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衢江商初字第2251号
原告：江山市人民医院，住所地：江山市航埠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郑逸华，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徐方忠、周雄伟，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江山市营销服务部，住所地：江山市双塔街道城北北泉街173-181号。
负责人：周槐林，该服务部经理。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黄姑山路9号浙江天科大厦1-3楼。
负责人：曹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徐自立，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左腾，系该公司员工。
原告江山市人民医院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江山市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江山服务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姜涛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山市人民医院之委托代理人徐方忠、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徐自立、左腾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平安保险江山服务部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山市人民医院诉称：2013年7月2日，原告向被告投保了平安医疗责任保险，根据保险条款约定，累计赔偿限额为3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30万元×人员数。在投保前，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解释保险条款时称，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30万元×原告医护人员数。2013年9月5日，原告医护人员对患者周衰兰行“宫腔镜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术后患者一直处于浅昏迷状态。2014年3月5日，经衢州市医学会鉴定，原告对患者周衰兰医疗损害后果负主要责任，患者人身医疗损害等级为一级乙等。后原告多次与患者家属协商，并最终在江山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原告向患者赔偿992876.28元，并经过了被告确认。原告支付了上述款项后，即向被告提出索赔，但被告至今仅向原告支付理赔款30万元，剩余款项经原告多次交涉，被告拒绝支付。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两被告在医疗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692876.28元；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证据1、平安医疗责任保险条款、平安医疗责任保险（a款）、保险费缴纳发票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并支付了保险费；根据平安医疗责任保险（a款）第23条特别约定，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为30万元×人员数，该人员数指原告医护人员数；
证据2、医疗损害鉴定书、人民调解协议书、收据、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各一份，拟证明经鉴定，2013年9月5日原告医护人员对患者周衰兰进行的手术构成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原告在医疗活动中存在医疗过错；患者一直处于临床判定不能恢复的昏迷状态；患者的人身损害等级为一级乙等；原告的医疗过错对患者人身医疗损害后果的责任程度为主要责任；经江山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原告向患者家属支付了赔偿款992876.28元；被告仅向原告支付理赔款30万元。
被告平安保险江山服务部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辩称：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平安医疗责任保险并支付了保险费情况属实。但根据平安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28条的约定，对每人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根据平安医疗责任保险（a款）第23条特别约定，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为30万元×人员数，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30万元，被告赔付原告30万元即已履行了赔偿义务。原告主张的30万元×原告医护人员数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本案险种为医疗责任保险，根据平安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的约定，保险标的应为被保险人对患者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与投保的医护人员人数无关。另外，根据平安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26条的约定，原告并未提供合同约定的赔偿责任基础，即原告与受害人协商后并经被告确认的数额、人民法院判决、仲裁机构裁决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方式。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平安医疗责任保险投保单两页，拟证明保险条款中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30万元不存在争议，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投保单中特别约定部分即有相应记载。
被告平安保险江山服务部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对原告的主张予以反驳，应视为放弃对原告证据抗辩的权利。经庭审质证，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部分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平安医疗责任保险（a款）并非保险合同条款而是保单；保单第23条特别约定中的人员数与保险条款第28条约定的每人损失无冲突、无歧义；保单中30万元×人员数与保险条款约定一致，应为患者人数，原告主张是医护人员数缺乏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已赔偿30万元事实无异议，对原告已赔偿的其他数额，认为不合理。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在投保单中盖章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保险单中特别约定不是原告所填写；人员数就是指原告的医护人员数。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保单特别约定“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30万元×人员数，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30万元”中的“人员数、每人”是指医护人员数还是指患者人员数。根据平安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约定，本案的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对患者造成损害所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该经济赔偿责任应与患者的数量相关联，而非以被保险人的医护人员数为基础；且原告主张在投保前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解释保险条款时称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30万元×原告医护人员数，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认定上述人员数是指患者人员数。对上述原、被告各自提供的证据与本院认定一致部分予以确认。
综上，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7月2日，原告江山市人民医院向被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投保了平安医疗责任保险，双方在保单中约定被保险人为原告；保险期间自2013年7月7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保费为45万元；累计赔偿限额为3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30万元×人员数，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30万元等。另，平安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时，因过错造成患者损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第四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第五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中未依法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造成患者损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原告依约向被告缴纳了保费45万元。2013年9月5日，原告医护人员对患者周衰兰行“宫腔镜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术后患者一直处于浅昏迷状态。2014年3月5日，经衢州市医学会鉴定，原告医护人员对患者周衰兰进行的手术构成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原告在医疗活动中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临床判定不能恢复的昏迷状态存在因果关系；患者的人身损害等级为一级乙等；原告的医疗过错对患者人身医疗损害后果的责任程度为主要责任。后在江山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原告与患者家属达成一致意见，由原告向患者赔偿992876.28元。原告支付了上述款项后向被告索赔，被告于2014年10月10日支付了理赔款30万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根据平安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约定，本案的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对患者造成损害所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则该经济赔偿责任与受损害患者的数量相关联，即人员数是指患者人员数，更能符合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故对原告主张的人员数是指医护人员数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约定，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30万元，故被告已足额履行了理赔义务，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山市人民医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728元，减半收取5364元，由原告江山市人民医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姜涛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罗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