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成民终字第44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蜀金路*号金沙万瑞中心*栋**层************************号。
负责人郭小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雨辰，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传富，男，196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容，女，197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姜敏，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兵，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友成，男，198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朋林，男，196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盛世伟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双流县东升街道藏卫路二段***号*栋*层。
法定代表人郑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伟君，男，198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浙商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传富、李容、钟友成、张朋林、成都盛世伟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腾物流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高新民初字第3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8月13日18时许，钟友成驾驶川AL96**豪泺牌重型自卸货车，沿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老成仁路天府大道向中和方向行驶至老成仁路劲松小区500号附24号门前路段时，与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的吴丽发生碰刮并导致吴丽倒地。钟友成所驾车右后轮碾压吴丽，吴丽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钟友成驾车继续行驶约二十米后，被路人拦车。钟友成下车察看事故现场片刻后自认为不是自己肇事后驾车驶离。钟友成自称其办完自己的事务后听到有人说是其所驾车辆肇事，故驾车返回事故现场向出现场的警察投案。从肇事时起算至钟友成最终返回现场，时间约半小时。
经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鉴定，吴丽所驾驶的无号牌贝斯特牌二轮车属于机动车范畴的摩托车。
经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认定，钟友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吴丽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钟友成的近亲属已向吴丽亲属另外补偿了60000元，钟友成取得了吴丽亲属谅解。钟友成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14年3月18日被原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牌号为川AL96**号货车的实际车主为张朋林，登记车主为伟腾物流公司，钟友成系张朋林雇佣的驾驶员，其事发当天驾车系职务行为。浙商保险公司承保了该车的交强险（伤残死亡赔偿限额11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险，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死者吴丽系吴传富、李容之女，出生于1991年4月15日，户籍地为四川省简阳市石钟镇长顺村11组18号，于2010年10月26日到厦门市湖里区务工，至事发之前仍在该辖区内居住。另查明，保险公司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责任免除中第五条第六项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
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主要采信了身份证明、（2014）高新刑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书》、死者吴丽的暂住证、厦门市公安局信息中心关于吴丽的居住登记信息、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投保单》、《保险条款》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非法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利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钟友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吴丽承担此次事故次要责任。原审法院结合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同时参照《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的规定，确定由钟友成承担70%的责任，死者吴丽承担30%的责任。因钟友成驾驶车辆系为张朋林雇佣后履行的职务行为，故应由雇主张朋林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张朋林经营的川AL96**号货车挂靠于伟腾物流公司，伟腾物流公司与实际车主张朋林应承担连带责任。
因川AL96**号货车由浙商保险公司承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保险期间，吴传富、李容的损失首先应由浙商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予以赔偿，交强险不足部分的损失再由该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属于该保险公司保险范围内的损失由张朋林承担，伟腾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现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对死者吴丽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认定如下：
一、死亡赔偿金。死者吴丽虽然原户籍地在四川省简阳市，但其生前已经于2010年10月到厦门市湖里区务工生活至交通事故事发生之前，故死者吴丽生前的经常居住地位于厦门市辖区内，厦门市2012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四川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其死亡赔偿金标准应参照厦门市城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为：37576元／年×20年=751520元。二、精神损害抚慰金。吴丽死亡时年仅22周岁，其死亡给其直系亲属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酌情确定为40000元。三、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死者亲属未在成都市辖区内，酌情支持1000元。四、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死者亲属未在成都市辖区内，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五、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酌情按照3人7天的标准计算，其误工费标准参照四川省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35873／年÷365天／年×7天×3=2063.93元。
庭审中，伟腾物流公司提出垫付了50000元要求一并处理，吴传富、李容提出该笔费用是在交警队协商给的丧葬费用，自己也没有起诉丧葬费，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浙商保险公司也不同意一并处理，为保障各方有充裕时间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告知各方可以另案主张。
关于浙商保险公司提出钟友成事发后驾驶机动车辆逃离现场，应当依照保险条款的免责事由免除保险责任的抗辩，根据本案事实，钟友成认为不是自己肇事离开现场，是开始认识错误，但是听到有人说是其所驾车辆肇事，就驾车返回事故现场向出现场的警察投案，从肇事时起算至钟友成最终返回现场，时间也较短，故不能认定其“逃离现场”，保险公司的免责抗辩不予支持。
综上，死者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共计795583.93元，依法应先由浙商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110000元，剩余685583.93元由张朋林和伟腾物流公司连带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479908.75元，均属于保险公司商业第三者险的赔偿范围。综上，浙商保险公司应当赔偿589908.75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浙商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吴传富、李容因其女吴丽交通事故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共计589908.75元；二、驳回吴传富、李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88元，由吴传富、李容负担688元，张朋林与伟腾物流公司连带负担46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原审被告浙商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浙商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已载明钟友成肇事后驶离现场，并认定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以驾驶员返回现场时间距离事发时间较短为由不认为属于“逃离现场”，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项下的规定，浙商保险公司不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2、吴丽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四川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予以计算。其提供暂住证不能证明其在厦门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事发地在成都，浙商保险公司对吴丽生前是否已经回到四川在成都居住和生活提出了合理怀疑。3、钟友成近亲属已向被害人亲属支付赔偿金60000元，理应在赔偿总额中予以扣除，原审并未作出处理，二审应一并处理。故诉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一项，并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吴传富、李容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钟友成的行为经刑事判决亦未认定构成逃逸，保险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浙商保险公司提到的钟友成家属支付的60000元系钟友成家属为取得刑事责任的谅解，额外支付的赔偿，与浙商保险公司无关，浙商保险公司在上诉状中也未提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钟友成书面答辩称，浙商保险公司应根据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法院的判决、保险合同、法律法规赔付死者及亲属。
被上诉人伟腾物流公司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朋林答辩称，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中，浙商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调取的事故照片以及《询问笔录》，拟证明钟友成构成逃逸的事实；另提交《投保单》一份，拟证明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尽到了告知义务。吴传富、李容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力有异议，钟友成已经刑事案件审判，并未认定其逃逸；对《投保单》无质证意见。钟友成书面质证认为，自己事发后接到电话就立即赶到事发现场，主动与在场交警联系，并积极配合调查，间隔不足半小时，不存在逃逸；对《投保单》认为系保险公司推卸责任。伟腾物流公司质证认为对从交警部门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力不认可，不能证明钟友成逃逸；对《投保单》有异议，认为保险公司只是让投保人盖章，并没有尽到说明告知义务。张朋林的质证意见与伟腾物流公司一致。
吴传富、李容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吴丽的《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一份，拟证明吴丽在厦门市长期参保，应该按厦门的标准计算其相关赔偿。浙商保险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力有异议，参保结束在2013年1月，事故发生在2013年8月，不能证明吴丽连续在厦门居住，且虽有社保缴费记录，但没有吴丽与缴费单位的劳动合同，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伟腾物流公司及张朋林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浙商保险公司从交警部门调取的事故现场照片及《询问笔录》，《投保单》以及吴传富、李容提交的《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前述证据的证明力，在评述本案争议焦点时一并评述。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钟友成的行为是否构成逃逸，浙商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吴丽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按照厦门市的标准计算。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钟友成的行为是否构成逃逸，浙商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浙商保险公司二审中提交的事故现场照片以及交警部门所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均仅能证明钟友成在事故发生后曾经驾车驶离过现场，对该事实各方当事人并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从钟友成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看出，事发当时钟友成并不认为自己撞了人，所以驾车驶离了现场，但当事后听说是自己的车撞人后，其立即驾车返回了现场，主动向交警说明了情况，在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也仅认定了钟友成“案发后主动返回现场向警察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并未作出钟友成构成逃逸的认定，故浙商保险公司关于钟友成的行为构成逃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浙商保险公司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免责事由项下有关于“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即免责的规定，但该规定强调的是“逃离”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即驾驶人应具有逃避责任的主观故意，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事故发生后钟友成自认没有撞到人而驾车离去，但听说是自己撞人后又主动驾车赶回，其主观上不具有逃避责任承担的故意，也没有任何故意破坏、伪造现场的行为，故原审结合本案实际认定本案情况不属于免责事由并无不当。
二、关于死者吴丽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适用厦门市的标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本案中，吴传富、李容向法院提交了吴丽在厦门市的暂住证，该暂住证的载明吴丽字2010年10月26日起在厦门市居住，最后一次办理暂住证的时间是2013年1月17日，有效期是到2014年1月17日。本案事故发生在2013年8月，尚在前述暂住证的有效期内，据吴丽父母称吴丽当时是从厦门回四川参加亲戚的婚礼，对吴丽在成都发生交通事故作出了合理解释。结合二审中吴传富、李容提交的吴丽的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吴丽自2012年7月起即在厦门市参加社会保险，该证据能与吴丽的暂住证相互印证，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厦门市。浙商保险公司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故原审按照厦门市的标准计算吴丽的死亡赔偿金亦无不当。
综上，浙商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确定金额及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948元，由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嘉莉
代理审判员 胡 瑜
代理审判员 谢 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梁湘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