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兰凤，女，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0925。委托代理人：杨健强，广东中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育思，男，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121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伟斌，男，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0613。上诉人黄兰凤因与被上诉人杨育思、蒋伟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8日，杨育思（甲方）与蒋伟斌（乙方）签订《借款合同》，载明“乙方因需资金周转，现向甲方借款现金人民币肆万元正（￥40000元），借款期定于2013年4月8日至2013年5月7日止。如乙方未能按期还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蒋伟斌在该《借款合同》下方备注收到杨育思交来的现金40000元。2013年5月31日，杨育思（甲方）与蒋伟斌（乙方）签订《借款合同》，载明“乙方因需资金周转，现向甲方借款现金人民币贰万元正（￥20000元），借款期定于2013年5月31日至2013年6月29日止。如乙方未能按期还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杨育思将上述合同中的数额改成30000元，并在合同下方备注“更改借款为叁万元（￥30000元）”。同日，杨育思从名下建设银行62×××09账户转账3000元到被告蒋伟斌名下建设银行62×××17账户，并从名下光大银行62×××44账户提取现金12300元。2013年7月28日，杨育思（甲方）与蒋伟斌（乙方）签订《借款合同》，载明“乙方蒋伟斌因需资金周转，现向甲方杨育思借款现金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正（￥25000元），借款期定于2013年7月28日至2013年8月5日止。如乙方未能按期还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2015年2月26日，杨育思（甲方）与蒋伟斌（乙方）签订《借款合同》，载明“乙方因家庭需资金周转，现向甲方杨育思借款现金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正（￥25000元），借款期定于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26日止。乙方同意每月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利息”。蒋伟斌在《借款合同》下方备注收到杨育思交来的现金250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杨育思催促还款未果，遂于2015年4月21日诉至原审法院。案经审理，杨育思表示其与蒋伟斌于2015年2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对蒋伟斌在2013年2月26日借款25000元的确认。杨育思在2013年2月26日从名下光大银行62×××44账户转账23000元至蒋伟斌建设银行62×××17账户。另查明：蒋伟斌与黄兰凤于2000年1月26日登记结婚。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蒋伟斌向杨育思借款的问题；二是利息问题；三是黄兰凤的责任问题。关于焦点一。对于蒋伟斌于2013年4月8日和2013年7月28日分别向杨育思借款40000元和25000元，有杨育思举证的《借款合同》、建设银行62×××09账户及光大银行62×××44账户银行流水佐证，且蒋伟斌、黄兰凤没有提交证据反驳，故该院予以认定。对于杨育思主张蒋伟斌于2013年5月31日向杨育思借款30000元，并提供《借款合同》证实，但由于《借款合同》上打印的借款数额是20000元，虽经杨育思修改为30000元，但没有蒋伟斌的签名确认，杨育思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该修改是双方的合意，同时，杨育思主张除通过转账3000元和从银行提取现金12300元支付借款外，还通过现金方式支付14700元给蒋伟斌，但杨育思未能举证证明在实际履行中支付了30000元借款，所以该院依据《借款合同》上记载的借款20000元确认蒋伟斌于2015年2月26日向杨育思借款20000元，对超出该数额部分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蒋伟斌于2015年2月26日向杨育思借款25000元，杨育思主张是蒋伟斌对2013年2月26日借款25000元的确认，并提交名下光大银行62×××44账户银行流水佐证，且蒋伟斌备注已收到杨育思的借款25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故原审法院对对上述借款25000元予以认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蒋伟斌向杨育思合共借款110000元（40000元+20000元+25000元+25000元）。蒋伟斌未按约定的期限还清借款给杨育思，显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杨育思诉请蒋伟斌偿还上述拖欠的借款110000元，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对杨育思请求超出上述数额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对于借款期内的利息，杨育思与蒋伟斌在2015年2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内计算利息，杨育思据此主张该笔借款借期内即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26日计付利息符合双方约定，该院予以支持，但杨育思与蒋伟斌在2013年4月8日、2013年5月31日和2013年7月2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对借款期内的利息问题没有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应视为借款期间不支付利息。对于逾期利息，杨育思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付，符合杨育思与蒋伟斌双方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故蒋伟斌应以40000元、20000元、25000元和25000元为本金，分别从2013年5月8日、2013年6月30日、2013年8月6日和2015年2月26日计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对超出该数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蒋伟斌与黄兰凤是夫妻关系，上述债务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蒋伟斌名义所负的债务，由于蒋伟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债务属于蒋伟斌的个人债务，黄兰凤提交的证据（1.商品房购销合同1份；2.房地产权证1份；3.银行帐号明细1份）亦未能证明上述债务属于蒋伟斌的个人债务，且黄兰凤反映蒋伟斌在2013年自称做生意需资金周转向亲戚借款，与本案的借款时间、原因相吻合，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黄兰凤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杨育思请求黄兰凤还款付息，合法合理，该院予以支持。蒋伟斌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是其自行放弃诉讼权利，该院对本案依法予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蒋伟斌、黄兰凤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杨育思偿付借款11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以40000元、20000元、25000元和25000元为本金，分别从2013年5月8日、2013年6月30日、2013年8月6日和2015年2月26日计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杨育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给权利人。本案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1350元，由杨育思负担112元，由蒋伟斌、黄兰凤共同负担1238元。上诉人黄兰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案件所涉的四宗借款中，有两宗仅有借款人蒋伟斌的《借款合同》而并没有蒋伟斌出具的收据，而作为出借人对没有收据的这两笔借款举证不足，其依据是一些银行的取款记录，但这些记录与借款的金额并不一致，也没有第三人在场证实，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认定上述两笔借款成立并生效，有违反我国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一审审理期间，黄兰凤提供了《商品房购销合同》及个人的银行账号明细，证明了黄兰凤与蒋伟斌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重大支出，作为家庭的唯一住房及家庭内仅有的较大价值财产的房屋是1999年向建行贷款购买，至2007年4月29日已还清贷款。故此，不存在夫妻共同的重大开支。而黄兰凤在江门市电视台工作，每月平均有4000多元的工资收入，足够维持家庭支出，蒋伟斌并无向家庭支出。而在2013年期间，蒋伟斌到处举债，除了本案之外，黄兰凤后来还得知蒋伟斌向他人借款被起诉查封了家庭住房，案件同样在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蒋伟斌在同一时间段内大量举债，根本不可能是为家庭的共同支出而举债，为此，应属于其个人债务而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定蒋伟斌的个人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没有综合上述情况予以认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是错误的，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均无法证明该笔债务是否用于债务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而在本案中，从借款人蒋伟斌大量举债，家庭无重大开支、出借人从未告知黄兰凤有借款存在这一系列的事实来看，均可证明本案所涉的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中第（3）点的规定，即使所借债务用于从事经营活动也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借款应属蒋伟斌的个人债务，与黄兰凤无关。二审期间，黄兰凤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一审认定“黄兰凤反映蒋伟斌在20163年自称做生意需资金周转向亲戚借款，与本案的借款时间、原因吻合”是曲解黄兰凤的陈述，庭审时黄兰凤解释为何2013年底开始与蒋伟斌分居，是因为亲戚2013年底告知黄兰凤蒋伟斌向其借款，借款时间为2007年至2010年间，之前一直未告知黄兰凤，黄兰凤得知后要求蒋伟斌解释，蒋伟斌自称是做生意但未解释做什么生意。对于蒋伟斌隐瞒行为黄兰凤很气愤所以导致双方分居。在蒋伟斌向亲戚借款的时候黄兰凤并不知情，一审法院的认定断章取义，曲解了黄兰凤的意思，导致作出这一错误的认定。事实上，即使2013年蒋伟斌曾向亲戚借款，也只是其债务的一部分，黄兰凤对于蒋伟斌的大量债务毫不知情，不能因为向亲戚借款就推断黄兰凤知情及确认其借款，这种推理毫无根据。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理应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对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请求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如夫妻一方不能证明该债务已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审判人员根据案件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同时存在以下情形的，可按个人债务处理：（1）夫妻双方不存在举债的合议且未共同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2）该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3）债务形成时，债权人有理由相信该债务不是为债务人的家庭共同利益而设立“等法律规定，即使蒋伟斌有借款，但所借款项并未用于与黄兰凤的家庭生活，因此属蒋伟斌的个人债务，与黄兰凤无关，应由蒋伟斌个人承担。被上诉人杨育思答辩称：借款是蒋伟斌借的，但其与黄兰凤是夫妻关系，应该共同承担借款责任，其他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兰凤提供如下证据：1、（2015）江蓬法执字第355-2号案执行资料，证明该案的被执行人与本案的借款人、担保人重叠，蒋伟斌、梁东星、徐金平等人借款均为互为担保，显然是属于个人债务，不可能是为家庭的共同支出而举债。2、杨育思诉练志威、蒋伟斌案资料，证明杨育思向练志威借款由张伟彬作为担保，在练志威未按时还款仍向蒋伟斌借款，明显不合常理。涉案应属于虚假借款，由此可以推断不可能是为家庭的共同支出而举债。3、（2014）江蓬法荷民初字第77号案资料，证明蒋伟斌在黄兰凤不知情的情况下借款，且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黄兰凤无需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上诉人杨育思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无原件予以核对，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即使蒋伟斌的借款是用于做生意也是为了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涉案借款应该由蒋伟斌夫妻共同承担。本院对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蒋伟斌曾为他人借款作担保或借款的事实，但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或涉案借款属于蒋伟斌的个人债务，本院依法不予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明力。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围绕上诉人黄兰凤的上诉请求，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借款是否属于黄兰凤与蒋伟斌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涉案蒋伟斌向杨育思的借款，杨育思提供了相应的借款合同、银行流水清单及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在一审期间蒋伟斌并未出庭应诉，在一审宣判后蒋伟斌也并未就此提出上诉，应视为蒋伟斌放弃抗辩应诉的权利。黄兰凤对于涉案杨育思所主张的借款数额及真实性虽提出异议，但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本院依法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蒋伟斌向杨育思借款11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属于黄兰凤与蒋伟斌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黄兰凤上诉称其对借款并不知情，蒋伟斌所借款项并不是基于家庭生活之需所借，也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属蒋伟斌个人债务而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黄兰凤无需对涉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当债权人起诉夫妻双方要求还款时，债权人只要证明债务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完成初步举证责任，该债务应首先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若否认共同债务且拒绝承担还款义务的，须证明上述法律规定除外情形存在，或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除外情形。涉案借款发生于蒋伟斌与黄兰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黄兰凤虽以其不知情且未从中受益为由，主张涉讼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未能举证证明存在上述法定除外的情形或证实杨育思与蒋伟斌明确约定涉案债务为个人债务或杨育思明知该债务为个人债务仍与蒋伟斌进行债务往来的情形，黄兰凤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债务属于蒋伟斌的个人债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黄兰凤主张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意见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来认定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规定主要是针对处理夫妻离婚关系时夫妻债务在夫妻之间如何承担的内部关系问题，离婚诉讼中对夫妻债务性质的认定并不必然影响到债权人向夫妻双方求偿时所形成的外部关系的认定，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蒋伟斌和黄兰凤应共同承担涉案借款的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黄兰凤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黄兰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萍辉审 判 员  蔡镇海代理审判员  应海燕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李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