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云01行终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住所地：昆明市五华区茭菱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011243141140XU。法定代表人苏余晖，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慧、朱玉婷，云南凝杰鼎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施从仙，女，汉族，1937年5月27日生，云南省昆明市人，现住云南昆明市西山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淮影，女，汉族，1969年9月14日生，云南省昆明市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崇正，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与被上诉人施从仙、赵淮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给付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2行初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根据庭审调查及当事人陈述，确认以下事实：原告施从仙与杨卫民系母子关系，原告赵淮影与杨卫民系夫妻关系。2015年9月28日19时12分，杨卫民在工作期间被陈海彬驾驶豫Ｎ×××××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所撞，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陈海彬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杨卫民无责任。2016年1月21日，二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将陈海彬、豫Ｎ×××××号车辆的所有权人商丘市瑞通运输有限公司、豫Ｎ×××××号车辆投保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中心支公司诉至宜良县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误工费、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共计634212.55元。法院审理后，确认杨卫民的丧葬费为27184元、死亡赔偿金为485980元，并判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施从仙、赵淮影113012.55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范围内赔偿施从仙42105.82元、赵淮影421058.18元。现该判决已生效。根据杨卫民的用人单位云南云涌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的申请，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11月9日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杨卫民的死亡为工伤。2016年3月23日，原告向被告递交关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并给予经济补偿的申请，被告于2016年6月16日出具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核定杨卫民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576880元，丧葬补助金为27392.52元；扣除原告在上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获得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85980元、丧葬费27184元，社保审核金额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0900元、丧葬费208.52元，故最终核定金额共计91108.52元。2016年6月23日，被告划入云南云涌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的账户款项91108.52元。2016年8月18日，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金32231.5元，合计656131.5元。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原告对被告审核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不予认可而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工伤保险待遇的纠纷，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及本院管辖。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以及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履行下列职责：（五）按照规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被告具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基金的支出、核定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职责。结合原、被告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因第三人侵权已获得经济赔偿后，工伤保险基金的赔付是否需要扣除已获得的经济赔偿，即原告是否有权获得双重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的规定，原告在侵权纠纷中获得经济赔偿后仍有权向被告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同时，从上述规定进行解读分析，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除医疗费用外，是可以重复的，即原告有权获得双重赔偿，被告不应进行差额赔偿。被告虽认为根据《云南省事实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发生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的，社保经办机构是补足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但由于上述办法属于规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效力高于地方规章，故被告在核定工伤保险待遇时不应进行抵扣。鉴于此，由于杨卫民于2015年死亡，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的规定，本院依据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8844元的标准计算杨卫民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576880元；依据2014年昆明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565.42元的标准计算杨卫民的丧葬补助金为27392.52元，以上合计604272.52元。由于被告已支付91108.52元，故被告还应支付原告51316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施从仙、赵淮影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共计513164元。二、驳回原告施从仙、赵淮影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两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为：第一、一审法院错误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其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该条款规定的本意及目的在于确保受伤职工得到“充分赔偿”，并非规定其得到“双重赔偿”，“充分赔偿”不等于“双重赔偿”条款在于保障受伤职工的程序权利，并不涉及实体核算标准、支付标准，不能得出“双重赔偿”的结论。第二、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效力高于《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上诉人不应适用《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进行抵扣，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其次、关于第三人侵权的工伤赔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与《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不冲突，上诉人适用《云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核算被上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并无不妥。第三、被上诉人在实际已经得到赔偿的情况下，要求社保机构“双重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亦与基本法律原则相悖。第四、上诉人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法履行职责，及时补足了被上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该行政行为在作出及履行过程中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施从仙、赵淮影答辩称：一、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一是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性质不同；二是立法原则不同；三是赔付标准及范围不同；四是工伤保险金交纳主体是用人单位，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后，不能免除用人单位向受伤职工支付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否则工伤保险基金形成“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特权；在适用法律上，除工伤医疗费用外，法律不禁止获得民事赔偿后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没有法律规定第三人侵权工伤应当扣减第三人赔偿部分。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不应适用“补充原则”和“侵权填平原则”，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与死亡赔偿金不是重复赔偿项目。三、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案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一般特征，本院依法对此予以确认；一审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审判程序合法。根据本案收录的有效证据，经二审审理，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正确，本院亦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是为正确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而制定；本案系工伤保险行政案件,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适用上述规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病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具有社会保险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之规定，涉及私权范畴。因此，在第三人侵权引起工伤事故的情形下，会产生两种请求权，一是请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权，二是工伤职工向第三人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两种请求权的权利基础和归责原则不同，工伤补偿请求权基础是劳动者因发生工伤事故获得的一种社会保险利益，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发生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就应给予补偿，其性质属于社会法领域的补偿，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障；而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是受害人因第三人侵权致害而取得，侵权损害赔偿实行的是民法的过错原则和过失相抵等原则，侵权损害赔偿的损失包括财产性损失及非财产性损失，其性质属于私法领域的赔偿，是法律赋予受害人以维护自身权利的救济；综上，在劳动者人身权受到第三人侵害的同时又被劳动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可分别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上述两项权利。上诉人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体适格，程序适当。但针对所争议的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已获得经济赔偿后，工伤保险基金的赔付是否需要扣除已获得的相关项目的经济赔偿问题，本院认为：在既充分保障劳动者权利（不因存在工伤保险赔偿而免除侵权人责任），又有利于实现社会保险制度价值的基础上：对于实际上发生的费用，应参照民法填平原则及就高原则进行，本案中被上诉人起诉所涉及的丧葬费系实际发生费用，但民事生效判决仅认定27184元，而工伤认定应为27392.52元，故应以就高、填平原则以工伤标准认定，扣减被上诉人在民事生效判决给付中已获得赔偿的27184元，仅应补齐208.52元，一审判决对此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对于被上诉人起诉所涉及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系人身性待遇，是工伤保险责任中专有的补偿项目，即使已获得足额的民事赔偿，工伤保险仍应给付，一审判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之规定，按照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8844元的标准计算杨卫民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57688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应支付给被上诉人施从仙、赵淮影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补足的丧葬补助金208.52元，合计577088.52元，扣除已支付的91108.52元（含补足的丧葬补助金208.52元），上诉人还应支付给被上诉人施从仙、赵淮影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余款485980元。上诉人所提其他的上诉请求与法律相悖之处，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2行初第52号行政判决书；二、上诉人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施从仙、赵淮影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余款48598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施从仙、赵淮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00元，由上诉人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红审判员 曾蕙菁审判员 张 锐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李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