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34民终5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培宗（又名伍小海），男，1974年8月出生，汉族，四川省冕宁县人，住四川省冕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文，四川月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玉兰，女，1970年1月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四川省双流县人，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现住四川省冕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源，四川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伍培宗因与被上诉人孙玉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冕宁县人民法院（2017）川3433民初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伍培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文、被上诉人孙玉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伍培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2014年1月24日至2015年8月24日期间，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多次在被上诉人处签单赊购车辆配件和机械材料时，上诉人既未口头授权，也未书面委托前述几人前往被上诉人处购买车辆配件和机械材料。其次，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在被上诉人处赊购车辆配件时，并不是以上诉人的名义签单，而是签署的自己的名字，说明李洪武、丁茂胜等人是以自己的名义在从事相关民事活动，其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后果应由李洪武、丁茂胜等人承担。再次，原审法院认定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与伍培宗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依据的是“近几年相关案件庭审笔录、判决认定。”这显然不合理，也不合法，代理行为应当有代理权限、代理期间、代理事项等内容，不能说在其他案件有代理权，在此案就有代理权。二、关于案外人俞富荣与被上诉人的对账行为，同样未得到上诉人的授权和认可。2016年6月1日，案外人俞富荣与被上诉人进行对账，并在《欠款合计清单》上签署“伍小海财务：俞富荣”字样，只能说明是俞富荣在对账单上签了字，并不能说明俞富荣是代表上诉人签字。同时原审法院在认定俞富荣的签字的性质时，引用了（2017）川34民终1025号民事裁定书第12页的内容，该裁定书第12页的内容为冕宁县人民法院（2016）川3433民初511号民事判决法院分析内容，而冕宁县人民法院（2016）川3433民初511号民事判决被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34民终1025号民事裁定书予以撤销，即本案原审法院引用了一份被撤销判决认定的事实。三、本案一审遗漏了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应将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追加为被告，才能查明李洪武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代理关系，并由李洪武等人承担证明代理权存在的事实。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与适用》第五条。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则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与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同时也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是上诉人的代理人的事实。但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与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的事实，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之签订合同的李洪武等人是伍培宗代理人的事实，对与其对账的俞富荣也是如此。四、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的代理行为是合法有效的，缺乏证据证明。首先，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没有以上诉人的名义签署合同。其次，也没有证据或事实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是在相信或认为李洪武等人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再次，被上诉人也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没有审查李洪武等人是否具备代理权，就与之签订买卖合同，具有过错。被上诉人孙玉兰辩称，1、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2、2014年1月24日至2015年8月24日期间，案外人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已长期帮助上诉人购买材料，不仅在本案中，在另外几起案件中都存在的事实。根据《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关于表见代理的表现形式，答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案外人李洪武等人系为上诉人购买材料。总之，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上诉的请求无法得到支持，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孙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和江苏嘉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取得S215省道第一、五标段承建权后，被告伍培宗又转包了S215省道第一、五标段的工程，在工程建设期间，聘用了下属管理人员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等人。为了工程建设，其下属管理人员多次以被告的名义在原告处赊购汽配和机械材料（签单），用于建设被告承建的S215省道一、五标及被告的矿山。原告为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多次向被告主张权益，被告迫于压力才安排自己的财务人员俞富荣与原告对账，并向原告出具了对账单，对账单载明被告欠原告各项材料款合计694，653.00元。对账后，原告要求支付货款时而遭被告拒绝，无奈之下，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材料欠款人民币694，653.00元；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1月24日至2015年8月24日期间，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多次在孙玉兰处签单赊购了车辆配件和机械材料。经孙玉兰多次催要未果后跟其他被赊欠人一起上访，由公安机关出面勒令伍培宗跟上访户见面商榷欠款一事，于2016年6月14日，伍培宗的出纳俞富荣与孙玉兰进行对账，最终签字认可欠赊材料货款金额为694，653.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伍培宗是否是适格主体。首先，从伍培宗近几年相关联案件庭审笔录、判决认定来看，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属于伍培宗省道一标段或五标段及矿山、沙场的管理人员和下属，他们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加之之前就有上述人员长期以伍总（伍培宗）名义在孙玉兰处赊欠材料款，据此孙玉兰有理由相信上述人员的代理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理应由伍培宗承担责任。其次，通过2016年6月14日伍小海（伍培宗）财务俞富荣对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在孙玉兰处对账欠款清单内容来看，伍培宗的财务人员已对上述人员在孙玉兰处赊欠材料款行为予以认可；再次，俞富荣作为本案证人，经多次联系未到庭，但有相关证据互相印证，不影响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并且有证据证明俞富荣确系当时伍培宗的财务人员。故伍培宗不是适格主体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而孙玉兰要求支付694，653.00元欠赊材料款的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孙玉兰以结算单主张与伍培宗买卖合同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由被告伍培宗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孙玉兰材料欠款人民币694，653.00元。案件受理费5，373.00元，由被告伍培宗承担。二审中，上诉人伍培宗未提交证据，被上诉人孙玉兰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孙玉兰提交的经四川省冕宁县公证处公证的证人李洪武的《证人证言询问笔录》1份，拟证实案外人俞富荣是上诉人的会计，并且对账的行为是受上诉人的安排。上诉人伍培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事项有异议。理由是李洪武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也不是本案涉及的案外人，与本案无关；因俞富荣曾经给上诉人当过会计，但只做了几个月就走了，并不能证明俞富荣的行为就是上诉人的授权委托。此证证实了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自2014年至2015年期间分别在伍培宗承包的S215省道一标段、五标段的部分劳务工程和其经营的木洛山矿山、牦牛坪稀土矿山等工程处务工，负责为伍培宗在被上诉人经营的汽配门市赊购汽车配件及机械材料，以及给孙玉兰出具《欠款合计清单》的案外人俞富荣系伍培宗的会计，上述清单是伍培宗叫俞富荣与孙玉兰对账后出具的事实。且证人李洪武系上诉人伍培宗的亲姐夫，证言经公证机关予以公正。对此，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本院（2017）川34民终260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34民终1025号开庭笔录及此案中的相关证据。证实了伍培宗承包了S215省道一标段、五标段工程中的挖水渠、边沟等的部分劳务和经营有矿山、砂场，以及毕建军、伍俊松、伍绍琦等人在其所承包的工程和所经营的矿山务工，并在务工期间为伍培宗赊购材料设备及伍绍琦系伍培宗的侄子、伍俊松系伍培宗的儿子的事实。上诉人伍培宗对本院（2017）川34民终260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理由是这些人去购买材料是上诉人的授权，但是与本案无关。对本院（2017）川34民终1025号二审开庭笔录和相关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年上诉人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龙建路桥公司）中标了省道215线萝卜丝沟（甘凉界）至马尿河段改建工程LJ1标段工程，并与四川省公路工程咨询监理公司签订了《合同协议书》，承建了S215省道一标段萝卜丝沟的施工工程。2014年5月上诉人江苏嘉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嘉隆公司）中标了省道215线萝卜丝沟（甘凉界）至马尿河段改建工程LJ5标段工程，并与四川省公路工程咨询监理公司签订了《合同协议书》，承建了S215省道五标段萝卜丝沟的施工工程。上诉人伍培宗完成了上述两个标段中挖水渠、边沟等部分工程的劳务，并为黑龙江龙建路桥公司和江苏嘉隆公司提供了上述工程施工中所需的砂石和部分机械设备。另伍培宗还经营着矿山、选厂、沙场等。2014年1月24日至2015年8月24日期间，案外人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以用于案涉S215省道一标段或五标段及伍培宗经营的矿山之名，多次在被上诉人孙玉兰经营的冕宁县路达汽配经营部通过签单的方式赊购了车辆配件和机械材料。其中伍绍琦经手赊购设备材料价值52，030.00元，系以伍小海一标或伍小海矿山之名赊购。因伍培宗未及时结付货款，在孙玉兰的多次追讨下，伍培宗让其会计俞富荣与孙玉兰对账。2016年6月14日，俞富荣以伍小海财务人员之名与孙玉兰对上述人员所购配件及材料进行对账，除对伍绍绮签单的52，030.00元货款未予确认外，对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和伍绍琦七人经手的设备材料价款对账后形成了《欠款合计清单》，载明：“李洪武欠53，369.00元，25张；丁茂胜欠6，662.00元，6张；何胜良欠256，879.00元，82张；毕建军欠101，434.00元，38张；伍俊松欠126，151.00元，73张；陈明欠49，000.00元，25张；伍绍琦欠101，158.00元，34张。总欠款合计金额694，653.00元，合计单据283张。”结算后至今伍培宗仍未给付上述款项，孙玉兰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被上诉人冕宁县路达汽配经营部的经营者孙玉兰于2004年3月11日经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领取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汽车配件、建材和百货，未取字号。2008年3月14日变更登记取字号为冕宁县路达汽配经营部。孙玉兰在经营期间私自刻制冕宁县路达汽配有限公司的印章进行经营。2016年8月9号，孙玉兰以冕宁县路达汽配有限公司之名就本案所涉货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诉讼中提交了其2012年4月25日登记未取字号的营业执照，要求黑龙江龙建路桥公司、江苏嘉隆公司和伍培宗连带支付其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在一审庭审中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由黑龙江龙建路桥公司、江苏嘉隆公司承担欠款支付义务。在诉讼过程中，2016年10月21日冕宁县路达汽配经营部向一审人民法院提出《原告名称更正申请》，要求将冕宁县路达汽配有限公司更正为冕宁县路达汽配经营部，并提交了2016年10月21日登记取了字号的《营业执照》。但其在2016年10月20日、2016年12月29日和2017年4月13日一审法院的三次开庭审理中均仍以冕宁县路达汽配有限公司之名进行诉讼。一审法院判决由黑龙江龙建路桥公司、江苏嘉隆公司连带支付冕宁县路达汽配经营部货款694，653.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判决后，黑龙江龙建路桥公司、江苏嘉隆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以冕宁县路达汽配经营部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为由，驳回其起诉。再查明，伍培宗别名伍小海。伍俊松系伍培宗之子。伍绍琦系伍培宗之侄子。李洪武系伍培宗之姐夫。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伍培宗是否应当给付被上诉人孙玉兰材料款694，653.00元。即伍培宗与孙玉兰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伍培宗是否拖欠了孙玉兰材料款，金额为多少。根据查明的事实，2014年上诉人伍培宗分包了黑龙江龙建路桥公司承建的省道215线萝卜丝沟（甘凉界）至马尿河段改建工程LJ1标段工程和江苏嘉隆公司承建的省道215线萝卜丝沟（甘凉界）至马尿河段改建工程LJ5标段工程中挖水渠、边沟等部分工程的劳务，同时伍培宗还经营着矿山、选厂、沙场等。虽然伍培宗否认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在被上诉人孙玉兰经营的冕宁县路达汽配经营部赊购汽车配件和机械材料是代理其所为及用于其所经营的矿山和所分包的工程，否认俞富荣是作为其财务人员受其安排与孙玉兰对账，但伍培宗未举出证据证实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和俞富荣等人的行为系上述人员各自为个人所需的行为。相反孙玉兰所举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和伍绍绮等人经手的设备材料签单及俞富荣以伍小海财务人员之名与孙玉兰对上述人员所购配件及材料进行对账后形成的《欠款合计清单》，以及伍培宗的姐夫李洪武经过公证的证言，结合本院审理的（2017）川34民终260号上诉人伍培宗与被上诉人余氏建材店、原审被告黑龙江龙建路桥公司、江苏嘉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和本院审理的（2017）川34民终1025号上诉人黑龙江龙建路桥公司、江苏嘉隆公司与被上诉人冕宁县路达汽配经营部、原审被告伍培宗买卖合同纠纷案两案中一、二审的相关证据和两案的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及伍培宗在两个案件和本案庭审时的陈述，充分证实了李洪武、毕建军等人在被上诉人孙玉兰处赊购汽车配件和机械材料，系上述人员在伍培宗分包的省道215线萝卜丝沟（甘凉界）至马尿河段改建工程一标段和五标段部分工程及其所经营的矿山、沙场等处务工期间，为伍培宗的上述工程所需而赊购，俞富荣系伍培宗的财务人员受伍培宗的安排与孙玉兰进行对账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伍培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案外人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向被上诉人孙玉兰赊购汽车配件和机械材料及俞富荣与孙玉兰结账的上述行为系代理伍培宗的行为，特别是伍培宗安排俞富荣与孙玉兰对账的行为，应系伍培宗对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代理行为的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上诉人伍培宗对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向被上诉人孙玉兰赊购汽车配件和机械材料的行为应承担责任。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等人不需参加本案诉讼。所以伍培宗提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和俞富荣与被上诉人的对账行为，未得到上诉人的授权和认可，提出一审遗漏了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的上诉理由，无证据证实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虽然伍培宗与孙玉兰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李洪武等人代理伍培宗向孙玉兰购买的所需配件和材料，孙玉兰所供配件材料事实上也用于了伍培宗所承建的工程和所经营的矿山、沙场，所以伍培宗与孙玉兰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之规定，孙玉兰履行了交付配件材料的义务，且双方已进行了结算，伍培宗亦应按照其财务人员俞富荣经对账确认的欠款金额履行给付价款的义务。虽然一审判决认定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俞富荣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不当，伍培宗提出原审法院认定李洪武、丁茂胜、何胜良、毕建军、伍俊松、陈明、伍绍琦等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成立，但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之规定，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伍培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73.00元，由上诉人伍培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永亮审判员  杨发蓉审判员  刘 莉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书记员  唐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