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南法民一初字第960号
原告刘罗生，男。
原告徐立和，男。
原告郭爱，男。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宇，湖南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代为提起诉讼，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提起上诉等。
被告唐伟峰，男。
委托代理人宋力虎，湖南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提起诉讼，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提起反诉、申请撤诉、申请执行、收受执行款物，代收法律文书等。
原告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与被告唐伟峰产品销售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涓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琳、审判员张兴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段龙担任庭审纪录。本案原告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的委托代理人刘宇，被告唐伟峰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力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诉称，三原告系农民，家庭一直以种田为生。2012年三原告全家在湖南省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承包460.8亩稻田种植水稻，三原告在种植水稻期间，为给水稻治虫，根据被告的推广和介绍，在被告处购买“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3件，每件12瓶，每瓶价格95元，总价款3420元。三原告购买“全打”阿维•毒杀虫剂后，按照说明书使用在种植水稻上，但“全打”阿维•毒杀虫剂没有任何杀虫作用，导致三原告水稻受到严重虫害，导致水稻严重减产，造成三原告重大经济损失。事件发生后，三原告立即要求被告进行处理和赔偿，经过鉴定，被告销售的“全打”阿维•毒杀虫剂属于“假药”，但被告只同意赔偿18000元。原告投诉到工商部门，经工商部门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被告销售的“全打”阿维•毒杀虫剂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全打”阿维•毒杀虫剂属于“假药”，工商部门遂对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被告违法所得3420元，罚款18000元，行政处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工商部门组织调解，由于被告没有诚意，调解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三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91632元。
被告唐伟峰辩称，原告送检所谓被告的农药，两份鉴定报告送检的不是同一产品，而且送检样品都是从原告处提供的，被告认为送检的农药不是被告销售的农药。原告受灾的原因是稻飞虱引起的，而被告销售的是治卷叶螟的，所以原告受的损失与被告并没有关系。原告受的具体损失并没有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诉讼中，原告刘罗生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
格。
2、土地流转合同，证明三原告承包了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460.8亩水田。
3、销售清单，证明三原告于2012年5月20日购买“全打”产品花费3420元。
4、投诉书，证明原告方就假药的问题曾向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5、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消费者申诉案件终止调解通知书，证明双方纠纷曾经经过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调解，证实被告销售产品为假药。
6、检验报告，证明鉴定的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7、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因销售假药被工商部门处罚的事实。
8、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1）证实被告销售产品与原告的产量减少有因果关系；（2）证实原告所种水稻正常产量为每亩600公斤。
9、码单5份，证明原告的实际产量。
10、冷书仁、李石生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的实际产量和受灾程度。
被告唐伟峰质证认为，对证据1、2、3、4没有异议；对证据5没有异议，但是上面写的是不合格产品，并不是假药；对证据6有异议，原告上次开庭提供了两份检验报告，根本不是被告销售的产品，送检的样品是直接从原告处提供的，被告认为原告送检的样品不是被告销售的产品；对证据7没有异议；对证据8、9有异议，不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没有按照损害的流程处理该次事故，不能够证明原告到底损失有多少。对证据10，只证明了证人曾经去收过谷，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产量和受灾程度，受灾的原因有多种，并不能直接证明被告销售的药是造成原告受灾的原因。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7，被告无异议，本院认为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对以上证据予以确认。对证据6，被告唐伟峰提出异议，认为原告送检的样品不是被告销售的产品，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7来看，能证明工商部门送检的产品系从唐伟峰销售给原告的产品里面抽样送检，且唐伟峰对该检验报告结果未提出复检要求，也未提出任何异议。本院对于证据6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8，本院认为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予以确认。对证据9，因系原告单方面提供，证明力较低，本院予以酌情认定。对证据10，本院认为其仅能证明证人曾去收谷及各证人收谷的数量、当时收谷的价格，不能证实原告的实际产量及受灾程度，故本院支持被告的质证意见，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诉讼中，被告唐伟峰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永红化工的相关登记证明及农药销售许可证，证明
阿维•毒产品是经国家登记的合格产品，不存在缺陷。
3、检验报告，证明原告送检的产品不是被告销售的产品。被告只销售一种产品给原告，但是原告却提供了两份产品检验报告，被告合理怀疑原告方所送检的不是被告销售的产品。
4、证人孔祥志的短信记录，证明证人曾去原告承包田的现场，经观察水稻田间叶片完整，除零星稻飞虱外，无任何虫害现状。衡阳稻飞虱的主要原因是靠近南方受台风影响，造成迁飞性稻飞虱的爆发。
原告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质证认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中提供的执照证件没有异议，但是并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方并没有提供“全打“产品进货渠道；对证据3有异议，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原告只从被告处购买了产品，原告送检的产品和工商部门抽检的产品都是被告销售的，经检验都是假药。对证据4，有异议，原告当时并不是稻飞虱造成的虫害，而是卷叶螟造成的虫害，被告的药是治卷叶螟的。
对被告唐伟峰提供的证据1，经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证据1予以确认。对证据2中提供的执照证件没有异议，但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被告提供的执照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因被告销售的“全打”阿维•毒已被鉴定为不合格产品，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该份鉴定系三原告自行进行，且鉴定结论上的产品名称与三原告送检产品名称不一致，存在瑕疵，故该份鉴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4，本院对证人曾去现场查看这一事实予以认可，但原告是使用湖南永丰化工有限公司的“全打”阿维•毒时出现问题，并非是江苏克胜集团的产品，故本院支持原告的质证意见，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以及结合原、被告在本案中所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2年原告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三人共同在湖南省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承包了460.8亩稻田种植水稻，三原告在种植水稻期间，为给水稻治虫，根据被告唐伟峰的推广和介绍，在被告处购买“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3件，每件12瓶，每瓶价格95元，总计价款3420元。原告在使用后认为对水稻杀虫毫无作用，遂于2012年12月将农药送至湖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检验，被检测为假药，原告于2013年1月向南县工商局进行投诉，经南县工商局消费者协会调解，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协议，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12315消费者申诉案件终止调解通知书”。2013年1月31日，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委托湖南省农药检定所对被告唐伟峰销售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进行检验，经检验送检样品中未检出毒死蜱含量，检出高效氯氰菊酯含量为2.9%，综合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南工商处字（2013）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唐伟峰作出没收违法所得3420元及罚款18000元的决定。另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作出南工商处字（2013）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已查明：2012年5月19日，唐伟峰从南县南洲镇个体工商户李玉香处购进由湖南永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3件，每件12瓶，购进价为900元/件，购进金额2700元。2012年5月20日，唐伟峰把上述杀虫剂全部销售给了三原告，销售价格为1140元/件，销售金额3420元。后三原告多次找被告处理此事，被告均不愿予以赔偿，原告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三原告所种植的水稻品种为“ＸＸ占”，三原告以水稻品种“ＸＸ占”作为中稻予以栽培。“ＸＸ占”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育成的一个广适性优质中稻品种。2005年由湖南省水稻所引进参加省区试，并于2007年通过湖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湘审稻2007018)。该品种属常规迟熟中籼，在我省作中稻栽培，全生育期136天左右。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2年2月2日作出的发改电（2012）17号《关于提高2012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每50公斤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120元、125元、140元，比2011年分别提高18元、18元、12元。
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因产品质量引起的产品销售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1、本案三原告送检的农药是不是被告唐伟峰所销售的农药；2、本案三原告所种植水稻减产是不是因为使用了唐伟峰销售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所引起的；3、三原告提出的具体赔偿数额是否客观、真实，能否全部得到法律的支持。
本院认为，一、从三原告提供的销售清单上看，被告唐伟峰销售给三原告的农产品中虽没有写明具体产品名称，但确实包含商标为“全打”的产品，唐伟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三原告还在其他销售商处购进了该产品，且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南工商处字（2013）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已载明：唐伟峰将从南洲镇李玉香处购得的“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3件全部销售给了三原告。2013年1月24日，三原告委托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所剩的“全打”牌杀虫剂7瓶抽样送检。2013年3月4日，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将检验报告结果送达了唐伟峰，并告知了相关的复检权利，唐伟峰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要求，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见，三原告送检的农药是被告唐伟峰所销售的农药。
二、2012年原告刘罗生、徐立和、郭爱三人根据被告唐伟峰的推广和介绍，在唐伟峰处购买了“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对自己承包的水稻田进行杀虫用药后不久，三原告的水稻田就受到稻纵卷叶螟严重为害的现象，唐伟峰还派公司业务员到现场进行了察看，说明唐伟峰对于三原告在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承包的水稻田发生虫灾的事实是认可的。而关于三原告水稻田遭受虫灾导致中稻减产是不是因为使用了唐伟峰所宣传、推广的农药所致，已通过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明确了毒死蜱对于防治稻纵卷叶螟是起关键作用的，由于涉案农药中不含有毒死蜱，以致未能有效控制稻纵卷叶螟为害。因此，原告送检的农药阿维•毒杀虫剂与稻谷产量减产存在因果关系。结合该鉴定结论可以认定，涉案农药阿维•毒杀虫剂与水稻因虫灾减产因果关系成立。故对于唐伟峰因销售“全打”牌阿维•毒杀虫剂而给三原告所造成的损失，唐伟峰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三原告的损失数额的确定。通常来看损失计算方式应为减产量价格。对于2012年中稻的价格，原告单方面提出其稻谷收购单价为2.96元/公斤，但未提供相关物价部门出具的晚中稻市场销售价格的证明及其他相关依据，本院认为原告单方面提出的收购价格不能作为认定其中稻收购价格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2年2月2日作出的发改电（2012）17号《关于提高2012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中晚籼稻的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25元，故本院按该标准予以计算为2.5元/公斤。
对于减产量，本院认为减产量应为减产率乘以亩数，减产率为1-实收量/预期产量。对于预期产量，根据三原告与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三原告在福全村承包稻田500亩，但实际种植460.8亩，根据湖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ＸＸ占”2012年正常产量为600公斤。其预期产量应为460.8亩600公斤/亩=276480公斤。
原告认为其实际产量为152370公斤，从原告提供的数据来看，原告提供的实际产量152370公斤÷实际种植面积460.8亩=实际每亩平均产量331公斤/亩，而按鉴定结论2012年的正常产量为每亩600公斤，故2012年因虫灾每亩减产率为45%（1-331÷600）。
但对于原告所提供的实际产量，唐伟峰提出，三原告以码单及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够证明原告到底损失有多少，其不能证实原告的实际产量和受灾程度，唐伟峰认为对于减产的损失，三原告没有按照产品质量损害的流程处理该次事故，现三原告无法证实其每亩稻田到底减产多少，应视为举证不能。本院认为，结合当年虫灾发生后的具体情形，在虫灾发生后三原告都是想通过找唐伟峰来采取挽救措施或自行补杀农药以避免水稻绝收，并没有想到必须通过诉讼途径来维权，没有及时进行证据保全（如在收受稻谷时对实际产量进行公证等）或评估，致使在证据上存有瑕疵，但同时被告在出现纠纷时，其作为专业人士应亦负有对证据进行保全予以固定的部分义务，且原告方确实因此产生了损失，为公平起见，结合稻纵卷叶螟通常的危害程度（2到3成）与原告应采取的防治水平，本院酌情三原告每亩水稻减产比例为15%，具体减产量为90公斤/亩（600公斤15%），故总减产量为460.8亩水稻田每亩减产90公斤；故三原告所实际遭受的损失为460.8亩水稻田每亩减产90公斤每公斤稻谷2.5元，共计103680元。
三原告提出的第一次鉴定费7000元，三原告未提供该次鉴定的鉴定费票据，因第一次鉴定系三原告自行送检，且鉴定结论上的产品名称与三原告送检产品名称不一致，该份鉴定结论存在瑕疵，故该次鉴定费用应由三原告自行承担。对于三原告主张的其他差旅费损失，因没有提供票据及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故被告唐伟峰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唐伟峰赔偿原告刘罗生、徐立和、郭爱因使用唐伟峰销售的杀虫剂而引起2012年水稻田减产所致的各项损失103680元。此款限唐伟峰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驳回原告刘罗生、徐立和、郭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6910元，鉴定费12000元，由原告刘罗生、徐立和、郭爱负担3860元，被告唐伟峰负担150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涓
审 判 员 黄琳
审 判 员 张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代理书记员 段龙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三十九条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第四十条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
（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
（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
（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
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产品的其他销售者（以下简称供货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
销售者未按照第一款规定给予修理、更换、退货或者赔偿损失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生产者之间，销售者之间，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承揽合同有不同约定的，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第四十四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第四十六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