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民终7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前进路6号。
负责人罗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延超，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提起反诉或上诉、和解、调解，代为应诉答辩、参加庭审、提起各种申请（鉴定／上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办理诉讼退费等事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利，男。
委托代理人贺艳辉，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反驳上诉请求，代为进行和解、调解，代收法律文书等。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与被上诉人朱利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樊城区人民法院（2015）鄂樊城民三初字第00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5日受理后，由审判员周桂荣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杨、审判员陈博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7日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延超，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贺艳辉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4年11月17日，朱利作为被保险人为其所有的鄂FJE0**号车辆在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以下简称三者险）及不计免赔条款。其中三者险的保险金额为3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4年11月22日起至2015年11月21日止。三者险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保险机动车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失，对被保险人依法应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给予赔偿。”第十六条约定：“除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依据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时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且出险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事故责任比例没有明确规定的，保险人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保险人按50%事故责任比例计算赔偿……”2015年7月30日，宋文强驾驶鄂FJE0**号大型普通客车沿316国道由东向西行驶，行至316国道襄阳市1445KM＋800KM路段，未安全驾驶，与由北向南横穿道路骑自行车的袁玉清相撞，造成袁玉清当场死亡，两车受损。该事故经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樊城大队认定：宋文强、袁玉清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2015年8月4日，宋文强与袁玉清家属在襄阳市樊城区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如下协议：宋文强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长子朱义龙、次子朱伟、长女朱小风、次女朱春凤）抢救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共计各项损失176616元。同日，宋文强作为肇事司机，代表朱利向袁玉清的家属支付176616元赔偿款。因朱利向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理赔未果，引起本案纠纷。
原审另查明：袁玉清出生于1941年4月17日，生前系农民，其丈夫朱礼明已死亡。二人育有两子两女，长子朱义龙、次子朱伟，长女朱小风、次女朱春凤。长子朱义龙，1968年7月2日出生，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茶庵村4组，因患有精神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且未婚育，靠母亲袁玉清抚养。2015年8月5日，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接受樊城区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托，对朱义龙的劳动能力丧失程度进行法医学评定，认定朱义龙智力低下，已构成七级伤残，相当于劳动能力丧失40%。
原审认为：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同意为原告所有的鄂FJE0**号车辆承保交强险、三者险及不计免赔条款并出具保险单，双方之间保险合同成立，保险合同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该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义务、享有权利。在保险期间，宋文强驾驶投保车辆，因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袁玉清死亡，对被保险人朱利依法应当支付的赔偿金额，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亦应当在交强险和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2015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袁玉清的丧葬费为21609元（43217元÷2），死亡赔偿金为65094元（10849元×6年）。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因交通事故发生时，袁玉清已74周岁，一般情况下不应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但本案中袁玉清的长子朱义龙智力低下，劳动能力丧失40%，又无其他生活来源，袁玉清生前靠种地抚养朱义龙，鉴于该实际情况，参照死亡赔偿金计算年限，本院酌情支持52086元（8681元×6年）。本次交通事故中袁玉清的死亡确实给其家人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应当给予一定的精神抚慰，庭审中，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认为朱利主张60000元精神抚慰金过高，综合考虑本案交通事故的过错责任、伤亡情况及本地的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5000元，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关于袁玉清的抢救费，原告虽提供收费票据，但因该票据的内容为手写，且时间为2015年8月2日，与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事故发生于2015年7月30日，袁玉清当场死亡的内容不符，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袁玉清近亲属为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上述费用均为必然产生的费用，且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对上述两项费用的产生亦认可，要求法院对数额进行核减，一审法院酌情支持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1292元（26209元÷365天×6人×3天）。关于袁玉清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住宿费，并非必然产生的费用，且原告提供的票据非正式发票，无法证明该费用与办理袁玉清丧葬事宜之间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对此证据不予确认。综上，袁玉清的损失共计157081元。因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先予赔偿，对于剩余部分在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三者险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约定：“除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依据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时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且出险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事故责任比例没有明确规定的，保险人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保险人按50%事故责任比例计算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据此，上述保险条款第十六条属免责条款，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应对该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庭审中，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尽到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且相关法律法规对事故责任比例有明确的规定，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来确定保险公司的责任比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属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三）非机动车、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同时参照《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上述规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时，应侧重于保护非机动车、行人一方的利益。本案中承保车辆属于机动车，而对方袁玉清骑行自行车属非机动车，故朱利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权人应按60%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而朱利该部分损失属于三者险的赔偿范围，故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剩余部分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在三者险范围内赔偿28248.6元［（157081元-110000元）×60%］。综上，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三者险限额内赔偿朱利共计138248.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之规定，判决1.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朱利保险金138248.6元；2.驳回朱利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太平洋财险襄阳支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没有考虑到死者袁玉清的儿子朱义龙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一点，而且朱义龙其他生活来源也不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100000元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朱利服从一审判决，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查明，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保险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受合同约束。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的确定。上诉人主张，根据司法鉴定意见朱义龙智力低下，构成七级伤残，相当于劳动能力丧失40%，故应扣减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上诉人主张根据被扶养人朱义龙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同时，虽然鉴定意见认为朱义龙相当于劳动能力丧失40%，但是朱义龙所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其长期没有职业和其他生活来源，依靠其母抚养，故袁玉清的死亡已经实际造成朱义龙失去生活来源的后果，一审法院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故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7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桂荣
审判员 张 杨
审判员 陈 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邹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