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深中法民终字第12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举伟，男，汉族，系个体户深圳市宝安区泰源达商贸行业主。
委托代理人胡宝林，北京市信利（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恒武，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方俊川，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举伟与被上诉人任恒武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一初字第9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深圳市宝安区泰源达商贸行是被告开办的个体户企业，于2005年11月29日完成工商登记。2005年10月18日，被告与原告、潘重光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合伙筹办“源达商贸”，约定分别出资8万、6万、6万元，共同经营。2005年10月30日、11月7日，原告合计出资50000元。2006年8月13日，被告与原告、潘重光签订《合作终止协议书》，约定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泰源达商贸行由被告接手经营，该商贸行结付原告投资款及工资、利润合计60727元。2008年11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今收到战友任恒武50000元，用于扩大经营。”2009年2月1日至2011年7月10日期间，深圳市宝安区泰源达商贸行由原告管理，从未与被告汇报该商贸行收支、结算利润。2011年7月10日，双方签订“承诺书暨物品文件交接”，确认原告于2009年2月1日至2011年7月10日期间保管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刘举伟私章等经营必需物品，原告当日将上述物品交换被告，债权由双方后续协商解决。2011年6月27日，因双方对货物所有权产生纠纷，被告将货物强行移回商贸行仓库，原告向公安部门报警。2011年7月14日，深圳市宝安区泰源达商贸行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一、原告于2005年投资50000元入伙深圳市宝安区泰源达商贸行，后因退伙，被告已返还原告出资20000元；后于2008年，原告重新投资50000元入伙该商贸行，经协议商贸行退还投资80000元；2009年2月1日至2011年7月10日，深圳市宝安区泰源达商贸行由原告实际经营管理，刘举伟实际脱离该商贸行经营管理，该期间所有债权由原告享有，有原告签名确认的债务由原告承担；三、协议签订后，原告退出该商贸行所有经营管理活动，但如下债权由原告享有，该商贸行应协助收取：（1）、深圳市××服务有限公司货款76243.45元；（2）、深圳××有限责任公司货款39511.60元；（3）、深圳市××贸易有限公司（百里汇店）货款8286.43元；（4）、深圳市××贸易有限公司（百里汇店）条码费3000.00元；（5）、深圳市南山区××深大店货款10486.50元；（6）、福建××食品有限公司（萨啦咪）代垫费用3929.00元；（7）、株洲市××食品有限公司货款741.00元。四、双方发生争议后，该商贸行扣押了原告货品价值75186元，该批货物已有商贸行处理，该商贸行应向原告退款75186元；五、以上给付义务应于2011年8月底履行完毕。该协议盖有深圳市宝安区泰源达商贸行公章，无被告刘举伟签名。后因纠纷，原告持此《协议书》诉至法院，被告对《协议书》不予确认，辩称此协议为原告利用此前掌管公章之便利伪造，被告并未签署此协议。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合作协议书》、《合作终止协议书》、《协议书》、“承诺书暨物品文件交接”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关键证据为2011年7月14日的《协议书》，法院结合查明事实及其他证据对该协议作如下分析：一、该协议在形式上合法有效，落款之日公章已由被告持有，视为被告同意协议内容。二、该协议内容及落款时间与“承诺书暨物品文件交接”中关于债权后续协商的约定相符合。三、原告曾于2005年、2006年参与涉案个体户的管理，在2008年年底给付被告50000元“用于扩大经营”，收条无返还期限、利息等，此后原告于2009年年初开始全权管理该个体户，此情形较之被告主张的劳动关系而言，入伙经营可能性更大。四、入伙投资款问题，被告对原告主张80000元投资款有异议，但无法提交2006年退伙协议的履行凭证。五、2009年2月1日至2011年7月10日期间的经营权问题，原告全权管理无需汇报收支、无需结付盈亏之事实，符合实际经营权本质，故此期间的货物、债权债务由原告所有则属合理。前述五点为有利于原告的证据分析，其证实了该协议书的合理存在。当然，被告提出的关于协议无被告签名、权利义务不对称、工商登记无变更等质疑均具合理性，但在民事诉讼中尚不足对抗《协议书》的形式有效和合理存在，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法院确认《协议书》对双方当事人之约束力，被告应当退还原告投资款80000元，折付货物价款75186元。至于债权确认之诉，涉及案外第三人债权债务，须先由案外第三人对《协议书》约定的债权债务（2009年2月1日至2011年7月10日期间）进行确认，而原告仅能提供其中三家截至2011年12月8日的债权债务确认文书，在结算时间上不能明确债权债务的一致性，故法院对原告该项诉求不予支持，原告可以债务人为被告、刘举伟为第三人进行另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举伟于判决生效之日退还原告任恒武80000元；二、被告刘举伟于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任恒武75186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债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880元，财产保全费用1220元，由原告承担1960元，由被告承担2140元。
上诉人刘举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其上诉的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协议书》系伪造的。被上诉人在庭审调查时无法交待清楚上诉人与其交接《协议书》的具体情形。《协议书》中已明确上诉人主动邀请被上诉人入伙，既然是入伙而非过户或买卖商贸行，那么肯定是有相应的合伙比例，那么在被上诉人经营期间，一审法院何以认定：“2009年2月1日至2011年7月10日期间的经营权问题，原告全权管理无需汇报收支、无需结付盈亏之事实，符合实际经营权本质，故此期间的货物、债权债务由原告所有则属合理”2、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内容及落款时间与“承诺书暨物品文件交接”中关于债权后续协商的约定相符合”是错误的。“承诺书暨物品文件交接”中只约定商贸行的债权由交接双方后续协商解决，而《协议书》的内容大大超出了双方的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的恰恰都不是商贸行的债权，未支持的反而是商贸行的债权。“承诺书暨物品文件交接”中约定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后续协商解决，而不是“深圳市宝安区泰源达商贸行”与被上诉人之间后续协商解决。3、一审判决支持协议书中的部分内容与认定《协议书》的形式有效和合理存在是矛盾的，应认定《协议书》是伪造的并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协议书》是伪造的，一审认定《协议书》的形式有效和合理存在属认定事实错误。
被上诉人任恒武口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希望二审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被上诉人任恒武曾于2005年投资50000元入伙深圳市宝安区泰源达商贸行（以下简称商贸行），退伙后刘举伟承诺商贸行结付任恒武投资款、工资、利润等共计60727元，除任恒武认可的20000元外，刘举伟没有证据证明已付清其余款项。2008年，任恒武又重新出资50000元用于扩大经营，刘举伟认可该50000元没有偿还。2009年2月1日至2011年7月10日，刘举伟承认其没有参加商贸行的经营管理，商贸行由任恒武实际经营管理。2011年6月27日，刘举伟将一批货物强行从任恒武处拉回商贸行的仓库，任恒武称该批货物价值75186元，刘举伟没有证据证明该批货物的价值。刘举伟自2011年7月10日从任恒武处收回商贸行的公章、发票及其私章后，陆续从各商户手中收回货款，该货款系商贸行在任恒武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货款金额刘举伟未予确认。
另查，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任恒武据以提出本案诉讼的关键证据是商贸行与任恒武于2011年7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关于本案事实的陈述与本院查明的事实是一致的，刘举伟否认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但其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刘举伟对协议书的形式，如刘举伟本人没有签名、商贸行的公章可能由任恒武之前自己加盖等提出的质疑，本院认为，商贸行登记在上诉人刘举伟名下，刘举伟以商贸行的名义与任恒武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且2011年7月14日任恒武已不再持有商贸行的公章，刘举伟不能证明协议书上的公章是任恒武在7月14日之前加盖的，按照常理，商贸行公章的加盖时间应当认定为协议书的签署时间2011年7月14日。故刘举伟所述《协议书》形式上存在的疑点，尚不足以否认《协议书》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任恒武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要求刘举伟退还出资款80000元和货款75186元，事实清楚，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刘举伟上诉主张《协议书》是伪造的，要求驳回任恒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447元，由上诉人刘举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雅媛
审 判 员 李君贤
代理审判员 陈俊松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林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