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4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宁市金井皮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海英。
委托代理人：吴金龙、吴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金风尚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ＸＸ。
委托代理人：徐建章。
上诉人海宁市金井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宁市金风尚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2014）嘉海商初字第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案外人吴某毅与金井公司王幼华原本相识。2013年6、7月份时，吴某毅持印有“金风尚公司吴某毅（未注明职务）”的名片与金井公司联系购买皮革。7月5日，金风尚公司向金井公司的银行账户内汇款30000元，附言注明货款。7月8日，金风尚公司再次向金井公司的银行账户内汇款15000元。2013年7月10日，案外人创志公司向金井公司汇款20000元。7月30日，创志公司再次向金井公司汇款10000元，合计30000元。金井公司提供的23份皮革送货单，开具时间在2013年的7月15日至8月21日期间，送货单载明的多种类型的皮革均由吴某毅签收。此23份送货单的收货单位栏除5份没有明显涂改外，其余18份送货单均有改写或添加。23份送货单载明的货款总额为283179.95元，对此货款，金井公司自认尚有146369元未收到，其余136810.95元已由金风尚公司付清。载明货物名称为编织皮的14份送货单，货款总额为126947.20元。载明货物名称为羊皮的4份送货单，由创志公司向金井公司购买，货款总额106242.55元，创志公司已付30000元。金井公司在前述供货发生后曾到金风尚公司核实情况，但金井公司不能说明核实的具体情况。2013年11月15日，金风尚公司向金井公司汇款70000元，附言注明货款。此后，金井公司多次向吴某毅催讨货款。在催讨过程中，吴某毅曾向金井公司出具欠条1份。但金井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其向金风尚公司主张过本案货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金井公司与金风尚公司之间的皮革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首先，金井公司并未和金风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经金风尚公司明确授权的人员协商过皮革买卖事宜，双方之间更未签订书面的皮革买卖合同，金井公司仅凭和吴某毅之间的口头约定向吴某毅供应了皮革。其次，金井公司并无充足的证据证明其有向金风尚公司供应皮革的事实。从金井公司供货的主要证据即送货单看，其自身尚不认为这是与金风尚公司之间发生的买卖业务，故在收货单位一栏涂涂改改。而从本案庭审情况看，在23份送货单中，部分送货单是金井公司向创志公司供应皮革。金井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陈述，23份送货单中，可能有向创志公司供应皮革的，但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提供说明。但当金风尚公司提供了创志公司的证明和收货清单后，金井公司又说这是金风尚公司和创志公司共同委托吴某毅向金井公司购买皮革。再者，金井公司多次向吴某毅催讨货款，并由吴某毅个人书写过欠条。对此事实，金井公司在庭审中予以认可。虽然其在第二次庭审中推翻此陈述，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最后，关于吴某毅收取金井公司供应的皮革一事。第一，吴某毅的购买行为并不是职务行为。金井公司在本案第一次开庭举证时认为吴某毅是金风尚公司的业务员或员工，代表金风尚公司向金井公司购买皮革。但从本案查明事实看，金井公司在本案买卖发生前就认识吴某毅。而在本案买卖发生时，吴某毅一方面在购买金风尚公司加工需要的编织皮，另一方面又在替创志公司向金井公司购买绵羊皮等。因此，对吴某毅的身份，金井公司应当是了解的，他并不是金风尚公司的业务员或员工，无权代表金风尚公司向金井公司采购皮革。第二，金风尚公司至今没有向金井公司明确承认吴某毅是经其授权向金井公司购买皮革的。金井公司关于其“吴某毅是受金风尚公司、创志公司共同授权向其购买皮革”的主张，建立在其对无法确认真实性的皮衣购销合同的主观推断上，而此合同是金风尚公司在第一次开庭时才提交的，现金井公司并无其他关于金风尚公司授权吴某毅购买皮革的证据。故金井公司关于金风尚公司和创志公司共同授权吴某毅购买皮革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金井公司虽然在庭审中否认其有“吴某毅的购买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但其在第一次开庭时关于“吴某毅是金风尚公司的员工或业务员”的陈述体现了其关于表见代理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但对表见代理，合同相对人应当举证证明代理人的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是善意的。因此，出卖方在交易时负有谨慎的注意义务，即卖者自慎，出卖人应当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权限。然而，本案中，金井公司、金风尚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合同，金井公司仅凭金风尚公司的二次预付款行为及吴某毅提供的名片即在起诉时认为吴某毅是金风尚公司的员工或业务员，而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在吴某毅向其购买皮革时存在足以让金井公司可以相信吴某毅有代理权的表象。如前所述，金风尚公司的付款行为并不一定代表是支付欠款，而名片的制作亦是简单的。即使假设金井公司认为吴某毅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也属轻信吴某毅有权代理金风尚公司，显然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何况，从金井公司填写的送货单看，金井公司在交易当时也不认为是与金风尚公司在进行交易。故吴某毅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金井公司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金风尚公司存在皮革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对金井公司要求金风尚公司给付货款146369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13日判决：驳回金井公司要求金风尚公司给付货款146369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28元，由金井公司负担。
宣判后，金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金井公司与吴某毅就皮革买卖进行洽谈时，就向金井公司出示了印有金风尚公司名称的名片，且金风尚公司分三次向金井公司汇付货款，其中2013年7月5日的付款系在实际供货前的预付款，此足以证明合同的相对人是金风尚公司。二、金风尚公司提供的皮衣购销合同足以证明金风尚公司、吴某毅以及创志公司系一个合作整体，金风尚公司与创志公司在与金井公司发生业务过程中，授权吴某毅作为代理人对外采购原材料，且该合同中即使有原材料款由吴某毅支付的约定，亦不能对抗金井公司。三、创志公司在一审中出具的证明恰恰表明吴某毅系受其与金风尚公司共同授权，金井公司亦认可送货单中有部分系吴某毅代表创志公司向其购买，故金井公司在一审中提出了追加创志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程序违法。四、本案中金井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其行为并不存在过错或过失，一审仅以金井公司与吴某毅相识即推定金井公司应对吴某毅的身份有所了解，明显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金井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金风尚公司答辩称：一、金井公司称吴某毅在与其洽谈业务之初即向其出示了金风尚公司的名片，与事实不符，且即便其陈述属实，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外观。至于金风尚公司代吴某毅付款的事实，也不能认定系基于买卖合同关系，现实中存在大量由第三人付款或向第三人付款的情形，不能仅因为代付行为成为债务人。二、《皮衣购销合同》及创志公司出具的证明，只能证明金风尚公司为吴某毅进行加工，收取加工费（在吴某毅与创志公司的服装款中扣除），以及创志公司另行向金井公司采购皮革的事实，无法得出金风尚公司和创志公司共同委托吴某毅向金井公司采购皮革的结论。三、金井公司将两个法律关系混为一谈，一审法院未追加创志公司为第三人并无不当。四、金井公司曾多次向吴某毅个人催讨，故其明知其系与吴某毅个人发生买卖关系，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案外人吴某毅与金井公司法定代表人丈夫王幼华原本相识。2013年6、7月份时，吴某毅持印有“金风尚公司吴某毅（未注明职务）”的名片与金井公司联系购买皮革。金井公司在一审中提交23份皮革送货单，开具时间在2013年7月15日至8月21日期间，送货单载明的多种类型的皮革均由吴某毅签收，收货单位栏除5份没有明显涂改外，其余18份送货单均有改写或添加。依照送货单载明的货款额与单价计算，23份皮革送货单总额为284136.95元，其中载明货物名称为编织皮的14份送货单，货款总额为128214.2元；其中2份标注“牛条”、2份未标注品名的送货单单价34元／尺，总额为48885.2元；其中一份载明为样品的送货单，金额为795元，金井公司在二审中称，该样品皮不确定是否创志公司购买；载明货物名称为羊皮的4份送货单，编号分别为1038、209、211、601，金额共计106242.55元。对此货款，金井公司在一审中自认尚有146369元未收到，其余136810.95元已由金风尚公司付清。
2013年7月5日，金风尚公司向金井公司的账户内汇款30000元，附言注明货款。7月8日，金风尚公司再次向金井公司的银行账户内汇款15000元。2013年7月10日，创志公司向金井公司汇款20000元；7月30日，创志公司再次向金井公司汇款10000元，合计30000元。2013年11月15日，金风尚公司向金井公司汇款70000元，附言注明货款。
吴某毅在一审中陈述称：金井公司系其供应商，金风尚公司系其加工单位，其于2013年5月到创志公司接单后，与创志公司、金风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金风尚公司是加工单位，创志公司是客户，其负责采购皮革、辅料，作为中间商，赚取差价。其于7月找到金井公司作为供应商，由于原本跟老板王幼华相识，价格比较低，定金是向金风尚公司借款支付，名片是其自己印制，后创志公司也定了一批绵羊皮。23份送货单均由其签收，货物全部收到，其中编号为232的系样品，与金风尚公司、创志公司无关；编号601、211、209、1038的绵羊皮系送到创志公司；其余是履行三方合同。金井公司王幼华一直向其催款，其曾向王幼华出具过一份11万元左右的欠条。
创志公司在一审中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其于2013年7-8月间，经吴某毅介绍向金井公司购买绵羊皮革，共计89419.40元，已支付3万元，另有一批绵羊皮革价值5698元存在瑕疵，故余款为53721.40元，由于金井公司一直未开具发票，造成其经济损失59232元，其保留向金井公司追索的权利。
金凤尚在一审中提交签订日期为2013年5月16日皮衣购销合同一份，甲方为创志公司，乙方为吴某毅，丙方为金风尚公司，载明：三方达成协议，加工产品为女式皮上衣，数量250件，总金额335000元，由创志公司负责提供服装样式及型号规格，吴某毅为合同中间商，全程负责原材料采购和跟单联系、交货时间，金风尚公司负责生产加工，质量保证，按期供货，资金结算方式为原材料由吴某毅负责采购及支付，创志公司付金风尚公司合同款项（金风尚公司收取皮衣加工费），金风尚公司付吴某毅中间费用。金井公司在二审中对该合同真实性不持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以及案外人吴某毅对于金井公司提供、由吴某毅签收的23份送货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与金井公司发生皮革买卖的交易相对方如何确定。
首先，金井公司认为，23份送货单中的4份（标注为羊皮、其主张金额为106667.85元）系其通过吴某毅销售给创志公司，其余19份除1份样品皮外，均系用于履行吴某毅、金风尚公司以及创志公司的三方合同，根据该合同，吴某毅系受金风尚公司与创志公司共同委托，向其采购皮革，故金风尚公司与创志公司应共同承担本案的付款义务。对此，本院认为，金风尚公司与创志公司系两个完全独立的法人，虽然创志公司未到庭，三方合同的真实性尚无法确定，但从合同内容来看，创志公司负责提供服装式样及型号规格，吴某毅负责原材料采购及支付，金风尚公司进行服装加工，款项由创志公司支付给金风尚公司，金风尚公司收取加工费后，支付吴某毅中间费用。该合同的实质是将吴某毅与金风尚公司之间的委托加工合同和金风尚公司与创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合并，但三方均为独立主体，合同中并未载明吴某毅有权代表金风尚公司以及创志公司对外采购材料，相反，材料款应由吴某毅自行支付，创志公司在一审出具的证明中亦未涉及该合同所用原料，故金井公司以该合同主张两公司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送货单中确由创志公司收取的货物，属于金井公司与创志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金井公司可另行主张，原审未将创志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
其次，金井公司认为，吴某毅在与其洽谈业务时，出示了金风尚公司的名片，金风尚公司亦于供货前支付了定金，此后又陆续支付部分货款，故其完全有理由相信吴某毅系金风尚公司业务员，其行为为职务行为。本院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其一，在日常生活中，名片的印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吴某毅在一审中也陈述，该名片系其自行印制，故仅以名片并不能证明其真实身份；且金井公司在二审中称，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王幼华与吴某毅本就相识，但是吴某毅个人没有履行能力，如果其个人购买，金井公司不会与之发生交易。在这种情况下，金井公司更应当谨慎审查吴某毅是否得到授权，或要求与金风尚公司签订书面合同，而本案中其显然并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其二，从金井公司提供的23份送货单来看，收货单位处分别记载有“阿二（即吴某毅）”、“金风尚”、“上海”等，较为混乱，且有多张存在涂改或添加，如在“阿二”后添加“金风尚”，将“上海”、“吴某毅”改为“金风尚”，收货单位处事后添加“金风尚”等等，而实际由创志公司收取的部分货物收货单位抬头亦为“金风尚”，金井公司也认可系其财务为了统一才全部改为金风尚，由此可见，金井公司在发货当时，主观上并不确定其系与金风尚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其三，金风尚公司虽支付了金井公司115000元款项，但在现实的经济往来中，付款行为可能存在多种原因，如代为履行、委托付款等等，在双方没有确定买卖合同关系的前提下，并不能据此认定金风尚公司系合同的相对方，应继续履行付款义务，更何况，对于其付款原因，金风尚公司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吴某毅亦承认金风尚公司系代其付款，故金井公司这一主张亦不能成立。
最后，金井公司又主张，三方合同中所涉及的皮革实际由金风尚公司收取并制作为成衣，金风尚公司已向创志公司结算了货款，皮革总价183906.20元，扣除金风尚公司已支付的115000元，余款68906.20元其应当支付，否则金风尚公司既不用支付原料款，还可以向金井公司追索已付的115000元，该行为有诈骗之嫌，明显对金井公司不公。对此，本院认为，金井公司在二审中认为，三方合同是真实的，如前所述，三方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吴某毅采购原料并支付，金风尚公司支付其中间费用，故金风尚公司与金井公司之间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不能因为金风尚公司实际使用了该批原料，而认定其系本案的付款主体，且金风尚公司在二审中亦明确表示，其系代吴某毅付款，并无要回已付款项之意，金井公司这一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28元，由上诉人海宁市金井皮革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审 判 员 汪先才
代理审判员 陈 蓉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 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