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3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力，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徐叔宝，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灿华，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亚平。
委托代理人：李晨晖，广东昊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增泰律师所）因与上诉人汤亚平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8月10日，以汤亚平为甲方，增泰律师所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因与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吴某、李某、刘某发生纠纷案件，请求乙方委派刘力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乙方实施风险代理，诉讼、评估等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并约定乙方在原审中帮甲方追回50万元以下按13%收取律师代理费，追回50－65万元按15%收取律师代理费，追回65万以上按18%收取律师代理费，如出现二审则在上述比例的基础上增加50%，即18%、20%、23%，乙方的代理费不受甲方在执行阶段执行和解金额的影响。
在《委托合同》签订后，增泰律师所委派刘力律师代理汤亚平先后参加了（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以及（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及执行程序。且汤亚平也同时委托了案外人汤某（与汤亚平系姐弟关系）共同代理上述案件的诉讼及执行。
因汤亚平在执行终结得到执行款后拒不支付增泰律师所的律师代理费，增泰律师所将汤亚平及案外人汤某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按《委托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费。原审法院以（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案予以受理。经审理后，原审法院作出（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汤亚平支付增泰律师所律师代理费48400.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汤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民事判决书只是对增泰律师所代理的（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和（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二审案号为（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民事案件的律师代理费进行了处理，对于增泰律师所代理的（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认为“汤亚平依约应当向增泰律师所支付第374号案件的律师诉讼代理费。”但对该案的代理费没有予以处理。
双方均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36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增泰律师所代理的（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的律师诉讼代理费问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增泰律师所因未在案件中提出主张，故对该案的代理费用不予调处。
增泰律师所要求汤亚平支付（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的律师代理费，以及（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案、（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案的执行代理费未果，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是案外人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汤亚平及案外人吴某支付拖欠的租金323000元、滞纳金558768元及管理费38000元，合计919768元。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汤亚平支付15万元给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吴某支付5万元给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今后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增泰律师所原审诉讼请求判令：1.汤亚平支付（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的律师代理费4.879万元、（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案的执行代理费2.95万元、（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案的执行代理费1.3132万元，合计9.1422万元；2.由汤亚平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双方之间签订《委托合同》约定采取风险代理的方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的律师代理费问题。由于该案律师代理费已经法院生效判决书查明，汤亚平应予以支付，故原审法院依法对事实予以确认。对于汤亚平抗辩称该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其一、双方的《委托合同》系一个系列性的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是多人之间的纠纷，故不应将每个案件割裂开来单独计算诉讼时效。其二、在（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案的一、二审程序中，也提及该代理费，可视为增泰律师所对其权利的主张。故汤亚平抗辩称该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该案代理费用的计算方式问题。由于《委托合同》是双方委托代理系列诉讼的总合同，因此应当按照每个的实际计算代理费用，因该案的诉讼标的额为919768元，故可参照《广东省律师服务指导价》的价格计算，汤亚平应支付增泰律师所律师代理费为48790.72元【（919768元－500000元）×4%＋24000元＋8000元】。故增泰律师所请求汤亚平支付（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的律师代理费48790元，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汤亚平抗辩称该案调解后所得款项已支付给广州增城汇德宝俱乐部，不算实际追回款项，应不计收费用。因该案调解后，汤亚平系实际受益者，至于其款项去向与本案无关。故对于汤亚平的抗辩，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及（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原审案号为（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民事案件的代理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增泰律师所与汤亚平签订的《委托合同》中所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是包括代理案件的诉讼阶段及执行阶段的律师代理费。双方在庭审中均承认原审法院（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对增泰律师所代理的（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和（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二审案号为（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民事案件的律师代理费进行了处理。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增泰律师所请求汤亚平支付（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案的执行代理费2.95万元及（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案的执行代理费1.3132万元，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汤亚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诉讼代理费48790元给增泰律师所。二、驳回增泰律师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2090元，由增泰律师所负担1070元，汤亚平负担1020元。
判后，增泰律师所、汤亚平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增泰律师所上诉称：（一）（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判决实际上已经将《委托合同》所涉律师代理费部分进行了分解，已不存在风险代理。增泰律师所应按实际代理的程序（审级）及代理案件的数量和标的额进行收费。（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判决认为“《委托合同》是双方委托代理系列诉讼的总合同，因此应当按照每个案件分别计算律师诉讼代理费。”问题是《委托合同》关于代理费的约定是“乙方（律师所）实施风险代理，诉讼、评估等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在原审中帮甲方（汤亚平）追回50万元以下按13%收取律师代理费，追回50-65万元按15%收取律师代理费，追回65万元以上按18%收取律师代理费。如出现二审则在上述比例的基础上增加50%，即18%、20%、23%。乙方的代理费不受甲方在执行阶段执行和解金额的影响…”。上述约定是按照汤亚平最后的实际执行所得来计算增泰律师所的律师代理费，意即所代理的任何案件不能分别计算，只能以汤亚平的最后结果来计算律师费。在《委托合同》中也从来没有按每个案件分别计算代理费的约定。但该判决简单地对增泰律师所代理的一系列案件的审级进行拆分计算，从事实上已经否定增泰律师所与汤亚平关于律师代理费计算方式的约定。（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368号民事判决也最终确认了这一点。（二）原审法院参照了《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规定，而该规定的第四条第二款中已经明确将庭审程序（审级）和执行程序分开收费，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审以“双方在庭审中均承认（2012）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对增泰律师所代理的（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和（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民事案件的代理费进行了处理”为由不予支持我方诉请，为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1.《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上述第二、三项标准和比例是代理诉讼案件一个审级或仲裁案件的收费标准。未代理原审而代理二审的，按原审标准收费；曾代理原审再代理二审的或曾代理原审或二审，再代理发回重审、再审申请或确定再审案件的，按原审标准减半收费；涉及仲裁的案件，曾代理仲裁的，诉讼原审或二审阶段按仲裁标准减半收费。执行案件按一个审级收费。”2.参照上述规定，增泰律师所代理了汤亚平的下列执行案件，执行案号为（2009）增法执字第2461号、（2010）增法执字第1199号）、（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原审案号为（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的执行程序，所以，增泰律师所应当收取两案律师代理费分别为（45－10万）×5%＋0.4＋0.8=2.95万元、（12.2641－10万）×5%＋0.4＋0.8=1.3132万元，共计为4.2632万元，该诉讼请求应予支持。3.增泰律师所在（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案的庭审中承认原审法院（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和（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及其二审民事案件的代理费进行了处理的意思为：增泰律师所承认该三宗案件审级的代理费（指原审或二审的审判程序）已经过了法院处理，并不是增泰律师所的上述三宗执行案件代理费就已经得到了实现。综上，增泰律师所认为：原审法院在事实上已经将《委托合同》中的律师收费方法部分进行拆分的情况下，就应当参照《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将增泰律师所代理的执行案件的律师费按“执行案件按一个审级收费”的规定进行计算。增泰律师所上诉请求判令：1.汤亚平在原审判决的基础上增加支付（2008）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案的执行代理费29500元，（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的执行代理费13132元，总计为42632元；2.由汤亚平承担上诉诉讼费用。
汤亚平答辩称：原审法院对于（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案执行阶段的代理费的处理是正确的，已经生效的（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368号及（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均确认（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案所涉及的代理费均为风险代理费，我方认为包括执行阶段的代理费用。
汤亚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根据《广东省律师收费标准》判决汤亚平按诉讼标的额支付（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的律师代理费，违反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l.本案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费用的计算应以诉讼双方的约定为依据，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委托合同》，并且明确约定了代理费用的支付标准和方式。《委托合同》中双方约定的代理费支付标准，才是法院判决汤亚平是否应当支付代理费及如何支付的依据。2.《委托合同》明确约定：双方为风险代理收费，代理项目包括汤亚平与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吴某、李某、刘某之间的纠纷案，案件包括一审、二审、执行阶段，以及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吴某、李某、刘某方因本案反诉或另案起诉的案件，代理费用按追回款项的百分比计算。所以，（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是包含在《委托合同》约定的系列代理案件中，不应独立于合同外，另外再按其他的，非当事人约定的标准计算代理费用。3.双方约定代理费用是以追回款项为计算标准，但（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是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吴某、李某、刘某一方起诉要求汤亚平支付租金的案件，是汤亚平承担给付义务的案件，不存在追回款项的情形。而且该案件的代理费用根据双方约定是包含在其他案件的追回款项百分比之中，这才是合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的代理费是已经包含在追回款项的百分比计算中。该费用已经（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案件判决支付，不应再另外计收费用。（二）原审法院及增泰律师所都曲解了（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关于“汤亚平依约应当向增泰律师所支付第374号案件的律师诉讼代理费”的观点论述，且该论述不是生效判项，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从（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中的表述可以看出，这是原审法院对汤亚平主张因刘力律师在（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存在过错行为，造成汤亚平诉讼利益损失，需要减少其应收律师费的抗辩理由的驳回。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刘力提供了代理服务，汤亚平应当“依约”支付代理费用，而不应被扣减。且（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案件的原审法院也说明是“依约”应向增泰律师所支付代理费，即依据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的约定，而不是参照《广东省律师服务指导价》的标准。2.因为《委托合同》的约定是根据追回款项计算律师代理费，所以原审法院根据（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和（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案件实现的追偿诉讼权益572641.6元，按约定的收费比例计算代理费，在扣除增泰律师所的刘力律师多次擅自缺席重要诉讼活动不应收取的费用后，判决汤亚平应向增泰律师所支付48400.5元。该48400.5元已经包含了（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的律师代理服务的费用，这样才符合《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计算方式，也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案件的原审法院认为汤亚平应当支付374号案件代理费，而最后计算律师代理费时只根据（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和（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案件实现的追偿诉讼权益572641.6元来进行计算。3.（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中进行的观点论述，只是该案法官的论述推定，不能作为原审法院认定汤亚平应当支付代理费的依据，而且，原审法院也只是片面的截取了该论述的一段表述，并没有全面了解判决中该论述的前因后果，所以，原审法院据此认为汤亚平应当支付374号案件代理费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三）增泰律师所要求支付的代理费，已经由生效判决判令汤亚平支付，原审法院认为增泰律师所的再次起诉律师代理费不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范畴，属认定事实不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案件执行案、（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案件执行案件的代理费用已经包含在汤亚平与增泰律师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中。并且，该委托合同的诉讼代理关系已经由广州市中院作出（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368号终审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增泰律师所基于同一事实及法律关系再次提起诉讼是重复的诉讼，法院应当予以驳回。（四）增泰律师所提起对（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代理费的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在（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案件中增泰律师所并没有主张（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的代理费，在2013年10月份才提出该案的诉讼费主张，而该案民事调解书在2010年6月已经出具了，故增泰律师所关于该案的代理费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汤亚平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为：1.驳回增泰律师所要求汤亚平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或起诉；2.由增泰律师所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增泰律师所答辩称：1.汤亚平应按照《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标准支付增泰律师所（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的律师代理费。《委托合同》签订的事实基础是汤亚平与吴某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合伙经营“红叶旅店”，汤亚平为吴某垫支了投资款，吴某拒绝归还该款，因而汤亚平委托增泰律师所就该纠纷进行诉讼追讨，又因在该纠纷中涉及投资地点位于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该俱乐部股东为吴某、李某、刘某等，所以增泰律师所与汤亚平签订了《委托合同》时才会约定：“甲方（汤亚平）因与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吴某、李某、刘某纠纷案请求委托乙方委派律师刘力担任诉讼代理人”，故增泰律师所与汤亚平双方关注的焦点在于追讨投资垫支款，对于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向汤亚平追讨租金、滞纳金、管理费一事，双方没有约定。故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增泰律师所的律师代理费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即《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进行计付，且在374号案件中，增泰律师所委派的刘力律师代理了该案件，且在该案件中积极全面地履行了诉讼代理人应履行的职责，使得汤亚平与广州市增城汇德宝俱乐部达成调解，双方的纠纷得到解决。2.汤亚平应支付增泰律师所（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案件执行阶段的代理费2.95万元及（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一审案号为（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案件执行阶段的代理费1.3132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增泰律师所、汤亚平在庭审中均承认（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已对（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和（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二审案号为（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民事案件的律师代理费进行了处理”，故对增泰律师所关于（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及（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案件执行阶段的代理费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的上述事实认定错误，原因如下：（1）（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中，原审法院只是认为“《委托合同》是双方委托代理系列诉讼的总合同，因此应按照每个案件分别计算律师诉讼代理费”，其处理的只是增泰律师所应收取的一审、二审期间的收费，对执行阶段的收费原审法院并没有明确进行处理，且增泰律师所在（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案审判中只是承认了（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和（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案件的处理只是指审级代理费，但不包括执行阶段代理费。（2）（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判决已经明确将增泰律师所代理的案件分为多个案件，包括（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2010）增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案件【二审案号为（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及（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但关于各案件的律师代理费不能讲各个案件机械地代入到《委托合同》中，而是要综合增泰律师所委派的刘力律师为汤亚平追回的资金是否达到预期、刘力律师为此付出的成本、有关案件的耗时等因素，结合公平原则、《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考虑，原审法院的判决所支持增泰律师所的诉讼请求与增泰律师所所付出的成本不成正比，增泰律师所应计收执行阶段的代理费。3.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虽然（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的调解书出具时间是2010年6月，但是《委托合同》是风险代理合同，汤亚平拿到钱之后才计算和支付代理费，在汤亚平没有拿到赔偿款之前，诉讼时效并未开始计算，而其实际拿到赔偿款是2013年，所以我方对该案的代理费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经审查，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汤亚平是否应向增泰律师所支付（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代理费；2.汤亚平是否应向增泰律师所支付（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及（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案件执行阶段代理费。
关于（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代理费问题。（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的代理费需依据汤亚平与增泰律师所签订的《委托合同》计算，而《委托合同》约定的是增泰律师所为汤亚平代理一系列案件后收取代理费，故应当以该系列案件终结后的日期起算诉讼时效，故汤亚平主张增泰律师所提起对（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代理费的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在《委托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以追回款项的金额按比例计算律师代理费，故汤亚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增泰律师所支付代理费，增泰律师所主张按照律师收费标准计算其为汤亚平代理案件的费用，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因（2009）增法民一初字第374号案件以调解结案，汤亚平需要向广州市增城市汇德宝俱乐部支付15万元，而并没有追回任何款项，故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该案汤亚平无需向增泰律师所支付代理费。原审法院以《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计算代理费，违背了当事人签订《委托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处理确有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及（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案件执行阶段代理费问题。因《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已经包含了诉讼阶段及执行阶段的代理费，而（2012）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已经对（2008）增法民一初字第1582号及（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41号案件的律师代理费作出了处理，增泰律师所要求另外支付上述两案执行阶段的代理费，缺乏合同依据。原审法院驳回增泰律师所的该部分诉请，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及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增泰律师所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汤亚平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090元，均由上诉人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杨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