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奉民二（商）初字第487号
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东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何晓菁，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劲松，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雁。
委托代理人梁志强，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晓峰。
被告杨振宇。
委托代理人魏国俊，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徐雁、王晓峰、杨振宇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5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原告委托代理人何晓菁、谭劲松、被告徐雁委托代理人梁志强及被告杨振宇委托代理人魏国俊、蔡杰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晓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诉称，上海源天忻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天忻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22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50万元（以下币种同），被告徐雁、王晓峰、杨振宇分别持有源天忻公司57%、38%、5%的股权。2011年4月，原告与三被告签订《关于上海源天忻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合同书》（以下简称“投资合同书”）及《关于上海源天忻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各方约定，原告按照12.0588／1元注册资本的投资价格，投资800万元，其中66.34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持股比例6.27%，余下款项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原告于2011年4月28日完成注册资本66.34万元的出资，源天忻公司注册资本由850万元增至1，057.32万元。此后，源天忻公司发生了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为1，073.82万元，原告持股比例调整为6.18%。补充协议第6.1条约定，若源天忻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仍未实现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公开发行和上市，则原告可提出回购或收购其股份的要求，并对股权收购价格等进行了约定。但截止原告提起诉讼之日，源天忻公司已停止经营，出现巨额亏损，主要财产已被查封，厂房于2014年9月10日被本院委托拍卖。源天忻公司已无法满足我国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条件和要求，且源天忻公司亦未作出有关股票发行和上市的准备计划和安排。因此，三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2014年11月1日为回购请求日，三被告应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受让原告持有的源天忻公司6.18%的股权。经原告核算，股权收购价格为10，526，904.11元。原告催讨未果，遂诉讼来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10，526，904.11元，用于受让原告持有的源天忻公司6.18%的股权。
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其诉称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
1、投资合同书一份，旨在证明原告与源天忻公司存在投资关系的事实；
2、补充协议一份，旨在证明三被告存在股权回购义务的事实；
3、源天忻公司章程一份，旨在证明原告与三被告为源天忻公司股东的事实；
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一份，旨在证明源天忻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东名称的事实；
5、法院查封公告一份，旨在证明源天忻公司的主要财产已被司法查封的事实；
6、拍卖告示及拍卖公告一份，旨在证明源天忻公司的主要资产已于2014年9月10日被本院委托拍卖的事实；
7、源天忻公司及三被告的执行信息一组，旨在证明源天忻公司经营恶劣，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事实；
8、催告函及快递单一组，旨在证明原告已书面通知三被告依据投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事实；
9、报告书、划款记录及收据一组，旨在证明原告支付投资款的事实。
被告徐雁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投资源天忻公司并且实际经营，源天忻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实际是由于原告的经营所导致，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被告徐雁应当承诺收购原告的股权，即被告徐雁并无收购原告股权的义务，因此，原告与被告徐雁之间股权收购的法律关系并未成立。
被告徐雁对其辩称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源天忻公司章程一份，旨在证明原告对源天忻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事实；
2、2011年6月28日股东会决议一份，旨在证明原告成为源天忻公司股东后实际参与经营管理的事实；
3、电子邮件一份，旨在证明源天忻公司的经营情况；
4、董事会记录一份，旨在证明原告参与源天忻公司实际经营的事实；
5、董事会决议及借某协议签字页各一份，旨在证明源天忻公司因经营需要向案外人借某的事实；
6、库存明细一份，旨在证明至2013年11月源天忻公司经营正常的事实；
7、民事裁定书一份，旨在证明相关诉讼情况；
8、天猫网络截图及债权人第一次会谈纪要一份，旨在证明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急转直下的事实；
9、2014年1月20日股东会决议一份，旨在证明原告明知源天忻公司不可能上市的事实；
10、经营情况说明一份，旨在证明原告对源天忻公司经营的过渡干涉导致源天忻公司经营不善的事实。
被告杨振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与源天忻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理由：其一，源天忻公司2014年年底上市必然不可能实现，因此，原告股权回购所附条件，实际上属于附期限；其二，补充协议的6.3条股权回购价格9%的约定及投资合同第10.1条优先收回投资成本的约定，可以推定原告与源天忻公司之间系属借贷的法律关系。第二，原告实际参与源天忻公司的经营管理，源天忻公司无法上市的回购条件系由原告所促成，根据相关规定，原告不正当的促成回购条件成就，应当视为回购条件不成就。第三，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被告杨振宇并无收购原告股权的义务，原告与被告杨振宇之间关于股权收购的法律关系并未成立；第四，即便被告杨振宇应承担回购责任，其也应承担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被告杨振宇对其辩称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收条一组，旨在证明被告杨振宇不是发起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事实；
2、债权人第一次会议纪要及股东会决议各一份，旨在证明被告杨振宇未出席上述会议的事实；
3、年检报告一组，旨在证明原告明知源天忻公司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事实。
被告王晓峰未作辩称，亦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
第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徐雁对证据1、4、5、6、7、9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3、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杨振宇对原告提供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第二，对被告徐雁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2、3、7、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5、6、证据8中截图、10不予确认；对证据8中债权人第一次会谈纪要所述情况予以确认。被告杨振宇对被告徐雁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第三，对被告杨振宇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债权人第一次会谈纪要所述情况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徐雁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第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因被告徐雁、杨振宇对原告所提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
第二，对被告徐雁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及被告杨振宇对证据1、2、3、7、9及证据8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对被告徐雁提供的其余证据，因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
第三，对被告杨振宇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及被告徐雁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
基于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一、协议签订及出资情况
2011年4月，案外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上海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原告作为丙方、被告徐雁作为丁方、被告王晓峰作为戊方、被告杨振宇作为己方签订投资合同书约定：“……丙方同意向公司（源天忻公司）投资800万元，成为公司的股东……原股东指丁方、戊方、己方，投资方指甲方、乙方、丙方……3.1各方同意，投资方以总额2，500万元投资公司，其中207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投入，以取得公司19.61%的股权，余下2，293万元记入公司资本公积金；3.2投资方投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207万元，即注册资本由原本850万元增至1，057万元；3.3增资前，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徐雁持股57%、王晓峰持股38%、被告杨振宇持股5%，注册资本为850万元；3.4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徐雁持股45.82%、王晓峰持股30.55%、被告杨振宇持股4.02%、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8.24%、上海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10%、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告）持股6.27%。3.5各方同意，投资方本次投资分两阶段：……各投资方两期投资金额如下：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告）：一期出资额480万元，二期出资额320万元，合计800万元……”。
2011年4月，案外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上海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原告作为丙方、被告徐雁作为丁方、被告王晓峰作为戊方、被告杨振宇作为己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6.1在下列情况下，原股东在投资方书面通知的要求下，应尽最大努力促使投资方的股权得以全部被回购或被收购：6.1.1如果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仍未实现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的公开发行和上市，则投资方可提出回购或收购其股份的要求；……6.2在第6.1条约定的情形之一出现时，投资方可在其回购通知中要求公司发起股东丁方、戊方和己方收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6.3回购或收购价格6.3.1在丁方、戊方和己方收购投资方的股权时，股权收购的价格应按以下原则确定：（1）年收益率9%，公式为：投资额＊【1＋9%＊实际天数／365】-投资人已自标的公司取得分红，实际天数为投资之日起至回购请求日；或（2）投资人原投资额加上投资人按所持公司股权比例计算的自投资之日起至回购当日已经产生但尚未支付的所有红利。回购价格按照上述两者孰高原则计算。……”。
2011年5月5日，源天忻公司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850万元，增加至1，057.32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207.32万元，由原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为履行增资义务，原告已于2011年4月28日向源天忻公司增资480万元，其中66.34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其余413.6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2011年9月20日，原告向源天忻公司增资320万元，并计入资本公积金。
2012年4月，源天忻公司再次进行增资，注册资本变更为1，073.82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由案外人楼强、干跃忠出资。此次增资后，源天忻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及出资比例变更为（即现工商登记情况）：被告徐雁出资459万、持股比例42.74%；被告王晓峰出资323万、持股比例为30.08%；被告杨振宇出资42.50万元、持股比例为3.96%；案外人梁惠康出资25.50万元，持股比例2.37%；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87.07万元，持股比例8.11%；上海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53.91万元，持股比例5.02%；原告出资66.34万元，持股比例6.18%；楼强出资12.42万元，持股比例1.16%；干跃忠出资4.08万元，持股比例0.38%。
2014年10月24日，原告向三被告发送催告函，要求三被告收购原告持有的源天忻公司的股权，并支付相应的对价。三被告均于2014年10月31日签收上述催告函。
至今，原告未从源天忻公司领取过红利。经核算，原告持有的源天忻公司6.18%股权的收购价格应为10，414，465.75元。
二、案件相关情况
2010年6月18日，被告杨振宇从被告徐雁及王晓峰处受让源天忻公司各2.50%的股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2011年6月28日，经所有股东一致同意，源天忻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明确：成立新一届董事会，被告王晓峰不再担任源天忻公司执行董事，被告徐雁委派徐雁担任董事，被告王晓峰委派王晓峰担任董事，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派案外人邓葆力担任董事。
2013年8月9日，邓葆力及被告徐雁、王晓峰形成董事会决议，处理向案外人的借某事宜。
2013年12月28日，邓葆力及被告徐雁等出席债权人第一次会谈纪要，对源天忻公司的债务问题进行处理。
2014年1月20日，源天忻公司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对源天忻公司及相关公司进行审计及资产进行处置等的决议。邓葆力、楼强、干跃忠及被告王晓峰出席此次股东会。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称意见及被告徐雁、杨振宇的辩称意见，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主要有以下四个争议焦点，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原告与源天忻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与源天忻公司之间是投资的法律关系而非借贷的法律关系。具体来说：
第一，从意思表示角度看，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明确约定由原告向源天忻公司进行投资，从未出现由源天忻公司向原告借某的表述，而且从该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本院亦无法推定出二者之间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与源天忻公司之间并未形成借贷的合意，不能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
第二，从实际履行来看，原告向源天忻公司支出的款项虽部分作为公司资本予以登记，部分作为资本公积金，但资本公积金本身属于一种准资本或资本的储备形式，其主要用于转增公司资本、作股权投资准备等，在本质上属于资本的范畴，申言之，原告向源天忻公司支出款项均系用于出资，而非用于借贷，故不能从实际履行的角度推定原告与源天忻公司之间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
第三，关于被告杨振宇第一点辩称理由的问题，本院认为，其一，原告与三被告于2011年签署投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时，并不能确定源天忻公司于2014年底能否上市，因此，2014年底上市与否可以作为股权收购的条件；其二，补充协议中关于9%的约定是计算股权收购价值的一种方式，并不能以此推定原告与源天忻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其三，投资合同关于剩余财产分配的约定系属三被告对剩余财产分配权的一种处置，亦不能以此推断原告所投资款项属于借某。综上，本院对被告杨振宇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
二、关于原告是否不正当的促成股权回购条件成就的问题
本院认为，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无法上市，已是既成之事实，因此，针对该争议问题，本院应重点审查原告是否存在不正当的促使源天忻公司无法上市的行为，具体来说：
第一，根据投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向源天忻公司进行投资的核心目的即是为了获取利润，若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成功上市，则原告可获得远超其投资金额的利益，由此可知，原告具有使源天忻公司成功上市的动机。而原告的股权回购请求权仅是在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无法上市的情况下，保障原告投资安全、降低投资风险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备用措施，而且股权回购的金额与源天忻公司成功上市给原告带来利润亦不可比拟，加之，原告股权回购请求权的实现还会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原告并不存在使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恶化的动机。从此角度而言，原告并不会仅仅为了要求三被告回购其股权，从而故意促使源天忻公司无法上市。
第二，因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原告的股东，二者具有一定的关联，且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派的人员邓葆力曾代表原告参加源天忻公司股东会，故可以认定邓葆力亦是原告委派至源天忻公司董事会的人员。但原告作为投资方向源天忻公司进行投资以后，其委派人员作为源天忻公司的董事，参与源天忻公司的经营管理，系属正当的公司管理行为，并无不妥，不能仅以此为由认定原告存在不正当促使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恶化，使之无法上市的事实。
第三，原告委派人员邓葆力虽参与源天忻公司的经营管理，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邓葆力存在违规操作、阻碍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等妨碍源天忻公司正常经营的行为，因此，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存在不正当的促使源天忻公司无法上市的事实。其一，被告徐雁、杨振宇提交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等均系多方人员集体决策的结果，并非邓葆力一人所为，从此角度而言，即便上述决议存在不妥之处，亦不能由邓葆力承担全部责任。其二，涉案董事会决议、借某合同签署页、股东会决议、债权人第一次会谈纪要等材料仅能反映邓葆力曾参与上述事件，但并不能证明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恶化系由邓葆力的行为所致。
第四，原告并非源天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能将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无法上市的责任全部归结于原告，并以此推定原告不正当的促使源天忻公司无法上市。其一，源天忻公司共设三名董事，原告仅派遣一名董事参与董事会，另两名董事由被告徐雁、王晓峰委派，而且经本院审查，董事会表决并非像被告杨振宇所称的实行“一票否决制”，因此，从董事会的设置来看，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已实际控制源天忻公司；其二，被告王晓峰系源天忻公司的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具体负责源天忻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涉案股东会决议在源天忻公司停止经营以后，亦授权被告王晓峰具体负责处理资产及债务等问题，而且，被告徐雁、王晓峰作为源天忻公司的发起人，在董事会三个席位中占据两席，加之，被告徐雁、王晓峰是源天忻公司的大股东，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源天忻公司实际系由被告徐雁及王晓峰控制。其三，被告徐雁辩称，根据源天忻公司章程第16条的规定，可以推定原告实际控制源天忻公司。对此，本院认为，章程第16条是关于公司重大决策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内容，系公司自治的内容，不能得出原告实际控制源天忻公司的结论，被告徐雁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
第五，一般来说，公司经营状况的恶化系由多方面原因所致，包括整体经济走向、市场行情、客户来源等，源天忻公司亦不例外。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定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无法上市的具体原因，当然亦无法得出源天忻公司经营状况恶化系由原告的行为所致的结论。
综上，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存在不正当促使源天忻公司无法上市的事实，故原告要求三被告回购股权的条件已经成立。
三、关于三被告是否有义务收购原告股权的问题
本院认为，该问题的症结在于对补充协议第6.2条的理解，即依据该条的约定，三被告是否有股权收购义务。由于原、被告对该条的理解存在分歧，因此，需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予以处理。具体来说：
第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该条的表述是原告“可”（即“可以”）要求三被告收购股权，而在法律用语中，“可以”系用于赋予主体以选择权，即“可以为”或“可以不为”，具有授权的性质，换而言之，“可以”即相当于“有权”的意思。此种理解方式亦为我国法律所认可，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条文表述采用的即是“可以”，即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异议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此处的“可以”即是“有权”的意思，否则，异议股东请求公司收购其股权仍需公司同意，此时，该条文的规定即无任何意义。既然原告“有权”三被告收购其股权，故三被告理应承担相应的收购义务。
第二，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原告在投资之前，其对源天忻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并不完全清楚，因此，为保障其投资的基本安全，其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方式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本案中，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所采取的降低风险的方式显然是股权收购或股权回购，虽然补充协议并未明确约定三被告应当收购其股权，但是，补充协议第6.2条的目的即是为了确保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原告的股权能够为三被告所收购，以降低其投资风险。
第三，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补充协议第6.3条对三被告收购原告股权的价格进行了明确约定，也即，三被告收购原告股权的协议的主要内容已经确定，申言之，就股权收购而言，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已经符合预约的构成条件，在收购条件成就时，三被告即应与原告签订本约（即股权收购协议）。反而言之，若三被告未承诺收购原告股权，则补充协议不会存在对股权收购价格进行约定的内容。被告徐雁、杨振宇辩称，补充协议第6.1条存在三被告“应尽最大努力促使投资方的股权得以全部被回购或被收购”的约定，此处“应尽最大努力”的表述已经表明三被告无需承担收购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由于补充协议第6.1条并未明确规定收购或回购股权的主体，而在收购或回购主体是三被告以外的主体时，三被告“应尽最大努力”促成原告的股权被其他主体收购或回购，并无不妥，因此，不能简单的以该条存在“应尽最大努力”的表述，从而推定三被告并无回购或收购责任。
综上分析，根据补充协议第6.2条的约定，本院有理由认定，在特定条件下，三被告有收购原告股权的义务。但需要说明的是，三被告不应承担连带收购责任，而应按其出资比例承担按份责任，下文详述。
四、关于三被告对股权收购应承担连带责任、共同责任抑或按份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三被告应当按照其出资比例收购原告的股权，并支付相应的对价，无需连带或共同向原告支付股权收购款。理由：
第一，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属于较为严格的责任类型，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当事人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才能苛以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具体到本案，现行法律并不存在三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的规定，投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亦未明确约定三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因此，从此角度而言，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缺乏依据。
第二，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本案虽不涉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问题，但三被告按何种比例购买原告的股权与该条款中两名以上股东共同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形类似，可以参照处理。由于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对三被告如何购买原告股权并未明确约定，参照上述规定，三被告按照出资比例收购原告的股权较为合理。
第三，三被告按照出资比例收购原告股权符合公平原则。股东按照出资额对公司享有股权，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不能苛求股东承担超出其权利的责任，尤其是对小股东而言。以被告杨振宇为例，本案中，被告杨振宇仅出资42.50万元，持股比例仅为3.96%，且其并未实际参加被告的经营管理，如若要求被告杨振宇支付1，000万余元用于收购原告的股权，显然有违公平。被告徐雁及王晓峰的情况亦可作相同分析。因此，从公平原则出发，应当要求三被告按出资比例收购原告的股权。
第四，原告认为，补充协议第6.4条存在连带责任的约定。对此，本院认为，该条仅明确三被告应保证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原告的股权被收购，并未明确规定三被告应连带或共同收购原告的股权，因此，原告的上述观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四个争议焦点的分析，本院认为，投资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股权收购的条件亦已经成就，三被告应当按照其出资比例收购原告持有的源天忻公司的股权。关于股权收购价格的计算方式，本院认为，其一，原告选择按照补充协议6.3.1第（1）项的约定计算股权收购价格，并无不妥，本院予以准许；其二，因原告投资金额系分期支付，故股权收购金额应分期计算；其三，因三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催告函的时间均为2014年10月31日，故回购请求日应确定为2014年10月31日；其四，按上述方式，经本院核算，原告股权的收购价格的计算方式为：4，800，000元＊（1＋9%＊1282／365）＋3，200，000元＊（1＋9%＊1137／365）=10，414，465.75元；其五，因被告徐雁出资金额为4，590，000元，被告王晓峰出资3，230，000元、被告杨振宇出资425，000元，故三被告应承担的收购责任分别为：被告徐雁应承担55.67%收购责任，金额为5，797，733.08元，收购原告持有的源天忻公司3.44%股权；被告王晓峰应承担39.18%收购责任，金额为4，080，387.68元，收购原告持有的源天忻公司2.42%的股权；被告杨振宇应承担5.15%的收购责任，金额为536，344.99元，收购原告持有的源天忻公司0.32%的股权。被告王晓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款5，797，733.08元，用于购买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源天忻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3.44%的股权；
二、被告王晓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款4，080，387.68元，用于购买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源天忻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2.42%的股权；
三、被告杨振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款536，344.99元，用于购买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源天忻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0.32%的股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4，96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9，961元，由原告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961元、被告徐雁负担49，546元、被告王晓峰负担34，870元、被告杨振宇负担4，58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管继余
审 判 员 高 磊
人民陪审员 任新海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商汝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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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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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