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沙行初字第58号
原告解喜秀，男，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
法定代表人于建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耿洪涛，男，该局法规处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王丽娟，女，该局工伤处副处长。
第三人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
法定代表人刘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琪文，男，该公司职员，住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代理人张人民，男，该公司职员，住大连市西岗区。
原告解喜秀诉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请求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解喜秀，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代理人耿洪涛，第三人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琪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解喜秀诉称，我的父亲解广汉是大连造船厂铸钢车间翻砂工。1988年3月18日，我父亲解广汉在连续数日义务加班加点工作后又刚刚肩扛六百多公斤铁管，因生产中急需冷铁，便不顾过度疲劳的身体，冒着高温和浓烟，从热沙堆中向外捡冷铁，后突然昏倒，栽在沙堆上，经医院诊断为二度烫伤。在抢救过程中，我父亲突然脑出血和心脏骤停达五分钟，被抢救复苏后，同年4月16日，再次脑出血和心脏骤停，同年5月被转入大连市中心医院治疗，最终被确诊为脑动脉瘤破裂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同年6月21日光荣殉职。我认为父亲善后应按因工或比照因工死亡处理，其理由如下：第一，我的父亲从事有毒有害，特别繁重体力劳动38年，并且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工厂没有按期为他办理退休手续，在别人都不辞而别的情况下，唯有他甘愿不多拿一分钱报酬，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工厂在客观上已经侵犯了他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应当承担责任。第二，我的父亲晕倒在生产岗位上，造成面部二度烫伤，且他爱厂如家，急生产之所急，已经连续数日义务加班加点工作。根据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65）险字第760号文件规定，按比照因工处理有法可依。大连造船厂却不肯按因工处理解决解广汉的善后问题。我向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连市总工会投诉，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位处长认为应当按因工处理，大连市总工会劳动保护部的部长要求按因工处理。被告和市总工会先后召开两次会议，一致认为我父亲的善后应当按因工处理。但之后被告一位副局长与大连造船厂协调未果下达决定，被告称“……要等中船新的退休标准……不执行全国总工会的文件”。1988年11月我向被告递交关于工伤鉴裁的申请，但无消息。由于被告的行政不作为，给我及亲人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我父亲在太平间存放六个半月之久。在此期间，我的母亲徐连芳先后多次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急救，我的哥哥解喜财因生气上火，旧疾加剧，住院做了五个半多小时的手术，我不得不举债葬父。为了讨回公道，我先后去过大连晚报、大连电台、大连国际广播电台、工人日报、新华社，为此我失去了健康、前途和工作。从市委书记、市长到省人大、省总工会，省政协的主要领导，纷纷作出重要批示，被告从未进行过仲裁，却向上级报告“已经仲裁了”。在中央首长和辽宁省、大连市主要领导的批示下，2005年被告不得不认定我父亲为工亡，从2003年8月支付我母亲抚恤费。我认为，是被告的错误行为导致我失去了健康前途和工作，给我造成极大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被告应向我及亲属赔礼道歉，并给予精神损失赔偿，同时既然我父亲解广汉已经被认定为工亡，被告就应当根据政策规定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综上，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渎职枉法，践踏法律，行政不作为等行径，向原告及亲属赔礼道歉；2、判令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国家政策之规定，立即支付原告父亲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71820元、丧葬补助金29532元、精神损失费100000元，共计801352元。
以上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2010年9月15日向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邮寄信件回执、2011年-2015年原告在大连市信访办信访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就案涉诉讼请求向被告提出过申请；第二组证明包括供养人员调档查询复印件、关于请求工伤仲裁的报告复印件1页、12月26日的文件复印件、《关于下发从事有毒有害及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职工提前退休范围的通知》文件复印件、《关于解广汉善后处理情况报告》复印件、新华社大连讯文章复印件、大连日报文章复印件、（2005）大行终字第107号行政裁定书、《关于解广汉同志死亡善后处理的情况报告》复印件、领导批示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所诉案件事实；第三组证据为户籍证明、死亡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与解广汉系父子关系以及徐连芳于2009年去世。
被告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事实依据。1988年3月18日，原告父亲解广汉在大连造船厂铸钢车间工作期间突发脑出血摔伤，并于同年6月21日死亡。二、职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586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三、事实与理由。本案解广汉死亡事实发生在1988年，此期间大连市没有实行工伤保险社会统筹，企业职工发生工伤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亡待遇。大连市于1994年实行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并于1995年8月28日发布了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六号令，明确规定了工亡职工的一次性补偿金。2009年将由企业管理的工亡供养人纳入社会保险统筹管理。我局对解广汉的供养人徐连芳作为特殊问题给予解决，于2003年8月1日纳入了社会统筹管理。鉴于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09）41号）：对于历史遗留的劳动问题，要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及国家的方针政策处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政秘字134号命令，1953年1月2日政务院修正公布）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因工死亡时，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发给丧葬费，其数额为本企业的平均工资3个月，另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一次付给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其供养直系亲属1人者，发给本人工资6个月；2人者，发给本人工资9个月；3人或3人以上者，发给本人工资12个月。三、《关于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前企业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通知》（大劳发（2009）94号）第一条规定：我市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前，符合当时政策规定的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缴纳，不再由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承担，经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后逐步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综上，请求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以上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09）4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政秘令134号命令）、《关于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前企业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通知》（大劳发（2009）94号）作为反驳原告的法律依据。
第三人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递交《我公司对解喜秀行政诉讼一案意见说明》，并在庭审中述称，一、原告本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限。原告之父解广汉原系我公司职工，1988年3月18日在工作岗位上发病晕倒，并于同年6月21日去世。原告向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仲裁申请，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同年6月26日作出“解广汉按因病死亡处理”的裁决意见，原告虽然对此裁决保留意见，但是未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告此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距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已经过了27年，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限，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不能重复起诉，原告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不能再次起诉。原告于2004年4月29日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我公司为第三人，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认定解广汉应按因工或比照因工处理，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分钱”，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起诉。2004年10月9日，原告又在该院起诉被告，我公司为第三人。2004年11月25日，该院作出一审行政裁定，认定原告在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上诉。原告前后两次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加上本次诉讼，虽然诉讼请求略有不同，但都是基于要求被告认定解广汉为工亡这一基本事实理由而提出，原告要求计算工亡待遇的数额和时间的变化都是基于这一基本事实理由所派生和衍生出来的请求，其成立与否完全依赖于解广汉是否为工亡这一基本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六款、第七款“重复起诉的，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三、解广汉死亡后，我公司配合市劳动局、市总工会，根据辽劳（险）字（1986）11号文件第五条“职工原有某种慢性疾患，由于事故外因使原有疾患加剧和恶化的，外因致使促使其发病的条件，不是病变的内在依据，按非因工作处理”的规定，认定“解广汉实属因病死亡，按非因工处理”的结论意见，即解广汉不能定为因工死亡，也不能比照工亡处理。解广汉家属对处理意见不服，多次上访，市政府办公厅查办处，市信访办秘书处根据市领导的批示，组织各方协商，于1994年4月28日达成《关于处理大连造船厂已故工人解广汉善后问题的协调意见》，在有关部门已经认定解广汉按非因工处理的情况下，我公司考虑到解广汉生前的一贯表现和家属的实际困难，参照当时的工亡标准，给付了解广汉家属丧葬费、家属生活补贴、一次性抚恤金、住院期间伙食补贴费及一次性补助等费用共计5244.48元，该费用远超当时工亡的赔偿标准，解广汉家属同意按该协调意见了结有关问题并不再上访。自2003年8月起，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解广汉配偶徐连芳作为特殊问题处理，每月发给供养费。鉴于此情况，并考虑到徐连芳的实际困难，在解广汉仍按非因工处理的前提下，我公司于2007年10月29日与原告签订《供养费补发协议》，给付了徐连芳自1988年6月至2003年7月间的供养费共计37924.4元，原告承诺解广汉善后问题（工伤待遇）已全部解决，并保证不再就此事上访或提起诉讼。现原告要求支付解广汉的所谓工亡待遇，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以上主张，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2004）西行初字第40号行政裁定书、（2004）西行初字第117号行政裁定书，（2005）大行终字第13号行政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重复起诉，且已过诉讼时效。第二组证据包括《关于解广汉同志死亡原因及处理情况的报告》（连船厂1989生字第33号）、《关于处理大连造船厂已故工人解广汉善后问题的协调意见》及《解广汉同志善后处理费用结算表》、《供养费补发协议》及收条，用以证明第三人考虑到原告家实际困难，在有关部门已经认定解广汉按非因工处理的情况下，仍然参照当时因工死亡的标准，超额支付了解广汉的各项待遇，并参照工伤标准向解广汉配偶发放1988年6月至2003年7月的供养费37924.4元，原告表示解广汉工伤待遇问题已全部解决，并保证不再就此事上访和提起诉讼；第三组证据为《证明》，用以证明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系由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原大连新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设合并方式设立，大连造船重工责任有限公司系原大连造船厂。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有异议，认为第一组证据与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未收到过原告提出的申请。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有异议，认为第一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就原告所诉事宜已经与原告及其家属形成协调意见，并实际履行。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第一组、第三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关于解广汉同志死亡原因及处理情况的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不认可；对《关于处理大连造船厂已故工人解广汉善后问题的协调意见》及《解广汉同志善后处理费用结算表》真实性无异议，其上签名为原告所签，亦收到补助；《供养费补发协议》及收条中的签字虽是原告所签，但内容显失公平，应为无效。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解喜秀父亲解广汉原系大连造船厂工人。1988年3月18日上午，解广汉在工作岗位上工作时晕倒，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瘤，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1日死亡。之后，解广汉家属就要求解广汉工亡待遇问题到市、省、中央等部门信访。
1994年4月28日，经大连市政府办公厅查办处、大连市信访办秘书处、大连造船厂、解广汉家属代表解喜秀就解广汉的善后问题协商后达成几点意见，并形成书面文件《关于处理大连造船厂已故工人解广汉善后问题的协调意见》，其中包括：“基于解广汉同志生前的一贯表现和家属的实际困难，在政策规定基础上，有关方面决定：1、大连造船厂按规定付给解广汉同志遗孀生活补助费。2、大连造船厂对解广汉同志遗孀发给一次性抚恤费叁仟元整；今后遇有困难时，可按程序向工厂提出申请，工厂按规定处理……4、解广汉同志善后涉及的其他费用按有关规定办理，并在会签本意见时全部结清”。“解广汉同志家属同意按本协调意见就此了结有关问题并不再上访，同时对市政府领导和有关新闻单位表示感谢”。文件尾页加盖大连市政府办公厅查办处、大连市信访办秘书处、大连造船厂印章，原告解喜秀在解广汉家属代表处签字。1994年4月30日，原告收到解广汉善后处理费用的相关款项，具体包括：丧葬费167.48元，家属生活补贴741元、一次性抚恤费300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贴费336元，铸锻分厂铸钢车间一次性补助1000元，总计5244.48元。就上述款项，原告出具《解广汉同志善后处理费用结算表》，并在家属代表处签字。
2003年8月4日，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关于解广汉同志死亡善后处理的情况报告》，该报告中载明：解广汉死亡后，大连造船厂对其在生产工作中发病经过、诊断及死亡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辽劳（险）字（1986）116号《关于划分因工和非因工伤亡界限的试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职工原有某种慢性疾患，由于事故外因使原有疾患加剧或恶化的，外因只是促使其发病的条件，不是病变的内在依据，按非因工处理”。于1988年6月26日作出了“解广汉实属因病死亡，按非因工处理”的结论意见。解广汉家属对按非因工处理的结论意见不同意，要求定为工亡，为此多次到市有关部门和上级机关上访或写信申诉，市劳动局信访处和市总工会联合做过调查，在听取汇报和讨论的基础上，市劳动局于1988年12月29日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解广汉死后的处理意见，市总工会、造船厂有关部门的同志及解广汉之子解喜秀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形成的意见是：根据《关于划分因工和非因工伤亡界限的试行办法》的规定，解广汉不能定为因工死亡，也不能比照工亡处理，同意造船厂的处理意见。
2007年10月29日，解广汉妻子徐连芳（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供养费补发协议》，主要内容为：鉴于2003年8月以后的甲方供养费已由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月发放，乙方不再为其支付；对于《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应由乙方补发的1988年6月至2003年7月件供养费，按照相关文件规定，一次性补发给甲方供养费37924.4元；上述款项于本协议生效后30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自本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甲方不得以同一事实或理由，向乙方提出任何赔偿请求。解喜秀在甲方处签字。2007年11月16日，解喜秀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补发的抚恤金，1988年6月至2003年7月抚恤金（供养费）37924.4元，叁万柒仟玖佰贰拾肆元零肆角。解广汉善后问题（工伤待遇）已全部解决。解广汉亲属对现任造船重工领导表示深深的谢意，并保证不再就此事上访或提起诉讼”。徐连芳作为工退亡供养人员被纳入社会统筹管理，供养起始时间为2003年8月1日直至2009年徐连芳去世。
另查，解广汉妻子徐连芳与本案原告解喜秀于2004年4月29日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起诉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其履行工亡认定职责并一并赔偿，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案件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徐连芳、解喜秀申请撤诉，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同年10月9日，徐连芳、解喜秀再次于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起诉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其履行工亡认定职责并一并赔偿，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作为案件第三人参加诉讼，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原告在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并于2004年11月25日作出（2004）西行初字第117号行政裁定，驳回徐连芳、解喜秀的起诉。徐连芳、解喜秀提起上诉，在二审期间，徐连芳、解喜秀申请撤回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
再查，第三人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系由原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原大连新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新设合并设立，并于2005年进行工商登记。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原为大连造船厂。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即判令被告就渎职枉法，践踏法律，行政不作为等行径，向原告及亲属赔礼道歉问题，解广汉死亡发生于1988年，其工亡待遇问题应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及国家的方针政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公布施行，1953年1月2日政务院修正公布施行，以下简称《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工人与职员因工负伤，应在该企业医疗所、医院或特约医院医治。如该企业医疗所、医院或特约医院无法治疗时，应由该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转送其他医院医治，其全部治疗费、药费、住院费、住院时的膳费与就医路费，均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第十四条规定“工人与职员因工死亡时，由该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发给丧葬费，另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其供养的直系亲属人数，每月付给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劳动部1953年1月26日公布试行）第五十四条，凡在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支付的各项抚恤费、补助费与救济费，均由工人、职员或供养直系亲属向劳动保险委员会申请领取，由劳动保险委员会主任（必要时可召开劳动保险委员会讨论）在申请书上批准应享受的劳动保险待遇及其计算标准，劳动保险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授权车间劳动保险委员会，依照劳动保险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审查批准工人职员的劳动保险待遇。根据《劳动保险委员会组织通则（试行草案）》（1954年5月16日颁发试行）规定，劳动保险委员会由工会基层委员会在热心劳动保险工作的积极分子中（包括企业医务人员与有关部门人员）选任5人至17人为委员组织，负责依照国家现行劳动保险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及时审查、批准和发给职工及其供养直系亲属申请的各项劳动保险待遇，工会的车间（部门、矿坑）委员会，可根据工作需要与条件，设立劳动保险委员或劳动保险委员会。根据上述规定，1988年职工发生工伤或死亡时，应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治疗费、药费等，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发给丧葬费，由劳动保险委员会主任（必要时可召开劳动保险委员会讨论）批准劳动保险待遇，领取抚恤金，故本案中解广汉的工亡待遇问题并非本案被告的职责范围，被告亦并不存在行政不作为，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问题，原告主张其母亲徐连芳于2007年被纳入工退亡人员供养人员社会统筹领取供养费用，可证明解广汉于2007年由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认定为工亡，故应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如前所述，被告并无对解广汉死亡认定工亡的法定职权，被告及第三人亦否认曾认定解广汉为工亡，原告主张的解广汉妻子2007年被纳入供养人员社会统筹不能推定解广汉2007年被被告认定为工亡，前者非后者的充分条件。二、如前所述，解广汉的死亡发生于1988年，当时职工的工亡待遇应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抚恤费由劳动保险基金支付，故无论解广汉是否被认定享受工亡待遇，工亡待遇不应由被告支付。三、根据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其具有对管辖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伤害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的职权，但对认定工伤后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问题不具有法定职权，非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经办机构，即无论解广汉是否于2007年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被认定为工亡，被告不具有支付工亡待遇的法定职权。四、原告于1994年作为解广汉家属代表与大连市政府办公厅查办处、大连市信访办秘书处、大连造船厂就解广汉善后问题达成协调意见，领取了丧葬费、家属生活补贴费、一次性抚恤金、住院期间伙食补贴费及车间一次性补助费，并表示就此了结有关问题不再上访。2007年原告再次作为解广汉妻子徐连芳的代理人与第三人达成供养费补发协议，领取了第三人给付的抚恤金，并表示解广汉善后问题（工伤待遇）已经全部解决。据此，原告已经就解广汉的善后问题与第三人达成了协议，并已经履行，原告主张协议显失公平，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补助金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精神损害费10万元，因原告提出的被告行政不作为不成立，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故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人提出的原告本次起诉距离“解广汉按因病死亡处理”已经超过起诉期限问题以及重复起诉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本次起诉的诉讼请求系在原告主张解广汉已经被认定为工亡的情况下请求被告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及行政赔偿，并非请求撤销或确认第三人所称的“解广汉按因病死亡处理”行政行为违法，也与原告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请求被告认定工亡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工亡待遇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相区别，故对第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解喜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晓宇
审 判 员 陈莹莹
代理审判员 姜林子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杨 丹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