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民终5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西环村长浏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肖检检，北京市鑫诺（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娟,女，197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毫祥，男，197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杨，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浏阳市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吴新伟，市长。
委托代理人罗琪，浏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复议应诉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林华根，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浏公司）与被上诉人付娟、李豪祥、浏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浏阳市政府）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7）湘0181民初7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6年8月，因长浏高速公路的修建，为解决修路征地拆迁问题，浏阳市政府成立了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2009年9月28日，浏阳市政府与长浏公司签订《长沙（永安）至浏阳（洪口界）高速公路（浏阳段）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总包干协议书》，协议约定长浏公司将征地红线范围内6334.28亩的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以费用总包干的形式委托浏阳市政府承办，即负责实施该项目征地、拆迁、搬迁、安置、协调等全部工作。在征拆过程中，因浏阳市开拓石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拓石料公司）与蕉溪樟树采石场两处采石场处于长浏高速公路安全距离的临界位置，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于2013年3月11日召集相关人员及两采石场法定代表人召开了协调工作会。会议决定对两采石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补偿标准参照大浏高速对同类采石场补偿金额的70%予以补偿；补偿金由协调指挥部承担10%，由长浏公司承担90%。长浏公司工作人员周成钢（2015年被任命为该公司副总经理）参加了该会议，并将协调会议决议内容向公司作了汇报，长浏公司对此未持异议。2013年12月18日，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现该指挥部及其下属分指挥部均已撤销）下属洞阳分部(以下简称洞阳分部)与开拓石料公司就征收达成《补偿协议》，协议约定补偿金额为280万元整，付款方式在长浏公司调概资金到位后一次性付清。此后，因长浏公司未及时付款，洞阳分部分别于2014年12月3日、2015年2月14日与开拓石料公司达成两份《补充协议》，就280万元补偿款的利息及支付方式和时间重新进行了约定：约定利息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止按月利率1.5%计息；自2015年3月1日起至付清全部金额止按月利率2%计息。长浏公司工作人员周成钢参加了上述三次协议签订。2015年2月16日，长浏公司协调部工作人员李武平、周成钢针对补偿款利息支付出具承诺书。此后，周成钢曾两次在2015年2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签署：“长浏公司资金到位后，优先拨付以上补偿款项至浏阳市协调指挥部支付”、“因长浏公司资金未按期到位，按该补充协议多方达成一致意见，暂延期至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到位，支付流程按财务原手续完善”等字样，但长浏公司仍未能按时付款。
原审另查明，浏阳市开拓石料有限公司于2004年5月13日成立，2015年6月30日注销，该公司股东为付娟、李毫祥。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洞阳分部与开拓石料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以及两份《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依法履行。因浏阳市开拓石料有限公司已注销，付娟、李毫祥作为公司股东，应当享受其权利；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及其下属洞阳分部均已撤销，其支付义务应由被告浏阳市政府承受；长浏公司虽未在协议上盖章，但其工作人员周成钢多次参加协调会议，签订协议时亦在场，且在协议上签署了意见，系行使职务行为；在“关于洞阳开拓、蕉溪樟树采石场有关问题协调工作会议”中，明确补偿款由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承担10%、由长浏公司承担90%，原告及长浏公司对此不持异议，故对付娟、李毫祥要求长浏公司及浏阳市政府支付补偿款28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浏阳市政府认为该拆迁补偿不在总包干范围内，因与2013年3月11日协调会会议纪要相冲突，应以协调会确定的方式进行补偿；长浏公司提出本案拆迁补偿的费用应由浏阳市政府承担等抗辩理由，与该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均不予采信。
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湖南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付娟、李毫祥拆迁补偿款252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2015年3月1日起至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浏阳市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付娟、李毫祥拆迁补偿款28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5年3月1日起至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6011元（已预交23005.5元），由湖南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1410元，由浏阳市人民政府负担4601元。
原审法院判决后，长浏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查明中部分无事实依据。1、原审判决书第4页第11行至19行没有事实依据。2、原审判决书第5页第5行至7行没有事实依据。3、原审判决查明“《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关于洞阳开拓、蕉溪樟树采石场有关问题协调工作会议纪要》、《调查笔录》等证据证实，经庭审质证核实”与原审法院庭审事实严重不符，原审法院定案的该两份证据，长浏公司在庭审中从未见过原审法院也未曾向长浏公司出示，更未错误。1、付娟、李毫祥原审的诉请源于与浏阳市政府于2013年12月18日签订的《补偿协议》，浏阳市政府系本案的债务人。2013年12月18日，浏阳市政府(下属的长浏高速公路洞阳协调指挥分部)作为合同的甲方与付娟、李毫祥(注销前为浏阳市开拓石料公司)作为合同乙方签订《补偿协议》，根据合同内容，浏阳市政府系《补偿协议》约定的债务人，长浏公司不是该《补偿协议》的合同方，不应当承担该《补偿协议》约定的债务。其次，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和《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第三条之规定，浏阳市政府系征收和补偿的法定责任主体。再次，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做好高速公路拆迁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函【2008】126号)规定，长浏公司与浏阳市政府已经签订《永安至浏阳高速公路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总包干协议书》，付娟、李毫祥原审诉请的补偿费用在总包干范围内，且付娟、李毫祥在原审诉状中已经自认“根据两被告签订的《总包干协议》第三条第4项：如因红线内征地拆迁导致红线以外的土地等无法整体使用时，依据高速公路相关规范并入总包干范围内，但指挥分部未将石料公司纳入总包干范围并支付补偿费用。2、案涉周成钢不是长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长浏公司也从未从授权其在三被上诉人签订的2015年2月24日《补充协议》上签署由长浏公司公司支付巨额款项的意思表示，该《补充协议》对长浏公司不产生法律约束力。3、即便法院认定周成钢系职务行为，但是长浏公司作为协议的第三人，《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长浏公司仅为代付的义务”，周成钢作出的也仅为代为付款的意思表示，系债务的代为履行，并非债务的加入。根据付娟、李毫祥与浏阳市政府2015年2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第三条，长浏公司作为“协议”的第三人，仅约定代为付款的义务。2017年1月20日，周成钢签署意见为“因长浏公司资金未按期到位，按该补充协议多方达成一致意见，暂延期至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到位”也仅表达代为付款的意思表示，并非自愿承担债务或加入债务。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4、长浏公司对三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不予认可，长浏公司与浏阳市政府没有其他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也没有其他的协议约定，不同意代为履行其债务。付娟、李毫祥在原审诉请中明确要求浏阳市政府承担全部债务，并没有同意其转让债务或者免除其债务，而长浏公司不是三被上诉人“协议”的合同方，浏阳市政府在没有给长浏公司相应的对价的情况下，不可能也不愿意承担其应承担的法定债务。《补充协议》约定的款项及利息系三被上诉人自行约定，因浏阳市政府不偿还其债务，依法应由其自身承担违约责任。5、如认定周成钢存在职务行为，则付娟、李毫祥债权未到期，原审判决有悖法律规定。付娟、李毫祥在原审中将《补充协议》(2015年2月签订)作为证据予以提交，在《补充协议》中，周成钢签署意见为因长浏公司资金未按期到位，按该补充协议多方达成一致意见暂延期至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到位，即付娟、李毫祥已经接受付款期限的变更，则付娟、李毫祥在起诉时，付款期限未界满，原审法院在2017年12月20日即作出判决明显有悖我国法律规定。三、付娟、李毫祥没有按期足额缴纳诉讼费，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8条“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99条“原告无正当理由未按期足额补交的，按撤诉处理。原审判决书中明确列明付娟、李毫祥仅预交案件受理费230055元，而实际受理费46011元，付娟、李毫祥没有补交案件受理费，原审法院依法对本案应当按撤诉处理。综上，请求:1、撤销浏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湘0181民初731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判令长浏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付款义务和责任；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
被上诉人付娟、李豪祥答辩称：一、周成钢代表上诉人在浏阳市开拓石料公司与协调指挥部签订的《补偿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签字承诺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周成钢作为上诉人的职员，多次代表上诉人参加开拓石料公司、蕉溪樟树采石场有关拆迁补偿问题协调会议，其签字承诺付款的行为，应认定为表见代理，上诉人应对其职务行为承担后果，以上事实有《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关于洞阳开拓、蕉溪樟树采石场有关问题协调工作会议纪要》佐证，足以认定。2、上诉人称从未见过《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关于洞阳开拓、蕉溪樟树采石场有关问题协调工作会议纪要》、《周成钢调查笔录》，不属实，该份会议纪要就是根据上诉人与开拓石料公司、蕉溪樟树采石场及协调指挥部对拆迁补偿事宜，共同协商的过程而形成的最终确定补偿方案，上诉人应对其委派周成钢、李武平参加协调会议确定的补偿方案负责。二、上诉人单方承诺付款期限，对答辩人没有约束力。1、从2013年签订补偿协议，上诉人承诺付款之日起，答辩人每年均会以各种方式向其主张权利，但上诉人均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拒不支付，并委派周成钢负责接待债权人，与债权人周旋并继续往后签署付款期限，该期限是上诉人单方承诺，并非《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2、上诉人每月高速公路通行收费除去银行贷款、必要开支后，仍有数千万的高额通行费返还，上诉人有付款履行能力，但从不实际履行，按照《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上诉人早已多次违约，答辩人没有必要遵循其承诺期限主张诉讼权利，且上诉人也根本没有付款的意愿，其承诺付款期限早已形同虚设，答辩人也是在穷尽一切手段之后，才将上诉人诉至法院，答辩人从未书面确认该期限，所以该付款期限对答辩人没有约束力。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称原审被告浏阳市人民政府才是《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方，也是付款方，不完全属实，上诉人多次派员参与协调工作会议，及签署付款承诺的行为，是对协议内容中，关于上诉人给付责任的追认，上诉人亦是合同一方当事人。2、上诉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认为浏阳市政府是征收和补偿的法定责任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该条例针对的是红线范围内的被征拆主体，且征拆部门事先需拟订征地方案，发布征地公告，审批补偿安置方案等一系列法律程序，才能进行征拆措施。但本案中的开拓石料公司是在被征收土地红线以外，因与高速公路的距离不符合安全标准，才被强制关停，协调指挥部根据《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履行“协调处理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这一职能是完全正确的。《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征拆程序以外的民事合同，上诉人与协调指挥部、开拓石料公司均是补偿协议的合同一方，三方均应遵守协议的约定内容。3、答辩人在一审起诉时，已申请缓交一半诉讼费得到了一审法院批准，并履行了缴费义务，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费缴纳的规定，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所有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浏阳市政府答辩称：一、我府与上诉人长浏公司签订的《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总包干协议书》明确约定本案拆迁补偿的类型不在包干范围内。因长浏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的建设，我府与长浏公司签订了《长沙(永安)至浏阳(洪口界)高速公路(浏阳段)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总包干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大点“征地拆迁包干经费及内容”明确约定“按相关政策要求本次费用包括：一切与长浏高速公路建设红线内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的所有费用，但不包括因征地拆迁或工程建设造成的水系、道理修复，不包括红线外因工程建设影响生产生活确需拆除的房屋和征收的土地的补偿”。浏阳市开拓石料公司因距长浏高速直线距离不能满足安全规范要求，影响其继续换证开采，而应给予的一次性补偿及因此产生的利息，明显不属于答辩人跟长浏公司《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总包干协议书》中的征地补偿安置的范畴。由于本案的补偿属于“红线外因工程建设影响生产、生活确需拆除的房屋和征收的土地的补偿”，不属于《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总包干协议书》约定的包干内容，故本案一审原告诉请浏阳市政府对其石料厂的补偿款及相应利息负共同清偿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二、《补偿协议》及二份《补充协议》是长浏高速公司洞阳协调分指挥部受长浏公司委托，与浏阳市开拓石料公司签订的，且明确约定由长浏公司支付补偿款及相应利息，答辩人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支付赔偿款及相关利息的责任。因浏阳市开拓石料公司距长浏高速直线距离不能满足安全规范要求，影响其继续换证开采，甲方长浏高速公司洞阳协调分指挥部受长浏公司委托,2013年12月18日与乙方浏阳市开拓石料公司于签订了《补偿协议》。协议明确约定甲方补偿乙方二百八十万元整，付款方式为：长浏公司调概资金到位后一次性付清。后因长浏公司资金困难，未付清该补偿款，甲方再次受长浏公司委托，与乙方分别于2014年12月3日、2015年2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补偿款及逾期未支付期间应支付的利息的计算方式，并明确约定补偿款和由此产生的利息由长浏公司直接代付至乙方指定账户。长浏公司工作人员周成钢参加了上述三次协议签订。周成钢曾两次在2015年2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签署：“长浏公司资金到位后，优先拨付以上补偿款项至浏阳市协调指挥部支付”、“因长浏公司资金未按期到位，按该补充协议多方达成一致意见，暂延期至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到位，支付流程按财务原手续完善”等字样。故三份协议均为甲方长浏高速公司洞阳协调分指挥部受长浏公司的委托与乙方浏阳市开拓石料公司签订的，且补偿款和利息的支付义务人均为长浏公司。从法律上看，被委托人受委托人的委托签订的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委托人(即长浏公司)来承受；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也明确约定了补偿款及相应利息均由长浏公司支付。三、但为了解决该遗留问题，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指挥部于2013年3月11日召开协调会，达成《浏阳市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关于洞阳开拓、蕉溪樟树采石场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约定开拓石料厂的补偿金由浏阳市长浏高速协调指挥部承担10%，由长浏公司承担90%。综上，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裁定，驳回上诉。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洞阳分部与开拓石料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以及长浏公司职员周成钢在《补充协议》签字承诺付款的行为，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上诉人长浏公司提出其并未授权周成钢在《补充协议》签字，该补充协议对长浏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长浏公司与被上诉人浏阳市政府于2009年9月签订了《长沙（永安）至浏阳（洪口界）高速公路（浏阳段）征地补偿安置工作总包干协议书》，后周成钢作为上诉人长浏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后数月多次代表上诉人长浏公司参加与开拓石料公司有关的拆迁协调会议以及协议签订，根据常理推断其实施的行为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应当认定其在《补充协议》签字承诺付款的行为是以长浏公司名义实施的职务行为，长浏公司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上诉人长浏公司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长浏公司提出其对被上诉人付娟、李毫祥的债务支付期限未到。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付娟、李毫祥起诉时已经超过了协议约定的支付期限，对于上诉人长浏公司代表周成钢于2017年1月20日在补充协议上补签的还款期限延长至2017年12月31日的意见，并未得到被上诉人付娟、李毫祥签字确认，不能视为其同意延长还款期限。因此，上诉人长浏公司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
上诉人长浏公司提出被上诉人付娟、李毫祥没有按期足额缴纳诉讼费，原审法院应对本案按撤诉处理。本院查明，被上诉人付娟、李毫祥于2017年10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缓交诉讼费的申请，并且得到了一审法院批准，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费缴纳的规定，因此，上诉人长浏公司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6011元，由上诉人湖南长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杨
代理审判员 廖国娟
代理审判员 陈邵明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郑天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