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呼民一终字第008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古晓燏，女，1972年11月12日出生，蒙古族，无固定职业，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委托代理人袁进忠，呼和浩特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三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刘永海，男，193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系死者原审被告刘凤梧之父。
被上诉人李俊荣，女，1940年2月9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址同上，系刘永海之妻。
被上诉人刘佳宁，女，199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址同上，系死者原审被告刘凤梧之女。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凤英，女，196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下岗职工，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系刘永海、李俊荣的女儿，刘佳宁的姑姑。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冬，男，1965年1月5日出生，回族，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一中教师，住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系刘凤英的配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法定代表人李文广，该征收管理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文利，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鑫，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康跃宏，男，1972年2月17日出生，满族，呼钢职工，现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上诉人古晓燏因与被上诉人刘永海、李俊荣、刘佳宁、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回民区房征办）、原审第三人康跃宏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4）回民一初字第00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二审立案前，原审被告刘凤梧去世，本院于2015年7月2日立案，2015年8月25日作出（2015）呼民一终字第00874号民事裁定，裁定中止本案诉讼。随后，刘凤梧的继承人其父亲刘永海、母亲李俊荣、女儿刘佳宁表明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呼民一终字第00874号恢复诉讼通知书，恢复本案诉讼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古晓燏及其委托代理人袁进忠，被上诉人刘永海、李俊荣、刘佳宁的委托代理人刘凤英、李冬，被上诉人回民区房征办的委托代理人陈鑫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康跃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9月8日，刘凤梧与案外人曹秀芬签订购房协议，约定刘凤梧将工人北村单身宿舍楼2楼的一套房屋以一万元价格出售给曹秀芬。刘凤梧与曹秀芬在购房协议上签字及捺印。同日，本案第三人康跃宏（经查明系曹秀芬之子）向刘凤梧交纳房款一万元。2010年3月11日，第三人康跃宏与古晓燏签订购房协议，约定康跃宏将工人北村单身宿舍楼2楼的一套房屋以一万元价格出售给古晓燏。康跃宏与古晓燏在购房协议上签字及捺印。同日，古晓燏向康跃宏缴纳房款一万五千元。2011年8月13日，回民区房征办与刘凤梧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上载明被拆迁人为刘凤梧，拆迁地址为钢铁路呼钢单身楼2楼4号，建筑面积为20平方米，产权归属为公产。2011年9月1日，呼和浩特钢铁厂（以下简称呼钢）房屋管理处出具一份证明，显示整栋呼钢单身宿舍楼是该单位的公产楼房，刘凤梧系呼和浩特钢铁厂职工。古晓燏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确认古晓燏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钢铁路呼钢单身楼北阴2楼20平方米房屋的权利人，刘凤梧与回民区房征办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行为为无权处分行为；二、由回民区房征办向古晓燏承担拆迁补偿义务；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凤梧与回民区房征办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诉争房屋的性质及归属；二、回民区房征办是否应当对古晓燏承担拆迁安置补偿义务。
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诉争被拆迁房屋（坐落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钢铁路呼钢单身宿舍楼2楼4号，建筑面积20平方米的房屋）原系刘凤梧承租的呼和浩特钢铁厂的公产房，房屋产权归呼和浩特钢铁厂所有，刘凤梧作为呼钢职工，只享有房屋使用权，不享有处分、收益的权利，承租人转让使用权的行为将直接侵害所有权人的利益，是被法律禁止的。故认定刘凤梧与案外人曹秀芬签订的购房协议、及第三人康跃宏与古晓燏签订的购房协议均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古晓燏并不能通过两份相继的购房协议而成为房屋权利人，因此古晓燏要求确认其为诉争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案中，古晓燏向法庭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本案诉争被拆迁房屋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对古晓燏要求确认刘凤梧与回民区房征办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系无权处分行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古晓燏向法庭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被拆迁房屋的合法承租人或所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古晓燏无权要求回民区房征办向其承担拆迁补偿义务。因此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古晓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古晓燏承担。
古晓燏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期间回民区房征办称，呼钢家属楼拆迁时工作的原则为“谁居住给谁补偿”，说明补偿对象为实际使用人，而非房屋所有权人。古晓燏已经通过购房协议取得了被拆迁房屋的使用权，并实际占有该房屋，刘凤梧早已失去实际占有及使用权。拆迁时古晓燏在外打工，刘凤梧私自将房屋撬开，和回民区房征办签订了合同，古晓燏回来后才发现房屋已被拆。因此应该将古晓燏作为补偿对象，而非刘凤梧。况且，刘凤梧已经将房屋转卖，其无权再与回民区房征办签订合同。二、一审判决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没有引用任何法律条款的情况下，径行认定前后两份购房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应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相关内容，判决将因不动产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返还给古晓燏。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古晓燏的诉讼请求。
刘永海、李俊荣、刘佳宁答辩称，刘凤梧生前及刘永海、李俊荣均为呼钢职工，刘凤梧生前一直居住在被拆迁房屋内，直至拆迁时从未出售过房屋，刘凤梧有权与回民区房征办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
回民区房征办答辩称，本案诉争被拆迁房屋为公产房，所有权属于呼钢，刘凤梧只是房屋的使用权人，故刘凤梧与案外人曹秀芬、康跃宏与古晓燏之间签订的购房协议均属无效合同，因此古晓燏不能获得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其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康跃宏未到庭，在庭前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称，其以一万元购买了刘凤梧的房屋，又以一万五千元价格卖予了古晓燏。开发商拆迁时因古晓燏外出不在，房屋没有人看管，所以找到以前的房主刘凤梧。关于拆迁的具体情况，其未接到过通知，一概不知情。
二审中，古晓燏复述了一审证据。第一份证据为刘凤梧与曹秀芬之间的购房协议；第二份证据为康跃宏与古晓燏之间的购房协议；第三份证据为刘凤梧收到曹秀芬购房款的收条及康宏跃收到古晓燏购房款的收条；第四份证据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2014年5月22日回民区房征办出具的关于其与刘凤梧签订协议的时间及被拆迁房屋地址的《说明》。由于刘凤梧一审未到庭，也未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二审中刘永海、李俊荣、刘佳宁的委托代理人对古晓燏复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第一份证据中“刘凤梧”的名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第二份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对于第三份证据中刘凤梧出具给曹秀芬的收条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康跃宏对古晓燏出具的收条不予质证；对于第四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
刘永海、李俊荣、刘佳宁向法庭出示了一份证据，即《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拟证明刘凤梧以前是呼钢职工，否则不可能与回民区房征办签订拆迁协议。古晓燏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刘凤梧既然已经将房屋售予他人，其再与回民区房征办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是无效的行为。回民区房征办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刘风梧虽与案外人曹秀芬签订《购房协议》，但诉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仍归属于呼钢，该份《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
二审审理过程中，古晓燏申请法院调取留存于回民区土地收储中心的由呼钢房产处出具的呼钢单身宿舍楼的《分房名单》。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到回民区土地收储中心进行了调查取证，该中心称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到过该拆迁人员名单，只留存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被拆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复印件。
为查明呼钢拆迁回迁政策，本院于2015年10月26日到呼钢房产处进行了调查取证，呼钢房产处表示，呼钢单身宿舍楼为公产房，1958年首次分配，当时分房有手续，后来没有分房手续了，造成有的职工有分房手续，有的职工没有分房手续，至于刘凤梧是何时分得的房屋及是否有分房手续不清楚，呼钢房地产处也没有有关于此的材料，具体回迁安置工作由回民区房征办负责。
庭审后，回民区房征办于2015年11月3日出具说明陈述了确定刘凤梧为被拆迁人的过程，主要内容为：我单位对呼钢单身楼进行拆迁时，由于呼钢已破产，单身楼管理混乱。为确定房屋被拆迁人，我单位对居住在呼钢单身楼的住户进行调查。当时，刘凤梧确实在该楼2楼4号居住，经向呼钢房屋管理处核实，刘凤梧确系呼钢职工，我单位据此确定刘凤梧为2号楼4号的被拆迁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古晓燏主张其是本案诉争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是否有依据；二、刘凤梧与回民区房征办签订的《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效力如何。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古晓燏主张其是本案诉争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是否有依据的问题。
首先，刘凤梧与曹秀芬于2009年9月8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与康跃宏与古晓燏于2010年3月11日签订的《购房协议》属确定债权债务关系的有效协议。二审庭审中，刘永海、李俊荣、刘佳宁虽对2009年9月8日的《购房协议》及《收条》上“刘凤梧”的签字不认可，但主要原因是其称对刘凤梧转让房屋的事实不知情。刘永海、李俊荣、刘佳宁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实该签字确非刘凤梧所书。此外，本案一审民事判决确认了刘凤梧与曹秀芬签订购房协议的事实，刘永海、李俊荣、刘佳宁的委托代理人也领取了该民事判决，但刘永海、李俊荣、刘佳宁并未对此已认定的事实存有异议并提出上诉。因此，对刘凤梧与曹秀芬于2008年9月8日签订的《购房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康跃宏一审提交书面说明及二审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均陈述了其从刘凤梧处买房，又向古晓燏卖出诉争被拆迁房屋的经过。刘凤梧已经去世，其继承人的代理人并非房屋交易的当事人，无法重述卖房的经过；古晓燏作为该房屋被拆迁前交易的最后一位继受者，并未见证前一个交易环节，而康跃宏作为房屋交易中间环节的当事人，知悉房屋买卖的全过程，其当事人陈述证明力较强，予以采信。故对刘风梧与康跃宏的母亲曹秀芬及康跃宏与古晓燏之间就该诉争被拆迁房屋订立过购房协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故两份《购房协议》均自签订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古晓燏可依据其与康跃宏2010年3月11日签订的《购房协议》，向合同相对方康跃宏主张不能交付房屋的违约责任。
其次，两份转让协议虽均为有效，但古晓燏并不能据此取得被拆迁房屋的物权，即其仍非本案被拆迁房屋的权利人。根据《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所载的被拆迁房屋的产权归属为“公产”及呼钢房产处于2011年9月1日出具的《证明》，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证实呼钢单身宿舍楼是公产房。公产房的所有权归属于单位集体所有，本案诉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于呼钢。刘风梧在2008年9月8日签订《购房协议》之前，仅为该房屋的使用权人，其有权占有、使用该房屋，但并不享有处分该房屋的权益。其转让诉争被拆迁房屋物权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系无效行为。所以，即使刘风梧与案外人曹秀芬签订的《购房协议》有效，该《购房协议》也仅确认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凤梧单位公产房屋的行为属无效行为，曹秀芬不能取得诉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同理，曹秀芬之子康跃宏于2010年3月11日与古晓燏签订的《购房协议》也仅为设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康跃宏转让公产房屋的物权行为同样为无权处分行为，系属无效行为。综上，古晓燏并非该诉争房屋的权利人，无权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无权要求与回民区房征办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权要求回民区房征办向其承担拆迁补偿义务。
针对第二个焦点，刘凤梧与回民区房征办签订的《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首先，回民区房征办在拆迁前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张贴了公告，要求住户进行登记。经过回民区房征办核实，刘风梧当时占有、使用该诉争被拆迁房屋，也确系呼钢职工，据此确定刘凤梧为2号楼4号的被拆迁人。由此可见，回民区房征办是以实际居住使用人及该居住使用人为呼钢职工为依据确认呼钢公产房被拆迁人的。回民区房征办尽到了拆迁前核实被拆迁户的责任，对于与刘风梧签订《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善意的，并无过错。其次，《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主体合法适当，且不存在回民区房征办与刘风梧恶意串通损害古晓燏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故《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
综上，古晓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古晓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瑞喜
审 判 员 戴玉英
代理审判员 刘 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贾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