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锡商终字第07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康裕编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如东县袁庄镇康庄村八组。
法定代表人丁爱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严海梅，江苏沁园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阴宏益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阴市祝塘镇云顾路98号。
法定代表人仲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奚海清、尹协卿，江苏振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通康裕编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阴宏益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益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2）澄长商初字第0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宏益公司一审诉称：2010年9月9日，其公司与康裕公司签订购买围巾、帽子、手套的《协议书》1份，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康裕公司应当于2010年11月5日前逐批向其公司交付围巾、帽子、手套等。但康裕公司既未交付合同约定的全部货物，还存在迟延履行交货的情形。由于康裕公司的违约，致使其公司无法按时交货给其客户ACCESSORYNETWORKGROUPLLC（以下简称ANG公司），致产生空运费431463美元、延期交货的损失人民币1032533.05元、未履行交货的损失人民币4455346.46元。后其公司与ANG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由其公司赔偿ANG公司损失490105.30美元，加上出口退税折合计人民币3792042.7元。另外，其公司因未收到客户ANG公司的价款，导致其公司向江阴市国家税务局第六管理分局补交了税款人民币402708.35元。其公司本应从与ANG公司的合作中获利人民币1377639.15元，由于康裕公司未交货，导致其公司无法获利。由此共给其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5572390.28元。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康裕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572390.28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康裕公司负担。
康裕公司一审辩称：一、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加工承揽关系。二、关于交货数量，宏益公司在（2012）锡商终字第0166号案件审理中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12份报关单，其公司实际交货数量比宏益公司认可的交货数量要多57000件；在ANG公司2010年9月11日发给宏益公司的函件中也提到在2010年9月11日前宏益公司已经供给ANG公司货物43245件，说明其公司的实际供货量远远超出宏益公司认可的供货数量。三、双方的往来中，未约定交货时间，宏益公司提交的出货计划从形式上看没有双方签字确认，不是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该出货计划只是由丁爱梅写了几个数字，丁爱梅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其公司，宏益公司与ANG公司之间关于交货时间的约定不能约束其公司，其公司只是按照宏益公司的口头通知出货；如果按照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约定的交货时间，宏益公司早已违约，其公司在第二次交货时就已经延期，宏益公司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不应任由损失扩大；在双方的往来中，由于宏益公司不积极地扣除辅料款，不给付其公司加工款，宏益公司违约在先，其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宏益公司未及时给付其公司加工款，导致其公司对宏益公司的商业信誉存在怀疑，宏益公司拒绝给付其公司价款，其公司行使的是不安抗辩权，宏益公司要求其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针对宏益公司要求赔偿损失的主张，意见如下：1、合同具有相对性，宏益公司不能以与ANG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来适用于本合同关系；2、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4条的约定，其公司只需将货物送至宏益公司所在地仓库，其他出口、报关等事宜均与其公司无关，《协议书》第3条中的“FOB”是国际贸易术语，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本案是国内的加工承揽关系，不适用FOB贸易术语，宏益公司要求康裕公司将货物运至港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存在空运费之说；3、宏益公司未能收回价款可通过法律途径向ANG公司催讨，宏益公司不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所遭受到的损失不应该由其公司来承担；4、宏益公司主张的损失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如果存在宏益公司委托他人加工的情形，则损失不应全部由其公司负担；对于补缴的税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宏益公司与ANG公司之间的合同内容，其公司并不知情，其公司无法预见到宏益公司与他人之间业务所可能产生的损失，故宏益公司主张的预期利润无事实依据；如果要计算预期利润，应考虑以下情形，即双方系加工承揽关系，不存在材料款，同时应扣除宏益公司在国内应当支出的运输费、报关费等费用；6、双方发生的业务往来共计5800000元左右，现宏益公司要求其公司承担的损失达5600000元，不合情理，其公司也没有能力支付。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宏益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10日，宏益公司与美国ANG公司签订订单2份，订单号分别为02-0003058、02-0003060，约定：由宏益公司为ANG公司加工制作各种规格型号的围巾、帽子、手套，总量为715275件，标的总额为1399997.90美元，货运模式为船舶，起运港上海，目的地洛杉矶，成本条款为FBFOB，付款条件为净30天；根据订单要求，在订单所要求的最迟发货日必须办理发货，如果没有按期发货，买方可以取消订单，或者要求工厂通过空运发送货物，发生的空运费由工厂承担，对于通过空运发送的所有货物，如果发送的时间超过订单要求的时间达15天以上，工厂将支付20%的额外费用，或在价款中扣取；所有订单都应当按订货数量发货，如果发现货物有短装的情况，顾客将就短装所产生的销售损失向工厂索赔，索赔额是短装的数量乘以每件售价的80%；如果工厂有上述任何一项违约行为，顾客有权从应支付给工厂的价款中扣留相关费用，一旦被顾客扣款，工厂应表示同意；由于本协议所产生的纠纷，受美国纽约州法律的制约。
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签订订单后，即于同年6月与康裕公司口头商定有关加工事宜，并于2010年8月2日由康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丁爱梅在WM-
OP订单辅料生产确认书上签字，就相关辅料的名称、颜色、数量、单价进行了确认。
2010年8月10日，为加快生产，宏益公司法定代表人仲刚向ANG公司负责人发出函件1份，载明：“该清单是通知您关于用于加快生产WMOP3058，3060项目订单的额外费用。4037型头巾scf64290.00美元，4037型手套51918.00美元，4044型scf41534.00美元，总计157742.00美元。”
经由美籍华人邵文华参与协调，2010年9月9日，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签订《协议书》1份，双方法定代表人仲刚、丁爱梅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约定：1、宏益公司向康裕公司购买一批围巾、帽子、手套，具体型号、数量、价格见附表1（附表1编号为001KY，载明的手套、帽子、围巾的款号包括4037、4042、4044，总数量为715275件，总价款为人民币10674906元，附表中还另外注明：此订单价格为FOB上海价，含税含包装含运费，含辅料价格，辅料包括皮标、主标洗标、挂钩、衣架、塑料垫片、塑料袋、外箱、贴纸、团体彩图等）；2、协议项下围巾、帽子、手套，康裕公司应加速逐步分批向宏益公司交付，具体交付时间按附表2，否则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附表2其实是编号为002KY的生产确认书，内容与本案无关，针对的是加拿大订单）；3、本协议所确定的价格为FOB上海港开票含税价，有关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包装费用、运输费用及其它一切为生产围巾、帽子、手套的相关费用都由康裕公司承担，如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宏益公司为康裕公司代购的原料或垫付的包装、交通费用，宏益公司可直接在需支付与康裕公司的价款中扣除；4、康裕公司将协议项下的货物送至宏益公司所在地仓库后，宏益公司凭其开具的相应税票进行结算；5、协议项下货物质量必须确保客检通过，否则宏益公司有权拒付价款及主张相关赔偿；6、如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可诉至宏益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
另外，丁爱梅向宏益公司出具出货计划1份，用表格的形式分别列明了每次的出货数量，其中第一次出货4455件，2010年9月13日计划出货38790件，此外，丁爱梅还在表格的空白处用黑色圆珠笔书写了以下内容：9月18日100000条，9月25日110000条，9月30日50000条，10月7日60000条，10月15日100000条，10月25日130000条，11月5日122030条。上述计划的出货总量为715275件。
2010年9月11日，ANG公司发函给宏益公司，载明：“我们已与客户进行了协商，除了43245件的货物外，客户同意贵方对其他货物的原定交货日期往后推延，具体交货进度如下：9月18日100000件，9月25日110000件，9月30日50000件，10月7日60000件，10月15日100000件，10月25日130000件，11月5日122030件。以上进度为最终的交货日期，不可再作更改。希望贵方能尽最大努力按照每一份订单的要求按时发货。如果没有按照修改后的交货日期交货，将产生空运费用。根据我们之间的协议，相关空运运费和损失应当由贵方承担。”
截至2010年11月，康裕公司先后共向宏益公司交货415176件，根据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康裕公司尚有300099件货物未提供。上述已供的415176件货物共计11张报关单，具体的出口时间、价值和运输方式如下：8月11日空运4455件（99箱，货物价值8705.37美元，空运费7274.52美元，庭审中宏益公司提出此笔货物包括在2010年9月11日ANG公司函件中的43245件货物内），9月21日海运36711件（864箱，货物价值80021.62美元），10月16日海运33624件（934箱，货物价值68143.32美元），10月19日空运90585件（2013箱，货物价值185810.46美元，空运费106670.75美元），10月21日空运19800件（440箱，货物价值50721美元，空运费25362.56美元），10月28日空运16695件（371箱，货物价值42767.03美元，空运费20860.50美元），10月30日空运18600件（469箱，货物价值41824.30美元，空运费52135.12美元），11月18日空运95310件（2118箱，货物价值200158.71美元，空运费103174美元），11月22日空运24048件（668箱，货物价值45734.40美元，空运费22443.55美元），11月26日分两次共空运75348件（1904箱，货物价值169300.17美元，空运费93542美元）。上述11张报关单所列货物共计价款893186.38美元，空运费共计431463美元。ANG公司收货后共支付价款443405.9美元，尚余价款449780.48美元未支付。
2010年12月5日，宏益公司与ANG公司达成《违约赔偿协议》，载明：因宏益公司迟交而造成ANG公司空运费431463美元，按原约定延迟交货违约金20%为126225美元，因未按订单交付而造成严重短装，市场大量货架空置，按原协议宏益公司应赔偿ANG公司短装价款量的80%为500175美元，而且造成ANG公司退款给其零售商约500000美元，因宏益公司迟交和少交的违约行为，造成ANG公司的巨大损失，现双方一致确认宏益公司就该事宜一次性向ANG公司赔偿490105.30美元，现该款已由ANG公司在需支付与宏益公司的价款中扣除；其后续有关事宜，由ANG公司自行处理，与宏益公司无关；该事宜双方作一次性了结，ANG公司不得再额外主张任何赔偿或损失。2010年12月9日，ANG公司向宏益公司出具《商品／材料索赔报告》，索赔总额490105.3美元，索赔事项包括：空运费（包括国际空运费和美国国内空运费）、延误交付、没有完全交付货物造成的损失、零售商的退款。
2011年8月31日，ANG公司出具《声明》1份，载明：“本公司基于两笔订购单：单号#02-0003058／3060（围巾245626件、帽子245626件、手套244618件）与宏益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并于2010年5月签署合同，合同包含价格条款、数量、发送日期、质量要求和违约条款，总价达1399997.90美元。而且，有关上述货物，宏益公司的外运加工由Ding女士和康裕公司执行。在合同履行期间，Nir，我们的代表曾与Hongyi、Kangyu和Ding女士讨论过如何执行订购单协议并对如未能面对面履行各自的职责所产生的相关后果给出意见。现在，因为货物的延迟交付和严重不足而导致了431463.00美元的航空运费以及我们客户提出的约500000.00美元的退款，所以我们在给宏益公司的价款支付中扣除了490105.30美元作为违约补偿。兹证明我们已经处理完上述事项。”ANG公司授权代表在该声明上签名。
2011年9月27日，美国纽约州国王县的书记员NancyT.Sunshine出具证明，载明：“本人，NANCYT.SUNSHINE，国王县书记员，同时也是上述县高级法院（记录法院）的书记员，具有印章，兹证明，KAMALP.SONI，其在证言、确认证明或随附文书的证明中签名，在签名之时是纽约州经适格任命、宣誓并有资格在整个纽约州执行公务的公证员；根据法律规定，一份委任状或一份任职和资质证明以及他的亲笔签名已经在本办公室备案；根据纽约州法院，适格授权该公证员管理宣誓和证词，接收和证明确认书或契据证明、抵押、授权委托书和其他与土地、房屋和世袭财产相关并在该州作为证据诠释或记录的书面文书，拒付通知书以及证明宣誓书和证言；本人充分熟悉该公证员的笔迹或已经将其在随附文书上的签名与他在本办公室备案的亲笔签名进行过比对，本人相信其签名属实。于2011年9月27日，本人签名并加盖上述法院和县的印章，以资证明！”在该证明的左下角注明：“KAMALP.SONI，纽约州公证员，编号01SO6089949，在国王县执业，任期至2015年3月31日”。
2011年9月27日，美国纽约州州务院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NancyT.Sunshine在随附证明所示之日是纽约州国王县的书记员，也是该地高级法院（记录法院）的书记员，经适格任命担任此职。而且随附于上述证明上的印章是上述县和法院的印章；上述书记员的证明格式正确，并由适格官员做出。上述书记员的官方行为应给与充分的信任和信用。”纽约州州务院在该证明上加盖了印章，同时该州州务卿特别代理人SandraJ.Tallman在该证明上签名。2011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王东在上述纽约州州务院证明的纸张反面对该证明进行了使馆认证，编号为（2011）纽领认字第0024508号，载明：“兹证明前面文书上美国纽约州州政府的印章和该州副州务卿SandraJTallman的签字均属实。
另查明，2011年8月9日，江阴市国家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向宏益公司出具编号为161233的《出口退（免）税评估结果通知书》，载明：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货物的补征税，计税金额2771581元、销项税额402708.35元，企业上期留抵税额387541.84元。本次评估实际应入库税额15166.51元，调减上期留抵税额387541.84元。2012年7月23日，江阴市国家税务局第六管理分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宏益公司于2010年11月间出口美国的一批围巾、帽子、手套货物（报关单号分别为832862667、832849149、832600665、832600664）价款总金额为415193.28美元，折算为人民币2771581元，因违约，美方客人按合同规定索赔，此价款至今未能从国外收回。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一般贸易出口货物凡价款未能收回的，应视同内销货物补征税，所以宏益公司应补征人民币2771581／1.17×17%=402708.35元，已入库。”
2012年8月27日，宏益公司诉至法院。审理中，宏益公司放弃了要求康裕公司承担2010年8月11日出口的4455件货物的空运费7274.52美元的诉讼请求。
2013年6月25日，原审法院就宏益公司补交税款的问题向江阴市国家税务局第六管理分局税务三股的顾建刚调查，顾建刚陈述：2011年8月9日的出口退（免）税评估结果通知书和2012年7月23日的书面证明是其局出具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一般贸易出口货物凡价款未能收回的，应视同内销货物补征税，外销的都是完税价，内销货物根据税法不含税，所以要补交税款402708.35元，该税款已经入库。
2013年8月15日，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所涉报关单载明的商品编号，就相应出口货物商品的退税标准向江阴海关进行调查，江阴海关法制科科长陈述：商品编号为65059090的商品出口退税率为15%，商品编号为6116930010的商品出口退税率为16%，商品编号为61171090的商品出口退税率为16%，商品编号为6116930090的商品出口退税率为16%。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此调查笔录均无异议，宏益公司表示在本案诉讼中所有出口货物的退税标准均按15%计算。
再查明，2010年12月5日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为1：6.6605。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按此汇率标准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2010年5月10日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签订的订单2份、2010年8月10日宏益公司追加费用函件、2010年9月11日ANG公司明确最终交期的函件、空运费发票、2010年12月5日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签订的《违约赔偿协议》、2010年12月9日ANG公司出具的《商品／材料索赔报告》、2011年8月31日ANG公司声明、2011年9月27日美国纽约州国王县公证员的证明、美国纽约州州务院的证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使馆认证（上述证据均包括英文原件、翻译件、公证书）、ANG公司付款明细、2010年9月9日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001KY生产确认书、出货计划、报关单、江阴市国家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的出口退（免）税评估结果通知书及书面证明、出口收汇核销单、调查笔录、美元汇率明细、（2012）锡商终字第0166号民事判决书等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予以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康裕公司的实际供货数量是多少；2、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有无约定交货日期；如果存在交货日期的约定，康裕公司是否存在迟延供货；3、康裕公司对宏益公司与ANG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是否清楚，即康裕公司在与宏益公司签订《协议书》时，对因违约有可能给宏益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预期利益是否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到；4、宏益公司主张的损失及预期利益是否合理。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康裕公司认为除了宏益公司认可的415176件货物外，其公司还供应了57000件货物，并就此提供了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认为该报关单是宏益公司在（2012）锡商终字第0166号案件审理中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该报关单载明的商品编号与其他11张报关单载明的商品编号相同，且目的地都是美国，由此证明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上的57000件货物也是康裕公司提供的。
宏益公司认为，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所指向的货物并非由康裕公司加工，而是由江阴凯之梦服饰有限公司加工的，并提交了由江阴凯之梦服饰有限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1份、2010年6月4日与费洪涛签订的生产确认书1份，用以证明宏益公司委托江阴凯之梦服饰有限公司加工了货物共计57000件。康裕公司对该证明不予认可。
为查明事实，法院向江阴凯之梦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费洪涛调查，费洪涛提交了与宏益公司签订的2010年6月4日生产确认书复印件，并陈述：实际为宏益公司加工生产摇粒绒帽子、手套（2件套）共57000套，该批加工物是车缝的，由其公司购买原料，原料厂将发票直接开给宏益公司，宏益公司再支付加工费，该批货物已由宏益公司于2010年9月17日出运。康裕公司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费洪涛的陈述中货物都是机织的，而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上载明的货物都是手工的，对调查笔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
法院认为，应认定康裕公司的供货数量仅为415176件，供货数量远远低于双方约定的数量，理由如下：1、康裕公司作为供货方，应当能够清楚地知道其供货数量，且康裕公司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认可的供货数量为415179件，与宏益公司认可的供货数量415176件只差3件，但在第三次庭审中却突然大幅度提高自己的供货量，与常理不符；如果康裕公司对供货数量有异议，应当提交相应的供货凭证，但康裕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其主张仅是根据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所作出的推测，并无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2、虽然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上货物的商品编号与其他11张报关单上货物的商品编号相同，但除此报关单之外的其余11张报关单上所涉及的商品编号共4个，分别是65059090、6116930010、61171090、6116930090，所对应的商品名称分别为针织帽子、针织手套、针织围巾、针织手套，可以看出针织手套存在2种商品编号，而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上的商品编号65059090所对应的商品名称却为针织童帽，事实上存在商品编号相同而货物名称不同、货物名称相同而商品编号不同的情形，故不能简单根据商品编号相同即认定货物是由同一人提供的，该商品编号只能作为商品的识别代码；另外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载明的目的地是长滩，而其余11张报关单载明的目的地是美国，目的地也不完全相同；3、根据宏益公司提交的江阴凯之梦服饰有限公司的书面证明，以及法院向费洪涛所作的调查，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上的57000件货物与本案无关，该57000件货物系宏益公司委托其他人加工的；4、虽然在2010年9月11日美国ANG公司发给宏益公司的函件中提到了43245件货物，但仅凭该函件不能得出该43245件货物已经全部出运的事实，而根据康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书写的出货计划，其中第一次的出货数量是4455件，2010年9月13日的计划出货数量是38790件，而这2笔货物的数量合计正好是43245件，出货计划中其余的出货日期和数量则与2010年9月11日AGN公司函件要求的出货日期相同，从中可以看出，至2010年9月11日ANG公司发函，康裕公司仅供货4455件，而此事实也与宏益公司提交的11张报关单相吻合。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按照宏益公司提交的由康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丁爱梅亲笔书写的出货计划，时间与ANG公司要求宏益公司最终的交货日期是一致的，故该出货计划应当认为是双方应当遵循的出货计划，再根据宏益公司提交的实际交货数量表中的出货日期、报关单，可认定，双方在签订《协议书》后，康裕公司未按承诺的出货计划向宏益公司交付货物，延期交货甚至不交货，构成违约。虽然康裕公司对宏益公司提交的出货计划不予认可，认为该内容是丁爱梅随手书写的，并没有丁爱梅的签字确认，但该主张不足以推翻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康裕公司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综合各方面证据，可以认定康裕公司对于宏益公司与ANG公司之间的往来是知情的，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业务曾经由美籍华人邵文华参与协调；2、ANG公司出具声明1份，用以证明该公司代表曾与宏益公司、康裕公司和丁爱梅讨论过如何执行订单协议，并对如未能面对面履行各自的职责所产生的相关后果给出意见，该份声明经过了美国纽约州国王县公证员的公证，而该公证员的身份经过了纽约州州务院的书面认证，同时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领事对纽约州州务院的证明进行了使馆认证；3、《协议书》第3条中所确定的价格为“FOB上海港开票含税价”，而康裕公司清楚该“FOB”是国际贸易术语，如果本案所涉业务仅是国内业务，不应涉及该术语；4、丁爱梅承诺的出货计划（包括日期和数量）与ANG公司最终要求的出货日期和数量完全一致；5、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约定的交货数量以及与ANG公司之间约定的交货数量均是715275件。综合上述理由，康裕公司对于宏益公司与ANG公司之间的往来是知情的，对于其违约将可能给宏益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预期利益在内应当是能够预见到的，康裕公司对于因违约给宏益公司造成的合理损失包括预期利益应当予以赔偿。
四、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对于宏益公司所主张的各项损失，作如下认定：
1、对于空运费损失。宏益公司主张共产生空运费431463美元，审理中，宏益公司放弃了2010年8月11日出运货物的空运费7274.52美元，该主张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认可，故在本案中宏益公司实际主张的空运费为424188.48美元。按照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的约定，空运费应由宏益公司负担，现ANG公司承担了空运费，有权向宏益公司主张。
2、对于迟延交货的损失。按照康裕公司实际供货量，宏益公司出口货物的价值为893186.38美元，扣除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价值148164.94美元，再扣除2010年8月11日空运的货物价值8705.37美元，宏益公司延迟交货的货物价值为736316.07美元。
根据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的约定，“发货时间超过订单要求的时间达15天以上，工厂将支付20%的额外费用”，按照ANG公司2010年9月11日所要求的交货进度，该进度是最终的交货日期，不可再作更改，由于康裕公司的延期交货导致宏益公司未能按约履行供货义务，ANG公司有权根据与宏益公司的约定就宏益公司迟延供货部分增加支付20%的额外费用，上述因康裕公司违约导致宏益公司迟延供货的货物价值736316.07美元，故ANG公司可以额外向宏益公司主张损失147263.21美元（736316.07×20%）。
3、对于未交货部分的损失。宏益公司认为除了与ANG公司商定了订单价1399997.90美元以外，还追加了额外费用157742美元，故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的订单总价为1557739.9美元，但根据2010年8月10日的函件内容，该函件仅是宏益公司单方发给ANG公司的，并未得到ANG公司的回复，且在2011年8月31日ANG公司的声明中，ANG公司认可的订单总价是1399997.90美元，故对宏益公司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宏益公司与ANG公司之间的贸易总价应为1399997.90美元。
因康裕公司违约，导致宏益公司实际供货价值仅为893186.38美元，尚余价值506811.52美元的货物没有提供。按照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的约定，“如果发现货物有短装的情况，顾客将就短装所产生的销售损失向工厂索赔，索赔额是短装的数量乘以每件销售的80%”，故ANG公司可向宏益公司就未交货部分主张损失405449.22美元（506811.52×80%）。
上述三部分合计，ANG公司共可向宏益公司主张损失976948.43美元。根据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的订单约定，双方商定的成本条款为FBFOB，货运模式为船舶，按照国际贸易惯例，应由ANG公司负责租船或订舱，支付运费，本案中，宏益公司认为虽然部分货物是通过空运的方式交货，但该部分货物ANG公司也实际支出了海运费，空运费是额外增加的费用，但在审理中宏益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ANG公司实际支付了海运费，故在计算运费损失时应当扣除空运货物所对应的海运费，虽然宏益公司未提供ANG公司实际支付了多少海运费，但根据常理，海运费用必然大大低于空运费用，而通过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的协商，ANG公司实际要求宏益公司赔偿的损失为490105.3美元，减少的金额远远大于海运费的金额。
按照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的约定，ANG公司“有权从应支付给工厂的价款中扣留相关费用”，ANG公司收货后共支付给宏益公司价款443405.90美元，尚余价款449780.48美元未支付，而宏益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除此之外另外支付给ANG公司赔偿款，故宏益公司的实际损失只有449780.48美元，而非490105.30美元。宏益公司实际有价款449780.48美元未收回，此部分货物无法享受出口退税，按照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及宏益公司的陈述，该部分价款应享受15%的退税；另外，宏益公司与ANG公司达成赔偿协议是2010年12月5日，当天的美元汇率为1：6.6605，宏益公司和康裕公司也同意按此汇率计算，故此部分损失折合人民币为3445127.32元（449780.48美元×6.6605×1.15）。
4、对于补交的税款损失。根据江阴市国家税务局第六管理分局的证明和出口退（免）税评估结果通知书，以及法院向江阴市国税局第六分局税务三股的顾建刚所作笔录，足以认定：由于宏益公司未收回价款415193.28美元，故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宏益公司补交税款人民币402708.35元，且此款已经入库。上述宏益公司未收回的价款金额小于ANG公司未支付的价款金额，法院对此损失依法予以确认。虽然康裕公司认为宏益公司未提交实际缴款单，也未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但关于补交税款是否入库的问题税务部门已经予以明确，康裕公司虽有异议却未提供证据予以反证，故对康裕公司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此部分损失系因康裕公司违约造成的，康裕公司应予赔偿。
5、对于预期利益损失。宏益公司根据其与ANG公司签订的合同标的额以及其与康裕公司签订合同的标的额之间的差额，来主张预期利益，此计算方式不正确，该逾期利益应当按照康裕公司未供货物的国内价和出口价之间的差额，同时还应扣除宏益公司在国内应当支出的运输费、保管费等合理费用来计算。
按宏益公司与ANG公司的合同，宏益公司收到康裕公司的货物价值893186.38美元，此价值为出口价，并非与康裕公司之间的国内贸易价，而宏益公司和康裕公司均未向法院提供货物清单，从而无法明确康裕公司供给宏益公司货物的款号、款式，无法确定国内贸易的价值，由此也就无法确定未供货物出口价与国内贸易价的差额，另外，宏益公司也表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国内必须支出的运输费和报关费的金额，故宏益公司关于预期利益的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之间的加工关系合法、有效，康裕公司未全面履行合同，延迟供货且未完全供货，构成违约，应赔偿由此给宏益公司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3847835.67元（3445127.32元＋402708.35元）。
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南通康裕编织有限公司应赔偿江阴宏益制衣有限公司损失3847835.67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江阴宏益制衣有限公司。二、驳回江阴宏益制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806，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5806元（宏益公司已预交），由宏益公司负担17271元，由康裕公司负担38535元。康裕公司负担的诉讼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宏益公司。
康裕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康裕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1、2010年9月9日的协议书第2条的交付时间按附表2，双方在一审庭审中一致确认附表2系编号为00KY的生产确认书，双方未对交付时间进行书面约定。没有约定交付时间，不能按约定要求康裕公司承担延期交货的违约责任。2、出货计划也非协议书第2条约定的交货时间，交货时间必须由双方签字确认，凭没有双方签名、仅为康裕公司写了几个数字即确认是康裕公司承诺的交货时间不当。合意的形成必须经双方一致确认，且为真实意思表示，意思表示表现于外部，其要求有两点，一是内部意思与外部表示一致，二是出于行为人的自愿。只有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才能产生法律效果。如果行为人外在的意思表示与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则为意思缺乏或意思表示不真实。《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即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发表的载体可分为明示与默示两种形式，若非法律特别规定，以民事法律规定或交易习惯允许时才被使用。双方交货时间的交易习惯是宏益公司的口头通知，从合理角度讲，71万件均是手工织品，在短短2个月内肯定是完不成的，康裕公司不可能连这一点都不清楚，实际上康裕公司也没有按出货计划的时间表出货，所以出货计划不是康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认定出货计划的时间与ANG公司要求宏益公司最终交货日期是一致的，故认为出货计划是双方应当遵循的计划，康裕公司认为ANG公司与宏益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康裕公司，不能代表康裕公司认可双方之间的交货时间，二、宏益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按双方的交易习惯，康裕公司将货物交至宏益公司，宏益公司在扣除辅料款后，将开票金额报给康裕公司，康裕公司开票给宏益公司，宏益公司再将加工费付给康裕公司。宏益公司未将所送货物的辅料扣除，也拒绝给付加工费，这在（2012）锡商终字第0166号判决书中可以体现。原审仅凭交货的数量不足即认定康裕公司违约不当，违约责任应以双方约定为准，双方未对交货时间进行约定，康裕公司只是按宏益公司口头指示交付货物，没有违反协议约定。三、关于违约损失赔偿。1、合同具有相对性，宏益公司与ANG公司之间的赔偿约定不能适用于康裕公司与宏益公司之间的违约赔偿。2、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上57000件实际由宏益公司另行委托他人加工，经向海关了解，指运港为长滩，与其他12张报关单一样，并非原审认为的目的地上长滩，长滩只是活动的港口名称，宏益公司将ANG和货物交他人加工，但损失却由康裕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3、宏益公司有扩大损失的过错，其明知2个月内无法完成71万件数量，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但任由损失扩大。4、补缴的税款未开具发票，无法证实已入帐。不能收回的价款与康裕公司无关，宏益公司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将价款转帐收回，却任由损失扩大，原审认定该笔税款由康裕公司承担无法律依据。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宏益公司的诉讼请求。
宏益公司辩称：1、康裕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其法定代表人丁爱梅向宏益公司所出具的亲笔书写的出货数量和具体时间的出货计划，是对双方之间交货履行的确认，是与宏益公司与美国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的交货时间和数量是一致的，两者之间是有亲密的关联性，康裕公司称没有约定交货时间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2、宏益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应当由康裕公司先开具发票给宏益公司，宏益公司才存在支付价款的义务。根据出货计划，康裕公司一开始就没有按照出货计划的时间和数量来交付货物，康裕公司是存在违约的。3、宏益公司所遭受的损失是真实存在的，宏益公司因为康裕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向美国公司支付赔偿款，及向税务部门补交税款，这些也都是真实存在的，包括江阴市人民法院未支持的可得利益部分，宏益公司实际所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一审判决结果。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在履行2010年9月9日的协议时，何方构成违约，康裕公司有未确认交货时间。2、原审判决判令康裕公司赔偿损失3847835.67元是否于法有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宏益公司于2010年9月9日与康裕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目的，即为了履行与美国ANG公司订立的2份订单，且康裕公司系宏益公司为履行订单在国内选择的唯一客户，这可以从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交货数量与宏益公司与美国ANG公司订立的2份订单所约定的交货数量相符可以印证，即交货数量均为715275件，故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约定的交货时间必定也与美国ANG公司订立的2份订单所约定的交货时间相吻合。根据宏益公司举证的由康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丁爱梅出具的出货计划，上面清楚表明了交货数量与交货时间，其中交货数量即为宏益公司与康裕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交货数量715275件，而交货时间也与美国ANG公司要求宏益公司最终交货的时间相吻合，故原审判决认定康裕公司法定代表人丁爱梅出具的出货计划即系康裕公司最终确认的交货时间是正确的。康裕公司称出货计划系丁爱梅随意书写，并非对交货时间的最终确认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康裕公司交货数量的确认，康裕公司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时清楚地表述：其公司交货415176件，仅比宏益公司认可的数量415179件少3件，此后康裕公司虽然更改交货数量的陈述，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2010年9月17日报关单上货物的商品编号与其他11张报关单上货物的商品编号虽然相同，但相同的商品编号并不等于货物相同，更不能简单推理出系同一单位提供，且2010年9月17日的报关单与其余11张报关单的出货地点并不相同，根据江阴凯之梦服饰有限公司提供的书面证明及原审法院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费洪涛所作的调查，该报关单上57000件货物系宏益公司委托他人加工，与本案无关，故康裕公司不仅交货数量与协议约定数量及出货计划的确认严重不符，还存在晚交货的情形，其行为明显构成违约。而协议书约定的康裕公司的义务为，凭康裕公司送货后开具的相应税票进行结算，康裕公司未按约交货并开具相应的发票，宏益公司的行为不违约。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由于康裕公司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数量履行交货义务，对宏益公司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由于康裕公司未按协议约定的数量与时间向宏益公司交货，致使宏益公司向美国ANG公司交货后，美国ANG公司拒付价款449780.48美元，此部分价款使宏益公司无法享受15%的退税，原审判决判令康裕公司向宏益公司承担该部分的损失3445127.32元（449780.48美元×6.6605×1.15）是正确的。此外，由于宏益公司未收回应收价款，致使宏益公司补交402708.35元，上述宏益公司的损失均系康裕公司不按约履行协议所致，且损失的造成与康裕公司违约有着必然的联系，康裕公司依法应予赔偿。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583元，由康裕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云彪
审 判 员 王立新
代理审判员 瞿俊鹏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卢志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