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2609号
原告白玉清，女，1982年2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委托代理人陈勇，上海市凯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注册地上海市长宁区。
负责人武圣合，主任。
第三人白启帅，男，1984年1月29日生，住河南省。
原告白玉清与被告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知谦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玉清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勇、被告知谦律所的负责人武圣合到庭参加诉讼。同年7月7日，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后双方和解不成，本院依法追加白启帅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同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白玉清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勇、被告知谦律所的负责人武圣合、第三人白启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白玉清诉称，2014年10月18日，原告因案外人白某某、张保顺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与被告签订《委托协议》。双方约定，基础律师费人民币1万元；被告承诺通过其辩护帮助白某某、张顺获得缓刑判决，并收取风险代理费3万元。因刑事案件收取风险代理费为法律所禁止，被告故要求原告先行缴纳该3万元，并以“暂收款”的名义开具收据。原告按约支付4万元以后，被告指派的律师既不前往看守所会见嫌疑人，也不答复原告关于案件进展的电话询问，甚至不出庭参加案件庭审。原告认为，被告并未充分、恰当地履行其作为辩护律师负有的义务，且收取风险代理费违反了《律师法》的禁止性规定。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风险代理费3万元及律师费5，000元。
被告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委托协议》并非由原告签署，而是白启帅和李某某签订的。该两人与被告商谈后，白启帅在签合同时称自己不会写字，故此李某某在合同上签名，并代签了“白玉清”的名字。当时，原告以为“白玉清”即是白启帅，而不知系其冒用的名字。因本案原告从未参与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被告此前亦不知晓，故其不是适格的原告。其次，白启帅、李某某经与被告协商，确定律师费为5万元。因白启帅称其经济困难，提出先签金额为1万元的《委托协议》，待其凑齐余款后另签协议。获得被告应允后，白启帅于同年10月22日携4万元来到被告处，称其仅凑足4万元。当日，因承办律师不在场，而白启帅又称其不会写字，被告的内勤只得告知白启帅律师费能否减少1万需征得承办律师同意，并向其出具收据，注明1万元律师费及3万元暂收款。此后，白启帅与李某某因未缴足其余1万元，迟迟未来签署《委托协议》。经被告催促，白启帅表示其人在外地将委托李某某代办，李某某故于2015年1月12日来被告处补签金额为3万元的委托协议并领取发票。再次，被告接手白某某、张保顺一案后，为委托人起草了刑事和解协议，并就罪名问题与案件承办人进行了多次沟通协议。案件开庭当日，因被告未事先收到开庭通知，当日承办律师又需参加其他庭审，故在法官的建议下提交书面辩护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意见并被法官采纳。最终，白某某、张保顺被判处缓刑，原告还曾致电感谢被告。因此，被告已经充分履行了己方义务，原告的诉请并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第三人白启帅述称，同意原告的诉称。《委托协议》系其代原告白玉清签订的，合同签名均由李某某代书。被告方武圣合律师此前曾在另案中担任过白启帅的辩护人，故不存在误认为其姓名是“白玉清”的可能性。关于律师费，被告此前在电话中提出需要5万元，后经双方商谈确定为4万元，其中1万元为基础费用，其余3万元系约定的风险代理费，即若白某某被判处实刑则被告退还该3万元。签约当日，因原告及第三人未凑齐钱款，故约定一周内付款，不存在付款当日原告方提出减少1万元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白玉清与第三人白启帅、案外人白某某系姐弟关系。
2014年10月17日，白某某、张保顺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被依法逮捕。为此，白启帅于同月18日在案外人李某某的陪同下，前往知谦律所商谈聘请律师事宜。当日，双方签订编号为XXXXXXX的《委托协议》，约定委托人白玉清经与知谦律所协商达成协议，知谦律所指派武圣合等律师担任张保顺、白某某故意伤害案件的辩护人；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壹万元整；协议有效期自签约之日起至一审终结。协议落款处，李某某代白启帅在“委托人”处签署了原告姓名，知谦律所加盖公章。同月22日，白启帅以现金方式向知谦律所支付40，000元，知谦律所开具交款单位为“白玉清”、金额为40，000元的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白某某、张保顺故意伤害案、壹万元律师费，叁万元暂收款”。知谦律所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武圣合、何汝玫分别担任白某某、张保顺的辩护人，并草拟刑事和解协议书。
2014年11与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白某某、张保顺故意伤害一案，并通知原告该案开庭时间，原告未将开庭时间告知知谦律所。开庭当日，知谦律所两位承办律师因开庭时间冲突无法到庭参加诉讼，故通过电话询问原告是否需要解除委托关系，原告答复希望被告继续代理该案。知谦律所承办律师故以书面形式提交辩护意见。同年12月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宣判，判决白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决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张保顺犯故意伤害罪，判决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知谦律所承办律师参与了该案宣判程序，并通知原告前往看守所办理白某某释放手续。2015年1月12日，李某某以其与白玉清名义和被告签订《委托协议》，该协议除委托费用载明“叁万元”以外，其余内容与2014年10月18日签订的《委托协议》内容相同。当日，被告开具了付款单位为白启帅、金额为4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
上述事实，有《委托协议》、收据、授权委托书、委托书、（2014）浦刑初字第5421号刑事判决书、律师费发票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审理中，因原、被告意见不一致，致本案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主张，2014年10月17日《委托协议》虽由第三人白某某代原告协商并签订，但原告及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被告方明知白某某的姓名，故不可能将白某某误认为合同中载明的“白玉清”，对于被告辩称的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3万元暂收款是否系风险代理费？2、被告是否履行了《委托协议》项下的义务？
关于3万元暂收款的性质，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此存有截然不同的主张，但均未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在案证据，本院注意到，双方在2014年10月17日《委托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金额为1万元。同月22日原告付款时，被告除收取该1万元以外，另以“暂收款”名义收取3万元。对此，被告的解释为因原告签约时凑足1万元，故根据现有金额先行签订金额为1万元的合同，代实际支付余款后再就余款另行签订合同。但事实上，原告在签约当天并未支付任何费用，故以签约当天原告现有款项确定当日合同载明的律师费金额，缺乏合理性。同时，将总金额为5万元的《委托协议》依据委托人的分期付款而拆分为数个合同，亦缺乏必要性。被告作为专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对于如何在签约过程中维护己方利益、防范法律风险，较之于原告显然具有明显优势。因此，本院认为被告的上述辩称显然不符合一般常理。原告主张的该笔款项系就白某某能否判处缓刑约定的风险代理费，被告为规避风险故而拒绝在合同中对该笔费用的性质进行约定，更加符合常理。综合考虑本案现有证据以及本案案情，本院认为，原告的上述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纳。被告辩称李某某此后就该3万元补签了《委托协议》并领取律师费发票，但李某某并无代理原告从事上述行为之权限，原告对此也不予认可，故该行为并不能对原告产生效力。
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未充分、恰当地履行其作为辩护律师负有的义务，双方缔结《委托协议》后，被告接受委托，从事了提供咨询意见、草拟刑事和解协议书、代理受托案件并以书面形式发表辩护意见、通知家属宣判及交接等工作。原告主张的被告未参加庭审，但根据双方陈述，并非被告过错所致，且被告也在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以书面形式陈述辩护意见，并继续参与此后的审理程序。因此，本院对原告基于上述主张要求被告返还律师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已收取律师费的处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2014年12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仍然将“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纳入政府指导价收费范围。因此，本案双方约定的风险代理费显然违反上述禁止性规定，双方就该3万元款项的约定应属无效。至于被告已收取律师费的处理，被告共收取律师费4万元，但已按约提供相应法律服务而无法返还，原告亦从中受益。故原告主张返还全部风险代理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参照《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结合被告代理案件的案情，酌情确定原告应向被告折价补偿的合理金额为2.5万元。经与原告已付4万元律师费抵扣，被告应向原告返还1.5万元。
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白玉清人民币15，000元；
二、驳回原告白玉清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5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37.50元，由原告白玉清负担人民币192.86元，被告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负担人民币144.6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陈婷婷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季 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