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民四终字第6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亮，男，196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芝，女，193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梅，女，194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济宁市任城区卫生学校退休教师，住山东省济宁市。
以上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凌程明，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董成泉，男，196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秀河，男，194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段新颖，男，195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济南历下姚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新泉，男，195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
原审原告董爱荣，女，197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济南市王官庄小区阳光幼儿园教师，住济南市。
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因与被上诉人董秀河、王新泉、原审原告董爱荣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2）历城民初字第3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玉梅及其与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凌程明，被上诉人董秀河的委托代理人段新颖、被上诉人王新泉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原告董爱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关于董庆元继承人的情况。
1、董庆元与妻孙庭臣育有四名子女，即董秀芳、董有善、董有德、董有生（曾用名董友生）。孙庭臣于1974年去世，董庆元于1978年去世。
2、董秀芳与贾汝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六名子女，即贾棋伟（曾用名贾其伟）、贾其贤、贾其俊、贾玲、贾萍、贾其胜。董秀芳于1989年去世。
贾萍与张济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名子女，即张钧熠（曾用名张运）。贾萍于2003年9月去世。
3、董有善与王淑红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五名子女，即董爱华、董爱萍、董爱玲、董爱云、董爱荣。董有善于2003年7月去世，王淑红于2010年9月去世。王淑红的父亲王庆圣于1994年去世，母亲李万英于1997年11月去世。
4、董有德与刘洪芝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董亮、董霞、董丽三名子女。董有德于1996年4月去世。
5、董有生与王玉梅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名子女，即董宁、董志刚、董文。董有生于2006年2月去世。
二、关于诉争房产的情况。
1、1951年4月，政府颁发的富字第71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董庆元、妻孙氏、子大定子、二定子、三成、女四妮在东坡村道北有草房四间、地基一段，亩3分，地基东至李福洪、西至王庆荣、南至王庆棋、北至王庆春。
1965年3月，政府颁发的林权字第2号历城县林木所有证记载在东坡村有4分地归董庆元长期用于植树，同时，林权证记载地名为宅基，东至李圣义、西至王加銮（王庆荣之子）、南至董秀清（王庆棋调整而来）、北至岩根。
上述土地房产所有证、林木所有证原件均在董秀河处。董秀河主张董庆元系其叔父，董庆元于1965年农历十月将其位于东坡村的房屋赠与董秀河，并将上述证件及赠与协议交与董秀河。董秀河提供的1965年农历十月的赠与合同载明：“立遗契人董庆元因我常期居住济南市不能回家了，拾月一日，我回家时看到家中当时的情景，一老一小，吃住非常困难，我很受感动和同情，我与兄长董庆蘭二人商定好后找了村干部王庆仁、王庆利，我没有任合冤言和代价的将东坡宅基地一处、草房四间、天井院一方、合柿树一珠，四至依一九五一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和一九六五年林木所有证一块交给董秀河为据，以后使用修盖一切有他自己管理处治，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和阻当（当时作价陆佰元，我不要了）。另外十月一青明节我两口老后有回家停放出丧权，其它并无除当和要求。以后若为此院争吵，空口无凭，以字为证。街谊王庆利、王庆仁，代书王汉明”。董秀河主张，自1951年始借住董庆元的房屋及院落，董庆元于1965年农历十月将房屋院落赠与董秀河。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对董秀河提供的赠与协议有异议，认为赠与协议系董秀河伪造，主张董庆元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将房屋、院落借与董秀河使用，但并未赠与董秀河。为证实其主张，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提供了“遗嘱”复印件一份，以及2013年2月6日由王庆才、王加年等十四人签名的证明，以证实案涉房屋、院落归董庆元所有。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提供的遗嘱复印件内容与董秀河提供的赠与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代书人同为王汉明。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主张赠与协议与遗嘱均为董秀河书写。董秀河对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提供的遗嘱复印件有异议，认为无原件且与本案无关，对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提供的有王庆才等人签名的证明亦有异议，主张村民无法证实证明内容，且证人未出庭作证。
2、1982年1月12日，政府颁发的历林权字第18号林权证记载，在东坡村有董秀河的林权地四分，地名为宅基，东至李圣仪滴水为界，西至王新泉（王加銮之子），南至董秀清，北至屋后闲地。该18号林权证与1965年的林权证载明的地块为同一地块。
2013年2月1日，东坡村委会及王加忠、王庆芳、王加礼、舒俊清、王书荣等给董秀河出具证明，证明董庆元于1965年将其位于东坡宅基地一处、草房四间、天井一方使用权赠予董秀河。此后董秀河一直在此居住，并多次对房屋翻建、对院落修建，该房一直不存在纠纷。
3、2011年3月19日，董秀河与王新泉签订宅基地转让合同，约定：董秀河将位于东坡村的东西长13.75米，南北长17.75米的宅基地一处转让给王新泉；王新泉支付董秀河转让费6万元等。协议中约定的宅基地即本案诉称的宅基地。董秀河、王新泉均认可合同签订后，王新泉已支付转让费3万元，尚欠3万元，董秀河于2011年3月21日将院落及房屋交付王新泉。
4、2012年11月，董秀河就诉争房屋、院落填写了地籍调查表，其所在的东坡村委会出加盖了公章。
经原审法院现场勘验，位于济南市的宅院内现有北屋四间（石头地基、土坯结构、红瓦房顶）、栏圈一间（土坯）、厨房一间（土坯）、大门一间（土坯）。
另查明：2013年3月，贾汝源、贾棋伟、贾其贤、贾其俊、贾玲、贾其胜出具声明，放弃对董庆元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东坡村院落一处的继承，并将继承份额让与董亮；张济生、张钧熠于2013年6月1日，董爱华、董爱萍、董爱玲、董爱云于2013年3月均出具声明，放弃对董庆元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东坡村房产的继承；2012年11月27日，董霞、董丽出具声明，放弃对董庆元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东坡村院落的继承，并将继承份额让与刘洪芝；2012年10月16日，董宁、董志刚、董文出具声明，放弃对董庆元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东坡村6号院的继承，并将继承份额让与王玉梅。
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主张自2010年始向董秀河主张权利。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董庆元与董秀河之间是否存在案涉房屋、院落的赠与关系。
（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董秀河认为，董庆元将该宅基地赠与其已长达四十八年，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可知目前诉讼时效制度只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并不适用于物权请求权。本案中，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的诉讼请求并非债权请求权，而是物权请求权。故董秀河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的诉讼请求。
（二）关于董庆元与董秀河之间是否存在案涉房屋、院落赠与关系问题。
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认为董秀河与董庆元之间存在案涉房屋、院落的借用关系。董秀河认为其与董庆元之间存在案涉房屋、院落的赠与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决，并公开判决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原审法院将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比较分析如下：
第一、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提供的案涉房屋赠与关系不成立的证明力明显较弱。首先，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提供的政府于1951年颁发的案涉房屋、院落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源自济南市历城区档案馆的复印件，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并无该产权证的原件，亦无证据证明该产权证原件遗失；其次，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提供的遗嘱为复印件，而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无证据证实该遗嘱复印件与董秀河提供的赠与合同均为董秀河所书写；再次，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虽然提供了王庆才等人签名的证明，但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
第二，董秀河提供的有关房屋院落赠与关系存在的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首先，政府于1951年颁发的案涉房屋、院落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原件以及政府于1965年颁发的林木证原件均在董秀河处，并且政府于1982年颁发的林木证已将案涉林木证的使用人变更为董秀河；其次，董秀河提供的赠与协议证实了案涉房屋、院落的取得方式；再次，东坡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了董庆元于1965年将案涉房产赠与董秀河之事，董秀河于2012年11月填写的地籍调查表也得到了东坡村委会的确认。
董庆元及其家人对案涉房屋的态度间接证明了涉案房屋赠与关系的存在。首先，董庆元生前对董秀河长时间占有案涉房屋的行为所持的置之不理态度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董秀河主张自11岁起即在案涉房屋居住，长达六十余年。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陈述董秀河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在案涉房屋居住，但不能提供具体时间。但直至董庆元于1978年去世前，董庆元未对董秀河在案涉房屋中居住的行为提出异议。董庆元去世后，涉案房屋继续由董秀河占有使用。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房屋借用关系持续十五年之久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而房屋所有权人对此并不提出异议更是有悖常理。其次，董庆元或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对董秀河修缮案涉房屋行为未提出异议，也不符合房屋借用习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可知，承租人支付对价的情形下，要对所租赁的房屋进行改建或扩建尚且应先经出租人同意，更何况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房屋借用人。根据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可知，案涉院落中原有草房四间，而经过现场勘验，原有的草房已为红瓦的房屋所替代，说明董秀河在使用房屋过程中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因此，如果董秀河只是借用人，其对房屋进行改造前按照惯例应当取得董庆元或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的同意。但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却未提供证据证明董庆元或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曾提出过异议。董庆元或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的不表态行为显然与房屋借用关系中出借人应有的正常反应不符。再次，董庆元去世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也与常理不符。一般而言，家庭生活资料中价值最高的就是房屋。但董庆元在去世前，却未对董秀河占用的案涉房屋如何处理表态。另外，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作为继承人明知其对案涉房屋有继承权，却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内不及时向董秀河主张房屋所有权显然与常理不符。
根据对以上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力的比较分析可知，在案涉房屋赠与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上，董秀河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董秀河已通过赠与方式取得案涉房屋、院落，其有权对房屋、院落进行处分。董庆元将案涉房产、院落赠与董秀河后，案涉房屋、院落已不属于董庆元的遗产。故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无权主张董秀河、王新泉之间的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亦无权要求董秀河、王新泉返还案涉房屋、院落。对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董亮、董爱荣、刘洪芝、王玉梅负担。
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关于对遗嘱的认定。事实上是被上诉人董秀河伪造了董庆元的遗嘱且该遗嘱上没有董庆元的签名或捺手印，这明显怕模仿不像董庆元的签名而采取的拙劣的伪造手段，试图蒙混过关。这样的遗嘱根本不能成立。其次，该房产是董庆元和孙庭臣的夫妻共有财产，董秀河仅仅伪造了董庆元的遗嘱，也不能将原本属于孙庭臣的份额转给董秀河。2、关于借用时间长短及修缮的问题。由于董庆元和孙庭臣常年在济南市区居住而且路途较远回老家不方便，也不经常回老家。房子如果长期没人居住或照看也容易毁坏，这是常识。而且当时被上诉人董秀河居住困难，将房屋借给其居住既解决了房子看管问题又解决了他的居住问题，而且家中丧事、清明节、十月一都回家看看。所以上诉人及其家人并不是像一审判决中认为的对涉案房屋置之不理，而是基于上述原因而让被上诉人董秀河居住，其长时间居住并不违背常理。同时，使用该房屋的也不仅仅是董秀河一家，还有董成泉也经同意后而使用该房产部分院落。至于一审判决书在所述1951年该院落为草房四间，现经现场勘察为红瓦的房屋所取代。是因为被上诉人董秀河在里面住，没交房屋租金，经同意后被上诉人董秀河维修一下也应该的。3、关于房产证等问题。同样由于董庆元长期不在老家居住，1965年办林权证时被上诉人董秀河来济南找董庆元来拿房权证，在那个年代来回极不方便，后为了今后再使用房权证方便，才没把证件拿回而放在被上诉人董秀河处。关于82年的林权证，也只能证明种在宅基地上的树是被上诉人董秀河所种，只是树木归被上诉人董秀河而已。关于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原审原告董爱荣提交的济南市历城区档案馆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上面加盖了档案馆的盖章并被档案馆认可，按照法律规定经国家机关证明的档案具有极高的证明效力。4、关于村委的证明。首先，村委会的证明没有经过质证，我们也不知道其存在，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其次，按照一审判决所说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了董庆元1965年将涉案房产赠与被上诉人董秀河，其证明超出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于的证明范围，其只能是根据村委会成员个人感知或为了出具证明而听信个别人的一面之词，而以村委会名义出具的证明。但这种情况下，出具该证明的使用公章之人就应该代表村委会出庭接受法庭调查，如果没有法定不出庭的事由而不出庭作证时，要将这种证明作为一种可信性的证人证言予以采纳显然是不合法的，而且董庆元生前也从未对村委会表示过该房产如何处置。董庆元及孙庭臣都曾表示过：咱在老家的那处院子，小四（董秀河）暂时住着，以后孩子们谁想回老家谁好居住。5、本案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严重超过普通程序审理期限。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董秀河与被上诉人王新泉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同时要求被上诉人董秀河、王新泉停止侵权，返还济南市历城区东坡村二区6号的房屋及院落。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董秀河答辩称，董庆元在1965年已立字据将涉案宅基地赠与被上诉人董秀河是不争的事实，有董庆元所立字据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为证。同时，涉案房产的土地使用证及林权所有权证都在被上诉人董秀河手中，足以证实涉案房屋已赠与给被上诉人董秀河。立字据距今已有50年，原房主董庆元也已去世30多年，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在此期间从未主张过权利，足以证明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已放弃权利，本案已超过最长的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新泉答辩意见同被上诉人董秀河答辩意见。
原审原告董爱荣未作陈述。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二审中，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申请对被上诉人董秀河提供的1965年农历十月的赠与合同的书写时间进行鉴定，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5年3月26日，该鉴定中心以超出该中心目前采用字迹形成时间鉴定方法的适用范围为由不予受理。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申请继续鉴定，并增加对笔迹是否系被上诉人董秀河书写的鉴定事项，本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因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鉴定样本均不认可，本院到被上诉人董秀河家提取其笔迹样本资料，2015年10月12日，该鉴定所以缺少同期对比样本、检材与提供样本不具备可比性为由退案。
针对一审中被上诉人董秀河提交的加盖有东坡村委会印章并有王加忠、王庆芳、王加礼、舒俊清、王书荣签名的2013年2月1日的证明，二审中，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提交王庆芳、王加中、王书荣、舒俊清书写的证明各一份及董成泉的侄子董传宝与王书荣的录音一份，以证明王庆芳、王加中、王书荣、舒俊清从未给被上诉人董秀河做过任何证。被上诉人董秀河、王新泉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申请本院通知东坡村委会负责人和在2013年2月1日的证明上签字的王加忠、王庆芳、王加礼、舒俊清、王书荣出庭作证，经本院通知，王加忠、王庆芳、王加礼、舒俊清、王书荣未出庭作证，东坡村委会主任刘延庆出庭作证称当时王加忠、王庆芳、王加礼、舒俊清、王书荣证明房子的事，要求村里盖章，其就盖章了，被上诉人董秀河居住四十年的事属实，但对房子的归属不清楚。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本院的调查笔录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二审中，根据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的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被上诉人董秀河提供的1965年农历十月的赠与合同的书写时间及是否系被上诉人董秀河书写进行鉴定，因不具备鉴定条件，鉴定机构未出具鉴定意见。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主张被上诉人董秀河提供的1965年农历十月的赠与合同系被上诉人董秀河伪造，证据不足。对于一审中被上诉人董秀河提交的加盖有东坡村委会印章并有王加忠、王庆芳、王加礼、舒俊清、王书荣签名的2013年2月1日的证明，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有异议，其在二审中提交王庆芳、王加中、王书荣、舒俊清书写的证明各一份及董成泉的侄子董传宝与王书荣的录音一份，并申请东坡村委会主任刘延庆出庭作证，但以上证言、录音均未能否定“董秀河一直在此居住，并多次对房屋翻建、对院落修建，该房一直不存在纠纷”的事实。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董庆元或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原审被告董爱荣曾对被上诉人董秀河在涉案房屋长期居住和对房屋进行改造的行为提出过异议。结合以上事实，以及政府于1951年颁发的涉案房屋院落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原件和政府于1965年颁发的林木证原件均在被上诉人董秀河处、政府于1982年颁发的林木证已将涉案林木证的使用人变更为被上诉人董秀河、被上诉人董秀河于2012年11月填写的地籍调查表得到了东坡村委会的确认等事实，原审对董庆元与被上诉人董秀河的赠与关系予以采信，并对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原审被告董爱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董亮、刘洪芝、王玉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学宽
审 判 员 王周江
代理审判员 潘 峰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