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61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志江，男，197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鲍芬娟，女，197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延峰、李艳红，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赫耐琴，女，196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国发，浙江钱江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宋立军，男，197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钱志江、鲍芬娟为与被上诉人赫耐琴、原审被告宋立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374２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6年12月16日进行了调查，于2017年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钱志江、鲍芬娟的代理人李艳红、被上诉人赫耐琴的代理人朱国发、原审被告宋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9月2日，钱志江向赫耐琴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向赫耐琴借人民币贰佰贰拾万元正（2200000.00）借期2013年9月2日—2014年9月2日。利息为月息2分”。宋立军以担保人身份在该借条上签字确认。另查明，2011年9月2日，案外人高宜法向宋立军转账110万元；2011年11月15日，案外人王国琴向宋立军转账300万元。庭审中，赫耐琴陈述300万元中的100万元以及高宜法的转账均系交付案涉借款。另有200万元系交付（2015）杭萧商初字第3741号案件中的出借款项。再查明，高宜法与王国琴于1989年11月15日登记结婚。钱志江、鲍芬娟于2002年11月15日登记结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对钱志江出具借条这一事实无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案涉借款有无交付。对此，赫耐琴表示，借款系2011年9月2日及同年11月15日的汇款，加上欠付的利息结转而来。在第一笔2011年9月2日的借款到期后，一并重新出具借条。原审法院认为，从他案审理过程中看，王国琴系赫耐琴出借过程中的直接参与人，其承认对外转账系应赫耐琴要求而为。因此，可以认定王国琴及其丈夫高宜法的汇款行为，系受赫耐琴指令所产生的。本案中，借款全程钱志江未出面，皆由赫耐琴宋立军代为办理。而王国琴与宋立军之间存在干亲关系，其出于对宋立军的信任将借款转入宋立军账户亦合乎情理。据此可认定赫耐琴尽到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此外，第一笔汇款发生在2011年9月2日，而赫耐琴提供的借条显示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日。从时间上分析，赫耐琴关于第一张借条到期后，合并出具借条的陈述也具有可信度。况且，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钱志江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对自己出具借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以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本案中，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未收到借条的情况下曾联系赫耐琴或宋立军，要求收回借条。因此，钱志江、鲍芬娟主张借款未实际交付，借贷关系不成立的抗辩，不予采信。本案中，赫耐琴自认220万元借款中包含着之前欠付的利息10万元。其变更诉讼请求，以21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予以支持。二、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而认定为个人债务为例外；同时明确了认定个人债务的举证责任在举债人的配偶方。本案中，钱志江、鲍芬娟于2002年11月15日登记结婚。案涉借款发生于该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鲍芬娟未提供证据证明赫耐琴与钱志江约定案涉借款为个人债务或赫耐琴明知借款系个人用途予以出借，故案涉借款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鲍芬娟关于案涉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不予采信。三、宋立军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宋立军自愿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双方未约定保证期间，故保证期间应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六个月。现赫耐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曾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故赫耐琴要求宋立军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宋立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与诉讼，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钱志江、鲍芬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赫耐琴借款2200000元，支付利息966000元，合计人民币3166000元；二、驳回赫耐琴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钱志江、鲍芬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128元，由钱志江、鲍芬娟负担。
钱志江、鲍芬娟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借条不能当然证明借贷实际发生，赫耐琴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借款实际发生。本案涉及到四方当事人，从调查情况来看，本案款项应属于王国琴(或赫耐琴)与宋立军之间的债务。庭审中，赫耐琴明确承认，案涉借款是先出借条，后汇款。因此，除了借条，赫耐琴应当提交款项实际交付给上诉人的证据。本案借条形成于2013年9月2日，但被上诉人未能提交当日将220万元借款交付给上诉人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汇款凭证是2011年9月2日的110万元，及2011年11月l5日的300万元，且非发生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而是案外人高宜法与王国琴汇款给宋立军的凭证。高宜法与王国琴未就本案款项系受被上诉人指示交付进行说明，且从汇款时间、汇款金额来看，无法证明该两笔汇款与本案借条之间的关联性。并且，虽然借款时上诉人钱志江未出面，但并不代表宋立军就有权收取借款，尤其是本案金额达220万元的借款，更不能将宋立军几年前所收款项认作案涉借条项下借款的交付依据(。被上诉人称本案借条是一年一签形成，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被上诉人的陈述缺乏证据支撑。被上诉人陈述称，2011年9月及11月的两笔款项，均由宋立军支付利息，甚至部分未付的利息也是宋立军出具借条，且除本案两笔款项，王国琴在另案中承认，其与宋立军之间还存在高达几千万元的借款往来，而且王国琴也确认她与宋立军之间的借款没有结清，宋立军还存在欠款的情况，由此更可以证明，上述两笔款项与上诉人无关，而是宋立军与王国琴或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二、本案借款未实际发生，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借条并不能当然证明借款已实际发生，本案的证据能够证明2013年9月2日借条项下借款未实际发生、款项未实际交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主张借款成立并生效，其对于借款的交付应当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因此其无论是主张2013年９月２日的220万元借款已全额、悉数、当场交付，还是主张系前几年的借款，所提供证据都应当至少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现有证据无法达到该标准。此外，赫耐琴关于借款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原审判决认定借款是否实际交付问题时，仅凭借条未收回就作出借款成立的认定，举证责任分配有误。三、两上诉人无共同举债的意思，且钱志江并未实际取得借款，亦未因此获益，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外，补充认为，本案上诉人在2013年9月2日出具了借条，当时是欲向赫耐琴借款220万元，但该借款赫耐琴并未交付，而在此前，上诉人从未向赫耐琴进行借款，更未出具过任何借条，赫耐琴所称案涉借款是之前借款结转而来，纯属捏造事实。赫耐琴的目的实际上在于转嫁借款责任。当时赫耐琴陈述的借条是一年一签，即便是一年一签，借款时间、款项金额也不匹配。因此赫耐琴对于最关键的问题款项交付的事实，根本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原审最大的问题在于所认定的事实欠缺证据证明。本案借条形成时间是2013年9月2日，金额是220万元，而赫耐琴提交的打款凭证分别是2011年9月2日110万以及2011年的11月15日300万元中的100万，按照他的陈述，其中100万是本案的借款，认为220万是110万加上100万再加上部分的利息所形成的。赫耐琴的该陈述没有任何依据，如果对于该节事实要进行认定，应当说明为什么会结转10万元的利息，以及相应的依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赫耐琴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赫耐琴答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一、关于是否实际收到款项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没有收到款项，不符合事实。从本案来讲，包括其他的一些牵连案件，对于借条出具的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这是最主要的直接证据。上诉人从来也没有要求过要收回借条，也没有因此和答辩人联系过，所以对方主张借款没有交付是没有道理，答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借款已经交付，否则上诉人不可能从来不主张收回借条。退一步讲，如果上诉人没有收到借款，案子已经历了这么久时间，宋立军如果拿着上诉人的借条不给款项的话，是构成诈骗的，上诉人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也没有。所以借款是存在的。二、包括本案在内的三个案子的借条都是由上诉人写好交给宋立军、宋立军交给王国琴，王国琴再交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信任的是王国琴、王国琴信任的是宋立军，宋立军与上诉人是亲戚关系，被上诉人、王国琴与上诉人不相识，借条上也没有指令汇款的要求，被上诉人基于信任打款给宋立军也是无可厚非的。三、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该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依据证明该笔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四、关于利息结转问题，因为被上诉人对于本案的借款是交给王国琴处理的，王国琴在原审中对于这个问题也已经陈述的很清楚了。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宋立军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案涉款项没有交付，其向王国琴讨回借条时被告知已撕毁，其与王国琴之间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条是证明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最有效、直接的证据。本案中的借条有钱志江在借款人处签名按印，借条明确系向赫耐琴借款220万元，并载明借款期限、利息标准，宋立军为借款担保人。从借条内容上看，并没有欲借款之意思表示。钱志江表示与出借人赫耐琴并不相识，但在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况下，其将借条交与宋立军，显然是完全信任宋立军办理其与赫耐琴的借款事宜，借条上亦未明确款项交付的方式及要求，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赫耐琴基于宋立军与钱志江的朋友关系且宋立军又系担保人，将款项交付宋立军合乎情理，本院予以认同。赫耐琴委托王国琴支付借款，并不影响赫耐琴出借人的身份成立。关于本案的借款交付，赫耐琴主张本案借款系之前借款结转而来，以新借条取代了之前的旧借条，故交付凭证为2011年9月2日110万元及同年11月15日300万元汇款凭证（其中100万元为本案借款，200万元为另案借款），另10万元为利息转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中，借款到期，双方同意续借并重新出具借条、利息转结为借款的情形并不罕见，故存在款项交付早于借条出具时间的情况。即使王国琴与宋立军之间有经济往来，亦不足以否定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本案借款发生于钱志江、鲍芬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钱志江、鲍芬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128元，由上诉人钱志江、鲍芬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王依群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