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91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栗彩萍，女，1965年7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志永，男，1977年1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雷，男，1987年1月25日出生。
上诉人栗彩萍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209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2014年5月，栗彩萍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1986年毕业于陕西省外贸学校，属国家计划内统招统分学生，1987年调入中国工商银行府谷县支行，属国家干部身份。1998年中国工商银行进行用工制度改革，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用工，依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工银发（1998）76号文件精神，我和中国工商银行签订了用人单位为中国工商银行、授权委托人为陕西省分行、委托代签人为榆林二级分行行长赵鹏、编号为004006号的劳动合同。同时，我也和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签订了编号为004006的上岗合同。合同签订后，组织以鉴证为由，将上述合同全部收走；此后，未再将合同发到职工手中。1999年，我和中国工商银行府谷县支行发生劳动纠纷，向中国工商银行府谷县支行多次索要劳动合同，而该单位拒不提供，硬说和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签的上岗合同就是确定劳动关系的合同，将正式的劳动合同藏匿，用上岗合同来哄骗职工。现请求法院确认我与中国工商银行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依据如下：1、依据工银发（1998）76号文件精神，总行要求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要求统一使用总行印制的合同文本；2、依据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榆中法民二终字第9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我是参与企业改制的员工，改制是确定我和企业法人存在劳动关系，而不是和分支机构存在劳动关系；3、依据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榆中法民二终字第91号民事裁定书，我和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签订合同，而未和企业法人签订劳动合同，是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因而只能通过确认劳动关系来认定。故我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令：确认我与中国工商银行之间从1998年7月3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
原审法院裁定认为：提起民事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条件。根据（2008）榆中法民二终字第65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栗彩萍于1998年与用人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签订了编号为第004006号劳动合同，期限从1998年8月1日起至2003年止。且栗彩萍起诉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请求，终审认为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判决驳回栗彩萍请求。同时，栗彩萍称1998年其与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期限从1998年7月31日至2003年7月31日，要求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返还其劳动合同原件的请求，经法院审理，因栗彩萍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实存在签订该合同的情况，终审判决予以驳回。再者，中国工商银行的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受用人单位委托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故栗彩萍直接起诉中国工商银行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裁定驳回栗彩萍的起诉。
裁定后，栗彩萍不服，上诉至本院称：1、我自1987年在中国工商银行府谷县支行工作，属于干部身份；中国工商银行在1998年进行改制时将原有员工全部接收，我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法人建立劳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工商银行的分支机构建立劳动关系。1998年，我签订了用人单位为中国工商银行、授权委托人为陕西省分行、委托代签人为榆林二级分行行长赵鹏、编号为004006号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加盖有中国工商银行及榆林分行公章。2、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不具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3、依据（2007）榆中法民二终字第91号民事裁定内容，我与中国工商银行签订的劳动合同属于改制中出现的特殊现象。4、中国工商银行的分支机构属于非独立核算单位，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系受中国工商银行委托与我签订了劳动合同。5、因中国工商银行法人未向我送达解除劳动通知书，应视为我与中国工商银行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确认我与中国工商银行自1998年7月3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中国工商银行同意原审裁定。
经审理查明：栗彩萍于1986年毕业于陕西省外贸学校，于1987年到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府谷支行工作。1998年，中国工商银行全行实行用工制度改革，该行总行于同年5月下发工银发（1998）76号文件，并制定《中国工商银行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若干意见》，规定中国工商银行各一级分行、准一级分行、二级分行的负责人，依法承担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和义务，按干部管理权限，与职工签订、变更、续订、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并处理劳动争议；由总行管理的分行领导干部与中国工商银行法定代表人签订劳动合同。1998年7月31日，栗彩萍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签订了期限为1998年7月31日至2003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编号为004006），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收走交给该分行劳动争议仲裁办公室进行鉴证。1999年，栗彩萍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产生劳动争议后向该分行索要劳动合同原件。2002年3月29日，经榆林市公证处公证，栗彩萍取走其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编号为004006）。栗彩萍认为该劳动合同书系其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之间签订的上岗协议而非实质性劳动合同，除此之外，其与中国工商银行签订了用人单位为中国工商银行、授权委托人为陕西省分行、委托代签人为榆林二级分行行长赵鹏的劳动合同（编号亦为004006号）。2001年4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向栗彩萍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证明书，栗彩萍拒绝签收，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经府谷县公证处公证，将上述通知书及证明书送达给栗彩萍。
2002年，栗彩萍起诉至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称其于1998年与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签订了期限自1998年7月31日至2003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要求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返还其劳动合同原件。就此，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2002）新民初字第1902号民事判决、（2003）西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认为栗彩萍虽上诉称其于1998年8月与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未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驳回栗彩萍要求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返还劳动合同原件的诉讼请求。
此后，栗彩萍因劳动合同纠纷起诉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及府谷支行，要求确认其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就此，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人民法院、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府民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2008）榆中法民二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栗彩萍的诉讼请求。其中，（2008）榆中法民二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认为：栗彩萍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有效合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在相关文件中已授权榆林分行行长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栗彩萍作为榆林分行府谷支行的职工理应与榆林分行行长签订劳动合同；栗彩萍要求确认其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其与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所签合同有效的请求，经终审判决予以驳回，故驳回栗彩萍的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中查明：2001年3月21日，栗彩萍向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递交自谋职业申请书，同意买断工龄；同年3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自谋职业暂行办法》的精神报请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比准，同意栗彩萍自谋职业，同时解除栗彩萍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签订的劳动合同；2001年4月2日，栗彩萍领取了自谋职业补偿金62147元。
另查，栗彩萍于2014年4月22日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当日，西城区仲裁委出具了京西劳仲通字（2014）第39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栗彩萍不服，起诉至原审法院。
本院经审查认为：劳动合同是认定劳动关系主体的重要依据。业已生效的（2003）西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2008）榆中法民二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均查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与栗彩萍签订有期限自1998年8月1日起至2003年的劳动合同书，栗彩萍虽称其还签订了用人单位为中国工商银行、授权委托人为陕西省分行的劳动合同，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内容，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且（2003）西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已驳回栗彩萍关于要求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返还其劳动合同的请求，故对栗彩萍关于其与中国工商银行签订有劳动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考虑到（2008）榆中法民二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已经明确认定栗彩萍与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有效合同，同时结合中国工商银行榆林分行已于2001年4月向栗彩萍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此后栗彩萍未再实际提供劳动等因素，故栗彩萍要求确认其与中国工商银行自1998年7月3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请求裁定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晓 云
代理审判员 卜 晓 飞
代理审判员 朱 涛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戴可欣书记员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