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邢民四终字第1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海坤
委托代理人张禹君，河北航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苗大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栋
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玉强，河北领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海坤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任县人民法院（2014）任民初字第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葛海坤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禹君，被上诉人李国瑛、苗大花、李国栋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玉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被告均系付（滏）北村四队村民，在1984年前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均承包有土地，1989年付（滏）北村四队为了群众耕种方便，将耕地进行了调整，被告李国瑛以家庭承包方式在村东北方向南北地承包了3.3亩土地，苗大花和李国栋也以家庭承包方式分别在村东北方向南北地承包了2亩土地，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付（滏）北村未调整土地，也未和承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都以1989年承包的土地进行耕种。2002年麦前，包括三被告承包地在内的付（滏）北村东北方向南北地的一片10多亩耕地被弃耕撂荒，因无人管理被村民挖土形成坑地，付（滏）北村委会为完成村内“三提五统”工作任务，在没有通知三被告并履行解除与三被告承包合同手续的情况下，将三被告的7.3亩承包地承包给原告耕种，付（滏）北村委会与原告也未签订承包合同。自2002年原告耕种后至被告申请土地承包仲裁之前，双方未产生过纠纷，诉争的7.3亩土地一直由原告耕种，国家发放粮补款后，也一直由原告领取。2014年5月22日三被告向任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三被告享有本案诉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要求本案原告赔偿损失。2014年6月20日任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出具了任农仲字（2014）第0001号仲裁裁决书，确认三被告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不服，向本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自己享有诉争7.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要求三被告排除妨碍。另查，1989年付（滏）北村四队调整土地后，被告李国瑛承包的3.3亩土地东邻赫云霞、南邻地埝、西邻王敬良、北邻大道。被告苗大花承包的2亩土地东邻王敬良、南邻地埝、西邻王明良、北邻大道。被告李国栋承包的2亩土地东邻王占夺、南邻地埝、西邻赫云霞、北邻大道。
原审认为，双方诉争的7.3亩土地在1989年由付（滏）北村委会发包给三被告耕种，此事实有付北居委会证明和任海成、魏全海出庭证言及王占夺、赫云霞、王敬良证言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诉争土地因被弃耕撂荒，于2002年麦前由付（滏）北村委会交给原告承包至今，此事实由任海成和魏全海出庭证言、张红英调查笔录、程建平和王占夺及赫云霞的证明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在庭审时以诉争土地不是三被告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而是以其他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且自己也是以其他承包方式从村委会承包的土地为由，主张已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从该法条的理解，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三被告于1989年从村委会承包土地符合家庭承包的特征，且任海成和魏全海在出庭作证时也明确认可1989年三被告是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土地，故本院对原告辩解双方均是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时效问题，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物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对原告此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能否适用本案的问题，该条第三款规定了“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和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但该条款并没有就如何终止承包合同，采用何种方式收回耕地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除承包方自愿交回或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城市户口外，发包方不得在承包期内收回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应作为调整农村土地法律关系的新法和特别法，在法律冲突时，应着重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属性出发，优先适用该法，因此对弃耕撂荒的农户不能强行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其承包地。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故2002年付（滏）北村委会与三被告在没有签订书面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经过公证的情况下，以弃耕撂荒为由将三被告的7.3亩土地承包给原告耕种，不符合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规定，村委会无权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故任县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确认三被告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原告主张对诉争的7.3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二十六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葛海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葛海坤负担。
葛海坤上诉主要称，2002年麦收后，滏北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将诉争的7.3亩土地承包给上诉人，至今上诉人已管理该诉争土地12年，上诉人就该土地缴纳各种税费，也享受粮食直补款，在此期间三被上诉人一直在滏北村居住，对上诉人承包诉争土地明知，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默示行为。本案中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承包方式不是家庭承包方式，而是其它承包方式，核心理由是本案诉争的7.3亩耕地不是按人口平均承包。1989年三被上诉人以“承包地”的形式承包了诉争的7.3亩土地，但其在该耕地上非法取土，2000年之前该土地变成了高低不平的荒芜坑地，已经无法耕种，又因三被上诉人拒绝缴纳各种税费；村委会才于2002年收回了三被上诉人的7.3亩承包地，并将该土地交给上诉人耕种，并答应免两年的农业税。因此，上诉人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一审适用《土地承包法》错误，应适用《土地管理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申请仲裁时已超仲裁时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上诉人对诉争7.3亩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李国瑛、苗大花、李国栋答辩主要称，三被上诉人对诉争的7.3亩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只是代种人。诉争土地在1989年由滏北村委会发包给被上诉人，有村委会的证明和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上诉人是2002年才开始耕种诉争土地，该时间既不是村委会土地发包时间，也不是以其他方式发包土地的时间，村委会也没有同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因此其对诉争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另外，上诉人在本村也分有4.9亩责任田和2.4亩指标地。一审判决和仲裁裁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被上诉人李国瑛、苗大花、李国栋现已实际耕种诉争的7.3亩土地。
本院认为，任县邢家湾镇付北居民委员会于2014年5月10日分别为被上诉人李国瑛、苗大花、李国栋出具证明，证明三被上诉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和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就承包了诉争土地。2002年麦前诉争土地被三被上诉人弃耕撂荒，付（滏）北村委会在没有通知三被上诉人，也没有与三被上诉人履行解除承包合同手续的情况下，将诉争的7.3亩土地承包给上诉人葛海坤耕种。本院认为，除承包方自愿交回或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城市户口外，发包方不得在承包期内收回承包地，如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被上诉人曾向任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对诉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该仲裁委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任农仲字（2014）第0001号仲裁裁决书，确认三被上诉人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并无不当。葛海坤称三被上诉人承包诉争土地不是家庭方式承包，是其他方式承包，但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村委会出具证明三被上诉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和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就承包了诉争土地，因此对葛海坤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物权，葛海坤称三被上诉人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鉴于三被上诉人现已实际耕种诉争土地，本院只判决三被上诉人对诉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必再判葛海坤向三被上诉人返还诉争土地。一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任县人民法院（2014）任民初字第523号民事判决书。
二、被上诉人李国瑛对位于付北村东北方向，东至赫云霞、南至地埝、西至王敬良、北至大道的3.3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苗大花对位于付北村东北方向，东至王敬良、南至地埝、西至王明良、北至大道的2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李国栋对位于付北村东北方向，东至王占夺、南至地埝、西至赫云霞、北至大道的2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上诉人葛海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信深谦
代理审判员 张志春
代理审判员 王朝辉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梁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