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1民终15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大芬，女，1946年5月25日生，汉族，现住深泽县。
委托代理人：康早来，男，1945年12月8日生，汉族，现住深泽县，系王大芬的丈夫。
委托代理人：崔杏军，男，石家庄市亮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洪水，男，汉族，1963年2月9日生，深泽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春广，男，汉族，1956年7月3日生，深泽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占锁，男，汉族，1966年6月12日生，深泽县人。
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占强，河北律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泽县东河疃村民委员会。地址：深泽县东河疃村。
负责人：康海彦，该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文藏，男，汉族，1957年5月15日出生，深泽县人，该村党支部书记。
上诉人王大芬因与被上诉人冯洪水、康春广、杨占锁及原审第三人深泽县东河疃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16）冀0128民初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大芬及委托代理人康早来、崔杏军、被上诉人冯洪水、康春广、杨占锁及委托代理人赵占强、原审第三人深泽县东河疃村民委员会委托代理人杨文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大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首先，三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1990年取得了诉争地的承包经营权，其提供的底账仅仅是农户分配柴油、交纳税费、领取粮补的依据，并非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其次，一审法院回避了上诉人提交的关键证据，即双方于1990年3月20日签订了转包协议；第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和二个儿子户口办理了农转非不再具有农村家庭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由，认定其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权，明显偏袒。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冯洪水、康春广、杨占锁辩称，三人通过1990年组内动地，实际取得诉争土地使用权，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明“自80年代初分地后，至第二轮土地承包，未调整过土地”是个伪命题，该证据说明村委会没有分过地，但村民小组调整过地，后镇政府也出具证明对上述证据作出了说明；三人提交的“底账”是取得二轮承包经营权的依据，该底账来自村委会保存的全村各家土地亩数底账档案；上诉人不是本村经济组织成员已丧失对诉争土地的权益，如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解决；1990年双方签订的《转包协议》，该协议履行至“动地年限结束”，1994年到动地年限后已履行完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
王大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冯洪水、康春广、杨占锁退还7.9亩土地及给付16年的租粮小麦5600斤。
一审法院查明：原、被告对以下事实无争议：1、1981年东河疃村进行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分得了承包地，后经1984年村里调整，原告家庭按3.67人（包括原告王大芬和其两个儿子康彦夯、康彦磊，及康早来（王大芬的丈夫）分得其父母的0.67人耕地）分得两块承包地共计7.9亩。现在上述承包地一块位于东河疃村南××西为5.8亩（东邻康某1的耕地，西邻为康某3的耕地，南北为道），该地块现由被告冯洪水和杨占锁耕种，每人耕种2.9亩；另一块地在村东北原为2.1亩耕地，由被告康春广耕种，后康春广与康某1将土地进行了调换，现该地块东邻三队王振通的耕地，西邻为康某1的耕地，南北为道。2、原告家庭与其公婆户籍登记不在同一户口本。康早来的父亲1986年春去世，母亲2001年去世。原告及两个儿子的户籍于1986年7月4日从深泽县铁杆镇东河疃村迁往陕西省南郑县，并办理了农转非。2001年3月27日三人由南郑县迁回深泽县深泽镇。
对以上事实原、被告无异议，并有原告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本证明。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内容，并征得当事人同意，法庭归纳了调查重点：1、诉争土地在1984年调整后是否流转或重新发包；2、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地租（小麦）的依据。
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陈述，1981年分得承包地后进行了流转，但村委会未重新发包。原告和两个儿子户口迁到了陕西省南郑县，并转为非农业人口，但原告户分得的承包地中包括康早来父母的土地，康早来的母亲去世前户籍一直在东河疃村。原告将土地转包给三被告耕种，当时说的是5.8亩地块每年给付300斤小麦，康春广每年给付50斤小麦，三被告一直给到1999年底，以后没有给过。
三被告陈述：村委会一直没有主持过分地，而分地是以组为单位分的。康早来的父母并非8队2组成员，分地时康早来的父亲找到康春广让给他们分上的地，所以在原告一家人迁出后，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应有的医疗和社保等待遇，同时村里的底账上也把原告的名字划去，因三被告新添了人口，小组就将诉争的土地分到三被告名下，所以在村委会1990年各队承包地亩数上显示原告的7.9亩土地分给了三被告，这也足以说明村委会认可了8队2组土地的调整。三被告没有给付原告租金的行为，只是后来经人说合，说还有康早来的母亲在家，多少给点，够老人吃就行，事实上是康早来的妹妹找被告要粮食，但从1999年后就没有找过，三被告也从来没主动给过。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如下：
东河疃村8队2组在1984年分地时的人数和所分亩数列表，该证据加盖有东河疃村委会公章，证据中有户名为“大分”的土地为7.9亩，人数为3.67人。原告用此证明1984年调整土地时原告家庭有7.9亩土地。
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明分地时是8队2组分给原告土地，并非村委会分给原告。
被告在2015年7月18日对王大芬承包地的情况说明，该说明有被告三人的签名和手印，主要内容为：“1981年我们组里分地，王大芬家分的是三个人的地，1984年调地时，王大芬家因有老人，所以分了3.6人的地，从1989年冯洪水、杨占锁种着她家南坟西的5.9亩，康春广种着她家村东北的2亩。每年杨占锁、冯洪水给小麦300斤，康春广每年给小麦50斤，以后给小麦数变过，但已经给清到1999年了。”
三被告质证意见为：签名是被告所签，当时原告的律师崔杏军找到被告说调查一下王大芬的土地，当时问我们土地是否是租赁原告的，我们回答没有。被告是1990年在小组调整分得地，自1988年村里底账已经没有王大芬的名字了。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不是被告写的，是崔律师写的，让我们按得手印。至于粮食，是崔律师说给到1999年了，我们也记不清给到那一年了。确实是从1990年给康早来的妹妹替他母亲收过我们给的麦子，但具体给到那一年记不清了，后来1999年又给过一次。
3、村委会主任康海彦的证明（加盖有东河疃村委会公章）、村书记杨文藏的证明、原村干部高平均的证明、原村干部吕士桥的证明。上述证据证明了以下事实：东河疃村在80年代初分地后，至今未调整过土地。其中康海彦和杨文藏、吕士桥证明了原告家分到地后村委会未收回。
被告质证称，证明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书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对证明内容也不认可。
三被告出具的南坟西土地亩数的复制件，该证据上有被告三人的签名和手印，该证据中标明“注王大分南坟西5.9亩”字样。
被告质证称，8队2组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一个小集体，被告康春广是组长，该证据是从康春广处抄取；被告康春广自第一轮土地承包以来一直负责本小组土地的发包及调整，所以才有底账；但“注王大分南坟西5.9”字样不是被告所写。
吕士桥（第三人原村主任）、高平均(原党支部书记)书证（加盖有深泽县铁杆镇政府公章），证明1984年调整承包地后再没有调整过土地，以上内容被深泽县铁杆镇人民政府以情况属实予以确认；1990年3月20日被告冯洪水亲自写的协议（以下简称转包协议），载明了租粮情况、井泵情况，双方签字按手印并经过村委会确认。
被告质证称，镇政府所盖公章为空白，章上没有字，也没有经办人员签名，不能证明其真伪，且镇政府没有保存被告三户地亩数底册，其出具证明没有事实依据。对转包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意见，原告方已持有该证据多年，却在发还重审阶段才提交，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8队2组规定10年到期动地，因1990提前把王大芬的地分给了三被告，并上报村委会备案，村委会未提出任何质疑，三被告和王大芬签订了该协议，直到1994年到了动地期限后，该协议就已经履行清，不再履行。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如下：
东河疃村1988年、1989年、1990年、2010年各队承包地亩数及8队2组各户亩数底账，其中1988年和1989年8队组各户承包亩数列表抬头写的是“农用柴油分配底账”；2010年的底账为复印件，其余年份底账均为复印件加盖有村委会公章。1988年底账显示仍有原告王大芬7.9亩承包亩数，但有勾画痕迹，1989年底账已经不显示原告的名字，同时康某1和康某2的名下承包地比1988年时多了7.9亩。1990年及2010年的底账中显示，康某1和康某2的土地承包亩数回到1988年状态，而三被告添加的亩数共为7.9亩。
原告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以上证据证明东河疃村20年内土地已没有变更，另外推定二轮承包沿用了1990年的花名册，诉争土地在被告名下。1990年原告老人尚健在，如果调整地不可能不分给其土地，分柴油底账没有原告名字，只能说是1988、1989年土地暂时划在了三被告名下。1990年底账显示仅有三被告增加了地亩数，原因是租种了原告家的土地，而其他组成员家的地亩数都一直没有变动，足以证明1984年后该组没有调整过土地。
2、被告申请证人康海彦和杨文藏出庭作证，康海彦证明。证人康海彦称自己从2003年开始担任村委会主任至今，自己只能证明自2002年到现在村里没动过地，原告提交的证人的证明内容有误，但签名是本人所签，同时被告提交的底账是在村里老会计康道军处复印，村里也是按底账收取农业税和发放粮补。证人杨文藏证明自己从1998年担任村书记至今，村里的土地从1984年调整了地，大概1999年二轮承包，村里没有调整土地，也没有发承包证，被告提交的底账是在老会计处复印，村里原来收三提五统和农业税是按底账收取，从证人任职开始争议地块就是三被告耕种，收取农业税和发放粮补也是由三被告承担，自任职至今村里未调整过土地，同时原告提交的证人的证明内容不是证人当时的陈述，证人未说过证明上的内容，是原告代理人所写，签名是证人所签。当初分地时是由组里分给各户，然后上报村委会，村委会以组里上报为准。
原告对证人证言的意见为：两个证人证明了村里没有调整过土地，也证明了被告提供的底账是为了交农业税和发柴油所用，不能作为承包地的证明，因为还有村里老干部的证明1984年以来就没有动过地。
被告对证人证言意见为：证人杨文藏证实了该村土地是由组里分到各户，然后将土地花名册逐级上报村委会，村委会以组里上报为准，并且多年来以该底账征收农业税和发放补贴。因此三被告才是诉争土地的合法享有者。
证人康某1出庭，康某1证明以下内容：原告家村东北的2亩多地原来是证人种着，每年给康早来母亲棉花，种了两年后就不种了，证人曾问康春广是否耕种，康春广说种，证人曾和康春广说你要种就每年给康早来的母亲50斤棉花，将土地交给康春广耕种没有通知原告；证人的土地在最东边（2组范围内），东面挨着王振通家的土地，原告的2亩多地原来是在证人的地西面，再西面是康某2和康全根，后来康全根不种了，证人和康某2把康全根的土地分了，为了便于耕种，证人和康春广调换了土地，但地亩数没变，所以康春广的土地就成了最东面（争议的2.1亩），挨着王振通家。证人没有听说过调整过土地。被告提交的书面材料内容证人不清楚，是证人的儿子签的字和按的手印。1984年以后没有调整过土地，小组内是否局部调整过土地不清楚。
原告对证人证言的意见为：证人证言和本案的证据相互印证；被告对证人证言的意见为：证人将土地交于被告康春广耕种后地租给了康早来的母亲，且证人事先未经原告同意将土地交给被告耕种，说明证人也意识到诉争土地早已与原告无关，同时被告没有听到证人说给付棉花的事情，是原告王大芬的弟弟王二民找到被告说有康早来母亲的地，看在乡亲面上象征性的给点粮食，村北的地给20斤，说老人去世后就不用给了，大约给了一两年，具体多少年记不清了。
发还重审后被告又申请证人康某3（康春广哥哥）、康某2、康某1、李某、杨某（杨占锁侄子）、冯某（冯洪水弟弟）出庭作证，上述证人均是8队2组成员，证人陈述内容为：（1）康早来母亲地原来没在8队2组，是后来分到这组的；（2）1990年该组动过地（其中李某、杨某实听家里老人说的）。被告还提交8队二组各家签字的证明一份、村里分地时8队二组组长康春广记录的本组各家分地的亩数底册（载明1984年农历8月分地到1994年农历8月动地）。
原告质证称，康春广记录的底册不是底账，只记录了米数，记录的真实性无从查证，其中“到1994动地”也是后添写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方证人大多数是三被告亲属，有的证明内容是听老人说过，证明不实。
第三人陈述，第一轮土地承包是1981年，由大队分派到小队分地，每个小队有包队干部负责。此后分地情况不清楚，是否调整过土地也不清楚。现在村里一直没有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针对第二个调查重点，原告陈述，依据转包协议，被告租种原告土地至今，应按协议给付租地小麦每年350斤，诉请变更为从1999年至2016年共计17年。被告陈述：转包协议上写明了“到动地年限结束”，故1994年动地年限到达后协议就不在履行。1995年或1996年三被告是出于同情共同给王大芬婆婆120斤小麦。应驳回原告请求。庭审结束后，被告提交了2016年8月3日深泽县铁杆人民政府证明，对原告提交的吕士桥、高平均书证内容情况进行了说明，镇政府加盖公章只是对吕士桥、高平均的任职情况的证明，并未涉及土地承包等其他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大芬户开始分得了承包地，但自王大芬、康彦磊、康彦夯户口从1986年从村迁到城镇居住，并办理农转非，系纳入了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员，不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应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法规定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1990年8队2组重新调整过承包地，原告一家在二轮土地承包中并没有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提交村委会各户地亩数底册是村委会对村小组调整承包地的认可，因此被告对诉争的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王大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原告承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认定事实与一审查查明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曾对诉争土地转包事宜达成协议，转包期限至“动地年限结束”，何时至动地年限，双方发生争议。根据本地区实际土地调整情况，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间（动地年限）一般在1998年左右进行，一审法院综合双方证据情况及上诉人王大芬和二个孩子已于1986年从农村迁到城镇居住并办理了农转非，纳入了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不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况，判决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上诉人冯洪水、康春广、杨占锁享有，并无不妥，故本院对于上诉人王大芬主张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享有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大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荣水
审判员 周玉杰
审判员 孟志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