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建行初字第286号
原告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孚兵，江苏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林涛，江苏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朱志宏，局长。
委托代理人史玉波，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杜明海，男，1954年10月10日生，汉族。
第三人杜良凤（杜明海长女），1977年11月14日生，汉族。
第三人杜良云（杜明海次女），女，1980年3月20日生，汉族。
上述第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金明，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元公司）不服被告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于2015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5年11月11日向被告市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6日、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飞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吕林涛，被告市人社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马书婷、委托代理人史玉波，第三人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及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金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7月2日，市人社局作出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在打扫厕所卫生时不慎滑倒致头部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方翠英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
原告飞元公司诉称，一、本公司与死者方翠英间不具有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是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方翠英并非本公司职工，不具有认定工伤的主体资格。方翠英系本公司职工杜明海的配偶，因杜明海在本市并无固定居所，为解决其实际困难，经杜明海本人申请，本公司同意其本人与方翠英在本公司内居住。方翠英虽随杜明海生活在本公司内，但不受本公司管理，也不参加本公司的生产劳动，本公司也从未向其发放过工资报酬。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提供的证明材料均是证人证言，从形式上看，所有证言的内容相同或者雷同，甚至是打印好的内容，仅留下身份信息一栏供“证人”填写，市人社局依据上述的所谓“证据”认定劳动关系，显然过于草率。二、“事故”发生的时间不是方翠英的工作时间。在不考虑方翠英与本公司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市人社局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仍然是错误的。市人社局认定的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而“事故”发生当日并非是本公司的工作时间，本公司提交了考勤表等证据予以证明，但市人社局对此视而不见。三、市人社局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超过了法定期限。综上，市人社局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认定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判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方翠英不属于工伤的决定。本案诉讼费由市人社局负担。
飞元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及物业费《发票》。证明自2012年起飞元公司委托高科物业公司进行物业管理，委托内容包含清洁卫生。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所谓事故发生地（男厕所）属高科物业公司授委托管理的区域，并不需要方翠英清洁打扫。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2015年1月4日，方翠英女儿杜良云向本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2014年11月2日6时40分左右，方翠英在单位打扫男厕所卫生时不慎滑倒摔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为：颅内出血。随《工伤认定申请表》一并提交的材料有：1、近亲属对方翠英受伤情况的自述一份；2、方翠英户口所在地句容市赤山湖管理委员会谢桥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务工证明》；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病史录、火化证明；4、句容市公安局赤山湖派出所出具的《直系亲属关系证明》。经初审后，本局同日予以受理。2015年1月5日，本局向飞元公司直接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5年1月16日，飞元公司向本局提交了《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及相关材料，认为方翠英受伤死亡不属于工伤。本局在审查期间，杜良云先后向本局补充提交了方翠英的工作说明、飞元公司的午餐补贴统计及说明、相关证人证言及证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录音、录像和照片资料等。飞元公司也向本局提交了《补充答辩》及相关材料。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2010)行他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证实方翠英系进城务工农民，与飞元公司存在事实用工关系。2014年11月2日6时40分左右，方翠英在单位打扫男厕所卫生时不慎滑倒摔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方翠英的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飞元公司应当承担其工伤保险责任。飞元公司认为方翠英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事故发生时间不是工作时间，故方翠英受伤死亡不属于工伤，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其观点。2015年7月2日，本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方翠英受伤死亡为工伤，并分别向双方送达了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认定工伤决定书》）。2015年8月28日，飞元公司不服本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5年10月13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2015]宁行复第136号《行政复议中止告知书》，中止了该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2015年11月10日，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飞元公司的起诉。2015年11月13日，因飞元公司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了[2015]宁行复第136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飞元公司在行政复议机关尚未作出复议决定之前，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
综上，本局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飞元公司的诉讼请求。
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
2、近亲属对方翠英受伤情况的自述。
3、句容市赤山湖管理委员会谢桥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务工证明》、南京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新港派出所《证明》。
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病史录》、句容市殡仪馆《火化证明》。
5、句容市公安局赤山湖派出所《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句容市赤山湖管理委员会谢桥村村民委员会《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6、《工作说明》、票据（《收据》、《发票》），《驳南京飞元实业公司的谎言》。
7、杜良云提供的飞元公司2月至10月午餐补贴统计及《用餐人数报表说明》。
8、证人许某1、许某2、杨某、张某1、戎某证言及身份证明材料，周伯生、叶某的《调查笔录》及身份证明材料。
9、《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及证人魏某、吴某1、蒋某证言，《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物管费《发票》。
10、《补充答辩》、《考勤表》、证人徐某1、徐某2、孙某、张某2、刘某证言。
11、《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
12《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
13、[2015]宁行复第136号《行政复议中止告知书》（以下简称《中止告知书》）、[2015]宁行复第136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以下简称《终止决定书》）。
证据1、2、6、7、8证明方翠英的工作情况及事发经过；证据3证明方翠英系进城务工人员；证据5证明申请人与方翠英的关系；证据4证明方翠英死亡原因；证据9、10证明飞元公司提交了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证据11证明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12证明飞元公司在申请诉讼时本案正在行政复议。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二款；（2010）行他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公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
第三人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共同述称，市人社局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有事实依据，程序正确，应当依法维持，请求驳回飞元公司的诉讼请求。
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出院记录》。证明方翠英于2014年11月2日因打扫卫生摔倒，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
2、《飞元公司工资发放表》。证明方翠英属飞元公司全日制员工。
3、证人叶某、杨某、张某1的身份信息。证明三位证人系高科物业公司员工。
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为证明方翠英在飞元公司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共同向本院申请证人许某2、许某1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
证人许某2出庭作证称：“我原是高科物业公司的员工，2009年在高科物业公司上班，从事值班电工工作。2014年8月左右离开高科物业公司。当时我上24小时班休24小时。飞元公司租高科物业公司的厂房办公，飞元公司在二楼，我需到二楼上卫生间，我都能看到方翠英夫妻俩烧水、烧饭、搞厕所卫生。┄┄没有租给飞元公司时，有高科物业公司人员打扫厕所，飞元公司来了后就由飞元公司打扫厕所，高科物业公司对该厕所不再进行管理。┄┄我看到她基本每天都是烧水搞卫生买菜烧饭。双休日如我值班，也看到她在劳动。┄┄我离职高科物业公司时，方翠英仍继续在飞元公司工作。”
证人许某1出庭作证称：“我2010年2月5日至2015年6月30日间在高科物业公司从事保安工作。其间，飞元公司租了高科物业公司的房子，位置在新港大道80号-1区域，当时我在这个区域担任保安领班。该处原是高科物业公司的办公地址，高科物业公司搬走租给了飞元公司，该处为6层楼房，飞元公司租用二楼，二楼的卫生间在保安休息室和飞元公司大门之间。飞元公司入驻后，保安人员才进入，保安只有我一人，我去时方翠英夫妻已经在了，二楼厕所的卫生由飞元公司负责。┄┄我与其他保安人员多数使用二楼厕所。┄┄基本早上我都看到方翠英打扫厕所，中午在厕所水池洗碗打水。┄┄我离职高科物业公司为2015年6月，方翠英有伤亡事故时我已离开新港大道80号-1这个区域。┄┄飞元公司双休日、节假日有人上班。
经庭审质证，飞元公司对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2中对方翠英工作时间的自述与证据8中的陈述不一致，证据2中对方翠英工作时间的描述是具体的，早六时至晚八时，证据8中称上下班时间不固定，在不考虑真实性的情况下二者也是矛盾的。
证据3中除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外，对其他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内容明确系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自述的内容，并不是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后的得出的结论。方翠英是否有社会保险应当由社保部门出具证明，方翠英是否离开居住地来南京工作也不需要村委会的许可，市人社局以此证明方翠英系进城务工人员，明显依据不足。
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病历中最终诊断是右基底节区急性脑出血，根据神经内科学教科书介绍，基底节区出血是典型的非创伤性内出血，也就是一种自发性脑出血，××因包括高血压、××、肿瘤等，绝不含滑倒、摔倒等外力原因，××例记载方翠英既往有高血压、血小板低下症，同时初诊查体时发现左侧嘴角歪斜，左上肢抓握力减退，这些都符合高血压性脑出血的症状，病历记载方翠英的诊疗经过及诊断上均没有对外伤的具体描述，因此方翠英死亡是其自身基础疾病转化的结果。
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
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工作说明落款是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签名只有两个。收据如市人社局和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所言为方翠英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其证据也不应在方翠英手中，收据应当交给单位保管；其他证据材料中描述方翠英不识字，是文盲，不应该看懂票据内容。
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由杜明海单方制作，如描述事实是真实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除每月8号外，其余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均是休息日，单位没有人员上班。
对证据8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中，证人证言中的描述都是其他单位员工出具，但在证人证言的身份证明材料中未看到相关职务、工作岗位的证明材料，对上述证人的身份不予认可；证人徐某3证言自相矛盾，一方面说自己是上一天休一天，一方面又说证明方翠英全年每天24小时都在单位工作；证人许某2证言也是同样。对该证据中调查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在周伯生的笔录中，市人社局向周伯生提问“方翠英的工作时间你清楚吗”，周伯生回答“据方翠英讲……”，被告询问“方翠英周末上班吗”，周伯生回答“不是很清楚”；而叶某的笔录违反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在续页中仅有一名工作人员签名，不符合《工伤认定办法》中进行调查核实应当有两名工作人员进行的规定，叶某陈述“如果需要用水，就到方翠英单位那里取水”，由此看出事发的男厕所系公共区域。该证据无法证明方翠英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
对证据9、10的真实性认可，单位租用的房屋保洁区域的保洁工作由高科物业公司负责，单位支付相应物管费用，考勤表中体现出单位的工作时间，事故发生当日并非工作日；证人证言中对方翠英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的陈述是客观真实的。
对证据11的真实性认可。工伤认定受理时间是2015年1月4日，《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时间是2015年7月2日，证明市人社局系超过法律时限，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应当予以撤销。
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认可。
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共同对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8、11-13均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不能否定方翠英与飞元公司的劳动关系，飞元公司提交的《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中称方翠英系钟点工人员，起诉状中称其与方翠英无劳动关系，说法不一致。证据10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证人是飞元公司员工，与飞元公司有利害关系。
市人社局对飞元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飞元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叶某的书面证明证明其系高科物业公司保洁员，主要负责外楼和楼梯卫生，其明确高科物业公司所负责的保洁区域不包括飞元公司的办公区域。
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共同对飞元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认可飞元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但该证据中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有可能是高科物业公司与飞元公司为了规避租金的税收而签订的。《发票》中并没有2014年11月份的发票，说明2014年11月飞元公司并没有缴纳物业费。因此，高科物业公司可以不履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即使发生事故的场地是由高科物业公司管理，但方翠英是因为飞元公司要求的工作内容而发生事故伤害，仍应属于认定工伤的工作原因之因素。其他意见同市人社局意见。
飞元公司对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共同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该证据只能证明方翠英在南医大一附院的治疗情况，出院后至死亡的情形无法证明。
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为打印件，任何人均可制作。
对证据3不认可，该证据形成时间为2015年5月，在事故发生之后，单凭照片无法确认三人的身份。
市人社局对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共同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
飞元公司对证人许某2、许某1证言的质证意见为：
两位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证言内容也不能够证明方翠英全年无休，两位证人的工作时间为轮班，上24小时休24小时，不可能知道在休息过程中方翠英是否在上班；两位证人都陈述方翠英发生事故的地点在公共使用的厕所，两位证人及其他物业公司人员均在使用，即然如此，为何要求飞元打扫厕所，况且飞元公司支付了物业费。此外，许某2的证言中明确方翠英打扫的为女厕所。
市人社局对证人许某2、许某1证言的质证意见为：
对两位证人的证言予以认可，两位证人的证言可确认二楼厕所卫生由飞元公司负责，而非高科物业公司负责。
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共同对证人许某2、许某1证言的质证意见为：
对两位证人的证言予以认可，两位证人的证言可确认二楼厕所卫生由飞元公司负责，而非高科物业公司负责。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飞元公司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但不能证明方翠英与其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能证明方翠英2014年11月2日非系因公受伤，可作为证明飞元公司租用办公场所的证据采信。
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5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6-7中的主要内容与证据8中许某1、许某2、杨某、张某1、戎某证言及周伯生、叶某《调查笔录》中的主要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了本案相关事实，且均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据6-8予以采信；
证据9、10均系飞元公司在认定工伤程序中向市人社局提交的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其中证人魏某、吴某2、蒋某、徐某1、徐某2、刘某、孙某、张某2证言因该八人未到庭作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及《补充答辩》系飞元公司自述，无相关证据佐证；《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物管费《发票》、《考勤表》不能证明方翠英非系为飞元公司工作中受伤，不能对抗证据1-8的证明效力，对证据9、10中除《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物管费《发票》外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9中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物管费《发票》可作为证明飞元公司租用办公场所的证据采信。
证据11-13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杜明海、杜良凤、杜良云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具备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予以采信；证据2、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
证人许某2、许某1的当庭证言具备真实性、合法性，证明了案件相关事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方翠英出生于1954年11月23日，系进城务工农民，与杜明海系夫妻关系，与杜良凤、杜良云系母女关系。飞元公司租用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80号01幢南楼二层为办公场所。方翠英与杜明海共同为飞元公司工作，在飞元公司从事打扫卫生、做饭等工作，二人食宿在飞元公司上述办公场所内。飞元公司作息时间为每周一至五，周六、周日为双休日，但双休日期间也会出现工作人员加班的情况。2014年11月2日6时许，方翠英在打扫飞元公司使用的男厕所时滑倒摔伤，被送至医院抢救，医疗诊断方翠英伤情为：“1、脑出血（右侧基底节区）；2、血小板减少征；3、高血压”。2014年11月4日，方翠英经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1月4日，杜良云将其与杜明海、杜良凤共同署名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相关证据材料递交市人社局，为方翠英申报工伤。市人社局于同日受理。2015年1月5日，市人社局向飞元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相关材料，要求飞元公司在15日内就方翠英工伤认定事宜举证答辩。飞元公司收到《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后向市人社局递交了《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及相关材料。因无法判断方翠英是否属于工作期间受伤，需要相关当事人补充证据材料，市人社局遂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分别于2015年3月5日、3月18日向杜良云、飞元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后杜良云、飞元公司各自向市人社局补充递交了相关材料，市人社局于2015年7月2日恢复对方翠英工伤认定申请案的审理，并于同日作出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在打扫厕所卫生时不慎滑倒致头部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方翠英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同日，市人社局向杜良云送达了《认定工伤决定书》。2015年7月8日，市人社局向飞元公司邮寄送达了《认定工伤决定书》。飞元公司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不服，于2015年9月1日向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京市人民政府受理飞元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中止告知书》，以对此案件的审理需要以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中止了对该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2015年11月4日，飞元公司向南京市人民政府递交了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13日作出《终止决定书》，终止了该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2015年11月5日，飞元公司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内向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之日起1年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上述规定，市人社局作为本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责，有权受理方翠英近亲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公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中明确“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该答复针对的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不论该农民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也不论现用人单位是否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其受用人单位聘用后，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就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在卷证据证明，方翠英系进城务工农民，与飞元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方翠英2014年11月2日6时许在打扫飞元公司使用的男厕所时滑倒摔伤，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虽然方翠英摔伤的时间系飞元公司的双休日，但本院认为，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中明确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这认定工伤的三要素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素。一般情况下，工作场所、工作时间是用以判断工作原因的辅助因素。工伤保险补偿本质上是给予职工因工作原因所受伤害的补偿。因此，工作原因是核心。即使不在约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但只要系工作原因，同样应当认定工伤。方翠英摔伤即属于此情形，应当被认定为工伤。市人社局受理方翠英近亲属递交的要求认定方翠英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的申请后，经过审查，作出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方翠英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认定清楚，适用行政法规正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市人社局从受理申请，到作出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直至将《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相关当事人，（中止时间依法应予扣除），全部行为均在《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其间，亦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市人社局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飞元公司关于市人社局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应予撤销的陈述意见，因无有效证据证实，不予采纳。其要求撤销宁人社工认字[2015]0009号认定工伤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国荣
人民陪审员 王玉兰
人民陪审员 何 薇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曹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