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2民终10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海安生物环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天，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甲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
法定代理人：王甲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法。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候传景。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贵亮，山东泰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发会，山东泰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东林毛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景焕，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怀革，山东欣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海安生物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甲珍、张某、张永法、候传景以及被上诉人青岛东林毛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林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5）胶民初字第54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海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天、刘斌，被上诉人王甲珍、张某、张永法、候传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贵亮，被上诉人东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怀革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至2017年10月13日对本案进行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安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甲珍、张某、张永法、候传景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协议到期后，海安公司仍然负责东林公司的污水处理工作，并按照协议期间的惯例，派驻工作人员到东林公司从事污水处理工作”无任何依据。首先，海安公司与东林公司之间自2009年起先后两次签订《污水处理站、软化水站运营、管理委托协议》，其中第二次签订协议的起止时间为2012年3月9日至2015年3月8日。该协议第九条约定：若甲乙双方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内无任何一方提出异议，则合同有效期自动顺延。海安公司经理王昌祺于2015年2月5日给东林公司金成逸理事、王世平科长通过邮件发送了2015年度新的委托管理协议，对原协议内容作了较大修改，将管理费用由之前的每月3万元提高至每月保底价5万元。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协议双方在该协议到期前已对协议内容产生争议，协议到期后不存在自动延续的前提条件，故协议双方的合作于2015年3月8日到期终止。其次，根据海安公司与东林公司之间协议第五条第3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第二个月5日内甲方付清乙方上月运营管理费用，以此类推”的约定，协议结算周期为上月9号至当月8号，支付周期为下月8号后5日内。因此，东林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支付的“2015年3月运营污水处理费”的结算周期为2015年2月9日至同年3月8日，而非2015年3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且海安公司在双方协议于2015年3月8日期满后未收取东林公司任何费用，不存在因继续收取污水处理费而导致协议自动顺延的事实条件，故原审认定海安公司在协议期满后“按照原协议约定金额，收取2015年3月运营污水处理费3万元”错误。另外，海安公司于2015年3月8日双方协议到期后，已撤出所有工作人员，海安公司负责人在发送给东林公司的电子邮件中也明确指出：“我公司在没有运营合同的保障下，对污水站出现的任何问题不承担责任”，该证据恰恰证明双方未就签订新协议达成一致，原协议到期终止后海安公司不再负责东林公司的污水处理工作。2、吴臣章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海安公司与其之间应系劳务关系，并可随时解除。因吴臣章2015年3月之后的工资由东林公司支付，故可以确认吴臣章已于2015年3月9日后与东林公司建立劳务关系，其与海安公司之间的劳务关系已解除。因此，吴臣章在2015年5月14日晚10时许接受当地公安派出所询问时称其与死者张福有均为海安公司员工是错误的，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综合上述分析，张福有于2015年3月26日到东林公司工作时，海安公司与东林公司之间的协议已到期终止，且海安公司未继续负责东林公司的污水处理工作，而与张福有一起工作的吴臣章又与东林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并由东林公司支付劳务报酬，故应确认张福有与东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与海安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判认定张福有与海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而本案系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并非该条款所包含的争议范围，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但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亲属张福有与海安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以及东林公司均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确认张福有与海安公司、东林公司自2015年5月15日起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判决本案受理费由海安公司、东林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海安公司与东林公司之间自2009年起先后两次签订《污水处理站、软化水站运营、管理委托协议》，其中第二次签订协议的起止时间为2012年3月9日至2015年3月8日。该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海安公司）指派专人常驻该污水处理站，负责运行、操作、实验、化验及设备的运行管理、维护，并负责按期向甲方（东林公司）报告污水处理站运营、管理情况，……”。协议第五条第3项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第二个月5日内甲方付清乙方上月运营管理费用，以此类推。”协议第六条第5项约定：“乙方派驻污水处理站和软化水站常驻人员的劳资、福利关系等一切事宜隶属于乙方负责。”协议第七条第7项约定：“乙方驻甲方污水处理站和软化水站常驻的人员，应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确保安全生产、节约水、电等能源。”协议第九条约定：“……若甲乙双方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内无任何一方提出异议，则合同有效期自动顺延。”
2015年2月5日，海安公司经理王昌祺给东林公司金成逸理事、王世平科长通过邮件发送了2015年度新的委托管理协议，对原协议内容作了较大修改，将管理费用由之前的每月3万元提高至每月保底价5万元。
海安公司分别于2015年3月2日和2015年4月3日，向东林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内容均为收取环保技术服务费3万元。海安公司副总经理史延林分别于2015年4月9日、4月22日在东林公司出具的《支出决议书》上签名，金额均为3万元。其中,2015年4月22日《支出决议书》载明:“2015年3月运营污水处理费”，史延林于2015年4月22日在东林公司转账支票存根栏签字，载明金额为6万元，史延林并于2015年4月22日向东林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东林毛皮运营费6万元……”，落款人为海安公司及史延林本人。
2015年5月14日晚九时许，张福有在东林公司污水厂内死亡，死亡原因为“心脏猝死”，死亡时身穿“海安环保”字样蓝色工作服。吴臣章在当晚十点许接受胶州市公安局云溪派出所询问所作笔录中称：其与死者张福有均为海安公司员工，被派到东林公司从事污水处理；当晚九时许，其发现张福有身体异常，于是拔打120电话求救。
另查明，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以海安公司为被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称：因申请人的直系亲属张福有于2015年3月26日到被申请人位于胶州市东林公司院内的污水处理项目部从事污水处理工作，被申请人未与张福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未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2015年5月14日21时左右××病死亡，故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的直系亲属张福有与被申请人自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5月15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胶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的请求进行审查后，作出胶劳人仲案字（2015）第692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的仲裁请求。该劳动仲裁裁决书下发后，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即为本案。
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截止2015年5月14日张福有死亡时，东林公司的污水处理及相关工作人员是否由海安公司负责。二、截止2015年5月14日张福有死亡时，吴臣章是否为海安公司职工。
关于焦点一，东林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8、东林公司于2015年5月31日向海安公司寄送的催告书等材料一宗，以证明其向海安公司催告，要求海安公司于2015年6月5日前补充新员工到岗、送来处理污水的药品，如逾期则将解除运营合同并且依法追究海安公司的法律责任。证据9、东林公司于2015年6月6日向海安公司寄送的催告书等材料一宗，以证明东林公司向海安公司催告，要求海安公司于2015年6月11日前补充新员工到岗、送来处理污水的药品，如逾期则将解除运营合同并且依法追究海安公司的法律责任。证据10、东林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向海安公司寄送的通知书等材料一宗，以证明东林公司通知海安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解除运营合同，并保留依法追究海安公司法律责任的权利。
证据11、电子邮件（包括附件）打印件三份，包括海安公司运营部经理王昌祺（邮箱186×××＠163.ｃｏｍm）发给东林公司王科长（邮箱ｗｓｐ×××＠163.ｃｏｍm）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一份，时间是2015年3月23日8点16分；海安公司副总经理史延林（邮箱ｓｈｉ×××＠163.ｃｏｍm）发给东林公司王科长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两份，时间分别是2015年5月7日8点20分和2015年5月14日11点02分。该三份电子邮件中，2015年5月7日8点20分的邮件附件中海安公司陈述：“……，致使目前污水站的运营工作面临：1、操作人员不能续签劳动合同，工作状态不稳定，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2015年5月14日11点02分的邮件附件中海安公司陈述：“……2、我公司在没有运营合同的保障下，对污水站出现的任何问题不承担责任，同时因操作人员的福利和污水站使用药剂的供应不及时到位出现的一切问题和后果也不予负责。……”，这些邮件均能证明在2015年3月8日后，海安公司仍在东林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污水处理运营。
证据21：2015年4月22日《东林公司会客单》一份，以证明在2015年4月22日，海安公司的史延林副总经理去东林公司会见东林公司的王科长，商谈“污水站工作”，从而证明在2015年3月8日后，海安公司仍在东林公司的污水站进行运营。
证据22：2015年5月15日《东林公司会客单》一份，以证明在2015年5月15日，海安公司的史延林副总经理去东林公司会见东林公司的王科长，就前一日即2015年5月14日晚上海安公司职工张福有突然死亡一事找东林公司寻求帮助，该证据也证明了在2015年3月8日后，海安公司仍在东林公司的污水站进行运营，并且张福有是海安公司的职工。
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海安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事实有异议：东林公司在时间上颠倒了这几份文件的顺序，从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据11发生在先，该证据充分说明2015年3月23日，海安公司运营部经理就合同履行问题发送邮件；在本案发生之前，2015年5月7日上午8:20和2015年5月14日上午11:02，海安公司多次与东林公司就协议的继续履行和工程款的结算进行磋商，没有得到东林公司的明确答复和支付，从而说明双方协议于2015年3月8日因东林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实际终止；证据8、9、10均为案发后东林公司为了推卸责任向海安公司发出的函件，并没有得到海安公司的确认，也充分说明在本案发生之前，双方合同履行已产生很大争议，东林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按时支付了2015年3月8日之后的污水处理站运营管理费用，故东林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充分证明双方的协议已经于2015年3月8日终止；对证据21、2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会客单上会客姓名是海安公司副总经理史延林自己签字，被访人是由东林公司的保安填写，对来访时间无异议，上述证据充分证明了海安公司与东林公司因污水运营合同续约问题产生了争议，海安公司派副总经理史延林多次到东林公司磋商，并不能证明双方合同实际延续了。
关于焦点二，海安公司称吴臣章并非其职工，为此提交证据4吴臣章书写的《工资发放说明》一份，内容为吴臣章从东林公司领取2015年4月工资4000元（5月26日发）、5月工资7000元（6月28日发）。海安公司称，由此可知，吴臣章自2015年4月、5月与东林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东林公司也实际支付其劳动报酬。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称因该证据与其无关，不予质证。东林公司称因吴臣章没有到庭，对证据4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证明海安公司的主张。
东林公司称张福有与吴臣章均属海安公司的员工，为此提交证据及证明事项如下：证据3、海安公司董事长江安和运营部经理王昌祺的名片各一张，以证明江安的电话138××××56199，王昌祺的电话187××××88111，电子邮箱为186×××＠163.ｃｏｍm。证据4、移动公司缴费发票复印件三份，以证明电话号码138××××56199的机主为江安，电话号码187××××88111的机主为王昌祺，电话号码151××××86822的机主为吴臣章。证据5、手机机主为吴臣章的电话号151××××86822自2015年5月14日09:08:43至2015年5月15日16:00:00时间段的手机通话记录明细单一份，以证明海安公司派驻到东林公司污水站的负责人吴臣章发现张福有情况异常，在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立即通知了海安公司的董事长江安（手机号码138××××56199），随后与江安和海安公司运营部经理王昌祺（手机号码187××××88111）频繁通话至23点57分，而第二日即5月15日凌晨5点55分45秒时，王昌祺又主叫吴臣章与其通话；从这些通话记录可以看出，在张福有出事后，张福有所在的海安公司领导非常重视和紧张，频繁地与吴臣章通话联系，了解情况。
证据6、视频监控光盘一张、视频截图一张，从该视频可以看出，在2015年5月14日23点左右，一辆出租车到达东林公司的大门口，从门外进来两个人，其中面对屏幕左侧的是海安公司运营部经理王昌祺，右边的穿黑色T恤的是海安公司董事长江安的司机；也就是说，在张福有出事的当晚，海安公司的领导深夜从青岛市区赶到位于胶州市胶州湾工业园的东林公司了解情况，安抚家属。
证据5、证据6共同证明张福有系海安公司的工作人员。
证据7、吴臣章于2015年5月30日的申请一份，以证明张福有与吴臣章均属海安公司的员工。
证据13、吴臣章农业银行卡号62×××677的银行卡在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5月20日的交易明细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吴臣章2015年1月、2月和3月份的工资分别为2592元、2792元和3392元，交易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16日、2015年3月25日、2015年4月24日。证据14、吴臣章银行卡号（账号）62×××677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查询单一份，以证明交易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16日、2015年3月25日、2015年4月24日，金额分别为2592元、2792元和3392元的工资交易转出方为“谢以林”。
证据15、青岛市已登记常住人口户口查询打印件一份，以证明青岛市已登记常住人口户口中，姓名为“谢以林”的只有一人。
证据16、“谢以林”的社会保险费基本信息查询清单打印件一份，证据17、2007年4月至2011年7月期间“谢以林”的养老保险费缴费明细打印件一份，以证明“谢以林”在退休之前的工作单位系海安公司，另据东林公司了解，“谢以林”在2011年7月退休后被海安公司返聘，继续在海安公司的财务部门工作。证据18、海安公司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6609358的发票一份，在该发票上明确注明了“收款人”系“谢以林”，从而证明谢以林在2014年1月8日仍是海安公司的职工。
证据13-18共同证明吴臣章系海安公司派驻到东林公司污水处理站工作的职工，也证明了海安公司向吴臣章支付了3月份全月的工资3392元，即2015年3月8日后吴臣章仍然是海安公司的员工。另外，海安公司提供的证据4吴臣章书写的《工资发放说明》也证明截止2015年5月底吴臣章作为海安公司的员工仍在东林公司污水站工作，从而证明3月8日后东林公司的污水站还是海安公司在运营，该运营合同已自动续延。
证据19：吴臣章签名的《收到条》两份，以证明吴臣章作为海安公司的老职工，在张福有2015年5月14日意外死亡时，由于尚未到正常发放工资的时间，海安公司为逃避法律责任，就随后停止了向吴臣章和张福有等人支付工资；为了保证污水处理站的正常运营，保证东林公司的正常生产，并且应吴臣章申请，东林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代海安公司向吴臣章支付了2015年4月份的工资4252元，于2015年6月26日代海安公司向吴臣章支付了2015年5月份的工资7060元。
证据20：2015年4月15日和2015年5月3日《东林公司会客单》各一份，以证明在2015年4月15日和2015年5月3日，海安公司的史延林副总经理去东林公司会见其运营污水站的班组长吴臣章；该证据证明吴臣章系海安公司的员工，并且在2015年3月8日后，海安公司仍在东林公司的污水站进行运营。
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无异议，称从证据可以看出吴臣章和张福有都是海安公司员工。海安公司称：对证据3、4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事实有异议，因该证据没有原件，只是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证据虽显示吴臣章与海安公司人员有过通话，但不能证明通话内容与本案有关；吴臣章的身份无法认定，其做出的行为自然也无法认定，根本无法证明东林公司欲证事实；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事实有异议，即使是海安公司的运营经理王昌祺到场，也无法证明张福有是海安公司工作人员；对证据7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事实有异议，其无法证明张福有和吴臣章是海安公司员工，且该申请是吴臣章向东林毛皮提出的；对证据13、14真实性无异议，但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5真实性无法认定；对证据16-18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13-18综合质证，从其提供的吴臣章银行卡交易明细可知，吴臣章只是从一个账号62×××677收到2015年1到3月份的工资，而没有收到3月份以后的工资，东林公司由此想说明3月8号以后吴臣章仍然是海安公司员工证据不充分，相反却证明了如果吴臣章是海安公司的员工，海安公司也因与东林公司的污水处理合同已经在2015年3月8号以后终止，从而终止了与吴臣章之间的劳动关系；证据1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属于东林公司单方出具；从吴臣章之前收到的工资可以看出其2015年1到3月份工资分别为2592元、2792元和3392元，但是4月4000多元，7月份到了7060元，与吴臣章之前银行卡体现的工资额差距巨大，工资金额没有海安公司的任何确认，而是东林公司单方面支付给吴臣章的劳动报酬，该行为恰恰是东林公司认可并接受吴臣章所提供的劳动或劳务而支付的相应报酬，吴臣章自东林公司正式领取报酬并在这期间为东林公司工作，与其有实质的劳动关系；对证据20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会客单上会客姓名是海安公司副总经理史延林自己签字，被访人是由东林公司的保安填写，从来访时间可知，该证据充分证明了海安公司与东林公司因污水运营合同续约问题产生了争议，海安公司派副总经理史延林多次到东林公司磋商，并不能证明双方合同实际延续了。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具体到本案中：
一、海安公司、东林公司之间的《污水处理站、软化水站运营、管理委托协议》于2015年3月8日期满。海安公司在协议期满前要求将管理费用由之前的每月3万元提高至每月保底价5万元，但并未要求解除协议关系，且按照原协议约定金额，收取2015年3月运营污水处理费3万元。上述协议第六条第5项约定：“乙方（海安公司）派驻污水处理站和软化水站常驻人员的劳资、福利关系等一切事宜隶属于乙方负责。”协议期满后，海安公司相关负责人先后于2015年3月23日、5月7日和5月14日11点02分向东林公司发放电子邮件，其中5月7日的电子邮件表述有“……同期我公司多次就污水站运营合同的签订和污水站改造工程款的结算问题与贵司磋商，迟迟不能得到明确答复和支付，致使目前污水站的运营工作面临：1、操作人员不能续签劳动合同，工作状态不稳定，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在2015年5月14日11点02分的邮件附件中，海安公司陈述：“……1、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在于贵方，希望贵方就工程款的支付时间给予明确。2、我公司在没有运营合同的保障下，对污水站出现的任何问题不承担责任，同时因操作人员的福利和污水站使用药剂的供应不及时到位出现的一切问题和后果也不予负责……”。
上述证据表明，海安公司、东林公司在协议关系到期后，一直就新的运营协议进行磋商，但截止2015年5月14日，海安公司仍然负责东林公司的污水处理工作，并按照协议期间的惯例，派驻工作人员到东林公司从事污水处理工作。
二、东林公司提交吴臣章银行卡交易明细、“谢以林”的养老保险费缴费明细、海安公司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6609358的发票等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在2015年2月16日、2015年3月25日、2015年4月24日海安公司为吴臣章打入金额分别为2592元、2792元和3392元的工资款，其中，2015年2月16日打入款注明为“一月工资”。
东林公司提交的会客单证明2015年4月15日和2015年5月3日海安公司的史延林副总经理先后去东林公司污水站会见吴臣章，来访事由为“工作”。
海安公司提交证据4吴臣章书写的工资发放说明，内容为吴臣章从东林公司领取2015年4月工资4000元（5月26日发）、5月工资7000元（6月28日发）。由于吴臣章本人并未到庭说明情况，且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与东林公司均不予认可，故不予采信。
上述证据表明，截止2015年5月3日，吴臣章作为海安公司职工，被派驻到东林公司从事污水处理工作，且没有有效证据表明，吴臣章在2015年5月3日之后，与东林公司建立新的劳动关系。
吴臣章在当晚十点许接受胶州市公安局云溪派出所询问所作笔录中称，其与死者张福有均为海安公司员工，被派到东林公司从事污水处理。由于吴臣章的上述笔录形成于张福有死亡后一个小时左右，系公安干警从事发现场将吴臣章传唤到云溪派出所所形成笔录，且笔录内容与上述认定事实相印证，故予以采信。
综合上述证据，结合张福有死亡时身穿“海安环保”字样蓝色工作服，海安公司并未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原审依法确认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的亲属张福有生前与海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称张福有于2015年3月26日入职海安公司，该主张与东林公司认可张福有系被海安公司于2015年3月26日派到东林公司污水站工作的主张相印证，故原审予以采信，确认张福有于2015年3月26日入职海安公司。海安公司对张福有的离职时间负有举证义务而未举证，故原审确认海安公司与张福有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5月14日，即张福有死亡之日终止。
综上，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规定，判决：确认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的亲属张福有与青岛海安生物环保有限公司自2015年3月26日起至2015年5月14日止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青岛海安生物环保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海安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公安机关对吴臣章的《询问笔录》，上面载明吴臣章于1948年1月7日出生，该事实证明吴臣章在2015年已经超过60周岁，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其本人陈述系上诉人的职工无任何依据，不能以此证明吴臣章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2、申请证人周某青出庭作证，以证明上诉人在与东林公司的合同到期后未继续参与东林公司污水站的运营，吴臣章是东林公司安排在污水站工作的，吴臣章无法证明工亡职工张福有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上述证据经当庭出示、证人经当庭作证后，东林公司质证称：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询问笔录中明确说明吴臣章与张福有都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派4名工人在东林公司对污水进行处理，该说法与王甲珍等人的陈述以及东林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张福有系上诉人的在职员工，但不能证明上诉人关于吴臣章超过60周岁就不能作为上诉人的职工进行工作的主张成立；2、证人系上诉人的职工，其所作对上诉人有利的证言不应采纳。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称：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2、对证人证言同意东林公司意见。
东林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175号行政判决书、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行终313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王甲珍等张福有的亲属在以海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亡）认定受阻后，才将东林公司作为第三人追加诉讼，进而证明作为张福有亲属的王甲珍等人明确知道张福有生前系海安公司的在职职工。2、青岛市环境保护局青环评函（2007）182号文件，以证明“青岛东林毛皮有限公司”系由“青岛京东纤维有限公司”变更的名称。3、青岛市环境保护局青环评字（2006）113号文件，其中明确要求青岛京东纤维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须由有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营运资质的单位运行”，从而证明东林公司不可能也不敢如海安公司所称于2015年3月8日后自行运营污水处理站。经质证，海安公司称：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从行政判决书的内容看，工伤认定部门因王甲珍等四人没有在举证限期内提供材料而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与东林公司所主张的张福有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能证明东林公司的主张；2、证据2公章不全，证据3系复印件，其真实性均无法认定；3、东林公司与上诉人的运营合同是2009年才签订，在2009年之前及本案运营合同到期之后双方是否按照青岛市环境保护局青环评字（2006）113号文件执行无法认定、证明。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称其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因各方当事人对海安公司提交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东林公司提交的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因其他当事人对海安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言无其他有效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因东林公司提交的上述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查明，一、根据胶州市公安局云溪派出所对案外人吴臣章于2015年5月14日22时许所作《询问笔录》记载，吴臣章出生于1948年1月7日，其向公安机关陈述称：其与张福有都是海安公司职工，海安公司派出包括其本人在内的4名工人在东林公司从事污水处理工作。二、根据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行初字第175号、本院（2016）鲁02行终313号行政判决书记载，2015年6月11日，王甲珍以其亲××病在海安公司安排的工作现场死亡为由，向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以王甲珍未在其规定期间提供工伤职工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为由，于2015年7月3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对该不予受理通知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上述《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责令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张福有在第三人海安公司工作时间突发疾病死亡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一、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甲珍等人所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因欠缺劳动关系证明而不符合受理条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并无不当，且该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不影响王甲珍等人进一步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故据此作出前述行政判决书对王甲珍等人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案经调解，各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劳动关系纠纷。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的近亲属张福有生前在东林公司污水处理站工作，并于2015年5月14日晚21时许突发疾病死亡。现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主张张福有生前与海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海安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因此，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张福有生前与海安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应当认定张福有生前与海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理由如下：
首先，海安公司与东林公司之间存在污水处理站运营管理委托合同关系。海安公司与东林公司自2009年起先后两次签订《污水处理站、软化水站运营、管理委托协议》（以下简称“污水站运管委托协议”），其中第二次协议签订于2012年3月15日，双方约定海安公司指派专人常驻东林公司污水处理站负责运行、操作、实验、化验及设备的运行管理、维护，并按期向东林公司报告污水处理站运营、管理情况，且派驻人员的劳资、福利关系等一切事宜隶属于海安公司，东林公司为此每月支付海安公司相应的运营管理费用。虽然上述协议第九条约定委托运营管理期限为3年即自2012年3月9日起至2015年3月8日止，但该条款同时约定“若双方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内无任何一方提出异议，则合同有效期自动顺延”。鉴于海安公司经理王昌祺于2015年2月5日给东林公司工作人员金成逸、王世平通过邮件发送的2015年度新的管理委托协议草案仅系海安公司欲签订新协议的要约，而非终止原协议的通知，且双方既未为此订立新的管理委托协议，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原协议已终止履行，故应认定双方污水站运管委托协议在2015年3月8日期满后仍继续履行。而且，海安公司相关负责人先后于2015年3月23日、5月7日和5月14日11点02分向东林公司发送电子邮件，就涉案污水站取样检测值超标需向环保部门书面报告事宜、污水站运营管理和委托合同的续订以及污水站改造工程款的结算等问题与对方进行磋商，该事实也说明双方污水站运管委托协议期满后海安公司仍按该协议约定对东林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运营管理。因此，原审据此认定截止到2015年5月14日海安公司仍然依协议约定派驻工作人员负责东林公司的污水处理工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海安公司上诉称涉案污水站运管委托协议已于2015年3月8日到期终止且其已撤出驻污水处理站所有工作人员，既无有效证据证明，也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案外人吴臣章系海安公司工作人员。从本案事实证据看，1、海安公司分别于2015年2月16日、3月25日以及4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为吴臣章发放2015年1月份工资2592元、2月份工资2792元和3月份工资3392元，该事实说明吴臣章系海安公司派驻东林公司污水处理站的工作人员。2、东林公司提交的会客单显示，海安公司副总经理史延林因“工作事由”分别于2015年4月15日、5月3日去东林公司污水站会见吴臣章，该事实说明在涉案污水站运管委托协议于2015年3月8日期满后，海安公司仍安排吴臣章等工作人员驻东林公司污水处理站进行工作。3、东林公司所提交吴臣章的手机通话记录明细单显示，2015年5月14日晚21时许，吴臣章发现张福有身体情况有异在拨打120急救电话后，立即与海安公司董事长江安进行电话联系；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载明，2015年5月14日晚22时许××病死亡1小时左右，吴臣章在接受当地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仍陈述称其与张福有都是海安公司派驻东林公司污水处理站的职工，该事实说明直至2015年5月14日吴臣章仍属于海安公司工作人员。虽然海安公司所提交吴臣章书写的《工资发放说明》，内容为吴臣章从东林公司领取了2015年4月工资4000元（2015年5月26日发）、5月工资7000元（2015年6月28日发），但东林公司为此提供的有吴臣章签名的工资《收到条》却载明因海安公司未支付上述两月份工资经其请求东林公司予以垫付。因此，海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吴臣章已于2015年3月9日后与东林公司建立劳务关系而与海安公司解除劳务关系的主张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海安公司上诉主张吴臣章在接受当地公安派出所询问时称其与死者张福有均为海安公司员工是错误的、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因未举证证明，本院亦不予采纳。
第三，鉴于公安机关对吴臣章调查询问所作《询问笔录》内容能够与本案其他事实、证据相互印证，海安公司对此虽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真实性，故原审予以采纳并结合张福有死亡时身穿“海安环保”字样蓝色工作服的事实，认定张福有生前与海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在其与张福有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海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应当持有双方劳动关系自何时建立的证据材料，因其未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关于“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海安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根据本案相关事实，结合王甲珍、张某利、张永法、候传景关于其直系亲属张福有与海安公司自2015年3月26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判决确认张福有生前与海安公司自2015年3月26日起至2015年5月14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亦无不当。海安公司上诉称张福有与东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无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海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青岛海安生物环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镜圆
审判员 安太欣
审判员 齐 新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杨倩倩
书记员 于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