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2801民初3415号
原告：林宝华，男，汉族，1963年4月6日生，山东省惠民县人，农民，住库尔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芦明，新疆腾格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春峰，男，汉族，1982年2月10日生，新疆和静县人，农民，住库尔勒市。
被告：李春阳，男，汉族，1983年7月20日生，新疆和静县人，农民，住库尔勒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媛，女，系李春峰妻子。
原告林宝华与被告李春峰、李春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宝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芦明、被告李春峰及被告李春峰、李春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宝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赔偿原告因棉花药害造成的经济损失151544.73元；2、由被告承担鉴定费5118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2日，两被告在自己耕种的玉米地中打除草剂2.4-D丁酯时，导致原告承包杲方平位于库尔勒市托布力其乡直属区农用地中种植的棉花受损。经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原告因两被告打除草剂2.4D-丁酯，造成原告所种植棉花受害经济损失151544.73元。原告多次找两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未果，故起诉至法院。
被告李春峰、李春阳辩称，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原告的土地与被告的土地相隔一公里，并不相邻；原告的棉花地中也种植了玉米，无依据证明是两被告打的除草剂所致；调查报告被告没有见过，鉴定书没有药物鉴定和实地测量，现场调查没有通知被告；鉴定时棉花已采摘完毕不具备鉴定的客观条件；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员有双重身份，违反关于回避的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李春峰、李春阳均系库尔勒普惠牧场3队的农民，被告李春峰、李春阳系亲兄弟。原告承包种植杲方平的棉花地，与两被告种植的玉米地之间隔有李华金、王峰、许振国三名农户的棉花地。2015年6月2、3日左右，两被告为了除去自己约200亩的玉米地杂草而喷洒了除草剂2.4-D丁酯。原告发现自己种植的棉花叶片扭曲、花朵变小，遂向普惠牧场三队反映受损情况。同时周边的多家棉花种植户也均发现相同状况。2015年7月1日，库尔勒市农产品检测中心、普惠牧场三队干部及植保专家马诗科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家棉花种植户、被告进行实地勘验调查，并确认棉花受损是2.4-D丁酯所致。对该调查结果，原告及在场人员签字，被告李春峰、李春阳拒绝签字。7月3日，根据现场调查评估的结果组织原告在内的12户农民、李春锋及其妻子、普惠牧场相关领导在州农技中心会议室进行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在内的12户农民先后到州信访办、州农业局要求解决。州农业局指定州农技中心派专家到现场进行调查，对棉花减产原因、损失程度进行评估。2015年8月21日，州农技中心派专家马诗科、王爱春、刘燕萍到现场勘验调查，并提前电话通知双方到现场，被告李春峰、李春阳拒绝到场。三位专家在调查评估后出具了《关于库尔勒市普惠牧场林宝华等9户农民棉花受药害损失调查报告》。后原告在内的受损农户多次与被告进行协商仍未果。被告认可多次调解，但不认可承认棉花受药害与被告有关，当时说愿意赔偿是玉米要收割，农户拦着不让采收，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参与调解，调解的时间是在2015年10月5日至22日，当时鉴定报告没有出来，损失报告也没有送达。
原告等八名农户于2015年10月20日委托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等八名农户棉花受害原因及所受损失的价格进行了鉴定，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11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主要内容为：二、检案摘要：与上述内容相同；三、检验过程，我中心接受委托后，于2015年10月20日指派鉴定人员马诗科、刘燕萍、王爱春等三位专家组成鉴定组。三位专家根据7月1日库尔勒市农产品检测中心、普惠牧场三队干部及植保专家马诗科等的现场调查结果，以及8月21日州中心三位专家的现场调查结果为依据。四、涉案地块基本情况，1、涉案地位于库尔勒市普惠牧场三队，土壤质地为沙壤土，条田、道路基本配套，滴灌栽培。2、现场调查棉花受害情况：受害棉花叶片扭曲、皱缩，畸形呈”鸡爪”状，花朵变小，中下部蕾、幼铃变异和脱落，成铃比正常小，造成棉花吐絮不畅，影响棉花产量、质量，给拾花造成困难，严重的甚至绝产。3、受药害棉花面积情况：该8户农户种植棉花面积共计1479亩，经现场勘验和调查，应用GPS测量实际受损面积为1024.54亩。五、分析说明1、从田间棉花害症状看，受害棉花叶片扭曲、皱缩，畸形呈”鸡爪”状，该症状为2.4D-丁酯等选择性激素类除草剂危害。由于棉花作物对激素类药剂2.4D-丁酯农药极度敏感，并且该药有很强的挥发性，在空气中的轻微漂移(如棉田旁边有小麦或玉米作物喷施该药剂)可使棉花受药害，将直接阻碍棉花的正常生长，从而影响棉花的产量，棉田离喷施点越近危害越重。本案中李春锋、李春阳在玉米田打除草剂2.4-D丁酯，药液漂移到相邻棉田使棉花产生了药害。2、受药害棉花经济损失情况：一是根据受害棉田每块地投入、棉花长势等评估其应达到的产量及每块地的产量损失程序，再根据2015年收购价格及拾花费用核算经济损失。2015年棉花(皮棉)价格19100元∕吨(含补贴)，核算籽棉价格为7.64元∕公斤(19100元∕吨×0.4∕1000，0.4为本地常年衣分平均数值)，拾花费按2元∕公斤计算，计算得到每公斤籽棉价格为5.64元(7.64元∕公斤－2元∕公斤)；二是由于棉花受到药害，造成棉花品质下降、采摘难度和费用增加、收购价降低等因素，平均每亩损失300元。原告的受害总面积232.3亩，其中籽棉产量损失为：100亩荒地的籽棉产量应达到200公斤∕亩，损失率15%；132.3亩熟地的籽棉产量应达到350公斤∕亩，其中13亩损失率达到60%，48亩损失率达到30%，71.5亩损失率达到15%，共计损失籽棉产量为14513.25公斤(13亩×350公斤∕亩×60%﹢48亩×350公斤∕亩×30%﹢71.3亩×350公斤∕亩×15%﹢100亩×200公斤∕亩×15%)，籽棉产量损失为81854.73元(14513.25公斤×5.64元∕公斤)。受药害棉花因品质降低、棉花采摘难度、收购价降低等综合因素，平均每亩损失为300元，合计69690元(232.3亩×300元∕亩)。林宝华棉花药害总经济损失＝籽棉产量损失﹢受药害综合因素影响损失＝151544.73元(81854.73元﹢69690元)。六、鉴定意见：1、林宝华等8户农户棉花受害的原因是由于李春峰、李春阳在玉米地打除草剂2.4-D丁酯随空气飘移到其棉花上导致棉花产生药害。2、经鉴定受害棉田面积为1024.54亩，共计损失价值1275520.734元。原告支付鉴定费5118元。马诗科在原告王喜力诉被告李春峰、李春阳财产损害赔偿案件时作为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本案审理时原、被告均同意马诗科的质证意见在本案中也作为证据使用。马诗科质证意见为：司法鉴定意见是在前两次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鉴定时没有进行测量，棉花基本都开了，但棉桃小，采摘的时间是在9月下旬至11月底之前。
《关于库尔勒市普惠牧场林宝华等9户农民棉花受药害损失调查报告》的内容与司法鉴定报告的内容基本一致，调查的农户为9户，农户的受害面积、损失籽棉产量、平均每亩损失与司法鉴定报告一致，每公斤籽棉价格以”2015年普惠牧场平均每公斤籽棉收购价格减去平均拾花费”代替，多出的项目是”损失籽棉产量应得补贴”，司法鉴定报告中没有此项。
庭审过程中原告出具《现代农药应用技术丛书除草剂卷》(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孙家隆、周凤艳、周振荣主编，2016年7月第1版)，相关的内容有：除草剂药害类型按发生药害的时期分类③飘移药害，因使用除草剂发生飘移，对邻近作物造成的药害。如使用2，4-滴丁酯对邻近阔叶植物及树木造成的伤害；苯氧羧酸类除草剂的药害诊断，植物根、茎、叶、花和果实畸形。敏感作物叶片、叶柄和茎尖卷曲，茎基部变粗、肿裂、霉烂。根受害后变短变粗，根毛缺损呈”毛刷状”。如2，4-滴丁酯；除草剂药害的主要原因⑨除草剂飘移，部分除草剂飘移性大，在规定农作物上施用时，极易飘移到邻近作物上，产生飘移药害。如2，4-滴丁酯及其混剂在玉米田上应用，邻近的作物上易发生药害；2，4-滴丁酯的注意事项(2)该药的挥发性强，施药作物田要与敏感的作物如棉花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大面积使用时，应设50-100米以上的隔离区。还应在无风或微风的天气喷药；2，4-滴丁酯的药害(8)棉花药害症状，在土中接触受害或受飘移危害，表现出子叶下垂、皱缩，叶片多向背面翻卷，嫩茎、叶柄弯曲。受害严重时，叶片变窄、叶背变红、顶芽变褐坏死。若在现蕾期受到飘移危害，则上部叶片会呈现出典型的鸡爪状。被告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辩称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依法对王峰、王喜力、田群亮、李华金、许振国、刘付生、贾永明、原告林宝华等八名棉花受损农户进行调查，制作调查笔录，八名棉花受损农户均陈述了棉花受到除草剂的损害情况、鉴定情况、调解情况等。被告认为八名农户与本案都有关联，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应当采纳；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依据。
针对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应当采纳的问题，首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5年4月24日修正)第一条：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此条中”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是仅凭司法工作人员的直观、直觉或者逻辑推理无法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必须依法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或者专门知识进行鉴别和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在内的8名农户棉花受害是2.4-D丁酯导致、受害棉田的损失等为”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但谁播洒的2.4-D丁酯并不是”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鉴定意见中”林宝华等8户农户棉花受害的原因是由于李春峰、李春阳在玉米地打除草剂2.4-D丁酯”不是司法鉴定的工作内容。
其次,司法鉴定意见没有相关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审判人员应当审查鉴定使用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在本案中，司法鉴定意见中的棉花受损情况、棉田受损面积、现场方位等没有照片、录像等资料、GPS测量的数据，无法确定棉花受害症状及现场测量受药害棉花面积的依据。
再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07年8月7日颁布)第六条，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应当依照有关诉讼法律和本通则规定实行回避。根据此规定，本案中的司法鉴定人马诗科先是在2015年7月1日作为植保专家对现场调查，之后又作为州农技中心专家在2015年8月21日对现场再次调查，最后作为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对棉花受害发生的原因及损失价值进行司法鉴定。同时在2015年8月21日现场调查参加人员还有州农技中心的王爱春、刘燕萍，此二人是本案中的另外两名司法鉴定人员。故本案涉及的司法鉴定意见是在司法鉴定人员已在前期对棉花受害发生的原因及损失调查过的基础上做出的，违背了关于回避的规定，鉴定程序违法。
第四，原告等八名受害农户是2015年10月20日委托司法鉴定，2015年9月已经开始采摘棉花，采摘棉花势必导致现场破坏，此时作出的司法鉴定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综上所述，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11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论一是超越司法鉴定的内容范围，二是事实依据不充分，对鉴定意见书本院不予采纳。同时原告的棉花损失籽棉产量应当以2015年其实际采摘的受害棉田的棉花产量作为依据来判断受害棉田的棉花受害情况，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故原告仅凭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的受损情况主张损害赔偿依据不足。
据此，原告向被告李春锋、李春阳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07年8月7日颁布)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宝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16.63元，由原告林宝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建军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余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