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上行初字第4号
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善权。
委托代理人黄英山，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毅。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彭景东，县长。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
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民汉。
委托代理人谭佩吉。
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驮近二组）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1月13日依法向被告上思县政府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4日、2014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驮近二组的诉讼代表人梁善权及其委托代理人黄英山、谭毅，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何其贤，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驮近一组）的诉讼代表人梁民汉及其委托代理人谭佩吉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思县政府于2012年7月13日作出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1、双方争议的山场（驮近二组称朝交山，驮近一组称芒刚山），虽然称谓不同，但属同一座山场。争议的一处山场四至界线为：东与二队谭志敏的速生桉相接，南以原蔗区公路为界，西以与和星村叫暴屯山林交界的山脊（一组称芒刚山脊）为界，北以从朝牛山流下驮近的河流（一组称百驮小河）为界。目测估计，面积约250亩。另一处争议山场的四至界限为：东以初老水沟（一组称初老小河）为界，南以原蔗区公路为界，西与二队谭志敏的速生桉相接，北以初老水沟（一组称初老小河）为界。目测估计，面积约50亩。2、争议山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均没有县人民政府确定归属的书面证据。3、林业“三定”时，现驮近一组和驮近二组分别将属自己的山场填表上报，同期分别得到县政府审批并颁发了《山界林权证》。驮近一组《山界林权证》中载明：“……叫米糯、把骨、哥章山止，转南百驮、芒刚山、渠东田垌、和甫……”，该证载明的芒刚山包含现争议山。驮近二组的《山界林权证》中载明：“……东木、沈甫、叫土沙、叫太垌、百陆、朝交、村劳、枯检、路周、定良油、那活……”，从该证载明的地名朝交来看已包含现争议山，但从其提供的《山界林权审批表》来看百陆朝交是一个地名，并不是分开的百陆、朝交两个地名。并结合现场踏查指认争议山林范围实际及指认的山地名称来看，该表载明地名“百陆朝交”不涉及争议山。不能说明包含争议山场。4、林业“三定”时，驮近第一、二生产队将有关山地名填入牧场山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所在的大队、公社审批同意。驮近一队的牧场山审批表载明，古琴、初老，四至界线东到朝交杂木岽边止，南至朝牛岽边止，西朝牛河边为界，北到摇路州为界，结合现场踏查指认争议山林范围实际及指认的山地名称来看，该表载明的四至界线涉及争议山。驮近二队的牧场山审批表载明：古琴、初老，四至界线东到朝交杂木岽边止，南至朝牛岽边止，西朝牛河边为界，北到摇路州为界，该表载明的四至界线没有涉及争议山。5、争议山内的速生桉是驮近一组于2006年发包给陆思成种植的。6、2009年6月23日驮近一、二组与厚代组发生争议，驮近一、二组的组长及群众代表到现场实地指认两组的山地名称及范围，驮近二组的组长及群众代表指认的芒刚山的范围正是现两组争议的范围中的一部分。县人民政府认为，林业“三定”时，县人民政府给驮近一组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地名“芒刚山”包含争议山，驮近第一生产队《牧场山审批表》载明的四至界线也涉及现争议山，故驮近一组主张争议山的权属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县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驮近二组的《山界林权证》中载明：“……百陆、朝交……”，从该证载明的地名“朝交”来看已包含现争议山，但从其提供的《山界林权审批表》来看“百陆朝交”事实是一个地名，并不是分开的“百陆”、“朝交”两个地名。因此，驮近二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中载明：“……百陆、朝交……”，从实际上来看是《山界林权审批表》中的“百陆朝交”，而不是分开的“百陆”、“朝交”两个地名。故驮近二组对争议山主张权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县人民政府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一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1、争议山的山权归驮近一组集体所有。2、林业“三定”时，县政府分别给各方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内容与本次处理决定相抵触的，以本处理决定确定的权属界线为准。根据本处理决定制作的权属界线附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被告上思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证明2011年3月28日原告驮近二组向县政府申请要求将“朝交山”确权给其组集体所有的事实；
2、《送达回证》，证明驮近一组签收《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申请书》的事实；
3、《那琴公社那巴大队驮近一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证明林业“三定”时驮近一组主张山林并将有关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该表四至界线中载明的“芒刚山”已在争议山范围内的事实；
4、《那岜大队驮近一生产队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证明林业“三定”时驮近一组划定牧场山填表上报，该表载明的内容涉及争议山的事实；
5、《那琴公社那巴大队驮近二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证明①该审批表地名栏有“百六”，没有“朝交”，②四至界线中有“百六朝交”的记载的事实；
6、《那琶大队驮近二生产队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证明林业“三定”时驮近二组划定牧场山填表上报，该表载明的内容不涉及争议山的事实；
7、驮近一组《山界林权证》，证明林业“三定”时，县政府已给驮近一组颁发了山权证，该证载明内容与其填报的审批表载明内容基本一致，四至界线中的“百驮、芒刚山”已在争议山范围内的事实；
8、驮近二组《山界林权证》，证明①该证的地名栏内没有记载山名，②该证四至界线中有“百六、朝交”记载，该记载与其组填报的审批表不相符的事实；
9、《2011.5.12调解笔录》及《2011.5.18调解笔录》，证明县政府办案人员组织双方2次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的事实；
10、《2011.5.19踏查笔录、现场踏查图》，证明①县政府办案人员组织双方现场踏查指认有关山名确认争议山范围，②对照原告的山权证与《山界林权审批表》的记载，不能说明包含争议山，③第三人山权证记载已包含争议山的事实；
11、《土地租赁合同书》，证明2006年1月1日驮近一组将包含争议山承包给他人并签订合同的事实；
12、《2009.6.23踏查图》，证明原告指认该图中标号15即现争议山范围就是第三人驮近一组的山场的事实；
13、防政复决（2013）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审查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后已作出维持决定的事实。
原告驮近二组诉称，一、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该处理决定认定：林业“三定”时，驮近一组和二组分别将属于自己的山林填写上报，得到了县政府的审批并颁发了《山界林权证》；一组和二组各自的《山界林权证》四至界限均包括现争议山……；“一组的‘芒刚山’和二组的‘朝交山’称谓不同，但都是同一座山场。”被告的这一表述，错在于：1、原告驮近二组与第三人驮近一组原是同一个生产队，约于1981年才分成一、二组，而同一个生产队的人祖祖辈辈共同居住在一起，不可能产生“同一座山场”，两种不同的称谓，这既是惯例，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不可能发生重叠行为。2、林业“三定”之前，驮近一组和二组对山林的分割，是以河流为界，一组的“芒刚山”位居河流之北，而二组的“朝交山”位居河流之南，且长期以来各自经营，从无争议。3、九十年代中期，本案第三人驮近一组的“芒刚山”与那琶村厚代生产组发生纠纷，驮近一组为了打赢官司，恶意串通驮近二组的谭志夫到现场指认：“芒刚山”就是“朝交山”，即把河流之北的“芒刚山”位移至河流之南来。第三人的这种行为得到了县政府的支持，亦为此发生了约在2006年第三人擅自将原告的“朝交山”部分山林发包给陆思城、孙海毅，进而与原告发生纠纷之事实。4、谭志夫的“现场指认”，一是由于原告与第三人分割山林时其年少无知；二是由于第三人与其恶意串通；三是原告驮近二组没有任何人推举其到“现场指认”，其“指认”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都是无效的。5、至于原告与第三人各自《山界林权审批表》的填写，表述不一样，这取决于填表人的文化水准或对山界四至的熟知程度不同而有所出入，这是正常现象。被告既然已对原告与第三人分别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这就是唯一确认各方当事人山界林权的行政行为，且已发生法律效力。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以所谓的《山界林权审批表》为依据处理本山林纠纷，不足为据。6、原告与第三人各自的《牧场山审批表》不论亩数还是四至界限都是一样的，从文字的表述上看，没有任何差别。这是因为林业“三定”前，虽然原告与第三人已分割了山林，但为了共同放牧的需要，第三人在河流之北、原告在河流之南各出相同的土地建成了两组共同的牧场，该牧场山是两组共有。原告与第三人各自持有的《牧场山审批表》实际上是一式两份，所以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第三人的《牧场山审批表》包含现争议山，而原告的《牧场山审批表》不包含争议山，是错误的。7、牧场山虽然是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出地建成，但后来第三人已把其位居河流之北的土地收归自己经营，剩下的河流之南的原牧场土地自然而然地回归原告，这是不可争辩的。但现在第三人把牧场上的另一半，位居河流之南、原告的“朝交山”指认为其“芒刚山”，因而人为地制造纠纷。二、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颁发给原告《山界林权证》时，就已将“朝交山”确认给原告，现在又来一次重新确权并将该山裁处给第三人所有，这是人为的行政重叠事实，而防政复决（2013）13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是错上加错之举，依法均应予以撤销。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驮近二组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06年4月4日实地踏查图，证明“芒刚山”不是现争议山而是对面的山的事实；
2、2011年10月20日《现场勘查图》，证明①县调处纠纷的工作人员针对该案最后一次到现场进行勾图指认，双方和第三人都参加，②当时处理的“芒刚山”与现处理决定书的附图不一致，③2011年5月19日踏查图上的标号①、A是“芒刚山”，而到10月份已经移位到踏查图上的标号L，已经不是“芒刚山”，第三人指认的山名和位置不一致的事实；
3、2013年11月4日《踏查图》，主要证明原告所提交的现场勘查图的图纸应以证据2即2011年10月20日《现场勘查图》为准的事实；
4、证人潘某某证言，主要证明“芒刚山”是驮近二组所有的事实。
被告上思县政府答辩称，原告诉称看似有理有据，但其实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对此被告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中已予以查明认定。具体归纳如下：一、认定原告“山权证”载明“朝交”山不包含争议山，第三人“山权证”载明“芒刚山”包含争议山。理由：1、2011年5月19日现场踏查指认显示，原告自己指认的“百陆朝交”不涉及争议山，自己指认的“朝交”虽然包含争议山，但该“朝交”的来源是其“山权审批表”中的“百陆朝交”，因而不能说明包含争议山。第三人自己指认的“芒刚山”已包含争议山。2、2009年6月23日双方对各自山场的指认与第1点形成证据链进一步互相认证了第一点的理由：①双方的山场不是原告诉称“以河流为界”，而是互有扦插的；②双方一致指认现争议山场是“芒刚山”，是第三人的山场，不是“朝交”山；③双方一致指认与现争议山场相连的以南的“朝交”山地也是第三人的山场。二、认定原告《牧场山审批表》不包含争议山，第三人《牧场山审批表》包含争议山。理由：1、虽然双方《牧场山审批表》中都有“古琴、初老”（地名栏）、“东到朝交杂木岽边止，南至朝牛岽边止，西朝牛河边为界，北到摇路洲为界”（四至界线栏）的表述，照理应是同一位置的山场，但根据2011年5月19日现场踏查指认显示，原告自己指认其牧场山的四至不包含争议山，而第三人自己指认其牧场山的四至包含争议山。2、2009年6月23日双方对各自山场的指认亦与第1点原告自己的指认互为佐证，原告的“古琴、初老”牧场山的内容虽与第三人相同，但不是同一座山场，不涉及争议山。三、原告对第三人经营争议山无异议。2006年以前争议山只有自然生长的杂木，无人开发。2006年元月份第三人将争议山发包给陆思成种速生桉树，但作为与第三人同一个屯并且自己山场与该山场相连的原告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直至2011年才提出。而且期间的2009年第三人与厚代组对相关山场权属发生争议时，原告还为了避免日后产生纠纷而与第三人一起邀请县林业局专业人员，于2009年6月23日到现场绘图，将双方各自的山场位置一一确认。当时原告亦确认现争议山是“芒刚山”，不是“朝交”山，且与之南边相连的“朝交”山也属第三人所有。综上事实，原告诉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内容恰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
第三人驮近一组述称，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是正确的。
第三人驮近一组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证明》，证明2009年6月22日踏查图为真实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提供的：
1、《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证明2011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要求县政府将“朝交山”确权给其集体所有的事实；
2、《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已将《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及《申请书》送达第三人的事实；
3、《那琴公社那巴大队驮近一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证明林业“三定”时，驮近一组主张“琴银山”等11个山林及其四至界线为“……叫米糯、把骨、哥章山止，转南、百驮芒刚山、渠东田垌、和甫（半边）……”的事实；
4、《那岜大队驮近一生产队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证明林业“三定”时，驮近一组将“古琴、初老”等山划定为牧场，四至界线为“东到朝交杂木岽边止。南至朝牛岽边止。西朝牛河边为界。北到摇路洲为界。”的事实；
5、《那琴公社那巴大队驮近二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证明林业“三定”时，驮近二组主张“琴银”山等10个山林及其四至界线为“……转南、东木、沈甫、叫土沙、叫太垌、百陆朝交、村劳、枯检、路周、定良油、那活……”的事实；
6、《那琶大队驮近二生产队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证明林业“三定”时，驮近二组将“古琴山、初老山”等山划定为牧场，四至界线为“东到朝交杂木岽边止。南至朝牛岽边止。西朝牛河边为界。北到摇路洲为界。”的事实；
7、驮近一组《山界林权证》，证明林业“三定”时，被告已给第三人驮近一组颁发了《山界林权证》以及驮近一组的山林的四至界线为“……转南、百驮、芒刚山、渠东田垌、和甫（半边）……”的事实；
8、驮近二组《山界林权证》，证明林业“三定”时，被告已给原告驮近二组颁发了《山界林权证》以及驮近二组的山林的四至界线为“……转南、东木、沈甫、叫土沙、叫太垌、百陆、朝交、村劳、枯检、路周、定良油、那活……”的事实；
9、《调解笔录》两份，证明被告上思县政府分别于2011年5月12日和同年5月18日对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的山林权属纠纷进行了两次调解，但调解不成功的事实；
10、《踏查笔录》、《现场踏查图》，证明被告上思县政府于2011年5月19日组织原告与第三人到争议山现场进行踏查指认有关山地名称和确认争议山范围，且双方一致认为争议山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均未经县人民政府确权，以及争议山内的速生桉是陆思成种植的事实；
11、《土地租赁合同书》，证明2006年元月1日第三人驮近一组与陆思成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驮近一组将地名为“百驮、初老、芒岗、米得、古琴、朝交”等荒山发包给陆思成经营的事实；
12、防政复决（2013）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4月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的事实。
以上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2009年6月22日踏查图，因该图系上思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的两名工作人员绘制的，而非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争议后，由调处纠纷的工作人员组织争议双方到现场踏查而绘制；且该图制作不规范，看不出图中所记载的文字、符号的含义，如“15芒刚（一队）”是什么意思？双方理解不一，存在争议。因此对该图，本院不予确认。
（二）原告驮近二组提供的：
1、实地踏查图，该图系县林业局、那琴乡政府于2006年4月4日对驮近二组与那巴村委发生的纠纷，而组织双方代表到实地指认有关山地名称及各自主张的山场范围，而非对本案争议山的踏查，该踏查图与本案无关，因此本院不予确认。
2、《现场勘查图》，证明2011年10月20日县调处纠纷的工作人员组织驮近一组与驮近二组的代表到实地确认争议山的范围和指认有关山地名称以及农户各自经营种植作物的范围的事实。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3、2013年11月4日《踏查图》，该图系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后才制作的，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4、证人潘某某证言，因没有其它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
（三）第三人驮近一组提供的：
《证明》，该证明系潘某杰、陈某某于2014年2月17日出具，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驮近二组与第三人驮近一组对“朝交山”（驮近一组称“芒刚山”）的两块山地发生争议。其中，一块争议的山地的范围为：东与二组谭志敏的速生桉相接，南以原蔗区公路为界，西以与和星村叫暴屯山林交界的山脊（一组称芒刚山脊）为界，北以从朝牛山流下驮近的河流（一组称百驮小河）为界。另一块争议山地的范围为：东以初老水沟（一组称初老小河）为界，南以原蔗区公路为界，西与二组谭志敏的速生桉相接，北以初老水沟（一组称初老小河）为界。上述争议山地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均未经县人民政府确定权属。林业“三定”时，原告和第三人分别将认为属其所有的山场填表上报县人民政府，1981年12月19日，上思县人民政府经审批同意，于1982年3月11日分别给原告和第三人颁发《山界林权证》。其中，原告的山场四至界线为：“……转南、东木、沈甫、叫土沙、叫太垌、百陆、朝交、村劳、枯检、路周、定良油、那活……”，山地总面积为8000亩。第三人的山场四至界线为：“……转南、百驮、芒刚山、渠东田垌、和甫（半边）……”，山地总面积为8000亩。此外，1984年10月24日，原告和第三人还将“从平公山至爬骨山、古琴、初老”等山场作为牧场，分别填表上报那琶大队和那琴公社，后那琶大队和那琴公社审批同意上述山场为牧场。2006年1月1日，第三人将“百驮、初老、芒岗、米得、古琴、朝交”等山场发包给那琴乡排柳村中英组陆思成经营，现争议山中的速生桉为陆思成种植。2011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请求被告依法调处。2012年7月13日，被告作出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1、争议山的山权归驮近一组集体所有；2、林业“三定”时，县政府分别给各方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内容与本次处理决定相抵触的，以本次处理决定确定的权属界线为准。原告对该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3年4月9日，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防政复决（2013）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另查明，原告驮近二组和第三人驮近一组，原同属驮近生产队，于1978年至1979年间，分为驮近二队和驮近一队，即现在的驮近二组和驮近一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认定原告的“朝交”山和牧场山不涉及现争议山，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第一，关于被告认定原告的“朝交”山不包含现争议山的问题。在本案中，被告根据原告的《山界林权证》认定原告的“朝交”山包含现争议山，但又以原告的《山界林权审批表》中的“百陆朝交”是一个地名，而不是“百陆”、“朝交”两个地名为由，否认原告的“朝交”山包含现争议山。对于这个问题，《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一条规定：“确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以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为准。”根据这一规定，《山界林权证》的效力优于《山界林权审批表》，因此，确定山林权属应以《山界林权证》为依据。据此，被告否定原告的“朝交”山不包含现争议山证据不足。第二，关于被告认定原告的牧场山不涉及现争议山的问题。被告认定原告的《划定牧场山审批表》中记载的山名及其四至界线与第三人的《划定牧场山审批表》中记载的山名及其四至界线完全相同，但只认定第三人的牧场山涉及争议山，而对原告却不说明任何理由，即认定其牧场山不涉及争议山，被告的这一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被告认定2009年6月23日驮近一、二组与厚代组发生争议，驮近一、二组的组长及群众代表到现场实地指认两组的山地名称及范围，驮近二组的组长及群众代表指认的“芒刚山”的范围正是现两组争议的范围中的一部分，缺乏证据。综上，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13日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帐号：20XXX13（受理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应良
代理审判员 黄冠婕
人民陪审员 欧铁笔
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黄慧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