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石行终字第001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郝士文，男。
委托代理人樊红芬，女，系郝士文之儿媳。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郝金忠，男。
委托代理人郝宏彬，男，系郝金忠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拆迁办公室。
负责人王一军，该高新区拆迁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赵德勇，该高新区拆迁办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江大道东延工程建设指挥部。
法定代表人赵栓文。
委托代理人马明杰，该工程建设指挥部法律顾问。
上诉人郝士文、郝金忠因拆迁行政许可一案，不服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2）石高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第三人长江大道指挥部于2009年12月12日向被告高新区拆迁办提出关于办理拆迁许可证的申请，内容如下：“长江大道东延工程（秦岭大街—东石环）已被列入2010年石家庄市重点工程，拆迁范围为：道路红线120米以内和南庄村、郝家营村范围内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和附属物。拆迁补偿按照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长江大道东延工程（秦岭大街—东石环）拆迁安置补偿办法》执行。用于安置被拆迁人的房屋建设选址在32号地。交房时间初定于2012年5月31日等”。被告高新区拆迁办根据第三人长江大道指挥部的申请于2009年12月13日向第三人高新区长江大道指挥部颁发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内容如下：“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江大道东延工程建设指挥部：你单位因长江大道（秦岭大街-
东石环）项目建设，需拆迁下列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经审查具备拆迁条件，予以批准，特发此证。拆迁范围为郝家营、南庄整体和小西帐沿长江大道两侧120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拆迁面积分为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包括非住宅面积35000平方米和住宅面积185000平方米，占地面积为500000平方米。拆迁实施单位为长江大道东延工程建设指挥部。拆迁期限为2009年12月15日至2010年5月15日。”另查，原告郝士文、第三人郝金忠以及第三人郝福船为郝家营村村民，在郝家营村村集体土地内取得宅基地使用权。
原审认为，被告高新区拆迁办依据《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条例》、冀机编【2004】26号文件《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石办字【2007】19号文件《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石高编【1996】4号文件《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区外商投资服务处等三个事业机构的通知》的规定，根据第三人长江大道指挥部的申请所作出的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后于2009年12月13日对拆迁事项进行了公告，故被告高新区拆迁办于2009年12月13日颁发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本院应予以确认。原告郝士文、第三人郝金忠以及第三人郝福船在郝家营村村集体土地内已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且上述宅基地位于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许可范围内，应遵照执行。故其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高新区拆迁办作出的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应予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郝士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郝士文负担。
上诉人郝士文诉称，我的房屋有政府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设立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才有权实施行政许可。被上诉人作为事业单位，无权实施行政许可。被上诉人高新区拆迁办作出的（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实属超越职权，严重违法。上诉人房屋不在拆迁红线范围之内。石家庄市建设用地服务中心的公开回复证明上诉人的土地至今未经征收，拆迁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及相关规定，征收集体土地应先批准后再拆迁，程序违法，请求二审重新审查事实，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上诉人郝金忠诉称，拆迁办向长江大道指挥部颁发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拆迁办是一个事业单位，没有法律、法规直接授权的主体资格，高新区管委会对其授权应视为委托，受委托的组织应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对外行使权利。拆迁办对外以自己的名义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超越职权，主体不合法，应予撤销。颁发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适用的法律、法规是《长江大道东延工程（秦岭大街-
东石环）拆迁安置办法》。安置办法不是法律、法规更不是规章，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被上诉人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拆迁办公室答辩称，上诉人郝士文和郝金忠均认为高新区拆迁办是事业单位，因而不能行使包括行政许可在内的行政职权，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国《行政许可法》第23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可以行使行政许可职权的。《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条例》（石家庄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河北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1997年1月1日实施）。该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可在市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机构编制总额内自行设立机构，并报市机构编制部门备案。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依照该条规定设立拆迁办。虽属全民事业机构，但是并不影响依法行使有关职权。在我国行政管理工作中，并非所有的行政职权均由行政机关行使，很多事业单位也拥有行政职权。此问题在拆迁裁决案中就做了认定，答辩人是可以行使行政职权的。上诉人郝士文和郝金忠均主张其房屋不在拆迁红线范围内，进而答辩人颁发拆迁许可证程序违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经庭审调查可知，原告及第三人郝金忠的房屋在拆迁范围之内。上诉人郝金忠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据以推论指挥部申请无效、开发区财政局承诺函无效，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上诉人郝金忠还提及答辩人违反土地管理法有关拆迁程序规定，实则土地管理法并不涉及有关拆迁程序的规定。原告的认识错误。答辩人再就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做一说明，答辩人于2009年12月13日向被拆迁人通知了该行政行为的内容，并将有关拆迁公告在拆迁范围内张贴，且向原告发放了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宣传手册，该手册明确告知拆迁的依据是本案所涉拆迁许可证。在2010年3月上诉人郝士文提起行政复议案、2010年6月3日的行政强拆决定案、2010年6月4日的行政裁决案，都已告知上诉人如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上诉人未对拆迁许可证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综上，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长江大道东延工程建设指挥部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以上证据经原审质证并已随卷移送本院。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另查，本案的原审第三人郝金忠、郝福船曾于2011年8月5日向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高新区拆迁办作出的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违法，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19日作出（2011）石高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于2009年12月13日作出的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本案的原审第三人郝金忠、郝福船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月15日作出（2011）石行终字第0024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上诉人郝士文又于2011年12月19日向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开发区人民法院又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审查，并于2011年9月19日作出（2012）石高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郝士文的诉讼请求。郝士文和郝金忠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条例》、冀机编【2004】26号文件、石办字【2007】19号文件、石高编【1996】4号文件的规定，被上诉人高新区拆迁办是根据地方性法规设立的事业单位，有权在本辖区范围内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原审第三人长江大道工程建设指挥部向被上诉人高新区拆迁办提出申请，该申请就有关拆迁范围、拆迁面积、拆迁实施单位、拆迁期限、安置房位置等进行了说明，并由财政部门提供了资金承诺函。被上诉人高新区拆迁办对该申请进行了审查，并对拆迁事项进行了公告。故被上诉人高新区拆迁办于2009年12月13日为原审第三人长江大道工程建设指挥部颁发的拆许字（高）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郝士文请求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理据不足，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况且，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早在2011年8月5日由郝金忠、郝福船向人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审查，已经一、二审行政判决确认为合法，该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对任何当事人都具有拘束力。现上诉人郝士文又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郝士文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郝士文、郝金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分别由上诉人郝士文、郝金忠各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建章
审判员 杨聚存
审判员 徐进富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丛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