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02刑终107号
原公诉机关辽宁省大连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丰，男，197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刑罚执行科副科长，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因本案于2016年11月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姜俊山，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潘玉明，男，197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刑罚执行科科员，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因本案于2016年11月1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赵伟力，男，195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因本案于2016年11月1日被取保候审。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审理辽宁省大连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赵伟力、潘玉明、李丰犯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辽0211刑初87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丰、潘玉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于世明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李丰及其辩护人姜俊山、上诉人潘玉明、原审被告人赵伟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赵伟力、潘玉明、李丰原分别任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科员、副科长。2009年4月至8月间，被告人赵伟力、潘玉明、李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部《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等规定，超越职权、擅自决定其无权决定事项，使罪犯潘春利违规得以假释。其中，被告人赵伟力违反规定，擅自决定对保外就医罪犯只考察保外就医期间表现，在未全面考察潘春利改造表现的情况下为其报请假释，并对潘春利假释材料未按职责进行审查，在被告人潘玉明请示其对罪犯潘春利监狱内服刑表现是否装卷的情况下，仍告知其只需要保外就医期间的表现材料；被告人潘玉明明知潘春利不符合假释条件仍为其报请假释，按照赵伟力的指示向法院报送卷宗时不报送潘春利违纪材料，且在假释听证会上作出潘春利服刑以来遵规守纪、表现良好的不实证明；被告人李丰违反规定，在未全面考察潘春利改造表现的情况下擅自为其报请假释，且向评审委员会汇报时隐瞒潘春利严重违纪事实，对潘春利假释材料亦未严格审查。被告人赵伟力、李丰、潘玉明的上述行为导致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潘春利被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后潘春利在假释考验期再犯罪，致一人死亡。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户籍证明、案件来源、到案经过、公务员登记表、干部履历表等、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监狱评审委员会会议记录、临时班子会会议记录、对罪犯潘春利提请假释建议书、情况说明、罪犯违纪处分（严管）审批表、犯人考核加分减分纪实记录表、犯人五好竞赛百分考核台账、2004年度罪犯考核档案、罪犯考核明细表、辽宁省南关岭监狱提请假释卷宗材料、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潘春利假释案卷宗材料、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5）甘刑初字第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等，证人叶某、唐某证言，被告人赵伟力、李丰、潘玉明供述与辩解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伟力、潘玉明、李丰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赵伟力、潘玉明、李丰共同犯罪，到案后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予以从轻处罚。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赵伟力、潘玉明、李丰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上诉人李丰的上诉理由是，在办理假释过程中，我并没有超越职权擅自做主、隐瞒汇报、不认真审查的渎职行为存在。保外就医转假释的摸排、考察、确定、提请，并非我的业务范围，我已经按规定行使书面审查职权，评审委员会上也未隐瞒汇报。监狱为潘春利办理保外就医时已全面考察，认为其没有社会危害性，刑罚执行科在此基础上办理假释，无需重复考察服刑期间表现。我的行为与潘春利过失致一人死亡的结果并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且已超过追诉时效，故无罪。
其辩护人提出，人民法院发现本院已生效的假释裁定确有错误，应当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定，但一审判决却越权认定潘春利不符合假释条件，虽也撤销假释，但其理由在于潘春利再犯罪，而非因假释不符合条件。李丰审核报请行为只是假释启动环节，并无实质作用，其介入的时间是在监狱领导确认名单之后，其向评审委员会的汇报是按照监狱规范进行的，没有隐瞒。李丰对潘玉明只报送了保外就医期间的表现材料不知情，法律对是否应报送监内服刑材料并无强制规定，报送与否对裁定假释无决定作用。罪犯潘春利符合老弱病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情况，不致再危害社会，对其假释并无不当，即使需考察其服刑期间表现，也已在保外就医时考察完毕，假释环节无需重复评价。本案中报请假释的行为只能导致潘春利被假释，不会导致致一人死亡的结果，死亡结果是潘春利过失行为所致，与李丰的报请假释行为并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本案已过追诉时效，故上诉人李丰无罪。
上诉人潘玉明的上诉理由是，罪犯减刑与假释的条件极其类似，服刑期间违纪不一定不可以假释。假释听证会上，我只是代表监狱宣读假释建议书，建议书是格式化模板，我并非有意作不实证明。潘春利假释期间犯罪致一人死亡，与我的行为无必然因果关系。
原审被告人赵伟力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罪名、量刑均无异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李丰及其辩护人提交了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一直以来，我狱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案件中，经监狱刑罚执行科审核后，对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减刑、假释案件，提交监狱'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评审委员会'集体评议。评议中，在刑罚执行科介绍情况时，因罪犯违纪处分已与罪犯日常考核计入罪犯兑现表奖材料中，因此不予单独介绍，而且在所附的明细表中也不予注明。自2012年以来，虽然在明细表中增设一栏，将罪犯违纪情况予以注明，但在介绍时也不作单独说明。”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丰、潘玉明、原审被告人赵伟力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已构成滥用职权罪。
关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以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罪犯潘春利于1993年11月4日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流氓罪和强奸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5年11月27日被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但因其系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1997年10月1日以后仍在服刑，故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适用修订前的刑法（1979年刑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其裁定假释。1979年刑法的第七十三条规定，......，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假释。从上述条文表述看，两个条件属于并列而非选择关系。虽”不致再危害社会”属于预测性判断，但”确有悔改表现”则具有现实性特征，可以且应当为监管人员掌握。
然罪犯潘春利服刑期间，常与他犯打架斗殴，造成严重后果，另有私藏手机、刀具、酒水、食品，公开辱骂、威胁监狱干警，不服从管理、抗拒改造、装病等行为，被频繁的禁闭严管、记过扣分、甚至多次免除考核积分。无论依据新旧司法解释，其表现均明显未达到上述条件的要求。
虽罪犯潘春利曾被减刑、保外就医，但假释的条件更为苛刻，包括但不限于减刑所需要考察的内容，且与着重考察疾病及其严重程度的保外就医相比较，二者侧重亦不相同。故不能因为罪犯潘春利曾被减刑、保外就医，就忽略对其服刑期间表现的考察。
现有上诉人供述等证据证实，上诉人李丰并非对抛却服刑期间表现材料不考虑一事”不知情”，而是其与赵伟力、潘玉明一样认为”不需要”。本案中，其与上诉人潘玉明、原审被告人赵伟力，在为罪犯潘春利整理材料报请假释过程中，滥用刑罚执行科职权，违法将潘春利服刑期间表现材料排除在考察报送范围外，未依法考量罪犯执行期间的一贯表现，尤其在其服刑表现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仅关注保外就医期间的一段表现，违法为其启动假释申报程序。虽仅为申报提请人，但因其更接近罪犯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把握材料真实，故法律为其设置了审查职权。然其在向监狱评审委员会汇报时，未全面陈述罪犯的实际情况。虽大连南关岭监狱出具《情况说明》，但该说明不能影响犯罪构成，因为问题关键在于本就不该提交会议讨论，而不是会上是否汇报的问题。随后向本院提请假释时，作出”该犯入监服刑以及保外就医期间，遵规守纪，表现良好”等足以使本院作出错误判断的虚假证明及评估意见。其行为使并无悔改表现的罪犯潘春利最终得以假释，使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未得到有效改造、本应继续服刑的罪犯流入社会，因此而重获人身自由的潘春利再犯罪，过失致一人死亡。正因为负有监管审查职责的本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没有认真履行职责，从而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故其实施的对危害结果具有原因力的渎职行为，应认定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涉案假释裁定已被本案原审法院撤销，且程序上撤销与否，不影响对本案渎职罪的实体认定。
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时效，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故本案尚在追诉时效内。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以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徐孝鹏
审判员何晶晶
审判员王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曹丽倩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