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56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日昱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来祥里（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一楼北厅167-168号门面。法定代表人：吴祖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良涛、郭晓凯，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卫荣，女，汉族，1980年1月5日出生，户籍地浙江省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俊武、杨曦，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武汉日昱物流有限公司江汉经济发展区服务部，营业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经济发展区江兴路8号第四档。负责人：尹海波，该部经理。上诉人武汉日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日昱公司）与被上诉人李卫荣，原审被告武汉日昱物流有限公司江汉经济发展区服务部（以下简称日昱服务部）的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3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捷任审判长，审判员晏明主审、审判员万军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张文浩担任法官助理，书记员伍雅玲翔担任记录。2017年9月12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武汉日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良涛、郭晓凯，被上诉人李卫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俊武、杨曦到庭参加诉讼。经合法传唤，日昱服务部无正当理由，未参加二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日昱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李卫荣自担损失。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武汉日昱公司为运输合同的主体、送货人刘国泉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并未实际收货、货损金额，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李卫荣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合法传唤，日昱服务部无正当理由，未参加二审诉讼。2016年1月12日，李卫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对方赔偿其损失共计238,488元。重审中，李卫荣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两被告返还托运价值238,488元货物或赔偿等额价值”。2016年10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0103民初366号民事判决书。李卫荣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2月24日，二审法院作出（2016）鄂01民终812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日昱服务部系武汉日昱公司下属分公司，汉口北货运站（又称汉口北网点）系武汉日昱公司内设机构。2015年10月8日，柏热公司作为发货人通过武汉日昱公司向李卫荣运送货物。武汉日昱公司的《快递单》上显示收货人为李卫荣，货物品名为服装，重量为100KG，收货地址为汉口北网点，运输类型为普通，基本运费为100元。发货人未对货物进行保价或价值申报。同月10日，武汉日昱公司内设机构汉口北货运站指派员工刘国泉向李卫荣送货。李卫荣在《送货单》上签名并支付了运费105元。同月14日，李卫荣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价值130,000元的鞋子被盗。公安机关经调查后认定，李卫荣收货时有签单行为，但送货员刘国泉没有卸下货物就直接将车开走，因此判定李卫荣报警称货物被盗的事实不存在。另查明，2015年10月14日，李卫荣在《询问笔录》中称丢失货物的价值为三十余万元。柏热公司出具的《武汉李卫荣往来帐》（以下简称《往来账目》）中载明，2015年10月8日，柏热公司销售（武汉）7件，价值1,929.20元；销售（武汉）85件，价值87,466元；发湖北冬装搭配手册30本，价值15,000元，合计104,395.2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合同的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武汉日昱公司作为承运人指派汉口北货运站员工刘国泉向李卫荣运送货物，尽管李卫荣在《送货单》上签名，但录像显示货物没有卸下，说明送货员并未将货物实际交付给李卫荣，而是被送货员刘国泉拖走后遗失。李卫荣在《送货单》中形式上的签名行为并不代表实际的收货行为，作为承运人的武汉日昱公司没有实际并全面履行运输合同义务，构成违约，武汉日昱公司应向李卫荣返还货物或赔偿等额价值。因货物已遗失，返还货物实际已履行不能，武汉日昱公司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履约中，由武汉日昱公司内设的汉口北货运站实际送货，因汉口北货运站属其内设机构，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故因汉口北货运站履约时引发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武汉日昱公司承担。二、关于赔偿的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中，柏热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货物价值为238,488元）与李卫荣报警时的自述货物价值（自述货物价值为13万元）及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价值（陈述货物价值为30多万元）均不一致，且李卫荣无直接证据证明货物的价值。故其要求判令对方返还托运价值238,488元货物或赔偿等额价值，因未举证证实，应由李卫荣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重审中，李卫荣补充提交由柏热公司出具的《往来账目》中载明货物价值104,395.20元，该价值应视为李卫荣对托运货物价值的自认，故武汉日昱公司向李卫荣赔偿的货物价值应以104,395.20元为依据。故对李卫荣要求对方共同返还托运价值238,488元货物或赔偿等额价值的诉讼请求，法院仅对部分予以支持。庭审中，武汉日昱公司认可刘国泉的送货行为是职务行为，同时又在口头答辩时主张刘国泉的行为不代表公司，应由刘国泉个人返还货物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条一款、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一、武汉日昱公司向李卫荣赔偿货物损失104,395.20元；二、驳回李卫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77元，由李卫荣负担2,490元（已付），由武汉日昱公司负担2,387元（此款李卫荣已垫付，由武汉日昱公司随上述判决款项一并给付李卫荣）。第二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第二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的事实有，1、日昱服务部为武汉日昱公司下设的分支机构；2、本次送货员刘国泉为日昱服务部的工作人员；3、所送为《快递单》记载的货物；3、《送货单》上签收人李卫荣的签名真实；4、辖区公安派出所对刘国泉的询问笔录，经过一审的质证；5、《往来账目》经过一审的质证；6、武汉日昱公司虽异议一审判决认定的货物损失金额，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二审另查明，1、武汉日昱公司的《送货单》显示，始发站杭（州），目的站武（汉），发货人QW，收货人李卫荣，地址汉口北网点，声明价值无，付款方式到货，货物为服装，类型普通，费用100元，签收人签名李卫荣，2015年10月8日；2、《往来账目》中显示，2015年10月8日的金额共计104,395.20元，包括销售（武汉）7件1,929.20元，销售（武汉）85件87,466元，手册30本15,000元；3、2016年3月3日，辖区公安派出所出具的出警证明内容有，“2015年10月14日14时许，接110指挥调度称，汉口北服装城二期价值13万元的货被盗。找到报警人何其斌及其妻子李卫荣，李卫荣称，2015年10月8日签收的一箱货（自述为鞋子，价值13万元）不见了。在进一步询问和视频调查中，发现2015年10月8日李卫荣在服装城二期三号门附近收货时有签单行为，但送货员刘国泉没有下货就直接将车开走，因此判定李卫荣报警称货物被盗的事实不存在，此事属民事问题”；4、2017年5月8日一审开庭笔录记载有，对《送货单》、光盘显示内容、由法院调取辖区公安派出所对李卫荣及刘国泉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李卫荣陈述“被告二（指日昱服务部）是被告一（指武汉日昱公司）的分支机构。实际送货员刘国泉为被告二的员工。我方补充提交一份《往来账目》，证明货款已经支付”；武汉日昱公司陈述“当时刘国泉在日昱物流汉口北货运站的送货员，与日昱服务部无关。送货是职务行为”；5、2017年5月16日调查笔录记载有，李卫荣陈述“本案是由侵权引起的合同之诉，我方选择合同之诉”。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因日昱服务部的货运服务，收货人李卫荣提起本案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五条“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规定，由于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此约定，自托运人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时，李卫荣即为运输货物的权利人。关于合同主体的问题。本案中，由于武汉日昱公司《送货单》显示“始发站杭（州），目的站武（汉），收货人李卫荣，地址汉口北网点，货物为服装”的内容，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的规定，构成收货人李卫荣与承运人武汉日昱公司货运合同关系。至于刘国泉本次送货的行为，则基于日昱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身份。武汉日昱公司提出一审判决认定武汉日昱公司为运输合同的主体及送货人刘国泉为职务行为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既缺乏证据证明，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收货的问题。审判实践中，根据法律事实追求接近客观事实的原则，在客观事实明确的前提下，应当依照客观事实认定待证事实。本案中，收货人的收货，虽有签收的形式，但无收货的内容，且未收货的客观事实，既有现场监控视频的显示内容予以证明，也被对送货人刘国泉调查笔录的加以印证。故此认定，承运人日昱服务部并未完成交付货物给收货人的义务，换言之，对于收货人而言，货物尚处于运输的过程中。关于风险承担的问题。本案中，收货人的签收，鉴于只有签收的形式，而无收货的内容，则涉案货物尚处于运输过程中的状态，一审判决认定货物风险由承运人武汉日昱公司承担，符合《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武汉日昱公司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货物并未实际收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既缺乏证据证明，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货损金额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一审中，对异议李卫荣以《往来账目》证明其货损，武汉日昱公司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因武汉日昱公司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一审判决依《往来账目》认定货损金额，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武汉日昱公司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货损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武汉日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87元，由武汉日昱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  捷审 判 员 晏  明审 判 员 万  军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 文 浩书 记 员 伍雅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