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马刑初字第00024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方东屏，男，1955年4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汉族，原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曾任合肥市供销社主任、合肥市民政局局长，住合肥市。因涉嫌受贿罪，于2014年11月11日被肥西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当日由肥西县公安局执行拘留；同年11月26日经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肥西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当涂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军，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姚文根，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以马检刑诉(2015)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方东屏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案，于2015年8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2015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23日召开庭前会议，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宗虎、代理检察员徐婷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方东屏及其辩护人杨军、姚文根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马鞍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罪
（一）2005年至2007年，被告人方东屏利用其担任合肥市供销社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安徽省希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三帝摩尔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胡某的请托，为其在取得合肥市乐水路A地块（八百户项目）土地使用权及租赁合肥市供销社恒丰大厦1-3层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胡某所送财物合计人民币47.48万元。
1、2005年12月，胡某出资24.48万元购买一辆银灰色丰田锐志轿车，以其朋友单晓冬的名义入户。2006年春节，胡某将该车送给方东屏使用。2010年，方东屏将该车交给其特定关系人刘某甲（另案处理）使用至案发。
2、2006年下半年，应方东屏的要求，胡某送给刘某甲20万元，用于刘某甲购置房屋。
3、2007年8月，应方东屏的要求，胡某送给刘某甲3万元，用于支付房屋装修费用。
（二）2006年下半年至2010年，被告人方东屏伙同其弟方某甲（另案处理）利用方某甲担任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职务便利，接受池州亚坤混凝土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许某的请托，为其在购买池州市池阳路综合楼、办理房产产权证、房屋拆迁安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3年10月，方东屏伙同方某甲共同收受许某所送的府儒学东侧商业综合楼65%产权，价值人民币2288.6435万元。
（三）2012年6月至2013年，被告人方东屏伙同方某甲利用方某甲担任安徽省商务厅厅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安徽世诚棉麻有限公司董事长夏某的请托，为其在申报注册安徽蓝海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典当公司”）一事上提供帮助。2013年3月，方东屏伙同方某甲收受夏某所送的安徽蓝海典当有限公司20%的股权，价值1000万元。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007至2011年，被告人方东屏利用其弟方某甲担任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许某的请托，为其在购买池州市池阳路综合楼、办理房产产权证、房屋拆迁安置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许某的财物合计人民币43.18万余元。
1、2010年上半年，许某出资27.88万元购买一辆东风日产天籁轿车，入户在合肥鼎旺商贸公司名下，送给方东屏使用至案发。
2、2010年，许某安排汪某乙给方东屏位于合肥市清溪路绿缘居春晖园4栋904室的住宅进行装修，并支付王本洪装修费5.3万余元。
3、2011年，应方东屏的要求，许某汇给刘某甲10万元。
公诉机关就起诉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方东屏单独受贿及伙同方东屏共同受贿合计人民币3336.123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利用影响力受贿43.18万元，数额巨大。方东屏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方东屏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未提出异议，当庭认罪悔罪，请求对其从宽处理。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公诉机关指控方东屏构成受贿罪的事实，即方东屏单独及其伙同方某甲收受他人房产产权、公司股权、现金等财物共计3336.1235万元的事实，应定性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方东屏在本案中并没有利用自己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而是通过利用方某甲的职权及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取贿赂，其行为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2、假若公诉机关指控方东屏受贿的事实定性为受贿罪，方东屏在与方某甲的共同犯罪中，其作用较小，地位较轻，属于从犯，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
3、方东屏在胡某取得合肥市乐水路A地块（八百户项目）土地使用权及租赁恒丰大厦1-3层等事项中，仅是履行工作程序，并没有利用职权为胡某谋取利益。胡某送方东屏财物目的是认识方某甲以谋求方某甲对其个人、企业的帮助。方东屏在该事项中收受胡某财物应属于违纪，不应认定为受贿犯罪。
4、公诉机关指控方东屏伙同方某甲收受许某所送的池州市府儒学东侧商业综合楼产权的受贿时间、受贿数额认定错误。受贿时间应是2007年5月；受贿数额应是该房产购买价1330万乘以30%，即399万元。因为2007年5月，许某在购买涉案房产时已与方东屏、方某甲商定了产权属于三人共有，方东屏和方某甲占有不低于60%的份额。
5、许某送给刘某甲池州市府儒学东侧商业综合楼5%的产权，系许某个人行为，与方东屏无关。该部分产权价值不应计入方东屏受贿数额。
6、公诉机关指控方东屏伙同方某甲共同收受夏某所送的安徽蓝海典当有限公司20%的股权价值1000万元不恰当。方东屏并未实际取得该股权，其不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犯罪形态亦属于犯罪未遂。
7、许某送给刘某甲的10万元系许某支付给刘某甲的劳动报酬，不应计入方东屏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数额。
经法庭审理查明：
一、受贿事实
2005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方东屏利用其担任安徽省合肥市供销合作联社主任的职务便利及伙同其弟方某甲利用方某甲担任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安徽省商务厅厅长的职务便利，为胡某、许某、夏某等人在土地使用权取得、商业房产购买、房屋产权证办理、特许行业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直接收受或通过他人收受及伙同方某甲共同收受胡某、许某、夏某给予的小轿车、房产产权、设立公司出资款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36.123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方东屏利用职务便利为胡某谋取利益，收受胡某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7.48万元的事实。
被告人方东屏与胡某于2005年结识。2005年下半年至2006年，胡某为了安徽省希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竞得合肥市乐水路A地块（八百户改造项目）土地使用权及三帝摩尔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肥市供销社恒丰大厦1-3层，请求时任合肥市供销合作联社主任的方东屏予以支持。后方东屏通过协调和安排帮助胡某顺利取得了上述土地使用权和上述房产的租赁事宜。
为感谢方东屏的支持与帮助，胡某先后三次给予方东屏及特定关系人刘某甲现金、小轿车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47.48万元。其中，2006年春节，胡某将其以24.48万元的价格购买的一辆车牌号为皖A×××××丰田锐志牌轿车送给方东屏使用（2010年，方东屏将该车交给刘某甲使用直至案发）；2006年下半年，胡某送给刘某甲20万元用于购置房产；2007年8月，胡某送给刘某甲3万元，用于支付房屋装修费用。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认定被告人方东屏利用职务便利为胡某提供帮助谋利的证据
（1）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2005年5月，其看中了合肥市瑶海区一块土地（即合肥市乐水路A地块），该地块大部分属于合肥市供销社的。如果供销社不同意出让，该地块就无法进入土地储备中心进行交易出让。方东屏当时是合肥市供销社主任，其多次找方东屏沟通并请方帮忙，后来方东屏同意出让该块土地。2006年7月，方东屏在一次饭桌上提到他们供销社名下的恒丰大厦1-3楼招商的事情，后在方东屏的帮助下，其承租了供销社的恒丰大厦1-3楼并进行改造，转租给家乐福使用，挣得了租金差价。供销社租给其公司是410万元每年，其公司转租给家乐福是480万至500万元每年。
（2）证人李某甲（时任合肥市供销社副主任）的证言证明：2005年年底左右，经供销社研究同意将乐水路原物资回收公司第二仓库，即八百户的的地块交给合肥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进行招标挂牌。该地块大概有40多亩土地，后来是胡某拿到了这块地，方东屏当时任一把手，这件事最终是他拍板决定的。供销社把恒丰大厦出租给胡某，胡某再转租给家乐福，胡某从中挣得了差价。
（3）证人杨某甲（合肥市供销社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2000年以后，合肥市供销社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即成立了恒丰房产公司（公司实际负责人是方东，由公司出售供销社多余的土地，安置下岗职工。大约在2006年，供销社将恒丰大厦一至三层出租给胡某，胡某引进了家乐福，具体是怎么谈的有相关的会议记录，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方东屏。其不清楚年租金为什么从450万降到420万。
（4）证人黄某（合肥市供销社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2006年11月，供销社主要领导方东屏安排其负责协助三帝摩尔对家乐福招商引资工作。胡某付给恒丰房产租金420万元每年，家乐福付给胡某转租租金490万元每年。
（5）合肥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的《证明》证明合肥市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7日，为合肥市供销社直属单位；合肥市物资回收公司组建于1958年4月1日，1962年5月起归合肥市供销社。
（6）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八百户项目（乐水路A地块）的《关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关于确定土地供应价格的批复》、《土地估价报告》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相关书证证明：2006年6月5日,出让给安徽省希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胡某）乐水路A地块面积为24989.63平方米，出让价格为2624.8万元。
（7）合肥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安徽省三帝摩尔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商业物业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合肥市供销合作社关于恒丰大厦与三帝摩尔合作引进家乐福的会议记录等相关书证证明：2006年3月6日，合肥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新亚汽车站东侧地块上的建筑物1-3层（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出租给三帝摩尔公司。2006年11月27日，方东屏等人参加会议，由三帝摩尔公司引进家乐福，合肥市供销社租给三帝摩尔公司420万元每年。合肥悦家商业有限公司（家乐福）每年支付三帝摩尔公司租金490万元。
（8）被告人方东屏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和胡某是2005年经他人介绍认识的。2005年下半年，胡某有意拿下合肥供销社物回公司一地块（属于八百户改造项目）进行房地产开发。该地块有一部分属于供销社，如果要对外招拍挂出让需要得到供销社的同意。胡某通过别人找到其希望其给予支持和帮助，在交往中得知胡某系家乐福驻安徽总代理，供销社一直想引进家乐福进驻恒丰大厦，作为引进家乐福的条件，其同意并支持胡某竞标并安排供销社分管领导进行协调，后胡某通过招拍挂顺利拿到这块地。2006年春节前后，市供销社下属企业恒丰大厦与胡某、家乐福三方签订租赁合同，胡某虽有一部分投资，但他通过从供销社租得这个商场再转租给家乐福，也获得了回报。
2、认定被告人方东屏收受胡某财物共计47.48万元的证据
（1）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2005年11月，其在找方东屏帮忙关照土地出让的过程中，方东屏向其提出借辆车子用用，后其花了24.48万元购买了一辆丰田车交给了方东屏。车牌号为皖A×××××，这辆车一直由方东屏使用，前两年车辆的保养、保险费都是由其支付的。2007年后，方东屏将车交给刘某甲使用了。2006年下半年，刘某甲在合肥买房，方东屏让其给了刘某甲20万元现金，2007年上半年，方东屏让其给刘某甲3万元装修费。
（2）证人刘某甲的证言证明：因购买和装修合肥庐阳佳苑的房子，其和方东屏一起先后两次收受了胡某给予的现金23万元。
（3）侦查机关收集的丰田轿车的车辆查询信息及车辆购置完税等书证证明：许某送给方东屏的登记在单晓冬名下的丰田轿车车辆信息，该车购置价为24.48万元。
（4）合肥市房地产产权管理处提供的房屋所有权登记、转让审核表证明：2006年9月18日，刘某甲以359089.75元购买了颐和花园庐阳佳苑的住房一套。
（5）被告人方东屏的供述证明：2006春节前后，胡某以借的名义送一辆丰田锐志汽车供其使用。2006至2007年，其伙同刘某甲先后收受胡某给予的现金共23万元。
（二）被告人方东屏伙同方某甲利用方某甲的职务便利为许某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许某给予的房产60%产权（价值人民币2212.54万元）及另收受许某给予的房产5产权（价值人民币176.0495万元）送予特定关系人刘某甲的事实。
2007年，方某甲时任池州市人民政府市长。方东屏与方东屏经商量后，让许某至池州市购买位于该市长江路与池阳路交叉口的池阳路综合楼以用于经营。2008年1月，许某以安徽亚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从池州丽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池阳路综合楼（房产面积2754.21平方米），同年4月取得了该房产房地产权证。2010年，池阳路综合楼拆迁，许某根据拆迁安置协议取得了池州市贵池区原职业学院内府儒学东侧商业综合楼116、203号商业用房及301、403号办公用房（以下简称“府儒学东侧综合楼”，面积为3154.21平方米）。在许某购买池阳路综合楼、办理房地产权证及房屋拆迁安置等事项上，方东屏、方某甲接受许某的请托，利用方某甲的职务便利，协调池州市财政局、池州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为许某垫付购房资金、协调办理房产证及在拆迁补偿上协调增加补偿面积等方面提供帮助。
为感谢方某甲、方东屏的支持与帮助，许某经与方东屏、方某甲商量，将府儒学东侧综合楼60%的产权送予二人（方某甲与方东屏各占30%产权）；另许某送给刘某甲儒学东侧综合楼5%的产权，方东屏对此未表示异议。2013年4月，三人注册成立安徽九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公司”），并于同年10月16日将上述房产过户至九泰公司名下。经鉴定，上述府儒学东侧综合楼60%的产权价值人民币2112.594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认定方东屏伙同方某甲利用方某甲职务便利为许某谋取利益的证据
（1）证人许某的证言证明：其是2009年左右通过方东屏第一次跟方某甲见面的，当时方某甲是池州市市长。其和方某甲见面后直接接触一直不多，后在池州的业务需要帮忙、照顾时，都是通过方东屏出门找方某甲解决。主要是：一是通过方东屏找到方某甲协调用政府资金垫付购楼款，帮助其用较少的资金购得池阳路综合楼；二是其办理房产证资料不全，通过方东屏找到方某甲协调办理了房产证；三是在池阳路综合楼拆迁安置上，其打电话给方东屏说拆迁赔偿遇到困难，希望能多增加一些安置面积，方东屏联系方某甲打了招呼，使安置面积比政策规定的多安置了400多平方米；四是在取得亚坤混凝土公司土地时，也是通过方东屏请方某甲做了协调工作。
（2）证人方某甲的证言证明：其到池州工作后，了解到池州池阳路综合楼房产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后与方东屏商量后，由许某出面运作。方东屏负责联系许某，其主要负责营造环境和解决购房时遇到的困难，有需要碰头解决的事情由方东屏召集。一是在2006年，其和方东屏将池阳路综合楼房产的信息提供给许某，安排他进入池州购买池阳路综合楼，在购楼过程中，许某与徽商银行、财政局的关系是其协调的；二是在其帮助下，许某在购买款未付清的情况下从房产局办理了房产证；三是许某为创办混凝土搅拌站竞拍土地时，因报价未达到土地底价而流拍，其知道情况后让池州市政府秘书长臧佑初按原拍卖底价去协调，后来许某取得了该块土地使用权；四是在池阳路综合楼拆迁安置上，许某开始不满意，后来其跟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胡怀德说了这个情况，让胡怀德帮忙协调一下。
（3）证人张某甲的证言证明：通过方东屏、方某甲的运作，其和许某二人通过少量的资金将池阳路综合楼买了下来，再用这栋楼到银行抵押贷款，并将贷款用在实业上。因办理房产证的手续不齐全，许某通过方东屏找到方某甲帮忙，顺利办理了房产证。2010年，池阳路综合楼拆迁，因安置地点较差，政府只答应多补偿200平方米，后来许某找方东屏、方某甲帮忙，让政府多补偿了400多平方米。2007年，祖祖坤通过方东屏、方某甲的关系，在池州市站前区找了一块土地，但在该地块招拍挂过程中，其和许某报价过低，造成土地流拍，许某找到方东屏、方某甲，得到方某甲的关照，没有再通过招拍挂就顺利拿到了地。
（4）证人汪某甲（时任池州市财政局局长）的证言证明：2006年2月方某甲任池州市长后，其将徽商银行打算在池州建立分行的事情向方某甲作了汇报，后方某甲指示其可找一家企业将池阳路综合楼购买下来再租给徽商银行。方某甲推荐合肥亚坤建设集团来购买综合楼，方某甲提出先外后内、市场运作、政府兜底的原则，意思是尽量让许某购买，鉴于许某的资金问题可以让许分期付款。方某甲说的分期付款指的让政府采取变通方法许某帮其垫付部分分期付款买下综合楼，而非真正市场行为中许某对丽苑公司的分期付款。许某买了池阳路综合楼以后，因为手续不全房产局不给办手续，方某甲让其帮许某去协调这个事情。随后其安排杨某乙具体协助许某办理房产证。其找到时任房产局局长方能斌，跟他说了办证的事，说方某甲市长指示尽快将该楼产权办好，让徽商银行落户，方能斌答应了。
（5）证人杨某乙（时任池州市财政局副局长）的证言证明：2006年，根据财政局局长汪某甲安排，其协助局长参与了池州引进徽商银行的工作。后方某甲提出了“先外后内，市场运作，政府兜底”的意见，让其和汪某甲等人协调许某购买池阳路综合楼事宜：许某支付少量资金，剩余资金由池州市城投公司垫资，垫资部分许某再分期付款。许某买下综合楼后的2007年下半年，汪某甲安排其协助许某办理房产证，其在许某手续不全的情况下，通过与城投公司及房产局领导的协调顺利办下了房产证。
（6）证人李某乙出具的的情况说明证明：2008年4月，亚坤集团申请办理房产证，缺少购房发票、申请表未盖开发公司公章、交易费、登记费未交等，按规定应补齐材料方予办理，时任交易所所长方学松交代其受理，给予初核通过。后亚坤集团于2012年12月补齐了材料。
（7）池州丽苑房地产公司与池州城市经营投资公司680万元借款合同、池州城市经营投资公司关于垫付池阳路综合楼购房款的请示、池州市财政局的关于垫付池阳路综合楼购房款的情况说明、项目合作协议书等书证，证明：2006年7月20日，为支持徽商银行在池州市设立分行，池州城市经营投资公司向池州丽苑房地产公司提供680万元借款，池州市银通担保公司提供连带担保，担保金120万元，方某甲签字。2007年5月23日，池州城市经营投资公司将池州市银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归还的120万元借款，支付给池州丽苑房地产公司，用于垫付综合楼购买款。池州丽苑房地产公司向池州城市经营投资公司借款680万元和其欠国土局土地出让金276万元、其欠财政局契税56万元的债务一并转到亚坤建设集团。2009年7、8月份，亚坤建设集团归还财政局全部借款。2014年4月，以九泰公司的名义还池州城市经营投资公司利息83.7万元。
（8）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城市经营投资有限公司组建方案》的通知证明:城投公司的资金一是市级政府性有效资产，二是市财政从政府土地收益中注入1000万元货币资金。
（9）侦查机关收集的《池州府儒学地块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拆迁安置协议》等书证证明：安徽亚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拆迁安置，池阳路综合楼房屋补偿安置面积比被拆迁面积大400平米。
（10）契税完税证明、房地产产权登记申请审批表、房地产产权证等书证：池阳路综合楼于2010年9月开具契税完税证明，但已于2008年4月发放房地产产权证。
（11）被告人方东屏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06下半年一天，方某甲跟其说池州市长江里商业街有一处房产不错可以经营，其向方某甲推荐了许某。其和方某甲经商量后，由许某出面购买，许某实地调查后对房子很满意，但价格不低。其后其带许某与方某甲见面，方某甲了解了相关情况后，跟许某说自己会跟财政局打招呼，让许某直接跟财政局联系，由财政局帮助协调相关购房的事情。房子买下来后，需要办房产证，许某多次找到其，要其找方某甲协调办理房产证的事情。后其与方某甲联系，由方某甲出面找有关单位协调解决并帮许某顺利办下了房产证。在购买池州房产的同时，许某也在运作混凝土项目的相关事情，2007年的时候，许某向其提出想在池州新站区那边选块地，用于做混凝土生意，希望其跟方某甲说说，让方某甲帮忙用较低的价格拿到地。后其就把许某的意思跟方某甲说了，方某甲同意帮助许某运作的。后来许某在新站区那边买到了地。2010年下半年，许某向其表示对长江路商业街拆迁安置不满意，希望其跟方某甲说说让方某甲出面协调并尽可能增加拆迁补偿面积。其找方某甲商谈了此事，后来许某说方某甲出面协调后增加补偿面积。
2、认定被告人方东屏伙同方某甲收受许某房产60%产权及单独收受5%产权给予刘某甲事实的证据
（1）证人许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春节后，方东屏与其见面提出成立一个新公司，把府儒学东侧综合楼从亚坤集团转到新公司以防范风险。方东屏与其商谈中明确提出房子产权比例为3:3:4,其给方东屏、方某甲各30%的产权，自己占40%产权。在第二次见面时，方东屏提出让其从40%的产权里拿5%给刘某甲，其表示同意。2013年3月，其根据方东屏的要求开始运作注册公司事宜，同年4月，安徽九泰投资管理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其占35%、孙某占30%、王某乙30%、刘某甲5%。2013年10月，其将府儒学综合楼产权从亚坤建设过户到安徽九泰投资管理公司名下。
（2）证人方某甲的证言证明：2012年，其与方东屏、许某见面谈池州府儒学东侧房产的运作问题，方东屏提出成立一个公司，用新公司运作这个房产，新公司的股权按4:3:3来划分，许某表示同意。三人商量好后，为了加快公司注册进度，其向方东屏推荐了叶某协助许某办理公司注册事宜。公司成立后，许某占35%，其和方东屏找代理人各占30%，刘某甲占5%（后听许某说方某甲要求他转给的刘某甲的）。之后许某就把府儒学综合楼的产权从亚坤集团名下转到新成立的九泰公司名下。
（3）证人陆某（时任池州市房地产估价所所长）的证言证明：2013年5月，许某委托陆某所在的估价所对池阳路内儒学东侧商业综合楼进行估价，目的是要把这片房产过户到九泰公司名下，为了少缴税款，希望工作人员把房屋价格尽量估低点，最后做出来的评估价格是1500多万元。
（4）证人张某甲的证言证明：通过方东屏、方某甲的运作，其和许某二人通过少量的资金将池阳路综合楼买了下来，再用这栋楼到银行抵押贷款，并将贷款用在实业上。许某说，作为回报，拿到这栋楼后要把大部分产权送给方东屏、方某甲。因此，其和许某人各出资100万元购买该楼，其占20%，许某占80%，因为该部分股份中大部分要送给方东屏、方某甲。2014年，办案机关调查方东屏、方某甲时，许某让其帮二方掩盖该房产产权，将二方持有的安徽省九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65%的股份过户到其名下。
（5）证人王某甲（方东屏的妻子）的证言证明：2013年3、4月，方东屏让其筹集30万元，投入许某开的投资公司，一年有20%的利息，二人商议，由王某甲弟媳的妹妹孙某出面投资这30万元。2014年3、4月份，方东屏说投资没有成功，又将这30万元转回了孙某的账户。
（6）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5月，王某甲在中国银行给了孙某30万元，并让孙某汇给安徽九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九泰公司注册资料及股东决议上面“孙某”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的，也没见过股东会决议，之前其身份证被王某甲借用了，应该是王某甲、方东屏以自己的名义去投资的九泰公司。2014年3、4月份，王某甲安排刘某甲给其建行卡汇了30万元，说是暂时由孙某保管。
（7）证人张某乙（安徽亚坤建设集团财务出纳）的证言证明：2014年3月，在亚坤集团办公室，张某甲给了其一张经张签批同意的借条和一张写有孙某、王某乙银行的便条，后其根据张某甲的要求分别向孙某、王某乙的账户各转入30万元。
（8）证人魏某（安徽亚坤建设集团财务文员）的证言证明：2014年3月的一天，在公司领导张某甲的安排下，其陪同许某将九泰公司65%的股份转让到张某甲名下。其根据许某的要求草拟了一份虚假的股东会决议，拟定了王某乙、孙某和刘某甲每人将各自股份转让给张某甲的股份转让协议，三人的签字都是其找人代签的。
（9）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方某甲、方东屏安排其帮助二人注册九泰公司，王某乙当股东，股本金是方某甲出的，王某乙是代方某甲持股。2014年九泰公司变更股权是方某甲、方东屏安排他人经办的，目的是应对组织调查。
（10）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明：根据方某甲的安排，其在九泰公司为方某甲代持公司股份。
（11）池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出具的亚坤集团关于府儒学房产3154.21平方米的登记材料、拆迁安置协议、契税完税证明等书证证明：2013年2月27日，亚坤建设集团领取了府儒学东侧综合楼房产证。
（12）九泰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表、验资报告、九泰公司营业执照等书证证明：九泰公司于2013年4月1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许某。许某出资额35万元，持股比例35%；王某乙出资额30万元，持股比例30%；孙某出资额30万元，持股比例30%；刘某甲出资额5万元，持股比例5%。
（13）九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营业执照等证明：2014年3月27日，九泰公司指派魏某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原股东许某、王某乙、孙某、刘某甲变更为许某、张某甲，张某甲占65%的股份。
（14）池州市房产局出具的池州市申办房地产权证领取凭证、房屋买卖合同、契税完税证明材料等证明：2013年10月10日，安徽亚坤建设集团将府儒学东侧商业综合楼以1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九泰公司。2013年10月17日，九泰公司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
（15）被告人方东屏的供述和辩解证明：方某甲在池州市任市长期间，其和方某甲合伙利用方某甲的职权，帮助许某取得了池阳路综合楼房产，后许某送给其和方某甲涉府儒学东侧商业综合楼各30%的产权。在分割房产产权时，其提出从自己持有的30%中拿出5%给刘某甲，后许某主动提出从自己的份额中拿出5%给刘某甲，其表示同意。
（16）马鞍山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关于池州市贵池区池阳路原职业学院内府儒学东侧商业综合楼116、203号商业用房及301、403号办公用房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涉案房产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520.99万元（鉴定基准日为2013年10月16日）。
（三）被告人方东屏伙同方某甲利用方某甲的职务便利为夏某谋取利益，以合作投资蓝海典当公司方式共同收受夏某给予的出资款人民币1000万元的事实。
方东屏与夏某、王某丙曾系同事。2012年10月，夏某为申报设立典当公司，通过王某丙请求方东屏给予帮助。方东屏与时任安徽省商务厅厅长的方某甲经商量后，由方某甲利用职务便利就典当公司的材料申报、指标名额调剂等方面给予协调、安排。2013年4月16日，安徽省商务厅经审查并报商务部核准，同意设立蓝海典当公司。
为感谢方东屏、方某甲的支持与帮助，夏某按照事先与方东屏的商定方某甲、方东屏以合作投资的形式在蓝海典当公司占有20%股份。其中，方某甲股权比例10%，根据方某甲的安排由叶某代持；方东屏股权比例10%，根据方东屏的安排由刘某乙代持。2013年3月4日夏某分别向叶某、刘某乙的银行账号各转入人民币500万元，同日，叶某、刘某乙即将上述款项转至蓝海典当公司账户作为投资款。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认定被告人方东屏伙同方某甲利用方某甲职务便利为夏某谋取利益的证据
（1）证人方某甲的证言证明：在夏某申报设立典当公司的事项中，其一是其安排申报人与省商务厅有关人员进行对接；二在典当行指标分配上，为确保蓝海典当公司申报成功，给予合肥市予以倾斜；三在申报过程中，把蓝海典当公司作为追加指标下达给合肥市商务局；四在蓝海典当公司迟报情况下，跟有关人员打招呼，是使蓝海典当行顺利递补成功。在申报过程中，各项请托事项都是通过方东屏向其转达的。其在请托人提出申报典当公司时，与方东屏谈话时提出不直接收钱，以合作开公司做生意的形式运作，后来方东屏告诉其请托人同意合作，合作方式由其和方东屏定，方东屏提出合作后两人占公司20%股份，其表示同意。
（2）证人夏某（安徽世诚棉麻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及亲笔情况说明证明:其从王某丙处接手申报典当公司后，请方东屏帮忙，并答应会给方东屏20%的公司股份，方东屏提出需由自己的人代持股份。蓝海典当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是其和丁某出出资的。后在典当公司材料申报、名额指标等问题上，方东屏找方某甲协调处理，后典当公司获批。
（3）证人王某丙的证言证明：其曾为其公司申报典当行的事情找过方东屏，希望得到方某甲的帮忙，并承诺送给方东屏、方某甲20%的股份。后因故放弃申报，由夏某接手继续申报，在方东屏、方某甲的帮助下，夏某的典当公司申报成功，夏某送给二人20%的股份。
（4）证人丁某的证言证明：夏某在申报典当公司过程中说申报典当行请领导帮忙，需要送一些股份给领导。其知道夏某与方东屏是合肥市供销系统的同事，方某甲是方东屏的弟弟且是省商务厅厅长，审批典当行的权限在方某甲手里，所以其认为夏某应该是找方东屏、方某甲帮忙的，夏某说送股权应该是送给二方的以感谢帮忙。具体帮了哪些忙其不清楚。
（5）证人张某丙（时任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证言证明：其分管流通业发展处，主要负责典当行的申报业务。2012年12月底，方某甲将合肥典当行指标由2个增至5个，其中合肥市棉麻公司那家典当行是“戴帽”下达到合肥市商务局。2013年2月底，方某甲要调任淮南市委书记，在交接工作过程中叮嘱其继续关注棉麻公司申报典当行一事。合肥指标5个都用了，杨某丙和赵某建议将一家2000万的退回去，将方某甲打招呼的这家递补上来（申报截止后）。
（6）证人杨某丙（时任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的证言证明：蓝海典当公司的申报是其和赵某经办的。2012年10月，方某甲当面为王某丙打招呼，让其为蓝海典当公司申报的名额指标、材料申报上予以协调处理。
（7）证人赵某（时任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的证言证明：方某甲打招呼要求其关照的3家申报公司，其中有蓝海典当公司。其审核时予以了关照，留出的10个调剂指标，方东屏调剂3个到合肥。后其与杨某丙等人研究决定给合肥3个计划2个带帽指标。另蓝海典当公司没赶上申报，在商务部规定的最后申报截止日前，合肥市递补了蓝海典当公司，将申报资料录入了全国典当行监督管理信息系统。
（8）证人王某丁（时任合肥市商务局副局长）的证言证明：王某丙曾为申报典当公司找过其帮忙。其提出申报典当公司指标一可以走招投标程序，二可以通过省商务厅“带帽”下来。蓝海典当公司于2013年3月初才提交相关材料申报。
（9）证人方某乙（时任合肥商务局市场体系规划建设处处长）的证言证明：其经办了蓝海典当公司的申报。2013年上半年，蓝海典当公司向合肥商务局市场体系规划建设处进行申报，由合肥市商务局将其替补并上报到省商务厅，经省商务厅复审后，同意设立。“戴帽”名额其实就是计划外名额，省商务厅指定的公司，不需要经过招投标程序，只要申报资料符合要求，就可以上报。
（10）安徽省商务厅出具的《关于2012年度新增','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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