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中中法民二终字第26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伟炎，男，196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陈经文，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艺洪，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陈月英，女，196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李可赵，中山市板芙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中山市南区御洋商务酒店，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代表人：薛超，该酒店投资人。
委托代理人：吴空军，广东松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高倩杨，197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诉人刘伟炎因与被上诉人陈月英、原再审申请人中山市南区御洋商务酒店（以下简称御洋酒店）、一审被告高倩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中一法审监民再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27日作出（2013）中一法民二初字第2132号民事判决，查明：陈月英为中山市石岐区月英蔬菜档（以下简称月英蔬菜档）经营者，其向御洋酒店一、二楼餐厅（以下简称御洋酒店餐厅）供应蔬菜，陈月英供应蔬菜是送货至御洋酒店餐厅仓库，并由餐厅仓管签收。2013年3月31日，高倩杨签名确认“御洋大酒楼2013年3月31日收蔬菜供应陈月英3月份对单数150张共46871.5元，暂未付款，以此证明”。2013年5月，高倩杨签名确认“御洋大酒楼2013年5月收蔬菜供应商陈月英4月份对单数147张共50852.6元，暂未付款，以此证明”。2013年5月31日，高倩杨签名确认“御洋大酒楼2013年5月31日收蔬菜供应商陈月英5月份对单数162张共37333.2元，暂未付款，以此证明”。上述3份对数单共计金额134787.3元。本案中，陈月英确认在对数后其又收到蔬菜款10030元，故尚有124757.3元蔬菜款未得到支付，陈月英追收蔬菜款未果，故将御洋酒店、高倩杨、刘伟炎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御洋酒店、高倩杨、刘伟炎连带支付拖欠的蔬菜款合计124757.3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2.御洋酒店、高倩杨、刘伟炎承担诉讼费。
2012年7月23日，御洋酒店（甲方）与刘伟炎、高倩杨（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御洋酒店将御洋酒店中餐厅面积大约2500平方米租赁给刘伟炎、高倩杨（包括一、二楼餐厅、一楼厨房区域）不包括二楼泓洋厅；租赁期限为四年，自2012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0日止；合同签订之日起正式生效，刘伟炎、高倩杨向御洋酒店缴纳押金30万元，租赁期结束后双方交接结清有关物业、设备、用具及有关费用后押金如数退还刘伟炎、高倩杨；自双方签定合同之日起，由2012年8月1日起至2013年1月30日止，半年内刘伟炎、高倩杨每月缴付御洋酒店租金8万元，之后每月租金调整为10万元；御洋酒店按约定提供餐厅给刘伟炎、高倩杨经营餐厅，保证刘伟炎、高倩杨独立自主经营，并向刘伟炎、高倩杨提供一切有关经营所需的各种合法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消防许可证等相关资料；刘伟炎、高倩杨需要相关供货采购时直接与供货商交涉，如过程中产生一切纠纷与御洋酒店没有任何关系。租赁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2年8月1日，刘伟炎与高倩杨签订协议书，约定刘伟炎出资30万元，高倩杨出资20万元，共同承包御洋大酒楼。2012年10月1日，刘伟炎与高倩杨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高倩杨出资30万元购买刘伟炎对承包御洋大酒楼所持有的股份，酒楼在承包期间的经营管理权归高倩杨所有。
原审再查明：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御洋酒店餐厅所在位置是御洋酒店的一、二层，在对外标识上是作为御洋酒店的内部餐厅，并无独立的经营字号，且餐厅的所有证照均是以御洋酒店的名义办理的。在高倩杨与陈月英对数后，陈月英提起本案诉讼前，高倩杨将租赁合同的复印件交于陈月英。
原审法院在（2013）中一法民二初字第2132号民事判决中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高倩杨在御洋酒店餐厅的对外实际经营中是作为餐厅的具体负责人，对此各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高倩杨作为御洋酒店餐厅的具体负责人，其确认陈月英向御洋酒店餐厅供应蔬菜的事实及陈月英提交的3份对数单的真实性，故对上述事实及3份对数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陈月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承认在对数后其又收到10030元蔬菜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对此亦予确认。故陈月英尚有124757.3元（135057.3元-10030元）蔬菜款未得到清偿。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御洋酒店、高倩杨、刘伟炎是否应连带清偿陈月英蔬菜款124757.3元及利息。首先，陈月英供应蔬菜是送货至御洋酒店餐厅的仓库，由仓管签收，而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御洋酒店餐厅所在位置是御洋酒店的一、二层，在对外标识上是作为御洋酒店的内部餐厅，并无独立的经营字号，而餐厅的所有证照均是以御洋酒店的名义办理的，且在高倩杨、刘伟炎与御洋酒店的租赁合同中亦明确约定餐厅的各种经营所需要证件资料均由御洋酒店提供。其次，陈月英提交的对数单显示，高倩杨与陈月英对账时是以“御洋大酒楼”的名义而非高倩杨本人或其他名义进行的，“御洋大酒楼”与御洋酒店在名称的文字表述上不同，但在实际生活中，将二者理解为同一个指向对象是符合常理的，可见，在陈月英向御洋酒店餐厅供应蔬菜的交易过程中，高倩杨一直是以御洋酒店的名义进行的。最后，御洋酒店与高倩杨、刘伟炎的租赁合同系其内部关系，陈月英并非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其无从得知租赁合同的具体内容，陈月英获取租赁合同复印件的时间是在其与高倩杨对数后。综上，高倩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陈月英在其向御洋酒店餐厅供应蔬菜时，有理由相信与其交易的是御洋酒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与陈月英交易的合同相对方是御洋酒店，故御洋酒店应对拖欠陈月英的蔬菜款承担清偿责任。因高倩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其与陈月英对账的行为对御洋酒店产生约束力，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月英有收到过其他蔬菜款的情况下，御洋酒店应偿还陈月英蔬菜款124757.3元。因御洋酒店未及时清偿上述蔬菜款，故陈月英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该蔬菜款利息损失，应予以支持。另，陈月英主张高倩杨、刘伟炎共同租赁承包了御洋酒店餐厅业务，故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陈月英交易的合同相对方是御洋酒店，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陈月英的蔬菜款应由合同相对方御洋酒店负担，而御洋酒店与高倩杨、刘伟炎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属于其内部关系，与陈月英无关，且陈月英向御洋酒店餐厅供应蔬菜时并不知晓高倩杨、刘伟炎租赁餐厅的事实，故陈月英要求高倩杨、刘伟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至于御洋酒店、高倩杨、刘伟炎之间的责任分担，属于其内部关系，对陈月英不具有约束力，该责任如何分担亦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御洋酒店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陈月英支付蔬菜款124757.3元及其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陈月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95元，减半收取为1398元，由御洋酒店负担。
原审法院作出（2013）中一法民二初字第2132号民事判决后，御洋酒店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御洋酒店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法院提交延期审理申请，二审裁定按御洋酒店撤回上诉处理。（2013）中一法民二初字第2132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4月29日发生法律效力。
后御洋酒店就（2013）中一法民二初字第2132号民事判决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原审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2014）中一法审监民再字第6号民事判决，另查明：御洋酒店为支持其再审主张，除原审提交证据外，还提交如下证据：（一）为证明本案欠款发生在刘伟炎、高倩杨租赁经营御洋酒店的餐厅期间，提供2013年6月17日终止合同协议书。终止合同协议书内容显示：御洋酒店与刘伟炎、高倩杨双方原签订合同于2012年8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0日止，现刘伟炎、高倩杨因为客观因素提出提前终止合同，经御洋酒店与刘伟炎、高倩杨双方协调一致意见同意终止合同，终止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租赁合同期内高倩杨、刘伟炎一切债务及纠纷与御洋公司无关。终止合同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御洋酒店在甲方处盖章、高倩杨及刘伟炎在乙方处签名。（二）为证明签收涉案货物的人员是高倩杨、刘伟炎聘请，与御洋酒店无关，提供2013年7月9日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内容显示：截至2013年6月30日，高倩杨、刘伟炎共欠御洋酒店租金等各项费用其计30万元整，由于所欠餐厅工人工资由刘伟炎支付，因此，上述30万元由高倩杨支付给御洋酒店，本协议与终止合同协议书同等效力。补充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御洋酒店在甲方处盖章、高倩杨及刘伟炎在乙方处签名。（三）为证明御洋酒楼与御洋酒店是不同的经营主体，提供照片两张。御洋酒店称御洋酒楼与御洋酒店均在同一栋楼经营，但在不同的门口进入。陈月英、刘伟炎均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在（2014）中一法审监民再字第6号民事判决中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审判决认定的陈月英尚有124757.3元蔬菜款未得到清偿的事实依据充分，原审法院再审予以认定。根据御洋酒店提出的再审请求，可以确定双方争议焦点为涉案货款清偿责任承担主体以及承担方式问题。经查，高倩杨、刘伟炎与御洋酒店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从2012年8月1日起将御洋酒店的餐厅场所租赁给高倩杨、刘伟炎经营餐饮，且除提供相关餐饮设施、设备、用具及相关配套外，还提供一切与经营有关的各种合法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消防许可证等相关资料，由高倩杨、刘伟炎进行独立自主经营。由此可见，高倩杨、刘伟炎与御洋酒店之间已形成名为租赁、实为承包的法律关系。随后，高倩杨、刘伟炎又与御洋酒店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终止双方的合同关系，约定承包期至2013年6月30日止。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陈月英供应蔬菜到御洋酒店餐厅是在高倩杨、刘伟炎承包经营期间，高倩杨在再审诉讼中对陈月英供货的事实、其与陈月英进行对账后签立涉案三份对账单以及欠款数额均予以确认，对此予以认定。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发[1995]11号）《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3条第（2）点“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对外发包的，确认承包企业为第一被告，承包人为共同被告，债务先以承包人的资产清偿，不足清偿时，以承包企业所有或其经营管理的财产补充清偿”的规定，故涉案货款应由承包人高倩杨、刘伟炎以其个人财产连带清偿，不足部分，由发包人御洋酒店补充清偿。原审在查明御洋酒店与高倩杨、刘伟炎已签订租赁合同，涉案货物由陈月英送至御洋酒店餐厅仓库签收等事实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以御洋酒店与高倩杨、刘伟炎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属其内部关系，仅判决由被承包人御洋酒店向陈月英清偿货款及利息，于法有悖，本案再审予以纠正。对于御洋酒店提出其与御洋大酒楼是不同经营实体的意见，御洋酒店提供的照片仅能证明御洋酒店与御洋大酒楼在不同的门口进入，但御洋酒店、陈月英、刘伟炎均确认御洋大酒楼与御洋酒店实于同一栋楼中经营，且御洋大酒楼所在位置实为御洋酒店餐厅，为御洋酒店发包给高倩杨、刘伟炎的经营场所，在高倩杨、刘伟炎承包期内并未独立领取营业执照，为此，对御洋酒店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刘伟炎提出其早于涉案货款发生前已退出与高倩杨的合伙关系、无需承担本案清偿责任的意见，刘伟炎、高倩杨与御洋酒店签订协议承包酒店餐厅后，二人又与御洋酒店于2013年6月17日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提前终止双方承包关系，陈月英的货款发生于刘伟炎、高倩杨承包经营御洋酒店餐厅期间，刘伟炎理应对承包期间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刘伟炎上述主张不予采纳。至于刘伟炎与高倩杨间的内部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不予处理。综上，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审法院（2013）中一法民二初字第2132号民事判决；二、高倩杨、刘伟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陈月英支付蔬菜款124757.3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御洋酒店对上述欠款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债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2795元，减半收取1398元，由御洋酒店、刘伟炎、高倩杨各承担466元；再审案件受理费2795元，由御洋酒店负担931元，刘伟炎、高倩杨各负担932元。
上诉人刘伟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虽然刘伟炎与高倩杨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在2012年10月1日刘伟炎与高倩杨签订转让协议书，刘伟炎自此退出与高倩杨合伙经营（高倩杨在（2014）中一法民二初字第1644号案开庭时已经确认），高倩杨没有参与御洋酒店餐厅的经营，是由高倩杨独资承包经营，由此产生的债务应由高倩杨独自承担。（二）陈月英向御洋酒店供货系在刘伟炎退出合伙经营后，刘伟炎对此不知情，也没有在送货单或对数单上签名确认，且刘伟炎在退出合伙经营后再没有享受合伙经营产生的收益，如在此种情况下判决刘伟炎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三）刘伟炎在退出合伙经营后，还分别在2013年6月17日、2013年7月9日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因为当时高倩杨独自经营御洋酒店餐厅后拖欠员工工资，无法继续经营御洋公司餐厅，御洋酒店决定收回御洋酒店餐厅，御洋酒店在终止租赁合同时认为，当时签订租赁合同是三方签订的，终止协议必须由三方签订，只有三方签订终止租赁合同关系的协议，才能解决彼此之间的关系，御洋酒店才能收回餐厅，截止租金计算时间。另外，御洋酒店也提出，如果刘伟炎是在2012年10月1日已退出合伙经营，由高倩杨一人独自承包经营的，刘伟炎根据终止协议承担债务后是可以向高倩杨追偿，否则，御洋酒店将会连带追偿刘伟炎与高倩杨。刘伟炎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同意承担2013年5月、6月份工人工资，但这不代表刘伟炎的承包经营期限至三方签订上述协议之日止，原审法院的再审认定与判决是错误的。（四）原审法院（2014）中一法民二初字第1644号案，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认定刘伟炎自2012年10月1日已退伙，且退伙后未再参与御洋酒店餐厅的经营。刘伟炎与高倩杨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刘伟炎对退伙后御洋酒店餐厅产生的债务不承担责任，据此，判决刘伟炎无需对买卖合同产生的货款承担责任。该案与本案的案由相同，合同标的相似，且买卖关系时间均发生在上述退伙后，故刘伟炎对本案货款也无需承担责任。综上，请求：1.撤销（2014）中一法审监民再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高倩杨向陈月英支付货款124757.3元及利息；2.高倩杨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陈月英答辩称：（一）刘伟炎、高倩杨与御洋酒店签订协议承包御洋酒店餐厅，刘伟炎、高倩杨属合伙关系，涉案债务发生在刘伟炎、高倩杨合伙经营期间，刘伟炎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2014）中一法民二初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无关，高倩杨、刘伟炎的内部约定不能对陈月英产生法律后果。（三）刘伟炎在审监程序中已明确确认是高倩杨在送货单及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即刘伟炎确认其与高倩杨承包的御洋酒店餐厅存在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刘伟炎作为共同承包人应与高倩杨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刘伟炎、高倩杨内部的具体约定由刘伟炎、高倩杨通过其他方式另行主张。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再审申请人御洋酒店答辩称：（一）涉案债务发生在刘伟炎、高倩杨合伙经营期间，应由刘伟炎、高倩杨负担。（二）（2014）中一民二初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无关，御洋公司已就该民事判决提起上诉，该民事判决未生效，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三）补充协议证明刘伟炎、高倩杨的合伙期间截止2013年6月30日，刘伟炎、高倩杨双方内部签订的文件没有告知第三人，对外无法律效力，不能成为本案的抗辩理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原再审申请人御洋酒店在二审期间提供2013年7月9日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御洋酒店中餐部2015年5月份、6月份工资表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刘伟炎支付了御洋酒店中餐厅拖欠的2013年5月、6月工资。2013年7月9日补充协议由御洋酒店（甲方）与刘伟炎、高倩杨（乙方）签订，系2013年6月17日的终止合同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确认御洋酒店中餐厅所欠工人工资由刘伟炎出资支付的事实。御洋酒店、刘伟炎均确认刘伟炎持有上述证据，刘伟炎、陈月英均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一审被告高倩杨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上诉人刘伟炎、被上诉人陈月英、一审被告高倩杨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证据。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中一法审监民再字第6号案的庭审中，御洋酒店称：不确认2012年10月1日刘伟炎与高倩杨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该转让协议书没有给御洋公司备案。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御洋酒店餐厅拖欠陈月英蔬菜款金额为124757.3元（135057.3元-10030元），各方未就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伟炎是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审查，刘伟炎、高倩杨与御洋酒店于2012年7月23日签订租赁协议承包御洋酒店餐厅（承包期间为2012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0日），之后刘伟炎、高倩杨又与御洋酒店于2013年6月17日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提前终止双方承包关系（承包终止日期为2013年6月30日），于2013年7月9日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御洋酒店中餐厅所欠工人工资曾由刘伟炎出资支付的事实，陈月英的货款发生于2013年3月至5月，在刘伟炎、高倩杨承包经营御洋酒店餐厅期间（即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刘伟炎、高倩杨作为御洋酒店餐厅的承包人均应对御洋酒店餐厅在承包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涉案债务属御洋酒店餐厅在承包期间的债务，故刘伟炎、高倩杨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伟炎与高倩杨于2012年10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上没有御洋酒店的签章确认，属刘伟炎与刘倩杨之间的内部协议，御洋酒店称转让协议书没有给其备案，陈月英作为御洋酒店餐厅的债权人亦未收到该转让协议书并对该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故转让协议书不具有对抗陈月英的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伟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95元，由上诉人刘伟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思刚
审 判 员 胡怡静
代理审判员 刘运充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