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江民初字第121号
原告许某甲。
原告许某乙。
原告殷某。
原告许某丙。
法定代理人许某己，系原告许某丙父母。
四原告委托代理人柯荣明，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许某丁。
被告应某。
被告许某戊。
法定代理人：许某庚，系被告许某戊父母。
三被告委托代理人方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诉被告许某庚、许某戊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于2015年1月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韩涛独任审判，于2015年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某甲及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委托代理人柯荣明，被告应某及被告许某庚、许某戊委托代理人方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诉称：杭州市江干区皋飏里1幢103室房屋系原被告祖上许长富的老房屋经拆迁安置所得。后于2002年该皋飏里1幢103室又再次遇房屋拆迁。在2002年11月5日以被告许某丁为户主与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将江干区皋飏里1幢103室拆迁。安置政策是以户为单位安置房屋面积，在协议附后的《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中安置人员为：许某丁、许某甲、王丽娟、许某戊、应某、许某己、许某丙共8人。共取得的房屋安置面积为102.16平方米。后，安置分配取得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704室的两套房屋。其中安置户内成员王丽娟2004年11月3日去世，未留遗嘱，其该房屋的遗产份额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许某甲（配偶）、许某丁（长子）、许某乙（次子）继承。安置所得的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704室的房屋，基于当时的政策等规定，尽管暂时登记于户主许某丁名下，但该房屋系共同共有性质。原告依法有权分割该财产；但由于被告一直拒不配合，致使房屋分割无法完成。不得不提起诉讼。为此诉至法院：1、依法确认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704室房屋为原被告共同所有，两套房子暂估715120元。2、依法分割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50.08平方米）、704室（50.08平方米）房屋共计102.16平方米，具体为：原告许某甲占房屋1／6，即17.026平方米；（计算方式：1／8＋1／8÷3=4／24，即1／6；102.16平方米＊1／6=17.026平方米）原告许某乙占房屋1／6，即17.026平方米；原告殷某占房屋1／8，即12.77平方米；（计算方式：102.16平方米＊1／8=12.77平方米）原告许某丙占房屋1／8，即12.77平方米；被告许某丁占房屋1／6，即17.026平方米；被告许某戊占房屋1／8，即12.77平方米；被告应某占房屋1／8，即12.77平方米；3、判令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房屋归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所有；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704房屋归被告许某丁、许某戊、应某所有，对该704室房屋多余部分8.524平方米（51.08-17.026-12.77-12.77=8.524平方米）。按照市场价格折价补偿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
被告许某庚、许某戊共同答辩称：一、本案不存在分家析产的事实基础，原告不具有诉权，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分家析产的前提，在于各原告首先必须证明其主张分割的财产系家庭共有财产，才能提起分家析产之诉讼。
本案中，各原告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704室的两套房屋为原被告共同共有，依据在于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经拆迁安置由许某丁为户主与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所得。因此，各原告诉求的第1项所主张的两套房屋是不是家庭共有财产，判断的事实基础在于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是不是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各原告在诉状中称，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房屋系原被告祖上许长富的老房屋经拆迁安置所得，但此项说法，各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而事实上，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系许某丁和应某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私产的范畴，是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不是家庭共有财产。客观地讲，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原系登记在杭州百货总公司名下的公房，建筑面积56.83平方米。早在1981年，许某丁就承租了该公房，并办理了公房的房卡，房主为许某丁。1996年12月12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许某丁与杭州百货总公司签订了《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以23830.52的价格购买了该公房，购买时使用了许某丁16年的工龄和配偶应某10年的工龄合计26年工龄计算折扣，并一次性付清了19064.42元的房款和451.80元的个人缴纳共有部位维修基金后才取得的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产权人许某丁，产权共有人应某。1997年6月17日，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依申请颁发了“杭上改字第91799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产权人为许某丁，所有权性质为私有。因此，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权属明晰，没有争议，属于许某丁和应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此外，根据家庭共有财产的定义，即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完全不符合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事实。许某丁早在1981年就是户主，承租了该公房，生活居住在此。许某丁的父母许某甲、王丽娟是在1992年因投靠儿子许某丁才从重庆迁入该户的。其他3个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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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某己、许某丙，与该户公房没关系。这3个原告的户口至今仍在江苏省昆山市。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不存在原被告共同生活的事实，更不存在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事实。
二、本案不具有分家析产的法律依据，各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中，无论是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还是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704室的房屋，均经过了合法有效的登记备案，颁发了合法有效的房屋产权证书。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对应的产权证编号为“杭上改字第91799号”，因拆迁而在2005年注销，所有权人为许某丁；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704室的房屋对应的产权证编号为“杭房权证江改更字第××号、杭房权证江改更字第××号”，以及“杭房权证江移字第××号”，所有权人为许某丁，共有权人为应某。本案所涉及的三套房屋，权属明晰，经登记而合法有效。除非各原告能证明不动产登记薄确有错误，本案就应当依据不动产登记薄作为定案依据。而各原告若要证明不动产登记薄确有错误，应当另行提起行政诉讼，而不是在民事诉讼中要求法院来确认不动产登记薄确有错误，从而做出与不动产登记薄不相符的裁决。因此，本案的分家析产纠纷，与绝大多数权属不明晰的案件不同，本案争议的三套房屋，权属都是明晰的，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均依法审查后进行了登记备案，而登记备案的行为本身就是依据《物权法》进行的确权行为，各原告向法院提起确权的诉求，与行政机关已经做出的确权，两者是冲突的。故为了避免这样的冲突，人民法院也应依法裁定驳回各原告的起诉。
三、各原告对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704室房屋不享有任何的份额。
根据2002年11月5日由被拆迁人许某丁和拆迁人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总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拆迁人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总公司拆迁的房屋座落在上城区皋飏里1号1-3，产权证号为91799，与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登记的信息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拆迁人征收的房屋就是被拆迁人许某丁和应某夫妻共同财产的私房。根据《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第二条的约定，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货币补偿的价格为282026.72元，加上其他各项补助的费用，合计总的补偿金额为325199.49元。被拆迁人许某丁和应某选择了货币补偿的方式。
同时，被拆迁人许某丁和应某在货币补偿的基础上，为了早日解决住房问题，没有选择异地或回迁安置的方式，没有选择拿期房，而是与拆迁人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向拆迁人购买位于江干区三里亭地段现房的权利。根据该协议第三条的约定，许某丁和应某购买的两套现房，一套为江干区三里亭一区16-404的房屋，价格为165107.41元；一套为江干区三里亭一区16-704的房屋，价格为183707.68元，合计总价格为348815.09元。
因此，许某丁和应某选择的是货币补偿的方式，应收补偿款325194.49元，而用于购买位于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704室的两套房屋合计应付的购房款为348815.09元，最终由许某丁和应某向拆迁人支付了23615.60元的差价才取得的房屋，后办理了两套房屋及土地的权属证明，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许某丁，共有权人为应某。《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并非物权凭证，它只是拆迁人诸多工作联系单中的一份表格，不具有法律效力；《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它没有原被告各方签字确认，仅有拆迁人公司的一个内部印章，仅为拆迁工作内部流转文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具有对外的证明效力；从拆迁谈判的过程以及《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的内容反映，被征收的位于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与被拆迁人购买位于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16幢704室的房屋系等值等价的交易，许某丁和应某的财产总价值并没有因为拆迁发生大的变动，两人获得的是一个等价的合理的补偿，与各原告没有任何的关系。至于房屋前后面积上的变化，从原皋飏里56.83平方米，变为两套房屋合计102.16平方米，是由于安置的房屋地段、价值，以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多次协商所达成的结果，它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交易，而等价的交易并不必然是等面积的交易，因此各原告仅以一份记载了包括各原告姓名的《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就认为自己系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16幢704室房屋的共同共有人，与客观的事实不符，缺乏行权的法律依据。
四、退一步讲，假设各原告第1项的诉讼请求成立，各原告第2项、第3项的诉求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法应被驳回。
本案中，许某丁和应某从2002年11月与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并在2002年拿到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和16幢704室的现房后，为了照顾父母，主动将16幢404室的房屋让出来给父母许某甲和王丽娟居住，自己和女儿许某戊则住在16幢704室，在父母提出来要和小儿子一家共同居住的情况下，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至今相安无事，已有十多年的时间。
五、本案原告提起的是一个确认之诉，确认之诉的客体应当是请求权，请求权对应的民事主体基于司法权利请求他人一定或为不一定是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应当适用民法诉讼时效的规定。民事诉讼诉讼时效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是两年，三里亭苑两套房屋从拆迁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所以原告提起诉讼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屋权属查询信息1份，2、房屋所有权证书1份，3、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1份，共同证明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704室房屋登记于户主许某丁名下的事实。在共有人一栏均为无。
4、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1份，证明以被告许某丁为户主的杭州市江干区皋飏里1幢103室房屋被拆迁的事实。
5、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1份，证明原被告及被继承人王丽娟被安置房屋面积的事实。
6、户口档案查询情况及证明，7、常住人口登记表1份，8、迁移证1份，9、婚姻申请书1份，共同证明被继承人王丽娟于2004年11月3日死亡的事实；原告许某甲与被继承人王丽娟系夫妻关系的事实；原告许某乙、被告许某丁为被继承人王丽娟的法定继承人的事实；被继承人王丽娟的法定继承人父王士林、母汪月珍均已死亡的事实。
10、杭州市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一份，证明该房屋为许某甲、王丽娟、应某、许某丁、许某乙共同购买的事实。
对于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提交的证据，被告许某庚、许某戊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2、3实际已经作废，对于原告证明对象的表述有异议。原告称“登记于户主许某丁名下”，会给人造成形式上和实体上是否存在不一致的错觉，杭州市房产管理局的登记行为本身就是对房产的确权行为，不需要由其他司法机关在此进行确权。原告若对此有异议，应当向该行政机关进行确认。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这份证据反而能证明在当时的拆迁安置中，各原告不享有份额。第一，这份拆迁协议，是以货币的方式进行的补偿，不是按人头或者户口进行的补偿。这在第二条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它评估的是被拆迁房屋的价值，房屋内附属物的残值，这些都是固定的，与安置人口数的多少没有关系。第二，协议第三条能反映，两套调换的用房，不是按照安置人口数进行面积计算得来的，而是根据两套房屋的评估价值得来的。第三，协议第四条更加能够说明，这次拆迁安置，是旧房与新房结算后的一次等值等价的市场交易行为，与安置人口数的多少没有关系。所以，综合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能够证明：当时的拆迁安置，与安置人口数无关，各原告不享有份额。对证据5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这份安置表实际上是一份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的内部流转文件，是拆迁人单方制作的，不具有对外的法律效力，更不能产生证据的证明效力。所以，原告的取得虽然是合法的，来源于房产管理局的档案，但合法取得的材料，不一定具有证明效力，两者不是一个概念。第二，这份拆迁安置表登记的信息有错误。许某乙从来就不是皋飏里1幢103室房屋正式户口的一员，许某乙的户口至今都在江苏省昆山市。所以把许某乙登记在有正式户口一栏，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由此，说明这份拆迁安置表充其量只是一个家庭关系成员的调查表，不是拆迁安置的依据。第三，我国各大城市在拆迁补偿上都有设定人均最低面积的，如上海人均最低面积为22㎡，杭州是24.3平方米。退一步讲，假设本案的拆迁安置是按照这份表格登记的8人进行的安置。那么，安置人口数为8个人的话，实际安置面积应不少于194.4平方米，但是，这份《房屋拆迁安置表》上安置的两套房屋总面积只有102.16平方米。折算下来，人均才12.77平方米，连申请廉租房人均最低的15平方米都达不到。更不要说，现在一般的拆迁安置补偿中，人均都有50平方米、60平方米这样的面积水平了。因此，哪怕是从安置面积这一项上去判断，这份表格记载的安置人口数也不是面积增加的原因，与证据4相互印证这足以说明本次拆迁安置不是按照人头或者户口进行的安置，它就是一次货币补偿的安置，各原告是没有份额的。对证据6、7、8、9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理由：第一，户口迁入迁出与房屋权属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不是有户口就是共有权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第二，这组证据涉及的是继承问题，但继承的前提是被继承人必须享有可供继承的财产，而王丽娟虽然是许某丁的母亲，但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是许某丁和应某的私产，不属于王丽娟可供继承的遗产。所以，这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根据10三性均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1、许某甲对于公房购买情况是完全不知情的，与原告代理人所说许某甲是购买人之一是自相矛盾的。2、这份申请表的填写人是被告应某，填写目的是填写家庭成员情况，与申请购房没关系。3、根据房改政策，许某甲、许某乙、王丽娟都是没有资格购买的，事实上许某甲和王丽娟已经在重庆参加过房改政策，许某乙也是在昆山享受过福利分房了。根据杭州市房改办《杭州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若干政策问题解答》的意见的第十八条规定：市区出售公有住房的对象是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市区城镇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公有住房承租人仅指公有住房租赁证或租赁协议上所载明的承租人。政策要求也只有许某丁有权利购买，其他人都没有购买资格。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被告对证据1-4、6-10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系复印件加盖杭州市房产档案馆公章，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许某庚、许某戊提交了以下证据：
1、结婚证1份，证明被告许某丁和应某系夫妻关系，登记时间为1992年11月26日。
2、杭州市私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杭州市市区出售价格审批表、售房款证明单、售房款专用票据、房屋所有权证、杭州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表、杭州市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杭州市购买公有住房工龄证明单、应某的工龄证明1组，证明杭州市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系由许某丁和应某申请并买断，拥有合法的房屋所有权证，系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家庭共有财产。
3、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1份，证明杭州市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房屋在拆迁时采取的是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为282026.72元，权利人许某丁和应某经过与拆迁人多次协商，以等价交易的方式向拆迁人购买了位于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和704室的两套现房，款项已结清，房屋已交付。
4、房屋产权证和共有权证1份，证明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的房屋所有权人依法登记确认为许某丁和应某共同共有。
5、房屋产权证1份，证明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704室的房屋所有权人依法登记确认为许某丁所有，应某和许某丁系夫妻关系，为合法的共有权人。
6、户口档案查询情况、证明1份，证明许某丁的户口1981年已经迁到杭州市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许某丁的父母的户口是1992年以投靠子女的名义从四川迁到杭州。拆迁的时候户口本上只有许某丁、许某甲、徐丹妮、王丽娟四人。说明二点，杭州市上城区皋飏里1幢103室的公房一直是由许某丁承租，直到1996年房改政策许某丁将其买断成为其私产，不是家庭所共有财产。也说明了原告提出的户口登记信息是错误的，许某乙不可能登记在杭州市上城区皋飏正式户口登记一栏。
对于许某庚、许某戊提交的证据，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据2公章没有异议，但是对内容存在异议，与客观事实不符。对购房申请表、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售房款证明单真实性有异议；售房款专用票据真实性有异议，付款人并非是许某丁，应当是王丽娟；房屋所有权证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该产权是许某丁所有，在共有人一栏应处于空白状态；杭州共有住房出售价格申报表、杭州市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真实性有异议，价格申报表时间为1996年6月19日，家庭人口为三人，建筑面积为56.83平方米。住房申请表时间为1996年6月18日，家庭人口为五人，建筑面积为45.19平方米。申请人或其他家庭成员在市区租住或者持有住房的为无。杭州市出售公有住房工龄证明单、应某的工龄真实性持有异议。证据3三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恰恰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房屋为共同共有的事实。证据4、5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存在错误登记，在共有人一栏从无变更为有，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证据6三性无异议，恰恰证明了本案的原告对该房屋是享有权利的。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原告对证据1、3-5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系复印件加盖杭州市房产档案馆公章，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综上，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有效陈述及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许某甲与王丽娟系夫妻，许某乙、许某丁系许某甲与王丽娟之子，许某乙与殷某系夫妻，许某丙系许某乙与殷某婚生子，许某丁与应某系夫妻，许某戊系许某丁与应某婚生女。王丽娟于2004年11月3日死亡。
1996年12月12日，被告许某丁（住房购买人、乙方）与杭州百货总公司（住房出售单位、甲方）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于上城区皋飏里1号1层1-3室的住房一套出售给乙方，该套住房建筑面积为56.83平方米，核定的总售价为23830.52元；乙方以现金一次付清全部房款，甲方给乙方应付全部房款的20%的房价折扣，扣除折扣后，乙方应实际支付甲方房款计人民币19064.42元，乙方必须于1996年12月20日之前一次付清全部购房款；购买现租住房者，按本协议规定的实际交付购房价款的次月起终止租赁合同，停止收交房租；付清全部房款后，所购住房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住房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证的转移变更手续，由双方办理，所需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后被告许某丁依约支付购房款。1997年6月17日，杭州市房产管理局颁发了“杭上改字第91799号”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许某丁，所有权性质为私有。
2002年11月5日，被告许某丁（被拆迁人、乙方）与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总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约定：甲方因建国路拓宽项目建设需要，经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审查批准，领取了杭拆许字（2000）第3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实施房屋拆迁。乙方所有的房屋属于该拆迁许可证核准的拆迁范围内；乙方同意将坐落于皋飏里1号1-1-3房屋，建筑面积56.83平方米，交给甲方拆迁；甲方补偿乙方房屋货币补偿金、附属物补偿金、住宅搬迁补助费、非住宅一次性补偿费共计人民币325169.49元；甲方将坐落现房三里亭一区16-404、16-704室二套房屋作为安置房，现房建筑面积51.08平方米，安置用房价款共计348815.09元；被拆迁房屋与安置房屋差价款为23615.60元，该款于2002年11月6日前结清；乙方自行解决过渡用房的，在过渡期内，临时安置补助费为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5元，按四个月计算，计3409.80元。根据《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表》，皋飏里1号1-1-3房屋拆迁后，安置人口为许某丁（户主）、许某甲、王丽娟、许某戊、应某、许某乙（上述均为有正式户口）、殷某、许某丙（上述均为无正式户口）。江干区三里亭苑一区16幢404室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在许某丁与应某名下，704室的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在许某丁名下。
另查明，杭拆许字（2000）第3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发证日期为2002年6月21日。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杭州市城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工作人员称根据《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2年05月08日颁布实施），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被拆迁住宅用房属于直管公房或者单位自管公房的，承租人按照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购房后，拆迁人应当对其按被拆迁人予以货币补偿或实行产权调换，对实行产权调换的房屋面积，按照被拆除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合法房产凭证上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从而改变了之前以房屋使用人口作为安置标准的规定。
本院认为，上城区皋飏里1号1层1-3室的住房原系杭州百货总公司所有，后许某丁以公房承租人身份参加房改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事实清楚，上述房屋产权是明确的。根据《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案涉三里亭一区16-404室、16-704室房屋作为上城区皋飏里1号1层1-3室拆迁后的安置用房，理应归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所有，虽然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均属拆迁安置人口，但其主张对房屋的共同共有关系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明显不符，亦无相应法律与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四原告不享有三里亭一区16-404、16-704室房屋的所有权，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951元，减半收取为人民币5475.5元，由原告许某甲、许某己、许某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951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韩涛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代书 记员 韩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