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赤民二终字第3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贵，男，197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
委托代理人吕超，男，196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干部，住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阿鲁科尔沁旗天昊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
法定代表人阎春军，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中华，内蒙古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福贵因与被上诉人阿鲁科尔沁旗天昊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昊汽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法院（2013）阿鲁民初字第3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福贵及其委托代理人吕超、被上诉人天昊汽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中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3年1月3日，天昊汽车公司以150000元的价格向王福贵出售TN904拖拉机一台，并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王福贵向天昊汽车公司支付购车款115000元，剩余车款，在王福贵得到农机补贴35000元后再向天昊汽车公司支付，如得不到农机补贴，被告不用向天昊汽车公司支付余下车款。第四条约定，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向另一方赔偿违约金50000元。2013年7月8日，王福贵支取农机购置补贴后未按合同约定给付天昊汽车公司货款，庭审中天昊汽车公司将50000元违约金变更为按所欠货款20‰支付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天昊汽车公司、王福贵因买卖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王福贵作为买受人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得到农机购置补贴后给付天昊汽车公司所欠货款，2013年7月8日，王福贵支取农机购置补贴后未按合同约定给付天昊汽车公司货款已经构成违约。天昊汽车公司诉讼中将违约金调整为按20‰利率支付利息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故法院对天昊汽车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王福贵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阿鲁科尔沁旗天昊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货款35000元，利息1252元（利息自2013年7月8日起按本金35000元，利率20‰计算至2013年9月2日止），合计36252元。
上诉人王福贵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判决结果错误。一、上诉人于2013年7月29日接到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起诉状、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传票所列的当事人均为王富贵，上诉人叫王福贵而不叫王富贵，王富贵与王福贵本不是同一人，因此上诉人以为原审法院送错了传票，传唤的被告人叫王富贵而不是上诉人本人，因此未到庭参加诉讼。而原审法院在未核实被告人身份的情况下，竟然缺席判决。可以看出是原审法院有意而为之，其目的是故意不让上诉人参加庭审陈述意见，剥夺了上诉人辩解的机会，也就剥夺了上诉人应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然而在原审判决中，原审法院又莫名其妙的将被告人王富贵改为王福贵，真让上诉人匪夷所思，明明起诉状、应诉通知、举证通知、传票被告人为王富贵，而判决书中把王富贵又换成了王福贵，让上诉人摸不着头脑。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代表着国家行使审判权，然而原审判决把法律视为儿戏，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此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本案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本案合同是以阎春军个人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未有加盖被上诉人公章，因此被上诉人起诉主体不适格，阎春军不能代表公司。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有欺诈行为，协议无效。被上诉人拖拉机实际零售价125000元，有被上诉人出具的农机购置申请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供发票亦为125000元，然而被上诉人把拖拉机价格提到150000元，被上诉人隐瞒拖拉机销售价格，故意欺骗上诉人把拖拉机价格提为150000元，超出农机最高限价。国家给予农民的惠农政策，是让利给农民，而被上诉人把125000元的拖拉机以150000元价格卖给上诉人，实际上诉人得到的农机补贴被被上诉人非法得到25000元，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的农机补贴仅为10000元，国家给予农民的农机补贴就这样被被上诉人套取，非法流入被上诉人个人腰包，这样的坑农现象绝不止坑上诉人一人，然而被上诉人这一非法行为原审判决却予以保护。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上诉人应享有的民事权利，判决未体现公平公正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保护了被上诉人非法利益，判决实属不当。恳请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天昊汽车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笔误将上诉人王福贵的名字误写为王富贵，并非原审法院的错误。上诉人未出庭应诉并非是原审法院将其姓名写错，而是逃避给付被上诉人购车款。上诉人称拖拉机实际零售价为125000元与事实不符，实际市场价格该拖拉机为150000元，而双方签订的合同购车价格也为150000元，故上诉人王福贵应该给付被上诉人购车款及利息。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王福贵为证实其上诉主张，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法院在2013年7月29日向上诉人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证明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传票的时候，传票上写的是王富贵，上诉人实际的名字是王福贵，因一审法院原因导致上诉人没有参加一审庭审，原审法院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天昊汽车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起诉的时候是我公司笔误。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王福贵因购买农机具与天昊汽车公司签订过协议书，并且上诉状中也承认收到了起诉状，虽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所列当事人为王富贵，但其应知晓该“王富贵”即为其本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审法院程序违法。
2、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农机购置补贴确认通知书、被上诉人出具的经销企业供货表各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开出的发票的价格为125000元，经销企业供货表的价格也为125000元，因此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TN904型拖拉机的实际售价为125000元，由此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时有欺诈行为。被上诉人天昊汽车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发票是为了当时少缴纳税款才开具的，企业供货表不能代表合同，该证据恰恰证明上诉人已领取了35000元的农机补贴，按合同约定上诉人应将该尾欠款偿还给被上诉人。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购买的农机价格125000元，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时有欺诈行为。
3、王福贵与阎春军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协议是两个自然人签订，而且写有二人的身份证号码，被上诉人作为原告的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天昊汽车公司质证认为，阎春军是天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合同的行为为职务行为。本院经审查认为，阎春军为天昊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贵亦知晓阎春军身份，阎春军的签约行为系职务行为，故天昊汽车公司依据阎春军签订的合同起诉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直接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焦点为原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天昊汽车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主张权利主体是否适格；涉案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关于原审判决程序问题，王福贵认可其自原审法院处领取了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起诉状中列明了王福贵的自然身份及手机号码，除王福贵误写为“王富贵”外，其余内容均无差错，起诉状中亦写明天昊汽车公司据以起诉的事实和理由，王福贵二审庭审中亦承认知晓该案与其有关，故王福贵仅以姓名笔误拒绝到庭参加诉讼属于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原审法院缺席判决并无不当。关于天昊汽车公司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买卖协议书虽为阎春军与王福贵签订，但王福贵认可因其在天昊汽车公司购买农机而签订该协议，其知晓阎春军为天昊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协议书内容中有“乙方阎春军（阿旗天昊汽贸有限责任公司）”字样，故买卖协议虽为阎春军签订，但合同相对方应为天昊汽车公司，天昊汽车公司依据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协议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涉案买卖合同效力问题，王福贵虽主张该农机销售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天昊汽车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但王福贵不能举证证明涉案农机的市场价格，也不能证明签订协议时天昊汽车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且其以销售价格过高、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认为合同无效亦无法律依据，故其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在领取农机补贴后向天昊汽车公司支付尾欠购车款，原审法院判决其承担给付尾欠购车款及承担违约责任处理原则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王福贵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5元，由王福贵承担；邮寄送达费40元，由阿鲁科尔沁旗天昊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王福贵各承担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丽丽
审判员 韩尚达
审判员 邓宏涛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书记员 张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