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莆民终字第11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甲，男，195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乙，女，195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丙，男，198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同上。
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国贤、温国锋，福建秀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6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甲，男，198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乙，女，198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同上。
上诉人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因与被上诉人刘某、谢某甲、谢某乙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14）秀民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某甲及其与上诉人高某乙、高某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国贤、被上诉人谢某乙、刘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谢某甲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高某甲、高某乙之子即高某丙与刘某之女即谢某乙经媒人介绍相识后，并确立婚约关系。之后，高某丙方两次给付刘某、谢某乙聘金20万元。2012年5月11日，高某丙与谢某乙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年8月，谢某乙离开高某丙家。2013年2月17日，高某丙向原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同年4月3日原审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高某丙再次诉至原审法院，2013年11月22日，原审法院判决准予高某丙与谢某乙离婚。后双方因返还聘金事宜协商未果，致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刘某、谢某甲、谢某乙立即返还高某丙方给付的聘金20万元。案经审理，因双方各执己见，致本案调解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高某甲、高某乙之子即高某丙与刘某之女即谢某乙按照当地风俗订立婚约时，高某丙方给付刘某、谢某乙聘金20万元，数额较大，双方的行为违背婚姻法关于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应予禁止。现在高某丙与谢某乙已离婚，且高某丙方因给付20万元聘金导致家庭生活困难，故刘某、谢某乙应当返还高某丙方所给付的聘金，考虑到当地风俗习惯及高某丙与谢某乙结婚有共同生活，酌定刘某、谢某乙应当返还高某丙方聘金8万元。谢某甲系谢某乙哥哥，虽参与收取谢某乙的聘金，但其代母亲即刘某收取，故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刘某主张陪嫁现金10万元及谢某乙主张其投资超市5万元，因高某丙方予以否认，刘某、谢某乙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故该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某、谢某乙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给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给付的聘金人民币八万元。二、驳回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对谢某甲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负担2580元，由刘某、谢某乙负担1720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上诉称：一、高某丙与谢某乙的婚姻关系虽持续了近两年，但双方实际共同生活时间不到半个月，且由于谢某乙的原因导致双方夫妻感情破裂并致高某丙患精神疾病。原审法院对以上因素未予考虑，仅判决被上诉人返还聘金8万元，显失公平。二、谢某乙的哥哥谢某甲及其母亲作主并操办了谢某乙的婚姻，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家庭合约单》中也有谢某甲的签名，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对谢某甲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且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刘某、谢某乙辩称，本案聘金属于按照当地习俗、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物，结婚的条件已成就，故不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况且也并未导致上诉人家庭生活困难；离婚是高某丙提出的，现上诉人要求返还聘金应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生活困难，且聘金中的大部分已当作嫁妆及用于办理婚宴酒席等。另外，高某丙在婚前已患有精神疾病，上诉人故意对此隐瞒。本案聘金本应全部不予返还，由于没有新的证据，被上诉人未提起上诉。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谢某甲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对“三原告两次给付被告刘某、谢某乙聘金20万元”有异议，认为给付聘金的对象还包括谢某乙的哥哥谢某甲；上诉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一、莆田市慈康医院门诊病历一本、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山星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湖东村民委员会证明两份，欲证明上诉人生活困难；二、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出具的《告知书》及证人谢维平、吴青山的证言，欲证明谢某乙与高某丙同居时间较短，且因谢某乙不愿意与高某丙生活导致本案婚姻不能继续。证人谢维平当庭陈述称：2012年农历八月至十二月，其受上诉人的委托，与谢某乙的叔公、舅舅一起作双方的调解工作，调解了很多次。因为谢某乙不配合，打电话都不接，导致双方调解不成。有一次在上诉人家中调解时，有看到谢某乙，谢某乙说“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证人吴青山当庭陈述称：其是本案婚姻的媒人，婚姻不能继续的原因在于谢某乙不愿意和高某丙生活，新婚四、五天就跑来跑去的，期间陆陆续续还有回来几次。其本人也有与谢某乙的叔公、舅舅一起作双方的调解工作，但谢某乙不接其叔公打的电话。
被上诉人对第一组证据质证认为：对莆田市慈康医院门诊病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审时高某丙前两次开庭都有出庭，在原审第三次开庭时上诉人才提供病历，说明高某丙的疾病不是由谢某乙引发的。对村委会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这些证据应在一审时提供，上诉人不存在家庭生活困难。被上诉人对第二组证据质证认为：证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证明的内容应不予采信。谢某乙从未接到他们打的电话，证人谢维平陈述到有听谢某乙讲，“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更能证明谢某乙想与高某丙共同生活的决心。
本院审查认为，原审法院已查明谢某乙于2012年8月间离开上诉人家，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也已认定“三原告因给付20万元聘金，导致家庭生活困难”，被上诉人并未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因此对上述证据能否证明上诉人家庭生活困难及谢某乙与高某丙同居时间较短的事实进行审查无实际意义，故不予审查。此外，两名证人的证言也不足于证明系谢某乙的过错导致其与高某丙未能继续共同生活。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在双方已离婚的条件下，如果属于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因婚前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并结合本案案情酌定由被上诉人返还聘金8万元并无不当，且被上诉人一方也并未提起上诉，故原审判决应予以维持，上诉人认为应全额返还聘金彩礼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谢某甲是否应共同承担返还彩礼的问题。审判实践中婚约关系人一般包括缔结婚约的男女及双方父母，谢某甲虽是谢某乙的哥哥，但谢某乙的父母尚在，结合莆田当地风俗习惯，谢某甲不能因有经手婚约钱物而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故应驳回上诉人对谢某甲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谢某甲“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以驳回”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谢某甲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可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00元，由上诉人高某甲、高某乙、高某丙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利强
代理审判员 黄珊珊
代理审判员 吴瑞雪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夏岚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