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四终字第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剑华，女，1974年7月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刘凯麟，广东帅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滨松，男，1973年7月1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李龙畅，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林炳辉，男，1963年6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上诉人邓剑华因与被上诉人陈滨松、原审被告林炳辉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中一法民三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剑华的委托代理人刘凯麟，被上诉人陈滨松的委托代理人李龙畅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林炳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陈滨松在原审诉称：其与邓剑华、林炳辉之间是朋友关系。2012年6月26日，邓剑华、林炳辉向其购买全新iphone4S手机（型号均为16G的）150台，单价为每台港币4920元，合计港币738000元，货款未付。后当陈滨松向邓剑华、林炳辉催收货款时，邓剑华、林炳辉却声称150台手机在广州全部被劫，其愿意赔偿陈滨松全部经济损失，并于2013年8月3日向陈滨松出具了愿意赔偿港币738000元的承诺书。其实该批手机根本没有在广州被抢劫，邓剑华、林炳辉也没有去报案，无非是找借口不还钱或少还钱。此后陈滨松一直催款，邓剑华共分4次还款港币43000元，其余货款港币695000元分文未付。请求法院判令邓剑华、林炳辉共同向陈滨松赔偿财产损失港币695000元及逾期利息（从2012年8月4日起计，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国家外汇贷款利息计至清偿之日止）。
上诉人邓剑华在原审辩称：陈滨松并非是卖手机给邓剑华、林炳辉，而是与两人合伙做手机买卖生意，合伙方式为由陈滨松出钱买货，然后由邓剑华、林炳辉交给陈文彬交易，利润分成比例是陈滨松70%、本人20%、林炳辉10%。这批货是交给了潮汕人陈文彬拿到内地卖，但在广州被抢了。陈文彬曾答应赔偿，但后没下文，陈滨松就将这笔款算到了邓剑华、林炳辉头上。由于邓剑华、林炳辉不愿赔偿，陈滨松便采取了非正常手段逼两人赔偿，两人是在该情况下签订了赔偿承诺书，因此对该承诺书的效力不予确认。双方曾协商由邓剑华、林炳辉每个月还钱1万元，林炳辉的工资卡还押在陈滨松那里。邓剑华、林炳辉已陆续还了一些钱给陈滨松，数额与陈滨松陈述一致。请求法院驳回陈滨松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林炳辉在法定答辩期内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没有提交证据。但原审法院在受理案件期间收到一份以其名义出具的书面意见，其主要内容是2012年6月26日，林炳辉与邓剑华向陈滨松购买150台全新iphone4S手机（型号均为16G的），单价为每台港币4920元，合计港币738000元，货款未付。当时邓剑华声称在香港有客人要货，可于三日内把货款付清。但后来邓剑华欺骗陈滨松说那150台iphone4S手机在广州全部被抢劫，实际那些手机已被邓剑华提去自卖换取现金，却又欺骗陈滨松说愿意赔偿，实情是其至今仅还款港币3万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陈滨松向原审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根据其申请，原审法院裁定查封了邓剑华所有的位于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西河东路11号愉翠雅园7幢4单元302房的房地产。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滨松与林炳辉及林炳辉与邓剑华之间系朋友关系。2012年6月26日，陈滨松将150部全新的iphone4S手机（型号均为16G的）交付给邓剑华和林炳辉。之后，陈滨松向邓剑华和林炳辉追讨货款，邓剑华称该批货物在广州被人劫走，陈滨松要求与其一起去广州报案，被邓剑华拒绝，陈滨松要求邓剑华、林炳辉按照该批手机的成本价港币738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2012年8月3日，邓剑华、林炳辉向陈滨松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邓剑华、林炳辉于2012年6月26日收取陈滨松150台全新的iphone4S.16G手机，现于广州被劫以上物品，两人愿意赔偿全部，金额为港币738000元。之后，邓剑华先后向陈滨松支付了港币43000元。2012年10月10日，陈滨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时，陈滨松主张本案适用内地法律，而邓剑华主张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但认为应由陈滨松负责提供香港法律，其拒绝提供香港法律。
诉讼中，陈滨松对其与邓剑华、林炳辉之间的交易过程陈述如下：陈滨松与林炳辉是朋友关系。2012年5月，林炳辉介绍邓剑华给陈滨松认识，称其做手机生意。陈滨松本来是做珠宝及高利贷生意的，而2012年5、6月左右电子产品的生意很好，陈滨松因为有关系，可以马上拿到货，价格较低，然后转手卖货给邓剑华、林炳辉，按照每部手机赚30元的价格与邓剑华、林炳辉大概做了五次生意，前四次的款已付清。最后一次两人又向陈滨松购买150台iphone4S手机，当时陈滨松的购入单价是港币4920元，卖给两人的单价是港币4950元，口头约定是一周后付款。由于一周后两人未付款，陈滨松多次电话催，而两人一直拖延。2012年7月6日，邓剑华称该批手机在广州被抢，无法支付货款。双方多次沟通，2012年8月3日，两人与陈滨松协商愿意按成本价赔偿损失，他们亲笔写下还款承诺书。实际上该批手机根本没被抢，当时陈滨松也多次要求邓剑华、林炳辉报警，但两人一直未报警，所以两人是吞单。陈滨松与邓剑华、林炳辉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是买卖关系。邓剑华所提到的陈文彬，陈滨松不认识，其只认识邓剑华、林炳辉，与两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邓剑华称承诺书是胁迫签写的，无证据支持。承诺书内容由邓剑华书写，且复印了两人的身份证，两人均签名写时间，若是胁迫，在香港完全可以报警。邓剑华还了四次钱，林炳辉未还过钱。邓剑华事后称愿意承担一半损失，另一半由林炳辉承担。
邓剑华为证明其陈述的内容，向原审法院提供一些追债资料，以及一些香港警方的通知书、函件及笔录（两份笔录均是邓剑华向香港警方所作笔录，一份笔录的时间是2012年9月12日，另一份的时间是2013年6月29日）。其中，追债资料包括一张印有邓剑华及其女儿照片的纸张，上面写有“速电Ben哥还钱”和“老千”字样，另一份的内容是：“邓剑华住20号地下，此人做水货蛇头专骗货骗财，各上水街坊一定要小心老千婆”。另一份香港警方的函件显示，邓剑华曾向警方举报过三宗案件，举报时间分别为2012年的8月6日晚上11时58分、9月18日晚上6时25分、11月9日晚上7时，关于其与商业伙伴之间的商业纠纷。其中第一宗是关于其生意伙伴陈姓男子与其商谈有关其曾聘请一男子负责从香港运送150部iphone手机前往大陆，后该男子失去联系。警方到场调查后初步认为不涉及刑事成分。邓剑华称会尝试寻找负责运货的男子，如有需要再向警方寻求帮助。第二宗案件则是其发现其住所门外贴有13张纸张，纸张上写有“邓剑华住20号地下，此人做水货蛇头专骗货骗财，各上水街坊一定要小心老千婆”的内容。警方到场调查后，发现上述住址无财物损失，邓剑华表示不追究事件，仅要求警方作记录。最后一宗案件则是邓剑华收到追讨港币36000元的信件。警方到场调查后初步认为该案不涉及刑事成分，邓剑华也仅要求警方作记录。在2012年9月12日笔录中，邓剑华向香港警方反映以下情况：其经林炳辉介绍与陈滨松认识，林炳辉告诉其说陈滨松想与其合作做生意。三方经协商后同意由陈滨松出钱买货，邓剑华负责运输到大陆，赚取在香港的进货价与在大陆出售价格的差价，不论亏蚀邓剑华占其中的20%。之后三方合作了几批货物，货物均是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其中有一次在2012年6月26日，陈滨松将150部iphone4S手机交给邓剑华和林炳辉，邓剑华和林炳辉将货物运至上水，之后林炳辉便离开，邓剑华将有关货物交给了其助手陈文彬，托其将货物运至大陆，交货时其没有让陈文彬签任何凭据，因为这是该行业的通常做法。在此之前邓剑华与陈文彬已经交易过20多次，邓剑华与陈文彬可以说是合作的拍档，其按照每部手机港币60元的标准向陈文彬支付运费，陈文彬是否有报关其不清楚，因为其付了款报关就由陈文彬负责。2012年7月初的一天（具体记不清楚是哪天），陈文彬告诉其说该批货物在大陆送货途中被打劫，邓剑华没有立即告诉陈滨松，因为陈文彬说再想办法找一下。后因无法联系到陈文彬，邓剑华才将该情况告知了陈滨松。陈滨松曾经要求与邓剑华一起去大陆报警，但被邓剑华拒绝，说怕公安怀疑其走私拘捕其而不肯去。2012年8月3日在陈滨松的公司中，陈滨松要求邓剑华与林炳辉签下一张金额为港币738000元的欠条，因为其不相信该批货物是被打劫。由于邓剑华无法找到陈文彬，所以没办法都要承担责任，其已分期向陈滨松还款港币43000元。邓剑华和林炳辉要一人负责一半损失，陈滨松要求其分两年还，并按照每年港币4万元的标准计算利息，邓剑华表示要再同陈滨松商量一下。邓剑华称其已在2012年8月至9月期间已分四次还款港币43000元。邓剑华在笔录中向香港警方反映只知道陈文彬是大陆潮汕人，并描述了陈文彬的外形特点及手机号码，但未能提供证明陈文彬身份的资料。在2013年6月29日笔录中，邓剑华就2012年8月3日发生的一宗非法禁锢及刑事恐吓案向香港警方作一份补充笔录，并反映以下情况：2012年6月26日，陈滨松将150部iphone4S手机交给邓剑华，然后邓剑华如常将手机交给物流公司运往大陆。直至2012年7月初，在大陆帮其运输货物的陈文彬通知该批货物在大陆被扣查，所以其便将该情况告知陈滨松，陈滨松要求邓剑华与林炳辉承担全部货款港币738000元，邓剑华表示不同意。2012年8月3日，林炳辉致电邓剑华，要求到陈滨松的位于旺角道的“惠利财务有限公司”商讨赔偿事宜。到该公司后，陈滨松、陈滨松太太以及陈滨松的彭姓男职员不断逼迫邓剑华签欠条，并围住邓剑华不让其走，时间长达几个小时，林炳辉也不断游说叫邓剑华一起签欠条，邓剑华感到害怕，担心不签欠条就无法离开，还担心他们会伤害其小孩，所以同意签下欠条，欠条的内容是按照陈滨松所说的内容写的。邓剑华称其已在2012年7月至9月期间分四次还款港币43000元，在陈滨松提起本案诉讼后就没有继续还款。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由于邓剑华的内地住所在本院辖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邓剑华、林炳辉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有涉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由于陈滨松、邓剑华、林炳辉均为香港居民，且诉争交易发生在香港，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进行审理。虽然邓剑华主张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进行审理，但其拒不提供香港法律，也未进一步提供可供法院查明的香港法律的线索，故能适用于本案的香港法律无法查明。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十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理。林炳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并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
本案诉争的涉案承诺书是由邓剑华和林炳辉出具给陈滨松的，陈滨松将该承诺书予以收执，承诺书可以作为双方经协商达成的付款协议。邓剑华主张该承诺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的，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其在陈滨松起诉之前也未提出异议，且已向陈滨松还款港币43000元，部分履行了承诺书的内容，邓剑华和林炳辉所作出的还款承诺可以认定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虽然，邓剑华主张陈滨松、邓剑华、林炳辉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且有关货物被劫取，但其所作陈述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对此邓剑华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从其所提供的证据来看，亦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退一步来说，即使陈滨松、邓剑华、林炳辉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由于邓剑华、林炳辉也无法证明有关货物确实是被劫取，两人仍应赔偿因此给陈滨松造成的损失。现陈滨松仅要求邓剑华、林炳辉根据承诺书按照其损失货物的成本价进行赔偿合理合法，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并未约定有关款项支付的期限，陈滨松可随时要求邓剑华、林炳辉支付上述款项，但应给予合理的还款期限，根据本案情况，原审法院确定合理期限应计至2013年1月10日（即本案开庭之日）止，故逾期付款利息应从次日起计算，且利息应按照还款时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港币定期储蓄利率计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六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邓剑华、林炳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向陈滨松支付赔偿款港币69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13年1月11日起计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止，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还款时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港币定期储蓄利率计付）；二．驳回陈滨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35元，财产保全费520元，合计10055元（陈滨松已预交），由邓剑华、林炳辉负担，有关费用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如需以公告形式向邓剑华、林炳辉送达诉讼文书的，由此产生的公告费用先由陈滨松预付，然后由邓剑华、林炳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按陈滨松实际支付的金额返还给陈滨松。
上诉人邓剑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众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具体如下：上诉人在内地经常居住地的认定不合法，原审法院认为陈滨松提交的承诺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是错误的。其一，上诉人在广东省中山市根本没有所谓的内地经常居住地，购买的中山市西区西河东路1l号愉翠雅园7幢4单元302房多年前就已经卖给别人，从未在此居住过，也从未在中山市任何相关部门办理过任何居住手续。原审法院认定本人的内地居住地是依非法推定，并将该认定作为可以依大陆法律审判本案的依据。其二，上诉人及林炳辉出具《承诺书》给被上诉人的地点是在香港，其合法审查依据是香港法律，本案审理及判决中没有引用任何香港的法律，也没有采取任何对香港法律的查明手段，即认为本案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严重违反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已提交了大量证据来证明《承诺书》是在被上诉人采取人身禁锢和威胁的情形下上诉人被迫出具的。考虑上诉人陈述“自己是做高利贷生意的”，因此其对上诉人及林炳辉采取人身禁锢和威胁的方法迫使上诉人出具《承诺书》完全具有现实可能性，因此对该承诺书的来源更应当依法进行严格的程序性审查。然而原审法院以不用提供为由，不要求对方提供公证和转递手续；而陈滨松就本案中禁锢情节和威胁情节及其它系列犯罪活动，已经被香港警察总署九龙重案组抓捕，并定于2013午12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香港湾仔塔地区法院进行审判，上诉人作为该刑案的重要证人要求出庭作证。原审判决前，上诉人多次口头要求法庭向香港调取相关案件记录、查明香港相关法律、对本案中止进行审理，并于2013年6月25日向原审法院邮寄了三份申请，而在原审判决书中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记录和陈述，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此上诉人经向香港警方请求，取得了出庭作证的证明文件，作为本案的新证据提交。二、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审理，法律适用明显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不存在以上情形，原审法院不愿履行自己应当积极作为的职责，一味把查明的义务强行推给上诉人有违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原审法院在上述法律的理解上也是错误的。本案中并非是上诉人选择适用香港法律的情形，而是因为民事行为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均在香港而应当适用香港法律的情形，此时适用香港法律的应是属于以上法律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此时适用法律的查明应由法院或提起诉讼的被上诉人提供，而且提供适用法律的线索更是显而易见，不存在上诉人不提供香港法律来源线索的情形，因此其法律适用的查明程序是完全错误的，是不公平的。三、本案审理过程存在多处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程序事实，足以直接对本案的判决产生致命的缺陷。1、被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是在香港制作的，应当经过相关的公证和转递程序，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提及，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2、在上诉人依据香港警方对案件的侦查和起诉，于2013年6月25日向原审法院邮寄三份申请后，原审法院不予审查，在案件事实没有查明的情形下直接作出原审判决书，具有致命缺陷。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赔偿款及逾期付款利息，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陈滨松答辩称：第一，本案上诉人应当返还货款的证据确凿，被上诉人不但有邓剑华以及林炳辉签署的承诺书，且邓剑华在香港警方的调查笔录中以及原审庭审中，已经承认收到过陈滨松给的150台香港iphone4S手机，价值738000元。直到本案陈滨松提起诉讼时，邓剑华从未提出异议，从未提出承诺书是被迫所写的，且出具承诺书后，邓剑华也分四次归还了43000港币给陈滨松。以上可以说明邓剑华收到货物，应该支付货款。即使是货物丢失，或者被抢劫，邓剑华也应当负赔偿责任。第二，邓剑华在香港的确控告陈滨松，但陈滨松在香港也有控告邓剑华，双方均有被警方调查，但都已经被释放。但是报案归报案，邓剑华报案的是陈滨松用非法手段追债，即使是非法追债关系成立，跟本案也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因为是非法追债，就以此为由不归还货款，更不能说明没有欠款。第三，即使有去报案控告，也不等于构成犯罪，因为报案是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是否成立要以判决为准，所以邓剑华在香港对陈滨松进行报案，也不能否定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陈滨松在香港被邓剑华诈骗，是否构成诈骗，也不是以报案为准，且报案也不能否定陈滨松被欠款的事实。第四，关于法律适用，邓剑华在中山市有购买房产，所以在陈滨松进行财产保全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且邓剑华在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曾有被执行的案件，其房地产刚刚被解封。本案原审法院要求邓剑华提供香港法律，在邓剑华未能提供的情况下，适用我国法律判决并无不妥。至于上诉状提及的承诺书是否应经香港公证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且不具有现实操作性，因为承诺书是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并不是在律师楼或公证员面前出具，不可能出具公证书。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没有新变化，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林炳辉二审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称：本人于2014年2月17日在香港邮政局签收了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寄出的传票，但基于我妻子不喜欢我返回内地，所以我不方便返回内地。就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4）中中法民四终字第6号案的调查，本人供词如下：本人接受原审判决书内容，陈滨松和我多次要求邓剑华一起去广州报警，但邓剑华就是不肯去，当中肯定有很大的问题，根本她就是吞单，而且2012年8月3日当天是邓剑华主动致电我相约去签署还款承诺书的，根本不存在威胁及禁锢而且邓剑华是有还款的责任。现本人已经就判决书与陈滨松商讨还款，陈滨松也表现讲理克制，我相信最终也会与陈滨松达成和解的细节，事到如今这事情我一定勇敢面对负责的。而事实上邓剑华事后一直用不同的方法拖延及逃避还款，而且她多次去警署诬告陈滨松，令我也要去警署协助调查。她当初2012年8月3日相约我到陈滨松公司签下还款承诺书时也是因为她叫一班男子去同陈滨松去讲数，经陈滨松、邓剑华和我当面对质及相讨最终达成出来的协议，之后邓剑华硬说我是介绍人也要承担一半的责任，而当初这生意事实是经我介绍，而陈滨松也怕会被骗，所以由我口头承诺担保如货物被骗或遗失由我承保一切货款，所以我也就在这情况下签下这一欠单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邓剑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13年11月14日经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转递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的诉讼文书，内容是法院经获知律政司司长对陈滨松等三人提出五项控罪，其中第五项控罪的罪行详情为，陈滨松等三人于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17日期间（包括首尾两日）在香港，一同串谋和与另一名称为“财福”的人串谋，为使他们自己获益或另一人获益，而以恫吓方式不当地要求X交出港币738000元。答辩日期为2013年9月27日。邓剑华称以上文书中“X”就是指邓剑华，这是公证律师向香港警务处调取的证据，现在该案还在开庭审理中。该证据证明因为本案的承诺书是陈滨松逼迫邓剑华写的而被香港警方指控。另外提供邮件速递的查询结果，证明我方在原审中向原审法院提出了中止审理、查明法律适用、查明案件事实的申请，但原审法院没有对这三份申请进行答复。
被上诉人陈滨松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转递的法院文书第五项控罪，指出陈滨松用恐吓的手段逼邓剑华还款，这本身前后矛盾。本案中邓剑华陈述，货物被抢的时间是2012年7月6日，而公证书内容中提及的是从2012年7月1日开始被恐吓，这是不可能的，承诺书是在2012年8月3日出具的，陈滨松在提起诉讼之前，邓剑华从未在香港控告过陈滨松，显然是因为陈滨松起诉之后，为了拖延时间，其才提出受陈滨松恐吓的。陈滨松起诉后，从来都是主张邓剑华要归还港币695000元，因为其已经偿付43000港币，不可能再要求其支付738000港币。原审时，邓剑华也提供了三次在香港的报案记录，时间是2012年，但是这三次都被香港警方认为不具有刑事成分，且邓剑华认为有一单与陈滨松有关的追讨案件，本案代理人在原审时也指出该追讨案件所涉及的36000元与本案无关，因为陈滨松要求邓剑华偿还的是695000元，所以这36000元的追讨案件应当是其他债权人所为。对于邓剑华提出中止审理、查明法律适用、查明案件事实的申请，原审法院已经给予了上诉人很长时间，陈滨松起诉的时间是2012年10月10日，本来在第一次开庭后，原审法院准备进行第二次开庭，但是邓剑华以各种理由要求延迟开庭，所以原审法院过了很长时间才进行第二次开庭的。在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还提出法律适用的问题，但是却提出难以查明香港法律且表示难以做到。综上，原审法院已经给予了上诉人很长的时间。事实上，邓剑华在中山市中级法院都有被执行的案件，其房产被冻结的情况可以反映。陈滨松在香港也指控邓剑华诈骗，目前尚未有判决，即使邓剑华指控陈滨松非法追债，与本案也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等于不用归还本案欠款。邓剑华所称在香港开庭的案件，陈滨松有到庭，该案尚未有判决结果。
被上诉人陈滨松二审提交一份2014年2月28日，香港警方给陈滨松的回函，内容是通知陈滨松在2012年8月29日向警方举报的行骗案件，该案件还在调查中。证明陈滨松在香港控告邓剑华诈骗。
上诉人邓剑华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
关于本案管辖的问题，上诉人邓剑华不同意原审判决认定其在中山市有经常居住地，因为在中山的房产实际已经卖给他人，该认定虽然对本案定性没有影响，但没有依据。邓剑华同时认为原审时其没有提出管辖异议，所以该经常居住地的认定与本案的管辖也没有关系。被上诉人陈滨松认为原审判决中所写的邓剑华内地的地址是鉴于其在中山市购买的房产，为了方便送达，便将该地址写上去，我方认为不影响本案的判决。
关于本案适用的准据法，上诉人邓剑华认为关于适用法律的查明，是有严格程序的，不能将该查明责任全部归于我方，根据民法通则涉外诉讼篇，最高法院有司法解释，原审法院可自行查询，最后才是由当事人提供的。被上诉人也应承担该查询责任，因为这是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被上诉人陈滨松认为上诉人邓剑华的观点不成立。邓剑华在中国大陆内有可被扣押的财产，所以中国内地法律有管辖权，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且在原审时，原审法院也让邓剑华提供香港法律，邓剑华不予配合。所以我方认为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
本庭要求上诉人邓剑华庭后3天内提交其所称要求对方以及法院查询适用法律的相关依据，邓剑华没有提供。
关于涉案的承诺书，上诉人邓剑华认可承诺书上的签名是真实的，并称签署了承诺书后，邓剑华的确给过陈滨松43000港币，由于对方势力大，所以不敢报警，后来警方之所以控告陈滨松，是因为在高速路上查到了陈滨松的手下，其手下承认曾经胁迫过邓剑华写承诺书，也参与了强逼邓剑华还钱的控告。邓剑华认为，承诺书属域外证据需要经过公证，所以该承诺书应该经过公证才能作为本案证据。邓剑华称其提交的经转递的法院文书可以证明承诺书是逼迫情况下所写的，对于林炳辉提交的书面材料中提到的事实，邓剑华认为是不真实的陈述。被上诉人陈滨松认为承诺书不必公证，也无法公证，承诺书是当事人私下达成的，不是在律师楼达成的，且该证据林炳辉也认可，邓剑华后续也支付过货款，在本案起诉前，邓剑华也从未提出是被胁迫写的。邓剑华在香港警方调查时，承认收过150台iphone4S手机，也表示愿意与林炳辉各承担一半货款，所以该承诺书是真实的。即便没有承诺书，既然邓剑华承认收过货物，也应该支付货款。如果认为承诺书是属于可撤销的，那么应在一年内提出，对方没有在2013年8月3日之前没有提出过撤销申请，就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我方认可林炳辉的答辩状。邓剑华称其提交的经转递的香港法院文书可以证明承诺书是逼迫情况下所写的不能成立，只能证明陈滨松用威胁方式追债。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原审法院裁定查封的位于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西河东路11号愉翠雅园7幢4单元302房的房地产为上诉人邓剑华所有。邓剑华虽对原审法院确认该处为其内地住所有异议，但认为该认定与本案管辖无关系。由于各方当事人对本案管辖无异议，原审法院作为有涉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陈滨松、邓剑华、林炳辉三方均为香港永久居民，且诉争交易发生在香港，邓剑华、林炳辉向陈滨松出具承诺书的地点及邓剑华依据该承诺书偿还部分款项的履行地也在香港，因此无论是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还是与该讼争民事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该是香港法律，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进行审理。陈滨松起诉要求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理，虽然邓剑华对此提出了抗辩，主张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进行审理，但诉讼中因其拒不提供香港法律，也未进一步提供可供法院查明的香港法律的线索，故可以适用于本案的香港法律法院无法查明。二审中邓剑华也没有提交要求对方以及法院查询适用法律的相关法律依据。因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十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确定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理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经审查，本案三方当事人对2012年6月26日，陈滨松将150部全新的iphone4S手机（型号均为16G）交付给邓剑华和林炳辉。之后，陈滨松向邓剑华和林炳辉追讨货款无果，2012年8月3日，邓剑华、林炳辉向陈滨松出具一份承诺书，表示两人愿意赔偿全部货款港币738000元及此后邓剑华先后向陈滨松偿还了港币43000元的事实无争议。现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2012年8月3日，邓剑华、林炳辉是否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向陈滨松出具了涉案承诺书。
根据现有证据，首先，涉案承诺书是邓剑华、林炳辉共同向陈滨松出具的，而林炳辉在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材料中确认，当天是邓剑华主动致电其相约去签署还款承诺书的，经几方面当面对质及商讨最终达成出来的协议，根本不存在威胁及禁锢，其本人接受原审判决书内容。林炳辉在该承诺书中是作为共同的债务人签名的，其利益与邓剑华相同，因此邓剑华称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向陈滨松出具了涉案承诺书并没有被涉案的共同债务人所证实。其次，邓剑华称其提交的经转递的香港法院诉讼文书可以证明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向陈滨松出具了涉案承诺书。经查，陈滨松虽确认参与了该案审理，但该案并未审结，不能证明其所称的待证事实。而原审中邓剑华提供的香港警方的回复函件中也已明确，邓剑华向警方举报了三宗案件，警方到场调查后初步认为该案不涉及刑事成分，邓剑华也仅要求警方作记录，且邓剑华在这三次报案中均没有向警方举报因受胁迫而出具承诺书的情节。最后，邓剑华出具承诺书后，已按照该承诺书的内容，偿还陈滨松港币43000元，履行部分了承诺书的内容。因此邓剑华称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向陈滨松出具了涉案承诺书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邓剑华、林炳辉自愿向陈滨松出具承诺书是两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按照其承诺支付赔偿款，原审判决正确。
邓剑华在原审中虽然向原审法院提出了中止审理、查明法律适用、查明案件事实的申请，但由于邓剑华提出事情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没有准予该三份申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邓剑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535元，由上诉人邓剑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军
审判员 何亦辉
审判员 秦 燕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谢文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十条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
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