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晋民终字45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
负责人：雷元朝，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朱爱学，山西民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晋毅，该行工作人员。
上诉人（一审被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
负责人：李海全，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元元，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贾迎心，女，个体经营，住太原市。
委托代理人：祁睿屏，山西光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
负责人：李永红，支局长。
委托代理人：程元元，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贾迎心，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晋中中法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委托代理人朱爱学、王晋毅，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元元，被上诉人贾迎心的委托代理人祁睿屏，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的委托代理人程元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一）与本案相关的一些基本事实，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并结合该案中当事人陈述，综合认定如下：1、2010年以来，董凤龙、常丽蓉、和向东与武成预谋，以做生意融资为由，利用武成任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储蓄所所长的职务便利，采取为存款人办理主副卡，并隐匿副卡和一卡一折等手段，使用存款人资金，同时约定由用款人支付存款人高息。案发后，武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其挪用公款共计13372126.19元。武成挪用的款项包括董凤龙揽存的张晓钊120万元（当时支付10万元高息，后归还39.998万元）、孙建强300万元、贾迎心400万元（支付过10万元高利）；李文广揽存的班泽明500.422万元（后归还39万元）；武成揽存的魏峰100万元。2、办理开户手续情况：张晓钊、孙建强、魏峰均系本人在鸣谦储蓄所办理的开户手续；班泽明系安排出纳韩晓芳办理的开户手续；贾迎心是让董凤龙办理的开户手续。在刑事案件中武成供述：“后来他们（董凤龙、常丽蓉、和向东）又提出了使用主、副卡的方式。用的办法就是存款人到柜台办理开户手续及正常储蓄卡业务，我利用我的职务便利，在储户办理主卡的同时私自办理与主卡有同样功能的副卡，并将副卡隐匿。办完后，主卡交给存款人，副卡留下，再通过副卡将储户存入账户内的资金私自挪用。董凤龙负责高息向存款人揽存。我只负责在储蓄所协助办理开户，有时也帮他们用副卡办理转账。此后（张晓钊存款之后）四笔都是董凤龙告我用以前的办法就行了。我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就不再详细地说了，给五个人办理开户手法都一样”。3、密码获取情况：张晓钊在开户时自己设定了密码，之后告诉了董凤龙，后张晓钊为了保险起见，又修改了密码。孙建强、班泽明、贾迎心开户时，武成为其设定的均是初始密码123456。4、对于取走卡内资金的方法，在刑事案件中武成供述：“因为当时第一笔是储户张晓钊设置的密码，常丽蓉问储户张晓钊要的密码，这样很不方便，所以之后我们就商量，为储户设置初始密码，储户再自己将主卡密码改掉，这样不会影响到副卡密码，方便使用副卡，这样就可以方便转出客户的钱使用了。”……“储户并不知道副卡的存在，副卡用初始密码就可以进行转账或提现等使用”。和向东供述：“武成说活期的好办，一折一卡现在不好办，办主卡、副卡容易些，把主卡交给储户，把副卡留下，只要知道副卡的密码，就能独立使用副卡把钱取出来。……如何获取存款人的密码我不知道。原来是安排郭海明在柜台偷看存款人的密码，如果看到了就不用想其他办法了。如果看不到就想办法问存款人设置的密码，再让他回去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知道副卡的密码，之后用副卡取钱。”……“但武成、常丽蓉和董凤龙说过办副卡的事不能让储户知道”。5、与本案相关人员刑事案件处理情况：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书认为武成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单位公款给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并造成损失，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刑重字第7号刑事判决对其所做出的其“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判项。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书认为董凤龙使用隐匿的副卡骗取邮储银行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驳回其上诉，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刑重字第7号刑事判决对其所做出的其“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的判项。（二）本案原告存款经过及款项下落。2011年1月10日，原告贾迎心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董凤龙，让董凤龙前往当时武成任所长的鸣谦储蓄所办理存款开户手续，领取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借记卡）一张。贾迎心“个人结算账户开户／变更申请书”显示并未填写加办副卡的信息。而实际上与此同时，尚办理了副卡一张（对此，贾迎心并不知情），该卡由董凤龙或者武成持有。2011年1月13日，贾迎心（据其陈述系修改密码之后）往其账户内存入400万元。贾迎心与董凤龙联络期间，董凤龙支付贾迎心存款好处费高利10万元，约定存款期限半年。此后，该款陆续被武成、董凤龙等使用副卡支取，截至2011年3月21日，卡内仅余196.04元。对于事情的整个经过，贾迎心在公安报案材料及询问笔录称：“2011年元旦期间，董凤龙与我联系问其能不能帮忙给邮政储蓄所存点钱，我称正好有400万元不用，可以存半年。我问董凤龙可以给多少好处费，他说可以给10万元好处费。我去看了银行，觉得不放心，董凤龙说再小也是国家的银行，保证不会有问题的。董凤龙让储蓄所给我们开了个证明，盖着储蓄所的公章，说好半年后才能支取。过了几天，董凤龙到我店里问存钱的事。我说可以，董凤龙就给了我10万元，并说银行在榆次，我不方便去办，下午让我把身份证复印件准备好，董凤龙帮我开户，手续补办一下就行。我把身份证复印件给了董凤龙，董风龙帮我办完开户后，给了我一张邮政卡和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申请书一联。因为我没有亲自去办理，初始密码是董风龙设置的。董凤龙让我修改密码以后再存钱。1月10日左右，我在太原邮政储蓄所修改了密码，并存了400万元。在往来账户里存了400万元后，银行卡一直在家里的柜子里锁着，从来没有支取过钱。快到半年的时候，我联系董凤龙，董凤龙电话停机，无法联系到。7月13日，说好的半年期间到了，我在太原的储蓄所一查，钱只剩下不到200元了。我到乌金山储蓄所询问情况，但没有结果”。对于贾迎心存款经过及款项下落，武成在刑事案件中供述：“大概2010年10月，董凤龙同和向东到储蓄所找到我说，常丽蓉那边做生意不是很顺利，还款能力出现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还钱，就会比较麻烦，董凤龙说他再多联系几个有实力的储户，还是用以前办理主卡和副卡的办法，转走储户的钱，做生意盈利，尽快弥补之前的损失，将储户的钱尽快还上。2011年1月，董凤龙来到储蓄所，给了我一张贾迎心的身份证复印件，让我办理主卡和副卡，我设置了初始密码123456。办理好后，我把主卡和开户申请单都交给了董凤龙。副卡给了董凤龙还是我自己保管的，我记不清了。过了几天，董凤龙告诉我说卡上转进了400万元，然后董凤龙安排他的侄女武俊巧找到我，用副卡在我的储蓄所将其中100万元转到了孙建强卡上，剩余的200万按照董凤龙的要求分别转到了其他账户内，转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了，我不清楚，董凤龙告诉我其做生意使用。这笔钱至今没有归还。我提款或提现大部分都是和武俊巧一起，可能极个别的转款提现数额很小的时候，董凤龙让我按照董凤龙的要求进行转款、提现或者消费，提出的现金其按照董凤龙的要求给了武俊巧或直接给了董凤龙。贾迎心开户申请书上贾迎心的签字不是贾迎心的字，是我安排柜员签的字。贾迎心存入的400万元除了转入孙建强账户的200万元，其余1999985元转款使用都是我和武俊巧（或武俊萍）一起办理的，有的签字我签的，有的是武俊巧签的，只要是在鸣谦储蓄所办理的都是武俊巧签字办理，因为我本人在呜谦储蓄所拿着储户的卡办理业务，按照规定是不允许的。因为我是储蓄所的所长，利用我职务的便利，提供贾迎心的身份证复印件，签贾迎心的名字就可以进行转款或提现”。对于贾迎心存款经过及款项下落，董凤龙在刑事案件中供述：“2011年1月我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贾迎心在鸣谦储蓄所存款。我的朋友或者是贾迎心给了我贾迎心的身份证复印件，我到鸣谦储蓄所将身份证复印件给了武成，让武成办理开户手续。办好以后，我回到太原把卡给了我朋友。过了几天，我朋友告诉我说卡上转进了400万元。当时我去了外地，不在太原，我安排我外甥女武俊巧和我哥哥董崇龙去找武成，将其中的200万转入董崇龙账户。具体怎么办理开户的，我没有和武成商量过，武成如何办理的不清楚。武成用什么手段将400万元转出我不知道，我和贾迎心约定让贾迎心存入400万元，存期半年，给10万元好处费。在贾迎心存入400万元后.其中的200万元转入了董崇龙的卡中，我从董崇龙卡中取了10万元，交给了贾迎心。鸣谦储蓄所给贾迎心开过证明。当时拉存款人存款时，我朋友及储户贾迎心不太放心，要求储蓄所给开个证明，我和武成反映了这个情况。武成同意，并以储蓄所名义开了个证明，存期半年，盖了鸣谦储蓄所的公章。我将开好的证明交给储户。该200万元我用于生意资金周转和支付借款利息了。剩余200万元，我没有使用。武成告诉我说这些钱转到孙建强的账户上了。我往鸣谦储蓄所一共拉过三个人的存款，张晓钊、孙建强和贾迎心。其中张晓钊120万元，孙建强200万元，贾迎心400万元。我使用了鸣谦储蓄所的376.4万元。武成没有给过我现金，每次都是以转款的形式给我使用的”。上述涉案人员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在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为有效证据使用。（三）本案三被告主体情况及三者之间关系。1、2011年6月之前的鸣谦储蓄点也即后来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系被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下属部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前身为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1994年成立，领取有金融许可证。系原晋中市邮政局下属部门，2011年6月由当时的晋中市邮政局申请注销。2011年7月由晋中邮储银行申请在工商部门重新登记，场所、人员、业务不变，仅名称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2012年又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在刑事案件中，原晋中市邮政局提供证据认可鸣谦储蓄点为其下属部门，后更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武成是原晋中市邮政局榆次分局合同制员工，曾任该局乌金山营业所负责人。2、被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与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系代理与被代理关系。2009年7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分行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西公司签订《省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之后，2009年8月26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与晋中市邮政局也签订了《地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对邮储银行委托邮政企业办理商业银行业务事宜作出具体约定。《地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约定：双方共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规章制度，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代理银行业务健康持续发展；地市局代理邮储银行有关业务必须通过设立邮储银行代理营业机构办理，必须以邮储银行名义开展业务；邮政企业办理邮储银行委托的商业银行业务实行单独核算；代理营业机构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并遵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命名规则；地市局及所属县级邮政局承担代理营业机构代理银行业务所需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网点场所建设和改造、相关设施、设备的配置和维护，从业人员人工成本、培训、安保费用、证照、营销、宣传用品、业务凭证、业务用章、运钞寄库、线路租金等与代理银行业务相关的费用；代理期限为三年；地市局及所属县级邮政局任免代理营业机构负责人，应事先经邮储银行分支机构对其进行任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后方可进行任免；代理营业机构代理手续费和与代理银行业务有关的关联交易费用，由地市分行依照邮储银行总行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确定的标准和项目向地市局清算；代理营业机构办理的各项业务资金，由地市分行统一管理和核算。地市分行及县级支行负责核定和调度代理营业机构备用现金；地市分行经上级机构授权，对代理机构开办的业务范围进行核定，并对业务进行指导；代理营业机构的所有业务凭证（包括重要的空白凭证）由地市分行及县级支行管理；地市局、县级邮政局及代理营业机构应当执行邮储银行制定的代理银行业务制度、会计制度、统计制度、操作流程和管理办法。邮储银行要指导代理营业机构执行制度、操作流程和管理办法。要对制度、操作流程和管理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对检查出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代理营业机构发生案件、差错等造成的损失，由邮政企业承担。因邮储银行制度缺漏和强令违章操作造成的损失由邮储银行承担。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调取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书、工商档案材料在案为凭，已经开庭对质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贾迎心要求兑付存款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二是兑付存款的责任应由三被告中的何者承担。
针对第一个方面，首先，从贾迎心及被告提供的贾迎心账户明细结合刑事案件的处理，可以认定本案贾迎心持有的借记卡具有真实性。其次，贾迎心实际向鸣谦储蓄点交付了400万元，而并未将款项交予实际用资人使用。且经刑事案件已经查明，贾迎心存入款项后，该卡内款项被鸣谦储蓄点负责人武成与董凤龙等人联手通过犯罪手段转出或取走。故，被告所主张的贾迎心与实际用资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追加实际用资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且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经公检法三家核查，经过相关法院一审、二审、发还重申及至第二次二审，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贾迎心对于副卡存在并不知情，却无任何证据证明贾迎心与犯罪分子存在共谋，故，贾迎心持有的借记卡应认定具有合法有效性。第三，通过刑事案件已经查明的事实，存款人本人是否亲自去办理开户手续，并不会改变犯罪分子想方设法转走其款项的结果。犯罪分子使用的隐匿副卡、通过原始密码即可取走款项的手段，导致存款人即使在尽到了更改借记卡密码再行存入款项的谨慎义务之后也无法保护自己财产的安全。此点，从刑事案件中诸多存款人存款情形不同而结果相同即可得出。本案中贾迎心未亲自去办理开户手续与其款项被武成挪用供他人使用的后果之间，并无直接且必然的因果关系。故而，被告所述贾迎心存在过错应自负其责的辩解，不能成立。综上，贾迎心与金融机构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金融机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但贾迎心已经提前领取的高利10万元及卡内余额196.04元应予扣除。对于利息计算，结合本案案情实际，按照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率计算较为妥当。
针对第二个方面，原晋中市邮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签订有代理协议，由邮政企业代理邮储银行商业银行业务。本案储蓄存款关系发生在2011年1月，出卡人为当时的鸣谦储蓄点，系原晋中市邮政局的下属部门。出卡人鸣谦储蓄点为孙建强出具的银行卡名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孙建强所办理的开户申请表也冠名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结算账户开户／变更申请书”。可见该储蓄点作为原晋中市邮政局下属部门，系在实施代理邮储银行业务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而，本案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系被代理人，应当承担兑付存款的责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辩称的其与原晋中市邮政局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中关于案件发生后责任的承担已经明确由邮政企业承担一节，属双方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免除其对外承担责任。对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与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之间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晋中邮政公司下属储蓄点员工发生职务犯罪行为导致晋中邮储银行存款损失，依据“举轻以明重”原则，可以认定为是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作为代理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鉴于营业所没有独立的财产，不具备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应由其上级部门晋中邮政公司承担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兑付原告贾迎心存款本金3899803.96元，并支付该款从2011年1月12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贾迎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不服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2）晋中中法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贾迎心的起诉。本案被上诉人贾迎心所诉款项已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刑重字第7号刑事判决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认定为董凤龙、武成等非法占有的财产，且上述生效裁判已判处继续追缴非法所得发还被害人（含被上诉人贾迎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存在兑付存款的责任。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借记卡纠纷，借记卡纠纷是指发卡行与持卡人之间因申领、使用、注销借记卡而引发的银行卡纠纷案件，储户将存款正常存入储蓄机构发行的借记卡后，储蓄机构有义务依法依约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然而本案并非如此，根据生效裁判文书查明的事实，犯罪分子董凤龙、武成等人事先预谋，通过高息揽存的方式骗取被上诉人贾迎心等人的存款，后又采用主副卡的方式将存款支取，在此过程中储蓄机构只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工具，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吸收存款。因此，本案不同于一般的借记卡纠纷案件，上诉人同被上诉人贾迎心一样都是武成等人犯罪案件的被害人，没有责任兑付存款。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贾迎心的损失待刑事追缴程序终结后方能确定，现无法确定最终损失情况，生效的刑事裁判已经判处继续追缴董风龙、武成的非法所得，发还给被害人。被上诉人贾迎心的损失能否通过追缴得到弥补及追缴的程度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暂无法确定最终的损失。况且，本案涉及的刑事犯罪尚有重要犯罪嫌疑人常丽蓉等在逃，是主要的实际用款人之一。目前，公安机关仍在全力追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常丽蓉，刑事追缴非法所得程序正在进行之中，故被上诉人贾迎心的损失仍然存在得到弥补的可能性，董凤龙、武成等人犯罪遭受的实际损失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一审判决在刑事程序尚未完全终结的情况下，径直认定被上诉人贾迎心的损失为3899803.96元，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使应当承担责任，也应由被上诉人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独自承担。1、犯罪分子武成挪用公款的行为已非代理行为，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与上诉人系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根据双方于2009年8月26日签订的《地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约定：双方共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规章制度，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银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由此可见，上诉人委托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开展的是正常的银行业务代理。然而，通过生效刑事裁判文书所证实，邮政公司下属的原鸣谦储蓄所所长武成却和第三人董凤龙等人恶意串通，通过允诺高息的方式骗取并非法占有储户的存款，该等行为已非上诉人授权的代理行为，不但早已超出了代理权限，而且严重损害被代理人即上诉人的利益。2、被上诉人贾迎心的损失系因武成职务犯罪所致，即使应当承担责任，其损失应由武成所在单位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承担责任。首先，犯罪分子武成原系邮政公司下属机构鸣谦邮政储蓄所所长，该利用担任储蓄所主任的职务便利，和第三人董凤龙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和储户的利益，非法占有被上诉人贾迎心的存款，以致造成了巨额损失。犯罪分子武成系邮政公司下属机构工作人员，其犯罪行为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在于单位管理不力。故即使应当承担责任，也应由其工作单位承担责任。其次，邮政公司承诺承担责任，且该公司具备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根据代理双方签订的《地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约定，代理营业机构发生案件、差错造成的损失，由邮政企业承担。尽管该协议是双方约定，但从减少诉累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在邮政公司具备承担责任能力的情况下，判决其直接承担责任，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贾迎心对存款损失存在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贾迎心为获取高额利息，轻信董凤龙、武成、段月琴等人的诱惑，对自己定期存款却没有定期存单或存折、银行储蓄利率不得擅自变动等明显违背生活常识的行为视而不见，且将自己办理的绿卡通副卡及密码交给、告知他人（犯罪分子），显然没有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对自己的存款损失抱有放任和侥幸的态度，以致最终被犯罪分子董凤龙、武成等人所骗酿成巨大损失。因此被上诉人贾迎心对自己的损失明显存在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中不服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2）晋中中法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一）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案由是借记卡纠纷或者是存单纠纷。本案的涉及的合同为金融储蓄合同。按照储蓄合同法律关系，一方为存款人，另一方为金融机构。上诉人不是金融机构，且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被上诉人存取的资金全部在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账户内进行。原审判决与储蓄合同无关的上诉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明显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二）原审人民法院应依法追加用资人董凤龙参加诉讼，并主张用资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贾迎心为获取用资人董凤龙的高额利息，将本人的身份证件交付董凤龙代为办理存款开户手续，董凤龙开户时代为办理主副卡，后在贾迎心转款后，将贾迎心的存款分多笔提取或转款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三）项“出资人起诉金融机构的，人民法院应通知用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出资人起诉用资人的，人民法院应通知金融机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三）原审不应将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并判决。人民法院审理应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至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的代理关系，应由双方自行调解或另案处理。二、原审查明及认定事实均存在明显错误。（一）本案不是一件普通的自然人的储蓄存款纠纷，而是涉嫌诈骗、违法借贷的案件。2011年，在太原市爆发了闻名省城的的李文广、董凤龙、李栋、武成、崔建强、常丽蓉（在逃）、段月琴（在逃）、和向东（另案处理）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共同参与，有组织、有分工的涉嫌票据诈骗罪、诈骗罪、挪用公款罪、非法吸收公罪存款罪、滥用职权罪等多个罪名，涉及多家企业、银行、35名个人的团伙犯罪组织。邮政储蓄银行也被卷入期间，表现为多名社会不法人员采取名为“存款”，即犯罪嫌疑人（社会人员、用资人）与“存款人”（出资人）联系，以给付高额利息（由用资人直接给付），约定在银行偏僻郊区营业网点“存款”，规定一定期限不能支取，然后在出资人委托用资人代为办理“存款”业务获知的密码，用办理的副卡将上述款项“借出”。在整个过程中，出资人违法获取高额利息，心照不宣地对上述款项支用采取放任、配合的态度，而用资人董凤龙则堂而皇之，在短则l、2个月或者数月内安然享用上述存款，或者转账、汇款、或者提现、或者消费。实为“诈骗、违法借贷”的手法，从而达到通过“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方式转嫁违法犯罪风险的目的。对这样一起违法的案件，原审对本案原告的违法行为未作出任何制裁，且判令国有机构承担责任，判决结果直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后果。（二）被上诉人贾迎心的存款被支取是由于其委托董凤龙存款造成的，且贾迎心收取了董凤龙的高息，原告存在明显的过错，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三）上诉人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均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贾迎心委托董凤龙以其交付的身份证办理开户的，董凤龙作为代办人在开户时办理了主副卡并设定密码，这是符合《储蓄管理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中的代为存取款的规定的。《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代理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代理人应当出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件。2、造成被上诉人存款被董凤龙支取并使用，是由于贾迎心委托董凤龙代为办理存款开户手续过程中，董凤龙开立主副卡和设定初始密码，在办理后，董凤龙将主卡交给贾迎心，保留副卡和初始密码，在贾迎心持主卡存款后，董凤龙才用副卡支取的，在支取存款一年中，贾迎心事实是知晓的，因此，对委托他人支取存款，属于代理行为，应由委托人贾迎心承担全部责任。3、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贾迎心的款项是被董凤龙使用的，贾迎心应当起诉董凤龙要求返还。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在本案中既非适格主体，又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是借款人、担保人和实际用款人，原审判令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尤其是案由为储蓄管理合同纠纷或借记卡纠纷，却引用委托代理纠纷的相关法律规定，导致错误适用法律，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的若干规定》等法律及司法解释。
贾迎心针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无误，审判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无误，审判程序合法。1、答辩人与上诉人一开设的储蓄网点之间形成了真实的储蓄存款的法律关系。2011年1月10日，答辩人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晋中分行鸣谦储蓄所申请开户，并办理了一张邮政储蓄卡。2011年1月13日，原告将400万元人民币存入了该邮政储蓄卡内，至今从未支取。鸣谦储蓄所是上诉人一的储蓄网点，不是独立核算单位，其民事行为由上诉人一承担。由此可见答辩人与上诉人一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存款储蓄卡真实，存款数额属实。因此，上诉人一理应依法向答辩人承担兑付存款本息的义务。2、答辩人与上诉人一之间是一种储蓄存款关系，而并非与其他第三人的借贷关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答辩人实际向鸣谦储蓄所交付了400万元，而并未将款项交予实际用资人。答辩人与上诉人一之间是一种储蓄存款关系，而并非与其他第三人的借贷关系。本案属于一般存单纠纷案件范围，而并不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所以本案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上诉人方将其负责人的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认为是民间借贷行为，并要求追加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抗辩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二上诉人以发生刑事案为由拒绝兑付答辩人存款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答辩人存入上诉人银行的全部款项，是由上诉人的负责人武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犯罪的手段非法挪用给了社会上的其他犯罪分子。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答辩人对于副卡存在并不知情，对武成等的犯罪行为毫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参与。刑事案件已经查明的事实也印证了答辩人本人是否亲自去办理开户手续并不会改变犯罪分子使用隐匿副卡通过原始密码转走其款项的结果。答辩人和上诉人一的储蓄存款关系合法有效，与上诉人负责人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答辩人将款项存入银行，便与银行产生了债权。答辩人既没有参与刑事犯罪，也没有民事存款方面的过错，所以上诉人以发生刑事案件为由拒绝兑付答辩人存款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4、上诉人二与上诉人一系代理与被代理关系，上诉人二应对上诉人一的兑付存款行为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答辩人在鸣谦储蓄所所办理开户申请表冠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结算帐户／变更申请书”，鸣谦储蓄所给答辩人银行卡名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可见该储蓄所作为上诉人二的下属部门，在实施代理邮政储蓄银行业务的行为。鸣谦储蓄所不属于独立的分支机构，不实行独立核算，所以作为其上级开办的主管部门的上诉人二，应对上诉人一向答辩人的兑付存款本息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未作书面陈述。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因申领、使用、注销借记卡而引发的银行卡纠纷，应为借记卡纠纷。本案中，贾迎心在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的前身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办理了存款开户手续，该储蓄点为贾迎心发放了银行借记卡，双方首由此形成储蓄合同法律关系，该储蓄存款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确认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作为储蓄业务的办理银行负有保障存款安全的义务。本案中由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的工作人员的刑事犯罪行为，造成了贾迎心的存款损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贾迎心作为持卡人已尽到了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其密码的义务，在履行储蓄存款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定和约定义务，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及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关于本案原审原告贾迎心有违法行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并刑重字第7号刑事判决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刑二终字第209号刑事裁定已认定贾迎心所诉款项损失系由银行内部人员的犯罪行为所致，贾迎心委托他人办理开户手续与犯罪分子使用隐匿副卡转走存款并无直接关系。本案中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和因借记卡产生的民事纠纷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并不影响本案的民事审理，故两上诉人关于“贾迎心所诉款项在已有生效刑事裁判且判令继续追缴的情况下，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民事起诉条件，不属于法院民事受案范围”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自己的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晋中乌金山镇营业所前身为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本案储蓄存款关系发生在2011年1月，出卡人为当时的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系原晋中市邮政局的下属部门。该储蓄点为贾迎心出具的银行卡名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卡通”，开户申请表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结算账户开户、变更申请书”。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该储蓄点作为原晋中市邮政局下属部门，系在实施代理邮储银行业务的行为并无不妥，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系被代理人，理应承担兑付存款及利息的责任。本案中，由于山西省晋中市邮政局鸣谦邮政所储蓄点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导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的存款损失，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作为代理人履行职责不当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其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有据。综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均不能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998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晋中市分行、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各半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国平
审判员 郭民贞
审判员 任君虹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薛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