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萍民一终字第1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爱菊。
委托代理人周波，系黄爱菊之子。
委托代理人尹正林，江西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雅彤。
法定代理人刘桂英，系周雅彤之母。
委托代理人刘序体、李建华，萍乡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英。
上诉人黄爱菊因与上诉人周雅彤、被上诉人刘桂英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栗县人民法院（2014）栗民二初字第1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爱菊及委托代理人周波、尹正林、上诉人周雅彤的委托代理人刘序体、李建华以及被上诉人刘桂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黄爱菊系死者周刚的母亲，1952年9月19日出生。死者周刚的父亲已故，黄爱菊有两儿子，即周波和死者周刚。死者周刚生前系乐东国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东公司”）的职工，于2013年11月11日上午意外溺水不幸死亡。乐东公司于2013年11月14日与死者周刚的家属周波、刘桂英、周运芳等人协商，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约定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各项费用共计700000元，并将该款一次性支付给了刘桂英。该公司又于2013年11月15日支付了145000元给死者周刚的家属，并说明为赠送款。收款人刘桂英、周运芳、周波向该公司出示了收条一张，该款也支付给了刘桂英，两笔款项共计845000元。为处理周刚丧事，用去费用45000元，其余款项800000元在刘桂英处。另查明，刘桂英于2006年3月30日与案外人游奎明办理过涉外婚姻登记，2013年5月30日法院判决刘桂英与游奎明离婚。刘桂英与周刚于2012年12月22日按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在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2013年3月4日刘桂英生下女儿周雅彤，其时尚处于刘桂英与游奎明婚姻关系期间。刘桂英在分配剩余80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及死亡赔偿金时，分配给了黄爱菊150000元。黄爱菊认为其应享有的生活费及抚恤金为402565元，为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桂英予以支付。
原审判决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死者周刚因溺水意外去世后，作为母亲，黄爱菊主张死亡赔偿款中应得份额应该得到法律支持。根据乐东公司与死者周刚的家属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该公司一次性赔偿周刚家属700000元，此款包含了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死亡抚慰金、家属精神损失费、尸体停放费及处理事故期间死者亲属的住宿、餐饮等费用，另又支付了145000元赠送款，本案双方所得赔偿款共计845000元。对于该款的分割，首先应扣除为死者处理后事实际支出的各项费用，即已实际支出的丧葬费用45000元，还剩800000元，再扣除被扶养人生活费，余下的款项参照继承法的有关规定，由死者周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进行分割。死者周刚的被扶养人为黄爱菊和周雅彤，其中黄爱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7470元，周雅彤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2340元，合计189810元。扣除被扶养人生活费，余下的款项金额为610190元。刘桂英作为周雅彤的法定代理人可代理周雅彤行使继承权。另刘桂英虽然不是周刚的法定继承人，但其与周刚一起生活多年，生育和抚养了非婚生女儿周雅彤，故原审法院酌情分割80000元给予刘桂英。剩余赔偿款530190元由周雅彤和黄爱菊均分，即每人分得265095元。据此，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一、刘桂英支付黄爱菊死亡赔偿款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362565元，品除已支付的150000元，刘桂英还应支付黄爱菊212565元；二、周雅彤分割所得的死亡赔偿款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357435元，由刘桂英代为保管；三、驳回黄爱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00元、诉讼保全费2600元，共计10000元，由刘桂英承担5000元，由黄爱菊承担5000元。
原审判决宣判后，黄爱菊及周雅彤不服，均向本院提出上诉。黄爱菊上诉要求二审增加判决赔偿款40000元，其主要上诉理由如下：一审法院判决分割80000元给刘桂英是错误的。刘桂英与周刚于2012年12月22日按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至周刚意外死亡时生活居住不足一年，不存在生活多年的事实。此外，刘桂英与周刚办理结婚仪式时已与他人结婚，刘桂英的行为已涉嫌重婚罪。刘桂英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周刚，且对上诉人也构成了一定伤害。综上，刘桂英不应享有周刚的死亡赔偿款80000元。这80000元应由上诉人与周雅彤各得40000元。
针对周雅彤的上诉黄爱菊辩称，刘桂英所称145000元是给小孩的主张不能成立。公司出具的证明没有签字只有盖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是正确的。上诉人提交的公司证明有法人代表签字及单位盖章，上面没有写明该赔偿款是给谁的。2013年11月的协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也非答辩人隐匿的证据。该协议无黄爱菊签名且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因而无效。
周雅彤上诉请求二审改判额外补偿的145000元应归其所有或者依协议判决其享有500000元的抚养金。其主要上诉理由如下：上诉人父亲周刚死亡之后，死者家属与乐东公司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由乐东公司共赔偿700000元。鉴于上诉人才几个月大，以后需巨额的教育和生活费用，乐东公司出于人道主义，才额外支付145000元并于2013年12月19日出具证明。因此，该款属于上诉人周雅彤，故不应纳入死亡赔偿款一并分割。一审判决置客观事实不顾，错误采信明显不符合法理、情理的补充证据，导致裁判严重不公。此外，一审判决之后，上诉人母亲在整理衣物时，发现了一份被被上诉人隐匿的新证据，即2013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协议约定：周雅彤抚养金500000元，由母亲刘桂英和伯父周波共同监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该145000元归上诉人所有或者依协议判决上诉人享有500000元的抚养金。
针对黄爱菊的上诉，刘桂英、周雅彤辩称，周刚与刘桂英谈恋爱的时候黄爱菊对刘桂英的婚姻情况是清楚的，刘桂英对周刚没有任何隐瞒。刘桂英与周刚曾共同生活并生育小孩，这80000元是法院根据继承的事实判决的，也是刘桂英应得的。
在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上诉人周雅彤向本院提交协议一份，欲证明周刚的赔偿款中有500000元系周雅彤的抚养金，该抚养金应由刘桂英及周波共同监护；提交周雅彤住院费发票及住院清单一组，欲证明其年龄幼小，身体不好，花费很大。经质证，黄爱菊认为该协议为复印件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认为住院费发票及住院清单与本案无关，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协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无权利人黄爱菊的签字或盖章，因而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住院费发票及住院清单与本案共有纠纷不具有关联性，因而本院亦不予采纳。
案件审理中，周雅彤提出申请，要求本院向乐东公司调查了解两份证明的真实性。经审查，周雅彤申请调查的事项不符合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同时也不符合二审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因而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以双方在一审程序中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共有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1、乐东公司额外补偿的145000元是否属于周雅彤个人所有；2、原审判决刘桂英获得80000元是否恰当；3、周雅彤是否可依协议取得500000元的抚养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乐东公司额外补偿的145000元是否属于周雅彤个人所有的问题。根据乐东公司2014年1月6日出具的证明，乐东公司已明确表示该款系补偿死者全体家属而非具体某个家属。该证明虽与乐东公司2013年12月19日出具的证明存在矛盾，但从两份证明的形成时间以及证明的内容来看，可以认定乐东公司以2014年1月6日出具的证明取代了2013年12月19日的证明。因此，本案应当按照乐东公司2014年1月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认定该死亡赔偿款系补偿死者全体家属而非单独补偿周雅彤。原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因而上诉人周雅彤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原审判决刘桂英获得80000元是否恰当的问题。刘桂英与死者周刚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按农村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并组建了家庭，双方共同生活并生育了非婚生女周雅彤。同时，周雅彤目前年龄尚小，仍需刘桂英长期抚养教育。由此可见，刘桂英对家庭以及对小孩均作出了较大贡献。原审结合本案实际，酌情判决80000元给刘桂英，于情于法均无不当。上诉人黄爱菊认为刘桂英不应获得80000元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关于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周雅彤是否可依协议取得500000元抚养金的问题。首先，上诉人周雅彤二审提交的协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该协议只有刘桂英、周波以及见证人黄建发三人的签名，而黄爱菊并未在协议上签字且对该协议不予认可，因而该协议对黄爱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上诉人周雅彤主张依协议其应取得500000元的抚养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黄爱菊、周雅彤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各自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黄爱菊承担800元，由上诉人周雅彤承担5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发良
审 判 员 曾东林
代理审判员 袁进平
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宋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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