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25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珩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1755弄C区3号甲幢1层1054室。法定代表人：陈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心田，上海科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458号三层348部位。法定代表人：邓建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祖龙，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珩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珩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迪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11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月29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陈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心田，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霍祖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珩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珩洋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第一，原审对碧迪公司与案外人北京XX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之间往来的真实性认定有误。碧迪公司未能提供聘用书原件，XX公司也未在该聘用书上盖章确认。碧迪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邮件往来只有初期推荐的邮件和预约面试的邮件，不合常理。XX公司没有请款的邮件及复核的邮件，也不合常理。碧迪公司是基于另外的合同关系向XX公司付款；第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珩洋公司也最先完成了推荐，故应享有服务费；第三，猎头行业的行业规则是以推荐的人选为准而不是以单位内部定的岗位为准，以最先推荐的猎头公司为准而非以后推荐的为准，原审判决破坏了行业规则；第四，原审认可碧迪公司证据3、5、6、7的真实性有误。二审庭审中，珩洋公司表示撤回上述第四项上诉理由。被上诉人碧迪公司辩称，碧迪公司没有委托珩洋公司招聘法规事务总监，珩洋公司就招聘法规事务总监一事没有提供服务，故碧迪公司无需对此支付服务费。碧迪公司委托XX公司招聘法规事务总监，郭某是XX公司推荐的，碧迪公司也已经向XX公司支付了服务费。因聘用书是XX公司寄送给碧迪公司，碧迪公司盖章后再寄回，故无法提供原件。另外，因XX公司是外国公司，故习惯上由负责人签署合同，不加盖公司印章。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珩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碧迪公司支付珩洋公司服务费用人民币373,7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日，双方当事人签订《招聘服务协议》，碧迪公司为甲方、珩洋公司为乙方，第1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下列职位进行招聘：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通过快递、邮件、传真等方式将该（些）职位的详细要求发送给乙方”；第3条约定“对于招聘的职位，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基准费用的25%作为服务费（基准费用=月薪×13个月），其中销售代表类（销售代表/高级销售代表）服务费为1万元/职位，客户经理服务费为2个月月薪/职位”；第6条约定“自本协议签署日起12个月内，如果在其间的任何时间，甲方雇佣应聘候选人在甲方认为其胜任的同类职能岗位（职能岗位类别以甲方公司内部划分为准）上任职，并且应聘候选人之前没有向甲方申请过（包括应聘候选人自己没有向甲方申请过和没有第三方向甲方推荐过该应聘申请人），则甲方应根据本协议向乙方支付所有服务费”；第9条第（4）款约定“本协议于签署日生效，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2014年9月2日，碧迪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珩洋公司发送《职位说明》，委托珩洋公司为其招聘相应人员，该《职位说明》载明：职位名称为“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职位简要说明为“直属中国BD公司法规事务与合规总监，本职位将与法规事务专业人员团队一起工作以确保在分配的职责范围内建立起最佳的实践做法，例如，上市销售前向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审批和监管报告，新产品开发的设计控制，技术标准，影响全球监管环境的情报收集与分发等”。2015年1月12日，珩洋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碧迪公司推荐“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候选人江阿红，并与碧迪公司就江阿红电话面试事宜进行多次沟通确认。碧迪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向江阿红发送《入职意向书》，后碧迪公司正式聘用江阿红为法规事务副总监并向珩洋公司支付服务费人民币253,500元。2015年3月2日，珩洋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碧迪公司推荐“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候选人郭某，并向碧迪公司发送郭某的简历。同日，珩洋公司与碧迪公司就郭某的电话面试时间进行了安排与确认。2014年11月22日，XX公司向碧迪公司发函，载明碧迪公司聘请XX公司以独家形式协助物色和筛选碧迪公司大中华区机要总监。该函“专业服务费和开支”条款约定：此次高管招聘中约定的收费是因本次约定而直接或间接聘用的高管的第一年全部现金报酬的30%，第一年全部现金报酬包括由碧迪公司提供的并被应聘者接收的任何书面聘函中所反映的年度基本工资和目标奖金；在本次招聘伊始，XX公司要求一笔不可退还的聘请金，该笔聘请金将会应用到最终服务费中并作为最终服务费的抵扣；对于本次招聘，XX公司提议75,000美元的聘请费用；聘请金按照本约定函签署日、提交经初步审核通过的人选名单日和最终录用人选在聘请函上签字时三个期限等额分期付款方式开具发票；当本次约定结束时，并且当第一年的全部报酬确定后，XX公司将会按照第一年30%的全部现金报酬中超出聘请金的那部分金额寄送最终发票给碧迪公司；XX公司要求报销与此次约定有关的由XX公司产生的直接费用、间接费用以及适用的增值税/营业税，直接费用是与面试和挑选过程以及与访问碧迪公司办公司有关的费用，间接费用是聘请金的10%并按聘请金的三个阶段来结算。XX公司合伙人及碧迪公司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在该函上签字。2015年2月16日，碧迪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告知XX公司“正式启动秘密寻找W（碧迪公司公司原法规事务总监）的替代人员的行动”；同年3月9日至3月11日期间，XX公司就法规事务总监岗位向碧迪公司推荐了包括郭某在内的三名候选人，并就候选人面试事宜与碧迪公司进行沟通磋商；3月19日，XX公司与碧迪公司的人事总监就对候选人进行进一步接触事宜进行了安排；2015年4月27日至5月20日，碧迪公司与XX公司就郭某的薪酬、入职股票奖金、聘书内容等进行沟通和确认；5月21日，XX公司工作人员告知碧迪公司郭某已经签署了聘书。郭某2015年5月21日签署的《入职意向书》载明，其职位为大中华区法规事务总监，基本工资为每月人民币115,000元、年底双薪奖金为不超过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奖金计划为13个月基本工资的25%。2015年7月13日，碧迪公司与郭某签订《劳动合同》。XX公司分别于2015年3月26日、5月11日、6月17日向碧迪公司开具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80,921.05元、人民币185,545.82元、人民币285,451.58元的发票。根据XX公司提交给碧迪公司的请款明细，人民币180,921.05元为专业服务费25,000美元、间接费用2,500美元、营业税1,375美元之和以汇率1：0.1596方式计算得出；人民币185,545.82元为专业服务费25,000美元、间接费用2,500美元、直接费用1,003.37美元、营业税1,425.17美元之和以汇率1：0.1613方式计算得出；人民币285,451.58元为专业服务费25,000美元、间接费用2,500美元、直接费用922.80美元、差额费用15,428美元、营业税2,192.54美元之和以汇率1：0.1613方式计算得出。碧迪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21日、7月9日、8月13日向XX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碧迪公司的大中华区法规事务总监的职位描述，该职位的报告上级职位为大中华区副总裁/总经理、大亚洲区法规事务及合规总监，该职位的直接负责的下属职位为中国法规事务及合规总监、法规事务副总监、法规事务经理；职位概述为根据碧迪公司公司的要求领导大中华地区的法规事务和合规能力及合规履行方面的发展和提高，通过确保预定销售到大中华区市场的所有产品，无论供应来源是哪里，均要遵守大中华区的监管标准和要求来集中管理和监督大中华地区的主要监管活动。一审法院认为，珩洋公司与碧迪公司签订的《招聘服务协议》依法有效。关于“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与“法规事务总监”是否属于同类职能岗位，应根据岗位的工作内容、主要职责、薪酬情况、上下级隶属关系等情况综合判断，同类职能岗位在工作内容、主要职责、薪酬水平上应具有相似性，在上下级隶属关系上应有共同或相似的上级及下级。本案中，根据碧迪公司的“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与“法规事务总监”两个职位的职位说明或描述，从工作内容和主要职责看，“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的主要职责为“确保在分派职责范围内建立起最佳的实践做法”，具体包括准备上市销售文件、监督注册要求变化、对特定项目及其负责的业务部门或产品、项目实施监管、评估和管理；“法规事务总监”的主要职责为“领导大中华地区的法规事务和合规能力及合规履行方面的发展和提高，……通过确保预定销售到大中华区市场的所有产品，均遵守大中华区的监管标准和要求来集中管理和监督大中华地区的主要监管活动”，更侧重于决策、监管和制度的制定，具体包括短期和长期的监管策略、公司政策标准和战略的制定、监管制度的建立和维护、制定与相关监管部门接口的方案政策、建立审计方案等。从薪酬情况看，“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的基本工资为每月人民币78,000元、现金津贴每月人民币3,500元，“法规事务总监”的基本工资为每月人民币115,000元、现金津贴为每月人民币13,500元。从隶属关系上看，“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直属于“法规事务总监”，两者属于上下级隶属关系。因此，“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与“法规事务总监”两个职位在工作内容、主要职责、薪酬水平、上下级隶属关系上均有较大不同。《招聘服务协议》第6条约定“职能岗位类别以碧迪公司公司内部划分为准”，且碧迪公司提交了两个职位的职位说明以证明两者不属于同类职能岗位，珩洋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两者在碧迪公司公司的内部划分中为同类岗位，故珩洋公司主张两者属于同类职能岗位，难以采纳。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确认，珩洋公司与碧迪公司之间的《招聘服务协议》所涉及的招聘事项并非独家委托，郭某的相关信息获取方式有多种渠道。因此，虽然双方《招聘服务协议》第6条约定“甲方（碧迪公司）雇佣应聘候选人在同类职能岗位上任职，应聘候选人之前没有向甲方申请过或没有第三方向碧迪公司推荐过的，甲方应支付服务费”，该条约定旨在防止碧迪公司恶意使用珩洋公司提供的候选人信息并通过更换候选人岗位来规避其对珩洋公司的服务费支付义务，但在双方未明确约定独家委托招聘，郭某的相关信息渠道亦非由珩洋公司专享的情况下，上述约定并不能否定碧迪公司享有通过其他猎头的推荐在不同岗位上选择和聘用其认为适合人选的权利，无论该人选是否曾经由珩洋公司推荐过。同时，根据珩洋公司与XX公司的往来邮件，XX公司向碧迪公司推荐的法规事务总监职位候选人中除了郭某还包括其他人员，碧迪公司与XX公司就候选人的最终选定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沟通与安排，因此，从双方的现有证据上看，应当认为碧迪公司与XX公司是通过XX公司推荐候选人、碧迪公司选择候选人、通过XX公司与候选人就入职事宜进行协商等一系列正常过程完成候选人的推荐和接受，并无明显证据显示碧迪公司接受XX公司对郭某的推荐具有恶意。关于碧迪公司与XX公司之间往来的真实性。珩洋公司认为碧迪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往来，很可能是碧迪公司为了逃避支付珩洋公司的服务费而故意所为。碧迪公司已经提供了XX公司的聘用书函件、碧迪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邮件往来、XX公司开具的服务费发票以及碧迪公司向XX公司付款的相应凭证来证明其是通过XX公司的推荐聘用了郭某。结合碧迪公司的一系列证据，从整体上看，碧迪公司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碧迪公司与XX公司之间关于招聘法规事务总监的邮件往来开始于2015年2月16日，此时珩洋公司尚未向碧迪公司推荐郭某为“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候选人，碧迪公司与XX公司在“法规事务总监”聘用上的后续往来持续数月，碧迪公司提供的聘用书函件、邮件往来及服务费发票、付款凭证可相互印证，整个往来过程亦属合理，且珩洋公司亦无相反证据证明碧迪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往来是虚构的，因此，基于优势证据规则，珩洋公司认为碧迪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往来很可能是碧迪公司为了逃避支付珩洋公司的服务费而故意所为，不予采信。结合上述理由，对于珩洋公司主张碧迪公司支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遂判决：驳回珩洋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63元，由珩洋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虽然碧迪公司提交的关于XX公司的聘用书无法与原件核对，但是碧迪公司另外提交的其与XX公司之间的邮件往来、发票、付款凭证均可以互为印证，证明碧迪公司确实委托XX公司招聘法规事务总监，且XX公司就此推荐了郭某作为候选人，碧迪公司也已经向XX公司支付了相应的报酬，故碧迪公司就其与XX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与本案系争事实有关的委托关系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据此认定事实并无不当。珩洋公司上诉对该委托关系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主张碧迪公司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向XX公司付款，却未能就此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第二，根据《招聘服务协议》第6条的约定，碧迪公司向珩洋公司支付服务费的前提之一是“碧迪公司雇佣应聘候选人在碧迪公司认为其胜任的同类职能岗位上任职”，本案中，碧迪公司委托珩洋公司招聘的岗位是“高级法规事务经理/副总监”，但郭某是作为“法规事务总监”被聘用，两种岗位在工作内容、主要职责、薪酬水平、上下级隶属关系上均有较大不同，不属于“同类职能岗位”，对此原审判决已进行详细充分论述，此处不赘。据此，碧迪公司并未聘用郭某在其委托珩洋公司招聘的“同类职能岗位”上任职，不符合上述《招聘服务协议》第6条约定的付款前提，碧迪公司依约无需支付服务费。珩洋公司上诉称其最先完成推荐，但是本院认为其推荐的不属于碧迪公司委托的“同类职能岗位”，就“法规事务总监”岗位完成推荐的是XX公司，两者推荐的岗位目标不同，并无相提并论比较孰先孰后的基础，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第三，珩洋公司另上诉称按行业规则应以推荐的人选为准而非以单位内部定的岗位为准，但是本案《招聘服务协议》第6条中明确约定“职能岗位类别以碧迪公司内部划分为准”，故即使存在珩洋公司所称的行业规则，双方当事人也已通过合同形式进行了不同的约定，该约定是双方自由意思的体现，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珩洋公司现上诉要求排除合同约定，另以所谓行业规则界定双方权利义务，于法不合，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珩洋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63元，由上诉人上海珩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 成
代理审判员 孙 倩
代理审判员 盛宏观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杨 臻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