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12民初16142号
原告：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空港新城桂馥二支路桂馥家园**幢***号。
主要负责人：郑文成。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成，重庆市渝北区两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源，重庆市渝北区两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丁登贵，男，196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作奎，重庆市北碚区偏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与被告丁登贵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成、被告丁登贵及其委托代理人邓作奎到庭参加了诉讼。2017年12月5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源、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邓作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13369元：2、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17日，被告因工伤委托原告为其维权，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应向原告支付差旅费3000元，且在获得首批赔偿款中按应获赔偿总额的10%向原告支付代理费，另约定如被告拒付代理费应承担违约金5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代被告履行了工伤保险赔付的所有法律程序，被告在第一批工伤赔付未领取时对原告的工作非常肯定，但当被告领取了第一批赔偿款后却以各种理由拒付代理费。
被告丁登贵辩称：1、原、被告签订代理合同属实，但代理合同约定的按照总额的10%支付代理费属于风险代理的范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追索工伤保险待遇、抚恤金、赡养费等，不能使用风险代理；2、对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原、被告之间的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按10%收取代理费属于风险代理，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17日，原告为受委托人（以下简称乙方），被告为委托人（以下简称甲方），签订《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委托代理合同》，主要约定：1、甲方因与重庆市江北区江光医药化工设备厂工伤一案委托乙方代理，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郑琼英、李泽源为甲方代理人；2、代理权限以委托书为准，但乙方可在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况下转委托；3、双方协商代理费交纳办法如下：签订本合同时，甲方支付3000元作乙方差旅费，另由甲方在获得首批赔偿时必须支付代理费，代理费为赔偿总额的10%；注：若未达九级伤残，则乙方不收取甲方任何费用（差旅费全退）（注甲方在领到首批赔偿款时必须支付代理费，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4、甲乙双方任意一方无故解除本合同及拒付代理费的，则违约方应依据本合同约定支付代理费，并须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5000元。当天，被告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李泽源为被告与重庆市江北区江光医药化工设备厂工伤纠纷一案中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原告差旅费3000元。
之后，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李泽源代理丁登贵与被申请人重庆市江北区江光医药化工设备厂工伤争议起诉至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7年1月3日，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申请人丁登贵与被申请人重庆市江北区江光医药化工设备厂之间劳动关系于2016年8月18日解除；二、由被申请人重庆市江北区江光医药化工设备厂支付申请人丁登贵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6575元、停工留薪期待遇8529元、鉴定期间生活津贴3911.6元，住院期间护理费2800元；三、驳回申请人丁登贵其他仲裁请求。以上第二项共计61815.6元，扣除被申请人已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10900元和多付工伤待遇907.41元，被申请人还应支付申请人50008.19元，此款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完结。2017年3月1日，重庆市江北区江光医药化工设备厂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做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重庆市江北区江光医药化工设备厂的申请，在该案中，被告仍然委托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李泽源提供代理服务。
另查明，重庆市江北区江光医药化工设备厂于2016年2月2日提出丁登贵工伤认定申请，2016年3月31日，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2016年1月23日13时许，丁登贵在单位厂房工作时房顶倒塌致其左胸部受伤属于因工受伤。2016年7月11日，重庆市江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鉴定结论为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
庭审中，原、被告确认：被告因工伤获得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支付工伤保险金47090元；被告申请执行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仲裁裁决书获得执行款项5万元，该执行案件系由原告代理被告进行。
庭审中，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原告明确：认可《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委托代理合同》有关风险代理约定无效，并在风险代理约定无效的基础上，请求法院参照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判令被告支付代理服务费。
本院认为，原、被告在《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服务费约定“双方协商代理费交纳办法如下：签订本合同时，甲方支付3000元作乙方差旅费，另由甲方在获得首批赔偿时必须支付代理费，代理费为赔偿总额的10%；注：若未达九级伤残，则乙方不收取甲方任何费用（差旅费全退）（注甲方在领到首批赔偿款时必须支付代理费，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该约定中将代理活动的结果作为诉讼代理费用的计收依据，因此该约定系风险代理的约定，在请求给付工伤赔偿的案件中适用风险代理，明显有悖公序良俗，易引发道德风险，故该约定应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上述约定应属无效约定，原告方亦不能据此约定向被告主张律师费。本案《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委托代理合同》关于代理费的收费约定系无效条款之外，合同的其他内容均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庭审中，本院对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代理费的约定系无效条款的情形亦向原告进行了释明，原告明确关于代理费的约定无效，但原告已实际为被告提供代理服务，按照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办法，被告也应当向原告支付代理费。庭审查明，原告事实上已于劳动仲裁、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以及申请强制执行三个程序中为被告提供代理服务，根据《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司法局关于我市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相关规定，原告有权向被告收取的代理费，本院根据本案原告从事代理活动的实际工作量及重庆市的相关部门规定，酌情确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的代理费为9000元（劳动仲裁、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以及申请强制执行三个程序中每个程序相应的代理服务费为3000元），故对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代理费13369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在9000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过部分，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元的诉讼请求，庭审查明，被告已经支付3000元的差旅费，只是未按风险代理约定支付代理费，因工伤案件适用风险代理属于无效的约定，被告未支付代理费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丁登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代理费9000元；
二、驳回原告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0元，减半收取130元，诉讼保全措施费220元，合计350元，由原告重庆市渝北区鸳鸯法律服务所负担175元，被告丁登贵负担1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嘉志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李爱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