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75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女，1922年1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辉，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1，女，1950年8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孙×2之委托代理人孙×1，男，1953年9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2，男，1981年6月22日出生。
上诉人李×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23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9月，李×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小珠帘胡同×号的平房是我承租的房屋。基于承租关系，该房屋的全部拆迁补偿款应全部归我所有。何×1滥用代理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签订协议及补充协议，违反了《民法通则》关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是我国法律所禁止的，何×1、孙×1、孙×2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我认为，我与何×1、孙×1、孙×2签订的《关于西四小珠帘胡同×号平房拆迁安置补偿款的分配协议》（以下简称《分配协议》）及《我的陈词》应属无效协议。我在摁手印时已经91岁，加上患有白内障，《分配协议》上的签字非我本人书写，协议本身内容显失公平。我生活条件恶化，需要费用就医和生活，何×1、孙×1、孙×2侵占我的拆迁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我与何×1、孙×1、孙×2于2012年4月5日所签订的《分配协议》及其《我的陈言》。
何×1、孙×1、孙×2共同辩称：不同意李×1的诉讼请求。李×1与我们共同生活有二十多年。李×1与我们共四人均为原房屋的被拆迁人，对拆迁所得权益均有所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李×1只是四被拆迁人的代表。李×1没有经济来源，全部生活依靠何×1、孙×1、孙×2赡养扶持。原承租房的房租、水电费及物业费全部由我们交纳。承租房屋及自建房屋也是我们出资翻建的。拆迁所得收益应归李×1与我们四人共同所有，不应该是李×1个人所有。在2012年3月31日签署拆迁协议之前，经过充分协商，李×1与我们对拆迁安置补偿款的分配达成一致。2012年4月5日，四人签订《分配协议》。李×1当时头脑清醒，识文断字，行为能力正常。李×1曾一直和何×1、孙×1、孙×2讲自己年岁大了动不了了，要钱干什么，所以就将所得的四分之一拆迁安置补偿款即49万元分成两份给了两个子女，即何×1和何×2，二人均收到款项并写了收条，说明李×1及何×2对该《分配协议》是同意的。综上，我们认为，四人签订的《分配协议》实际上是家庭内部成员的分家协议，是一种亲属间就分家行为中的共同的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普通民事协议，双方不存在任何一种交易关系，当事人有完全的处分权，所以分家协议就应该视作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李×1具有行为能力，没有委托任何人办理。任何人也没有代替李×1实施她的权利。李×1自愿在协议书上盖了指纹。该分家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其他社会利益，应为有效。李×1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1年来，我们对李×1的生活起居全权负责，她的一切事宜均由李×1女儿何×1办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分配协议》及《我的陈词》是否有效或能否撤销的关键应为李×1在涉诉协议上按手印时是否知悉其内容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以及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节导致李×1的权益严重受损。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李×1诉称在签订涉诉协议时不知悉其内容的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当时行为能力受限，其提交的关于白内障诊断证明与行为能力无关。经查，李×1与何×1、孙×1、孙×2一家共同生活二十余年且由何×1、孙×1、孙×2照顾其生活，对李×1尽到了赡养义务，双方系亲属关系，综合双方共同长期生活因素，双方所签订涉诉协议未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现李×1主张撤销涉诉协议和陈词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4年5月判决：驳回李×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1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为：第一，《分配协议》和《我的陈言》虽有李×1的手印，但李×1并不知情，也并无李×1签名，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愿，均应予撤销；第二，《分配协议》和《我的陈言》的内容显失公平；第三，《分配协议》和《我的陈言》名为分配协议，实为赠与，由于何×1、孙×1、孙×2不履行赡养义务，故可撤销。何×1、孙×1、孙×2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李×1与何×1系母女关系。孙×1系何×1之夫，孙×2系二人之子。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小珠帘胡同×号房屋原承租人为李×1。2012年3月31日，何×1作为被拆迁人李×1的代理人与北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拆迁所得拆迁总款为1966417.40元。
2012年4月5日，李×1、何×1、孙×1、孙×2四人签订《分配协议》，将拆迁所得款项的分配做出了约定，分配方式为李×1、何×1、孙×1、孙×2四人平均所有，何×1、孙×1、孙×2三人参与安置房的购置，购房资金由何×1、孙×1、孙×2三人均摊，相关费用由何×1、孙×1、孙×2三人承担。
同日，李×1在《我的陈词》上按有手印，该《我的陈词》内容为：”......91年老伴去世后就把承租人改为我的名下，同时有我的女儿何×1、女婿孙×1、外孙孙×2三人和我共同居住，同在一个户口簿上登记，我因为没有任何收入，自91年至2012年3月的房屋拆迁，房租、水电费，及我的生活费均有我女儿何×1负担......我年事已迈不再买房了，故安置房由女儿何×1、女婿孙×1、外孙孙×2三人来购置......每人各得一份，即每人得拆迁款491604.35元......此决定是我亲手操办的，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李×1在获得49万余元拆迁款后，又将上述款项平均分配与何×1、何×2（李×1之子）。
另查，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13年3月诊断，李×1患有双眼老年性白内障。
二审中，经询问，李×1明确其要求撤销《分配协议》、《我的陈词》的理由为受到何×1、孙×1、孙×2的欺诈及内容显失公平两项。李×1称，何×1让其在《分配协议》、《我的陈词》上摁手印，因为信任女儿何×1，故在不知悉亦未询问其中内容的情况下摁了手印。何×1称，李×1在《分配协议》、《我的陈词》上摁手印时知悉其中内容。
上述事实，有《分配协议》、《我的陈词》、诊断证明、光盘、收条、《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水电及房租单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现李×1要求撤销《分配协议》及《我的陈词》。关于撤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就李×1主张的撤销《分配协议》、《我的陈词》的理由，本院做出如下分析：
首先，关于李×1主张其受到何×1、孙×1、孙×2的欺诈的理由，李×1称不知悉《分配协议》、《我的陈词》的内容，未能举证证明，且何×1则称李×1在《分配协议》、《我的陈词》上摁手印时知悉其中内容，故本院对李×1的陈述难以采信。即便如李×1所称，李×1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签字捺印的法律后果有所注意，其称因信任女儿何×1而在不知悉亦未询问《分配协议》、《我的陈词》内容的情况下摁了手印，理应承担相应的后果。此外，李×1提出其有眼疾，但该问题与行为能力无关，且其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了解《分配协议》、《我的陈词》的内容，故其应当承受怠于了解其中内容的相关法律后果。
其次，关于李×1主张《分配协议》、《我的陈词》内容显失公平的理由，根据查明的事实，李×1与何×1、孙×1、孙×2一家共同生活二十余年且由何×1、孙×1、孙×2照顾其生活，对李×1尽到了赡养义务。原审法院考虑到双方系亲属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因素，故否定显失公平情形的存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最后，经审理发现未存在重大误解、乘人之危等其他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情形，故现李×1主张撤销《分配协议》、《我的陈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3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国增
代理审判员 李俊晔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徐方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