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襄行初字第00009号
原告郭小马，男，汉族，1952年12月29日出生，住址：山西省襄汾县新建路化肥厂家属区，身份证号：1426231952********。
被告襄汾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郭春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宋春生，襄汾县公安局局长助理。
委托代理人白桦杨，襄汾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教导员。
第三人杜婉溶，�，汉族，1967年6月28日出生，住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无名称街路巷不规范门楼牌号139-29，现住：襄汾桥西街一绝摄影城，身份证号：。，142601196706281924。
原告郭小马不服被告襄汾县公安局于2015年5月25日作出的行罚决字（2015）0002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5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于2015年8月10日向被告襄汾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5年9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小马、被告襄汾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宋春生、白桦杨、第三人杜婉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被告襄汾县公安局于2015年5月25日作出行罚决字（2015）0002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中查明2015年5月16日晚上18时许，在襄汾县桥西街信用联社南边杜婉溶经营的“桥西一绝摄影城”二楼阳台防护栏上的西�摄像头被郭小马拽坏。2015年5月17日凌晨4时许，郭小马再次将该摄影城二楼阳台防护栏上的东边的摄像头拽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违法嫌疑人郭小马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原告郭小马诉称，一、被告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严重违法。1、被告的工作人员在询问我时，由马康杰和一位协警进行询问，该协警依法没有办案资格。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由一位协警向我宣读，当时马康杰和宋安民不在现场，却在处罚决定书上证明我拒绝签字。2、被告在询问我前，并没有告知我所依法享有的权利。3、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给予我陈述和申辩权的合理时间。被告是在2015年5月25日下午4点左右把我叫来询问，当天就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给我陈述和申辩的合理时间，且我对被告所有的举例的事实和理由明�不接受。4、被告对我所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被告并未充分听取，且没有进行复核。杜婉溶安装的摄像头侵犯了我的隐私权，我为了我的隐私权不受侵害，把摄像头所接的线拔了，并没有损害她的任何财物，被告对这一事实没有去复核，就贸然作出了行政处罚。二、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显失公平。我向被告反应第三人家里人把我家的墙推到了，杜婉溶摄像头又侵犯了我的隐私权，被告不把我受损害的权益当回事，作出了严重剥夺我人身自由的错误决定，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所作出的行罚决字（2015）0002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郭小马当庭提供一份证据：襄汾县公安局（新城）行罚决字（2015）00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申请本院调取被告2015年5月25日办案时的监控视频资料。
被告襄汾县公安局辩称，对原告的询问、告知和执行过程中均有�名以上有执法资格民警进行，且询问笔录有原告的签名，对原告询问时就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交于原告阅读，且原告在告知书上签字，对原告提出的陈述申辩进行了复核，且法律并无陈述申辩的时间限定。我局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均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并未对原告的行为任意扩大，原告反映杜婉溶家人将其墙推倒一案，我局已于2015年2月结案处理。综上所述，我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原告所述的事实和理由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依法维持我局对郭小马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襄汾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郭小马故意损毁财物一案案卷卷宗一册。（其中包括：报案材料、对杜婉溶的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受案登记表及回执、传唤证、对郭小马的询问笔录、行政处�告知笔录、关于郭小马故意损毁财物一案的复核报告，调查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执行回执、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户籍材料、违法人员前科劣迹调查表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
第三人杜婉溶诉称，我安装摄像头并没有侵犯原告的隐私权，原告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桥西街楼房购销定位意向书2分，证明目的是第三人购买楼房及门面店各一套。
2、销货凭记，证明目的是第三人购买过摄像设备。3、报案材料及照片、光碟一张，证明目的是原告两次损坏第三人安装的摄像头。
经本院向被告调取2015年5月25日办案时监控视频资料，被告以该治安案件监控视频资料无存档，已覆盖为由，没有提供。
经庭审质证，第三人杜婉溶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郭小马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提出了如下质证意见：1、调查报告中定向错误，我把摄像头线拆了并未损坏摄像头；从我到案至到送往拘留所王丽军一直不在场，调查报告中有调查人王丽军是作假。2、给我宣读处罚决定是一人，宋安民与马康杰根本不在场，怎么证明我拒绝签字，况且，第三人杜婉溶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明我仍不签字的办案人员变成了王丽军、马康杰，显然造假。3、家属通知单根本没有送达，否则请被告出示执法记录仪录像。4、传唤证上离开时间不是我所签。5、作询问笔录时，他们未出示证件，王丽军根本不在场，其签字是假的，也没给我宣读。6、告知笔录，告知人王丽军不在场。7、复核报告结果，被告根本未告知我，未让我辩解就直接将我拘留。复核报告中所提旷空区域，是�假。
原告郭小马对第三人杜婉溶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的举证于本案无关，购买意向书不能证明是她的合法财产，发票不能证明我损坏财产，照片也不能证明摄像头被我损坏。
被告对第三人杜婉溶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公安部2013年10月25日颁发的《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对所有询问或者询问违法犯罪嫌疑人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第二十条：“对询问、询问过程中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应当对每次询问、询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从民警进行询问开始，到违法犯罪嫌疑人核对笔录并签字捺指印后结束。”原告郭小马提出被告办案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被告就应在举证时和法院调取证据时，提供办案过程中监控视频录像资料以证实办案程序合法，虽被告提供了该案的案卷证据材料但未提供录音、录像视频资料，其制作询问笔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时，办案民警是否有两人以上在场难以证实，因而对被告在调查过程中所取证据的程序效力不予认定。
对第三人杜婉溶提供的照片、视频资料予以认定。其他证据与办案无直接关系，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郭小马以第三人杜婉溶安装摄像头侵犯其隐私权为由，于2015年5月16日晚上18时许、17日凌晨4时许先后两次将第三人杜婉溶在襄汾县城桥西街经营的“桥西一绝摄影城”二楼阳台防护栏上东西两边摄像头设施损坏。2015年5月25日经被告传唤，郭小马到被告新城派出所执法办案区，被告告知了原告权利义务并进行了询问和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原告也提出了申辩，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程序。被告的执法办案区有监控视频设备并进行了录制。当日被告以原告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对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后送襄汾县拘留所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原告郭小马所诉被告对其治安行政处罚过程中，对其询问笔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程序存在违法。被告应对其行政行为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即对原告郭小马询问笔录和送达处罚决定程序上符合法律程序规定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照规章。”参照《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以及《山西省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五个一律”专项检查活动实施方案》中规定：“在办案区内开展执法活动，一律要有视频监控并记录。”被告处理郭小马一案中，其办案场所有监控视频，在举证期间内和法院调取时，被告都未提供被告对原告郭小马的询问过程和行政处罚决定送达过程的监控视频，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本院认为被告在原告郭小马拒绝签收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送达程序规定来送达，即“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说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有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被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原告郭小马拒绝签收的情况下，没有见证人签名，也没有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显然，被告的送达程序存在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襄汾县公安局2015年5月25日作出的行罚决字（2015）0002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襄汾县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旭耀
审 判 员 张文跃
人民陪审员 王彦民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吉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