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26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
代表人金万洲。
委托代理人方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渠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兰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虹。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城涛。
法定代理人夏虹，系刘城涛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彩霞。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徐彩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富阳市人民法院（2014）杭富民初字第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2013年11月13日11时57分许，徐彩霞驾驶浙a×××××号小型轿车，自富阳市富春街道体育场路百草堂足浴店驶往田园路，沿体育场路由西向东行驶至159-9号地段时，与同方向行人刘锋、李君相撞，造成两人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徐彩霞逃逸。2013年11月26日刘锋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医院抢救期间，徐彩霞支付了140000元。后经交警大队认定，徐彩霞负事故主要责任，刘锋负事故次要责任。二、事故后，刘锋先后在富阳市人民医院和浙二医院抢救治疗，共住院9天，花费医疗费122771.8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276元。徐彩霞已经赔偿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140000元。三、肇事车浙a×××××号小型轿车车主为徐彩霞，在平安公司处投保商业三者险500000元和不计免赔险。交强险限额122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四、刘锋父亲刘渠源、母亲董兰娟、儿子刘城涛均系失地农民，其父母共生育刘锋和其姐姐刘林。事故前，受害人刘锋一直在杭州通达纸业有限公司上班。事故时，父亲未到60周岁，被扶养人母亲董兰娟出生于1953年8月，儿子刘城涛出生于2005年12月，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计算母亲20年和儿子10年。2014年5月4日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平安公司对徐彩霞给其造成的损失1152723.88元在交强险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在商业险范围内按保险合同约定赔付。二、徐彩霞对平安公司未能赔付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徐彩霞承担。审理中，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变更诉讼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新标准计算，为4651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减少为50000元，总的金额变更为1138539.88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次事故中，徐彩霞负事故主要责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浙a×××××号小型轿车在平安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分项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按过错比例分担责任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有侵权人赔偿。故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其全部合理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平安公司主张对徐彩霞已经就保险免责事项进行了告知，商业三者险免赔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平安公司提供的合同系格式合同，对投保人免责事项的告知是严格的注意义务，其应当向徐彩霞本人告知，对接受徐彩霞委托办理保险的章成娟进行告知不能推定即对徐彩霞进行了告知义务。另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事故已然发生，保险人以肇事逃逸为由免除自己全部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规定。故原审法院认为商业三者险不能免赔，对该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平安公司提出应按农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证据能够证明受害人和被扶养人均可以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且平安公司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故对该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平安公司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徐彩霞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该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误工时间偏长等其他合理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也予以采纳。关于事故双方过错责任比例，根据事故责任大小和车辆因素，原审法院确定徐彩霞在超出交强险范围承担80%的赔偿责任。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因受害人刘锋死亡交通事故造成的案涉合理费用，原审法院经审查为：医疗费122771.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400元（50元／天×8天）、死亡赔偿金1105875元（37851元／年×20年＋母亲被扶养人生活费23257元／年×20年÷2人＋儿子被扶养人生活费23257元／年×10年÷2人）、丧葬费20043元、亲属误工费988.47元（109.83元／天×9天）、护理费988.47元（109.83元／天×9天）、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276元，合计1252342.74元。平安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应当赔偿120000元，余额1132342.74元，应当由徐彩霞承担80%，即赔偿905874元（1132342.74元×80%），因肇事车浙a×××××号小型轿车在平安公司投保了500000元商业三者险，故应当由平安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500000元，徐彩霞还应当赔偿405874元（905874元-500000元），扣除其已赔偿140000元，还应当赔偿265874元。综上，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合理部分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因刘锋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12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因刘锋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5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徐彩霞赔偿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因刘锋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26587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175元，减半收取7587.50元，由刘渠源、董兰娟、夏虹、刘城涛承担1517.50元，徐彩霞承担6070元。
宣判后，平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章成娟代为徐彩霞签字的交强险与商业险的保险合同均合法有效，应予理赔；另一方面又认定章成娟代为徐彩霞签字的《投保单》及《车辆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不构成对徐彩霞免责事项的告知，上述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保险法上的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体现，它要求告知义务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将所知的有关保险标的的一切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不得有任何的隐瞒、遗漏、错误或者欺诈。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原审中，上诉人提供了的各组证据，包括保单、投保单、交强险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免责说明书、电话营销保险条款、录音资料等，这些证据均无一例外的指向本案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徐彩霞，上述证据中有关徐彩霞的各项个人信息均系由徐彩霞提供，至少也是通过徐彩霞由章成娟代为提供。无论是徐彩霞本人，还是接受徐彩霞委托的代理人章成娟，都应当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尤其是个人电话150××××6016，属于如实告知义务的重要信息。上诉人的客服人员根据徐彩霞投保单上预留的电话150××××6016向其进行电话投保确认，并再次就商业险免责事项进行告知，是完全合法合规的操作流程，不存在任何疏忽大意或者过失。如果说这个电话150××××6016不是徐彩霞的，那只能证明投保人徐彩霞没有向保险人尽到如实告知义务，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当由投保人自行承担，而不是由保险人承担。当然，徐彩霞也可以完全不承认章成娟是接受其委托的代理人，也可以完全不对章成娟的行为进行追认。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由此，关于本案的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及生效的问题，上诉人只能理解为：因投保人本人从未提出投保请求，或者投保人与保险人从未就保险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故双方的保险合同不成立。既然保险合同不成立，保险人当然有权拒绝理赔的请求。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本案的保险条款徐彩霞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对于本案中保险条款的内容，尤其是酒驾、逃逸行为的免责事项，徐彩霞是明知的：首先，徐彩霞持有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单（正本），无论投保单是否系徐彩霞本人签字，保险人已将保单（正本）及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徐彩霞，保单上有“明示告知”栏，载明：“请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栏，载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保险条款上有“投保人声明”栏，载明：“保险人对上述责任免除条款已进行明确说明和告知，本人对上述免责条款的内容、概念和法律后果均已明了，并已知悉《投保单》上的特别提醒内容，同意接受上述条款，愿意履行法律和条款规定的各项义务，所填写内容的真实性由本人负责。”由此，上诉人已采取各种口头、电话或者书面的形式，最大程度地履行了告知义务，投保人徐彩霞持有保单（正本）和保险条款且特别载明了提示条款，应视为投保人尽到了告知义务，徐彩霞知道保险条款的内容。其次，从投保人徐彩霞自身来看，徐彩霞不是第一年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徐彩霞是具有多年连续投保经验的驾驶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就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之规定，续保或同一投保人与同一保险人连续二次以上签定同种类保险合同，合同免责条款内容一致且保险人有证据证明曾就相同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过说明义务的，可免除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原判决在已查明投保人徐彩霞系续保的事实后，完全可以不考虑章成娟的因素，免除上诉人的明确说明义务。2、对酒驾、逃逸这样的严重违反交通安全法的免责事项，是否可减轻或者免除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诉人认为，保险法上之所以要求保险人对免责事项做出解释说明，是由于很多保险法上的问题专业性较强或采用专业术语，一般的老百姓不理解或者理解上可能会有偏差，因此为了保障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公平，才作出保险人对免责事项应当尽到告知义务的规定，这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但是，对于“酒驾”、“逃逸”、“顶包”这样的严重违反交通安全法的行为，法律法规上三令五申，已经不存在解释说明的必要。而且，对于什么是酒驾、什么是逃逸，根本不是专业问题，也不能算是专业术语，一般的老百姓看了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对于这样的免责事项，本身就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的。对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情形，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可是当减轻但不得免除：（一）同一投保人签订二次以上同类保险合同的；（二）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规定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免责条款，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等。由此，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对上诉人的明确说明义务过于严苛，责任判的过重，显然是不合适的。三、原审判决会误导舆论，引起社会的不和谐。虽然原审判决是以保险公司未尽到告知义务判决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但事实上，家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法院施加压力，对原审的裁决还是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但这种明显而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最终却由保险公司承担了赔偿责任，会误导舆论，助长交通违法行为的气焰，使得保险行业无所适从，引起社会的不和谐。综合上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4）杭富民初字第85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仅仅承担交强险的责任，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责任，或者发回重审；2、判令由各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夏虹、刘城涛在二审中辩称：坚决不同意平安公司的上诉请求。平安公司为开脱责任，肆意践踏被上诉人一家老小疲惫的心灵，滥用法律。希望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给被上诉人一个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刘渠源在二审中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该由平安公司赔偿的就应该全部赔偿。
被上诉人董兰娟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
被上诉人徐彩霞也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平安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等载明，本案所讼争的机动车商业险的投保人为徐彩霞，但从平安公司在一审中提交录音资料等反映，平安公司是向章成娟告知了有关保险的免责事项，并没有向徐彩霞本人进行告知。而作为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其告知义务的履行对象应当是投保人，平安公司必须对徐彩霞进行明确说明才符合规定。故原审法院认定平安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内不能免赔正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46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丁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