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嘉秀商初字第118号
原告：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洪兴路****号福达宝地大厦**楼。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陆福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凌巧荣、汪俊晶，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陶贝贝，男，195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清河小区**幢***室。公民身份号码：3304021954********。
被告：陶月峰，男，198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百墅花园**幢***室。公民身份号码：3304021980********。
被告：蒋星泉，男，195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放鹤洲花园**幢***室。公民身份号码：3304021958********。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涛、刘湘杰，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云飞，男，1974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澳洲花园*幢***室。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74********。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涛、刘湘杰，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周松，男，196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号*栋*单元***室。公民身份号码：3101041969********。
原告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诉被告陶贝贝、陶月峰、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7日受理后，依�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被告陶贝贝、沈周松下落不明，本院依法以公告方式送达法律文书。应原告申请，本院依法查封被告陶贝贝在嘉兴市巴黎都市维莱特宫7幢721室、嘉兴市建明公寓7幢201室、嘉兴市吉水花园2幢204室的房产，被告陶月峰在嘉兴市巴黎都市杜伊勒宫7幢商铺55号的房产，被告蒋星泉在嘉兴市吉杨路1号、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双桥阮家浜产权证号为00072577、00072578、00072579、00073502的房产，被告沈周松在嘉兴市嘉华广场产权证号为00194633、嘉兴市嘉禾北京城C组团27幢1604室、嘉兴市东菱梅湾花园7幢1004室（与付峥嵘共有）的房产，被告蒋星泉、张云飞在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各15%、5%的股权。2015年6月5日、9月17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凌巧荣、汪俊晶，被告蒋星泉、张云飞的委托代理人李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陶贝贝、陶月峰、沈周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福达公司起诉称：被告陶贝贝分多次向原告借款4000余万元，双方于2013年10月16日的借款协议中明确前述借款事实并约定：利息按季支付，月利率1.35%，原告为催讨借款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陶贝贝承担，如有纠纷向原告所在地法院起诉。被告陶月峰作为借款保证人对陶贝贝的借款、利息及追偿借款发生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11月15日，原告与被告陶贝贝、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签订最高额保证协议书，约定：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为陶贝贝向原告借款提供5000万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双方约定的债权内容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和其他应付费用，并约定了保证期限和管辖法院。此后，原告向陶贝贝多次催讨借款未果，各保证人未履行保证责任。现原告�行起诉借款中的2736万元。请求判令：1.被告陶贝贝立即偿还借款2736万元；2.被告陶贝贝支付原告借款利息〔自2015年1月27日起，按每日12312元（2736万元×1.35%÷30天）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3.被告陶贝贝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767000元；4.被告陶月峰、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五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放弃第3项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
被告蒋星泉、张云飞答辩称：1.被告陶贝贝系原告工程项目部经理，与原告存在工程内部承包法律关系，本案所涉款项系陶贝贝在内部承包中向原告预支的借款，借款用于承包的工程项目，故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及借款是否已经归还有赖于工程内部承包关系的结算。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规定，本案应当以基础法律关系（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而非�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据陶贝贝陈述，工程内部承包中原告尚有已收及未收的工程价款未与陶贝贝结算，应在基础法律关系中判定陶贝贝的法律责任。2.《最高额保证协议书》约定保证人对陶贝贝向原告的借款债务提供担保，工程内部承包关系不属保证范围，蒋星泉和张云飞不应承担保证责任。3.原告与陶贝贝间所谓的2736万元借款事实不清，原告仅提交十五笔计2736万元的借条，未提交其他证据，该十五份借条中借款人、代办人、保证人、领导审批在同一时间形成，是嗣后所写，并非与借款时间相互对应。此外，根据借款协议表述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达4000多万元，而原告只选取2736万元起诉，并在诉状中表述“原告也考虑到被告所面临的困难，要求被告先行归还2736万元及相应利息”，显然是断章取义，无法对案件全部作出判断。4.被告蒋星泉、张云飞为陶贝贝向原告的借款提供保证，是基于各被告投资的六安市嘉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倍公司）的土地需求，经原告同意后向原告另行出具借条3000万元前提下，但提供保证后原告未出借款款，原告与陶贝贝串通骗取担保。此外，被告陶贝贝曾以在嘉倍公司的股份为上述工程提供质押并办理质押登记，但在蒋星泉、张云飞担保当天，原告与陶贝贝撤销了质押，存在采取继续借款给被告的欺骗手段使各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担保，因而各保证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5.原告第3项诉讼请求（律师费767000元）没有相应的证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蒋星泉、张云飞的诉讼请求。
被告陶贝贝、陶月峰、沈周松未作答辩。
在诉讼中，原被告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原告福达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2013年11月15日原告与被告陶贝贝、蒋星泉、沈周松、张云飞�订的《最高额保证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因陶贝贝向原告借款之需（包括但不限于双方于2013年10月16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的借款），被告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同意为借款作最高额保证。一、担保最高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前项约定的债权内容及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三、保证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至原告向陶贝贝书面催讨要求归还之日起两年；四、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福达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等。
被告蒋星泉、张云飞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是原告融资给陶贝贝帮助嘉倍公司支付土地款的情况下由三被告签订。协议书记载“因乙方向甲方借款之需”，也即两被告提供保证是基于原告会继续向陶贝贝借�，但协议签订后原告并未出借款项，原告以欺诈的手段使两被告违背真实意思提供担保。各保证人提供保证的是陶贝贝向原告的借款债务，而本案中系工程内部承包款项，虽然最高额保证协议记载“包括但不限于2013年10月16日签订的借款”，但是属于工程内部承包法律关系的借款不应由两被告承担保证责任。
2.2013年10月16日原告与被告陶贝贝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份，内容为：一、双方确认，自2011年7月15日至2013年10月15日，陶贝贝向原告借款40698002元（见借款明细），借款月利率1.35%，利息按季度支付；二、若经催讨未及时归还借款，原告为此垫付的有关费用及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均由陶贝贝承担；三、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福达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等。原告称，该协议即为证据1《最高额保证协议书》所指的借款协议，原告对其中的2736万元提起诉讼主要是考虑诉讼成本及被告的清偿能力。
被告蒋星泉、张云飞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借款协议表述40698002元有详细的借款明细，但是原告仅提交了借款协议，并未提供相关借款明细；该借款协议与工商存档的《借款协议》不一致，上面增加了“生产经营需要”，是为了履行内部承包合同；原告此前提交的证据副本还有一些借条，载明的借款与借款协议注明的金额不一致，借款协议起止2011年7月11日到2013年10月15日，原告称考虑到案件实际情况故选取了部分借款起诉，此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如果存在4069余万元借款，应当提交全面的证据，而不是选取其中部分起诉，该行为对两被告明显不公，未起诉的借款陶贝贝是否已经归还对于两被告至关重要。
3.2011年7月15日至2013年4月20日被告陶�贝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十五份，借款总额2736万元，每份借条上陶贝贝在借款人栏，朱静在代办人栏，陶月峰在保证人栏，郑林华在领导审批栏签名，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1.2%或1.35%，借款人声明栏载明：“如还款期到期，本人未能按约归还，本人希望转为临时借款，但贵公司随时可以依法向本人主张权利，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及公司追偿本借款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并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被告蒋星泉、张云飞质证后称：1.对十五份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据被告陶贝贝称借条中的款项是为了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向原告预支的款项，并非单纯的民间借贷。其中2011年7月18日借条明确写明“创都国际三期借款”，而创都国际三期正是原告承包建设，由陶贝贝作为工程项目经理内部承包的。2.从十五份借条的借款人、代办人、保证人以及领导审批的签名署�时间用笔、字体粗细看，有理由怀疑借条于同一时间形成，而并非借条上的时间形成。3.2011年7月22日有两笔200万元借款，可能为同一笔款项。4.原告仅提供借条，未提交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佐证，故对借款的真实性有异议。5.对于是否存在重复借条、到期以后续借，以及嗣后有否归还借款有异议。
4.用以证明朱静经办借款的效力及借款支付情况的证据，包括：（1）2011年5月31日被告陶贝贝向原告出具的《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委托朱静代为办理与原告间发生的领款、报销、借款等全部资金往来手续；对朱静签字及代签的行为均予认可，法律后果由陶贝贝承担，等。（2）2011年6月1日至2013年4月15日间朱静签字确认的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及确认书，用以证明实际借款2736万元。
被告蒋星泉、张云飞书面发表质证意见称：1.委托书系经原告要求后补写，其�“代为办理与原告发生的领款、报销、借款等全部资金往来手续”的内定进一步印证了陶贝贝是原告项目经理，其领款、报销、借款均与内部承包合同有直接联系；陶贝贝仅委托朱静办理借款手续，未委托代为借款，故朱静领取借款的行为不能视为陶贝贝的授权行为，法律后果不应由陶贝贝承担。2.确认书及支票存根上朱静的签名系应原告要求后补写，前后两款相加金额1130万元，后附的30份支票存根时间与陶贝贝出具借条的时间和金额（1120万元）不能一一对应。朱静现在原告处领工资，她表示没有办法才补签字。3.交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除2011年11月18日50万元、2012年1月20日100万元写明用途为“借款”，其余用途栏内分别写明为“憩园小区”、“陡门”、“创都”等，收款人大部分为朱静，部分直接支付给第三方用于支付材料款和工资，显然是支付工程承包款项。4.2011年7月25日支付金额278300元，存根注明“其中277000借款支付”，显然该注解为事后所写，目的是拼凑1120万元的借款数字。同样，2011年9月8日120万元，但确认书确认的借款金额为90万元。2012年1月18日40万元，但注明“其中10万元借款支付”；2013年2月1日支票575万元，但注明“其中300万元用于借款支付”；2013年4月15日支票150万元，但确认金额为100万元。显然是工程内部承包款与所谓的“借款”混同，难以区分所致。5.原告提交的2736万元借款借条，与其提交的支付凭证，无一份能够对应，原告通过事后让朱静补签相关材料试图证明两者的关联性，原始证据的效力强于补强证据。
被告蒋星泉、张云飞提交以下证据：
1.（1）2011年3月28日原告与被告陶贝贝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书》一份（复印件），约定原告将湖州西塞山片憩园小区建设工程中2#地下室、管�用房、多层1#-8#、19#-24#楼土建（含桩基）、水电安装工程及室外附属工程内部承包给陶贝贝。（2）原告与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复印件），约定由原告承包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节约集约搬迁安置房陡门花苑三标段工程，其中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7条载明项目经理为陶贝贝。两被告称：陶贝贝系原告公司项目经理，与原告存在工程内部承包关系，所涉及工程款项由业主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代购代缴相关费用后再与陶贝贝结算；协议约定为确保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进度款全部用于工程，同时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纠纷，陶贝贝同意在向供应商支付款项时按原告规定的财务制度和项目管理办法处理。按原告的财务管理规则，先由陶贝贝向原告预支相应款项支付工程材料款、工人工资，再在结算中冲抵。
原告质证后称：《�部承包协议书》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系复印件，但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陶贝贝从来不是项目经理，他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他虽然承揽了原告部分工程，但不是项目经理。本案借贷关系和被告方一再坚称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即使在工程中形成的借贷关系仍然是借贷关系。该两份证据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
2.被告陶贝贝于2015年2月13日出具的《关于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为本人在福达公司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陶贝贝自1995年起至今一直挂靠在福达公司从事土建工程项目的承包施工，主要承建工程项目有湖州西塞山片憩园小区、嘉城绿都拆迁安置小区、新塍陡门安置小区、嘉兴王店等，施工过程中，福达公司采用先由本人借款用作工程日常开支，后用收回工程款冲抵本人承�相应利息方式再结算，目前上述工程项目尚有近六七千万元工程尾款未收回。2012年7月，陶贝贝与张云飞、沈周松等共同成立嘉倍公司，因资金紧张决定由福达公司参股或向本人借款，福达公司经考查后决定不参股但可借款，同时要求以本人在嘉倍公司的股权作质押。本人与其他股东商议后出具了同意股权质押的股东会决议，并在六安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手续。2013年11月15日，因竞拍第二块土地需要资金，福达公司同意撤销股权质押，但要由嘉倍公司其他股东提供保证，本人向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提出了福达公司的要求，但未提及撤销股权质押。经本人做工作，蒋星泉等三人同意担保，并在福达公司律师参与下办理了相关手续。同日，本人未与三保证人说明，与福达公司律师前往六安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撤销手续。但之后福达公司未再向本人提供借款。该证据，两被告用以证明：1.陶贝贝与原告为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关系，双方进行工程项目的方式为先预支借款再以工程款冲抵。2.原告曾有意入股嘉倍公司，后确定不入股但同意借款，2013年10月16日经嘉倍公司其他股东同意陶贝贝以股权质押担保。2013年11月15日，陶贝贝以公司购买第二块土地向原告借款为由要求提供保证，保证当天陶贝贝瞒着两被告和原告撤销了股权质押登记。
原告质证后称：1.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陶贝贝所称一直挂靠原告处施工不是事实，他不是法律意义上原告的项目经理。2.从内容看，两被告因撤销质押登记免除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保证人签订担保协议要求解除陶贝贝股权的质押，是蒋星泉、张云飞到原告代理人办公室谈的，谈好当天到安徽六安办理撤销股权质押登记。即使陶贝贝存在欺骗，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也不能免除�因为原告没有欺骗也不存在与陶贝贝恶意串通。先撤销质押担保，在质押担保撤销后才有保证，所以本案情况与《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不相符合。
3.股权出质相关工商登记材料，包括：（1）2013年10月10日嘉倍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一份，内容为：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同意陶贝贝将所占嘉倍公司42%股份抵押给原告，作为陶贝贝借款的担保。（2）2013年10月16日嘉倍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嘉倍公司股东为陶贝贝、蒋星泉、沈周松、张云飞，出资额分别为2100万元、1250万元、1150万元、50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42%、25%、23%、10%。（3）2013年10月16日陶贝贝与原告签订的《质权合同》一份，内容为：因借款之需，陶贝贝以其拥有的嘉倍公司43%股权（出资金额2150万元）及派生权益作为质物向原告提供担保，担保最高质押总额为2100万元，等。（4）2013年10月16日六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核准通知书》一份，记载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嘉倍公司，出质股权数额2100万元，出质人陶贝贝，质权人福达公司。以上证据，两被告用以证明嘉倍公司由四被告出资组建，陶贝贝出资2100万元，占股42%，2013年10月16日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陶贝贝以其股权向原告提供质押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中多了一条“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需要”。
原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办理出质登记时工商局要求写明用途，所以陶贝贝在借款协议中擅自添加“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需要”。
4.注销股权出质登记相关工商登记材料，包括：（1）原告及福达公司出具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一份，记载出质人陶贝贝，质权人福达公司，出质股权数额2100万元，注销原�：质权人放弃质权。（2）2013年11月14日福达公司向六安市工商局出具的《同意解除质押的申请书》一份，内容为：贵局于2013年10月16日受理并核准了〔2013〕第245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现由于被申请人基于同一借款协议提供了其他形式担保，且向申请人请求解除股权质押，故申请人同意解除股权质押，特向贵局提出注销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以上证据，两被告用以证明原告与陶贝贝串通，于2013年11月15日，即两被告提供保证当天，以“基于同一借款协议提供了其他形式担保”为由解除股权质押，原告确认的注销原因是“质权人放弃质权”；原告让被告蒋星泉、张云飞提供保证担保在前，办理股权撤销登记手续在后。
原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由被告方提供保证担保前双方先谈好撤销质押，被告不能免除保证责任。
被告陶贝贝、陶月峰、沈周松未提交证据。
在诉讼中，原告称：蒋星泉支付过20万元，他要求与其他案件一并结算；陶贝贝在原告公司做了一部分工程，大部分借款转移到嘉倍公司；陶贝贝是原告承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借款用途均由其指定；陶贝贝前后施工了10多个项目，至少三四个项目未结算，具体情况代理人不清楚；本案的最高额保证与撤销股权质押发生在同一天，原告先与蒋星泉、张云飞在嘉兴谈好，再到六安办手续，确实是先签最高额保证后办撤销质押登记手续。被告蒋星泉、张云飞称：陶贝贝一直挂靠在原告公司，后在2013年左右成立了博鸿公司（小项目），大项目还是挂靠在原告处；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嘉兴签订，并非在六安。对于陶贝贝股权质押的金额，原告称为2100万元，之后陶贝贝也以2100万元转让股份，对此蒋星泉、张云飞无异议。
对于以上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福达公司提交的证据
该四份证据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其合法性，本院将在论理中阐述。
（二）被告蒋星泉、张云飞提交的证据
证据1之承包协议系复印件，原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对于施工合同予以认定。
证据2系当事人陈述，对其效力将结合相关证据进行认定。
证据3、4系工商部门在股权出质及撤销质押中存档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1年5月31日，被告陶贝贝向原告出具《委托书》，委托朱静代为办理与原告间发生的领款、报销、借款等全部资金往来手续，并称对朱静签字及代签的行为均予认可，法律后果由陶贝贝承担。2011年6月1日至2013年4月15日，朱静签字确认了金额为2736万元的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及确认书。2011年7月15日至2013年4月20日，陶贝贝向原告出具《借条》十五份，借款总额2736万元，每份借条上陶贝贝在借款人栏，朱静在代办人栏，陶月峰在保证人栏，郑林华在领导审批栏签名，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1.2%或1.35%，借款人声明栏载明：“如还款期到期，本人未能按约归还，本人希望转为临时借款，但贵公司随时可以依法向本人主张权利，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及公司追偿本借款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并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2013年10月16日，原告与陶贝贝签订《借款协议》，内容为：双方确认，自2011年7月15日至2013年10月15日，陶贝贝向原告借款40698002元，借款月利率1.35%，利息按季度支付；若经催讨未及时归还借款，原告为此垫付的有关费用及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讼费、律师费均由陶贝贝承担；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福达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等。2013年11月15日，原告与被告陶贝贝、蒋星泉、沈周松、张云飞签订《最高额保证协议书》，约定：因陶贝贝向原告借款之需（包括但不限于双方于2013年10月16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的借款），被告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同意为借款作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前项约定的债权内容及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至原告向陶贝贝书面催讨要求归还之日起两年；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福达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等。
2013年10月10日，嘉倍公司（股东为陶贝贝、蒋星泉、沈周松、张云飞，出资额分别为2100万元、1250万元、1150万元、50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42%、25%、23%、10%）股东会通过决议，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同意陶贝贝将所占嘉倍公司42%股份质押给原告，作为陶贝贝借款的担保。10月16日陶贝贝与原告签订质权合同，约定：因借款之需，陶贝贝以其拥有的嘉倍公司43%股权（出资金额2150万元）及派生权益作为质物向原告提供担保，担保最高质押总额为人民币2100万元。同日，双方在安徽省六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质权登记，记载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嘉倍公司，出质股权数额2100万元，出质人陶贝贝，质权人福达公司。2013年11月14日，原告向六安市工商局出具《同意解除质押的申请书》，称由于被申请人基于同一借款协议提供了其他形式担保，且向申请人请求解除股权质押，故申请人提出注销股权出质登记申请。次日，原告及被告陶贝贝�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载明的注销原因为“质权人放弃质权”。工商部门据此注销了出质登记。
另可认定，原告与被告陶贝贝借款期间，双方并存在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关系，原告将其承建的部分建设工程内部承包给陶贝贝施工。双方的内部承包关系未全部结算完毕。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两项：
争点一，原告与被告陶贝贝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原告与陶贝贝存在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关系，且尚未结算完毕，为此，被告蒋星泉、张云飞主张工程内部承包为借款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关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因买卖、承揽、股权转让等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务，经结算后，债务人以书面借据形式对债务予以确认，债权人据此提起诉讼，而债务人或担保人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和履行事实提出抗辩并有证据证明纠纷确因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原则上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借据仍可以作为基础合同履行的重要证据。”以上规范性文件所谓的基础法律关系，系指原被告原本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如买卖、承揽、股权转让等，之后当事人以民间借贷的形式确认债权金额，也即民间借贷是先行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经意思自治后的转化形式。本案中，证据证明（原告证据4之支票存根）部分借款用于工程款的支付，但款项的实际流向并不决定债务关系的性质，两者独立发生，独立存存续，并可以分别进行结算，如果内部承包关系结算的结果为原告应向陶贝贝付款，则可与民间借贷抵销或部分抵销。因此，原被告间的借贷与内部承包属不同法律关系，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内部承包关系的转化形式，本案不适用以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考量原告提交的证据，陶贝贝的借款有借款协议、借条、借款凭证等证据证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的利息约定未超过规范性文件关于最高利率上限的规定，应当认定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至于原告主张借款金额总计4000余万元，其因考虑被告的偿付能力而就其中部分起诉，该诉讼行为体现了原告的处分权，不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准许。被告称原告部分起诉的行为损害保证人利益，但未提交依据，不予采信。因此，原告请求被告陶贝贝偿付借款及自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争点二，被告陶月峰、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以及应在何种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其一，被告蒋星泉、张云飞称，两被告保证的主债权是原告向陶贝贝提供嘉倍公司支付土地款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是基于原告将继续向陶贝贝借款，由于协议签订后原告并未出借款项，故属原告以欺诈手段使两被告违背真实意思提供该担保，两被告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以欺诈骗取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本案中，《最高额保证协议书》明确约定，保证范围包括之前已形成的“2013年10月16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的借款”，保证意思表示真实、确定，不存在欺诈，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二，本案涉及债务人提供物权担保与第三人提供保证担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依该法条第二句，在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抵押或质押）和第三人担保（保证）并存，且当事人对于担保的实现顺序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债权人应当先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即保证人有权请求以物权担保先行偿债。借款人陶贝贝于2013年10月16日向原告提供股权质押，该股权质押于2013年11月15日注销，同日蒋星泉等被告提供最高额保证，由于撤销股权质押与保证发生于同一日，两者的先后关系双方陈述不一，无法予以确认。但是，蒋星泉与张云飞作为嘉倍公司的股东，在提供保证前参与了同意股权质押的决议，因而知悉陶贝贝以股权质押的事实，此种情形，保证人提供保证时除非明知已有质押已消灭，或者同意放弃后履行的清偿顺位利益，否则，其有理由相信债务人的物权担保将先行用以清偿债务，保证人只对不足部分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因而保证人责任范围的判断，关键在于保证人在提供保证时是否知道质押已撤销（如撤销质押发生于保证前），或者同意在保证后撤销质押，并愿意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如撤销质押发生于保证后），而对于该两事项，原告均负有举证责任。由于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即保证人不知道或不同意，保证人应在质押物实现价值范围内减免保证责任。被告陶贝贝股权质押的金额为2100万元，蒋星泉等三被告应在636万元（2736万-2100万）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陶月峰在借款时即作保证，质押及撤销质押均发生于保证之后，此后发生的股权质押及撤销质押对其不生影响，应对全部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四被告提供保证时未与债权人约定保证份额，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原告有权请求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至于被告蒋星泉已向原告支付20万元一节，鉴于双方另有债权债务关系，蒋星泉也未主张用以消灭本案债务，本院不作处理。
被告陶贝贝、陶月峰、沈周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陶贝贝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2736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1月27日起按月利率1.35%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
二、被告陶月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对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借款636万元及相应利息（自2015年1月27日起按月利率1.35%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83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600元，由被告陶贝贝承担（被告陶月峰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被告蒋星泉、张云飞、沈周松对其中56320元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550元由被告陶贝贝、沈周松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自行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
审 判 长 陈根荣
审 判 员 李江平
人民陪审员 蔡祖尧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沈月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