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刑二终字第111号
原公诉机关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侯秉茹，女，1953年12月17日出生，满族，大专文化，原大连市中山区青泥洼桥街道办事处副处级调研员兼大连市中山区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经理，中共党员。因本案于2013年5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4日被逮捕，于2016年2月22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慎高，系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孙丽玲，系辽宁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燕，女，195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厂长，中共党员。因本案于2013年5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连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贤才，系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侯秉茹、徐燕犯贪污罪一案，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中审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侯秉茹、徐燕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侯秉茹及其辩护人李慎高、孙丽玲、上诉人徐燕及辩护人刘贤才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以下简称服装三厂）原系中山区天津生产服务公司（以下简称生产服务公司）下属企业，1989年3月23日服装三厂与中山区房地产管理处签订租赁协议，租赁使用长江路201号厂房，约定租金为658元。1997年4月7日，服装三厂的地址变更为长江路203号厂房，该厂继续向房产部门缴纳租金租用该房屋。服装三厂于1998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公司，2001年公司内部签订协议将其他股东的股份0元转让给徐燕，但并未在工商登记部门变更企业性质。2002年9月10日，生产服务公司与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协议规定，包括上海路服装三厂承租位于长江路203号的厂房在内的五处建筑均在拆迁范围内，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位于寺儿沟车站以南一区三坊一层公建（行政街号为中山区荣民街82-2号），抵顶被拆迁房屋的补偿费用。2005年4月，侯秉茹利用其职务之便，帮助徐燕将中山区荣民街82-2号公建房产（面积166.35平方米，经评估价值人民币98.78万元）的所有权转移至服装三厂名下，被告人侯秉茹借机收受被告人徐燕好处费人民币9万元。被告人侯秉茹、徐燕被抓获到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案件来源、到案经过、户籍证明、公务员审批表、场地证明、租赁协议、房地产使用证明、房屋租赁经营审批表、股东大会决议、资产评估报告书、关于批准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通知、关于同意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法人股、集体股股权转让的通知、情况说明、房屋补偿安置协议、银行取款凭证、大连市人民政府令、大连市房产局文件、中山区荣民街82-2号房产档案、收条等，证人于某、刘某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侯秉茹、徐燕的供述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侯秉茹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被告人徐燕合谋，将国有房屋所有权非法转移至徐燕个人所有的企业名下，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侯秉茹、徐燕共同故意犯罪，是共同犯罪，应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量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五条之规定，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侯秉茹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徐燕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座落于中山区荣民街82-2号的涉案房屋依法予以追缴。
上诉人侯秉茹的上诉理由是：1、主观上没有与徐燕贪污的共同故意；2、并未给徐燕谋取非法利益，服装三厂改制时已经承租长江路203号的房产，2002年拆迁时开发商海源公司将长江路203号房屋拆迁款的30%交给中山区房产局，其余70%置换至荣民街82-2号，该房产权益与中山区房产局无关，只与使用权人服装三厂有关。综上，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辩护人李慎高、孙丽玲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侯秉茹犯贪污罪证据不足，首先案涉长江路203号房产合法承租人应为服装三厂，天津生产服务公司既不是被拆迁人也不是承租人，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服装三厂不要现金补偿，而要求拆迁单位以房屋的形式进行补偿也是合理的；其次上诉人侯秉茹与徐燕主观上没有贪污的共同故意，房屋办理产权后产权人为服装三厂，而非侯秉茹和徐燕，侯秉茹没有实际占有并处置该房屋；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的情形；侯秉茹并未收取徐燕的任何好处，徐燕和于某对行贿资金来源的供述与存折取款记录不符，认定徐燕和于某向侯秉茹行贿的证据存在瑕疵，事实不清，请求改判上诉人侯秉茹无罪。
上诉人徐燕的上诉理由是：对置换回来的公建房应属于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的证人证言及书证有异议；原审法院认定案涉的公建房是国有财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公建房是私营企业购买的，本意是抵顶给拆迁位于长江路203号房屋承租人的补偿款，原本不是国有房屋或国有财产；服装三厂应得到补偿，要求兑现当初动迁时的承诺不能认定为与侯秉茹合谋，故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辩护人刘贤才的辩护意见是：1、203号公房承租人是服装三厂；2、中山区天津街道办事处和天津生产服务公司与203号公房无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应得到203号公房的拆迁补偿；3、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公诉机关依据无效协议确定案涉公建房属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的国有房屋，不但违反法律强制规定，而且是越权行为；4、上诉人侯秉茹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上诉人徐燕合谋，将国有房屋所有权非法转移至徐燕个人所有企业名下，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贪污犯罪行为；5、徐燕给侯秉茹钱是否成立，其性质如何定性，对贪污罪名是否成立没有关联性；综上，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徐燕犯贪污罪罪名不成立。
经二审审理查明：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原系中山区天津生产服务公司下属集体企业，原地址为中山区长江路201号，生产经营场地面积234平方米，批准机关为天津街道办事处。1988年8月23日，天津生产服务公司出具场地证明：”我单位在中山区长江路开办上海路服装三厂，房屋场地来源上级拨给生产经营面积60.3平方米。”1989年8月5日，天津生产服务公司再次证明：”我单位开办的集体企业，地址在长江路201号，共有房屋面积338平方米，以上房产、固定资产所有权系房产所有，属有偿使用。”1989年3月23日，上海路服装三厂与中山区房地产管理处签订租赁协议，租赁使用长江路201号厂房，约定每月租金为658元。1997年4月2日，上海路服装三厂申请将住所由长江路201号变更为长江路203号，经营场所面积60.3平方米，房产所有权系房产所有，属有偿使用，主管部门天津生产服务公司。
上海路服装三厂于1998年完成改制，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其中包括天津生产服务公司持有的法人股、上海路服装三厂持有的集体股以及服装三厂职工持有的个人股。2001年11月9日，大连市中山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意上海路服装三厂法定代表人徐燕以零元价格购买法人股和集体股，同年11月22日，上海路服装三厂股东因各自不同情况陆续退股，实行内部股权转让，全部转让给徐燕，上海路服装三厂已变更为徐燕个人所有的企业，但并未向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变更企业性质。该厂分别于1997年9月2日、2000年12月30日进行两次资产评估，均未将生产经营用房纳入到资产评估范围。
2002年9月10日，天津生产服务公司与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包括中山区长江路203号房屋在内的五处建筑均在拆迁范围内，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同意给付天津生产服务公司动迁补偿费12万元和机器设备运输安装费等12万元，并以位于寺儿沟车站以南一区三坊一层公建（建筑面积共计341.15平方米，未办理产权登记），抵顶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和补偿费用。
后被告人徐燕找到被告人侯秉茹商议，要求侯秉茹帮忙将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置换回来的一处公建房（行政街号为中山区荣民街82-2号，建筑面积166.35平方米）的房屋产权办理到上海路服装三厂名下，侯秉茹应允并向徐燕索要好处费。2005年4月27日，被告人侯秉茹利用其职务之便，在被告人徐燕并未实际支付对价的情形下，擅自决定将中山区荣民街82-2号公建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上海路服装三厂，收受徐燕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9万元。经大连正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鉴定，该公建房屋当时的市场公允参考价为98.78万元。
2013年5月，被告人侯秉茹、徐燕被抓获到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
1、上诉人侯秉茹供述，我从1997年开始任生产服务公司经理直到2008年退休。中山区天津生产服务公司是当时天津街道办事处的下属部门，负责管理街道下属的所有集体企业。徐燕是服装三厂的法定代表人，服装三厂所用的厂房是中山区房产处的，三厂交纳租金，地点在中山区长江路203号。服装三厂于1997年改成股份合作制企业，服务公司持有法人股，三厂持有集体股，还有一部分职工股，2001年11月份经中山区体改委批准，服务公司持有三厂的法人股和三厂的集体股全部转让给了徐燕，转让价格为0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时不包括房产，因为房产是中山区房产处的房子，也没有进行资产评估。2002年9月份，服务公司和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是海源公司动迁我们服务公司下属企业服装三厂和天津街天发印刷厂在长江路的厂房时，用中山区寺儿沟车站以南一区三坊一层公建，三厂得到了荣民街82号2号公建，面积是166.35平方米，当时是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商品房。2005年2月份，我同意把产权过户给三厂，以三厂的名义办理房屋产权证，当时没向街道办事处领导请示，因为动迁的长江路203号房产的使用证是三厂名下的，置换回来的公建三厂申请办产权，根据体改委对改制企业房证是谁就给谁的规定，我就决定给三厂办理产权过户。2005年徐燕和于某到我家里，给了我6万元现金，她俩还带了一箱鸡蛋和一箱牛奶。
2、上诉人徐燕供述，1992年6月，经中山区天津生产服务公司决定，由我担任服装三厂厂长职务。服装三厂刚开始是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的下属集体企业，1997年经中山区体改委批准，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权包括天津生产服务公司持有的法人股和服装三厂持有的集体股及包括我在内职工持有的自然人股，2001年7月服务公司决定将其持有的法人股和服装三厂持有的集体股一次性转给我个人，转让价格为0元，2001年11月服务公司决定我厂其他职工持有的自然人股份也全部转让给了我，这样服装三厂就完全转为我个人持股的公司了。侯秉茹知道这个情况，当时服务公司为此开了会，侯秉茹经理主持会议，我一直拖着没办企业变更登记手续，但实际上服装三厂已经是我个人的公司了。服装三厂原来在中山区长江路203号，厂房的产权是大连市房产局中山区房管处的，服务公司下拨给服装三厂使用，服装三厂交纳租金，2002年动迁到荣民街82号，2005年荣民街办理产权时写成服装三厂是侯秉茹具体办的，是侯秉茹决定的。服装三厂改制时做过评估，厂房不在评估范围之内。我当时找侯秉茹商量这事，让她帮忙把房子产权变更到服装三厂名下，侯秉茹说你着什么急，过段时间再说吧。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找她，她说房子差不多可以办了，我把房子的产权过户到你们服装三厂，有这个房子你们服装三厂无论是出租还是自己使用都可以，以后日子就好过了。她说你心里没有数，你不得给我表示点，我当时问她得多少钱，她说给我10万吧。这样过了几天我就给她一张10万元的转账支票，过了几天她找到我说她不要支票要现金，就把一张10万元支票还给了我，过后我就分三次把10万元现金给了她。第一次送3万元是2005年2月份，我和于某一起到侯秉茹住的小区，我让于某在小区门口等着，我自己进小区在小区院里送给侯秉茹的，第二次送6万元是2005年12月份，我和于某到侯秉茹家里送给她的，第三次送1万元钱是2005年底或者是2006年初的一天，我在新世界百货商场里单独给她的。产权证办出来后一直在侯秉茹手里，原件她没给我只是给了我一张复印件，这些年我就拿这张复印件使用，直到2013年4月份我才以产权证丢失的名义，在大连市房交所补办了一个产权证。如果不通过侯秉茹，我不能办下来服装三厂的产权证，因为办产权证需要用的相关手续一直都在侯秉茹手里，我根本就没见过，并且侯秉茹还是我的主管领导，如果她不同意，我根本就办不了。除了2万多元的产权手续费外，我没有实际支付过房款。荣民街82-2号房产的产权不应该办给服装三厂，因为动迁前的房子是国有的，我们只是使用，动迁后得到的房子应该是天津街道办事处的，应该把产权办给街道。现在这处公建房被我出租给孙胜友了，从2005年至今一直都是租给他，租金每年4万元，这八年一共收了32万元，除取暖费交了一部分之外，我自己留了大概20万元。
3、证人于某证实，我从1985年至1998年在服装三厂工作，服装三厂的法定代表人是徐燕，成立的时候是集体企业，在1997年和1998年经中山区体改委批准，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0年初停业，不再进行经营活动了，2001年，经中山区体改委批准，法人股和集体股以0元价格转让给了徐燕个人了，厂房没有进行资产评估。服装三厂原来在中山区长江路203号，2002年动迁置换到中山区荣民街82-2号，长江路203号的厂房是大连房产局中山区房管处的，是天津生产服务公司拨给服装三厂使用的，服装三厂向中山区房管处交纳租金。2005年4月，徐燕告诉我侯秉茹让准备2万多元钱交契税和房屋维修基金，我就到侯秉茹的办公室，侯秉茹让我把钱交给了一个姓李的人，姓李的人给我打了一张收条。厂长徐燕当时告诉我说，侯秉茹跟她说了，这次可以把产权办到服装三厂名下，有这个房子你们无论是自己使用还是对外出租，日子都好过。徐燕还告诉我说侯秉茹提出要10万元钱，因为办产权是她决定的，而且手续也在她手里，就给她吧。这样徐燕和我先后给了侯秉茹10万元钱，其中有两次我和徐燕一起把9万元钱送给了侯秉茹，另外1万元钱我交给了徐燕，徐燕自己送给侯秉茹的。
4、证人刘某某证实，我从2002年4月到天津街道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大部分集体企业都已经改制完了。下属企业的主管部门是我们天津街道办事处的生产服务公司，经理是侯秉茹。这次改制是根据大连市体改委和中山区体改委的要求，为适应市场经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的，把街道下属集体企业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组成包括生产服务公司持有的法人股，企业持有的集体股和职工持有的个人股。2001年，服装三厂的法人股、集体股和职工个人股全部转让给徐燕个人，这件事我不清楚，但是关于使用生产经营用房，天津街道办事处没有特别规定，因为下属企业还在经营，原来的员工还要继续工作，生产用房由企业继续使用。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的补偿安置协议我见过，当时动迁的时候，侯秉茹向我汇报说动迁的开发商是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动迁了长江路地段的房子，并用中山区寺儿沟附近公建房置换服装三厂和天发印刷厂的厂房。置换回来的公建房应该属于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的，但这两个企业可以继续使用，不能处理。根据补偿安置协议，应该把产权办给天津生产服务公司，侯秉茹没有向我请示过把公建房的产权办给服装三厂和天发印刷厂，要是向我请示的话，我肯定不会同意把产权办给这两家企业的。天津街道绝对不能允许她这样做，如果该房产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纳入到资产评估程序，并确认了隶属关系，是可以考虑的，但在企业改制时没有纳入到资产评估程序，是绝对不能把产权办给企业的。
5、证人邵某某证实，我从1990年1月至1998年1月担任天津街道党委书记，服装三厂是天津生产服务公司下属的企业，属于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是徐燕，1997年改制。根据区里的有关文件精神，把服装三厂改制称股份制企业，包括法人股、集体股和个人股，徐燕继续当法定代表人。服装三厂改制前的厂房是大连市房产局的，我们天津街道是使用权人，改制后我们当时街道的几个领导决定把服装三厂原有的厂房仍然让他们继续使用，但是不可以归个人所有或者做其他处分。
6、证人宫某某证实，我从1998年1月开始担任天津街道党委书记，2002年3、4月份因病退居二线。天津街道下属有生产服务公司，生产服务公司的经理是侯秉茹。改制具体改的我不知道，我认为改制以后，当时用于生产的厂房应该归生产服务公司，生产服务公司管理下属企业，服装三厂归生产服务公司所有，改制后厂房当然应该归生产服务公司。侯秉茹没有向我汇报服装三厂0转让和厂房动迁的事。服装三厂改制后，厂房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应该向生产服务公司交租金，生产服务公司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租金用于其员工开支。
7、证人于某某证实，2009年我担任中山区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的上任经理是侯秉茹。1998年街道下属企业改制之前，街道成立的下属企业的经理和厂长都是由街道办事处发文件任命的，改制后下属企业由天津生产服务公司持有一部分法人股，还有一部分集体股和个人股。服装三厂和天津街天发印刷厂是天津街道的下属集体企业，这两家企业的厂房产权是国有房产，也是我们天津生产服务公司提供给上述两家企业的，再一个是2002年9月大连海源房屋开发公司和我们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签订的拆除长江路地段内房屋的补偿安置协议，是以天津生产服务公司名义和对方签订的，海源房屋公司在寺儿沟车站附近补偿给上述两家企业共340多平方的公建房。上述两家企业房产现在产权是谁我不清楚，我认为应该归属于街道办事处，这两处房产改变用途产生收益，也应该属于街道办事处。当时没有文件规定上述房产动迁时如何处理，但是街道党委定的，上述两家企业置换回来的公建房子必须得收回街道办事处。
8、证人于某、袁某某、贾连荣均证实，服装三厂的法定代表人是徐燕，成立的时候是集体企业，1997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当时有24个职工持有个人股，1998年把持有的职工股转让给徐燕个人，并办理了失业保险。办完保险后，就不在服装三厂工作了，与服装三厂没有任何关系，养老金、取暖费都是自己交的。
9、证人卢士涛证实，2003年根据大连市房产局的文件，我们海源公司拆除了中山区德光街、保安街、长江路、安全街、永顺巷、永和街地块的旧房。按照《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拆除大连市房产局的公有房屋需要交纳补偿费，大连市房产局也选择了货币补偿的方式，我们给了大连市房产局补偿费共计人民币7667087.40元，拆除旧房后新建的房屋产权归我们公司所有，房屋竣工后到大连市房产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2002年我们海源公司与当时的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拆迁天津生产服务公司位于长江路203号、长江路189号以及永顺巷73号的房屋，海源公司用寺儿沟车站以南一区三坊一层两套公建，建筑面积314.15平方米（174.80平方米、166.35平方米）置换了上述拆迁长江路和永顺巷的房屋，这两套公建房屋现在的行政街号是大连市中山区荣民街82-2号和82-6号。海源公司是由尤晓军代表我去谈的，尤晓军说天津生产服务公司不要钱，要海源公司买寺儿沟的房子进行补偿，我也同意了，这两套房子是一个叫侯秉林的，我就花100多万买了这两套房子。根据签订的协议，海源公司将这两套公建房置换给天津生产服务公司，产权由他们自己去办理，至于生产服务公司把房子给谁使用、产权办给谁，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海源公司没有关系。
10、证人侯秉林证实，大约是1996年，大连城区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和大连市寺儿沟住宅区建设工程指挥部联建西岗区莲花小区，我为大连城区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施工，城区公司欠了我700多万元工程款，最后工程结束时，城区公司从寺儿沟住宅区建设工程指挥部还建回来1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城区公司就以还工程款的名义把这些房子顶给我了，其中一区三坊43楼现在的行政街号是中山区荣民街82号，一个是2号公建，面积166.35平方米，一个是6号公建，面积174.80平方米。我通过大连市寺儿沟住宅区建设工程指挥部把这两套公建卖给大连海源房屋开发公司了，每平方米3200元，两套共建一共卖了100多万元，2号公建的产权办给了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6号公建的产权办给了天津街天发印刷厂。我姐姐侯秉茹看好这两套房子，她问我产权手续怎么办，我就让她找我的一个朋友叫李秉杰的，帮忙办产权手续，至于侯秉茹为什么要把这两套房子的产权办给这两家企业我不清楚。
11、证人李秉杰证实，我通过侯秉茹的弟弟侯秉林认识侯秉茹，她是中山区天津街道办事处生产服务公司的经理。大约是2005年年初，有一天侯秉茹给我打电话，说要给生产服务公司的一套房子办产权，咨询我需要什么手续，还说房子是商品房，给单位办理，我当时就告诉她拿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结算发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等，到大连市房地产交易所帮忙把产权证办下来了。我不清楚这处房子的产权为什么办到服装三厂名下，侯秉茹让我帮忙办给谁，我就按她的要求办给谁。
12、证人张凤珍证实，大连市寺儿沟住宅区建设工程指挥部隶属于大连市住宅办，中山区荣民街82号是建设工程指挥部开发的商品房。2005年4月，我给服装三厂在中山区荣民街82-2号的公建办理过产权证，只要是手续齐全，有我们住宅办销售部的领导签字，我都给办理。
13、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企业档案，包括注册资信证明书、场地证明、房产和固定资产使用证明、租赁协议等，证实上海路服装三厂生产经营用房系街道拨付，产权属国有，有偿使用。
14、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变更申请、房地产使用证明、房屋租赁经营审批表，证实1997年4月，服装三厂因企业经营需要，由原来的中山区长江路201号变更为中山区长江路203号，房产所有权系国有，属有偿使用。
15、大连市中山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批准大连上海路服装三厂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通知（大中体改委发（1998）4号），证实1998年2月5日，服装三厂经产权界定，认定天津生产服务公司拥有法人资产占20%，服装三厂拥有集体资产占80%，其中集体资产量化额占12%。
16、大连市中山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大连上海路服装三厂法人股、集体股股权转让的通知（大中体改委发（2001）27号），证实2001年11月9日，同意徐燕购买法人股和集体股，金额为零元。
17、关于大连上海路服装三厂股东变动情况说明，证实2001年11月22日，股东因各自不同情况陆续退股，实行内部股权转让，全部转让给徐燕。
18、资产评估报告书，证实服装三厂分别于1997年9月2日、2000年12月30日进行两次资产评估，均未将生产用房纳入到资产评估范围。
19、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大连市中山区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侯秉茹，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的法定代表人徐燕，经济性质为股份合作制。
20、关于拆除天津生产服务公司在长江路地段内房屋的补偿安置协议，证实2002年9月10日，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与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约定，由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拆除天津生产服务公司坐落于中山区长江路地段（包括中山区长江路203号）的五处房屋，大连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同意给付天津生产服务公司动迁补偿费12万元和机器设备运输安装费等12万元，并以位于寺儿沟车站以南一区三坊一层公建，建筑面积341.15平方米公建房，抵顶上述房屋面积及费用。
21、中山房地产管理处房地政管理科出具的证明、（工商业）用房管理分户卡片，证实服装三厂位于长江路203号房屋的产权为公有，管理号为16-22-8，面积分别为25.18平方米和60.30平方米，于2003年3月1日拆除停租。
22、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卖人大连市寺儿沟住宅区建设工程指挥部，买受人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该商品房行政街号为中山区荣民街82-2号，用途为公建，建筑面积共166.35平方米，总价款522320元，签订日期2005年2月24日。
23、大连市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档案室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按照大连城区房屋开发公司的要求给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补开了辽宁省大连市商品房销售（结算）专用发票及商品房买卖合同，因属还建房未实际收到房款。
24、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申请书、商品房产权转移审批书、房屋权属登记面积测绘报告书、房屋权属初始登记审批书、所有权证查询记录等，证实服装三厂于2005年4月27日取得中山区荣民街82-2号公建的所有权。
25、大连正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司法鉴定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司安评鉴[2013]010号），对案涉大连市中山区荣民街82-2号公建的价值进行鉴定，得出评估基准日2005年4月27日的市场公允参考价为98.78万元。
26、大连市人民政府令，证实《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于2001年11月25日通过，其中第三十七条规定”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由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补偿安置并已达成协议的，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第三十八条规定”拆迁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的公有租赁房屋，被拆迁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由被拆迁人安置房屋承租人，租赁关系继续保持。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的，租赁关系终止。属于住宅房屋的，货币补偿金的20%支付给被拆迁人，80%和增加面积补贴支付给房屋承租人；属于非住宅房屋的，货币补偿金的30%支付给被拆迁人，70%支付给房屋承租人。”
27、大连市房产局关于准予拆除房屋的批复（大房局管字[2003]2号），证实2003年1月14日，大连市房产局同意拆除包括长江路203号在内的公用房屋21栋，拆除共有房屋需缴纳补偿费7667078.40元。
28、中山区青泥洼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中山区长江路203号房屋的使用单位为中山区天津街道，由天津街道管理和使用。20世纪70-80年代此房为天津街道安全居委会办公用房，大约在1987年左右，天津街道为了更大限度地安排待业青年就业，将此房屋腾出，调拨给当时下属集体企业-
大连上海路服装三厂使用，但是使用权仍属天津街道。当时由于大连上海路服装三厂系财务上是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中山区房管处在征收房产房租时，将房屋使用名称单位上变更为大连上海路服装三厂。
29、于某大连市商业银行的存折记录，证实于某于2005年2月6日取出人民币38000元，2005年12月18日取出人民币70000元。
30、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证实上诉人侯秉茹、徐燕涉嫌贪污一案，系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发现，于2013年5月8日立案侦查，2013年5月7日侦查人员分别将徐燕、侯秉茹带至该院接受调查。
二审期间，二上诉人及辩护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侯秉茹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上诉人徐燕合谋，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二上诉人系共同犯罪，应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处罚。
关于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相关辩护意见，经查，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使用案涉长江路203号房屋作为生产经营用房，该房屋所有权系国有，由上级拨付使用，在2002年动迁时大连市房产局按照《大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选择货币化补偿的方式取得30%的货币补偿金，另外70%的货币补偿金应归上海路服装三厂的上级所有，再由上级对上海路服装三厂因动迁产生的费用给予相应补偿。上诉人侯秉茹由街道任命担任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的经理，其明知经过两次改制后上海路服装三厂不再具有集体经济成分，已是徐燕个人所有的企业，且长江路203号房屋在改制时没有纳入到资产评估范围，动迁时亦不应当由上海路服装三厂享有公有房屋补偿收益，仍利用主管街道下属企业的职务便利，以天津生产服务公司的名义与拆迁人海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决定用置换房屋的方式代替货币化补偿，将荣民街82-2号的房屋登记在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名下，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上诉人徐燕明知大连市上海路服装三厂已属其个人所有，与上诉人侯秉茹合谋，请托侯秉茹将置换回来的公建房屋荣民街82-2号办理在上海路服装三厂名下，非法侵占公共财产，其行为亦构成贪污罪；通过对同步录音录像光盘的审查，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并无刑讯逼供的行为，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二上诉人的供述及证人于某的证言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故对二上诉人无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现行法律对贪污罪的量刑标准进行了修改，故对二上诉人的刑期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审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对上诉人侯秉茹、徐燕的定罪部分，即”被告人侯秉茹、徐燕犯贪污罪”；
二、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4）中审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对上诉人侯秉茹、徐燕的量刑部分和第（二）项，即”被告人侯秉茹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徐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二十万元”、”座落于中山区荣民街82-2号的涉案房屋依法予以追缴”；
三、上诉人侯秉茹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上诉人徐燕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四、对上诉人侯秉茹、徐燕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裘 春 华
审判员 何 晶 晶
审判员 王 莹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曹丽倩（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