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温民终字第34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自炳。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炳忠。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炳华。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青发。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际华。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雪梅。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东斌。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瑞梅。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瑞燕。
上述九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夏海玲，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月兰。
委托代理人：陈伟，文成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秋荣。
上诉人徐自炳、徐炳忠、徐炳华、徐青发、刘际华、徐雪梅、徐东斌、徐瑞梅、徐瑞燕等九人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文成县人民法院（2015）温文民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土改时，徐德良在文成县南田乡南一村牌坊戏台后屋登记有房屋一间半，即现为南田镇南田牌坊南路1号的诉争房屋，四至为：东至李保生（即李玉连），南至刘化桃（即胡从金），西至路，北至戏台。1960年6月，徐德良签订立卖契将该房屋出卖给原南田工商联管理使用。1985年6月，原南田综合商店订立《分书》将该房屋分给周月兰及赵玉松。2015年2月11日，周月兰申请诉争房屋的土地登记。公示期间，徐自炳等一方提出异议。2015年3月16日，文成县国土资源局以该土地存在权属争议为由，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书。2015年6月4日，周月兰诉至法院。
徐德良于1976年左右去世，有继承人徐自祥、徐自炳、徐炳忠、徐炳华、徐青发。2015年2月21日，徐自祥去世，有继承人刘际华、徐雪梅、徐东斌、徐瑞梅、徐瑞燕。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土地房产所有权存根、卖契及分书、诉争房屋现状照片、不予土地登记决定书、南田镇南田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证人赵某、梅某、刘某、张某的证言、当事人的陈述等。
2015年6月4日，周月兰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周月兰系南田镇南田村村民，原系南田工商联职工。1960年6月，徐德良将位于南田镇南田牌坊南路的房屋卖给原南田工商联。1985年6月，周月兰与赵玉松因退休等事宜从原单位南田工商联分得坐落于文成县南田镇南田牌坊南路的房屋一处，各享有50%的份额，之后，该房屋一直由周月兰管理使用，现该房屋因年久失修处于空置状态。2015年2月11日，周月兰为明确房屋权属，向文成县国土资源局提出土地登记申请，但该局以原房屋所有人徐德良的继承人对土地权属有争议为由，而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故此，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南田镇南田牌坊南路的房屋归周月兰所有。
徐炳华、徐青发、刘际华、徐东斌、徐瑞梅、徐瑞燕等六人在原审答辩称：徐德良并没有出卖诉争房屋，周月兰出具的卖契上徐德良的签字并不是徐德良本人所签，且也没有工商联的相关手续。1952年土改时的产权登记已明确记载所有人为徐德良，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周月兰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认为，1960年6月徐德良将诉争房屋出卖给原南田工商联至1976年徐德良去世，原南田工商联占有房屋管理使用十几年，期间双方一直未产生争议，且徐德良在去世之前亦未告知子女该诉争房屋的相关情况，不符合常理。结合当时历史环境下卖契所盖私章的效力，对徐自炳等九人辩称的徐德良并未出卖房屋的事实，不予采信。徐德良土改时登记的权属证书只是权利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具有代表物权的功能，只是推定的证据效力，与实际权利状况并不一定吻合。而本案的房屋买卖系发生在不动产登记尚不完善的农村，双方卖契的签订及占有的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所有权权能，在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的情形下，对徐自炳等九人仅凭土改时登记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诉争房屋归徐德良所有的抗辩，不予采信。周月兰并不是当时卖契的相对方，其诉称的对于诉争房屋占有使用的权利系1985年6月原南田综合商店分配所得。在分配后至今，周月兰均未对诉争房屋进行相关权利登记。在不存在不动产登记权属证书的情况下，主要判断周月兰对诉争房屋的占有及其合法性。从周月兰提供的现有证据分析，卖契的相对方系原南田工商联，而分房的主体为原南田综合商店。对此，周月兰并未举证证明原南田工商联和原南田综合商店的性质、双方法律上的关系及现实的占有状态，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徐自炳、徐炳忠、徐雪梅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质证权及抗辩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月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周月兰负担。
宣判后，徐自炳等九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1960年是否存在“南田工商联”该单位尚不确定。1959年全国大饥荒，1960年在文成县南田镇是否有工商业尚不得而知，更何况“南田工商联”这个单位。因此，认定1960年徐德良将诉争房屋出卖给“南田工商联”，没有依据。2、卖契没有具体的日期，更没有“南田工商联”的公章或是该单位负责人的签名，不符合一般买卖合同构成的基本要件，也不符合社会交易规则。3、卖契上徐德良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徐德良任乡总书记，会写字，在当时当地是有文化的人，如果出卖房屋不可能不亲自签名。至于私章，也不是徐德良使用的私章，经查询文成县档案馆，徐德良当时使用的私章与该卖契中的私章完全不同。原审判决以当时历史环境下卖契盖私章有效力为由，认定该卖契有效，没有依据。4、原审认为“原南田工商联占有房屋管理使用十几年，期间双方一直未产生争议”，这一说法没有依据。1958年，徐德良因为政治问题离开南田镇回农村老家居住，直至1976年去世，1979年中共文成县委才为其恢复政治名誉。这期间，徐德良的家人在当地都抬不起头，更别说去镇上管理房屋，至于该房屋当时谁在使用根本无暇顾及。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原南田工商联占用房屋管理使用十几年，期间双方一直未产生争议，明显错误。5、诉争房屋一直属于徐德良所有，子女均知道该情况，无需再特别告知。原审判决有关“徐德良在去世之前亦未告知子女该诉争房屋的相关情况，不符合常理”的认定错误。6、原审判决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认定诉争房屋已出卖，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谁主张谁举证，周月兰主张诉争房屋在1960年己出卖给南田工商联，其应当提供充分的依据，现其提供的卖契不足以证明房屋己出卖，原审判决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徐自炳等九人，没有依据。二、原审判决说理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薄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法律没有规定不动产登记薄必须在哪一年登记的，本案的权属证书也是国家管理部门登记的，当然具有代表物权的功能，原审判决认为其不具有代表物权的功能，没有任何依据。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的，就应当认定该权属证书的效力。原审判决认为该权属证书与实际权利状况并不一定吻合，亦属错误。2、本案发生在南田镇，而非偏远的农村。南田镇的房屋均有产权登记，诉争房屋也不例外。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的房屋买卖系发生在不动产登记尚不完善的农村，没有任何依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地的房屋不能进行产权登记或者进行产权登记受到条件的限制。3、原审法院颠倒了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本案有产权登记表明诉争房屋属于徐德良所有的情况下，除非有相反证据表明诉争房屋不属于徐德良所有，否则，对于徐德良的所有权就应当予以确认。但是，原审法院在有产权登记的情况下，还要求徐自炳等九人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举证要求明显过高。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重新认定诉争房屋并未出卖，应以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为准，确认属于徐德良所有。
被上诉人周月兰答辩称：一、关于南田工商联的事实情况。工商联是解放后国家实行集体化道路的产物，将当时从业商人合并为集体，称为工商联。1950年左右，党和政府对南田镇原来从事商业的人员进行改造，成立南田工商联。l960年以后，党和政府为了将商业人员进一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商业队伍，将南田工商联更名为南田合作商店，后由于业务发展，由南田供销社接管，但业务独立核算。l970年左右，南田合作商店更名为南田综合商店。此后，南田综合商店一直经营至1985年。1985年后，因各种原因南田综合商店无法继续经营，集体职工被迫解散，为安排职工生活出路，南田综合商店将房屋分给职工自己经营。二、徐自炳等九人称卖契上的签名不是徐德良本人所签、印章不是徐德良本人所用的印章，其依据的是复印自文成县档案馆的五份材料。但该五份材料中，有两份材料存在代笔人，前四份材料与后面有印章的徐德良的签字很明显也不是一个人所签。周月兰从文成县档案馆查询到徐德良在当时各个时期的签名和印章都有所不同，而徐德良在l96O年房屋卖契上的印章与l958年所
用的印章是相符的。因此，徐自炳等九人所称缺乏证据。三、徐德良l960年离家并非政治问题。根据中共文成县委文件《关于给徐德良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决定》，县委当时对徐德良是强制动员回家生产，不是驱离家园，徐德良离开南田镇应该是其将房屋卖给工商联的原因。如果是政治问题，导致其家人不敢去管理房屋，那么在l979年文成县委发文恢复徐德良政治名誉后，其家人为什么不去主张权利，而任由南田综合商店经营管理至1985年后又分给商店职工。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周月兰在一审中提供了卖契、南田综合商店分书，证明1960年徐德良将房屋卖给工商联，由工商联（南田综合商店）经营管理至1985年后又分给职工的事实。还提供了南田村民委员会证明及村民代表会议纪要，证明村民对该事实的认可。同时，结合一审法院依职权对证人张某、赵某、梅某、刘某所做的谈话笔录，可以认定徐德良将房屋卖给原南田工商联以及由南田综合商店分配给周月兰的事实。综合以上证据，徐德良将房屋出卖给南田工商联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徐自炳等九人未提供新的证据，但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卖契纸张的形成时间以及卖契上徐德良的签名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关于卖契上徐德良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的问题，周月兰在一审已经确认并非徐德良本人所签，且原审判决在对卖契的认证意见中亦已认定卖契上徐德良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故无鉴定之必要。至于卖契纸张的形成时间，因其不能提供可供比对的样本，不具备鉴定的条件，故本院不予准许。
被上诉人周月兰提供从文成县档案馆调取的材料，证明1958年2月27日徐德良所用印章与1960房屋卖契上的印章相符。
徐自炳等九人对该份材料来源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无法确认该材料是否系徐德良本人所写，同时，认为该材料上的印章比较模糊，与卖契上的印章，大小不一致。并认为即使印章与卖契中的印章一致，也不能说明卖契是真实的。
本院认为，徐自炳等九人对上述证据文本来源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文本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鉴于该证据上的印章较为模糊，无法通过肉眼判断是否与卖契上的印章为同一枚印章，且周月兰未要求就两枚印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
本院经审查当事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周月兰为证明徐德良已于1960年将诉争房屋卖给原南田工商联的事实，提供了卖契及证人张某（88岁）出具的书面证言、南田镇南田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等证据。其中南田镇南田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上载明徐德良在解放后土改时分到诉争房屋，于1960年6月出卖给南田工商联。证人张某经原审法院向其调查核实，证明其系原南田工商联的职工，其丈夫是原南田工商联的主任，诉争房屋系其丈夫经手向他人购买所得，但具体系向何人购买以及购买的时间已记不清楚。此外，原审法院依职权向证人赵某（81岁）调查取证，赵某证明其父亲是原南田工商联职工，诉争房屋是原南田工商联从徐德良处购得，卖契只有一份，由刘兴肥（即卖契上的在场见证人）保某，刘兴肥去世以后由其女儿保某。三十几年前，商店解散时，把诉争房屋分给了职工。上述证据结合徐德良自1960年以后至1976年去世未再对诉争房屋进行管理；徐德良去世后，特别是1979年恢复其政治名誉后的三十几年间，其家人亦一直未对诉争房屋进行管理或主张权利的实际情况，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审判决认定诉争房屋买卖事实存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现徐自炳等九人未提供反驳证据，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对其相应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徐自炳等九人提出的徐德良会写字，不可能让他人在卖契上代笔签名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徐自炳等人一审提供的文成档案馆文件的反映，以徐德良名义所写的材料亦存在他人代笔的情况。因此，该理由并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徐自炳、徐炳忠、徐炳华、徐青发、刘际华、徐雪梅、徐东斌、徐瑞梅、徐瑞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 萌
审 判 员 蔡蓓蓓
代理审判员 陈黛锦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代书 记员 李博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