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民终3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中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同诚路8号7栋。
法定代表人：黄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庆，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文琪，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鸿鼎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一区10号研六楼三层304室。
法定代表人：刘传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少青，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格誉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经济开发区（杭州湾新区）商贸街5号楼2-08D室。
法定代表人：岑川，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中发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龙山镇慈东工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惠伟，执行董事。
上诉人成都中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与被上诉人高鸿鼎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公司）、宁波格誉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誉公司）、宁波中发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庆、段文琪，被上诉人高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少青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格誉公司、中发公司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中航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由高鸿公司、格誉公司、中发公司担。其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中航公司不能履行对高鸿公司的交货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并错误适用关于不安抗辩权的法律规定。（一）中航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合作框架协议》及《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按照协议约定代理高鸿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开立信用证，同时该进口货物已经入库至指定的仓库，故上述协议项下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中航公司没有对高鸿公司的交货义务也没有不能继续履行债务的情形。根据上述《合作框架协议》《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及高鸿公司、中航公司与宁波保税区宏和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和公司）签订的《仓储保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中航公司与高鸿公司约定由第三方仓储公司进行货物的保管、运输和仓储，高鸿公司在提货前须向中航公司支付对价货款，仓储公司凭借中航公司的出库指令，向高鸿公司发货。根据《仓储保管协议》可知，货物进入仓储公司后，向高鸿公司交付货物的义务主体为仓储公司，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中航公司。（二）高鸿公司不具有对中航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条件，也未依照法律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前所述，中航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合作框架协议》及《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所有合同义务，不存在履行能力恶化的情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且即使高鸿公司具有不安抗辩权，高鸿公司也并未按照法律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二、一审判决认定高鸿公司向中航公司出具的《合作担保书》合法有效，却错误解释该《合作担保书》约定的内容，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高鸿公司单方向中航公司出具的《合作担保书》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合法有效。该《合作担保书》约定，高鸿公司保证货物从进口、仓储到销售全过程中，资金货物安全及贸易合法，且对仓储公司无论何种原因导致货物受损，将由高鸿公司与其解决，高鸿公司将按期支付货款。该担保书已经明确表示高鸿公司保证货物从进口、仓储到销售全过程中的资金货物安全，即货物在正常交付之前，高鸿公司对货物各个阶段的安全都承担全部的担保责任。该约定是高鸿公司自愿作出，也是对只收取少量代理费却在前期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中航公司的保障。该书面承诺是高鸿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货物由于仓储公司的原因丢失，高鸿公司应当依据《合作担保书》的约定与仓储公司解决，但货物丢失不影响高鸿公司向中航公司支付货款。根据《仓储保管协议》的约定，仓储公司只有在高鸿公司向中航公司支付货款后，接受中航公司书面出库指令才可以发货，但现在货物已经不在仓储公司，高鸿公司认可该货物是被格誉公司私自提走使用。因此，在中航公司未发出任何书面出库指令的情况下造成的货物丢失，只能是仓储公司的原因。一审判决以货物下落不明，无充分证据证实仓储公司如何造成货物灭失为由，对《合作担保书》中约定的“仓储公司的原因”进行了限缩解释，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中航公司与高鸿公司另行约定货物的所有权转移之前的风险承担，该风险承担并不影响高鸿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根据《合作担保书》的约定，高鸿公司承担货物从进口、仓储到销售全过程中的安全。因此，高鸿公司对于仓储公司原因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货物灭失自担风险，与中航公司无关，更不影响高鸿公司按照《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的约定支付货款。三、一审判决认定格誉公司、中发公司无需对高鸿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中航公司可以请求连带债务人格誉公司、中发公司独立清偿债务，与高鸿公司是否清偿无关。格誉公司、中发公司是单方向中航公司出具担保还款计划书，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债务，与高鸿公司一起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性质为并存的债务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中航公司可以选择任何一位连带债务人独立清偿债务或者合并清偿债务。本案中，中航公司选择中发公司、格誉公司清偿债务，符合法律规定。格誉公司、中发公司多次出具还款计划，自始至终愿意承担债务清偿，且未提出任何抗辩，一审法院却以高鸿公司的抗辩否认其余连带债务人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上述公司和个人清偿债务的条件不成就，违反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
高鸿公司辩称，一、按照各方之间的约定，中航公司的权益应当受到最完全的保护。案涉《仓储保管协议》第六条约定在本协议项下，中航公司对高鸿公司在保管运输环节掌握的货物以及存放在仓储公司内的货物享有完全的所有权，中航公司也对仓储公司委托其他第三方报关公司办理中航公司进口货物的入关环节中掌握的货物享有完全的所有权。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约定，仓储公司只接受中航公司发出的书面出库指令、提货通知，其他方无权发出提取属于中航公司货物的提货通知。第七条第三款第二项约定，高鸿公司在提货前必须向中航公司支付对价货款，仓储公司凭借中航公司发出的出库指令向高鸿公司发货。按照上述约定，高鸿公司支付对价之前，中航公司享有货物的所有权。高鸿公司支付对价之后，中航公司发货之前，中航公司享有货物的所有权和货币的所有权。中航公司发货之后，中航公司享有货币所有权。在整个交易流程中，中航公司至少有货物所有权和货币所有权其中之一。只要严格按照合同执行，中航公司不会有巨额损失。如果格誉公司不支付货款，高鸿公司不申请放货，中航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处分货物，其损失也仅限于另外寻找买受人即降价处理的少量成本，并可以索赔。二、中航公司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是在高鸿公司未支付对价也未申请放货的情况下，中航公司享有所有权的货物不翼而飞，中航公司认为是高鸿公司私自将货物全部交由格誉公司处理，并提起索赔。但在本案中，中航公司是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持有提单并依此提货后向海关报关、缴税，领取海关完税凭证，而仓储公司在宁波保税区内，要将货物运出宁波保税区，必须出示完税凭证，否则就是走私，没有完税凭证货物不可能出宁波保税区，而完税凭证由中航公司持有，没有中航公司的配合，货物不可能不翼而飞。故高鸿公司认为在没有人指令放货的情况下，格誉公司与仓储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罪，并向宁波市公安局申请立案侦查。本案的实际履行情况是合同正常履行一段时间后，中航公司与格誉公司绕开了高鸿公司直接进行了钱款与货物的交付，但中航公司、格誉公司仍旧与高鸿公司分别签订协议。在中航公司的协助下，格誉公司运走货物，而且不向高鸿公司付款。这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三、本案中，中航公司的义务是保证高鸿公司支付合同约定对价后，仓储公司有合同约定的货物可供高鸿公司提走。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货物是由于仓储公司原因丢失，反而能够证明货物是由中航公司自行处置。一审庭审后，法院询问中航公司如果高鸿公司支付对价，中航公司能否履行合同，中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说不能，故高鸿公司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
中发公司、格誉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中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高鸿公司立即向中航公司支付垫付货款、垫付银行费用14353752.62元，代理费用779630.19元，共计人民币15133382.81元；二、高鸿公司支付中航公司违约金6614208.28元，中航公司为追索债权发生的律师费50000元、差旅费31822.85元等一切费用，合计6696031.13元；三、格誉公司、中发公司对高鸿公司的前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高鸿公司、格誉公司、中发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25日，高鸿公司与中航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高鸿公司负责与用户联系，中航公司提供进口贸易和物流平台，双方根据每笔业务的具体内容签订代理进口协议，由中航公司代表高鸿公司签订进口合同，高鸿公司按照合同金额20%支付保证金，中航公司开出信用证用于进口货物。高鸿公司应将开证保证金、开证付汇所需银行费用以及代理费在开出L/C前5个工作日支付到中航公司指定账户。高鸿公司必须在信用证到期前至少5个工作日将全部货款及税费付清。货物共同委托第三方保管，在收到高鸿公司全部货款和费用以前，中航公司享有进口货物的质权。代理费按合同总金额的1%收取，超出三个月、半年以内的合同，按每超过一个月加收0.5%的代理费，六个月按2.5%收取代理费。如一方违约，除依法按约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20%）及赔偿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外，还应承担守约方为履约及追索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通讯费。随后，中航公司与高鸿公司分别签订了七份《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合同编号分别为CL110230、254004、CL11031、2011A046W-1、CL110302、DWIC110630、CL110315），约定高鸿公司委托中航公司代理进口化工产品，中航公司对外签约并收到高鸿公司L/C总金额20%保证金后，对外开立90天远期L/C，高鸿公司向中航公司支付货款总额1%作为进口代理费。货到目的港后，办理报关报验、运输入库等手续，并将货物存放于仓库，报关费、关税与进口增值税等税费由高鸿公司承担，对已存入库的货物，高鸿公司付款提货。高鸿公司必须在付汇到期日前5个工作日付清全部余款、代理费等费用，如未能按约付款，中航公司有权扣留保证金并用以冲抵货款及其他费用，有权变卖、拍卖所持有货物，并从中优先受偿。高鸿公司应按未付清部分款项每日万分之五的比率向中航公司支付违约金，直到高鸿公司付清款项或货物变卖、拍卖偿清货款为止。
2010年12月1日、2011年6月20日，中航公司、高鸿公司分别与宁波泰胜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胜公司）、宁波保税区宏和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和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协议》两份，约定中航公司委托泰胜公司、宏和公司保管、运输和仓储保管，高鸿公司支付仓储费。泰胜公司、宏和公司凭借中航公司提出的《货物入库清单》名单，办理入库手续，货物入库后，泰胜公司、宏和公司按实际进仓情况开具以中航公司为货主的货物入库单，加盖泰胜公司、宏和公司公章后，交给中航公司，作为物权证明。高鸿公司在提货前，须向中航公司支付对价货款，泰胜公司、宏和公司凭借中航公司出具的指令，向高鸿公司发货。未经中航公司同意，泰胜公司、宏和公司不得向高鸿公司放货。在本协议项下，中航公司对委托泰胜公司、宏和公司在报关、运输环节中掌控的货物，已经存放在泰胜公司、宏和公司仓库的货物，享有完全的所有权。
2010年12月3日，高鸿公司向中航公司出具《合作担保书》一份，载明：“鉴于双方于2010年11月25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经营进口业务，特做如下承诺：1.对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所有合作项目，我公司保证贵公司从进口、仓储到销售全过程中的资金货物安全及贸易合法；2.保证在贵公司信用证到期前十个工作日内将相应资金及各项费用以人民币的形式支付给贵公司；3.对于仓储公司，无论何种原因导致贵方货物受损，将由我公司与其解决，我公司将按期支付贵公司货款；4.本担保书是对贵公司与我公司合作期间，贸易合同项下的经济合同无条件担保承诺，不受我公司上级单位任何指令的影响，也不因为我公司更改组织章程，以及关、停、并、转而有任何改变”。
上述合同签订后，高鸿公司依约支付了七份合同的保证金，中航公司代理进口了约定货物，开立90天远期信用证。信用证到期后，中航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开证费及承兑费。
2011年6月16日、6月17日、6月21日、6月28日、6月30日、7月4日、7月11日，高鸿公司与格誉公司分别签订了七份《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合同编号分别为CL110230、254004、CL11031、2011A046W-1、CL110302、DWIC110630、CL110315），约定格誉公司委托高鸿公司代理进口货物。高鸿公司按1.5%收取代理费，格誉公司保证在开证银行对外付汇日前10个工作日内将所欠货款及代理费等全部费用支付完毕。
2011年7月21日，中发公司向中航公司出具《履约保函》，承诺为格誉公司拖欠货款及相关费用的清偿及违约赔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1年10月10日，格誉公司向中航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主动承诺在2011年11月30日前，将编号为CL110230、254004、CL11031三合同项下的拖欠货款全部付清。
2011年12月31日，格誉公司出具《还款计划》，确认格誉公司系中航公司与高鸿公司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及一系列《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所涉化工产品的最终用户，并承诺将案涉协议下高鸿公司未支付的货款、损失及费用全部结清。
庭审中，中航公司与高鸿公司均陈述不清楚案涉货物的下落，但据了解已经被格誉公司提走并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中航公司与高鸿公司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中航公司根据高鸿公司的委托，代理高鸿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开立信用证，中航公司提供的报关单及入库单足以证明中航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的货物进口义务，并将货物入库至双方指定的仓库中，高鸿公司关于中航公司没有履行进口货物义务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中航公司与高鸿公司签订的《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与高鸿公司与格誉公司签订的《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虽可对应，但合同中高鸿公司并未向中航公司披露格誉公司是最终用户，也没有向格誉公司披露中航公司系委托方，中航公司与格誉公司并未直接建立合同关系，两套《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高鸿公司关于其仅作为合同居间人的抗辩不能成立。根据《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的约定，高鸿公司应在信用证到期前至少5个工作日将全部货款及税费付清，并支付相应代理费。但本案现有证据表明，本应存放在仓储公司的货物目前下落不明，虽然中航公司、高鸿公司均称系格誉公司提走了货物，但在高鸿公司没有向中航公司支付款项，货物的所有权仍属于中航公司所有的情况下，中航公司主张高鸿公司私自将全部货物交由格誉公司处置，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且格誉公司是否提走了货物，如何提走货物等事实均无法查清。即使格誉公司提走了货物，仍然不能免除中航公司基于《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对高鸿公司应负有的交付货物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本案中，因进口货物下落不明，中航公司存在不能继续履行债务的情形，且未能提供相应担保，高鸿公司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并中止继续履行合同。另外，高鸿公司向中航公司出具的《合作担保书》载明，将保证中航公司资金货物安全及贸易合法，保证按期支付相应资金及费用，并对仓储公司导致货物受损，由高鸿公司与其解决。中航公司认为高鸿公司应当根据其在《合作担保书》中的承诺向中航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但从《合作担保书》的内容来看，高鸿公司系在双方开展合作之初对合同按约履行进行承诺，并未明确明示放弃法律赋予其的抗辩权，且对货物受损，也仅限于仓储公司原因造成的损失才由高鸿公司负担解决。本案货物下落不明，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是由于仓储公司原因造成中航公司货物受损，故对中航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高鸿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条件成立，故对中航公司要求高鸿公司立即支付货款、垫付银行费用及代理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高鸿公司拒绝向中航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系正当行使抗辩权，不存在违约行为，中航公司要求高鸿公司支付违约金、律师费、差旅费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因主债务人高鸿公司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中航公司请求格誉公司、中发公司对高鸿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故对中航公司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中航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0947.0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55947.07元，由中航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中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刑初字第642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案涉货物丢失系因仓储公司的原因导致，高鸿公司应当按照《合作担保书》的约定，向中航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高鸿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且不能达到中航公司的证明目的，且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案涉货物并未进入仓储环节，中航公司虚构事实，出具货物入库清单，并据此要求高鸿公司付款，涉嫌刑事犯罪，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
中发公司、格誉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并将综合全案事实对其证明力进行认定。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中航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出具虚假入库清单，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高鸿公司以中航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除中航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高鸿公司必须在信用证到期前至少5个工作日将全部货款及税费付清。货物共同委托第三方保管”“2010年12月1日、2011年6月20日，中航公司、高鸿公司分别与泰胜公司、宏和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协议》两份，约定中航公司委托泰胜公司、仓储公司保管、运输和仓储保管”的事实有异议，认为《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是“……高鸿公司必须在信用证到期前至少5个工作日将全部货款及税费付清。货物共同委托第三方报关”、2010年12月1日、2011年6月20日，中航公司、高鸿公司分别与泰胜公司、仓储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协议》两份中约定的内容是“中航公司委托泰胜公司、仓储公司保管、运输和仓储报关”之外，各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针对中航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
一、案涉《合作框架协议》第五条约定“高鸿公司必须在信用证到期前至少5个工作日将全部货款及税费付清。货物共同委托第三方保管”，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并无不当，中航公司对该部分约定内容所持异议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二、2010年12月1日、2011年6月20日，中航公司、高鸿公司分别与泰胜公司、仓储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协议》两份，首部约定：“中航公司委托泰胜公司、仓储公司报关、运输和仓储保管”，一审判决将“报关”误写为“保管”，确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经本院二审查明，本院另认定以下事实：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刑初字第642号刑事判决书查明以下事实：2011年5月至6月，顾刚以江南公司名义与高鸿公司及中航公司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并冒用案外人宏和公司的名义与高鸿公司、中航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协议》，约定由江南公司委托高鸿公司代理进口化工原料，高鸿公司再委托中航公司代理进口化工原料，并由宏和公司负责货物仓储保管，宏和公司需根据中航公司指令放货。上述协议订立后，顾刚在仅支付25%保证金的情况下，分三次擅自将中航公司进口且本应交由宏和公司保管的货物（货值3240540美元）提走销售，并将所得大部分货款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及相关公司债务，导致中航公司直接损失折算人民币达600余万元。后顾刚关闭公司并冒用他人身份进行逃匿。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认为，顾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判令：一、顾刚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16日起至2029年5月15日止）；以上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二、责令顾刚退赔被害单位中航公司的经济损失。
本院认为，根据中航公司的上诉理由和高鸿公司的答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高鸿公司是否应当向中航公司承担垫付货款、垫付银行费用、违约金、差旅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二、格誉公司、中发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一、关于高鸿公司是否应当向中航公司承担垫付货款、垫付银行费用、违约金、差旅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的责任的问题
首先，中航公司上诉认为其已经完全履行了《合作框架协议》及《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货物进入仓储公司后，向高鸿公司交付货物的义务主体为仓储公司，中航公司没有对高鸿公司的交货义务也没有不能继续履行债务的情形。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化工产品进口代理协议》中关于“对已存入库的货物，高鸿公司付款提货”的约定以及中航公司、高鸿公司分别与泰胜公司、宏和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协议》中关于“泰胜公司、宏和公司凭借中航公司提供的《货物入库清单》，办理入库手续，货物入库后，泰胜公司、宏和公司按实际进仓情况开具以中航公司为货主的货物入库单，加盖泰胜公司、宏和公司公章后，交给中航公司，作为物权证明。高鸿公司在提货前，须向中航公司支付对价货款，泰胜公司、宏和公司凭借中航公司出具的指令，向高鸿公司发货。未经中航公司同意，泰胜公司、宏和公司不得向高鸿公司放货。在本协议项下，中航公司对委托泰胜公司、宏和公司在报关、运输环节中掌控的货物，已经存放在泰胜公司、宏和公司仓库的货物，享有完全的所有权”的约定来看，在高鸿公司支付货款之前，货物虽然存放在双方指定的仓储公司，但货物的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均由中航公司享有，高鸿公司并不享有货物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仓储公司则根据中航公司指示，将货物交付给高鸿公司，仓储公司系中航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的协助人，并非交货义务人。在此种约定背景下，中航公司当然负有向高鸿公司交付货物的义务，中航公司所持物进入仓储公司后，向高鸿公司交付货物的义务主体为仓储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其次，中航公司上诉称高鸿公司不具有对中航公司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条件，也未依照法律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本院认为，一审庭审中中航公司与高鸿公司均陈述：不清楚案涉货物的下落，但据了解已经被格誉公司提走使用。显然本案中中航公司已经不具备再向高鸿公司交付货物的履约能力，高鸿公司拒绝支付货款的抗辩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关于“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高鸿公司享有不安抗辩权并无不当，中航公司所持高鸿公司不具有不安抗辩权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第三，中航公司上诉称根据《合作担保书》的约定表明，高鸿公司保证货物从进口、仓储到销售全过程中的资金货物安全，高鸿公司对货物各个阶段的安全都承担全部的担保责任。在中航公司未发出任何书面出库指令的情况下造成的货物丢失，只能是仓储公司的原因，高鸿公司对于仓储公司原因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货物灭失应担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案涉《合作担保书》中关于“对于仓储公司，无论何种原因导致贵方货物受损，将由我公司（高鸿公司）与其解决，我公司（高鸿公司）将按期支付贵公司（中航公司）货款”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航公司认为根据上述约定高鸿公司对于仓储公司原因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货物灭失应担承担责任。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应当结合本案交易背景、合同目的及诚实信用原则界定“对于仓储公司，无论何种原因导致贵方货物受损”的涵义。从高鸿公司做出的交易背景来看，高鸿公司、中航公司已经明确约定，高鸿公司支付货款前，案涉货物的所有权归属于中航公司，按照一般商事主体的理性判断，高鸿公司做出“对于仓储公司，无论何种原因导致贵方货物受损，将由我公司（高鸿公司）与其解决，我公司（高鸿公司）将按期支付贵公司（中航公司）货款”的意思表示，对于“仓储公司的原因”应当限定于可归责于仓储公司的原因，换言之，仓储公司对于货物受损应当具有过错，且该过错应当限定在民事违约行为或民事侵权行为的层面。本案中，货物被提走的结果与仓储公司的过错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泰胜公司而言，中航公司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货物被提走的具体过程和原因，换言之，中航公司不能证明案涉货物系因可归责于泰胜公司的原因而被提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中航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对于宏和公司而言，根据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2015）甬东刑初字第642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货物从宏和公司被提走的原因系因顾刚冒用案外人宏和公司的名义与高鸿公司、中航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协议》，擅自将中航公司进口且本应交由宏和公司保管的货物提走销售，并将所得大部分货款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及相关公司债务，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显然不是因为宏和公司的过错导致货物被提走。高鸿公司出具的《合作担保书》中所作出对案涉货物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显然不包括对犯罪行为所导致的货物损失的担保意思，即使高鸿公司有为犯罪行为导致的损失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也违反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上述意思表示也属于无效的意思表示。中航公司所持高鸿公司应当按照《合作担保书》的约定就货物损失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格誉公司、中发公司是否应当就高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中，中航公司所提交的2011年7月21日中发公司向中航公司出具的《履约保函》载明，中发公司其所担保的欠款主体为格誉公司，格誉公司也认可其向中航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其未作出为高鸿公司向中航公司担保的意思表示，故格誉公司不应就高鸿公司的债务向中航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虽然格誉公司于2011年12月31日出具《还款计划》承诺将案涉协议下高鸿公司未支付的货款、损失及费用全部结清，但因本案中中航公司主张高鸿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故格誉公司就高鸿公司所负债务向中航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依据也不足。中航公司所持格誉公司、中发公司应当就高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中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947.07元，由成都中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玥
审判员 朱文京
审判员 何 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王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