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闸民三（民）初字第2355号
原告董惠。
委托代理人张洁，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扬，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澄。
原告董明。
原告董澄、董明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志东，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家平。
被告董瑛。
委托代理人杨宏芹，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惠、董澄、董明诉被告任家平、董瑛共有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李垚曜独任审判，于2014年10月20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惠、原告董澄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志东（暨原告董明的委托代理人）、被告任家平、被告董瑛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宏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惠、董澄、董明诉称，2002年1月9日，原告董惠、董澄、董明与被告董瑛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以董惠之妻邵珍宝遗留财产人民币18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投资购买位于上海市七浦路XXX号2202-A1商铺（以下简称为系争商铺），不足部分再向银行贷款。还贷由三原告各承担20%，董瑛承担40%，并约定份额及商铺损益以还贷比例按份享有。由于当时董瑛之子任某成绩优异有出国留学的机会，考虑到为其出国增加家庭资产，以及避免因董惠将来再婚所可能发生的财产纠纷，加之董瑛有正式工作申请贷款更为容易等因素，故将商铺登记在了董瑛一人名下。后因被告任家平2011年初开始胡搅蛮缠，董瑛便瞒着三原告于2011年5月将任家平的名字写入房产证。2013年1月，两被告闹离婚，三原告才知道此事。原告认为，虽然房产证上只写了董瑛一个人的名字，但《合作投资协议书》是各方投资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董瑛在未经原告允许情形下将任家平的名字写入房产登记薄，侵犯到原告的合法权益。故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确认原告董惠、董澄、董明在系争商铺内各享有20%的产权份额；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任家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系争商铺系两被告共同购买，与三原告无关。因两被告目前进行的离婚诉讼中涉及到对系争商铺的分割，故原告才提起了本案诉讼。
被告董瑛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系争商铺当初确系三原告与自己共同出资购买，并以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的形式约定了各自的份额，自己在未经三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任家平的名字加入产证。
经审理查明，董惠系董瑛、董澄、董明之父，任家平与董瑛于1987年8月14日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任某。
2001年6月4日，上海超飞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为超飞捷公司）与董澄（乙方）签订《商铺认购书》，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系争商铺，总价为409200元。该份认购书尾部“收款人”一栏处，有熊某某的署名。
2001年5月19日、6月4日，由熊某某经手，以超飞捷公司的名义分别向董澄开具了现金50000元及现金30000元的房款收据。
2002年1月9日，董惠、董澄、董明与被告董瑛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一份，约定：董惠拿出已故妻子遗留等人民币180000元，购买七浦路超飞捷商铺壹间，不足部分再向银行贷款，还贷由董惠、董澄、董明各承担20%，董瑛承担40%，购买商铺和向银行贷款均由董瑛一人操办。商铺买好后由自己家里经营还是租赁给别人，损益亦按前述还贷比例承担和分配。本协议书经四人签字后由董惠保存，倘若日后父女、姐妹之间为承担亏损和盈利的承担与分配发生争议时，均以此协议书为准。董惠、董瑛、董澄、董明均在该份协议书上签名。当日，由熊某某经手，以超飞捷公司的名义分别向董瑛开具了141000元、15000元的房款发票。
2002年1月15日，系争商铺的产权登记在董瑛名下。
2002年2月26日，以董瑛为借款人与上海市崇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签订《个人商业用房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约定董瑛为购买系争商铺借款234000元，并以系争商铺作为抵押物，任家平作为抵押物共有人亦在上述《抵押合同》上签字。同年3月29日，由熊某某经手，以超飞捷公司的名义向董瑛开具了金额为234000元的房款发票。
2011年5月31日，系争商铺的产权变更登记在董瑛与任家平名下。同期，任家平将原登记在其一人名下的上海市新村路XXX弄XXX号1703-4室房屋（以下简称为新村路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董瑛与任家平二人名下。对此，任家平表示当时社会上因房产加名而引发的纠纷较多，故二人商议在系争商铺与新村路房屋产证上互相加名，而三原告及董瑛则表示系争商铺属于三原告与董瑛的共有财产，而新村路房屋属于任家平与董瑛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在上述两处房产上加名的性质截然不同。
另查明，2000年3月6日，邵珍宝将名下的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XXX弄XXX号XXX室住房出售给案外人，总价款为100000元。
2001年3月23日，邵珍宝报死亡。
2002年5月17日，董惠将其承租的上海市闸北区彭浦新村XXX号XXX室住房转让给案外人，合同约定的成交价格为74000元。
2002年6月，以董澄名义在系争商铺内申请、安装了固定电话。2002年8月，董惠于系争商铺内注册名为“上海市闸北区捷利服装店”的个体工商户，2003年6月被注销后，董澄的丈夫周祺在系争商铺内以相同字号注册了个体工商户。为此，上海超飞捷服装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称，自2002年5月至2004年5月，董澄在系争商铺内经营服装。
又查明，2013年2月、2013年12月，任家平两次向法院起诉要求与董瑛离婚，并在离婚诉讼中提出对包括系争商铺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后因系争商铺涉及案外人利益，故离婚诉讼中未作处理，并由三原告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在离婚诉讼的2014年3月13日证据交换中，任家平曾表示认可董瑛收到了系争商铺租金的40%。对此任家平称，之所以作如此表述仅系为达成调解而作出的让步。
现系争商铺的贷款已结清，银行抵押已注销。
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任某、熊某某、余某某出庭作证。证人任某称，任家平与董瑛系证人的父、母，2011年5月正值证人高考复习期间，一天因任家平没有及时支付电费而致家中断电，董瑛为此与任家平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证人了解到任家平想把自己的名字加到七浦路商铺的产权证上，对于原因证人不清楚。但董瑛不同意，并表示该商铺是证人外公、阿姨一起投资购买的，其占有40%的份额，外公及另外两个阿姨各占20%的份额，在没有征询外公、阿姨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加名。而任家平则表示其知道董瑛一人是无法购买七浦路商铺的，也知道证人外公、阿姨在商铺内都有投资，其保证加名后不会影响外公与阿姨的投资收益。由于当时吵架时值深夜，证人为缓和家庭矛盾，遂劝说董瑛同意任家平加名。董瑛当时提出一个条件，即要求任家平将AB股以及工资的情况透明化，并承担家中一半的开销。任家平当时满口答应，但加好名字后，任家平并未做到原来的承诺，而且越来越少回家，也不负担家中的开销，甚至董瑛住院开刀也联系不上他。
证人熊某某称，从1999年起其便在超飞捷公司任销售财务至今。2001年，董澄购买商铺时共分两次预付了购房款，第一次50000元、第二次30000元。正式出票那天，是董惠与几个女儿共同来的，经他们内部协商后最终决定商铺登记在董瑛名下。期间曾听董惠说起过，因为董惠老伴刚去世，怕将来再结婚会发生纠纷，而董瑛的孩子在国外得了大奖，便决定把商铺登记在董瑛的名下。商铺总价在30余万元，首付款中有80000元是董澄支付的，正式出票时又带了一部分现金，剩余15000元是董惠一人单独送来的，其余的房款都是以贷款形式支付的，具体贷款的金额记不清楚了。证人之所以能清楚记得该套商铺的买卖经过是因为之前董惠方来找过证人，证人通过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一点点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证人余某某称，其从2013年3月起租赁系争商铺至今，期间租金都是支付给董澄和董瑛的，合同也是与她们签订的。证人不认识任家平，也未与其接触过。
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原告均表示认可。被告任家平表示，任某受董瑛的挑唆，与自己长期不和，任某的证言均系编造；熊某某在时隔十五年之后仍对当初的购房情节记忆犹新，且说法与原告惊人一致，有悖常理，存在与原告恶意串通之嫌，故对其证言不予认可；余某某陈述的初次租房年份有误，且在2012年租房时系与董瑛单独签订的出租合同。自己与董瑛离婚前曾经与律师前往商铺要求余某某出示租赁合同，故自己与余某某是有过接触的，而非余某某所说从未听过自己的名字，故对其证言不予认可。被告董瑛则表示，除证人余某某在陈述起租时间上有所偏差外，认可其余的证人证言。
审理中，为证明当初董惠具有购买系争商铺的经济能力，原告提供了一份2013年4月8日永事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董惠先生工资补贴等说明》，内容大致为：自1993年初，该公司聘请董惠为该司驻国内业务代表，开始每月工资补贴港币2000元，后逐年增加到港币3200元，出差补贴按日计算，每天港币50元，根据业务工作量的大小及公司的经营业绩，年终奖金一般发给港币20000-30000元不等，直至1999年底离开公司。
关于系争商铺购房出资及日常管理情况，三原告及被告董瑛均称，贷款以外的房款除由董澄支付80000元外，剩余的款项均系董惠出资，因前两年系争商铺均由董澄实际使用，故贷款均由董澄偿还，之后的贷款是以出租商铺所获租金优先冲抵，不足部分再由四人共同出资偿还，四人之间并无严格的分摊比例，有时是由董瑛收取，有时是由董惠用董瑛名义、以现金形式直接存入还款账户。商铺出租期间系由董瑛、董澄共同管理，前几年无分红，任某出国期间商铺的租金收益均被用作任某的教育投资，从2009年起四人之间才开始按照比例进行现金分红。由于关系和睦，故四人之间的款项交付均未出具过收条。被告任家平则称，平时家中的钱款都由自己掌控，购买系争商铺的房款中除贷款外的款项均系自己给付董瑛，因时间已久，当初给了多少钱已记不清。因购房过程均由董瑛操作，故对于房款的具体支付方式自己并不清楚。系争商铺一直由董瑛管理，其告知商铺一直在亏损，故对于商铺的具体使用、收益情况自己也不清楚。
以上事实，由商铺认购书、合作投资协议书、收款收据、发票、上海市职工所购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合同、户籍证明、个人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公证书、证据交换笔录、个体工商户档案机读材料、电信费发票、电信公司客户登记单、证明、证人证言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虽不动产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但该效力不能否定实际权利人与挂名权利人之间内部的合法约定。三原告与董瑛就购买系争商铺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书》，对购铺的出资情况、贷款还款及损益负担的比例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实则确认了三原告均为系争商铺按份共有人的事实。虽董瑛对协议书的内容均表示认可，但考虑到本案诉讼产生于两被告离婚的特殊期间，故不能仅凭董瑛的自认确认系争商铺的权属，还必须结合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加以判断。就原告方而言：首先，原告方提供了以董澄名义支付的部分购房款收据，并申请了当年为系争商铺开具房款收据、发票的熊某某出庭作证，熊某某的表述清晰、解释合理，其证词内容与原告陈述的付款过程能相互印证；其次，当初《商铺认购书》系以董澄名义签订，商铺购买后董惠、董澄家庭即先后在内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由董澄作经营使用，在无证据证明董澄为此支付过相应对价的情况下，上述使用方式符合系争商铺系由三原告与被告董瑛共同购买的特点；再次，证人任某的证言证明存在三原告与被告董瑛共同投资购买商铺并约定产权份额的事实，虽任家平对其证言不予认可，但任某作为任家平、董瑛之子，其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其证言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相反，被告任家平亦未就购买系争商铺一节提供直接的付款证据，而其自称平日掌管家中钱款，却无法表述关于购买商铺这一重大财产处置事项的付款金额及过程，甚至对商铺的出租、收益、使用情况均不了解，显与常理不符。虽其提供了以董瑛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但上述合同均系办理贷款时所需的必要手续，不能作为认定产权人的唯一证据。综上所述，相较于被告任家平，原告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故系争房屋为三原告与被告董瑛共同购买，三原告要求按《合作投资协议书》确定的还贷及损益分担比例确认三原告的产权份额，并无不妥，本院可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董惠、董澄、董明在上海市闸北区七浦路XXX号2202-A1室商铺内各享有20%的产权份额。
案件受理费11000元（原告董惠、董澄、董明已预缴），由原告董惠、董澄、董明负担6600元，被告任家平、董瑛负担4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缪为军
代理审判员 李垚曜
人民陪审员 陈国丽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方 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