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4民终2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林珠，女，1944年7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绥滨县忠仁镇。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女，198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绥滨县永生乡。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玲，女，1987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绥滨县永生乡。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太有（系邵林珠次子），男，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集贤县天利公司职工，住集贤县福利镇。
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启峰，男，1973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绥滨县忠仁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男，绥滨县绥滨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号码：30810071100157。
上诉人邵林珠、刘丽、刘长玲因与被上诉人葛启峰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绥滨县人民法院（2017）黑0422民初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林珠、刘丽、刘长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太有，上诉人葛启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林珠、刘丽、刘长玲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判决葛启峰承担40%的赔偿责任，同时要求精神损失费5万元；2、诉讼费由葛启峰承担。事实和理由：1、责任比例划分问题。绥滨县公安局尸体检验报告、鹤岗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书、黑龙江省公安厅病理检验报告、刑事科学技术文证审查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死者刘太生系饮酒后与他人厮打可诱发心力衰竭死亡，而本案中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充分证实在死者死亡前同葛启峰有过打斗和身体接触，虽然死者本身饮酒存在过错，如果仅存在饮酒行为不与他人厮打也不会引起死亡，只有在饮酒与厮打同时作用的情况下引起死者死亡，因此二者缺一不可，同时诱发死者心力衰竭死亡，应承担同等责任。因此要求葛启峰按其过错承担最少40%的赔偿责任；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8条的规定，葛启峰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葛启峰辩称，二审法院不应支持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及精神损害赔偿50，000.00元。
葛启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鹤岗市绥滨县人民法院（2017）黑04022民初762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刘太生的死因已经公安机关鉴定，系为诱发心力衰竭死亡，是自己饮酒过多所致，而不是上诉人用木棒打在腰部所致。检察院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已说明刘太生的死亡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没有按照检察院所认定的无责任，而确认上诉人对刘太生死亡应承担部分民事赔偿责任是错误的。2、一审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时效为1年，此事是1999年发生的，到现在已长达19年之久，就算上诉人应承担25%赔偿民事责任，也应在发生后一年内起诉。一审凭检察院出据的“上诉人年年都到检察院要求对该案刑事、民事部分重新处理一证”，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放弃民事权利，适用时效中断，且本案没有超过最长诉讼时效20年。3、赔偿标准依据计算错误。即使上诉人应承担25%的责任，也应按照发生死亡年份1999年赔偿标准来计算赔偿数额。
邵林珠、刘丽、刘长玲辩称，1、葛启峰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我每年都向省检察院、省人大、省公安厅、国家信访局以及最高检等部门主张权利；3、应该用2016年的赔偿标准。
邵林珠、刘丽、刘长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承担因导致刘太生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合计：205,140.73元；2.由被告葛启峰承担诉讼费。1999年9月16日晚6时许，被告葛启峰在忠仁镇新建村帮马宪章家收白瓜籽时，同该村村民刘太生发生口角，并进行撕打，后被告顺手在地上拾起一根木棒打在刘太生腰部，刘太生被击倒后，约10来分钟死亡，经公安机关法医鉴定系外伤等因素诱发其心力衰竭死亡。绥滨县公安局于1999年、2005年两次以被告过失致人死亡提起批捕。检察院于1999年作出变更强制措施决定。2005年作出不批捕决定，之后受害人刘太生家属多次上访，要求被告承担刑事责任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未果，现刘太生的家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公正判决，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9月16日晚6时许，死者刘太生与被告葛启峰在马瑞福家酒后发生口角，刘太生拿菜刀砍被告葛启峰，被告葛启峰躲闪而未砍着，被告葛启峰随手在院中拿起一木棒打刘太生腰部一下后，二人被别人拉开，不久，刘太生昏倒在马瑞福家，后经新建村赤脚医生抢救无效后死亡。经绥滨县公安局刑事技术人员对死者刘太生进行初步尸体勘验，法医解剖初步检验结果为“急性心力衰竭或心肌梗死”。1999年9月25日，绥滨县公安局送检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法医病理检验报告单,病理诊断中注明：“病理检验结果，符合心力衰竭的病理学特征。死者在冠状动脉硬化、心肌纤维缺血性变的基础上，外伤等因素可以诱发心力衰竭。最终死因应结合尸检及调查情况综合判定”。该案经绥滨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案件，从事件发生后至今，死者刘太生亲属每年都到绥滨县检察院信访部门要求对案件刑事和民事部分进行重新处理。另查明，刘太生妻子马淑霞于1990年夏季死亡，刘太生死亡时长女刘丽13周岁、次女刘长玲11周岁、母亲邵林珠55周岁、父亲刘显明60周岁。刘太生的父亲刘显明于2008年3月15日死亡。
依据黑龙江省公安厅鉴定结论，原告方合理损失为：
1、死亡赔偿金为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832.00元×20年=236，640.00元；
2、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4，073.41元×6个月=24,440.46元；
3、被扶养人生活费，父亲刘显明、母亲邵林珠二人在第一年的抚养份额为4份，因次女刘艳辉于2000年农历8月15日死亡，故2000年以后为3份，据此，刘太生死亡时刘太生的被扶养人有父亲刘显明60周岁，母亲邵林珠55周岁，长女刘丽13周岁，次女刘长玲11周岁。父亲刘显明的被扶养年限因其2008年3月15日亡故，其扶养年限为8年；母亲邵林珠的被扶养年限为20年；长女刘丽的被抚养年限为18-13=5年；次女刘长玲的抚养年限为18-11=7年。前5年的被扶养人共有4人，第6年至第7年被扶养人有3人，第8年有2人，第9年至20年被扶养人有1人。
据此前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刘显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9，424.00元（黑龙江省2016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年）÷4（扶养义务人人数）=2,356.00元，9，424.00元×4（年）÷4（扶养义务人人数）=9,424.00元，共计11,780.00元；邵林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9，424.00元（黑龙江省2016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年）÷4（扶养义务人人数）=11,780.00元；刘丽的被抚养人生活费=9，424.00元×5（年）=47，120.00元；刘长玲的被抚养人生活费=9，424.00元×5（年）=47，120.00元；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和大于5年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所以，四名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9，424.00元（黑龙江省2016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年）计算=47,12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第6年至第7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刘显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9，424.00元×2（年）÷3（扶养义务人人数）=6,282.67元；邵林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9，424.00元×2（年）÷3（扶养义务人人数）=6,282.67元；刘长玲的被抚养人生活费=9，424.00元×2（年）=18，848.00元；以上3名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大于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所以，三名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9，424.00元×2（年）计算=18，848.00元；
第8年被扶养人生活费，邵林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9，424.00元×1（年）÷3（扶养义务人人数）=3，141.34元。刘显明的被扶养人生活费=9，424.00元×1（年）÷3（扶养义务人人数）=3，141.34元。
第9年至20年邵林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9，424.00元×12（年）÷3（扶养义务人人数）=37,696.00元。
综上，死亡赔偿金为236，640.00元，丧葬费24,440.46元，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109,946.68元，各项损失共计：371,027.14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应比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绥滨县检察院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死者刘太生家属从事件发生至今每年都到绥滨县检察院信访部门要求对案件刑事和民事部分进行重新处理。足以证明原告方没有放弃民事权利，应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且没超出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双方对黑龙江省公安厅及绥滨县公安局鉴定结论无异议，依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被告葛启峰的行为是诱因，与刘太生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及对死亡原因力的比例，以此确定责任比例。死者刘太生在饮酒后与被告厮打过程中受外力作用，诱发其心力衰竭死亡，应负事故的75%主要责任，即278,270.36元；被告葛启峰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其行为导致刘太生情绪激动，引发了刘太生的病变，侵权行为成立，应负事故的25%次要责任，即92,756.78元。综上，原告邵林珠、刘丽、刘长玲主张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205，140.73元诉讼请求中92,756.78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葛启峰于判决生效后赔偿原告邵林珠、刘丽、刘长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92,756.78元。二、驳回原告邵林珠、刘丽、刘长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均未举示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黑龙江省公安厅及绥滨县公安局鉴定结论，死者刘太生在饮酒后与葛启峰厮打过程中受外力作用，诱发其心力衰竭死亡。葛启峰的行为是诱因，与刘太生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及对死亡原因影响力，确定刘太生负主要责任、葛启峰负次要责任，划分葛启峰承担25%的赔偿比例并无不当，故上诉人邵林珠、刘丽、刘长玲主张葛启峰按其过错承担最少40%的赔偿责任、葛启峰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因死者刘太生家属没有放弃民事权利，每年都到绥滨县检察院信访部门要求对案件刑事和民事部分进行重新处理，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且没超出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故葛启峰主张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葛启峰主张赔偿标准依据计算错误，即使其应承担25%的责任，也应按照发生死亡年份1999年赔偿标准来计算赔偿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是2017年，故一审法院按2016年度的相关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正确。另外，邵林珠、刘丽、刘长玲要求精神损失费50，000.00元的上诉请求，因葛启峰的行为是造成刘太生死亡的诱因，并不是直接致其死亡的原因，故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邵林珠、刘丽、刘长玲与葛启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5.25元，邵林珠、刘丽、刘长玲负担572.25元，葛启峰负担76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培君
代理审判员 张晓平
代理审判员 任兢鹤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