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桓民初字第982号
原告：巩祖俊，男，196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桓台县。
委托代理人：陶志超，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若桐，男，195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桓台县。现在淄博监狱服刑。
委托代理人：张若玲，女，196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桓台县。系张若桐妹妹。
被告：邢桂芳，女，1956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桓台县。
原告巩祖俊诉被告张若桐、邢桂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原审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2012）桓民初字第49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张若桐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3月6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淄民一终字第649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2）桓民初字第492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巩祖俊的委托代理人陶志超，被告张若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若玲、被告邢桂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巩祖俊诉称，2011年7月13日，被告因资金紧张，向原告借款50万元，约定支付利息。之后，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催要，被告始终以资金紧张为由未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0万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58000元，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若桐辩称，其和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当时其是天津润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桓台办事处的负责人，原告的50万元是原告向润泰公司投入的存款。
被告邢桂芳辩称，其和巩祖俊的妻子刘默菊认识，巩祖俊和刘默菊一起曾到其家里咨询润泰公司投资利息高低的情况。2011年7月13日，巩祖俊将50万元转入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用于吸收存款的户名为张若桐的银行卡内，并与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签订了合同，会计张英武为其出具的收据。因该笔业务是由其经办，故其在信封表面上写了“2011年7月13日存”的字样，如果是借款的话，不可能写上“存”字，当时信封内还有一份巩祖俊的妻子刘默菊与公司签订的黄色纸质合同，合同上有桓台办事处会计张英武的签字，公司留存的底稿现在公安机关。其本人和张若桐从未向原告借款。
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13日，巩祖俊通过其卡号为95×××11的银行卡分三次向户名为张若桐、卡号为62×××10的银行卡转入现金50万元。同日，邢桂芳为巩祖俊在空白信封上书写以下内容：“一年半（550天）巩祖俊50万2011年7月13日存每元每月7分7厘的利息四个月提一次到期连本带利收回。”2011年11月14日，张英武通过网银，从户名为张鹏、卡号为62×××14银行卡转入巩祖俊卡号为62×××19的银行卡15万元。
另查明，自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张若桐担任天津润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桓台办事处（以下简称“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的负责人，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5月2日被本院判处刑罚。
2010年初，邢桂芳进入天津润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担任业务员。2010年9月，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成立后，其又转入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担任业务员；其与张若桐系夫妻关系。
2011年初至2011年12月，张英武担任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的会计。张鹏系张若桐与邢桂芳之子，自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担任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现金出纳。
还查明，张若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在侦查阶段，桓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委托淄博正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吸收公众存款的有关金额进行鉴定。淄博正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26日作出的淄正德会鉴字（2012）05号司法鉴定报告载明，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于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吸收公众存款金额共计137874780元。其中鉴定报告第二项“鉴定材料”中载明：1、贵单位提供的对“张若桐、张英武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刑事侦查卷宗（34册）的相关资料，包括报案人提供的收据复印件（1933笔业务）及报案人的笔录信息。2、其他相关材料。”该鉴定报告中未体现涉案款项。
另外，在庭审中，巩祖俊认可张若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发生后，其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涉案50万元的性质。
巩祖俊主张涉案50万元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借款是其与邢桂芳个人之间的合意，是其基于对邢桂芳个人的信任而出借的款项，邢桂芳是合同相对人，张若桐是因为提供账号并与邢桂芳系夫妻关系而成为共同还款人，与润泰公司无关。邢桂芳归还15万元利息亦是其个人行为，还款账户是邢桂芳借用了其子张鹏的账号，同样与润泰公司无关。为支持其主张，巩祖俊除提交三张转款凭证和邢桂芳书写的信封外，未提交其他证据。
张若桐与邢桂芳主张涉案50万元是巩祖俊向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的存款，公司已与巩祖俊签订了合同，会计张英武也为巩祖俊出具了收据并支付了第一期利息，巩祖俊提交的信封就是用来装合同的。为证明其主张，邢桂芳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1年7月13日，会计张英武出具的收据复印件一份，该收据记载以下内容：“入账日期：2011年7月13日交款单位：巩祖俊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收款事由：2011.7.13（550天）经手人张”，该收据右下角写有“邢桂芳”字样。
2、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在2011年7月13日、2011年11月14日收取本金和支付利息的明细表各一份，2011年7月13日的明细表在“银行存款――农行”一表中记载了以下内容：“合同编号：1884240；姓名：巩祖俊；合同金额：500000；附注：550天”。2011年11月14日的明细表在“550天银行付款”一表中记载了以下内容：“合同编号：1884240；姓名：巩祖俊；合同金额：500000；付利差150000”。
3、2011年11月14日收款收据一份，该收款收据记载了如下内容：“户名：巩祖俊规格品名：利差（1884240）数量50金额￥150000负责人：刘默菊制单：张”。
4、2012年4月26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一份，该进账单显示从户名为张鹏的银行卡62×××14向户名为巩祖俊的银行卡62×××19转账15万元，该进账单右下方注明：补制2011年11月14日网银转账回单。
5、张英武、何兰芬、张兰香等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
张英武在2012年1月5日的笔录中陈述：自2011年3月份开始出现了存款200天（利息多少忘了），350天（每个季度拿20%利息）、550天（每四个月拿30%利息）和900天（每半年拿56%的利息）的业务；……。存款人同意存款后，一般会把现金交给其，或者存款人把款直接打到张若桐指定的账户上，然后给其银行存款小票，其给存款人开具收款收据，收据上面盖着润泰公司淄博分公司的财务章。如果这笔存款是办事处业务员介绍来的，其会在收款收据上写上业务员的名字，方便计算业务员的提成。
张英武在2012年1月6日的笔录中陈述：其2011年初进入桓台办事处工作，负责会计工作，账目都由其掌管，主要工作就是收取存款并开具收据，到期之后给存款人支付利息和本金，给业务员提成，一般都是通过网上银行支付，另外每个月其都去淄博分公司一次，和淄博分公司的会计罗迎对账。
张英武在2012年1月13日的笔录中陈述：其用过三张银行卡办理业务，都是农业银行的，2011年10月份之前使用的是张若桐的账户，账号是62×××10，2011年10月份至12月19日使用的是张鹏的账户，账号是62×××14，之后使用的是其本人的一张农行卡，卡号是62×××15。
何兰芬在2012年1月8日的笔录中陈述：其作为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的业务员，公司宣传说成为公司股东后每发展一名客户并存款就发分红，存款有30天期、60天期、100天期、150天期、200天期、350天期、550天期、900天期，存款利息3%－8%。
张兰香在2012年1月8日的笔录中陈述：其作为润泰公司的业务员，从2010年开始，业务类型就变化无常了，有时候一个月能变三次，期间的业务类型有期限1个月、2个月、5个月、200天、350天、550天、900天等，2个月的月息是5分，5个月的月息5分，350天的月息是6.6分，550天的月息是7.7分，900天的月息是9.3分，其他的利率记不清了。
经质证，巩祖俊对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邢桂芳无证据证实已将收款收据交付其本人且向其说明系公司借款；其将款项打入张若桐个人账户后，张若桐如何处置、如何记账与其无关。对2011年7月13日和同年11月14日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收取本金和支付利息明细表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认为该明细表既未盖章也无签字，对其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刘默菊签字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其称不记得刘默菊在收款收据签字的事实。庭审中，法庭告知巩祖俊如对“刘默菊”签名有异议，可以申请笔迹鉴定，但巩祖俊在法庭指定的期间内未提交鉴定申请。对进账单的真实性巩祖俊无异议，认可收到邢桂芳个人15万元利息。
巩祖俊对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以上笔录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笔录中未涉及与本案原告所诉相关的内容。张若桐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未提出起诉书指控的数额比实际犯罪数额少的意见，其在本案中关于涉案款项系原告向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存款的观点不成立。
张若桐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其陈述，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于2010年9月成立后，在2011年8月1日之前使用其本人的账号为62×××10银行卡吸收公众存款，自2011年8月1日后，开始使用张鹏的账号为62×××14银行卡吸收公众存款。变更存款账号的通告系总公司以传真的方式发来后复印的。
张若桐未提交证据。
以上事实，由巩祖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信封，邢桂芳提交的收款收据、进账单、收据、账目明细表、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讯问笔录、原审庭审笔录及双方当事人的本次庭审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50万元的性质问题。对此，综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作以下分析：
首先，从巩祖俊提交的转账凭证和邢桂芳提交的进账单来看。巩祖俊于2011年7月13日向户名为张若桐、卡号为62×××10的银行卡转入涉案款项，2011年11月14日，张英武用两被告之子张鹏的卡号为62×××14银行卡向巩祖俊的银行卡转账15万元存款利息，这与张若桐关于“在2011年8月1日之前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使用户名为张若桐、卡号为62×××10银行卡吸收公众存款，自2011年8月1日后，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开始使用户名为张鹏、卡号为62×××14银行卡吸收公众存款”的陈述相一致，亦与张若桐和张英武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的陈述相互印证。
其次，从巩祖俊提交的用以证明借款的信封来看。该信封表面记载的存款期限、计息标准及提息时间与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会计张英武、业务员何兰芬、张兰香等在公安机关陈述的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吸收存款的业务类型相一致，且巩祖俊之妻刘默菊于2011年11月14日也收到了按上述存款计息标准和提息时间所得的利息15万元。
第三，从邢桂芳提交的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2011年7月13日和同年11月14日收取本金和支付利息的明细表来看。虽然巩祖俊对该两份明细表不予认可，但该两份明细表记载的户名、合同编号、合同金额及利息金额与巩祖俊之妻刘默菊签名收到利息的收款收据上记载的户名、合同编号、合同金额及利息金额完全一致，能够相互印证。
第四，从邢桂芳提交的2011年7月13日收据来看。该收据系本案在二审期间，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从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经侦大队调取，原件系公安机关从润泰公司淄博分公司在张店区钻石商务大厦的办公场所扣押所得。在该收据的右下角标有“邢桂芳”字样，这和张英武在讯问笔录中关于“如果该笔存款是办事处业务员介绍来的，会在收据上写上业务员的名字，方便计算业务员提成”的陈述相印证。再者，张英武在2012年1月6日的讯问笔录中也陈述，“其在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就是收取存款并开具收据，到期之后给存款人支付利息和本金，给业务员提成”，如果涉案款项系邢桂芳个人借款，则收据不应由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会计张英武开具，且该收据也不应存放在润泰公司淄博分公司。
第五，自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张若桐在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担任负责人，邢桂芳在该处干业务员，他们在桓台区域内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存款，巩祖俊和其妻刘墨菊应当知道他们所从事的业务，在双方之间并无特殊关系的情况下，巩祖俊擅自将涉案款项借予张若桐、邢桂芳，明显违背常理。
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巩祖俊将涉案款项转入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指定的张若桐账号，并由该公司会计张英武为巩祖俊开具收据，在约定的提取利息日，张英武以网银转账的方式支付利息，并由巩祖俊之妻刘默菊签收，由此可以认定涉案款项系润泰公司桓台办事处非法吸收的存款。邢桂芳提交的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对邢桂芳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虽然巩祖俊主张邢桂芳无证据证实已将收款收据交付且也未向其说明系公司借款，但从巩祖俊之妻刘默菊收取利息并在收款收据上签字来看，巩祖俊对涉案款项的存款性质应该是明知的。另外，巩祖俊还主张张若桐的刑事犯罪数额中并未包括涉案款项，因此，该款项与张若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无关，应属合法的民间借贷纠纷，但，经过对（2012）05号司法鉴定报告的审查，该鉴定报告系依据报案人的报案材料作出的结论，且在庭审中，巩祖俊也认可张若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发后，其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即使该涉案款项未包含在鉴定报告内，也不能改变其存款的性质。故，巩祖俊在张若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发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将涉案50万元作为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明显不当，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巩祖俊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0380元，于裁定书生效后退回原告巩祖俊；保全费4020元，由原告巩祖俊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伊护国
审 判 员 ＸＸ军
人民陪审员 孙志德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田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