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2民初3897号
原告：姜炳中。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民，广东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唐学松。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定国，广东聚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炳中诉被告唐学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陈国云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因需以另案处理结果作为依据，本院曾裁定中止本案的诉讼，案件恢复诉讼后，转由审判员宋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分别于2016年5月12日、2016年5月20日、2016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炳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民、被告唐学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定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炳中诉称：姜炳中和唐学松是朋友，姜炳中是个体户，经营东莞市虎门富毅丰制衣厂（以下简称“富毅丰厂”）。2015年5月1日，姜炳中、唐学松签订《二人经营合伙合同》，约定双方合伙共同经营“东莞市虎门富毅丰制衣厂”，各投资50%（姜炳中以原有的机器设备及客户资源投资，作价50万元）。后唐学松陆续投入了500000元。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唐学松发现制衣厂赔钱，就决定退出。于是，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5年8月25日签订了《解除合同》及《协议书》两份协议，明确约定即日起解除之前所签的《二人经营合伙合同》及出具给唐学松的《收款委托书》，姜炳中另行支付给唐学松80000元，至此合伙期间的所有债权债务与唐学松无关。然而，协议签订之后，唐学松仍持作废的《收款委托书》向客户“怡利制衣（深圳）有限公司”收取债款323742.40元，且未归还姜炳中。唐学松的此行为严重侵犯姜炳中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姜炳中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唐学松将收取的323742.4元债款退回给姜炳中；2.唐学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唐学松辩称：姜炳中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双方确实签订《协议书》及《解除合同》，解除了双方的合同关系，但是真实的签订日期是2015年8月27日，不是2015年8月25日，姜炳中所诉称的债款，唐学松收取的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该笔款项在双方于2015年8月27日对账的时候已经相应扣除了。请法院驳回姜炳中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姜炳中系东莞市虎门富毅丰制衣厂（简称“富毅丰制衣厂”）的经营者。2015年5月1日，姜炳中作为甲方，唐学松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二人经营合伙合同》，约定由双方共同经营东莞市虎门富毅丰制衣厂，其中姜炳中投资50%，唐学松投资50%。
姜炳中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的《解除合同》，载明：“于2015年8月25日，解除姜炳中与唐学松二人之前所签订的《二人经营合伙合同》及《收款委托书》，由即日起作废无效！唐学松所有作为将与东莞市虎门富毅丰制衣厂无关！”姜炳中还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的《协议书》，唐学松作为甲方，姜炳中作为乙方，载明：“甲乙双方就甲方出借款项给乙方以及乙方归还借款等事宜，达成以下共识：1.截止到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尚欠甲方借款80000元；2.乙方保证按照如下方式向甲方支付欠款：2015年10月31日前全部付清欠款；3.为保证甲方债权的实现，乙方同意以东莞市虎门富毅丰制衣厂姜炳中所有的资产（包括公司的机器设备、成品、半成品等一切属于公司资产的物品）以及乙方名下的车辆一台小轿车（车牌号：粤Ｓ×××××）为担保物，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2条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甲方有权以全部未付款总额以及违约金30000元向人民法院起诉，甲方有权在上述担保物的范围内优先受偿。同时乙方承诺：如乙方出现违约行为即在2015年10月31日前未付清欠款的，乙方则特别授权甲方去收取乙方客户的款项，即甲方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代理乙方去收取乙方的债权，甲方在收款过程中出现任何法律后果，由乙方全部负责承担。”姜炳中还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的《收款委托书》，内容为：“由于本人姜炳中有另一笔向唐学松私人借款：现金人民币41100.2元，特别授权并同意唐学松去收取此款，收取的货款归唐学松私人所得，收取此款抵借款，与姜炳中毫无关系！具体客户明细如下：（快鱼）毅邦制衣厂：2015年8月份之前所有货款31598.2元；锦绣（台湾林小姐）：2015年8月份之前所有货款9502元。特此授权，签字后立即生效！被委托人：唐学松。”姜炳中在委托人处签名、按指模，唐学松签有“同意去收此款”并签名、按指模。唐学松对《解除合同》、《协议书》、《收款委托书》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签订的真实日期是2015年8月27日。
2015年8月25日，唐学松向怡利制衣（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怡利公司”）收取了富毅丰制衣厂的加工费323742.4元。姜炳中主张，唐学松是持有其开具的已经作废的收款委托书，在姜炳中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怡利公司收取了该笔加工费，双方签订《解除合同》和《协议书》时也没有计算该笔加工费，故唐学松无权占有姜炳中的该笔款项，应向姜炳中返还。唐学松则主张，其向怡利公司收取该笔加工费在与姜炳中签订《解除合同》及《协议书》时已算入双方的结算，抵扣了该笔加工费后，姜炳中仍欠唐学松80000元，即《协议书》中的80000元，故唐学松无需向姜炳中返还该笔加工费。
双方确认，唐学松投入到富毅丰制衣厂500000元。姜炳中主张，唐学松于2015年7月31日向怡利公司收取货款195372.5元、28214.4元，姜炳中2015年8月25日给唐学松出具收款委托书，唐学松凭收款委托书向（快鱼）毅邦制衣厂收取货款31598.2元及向锦绣（台湾林小姐）收取货款9502元，唐学松还在2015年8月25日收取了怡利公司货款323742.4元，故唐学松共收取了富毅丰制衣厂的货款588429.5元，加上《协议书》约定姜炳中还要向唐学松支付80000元，唐学松共收入668429.5元，而唐学松仅投入500000元，故双方在签订《解除合同》和《协议书》时并没有计算怡利公司的货款323742.4元，当时抵扣了30000元借款后，加上《协议书》确定的80000元，只计算唐学松共收取款项314687.1元，与投入500000元的差额部分则作为合伙经营承担的亏损。唐学松主张，唐学松向姜炳中出借的款项共计739011.5元，其中500000元以现金方式投入到合伙经营的富毅丰制衣厂，另外239011.5元是唐学松通过信用卡刷pos机的方式支付到富毅丰制衣厂的银行账号，其中2015年5月8日刷卡30000元、6月3日刷卡34827元、6月4日刷卡25173元、7月11日刷卡39188元、7月12日刷卡20812元、7月30日刷卡44871.9元、7月31日刷卡35128.1元、8月2日刷卡9011.5元，共计239011.5元；唐学松向怡利公司收取了三笔货款，一笔为195372.5元，该笔收取后被姜炳中拿走100000元，故实际收取95372.5元，一笔为28000多元，最后一笔为2015年8月25日的323742.4元，另外收取了（快鱼）毅邦制衣厂货款31598.2元及锦绣（台湾林小姐）货款9502元；另外姜炳中2015年7月13日、8月1日向唐学松转账了59948元、79948元，支出扣除收款后姜炳中还欠唐学松110900.4元，故经协商在《协议书》中约定姜炳中还欠唐学松80000元。姜炳中主张，唐学松用信用卡在富毅丰制衣厂pos机上刷卡的款项并非是姜炳中向唐学松借款，而是唐学松为了套取现金，该款项与双方合伙或借款无关，唐学松刷卡后，姜炳中会将相应的款项支付给唐学松，一部分通过现金交付，一部分通过银行转账给唐学松，其中2015年5月8日刷卡的30000元确实是向唐学松借的，当时出具了借条，后来姜炳中归还了该笔款项，唐学松就把借条还给了姜炳中，其他刷卡都非整数，是因为如果刷整数会被怀疑是虚假交易，且在唐学松收取195372.5元货款时，同意将其中的30000元来抵消向他的借款，故唐学松实际应收取的款项为314687.1元，不确认唐学松称姜炳中拿走了100000元的事实。
唐学松提交了姜炳中的工作人员秦某从富毅丰制衣厂办公电脑上截图的网页截图，主张双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时间是2015年8月27日。为证明其主张，唐学松申请秦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秦某陈述：之前在唐学松的工厂工作，后经唐学松介绍在富毅丰厂做财务，姜炳中、唐学松签署《协议书》、《解除合同》、《收款委托书》时，姜炳中、唐学松口述，秦某负责打字，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意在《解除合同》上打2015年8月25日，所以就打了这个日期，其不知道签订文件是哪一天，后来唐学松叫其再去看时，其看到文档的形成时间是8月27日，该电脑是秦某一人使用的，姜炳中平时没有使用，电脑当时有设置开机密码，文档截图是秦某交给唐学松的；签署上述三份文件当天，大概上午11点开始洽谈，到12点多让秦某帮忙打印，一直忙到1点多，快上班的时候签好，签完后三人在龙眼派出所对面的“湘村食府”吃饭，是唐学松买单；秦某记不清姜炳中、唐学松有没有谈论怡利公司的货款，也没有注意到谈及把时间倒签的事情；怡利公司的货款事宜都是姜炳中、唐学松自己沟通，秦某收到邮件中怡利公司的账单后，把信息告诉姜炳中，至于谁去收取货款、何时收取就不清楚，秦某也不清楚富毅丰制衣厂是盈利还是亏损。唐学松还提交了一张2015年8月27日的收据和2016年8月2日的餐费发票。姜炳中认为收据和发票是唐学松后补制作的。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在庭审中当庭通过电话联系怡利公司的相关人员，怡利公司相关人员称，在2015年8月25日唐学松收取了323742.4元货款之后，姜炳中有打过电话给怡利公司，当时姜炳中表示不清楚唐学松收款的情况。
另查，本案被告唐学松于2016年7月4日起诉本案原告姜炳中，要求原告支付欠款80000元及违约金30000元，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东二法虎民一初字第18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姜炳中向唐学松归还借款本金80000元及支付违约金。后姜炳中对判决不服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6）粤19民终48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解除合同》、《二人经营合伙合同》、《协议书》、《收款委托书》、收据、工商登记信息、网银交易流水、唐学松收回账款明细、收款收据，被告提交的文档截图、借款及收货款明细、信用卡交易明细及对账单、账册，以及当事人陈述和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双方在庭审中已予以确认，故本院对于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予以纠正。唐学松于2015年8月25日收取了对外的货款323742.4元，双方的争议焦点为：该笔323742.4元货款是否在双方签订《协议书》时进行了抵扣与结算。
唐学松主张该笔323742.4元货款在签订《协议书》时已进行了抵扣和结算，确定姜炳中尚欠唐学松80000元，唐学松应就此进行举证。首先，证人秦某陈述，看到电脑中保留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收款委托书》文档的修改日期为2015年8月27日，但即使该三份文件的签订时间在2015年8月27日，也不能证明姜炳中和唐学松在签订该三份文件时就323742.4元货款进行了抵扣和结算。其次，唐学松未能举证证明在2015年8月25日将收取323742.4元货款的情况告知了姜炳中，而从当庭与怡利公司相关人员的电话内容可知，在唐学松收取了323742.4元货款之后，姜炳中曾打过电话给怡利公司，当时姜炳中表示不清楚唐学松收款的情况，由此可知，姜炳中是从怡利公司处得知唐学松收取该笔货款的情况。另外，《解除合同》中约定解除双方之前签订的收款委托书，而除了当天同时签订的收款委托书外，现有证据反映双方之间仅有向怡利公司收取323742.4元货款的委托书，如签订《解除合同》时姜炳中已知该笔款项已收取，则无需约定解除，由此可知姜炳中在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时不清楚唐学松已收取该笔货款。再次，从双方的账目核对明细看，唐学松主张收到的一笔货款195372.5元中被姜炳中拿走了100000元，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再从唐学松的支出和收入计算，支出减去收款所得为10900.4元，与《协议书》中约定姜炳中尚欠唐学松80000元相矛盾，而姜炳中针对双方对账的数额及主张更为合理。综合上述分析，唐学松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323742.4元货款在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已进行了抵扣和结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唐学松收取该笔货款没有依据，姜炳中要求唐学松退回323742.4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唐学松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姜炳中退还款项323742.4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07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唐学松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 华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章碧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