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12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健飞，男，1954年5月31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姑，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望城新区物华北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ANDYHSU，董事长。
清算组负责人：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北京汇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宁，北京汇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健飞因与被上诉人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洋公司）合同纠纷（原审案由：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9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健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姑和张雷、被上诉人普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健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普洋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由普洋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存在程序错误。根据法院查明事实，普洋公司在2016年8月22日进入清算程序，也指定了清算人，徐某2不能再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一审没有通知清算组和负责人参加诉讼，存在程序瑕疵。普洋公司在一审期间没有提交清算组的授权。目前普洋公司提交的授权不是新的清算组负责人的意思表示。二、实体上，一审法院存在四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个错误表现在一审法院关于普洋公司形成购房合意的认定是错误的，有三点理由：第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普洋公司中外股东之间形成由普洋公司出资以唐健飞名义购买北京房产的决议；第二，徐某2于2015年9月8日向唐健飞发送的邮件和附件，表明北京房产属于其与唐健飞共同所有，徐某2并非认为涉案房产属于普洋公司所有；第三，一审法院关于中外股东是否存在购房合意的认定是自相矛盾的。一审判决的第二个错误表现在，一审法院认定普洋公司出资购买北京房产并实际使用，据此认定北京房产属于普洋公司，认定错误，有四点理由：第一，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普洋公司向唐健飞支付过购房款。第二，一审中徐某2仅提供了徐某1、沈某1、沈某2以及吴某等人的证人证言，证明该等自然人支付给唐健飞的款项属于该公司所有，但仅凭这些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认定款项的性质即为普洋公司的购房款。沈某1、沈某2、吴某与徐某2是亲属关系，徐某1是沈某1的同学，与本案均有直接利害关系，仅凭这些证人证言不能认定款项的性质。沈某1、沈某2、吴某个人账户里面的钱不能证明就是普洋公司的钱，如果是普洋公司的钱，那么相关事实有待查明。例如普洋公司将公司款项放入自然人账户中的原因，如何放入自然人账户中、没有直接打给唐健飞的原因。如果这些款项属于普洋公司，唐健飞是与沈某1、沈某2、吴某存在资金往来，与普洋公司没有直接联系，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沈某1、沈某2以及吴某是根据普洋公司的指示将该等款项作为北京房产的购房款支付给唐健飞。因此沈某1、沈某2、吴某与普洋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唐健飞无关。第三，即使购房款属于普洋公司，普洋公司将这些款项提供给唐健飞，公司与唐健飞之间是出资关系还是借款关系，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款项的性质，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第四，即使是出资关系，在普洋公司与唐健飞之间没有借名买房的约定的情况下，普洋公司也无权向唐健飞主张所有权。一审判决第三个方面的错误是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房产归唐健飞所有。房产登记在唐健飞名下，属于唐健飞的房产，所有权属于唐健飞。北京房产以唐健飞的名义购买，相关资金由徐某2垫付，自2004年到2014年，中方股东通过分红扣减的方式已经偿还徐某2。按照徐某2的主张和一审法院的认定购房款是由普洋公司出资，那么中方股东自2004年至2014年就不应该少分10%的分红款，外方股东也不能多拿该款项，徐某2的主张和一审法院的认定和普洋公司的财务记账是矛盾的。唐健飞将北京房产无偿提供给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使用，并且将购房发票等交给公司保管，是因为中外股东友好合作的状态，相关资料提供给分公司保管是为了方便分公司办理经营融资等业务。一审判决第四方面的错误是普洋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房产于2004年购买，2007年偿还贷款，唐健飞取得所有权。如果普洋公司认为房产归其所有，权利受到侵害，那么应当在2007年提起诉讼，但是2016年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
普洋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唐健飞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第一，程序问题，清算成立时间是2016年12月28日，而本案一审在9月份就走完程序了，普洋公司没有后续参与诉讼程序的行为，只是等待法院出判决，因此普洋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不需要通知清算组参加程序。清算组从一开始就知道北京房产案子的存在，之前和现在的清算组从来没有对一审期间的代理问题提出异议。清算组在二审期间继续授权代理人参加诉讼，代表了清算组认可汇仲律师事务所的一审代理行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但是公司不可能因为法定代表人的变化推翻之前的行为，同理对于清算组也是一样，代理人拿到的授权是清算组出具的授权。第二，是否存在借名买房的安排，普洋公司认可本案中确实在合作之初，各方关系友好也相互信任，董事会、股东会确实没有就借名买房出具过书面决议，但一系列证据和事实能够作证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安排。三份邮件中有两份是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2发给唐健飞的邮件，一份是由公司的财务总监曹某发给唐健飞的邮件，在这些邮件中都提到了对北京房产权属进行确权、过户到公司名下的问题。针对唐健飞提到徐某2认为按照三七划分房产的问题，因为当事人本人是个人，法律意识淡薄，三七划分对应的是双方在普洋公司享有的比例，徐某2的主张是房产归公司所有。公司在2004年到2007年之间的合并财务报表，一审期间双方都作为证据提交过，报表来源是普洋公司和香港合作公司两家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这些报表是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从2004年逐年提供给普洋公司的，实际上指的就是徐某2提供给唐健飞，北京分公司是徐某2在管理，普洋公司是唐健飞在管理。在2004年到2007年的合并报表之中，公司营业支出项目下，均有一项为争议房产的房款。在这些报表中，双方均认可普洋公司向开发商或银行支付的房款属于公司的营业支出。这些财务报表是从2004年开始逐年记录的，在2004年到2007年之前，双方关系友好，因此不可能从十年前就为了“主张权利进行铺垫”。普洋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与购房相关的所有的手续都是普洋公司办理的，所有材料的原件也是由普洋公司保管，与付款相关的票据原件也是普洋公司持有。如果只是借款关系，房子是唐健飞借给公司使用，那么与购房、房屋产权相关的材料原件均由公司持有就无法解释。房产从购买开始，就是作为北京办公室的办公用房，唐健飞也没有主张过权利。因此双方实际上存在借名买房的安排。第三，购房款是否为公司支付的问题，一审期间，法院反复向唐健飞询问和确认钱是否是公司出的、唐健飞是否出过钱，对此，唐健飞一审期间明确认可，对于购房其本人没有出一分钱，唐健飞明确认可所有的购房款都是公司出的，其唯一的抗辩只是购房款应当是公司给他10%的红利。因此，讨论五个自然人的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一审期间已经能够确认普洋公司出钱买房。关于钱到底是否为公司分红的问题，一审中，唐健飞的主张是公司预支给他的10%的红利，普洋公司不认可，该主张是唐健飞为本案诉讼而找的借口。唐健飞没有证据支持预支10%红利的事实。一审期间提交的普洋公司工商备案的财务报表显示，普洋公司自2003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任何分红，因此所谓分红问题没有依据。从数额上看，普洋公司在2007年就已经通过提前还款支付了全部五百多万的房款，即便按照唐健飞主张的应得的分红款，在2007年的时候唐健飞应得的分红款也只有200万左右，因此如果双方曾经达成过红利抵扣房款安排，普洋公司不可能在2007年就提前偿还房款，而是应当逐年扣减。如果是红利抵扣，公司的财务报表是会体现的，现在无论是工商备案财务报表还是合并财务报表，都体现不出来10%的红利。
普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号房屋和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号房屋所有权归普洋公司，并判令唐健飞立即将上述两套房产过户至普洋公司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5月31日，跃洋公司与ANDYHSU签订《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约定由跃洋公司与ANDYHSU共同投资设立普洋公司，其中跃洋公司认缴出资占注册资本的30%，ANDYHSU认缴出资占注册资本的70%。跃洋公司在合同上加盖了公司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唐健飞作为ANDYHSU代表在合同上签字。2003年6月16日，普洋公司取得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2003年8月11日，普洋公司取得了江西省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ANDYHSU任法定代表人。2004年4月30日，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成立，徐某2任负责人，营业场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室。
2004年6月20日和同年6月30日，唐健飞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华润公司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唐健飞购买华润公司开发的北京房产。2004年7月，唐健飞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保证人华润公司签订楼宇按揭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由唐健飞以北京房产中的2008号房屋做抵押，向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借款159万元。2006年7月26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就北京房产填发了编号为京房权证朝私06字第XXXX号和×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所有权人唐健飞。2015年8月31日，唐健飞以挂失方式重新补领了编号为京房权证朝字第XXXX号和×号的北京房产所有权证。
2016年4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447号裁决书，裁决解除ANDYHSU与跃洋公司于2003年5月31日签订的《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合同》。2016年5月9日，跃洋公司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法院指定第三人ANDYHSU组成清算组对普洋公司进行清算。2016年8月22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赣01民算（预）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跃洋公司对普洋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目前，该案正在审理期间。
一审庭审中，普洋公司与唐健飞为主张北京房产权益，分别提交了相关证据。其中，普洋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是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两份公证书，其中一份公证书公证内容是普洋公司财务总监曹某女士向唐健飞发送邮件，要求对北京房产进行权属确认；另一份公证书公证内容是普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2发给唐健飞的邮件及《房产归属确认协议书》附件。二是普洋公司财务保存的支付北京房产的收据、记账凭证、银行回单及进账单等全部购房款凭证。三是普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2及财务人员等五人的书面证词。普洋公司以上述证据证明中外股东形成了以唐健飞名义购买北京房产的合意。唐健飞认为，普洋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普洋公司主张的事实，提出其作为普洋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为方便普洋公司开展业务，将自己购买的北京房产租赁或由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使用，并将购房资料存放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并无不妥，不能证明北京房产由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使用就必然成为普洋公司房产。
唐健飞提交了普洋公司中方股东跃洋公司于2016年9月15日出具的证明、普洋公司2004年至2010年财务月报表及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向普洋公司发送的2011年至2014年双方股东分红《北京凭证》邮件截图。其中，跃洋公司证明内容是：“一、中外合资企业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于2003年8月成立，由中方（深圳市跃洋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股30%和外方自然人徐某270%，双方股东组成。董事会成员由四名董事组成，双方各委派二名，中方委派的二名董事为唐健飞与唐翔祥，外方委派的二名董事为徐某2与沈某1；二、唐健飞系我公司委派普洋公司董事，任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并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三、就北京市二套房产（京房权证朝私06字第XX**号、京房权证朝私06字第XX**号）的归属问题，普洋公司自成立始至今从未有过股东和董事一致同意由唐健飞以个人的名义代公司购买并持有相关房产之事实；四、普洋公司成立之初，为便于产品对外销售，为设立北京办事处方便使用，更是由于外籍人员、外资企业购房政策限制的缘故，双方股东早已形成合意并付诸实施，即：徐某2放弃购房，由唐健飞个人购房，全部购房款包括首付，则逐年逐次在中方股东分红中按10%扣除，由外方股东徐某2代为支付；五、涉案北京二套房产的全部购房款的支出，或者说是由谁支付的，只是普洋公司双方股东之间的结算或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由普洋公司出资，与普洋公司无关；六、目前关于普洋公司双方股东的逐年分红总额和比例，我公司已委托司法审计鉴定（尚未出具鉴定书），也可由法院另行委托鉴定。”普洋公司2004年至2010年财务月报表，记载了收入及股东分红、购房首付款、月供及峻峰购房款等各项支出。《北京凭证》无印章及相关人员签字。唐健飞以此证明普洋公司中外股东在2011年至2014年分红总额以及二比八的分红比例，中方股东应分得的剩余10%的分红由普洋公司外方股东徐某2代唐健飞支付购房款，北京房产购房款的支出，只是普洋公司中外股东之间的结算或者债权债务关系，与普洋公司无关。普洋公司认为，唐健飞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唐健飞主张的事实，指出跃洋公司由唐健飞妻子和女儿出资设立，法定代表人由唐健飞妻子担任，与唐健飞是利益共同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证明力。普洋公司对唐健飞提交的普洋公司2004年至2010年财务月报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唐健飞的证明事项，指出财务月报表记载的股东分红，系普洋公司关联公司普洋香港公司的分红，唐健飞收到的分红款全部由普洋香港公司银行账户汇出。财务月报表还记载了购房首付款、月供及峻峰购房款等项目，证明北京房产购房款由普洋公司支付并作为公司房产记载于公司账簿中。普洋公司对唐健飞提交的《北京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唐健飞主张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唐健飞提出的徐某2隐瞒公司公章未遗失且未经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提起诉讼，不仅侵犯了唐健飞的合法权益，亦损害了普洋公司以及中方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辩称理由。法院认为，徐某2作为普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维护公司权益，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唐健飞并非普洋公司股东，徐某2作为普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提起本案诉讼，是为了维护普洋公司中外股东的合法利益，并未侵犯股东权益。关于唐健飞主张的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事实上，在普洋公司股东发生争议并在中国国际仲裁贸易委员会于2016年4月6日裁决解除ANDYHSU与跃洋公司签订的《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之前，无证据表明普洋公司中外股东之间或外方股东与唐健飞之间就北京房产存在或者发生过争议，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外股东就北京房产有过约定或者唐健飞对北京房产行使及主张过权利。实际上争议发生在普洋公司中外股东解约后的财产清算期间。普洋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唐健飞以诉讼时效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北京房产权属问题。唐健飞提出，为便于普洋公司销售产品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但由于外籍人员和外资企业购房政策的缘故，中外股东形成由唐健飞个人购房而由外方股东徐某2代为支付首付款以及逐年逐次在中方股东分红中扣除10%的方式折抵代付的剩余购房款。唐健飞上述主张表明，当初之所以没有以外籍人员ANDYHSU名义或者外资企业普洋公司名义购买北京房产，是因购房政策缘故，但购买北京房产并以北京房产作为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系普洋公司中外股东之合意。唐健飞仅仅是普洋公司中方股东跃洋公司委派的董事兼总经理，并非普洋公司股东，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法院认为，北京房产无论以何人名义购买，在由合资经营企业普洋公司出资并由合资经营企业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实际使用的情况下，应认定北京房产为合资经营企业普洋公司资产，与非合资经营企业股东的唐健飞无任何关联。普洋公司诉讼请求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判决：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系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号房产（原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京房权证朝私06字第XX**号，现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京房权证朝字第XX**号）和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号（原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京房权证朝私06字第XX**号，现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京房权证朝字第XX**号）权益人，唐健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将上述两套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名下。
二审中，唐健飞提交（2016）赣01民算2号决定书和（2016）赣01民算2号之一决定书，证明普洋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南昌中院已指定清算组及其负责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由清算组及其负责人代表普洋公司参加本案一、二审程序，徐某2作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无权再代表普洋公司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程序，且一审中法院未通知普洋公司清算组及其负责人参与本案诉讼程序，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存在重大程序瑕疵。普洋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不存在程序瑕疵。
唐健飞提交吴某于2016年8月27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徐某2和沈某2于2017年8月16日分别出具的证明，证明徐某2与沈某1、沈某2及吴某存在亲属关系，沈某1、沈某2及吴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普洋公司质证称吴某确实是沈某1和沈某2的母亲，但是购房款是公司出的，唐健飞已经认可了。
唐健飞提交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人员曹某于2015年3月24日向普洋公司南昌总公司财务人员李某发送财务报表的邮件，证明曹某于2015年3月24日以邮件形式提供财务报表，4月20日即向唐健飞发送邮件，主张涉案房屋权利，在财务报表中罗列的购房支出是曹某及徐某2有意为之，以为后续主张权利铺垫，且财务报表并非款项支付的实际凭证，如普洋公司实际为涉案房产出过资，应提供直接出资的证明，而非人工制作的财务报表。普洋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唐健飞欲证明财务报表是徐某22015年为主张权利做铺垫才做的，与普洋公司提交的唐健飞一审证据清单说明完全不一致，一审期间唐健飞已确认财务报表是逐年提供而不是在2015年做的，普洋公司不可能在2004年就为十年后的诉讼做铺垫。
二审中，普洋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普洋公司主张的借名买房关系是否成立。对此，应当结合房屋的出资、房屋的占有使用、购房票据及产权证书的持有以及对于借名买房有无合理解释等因素综合考虑。
本案一审中，唐健飞主张为便于普洋公司销售产品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但由于外籍人员和外资企业购房政策的缘故，中外股东形成由唐健飞个人购房，全部购房款包括首付逐年逐次在中方股东分红中按10%扣除，由外方股东徐某2代为支付的合意。二审中，唐健飞主张北京房产购房款系为徐某2向其借款，并按照中方股东分红中扣除10%的方式予以折抵。由此可见，唐健飞关于北京房产购房款的陈述与其一审陈述并不一致，但唐健飞未就其陈述的其与徐某2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以及双方约定按照中方股东分红中扣除10%的方式予以折抵购房款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唐健飞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北京房产虽登记在唐健飞名下，但唐健飞认可北京房产购房款并非由其出资。根据唐健飞提交的普洋公司财务报表，其中亦列有北京房产的购房款支出，且北京房产的房产证明、购房手续及购房款票据均由普洋公司持有，所购北京房产作为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亦由普洋公司北京分公司实际使用。综合上述购房、付款及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应认定双方存在借名买房关系，普洋公司要求唐健飞将北京房产过户至普洋公司名下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唐健飞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唐健飞主张的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4月6日裁决解除《南昌普洋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之前，无证据表明普洋公司与唐健飞之间就北京房产存在或者发生过争议，普洋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唐健飞以诉讼时效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唐健飞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一审中，唐健飞并未将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负责人告知一审法院，本案二审中，普洋公司的清算组对于普洋公司的一审诉讼行为明确表示认可。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因此本案的诉讼主体普洋公司仍为适格主体。故此，本案一审程序并无明显不当，唐健飞的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唐健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880元，由唐健飞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审 判 员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张 弘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法官 助理 卫孚嘉
书 记 员 佳 丽
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