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9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朝云，香港永久性居民。
委托代理人阮战伟，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锦芳，香港永久性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朝光，香港永久性居民。
上诉人江朝云因与被上诉人郑锦芳、江朝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前民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江朝光与郑锦芳系夫妻关系。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原告江朝云与被告郑锦芳于1996年11月2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及1997年5月26日签订的《补充借款协议》。
在《借款协议》中，双方约定：甲方（江朝云）向乙方（郑锦芳）借出港币10万元（该款已存入乙方指定之招商银行南山支行账号25×××01），双方同意该款项数额折合人民币12万元。利息为每月人民币600元，两年共计人民币11400元。乙方须于1998年11月27日前，将借款本金12万元及利息11400元一次性归还甲方。如乙方未能按期归还，乙方自愿以其名下之深圳市南头常兴旧村××产权向甲方作出赔偿。原告江朝云与被告郑锦芳在协议落款处签名。被告对该协议郑锦芳签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份《借款协议》系原告伪造。
在《补充借款协议》中，双方约定：甲方（江朝云）向乙方（郑锦芳）借出港币20万元（其中10万元已于1996年11月26日存入乙方丈夫江朝光招商银行账号30×××66-12，并已于1996年11月27日转账至乙方指定之江朝光名下的南油证券保证金号01×××02，另10万元已于1997年5月20日付乙方汇丰银行现金支票538078）。双方同意借款数额折合人民币24万元。借款期限为1996年11月27日至2012年5月31日，共计180个月，利息共计人民币216000元。乙方须于2012年5月31日借款期满后6个月内（至2012年11月30日止）将本金24万元及利息216000元，共计人民币456000元归还甲方。第6条约定，如乙方未能在2012年11月30日前归还本金及利息，乙方自愿以其名下之深圳市南头常兴旧村××产权转让给甲方。第7条约定，“如上述第6条生效后，深圳市南头常兴旧村××产权即归甲方所有，若政府于2012年11月30日前清拆上述房屋所产生之补偿费用及另配房屋即归甲方所有，其它所产生之相关利益即归乙方所有，乙方须无条件协助甲方更新产权资料及取得相关利益。若政府于2012年11月30日后更新产权资料及清拆上述房屋所产生之补偿费用及另配房屋等所产生之相关利益全部归甲方所有，乙方须无条件协助甲方更新产权资料及取得相关利益，而甲方亦不得再以任何名义向乙方收取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此事出于双方自愿，若为乙方之亲属、儿女、子孙、朋友及一切外人均不得干涉。”原告江朝云与被告郑锦芳在协议落款处签名。被告对该协议郑锦芳签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份《借款协议》系原告伪造。
关于以上《借款协议》及《补充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和地点，原告主张系当年在南头签订，签订时间系落款日期，当时二被告均在场。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改称不清楚被告郑锦芳《借款协议》签字的情形。
原告提交了招商银行港币活期储蓄存款凭证，证明1996年11月26日，原告将港币10万元存入被告江朝光招商银行账号30×××66-12，并于1996年11月27日转账至乙方指定之江朝光名下的南油证券保证金号01×××02；1997年5月20日原告将港币10万元付至被告江朝光汇丰银行现金支票538078。被告江朝光认为，该两笔款项均与本案无关，账户确实为被告江朝光本人所有，但因被告江朝光与案外人有股票往来，故原告江朝云与案外人串通而制造以上两笔交易记录。
被告提交原告江朝云与被告郑锦芳于1992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住宅楼》协议，证明本案原告提交的1996年11月2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及1997年5月26日签订的《补充借款协议》中被告郑锦芳的签名系原告根据上述《合作投资兴建住宅楼》协议中被告郑锦芳的签名而伪造的。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交的1996年11月2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及1997年5月26日签订的《补充借款协议》中被告郑锦芳的签名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2014年11月10日，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996年11月2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及1997年5月26日签订的《补充借款协议》中被告郑锦芳的签名与郑锦芳签名样本为同一人所写。原告支持该鉴定结论。被告认为鉴定单位仅为机械比对即得出鉴定结论，不认可该鉴定结论。
原告提交了2000年12月8日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侨务办公室出具的（2000）侨房认证字01号《华侨房屋确认证明书》，证明直至2000年，《借款协议》及《补充借款协议》所涉房屋仍为“南头常兴旧村××”。被告认为该证明书内容是涉案房屋拆迁后才写出的；并且直至1999年12月，涉案房屋门牌号××。
被告提交了1996年11月28日签订《借款协议》及1997年5月26日签订《补充借款协议》期间的回乡证出入境记录，记录显示被告郑锦芳1996年11月28日和1997年5月26日均不在大陆。
被告提交了1999年12月南山区旧村改造开发公司出具的《常兴旧村改造旧房拆迁一览表》，证明当时户主为郑锦芳的涉案房屋门牌号为××。原告认为，2000年《华侨房屋确认证明书》所使用的涉案门牌号为××；被告应当证明1996年11月28日《借款协议》签订之前门牌号为××，与协议所称“南头常兴旧村××产权”不符。
江朝云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郑锦芳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人民币240000元，利息人民币216000元，逾期偿还上述款项所产生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郑锦芳全部清偿借款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05月23日利息为人民币41412.92元。2、被告江朝光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全部承担。
原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借款协议》和《补充借款协议》的真实性。
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当事人应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出借人即原告应对借贷合意以及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对于借贷合意即《借款协议》和《补充借款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落款郑锦芳签名均系原告伪造。尽管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签名系真实的，但鉴定意见不能因其所具有的科技性而获得预定的证明效力。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和限制，鉴定意见不排除出错的可能性，还需要对该两份证据进行进一步的查明。根据被告提供的回乡证出入境记录显示，被告郑锦芳1996年11月28日及1997年5月26日当天均不在大陆，这与庭审中原告“协议在南头签的，时间系落款日期”的陈述不符。尽管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改称不清楚被告郑锦芳《借款协议》签订的地点，但仍坚持《补充借款协议》系被告郑锦芳于当天在南头当原告面所签。这仍与被告郑锦芳的出入境记录不符。另外，原告在第二次庭审变更陈述，违反了禁止反言规则；并且原告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不能清楚向法庭陈述合同的签订方式有违常理。对于以上情况，原告均未能补证证明或作出合理解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另，在《借款协议》和《补充借款协议》中，涉案房屋均被指称为“深圳市南头常兴旧村××产权”，而根据被告提交的1999年12月南山区旧村改造开发公司出具的《常兴旧村改造旧房拆迁一览表》，当时户主为郑锦芳的房屋门牌号为××，与合同所称不符，且被告主张直至1999年12月涉案房屋门牌号××。原告提交了2000年12月8日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侨务办公室出具的（2000）侨房认证字01号《华侨房屋确认证明书》，证明涉案房屋门牌号为“南头常兴旧村××”。原审法院认为，在双方对于门牌号出示截然不同的证据材料，事实真伪不明，且均未有进一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告作为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效成立的当事人，应对借贷合同的相关事实和内容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对此未能进一步补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故原告主张本案《借款协议》和《补充借款协议》真实有效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对于原告要求二被告清偿借款及利息等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江朝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761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江朝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人，理由如下：1、《借贷协议》、《补充借款协议》及招商银行港币活期储蓄存款、招商银行现金缴款单第一联、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结单，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郑锦芳之间民间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已履行了出借款项义务。1996年11月28日，上诉人与郑锦芳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上诉人向郑锦芳出借港币10万元（上诉人与郑锦芳同意该款项折合人民币为12万元），借款期限为1996年11月28日至1998年11月27日，利息约定每月人民币600元，还款期限为1998年11月27日前，如郑锦芳逾期偿还借款，郑锦芳名下位于深圳市南头常兴旧村××房产产权归上诉人拥有。该笔借款上诉人于1996年11月26日存入了郑锦芳指定的账户（该账户为被上诉人江朝光所有，即招商银行港币活期储蓄存款，此账户开户时间为1996年11月26日，就是为了存入该笔借款所开设的账户。该笔借款于1996年11月27日又转账至江朝光名下南油证券保证金账户01×××02中）。1997年5月26日，上诉人与郑锦芳签订一份《补充借款协议》，约定于1997年5月20日上诉人以向郑锦芳出具汇丰银行现金支票的方式，向郑锦芳出借港币10万元。此时，上诉人共向郑锦芳出借港币20万元（上诉人与郑锦芳同意该款项折合人民币为24万元），借款期限为1996年11月27日至2012年5月31日，利息每月人民币1200元，还款期限为2012年11月30日前偿还。如郑锦芳逾期偿还借款，其名下位于深圳市南头常兴旧村××房产产权归上诉人拥有。（注：1997年5月26日上诉人与郑锦芳签订的《补充借款协议》其实是对1996年11月28日上诉人与郑锦芳签订的《借款协议》内容的覆盖。）2、《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中郑锦芳的签名系被上诉人所写，已被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2014年11月10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证实。一审法院认定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鉴定意见是错误的，理由极不充分，明显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上诉人认为，如果一审法院可以以一种极为不充分的理由来认定《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错误的，那么，为何还要委托进行笔迹鉴定？为何还让上诉人苦苦等待鉴定结果五个月之久（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4年7月31日，被上诉人提出申请笔迹鉴定，上诉人签收《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时间为2014年12月2日）？3、一审判决认为“被告郑锦芳1996年11月28日及1997年5月26日当天均不在大陆”（该内容在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8至9行）该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郑锦芳所提交的出入境记录显示，1997年5月26日签订《补充借款协议》当天，其是有出入深圳的记录的。4、《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中所涉及的房屋门牌号××”还是“××”，显示该内容的材料都是被上诉人提供的，一审法院不应以此否定《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提交的《常兴旧村改造旧房拆迁一览表》中显示，郑锦芳位于南头常兴旧村房屋门牌号为××”，而上诉人提交的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于2000年12月8日出具的《华侨房屋确认证明书》中载明“业主郑锦芳是南头旅港同胞，其座落在南头大新街31、40.42、46、49号（计伍间）及南头常兴旧村××房屋”及2009年3月9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出具的《更正通知》中载明“由于所涉及房产权属2009年2月出现了新情况、新证据，需要进行更正：原证明中其座落在南头大新街31、40、42、46、49号（计伍间）及南头常兴旧村××房屋更正为其座落在南头大新街40号房屋”而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都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想要说明的是：由于城市更新变化，《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中所涉及的房屋门牌号是会发生变化的；具体《借贷协议》、《补充借款协议》中所涉及的房屋门牌号××”还是“××”的举证责任应当是被上诉人而不是上诉人。5、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一时想不起当时签订《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具体场景，属合理情况。《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距今已近20年，上诉人现已是64岁的老人。上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下降，回忆当时签订《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需要时间及相应的资料作提示才能逐步的清晰、准确的回忆当时签订《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时的场景，属人之常情。6、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运用“禁止反言规则”，并没有向上诉人释明该规则是如何运用，在2014年7月31日第一次庭审后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出具《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并非上诉人伪造的《保证书》，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存在《借款协议》、《补充借款协议》就是上诉人伪造的假想。
被上诉人郑锦芳、江朝光答辩称：针对上诉人第一、二点上诉意见，被上诉人认为两份借贷协议中被上诉人之签名经郑锦芳查证，仍以扫描方式仿制，根本不是以圆珠笔所签，而鉴定结论也只证明该签名为同一人所写。在郑锦芳提出异议后，其答复更不是从技术及科学角度进行答复，只是回复说是机械比对，其实真正的机械对比是鉴定机构。从另一个角度看，就算是郑锦芳亲自签名该文件仍然有伪造之可能，因为两份借贷协议均是打印而成，甚至连落款日均是打字，并在多处相同位置有墨汁斑点，显然是复印而来。国内需长期保留之文件均不能用圆珠笔签署，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圆珠笔之油墨会渗透纸张之背面，但该两份借贷协议均无发现该化学变化之现象。加上该两份协议之落款日上诉人主张是当日在深圳被上诉人在场之情况下与被上诉人郑锦芳签署，但郑锦芳出示了出入境管理部门回乡证出入境记录，证实其当日没有入境，也就是有不在场之证据。而在涉案上诉人主张的抵押房产方面，上诉人主张为常兴村××。但被上诉人以99年12月的拆迁申请文件证实当时之门牌是××，基于上述原因，该举证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而上诉人却无法补证。在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坚称协议在南头签的，时间系落款日期的陈述与被上诉人的出入境记录不符，在第二次庭审中仍坚持该主张，后又声称忘记当时的情况，前言不对后语。在此情况下一审认定该两份协议真伪不明，是完全正确的。在合同生效之要件方面，第一份合同上诉人出示的是被上诉人江朝光亲笔签名的开户文件，及由招行转去南油证券的保证金10万元港币，笔迹为江朝光，上诉人即持有江朝光的招行港币储蓄户口。如果真是江朝光所存10万元进去必定有由其填写与签名的个人存款凭条，他以江朝光笔迹所写的保证金凭条来证明是自己存的显然是浑水摸鱼，其必须持有郑锦芳出具的收费收据或银行存款单。第二份合同上诉人出具的是经香港律师公证的一页汇丰银行账户结单复印本，其公证内容为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并无任何证明其中的238078账项10万元现金由郑锦芳支取，上诉人无法出具支票之票根来证明是郑锦芳所取，而其注明是余款，怎么变成郑锦芳之借款呢？同样，上诉人并无持有收款收据。针对第三点上诉意见，有回乡证为证。针对第四点上诉意见，上诉人主张涉案房产是××，是根据2000年12月8日的华侨房屋确认证明书，而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据证明在99年12月之前及所谓的借款合同签订落款日时为××，上诉人坚持当年为××，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针对第五点上诉意见，两份协议连落款日都是打印。常理上如是真的，必定是准确记录当年何时及何种情景下的真实情况，不关乎年龄大小。针对第六点上诉意见，上诉人第一次庭审及第二次庭审有关签约的时间及地点的陈述。一会说在南头，一会说忘记了，前言不对后语，无法清楚地向法官陈述一致的签订地点，时间及交付借款的时间与情景，无法作出合理之解释，有违常理。整个诉讼过程，也都没有见到上诉人出具被上诉人收到借款的收据及其他证实被上诉人已收借款的关联证据。借贷合同属实践性合同，但至今上诉人无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其已将20万元借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其陈述两次借款（按照上诉状陈述）96年11月26日由上诉人存入被上诉人指定的账户中，显然与事实不符，以银行规定，开户必须有10元以上现金存入才可办理。从上诉人出具的江朝光的招行账户记录中证实，96年11月26日江朝光是亲自以10万元开户，第二天要转去保证金户口时亦因银行规定户口中要留下最少10元，所以27日再存入10元，才将10万元转走。如按上诉人之陈述，该笔借款上诉人于96年11月26日存入了被上诉人指定之账户，那么96年11月26日开户开始，第一单账目必须最少10元，开了户口之后才有账号由上诉人存入10万元，那么在26日银行应有两单入账记录，起码是lO万零10元，但从银行户口的账目中证实是开户时已存入10万元开户，并不是上诉人所述的江朝光开户后有了账号，才指定他存入10万元。这种情况明显地表明上诉人之陈述与银行的强制性操作方式不符。该10万元不是由上诉人存入，而是被上诉人持10万元开户。第二次借款有支票号码，香港银行取10万元现金必须支取者在支票背面签名，上诉人方还有支票票根，让取票人签名承认。上诉人没有理由不出具这些证据来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所陈述的一切均不是事实，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江朝云诉请被上诉人郑锦芳及江朝光向其偿还借款，应举证证实其与二被上诉人之间成立借贷合意及借款事实，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江朝云是否尽到对此的举证责任。首先，对于本案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的问题，本院认为江朝云并未尽到举证责任，这是因为：江朝云主张案涉《补充借款协议》是其与郑锦芳在深圳当面签署，但根据郑锦芳的《回乡证》出入境记录显示，该协议的落款日期1997年5月26日郑锦芳并不在深圳。江朝云作为债权人对签订《借款协议》及《补充借款协议》的相关事实要素陈述与对方当事人举证的事实相反，而江朝云对此不能提供合理解释。即使司法鉴定意见认为前述协议中“郑锦芳”的签名是真实的，但鉴于鉴定技术的局限性，鉴定结论还需结合具体案情方可认定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关于《借款协议》及《补充借款协议》内容中的另一疑点，即前述协议中所涉及的房产“深圳市南头常兴旧村××”的门牌号问题，由于郑锦芳、江朝光对此提交了1999年12月由南山区旧村改造开发公司出具的《常兴旧村改造旧房拆迁一览表》，显示在江朝云提交的前述协议签订日期之后，协议所涉门牌号××，与协议中记载的××并不相符，以此反证江朝云提交协议的真实性问题。本院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前述《借款协议》及《补充借款协议》的真实性难以确定，江朝云关于其与郑锦芳已达成借款合意的主张是存疑的。
其次，对于江朝云与郑锦芳、江朝光之间的借款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江朝云对此提交了《招商银行港币活期储蓄存折》、《招商银行现金缴款单第一联》以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结单》证明其出借款项的事实。对于江朝云主张的第一笔借款10万元，其提交的《招商银行港币活期储蓄存折》已经江朝光确认系其名下存折，其上显示开户日期1996年11月26日的当日仅存进港币10万元，但仅凭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该10万元款项是否系由江朝云支出并存入该账户。同时，江朝光主张该款项是其自己在开户当日应银行有关“开户最少需存入10元现金方可办理”的要求存入，在第二日其又存入10元现金才将该10万元款项转至其证券保证金账户，而非江朝云所述先开立了账户再由其存入款项。江朝光另解释《招商银行现金缴款单第一联》原本交付给其另一位弟媳，后到其哥哥江朝云手中。本院认为，江朝光上述主张及解释并不有违常理。关于江朝云主张的第二笔借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账户结单》仅显示1997年5月20日“现金提款”10万元港币，江朝云主张系其开具支票给江朝光，由江朝光到银行提取了该款项，对此可与其和郑锦芳签订的《补充借款协议》相印证，但江朝光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在《补充借款协议》真实性不能确认的情况下，江朝云以此印证出借第二笔款项的事实依据不足，江朝云对江朝光支取该10万元港币的事实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应对其所主张的借款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原审认定江朝云作为主张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一方，并未尽到对于借贷合同成立的举证责任，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61元，由上诉人江朝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