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685民初944号
原告：庞爱珍，女，汉族，住招远市梦芝街道办事处梦芝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力，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烟台清韵家纺有限公司，住所地招远市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志刚，董事长。
第三人：王红，女，汉族，住招远市文博居。
原告庞爱珍与被告烟台清韵家纺有限公司、第三人王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庞爱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大力、被告烟台清韵家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志刚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红在第三次庭审时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庞爱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3月起，原告在被告设在招远市梦芝街道办事处瓦里村的加工车间从事家纺品加工工作，王红是该加工车间的负责人。2016年7月29日，原告在瓦里村的加工车间工作，当晚下班拉电闸、关门过程中原告倒地伤及右手臂。用工期间双方没有签书面劳动合同，被告亦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经招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该委员会以招劳人仲案字（2017）第0004号裁决书对原告请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系的请求予以驳回，原告不服，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烟台清韵家纺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称在被告梦芝办事处瓦里村的加工车间工作，但被告公司除了厂区内的车间外，在外面没有设立任何车间和分支机构。被告也不知道原告这个人。所以，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公司将钉扣、合缝等一些零活放给社会闲散人员干，其中一种方式为一些个体户，在城周围村里租一两间房子，建一个放活的点，从公司拿活，回去再放给村里的社会闲散人员，原告说的加工点，就是这种形式。原告提到的王红，不是被告公司职工，与公司没有劳动关系。她就是一个放活点的负责人。据被告了解，瓦里这个点，最早是一个叫王某甲的在北岭村建立的，以后搬到瓦里村，再以后转给了王红。王红从公司拿活，有时也要求公司把需要加工的零活送到点上，她再放到瓦里和周围村的闲散人员手中干。王红从加工费中扣除一定的比例，作为她的管理费或者劳动报酬，然后把剩余的加工费，要求被告直接通过农信社，打到各加工户的银行卡上。这样王红比较省事，这就是给原告往银行卡上打钱的由来。这些加工户，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既不受被告公司管理制度的约束，也没有上下班时间。个别家里没有机器，在放活点干点活，也是愿去就去，不愿去就算。另外，银行卡上显示的“代付工资”，这是银行系统的设定，自动生成的，根据法律规定，打在原告卡上的钱，是典型的劳动报酬（加工费），并不能以此证明原告与被告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3、除了这个农信的证明外，原告没有任何其他工资发放记录、考勤记录、劳动合同、招工表、报名表、工作证等等证明，这说明原告与被告公司只是间接的加工户，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
王红述称：认可原告在瓦里家纺合缝加工点干活，王红是这个加工点的负责人。王红曾是被告的员工，2014年辞职后在家休息了几个月，表姐王某甲（原瓦里加工点负责人）介绍到该加工店作负责人，与被告没有关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瓦里加工点是否是被告开办的，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主张，瓦里加工点负责人第三人王红系被告社保账户内缴费职工，且该加工点系为被告进行加工业务，遇到节假日被告还为加工点的职工发放福利，说明该加工点是隶属于被告的加工车间；原告在该加工点从事加工，虽然实行计件工资，但是原告等职工对半成品的品种和数量并没有自主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只能听从加工点安排的工作量，有时还必须服从加班安排。原告受到事故伤害后，第三人王红多次向被告报告并请示处置意见，被告表示愿意支付一定数额的钱款，而工资的发放必须在被告对成品检验后，由被告通过银行分别打到原告等职工的工资卡上，以上说明原告的工作是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被告对原告实施劳动管理，正因为实行计件工资形式，加工点的管理也就是不很规范，较为松散，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告则称：第三人王红虽系被告社保账户内缴费职工，但王红到加工点之前已从单位辞职，被告是为王红代缴劳保费；节假日为加工点工人分大米，是因为社会缝纫加工能力有限，各家纺厂为争取给自己公司多干点活，因此节日为他们发点大米，但不能证明原告、第三人是被告单位的职工。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与被告公司总经理郭某甲通话录音，从录音通话中能够看出郭某甲清楚本公司在瓦里村有加工点，而且由王红负责。郭某甲还知道王红回家休产假，另外，原告就受伤事情询问郭某甲其是否告诉过王红只能给1000元，郭某甲讲这个事被告再问问王红，说明加工点负责人王红曾经将原告受伤的情况告诉过被告公司，并与郭某甲沟通过。2、原告与王红通话录音，该录音证明原告受伤时曾经电话告知王红，王红当时就给车间主任说了，后来对原告受伤之事，郭某甲在王红面前曾说要咨询律师。还证明徐志刚经理问过王红，在公司开会时，徐志刚问王红原告叫什么名字以及受伤情况。王红问徐志刚能给原告报销多少钱，徐志刚说最多不超过1000元。王红还称原告给她打电话也没用，因为什么情况都反映给他们（被告）了，王红建议原告将受伤的事情去到厂子里找郭某甲和徐志刚，找他们两个就行了，王红还询问原告是否去瓦里加工点拿了八月十五被告发的福利大米。3、原告与工友王某乙的通话录音，录音证明原告受伤当天曾打电话告诉过王红，王红又给王某乙打电话落实情况，王某乙告知其下班时原告还在加工点工作，王某乙还证明其曾经让原告去被告厂子里找相关人员处理。4、原告与加工点对面邻居孙某甲、高某甲夫妻的谈话录音，证明该二人在原告受伤当日看见120救护车来到加工点，原告上了救护车。5、提交原告名下的工资银行卡复印件及交易明细，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项目系工资奖金，被告是通过其银行账户对原告进行工资发放的，将原告工资打入原告的工资卡账户。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经质证认为：证据1、经落实郭某甲，没有与原告进行过上述通话，但不申请对录音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即使通话真实，郭某甲说他不认识原告，他说要问问王红也正常，因为王红的加工点主要是加工被告的活；对证据2、录音中王红称找过徐志刚不是事实，因为徐志刚从2016年1月1日任董事长后就不管具体业务了，所以徐志刚根本没见过王红，王红也没有徐志刚的电话，她也没问过徐志刚任何问题；对证据3原告与王某乙之间的通话不清楚是否属实。另外，仅从录音看，王某乙一直说其六点多就离开了，而在原告的诱导下其也没有最后确认其知道原告在7：00多钟发生了手腕摔断的事情，原告与王某乙的通话与被告没有关系；对证据4被告不清楚，不做评论；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发放的是加工费，具体意见已在答辩意见中进行了阐述。
第三人原告对原告提交的1、2、3、5均无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称原告受伤后第二天，第三人曾经去找过原告录音的这对夫妇，这对夫妇说只看见原告对象和两个孩子在加工点那，之后看到120车来了，这对夫妇没有看到原告具体受伤的事。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第三人王红2013年3月1日辞职申请。2、被告公司员工离职认定书。3、社保处出具的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减少表，即减员表。4、第三人王红让公司代缴社保金的声明书。上述4份证据证明第三人2013年3月8日就自被告处辞职了，2013年4月8日，社保局给包含王红在内的被告的原4名员工办理了减员手续，自此开始王红不是被告单位的正式员工。同年4月9日，王红要求我公司为其代缴养老保险，并写出声明书，因此包含王红说的她自己在家休息的几个月的养老保险也是委托被告单位代缴的。5、山东省农信社代付服务的电脑截图，可以说明代付服务只有代发工资、费用报销和自助缴费三个功能。因此被告代王红支付的加工点加工人员的加工费只能通过代发工资这个户头付出。6、加工费表和外放的合同，证明社会加工点到被告公司接活，加工完后经验收质量合格后拉回公司，被告根据王红的要求将各加工户的加工费通过农信社打到加工户的卡上。
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4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既然被告已经将第三人从本企业做了减员处理，停交了社保费，减员即意味着第三人此后的社保停交了，所以不存在被告为第三人代缴社保的问题，代缴是交不上的。这也说明第三人在庭审中所陈述的委托被告为其代缴社保费用是不成立的。离职认定书没有具体年月日，与其他证据也没有关联性。声明书的内容明显是虚假的。被告提交的证据之间不能互相印证，不能证明其主张，同时也证明第三人的陈述是虚假的；证据5电脑截图首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因为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不是农信社出具的，也没有农信社对电子操作的具体解释。被告的解释是被告单方的，不代表农信的解释。被告既然使用了工资奖金代发服务，而原告又付出了相应的劳动，在证据角度就应该认定被告为原告发放的是工资，而不是被告所讲的借用之说。被告提交的加工费表和外放的合同，首先是每月一份，每月标明都是工资表，而且也列有原告的名称在里面，这也恰恰证明被告所支付的就是工资，包含原告在内的员工工资，而并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加工费数额与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当中的工资奖金数额相一致，这正说明所谓的加工费就是发放给原告的工资。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2017年5月16日，本院在向王红调查本案相关情况时，王红称：其2002年前后到被告处工作，2014年辞职，在家呆了四五个月后，其表姐“温某甲”（后查明应为王某甲）介绍到瓦里加工点作负责人。其辞职前和到瓦里加工点工作后均由被告为其投保；王红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后，其又称其3年前从被告单位辞职后没有转出劳保关系，经徐志刚同意，把劳保关系仍然放在被告处，其每年往被告处交钱，由被告给代缴劳保。但第三人未能提交向被告交纳保险费由被告代缴劳保的证据。
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称被告从来没有为王红交纳过保险；在本庭宣读2017年5月16日调查王红的笔录后，被告又称可能是王红将钱交给被告，被告代缴养老保险。
对原、被告提交和本庭调查的上述证据，结合原、被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本庭评析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与郭某甲、王红、王某乙通话录音，被告虽不认可其中的通话人与原告有过上述通话，但不申请鉴定，第三人王红对上述录音也没有异议，故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工资卡交易明细所载明的被告每月为原告发放工资数额，与被告提交的所谓加工费表所载明的数额一致，故对工资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依法亦应予认定。上述证据，能够相互认证，形成证据链条，据此，能够认证如下事实：原告在第三人王红为负责人的瓦里加工点工作，被告每月按照王红报送的工作量为瓦里加工点的职工发放工资，并在节假日时为瓦里加工的工人发放大米等福利；原告受伤后，王红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徐志刚及合缝车间的车间主任汇报请示过处理事宜，被告同意支付1000元。原告提交的其与加工点对面邻居孙某甲、高某甲夫妻二人的当面谈话录音，与本案争议事实无直接关联性，在本案中，依法不予采纳。
被告提交的辞职申请、员工离职认定书、减员表、代缴社保金的声明书等证据，虽证实2013年4月8日给被告的包含王红在内的4名员工办理了减员手续，但被告亦认可之后又办理增员手续，继续为王红交纳社会保险，被告及第三人虽均称系被告为第三人代缴，但均未提供出代缴的相关证据，也与最初所做的陈述相矛盾，故被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交的所谓加工费和外放合同，从形式上看，是每月一份，题头均载明是工资表，与被告主张的将合缝等零活交由加工点承揽加工所应签订的承揽加工合同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不吻合，而与原告所主张的每月由被告发放工资相一致。故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有效证实自己的主张。
本院认为，第三人王红系被告的参保职工，原告在第三人王红为负责人的瓦里加工点工作，为被告完成合缝等业务内容，该加工点没有自己的营业执照，被告每月按照王红报送的工作量为瓦里加工点的职工发放报酬，并在节假日时发放大米等福利，原告受伤后，王红向被告合缝车间的车间主任及法定代表人徐志刚汇报请示处理事宜，上述事实能够认证王红对瓦里加工点的管理，实际是接受被告的安排，作为被告的员工所作出的职务行为，该加工点实际上是隶属于被告的加工车间，原告在加工点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提供的劳动是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被告是实际上的劳动用工主体，故应认定双方自用工之日建立起劳动关系。原告诉称有理，依法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加工点与被告无关，王红与被告无关，但对为王红交纳保险的一事的陈述却前后矛盾，且对其后所称的系代缴保险，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被告另辩称每月以“工资”为名发放到原告工资卡上的是加工费而非工资，却对为何不将加工费直接支付给加工点负责人（即业务承揽人），而要发放给加工户个人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故对被告的上述辩称意见，依法不予采纳。第三人王红在第三次庭审时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依法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庞爱珍与被告烟台清韵家纺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烟台清韵家纺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晓慧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王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