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3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奕才，住所地广东省兴宁市。
委托代理人：邓丽婷，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董欢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婉玲。
委托代理人：黄宇莹，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奕才因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安公司)、陈婉玲曾因涉案车位发生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依法立案审理，案号为（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原审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记载查明事实如下：2001年7月27日，陈婉玲（乙方）与金安公司（甲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编号：穗房预合字XXXX号），订明乙方向甲方购买海珠区新凤凰村以北珠江泳场南面翠锦阁A幢车库xx号车位，建筑面积为20平方米，总金额为115000元；甲方须于2001年7月28日前，将经竣工验收……的商品房交付乙方使用；该商品房竣工验收之日起30天内，甲方应到广州市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办理测权及权属登记手续；甲方取得权属证明书后30天内协助乙方到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交易过户手续；等等。上述合同经广州市房地产交易所预售合同登记。陈婉玲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金安公司出具的日期为2001年7月28日的《收据》，载明：收到陈婉玲购买翠锦阁车位总款支票壹张115000元。2、金安公司出具的日期为2001年8月25日的《收据》，载明：今收到陈婉玲缴款车库契税2070元。3、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于2013年8月1日出具的《依申请公开信息复函》，载明涉案车位预购人为陈婉玲，无抵押登记记录；等等。该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陈婉玲办理广州市海珠区新凤凰村以北珠江泳场南面翠锦阁A幢车库层xx号车位的房地产权证（《商品房预售合同》编号：穗房预合字xxxx号）。该判决已于2014年4月1日生效。
陈婉玲于2015年4月24日经登记取得涉案车位的所有权。
原审另查，陈婉玲与金安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甲方代表人/代理人签章处有梁奕才的印章。
梁奕才于2015年5月1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书所有判决内容。2、确认梁奕才是广州市海珠区新凤凰村以北珠江泳场南面翠锦阁A幢车库层xx号车位权属的实际所有人。3、本案诉讼费用由金安公司、陈婉玲共同承担。
原审诉讼中，梁奕才表示：是以出资的方式参与合作建房，金安公司成立第三开发部，由梁奕才来承包这个开发部；没有出资证明；时间太久，记不清楚根据什么确定涉案车位由梁奕才所有；梁奕才是2014年9月上旬知道法院作出了（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书。陈婉玲表示：2013年6月31日梁奕才有报警，警察到场后，双方有签订一个协议，协议内容双方同意停止使用涉案车位，待法院判决后再使用；这可以说明在2013年6月30日之前涉案车位一直是由陈婉玲使用的，后梁奕才说陈婉玲没有房产证，不让陈婉玲使用涉案车位。对此，梁奕才表示：2013年6月30日警察在报警回执后写了“经协商双方同意江怡路xx号地下车库xx车位双方停止使用待法院打官司后再定可否使用”。
梁奕才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
1、金安公司（甲方）与梁奕才（乙方）于1996年6月8日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以“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广州市范围开展房地产经营；乙方成立“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开发部”，作为甲方所属机构，负责房地产开发的各项技术业务工作；乙方房地产开发项目计划需报甲方审查，为开展房地产业务上报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要文件和对外签订房地产开发的合同，均由甲方审查同意后签字盖章；经营房地产需投入的资金、经营场地和设备，均由乙方自行解决；等。金安公司（甲方）与广州市顺某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乙方）于2007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复印件，该合同约定：翠景阁小区，是1996年6月8日由甲方与梁奕才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商定：“同意梁奕才（乙方）成立广州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开发部-
下称三部，为甲方的所属机构。负责房地产开发的各项技术，业务工作，并实行由梁奕才承包该第三部（详见《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翠景阁小区就是由第三部承包开发的小区；等。《投资许可证》。
2、广州顺某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3、广州顺某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广州航道局于2010年11月4日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复印件、《车位租赁管理协议》复印件、《发票》复印件。
4、文件一批，包括金安公司于1998年5月8日作出的《关于泳场南商住综合楼开发资金管理的具体办法》、于1998年5月11日出具的《泳场南商住办公综合楼开发成本项目范围及包干办法》；金安公司第三开发部与广州市嘉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1998年8月13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建筑设计防火审核意见书、申请审批表、建筑施工消防许可证；缴款书；工程预算书、广东省契税纳税申报表；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广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于珠江泳场南综合楼用款计划（草案）；翠锦阁（西梯）建筑装修标准材料补差明细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登记表、广州市建筑工程施工噪声排放申请表、建筑施工消防工程许可证；送票回执；《工程协议（合同）》；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印鉴卡；发票。
陈婉玲表示：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两份合同书都不是和陈婉玲签订的，即便这两份合同书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无效的，违反了分包转包的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第1条里的“经营”、第7条里的“销售”，可以证明涉案的房地产小区开发是用来销售的，而不是梁奕才自用的，陈婉玲和开发商签订了合同，支付了对价，应取得涉案车位的房产证，应是涉案车位的权属人。《投资许可证》没有原件不予质证。证据2仅能证明梁奕才是涉案车位的物业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奕才和涉案车位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无论车位是否判决给陈婉玲所有，都不影响梁奕才收取物业管理费的问题，只是向谁收取的问题，这不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是和陈婉玲签订的合同，发票其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系。证据4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这是金安公司对内部的关于涉案小区的管理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证明了金安公司才是涉案小区的开发商，梁奕才无论与金安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都不影响陈婉玲向金安公司购买涉案车位以及陈婉玲与金安公司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关系；是金安公司作为开发商应该履行的税收方面的义务；是金安公司在整个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税收及审批流程文件，应该是真实的，但与本案买卖关系没有关联性；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是和陈婉玲签订的；上面没有任何人的盖章签名，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开发商应该履行的一些审批义务，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系，1997年、1999年银行的送票回执，梁奕才都有保存，梁奕才称陈婉玲的支票是空头支票，梁奕才应有保存，梁奕才认为陈婉玲的支票是口头支票，应出具相关的证据证明陈婉玲的支票是空头支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梁奕才和金安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和陈婉玲无关，同时还可以证明金安公司才是本案涉案小区的开发商，开发商并不是梁奕才；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
因本案是第三人撤销之诉，梁奕才的第2项诉讼请求不应在本案中处理，对此，原审法院已作出(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02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对梁奕才关于该部分诉请的起诉。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认为生效的法律文书存在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于2014年4月1日生效，梁奕才也表示在2014年9月知晓上述判决，但其于2015年5月15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梁奕才起诉时已超过上述法条规定的时间。其次，梁奕才与金安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仅是双方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对陈婉玲没有约束力。而且，梁奕才自己在金安公司、陈婉玲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加盖了印章，该合同也经过房管部门的登记，故应视为梁奕才认可该合同，且该合同符合房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因此，即使《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成立，也不影响陈婉玲通过《商品房预售合同》主张权利。再次，金安公司并未在（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案件中进行答辩及举证，原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定金安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并无不当。而且，根据梁奕才与陈婉玲关于报警的陈述，陈婉玲在（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案件诉讼前确有使用涉案车位的行为；梁奕才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也不能否定金安公司、陈婉玲有涉案车位款的往来，故梁奕才的“原判决所依据收据存在严重瑕疵”、“涉案车位一直是由梁奕才在使用、经营、管理和所有，从未有交付给陈婉玲”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金安公司、陈婉玲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证据规则作出的（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梁奕才主张撤销该判决，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梁奕才提出的“确认梁奕才是广州市海珠区新凤凰村以北珠江泳场南面翠锦阁A幢车库层xx号车位权属的实际所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以(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023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处理，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的“撤销（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书所有判决内容”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00元，由梁奕才负担。
判后，上诉人梁奕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根据陈婉玲的答辩及一审判决的相关认定，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1．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已超过了诉讼时效；2．陈婉玲是否履行了付款义务；3．上诉人是否为车位权属的实际所有人。对此，上诉人作如下展开：一、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260号判决)，上诉人是在2014年9月知晓2260号判决，上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是在2015年5月15日。而民诉法第五十六条、民诉法新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均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时效，即“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因此，表面上看，从知晓2260号判决到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显然是超过了六个月的时间。但知晓2260号判决是否完全等同于上诉人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实质上的损害?由于一审法院忽略了几个重要的事实，导致作出了错误的认定。(一)上诉人于2014年9月25日提起执行异议。尽管民诉法新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六个月是不变期间，不适用延长、中止、中断的规定，因此上诉人提起的执行异议无法中断诉讼时效。但是，上诉人提起执行异议说明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上诉人的民事权益是否受到实质损害完全处于待定状态。如果上诉人的执行异议成立，陈婉玲是无法依照2260号判决进行执行过户，也自然就不会损害上诉人的民事权益，上诉人根本无须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执行异议的结果直接影响上诉人救济途径的选择。根据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以及民诉法新司法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上诉人可以针对2260号判决提起再审。但是，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在2014年9月25日收到上诉人的书面异议后却怠于审查，也一直未对上诉人的执行异议作出任何裁定，上诉人在无奈之下方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二)陈婉玲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是在2015年4月24日。如前所述，上诉人提出的执行异议成立与否，这使得上诉人的民事权益是否受到实质损害完全处于待定状态。实际上，法院针对执行异议始终未作出任何裁定。因此，这一待定状态直至陈婉玲在2015年4月24日办理了过户登记。正是由于陈婉玲依据(2014)穗海法执字第195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了过户登记，导致上诉人作为实际所有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所以，已过户登记的事实间接表明上诉人的执行异议未获支持，而上诉人知道已过户登记事实的时间是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的起始时间。综上，上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外，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怠于行使诉讼权利，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但本案中，上诉人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而鉴于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的“不作为”导致上诉人失去了从执行异议通往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途径。现一审法院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驳回上诉人的诉求，实则堵死了上诉人所有的司法救济途径。二、陈婉玲未履行付款义务。2260号判决认定陈婉玲与金安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该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陈婉玲提供收据以证明其履行了付款的义务，但上诉人认为陈婉玲并未支付款项，理由如下：(一)陈婉玲无法证明开出支票的事实。2001年7月28日开具的收据中载明“收到陈婉玲购买翠锦阁车位总款支票壹张115000元”，而在现实交易中存在大量提前开具发票或收据的行为，因此仅凭该份收据根本无法证明开出支票的事实。支票分为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而通常在支票上会载明有出票人、出票日期、付款行名称、出票人账号等基本信息。如果陈婉玲确实开出金额为115000元的支票，陈婉玲可以提供该支票中上述信息以作进一步的印证。即使陈婉玲无法提供支票存根联，也无法提供上述支票信息，但对于支票是否开出、是否承兑以及支票的基本信息在银行都是有记录可供查询的。因上诉人及金安公司均未收到陈婉玲开出的支票，所以对于上述支票的具体情况，理应由陈婉玲负责举证。然而一审法院对于上述极为重要的细节却一概忽略，从而导致作出错误的认定。(二)陈婉玲作为合同相对方及出票人均不符合其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特征。金安公司与陈婉玲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相对方，但在该合同第10页的乙方签章处，并非是由陈婉玲本人亲自签名。而事实上，陈婉玲在2001年仍未满18周岁，尚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虽然不排除陈婉玲当时具有一定劳动收入可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不排除是陈婉玲的法定监护人代为购置，但陈婉玲对此均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双方签订的合同仍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同理，如陈婉玲在当时提供支票进行交易并以陈婉玲作为出票人也是存疑的，这并不符合陈婉玲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特征。综上，因陈婉玲无法证明是否开出支票以及支票上载明的基本信息，所以陈婉玲并未履行其付款义务。三、上诉人为车位权属的实际所有人。上诉人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在陈婉玲、金安公司均无其他相反证据可以推翻的情况下，足以证明上诉人是车位的实际所有人。(一)《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和《投资许可证》(正本)证明上诉人是金安公司名下项目的实际经营人和实际投资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约定上诉人以金安公司的名义在广州市范围内开展房地产经营，金安公司只是协助报批及审查。上述合同条款表明，金安公司名下在广州范围内的房地产项目均由上诉人实际经营，这也包括了本案诉争的车位在内。《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第四条明确约定“经营房地产需投入的资金、经营场地和设备，均由乙方(即上诉人梁奕才，下同)自行解决。经营房地产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以及需上交的各种税收均由乙方承担，并自负开发项目的盈亏。”因此，上诉人是金安公司名下房地产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本案诉争的车位也是由上诉人进行了实际的投资。金安公司只是根据合同第九条每年收取上诉人上交的管理费20万元。另外，《投资许可证》(正本)记载了上诉人是项目负责人等信息，结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内容，足以证明上诉人作为实际投资人的真实身份。(二)《合同书》和《物业管理合同》等证据进一步印证了诉争车位所在小区(含诉争车位)系由上诉人实际投资，并由上诉人及其开办的公司享有物业管理权。2007年11月1日，上诉人与金安公司签订了《合同书》，该合同确认了上诉人承包开发翠景(锦)阁的事实，并约定该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的相关权利义务移交给上诉人，而具体服务事宜由上诉人开办的广州顺某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某公司)承接。2010年11月4日，顺某公司与广东省广州航道局就翠锦阁的物业管理事宜签订了《物业管理合同》，该合同首先确认了翠锦阁物业管理权于2007年11月1日由金安公司移交给顺某公司管理的事实，从而佐证了在2007年11月1日签订《合同书》中载明内容的真实性。(三)《车位租赁管理协议》及发票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对诉争车位享有所有权和管理权。《车位租赁管理协议》证明了顺某公司将翠锦阁地下车库5个车位租赁给广东省广州航道局的事实，车位管理费的发票也证明了顺某公司从广东省广州航道局收取上述车位管理费的事实，而这些证据都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对诉争车位享有实际所有权和管理权。从上述证据所载明的内容看，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并层层证明了上诉人作为翠锦阁(含诉争车位)的实际投资者、实际经营者、实际管理者的真实身份。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此，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023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为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的(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260号民事判决书；3．确认上诉人为广州市海珠区新凤凰村以北珠江泳场南面翠锦阁A幢车库层xx号车位权属的实际所有人；4．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均由两被上诉人共同负担。
被上诉人陈婉玲答辩称：1、上诉人不是本案诉争车位法律上的第三人，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无法证明其与涉案车位的权属关系，上诉人与金安公司、被上诉人也没有关于车位权属的约定。上诉人只是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人，仅负责收取相应管理费用，并不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即便上诉人属于法律上的第三人，上诉人已经自认知道海珠法院的相关判决，其怠于行使起诉权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不变期间，失去提起诉讼的资格。3、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没有支付对价的问题。无论我方是否支付对价，金安公司才有权对我方是否支付对价提出异议，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实购买车位的时候，我方已经支付了对价且收到金安公司开具的收据，并且金安公司收取款项后，配合我方将商品房预售合同进行公证，进而又配合我方在房产局交易所进行登记等事实都能证明我方有支付对价。4、上诉人仅是涉案车位的建设的包工头，并不是涉案车位的实际所有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金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发表意见。
本院经审理，确认原审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梁奕才认为被上诉人陈婉玲恶意诉讼，其基础在于质疑被上诉人陈婉玲与金安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真实性，但对于上诉人自身在该合同加盖印章的事实并无作出合理解释及抗辩。同时，上诉人二审中虽然对该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均提出质疑，但亦无充分证据证实该合同虚假或被上诉人陈婉玲存在恶意。原审(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023号民事判决表述清晰，并无不当。另一方面，上诉人依据其与金安公司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对涉案房屋提出所有权的主张，但该主张是基于其与金安公司的合作关系，也不影响陈婉玲通过《商品房预售合同》主张权利，亦与被上诉人陈婉玲的买卖行为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原审(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023号民事裁定已另行处理。综上，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梁奕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志军
审 判 员 郭东升
代理审判员 刘 卉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