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岳行初字第2号
原告李聘耕，男。
委托代理人李卫兵，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分局。住所地：衡阳市南岳区西街***号。
法定代表人肖文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康宇扬，男,南岳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符为贤，男，南岳公安分局大庙派出所副所长。
原告李聘耕诉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分局不履行保护公民人身权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1日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聘耕、委托代理人李卫兵、被告委托代理人康宇扬、符为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聘耕诉称，2014年1月31日（农历大年正月初一日），原告到南岳大庙烧香，在一位女扒手被派出所民警抓获押送过程中，原告对打扒手的可能失主说不要打，一女游客反诬说原告是扒手头子，民警也将原告带走，原告说自己是游客，反遭人群中大个子男子拳打脚踢。后在派出所查清原告是合法公民。原告伤后被民警带到南华附三医治。被告付了原告4000元，并要原告签协议不许原告上诉，原告为拿到证据签协议，但协议不公平，是无效协议。此后，原告总感身体有病，2014年5月24日还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做CT检查。2014年10月，原告曾到衡阳市公安局信访，市局要求处理，但被告至今未答复。故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2014年1月31日不履行保护原告健康权人身权的职责违法；2、判令被告提供2014年1月31日殴打原告的侵害人的公民身份信息；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6万元（对原起诉状1.5万元变更）、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变更原4.5万元）。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方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李聘耕的身份证；2、南华大学附三医院的门诊病历；3、被告南岳公安分局大庙派出所的受案回执；4、领条；5、衡阳市公安局的转办信访事件通知书；6、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费发票。
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分局辩称，第一、被告于2014年1月31日已积极履行了保护原告健康权人身权的职责。被告民警在大庙巡逻发现游客抓“扒手”刘冬秀，并上前制止游客的违法行为，在扭送途中，游客与为刘冬秀开脱的原告发生争吵，继而发生肢体冲突，民警即上前制止，并将动手的游客与原告分开。在民警将刘冬秀和原告带进所里询问时，游客们以初一不宜进所，不愿耽误时间为由离开了。但原告以被游客殴打为由报案，要求游客赔偿5000元。大庙所派专人陪原告到附三医院就诊，并垫付了检查诊疗费。经CT影像检查和诊断未见原告骨折及其他异常。原告仍坚持要5000元赔偿。次日政法委协调一致，赔偿了原告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共计4000元，原告书面承诺不再上访投诉告状。第二、原告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殴打原告的公民的身份信息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第三、原告要求公安机关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亦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应予驳回。第四、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法律规范性文件依据：1、报警案件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2、李聘耕、刘冬秀的询问笔录；3、门诊病历记录、CT影像检查报告单；4、领条；5、李聘耕被打事件经过；6、《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经庭审举证、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的事实本院依法亦予以认定。但双方就对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目的、证明力、证明对象等方面提出了异议。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日）15时左右，被告衡阳市公安局南岳分局下属大庙派出所的民警符为贤在其辖区南岳大庙内巡逻期间，发现大庙正殿前坪处有人聚集喧嚣，符即上前了解情况。其中有游客反映在正殿朝拜时钱包被盗，并称当场抓住了“扒手”（一名妇女），但被盗钱包已被转移，要求该妇女归还钱包，但该妇女称自己没有偷窃，双方遂起争执，且有游客情绪激动。表明民警身份的符为贤与游客们沟通，游客同意扭送该妇女至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在扭送途经大庙西华门内的观音殿路段时，原告李聘耕见状即上前说（游客们）不要打人，可能是误会，警察会处理的等语，有游客遂怀疑原告系该妇女的同伙，称其是“扒手头子”，并在途中与原告发生肢体冲突，期间符为贤曾予以制止。当众人行进至派出所门口时，自称有人丢钱包的游客们称正月初一日不宜进派出所，随即离开。在派出所内，经民警询问，该妇女自称名叫刘冬秀，1983年生，家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十字乡，该妇女还陈述了被扭送途中发生的事情，其中提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的在我们到派出所路上的时候帮我说好话，要他们别打我，还说我不是小偷，是场误会什么的，结果被那些人当做是小偷同伙给打了几下。”“没看到什么伤，就是用拳头打了几下。后来就被民警制止了。”因无其他线索证据，派出所便未作处理。原告遂向派出所报案称被打了，“头被打了，背上、屁股”，要求赔偿。派出所登记受案后即安排民警陪同原告至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诊治。同日，经附三医院门诊，病历记载，原告双侧颞顶见多处头皮血肿，局部触痛，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2mm，左侧背部未见明显血肿，有约直径5cm大小触痛区，诊断：多处皮肤软组织损伤。CT影像检查报告单显示，头颅CT平扫各层面未见异常密度改变，脑灰、白质分界清晰，各脑室系统形态、大小、密度、位置显示正常，脑沟裂不宽，中线结构居中；骨窗示：颅骨皮质连续、光整，未见明显骨折负影及骨皮质错位征象，双侧颞顶部软组织稍显肿胀。双侧肺野纹理稍显增多，结构紊乱、模糊，余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气管、支气管通畅，纵膈内未见明显增大淋巴结影，双侧胸膜腔未见明显异常，所见肋骨骨皮质清晰、连续，未见明显骨折征象或其他骨质异常，同时报告提请结合临床观察、考虑，如症状加重及时复查或MRI进一步检查。门诊费用被告方予以支付。原告又提出赔偿要求，经协商，同年2月1日，原告在被告处领取4000元，并出具“领条”：“今领到游客在大庙误打伤我（李聘耕）赔偿金，其中包含我的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现金肆仟元整，我同意不再上访、投诉、告状。”原告仍然不服，又于同年向衡阳市公安局信访，同年10月15日，该局向被告下发《转办信访事项通知书》，要求被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该信访事项，答复信访人。在未得到被告答复情况下，原告遂于2015年3月向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弘一所）聘请律师，寻求诉讼等方式解决，弘一所于3月4日出具的发票显示，原告向该所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元。2015年5月21日，本院对案件予以立案登记。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被告方提交的证据：1、刘冬秀、原告李聘耕的询问笔录；2、报警案件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3、门诊病历记录、CT影像检查报告单；4、领条；5、办案民警的“李聘耕被打事件经过”。原告方提交的证据：1、原告本人身份证；2、南华附三医院的门诊病历；3、大庙派出所的受案回执；4、领条；5、衡阳市公安局的转办信访事件通知书；6、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费机打发票。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证据形式真实合法，相互印证，能证明本案的基本案件事实，且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公安机关是否依法履行了保护人身权的法定职责，是否应提供相关公民的身份信息及本案的行政赔偿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首先，对警察的履职问题，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六）项等条款之规定，以及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第二十一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至第一百一十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等规定，在民警巡逻现场发现纷争、上前盘问（或询问了解）、有人举报控告钱包被盗、众人扭送前往派出所调查询问等系列过程中，在案件（事件）性质（是否刑事、治安等）、事实真相不明情况下，民警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是合法的；被告方提供的刘冬秀的询问笔录也证明“没看到（李聘耕）什么伤，就是用拳头打了几下，后来就被民警制止了”，可见民警并不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也未出现民警存在诸如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五）项造成公民人身伤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或该法第十七条（四）项放纵他人以殴打等行为致伤原告等违法行为。至于被告公安机关民警的行为是否存在明显不当，当发生有人殴打原告时是否存在民警制止处置不及时、制止不力等情形，涉及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在当时系农历正月初一日南岳大庙游客香客流量大的现实情况下，单个执勤民警当然可以请求警力支援，采取对围聚民众进行疏散隔离、避免他人人身财产侵害等处置措施，但此点涉及被告及下辖派出所警力配置、执法应急预案、大庙场内管理等诸多综合因素，此类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并非本案所能判定也不宜于在本案中予以判定。综上，对原告请求确认被告2014年1月31日不履行保护原告健康权人身权的职责违法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其次，对本案相关公民身份信息公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并无证据证明本案被告获取了相关的特定的公民（原告诉称的打人者）的身份信息；而且假若被告获取了该信息，根据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影响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的规定，本案中的公民身份信息即属个人隐私方面的信息；再者，如果原告请求获得公民身份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准备以后向该公民提出民事方面的人身损害索赔而且被告保留而不提供信息，原告也可通过诉讼调取等合法途径获得，倘若如此获得民事赔偿，则又存在民事赔偿与本案行政赔偿请求中的赔偿项目之间重叠性赔偿的合法性审查等问题；至于被告民警在处置中应否收集相关公民的身份信息亦涉及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性问题，前面已予分析。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请求被告提供2014年1月31日殴打原告的侵害公民身份信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亦不予支持。再次，对赔偿问题，前面已阐述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况且本案被告的初查行为是界于刑事案件初查与治安案件初查之间，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并未明确，被告也并未立案，若是行政赔偿，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以及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还应当提供因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造成的损害方面的充足证据；若是刑事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等条款规定应在复议后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本院不具有管辖权。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最后，被告方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控辩意见与原告出具收条后仍在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诉并要求被告答复而被告未予答复等时效中止事实不符，应不予采纳。此外，原告在附三医院的门诊诊治费用已由被告支付，原告已实际获得了4000元的补偿，此点应一并加以考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聘耕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袁 旭
人民陪审员 赵晓玲
人民陪审员 谭祖林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瞿智芳
核对人：瞿智芳
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二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本条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五条】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