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民终字第004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培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开云。
委托代理人邓英华。
上诉人袁培良与被上诉人刘开云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4）熟开民初字第00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培良因资金周转分两次向刘开云借款人民币10000元、30000元，并于2012年11月14日出具两份借条，载明了上述借款金额。之后，经刘开云催讨，袁培良未能还款，刘开云诉至原审法院。
刘开云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借条原件两份：其一，“借条今借刘开云壹万元正袁培良2011（2）年11月14日”，该借条年份处有明显涂改痕迹。其二，“借条向刘开云借叁万元正袁培良20012年11月14日”，该借条除年份处表述为“20012”外，在月份处也有涂改痕迹。
刘开云对上述两份借条陈述认为：2012年11月13日，袁培良称因公司周转需要向刘开云借款10000元，该10000元系刘开云平时存下的工资，袁培良未向刘开云出具借条；次日中午，袁培良又问刘开云有无多余的钱款可借给袁培良用于周转，刘开云要求袁培良出具借条，袁培良承诺连同昨天的借款一并向刘开云出具借条，刘开云、袁培良回到刘开云宿舍后，刘开云又借给袁培良30000元，该30000元是刘开云堂妹放在刘开云处用于“放水”的款项，袁培良回到自己办公室后向刘开云出具了上述两份借条。至于借条上为何修改，是因为袁培良写好借条后，刘开云发现日期不对，袁培良当场进行了修改。
袁培良对上述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刘开云一直在袁培良处做活，主要负责烧饭，帮助招聘外地务工人员，采购等。至2005年左右，袁培良成立江苏常凌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滨江分公司，并担任负责人，刘开云继续在公司工作。2012年之前袁培良确向刘开云借过款（约3-4万元）用于公司资金周转或个人所用，刘开云的钱款来源也是袁培良给刘开云的钱或公司发放的工资等。刘开云提供的两份借条确系袁培良所写，但不清楚两份借条所对应的款项是否就是之前曾经的借款。袁培良个人和公司账务往来不明确区分，款项也由袁培良至公司财务上领取，但借条会计不回收。经袁培良向公司会计核实，刘开云、袁培良之间账已清。
袁培良为证实自己的抗辩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1、公司账本、公司出纳制作的“刘开云账目”清单一份、2014年1月27日由刘开云签字的付款凭证两份，金额分别为43000元，12000元。
2、公司出纳根据公司账本整理的“付刘开云现金”明细一份。
3、庭后补充提交2013年8月16日金额为10000元的“支款证明单”一份；2010年2月12日金额为30000元的“付款凭证”一份。
刘开云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2均是袁培良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袁培良提供的账本反映，以公司名义的借款应当是73000元，和该案个人之间的借款没有关联。证据3中的10000元的支款单是预支的工资款，不属于还款。30000元是属于袁培良之前向刘开云借款的还款，并非是该案起诉的借款。
对刘开云、袁培良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是：刘开云提供的两份借条，袁培良确认系其所写，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该两份借条结合刘开云、袁培良的陈述，能够证明袁培良向刘开云借款10000元和30000元的事实。关于借款时间，因该借条系袁培良所写，在刘开云出示证据后，袁培良理应对刘开云主张的借条出具日期予以肯定或否定，经原审法院充分说明，袁培良仍不置可否。在袁培良不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结合两份证据的状态、书写笔迹等情形，原审法院对刘开云的主张予以采信，认定为2012年11月14日所写。
袁培良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刘开云账目”清单，凡和刘开云相关的债权、债务往来均在该账目中予以反映，袁培良亦据此认为在2014年1月27日支付刘开云430**元借款本金、12000元利息后，不管是公司还是袁培良个人均与刘开云之间债权、债务两清。而上述刘开云举证的两份借条并未计入该份“刘开云账目”清单中，故而与清单中相对应的2010年2月12日（另，借条出具于该日期之后）归还借入款30000元的“付款凭证”不能作为归还该案刘开云借款的依据；“付刘开云现金”明细系由公司出纳根据账本整理，反映了刘开云至公司财务领取的款项明细情况，与之相对应的2013年8月16日支付给刘开云的10000元“支款证明单”，由于未如袁培良提供的其他还款凭证，注明款项系用于归还借款，其仅能证明刘开云至公司财务领取了10000元。又据袁培良陈述，其个人和公司账目不分，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借款，均由借款人至公司财务支取，故而若作为借款的还款，公司出纳也应将该款入账至“刘开云账目”清单，而该账目中未有反映。结合“付刘开云现金”明细中款项大部分均注明用途及刘开云本身也在袁培良处工作，领取工资的事实，“支款证明单”单所载的10000元也不能认定为袁培良对该案刘开云借款的还款。
原审原告刘开云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袁培良立即归还刘开云借款40000元，诉讼费由袁培良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该案中，袁培良虽认为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但未能针对该案中刘开云的诉讼主张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根据现有证据并结合刘开云、袁培良双方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袁培良向刘开云所借的40000元借款未能结清。债务应当清偿，袁培良应依法承担还款责任。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袁培良归还刘开云借款人民币4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400元，由袁培良负担。
宣判后，袁培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刘开云提供的借条时间有明显涂改过的痕迹，根据公司成立以来所借款项都由收纳出具书写的收款收据凭证，根本未写过此类形式的借条；所借的30000元款项已于2010年2月12日还清，刘开云于2009年2月23日至出纳处要求其在账薄上增加30000元介入款，出纳询问袁培良之后增加并于2012年2月12日付清。至2014年1月27日，双方之间款项已全部结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费及鉴定费由刘开云承担。
被上诉人，刘开云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一审期间，袁培良认可两份借条是其本人书写的，仅是对涂改部分不清楚。借条已经明确了出借人为刘开云及借款金额，袁培良亦认可为了资金周转或个人所用，其与刘开云之间借贷关系成立，袁培良在上诉中申请对借条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作为借款人，袁培良应对借款的还款承担举证责任。袁培良提供的公司账务明细表，账务明细上并未显示本案借款已记入公司账目，而且，本案的借条是袁培良个人出具的，故袁培良提供的账务明细表并不能证明本案借款已经归还。该不利后果应由袁培良自行承担。袁培良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袁培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 伟
审 判 员 徐 辉
代理审判员 王小丰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张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