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民一终字第7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立嵘，女，194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峥，女，194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俊，女，195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明，男，1959年9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庆刚，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伟，男，196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因与被上诉人吕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3）市民初字第3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吕立嵘、吕峥、吕明，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庆刚，被上诉人吕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与吕伟系兄弟姐妹关系，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与吕伟之父马某某于1988年去世，其母吕菊于2011年10月9日去世。位于济南市X街X单元X室房屋系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与吕伟之母吕菊参加房改于2001年8月27日取得所有权。2005年3月14日，吕菊与吕伟签订《二手房买卖协议》一份，2005年3月17日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办理至吕伟名下。在本案审理期间，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向原审法院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申请鉴定事项为：“1、落款日期为05年3月14日的《二手房买卖协议》中，卖方（甲方）“吕菊”，买方（乙方）“吕伟”以及甲方（签字）“吕菊”和乙方（签字）吕伟的签名是否全是同一人所写；2、《二手房买卖协议》、《房屋所有权转让登记申请表》、《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申请审批表》中所有五个“吕菊”签名与《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和《拆迁安置协议》中“吕菊”签名是否同一人所写”，在原审法院委托鉴定过程中，因样本仅2处“吕菊”签名，笔迹特征反映欠充分，二者比对条件差，且未能提供补充样本，被某某司法鉴定所作出了退鉴处理，在再次委托司法鉴定前，对于检材样本的确定，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与吕伟均认可由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2011年3月4日农业银行取款凭条上的“吕菊”的签名为吕菊本人所签，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再次依法委托了某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4年12月10日，某某司法鉴定所作出了日浩（2014）文鉴字第71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二手房买卖协议》中2处“吕菊”签名是同一人书写、2处“吕伟”是同一人书写，2处“吕菊”和2处“吕伟”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2、送检的《二手房买卖协议》、《房屋所有权转让登记申请表》和《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申请审批表》中5处“吕菊”签名与样本笔迹是同一人书写。对于该鉴定结论，吕伟无异议，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不予认可，认为该鉴定违反程序，结论与样本相矛盾，鉴定结论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本案中，虽然某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日浩（2014）文鉴字第71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中将《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拆迁安置协议》及2011年3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凭条列为鉴定样本，但根据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与吕伟对于鉴定样本的质证意见可知，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与吕伟均认可将取款凭条中“吕菊”的签名作为鉴定样本使用，对于另两份鉴定样本双方存在不同的意见，且根据某某司法鉴定所《退卷函》的内容显示，《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拆迁安置协议》作为鉴定样本的笔迹特征反映欠充分，比对条件差，后在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2011年3月4日的银行取款凭条作为鉴定样本再次委托鉴定后，某某司法鉴定所才作出了日浩（2014）文鉴字第71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虽然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对于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并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但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鉴定意见的作出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对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于某某司法鉴定所日浩（2014）文鉴字第71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作出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根据日浩（2014）文鉴字第71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可以证实，涉案的《二手房买卖协议》中“吕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并未能举证证实在吕菊与吕伟签订履行《二手房买卖协议》过程中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对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要求确认吕伟与吕菊之间买卖房屋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负担。
上诉人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认定“对于检材样本的确定，原、被告均认可由原告方申请本院调取的2011年3月4日农业银行取款凭条上的“吕菊”的签名为吕菊本人所签”，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样本的真实性是鉴定结论准确的基础。在某某司法鉴定所发函让上诉人补充笔迹样本后，上诉人提供的是2011年4月19日农业银行取款单吕菊的签名，而被上诉人认可的是2011年3月4日农业银行取款单吕菊的签名。原审法院让上诉人在五天内（包括两天周末休息日）交上吕菊新的笔迹补充样本，否则上诉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因吕菊已经去世，而实际上其子女多次去农业银行替代其取款签名，实在无法在这么短时间内找到一张死者签名的样本，这张取款单作为笔迹鉴定样本是有争议的，但为了避免上诉人举证不能而败诉，无奈之下上诉人才以吕伟认可的2011年3月4日农业银行取款凭条上的“吕菊”的签名作为补充样本写了申请。所以上诉人并不是自愿情况下而写的申请，样本的真实性是存在异议的。二、某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日浩（2014）文鉴字第71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违反法定程序，结论与样本相矛盾，鉴定结论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一）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对鉴定过程的实时记录并签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四）对鉴定过程的说明”，《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记录可以采取笔记、录音、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的内容应当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清晰，记录的文本或者音像载体应当妥善保存。”而鉴定人并未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如实的必要记录并签名，违反了上述法条的程序规定。（二）司法鉴定意见书未标明鉴定检材和样本的形式，影响鉴定结论的可采性。鉴定意见书中并未标明鉴定的检材和样本是复制自复印件还是原件，《笔迹鉴定规范》规定“复制的检材和样本字迹应当清晰，能真实反映检材和样本字迹的原貌及其细节。”如果是复制自复印件，那么检材和样本的真实性如何探知，这使此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基础就存在质疑，那么以此为基础作出的鉴定意见必然也会遭到质疑。（三）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笔迹特征比对表》，原审法院不应采信。根据《笔迹鉴定规范》“笔迹鉴定应当制作《笔迹特征比对表》，并对主要的笔迹特征进行标识或说明，以便能对笔迹特征的异同情况、变化范围、程度、形成原因等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和分析。”“局部字迹的比对和单字的比对，应当制作《笔迹特征比对表》。”“当比对的字数较少或是惯用格式，如签名、日期、金额等，可直接制作需检字迹的《笔迹特征比对表》，不需制作单字的《笔迹特征比对表》；如需对个别单字进行重点的比对分析时，亦应制作单字的《笔迹特征比对表》。”而某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日浩（2014）文鉴字第71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却并未制作《笔迹特征比对表》，没有比对表，无法说明检材和样本之间有哪些相同点有哪些不同点，该鉴定书所主张的事实无法客观重现，得出结论无法重复验证，也就无法令人信服，原审法院不应采信。（四）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说明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无法证明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而该鉴定书却没有载明此次笔迹鉴定所采用的科学技术手段，笔迹鉴定的比对方法多种多样，对于使用何种方法、何种仪器进行的鉴定，都无法从鉴定意见书中体现，故其鉴定结论也无法令人信服，不具有科学性。（五）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的主观色彩浓重，客观依据不足。鉴定人得出鉴定结论的依据明显带有主观性，没有注意到案件的客观事实。1.某某司法鉴定所得出的最后鉴定意见为“是同一人书写”、“不是同一人书写”属于《笔迹鉴定规范》中的确定性结论，而确定性结论中“肯定同一”要求：a）检材与样本字迹存在足够数量的符合特征，且符合特征总和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b）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本质的差异特征；c）检材与样本字迹发生变化的笔迹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否定同一”要求：a）检材与样本字迹存在足够数量的差异特征，且差异特征总和的价值充分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b）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本质的符合特征；c）检材与样本字迹相同或相似笔迹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鉴定意见中存在很多主观性，在认定检材上5处“吕菊”签名与样本“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分析是书写生理、病理不同或书写习惯历时变化等因素所致，属非本质差异”，书写人签名时是否患病，患病对书写有无影响，这些都无从查证，只是鉴定人的自我主观臆断，不可采信。2.《笔迹鉴定规范》第4部分笔迹鉴定规程中规定“签名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符号系统，一方面它具有字数少、书写模式变化多、易被摹仿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书写实践活动中，出现频率最高、练习最多也是最为熟练的一种书写活动。因此，在鉴定中应特别注意把握了解和分析案情。了解案件发生的经过、性质、争议的焦点及其它相关情况，特别是涉案当事人的情况、相互关系及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占有或有可能获取对方的签名等……。”被上诉人吕伟在2013年11月15日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当上诉人提出二手房买卖表中5个“吕菊”都不是吕菊本人所写时，被上诉人没有反驳，也没有提出做吕菊签名的笔迹鉴定，且被上诉人提供不出买卖吕菊房屋玖万元的证据。凡此案情的种种事实，都未被鉴定人予以考虑。当事人双方于2013年12月23日就在原审法院摇号选择到某某司法鉴定所做吕菊笔迹鉴定，随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鉴定材料在原审法院扣留长达6个月、某某司法鉴定所一次要求补充样本、一次退回鉴定，直到2014年10月8日才签订鉴定委托书，从2014年12月4日受理，到2014年12月8日鉴定，仅仅4天时间就作出了鉴定结论，前期时间之拖延，鉴定时间之仓促、结论之主观，实在令人发指。（六）鉴定结果与样本相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根据原审庭审笔录，上诉人代理律师法庭询问鉴定人员张某某，鉴定人员张某某亲口认可鉴定比对的样本为《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和《拆迁安置协议》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凭条》，并且都进行了比对。但是鉴定人员不知道其中一个样本《拆迁安置协议》中“吕菊”的签名被上诉人亲口承认是其代签的，那么鉴定结论就与样本存在重大矛盾，既能得出签名是“吕菊”所签，也能得出签名为被上诉人吕伟所签。因此，我们有理由质疑鉴定结论有重大错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证据充足，理由充分，原审法院理应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对鉴定过程的实时记录并签名、未标明鉴定检材和样本的形式、缺乏《笔迹特征比对表》、没有说明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主观色彩浓重，客观依据不足，鉴定结论与样本相矛盾，这些都足以认定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故上诉人重新鉴定之申请，理应获得法院之准许。综上，由于原审法院认可了错误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才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对本案进行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依法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吕伟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2014年6月9日吕立嵘等上诉人一方向原审法院提交“关于对法院调取的二张‘吕菊’银行签名的质证意见”的书面质证意见，该书面质证意见载明其认同吕伟认可的2011年3月4日载有“吕菊”签名的农业银行取款凭条作为补充鉴定样本材料。
原审时涉案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并就涉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相关问题进行答复或说明。关于《笔迹特征比对表》问题，鉴定人述称，《笔迹特征比对表》是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进行检验使用的，没有附到鉴定意见书中，保存在内部档案中；关于检测样本问题，鉴定人述称，检测样本使用的原件，原件是鉴定人与原审法院技术室工作人员一起到房管局调取；关于鉴定过程的实时记录问题，鉴定人述称，其档案中有一套材料，原审庭审时未带来；关于鉴定使用的科学手段问题，鉴定人述称，根据送检的样本反映的笔迹特征，运用专业技术及鉴定人员积累的经验进行综合判断，作出的鉴定结论。包括目测，借助放大镜及德国蔡司高倍体视显微镜进行显微观察，还有通过进行综合评断作出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书中对此未作说明是因为鉴定规范规定的很明确，根据省司法厅的规范，分几个层次出具鉴定意见书，将主要的结论列上，没有必要面面俱到。
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20日就《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拆迁安置协议》等上面“吕菊”签名的真实性问题对吕伟进行询问，吕伟主张“《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上买房人姓名处吕菊的签名不确定是否系吕菊本人所签，该表下方申请人签章处吕菊的签名也不确定是否系吕菊本人的签名；《拆迁安置协议》上被拆迁人处吕菊的签名不确定，该协议下方乙方签名处吕菊的签名是我签的，因为拆迁安置这个事都是我去跑的……”。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21日就《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拆迁安置协议》等上面“吕菊”签名的真实性问题对吕立嵘及原审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庆刚进行询问，吕立嵘主张“《拆迁安置协议》下方乙方处吕菊的签名是真实的，《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下方申请人签章处吕菊的签名是真实……”。
某某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许可证载明：证号XX鉴登字XX号；鉴定业务范围：文书鉴定（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印刷文件鉴定、朱墨时序鉴定、篡改文件鉴定）；痕迹鉴定（指印鉴定）；有效期限：2013年03月05日至2018年03月04日；颁证机关某省司法厅。
某某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4月23日向原审法院出具《退卷函》一份，该函载明：“贵院委托的关于对“吕菊”签名等笔迹真伪鉴定一案（详见（2013）济中区法技鉴字第352号鉴定委托书）。经我所对送检材料检验后认为：检材笔迹特征稳定性较差，样本仅2处“吕菊”签名，笔迹特征反映欠充分，二者比对条件差，经发函要求补充吕菊笔迹样本，至今未提供补充样本，故依据现有材料，存疑笔迹所属无法做出确认，作退案处理……”。
某某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2月4日向原审法院出具《说明函》一份，该函载明：“贵院委托的关于对“吕菊”签名等笔迹真伪鉴定一案，我所对出具的日浩（2014）文鉴字第7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相关问题作以下说明：贵院首次送检的样本为《拆迁安置协议》和《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2份，因笔迹特征反映欠充分，比对条件差，我所作了退卷处理。后补充了“2011年3月4日”《取款凭条》1份样本，经我所检验后认为，补充样本中的“吕菊”签名，特征反映较充分、价值较高，在本案检验的过程中作为了关键特征与检材笔迹进行的比对分析。特此说明。”
以上事实由调查笔录、《退卷函》、《说明函》、司法鉴定许可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将涉案农业银行取款凭条（2011年3月4日）作为鉴定样本是否正确；二、原审采信涉案鉴定意见及未准许上诉人一方（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关于重新鉴定的申请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笔迹鉴定的目的往往为认定案件中作为物证的文书上的字迹或签名是否为某个具体的自然人所书写。为了达到笔迹鉴定的目的，符合鉴定需要的笔迹样本是必不可少的。笔迹样本是鉴定人准确认识检材字迹，并据以作出肯定或否定意见的重要依据。本案中，涉案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凭条系上诉人一方申请原审法院自农业银行调取，且业经当事人质证。从吕立嵘等上诉人一方于2014年6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看，其认同吕伟认可的2011年3月4日载有“吕菊”签名的农业银行取款凭条作为补充鉴定样本材料，其意思表示真实且明确。上诉人主张其原审时以2011年3月4日载有“吕菊”签名的农业银行取款凭条作为补充样本，并非是自愿情况下所为，但对该主张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同意将上述农业银行取款凭条上“吕菊”签名作为补充样本，应视为其认可该取款凭条上“吕菊”签名由吕菊本人所签。故原审将涉案农业银行取款凭条（2011年3月4日）作为鉴定样本依法委托鉴定，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系某某司法鉴定所，经审查，某某司法鉴定所具有某省司法厅颁发的鉴定许可证，且其鉴定业务范围为文书鉴定（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印刷文件鉴定、朱墨时序鉴定、篡改文件鉴定）；痕迹鉴定（指印鉴定）等。故某某司法鉴定所具备相关鉴定资格。
关于涉案鉴定样本的质证及使用问题。根据原审时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与吕伟对于鉴定样本的质证意见可知，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与吕伟均认可将2011年3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凭条中“吕菊”的签名作为鉴定样本使用，对于另两份鉴定样本（《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拆迁安置协议》）双方质证时存在不同的意见。根据某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退卷函》及《说明函》的内容可知，首次送检的样本（《拆迁安置协议》和《济南市房改购房产权登记申请书》）因笔迹特征反映欠充分，比对条件差，某某司法鉴定所作了退卷处理。后补充了鉴定样本（2011年3月4日《取款凭条》），经某某司法鉴定所检验后认为，补充样本（2011年3月4日《取款凭条》）中的“吕菊”签名，特征反映较充分、价值较高，在本案检验的过程中作为了关键特征与检材笔迹进行的比对分析。关于鉴定程序、鉴定依据、鉴定所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等问题，原审时涉案鉴定人业已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并就上述相关问题进行答复和说明。二审中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虽对上述涉案鉴定意见书持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鉴定意见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处，亦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鉴定意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可以认定其证明力”之规定，原审采信某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涉案鉴定意见书，并认定涉案《二手房买卖协议》有效，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关于原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一方关于重新鉴定的申请是否正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本案中，吕立嵘、吕峥、吕俊及吕明虽对涉案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上述鉴定意见的作出存在上述法定情形，故原审法院未予准许其重新鉴定申请，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同理，二审中吕立嵘、吕峥、吕俊及吕明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符合上述法定情形，本院对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上诉人吕立嵘、吕峥、吕俊及吕明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吕立嵘、吕峥、吕俊、吕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松成
审 判 员 翟 勇
代理审判员 王立强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 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