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商终字第13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句容市恒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句容市华阳镇华阳北路领秀星城星辉苑A5幢45号。
法定代表人徐秀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胜军，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江桥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东阳村。
法定代表人孙宗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冯标，江苏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燕，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句容市恒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江桥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5）栖商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9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峰公司一审诉称：恒峰公司自2014年11月5日至2014年12月1日期间，陆续向江桥公司供应小碎、瓜子片等石料，双方于2014年11月6日形成《供货协议》一份并结算了双方的交易往来，恒峰公司共计向江桥公司供应小碎4630.63吨、瓜子片464.95吨，价款合计333980元，但江桥公司未能结清货款，故恒峰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一、江桥公司给付货款333980元并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1%计算的利息；二、诉讼费用由江桥公司负担。
江桥公司一审辩称，货款应已全部结清，不存在欠付货款的情形。江桥公司已将货款以承兑汇票和支票的形式支付给程本科，程本科系恒峰公司与江桥公司签订合同的代理人，也是负责与江桥公司沟通和结算的人员。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恒峰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8日，经营范围为道路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江桥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27日，一般经营项目为商品混凝土、干混砂浆、水泥制品生产、销售等。
2014年11月6日，江桥公司与恒峰公司签订《供货协议》一份，约定：由江桥公司委托恒峰公司常年供应小碎、瓜子片，恒峰公司需将两种石料送达江桥公司收货现场验收，单价石料含运费不含税，小碎单价66元／吨、瓜子片单价61元／吨；恒峰公司凭江桥公司过磅单每月26日后结账，次月10日付当月货款的80%，剩余部分年底付清；协议一式贰份，江桥公司执一份，恒峰公司执一份，双方签章生效。协议落款处甲方加盖江桥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由蔡道林签字，乙方加盖恒峰公司印章并由程本科签字。签署该协议时，恒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秀峰在场，但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而是由程本科签字。程本科系恒峰公司业务员，负责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工作，程本科于2014年11月份到恒峰公司工作，2015年1月份离职。协议签订后，恒峰公司陆续向江桥公司供货，后在程本科的参与下，双方于2014年10月26日形成《江桥公司入库单》一份，该单据载明货物总金额为333980元。对账后，恒峰公司还陆续向江桥公司供应了部分货物，对于货物的价值恒峰公司与江桥公司存在争议，恒峰公司认为供应了三次，分别为73.84吨、75.92吨、70.12吨，总金额为14512.08元，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江桥公司认为供货金额为26220元并提供由程本科签字的《材料（工程、设备）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结算日期2014年12月25日，供应单位恒峰公司、材料名称石料，结算金额26220元。对于货物的总金额恒峰公司认为是348492.08元，江桥公司认为是360200元。
双方对账后，恒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秀峰和程本科一起到江桥公司催要过货款。2014年12月11日，江桥公司向程本科交付一张金额为5万元的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票，该支票收款人一栏为空白，程本科收到该支票后向江桥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江桥公司伍万元；2014年12月19日，江桥公司向程本科交付一张金额为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23935564），程本科收到该汇票后向江桥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江桥公司石料款贰拾万元（承兑），票号23935564；2014年12月29日，江桥公司向程本科交付一张金额为110200元的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票，该支票收款人一栏为空白，程本科在该支票复印件上写明“原件已收，程本科，2014.12.29”，以上金额合计360200元。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恒峰公司供应货物的总价款是多少；二、江桥公司向程本科支付货款的行为如何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恒峰公司与江桥公司签订的供货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各自约定履行义务。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就双方对账的金额333980元没有异议，争议的是对账后发生往来的货物价款是多少，恒峰公司认为是14512.08元，江桥公司认为是26220元，由于恒峰公司仅是口头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江桥公司举证了程本科签字的结算单，且江桥公司付款的金额也与此相符，故江桥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恒峰公司，对于江桥公司认定的金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交易的金额为360200元（333980＋26220）。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程本科系恒峰公司业务员，其不仅参与了合同的签订，而且负责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参与了双方之间的对账，也与恒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并去催要过货款，故程本科在整个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虽然恒峰公司不认可江桥公司将货款交付业务员程本科的行为，但是双方并没有约定付款方式，从程本科在本次交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江桥公司将货款交付业务员程本科并无不当，符合交易习惯，且江桥公司交付程本科的是承兑汇票和转账支票并非现金，江桥公司尽到了注意义务，主观上并无过错，程本科收取货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恒峰公司享有和承担，故江桥公司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恒峰公司提起本次诉讼向江桥公司主张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恒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10元减半后收取3155元，由恒峰公司负担。
宣判后，恒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江桥公司的付款行为有效缺乏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江桥公司支付恒峰公司货款348492.08元并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或者发回重审。主要理由有：1、案外人程本科作为涉案交易的业务员，其职权仅限于交易的联络和协调，在未得到恒峰公司授权的前提下是无权收取货款。2、合同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的从法定。涉案《供货协议》并未约定将货款支付给案外人程本科或由程本科代领货款。故江桥公司应将货款支付给恒峰公司这一法定的收款人。3、一审判决回避了江桥公司交付给程本科的相关票据被背书人栏、收款人栏为空白的事实。恒峰公司据此可以认为江桥公司系将票据支付给程本科个人，而非恒峰公司。一审判决认定江桥公司交付的系票据并非现金，已尽注意义务，主观上并无过错的观点不能成立。4、一审判决认定程本科收取货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过于扩张业务员的职权范围，增加了企业交易风险。5、从完成货款交付的角度而言，江桥公司交付给程本科的票据本质上是通过指定银行交付的形式进行付款，在相关银行将票据款项支付至恒峰公司之前，江桥公司并未完成货款的交付。因此，相关票据被冒领或侵占的风险应由江桥公司承担。
二审诉讼过程中，恒峰公司修改其书面上诉意见第1点理由中的事实陈述，并述称程本科不是恒峰公司的业务员，也不是恒峰公司的员工，仅是涉案交易业务的介绍人，从每吨单价中提取2%的介绍费。程本科从江桥公司领取货款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
恒峰公司就上诉主张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江桥公司答辩称：1.关于程本科的身份。一审诉讼中，恒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当庭确认程本科系恒峰公司的业务员，现在二审诉讼中否认该事实，改称程本科系业务介绍人，是为了回避一审判决认定的程本科的职务行为而故意隐瞒事实。2.双方的合同从签订到履行均是由程本科负责操作的。程本科作为恒峰公司的代表在书面合同上签字，并与恒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起至江桥公司进行结算。涉案合同虽未明确约定付款方式，根据程本科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江桥公司有理由认为程本科是代表恒峰公司在履行职务行为，并将相关票据交由程本科代收并无过错。程本科如因职务行为给恒峰公司造成损失，也系恒峰公司的授权不明所致，相关责任应由恒峰公司自行承担。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桥公司就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句容市北方物资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北方中心）说明及银行对账单一份，拟证明该中心以其银行转账支票代江桥公司支付涉案货款5万元及110200元，前款均已进入程本科的账户。
经质证，恒峰公司不能确认上述说明中北方中心印章的真实性，对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一审诉讼中，江桥公司举证了北方中心出具的两张银行转账支票、程本科收条证实其已经实际支付了涉案货款，恒峰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二审诉讼中，北方中心出具的说明及相关银行对账单与前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北方中心代为支付涉案部分货款的事实，本院对江桥公司二审举证的真实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涉案《江桥公司入库单》载明的供货时间自201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故一审判决查明“双方于2014年10月26日形成《江桥公司入库单》一份”不尽准确。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
另查明，北方中心分别于2014年12月11日、12月29日出具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票一份，金额分别为5万元、110200元，用途均为材料款，该款均已进入程本科个人的账户。江桥公司用于涉案货款的转账支票收款人栏、银行承兑汇票的被背书人栏均为空白。
就涉案货款如何收取的问题，恒峰公司在一审诉讼中陈述“平时业务员去收款我们公司都是出具授权委托书”，二审诉讼中陈述“（在签订涉案合同）当时和对方签订合同的材料科科长蔡道林口头讲过，对账和结算、取货款都要和会计（金小倩）结算。”江桥公司对恒峰公司前述陈述均不予认可，恒峰公司亦未就其陈述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
以上事实，有《江桥公司入库单》、相关票据、北方中心的说明、银行对账单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程本科从江桥公司领取涉案货款的行为能否视为履行恒峰公司职务的行为。
本院认为：在就涉案争议焦点作出认定之前，需要先行确定程本科的身份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本案系恒峰公司与江桥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并非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一审诉讼中，江桥公司抗辩主张恒峰公司经办人程本科代表公司签订合同、负责与江桥公司沟通、结算。恒峰公司亦当庭确认程本科系公司的业务员。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江桥公司无需就程本科系恒峰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再行举证。一审判决认定程本科收取涉案货款系代表恒峰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之后，恒峰公司在书面上诉意见中仅就职务代理的权限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并未否认程本科作为业务人员的身份，直到二审诉讼中才提出程本科与恒峰公司无关，仅系涉案业务介绍人的身份。该反悔业已超过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且在二审诉讼中，恒峰公司除其相反陈述以外，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在一审诉讼中的承认行为系因重大误解所致，故本院对其反悔陈述不予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程本科系恒峰公司的业务员，在恒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场的情况下，仍作为恒峰公司的签约代表在涉案《供货协议》的乙方落款处签字，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协调供货、结算供货数量、催要货款。《供货协议》约定江桥公司应于2014年年底付清货款，但就付款方式未作特别约定。届时，江桥公司以支付材料款的名义向程本科交付了相应的转账支票及银行承兑汇票，程本科作为收款经办人分别出具了收条，江桥公司前述行为并未超出正常贸易往来中对于业务员职务代理权限的一般认知。反之，考察恒峰公司关于如何收取涉案货款的两审陈述，则存在明显差异。如果恒峰公司在签订书面合同之时已经明确提出程本科无权代表公司收取货款，完全可就事关其民事权利的重要事项以文字形式呈现在合同约定之中，但涉案《供货协议》并未就此作出特别约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程本科收取江桥公司交付的转账支票及银行承兑汇票属于职务行为，该行为的后果应由恒峰公司承担并无不当。虽然江桥公司交付的相关票据未记载收款人名称或者被背书人名称，但程本科系代表恒峰公司收取的涉案货款，自票据交付之后，江桥公司给付货款的合同义务业已完成。如程本科未经恒峰公司同意擅自处分相关票据，从而侵犯了恒峰公司的合法权益，恒峰公司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恒峰公司的上诉请求，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6310元，由上诉人恒峰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正勤
代理审判员 董岩松
代理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