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四终字第4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荆文田，农村医生。
委托代理人：于明麟，工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海阳市海阳路**号。
法定代表人：吕华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德山，山东息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荆文田因与被上诉人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2013）海民重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荆文田及其委托代理人于明麟、被上诉人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德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在原审诉称，要求被告付清药款139300元，利息8920.80元。该公司称被告多次在我公司进货，累计欠款139300元。2003年6月22日，原、被告双方达成的还款协议约定，被告每年还款不得少于8000元，协议签订后，被告至今没有还款。
原审被告荆文田辩称，1、原告起诉主体有误，还款协议上的名称是海阳市医药公司，并非是本案原告。2、还款协议是2003年6月22日原海阳市医药公司副经理蒋国峰中午与我喝完酒后，叫我在协议上签的名字，当时我处于醉酒状态，对协议内容并不了解，喝酒时原告原审委托代理人姜福辉也在场，我认为即使原告主体正确，那么蒋国峰让我酒后在协议上签字也是一种乘人之危的行为。3、海阳市检察院在对海阳市医药公司相关人员经济犯罪进行立案侦查时，检察院对我欠原告的款项进行调查，调查材料的数额与本案是不符的。为查明本案事实，我申请法院将蒋国峰列为本案第三人，并请求法院调取医药公司在检察院有关涉及到我的账目情况。4、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5、原告提供的还款协议中没有对利息进行约定，对其利息不予认可。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蒋国峰原系烟台市医药公司海阳公司工作人员，1983年至2004年6月9日被告个人在靠山村从事乡医工作，期间蒋国峰经手与被告发生买卖医药品业务。
2003年6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还款协议，约定：海阳市二十里店镇靠山村荆文田医生欠海阳市医药公司（蒋国峰）进药款壹拾叁万玖仟叁佰零零元，此款因属多年进药拖欠的货款，为了不影响双方的业务往来，在以后业务中须坚持现款现货的原则，故经双方协商同意，达成还款协议。一、每年还款不得少于八千元。二、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三、本协议一式三份，签字或盖章生效。海阳市医药公司里店镇靠山村2003年6月22日”。在海阳市医药公司处盖有烟台市医药公司海阳公司公章，在里店镇靠山村右下方有被告荆文田的签名。还款协议中的药款数额、落款时间、荆文田签名为手写，其余内容是打印的。
烟台市医药公司海阳公司于2007年改制为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2010年1月25日，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起诉到原审法院，要求被告荆文田根据还款协议的约定付清药款139300元并承担利息8920.80元。
原审中，被告承认还款协议中“荆文田”三个字是他签的，但主张是在与蒋国峰、姜福辉醉酒后所签，他对协议内容不了解，他不欠原告那么多钱，只欠10000多元，后期偿还了一部分，只欠1000多元。被告要求追加蒋国峰为第三人，以查明事实，但原、被告均不知道蒋国峰的下落。被告申请法院到海阳市检察院调取该院2003年侦查医药公司账目中与被告有关的账目，海阳市检察院未提供。被告提供的海阳市检察院工作人员于某到庭作证，称：他受单位委派负责核实医药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往来账目，医药公司提供的药款明细是15000多元，内容有欠款客户名称、业务员姓名、欠款数额截止日期，明细是由当时负责财务的副经理相远志提供的，明细没有备注栏目；他找到被告核实欠原告款数时，被告称不欠原告那么多钱，只欠15000余元，分几笔还给了公司，只剩下2000元没有还，其他药款已付给蒋国峰了；他回来后向领导汇报了上述情况，检察院开始查蒋国峰，蒋国峰下落不明，后来因其它原因不了了之。原审法院根据被告的申请到原告单位调取了蒋国峰经手的药款明细表，明细左边显示的是蒋国峰经手的应收药款332160.06元，其中显示靠山的应收药款为15176.65元；明细右边显示的是应付款的证据，总金额为393220.54元，其中显示“荆文田还款协议139300.00”。同时调取的账目记录显示“靠山应收款总额为15176.65元，其中2001年9月3日余额结转11190.92元、2002年3月1日未收回3985.73元”，帐目记录附有两张借款单，一张是1999年12月9日，内容是：借款单99年12月9日靠山进药款壹万壹仟壹佰玖拾元玖角贰￥11190.92借款人蒋国峰；一张是2002年3月1日，内容是：借款单2002年3月1日靠山销货款叁仟玖佰捌拾伍元柒角叁分3985.73借款人蒋国峰”。此外，还调取了蒋国峰经手的其他借款单据、对账单、收款收据，其中一张2000年4月8日借款单显示“靠山进药款1711.60元借款人蒋国峰”。被告还要求原告提供139300元欠款的原始发票单据，原告以公司账被海阳检察院查封提供不出为由未予提供。
对于买卖医药品的流程，原告称：公司业务员联系好业务后，业务员从公司打货，如果是欠款的，业务员给公司出具欠款条，然后带着货、发票送到医疗单位。如果医疗单位收到货后不付款，有的业务当时就向客户要欠条；有的业务员与医疗单位的人认识，当时没有要欠条，可能后期集中和医疗单位要欠条。业务员收到欠条后，都是业务员自己去要欠款，后来公司发现部分业务员把款收回来后不交给公司，公司就做了规定，要求业务员在限期内把医疗单位的欠条交到公司，否则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有些业务员把欠条交给了公司，业务员原来给公司打的欠条就撤出了。在这种情况下，蒋国峰把被告签名的还款协议交到了公司。被告则称：医药公司业务员把货送到医疗点后，如果没有钱，医疗点就给业务员出具欠条，在下次送货时将药款付给业务员的同时把欠条撕毁，从未出现过还款协议这种形式的欠款。
原审依据上述查明事实认为，蒋国峰下落不明，原告也没有提供出相关账目与还款协议中的欠款数额进行印证，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原告证据不足，应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等原告有充足证据后再另行主张权利。原审于2012年11月7日作出（2010）海民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对判决不服，上诉到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原审法院在重新审理时，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根据原、被告诉辩的焦点查明了以下事实：
焦点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
查明：2007年1月10日，烟台市医药公司海阳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对于2003年6月22日还款协议中所写的“海阳市医药公司”，原告称当时是对烟台市医药公司海阳公司的简称。
焦点二，2003年6月22日还款协议是否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还款协议中的欠款是否属实。
1、还款协议的形成经过。
原告称：还款协议是蒋国峰一个人去办理的，公司再没有其他人参与，据蒋国峰讲是在被告家中对完账后签订的还款协议，当时都有谁在场不清楚。原告对自己的陈述没有证据提供。
被告称：6月22日蒋国峰打电话说蒋国峰有个同学要出国，让我一起到东村吃火锅，饭店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当时有我、蒋国峰、蒋国峰的同学、姜福辉（原告原审委托代理人）共四个人，在喝酒过程中蒋国峰同学与我吵起来了，蒋国峰就拉着我走了，到了蒋国峰的办公室，蒋国峰就拿出还款协议让我签字。蒋国峰说让我帮帮忙，让我签个字就行了，他慢慢还，当时只有我和蒋国峰二人在场。我不清楚还款协议的内容，蒋国峰让我签字前把还款协议已整理好了，我直接在上面签的名。被告主张有证人姜福辉可以到庭作证，姜福辉未到庭作证。
2、蒋国峰经手的药款明细中应收款数额和应付款数额不一致问题。该明细左边显示的是蒋国峰经手的应收药款332160.06元，其中靠山15176.65元、各医疗单位83128.19元、海头1250元、东坊屋6338.40元、卓桂花7044.01元、妇保院260元、辛安院29176.52元、海阳中医院32797.52元、栖霞二院21872.72元、莱阳一院119264.01元、二轻医院2494.50元、青岛五院12030元、大闫家闫月秀1327.54元；右边显示的是应付款的证据，总金额为393220.54元，其中荆文田还款协议139300元、发票136张26316.22元、对账单（海阳中医院）72226.51元、发票2张21620元、原欠119264.01元法院收回3945元、对账单1张（对方未盖印）117820.75元、辛海收欠条2579.52元、辛海收发票交医院12030元、欠条一张1327.54元。
原告称：明细左边是蒋国峰经手业务的欠款总数，欠款总数是正确的，但每一个分项不一定是准确的；明细右边是蒋国峰交给公司的欠条。蒋国峰经手的业务欠公司332160.06元款，他应该向公司提供与332160.06元款相符的欠条或单据。对于明细右边欠条或单据中的欠款数额超出明细左边应收药款数额6万多元的原因，原告称：当时公司有规定，客户欠款超过一定时间就要扣业务员利息，为了少扣利息业务员有时会垫付一部分药款，因为提前垫付药款的情况，所以会多出6万多元。原告提供公司部分收款收据，以证明他讲的业务员垫付药款存在，收据写的收款事由是：欠款利息99年上半年股息。被告对此不认可。
原审法院要求原告提供与明细有关的所有相关凭证，原告称公司账目不全，提供不了。
被告认为，还款协议与账目明细中的数额不一致，本案的关键人蒋国峰又没有到庭，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对还款协议不能认定有效。
焦点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理由是：原告在2010年1月起诉前一直没有找他要过还款协议中的款项，原告单位也没有相关人员找他了解还款协议的事情。当时蒋国峰已涉嫌经济犯罪，原告也未向检察院及相关部门说明还款协议一事，检察院工作人员于某到庭作证时也说明在调查账目时原告未提供过还款协议。
原告认为，诉讼时效应当从还款协议约定“应当全部清偿欠款”的第二天起计算，还款协议没有约定何时全部清偿，所以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还主张，还款协议签订后每年都向被告催要款，被告不认可，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供出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2003年6月22日还款协议中写的是“欠海阳市医药公司（蒋国峰）进药款”、落款处打印的是“海阳市医药公司”，加盖的是烟台市医药公司海阳公司公章，原告名称应以公章中的烟台市医药公司海阳公司为准。烟台市医药公司海阳公司于2007年1月10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适格，被告辩称“原告起诉主体有误”不成立。
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医药品合同关系，被告承认2003年6月22日还款协议上“荆文田”三个字是自己签上的，被告辩称是在醉酒状态、对协议内容并不了解情况下签的名字，没有证据，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在还款协议上签名，应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按还款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药款139300元。原告单位账目明细载明的内容，不能成为被告不付款的理由。对原告要求被告付清药款1393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自愿放弃利息，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予以准许。
还款协议约定了每年的最低还款数额为8000元，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数额，也就无法确定被告最后一笔款的还款时间。原告于2010年1月25日起诉被告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辩称的原告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日判决：被告荆文田欠原告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药款1393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64元，由原告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承担197元，由被告荆文田承担3067元。
宣判后，上诉人荆文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错误。1、诉争欠条内容是打印的，是在当时检察院调查蒋国峰时形成的，说明涉案的当事人蒋国峰对此事早有预谋。为规避自己的责任，蒋国峰要上诉人帮他忙，说上诉人欠他的货款钱，并且打个欠条，具体欠条上的欠款蒋国峰慢慢还，只要上诉人帮其签个名就行，这样检察院就不会定他贪污了。上诉人儿子在蒋国峰手下干，蒋国峰称一定会好好照顾的，这样蒋国峰趁上诉人喝多酒没看内容的情况下，让上诉人签的这份协议。就协议本身只有上诉人签的名，另一方面只盖有被上诉人的公章，而没有经手人蒋国峰的签名，协议明显瑕疵，不符合合同要件。并且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关系，而是和作为业务员的蒋国峰之间业务往来。2、蒋国峰经手的药款明细中应收款数额和应付款数额不一致，只有上诉人提供的药款明细4200多元和借款单相符，协议中的139300元是什么药款具体明细是什么，第一次审理时法院就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相关证据，此案中止审理两年多时间被上诉人未举出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重审案件中被上诉人也未尽到举证责任，重审案件只单纯依据还款协议判决，有失公允。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明细，欠款数额超出应收款数额，对此被上诉人应作出合理解释。3、被上诉人开庭时讲的买卖药品的流程，是有的业务员把款收回以后不交给公司，就要求业务员在限期内把业务员的欠条交到公司。蒋国峰为了在医药公司有个交代，就采用这种方式欺骗上诉人签名，从明细上也可以看出除上诉人签名的协议再没有出现第二份。现蒋国峰下落不明，被上诉人就依据协议找上诉人要钱，于法无据。上诉人申请审计部门审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往来账目，以确认事实。而在被上诉人单位海药字（1999）第1号文关于一九九九年度经营实施方案中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明文规定：货物发出后40天货款必须收回，否则按同期银行利率计息，利息由当事人（业务员）承担，销售实行现款现货的原则，货物发出后不超过15天收回货款的，则按现款现货奖励销售人员该批货物额的一个月的同期贷款利息。2003年在检察院调查蒋国峰案件时，被上诉人经理初喜明在提供给检察院办案人员的同时也给了上诉人份海阳市医药公司各业务员欠款明细表，明细表中备注靠山欠款最后一笔时间是1999年12月9日。医药公司每次送货都是把货款直接给业务员，从未出现过还款协议这种形式的欠款。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只是和业务员之间发生了业务关系。4、上诉人要求追加蒋国峰为本案第三人，以查明事实，原审时为此案件中止审理二年三个月时间。综上，上诉人要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因数额较大以免造成冤错案，还上诉人一个公道，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中，上诉人提交了三份证据：一是被上诉人公司各业务员欠款明细表复印件，时间为2003年8月21日，上诉人称该表是被上诉人当时的财务经理初喜明在其单位财务账目中调取的，于2013年8月份交给上诉人的，以证实截止1999年12月9日，上诉人仅欠被上诉人15176.65元；二是被上诉人2001年经营实施方案；三是被上诉人海药字（1999）第1号文，上诉人主张证据二、三证明被上诉人单位规定，货物发出后40天后，货款必须收回，不然收业务员的利息。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一认为是复印件，没有被上诉人单位盖章，对真实性有异议；被上诉人称初喜明曾任上诉人经理，但此人在十几年已去世了，对证据来源有异议；也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二、三，被上诉人亦称没有被上诉人单位盖章，对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
上诉人申请证人于国强出庭作证，于国强系海阳市检察院工作人员，其作证称，上诉人提交的明细表是2003年证人调查被上诉人单位的案件，在被上诉人单位经理初喜明的办公室从公司内部网络调取出来的，当时检察院调查人员人手一份，没有盖被上诉人单位公章，检察院按照该明细表调查，当时检察院找到蒋国锋时，没有形成调查笔录，也没有调查他，后来，蒋国锋因另案私吞公款案在检察院立案，因蒋国锋在新疆时间太久，案件就撤了。
上诉人主张至1999年12月9日，上诉人仅欠被上诉人15176.65元，至2003年6月22日签诉争协议时，却成了139300元，4年时间不可能凭空多出124123.35元，被上诉人为正规企业，对凭空多出的钱没有发票、单据、账目记载，是不合情理的。对于涉案139300元是上诉人何时至何时的欠款，被上诉人表示不清楚，并称目前公司账目没有其他凭证与涉案的139300元对应。
另，上诉人在原审法院（2010）海民初字第435号民事案件庭审中称2003年检察院立案侦查时，当时检察院将账目给上诉人看了，上诉人欠款数额为1万元左右，后来上诉人还款给被上诉人，现只欠被上诉人1000元左右。在本院（2013）烟民四终字第700号民事案件庭审中，上诉人又称2003年上诉人欠被上诉人1000元左右，后来上诉人又给了蒋国峰了，上诉人不欠供货单位的钱。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被上诉人依其单位业务员蒋国峰经手与上诉人所签的诉争还款协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对诉争还款协议有异议，主张该协议是因2003年检察院调查蒋国峰时形成的，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诉争还款协议中涉及的139300元。对此，本院认为，经原审法院调取蒋国峰经手的被上诉人公司账目中，虽体现上诉人（靠山）应收款总额为15176.65元，但上诉人在原审法院（2010）海民初字第435号民事案件庭审中主张只欠被上诉人1000元左右，在本院（2013）烟民四终字第700号民事案件庭审中，上诉人又称所欠的1000元左右已还给蒋国峰，现不欠被上诉人钱。且被上诉人公司账目中没有与诉争还款协议中涉及139300元款项相对应的上诉人欠款明细，也没有蒋国峰关于上诉人相对应的在被上诉人处进货的借款凭证，被上诉人在本案起诉之前也一直未要求上诉人按诉争还款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与上诉人签订诉争还款协议的蒋国峰现下落不明，被上诉人在一、二审法院多次要求其提供公司账目时均未予提交，结合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陈述有业务员将款收回不交给公司等相关情况，在被上诉人不能提交公司完整账目以核实蒋国峰经手的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药款数额的情况下，仅凭有争议的还款协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欠款的具体数额。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按诉争还款协议付清1393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上诉人按诉争还款协议偿还被上诉人139300元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2013）海民重字第1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2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67元，均由被上诉人海阳市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门 伟
审判员 徐怀育
审判员 于 青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陈屹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