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21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乙。
法定代理人付某。
委托代理人盛昌满、李媛媛。
上诉人彭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彭某乙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民初字第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彭某乙系彭某甲与付某婚生女。2010年12月20日，彭某甲与付某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在宜城市民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女儿（彭某乙）由女方抚养，监护权归女方，男方每月承担女儿抚养费1万元（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直至女儿年满18周岁（其中每月五千元作为固定存款只限制女儿使用，女方不得使用）……”。后彭某甲按约支付给彭某乙每月抚养费1万元至2013年12月止。2014年1月起彭某甲未再支付抚养费。彭某乙于2015年5月14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彭某甲支付抚养费17万元，之后按月支付抚养费1万元至彭某乙18周岁，本案诉讼费由彭某甲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承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负担费用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彭某甲承担抚养费义务已有离婚协议确定。离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应切实遵守并履行。彭某甲未按离婚协议履行抚养义务，彭某乙有权要求彭某甲给付抚养费。关于离婚协议确定每月1万元抚养费的真实组成问题。虽彭某乙法定代理人庭审中提到其中5000元实为精神补偿，但协议载明系因抚养、生活保障需要由彭某甲给付彭某乙的抚养费，不是对彭某乙法定代理人的补偿，彭某乙法定代理人最终意见明确按协议约定（抚养费）给付，且协议是彭某甲自愿签订的，故对彭某甲相关抗辩及抚养费约定过高等意见不予采纳。至于约定的抚养费数额是否需要调整。原审法院认为，对离婚协议已确定的抚养费数额，彭某甲可提出减少、降低的合理要求；但彭某甲在本次诉讼前未提出合理主张，故彭某乙要求彭某甲支付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未支付的抚养费17万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2014年6月之后的抚养费数额是否需要调整，彭某甲要求降低或减少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现在确实无力承担，但彭某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因支付抚养费而确实导致严重生活困难等问题发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彭某乙要求彭某甲继续按协议约定按月给付抚养费也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彭某甲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彭某乙抚养费170000元。二、彭某甲自2014年6月起每月支付彭某乙抚养费10000元，至彭某乙18周岁时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保全费1370元，合计1410元由彭某甲负担。
宣判后，彭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违反离婚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违规裁判。在一审法庭调查关于离婚协议的签订背景过程中，被上诉人提出，该离婚协议中由上诉人每月支付被上诉人10000元，其中5000元是抚养费，另5000元是对前妻的补偿费，上诉人对此亦予以认可，但原审判决却机械地照搬照抄补偿协议的字样，完全不顾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原审判决对抚养费的处理最多只能支持5000元。二、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提交的《个人信用报告》错误。上诉人为证明收入降低，一审提交了由信用机构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该报告显示上诉人多次逾期还款，且银行信用度降低，考虑到银行信用的重要性，该报告足以说明上诉人的经济窘迫。一审法院未从正常的生活逻辑出发而简单草率地否认该报告是错误的。目前上诉人已再婚生子，企业面临重大亏损，家庭经济也出现赤字，应该权衡予以调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每月5000元的抚养费，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分担。
被上诉人彭某乙二审辩称：一、上诉人要求减少抚养费数额不符合抚养费纠纷案由的审理范围。首先，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法院受理的抚养费纠纷并未作出抚养义务人可以诉求减少抚养费数额的规定，尤其在离婚当事人协议确定子女抚养费数额的案件中，更没有通过诉讼途径寻求判决减少抚养费的余地，除非双方就抚养费重新达成调解协议，或者离婚协议存在涉及无效、可撤销、可变更的法定事由。其次，抚养义务人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从性质上来说属于金钱之债，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是否具有履行能力及履行能力如何，不是审判程序所应解决的。二、离婚当事人间就抚养费数额的真实合意，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上诉人不能任意反悔。出于对子女或者对直接抚养方的关心体恤，抑或出于发自内心的愧疚及其他目的考量权衡，支付抚养费一方在与直接抚养方协议离婚并确定抚养费数额时，往往愿意在经济上作出较大的让步，以使子女在今后的生活（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获得更为充分的经济上的保障。本案中，上诉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支付抚养费的承诺，不仅出自其内心的真意，也是上诉人力求更好地履行道德义务和法定义务的体现。该离婚协议所涉及的抚养费条款合法有效，上诉人应全面履行。退一步说，即使协议中约定每月1万元的抚养费中，存在“精神补偿”的因素，但当涉案双方将该“精神补偿”部分转化为对子女的补偿，并且以抚养费的形式书面固定下来时，未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意愿，并无不妥。同时，上诉人自2010年12月20日签订离婚协议后至2013年12月，已按约支付抚养费，足可说明上诉人认可协议约定内容，并有足够的能力去履行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三、上诉人未出现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形，其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兑现协议中所作的承诺。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上诉人经济收入严重恶化，其生活遭受严重困难的情形。相反，根据被上诉人查证的事实：上诉人名下拥有面积为135.81平方米的房产一套（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庭院深深花苑清辉庭）；上诉人作为自然人股东拥有杭州巨蟒贸易有限公司中80%的股权（注册资本100万元）；上诉人组建的家庭拥有宝马轿车等。被上诉人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上诉人现有经济状况非但没有恶化及出现生活严重困难之境况，反而其仍有足够的财产来履行当初离婚协议中所作的承诺。综上，上诉人在无法定事由的情形下，无权对其基于真实意愿所作的支付抚养费的承诺进行反悔；在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尚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不应将上诉人要求减少抚养费数额之抗辩或上诉请求纳入抚养费纠纷案由的审理范围。上诉人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协议约定的抚养费给付义务，不仅有违诚信，且已严重影响到未成年子女的正常生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彭某甲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彭某乙向本院提交杭州巨蟒贸易有限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工商登记信息，欲证明上诉人出资80万元与他人共同设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的杭州巨蟒贸易有限公司，从而说明上诉人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能够履行离婚协议中所做的承诺。上诉人彭某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公司注册的时间是2012年，可以通过借资来进行注册，且公司对公帐户没有资金，无法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彭某乙的抚养费业经上诉人彭某甲与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付某的离婚协议确定，彭某甲每月应承担的抚养费金额为10000元。现彭某甲对该10000元的真实组成提出异议，认为其中5000元系对付某的补偿费，其主要依据是付某作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原审庭审中提到其中5000元实为精神补偿，对此被上诉人辩称系双方离婚时将该“精神补偿”部分转化为对子女的补偿，并以抚养费的形式书面固定下来，结合彭某甲二审中亦认可“另外5000元是固定存款是供女儿长大后使用”，本院认为，案涉离婚协议关于“其中每月伍仟元作为固定存款只限女儿使用，女方不得使用”之约定系彭某甲与付某在考量精神补偿因素后对彭某乙的抚养费达成的合意，更符合客观实际，故10000元抚养费的约定并未违反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彭某甲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个人信用报告》仅能反映上诉人个人征信系统的信用状况，其中的逾期还款记录尚不足以证明其经济状况严重恶化或负担能力明显下降，原审法院对此未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彭某甲要求降低离婚协议约定的抚养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彭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