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0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第三经济合作社，地址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曾国衍。
委托代理人：黄南蓉，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庆卓，住广州市花都区。
原审被告：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方维。
委托代理人：张文婕，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负责人：刘锦东，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黄南蓉，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吉星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曾健林，该社社长。
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第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吉三社）因地面施工、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曾庆卓与广州市花都区北兴镇吉星村第三经济合作社签订《承包鱼塘合同》，承包了花东镇吉星村吊枧坑六口鱼塘，承包期至2016年12月31日，承包款约定为每年6200元。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一政公司）承包了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花东镇政府）发包的花东镇花北大道东段（至花都大道）建设工程。曾庆卓所承包的鱼塘位于市一政公司所承包工程施工现场西南面，其中曾庆卓所承包的两口靠近上述施工现场的鱼塘于2014年5月前被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政府征用，余下未征用的四口鱼塘中的三口由曾庆卓继续使用，另一口由他人使用。曾庆卓遂将其使用的三口鱼塘中的两口打通，现由曾庆卓使用的鱼塘为两口。该两口鱼塘与市一政公司施工现场的距离，比被征用的鱼塘距离市一政公司施工现场的距离远。2014年5月广州地区普降大雨，2014年5月23日花都区普降暴雨和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据媒体报道，当日降雨量均超当地1950年以来的历史记录。同日曾庆卓所承包使用的鱼塘发生严重水浸，塘基被水冲毁。
本案一审庭审中，曾庆卓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鱼塘相片若干，其中曾庆卓标示为2014年5月23日至2014年5月24日的照片显示鱼塘水浸，塘基被冲毁，曾庆卓标示为2014年3月30日的照片显示有排水管排水进入鱼塘，曾庆卓主张2014年3月30日的照片证明市一政公司工地泥沙由排水沟进入鱼塘，发生水淹，曾庆卓与市一政公司协商后以征收该鱼塘解决。二、花东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10日向曾庆卓出具的《关于要求解决因花北公路施工造成鱼塘损失问题的处理意见》，内容为经现场查看，曾庆卓反映的水浸确实存在，造成水浸的原因为塘边的排水沟管径过细，如遇特大暴雨，容易造成水浸，花北大道施工没有改变水沟的流水方向，造成水浸的原因是鱼塘边缘有管道管径过细造成，而该管道的埋设是由村埋设的，所以花北路施工单位对水浸不存在责任。三、广州市农村财务专用收据，内容为收曾庆卓2014年塘款3700元、2013年地款20.69元。曾庆卓主张用于证明2014年鱼塘承包款为3700元，2013年地款为20.69元，地款是鱼塘之间占用的土地的费用，收取方式为当年度收取上一年地款，2014年地款已收取但没有单据，因部分鱼塘被征用故收据的数额与承包合同所载的数额不一致。四、曾庆卓购买鱼苗的收据三张，编号分别为020382、020383、020384，日期分别为2013年11月26日、2013年11月27日、2014年2月4日，数额分别为8760元、2100元、16000元。曾庆卓主张用于证明受损鱼苗价值合计26860元。五、欠货款单五张，日期分别为2014年1月10日、2014年2月8日、2014年3月10日、2014年4月11日、2014年5月2日，数额分别为5700元、11400元、11700元、11700元、11700元、11700元，曾庆卓主张用于证明其受损鱼苗饲养期间的饲料费52650元。六、崔某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其开给曾庆卓的三张鱼苗收据（NO00382、NO00383、NO00384）鱼苗款及鱼苗数量真实，绝无虚假。曾庆卓主张用于证明鱼苗款收据是事后补开，但购买鱼苗是真实的。
市一政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3月30日照片关联性不予确认，曾庆卓从未与市一政公司协商过，市一政公司施工行为并未给曾庆卓造成任何损害，市一政公司施工地点与曾庆卓鱼塘隔着一个直径20米的鱼塘，正常施工情况下不会影响到曾庆卓鱼塘，曾庆卓鱼塘受损是因为曾庆卓自身鱼塘排水问题，相反市一政公司还增加了一个排水管道以便于排放雨水，5月照片不予确认，当时广州发生了大暴雨，对花东镇造成很大灾害；对证据二，证明了市一政公司施工不存在责任，造成水侵原因是暴雨和曾庆卓管道过细；对证据三，收据没有收款单位盖章，真实性无法确认，该笔款项数额与承包合同数额不相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收据没有加盖公章，不是正式发票，三张收据是连号的，不合理，曾庆卓也没证据证明鱼苗投放到鱼塘；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欠货单未注明内容，也未注明是饲料款；对证据六不予确认，证人未出庭作证。
花东镇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法确认，曾庆卓只是拍摄当中部分，无法反映出完整情况；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款项与承包合同金额不符；对证据四，收据无法看出收款人信息情况，无法看出该批鱼苗用在何处，无法证明曾庆卓具体损失；对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难以确认所欠款项人的信息情况，款项性质和所购买货物难以确认，无法证明曾庆卓损失；对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人未出庭作证。
市一政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广州档案局官方网站记录的2014年5月份大事纪要，内容为2014年5月23日14时20分，广州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16时将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Ⅲ级，Ⅲ级应急响应提升为Ⅱ级，据市气象台发布消息，从化（406毫米）、增城（477.4毫米）的日降雨量均超当地1950年以来的历史记录，“5-23”洪水共造成增城、从化、白云、花都等4个区22个镇（街）受灾，受灾人数达22.05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5万亩，倒塌房屋6810间，塌方460余处，受损桥梁8座，涵洞4座，直接经济损失约6.46亿元；二、花都信息港网站所登载的《我区迎战强降雨及流溪河百年一遇洪峰》，内容为5月23日开始花都区普降暴雨和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流溪河水位暴涨，洪峰流量监测为百年一遇，此次降雨主要集中在花都区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灾情主要出现在花山镇、花东镇、梯面镇等地区。三、广州日报网站报道《5月22天下了16天暴雨》。四、南方都市报网站报道《超百年一遇暴雨袭粤》。五、发布时间为2014年5月23日11时50分的《关于我省启动气象灾害（暴雨）Ⅲ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六、《广东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内容为“Ⅱ级预警。当省内各级气象台预报预测可能出现Ⅱ级（重大）预警级别的灾害性天气气候过程或者发生的各类气象灾害天气气候过程已经或可能造成下列情形之一的：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1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某个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重要流域一般河段及主要支流堤防发生决口；一般大中型水库发生垮坝；严重的农村内涝、城市积涝等Ⅲ级预警。当省内各级气象台站预报预测可能出现Ⅲ级（较大）预警级别的灾害性天气气候过程，或者发生的各类气象灾害天气气候过程已经或可能造成下列情形之一的：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1000万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较重的农村内涝、城市积涝等；流域干流堤防出现重大险情；大中型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或小型水库发生垮坝……”七、地形测绘图，市一政公司主张用于证明曾庆卓鱼塘所处的位置低洼，该地势决定了其就是洪水聚集之地。八、道路设计图纸，市一政公司主张用于证明曾庆卓鱼塘所处位置低洼，其地面高度为28米左右，但东北面的山地地面高度为40米左右，涉讼鱼塘地势决定其为洪水聚集之地。九、广州气象局预警信号历史数据，市一政公司主张用于证明2014年5月以来，广州经历多次暴雨和雷雨大风；2014年5月8日开始已经出现黄色暴雨预警多达十六次，2014年5月22日，广州发布了黄色暴雨和蓝色雷雨大风预警。十、广东省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引，市一政公司主张证明根据防御指引、黄色暴雨预警时，曾庆卓应当检查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降低易淹鱼塘水位。十一、征地红线图，市一政公司主张证明建设项目用地范围显示其并非与曾庆卓鱼塘紧邻，两者中间间隔另一口直径超过20米的鱼塘。十二、花东镇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卫星照片及现场照片，市一政公司主张证明工程建设方已经将中间间隔的鱼塘征用并支付补偿款，该鱼塘至今仍存在于工程地点与曾庆卓鱼塘之间，并未被淤泥倾泻填埋。十三、排水工程设计说明及图纸，市一政公司主张证明设计单位采用广州地区的暴雨强度公式计算出暴雨强度及主要技术参数、雨水量并考虑道路路面雨水及道路两侧地块雨水、部分山洪水的收集与排放等综合因素，最终做出排水设计方案。十四、排水沟照片，证明市一政公司已依照工程设计图纸修筑排水沟。
曾庆卓质证认为，对于的证据一至证据五，因无原件，不予确认，气象报道也是文学性概念，不是气象部门作出，证据一至证据三中有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十年一遇的自相矛盾描述，虽然5月23、24日广州降大暴雨，但降雨也是大范围描述，没有具体到我方受损鱼塘，所以这些证据都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六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七、八、真实性确认，但市一政公司提交的地形图证明了我方鱼塘处于较低位置，市一政公司施工地点处于较高位置，存在地势高低问题，市一政公司清楚我方鱼塘处于低洼，可能有水汇集，但市一政公司没有对我方鱼塘可能被淹采取加固防护措施，市一政公司存在过错，对证据九，气象预警信息的发布后市一政公司没有采取措施，才导致我方鱼塘被淹没，对证据十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十一真实性难以判断，出图时期早于2014年3月，但是我方鱼塘是紧挨着路基的，对证据十二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难以确认，不清楚有无支付补偿款，对证据十三曾庆卓主张是淤泥排泄堵住排水沟，水漫时导致水无法排出，倒灌鱼塘，证据十四与本案无关。市一政公司的排水设计是针对工程完工后，但是现在工程是在建，市一政公司对于山林松动没有加固采取措施，所以无法满足排水要求。对证据十五不予确认。花东镇政府对市一政公司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
花东镇政府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花都信息港、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关于“5.23”特大暴雨的报道，花东镇政府主张证明广东地区于2014年5月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导致花都清远等地区受到水灾，其中花都区花东镇等受灾严重，即使曾庆卓的鱼塘受到损坏，也属于不可抗力导致，与花东镇政府的工程施工无关；证据二、现场照片4张，花东镇政府主张证明2014年5月23日案发时彩色照片显示排水沟仍在排水，只是曾庆卓为了方便通行将泥铺设在排水沟上，导致排水径变小，水开始倒灌回流，曾庆卓鱼塘被塘基树木包围，施工不可能导致淤泥倾泻到曾庆卓鱼塘，曾庆卓鱼塘的水位上涨是由不可抗力的暴雨灾害，以及曾庆卓自身的排水设施不合理造成的。曾庆卓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无法确认，当中报纸陈述的暴雨多少年一遇也是存在自相矛盾，定性也是媒体作出，不是专业人士作出，证据二花东镇政府11月拍摄的照片与本案无关，与事故发生隔了半年，但是曾庆卓起诉时其中被征用的鱼塘已经有淤泥，花东镇政府所述案发时拍摄的照片真实性不予确认，排水管道不是曾庆卓建设，而是村镇铺设，我方鱼塘距离排水沟还有两米距离，并不是说淤泥要越过树木才能倾泻到曾庆卓鱼塘，地势问题导致各方向淤泥水都能汇聚。市一政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不持异议。
本案一审庭审中，曾庆卓主张吉星社为吉三社的上级机构，故吉星社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曾庆卓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
曾庆卓在原审诉称：曾庆卓自2004年开始承包广州市花都区北兴镇吉星村第三经济社的鱼塘，承包期至2016年12月31日，承包款6200元／年，每年1月10日前缴纳，承包后曾庆卓一直正常生产经营。2013年年中花东镇政府将花北大道东段工程发包给市一政公司施工，施工期间市一政公司开挖路基，使得山泥松动。而曾庆卓的鱼塘正好紧邻市一政公司施工区域的西南面，市一政公司开挖后没有及时采取加固措施致使在2014年3月至5月淤泥倾泻，特别是5月23日、24日时大量的淤泥倾泻到曾庆卓的鱼塘，造成鱼塘淤塞，水漫塘基，上年末本年初投放的鱼苗全部流失。鱼塘边的排水沟由吉星社、吉三社铺设，管径过小，吉星社、吉三社没有及时在花北大道开挖前铺设好较大管径致使排水沟无法承受花北大道开挖建设后排水量增加，因此排水不及时，也是造成鱼塘水漫塘基的原因之一。曾庆卓认为，市一政公司、花东镇政府分别系案涉工程的施工单位和业主单位，有义务对其工程施工造成的侵害负责赔偿，鉴于市一政公司、花东镇政府、吉星社和吉三社的共同致害行为，故请求法院判令：1、赔偿曾庆卓种苗损失26860元、鱼塘管理工人工资45000元（曾庆卓聘请2人管理鱼塘，5个月工资给45000元）、饲料费52650元（每日3包、每包117元、5个月）、清淤人工费10000元（曾庆卓鱼塘发生水浸后聘请工人清淤的费用）、鱼塘承包款6200元，由市一政公司、花东镇政府、吉星社和吉三社对此负连带责任；2、由市一政公司、花东镇政府、吉星社和吉三社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
市一政公司在原审辩称：不同意曾庆卓的诉讼请求。第一，曾庆卓鱼塘积涝是由于2014年5月广州持续降雨以及5月23日特大暴雨洪水灾害这一不可抗力的原因，以及曾庆卓鱼塘地势低洼这一自然条件双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并非其他人为因素导致。市一政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广州市档案网、广州地区各种权威媒体以及广州市气象局预警信号历史数据可见，广州从2014年5月8日开始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后连续发布黄色暴雨、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多达16次。持续不断的暴雨是曾庆卓鱼塘无法正常排水、积涝的基本成因。2014年5月23日开始广州花都区普降暴雨和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流溪河水位暴涨，洪峰流量监测为百年一遇。当天14时20分，广东省气象局首次启动防讯Ⅳ级应急响应，至当日20时30分提升至Ⅱ级。根据《广东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规定，Ⅱ级预警单日降雨量超过或等于420毫米，Ⅱ级预警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10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某个河流发生特大洪水，重要河段以及直流发生决口、一般中大型水库发生垮坝，严重的农村内涝城市积涝。花东镇是灾情主要地，可见曾庆卓鱼塘发生积涝是暴雨导致的必然结果。曾庆卓所承包的鱼塘位于施工现场的西南方，其鱼塘地面高度在28米左右，施工现场的东北面主要为山地，地面高度在40米以上，涉案地块原始自然地貌是北高南低，曾庆卓的鱼塘处在南面低洼地形中，一旦天降暴雨，曾庆卓的鱼塘必然成为周围雨水和山洪的倾泻汇集地。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曾庆卓鱼塘自身不利的地理环境是导致本案事故的原因，并不存在侵权人需要对曾庆卓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在“5.23暴雨”袭击之前曾庆卓应对失当，没有积极采取防灾措施，造成其损失扩大，曾庆卓应自行承担损失。“5.23暴雨”发生前，广州市气象局在5月8日开始发布了16次“黄色暴雨”和“雷雨大风蓝色”，广州实际上持续降雨超过16天，曾庆卓虽然明知其鱼塘地势低洼，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任由损害后果发生，导致鱼塘被淹。第三，市一政公司所承建的工程与曾庆卓的鱼塘并不相邻，也没有发生曾庆卓所称的淤泥倾泻的安全事故，承建工程与曾庆卓鱼塘被洪水淹没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施工现场的路基坡面距离曾庆卓的鱼塘边缘至少还有约20米以上的直线距离，且两者之间还存在另一个已被征用的鱼塘。假使真的发生路基坍塌、滑坡以及淤泥倾泻的事故，倾泻的淤泥也会直接进入中间被征用的鱼塘，而不是流入曾庆卓的鱼塘。市一政公司已经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监理单位的要求施工，涉案的路段从未发生过施工质量问题，更加没有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即使是“5.23暴雨”袭击时，涉案路段的路基、护坡等也经受住了强降雨的浸泡冲刷，没有出现路基坍塌、滑坡及淤泥倾泻的事故。在施工过程中，市一政公司已经按照工程设计图纸的要求开挖和修筑了排水沟，该排水系统足以胜任广州地区正常情况下暴雨雨水的收集和排放，在“5.23暴雨”中该排水系统收集分流了部分山洪水，减少了向曾庆卓鱼塘的排水量。第四，曾庆卓所主张的损失金额缺乏证据支付，不应予以采信。
花东镇政府在原审辩称：不同意曾庆卓的诉讼请求。曾庆卓主张的2014年3月至5月由于道路施工导致淤泥倾泻、水漫塘基的情况没有事实依据。道路施工的范围距离曾庆卓的鱼塘相隔一定距离，市一政公司施工所产生淤泥并没有倾泻在曾庆卓的鱼塘。即使曾庆卓的鱼塘受到侵害，也是由于不可抗力所导致的，并非由于市一政公司的工程所导致。2014年5月23日、24日，花都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致多个村庄受灾，此与市一政公司正常的道路施工无关。对于水漫塘基，曾庆卓自身存在一定过错。从现场情况看，曾庆卓鱼塘的排水设施设置不合理，不仅排水管径过小，而且曾庆卓为了方便通行，还用泥土将排水沟填塞，这是影响排水的重要因素。曾庆卓主张的损失缺乏证据证明。曾庆卓要求花东镇政府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花东镇政府与市一政公司为合法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关系，根据建筑法第45条规定，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因此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由施工方负责，花东镇政府不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吉星社在原审无答辩。
吉三社在原审无答辩。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曾庆卓鱼塘受损与市一政公司的道路施工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吉三社作为鱼塘发包方是否为曾庆卓承包使用鱼塘提供必要基础措施。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曾庆卓主张因市一政公司道路施工导致淤泥倾泻进入曾庆卓承包使用的鱼塘，进而发生水浸，但从2014年5月的相关天气报道反映，2014年5月多发雨水天气，特别是2014年5月23日花都区发生特大暴雨，而曾庆卓鱼塘所在的花东镇为受灾区，故曾庆卓的鱼塘水浸及塘基被毁的主要诱因应为2014年5月23日的特大暴雨。市一政公司为证明其道路施工已采取了安全措施提交了排水沟工程设计图纸及排水沟的现场照片为证，可印证市一政公司已对其施工采取了必要排水措施，且曾庆卓所承包使用的鱼塘与市一政公司的施工现场相距较远，中间间隔被征用的鱼塘，淤泥难以直接由施工现场进入曾庆卓的鱼塘，而曾庆卓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鱼塘发生水浸系市一政公司施工致淤泥倾泻造成，故此对曾庆卓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对曾庆卓要求市一政公司及花东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吉三社作为发包方应为曾庆卓承包使用鱼塘提交必要的基础设施，从花东镇政府的信访复函反映，吉三社所发包鱼塘排水管径过小，而吉三社未到庭提出相反意见及反驳证据，故对鱼塘排水管径过小之事实予以确认。吉三社未尽合理义务，但考虑曾庆卓鱼塘发生水浸的主要原因为特大暴雨，故吉三社所应承担的责任亦为次要及较小责任。鉴于曾庆卓因鱼塘水浸确会产生鱼苗损失、饲料费损失及相关人工支出等，结合吉三社的责任程度，原审法院酌定吉三社应向曾庆卓赔偿损失15000元。曾庆卓主张吉星社为吉三社的上级机构，但此无证据证明，故对曾庆卓要求吉星社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吉三社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曾庆卓支付赔偿款15000元。二、驳回曾庆卓其余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3114元，由曾庆卓负担2782元、吉三社负担332元。
判后，吉三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曾庆卓的鱼塘被淹是因2014年5月份广州持续降雨及5月23日特大暴雨导致，该灾害不可预见、不可抗拒，属于不可抗力。其不应对不可抗力造成曾庆卓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曾庆卓自2001年起承包吉三社的鱼塘，承包开始前，双方已查看并确认鱼塘的现状及排水管径，曾庆卓同意以鱼塘的现状进行承包。合同也约定承包期内，承包者自主经营、自负营亏。曾庆卓对其损失应自行承担；3、吉三社于2010年底、2011年底、2012年底分别三次出资对曾庆卓的承包地排水管道进行清理、勾挖和修护，已尽到发包方合理维护义务；4、一审认定曾庆卓损失15000元，缺乏证据印证。曾庆卓每年缴纳承包款仅3700元，判令吉三社承担15000元损失有违公平原则。吉三社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曾庆卓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曾庆卓负担。
被上诉人曾庆卓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案涉鱼塘2014年5月水漫塘基，鱼苗流失的直接原因是市一政公司施工未及时固化施工路面及吉三社作为发包人未及时根据环境变化改善排水沟管径，进而导致水淹。原审四被告均应对其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市一政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花东镇政府、吉星社答辩称：同意吉三社的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吉三社二审提交《花都区农村费用支出报销凭证》、《现金支出证明单》，拟证明吉三社于2011年2月19日、2011年12月15日、2013年1月10日分别三次出资对曾庆卓的鱼塘排水管进行排水和清理。曾庆卓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主张整个村的水利工程年年都要维修。市一政公司对此表示不清楚。花东镇政府、吉星社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吉三社应否对曾庆卓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吉三社对事发后花东镇政府经过现场调查对曾庆卓回复的《关于要求解决因花北公路施工造成鱼塘损失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所载调查情况并无异议，仅认为曾庆卓在承包前同意以鱼塘现状进行承包，承包合同约定自负盈亏，吉三社在每年仅收3700元承包款的情况下，已尽到合理提示和管理义务，本院认为，吉三社作为发包方，应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其提供的鱼塘管径存在缺陷，是导致鱼塘遭遇特大暴雨发生水浸的原因之一，原审认定吉三社应承担次要责任，并酌情判令吉三社向曾庆卓赔偿损失1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吉三社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75元，由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丹
审 判 员 邹群慧
代理审判员 何润楹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