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3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蔚，女，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公司员工，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代理人：康健，上海中成永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光，男，196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黄海波，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曙光，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宁穿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红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金玉梅，女，1973年6月25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宁波市鄞州区。
上诉人吴文蔚因与上诉人王红光、被上诉人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的（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吴文蔚及其委托代理人康健，上诉人王红光的委托代理人黄海波、郑曙光，被上诉人红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玉梅到庭参加诉讼。经上诉人吴文蔚申请，本院委托宁波安全三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宁波安全三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涉案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租金进行评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吴文蔚与被告王红光原系朋友关系。被告红光公司原名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1日变更名称为浙江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又于2007年7月18日变更为现名，被告王红光为其法定代表人。
2004年5月拍卖公司登报公告，涉案房屋欲整体拍卖。同年6月17日被告王红光以宁波大榭开发区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缴纳拍卖保证金2000000元。同年6月19日，原告与被告王红光一同至拍卖现场参与竞拍，被告红光公司最终以40000000元竞得该幢大楼。同日拍卖公司与被告红光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一份，确认了相关拍卖事项。同年9月24日，拍卖公司与被告红光公司就拍卖事项进行了变更，将竞拍价减少了3000000元。原告与被告王红光口头达成协议，由原告出面融资，被告王红光以被告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原告按照约定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借款，共向该报社借得款项40018000元（其中18000元为利息）。2004年7月5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向被告红光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00000元；2004年9月23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又向被告红光公司指定的宁波市鄞州科威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威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18000元。被告已于2005年付清拍卖款，共计39000000元，其中包括支付拍卖公司的佣金2000000元。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红光公司名下，并支出了契税1200000元及房产转让手续费20000元。
2004年10月18日原告与被告王红光签订了《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一份，载明：1.双方共同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2.甲方（被告王红光）用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负责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然后进行装修，并把红光好家居广场开起来，再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银行融资，计划在6个月归还借款；乙方（原告吴文蔚）用红光公司名义，暂时到其他企业融资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房款及装修开业费用，待产权过户后，协助甲方到银行融资；3.盈利分配及亏损承担：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双方共同经营，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双方各占50%。如发生经营亏损，由甲方单独承担，乙方不承担责任。同年12月，被告红光公司对该幢大楼装修后，开办了红光罗浮宫家居馆，经营至今。
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玻璃公司）是光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宇集团）的关联企业。2006年7月5日该公司与被告红光公司签订协议一份，约定浙江玻璃公司向上海银行宁波分行申请贷款130000000元，被告红光公司以宁波市第一百货商场房产为浙江玻璃公司向银行贷款作为风险保证抵押，浙江玻璃公司向被告红光公司支付风险保证金100000000元，被告红光公司需向浙江玻璃公司支付保证金利息，银行贷款到账后，次日交付给被告红光公司保证金30000000元，并在20个工作日内将剩余的保证金70000000元支付给被告红光公司等。后光宇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分别于2006年7月14日、2007年6月22日、2007年8月13日、2007年8月17日共向被告红光公司支付了50000000元。2009年1月5日，光宇集团向被告红光公司出具二份委托书，分别委托绍兴县亚盛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亚盛公司）代收被告红光公司借款28000000元[包括原委托宁波海曙金利泽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泽公司]划过来的人民币25000000元）及15000000元。同年2月6日光宇集团又委托绍兴亚盛公司代收被告红光公司借款2000000元。被告红光公司分别于2009年1月6日、2009年1月7日、2009年1月8日、2009年1月12日、2009年2月6日共向绍兴亚盛公司支付了45000000元。同年1月14日光宇集团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被告红光公司委托宁波市江东东柳华鑫家私商行支付的利息11946000元。且该款已实际支付。同年2月12日，光宇集团委托浙江玻璃公司代收被告红光公司的借款30000000元，被告红光公司于同日向浙江玻璃公司支付了30000000元。同年2月12日，光宇集团与被告红光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一份，载明被告红光公司与光宇集团及浙江玻璃公司和浙江水泥有限公司于2006年开始发生的房地产抵押借款业务，已于2009年2月12日利随本清。根据被告红光公司账上往来明细（2006年到2010年3月）记载，2007年9月30日将2006年9月19日划金利泽公司的5000000元及9月30日划金利泽公司的20000000元调整为光宇集团向被告红光公司的借款，光宇集团向被告红光公司的借款共计75000000元，与应还款及实际归还本金的总数一致。
根据银行记录显示，2006年9月30日之前，金利泽公司账户余额为8366.82元。2006年9月30日光宇集团向金利泽公司先汇入了20000000元，金利泽公司又将20000000元汇给了光宇集团，后光宇集团又向金利泽公司汇入20000000元，金利泽公司向被告红光公司支付4500000元，被告红光公司向金利泽公司支付29402000元，金利泽公司向宁波日报社支付了44557000元，将原告向宁波日报社所借款项还清。
审理中，经评估，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为104584700元。
原审原告吴文蔚于2013年5月21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确认原审原告对登记于原审被告红光公司名下的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或由原审被告王红光、红光公司向原审原告支付上述房产折现后的价款51000000元。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3日作出（2013）甬海民初字第476号民事判决，驳回吴文蔚的诉讼请求。吴文蔚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12月11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甬民二终字第61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4年14月12日，原审法院重新立案审理。2015年1月11日，原审原告吴文蔚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解除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王红光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的协议》；二、判令两原审被告共同支付原审原告从2004年12月8日到协议被确认解除之日止的涉案房屋经营利润的50%（以法院委托评估为准，按同地段每年市场租赁价格计算，暂计25000000元，以5300平方米每年租金5000000元计算十年，从2004年12月至2014年12月）；三、判令两原审被告共同支付原审原告以协议确认解除之日为基准日计算的涉案房屋50%的增值收益（暂计26000000元，以法院委托评估确定的价值为准，扣除购买时原审原告全额支付的拍卖成交价款4000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两原审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的性质；二、被告红光公司是否应承担合同责任；三、原告出面向宁波日报社融资的款项，被告是否已经还清；四、原告能否主张房屋增值收益及租金利润；并分析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是原告及被告王红光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该协议文字表述的内容来看，该协议的性质应为合作购买房屋的性质。两被告主张该协议为融资借款的性质，与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故对两被告的主张不予采纳。协议约定“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双方共同经营，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双方各占50%”，从该约定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王红光合作购房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房屋具有增值利益，原告向被告王红光主张利益，但被告王红光不同意出售房屋，也不同意向原告分配房屋增值利益，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主张解除协议，依法有据，被告对此亦无异议，故确认该协议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送达被告之日即2015年1月21日解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的甲方是被告王红光，乙方是吴文蔚，关于盈利分配和亏损承担的相关主体也是被告王红光和原告吴文蔚，被告红光公司并非盈利分配的主体，且被告红光公司也未在协议中盖章确认。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合同当事人享有和承担，被告红光公司并非上述协议的当事人，故原告要求其承担合同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2006年9月30日光宇集团向金利泽公司账户支付的两笔20000000元共40000000元均系归还原告的借款，但金利泽公司与光宇集团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2006年9月30日的两笔20000000元均系光宇公司归还原告的借款。原告又主张2006年9月30日金利泽公司支付给光宇集团的20000000元系被告红光公司归还光宇集团的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此时被告红光公司有应向光宇集团支付的到期债务存在。原告另主张2009年1月5日光宇集团向被告红光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中委托绍兴亚盛公司代收28000000元借款中包含了2006年9月30日金利泽公司向光宇集团支付的20000000元，但2009年1月5日、2月3日光宇集团共向被告红光公司出具三份委托书，分别委托绍兴亚盛公司代收被告红光公司借款28000000元（包括原委托金利泽公司划过来的人民币25000000元）、15000000元、2000000元，共计45000000元，被告红光公司分别于2009年1月6日、2009年1月7日、2009年1月8日、2009年1月12日、2009年2月6日共向绍兴亚盛公司支付了45000000元，光宇集团委托绍兴亚盛公司收取的款项与被告红光公司支付的款项一致，并不存在原告所主张已通过金利泽公司代付的25000000元的差额。结合原告在2012年2月24日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曾自述2011年前后被告王红光所欠款项已还清本息的事实，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两被告提供的被告红光公司与浙江玻璃公司之间于2006年7月5日签订的协议、两家公司之间的银行资金往来、委托书及被告红光公司账上往来明细（2006年到2010年3月）中的2007年9月30日的调账记录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光宇集团于2006年9月30日向金利泽公司支付的其中一笔20000000元系被告红光公司与光宇集团之间的借款。结合2006年9月30日金利泽公司银行账户明细，当天发生的最后一笔款项亦是被告红光公司支付的贴现款，扣除已向被告红光公司支付的4500000元，贴现剩余款加上光宇集团支付给被告红光公司的借款共计44902000元，该笔款项中又支出了原告向宁波日报社的借款44557000元，故可以认定向宁波日报社的还款来源是由被告红光公司出资。原告并未出资还款，故原告要求被告王红光返还其购房款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经已查明的事实显示，本案所涉的房屋具有增值利益，根据协议约定，房屋出售或拆迁的盈利双方各占50%。虽然该房屋尚未遇到拆迁的情形，但该房屋已具备出售的条件，房屋登记在被告红光公司名下，被告王红光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决定是否出售该房屋，但被告王红光拒绝出售房屋，且不同意向原告分配房屋出售可得的利益，已构成违约。因被告王红光违约导致协议解除，原告可要求被告王红光赔偿损失。原告主张分割租金收益，但涉案房屋并非用于出租收益，而是由被告红光公司用于经营，且从协议约定内容来看，房屋经营利润并不是指房屋租金，且原告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经营利润可供分割，故对原告要求分割租金收益的诉请不予支持。该房屋具有增值收益，原告要求被告王红光赔偿房屋增值收益的50%作为其损失，符合协议的约定。虽然原告出面借款的金额为40000000元，但原告所借款项支付给两被告后，由被告自行支配用途，而房屋拍卖的实际款项为39000000元（包括佣金），房屋拍卖后办理产权登记所支出契税和转让手续费1220000元，上述款项为拍卖房屋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应以该款为房屋的购得成本，扣除成本后，被告王红光应向原告支付房屋增值收益32182350元[（104584700元－39000000元-1220000元）÷2]。房屋办理产权后由被告红光公司使用收益，故房屋后续支付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不应计入成本之中，房屋抵押贷款所得款项亦并非专项用于支付购房款，故被告主张上述费用应计入成本，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原告吴文蔚与被告王红光于2004年10月18日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于2015年1月21日解除；二、被告王红光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文蔚支付32182350元；三、驳回原告吴文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96800元，由原告负担109511元，被告王红光负担18728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吴文蔚负担1845元，被告王红光负担3155元；鉴定费48958元，由原告吴文蔚和被告王红光各半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吴文蔚、原审被告王红光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吴文蔚上诉称：一、吴文蔚与王红光签订《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双方合作的利益基础是对所购买大楼的经营、拆迁、转让等收益，协议约定大楼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所以红光公司应在该大楼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根据工商登记信息，红光公司由王红光及其妻子王亚微出资设立，夫妻财产在公司登记时未向登记机关提供财产分割证明或协议，王红光是红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红光公司完全由王红光掌控，红光公司形式上为一般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仍为一人公司，而红光公司与王红光的个人财产混同，故红光公司应承担责任。根据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如果认为红光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应当向当事人作出释明，由当事人做出相应的处理，一审法院直接判决属程序违法。二、吴文蔚申请一审法院从光宇集团破产管理人处调取的编号为378计划用款申请单和电汇凭证一份，明确记载了2006年9月30日光宇集团通过金利泽公司向吴文蔚归还借款2000万元的事实；编号为343的记账凭证和农行电汇凭单、借据一份、农行往来凭证，证明2006年9月30日光宇集团通过金利泽公司向吴文蔚归还另一笔借款2000万元借款的事实。2006年9月30日，红光公司出票的承兑汇票由金利泽公司承兑金额2940万，金利泽公司向红光公司回付450万元，剩下的2500万元红光公司要求支付给光宇集团，但金利泽公司只汇付给光宇集团2000万元，吴文蔚扣留了其中的500万元；同日，吴文蔚通过金利泽公司以上述钱款向宁波日报社还款4455.7万元。上述款项进出清晰，时间对应，用途明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实属错误。一审时，上诉人曾因无法收集到王红光掌控的红光公司的账目而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证据保全、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未予理会，偏袒对方，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判决结果缺乏公正。三、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价格畸底，其中一处价值时点与成本应用法使用不当就导致评估价格相差了数千万元，说明鉴定的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却以评估报告未明显违反相关评估规定为由，不准许吴文蔚申请重新评估，剥夺了吴文蔚的权利。四、吴文蔚与王红光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的盈利双方各占50%”。房屋购买后一直由王红光占有使用至今，2015年10月，王红光又将房屋的一层出租给了米粒财富公司使用，出租房屋的经营利润由王红光收取。王红光应提供与米粒财富公司的租赁协议，以明确租金收益，但其拒绝提供，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可以推定该事实成立。房屋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由其占有使用收益，故红光公司有义务支付两合作人对价，该对价以租金折算，应付吴文蔚50%的租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判决：1.红光公司与王红光共同向吴文蔚承担合同责任；2.王红光及红光公司共同归还购房款4000万元；3.重新评估房屋价值，根据重新评估价值，由王红光及红光公司共同支付50%的房屋增值利益；4.王红光、红光公司共同支付50%的房屋经营利润；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红光、红光公司承担。
上诉人王红光、被上诉人红光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仅仅对协议的双方产生约束力，与红光公司无关。涉案房屋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以红光公司资产的形式存在并进行经营也是协议明确约定的。吴文蔚在签订协议时就应当知道其无权直接向红光公司主张房屋的增值收益，而应向王红光主张。吴文蔚以协议纠纷主张协议解除后的权益，一审法院也是依据协议约定进行判决，吴文蔚提出的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光宇集团于2006年9月30日汇给金利泽公司的2000万元系根据其关联公司浙江玻璃公司与红光公司签订的协议而支付。吴文蔚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另，针对光宇集团委托书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委托内容表明，绍兴亚盛公司收到过有争议的2500万还款，现有证据表明红光公司确实向绍兴亚盛公司还过此款。如果按上诉人的说法，该笔款项中的2000万是光宇公司向金利泽公司的还款，那么委托书记载的由绍兴亚盛公司代收2800万元内容和绍兴亚盛公司实际收到2800万的事实就无法解释。2.委托书中“包括原委托宁波海曙金利泽物资有限公司划过来的人民币2500万元”表述明显错误。如果其中2000万是光宇集团归还金利泽公司的款项，那又何来由绍兴亚盛公司代收款项一说，又何来要以出具委托书给红光公司的形式来做账。因此结合红光公司与光宇集团的款项往来情况，足以证明委托书中括号内的文字是表述错误，实际表述应为“包括原委托宁波海曙金利泽物资有限公司划给红光公司的人民币2500万元”。三、关于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评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评估程序合法且鉴定人员已到庭进行了说明，因此该评估报告应当得到认定。四、关于租金收益问题。在解除协议后，吴文蔚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协议中约定增值利润的分配是附加条件的，即“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的情况下才涉及利润分配。目前，房屋经营无利润可言，房屋以合理价格出售也不现实，政府拆迁尚未启动，因此，协议约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均未成就。吴文蔚请求分割租金收益，无法律依据。
上诉人王红光上诉称：一、王红光提供了（2011）甬海商初字第1522号案件中海曙公安分局对薛峰、林大波及吴文蔚的询问笔录和（2012）甬海商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这些证据结合一审法院认定的光宇集团于2006年9月30日汇给金利泽公司的2000万元是光宇集团借给红光公司的事实，及红光公司通过金利泽公司向宁波日报社还款的事实，足以证明金利泽公司是吴文蔚通过帮助王红光等人进行融资、赚取利差的资金周转平台，但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予以认定。王红光通过投资的各家公司向金利泽公司净支付近1.4亿元，扣除（2012）甬海商初字98号判决确认的金利泽公司欠款4985万元，再扣除归还报社的4000余万元款项，累计实际多支付的款项有5000余万元，这其中就包括了吴文蔚协助融资的巨额回报。上述事实与本案有直接关联，一审法院以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为由不予认定，直接影响了对协议法律性质的正确判断，也影响了对本案的实体处理。二、吴文蔚和王红光签订的协议并不是双方合作购房，而是名为合作实为由吴文蔚协助王红光进行融资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是合作购房系重要事实认定错误。协议第三条是保底条款，该条款内容有悖于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基本原则，系无效条款。一审法院在王红光已向吴文蔚支付巨额融资款利息的情况下，仍依协议第三条的约定支持吴文蔚要求分割房屋增值利益的诉请，明显是错判。三、假定协议第三条系有效，那么王红光也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一审法院以王红光根本违约为由判决王红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支付房屋增值分配款”明显不公，且是对裁判权的滥用。吴文蔚在一审、二审及重审过程中均未提及王红光“根本违约”这一法律概念。从协议第三条的文字内容看，只有房屋出售或政府拆迁的情况下才涉及利润分配。王红光持有涉案房屋多年，已产生巨额的资金占用成本及维护成本，已无经营利润可言，现在出售房屋对王红光而言将面临巨额损失。因此，在协议约定吴文蔚不承担经营亏损的情况下，王红光不愿现在出售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协议约定增值利润的分配是附加条件的，即”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的情况下才涉及利润分配。目前，房屋经营无利润可言，房屋以合理价格出售也不现实，政府拆迁尚未启动。因此，双方约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均未成就。一审法院判决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房屋增值的50%款项，明显是在曲解法律、滥用裁判权。一审法院在认定房屋增值金额时，未将购买房屋之日起至房屋评估之日止的购买该房屋的资金占用成本及其他房屋维护成本列入成本扣除，错误地扩大了增值金额。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驳回吴文蔚要求支付50%的房屋增值收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文蔚承担。
上诉人吴文蔚答辩称：一、王红光提到的（2011）甬海商初字第1522号案件和（2012）甬海商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这两件案件均发生在本案之前，均与本案合作购楼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光宇集团于2006年9月30日汇给金利泽公司的4000万元是光宇集团借给红光公司的事实，是错误的，这笔款项是光宇集团通过金利泽公司账户向吴文蔚归还借款。吴文蔚就是用光宇集团的这些还款归还了报社的借款。这是光宇集团和吴文蔚之间的借贷关系，和红光公司与光宇集团的借款没有任何关系。购买涉案大楼后，吴文蔚为了偿还报社借款，四处举债，在与报社约定的还款日到来之前，吴文蔚将借来的钱又出借给光宇集团使用，以维持借款所产生的利息。2006年9月30日光宇集团分两笔2000万和2500万元向吴文蔚偿还了借款，吴文蔚将该款归还了报社。根据（2012）甬海商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2005年9月开始至2009年金利泽公司付给红光公司的资金是457462720元，吴文蔚付给金利泽公司资金531300000元，吴文蔚多付给金利泽公司73837280元，长达五年的资金使用周期，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近1.2亿元。2004年购楼成功，大楼装修开始经营，王红光为了扩大经营，专做进口高端家具，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吴文蔚为了将大楼经营起来，协助王红光对外融资，（2012）甬海商初字第98号案件所涉金额就是王红光将红光公司做大做强的资金来源，而该案件判决金额4985万元就是通过金利泽公司对外支付的利息，此时的吴文蔚和王红光是共同经营关系，不存在从自己购置的资产中获利的可能。二、购楼款是由吴文蔚出面筹借，并由吴文蔚归还，为此，吴文蔚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一审法院在大量证据面前仍然认定购楼款是由红光公司出面向宁波日报社所借，并由红光公司通过金利泽公司向报社归还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背离。王红光上诉提到的协议第三条，吴文蔚承担了全部的出资义务，不承担亏损是王红光当时在分文未出即可获得如此巨额资产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承诺，更何况，该大楼地处黄金地段，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购得，根本就不存在亏损的可能。吴文蔚全额出资，获得50%的增值利益这是等价有偿下的公平交易，合理又合法。三、2011年开始至今，王红光与吴文蔚之间的纠纷已家喻户晓，主要原因是王红光公然否认该协议内容，拒绝向吴文蔚给付其应当获得的利益。吴文蔚要求解除该协议就是基于王红光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而提出的。一审法院判令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房屋增值利益的50%款项是正确的。对房屋购买之日至房屋评估之日的资金占用成本和维护成本不应计入成本，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是正确的。借报社的钱是由吴文蔚借钱来偿还的，这么多年该资金成本一直由吴文蔚承担着，至今吴文蔚本息负债已过亿元，王红光没有资金占用。大楼购买后一直由红光公司占有、使用至今，租金分文未付，房屋装修维护的费用应该算到红光公司自身的经营成本中去，而不应该由吴文蔚承担。
被上诉人红光公司的答辩意见与对吴文蔚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吴文蔚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王红光、被上诉人红光公司未提供证据。
后为查明涉案房屋的经营利润，经上诉人吴文蔚申请，本院委托宁波安全三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租金进行评估，2017年2月20日，宁波安全三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宁安评报字[2017]02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认定涉案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租金为34062000元。
上诉人吴文蔚对宁波安全三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安评报字[2017]02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没有异议。
上诉人王红光对宁波安全三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安评报字[2017]02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发表质证意见称：1.该份报告的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存在问题。涉案房屋的租金鉴定在2016年7月份启动，最早选定的鉴定机构就是出具该鉴定报告的宁波安全三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但该公司以租金鉴定依据的交易案例和数据不足为由将委托事项予以退回，后该公司又接受法院委托进行鉴定，出具了现在的报告书。所以，该公司的鉴定程序和鉴定适用标准存在问题，对法院审理案件是否存在参考价值，是否符合证据的客观标准存在疑点。2.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涉案房屋的经营利润，但租金不是真正的经营利润，鉴定报告没有考虑房屋的出租率，那么多年来整幢大楼是被上诉人在自用，如果向外出租不可能都租出去，报告没有对房屋的出租率进行考虑，是不严谨。鉴定人也可以出庭接受质询给予明确的说法。
被上诉人红光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涉案房屋一直都是本公司自用的，出租的部分是在15年才开始出租，拍卖以前房屋一直都是空着的，房屋在没有装修之前根本不可能出租，空置时间很长。
上诉人王红光提供了两组证据以证明涉案房屋的经营成本：1.借款凭证、银行进账单、承兑汇票、银行收费凭证、贴现凭证、特种转账贷方传票共计349张，证明红光公司为了归还所借的购房资金，于2006年4月起通过抵押贷款、申请汇票后贴现的方式向银行借款，之后经多次转贷暂算至2016年8月31日止，产生购房资金占用成本78920303.06元的事实。2.契税证4份、契税专用缴款书4份、房产转让手续费发票4张、财税电子缴款扣款凭证31张、房产纳税申报表6张，证明购买涉案房屋时产生的契税120万元，转让手续费2万元，涉案房屋历年来缴纳和欠缴的税费5148847.23元的事实。
上诉人吴文蔚发表质证意见称：第1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该审查认定，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关于关联性，红光公司的财务账目记载的是公司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出入情况，无法证明与涉案房屋有特定关系，故与本案无关。至于真实性，该证据系红光公司自行制作，真实性难以确定。对第2组证据，一审时提交过了，该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可以作为涉案房屋的经营成本，但未缴纳的部分不能作为经营成本。
被上诉人红光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2004年红光公司向上诉人吴文蔚融资4000万元，后归还，2004年开始就发生了资金的占用成本，转贷产生了7800万元的利息。对王红光提供的两组证据无异议，可以证明上诉人王红光要证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宁波安全三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安评报字[2017]02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诉人王红光和被上诉人红光公司并无确凿的证据和理由可以推翻，本院予以认定。原审中，上诉人吴文蔚主张解除《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上诉人王红光表示认可，故原审法院认定《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在上诉人吴文蔚主张解除该协议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送达上诉人王红光之日，即2015年1月21日解除并无不当。经咨询宁波安全三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院酌定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的涉案房屋全部出租的租金为28626000元。涉案房屋总面积达5291.47平方米，总楼层为七层，故上诉人王红光主张的房屋部分空置问题客观存在。本院酌情按涉案房屋上述全部出租金额的70%确定实际发生的租金，即涉案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的实际租金为20038200（28626000×70%）元。
对于上诉人王红光提供的第1组证据，系购买涉案房屋的资金费用，不属于经营涉案房屋的成本，本院不予认定。对上诉人王红光提供的第2组证据，对其中涉案房屋购买时产生的契税和手续费也不属于经营涉案房屋的成本，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吴文蔚认可每年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系作为涉案房屋的经营成本，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因2015年1月并无涉案房屋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缴纳记录，故按离此期间最近缴纳的计算。本院认定涉案房屋从过户登记的2005年9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按2005年9月29日至2015年3月15日期间缴纳的计算合计为3574838.53元。
经审理，本院认定：上诉人吴文蔚与上诉人王红光原系朋友关系。被上诉人红光公司原名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1日变更名称为浙江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又于2007年7月18日变更为现名，王红光为其法定代表人。
2004年5月拍卖公司登报公告，涉案房屋欲整体拍卖。同年6月17日王红光以宁波大榭开发区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缴纳拍卖保证金2000000元。同年6月19日，吴文蔚与王红光一同至拍卖现场参与竞拍，红光公司最终以40000000元竞得该幢大楼。同日拍卖公司与红光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一份，确认了相关拍卖事项。同年9月24日，拍卖公司与红光公司就拍卖事项进行了变更，将竞拍价减少了3000000元。吴文蔚与王红光口头达成协议，由吴文蔚出面融资，王红光以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吴文蔚按照约定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借款，共向该报社借得款项40018000元（其中18000元为利息）。2004年7月5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向红光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00000元；2004年9月23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又向红光公司指定的宁波市鄞州科威经贸有限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18000元。红光公司已于2005年付清拍卖款，共计39000000元，其中包括支付拍卖公司的佣金2000000元。2005年9月涉案房屋过户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相应的契税为1200000元、房产转让手续费20000元。
2004年10月18日吴文蔚与王红光签订了《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一份，载明：1.双方共同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2.甲方（王红光）用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负责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然后进行装修，并把红光好家居广场开起来，再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银行融资，计划在6个月归还借款；乙方（吴文蔚）用红光公司名义，暂时到其他企业融资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房款及装修开业费用，待产权过户后，协助甲方到银行融资；3.盈利分配及亏损承担：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双方共同经营，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双方各占50%。如发生经营亏损，由甲方单独承担，乙方不承担责任。同年12月，红光公司对该幢大楼装修后，开办了红光罗浮宫家居馆，经营至今。
原审审理中，经上诉人吴文蔚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104584700元。
另查明涉案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实际租金为20038200元；2005年9月至2015年1月期间涉案房屋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合计为3574838.53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吴文蔚与上诉人王红光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原审中，上诉人吴文蔚主张解除《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上诉人王红光表示认可，故原审法院确认《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于上诉人吴文蔚主张解除该协议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送达上诉人王红光之日即2015年1月21日解除，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约定，涉案房屋经营利润上诉人吴文蔚和上诉人王红光各占50%，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吴文蔚可以主张协议解除之前涉案房屋经营利润的50%。上诉人吴文蔚主张涉案房屋的租金作为经营收入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的实际租金为20038200元，自2005年9月至2015年1月期间涉案房屋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合计3574838.53元，应作为与涉案房屋的租金收入相对应的经营成本，故可以得出涉案房屋的经营利润为16463361.47（20038200-3574838.53）元。据此，上诉人吴文蔚可得涉案房屋的经营利润为8231680.74（16463361.47×50%）元。
根据原审中对涉案房屋的委托评估意见，涉案房屋的增值显著。《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双方各占50%，虽然涉案房屋未被出售或拆迁，但该协议被解除，且涉案房屋增值显著，故该增值部分应由上诉人吴文蔚和上诉人王红光各享50%。原审法院依照涉案房屋的评估价扣除当初购买价和相应的手续费，认定上诉人吴文蔚享有32182350元的房屋增值收益，并无不当。上诉人吴文蔚认为原审法院委托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所作的评估价格畸低并要求重新鉴定，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条件，故原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并对上诉人吴文蔚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也无不当。上诉人王红光认为《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中，关于双方共同经营涉案房屋，房屋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双方各占50%的约定有悖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基本原则，系无效的主张，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虽然被上诉人红光公司并非《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的主体，但因涉案房屋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且红光公司在实际使用涉案房屋，故上诉人吴文蔚主张被上诉人红光公司与上诉人王红光共同承担责任的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吴文蔚提出的要求上诉人王红光及被上诉人红光公司共同归还购房款400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其在原审中并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二审不予审理，其可另行主张。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实体处理失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吴文蔚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王红光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确认吴文蔚与王红光于2004年10月18日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于2015年1月21日解除；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的增值收益32182350元；
二、撤销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的经营利润8231680.74元；
四、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王红光应向吴文蔚的上述付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上述付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五、驳回吴文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一审案件受理费296800元，由吴文蔚负担62192元，王红光负担23460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吴文蔚负担1048元，王红光负担3952元；鉴定费48958元，由吴文蔚负担7810元，王红光负担411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6800元，由吴文蔚负担62192元，王红光负担234608元，鉴定费147900元由吴文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永森
审判员 朱亚君
审判员 赵保法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桂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