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宁知民初字第748号
原告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特别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登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袁胜寒、周六八，江苏袁胜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丰县绿地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向阳南路112号。
法定代表人董素芝，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穆振辉、张冠鹏，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南省豫玉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翠竹街6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彭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蕾，河南省豫玉种业有限公司法务。
委托代理人郭长恩，河南省豫玉种业有限公司法务。
原告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海公司）与被告丰县绿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河南省豫玉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玉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被告豫玉公司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豫玉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2年9月5日、2013年1月9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两次庭前证据交换。2013年7月18日，本院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登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袁胜寒、胡婷（仅参加第一次证据交换，后被撤销代理权），被告绿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冠鹏、被告豫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蕾（仅参加两次证据交换）、郭长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登海公司诉称，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是品种名称为“先玉335”、品种权号为CNA20050280.8的玉米新品种的品种权人，该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日为2005年5月18日，授权日为2010年1月1日。原告为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在中国境内的被许可人，有权对侵犯“先玉335”玉米新品种权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原告发现在徐州丰县种子市场有人以其他品种的名义销售“先玉335”玉米种子获利。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于2011年5月7日派员在公证人员陪同下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向被告一绿地公司购买了由被告二豫玉公司生产的品名规格为“吉农玉309”的“豫禾”牌玉米种子。2011年5月17日，原告将上述购买的“吉农玉309”的“豫禾”牌玉米种子样品送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鉴定，6月2日该中心通过DNA指纹鉴定确认所述样品与“先玉335”的玉米新品种在产品特性上无明显差异。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植物新品种权，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1、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先玉335”玉米种子，并对现存的“先玉335”玉米种子予以转商或灭活性处理；2、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3、赔偿原告为调查取证及追究两被告的侵权责任所产生的调查费、公证费、鉴定费、律师费和其他实际支出10万元；4、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告明确两被告共同实施了生产、销售被控侵权种子的行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绿地公司辩称：1、被控侵权的种子是由其销售，但其进货来源是有人上门推销，实际进货量只有1小包（25小袋），绿地公司没有生产该种子，该种子实际由谁生产其并不清楚。2、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首先，“先玉335”玉米种子未经江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原告依法在江苏境内不能生产、销售该种子，故原告所主张的因被告侵权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存在。其次，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过高。最后，绿地公司销售被控侵权种子的数量很小，不应承担如此高的赔偿数额。
被告豫玉公司辩称：1、豫玉公司生产的“吉农玉309”正品种子的外包装和包装内的玉米种与被控侵权的种子完全不同，其从来没有生产、销售过被控侵权的种子，该种子是不法分子假冒豫玉公司名义生产的假种子，豫玉公司也是受害者。2、原告请求赔偿损失及维权费用110万元没有依据。“先玉335”玉米种子未经江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即使绿地公司销售了被控侵权的种子，原告也没有损失。另外原告主张的律师费8万元过高。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05年5月18日，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就其选育的“先玉335”玉米种子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2010年1月1日获得授权，品种权号为CNA20050280.8。2010年6月18日，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出具《授权书》，授权包括原告登海公司在内的3个被许可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侵犯和损害其植物新品种权的单位和个人，单独或共同提起民事诉讼。上述被许可人有权委托中国律师代表其在以下代理权限内对任何侵权单位或个人采取法律行动：调查取证，在民事诉讼中提交起诉状、参加庭审、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执行、接收经济赔偿等。该《授权书》已经美国公证人员证明，并经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认证。
2011年5月7日登海公司派员在公证员的陪同下在绿地公司购买了外包装袋标注有“吉农玉309”的种子4袋，并取得绿地公司出具的《河南省豫玉种业有限公司信誉卡》1张。该信誉卡手工填写的品名规格为“吉农玉309”，种子单价为每袋“50”元，合计金额为“200”元，经手人为“绿地种业”。购买后，公证员对所购4袋种子进行了封存。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对上述行为作了公证，并出具了（2011）徐徐证民内字第1098号公证书。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对公证处封存的被控侵权的种子实物进行了拆封查验。该种子外包装袋标注有“豫禾”商标、品种名称“吉农玉309”、净含量“4400粒”、厂名“河南豫玉种业有限公司”、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翠竹街9号”、审定证号“吉审玉2009010”、生产许可证编号“（甘）农种生许字（2008）第0011号”、生产日期“2010年11月1日”等信息（见附图1）。登海公司陈述，公证购买的被控侵权种子外包装袋上有豫玉公司的商标、厂名、厂址等信息，另外信誉卡也是来自于豫玉公司，两者结合，可以认定被控侵权种子生产厂商为豫玉公司。绿地公司陈述，该种子是其销售的，进货来源是有人上门推销，并不是从豫玉公司进的货，总共就进了25袋，进价为每袋30元，销售价为40－50元。豫玉公司陈述，被控侵权的种子并非其生产、销售，其生产的“吉农玉309”正品种子与被控侵权的种子完全不同。豫玉公司提供了（甘）农种生许字（2008）第0020号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其生产的“吉农玉309”种子1袋。该种子外包装袋标注有“豫禾”商标、品种名称“吉农玉309”、净含量“6000粒”、厂名“河南省豫玉种业有限公司”、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翠竹街6号”、审定证号“吉审玉2009010”、生产许可证编号“（甘）农种生许字（2008）第0011号”、生产日期“2010年11月”等信息（见附图2），登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登海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豫玉公司生产、销售过6000粒包装规格的种子，并不能证明豫玉公司没有生产过4400粒包装规格的被控侵权种子。经当庭比对：豫玉公司提交的“吉农玉309”种子外包装袋与被控侵权种子外包装袋在整体布局、图案、色彩及文字上均有部分不同；豫玉公司提交的“吉农玉309”种子外包装袋上标注的豫玉公司的名称、地址与豫玉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信息一致，标注的生产许可证编号亦可在中国种业信息网上查询到；被控侵权种子外包装袋上标注的豫玉公司的名称、地址与豫玉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信息有差异，标注的生产许可证编号未在中国种业信息网上查询到。
另外，豫玉公司还提交了其与甘肃省酒泉奥凯种子机械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的种子加工生产线设备销售合同、分装生产线和“吉农玉309”种子卷材包装照片、其与郑州市彦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该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用以证明：1、其于2009年上线了种子加工成套设备，只能使用卷材型的种子小包装；2、其生产的“吉农玉309”正品种子的包装方法是在种子生产线上将卷材包装通过热熔机形成小包装，一次成型；3、“吉农玉309”正品种子卷材包装的规格只有6000粒一种，其从未使用过被控侵权种子的外包装袋。登海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为豫玉公司单方出具，存在变造的可能，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与豫玉公司提交的“吉农玉309”种子实物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关于公证购买被控侵权种子时绿地公司出具的《河南省豫玉种业有限公司信誉卡》，豫玉公司陈述其与绿地公司只就“豫禾988”玉米种子的销售有合作关系，故其向绿地公司提供了空白的信誉卡，涉案的“吉农玉309”种子信誉卡是由绿地公司自己手工填写，与豫玉公司无关。豫玉公司还提供了其与绿地公司于2010年8月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意向书》，该意向书约定豫玉公司授权绿地公司在丰县区域内总销售玉米杂交种子“豫禾988”或“豫禾858”。登海公司对该意向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登海公司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豫玉公司没有向绿地公司提供过被控侵权的种子。绿地公司陈述，其与豫玉公司确实就“豫禾988”玉米种子的销售有合作关系，但其与豫玉公司就“吉农玉309”种子的销售并没有任何合作关系。
2011年5月17日，登海公司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对上述公证购买的被控侵权种子和登海公司提供的“先玉335”种子样品，使用DNA指纹方法进行了检测。2011年6月2日，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出具了《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两者无明显差异。庭审中，两被告均认为《检验报告》中依据的“先玉335”种子样品由登海公司提供，对该《检验报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登海公司申请对公证购买的“吉农玉309”种子和“先玉335”种子在产品特征上是否无明显差异或极近似进行司法鉴定，两被告对此没有异议。本院派员赴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从其下属的植物新品种保藏中心调取了“先玉335”种子样品，并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进行了鉴定。登海公司为此预付鉴定费5030元。2013年5月16日，该检测中心出具了《检验被告》，检测结论为相同或极近似。庭审中，两被告对该检测结论及被控侵权种子即为“先玉335”玉米种子没有异议。
2012年5月20日，青岛振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莱州分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该报告记载，2011年1月－12月，登海公司“先玉335”实现净收入7.10亿元，营业利润3.24亿元，销售数量（计量单位：4400粒／袋）2214万袋，每袋利润14.62元。两被告认为，经相关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先玉335”玉米种子适宜种植区域并不包括江苏省，根据种子法的相关规定，江苏境内并不能生产、销售“先玉335”种子，登海公司就该种子的销售在江苏境内并没有任何收益，更谈不上有任何损失。豫玉公司还提交了其在相关网站上查询的关于“先玉335”审定品种详情的打印件，用以证明该种子的审定区域并不包括江苏。登海公司陈述，“先玉335”经相关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适宜种植区域确实不包括江苏省，“先玉335”在江苏境内也没有销售，但是该种子在玉米种子中是知名产品，在全国其他地区有销售，且销量巨大，所以两被告在江苏地区销售被控侵权种子依旧会对原告的种子品牌产生损害，并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另外，据登海公司估算，绿地公司销售被控侵权种子使用的面积大约在4－5万亩，1亩要使用1袋侵权产品，其每亩获利25元，因此，其获利总计约在100－125万元之间，故登海公司主张两被告连带赔偿100万元。
登海公司主张为本次诉讼支出的费用为10万元，其中有票据证明的费用合计8.92万元，包括购买被控侵权种子200元、检测费6000元、公证费3000元、律师费8万元。两被告认为律师费用明显过高。
另查明，豫玉公司于2003年3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3018万元，经营范围为各类农作物种子销售，农作物种子研制、开发、推广、生产加工。绿地公司于1997年11月10月成立，注册资本30万元，经营范围为副食品零售，瓜果、蔬菜良种、农副产品、植物调节剂、木制家具、农作物包装种子零售。
以上事实有原告登海公司提交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授权书、（2011）徐徐证民内字第1098号公证书、检验报告、专项审核报告、委托代理合同和律师费、公证费、检测费发票，被告豫玉公司提交的“吉农玉309”种子实物、（甘）农种生许字（2008）第0020号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其与甘肃省酒泉奥凯种子机械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的种子加工生产线设备销售合同、分装生产线和“吉农玉309”卷材包装照片、其与郑州市彦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该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先玉335”审定品种详情打印件以及本院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
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系“先玉335”玉米种子的品种权人，其权利受法律保护。登海公司根据品种权人的授权，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控侵权种子为“先玉335”玉米种子以及绿地公司销售了被控侵权种子均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两被告是否共同生产、销售了被控侵权种子以及两被告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豫玉公司生产、销售了被控侵权种子
豫玉公司认为，其生产的“吉农玉309”正品种子的外包装和包装内的玉米种与被控侵权的种子完全不同，其从来没有生产、销售过被控侵权的种子。登海公司主张，虽然豫玉公司提交的“吉农玉309”正品种子与公证购买的被控侵权种子外包装袋上有差异，豫玉公司生产的“吉农玉309”也拥有合法的生产许可证。但被控侵权种子的外包装袋上有豫玉公司的商标、厂名、厂址等信息，另外信誉卡也是豫玉公司提供的，故根据现有证据仍然可以证明被控侵权种子是豫玉公司生产、销售的。本院认为，在豫玉公司提供了与被控侵权种子同时期生产的正品种子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应对登海公司提交的侵权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严格审查，并结合其他证据作出综合判断，否则将可能会损害相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1、关于被控侵权种子实物。被控侵权种子外包装袋上的标注的厂名为“河南豫玉种业有限公司”，而豫玉公司工商登记的名称为“河南省豫玉种业有限公司”；被控侵权种子外包装袋上的标注的地址为“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翠竹街9号”，而豫玉公司工商登记的地址为“郑州市高新区翠竹街6号”；被控侵权种子外包装袋上的标注的生产许可证编号为“（甘）农种生许字（2008）第0011号”，该编号登海公司在中国种业信息网上并未查询到，应为虚假信息；被控侵权种子经鉴定为“先玉335”，而非外包装袋上标注的“吉农玉309”。综上，被控侵权种子显然是假种子，但仅凭该证据并不能直接推定该种子是由豫玉公司生产、销售，豫玉公司认为该种子是不法分子假冒其名义生产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
2、关于《河南省豫玉种业有限公司信誉卡》。该信誉卡是登海公司在公证购买被控侵权种子时由绿地公司出具。豫玉公司认为，其与绿地公司就“豫禾988”玉米种子的销售有合作关系，故其向绿地公司提供了空白的信誉卡，被控侵权种子所附信誉卡上“吉农玉309”等信息是由绿地公司销售人员手工填写。绿地公司对此也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豫玉公司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信誉卡手工填写的“吉农玉309”等信息与豫玉公司有关。
3、关于被控侵权种子的来源。绿地公司陈述，被控侵权种子的来源是有人上门推销，并不是来自于豫玉公司。登海公司虽然对绿地公司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但也没有提供除被控侵权种子实物、信誉卡以外的其他证据用以佐证该种子来源于豫玉公司。
综上，本院认为，在豫玉公司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豫玉公司生产、销售了被控侵权种子。登海公司要求豫玉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绿地公司生产了被控侵权种子
登海公司主张绿地公司与豫玉公司共同实施了生产、销售被控侵权种子的行为。绿地公司认为，其只是销售了被控侵权种子，该种子是谁生产的，其并不清楚。本院认为，从绿地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来看，其只能从事农作物包装种子零售，登海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绿地公司具有种子生产能力或者实施了生产被控侵权种子的行为，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绿地公司生产了被控侵权种子。登海公司要求绿地公司停止生产被控侵权种子的诉讼请求，缺少证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绿地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绿地公司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销售了“先玉335”玉米种子，且无法提供合法来源，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登海公司要求绿地公司停止销售被控侵权种子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登海公司要求对现存的“先玉335”玉米种子予以转商或灭活性处理的诉讼请求，因登海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尚有库存侵权种子的存在，故对于这一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数额。登海公司认为，据其估算绿地公司销售被控侵权种子使用的面积大约在4－5万亩，故其获利应在100－125万元之间，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登海公司的上述计算方法不予采信。绿地公司认为登海公司的“先玉335”玉米种子在江苏境内没有销售，其实际并没有损失，且绿地公司销售数量只有25袋，获利很少。本院认为，被侵权人因侵权所受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均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登海公司要求以绿地公司的获利来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绿地公司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控侵权种子的实际销量，故本院对绿地公司的上述主张亦不予采纳。但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本院将对登海公司在江苏并没有销售“先玉335”玉米种子这一情况予以综合考虑。关于合理费用，绿地公司认为8万元的律师费过高，本院认为律师费属于登海公司维权的必要开支，但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登海公司不能证明8万元律师费确属必要，本院不予全额支持。鉴于双方均未能提供登海公司因侵权所受损失或者绿地公司因侵权所得利益的证据，也没有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费作为参考，故本院将综合考虑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获得时间，被告经营规模和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侵权种子的销售单价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特别是绿地公司作为种子经营者，在明知我国对种子生产、经营实行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的情况下，仍然违法销售假种子且无法提供假种子的来源，其主观过错明显这一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在本案审理期间，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行了修改，并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鉴于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在条例修改前，故本案适用修改前的条例。
据此，依照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绿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先玉335”玉米种子；
二、被告绿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登海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三、驳回原告登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原告登海公司负担4700元，被告绿地公司负担10000元，鉴定费5030元由绿地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汇往户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江苏省南京市山西路支行，账号：03×××75）。
审 判 长 薛 荣
代理审判员 周 晔
代理审判员 梁 凯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文琳
附图1：
附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