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0101民申4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黄×8之女）：李×1（兼李×2的委托代理人），女，1967年1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李×1之夫），男，1969年10月22日出生。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黄×8之女）：李×2，女，1978年3月31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1，男，1937年12月16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2（兼黄×3的委托代理人），男，1941年2月19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3，男，1953年10月20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4，女，1962年2月16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6之子）：黄×5，男，1963年3月25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7之夫）：李×3，男，1930年5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耿×（李×3之儿媳），女，1959年1月29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7之子）：李×4，男，1954年9月26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7之女）：李×5，女，1963年10月30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7之子）：李×6，男，1956年5月30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7之子）：李×7，男，1951年12月15日出生。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黄×7之子）：李×8（兼李×7、李×6的委托代理人），男，1957年11月7日出生。
黄×8、黄×9与黄×6、黄×7、黄×1、黄×2、黄×3、黄×4继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1997年12月1日作出（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月25日，再审申请人李×1、李×2（系原审原告黄×8之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李×1、李×2申请再审称：原审原告黄×8已于2007年去世，李×1、李×2系黄×8之女，现李×1、李×2以（2014）东民初字第0026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东民初字第09389号民事判决书作为新证据，对（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再审。（一）原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原审认定原、被告均在发还产权意见表上填写过弃权或继承的意见，并由所在单位盖章，房管部门具此办理了《房产证》。（2015）东民初字第09389号案件中认定事实为：原审原告黄×8没有放弃继承权，享有继承权；在发还产权的过程中遗漏了多个合法继承人，黄×8的继承权受到侵害。（二）原审权属判断错误。1984年涉案房产返还时，所有合法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权属应为共同共有。黄×10等6人对房产进行分割时，遗漏了另外6个合法继承人，其行为是无效的。原审判决错误的认为所有权转移有效，黄×8对已转移权属的他人财产无继承权。（三）原审案件定性及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将法律关系确定为继承权纠纷是错误的，应确定为与所有权相关的纠纷。所有权为绝对权，相关纠纷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审判决按继承权纠纷适用了诉讼时效的规定，在法律关系确定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四）原审案件审理中的其它错误。1、新的生效判决认定涉案房产返还过程中遗漏6个合法继承人，其中黄×11、黄×12、黄×133人应参与原审诉讼。2、房档作为重要证据，由于房管部门不能提供原件或复印件，未在庭审中出示并质证。3、黄×4以黄×10之女的身份作为黄×10继承人参与诉讼，其与黄×10父女关系存疑。
被申请人黄×1辩称：原审判决正确无误，同意原审判决。
被申请人黄×2辩称：1984年文革落私时，黄×8填过表格，是放弃继承。而且，我们全家讨论过卖房一事。1997年诉讼时，李×1先于法院两次私自查阅房档，我们认为该行为存在问题。1997年判决后，黄×8未上诉也没有申诉，在黄×8去世多年后，黄×8之女李×1、李×2提出申诉，其申诉没有法律依据。故黄×2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申请人的申诉意见。
被申请人黄×4辩称：父亲黄×101992年去世，黄×4公证继承了黄×10遗产，取得涉诉房屋中六分之一房产份额。1997年李×1先于法院两次私自查阅房档，现房屋档案里要求继承的表都有，而放弃继承的表都没有。黄×4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无误，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申请人的申诉意见。
被申请人黄×3辩称：同意原审判决意见，同意黄×4的意见。
被申请人黄×5辨称：2003年黄×6去世，黄×5经公证处公证，继承黄×6遗产，取得涉诉房屋中的六分之一房产份额。原审判决后黄×8既未上诉又未申诉，故对申诉人的申诉有疑问。黄×5同意原审判决。
被申请人李×8、李×7、李×6辩称：黄×72000年死亡，我父亲李×3及我们5个子女都未放弃黄×7的份额。
被申请人李×3、李×4、李×5辩称：同意其他被申请人的意见。
本院审查查明：黄×14与黄李氏系夫妻关系，育有黄×15、黄×9、黄×8、黄×1、黄×2、黄×16、黄×6、黄×7、黄×10九个子女。
北京市东城区××胡同×号院房屋×间（以下简称涉诉房屋）系黄×14之私产。文革期间，涉诉房屋收归公管。1967年10月13日，黄×14去世。1983年9月29日，黄李氏去世。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开始后，1984年黄×1、黄×2、黄×3、黄×7、黄×6、黄×10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并领取所有权证书，六人各占六分之一份额。1992年6月24日，黄×10去世。1996年9月24日，黄×10之妻李×9放弃继承权，黄×10之女黄×4经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公证，继承黄×10所遗涉诉房屋中六分之一房产份额。
1997年7月，黄×8、黄×9、黄×15将黄×3、黄×7、黄×6、黄×1、黄×2及黄×10之女黄×4诉至本院，要求确认黄×8、黄×9、黄×15对涉诉房屋享有继承权。该案审理中，黄×15出具书面声明，放弃对涉诉房屋的继承权，并撤回起诉。黄×8、黄×9承认曾填写过表，单位也盖过章，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但否认系放弃继承权。黄×9承认全家曾商量过卖房一事。经审理，本院认为，黄×3、黄×7、黄×6、黄×1、黄×2及黄×4之父黄×10于1984年办理共同继承房屋的产权证已达13年之久，且在此期间双方一起协商过卖房一事，故黄×8、黄×9应当知道产权早已发还，其在法定诉讼时效期内未主张权利，亦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定事由。黄×8、黄×9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故对×8、黄×9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遂于1997年12月1日作出（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黄×8、黄×9要求确认其对涉诉房屋有继承权的诉讼请求。黄×8、黄×9没有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000年11月原审被告黄×7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为其夫李×3、其子女李×8、李×7、李×5、李×4、李×6。
2003年12月9日，原审被告黄×6去世。2010年2月24日，黄×6的子女黄×17、黄×18、黄×19、黄×20放弃对黄×6所遗涉诉房屋中六分之一份额的继承权，由黄×6之子黄×5经北京市××公证处公证，继承黄×6所遗涉诉房屋中的六分之一房产份额。
2007年11月1日，原审原告黄×8去世。
2013年12月24日，李×1、李×2以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为由将黄×1、黄×2、黄×5、黄×4、黄×3、李×3、李×7、李×5、李×4、李×6、李×8诉至本院，要求黄×1、黄×2、黄×5、黄×4、黄×3、李×3、李×7、李×5、李×4、李×6、李×8赔偿李×1、李×2损失750000元。该案审理中，黄×9出具书面声明，放弃对涉诉房屋的继承权。该案庭审中，本院向房管部门调阅并复印涉诉房屋的房屋档案，其中有黄×10、黄×7、黄×1、黄×2、黄×6填写的继承产权保证书和黄×3填写的落实私房政策对继承房产的意见表，未发现有黄×8、黄×9、黄×15及黄×13、黄×11、黄×20填写的继承或者放弃房屋产权的书面材料。该案本院认为，在当年办理黄×14的房产发还手续时，遗漏了黄×8等法定继承人，应当说黄×8的合法继承权受到侵害。但根据本院已生效的（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黄×8已丧失对涉诉房屋的继承权。现李×1、李×2以被告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房屋登记，侵害黄×8的合法权益为由，据此要求黄×1、黄×2、黄×5、黄×4、黄×3、李×3、李×7、李×5、李×4、李×6、李×8赔偿损失的主张，因李×1、李×2主张的权利已缺乏基础，故2015年2月2日本院作出判决，驳回李×1、李×2的诉讼请求。后李×1、李×2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1、李×2主张黄×8受到侵害的本权系对黄×14原有涉诉房屋的继承权。但根据已生效的（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黄×8、黄×9主张享有继承权的诉讼请求，故对于李×1、李×2以黄×8的继承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缺乏权利基础，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3年12月24日，李×1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住建委）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北京市住建委对李×1申请撤销涉诉房屋在黄×10、黄×1、黄×2、黄×6、黄×7、黄×3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要求判令北京市住建委履行法定职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6日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李×1的起诉。后李×1不服裁定，提起上诉。二审期间李×1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予以准许，上述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4年1月29日，李×1以北京市住建委对于其提出的要求撤销涉诉房屋所有权证的信访答复意见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北京市住建委于2013年12月11日对李×1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违法。2014年3月20日本院作出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李×1的起诉。上述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5年6月16日，李×1起诉李×2、黄×1、黄×2、黄×3、黄×4、黄×5、李×3、李×7、李×4、李×6、李×5、李×8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审理后认为，涉诉房屋原系黄×14所有的私产。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时，黄×1、黄×2、黄×3、黄×7、黄×6、黄×10作为黄×14的法定继承人于1984年共同继承并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六人各占六分之一份额。但涉诉房屋档案材料中未发现有黄×8、黄×9、黄×15及黄×13、黄×11、黄×12填写的继承或放弃房屋产权的书面材料。可见，在当年办理黄×14的房产发还手续时，遗漏了黄×8等法定继承人，应当说黄×8的合法继承权受到侵害。但此时黄×8享有的是对涉诉房屋的继承权，并非所有权。1997年，黄×8、黄×9起诉要求确认黄×8、黄×9对涉诉房屋享有继承权，本院经审理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黄×8、黄×9主张享有涉诉房屋继承权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现原告李×1主张黄×8生前从未表示过放弃对涉诉房屋的继承权，应视为继承已经发生，黄×8应属于涉诉房屋所有权人之一，在黄×8去世后，原告李×1作为黄×8的法定继承人，依法对涉诉房屋享有所有权。但经本院生效判决确认，黄×8已丧失对涉诉房屋的继承权，亦未通过继承权的实现来继承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故对原告李×1要求确认原、被告对于涉诉房屋共同享有所有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权利基础，本院不予支持，故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0938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李×1的诉讼请求。原告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现申请人以（2014）东民初字第0026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东民初字第09389号民事判决书作为新证据，对（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再审。
另查，黄×13、黄×11、黄×12、黄×3系黄×16之子，黄×13、黄×11、黄×12曾明确表示认可落私发还产权时，三人及母亲均放弃对黄×16的继承权，由黄×3作为黄×16的唯一继承人取得黄×16产权份额。在申诉审查过程中，黄×12表示1984年发还产权的时候，其与黄×13、黄×11均签署过放弃产权的意见表，由单位盖章后，交给了房管所。当时其母亲也曾签署了放弃产权意见表，由住所地居委会盖章后一并交至房管部门。
再审申请人李×1称其母黄×8未放弃继承权，知道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当年填过表，且由单位盖章，不清楚填的是什么表，但和继承放弃无关，未在意涉诉房屋发还及产权变更之事。
审查过程中，本院前往东城区房管局再次查阅房档，房档里有黄×10、黄×8、黄×1、黄×2、黄×6的《继承产权保证书》及黄×3《落实私房政策对继承房产的意见表》，并盖有单位公章。未发现有黄×8、黄×9、黄×15及黄×13、黄×11、黄×12及其母填写的继承或者放弃房屋产权的书面材料。
本院认为，首先，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规定，如产权人已经死亡，产权人的继承人办理房屋产权发还时均要求填写对房屋是继承还是放弃的意见表并由单位盖章。黄×8认可其填过意见表且盖过章，但称不知所填表的内容，故在（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8填写意见表并由单位盖章的事实并无不妥。本案中，申请人承认知道北京市落实私房政策，且黄×8就该涉诉房屋意见已填表盖章的情况下，长达十三年之久未过问涉诉房屋一事，未以任何方式主张权利，直至1997年才通过诉讼要求继承涉诉房屋，原审推定黄×8知道或应当知道房屋已过户至黄×2等六人名下并无不妥，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且黄×8对原审判决并未上诉，也未申诉，该行为表明黄×8已认可该判决。
其次，（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是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黄×8、黄×9要求确认其房产继承权之诉讼请求，并未对其实体权利进行处理，亦未否认黄×8在继承发生时所享有的权利，申请人以原审权属判断错误为由要求再审于法无据。且（2014）东民初字第0026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东民初字第09389号民事判决书均驳回了李×1的诉讼请求，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一致，即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因此两份判决不能构成新证据。
第三，原审黄×8以其合法继承权受到剥夺为由提起诉讼，（1997）东民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以继承权纠纷处理并无不妥。
第四，申请人以原审遗漏当事人、黄×4身份问题作为再审依据，黄×13、黄×11、黄×12曾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从未对此提出异议。黄×4已经公证机关公证继承，原审处理正确无误。关于申请人提出的房档未经质证的问题，原审中对房档经过质证，黄×8并无异议。综上，申请人李×1、李×2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定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1、李×2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益岚
审判员 孙 莉
审判员 刘 平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