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02民初3751号
原告：王某1，女，1938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平，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舟，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告：王某2，男，1953年8月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告：王某3，男，1955年3月29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告：王某4，男，1957年12月7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告：王某5，女，1951年3月5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述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翔、施春晖，江苏紫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6，女，1950年3月16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继承、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平、俞舟，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翔、施春晖，被告王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对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1号6幢402室房屋出售款81万元进行析产、继承；2、对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进行析产、继承；3、对王某1与被继承人徐达的夫妻共同财产36万元进行析产、继承；4、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王某1将第3项诉讼请求的金额变更为236193元，并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对徐达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合计52545.5元进行析产、继承。事实和理由：原告王某1与被继承人徐达于1995年经人介绍相识，××××年××月登记结婚。双方有夫妻共同财产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1号6幢402室、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以及其他动产36万元。南园路11号6幢402室房屋已被出售，得款81万元。五被告系徐达的子女。2016年4月1日徐达去世，原、被告因析产、继承发生纠纷，经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某1与被继承人徐达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系徐达与前妻李聿如所生之子女。李聿如于1994年去世，徐达于2016年4月1日去世。徐达的父、母均先于其去世。徐达和王某1再婚时，双方的子女均已成年。
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1号6幢402室房屋原登记产权人为王某1（权利份额10%）、案外人丁毅（权利份额10%）和徐达（权利份额80%），丁毅系王某1与前夫所生之子。2014年5月13日，丁毅与徐达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其在该房中所占10%的权利份额转让给徐达。同日，王某1与徐达签订房屋权属约定书，约定该房归徐达一方所有。三人还共同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该房原为王某1、丁毅和徐达按份共有，其中王某1占10%、丁毅占10%、徐达占80%，王某1与徐达系夫妻关系。现丁毅将10%的份额转让给徐达，王某1放弃自己在该房中的份额。三人据此共同向房屋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将该房所有权转移登记为徐达一人所有。之后，徐达领取了该房的所有权证。2015年12月9日，徐达与案外人柏圣宇、赵庆锋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该房出卖给案外人，并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将该房所有权转移登记为柏圣宇、赵庆锋所有。该房合同价格45万元，实际成交价为81万元，其中定金10万元于2015年11月14日存入徐达名下江苏银行62×××63银行卡内，2015年11月18日，徐达将该款连同该卡内其余存款11万元，合计21万元购买了“M6幸福晚年1545”理财产品。2015年12月9日，柏圣宇将剩余房款71万元存入徐达名下中国银行卡内（账号：48×××18、卡号：62×××06）。诉讼中，原告主张南园路11号6幢402室系徐达、王某1婚后购置，起初登记在徐达名下，2008年7月登记为徐达、王某1和丁毅按份共有，2014年因为王某2要将其和其子户口迁到该房上，徐达为了避免家庭矛盾，要求丁毅和王某1把各10%的产权份额交还给徐达，这是对法律的误解导致的游戏，该房属于徐达、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房应依产权登记认定为徐达的个人财产。
2002年8月，徐达、王某2与永发拆迁公司、中城拆迁公司签订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拆除徐达、王某2所有的坐落南通市狼山镇南河沿16号房屋，拆迁总建筑面积112.29平方米，徐达、王某2合计应得补偿132208.28元，提前奖励按实结算。之后，徐达、王某2填写南通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款变现支付审批表，申请领取拆迁货币结算款共157051.79元。同年9月，永发拆迁公司开具两张转账支票，向徐达和王某2分别支付78525.78元和78526元。2002年12月31日，徐达与案外人季荣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向其购买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合同价格149000元。合同双方于同日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2003年1月9日，徐达取得该房的所有权登记，证载建筑面积62.62平方米。诉讼中，原告表示对该房不主张分割份额，要求作价补偿。原、被告一致同意该房的价格按单价14000元/平方米确定。
2015年12月初，徐达、王某1先后因病住院治疗。同月10日，徐达及其子女到王某1女儿家中，与王某1及其子女发生冲突。此后徐达、王某1未再共同生活，直至徐达去世。
2015年12月25日，徐达在南通市崇川公证处订立公证遗嘱，载明其名下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江苏银行“M6幸福晚年1545”理财产品（银行卡号：62×××63，交易金额：21万元）中属于其的财产份额由女儿王某5、儿子王某2、王某3、王某4共同继承，份额均等。诉讼中，原告认为该份遗嘱是徐达和其子女密谋所做，处分了徐达和王某1的共同财产，没有法律效力。
徐达去世后，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16年7月8日按企业标准核定丧葬费为6000元、一次性抚恤金为15000元，抵冲养老金5164.5元，实发15835.5元。该款于2016年8月11日存入徐达名下邮政储蓄银行卡内（卡号：62×××54）。诉讼中，原、被告一致认可徐达去世后，社保中心多发了一个月的养老金5164.5元，因此在核发死亡待遇时将该款予以扣除。2016年8月4日，该管理中心按事业标准核定徐达丧葬费为6000元、一次性抚恤金为51710元，与企业标准之间的差额为36710元。
根据原、被告的申请，本院分别查询了王某1、徐达名下的银行存款，其中王某1名下：2015年11月17日在江苏银行存入20000元，2016年3月15日销户，取款本息合计20092.95元；2016年3月15日在邮政储蓄银行取款65142.6元；2016年3月15日在农业银行取款15163.56元。诉讼中，原告认可上述款项由其支取，但已用于生活支出。被告认为上述款项属于徐达、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分割。
徐达名下：江苏银行卡内（卡号：62×××63），前述“M6幸福晚年1545”理财产品于2016年5月18日到期，兑付金额215183.26元。2016年5月20日，王某2将该款全部取出；中国银行卡内（账号：48×××18、卡号：62×××06），2015年12月9日转出71万元至王某2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内（账号：51×××19）。王某2又于同月12日将上述款项存入徐达名下另一中国银行卡内（账户：51×××44），之后几日，该账户陆续发生多笔取现，至2015年12月15日取出全部71万元，但原、被告均表示不清楚该款为何人所取。2016年4月、5月和6月，该账户均入账工资327元，2016年8月8日，该账户入账36056元。南通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于2016年12月21日出具证明，证明上述36056元系该中心发放的徐达丧抚费差额；邮政储蓄银行卡内（卡号：62×××54），2016年3月21日余额为2.18元，2016年4月11日存入养老金5154.5元，2016年4月18日取款5150元，2016年5月11日存入养老金5154.5元，2016年8月11日存入15835.5元，余额20998.75元。诉讼中，王某2自认其于2016年4月18日从该卡内取款5150元，用于徐达的丧葬事宜。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和事实存有争议：1、原告主张其与徐达夫妻关系和睦，对徐达长期照顾有加，徐达的子女很少与徐达来往。为此，原告提供了证人黄某的证词以及作证的视频，称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能出庭作证。被告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证人在视频中对证词中“谴责”一词并不认识，还有部分证词读错，证词是其他人写好后由证人宣某，不具有真实性。本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如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原告虽称证人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能出庭作证，但未经本院许可，故该份证词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需结合本案其他的证据综合分析认定。证人在视频中不认识证词中“谴责”一词，但该部分内容系证人承诺忠实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不是证人在陈述其亲眼所见的事实，不属于证词的主要部分。证人将部分证词读错，考虑到证人的年龄状况，不排除口误的可能性。
2、原告主张其所支取的银行存款已全部支出。为此，原告提供了“王某1费用（部分）汇总”，具体包括：常金芳出具的自2015年12月以来的陪护费收条，金额合计48420元；人情往来支出记载，具体组成为亲家母一周年支出1000元、孙女高中毕业考大学买手表988元、孙女20岁生日买电脑4200元、妹妹腿开刀2000元、××住院2000元、外孙女生二胎2000元，金额合计12188元；超市、商场发票、销售单，原告主张其自2015年12月9日因病离开南园路19号4幢301室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支出7917.39元，另每月支出900元用于购买牛奶、老年保健用品，共计10个月；医疗费票据，金额合计7006.39元；诉讼费交纳凭据，金额为11800元。原告主张上述支出金额合计96031.78元。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多张购物票据与原告自称身体不好相矛盾，所购物品中有部分物品明显不是原告自用。原告没有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无需陪护，对发生的护理费不予认可。对原告主张的人情往来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认为，原告三次取款均发生在2016年3月15日，故而对原告提供的上述票据中所有发生在此之前的部分，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而且徐达于2016年4月1日去世，在此之后原告发生的费用如无证据证明属于夫妻共同生活必要合理的支出，则不应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据此，本院分述如下：关于陪护费，原告仅提供了收条，不足以证明陪护费的实际发生，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人情往来，原告并未说明支出的具体时间，且从原告所列的具体开支用途，均不属于夫妻共同生活必要合理的支出，不应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关于购物票据，对其与本案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本院无法确认，考虑到原告在2016年3月15日至2016年4月1日期间确需发生一定的生活开支，本院酌定其在该段期间的生活费、营养费为1500元，该费用可以从原告支取的存款中列支；关于医疗费，原告提供的票据中发生在2016年3月15日至2016年4月1日期间的票据有两张，分别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分院0041693665号和0041703595号，但发生的费用均从医保个人账户支出，没有发生现金支付。之前发生的医疗费中现金支付的部分，本院推定已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之后发生的医疗费中现金支付的部分，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或者原告的子女负担，不应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列支；关于诉讼费用，发生在徐达去世之后，是原告为主张对徐达遗产的继承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依法交纳的费用，且系预交，本院将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当事人各自应负的诉讼费用数额，该费用不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发生的必要合理的支出，不应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列支。
3、被告王某2主张其为徐达支付了医疗费和护理费7万余元，以及垫付了转让南园路11号6幢402室的税费34462.67元，要求从徐达的遗产中扣除，予以返还。为此，王某2提供了徐达的医疗费票据、朱振峰出具的陪护费收条以及税收缴款书，并申请朱振峰出庭作证。朱振峰证明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期间，其受王某2雇请照顾徐达，并帮忙料理了徐达的后事，王某2每月支付其陪护费6000元，春节当月支付8000元。原告认为，徐达的医疗费和护理费即便由王某2支付，也是其作为子女赡养老人应尽的义务，从遗产中扣除没有法律依据。税费34462.67元是用夫妻共同财产缴纳。本院认为，首先，被告王某2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徐达支付了医疗费；其次，即便该费用由其支付，子女为父母支付医疗费等费用应当属于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不应当属于债务，被告王某2要求从徐达的遗产中扣除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即便王某2为徐达雇请陪护人员并支付陪护费，亦属于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不应从徐达的遗产中予以扣除。被告王某2主张为徐达垫付转让南园路11号6幢402室的税费34462.67元，仅提供了税收缴款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4、被告主张徐达生前于2016年2月28日立下录音遗嘱。为此，被告提供了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在录音中，徐达首先陈述其即将去世，脑子还清醒，要留个生前遗嘱，请邻居、老同事来做见证。之后，徐达陈述其原住狼山街，2002年8月房屋拆迁，拆迁公司将其父子二人面积112余平方按各人实际面积作了分割，之后其和儿子合买了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其于2015年中旬查出癌症之后，王某1弃之不顾，因此其再次重申王某1不得继承其遗产。最后，根据徐达的要求，在场的三位邻居和一位徐达的原单位同事均在录音中各自报出姓名。被告还提供了在场见证人曹某、刘某出庭作证。曹某证明其和徐达原系同事关系，2016年2月28日徐达立遗嘱时其在场，王某2、王某3、王某5以及另外一男二女也在场。徐达当时靠在床上，神志清楚，录音由王某3操作。刘某证明其系南园路19号车库管理员，2016年2月28日徐达立遗嘱时其和曹某以及另两位见证人在场，王某3操作录音，徐达当时神志清楚。徐达和王某1在徐达生病住院之前关系较好。原告认为，该份遗嘱不符合录音遗嘱法定形式要件，当时有多名继承人在场，也不符合录音遗嘱的法定条件。徐达立遗嘱时，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无法确认是否系徐达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徐达订立录音遗嘱时，有三位邻居和一位徐达的原单位同事在场见证，其中两位见证人出庭作证，原告未对见证人的资格提出异议，本院确认录音遗嘱符合形式要件。现场即便有继承人在场，不足以否定遗嘱的效力。徐达在录音中自己表述“脑子还清醒，要留个生前遗嘱”，证人也证明徐达当时神志清楚。本院确认录音遗嘱是徐达本人的真实意愿，合法有效。徐达在遗嘱中排除了王某1对其遗产的继承权，本院予以确认。
5、原告主张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系徐达、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徐达将其狼山镇老房拆迁所得补偿款用于购买该房，不足部分由徐达、王某1共同出资，其中王某1出资65000元，没有其他人出资。被告主张该房是由原狼山房屋拆迁权益转化而来，王某2将其所得全部拆迁款交给徐达，用于共同购买该房。徐达作为家庭代表领取产权证。该房系徐达、王某1、王某2及其妻、子的家庭共同财产。为此，被告提供了1990年5月21日的家庭协议书（复印件）和证人陆某出庭作证，立协议人为徐达、李聿如和王某2，协议内容为：“一、院内朝东叁间房由王某2继承；二、院门壹间及楼下由我们夫妇居住使用；三、以后我们的赡养、药费、丧葬等由王某2承担。”协议上可见王淑清和严志讯的印章，还有一枚印章模糊不清。被告主张该协议是徐达夫妇与王某2之间关于赡养的约定。证人陆某证明其和徐达系表兄弟关系，上述家庭协议书由其及其母王淑清见证。原告认为，家庭协议书系复印件，不予质证。证人证言与协议书内容相矛盾。被告还提供了一份王某1于1997年10月7日订立的公证遗嘱，以证明王某1陈述其出资65000元不实。遗嘱内容为：王某1将1993年12月以其名义优惠购房南通市北濠新村32幢102室指定由大女儿丁健霞继承，理由为其当时财力不足，购房资金全部由丁健霞所出。原告认为，原告有子女二人，为避免将房屋指定由女儿继承后儿子有意见，故在遗嘱中托辞财力不足。本院认为，2002年8月徐达、王某2户拆迁时系采用货币补偿的补偿方式，徐达、王某2分别各半领取了补偿款。同年12月购买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时，由徐达一人与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之后该房登记在徐达一人名下，王某2主张其将所得拆迁补偿款全部交给徐达用于购房，除了其本人陈述以及徐达在2016年2月28日的录音遗嘱中表述该房系其和儿子合买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而徐达在订立录音遗嘱之前，与王某1发生有冲突，夫妻关系不睦，很有可能作出对王某1不利的陈述。并且徐达在2015年12月25日的公证遗嘱中对该事实并未涉及。被告提供的家庭协议书、证人陆某的证言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被告提供的王某1的公证遗嘱仅载明王某1在1993年12月时财力不足，不足以证明2002年12月时王某1的经济状况。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所有权证的记载，本院依法推定徐达为该房的所有权人。又因该房购买于徐达、王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认定为归徐达、王某1共同所有。
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被继承人徐达的父母先于其去世，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王某1和子女（即本案五被告）。徐达生前立有一份公证遗嘱和一份录音遗嘱，对于公证遗嘱，原告王某1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遗嘱不是徐达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遗嘱处分的财产为“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和江苏银行“M6幸福晚年1545”理财产品中属于其（徐达）的财产份额部分”，并未侵害原告的夫妻财产共有权，该份公证遗嘱合法有效，本院将先行析出遗嘱处分的财产中属于徐达的份额，对该部分财产按遗嘱继承进行处理。之后订立的录音遗嘱排除了王某1的继承权，两份遗嘱的内容没有抵触，对公证遗嘱中没有涉及的徐达的遗产，应由除王某1之外的徐达的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即由本案五被告共同继承。至于五被告之间继承份额的确定，因为五被告并未就此向本院提出明确的诉求，故在本案中不予理涉。
南园路11号6幢402室房屋原为徐达、王某1和丁毅按份共有，2014年5月丁毅将其所占份额转让给徐达，王某1放弃其在该房中的份额，三方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转让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不动产物权的转让，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据此，丁毅和徐达之间转让不动产份额的行为发生物权效力。又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徐达、王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房屋权属约定书，约定该房归徐达一方所有，且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该约定具有法律效力。据此，南园路11号6幢402室房屋应认定为徐达的个人财产。原告主张该房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徐达之后将该房出卖，所得款81万元是该房财产形态的转化，亦属于其个人财产。其中10万元于2015年11月18日由徐达连同其余存款11万元，合计21万元购买了“M6幸福晚年1545”理财产品，该10万元应当按照徐达的公证遗嘱办理，由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四人均等继承。其余71万元，根据徐达的录音遗嘱，应由五被告共同继承。原告主张该款系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析产、继承，本院不予支持。上述理财产品已经到期，兑付金额215183.26元已被被告王某2取出。根据《婚姻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上述10万元系购买理财产品，属于投资行为，其相应的收益应属于徐达、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余11万元系徐达、王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该款及其理财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上述215183.26元中有115183.26元属于徐达、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王某1应分得57592元（115183.26/2＝57591.63，取整），其余作为徐达的遗产按照徐达的公证遗嘱办理，由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四人均等继承。又因该款已被王某2支取，王某2应向王某1返还应得的部分。至于王某2应向王某3、王某4、王某5返还的部分，不属本案处理范围，本院不予理涉。
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属于徐达、王某1共同所有。原告自认徐达将其狼山镇老房拆迁所得补偿款用于购买该房，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对于余款由何人出资均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本院推定系由徐达、王某1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因此，该房系由徐达的个人财产以及徐达、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混合出资在婚后购置形成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1在该房中占有的份额比例为23.65%［（149000-78526）/2/149000］。诉讼中，原、被告一致同意该房的价格按单价14000元/平方米确定。据此，该房作价876680元（14000×62.62），其中王某1应得207334.82元（876680×23.65%），其余作为徐达的遗产按照其公证遗嘱办理，由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四人继承。因为原告王某1表示对该房不主张分割份额，要求作价补偿。故本院确定该房归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按均等份额共有，上述四被告各给付原告王某151834元（207334.82/4＝51833.7，取整）。
原告王某1于2016年3月15日支取银行存款合计100399.11元（20092.95+65142.6+15163.56），上述取款发生在王某1、徐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款项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扣除本院酌定王某1应从中列支的生活费、营养费1500元，余款应分出一半归徐达所有，由五被告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据此，原告王某1应给付五被告49450元［（100399.11-1500）/2＝49449.56，取整］。
徐达名下邮政储蓄银行卡内（卡号：62×××54），2016年4月11日存入养老金5154.5元，2016年5月11日存入养老金5154.5元，2016年8月11日存入15835.5元。根据已查明事实，社保中心在徐达去世后多发了其一个月的养老金，因此在核发死亡待遇时予以扣除（注：徐达每月该卡内实际存入养老金5154.5元，社保中心扣除5164.5元）。故社保中心按企业标准核定丧葬费为6000元、一次性抚恤金为15000元，实际发放数额为20990元（5154.5+15835.5）。之后，社保中心补发事业标准与企业标准之间的差额36710元，该款在2016年8月8日存入徐达名下中国银行卡内（账户：51×××44）36056元时，应当扣除了2016年5月、6月各存入该卡内的327元，因此，上述两笔327元也应计入徐达的丧抚费予以分割（36056+327+327＝36710）。综上，社保中心核发徐达丧抚费合计57710元，实发57700元（20990+36710）。
丧葬费是对于死者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务的一种经济补助，抚恤金是发放给死者近亲属的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抚慰金，均系在公民死亡后发生，不属于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不应和遗产继承纠纷一同处理。本院为了减少当事人双方的讼累，根据双方的一致意愿，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分割。对于丧葬费，原则上应首先抵扣实际发生的丧葬费用，如有结余，则在徐达近亲属之间进行分配。但本案中，被告提供了一份家庭协议书，载明徐达夫妇的三间老屋由王某2继承，二人的赡养、药费、丧葬等由王某2承担。被告主张该协议是徐达夫妇与王某2之间关于赡养的约定。据此，徐达的丧葬事宜应由被告王某2承担，案涉丧葬费不应发生抵扣。王某1作为徐达的配偶，应当与徐达的子女即五被告均等分割该笔丧葬费，应分得1000元；对于抚恤金，王某1作为徐达的再婚配偶，从××××年××月登记结婚至2015年12月期间，互相陪伴、共同生活将近18年，原告提供的证人黄某和被告提供的证人刘某均反映二人在徐达生病之前关系和睦，本院对两位证人的证言中涉及徐达、王某1夫妻关系的内容予以采纳。虽然徐达、王某1在2015年12月之后因发生冲突未再共同生活，但其时距徐达去世不足4个月，不足以否定徐达生前和王某1的关系紧密程度。加之王某1年老体弱，应当对其予以多分。据此，本院酌定实际发放的抚恤金51700元（57700-6000）中，王某1应分得10000元，其余归五被告所有。本院确定实际发放的徐达丧葬费和抚恤金共57700元由五被告领取，五被告应给付王某1合计11000元。此款与前述王某1应给付五被告的49450元相抵，王某1仍应给付五被告38450元。因五被告之间法定继承份额的确定本案中不予理涉，为方便交付，本院指定该款交由被告王某2收取。
徐达名下邮政储蓄银行卡内（卡号：62×××54）2016年4月11日存入的养老金5154.5元应属于徐达、王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王某2于2016年4月18日取款5150元，主张用于徐达的丧葬事宜，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而且如前所述，徐达的丧葬事宜应由被告王某2承担。故王某2应就该款中属于王某1的部分予以返还，该款的一半即2575元（5150/2）应归王某1所有，其余作为徐达的遗产由五被告按法定继承处理。上述款项与前述王某2应向王某1返还的57592元合并计算，被告王某2应向原告王某1返还60167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某2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王某160167元。
二、南通市崇川区南园路19号4幢301室房屋归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按份共有，各自占有四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各给付原告王某151834元。
三、原告王某1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共38450元，交由被告王某2收取。
四、被继承人徐达名下邮政储蓄银行卡（卡号：62×××54），2016年5月11日存入的5154.5元，2016年8月11日存入的15835.5元，计20990元；徐达名下中国银行卡（账户：51×××44），2016年5月、6月各存入的327元，2016年8月8日存入的36056元，计36710元。上述合计57700元归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所有。
五、驳回原告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448元，减半收取计11724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7435元，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5负担428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3448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账号：47×××82）。
审判员 于劲松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黄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