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23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国伟，男，194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ＸＸ忠，上海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国萍，女，196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陈骏，北京雨仁(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国伟、邵国萍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5)虹民一(民)初字第3823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夏国伟、邵国萍原系夫妻，双方于1984年10月23日登记结婚，于1995年3月12日由原审法院调解解除婚姻关系。夏国伟主张：双方在离婚之后仍然共同生活，但经济上是分开的，2005年双方正式分居；邵国萍曾于2000年2月29日及2000年11月5日向案外人印志勇分别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万元和100万元；邵国萍到期未能归还借款，夏国伟鉴于双方育有一子，且很希望与邵国萍复婚，故于2001年年底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代邵国萍向印志勇归还了120万元的借款，夏国伟遂取得邵国萍出具给印志勇的2张借条；2013年底，双方关系彻底恶化，复婚�望，夏国伟遂向邵国萍交涉还款，未果。现夏国伟诉诸原审法院，请求判令邵国萍：1、归还夏国伟借款本金120万元；2、以1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支付夏国伟自2001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原审法院另查明：1、夏国伟共向法院提交了2张《借条》。2000年2月29日的《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印志勇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年息10%计)，借期一年，归还日期2001年3月1日。借款人邵国萍2000年2月29日证人雷正辉2000.2.29”。该张《借条》左下角另写有：“再续借一年，归还日期2002年3月1日。借款人邵国萍2001年3月1日”。邵国萍表示，上述20万元借款已由夏国伟于2000年11月份左右还清，有关“续借一年”的内容认可是自己书写，但书写的原因已经说不清了，应该和100万元的借条书写目的一样，即为了应付自己与案外人姜某某的合伙协议案件，以说明自己对宝石楼酒楼合伙出资的来源。2000年11月5日的《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借印志勇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年息10%计)，借期二年，归还日期2002年11月5日。借款人邵国萍2000年11月5日证人：雷正辉2000.11.5”。原审中，夏国伟向法院表示：120万元借款是其以现金方式于2001年底一次性给付印志勇的，无银行取款记录，其中30多万元是自己百货店的收入，剩余是自己宝石楼酒楼的盈利收入，自己现金存放在宝石楼酒楼内；还款地点在宝石楼酒楼的501包房内，在场的有夏国伟、邵国萍和印志勇，雷正辉有否在场已经记不清楚了；自己把120万元的钱款给了邵国萍，之后邵国萍在向印志勇要回两张借条后，把借条交给了自己；当时自己把钱款分成了1万元1沓共120沓，印志勇对是否为120沓进行了清点。另外，夏国伟认为自己不需要向邵国萍支付宝石楼酒楼的承包费，因为宝石楼酒楼是自�和案外人姜某某买下的，承包协议也是自己和姜某某签订的。2、2000年1月27日，案外人姜某某与邵国萍就受让宝石楼酒楼签订了合伙协议。同年6月1日，夏国伟与宝石楼酒楼签订承包协议，约定将宝石楼酒楼发包给夏国伟经营管理，承包期为三年，承包方式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其中第一年上缴利润60万元。同年10月12日，虹口区工商局核准将酒店原业主王德静变更为邵国萍。同年11月26日，邵国萍申请将负责人变更为夏国伟。2001年3月16日，夏国伟与姜某某签署《解除合伙协议》，后该协议被法院依法撤销。原审中，法院通知案外人雷正辉来院就本案借款事实陈述相关情况。雷正辉向法院表示：邵国萍与自己原本是电缆厂的同事；2000年初，邵国萍因要开饭店资金不够，向自己借钱，自己没有钱，就去找了时任宝山特种电缆厂的厂长印志勇帮忙；印志勇第一次借了20万�给邵国萍，约定利息是年利率10%，钱款给付的时候自己也是在的，后来邵国萍又资金不够，私下去找印志勇，向其借款100万元，100万元借条签字的时候自己在场，但印志勇是否将100万元实际出借给邵国萍，其不清楚；对于还款情况，20万元是2001年年底在宝石楼饭店里面还给印志勇的，该次只还了这20万元，至于100万元是如何归还的，自己也不清楚。雷正辉另向法院表示，印志勇的电缆厂已变卖将近十年，自己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夏国伟、邵国萍在原审中均表示无法提供印志勇的联系方式。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第一，邵国萍与案外人印志�之间的借贷关系；第二，夏国伟代为清偿债务之后与邵国萍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夏国伟的诉讼请求若要得到支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邵国萍与案外人印志勇间的借贷关系须成立并生效；其次，夏国伟须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已代为清偿了邵国萍的全部债务，即夏国伟已经实际给付印志勇120万元钱款以了结邵国萍与印志勇之间的借贷债务。对此，法院认为，首先，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系实践合同，以借款交付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现夏国伟虽持有邵国萍出具给印志勇的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但邵国萍否认印志勇实际给付上述100万元借款，在借款见证人雷正辉未亲眼见证上述10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出借人印志勇未能到庭就相应借款交付情况及钱款来源等事实作出说明的情况下，法院难以对邵国萍与印志勇之间的上述100万元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其次，关于代为清偿债务的事实，夏国伟主张2001年底120万元钱款一次性付清，而借款见证人雷正辉则陈述2001年底归还给印志勇的借款数额仅为20万元。对于还款时间，夏国伟的主张和证人的陈述相一致；对于还款的数额，双方陈述存在巨大出入。因夏国伟已明确向法院表示该120万元系一次性归还，故根据夏国伟主张也不存在夏国伟于其它时间、其它场合向印志勇归还钱款的可能，本案的主要争议事实为2001年年底夏国伟向印志勇归还钱款的具体数额究竟是20万元还是120万元。对此，法院认为，本案所涉钱款归还时间发生于2001年，结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普通民众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夏国伟有关将现金120万元存放于宝石楼酒楼内、再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给付印志勇120万元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现夏国伟未能就上述120万元来源提供任何银行记录，也未能就其当�经济能力作出充分举证，在雷正辉向法院确定2001年年底的还款数额为20万元的情况下，法院对于夏国伟有关2001年年底一次性归还12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法院对于夏国伟主张的代为清偿借贷债务120万元的事实，亦不予确认。法院根据邵国萍的自认，对夏国伟代邵国萍向印志勇归还20万元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邵国萍有关夏国伟欠其饭店承包费30万元，故由夏国伟代其向印志勇归还20万元借款的辩称意见，法院认为，饭店承包费与本案债务清偿属不同法律关系，邵国萍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现夏国伟代为清偿20万元借款事实成立，且当时夏国伟、邵国萍间的婚姻关系已解除，邵国萍应当归还夏国伟相应钱款。关于夏国伟主张的利息，邵国萍与印志勇之间虽约定有利息，但夏国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邵国萍之间约定有利息，法院对于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夏国伟起诉之日起至邵国萍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予以支持。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邵国萍返还夏国伟钱款20万元；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邵国萍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夏国伟自2015年7月5日起至邵国萍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夏国伟、邵国萍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夏国伟上诉称：夏国伟能提供出邵国萍出具给印志勇的两张借条，这就足以证明邵国萍从印志勇处借到过120万元借款、且该两笔借款已由夏国伟清偿完毕；邵国萍是以承诺复婚为幌子，骗取夏国伟代为清偿120万元借款，原审对邵国萍的抵赖行径不予追究，却在细节问题上对夏国伟横加挑剔，实属不公；夏国伟曾向公安机关举报邵国萍借复婚骗取其钱财一事，雷正辉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确认夏国伟代邵国萍向印志勇归还的借款数额是120万元，故夏国伟认为雷正辉向原审法院所作陈述不实。综上，夏国伟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邵国萍上诉称：其与夏国伟之间从未建立过借款关系，即便按夏国伟的主张，讼争双方建立的也只是追偿关系，原审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实属定性错误；要查明夏国伟是否代邵国萍归还借款，首先应审查邵国萍与印志勇之间的借款关系，故本案应追加印志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在印志勇缺席的情况就做出判决，属程序违法；夏国伟是接受邵国萍的指令，以酒店营业收入偿还借款20万元，因当年夏国伟未向邵国萍支付承包费，故上述20万元还款应视为邵国萍本人向债权人履行还款义务，与夏国伟无关；讼争双方离婚后即分居，且因酒店经营问题多次发生纠纷乃至涉诉，双方关系持续紧张，邵国萍从未承诺复婚；夏国伟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从未就涉案钱款向邵国萍主张过权利，故夏国伟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邵国萍在原审中就已明确提出了时效抗辩，原审对此却视而不见，不做出任何回应，亦属程序违法。综上，邵国萍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夏国伟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邵国萍的上诉请求，夏国伟答辩称：夏国伟是在为邵国萍清偿120万元债务后才得到涉案的两张借条原件，邵国萍当时对代为归还借款一事也是知情的；酒店是夏国伟与案外人合伙经营的，故承包费与邵国萍无关；夏国伟一直希望与邵国萍复婚，直到2013年底，夏国伟见复婚无望，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底起算。针对夏国伟的上诉请求，邵国萍答辩称：夏国伟仅凭借条原件不能向邵国萍主张权利，系争借条本来是由邵国�收回的，夏国伟是在强占酒楼期间取得了邵国萍存放于酒楼内的借条；邵国萍当时是酒楼业主，夏国伟未向邵国萍支付应缴的承包费，而受邵国萍的指令以酒楼营业款归还印志勇的20万元借款，事后邵国萍也不再向夏国伟主张承包费，这说明该笔借款最终是由邵国萍自己归还的，只是转化了还款方式；夏国伟并无证据证明以自有资金代邵国萍还款。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夏国伟曾就本案系争钱款向公安机关请求处理，邵国萍于2015年6月5日在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四川北路派出所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5年6月4日，我接到四川北路派出所陈警官的电话，叫我来配合调查，今天到所后我才知道我的前夫指控我2000年2月、11月向他借款120万元，至今未还，……我觉得很惊讶，我根本就没有向我的前夫借款，从来没有。……我1996年和他离婚的，之后经济上没有往来，只有为了孩子的事情和他联系过。我从来没有和他复婚的打算。”该事实有夏国伟在原审中提供、并经原审庭审质证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为证。本院认为，根据现有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自认陈述，在夏国伟向印志勇清偿邵国萍所欠借款时，邵国萍对此应是知情的、且未表示拒绝，故印志勇对邵国萍所享有的债权已因夏国伟的清偿行为而消灭，夏国伟则有权就代为偿还的借款向邵国萍追偿。现讼争双方对邵国萍向印志勇借款的实际金额、以及夏国伟代为还款的实际金额产生争议，争议的焦点仍是基于借款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故原审确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妥。邵国萍关于原审定性错误之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夏国伟主张其实际清偿的数额为120万元，对此，邵国萍仅认可20万元，原审基于讼争双方的�证结果，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一般生活经验，认定夏国伟代邵国萍偿还的借款金额为20万元，经核，合理有据，并无不当。夏国伟在二审中并未提供足以支持其上诉主张的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本院对夏国伟要求邵国萍归还120万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邵国萍以夏国伟当年未付承包费为由、主张夏国伟的还款行为应视为邵国萍本人的履约还款行为，对此，夏国伟不予认可，邵国萍在一、二审期间均无充分的证据可予佐证，故本院对邵国萍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至于邵国萍提出的时效抗辩，因讼争双方之间并未就系争钱款的偿还期限达成合意，夏国伟代邵国萍清偿借款至今亦未超过二十年，且邵国萍于2015年6月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明示无须归还涉案钱款，故夏国伟于2015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邵国萍提出的该项抗辩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原�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00元，由上诉人夏国伟负担人民币13,000元，上诉人邵国萍负担人民币2,6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红卫
审 判 员 武之歌
代理审判员 刘 佳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仲 鸣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