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65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2，女，1951年9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江×之法定代理人），女，1981年5月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女，2008年6月25日出生，学龄前儿童。
以上三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冉维芳，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刘宁宁，女，1981年7月18日出生，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3（兼鲁×1、鲁×2之委托代理人），女，1959年7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鲁×2，女，1995年4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鲁×1，男，1962年11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西城区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头条**号。
法定代表人王冬，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燚，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徙南，男，1990年4月28日出生，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1（兼孙×之委托代理人），男，1946年1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女，1947年3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4，男，1976年9月30日出生。
上诉人徐×2、韩×、江×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2）西民初字第20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8月，徐×2、韩×、江×、徐×3、鲁×2、鲁×1诉至原审法院称：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西城区分中心（以下简称西城分中心）依据京建拆许字（2010）第1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对包括北京市西城区×号（以下简称×号）在内的地区实施拆迁。在拆迁过程中，西城分中心在未通知徐×2的情况下，与徐×1于2011年1月22日签订了拆迁协议书。徐×1为完善拆迁程序，事后从徐×2处骗得授权委托书交予西城分中心。并且西城分中心及徐×1为隐瞒补偿协议内容，始终没有将补偿协议书内容告知我们。本案补偿协议书的签订，是在徐×1以及西城分中心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的情况下签订的，没有按拆迁的规定实施拆迁，更是没有考虑到我们属无房户的实际情况，严重侵害了我们应享有拆迁权益。协议书中有我们六人的姓名，我们应属安置对象。现要求依法确认2011年1月22日徐×1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诉讼费由对方承担。
西城分中心辩称：在承租人去世的情况下，我中心针对实际居住人进行安置。×号两间房屋（建筑面积25.73平方米，使用面积19.3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原来由徐×2与徐×1之母关×承租。关×去世后房屋由徐×1夫妇及徐×4一家实际居住。我中心认为徐×1一家三口是关×承租房屋及另一间房屋的安置人口。关于协议日期与委托书不一致，是因被拆迁人签协议后，我单位审查，所有材料、手续齐全后我单位才会盖章。即使两个时间存在先后之分，授权书也是对当初所有行为的追认。拆迁协议内容有徐×2等六人姓名只是登记姓名，并不说明其六人属于安置对象。不同意徐×2等人的诉讼请求。
徐×1、徐×4、孙×辩称：1982年左右徐×1父母就搬至祁家豁子单位分给徐×1父亲的另一处房屋居住。我们一家三口自1983年就在徐×1母亲承租的涉案房屋内居住直至拆迁。徐×2等六人均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过。徐×4在此院还另外承租一间南房。徐×2及徐×3均另外有住房。拆迁时，徐×2和徐×3均与拆迁单位进行协商。徐×2等因户口在此，所以想要户口钱，徐×1考虑三人是兄妹关系，不管是否应该，也分别给了他们钱。徐×2和徐×3同意徐×1全权处理拆迁一事，签完协议后，他们二人也看到协议。故不同意徐×2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拆迁人西城分中心依据拆迁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结合现场情况与被拆迁房屋的实际居住人签订的西城旧城保护和居民住房改善工程二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双方已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徐×2等六人非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且拆迁时也未在该房内实际居住，现其要求确认徐×1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判决：驳回徐×2、韩×、江×、徐×3、鲁×2、鲁×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徐×2、韩×、江×不服，上诉至本院称：西城分中心不具备拆迁资质；徐×2等六人的户籍在涉案房屋内，是常住户，是被拆迁人，徐×1一家户籍未在涉案房屋内，西城分中心不应与其签订拆迁协议；徐×1在签订拆迁协议后以欺诈手段取得徐×2与徐×3的授权，拆迁补偿协议侵犯了徐×2等六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西城分中心，徐×1、孙×、徐×4同意原判；徐×3、鲁×2、鲁×1同意徐×2等的上诉请求，不同意原判，但未上诉。
经审理查明：北京市西城区×号院×－×号房屋2间（19.3平方米）系关×承租的公房。徐×2、徐×3及徐×1系关×之子女。徐×2与韩×系母女，江×系韩×之女。徐×3与鲁×1系夫妻，鲁×2系二人之女。关×于2003年8月去世。徐×2、韩×、江×、徐×3、鲁×2、鲁×1及徐×1、徐×4、孙×户籍登记在西城区×号，徐×4及徐×2二人分别为户主。
2011年1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街道×社区居委会出具《关于×号院关×的房屋说明》，该说明记载自1983年至拆迁徐×1及其妻孙×长期在关×承租的房屋内居住。诉讼中，徐×2等六人认可1996年徐×2等六人全部从×号搬出，且关×去世时其六人亦不在此居住。
2011年1月22日，西城分中心根据京建西拆许字（2010）第1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与徐×1签订《西城旧城保护和居民住房改善工程二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内容为：拆迁人：西城分中心，被拆迁人：关×（已故）徐×1；拆迁依据京建西拆许字（2010）第1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西城分中心因西城旧城保护和居民住房改善工程二区项目建设，需要拆迁被拆迁人在拆迁范围内×号所有的房屋；徐×2等六人人及徐×1一家三口户籍均在该拆迁协议中记载。根据该拆迁协议徐×1获得拆迁款1461234.60元。
2011年1月26日，徐×2、徐×3向徐×1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号院关×（已故）承租南房两间（面积19.3米）现在拆迁，经协议由关×之子徐×1负责全部事宜”。关于委托书出具的背景，徐×3在本院审理期间称，徐×1找到其要求出具委托书，徐×2亦告知其已为徐×1出具委托书，徐×3知道拆迁的事情，也找过拆迁部门，拆迁部门说需要委托给家里一人办理拆迁款领取手续，故其为徐×1出具委托书，但当时并不知徐×1已与拆迁部门签订了拆迁协议。徐×1称徐×2、徐×3二人均到拆迁部门了解过拆迁事宜，拆迁部门告知其仅户口在被拆迁房屋内没有拆迁款，但二人仍向徐×1要钱，徐×1承诺给钱，二人才出具的委托书。西城分中心称徐×2、徐×3二人曾到拆迁部门了解过拆迁事宜。
2011年2月1日，徐×2、徐×3分别为徐×1出具收条，收条显示徐×2收取徐×1拆迁款二十五万元，徐×3收取徐×1拆迁款户口费十五万元。
另查，徐×4亦与西城分中心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中写明：被拆迁人在拆迁范围内正式住宅房屋一间，现有正式户籍一户三人，分别为徐×4、徐×1、孙×；徐×1及孙×在×号院实际居住公房2间，有关安置补偿见2－7－159号协议书（即上述协议书）。
上述事实，有常住人口登记卡、租赁合同、居委会证明、拆迁情况调查表、拆迁公告、收条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徐×2、韩×、江×上诉称其应是被拆迁人，徐×1不应是被拆迁人，徐×1通过欺诈手段取得其办理拆迁事宜的授权，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难以采信。本案中，西城分中心依据京建拆许字（2010）第1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对涉案房屋进行拆迁；涉案房屋之承租人关×（徐×2、徐×3、徐×1之母）已去世，徐×2、徐×3等六人户籍在涉案房屋内，但并未在涉案房屋内实际居住，徐×1、徐×4、孙×一家自1983年起即在涉案房屋内实际居住；根据徐×3自述其曾到拆迁部门了解拆迁事宜，徐×2、徐×3亦为徐×1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号院关×（已故）承租南房两间（面积19.3米）现在拆迁，经协议由关×之子徐×1负责全部事宜”；综合上述情况，难以认定徐×2等人对拆迁事宜不知情，难以认定西城分中心与徐×1在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徐×2等人利益等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徐×2、徐×3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徐×2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徐×2负担（已交纳35元，余款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徐×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阳春
审 判 员 史 伟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张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