35.937万元；该房屋第一年度租金乙方按季度将房费交给甲方，每季度应缴房费74250元。2012年12月31日，人大事管局为甲方，原告为乙方，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拥有产权的保定市新市区朝阳北大街人大机关东配楼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除自用部分外可转租；租赁收入用于弥补人大后勤工作经费不足；配楼租期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该配楼使用面积为550平方米，每年租金为118000元，乙方按季度将房租交给甲方，每季度应缴房租29500元。2013年6月1日，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拥有产权的保定市新市区朝阳北大街16号（即人大机关东配楼一楼商铺、二楼、三楼部分）出租给乙方作为经营及办公使用。房屋租期为9个月，时间从2013年7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止；其中2013年7月1日起至2014年1月1日租金为188500元，分2次缴纳，分别为7月1日前、10月1日前，每次缴纳94250元，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租金为94250元，于2014年1月1日前一次性交清。2013年6月26日，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终止协议》，双方经协商自愿达成协议如下：同意于2013年6月30日提前终止双方于2012年12月3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甲方收回房屋，另行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后原、被告双方又分别签订了三份《房屋租赁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31日、6月（31）日和9月（31）日。约定租期分别为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4个季度），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3个季度），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2个季度），被告按季度将房费交付原告，每季度租金为94250元。
2014年9月3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协议书》，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同意提前终止双方于2014年1月31日、6月（31）日和9月（31）日共三次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乙方在签订该协议后，于2014年10月8日前按照以前原状返还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并将出租房屋内乙方所有商品、物品等清理走，否则发生丢失、损坏等财产损失，甲方概不承担责任。甲、乙双方应对房屋和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及水电使用等情况进行验收，结算各自应承担的费用。该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按协议约定返还原告房屋，占用房屋至今。
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一直按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交付租赁费，并提供如下证据：1、2013年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贷方为原告，借方为被告，汇款金额94250元；2、2013年7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汇款凭证，汇款人为被告，收款人为原告，汇款金额94250元；3、2013年12月20日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汇款凭证，汇款人为被告，收款人为原告，汇款金额分别为8万元和14250元；4、2014年2月21日和3月19日中国建设银行汇款凭证，汇款人为被告，收款人为原告，汇款金额分别为5万元和44250元；5、原告于2013年7月11日、2014年9月1日给被告出具的收取房租收据，金额分别为94250元和188500元。
2015年10月26日，人大事管局出具证明，内容为：“我单位系保定市人大常委会事务管理机关，保定市仁达广告有限公司2013年6月26日同刘术良解除我单位与刘术良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事，我单位知情，同意，没有意见。”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协议书》、银行汇款凭证、收款收据、人大事管局出具的证明以及法庭审理笔录所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被告与人大事管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已解除，被告在租赁房屋期间履行的是该合同，还是其与原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在租赁房屋期间交付租金的银行汇款凭证、付款收据等证据，证实收款人均为原告，付款金额均与原、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按季度付款数额相吻合，且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房屋租赁期间履行的是其与人大事管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因此，可以认定被告履行的是其与原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013年6月2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终止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同意提前终止被告与人大事管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通过被告事后与原告履行合同的行为，可以证实该终止协议应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自此被告与人大事管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未再实际履行。该解除协议签订后，作为原合同主体一方的人大事管局同意双方的解除行为，且对事后原、被告之间合同的履行不持异议，应认定原、被告的解除协议已得到人大事管局的追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数份房屋租赁合同及《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被告抗辩原告与人大事管局相互串通，恶意损害国家利益，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原、被告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应当返还原告租赁物，被告未按该协议履行，应当比照原房屋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向原告支付其占用租赁物期间的租金。该部分租金原告主张282750元（原告主张计算至2015年7月8日止），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术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搬出其租赁的位于保定市新市区朝阳北大街16号（即人大机关东配楼一楼商铺、二楼、三楼部分）房屋并返还原告保定市仁达广告有限公司。
被告刘术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保定市仁达广告有限公司占用租赁房屋期间的租金2827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42元，由被告刘术良减半负担277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振英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李超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