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民四终字第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泛马纺织（天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鸿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健，上海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信（香港）有限公司。
代表�：张岩峰，该公司董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健，上海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泛马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乐志，该公司董事会主席。
委托代理人：武春义，天津康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海涛，天津康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泛马纺织（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马纺织公司）、中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为与泛马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四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泛马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鸿奎、泛马纺织公司和中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健、泛马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武春义和贾海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7月6日，泛马有限公司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请求确认泛马纺织公司向天津市宁河县商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宁河商务委）报送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中信公司返还非法获取的泛马纺织公司的全部股权；判令中信公司赔偿泛马有限公司损失1200万元人民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泛马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9日形成的《董事会决议》记载：泛马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9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形成决议如下：为了避免公司继续亏损以及一系列的债务纠纷，影响新加坡总部的运作及重组，公司同意将投资在中国天津的泛马机械（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马机械公司）和泛马纺织公司的全部股权以债转股形式转让给中信公司。公司将于即日起授权泛马机械公司和泛马纺织公司在十二个月内全权履行泛马有限公司与中信公司签订的合同，保证生产经营的连续及有关股权交接过户等具体事宜。该《董事会决议》落款处有五名董事即于伟英、费学军、陆海歌、郑继来及郑继江的签名，并加盖泛马有限公司印章。同日，郑继江以泛马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名义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泛马有限公司董事郑继来按照泛马有限公司2009年7月9日董事会决议，代表泛马有限公司在天津签署泛马机械公司、泛马纺织公司有关公司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项所需的所有文件。郑继来签名有效。委托期限自2009年7月9日至在工商宁河分局正式完成所有变更手续止。
2009年7月30日，泛马有限公司与中信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鉴于泛马有限公司持有泛马纺织公司的全部股权，中信公司已经通过受让债权方式成为泛马纺织公司的债权人，对泛马纺织公司有人民币9364826.77元的债权，因泛马纺织公司持续亏损，目前已无资金周转，泛马有限公司无力继续追加投资，也无能力继续经营，中信公司愿意接受以股权抵债的方式成为泛马纺织公司的股东。为此，双方经协商一致，就泛马有限公司转让、中信公司受让泛马有限公司在泛马纺织公司的全部股权之相关事宜，订立该《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确认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9364826.77元，泛马纺织公司的股权转让之后，该公司原有的债权债务一并由中信公司负责处理。双方同时约定，本次股权交易方式为由泛马有限公司以股权抵债方式进行，即泛马有限公司将其对泛马纺织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中信公司，以抵偿对中信公司的债务，同时泛马纺织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也由中信公司负责处理，中信公司无须再向泛马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2010年7月7日，宁河商务委对泛马纺织公司股权转让的请示作出宁河商务外企字（2010）12号批复，同意泛马纺织公司�资者泛马有限公司将其在该公司中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中信公司，股权转让当事双方进行股权交割事宜按当事双方于2009年7月30日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执行，转股前泛马纺织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由转股后的公司承继。
一审法院另查明，2009年1月19日，陆海歌向泛马有限公司董事会递交辞呈，辞去泛马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2009年7月20日，郑继来向泛马有限公司董事会递交辞呈，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同日，泛马有限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批准郑继来的辞职申请。泛马有限公司董事费学军、于伟英、陆海歌、郑继来及郑继江在该决议上签名。
2009年7月29日，郑继江向泛马有限公司董事会递交辞呈，辞去董事职务。同日，泛马有限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批准郑继江、陆海歌及于伟英辞职。董事费学军及郑继来在该决议上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河西区公证处于2013年3月6日作出（2013）津河西证经字第37号《公证书》，《公证书》记载了该公证处对泛马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自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网页打印2009年2月19日至2010年1月27日期间泛马有限公司“公司披露”内容的经过进行了公证。在上述泛马有限公司“公司披露”内容中，有关于泛马有限公司董事辞职事项的记载，但没有关于泛马有限公司就涉案股权转让形成董事会决议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记载。
泛马有限公司《组织章程大纲》（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104（1）条规定，如果董事出现以下情况，应当免去董事职务：（e）向公司递交了书面辞职通知；第104（2）、（3）条规定，若董事终止其董事职位，则该董事对主席、副主席、常务董事、联合常务董事、代理董事或助理董事的任命应自动终止，若董事因其他任何原因终止其董事职位，其对行政人员的任命应自动终止；第116条规定，董事不能实施任何处理本公司全部或基本上为全部业务和财产的提议，除非此提议已于股东大会上经本公司批准和修改；第132（1）条规定，董事须安全保管印章，若无董事授权，不可使用印章，每份加盖公章的文件须有一名董事与秘书或另一名董事或由董事委托的其他人员的亲笔签署或其复写签名。
泛马纺织公司于1995年12月25日形成的公司章程载明，投资者泛马有限公司在天津市投资举办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泛马纺织公司，公司投资总额为48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250万美元。2009年9月10日，由郑继来签署的泛马纺织公司《章程修订案》载明，本公司章程修订的内容如下：公司投资者变更，原投资者泛马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何亮泓，职务董事长，新投资者中信公司，法人代表张岩峰，职务总经理，其他内容不变。
2009年9月1日，郑继来以泛马有限公司董事主席的名义签署《委派书》，委派LEONZHAO为泛马纺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同时委派张鸿奎为泛马纺织公司董事会董事。
2010年4月8日，中信公司出具泛马纺织公司《董事委派书》，委派LEONZHAO为泛马纺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同日，泛马纺织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内容为向宁河商务委申请变更泛马纺织公司投资人由泛马有限公司变更为中信公司。
天津天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在对泛马纺织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后，于2009年2月27日出具津瑞会审字（2009）第0151号《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的记载，截至2008年12月31日，泛马纺织公司流动资产合计人民币21017109.95元，非流动资产合计人民币28373645.01元，负债合计人民币26461467.01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人民币22929287.9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因泛马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共和国�册成立，故本案属于涉外案件。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有争议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条款，且泛马有限公司与泛马纺织公司、中信公司在庭审中均明确表示对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审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关于泛马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泛马有限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提交了其主体存在的证明材料，且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因此泛马有限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泛马纺织公司及中信公司对泛马有限公司主体资格提出的抗辩主张，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经外商投资企业主管机关�河商务委的批准，泛马纺织公司的投资者已经由泛马有限公司变更为中信公司。上述股权变更的主要依据为泛马有限公司与中信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泛马有限公司2009年7月9日形成的《董事会决议》。泛马有限公司以该《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由，主张《董事会决议》无效；同时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约人于伟英不具有董事身份、郑继来未经泛马有限公司授权为由，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据此，宁河商务委据以作出批复的《董事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
关于《董事会决议》的效力问题。从《董事会决议》的内容看，是对泛马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泛马纺织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该转让行为系对泛马有限公司重大财产进行处置。泛马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116条规定，董事不能实施�何处理本公司全部或基本上为全部业务和财产的提议，除非此提议已于股东大会上经本公司批准和修改。显然，根据上述规定，泛马有限公司的董事在未经股东大会批准的情况下，无权就泛马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之事宜形成董事会决议。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泛马有限公司的五位董事以表决的方式对泛马有限公司的重大财产进行处置并形成2009年7月9日的《董事会决议》，但该处置行为未经泛马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亦未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告，因此，即使五位董事签名真实，也不能据此认定上述《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是泛马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郑继来、于伟英是否有权代表泛马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郑继来签约的权利来源于郑继江向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但该《授权委托书》在郑继来签约时已不具有法律效力。理由：1、在未经泛马有限公司董事会就该授权事宜形成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郑继江不享有该项权利。2、本案事实表明，2009年7月29日，泛马有限公司董事会形成决议，批准郑继江、于伟英、陆海歌辞去董事职务。根据泛马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104（2）、104（3）的规定，董事一旦终止其董事职务，其相应的任免权自动终止。因此，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即2009年7月30日，郑继江对郑继来的授权随着郑继江董事职务的终止而终止。（二）该《股权转让协议》上虽有于伟英的签名，但于伟英辞去董事职务的申请已于2009年7月29日被批准，其在签约当时已经不具有泛马有限公司董事之身份，故其无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三）该《股权转让协议》上虽盖有泛马有限公司印章，但泛马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132（1）�规定，董事须安全保管印章，若无董事授权，不可使用印章。每份加盖公章的文件须有一名董事与秘书或另一名董事或由董事委托的其他人员的亲笔签署或其复写签名。但郑继来、于伟英在《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印章的行为未经授权，且仅有一名董事即郑继来的签名，显然违反了《公司章程》中关于印章使用的规定。根据上述分析，郑继来、于伟英以泛马有限公司名义与中信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
其次，虽然郑继来、于伟英实施了无权处分行为，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泛马有限公司对郑继来、于伟英的无权处分行为进行事后追认，则《�权转让协议》仍应被认定有效。本案中，泛马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行为表明，其对郑继来、于伟英的无权处分行为未予事后追认，且现有证据证明该二人亦未在事后取得处分权。因此，郑继来、于伟英所实施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
再次，虽然郑继来、于伟英的无权处分行为事后未得到追认，但如果中信公司基于善意取得涉案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亦应被认定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四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获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泛马有限公司作为泛马纺织公司的出资人，其基于投资行为所享有的股权及其他相关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泛马有限公司原股权之取得源自于其对泛马纺织公司的投资，而该投资的法律本质在于泛马有限公司将一定数额财产的所有权转让给泛马纺织公司，其股权系由其财产所有权转换而来，是物权在投资领域的延伸，故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根据上述规定，在无权处分的情形下，受让人只有善意取得，该转让行为才具有法律效力。就本案而言，虽然涉案股权已经登记在中信公司名下，但因股权出让行为基于无权处分，故中信公司只有证明其受让该股权时系出于善意且支付了合理对价，其受让行为方�有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泛马有限公司作为新加坡上市公司，其应就股权转让这一重大事项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告。中信公司作为善意受让人，其有责任且有能力就泛马有限公司转让股权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进行了解。在泛马有限公司未就该事项对外公告的情况下，中信公司对郑继来、于伟英以泛马有限公司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行为的合法性应产生合理怀疑，但中信公司未能履行善意相对人所应尽之审查义务。而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中信公司受让泛马有限公司在泛马纺织公司的全部股权系基于其对泛马纺织公司享有人民币9364826.77元的债权，其在承担泛马纺织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的同时，无须向泛马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中信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并非泛马纺织公司所欠债务，系从他方转让而来，中信公司未就其该�债权的来源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审计报告》的记载，截至2008年12月31日，泛马纺织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22929287.95元，明显高于中信公司对泛马纺织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数额。因此，即使中信公司的债权真实存在，但因其以不合理之低价受让股权，结合中信公司未尽到善意相对人所应尽审查义务之事实，认定中信公司受让股权之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
综上，因郑继来、于伟英实施了无权处分行为，且中信公司受让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无效，中信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取得的股权应返还泛马有限公司。关于泛马有限公司提出的赔偿损失之主张，因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损失已经实际发生，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泛马有限公司与中信公司于2009年7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泛马有限公司与中信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办理中信公司所持有的泛马纺织公司100%股权恢复至泛马有限公司名下的行政审批及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泛马纺织公司给予协助；三、驳回泛马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6215元，由泛马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69858元，由中信公司负担人民币226357元。
中信公司、泛马纺织公司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四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理由是：�、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事实，认定事实错误。1、泛马有限公司前任公司董事会有无违反公司章程和新加坡交易所规定，其争议应当由新加坡法院审理。新加坡法院已经作出裁决，即泛马有限公司的前任董事所作出的行为符合新加坡法律规定和泛马有限公司的章程，没有损害泛马有限公司利益的违法或过错行为。所以，上诉人与泛马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一审法院根据泛马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泛马有限公司原董事会成员在2009年7月29日已辞职是错误的。根据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公告和新加坡工商业注册局的官方记载，泛马有限公司的三位前任董事成员是在2009年7月31日正式辞职的。3、中信公司按照公司并购的正常程序对泛马纺织公司的状况进行了调查，投入了大量资金，发放了之前公司拖欠的员工工资。中信公司无法也没有义务对泛马有限公司的章程以及内部状况进行调查核实。中信公司与泛马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对中信公司支付的交易对价没有任何处理，判决结果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泛马有限公司前任和现任董事的内部争议以及是否有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应当适用新加坡法律。这在本案庭审中已经得到各方当事人的确认。一审法院以中国法律适用于新加坡公司的内部争议是错误的。
泛马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中国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不是泛马有限公司原任董事与现任董事之间的纠纷。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地、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股权转让协议》也约定“本协议如有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中国法院管辖�。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郑继来与于伟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权代理，没有经过泛马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郑继来、于伟英在《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印章的行为也不符合泛马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印章使用的规定，仅有郑继来一人签名。该《股权转让协议》对泛马有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泛马有限公司没有对该协议进行过追认。中信公司也并非善意取得。中信公司明知泛马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应当知道新加坡证交所网站已公告郑继来辞去了原有职务，于伟英辞去董事身份，却没有公告此笔交易。中信公司还不顾泛马有限公司的反对，自行组建泛马纺织公司的董事会接管了该公司并向政府主管部门报送了变更投资主体为自己的申请。泛马纺织公司当时的股东权益为2292.928万元，而《股权转让协议》中标明的股权转让价格仅为936万元。中�公司用来冲抵价款的936万元债权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上诉人称泛马有限公司三位前任董事的辞职时间为2009年7月31日，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四、中信公司没有做到应尽的审查义务，应承担责任。五、中信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对价证据，无权要求法院处理交易对价。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地、履行地、郑继来和于伟英的代理行为地都是中国天津，《股权转让协议》十四条第6款也约定“本协议如有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一审判决适用中国法律审理本案并无不妥。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故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泛马有限公司和中信公司约定“本协议如有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中国法院管辖”，本案各方当事人亦表示，对于《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审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是正确的。上诉人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认为对于泛马有限公司章程的审查适用新加坡法律，但都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关的新加坡法律条文。实际上，新加坡公司法第160条的规定与泛马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116条的规定是相同的，即：董事不能处理公司全部或基本上是全部的业务或财产，除非得到股东会批准。由于《董事会决议》的财产处置行为未经泛马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故其同样违反新加坡法律，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新加坡证劵交易所的公告记载，郑继江、陆海歌、于伟英的辞职生效日期为2009年7月29日。上诉人称泛马有限公司董事郑继江、陆海歌、于伟英的辞职时间是2009年7月31日，与事实不符。郑继来、于伟英在代表泛马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于伟英已经不是泛马有限公司董事，郑继来从郑继江处获得的授权则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因郑继江的辞职而自动终止。郑继来、于伟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二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印章的行为未经授权，且仅有一名董事即郑继来的签名，亦违反了《公司章程》中关于印章使用的规定。
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查。因泛马有限公司董事的无权处分行为和郑继来、于伟英的无权代理行为没有得到过泛马有限公司的追认，故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取决于中信公司取得泛马纺织公司股权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以及是否�付了合理的对价。
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民事主体，中信公司应当知道泛马有限公司的董事只是公司的经营管理人，不是所有权人，董事处理公司资产要有股东会或公司章程的授权。泛马有限公司是新加坡的上市公司，中信公司有条件和能力了解泛马有限公司董事行为的真实性，但中信公司没有对郑继来、于伟英以泛马有限公司名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该股权转让是否泛马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过了解。该公司甚至不能说明其对泛马纺织公司债权的来源。其自称的债权数额仅相当于泛马纺织公司所有者权益的百分之四十，以之受让泛马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泛马纺织公司全部股权，该公司未能证明其合理性。中信公司称其投入大量资金，发放了泛马纺织公司拖欠的员工工资，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根据以上情形，认定中信公司受让股权的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并无不当。中信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提出过有关交易对价的诉讼请求，其亦未能证明其交易对价确实存在，以此主张一审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以报纸消息和新加坡上诉法院裁决复印件为据，认为本案争议已由新加坡法院作出了裁决，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但从证据角度看，该裁决即使真实存在，也仅与泛马有限公司和其前任董事郑继来个人之间的董事义务及董事薪酬有关，并不涉及本案的股权转让效力问题，该案与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因而中信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26357元，由中信公司和泛马纺织公司各�担11317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效龙
审判员 杨兴业
审判员 奚向阳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许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