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2民终6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住所地嘉鱼县官桥镇阴山村。
负责人：李松云，男，195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嘉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安学，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友生，女，195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嘉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雄兴（系邓友生丈夫），男，195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嘉鱼县。
上诉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因与被上诉人邓友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2017）鄂1221民初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1994年邓友生2万元的股金是投入到“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该公司查询不到工商登记信息。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是2002年11月18日在嘉鱼县工商局登记注册新设成立，并非由“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而来，故不能认定邓友生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股东。且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人邓友生、彭雄斌和匡荣先当时都是国家公务员，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管理条例》中关于“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活动”的规定，该三人的投资行为无效，邓友生不能取得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2.一审判决认定邓友生主张2011年度至2015年度分红款的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错误。一审中邓友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向赤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咸宁中民一终字第39号判决书，且该判决书支持的分红款与本案邓友生请求的分红款是不同年度的，具有独立性，不属于同一债权，即使邓友生申请强制执行该判决书，本案的诉讼时效也不发生中断效力。3.一审判决超出了邓友生的诉讼请求。一审中，邓友生没有要求确认其在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股权，一审判决“确认邓友生在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享有投资额为2.5万元的股权”，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
邓友生辩称，1.彭雄斌系邓友生的小叔，1994年由邓友生一次性交付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2万元，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入股凭证为收到邓友生15000元，收到彭雄斌5000元，后彭雄斌、匡荣先将其各5000元股份转让给邓友生，有投资收据和转让协议为证。当时彭雄斌系下岗职工，并非国家干部，邓友生身份也不是公务员，匡荣先当时虽是国家干部，但《公务员法》生效后，《国家公务员暂行管理条例》已于2006年1月1日废止，不能以此为由否定邓友生与匡荣先2003年签订协议受让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股权的合法性。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属实，当时由当地村民集资、原烟墩乡合伙筹资、嘉鱼县城社会人员筹资三大块共出资83.14万元，用于补偿此前在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规划经营水域内从事养殖的农户拆除围网的损失、购买机械设备、重新建造围网等开支，养殖场建成后前五年因经营不善，没有利润分配，后烟墩乡合伙人撤股，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接受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财产在原水域继续经营，烟墩乡合伙人撤股后其余投资人仍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投资股东。故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应当承担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2.邓友生在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咸宁中民一终字第39号案件中要求追偿前期红利款，现要求追偿后期红利款，均属于同一笔投资的分红，且前一案件一直在执行过程中，故本案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3.一审法院判决并未超出其诉讼请求，其一审起诉请求“国家征收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补偿费，应按照原告2.5万元的股金比例给付”。且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咸宁中民一终字第39号生效判决确认其在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2.5万元股权合法有效。其起诉的被告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一审判决将“围拦”误写为“围栏”。
邓友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支付其2011至2017年度盈余分配款113750元；2.对国家征收兴发围拦养殖场的补偿款，由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按照其2.5万元股金比例给付；3.由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4年，邓友生以2万元投资入股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官桥镇朱砂思姑台外湖围网养殖。2002年后，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2003年1月，邓友生又追加出资5000元，收购匡荣先转让的股份，其在该养殖场的股金增加到2.5万元。同年，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时任负责人劝说邓友生转让股权，遭邓友生拒绝，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遂停止了自2003年至2010年度对邓友生的合伙盈利分配。邓友生于2010年4月1日向嘉鱼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提出回避申请，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指定由赤壁市人民法院管辖。2011年12月30日，赤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0）赤民初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邓友生在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享有投资款为2.5万元的股权；判决由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支付邓友生自2003年至2010年各年度盈利分红款共计8.5万元；……。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2年5月16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咸宁中民一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邓友生是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合伙人，邓友生于2003年受让匡荣先的股份合法有效，其依法享有2.5万元的股份，故判决维持赤壁市人民法院判决主文第一项“确认原告邓友生在被告兴发养殖场享有投资额为2.5万元的股权”；变更一审判决第二、三项为，邓友生自2003年至2010年度合伙盈利分红款共计40800元；邓友生返还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13000元，两项冲抵后，由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支付邓友生27800元。该终审判决生效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并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邓友生于2012年向赤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赤壁市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嘉鱼县人民法院执行，目前该案仍在执行中。
同时查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为普通合伙企业，已通过2016年企业工商年检，合伙事务执行人为李松云。该企业自2003年至今均将养殖水面发包给个人承包经营，所收承包款扣除企业正常开支后确定一定分红比例，各股东按其投入股金乘以该分红比例分得盈利分红款。一审法院调取并复印了杨绪家诉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材料，根据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八“分红明细表”，证实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2011年度分红比例为45%，2012年度分红比例为80%，2013年度为70%，2014年度为55%。
另查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经营的养殖水面因政策要求需进行拆除围网，由当地政府对拆围造成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经营的养殖水面拆围工作已于2016年9月开始，2017年1月结束。2017年1月16日，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与养殖水面的承包人王公民签订了《拆围补充协议》，协议对政府奖补资金分配方案进行了约定，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名下涉及王公民的拆围面积有3753亩，补偿资金共计1496800元，双方同意先支付王公民555990元，剩余资金在拆围工作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分配到位，支付给王公民的资金中包含返还王公民预交的2017年承包费18万元，还约定，协议签订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与王公民签订的涉及拆围面积的承包合同终止。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邓友生是否享有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股东权益问题。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主张邓友生已被除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定将其除名，……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根据该条规定，对合伙人除名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二是除名决定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2003年7月14日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下发的《股东会情况说明》上签名同意的股东只有11人，而当时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股东有60余人，未征得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且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无证据证明《除名决议》已书面通知邓友生，故该除名无效。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2）鄂咸宁中民一终字第39号生效判决认定：“本判决生效后，邓友生仍以25000元的股份享受股东权利”，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在该案诉讼中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并未主张邓友生被除名，也未提供相关证据。故对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主张邓友生已被合伙组织除名，不应享有合伙权益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邓友生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除外”。第十三条规定：“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六）申请强制执行……”。前案判决生效后，邓友生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该案至今仍在执行中。本案符合诉讼时效中断情形，对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主张邓友生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邓友生主张分配拆围补偿款的请求能否支持问题。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围网拆围工作已结束，补偿款已下发到相关部门，目前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有多少补偿款可进行分配及如何分配尚未明确，邓友生作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合伙人，应享有股东的权利，其提出参与补偿款分配的主张，并无不妥，应予支持。关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2011年度至2016年度分红比例如何确定及邓友生要求参与2017年度盈利分红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由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明确表示不提供其单位各年度分红比例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2011年度至2014年度分红比例依据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在另案中提交的“分红明细表”确定，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分红比例以2011年度至2014年度各年度分红比例平均值62.5%作为该两年分红比例依据。据此，邓友生自2011年至2016年应分得合伙盈利款计93750元。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拆围工作于2016年9月开始，2017年1月结束，邓友生主张2017年度合伙盈利分红款与事实不符，同时也无证据证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对收取的2017年承包费进行了分红，故对邓友生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邓友生在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享有投资额为2.5万元的股权；二、由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邓友生自2011年至2016年各年度合伙盈利分红款共计93750元；三、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应获得的拆围补偿款，邓友生按其投资款享有分配权，该分配权由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在清算和确定补偿款分配方案后立即履行；四、驳回邓友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75元，由邓友生负担431元，由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负担2144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松云也是原来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当时李松云是村干部，没有交股金。1994年，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集资831400元投资款，其中邓友生出资15000元、彭雄斌、匡荣先各出资5000元，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三人出具了入股收据，后彭雄斌、匡荣先将其5000元出资均转让给了邓友生，邓友生实际出资额共计25000元。该831400元投资款主要用于补偿养殖范围内村民原有网箱、水底打桩基础、买竹子建围网、购买机械设备和放养鱼苗。合伙前五年，因经营管理不善，没有利润分配。大约1999年前后，原烟墩乡合伙人撤股，其余合伙人继续合伙经营。2002年11月18日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登记设立为合伙企业，承接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此后嘉鱼县城社会出资的人员陆续退出合伙或将出资股份转让，仅邓友生享有的25000元出资股份至今未转让。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经营方式为将建成的养殖场对外发包，将承包利润向合伙人发放。经营期间，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多次要求邓友生低价转让其所有的股份，邓友生未同意，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因此拒绝发放其应分得的红利。邓友生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多次协商无果，于2010年4月1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在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股权，并支付其2003年至2010年间的红利。该案作出生效判决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未履行义务，邓友生已向法院申请执行，至今仍在执行之中。2017年初根据国家政策需要拆除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围网，当地政府和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签订了补偿协议，当地政府已经履行该协议，但补偿款尚未进行分配，并已被一审法院保全冻结。
一审时邓友生起诉状中被告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一审判决误将“围拦”写为“围栏”，已裁定补正。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二审继续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虽然未经工商登记成立，但是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当地农户及社会人员共筹集831400元投入并建成了养殖场，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出资人员出具了收据，原烟墩乡合伙人撤股之后，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建成的养殖场被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接收并经营，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出资人仍是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合伙人，故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是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承受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与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具有权利义务承继关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十三）项规定：国家公务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上述规定均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公务员经商办企业违反的是法律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必然导致相应的民事行为无效。邓友生向嘉鱼县英山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时，其本人并非公务员身份，彭雄斌为下岗职工。匡荣先当时为公务员，其将其投资份额转让，就是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其转让投资份额的行为无效。2.关于邓友生作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合伙人主张2011至2017年期间红利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按照惯例，邓友生的分红款是按年分期履行，每年领取一次分红款，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最后一次分配红利款时起计算。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自（2012）鄂咸宁中民一终字第39号判决书作出后，至今拒绝向邓友生支付红利款，其对邓友生的侵权处于持续状态，因此邓友生主张2011至2017年期间的分红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3.邓友生一审时请求按照其2.5万元的股金比例给付国家征收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补偿款，因一审法院对邓友生在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享有2.5万元的股权进行确认是前提条件。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没有进行清算也没有确定拆围补偿款的分配方案，故一审判决邓友生按其在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2.5万元的投资款对征收补偿款享有分配权，亦没有超出邓友生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上诉人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75元，由嘉鱼县兴发围拦养殖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熊 泽
审判员 孙 兰
审判员 陈继高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罗 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