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民终8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丽芳，女，196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伟，浙江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大强，浙江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伟红，女，197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君，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丽芳因与被上诉人虞伟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3民初15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丽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虞伟红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本案不满足借贷关系成立的条件。民间借贷中，需要双方的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项条件同时存在，借贷关系才会成立。首先，自2013年8月至2015年8月双方的短信记录明显可以看出，一直以来有何丽芳替虞伟红对外联系放贷的交易习惯，何丽芳只是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身份。本案所涉100万元借款同之前一样，仅是虞伟红向他人借款并赚取利息。虞伟红明知该款是要经何丽芳之手转借他人，其借贷意思是向实际借款人杜继民表示，是否认识杜继民并不影响其借贷的意思表示。其次，款项交付看，100万元打给何丽芳后，作为中间人的何丽芳随即将该笔款项转至实际借款人杜继民，杜继民一审中的情况说明、通话记录、谈话笔录可以证明。二、一审法院对涉案证据认定不全面。首先，通话录音材料的多个细节体现出虞伟红知晓实际借款人是杜继民。借款系由何丽芳作为中间人出借给杜继民。内心存在愧疚才会有还款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何丽芳自认本案所涉债务。其次，虞伟红提交的相关案件材料只能证明在该案中双方的交易模式，不具有可比性。最后，从何丽芳与虞伟红及其配偶傅前烈的微信聊天、通话记录看，双方均已明确实际借款人系杜继民的事实。三、本案所涉的利息支付不存在前后矛盾。何丽芳与杜继民之间存在三笔借贷，均在涉案借款发生的2014年12月25日前，借款本金为230万元，至2015年6月30日以200万元（何丽芳100万元，虞伟红100万元，130万元未计算利息）按照月利率2%标准向何丽芳支付利息。何丽芳收到利息后以2%标准汇给虞伟红，并未从中赚取利息差，其利息计算方式与支付方式完全合乎情理，不存在矛盾。综上，何丽芳作为虞伟红与杜继民借贷关系的中间人，本案所涉借款应由实际借款人杜继民承担。
虞伟红答辩称，一、本案借贷法律关系事实清楚，一审中，何丽芳对本案100万元是借款及月息2%并无异议，是其错误地把实际用款人理解成实际借款人，进而认为自己只是介绍人、中间人。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最终的流向和实际使用者，并不会改变借贷法律关系主体和借贷法律关系本身。二、原判认定证据客观，何丽芳所谓能够体现出虞伟红知道本案实际借款人是杜继民的证据，均是发生在2016年以后。而在本案借款发生直到2016年之前的微信或者短信中，何丽芳从未提到杜继民，而且虞伟红也一直向何丽芳主张归还借款。本案借贷关系当事人双方应当以借款发生当时，以及何丽芳支付三个季度利息这一无争议的客观事实来判定。至于为什么虞伟红会知道存在杜继民这个人，在原审判决第9页第11-14行已有记载。三、何丽芳与案外人杜继民之间的借贷往来，与本案无关，也无法在本案中查明。仅从何丽芳每季度支付虞伟红利息，杜继民每月支付何丽芳利息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何丽芳与杜继民之间存在着两个独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综上，原审判决结果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虞伟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何丽芳归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9月2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何丽芳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5日，虞伟红向何丽芳转账交付100万元。同日，何丽芳向杜继民转账交付100万元。后何丽芳按每月2万元的利息按季向虞伟红支付了三个季度的利息18万元。何丽芳提供汇款凭证主张杜继民分别于2015年1月25日、4月27日、5月26日、6月30日各向其支付了4万元。另查明，2016年7月11日，何丽芳为与杜继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浙0783民初9442号】诉至该院，主张杜继民分别于2013年6月3日、2013年8月8日、2014年12月12日向何丽芳借款100万（已归还50万）、100万、80万，利息分别口头约定为月利率3%、2.5%、2%，诉请判令杜继民归还借款23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4年5月30日，经何丽芳介绍，案外人何健向虞伟红丈夫傅前烈借款80万元，双方以银行转账方式直接交付，并由何健向傅前烈出具借条一份。一审法院认为，在民间借贷中，债权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争议焦点为何丽芳是本案借款人还是借款介绍人。虞伟红向何丽芳转账交付了100万元借款，何丽芳按月利率2%按季支付了三个季度的利息的事实清楚，结合双方就借款的磋商短信内容及催款记录内容等证据，虞伟红已经完成了双方之间借款合意成立及借款已交付的举证责任，能够基本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何丽芳抗辩实际借款人是杜继民，其作为借款介绍人，在收到款项当日即转交给了杜继民，向虞伟红支付利息亦是受杜继民委托，应对其主张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综合分析何丽芳提供的证据，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如下：1、何丽芳主张杜继民在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每月汇款给何丽芳，由何丽芳转付给虞伟红利息，但从其提供的汇款明细看，仅有发生于2015年1月25日、4月27日、5月26日、6月30日的四笔4万元，且何丽芳支付给虞伟红的时间为按季支付，金额为每月2万元，杜继民支付给何丽芳的款项金额及时间与何丽芳支付给虞伟红的款项金额及时间均不相对应。2、何丽芳陈述杜继民每月支付的4万元中的2万是杜继民与虞伟红之间原有的100万借款（发生于2013年8月8日）的利息（在本案借款发生前杜继民即每月支付），本案借款发生后一并支付4万。据庭审查明，何丽芳曾于2016年7月11日起诉杜继民，诉请杜继民归还借款230万元，其中2013年8月8日所借的100万，口头约定月息为2.5万元。而何丽芳在本案中又提供证据主张本案借款发生前，杜继民按每月2.4万元用于支付2013年8月8日的100万的利息，本案借款发生后为利息支付方便改为每月2万，且杜继民仅支付该100万利息未支付其余借款的利息系因为该100万是何丽芳亲戚的钱，其他借款系何丽芳自己的钱。综上，何丽芳对2013年8月8日借款的100万元利息前后陈述矛盾，且理由亦难以令人信服。3、证人蒋某系何丽芳丈夫的外甥及杜继民的员工，其虽陈述杜继民向虞伟红出具了借条，但不确定何丽芳是否交付给了虞伟红，且对杜继民付的每月4万元具体包含哪几笔借款的利息不清楚，无法达到何丽芳的证明目的。杜继民的情况说明结合视频录音及该院所作的谈话笔录，可以确认形式真实性，但其与何丽芳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与何丽芳之间的借款只陈述了上述100万，利息按每月2万计算，与何丽芳庭审中提供证据证明每月支付2.4万元及双方之间的实际债务不符，且不确认其出具的借条是否给了虞伟红，亦未出庭作证，故不予采信。4、借贷合意应当在借款发生时的意思表示确定。从短信记录可见，双方就本案借款磋商时仅约定了金额及利息，何丽芳未向虞伟红披露杜继民的信息，双方均认可此前的磋商模式是借款当时虞伟红不知道何丽芳具体将钱转给谁，只谈借款的利息收益，短信中也有多笔借款体现了这种模式，利息也是由何丽芳支付。虞伟红认为双方之间的这种借款均未出具借条，何丽芳认为均有实际借款人向虞伟红出具了借条，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之前的交易模式，而虞伟红提供了证据证明何丽芳介绍的何健借款的不同交易模式。同时，从微信记录看，虞伟红在催讨过程中均是向何丽芳直接催讨，亦明确表示借款人为何丽芳。在双方之间就借款磋商、催讨过程中，未体现杜继民的借贷合意，无法确认其与虞伟红的借贷关系成立。况且，即使事后杜继民出具了借条，亦应当经虞伟红同意，仅凭虞伟红丈夫的微信中表述不足以直接认定本案借款与何丽芳无关。5、何丽芳多次从事资金生意，对资金风险应当有一定的预见性，其主张作为中间人介绍借款，并参与借款及利息的交付，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虞伟红的主张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上，何丽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何丽芳经虞伟红催讨后未及时归还借款，依法应承担归还借款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民事责任。故虞伟红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何丽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归还虞伟红借款1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9月2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60元，由何丽芳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何丽芳与虞伟红之间是否存在涉案100万元借款关系。经查，虞伟红账户向何丽芳账户转账100万元，何丽芳按月利率2%标准、按季支付共计18万元利息的事实清楚。结合2015年9月8日虞伟红开始向何丽芳催讨涉案100万元借款的微信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虞伟红与何丽芳之间已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涉案款项交付及利息支付看，借款均在虞伟红与何丽芳之间发生，并未涉及案外人杜继民，且杜继民向何丽芳支付利息的时间及金额均未能与何丽芳向虞伟红所支付的利息相对应。虽然，何丽芳提交了2013年8月至11月的微信记录欲证明2014年12月25日涉案100万元借款交付时虞伟红与何丽芳之间系委托关系，但结合双方均认可的2014年5月经何丽芳介绍由虞伟红一方出借80万元给案外人何健的交易模式，2016年1月前虞伟红一方向何丽芳直接催讨借款，以及杜继民在一审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中亦承认第一次付利息时并不认识虞伟红，直至虞伟红一方向其要钱时才知道等情况分析，何丽芳主张其系虞伟红与杜继民借贷关系的中间介绍人，与事实相悖，亦与正常交易习惯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何丽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60元，由上诉人何丽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宋文茹
审 判 员 盛 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吕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