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一终字第00964号
上诉人（原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邓某。
委托代理人：邓加勤，男，197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系邓某之父。
委托代理人：王国亮，安徽省泗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安徽省立医院。
法定代表人：许戈良，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方维亮，安徽省立医院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代光敏，安徽省立医院法律顾问。
邓某与安徽省立医院（简称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5日作出（2009）庐民一初字第249号民事判决。邓某不服，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10年4月15日作出（2010）合民一终字第44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邓某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6日作出（2010）皖民申字第27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1年2月28日作出（2011）合民一再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邓某再次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4日裁定提审该案，并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裁定撤销上述三份判决，发回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3）庐民一初字第00556号民事判决。邓某、省立医院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加勤、王国亮，上诉人省立医院的委托代理人代光敏均到庭参加诉讼。经审批，本案延长三个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某诉称：2006年8月10日，其因腿痛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诊，被确诊为白血病，进行了一次小化疗，于2006年9月6日出院。2006年9月10日，其至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其父邓加勤将在苏州治疗情况详细告诉医生，并将各项检查报告交给医生供参考，特别强调其眼底出血，要用药控制。在其父要求下，医生用了两天止血药。2006年9月17日，对其进行化疗。当晚，其眼睛就看不见了。按照省立医院安排，其于2006年10月10日至10月19日、2006年11月15日至11月20日又到该院两次接受化疗，但病情却逐渐加重，眼睛没有好转。后其得到社会各界踊跃捐款，于2006年12月8日至2008年11月11日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先后化疗七次，该院对其病情的诊断类型和化疗方案与省立医院完全不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主治医生告诉其父：再经过两次化疗，其病就能治愈。但由于之前几次大化疗导致眼睛损害和肝脏内血栓已很难治疗。其曾于2008年4月到北京东方医院专门治疗眼睛，主治医生讲是省立医院化疗失误致其眼睛失明。省立医院在对其病情诊断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决定给予化疗，显然不够谨慎。特别在其出现全身内部出血和眼睛失明的情况下还继续化疗，更是不负责任。省立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应对其各项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判令：1、省立医院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3万元（具体数额待治疗后、定残后确定；含医疗费、精神损失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护理费、伤残补助金、伙食补助费等）。2、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2013年7月3日（省高院发回一审重审期间），邓某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赔偿医药费100万元，误工费27.3350万元，护理费222.2850万元，营养费6.9990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170万元，残疾赔偿金42.048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交通费8万元，食宿费12万元，后续医药费200万元，合计640.5840万元。
省立医院辩称：其对邓某的诊疗过程不存在过错。邓某的眼睛问题系自身白血病并发症导致，与治疗行为没有关系。事实证明用了多种止血药，对邓某采取的方案是小剂量诱导化疗，效果很好。邓某入院时就已经出现了眼底出血，用止血药在本身疾病没有治疗好的情况下不会止血，鉴定结论有明确说明。邓某的病很重，有一定的后遗症，不能说其眼睛失明是医院的治疗问题，且邓某也没有证据明确证明治疗眼睛的费用。请求依法驳回邓某的诉讼请求。
原审重审查明：2006年8月10日，邓某因腿痛至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2006年9月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伴骨髓纤维化；眼底出血。2006年9月10日，邓某至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住院期间，省立医院为邓某使用了止血敏并实施化疗一周。2006年9月17日，邓某右眼底大片状出血。眼科急会诊诊断：双眼底见视盘高度水肿，后极部网膜水肿，大片放射状出血。医嘱：止血敏、止血芳酸。2006年9月29日，邓某出院，出院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转变型。2006年10月10日至10月18日，2006年11月15日至2006年11月20日，邓某先后两次在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均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后邓某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治疗，该院诊断为：“急性巨核细胞性白血病（AML-M7）”。之后，邓某先后在安徽省泗县人民医院、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米赫眼科医院等医疗机构进行过住院或者门诊治疗。邓某的白血病已治愈，但其认为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造成其眼睛失明、“肝左、中静脉及下腔静脉内血栓”的损害后果，故诉至法院。
省立医院于2009年1月12日申请对其在邓某诊疗过程中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邓某的损害后果与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2009年3月12日，原审法院根据省立医院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委托鉴定的具体内容是：“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该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则鉴定被告的过错行为在原告的损害后果中所负责任”。2009年7月27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09）医鉴字第07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内容为：（一）医疗方医疗行为评估。1.首次入院时医疗方应知道患者眼底出血的病史。依据：（1）2006年9月11日有“眼科会诊”的临时医嘱，11日、12日应用了“止血敏0.25”。（2）2006年9月14日病程记录“患儿外院查眼底出血，请眼科会诊，了解眼底情况”。（3）患方补充提供的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出院记录有“眼底出血”的出院诊断。“眼底出血”在首次提供的该出院记录即已存在。2.从技术角度分析，患方主张的“特别提醒医生小孩眼底出血，以及苏州出院诊断的眼底出血，要用止血药……”难以成立。因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出院记录的出院医嘱中未见有“用止血药”的记录，也未见有带药（止血药）出院的记录。3.根据提供的资料，2006年9月14日主任查房“请眼科会诊，了解眼底情况”的医嘱未能执行（无相应医嘱及会诊记录）。4.根据上述分析，认定医疗方注意了邓某的眼底出血问题并做了相应的处理，但关注度不够较为客观、合理。5.苏州医大附院及安徽省立医院的骨髓检查没有显示出“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的骨髓象，结合理论上讲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可以演变为急性白血病，故诊断认识上的差异不能明确认定为过错，本案例在医疗过程中，医疗方根据患者在该院最后一次住院表现，病程记录中提出了不排除转为髓系白血病可能。6.急性白血病出现眼部并发症，主要是原发病的治疗，在全身状况允许条件下，使用小剂量化疗不能认定为过错，即本例眼部并发症不是化疗的禁忌症。（二）因果关系分析。1.急性白血病常有眼部并发症，眼部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主要是原发病的治疗，止血药物的应用对眼部出血的预防和治疗无明显效果。2.本案入院时已存在眼部并发症，可以认为患者双眼失明系其自身疾病自然发展的结果。综上所述，医疗方对邓某的眼底出血问题关注程度不够，但因止血药物的应用对眼部出血的预防和治疗无明显效果；本例入院时已存在眼部并发症，不能明确认定医疗方过错因素与患者目前双目失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鉴定结论是：“省立医院对邓某的医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不能明确认定医疗方过错与患者双目失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邓某对以上鉴定意见提出质疑，鉴定机构出具了“关于邓某案司法鉴定（20090731）质疑回复”。该复函主要内容是：1.关于血栓的诊断及其形成时间。（1）CT不能明确诊断静脉血栓。（2）常规性腹部超声检查难以判断肝左、中静脉及下腔静脉内血栓。（3）本例2006年12月20日的心脏及大血管彩超检查发现的肝左、中静脉及下腔静脉内回声光团，血栓可能（建议进一步检查），本例未提供进一步检查结果，严格意义上讲尚未明确诊断。综上三点，本例严格意义上讲尚未明确诊断，即便此诊断成立，尚不能明确认定血栓形成的时间。2.关于血栓形成原因分析。（1）静脉血管形成的原因主要为：血管内皮损伤和血凝机制障碍。（2）内科医疗行为不可能造成血管内皮损伤。（3）本例“化疗”系医疗所必须；使用止血药有可能造成血液高凝状态，但本例“使用少量止血药”系针对性（眼底出血）治疗。不能明确认定医疗方给患者“使用少量止血药”存在医疗过错。综上所述，本鉴定人认为不能明确认定医疗方给患者“使用少量止血药”存在医疗过错，故不能明确认定医疗行为与患者可能存在的“肝左、中静脉及下腔静脉内血栓”之间的因果关系。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5日作出（2009）庐民一初字第2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安徽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某支付经济补偿款5000元；（二）驳回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邓某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以（2010）合民一终字第44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原审判决。邓某对该生效判决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皖民申字第27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经再审，作出（2011）合民一再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本院（2010）合民一终字第446号民事判决。邓某仍不服，再次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4日裁定提审该案，并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裁定撤销上述三份判决，将该案发回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重审期间，因邓某方建议法院责令省立医院申请重新鉴定，省立医院也表示配合人民法院依照程序进行鉴定，一审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省立医院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邓某的损害后果与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重新鉴定。2013年6月17日举行鉴定听证会时，邓某父亲邓加勤认为送鉴材料中缺少关键材料（即2006年9月20日省立医院会诊记录），不能鉴定。鉴定机构以邓加勤提出送鉴材料不齐全、缺少对鉴定结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材料为由，于2013年6月27日予以退卷处理。一审查明，邓某及其法定代理人邓加勤在一审、二审、再审过程中均未提及该份会诊记录存在，一审法院调取的安徽省立医院病案原件无此材料，故认定邓某无证据证明该份会诊记录存在。
2013年8月，邓加勤申请对邓某进行护理依赖程度、后续治疗费等鉴定。该院依法委托安徽新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对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2013年9月2日，该鉴定中心出具了皖莱司鉴中心（2013）临鉴字第236号意见书，鉴定意见：邓某需大部分护理依赖。
一审重审另查明：邓某在省立医院治疗期间支付医疗费8898.08元；其提供住宿费票据合计1957元（其中无公章收据740元）；提供交通费票据合计9571.5元（包含其到浙江、北京等地治疗的交通费票据）；提供记载金额的邮寄费票据26.4元。邓某提供的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出院记录，安徽省立医院之外的其他医疗机构的住院费和门诊医疗费票据合计80854.94元，因邓某未提供证明省立医院应对其他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承担责任的相关证据，对该部分医疗费票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邓某提交了学生证、安徽省泗县残联向其颁发的残疾证，因残疾证不能证明其伤残等级，学生证也不能证明其系城镇居民，对其据此主张残疾赔偿金42.0480万元不予认可。
一审重审认为：根据鉴定结论，省立医院对邓某的医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但不能明确认定其损害后果与安徽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该医院对邓某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鉴于省立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应对患者尽到谨慎及合理的关注义务，其对邓某眼底出血问题关注程度不够客观、合理，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应对邓某适当进行补偿。基于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邓某系未成年人，病情较重，需大部分护理依赖，且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从关爱、照顾弱势群体和人道补偿的角度，酌定省立医院支付邓某经济补偿款10万元。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安徽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邓某经济补偿款10万元；（二）驳回原告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641元，因原告邓某未成年，且家庭困难，予以免缴；鉴定费5500元，由被告安徽省立医院负担。
邓某、省立医院均不服上述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邓某的上诉理由是：（一）省立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1、在进行化疗前，其已经出现眼底出血症状，但在入院时省立医院没有对其眼底出血的病情予以重视，直到第七天才做眼底镜的检查，具有明显过错。化疗后眼底出血病情的变化，省立医院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因此，省立医院对其眼底出血病情的认识和治疗上存在过错。2、省立医院在对邓某进行化疗前身体状况较差，根本不适合做化疗，省立医院没有查阅血常规检查报告，没有检查邓某眼底出血病情情况下仓促手术，违反手术规范。对白血病进行化疗前，根据诊疗规范应当进行必要的检查，如血常规检查、肝脏功能、血糖检查。化疗前，其身体状况不适合做化疗，省立医院在对其行手术前没有进行相关的必须检查，或者是省立医院故意隐瞒了检查结果。临床中，血常规指标中，中性粒细胞﹤1.5×109／L、血红蛋白﹤80g／L和血小板﹤50×109／L不能进行化疗。邓某当时中性粒细胞数量为1.2×109／L，医生给予化疗，风险就比较大，要选择对中性粒细胞没有损害的药物进行化疗。此外，如果其血小板﹤50×109／L也要进行化疗的话，就要选择对血小板没有损害药物。3、手术后病情变化加重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病情恶化，从而导致失明的严重后果，这完全是医院在治疗和手术过程中疏忽和不负责任造成的。虽然眼底出血是白血病并发症的一种，但不是所有的眼底出血症状都会导致失明必然结果。在出现眼底出血症状后，如果采取合理的措施，眼底出血的并发症可以得到控制和治愈的。如对原发性疾病白血病的治疗，对出血部位予以止血治疗，根据病情输入血小板等，积极治疗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以上措施如果根据病情，实施得当都会对治疗眼底出血有积极作用，从而避免出血的严重后果。而省立医院除了让服用止血药外，并没有对出血症状给予重视和对症的治疗，以至于任由病情恶化。正是由于省立医院的不作为，导致结果的发生。因此省立医院的过错与其失明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其现在体内仍存在血栓，也是省立医院没有及时、积极采取措施所导致。血液成分改变是造成血栓的原因之一，血栓也是白血病并发症之一。但是，出现血栓后，和眼底出血一样，如果措施及时有效，血栓也是可以救治的。可以进行抗血栓药物治疗，如抗血小板药物治疗，抗凝治疗，溶栓治疗。只要事前进行了检查和预防，手术后积极进行治疗，血栓并发症完全可以救治。出现血栓后，省立医院并没有积极有效的治疗，造成现在的损害后果，完全是省立医院的过错造成的。5、进行化疗前，省立医院没有向其告知风险，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存在过错。化疗对人体损害很大，白血病化疗后可能有很多种风险或者并发症，因此属于一种特殊治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6、司法鉴定机构已经确认省立医院有过错，但将失明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患者自身的疾病，这完全不符合诊疗规范。眼底出血即使是白血病的并发症，但并不必然导致失明，失明的结果并不完全因为并发症唯一一种原因导致的，省立医院的疏忽也是因素之一。鉴定机构以并发症可能导致失明，从而将失明的结果完全归结于并发症，进而确定与医院无因果关系，没有依据。7、省立医院没有尽到举证义务，应对其承担全部责任。鉴定机构认定省立医院诊疗行为有过错，但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即没有完全排除省立医院没有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是由省立医院承担的，省立医院并没有举证证明其诊疗行为与邓某的损害结果完全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应承担全部责任。8、省立医院在病案管理上存在隐瞒和违法的情况。第一，省立医院在没有查阅9月20日血常规报告情况下，进行了化疗，导致病情恶化，并且在发生本次纠纷后将9月20日当日的血常规报告隐匿拒不交出鉴定。根据诊疗规范对白血病患者进行化疗前必须检查血常规情况，因此省立医院应当进行血常规检查。本案中，省立医院一直拒不提交9月20日的血常规检查报告，明显是为了掩盖其医疗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省立医院隐匿病案应当推定其有过错。第二，省立医院进行了电话会诊、进行了急救，并收取了费用，但没有会诊记录。《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十六条规定，住院病历内容包括住院病历首页、住院志、体温表、医嘱单、影像检查单、同意书、手术同意书、麻醉记录单、手术及手术护士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出院记录（或死亡记录）、病程记录、讨论记录、会诊记录、查房记录、死亡病例讨论等。若病历不具备上述内容则说明病历是不完整、不规范的，是有瑕疵的。省立医院2006年9月11日进行了眼科会诊，却没有相应的会诊记录，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隐瞒病情。此外，2006年9月20日化疗后，病情恶化，省立医院进行了急救，但是也没有进行记录，也没提供相关急救记录，因此应推定省立医院具有过错。（二）其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1、其病情严重，为急性巨核细胞性白血病，危及生命，因此到多家医院进行了治疗。因一心只注意治病，没有留心保留相关票据，比如医药费、交通费、食宿费，但到多家治病的情况属实，治病必须支出医药费、食宿费。2、其已经构成一级伤残，生活长期需要家人护理，为全部护理依赖程度，故应该计算护理费。3、其构成一级伤残，在合肥市上学超过一年，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本次侵权造成其双目失明，一个花季少女从此看不见这个世界，这种痛苦是巨大的。其家庭为了这场诉讼背负了巨大心理和经济负担，因此主张精神抚慰金20万元。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省立医院赔偿各项损失合计640.5840万元。
省立医院上诉并答辩称：（一）医院的诊疗过程没有过错，程序合理合法。邓某眼底出血并非是在本院治疗期间形成的，对于邓某眼底出血症状已经予以考虑，9月12日就用了止血敏，治疗非常及时。眼底出血并发症并非白血病化疗的禁忌症，是自身疾病发展的结果，所以邓某关于不符合化疗的情况是其单方面认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治疗可能会演变为巨核细胞性白血病，医院的诊疗没有过错，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中已经表明没有过错。（二）病案是当时诊疗行为的真实反映，邓某对病案材料提出的质疑不能成立。邓某在入住省立医院之前已经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伴骨髓纤维化；眼底出血”，省立医院在邓某第一次入院第二天即2006年9月11日，就在临时医嘱中根据眼科会诊使用止血敏，此后多次对眼底出血进行治疗，并且在9月17日的病程记录（病历记录连续页第2页）中记录“今患儿出现视物不清，双眼底出血”等症状，不存在在护理记录中修改病历的可能。邓某以9月18日的护理记录（住院患者护理记录第1页）中记载“仍有视物模糊”应当是“没有视物模糊”为由，主张省立医院修改病历的事实，不能成立。（三）医院尽到了法律上的举证义务。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不能明确认定患儿的眼睛失明与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是否认患儿的眼睛失明与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不能明确认定因果关系”的表述更为科学、严谨。结合鉴定分析意见，可以看出，之所以不能明确认定因果关系，是因为患儿的失明系其在入住省立医院之前就存在眼部并发症，属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的并发症的一种。就是说，根据患儿骨髓增生综合症的病情，在治疗情况下眼底出血无法避免，并且省立医院在入院时对眼底出血已经尽到治疗义务，使用了止血敏、维生素C、维生素B、复方芦丁、泼尼松等止血、营养神经药物进行综合治疗。因此，鉴定结论认定不能明确存在因果关系，不但符合法医学的因果关系判断，而且符合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断。该鉴定意见作出后，邓某未申请重新鉴定，一审重审程序中也一直拒绝做司法鉴定。医院尽到了法律上的举证义务，邓某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翻该鉴定结论。（四）关于化疗前的告知问题。第一次住院病历中的“化疗前意见征求书”（见腰穿同意书、骨穿同意书等页面）有明确记载，即于2006年9月20日明确进行了告知，其父邓加勤作为家长签字。9月22日的告知是对整个病情发展、变化及处理措施等综合性的告知。邓某关于医院在化疗前未履行告知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五）邓某要求赔偿600多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一审判决酌定补偿邓某1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邓某双目失明是自身白血病所致，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邓某方无理上访，上级法院在没有新证据情况下撤销三次判决，一审法院迫于压力，不顾已查明的事实，从同情角度判决医院承担10万元补偿，违反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没有人道主义义务，一审判决对医院不公平，也会加重其他患者负担。请求撤销原判，驳回邓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判相同。
双方争议的事实还有：省立医院在病案管理上是否存在隐瞒和违法？2006年9月20日第一次上化疗时，省立医院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本院现分析认定如下：
（一）省立医院在病案管理上是否存在隐瞒和违法问题。
邓某称：省立医院拒不提交2006年9月20日的血常规检查报告、会诊记录，且2006年9月18日的护理记录中记载“仍有视物模糊”的“仍”系“没”改写而成，说明省立医院修改病历。
省立医院辩解称：1、2006年9月20日没有出现邓某所说的“不良反应”，病案是当时诊疗行为的真实反映，邓某主张省立医院隐匿、修改病历不能成立。2、收费清单上记载收取普通会诊费1次5元、急诊主治医师会诊1次10元、省级医院住院诊疗费1次3元的事实属实。2009年9月17日上午进行急会诊1次，收取急会诊费10元。2006年9月17日急会诊后为进一步判断眼底出血病情又进行了普通会诊1次，收取普通会诊费5元。“住院诊疗费”与“省级医院诊疗费”收费项目是等同的。“住院诊疗费”是患者入院后医生对患者查房诊察等基础费用，医院管理系统会按照入院时间自动生成，而患者的出院时间并不确定，如果是下午因管理系统无法生成，故需要加上当天时间按照“省级医院诊疗费”收取费用。
关于病历记录的完整性及管理问题。本院审查认为：病案记录存在如下问题：第一，2006年9月11日的临时医嘱中记载“请眼科会诊”，没有相应会诊记录；第二，2006年9月14日病程记录中载明“请眼科会诊，了解眼底情况”，无相应医嘱及会诊记录；第三，省立医院存在收费管理上的问题。省立医院住院病人费用清单诊察费项目载明：住院诊疗费19次75元，普通会诊费1次5元，急诊主治医师会诊1次10元，省级医院住院诊疗费1次3元。因病案中保存有2006年9月17日急会诊单，故省立医院关于急诊主治医师会诊1次10元系2006年9月17日眼科急会诊收取的费用属实。但省立医院关于2006年9月17日急会诊后为进一步判断眼底出血病情又进行了普通会诊的陈述，未提交会诊单相印证。省立医院关于“省级医院诊疗费”与“住院诊疗费”收费项目是等同的解释不仅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因收费清单载明的打印日期（2006年9月29日11：09：33）发生在上午，说明省立医院的解释与收费清单载明的打印时间也不一致。所以，省立医院存在收费管理上的问题。
关于“隐匿”病案材料问题。本院审查认为：邓某诉称省立医院拒不提交其2006年9月20日的血常规检查报告单。因省立医院提交给一审人民法院的病案材料中无该日作血常规检查的记录，邓某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血常规报告单存在，故邓某主张省立医院隐匿拒不提交该报告单事实，不予认定。省立医院存在收费管理上的问题，即收取普通会诊费1次5元及“省级医院诊疗费”1次3元的情形。由于省立医院收费项目系“普通会诊费”及“省级医院诊疗费”，与邓某“2006年9月20日化疗后，病情恶化，进行会诊和急救”的陈述不相符，故仅凭收费清单不足以证明省立医院9月20日进行了会诊及隐匿该会诊记录的事实。
关于“修改”病案材料问题。本院审查认为：病案中2006年9月18日护理记录中“仍有视物不清”一句“仍”字有改动痕迹，对此应予确认。因9月17日的病程记录中记录“今患儿出现视物不清，双眼底出血”症状，9月22日的护理记录中有“仍有视力模糊”的记载内容，前后记录连续，故该修改不足以认定是省立医院为了规避责任而故意篡改病历的行为。
（二）化疗前是否履行告知义务问题。
本院审查认为：省立医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病案材料中2006年9月22日的“医患沟通记录”上按的是邓某本人指印，因邓某当时未成年，所以省立医院直接向邓某告知诊断情况及拟采取的处理措施等，做法欠适当。但该病案材料中也有2006年9月20日“邓加勤”签名的“化疗前意见征求书”，且2006年9月20日的病程记录中也记载了“与患者家长充分沟通后，今在我科行AH方案化疗”的内容，病案材料相互印证。故邓某关于省立医院化疗前未履行告知义务的陈述，与省立医院病历记载不符。
本院认为：本案的治疗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的2006年，应按照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划分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省立医院应对其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损害结果与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省立医院为证明其主张，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作出了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09）医鉴字第7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关于邓某案司法鉴定（20090731）质疑回复”。邓某在一审重审期间虽然提出了重新鉴定的建议，但鉴定机构以“在听证会上，邓某父亲提出送鉴材料不齐全，缺少对鉴定结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材料”为由，予以退卷处理。关于邓某方提出送鉴材料中缺少关键材料（即2006年9月20日省立医院会诊记录）问题，原审人民法院调取病案原件中无此材料，邓某方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送检材料缺少，故原判确认以上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并无不当。
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09）医鉴字第7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关于邓某案司法鉴定（20090731）质疑回复”证明了省立医院对邓某的眼底出血问题关注程度不够，有过错；但对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与邓某的双目失明和体内可能存在的血栓不能明确认定具有因果关系。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本案因果关系难以进一步举证证明，故应认定省立医院完成了举证责任。原审确认省立医院对邓某的双目失明和体内可能存在的血栓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虽然省立医院存在收费管理上及病历记录上的问题，但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已经确认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与邓某损害后果之间不能明确认定存在因果关系，故邓某以此为由，要求省立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另外，邓某未提供充分证据印证省立医院隐匿病案资料的事实，且其关于省立医院化疗前未履行告知义务的陈述与省立医院病历记载不符，故其以此为由，主张省立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鉴于省立医院对邓某的眼底出血问题关注程度不够，一审酌情确认省立医院给予邓某10万元补偿，符合公平原则。省立医院以原判适用法律不当为由，要求驳回邓某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邓某、省立医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56641元，省立医院负担2300元，邓某负担54341元。邓某负担部分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附：本判决书适用的法律条文。
审判长 轩银珍
审判员 王 荣
审判员 姚本茹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付旋璇
附件：本判决书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