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3民初1577号
原告：俞圭明，男，195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告：杭州东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戒坛寺巷*****号宏大宾馆****室，现经营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万华武林大厦A座412室。
法定代表人：郭雷。
委托代理人：游海明，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俞圭明为与被告杭州东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公司）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于2016年3月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施丹薇独任审判，于2016年5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需要，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7月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圭明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东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雷第一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东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游海明第二次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俞圭明起诉称：2004年底，公司由法定代表人郭雷宣布改制，承诺员工参股。同时在会上说明参股要亏，建议员工投资其兄（非公司人员）可获利。由于原告本人坚持参股，2004年12月30日，郭雷让原告将用于参股的48300元交给他个人；2005年元月4日郭雷拿出一份有关公司股东出资状况的股东会文件让原告签字后复印给原告。2005年元月6日，郭雷又将一张盖有公司章的股权证交给原告。之后郭雷解散了党组织，擅自把所有在职员工的党员关系退到了各自的社区。又把员工托给了一家物业公司。在距改制6年后，2011年原告由于自己持有的股权没有得到实际分红向郭雷问询时，竟被告知：“当时是私下弄的，并不作数。”原告即去了市工商局查询，发现当初改制时郭雷并未将原告登记为出资人之一。原告向工商局反映未果，而郭雷就此事开始处处刁难原告，坚称：“公司早在2004年5月就已登记在4人名下，当时发的股权证是私下弄的，因其余股东不同意转让，只能作罢。”郭雷无视原告的据理力争，给原告两个方案：要么按参股时的价格退钱；要么重新作为对他的个人投资。原告向12345市长电话反映也未果。郭雷要求原告尽快决定，将发给原告的股权证上交给他。原告当时心有不甘，无奈加入了对郭雷的个人投资。但为了日后维权，原告留下了股权证的原件作为证物，将复印件交给了郭雷。自2005年改制以来，郭雷经常说原告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不给加工资。而郭雷自己掌控自公司改制后所有房产（位于庆春路市中心写字楼）估价而成的9600000元资金，在工作中更是不断找碴，动辄扬言辞退、开除。在被告的无情逼迫下，原告自感公司物业维修一人难以承担，物价上涨不加工资生活难以为继。最后无奈与公司签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就这样被告与郭雷强行非法剥夺、侵占了原告占公司注册总资金0.5%的股权，代之以对郭雷的个人投资。郭雷于2012年至2016年止，将原告与他个人签订的投资款本金加收益共计80535元（本金48300元加收益32235元）付给了原告。按照原告是正常参股员工，在未被其以欺诈手段剥夺参股权被侵占股份的情况下，收益远不止如此，差价均被郭雷轻易拿走。原告认为公司在郭雷的一手操纵下，涉嫌：1.利用改制弄虚作假隐瞒基本事实；2.利用职权、以欺诈、威胁、强制手段把原告的股份非法占为已有。其行为已严重触犯有关法律，侵犯原告的切身利益。特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持有的股权证合法有效；2.责令被告返还股票的实际价值总计288000元[9600000元（2004年总房价）×0.5%（原告所占股份）×6（2004年至2011年房价升值倍数）]，具体以评估为准。
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持有东盛公司0.5%的股权；并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
为证明诉称的事实，原告俞圭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杭东股（05）字第1号股东会决议1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是被告股东的事实。
2.股权证1份，拟证明原告是被告股东的事实。
3.投资协议1份，拟证明该协议只是原告与郭雷之间的个人投资协议，不是原告所持股权证的替换。
4.收据1份，拟证明郭雷已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
5.录音资料（2011年7月18日与郭雷对话）1份，拟证明郭雷否认原告股权的事实。
6.录音资料（2011年7月20日与郭雷对话）1份，拟证明郭雷曾经承诺过不管是投资还是股权，原告都享有股权收益，是同股同权的，郭雷陈述本身就是他的股权，挂在他的名下，不需要登记。
7.录音资料（2011年7月15日）1份；
8.录音资料（2011年7月20日与赵丽娟对话）1份；
证据7、8拟共同证明郭雷所说原告不要参股自动退股给郭雷是不属实的。
被告东盛公司答辩称：1.2004年5月26日杭州民生药业集团与原东盛公司实际经营人员郭雷、盛倜、张明、俞晓敏等4人就东盛公司资产转让达成协议。于2004年5月28日在杭州市工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9660000元，其中郭雷占52%计5023200元，其余三位各占16%各计1545600元。改制后个别员工要求参股，公司经研究后同意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参股，但最后仅有赵丽娟和原告要求参股。2005年1月4日经与赵丽娟和原告协商并经公司股东会讨论形成决议：参股员工赵丽娟和原告参股额由各40000元调整为各48300元，按1：1从原自然人股东郭雷的股份中划拨，均占注册资本的0.5%，公司不再增资扩股。因此，郭雷的原股份由52%调减为51%，原告成为公司0.5%股份的实际投资人。被告自2004年5月26日通过《资产转让协议》的履行调整公司股权结构以来，记载于公司章程且对外公示的股东只有郭雷、盛倜、张明、俞晓敏等4人，这是被告迄今为止未做过调整或者变化的股东结构。原告持有的0.5%股份既未记载于公司章程，也未经工商登记，而是处于由郭雷代持状态。故在此期间，原告只是由郭雷名义代持其0.5%股份的隐名股东，而并非严格、完整意义上的股东，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和精神，隐名股东的投资权益只能通过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相关约定实现，而事实上，原告在该期间的投资权益也已通过郭雷予以实现。2.2011年5月15日赵丽娟退休，主动要按1：1的价值将其持有的0.5%股份退回给郭雷，2011年7月原告多次到公司或打电话，要求将其持有的0.5%股份在杭州市工商局注册登记，否认其持有的0.5%股份原属郭雷的事实，拒绝就办理注册登记一事和郭雷补签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8月5日原告因个人原因要求提前和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请杭州民生药业集团董事长竺福江出面协调，要求被告支付补偿金15330元并签订补充协议，至2016年1月15日止，被告已按协议支付原告补偿金15330元，报销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23648.6元，郭雷也于2016年1月15日向原告按约付清投资款本息。原告对被告和郭雷提出的所有要求均已按约完成。
为证明辩称的事实，被告东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资产转让协议1份；
2.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1份；
3.东盛公司章程1份；
证据1-3拟共同证明杭州民生药业集团于2004年5月26日已将被告公司资产转让给郭雷等4人并于同年5月28日办理手续，也能证明郭雷占52%的股权。
4.杭东股（05）字第1号股东会决议1份，拟证明原告的股权是从郭雷的股权中划拨，且被告予以认可。
5.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证明书、失业登记证明书存根和请款单各1份，拟证明原告于2011年8月5日和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并得到补偿。
6.补偿协议1份、请款单5份（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后被告主动承担了原告此后的养老与医疗费用，说明原被告间的股权纠纷也得到解决。
7.投资协议1份、杭州银行业务凭证，拟证明原告在郭雷处的投资款和收益都已支付完毕。
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能证明原告与赵丽娟的股权是从郭雷的股权中划出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应在2011年8月5日原告与郭雷签订投资协议后归还郭雷的，但原告未将该原件归还，该证据现在已没有用。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当时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将原告所持股权证的价值转化为投资协议，收据是郭雷确认收到原告48300元股权价值。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基本真实，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当时郭雷向原告陈述补办股权工商登记需要办理的相关手续及程序，但是原告予以拒绝，认为该股权不是郭雷转给他的；结合证据7的协商过程充分证明投资协议系原告和郭雷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替代了原告对被告的持股关系。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由于与原告对话人员并非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请法院依法核实、认定；该证据可以从侧面证明原告与赵丽娟持有的股份是从郭雷处转让的，也可以反映出该两人已经实现了持股期间的投资回报。
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改制和变更工商登记都瞒着所有员工。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在公司改制时员工应与股东同步参股。对证据5-6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投资协议是在否认原告股权的基础上胁迫、误导原告签订的。
本院经审核认证如下：（一）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对证据7-8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2份证据系原告与案外人的录音，案外人身份不明，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确认。（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7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均予确认。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04年5月26日，郭雷、盛倜、俞晓敏、张明共同作为乙方与杭州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共同签订《资产转让协议》1份，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拥有全部股权的东盛公司剩余净资产转让给乙方。东盛公司2004年5月26日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为郭雷（占注册资本52%）、盛倜（占注册资本16%）、俞晓敏（占注册资本16%）、张明（占注册资本16%）。2004年5月28日，东盛公司经核准企业类型由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变更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为郭雷、盛倜、俞晓敏、张明，四位股东的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与上述章程所载一致。
2005年1月4日，东盛公司杭东股（05）字第1号股东会决议讨论形成决议如下：1.参股员工赵丽娟、俞圭明参股额均调整为48300元，按1：1从原自然人股东郭雷的股份中划拨，均占注册资本的0.5%，公司不再增资扩股。2.自2005年1月1日起，调整后的公司股东为：郭雷出资额为4926600元，占注册资本51%；盛倜出资额为1545600元，占注册资本16%；俞晓敏出资额为1545600元，占注册资本16%；张明出资额为1545600元，占注册资本16%；赵丽娟出资额为48300元，占注册资本0.5%；俞圭明出资额为48300元，占注册资本0.5%。2005年1月6日，东盛公司股东会向原告发放股权证，载明股东俞圭明，股权48300股，占公司注册资本0.5%。
2011年8月5日，郭雷作为甲方与俞圭明作为乙方签订《投资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同意收乙方48300元用于投资，投资日期自2011年8月5日起至2016年1月15日止；自2012年起至2015年止每年8月5日甲方向乙方支付投资回报计7245元，2016年1月15日甲方向乙方归还本金48300元，并同时向乙方支付2015年8月5日至2016年1月15日期间的投资回报计3255元；甲方按约将上述款项打入乙方提供的账号；本协议至2016年1月15日履约完毕后自动失效。同日，郭雷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俞圭明投资款48300元。审理中，双方均确认原告在签订《投资协议》后并未向郭雷支付48300元；郭雷已履行《投资协议》向俞圭明支付上述投资回报及返还投资本金的义务。
2011年8月5日，俞圭明与东盛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1份，约定东盛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于2011年8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东盛公司发放经济补偿金15330元。同日，双方另签订《补充协议》1份，就俞圭明医疗保险费用的报销问题达成协议。
上述《投资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均已履行完毕。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东盛公司于2004年5月改制后，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的股东均为郭雷、盛倜、俞晓敏、张明四人。2015年1月东盛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从股东郭雷处划拨1%股权给赵丽娟、俞圭明（两人各占0.5%股权）并发放股权证，但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的股东均未发生变化，故本院认为东盛公司对外公示的股东仍为郭雷、盛倜、俞晓敏、张明四人，赵丽娟、俞圭明系郭雷1%股权的实际出资人，郭雷系赵丽娟、俞圭明在东盛公司的名义股东。2011年8月5日原告与郭雷签订的《投资协议》所涉投资本金48300元，即为2005年1月原告从郭雷处受让0.5%股权的出资款48300元，结合原告在起诉状所述签订《投资协议》的经过，本院认为《投资协议》系俞圭明与郭雷对俞圭明0.5%股权的处置，且郭雷已履行返还俞圭明出资款及投资回报的义务，故俞圭明的0.5%股权已返还给郭雷，俞圭明所持0.5%股权的股权证已失效。综上，俞圭明要求确认其仍持有东盛公司0.5%的股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俞圭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按变更后诉讼请求计算为80元，由原告俞圭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金 宁
审 判 员 施丹薇
人民陪审员 吴宝义
二〇一六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夏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