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33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惠龙，男，199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匡荷花，广东百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婷婷，女，1998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广东凡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惠龙因与被上诉人黄婷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19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沈惠龙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婷婷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婷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没有查明黄婷婷没有实际出借能力、没有借款行为并强迫沈惠龙书写欠条这一根本事实。黄婷婷在2015年才17岁，和沈惠龙谈恋爱期间完全是由沈惠龙给钱花销，没有工作。双方于2016年12月分手后，黄婷婷多次纠缠沈惠龙。2017年8月黄婷婷及母亲要求沈惠龙来深圳，并威胁不来就纠缠沈惠龙的姐姐。沈惠龙于2017年8月来到了黄婷婷的住处，黄婷婷以哭闹和自杀相逼，沈惠龙被逼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写了欠条。沈惠龙从黄婷婷家中出来后就和自己的朋友王某、姐姐沈某讲了经过，当天中午一点左右报警。公安机关的回复是感情纠纷，自己解决，也没有给回执沈惠龙。2、对黄婷婷在一审当庭提交的证据，沈惠龙的代理人是不同意质证的，但法官说要进行质证，并按照黄婷婷的主张进行了裁决，但是黄婷婷用其母亲的账户收入进行举证显然是张冠李戴。黄婷婷称“2015年8月31日从银行卡取出26000元加上4000元”。沈惠龙从2015年2月份就在岗头市场做建材生意，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工资，有时还有分红，根本不用借黄婷婷的钱。黄婷婷称“2016年2月19日，由于沈惠龙麻将馆需要周转，从银行卡中取出8000元，并从黄婷婷母亲处拿了12000元的现金。”沈惠龙2016年没有开麻将馆，何来2月19日要周转？且2016年2月19日是农历正月十二，陆丰的风俗是不过农历十五是不会出远门的，沈惠龙当时在老家，根本没在深圳。黄婷婷称“2016年3月20日，由于沈惠龙赌钱输了需要周转，从银行卡取出14000元给沈惠龙。”沈惠龙于2016年2月底就和朋友去广州开淘宝店即广州夏泳泳池设备有限公司，一直在筹备开公司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来深圳。黄婷婷称“2016年7月8日，由于沈惠龙说要在惠州买房，从银行卡中取出13000元，从母亲处拿了27000元的现金。”沈惠龙在2016年根本没有买房，在2017年4月才买房，且沈惠龙从2016年2月到2017年9月30日一直在广州夏泳泳池设备有限公司工作，2016年7月8日没有在深圳。黄婷婷称“沈惠龙在2016年8月要还贷款，从银行卡中取了5000元，9月还房贷取出了18000元。”沈惠龙是有经济实力的，且房贷是从2017年5月才开始还，黄婷婷所说的与事实不符。
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对黄婷婷在一审当庭提交的证据，沈惠龙的代理人是不同意质证的，法官不应当组织质证，并且沈惠龙对黄婷婷当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是不予认可的。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没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认定黄婷婷提交的欠条的无效性，也没有查清沈惠龙出具的欠条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书写的。2、黄婷婷母亲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其母亲的进出账，并不能证明为沈惠龙所借，应认定是黄婷婷母亲的日常开支。
被上诉人黄婷婷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沈惠龙的上诉请求。
黄婷婷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沈惠龙返还黄婷婷10万元本金与逾期利息333.33元（以1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17年9月19日起计算至沈惠龙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0月9日为333.33元）；2、沈惠龙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婷婷称由于沈惠龙需要资金周转，其从2015年8月31日开始就陆续借出多笔款项给沈惠龙。其中2015年8月31日从银行卡取出26000元加上4000元现金，在坂田扬马新村黄婷婷家楼上给沈惠龙；2016年2月19日，由于沈惠龙麻将馆需要周转，从银行卡中取出8000元，黄婷婷从其母亲陈某那里拿了12000元的现金，在沈惠龙店里给了沈惠龙；2016年3月20日，由于沈惠龙赌钱输了需要周转，从银行卡取出14000元给沈惠龙；2016年7月8日，由于沈惠龙说要在惠州买房，从银行卡中取出13000元，从母亲陈某那里拿了27000元的现金，在黄婷婷家楼下给沈惠龙；2016年8月19日，由于沈惠龙说要还贷款，从银行卡中取了5000元，加上发的工资5000元，在坂田市场给了沈惠龙；2016年9月26日，由于沈惠龙说要还房贷，从银行卡中取出18000元，在黄婷婷家楼下给沈惠龙；2016年10月18日，由于沈惠龙需要现金周转，黄婷婷从银行卡取出3000元，拿了2000元现金，在酒店给了沈惠龙；2017年5月15日，由于沈惠龙说要刷支付宝里的花呗，让黄婷婷在沈惠龙的淘宝购物，黄婷婷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了27000元，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附近给了沈惠龙。在此期间，黄婷婷多次微信转账几千元，多次以1000、2000元的现金形式借款给沈惠龙。原审庭审中，黄婷婷称其通过母亲陈某银行卡及自己银行卡及少数现金共计出借给沈惠龙164300元，通过微信转账借给沈惠龙30304元，因为双方是恋人关系，沈惠龙说会跟黄婷婷结婚，过节都会给黄婷婷发红包，故黄婷婷没有要求沈惠龙分别出具欠条，也在沈惠龙多次借款没还的情况下仍再次出借款项。恋爱期间，沈惠龙的小额转账系情侣间的赠与行为，沈惠龙大额还款15000元，双方于2017年8月17日对账，最终确定债权为10万元，沈惠龙于当日向黄婷婷出具《欠条》，约定：“今欠黄婷婷100000元整。2017年8月17号￥拾万元整沈惠龙2017年9月18号前还。”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也未约定保证或担保事宜。沈惠龙没有还过款。
黄婷婷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欠条、情况说明、陈某的一本通/绿卡通交易明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明其向沈惠龙的转款情况；沈惠龙陈述其是做生意，开便利店并和其姐夫一起做建材生意，年收入20多万，沈惠龙经济条件很好，无需向黄婷婷借款，欠条虽是沈惠龙本人书写，但是其系在黄婷婷哭闹、以自杀跳楼相逼的情况下书写的，并提供了微信聊天截图、短信截图、转账记录等证据，并申请证人沈某出庭作证，证明沈惠龙曾多次转账给黄婷婷，沈惠龙有一定经济实力，不需要向黄婷婷借款，出具欠条是因黄婷婷及其母亲逼迫所写。
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根据黄婷婷提交的《欠条》、银行流水记录及双方的一审庭审陈述，沈惠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行书写欠条，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沈惠龙申请其姐姐沈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书写的欠条，但因证人沈某与沈惠龙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并不能证明沈惠龙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书写的欠条，故沈惠龙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书写欠条是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黄婷婷请求沈惠龙偿还借款10万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沈惠龙主张其向黄婷婷支付了美甲店的款项，但其主张的款项往来发生在涉案欠条出具之前，且沈惠龙未举证证明上述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对此不予处理，沈惠龙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利息，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内利息，应视为借款期限内不支付利息。沈惠龙未如期还款，应向黄婷婷支付逾期利息，黄婷婷主张沈惠龙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沈惠龙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婷婷偿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9月19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6元，减半收取1153元，由沈惠龙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沈惠龙二审期间提交了陈某1、陈某2、王某的证人证言、沈惠龙的收入证明、设立公司登记通知书、贷款见证书、还款计划表、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以证实涉案《欠条》系沈惠龙在黄婷婷及其家人胁迫的情况下出具；沈惠龙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无需对外借款；其在黄婷婷主张的款项发生时在广州筹备公司，并未在深圳；其2017年3月才买房、4月才开始还房贷。陈某1、陈某2未到庭，王某到庭，并接受双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其陈述了2017年8月22日陪同沈惠龙到深圳处理黄婷婷的借款事宜，但其没有亲历沈惠龙出具《欠条》的过程。黄婷婷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主张证人证言均为猜测性言论，其他证据均与本案借款无关。
2、黄婷婷二审期间提交武某、王某1的证人证言、收入证明、照片截图，以证实黄婷婷于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15日期间的工作为婚纱影楼化妆师、美甲师等，有工资收入。沈惠龙对此不予确认。
3、沈惠龙主张《欠条》签订日期为2017年8月22日，并非《欠条》上载明的8月17日，理由是其8月17日与案外人郑某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可能在深圳。其将《欠条》写到8月17日的理由是其到深圳的前一天晚上没怎么睡觉，当天被黄婷婷及家人胁迫，他们说怎么写其就怎么写。黄婷婷称当天没有看日期，具体是哪一天出具的已经记不清楚了。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欠条》载明的借款事实是否发生、沈惠龙出具《欠条》是否受到黄婷婷及其家人的胁迫。对此，沈惠龙对《欠条》是其本人出具的事实并不持异议，黄婷婷主张该款项是双方对恋爱期间往来款项的结算，提交了其本人或其母亲的银行取款记录，显示每次款项数额不大，次数较多，其据此主张以现金方式向沈惠龙多次付款，并不违反常理。沈惠龙通过书写《欠条》的方式对恋爱期间的往来款项进行结算，亦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据此认定涉案《欠条》具有借款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沈惠龙主张《欠条》系其在黄婷婷及其家人的胁迫下出具，应当达到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沈惠龙及其家人主张的报警事实并未导致公安机关对此立案，其申请的证人均非《欠条》出具过程的亲历者，不能反映《欠条》出具时沈惠龙受到胁迫的情形，故沈惠龙的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证实其受到胁迫的程度，原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是正确的。至于涉案《欠条》的出具日期，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二审陈述，本院确认涉案《欠条》并非2017年8月17日出具，但该事实对《欠条》主文内容的真实性不产生实质影响，亦不影响《欠条》的证据效力，沈惠龙以此主张《欠条》为虚假，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沈惠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雪梅
审判员 陈俊松
审判员 ＸＸ峰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陈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