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5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车国娟。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水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
法定代表人李德成，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文莉、钟婷，浙江文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车国娟、金水娟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民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5年4月26日，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名称变更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2010年8月2日，车国娟、金水娟就姚伟鹏等人身损害纠纷与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接受委托指派汪连福、茅珊珊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公安、卫生、法院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费30000元；其他事项为死亡原因主要看死检报告，根据死亡原因确定赔偿条件，赔偿标准看受害人身份，市六医院的责任问题有利有害。合同签订后，车国娟、金水娟支付30000元代理费，汪连福开具编号NO0014694收据，载明：代理费（包干）三万元整，公安、卫生、法院程序包干。
2011年5月18日，车国娟、金水娟与滕燕就姚伟鹏涉嫌非法行医案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协议，车国娟、金水娟及汪连福在协议书上签字，车国娟、金水娟就此收到42万元的赔偿款。
2010年12月1日车国娟、金水娟向原审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就车国娟、金水娟诉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委托汪连福参加诉讼，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反诉，代收法律文书。2010年12月23日，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向原审法院出具公函，就车国娟、金水娟诉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车国娟、金水娟委托本所汪连福为其诉讼代理人。2010年12月24日，原审法院受理车国娟、金水娟诉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
2011年1月25日，汪连福作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代理人参加（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庭审，车国娟、金水娟未参加，汪连福在庭审笔录上签字。2011年6月7日，车国娟、金水娟向原审法院提交授权委托书，就（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的代理人变更为茅珊珊、王麒，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6月8日，车国娟、金水娟、茅珊珊、王麒向原审法院出具受委托人在诉讼代理中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承诺书，茅珊珊、王麒承诺在诉讼代理期间不收取当事人提供的任何报酬。该案的后续审理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及汪连福均未参与，车国娟、金水娟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未办理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该案判决后，车国娟、金水娟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浙杭民终字第505号判决，维持原判。后车国娟、金水娟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民申字第483号裁定，驳回车国娟、金水娟的再审申请。现车国娟、金水娟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1.确认双方在2010年8月2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无效；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向车国娟、金水娟支付赔偿金226443.9元及利息（自2010年8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认之日止）；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返还车国娟、金水娟代理费30000元及利息（自2010年8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认之日止）；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向车国娟、金水娟支付误工费及其他合理费用100000元；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向车国娟、金水娟支付11420元（包含迪安医学鉴定费4300元、杭州明皓司法鉴定费4000元、一审案件收费14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就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系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名称变更，汪连福系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虽签订合同盖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公章，但事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公函与合同内容无异，确认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与车国娟、金水娟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故车国娟、金水娟与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签订合同的权利义务由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承担。汪连福收取3万元代理费，未超过相应的收费标准，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陈述未收到系其内部管理原因造成，不能对抗车国娟、金水娟已支付的事实。因此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抗辩双方未订立委托合同的理由，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车国娟、金水娟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汪连福接受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指派接受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参与委托范围的代理活动，车国娟、金水娟也因此收到42万元的赔偿款，但在后续的代理中仅出过一次庭，虽双方未签订解除合同的书面协议，但事实上车国娟、金水娟已委托他人参加诉讼，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也未继续代理，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实际已终止。由于双方未提交证据证明合同终止的责任承担，原审法院按双方的委托范围、权限及车国娟、金水娟实际得到的赔偿款，酌情确定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从已收取的代理费中退还车国娟、金水娟15000元。车国娟、金水娟主张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在代理过程中又极不负责任，甚至出卖车国娟、金水娟，已构成严重违约，其违法代理的行为已给车国娟、金水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请求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赔偿的理由，因车国娟、金水娟给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委托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反诉，代收法律文书，车国娟、金水娟并无证据证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指派的法律工作者在代理活动中超出委托权限，故车国娟、金水娟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车国娟、金水娟支付15000元；二、驳回车国娟、金水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18元，由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负担818元（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车国娟、金水娟负担6000元。
宣判后，车国娟、金水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委托代理合同》不是依法成立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汪连福作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擅自接受车国娟、金水娟委托承办的法律事务、私自收取车国娟、金水娟诉讼代理费打入汪连福的指定账户，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29条、第39条、第55条第13款，《浙江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行为规范》第20条，《浙江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1条关于法律服务所统一收费，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私自收费的规定。汪连福明知原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的名称早在2005年4月26日就被变更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早已过期失效作废，已经没有民事法律责任主体资格，已经没有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应当按规定上交登记机关或公安机关注销原公章，不得继续使用。汪连福2010年8月2日擅自使用原公章与车国娟、金水娟间订立的《委托代理合同》不是合法成立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且该行为是汪连福实施的个人非法行为，而不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实施的正当民事法律行为。汪连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非法收取车国娟、金水娟3万元代理费，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因此已构成偷税、漏税，已损害国家利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汪连福使用原公章的违法行为既不正当，又不合法，车国娟、金水娟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尚未成立，应当依法认定《委托代理合同》无效。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应当依法承担汪连福、茅珊珊违法代理的一切后果，承担《委托代理合同》无效所产生的一切赔偿责任。原审“确认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与车国娟、金水娟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说法是错误的；原审认定《委托代理合同》有效，酌情判令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从已收取的代理费中退还车国娟、金水娟15000元都是错误的。二、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构成非法聘用茅珊珊。2010年5月28日至2011年9月29日期间，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指派茅珊珊与汪连福、茅珊珊与汪翔作为10个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此外，汪连福2010年8月2日非法与车国娟、金水娟间订立的《委托代理合同》中，一开始就载明了汪连福亲笔书写茅珊珊一直是以杭州市众大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明知茅珊珊不具备执业资格，却还要聘用，明显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42条第8款的规定。茅珊珊违法代理车国娟、金水娟的前案（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构成根本性违法，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应当承担一切违法责任和后果。三、汪连福曾是原审法院工作过的离职人员，担任车国娟、金水娟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的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反《法官法》第十七条的规定。1992年《人民司法》第10期刊登了来自原审法院汪连福发表的一篇文章，该事实充分证明汪连福曾是在原审法院工作过的离职人员，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汪连福的行为明显违法。由此可知在（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中，汪连福、茅珊珊均已构成违法代理，应当重审。前案判决书中故意不载明委托代理人汪连福也是有特定原因的。四、原审审理前案、本案已违反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的法律规定。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法定代表人李德成具有杭州市下城区人大代表、下城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的特殊身份；原审法院院长与李德成均是下城区十四届人大代表天水代表联络第二小组成员；原审法院院长兼任下城区人大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违反了《法官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据此，原审法院审理前案、本案已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规定。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车国娟、金水娟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答辩称：一、上诉人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之间并未签订诉讼代理合同，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未成立。上诉人无权要求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返还代理费并承担赔偿责任。虽然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也未提出上诉，但事实上上诉人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从未签订过诉讼代理合同，双方并不存在代理合同关系。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对于上诉人与汪连福之间的委托情况并不知情，也未收到过3万元代理费用。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所用的公章并非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公章，上诉人方支付3万元代理费用的账号也并非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账号，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上的印章也并非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甚至不是“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的。而汪连福提交的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公函也并非是针对该案出具的。以上种种情况都表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并未与上诉人签订代理合同，也未收到任何费用，一切都是汪连福的个人行为。对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陈述，“汪连福2010年8月2日擅自使用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与车国娟、金水娟间订立的《委托代理合同》，不是合法成立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也不能等同当事人车国娟、金水娟与当事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行为是汪连福实施的个人非法行为，而不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实施的正当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无论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意见，还是根据上诉人的自认，上诉人都应向汪连福主张权利。上诉人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之间并未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据此要求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欠缺依据。二、上诉人上诉称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非法聘用茅珊珊欠缺依据。在2011年6月8日之后，上诉人自身确认变更茅珊珊、王麒为其诉讼代理人，并在法院签署了公民代理的相关材料，其中就有《受委托人在诉讼代理中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承诺书》。由此可见，在该案的后续办理过程中，茅珊珊是以公民代理的身份办理案件并不收取任何费用，并非是以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本案的代理合同也并非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与上诉人签订，是汪连福的个人行为，合同上所写的指派的情况更是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无关。即便是汪连福提交给法院的所谓加盖了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公章的公函上也只有汪连福一人名字，并没有茅珊珊。况且，上诉人提交的判决材料中并不能看出茅珊珊在代理该案过程中同时以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身份承办业务。因此，茅珊珊、王麒并非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并且是上诉人自身同意变更代理人，现上诉人诉称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非法聘用茅珊珊欠缺依据，上诉人据此要求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承担责任更是毫无依据。三、单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上诉人诉市六医院案件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审法院及代理人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如上所述，汪连福的个人行为及上诉人自愿委托公民代理的行为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无关，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退一步说，单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前案的审理情况看，原审法院及代理人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其一，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第3款，其上载明“乙方根据甲方案情介绍及其提供的证据所作的案情分析、代理思路并不能作为案件胜诉的承诺”。在特别约定中对于风险情况也有说明。诉讼本身就是存在风险的，《委托代理合同》中也并未对胜诉做出任何承诺。况且，汪连福作为上诉人代理人促成上诉人与姚伟鹏之间达成协议，获得赔偿金42万元。在上诉人诉市六医院的案件中，在上诉人委托公民代理前也参加了庭审。另外，上诉人称汪连福曾是原审法院工作过的离职人员，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法律对其的限制是“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因此即便汪连福曾在法院工作，其代理行为并未违反执业限制的规定。其二，关于原审法院审理该案的正当性。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法定代表人与原审法院院长在下城区的任职情况与该案审理并不存在任何关系，也不构成原审法院不能审理该案的事由。民诉法中对于有管辖权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特殊原因”没有详细规定，多指的是遇到不可抗拒的事由，明显与上诉人所述的情况不符。因此，原审法院有权对该案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况且上诉人一审是作为原告直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期间也并未对管辖提出过任何意见，下城区法院当然有权审理本案。其三，针对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关于鉴定机构的变更。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已在一审中对当时变更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表述，上诉人当时并未对鉴定机构的选定提出异议，并亲自缴纳了鉴定费用，现上诉人主张鉴定机构的变更未被告知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至于上诉人在该案一审中诉称的待鉴定封存病历原件已经医方私下篡改，导致迪安的鉴定结果不真实更是毫无依据。在该案的一审庭审笔录中，上诉人并未对迪安的鉴定意见书表示异议，也未在该案中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至于关于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过错问题。因医院与上诉人之女车英英的死亡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只是因未尽到告知义务，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酌情判令其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根据车英英的尸检报告、杭州市医学会出具的杭州医鉴（2010）05号医学鉴定书、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浙医鉴（2012）3号医疗损害鉴定书、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1）第84号法医病理学文证审查意见书可知，姚伟鹏非法行医与车英英死亡有因果关系，前进中医门诊部的诊疗行为与车英英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芝林大药房的配药行为与其死亡也有因果关系，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其死亡无明显相关性。由此可见，该案的审理结果并非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甚至上诉人认为的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行为导致的，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有理有据。四、单就上诉人在原审中所提的损失额，也欠缺依据。上诉人将其起诉杭州市第六人民法院一案的诉讼请求标的额直接作为本案所提的损失额，显然欠缺依据，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在该案中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即便要判决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承担责任，最多也应该在上诉人缴纳的3万元代理费用区间内。并且，据了解，上诉人已经通过协议方式取得了姚伟鹏支付的赔偿金42万元；通过（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判决书取得赔偿金20000元；通过（2011）杭下民初字第1124号判决书取得赔偿金148078.25元。可见，上诉人已通过协议和诉讼方式取得了相应赔偿，现又向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主张赔偿金及误工费用等欠缺依据。综上，上诉人要求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承担责任欠缺依据，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本着同情二上诉人的失女之痛及尊重一审法院判决的态度，对本案未予上诉。恳请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时，上诉人车国娟、金水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茅珊珊与汪连福、汪翔共同代理案件统计表，欲证明茅珊珊没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资格证，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聘用茅珊珊的行为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42条第8款的规定。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违规聘用茅珊珊与上诉人的损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拆封封存病历、篡改封存病历与茅珊珊的违规代理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应当承担一切违法后果。
2、《人民司法》刊文《储蓄所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欲证明汪连福曾是原审法院的离职法官，担任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违反了《法官法》第17条的规定。
3、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表彰2012年度代表活动积极分子的决定；人大天水联络大组对区住建局开展行政执法评议工作意见征集暨代表进社区接待活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高举法律武器冲在为人民服务的最前线——记下城区人大代表、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德成》；《人大代表人民选，下城的这两位最美人大代表，请给他们点个zan》；《心系群众为民履职我市人大代表风采展示》；《情理结合依法维权》；《下城区区委常委王仁走访慰问区劳动模范》，欲证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法定代表人李德成与原审法院的院长何敏的特殊身份及关系，原审法院不适宜审理本案。
4、投诉信的快递单及截图、中止审理本案申请书的快递单及截图，欲证明上诉人向下城区司法局写信投诉要求处理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违法行为的事实，上诉人向法庭写信要求中止审理本案的事实。
被上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质证认为：这些材料均形成于2015年3月之前，都不是新证据，不同意质证。在保留该意见前提下，认为证据1，对判决书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诉人的待证目的有异议。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没有聘用茅珊珊，茅珊珊在代理上诉人案件期间是以公民代理的身份代理，上诉人为其办理相关手续。该批证据不能证明茅珊珊在代理案件期间另外存在拆封封存、篡改病历等行为。不能证明茅珊珊有任何过错。证据2，对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目的，不能证明上诉人之前委托的代理人汪连福与该文章的作者系同一人。且即便从法院的离职人员，汪连福也并非在离职两年内代理，其代理行为是合法的。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也达不到上诉人的待证目的。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证据1，因茅珊珊系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审理，茅珊珊是否具有法律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亦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对象。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构成原审法院的回避事由。证据4上诉人向下城区司法局投诉的情况与本案审理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对上诉人向本院申请中止审理的事实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二审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车国娟、金水娟在一审起诉状中陈述其“就女儿车英英之死引发的医疗纠纷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洽谈委托代理事宜，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安排一名法律工作者汪连福接待车国娟、金水娟”，虽然委托代理合同系用已失效的“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公章签订、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否认其与车国娟、金水娟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但汪连福系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也曾出具公函确认其与车国娟、金水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车国娟、金水娟有理由相信其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原审法院确认该合同对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有约束力正确。二审中车国娟、金水娟又认为该行为是“汪连福实施的个人非法行为，而不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实施的正当民事法律行为”与其一审主张及二审诉请不符，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基层法律工作者应当遵守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费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应作为认为合同无效的依据，车国娟、金水娟以此为由，要求认定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茅珊珊系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审理，车国娟、金水娟主张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违法聘用茅珊珊致其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第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2011年6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根据上述规定，在2011年6月13日前，审判人员离任满二年后，在对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可以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本案中汪连福虽曾系原审法院工作人员，但其在离职超过两年后，于2010年年底、2011年年初作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代理人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诉讼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在该案的后续审理中，汪连福也不再担任委托代理人，而由茅珊珊、王麒作为公民代理人参与诉讼。另车国娟、金水娟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汪连福的代理行为给其造成损害，故车国娟、金水娟以此为由，要求退还全部代理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汪连福参与委托代理活动，车国娟、金水娟也因此收到42万元赔偿款，但汪连福未完成全部代理事务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退还15000元代理费并无不当。本案系车国娟、金水娟主动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院长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法定代表人均系下城区人大代表不属于原审法院不适于审理本案的情形，车国娟、金水娟以此为由要求重审本案，本院不予支持。车国娟、金水娟向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投诉汪连福私自承接法律事务、私自收取代理费，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违法指派汪连福、茅珊珊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车国娟、金水娟以投诉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93元，由车国娟、金水娟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代理审判员 韦 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书 记 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