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15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毓林，男，196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笑冰，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淘安居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兴港路1875号。
法定代表人：章美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淘安居房产代理有限公司尊海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滨湖二里200号105室。
负责人：章美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双进，福建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燕，福建友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滨厦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沧林东三里372号。
法定代表人：王康南。
上诉人曾毓林因与被上诉人厦门淘安居房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安居公司）、厦门淘安居房产代理有限公司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原审第三人厦门滨厦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厦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5民初3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毓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周笑冰，被上诉人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双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滨厦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毓林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曾毓林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就讼争房屋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案双方就讼争房屋形成的法律关系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双方就讼争房屋形成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第一，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为曾毓林购买讼争房屋报告了订立合同的机会。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与案外人林伟琴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独家房产销售委托书》，受托为林伟琴独家销售讼争房屋，有义务代为寻找并提供适合的房产需求信息等。因此，房产交易市场上有关讼争房屋的房源信息唯一来源处即为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曾毓林正是看到了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发布的房源信息才得知房屋的基本情况并最终与林伟琴签订买卖协议。第二，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为曾毓林与林伟琴订立合同提供了媒介服务。在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还进一步周旋于曾毓林与林伟琴之间，向曾毓林及林伟琴提供了房屋交易相关事宜的咨询并按照双方要求交换了信息及需求，促成双方签订买卖协议。事实上，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系独家销售方，如果未曾提供居间服务，则曾毓林与林伟琴根本没有渠道接洽并达成协议。第三，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为房屋交易提供了全程服务。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作为居间方参与了房屋交易全程，指派工作人员柯洪静（亦为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的最大股东）提供居间服务。根据柯洪静于（2015）海民初字第596号案件中的庭审陈述及曾毓林举示的《收据》等可以得知，柯洪静自认是讼争房屋交易的中介方，其系具体经办人，协议后面备注部分内容为柯洪静手写填充；在曾毓林向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支付中介佣金时，柯洪静在收据上签字确认；房产买卖协议签订后，柯洪静还向曾毓林通知付款等事宜；讼争房屋彼时承租人张祥娣在腾空房屋后将钥匙交付给柯洪静。第四，曾毓林已向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支付了讼争房屋的中介佣金5000元。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出具《收据》并盖章确认，柯洪静亦予以签字确认。《收据》上打勾标注部分及手写填充部分载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收到交来购买厦门市禹州领海6号楼1803室的房产中介佣金人民币5000元整”。结合本案基本事实可得，曾毓林通过滨厦公司向林伟琴支付了中介佣金费用5000元。二、一审法院认定曾毓林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错误。第一，居间合同并不是要式合同，曾毓林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无需就居间合同关系签订书面协议。只要双方形成居间合同的合意并已实际履行即应当认定双方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虽然本案并未签订书面的居间合同，但根据柯洪静的自认可以看出，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为曾毓林购买讼争房屋提供了包括报告订约机会、提供媒介服务在内的全程居间服务，收取了曾毓林支付的中介报酬。因此，应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口头居间合同关系。第二，本案应认定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共同为曾毓林购买讼争房屋提供居间服务，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收取的中介佣金实为曾毓林向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支付。目前因为房地产居间行业竞争激烈，若干家居间机构联合起来共同为同一购房者提供居间服务的情形数见不鲜。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与滨厦公司分工协作，为曾毓林提供包括与林伟琴沟通、代曾毓林受领讼争房屋钥匙等相关居间服务。讼争《收据》上打勾标注部分及手写填充部分载明的内容也可以佐证。根据法律定义及日常生活常识判断：仅有讼争房屋交易一方与房产中介间会形成居间服务关系，购房者须向提供居间服务的中介机构支付中介佣金。而两个房产中介机构之间既不可能形成居间合同关系，也不可能形成雇佣关系，认定滨厦公司向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支付中介佣金与行业惯例及生活常识相违背。一审判决亦已认定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曾毓林除向滨厦公司支付中介佣金外，也向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支付了中介佣金。第三，在讼争房屋达成买卖协议的前提下，若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并非居间方，则其工作人员根本既无权利义务也无必要向曾毓林通知付款事宜并受领讼争房屋钥匙。而以柯洪静为代表的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在曾毓林与林伟琴签订房产买卖协议后，一直主动积极促成房产交易的进度并以讼争房屋交易具体经办人及中介方的名义与曾毓林、林伟琴进行沟通，与滨厦公司进行协作。三、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配合林伟琴将讼争房屋再行出售给他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居间方应尽义务，给曾毓林造成了巨大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一，签订《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后，曾毓林支付了相应款项，履行了协议项下义务。但林伟琴却将讼争房屋再行出售给他人，造成了协议无法履行，给曾毓林造成重大损失。正如前所述，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系讼争房屋的独家销售方，若其不予配合，林伟琴无法再与其他购房者进行接洽，更遑论在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的见证下与他人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且讼争房屋的前承租人张祥娣在交房时已经将房屋交付给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若其不予配合，林伟琴将讼争房屋交付给他人的过程并不会顺利。因此，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对林伟琴“一房二卖”的行为，不仅是知情的，而且是主动促成的，甚至是乐见其成的。第二，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至迟于2015年1月23日就知道了林伟琴“一房二卖”的确凿事实，但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在2015年3月11日与滨厦公司工作人员的对话中，明确否认了讼争房屋已被出售的事实。柯洪静在（2015）海民初字第596号案件出庭作证中，也未陈述这一重大事实。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此举导致了曾毓林在取得人民法院判令继续履行《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后，因讼争房屋已被再次出售和交付而无法继续履行买卖协议，不得不另行提起解除合同之诉，客观上也给林伟琴转移财产提供了时间。第三，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在明知讼争房屋已被另行出售给他人后，还配合林伟琴向曾毓林出具了《告知函》，要求解除房产买卖协议以掩盖讼争房屋被另行出售的事实。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还设计录音对话，以构陷曾毓林违约事实，并将其提供给林伟琴。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的种种违法、违约行为，给曾毓林造成了巨额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四、曾毓林已向林伟琴提起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在林伟琴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损失的情况下，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林伟琴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曾毓林只得申请强制执行。后因林伟琴名下无可控财产，执行程序终结。正如前所述，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违反了居间方应尽义务，与林伟琴串通“一房二卖”，是造成及扩大曾毓林损失的重要原因，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不因人民法院对林伟琴作出生效判决而免除。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应就“一房二卖”给曾毓林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就生效判决中确认的曾毓林损失向曾毓林进行偿付。在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应承担补充责任的情形下，既然林伟琴已不存在可控财产，其无法清偿生效判决确认的债务，则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应当对未能清偿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
滨厦公司未到庭，但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了书面材料，述称：一、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共同为曾毓林提供了居间服务，滨厦公司忠实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侵犯曾毓林权益的情形。2014年，滨厦公司得知淘安居公司有讼争房屋独家销售，房屋产权人为林伟琴。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进行洽谈并达成一致，由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共同为讼争房产交易提供居间服务，并各自收取应得的居间报酬。后滨厦公司联系曾毓林，协同淘安居公司与曾毓林、林伟琴进行房产交易事宜的沟通协商，并最终促成交易。在此期间，滨厦公司提供服务的主要人员为林宏，淘安居公司工作人员为柯洪静。2014年11月5日，在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共同见证下，曾毓林与林伟琴在淘安居公司营业部签订了《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合同主文由淘安居公司起草，补充部分由其工作人员手写。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协商后，由滨厦公司代表两公司在居间方处盖章。此后，曾毓林分别向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支付了中介佣金，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工作人员继续为曾毓林提供居间服务，包括催款与催促交房等事宜。二、讼争房屋被“一房二卖”系因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的过错所致，与滨厦公司无关。第一，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协作为曾毓林提供居间服务，共同促成交易。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以居间方名义参与到案涉交易的全过程。2014年11月8日，曾毓林向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支付了中介佣金5000元，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出具收据确认。第二，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介绍、委托关系，案涉收据系曾毓林向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支付的中介佣金，与滨厦公司无关。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与滨厦公司分别同曾毓林形成居间服务合同纠纷，分别独立地对曾毓林负责。第三，2015年3月11日，柯洪静找到林宏交涉讼争房屋事宜，林宏当场询问是否在挂牌出售讼争房屋，柯洪静一口否认。因此，滨厦公司对房屋“一房两卖”毫不知情。
曾毓林向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退还曾毓林已支付中介费5000元；2.判令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赔偿曾毓林房屋差价损失490600元；3.判令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赔偿曾毓林定金损失100000元，房屋面积差额款及办理一手产权所需的费用损失17444元，中介费用损失10000元，律师费用损失10000元，鉴定费损失5680元；4.判令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林伟琴原为讼争房屋所有人。2014年9月25日，林伟琴与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签订《独家房产销售委托书》，委托淘安居尊海分公司销售讼争房屋。2014年11月5日，曾毓林（购买方、乙方）与林伟琴（出售方、甲方）、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居间方、丙方）三方签订《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约定：林伟琴同意将讼争房屋出售给曾毓林，购房合同号为xxx1，建筑面积84.08平方米，讼争房屋的用途为住宅，讼争房屋总价为1350000元，曾毓林应于协议书签订时向林伟琴先支付定金50000元，剩余50000元于2014年12月7日前支付，办理讼争房屋一手产权的费用，由曾毓林承担17400元，超出部分由林伟琴承担，讼争房屋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的相关税费由曾毓林承担，曾毓林于2015年1月10日前向林伟琴支付770000元（含定金），林伟琴应当在2014年12月10日前将讼争房屋交付给曾毓林使用，双方签订本协议时，曾毓林应向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支付中介费20000元等等条款。《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签订后，曾毓林向林伟琴支付购房定金100000元。2014年11月7日，曾毓林向林伟琴支付讼争房屋面积差额款及办理一手产权所需的相关税费17444元。同日，曾毓林向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支付中介佣金10000元。2014年11月8日，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向淘安居公司支付中介费5000元，淘安居公司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款。2014年12月2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向林伟琴颁发讼争房屋的土地房屋权证（厦国土房证第xxxx号）。2015年1月23日，林伟琴（出售方、甲方）与案外人卢秀菊（购买方、乙方）、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居间方、丙方）签订《房产买卖协议》（编号：xxx），约定林伟琴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卢秀菊，成交总价为1335000元。
曾毓林于2015年1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林伟琴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向曾毓林交付讼争房屋并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26日做出（2015）海民初字第596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后本院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2015）海民初字第348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曾毓林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于2016年6月15日生效。
曾毓林于2016年6月23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曾毓林与林伟琴签订的《房屋预约买卖协议书》、林伟琴承担违约金270000元、林伟琴赔偿房屋差价损失490600元、中介费10000元、律师费10000元、鉴定费5680元、保全费5000元、林伟琴退还曾毓林已支付的100000元定金、房屋面积差额款及办理一手产权所需的费用17444元。2017年3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闽0205民初2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曾毓林与林伟琴于2015年11月5日签订的《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于2016年6月23日解除、林伟琴应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向曾毓林返还定金100000元、房屋面积差额款及办理一手产权所需的费用17444元、林伟琴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曾毓林支付房屋差价损失490600元、中介费10000元、律师费10000元、鉴定费5680元、驳回曾毓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林伟琴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闽02民终25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林伟琴的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曾毓林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
2017年11月10日，曾毓林又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如上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有曾毓林一审提交的《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收据》《房产买卖协议》各一份、民事判决书三份、执行裁定书、（2015）海民初字第596号案件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法庭笔录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曾毓林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居间合同关系。我国法律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在本案中，根据本院（2017）闽02民终2587号民事判决书和一审法院（2016）闽0205民初212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是曾毓林与林伟琴之间《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的居间人，《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签订后，曾毓林向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支付中介佣金10000元。曾毓林没有提供证明其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签订居间合同的依据。曾毓林提供的《收据》上载明的中介费付款人为“滨厦房产”，应视为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向淘安居公司支付中介费，该份《收据》不能作为认定曾毓林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之间已形成居间合同关系的依据，且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所以，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与曾毓林之间并没有形成居间合同关系。曾毓林要求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系“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曾毓林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并非曾毓林与林伟琴之间案涉房产买卖的居间人，曾毓林要求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滨厦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曾毓林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87元减半收取计5093.5元，由曾毓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曾毓林有异议的部分在前述上诉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已列明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
二审期间，对滨厦公司提交的书面陈述，曾毓林质证认为，滨厦公司关于讼争房产两次交易的情况说明，符合客观事实，与曾毓林亲身参与及了解的一致。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认为，滨厦公司的书面陈述不具有真实，应不予采信。对滨厦公司的书面意见，本院在认为部分再予以综合认定。
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本院二审期间补充认定如下事实：1.经一审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3488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2014年9月25日，林伟琴与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签订《独家房产销售委托书》，约定由淘安居公司独家销售讼争房产。2.讼争《收据》《独家房产销售委托书》中的经办人栏均写有“柯洪静”字样；3.在一审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596号案件庭审中，证人林某陈述：讼争《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空白处手书部分是柯洪静手书。证人张祥娣作证陈述：腾空讼争房屋后，钥匙交给了淘安居一个姓柯的中介。证人柯洪静作证陈述：其是淘安居公司中介，林伟琴将讼争房屋独家委托给淘安居公司销售，其是具体经办人；曾毓林是滨厦公司的客户，讼争协议是在滨厦水云湾的店里签订，协议后面备注手写部分是其书写；其有找张祥娣拿过讼争房屋钥匙。该案审理中，曾毓林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林宏的证人证言真实，应予采信；张祥娣、柯洪静的证人证言不真实，不应采信。
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曾毓林是否向淘安居、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支付中介费5000元问题。二审中，曾毓林上诉主张，其于2014年11月8日向淘安居公司支付了中介费5000元，淘安居公司向其开具了收据。缴交中介费用主体应为曾毓林，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有关“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院（2017）闽02民终2587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2014年11月7日，曾毓林向厦门市海沧区滨厦房产中介服务部支付佣金10000元。作为佣金10000元部分的5000元，曾毓林支付佣金的对象乃滨厦公司，并不是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第二，虽然讼争《收据》现由曾毓林持有，但内容体现的是“淘安居公司收到滨厦房产”的意思表示，相对方是淘安居公司、滨厦公司，合同主体并非曾毓林。第三，本案审理中，曾毓林主张“2014年11月8日，通过滨厦公司向淘安居公司支付了中介佣金5000元”，滨厦公司书面陈述“2014年11月8日，曾毓林向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支付了中介佣金5000元”，曾毓林、滨厦公司两方陈述并不一致，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均予以否认。据此，本院认为，中介佣金的支付对象，应当是客观、固定的，并不因曾毓林的主观认识而随意发生变化。在曾毓林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应由曾毓林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关于曾毓林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是否形成居间合同关系问题。曾毓林上诉主张，滨厦公司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共同为其购买讼争房屋提供了居间服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即“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据此，曾毓林应对存在讼争居间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滨厦公司关于其代表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在居间方处盖章的书面陈述，与讼争《房产预约买卖协议书》《房产买卖协议》的约定不符，再无其他证据佐证下，对滨厦公司的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本案曾毓林与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未以书面形式达成居间合同，曾毓林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相关居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口头形式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即“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适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系基于其与案外人林伟琴的合同关系，代林伟琴独家销售讼争房屋,但代为独家销售并不必然是曾毓林主张的“作为居间方”销售房产，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的相关行为尚不足以推定有以个人名义同曾毓林达成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如上，一审法院关于讼争双方之间未就居间达成合意，双方不存在居间关系的认定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应由曾毓林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因本案讼争居间合同关系并不存在，曾毓林以居间合同关系为由主张淘安居公司、淘安居尊海分公司承担责任等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滨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曾毓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87元，由曾毓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小兰
审 判 员 许 莹
审 判 员 叶鑫欣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陈颖欣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