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琼民终10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苏文，男，196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道言，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炳鑫，男，1947年7月26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海南省海口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璧珍，女，1956年8月16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海南省海口市，系高炳鑫妻子。
上诉人苏文因与被上诉人高炳鑫、叶璧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琼01民初17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道言及被上诉人高炳鑫、叶璧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解除苏文与高炳鑫于2015年10月8日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3.高炳鑫、叶璧珍向苏文退还房租及押金共计人民币12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高炳鑫、叶璧珍向苏文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3055元；5.高炳鑫、叶璧珍承担本案财产保全费1270元及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判决有关《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是以《铺面租赁合同》的签订为前提条件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房屋买卖合同》是高炳鑫和案外人周某于2015年10月8日签订的，而苏文与周某已于2011年8月8日离婚，涉案房屋系周某的个人财产，与苏文无关。在房屋买卖交易中，苏文的身份仅仅是周某的受委托人，与高炳鑫洽谈房屋买卖事宜。苏文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并未以周某配偶的身份出现，而是”指定代理人”。一审判决有关”周某及苏文在2015年10月8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未向高炳鑫、叶璧珍披露其两人已于2011年8月8日离婚的事实”的事实认定错误。其次，苏文与高炳鑫签订《铺面租赁合同》是在高炳鑫与周某房屋买卖交易之后，并非是《房屋买卖合同》的附属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房屋买卖合同》对苏文没有约束，本案审理的唯一依据就是《铺面租赁合同》。换言之，两份合同的订立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另外，周某并未出现在《铺面租赁合同》中，更说明两份合同无关联性。综上，一审判决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以《铺面租赁合同》的签订为前提要件，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混淆了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错误。二、根据《铺面租赁合同》的约定，高炳鑫迟迟不能交付铺面，导致苏文投资商铺作生意的目的不能实现，苏文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以本案不存在不可抗力的情形为由判决不解除合同，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只是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一种情形，本案苏文并不因此主张解除合同。根据上述法律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铺面租赁合同》第三条第3项（a）明确约定合同生效日期为2016年1月28日后两个月，而时至今日，因高炳鑫迟迟未能将涉案商铺交付苏文使用，致使《铺面租赁合同》无法生效，导致苏文投资商铺做生意的目的无法实现，苏文依法解除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房屋买卖合同》与《铺面租赁合同》都是高炳鑫、叶璧珍单方制作，出现不同理解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作出对高炳鑫不利的理解。《房屋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特别约定”商品租赁为本交易的要件之一。谓[产权权属变更登记后，双方及时签订商铺租赁合同（附件）]”。首先，如上所述，《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是周某和高炳鑫，对苏文无约束力；其次，《铺面租赁合同》并不是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附件附后；再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苏文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第十二条并没有约定签订《铺面租赁合同》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前提要件，该条只是对房屋交易后租赁事宜作了安排，具体内容以实际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为准。四、高炳鑫不履行交付商铺的合同义务，致使苏文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苏文有权解除合同和要求返还租金及押金。《铺面租赁合同》是苏文与高炳鑫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需严格履行。苏文依约支付了房租和押金，高炳鑫却未能按约定将商铺交付给苏文使用，导致《铺面租赁合同》迟迟不能生效，使得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等规定，《铺面租赁合同》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高炳鑫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租赁物交付给苏文使用，导致该合同不生效，租赁合同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又因叶璧珍系高炳鑫的妻子，也是高炳鑫指定的租金及押金收款人。因此，高炳鑫、叶碧珍应退还苏文房租及押金12万元，并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3055元（以12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5年10月8日起计算至高炳鑫、叶碧珍实际退还房租及押金止，暂计至本案起诉时）。另苏文诉前财产保全费1270元，应由高炳鑫、叶碧珍支付给苏文。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相关法律解读错误，请求二审法律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苏文的上诉请求。
高炳鑫、叶碧珍辩称：一、苏文是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才向法庭提出其已离婚的事实，意图与房屋出让人周某撇清关系，解除其在合同中的法律责任。苏文从刊登广告出售房屋开始，收受定金，多次往返申请产权权属变更；最后签收大笔房款及汇出、汇入租赁合同的租金、押金；夫妻俩又偶尔同出同进，签订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在钱财凭证上落款具名等等，上述事实及痕迹无法被抹掉。苏文杜撰其离婚的事实且变更原来的诉讼请求（解除合同），均是为了逃避责任，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二、在本案合同签订前，高炳鑫已将《房屋买卖合同》和《铺面租赁合同》合同原稿的复印件交给苏文，苏文也带回去详细阅读并要求略改其中部分文意。苏文带回去的《房屋买卖合同》原稿复印件中就有第十二条”商铺租赁为本交易的要件之一。谓：[权属变更登记后，双方即时签认商铺租赁合同（附件）]”。2015年10月8日，苏文夫妇和高炳鑫夫妇一起到海甸岛五西路中国银行大厅完成了买卖合同签约和房款、租赁合同租金、押金的交付汇入。如果本案房产归周某个人所有，那么周某在现场的情况下，不可能同意由苏文签收认领12万元以及85.15万元的购房款项；如果苏文和周某真的已经离异，应该分别领取款项。再者，从交易凭证上看，高炳鑫、叶璧珍向苏文汇入12万元购房款与苏文将商铺租金9万元及押金3万元汇入叶璧珍指定的账户，两个汇款时间仅相隔2分11秒，足以说明两份合同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三、涉案房产至今仍未办理交接，苏文对此全部知晓。本案房屋为政府征收改造之房屋，高炳鑫已经付清大部分房款，因政府建设顿阻而不能按双方约定的时间（2016年1月28日）交付房屋，情非得已。苏文完全明白本案的交房程序由政府主导完成，同时也承诺了房产的交接时由苏文转交高炳鑫。然而，苏文竟然转嫁责任以高炳鑫无法移交房屋为由提起诉讼，于理不符。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无法确定政府交房日期，这也是双方签约之初的确切认知。《铺面租赁合同》是份文字、文意确凿的有效合同，房租租金的运转从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9月28日，是份期约已到期的附生效期限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按合同履行对苏文极不公平也不合商道；高炳鑫也认为不符情理，因此也按政府的交房日为合同生效日，兼顾情、理、法。因此，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一审法院查明：苏文与案外人周某原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离婚。高炳鑫和叶璧珍为夫妻关系。高炳鑫通过南国都市报上的一则铺面出售广告认识了苏文，并了解到周某是美兰区上贤（沙亮）片区的改造征收户。双方经协商，周某同意将其自选的座落于上贤（沙亮）改造片区内的补偿安置性的商业用房盛贤景都2号商业区第一层2-101号铺面转让给高炳鑫，初步约定转让价款为203万元。2015年8月13日，在经周某向拆迁指挥部申请同意后，高炳鑫（乙方）与海口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美兰住建局）（甲方）签订一份《上贤（沙亮）片区棚改项目商业用房回购协议》（以下简称《回购协议》）。《回购协议》约定：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回购商业用房坐落于上贤（沙亮）改造片区内盛贤景都2号商业第一层2-101号铺面，建筑面积为61.54平方米；乙方应支付回购商业用房合计总金额为878500元；乙方应于2015年8月31日前将该铺面总价款的60%即527100元转存入甲方指定的账户；乙方自甲方交付该铺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该铺面剩余价款351400元转存入甲方指定的账户；甲方于2016年1月28日前交付铺面。高炳鑫并于2015年10月8日在海口市××区）改造指挥部的《商业用房房号确认单》上作为选房人签名。2015年11月30日，高炳鑫向美兰住建局账户转入527100元。2015年10月8日，高炳鑫（乙方）与周某（甲方）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首部约定如下：”房产出让人周某[美兰区上贤（沙亮）片区改造征收户]意图资金的引进及产权买受人理财的多样性相互照应各取其所。出让人同意将自选的商业用房盛贤景都2号商业区第一层2-101号商业用房，经申请报备主管单位同意后，将房产以移转/变更户名的方式直接让渡于房产买受人。......赋税、契税、税款的缴纳和交易要旨商铺租赁约契的订定，出让人均不应转绎为无谓纠葛义务”。《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交易总价为2000000元整；第六条第1款约定签订合同当日高炳鑫支付交易订金50000元整；第六条第4款约定高炳鑫保留交易尾款100000元。俟税契（土地证、房屋证等）厘清无误后结清乙方扣除相关税付费用后的余款全数交还周某。第九条产权移交约定：本合同签字盖章后即视为被告高炳鑫与周某双方已完全确认该房屋现状（建筑中），铺面交付按商业房回购协议指定为2016年1月28日。第十二第特别约定（一）租赁：”商铺租赁为本交易的要件之一。谓：[产权权属变更登记后，双方即时签认商铺租赁合同（附件）。]”。苏文于《房屋买卖合同》尾部作为周某的指定代理人及配偶签名并按手印。高炳鑫向苏文账户于2015年9月11日转入购房定金50000元，2015年10月8日两次转入房款120000元和851500元。以上三笔款项苏文均在高炳鑫出具的收据上签字确认。2015年10月8日，苏文与高炳鑫签订一份《铺面租赁合同》，约定高炳鑫作为涉诉商铺的产权所有人将商铺出租给苏文，租期为10年。租赁期限为2015年X月X日起至2025年X月X日。《铺面租赁合同》第三条特别约定之第3款（a）项约定如下：双方协议同意租赁合同的生效期限从美兰住建局/建设单位商铺交付日（按合同约定为2016年1月28日为开端后两个月（承租人装修）起算）。同日，苏文向高炳鑫指定的收款人叶璧珍的账户分两次转入租金90000元和抵押金30000元。周某及苏文在2015年10月8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未向高炳鑫和叶璧珍披露其两人已于2011年8月8日离婚的事实。庭审期间经询问，苏文提起本案诉请的前提基础为解除《铺面租赁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一、高炳鑫和叶璧珍为台湾地区居民，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本案的合同签订地、两被告居住地均在海南省海口市，当事人没有就解决本案的争议约定管辖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由于本案当事人未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本案应适用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作为处理当事人争议的准据法。
苏文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以周某的配偶及指定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却未向高炳鑫和叶璧珍披露其于当时与周某已不是夫妻关系的事实，高炳鑫有理由相信苏文为《房屋买卖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根据双方签订《铺面租赁合同》的背景过程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是以《铺面租赁合同》的签订为前提要件的。综上，本案中苏文应受《铺面租赁合同》系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前提要件这一约定的约束，本案应综合《房屋买卖合同》、《铺面租赁合同》以及双方签订合约的背景及过程进行判断。根据《铺面租赁合同》第三条特别约定之第3款（a）项对合同生效期限的约定内容来判断，《铺面租赁合同》应为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虽然双方对《铺面租赁合同》生效期限约定为2016年1月28日，但该约定是依据《房屋买卖合同》第九条以及《回购协议》均约定2016年1月28日为交房日期为而作出的。再结合《铺面租赁合同》中载明的”租赁期限为2015年X月X日起至2025年X月X日”这一表述，可见苏文与高炳鑫在签订《铺面租赁合同》时均无法确定某一具体日期为合同生效日期。如果仅是机械的将合同生效日期认定为2016年1月28日后两个月，将违背公平原则及不利于合同的履行和商业交易的稳定，也不利于对合同当事人的平等保护。故本案《铺面租赁合同》应以涉案标的物的实际交付日后两个月为合同生效日。《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苏文与高炳鑫所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禁止性规定，为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的合同，依法应受法律保护。现苏文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理由提起本案诉请的前提是解除《铺面租赁合同》，故本案是否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应是首决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四）的规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原因是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但本案并不存在因不可抗力致使涉案标的物永久灭失或无法交付的情形。由于《铺面租赁合同》是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前提要件，且《房屋买卖合同》中亦约定房屋交付日期为2016年1月28日，苏文在未能将涉案房屋如期向高炳鑫交付的情况下，苏文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提起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八条、四十六条、九十四规定，判决驳回苏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61.10元，由苏文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高炳鑫、叶璧珍针对苏文的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五份证据。证据一和证据二分别为《房屋买卖合同》和《铺面租赁合同》未签字的合同样本，用于证明上述合同签订前，高炳鑫、叶璧珍已将合同交给苏文详细阅读，苏文知晓合同条款。证据三为高炳鑫、叶璧珍向苏文的转款12万元和85.15万元的凭证，证据四为苏文向叶璧珍转款9万租金和3万押金的凭证，两次转款时间间隔2分11秒，两份证据用于证明两份合同紧密关联。证据五为在国安局备案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其中第三条约定”双方同意由政府交房时，由甲方（周某）将上述房地产正式交付乙方（高炳鑫）。房屋移交给乙方时，其该建筑物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给乙方。”苏文在该契约上签字，知晓合同内容。用于证明苏文知晓该房屋由政府交房。
苏文质证意见为：认可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但上述两份证据为空白合同样本，而本案已经提交了双方签字的合同样本，故这两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证明《铺面租赁合同》是以《房屋买卖合同》为前提的事实，也不能证明高炳鑫在正式合同签订之前已经将合同样本交给苏文阅读。认可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苏文仅为代理人，代收房屋款项，无法证明两份合同之间的关系。认可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这份合同是在国安局备案的正式文本，合同上也明确了苏文的身份并非周某的配偶，而仅是周某的代理人。至于《房屋买卖合同》第一页写了苏文是周某的配偶的字样，仅是因为合同文本是高炳鑫提供，不能作为认定合同签订时苏文未向高炳鑫夫妇告知其离婚情况的依据。
本院认证意见为：证据一和证据二仅为空白合同样本，并无当事人签字，也无法直接证明高炳鑫在合同签订前已经将样本交付苏文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苏文均予认可，本院予以采信，证明高炳鑫、叶璧珍与苏文共同办理款项付汇事项，但有关双方款项付汇的事实，一审法院业已查明。证据五系国安局备案文书，本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高炳鑫、叶璧珍为台湾地区居民，本案系涉台案件，参照涉外案件审理。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高炳鑫与苏文签订《铺面租赁合同》时未选择适用的法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审理适用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律规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炳鑫、叶璧珍应否向苏文返还定金、押金及支付相应的利息。
一、有关合同的效力问题。高炳鑫与苏文签订的涉案《铺面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该合同有成立及生效要件，合同第三条”特别约定”的第3款（b）项约定，签约当时承租人将双方协定半年房屋和押金汇至收款人指定账户，合同才得以确立。苏文已依该条约定汇款，合同已经成立。合同第三条”特别约定”第三款（a）项载明：”双方协议同意租赁合同的生效期限从美兰区住建局/建设单位商铺交付日[按合同约定为2016年1月28日为开端后两个月（承租人装修）起算]。”，该条款为合同生效要件。该条款是附合同生效条件的条款还是附合同生效期限的条款，双方存在争议。苏文主张本案合同系高炳鑫草拟，是格式合同，对合同中的争议条款应适用有关格式合同条款的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双方具有平等的缔约能力，高炳鑫是私人购房，其提供的合同条款并非重复适用之条款，条款内容系双方协商而最终确定，故涉案合同并非格式合同，也不存在格式条款。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遵循合同约定的本意。该条款载明条款目的是约定”合同的生效期限”，因此从双方本意上看，该条款为附合同生效期限的条款。双方明确约定将合同生效期限从美兰住建局（建设单位）商铺交付日为开端后两个月起算，双方之所以将商铺交付日限定为2016年1月28日，是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美兰住建局在《回购协议》中约定的商铺交付时间亦为2016年1月28日。现美兰住建局未在约定的2016年1月28日交付商铺，各方对于合同生效时间的起算点产生争议。因本案双方约定的是在建商铺的租赁，而租赁合同的履行有待于房屋的交付和装修，房屋尚在建设，如依合同约定的”2016年1月28日为开端后两个月起算”认定合同已经发生效力，不符合本案实际，且不具备合同履行的基本条件。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生效时间以美兰住建局实际交付日为开端后两个月起算符合本案实际，该认定准确。因涉案商铺尚未交付，《铺面租赁合同》系已经成立但仍未生效之合同。
二、有关合同解除的问题。依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合同解除之诉的前提是合同依法成立，而不在于合同是否生效，本案合同未生效并不影响苏文提出合同解除之诉。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和《铺面租赁合同》中的合同标的均属同一商铺，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是以《铺面租赁合同》的签订为前提要件，且根据合同的约定，高炳鑫在依《房屋买卖合同》取得涉案商铺后，即将商铺交由苏文装修和承租。从上述事实可知，《房屋买卖合同》与《铺面租赁合同》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故本案审理不能完全脱离《房屋买卖合同》。
高炳鑫取得涉案商铺取决于两个合同，一是其与周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二是其与美兰住建局签订的《回购协议》。《房屋买卖合同》与《回购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价款并不一致，其中《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款为200万元，《回购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价款为878500元，高炳鑫除了依据《回购协议》向美兰住建局支付款项以外，还要依《房屋买卖合同》向周某支付两个合同之间的商铺差价。因此，两份合同均需独立履行。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周某具有向高炳鑫交付商铺的义务，但基于《回购协议》和海口市美兰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将选房人确定为高炳鑫的事实，可以明确涉案房屋将由美兰住建局直接向高炳鑫交付。本案周某和美兰住建局虽无合同约定，但从履行情况上看，各方均清楚周某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商铺交付义务由美兰住建局替代交付完成。只有美兰住建局完成了商铺交付，周某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交付义务才得以履行或免除；反之，在美兰住建局未完成商铺交付之前，周某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交付义务同样也未完成。苏文是周某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指定代理人，且标注为”配偶”身份，其知晓整个事情的来由，也负有代理周某交付商铺的义务。在本案起诉时，周某尚未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完成其向高炳鑫交付商铺的合同义务，苏文也尚未完成其代理交付商铺的义务，在此种情况下，苏文在《铺面租赁合同》中主张高炳鑫迟延交付商铺构成违约缺乏依据。在本案中，不论是《房屋买卖合同》还是《铺面租赁合同》，各方将《回购协议》中约定的美兰住建局交付房屋的时间（2016年1月28日）作为房屋交付的时间，系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本案系因美兰住建局迟延交付房屋产生争议，高炳鑫个人并无过错，不存在违约。综上，苏文本案诉请解除《铺面租赁合同》理由不当，不符合《合同法》有关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商铺仍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完成后仍可交付，合同仍具备履行的可能，苏文有关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张亦缺乏充分依据，亦不应得到支持。
三、有关高炳鑫、叶璧珍应否向苏文返还定金、押金及支付相应利息的问题。苏文主张高炳鑫、叶璧珍返还定金、押金及支付相应利息的前提是解除本案合同，但因本案合同并无解除的约定和法定事由，其主张返还款项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61.1元，由上诉人苏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 达
审 判 员 祁永杰
审 判 员 秦 晴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刘潇潇
书 记 员 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