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舟定民初字第611号
原告苗光军，泥水工。
委托代理人翁舟娜。
被告曹海东，舟山市嗨歌娱乐有限公司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梁忠平，浙江品正恒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苗光军诉被告曹海东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马钧钧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翁舟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梁忠平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苗光军诉称：被告系嗨歌ktv的业主。2013年8月，原告向被告承包了上述ktv装修工程中的泥水工程部分。2014年1月29日，经双方结算，确认该工程总造价170000元。被告共向原告支付了90000元，其中2013年9月份支付了50000元，2013年11月13日支付了40000元，尚余80000元至今未付。此外，原告于2013年10月25日向徐某借款30000元，如果可以抵作本案的工程款，原告同意将此款计入已付工程款中。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尚欠的工程款80000元，并自2014年1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
被告曹海东辩称：被告与案外人徐舟、徐某三人筹建成立了舟山市嗨歌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嗨歌公司），筹建过程中，将该公司的装修工程全部发包给了案外人顾军辉，顾军辉又将其中的泥水工程分包给了原告，故原、被告之间无合同关系。同时，本案装修工程所涉债务是在嗨歌公司设立过程中产生，应由嗨歌公司负担。原告直接起诉被告，属主体不适格。本案泥水工程的工程款已全部结清，且已支付给原告：总工程款为170000元，原告从顾军辉处领取了50000元、从徐某处领取了50000元（在顾军辉的指示下）、2013年10月25日从徐某处领取了30000元（在顾军辉的指示下，以借款形式）、2013年11月13日从被告处领取了40000元。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双方对以下事实无异议，本院结合原告举证的造价单、被告举证的收条、借条等证据，审查后予以确认：
2013年8月，嗨歌ktv装修工程开工，同年12月完工。原告苗光军承包了该装修工程的泥水部分。2013年10月25日，原告从徐某处借款30000元。2013年11月13日原告从被告曹海东处领取了工程款40000元。2014年1月29日，被告出具造价单一份，载明“泥水工同意支付共计壹拾柒万元整，总造价170000元，曹海东”。该单据原件现由原告持有。2014年6月26日，以上述装修工程所在的房屋为营业场所，嗨歌公司成立。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并经庭审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涉案泥水工程尚欠工程款的金额。
关于焦点一：
原告主张：被告是嗨歌ktv装修工程的业主方，其主体适格。
为证明该主张，除双方无争议事实所涉证据外，原告还举证了：1.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对顾军辉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顾军辉系嗨歌ktv装修工程的设计、管理人员，而非工程的总承包者。该笔录中，顾军辉有“曹海东是嗨歌ktv的经营人，我负担ktv装潢的设计，并偶尔帮助管理、打杂等事务”、“打条子时（2014年1月29日）我也在场，（条子）是曹海东出具给苗光军的”等表述。2.（2014）舟定民初字第612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的部分案卷材料（嗨歌ktv装修工程的木工黄某甲与曹海东、顾军辉之间的三方协议书），拟证明嗨歌ktv装修工程的业主方为被告。
被告主张：被告主体不适格（理由详见答辩意见）。
为证明该主张，除双方无争议事实所涉证据外，被告还举证了：1.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对顾军辉的询问笔录一份。该笔录中，顾军辉有“这个工程（嗨歌ktv装修工程）是我承包的”、“泥工和木工都是我联系的，与老板不搭界”等表述。2.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对黄某甲、徐某的询问笔录各一份。3.证人黄某甲的当庭证言，其中有“泥工的老板是曹老板”等表述，4.徐某的当庭证言，其中有“嗨歌ktv的老板有3个，即曹海东、我和徐舟，徐舟是我侄子”、“泥水工是顾军辉叫来的，工程款由顾军辉结算”、“整个ktv装修的工程款是我、曹海东、徐某三人负担的”等表述。5.收条、领款条、借条一组，显示嗨歌ktv的部分装修款直接支付给顾军辉，部分直接支付给其他人。上述证据拟证明顾军辉是嗨歌ktv装修工程的总承包人。
庭审后，本院就涉案事实向顾军辉询问。顾军辉称：“最开始这个工程说是要总包给我的，但是因为价格没谈好，就不包了”。
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1，对比被告的证据1，被询问人顾军辉所作表述自相矛盾。原告的证据2，（2014）舟定民初字第612号案件系按撤诉处理结案，未对案件实体作出认定，而协议书又未直接涉及嗨歌ktv泥水工程。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但，由于原告证据1的存在，被告的证据1同样证明力不足。被告的证据2，由于黄某甲、徐某已出庭作证，应以庭审中的证言为准。被告的证据3、4，黄某甲的证言中关于泥水工程发包人的表述与被告的主张相悖，不能证明其拟证事实；徐某的证言，因证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证明力不足。被告的证据5，顾军辉并非唯一的领款者，且仅依据款项支付对象，亦不足以证明总承包人身份。至于顾军辉接受本院询问时所作的表述，有利于原告，而不利于被告。
综上，本院对争议焦点一认定如下：被告主张顾军辉为装修工程的总承包人，但其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原告持有的结算单，则证明与原告之间的工程款结算系由被告自行完成，被告向原告出具结算单，原告据此主张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主体为被告，有理。至于装修工程款最终是否由嗨歌公司负担，系被告与嗨歌公司之间的事务，不影响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
关于焦点二：
原告主张：原告领款三次，合计120000元（详见诉称意见）。其中50000元一笔系2013年9月（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向徐某领取，领款后向顾军辉出具了收条。
被告主张：原告领款四次，合计170000元（详见答辩意见）。故工程款已付清。
庭审后，徐某向本院表示，愿将2013年10月25日以个人名义出借给原告的30000元抵作本案中的工程款。
本院认为：涉案工程总价款170000元，双方无异议，可予确认。原告于2013年11月13日向被告领取工程款40000元，双方无异议，可予确认。原告于2013年10月25日向徐某借得的30000元，经原告、徐某确认，抵作本案的工程款。故原、被告双方的实质争议在于，其余的100000元工程款，原告仅领取50000元还是已全部领取，或者说原告仅领取一笔50000元工程款，还是两笔50000元工程款。
关于该项实质争议，事实调查涉及以下三个环节：
环节一、庭审调查环节。
原告主张：原告仅在2013年9月时领取过一笔50000元工程款。
被告主张：原告领取过两笔50000元工程款，从顾军辉处领取了一笔，从徐某处领取了一笔。
就该主张，被告举证了：证据1.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对顾军辉的询问笔录一份。笔录中，顾军辉有“一共要向泥工支付170000元，已全部付清了。其中我支付了50000元，其他的钱是我让老板支付的。”等表述。证据2.证人黄某乙的当庭证言，证言中有“在算账那天（2014年1月29日），原告说过他从徐某那里拿过50000元工程款，其中有40000元是徐某从银行取出来的，10000元是徐某去家里拿的”、“算账时，原告和老板对50000元工程款的事情有争议”等表述。证据3.证人徐某的当庭证言，证言中有“2013年8-9月（具体什么时候记不清楚了），我从银行取出来40000元，加上原有的10000元，付给了原告50000元”等表述。
原告质证称：证据1，顾军辉未出庭作证，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可。原告未向顾军辉本人领款。证据2，黄某乙的证言系传来证据，证明力不足。证据3，徐某的证言，因证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证明力不足。原告并对50000元工程款的领取事实陈述如下：2013年9月，原告向徐某领取过50000元工程款，其中40000元与徐某一起到银行取款，另外10000元是现金。领款后数日，原告向顾军辉出具了收条。
环节二、庭后被告第一次补充举证及双方质证环节。
关于两笔50000元工程款的领取时间，被告在庭审中及庭审前均未明言，庭审后才首次予以明确，称原告向顾军辉领款的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向徐某领款的时间为2014年9月24日。被告并补充举证了：证据4.顾军辉领款凭证，该领款凭证显示2013年9月10日顾军辉领取了100000元，用途为“东港宁兴海天国际广场嗨歌文化娱乐公司装修款项”。拟证明原告于2014年9月10日从顾军辉处领取了50000元工程款。证据5.徐某的取款凭证，该取款凭证显示，徐某于2013年9月24日从银行取款40000元。拟证明原告于2014年9月24日从徐某处领取了50000元工程款。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4，其真实性应由顾军辉本人确认。原告未收到过该款。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该款即原告从徐某处领取的工程款。
环节三、庭后被告第二次补充举证及双方质证环节。
被告提出顾军辉可以到庭作证。本院向顾军辉询问时，顾军辉称：2013年9月10日，在工地门口的小店中，老板向原告支付了50000元，给钱的时候我也在场。由于领钱是要我同意的，所以原告的条子是出给了我。由于之前老板还支付给我50000元设计费，我就合在一起出了100000元的条子（即证据4）给老板。2013年9月24日，我在外地，徐某打电话给我，问泥水工（原告）的工钱能不能付，我说付掉好了。同年9月28日我回到舟山，次日到嗨歌ktv施工工地，问原告是否收到徐某付给他的钱，原告说收到了，我就给徐某出具了一张领款凭证（原告的50000元，加上电工的6000元，合起来出具了56000元的领款凭证）。这次领款，电工给我出具了6000元的条子，原告没有给我出过条子。同时，顾军辉向本院提交了原告签名的领款凭证一份，载明：2013年9月10日原告领取工程款50000元。
本院又向徐某核实，徐某称：我向原告支付50000元工程款的时间为2013年9月24日。付款时，顾军辉在外地，我问他泥水工的钱能不能付，顾军辉说可以付了，所以我就从银行取出了40000元，加上原有的10000元现金付给了原告。我没有要求原告出条子，因为条子是要顾军辉出的。顾军辉回来后，对原告的50000元，加上电工的6000元，合起来出具了56000元的领款凭证。
对顾军辉提交的领款凭证，原告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确实领取过该款，但该款与原告庭审中称从徐某处领取的50000元工程款系同一笔款项。
综上，本院对争议焦点二认定如下：
关于2013年9月10日的50000元工程款（以下简称第一笔款项）已由原告领取一节，有原告本人签字的领款凭证予以证实，可予确认。
关于2013年9月24日的50000元工程款（以下简称第二笔款项）。如果根据环节二中，原告确认徐某2013年9月24日取款凭证的真实性，及述称该款即原告从徐某处领取的工程款之情节，似乎可以得出原告领取过“第二笔款项”这一结论。但综观整个事实调查过程。原告在环节一中的陈述，与被告主张的“第一笔款项”产生交集之处是，原告承认其向顾军辉出具了收条；与被告主张的“第二笔款项”产生交集之处是，原告承认其是向徐某领款，并且领款方式是“40000元与徐某一起到银行取款，另外10000元是现金”。但原告的实际主张是，其向徐某领款后，向顾军辉出具了收条，即原告承认的仅是一笔领款，并非认可被告的两笔领款之主张。被告虽始终主张原告领取过两笔50000元，在庭审前及庭审中却均未明言领款时间，庭审后才首次予以明确。证据5也是庭后才提交。被告方的证人徐某在庭审作证时，对于其向原告给付50000元工程款的时间也仅表述为“2013年8-9月”。因此，原告向顾军辉出具收条一事，与徐某银行取款一事，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异，截至庭审，并未体现出来。故，原告在环节一中的陈述不存在逻辑矛盾。环节二中，原告确认了被告证据5的真实性，并称该款即原告从徐某处领取的工程款，由于证据5记载的取款时间为2013年9月24日，使得原告的陈述产生了逻辑矛盾。但该逻辑矛盾在当时却仍未体现出来。因为，被告虽明确了“第一笔款项”交付时间为2013年9月10日，但据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却仅有证据4，即顾军辉的100000元领款凭证。该证据非但不足以证明原告向顾军辉领过款，更关键的是，无法体现原告向顾军辉出具收条的时间为2013年9月10日。直到环节三中，顾军辉向本院提交了原告签名的领款凭证，原告向顾军辉出具收条的时间才有了直观体现。因此，原告在环节二中的陈述，事后看来存在逻辑矛盾，但当时依然能逻辑自洽。由于原告在环节二中的陈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结合原告始终坚持其仅领过一笔50000元的观点未变这一事实，故，不能视为原告自认了2013年9月24日领款。被告主张存在“第二笔款项”，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的证据中，黄某乙的证言系传来证据，且其中并无关于“第二笔款项”领款时间的表述；顾军辉、徐某均系利害关系人，仅凭他们的证言，不足以证明被告的主张。而徐某的2013年9月24日取款凭证，若排除掉原告的所谓自认，本身仅能证明徐某从银行取款，不能证明该款支付给原告。综上，被告主张原告领取“第二笔款项”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原告已领取的工程款能确认50000元、40000元、30000元三笔，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50000元。
本院认为：就涉案泥水工程，原、被告于2014年1月29日进行了结算，双方一致确认工程款总额为170000元。该款已支付了120000元，尚欠50000元至今未付，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款，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自工程结算之日（2014年1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合乎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曹海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苗光军支付工程款50000元，并自2014年1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
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900元，由被告曹海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马钧钧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