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金行初字第235号
原告钱莉燕。
原告龚红兵。
委托代理人徐安，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钱晓翀，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彩虹北路58号。
法定代表人孙黎明，区长。
委托代理人陈世能，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蔡泉明，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宁穿路2001号。
法定代表人陈奕君，常务副市长。
委托代理人孙毅，宁波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珍一，宁波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原告钱莉燕、龚红兵与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宁波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拆迁）行政补偿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于2015年12月24日、2016年3月9日依法组成合议庭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钱莉燕、龚红兵的委托代理人徐安、钱晓翀，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世能、蔡泉明，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毅、周珍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2日作出东征补（2015）23号《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决定书》），对被征收人钱莉燕、龚红兵所有的坐落于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404号﹤3-l﹥-﹤3-5﹥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补偿金额为人民币8695926元。原告钱莉燕、龚红兵不服，向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甬政复决字（2015）121号《宁波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2015年4月2日作出的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
原告钱莉燕、龚红兵诉称：坐落于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404号﹤3-l﹥-﹤3-5﹥房屋系两原告所有，该房屋己列入宁波市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的房屋征收范围。2015年4月2日，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就该房屋作出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征收补偿决定，向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9月17日，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2015年4月21日作出的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原告不服，理由如下：一、对被征收房屋按办公用房给予征收补偿缺乏依据且显失公平。两被告认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用途为办公，因此应当按照办公用房给予征收补偿。这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状，与相邻的东方商业大厦补偿标准不平等，也与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内容不符。l、不符合历史。根据1994年3月30日宁波市城镇公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被征收房屋用途为商业用房。从宁波市房产产权产籍管理处查询，2003年4月之前被征收房屋房产性质用途为商业。2、不符合现状。原告购买此征收房屋以来，一直是作为办培训学校使用的，用途为商业，而不是办公。3、与相连邻的中山天地补偿标准不平等。中山天地原为江东商业大厦的扩建部分，现被称为中山天地，被征收房屋所在的江东商业大厦的1、2、3层以前与中山天地是相通的，现在1层是相通的，2、3层连在一起只有一墙之隔。2004年中山天地2层以上的售价与江东商业大厦2层以上价格基本一致，在每平方米6000元左右。可是如今中山天地1、2、3层均是商业性质，以商业用房标准补偿，而两原告所有的江东大厦3层因为临街虽然位置比中山天地还要好，却按办公用房标准补偿。4、与相邻的东方商业大厦补偿标准不平等。被征收房屋所在的江东商业大厦与相邻的东方商业大厦同期建成，是当时宁波市江东区的商业中心。由于历史原因，东方商业大厦的房屋用途有的未注明，有的是办公，有的是仓储。江东商业大厦也是如此，房屋用途有的是办公，有的是住宅。如今东方商业大厦征收并不是按照所有权登记的用途给予补偿，而是全部按照商业用房给予补偿。但两原告所有的被征收房屋却按办公用房给予补偿。5、与《关于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不符。被告江东区人民政府在2014年8月21日发布《关于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该公告附件为《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在该补偿方案中，非住宅补偿方案分两种类型，房屋、土地用途均为商业的房产和房屋、土地用途均为办公的房产，除了这两种并无其他类型。但被征收房屋的房屋用途为办公，土地用途为商业，这种类型应当如何处偿，缺乏依据。《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房屋、土地用途均为办公的房产，预评估比准价格为11857元每平方米（含房屋、土地价格），而被征收房屋评估比准价格为11996元每平方米（含房屋、土地价格），显然被征收房屋是按房屋、土地用途均为办公这种类型来定性定价的，这与被征收房屋的性质不符，且未考虑土地用途性质，补偿标准显失公平。二、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对原告给予补偿的方式、内容存在不当。1、复议机关认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登记设计用途为办公，符合相关规定。《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的一段话：“位于华侨大厦房屋设计用途为办公实际用途为公寓的房产，按照市场法评估预测比准价格为13304元／平方米”，由此可见，征收过程中是考虑实际用途的，并不是一刀切，设计用途是办公，征收房屋补偿标准不一定要按办公用房标准补偿，原告被征收房屋无论从历史、现状还是土地性质，都应该是商业用途更准确，按办公用途对原告进行补偿，明显缺乏公平性。2、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在复议中提供的编号（2015）019号技术鉴定意见书，两原告之前毫不知情。该意见与两原告利益密切相关，但是作出意见的机构根本未征求两原告的意见，作出意见书后也未及时告知两原告，不但作出的意见不合理，而且让两原告失去了质疑和救济的机会，这份意见书是不合法的。三、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公示不透明。对于江东商业大厦各楼层的征收补偿标准、相连的中山天地各楼层的征收补偿标准、相邻的东方商业大厦各楼层的征收补偿标准，征收机关没有公示，原告也无法向征收机关了解到。征收机关公示不透明，不符合阳光征收，原告艰难地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相关的信息，通过比较，被告对原告房屋的征收补偿决定和复议决定是极不公正，也是极不合理的。四、两原告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应远远高于征收补偿决定中的补偿金额。两原告被征收房屋根据被告的计算方式和计算项目补偿金额应超过三千万，而征收补偿决定中的补偿金额仅仅为8695926元，这样的征收补偿决定是不合法、不合理、不公正、不公平的。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确认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书》、宁波市人民政府甬政复决字（2015）121号《复议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书》；
证据2．甬政复决字（2015）121号《复议决定书》。
证据1和2共同证明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原告合法权益受损，原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证据3．关于江东商业大厦“宁波摩托车机电市场”扩初设计报告的批复。证明中山天地是当时江东商业大厦的扩建工程，中山天地1-3层商场部分与原江东商业大厦是拼接的。
证据4．江东商业大厦和中山天地现场照片。证明江东商业大厦和中山天地是相连接的，是相通的。
证据5．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房屋征收项目房屋评估比准价格公告。证明中山天地3层的补偿价格与江东商业大厦3层的补偿价格相差大，也证明江东大厦的位置比中山天地更好，但江东商业大厦比准价格远高于中山天地。
证据6．宁波市房屋征收非住宅用房价格评估分户报告。证明涉案房屋按照土地用途计算的楼面基准地价为4227元。
证据7．土地估价报告材料。证明2005年被征收房屋的楼面地价就达到4990元每平米，过了将近十年房地产价格成倍往上翻的情况下，被征收房屋的楼面地价不升反降，非常不公正。
证据8．杭州市钱塘公证处（2016）浙杭钱证内字第294号公证书。1、公证书中第17-18页证明，江东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建材大厦的梅小琴签订的非住宅用房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梅小琴在中山东路393号房屋，建筑面积是26.52平方米，定性为商业用房，房屋评估金额为2533942元，相当于每平方米95548元，但梅小琴房屋的产权性质为办公。2、公证书第20-21页证明：江东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中山天地吴文定签订的非住宅用房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吴文定名下的中山东路416弄26号房屋，建筑面积是74.71平方米，定性为商业用房，房屋评估金额是1539389元，相当于每平方米20604元。但吴文定房屋的产权性质为住宅。3、公证书第23-24页证明：江东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与江东商业大厦胡纲签订的非住宅用房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胡纲名下的中山中路404号房屋，建筑面积是504.47平方米。但胡纲房屋产权证上的建筑面积是184.52＋290.37=474.89平方米。证明被告对原告房屋的征收补偿是不公平的。梅小琴名下的房屋属性与原告完全一致，梅小琴房屋按商业用房给予补偿，而原告名下的房屋却按办公用房给予补偿。吴文定名下的房屋属性是住宅，是按商业用房进行补偿。胡纲的房屋最终补偿的建筑面积并非是房产证上的建筑面积，而原告所有的江东商业大厦8、9层却得不到任何面积补偿。
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辩称：涉案地块由宁波市市政工程前期办公室于2014年5月8日提出征收申请，征收部门依法进行了调查工作，随后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了论证。在征求被征收人意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后，被告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征收决定，并公告。涉案地块征收后，经过依法选定评估机构的流程，由评估机构出具了评估报告，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之后，被告下属的征收部门多次与原告协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因原告主张的补偿标准与房产证登记不一致等原因，双方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被告作出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原告表示选择货币补偿，但对补偿价格存在异议，被告依法作出涉案补偿决定。一、关于房屋用途，涉案被征收房屋的房产证均明确记载为办公用途，故根据《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以登记的用途为准。至于原告购买该房屋前的登记及原告在2004年购买该房产后的实际用途，不作为征收补偿中房屋性质的依据。二、被告进行征收补偿的程序合法，公示、选定评估机构依法进行，2014年10月30日将评估报告送达原告，并在之后经过了专家委员会鉴定。在规定的签约搬迁期内，征收部门与原告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上述程序均有相关材料予以证明。综上，被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规定，作出涉案征收补偿决定，系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
证据1．房地产资料证明。证明涉案房屋的产权证、登记建筑面积及房屋用途等登记信息。
证据2．调查登记通告及结果公示、东政房征决（2014）第3号《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书公告及《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证明涉案房屋被依法征收事实、征收部门公布补偿方案、征收部门进行调查公示的情况。
证据3．关于自行协商选定房屋征收项目评估机构的通告及附件；
证据4．关于投票决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通告；
证据5．（2014）浙甬天证经字第1408号公证书；
证据6．关于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确定的公告。
证据3－6证明涉案房屋征收的房地产评估机构的选定符合法定程序。
证据7．涉案房屋征收评估比准价格确定的相关依据。证明评估符合法定程序。
证据8．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房屋征收项目房屋评估比准价格公告；
证据9．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被征收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公示（第四批）。
证据8、9证明在被征收房屋评估金额里已经体现土地用途为商业的价值。
证据10．宁波市房屋征收非住宅用房价格评估分户报告及送达回证；
证据11．宁波市房屋征收评估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申请表及宁波市房屋征收评估专家鉴定意见书。
证据10、11证明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确定符合规定。
证据12．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协商记录。证明在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前经过协商未能达成一致结果。
证据13．关于中山东路404号钱莉燕、龚红兵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申请报告；
证据14．东征补（2015）13号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及其送达回证；
证据15．原告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提出的书面意见；
证据16．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书》、送达回证、征收补偿决定公告。
证据13-16共同证明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还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九条，《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干意见》，《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干意见（试行）》甬政发（2011）96号，《宁波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四条，证明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正确。
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宁波市人民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等规定，作为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宁波市人民政府负有履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有权作为行政复议机关。二、宁波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2015年6月5日，宁波市人民政府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2015年4月2日作出的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书》。宁波市人民政府依法受理该申请，并于2015年6月9日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邮寄送达给了原告。同日，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邮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2015年6月20日，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和相关的证据依据材料。因本案案情复杂，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宁波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4日制发甬政复延字（2015）121号《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因审理发现本案需以其他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于2015年8月31日制发甬政复中字（2015）121号《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后因中止原因消失，遂于2015年9月16日恢复审理。经审理，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甬政复决字（2015）121号《复议决定书》，维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2015年4月2日作出的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书》，并将《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给了原告和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具有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法定职权。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依江东区征收办报请，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若干规定》、《关于贯彻实施宁波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若干规定》等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作出东征补（2015）第23号《征收补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宁波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维持”，宁波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2015年4月2日作出的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复议行为的证据及依据：
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材料；
证据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相关送达材料；
证据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
证据4．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及送达材料；
证据5．行政复议中止、恢复文书，相关送达材料。
证据1-5共同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6．《复议决定书》及送达材料。证明行政复议决定内容、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以《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第三款、第四十三条，证明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正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3、4、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5、7原告是针对涉案评估的基准价格的，根据国务院相关条例的规定，涉案的评估报告是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作出，有救济途径，且本案中的评估报告已经过专家委员会鉴定，意见是维持原报告有效。从金额上来看，涉案3楼的分户评估报告在土地补偿价格中已增加了100万余元的差额。对证据6无异议。证据8已超过了举证期限，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梅小琴和吴文定补偿定性为商业，是因为征收部门进行了调查核实，房屋的规划用途为商业。胡纲的补偿面积与登记面积不一致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同意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
对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同一幢楼既有办公又有商业、住宅，还有未注明用途的，说明登记混乱。因此，登记用途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应当以市场的比较价格来确定。对证据2，根据征收补偿方案中第八部分第（一）项第2点中记载，设计用途是办公，最后征收部门进行补偿时是按照实际用途进行补偿，即使原告的3层和7层被错误登记为办公，实际是开办职业学校，从公平性角度讲补偿价格应当进行区别。对证据3、4、5、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房屋比准价格公告中的第三条第1点列明了江东大厦及比准价格，江东大厦是属于征收最高的地段，比准价格最高。第4点中的中山天地跟江东商业大厦是相连接的，但是中山天地因为不在主干道相对江东大厦就低一点。中山天地的3层是按照商业进行补偿的，江东大厦三楼是按照办公进行补偿的，价格相差巨大，江东大厦3层市场售价肯定高于中山天地3层，因此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对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该分户报告当中注明补缴地价为1006480元，但被告没有对4227元楼面基准地价提供依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在技术鉴定意见书当中已经明确对权证内容有异议的不在专家鉴定范围，原告是对权证有异议，故不能作为合法的依据。而且技术鉴定意见书称土地用途为商业，房屋用途为办公，这种补偿方式符合相关规定。原告至今未看到该规定。自搭建筑室内评估价格意见书，原告不认可。原告被征收评估的房屋并不是按照该情况说明得出，该情况说明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且在该情况说明上注明市场比较法评估，评估价值为13283元，这个平均单价是如何得出的，被告对此并没有提供相关依据，事实上相邻的中山天地的补偿价格都是按照商业进行的，远远高于涉案房屋价格。测绘报告也证明被告方对8-9楼属于原告所有是认可的，面积是512.95平方米。对证据12、13、14、1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在2003年前该房屋是属于商业用途，是什么原因变更为办公用途，对此被告没有提供相关依据。
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对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对宁波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实体上损害了原告的利益。
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对宁波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3、7、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证据5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两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其内容真实，来源和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本院确认的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钱莉燕、龚红兵拥有坐落于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404号﹤3-l﹥-﹤3-5﹥的房屋，该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甬房权证江东字第××号，房屋登记建筑面积504.48平方米，登记设计用途为办公；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甬国用（2005）第16589号，登记使用面积117.92平方米，登记用途为商业用地。
因宁波市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建设需要，经前期房屋征收程序，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东政房征决（2014）第3号《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对该项目范围内相关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并于8月21日分别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和宁波日报上进行公告，原告所拥有的房屋被列入此次征收范围。
2014年8月21日，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范围内发布关于自行协商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通告，告知被征收人评估机构的选定方式和评估机构名录。在被征收人未协商选定评估机构的情况下，房屋征收部门于2014年9月2日在征收范围内发布关于投票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通告，告知被征收人在推荐的三家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中进行投票选定。2014年9月10日，在宁波市天一公证处现场监督公证下，通过投票确定宁波市甬海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承担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房屋征收项目的评估工作，并于2014年9月11日在拆迁范围内发布关于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确定的公告。经评估，该项目被征收办公用房评估比准价格为11996元／平方米（含房屋、土地价格），并于9月15日在房屋征收范围内进行公告。该项目签约搬迁期限为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2月15日。
2014年10月8日，房屋征收部门将房屋初步评估结果在征收范围内进行了公示。2014年10月14日，宁波市甬海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ZD20140139号《宁波市房屋征收非住宅用房价格评估分户报告》，钱莉燕、龚红兵被征收房屋的评估金额为6907301元，并于2014年10月30日送达给钱莉燕、龚红兵。经征收部门委托，宁波市房屋征收评估专家委员会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编号（2015）019号技术鉴定意见书，维持原评估报告。在规定的签约搬迁期限内，房屋征收部门经与钱莉燕、龚红兵沟通，告知具体房屋补偿方案，听取补偿安置要求后，钱莉燕、龚红兵对补偿内容仍有异议，致使双方未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15年2月16日，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2015年2月17日，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东征补（2015）1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方案中为钱莉燕、龚红兵提供了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并于2015年3月4日送达。2015年3月16日，钱莉燕、龚红兵提交书面意见，表示选择货币补偿，但对补偿价格存有异议。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经审查，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二十六条，《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宁波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若干规定》和《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相关规定，于2015年4月2日作出东征补（2015）第23号《征收补偿决定书》。决定书载明：一、对登记在被征收人钱莉燕、龚红兵名下的座落中山东路404号﹤3-1﹥-﹤3-5﹥房屋实施征收补偿，按照《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给予货币补偿。二、根据甬海估价公司对房屋的评估和《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被征收人应得的货币补偿金额为：（一）被征收房屋价值为人民币6907301元；（二）货币补偿增加20%的补偿资金人民币1381460元；（三）一次性经济补偿人民币345365元；（四）设施补偿人民币61800元。上述四项合计货币补偿资金为人民币8695926元。三、被征收人应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5日内与江东区征收办办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与移交手续，并将中山东路404号﹤3-1﹥-﹤3-5﹥房屋腾空搬迁，逾期不搬迁、腾空并办理相关手续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5年4月7日，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在征收范围内发布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公告，并于次日向龚红兵送达该决定书。钱莉燕、龚红兵不服，于2015年6月5日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宁波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甬政复决字（2015）121号《复议决定书》，认为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原告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5）浙行辖字第4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本院认为，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东政房征决（2014）第3号《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能达成补偿协议，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二十六条，《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宁波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若干规定》和《中山东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相关规定，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有权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涉案《征收补偿决定书》。关于涉案《征收补偿决定书》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在涉案《征收补偿决定书》作出前，已通知被征收人自行协商确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机构，但被征收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选择，被告通过投票确定宁波市甬海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为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机构，符合上述规定。该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涉案的房屋价格评估报告，上述评估报告经宁波市房屋征收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作出编号（2015）019号《技术鉴定意见书》，决定维持原评估报告有效。原告认为对房屋按办公用房进行征收补偿显失公平，但原告所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已明确载明设计用途为办公。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在向原告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方案》时，为原告提供了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原告选择了货币补偿方式。故被告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以上述评估报告确定的价值作为货币补偿的依据作出补偿决定，且补偿范围包括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设施补偿及相应的补助和奖励，符合相关规定。综上，被告作出的涉案《征收补偿决定书》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定要件。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在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了立案、审理并作出维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东征补（2015）23号征收补偿决定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钱莉燕、龚红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钱莉燕、龚红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预交上诉受理费50元；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帐号为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银行为农业银行杭州市西湖支行。汇款时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冯少华
审判员 金 莉
审判员 钟雪丹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 朱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