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沪海法海初字第27号原告顺通航运有限公司（SHUNTONGSHIPPINGLIMITED），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咸东街（BONHAMSTRANDSHEUNGWAN，HONGKONG）。法定代表人闫金波，该公司董事。委托代理人沈克，上海司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戴捷，上海司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里诺布贸易公司（MARINOBUTRADINGCORPORATION），住所地菲律宾共和国邦板牙黎刹古阿瓜，邮编2004（RIZALGUAGUA，PAMPANGA，C-2004PHILIPPINES）。被告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MITSUISUMITOMOINSURANCECOMPANYLIMITED），住所地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法定代表人柄泽康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阎冰，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雷，上海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顺通航运有限公司为与被告马里诺布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马里诺布）、被告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井住友）共同海损纠纷一案，于2013年7月2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戴捷，被告三井住友委托代理人陈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马里诺布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1年10月28日，原告所有的“CHANGSHAN”轮载运废旧金属等货物共计1,322.26吨自日本袖浦市（Sodegaura）运至菲律宾巴丹（Bataan）。途中船舶主机发生故障，为了船货共同安全，不得不雇请拖轮将该船拖带至中国舟山维修，由此发生相关费用。经船方指定，上述共同海损经在上海由相关单位理算，应由货方分摊141,790.17美元。被告马里诺布系货物权利人，被告三井住友系货物保险人，且出具担保函对被告马里诺布应分摊的共同海损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此，请求判令：一、被告马里诺布分摊共同海损费用人民币893,278元（按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间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约1：6.3计算得出）及该款项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三井住友就被告马里诺布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因外交、公告送达所实际发生的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三井住友辩称，三井住友是货物保险人，即使认定三井住友提供了共损担保，但该担保性质上仅是海事诉讼担保，故原告与三井住友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共损分摊关系，无权起诉三井住友；原告与被告马里诺布之间亦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故亦无权向马里诺布提出共损分摊请求；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对理算规则、机构及理算地等均未予约定，故原告提交的“理算报告”不应约束被告，“理算报告”出具方为上海安昇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安昇），该公司经营范围不包括海损理算，本案理算不应在上海进行，实际只有一份上海安昇出具的公估报告，故理算地不在上海，本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船舶在开航前及开航时适航、涉案事故是其可免责的事由所造成、所采取的相关措施是合理的且已实际支付了相关费用，故无权要求两被告分摊这些费用；原告未证明所提交的报告中船舶分摊价值及确定的共损分摊费用的合理性，且该报告已将利息列入分摊费用，原告又重复提出利息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被告三井住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马里诺布未发表任何形式的答辩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或对原告、被告三井住友提交的证据发表任何形式的质证意见，应视为放弃了答辩、举证及质证的权利。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CHANGSHAN”轮注册证明书，以证明原告系该船舶的所有人；2、海事声明，以证明“CHANGSHAN”轮从日本驶往菲律宾途中发生故障；3、货物发票，以证明被告马里诺布系船载货物权利人，应当分摊共同海损；4、货物保险单，以证明被告三井住友系货物保险人，应当分摊共同海损；5、共同海损理算通知函，以证明本案共同海损由专业理算公司在上海进行理算；6、共同海损理算报告，以证明上海安昇理算结果显示由货方分摊的费用为141,790.17美元；7、共同海损担保函，以证明被告三井住友向“CHANGSHAN”轮船舶所有人承诺在理算报告出具后即支付共同海损分摊款项；8、电子邮件，以证明被告三井住友对上海安昇进行共损理算是明知的，且签署共损担保函表示同意；9、船级社报告，以证明船级社就涉案事故对船舶的检验情况，并说明船舶无法在日本维修，船级社检验人同意在舟山维修，并确认拖轮的必要性；10、共同海损费用支付证明（包括相关账单、电子付款凭证、船舶保险费发票、保单等），以证明上海安昇报告所列共损费用338,723.57美元真实且实际发生；11、船舶估值证书，以证明涉案船舶的合理估值为160万美元；12、“CHANGSHAN”轮主机机损事故检验报告及附件，以证明涉案事故公估调查情况，排除了船方保修不及时的责任，附件还证明了船方维护保养的义务，证明主机损坏的责任不在船方；13、提单，以证明提单约定由承运人指定理算地和理算规则，而收货人就是被告马里诺布，原告有权向其主张共损分摊；14、租船确认书，以证明原告是涉案航次的实际承运人；15、长天海运有限公司（V-SKYMARINELIMITED，以下简称长天海运）致上海安昇共损理算通知函，以证明长天海运指定上海安昇按照约定方式理算。被告三井住友对原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船舶适航；证据2属于原告单方陈述，对该声明的签发人即船长、见证人即三管轮和值班机匠的身份无法确认，声明内容无其他证据佐证，在证据形式上，证据形成于日本，却未办理公证认证，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证据3形成于日本，却在香港办理公证转递手续，且香港公证仅是对原告公司董事决议的真实性进行证明，而非直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证据4形成于日本，应当在日本办理公证认证，其记载的被保险人为H.Y.PLTD，而非被告马里诺布，记载的保险事故理赔地在菲律宾巴丹，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三井住友分摊共损，亦无权擅自委托保险公估公司在上海进行海损理算，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但对涉案货物由被告三井住友承保予以确认；证据5签发单位为香港公司，应在香港办理公证转递手续，该通知函的接收方上海安昇性质上属于保险公估公司，且其经营范围不包括共同海损理算，故涉案报告性质上属于公估报告，不能作为最终分摊的依据；对证据6的出具方即上海安昇的理算资质及报告本身的内容，其中各项费用的认定、计算均有异议；对被告三井住友确实出具过证据7保函及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其内容格式由提单记载的承运人长天海运提供，其中记载的理算人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公司并非原告翻译件中所称的上海安昇，原告系为支持其诉请，故意将保函中的查尔斯泰勒公司翻译为上海安昇，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除非原告有证据证明上海安昇就是查尔斯泰勒公司本身，否则不能证明涉案事故经过合法理算，三井住友也不应根据其出具的保函和上海安昇的报告分摊共同海损；证据8未经公证，不予确认；证据9形成于日本，未经公证认证，不予确认，且原告翻译件第4页记载的“由拖船拖去船厂修理”系船舶管理人的意见，并非检验人的意见；证据10中的账单、网上支付凭证等形成于日本、香港等地但未办理公证认证或转递手续，有些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账单开具的付款方是长天海运，并非原告；拖航合同形成于日本，未经公证认证，不予确认；拖航过程投保的是船舶全损险，与本案无关，非为了船货的共同利益，不应作为共同海损费用主张，保单明确记载涉案船舶的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均为190万美元，而非原告主张的160万美元；证据11出具方是中国的公司，但未加盖公章，只有检验业务章，且无证据证明其检验资质，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2表面真实性确认，但公估人员未到庭说明，其内容无法核实；证据13无原件核对，故对其所有背面条款均无法确认，亦无法确认理算地及理算机构；证据14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复印件及其他证据内容看，实际完成运输任务的是长天海运，所有费用也由长天海运支付，即使存在共损分摊，也应由长天海运提出主张；证据15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原告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15份证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用以证明原告和两被告的主体地位、资格，包括证据1、3、4、13、14，其中证据1经香港公证并转递，被告三井住友亦予确认，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3据其记载，系日本H.Y.PLTD将1,319.43吨散装回收用途金属废料和1件二手抓斗货物出售给马里诺布的销售发票及包装清单，其右下方有该日本公司负责人的签字，但未经日本公证机关公证及我国驻日使领馆认证；证据13提单记载的托运人、收货人分别是H.Y.PLTD和马里诺布，货物名称和重/数量亦与证据3一致，但该证据并无原件可供核对，且原告提交的复印件模糊不清，无法看清其背面条款，原告既然主张其系涉案海上货物运输的实际承运人和船舶的所有人即租船合同的出租人，且要求货方分摊共损费用，则理应自行持有或通过提单记载的承运人长天海运获得该份提单的原件；证据3和13这两份反映被告马里诺布作为货物权利人及共损费用分摊主体地位的证据均存在严重的形式缺陷，难以核实其真实性，且被告三井住友对其真实性均持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4虽无原件，但被告三井住友作为货物保险人对承保涉案货物予以确认，且未对其记载内容提出异议或提出反证否定其记载内容，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14无原件核对其真实性，形成方式及地点不明，被告三井住友对其真实性持有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第二类证据是用以证明涉案事故及海损理算的情况，包括证据2、5、9、12、15，其中证据2形成于日本，其上虽盖有日本方面的公证章，但未经我国驻日使领馆认证，被告三井住友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认定，即使该证据形式真实，但性质上仍属于原告的单方陈述，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5、15据其记载，分别系原告、长天海运致上海安昇的共同海损理算通知函，形式上看，证据5有原告的签章，但未办理香港公证转递手续，证据15无原件核对，被告三井住友对此均提出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难以认定，内容上看，证据5是原告的单方陈述，不能独立证明原告与两被告就共损的理算地、理算规则及理算机构达成一致，证据15系由案外人出具，其本身说明就涉案事故，除原告外，另有相关主体曾提出过共损理算请求；证据9形成于日本，证据形式上未经公证认证，被告三井住友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本院对该证据的整体证据效力难以认定，但内容上，该证据却明确记载系船舶管理人决定由拖轮拖带至修船厂，而非检验人建议或决定，该记载与原告的事实主张及提交的证据6上海安昇出具的“理算报告”中的相应陈述不一致，另外，该证据第2页所列船舶证书中，证据原件列明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货船构造安全证书的到期日为2011年12月15日，而原告提交的翻译件却将该到期日写为2015年12月15日；证据12系上海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之公估）就船公司告称的“CHANGSHAN”轮主机机损事故出具的保险公估报告，被告三井住友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但该报告系检验人于2011年11月25日及以后诸日登临靠泊于舟山金舟船厂的“CHANGSHAN”轮进行检验后，于2012年2月10日才作出，其中记载的事故经过系“根据该轮提交的‘事故报告’并结合相关资料”作出，事故原因及分析亦系根据船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获悉情况，而非事发后第一时间由检验人直接获知，故该证据并非证明事故经过及发生原因的直接证据，对其证明力将另行综合认定。第三类证据是用以证明涉案事故发生的共同海损费用、共同海损理算结果及共同海损分摊义务，包括证据6、7、8、10、11，其中证据6系上海安昇作出的“理算报告”，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报告最后列出了附件目录，列明了航海日志摘要、轮机日志燃料消耗记录等附件的名称及页数，但实际未将这些附件附于报告之后，对该证据的证明力将另行综合认定；证据7的真实性可予认定，但证据明确记载海损理算人为CharlesTaylorAnsonAdjusters&SurveyorsCo.，Ltd，对其证明力将另行综合认定；证据8电子邮件未经公证或在计算机中进行展示，被告三井住友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10中“CHANGSHAN”轮船舶保险保单、保险费发票系原件，且形成于中国境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其他证据均非原件，或虽系原件（日本公司开具的账单）但形成于日本，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被告三井住友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均持异议，故本院对其他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11的真实性可予认定，但该估价报告并未表明估价人的专业资质与技能，且写明只是对“该船于2012年1月12日在菲律宾市场价格的意见，同时基于船舶没有任何出租的承诺下”，又写到“我们并没有对船舶进行详细的勘验，也没有对有关船舶的证书和记录进行审查；上述估价仅供参考，任何意向方需要经过实际检验船舶确定价格”，而涉案船舶据原告主张，显然处于出租状态，且原告主张的涉案事故发生地在日本内海，且发生时间是2011年10月28日，故该报告对涉案事故发生时事发当地的船舶市价没有证明力，另外，该报告的内容也与证据10“CHANGSHAN”轮船舶保险单中记载的船舶保险价值190万美元相互冲突，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被告三井住友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船舶检验报告，以证明三井住友委托检验人日本开基公司（NIPPONKAIJIKENTEIKYOKAI）对“CHANGSHAN”轮的完好价值进行评估，船舶价值应为180万美元；2、自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上海安昇的《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以证明上海安昇不具有共同海损理算资质。原告认为，被告三井住友提交的证据1没有原件，没有办理公证认证，从内容上看不出与本案的关联，亦未说明委托检验的背景、原因和检验的依据，且系三井住友单方委托，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国内机构不存在所谓的专门的共同海损理算资质。本院对被告三井住友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无原件核对，亦未履行境外证据证明手续，原告对此持有异议，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2的证据效力可予认定，并认定上海安昇经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不包括海损理算。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如下事实：“CHANGSHAN”轮是一艘中国香港籍的钢质散货船，由中国山东荣成海达造船有限公司建造，1,983总吨、1,012净吨，装1台柴油主机，主机总功率1,080千瓦；该轮于2011年5月12日于中国香港海事处注册，登记的船舶所有人为原告；登记的主机名称、型号为“MANB&W8L23/30Z”，并未记载主机制造商。2011年10月24日，被告三井住友在日本东京签发了编号为111-1840972188的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为H.Y.PLTD，货物为1,319.43吨废金属、2.83吨旧抓斗，保险金额为81,916,000日元，船名为“CHANGSHAN”，起运地为日本袖浦市，起运日期为2011年10月26日，目的地为菲律宾巴丹，保险条件为“协会货物运输保险条款（C），包括按照协会偷盗和交货不着条款承保的偷盗和交货不着的风险”。庭审中，被告三井住友确认，曾出具过一份共同海损担保函（AverageGuarantee），该担保函的出具对象为“CHANGSHAN”轮所有人和本航次其他利益方，内容为“就2011年10月28日发生在日本坂出（Sakaide）水域的主机故障事故——为使下列货物交付收货人而无需提交保证金，我们作为署名保险人代表本航次各受益方，保证向船舶所有人，或共同海损理算人即CharlesTaylorAnsonAdjusters&SurveyorsCo.，Ltd支付就下列货物所确定的合理合法的共同海损和/或救助和/或特殊费用的分摊款项；我们另同意：1、立即支付就下列货物所确定的合理且合法的分摊费用，一旦上述理算人予以认可；2、应上述理算人的要求提供有关下列货物价值和状况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3、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其他的任何时效期间应从共同海损理算报告出具之日起算”。该担保函列表记载了货物的装卸港、货物品名、重量及保险价值、保单号等信息，均与三井住友签发的货物保险单记载相一致。担保函最后写明，“海损理算人是：CHARLESTAYLORANSONAdjusters&SurveyorsCo.，Ltd”。201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以下简称人保航运）签发船舶保险保险单，记载投保人为长天海运，被保险人为原告（作为所有人）、长天海运（作为管理人和经营人），船舶名称为“CHANGSHAN”，保险金额和价值均为190万美元，航行范围为日本至舟山，投保险别为全损险，并特别约定承保远洋船舶拖航航次全损险，航次起讫为日本至舟山。同年12月12日，人保航运向大连长天船务代理公司开具了上述远洋船舶全损保险的19,000美元保险费发票。2012年2月10日，悦之公估出具《“CHANGSHAN”轮主机机损事故公估报告》，公估人根据“CHANGSHAN”轮提交的“事故报告”并结合相关资料所陈述的事故发生经过为：“2011年10月25日，‘CHANGSHAN’轮靠泊日本袖浦港装载1,325.09吨废旧金属货物；26日约1940时（当地时，下同），该轮装载结束离泊开航，驶往菲律宾巴丹港，开航时船舶吃水4.2米；28日，该轮航行至日本BISANSETO水域，约1825时过BISAN大桥；28日1840时，大管轮完成对机舱巡查后回集控室时，突然听到主机发出异常响声同时机舱产生浓烈烟雾，随即在集控室对主机采取了应急停车措施，事发时船位34°22.4N、133°46.5E，主机转速约670RPM，船速约12节；经船员检查发现主机No.7缸处防爆门、活塞、缸套及机架碎裂，连杆、曲轴及平衡块出现敲击损伤。”公估报告另描述：“2011年11月25日、26日，公估师与机务及主机服务工程师赶赴金舟船厂，检查发现主机损坏情况如下：No.7缸防爆门碎裂，机体道门缺损碎裂；曲轴平衡块表面出现多处敲击痕迹；连杆弯曲，连杆螺栓断裂；曲柄销出现多处敲击痕迹，最长一处痕迹长约60mm，深约3mm，曲柄臂表面出现多处敲击损伤；缸套、活塞碎裂，机架处冷却水腔碎裂，碎裂长度约200mm。”公估人根据船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获悉主机运行时间、检修保养等情况，并将“造成事故的可能原因”分析为：“主机长期运行过程中，No.7缸存在个体缺陷导致连杆大端轴承间隙异常增加，而在前次检查时可能隐患尚未萌发而无法发现；一旦间隙增加过大将产生机械振动进而导致间隙增量在短期内急剧恶化，最终导致螺栓承受交变力增加，促使连杆上端螺栓断裂；连杆上端螺栓断裂后，导致连杆下端螺栓受异常拉伸力及剪切力断裂，从而造成No.7缸伸腿事故。”公估报告又陈述了“拖带及护航信息”：“事发后，船公司安排‘CHANGSHAN’轮回舟山港对主机进行修理，期间从日本的锚泊点至舟山港的航程由拖轮‘OSAMARUNo.8’拖带，带缆时间2011年11月17日0735时，起拖地点34°21.2N、133°52.8E（日本BISAN大桥附近），解缆时间2011年11月24日凌晨，地点29°43.7N、122°25.8E（舟山马峙锚地）；检验期间，船公司声称护航信息如下：2011年11月24日，‘CHANGSHAN’轮在舟山马峙锚地锚泊后，船员对主机No.7/8缸进行了封缸后，船舶低速开往金舟船厂；该轮从马峙锚地至金舟船厂的航行途中，船公司安排拖轮‘舟港拖18’对‘CHANGSHAN’轮进行护航；护航船舶由舟山船舶代理公司安排，护航期间‘舟港拖18’轮与‘CHANGSHAN’轮保持着一段距离。”公估报告还作了“永久性修理费用评估”称：“根据现场检验，‘CHANGSHAN’轮实际靠泊金舟船厂修理25天，修理期间无船东工程。”2012年5月30日，上海安昇保险公估公司作出“理算报告”，对于“事故情况”表述为“2011年10月28日——船舶主机出现故障，必须由拖船从日本坂出拖运至中国舟山进行修理”，该报告在此后的内容中进一步述称“BV船级检验师在坂出登轮进行了检验，并建议拖运该轮至中国以使主机原厂工程师在船当场进行修理指导”（见报告第3页“3.危险及共同安全”）；对于“事故摘要”表述为“2011年10月28日，当本船在日本坂出附近航行时，主机出现故障。船舶就地抛锚，船员检查后发现该主机故障严重，船上人员无法修理。船级社检验师对故障进行了检验并建议修理期间主机原厂技师到场。11月16日，签订拖航合同，约定由拖船‘AsoMaruNo.8’拖运本船至中国舟山。本船于11月18日抵达舟山，故障修理完成后，于2011年12月21日离开舟山驶往菲律宾巴丹。2011年12月30日，抵达菲律宾巴丹，并于2012年1月16日完成卸货”；该报告陈述“共同海损理算依据为《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共同海损总额为338,723.57美元，船舶的共同海损分摊价值1,344,819.79美元、应付共同海损分摊费用196,933.40美元，货物的共同海损分摊价值968,257.44美元、应付共同海损分摊费用141,790.17美元”。该“理算报告”署名为“ANSONAdjusters&SurveyorsCo.,Ltd.”，并加盖了“上海安昇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该印章的外圈标有“ANSONAdjusters&SurveyorsCo.,Ltd.”字样。该报告末尾列出了附件目录，其中列明了航海日志节录、舟山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总账单及相关票证等共11份附件的名称和页数，但未实际附有任何一份附件。上海安昇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经营范围为“保险标的承保前的检验、估价及风险评估，对保险标的出险后的查勘、检验、估损及理算，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9船级社船舶营运检验报告，船级社检验人在日本坂出对“CHANGSHAN”轮的检验中，并未建议或要求该轮由拖轮拖带至中国修理，亦未建议或要求主机原厂工程师登船指导修理；相反，该检验报告在机械与电气、安全（杂项）两项检验中均写明，系船舶管理人决定由拖轮拖带至修船厂（检验报告原件第4、5页）。鉴此，检验报告陈述检验人还就拖航安全状况对“CHANGSHAN”轮进行了各项安全检验，并检验合格，检验人由此签发了允许该轮完成日本坂出至中国舟山拖航单航次的签注。庭审中，原告与被告三井住友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相关的涉案纠纷。本院认为，原告明确要求两被告承担诉称共同海损的分摊义务，故本案系共同海损纠纷。就本院对本案的管辖权，被告三井住友虽辩称原告诉称的共损事故发生后船舶最先到达地、航程终止地均不在本院辖区，且原告诉称的共损未经合法理算，故共损理算地亦不在本院管辖范围内，但被告三井住友却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相反，被告三井住友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向本院应诉答辩，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对本案已具有管辖权，被告三井住友有关本院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抗辩不能成立。本案当事人分别系中国香港、日本和菲律宾的主体，且原告诉称共损事故发生于日本、装卸货港又分别位于日本和菲律宾，故本案系涉外纠纷，应根据涉外民事关系的识别结果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确定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在案有效证据，涉案货物的权利人即被告三井住友签发保单记载的被保险人H.Y.PLTD，被告三井住友系该货物的保险人。被告三井住友还签发了共同海损担保函，同意按照一定的条件向原告即“CHANGSHAN”轮船舶所有人或担保函确认的共同海损理算人CHARLESTAYLORANSONAdjusters&SurveyorsCo.，Ltd支付经该理算人理算核准的共同海损分摊款项，故被告三井住友系涉案货物共同海损分摊的义务人。对被告三井住友关于原告不具有向其主张共损分摊的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与被告三井住友之间基于共同海损担保函的债权债务关系，因双方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该民事关系的准据法。原告虽系涉案“CHANGSHAN”轮船舶所有人，但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马里诺布之间具有任何法律关系。即使认定原告作为“CHANGSHAN”轮的船舶所有人系涉案货物的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但其作为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也理应能够在目的港交付货物后收回提单原件。现原告仅凭无原件可供核对的提单复印件及未经公证认证的日本公司开具的发票尚不足以证明被告马里诺布就是涉案货物的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等货物权利人，故原告无权向被告马里诺布主张分摊共同海损。原告对被告马里诺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被告三井住友是否承担原告诉称的共同海损分摊义务，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及举证、质证情况，其争议焦点在于：一、共损事故是否真实发生，共损措施是否合理；二、共损是否经合法理算；三、共损担保函确定的被告三井住友支付共损分摊款项的条件是否成就。关于原告诉称的涉案事故，其是否确实发生、发生的原因为何、是否属于原告作为承运人可以免责的事由等系本案的关键事实，但对于涉案事故，原告仅提交了海事声明书一份直接证据，且该证据未履行相应的证据认证手续，对方当事人不予确认，原告亦未提交相应的航海日志、轮机日志或其他证据佐证海事声明书的内容，本院难以认定原告诉称事故的发生。而从原告提交的公估报告和“理算报告”看，涉案航次为日本袖浦市至菲律宾巴丹。袖浦市位于本州岛东南的东京湾内，自袖浦市起航驶往菲律宾的地理上的航线应该是往南驶出东京湾后，沿本州岛南缘洋面行经纪伊半岛南端即向西偏南方向在四国岛南部洋面驶过，继而驶向九州岛南端、琉球群岛……但根据原告的证据，涉案航次中，“CHANGSHAN”轮却在驶过纪伊半岛南端后转而北上，向西北方向航行，驶入了本州岛与四国岛之间的濑户内海，并最终在倍赞濑户（BisanSeto）大桥附近的坂出水域锚泊。在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CHANGSHAN”轮偏离地理上的航线、绕航濑户内海的原因以及此后事故发生及其发生原因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原告主张的主机损坏确实是在原告主张的时间、地点发生及该事故系由于原告可以免责的事由造成。因此，本院亦无法认定涉案货物确实遭受原告诉称的“CHANGSHAN”轮主机故障而导致的海上危险。关于共损措施，即使认定原告诉称事故确实发生，船货确实共同遭受了海上危险，但当时“CHANGSHAN”轮连同船载货物正处于作为日本内水的濑户内海之中，获取就近的应急修理应属十分便利。按常理，作为一个谨慎的承运人，原告应当选择就近修理。但原告却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舍近求远，选择采取由拖轮拖带至中国舟山再行修理的措施的合理性。虽然“理算报告”作了相关的陈述，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获得了日本当地修船厂的报价，甚至未举证证明其联系过任何一家当地修船厂。原告提交的“理算报告”所作“船级社检验人建议船舶拖至中国以便中国主机厂派员登轮指导修理”的陈述并无任何证据佐证，缺乏事实依据。相反，根据原告提交的船级社检验报告，拖至舟山修理的决定是由船舶管理人作出的；事实上，船级社检验人只是应船舶要被拖至舟山的要求，对船舶拖航安全性进行了检验，并作了准许拖航的签注。另外，虽然“理算报告”多次陈述维修需要中国主机厂商派员登轮，但该“理算报告”却未说明主机厂商的名称，原告亦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CHANGSHAN”轮的主机制造商；根据原告提交的船舶注册证明书，“CHANGSHAN”轮主机名称、型号为MANB&W8L23/30Z，并未说明主机的制造厂商。综上，本院难以认定原告诉称的共损措施属于为了船货的共同安全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关于共损的理算，涉案“理算报告”将“CHANGSHAN”轮价值认定为160万美元，并据此认定了船舶的分摊价值，该船舶价值与“CHANGSHAN”轮利益方投保的自日本至舟山拖航航次的船舶全损险约定的船舶保险价值190万美元不一致，应以船舶保险约定的船舶保险价值确定船舶价值为妥；“理算报告”列出了附件目录，但实际却未附有目录中提及的任何一份附件；原告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佐证经报告“理算”的费用的实际发生和具体金额。另外，上海安昇系一家保险公估公司，其登记的经验范围并不包括海损理算，原告亦未提交该公司及理算人员具有共同海损理算资质的证明。综上，本院对上海安昇所作“理算报告”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三井住友是否应当依据其出具的共同海损担保函承担分摊义务，本院认为，该担保函由出具方签字盖章，系出具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具方应按照担保函确定的条件，履行共损分摊义务。但前提条件是，原告主张的共同海损必须依法有效成立，且经担保函确定的适格理算人的合法理算。本案中，原告并未成功举证证明共同海损的成立，而原告据以主张分摊金额的“理算报告”的出具方是上海安昇，其在“理算报告”上加盖的印章表明其英文名称为“ANSONAdjusters&SurveyorsCo.,Ltd.”，并非共同海损担保函所确定的“CHARLESTAYLORANSONAdjusters&SurveyorsCo.,Ltd”，故被告三井住友有权拒绝分摊原告诉称的共同海损费用。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顺通航运有限公司（SHUNTONGSHIPPINGLIMITED）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733元，由原告顺通航运有限公司（SHUNTONGSHIPPINGLIMITED）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刚代理审判员 林 焱人民陪审员 李友文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共同海损，是指在同一海上航程中，船舶、货物和其他财产遭遇共同危险，为了共同安全，有意地合理地采取措施所直接造成的特殊牺牲、支付的特殊费用。……第一百九十六条提出共同海损分摊请求的一方应当负举证责任，证明其损失应当列入共同海损。第二百零三条共同海损理算，适用合同约定的理算规则；合同未约定的，适用本章的规定。第二百七十四条共同海损理算，适用理算地法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二十七条……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