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1927号
原告余峙樵。
委托代理人胡茂生（一般授权代理），系湖北省楚天法律服务所推荐人员。
被告武汉市北大门房屋拆迁还建开发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长湖地3号楼4楼。
法定代表人申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涛（一般授权代理），系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黄佑仙。
委托代理人陶振华（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华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峙樵诉被告武汉市北大门房屋拆迁还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北大门拆迁公司）、第三人黄佑仙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郭奕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沈新民、于毅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峙樵及委托代理人胡茂生、被告北大门拆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涛、第三人黄佑仙及委托代理人陶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峙樵诉称：第一、残留在名胜古迹××××门前、武照路上的“L”型墙，不归黄佑仙所有。1999年，武汉市人民政府为便于相关群众到汉口古德寺参观游览或者进行法事活动，决定在古德寺至工农兵路之间拆迁一批民房，兴建一条马路，并决定由国有企业北大门拆迁公司承担该项目的拆迁工程。北大门拆迁公司根据相关政策对被拆迁的民房实行一次性收购及货币还建，并给付必要的搬家费和其他费用，但是北大门拆迁公司拆迁黄佑仙218.86㎡房屋时，留下“L”型墙未拆完，但该“L”型墙不归黄佑仙所有。我提交的证据一、二证明北大门拆迁公司一次性整体收购黄佑仙的218.86㎡房屋，作为被拆迁人房屋残留物-“L”型墙，自1999年3月28日起不归黄佑仙所有。第二、“L”型墙至今拖延16年未拆除，创造了全国烂尾工程最长记录，如今北大门拆迁公司应当立即拆除“L”型墙。我提交的证据三、四、五、六、七、八充分证明，本案诉争的“L”型墙，其位置在1999年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武规地证（99）010号文件拆迁红线图内，应当拆除，但持续16年未拆除，构成违法。第三、“L”型墙长期不拆除，对三个方面构成妨碍：其一，“L”型墙对名胜古迹和城市景观构成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二，“L”型墙距离我的大门仅0.75m，阻碍我全家的出行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使，我是“L”型墙的利害关系人；其三，“L”型墙所占土地原系村民通道，“L”型墙的存在对还路于民的价值取向构成妨碍。基于以上事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北大门拆迁公司未拆完的“L”型墙（高2m，长边4.36m、短边0.82m）不归黄佑仙所有，北大门拆迁公司依据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武规地证（99）010号文件规划的拆迁红线范围，拆除武照路边未拆完的“L”型墙，“L”型墙对我造成妨害，本案诉讼费用由北大门拆迁公司负担。
被告北大门拆迁公司辩称：第一、1999年3月，我公司受市政府委托为武汉照相机厂开辟一条通向工农兵路的通道，对永红村红线范围内宅基地实施征收。其一，红线范围依据为1999年3月9日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红线管理办公室出具的《用地红线定位图》。余峙樵起诉的武照路上“L”型墙为当年被拆迁户黄佑仙（上滑坡117号）的房屋的一部分，对照《用地红线定位图》，可以明显看到该部分处于红线范围以外，不属于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我公司是无权拆除的。其二，余峙樵提供的证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作用为建设项目的用地许可，以及在两千分之一比例图上标注的用地大致范围，具体的用地范围应为该局专门的红线管理办公室出具的五百分之一比例《用地红线定位图》划定的范围，且《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出具时间为1999年3月1日，《用地红线定位图》出具的时间为1999年3月9日，这也印证了两份文件的不同作用以及征地工作流程。其三，我公司1999年3月24日制作的《征地范围内拆迁户调查表》表明，黄佑仙房屋总面积225.76㎡，拆除218.86㎡，保留6.90㎡。黄佑仙1999年3月27日与我公司签订《征地范围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共计拆除其房屋218.86㎡，也印证了“L”型墙正是红外线6.90㎡没有拆除的所对应部位。该“L”型墙所围合的6.90㎡既不属于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我公司也没有给予征收经济补偿。第二、关于诉状提到的马路现在宽度问题。其一，从《用地红线定位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规划中的武照路斜向相交于照相机厂（现为古德寺）外墙，图中标注的结合部位长度9m，表示道路的斜截面长9m，因而道路的路幅宽小于9m是完全正常的。其二，余峙樵提出的8.15m的路宽应为其现在所自行测量的数据，并不能证明16年前的1999年3月我公司实施征收时拆除出的通道宽度。我市的老旧小区、城中村违建现象比较突出，街道也随之越变越窄，据我们现场了解，“L”型墙隔马路对面居民的房屋就是在道路拆迁完后新建的，余峙樵以现在实测的马路宽度追溯16年前拆迁出的规划道路宽度是没有法理依据的。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2年内提起诉讼，余峙樵长期居住于上滑坡120号，而且因同属征收范围，还于1999年3月25日与我公司签订了《征地范围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对于家门口的黄佑仙剩余未拆除的6.90㎡房屋当时就应当是知晓，现在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综上所述，我公司1999年武照路征收工作是严格依法组织实施的，没有超出征收红线范围，也没有在红线范围内应拆未拆，余峙樵所说给予了征收补偿而没有拆除部分房屋从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至于其所说的黄佑仙愿还路于民，我公司不持立场。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余峙樵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黄佑仙述称：第一、“L”型墙属于合法建筑，不属于违法建筑。第二、我的“L”型墙在拆迁范围外，不在拆迁范围内，也没有就此获得拆迁补偿。第三、“L”型墙修建在前，余峙樵的房屋修建在后，而且“L”型墙后面有3m的土地是余峙樵享有使用权，所以“L”型墙并未对其造成妨害，相反距离过近是余峙樵自己造成的。请求法院驳回余峙樵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9年3月9日，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红线管理办公室出具《用地红线定位图》，载明放线地址为江岸区后湖乡永红村，用地单位为北大门拆迁公司，审批文号为武规土地北字（98）93，面积共492.82㎡
1999年3月24日，因征收相关事宜北大门拆迁公司出具《征地范围内拆迁户调查表》，其中载明地址上滑坡117#，业主姓名黄佑仙，建、住房手续情况为一层111.23㎡、二层114.53㎡，合计225.76㎡，并注明留2.3×6÷2=6.90㎡，拆除218.86㎡。其中指称的6.90㎡即系各方所称的“L”型墙。
1999年3月27日，北大门拆迁公司（建设单位、甲方）与黄佑仙（被拆迁户、乙方、上滑坡117#）签订《征地范围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经武规地证字（99）010号文批准，征用江岸区后湖乡永红村土地0.77亩，建设道路工程，乙方的房屋在甲方征地红线范围内需拆除，根据征地拆迁有关文件规定，甲、乙双方协议甲方拆除乙方房屋1栋、建筑面积218.86㎡，经征地拆迁部门按规定计算，甲方应付乙方如下补偿费共计贰拾叁万另（零）千肆百壹拾柒元伍角另（零）分。1999年3月28日，黄佑仙在《房屋拆迁结算手续通知单》上签字。
1999年5月13日，北大门拆迁公司出具《证明》载明：上滑坡117#黄佑仙因古德寺道路拆迁，后栋还剩6㎡未拆完，前栋全部保留。情况属实。注明：该户租照机厂的房屋只有三个月，其中由街城管理科长和北大门开发公司担保。
另查明：1990年9月26日，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永红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我村村民黄佑仙房屋后墙外三米内这块空地，属我村所有，黄佑仙使用，但黄佑仙自愿将空地作屋后村民作通道使用。特此证明。1999年9月27日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规划土地管理办公室在该《证明》上加盖公章并注明情况属实。
2012年5月28日，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永红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黄佑仙房屋后墙外三米内这块空地，属永红村集体所有，属黄佑仙使用，但黄佑仙自愿将空地作屋后村民作通道使用，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2012年6月4日，北大门拆迁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古德寺道路拆迁，上滑坡117#黄佑仙属拆迁范围，因该房屋一角约6㎡不在拆迁红线范围内，应拆迁户要求保留其一角约6㎡没有拆除，也未给予拆迁补偿。特此证明。
2014年3月17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向余峙樵出具《武汉市国土规划局信息公开答复书》（第20140100号），载明：你提出的关于为古德寺实施道路（武照路）制作的拆迁红线图－原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武规地证（99）010号文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到，现将原武汉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武规地证（99）010号文件的附图复印件给你。特此回复。此后附图。
再查明：2012年4月24日，余峙樵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履行法定职责，拆除黄佑仙残留在名胜古迹“汉口古德寺“大门前的违章建筑--“L型墙”（高2m、长边4.36m、短边0.82m）。本院于2012年8月6日作出（2012）鄂江岸行初字0002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余峙樵的诉讼请求，并认为黄佑仙建房时取得了村委会及乡政府规划部门的同意，房屋拆迁后所遗留的“L”型墙应属历史无证建筑，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收到余峙樵的申请后积极对其所举报的事项进行调查，发现余峙樵要求拆除的“L”型墙系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于新搭建的违法建筑后，对余峙樵的申请作出回告，积极地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后余峙樵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2年11月6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12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同时，本院一审案卷材料中载明黄佑仙就“L”型墙的回答是：“99年北大门拆迁，那墙本来是拆迁范围内，但拆迁公司和当时村里面商量，将修的路斜着修过去，绕开了那堵墙，就没有拆。那块地方本来都是我的房子，是前后栋，前栋是平房，后栋是楼房，古德寺修路，将后栋拆了，但还剩6㎡，就是那墙的范围”；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人民政府永红村民委员会的朱村长就“L”型墙的回答是：“当时古德寺道路拓宽拆迁，成立了一个拆迁专班，我当时也是专班的成员，协助北大门拆迁公司做协调工作，所以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况，当时黄佑仙家的房子列入了拆迁范围，但由于后来道路缩窄，所以还剩下6㎡；6㎡没有列入补偿；属于集体土地，黄佑仙一直在用这块地，属历史遗留用地”。
2013年1月7日，余峙樵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诉至本院，后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3年7月4日作出（2013）鄂江岸民初字第00558号民事裁定书，准予余峙樵撤回起诉。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征地范围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结算手续通知单》、《证明》4份、《武汉市国土规划局信息公开答复书》、本院（2012）鄂江岸行初字00022号行政判决书、（2013）鄂江岸民初字第00558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128号行政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本院查证属实，足以采信。
本院认为：涉案“L”型墙系黄佑仙原有房屋于1999年拆迁时的遗留部分，余峙樵认为该部分已纳入了拆迁范围且通过征收现已不属黄佑仙所有、北大门拆迁公司应予以拆除，北大门拆迁公司认为该部分并未纳入拆迁范围、其无权拆除，黄佑仙与北大门拆迁公司持相同意见并认为其未取得“L”型墙部分的拆迁权益、仍系该部分的所有权人，他人无权拆除。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黄佑仙原有房屋拆迁前测量为225.76㎡，与北大门拆迁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时仅约定拆除218.86㎡、尚余6.90㎡未拆除即涉案“L”型墙，黄佑仙就此部分未签订拆迁协议亦未取得拆迁权益，且通过本院及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已经查明黄佑仙建房时取得了村委会及乡政府规划部门的同意，房屋拆迁后所遗留的“L”型墙属历史无证建筑、不属于新搭建的违法建筑，余峙樵请求确认“L”型墙不归黄佑仙所有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其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北大门拆迁公司是否应拆除“L”型墙的问题。北大门拆迁公司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划与设计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进行征收、拆除，“L”型墙并不在其与黄佑仙签订的《征地范围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的征收房屋拆迁面积范围内，黄佑仙未就此获得拆迁权益，即使该部分属历史无证建筑，北大门拆迁公司亦无权就未纳入征收范围内的他人建筑进行拆除，故对余峙樵的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L”型墙是否对余峙樵造成妨害的问题。余峙樵认为“L”型墙对其造成妨害，理由在于“L”型墙长期不拆除对名胜古迹和城市景观构成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阻碍其全家出行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使并对还路于民的价值取向构成妨碍。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L”型墙的存在并非是在余峙樵建造现有房屋之后，双方相邻现状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法判断通道的窄小系“L”型墙遗留的原因还是余峙樵建房的原因。余峙樵认为其对自有房屋享有物权、“L”型墙妨害了其物权行使，但“L”型墙与其房屋之间留有间隔，并未建造于其房屋之上，不符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情形。至于余峙樵所称的对名胜古迹、城市景观和还路于民价值取向的妨害，应由相关行政部门进行认定和处理，不属民事诉讼调整的范畴，故对余峙樵的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峙樵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余峙樵主张的是排除妨害，系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且其曾于2013年1月7日诉至本院请求排除妨害，故对北大门拆迁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峙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邮寄送达费40元，共计120元，由原告余峙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奕君
人民陪审员 沈新民
人民陪审员 于 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冰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