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港行初字第0055号
原告张建生。
原告张美琴。
被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住所地南通市青年西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杜松华，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陆萍。
委托代理人张早早。
第三人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段家坝路136号。
法定代表人张向阳，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拥明。
原告张建生、张美琴不服被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以下简称崇川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于2013年10月5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并于10月12日向被告崇川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建生、张美琴，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李陆萍、张早早、第三人建工集团委托代理人周拥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6月8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作出崇公（新）行罚决字（2013）3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2年5月以来，张美琴、张建生等近百名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为了向该公司索要住房补贴等福利待遇，数十次围堵公司大门。其中，2012年9月3日上午8时许，张美琴等数十人强行推开公司大门，并聚集在门口吵闹，后张建生在聚集的人群中用电喇叭喊话，严重扰乱了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张建生和张美琴各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2013年10月22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一、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材料
1.原告张建生、张美琴的询问笔录。
2.证人张新龙、吴鑫明、郭其云、王政、王惠德、王洪兵、ＸＸ林、朱斌、李义华、钱兆坤、孙洪清、周五候、曹福清、朱红娥的询问笔录。
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两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材料
崇公［新］受案字（2012）号《受案登记表》、崇公（城）行传字（2012）第614号《传唤证》和崇公（新）行传字（2012）第619号《传唤证》、对张建生和张美琴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被拘留人家属通知登记表。
以上证据证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执法程序合法。
三、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原告张建生、张美琴诉称，一、被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1.认定的“数十次围堵公司大门”的事实与两原告无关；2.认定“张美琴等数十人强行推开公司大门，并聚集在门口吵闹”与事实不符，无证据证实；3.认定“严重扰乱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无事实根据。二、被诉行政处罚程序违法。1.在市政府抓获原告时未出示证件和法律文书；2.2012年9月5日先传唤再出具传唤证；3.2012年9月5日对原告传唤，直到2013年6月8日才作出处罚，超过法定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三、适用法律不当。张建生喊话是代表退休职工依法行使权益，不是违法行为。两原告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适用条件。
原告张建生、张美琴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张建生、张美琴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两原告的身份。
2.崇公（城）行传字（2012）第176号和崇公（新）行传字（2012）第629号传唤证，证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于2012年9月4日和同年9月5日分别传唤两原告的事实。
3.崇公（新）行罚决字（2013）3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
原告张建生当庭提供以下证据：
4.原告张建生在2013年9月3日喊话内容的书面稿，证明原告张建生喊话没有非法内容。
被告崇川公安分局辩称，被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张建生、张美琴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建工集团述称，被诉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两原告的行为造成第三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开展，被诉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建工集团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监控录像，证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认定的两原告违法的行为客观存在。
2.照片，证明两原告等退休职工多次在第三人单位聚集闹事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张建生、张美琴对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所举事实方面的证据1，均提出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两人实行疲劳询问，原告张建生还提出其询问笔录中部分内容不真实；认为证据2中证人吴鑫明、郭其云、王政、王惠德、王洪兵、ＸＸ林、朱斌、李义华为第三人建工集团领导和工作人员，与第三人建工集团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证人钱兆坤、孙洪清虽同属维权代表，后来态度发生改变，证言与事实不符。原告张建生、张美琴对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所举程序方面的证据《传唤证》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对被拘留人家属通知登记表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第三人建工集团对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所举证据未提异议。
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原告张建生、张美琴所举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传唤违法，对证据2、3未提异议。对证据4，认为喊话内容不影响对原告张建生违法行为的认定。第三人建工集团对原告张建生、张美琴所举证据未提异议。
原告张建生、张美琴对第三人建工集团所举证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张美琴有违法行为，也不能证明原告张建生的行为违法。
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第三人建工集团所举证据没有异议。
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根据证据采信规则，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张建生、张美琴均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所提出的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实行疲劳询问以及原告张建生提出的询问笔录中部分内容不真实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足以推翻两人询问笔录的合法性。证人吴鑫明、郭其云、王政、王惠德、王洪兵、ＸＸ林、朱斌、李义华为第三人建工集团领导和工作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密切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以上证人证言与其他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故对其真实性及证明效力予以认定。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依法向证人钱兆坤、孙洪清调查，所形成的询问笔录上有两人的签字，原告张建生、张美琴对该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所举传唤证上均有两人签字确认，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传唤行为的合法性在审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执法程序合法性问题中一并阐述。对被拘留人家属通知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原告张建生、张美琴所举证据1、2、3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证据4系原告张建生自认的喊话内容，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
第三人建工集团所举证据能反映建工集团退休职工为反映问题在单位门口聚集的事实，与本案的关联性予以认定。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上述证据效力的认定，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张建生、张美琴系第三人建工集团的退休职工。2012年5月以来，张建生、张美琴等近百名建工集团退休职工为了向该公司索要住房补贴等福利待遇，数十次围堵公司大门。2012年9月3日上午8时许，张美琴等数十人强行推开公司大门，并聚集在门口吵闹。上午9时20分左右，原告张建生在聚集的人群中用电喇叭喊话，前后约十五分钟左右。原告张建生、张美琴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第三人建工集团的正常工作秩序。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告崇川公安分局依法具有治安管理的法定职责。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二、执法程序是否违法；三、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被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被告崇川公安分局认定原告张建生、张美琴的违法行为有两原告本人的陈述，有参与聚集的其他退休职工的证言，有在场的第三人单位相关人员的证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形式之一，经法庭审查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本院对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所提交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进行了审查认定。原告张建生、张美琴无证据或正当理由推翻以上证人证言的效力。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收集的证据客观全面，两原告对自己行为的陈述与案发当天参与聚集的其他多名退休工人的陈述、第三人建工集团在场的保安人员和处理退休职工相关事务的工作人员的陈述均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认定的两原告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至于两原告提出部分退休职工后来转变了与第三人建工集团的对立态度，证言不可信。本院认为，该理由不是否定证人如实陈述事实，推翻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正当理由。两原告所称部分职工与第三人建工集团的对立态度转变，不意味着这些老职工作出对两原告不利的违反客观事实的陈述，相反可见连利益诉求一致的部分退休职工亦不予认同两原告所谓“维权”过程中的过激行为。综上，本院认为被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原告张建生、张美琴认为被告崇川公安分局认定事实无证据证实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执法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两原告提出被告非法传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2012年9月4日，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出具崇公（城）行传字（2012）614号传唤证将原告张建生传唤到田宇宾馆，当天又出具了崇公（城）行传字（2012）176号传唤证将原告张建生传唤到城东派出所。原、被告一致认可9月4日原告张建生先被传唤到田宇宾馆，后又被带至城东派出所。传唤证是公安机关通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到公安机关来接受询问和查证的具体方式。从传唤证的用途看，在原告张建生已被传唤到指定地点后，因办案需要转移传唤地点的，应当无需再出具传唤证，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同一天对被传唤人出具两份传唤证不够严谨，有待规范，但该瑕疵尚不构成程序违法，也未侵害原告张建生的合法权益。两原告诉称的传唤未出示证件和法律文书等主张，因被告崇川分局在办案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传唤证传唤或口头传唤，均符合法律规定，两原告的相关主张亦不能成立。原告张建生、张美琴还提出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在传唤过程中有限制吃喝拉撒、没收手机等违法行为，因两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有侵犯两原告人身权的行为，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张建生、张美琴提出被告崇川公安分局超过法定办案期限违法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我国法律对治安案件办理期限的规定，意在督促公安机关积极履行治安管理职能，提高办案效率，使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查处，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办案期限的限定并不意味着超过该期限即不得对治安违法行为人作出处罚。只要公安机关不明显怠于履行职责，超过期限处罚未造成对业已形成的社会安定秩序的破坏，亦未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新的法律义务的负担和权益受损，其作出的行政处罚仍应当得到支持，否则无异于要求公安机关违背行政执法职责，放弃对违法行为的制裁，造成对公共秩序和利益的保护缺位。本案中，原告张建生、张美琴等第三人建工集团的退休工人集体向单位、政府部门主张相关要求一直持续到2013年6月以后，被告崇川公安分局根据治安事件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合理期限内对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原告张建生、张美琴以超过办案期限违法为由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诉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原告张美琴等人强行推开公司大门，并聚集在门口吵闹，后原告张建生又在人群中用电喇叭喊话，两人的积极行为客观上使第三人建工集团单位秩序从有序变成无序，造成社会治安不稳定。虽然原告张建生、张美琴主张自身行为系合法维权，不应受到行政处罚。但任何公民在主张和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都应当承担公民守法的基本义务，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两原告及其他退休工人即使有正当合法的诉求，但采取的行为方式触犯了治安管理法律法规，产生了应受到治安处罚的社会危害性，也应当依法受到相应的处罚。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无论是行政执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应支持合法理性维权，但对于两原告以扰乱单位正常秩序方式进行的所谓“维权”不应姑息和容忍。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原告张建生、张美琴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崇川公安分局对原告张建生、张美琴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张建生、张美琴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建生、张美琴要求撤销被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作出的崇公（新）行罚决字（2013）3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张建生、张美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账号：47×××82）。
审 判 长 刘海燕
代理审判员 齐海生
人民陪审员 杜伟伟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许美燕
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