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21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国强。
委托代理人邹均城，广东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洁琼，广东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忠秀。
委托代理人李球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代表人阮晓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陆俊辉。
上诉人张国强因与被上诉人杨忠秀、原审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地民初字第284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7月30日，张国强驾驶其所有的粤B×××××号车沿龙岗街道莱茵路自西往东方向行驶，途径集银皮革市场路段时，该车左前角与横过道路由原告驾驶的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随即被送到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1月8日出院，共计住院101天。出院医嘱载明“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建议全休3月，……二期行骨折内固定拆除术，住院期间陪护2人”。共支出医疗费153312.9元，其中原告支出78643元，张国强支出64669.9元，天安保险公司垫付1万元。原告出院后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了鉴定，该所出具粤南（2012）临鉴字第62039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一个八级、一个九级、两个十级伤残，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870元。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对此次事故做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国强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承担同等责任。肇事车辆由张国强在天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险，其中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限额为100000元，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之内。原告为农业户口。原告提交了居住证、劳动合同、工资证明，居住证显示其自2008年12月开始就居住在深圳，劳动合同显示原告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入职深圳市东方红雨雨伞制品有限公司，工资证明显示原告的月平均工资为2129元／月。原告为证明被扶养人情况提交了户口本及加盖忠县官坝镇关心村村民委员会、忠县官坝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章的证明，证据显示原告父亲杨义祥1944年8月22日出生，母亲彭德炳1945年7月16日出生，需要扶养，原告有两兄妹。其长女汪慧出生于1999年5月24日，次女汪小凤出生于2007年8月3日，儿子出生于2011年10月2日，由夫妻俩抚养。经调阅交警卷宗，查明本次事故发生时事故发生地面有明显的肇事车辆刹车痕迹，刹车痕的距离有6.4米，肇事车辆停车地点距碰撞地点的距离有9米。肇事车辆粤B×××××号车因需检验鉴定于事故发生当天被交警部门扣留，于2012年8月22日解除扣留放行，8月23日开始修理，8月30日修好，张国强支出修理费6005元、检验费500元。张国强诉称因肇事车辆被扣留期间需运输东西而雇请车辆、人工支出了运输费、人工费，并为此提交了支出的运输费17000元、人工费9700元的收款收据。原告对修理费、运输费、人工费都不认可，辩称这些费用都没有正式的发票，且收款收据的号码都是连续的，应该是伪造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原审认为，张国强驾驶机动车与原告骑行的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由此产生的纠纷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给原告造成的侵权损害后果应由侵权责任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经公安交警部门制作，认定原告与张国强各承担同等责任。张国强对此认定结论有异议，认为其没有任何过错，事故的全部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对此，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机动车方只有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只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本案的事故成因经交警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查明原告骑行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时未下车推行，且未从人行横道通过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从现场勘查图看，张国强驾驶的肇事车辆在与原告发生碰撞时尚未采取制动措施，而是继续行驶了2.6米后才采取制动措施，且制动距离长达6.4米才停下肇事车辆，由此说明张国强在事故发生时的驾车速度是很快的，且存在未按操作规范及时采取制动措施的行为，其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另一方面原因。鉴于原告本身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张国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法院认为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已根据原告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了张国强的过错责任，认定原告与张国强各承担同等责任合法有据，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责任划分的依据，法院予以采信，张国强诉求应由原告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事故认定书，张国强应承担同等责任，因此，张国强对原告的损害后果应承担60％的赔偿责任。此次事故原告可得的赔偿项目及金额有：1、残疾赔偿金316835.39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为农业户口，但其提交的居住证、劳动合同、工资证明能证明事故发生时原告已在深圳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并有固定收入的事实，因此，法院认为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05.04元／年计算20年，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为248234.27元（36505.04元／年×20年×34%］；被扶养人生活费68601.12元：被扶养人杨义祥事故发生时为67周岁，需抚养13年，被扶养人彭炳德事故发生时为67周岁，需抚养13年，有两个扶养人，被扶养人汪慧事故发生时为13周岁，需抚养5年，被扶养人汪小凤事故发生时为4周岁，需抚养14年，被扶养人汪金龙事故发生时未满1周岁，需抚养18年，有两个扶养人，基此，原告可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72031.18元（6725.6元／年×（13年＋13年＋5年＋14年＋18年）×34％×1／2】，鉴于原告只主张了被扶养人生活费68601.12元，多余的部分视为原告自愿放弃，法院确认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8601.12元；2、护理费10100元：原告未提交护理人员收入证明，护理人员收入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护理期限根据出院证明书记载的101天计算，2人护理，护理费应为10100元（1500元／30天×101天×2人）；3、司法鉴定费2870元：伤残鉴定费用2870元是本次事故给原告造成的必要损失，有合法有效的票据证实，应予认定；4、住院伙食补助费5000元：原告住院101天，参照深圳市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50元／天计算101天即5050元，鉴于原告只主张了住院伙食补助费5000元，多余的部分视为原告自愿放弃，法院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000元；5、营养费3000元：根据“…加强营养”的出院医嘱，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法院认为营养费3000元比较合理，酌情予以支持；6、医疗费78643元：原告自己支付的医疗费有合法有效的票据证实，应予认定；7、误工费13561元：原告住院101天，医嘱休息90天，误工期为191天。原告的工资收入2129元／月有劳动合同、工资证明等证据证实，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可得误工费13561元（2129元／月÷30天×191天）；8、精神损害抚慰金34000元：根据案件事实，酌情认定原告在本案中可得精神损害抚慰金34000元；9、交通费1000元：原告无法证明提供的车票是原告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法院只能结合原告的伤残情况、住院天数、护理等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交通费为1000元；10、自行车损失100元：原告未提交自行车损失的具体证据，鉴于原告确有自行车受到损坏的事实，法院酌情支持100元。至于原告还主张的后续治疗费，因该项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原告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法院不予支持。由于肇事车辆在天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故天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内承担上述赔偿项目第1－5项、第7－9项共计11万元的赔偿责任，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支付。鉴于天安保险公司已垫付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故天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中不应再承担医疗费赔偿责任。第10项自行车损失100元，天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内承担100元的赔偿责任。超过交强险限额外的款项355009.39元（465009.39元（不含自行车损失）-110000元］根据前述责任比例的划分应由张国强承担60%即213005.63元（355009.39元×60%）。由于肇事车辆还在天安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限额为1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19号司法解释，天安保险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对交强险限额外的赔偿款向原告承担直接赔偿责任，故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213005.63元应由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赔偿责任100000元，超出的113005.63元（213005.63元－100000元）应由张国强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反诉部分。张国强修理、检验涉案车辆支出维修费6005元、检验费500元属于本次事故给张国强造成的必要损失，法院予以确认。至于张国强还主张的车辆停运损失的诉求中包含雇请工人支出的工资9700元明显与本次交通事故没有关联，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租赁车辆支出的17000元主张，因张国强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正规发票，且张国强也没有提交租车合同等证据佐证租车事实的真实发生，法院对张国强提交的收款收据不予采信，鉴于肇事车辆确因检验的需要被交警部门扣留及修理共计31天，法院酌情按每天200元计算肇事车辆停运期间的损失为6200元（200元×31天）。张国强垫付医疗费64669.9元。该四项损失共计77374.9元，原告根据前述责任比例的划分应承担40%即30949.96元（77374.9元×40%），此款应在张国强的赔偿款中抵消，故张国强还应赔偿原告82055.67元（113005.63元－30949.96元）。综上，原告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应得赔偿款总额为292155.67元（11万＋10万＋100元＋82055.67元）。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杨忠秀（反诉被告）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应得赔偿款总额为292155.67元；二、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向原告杨忠秀赔偿110100元；三、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向原告杨忠秀赔偿100000元；四、被告张国强（反诉原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杨忠秀（反诉被告）赔偿82055.67元；五、驳回原告杨忠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反诉原告张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1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298元，被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1960元，被告张国强负担1055元。反诉受理费274元（被告张国强已预交），由原告负担96元，被告张国强负担178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张国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发回重审或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各项证据，采用双重认定标准，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车辆在事故发生当日即被交警部门扣押，上诉人只能雇请车辆进行营运；同时上诉人的驾驶证自2012年7月30日起至2012年11月4日被交警部门扣押，只能雇请司机开车运送货物。上诉人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其车辆及驾驶证被扣继而产生相应损失，为此提交了相关书证并申请相关证人出庭作证，已就损害事实的发生、经过、结果提供足够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正规发票及租车合同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额外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处理明显不公。被上诉人为主张其在事故发生时“有固定的居住地、固定收入”，提供了居住证、劳动合同、聘用单位盖章的工资证明三份证据。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否认，并要求提供工资证明证据的第三人出庭接受法庭调查。被上诉人现场提交了“劳动保障卡”，但当法庭询问是否作证据提交时，被上诉人又以不作证据提交撤回，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证据，一审法庭却不予查明，直接采信该三份存在瑕疵的证据，确认被上诉人在事故发生时“符合城镇户口”。我国并没有法律规定，任何支付行为都需要有正规的发票，否则其支付行为就未发生。我国《合同法》规定口头合同也是合同的形式之一，没有开具正规的发票，涉及到的是有没有依法纳税问题，属于税法调整范畴，这也是我国《刑法》第201条存在的充分且必要的前提。没有签订租车合同是因为出租人并非租赁公司，且上诉人只是临时租用。上诉人为证明租车事实，提供了租车收据及申请出租人出庭接受法庭调查，至此，上诉人已经完全了全部举证责任。反观被上诉人的证据，只提供了签发于2008年12月31日的居住证、与第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工资证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拟在暂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年满16周岁人员必须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登记”（公安部《暂住证申领办法》第3条、《深圳市居住证暂行办法》第16条，这是被上诉人必须尽的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法》第72条，这是被上诉人的权利与义务）。因此，要确定被上诉人的居住证是否仍然有效、事故发生时是否连续居住超过一年、是否有固定收入，被上诉人还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包括为其提供工资证明的用人单位作为证人必须到庭接受法庭调查等。一审法院既未传唤为其出具工资证明的深圳市东方红雨雨伞制品有限公司到法庭接受调查，亦未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社保缴费清单及每月领取工资的凭证（如银行存折或工资条等），就认定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明显是采取双重认定标准。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证据不足。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居住证显示的签发日期是2008年12月31日，居住地址是龙岗区龙岗街道低山东×巷×号×，但该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曾经在该地居住过”，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自2008年12月31日起至今没有离开过该居住地，也不能证明在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已经在该地连续居住超过一年。一审期间，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居住记录证明文件，但被上诉人拒绝提供，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次，劳动合同、工资证明属间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类证据。在现实生活中，找个单位开证明是很容易的事，其真实性让人难以确信。而工资证明更是存在重大瑕疵，因为在现实的日常习惯中，任何一个单位均不会给某个员工单独发放工资，所有人均会与其他员工一起共同出现在用人单位的“月工资支付表”中，“用人单位支付工资应当制作工资支付表／工资清单（《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16、17条，《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15条）”，因此，被上诉人如确实与深圳市东方红雨雨伞制品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有具体固定的工资收入，就应有其他员工签名的“工资支付表”或用人单位发放工资时开具给被上诉人的“工资条”。因此，被上诉人若要证明以上事实，就必须提供工资支付表及工资清单，而不是由单位出具“工资证明”。对此，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第三，被上诉人有“社会保障卡”，说明被上诉人曾经参加过社会劳动保险，说明被上诉人知道用人单位有义务为自己购买社会劳动保险。现在，被上诉人撤回该“社会保障卡”不作证据提交，说明这份证据对被上诉人不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并到劳动保障部门调取被上诉人的参保记录。3、一审法院以现场勘查图显示上诉人所驾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继续行驶了2．6米后才采取制动措施，且制动距离长达6．4米才停下肇事车辆，从而认定上诉人“在事故发生时的驾车速度是很快的”，显属主观臆断，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驾驶车辆在与被上诉人发生碰撞时未采取制动措施，而是继续行驶2．6米后才采取制动措施”，是因上诉人驾驶车辆通过路段红绿灯路口并已跃过人行横道后正常行驶中，被上诉人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突然从相向方向等候通行的车辆后面冲出，而此时的上诉人根本看不见相向方向等候通行的车辆后面会有人、也根本无法预见相向方向等候通行的车辆后面会有人不顾生命安危，违反交通规则从侧方撞上上诉人所驾车辆。根据常理及惯性，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在发生碰撞的那一刻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上诉人在听到碰撞声音后立即采取制动措施，因此交警所绘的现场勘查图中显示上诉人继续行驶了2．6米后才采取制动措施，在制动距离6．4米才停下肇事车辆是完全符合常理及车辆的行驶惯性的。一审法院仅凭此描述就认定上诉人“在事故发生时的驾车速度是很快的”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属认定事实错误。在此，请求二审法院委托公安机关，就事故中上诉人的车辆行驶速度进行物理实验，而不是仅凭主观就认定为“速度很快”。4、一审法院剥离造成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以同等责任认定上诉人承担60％的损害赔偿责任，对上诉人不公。造成本次事故是由于被上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所致，被上诉人驾驶自行车并搭载一人横穿道路既未下车推行，亦未从人行横道通过，其明知自身行为违反交通规则，可能导致事故发生，仍放任损害的发生，主观上存在明显的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次交通事故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不当驾驶行为，所驾车辆各安全设备均无异常，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退一步讲，即使依照深圳市交警局龙岗大队出具的“深公交认字（20121第B0013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承担同等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应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明显存在重大过错。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减轻上诉人的责任，并依照过错责任，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60％以上的损害赔偿责任，上诉人仅承担不超过40％的赔偿责任。5、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可得精神损害抚慰金34000元，明显过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诉请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被上诉人违反交通规则所致，上诉人并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如此高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另，一审法院已经支持被上诉人提出的残疾赔偿金的诉请，又支持如此高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九条的规定，存在重复认定。二、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损失只有6200元，明显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了反诉，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车辆停运期间的损失，含雇请工人支出的工资9700元及租赁车辆支出17000元。为证明上述主张，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反诉、提交相关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两证人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对上诉人雇请工人、车辆的事实均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正规发票及租车合同，否认了该事实，驳回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仅按车辆因检验需要被交警部门扣留及修理共计31天计算，酌情按每天200元计肇事车辆停运期间的损失为6200元，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付上诉人的全部反诉请求。三、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未对被上诉人庭后补交的补盖忠县官坝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章的证明被扶养人情况的证明进行质证。
被上诉人杨忠秀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上诉人的维修费问题，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并不能证明与本次事故有关联，因此请求驳回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关于上诉人上诉停运费的问题，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看出是事后形成的，法庭不应予以采信。关于证人证言，两个票据是同一本收据上的，而两个证人都说收据是其个人购买的，因此可以证明证人证言的陈述不足以采信。一审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正确的，并且与残疾赔偿金也不冲突。关于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的问题，一审时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居住证，证明被上诉人在深圳居住的事实。另外，被上诉人提供了工资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明有固定的收入，因此，被上诉人的各项损失应按照深圳城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工作的单位未为被上诉人购买社保并不是被上诉人的责任，是企业没有履行相关的规定，如果上诉人有意见可以到被上诉人工作单位进行调查。关于扶养证明的问题，上诉人如果认为没有质证，现在二审也可以进行质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天安保险公司的意见与上诉人张国强的上诉意见一致。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杨忠秀提交的其与深圳市东方红雨雨伞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上盖有该公司公章及杨忠秀的签名捺手指印，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杨忠秀提交的盖有上述公司公章的证明书显示其2011年6月至2012年7月之间在该公司工作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结合杨忠秀提交的居住证，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其事故发生前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其赔偿金应按照深圳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上诉人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上诉人所提杨忠秀应提交其劳动保障卡佐证其收入情况，因劳动保证卡并不是证明其有固定收入的必要依据，上诉人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依据交警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显示上诉人所驾驶的涉案车辆在发生事故时，继续行驶了2.6米后才采取制动措施，且制动距离长达6.4米才停下，上诉人未及时制动及制动后未及时停下表明其在事故发生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交警部门认定本次交通事故中上诉人与杨忠秀承担同样责任，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所提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存在重复认定，因残疾赔偿金是对因残疾而导致的劳动能力丧失所给予的财产损害性质的赔偿，而精神抚慰金系对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致其精神遭受创伤的精神抚慰性质的补偿，二者并不存在重复认定，原审法院认定杨忠秀的精神抚慰金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所提因本次交通事故遭受的营运损失，上诉人未能提交其营运期间的每月薪金收入的依据，原审法院以其停运期间每天200元的标准认定其停运损失，并无不妥。至于上诉人所提车辆停运期间的雇请人员及租赁车辆的费用，上诉人未能提交正规发票及租车合同，单凭上诉人提供的二位证人所作证言，不能认定上述费用与本案存在关联，上诉人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未对杨忠秀补交的补盖忠县官坝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公章的扶养费证明进行质证，该抚养费证明上盖有忠县官坝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公章及该镇关心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其真实性经本院审查应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在程序上有瑕疵，应予指正，但该程序瑕疵不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26元，由上诉人张国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媛
审判员 袁 劲 秋
审判员 黄 国 辉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诚（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