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一终字第023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肿瘤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环湖东路107号，组织机构代码48500099-9。
法定代表人：许戈良，院长。
委托代理人：代光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祝荣（傅玉刚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加平（傅玉刚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加军（傅玉刚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加莹（傅玉刚之女）。
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傅加忠（傅玉刚之子）。
上述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春泉，苏州大名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加忠。
委托代理人：陈春泉，苏州大名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徽省立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江路9号，组织机构代码48500030-7。
法定代表人：许戈良，院长。
上诉人安徽省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因与被上诉人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原审被告安徽省立医院（以下简称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3）庐民一初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傅玉刚因患直肠癌在明光市人民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术”，术后病理显示“直肠乳头状腺癌II级”，两端切缘均（-），肿块旁淋巴结（＋）1／14，肠系膜根部（-）0／1，直肠旁淋巴结（-）0／1。6月25日，术后化疗结束。同年7月8日，傅玉刚因右侧肢体无力2周入住肿瘤医院，后被该医�初步诊断为：直肠癌术后伴脑转移，计划行γ-
刀术治疗。7月11日，头颅MRI片显示左侧顶叶异常信号，肿瘤医院结合临床仍考虑为脑转移瘤，且认为患者的病情有γ-刀治疗指征，与患者沟通后，同意行γ-
刀治疗。7月13日至25日肿瘤医院为傅玉刚行γ-刀，以45%等剂量线包绕病灶，单次剂量400GY，分割放射治疗7次，总剂量2800GY，患者照射期间出现脑水肿。因突发意识障碍1天，患者于2011年7月27日由家属要求转入省立医院进一步治疗，省立医院检查：昏迷，刺痛不睁眼，可发声不清，肢体回缩。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光反射迟钝。颈软，双肺呼吸音粗。右侧肢体肌力Ⅲ-
Ⅳ级，肌张力不亢，左侧肢体肌力V弱，肌张力不亢，双侧巴氏征弱阳性，生理反射存在。CT片示：双肺感染，左中央区占位，中线右偏，环池不清。诊断：颅脑占位性病变；转移癌？颅高压、肺部�染，电解质紊乱，直肠癌术后。治疗经过：入院后予脱水降低颅内压，预防感染对症支持治疗，患者出现呼吸暂停、血压下降，立即给予插管及升血压治疗。2011年7月28日患者家属要求出院并转入明光市人民医院继续救治至2011年9月6日出院。2011年9月17日至2011年10月22日，傅玉刚在明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左顶枕叶肿瘤γ-
刀治疗后改变，脑积水。治疗经过：9月23日予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患者意识改善，约1周后出现言语减少呈缄默状态。头颅CT片示：左基底节脑软化灶，左颞角孤立脑室形成。予高压氧治疗。10月22日，傅玉刚转至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10月27日行“左顶枕部开颅肿瘤切除＋内减压术”，术后病理证实为左侧顶叶脑脓肿，周围脑组织血管纤维增生伴多量炎细胞浸润。又于11月6日行“左额颞开颅、左颞叶前部切除减压术＋左�脑室颞角开发术”。患者病情平稳，意识水平较前明显好转，2011年11月16日出院转至明光市人民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出院诊断：左顶叶脓肿，右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左侧脑室颞角孤立脑室，结肠癌术后）。2011年11月16日至2012年1月5日，2012年1月5日至2012年4月9日，以及2012年7月24日至2012年8月24日，傅玉刚先后三次在明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该医院给予抗感染、脱水等对症治疗，患者的意识状态昏迷。以上傅玉刚因脑脓肿治疗共住院303天。
傅玉刚影像片所见：2011年7月7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56345）1张示：左顶枕叶见大片低密度脑水肿区，其内位于左顶叶皮层区隐约可见类圆形囊样占位病灶影，左侧侧脑室后角受压，中线结构无明显移位。2011年7月9日省立医院头颅MRI平扫＋增强（号40808）5张示：左顶枕叶皮层区见类椭圆形占位病灶，大小约4.5cm×2.5cm×3.6cm，周边见大片脑水肿区，增强扫描病灶呈厚薄不均环形钙化，左侧侧脑室后角受压，符合左顶叶皮层区占位病灶。2011年7月26日肿瘤医院头颅CT片（号19196）1张示：γ-刀治疗后（2011年7月13日至25日，共7次），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及周边大片水肿区无明显动态改变。2011年8月8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65038）1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周边大片脑水肿区较前略有吸收。2011年9月17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66773）1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周边大片脑水肿区较前增大，并幕上脑室系统扩大。2011年10月6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67463）1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周边大片脑水肿区，行右侧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改变，左侧侧脑室颞角扩大，余脑室影扩大明显改善恢复。2011年10月15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67822）1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周边大片脑水肿区较前增大，左侧侧脑室受压，右侧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改变。2011年10月25日南京军区总医院头颅MRI片（号1003896503）3张示：左顶叶囊样占位病灶较2011年7月9日MRI有明显缩小，伴周边大片脑水肿区及左侧侧脑室受压，左侧侧脑室颞角扩大。2011年10月28日南京军区总医院头颅CT片（号1003896503）1张示：左额颞部开颅＋内减压术后改变。2011年11月11日南京军区总医院头颅CT片（号1003896503）1张示：左额颞部开颅、左颞叶前部节除减压术＋左侧侧脑室颞角开发术后改变。2012年5月21日明光市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3995）1张示：二次开颅术后并右侧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改变，左侧叶大片低密度水肿区及左侧侧脑室颞角扩大。
2013年3月21日，本案在审理期间，对傅玉刚的伤残程度和护理依赖程度，委托了安徽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并委托派法医至傅玉�家中对其进行检查。其家属诉伤后昏迷至今未醒过，不知大、小便，以鼻饲管喂食。检查情况：检查时傅玉刚被动体位，呈昏迷状态（无情感反应，呼之不应，不能说话，思维能力丧失）检查无法配合。鼻饲管在位，吸痰器使用中，导尿中。右额顶部遗留弧形手术要口瘢痕，右额顶部可触及引流管（脑室腹腔分流术后）。睫毛反射（-），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3mm，肌肉收缩，四肢肌张力增高。双下肢浮肿。双上臂周径（肩峰下15cm）：左侧为21cm，右侧为19cm；双前臂周径（尺骨鹰嘴下10cm）：左侧为19cm，右侧为19cm。双大腿周径（髌骨上缘上10㎝）：左侧为29cm，右侧为28cm；双小腿周径（胫骨结节下25㎝）：左侧为25cm，右侧为23cm。双臀部各见一处褥疮。神经生理反射未引出。病理征（-）。指检示肛门括约肌松弛。该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是：傅玉刚鉴定时为遗留植物状�的后遗症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一级伤残，需完全护理依赖。针对肿瘤医院及省立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傅玉刚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通过对傅玉刚的病案材料进行审查后分析说明如下：一、关于肿瘤医院的诊疗行为，认为：脑转移瘤与脑脓肿的影像学表现有相似之处，当脑部病灶单从影像学征象较难鉴别时，临床上可通过立体定向钻孔穿刺、腰椎穿刺脑脊液检查、核素检查（PT-
CT）以及肿瘤标志物检测等手段进行必要的鉴别诊断。本案中，肿瘤医院没有积极完善必要的辅助检查进行鉴别诊断，故该医院对脑转移瘤及脑脓肿的认识不足，鉴别诊断不完善，延误诊断，存在过错。γ-刀是一种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方法，适用于转移灶不超过3-4个中小型转�瘤（尤其是原发病灶尚未处理者），或单发病灶直径不超过3cm者，但γ-
刀治疗后可引发起放射性脑水肿致脑组织坏死。对于直径大于3cm的单发、孤立脑转移瘤，并伴有明显占位效应致颅内压增高者，若原发灶已切除，又无明确的手术禁忌症，且未发现其它部位转移者，当转移灶在手术可接近区域时应及早手术节除病灶，并在术后辅以放、化疗可有效降低肿瘤的复发率并延长复发时间。目前临床上，对于脑脓肿的治疗原则是当脓肿尚未局限时一般先行抗感染及降低颅内压等非手术治疗，当脓肿包膜形成后可采用立体定向钻孔穿刺法或脓肿引流法，然后再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实施脓肿切除术。本案中傅玉刚的影像资料显示，其脑内见单发、类贺形囊样占位病灶，直径大于3cm，位于皮层下，并伴有明显占位效应，且其入院时生命体征尚平稳，已出现“右侧肢体肌力�降”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且其原发肿瘤病灶已切除，同时未见其它部位转移病灶的病历记载，因此，即便患者确系“直肠癌脑转移”，亦无γ-
刀放射治疗手术指证，且患者病理检验结果已证实为“脑脓肿”，同样不具备γ-
刀放射治疗手术指证。另据傅玉刚影像学资料分析，其头痛、肢体功角色障碍的主要原因应系脑部占位病灶及其周围脑水肿区压迫正常脑组织所致，若能经积极手术治疗，一方面可早期明确诊断，另一方面有望及时去除病灶并及时缓解脑部受压症状，不至于因延误诊断而最终导致其植物生存状态等损害后果。据此，肿瘤医院在没有明确诊断的前提下，亦未见医方告知傅玉刚可能存在其它替代治疗方案，即对傅玉刚多次实施γ-
刀放射治疗并引起放射性脑水肿，从而加重病情、延长病程，使其不得不再次接受开颅手术治疗。�瘤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误诊、误治等医疗过错，与傅玉刚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程度拟60-70%。二、关于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认为：傅玉刚入住省立医院时已出现“昏迷，四肢肌力下降及双侧巴氏征弱阳性”，并相继出现呼吸衰竭等脑疝形成表现，医方予行气管切开等治疗尚不违反一般医疗原则，且患者在该医院就诊仅1日，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因此，医方的诊疗行为与其目前损害后果之间无必然联系。
另查：傅玉刚于1951年9月10日出生，农业人口，其与妻子戴祝荣生育了长子傅加平，次子傅加忠、三子傅加军、女儿傅加莹共四子女。2013年7月24日，傅玉刚在本案审理期间死亡（距其2011年7月13日行γ-
刀时间为742天）。傅玉刚生病期间一直由其子傅加军护理，此前傅加军在苏州宏基工具有限公司打工已超过一年，且其在离职前的12个月收�为41080元，即日平均收入为112.55元。傅玉刚的母亲戴兰汝1926年6月20日出生，农业人口，2012年3月1日死亡。戴兰汝生前生育子傅玉刚、女傅玉霞共两人。
另外，傅玉刚自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9月3日先后入住肿瘤医院、省立医院、明光市人民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总计医疗费为259588.45元，除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补偿160020元外，由其个人承担的费用为99568.45元。此外，上述司法鉴定费用合计12500元，傅玉刚亲属支付了3900元，肿瘤医院支付了86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傅玉刚的住院病案材料、明光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出具的《傅玉刚住院补偿情况表》；2、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3、傅加军与苏州宏基工具有限公司签订的《全日制劳动合同书》、工资清单、以及刘效山出具的《房屋出租情况说明》以及一�法院的核实笔录；4、明光市苏巷镇戴巷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12月2日出具的证明以及明光市公安局苏巷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5、明康之家老残用品经营部出具的两份销货清单。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傅玉刚在肿瘤医院接受治疗，双方形成了医疗服务关系。尽管肿瘤医院对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鉴中心（2013）临鉴字第837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持有异议，但该鉴定中心在鉴定意见书中已作了充分的分析说明，该院认为该鉴定意见书客观分析了肿瘤医院在对傅玉刚的诊疗行为过程中存在误诊、误治等医疗过错，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故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同时认为安徽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评定傅玉刚的术后为遗留植物状态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一级伤残，且需完全护理依赖的鉴定意见符合客观事实，予以采信。即对傅玉刚死亡之前按需要完全护理进行处理，对傅玉刚在诊疗过程中造成的身体伤害以及其死亡，肿瘤医院应当承担支付赔偿金的民事责任。根据肿瘤医院对治疗傅玉刚的医疗行为，以及傅玉刚自身的身体情况，参考司法鉴定意见，酌定肿瘤医院对傅玉刚的医疗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于省立医院在医疗行为过程中无过错，故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故戴祝荣等五人要求省立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傅玉刚的各项经济损失，该院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99568.45元，此项费用是傅玉刚亲属除去明光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之外实际支出的部分，应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戴祝荣等五人主张共300天）每天按照30元的标准计算，为9000元（30元／天×300天）、营养费为22260元（自2011年7月13日行γ-
刀手术开始至2013年7月24日傅玉刚死亡时为止共742天×30元／天），合计31260元；3、护理费：83512.1元（护理人员傅加军的日平均收入112.55元／天×742天×1人），至于戴祝荣等五人请求2人护理费，由于戴祝荣等五人提供的病历材料无此方面的医嘱，故该院按1人护理的标准计算护理费；4、误工费：戴祝荣等五人主张傅玉刚的误工费自2011年10月8日开始计算，由于傅玉刚至2011年10月8日已年满60周岁，戴祝荣等五人未能提供傅玉刚在苏州市务工的劳务合同和每月工资发放表，故按照农林牧渔业的标准计算其误工费用，该院认定傅玉刚的误工费为52370.08元［46.88元／天（2011年度标准）×84天（自2011年10月8日行γ-
刀手术至2011年12月31日共84天）＋28534元（2012年全年度）＋97.54元／天（2013年度标准）×204天（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24日共204天）］；4、丧葬费：20320元，戴祝荣等五人此请求额低于2013年度标准，予以采信；5、死亡赔偿金：136059元（7161元／年×19年，因傅玉刚死亡时已61岁，故赔偿年限为19年，戴祝荣等五人未能提供其生前在苏州打工的劳务合同以及每月工资发放表，故按照农村人口的标准计算）；6、残疾辅助用具：考虑傅玉刚在手术后的需要，故支持残疾辅助用具3080元（轮椅950元＋雾化器390元＋吸痰器690元＋单摇护理床1050元）；7、交通费：考虑到傅玉刚的病情和其居住在明光市苏巷镇大庄村多次到肿瘤医院、省立医院、明光市人民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的情况，以及其死亡后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的实际情况，故支持戴祝荣等五人的交通费8000元；8、被扶养人戴兰汝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3月1日期间的生活费1375元（其中2011年7月8日至2011年12月31日176天，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1日60天，（4013元／年（2011年度农村人口标准）÷365天×176天＋4957元（2012年度农村人口标准）÷365天×60天］÷2人）；9、鉴定费：12500元（含肿瘤医院支付的8600元，傅玉刚亲属支付的390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上述十项费用合计为528044.63元，傅玉刚方自行负担30%责任即158413.4元，肿瘤医院负担70%的赔偿责任为369631.2元，扣除肿瘤医院已支付的8600元，肿瘤医院现应当支付戴祝荣等五人361031.2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安徽省肿瘤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人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计361031.2元；二、驳回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76元，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负担4426元，安徽省肿瘤医院负担6350元。
安徽省肿瘤医院上诉称：原审法院以70%赔偿责任比例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加大了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同时，对于其原发性疾病费用却纳入到赔偿标准，且以误工费用来计算护理费，违背了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改判。本案中，无论患者是脑肿瘤还是脑脓肿，但有一点无可置疑的是，本案中的患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原发性疾病，即便是脑脓肿也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手术虽然作为理想的治疗方式，但是颅脑手术仍然存在着较高的脑死亡风险，无论肿瘤医院是否存在有错，但过错不是造成患者植物人或者死亡的原因，否则，患者在省立医院治疗期间不可能得到明显好转。患者形成植物人或者死亡是在外院颅脑手术以后而不是在省肿瘤医院，因此，将患者在肿瘤医院出院后的整个治疗费用、护理费用全部纳入到赔偿项目中来，特别是本身难以避免的原发性病所产生的全部费用也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岂不是要求医疗机构无顾及当前的医疗水平、医疗风险，无论是何种疾病就一定要起死回生，更何况本案中的手术行为也不是肿瘤医院所为。再退一步说，即便是肿瘤医院的延误治疗，那么这种延误的行为也不是造成患者植物人或者死亡结果的原因，�句话说，如果患者第一时间选择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手术，那么患者的植物人或者死亡的风险甚至完全有可能提前，按照这样的逻辑，岂不是医院按照诊疗思维救治还不如干脆放任风险。退一万步说，患者亲属当时强烈要求γ-
刀放疗而不同意颅脑手术，在此情况下医院也是遵从了患者的选择，与患者的损害后果完全没有关系，在此情况下将所有的责任全部归于省肿瘤医院没有公平性。据此，由于本例患者自身原发性疾病的变化应当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原审法院却片面的认定上诉人承担70%的赔偿比例，显然加大了上诉人的责任，且在有第三方医院治疗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没有综合判定患者的全部诊疗行为，其所做出的参与度比例划分显然不符合客观情况，更不能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比例，因为民事判决对于责任的承担是按其过错责任的大小进行的，而不是以在导致患者死亡发生中的参与度的大小承担。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显然应予改判。同时，对于原审法院计算的赔偿费用均为患者本身原发性疾病产生的原发性费用，不应当由上诉人来承担，且对于患者产生的护理费，按照误工费予以计算显失公平，应予改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减少20万元的赔偿；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戴祝荣、傅加平、傅加忠、傅加军、傅加莹二审辩称：一、关于过错责任比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在治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误诊、误治行为，且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傅玉刚植物人并最终死亡，上诉人的过错行为已被鉴定结论认定是造成傅玉刚植物人的主要因素。傅玉刚的疾病应为脑脓肿，并不严重，不属于疑难杂症。二、上诉人进行γ-
刀的治疗行为是对傅玉刚的加害行为，γ-刀治疗不是被上诉人主动选择的，上诉人对傅玉刚的原发疾病没有有效治疗，医疗费中不存在属于治疗原发疾病的费用。因为上诉人的加害行为导致傅玉刚颅脑内严重放射性水肿、组织坏死、深度昏迷、接近死亡边缘，之后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对肿瘤医院加害行为的扭转和消除，故不存在原发性疾病的治疗费用问题，且上诉人没有对医疗费用的合理性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证明，故上诉人的该主张没有依据。三、关于护理费用，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应当参照其误工费的标准计算，一审判决对护理费的认定是正确的，请求二审依法维持原判。
原判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肿瘤医院应就其医疗过错行为对傅玉刚的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本案中，肿瘤医院既没有积极完善必要的辅助检查进行�别诊断，又无γ-
刀放射治疗手术指证的情况下，即诊断傅玉刚为“直肠癌脑转移”，在未告知傅玉刚可能存在其它替代治疗方案的情形下，对其多次实施γ-
刀放射手术治疗，引起放射性脑水肿，从而加重病情、延长病程，使其不得不再次接受开颅手术治疗。傅玉刚的病理检验结果已经证实其患有“脑脓肿”的事实，结合傅玉刚的影像学资料分析，其症状若经积极手术治疗，一方面可早期明确诊断，另一方面有望及时去除病灶并及时缓解脑部受压症状，不至于因延误诊断而最终导致植物生存状态等损害后果。即肿瘤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误诊、误治等医疗过错，其过错行为与傅玉刚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司法鉴定机构予以充分的分析说明，一审法院据此确定肿瘤医院对傅玉刚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肿瘤医院上诉称其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不是造成傅玉刚植物生存状态或者死亡的原因，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医疗费、护理费数额的确定。肿瘤医院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的医疗费用中包含傅玉刚治疗原发性疾病的费用。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医疗费用系傅玉刚自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9月3日先后入住肿瘤医院、省立医院、明光市人民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期间发生的费用，傅玉刚在上述医疗机构进行的治疗行为均针对其脑部疾患，肿瘤医院主张其中存在其治疗原发性疾病的费用，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另一审判决在计算傅玉刚的医疗费用时，已经扣除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补偿给傅玉刚医疗费用160020元，故对肿瘤医院的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就护理费用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护理费的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应当按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本案中，傅玉刚的护理人员傅加军提供了劳动合同、工资清单、房屋出租情况说明等证据，经核实，可以作为认定傅加军实际收入的证据，一审判决据此以傅加军的实际误工损失确认护理费的数额，并无不当。综上，肿瘤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安徽省肿瘤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烜
审判员 张 虹
审判员 程 镜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付兴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