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民终4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生英。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兰。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国宏，甘肃酒泉阳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解放路265号，组织机构代码01392417-3。
法定代表人:雍克明，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财，该局干部。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德，酒泉航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万生英、王桂兰因与被上诉人金塔县林业局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酒民一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万生英、王桂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国宏，被上诉人金塔县林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财、李伟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生英、王桂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金塔县林业局支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03年6月25日，上诉人与金塔县林业局签订了《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了承包期限，承包管护面积。上诉人自合同约定的生效日期始开始及家人一直履行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理区营造、抚育、保护、管理的职责，包括对重点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管理；变卖自有居住的房产投资到沙枣园子，全家4口人24小时在林地进行管护。上诉人基于签订《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取得沙枣园子天然植被区的经营权而成为重点公益林的管护人员，依法享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系劳务合同纠纷及认定主张的管护劳务费定性不正确，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确定不同的案由，意味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依据。法律关系就是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且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当这种关系发生争议时，就要有相应的法律来调整。3、上诉人的诉求依法有据。2007年3月15日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发布财农（2007）7号《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2007年9月27日甘肃财政厅、林业厅发布《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均规定：“财政部门应设置专账，确保中央补偿基金及时足额拨付，专款专用。县级财政部门或林业主管部门可采取报账制等方式拨付补偿性支出，也可在金融部门建卡，将补偿性支出直接发放到个人手中，确保兑现。”2009年上诉人才得知国家及甘肃省关于林业补贴专项基金专款专用的相关规定，对于重点公益林的管护及看护人员有补偿基金，遂多次与金塔县林业局就专项基金的发放进行协商，金塔县林业局以与政策不相符为由予以拒绝。2011年4月16日金塔县林业局因不履行国家政策补贴的原因单方违约，终止合同的履行。4、金塔县林业局没有在该站派驻其他任何工作人员在该区域从事护林工作；被上诉人虽然在法庭上提交了金塔县重点公益林管护大队关于张国新等十四名通知任职的通知，金塔县重点公益林管护大队关于专职护林员岗位调整的通知,2008年9-10月沙枣园子管护站考勤表各一张。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见过任何一名护林员在林地履行管护义务和职责，被上诉人更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他人员履行对重点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管理。
金塔县林业局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全家4口人24小时在林地进行管护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认为基于签订《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取得经营权而成为重点公益林的管护人员，应享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不符合相关规定。上诉人只是对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植被进行管护，并无处分权利，进而不可能取得经营权。上诉人不属于《甘肃省重点公益林管护办法（试行）》中规定的专职管护人员，不能享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2、一审定性正确。双方签订合同权利义务对等，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未提出异议。3、上诉人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充分协商一致后解除管护承包合同，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了协议约定，已支付上诉人生活补助款，现诉讼无依据。上诉人认为护林站没有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从事护林工作的说法不属实，无根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万生英、王桂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两原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5250008.7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6月25日，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经协商一致，签订了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甲方（金塔县林业局）将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站所辖范围的180万亩天然植被承包给乙方（万生英）负责管护，甲方将其机井一眼、柴油机一台、水泵一台、房屋十三间和耕地十五亩等财产提供给乙方无偿使用；乙方还可在该管护站养羊，但饲养量不得超过200只；承包期限十年，自2003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本合同如遇特殊情况可以变更，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2003年7月，双方开始履行合同。2006年，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出资对该管护站的房屋进行了维修粉刷，并新打机井一眼。2007年，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出资在该管护站修建了5件砖混结构的暖棚羊圈，并提供给原告万生英无偿使用。
另查明，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于2004年正式确立并实施，2005年，甘肃省出台了相关的补偿规定，2006年，酒泉市按照国家和本省的相关政策，启动了重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2006年下半年金塔县开始实施该项工作。《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财农【2007】7号）第五条规定，重点公益林所有者或经营者为林场、苗圃、自然保护区等国有林业单位或村集体、集体林场的，中央财政补偿基金的管护开支范围是对重点公益林管护人员购买劳务、建立森林资源档案、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植、抚育以及其他相关支出。《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甘财农【2007】182号）第六条规定，中央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使用范围是护林人员劳务费、补植费、抚育费、森林火灾预防与扑救费、林业有害生物预防与救治费、重点公益林资源档案管理费、管护基础设施建设费和检查验收费。在金塔县重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实施过程中，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为了加强本县生态公益林保护工作，于2007年1月招聘了一批专职护林员，并于2008年3月在沙枣园子成立了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站，配置了专职护林员8名，担负该区域公益林的管护工作。因原告万生英的年龄、学历等不符合招聘条件，被告金塔县林业局未将原告万生英招聘为专职护林员。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从原告万生英的生活实际考虑，自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每月为原告万生英发放生活补助500元，合计发放9000元，均由原告女婿王斌山代为领取。2005年11月甘肃省下达的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重点公益林补偿面积指标中，金塔县纳入补偿的面积为17万亩，在金塔县编制的实施方案中，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沙枣园子管护区重点公益林补偿面积均为10.80万亩，2007年沙枣园子管护区重点公益林补偿面积为29.10万亩。
还查明，2009年6月，原告万生英依据重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有关政策，要求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向其及家人共四人支付自2003年以来六年的劳务费，并落实养老、失业、工伤等劳动保险待遇，后双方协商未果，二原告多次向省、市、县三级政府上访请求解决，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于2009年7月作出关于万生英同志上访问题的答复意见，拒绝了原告万生英提出的要求，原告万生英不服，向金塔县人民政府提出复查申请，金塔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经复查后于2009年9月作出关于县沙枣园子万生英同志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原告万生英仍不服，申请酒泉市人民政府对该意见书进行复核，酒泉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经复核后于2010年1月作出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原告万生英仍不服，继续上访。2011年4月16日，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经协商，签订了“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的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双方自愿解除2003年6月25日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2.原告在2011年4月30日前将所有人员撤出沙枣园子管护站，将自有财产全部搬出该管护站，并按原财产移交清单将管护站所有财产移交被告金塔县林业局；3.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参照其向专职护林员实际发放工资的标准，按两个人的标准向原告万生英一次性补助121880元（其中2003年7月至2006年6月每人每月500元，2006年7月至2009年6月每人每月734.40元，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每人每月750元），用于解决原告万生英及家属提出的所有诉求，之前由原告万生英女婿王斌山领取的9000元生活补助，不再从中扣除；4.对原告万生英及其家属的补助，以此协议为最终协议。双方还约定了付款方式、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协议签订后，原告万生英及家属按照约定撤离了沙枣园子管护站，并向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移交了全部财产，被告金塔县林业局按照约定向原告万生英支付了121880元补助款。在上述协议签订的同时，金塔县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涉诉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作出了关于万生英信访事项会商终结意见（金信联办发【2011】9号），认为万生英在履行“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期间提出的信访问题，应按照金塔县林业局与万生英签订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的协议”执行。该会商终结意见还对万生英生活困难问题提出了五项处理意见，主要涉及“划给宅基地、发放建房补助4000元、由民政部门发放困难补助2万元、解决口粮田、依申请按政策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等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原告王桂兰是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原告与被告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3.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双方履行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义务是否均符合约定；4.原告万生英与被告签订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对双方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5.原告是否有权按照国家和甘肃省的有关规定及与被告的约定享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关于原告王桂兰的主体资格问题。经查，涉案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和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均系原告万生英以自己名义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签订，原告万生英采用其亲属共同参与的方式完成合同约定的天然植被管护义务，属于原告万生英对劳务合同履行方式的选择，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王桂兰不属于本案劳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原告王桂兰向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主张天然植被管护劳务费，属诉讼主体不适格。
关于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经协商一致后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当时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约定由原告万生英向被告金塔县林业局提供对沙枣园子天然植被进行管护的劳务，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则以提供耕地十五亩由原告万生英免费耕种，提供机井、柴油机、水泵、房屋等财产由原告万生英无偿使用，并允许原告万生英在该管护站养羊等条件作为原告万生英劳务的对价，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合同法律关系。
关于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签订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的效力问题。经查，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在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时，双方均无法预见此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实施的问题，随着2006年下半年金塔县关于中央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对重点公益林的管护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且原告万生英不符合专职护林员的基本条件，双方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继续履行的基础发生了异常变更，在情势变更的情形下，原告万生英与被告金塔县林业局经自愿协商达成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符合当时双方合同履行的客观情况，并不违反公平原则，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已全部履行完毕，故该协议应当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金塔县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涉诉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作出的“关于万生英信访事项会商终结意见”中对万生英生活困难问题的五项处理意见，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也非双方签订的“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二原告与信访部门虽就该五项处理意见如何落实还存在争议，但该争议并不影响“关于解除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的协议”的效力，原告万生英与被告之间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已经解除，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已全部终止。据此，原告万生英现主张的管护劳务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王桂兰主张的管护劳务费，因其不属于管护合同的相对方，诉讼主体不适格，其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万生英、王桂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8550元，由原告万生英、王桂兰负担（决定免于交纳）。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有权按照国家和甘肃省的有关规定及与被告的约定享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财政部与国家林业局关于《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重点公益林所有者或经营者为个人的，中央财政补偿基金支付给个人，由个人按照合同规定承担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植、抚育等管护责任。”甘肃省财政厅与甘肃省林业厅关于《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第五条规定“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偿基金的补偿对象是承担重点公益林营造、抚育和管理的单位、集体和个人，包括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集体林场（村集体）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单位和个人。”第六条规定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偿基金的使用范围是护林人员劳务费、补植费、抚育费、森林火灾预防与扑救费等。关于森林的所有制形式，《物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森林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了林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向承包经营权人发放林权证以确认其承包经营权等。本案中，首先，万生英与金塔县林业局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约定内容并不涉及沙枣园子林地所有权或承包经营权，万生英并不是《甘肃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暂行）》、《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依法享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所有者或经营者，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个人。其次，《甘肃省重点公益林管护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了专职护林员聘用条件，万生英不符合上述条件，不属于重点公益林的管护人员，亦不能享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故上诉人万生英与王桂兰无权按照国家和甘肃省的有关规定及与被告的约定享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再次，万生英与金塔县林业局签订的《沙枣园子天然植被管护承包合同书》中对各自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并已实际履行，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解除合同时，金塔县林业局已经向万生英给予相应补偿，双方权利义务全部终止。上诉人万生英、王桂兰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万生英和王桂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550元，由上诉人万生英、王桂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文轩
代理审判员 李 静
代理审判员 马巧玲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华尔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