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四终字第08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自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北路凯祥花园2号（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郑友谊，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颖，天津日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婷，天津日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辉，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乐宜东，天津众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郑友谊。
委托代理人王颖，天津日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婷，天津日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市自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字第3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津市自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颖、刘婷，被上诉人刘辉的委托代理人乐宜东，原审被告郑友谊的委托代理人王颖、刘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3月14日，原告所在的天津市前依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自立公司签订《居间协议》，约定经甲（被告）、乙（天津市前依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双方经过平等协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甲方委托乙方从事关于吴家窑武警经济房项目为甲方寻求投资合作伙伴，参�土地出让的相关事项，订立本合同。为甲方引荐投资合伙人，共同组建项目公司，参与吴家窑武警经济适用房项目的土地出让；促成甲方与恒大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吴家窑经济适用房项目《合作协议书》；根据“恒大公司”与甲方所签协议，通过投标获得本项目地块的开发权，在项目取得销售认可证后，甲方有条件将所持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给“恒大公司”，退出项目公司；甲方支付乙方酬金共计人民币200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条款，并以变更后的条款为准等内容。
另查，经原告及其所在公司天津市前依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努力，2011年3月17日，二被告与案外人恒大地产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就吴家窑武警经济适用房项目签订了《天津市吴家窑大街地块项目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再查，2012年1月17日，被告郑友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内�为：本人郑友谊系天津自立投资有限公司和天津宜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辉在上述公司经营活动中给予大力支持。本人深感感激，无以为报，愿支付人民币220万元作为奖励。支付方式为2012年1月18日前支付20万元，2012年6月30日前付清其余200万元。被告郑友谊在该承诺书签字。承诺书出具后，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95万元。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自立公司支付原告1250000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147434元（自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1日止，自2014年6月2日起按照每日210.62元计算），判令被告郑友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焦点一，承诺书是否依法成立。被告郑友谊于2012年1月17日为原告出具承诺书，被告自立公司及被告郑友谊虽当庭以原告采用胁迫手段与其订立理由进行抗辩，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该承诺书应依法认定当事人双方自愿订立，依法成立。焦点二，原告与二被告系何法律关系。首先，在被告郑友谊身份的确定上，被告郑友谊在承诺书中明确言明其个人身份系被告自立公司及案外人宜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依法认定被告郑友谊书写承诺书系其职务行为，即非个人行为。其次，在承诺书中相关内容的表述上，被告自立公司及案外人宜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自认原告在其公司经营中给予其大力支持，并自行承诺支付原告个人220万元作为奖励，应依法认定原告与被告自立公司存在劳务关系。焦点三，原告与被告自立公司的劳务关系是否履行。首先，依原告个人陈述及二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实，原告个人在被告自立公司经营活动中确发挥积极作用。其次，被告在为原告出具承诺书后陆续向原告支�95万元，故应依法认定原告与被告自立公司确对双方存在劳务关系进行了实际履行。
综上，被告自立公司自愿向原告作出书面承诺，且承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又经依法审查，双方就该承诺均已进行实际履行，故被告自立公司应就其承诺内容进行全面履行，对原告诉请被告自立公司支付余款125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郑友谊与被告自立公司就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被告郑友谊之行为应依法认定为被告自立公司的职务行为，与其个人无关，故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给付逾期利息147434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市自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刘辉报酬125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77元，减半收取，�原告刘辉负担868元，被告天津市自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7820.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交付本院。
一审判决后，上诉人自立公司不服，认为一审对于上诉人与案外人恒大公司的合作确认是经被上诉人努力以及被上诉人个人在自立公司经营活动中确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就该承诺均已进行实际履行等事实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明显是错误的，认定自立公司与被上诉人刘辉之间系劳务关系，因与现有证据直接相悖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双重重大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其一，一审认定自立公司与案外人恒大地产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就吴家窑项目签署《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天津市前依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原审判决关于上述事实的认定完全是错误的。其二，原审判决关于“依原告个人陈述及二被告向法�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实，原告个人在被告自立公司经营活动中确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定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上述认定结论完全是主观臆断，明显错误。其三，原审判决认为“双方就该承诺均已进行实际履行”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基础，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涉诉承诺书是原审被告郑友谊出具的，郑友谊作为自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天津宜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四，原审认定自立公司与被上诉人系劳务关系没有证据支持。被上诉人未给自立公司提供劳务，所以不存在劳务关系。
另，自立公司依法根本不具有必须按照其法定代表人郑友谊所出具的承诺书的约定向被上诉人给付全部220万元巨额款项的法律义务，原审判决要求自立公司必须履行承诺义务缺乏法律依据。其一，涉案的承诺书确是被上诉人采用违法手段胁迫郑友谊出具，该书面承诺既非自立公司也非郑友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承诺书本身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其二，郑友谊虽系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在未事先经得上诉人公司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因受他人胁迫所出具的承诺因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利益对上诉人同样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更何况在该承诺书中并未明确其在出具承诺时代表的是自立公司还是案外人宜泽公司，故原审判决要求自立公司对郑友谊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承诺承担法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其三，依照我国合同法第186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随时撤销赠与。因此即便假设涉案之承诺是有效的，且假设原审被告在出具承诺时代表的是自立公司而不涉及宜泽公司，则依法在赠与款项交付之前，自立公司同样没有义务必须履行赠与承诺内容。第四，原审判决在刘辉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已为自立公司经营活动提供任何支持或帮助的情况下，判决自立公司必须履行给付220万元巨额赠与款项严重违反了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要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辉全部诉讼请求，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刘辉辩称，一、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公司经营活动发挥积极作用，事实认定清楚，并有相应证据佐证。1、在上诉人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17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表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单位经营活动中给予大力支持，基于此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这份承诺书。2、在一审中，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的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郑友谊和被上诉人刘辉的谈话笔录第4页，在对话过程中明确表明，郑友谊给被上诉人出具承诺并表明凭着这份承诺书已经给了被上诉人一半钱计95万元，表明承诺书已经履行了。这个证据是上诉人自己提交�。同样在该谈话笔录第5页中郑友谊明确表明“考虑到你们前面做了些事情，不管事后干好干砸，这是我们的表示。”也就是说基于被上诉人刘辉为了上诉人与案外人恒大公司的合作所做的事情，郑友谊才为被上诉人出具了承诺书，该承诺书已经履行了，给付金额是95万元。二、承诺书不是被胁迫的，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所谓的胁迫时间是2012年1月14日签订案外人前依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居间补充合同，而本案诉争的承诺书的时间是2012年1月17日，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胁迫情况，而且截至今天，上诉人并未就其主张刘辉胁迫其签署承诺书向公安部门报警。2、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是代表上诉人单位，并不是代表个人，一审中已经查清，上诉人也进行了确认。至于上诉人的股东会是否授权或是否开股�会表决，与本案没有关系，这是股东对内的事情，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截至今天开庭之日，上诉人并未就诉争承诺书主张撤销或确认承诺书无效。三、上诉人主张赠与款项不是事实。同意原审人民法院判决。
原审被告郑友谊的意见是不认可原审判决，承诺书确实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产生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承诺书确实是在被上诉人纠集30多人，威胁郑友谊个人安全的情况下，签署的这份承诺。郑友谊签承诺书时不能明确他的身份，到底是代表自立公司还是代表宜泽公司，郑友谊并没有得到这两个公司的授权。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于2012年1月1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原审被告出具承诺书后，并未向有关部门提出其受到胁迫而出具承诺书，亦未向相关部门请求对承诺书进行变更或者撤销。因此，上诉人所提涉案的承诺书是被上诉人采用违法手段胁迫而出具的理由，缺乏相关依据。原审被告出具承诺书后陆续向被上诉人支付了95万元，既表明原审被告已实际履行承诺又表明该承诺书系原审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所提该书面承诺既非自立公司也非原审被告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不能成立。鉴于该承诺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上诉人所提该承诺书本身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理由，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原审被告出具的承诺书载�其系自立公司和案外人宜泽公司法定代表人，且自立公司与案外人前依成公司签订了居间协议，因此，应当认定自立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故上诉人所提原审判决自立公司对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承诺承担法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依据该条法律规定，上诉人所提在未事先征得公司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原审被告因受他人胁迫所出具的承诺对上诉人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理由，不能作为原审被告代表行为无效的依据。原审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已经载明被上诉人在上述公司经营活动中给予大力支持，其内容肯定了被上诉人所发挥的作用，属于自认。因此，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对于上诉人与案外人恒大公司的合作确认是经被上诉人努力以及被上诉人个人在自立公司经营活动中确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就该承诺均已进行实际履行等事实的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明显是错误的，认定自立公司与被上诉人刘辉之间系劳务关系，因与现有证据直接相悖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双重重大错误的上诉理由，因与承诺书载明内容不相符合，故不能成立。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承诺书中没有体现具有无偿赠与的内容，以及受赠人的表示。该承诺书不能认定为赠与合同。因此，上诉人所提假设涉案之承诺是有效的，且假设原审被告在出具承诺时代表的是自立公司而不涉及宜泽公司，则依法在赠与款项交付之前，自立公司同样没有义务必须履行赠与承诺内容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承诺。故上诉人�求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自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良栋
代理审判员 张玉洁
代理审判员 于 浩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晓乐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