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54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鑫利大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2号楼1807室。
法定代表人黄显威，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兴奇，北京厚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辉，男，1981年9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三康，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鑫利大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利大通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18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1月，刘辉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0年7月19日，我入职鑫利大通公司，担任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我于2013年7月离职，鑫利大通公司承诺离职一年内支付暂扣的提成。2014年10月，因鑫利大通公司未在承诺期限内支付相关提成款，我再次找鑫利大通公司协商，鑫利大通公司承诺近期予以解决并出具了相关证明。后我多次催促未果，故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支付2010年至2014年后台管理提成113618元，但东城仲裁委以我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我的请求。我不服该裁决，首先，我被辞退后，鑫利大通公司曾承诺离职一年内支付提成；其次，在鑫利大通公司承诺支付期限届满后，我多次与鑫利大通公司协商提成款支付事宜，鑫利大通公司均作出尽快予以处理的承诺，并出具了关于提成兑现款的证明。综上，我的请求并未超过一年诉讼时效，故我诉至法院，要求鑫利大通公司支付后台管理提成113618元（2010年至2013年底）。
鑫利大通公司辩称：我公司不欠刘辉的提成款，不同意刘辉的诉讼请求。一、根据公司关于提成管理办法及细则第三条，明确规定提成是公司业务的资金，不是职工的必然收入，是为了防止产生风险提出一笔资金，而不是给职工作为提成发放的资金。二、刘辉提交的《提成兑现款证明》（以下简称《证明》）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提交的《印章管理制度》及《用印登记表》证明刘辉有接触公章的可能，该《证明》上的公章系刘辉私自加盖。我公司不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三、刘辉作为后台人员，其提成的计算是以我公司的营利情况作为依据，而刘辉在职期间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因此不应支付提成。四、刘辉的请求已过时效，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刘辉提交了加盖有鑫利大通公司印章的《证明》，载明鑫利大通公司尚欠刘辉业务提成款113618元，在鑫利大通公司提出鉴定申请后，鉴定结论亦为该印章与样本一致，先墨后朱，故应认定至2014年10月，鑫利大通公司欠付提成款的事实。对于该欠付提成款应否发放一节，鑫利大通公司提交《通知》，表示刘辉作为后台人员，其提成的计算是依据鑫利大通公司的营利情况，而刘辉在职期间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因此不应支付提成。但应指出，该《通知》内容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依据法律规定，应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由用人单位提出方案并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而鑫利大通公司该《通知》的出台并非依法经民主程序形成；且在录音证据中，职工向鑫利大通公司原任及现任法定代表人主张提成款时，该二人均表示有待算账、公司要拿出统一政策等，可见，直到2015年5月，鑫利大通公司并无关于刘辉提成的明确意见，此与鑫利大通公司的主张亦有矛盾之处，故法院对于该《通知》不予采纳。现刘辉要求鑫利大通公司给付提成款，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关于时效问题，因鑫利大通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员直到2015年5月仍表示提成发放政策尚未出台；且鑫利大通公司于2014年10月出具《证明》承认欠付提成款的事实，并基于录音证据可见，刘辉等人有向鑫利大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主张权利的事实，此引起时效的中断；且刘辉自2013年7月自鑫利大通公司离职后，又至鑫利大通公司的关联公司北京融通四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四海公司）工作，融通四海公司亦系鑫利大通投资集团的成员单位，亦与鑫利大通公司存在关联；同时，在《保证金账户管理办法》中已明确规定员工离职后，保证金账户中剩余资金按比例分三年兑现给个人，此属分期履行债务，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计算。综合上述考虑，以刘辉于2013年7月离职而认为其请求已逾仲裁申请时效不妥，鑫利大通公司此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于2016年3月判决：北京鑫利大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辉二○一○年至二○一三年底业务提成款十一万三千六百一十八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鑫利大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持其原诉理由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无需支付刘辉业务提成款113618元，本案诉讼费由刘辉负担。刘辉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鑫利大通公司原名称为北京鑫利大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7日更名为现名称。
2010年7月19日，刘辉入职鑫利大通公司，任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2013年7月18日，刘辉自鑫利大通公司离职。之后，刘辉在鑫利大通公司的安排下至融通四海公司工作。
鑫利大通公司及刘辉均称鑫利大通投资集团并非经营实体，仅采用该名称。2011年1月1日起，鑫利大通投资集团出台《鑫利大通投资集团保证金账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证金账户管理办法》），第三条载明“保证金账户资金从人员业务提成中扣缴，单次扣缴额度为单笔项目提成的50%，扣缴总额达到规定额度不再扣缴。”第四条载明“当某笔贷款业务项目出现风险并造成实际损失时，按实际损失的本息金额，原则上由集团公司总部和地区公司各承担50%；特殊情况由集团公司董事会视情节酌定。”第六条载明“当具有保证金账户的人员经批准离开公司后，若不再从事贷款业务，待其经手的贷款业务项目全部结清后，其保证金账户中剩余资金按照40%、30%、30%的比例分三年兑现给个人；具有保证金账户的人员未经批准离开公司的，其保证金账户中剩余资金不予兑现。”原审庭审中，双方认可上述《保证金账户管理办法》中所称“保证金”即为本案争讼的提成。
刘辉为证明鑫利大通公司欠付其提成款，提交《关于欠刘辉业务提成兑现款的证明》（以下简称《证明》），载明“兹有北京鑫利大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所关联公司（北京融通四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尚欠刘辉自2010年至2013年底业务提成款合计113618元”，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并加盖有北京鑫利大通投资有限公司公章。鑫利大通公司对于该《证明》上所加盖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要求：1、对于该《证明》上所加盖的印章印文与样本上的印章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2、对于该《证明》上印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顺序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6年1月7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1、检材标注日期2014年10月10日《关于欠刘辉业务提成兑现款的证明》上“北京鑫利大通投资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上“北京鑫利大通投资有限公司”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标注日期2014年10月10日《关于欠刘辉业务提成兑现款的证明》上“北京鑫利大通投资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顺序是先形成印刷体字迹，后形成印章印文，即先墨后朱。鑫利大通公司支付了取证费750元，司法鉴定费6000元。
原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刘辉为后台管理人员。同时，鑫利大通公司表示对于业务人员应依据《保证金账户管理办法》发放提成，但对于后台管理人员的提成则应依据《关于解决贷款项目遗留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处理。鑫利大通公司提交OA截屏显示，该《通知》于2013年6月30日发布。该《通知》第二条规定：人员风险金（提成）的计算和发放，需以公司为单位进行考核。……四、产生风险项目的地区公司，如其应发放风险金（提成）的总额足以覆盖风险项目损失，可在扣减损失后，由地区公司依据人员应发放风险金（提成）情况，制定针对剩余风险金（提成）的分配方案，报集团公司总部核准和进行分配；如其应发放风险金（提成）的总额不足以覆盖风险项目损失的，不得分配风险金（提成）。五、集团公司总部各部门风险金（提成）的发放，以集团为单位进行考核，比照地区公司相关规定进行发放。鑫利大通公司表示，因《通知》规定后台人员提成的发放应以公司的盈利为前提，刘辉属北京公司后台人员，北京公司于2011年至2013年均为亏损状态，故不应发放刘辉的提成款。刘辉对该《通知》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表示从未见过该《通知》，且认为其虽然是鑫利大通公司人员，但单位内部对于北京公司即认为是集团，对其应按照集团发放提成的规定。对于该《通知》的制定是否经过民主程序并向职工告知，鑫利大通公司表示公司相关部门及主要办事人员进行了讨论，并在OA系统上公布，刘辉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对该《通知》不知情。
另，与刘辉共同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高阳、张静曾提交录音证据，证明鑫利大通公司曾承诺离职一年内支付暂扣的提成、鑫利大通公司对于提成款事宜予以认可及其请求未逾诉讼时效。上述录音形成时间是2015年5月11日，在张静、高阳与舒尊志（鑫利大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谈话过程中，舒尊志对张静曾表示“你那个现在肯定暂时不能考虑了，现在整个公司有规定，因为你不是主办，你和高阳不一样，后台业务这块整个都不能给了”，后又表示“现在你也知道一直都不做业务，一直都在清收这个，都有数，这个不是不给，包括后台这个，账是有的算的，这个得业务结清以后”。在张静、高阳与乔通（2014年12月之前为鑫利大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为融通四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谈话过程中，乔通对于高阳主张的提成问题表示“我们需要拿出一个统一的政策，……第一你这个事指定不能黄了，……第二个呢，你要再等两天，等我出统一的政策……我给你个期限吧，5月份，最迟7月1号之前就给你”，对于张静主张其后台提成一节，乔通表示“全等政策……后台给不给两说着，到时候得按公司政策”。
2015年5月，刘辉向东城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鑫利大通公司支付2010年至2014年后台管理提成113618元。2015年11月3日，东城仲裁委认为根据刘辉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其关于支付提成的请求均已超过仲裁时效，裁决驳回了刘辉的仲裁请求。裁决后，刘辉不服该裁决，诉至原审法院，诉如所请。
本院审理中，刘辉称其主张的后台管理提成即鑫利大通公司盖章的《证明》中载明的业务提成款113618元。
上述事实，有《保证金账户管理办法》、《关于欠刘辉业务提成兑现款的证明》、《关于解决贷款项目遗留问题的通知》、OA截图，会议纪要，录音，仲裁裁决、仲裁庭审笔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系就鑫利大通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刘辉提成款产生争议。考虑到一方面，加盖有鑫利大通公司印章的《证明》载明鑫利大通公司尚欠刘辉业务提成款113618元，上述《证明》已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确认公章真实有效且形成顺序为先墨后朱,鑫利大通公司就其公司主张的印章系刘辉私自加盖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另案中高阳、张静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佐证存在业务提成及后台管理提成，双方系就是否还应支付后台管理提成存在争议。因鑫利大通公司未提出有效反证证明其公司无需支付刘辉提成或具体提成数额有误，故原审法院采信刘辉的主张，判令鑫利大通公司支付刘辉提成款113618元，正确。至于该笔提成款为后台管理提成款还是业务提成款，刘辉诉讼中基于其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主张系后台管理提成款，同时明确该笔提成款即为《证明》中载明的业务提成款，原判表述虽与刘涛诉请不一致，但不影响双方权利义务，本院予以维持。另，关于鑫利大通公司主张刘辉的诉讼请求已过时效，因鑫利大通公司2014年10月出具《证明》承认欠付提成款构成时效中断，刘辉2015年5月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时效，故原审法院对鑫利大通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正确。据此，鑫利大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6000元及取证费750元，均由北京鑫利大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均已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鑫利大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鑫利大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艳
审 判 员 王丰伦
审 判 员 卜晓飞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宋 鹏
书 记 员 付鑫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