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3民初6553号原告雒×1，男，1951年3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原告雒×2，女，1953年7月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原告雒×3，男，1958年10月1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玉君，男，1964年2月16日出生。被告雒×4，男，1947年3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雒×5（雒×4之子），1981年8月16日出生。原告雒×1、雒×2、雒×3与被告雒×4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春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雒×1、雒×3、雒×2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吴玉君，被告雒×4及其委托代理人雒×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雒×1、雒×2、雒×3共同诉称：双方系兄弟姐妹关系。双方父母雒×6、何×生育了五个子女，按照长幼顺序分别是雒×4、雒×1、雒×2、雒×3、雒×7，各自分家单过。雒×6和何×分别于1987年5月12日和1987年6月8日去世。雒×7于1998年4月12日去世。雒×7未婚无子女。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兄弟姐妹之间享有继承权。然而，雒×4不和其他人协商，擅自占用。在三原告不断提出异议的情况下，2013年4月12日，在村委会主持下，三原告和雒×4达成了调解协议，现有调解书为证。该调解书约定，关于老四雒×7房子一事，房子所有权归哥四平分，四人为：雒×4、雒×1、雒×3、雒×2。经村委会调解，达成以下协议：1.现有住房五间归雒×4居住，三年以后搬出；2.如房子卖出，再补给雒×4装修费壹万叁仟元整（为雒×1、雒×3、雒×2三人均摊）；3.如有甲方违约，将赔付乙方违约金伍万元整。协议签订后，到现在为止，已经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但是，雒×4没有履行调解书，居住三年后拒不搬出。三原告给了雒×4十天搬出时间，但雒×4仍不肯搬出。雒×4现已没有履行调解书的诚意，三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故请求判令雒×4履行调解书，要求其从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号宅院内的五间北房中搬出，并支付违约金五万元，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雒×4辩称：涉诉北房由我和父亲一起建造，原告也帮忙出力了。我结婚的时候就住在涉诉宅院，该宅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虽然登记在雒×7名下，但是原件一直由我保管，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曾说让我当雒×7的监护人，并把涉诉宅院的红本也给了我，让我保管，之后由我照顾雒×7，雒×7的住房应当归我所有。1993年9月20日，我和邢×再婚后，共同负责照顾雒×7吃住。1998年4月，雒×7因交通事故去世，我一个人独自找雒×750多天，最后确定雒×7死于交通事故。因雒×7没有子女，无法领取赔偿金，最后确定我儿子雒×8为继承人，把赔偿金3万元领回。拿到钱后，原告不让我回家，后在雒×2家将赔偿金分了，每人7000多元。雒×3还把雒×7房后的两棵柳树卖了1000多元并据为己有。2003年12月4日，我大儿子雒×5结婚，重新装修了涉诉北房，并住在涉诉北房中。雒×5婚后一直和我们夫妻一起生活，并在现在的宅院中又盖了四间厢房。后因雒×5生育一子雒×8，三代人一起住多有不便，雒×5于2013年在我的老宅盖房单过。2013年4月12日，我在老宅卖树，雒×5上班不在家，雒×3夫妻在院子里捣乱，不叫人家放树，在树下站着骂人，逼着我签字，如不签字就捣乱。为了人身安全，我就签了。当时三原告一起逼着我去村委会签的字。雒×1属于男到女家，结婚在木林镇×村，结婚后也没照顾过雒×7。涉诉五间北房应当由原告和被告四人平分，有被告相应的份额，否则被告也不可能进行装修，故不同意从房屋中腾退。我方不存在违约的情况所以不存在违约金。综上，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雒×6与何×生前原系夫妻关系，分别于1987年5月12日、1987年6月8日去世。其二人生前共育有五名子女，按照长幼顺序分别为：雒×4、雒×1、雒×2、雒×3、雒×7。雒×7于1998年去世，生前未婚无子女。2013年4月12日，经顺义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村民调）调解并经调解人雒廷右（村民调主任）见证，雒×4（甲方）与雒×1、雒×3、雒×2（乙方）达成调解书，具体内容为：关于老四雒×7房子一事，房子所有权归哥四平分，四人为：雒×4、雒×1、雒×3、雒×2，现经村委会调解，达成以下协议：1.现有住房五间归雒×4居住，三年以后搬出；2.如房子卖出，再补给雒×4装修费壹万叁仟元整（为雒×1、雒×3、雒×2三人均摊）；3.如有甲方违约，将赔付乙方违约金伍万元整。备注：此调解书于2013年4月12日生效，2015年4月12日终止。双方分别在调解书上签字捺印，并加盖村民调印章。2013年4月18日，村民调出具补充更证（正），载明：我村村民雒×4、雒×1、雒×3、雒×2分得其四弟雒×7房子一事，因备注日期打错，现给予更正：此调解书于2013年4月12日生效，2016年4月12日（终止）。雒×1、雒×3、雒×2出示上述材料，并表示调解书系双方平等自愿达成的，应为真实有效，因约定的终止时间有误，村民调才出具了补充更正材料。雒×4认可调解书中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但雒×4表示其系被逼无奈签订此调解书的，故调解书是无效的，其也不认可调解书的内容，而且，如果调解书有笔误，就证明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终止指的是协议作废，不认可村民调补正材料。涉诉北房中有雒×4份额，其不同意搬出。经本院向村民调及雒廷右核实，雒廷右在询问中陈述：调解书和补充更正均是村民调出的，出具调解书时双方四人均在场，调解书的内容也是四人协商自愿达成，不存在谁强迫谁的情况，因调解书终止时间有笔误，故后补充更正，调解书中所述的房子即为涉诉五间北房。经询问，雒×1、雒×3、雒×2表示双方约定违约金就是为了防止雒×4到期后不搬出，调解书中所载的五万元是双方约定的，没有具体计算的标准。雒×4表示五万元是雒×1、雒×3、雒×2三人欺诈定的，不清楚五万元是什么。经本院释明，雒×4表示如法院认定其构成违约须支付五万元违约金，其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要求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调整。双方确认，调解书中所述房子四人平分是指双方对涉诉北房每人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三年以后搬出是指从涉诉五间北房中全部搬出，甲方违约赔付五万元是指三年到期后雒×4未搬出就构成违约，其需赔付乙方五万元违约金。雒×4超期未搬出，对雒×1、雒×3、雒×2三人而言，并无实际损失。涉诉北房现由雒×4占有使用，涉诉北房腾空后没有出租或出卖的打算。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调解书、补充更正材料、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为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涉诉调解书由村民调出具并经调解人员见证和当事人双方签字确认，调解书的内容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相关法规，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双方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调解书应为真实有效。雒×4辩称系受胁迫、受欺诈签订该调解书，但其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佐证，也没有证据显示其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了调解书。故对其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陈述，涉诉北房由雒×4居住三年的期限已过，雒×4应在2016年4月12日之后，从涉诉北房中搬出。因此，雒×1、雒×3、雒×2依据调解书约定，要求雒×4自涉诉北房中搬出，于法于约均有据，本院对其三人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赔付违约金一节。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法上所规定的违约金具有补偿和惩罚双重性质，其中以赔偿守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即违约金约定过低或过高，守约方或违约方均可以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请求予以增加或适当减少。所以合同法所规定的违约金在本质上系以实际损失为基础的民事责任形式。基于违约金的该本质属性，关于违约金过高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当违约金约定过高，法院可以基于违约方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所参考的因素，但其核心仍然是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因此，法院在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违约行为是否会对守约方造成损失。具体到本案中，虽然双方在调解书中约定雒×4违约，即超期未搬离涉诉北房，须赔付雒×1、雒×3、雒×2五万元违约金，但根据双方陈述，对于涉诉北房，双方均没有出租或出卖的打算，雒×4超期未搬出，对雒×1、雒×3、雒×2既未造成实际损失，亦不会造成预期利益的损失，因此，综合考虑守约方确无损失、违约行为的持续期间、双方亲属关系且涉诉北房中确有雒×4四分之一的份额等诸多因素，本院对守约方三人要求主张违约金的请求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雒×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自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号宅院内的五间北房中搬出；二、驳回原告雒×1、雒×3、雒×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百二十五元，由原告雒×1、雒×3、雒×2负担四百元（已交纳），由被告雒×4负担一百二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春牛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罗佳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