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170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厦门鑫融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79号之3301单元。
法定代表人：周鹭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方军，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仁红，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侯文斌。
委托代理人：朱树亭，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育滨，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芳芳。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姚瑶。
厦门鑫融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融达公司）因与侯文斌、李芳芳、姚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101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鑫融达公司申请再审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十一）项规定，提出再审申请。具体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判决认定鑫融达公司与侯文斌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侯文斌提供的《借款合同》和《借据》经鉴定和调查取样比对均系伪造的；其再审提供的新证据《进账单》表明2010年2月2日厦门兆润公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润公司）向鑫融达公司转入的款项记载为“往来款”并非“借款”。侯文斌在原审所提供之“同一”进账单证据系伪造，真实进账单上之“往来款”记载被篡改为“借款”。原审判决主要根据《借款合同》、《借据》以及《进账单》认定鑫融达公司与侯文斌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原审判决认定“诉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诉争《借款合同》、《借据》上鑫融达公司公章和时任法定代表人陈庆仕的私章经鉴定和调查取样比对均系伪造的，诉争《借款合同》根本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条件，更不具备合法有效性。原审判决认定“诉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依据伪造的《借款合同》判决鑫融达公司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向侯文斌支付利息，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范围。侯文斌一审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判令返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整及利息（自2011年5月19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其主张利息的起算时间点为2011年5月19日，而原审判决的利息起算时间点为2010年2月2日，在利息计算时间上超出侯文斌的诉讼请求范围。另外，侯文斌的诉求中并没有要求已归还的款项用于冲抵借款利息，原审判决却将李芳芳支付的3850300元用于冲抵利息，明显超出侯文斌的诉讼请求。四、鑫融达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进账单》系通过厦门银行查询，与侯文斌一审提交的《进账单》同为2010年2月2日兆润公司向鑫融达公司转账的《进账单》，内容显示一个为“往来款”一个为“借款”，经向厦门银行核实，侯文斌提交的《进账单》为伪造票据。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缺乏证据支持。请求：1、依法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及评估费。
侯文斌、李芳芳、姚瑶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鑫融达公司开立的讼争账户于2010年2月2日当天收到由兆润公司转入的1000万元的事实并无异议。根据侯文斌提供的关于兆润公司声明的《公证书》可证，兆润公司系受侯文斌指示支付上述款项，该款项的相关权利均属于侯文斌。因为民间借贷的实践性，侯文斌已经完成了其与鑫融达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举证责任，鑫融达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应提出相应的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鑫融达公司虽然辩称该款项系时任厦门国际银行直属支行行长的温毅荣通过讼争账户过账，但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判决未支持其主张并无不当。虽然讼争《借款合同》、《借据》上鑫融达公司的公章及时任法定代表人陈庆仕的私章，经一审鉴定及二审调查取样比对，均与鑫融达公司留存公安机关及存档于工商登记管理部门的印鉴样本不具有同一性，但侯文斌指示兆润公司转账1000万元至讼争账户且鑫融达公司已控制并使用了该款的事实，结合讼争的两份《不可撤销担保函》经查为担保人李芳芳、姚瑶为鑫融达公司担保而向侯文斌出具，两函所载内容均与讼争《借款合同》、《借据》约定内容相符，这些证据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原审据此作出“侯文斌与鑫融达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侯文斌依约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鑫融达公司未按约定偿还本息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的认定并不缺乏证据证明。鑫融达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合同》系伪造而无效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从侯文斌二审提交的证据《银行交易明细》看，李芳芳在2010年5月借款期限届满后至2010年10月每月均向侯文斌账户汇款，其中2010年5月至2010年10月，每月均为363000元，2010年11月为258600元，2010年12月至2011年5月每月均是175000元。侯文斌主张上述款项系李芳芳向其支付讼争借款利息。从上述李芳芳每月支付的款项数额和日期上看，较为固定，符合支付利息的规律特征，款项数额虽与讼争《借款合同》的约定不符，但侯文斌主张双方实际按照信用社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该主张亦符合当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的现实情况。原审根据上述事实判令鑫融达公司按四倍利息偿还侯文斌债务并无不当。
本案二审认定李芳芳、姚瑶的诉讼时效自2010年5月12日李芳芳在担保期间内支付利息之日起算。因为李芳芳在2010年7月12日至2011年5月18日期间又陆续还款，侯文斌于2013年5月2日通过EMS向鑫融达公司、李芳芳、姚瑶发出律师函催讨，根据EMS投递结果查询显示：鑫融达公司于2013年5月3日签收、李芳芳于2013年5月7日签收、姚瑶于2013年5月3日签收。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原审判决依法认定上述行为对鑫融达公司、李芳芳及姚瑶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的诉讼时效自2013年5月7日重新计算，侯文斌于2013年7月14日起诉，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原审的该项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鑫融达公司以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
侯文斌一审的诉讼请求第一项是：判令返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整及利息（自2011年5月19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525万元）。虽然侯文斌主张利息的起算时间点为2011年5月19日，但其后还有“暂计”的字样，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是暂时明确一个大体的时间和款额，待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原审判决的利息起算时间点为侯文斌支付借款的2010年2月2日，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同时还可避免因为债权人可能重新诉讼的诉累。原审判决并未超出侯文斌的诉讼请求范围。侯文斌的诉求中虽然没有要求已归还的款项用于冲抵借款利息，但原审判决将李芳芳支付的3850300元用于冲抵利息，符合债权债务可以相互冲抵的法律规定，也是基于对被告方利益的考虑，亦不存在“明显超出侯文斌的诉讼请求范围”的问题。
鑫融达公司申请再审时向本院提供的新证据《进账单》，该《进账单》记载案涉1000万元为“往来款”并非“借款”，意在证明侯文斌在原审所提供之进账单证据系伪造，进账单上之“往来款”记载被侯文斌篡改为“借款”。经查，在本案二审质证时，鑫融达公司就对侯文斌提供的记载案涉1000万元为“借款”的《进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进账单》上“借款”二字是事后添加的；鑫融达公司的代理人在给二审的代理词第三页明确写道：“该进账单手写的‘借款’显然是上诉人事后私自添加的。再者，从厦门国际银行对该笔款项的客户查账登记与复查通知书看，通知书对该笔款项的注明是‘往来款’，并且该查询信息是银行机打数据，无任何涂改、添加，系客观、真实反映该笔款项的性质，其证明力显然优于前述进账单。”可见，双方当事人围绕记载为“借款”的进账单证据进行了充分的质证，鑫融达公司还用从银行查询来的通知单，证明进账单记载的是“往来款”。其再审提出该进账单，意在进一步证明进账单上记载的是“往来款”而不是“借款”。即便如此，鑫融达公司也无法否定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1000万元进入其账户的事实，且原审判决并未将侯文斌提供的记载1000万元为“借款”的进账单作为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要证据，而是根据本案前述证据链，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符合本案事实。故鑫融达公司申请再审提供的进账单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结论。
综上，鑫融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厦门鑫融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何 抒
审判员 李桂顺
审判员 王云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许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