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贵民二终字第27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月珍。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志贵。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志乐。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志富。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燕秋。
上诉人（一审原告）韦志卫。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玉堂。
七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莫基君。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进弟。
委托代理人韦运安。
上诉人刘月珍、韦志贵、韦志乐、韦志富、韦燕秋、韦志卫、黄玉堂因与被上诉人韦进弟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2015）覃民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丽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钰雄与代理审判员黄缓健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9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梁明燕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韦志贵及七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莫基君、被上诉人韦进弟的委托代理人韦运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月珍与韦汉清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韦志贵、韦志乐、韦志富、韦燕秋、韦志卫。黄玉堂与韦汉清系母子关系。刘月珍、韦志贵、韦志乐、韦志富、韦燕秋、韦志卫、黄玉堂是韦汉清的法定继承人。韦汉清与韦进弟系同村兄弟关系。2013年9月中旬，韦进弟召集同村十多个兄弟（包括韦汉清在内）到湖南省xx水泥混凝土工程工地工作，韦汉清于2013年10月14日在该工地宿舍突发疾病，送医院治疗无效后于次日死亡，死亡原因为化脓性脑膜炎、糖尿病。韦汉清在医院治疗期间，韦进弟为其支付了医药费2948.76元，在韦汉清死亡后，韦进弟又支付了运送尸体回村的费用、丧葬费36600元，以及其他费用（支付给运送尸体回村兄弟的伙食费、误工费）6000元。为确认韦进弟为韦汉清后事所支付的费用，在同村兄弟的协调下，同村兄弟韦家容于2013年10月18日帮刘月珍等七人、韦进弟书写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韦进弟承担韦汉清后事费用36600元，以后刘月珍等七人要协助韦进弟向公司办理一切手续，一切经费由韦进弟支付，以后公司不论拨给韦进弟多少人民币，刘月珍等七人无权插手。因签订该协议时韦进弟不在场，该协议是由其委托回来处理韦汉清后事的代理人韦国孙代其签，而韦志贵也当即写了一张收条，确认收到韦进弟支付的36600元。另外，刘月珍等七人与韦进弟于2013年11月3日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一、韦进弟同意一次性赔偿给刘月珍等七人因韦汉清工伤死亡的经济损失即一次性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抢救费、被抚养人抚养费等合计36万元；二、赔偿款支付办法：韦进弟于2013年11月6日前一次性支付赔偿款36万元给刘月珍等七人，刘月珍等七人收到赔偿款后由其订立收款收据交由韦进弟收执为凭。双方签订《赔偿协议书》后，刘月珍等七人以韦进弟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双方于2013年11月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合法有效，并要求韦进弟按协议向其赔偿36万元。该案经一审法院多次进行调解，因双方意见分歧太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于2013年11月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刘月珍等七人与韦进第于2013年11月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双方均认可是其本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名捺印，刘月珍等七人仅依据该份《赔偿协议书》诉请确认合法有效、韦进弟应按协议向其赔偿36万元，但未能提供韦汉清与韦进弟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韦进弟是否为赔偿责任主体等相关证据与之相佐证。而韦进弟辩称该份协议是双方为向保险公司理赔而恶意串通签订的虚假协议、并主张该份协议无效。韦进弟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7份录音资料、申请了六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韦某甲、韦某乙的书面证词以及（2015）覃民初字第153号案件所做的证言予以证实。刘月珍等七人的家属韦汉清是因自身疾病而死亡，韦进弟先后支付了医疗费、丧葬费等后事费用，为确认韦进弟为韦汉清后事所支付的费用，刘月珍等七人与韦进弟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韦进弟承担韦汉清后事费用36600元，以后刘月珍等七人要协助韦进弟向公司办理一切手续，一切经费由韦进弟支付，以后公司不论拨给韦进弟多少人民币，刘月珍等七人无权插手。按照常理来分析，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书》，明确约定韦进弟赔偿后事费用36600元后，刘月珍等七人要协助其向公司办理一切手续，可以反映出双方于2013年11月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就是为了办理保险赔偿事宜，并非是作为韦进弟支付赔偿款项给刘月珍等七人的依据，该《赔偿协议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向保险公司理赔，这也能与韦进弟提供的证人证言、录音资料等相互印证。综合全案证据分析，一审法院认为韦进弟所提供的证据能形成证据链，其提供的证据优于（可信度大于）刘月珍等七人的主张及提供的证据，其所提出的辩解意见合乎情理，故对韦进弟提出的辩解意见予以采信。双方所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为向保险公司理赔而签订的，并非作为韦进弟支付赔偿款项给刘月珍等七人的依据，双方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双方于2013年11月3日所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无效。现刘月珍等七人主张该《赔偿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据此要求韦进弟向其支付赔偿款36万元，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该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月珍、韦志贵、韦志乐、韦志富、韦燕秋、韦志卫、黄玉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原告刘月珍、韦志贵、韦志乐、韦志富、韦燕秋、韦志卫、黄玉堂负担。
上诉人刘月珍等七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为刘月珍等七人没有证据证明韦进弟与韦汉清存在雇佣关系、韦进弟是否为赔偿责任主体。对此，刘月珍等七人不予认可。首先，在庭审中，韦进弟承认是其本人叫韦汉清等人去工地工作，且工资是其发放。其次，双方于2013年11月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中，已经明确确认了韦进弟是工程承包方，雇佣韦汉清到工地上工作，韦汉清是因在工地上发病抢救不及时而死亡。也就是说该两组证据足以证明了韦进弟与韦汉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韦进弟是赔偿责任主体。同时，在常理上，如果韦进弟与韦汉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韦进第是不需要处理韦汉清后事，也不需要于2013年10月18日与韦志贵签订协议书，更不会与韦志贵协商赔偿事宜。韦进第在《赔偿协议书》中明确是其承包昆明至上海高速铁路湖南省xx水泥混凝土工程，正因为其是承包方，其才有能力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所以于法于理，韦进弟与韦汉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二、一审判决认为韦进弟提供的证据优于（可信度大于）刘月珍等七人的主张及提供的证据，而认定《赔偿协议书》无效。对此，刘月珍等七人不予认可。在一审庭审当中，韦进弟所提供的证据主要是证人证词、录音资料等，这些证据均为言词证据、间接证据，根本无法客观地反映事实真相。并且这些证人证词、录音资料不能证实《赔偿协议书》是虚假的。在一审法院对罗宗晚的调查问话笔录中，虽然罗宗晚提到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但罗宗晚仅仅是协议的代书人，没有参与到双方的协商过程，根本无从了解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赔偿协议》具备所有的生效要件，即主体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竟然认为韦进弟提供的言词证据、间接证据的证明效力大于刘月珍等七人提供的书面证据、直接证据，显然偏袒韦进弟一方，判决不公。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合法有效、韦进弟按《赔偿协议书》向刘月珍等七人赔偿36万元；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韦进弟负担。
被上诉人韦进弟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刘月珍等七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赔偿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韦进弟与韦汉清不是雇佣关系。韦进弟叫村里兄弟去打工是事实，但韦进弟也是打工仔，是公司老板安排的一个带班而已，有时候老板叫韦进弟代领工友们的工资回去发给他们，也是很正常的事，不能把这种代领工资的行为视为雇主行为。《赔偿协议书》所谓“承包工程”、“雇请韦汉清”、“工作时间场所突发疾病”等表述，完全是虚假的，目的是为了向工程公司和保险公司理赔。众工友和同村兄弟及代书人罗宗晚的证词都证明了这点。二、韦进弟带韦汉清出去打工，韦汉清却病死他乡，韦进弟自然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非议，又从农村习俗角度，来自同村兄弟压力，韦进弟支付一些丧葬费也是正常的，但不是赔偿的性质。（2015）覃民初字第153号不当得利案已经判决该善后协议为有效合同，确认韦进弟支付的善后费用为人道支持。本来韦进弟不在意支付的那几万元善后费用，但是刘月珍等七人违背信用，钻法律空子，用虚假的《赔偿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韦进弟赔偿，韦进弟才提起153号案要求返还不当得利。且善后协议书亦表明刘月珍等七人要协助韦进弟向公司理赔，后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就是刘月珍等七人协助韦进弟向公司理赔的表现。三、代书人罗宗晚作为关键证人，也证实协议是虚假的，这和韦进弟与其谈话的录音互相印证。尽管罗宗晚在法院调查笔录中说其没有参与双方的协商，但其实际是参与了的，而且其是韦进弟请来协商和代书的。可能出于面子等原因，罗宗晚说没参与协商，韦进弟表示理解。四、签订赔偿协议的前提应当是存在赔偿责任，但韦汉清是因自身疾病死亡，发病时既不在工作时间，也不在工作岗位，韦进弟及同村兄弟对此都没有异议。并且就算韦进弟与韦汉清存在雇佣关系，韦进弟也无赔偿责任。因此《赔偿协议书》既违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又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是无效合同。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刘月珍等七人与韦进弟于2013年11月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韦进弟提供的7份录音资料、六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人韦某甲、韦某乙的书面证词以及（2015）覃民初字第153号案件所做的证言等证据均证实了《赔偿协议书》是为了向公司理赔而签订的，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刘月珍等七人提供的证据《协议书》“以后乙方（韦志贵）要协助甲方（韦进弟）向公司办理一切手续，一切费用由甲方支付。以后公司不论拨给甲方多少人民币，乙方无权插手”等内容看，双方签订《赔偿协议书》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向公司理赔，由韦进弟向刘月珍等七人赔偿36万元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刘月珍等七人与韦进弟于2013年11月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属无效合同，一审认定该《赔偿协议书》无效是正确的。刘月珍等七人主张韦汉清是韦进弟叫去打工的，工资是由韦进弟发放，《赔偿协议书》已确认了韦进弟是工程承包方，雇佣韦汉清在工地上工作，韦汉清在工地上发病抢救不及死亡，双方存在雇佣关系，韦进弟是赔偿责任主体。本院认为，刘月珍等七人没有证据证实韦进弟与韦汉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从病历材料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反映出韦汉清是在工作时间以外因自身疾病死亡的，因此本院对刘月珍等七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二、关于韦进弟应否按《赔偿协议书》的约定向刘月珍等七人支付赔偿款36万元的问题。《赔偿协议书》如上所论述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无效合同，对双方均无法律约束力，因此刘月珍等七人的该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刘月珍、韦志贵、韦志乐、韦志富、韦燕秋、韦志卫、黄玉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丽
审 判 员 黄钰雄
代理审判员 黄缓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梁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