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湛开法行初字第72号
原告：遂溪县界炮镇下办山村村民小组。
负责人：卜强，村民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李振甫，广东飞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禄，男，住广东省遂溪县。
被告：遂溪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余庆创，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文佳，遂溪县国土资源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郑晓东，遂溪县国土资源局干部。
第三人：遂溪县界炮镇金围管理区埠头仔村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张素，村长。
第三人：遂溪县界炮镇南山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符周，主任。
原告遂溪县界炮镇下办山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办山村）不服被告遂溪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2月14日作出的遂府（2014）5号《关于遂溪县界炮镇下办山村和埠头仔村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于2014年9月28日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2014）湛中法行初字第12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3月26日受理后，于2015年4月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下办山村的负责人卜强及委托代理人李振甫、黄禄、被告遂溪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文佳、郑晓龙、第三人遂溪县界炮镇金围管理区埠头仔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埠头仔村）的负责人张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遂溪县界炮镇南山村委会（以下简称南山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遂溪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2月14日对下办山村、埠头仔村作出遂府（2014）5号《关于遂溪县界炮镇下办山村和埠头仔村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为埠头仔村从20世纪70年代起使用争议地耕种至2009年，期间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决定埠头仔村与下办山村争议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埠头仔村集体所有。被告于2015年4月2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法人证明书，证明下办山村申请处理涉案土地权属争议；2、协议书、土地承包合同书、1952年分户登记清册，证明下办山村提交的证据，协议书中的签名全是黄禄个人代签，不能代表埠头仔村的意思，分户清册里没有四至，未能确认包含争议地，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争议地是埠头仔村的；3、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受理表，证明被告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4、屋地争议答辩书，证明程序合法；5、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将原告的申请材料送达给第三人，程序合法；6、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张素为埠头仔村村长；7、下办山村和埠头仔村土地权属争议现场勘验笔录，证明争议土地的面积和现状；8、下办山村村长卜强的询问笔录和身份证，证明该争议地在承包给南山村委会之前一直由埠头仔村群众耕种；9、县公安局退休干部戚交的询问笔录、身份证，证明争议地从1978年开始一直由埠头仔村耕种；10、下办山村黄禄的询问笔录、身份证，证明争议地从1978年开始一直由埠头仔村耕种，协议书里的签名都是黄禄代签的，该协议书不能作为权属依据；11、下办山村庞安贤的询问笔录、身份证，证明1960年原田坡村村民黄荣辉等人搬入埠头仔村后与埠头仔村民开垦原田坡村的屋地和林地，埠头仔村一直耕种该地至今；12、马天秀的询问笔录、身份证，证明1970年埠头仔村村民开发旧屋基地时，曾产生矛盾，张培球已经处理对换6.9亩土地给下办山村，该地由埠头仔村耕种至今；13、埠头仔村村长张素的询问笔录、身份证，证明1970年张培球已对换6.9亩土地给下办山村，40多年没有人提出异议；14、南山村委会书记柯安的询问笔录、身份证，证明争议地是埠头仔村耕种，30多年没有人提出异议；15、南山村委会主任符周的询问笔录、身份证，证明争议地是埠头仔村耕种，30多年没有人提出异议；16、调解笔录，证明该纠纷未能调解解决；17、界炮镇的处理意见，证明界炮镇政府同意县政府的处理；18、金围村委会的证明，证明田坡村和埠头仔村的演变过程；19、2011年卫星拍摄图，证明争议地在2011年的现状；20、遂府（2014）5号《关于遂溪县界炮镇下办山村和埠头仔村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证明程序合法；21、湛府行复（201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3、5、6、16真实、合法；证据2中的协议书与土地清册真实合法，但承包合同不真实不合法；证据4、8、9、10、11、12、13、14、15、17、18、20、21不真实不合法；证据7真实但不合法；证据19由法院认定。
第三人埠头仔村对被告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下办山村诉称：一、被告对涉案土地的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其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严重不足。1、被告认定“双方争议的土地30.8亩，小部分是1958年原田坡村村民搬到下办山村居住后遗留下的旧屋地，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后埠头仔村开垦的耕地。”这个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且与客观事实不符。1975年前，除戚康宁、苏玉连、戚兆显三户长年居住在田坡村外，田坡村还有好几座房屋，并入下办山的原田坡村村民，大部分人晚上也回田坡村居住，村后背山还有大量的果树、杂木和竹林。2、被告认为“1958年公社化，埠头仔村和田坡村响应政府小村并大村的号召，两村村民全部搬到下办山村居住，1960年埠头仔村村民又搬回原村居住，田坡村村民戚康宁等4户跟随搬入埠头仔村居住”完全错误。（1）1959年小村并大村时，田坡村的戚康宁、苏玉连、戚兆显三户和埠头仔村的梁庭畅等三户并入南山村居住。田坡村的戚兆保等十四户和埠头仔村的黄荣英等三户并入下办山居住。（2）1960年埠头仔村村民又搬回原村居住是事实。但田坡村村民戚康宁、苏玉连、戚兆显三户于1975年之前均在田坡村居住，是于1975年才从田坡村搬入埠头仔村居住。3、被告认定“1970年搬入埠头仔村居住的戚康宁等村民将原田坡村村民遗留下的旧屋地开垦成耕地而与居住在下办山的原田坡村村民戚兆保等人发生纠纷而由高级社主任庞安贤平息纠纷”完全错误。（1）庞安贤于2014年3月21日的调查问话中对此予以否认。（2）1970年戚康宁、苏玉连、戚兆显三人还在田坡村居住，根本不存在在张培球带领下将原田坡村遗留下的旧屋地开垦成耕地的事实。4、被告认定“埠头仔村从20世纪70年代起使用争议地耕种至2009年，期间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异议”完全错误。（1）戚康宁、苏玉连、戚兆显三户是于1975年才从田坡村搬入埠头仔村居住，黄荣盛、戚付、黄禄等人于1974年至1976年晚上还回田坡村居住。1978年戚康宁是个人以兄弟的名义在田坡村的旧屋里与黄荣盛、黄禄签订借用田坡村老屋地开垦的协议。埠头仔村怎么能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使用争议地？（2）被告两个认定之间矛盾。一是认定争议地“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后埠头仔村开垦的耕地”，二是认定“埠头仔村从20世纪70年代起使用争议地”。既然大部分争议地是埠头仔村于60年代开垦的耕地，为什么要等到70年代起才开始使用？（3）被告认定“埠头仔村从20世纪70年代起使用争议地耕种至2009年”，而埠头仔村与南山村委会于2009年10月2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写明承包地为荒地。（4）居住在下办山村的田坡籍村民既然同意借田坡村旧屋地及村后背山林地给自己兄弟戚康宁等人开垦使用，就不存在对该地使用提出异议的问题。二、涉案土地属原告下办山村集体所有和使用，从公社化的1959年起至2009年之前，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争议。该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无转移，仍属原告所有。1、公社化的1959年小村并大村时，田坡村共有17户，其中戚兆保、黄荣盛等14户并入下办山村居住至今。他们在田坡村的房屋、地基均登记在《界炮乡田坡村人口房屋地基无农业收入非耕地耕牛分户清册》里。村后背山林地由他们种上果木和竹林。1968年，下办山第二生产队把原田坡村的房屋宅基地和村后山林地分给并入该队的原田坡籍村民作自留地和自留山使用。因此，原田坡村的村场地的所有权属原告下办山村集体所有。黄荣盛等原田坡籍村民对该地依法享有使用权。2、1959年并入南山村居住的戚康宁、苏玉连、戚兆显三户，1960年大食堂解散后，他们在南山村领到粮食拿回田坡村煲吃，晚上仍回田坡村居住。至1975年，他们才从田坡村搬入埠头仔村居住。1978年，戚康宁是个人以兄弟名义与并入下办山村居住的田坡籍兄弟黄荣盛、黄禄签订借用田坡村老屋地和村后山林地的协议。1999年戚康宁、苏玉连同样是个人以兄弟名义与黄荣盛等人续签协议。3、被告认定原告提供的1978年和1999年签订的2份借地协议书无效是错误的。（1）确认协议书是否有效，政府不具有这方面的职能。（2）原告提供的1978年和1999年签订的2份借地协议书依法有效。协议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参加签订1978年、1999年的两份协议书的人中，戚康宁、苏玉连和黄荣盛均不识字，是他们亲口叫他人代他们签名，他们表示承认。三、被告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不当。戚康宁、苏玉连是个人以兄弟名义借用原田坡村的老屋地和村后山林地开垦使用，而不是以农村集体的名义借用土地，且未超过二十年。综上，被告作出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遂溪县界炮公社地图，证明田坡村的地理位置；2、界炮乡田坡村人口房屋地基无农业收入非耕地耕牛分户清册，证明申请人村民戚兆保、黄荣盛等人在田坡村的房屋地基情况；3、1978年戚康宁与黄荣盛、黄禄签订的借地协议书和1999年续签的《第二次继续使用田坡村老屋地协议书》，证明戚康宁、苏玉连是以兄弟名义借用田坡村老屋地和村后山林地开垦的事实；4、对原南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庞安贤的调查笔录，证明田坡村并入大村情况及不存在1970年庞安贤平息纠纷的问题；5、对苏玉连的调查笔录，证明田坡村并入大村的情况及两份借地协议书的签订情况；6、对黄荣盛的调查笔录，证明内容同证据5；7、对戚培兴、戚康养、黄陈生的调查笔录，证明内容同证据5、6；8、伍德、莫志强的证明，证明戚康宁、戚兆显、苏玉连是在1975年从田坡村搬入埠头仔村居住及1978年戚康宁向居住在下办山村的田坡籍兄弟借村场地开垦的事实；9、苏常的证明，证明苏常于1976年购买黄荣盛种在田坡村后背山的苦炼树的事实；10、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原田坡村的村场地于2009年时属荒地；11、卜登由的证明，证明下办山第二生产队于1968年把原田坡村的房屋宅基地和村后山林地分给并入下办山该队的原田坡籍村民作自留地和自留山使用；12、对陈厚义的调查笔录，证明1975年时田坡村还保留有多座房屋；13、黄禄、黄荣盛、黄陈生、戚付、戚良、戚康养的证明，证明黄荣盛、戚付、黄禄等人于1974年前或1976年前白天在下办山生产队做工，晚上回田坡村居住的事实；14、对戚妹的调查笔录，证明戚康宁、苏玉连、戚兆显三户是于1975年才从田坡村搬到埠头仔村居住，1978年签订借地协议后，戚妹与田坡籍兄弟一起开垦田坡村村场地，借用田坡村老屋地与埠头仔村无关；15、证人戚妹、莫养的证人证言，证明埠头村借用争议地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地图难以证明该地属原告所有；证据2清册，因田坡村村民1970年已搬入埠头仔村居住，合并共同使用争议地与下办山村无关；证据3协议书没有埠头仔村代表签名，不能代表埠头仔村的真实意思；证据4至15不真实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第三人埠头仔村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
被告遂溪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被诉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埠头仔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使用争议地种植农作物至2009年，时间长达30多年，期间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异议，已形成长期使用事实。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将争议地确权给埠头仔村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十六条和《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二、下办山村仅凭两份《协议书》主张争议地属于其村所有，没有法律依据。因协议书中的当事人姓名均由协议书起草者黄禄（下办山村人）代签，不能代表戚康宁和苏玉连的真实意思，埠头仔村群众代表不认可该二份协议书。下办山村依据上述协议书主张争议地权属无效，被告不将其作为本案确权依据正确。三、2009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出资扶贫南山村委会群众脱贫致富，南山村委会与埠头仔村签订《租地协议书》在争议地建鸡栏养鸡，引发土地争议，该地承包前下办山村无异议。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第三人埠头仔村述称：1958年10月公社化，埠头仔村按上级命令小村并大村，埠头仔村共有16户村民搬往下办山村。田坡村也有10户搬往下办山村。时隔两年后即1960年6月体制下放后，埠头仔村搬往下办山村的村民要求搬回原籍。当时那些搬往下办山的田坡村村民便和埠头仔村村民搬回合成一个农业生产队。过了两年，搬到埠头仔村的几户原田坡村村民因住房问题，加上上级政策有变，同意他们组成一个生产队，所以他们又搬回田坡村了。到了1970年2月，田坡村那几户因队长不作为，而埠头仔村在张培球等人带领下群众生活改善明显，他们又迫切要求搬回埠头仔村。那时戚康宁只是田耕管理员，村长是张培球，他没有资格代表埠头仔村与黄禄签订借地协议，该协议是下办山村单方签订的，没有法律效力。分队时，下办山耕地很少，每人平均不过是三、四分地，黄禄等人为什么不在戚康宁死前来争屋地呢？偏要等他死后才来争。自从田坡村那几户于1970年7月搬到埠头仔村合为一个生产队后，是队长张培球带领村民把那几户的旧宅拆除并将建材搬到埠头仔村建新房，接着又把旧屋地平整为耕地，面积只有7.7亩，并种上作物，到现在已经有40余年了，这是埠头仔村的四固定之一。在屋地的东面有24.1亩熟地，是埠头仔村从六十年代初期一直耕种至今的耕地，从来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有异议。7.7亩屋地加上24.1亩熟地共31.8亩。1960年6月，埠头仔村和下办山村分队的时候，下办山村割给埠头仔村的有水田、旱田和坡地。1971年6月，因7亩多屋地，住在下办山村的田坡籍人与埠头仔村产生争议。1972年8月，埠头仔村队长张培球跟村民商量，把下办山村割给埠头仔村的三片坡地面积6.9亩补给下办山村作为解决屋地争议问题（当时交接土地的是埠头仔村的张培球和下办山村的卜永寿、庞良尤）。从那时起，两村没有发生过任何争议。综上，请法院维持被告的被诉处理决定。
第三人埠头仔村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金围村委会的证明材料，证明戚康宁、苏玉连原属田坡村，1970年搬到埠头仔村合并一个生产队，属埠头仔村人；2、金围村委会证明，证明张培球1960年至1983年担任埠头仔村生产队长，张素从1984年至今担任埠头仔村村长，戚康宁未曾当过队长；3、金围村委会证明，证明苏玉连1991年户口已搬迁到廉江市安铺水运社，不属埠头仔户口，无权签名处理村土地；4、张连、张超伦、莫凤、张良生等4人证明材料，证明苏玉连1970年搬入埠头仔村；5、黄土胜、黄康连、黄妹、黄康兴等人证明，证明1970年黄土胜等搬入埠头仔村并开发土地种植至今；6、航拍图，证明该地1991年土地详查显示地类属耕地至今。
原告对第三人埠头仔村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全部不真实不合法。
被告对第三人埠头仔村所举证据均予以认可。
第三人南山村委会没有出庭，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被告提交的证据：1、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法人证明书；2、土地承包合同书、1952年分户登记清册；3、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受理表；4、屋地争议答辩书；5、送达回证；6、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7、下办山村和埠头仔村土地权属争议现场勘验笔录；8、被告对县公安局退休干部戚交的询问笔录、身份证；9、南山村委会书记柯安的询问笔录、身份证；10、南山村委会主任符周的询问笔录、身份证；11、调解笔录；12、界炮镇的处理意见；13、金围村委会的证明；14、2011年卫星拍摄图；15、遂府（2014）5号《关于遂溪县界炮镇下办山村和埠头仔村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16、湛府行复（201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交的其对庞安贤、马天秀、张素、卜强、黄禄的询问笔录，因笔录中的内容与本案中其他证据材料及庭审审查情况不相符，尚不能确认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原告提交的下列证据：1、遂溪县界炮公社地图；2、界炮乡田坡村人口房屋地基无农业收入非耕地耕牛分户清册；3、土地承包合同书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对庞安贤、苏玉连等人的询问笔录及卜登由等人的证明、戚妹等人的证人证言，因与本案中其他证据材料及庭审审查情况不相符，尚不能确认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第三人提交的关于金围村委会关于埠头仔村村长的证明及航拍图予以确认，对于金围村委会的其他证明及张连等人的证明材料，因与本案中其他证据材料及庭审审查情况不相符，尚不能确认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埠头仔村东南面，下办山村北面。四至为：东至下三墩村耕地，南至埠头仔村耕地，西至埠头仔村和南山村耕地，北至岭，面积30.8亩。争议地在1958年前为原田坡村的村场地，争议地上为屋地和林地。1958年公社化时，为响应国家小村并大村的号召，原田坡村与埠头仔村并入下办山村等大村。1960年后，搬往其他村的原埠头仔村村民又搬回原村居住。原田坡村村民戚康宁、苏玉连等几户原田坡村村民在1970年后搬到埠头仔村居住。搬入埠头仔村的原田坡村村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将争议地上原田坡村的旧屋地开垦耕种。
2009年10月29日，第三人埠头仔村（又名三墩埠村）作为发包方与第三人南山村委会作为承包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第三人埠头仔村将其所有的30.8亩集体土地即争议地承包给第三人南山村委会，承包期为20年。2010年3月21日，原告以上述承包地为原告所有的村场地为由，向被告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并提交了分别签订于1978年、1999年的两份借地协议。被告于2012年7月10日受理该案，于2014年2月14日作出遂府（2014）5号《关于遂溪县界炮镇下办山村和埠头仔村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以埠头仔村民小组连续使用争议地超过二十年为由决定争议地属于埠头仔村集体所有。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湛江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5日作出湛府行复（2014）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的处理决定。
本院认为，本案为土地行政确认纠纷。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签收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时间，其主张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田坡村与埠头仔村在小村并大村前后的分立合并情况；二、争议地的历史渊源和使用情况；三、被告作出被诉土地处理决定是否符合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田坡村与埠头仔村在小村并大村前后的分立合并情况的问题。被告查明事实为1958年公社化，埠头仔村和田坡村全部搬到下办山居住，1960年埠头仔村村民又搬回原村，田坡村村民戚康宁等4户跟随搬入埠头仔村居住。被告认定的上述事实只有其对前南山大队书记庞安贤的询问笔录予以证明。但根据原告对庞安贤及原田坡村村民的询问，只有戚康宁等三户原田坡村村民在1958年小村并大村时并入南山村，1960年又搬回原田坡村，后于1975年后正式搬入埠头仔村，其他村民则在1958年时搬入下办山村。根据第三人埠头仔村提交的金围村委会的证明，1970年下半年起，原南山管区田坡村的七户共二十五人搬到埠头仔村，另有黄康连等四人证明其为原田坡村村民，于1970年共有七户原田坡村村民搬到埠头仔村。因此，被告认定的田坡村村民在小村并大村前后的定居情况，与原告与第三人的陈述及举证均不能印证。
关于争议地的历史渊源和使用情况。被告认定30.8亩争议地中除了小部分是1958年原田坡村的旧屋地外，大部分是20世纪后埠头仔村开垦的耕地。根据被告对庞安贤、戚交的询问笔录及原告对庞安贤及原田坡村村民的询问笔录，该争议地30.8亩为原田坡村的老屋地和林地。只有埠头仔村村长马天秀、张素陈述该村于1962年开始使用耕种争议地上除原田坡村老屋地外的土地。原告承认埠头仔村于1978年后开始使用全部争议地。
关于埠头仔村使用该争议地的性质问题。原告主张是戚康宁等人借用该地耕种，并提交了两份分别写于1978年、1999年的借地协议。被告以该两份协议书中借方戚康宁、苏玉连等人的签名均为黄禄代签为由，认定协议无效。但是，根据该争议地的实际情况，原田坡村村民大部分搬到了下办山村，少数后来搬到了埠头仔村，而原田坡村的土地并没有政策性的分割。被告及原告对庞安贤的询问笔录中都有提到戚康宁在开垦原田坡村旧屋地及林地时，搬到下办山村的原田坡村村民提出过异议，即该部分村民并未放弃原集体土地。考虑到当时村民的文化水平，被告简单以代签名的理由否定协议的真实性，有失客观性。至于埠头仔村辩称戚康宁等人不能代表埠头仔村签名，根据该协议内容，是戚康宁等人以个人名义借用土地，并未涉及埠头仔村集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应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被告在对农村土地争议作出事实认定时，应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历史。本案所涉及的土地争议，被告于2012年7月10日受理该案，于2014年2月14日作出处理决定。在调查过程中，被告仅对争议双方村长及庞安贤、黄禄等人作了几份笔录，没有对绝大多数原田坡村村民进行询问，也没有对邻村村民进行询问，甚至没有对后来搬到埠头仔村、亦为1999年签订协议的借方原田坡村村民苏玉连进行询问。根据被告所作的笔录等证据，不能确凿地认定被告所查明的事实。
被告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以埠头仔村连续使用争议地超过二十年为由决定争议地属于埠头仔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但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复函》第二条的规定，该条中的“使用”不包括借用等形式。因此，在未明确查明埠头仔村使用争议地的形式的情形下，被告以上述法律规定进行确权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被告应在经过详实调查查明田坡村和其他村的分割合并历史及询问原田坡村村民和其他人员后，在所能调查到的资料的前提下，依据法律和常理、考虑历史及现状，认定争议地的历史权属情况及埠头仔村现实使用争议地的性质，作出公正的处理决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遂溪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遂府（2014）5号《关于遂溪县界炮镇下办山村和埠头仔村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
本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遂溪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胜
代理审判员 傅彩萍
代理审判员 方亦操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思贤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复函》
第二条第二十一条中的“使用”是指土地使用人直接占用土地，并加以利用的行为，但不包括租用、借用和承包他人土地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