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70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太平，男，1951年3月31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玉宝，男，1959年10月25日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玉珍，女，1963年10月28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凤英，女，1953年12月11日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龙。
上诉人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因与被上诉人吴凤英撤销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玄民初字第2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吴凤英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南京市玄武区兴贤路6号修贤苑某幢某单元306室（以下简称306室）不属于孙宝华和四个子女的家庭共有财产，属于认定错误。306室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父亲吴长学的工作单位南京汽车运输公司汽车五队分配的玄武区曹后村2-19号房屋（以下简称曹后村房屋）拆迁而获得的安置房。1998年，吴长学去世时，曹后村房屋并没有分家析产，仅仅是在公有住房租赁合约上划去吴长学的名字改成孙宝华，该房产应当属孙宝华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共有。曹后村房屋拆迁后获得的306室虽然产权登记在孙宝华名下，但孙宝华只是登记的产权人，并非实际产权人，孙宝华无权将家庭成员共有的房产单独赠与吴凤英一人。
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过多采纳了被上诉人的说辞，忽视了上诉人的意见。1.306室过户过程存在诸多疑点，赠与合同效力存在严重瑕疵。首先，如前所述，306室产权虽然登记在孙宝华名下，但应属于孙宝华及四个子女共同共有，孙宝华无权将306室赠与任何一个子女。其次，孙宝华没有文化、不识字，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懂得生前就处理房产赠与这么复杂的事情。唯一能证明孙宝华有赠与房产意愿的指纹也不能证明就是孙宝华本人按上去的，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上的落款日期明显由13号被涂改成15号。虽然一审法院向房产局工作人员作了调查，但过户距今已时隔五年，房产局工作人员能否记得当时的情况、办理过户时工作流程上是否存在失误，均难以确定，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办理过户当时的视频或照相资料。从曹后村房屋拆迁开始，就由吴凤英的丈夫何金龙全权代理，何金龙在法庭上承认拆迁时有委托书，曹后村房屋拆迁后取得306室没有多久就办理赠与，合同从头到尾就是何金龙一人所写。作为女婿、利害关系人，何金龙无权代理，但实际上何金龙却代理双方办理了房屋的拆迁安置和赠与、过户等一切事宜，将丈母娘的房子过户给自己老婆，成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严重侵害了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2.从子女对孙宝华生前的生活照料方面看，情理上孙宝华也不可能将306室赠与吴凤英一人独有。吴长学去世后，孙宝华曾长期和吴玉宝一家同住，相处和睦。后因房屋拆迁搬至建康新村居住，也是离吴玉宝比较近，逢年过节吴玉宝经常去看望孙宝华。吴长学去世后，吴太平每年都将孙宝华接到自己家中过年。吴玉珍工资低，带着孩子生活困难，但逢年过节也会买东西去看望母亲。孙宝华去世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参与办理后事，一家人的关系总的来说一直较好。曹后村房屋拆迁获得补偿款20多万元，还有吴玉宝自己盖的小厨房也获得2.8万元补偿款，这些拆迁补偿款全部由吴凤英保管，应当用于支付孙宝华的生活费和医疗费。吴凤英并没有和孙宝华一直居住在一起，也并非单独承担照料母亲生活、支付医疗费和办理后事的责任，没有理由单独获得306室的所有权。吴凤英家的生活条件比兄弟姐妹都好很多，但她对兄弟姐妹很苛刻，还控制了孙宝华的经济大权，只支付了8万多元，就取得了306室的产权，而且从来未将此事告诉上诉人。孙宝华没有文化，吴凤英在孙宝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假赠与，而且是在孙宝华去世前三个月突然将306室过户到吴凤英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孙宝华将306室赠与吴凤英合情合理，实际上是没有充分了解上诉人家里的内情实情，仅仅是过于听信吴凤英在法庭上的一面之辞。
三、一审判决认定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起诉超过一年除斥期间有误。孙宝华去世后，吴凤英于2014年11月3日才口头告知上诉人306室已赠与吴凤英，上诉人没有看到《赠与合同》，不知吴凤英所说是真是假，直到2015年9月上诉人才知道有《赠与合同》的真实存在，因此本案撤销权应当自2015年9月上诉人知道撤销事由起算。
吴凤英辩称：一、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已消灭，其再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赠与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孙宝华在2013年就将306室赠与吴凤英，吴凤英也告知了上诉人，但上诉人直至2015年12月才起诉至一审法院，撤销权已经消灭。二、306室是孙宝华的个人合法财产而非家庭共有财产。吴长学与孙宝华一直承租曹后村房屋。1998年，吴长学去世，其作为承租人对承租的公房只有使用权而不享有所有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吴长学去世后孙宝华继续租赁曹后村房屋，2003年在产权单位的要求下将曹后村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孙宝华，后曹后村房屋拆迁，孙宝华取得306室的产权。三、房产管理部门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对306室的赠与及过户进行了严格审查，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赠与合同》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仅凭臆断猜测要求推翻合法的民事合同，没有依据。四、吴凤英一直悉心照顾孙宝华生前的生活起居，并承担孙宝华的医药费用，而吴太平、吴玉宝与孙宝华虽同住建康新村小区，却数月才看望孙宝华一次，对于孙宝华的医药费、丧葬费更是拒不承担。孙宝华生前正是看到了吴凤英的付出才将306室赠与吴凤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2011年7月13日孙宝华与吴凤英签订的关于306室的《赠与合同》；二、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吴凤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吴长学与孙宝华系夫妻关系。二人育三子二女，分别是长子吴太平、次子吴玉平、三子吴玉宝、大女儿吴凤英以及小女儿吴玉珍。何金龙系吴凤英之夫。吴长学生前原为南京汽车运输公司职工，吴长学退休后，吴玉宝顶职在南京汽车运输公司上班。1998年2月，吴长学因病去世。吴长学生前承租曹后村房屋，吴玉宝一家随父母曾在曹后村房屋居住。2003年，吴玉宝一家从曹后村房屋搬至建康新村居住。2007年8月，孙宝华从曹后村房屋搬至建康新村8幢2单元705室（吴玉平承租的公房，以下简称705室）。吴长学去世后，曹后村房屋的承租人已由吴长学变更为孙宝华。2009年9月11日，曹后村房屋拆迁，孙宝华在女婿何金龙的协助下与拆迁人签订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为180403元，拆迁人应向产权单位南京汽车运输公司支付18040元，拆迁人应向孙宝华支付房屋补偿款162363元，搬迁补助、奖励等其它补偿款43476.6元，补偿款总额为205839.6元。同时，曹后村房屋的产权单位向南京市房改办、南京市房产局声明放弃孙宝华承租的曹后村房屋产权，以便孙宝华办理拆迁产权调换房。2010年1月20日，孙宝华与拆迁人签订《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根据该协议，孙宝华安置所得的306室房屋总价为293829元。同年1月21日，吴凤英替孙宝华支付了产权调换差价款8万多元，并领取了306室房屋钥匙。2011年6月2日，孙宝华取得了306室的房屋所有权证。同年7月15日，南京市房产局受理了孙宝华的306室房产赠与过户申请。同年7月22日，南京市房产局将306室由孙宝华登记至吴凤英名下。2014年8月27日，吴凤英缴纳306室的税款14571元。同年9月25日，吴凤英领取了306室的房屋所有权证。2014年11月1日，孙宝华去世。同年11月3日，吴凤英告知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母亲生前已将306赠与给她，306室的产权人为吴凤英。
一审法院另查明：
1、孙宝华去世后，双方当事人因306室的产权发生争议。吴玉宝多次在吴凤英居住的小区和门口张贴大字报，大字报中多次使用“欺瞒哄骗、巧取豪夺、天理何在”等字眼，甚至在吴凤英住宅门上喷涂红色油漆“天理何在”。多次用胶水堵住门锁，亦烧过纸钱。为此，何金龙、吴凤英曾诉至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要求吴玉宝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秦淮区人民法院认定吴玉宝的行为导致吴凤英的名誉及财产受到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判决吴玉宝赔偿修门锁费用1610元、更换摄像头费用1300元、后期修理安全门、更换门把手面板费用1000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元。
2、1992年，吴长学、孙宝华承租的马府街公房拆迁。1994年，吴长学、孙宝华的三个儿子吴太平、吴玉平、吴玉宝每人分到了使用面积在30平方米左右的公房一套，地点在南京市建康新村。
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一、诉争的306室是否属于吴长学与孙宝华的夫妻共同财产，孙宝华在吴长学去世后，单方将306室赠与吴凤英是否损害了其他财产共有人的合法权益。
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认为，306室是基于曹后村房屋拆迁所得，而曹后村房屋系父亲吴长学单位所分配，虽然登记在母亲孙宝华名下，但并不意味着母亲是该房屋当然的产权人。
吴凤英认为，父亲吴长学去世后，承租人已变更为孙宝华，2009年，曹后村房屋的原产权单位声明放弃产权，才由孙宝华通过产权调换并补交差价后取得306室产权。孙宝华取得产权的时间在吴长学去世后，故306室系孙宝华的个人财产，与吴长学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曹后村房屋拆迁前，房屋承租人已变更为孙宝华。拆迁时，曹后村房屋原产权人亦明确放弃产权，以便让孙宝华能顺利办理拆迁产权调换，故孙宝华通过拆迁安置所得的306室应认定为孙宝华的个人财产。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关于306室系吴长学与孙宝华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是否具备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
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虽然不是《赠与合同》的当事人，但作为孙宝华的法定继承人，在孙宝华去世后，实际上是代替孙宝华提起赠与合同的撤销权之诉，故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吴凤英的该项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
所谓除斥期间，是指法定的权利固定存续期间，权利人在该期间不行使权利，该期间经过后即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除斥期间为固定的不变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问题。因此，权利人如欲保全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权利，否则，该期间经过后，权利人的实体权利便发生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本案中，2014年11月3日，在办完母亲丧事后，吴凤英已经告知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母亲生前已将306室赠与吴凤英，2015年12月18日，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胜诉权已经消灭。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诉称，吴凤英一直拒绝出示《赠与合同》，除斥期间应当从吴凤英出示《赠与合同》时起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房产局的房产登记簿可以查询到306室的房屋权属过户情况，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可以通过诉讼等途径知道306室房屋的产权过户情况，故从2014年11月3日起，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应当知道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除斥期间从此时起开始计算。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关于除斥期间从吴凤英出示《赠与合同》时起算的诉称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本案诉争的306室是否为经济适用房。
一审法院向南京市房产局调查核实，如果是经济适用房，则房屋所有权证上会在房屋性质栏或在附记栏中加以备注标明。因房产登记簿上登记的306室为产权房，故306室不属于经济适用房。
五、《赠与合同》及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上的孙宝华签名处的指印是否为孙宝华所按，赠与房产是否为孙宝华的真实意思表示；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上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联系人均为何金龙，何金龙是否属于双方代理而导致代理行为无效。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提供以下证据：1、《赠与合同》以及南京市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转移类）各一份，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表示母亲孙宝华是文盲，不可能签名，《赠与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7月13日，而权属登记申请书上时间可以明显的看出是由7月13日改为7月15日，且孙宝华的签名系何金龙所签，何金龙作为吴凤英的丈夫，代理孙宝华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存在利益冲突，损害了孙宝华的合法权益；2、情况证明一份，证明吴玉宝一家在1992年至2002年期间与父母在曹后村房屋内长期和睦相处，吴玉宝与母亲感情深厚，孙宝华不可能将306室赠与吴凤英一人，多位邻居在情况证明上签了字。
吴凤英质证认为：1、对《赠与合同》以及南京市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赠与合同》的内容系何金龙书写，但何金龙不存在双方代理的问题。孙宝华平时都是由吴凤英和何金龙照顾，孙宝华没有电话，吴凤英文化水平也不高，家庭事务通常由丈夫何金龙处理，孙宝华和吴凤英为房产局联系方便，故将何金龙登记为联系人；2、情况证明系吴玉宝打印好以后让人签字，有证人表示当时迫于面子，违心签了字，为此已向吴凤英表示歉意。因证人均未到庭作证，对情况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为反驳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的观点，吴凤英提供以下证据：1、2013年6月的苏宁易购网络查询信息，证明吴凤英为了给母亲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为母亲的房间购置了空调；2、2005年、2008年、2012年的医疗费票据，证明吴凤英承担了母亲日常的看病费用。3、殡葬费发票，证明吴凤英为办理母亲丧葬事宜支出了6000多元。
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质证认为：1、空调是吴凤英的儿子买了孝顺婆婆的；2、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未支付母亲的医疗费是因为2005年南京汽车运输公司为拆除一个小房间时补偿了母亲2万多元，这些钱在吴凤英处，当时说好这些钱专款专用，用于母亲的生活和医疗费用支出；3、殡葬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也支付了几百元的费用。
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到南京市房产局调查核实相关情况。房产局提供2015年7月15日10时04分孙宝华在房产局办理赠与过户手续时采集的电子照片一张。房产局受理本案房产过户申请的当班工作人员表示，对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来办理过户手续，都要按流程询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名字、年龄、属相、办什么事、房子过户给谁、房子在什么地方、你是不是愿意把房子过户给对方等。空白的格式《赠与合同》可以在房产局领取，不一定要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填写。对于不会写字的人，工作人员会看着转让人，让转让人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在合同以及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上按指印。
一审法院还就孙宝华的赡养情况询问了双方当事人。
吴太平陈述，母亲被吴凤英洗脑了，问母亲什么事都不说。逢年过节他都会看望母亲。1998年父亲去世后，家里开会商量条件好的每月给母亲50元，条件不好的每月给30元。从2000年开始，他每月给母亲100元，平常过年过节送东西除外。
吴玉宝陈述，他把母亲照顾得非常好，每个月看母亲两三次。母亲去世前一段时间，他每隔两三天会去看一次。2014年10月17日，母亲曾抓着他的手哭，说希望他以后和姐姐吴凤英多走动，他感觉到此时母亲心中有悔，因为母亲隐约的感觉到将房屋给吴凤英后，姐弟可能会发生矛盾。吴玉宝还称，母亲在世时，他和吴凤英关系很好。吴凤英在2014年下半年才搬到建康新村和母亲同住，每周回家一次，周六下午回家，下周一、二再回建康新村。
吴玉珍陈述，其丧偶，身体不好，限于条件，其没法按时给母亲钱，但逢年过节也给母亲一、二百元。吴凤英不是天天住在建康新村，一周最多住二、三天，2014年可能母亲身体不好才天天住，母亲临死前吴凤英并没有通知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母亲去世了吴凤英才告知他们。
吴凤英表示，母亲住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照顾。2007年母亲住到建康新村后，她住306室，一周要过去三次，至少陪住两天。她在母亲临死前曾打电话给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说母亲身体不太好，但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都没有去。母亲大小便失禁，都是由她擦洗。母亲曾哭着说，只有吴凤英对她好，其他人都不管。
第五个争议是双方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述如下：
1、一审法院确认《赠与合同》及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上的孙宝华签名处的指印系孙宝华所按，赠与房产为孙宝华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是：
（1）在几个子女中，吴凤英的赡养照顾是最为尽心的，在母亲病重期间，一直陪伴左右；
（2）吴凤英为母亲支付了306室的房屋补差款8万多元，孙宝华将306室赠与吴凤英存在较大的可能性；
（3）孙宝华的三个儿子在马府街房屋拆迁时，每人都在建康新村分到了房屋；
（4）电子照片显示孙宝华于2011年7月15日10时04分到房产局办理赠与过户手续，房产局工作人员表示客户签名或按指印必须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完成，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当采信《赠与合同》与房屋权属过户登记申请书上的指印系孙宝华本人所按；
（5）虽然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认为，孙宝华不识字，即使按了指印，也不表示孙宝华知道《赠与合同》的内容，但按照房产局的工作流程，房产局工作人员会根据其职责、经验以及个案的具体情况，询问相关情况，了解过户双方的真实意思，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赠与房产是孙宝华的真实意思表示；
(6)吴玉宝称，母亲在世时，他和姐姐吴凤英的关系很好，2014年10月17日，母亲哭着嘱咐他以后要和姐姐吴凤英多走动，吴玉宝自述母亲已隐约的感觉到将房屋给吴凤英后，他和吴凤英之间会发生矛盾。从吴玉宝的陈述来看，孙宝华生前对赠与房产一事是知情的。
基于上述理由，综合吴凤英尽心照顾母亲、拆迁安置出资较多以及孙宝华的三个儿子在建康新村都已分到房屋等事实以及本案案情，孙宝华将306室赠与吴凤英存着较大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应当认定《赠与合同》及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上的孙宝华签名处的指印系孙宝华所按，赠与房产系孙宝华的真实意思表示。
2、何金龙的行为不构成双方代理。
所谓“双方代理”，是指一个代理人同时代理两个被代理人进行法律行为的情况。从法理上说，由于在民商事活动中，法律行为双方的利益往往是相冲突的，而代理人又同时代理双方为法律行为，不可能兼顾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很有可能出现偏袒一方，而损害另一方利益的情形。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未对此作禁止性规定。可资参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司法实践中，对该类案件，一般依诚实信用原则来判断代理行为的效力。本案中，如果孙宝华未到房产局办理赠与过户手续，而委托何金龙将自己名下的房屋赠与吴凤英，因何金龙与吴凤英系夫妻关系，那么何金龙的代理行为因为存在利益冲突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但本案并非如此。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上转让方和受让方均有联系人和代理人两个栏目，孙宝华在办理赠与过户手续时，本人就在房产局现场，且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上登记的何金龙的身份是联系人，而非代理人，故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关于何金龙的行为构成双方代理的诉称意见不能成立。
3、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同时，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本案中，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要求撤销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房产赠与行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孙宝华的赠与行为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但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自始至终都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只是推测或怀疑吴凤英行为可疑、动机不纯，亦可能与房产局工作人员串通霸占母亲房产，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基于这种推测提起诉讼，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为公平起见，一审法院在此说明，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也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但对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并不妨碍母亲依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名下的房产。生活中，父母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己的意愿或公平观念对财产所作的安排，应当受到子女的尊重。父母处分财产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将财产留给和自己感情最好的子女，有的留给对自己付出最多的子女，有的留给最困难的子女，也有的是平均分配财产。大部分父母都能公平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位子女，以自认为公平的方式处分自己名下的财产。作子女的，尽自己的赡养义务，以一颗平常心对待父母的相关财产安排，才能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生活的平和。回到本案中，对双方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记得母亲遗愿：要相互友爱。
综上，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要求撤销孙宝华与吴凤英签订的《赠与合同》的诉讼请求，程序上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实体上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80元，由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负担。
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其不清楚曹后村的房屋租赁证是否变更到孙宝华名下、曹后村房屋什么时候从公房变为私人产权房，也不清楚2011年6月2日孙宝华取得306室所有权证的情况。吴凤英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提交了房产交易、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模板一份，用于证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联系人必须分别填写，孙宝华将306室过户至吴凤英名下时，何金龙同时作为联系人和代理人。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另提交房产局交易大厅现场照片打印件3张，用于证明房产局交易大厅里有摄像头，孙宝华办理过户时，应当有视频、录像和证人，而吴凤英却未能提供相应视频、录像和证人。吴凤英质证认为，房产交易、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明确显示何金龙填写的是联系人栏，按照房产局的要求，填联系人的目的主要是留电话号码便于日后联系。当时孙宝华、吴凤英都是亲自到现场办理过户手续，不存在何金龙作为代理人的说法，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房产局工作人员也证明了过户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房产局现场办公的照片，房产局交易大厅和工作人员台前确实有电子摄像设备，孙宝华和吴凤英办过户时，已经现场拍摄了照片，一审法院已经调取。至于现场有摄像头是否就有录像资料，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应当去找房产局，与吴凤英无关。
吴凤英提交监控视频截图照片两张、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一份，用于证明吴玉宝在本案审理期间到吴凤英住处堵门闹事。吴玉宝认为其是要去找吴凤英谈。
以上事实，有申请审批表、照片打印件、视频截图照片、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本院谈话笔录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要求撤销孙宝华与吴凤英之间就306室签订的《赠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可撤销的合同包括如下几类：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孙宝华系亲自到场办理过户手续，而房产局工作人员对于来办理过户的老年人亦均依据工作流程作相应询问，并要求转让人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在合同以及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上按指印，审核无误后方能完成过户手续。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以孙宝华没有文化，受到欺骗为由要求撤销《赠与合同》，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孙宝华系受到欺骗，相反，根据吴玉宝在一审期间的陈述，孙宝华去世前曾哭着嘱咐其以后要和吴凤英多走动，其隐约感觉到孙宝华将房屋给了吴凤英，可见，孙宝华清楚自己将306室赠与了吴凤英，并且不希望子女为此产生矛盾。故一审法院驳回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上诉称，306室应为孙宝华与四个子女的共有财产。对此，本院认为，306室虽系因曹后村房屋拆迁安置而获得，但曹后村房屋系吴长学与孙宝华承租的公房，并在1998年吴长学去世后一直由孙宝华作为承租人租用至2009年拆迁，拆迁时产权单位才声明放弃曹后村房屋的产权以便孙宝华办理拆迁产权调换房，此后孙宝华通过签订《拆迁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补交差价后取得306室的房屋所有权证。一审法院将吴长学去世后由孙宝华被安置所得的306室认定为孙宝华的个人财产，并无不当。
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上诉称，其2015年9月才看到《赠与合同》，故本案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自2015年9月起算。对此，本院认为，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上诉人多次表述其在2014年11月3日突然得知孙宝华将306室赠与吴凤英，即便如上诉人所称其不知真假，其也可以通过向房产局查询或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确认，因此，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在2014年11月3日就应当知道相应撤销事由。尽管上诉人称其直至2015年9月才看到《赠与合同》，但吴玉宝早在2015年9月之前已数次到吴凤英住处张贴带有“欺瞒哄骗、巧取豪夺”字句的大字报，并实施喷漆、堵锁芯等行为，可见其并非如其所称的不清楚吴凤英已受赠306室之事的真假。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除斥期间应自2014年11月3日起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80元，由上诉人吴太平、吴玉宝、吴玉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晔
审 判 员 张旭东
代理审判员 王 路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朱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