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6民终10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坤，男，195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淮北矿业集团朔里煤矿退休职工，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云，安徽亚星律师事务所�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志，男，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长忍，男，1943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计洋(系沈长忍之子),男，汉族，1975年7月13日出生，无固定职业，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斌，安徽启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坤、王立志因与被上诉人沈长忍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2017）皖0602民初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云，上诉人王立志，被上诉人沈长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计洋、徐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坤、王立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沈长忍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沈长忍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三人合作时间始于2011年3月，而非一审认定的2011年7月以前。其次，关于对账时间，一审认定2017年7月26日三人对以前合伙的账目进行清账没有事实根据，仅有沈长忍之子沈计洋的陈述，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三方只是在2015年7月29日共同结算，并书写证明。再次，从2011年3月开始，三人合伙，分别与淮北市同盛洗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盛公司）、淮北市天行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行健公司）、淮北市和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盛公司）及刘其东等多家公司、个人做煤炭生意，而非仅与天行健公司一家公司做煤炭生意，不是2011年7月至2012年1月继续合伙与同盛公司做煤炭生意。2.一审法院判决周坤、王立志给付�长忍20万元及自2015年12月9日起诉之日的利息及计算错误。首先，沈长忍与周坤、王立志三人于2015年7月29日结算约定的给付条件尚未成就。从2015年7月29日三人结算证明中能够反映，当时至少有36万元外欠账没有要回，只有在要回外欠款的情况下，才能支付给沈长忍20万元。现在外欠款未要回，支付条件未成就。其次，2015年7月29日三人结算证明中未收回的款项包括：刘其东欠40万元、李彬欠10.3万元、同盛公司欠1.7万元，合计52万元，应当予以认定。再次，2011年7月17日至同年12月，沈长忍共计汇款741万元，而非681万元。第四，沈长忍漏算一笔2011年7月26日的汇款50万元。第五，一审法院仅仅根据王立志的录音资料，认定同盛公司出具证明的时间系2015年10月是错误的。综上，沈长忍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沈长忍辩称：双方经过多次对帐最后形成结算证明，该证明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客观真实性，应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从现有的证据能够证明结算证明中的欠款已被周坤、王立志要回，支付条件已成就，且不存在周坤、王立志诉称遗漏账目的问题。因此，沈长忍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支持。周坤、王立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沈长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周坤、王立志给付货款20万元及其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以前，沈长忍与王立志、周坤三人合伙与天行健公司做煤炭生意，沈长忍负责采购煤炭，周坤、王立志负责销售和结帐。2011年7月26日，三人对以前的合伙帐目进行清帐。2011年7月至2012年1月5日期间三人继续合伙与同盛公司做煤炭生意。2015年7月29日，三人结算，并书写一份证�：“今有沈长仁（忍）、周坤、王立志三人共同做生意，由王立志经手的外欠款有沈长忍20万元贰拾万元整、周坤16万元整壹拾陆万元整，要回钱后，先付给沈长忍，后付周坤。特此证明证明人：王立志周坤沈长忍沈计洋2015年7月29日。”2015年12月9日，沈长忍以王立志、周坤隐瞒真相，谎称未结账，拒不支付欠款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诉争的焦点为：1.沈长忍诉称的事实是否成立；2.沈长忍要求周坤、王立志给付20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得到支持。具体分析如下：一、结算证明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沈长忍从矿上买煤，周坤、王立志卖煤是经三方认可、庭审确认的合伙模式，沈长忍儿子沈计洋协助记帐。三方于2015年7月29日进行了对账结算，出具证明，确认了三人合伙做生意期间有外欠帐36万元，欠沈长忍20万元，是三方对合伙期间债务的书面确认，应是真实可信的。二、周坤、王立志辩称的外欠款52万元是否真实可信？沈长忍自始认为三人合伙期间仅与同盛公司、天行健公司两家有业务往来。但是，周坤、王立志认为除同盛公司、天行健公司两家外，还与其它公司有业务往来。首先，周坤举证王立志于2015年12月28日出具的一份证明，内容为“外欠帐共计约52万元，其中和盛公司欠煤款10万零3千元，同盛公司欠1.7万元，刘其东欠40万元。天行健公司是其与周坤两人的合伙生意，与沈长忍无关。”那么，该份证明的内容如果是真实的，外欠帐总金额应当是52万元，而不是36万元，与三人结算时的外欠账金额不符。其次，刘其东的40万元欠款能否成立？根据王立志在市中院二审法庭问话时称：“刘其东的是我经手买和发，沈长忍没有参与但每吨给10块钱辛苦费”。而根据三人合伙形式，均为沈长忍负责买，周坤、王立志负责卖。这一笔欠款显然与沈长忍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周坤提供几份手机短信欲证明刘其东欠钱未还，亦无法证明欠的是三人合伙时的煤款。此外，周坤、王立志亦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这笔欠款的存在，仅有一份丁辉于2015年12月30日的书面证明“有王立志经手，沈长忍、周坤在2012年3月2日开始给刘其东发新蔡矿煤。特此证明”，该份证据没有表明证人身份，没有具体的销煤数额和价款，显然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另外，沈长忍在2016年1月17日与丁辉有一段录音，丁辉说“周坤他找我，他找我是叫我签字了，咱有啥说啥”，问“叫你签字，内容你看了吗”，说“我哪有在意呢，我哪有在意呢”，充分说明丁辉书面证明不具客观真实性。第三、李彬的103000元债务是否真实？周坤、王立志提供李彬书写的欠条一张：“今欠王立志经手，周坤、沈长忍三人合伙煤款加代办费103000元”。分析如下：1、原一审中，当主审法官向周坤、王立志分别问话对李彬的外欠帐由三人同时或由沈长忍单独向李彬提起诉讼时，周坤、王立志均拒绝向李彬提起诉讼。2、刘宏亮与李彬的通话录音也证明：李彬不少沈长忍的钱。3、王立志在重审第一次庭审时对沈长忍所举证据相山区法院判决书时质证说“李彬给沈长忍打官司是因为李彬欠老沈的钱，后来沈长忍打赢了，通过我们扣了李彬的煤，李彬把钱还给沈长忍了”。这与王立志辩称的“扣了李彬300多吨的煤，我们为他沈长忍买的，从中获利沈长忍也没有给我们分利”内容相吻合，在这起诉讼中，王立志是作为李彬的证人，其作证时未提到与李彬的交易系三人合伙，该证据进一步证明李彬欠款与本案无关。因此与李�的交易非三人合伙，与本案无关。换言之，既使周坤、王立志认为有以上外欠帐，但是时至今日，长达六年之久，周坤、王立志未采取任何措施讨要欠款，也不同意沈长忍单独或共同起诉，不切实际。三、帐目是否漏记50万元？在2011年7月份至2012年1月5日合伙期间，沈长忍认为周坤共计汇款8次合计681万元，2011年7月26日的汇款50万元是三方对以往帐目进行的结算，已清帐。周坤、王立志则认为该笔50万元的汇款为后期合伙的预付款，共计汇款9次及给付10万元现金一次，合计741万元。周坤、王立志认为沈长忍漏记一笔50万元汇款，应由周坤、王立志举证证明，但从周坤、王立志举证的情况来看:周坤提供的银行转帐并不能完全反映合伙期间的汇款情况；王立志提供2017年4月9日的一份自书证据证明三人合伙经过，认为漏记的这一笔50万元应为2011年7月份以后的汇款，周坤、王立志汇款9次加上现金10万元合计741万元，最后总结说“沈计洋处有周坤多汇的款16.5076万元，7月至12月周坤、王立志二人利润共计16万元，另外沈长忍扣李彬346.04吨煤，获利12.8万元，王立志、周坤应得利润8.5万元，后来沈长忍拉周坤、王立志的煤折款约7万元，合计沈长忍欠周坤、王立志二人利润、煤款计480076元”。分析该段话，且不说王立志是如何计算沈长忍欠周坤、王立志二人利润、煤款480076元的（按照上述的数据是无法得出480076元的）；从另一角度说，三人合伙做生意，按王立志的说法，沈长忍欠周坤、王立志二人利润、煤款计480076元，如是，那么周坤、王立志非但不欠沈长忍煤款，沈长忍还需退还周坤、王立志煤款，不合常理。周坤、王立志作为债权一方理应去找沈长忍要帐，但是，多年来，三人合伙帐目结算时没有提到过沈�忍欠帐一事，没有清算这些帐目，也没有要求或起诉沈长忍给付欠款；漫长的诉讼道路，只是沈长忍要求周坤、王立志给付欠款20万元，这合乎逻辑吗？周坤、王立志的说法与证据都不能形成证据链条，不能自圆其说。因此，周坤、王立志辩称沈长忍漏记50万元是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四、结算协议内容与原告举证是否基本吻合？2011年7月份之前的帐目已清，三方都确认无疑。2011年7月后至2012年1月5日的帐目，沈长忍提供的一份证据王立志自书的帐目清楚地反映2011年7月21日至2012年1月5日期间同盛公司从洪杨煤矿共计拉煤29次合计8960.1吨，煤款金额7247617元。这个数目与沈长忍所举证据沈计洋的原始记帐所反映的数目相吻合。按周坤、王立志所说共给沈长忍汇款741万元，去除煤款7247617元，结余尚不足20万元，与三方结算时36万元的金额明显不符。沈长忍认为汇款681万元，那么煤款7247617元-汇款6810000元=437617元，尚有437617元没有支付沈长忍。沈长忍对三方结算时外欠账有36万元的说法有一个基本合乎常理的计算方法，并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即：三方结算前，王立志、周坤欠款437617元，于2013年3月24日用煤210.38吨抵账68367元（沈长忍重审时提交证据第13页证明），剩余369250元。2015年7月29日，三方结算时，除去周坤、王立志两人利润160432元，剩余208818元。三方商定，零头省去，欠沈长忍20万元。五、结算协议债权有无收回？根据上述分析，王立志出具两份相互矛盾、截然不同的证据。2015年12月28日出具的一份证明已不具可信度；其于2015年11月25日出具内容为：“王立志、周坤、沈长忍三人合伙与同盛公司、天行健公司做生意，除同盛公司1.7万元未付外，两家货款全部打入周坤个人银行个人账户”的证明，与沈长忍所诉请的一致，其与周坤共同卖煤，应对款项是否收回是知情的。该份证据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予以认定。该外欠款是在三方结算前收回的，还是结算后收回的？沈长忍举证两份证据，同盛公司2013年5月16日出具的证明“欠款1.7万元未付，其余款项已全部汇入周坤个人帐户”和天行健公司2014年9月21日出具的证明“所有煤款已全部结清，最后两笔贰拾万元和陆万元打入周坤个人银行卡”与王立志2015年11月25日书证能相互印证。从出具的时间来看，是在三方2015年7月29日结算前给付的。事实是这样的吗？如果是结算前给付的，那么周坤、王立志的辩称似乎站得住脚，不是同盛公司欠款，是和盛公司和刘其东、李彬欠款，而且没有要回帐，给付的条件不具备。沈长忍的录音证明、沈计洋的自书证明、王立志的自认能够证明，该两份证据出具�时间实际是2015年10月和2015年11月14日，是经王立志联系两公司出具给沈长忍的，其中一份是王立志亲自与沈计洋去同盛公司开具的证明，且是在三合伙人结算帐目后不久出具的证明，周坤、王立志隐瞒已经收回合伙期间外欠款的事实，使沈长忍误认为没有收回欠款，从而与周坤、王立志形成了所谓要回帐后，先付给沈长忍20万元，后付周坤16万元的结算证明。综上，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沈长忍、周坤、王立志书面约定由王立志经手的外欠款有沈长忍20万元、周坤16万元，要回钱后，先付给沈长忍，后付周坤。周坤、王立志认为外欠帐共计约52万元，沈长忍的20万元在未要回的帐目里，不具备给付的条件，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对沈长忍要求周坤、王立志给付货款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基本�分，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从沈长忍起诉之日2015年12月9日起开始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判决：周坤、王立志自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给付沈长忍货款20万元及自2015年12月9日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周坤、王立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周坤提交和盛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和盛公司拉煤真实，李彬欠煤款10.3万元是客观事实。王立志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沈长忍质证认为：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是2016年出具的，一审就应当提供，并且无出具人签名，形式不合法；2.从证明内容来看也不真实，和盛公司是如何知道三人合伙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证据出具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非一审诉讼后形成，且该证明中称煤款和利润已打到沈计洋卡上，并无李彬欠煤款10.3万元的表述，只能证明三人合伙与和盛公司做过煤炭生意，不能证明周坤、王立志上诉主张的李彬尚欠煤款10.3万元的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周坤二审对沈长忍一审所举证据账本发表补充意见为，账本第四页出现了6月19日王立志欠608.2吨煤，截止到6月19日的钱款已经结清。王立志6月20日汇款674200元，剩下的74200元是支付其余96.3吨煤款，证明双方在2011年6月20日所有账目已经结清，在结算过程中有遗漏。沈长忍的反驳意见为，周坤所说不属实。三人合伙始于2011年5月23日，而非6月份，期间王立志拉了五次煤，共计欠煤款57万元。周坤二审诉讼中提交申请一份，请求本院到同盛公司调查核实同盛公司出具的2013年5月16日的证明真实性。本院认为，针对同盛�司出具该证明实际出具日期，周坤如有异议，可以自行向同盛公司核实。其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除上述举证及质证意见外，各方当事人均坚持一审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的认证意见同一审。一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2015年7月29日三人结算协议中约定的20万元是否具备付款条件。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沈长忍、王立志、周坤三人合伙做煤炭生意，沈长忍负责采购煤炭，周坤、王立志负责销售和结帐。周坤、王立志上诉主张三人合伙始于2011年3月，沈长忍主张始于2011年5月。一审判决认定三人于2011年7月之前并无不当。2015年7月29日，三人对合伙期间的账目进行结算，共同出具证明，其中明确由�立志经手的外欠账，有沈长忍20万元，周坤16万元，款项收回后，先付沈长忍，后付周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第55条的规定，该结算协议系三人清账后共同出具，对三人均具有约束力。周坤、王立志一方面主张外欠账有52万元尚未收回，尚不具备付款条件；另一方面又认为沈长忍提供的沈长忍之子沈计洋所计的账本记账漏算一笔周坤汇款50万元，加上该笔汇款，王立志、周坤并不欠沈长忍款项。首先，周坤、王立志主张52万元的外欠账按其二人诉称包括刘其东欠40万元，李彬欠10.3万元，同盛公司欠1.7万元。沈长忍并不认可与刘其东存在煤炭生意往来。王立志、周坤仅提供案外人丁辉出具的自书证明，丁辉也未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个人身份信息也不明，且沈长忍提供了其与丁辉的通话录音，其自书证明并不属实。即使刘其东欠三人合伙煤款，作为出卖人和收款人，王立志、周坤也有义务向刘其东催收该笔债务后，支付沈长忍应得的合伙分成款20万元。至于李彬所欠的10.3万元以及同盛公司所欠的1.7万元，王立志、周坤同样具有催收的义务。三人合伙分工明确，相关证据分别掌握在各自手中。即使确有52万元债权未收回，王立志、周坤怠于主张债权，不能免除其二人向沈长忍付款的义务。其次，根据与三人合伙的同盛公司、天行健公司出具的证明来看，天行健公司已付完煤款，同盛公司在出具证明时仅欠1.7万元，和盛公司不认可尚欠三人煤款。由此可以推定，三人合伙期间的外欠账已经基本收回，王立志、周坤隐瞒外欠款已收回的事实，故意拖延向沈长忍支付合伙分成款的行为，侵害了沈长忍的利益。再次，王立志、周坤一方面主张外欠款尚未收回，20万元不具备付款条件，另一方面又主张沈计洋记账有漏算，少计周坤汇款的50万元，加上该笔汇款，沈长忍还多拿了合伙分成款。如果该事实存在，本案经历一、二审四轮诉讼，王立志、周坤无需再以20万元尚不具备付款条件进行抗辩。针对周坤主张的2011年7月26日的一笔50万元汇款，沈长忍提供的三人合伙期间账目记载，截止2011年6月20日，王立志、周坤尚需付煤款570749元。沈长忍解释2011年7月26日三人结算后，周坤通过银行转账付款50万元，余款以现金结账。如果按照周坤的主张，该笔汇款是2011年7月以后的预付款，则其尚欠2011年7月以前的卖煤回收款未付。因此，其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坤、王立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周坤、王立志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永生审 判 员 朱炳武审 判 员 柏 莉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少丽书 记 员 巩运来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