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闽民终字第9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秀宝，女，汉族，1948年12月17日出生，住菲律宾共和国。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蔚婷，女，汉族，1964年4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上列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吴聪迅，福建协力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荫，福建协力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世杰，男，汉族，1977年6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达娇，女，汉族，1980年9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史谦裕，泉州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戴秀宝、戴蔚婷与被上诉人杨世杰、史达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鲤城区法院）于2011年7月14日作出（2011）鲤民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杨世杰、史达娇不服，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2011）泉民终字第2080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鲤城区法院重审。鲤城区法院重审后将案件移送泉州中院。泉州中院受理后于2014年3月26日作出（2013）泉民初字第129号民事裁定。宣判后，戴秀宝、戴蔚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秀宝、戴蔚婷的委托代理人吴聪迅，被上诉人杨世杰、史达娇的委托代理人史谦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杨世杰与史达娇系夫妻关系。史达娇于2009年9月14日开办晋江市青阳欢禧有礼食品商行，属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2005年至2008年期间，戴秀宝之夫沈某某与其侄女戴蔚婷多次汇款给案外人吴某某、张某某及杨世杰等人，其中，戴蔚婷根据吴某某指令于2007年2月14日、15日两次通过中国银行汇入杨世杰名下帐户共80万元人民币（以下同币种）。因戴蔚婷认为吴某某将上述80万元确认为20万元，即与吴某某通电话要求厘清该两笔款项，通话录音内容为“戴蔚婷：因为这笔钱是阿楠（指沈某某）他妈妈（指戴秀宝）从香港汇100万元过来中国银行，所以那笔款是80万元分两次汇给你女婿（指杨世杰）。这两笔你们才记成20万元。我们来理一下。阿楠你也知道，跟他做生意他也是好人，你如果跟他好好处理一下，这60万元很快就又能赚回来，你如果再长期跟他做，阿楠也不会看你这60万元怎么样。……但你跟阿楠做是赚，不是亏。”后因吴某某未与戴蔚婷处理该款项问题，戴秀宝即以朱某某、吴某某夫妇诈骗为由，到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报案，要求帮助追回被骗的货款60万元。2010年12月15日，戴蔚婷也到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反映情况，在该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07年2月14日，我的表弟沈某某有打电话让我给吴某某汇80万元的货款（因为平时我姑姑（指戴某某）、表弟（指沈某某）跟吴某某做生意，因为他们人都在菲律宾，所以都会叫我帮他们汇款给吴某某），所以这次我也照样像以前一样分别于2007年2月14日和15日分两次每次40万元汇款到吴某某指定给我的帐户上。沈某某2005年11月22日开始与朱某某、吴某某发生业务关系的。我姑姑（指戴某某）他们与吴某某做生意都是由我表弟沈某某在菲律宾与吴某某的丈夫朱某某经过电话联系之后，告诉我要汇多少钱给吴某某，然后吴某某再发货，再把对帐单传真给我姑姑他们。”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认为本案并不涉嫌犯罪，即引导双方向法院主张权利。
本案戴秀宝、戴蔚婷原以不当得利为由，于2011年1月18日向鲤城区法院提起诉讼称：“戴秀宝委托戴蔚婷办理汇给其生意伙伴货款时，失误将95万元款汇到杨世杰银行帐户上，杨世杰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杨世杰、史达娇归还其不当得利款95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杨世杰、史达娇答辩称：“双方自2005年底开始发生糖果买卖等生意，戴秀宝、戴蔚婷至今尚欠杨世杰、史达娇2296295.3元，95万元是偿还货款，不存在不当得利。”诉讼中，戴秀宝、戴蔚婷称不认识杨世杰、史达娇，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买卖关系，95万元不是货款等。2011年7月14日，鲤城区法院作出（2011）××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一、杨世杰、史达娇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戴秀宝、戴蔚婷不当得利人民币95万元，并同时支付自2011年1月18日起至本院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戴秀宝、戴蔚婷的其他诉讼请求。杨世杰、史达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双方自2005年底至2008年底期间，双方就存在糖果买卖等一系列生意关系。被上诉人一方现尚欠上诉人的货款。……沈某某是与杨世杰、史达娇直接发生买卖关系的人。”泉州中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2011）××民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鲤城区法院（2011）××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二、发回鲤城区法院重审。重审时，杨世杰、史达娇答辩称：“事实上，买主沈某某并由财务人员戴蔚婷经办一方，与卖主杨世杰（法定代表人）、并由主要管理人吴某某经办另一方，自2005年11月至2008年9月期间，双方就存在糖果买卖等一系列生意关系等等。”2012年12月18日，鲤城区法院重审时以本案系涉外案件，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为由，将案件移送泉州中院。
泉州中院于2013年1月5日立案受理本案后，戴秀宝、戴蔚婷变更诉讼请求，主张本案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关系。戴秀宝、戴蔚婷诉称：戴秀宝、戴蔚婷与杨世杰、史达娇自2005年底即开始糖果买卖，一直至2008年底结束，戴秀宝、戴蔚婷先后向杨世杰、史达娇购买价值15430295.8元的糖果。在此期间，戴秀宝、戴蔚婷陆续向杨世杰、史达娇支付糖果款，均是由戴蔚婷通过银行汇款给杨世杰、史达娇的管理人员吴某某及杨世杰本人。2007年2月14日及15日，戴蔚婷按照戴秀宝的指示分别汇款40万元（共80万元）至杨世杰的中国银行帐户。2008年底双方对帐时，发现汇至杨世杰的80万元在帐上只体现为20万元，多支付了60万元的糖果款，扣减戴秀宝、戴蔚婷尚欠的23463.4元的糖果款，杨世杰、史达娇应返还576536.6元。杨世杰、史达娇后来也承认该两笔货款有误，并表示以后陆续发货抵销多支付的款项。但至今杨世杰、史达娇既不继续供货，也不将多收取的款项退还。因此，请求法院判令：杨世杰、史达娇立即返还戴秀宝、戴蔚婷多支付的糖果款576536.6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1月1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
杨世杰、史达娇辩称：一、戴秀宝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予驳回起诉。戴秀宝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并没有任何买卖关系，既没有书面合同也没有口头协议，且没有实质上的交易及货物与货款来往等。根据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对戴蔚婷作的《询问笔录》和沈某某的订货单（买卖合同）等证据，已证实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是沈某某，并非戴秀宝。二、戴蔚婷的诉讼主体同样不适格，应予驳回起诉。根据戴蔚婷在《询问笔录》及与吴某某通话的陈述，可证实其仅是买主沈某某的出纳，并非本案当事人。三、杨世杰、史达娇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戴蔚婷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杨世杰仅是被吴某某借用帐户和委托代收款项，民事责任应由委托人吴某某直接承担。上述《询问笔录》及通话录音，均可证实本案买卖关系是发生在沈某某与吴某某之间，与杨世杰没有关系。四、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汇款时间发生在2007年2月14日、15日，双方共同确认的《杨世杰及管理人员吴某某与菲律宾沈某某及财务戴蔚婷双方往来货物和货款的总对帐单》（以下简称《货物和货款的总对帐单》）的对帐时间为2008年9月28日，戴秀宝、戴蔚婷于2011年1月18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五、戴秀宝、戴蔚婷请求返还多支付的款项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货物和货款的总对帐单》已证实：案外人沈某某与吴某某发生买卖关系总货款累计17877732.7元，而沈某某偿还的货款已包括戴秀宝、戴蔚婷所称的2007年2月14日、15日两笔汇款80万元，合计偿还货款为15581437.4元，沈某某现尚欠吴某某货款2296295.3元，根本不存在戴秀宝、戴蔚婷所称多付货款。
双方当事人对以上事实均无异议。
除上述无争议的事实外，双方当事人还提供以下证据支持各自的主张。
戴秀宝、戴蔚婷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货物和货款的总对帐单》，其中记载“合计：总货物应付金额：17877732.0元－已收到款项金额：15581437.40元＝菲律宾沈某某一方尚欠杨世杰一方的货款2296295.30元财务制表人张某某2008年9月28日。”以证明杨世杰、史达娇曾确认戴秀宝、戴蔚婷向其购买价值15430295.8元的糖果。证据二、杨世杰、史达娇在不当得利纠纷案的两份《答辩状》及《民事上诉补充材料》，以证明杨世杰、史达娇确认与戴秀宝、戴蔚婷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故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证据三、沈某某的身份证、由泉州集英因私出入境咨询服务公司翻译的沈某某2013年3月25日出具的《证明》，以证明戴秀宝、戴蔚婷与沈某某合伙经营，共同向杨世杰、史达娇购买糖果。
杨世杰、史达娇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货物和货款的总对帐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它佐证2008年9月就对过帐，戴秀宝、戴蔚婷的起诉己超过诉讼时效。该总对帐单确认了双方的买卖总货款是17877732.7元，其中杨世杰收的80万元全部包括在15581437.4元中，并没有多支付给吴某某货款。对证据二杨世杰、史达娇的两份《答辩状》及《民事上诉状补充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戴秀宝、戴蔚婷的主张。原来的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中的陈述与本案无关。案由和当事人称谓是法院确定的，杨世杰、史达娇根本没有确认戴秀宝、戴蔚婷与杨世杰、史达娇是适格主体。在《民事上诉状补充材料》以及发回重审后的《答辩状》中已提出戴秀宝、戴蔚婷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指出本案买卖关系是发生在吴某某与沈某某之间，是吴某某指定汇款给杨世杰的。证据三沈某某的身份证及《证明》形成于境外，未经驻在国公证及我国驻菲律宾使领馆认证，这些证据不合法、不真实，且沈某某与戴秀宝、戴蔚婷系母子及表姐弟关系，是利害关系人，其的证言不具备证明效力，所称合伙经营也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证明，沈某某的《证明》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杨世杰、史达娇提供的证据为：2005年－2008年原告一方的部分订货单、出口商品包装要求和标贴格式、被告一方的部分发货清单，其中有落款为“泉州泓一公司2006年11月23日的《菲律宾沈某某订货单》”。以证明本案买卖关系发生在沈某某与吴某某之间，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无关。
戴秀宝、戴蔚婷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清单上没有戴秀宝、戴蔚婷签字。
原审法院认为：戴秀宝、戴蔚婷提供的杨世杰、史达娇的两份《答辩状》、《民事上诉补充材料》，以证明双方当事人诉讼主体适格，及提供沈某某的身份证、《证明》，以证明戴秀宝、戴蔚婷的诉讼主体资格。杨世杰、史达娇虽述称与戴秀宝、戴蔚婷发生买卖关系，但当时是针对戴秀宝、戴蔚婷主张的不当得利进行抗辩，且杨世杰、史达娇在《民事上诉补充材料》、发回重审《答辩状》中均提到原告主体不适格；在发回重审《答辩状》中，杨世杰、史达娇虽有提到：“事实上，买主沈某某并由财务人员（原告）戴蔚婷经办一方，与卖主（答辩人）杨世杰（法定代表人）、并由主要管理人员吴某某经办另一方，自2005年11月至2008年9月期间，双方就存在糖果、代付海运费、装卸费、代购电子秤、货架，代特制商标设计、制版、印刷等一系列生意关系。”但根据这个陈述，杨世杰、史达娇也仅仅是承认杨世杰与沈某某发生买卖关系，并未承认与戴秀宝、戴蔚婷发生买卖关系。且戴秀宝、戴蔚婷对杨世杰、史达娇当时的答辩也是否认的。沈某某的身份证及《证明》形成于境外，未办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且根据《证明》上记载的内容，也只能证明沈某某出具证明说明其与母亲戴秀宝经营家族生意，从中国进口糖果到菲律宾，也不能证明本案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戴蔚婷在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只是受托汇款，不是买卖关系的主体，该陈述体现的买卖关系是发生于戴某某、沈某某与吴某某之间。戴蔚婷与吴某某的通话录音体现的也是戴蔚婷以出纳的身份向吴某某主张权利。史达娇于2009年9月14日开办晋江市青阳欢禧有礼食品商行，也不能证明戴秀宝、戴蔚婷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综合以上判断，可以认定戴秀宝、戴蔚婷主张的款项是沈某某指令戴蔚婷汇给吴某某的，吴某某再提供杨世杰在中国银行的卡号给戴蔚婷汇款。戴秀宝、戴蔚婷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以及其与本案讼争的款项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无权就该款主张权利，其二人起诉杨世杰、史达娇主体不适格，杨世杰、史达娇关于戴秀宝、戴蔚婷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成立，应予采纳，对戴秀宝、戴蔚婷的起诉应予驳回。裁定驳回戴秀宝、戴蔚婷对杨世杰、史达娇的起诉。
宣判后，戴秀宝、戴蔚婷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戴秀宝、戴蔚婷与沈某某系亲属关系并合伙经营糖果生意，共同向杨世杰、史达娇购买糖果，支付货款，因此三人均与杨世杰、史达娇存在买卖关系且对于讼争款项均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对此有沈某某的证明加以证实。二、杨世杰、史达娇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中两份《答辩状》及《民事上诉补充材料》中已确认了其与戴秀宝、戴蔚婷及沈某某之间的买卖关系，虽然上述证据是针对戴秀宝、戴蔚婷不当得利主张进行抗辩，但该买卖关系是客观存在，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因抗辩对象的不同而消灭，应依法将该买卖关系作为本案事实予以认定。三、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曾对戴秀宝、戴蔚婷、杨世杰、史达娇作过《询问笔录》，鉴于该些笔录对于查清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戴秀宝、戴蔚婷曾向原审法院申请依职权向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调取，但原审法院未予调取，却仅凭戴蔚婷的《询问笔录》片面对本案事实作出认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撤销原审裁定。综上，原审法院片面采纳证据，并据此认定戴秀宝、戴蔚婷与杨世杰、史达娇不存在买卖关系且对讼争款项均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明显不公，恳请二审法院结合本案以及原不当得利纠纷案的相关证据材料，查明事实，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杨世杰、史达娇辩称：一、戴秀宝根本不具备本案适格的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其上诉。戴秀宝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既没有书面合同又没有口头协议，且没有交易的形式和实质表现及货物与货款来往，至今互不认识，根本不存在任何糖果买卖关系。戴蔚婷的《询问笔录》和沈某某的订货单（买卖合同）等证据，已证实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仅是沈某某，并非戴秀宝，其根本不具备本案的合法和适格主体，应依法驳回戴秀宝的上诉。戴秀宝控告吴某某的所谓诈骗，经该分局审查结论：“戴秀宝没有诉权，吴某某诈骗不能成立，决定不予立案。”为此，完全可证实戴秀宝与本案并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诉权。二、戴蔚婷请求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同样不适格，应依法驳回戴蔚婷的上诉。戴蔚婷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以及其与吴某某的通话录音，可证实戴蔚婷仅是买主沈某某的财务人员，并不是本案买卖关系的主体。同时，戴蔚婷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的直接书面依据。综上，戴蔚婷、戴秀宝起诉杨世杰、史达娇主体不适格。三、杨世杰、史达娇均不具备被告主体资格。戴蔚婷的《询问笔录》、戴蔚婷与吴某某的通话录音内容，以及一审法院调查知情者张某某及吴某某的笔录，证实80万元款项是沈某某指令给吴某某的，杨世杰仅是被吴某某借用账号，本案买卖关系人是沈某某和吴某某，与杨世杰毫无关系。史达娇开设的食品商行是2009年9月14日，和沈某某与吴某某发生买卖关系的时间2005年11月至2008年9月毫无关联，故与戴秀宝、戴蔚婷之间也不存在买卖关系。四、戴秀宝、戴蔚婷提供的沈某某《证明》不合法、不真实，不具有证明效力。五、原诉讼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当时是根据戴秀宝、戴蔚婷的起诉称谓和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称谓而称呼，根本没有确认双方的主体资格。杨世杰、史达娇在《民事上诉状补充材料》以及发回重审后的《答辩状》中已表示是沈某某与吴某某发生买卖关系，是沈某某指令戴蔚婷汇款给吴某某，杨世杰只是吴某某的受托人，民事责任应由吴某某直接承担；戴秀宝与戴蔚婷以及杨世杰、史达娇的诉讼主体均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二人的起诉。六、法院调取戴蔚婷的《询问笔录》是经杨世杰、史达娇的书面申请后，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的，其程序合法，证据真实有效。而戴秀宝、戴蔚婷从未向法院呈交书面《要求调取证据申请书》，竟编造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裁定，依法驳回戴秀宝、戴蔚婷的上诉请求。
另查明以下事实：一、杨世杰、史达娇于2011年8月6日向泉州中院递交《要求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向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调取戴秀宝反映吴某某诈骗一案内关于戴蔚婷2010年12月15日的《询问笔录》。泉州中院于2011年8月10日调取了该份《询问笔录》。
二、针对上述《询问笔录》，泉州中院于2011年11月24日对戴秀宝、戴蔚婷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相关内容：问：“你们认识杨世杰、史达娇吗？”戴秀宝、戴蔚婷：“不认识。”戴蔚婷：“我的姑姑戴某某、表弟沈某某有跟吴某某做生意。”问：“你在公安局的笔录提到‘因为平时我姑姑、表弟跟吴某某做生意’，这个姑姑指的是戴秀宝还是戴某某？”戴蔚婷：“两个都是指戴某某。……我在公司是管钱的。”戴秀宝：“我们本来没有去告杨世杰的，我们只报案说朱某某和吴某某对我们进行诈骗，公安机关让我们来法院起诉。我是替沈某某报案的，我是沈某某母亲。我儿子跟我妹妹、沈某某在菲律宾跟吴某某和朱某某做生意，我儿子跟朱某某他们买糖到菲律宾去。”问：“戴秀宝，你方有没有跟吴某某、朱某某做生意？”戴秀宝：“不是我，是我儿子跟他们做生意，但这100万是我自己的钱。”问：“你们发现钱汇错后，找谁要钱？”戴秀宝：“找吴某某、朱某某讨钱。……确实我儿子跟朱某某、吴某某有做生意。杨世杰没有跟我儿子做生意，我们也不认识杨世杰。”
三、2011年11月10日、2012年5月21日，戴蔚婷、戴秀宝分别向鲤城区法院及泉州中院申请调取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对杨世杰、吴某某、朱某某、张某某作的《询问笔录》。鲤城区法院与泉州中院未予调取。本案二审诉讼期间，戴秀宝再次书面申请本院向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调取对杨世杰、史达娇作的《询问笔录》。本院依其申请，向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发函调取，该局于2015年1月5日来函答复如下：“戴秀宝诉称，其于2007年2月14日及15日，按事先的电话约定，委托其在大陆的侄女戴蔚婷分两次从本市中国银行汇出80万元给经营糖果批发生意的客户朱某某、吴某某夫妇，欲向朱、吴购买糖果，但朱在接到货款后，只交付20万元的货物。经多次要求朱、吴返还60万元未果。据此，认为朱、吴夫妇有违背诚实信用的欺诈行为，要求帮助其追回被骗的货款60万元。……综上，我们认为，本案纯属经济纠纷，并不涉嫌犯罪，即便所控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也不属我局管辖。……2011年10月18日，因我局人事调整，当年处理此事的民警调离我局经侦大队。根据公安部关于《公安专业档案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对处理非职权范围事项过程中所形成的书面材料，并不属于公安机关在依法侦查审理案件、处理违法犯罪、实施治安和行政管理等职能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材料，即不纳入立卷归档移交事项，因此，民警调动时不作移交。此次接法院来函后，我们也进行了查找，但因各种原因，所制作的相关笔录现已无法查找。”
本案二审庭审中，戴秀宝、戴蔚婷补充提交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领事部（2014）菲公字第0000365号《公证书》，相关内容：“兹证明沈某某（男，1973年03月10日出生）于2014年07月03日来我馆，在前面的声明书上签名。”《公证书》内所附沈某某的《声明书》内容为：“本人沈某某与戴秀宝、戴蔚婷以个人合伙的形式经营糖果生意，自2005年起至2008年与杨世杰、史达娇等人交易，从中国进口糖果到菲律宾进行销售。”以证明戴秀宝、戴蔚婷与沈某某是合伙经营糖果生意，与杨世杰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故戴秀宝、戴蔚婷两人作为原告主体适格。
杨世杰、史达娇质证认为：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应加盖公证部门有关公证人员的印章，而该公证书只有大使馆的认证，加盖的公章不完整、不合法。2.沈某某的声明只确认其签名，没有确认内容真实，不能作为证据。3.戴秀宝与沈某某是母子关系，沈某某与戴蔚婷是表姐弟关系，均是利害关系人，故沈某某《证明》不具备证明效力。4.《公证书》没有附上合伙的原始书面协议。5.戴蔚婷在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作的《询问笔录》及与吴某某的通话录音、汇款单都证明戴蔚婷是沈某某的出纳，故沈某某声明的内容与该情况矛盾。
杨世杰、史达娇也补充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本案一审时，泉州中院2013年8月9日对知情者张某某的《调查笔录》，相关内容：“原告提供的证据结算单是我制作的，我是受聘于吴某某的财务人员，这张单据是对帐用的，生意是发生在吴某某与沈某某之间的。这张单据制作完了有提供给戴蔚婷，对帐我都是与戴蔚婷对的，戴蔚婷是沈某某的财务人员”。以证明：本案生意发生在吴某某与沈某某之间；张某某是受聘于吴某某的财务人员，并没有受聘于杨世杰、史达娇；戴蔚婷是沈某某的财务人员。证据二、本案一审时，泉州中院2013年8月1日对吴某某的《调查笔录》，吴某某确认“录音证据属实，是我与戴蔚婷的通话。我认识沈某某，我与他存在糖果买卖关系，我是出卖方，沈某某是买入方，本案被告与原告及沈某某均不存在买卖关系，只有一次沈某某叫戴蔚婷汇款给我，叫我提供中行卡，因我没有中行卡，才提供我女婿杨世杰的中行帐号给她。沈某某到现在还欠我货款200多万元。”以证明沈某某与吴某某存在糖果买卖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证据三、泉州市公安局鲤中派出所提供的《常住人员登记表》。以证明戴秀宝与沈某郎的母子关系，但戴秀宝缺乏诚信，在不当得利案件中为隐瞒歪曲事实，竟称沈某郎为客户。
戴秀宝、戴蔚婷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吴某某、张某某均为杨世杰公司的员工，存在利害关系，故其二人的证言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所要证明的内容。
本院认为，戴秀宝、戴蔚婷原来以不当得利为诉由提起诉讼，否认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而后又改变诉由，主张讼争的款项是其二人在与杨世杰、史达娇做糖果生意中发生的货款，即对同一笔款项作出了矛盾的陈述。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戴秀宝、戴蔚婷应举证证明其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该576536.6元属于多付的货款。
在戴秀宝、戴蔚婷以不当得利纠纷为诉由时，杨世杰、史达娇辩称双方自2005年底至2008年底期间，就存在糖果买卖等一系列生意关系等，“沈某某是与杨世杰、史达娇直接发生买卖关系的人”、“事实上，买主沈某某并由财务人员戴蔚婷经办一方，与卖主杨世杰（法定代表人）、并由主要管理人员吴某某经办另一方，自2005年11月至2008年9年期间，双方就存在糖果买卖等一系列生意关系。”杨世杰、史达娇是认为其与沈某某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讼争款项是与买卖关系有关的款项，并非确认与戴秀宝、戴蔚婷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因此，对戴秀宝、戴蔚婷关于杨世杰、史达娇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中已确认与戴秀宝、戴蔚婷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由上，不能免除戴秀宝、戴蔚婷在本案的举证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之间从未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因此，戴秀宝、戴蔚婷应举证证明与杨世杰、史达娇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
戴秀宝、戴蔚婷以《货物和货款的总对帐单》，戴蔚婷与吴某某的通话录音内容，向吴某某、张某某、杨世杰汇款行为，沈某某出具的《声明》等证据，证明其二人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戴秀宝、戴蔚婷在本案诉讼中提交的《货物和货款的总对帐单》，原为杨世杰、史达娇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中提交的证据，体现的对帐发生于杨世杰与沈某某之间，但缺少对帐一方沈某某的签字，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审查认定，即便属实，其反映的是沈某某与杨世杰之间的对帐情况，也无法证明戴秀宝、戴蔚婷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从戴蔚婷与吴某某的通话录音内容可知，戴蔚婷依吴某某指令汇给杨世杰的80万元系沈某某与吴某某之间因买卖糖果发生的货款，故戴蔚婷与杨世杰之间的汇款行为亦不能证明本案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戴秀宝、戴蔚婷在二审补充提交的《公证书》上盖有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领事部的印章，并有使馆一等秘书签名，故对该份《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公证书》证明沈某某在《声明书》上的签字属实，故应认定沈某某作出了“本人沈某某与戴秀宝、戴蔚婷以个人合伙的形式经营糖果生意，自2005年起至2008年与杨世杰、史达娇等人交易，从中国进口糖果到菲律宾进行销售”的声明。但沈某某系戴秀宝的儿子、戴蔚婷的表弟，与其二人存在利害关系，故在仅有该声明，而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沈某某作出与戴秀宝、戴蔚婷合伙经营的声明不予采信。由上，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戴秀宝、戴蔚婷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
戴蔚婷在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的《询问笔录》及戴蔚婷与吴某某通话录音内容，均体现买卖关系是发生在吴某某与戴某某、沈某某之间，与戴秀宝、戴蔚婷无关。从戴秀宝向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报案的情况看，其反映与朱某某、吴某某发生的货款纠纷，并无涉及与杨世杰、史达娇发生的货款，而其曾经关于是替儿子沈某某报案，是沈某某跟吴某某、朱某某做生意以及杨世杰没有跟沈某某做生意等陈述，进一步证实其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戴秀宝、戴蔚婷与杨世杰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下，仅以杨世杰、史达娇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中说过与戴秀宝、戴蔚婷之间系买卖关系，尚不足以认定本案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因此，本院对戴秀宝、戴蔚婷主张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不予确认。
综上所述，本案既无证据证明戴秀宝、戴蔚婷与杨世杰、史达娇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亦无证据证明戴蔚婷汇给杨世杰的80万元系双方之间买卖关系的货款，因此，戴秀宝、戴蔚婷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二人均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戴秀宝、戴蔚婷的起诉是正确的。戴秀宝、戴蔚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林国新
审判员 田 青
审判员 陈 敏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齐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