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衢民初字第178号
原告：陈徐靖。
委托代理人：陈建国。
被告：浙江三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予柱。
委托代理人：翁如涛。
被告：维度金融外包服务（苏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勇。
委托代理人：郑芬。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负责人：陈文伟。
委托代理人：戴晓桃。
原告陈徐靖与被告浙江三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三泰公司）、维度金融外包服务（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度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以下简称衢州工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2015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肖伟独任审理。2015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徐靖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建国、被告浙江三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翁如涛、被告维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芬、被告衢州工行的委托代理人戴晓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徐靖诉称：2012年6月18日，原告与被告浙江三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三年，从2012年6月18日至2014年6月17日（诉状原文如此），约定的工作地点为被告衢州工行衢江区社保局行政服务中心工行服务点。2014年6月18日，浙江三泰公司在没有提前告知原告事实情况下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2014年7月30日晚以封闭、欺骗的方式骗取员工信任，在违背原告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被告维度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且签订合同时间签署为2014年6月18日，还再次约定试用期三个月，2014年8月25日原告得知真实情况后，被告要求原告写了辞职信，8月30日，被告在该岗位上另行安排了工作人员。为此，原告请求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以下费用：1、2012年6月至2014年8月期间与用工单位衢州工行同工同酬的劳动报酬12186.42元；2、2014年6月18日至7月30日补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应向劳动者支付的两倍工资6532.44元（3266.22元×2倍）；3、2012年7月份节日期间加班6天的劳动报酬1800元；4、2012年6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经济赔偿金4714元（2357元／月×2个月）；5、2014年9月至今每月的基本生活费（1360元／月）；6、额外一个月工资的两倍经济赔偿金4717元（2357元／月×2倍）。庭审中，原告又增加要求被告维度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三泰公司和被告维度公司共同辩称：浙江三泰公司和维度公司的母公司系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三泰公司），成都三泰公司以及维度公司先后与衢州工行签订的都是业务外包服务合同，明确约定衢州工行网店大堂引导及社保驻点服务的工作予以外包，故成都三泰公司和维度公司与衢州工行形成劳务外包关系，并非劳务派遣，原告是与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原告实际应发薪酬已经高于业务外包服务合同中确定的薪酬，不存在同工不同酬的情形。原告诉称的2012年7月份的加班费，实际上是2012年6月份的工资，原告是2012年6月18日入职，至25日工作6天，试用期的日均工资为66.67元，故6月份工资为400元，公司的工资计发周期是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当月工资次月发放，故原告6月份工资400元放在7月份补发。由于成都三泰公司业务调整，将原来浙江三泰公司的部分业务整合到维度公司，业务外包服务合同变更由维度公司与衢州工行签订（2014年6月18日签订），相应的工作人员劳动关系也变更到维度公司，2014年7月30日两公司共同召开会议，向原浙江三泰公司的员工说明情况，并承诺工资标准不变、工龄延续，原告参与会议知晓上述情况后，同意与浙江三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当天即与维度公司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为了与维度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的业务外包服务合同签订时间一致，故新劳动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6月18日。原告于2014年8月26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维度公司提出辞职，8月29日即不再上班，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无需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综上，除原告请求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外，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
被告衢州工行辩称：衢州工行与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形成的是劳务外包关系，并非劳务派遣，原告与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形成劳动关系，《个金业务外包服务合同》中虽然个别条款中有对劳务外包工作人员提出一定的要求，但衢州工行不对原告进行实际管理，不存在任何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请求驳回原告对衢州工行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衢劳仲案字（2014）第119号《仲裁裁决书》，证明原告曾因本案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在该仲裁案中原告未对维度公司提出申请；
2、（2015）衢民初字第7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因对维度公司的诉请未经过仲裁，本院驳回起诉；
3、衢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与三被告的劳动争议案再次申请仲裁，仲裁委逾期未作出决定，告知原告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原告与浙江三泰公司的《劳动合同书》，证明原告与浙江三泰公司的劳动合同于2012年6月18日签订，合同期为三年，月工资按不低于本市最低职工工资标准执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未作约定；
5、原告与维度公司的《劳动合同书》，证明原告与维度公司的劳动合同签署时间为2014年6月18日，合同期仍为三年，其中试用期三个月，工作内容为“金融外包服务”，工作地点为“衢州”，月工资按不低于本市最低职工工资标准执行，试用期工资为月工资的80%；
6、衢州工行工作牌两个，其中一个注明原告系衢州工行实习生，另一个注明为大堂引导员，证明原告系劳务派遣人员，衢州工行系用工单位；
7、原告工资的银行交易明细单，证明原告自2012年7月至2014年9月发放的工资数额，其中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为25287.74元（含年终奖），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为26093.74元（含年终奖），2014年7月、8月为3179.39元。
被告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共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与成都三泰公司关系的说明函以及营业执照和工商登记材料，证明浙江三泰公司和维度公司均系成都三泰公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业务都是由成都三泰公司统一安排的；
2、原告的考勤表，证明原告的考勤情况，说明原告的日常考勤均由公司管理，衢州工行不对其进行管理，公司的考勤以及记薪周期是从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
3、原告的工资清单以及年终奖清单，证明原告的工资发放情况以及工资构成，公司发放工资均是本月工资次月10号左右发放，所以原告的银行交易明细单上2012年8月份的工资对应于工资清单上的2012年7月份，工资清单的实发工资与原告的银行交易明细单工资汇入额均相一致，但原告的工资应该包含其社保个人缴纳费用，故原告工资应当以应发工资计算。从工资清单中还可以看出：①、原告2012年7月份的工资单中有6天的加班费400元，实际上这是补发原告6月份的工资，原告7月份并未加班；②、2013年9月起，原告的工龄工资每月24元，从2014年8月起，原告的工龄工资每月48元，说明原告与维度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原来在浙江三泰公司的工龄延续计算；③、原告与维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中虽然有试用期三个月，但实际并没有按80%记薪，仍全额发放工资；
4、原告于2014年8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公司的《辞职信》，证明原告是主动提出辞职的；
5、成都三泰公司与衢州工行签订的《个金业务外包服务合同》、维度公司与衢州工行签订了《网点大堂引导员业务外包服务合同》，证明被告之间形成劳务外包关系，不是劳务派遣关系；
6、2014年7月30日晚上的会议签到表及会议纪要，证明原告知晓因公司业务变更劳动关系也相应变更的情况；
7、原告的社保缴纳证明，证明浙江三泰公司和维度公司均按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保费用；
8、公司其他员工王丹丹、林晨的工资清单，证明原告的工资与公司其他同一岗位员工的工资基本相近。同时这两名员工2012年7月份的工资中均有6天的加班工资400元，说明与原告一样系补发6月份的6天工资。
被告衢州工行未提供证据，但出示了一份自行开具的证明，说明其单位的所有大堂引导员和社保驻点服务岗位均外包，不存在本单位内部员工从事上述岗位的情况。
被告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补充说明由于成都三泰公司与衢州工行的合同两年期限（2014年6月18日）到期，因招标耽搁了时间，后维度公司中标，所以直到2014年7月30日晚才召开员工会议说明情况，为了与工商银行的合同时间相衔接，所以与员工的劳动合同也补签为6月18日。另外，衢州工行实习生的吊牌是浙江三泰公司制作发放的，塑料胸牌是衢州工行发放的。被告衢州工行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至于塑料胸牌是否由银行制作发放，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清楚。
原告对被告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提出：1、成都三泰公司、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虽然是关联公司，但都是企业法人，具有相互独立性；2、写辞职信前几天因为迟到被领导批评，想请假社保领导又不同意，发生了争执，实际上写不写辞职信都要让我走人了，我不想留下从业污点，所以写了辞职信；3、外包服务合同均是以人数确定承包费用的，而且银行有管理原告的权利。
鉴于各方当事人对对方的证据真实性均不表异议，且上述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均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浙江三泰公司与维度公司均是成都三泰公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2012年6月18日，成都三泰公司与衢州工行签订了《个金业务外包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衢州工行将大堂引导、社保驻点服务岗位业务外包给成都三泰公司，合同期限为两年，服务价格按照岗位人员工资总额加管理费确定，并约定了派驻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银行对公司派驻的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有权拒绝派驻，关于派驻人员的管理则确定由公司进行管理，派驻人员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合同签订后，成都三泰公司将该业务交由浙江三泰公司实施。2012年6月18日，原告与浙江三泰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为三年，月工资按不低于本市最低职工工资标准执行。合同签订后，原告即被派驻到衢州工行衢江区社保驻点处工作。原告工作期间，其考勤、日常工作事务等均由浙江三泰公司管理，公司每月的考勤周期自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工资的计算周期亦如此。2014年6月18日，成都三泰公司与衢州工行的合同到期，同时成都三泰公司对公司业务进行了调整，由维度公司与衢州工行签订了《网点大堂引导员业务外包服务合同》，该合同与《个金业务外包服务合同》相比较，内容除服务价格只确定年度总费用，不区分人员工资和管理费比例外，其余均完全一致。2014年7月30日晚，由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召集驻点员工开会，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说明情况，承诺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工龄延续，并要求员工与维度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书》，为了与《网点大堂引导员业务外包服务合同》的签订时间相一致，要求《劳动合同书》的时间也签署为2014年6月18日，原告在知晓上述情况下，当即与维度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与原劳动合同相比较，除增加了工作地点和内容为衢州金融外包服务岗位以及试用期三个月的工资按80%计发外，其余均完全一致。2014年8月份，原告因上班迟到（曾向维度公司的领导请过假）与社保工作人员发生纠纷，8月26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向维度公司提交了辞职信，签署时间为7月25日，信中写道“我发觉自己从事社保驻点人员行业的兴趣也减退了，我不希望自己带着这种情绪工作，对不起您也对不起我自己。真的该改行了，刚好此时有个机会，我打算试试看，所以我决定辞职，请您支持”。随后，原告工作至2014年8月29日后离开公司。
原告辞职后，向衢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被申请人为浙江三泰公司和维度公司。2015年1月9日，仲裁委作出衢劳仲案字（2014）第119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起诉。因原告对维度公司的诉请未经过仲裁程序，本院驳回起诉。随后，原告再次申请仲裁，因仲裁委逾期未作出决定，原告遂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首先，成都三泰公司、维度公司与衢州工行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劳务外包还是劳务派遣，这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劳动者管理的责任主体是承包单位还是发包单位，本案成都三泰公司或维度公司与衢州工行签订的合同名称明确为“业务外包合同”，虽然承包费用是根据岗位人数确定，派驻岗位人员需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但承包的标的并非是“人”，而是大堂引导和社保驻点服务业务，特别是对劳动者的管理也是由公司予以实施，银行并不直接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从原告的请假、日常考勤以及最后的辞职等可以证实实际也是由公司对原告进行工作管理，至于工作中佩带银行胸牌、着与银行工作人员相似的制服仅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并不能就此证明银行对原告进行了工作上的管理。因此，成都三泰公司、维度公司与衢州工行形成的是劳务外包关系，而原告则是与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故原告请求2012年6月至2014年8月期间与用工单位衢州工行同工同酬的劳动报酬12186.42元，以及所谓派遣单位在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后在无工作期间应当按月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原告与维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的性质以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浙江三泰公司与维度公司属于关联企业，由于母公司成都三泰公司业务调整，将衢州工行的业务外包项目于2014年6月18日转为维度公司，根据被告的陈述，为了与业务外包合同签署时间相一致，所以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也签署为6月18日。这就意味着原告与维度公司的劳动关系建立的时间也确定为6月18日，同时解除了与浙江三泰公司的劳动关系，但实际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却是7月30日，这期间已经超过一个月。所以，原告请求被告维度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工资清单原告2014年7月份的应发工资为2254元，故被告维度公司应当支付二倍工资未发放部分2254元。
第三，原告在2012年7月份是否加班6天。原告2012年6月18日开始工作，根据考勤表可以证实，公司每月工资的计发周期为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故原告在6月份工作共计6天。根据原告的银行交易清单和工资清单可以证实，原告2012年6月份没有发放工资，而2012年7月份的工资单中有加班费400元，按照日均工资66.67元6天计算恰好为400元，根据其他员工王丹丹、林晨的工资清单，这两名员工2012年7月份的工资中均有6天的加班工资400元，这也印证了该400元系补发6月份的工资，而且考勤表中也没有7月份加班的记录。故本院认定原告7月份并无加班，对原告请求补足其2012年7月份6天的加班工资，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被告应否得到经济补偿金以及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在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下，只有当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才可获得用人单位的经济补偿金。本案原告称其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相反，被告提供的会议签到表以及会议纪要证实，原告对于用人单位主体的变更是完全知晓的，其不仅与维度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书》，而且继续工作近一个月，表明原告同意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2014年8月26日，原告向公司提交的辞职信表明，其已经对此工作兴趣减退，且有了新的工作机会，说明原告的辞职完全出于主动，由此，维度公司进而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无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由于浙江三泰公司、维度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故原告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院亦不予支持。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向劳动者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故原告请求维度公司出具该证明，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维度金融外包服务（苏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徐靖因未在一个月内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补足部分人民币2254元，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二、驳回原告陈徐靖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维度金融外包服务（苏州）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负担4元，被告维度金融外包服务（苏州）有限公司负担1元。
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肖 伟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周超嫦
申请执行期限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