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烟刑二终字第80号
原公诉机关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位）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开发区玉苑路。
法定代表人吕永军，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杨国刚，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企业管理部部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戴建利，曾用名戴建丽，原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7月3日因涉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6日因涉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现羁押于莱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德玉，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王某甲，原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9月29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取保候审。
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被告人戴建利、王某甲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一案于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作出（2014）莱州刑初字第20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单位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和原审被告人戴建利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诉讼代表人、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一、伪造公司印章罪
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信通用公司）于2006年7月10日注册成立，系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发起人）为昌信机械（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信机械公司）和弗里德肯·考斯顿（英文名字为：FredkiKoston），验资证明是LGP公司汇款199970美元。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昌信机械公司委派6名，乙方弗里德肯·考斯顿委派1名。董事长1名，由甲方委派；副董事长1名，由乙方委派。董事任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不论委派还是撤换董事，均应书面通知另一方，并向登记部门备案。董事会的职权主要如下：……（9）决定聘用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审计师等高级职员……；决定聘用上述人员需由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合营公司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1人，正副总经理由董事长聘请，任期4年，首届总经理由乙方推荐，副总经理甲方推荐。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其职责是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议，组织领导合营公司的日常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总经理对外代表合营公司，对内任免下属人员，行使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向总经理负责。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年会，在合营公司住所或董事会制定的其他地点举行，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经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董事长应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应包括会议时间和地点、议事日程，且应当在会议召开的30日前以书面形式发给全体董事。公司章程还就董事经通知不出席董事会议的情形作了规定。
筹建期间，弗里德肯·考斯顿于2005年10月12日授权被告人戴建利代表其签署一切与合营公司成立有关的文件。2006年2月28日，戴建利被弗里德肯·考斯顿委派为副董事长。2006年4月25日，昌信机械公司委派吕永军为公司董事长，袁某、王某甲、马某甲、彭某、周某甲为董事。同日，公司聘任戴建利为总经理，王某甲为副总经理。昌信通用公司成立后，戴建利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经营管理工作，马某甲、王某甲作为副总经理，协助被告人戴建利工作。2010年4月，聘任期满后，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确定新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人选。戴建利等人继续以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名义管理企业。2011年1月21日，公司的工商行政登记材料进行了变更，袁某书写的弗里德肯·考斯顿的董事委派书变更为：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人决定撤销戴建利任昌信通用公司副董事长（包括董事）的委派，现决定委派牟海静先生任昌信通用公司的副董事长（董事）。
2010年10月份左右，吕永军借机将昌信通用公司印章掌控在昌信机械公司。2011年3月底，吕永军不再允许戴建利使用公章，戴建利本想到莱州市公安局补刻公章，但是没有公司法人吕永军的相关材料，公安局不给补办。被告人戴建利为了公司继续经营，于2011年5月前后指使下属私刻了一枚公司的公章，该公章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等活动。
本案由吕永军报案称戴建利伪造国家公文、伪造公司印章致案发。被告人戴建利系被抓获归案，伪造印章已被公安机关扣押。
上述事实，有已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确认的物证印章一枚；书证控告书、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清单和调取证据清单、昌信通用公司相关企业文件、公安机关出具的刻制证明等；以及证人修财山、孙某甲、王某乙、吕永军、袁某、王某甲、卜某的相关证言予以证实。被告人戴建利对其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予以供认。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吕永军担任昌信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戴建利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事务，公司财务支出均需由其签字，王某甲、马某甲为公司副总经理配合其工作，吕永军、袁某、彭某、周某甲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
昌信通用公司成立后即设立有账外账，账外资金存在被告人戴建利的个人银行卡上（涉案的最后一张是农行卡卡号62×××15），账外资金是公司账外营业收入，包括下脚料款、废品款等收入，银行卡的转账电话在其办公室里。案发时王某甲负责采购钢材，业务单位是潍坊市长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远公司）和潍坊市致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公司），两家公司由刘某甲负总责，刘某丙配合经营，业务独立核算。
2008年12月份，被告单位昌信通用公司的戴建利、王某甲等人为了把公司的账内资金冲到账外，共谋联系长远公司、致远公司为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2008年12月25日，长远公司将虚开的号码为01919036、致远公司将虚开的号码为01872045、01872044、01872043、01872042、01872041、01872039、01872040共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昌信通用公司，8份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900018.85元，昌信通用公司接收虚开的发票，然后办理了虚假的入库、出库手续，将发票入账。
2009年3月1日，长远公司将收到的人民币900018.85元款项，通过刘某丙的95×××15号中国农业银行卡退到戴建利的62×××15号中国农业银行卡上。
2009年4月2日至16日，戴建利将上述人民币900018.85元以及其他公司账外收入共计人民币199999.93元汇到了袁某在中国农业银行青岛支行38×××33的账号上，用于归还吕永军与袁某投资款（外方出资）。
2009年4月份，昌信通用公司王某甲又联系刘某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09年4月23日和4月24日，长远公司将虚开的号码为06341651、06341652、06341653、06341654、06341655、06341656、06341683、06341684、06341685的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昌信通用公司，9份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912007.50元。昌信通用公司接收到虚开的发票，办理了虚假的入库、出库手续之后将发票入账。昌信通用公司会计孙某甲于2009年5月5日在中国银行将人民币912007.50元汇到了长远公司潍坊市商业银行苍南路支行07×××03的账户上。
2009年5月8日，长远公司将上述人民币912007.50元，通过刘某丙的95×××15号银行卡又退到戴建利的62×××15银行卡上。后被告人戴建利将上述款项及其他公司账外收入用于昌信通用公司中方投资人的股东分红等账外支出，其中2010年2月9日，分别汇给吕永军、袁某各人民币68万元，期间戴建利亦给自己及其他股东分红，分红款共计人民币200万元。
综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7份，涉案金额价税合计人民币1812026.35元，被告单位昌信通用公司抵扣税款人民币263285.90元。
2012年6月18日，被告单位及吕永军、袁某、周某甲、彭某等董事联名向莱州市国家税务局控告戴建利虚开增值税发票、侵占公司利润。2013年7月2日，被告单位向莱州市公安局控告戴建利多次从上海、潍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被告人王某甲于2013年9月17日主动投案。案发后，莱州市公安局扣押刘某甲所得开票费人民币45000元。
上述事实，有已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确认的戴建利与刘某丙之间银行转账记录和银行账户明细，昌信通用公司的进账单、账目记录、入库单及发票复印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长远公司和致远公司的记账凭证、进账单及发票复印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抵扣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被告人王某甲归案情况说明、致远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立案决定书等书证；证人马某甲、王某乙、孙某甲、史某甲、吕永军、刘某甲、赵某、刘某乙、刘某丙的证言；以及被告人戴建利、王某甲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三、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昌信通用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向外销售下脚料等的收入就不入公司正式账而是记在账外。2008年1月31日至2011年2月9日期间，这部分收入存到被告人戴建利在中国农业银行以其个人名义开具的卡号为62×××15的银行卡中，该银行卡于2008年1月31日开户，于2011年2月9日销户。在这张卡开户前及销户后卖废品的收入也存到戴建利的其他银行卡或交现金，均由戴建利保管，相应的收入、支出凭证均由被告人戴建利保管。
2008年2月1日、2日，2008年5月7日，2009年1月22日、23日，2010年2月9日、10日，被告人戴建利将昌信通用公司的账外资金分红四次（给中方公司的股东），分红总金额为778万元，分红时在银行填写的取款、存款、汇款回执单等单据也都由被告人戴建利保管。
2011年3月，被告人戴建利与吕永军发生冲突。2013年7月2日，吕永军举报戴建利致本案案发。戴建利归案后在侦查期间多次称会计凭证没有保存，无法提供，或者称记忆不清是否销毁及保管，最后供述放在公司放账目的仓库里。原审庭审中，辩护人称会计账簿由被告人戴建利的亲属在公司仓库查找到，提交了2008年3月至2011年9月份的昌信通用公司废旧材料处理单、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电汇凭证、境内汇款申请书等会计凭证资料。经公安机关委托统计，该公司账外支出有打给袁某等人的投资款及手续费人民币1909467.10元、股东分红款合计人民币778万元、其他支出合计人民币86279.56元，账外总支出为人民币9775746.66元，账外总收入为人民币9296044.56元。
原审另查明，被告人戴建利、王某甲及马某甲从戴建利保管的账外资金中以借款为名支取约人民币80万元的相关凭证，均由被告人戴建利保管，其至原审庭审时亦未提交。
上述事实，有已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确认的公安机关出具的发破案经过，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及被告人戴建利（卡号为62×××15）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一宗，控告信、银行卡明细及收款记录等举报材料一宗，昌信通用公司章程，公安机关出具的昌信通用公司及其股东涉税案件情况说明、委托中介机构对涉案会计凭证所作的统计材料以及戴建利、王某甲、马某甲借用公司账外资金的借款协议复印件等书证；证人吕永军、王某乙、宁某、孙某甲、王某甲、马某甲、周某甲、彭某、袁某、王某丙、王某丁、修某、史某乙、牛某、徐某、张某甲、周某乙、孙某乙、马某乙、郑某、王某戊、张某乙的证言；以及被告人戴建利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戴建利、王某甲作为昌信通用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单位名义让其他公司为被告单位昌信通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数额较大，被告单位昌信通用公司、被告人戴建利、王某甲的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戴建利伪造公司印章；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被告单位昌信通用公司的辩护人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非被告单位的集体意志，而是被告人戴建利个人利用管理公司日常事务的便利私自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是戴建利等人盗用公司名义进行，其法律后果应由戴建利等个人承担”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戴建利是该公司的总经理、王某甲是副经理，根据公司章程，被告人戴建利对外代表公司，内部负责日常管理、经营，本案中戴建利、王某甲等人共谋虚开增值税发票，而保管、会计、其他管理人员均不同程度地参与，显然不是盗用单位名义，而是单位决定的，而且单位犯罪虽然须单位决定，但没有规定必须董事会集体研究决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员决定亦可。犯罪过程中，又将虚构的货款支出转至账外，用于分红、返还投资款等，并不单纯是戴建利、王某甲个人获利，若相关人员侵犯了公司的利益，可另行追诉，该情节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成立。被告单位的辩护人关于“昌信通用公司虽然通过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人民币263285.90元，但却损失了人民币1812026.35元的公司资产，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的辩护意见，经查，昌信通用公司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263285.90元而获得利益属实，因被告人戴建利等人的行为致公司款项转至账外，后被分配，若涉及其他犯罪，可另案处理，不影响本罪名的成立。因此，被告单位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被告人戴建利是直接主管的责任人，被告人王某甲是直接参与人，其作用相比被告人戴建利小，但其直接且积极参与，不宜认定为从犯，故被告人戴建利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戴建利只负领导、监管责任及被告人王某甲的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王某甲系从犯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甲主动投案，且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故对辩护人关于自首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被告人戴建利伪造公司印章，犯罪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戴建利不构成该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人戴建利保管的是被告单位昌信通用公司的账外账，相应的会计凭证长期由戴建利自己保管，被告人戴建利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对于会计凭证的下落的多次供述前后矛盾，在侦查前期四次接受讯问时拒不供述会计凭证的下落，后辩解羁押后脑子不清，该辩解不符合常理；虽然被告人亲属又找出大部分会计凭证，但经统计账外收入与支出存有近人民币50万元的差额没有会计凭证，加上被告人戴建利、王某甲及马某甲以借款为名从账外资金中支取约人民币80万元的相关原始凭证仍没有提供，现有约人民币130万元的账外收入没有会计凭证。因此，被告人戴建利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故被告人戴建利及其辩护人认为其不构成该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戴建利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认罪，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戴建利犯数罪，应实行并罚。综上，原审根据本案的事实与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以被告单位昌信通用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被告人戴建利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免予刑事处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以被告人王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宣判后，检察机关不抗诉，原审被告人王某甲服判不上诉，原审被告单位昌信通用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原审被告人戴建利不服，提出上诉。
上诉人昌信通用公司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单位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是：一审关于单位构成犯罪的认定不符合事实和法律，本案不符合单位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单位不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不应为被告人戴建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负责。一是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对公司章程和戴建利的职务断章取义；认定戴建利、王某甲等人共谋虚开发票错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共谋的存在；认定将虚开的货款转至账外后用于分红、返还投资款等，并不单纯是戴建利、王某甲个人获利错误，分红和返还投资款是戴建利编造的辩解词，没有任何事实支持，甚至有悖于公司依法经营的基本常识；戴建利私自设立的个人账号性质，原审没有明确表述，该账号是其本人开设、本人保管、本人使用、本人决定销户，账外完全是戴建利个人的账内，公司控制不了；原审将整个案情和事实被切割分段，片面截选式的审理直接导致事实不清、认定错误；原审仅仅根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人民币263285.90元而获得利益属实，而对单位犯罪的认定，简单、片面，对非法获利归属的事实认定不清。二是法律认识错误，原审认为单位主要负责人决定即视为单位决定，系认识错误；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因戴建利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造成的损失大于获利的客观情况，不影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是一审被告人戴建利等人盗用上诉人名义实施的自然人犯罪，所获得利益也由其私分。上诉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被害人而非合法受益人，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上诉人戴建利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的第一项；2、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不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改判上诉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的量刑；3、将昌信通用公司列为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的被告。理由是：一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伪造公司印章，犯罪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错误，上诉人没有冒用其他单位的名义，没有侵犯公司的名誉，没有危害社会的后果，上诉人不构成该罪。二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错误，上诉保管的是公司账外账，公司的工作人员构成犯罪，单位同样构成犯罪，单位不构成犯罪，其工作人员同样不构成犯罪。且账外账是上诉人按照法定代表人吕永军的授意、指挥设立的，吕永军亦是犯罪行为人，司法机关没有追究单位犯罪和法定代表人的犯罪，上诉人亦不应该受到追究。上诉人将绝大数会计凭证提交司法机关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上诉人主观上没有隐匿会计凭证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隐匿会计凭证的行为，当然不构成本罪。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甲在虚开增值税发票中的作用小，没有事实依据，虚开增值税发票是吕永军指使王某甲所为，上诉人从没有让王某甲到潍坊虚开发票，上诉人对虚开增值税发票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四年量刑畸重，改为二年有期徒刑较为适当。
上诉人戴建利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上诉人不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原审判决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戴建利刻制公司印章的行为，没有冒用他有名义，不具备该罪成立的客观要件，刻制的公司印章全部用于合法经营，没有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2、上诉人不构成隐匿会计凭证罪，原审判决认定约有人民币130万元账外收入没有凭证，该认定不能成立，因为起诉书指控上诉人隐匿会计凭证的数额是人民币778万元，而上诉人提交给法庭的会计凭证是人民币920多万元，指控的数额已包在内，原审判决认定的数额已不在指控的范围内，该认定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上诉人主观上没有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的故意，客观上全部提交了会计凭证，认定有罪，毫无根据。3、原审判决认定戴建利与王某甲“共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事实和证据作依据，上诉人对虚开发票不知情，认定其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的直接主管的责任人不能成立，因为上诉人对虚开发票予以否认，王某甲供述系戴建利安排其到潍坊开发票没有证据证明，虚开发票与吕永军、袁某获得利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在公司还要服从吕永军安排。上诉人在虚开的发票上签字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但让其承担直接主管领导责任违背客观事实，违反公平、公正原则，对其判处二年有期徒刑较为适当。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
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戴建利及原审被告人王某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责刑事责任。”构成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是单位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是单位全体共同的或者是其决策层的机构集体研究决定，或是由单位主管人员和负责人员以单位名义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
经查，在案证据载明，昌信通用公司注册成立时，上诉人戴建利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事务，公司财务支出均需由其签字，王某甲、马某甲为公司副总经理配合戴建利的工作，吕永军、袁某、彭某、周某甲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昌信通用公司成立后就有账外账，账外资金存在上诉人戴建利的个人银行卡上。2008年12月份、2009年4月份，上诉人戴建利安排王某甲到潍坊长远公司、致远公司为以公司名义虚开增值税发票，然后办理了虚假的入库、出库手续，将发票入账，后长远公司将收到的款项，通过刘某丙的中国农业银行卡退到戴建利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上，上诉人戴建利将上述款项以及其他公司账外收入用于归还吕永军与袁某的外方出资款及给自己及其他股东分红。
上述事实表明，上诉人戴建利及原审被告人王某甲，作为昌信通用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在负责公司的经营期间，以单位名义让其他公司为本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归还外方出资款及分红，其行为符合单位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即由单位主管人员和负责人员以单位名义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的行为，应认定为系单位犯罪行为而非个人犯罪行为，上诉人戴建利及原审被告人王某甲作为单位的主管人员及直接负责的人员应当负刑事责任。综上，上诉人昌信通用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戴建利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上诉人戴建利是否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的问题。
经查，在案证据载明，2010年10月份左右，昌信通用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永军借机将昌信通用公司的印章掌控在昌信机械公司，2011年3月底，吕永军不再允许戴建利使用该印章。上诉人戴建利为了公司继续经营，于2011年5月前后指使下属私刻了一枚公司的印章，该印章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等活动，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戴建利伪造公司印章，犯罪情节轻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该量刑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戴建利关于其不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3、关于上诉人戴建利是否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的问题。
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是指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且情节严重的行为。“隐匿”是指个人或者单位在有关机关监督检查其会计工作，调查了解有关犯罪证据，要求其提供会计凭证，拒不提供的行为。“销毁”是指将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予以毁灭、销毁的行为。“会计凭证”是指记录经济业务发生和完成情况，明确经济责任，作为记账依据的书面证明，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
经查，在案证据载明，昌信通用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向外销售下脚料等的收入就不入公司正式账而是记在账外，这部分收入存到上诉人戴建利在中国农业银行的个人卡上，该银行卡于2008年1月31日开户，2011年2月9日销户，一直由上诉人戴建利保管，相应的收入、支出凭证亦由其保管。上诉人戴建利归案后在侦查期间多次称会计凭证没有保存，无法提供，或者称记不清是否销毁，最终供述会计凭证放在公司放账目的仓库里。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戴建利的辩护人提交了由上诉人戴建利的亲属在公司仓库里查找到的2008年3月至2011年9月份的昌信通用公司废旧材料处理单、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电汇凭证、境内汇款申请书等会计凭证资料。
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戴建利在侦查阶段最终供述会计凭证放在公司放账目的仓库里，其亲属在原审期间从公司仓库里查找到了有关会计凭证并予以提交，尽管存在个别收支项目凭证不全的问题，但仅凭上述事实尚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戴建利在主观上存在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的故意，在客观上实施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的行为。因此，原审认定上诉人戴建利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行为不符合构成该罪的要件，应认定其不构成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戴建利及原审被告人王某甲，作为昌信通用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在负责公司的经营期间，以单位名义让其他公司为本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应认定为系单位犯罪，上诉人昌信通用公司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上诉人戴建利及原审被告人王某甲作为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负刑事责任，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上诉人戴建利伪造公司印章，其行为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原审判决对上述两项罪名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戴建利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的行为，应认定其不构成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原审判决认定其犯该罪有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4）莱州刑初字第205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王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及量刑部分；第二项对上诉人戴建利犯伪造公司印章罪、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及量刑部分；即：上诉人昌信通用机械（烟台）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原审被告人王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上诉人戴建利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免予刑事处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二、撤销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4）莱州刑初字第205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对上诉人戴建利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的定罪及量刑部分，即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上诉人戴建利不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四、上诉人戴建利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免予刑事处罚；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7月3日起至2017年7月2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牟江涛
审判员 梁科兴
审判员 褚兴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祝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