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2民终5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利明。
委托代理人王志全（特别授权），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云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敏。
委托代理人朱存勇（特别授权），江苏恒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陆利明与被上诉人高云军、刘亚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兴化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1日作出（2015）泰兴西民初字第096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陆利明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利明原审诉称：2013年初，高云军因经营出现困难，急于借款用于周转，在得知陆利明资金宽裕的信息后，通过朋友疏通，提出向我借款，我碍于朋友情面，同意出借500万元给高云军。至2014年3月19日，陆利明与高云军结清已发生的利息后，又借给高云军200万元，高云军于2014年3月20日向陆利明出具借条一份，明确借款本金700万元，借期一年，年利率20%，每半年结息一次。但借款到期后高云军无力还款，经陆利明多次催要，高云军提出以房抵债，后双方未能谈妥，故陆利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高云军返还借款本金805.86万元及相关利息。
高云军、刘亚敏原审辩称：我们从未收到陆利明700万元，也没有在2013年年初向陆利明借款500万元，更没有如陆利明诉状所称在2014年3月19日向其借款200万元，双方不存在700万元的借贷关系。双方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是在陆利明胁迫之下签订的，应为无效。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
原审审理查明：高云军于2014年3月20日向陆利明出具借条一份，其主要内容为：今借到陆利明人民币柒佰万元（70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利息为20%。注每半年结息一次。后双方因还款发生纠纷，陆利明遂诉至法院，要求高云军及其妻子刘亚敏共同偿还上述借款及利息。
庭审中，高云军对借款事实陈述如下：借条系我所写是事实，但没有收到陆利明700万元，只在2012年9月19日向陆利明借款200万元，陆利明儿子开具了一张200万元的本票。此200万元借款当时约定的利息非常高，为每月25万元，2014年3月20日双方重新算账，从2012年9月20日算至2014年3月20日共借18个月当时算得利息为450万元。因我在2013年3月20日、9月17日、2014年3月18日通过打卡等方式已向陆利明支付利息150万元，故尚欠陆利明连本带息共500万元，陆利明要求我出具700万元借条，原因是重新出具的700万元借款利息较低只有年息20%，所以在500万元基础上再加200万元都算成本金，以后700万元就按年息20%计算。
陆利明则对700万元借款的给付情况陈述如下：2012年9月19日，我儿子开具了一张200万元的本票，收款人为高云军，另500万元均是现金给付。具体给付如下：2012年9月20日中午12点，我开车与证人朱某甲一起带了300万元的现金到高云军位于上海市松江区荣乐路的办公室，办公室在几楼记不清了，反正在楼上，我是坐电梯上去的，300万元是用一个大布袋装的，我与朱某甲两个人拎上去的，刘亚敏数的钱，刘亚敏后去了银行，哪家银行不知道。此300万元现金和以上200万元本票共500万元，由高云军出具了一张500万元的借条给我。对此陈述，陆利明申请证人朱某甲出庭作证，朱某甲当庭陈述：我与高云军是老乡好友，从兴化去上海发展，由于我的关系陆利明与高云军才熟悉。2012年9月左右，我跟陆利明开车去高云军办公室，将300万元现金（是用黑色塑料袋装的重约二、三十斤）送给了高云军，高云军是否当场写的借条我不清楚，我当时没有看到借条。
高云军对朱某甲的证词认为所述不属实，朱某甲与陆利明间有借款往来，双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
另陆利明陈述200万元借款的给付情况如下：2014年3月下旬，由高云军公司员工朱剑到我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万丰酒店办公室领取的现金。此200万元借条是高云军写好并叫朱剑带给我，我才把200万元现金给了他。以后500万元借条和200万元借条，高云军合并打成了700万元的借条。
对此，陆利明还提供了2015年6月12日及2015年8月31日的两份债务清偿协议书。但高云军质证认为，700万元借条确实是高云军出具，但高云军没有收到700万元，只在2012年9月20日收到陆利明200万元本票一张，债务清偿协议书所写内容不真实，因为该协议书中写明7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300万元，分别两次给付现金400万元，这与陆利明本人的陈述不一致且协议亦是在陆利明胁迫下签订的，何况陆利明对银行业务知识的了解应超出普通人，如果要借款给他人的话，不可能这么一大笔借款是给付现金，而不是通过银行转账。
对此，高云军当庭提供了与陆利明间的通话记录。通话的主要内容有：高（高云军）：那你有必要恐吓我断子绝孙吗？陆（陆利明）：我告诉你，不是没必要，我不跟你玩什么打官司，我不跟你玩打官司的，我跟你讲清楚，我陆利明是专门玩黑的，你要玩，我陪你玩，我不玩死你高云军我不是陆利明，信不信？我跟你讲到5月份你再不还钱，我告诉你高云军，我叫你遗憾终生，再花500万叫你遗憾终生……。而陆利明认为对上述通话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且与陆利明没有任何关联性，应以借条讲话。
另高云军称2013年3月20日打卡给陆利明50万元，2013年9月17日向陆利明账户支付50万元，2014年3月19日向陆利明支付50万元。700万元借条出具后分别于2014年10月11日向陆利明账户支付70万元、2015年7月31日向陆利明账户支付50万元。以上共计还款270万元。对此陆利明无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陆利明主张700万元借款其依据是高云军于2014年3月20日向其所出具的借条一份。对此高云军当庭抗辩实际收到陆利明200万元，另500万元高云军未收到陆利明的款项，而是利息计算下来的。而陆利明陈述500万元均系现金交付，其中陆利明与证人朱某甲在陈述中对用于装300万元现金工具的表述不一致，陆利明称为大布袋，证人称为黑色塑料袋，且证人又称300万元现金重约二、三十斤，而实际称得300万元现金重约为60多斤，即使刚印刷的新钞也有不到40斤。故证人对此陈述与常理不相符。高云军要向陆利明借钱，陆利明不是通过银行交付这种既安全又有凭证的方式，而是亲自驾车将现金送至高云军处，且陆利明陈述刘亚敏数了钱后又去了银行，这显然违背一个常人的做法。故陆利明所陈述的借款500万元系现金交付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结合双方对借款陈述，高云军陈述的可信度大于陆利明，故本案只对高云军认可的200万元借款予以认定，对500万元借款不予认定，高云军认可200万元借款的利息已超过法律保护范围，对其已支付的利息以不超过年利率36%计算，超过部分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即自2012年9月19日算至2015年12月19日共39个月，利息为234万元，扣减高云军已经付的270万元，余款36万元在200万元本金中予以扣减。故高云军尚欠陆利明本金164万元及利息。因该债务发生于高云军、刘亚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亚敏对此应有共同偿还之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高云军、刘亚敏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陆利明借款本金164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二、驳回陆利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810元，由陆利明负担57196元，高云军、刘亚敏负担14614元。
上诉人陆利明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可以认定的事实如下：1、2014年3月20日，高云军向陆利明出具700万元的借条一张；2、2015年3月20日借款到期后，陆利明通过短信多次向高云军催讨债务，高云军承诺还款的时间和金额；3、2015年6月12日，陆利明与高云军、刘亚敏签订《债务清偿协议书》一份，约定高云军、刘亚敏清偿债务的金额、时间和方法；4、2015年8月31日，陆利明与高云军、刘亚敏签订第二份《债务清偿协议书》，该份协议书签署后，因高云军、刘亚敏擅自划去“最低下浮15%”的约定而未达成一致意见；5、高云军、刘亚敏基本按照“年息20%，每半年结算一次”的规律，分别于2013年3月20日、2013年9月17日、2014年3月19日、2014年10月11日、2015年7月31日向陆利明支付利息，其中2015年3月20日应支付的70万元利息出现严重拖延和支付不足的情况；6、陆利明陈述交付现金的过程，与证人朱某甲的陈述基本一致，时隔数年，记忆略有偏差也正常；7、高云军称“此200万元借款当时约定的利息非常高，为每月25万元，2014年3月20日双方重新算账，从2012年9月20日算至2014年3月20日共借18个月当时算得利息为450万元。因我在2013年3月20日、9月17日、2014年3月18日通过打卡等方式已向陆利明支付利息150万元，故尚欠陆利明连本带息共500万元，陆利明要求我出具700万元借条，原因是重新出具的700万元借款利息较低只有年息20%”，高云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8、高云军、刘亚敏称受到胁迫，是指陆利明于2015年3月底发送的短信，而高云军写700万元借条的时间却是2014年3月20日；9、高云军自2012年9月19日至2015年3月20日期间按期支付利息后，陆利明未有催讨的行为。二、原审判决将陆利明的陈述错写成高云军的陈述，原审判决书第4页第2段“另高云军称2013年3月20日打卡给陆利明50万元…对此陆利明无异议”，本段陈述应是陆利明的陈述，而不是高云军的陈述；三、原审判决仅注重证人的记忆偏差，而忽略证人证言与陆利明的陈述基本一致。1、“大布袋”与“黑色塑料袋”，这属记忆偏差；2、300万元现金重量的估算是因人而异，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原审判决认为“高云军要向陆利明借钱，陆利明不是通过银行交付这种既安全又有凭证的方式，而是亲自驾车将现金送至高云军处，且陆利明陈述刘亚敏数了钱后又去了银行，这显然违背一个常人的做法”，该理由不能成立。1、民间借贷存在现金交付的情况；2、高云军与陆利明是10多年的朋友，陆利明将钱送到高云军处符合常理；3、刘亚敏拿到现金后，理所当然应到银行去存钱。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陆利明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借款本金为700万元；而高云军仅是单方陈述，没有提供反驳依据；六、双方于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若不履行还款义务，应按年息30%的标准向陆利明支付利息，故不能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高云军、刘亚敏共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借款数额为200万元，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陆利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应严格审查款项交付的情况，但陆利明与证人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交付情况亦不符合常理，应认定实际出借的款项为200万元；另高云军对出具700万元借条当庭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是因高利贷而形成。1、陆利明未向高云军交付500万元现金，仅于2012年9月20日向高云军交付200万元本票；2、一审起诉时，陆利明陈述是在2013年年初向高云军交付500万元，一审开庭时，又陈述是在2012年9月20日交付500万元，其陈述前后矛盾；3、陆利明二审时亦未提供交付500万元现金的证据；4、陆利明与证人朱某甲关于利息的结算方式、有无约定利息等陈述互相矛盾；5、陆利明与证人朱某甲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6、证人朱某甲不能估算300万元现金的重量，更说明陆利明未向高云军交付300万元现金；7、按照陆利明的说法，300万元现金直接送到高云军办公室，而不到银行辨别真伪，不符合常理；8、陆利明陈述刘亚敏将2012年9月20日收到的现金存入银行，但至今未有相应的银行存款凭证。
二审中，上诉人陆利明提交以下证据：1、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4）松民一（民）初字第4709号民事判决书、起诉状、借条、现金借款单、情况说明各一份，以证明高云军在收到陆利明交付的300万元现金后，将款项打到了案外人账户上；2、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4）松民二（商）初字第154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载明2012年10月12日-10月15日，高云军向案外人出借780万元，以证明高云军2012年10月份资金很充裕，根本不需要借高利贷，其陈述明显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高云军、刘亚敏质证认为：1、陆利明提交的第一份证据证实2012年9月19日高云军向案外人出借300万元的情况，充分说明2012年9月20日未曾向高云军借款300万元现金的事实；2、第二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
被上诉人高云军、刘亚敏申请证人朱某乙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2014年，其没有到上诉人处领取200万元现金”，以证明陆利明未向高云军交付200万现金的事实。
上诉人陆利明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虽然高云军曾于2012年9月19日向案外人出借300万元，但不能必然就推定该300万元现金系陆利明出借给高云军的款项，且陆利明对何时出借300万元现金的陈述前后不一，本院不予采信；2012年10月期间，高云军虽然出借多笔款项，但与其借高利贷并无必然联系，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朱某乙的证言，因陆利明陈述出借的另外200万元现金系由朱某乙至其办公室领取，而证人朱某乙的证言却与陆利明的陈述完全相反，故本院无法核实陆利明关于200万元现金交付的真实性。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陆利明称高云军分别于2013年3月20日向陆利明汇款50万元，2013年9月17日向陆利明汇款50万元，2014年3月19日向陆利明汇款50万元。700万元借条出具后，高云军分别于2014年10月11日向陆利明汇款70万元、2015年7月31日向陆利明汇款50万元。以上共计还款270万元。高云军对此无异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高云军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作出合理说明，陆利明应就款项交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陆利明提供了借条和债务清偿协议，仅能说明双方形成借款的合意，就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的事实，陆利明仍需进一步举证证明。陆利明主张有500万元系现金交付，其中300万元系其与证人朱某甲共同至高云军的办公室交付给高云军、刘亚敏，200万元系高云军公司的职工朱某乙到陆利明的办公室领取。关于交付300万元现金的情况，陆利明仅提供了证人证言，属孤证，证人证言与陆利明对利息的约定、现金的包装袋等重要事实的陈述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陆利明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陆利明一审起诉、一审开庭、二审开庭时对交付300万元现金时间分别作了“2013年初”、“2012年9月20日”、“2012年9月19日”等前后不一的陈述，有违诚信诉讼原则，其陈述难以使人信服；关于另外200万元现金给付的情况，陆利明陈述当时高云军公司的员工朱某乙到其办公室领取的现金，但朱某乙二审开庭作证时否认该事实，陆利明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陆利明对500万元现金交付的情况未尽充分举证责任，其可待有其他证据后，依法另行主张。陆利明上诉认为原审判决书第4页第2段“另高云军称2013年3月20日打卡给陆利明50万元…对此陆利明无异议”应为陆利明陈述的理由，本院通过核对原审开庭笔录，确认该事实系由陆利明提供银行对账单以证实高云军偿还利息的情况，原审判决系笔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双方一、二审时对利息支付的情况均不持异议，该事实与陆利明未尽款项交付情况举证责任无必然关联，故该笔误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陆利明上诉认为应按2015年6月12日签订《债务清偿协议书》中年息30%的标准向其支付利息，陆利明与高云军分别于2015年6月12日和8月31日签订两份《债务清偿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借款金额为700万元，而陆利明未举证证明借款70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高云军亦认为是在陆利明的胁迫下签订，两份《债务清偿协议书》是否生效难以确定，故不能依照《债务清偿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利息。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陆利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810元，由上诉人陆利明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继元
审 判 员 丁万志
代理审判员 黄方林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朱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