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3）杭萧行初字第15号
原告朱健良。
委托代理人韩全啟。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施月仁。
委托代理人钟捷、吴涵潇。
原告朱健良不服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萧山人力社保局）社保行政赔偿决定，于2013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于2013年4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5月9日和6月26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健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韩全啟，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委托代理人钟捷、吴涵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月14日，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对原告朱健良的《行政赔偿申请书》作出一份书面答复，认为被告已于2004年4月履行了行政确认的法定职责，当时确认原告的工龄为38年9个月，故不存在行政赔偿的情形，因此拒绝了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
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于2013年4月25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赔偿决定的证据、依据有：
1.朱健良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2.《萧山市转制企业退养人员审批表》，证明原告于2000年10月份办理了“社会退养”手续。
3.《萧山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证明原告于2004年4月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被告在审批表上明确确认其缴费及视同缴费年限为38年9个月。
4.被告工作人员对朱健良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对其退养和退休的情况在退养和退休当时即已知晓，也明确知道其被确认的缴费及视同缴费年限为38年9个月。
5.《行政赔偿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函，证明朱健良委托律师于2012年11月16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的事实。
6.被告给朱健良的书面答复及EMS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EX518379812CS），证明被告于2013年1月14日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处理并邮寄送达原告。
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九条，原萧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第一、第二农垦场和湘湖、钱江农场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含实施方案）（萧政发（2000）106号）（以下简称106号文件），原萧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退养人员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萧政办发（2000）16号）（以下简称16号文件）。
原告朱健良诉称：原告于1962年2月下乡到原萧山市钱江农场工作。2000年，萧山市政府颁布的106号文件对钱江农场实施企业体制改革。原告当时提出“买断工龄”的要求，未获准许。2000年，钱江农场、萧山市农场管理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险管理局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让他人代原告办理了退养手续。即使如此，按照前述106号文件的规定，原告也应被连续计算工龄至法定退休年龄。原告于2004年4月退休，但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至今未依法对原告的连续工龄进行行政确认，原告工龄应为42年3个月，被告确认的工龄为38年9个月，少算了3年6个月，导致原告至今不能正常享有养老保险待遇。原告于2012年11月16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被告确认其未将原告工龄认定为42年3个月的行为违法，并确认其工龄为42年3个月，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人民币50000元，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00000元。但被告于2013年1月14日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原告不服，起诉要求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赔偿原告因工龄被少计算3年6个月造成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50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
原告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朱健良委托律师于2012年11月16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的事实。
2.萧山人力社保局给朱健良的书面答复，证明被告未对原告的赔偿申请依法作出赔偿决定。
3.原萧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第一、第二农垦场和湘湖、钱江农场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萧政发（2000）106号），证明原告符合退养政策，退养期间应被计入连续工龄。
4.朱健良身份证复印件，《萧山市转制企业退养人员审批表》，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以及参加工作的时间、退养的时间，被告强迫原告退养的事实。
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辩称：一、被告对原告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的确认准确无误。经被告调查，并结合原告的询问笔录可知：《萧山市转制企业退养人员审批表》中申请人签名“洪文英”系原告的妻子。当时是原告委托其妻子为其代为办理“社会退养”手续，且办理“社会退养”手续后，原告也从次月起开始享受“社会退养”待遇。原告是知道且认同办理“社会退养”的，并不存在被告强行让他人代签办理的情形。根据106号文件和16号文件的规定，办理“社会退养”人员养老保险费续缴后的年限计入本人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本案中，原告在“社会退养”期间，并没有办理养老保险费续缴手续，故其“社会退养”期间不能计入缴费年限。因此，原告办理退休审批手续时，被告确认的原告缴费及视同缴费年限为38年9个月。原告于2012年11月16日向被告提出要求确认缴费年限（包括视同缴费年限），被告已于2004年4月做出认定，遂答复不再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处理。
二、被告依法做出行政确认行为，不存在国家赔偿情形。原告于2004年4月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而办理退休手续时，被告在《萧山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表》上明确确认其缴费及视同缴费年限为38年9个月，依法履行了行政确认职责，且合法有效，不存在《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故原告的请求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三、原告提出国家赔偿请求已经超过法定的赔偿时效。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是两年。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在为其办理退休手续时对其工龄的确认有错误，对原告造成了财产上的损失，原告自认是2004年4月份办理了退休手续，且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已知道其工龄是38年9个月，即社会退养期间的3年6个月由于没有实际缴纳社会保险，不能计算为缴费年限。被告认为，原告是2004年4月知道其所认为的权利受到侵害，原告到2012年才提出国家赔偿，已超过法定时效。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法庭审查时，原告朱健良对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提供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洪文英”的签名不是其妻子洪文英本人的签名。对证据3、4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退养时知晓其工龄为38年9个月。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同时，原告自认以下事实：原告在2004年4月办理退休手续时，从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处得知其工龄为38年9个月，少算了3年6个月，原告认为会影响其退休待遇，当时提出过异议。2006年6月22日，原告收到补发的职工退休证（第44384号），该退休证上记载的缴费年限为38年9个月，视同缴费年限为零。
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对原告朱健良提供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3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从该106号文件不能得出原告退养期间应被计入工龄的结论。对证据4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被强迫退养的事实。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4《萧山市转制企业退养人员审批表》即被告证据2，能够证明原告于2000年9月办理退养手续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被告对对方其他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经审查，上述证据均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朱健良（曾用名朱允中）生于1944年4月13日，1962年2月进入萧山钱江农场工作，2000年10月份经审批办理了从钱江农场退养的手续。2004年4月，原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了退休手续，并从2004年5月起领取养老金。原告在2004年4月办理退休手续时，从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处得知其工龄为38年9个月，少算了3年6个月，原告认为会影响其退休待遇，当时提出过异议。2006年6月22日，原告收到补发的职工退休证（第44384号），该退休证上记载的缴费年限为38年9个月，视同缴费年限为零。原告于2012年11月16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认为被告未将其工龄认定为42年3个月的行为违法，要求被告确认其工龄为42年3个月，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人民币50000元，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于2013年1月14日向原告作出一份书面答复，称被告已于2004年4月作出了行政确认，确认原告的工龄为38年9个月，因此不再重复进行确认，基于该理由，被告拒绝了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原告不服，以其工龄被被告少计算了3年6个月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由此造成的原告养老保险待遇损失50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之规定，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是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本案中，根据原告朱健良自认的事实可以确定，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对原告朱健良作出的工龄行政确认行为至原告起诉之时已有近九年时间，未被有权机关确认为违法，因此，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给予行政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本案中，原告朱健良认为其工龄应被确认为42年3个月，被告萧山人力社保局作出的确认其工龄为38年9个月的行政确认行为违法，因此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根据原告自认的事实及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实，原告于2004年4月办理退休手续时即得知其工龄被被告确认为38年9个月，原告认为被少算3年6个月影响到其退休待遇，当时向被告提出过异议。且原告于2006年6月22日收到了补发的职工退休证，该退休证亦载明原告工龄为38年9个月。原告迟至2012年11月16日才以该行政确认行为违法为由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已超过两年的国家赔偿请求时效。被告关于原告行政赔偿请求已超过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原告当庭辩称被告的行政确认行为构成连续侵权，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故其赔偿请求未超过时效。本院认为，首先，《国家赔偿法》未规定行政侵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的，国家赔偿请求时效从侵权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其次，行政确认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即一种法律行为，行政主体对某种事实或法律关系表示确认的意思表示一经作出，该行为即已作成，继而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被告于2004年4月对原告工龄作出行政确认，该行为于作出后即已作成，原告之后的退休待遇虽一直根据该行为所确认的工龄年数进行确定，但这种持续性是行政确认行为法律效力的体现，而非该行为本身的持续。因此，原告的这一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健良的行政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 杰
人民陪审员 吴康平
人民陪审员 徐亚兰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王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