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4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畅，男，1983年6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孝倦，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男，1993年8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颍上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陈伟，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玲，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林愉，女，198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原审第三人：陈俊，男，198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原审第三人：周利达，男，198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奉化市。
上诉人刘畅因与被上诉人张红、原审被告林愉、原审第三人陈俊、周利达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3民初2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红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畅与原审第三人陈俊、周利达共同签订的《餐饮项目合作协议书》属于合作协议，并非合伙协议，是刘畅为经营个体户“宁波市江北入口料理店”的合作经营协议。该合作经营协议已经由刘畅全部收回，自行终止，各方不存在合伙经营的法律基础。故刘畅与陈俊、周利达并非合伙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合伙关系错误。二、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刘畅与张红签订的《札幌料理合伙经营协议书》合法有效，张红的投资款已经用于经营，合伙事实存在且张红也参与了合伙分红。一审判决认为《札幌料理合伙经营协议书》无效系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错误，致使其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
张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3月15日刘畅与陈俊、周利达签订的合伙协议，明确约定了三人的出资金额与所占金额，且至今未终止。2016年4月19日，刘畅与张红又签订一份新的合伙协议，刘畅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协议中29%的份额属于陈俊、周利达，陈俊在一审庭审时明确不同意张红入伙，根据新增合伙人的法律规定，张红入伙应当是无效的，即2016年4月19日约定的张红入伙无效，刘畅因此而获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林愉、陈俊、周利达均未作陈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5日，刘畅与陈俊、周利达共同签订《餐饮项目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三方一致同意札幌寿司项目总投资400000元，其中刘畅出资240000元，占股60%，陈俊及周利达各出资80000元，各占股20%；经营项目的净利润按各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在保证项目正常运营情况下定期进行结算分红；经营项目债务按各占股份比例负担；协议有效期暂定三年；合同签订地点为江北区扬善路28号札幌寿司店内；另备注店铺押金50000元，刘畅承担30000元，陈俊及周利达承担20000元。协议签订后，陈俊及周利达陆续共计出资180000余元。2016年4月19日，刘畅（合伙人甲）与张红（合伙人乙）签订《札幌料理合伙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甲乙二人基于信任，于2016年4月19日起在宁波市江北区老外滩扬善路28号开设日式料理店，经营项目为寿司、刺身及各种日式烤物、主食，总合资金额741800元，初期房租78000元，装修费47500元、房屋押金50000元，备用金33300元。资金按比例于2016年4月底一次性付清；合伙期限自2016年4月19日起至2018年10月18日止；甲方占总股份51%，乙方占总股份20%，合伙协议签订当天，算清了结以前的账目，以后经营账目每周双方对账，每60天清一次账，并签字确认；不接受新合伙人入伙且不允许合伙人转让其在合伙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张红于2016年4月19日及2016年4月30日两次共计出资148500元。2016年3月15日的协议书签订后，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扬善路28号的店面进行装修，但该店面并未以“札幌料理”的名义领取营业执照。该地址登记的经营户名称为“宁波市江北入口料理店”，登记经营者为林富君。陈俊与张红均在该店面内工作，陈俊负责现金收支，张红在吧台做寿司及购买部分蔬果等材料，支出款项从陈俊处报销，店内其他员工支出的款项亦从陈俊处报销。周利达未参与经营。2016年4月至2016年8月期间，该店面正常营业，之后店面未正常经营。刘畅通过林愉的账户于2016年6月24日转账给张红5000元，备注为“5月工资”；于同日转账给张红2000元，无备注；于2016年7月20日转账给张红3300元，备注为“六月”。另认定，刘畅与林愉在中国境内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刘畅与林愉自认在加拿大办理了结婚手续，但无法提供任何证明材料。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本案刘畅于2016年3月15日与陈俊、周利达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了三人之间的出资金额及所占份额，该协议中对增加合伙人未作书面约定。后刘畅又于2016年4月19日与张红签订了合伙协议。根据审理中查明的事实，刘畅和张红之间约定的合伙经营项目与刘畅和陈俊、周利达之间约定的合伙经营项目实际上是同一个店面，且刘畅亦表示2016年4月份的协议中未写明的29%份额属于陈俊与周利达，故刘畅与张红签订的合伙协议实质上是将张红加入到刘畅与周利达、陈俊合伙经营过程中。刘畅未能举证证明陈俊同意张红入伙，陈俊在审理中也明确表示其在张红入伙时不知情，之后也不同意张红入伙。刘畅与张红签订协议时，将原约定的合伙总出资额及各合伙人所占份额均作出了改变，对此亦未得到陈俊的认可，现有证据也无法推定陈俊同意张红入伙的事实。因此，刘畅在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部分合伙份额转让给张红使其入伙，应当认定张红入伙无效，刘畅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张红要求刘畅返还入伙款148500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畅主张其与周利达、陈俊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已经作废以及陈俊对张红的入伙知情同意的意见，缺乏相应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张红主张林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刘畅、林愉之间的关系，虽刘畅、林愉自认在加拿大办理了结婚手续但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因涉及身份关系，仅有当事人自认的，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张红主张林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刘畅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返还张红入伙款148500元；二、驳回张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270元，由刘畅负担。
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畅主张其与陈俊、周利达之间签订的《餐饮项目合作协议书》并非是合伙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关系，且该协议书实际已经终止，故其与张红签订的《札幌料理合伙经营协议书》合法有效。本院认为，《餐饮项目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本合伙项目，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第五条约定“经营项目的净利润按各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第六条约定“经营项目债务按各占股份的比例负担”。上述协议内容符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因此，刘畅、陈俊、周利达之间依据《餐饮项目合作协议书》所确定的关系应认定为合伙关系。《餐饮项目合作协议书》签订于2016年3月15日，该协议与《札幌料理合伙经营协议书》中约定的经营事项实际上是同一个店面，刘畅在一审中也表示《札幌料理合伙经营协议书》中未写明的29%的份额属于陈俊与周利达，且其亦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于2016年4月19日与张红签订《札幌料理合伙经营协议书》时《餐饮项目合作协议书》已经终止，故《札幌料理合伙经营协议书》实质是将张红加入到刘畅与陈俊、周利达的合伙经营过程中。刘畅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陈俊对张红的入伙表示知情并同意，亦不能推定陈俊同意张红入伙，故刘畅依据《札幌料理合伙经营协议书》将张红加入合伙的行为无效。刘畅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70元，由上诉人刘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曙炜
审 判 员 方资南
代理审判员 李新荣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赵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