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2民终1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传梁，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郭炳熊，福建品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邹元安，男，汉族。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体育路世纪花园14号1单元3层东户。
法定代表人陆小波，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陆传梁与被上诉人邹元安、原审被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浑源县人民法院（2016）晋0225民初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传梁的委托代理人郭炳熊、被上诉人邹元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梁投资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元安在一审中起诉称：2014年10月20日，原告与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签订了《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被告公司所属的浑源县黄药滩乡陈家沟金岷煤业第三采区的石方爆破工程，施工内容为打眼、装药、爆破。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缴纳了30万元的合同保证金，被告于2014年11月8日向原告开具了收款收据。2014年11月6日，原告方施工人员开始进场。2014年11月8日，被告又以资金暂时紧张为由向原告借款16万元，并口头承诺5日内归还，但其后未如期还款，2014年12月28日，被告向原告补写了16万元借款的借条。原告进场后，由于时值寒冬，施工条件极其艰苦，但原告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施工，履行了合同的义务。2015年1月29日，由于被告材料供应不上及资金严重短缺，导致原告无法继续施工，被迫停工。停工后，原告自垫资金组织人员退场，并发放了工人工资。2015年2月1日，经原、被告协商，一致同意按35万元的工程款进行工程结算，被告并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5年2月4日付清原告35万元工程款和16万元的借款、2015年2月18日退还保证金30万元。其后被告未按约履行，仅在2015年2月6日给付原告工程款10万元。2015年4月15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应给付的合同保证金30万元、借款16万元及剩余工程款25万元于2015年4月25日付清，并承诺上述欠款自2015年4月17日起，按每日5‰计付滞纳金，但被告至今分文未付。对于欠付原告的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无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故被告应当自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即2015年2月4日按合同第七条的约定按每日3‰的标准计付“欠付工程价款违约金”，自2015年4月17日起按承诺书约定的每日5‰的标准计付“欠付工程价款违约金”。利息则从应负工程价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欠付的工程款违约金和利息均计付至本案生效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止。对于原告向被告交纳的合同保证金，根据双方合同的第十一条约定，被告应在合同签订后两个月内全部向原告返还，但被告并未在2014年12月20日前返还，故被告应当自2014年12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5年4月17日起按承诺书约定的计算方法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付出本案生效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止。对于被告向原告的借款16万元，被告应自第一次承诺还款之日即2015年2月4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5年4月17日起按第二次承诺的计算方法给付违约金，违约金计付至本案生效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止。另据原告了解，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经营管理混乱，三位股东实际为一家人，陆传梁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无规章制度和财务人员。2015年1月29日工程停工以来，被告锦梁公司完全处于歇业状态。据向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得知，被告锦梁投资公司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另被告陆传梁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随意处置挪用公司资金，公司资金与股东资金严重混同，施工合同所附的被告公司的银行账号为陆传梁的个人账号，原告交纳的合同保证金及借款均被要求转入该私人账户，被告锦梁投资公司账务与陆传梁的个人账务混为一体。基于以上事实，按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公司，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被告对应付的工程款、保证金和借款均无异议，且被告亦就给付时间、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向原告作出了明确的承诺。同时，被告陆传梁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5万元、退还合同保证金30万元、归还借款16万元，共计71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12月20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及违约金。3、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陆传梁在一审中答辩称：一、原告将答辩人列为共同被告没有法律依据。锦梁投资公司是法人单位，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答辩人为公司股东之一，与原告签订合同及办理相关业务均为职务行为，原告将答辩人代表法人从事的行为视为个人行为，有悖于法律规定，依法应当驳回对答辩人的起诉。二、原告在施工期间先行违约，导致项目被逼停工至今，现要求支付工程款项，答辩人有权拒付。三、原告认为答辩人公司没有支付工程款就可以擅自退场，其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与答辩人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虽然约定了按月结算工程时，但未约定工程款支付的具体时间。原告在没有依法解除双方所签订合同的前提下，以答辩人未支付工程款而擅自退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
锦梁投资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同意向原告退还合同保证金30万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借款16万元，已经偿还原告5万元，剩余11万元答辩人同意偿还；对于原告主张拖欠的工程款有异议，虽然拖欠，但数额没有那么多，原告主张的利息和违约金太高。
锦梁投资公司在一审中反诉称：2014年10月20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邹元安签订了《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反诉被告施工队进场作业。施工期间，反诉被告突然停止施工，并称要调一台进口机械设备，但等待两个月未有新设备进场，经反诉原告多次交涉，反诉被告勉强进场一套旧设备应付。因反诉被告延误了工期，双方发生纠纷，反诉被告撤走了施工队伍，并要求反诉原告支付工程款。反诉被告退场后，为减少因工期延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反诉原告决定另找爆破队伍接替施工，但反诉被告极力阻止、威胁，同时也不让原已签订合同的土石方工程队进场施工。由于反诉被告的违约和阻碍行为，造成反诉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120万元，该损失应由反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特提起反诉并请求：1、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2、由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20万元。
邹元安针对锦梁投资公司的反诉答辩称：一、反诉原告颠倒黑白、编造谎言、捏造事实。答辩人系因反诉原告材料断供和工程款分文未付而被迫停工，并非无故停工，答辩人亦未阻止反诉原告的其他施工队进场。二、反诉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在反诉原告未向答辩人清偿工程款、合同保证金的前提下，反诉原告严重违约，无权提出解除合同。三、反诉原告主张的损失毫无根据。综上，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14年10月20日，原告邹元安与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签订了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邹元安组织施工队承包浑源县黄花滩乡陈家沟金岷煤业第三采区的露天煤矿石方爆破工程，工程单价为每立方米5元。结算方式为：每月25日测量计算，被告锦梁投资公司于次月10日前结算工程款，原告方退场或工程完工时，工程款须于15天内全部结清，每拖延一日，锦梁投资公司须额外支付3‰的违约金。合同同时约定，原告邹元安须向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给付合同保证金30万元，该保证金在2个月内由被告锦梁投资公司向原告返还。该合同除被告锦梁投资公司加盖公章外，被告陆传梁作为公司代表签字。合同签订当日及2014年10月22日，原告邹元安分三次共向被告陆传梁个人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被告锦梁投资公司于2014年11月18日向原告邹元安出具了收取合同保证金30万元的收据，该收据除加盖公司公章外，另加盖了被告陆传梁的私章。合同签订后，原告邹元安组织人员进场施工至2015年1月底停工退场，再未进场施工。2014年11月8日，两被告另向原告邹元安借款人民币16万元，未约定利息，并由两被告于2014年12月28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据一支。2015年2月1日，原、被告进行结算并由被告陆传梁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5年2月4日前向原告邹元安给付工程款35万元及偿还借款16万元，2015年2月18日前向原告给付合同保证金30万元。2015年2月6日，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给付原告邹元安工程款10万元。2015年4月15日，被告陆传梁再次向原告邹元安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5年4月25日前给付原告邹元安剩余的工程款25万元、借款16万元及合同保证金30万元，并自2015年4月17日起按每月5‰计算滞纳金。2015年4月24日，被告陆传梁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原告邹元安转账给付5万元。其后两被告再未向原告给付款项。
另查明，被告锦梁投资公司为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共有三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陆小波、吴庆香和被告陆传梁。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关于被告陆传梁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应否向原告邹元安承担给付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从本案证据上看，本案的爆破工程合同虽为原告邹元安与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签订，但包括原告合同保证金和借款均直接转账至被告陆传梁个人账户，其后部分工程款的给付亦通过被告陆传梁的个人账户完成。故被告陆传梁以被告锦梁投资公司为独立的法人，其上述行为系职务行为为由，不应对原告承担责任的辩解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陆传梁应为本案适格被告，其依法应当对本案中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被告锦梁投资公司欠付原告工程款、合同保证金、借款的数额问题，该院认为，原告邹元安提供的被告陆传梁在原告施工队退场后出具的两份承诺书及被告陆传梁提供的数额为10万元的收据一支，各方当事人庭审时均无异议，可以证实截至2015年4月15日被告锦梁投资公司仍欠有原告25万元工程价款、30万元合同保证金、16万元借款未付。对被告陆传梁主张的其于2015年4月24日，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的5万元，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应当先行抵充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超出部分才为清偿主债务。结合本案被告陆传梁出具的第二份承诺书确认有滞纳金的情况，被告陆传梁于2015年4月24日向原告给付的5万元，应当先行抵充两被告应付原告的利息，不能视为清偿主债务，故确认两被告欠付原告的工程本金数额为25万元，合同保证金30万元，借款16万元。
关于原告所主张合同保证金、工程款、借款的违约金和利息问题，该院认为，被告陆传梁于2015年2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第一份承诺书中，仅承诺了向原告给付合同保证金、工程款、借款的数额和履行期限，并未记载对上述保证金、工程款、借款在承诺书出具前的期间应计算给付利息或违约金。被告陆传梁于2015年4月15日向原告出具的第二份承诺书中，既载有给付原告保证金、工程款、借款的数额、履行期限，亦载有自2015年4月17日按每日5‰计算给付原告滞纳金（实质应为利息）。而原告邹元安在收取上述两份承诺书期间及之后未对承诺书提出异议或要求对内容作出变更，可以视为双方对欠付的工程款、借款、合同保证金是否给付利息、何时开始给付及如何计算达成了合意，即双方均认可自2015年4月17日起计算给付利息，故对于原告邹元安关于2015年4月17日前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利息的计算方法，原告主张自2015年4月17日起按照被告陆传梁第二次承诺的每日5‰的标准计算给付，对此两被告均认为偏高。该院认为，以每日5‰计算利息，数额确实偏高，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意见、本案实际情况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的规定后认为，以年利率24%计算给付利息为妥。综上以2015年4月17日为利息起算时间，以年利率24%为计算方法，以本判决确定之日为利息截止时间，确认两被告应向原告给付的利息为199344.6元，抵充被告陆传梁于2015年4月24日向原告给付的5万元后，两被告还应向原告给付利息149344.6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因在双方两次结算并形成合意的过程中未有约定，故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原告锦梁投资公司主张的其与反诉被告邹元安签订的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该院认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反诉原告锦梁投资公司与反诉被告邹无安签订露天煤矿爆破合同后，邹元安组织施工队进场施工，但在工程尚未完工前退场再未进场施工，反诉原告锦梁投资公司在邹元安施工期间未按合同约定如期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双方均以行为表明失去了对对方的信任和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同时，2015年2月1日和2015年4月15日，陆传梁作为锦梁投资公司的股东两次向邹元安出具承诺书对相关款项进行了结算，邹元安对上述结算亦予以认可，可以认定双方在邹元安退场后的一系列行为，意在告知对方终止履行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并对合同价款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结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应当认定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已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了解除的一致意思表示，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该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反诉被告邹元安是否给反诉原告锦梁投资公司造成了损失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反诉原告锦梁投资公司虽主张邹元安在施工期间及之后的退场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予以证明，故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反诉原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与反诉被告邹元安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二、被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邹元安工程款、合同保证金、借款本金计人民币710000元及利息149344.6元，两项合计859344.6元。三、被告陆传梁对判决第二项中的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驳回原告邹元安和反诉原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685元（原告邹元安预交10900元），减半收取10342元，由由原告邹元安负担5307元，由反诉原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和原告陆传梁连带负担503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600元（反诉原告锦梁投资公司预交78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反诉原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陆传梁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浑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晋0225民初6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四项之规定，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既然查明上诉人是锦梁投资公司的股东之一，那么，上诉人以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邹元安发生的相关业务事务，显然是职务行为，包括以公司的名义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滥用”公司名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对此节的认定必须得到锦梁投资公司的印证才能成立。假设是“滥用”，那么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受胁迫而出具的承诺书等书面材料，就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材料，岂不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抗辩事实，片面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款数额，有违法律规定。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其工程款没有通过锦梁投资公司与被上诉人双方结算过。被上诉人单方退场不辞而别，根本不配合锦梁投资公司对己施工的项目进行结算，本案只有施工合同，没有任何工程结算单据，一审中锦梁投资公司也明确表示工程款没那么多。据此，在被上诉人没有出具双方签约主体结算依据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个人单方受胁迫出具的承诺书作为唯一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工程款认定事实和判决的依据。三、一审法院对一审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的反诉请求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有违公平、公正的原则。由于被上诉人违约在先，背着一审被告锦梁投资公司单方退场，这个事实在一审中已经查明。那么，一审被告锦梁投资公司不能实现与被上诉人签约的初衷，其因被上诉人违约导致经济损失明显存在的事实，而且，被上诉人已自认一审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确有与邢建定施工队签订了施工队进场施工的事实，上述事实足以认定锦梁投资公司因被上诉人的违约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此，守约方有权拒付工程款，取消保证金，要求赔偿损失。但一审法院却公然全盘否定一审被告锦梁投资公司的主张，片面支持违约方的请求，显然是故意袒护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
被上诉人邹元安答辩称:一、上诉人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颠倒黑白，严重歪曲事实。1、答辩人称其出具的承诺书系在胁迫情况下而出具的，上诉人作为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二次向答辩人作出承诺，且意思表示真实，也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该民事行为就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又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2、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答辩人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人员设备进场施工，而上诉人并未按合同约定按月拨付工程款，明摆着是上诉人违约在先。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原告中途停工，说要调进一台进口的大型施工设备，但一拖二个月过去了，只进了一台旧设备，明显影响了施工进度。为此，公司与原告发生了争执，双方闹僵。事后，原告单方撤出工地，不辞而别”。上诉人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也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一审法院理所当然地未支持其说法。3、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已自认（起诉状中）锦梁公司确有与邢建定施工队签订了施工队进场施工的事实，上述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锦梁公司因被上诉人的违约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话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老邢施工队与答辩人的钻爆队几乎同时进场，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上诉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结论。况且，上诉人在一审中只提供了一份有邢建定签字的所谓“赔偿确认书”。显而易见，这份所谓的“赔偿确认书”毫无证明力。二、上诉人材料断供、资金匮乏是造成工程停工的根本原因，上诉人违约，停工责任不在答辩人。答辩人于2014年11月6日组织施工人员、设备进场开始施工，到2015年1月底，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拨付过分文进度款，本应由上诉人负责提供的火工材料、柴油也彻底断供了。按照合同，火工材料、柴油均由上诉人负责购买并送至工地，答辩人只负责打眼、爆破。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程施工再也无法继续，答辩人只能眼巴巴看着工程停工。三、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使答辩人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后，为履行合同义务，自垫了大量资金进行人员调遣、设备租赁、房屋租赁、购买生活生产用具，发放工人工资、给付设备租金、组织现场施工等等。工程被迫停工后，答辩人继续自垫资金打发工人回家、支付管理人员在家待命期间的工资、支付钻机在工地闲置期间的租金等等。上诉人由于资金匮乏，材料断供，导致工程停工，使答辩人只干了不到3个月就干不下去，答辩人经济损失可想而知。四、答辩人履行了合同义务，有权获得相应报酬，而上诉人出具的承认书是双方关于工程款结算数额的依据，合法有效。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后，及时调遣施工人员、机械设备进场，并按锦梁公司的要求进行了实际施工。这是无争议的事实。答辩人为履行合同，垫付了大量的资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权获得相应报酬。关于工程款数额问题，双方于2015年2月1日在太原市进行了当面商谈。双方根据答辩人已完成的工程数量，经过反复磋商，在答辩人作出较大让步的前提下，最终确定工程量结算款为35万元。为此，上诉人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同时对35万元工程款、16万元借款以及30万元保证金的给付时间均作出了明确的承诺。以上两份承诺书均是上诉人自愿出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自始至终未作出任何胁迫行为。并且，上诉人在两次出具承诺书后，从未对承诺内容提出过任何。在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之前，上诉人对其所欠债务及违约金的计算起一直是确定的、认可的。至于上诉人辩称承诺书无锦梁投资公司加盖公章，答辩人认为，纵观双方合同、保证金收条、借条等等，均有陆传梁签字，陆传梁的身份无可置疑，其签字出具的承诺书即代表公司作出，加盖公章并非必备条件，有无公章不能否定承诺书的法律效力。五、上诉人陆传梁必须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有据。被答辩人锦梁公司其实是陆传梁一家开的“夫妻店”。公司三个股东都是，吴庆香是陆传梁的老婆，法人代表陆小波是陆传梁的侄子。公司由陆传梁一人掌控，大小事情全由陆传梁一人说了算。公司管理混乱，没有规矩，没有制度。陆传梁又是老总，又是财会人员，公司财务与陆传梁私账严重混淆，合为一体。答辩人缴纳的合同保证金30万元、公司借款16万元均是陆传梁也是陆传梁通过其私人账户完成的。我们三个施工队上缴的合同保证金合计过460万元之多，这些钱陆传梁根本就没有用在公司项目上，而是挪用了。基于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陆传梁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锦梁投资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漏列了签订合同主体，工程承包方应为邹元安和高文生之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1、诉争工程承包合同的主体为谁？2、上诉人应否对锦梁投资公司所欠被上诉人工程款、合同保证金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所欠工程款数额应为多少？
关于涉诉工程承包合同主体问题。上诉人主张涉诉工程承包合同承包方为邹元安和高文生，其提供的证据为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书》，上诉人认为该合同书在结尾乙方落款处签名为邹元安、高文生，且合同签订后高文生也参与了工程。被上诉人辩称高文生系涉诉工程的介绍人，合同签订后高文生并未参与工程。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所提供的《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书》明确载明甲方为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邹元安，虽然高文生在乙方落款处签字，但是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合同签订后高文生参与了涉诉工程，而且上诉人在一审时亦未提出该抗辩，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确认涉诉工程承包合同的主体为邹元安与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正确。
关于上诉人应否对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所欠被上诉人工程款、合同保证金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是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的三个股东之一，合同书甲方账户为上诉人个人账户，且被上诉人给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所交保证金、借款等款项均支付并使用上诉人的个人账户，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混同，并未加以区分，故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认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代表的是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故上诉人不应为此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所提供的《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书》明确载明甲方为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邹元安，上诉人是作为甲方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签字，其所留账户也是作为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履行合同指定账户。之后被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向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所汇账户虽为上诉人个人账户，但却是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指定账户。故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应视为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的行为。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对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保证金、借款及部分工程款均直接支付至上诉人个人账户、故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所欠工程款的数额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由上诉人出具的两份承诺书中明确了工程欠款为25万元，上诉人认可该承诺书系由其出具，但是对数额有异议，认为数额是被上诉人采取胁迫手段让上诉人书写的，最终的欠款应根据双方的结算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认可承诺书系由其出具，其虽认为内容系在被上诉人胁迫下书写的，但是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承诺书的内容可知，上诉人代表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确认欠被上诉人工程款25万元、借款16万元、保证金30万元，该承诺书系对相关款项进行了结算。上诉人认为工程欠款无法确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确认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欠被上诉人工程款25万元正确。
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确认原审被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欠付被上诉人工程款25万元、保证金30万元、借款16万元共计71万元及利息149344.6元正确，但是判决上诉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山西省浑源县人民法院（2016）晋0225民初6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即“解除反诉原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与反诉被告邹元安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露天煤矿爆破工程承包合同》”、“被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邹元安工程款、合同保证金、借款本金计人民币710000元及利息149344.6元，两项合计859344.6元”、“驳回原告邹元安和反诉原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撤销山西省浑源县人民法院（2016）晋0225民初6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被告陆传梁对判决第二项中的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驳回被上诉人邹元安对上诉人陆传梁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0685元（被上诉人邹元安预交10900元），减半收取10342元，由被上诉人邹元安负担5307元，由原审被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负担503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600元（原审被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预交78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原审被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393元（上诉人陆传梁已交纳），由原审被告山西锦梁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卉妍
审 判 员 王艳宏
代理审判员 郑 翔
二〇一六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杜彦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