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02行初473号
原告郭文京，男，1959年7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现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代理人郭洪媛，女，1985年11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现住北京市通州区。
被告北京市司法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后广平胡同39号。
法定代表人苗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佳，北京市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吕立秋，北京市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文京认为被告北京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司复【2017】1号，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文京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洪媛，被告市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吕立秋、孙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司法局于2017年3月28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记载内容为：“申请人：郭文京，男，1959年7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高楼金第6号楼1单元2002室；被申请人：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以下简称朝阳区司法局）……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16年10月28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朝阳区司法局(2016)第22号-答，以下简称《告知书》)不服，于2017年1月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因案情复杂，本机关依法决定延长审理期限三十日，现已审理终结……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2016年10月9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016年10月28日，被申请人作出《告知书》并送达申请人，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申请人申请公开“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中调取的关于京华律所的办公地点变更轨迹信息截图”，但被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截图中并无京华律所的办公地点变更轨迹信息，而是有关合伙人入伙及出资、合伙人退伙、律师事务所印章补办等信息，不能回应申请人的申请。该信息是否存在，需要被申请人重新检索作出。故被申请人对该项的公开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综上，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于2016年10月28日作出的《告知书》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2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撤销被申请人于2016年10月28日作出的《告知书》，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答复……。”
原告郭文京诉称，原告郭文京向朝阳区�法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获取“2016年7月，针对执业许可证号是×××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制作的《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工作记录》、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中调取的关于京华律所的办公地点变更轨迹信息截图”。”2016年10月28日，朝阳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告知：“经查，您申请获取的…的政府信息属于公开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和《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及您的申请，本机关将以您指定的方式，提供所申请的政府信息”，并公开了3页附件材料。因朝阳司法局公开了错误的相关行政处罚备案材料信息，原告复议至被告市司法局处。2017年3月30日，原告郭文京收到被告市司法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市司法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作出撤销《告知书》的理由不全面，放纵了被申请人的部分违法事实。故提起本次诉讼，请求：一、撤销被诉复议决定；二、判令被告市司法局充分、全面的审查后重新作出准确、全面的行政复议决定；三、被告市司法局承担本案诉讼费。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郭文京在法定期间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并经庭审质证：
1、被诉复议决定及邮寄资料，证明原告郭文京于2017年3月30日收到被诉复议决定；
2、《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司复[2016]14号、在(2016)京0102行初1276号案件中获取的《北京市朝阳司法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证明两个审批表中案件来源不一致，被告市司法局在本案中出示的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的《北京市朝阳司法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与原告郭文京在(2016)京0102行初1276号案件中出示的《北京市朝�司法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不一致，所以，被告市司法局撤销《告知书》的理由不全面，未充分审查证据的不一致。被告无需要求被申请人重新检索，应责令其直接公开准确的政府信息，且认定“适用依据错误”不正确。
3、《北京市司法局—首页>网上办公>办事指南>详细信息—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变更申请》，证明律师事务所地址变更备案是朝阳区司法局的法定职责，其必然保存原告郭文京所获取的政府信息，被告市司法局无需要求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再次检索；
被告市司法局认可原告郭文京提交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因为原告郭文京在复议中既没有提供证据，也未言及此事；认可证据材料3中证明朝阳区司法局具有公开涉案政府信息的法定职责，证明目的不认可。
被告市司法局辩称，一、被告市司法局具有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二、被告市司法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郭文京的诉讼请求。
为了证明被诉复议决定合法性，被告市司法局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并经庭审质证：
1、原告郭文京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
2、原告邮寄行政复议申请的信封、邮件查询单；
证据材料1-2证明有关原告郭文京申请复议的时间、复议请求及有关证据材料。
3、《行政复议申请处理审批表》，证明被告市司法局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五日内，经审批，决定受理；
4、《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凭证》，证明被告市司法局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朝阳区司法局；
5、接收行政复议有关材料收据；
6、朝阳区司法局《行政复议答复书》及《法定代表人身证明》、证据、依据目录；
证据5-6证明朝阳区司法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依据。
7、朝阳司法局提交的证据，包括《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郭文京身份证复印件、邮寄信封、《登记回执》、《申请公开批办单》、信息公开申请件承办说明、《告知书》及相关政府信息文件3页、国内挂号信函收据、《送达回证》（送达告知书）、《送达回证》（送达相关政府信息材料）、收费通知、原告郭文京邮寄给朝阳区司法局的信封、一般缴款书、快递单、物流信息；证明朝阳区司法局《告知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
8、朝阳司法局的法律依据，《信息公开条例》、《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证明朝阳区司法局提供了法律依据。
9、《延期呈报表》；
10、《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及送达证据；
11、《集体讨论记录》；
12、被诉复议决定及送达证据；
证据9-12证明被告市司法局依法延长复议审理期限并告知原告和朝阳区司法局，经过讨论决定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在法定期限内送达。
13、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朝阳区司法局(2016)第22号—（再）答），证明朝阳区司法局已于2017年4月19日重新作出答复。
原告郭文京对被告北京市司法局出示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证据材料1、2、4、9、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受理时间应是被告市司法局收到的时间；认可证据材料5、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可证据材料7真实性中的客观存在，不认可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些证据材料事实不清，所以原告郭文京认为被告市司法局事实不清；认可证据材料8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认可证据材料11、12中的送达时间，其他均不认可；证据材料13与本案无关。
被告市司法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如下法律依据：1、《行政复议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3、《信息公开条例》；4、《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综合当事人的质证、辩论意见，本院对上述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原告郭文京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其因不服朝阳区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向被告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事实；被告市司法局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其接到原告郭文京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事实。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和当事人的一致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6年10月9日朝阳区司法局收到原告郭文京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内容为“2016年7月，针对执业许可证号是×××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制作的《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工作记录》、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中调取的关于京华律所的办公地点变更轨迹信息截图”。2016年10月28日，朝阳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告知：“经查，您申请获取的…的政府信息属于公开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和《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及您的申请，本机关将以您指定的方式，提供所申请的政府信息”，并公开了3页附件材料，其中一页是《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该表记载有关案件来源表述为“群众举报”；一页是《工作记录》；一页是有关合伙人入伙及出资、合伙人退伙、律师事务所印章补办等信息。
2017年1月4日，被告市司法局的法制处收到原告郭文京的申请复议的材料，经审查，认为原告郭文京提交的复议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2017年1月6日决定受理并制作了《行政复议申请处理审批表》；同日制作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于2017年1月9日向朝阳区司法局直接送达；2017年1月18日接收了朝阳区司法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材料、法律依据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2017年3月3日经主管局领导批准，决定延长复议期限30天，制作了《行�复议延期通知书》并向朝阳区司法局直接送达，向原告郭文京邮寄送达。2017年3月28日，经集体讨论，认为朝阳区司法局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依据错误，决定撤销朝阳区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并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答复，并制作了被诉复议决定。2017年3月29日向朝阳区司法局直接送达了被诉复议决定，向原告郭文京邮寄送达了被诉复议决定。
另查，本院(2016)京0102行初1276号案件卷宗中的《北京市朝阳司法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有关案件来源的表述是“在办理信息公开申请过程中主动发现”。
本院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原告郭文京具有不服朝阳区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并选择向被告市司法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权利；被告市司法局具有接受原告郭文京不服朝阳区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
本案焦点问题有三个，其一，关于朝阳区司法局制作的《北京市朝阳司法局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中关于案件来源不一致问题。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该问题客观存在，原告郭文京对此持有异议，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朝阳区司法局或相关的部门反映此问题，亦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要求朝阳区司法局予以改正；其二，关于被告市司法局受理原告郭文京复议申请的受理时间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市司法局认可其法制处在2017年1月4日收到原告郭文京的复议材料，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受理时间是2017年1月4日。被告市司法局是在2017年1月6日作出决定受理的，是其履行审批手续，从其作出的延期决�时间及相关文书中“于2017年1月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表述看，应当认定被告市司法局受理时间是2017年1月4日；其三，关于朝阳区司法局对“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中调取的关于京华律所的办公地点变更轨迹信息截图”答复如何认定的问题。朝阳区司法局认为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和《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当公开“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中调取的关于京华律所的办公地点变更轨迹信息截图”，实际公开的是有关合伙人入伙及出资、合伙人退伙、律师事务所印章补办等信息。本院认为，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朝阳区司法局认为政府信息存在且可以公开，应当让原告郭文京获得；根据该条第（三）项的规定，朝阳区司法局认为政府信息不存在应当告知原告郭文京。实际情况是朝阳区司法局告知原告郭文京有该政府信息，实际却没有让原告郭文京获得。明显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中，被告市司法局履行了受理、告知行政答复、收取行政答复及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延期决定、告知延期决定、审查事实和提出意见并集体讨论作出复议决定、送达被诉复议决定等程序，原告郭文京亦认可被告市司法局依法履行了法定程序。
被告市司法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郭文京在本次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文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郭文京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建秋
人民陪审员 李桂芳
人民陪审员 刘序昕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许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