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四中民（商）终字第000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
负责人冯贤国，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维云，北京市同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贺威，男，1978年10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林峰，北京市易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朱贺威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4）京铁民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保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张维云以及朱贺威之委托代理人林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2月，朱贺威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3年1月30日我与人保公司签订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为车牌号为京N×的奥迪A6轿车投了保，并支付保费6365.36元，保险合同自2013年1月30日起生效，保险期限为一年。2013年2月12日我驾驶保险车辆行驶到河南省西平县五沟营路段时与路面突出物相撞发生事故，造成本车变速箱等部件受损。我在事故发生现场分别向当地交管部门和人保公司报了案，当日河南省西平县交警大队认定我对事故负全责，并对我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人保公司也派人到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并做了记录。事后我将受损车送到北京市京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修理厂（以下简称京协汽修）进行修复，共花费了修理费137500元、拖车费7700元。在车辆修复过程中人保公司派理赔员徐×到修复现场再次对事故车辆及修复费用报价等情况进行确认，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当车辆修复后我与人保公司进行保险赔付计算时，人保公司却拒绝足额赔付修理费。我欠京协汽修修理费137500元、拖车费7700元，并在与京协汽修的诉讼案件中败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丰台法院）在（2013）丰民初字第14277号民事判决书中判令我向京协汽修支付修理费137500元、拖车费7700元，我认为这些款项应当由人保公司在保额内进行保险赔付。双方就投保车辆的修理费用赔付数额发生争议。由于人保公司拒绝全额赔付修理费，致使我的车辆不能正常使用，造成车辆因修理费赔付纠纷而停驶数月之久。我认为：一、本案事故发生真实，车辆变速箱受损属实，京协汽修提出的变速箱破损只能换变速箱总成，不能仅换变速箱箱体的修理案属实，京协汽修换新变速箱并对车辆进行修理的行为属实。京协汽修根据人保公司和公估公司勘查人员的指令对受损的变速箱进行拆解、组装、第二次拆解属实。人保公司提交的2月28日照片，3月8日照片和录音，4月2日照片、4月23日照片以及公估公司查勘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上述事实。另外，丰台法院做出的（2013）丰民初字第14277号民事判决书也充分可以证明修理费属实，即更换新变速箱符合法律规定，并支持京协汽修修理费的诉讼请求。因此，京协汽修提出的换新变速箱总成的修理方案合法有效。二、人保公司提出的事故虚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与其在丰台法院诉讼中的答辩不一致，更与其提交并认可的公估报告中的结论相悖。公估报告的结论是，本案并未发现倒件，换驾，酒后等现象，碰撞属实，属于保险责任。因此，人保公司关于事故虚假的观点属于自相矛盾。三、3月8日代表人保公司前来处理事故的徐×经过勘查认可京协汽修更换变速箱的修理方案，表示可以开始修理了，并且两次明确表示该修修、该弄弄，而且也认可人保公司处理事故从立案到定损的期限是一个月，同时也非常客观的同意京协汽修的意见，说底盘的东西破一个点就得换，都是搞车的，这个都懂。但徐×并未在承诺的3月13日前给我下定损单。人保公司并未在保险事故一个月内定损理赔。在长达一个半月的等候之后我要求京协汽修按照正常情况修理并无不当，且符合保险合同相关约定。四、人保公司不诚信。主要表现在：1、故意回避在4月2日之后第一次指令修理厂拆解受损变速箱的事实。本案的修理过程实际上是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受损车2月17日到修理厂至3月8日期间，人保公司多次派人前来查勘，京协汽修明确告之受损情况，亦明确告之修理方案为更换新的变速箱总成。人保公司也没有反对京协汽修的意见，也没有提供可以换的受损壳体，也未提供不用全部换总成的修理单位。第二个过程是3月8日至4月2日期间，徐×在3月8日明确表示可以开始修了，并且两次表示该修修、该换换，而且认可一个月内定损理赔的承诺。因此，在长达将近一个半月的等候之后，京协汽修按照正常情况修理并无不当。第三个过程是4月2日至4月23日期间，人保公司派人于4月2日来京协汽修拍照，并未反对京协汽修的方案，也未对换新变速箱提出异议。4月2日的拍照完全可以证明其对于修理方案和修理事实的认可，其当天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如果当天提出，则还可以补救。京协汽修实际上是默认。而京协汽修根据人保公司的指令拆解是符合事实和逻辑的，因为当时人保公司查勘人员对于拆解的解释仅是为了印证更换变速箱总成的必要性。京协汽修对于拆解无利可图，且拆解和组装实际上与我无关。而京协汽修也证明在拆解和组装过程中有野蛮工作的情况，而当时的查勘人员以及处理人员对此是明知的，而且授意只是要组装起来，仅是供拍照向单位交差所用，没有告之京协汽修需要按照正常标准的工序并且达到正常使用的标准。人保公司也明知京协汽修无修理变速箱能力。人保公司在处理拆解、组装过程中有过错。第四个过程是4月23日之后，人保公司不仅否认前期指令修理拆解的事实，而且推翻以前的事实，片面认定我骗保，而且竟然认为我是开着拆解后野蛮组装、有打磨和铁丝缠绕链条变速箱回老家发生的事故，而事实上，人保公司委托的公估公司已经调取我从北京到河南的沿途经过录像以及相关高速费票据。因此，人保公司在处理本案中严重不诚信。2、人保公司多次找我调查，我如实陈述事实发生的经过，出于面子的问题，我在调查中可能回避了本人是修理工的问题。但我对调查员也说过，修理工不能出事故吗？修理工与事故本身是没有关联性的。现人保公司仅根据现场照片和事故车的照片推断出不可能造成变速箱漏油的观点，其纯属猜测，是在主观臆断。综上所述，我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人保公司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现请求法院判令人保公司向我支付车辆修理费137500元、拖车费7700元、车辆停驶费12000元，上述费用共计157200元。
人保公司辩称：一、朱贺威车辆变速箱的外壳损伤痕迹形成的原因存在承痕体和造痕体严重的不一致，这一形态表明该变速箱外壳的损坏不可能在其主张的事故地点形成，朱贺威在事故成因的描述中存在编造事故原因的情形。该变速箱的外壳底部的损伤存在如下形态：1、破口处存在发蓝现象，此处发蓝的形成机理是高温氧化，而朱贺威向我公司提供的照片显示的地段为凸起不平的水泥路段，朱贺威称其在行驶中造成变速箱损毁，又行驶了300米左右停下车发现车辆损坏。但变速箱破口处的形成痕迹是一个平削的痕迹，且有高温发蓝现象，路面的凹凸不平及碎石、水泥没有在变速箱壳体上留有残留物；2、变速箱底部其他部位的壳体损伤同样是一种平面的切削痕迹；水泥路面没有在变速箱外壳上留下残留物；3、元宝梁及平衡杆上没有被水泥路面凸起物损伤的痕迹，元宝梁及平衡杆均在变速箱的前部且位置比变速箱更低，但两者上面没有路面凸起物与之相碰撞、刮擦的痕迹；4、朱贺威提供的路面照片显示仅有一小块凸起上面有油渍，但该油渍的形成不可能是变速箱造成的，原因在于车辆是行驶状态，车辆损毁的过程中该车已经驶离接触点，故油渍如果出现也仅仅是在该接触点的后端，因此，油渍是否存在不是判断接触点的依据。另需说明，油底壳也存在损坏，油底壳位于元宝梁前端。以上的痕迹存在正好表明，该变速箱的壳体损伤与原告自称的形态不符，存在编造事故原因的情形，我公司有权拒绝赔付。二、朱贺威车辆变速箱内部件的形态表明，不存在事故中形成的可能，该变速箱的损伤无法在其描述的事故中形成，该变速箱不属于保险责任。朱贺威提供的变速箱在拆解过程中发现，该变速箱内部的部件均为损坏的部件，且变速箱内部传动齿轮之间的咬合不匹配，即齿轮模数不匹配无法形成咬合传动；变速箱内部的耦合组件严重变形，且与变速箱壳体之间的间隙不均匀；变速箱内的传动链条是断裂的，断裂处有一铁丝链接，该链条不能形成有效传动，齿轮人为磨削痕迹明显，且磨削痕迹清晰、残留物清楚等等，以上均说明该变速箱不可能安装在机动车上行驶。如果该变速箱被安装在车辆上是不可能行驶到河南的，当然以上部件的损伤也无法在朱贺威诉称的事故形态中造成。三、本事故存在伪造、变造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情形，依法不予赔偿。朱贺威在两次起诉书上均表明是在2月4日发生事故，但是我公司认为事故不是发生在那一天。无论是朱贺威提供的事故发生地点造成变速箱外壳的损伤还是变速箱内部部件的损伤，痕迹显示均无法在其诉称的事故中形成，存在编造事故原因的情形，依据保险法第27条第三款的规定，我公司有权拒绝赔付。四、在诉讼中本案造成无法鉴定的原因是朱贺威处理了车辆，其没有证据证明变速箱受到损害，朱贺威应当证明事故发生时该变速箱就在车上，还要证明变速箱是谁造成的损坏，变速箱的损坏是无法在装配过程中造成的。五、变速箱是多部件组装的零件，如果是原件，无需敲打就能拼装上。因该箱子在朱贺威控制之下，我公司认为根据保险法第27条第三款，如果符合法律条件，我公司可以拒赔。六、从4月27日录像显示，朱贺威是拉活的，朱贺威说是京协汽修厂长杨博朋友的车，所以朱贺威对该车辆没有保险利益。京协汽修和朱贺威存在利益关系。京协汽修通过车辆维修获取配件和维修利益。基于此关系，京协汽修和朱贺威在丰台法院诉讼是为本案服务的。上一个案子是承揽合同关系，但在本案中，不妨碍我公司对保险事故真实性的调查。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30日，朱贺威为京N761**奥迪车向人保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险种包括机动车损失险、不计免赔率等。其中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361400元，保险期间自2013年1月31日零时起至2014年1月30日二十四时止。
2013年2月12日，朱贺威驾驶保险车辆行驶于河南省驻马店西平县五沟营时，与路面突出物相撞造成车辆底部受损，交管部门认定朱贺威负事故全部责任。朱贺威当即向人保公司报案，人保公司当天进行了查勘。由于保险车辆无法行驶，当地人保公司查勘员协助朱贺威于当天下午将保险车辆拖至西平县大众汽修，当天未查勘保险车辆底部具体损失。
2013年2月15日，西平县人保公司查勘员张×与朱贺威来到修理厂，升举保险车辆并拆掉护板发现机动车油底壳和变速箱均破损，修理厂陈厂长称此变速箱可以维修，但需要发到郑州去修理，但朱贺威不同意。2月16日，朱贺威雇请拖车将保险车辆拖至京协汽修。
因人保公司怀疑事故真实性，将案件委托北京中达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信公司）进行核实。中达信公司查勘员分别于2013年2月28日、3月8日、3月18日、4月2日、4月23日、4月27日赴京协汽修复勘。其中3月8日京协汽修向中达信公司查勘员徐×提交了维修报价单，同日录音中，徐×表示其在维修报价单后面画钩的项目就是可以维修的项目，并表示“该修修，该弄弄，两不耽误”。在报价单24个维修项目中，徐×在其中的17个项目后画了钩，在“总成（变速箱）”、“气囊传感器”“气囊电脑”三项后标注为问号。
2013年3月8日至3月18日两次复勘期间，朱贺威以保险车辆主机厂不单独提供变速箱壳体为由，要求更换变速箱总成。4月2日中达信查勘员复勘车辆，确认保险车辆变速箱已经自行更换，但是更换下来的变速箱没有继续拆解、总成完整，人保公司认为变速箱内部损失存疑。
2013年4月23日人保公司及中达信公司工作人员赴京协汽修复勘，在拆解过程中发现变速箱内部部件齿轮存在人为磨损、两应咬合齿轮模数不匹配，链条系用铁丝链接等现象。
2013年4月27日中达信公司复勘变速箱时，发现被保险人朱贺威在该修理厂工作。同时，查勘员告知京协汽修的厂长可以通知朱贺威去人保公司领取定损单。5月2日，中达信公司查勘员约见被保险人朱贺威，告知其可以去人保公司领取定损单，朱贺威亦认可其在京协汽修工作。
2013年5月7日，京协汽修出具汽车维修结算单，确认保险车辆本次维修共花费137500元，该结算单上除变速箱总成外的17个维修项目与查勘员徐×在京协汽修报价单上画钩的17个维修项目一致。
2013年5月21日，中达信公司出具本案公估报告，报告结论为：“经查：本案未发现倒件，换驾，酒后等现象，碰撞真实发生，属于保险责任，对于保险车辆的变速箱损失，建议人保公司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赔付。”同日，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痕迹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保险车辆的变速箱内部的损坏不能在本次事故中形成。受理日期为“2013年5月24日”。
2013年（原审民事判决书中误写为2014年）6月4日，人保公司出具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清单（代询价单）和维修项目清单，确认定损金额合计为11938元。
另查明，人保公司与京协汽修签署有《推荐修理厂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第二部分（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一项载明：人保公司授权京协汽修在店内使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推荐修理厂”的标识，第五项载明：人保公司负责对事故车辆损失进行核定，确定相应的维修方案，包括修复方式、工时、配件价格、损余物资处理等；合作协议第三部分（乙方的权利和义务部分）第七项载明：京协汽修应根据人保公司制定的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制定保险事故车辆维修方案，在维修过程中确保质量、维修时效；在丰台法院庭审过程中，人保公司与京协汽修均认可：第一，通常受损保险车辆送至京协汽修后，人保公司与被保险人共同勘察、确定维修项目并由人保公司出具定损单，京协汽修按照定损单确定的维修项目和费用进行修理，然后京协汽修出具维修费发票，由被保险人持发票向人保公司申请理赔，保险金直接给付被保险人；第二，该合作协议自保险事故发生时起至2013年10月一直处于有效状态。
因对人保公司定损金额存有异议且朱贺威未支付修车费用，京协汽修将朱贺威及人保公司诉至丰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朱贺威支付车辆维修费137500元、拖车费7700元；人保公司与朱贺威承担连带责任。
丰台法院经审理作出（2013）丰民初字第1427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第一，京协汽修与朱贺威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人保公司与京协汽修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第二，京协汽修与人保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按照合作合同规定，京协汽修应当按照人保公司确定的项目进行维修，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京协汽修所修理的项目经过人保公司同意；第三，从公估公司出具的查勘报告可以看出，人保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委托公估公司同被保险人联系并进行了查勘，但因对变速箱等损失存有异议，故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查勘以及鉴定行为与京协公司更换变速箱总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若朱贺威认为人保公司应当给付相应保险金，可以另行解决，丰台法院不应对此一并处理。该判决书现已生效。
2014年2月24日，朱贺威以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为由诉于法院，请求人保公司支付因本次事故产生的车辆维修费、拖车费以及停驶费等保险金共计157200元。在审理该案期间，人保公司提出以下三项鉴定申请：第一，对“京N761**车辆变速箱外壳的损伤能否在2013年2月12日拍摄照片所表明的路况上形成”进行鉴定；第二，对“京N761**车辆变速箱内部受损零部件组成能否使变速箱具备正常行驶条件”进行鉴定；第三，对“京N761**车辆变速箱内部零部件的损伤能否在2013年2月12日拍摄照片所表明的路况上形成”进行鉴定。经双方协商，选定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分别于2014年6月11日和8月5日出具《中机鉴复字（2014）第035号》和《中机鉴复字（2014）第045号》回复函，表示“因鉴定标的物已经转卖，只有照片作为鉴定标的物，不具备鉴定条件，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章第十六条的规定，针对三项鉴定委托均不予受理。
庭审过程中，朱贺威申请京协汽修业务厂长刘×出庭作证。刘×在庭审过程中主要陈述了以下几点事项：
（1）刘×系京协汽修业务厂长；
（2）保险车辆油底壳、元宝梁都有损坏，变速箱壳体损坏，按照行业惯例，需要换总成；
（3）人保公司或其委托的公估公司查勘员分别于2013年3月8日、4月2日、4月27日、4月28日来修理厂查勘拍照；
（4）3月8日京协汽修给徐×报了修理清单，徐×在上面进行了勾画，对于一些不同意更换的项目，在清单上画了叉，待议的项目画了问号，最后徐×在维修清单上签了字；
（5）2013年4月2日，中达信公司查勘员徐×曾指令其拆解变速箱，京协汽修于4月3日、4日对涉案变速箱进行了拆解；4月15日，徐×电话通知京协汽修组装变速箱，京协汽修根据徐×指令组装了变速箱。组装过程中使用了砂轮机、改锥、十字棒、锤子等工具；4月23日，徐×带来一人，说是领导，要求京协汽修把变速箱再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撬痕、链条断裂等。这些损伤就是京协汽修根据之前徐×指示在组装过程中产生的；
（6）朱贺威约在2012年4、5月左右至2013年5月1日左右，在京协汽修担任钣金工；
（7）京协汽修是人保公司的认证企业，同时也是人保崇文支公司的兼业代理。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达信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证明查勘员徐×已于2013年7月1日离职，目前无徐×联系方式。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朱贺威与人保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二、经丰台法院（2013）丰民初字14277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2013年2月12日，朱贺威驾驶保险车辆行驶于河南省驻马店西平县五沟营时，与路面突出物相撞造成车辆底部受损，交管部门认定朱贺威负事故全部责任。”该民事判决现已生效。但是，在本案中人保公司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情况下，辩称被保险人存在编造事故原因之情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公估公司查勘报告中明确载明，2013年（原审民事判决书中误写为2015年）5月9日公估公司查勘员前往事故发生地了解相关情况，第一查勘人人保西平县支公司张×陈述“……正月初六来到西平县大众汽修对受损车辆举升并拍照具体部位……发现变速箱底部也有损失。”查勘员在张×处拷贝了正月初六保险车辆举升起来后拍摄的受损照片，……确定此照片中变速箱与我司查勘中受损变速箱为同一个变速箱，公估公司查勘员向西平县大众汽修陈氏厂长了解情况，陈陈述“正月初六的时候保险车辆车主和张×来到修理厂，当保险车辆举升起来拆掉护板发现发动机油底和变速箱壳均破损”，故对于人保公司关于“朱贺威没有证据证明变速箱受到损害”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三、保险车辆被拖至京协汽修之后，人保公司委托中达信公司查勘员徐×在京协汽修查勘，京协汽修于2013年3月8日向徐×提供保险车辆维修报价单，该报价单实际载明了京协汽修拟定的维修方案和估算维修价格。本院认为，在报价单24个维修项目中，徐×对其中的17个项目后画了钩，应视为对17个维修项目和价格的认可，在“总成（变速箱）”、“气囊传感器”“气囊电脑”三项后标注问号，应视为徐×对京协汽修在这三个项目维修方案或维修价格上存有疑问或有待进一步检测。随后京协汽修按照徐×“该修修，该弄弄，两不耽误”的指示对车辆进行维修，且未维修或更换“气囊传感器”和“气囊电脑”，除更换变速箱总成外，京协汽修对保险车辆的维修并无不当。
四、关于京协汽修更换变速箱总成的问题。本院认为，按照人保公司和京协汽修合作合同之规定，人保公司负责对事故车辆损失进行核定，确定相应的维修方案，包括修复方式、工时、配件价格、损余物资处理等，京协汽修应根据人保公司制定的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制定保险事故车辆维修方案。但在公估查勘员对更换变速箱总成存疑，且人保公司尚未对保险车辆定损的情况下，京协汽修根据自定的维修方案对变速箱进行整体更换，是京协汽修对人保公司关于车辆修理方案的异议。人保公司若认为京协汽修对变速箱整体进行更换的行为缺乏合理性，可以在合作合同的法律关系中另行解决，本院不应对此一并处理。
五、关于变速箱内部损伤不能在保险事故中形成的问题。2013年4月23日人保公司及中达信公司赴修理厂复勘，发现变速箱内部部件中齿轮存在人为磨损、两应咬合齿轮模数不匹配，链条系用铁丝链接等现象。人保公司经鉴定认为保险车辆变速箱内部的损坏不能在保险事故中形成。据此，人保公司在6月4日出具的定损单上仅列明变速箱壳体需要更换，但变速箱内部总成不属于理赔范围。
京协汽修业务厂长刘×在证言中表示，4月2日公估公司查勘员徐×曾指令其对已经更换下来的变速箱进行拆解，修理厂于4月3日、4日拆解了变速箱。4月15日，徐×又电话通知修理厂组装变速箱，修理厂根据徐×指令组装了变速箱。组装过程中使用了砂轮机、改锥、十字棒、锤子等工具。朱贺威认为，根据刘×的证言，人保公司委托司法鉴定的变速箱已经不是因保险事故这一单一原因受损的变速箱，而是京协汽修在查勘员徐×的指令下经过人为非正常拆解和组装的变速箱，这是得出这一司法鉴定意见的原因。
本院认为，自2013年4月2日至4月23日期间，京协汽修是否是根据查勘员徐×的指令对已经更换下来的变速箱进行拆解和人为非正常组装，仅有刘×证言为证。本院认为，目前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徐×曾要求京协汽修对变速箱进行拆解或组装，但根据人保公司提供的4月2日复勘照片，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当日被更换下来的变速箱没有继续拆解、总成完整。因此，本院认为人保公司或中达信公司既然在变速箱维修方案上与京协汽修之间存在不同认识，人保公司应对4月2日被更换下来的总成完整的变速箱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以备后续检测工作的进行。因未能采取必要保全措施而导致变速箱内部损伤状态之原因无法查明，人保公司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被保险人朱贺威无关。
关于人保公司补充提交的2013年4月23日变速箱拆解的视频，人保公司认为该视频可以证明当日该变速箱为第一次拆解，但该视频拍摄时长为15分32秒，根据当日照片显示，整个复勘过程至少为54分钟。本院认为该视频不能完整反映当日复勘和拆解过程，当时在场各方的完整对话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意思亦不能通过不完整的视频进行推测，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六、关于朱贺威与京协汽修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在保险车辆维修过程中，朱贺威作为被保险人虽然存在隐瞒身份的情况，但该事项不影响人保公司对保险事故事实的查明，人保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朱贺威与京协汽修在保险车辆维修过程中存在不当联系，故朱贺威隐瞒身份的行为不能成为人保公司拖延理赔或拒绝赔偿全部保险金之理由。人保公司不应将朱贺威与其他在人保公司投保的被保险人差别对待。被保险人在2013年2月12日事发当天报险，人保公司迟迟不予定损的情况下，为使保险车辆尽快恢复安全使用功能，采纳京协汽修提供的维修方案修复保险车辆的做法并无不当。
七、关于人保公司应当给付朱贺威保险金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京协汽修在维修结算单上除变速箱总成外的17个维修项目与查勘员徐×在京协汽修报价单上画钩的17个维修项目一致，即京协汽修除更换变速箱总成外均按照人保公司认可的维修方案修理；第二，朱贺威作为一般被保险人，不具有检测和识别变速箱内部是否受损之能力，不能苛求其对更换变速箱之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而人保公司在变速箱总成完整时未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因其过错无法查明变速箱内部是否因保险事故受损，进而无法说明仅维修变速箱壳体即可使保险车辆达到正常使用之状态。被保险人为使保险车辆尽快恢复安全使用功能，有理由信赖具有人保公司认可资质的修理厂的维修意见，因更换变速箱总成所产生的费用，应认定为保险金给付范围。综上，京协汽修因维修保险车辆产生的费用，均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第三，经（2013）丰民初字第14277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保险车辆本次维修费用为137500元，故人保公司应当给付保险车辆因维修产生的保险金137500元。
八、关于朱贺威诉请的拖车费、车辆停驶费问题。保险事故发生后，人保公司查勘员协助朱贺威于事发当天下午将保险车辆托至西平县大众汽修，2013年2月16日经人保查勘员张×、被保险人朱贺威以及大众汽修修理厂厂长查勘后，陈姓厂长认为该变速箱可以维修，但需要发到郑州去修理，但朱贺威不同意，次日雇请拖车将保险车辆从西平县拖至京协汽修。该拖车费是保险车辆自西平县大众汽修拖至京协汽修的过程中产生的。本院认为，西平县大众汽修系当地人保公司查勘员协助联系的汽车维修单位，可以视为人保公司对其在当地的维修能力和经验之认可。作为专业维修厂提出的意见，被保险人在无其他更合理方案的前提下应当有所采纳。由于被保险人未采纳该意见，将整车拖至北京而产生的额外拖车费用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关于保险车辆的停驶费用，朱贺威未能举证加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贺威保险金十三万七千五百元；二、驳回原告朱贺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法院判决后，人保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抗辩理由。其主要上诉理由为：本案的核心是变速箱内部的损伤是否与本次事件事故存在关联性，是否应当由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1、变速箱内部的损伤是否与本次事故存在关联性的问题。从我公司提交的照片及鉴定报告可以看出，变速箱内部的损伤与车辆托底无关联性。变速箱内部的损伤是人为的损伤，痕迹明显，因此该损伤与保险事故不存在关联性。2、该变速箱内部的损伤是否应当由保险人承担的问题。被保险人朱贺威本身是京协汽修的修理工，熟悉汽车维修，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其作为一般保险人不具备检测和查明变速箱内损伤的能力是缺乏汽车维修基本知识的表现。另外原审判决将保存变速箱的责任强加给我公司更是错误的认识。我公司提出重新鉴定后，鉴定机构认为不能鉴定的理由是车辆变卖，而非变速箱变卖，变速箱始终在京协汽修。从变速箱照片可以看出变速箱内部齿轮大小、模数等都与该变速箱应当具备的齿轮不符，因此变速箱内部件是否是该车原变速箱内部的部件存在疑问，因此，我公司在一审期间提出了对变速箱的相关鉴定。朱贺威提交的变速箱内部的部件是不是原变速箱内部的部件关乎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原变速箱内部的部件到哪里去了？如果是原变速箱内部的部件，那么这些部件的损伤谁应当为其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以应当由我公司保存为由认为由我公司承担责任的观点错误。另外，丰台法院的判决仅为京协汽修与朱贺威之间承揽合同纠纷的判决，他们双方的合意不影响我公司对本案事实的抗辩。
经询，朱贺威表示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人保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朱贺威提交的机动车行驶证、商业险保险单、保险费发票、交通事故认定书、处罚决定书、处罚票据、修车结算单、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代询价单）、修理项目清单、拖车明细单、拖车费发票、（2013）丰民初字14277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案卷、刘×证人证言，人保公司提交的2月12日事故现场照片，2月28日、3月8日、4月2日、4月23日查勘车辆照片，3月8日在京协汽修的录音，4月27日在京协汽修的录像，5月2日关于中达信公司与朱贺威对话的录像，公估报告，痕迹鉴定意见书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朱贺威与人保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朱贺威为被保险人。此后朱贺威主张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并向人保公司提出索赔，期间双方发生争议并形成诉讼。诉讼中朱贺威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13年2月12日向人保公司报案车辆受损，且当时经过了当地交警部门的处理，人保公司查勘员亦协助朱贺威将车辆拖至当地的修理厂并进行了查勘，因此根据以上证据应当认定确实发生了保险事故。
诉讼中人保公司提出拆解下来的变速箱内部部件均为损坏件，并指出齿轮之间咬合不匹配、耦合组件严重变形、传动链条断裂且由铁丝链接等等现象，以此说明该变速箱不可能具备正常使用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推论朱贺威伪造保险事故。就此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保险车辆在河南行驶期间确实发生事故并受损，无论现拆解下来的变速箱有何蹊跷，均不足以反证该车辆未发生保险事故。
本案证据显示，朱贺威决定将车辆拖运回北京修理后，人保公司委托中达信公司对事故真实性进行核实，该公司查勘员徐×于2013年2月28日第一次到京协汽修进行勘验，说明其至迟于该日已经开始查勘工作。3月8日京协汽修向徐×提交了维修报价单，载明了拟定的维修方案和估算价格，当时徐×在报价单中17个项目处画钩，在“总成（变速箱）”、“气囊传感器”、“气囊电脑”三项后标注问号，并表示“该修修，该弄弄，两不耽误”，显然是徐×认可了该17项维修项目，并对标注问号的三项维修项目提出疑问，表示有待于进一步核实。诉讼中朱贺威称徐×此时已经完全认可京协汽修提出的维修方案，同意更换变速箱总成，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此后徐×多次到京协汽修复勘，但始终未作出明确的赔付意见。一直到2013年6月4日，人保公司才出具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确认定损金额合计11938元。
人保公司定损金额11938元与京协汽修主张的维修费137500元之间差距悬殊，主要在于人保公司认为更换变速箱外壳即可，而京协汽修实际更换了变速箱总成（京协汽修主张的维修费中变速箱总成不含工时费即为115000元）。同时，本院注意到，现有证据显示，徐×于2013年3月18日复勘期间京协汽修尚未更换变速箱总成，人保公司第一次发现更换变速箱总成的时间是2013年4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三十日核定期间，应自保险人初次收到索赔请求及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算。保险人主张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扣除期间自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保险人之日止”。本案中即使从人保公司委托的中达信公司查勘员徐×2013年2月28日第一次查勘起算，至2013年4月2日亦已经超过30日，何况人保公司迟至2013年6月4日才出具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诉讼中人保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经要求朱贺威补充提交证明资料，因此依据法律规定人保公司不得拒绝支付相应保险金。
朱贺威虽然曾经是京协汽修职工，但朱贺威与京协汽修仍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朱贺威送修之前并未向人保公司告知其在京协汽修工作，情理上确实容易令人产生怀疑，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朱贺威应向京协汽修支付车辆维修费137500元，故相应数额可以认定为朱贺威在本案中的损失数额。
京协汽修在本案中还有另一层身份，即其同时还是人保公司的指定修理厂，与人保公司签订有《推荐修理厂合作协议》，按照协议京协汽修应按照人保公司出具的定损单进行修理。京协汽修在未经人保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修理工作，人保公司如认为京协汽修存在不当行为，可以通过其他法律关系另行解决，但不得作为对朱贺威的抗辩事由。本案修理工作由京协汽修实际完成，拆解下来的变速箱亦由京协汽修保管。一审期间京协汽修业务厂长刘×曾出庭作证，其表示京协汽修系根据徐×的指令对更换下来的变速箱进行第一次拆解，但除刘×证言外没有其他证据对此予以佐证，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人保公司或其代理人员在4月23日之前曾要求京协汽修对更换下来的变速箱进行拆解。京协汽修作为修理方，无论是基于与朱贺威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还是与人保公司之间的合作合同关系，均负有完整保管更换下来的维修部件的义务。目前证据显示拆解后的变速箱确实存在诸多疑点，但不能排除系因京协汽修不当操作所致，在没有证据证明朱贺威与京协汽修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人保公司不能以拆解下来的变速箱存疑为由对朱贺威提出抗辩。
综上所述，人保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上诉主张，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722元，由朱贺威负担216元（已交纳），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150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811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智瑜
审 判 员 温志军
审 判 员 冀 东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 静
书 记 员 李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