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盐商终字第03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卫强。
委托代理人邵中连。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凤琪，个体养殖户。
委托代理人赵连桂。
上诉人王卫强因与被上诉人刘凤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2014）大三商初字第0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卫强及其委托代理人邵中连、被上诉人刘凤琪及其委托代理人赵连桂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凤琪一审诉称，2013年7月15日上午9时许，王卫强开车来到刘凤琪养殖的塘口，订购鮰鱼12000斤，当时口头约定数量达到12000斤，按每斤5.1元计算；如达不到12000斤，按每斤4.8元计算，减每斤0.3元作为贴补车子运费。双方协商后，当天下午王卫强指派倪某驾驶苏J×××××号装鱼卡车，来到塘口向刘凤琪赊欠鮰鱼，鱼装好后，王卫强指派装鱼的驾驶员倪某在砲码单上签字确认，净数量为11763斤，按每斤4.8元计算，价值人民币56462.4元。鱼装走几日后，刘凤琪向王卫强索要货款，均遭到王卫强拒绝。以上事实有大丰市公安局斗龙边防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大丰市人民法院（2013）大商初字第0779号民事案件开庭审理笔录佐证。现请求依法判令王卫强立即偿还刘凤琪人民币56462.4元；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卫强承担。
王卫强一审辩称，王卫强只是受刘凤琪委托为其寻找买家，只起介绍作用，并不是买受人。王卫强联系买家后一直未参与其中，而由刘凤琪与购买方协商具体的购买事宜，对于购买规格、数量以及结算方式等，王卫强均不知晓。倪某不是王卫强指派的，是上海的阿东找到周开国让驾驶员倪某找到王卫强拉了这车鱼，装运的费用也不是王卫强支付的，王卫强也从未收到倪某装运的鱼，因此王卫强无义务支付讼争鱼款。综上，请求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刘凤琪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5日上午9时许，王卫强到刘凤琪鱼塘，要求刘凤琪供应12000斤鮰鱼。其后，王卫强将刘凤琪的电话号码提供给案外人倪某（系案外人周开国雇佣的驾驶员），让倪某驾驶渔车到刘凤琪的鱼塘将鮰鱼拉到上海铜川水产批发市场销售，王卫强同时向倪某提供了上海铜川水产批发市场一名经销商朱某（也叫阿东）的电话号码。7月15日下午，倪某到刘凤琪养殖的鱼塘装运鮰鱼，过磅后倪某在称重清单上签名确认鮰鱼数量为11763斤。鮰鱼装车后，刘凤琪通过电话与王卫强联系要求鮰鱼按每斤5.1元计算，王卫强没有同意，并要求让鱼车先走。倪某将鮰鱼运到上海市铜川水产批发市场后第二天鮰鱼开始死亡，倪某将情况告知王卫强。7月17日，王卫强给倪某发信息“大个子你好，小丁突然说不要了，你看还有谁能要，帮我卖掉。叫阿东想想办法，还有王二找一下。谢谢。”倪某根据王卫强的信息联系朱某后，朱某购买了8059斤鮰鱼，朱某在开具的《阿东水产销售清单》上，载明：客户王伟祥，直6039×1＝6040、活2020×5.2＝10500，计16540元，16540－车费5000＝11540，以上账结清。倪某另通过丁姓的经销商销售了600多斤鮰鱼，剩下的5545斤鮰鱼因无法销售，被倪某运回江苏省大丰市。王卫强与大丰市金墩冷冻厂厂长周玉平联系后，于7月19日8时6分将周玉平妻子吴海兰的手机号码通过信息发送给倪某。7月19日，倪某将未销售的鮰鱼运送到大丰市金墩冷冻厂。大丰市金墩冷冻厂在开具的收购凭证上载明：单位王卫祥，品名回鱼，好1400斤、单价1.00；差4145斤、单价0.50，合计3472元。同时，吴海兰在该凭证上注明“款已付”。2013年10月份，经王卫强多次追要，朱某汇给王卫强人民币11500元，姓丁的经销商汇给王卫强人民币3000元，王卫强收到该14500元后未给付刘凤琪。刘凤琪因多次追索鮰鱼款未果，遂于2013年9月22日以倪某、周开国为被告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倪某、周开国给付鮰鱼款59991.3元，审理中倪某、周开国均要求驳回对各自的诉讼请求。2013年10月30日，刘凤琪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对倪某、周开国的诉讼，同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大商初字第077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刘凤琪撤回起诉。2013年11月5日，大丰市公安局斗龙港边防派出所对王卫强进行了询问，王卫强陈述“今年7月15日上午大约9点多钟，我自己开车来到刘凤琪塘口，问他有多少鱼，我要1万2千斤”。“1斤以上的是4块8一斤，1斤以下的不要”。2013年11月11日，刘凤琪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卫强给付11762斤鮰鱼按每斤4.8元计算的鱼款合计人民币56462.4元。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一、关于王卫强是否为涉案买卖合同买受人的问题。2013年7月15日，王卫强在与刘凤琪就鮰鱼买卖协商达成口头协议后，指派案外人倪某至刘凤琪处装运鮰鱼且在鮰鱼称重清单上签名确认，倪某的行为应视为王卫强对买卖标的物的接受和数量的确认。倪某系接受王卫强的指派至刘凤琪处装运鮰鱼，鮰鱼销售的地点、对象亦由王卫强指定。鮰鱼销售过程中，倪某始终与王卫强保持联系、按王卫强的要求销售鮰鱼，销售对象的联系方式亦由王卫强提供。王卫强在大丰市公安局斗龙港边防派出所询问笔录中承认当时与刘凤琪商谈的鮰鱼单价为每斤4.8元，而王卫强销售给朱某的活鮰鱼单价为每斤5.2元，其中的差价刘凤琪未获取。再结合朱某、大丰市金墩冷冻厂开具的凭证上的客户名均为王卫强的谐音字，以及王卫强收取货款的事实及其在大丰市公安局斗龙港边防派出所“我要1万2千斤”的陈述，故认定王卫强系涉案鮰鱼的购买者，对其关于只是介绍人、联系买家后未参与其中的辩称不予采信。二、关于鮰鱼单价的问题。刘凤琪虽陈述曾口头约定每斤5.1元，但现有证据证明王卫强承认的价格为每斤4.8元。现刘凤琪主张按每斤4.8元单价计算鮰鱼的价款，应予支持。综上，王卫强接受货物后未按约给付货款，对纠纷的发生应付全部责任。刘凤琪要求王卫强给付56462.4元鱼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王卫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刘凤琪购鱼款56462.4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王卫强负担。
王卫强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上诉人王卫强从事水产中介，长期为广大水产养殖户联系介绍水产品买家。由于此前上诉人受被上诉人之托为其寻找鮰鱼买家，2013年7月15日，上诉人联系了上海同川水产批发市场经销商阿东，并告之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随后，阿东安排驾驶员及车辆到被上诉人处将鮰鱼运回上海。整个过程，对于鮰鱼过磅数量多少、鱼款结算方式、驾驶员是谁、运费如何支付等重要情况，上诉人均不知情，未参与其中，也从未委托任何人到上诉人处装运鮰鱼，更没有收到该批鮰鱼。原审法院在无任何直接证据情况下认定案外人倪某系上诉人所指派进行收购鮰鱼缺乏事实依据。2、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22日以倪某、周开国为被告诉至大丰市人民法院追索讼争鮰鱼款，通过庭审倪某、周开国均要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2013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申请撤诉得到法院准许。对该次诉讼，上诉人认为，一是上诉人对此却毫不知情，相关证据也未经上诉人进行质证，上诉人不能认同。二是相关事实未经法庭审理查明予以确认；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被上诉人自己也一直认定倪某、周开国为鮰鱼实际购买者，而非上诉人。至于后来被上诉人又为何撤诉，让人费解。原审法院却将此作为证据来使用认定上诉人为鮰鱼购买者，明显有悖于事实，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王卫强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二审中提供了以下新证据：
1、朱某（阿东）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系该笔买卖的介绍人，驾驶员倪某是阿东指派的，运费5000元由阿东支付，购买的鱼6000斤左右。
2、倪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受朱某指派，上诉人系中介，运费由朱某支付，倪某完全受朱某指派。
3、大丰市金墩冷冻厂吴海兰出具的收购说明，证明该笔买卖由于被上诉人超过购买人要求的数量，造成鱼死亡，退送到冷冻厂进行处理的事实，当时价格是和驾驶员协商的，鱼款也是和驾驶员商定的。
以上三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是上诉人并非案涉买卖的买受人。
被上诉人刘凤琪答辩称：1、上诉人是本案中适格的诉讼当事人，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陈述内容不实。2、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刘凤琪在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刘凤琪对上诉人王卫强提供的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朱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询问，朱某的说明并非事实，第一次开庭时朱某向法庭出具了一份销售清单，清单显示客户是王卫强，收购人是朱某，在向王卫强结算货款时，扣除了5000元的运费支付给驾驶员，证明案涉买卖的买受人就是王卫强。对证据2倪某的出具情况说明，在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倪某时，倪某在法庭上作了大量陈述，称其是受本案的上诉人王卫强指派到被上诉人处运鱼的，运费在上海市场售出鱼时扣运费给倪某。倪某的情况说明也不真实，证人作证应当到庭，该份说明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对证据3吴海兰出具的收购说明，王卫强主动打电话给吴海兰，要求吴海兰帮忙处理剩余的鱼，一审时王卫强有一份冷冻厂的货物存单，证明是王卫强出面处理鱼的，王卫强是买受人，而且派出所在询问时，王卫强也讲了自己是买受人。
本院认证意见为，证据1和证据2的证人朱某和倪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与倪某在刘凤琪第一次诉讼庭审中的陈述、阿东水产销售清单等其他证据相矛盾，且朱某和倪某未到庭作证，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证据3吴海兰出具的收购说明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能够证明本案事实，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作为被告起诉，被告主体是否适格。
本院认为，案涉鮰鱼买卖系口头买卖合同，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依法有效，出卖人承担交付货物的义务，买受人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出卖人刘凤琪已经交付了案涉鮰鱼，买受人应承担给付鮰鱼款的义务。关于本案的买受人主体，虽然出卖人刘凤琪与买受人之间无书面的买卖合同，但综合本案案情来看，相关证据形成证据锁链，可以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是上诉人王卫强，刘凤琪将王卫强列为被告主体适格。首先，案涉鮰鱼从被上诉人刘凤琪处售出，最终出售到上海铜川水产批发市场朱某处，但刘凤琪和朱某并未直接接触和洽谈买卖鮰鱼事宜，而是由上诉人王卫强单方面分别与刘凤琪和朱某洽谈买卖鮰鱼交易，而且两边的洽谈交易中在价格上存在差价。这一事实说明上诉人王卫强的行为不是以居间人的身份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的居间行为，而是居中买卖的行为，应当承担买卖合同买受人的法律责任。其次，阿东水产销售清单上的客户和大丰市金墩冷冻厂收购凭证上的单位分别写的是“王伟祥”和“王卫祥”，均是上诉人王卫强名字的近音字，说明朱某和金墩冷冻厂认可的各自交易对象均是上诉人王卫强。再次，在本案交易过程中，上诉人王卫强通过手机短信指示驾驶员倪某在上海销售鮰鱼，后又积极联系冷冻厂处理剩下的无法销售的鮰鱼，而且事后上诉人王卫强又出面向朱某等人追要案涉鮰鱼款，可以认定王卫强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第四，在刘凤琪起诉倪某、周开国一案的庭审中，驾驶员倪某明确陈述是受王卫强的指示运鱼到上海销售，该陈述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而且是在庭审中作出的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王卫强应对倪某从刘凤琪处运鱼的行为负责。
关于被上诉人刘凤琪先起诉过倪某、周开国的问题，系刘凤琪对案件法律关系的认识错误，其撤诉后再起诉本案上诉人王卫强，并无不妥，不能就此排除王卫强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身份。该案的庭审笔录在本案一审庭审时已宣读，上诉人对该案相关证据已经发表了意见，故上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未经上诉人质证、相关事实未经法庭审理查明予以确认的上诉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王卫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上诉人王卫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永军
代理审判员 钟红梅
代理审判员 李呈蕴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窦晓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