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锦民终字第001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师，男，194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锦州市凌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葵，女，1947年9月9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锦州市凌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锦，男，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工人，住锦州市凌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亚夫，男，1927年4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凌海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秀清，女，193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凌海市。
上诉人张亚夫、杨秀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卫东，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银行职员，住凌海市。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林海，辽宁古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国彬，男，1973年3月29日出生，满族，农民，住锦州市太和区。
委托代理人付秋涛，辽宁秋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跃军，男，196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锦州市太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郭家窝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锦州市太和区。
法定代表人安德林，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邵师、邵葵、孙锦、张亚夫、杨秀清，上诉人刘国彬与被上诉人陈跃军、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郭家窝铺村民委员会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3）太民一初字第00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邵葵、孙锦及上诉人张亚夫、杨秀清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卫东，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林海，上诉人刘国彬的委托代理人付秋涛，被上诉人陈跃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郭家窝铺村民委员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继承人邵宇与张立系夫妻关系，邵宇原为锦州铁路局工务段干部，夫妻二人婚生一子邵毅铭。2010年2月21日，邵毅铭将父母邵宇与张立杀死。邵毅铭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于2011年12月14日被执行死刑。原告邵师系邵宇的哥哥，邵葵系邵宇的二姐，孙锦系邵宇大姐邵姝（2010年5月20日死亡，邵姝丈夫孙绍崇于2012年1月27日死亡）的婚生子，张亚夫系张立的父亲，杨秀清系张立的母亲。被告陈跃军与第三人刘国彬系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郭家窝铺村村民。被告陈跃军与第三人刘国彬原本相识，与邵宇不相识，邵宇生前与刘国彬相识，二人经常在一起。2006年5月初，第三人刘国彬找到陈跃君，要求转包陈跃君的承包田，陈跃君说考虑几天再说。2006年5月15日，刘国彬找到陈跃君问是否考虑好了，陈跃君表示同意转包，刘国彬、邵宇、陈跃君就一同到郭家窝铺村民委员会，找到村民委员会领导要求批准转包，在征得同意后，刘国彬又邀请村民委员会会计谷雨光代为执笔写土地转包协议，谷雨光按要求写下两份土地转包协议，其中土地转包协议书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下列土地转包协议：一、甲方将自己的承包田转给乙方耕种二十四年，即2006年5月15日至2030年12月末止；2、甲方转包土地坐落在郭家村一组壕里，面积为3.92亩，长48米，宽45米，长8.5米×宽54米。3、乙方一次性给付甲方土地转包费90000元整。4、如遇国家征占，土地及地上物补偿金全部归乙方所有……”。另一份土地转包协议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下列协议：1、甲方将自己的承包田转包给乙方耕种24年，土地承包合同期满后，此地块由乙�继续延包。乙方不再享有此地块的土地承包权。……”两份土地转包协议由邵宇、陈跃君分别签名，郭家窝铺村民委员会并在土地转包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之后，刘国彬拿出90000元现金给了陈跃君。取得转包经营权后，刘国彬与邵宇对转包的土地都没有实质性经营。本案在诉讼过程中，第三人刘国彬提供一份签有邵宇名字的收条，欲证明在2009年8月27日第三人刘国彬给了邵宇200000元，该二人解除了合伙转包土地关系。因原告认为邵宇的名字并非邵宇本人所写，遂提出笔迹鉴定申请，经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笔迹鉴定，认定收条上的邵宇签名笔迹不是邵宇本人所写。
原审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审理民事案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本案中，第三人刘国彬诉求独立的土地转包经营权，认为虽然自己与邵宇在2006年5月15日合伙转包了陈跃君承包的土地，但在2009年8月27日邵宇退出了合伙，第三人刘国彬为自己该诉求提供了收条证据，但该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收条内容与签名并非同一人所写有违常理，根据邵宇的文化程度，如果邵宇所写，整个收条内容均应为邵宇所写，并且经笔迹司法鉴定认定邵宇签名笔迹不是邵宇本人所写，故对第三人刘国彬的该诉求本院不能予以支持。被告陈跃君在转包土地时，邵宇当时居住在市内、在铁路部门工作，其与陈跃君并不相识，其与郭家窝铺村民委员会也没有过联系，是第三人刘国彬要求陈跃君�包土地，并要求郭家窝铺村民委员会给予批准，且证人证明是经刘国彬手给陈跃君的90000元转包费，尽管土地转包协议上转包人为邵宇，但不能否定刘国彬与邵宇共同合伙转包的事实。故对原告要求独享陈跃君转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诉求本院亦不能予以支持。陈跃君转包土地，得到了郭家窝铺民委员会的同意，该转包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陈跃君转包的土地为3.92亩，并非原告诉求中所认为的二块土地，该3.92亩土地由第三人刘国彬与邵宇共同转包。因邵宇已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被继承人邵宇的财产，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张立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从陈跃君转包的3.92亩土地中，邵宇享有的份额由5名原告共同继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一）项、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从被告陈跃君转包位于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郭家窝铺村一组壕里、面积为3.92亩承包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原告邵师、邵葵、孙锦、张亚夫、杨秀清与第三人刘国彬共同继续承包；二、驳回原告邵师、邵葵、孙锦、张亚夫、杨秀清、被告陈跃君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刘国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0元，邮寄费120元，合计4220元，由原告邵师、邵葵、孙锦、张亚夫、杨秀清共同负担2110元，由第三人刘国彬负担2110元。鉴定费2500元，鉴定费用200元，合计2700元由第三人刘国彬负担。
宣判后，邵师、邵葵、孙锦、张亚夫、杨秀清，刘�彬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邵师、邵葵、孙锦、张亚夫、杨秀清上诉称，现争执的土地是邵宇从陈跃军处单独承包的，与刘国彬无关。原审判决系邵宇和刘国彬共同承包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改判由邵宇对争执的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上诉人刘国彬上诉称，争执的土地是我与邵宇合伙从陈跃军手中转包的，后经我与邵宇协商，给付邵宇人民币20万元，邵宇退出合伙。要求对争执的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被上诉人陈跃军答辩称，同意刘国彬的观点。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本案双方所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问题。经查，2006年5月15日，邵宇与被上诉人陈跃军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书，协议书上只有甲方陈跃军，乙方邵宇的签�，并加盖了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郭家窝铺村民委员会的公章。该协议明确载明案涉的土地转包给邵宇耕种，转让费一次付清人民币9万元，并未反映该土地由刘国彬与邵宇共同转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时，根据该规则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协议书的证明力应大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因上诉人刘国彬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邵宇共同承包土地，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承包的土地后期由其独自经营的事实，故应由上诉人刘国彬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刘国彬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邵师、邵葵、孙锦、张亚�、杨秀清要求争执的土地由邵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三十六条、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3）太民一初字第005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3）太民一初字第005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
三、从陈跃军处转包的位于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郭家窝铺村一组壕里、面积为3.92亩承包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邵师、邵葵、孙锦、张亚夫、杨秀清共同继续承包。
四、驳回上诉人刘国彬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邮寄费120元，鉴定费2500元，鉴定费用200元，合计69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均由上诉人刘国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宇辉
审 判 员 刘志辉
代理审判员 田 稷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暴思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