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豫10行终7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省恩，女。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襄城县公安局，住所地襄城县。
法定代表人孙刚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亚赞，该局法制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宁永强，河南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省恩因与被上诉人襄城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襄城县人民法院（2016）豫1025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省恩，被上诉人襄城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刘亚赞、宁永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27日，原告王省恩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时被查获，后被送至久敬庄分流中心。2015年3月28日，被告襄城县公安局接到襄城县姜庄乡人民政府移交的王省恩在北京中南海非访被查获的有关材料后，即受案展开调查，根据原告王省恩的陈述、许昌市驻京信访工作站出具的赴京上访人员接回稳控责任书、驻京信访工作人员王伟强、翟亚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原告王省恩的非访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在依法进行处罚过程中，履行了告知、送达等权利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王省恩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并已实施。2015年12月1日，原告王省恩向襄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襄公（姜庄）行罚决字（2015）014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误工费、精神赔偿的一切经济损失20万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原告居住地在被告治安管理辖区，被告襄城县公安局依法具有管辖职权。被告襄城县公安局受案后，依法进行了询问、调查取证，根据原告的陈述、证人证言、许昌市驻京信访工作站、赴京上访人员接回稳控责任书等证据，足以证实襄公（姜庄）行罚决字（2015）014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且处罚前履行了告知、审批等法定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该院予以支持。原告王省恩要求依法撤销襄公（姜庄）行罚决字（2015）014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误工费、精神赔偿的一切经济损失20万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的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襄城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省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省恩负担。
上诉人王省恩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歪曲事实。一审法院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之规定，错误认同被上诉人强加给我的所谓在中南海周边“非访”的罪名，维持其对我的错误处罚，属官官相护。二、采信假证。一审法院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在被上诉人未提供北京公安机关查处和移送行政案件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却采用王伟强、翟亚涛出具的伪证等六份无中生有的虚假证据，同时拒不采纳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出具的我在北京无违法行为的西公（2016）第341号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从而造成错判。三、违背法律。一审法院维持被上诉人对我的错误处罚，违反《宪法》第四十一条，公开剥夺我依法享有的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民主权利；宪法和法律并没有上访就要受到行政拘留的法律条款；我在北京无任何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却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我实施错罚；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关于必须要有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出具的移送案件的证据材料，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才能受理的明确规定。四、违反程序。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不经双方质证，强行采纳被上诉人提供的六个伪证，且被上诉人提供的4份所谓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出庭接受质证，却强行采纳。一审法院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向上诉人书面送达被上诉人的全部证据材料，拒不复印庭审笔录，剥夺了上诉人的知情权。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七十条、《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支持上诉人的四项上诉请求：一、撤销襄城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1025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二、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襄公（姜庄）行罚决字（2015）01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因遭错误羁押10日而造成的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其他全部损失；四、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襄城县公安局辩称，一、上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一审法院给予认定并非歪曲事实。二、王伟强、翟亚涛等人出具的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共同证实了上诉人的违法事实。因上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被上诉人接到报案后直接受理的案件，不需要北京公安机关出具查处和移送行政案件的任何证据。因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上诉人违法行为没有受理，故该局信访办公室出具的政府信息中没有显示也属正常。三、上诉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上诉人对其进行处罚不违反法律规定。四、原判决程序合法。一审庭审过程中对所有证据均当庭予以质证，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调取的证人证言，证人在行政诉讼中没有必须出庭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法律也没有被上诉人的证据材料必须送达上诉人的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王省恩向本院提交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2016年3月15日向王省恩出具的登记回执一份（西城公安分局（2016）第395号-回）、2016年3月31日向王省恩出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一份（西公（2016）第341不存），用以证明上诉人王省恩在北京没有违法行为。被上诉人对该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因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本案系被上诉人直接受理的案件，没有相关信息实属正常。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的异议成立，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认证。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管辖权问题。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上诉人王省恩户籍地、居住地均在襄城县，襄城县公安局是其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故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本案是被上诉人直接受理的案件，并非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故无需北京公安机关收集、固定并移送相关证据。因此，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未提供北京公安机关查处和移送行政案件的任何证据就违法受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事实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中，上诉人王省恩2015年3月27日到北京进行非正常上访活动的违法事实，已由许昌市驻北京信访工作站赴京上访人员接回稳控责任书及襄城县姜庄乡人民政府证明、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其违法事实和情形达到了治安处罚程度，应当给予治安处罚。故被上诉人襄城县公安局依据法定程序，对上诉人作出相应的治安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
三、关于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当事人所提交的所有证据，均经过双方质证，并不违反法定程序。因此，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采纳未经质证的证据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向其送达被上诉人的全部证据材料，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
综上，襄公（姜庄）行罚决字（2015）01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省恩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杰
审 判 员 袁 野
代理审判员 刘丽君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津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