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顺民初字第2086号
原告常×1，女，1959年5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永生（原告常×1之夫），1959年2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建秀，北京市致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2，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雪英（被告常×2之妻），1963年1月24日出生。
原告常×1与被告常×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1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永生、李建秀，被告常×2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雪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常×1诉称：
我与常×2系兄妹关系。父亲常×3于2010年11月5日21时30分去世。常×3生前立有遗嘱，将其本人的所有财产及权益由我继承。常×3、吴×原系夫妻，2009年10月26日，顺义区人民法院以（2009）顺民初字第8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双方离婚，吴×给付常×3人民币222597元。吴×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0年3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10）二中民终字第01416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常×3、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住房一套，即×室，户主常×3。顺义区人民法院（2010）顺民初字第4379号判决书查明×室楼房一套系在常×3、吴×婚后由部队所分。2000年2月21日，该套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军陆顺移私字第×号（军队房改成本价售房），登记在常×3名下。法院认为，常×3与吴×均要求分得此房，且均称无其他住所，故对该套楼房暂时不予分割，由双方共同使用。母亲吴×于2014年3月26日去世。
我认为父母均已去世，法定继承人只有我及常×2。父亲已用遗嘱的方式将其全部财产及权益交由我享有。我放弃对母亲吴×的继承权。常×2作为吴×的唯一继承人参与诉讼，对吴×之债务应负清偿义务。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判决：1.北京市×室楼房归我所有；2.北京市×院内平房1间归我使用；3.常×3对吴×的债权222597元由我继承；4.诉讼费由常×2承担。
被告常×2在2012年5月21日开庭时辩称：遗嘱中常×3的签×和起诉书的签×区别很大，模糊不清。立遗嘱时间是9月30日，此时常×3神志恍惚，我去探望过5次，没有听常×3说过遗嘱及钱的事情。常×1曾因和护工小赵打架报110，常×1出示购房协议书，10月13日，我去看望父亲，常×1也在场，小赵在派出所曾告诉我们说常×3要把房送给小赵。常×3患的是小细胞肺癌，但最后离婚判决书上写的是肝癌。房子是要收回的，常×3签了字，在营房科有备案，按照常×3的职务和级别，其只有一套房，105平米，目前是122平米，常×3不可能有两套房。流转的公房不在法定继承范围内。事实上两套房是一套房，没有旧房就谈不上新房。我认为需要对签字进行鉴定，不认为遗嘱是常×3的真实意思表达。也要求代书人、立书人出庭，包括律师。律师询问常×3的时候应当有笔录。涉诉楼房属于军产，干休所在上级命令下向营房科出具了说明，不属于常×3的房产，要求常×1出具房地产平面图及军队将房屋过户给常×3的全套手续。常×3知道此房是要收回的房，我方认为需要对遗嘱、房本进行鉴定，常×3无权对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同时不清楚遗嘱中所写“一切权益”指的是什么意思。
被告常×2在2014年5月29日开庭时辩称：第一，常×1提交的常×3以代书遗嘱形式所订立的遗嘱缺失代书遗嘱所具备的重要要件，律师见证函所见证的订立遗嘱过程与遗嘱订立时所发生的订立遗嘱过程严重不符。其中玖典律师事务所在其见证的见证函中明确写明订立遗嘱三份，与常×1提交法庭的遗嘱一份数量不符。至今我所看到的就是一份复印件，2011年1月11日在顺义法院开庭，主审法官张中锋，我曾当庭问过原告方，这份遗嘱是一份还是复印了三份，还是像见证函中说的订立遗嘱三份，原告没有回答，这个卷宗是（2011）顺民初字第141号，存档于顺义法院。见证律师称其律师事务所原持有的遗嘱原件丢失，律师见证函原件丢失，但见证函无委托书、无询问笔录、无照片，没有遗嘱人、立遗嘱人的十个手指印，没有见证该遗嘱订立的过程备份，卷宗因潘×工作调动找不到了。彭×2012年8月30日在顺义法院八法庭由涂长江、杨鑫做询问笔录，2012年12月15日第二次由涂长江、杨鑫做询问笔录。我在2010年10月13日去通州解放军263医院探望常×3时，常×3曾亲口告诉我共有三份遗嘱，内容是不同的，其中一份是常×2的，在你妹妹手里，所以无法证实常×1提交的遗嘱是唯一一份和最后一份。第二，代书遗嘱的过程违法，见证人应是代书人之一，且为二人以上，该遗嘱上缺少两位见证人彭×、潘×签字，无法证明该遗嘱是由彭×和潘×见证了该份遗嘱的立遗嘱过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的相关法律规定，遗嘱的形式代书遗嘱应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显而易见，无法证实该份遗嘱是由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潘×给予的见证。既然立遗嘱人常×3委托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潘×给其见证，然而事实却是既无委托书，遗嘱上也没见证人签字，连原件也丢了，由此可以推断，律师见证函中所提到的订立遗嘱三份与常×1提交法庭的此份遗嘱并无关系。此份遗嘱并不是三份中的一份。第三，遗嘱的内容，立遗嘱人常×3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被收回去的公房北京×室属于解放军66055部队）进行了处分，违反了最高院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常×3很清楚该房屋已被收回，并在解放军66055部队营房科签字同意交回，却又为何立此遗嘱呢，是否真实意愿表达，我表示严重质疑。而且顺义区法院（2010）顺民初字第4379号判决书第三页第九行本院认为中，亦载明现双方均要求分得此房，且均称无其他住所，故对该套楼房本院暂时不予分割，由双方共同居住使用为宜。法院为何如此判决，原因有几点，1.尽管有房本，但仍属于部队内部管制，在房产交易中心并无登记，也无档案。2.军产房的公房性质并不会因该房屋的房本而有所改变，该房屋产权归属关系仍属于66055部队所有，不得出售、出让、出租。3.在当下的北京乃至全国房屋中介销售的房源中没有军产房的销售，因为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无法进行交易。4.解放军66055部队在看到顺民初字第4379号判决书中有关该房屋的内容时，表达了部队坚定的态度，顺义法院无权分割军产，严肃批评了时任干休所所长，并责成干休所出具了该房屋情况说明，同时表达了对常×3所做遗嘱的态度：该房屋是被收回的，任何个人无权处分。所以无论从干休所出具的说明，还是所做的笔录，以及相关判决书都充分说明该房屋是被收回的公房。被收回的公房怎么会有遗嘱继承呢？我虽是继承人之一，但不是遗嘱继承人，与常×3指定的遗嘱继承人常×1无任何纠纷而言，该房屋又是被收回的公房，不属于个人可以处分的合理取得的私有不动产。况且我更无一分钱遗产继承所得。既然我无任何遗产所得，那么常×3与吴×在世时的合法收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与我无任何的关系，我更无任何的债务需要承担。现在常×3与吴×均已去世。常×3立遗嘱让常×1来继承的权利与常×1主张诉求要继承的权利不仅不存在，更不符合，要求驳回常×1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常×3、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三名子女，邓×、常×2、常×1。邓×已于1964年被他人收养。2009年7月28日，常×3诉至本院要求与吴×离婚，本院于2009年10月26日做出（2009）顺民初字第8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双方离婚，同时判决吴×给付常×3夫妻共同存款222597元。吴×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24日做出（2010）二中民终字第01416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常×3于2010年4月7日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吴×，在该案中，常×3主张双方拥有夫妻共同财产位于×室楼房一套及平房一间，并要求确认上述房屋归常×3所有。吴×对上述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持异议。关于上述楼房以及平房的产权问题，经本院与顺义卫戍区干休所核实，干休所称虽部队已无楼房产权，但如果楼房流转，需经过部队审批；而平房是部队分配给常×3及家人使用的，产权归属部队，在常×3与吴×去世后，部队就会将平房收回。据此，本院于2010年9月6日判决上述楼房及平房均由吴×与常×3共同使用。
2010年4月12日，吴×又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常×3，吴×主张双方还拥有夫妻共同财产即位于北京×2室住房一套以及共同存款。在该案审理期间，常×3于2010年11月5日去世，本院变更案由为析产继承纠纷，并依法追加常×1、常×2为被告。
该案庭审中，吴×主张北京×2室房屋是其与常×3的夫妻共同财产。常×1则认为该房屋应归其所有，因为购房协议是其与干休所签订的，而且房款都是其自己支付的，并非是常×3与吴×的共同存款所出。吴×与常×2对常×1的主张不予认可，称剩余房款是常×1用不正当手段将吴×的存款从银行中取出8万元，用其中的6万余元交纳的。吴×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北京卫戍区第四干休所出具的《关于我所原离休干部常×3的住房情况说明》一份，内容如下：说明一：我所×室为原离休干部常×3住房，该房为1999年8月由部队按成本价出售的房改房。说明二：根据2007年5月总后勤部《后营字（2007）248号文件关于干休所零星建房的通知》精神，我所于2009年5月建成干休所×号楼，该楼×2室为原离休干部常×3住房，此房是自筹资金建房，性质为周转性抵押金式公寓住房。说明三：据老干部一致要求，待办下5号楼《房产证》之后，腾退原住房。常×1的意见是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吴×主张的证明目的。常×1为证实其辩称意见提供了其（乙方）与北京市卫戍区第四干休所（甲方）签订的购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一、甲方为改善提高干休所离退休干部、工作人员和现有住户的住房条件，经警卫三师、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各级的请示，于2007年5月，总后勤部正式批准甲方建5500平方米住宅楼一栋，并以《后营字（2007）第248号文件》“关于干休所零星建房的通知”下发至北京市建委。根据此批复，甲方于2008年5月开始集资建设住宅楼，至2009年5月正式竣工，并向甲方所有购房户出售。考虑部分离退休干部、工作人员和遗属无支付能力，经甲方建房工作小组研究，甲方党委批准，无支付能力的购房户可以子女出资并以子女名义购买。二、甲方将座落在顺义区干休所院内的×2号三室二卫一厅楼房一套总面积×平方米售给乙方，房屋价格为每建筑平方米2450元。三、乙方购房后，无房产证，但凭此协议与购房发票可永久居住、子女继承，不能对外出售、出租。
另，该案审理中，常×1提交常×3于2010年9月30日在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下所立遗嘱1份，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常×3，身份证号×××，我叫常×3，今年81岁，因身患疾病，为防止我的遗产继承问题发生纠纷，特立此遗嘱。我现有的个人合法财产有：位于北京市×室楼房（与吴×共同共有）、位于×院干休所内平房一间的使用权（与吴×共同使用）、对吴×享有的债权222597元、存款现金及其他依法由我享有的一切权益。现我对我的个人合法财产作出如下处分：1.我与吴×共同所有的位于北京市×室楼房，将属于我的份额由我女儿常×1继承；2.我与吴×共同使用的位于×院干休所内平房一间归我女儿常×1使用；3.我的一切存款、现金归我女儿常×1继承；4.我对吴×享有的债权归我女儿常×1继承；5.丧葬费的支出与使用由我女儿常×1签×支配使用；6.丧事办理事宜由我女儿常×1负责；7.我的丧事活动及一切事宜常×2均不得参加；8.其他依法应由我享有的一切权益由我女儿常×1继承享有。以上处分是我的真实意思，他人不得干涉。”对该份遗嘱，吴×在庭审中的质证意见是表示认可，常×2亦表示无异议。
关于该案涉诉楼房的相关问题，经本院与顺义区卫戍区干休所及营房科调查，部队的意见是×号楼的房就是给老干部盖的，该房屋是冲着常×3给的，但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产权是部队的，老人去世了，子女的继承方式也只是居住。同时干休所提供了×号楼的建房实施方案一份，该方案中第六条关于4号楼南侧小平房拆除和遮阳光问题的解决办法第1项载明：因拆除了4号楼南侧的小平房，新建楼房距4号楼较近，对4号楼以后的采光造成了影响，所以给4号楼住户一定的补偿。方法是：从每户所购新楼房面积中扣除一定的面积给予一次性的补偿。标准是：原4号楼一层住户每户补75平方米，二层住户每户补69平方米，三层住户每户补64平方米。因该条规定中所提拆除的4号楼南侧小平房有常×3的住房且常×3是4号楼二层的住户，因此在购买×号楼的房屋时，给予69平方米的补偿。干休所亦提供了该房屋交纳房款的收据复印件两张，一张为2008年4月14日交纳房款7万元的收据，交款人记载为常×3，一张为2009年6月7日的房款收据，记载的数额是130536元，交款人记载为常×1。干休所工作人员解释称，第二次交的是剩余房款60536元，一次性开出的总房款的收据。
该案审理后，本院于2011年6月8日认定该房屋系常×3、吴×及常×1的共有财产，并结合常×3通过遗嘱的方式将其享有的权益指定由常×1一人继承，最终确认争议房屋由吴×及常×1二人共同居住使用。吴×不服该判决结果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19日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结果。
2010年12月21日，常×1以遗嘱继承纠纷起诉至本院，后于2011年11月撤回起诉。2012年1月12日，常×1以常×2和吴×为被告再次诉至本院，即本案。2012年5月21日本院开庭审理中，常×1出示了遗嘱，吴×主张其不是适格被告，常×2对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常×3签名与本人签×不符，遗嘱内容第一项和第二项不属于常×3合法财产，常×3无权处分，并指出遗嘱中明确立遗嘱三份，要求常×1出示另外二份。该次庭审中常×2表示没有证据提交，并申请对遗嘱是否常×3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鉴定因常×2没有交纳相关费用及常×2坚持有三份遗嘱而未予进行。
本院于2012年8月16日向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彭金
城核实，彭×律师陈述（2010）京玖律见字第30号“遗嘱律师
见证书”内容真实，其和潘×在场，遗嘱三份指的是一式三份，一样的内容，共三份，都是当时签×，律师保存一份，另外二份交给委托人了，当时立遗嘱人常×3神志清醒。
本院于2012年8月22日向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潘×核实，潘×陈述（2010）京玖律见字第30号“遗嘱律师见证书”文档材料已丢失，法庭向其出示的复印件内容真实，见证时其和彭×律师在场，遗嘱三份指的是一式三份，一样的内容，共三份，都是当时签字的，其律师事务所保存有遗嘱原件一份，另外二份原件交给委托人了，并指出其律师事务所保存的原件与法院向其出示的一致，法院出示的是当时见证的那份；见证时立遗嘱人常×3神志清醒。
本院于2012年12月15日向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彭×核实，彭×律师陈述（2010）京玖律见字第30号“遗嘱律师见证书”内容真实，遗嘱三份指的是一式三份，内容一样的三份，其律师事务所保存的档案有遗嘱原件一份、律师见证书原件一份，因为潘×离职工作交接的原因，现在二份原件找不到了，但指出其律师事务所保存的原件与法院向其出示的一致；常×3订立遗嘱过程中没有提及有遗嘱留给邓常民及常×2；对于遗嘱的建立及生成，其律师工作人员没有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律师事务所也没有保存录音录像，但表示曾提示过常×1最好录音录像，见证时有录音录像的，是常×1找的。
2014年5月29日，本院再次开庭审理本案。常×1出示了录像资料证实律师见证全过程。常×2反对法庭允许播放录像资料，并指出已过举证期限。该次庭审中，常×2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2010）顺民初字第4379号判决书、干休所出具的关于我所离休干部常×3的住房情况说明、顺义法院向干休所和营房科所作的询问笔录及法院对彭×律师所做的谈话笔录。干休所的意见是：“营房科是干休所的上级，所有的军产都属于总后，即使登记在个人名下，产权还是军产房，老干部去世后，房屋由其配偶、子女继承使用；4号楼当时应当是拆旧建新，由于有产权证旧楼就没拆，等新楼房产证办下来后才拆旧的，但时间现在还不确定。平房在老干部去世后应当由部队收回，平房是公用房，房产证不包括平房；但是现在都还没有收回，暂时可以由他们使用，由他们当储藏室、库房使用；涉诉楼房和平房在未拆和未收回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使用；新楼房产证较难办下来；产权的解释权不在我们这，情况说明是我们请示营房科后出具的，具体以营房科答复为准。”营房科的意见是：“在5号楼房产证办下来前，他们只有使用权而没有产权，房产证办下来后4号楼要由部队收回，房产证办下来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约三、五年；平房他们也是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5号楼的房产证正在办理中，要是吴×去世的话，部队就得收回平房；5号楼房产证办下来、4号楼房屋收回前，他们对4号楼有使用权，可以处理使用权而不能处理产权，吴×去世后，楼房可由其子女使用。”常×1对判决书及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干休所所做的情况说明是单方书证，不能与干休所和我签订的购房协议相提并论，且干休所与营房科所作的陈述与房本登记的内容相违背，属于无效，应以房本和购房协议为准。
另，吴×于2014年3月26日去世。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遗嘱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常×1提交的遗嘱是否真实。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可见，本案所涉遗嘱符合法律规定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同时，常×3立遗嘱过程有律师及工作人员见证，律师及工作人员均到庭接受核实，加之常×1提交录像加以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常×3所立遗嘱内容与常×1提交遗嘱内容一致。常×2在庭审中虽主张常×3立有三份遗嘱，并对常×1提交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常×2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常×1提交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现常×1依据上述遗嘱起诉要求确认常×3对吴×享有的债权归其继承，其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
常×1要求确认北京市×室楼房归其所有，但该房产管理部门已出具意见明确该房屋所有权将会被收回，故本院对常×1之此项争议不予处理。另，常×1还要求确认北京市×院内平房1间归其使用，相关房产管理部门亦出具意见，在常×3、吴×去世后将收回平房使用权，本院对该项争议亦不予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09）顺民初字第858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常×3对吴×享有的债权二十二万二千五百九十七元由原告常×1继承；
二、驳回原告常×1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常×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建
人民陪审员 李振涛
人民陪审员 柳显金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葛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