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闵民五（民）初字第2002号
原告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朱炳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振，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广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陆根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峰，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龚甜甜，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某甲。
原告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与被告上海广厦（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9日立案受理，先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林霞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审理中，本院认为案外人黄某甲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遂于2015年3月26日追加黄某甲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5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宋振，被告上海广厦（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峰、龚甜甜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黄某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在起诉状上诉称，2010年7月30日、31日，原、被告分别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双方约定由原告分包被告总承包的“奉贤区柘林镇自建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的施工任务，同时还明确约定涉案工程款必须汇入指定账户，否则一律无效。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组织施工，工程早已竣工交付使用，但被告却未能支付相应的工程款。根据被告于2012年8月25日出具的《证明书》，被告自认私自将工程款给付了案外人黄某乙、黄某甲，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未曾与原告联系。后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未付款。
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合同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某诉讼要求判令被告给付工程款人民币2，296，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296，000元为本金，计自2012年8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由于原告在起诉状上对案件事实的描述过于简单，2015年3月11日，在庭前准备过程中，在本院要求下，原告就涉案工程的签约、履行及施工情况作了如下陈述：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朱炳明通过第三方介绍与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相识并承接了涉案工程。涉案工程合同的具体内容是由该司的法定代表人朱炳明与被告的工作人员进行协商后签订的。因为涉案工程位于集体土地之上，故双方所签订的施工合同没有进行备案。涉案工程量不大，原告就带了施工队进入涉案工程进行施工。原告也是经第三方介绍后与黄某甲、黄某乙相识，因原告承接的工程项目较多，缺少项目经理，遂委派黄某甲、黄某乙作为该司派驻涉案工程现场的项目管理人员。涉案工程完工后，朱炳明、黄某甲、黄某乙都向被告催讨过工程款，但被告一直拖延拒付。2012年，涉案工程的材料供应商因未收到材料款向法院提某诉讼，原告当时明知确实欠付供应商的材料款，但为了应诉、为了规避付款的法律责任，故在法院审理的多起案件中作了虚假陈述，即原告否认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方，并要求被告向法院出具了与事实不符的《证明书》。法院经审理后最终认定原告是涉案工程的承包方，并判令其给付相应的材料款。至于涉案工程涉及哪几栋楼，需再在庭后进一步了解后予以答复。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旨在证明以下两点内容：1）原、被告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且根据双方间的约定涉案工程款必须汇入指定账户。2）根据《补充协议》确认的房屋造价有二种，一种是250，000元／栋，一种是324，000元／栋。原告每种各完成4栋，故涉案工程总造价为2，296，000元。被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原告提供上述材料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上述协议是案外人黄某甲借用原告的名义与被告签订的，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施工合同关系，原告无权依据该两份合同向被告主张工程款。
2、由被告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一份，旨在证明原、被告间存在着真实的施工合同关系。被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此系被告依原告要求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出具，需补充说明的是涉案工程合同的实际承包人为第三人黄某甲。
3、《证明书》一份，旨在证明原告完成的涉案工程的工程量，亦证明被告将涉案工程款给付第三人黄某甲后并未与原告联系。被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书》是其应原告的要求为原告与案外人上海赤畅经营部的民事诉讼所出具。
4、《催款函》一份，旨在证明原告曾于2013年10月9日向被告催讨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但被告拒绝付款。被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首先，涉案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为2010年10月31日，涉案工程于2011年5月交付业主验收并实际使用。原告直至2013年10月才向被告发函催要工程款，不符合商业惯例与交易常理。其次，上述证据材料可印证原告非本案实际施工人。再者，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工程款，且原告的上述主张也已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
5、（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668号、（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21号民事判决书，旨在证明以下两点内容：1）原、被告间的施工合同的真实性、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两份生效判决的确认。2）因被告未给付工程款，导致原告无力向材料供应商清偿材料款，为此供应商向法院提某诉讼，终致原告产生巨大损失。被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上述案件的审理，是针对相关材料款的买卖纠纷，与涉案工程合同无涉，最终法院判决原告对外承担责任的理由是相关人员的行为构成表现代理，此系原告自身的管理问题，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无涉。
6、照片一组，旨在证明涉案工程由原告施工完成。被告认为照片上的房屋并非涉案工程。
7、施工合同两份（一份签订于1997年，一份签订于2014年），旨在证明原、被告多年来共有四次业务往来。第一次发生于1997年，第二次即涉案工程，第三、四次发生于2014年12月。被告仅认可双方于2014年曾签订过施工合同。需补充说明的是，原、被告在2014年前并无业务往来，2012年9月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支票并非为了承接工程，而是为了换取被告向法院出具的《证明书》。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1、2、3、4、5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6，因原告提供的照片无法证明照片上的建筑物即为涉案工程的标的物，故本院对该份证据材料对本案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7，因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无关联，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对本案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被告上海广厦（集团）有限公司辩称，首先，原告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是第三人黄某甲（实际施工人）借用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的，违反了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根据第三人黄某甲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及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的陈述，原告并非本案的实际施工人，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是第三人黄某甲借用原告的名义与被告签订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是，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之情形，故应认定上述合同、协议无效。其次，被告已向实际施工人黄某甲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甚至还存在超出合同约定范围付款的情况，被告无义务向未参与涉案工程建设的原告再次支付工程款。具体理由有二：一、根据被告出具的相关任命文件，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黄某甲向被告的项目经理沈某某出具的收条，结合第三人黄某甲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可知，被告已直接向第三人黄某甲支付了工程款合计2，077，560元。二、由于第三人黄某甲在涉案工程尚未完成施工任务的情况下即离开了工地等原因，被告为保证工程进度，代第三人黄某甲向相关供应商与工人支付了材料款、工资共计532，800元。上述两项金额相加达2，610，360元，已远远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故被告已完全履行了涉案工程的付款义务，不应再向未参与施工的原告给付工程款。再次，原告对被告已将全部工程款给付实际施工人黄某甲一节是知情且是认可的。为换取被告为原告与案外人上海赤畅经营部的诉讼所出具的《证明书》，原告向被告提供了载明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及任何费用的书面承诺，另外还质押了一张金额为150，000元的上海银行支票，并约定在该诉讼不影响被告的情况下收回支票，否则后果由原告承担。原告作为诉讼证据材料所使用的《证明书》亦清楚载明涉案工程的承包方为案外人黄某乙和第三人黄某甲个人，故可证明原告明知且认可被告与实际施工人黄某甲结清了涉案工程全部的工程款项，被告对原告不负有任何付款义务。最后，即使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亦超过了诉讼时效。涉案工程约定的竣工日期为2010年10月31日，涉案工程于2011年5月起交付业主验收并实际使用，然而原告直至2013年10月才向被告发函催讨工程款。原告的上述行为，一是不符合合同履行的惯例和交易常理，二是可证明原告并非涉案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与真实承包方。综上所述，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5年3月11日，针对原告陈述的签约、履约及施工情况的陈述，被告亦做了如下陈述：该司是涉案工程的总包方。某日，案外人黄某乙称第三人黄某甲欲承接涉案工程，但根据该司的规定，该司必须与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案外人黄某乙表示可以原告的名义承接涉案工程，实际由第三人黄某甲进行施工。原告表示同意，并要求黄某乙、黄某甲均在合同上签字。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均是由第三人黄某甲在现场负责施工，故该司最终将工程款给付了第三人黄某甲。第三人黄某甲未完成涉案工程的所有工程，未完工部分是由该司委托他人代为完成。在整个签约、施工过程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朱炳明从未出现过，亦未向该司催讨过工程款。2012年8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朱炳明要求该司证明其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在朱炳明向该司质押了150，000元支票、出具了《承诺书》后，该司向其出具了《证明书》。至于法院最终判决由原告向供应商支付购销款，亦是基于第三人黄某甲的行为构成表现代理的相关规定，并非认可原告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方，且他案的处理亦无权认定原、被告间究竟是否存在承发包关系。
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共11份，旨在证明原告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明知涉案工程是第三人黄某甲借用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了施工合同，并由黄某甲实际负责施工，且根据（2012）奉民二（商）初字第1867号案件中的庭审笔录可知原告对被告已通过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沈某某将全部工程款给付实际施工人黄某甲一节是知情且认可的。原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证据材料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庭审笔录仅是原告为当时案件需要应诉答辩所用，具体事实应以法院最终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为准。从两起案件中，法院均认定原、被告间施工关系成立，原告承包了涉案工程的施工任务，而第三人黄某甲与案外人黄某乙是原告当时的现场管理人员。
2、2010年9月10日，由被告出具给案外人沈某某的任命文件一份及第三人黄某甲出具给案外人沈某某的《收条》共39份，被告代第三人黄某甲给付涉案工程材料供应商等款项的明细表及相关收款人出具给案外人沈某某的《收条》共9份，旨在证明被告已直接给付第三人黄某甲工程款2，077，560元，由于第三人黄某甲在涉案工程尚未完成施工任务的情况下即离开工地等原因，被告为保证涉案工程的施工进度代第三人黄某甲向相关供应商与工人支付了材料款、工资共计532，800元。原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首先，任命书是由被告自行盖章的内部文件，原告对该任命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对于收条，因上述款项是案外人沈某某付给第三方的，其中包括黄某甲、黄某乙等多人，原告对上述款项是否有给付的事实不清楚，且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需补充说明的是，上述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亦不相符。
3、《承诺书》、上海银行支票（票面金额为150，000元）及原告法定代表人收回支票的签收单各一份，旨在证明以下几点：1）原告为换取被告为原告与案外人上海赤畅经营部的诉讼出具的《证明书》，向被告提供了《承诺书》，并质押了一张金额为150，000元的上海银行支票，双方约定在该诉讼不影响被告的情况下原告可收回支票，否则后果由原告承担。2）原告与案外人上海赤畅经营部的诉讼结束后，未判决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按约向原告返还了前述质押支票。原告对《承诺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述材料上的公章非原告的公章，落款处的签名亦非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朱炳明所签。至于上海银行的支票及原告法定代表人收回支票的签收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需补充说明的是，该司与被告自1996年开始就发生业务往来，原告从被告处分包劳务工程施工任务。尤其是在2010年后，该司更是就承接被告的多个项目进行分包磋商，其中包括涉案工程，也包括其他未能中标的项目。上述150，000元的支票是该司为承接被告示发包的项目提供的履约担保。该担保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项目，而是针对有可能中标的项目。2013年6月6日，因涉案工程材料采购纠纷导致其被第三方起诉，二审判决生效后需要履行该份判决，而原告此前未能领取涉案工程款，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故在与被告协商后将该支票取回，用于支付材料款。审理中，经本院向被告行使释明后，被告拒绝就《承诺书》上的公章、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
4、从多份案卷中调取的盖有原告公章的文件一组，旨在证明原告在不同场合使用过至少10枚样式不同的公章，可见原告内部对公章的管理极其混乱。原告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告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施工合同与补充协议使用的是同一枚公章，这枚公章与起诉状上的公章不一致的原因是原告原先的公章丢失了，原告为此亦向公安机关报失。嗣后，原告申请重刻了一枚新的公章。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原告作为一家公司在使用公章的过程中不慎丢失公章亦是很正常的事情。
5、被告为证明涉案工程的整个签约、施工、给付工程款的过程，向本院申请传召证人沈某某出庭作证。2015年4月29日，证人沈某某到庭作如下陈述：其是被告公司的项目经理。自公司承接奉贤农民自建房屋工程后，公司将上述业务交由其负责管理。某日，第三人黄某甲欲承接涉案工程，并以原告的名义承接了涉案工程。签约时，其将拟好的合同盖章后交由黄某甲去加盖原告的公章。当黄某甲在合同上加盖了原告公章，并将合同交给其时，其只审核了合同上有否加盖公章，而并未注意合同下方注明的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其就将涉案工程交由黄某甲施工。施工过程中，黄某甲要求被告直接将工程款给付其，否则无法进行施工，考虑到黄某甲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涉案工程的工期，其就将工程款直接给付了黄某甲，由黄某甲向其出具收条。黄某甲在涉案工程尚未完工时就跑了，欠付的大量工人工资及材料款都是由其垫付的。其为了垫付的工人工资找到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朱炳明，朱炳明让其先处理，如果钱不够，可以先借给其，故其曾先后向朱炳明借过两次50，000元。嗣后，材料供应商要求原告给付材料款，并向法院提某诉讼。诉讼期间，朱炳明找到其，要求被告出具证明，以证明黄某甲是以个人的名义承接了涉案工程，其要求朱炳明质押支票，并出具承诺书。朱炳明表示同意，向其交付了支票及承诺书，承诺书上盖有原告的公章，但是否有朱炳明本人的签字，因时间间隔太长，其记不清楚了。嗣后，因原、被告间确实没有合同关系，故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向法院出具了《证明书》。原告对证人沈某某的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对证人沈某某的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6、被告为证明涉案工程款项给付的事实，向本院申请传召证人项某某出庭作证。2015年4月29日，证人项某某到庭作如下陈述：其是接受了黄某甲的委托进行涉案工程的施工。其与黄某甲间签有施工合同，合同上盖有原告的公章，但合同都被黄某甲带走了。黄某甲离开涉案工地后，因沈某某还在工地，故工程款是由沈某某代为支付的，其亦向沈某某出具了收条。原告对证人项某某的证言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被告对证人项某某的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1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对本案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2中的案外人沈某某的任命书、第三人黄某甲出具给案外人沈某某的39份收条，鉴于原告虽否认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以支持其上述主张，且上述证据材料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1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2中的上述材料对本案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至于证据材料2中的其他材料，除证人项某某向沈某某出具的收条外，其余材料在未有其他证据材料相印证的情况下，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3、4，因被告提供上述证据材料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承诺书》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即使证据材料3中的上海银行的支票、收回支票的签收单可证明原告曾向被告交付过一张票面金额为150，000元的支票，后又取回的事实，证据材料4可证明原告在不同场合使用过10枚样式不同的公章的事实，但上述事实在原告对《承诺书》上的公章及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被告又拒绝就公章、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的情况下，本院无法基于以上事实即推定《承诺书》系由原告向被告出具，鉴此，本院对被告提供证据材料3、4对本案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5，即证人沈某某的证言，本院认为，证人沈某某的证言所涉及的签约、履约、施工及付款过程，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1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沈某某该部分陈述对本案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至于沈某某陈述的所谓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出具《承诺书》的过程，因无其他证据材料相印证，故此部分陈述，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6，即证人项某某的证言，因其所述的事实与被告提供的由项某某出具的收条、证人沈某某的陈述相印证，本院对证人项某某所作陈述对本案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审理中，原告针对被告的抗辩意见补充陈述如下，首先，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已确认原、被告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分包关系，原告是被告承包工程的总包方。至于被告提及的第三人黄某甲挂靠原告的陈述不能成立。其次，被告主张的已付款金额没有依据。原告对被告已将涉案工程部分款项给付第三方的事实不清楚，且除了黄某甲、黄某乙是原告派驻现场的负责人外，其他收款人原告均不认识。若案外人沈某某的付款行为确实存在，那么这亦是案外人沈某某与收款人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复次，根据合同约定涉案工程所有款项必须付至原告公司账户，被告私自将钱款付至个人，无合同依据。再次，根据2012年8月25日由被告出具的《证明书》可知，被告是同意给付工程款的，只是向原告主张已将款项给付第三方而已。原告亦是此时才得知被告明确拒绝付款，所以诉讼时效应从该日起算，原告所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也是从被告拒绝付款的次日即2012年8月26日开始计算。最后，被告应按约定的计价方式和付款方式付款，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人黄某甲未到庭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原告成立于1989年7月1日，注册资金为50，000，000元。被告成立于1995年8月1日，注册资金为53，030，000元。
2010年7月30日，第三人黄某甲、案外人黄某乙以原告（承包人）的名义与被告（发包人）与签订了《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发包人将坐落于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自建工程发包给承包人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开工日期为2010年8月1日，竣工日期为2010年10月31日，工程质量标准为合格，合同价款为750，000元。原告在合同的尾部加盖了公章。
2010年7月31日，第三人黄某甲、案外人黄某乙以原告（签约乙方）的名义与被告（签约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涉案工程的总价及付款方式如下：1、单位平方为260平方米，总价为250，000元，单位平方造价为950元／平方米。2、单位平方为360平方米，总价为324，000元，单位平方造价为900元／平方米。3、工程款支付，基础完成后付基础工程量的70%，主体封顶后付主体工程量的70%，工程完成后付至工程总额的70%，竣工验收后付总额的90%，保修金为10%，保修期为3个月。4、施工现场水电费用有乙方自理。5、施工现场必须文明施工，确保安全，所有安全责任与甲方无关。在该协议上，原告加盖了公章，第三人黄某甲、案外人黄某乙在乙方授权代表处签字。在该协议右下方盖有“工程款必须汇入乙方账户，否则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开户：农行川港办事处，帐号：XXXXXXXXXXXXXXX”的印章。原告在合同的尾部加盖了公章。
2012年8月25日，被告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出具了《证明书》，上载：2010年7月底，黄某乙与黄某甲作为经办人与其签订了《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上面加盖了原告的公章，约定其将本市奉贤区拓林镇自建工程中3幢260平方米房屋转包给通兴公司，工程款为750，000元，并确定了原告的收款账号。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黄某乙、黄某甲要求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个人，并明确上述工程与原告无关。考虑到涉案工程已进行，其也最终确认了涉案工程的承包方为黄某乙和黄某甲，并将涉案工程款直接给付了黄某乙及黄某甲。在整个过程中，其没有与原告联系。
2013年10月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催款函，要求被告给付涉案工程款。
另查明，2011年5月26日，案外人上海仁华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作为原告，以本案原告在承建涉案工程时未按约支付混凝土款为由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某诉讼，要求本案原告给付欠付的款项。在该案的多次庭审中，本案原告坚持认为：一、其从未承接涉案工程，亦未收到过任何建筑材料。二、黄某甲非其公司员工，其亦不认识黄某甲。黄某甲的所有行为系个人行为，与其无涉。三、其与本案被告间不存在工程承包的法律关系。其从未参与涉案工程，对涉案工程的任何程序都不知情。2012年3月23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奉民二（商）初字第1094号民事判决，判令本案原告给付案外人上海仁华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货款367，532.50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本案原告不服该判决，遂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认为黄某甲以本案原告的名义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时，持有本案原告下属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及项目部章，使他人有理由相应其交易对象为本案原告，故黄某甲以本案原告的名义与他人签订的购销合同构成表现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本案原告承担。据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6日作出（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668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1）奉民二（商）初字第1094号民事判决。2012年9月24日，本案原告不服上述判决，遂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在民事申诉状中，本案原告认为：1、其与黄某甲无任何关系，从未给予黄某甲任何授权；2、其与本案被告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其从未参与涉案工程的承包和建设。其对于合同的签署并不知情，从未履行过涉案工程的合同，亦未享受涉案合同所带来的任何利益。
2012年8月15日，案外人上海赤畅贸易经营部作为原告，以本案原告在承建涉案工程时未按约支付钢材款为由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某诉讼，要求本案原告给付欠付的款项。在该案的多次庭审中，本案原告坚持认为：一、其从未承接涉案工程，未参与涉案工程的施工，亦未收到过任何建筑材料。二、购买钢材真正的主体是黄某甲。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本案原告向法院提供了一份由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1日找黄某甲谈话的笔录。在该次谈话中黄某甲陈述内容如下：涉案工程是其通过朋友黄某乙介绍接手承建的，与本案原告无涉。所有的材料均由其接收，货款亦由其与供应商结算。至于涉案工程款则由黄某乙与本案被告结算后，由其至本案被告的项目经理沈某某处领款。涉案的工程施工合同上有其签字，其签字后交由黄某乙盖章，合同由黄某乙保管。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黄某甲持有本案原、被告签订的施工合同，且本案原告在购销合同上盖有相应工程项目部章，因此，即使黄某甲不是本案原告授权的合同经办人，作为建筑材料的出售方亦有理由相信购销合同相对方是本案原告，黄某甲是合同经办人。据此，该院遂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2）奉民二（商）初字第1867号民事判决，判令本案原告给付案外人上海赤畅贸易经营部货款435，831.62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本案原告不服该判决，遂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遂于2013年3月7日作出（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21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2）奉民二（商）初字第1867号民事判决。
又查明，第三人黄某甲自2010年8月29日至2011年4月22日期间，共计向被告的项目经理沈某某出具了39份收条，确认收到沈某某交付的工程款计2，077，560元。
还查明，2011年6月21日，涉案工程的施工人项某某向被告的项目经理沈某某出具了收条一份，认可收到沈某某给付的涉案工程款项计373，2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是否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施工人，原告是否有权利要求被告给付涉案工程款
本案认为，交易的双方，交易的目的，乃至交易的具体途径和手段，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确定当事人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是本院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通过案件的审理对当事人之真实意思进行探究后予以评判。根据上述原则，依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一、在阅看了两起以本案原告为被告的买卖合同纠纷的庭审笔录、答辩状、上诉状、申诉状后，本院发现原告无论是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案件审理过程中，还是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申诉过程中，其始终、坚决否认与被告间存在涉案工程的承发包关系。二、原告作为一家成立于1989年，注册资金达50，000，000元的企业，其在诉讼过程中理应拥有相当的应诉能力。按常理，当其在与案外人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被提某诉讼后，如其当时明知为买卖合同的签约主体，其除了要应对案外人提某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外，更会积极要求被告给付工程款，而不是要求被告出具《证明书》以证明其并非合同的相对方。与此同时，被告如果认为原告是涉案工程的合同主体，亦不会为原告向法院出具《证明书》以证明原告非涉案工程的承包方。三、若原告是涉案工程的合同主体，那么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在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后给付原告工程款至涉案工程总造价的90%。然根据原告的主张，被告在整个涉案工程合同履行期间未向原告给付任何的工程款项。若如原告所述其在签约后即进场施工，那么为何在涉案工程竣工交付后多年才向被告主张工程款呢？四、若如原告所述，原告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整个签约、履约过程，那么为何双方没有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原告现主张工程款的金额，其依据是被告向其出据的《证明书》上所载明的内容，此有违常理。五、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当本院询问原告究竟承建了涉案工程所在小区中的哪几栋房屋时，原告亦不清楚，此更有违常理。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所做的陈述不是为了规避法律责任而作的虚假陈述，而是其确实认为非涉案工程合同的相对方所作的真实陈述。鉴此，本院有理由认为原告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施工人。既然原告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施工人，那么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给付涉案工程款。
当然，本院亦注意到，原告根据法院的判决需向供应商给付相应的材料款，原告确实因此会有损失发生，但此项损失可由原告依据其与第三人黄某甲间的法律关系向黄某甲主张权利，与被告无涉。
第三人黄某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168元，由原告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霞
代理审判员 张 莉
人民陪审员 邓红霞
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 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