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东民终字第7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国佩，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长瑛，贵州贵信（施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仙。
委托代理人张斌，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龙客车公司）因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凯里市人民法院（2014）凯民初字第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3年5月至2007年2月期间，原告黄仙系原贵阳贵龙客车厂职工。此后，因企业经营困难，原告黄仙离开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外出务工。2010年7月，原贵阳贵龙客车厂整体搬迁至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后，先是更名为“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后改名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2011年3月，被告启动企业改制工作，并于同年6月23日在《黔东南日报》（第7149期8版）发布《企业改制公告》。公告内容为：“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原为贵阳金钟医疗仪器厂、贵阳贵龙客车厂）创始于1986年，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2010年7月整体搬迁至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进行技改建设。我厂已于2011年3月启动企业改制工作，现将企业改制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为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凡与本厂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包括停薪留职、内病退、请长假等人员），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及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到公司办理职工身份确认及安置手续，逾期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理……”。2011年6月27日，原告到被告处提交职工身份相关证明材料。因被告拒绝接收原告提交的相关材料后，原告从2011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先后向贵阳市南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动监察大队、黔东南州信访局、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等单位提出权利主张。2014年2月13日，原告向黔东南州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于2014年3月3日作出黔东南州劳人仲案字（2014）第5-1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仲裁结果，于2014年4月21日提起诉讼。另查明：2011年7月27日、7月31日被告分别向凯里经济开发区经济贸易局、黔东南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凯里经济开发区分局、黔东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职工安置承诺书》，承诺对凯里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改制前与该厂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含该厂及其分支机构的在册在岗、请长假、内退、离退休等职工）依法进行接收、安置、补偿。同时查明：2011年7月22日，被告经凯里经济开发区经贸局批准进行改制，企业性质由集体所有制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保护。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劳动者是否属于用人单位的职工，应当参照劳动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来确定：即（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原告虽未与原贵阳贵龙客车厂签订有劳动合同，但从原告所举证据来看，原告与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存在劳动关系是事实。因被告是从原贵阳金钟医疗仪器厂、贵阳贵龙客车厂、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贵龙客车厂更名改制而来的，其享有原贵阳贵龙客车厂的权利，同时依法应当承接相应的义务。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与原贵阳贵龙客车厂不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在原贵阳贵龙客车厂经营性停产期间，双方虽然再未发生劳动服务关系，但也未办理书面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原告在被告发布改制公告后，前往被告处确认自己的职工身份被拒时，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2011年6月27日开始计算。虽然原告在2014年2月才申请劳动仲裁，但2011年7月-2014年1月期间原告一直向相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被告辩称原告主张已超过仲裁与诉讼时效的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告在仲裁时申请经济补偿金，但在本案的诉讼中原告未主张该请求，故本案不作判决。缴纳社会保险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的范围，本案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原告黄仙与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贵龙客车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没有约定劳动合同期限，都有权随时解除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外出务工，其行为已证明被上诉人单方解除了劳动关系，这时，被上诉人就与上诉人劳动关系已经终止。根据老员工陈述，2008年2月18日，王春芬将上诉人改制前的企业转让给邵善钦后仍经营了一年左右，所以一审法院认定2008年上诉人就停止生产经营，长期放假，与客观事实不符。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应早已知道其权益被侵犯，现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限。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黄仙答辩称：上诉人单位名称、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公司投资人确实经多次变更并进行了企业改制，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没有改变。2002年至2010年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双方没有办理过任何离职手续，双方的劳动关系继续存续。2011年6月27日，被上诉看见上诉人在《黔东南日报》上发布的《企业改制公告》后，持相关职工证明材料到上诉人处办理职工身份确认及安置手续被拒绝后，此时，应为“当事人权利被侵害之日”，本案诉讼时效也从当日开始计算。被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在二审举证期限内，上诉人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供了2003年3月至2007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表复印件。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新证据。
上述证据材料，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除原审法院认定“2003年5月至2007年2月期间，原告黄仙系原贵阳贵龙客车厂员工”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外，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黄仙于2004年4月至2007年2月期间，为原贵阳贵龙客车厂提供劳动，贵阳贵龙客车厂为黄仙发放工资。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四条、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等相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有“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解除”和“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单方解除”两种方式，但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一方均应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上诉人没有通过书面通知、张贴公告等能够让被上诉人知道的方式解除劳动合同，因此，2007年3月至今，被上诉人没有为上诉人提供劳动，上诉人也没有给被上诉人发放过任何工资及福利待遇，双方的劳动关系处于“两不找”的“中止状态”，即中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不计算为本单位工作年限，但不能因此认定双方的劳动合同已终止。故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外出务工，其行为已证明被上诉人单方解除了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27日发生劳动争议后，被上诉人于2011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一直向相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诉讼时效已发生中断，被上诉人于2014年2月申请劳动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限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虽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为此，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贵州贵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 集 东
审判员 王 莉
审判员 李 邦 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王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