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邓满基，男，汉族，1963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胡兆敏，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邓伟权，男，汉族，1954年4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启强，男，汉族，1964年10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汤沛德，男，汉族，1957年9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岑贤安，男，汉族，1956年1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邓雪兴，女，汉族，1959年10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邓俊彬，男，汉族，1995年10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述六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国梁，广东金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六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江丹，广东金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一、二审第三人：覃英明，男，汉族，1973年4月23日出生，住广西藤县。
委托代理人：李启航，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一、二审第三人：佛山市汇江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邝文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春，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邓满基与被申请人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及原一、二审第三人覃英明、佛山市汇江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江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4月9日作出（2014）佛中法立民申字第8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邓满基及委托代理人胡兆敏，被申请人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斌及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国梁，原一、二审第三人覃英明的委托代理人李启航、汇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崔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1月12日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邓满基向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支付款项2627218.3元及从起诉之日以欠付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计付利息；2.确认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之间对上述款项的分配比例为10：10：15：15：10：10；3.邓满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要求分配的利润3753169元是否符合分配条件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根据汤沛德、邓伟权、吴启强、岑贤安、邓雪兴与邓满基于2012年2月22日签名确认，南航顺13船直到2012年2月22日止，（邓满基）上调款减去（汤沛德、邓满平）下调款后，还未收款共计3753169元。上述核定的未收款由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和邓满基进行签名确认，再结合行文上的理解，上述未收款指向的主体应是合伙体，即合伙体还有3753169元的债权尚未收回，该未收款项应属于合伙体的共同债权，应由各合伙人共同向相应的债务人追偿。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和邓满基在庭审中均确认合伙体的业务经营由邓满基负责，邓满基对第三人覃英明的委托授权应视为合伙体的委托授权，邓满基授权第三人覃英明销售天然河沙，第三人覃英明负责与第三人汇江公司联系销售事宜，并收取相应的货款。现第三人覃英明自认其收取了合伙体的砂款350万元尚未归还，故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和邓满基可作为债权人共同向其追偿。
二、根据汤沛德在庭审中的陈述：“我负责后勤，2008年下半年开始邓满基将利润交给我，但是否交齐我不清楚。”以及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在庭审中的共同陈述：“2011年4月卖船后，合伙人对卖船款500余万进行了分配，2011年1月28日确认的总利润8938468元在2011年1月28日前已经分配过400万的利润。”故可看出，邓满基与汤沛德、岑贤安、邓伟权于2011年1月28日签订的《南航顺13船营运收入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中确认邓满基应交的款项并非仍存留在邓满基处，而是对邓满基经营业务过程中所收取的利润进行确认。
三、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认为上述未收款均由邓满基收取，但根据第三人汇江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邓满基收取汇江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货款的时间为2011年11月15日，而各合伙人确认上述未收款的时间是2012年2月22日，故核定上述未收款时已排除第三人汇江公司向邓满基支付的货款。
综上所述，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邓满基已收取未收款3753169元，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请求邓满基支付相应款项2627218.3元，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如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有证据证明邓满基已收取上述款项的，可另案向邓满基追偿。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和邓满基均确认合伙期间，邓满平、汤沛德、邓伟权、吴启强、岑贤安及邓满基占有的股份比例分别是20%、15%、10%、10%、15%、30%。邓满平已死亡，其占有的股份的二分之一份额应为其妻子即邓雪兴所有，故邓雪兴应占有合伙体10%的股份；另外10%的股份应属于邓满平的遗产，因邓满平的继承人中，除了邓俊彬以外的其他继承人均声明放弃继承邓满平的全部遗产，均同意由邓俊彬继承邓满平的遗产，故邓俊彬可通过继承获得10%的股份。合伙体的债权应由各合伙人按约定的比例共同享有，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要求确认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对合伙体的上述款项3753169元占有的分配比例分别为10%、10%、15%、15%、10%、10%，法院予以支持。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向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要求法院向第三人汇江公司了解相关情况，因法院已追加汇江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且第三人汇江公司也已出庭答辩，并已提交相关证据，故对于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提出的该调查取证申请，法院不再进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7日作出（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4746号民事判决：一、确认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对合伙体尚未收回的款项375316910%、10%、15%、15%、10%、10%；二、驳回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08.87元，由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负担。
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二审认为：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邓满基是否应向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支付2627218.3元的款项。
首先，对于《报告表》，虽然《报告表》上只有邓满基、汤沛德、岑贤安、邓伟权四人的签名，但吴启强、邓雪兴、邓俊彬在本案中将该报告表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且没有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这表明吴启强、邓雪兴、邓俊彬认可上述报告表的内容，该报告表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该报告表的形成时间是2011年1月28日，当时合伙体并未散伙，故该报告表所反映的仅是合伙体2011年1月28日前的财务情况，而非合伙体散伙的清算情况。根据《报告表》的记载，截止2011年1月28日，合伙体的总利润为8938468元，其中有186210元款项在汤沛德处。同时，邓满基2006年应交款为1377333元、2007年应交款为2235024元、2008年应交款为2884333元、2009年应交款为2059090元、2010年应交款为1002930元，即在2011年1月28日前，邓满基应交款的总额为9558710元。
其次，合伙体各方对于2012年2月22日签订的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无异议，故该证据亦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上述确认书的记载，至2012年2月22日，（邓满基）上调款减除（汤沛德、邓满平）下调款后，还未收款共3753169元。对于其中上调款和下调款，合伙人之间存在不同理解。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认为上调款是指邓满基应交给合伙体的款项，下调款是指邓满基已交或已分配了的款项。邓满基则认为，上调款是指上调给汤沛德的款项，下调款是指汤沛德交给邓满基用于经营的款项。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确认书》的内容，未收款的数额是由上调款减去下调款后得出。如果上调款是指邓满基已交给汤沛德的款项，下调款是指汤沛德交给邓满基用于经营的款项，那么二者之差（假定除邓满基外无其他支出）就应该是合伙体的盈余，且该盈余款在汤沛德处。但现双方当事人均没有主张合伙体有3753169元的款项在汤沛德处，故邓满基对上调款及下调款的解释，与《确认书》的记载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矛盾，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而按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解释，上调款减除下调款后，差额就应是邓满基应交而未交回合伙体的款项，该解释与《确认书》的内容及《报告表》的记载相印证，故本院采信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对上调款和下调款的解释。即未收款3753169元是指邓满基应交而未交给合伙体的款项。
再次，对于《确认书》中的3753169元的构成及如何计算得出，合伙体人之间也有不同陈述。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认为，该3753169元是以邓满基2006年至2010年应交款总额（9558710元），扣减合伙体2011年支出（215439元）、邓满基已上交款项（4063046元）、回收的现金（23851元）以及卖船款中邓满基应分款项（1503205元），得出邓满基应交而未交款为3753169元（9558710元-215439元-4063046元-23851元-1503205元）。而邓满基则认为，该3753169元是以合伙体的总营业额（9705831元），扣减2011年支出（215439元）、邓满基已上交款项（4063046元）、邓伟权支取的现金23851元以及邓满基的分红款1650326元，得出合伙体未收回的款项为3753169元（9705831元-215439元-4063046元-23851元-1650326元）；且事实上合伙体未收回的款项高于上述数额，合伙体实际未收回的债权应为4429881元。对比上述陈述可知，合伙人对于2011年支出的金额（215439元）、邓满基已交合伙体的款项（4063046元）以及现金（23851元）的陈述基本一致，故本院对上述数额予以确认。双方对于是以营业额还是以邓满基应交的上调款为总数以及对《确认书》是否涉及出售南航顺13船的款项和邓满基从汇江公司收取的款项有争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1.在签订《确认书》前，合伙体已出售了南航顺13船，邓满基也已从汇江公司收取了1650325.96元的货款，且上述事项都与合伙事务有关，故在《确认书》未特别注明的情况下，应认为《确认书》所结算的款项包含了售船款和邓满基从汇江公司收取的货款。2.邓满基所陈述的计算方式中，其所述营业额与《报告表》记载的毛利或利润不相符，邓满基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合伙体的营业额，且从《报告表》所载的数据看，合伙体在2011年1月28日前的利润为8938468元，考虑到还需支付船的油料费、购沙款、工资等费用，那么合伙体在2011年1月28日前的营业额应远远超过9705831元；邓满基所称的1650326元款项也并非是合伙体分配给邓满基的分红款，而是邓满基从汇江公司收取货款后没有上交给合伙体；且邓满基所述的计算方式中也没有涉及售船款的分配，故邓满基陈述的计算方式与事实不符。对于售船款的数额，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主张是501万元左右，邓满基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3.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主张的计算方式中，上调款的数额与《报告表》的记载相印证，而扣减的款项中，双方对除售船款以外的款项均无争议，而相减后得出的数值刚好是3753169元，故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主张的《确认书》所载数额的计算方式更为可信，本院对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主张的计算方式予以确认。
根据该计算方式可知，合伙体在计算未收回的款项数额时，仅考虑了邓满基2006年至2011年应上交的款项和邓满基已上交的款项，并未扣减合伙体2007年至2011年岸上的支出（933855元），也没扣减邓雪兴、汤沛德应交的款项。而根据合伙体的分工，邓满基负责船的经营，岸上的事务由其他人负责，也就是说岸上的开支基本与邓满基无关。从上述情况可知，在2012年2月22日各合伙人签订《确认书》时，只是确认邓满基未交回给合伙体的款项数额，并不涉及其他人是否需向合伙体交付款项，也未涉及与邓满基无关的收支情况。也就是说，合伙体在2012年2月22日并不是对合伙体对外的债权债务情况进行确认，而仅是对邓满基欠合伙体的款项数额进行确认。邓满基陈述合伙体尚未收回的债权为4429881元，也印证了合伙体在2012年2月22日并非是对合伙体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即《确认书》中的“未收款”，应理解为是合伙体未从邓满基处收回的款项，而非合伙体对外未收回的款项。既然邓满基有3753169元款项未交回给合伙体，其他合伙人当然有权要求邓满基向各合伙人支付相应份额的款项，即邓满基应向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支付2627218.3元（3753169元×70%）。一审法院认为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无权要求邓满基支付上述款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要求邓满基对欠付款项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邓满基认为合伙体对外的债权尚未收回，其无需向其他合伙人支付上述款项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合伙体在2010年3月后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向汇江公司运输、销售河沙，那么与此相关的销售、款项结算事务应属合伙体的重要事务，邓满基理应向全体合伙人披露相关情况。但邓满基并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曾向其他合伙人披露过合伙体经营的相对方是覃英明而非汇江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取得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委托覃英明代收货款。邓满基也没有做好与覃英明之间沙、款的交接，不能向合伙人提供与覃英明之间交易的详细账目。邓满基提交的覃英明签名的《声明书》所载的明细中反映的金额没有350万元，邓满基、覃英明均未能详细说明覃英明是有哪几笔货款没有交付给邓满基，这表明邓满基并未尽到合伙事务执行人应尽的义务。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邓满基是从2010年3月1日开始委托覃英明代销河沙。邓满基称覃英明从2010年3月开始一共截留了350万元货款，而邓满基在2011年11月从汇江公司收取了1650325.96元的货款。如果邓满基所述覃英明未将汇江公司支付的350万元货款交给邓满基的情况属实，那么截至2011年1月，在合伙体与汇江公司的交易中，合伙体至少有515万元的货款没有收回。而根据《报告表》的内容，合伙体在2010年之后的利润为1002930元，即在合伙体面上，合伙体在2010年后的收入扣减支出后的余额为1002930元。也就是说，在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期间，合伙体不但没有实际收取到利润，反而还需对外负担不低于415万元的债务或需另行支付不低于415万元的款项用于经营。但全体合伙人在本案中均未提到在2010年曾另行投入大笔资金用于经营，也没有提到合伙体在此期间对外有大额负债。因此，要么是邓满基关于覃英明截留合伙体350万元货款的陈述不实，要么就是邓满基将合伙体2010年3月前积累且留存于邓满基处未上交合伙体的利润，用于填补覃英明截留的货款。如果邓满基关于覃英明截留合伙体350万货款的陈述不实，那么在汇江公司已付清款项的情况下，这些货款就应在邓满基处，其当然应分配给其他合伙人。如果邓满基的陈述属实，那邓满基在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扣留合伙体积累的利润并擅自处分，其也应向其他合伙人承担责任。
综上，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2013）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91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4746号民事判决；二、邓满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支付2627218.3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实际欠付的款项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2年11月12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三、确认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款项的分配比例为10：10：15：15：10：10。一审案件受理费13908.87元，由邓满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817.74元，由邓满基负担。
再审申请人邓满基对生效判决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证据支持，推理没有事实依据。
一、本案证据不多，对《报告表》和《确认书》邓满基并无异议。根据《确认书》，合伙体应收账款为3753169元，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也就是这份证据，这证明了双方讼争的就是该合伙体应收款的分配额度。既然如此，只需查明这笔合伙体的营业收入是否已被邓满基收取即可判定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诉求是否应当依法得到支持。对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而二审却置上述证据于不顾，化简就繁，将本无需查证的双方已经对账并已无争议的账目进行查证。而本案案涉的合伙体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经过工商登记且没有完备的管理和会计制度的非正常经营主体，各方一直都是在一定时间段内确认经营情况及分配经营收益的。二审对此客观情况不予理会，对双方已经认可的数额不闻不顾，却去查证各方认可数据的来由，在支离破碎、极不完整的一些证据面前，毫无根据的推理，极不严谨。同时也超出了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诉求范围，损害了邓满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出售南航13船的收入分配问题。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当时出售合伙船舶未经得邓满基的同意，当时曾经告知邓满基要以500万元的价格将南航13船卖掉，邓满基不同意，并表明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但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不予理睬，其后强行卖掉船又私分卖船款，邓满基至今没有收到一分钱，但二审法院仅凭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一面之词及其推理就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也就认定了邓满基已经分得了卖船款，与客观事实完全相悖。同时也严重侵犯了邓满基的合法权益，超出了诉讼请求的审理范围。
三、二审法院本应就案涉标的进行审理，但却故意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对一些双方已经明确的账目又根据对方单方的叙述进行了认定，但是对邓满基上缴的406万元利润被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私自分配的事实却不予理睬，剥夺了邓满基寻求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利。
四、二审以邓满基未尽到合伙事务执行人应尽的义务为由及毫无根据的推理认定邓满基扣留并处分了合伙体的利润从而改判支持了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诉求，存在如下错误：
（一）本案是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要求分配合伙体未分配的应收账款，并非因为邓满基渎职或侵权而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二审以邓满基渎职或侵权为由作出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超出审理范围。且二审认定邓满基未尽到合伙事务执行人的义务找不到任何事实证据支持。
（二）本案争议标的实际欠款人覃英明作为第三人参与了诉讼，并确认了欠款的事实，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二审对这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陈述不予理会。还在第三人覃英明已经承认收款后私自截留自用350余万元的情况下，将第三人拖欠合伙体的款项认定为是邓满基私自用合伙体的钱擅自处分，这样的认定毫无依据。
（三）本案是合伙纠纷，不是承包纠纷，邓满基并非承包合伙体的船来单独经营，而是合伙事务的执行人。2012年2月22日的《确认书》，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四）《确认书》认可“还未收款共3753169元”，这也得到了覃英明的证实，覃英明也承认他收了钱没有交付给邓满基，而是挪作他用了，这说明本案所涉标的还不具备分配的条件。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也就不具备向邓满基主张诉求的权利。
据此请求：撤销本院（2013）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917号民事判决，维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4746号民事判决。
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答辩称，二审法院的判决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一、邓满基在一、二审庭审中及再审申请中陈述错漏百出，在法院多次要求其到庭配合调查的情况下，其始终回避问题、不配合调查，所以邓满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一）对于《确认书》确认的3753169元的构成上，邓满基坚持被扣减的数额是合伙体的营业额9705831元，十分荒谬。
（二）按邓满基对《确认书》中3753169元含义的解释，这笔款应该在汤沛德处，但纵观本案，汤沛德处根本没有这笔款。这笔款是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向邓满基追收时由各方共同计算并确认的邓满基交未交给合伙体的款项，不涉及合伙体中邓满基以外的人的款项以及岸上费用的计算。
（三）在覃英明是否占有款项的问题上，覃英明对其“声明书”上列举的截留金额3109556.5元与350万元的差额解释不清。再审申请中，邓满基又称2011年10月10日前覃英明截留的金额超过500万元，如属实，加上邓满基所称其应收未收款92万元，再加上邓满基2011年11月15日才从汇江公司收回的1650325.96元，整个经营在2011年10月前对外的应收款接近800万元，这从2011年1月28日各方确认的总的《报告表》来看，对一个砂船的经营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二审庭审中覃英明又说他现在是货车司机，无力偿还债务，对其“侵吞”的几百万元去向，始终无法解释清楚。邓满基完全是想通过全部应分配款都由一个没有履行能力的人侵占了的理由来逃避向其他合伙人分配款项。
（四）《报告表》及《确认书》都是双方共同计算并确认的，在双方对共同形成的证据各执己辞时，法院要求邓满基到庭面对面确认，邓满基却不配合，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二、邓满基严重侵犯了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权益，应将3753169元按持股比例计得的款项支付给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
（一）南航顺13船并不是从2010年才开始与汇江公司做生意，而是经营初期就帮汇江公司运石，一直都是直接与汇江公司交易收款，不存在任何第三人。当业务扩大到卖砂给汇江公司时，出现了一个第三人覃英明。作为经营人，对汇江公司这样的老客户，居然要委托他人代收货款。如此重大的事宜应向其他合伙人披露，并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但各合伙人对此根本不知情，且从《委托代理合同》来看，委托覃英明的是邓满基个人，而且覃英明在一审庭审中也称他只对邓满基个人。所以委托只是邓满基的个人行为，汇江公司已支付了全部货款，该款项就不能认定为应收未收款，若因邓满基的行为导致部分货款由第三方占用，邓满基应对其他合伙人承担清偿义务。
（二）按邓满基所述，覃英明截留的金额巨大。与经营无关的被第三人挪用的金额巨大而且其他合伙人不知情，那么邓满基扣留合伙体历年积累的利润并擅自处分、放任第三人占用，也应向其他合伙人承担清偿责任。
（三）邓满基称在约442万元的应收款中有部分款项借给人而其他人未归还，既然是出借给他人款项，则对合伙体而言首先是已经收回的货款，各合伙人从未授权及同意邓满基对外出借款项，借款给他人是邓满基的个人行为，由其自行承担无法收回的后果，如果要求其他合伙人共同承担款项无法追回的后果，极不公平也没有法律依据。实践中会滋生合伙人将合伙体财产出借给自己的朋友而逃避合伙体利润分配这样侵害其他合伙人权益的行为。
原一、二审第三人覃英明再审期间陈述称：南海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委托合同虽然是和邓满基签订的，但实际上对象是合伙体，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各个股东都是清楚的，覃英明作为代理人，是为了方便收款。350万是在覃英明这里，但没有与各个股东结算。
原一、二审第三人汇江公司对生效判决认定其已经付完货款无异议，对判决结果不发表意见。
再审申请人邓满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借条及借据复印件，拟证明邓满基不是一个人在管船上的账务，邓伟权也在管理，邓满基出借也是与合伙有关的，不是私自出借的。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为不是邓伟权自己签名，且该证据在一、二审都没有看到，再审提出没有依据。如果邓满基认为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侵犯合伙体的利益，他可以另案诉讼。覃英明称该证据是属于邓满基与合伙体内部的事务，没有意见发表。汇江公司对该证据未发表意见。
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
被申请人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及原一、二审第三人覃英明、汇江公司再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2005年初，汤沛德、邓伟权、吴启强、岑贤安、邓满基与邓满平开始合伙制造船经营运输业务，各方确定船只总造价为6027245元。合伙各方均确认合伙期间，邓满平、汤沛德、邓伟权、吴启强、岑贤安及邓满基占有的股份比例分别是20%、15%、10%、10%、15%、30%。
2010年3月1日，邓满基作为委托人（甲方）与覃英明作为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一、委托事项：甲方授权乙方向汇江公司代理销售天然河沙。二、委托授权范围（委托权限）：1.甲方授权乙方销售天然河沙，乙方负责与汇江公司联系销售事宜，乙方可以自己名义与该公司订立合同，但河沙的价格由甲方确定，甲方负责以河运的方式运输河沙，运输船只为南航顺13自卸船，运输的过程中河沙的损耗由乙方承担。2.乙方负责向汇江公司收取货款，再向甲方支付货款。三、委托报酬：乙方如成功向汇江公司销售河沙，甲方按该公司认可的河沙的立方数以每立方2元向乙方支付佣金；如果乙方在委托期限内未能成功销售河沙，甲方无须支付乙方任何费用。四、完成委托事项所需费用：乙方因完成委托事项所支出的义务费用由乙方自己负担。五、酬金及货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1.在汇江公司支付每批河沙的货款给乙方后，乙方在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给甲方。2.乙方每批河沙应收的佣金在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时扣除。六、委托授权期限：自2010年3月起至2011年2月止。七……”。
同日，汇江公司作为甲方与覃英明作为乙方签订《合同》，约定：“一、甲、乙双方经过协商，排除不可预见（如天灾等）的因素以外，乙方同意甲方根据其月产量来提供相应数量的天然河砂，河砂的价格在本合同期内实行浮动（按合同中的条款约定）。二、运输方式：由乙方用船运输。三、收货地点：汇江公司。四……七、付款方式：第二个月付清第一个月的货款（以出票日期为准）。八、合同时间：合同从2010年3月1日开始，每一个月为一个合同周期，双方无异议自动延长到下一个合同周期。合同时间最长为一年。九、交货价格：由两部分组成：过砂价和运费（含利润）。根据不同的砂段（现只有一个正式砂段，以后增加了再添加上来）定出相应的价格……”。
2011年1月28日，邓满基与汤沛德、岑贤安、邓伟权签订《报告表》，确认如下内容：2006年：总收1673172元、岸上支出169436元、毛利1503736元，其中邓满基应上交款为1377333元、邓雪兴为357199元、汤沛德26640元。2007年至2010年，邓满基应交款分别为2235024元、2884333元、2059090元、1002930元。2007年至2010年岸上总开支为932855元，总收入为8181377元，毛利为7248522元（8181377元-932855元）。保险公司理赔款为186210元（此款在汤沛德手上）。2006年至2011年1月止总利润为8938468元（1503736元＋7248522元＋186210元）。
2011年3月，合伙体停止经营，2011年4月变卖船只，于2011年4月2日注销船舶营业运输登记，后散伙。汇江公司与覃英明就2009年3月至2011年8月期间的砂款进行对数，并制作对单，最后确定至2011年8月止，汇江公司未付款余额总数为1650325.96元。2011年10月12日，覃英明出具《委托书》委托邓满基到汇江公司处收取所剩下的材料款项，并注明以后覃英明收款无效。同时在《委托书》上写上邓满基的电话及身份证号码。同年11月15日，邓满基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汇江公司支付的沙款：支票号为04752301的款项500000元，支票号为04752302的款项为500000元，支票号为04752303的款项为650325.96元。
2012年2月22日，汤沛德、邓伟权、吴启强、岑贤安、邓雪兴与邓满基签名确认：南航顺13船直到2012年2月22日止，（邓满基）上调款减去（汤沛德、邓满平）下调款后，还未收款共叁佰柒拾伍万叁仟壹佰陆拾玖（3753169）元正。
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等在庭审中陈述：“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及邓满基在合伙期间未对分工进行过书面的约定，均是口头约定，由邓满基负责运输船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邓伟权负责管理卖货和送货，汤沛德负责后勤。”汤沛德在庭审中曾陈述：“我负责后勤，2008年下半年开始邓满基将利润交给我，但是否交齐我不清楚。”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共同陈述：“2011年4月卖船后，合伙人对卖船款500余万进行了分配，2011年1月28日确认的总利润8938468元在2011年1月28日前已经分配过400万的利润。”
邓满平于1983年12月3日与邓雪兴登记结婚，婚后分别生育了女儿邓晓敏、邓倩文、邓倩怡、邓露媚、邓露诗及儿子邓俊彬。邓满平于2009年10月3日死亡，其父亲邓绍波先于其死亡，故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分别为：其母亲谢爱华、妻子邓雪兴、女儿邓晓敏、邓倩文、邓倩怡、邓露媚、邓露诗及儿子邓俊彬。上述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于2012年11月3日在律师的见证下共同发表声明，表示自愿无条件放弃继承邓满平的全部遗产，并同意邓满平的全部遗产由邓俊彬继承。邓俊彬也发表声明，表示同意继承邓满平的全部遗产。
在邓满基提交的覃英明签名的《声明书》中，列举的覃英明截留货款的明细的累计金额为3109556.5元。覃英明、邓满基在二审期间均陈述，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时，邓满基和覃英明之间凭信任结算，并没有记。对于《确认书》中未收款3753169元的构成及计算方式，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表示不清楚该款的具体构成，数额是根据《报告表》计算得出，即以邓满基2006年至2010年应交合伙体的款项总额（9558710元），扣减2011年的支出（215439元）、邓满基已上交的款项（4063046元）、合伙结束后回收的现金（23851元）以及邓满基在卖船款项中应分得的款项（1503205元），得出邓满基应交而未交款为3753169元（9558710元-215439元-4063046元-1503205元-23851元）。邓满基则认为，《确认书》中的款项的计算方式为营业额9705831元，扣减2011年的支出（215439元）、邓满基已上交的款项4063046元、邓伟权支取的现金23851元以及邓满基的分红款1650326元，得出合伙体尚未收回的款项为3753169元（9705831元-1650326元-4063046元-23851元-215439元）；事实上，合伙体未收回的款项不只上述数额，实际未收回的债权为4429881元。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确认书》载明的款项到底是合伙体对外没有收回来的债权还是邓满基应向合伙体交纳的款项。邓满基再审称《确认书》载明款项是合伙体对外的债权。结合本案证据，本院认为邓满基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1．邓满基与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等其他合伙人于2011年1月28日签订《报告表》对2006年以来至2011年1月止合伙体的账务进行了结算，除邓雪兴、汤沛德分别要交回2006年的357199元和26640元外，其他年份均为邓满基一人需交回相应的款项，载明截止2011年1月28日，邓满基应上交的款项合计为9558710元。由此可知，案涉的合伙体在经营中的惯例是有责任收回款项的人负责在其职责范围内收回相应的款项并交给合伙体。《确认书》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2月22日，必然是在《报告表》结算后的基础上形成，如果仅仅是确定合伙体的对外债权，理应由债务人到场签名确认。在合伙体内部成员在先期的《报告表》已经确定邓满基应上交9558710元的前提下，经过再次确认邓满基应向合伙体交纳的款项为3753169元具备合理的前提条件。
2.在《报告表》已经确定截止2011年1月28日邓满基应上交9558710元的前提下，其他合伙人对于《确认书》中3753169元的构成陈述比较合理。其他合伙人的叙述如下：以邓满基2006年至2010年应交款总额（9558710元），扣减合伙体2011年支出（215439元）、邓满基已上交款项（4063046元）、回收的现金（23851元）以及卖船款中邓满基应分款项（1503205元）得出，即9558710元-215439元-4063046元-23851元-1503205。邓满基则主张，该3753169元是以合伙体的总营业额（9705831元），扣减2011年支出（215439元）、邓满基已上交款项（4063046元）、邓伟权支取的现金23851元以及邓满基的分红款（1650326元）得出，即：9705831元-215439元-4063046元-23851元-1650326元。经对比可见，两种计算方式的区别在于扣减基数和最后一笔扣款数额的确定。如果按邓满基的主张，则无法解释合伙体的总营业额为何是9705831元？而且根据《报告表》，2006年至2011年1月28日的总利润为8938468元，如果总营业额是9705831元，则近五年的时间各类支出仅767363元。但《报告表》记载2006年岸上总开支169435元，2007年至2010年岸上总开支932855元，该两项合计已达1102290元，如加上购买砂石的成本、人工及其他支出，总营业额9705831元不可能产生8938468元的总利润。故与邓满基的主张相比，原二审认定其他合伙人关于3753169元构成的主张更合理并无不妥。
3.邓满基关于《确认书》文字内容的解释有矛盾之处。如果按邓满基关于《确认书》相关内容的理解：上调款是指邓满基交给汤沛德的款项，下调款是指汤沛德交给邓满基用于经营的款项，则3753169元的款项应在汤沛德处，这一结论在2011年1月28日的《报告表》中找不到任何基础，也与邓满基自己主张3753169元是合伙体对外的债权相冲突。
综上，本院认定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的主张更具合理性，《确认书》的真实意思是邓满基应向合伙体交回款项3753169元。邓满基称《确认书》载明款项是合伙体对外没有收回来的债权理据不足。邓满基再审期间提供了部分借条及借据，以证明邓伟权也有经手管理账务，因合伙体实际经营中何人经手管理账务并不影响合伙体间对账务的最终结算，故上述证据不足以推翻对于《确认书》真实意思的认定。
邓满基再审期间主张卖船款被其他合伙人私分，二审认定其他合伙人将卖船款已经给了邓满基超出了审理范围。对此，本院认为，二审关于卖船款已分配的论述体现在对于3753169元构成的分析，该分析的结论意见为其他合伙人关于3753169元构成的陈述更具合理性。本院再审亦认为其他合伙人关于3753169元构成的陈述更具合理性。且结合本案的实际，在邓满基与其他合伙人对账目进行结算并签署《确认书》时，不对售船款予以处理不合常理。而其他合伙人主张卖船款中邓满基应分得的部分为1503205元，以卖船款501万左右按邓满基在合伙体中占30%的份额计算，邓满基应分得部分为1503205元也比较合理。
因本案中，依据《确认书》可得出邓满基应向合伙体交回款项3753169元的结论，现邓伟权、吴启强、汤沛德、岑贤安、邓雪兴、邓俊彬要求按比例向邓满基主张上述款项中的份额合理有据。至于邓满基称覃英明挪用了350万货款，因现有证据表明在合伙经营中，系邓满基个人与覃英明进行交易结算，如拖欠属实邓满基亦可另案向覃英明主张。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邓满基在再审中提出的主张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佛中法民一终字第1917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怀 晓 红
代理审判员 欧阳凤霞
代理审判员 林 传 富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国 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