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东民初字第14433号原告高伟，男，1958年10月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陆尧，广西桂盟律师事物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时辉，男，北京乐为民法律服务所主任。被告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甲57号。法定代表人陈传书，常务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王绍忠，男，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人事部主任。委托代理人孙娟娟，女，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人事部干部。原告高伟与被告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世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时辉，被告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代理人王绍忠、孙娟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自1996年8月15日受聘于被告的前身中国老龄协会，受聘后未签订劳动合同。中国老龄协会决定成立助老工程办公室，向主管单位申报成立材料时，中国老龄协会不符合成立助老工程办公室条件，中国老龄协会为达到该目的，借中国老年基金会的名义成立该助老工程办公室，该助老工程办公室成立后，中国老龄协会派原告担任中国老年基金会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替中国老龄协会管理该办公室部分工作。2001年3月15日，原告被检察机关以”××××罪”羁押，2002年7月东城区人们检察院因”事实和证据变化”为由撤销指控并作出”不起诉决定”，2007年4月北京市第二分检撤销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并向宣武区人民检察院下发”纠正案件错误通知书”，2007年6月宣武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撤案手续并于2009年3月依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进行了司法赔偿。原告受聘被告期间，不存在违法行为。2007年8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相关领导将原告送回被告处，正式宣布检察机关的撤案决定。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履行聘用单位应尽的责任，妥善处理善后问题，但被告未答复。1996年8月，中国老龄协会决定在全国发起助老工程，在其下发的13号文件中明确表示：在中国老龄协会设立助老工程办公室，只是在组建这一机构的工程中由于编制问题才临时将助老工程办公室挂靠在了中国老年基金会名下。此后，中国老龄协会人事部门正式向民政部呈报了干部任免呈报表，聘用原告为中国老年基金会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这一事实说明，助老工程办公室虽挂靠在中国老年基金会，但聘用原告担任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一职的责任主体应当是中国老龄协会。同时助老工程在实施中，助老工程办公室的历届主任也均由中国老龄协会委任其副会长担任，助老工程办公室的重大事项也均由中国老龄协会审批，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助老工程办公室的人事聘任和工作安排及指导是中国老龄协会负责。中国老龄基金会已被注销，2003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重新成立，二者不存在名称变更一事。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1996年8月15日起至今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辩称：中国老龄协会是1995年成立的国务院副部级事业单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是1999年成立的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国老龄协会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自2005年开始合署办公。中国老年基金会（2003年更名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社团。原告主张与被告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一、原告认为，”助老工程办公室”是由被告单位设立的，只是挂靠在中国老年基金会名下，该说法与事实不符。助老工程办公室是中国老年基金会下设的分支机构，与基金会是隶属关系，并非挂靠关系，与中国老龄协会不存在隶属关系。中国老龄协会在中国老年基金会助老工程办公室成立过程中，受民政部委托承担了业务代管单位的职责，对助老工程办公室成立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把关，并向民政部出具了同意成立的审查意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的活动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社会团体拟设分支机构，应当经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备案。中国老龄协会是受民政部委托，对中国老年基金会代行业务主管职责的单位。因此，中国老年基金会要成立”助老工程办公室”，必须经由中国老龄协会先行审查把关，出具同意成立的意见后，再由中国老年基金会向民政部申请备案。”助老工程办公室”就是中国老年基金会的分支机构，从来没有原告所讲的”中国老龄协会助老工程办公室”这一机构。二、原告认为，原告是中国老龄协会聘用的，应当由中国老龄协会承担相应责任，证据是中国老龄协会曾向民政部递交的”干部任免呈报表”。原告认为，原告从未在中国老龄协会机关工作过、占过编制、领取过工资，其人事档案也从未存放在中国老龄协会，原告与中国老龄协会没有劳动关系。从诉讼主体角度而言，本案的被告不应该是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基金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团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实行人员自聘、业务自主、经费自理的管理原则，具有自主聘任分支机构负责人的权限。中国老龄协会只是按照有关规定代行业务主管职责，对原告担任中国老年基金会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进行政审把关，提交”干部任免呈报表”并出具政审意见，并呈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这是中国老龄协会履行业务代管职责的必备手续。且该表中，明确显示原告担任的是”中国老年基金会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三、对于检察院撤案决定书中关于”中国老龄协会聘任高伟为中国老龄协会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的表述，与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关于”助老工程办公室是中国老年基金会的分支机构”的证据不符。我们认为，撤销决定书中的表述有误，与相关事实证据相冲突，决定书中所表述的”中国老龄协会助老工程办公室”不能作为免证事实直接认定，更不能以此确认原告与中国老龄协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四、原告关于”中国老年基金会已经被注销，2003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重新成立”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民政部《关于中国老年基金会更名的批复》（民函（2003）113号）中写明”中国老年基金会变更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足以证明两者只是名称变更的关系，原”中国老年基金会”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名义继续存在。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中国老龄协会名称变更为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3年6月中国老年基金会名称变更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原告提交中国老龄协会向民政部申报的原告《干部任免呈报表》，在拟任职务栏填写为”中国老年基金会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聘）。”原告提交的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宣检反贪撤（2007）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有”1996年8月29日，中国老龄协会聘任高伟为中国老龄协会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的表述。被告提交民政部档案资料馆出具的证明内容：”经查档案，'全国助老工程办公室'作为中国老年基金会（2003年更名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分支机构于1996年11月在我部备案；并备案了'中国老年基金会助老工程办公室'印章一枚；当时高伟任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原告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和被告在1996年8月15日至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3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高伟的申请请求。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仲裁裁决书、《干部任免呈报表》、宣检反贪撤（2007）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民政部档案资料馆证明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原告提交的宣检反贪撤（2007）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虽有有”1996年8月29日，中国老龄协会聘任高伟为中国老龄协会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的表述，但被告提交的民政部档案资料馆出具的证明证实”'全国助老工程办公室'作为中国老年基金会的分支机构于1996年11月在其部备案，当时高伟任助老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另外，中国老龄协会向民政部申报的《干部任免呈报表》的行为，是按照当时实施的《社会团休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代行业务管理部门职责。综上，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原告要求确认和被告在1996年8月15日至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元，由原告高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杨世和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程新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