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3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勇，男，1949年5月1日出生，汉族，南通市公安局退休职工，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怡中，男，195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南通市图书馆退休职工，住江苏省南通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巧民，上海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蕾蕾，女，196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盛世融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茂林，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汉永，陈蕾蕾之夫，1964年5月19日出生，北京盛世融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陆勇、倪怡中因与被上诉人陈蕾蕾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7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勇、倪怡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方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陈蕾蕾负担。陆勇、倪怡中的上诉理由为：陈跃鹏与陈问心已断绝父子关系，其与陆逸也无抚养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陈蕾蕾系陆逸孙女是错误的。陆逸生前的两份涉案说明已明确对其与陈问心二审骨灰合葬问题进行了处理，理应得到尊重与执行，一审法院认定该两份说明仅系对公墓负责人的嘱托是错误的。陆逸的火化事宜是陆勇与陈蕾蕾一起办理的，陈蕾蕾用欺骗手段取得了陆逸的死亡证明、骨灰寄存证，理应返还。
陈蕾蕾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陆勇、倪怡中的上诉理由及请求，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陆勇、倪怡中向一审法院请求：要求陈蕾蕾将陈问心骨灰寄存证、陆逸死亡证明及骨灰寄存证交还给我方，诉讼费由陈蕾蕾承担。
事实与理由：陆勇是陆逸的侄子，陆逸和陈问心是夫妻，陈问心是再婚。倪怡中的配偶陆俐是陆逸的侄女。陈蕾蕾是陈问心的孙女，是陈跃鹏的女儿，是陆逸的继孙女。陈问心与陆逸结婚的时候已经有儿子陈跃鹏。陈问心与陆逸结婚后没有生育子女。2015年9月4日陆逸去世。1996年7月31日陈问心去世。1991年3月8日，陈问心和陆逸写下遗嘱，就财产继承事宜进行了说明。2011年，陆逸又写了一份遗嘱，说“如在我百年之后，只有我侄儿陆勇或侄女陆俐及侄女婿倪怡中，带着他们的身份证，拿着其姑父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前来领取骨灰。”2013年7月，陆逸又写了一份《关于我后事的声明》，她说：到我百年之后，如有遗嘱按我的遗嘱办，如无遗嘱，委托我侄儿陆勇全权处理我所有的后事。2015年9月4日，陆逸在北京去世后，陈蕾蕾将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陆逸的死亡证明及骨灰寄存证拿走了。办陆逸的后事是双方一起去办的。办理火化和领骨灰寄存证是陈蕾蕾去的。办完以后，陈蕾蕾拿着陆逸的骨灰寄存证和死亡证明就离开了。现我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陈蕾蕾辩称，陆勇、倪怡中所述的亲属关系无异议，陈问心和陆逸还有个养女叫陈静舟。我不同意陆勇、倪怡中的诉讼请求。首先，本案陆勇、倪怡中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其起诉。陆勇、倪怡中不是陈问心、陆逸的直系亲属。陆勇、倪怡中虽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调取了两份疑似是陆逸的声明文件，但我向八宝山革命公墓了解的情况是，只要能够证明存在近亲属关系或者持有死者骨灰证的人，都可以在死者的档案当中留存与骨灰处置有关的文件。据我们了解，针对陆逸的这两份说明，八宝山公墓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应该是一个叫陆勇的人拿着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去放的这两份材料，因为他们查验骨灰寄存证没有问题，所以他们也就收了这份材料。由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问心的档案当中，还留存有陈问心子女关于陈问心骨灰处置的文件，所以陆勇、倪怡中向八宝山革命公墓调取的这两份文件不能最终作为陈问心骨灰由谁保管的依据。并且，这两份文件是否是陆逸的真实意思表示尚不可知。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陆逸生前从来没有向陈家的人提过，因为它的声明里面涉及到处置陈问心的骨灰了，而陈问心的子女都在。陈问心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们国家开国大将陈赓的弟弟。第二，如此重要的文件，竟然没有陆逸的亲笔签名，只是盖了一个真伪不明的印章，并且印章与陆勇、倪怡中提交的2013年7月1日陆逸的另一份声明当中的印章还不一致。陆勇、倪怡中要求保管陈问心、陆逸的骨灰，不是为了所谓的遵从陆逸的遗愿，其真实意图是觊觎陈问心和陆逸的遗产。虽然陆勇、倪怡中说保管陈问心、陆逸的骨灰是陆逸的遗愿，但是在陆逸去世时，丧事基本上都是我操办的，在操办过程当中陆勇只是在现场，但陆勇、倪怡中从来没有拿出陆逸的这些声明和要求由陆勇、倪怡中来办理身后事的相关的文件。我办理完成陆逸的火化手续后，将陆逸的死亡证明和骨灰寄存证交给了父亲陈跃鹏。陆勇、倪怡中在提出本案诉讼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提起了要求继承陈问心、陆逸遗产的诉讼。该诉讼经海淀法院、一中院审理，已经终审裁定驳回了陆勇、倪怡中的起诉。所以，陆勇、倪怡中要求保管陈问心、陆逸的骨灰只是手段和幌子，其真实的目的是想霸占陈问心、陆逸的遗产。第三，陈问心、陆逸的骨灰证并不在我的手上，我也无法返还。我整理陆逸的遗产过程中，并没有发现陈问心的骨灰证以及陆逸的工资卡。因为陆逸他也是离休干部，每个月离休工资较高，加上抚恤的待遇，工资卡里面应该有几十万元的存款，但是工资卡我们没有见到，现在不知道落在了谁的手上。第四，将陈问心和陆逸的骨灰交由陆勇、倪怡中保管，并安放于江苏南通，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一是自古以来讲究的是子女养老送终，在陈问心、陆逸有子女的情况下，其后事及骨灰应当由其子女办理和保管，而不是由侄子和侄女婿来处理。骨灰是后人缅怀先辈的一种重要载体，陈问心、陆逸的后人基本上都在北京，为了祭奠方便，应将其二人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即使按照落叶归根的传统，也应将二人的骨灰安放在陈问心的老家湖南湘乡，而不是江苏。事实上，湖南湘乡当地政府已经为陈问心的哥哥，开国大将陈赓等革命先烈建造了烈士陵园，湘乡当地政府也多次跟陈问心的后人协商，希望将陈问心的骨灰迁往湖南湘乡的烈士陵园，但陈问心的后人考虑到祭奠的方便，一直没有答应。陈问心作为革命先烈，党和政府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为了方便后人瞻仰缅怀革命先烈。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入住迁出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并不是随便可以入住或迁出的。即使陆逸有将其自己的骨灰安放在江苏的想法，也不能凭着其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将陈问心的骨灰迁往江苏。综上。陆勇、倪怡中的诉求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应当驳回其起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问心（1996年去世）与陆逸（2015年去世）系夫妻，陈问心系再婚，陆逸系初婚，二人婚后无亲生子女。陆勇系陆逸的侄子，倪怡中系陆逸的侄女婿。陈蕾蕾系陈问心与前妻所生之子陈跃鹏的女儿。
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档有记载于2011年3月8日，印章加盖人为陆逸的说明两份，其一：八宝山革命公墓负责同志：我的丈夫陈问心国防科工委后勤部的副部长（副军职）的骨灰于1996年8月6日安放在你处。骨灰存放期30年，由199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6日。骨灰盒寄存在革命公墓东外一墙85号位置。我有生之年，在骨灰盒存放期间，未经我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取走或者挪动该骨灰盒。如在我百年之后，只有我的侄儿陆勇及侄女陆莉和他爱人倪怡中（我侄女婿），他们拿着其姑父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前来领取。以便送往我老家江苏南通市烈士陵园内，放入我们的墓地一同与我合葬，特此告知。声明人：陆逸（仅有印章，无本人签字），2011年3月8日。其二：八宝山革命公墓负责同志：我的丈夫陈问心国防科工委后勤部的副部长（副军职）的骨灰于1996年8月6日安放在你处。骨灰存放期30年，由199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6日。骨灰盒寄存在革命公墓东外一墙85号位置。我有生之年，在骨灰盒存放期间，未经我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取走或者挪动该骨灰盒。如在我百年之后，只有我的侄儿陆勇或侄女陆俐及侄女婿倪怡中，带着他们的身份证，拿着其姑父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前来领取，并请你们对其他任何人绝对保密，特此函告，谢谢。声明人：陆逸（仅有印章，无本人签字），2011年3月8日。此函一式四份：1、八宝山革命公墓负责同志一份。2、陆勇侄儿一份。3、侄女陆俐和侄女婿倪怡中一份。4、陆逸本人存档一份。注：没有盖我陆逸的印章一概无效。陆勇、倪怡中提供的上述两份材料，加盖有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公章。
庭审中，陆勇、倪怡中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后事的声明》一份，内容为：我陆逸在此声明：我百年之后，如有遗嘱，按我的遗嘱办，如无遗嘱，委托我侄儿陆勇全权处理我的所有后事。在我的生前请你们保密。特此声明。声明人陆逸（仅有印章，无本人签字），2013年7月1日。此声明一式三份：1、陆逸本人存档一份。2、陆勇侄儿一份。3、许玲同志一份。注：没有加盖我陆逸的印章一概无效。陆勇、倪怡中表示，其后，陆逸并未书写遗嘱。
上述三份材料中，2011年3月8日两份说明的陆逸印章与2013年7月1日声明中的陆逸印章的大小明显不一致。对此，陆勇、倪怡中表示：这是因为陆逸当时就是有两枚印章。
陆勇、倪怡中表示，陆逸的后事是在2015年9月12日，陆勇与陈蕾蕾一起去办的。陈蕾蕾表示，2015年9月12日，在办理陆逸的后事时，陆勇到场。陈蕾蕾提供的证据显示，2015年9月12日，陈蕾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葬场为办理陆逸后事交纳了殡仪服务费、抬尸费、骨灰格位费、骨灰寄存费、接灵纳骨费、送灵服务费、装灰费、提前取灰费等费用。火化证明的申请人记载为陈蕾蕾，骨灰堂寄存服务确认单为陈蕾蕾签字。
现陆勇、倪怡中要求陈蕾蕾将陈问心骨灰寄存证、陆逸死亡证明及骨灰寄存证交给陆勇、倪怡中持有。陈蕾蕾表示在整理陆逸的遗产过程中，没有发现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陆勇、倪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存在于陈蕾蕾手中。对于陆逸的死亡证明及骨灰寄存证，陈蕾蕾表示已经交给了父亲陈跃鹏，并提供了陈跃鹏的说明一份。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记载于2011年3月8日，印章加盖人为陆逸的说明两份，加盖有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公章。陈蕾蕾虽然表示对文件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故认定该两份说明的真实性。但是，该两份说明是陆逸对八宝山革命公墓负责同志的嘱托，并不是对双方的嘱托。该嘱托的主要内容是，只有陆勇或陆俐及倪怡中，带着身份证，拿着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才能领取陈问心的骨灰。事实上，陈问心去世后多年，陆逸并未将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交给陆勇、陆俐或倪怡中。庭审中，陈蕾蕾表示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并未在自己的手中，陆勇、倪怡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陈问心的骨灰寄存证存在于陈蕾蕾的手中。我国法律亦未明确规定侄子或侄女婿应当持有姑父的骨灰寄存证。故陆勇、倪怡中要求陈蕾蕾将陈问心骨灰寄存证交还给其，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陈跃鹏与陈蕾蕾是近亲属关系，陈跃鹏作为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对陈蕾蕾提供的陈跃鹏的说明（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陆逸《关于我后事的声明》，保存于陆勇处。2015年9月12日，陆勇应当按照陆逸的声明，处理陆逸的殡葬后事，进而能够自然取得陆逸的死亡证明和骨灰寄存证。2015年9月12日，当陈蕾蕾在为陆逸交纳殡仪服务费等费用、提出火化申请以及在骨灰堂寄存服务确认单签字时陆勇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并自己亲自办理。然而，上述的这些事项均为陈蕾蕾办理，故而陈蕾蕾自然取得了陆逸的死亡证明书和骨灰寄存证。陈蕾蕾作为陆逸的孙女，陆逸殡葬后事的直接承办人，保管保存陆逸的死亡证明书和骨灰寄存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我国法律亦未明确规定侄子或侄女婿应当持有姑姑的死亡证明和骨灰寄存证。故陆勇、倪怡中要求陈蕾蕾将陆逸的骨灰寄存证及死亡证明交还给其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陆勇、倪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本案事实与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相同，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我国法律未就公民死亡后的骨灰的处理权问题进行明确规定，故本案双方纠纷应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章基本规定的相关内容，本着保护和尊重死者的角度进行处理。据此，本院认为公民死亡后其骨灰应由其存世的配偶、父母、子女，或亲等关系密切的兄弟姐妹、孙子女等亲属共同协商处理。
就本案而言，陈问心死亡后，其骨灰一直存放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此客观事实与陈问心的孙女陈蕾蕾等就此问题的意愿及陆逸生前就此问题的意愿均相符。陆逸死亡后，其骨灰亦存放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此时，陈问心及陆逸的父母显然均已不在人世，故其二人的骨灰理应由陈问心之子陈跃鹏、孙女陈蕾蕾处理。根据查明的本案事实，陆逸后事的相关费用亦系由陈蕾蕾交纳，相关手续的签字也系陈蕾蕾所为，基于以上理由，陈蕾蕾取得陆逸的骨灰寄存证、死亡证明，无不妥之处。
陆逸生前在给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两份涉案说明中，对其去世后其与陈问心两人的骨灰的处理做了嘱托。但是，陆逸的嘱托中涉及了陈问心的骨灰处理问题，其并未就此征得陈问心之子陈跃鹏、孙女陈蕾蕾的同意。因此，陆勇、倪怡中依据陆逸生前在给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两份涉案说明，要求陈蕾蕾返还陈问心骨灰寄存证、陆逸骨灰寄存证、陆逸死亡证明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陆勇、倪怡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陆勇、倪怡中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光
审 判 员 施 忆
审 判 员 任淳艺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史佳伟
书 记 员 果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