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海终字第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久和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号****室。
法定代表人：刘鹏秀，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顾金其，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优悠，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市富升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滨港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谢月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薛海静，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城河东路***号。
负责人：陈浩波，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司徒建成，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久和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和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舟山市富升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升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以下简称招行镇海支行）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久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优悠，被上诉人招商银行的委托代理人薛海静，被上诉人招行镇海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司徒建成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4年3月1日向富升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富升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4月20日，久和公司与富升公司签订编号为JHAZY0810N1的《进口船舶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富升公司（乙方）向久和公司（甲方）购买韩国进口的绞吸式挖泥船一艘，船名为WONJIN1008，建造年份为2009年，船舶总价为11600万元（该船的定位桩、台车、甲板前、中两台吊机由乙方（富升公司）在国内自行制作安装）；交船锚地为舟山锚地，交船时间预计为2010年3月15日前；该船产权同意以乙方名义登记，最后剩余船款在船舶交接当日起45日内一次性付清；乙方必须付足全部船款后方可实质性拥有该船产权，否则产权仍属甲方（久和公司）。合同签订后，久和公司依约于2010年3月9日将船舶交付给了富升公司。次日，富升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舟山海事局办理了船舶所有权登记手续，登记船名为“富升工1”。
2010年7月8日，富升公司为融资支付“富升工1”船舶尾款，委托宁波建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富升工1”轮及附属设施进行评估，评估值为272383085元。
2010年8月31日，招行镇海支行与富升公司签订编号为7399100807《授信协议》一份，约定：招行镇海支行在2010年8月31日起至2015年8月30日止的期间内向富升公司提供最高为14000万元的信贷额度，用途为固定资产贷款。同日，双方根据《授信协议》签订了编号为7399100807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抵押物为“富升工1”轮，抵押担保最高额为14000万元等。当日，双方向舟山海事局办理了“富升工1”船舶抵押权登记手续（抵押权登记号DY0703100651），抵押权证书载明：招行镇海支行为船舶抵押权人，富升公司为抵押人；抵押债权数额14000万元，利息率8.316%，受偿期限从2010年8月31日至2015年8月30日。2010年9月2日，招行镇海支行和富升公司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富升公司向招行镇海支行固定资产贷款14000万元，贷款期限为60个月，自2010年9月2日起至2015年8月30日止，贷款用途为支付“富升工1”轮尾款等。招行镇海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
尔后，因富升公司对久和公司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而产生纠纷，久和公司于2011年11月8日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富升公司等，要求判令富升公司支付欠款等，上海海事法院于2013年4月22日作出（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1259号判决，判令富升公司支付久和公司购船欠款本金2203万元及相应违约金等。另，在该案诉讼中，上海海事法院应久和公司于2011年11月28日申请对涉案“富升工1”轮采取了不予办理转让、抵押等手续的保全措施。
2013年1月7日，因富升公司多次逾期归还抵押贷款，且涉案抵押物“富升工1”轮已被法院查扣，招行镇海支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富升公司及相关保证人归还借款本金10430万元等。该案以（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结案，招行镇海支行就上述款项有权就“富升工1”轮的拍卖、变卖所得或折价优先受偿。
久和公司认为富升公司向招行镇海支行的抵押借款行为侵害了其对“富升工1”轮保留的所有权，且抵押金额远远超过船舶价值，故于2013年3月29日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确认富升公司与招行镇海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10年739910080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二、撤销招行镇海支行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富升工1”轮上设定的抵押权；三、本案诉讼费由富升公司、招商银行、招行镇海支行承担。招行镇海支行在答辩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裁定移送原审法院处理，原审法院于2013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船舶权属争议引发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船舶抵押权效力纠纷。久和公司认为，招行镇海支行明知久和公司与富升公司签署了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协议后仍然与富升公司签订授信及借款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所有权不明或有争议的财产禁止办理抵押；招行镇海支行对于船舶的价格评估畸高且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船舶尾款证据。据此，招行镇海支行与富升公司在借款及抵押事宜上存在恶意串通，共同损害第三人久和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确认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继而以无效抵押合同为依据设立的抵押权亦应当被撤销。
原审法院认为，富升公司依据与久和公司签订的《进口船舶销售合同》约定，向舟山海事局办理了船舶所有权登记手续，登记船名为“富升工1”，依法取得了“富升工1”100%所有权。久和公司虽在《进口船舶销售合同》约定富升公司必须付足全部船款后方可实质性拥有该船产权，否则产权仍属久和公司，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故久和公司有关《进口船舶销售合同》保留所有权的约定对招行镇海支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根据物权登记的公信力，招行镇海支行基于船舶所有权证书与富升公司订立的《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依法有效，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了船舶抵押权登记手续，招行镇海支行依法取得“富升工1”船舶抵押权。况且，富升公司向招行镇海支行抵押贷款部分用于支付船舶尾款，至今尚欠久和公司购船欠款本金2203万元，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75%以上，久和公司亦提起主张购船欠款本金2203万元诉讼，从未主张“富升工1”船舶所有权，而招行镇海支行发放了相应贷款，系对涉案船舶抵押权的善意取得。
久和公司认为招行镇海支行对涉案船舶的价值评估畸高及违背受托支付规定，存在恶意串通，但无证据佐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资产评估报告系案外人宁波建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依法制作，具有独立性，报告中亦载明了评估依据和评估方法，且评估价值高于船舶购买价值亦符合事实和市场规律。至于招行镇海支行发放贷款是否违规，并不直接影响“富升工1”船舶抵押权效力。综上，富升公司与招行镇海支行间的船舶抵押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对久和公司主张该抵押合同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招商银行主体适格性争议，招商银行非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及船舶抵押权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合法当事人参加诉讼，且本案久和公司诉请没有财产给付内容，不存在分支机构自有资产不足以承担责任而需要追加或处置总行的情形。故招商银行主体不适格，对久和公司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时效的争议，招行镇海支行认为确认抵押合同无效请求权应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行使抵押权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而本案相关时效已过，故应驳回久和公司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合同无效是自始无效，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虽名为请求权，但实质为实体法上的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久和公司对船舶抵押权的撤销权系以确认抵押合同无效为基础，与物权相始终，故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故招行镇海支行关于诉讼时效抗辩无理，不予采信。
综上，久和公司主张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及据此请求撤销船舶抵押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20日判决：驳回久和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久和公司负担。
久和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进口船舶销售合同》中关于保留所有权的约定依法应对招行镇海支行具有法律约束力。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禁止抵押，招行镇海支行在明知涉案船舶所有权保留、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违反了前述强制性规定。2.依法应当认定招行镇海支行非善意第三人，其与富升公司签约系恶意损害久和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招行镇海支行应根据《授信协议》第3.1.2项的约定通过审核《进口船舶销售合同》来确定船舶尾款，审核过程中其应当知悉船舶所有权保留的约定。3.招行镇海支行未按合同约定以受托支付的方式放款和监管造成了久和公司的损失，其过错和恶意显而易见。4.招行镇海支行在原审中提交“供货合同、排泥钢管制造合同、制造合同、工矿产品供货合同、胶管制作合同及付款凭证”欲证明货款用途不仅用于支付久和公司款项，还支付船舶配件及其他设备款项，该证据漏洞百出且未被原审法院支持。二、招行镇海支行基于船舶所有权证书与富升公司签订的《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依法应认定无效。根据《授信协议》的约定，涉案“贷款用途只能用于支付船舶尾款”，但事实上船舶尾款并未完成支付，故招行镇海支行与富升公司之间不按规定发放和使用贷款的恶意明显，且损害了久和公司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认定无效。此外，经涉案担保人宁波同力担保有限公司举报以及宁波市公安局的调查发现，招行镇海支行在办理涉案贷款、评估业务时涉及的《进口船舶销售合同》并非真实合同，合同上的印章及船舶价格均系伪造，招行镇海支行的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现被调查中。对此希望招行镇海支行在庭审中如实陈述，同时久和公司也向法院提交了对本案中止审理的申请。三、招行镇海支行对涉案船舶的价值评估畸高及违背受托支付规定的事实表明其在发放贷款及办理抵押时存在明显恶意，其与富升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依法成立，双方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应归于无效，由此涉及的船舶抵押权也应无效。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升公司、招商银行、招行镇海支行负担。
针对久和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招行镇海支行当庭答辩称：一、富升公司确实涉嫌犯罪，相关事实公安机关正在调查。办理贷款时使用的《进口船舶销售合同》是否真实，招行镇海支行不清楚，对此公安机关也在调查，涉及的还有招行镇海支行对富升公司的放贷行为。招行镇海支行至今未收到公安机关送达的正式法律文书，只知道该案已经立案。二、久和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其无法证明拥有涉案船舶的所有权。本案中，久和公司基于涉案船款未付清而主张所有权保留及抵押权无效，但其并未提出确认船舶所有权的诉讼请求，故在本案中不能直接认定所有权归属久和公司。我国适用船舶登记对抗主义（具体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条、第二十四条以及全国海事法院院长会谈纪要），船舶所有权取得以登记为准，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涉案船舶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富升公司，其对船舶的抵押行为对招行镇海支行是有效的，在此应区别对内和对外法律关系，久和公司与富升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招行镇海支行。三、招行镇海支行办理抵押及贷款业务是善意和对价的，抵押行为久和公司不仅知晓且办理的全程均有其员工参与配合，同时，招行镇海支行通过正规评估并办理贷款符合对价，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久和公司虽认为评估过高，但其未举证证明当时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综上，久和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招商银行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当庭答辩称：一、关于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招商银行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二、关于合同无效及能否行使撤销权问题，参考招行镇海支行的答辩意见。
富升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久和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中止审理申请，其认为招行镇海支行在办理贷款、评估及抵押时所用的《进口船舶销售合同》系虚假合同，且相关案件正在被公安机关调查，调查结果将直接影响本案裁决，请求本院将本案中止审理。针对久和公司的申请，招行镇海支行质证认为公安机关确实在调查涉案抵押贷款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但是否涉及合同造假及调查理由公安机关并未披露，且本案涉及船舶抵押的效力，该问题是否与公安机关的调查有直接联系，由法院审查。招商银行质证认为该申请是否准许由法院认定。本院认为，虽然涉及本案抵押贷款及相关人员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表示认可，但久和公司既未提供公安机关认定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的书面证明，也未对富升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月海是否涉嫌诈骗及招行镇海支行是否参与诈骗等事实作进一步举证，其有关中止审理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六种情形，故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经二审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所有权保留引起的债权人请求确认《最高额抵押合同》等合同无效及撤销相应的抵押权之诉，久和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并无要求确认所有权的主张，故本案本质上应属船舶抵押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关于案由为船舶权属纠纷的认定不妥，应予纠正。
根据久和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招商银行、招行镇海支行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进口船舶销售合同》中有关保留所有权的约定是否对招行镇海支行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行基于船舶所有权证书签订的涉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涉案船舶抵押权是否因招行镇海支行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而应被撤销。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
一、涉案《进口船舶销售合同》中有关保留所有权的约定是否对招行镇海支行具有法律约束力，该行基于船舶所有权证书签订的涉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久和公司认为招行镇海支行在明知“富升工1”轮存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仍为富升公司办理抵押贷款业务且未按约进行受托支付，其与富升公司之间存在船舶评估价值虚高、伪造《进口船舶销售合同》等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久和公司的债权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认定涉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无效。
本院认为，首先，涉案《进口船舶销售合同》中约定“乙方（富升公司）必须付足全部船款后方可实质性拥有该船产权，否则产权仍属甲方（久和公司）”，该约定应视为久和公司与富升公司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对“富升工1”轮的所有权作出了保留，该保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应予保护，此时所有权归属是明确的，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有关所有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禁止抵押的规定。招行镇海支行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在办理抵押之前，对于所有权保留的事实“根据生活经验，应当是知道的”，且其还主张“富升工1”轮的船舶所有权证书被久和公司控制，该公司工作人员携带前述所有权证书配合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应认定招行镇海支行对于涉案所有权保留的约定知情，该所有权保留的效力应及于招行镇海支行。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富升公司向久和公司支付船款已达到船舶总价款的75%以上，此时久和公司已丧失对“富升工1”轮的取回权，而招行镇海支行依据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办理的涉案抵押贷款已向舟山海事局办理抵押登记且经原审法院（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8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有效，故前述所有权保留的约定不得对抗招行镇海支行已登记设立的船舶抵押权。
其次，久和公司从未主张“富升工1”轮的船舶所有权且如前所述其已丧失对该轮的取回权，故本案并非船舶权属纠纷，对于涉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效力，仍应按照我国合同法对合同效力的有关规定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的构成要件须是恶意串通并损害第三人利益，故本案应考察富升公司与招行镇海支行是否恶意串通并损害久和公司之合法权益。虽然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富升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月海因涉嫌贷款诈骗罪被立案调查，但其诈骗事实并未被最终认定，且久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办理抵押贷款时使用的《进口船舶销售合同》系伪造，同时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是否存在评估价值虚高的问题，久和公司既未举证该报告的评估方法或评估程序存在何种不合理或违法情形，亦未能证明评估当时同类船舶的市场价为多少以及该市场价与评估报告计算的船舶价值是否有明显差异，故对于谢月海骗取涉案抵押贷款的事实，尚无足够证据予以认定。退一步说，即使其涉嫌贷款诈骗罪，久和公司也须证明招行镇海支行与谢月海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而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招行镇海支行在办理涉案抵押贷款业务时未按《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受托支付，但该规定系部门规章且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招行镇海支行违反该规定发放贷款并不必然导致前述合同无效情形的发生，同时，招行镇海支行对于涉案所有权保留的约定知情所产生的后果是其有可能因非善意取得抵押权而无法阻却久和公司的取回权，从而对自身形成不利影响，故也无法得出招行镇海支行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结论。此外，涉案《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中载明的贷款用途为“支付‘富升工1’轮船尾款”，且富升公司也将该笔借款用于归还久和公司大部分船舶尾款及购买船用设备，现久和公司未能证明富升公司将该笔贷款挪作他用从而损害其债权人利益，故其有关涉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涉案船舶抵押权是否因招行镇海支行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而应被撤销
本院认为，久和公司基于认为涉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无效而欲行使撤销权的法律基础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本案中，若久和公司主张的合同被认定无效，其行使撤销权的标的便已不具履行性，故对于无效行为其不得行使撤销权。如果前述合同最终被认定有效，则存在久和公司是否选择行使撤销权以及其是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充分举证的问题。总之，久和公司不能在诉讼中既主张合同无效又主张行使撤销权，其应在诉讼请求中进行明示的选择。
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中久和公司可以同时主张对“富升工1”轮的船舶抵押权行使撤销权，其也应根据前述合同法相关规定证明“富升公司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富升公司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招行镇海支行知道该情形”，且上述行为对久和公司权益造成了损害。本案中，富升公司与招行镇海支行签订船舶抵押贷款合同系用于支付久和公司部分船舶尾款及购买船用设备，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也未损害久和公司的合法权益，如前所述，现久和公司尚不能证明招行镇海支行在办理贷款业务时与富升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之故意，故其行使撤销权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涉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系签订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保护，基于上述合同设立的船舶抵押权已经登记，合法有效。久和公司有关富升公司与招行镇海支行恶意串通签订《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因损害久和公司利益应被认定无效以及相应的船舶抵押权应予撤销的主张，证据与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海久和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繁鸿
代理审判员 陈 蔚
代理审判员 霍 彤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