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合民一终字第016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费瑞林，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黄正清，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陈健宏，安徽首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国林机械施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国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汤卫东，该公司法务部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立，男，1968年2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夏明，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童盛，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余国强，男，196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汤卫东，合肥国林机械施工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上诉人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路桥公司）、合肥国林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林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0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徽路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正清、陈健宏，上诉人合肥国林公司与原审被告余国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汤卫东，被上诉人陈永立的委托代理人夏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永立原审诉称：安徽路桥公司于2010年9月承建了“合肥市合白路出城口道路改建工程施工项目”03标段的工程（以下简称“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指派余国强作为该建设施工项目经理部经理，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安全、质量及生产经营等工作。在此期间，余国强通过朋友找到陈永立，邀请陈永立到工地去负责现场施工，并承诺工程结束后会给陈永立不少于50万元的工资报酬。陈永立应邀前往。在项目部工作期间，余国强以公司资金困难、贷款手续比较麻烦为由，请陈永立帮公司在外面融资，并称只要工程进度款到账后就立刻归还、工程结束后让公司给换辆宝马汽车等。陈永立在工作中了解到，余国强确实是该工程项目部经理，项目部日常工作也由其决定，故陈永立陆续融资款项用于该工程施工。余国强也向陈永立出具了借条，并在借条上注明了借款用途和归还时间。但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余国强并未归还。后陈永立去催要借款，安徽路桥公司和余国强却相互推诿，至今分文未付。安徽路桥公司也不再让余国强负责项目部工作。后陈永立得知，“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是安徽路桥公司与合肥国林公司共同合作承建。为此，陈永立请求法院判令：1、安徽路桥公司、合肥国林公司与余国强连带偿还借款396.8万元；2、安徽路桥公司、合肥国林公司与余国强自2012年6月6日起至实际款清时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连带承担逾期还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安徽路桥公司、合肥国林公司与余国强连带承担。安徽路桥公司原审庭审中辩称：一、工程项目经理需要取得一级资格证书才能担任，本案“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经理是牛家杰，并非余国强；无论余国强在工程项目部担任何种职务，其都不具有对外融资的职责。二、陈永立诉称的借款分文未汇入安徽路桥公司工程项目部账户。三、安徽路桥公司与�肥国林公司系工程合作关系，余国强向陈永立借款，要么是履行合肥国林公司的职务行为，要么是其个人行为，与安徽路桥公司无关。四、余国强不是安徽路桥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五、陈永立在代表合肥国林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就知道合肥国林公司的存在；陈永立与余国强之间是工程合伙关系。综上，无论陈永立与余国强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均与安徽路桥公司无关，请求法院驳回陈永立的诉讼请求。合肥国林公司、余国强原审庭审中共同辩称：一、陈永立没有证据证明其借款来源在哪，没有提供转款证据，无法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合肥国林公司也没有收到上述两笔借款，故实际借款没有发生。二、陈永立与合肥国林公司是合伙关系，该两笔债务是合伙债务。三、余国强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其借款行为也不是合肥国林公司的职务行为。请求法院驳回陈永立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27日，合肥国林公司（合同乙方）与合肥市滁河干渠管理分局（合同甲方）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合白公路滁河大桥东南侧的房屋及院子出租给乙方使用，房屋面积约为500平方米；租赁期自2010年10月10日起至2011年10月9日止。合肥国林公司与陈永立作为乙方在合同上盖章、签字。后所租赁房屋作为“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办公场所。2011年1月28日，余国强向陈永立出具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陈永立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备注：此款用于合白路有关费用，具体数据以后确定”。自2011年3月起，陈永立陆续以“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的名义对外签订委托试验协议、工程资料咨询协议书、购销合同等。2011年4月22日，安徽路桥公司（合同甲�）与合肥国林公司（合同乙方）签订《工程合作合同》，约定安徽路桥公司将其承接的“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的施工任务全部由乙方承担，并由乙方以甲方的名义组建项目经理部；甲方委派项目经理负责相关的监控、协调及合同管理；开、竣工日期暂定自2011年4月2日起至2012年4月2日止共计365天，最终以业主要求为准；甲方暂按工程结算价的1.5%收取管理费；甲方在收到业主支付的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后，按照公司要求全额转到公司指定的账户，扣除甲方应收取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规定的费用后，其余款项由项目经理根据乙方实际完成的工程进度将工程款支付给乙方，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相关的财务手续等。合同签订后，在施工期间，余国强担任“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负责人，陈永立则在现场负责施工管理。因余国强需要资金，陈永立陆续从他人处借款用于涉案工程施工。2011年10月9日，合肥国林公司与合肥市滁河干渠管理分局续签《房屋租赁续约合同》，约定国林公司继续租赁房屋，使用期半年，为2012年4月9日止；其他要求按原合同执行。2011年12月7日，余国强向陈永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陈永立人民币叁佰肆拾陆万捌仟元整”。在该借条上，余国强备注，“此笔款陈永立所借别人款，利息结算至2011年12月31日，特此说明。合白路主路床沥青结束来款支付一部分（200万），第二月工程来款再付清”。2011年12月底，“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停工，合肥国林公司提前离场，此后未再施工，安徽路桥公司将剩余工程收回并完成。后陈永立向余国强、安徽路桥公司催要借款，未果。2011年12月28日，余国强向安徽路桥公司出具一份书面声明，称“我本人及国林公司在你公司承接的‘合白路改建03标段工程’，系我单方与贵公司签定的《工程合作合同》，虽然陈永立与我（国林公司）合伙承建，陈永立同时负责施工现场的管理，现陈永立已退出合伙关系，……现声明如下：陈永立无权单独向你公司主张权利，不能单独进行工程结算。没有我（国林公司）的书面授权，你公司不得向陈永立支付任何款项。”2012年6月6日，陈永立曾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安徽路桥公司、余国强偿还借款。后陈永立申请撤诉，原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2013年3月1日，陈永立再次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余国强为承接“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向陈永立借款50万元，后又因工程施工需要资金，要求陈永立从他人处借款346.8万元投入到工程当中，对此余国强均出具借条予以确认，故余国强借款396.8万元的事实成立。余国强系合肥国�公司法定代表人。合肥国林公司为承接“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承租合肥市滁河干渠管理分局的房屋作为项目部办公场所，与安徽路桥公司签订《工程合作合同》，组织人员进行工程施工，以余国强个人名义所借的款项亦用于工程施工，故余国强向陈永立借款履行的是合肥国林公司的职务行为，涉案借款应由合肥国林公司予以偿还。合肥国林公司辩称其与陈永立之间系合伙承接工程，该两笔债务是合伙债务，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不予采信。陈永立于2010年9月27日代表合肥国林公司承租“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办公场所，并自2011年3月起一直在“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负责现场施工管理，代表项目部对外订立合同，其对于涉案工程的施工主体、工程款的来源及使用应该有所知悉。在施工过程中，余国强作为“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参加会议、申请资金支付、进行结算等，其行为足以达到使陈永立相信余国强有代理安徽路桥公司借款的程度，且余国强所借的款项亦用于涉案工程施工。合肥国林公司在2011年12月底提前离场后，安徽路桥公司将剩余工程收回，并自行将工程完成，故陈永立要求安徽路桥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符合法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合肥国林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陈永立借款396.8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396.8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3月1日陈永立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生效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合肥国林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应偿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陈永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782元，减半收取19891元，由陈永立负担747元，合肥国林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负担19144元。安徽路桥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以表见代理为由判决安徽路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本不能成立。表见代理必须有以下构成要件且缺一不可：行为人无代理权；行为人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行为人的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余国强的借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2010年9月27日，合肥国林公司与合肥滁河干渠管理分局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房屋用于“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经理部办公场所，陈永立作为合肥国林公司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安徽路桥公司与合肥国林公司签订《工程合作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4月22日。2011年10月9日，陈永立代表合肥国林公司与合肥滁河干渠管理分局签订《房屋租赁续约合同》。显然陈永立从介入安徽路桥公司“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之时就明确知道合肥国林公司的存在，且陈永立是作为合肥国林公司的项目高管履行职务，代理合肥国林公司从事民事行为，明晰余国强是合肥国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只代表合肥国林公司以及余国强并非安徽路桥公司的代理人。2011年1月28日和2011年12月7日出具的借条中借款人是余国强，且内容中并没有注明为安徽路桥公司借款，合肥国林公司承包“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与安徽路桥公司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根本不构成表见代理中的行为人无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的事实。2、余国强出具给陈永立第�笔借款时间是2011年1月28日，数额50万元，其书写借条所用便笺纸抬头是合肥国强服饰有限公司（余国强为法定代表人）。由此可见，余国强向陈永立借款根本不存在所谓其行为足以达到使陈永立相信余国强有代理安徽路桥公司借款的程度。相反，从该份借条的形式来看，倒是余国强的借款行为足以达到使陈永立相信余国强有代理合肥国林服饰有限公司借款的程度。3、陈永立自2011年6月以合伙人身份向安徽路桥公司主张将工程款转入其私人账户用于清偿余国强借款，安徽路桥公司明确表示未经合肥国林公司书面授权委托拒绝办理。很明显，陈永立一直知道余国强的身份就是合肥国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安徽路桥公司的代理人。4、原审判决认定自2011年3月起陈永立陆续以“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的名义对外签订委托试验协议、工程资料咨询协议书、�销合同等，上述事实与实际不符，陈永立故意隐瞒真相，其实陈永立对外所用项目部印章全部是伪造的印章，并非安徽路桥公司的项目公章。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2）合高新刑初字第002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余国强于2011年2月至8月间指使其员工私刻“安徽路桥集团合白路出城口道路改造三标段项目经理部”印章一枚、“安徽路桥集团合白路出城口道路改建工程03标项目经理部”印章二枚、“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一枚，后余国强指使其员工用伪造的上述印章与材料商、劳务承包人、机械出租人签订合同以及用于施工环节。毋庸置疑，陈永立作为合肥国林公司的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外用伪造的印章签订合同的行为本身就己构成违法，同时也进一步证明陈永立知道余国强是不能代表或代理安徽路桥公司的事实。二、�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混乱。原审判决认定余国强向陈永立借款是履行合肥国林公司的职务行为，同时又认定余国强的借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判决是完全错误的。表见代理是自然人方可实施的代理行为，法人是不存在表见代理问题的。余国强向陈永立借款行为或是对安徽路桥公司的表见代理行为，或是履行合肥国林公司的职务行为，两者只能选择其一，不可能同时具备。三、原审判决尚有基本事实没有查明。余国强分两张借条向陈永立借款396.8万元，而从安徽路桥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安徽路桥公司无论是公司银行账户还是工程项目部专户，均没有收到过这两笔巨款。关于陈永立的资金来源和支付事实，陈永立在原审庭审中明确陈述，上述近400万元的巨款由其向他人借款后汇入了其自己的银行账户，并没有支付给余国强或合肥国林公司，而是由其直接支付给了所谓的“合白路”工程材料商、工程设备出租人等债权人，而余国强和合肥国林公司并没有委托其向债权人支付货款、租金等。上述事实表明，本案认定陈永立与合肥国林公司（或者余国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身就存在重大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驳回陈永立对安徽路桥公司的诉讼请求。合肥国林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本案从2013年3月1日立案，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应当在2013年6月1日前审结。而本案从立案到向合肥国林公司宣判的2014年3月24日，历时389天，严重违反了人民法院关于审限的规定。2、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调取主要证据。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合肥国林公司依照法律规定，申请原审法院前往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庐阳支行调查陈永立相关账户的资金收入和支出情况，但原审法院一直没有依法调取，因主要证据的缺失，侵害了合肥国林公司的合法权益。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陈永立与合肥国林公司之间系合伙关系。2010年9月23日，合肥国林公司以书面《法人授权委托书》的形式，确立了双方的合伙关系，合伙人之间的投资和利润分配各以50%计算。陈永立以其实际行为和在“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经理部的职责履行了合伙责任，双方形成事实合伙关系。另外，从第一张借条的备注“此款用于合白路有关费用，具体数据以后确定”，可以看出这些借款就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合伙费用支出的证据。“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从2010年9月份开始筹建，合肥国林公司一直催促陈永立将其合伙入股资�到位，而陈永立一直拖延。2011年12月7日，陈永立以从他人处借款的形式入股，但要求合肥国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国强出具借条，名为借款实为入股。之所以以借条形式确定，一是基于陈永立本人的要求，二是合肥国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国强对法律知识的欠缺。合肥国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国强通过出具借条的形式确定陈永立合伙入股资金。2、没有证据证明陈永立履行了出借396万元的义务。346.8万元属于巨款，陈永立未举证证明这346.8万元的来源或汇入余国强（或合肥国林公司、“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的账户，而陈永立不可能拿着346.8万元的现金交给余国强或合肥国林公司。何况，借条上明确说明“此笔款是陈永立所借别人款”，陈永立必须证明此款向谁所借？款项来源是否合法？同时，还须证明其确实履行了出借的义务，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锁链，以证明借款确实成立。事实上，2011年上半年，这笔款项仅仅转入陈永立在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庐阳支行账户后，就没有再提取出来。因此，该笔346.8万元的借款根本没有实际发生。综上，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陈永立的原审诉讼请求。陈永立二审庭审中辩称：一、余国强在该项目中的身份能否构成表见代理，安徽路桥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认可了余国强是公司的代理人。陈永立原审中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施工资料等材料，安徽路桥公司全部予以认可，该组证据中明确记载余国强是该项目经理，是以安徽路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2011年2月2日以后的两份会议签发簿上面，职务一览余国强是项目负责人，单位一栏是安徽路桥公司。2011年9月12日中标以后一直施工，标牌就是安徽路桥项目部，并没有出现合肥�林公司，安徽路桥公司对他们的身份也没有任何异议。每次项目资金申请表上面都是余国强签字上报给安徽路桥公司，这一切足以使陈永立相信余国强是代表安徽路桥公司的。从余国强涉嫌刑事犯罪的判决书上可以看出其他方也一直相信余国强是代表安徽路桥公司的。在与合肥国林公司2011年4月22日签订合同之前项目部已经成立，并且借款已经在使用，合同上也可以看出余国强是得到了安徽路桥公司的特别授权才以安徽路桥的名义组建项目部。这些行为足以使陈永立相信余国强有权利代理安徽路桥公司。二、2011年元月18日的借条上面明确该笔钱用于“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2011年12月7日的借条是对以前所欠款项的结算，余国强知道这些钱是跟别人所欠。在2012年陈永立第一次起诉时，余国强对借条也予以认可，只是认为该笔钱是合伙款不是借款。关于款项的�借情况，第一张借条已经说明借款用于该工程，这笔钱是陈永立借款之后才用于工程之中，合肥国林公司的陈述与借条刚好相互印证。三、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余国强与陈永立是合伙关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国强、合肥国林公司二审庭审中辩称：如果陈永立不在项目部里面参与管理，其才有可能错认为余国强是有权代表安徽路桥公司，但是陈永立就是在参与管理工作，怎么可能不知道余国强的身份。陈永立与余国强之间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合伙关系，陈永立也没有履行出借义务，借条上注明的利息等字样是余国强承诺给陈永立的回报。安徽路桥公司二审庭审中辩称：一、安徽路桥公司很多工程接下来后其实不是自己实际施工，而是转包出去由其他人施工，本案的项目就是转包的情况，安徽路�公司与余国强之间就是转包关系，不能因为余国强在负责工地上的事务就认定余国强代表安徽路桥公司。安徽路桥公司没有给余国强使用公章的权利，余国强使用的公章均系伪造的，陈永立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是知道这一实际情况的。二、余国强与陈永立之间是合伙关系，陈永立在两次起诉的诉状上面都写了余国强让其融资，陈永立开始就以合肥国林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所以表见代理不成立。安徽路桥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接受刑事案件回执单、立案决定书、刑事案件判决书，证明余国强因刻制安徽路桥公司及其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被追究刑事责任；2、约见函、关于加强现场管理及增加现场技术人员投入的函、解除合同通知书（附特快专递寄送凭证），证明合肥国林公司、余国强施工的安徽路桥公司“合白路”工程项目存在严重滞后，安徽路桥公司与合肥国林公司解除了合同；3、沥青路面施工合同，证明合肥国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余国强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合同的对象是安徽路桥公司“合白路”工程项目，余国强向陈永立借款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安徽路桥公司的表见代理。陈永立质证认为：1、证据1涉及的是余国强伪造公司印章，是余国强的个人行为，与本案与没有任何关系；2、证据2只能证明安徽路桥公司的内部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3、证据3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系。余国强与合肥国林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2、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陈永立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侦大队对余国强、胡正洋、姚兴成、鲍广米所作的讯（询）问笔录、建设施工合同，证明“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由安徽路桥公司承建，余国强是以安徽路桥公司的名义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2、庭审笔录，证明“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由安徽路桥公司承建，余国强是项目负责人。安徽路桥公司质证认为：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只能说明余国强组建项目部，并且是项目责任人，但是不能说明余国强有权利代表安徽路桥公司。余国强、合肥国林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反而证明了合肥国林公司的上诉观点。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所举其他证据同原审，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也同原审。对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余国强先后两次向陈�立出具借条的行为表明双方之间形成的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合肥国林公司主张两者之间系合伙关系，与借条所载内容相左，同时其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形成的确系合伙关系，故合肥国林公司主张余国强与陈永立之间系合伙关系，不能成立。借条的出具不仅表明借贷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同时借条中所载的“借到”字样亦表明借款人业已收到了出借人交付的借款。本案中，余国强向陈永立出具了借条，其虽辩称未收到借条中所载借款，但其未能提供其未在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向陈永立出具借条的充分理由，且陈永立负责“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的现场施工管理，其已将借款陆续用于工程施工也符合常理，而余国强作为该项目部的负责人，其应当掌管该项目部的开支帐目，如该项目部的开支均由其支出，则其应当提供开支帐目对此予以证明，进而推翻陈永立关于其已将借款用于项目部开支的陈述，现余国强或合肥国林公司均未能提供该方面的证据，故可以认定陈永立已经向余国强支付了借条中所载明的借款。余国强与合肥国林公司应当提供上述证据对陈永立关于借款支付情况予以反驳，而非通过申请人民法院调取陈永立的银行帐户交易记录加以反证，故原审法院对合肥国林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余国强系合肥国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合肥国林公司与陈永立达成借款协议，且陈永立已按约支付了借款，合肥国林公司与陈永立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现合肥国林公司未按约还款，应当承担继续还款及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原审判决合肥国林公司向陈永立偿还借款396.8万元并支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陈永立作为“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的现场负责人，其应当知晓余国强系合肥国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合肥国林公司系通过与安徽路桥公司合作取得“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的施工任务、余国强及合肥国林公司与安徽路桥公司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尽管余国强为“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的负责人，但陈永立作为“合白路”改建工程03标段项目部的内部管理人员，其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余国强有权代表安徽路桥公司向其借款，且余国强系代表合肥国林公司向陈永立借款，故其就不再可能同时代表安徽路桥公司借款，故陈永立要求安徽路桥公司承担偿付借款本息，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虽然未能在法定审理期限内审结，程序上虽有不当之处，但尚未达到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不构成将本案发回重审的法定理由，故合肥国林公�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05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056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驳回陈永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38554元，由上诉人合肥国林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判长王养俊代理审判员 栾 蕾代理审判员 于海波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孙大鹏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