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民申24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田春，男，194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延法，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辉，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跃生，男，196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
一审被告：余有春，男，196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
再审申请人余田春因与被申请人江跃生及一审被告余有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2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余田春申请再审称，（一）余田春有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裁判遭受行政干预，经办审判人员被迫徇私舞弊，为判而判。一审裁判后，余田春向一审经办法官询问案件进展，该经办法官反复强调，“领导插手，不好判决，审委会不支持。”（二）本案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系伪造，且余田春申请之鉴定足以推翻原判。借款合同经江跃生私下换页，系伪造。此事实余田春在一、二审过程中均已严正提出，一、二审均将此事实作为争议焦点，但最终均未作出正确判决。目前已可通过鉴定查明证据真伪，合同换页，用以骗取司法机关错误裁判，谋取不正当利益，属于虚假诉讼范畴。余田春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也足以证明案涉合同首页在余田春不知情的情形下被江跃生替换的事实。再审过程中提交新证据，申请鉴定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三）原判法律适用确有错误。1.有法不依。一审认定，“对该合同第一页是否更换形成的事实，在双方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后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需要按举证责任分配确定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2.退一万步分析，即使原判事实认定部分正确，法律适用也存在明显错误。根据二审认定的事实，借款合同约定，合同生效之日，江跃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借款转入余有春指定账户；合同生效日为江跃生、余有春签字或盖章之日。而借款合同签订后，江跃生向余有春汇款691300元。各方并未约定余田春对70万元之外的余有春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余田春更未被告知借款合同签订时，余有春已经借有430万元，并要求余田春为其提供担保。且二审已经查明，借款合同第一页中的“剩余”二字属于合同签订后江跃生私自添加。而单方加重保证责任的，超出部分保证人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四）借新还旧，以贷还贷，保证人不知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假设借款合同真实有效，2013年9月余有春向江跃生借款30万元，江跃生提出可借70万元，但要余有春哥哥余田春提供担保，其目的是将余有春的500万元新贷，覆盖（偿还）余有春之前的430万元旧贷，同时将余田春拉入新贷的保证人，即是民间比较常见的滚动借款，典型的借新还旧，以贷还贷。（五）程序上，二审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而且存在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二审开庭中仅有一名审判人员出庭，使得当事人无法主张回避权利。而且当庭未进行法庭辩论，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六）江跃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规定的其他情形。（七）二审认定借新还旧的430万元系案外借款，事实认定错误，为判而判。二审认定，“因余有春对本案外与江跃生尚有430万元借款的事实并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事实上该笔借款并非本案外，正是余有春与江跃生的一笔旧贷，总金额430万元。余田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第九项、第十三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在于，余田春为余有春向江跃生借款提供担保的金额是70万元还是500万元，该争议焦点主要涉及案涉借款合同第一页有无被替换的事实认定。余田春认为，2013年9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70万元，现江跃生提供的借款合同的第一页系替换而成。江跃生则认为，余田春提供担保的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案涉借款合同第一页并不存在替换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从江跃生提供的借款合同看。该借款合同由两页组成，第一页载明，乙方因资金周转用途需要，向甲方借款，并由丙方提供担保。为了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其中第一条约定，借款金额：乙方向甲方借款（大写）伍佰万元整（￥：5000000元）”。借款交付采用下述第2种方式，2.甲方于本合同生效之日直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剩余借款转入乙方账户。对于该页内容，当事人确认，除第一条第2项中的“剩余”二字系江跃生书写外，该页中合同当事人、借款用途、金额、期限、利率、交付方式等手写内容均系余有春书写。且余有春还在该页书写的借款金额、期限上捺印，并在两页中缝捺印。而合同第二页除打印内容外，为各方当事人的签名和捺印。另，在第二页反面还详细载明500万元的组成，并由余有春签名捺印。对于上述借款合同第二页即各方当事人签名捺印页的真实性，余田春不持异议，但认为合同第一页原载明的借款金额为70万元，现该页被替换，且认为第二页反面内容系未经其同意而添加。为证明其上述主张，余田春提供了其委托代理人向余有春的调查笔录、余田春与江跃生的通话录音及余有春与江跃生的通话录音等证据。从余有春的陈述看，余有春认可合同第一页在合同签订后被替换的事实。而通话录音中，江跃生虽认可借款合同签订后交付70万元，但并未承认借款合同第一页被替换的事实。鉴于余有春与余田春系兄弟关系，且余有春的陈述亦缺乏相应证据证明，故一、二审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而对于余田春主张的合同被替换的事实，一审曾以江跃生涉嫌虚假诉讼为由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公安机关经调查认为，江跃生涉嫌犯罪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一审按民事案件处理。据此，因江跃生提供的借款合同的第一页有余有春的签名捺印，余田春主张该第一页被替换，依据不足。结合借款合同第二页载明“案涉合同一式两份”，而余有春和余田春均未能提交本应由其二人中的一人所持有的另一份合同原件予以比对，故二审对上述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符合证据优势原则，并无不当。其次，根据江跃生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能够证明在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前，江跃生向余有春支付430万元，以及在借款合同签订后，江跃生通过他人账户向余有春支付691300元的事实。而对于江跃生支付的691300元，余有春认可该金额与70万元的差额系借款费用，其愿意承担，并认可总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在此，涉及借款合同第一页中合同第一条第2项的“借款”之前“剩余”二字的添加问题。江跃生认可该二字系其添加，虽然对于添加的时间系在合同签订前还是在合同签订后，江跃生的陈述前后不一，但鉴于该二字的添加与否并不能否定江跃生与余有春之间存在500万元的借款关系，亦不能否定余田春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并非500万元，故余田春以此主张合同系虚假，依据不足。同时，还涉及二审对余田春提供的银行对私账户明细对账单的认证问题。余田春提供该证据欲证明一审中江跃生提供的银行单据与余有春的银行对账单不一致，进而证明一审查明的江跃生与余有春之间的借款本金存在问题，即虽然双方确认借款金额是430万元，但其中包含利息，并非都是本金。鉴于江跃生、余有春认可双方之间除案涉500万元外尚有其他资金往来，故二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但二审表述为“因余有春对除本案外与江跃生尚有430万元借款的事实并无异议”有误，应为“因余有春对除本案外与江跃生尚有其他资金往来的事实并无异议”。再次，关于余田春提出本案系借新还旧、以贷还贷问题。根据江跃生及余有春的陈述，借款合同载明的500万元借款系由借款合同签订前支付的430万元及借款合同签订后支付的70万元组成，也即江跃生与余有春签订借款合同并无以贷还贷的意思表示，故余田春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一、二审认定余田春为余有春向江跃生借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500万元，并判令余田春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至于余田春提出原审遭受行政干预，审判人员被迫徇私枉法问题；二审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仅一名审判员出庭，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问题；江跃生触犯刑法问题，均依据不足，不能成立。而余田春申请对借款合同进行鉴定，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不予准许。综上，余田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七项、第九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余田春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孙光洁
代理审判员 王富新
代理审判员 方小欧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曼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