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湖商终字第4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志芳。
委托代理人：朱家安，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ＸＸ鑫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亿坤。
委托代理人：陈小龙。
上诉人徐志芳因与被上诉人浙ＸＸ鑫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14）湖长泗商初字第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9月16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徐志芳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家安、被上诉人华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小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长兴县龙山小学校舍工程一标段、二标段分别由华鑫公司、案外人浙江长兴汇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承建。涉案一标段工程的项目经理是朱亿坤，后华鑫公司将涉案一标段工程通过“内部责任制”的形式承包给王琪；涉案二标段工程的项目经理是崔俊，实际负责人是潘旭钟。后潘旭钟、王琪共同聘请王建学担任材料管理员，聘请何娥芳担任施工员。上述一标段、二标段工程在施工期间，徐志芳向涉案工地供应镀锌管、管材、电线、电缆、配电箱、消防报警设备等相应的建设配套材料，销货清单及送货单由王建学、何娥芳等人签收。2013年11月28日、2013年11月30日，王建学、何娥芳分别在材料结算单上签字，对华鑫公司和案外人汇丰公司的应付材料款进行分摊，确认华鑫公司结欠徐志芳材料款1802068.38元，已支付801000元，余款合计为1001068.38元。后徐志芳向华鑫公司催讨上述欠款无果，故纠纷成讼。
徐志芳一审请求判令：1、华鑫公司向徐志芳支付材料款1001068.3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鑫公司承担。
华鑫公司一审辩称：华鑫公司从未与徐志芳签订过买卖合同，亦未授权他人向徐志芳购买材料，故徐志芳与华鑫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华鑫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王建学和何娥芳不是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亦不是华鑫公司的员工，其随意分摊材料款的行为没有客观依据。徐志芳不能提供经华鑫公司确认的书面买卖合同、送货单和结算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徐志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现场材料员王建学、施工员何娥芳在销货清单、送货单及材料结算单上的签字行为是否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判断企业法人的其他工作人员与交易相对人发生外部法律关系是否构成职务代理行为应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一是法人与其其他工作人员之间的代理法律关系是否以委托或劳动等合同关系为基础关系而产生。本案中，徐志芳推定现场材料员王建学、施工员何娥芳系华鑫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徐志芳提供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述主张。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建学、何娥芳系由涉案工程的实际负责人潘旭钟和工程主管王琪共同聘请，两人与华鑫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委托或劳动等合同关系。二是其他工作人员是否以法人的名义进行职务代理行为。本案中，现场材料员王建学、施工员何娥芳是由涉案工程的实际负责人潘旭钟和工程主管王琪共同聘请的，两人对外以潘旭钟的名义从事交易活动而非华鑫公司的名义。三是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职务代理行为是否有法人的明确授权。本案中，徐志芳提供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现场材料员王建学、施工员何娥芳在销货清单、送货单及材料结算单上签字有华鑫公司的明确授权。现场材料员王建学、施工员何娥芳系潘旭钟和王琪共同聘请，两人与交易相对人发生外部法律关系代表潘旭钟和王琪的意志，与华鑫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牵连。综上，现场材料员王建学、施工员何娥芳在销货清单、送货单及材料结算单上的签字行为不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王建学、何娥芳在销货清单、送货单及材料结算单上的签字行为是否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成立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产生原因与被代理人的行为直接相关。本案中，王建学系材料管理员，何娥芳系施工员，两人均不具备“项目经理”的身份要件，也未实际负责施工，仅为参与涉案工程施工的一般工作人员。王建学和何娥芳虽然仍存在着代理权的表象，但这种表象的成立与被代理人即华鑫公司毫无事实上的牵连，华鑫公司亦无能力去防范王建学、何娥芳实施无权代理行为。二是行为人在设立民事法律关系时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民事行为。本案中，材料管理员王建学、施工员何娥芳从未与徐志芳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两人在销货清单、送货单及材料结算单上均以个人名义签字，未加盖任何印章，未注明其有权代表华鑫公司或涉案项目部，故王建学、何娥芳在涉案合同订立、履行及结算过程中均未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民事行为。三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徐志芳对王建学、何娥芳的实际身份是知情的，徐志芳作为材料供应商，理应清楚王建学、何娥芳作为工地上的一般工作人员，在没有华鑫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是无权对大额的材料款进行结算的。徐志芳未认真核实王建学、何娥芳的代理权限而让两人在材料结算单上签字，并以此向华鑫公司主张债权，未尽到合理的注意和审核义务，存在明显的过失。徐志芳提供的库管员岗位职责承诺书载明潘旭钟系“项目负责人”，王琪系“工程主管”，且徐志芳认可潘旭钟已通过其父亲潘民新向徐志芳履行了部分债务，故其对潘旭钟和王琪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是知情的。在此情况下，徐志芳未对涉案工程是否存在挂靠、转包、分包等关系进行核实而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华鑫公司主张债权，不能认定为善意。综上，材料管理员王建学、施工员何娥芳在销货清单、送货单及材料结算单上的签字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为华鑫公司是否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及徐志芳起诉的债权是否明确。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给付，债务人只能对特定的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第三人对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华鑫公司虽将涉案一标段工程通过“内部责任制”的形式承包给王琪，但该行为不能掩盖违法转分包的目的。根据徐志芳提供的库管员岗位职责承诺书，潘旭钟是涉案一标段工程的实际负责人，王琪只是名义上的工程主管，故潘旭钟与华鑫公司之间建立了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徐志芳作为材料供应商向涉案一标段工程的项目部供应材料，其与实际施工人潘旭钟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建设工程转包合同与买卖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据各自的合同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或履行义务。华鑫公司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徐志芳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华鑫公司主张债权。另外，徐志芳无法区分其供应的材料是用于一标段还是用于二标段工程，不能确认其向一标段工程供应的材料类型、数量及金额。材料管理员王建学、施工员何娥芳对一标段、二标段的材料款进行分摊的行为既不属于职务行为，亦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其分摊材料款的行为没有任何客观依据，故徐志芳起诉的债权无法明确。
综上，徐志芳主张华鑫公司向其支付材料款1001068.38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华鑫公司的相关抗辩意见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志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810元，由徐志芳承担。
徐志芳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华鑫公司和案外人汇丰公司是长兴县龙山小学校舍工程一标段、二标段的合法承包施工方。一标段承包人王琪及二标段负责人潘旭钟只是两家公司内部的责任制关系及内部实际负责人，两人对外代表两公司履行职务，徐志芳正因为明知华鑫公司和汇丰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合法承建方才向涉案工程供货。二、徐志芳主张华鑫公司欠徐志芳1001068.38元事实清楚。经潘民新、王建学2013年1月9日确认，徐志芳共向龙山小学供货3504068.3元。两份材料结算单及其他证据能证明华鑫公司欠款事实。三、王琪、潘旭钟共同聘请王建学担任材料管理员，聘请何娥芳担任施工员，王琪和潘旭钟的聘请行为对外共同代表华鑫公司和汇丰公司。2011年8、9、10月的支付款报审表由何娥芳编制，华鑫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加盖公章，说明在龙山小学校舍一标段工程中，何娥芳是代表华鑫公司的。一审法院一味强调工程分包转包、合同相对方关系否定徐志芳与华鑫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徐志芳所供材料用到华鑫公司承包工程是不争的事实，华鑫公司“内部责任制”对外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徐志芳和华鑫公司的买卖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华鑫公司向徐志芳支付材料款1001068.38元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华鑫公司二审辩称：一、华鑫公司承建龙山小学校舍一标段工程属实，但徐志芳与华鑫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华鑫公司从未与徐志芳签订买卖合同，也未授权他人向徐志芳购买材料。其次，徐志芳提供的销货清单以及送货单没有明确的买受人，其提供的单据有些是复印件，有些无签收人，有些由案外人签收，有些由何娥芳与王建学签收，与徐志芳进行结算的也是何娥芳、王建学，但是该两人既不是华鑫公司的项目经理，也不是公司员工。所有单据均无华鑫公司盖章，也无华鑫公司授权人的签字。再次，徐志芳提供的证据不能区分其分别向哪个标段供了多少货。龙山小学校舍工程分为一标段、二标段，由两个建设单位施工，而徐志芳主张的材料款是个笼统的金额，分到一标段还是二标段是徐志芳随意分摊，没有客观依据。华鑫公司不知道徐志芳与王建学、何娥芳或者潘旭钟之间的买卖关系，未参与履行，对货物的数量、质量、价格不知情，也从未付款给徐志芳。二、华鑫公司虽然将工程承包给王琪，但徐志芳所称的职务行为不能成立。王建学、何娥芳是潘旭钟和王琪外聘的人员，工资也由潘旭钟、潘民新支付，徐志芳供货时对工程转包以及王建学、何娥芳的身份是知情的，该两人对外以潘旭钟的名义从事交易，从未以华鑫公司的名义与徐志芳发生买卖关系。徐志芳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两人在送货单、结算单上签字的行为有华鑫公司的明确授权。徐志芳所称的表见代理也不成立，徐志芳也不是善意且无过失的。在供货之初，徐志芳对王建学、何娥芳的身份知情，徐志芳理应清楚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在没有华鑫公司授权的情况下，该两人是无权擅自购买建筑材料以及对如此大金额的材料款进行结算的。三、徐志芳不能提供华鑫公司确认的书面合同、送货单、结算凭证，故徐志芳要求华鑫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证据不足。综上，徐志芳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判决驳回徐志芳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徐志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全市建设工程市场行为情况检查表原件，用以证明龙山小学校舍一标段工程施工单位是华鑫公司，该检查表反映涉案工程没有发生转包、分包和挂靠等行为。2、龙山小学对帐单一份，用以证明龙山小学工程中徐志芳供应总材料款为3504068.3元。3、签到表复印件四份，用以证明何娥芳代表华鑫公司参加涉案工程相关会议，何娥芳的身份是代表华鑫公司的。
对上述证据材料，华鑫公司质证认为：徐志芳提供的三份证据材料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华鑫公司认可该工程一标段由其施工，对于工程是否分包、转包，华鑫公司在一审中也已提供证据证明华鑫公司将一标段工程以内部责任制的方式承包给王琪实际施工。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对帐单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1月9日，但在一审中徐志芳并未提交该证据，华鑫公司认为结算双方存在一审后串通的重大嫌疑。其次，潘民新和王建学是以个人名义与徐志芳进行对帐结算，并未加盖公司公章，是潘民新或者王建学的个人行为，恰恰证明和徐志芳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履行合同进行结算的并不是华鑫公司，而是潘民新和王建学等个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便何娥芳在会议记录上签到，也不能证明其就是华鑫公司的员工，不能证明其有权代表华鑫公司对外签订大金额的买卖合同。
对徐志芳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关于涉案工程是否存在违法转包因该证据内容与华鑫公司自认相矛盾，且华鑫公司提交了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予以印证，故本院对证据1不予认定。证据2，证明对象为龙山小学工程中徐志芳供应总材料款为3504068.3元，从该证据材料内容看，没有单据名称，仅有数据，无法判断单据所载数据是货物数量或金额。即便如徐志芳所述该单据为对账单，但由于该单据未明确合同买方，无法印证华鑫公司欠款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此外，该单据落款日期2013年1月9日早于本案一审立案时间2014年11月30日，如该单据一审立案时已存在或内容属实，徐志芳则可以将该单据作为证据提交，但徐志芳并未提交亦未在庭审陈述中提及，故该单据实际形成时间存疑。综上，本院认为该证据材料不符合有效证据条件，不予认定。证据3，四份会议签到表复印件其中两份内容一致，系同一材料复印而成，即实际为三份。因该组证据材料系复印件，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不符合证据形式的有效要件。且从证据内容看，一份无何娥芳签名，另两份签到表何娥芳签署的工作单位分别为“长兴汇丰”、“浙ＸＸ鑫”，两者相矛盾，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华鑫公司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外人王建学、何娥芳均不是华鑫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具备认定两人在材料结算单上的签字行为为职务行为的身份要素，不享有代表华鑫公司与徐志芳签约的权利，两人的签字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因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建学、何娥芳在材料结算单上的签字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徐志芳诉请的材料款应否由华鑫公司承担。
徐志芳上诉认为何娥芳是涉案工地负责人，王建学是收材料的负责人，王琪、潘旭钟共同聘请何娥芳、王建学的行为对外共同代表华鑫公司和汇丰公司，华鑫公司应对何娥芳、王建学签字的材料结算单承担付款责任。而华鑫公司则辩称其未授权他人向徐志芳购买材料，其与徐志芳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院认为何娥芳、王建学的签字行为对徐志芳不构成表见代理华鑫公司的法律特征，理由如下：一、王琪并非华鑫公司工作人员。何娥芳、王建学亦非华鑫公司工作人员，也不是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或实际施工人。华鑫公司将承建的龙山小学校舍一标段工程以“内部责任制”形式转包给王琪，王琪作为承包人有权自主决定招聘何娥芳、王建学等相关工作人员，招聘行为的效力并不及于华鑫公司。何娥芳是施工员，王建学是材料管理员，两人在送货单和销货清单上均以个人名义而非华鑫公司名义签收材料。何娥芳、王建学并无代理华鑫公司签约的相关证明，两人在材料结算单上签字亦未加盖华鑫公司单位公章，两人的无权代理行为与华鑫公司不存在事实上的牵连，在客观上并未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
二、判断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还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徐志芳向涉案工地供货前明知涉案工地上的公示牌人员名单中并无何娥芳、王建学，华鑫公司也未授权何娥芳、王建学签约，作为材料供应商，徐志芳理应对何娥芳、王建学的身份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徐志芳陈述何娥芳要求其按支付款报审表的材料类型等提供材料，徐志芳认为何娥芳是项目负责人，经本院审查，支付款报审表所附项目名称与徐志芳所供材料种类、名称并不相符，支付款报审表载明朱亿坤是项目经理，何娥芳仅是报表的编制人，徐志芳也未能证明其取得支付款报审表在供货前，故本院对徐志芳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现徐志芳主张华鑫公司拖欠其巨额材料款，相比相对金额较小的合同，判断行为人没有代理证明而其是否具有表见代理权，相对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的要求应当更高。而徐志芳在明知何娥芳、王建学仅为工地一般工作人员，无权结算巨额材料款情况下，让王建学、何娥芳在材料结算单上签字，并向华鑫公司主张债权，应当认定徐志芳在主观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失。
三、徐志芳上诉称其所供材料用于涉案工程是不争的事实，其与华鑫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清楚，而华鑫公司不予认可，本院认为，1、徐志芳与华鑫公司未签订买卖合同。2、徐志芳提交的送货单、销货清单均未注明买方，徐志芳无法区分其供应的材料具体用到哪个工程。3、徐志芳主张其所供材料用于华鑫公司、汇丰公司分别承建的龙山小学校舍一标段、二标段工程，供应的材料款累计为3504068.3元，扣除已支付部分，尚有1903068.38元未能支付，分摊到华鑫公司需支付的款项为1001068.38元，而徐志芳未能举证证明所涉材料款由谁进行分摊。徐志芳让王建学、何娥芳在徐志芳事先打印好的材料结算单上签字，该材料结算单仅有一个笼统的金额，无相应计算依据。并且，徐志芳提交的送货单未载明价款，标明价款的销货清单累计金额与材料结算单结算金额相差悬殊，两者不能互相印证。而潘旭钟、王建学一审均陈述王建学、何娥芳无权对涉案材料款进行结算。4、华鑫公司对何娥芳、王建学在材料结算单上签字的行为并不知情，亦无法防范，华鑫公司也未向徐志芳支付过材料款，未参与合同履行。因此，综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判断，徐志芳作为相对人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综上，王建学、何娥芳在材料结算单上的签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华鑫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徐志芳主张其与华鑫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于徐志芳要求华鑫公司承担支付材料款义务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如果涉案材料款拖欠属实，徐志芳应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实际买受人主张权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10元，由上诉人徐志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瑞芳
审 判 员 江啸啸
代理审判员 郑 扬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陈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