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4民终36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玉芬，女，1968年11月25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现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增信，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敖金，男，1942年3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董玉芬因与被上诉人沈敖金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404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玉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增信、被上诉人沈敖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玉芬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重新作出判决，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共有关系的认定有多种依据，不应仅仅局限于婚姻关系。现有的生效判决已认定双方之间的同居关系，同居关系也存在共有的情形；第二，本案是确权纠纷，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显属不当；第三，一审认为上诉人在领取结婚证时间正进行住院治疗，但是这个病历是变造的，真实的病历我们二审已经提交给法庭；第四，一审认定房屋购房是拆迁款，没有依据：1、本案讼争房屋是商品房，不是拆迁安置房。2、拆迁和购房存在较长的时间差。3、在购买讼争房屋前，沈敖金还曾经购买过枫逸人家的两套房子，那两套房屋是和拆迁有关的，购买时还曾减免税收。4、在行政诉讼中，沈敖金也没有提及本案讼争房屋是由拆迁款购买的。所以，本案的讼争房屋不是由拆迁款购买的。双方自同居之后，一直在外承包工程、做生意，存在共同收入，即使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被认定无效，该房屋也是同居期间双方共同形成的共有财产，而非沈敖金个人财产。退一万步讲，即使讼争房屋系由拆迁款购买，则双方同居期间对沈敖金的被拆迁房屋也进行过改造和扩建。故无论从何角度，该房屋均应为双方共有。所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沈敖金答辩称，我和上诉人既没有婚姻关系，也没有同居关系，沈阳是我和董玉芬的表妹生的孩子。讼争房屋是我用拆迁款购买的房屋。2007年我的老房子拆迁，为了过渡，购买了枫逸人家的一套房屋，当时房款是四十多万，还是我大女儿沈文娟垫付的，上诉人说我在枫逸人家有两套房不是实情，另一套是我前妻顾银英购买的，与我无关。2009年1月我拿到了405万元的拆迁款项（该款项中也包含了顾银英的份额），后我就归还了沈文娟枫逸人家房屋的购房款50万，并于2009年2月与城吉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将拆迁款300万元借给了城吉置业有限公司，年息为10%，借期为两年。到2010年2月，一年期满后，因我儿子看中了青枫壹号的房产，所以我与城吉置业公司协商终止借款，以作购房之用。城吉置业于2010年2月9日返还借款300万元及利息，本息一共330万元，后我就用该笔款项购买青枫壹号房产，分三次汇给开发商预付款，并在2012年6月交付时结算尾款，总价为2760815元。上述资金款项的流转，我都有银行流水明细、刷卡回单、借款协议等予以证明的，完全可以说明我购买本案讼争房屋的款项均是来自我自己老房子的拆迁款，跟董玉芬没有一点关系。董玉芬的代理人在一审中也明确说到该房屋是由拆迁款购买的，后董玉芬又否认了她自己代理人的说法。所以，董玉芬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敖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位于常州市青枫壹号花园41幢04房屋权属归沈敖金所有；2、由董玉芬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6日，沈敖金与江苏百兴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兴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沈敖金购买百兴公司开发的青枫壹号施工编号51幢04号房屋，合同约定建筑面积为284.67平方米。2012年7月1日，沈敖金向百兴公司支付涉案房屋购房款，百兴公司开具的发票确认房屋编号为青枫壹号花园41幢04号，建筑面积284.58平方米，总金额为2760815元，付款方为沈敖金。2012年10月30日，沈敖金与百兴公司进行房款及代收款结算，并缴纳房屋契税，商品结算单及现金完税证均显示户名和纳税人为沈敖金。2012年11月2日，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依据沈敖金申请，将涉案房屋登记于沈敖金名下，房屋产权证号常房产证字第××号。2015年5月19日，董玉芬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沈敖金隐瞒与董玉芬的夫妻关系，出具虚假的单身证明，骗取涉案房屋所有权单独登记，故要求撤销沈敖金的涉案房屋产权登记。2015年12月22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常行终字第244号终审判决，认为市房管局未尽合理审慎的查验义务，撤销市房管局于2012年11月2日对涉案房屋颁发常房产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但该判决同时释明对沈敖金与董玉芬的夫妻关系是否成立不作认定，对涉案房屋产权归属问题当事人可以另行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后沈敖金遂起诉，请求判如申请。庭审中，沈敖金陈述其与董玉芬于1995年工作时相识，后在1996年元旦董玉芬介绍其表妹林方梅和其谈恋爱并同居，当年10月左右林方梅生下一女，董玉芬则和其老公曹根锁租住在沈敖金家中，于2001年6月14日亦生育一女，但董玉芬和孩子的户口也都报在沈敖金户口上；后因家人反对，林方梅回了老家，孩子无法上户，董玉芬称花钱能办理户口迁移，沈敖金则给了董玉芬一万元钱并答应董玉芬的户口一并迁来常州；1998年4月，董玉芬从老家搞来两份空白的夫妻关系证明书，由沈敖金填写，一份填错了，后又填了平婚字第66号夫妻关系证明书；2007年9月开始沈敖金与两个孩子沈阳、沈圳及董玉芬居住在钟楼区枫逸人家7幢甲单元101室，但没有共同生活，而是给了董玉芬一个房间居住，至2010年，因沈圳去北京上学，董玉芬就去北京了。沈敖金就其陈述向法院提供发证日期为1996年10月12日平泉县第十九婚姻登记处出具的平婚字第66号婚姻关系证明书、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出院小结及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宁金司【2013】文鉴字第042号鉴定意见书，婚姻关系证明书载明1995年5月8日董玉芬和沈敖金在河北省平泉县道虎沟乡依法登记结婚，因原《结婚证》丢失，特出具此证。在说明书的说明部分还标注“1、凡表明照片的地方须按要求贴有照片并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钢印）。2、本证须加盖发证机关婚姻登记专用章方为有效”，该证明书加盖有“平泉县第十九婚姻登记处”印章；出院小结标注董玉芬于1995年5月2日至5月15日因慢性活动型乙型病毒性肝炎入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鉴定意见书认定1996年10月12日的夫妻关系证明书上手写字体与沈敖金送检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并确认“平泉县第十九婚姻登记处”印文与手写字迹系先盖章后写字。沈敖金据此认为1995年5月8日董玉芬正住院治疗，无法进行结婚登记，且婚姻关系证明书上仅盖有平泉县第十九婚姻登记处公章，未加盖钢印及婚姻登记专用章，该证明书没有法律效力。董玉芬对沈敖金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陈述其与沈敖金于1995年左右生活在一起，并领取了结婚证，共同居住于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高田村委，期间生育了大女儿沈阳、二女儿沈圳；1998年4月，沈敖金以夫妻关系为由向原常州市新北区三井乡高田头村委申请把董玉芬及沈阳的户口迁到常州，迁入证明及常住人口信息均表明沈敖金与董玉芬系夫妻关系；2007年左右因拆迁，双方共同购买了常州市钟楼区枫逸人家房屋并共同生活；林方梅系董玉芬表妹，但没有和沈敖金同居，并不认识沈敖金所称的曹根锁；2011年左右，因家庭纠纷，双方分居，董玉芬至北京疗养至今；平婚字第66号夫妻关系证明书系双方同时去河北省平泉县道虎沟乡第十九婚姻登记处领取的，手续都是沈敖金去办理，董玉芬只是跟着一起去，具体程序不知道。另查明，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通州法院）以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依据2012年4月9日道虎沟乡民政办公室出具的“1997年5月8日董玉芬（女）与沈敖金在我乡办理结婚登记情况属实”证明（以下简称2012年4月9日证明）一审、二审认定沈敖金与董玉芬系夫妻关系。沈敖金因不服上述判决，向北京二中院申请再审，北京二中院以“未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否定其婚姻关系效力的证据”为由驳回了沈敖金的再审申请。后沈敖金向河北省平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平泉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平婚字第66号夫妻关系证明书，平泉法院以要求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对沈敖金的诉讼不予受理。因自2004年7月1日起平泉县民政局规定所辖乡镇不再具有婚姻登记及其档案的管理职能，故平泉县道虎沟乡政府又于2013年5月20日作出书面证明，证明民政办《证明》无效，并于同日向沈敖金进行了邮寄送达。平泉县道虎沟乡政府于2013年8月12日再次作出民政办《证明》无效的书面声明，于次日刊登在承德日报上。此后沈敖金向平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2012年4月9日证明，平泉县人民法院及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以2012年4月9日证明已经被道虎沟乡人民政府声明作废，不具备可撤销性为由，驳回了沈敖金的诉讼请求。2012年5月24日，平泉县档案史志局向通州区人民法院发出《关于的复函》，内容为“经查实，我局国家档案馆目前无沈敖金与董玉芬二人结婚档案。根据多年来我馆查询档案的工作实践表明，由于过去以致现在由于部分单位档案管理不规范，在统一移交县国家馆过程中存在部分档案遗失的现象。此二人结婚档案和其他人的类似，结婚档案查寻不到，有可能也是这种现象造成的”。2015年12月28日，沈敖金向平泉县道虎沟乡人民政府申请公开其与董玉芬的婚姻登记信息。2016年6月17日，平泉县道虎沟乡人民政府向沈敖金答复如下：1、2004年7月1日前，平泉县第十九婚姻登记处系我乡婚姻登记部门，负责本乡婚姻登记工作，7月1日以后，婚姻登记业务归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统一办理，我乡婚姻档案交县档案局保管，第十九婚姻登记处撤销。2、根据你的要求，我乡派员查阅移交到县档案局的婚姻登记档案，未发现你与董玉芬婚姻登记材料。又查明，沈敖金与案外人顾银英于1968年结婚，于1994年10月离婚，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1994）钟民初字第54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座落于原常州市三井乡高田村50号房屋系沈敖金与顾银英共同建造，享有共同产权。2008年7月31日，沈敖金与常州市鑫达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就高田村50号房屋的拆迁补偿事项签订《常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09年1月20日，沈敖金收到拆迁补偿款4050015元。沈敖金庭审陈述涉案房屋房款系其用拆迁款一次性支付；董玉芬则陈述涉案房屋房款系2010年两人一起去付的，购房款是现金，系家庭积蓄，与拆迁款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故除1994年2月1日以前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之外，夫妻关系的确立应以男女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并取得结婚证为其要件，非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证明并不具有证明男女双方夫妻关系的效力。就沈敖金和董玉芬是否存在夫妻关系而言：首先，虽平泉县道虎沟乡民政办公室2012年4月9日出具了“1997年5月8日董玉芬（女）与沈敖金在我乡办理结婚登记情况属实”的证明，但该证明已被平泉县道虎沟乡人民政府撤销，已经失去证明沈敖金与董玉芬系夫妻关系的效力；其次，根据夫妻关系证明书所附说明，平婚字第66号夫妻关系证明书应加盖钢印及发证机关婚姻登记专用章，而该证仅盖有平泉县第十九婚姻登记处公章，未加盖钢印及婚姻登记专用章，不符合夫妻关系证明书所规定的形式要件；第三、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平婚字第66号夫妻关系证明书的手写体字迹为沈敖金书写，印文与手写体字迹为先盖章后写字；第四、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出院小结显示董玉芬于1995年5月2日至5月15日因慢性活动型乙型病毒性肝炎入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与平婚字第66号证明书上注明的双方于1995年5月8日在河北省平泉县道虎沟乡依法登记结婚在时间上有冲突；第五、2016年6月17日平泉县道虎沟乡人民政府函件显示该乡移交至平泉县档案局的婚姻登记档案并无沈敖金与董玉芬的结婚登记材料，2012年5月24日平泉县档案史志局关于《通州区人民法院协助调查函》的复函所亦称该局国家档案馆无沈敖金与董玉芬的结婚档案，虽然复函称有可能是在统一移交县国家馆过程中部分档案遗失导致，但亦无法证明沈敖金与董玉芬进行过婚姻登记；最后，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结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当事人可以持户口簿、身份证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而双方至今亦未申请并补办结婚证。鉴于双方均未提交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双方办理过婚姻登记系夫妻关系的有效证明，法院无法据此确认沈敖金与董玉芬系夫妻关系，对董玉芬所主张的涉案房屋系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意见，难以采信。关于涉案房屋是否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董玉芬已当庭否认购房款为常州市高田村50号房屋的拆迁款，认为系家庭积蓄购买，但就其陈述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而从沈敖金提供的购房发票、商品房结算单及现金完税证等证据均显示房款、税款等费用的支付人为沈敖金，故董玉芬认为涉案房屋系双方共同购买，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综上，鉴于无证据可证明沈敖金与董玉芬系夫妻关系，亦无证据证明涉案房产系两人共同出资购买，故对沈敖金要求确认位于常州市青枫壹号花园41幢04房屋权属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确认座落于常州市钟楼区玉龙路东侧、香樟路南侧青枫壹号花园41幢04号房屋（施工编号51幢**号）所有权为沈敖金享有。案件受理费28880元，由沈敖金负担。二审中，董玉芬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董玉芬自行调取的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病案首页及住院病历出院小结，用以证明沈敖金在一审中提交的董玉芬于1995年5月2日入院、同年5月15日出院的住院病历出院小结系利用与董玉芬同名同姓之人的病历变造而成，沈敖金伪造证据从而使一审错误认定双方不可能于1995年5月8日在河北省平泉县道虎沟乡登记结婚；2、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行终字第244号行政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申693号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沈敖金就讼争房屋个人所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已被撤销；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1186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14345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民申2419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已有生效判决认定沈敖金与董玉芬之间存在同居关系，而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应按共同共有处理。沈敖金对于董玉芬提供的上述裁判文书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说明本案房屋的权属事实；对于董玉芬提供的病案首页和出院小结与自己在一审中提交的出院小结记载时间不符的情况，沈敖金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但其陈述董玉芬在1995年期间曾多次因乙肝住院。沈敖金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沈敖金名下银行活期存折一份，证明2009年11月2日取得拆迁异地购房补偿款79070元。交通银行出具的交易清单三份及江苏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2009年1月21日获得拆迁补偿款4050015元，后该4050015元分两次汇入沈敖金名下江苏银行卡内。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沈敖金获得拆迁安置款的情况，董玉芬对此无异议；2、沈敖金与城吉置业的借条一份、收条一张、江苏银行的转账支票存根一份，对照第一组证据中的江苏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用以证明拆迁款中有300万元于2009年2月借给了城吉置业，一年后获得本金330万元的情况。董玉芬认为沈敖金的收条日期为2月4日，早于2月9日江苏银行转账支票的出账时间，说明沈敖金在没有收到钱的情况下就打了收条，与交易习惯不符；3、2010年3月16日、3月29日、4月13日的pos机刷卡记录单三份以及沈敖金名下邮政储蓄银行卡交易明细一份，用以证明沈敖金账户内拆迁款最终用于本案讼争房屋的购买。董玉芬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沈敖金付款账户上的钱就是拆迁款，讼争房屋是用双方同居期间共同经营所得款项购买的。二审中，董玉芬对原审认定其于1995年5月2日至5月15日在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事实有异议，认为沈敖金提供的住院小结系其变造而成，属于伪证；同时，虽然一审中董玉芬代理人曾陈述过房屋系由拆迁款购买，但该说法在一审中就已被董玉芬否认。沈敖金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二审中，本院至常州市新北区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调取了沈敖金户拆迁安置的相关材料，能证实沈敖金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放弃了购买定销商品房而享受货币奖励的情况。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基本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沈敖金与董玉芬的关系问题。在原有的夫妻关系证明材料已被出具机关声明无效后，双方之间存在同居关系的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在沈敖金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认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双方之间存在过同居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且根据生效判决的认定，本案讼争房屋的购买仍发生在同居关系期间；第二，关于本案讼争房屋的权属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的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故同居关系不同于合法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在解除同居关系时，对一方同居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和生产、经营的收益以及因继承、赠与等途径所得的合法收入，原则上归其本人所有；如果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购置的财产或有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入，则应当按照双方的出资份额、所作贡献等公平合理地予以分割。本案中，pos机刷卡记录单、购房发票、商品房结算单及现金完税证等证据均显示讼争房屋房款、税款等费用的支付人为沈敖金，董玉芬对房屋主张共有，应就该房屋系双方共同购置负举证证明责任。但董玉芬未提供相关证据，应就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在沈敖金主张购房款来源于其老房子的拆迁款并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一审确认讼争房屋归沈敖金所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董玉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880元，由董玉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佳审判员 汪杏芬审判员 龙孝云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孙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