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广海法初字第761号
原告：盈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PROJECTCARESANITARYART-ICLESCOMPANYLIMITED）。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
法定代表人：夏谷贻，该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绍军，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翁玲玲，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瀚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
法定代表人：李丽华，该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樊赛琪，该司职员。
原告盈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因与被告上海瀚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7月3日（8月5日补正）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8月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林依伊独任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耿利君担任本案记录，于2014年8月26日、9月2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并于9月2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黄绍军、翁玲玲，被告法定代表人李丽华、委托代理人樊赛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是一家注册地在澳门，从事纸尿裤等卫生用品生产及销售的公司。因长期向韩国客户销售纸尿裤，原告委托盈家（珠海保税区）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称盈家公司）生产加工后直接将纸尿裤从珠海港口发运给韩国客户公司。为此，原告、盈家公司共同作为甲方与被告签署货物海运放行协议委托被告办理货物托运事宜。2014年3月初，盈家公司代原告向被告订舱将一批纸尿裤运往韩国仁川港。被告随后向广州市航商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KONGHINGAGENCYLTD.）（以下称广州航商公司）订舱，该司是承运人兴亚海运有限公司（Heung-
AShipingCo.，Ltd）在广州的船舶代理公司。订舱完成后，原告将该批货物在珠海九洲港装运并办理货物出境的报关手续。货物装运后，广州航商公司以承运人名义出具电子提单（提单号HASLPG03D3EAL51）给被告，被告将电子提单复印件交原告。该批货物已于3月21日到达韩国仁川港。原告在货物到港前即发函通知被告将货物交付给韩国的收货人。但被告在收到通知后却拒绝通知广州航商公司放行货物。此后，原告多次催促，但被告均不予理睬。据广州航商公司称，被告在5月直接要求广州航商公司向其寄送了该批货物的提单原件。由于被告拒绝放货，导致货物一直滞留目的港并产生大量滞港费用。请求判令：1.被告将HASLPG03D3EAL51号提单交还原告，或赔偿货款损失人民币189，306.46元；2.被告赔偿原告因扣留货物产生的租柜费用、码头费、仓储费等30，000元。在审理期间，因涉案货物已被交付，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承担因扣留货物产生的租柜费用、码头费、仓储费等费用（以下称滞港费用）人民币23，5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货物海运放行协议，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签署海运协议，约定被告不得因为任何原因扣留原告货物；2.提还柜通知书，用以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定舱发货到韩国；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区出境货物备案清单；4.盈家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据3和4，用以证明货物由盈家公司代原告将货物发往韩国；5.承运人签发的HASLPG03D3EAL51号提单样稿，用以证明被告从船代公司广州航商公司处获得了本案争议提单，并将其发给了原告；6.原告委托代理人出具的律师函和国内特快专递邮件收据，用以证明原告在4月22日发函给被告，要求其放行争议货物；7.原告5月8日签署的放货催促函，用以证明原告在5月8日再次发函要求被告立即放货；8.原告5月8日签署的放货通知及申通快递详情单（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拒绝放货后，原告直接发函给广州航商公司，要求其放行该货物；9.发件人BeeYung用gzbee@konghing.com.cn电子邮箱与收件人为WENGLINGLING用wenglingling@dsmail.cn邮箱通信的电子邮件及HASLPG03D3EAL51号正本提单样稿；10.正本提单翻译件，证据9和10，用以证明广州航商公司已向被告开具正本提单；11.小规模电子发票样稿及翻译件，用以证明因为被告扣货5个月，导致产生目的港滞港费用共计3，914，740韩元，折合人民币23，560元的损失；12.原告与DS-
distribution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销售合同，用以证明原告与韩国收货人DS-
distribution存在货物买卖关系；13.2月份生产计划，证明DS-
distribution向原告下订单；14.8月22日通知样稿，证明涉案货物在目的港滞港费用，人民币23，560元已由原告公司实际承担。该费用由收货人预交，并且从收货人向原告公司应支付的货款中扣除。
被告辩称：首先，原告提交的报关单显示原告与收货人之间的贸易方式是FOB，即卸货港产生的费用均由收货人支付。而实际上，收货人对卸货港费用无任何异议且已全额支付了相关费用后提货，与原告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并非适格诉讼主体，如原告自愿就此向收货人赔偿则与被告无关。第二，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被告根据原告出具的电放保函请求承运人放货后，有权利不向原告交付提单，原告也从未向被告索要过提单。因此被告并无扣单的主观行为，也无因扣单引起的目的港费用。第三、涉案货物虽到目的港多日，被告却一直未收到原告和收货人的运费和付费计划，货物在目的港产生的费用与被告无关。第四、原告应该向被告支付涉案货物的起运港代理费用及海运费。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办理涉案货物出口手续，应该向被告支付代理费用，但是原告至今拖欠被告代理费用人民币24，403.20元，本案运费2，606.62美元。经原告确认的提单确认函以及提单均载明涉案货物运费预付，而原告从未向承运人支付该笔运费，实际上该笔运费系由被告代原告支付。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立即支付其欠付被告的代理费人民币24，403.20元及运费2，606.62美元，共计人民币40，042.92元。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1.货运委托书，证明原告委托被告运送涉案货物；2.原告2014年3月17日出具的电放保函，证明原告不需要正本提单；3.HASLPG03D3EAL51号电放提单样稿，证明发货人可凭电子提单提货；4.广州航商公司出具的发票样稿；5.银行付款电子回单，证据4和5，证明被告已将海运费付给承运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4、5、6、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六份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证据1，被告以没有用印记录为由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协议落款加盖双方印章，内容可与被告提交的货运委托书、电放保函、提单样稿及庭审情况相互印证，被告未提出反证，所以对该协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3，被告对海关保税区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中的交易方式为FOB有异议，本院认为该清单内容可与销售合同以及庭审情况可相互印证，所以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7放货催促函，被告以未收到该函为由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放货催促函虽是原告单方出具的函件，但可与其它证据、庭审情况相印证，也符合海运操作习惯做法，所以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8，被告以该函发给案外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函虽为发给案外人广州航商公司的函件，但其内容可与其它证据、庭审情况相印证，也符合海运操作习惯做法，所以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9、10，被告以该证据为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邮件往来为由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虽然电子邮件内容涉及案外人，但邮件内容及作为附件的正本提单样稿可与双方提交的证据、庭审情况相互印证，正本提单样稿与被告提交的提单样稿、货运委托书等相互印证，也符合海运操作习惯做法，所以对该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11，被告对该两张发票真实性及金额没有异议，但需要核实是否含滞期费。本院认为被告在与承运人及其代理人联系比原告更为密切和便捷的情况下未在庭审结束后规定时间内反馈核实意见，应认定为放弃提出异议权利，所以本院对该两张发票的证明力予以认定，目的港码头费用包含货物滞留产生的费用。证据13，被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生产计划无法分辨出具体的时间和主体，所以不予采信。证据14，被告认为该证据不是原件，不具合法性，境外形成也未翻译。本院认为，该通知为样稿，没有原件供核对，系在我国境外形成的证据，且不具有域外形成的证据的有效证据形式。本院要求原告在9月5日前提交原件核对，办理相应公证认证或证明手续，并说明出具证明主体的身份以完善举证。由于原告未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也没有其它证据可供印证，所以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两份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被告证据2，原告对电放保函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电放保函载明提单号、船名航次、托运人、收货人等信息均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同时对判断双方权利义务具有作用，因此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4，被告为证明其为原告代付货物起运港的港杂费、订舱费、单证费、电放费、集装箱不平衡附加费等费用，提交了广州航商公司出具的发票样稿。原告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不予认可，即使为原件也不能证明原告应承担该费用。被告称可提供原件供核对。本院要求被告在9月5日前提交原件核对质证，完善举证。由于被告未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所以对该份证据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5，被告为证明其向承运人代付运费，提交了银行付款电子回单，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电子回单载明提单号、付款人、收款人等信息均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因此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被认定有证明力的证据，结合庭审情况，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在2013年7月1日与韩国的DS-
distribution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该司销售婴儿纸尿裤产品，交货地点为工厂交货（珠海保税区）或FOB九州港。运输费用和负担：一切货物出品的船务费、保险费及提单费和风险，全部由DS-
distribution公司承担。报关费用和负担：货物出口由原告负责，报关费用由原告负担。
原、被告签订货物海运放行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运输货物到韩国仁川港，原告只负责将货物送到珠海九州港，货物到达九州港前的报关、拖车费用和码头费用由原告承担，海运费和其它的附加费用均由DS-
distribution公司支付，原告不承担任何费用。原告收到DS-
distribution公司货款时会以文件通知被告放行货物，而被告放货时必须要有原告的签字盖章的电放文件才可以放行货物，否则造成原告货款损失每个集装箱约35，000美元被告需要赔偿原告。被告应及时向原告的客户收取海运费，对于客户拖欠被告的海运费与原告无关，被告不能因为海运费或其它原因扣押原告货物，否则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2014年3月6日，原告委托被告安排订舱将一批婴儿纸尿裤产品用40英尺高柜从中国珠海九州港运往韩国仁川港，货运委托书记载：托运人原告，收货人及通知方DS-
distribution公司，起运港中国珠海九州港，目的港韩国仁川港，海运费到付，唛头BREEZE，件数及包装1700，品名纸尿裤（DIAPERS），毛重10，000公斤，一个40英尺高柜。原告将货物装箱后办理了海关保税区出境货物备案手续，成交方式FOB。被告接受委托后，将上述货物委托兴亚海运公司运输。3月13日，兴亚海运有限公司作为承运人出具HASLPG03D3EAL51号记名提单样稿，记载：货物共计为1，668箱纸尿片，毛重10，136.9公斤，被装载于一个40英尺高柜中，通知方DK企业有限公司（DKENTERPRISECO.，LTD），运费预付，签发地黄埔，其他有关托运人、收货人、装货港、卸货港、唛头等信息与货运委托书上的记载一致。3月14日，被告向广州航商公司支付了提单项下货物运费人民币2，995元。3月1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电放保函，约定HALSPG03D3EAL51号提单项下的货物在目的港凭电传放货，原告向被告呈交该货物全套正本提单，保证提单的背书全部连续有效，并申请被告办理在目的港将题述提单项下的货物电放给DS-
distribution公司。保函有效期至签发日后的25个月。3月21日，货物到达目的港韩国仁川港。4月28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寄送律师函，要求被告不得因海运费用或其它原因扣押货物，对涉案货物立即放行，否则追究被告法律责任及因此产生的损失。5月8日，原告再次催促被告立即放货。同日，原告向广州航商公司寄送放货通知，要求该司释放涉案货物。5月18日，被告收到正本提单。5月19日，广州航商公司将载有正本（ORIGINAL）字样的提单样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原告。8月19日，收货人DS-
distribution公司在支付目的港码头费用（含货物滞留期间产生的费用）3，914，740韩元，折合人民币23，560元后，提取了本案货物。
原、被告在庭审中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
本院认为：本案是一宗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案由海事法院管辖。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珠海市，属本院辖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本案货物从中国珠海九州港运至韩国仁川港，具有涉外因素。原、被告一致同意适用中国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
原告委托被告为其就涉案货物办理租船订舱事宜，被告实际代为办理订舱出运事宜，原、被告之间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该货运代理合同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为委托人，被告为受托人，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在目的港留置货物的行为是否有过错，留置货物所产生滞港费用应否由被告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委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本案中，被告按照原告委托向承运人订舱并安排涉案货物运抵目的港，同时，原告向被告开具了有效期为25个月的电放保函，表明涉案货物为目的港电放。作为受托人，被告完成了原告委托的订舱出运等事务，已履行了其作为受托人的法律义务。
由于原告与被告约定本次运输的运费支付方式运费到付、原告与收货人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原告办理货物出境报关备案手续，均显示原告与收货人约定的贸易术语为FOB，这表明本次货物运输的运费应由收货人支付、承担，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提取货物前负有支付运费的义务。虽然被告已先行向承运人代付了本次运输的运费，但并未改变运费应由收货人承担的实质，也不能免除收货人在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支付运费的义务；同时，该代付运费实为被告代收货人支付的运费，而非代原告支付。收货人没有在提货前及时支付运费是货物到达目的港后产生滞港费用的原因，被告对此并无过错。因此，该货物滞港费用应由收货人承担，收货人不应将此责任和费用转嫁给作为托运人的原告，原告也不应接受并承担此费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关于“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负担因货物被扣留产生的租柜费用、码头费、仓储费等滞港费用人民币23，56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原告提出上述滞港费用收货人从货款中扣除，但原告仅提交了一份通知样稿，且系在我国境外形成的证据，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的规定，该证据不具备我国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同时，也未在本院要求的期限内办理相应公证或证明手续，完善举证。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有效证明其损失的依据和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被告在答辩中要求判令原告向被告支付拖欠代理费人民币24，403.20元及运费2，606.62美元，共计人民币40，042.92元的请求，因被告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间预交反诉诉讼费，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本案不予审理。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盈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29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林依伊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耿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