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赣民二终字第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高义。
委托代理人朱小勇，江西云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国民。
委托代理人张艾，江西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圣莹，江西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礼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国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洪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静。
2012年6月2日，徐高义、余礼明在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抚州中院）起诉施国民、吕国昌、黄洪明、陈文静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2年12月10日抚州中院作出驳回余礼明、徐高义诉讼请求的（2012）抚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余礼明、徐高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3年10月11日作出（2013）赣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发回重审后，抚州中院2014年重新立案，案号为（2014）抚民一初字第1号。2014年8月28日抚州中院作出（2014）抚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徐高义、施国民不服该判决，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徐高义的代理人朱小勇，上诉人施国民的委托代理人张艾、张圣莹，被上诉人黄洪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余礼明、吕国昌、陈文静经本院公告送达，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吕国昌、施国民与海南力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徐高义、余礼明于2011年6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签订后，海南力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退出了股权收购，股权受让方实际为徐高义、余礼明。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吕国昌、施国民将各自持有的海南福地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福地苑公司）共计100%股权及其对应的所有者权益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整体现状转让给乙方徐高义、余礼明。该协议书第二条第10项约定，主要资产为标的公司名下“丹玺-
天福”（原名“鸿联商务广场”），“丹玺-
天福”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海口市国用（2010）第010047号、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地，期限至2059年7月18日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海口市（2002）BE-0058号，地上现有建筑面积共计124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现为4665.52平方米。该协议书第三条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署时，甲方将标的公司所有的证照、印章、文件等资料悉数交给乙方检验、查阅，并由双方共同签署清单（作为附件附后，甲方对其负责）作为标的公司的移交依据，甲方全额收受首批转让款共人民币3000万元当日，负责按附件清单所示将上述资料交给施国民与乙方共管。该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当日乙方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整（含承兑汇票），2011年6月8日前乙方再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2000万元整（含承兑汇票）、2011年8月31日前乙方负责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00万元整等内容。同时该协议书还约定了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具体为合同附件一：丹玺-
天福项目财务相关资料移交清单；附件二：丹玺-天福项目工程资料移交清单；附件三：丹玺-
天福项目材料移交清单（含法定文书类）。其中合同附件三法定文书类含有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海口中院）（2008）海中法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和（2009）海中法执字第204号执行裁定书。甲方吕国昌、施国民与乙方海南力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徐高义、余礼明在股权转让协议签字盖章，签字签章日期为2011年6月3日。作为合同附件的移交方、接收方，各方也分别在上述三个合同附件上盖章签字确认，但三个合同附件上均没有签字盖章日期。徐高义、余礼明与施国民、吕国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当天，黄洪明、陈文静向海南力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徐高义、余礼明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一旦约定事项出现，贵公司可根据你们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3款第3项依法追究转让方的相关责任，若贵公司根据该合同追究转让方的相关责任，转让方仍不能足额承担时，则由我们对其不足额承担的部分承担不可撤销的赔偿责任……”。该《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3款第3项约定，“甲方保证福地苑公司除已披露的债务之外，福地苑公司不存在披露事实之外的债务及或有负债。本协议签署后甲方保证福地苑公司对外不再设立任何债务。若甲方隐瞒实际情况或另行设立债务导致乙方遭受经济损失的，甲方承诺无条件予以赔偿。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若发现福地苑公司此前的债务，则全部由甲方承担和负责清偿。”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了合同价款，且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申请于2011年6月21日和同年12月1日核准变更福地苑公司股东为徐高义、余礼明。
另查明，在海南鸿联房地产有限公司诉福地苑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中，海口中院于2008年12月13日作出（2008）海中法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判令“鸿联商业广场”项目地下室北边1200平方米办证面积停车位归海南鸿联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有。同时，该院于2010年11月20日作出（2009）海中法执字第204号执行裁定，裁定将“鸿联商务广场”项目地下室北边1200平方米（不含公摊）办证面积停车位过户至申请执行人海南鸿联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将“鸿联商务广场”项目北边外墙根以北的区域的土地使用权证办至申请执行人海南鸿联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2011年6月1日福地苑公司委托陈建勇为代理人到海口中院查阅（2009）海中法执字第00204号执行案诉讼卷宗，并复制相关诉讼材料。徐高义、余礼明认可陈建勇是受公司委托到海口进行有关净值调查的人员，但主张陈建勇此次查询是受施国民、吕国昌、陈文静、黄洪明委托查询，因为当时福地苑公司还是施国民、吕国昌、陈文静、黄洪明的；而施国民、吕国昌、陈文静、黄洪明则主张陈建勇是受徐高义、余礼明委托查询。
余礼明、徐高义为主张权利，在本案起诉前，以福地苑公司名义单方委托南昌森博土地房地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对海口市国用（2010）第010047号宗地使用权及宗地内建筑物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地下建筑总面积4665.5平方米，评估单价人民币5487元／平方米，评估总价人民币2560万元。据此证明本案诉争1200平方米的价值为人民币658.44万元。施国民、黄洪明对该评估报告真实性有异议，不予认可，但经法庭释明询问，施国民、黄洪明均不申请对诉争1200平方米的价值进行重新鉴定。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的效力问题。因余礼明、徐高义与施国民、黄洪明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附件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均不持异议，且余礼明、徐高义与吕国昌、施国民2011年6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附件一、二、三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附件，亦合法有效。
二、关于施国民、吕国昌应否赔偿徐高义、余礼明损失的问题。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10项约定主要资产包括标的公司名下“丹玺-
天福”（原名“鸿联商务广场”）地下建筑面积4665.52平方米，而合同附件三所包含的（2008）海中法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及（2009）海中法执字第204号执行裁定书等裁判文书又证明本案诉争的地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早已于2010年11月被执行至海南鸿联房地产有限公司，在双方股权转让时该资产已不属于转让方标的公司资产，该《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主文本与合同附件的确存在矛盾性描述。对此，施国民等主张余礼明、徐高义已委托陈建勇到海口中院查询过上述有关法律文书，是明知本案诉争的地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已被法院执行给他人。从施国民方提交的介绍信来看，陈建勇查询有关法律文书是受福地苑公司委托，该公司当时还是归施国民方所有，而陈建勇又是徐高义方请到海口进行净值调查的人员，双方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来驳斥对方的观点，故关于陈建勇是受何方当事人委托查询有关法律文书的问题，难以认定。另外，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附件均没有签字时间，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陈建勇实际查询有关法律文书的时间，故关于在附件签订移交时徐高义方是否知悉、清楚转让资产中地下建筑面积只有3465.52平方米的事实，无法作出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施国民方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施国民提出的此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主文本与合同附件描述不一致的问题。合同附件是对合同主文本未尽事项的补充说明或解释明确，一般情形下二者约定的事项应当是协调一致的，法律效力也应平等适用；但在二者产生冲突的情形下，不应简单地选择适用合同主文本或合同附件，应综合考虑双方在缔约、履约过程中的过失大小、交易安全、注意义务等，并参照合同事项约定不明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对损失分担责任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双方进行如此数额巨大的交易，作为受让方的余礼明、徐高义负有更为严格的交易审查和安全注意义务，而作为转让方的施国民、吕国昌也应尽到必要的交易合理审查和资产准确描述的义务，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主文本与附件描述不一致并导致本案纠纷产生，均具有过错。
关于施国民、吕国昌应否赔偿余礼明、徐高义损失的问题。施国民、吕国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没有尽到交易注明义务，导致双方就合同约定的地下建筑面积理解不一，约定不明，理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综合双方的履约情况及过错责任大小，考虑徐高义方在签订协议当天向施国民方支付了首批转让款，剩余款项按照合同约定已全部付清，双方当事人分别于2011年6月21日和2011年12月1日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全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施国民方的股权已全部过户至徐高义方，移交资料也在一段时间处于共管等事实，原审法院认为，余礼明、徐高义对本案纠纷的产生具有更大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宜为70%的责任，施国民、吕国昌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宜为30%的责任，即施国民、吕国昌应赔偿徐高义、余礼明损失人民币197.532万元。至于徐高义方认为施国民方有隐瞒标的公司实际债务的情况，因为在转让前涉案地下建筑面积已被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给案外人，该12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已不属于债务问题，不存在隐瞒债务情形，故对徐高义此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三、关于陈文静、黄洪明出具《承诺书》的效力及其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该《承诺书》系黄洪明、陈文静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合法有效。黄洪明、陈文静在该《承诺书》中表示受让方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3款第3项依法追究转让方的相关责任，若受让方根据合同约定追究转让方的相关责任，转让方仍不能足额承担时，则由其对不足额承担的部分承担不可撤销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之规定，黄洪明、陈文静在本案中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享有先诉履行抗辩权。此外，黄洪明、陈文静在该《承诺书》也表示是对受让方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3款第3项依法追究转让方的相关责任的情形下承担保证责任。该协议第三条第3款第3项约定的是转让方对转让标的公司的债务披露义务及责任，而本案诉争地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在转让前已被法院强制执行，不再属于标的公司的债务，故本案诉争标的不在黄洪明、陈文静的保证担保范围内。黄洪明、陈文静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徐高义方要求陈文静、黄洪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施国民、吕国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余礼明、徐高义损失人民币197.532万元。二、驳回余礼明、徐高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7891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共计人民币62891元，由余礼明、徐高义负担人民币40314元，由施国民、吕国昌负担人民币22577元。
徐高义上诉称：1、施国民、吕国昌应对徐高义方的实际损失人民币658.44万元承担70%的赔偿责任；2、黄洪明、陈文静对施国民、吕国昌所应赔偿的损失部分承担补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施国民方承担。因为：1、诚实披露债务并按约定交付资产，是转让方所应尽的义务，但本案施国民方故意隐瞒其所应交付给徐高义方的资产即“丹玺-
天福”（原名“鸿联商务广场”）项目地下建筑面积净少1200平方米的事实，致使徐高义方遭受损失计人民币658.44万元。徐高义方虽然在本案所涉股权与资产交易中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与安全注意义务，但属过于信任他人的过失行为。一方故意，一方过失，两者比较，施国民方显然应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2、本案诉争的地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虽早已被海口中院判给他人且已进入前置执行阶段，但因“丹玺-
天福”项目一直处于停工阶段，诉争地下面积1200平方米至今仍属于在建工程一部分，仍在标的公司名下，并未执行完毕，属于执行中迟延履行的债务，属于黄洪明、陈文静的保证范围之内，故黄洪明、陈文静对该诉争标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徐高义的上诉，施国民答辩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一、二、三对标的公司的现状、债权债务都已经如实披露，且经过双方的确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徐高义方如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施国民方也如期交付了标的公司、土地及相关资料，公司股权也已经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原审判决认定我方没有诚实交付标的物错误，徐高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黄洪明表示没有意见。
施国民上诉称：一、原审程序严重违法。因为：1、原审法院经电话询问得知余礼明对本案诉讼不知情，更没有提起诉讼，由此可见，徐高义诉状上余礼明的签名是他人冒签的，余礼明授权委托书也是假的；2、如果法院认为余礼明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应当通知其参加。原审法院有余礼明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人民法院只有穷尽可能送达的方式不能送达时，才能公告送达。原审法院没有采用正确的送达方式，而是故意采取公告送达，在余礼明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判决；3、原审法院明知余礼明对本案诉讼不知情，为何得出其没有明确放弃实体权利的结论；4、原审法院追加余礼明为本案共同诉讼当事人的理由并未向其他当事人告知；5、余礼明根本就不知道徐高义冒用其身份，伪造其签名进行诉讼，原审法院明知该情况，不仅不按法律规定追究造假之人的责任，而且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通知余礼明，此案完全是当事人与委托律师及法官恶意串通发起的一起虚假诉讼案。二、原审判决没有全面、真实的反映本案事实，只采信对施国民不利的事实。因为：1、本案转让的是标的公司，包括公司名下土地、项目现状，不是转让地上建筑面积和地下建筑面积；2、合同附件一、二、三清楚地说明了标的公司在转让时的现状；3、合同附件移交的时间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明确，合同附件是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签署的，自然没有再在合同附件上签署时间；4、徐高义方曾委托律师陈建勇前往海口中院进行调查和核实本案地下停车位抵债情况。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徐高义方对《股权转让协议》及合同附件一、二、三的内容是了如指掌的；5、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徐高义方从2011年6月8日至2011年8月31日分批次付款的三个月时间内，施国民方提供了所有的资料，徐高义方对标的公司的现状应该有清晰、全面的了解。三、原审判决故意隐瞒、歪曲事实，作出没有事实依据的错误判决。因为：1、《股权转让协议》只是转让标的公司，包括公司现有资产，并没有明确具体资产；2、标的公司资产是通过合同附件一、二、三来反映的；3、徐高义方收购公司前已作了充分的市场调查，净值调查以及财产评估，双方经过长期协商，最终达成的协议价格及付款时间；4、施国民方在合同附件一、二、三中完整、清楚地反映了标的公司转让时的现状，并没有隐瞒其中地下1200平方米停车位不属于标的公司的事实；5，原审判决认为施国民方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没有尽到交易注明义务，导致双方就地下建筑面积约定不明，理解不一，施国民方应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即没有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四、原审判决采用徐高义方提交的所谓评估报告，判决施国民承担30%的损失（即人民币197.5320万元）不符合证据规则，更没有法律依据。因为：1、徐高义方提交的是其单方委托的评估报告，不具有公正性；2、12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是他人财产，对他人财产进行评估不具有合法性，且该他人财产与本案无关；3、原审法院强求施国民对他人财产进行评估，并以施国民不申请重新评估为由而采信徐高义方单方委托第三方制作的评估报告，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应当对该证据的三性进行审查并对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作出说明，原审法院未予说明，违反法律规定。五、原审判决的依据只有程序法而没有任何实体法。
针对施国民的上诉，徐高义答辩称：关于程序违法问题，我方将提交一份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证明余礼明知道诉讼并已经委托朱小勇代理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并不违法；施国民方以附件形式披露标的公司现状和债权债务，并在合同附件三记载地下停车位抵债之事，显然属于瞒天过海的欺诈行为，使得徐高义方不宜察觉，以致造成损失。
黄洪明答辩称：原审法院明知余礼明不知道诉讼之事，也没有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却对余礼明以公告的形式送达，违反法律程序；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徐高义方承认陈建勇是他们委托到海口专门对这个项目进行调查的律师，但在庭审中又不承认；移交的合同附件中有包括地下1200平方米停车位已经抵债的资料。
余礼明、吕国昌、陈文静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根据诉辩各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余礼明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以及原审法院对余礼明的送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本案股权转让是否包括标的公司地下建筑面积和地上建筑面积；3、徐高义、余礼明是否知道受让的标的公司资产不包括已经抵债给他人的12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4、能否对已经抵债的12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进行评估，该12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的价值能否以徐高义方单方委托的评估报告为依据；5、原审法院分配的过错责任是否合适，即施国民在本案中应承担多少赔偿责任；6、黄洪明、陈文静是否应对施国民、吕国昌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7、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二审庭审中，徐高义向本院提交一份江西省新建县公证处2014年10月9日出具的《公证书》，证明余礼明知道本案诉讼并已经委托朱小勇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本案并非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质证时，施国民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1、该证据应该在原审庭审前提交法院；2、本案应以原审法院存档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时提交的材料为准，不能以该《公证书》来追认余礼明知道诉讼并参与诉讼；3、该《公证书》只有一名公证员签名，里面的声明书也是复印件，不符合公证书的一般形式要件，故不予认定。黄洪明则认为该证据在一审、二审、再审时均未提交，不予认定。本院认为：因该《公证书》不符合公证书的一般形式要求，且在二审法院开庭时才提交，施国民、黄洪明均不予认可，故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福地苑公司向海口中院出具《介绍信》，内容为：兹介绍陈建勇为我方代理人，申请查阅本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2009）海中法执字第00204号执行案诉讼卷宗，并复制相关诉讼材料等。
2014年2月13日，原审法院对徐高义及其代理人朱小勇所作的问话笔录记载：电话通知余礼明参加诉讼时，余礼明表示对这个案子不知情，且表示他的股权已经全部转让出去了，与其无关。
另查明，2014年5月16日原审法院用特快专递将有关诉讼文书及开庭传票寄给余礼明。经网上查询，余礼明已经签收，但在5月30日开庭，余礼明没有到庭，也没有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2014年6月原审法院向余礼明邮寄送达保全裁定，余礼明拒绝签收，原审法院公告送达该保全裁定。抚州中院对本案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也是在特快专递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公告送达。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一、关于余礼明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以及原审法院对余礼明送达手续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问题。2014年2月13日原审法院的问话笔录虽记载了余礼明不知道诉讼之事，但原审法院2014年5月16日通过EMS邮政特快专递向其送达的诉讼文书，经网上查询，余礼明已经签收，此时的余礼明知道或应该知道本案诉讼之事及开庭时间。2014年5月30日原审法院开庭，余礼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也没有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余礼明的行为可以按自动撤诉处理。但原审法院在余礼明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前提下，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其仍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无需就此再向其他当事人告知。此后，因余礼明拒绝签收，原审法院采取公告方式送达，原审法院对余礼明的送达手续均符合法律规定。施国民该部分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股权转让是否包括标的公司地下建筑面积和地上建筑面积问题。2011年6月3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约定转让的是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包含但不限于上述股权现状及其对应的一切资产及所有者权益等，但在第二条第10项主要资产状况处则载明：主要资产为标的公司名下“丹玺-
天福”（原名“鸿联商务广场”）。“丹玺-
天福”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海口市国用（2010）第010047号，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地，期限至2059年7月18日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海口市（2002）BE-0058号”，地上现有建筑面积共计124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现为4665.52平方米。由此可见，本案转让的标的公司100%股权包括地上建筑面积和地下建筑面积。施国民上诉称转让的是标的公司，只是包括公司名下土地、项目现状，不是转让地上建筑面积和地下建筑面积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三、关于徐高义、余礼明是否知道转让的资产不包括已经抵债给他人的12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问题。本院认为，对徐高义、余礼明知道或应该知道本案转让的资产不包括已经抵债的12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施国民方负有举证责任。本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附件三虽包含有相关的民事判决书及抵债给他人的执行裁定书，表明诉争的地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停车位已被执行给他人，该资产不属于转让标的公司资产。但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文中描述的转让的地下建筑面积却是4665.52平方米（包含诉争的1200平方米）。显然，该协议主文与合同附件三存在矛盾性描述。施国民方主张合同附件三已有记载，徐高义方已经知道，以及陈建勇作为徐高义方的代表曾到海口中院调查核实情况，证明余礼明、徐高义知晓诉争的地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停车位已被执行给他人。但直至徐高义方付清全部转让款，施国民均没有证据证明徐高义方已经查阅过合同附件三及相关资料；从陈建勇去海口中院调查时出具的介绍信来看，介绍信是标的公司（即福地苑公司）出具的，而当时该公司仍属施国民方所有；此外，施国民方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徐高义、余礼明知道或应该知道转让的资产不包括已经抵债的12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施国民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施国民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四、关于能否对地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停车位进行评估，及该12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的价值能否以徐高义方单方委托的评估报告为依据问题。如前所述，因施国民方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徐高义方在转让时知晓或应该知晓地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停车位已经不属于转让标的公司的资产，施国民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也即施国民对导致双方就转让的地下建筑面积约定不明，理解不一，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既然是过错责任，就应该对过错责任大小以及对该过错产生的损失进行认定和计算。本案因地下建筑面积的减少，导致受让人徐高义方接收的资产价值减少，所以本案需对该12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价值进行评估。徐高义方在本案起诉前，以转让标的公司的名义单方委托南昌森博土地房地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对该地下建筑面积进行评估，并以该评估价值（该12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价值为人民币658.44万元）作为自己的损失向施国民方主张赔偿。施国民方对此虽有异议，但并不申请对该1200平方米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原审法院以此为据并根据双方过错责任的大小，确定施国民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施国民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五、关于原审法院分配的过错责任是否合适，即施国民、吕国昌在本案中应承担多少赔偿责任问题。合同附件是对合同主文本未尽事项的补充或解释，一般情况下二者约定的事项应协调一致，法律效力也应平等适用；但在二者产生冲突或描述矛盾的情形下，不能简单地选择适用合同主文本或合同附件来认定，而应考虑双方的缔约、履约行为，过失大小、交易安全、注意义务等，并参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原审法院综合双方的履约情况、交易安全及注意义务，认为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主文本与附件描述不一致并导致本案纠纷产生均具有过错，且作为受让方的余礼明、徐高义，对进行如此数额巨大的交易，负有更为严格的交易审查和安全注意义务，由此认定余礼明、徐高义对本案纠纷的产生具有更大的过错，应承担70%的过错责任，而作为转让方的施国民、吕国昌未尽到必要的交易合理审查和资产准确描述的义务，也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30%的过错责任，并以徐高义方提交的评估报告为依据，判决施国民、吕国昌赔偿徐高义、余礼明30%的损失，即赔偿人民币197.5320万元（计算方法：人民币658.44万元×30%=人民币197.5320万元）并无不当。施国民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徐高义上诉要求施国民承担70%的赔偿责任的请求及理由也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六、关于黄洪明、陈文静是否应对施国民、吕国昌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本案涉案的地下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在转让之前已被海口中院依法强制执行给他人，不属于债务问题，亦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3款第3项约定的依法追究转让方的相关责任的情形，即不属于黄洪明、陈文静约定的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故黄洪明、陈文静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徐高义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七、关于本案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原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的判决所引用的条文并非全部是程序法条款。施国民上诉称原审法院的判决依据只有程序法而没有任何实体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250.8元，由徐高义负担人民币43673元，施国民负担人民币2257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建艳
审 判 员 王 冬
代理审判员 汪娣娣
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
书 记 员 陈 娟
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