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再终字第046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外雷，男，1947年11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安晓雷（安外雷之子），男，1981年6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方成龙，北京市鉴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萍，女，1957年11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安外雷因与被上诉人王建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再初字第29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安外雷及其委托代理人方成龙，被上诉人王建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王建萍在原审中诉称，1999年11月26日安外雷向王建萍借款3万元，双方约定一星期内还清，但安外雷至今尚未还款，王建萍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要求安外雷返还借款3万元，并从1999年12月4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上诉人安外雷在原审中辩称：安外雷与王建萍基本不认识，王建萍说安外雷向其借款3万元纯属虚构，借款绝无可能性。王建萍在2001年11月15日公安机关的笔录里明确说：“1999年11月15日借款80000元、同年11月16日借款4000元，共计84000元，没有打欠条，20多天后，通过彭书华还款54000元…..又说1999年11月16日上午9时安外雷和她一起到胡北口储蓄所取走的捌万元人民币”，2002年2月5日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又说：“1999年11月15日安外雷向其借款84000元，并打了欠条，过了20多天，他还了54000元，还欠款30000元，并且重新给我打了一个三万元的欠条”，其在原审开庭的笔录中又称：“1999年11月16日借款80000元，11月26日还了50000元，11月26日给其出具了一张三万元的欠条”。这种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的说法和借条，应当认定不具有真实性与合法性。事实上，王建萍提交的所谓借条系2001年6月22日至2001年6月23日期间，彭书华、杨德启、王建萍、苏欣颖、王志刚勾结3名黑社会人员共同绑架控制了安外雷后，威胁安外雷及家人安全，逼迫安外雷写的，他们当时把安外雷打成轻伤，抢走了安外雷随身携带和车内存放财物。王建萍提交的借条的形式明显存在瑕疵。依据彭书华、苏欣颖、王建萍、杨德启、王志刚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所述，2001年6月22日至2001年6月23日，他们对安外雷实施了强力控制措施，限制了安外雷的人身自由并进行了伤害，如彭书华在笔录中表述：“可能是别人打的他”，苏欣颖在笔录中说：“……看见他们就下车与安外雷扭打在一起，其（苏欣颖）自己打了他（安外雷）脸一拳……我就从安外雷的包内将50多元钱给了那两个司机打车用了……准备了笔和纸”。安外雷的伤情诊断及相关司法认定显示安外雷的伤系在2001年6月22日夜里22时至2001年6月23日午后，被控制期间形成。此外，王建萍没有提供借款交付凭证，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支付能力、交易习惯、交易细节等。况且，当时安外雷是建工集团的老员工，参加工作早，家庭成员经济非常宽裕，根本不缺钱，不可能向王建萍借钱。王建萍提交的借条应当认定为虚假借条，该借条是王建萍等人违法犯罪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依法采取相应制裁措施。
本院再审查明：安外雷曾经向王建萍出具落款时间为1999年11月26日的借条，内容为：“今向王建萍在1999年11月26日借款叁万元，要在一星期还清，如不还等于欺骗”。
对于借条中所列借款，王建萍陈述其和彭书华是街坊，当时彭书华已经去了土耳其，杨德启带着安外雷去找王建萍，说进货需要8.4万元，王建萍就从其姐姐的银行帐户里取了8万元，与自己家里的4000元现金一起交给了安外雷，后来安外雷给了彭书华6800美元，彭书华将这6800美元交给了王建萍，折合了5.4万元人民币。
2001年6月25日，安外雷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潘家园中队报案，称自己于2001年6月23日凌晨被苏欣颖、王志刚、彭书华、杨德启、王建萍等人绑架。其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曾经陈述“……拉下车苏欣颖及两名不认识的男子过来对我拳打脚踢，王志刚、彭书华、杨德启、王建萍也在场，苏欣颖对我说：‘你给写欠条’，我说：‘你的入股单有，为什么还要让我给你写欠条？’……旁边两名不认识的男子，用两把尖刀顶着我。苏欣颖拿出一打纸，写了张欠条让我抄，我写完后，他把欠条收起来，彭书华过来，王志刚说，我给彭书华写欠条，随后，我又给王建萍、杨德启分别写了欠条，2001年6月23日早7时许，他们又把我押到×区×大街×号门口，苏欣颖又让我分别给他们每个人又写了欠条……”。对于书写的欠条内容，安外雷表示：“我记不清了，当时写的太多了”。对于书写欠条的数量，安外雷表示：“大概二十多张”。对于安外雷与苏欣颖等人是否有经济纠纷，安外雷陈述：“1999年我通过梁道兰认识了杨德启（与梁道兰是夫妻关系），又通过杨德启认识了石永柱、彭书华，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量做生意，从中国倒一些货到土耳其，在此之前，我和彭书华二人先倒了一批货，彭书华从北京市崇文区红桥市场进了五万个耳塞机（价值十万余元人民币），我从山东菏泽县进了价值六万余元人民币的毛绒玩具，发货款及提货款总共约九万余元人民币是我付的，结果赔了约十二万人民币，收回了一万一千美元，事后，我、彭书华、石永柱、杨德启四人到土耳其考察十天后，我和杨德启、石永柱三人回国，彭书华留在土耳其等着接货，去土耳其的手续是我办的，我们四个人每人出了三千元人民币，剩下费用每个人自己负担，回国后，我们商量后，准备做流水画，我把自己承包单位的餐厅留出来做厂房，杨德启定模了（子）花了二万元人民币，石永柱负责加工管理和统计财物，99年底，我们先往土耳其发了四十个样品（流水画），土耳其爱森公司代理，对方反映很好，要求我们马上发货，这时，石永柱因病去逝，我不打算在干下去了，准备发完一批货就散伙，这时，杨德启、彭书华、石永柱妹妹史德兰劝我，希望我接着干下去，我同意了，杨德启又拉苏欣颖入股，苏欣颖投了十万元人民币，同时，王志刚、史德兰夫妇又借给我们六万元人民币，我们发了第一批货，二千幅流水画，彭书华负责到土耳其接货、销货，彭书华卖出了一部分，但具体我不清楚，事后，我们又往土耳其发了二批货，总共四千幅流水画，彭书华从爱森公司把货提出来，转给一个姓赵的经理（具体情况不详），让他代销，随后，彭书华回国，现在这些流水画在哪，具体销出了多少，挣了多少钱，我不清楚，但是其他人都向我要钱”。在2001年11月16日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安外雷陈述：“……后来王志刚就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几张纸，递给我，又递给我笔，然后王志刚说，就让我写，之后让我写了五个欠条，有苏欣颖的，有王志刚的，有彭书华的，有王建萍的，还有杨德启的，每个人都是十多万……后来他们又让我写了一个条，大意是我欠苏欣颖、王志刚、彭书华、杨德启共五十六多万，房子折合六十万，退我四万等……”。
在公安机关对苏欣颖进行讯问时，苏欣颖曾经陈述：“……在劲松商场的路边发现了安外雷，后，他们就下车和安外雷扭打在一起……，后我和杨德启、还有那两个司机中的一个将安外雷架到我的车的后排座上，杨德启和那个司机将安外雷夹在中间，我开（在）前面开车，其他的人都上了另外两辆车，我说找个地方去说一说……”。对于都谁打了安外雷，苏欣颖陈述：“……但我下车看到安外雷的鼻子上有血，我当时说：‘你不让人来毙我吗？’并打了他一拳……”。对于是否用威胁的语言让安外雷写还款计划，苏欣颖陈述：“在玉泉营南的路边时彭书华要打他，我拦着他，没打成安外雷”。在2001年11月15日公安机关对王建萍进行讯问时，王建萍陈述：“1999年11月15日晚17点多钟，安外雷到我家找我，向我借走人民币八万元整，说一个星期就把钱还给我，第二天晚17时左右，安外雷又到我家向我借走4000元人民币共借走人民币八万四千元人民币，没打欠条”。对于谁在车上打安外雷以及安外雷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的问题，王建萍均回答不知道。对于认识安外雷的相关情况，王建萍陈述：“我通过彭书华认识的安外雷，1999年初我同彭书华在杨德启单位找杨时正好安外雷也在场，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因为杨和安关系都很好”。在2002年2月5日公安机关对王建萍进行讯问时，王建萍陈述：“1999年11月15日安外雷到我家说有事向我借84000元人民币，我就借给他了，并打了欠条。过了20多天，他还了我54000元人民币，还欠我3万一直不还，并重新给我写了一个3万元的欠条……大约在凌晨6时我们把车开到我家门口（东花市大街30号），让安外雷写还款计划，他写完我们就让他走了”。在2001年11月15日公安机关对杨德启的讯问中，杨德启陈述：“1999年11月到2000年5月，我们与安外雷做了一笔生意，往土耳其发走三集装箱流水画的货，当时安外雷说：‘你们要是入股就分红，要不入股就算我借你们的钱，利息比银行的高’。后来安外雷又说：‘我把本钱还给你们得了’……2001年6月22日晚上，我们到安外雷的单位找他要钱，他看见我们后就跑了，后来我们在他单位附近把他逮住了，并把他带到了苏欣颖的汽车谈，安外雷同意把钱还给我们，我们就放他走了”。对于其他欠条是什么时候写的问题，杨德启陈述：“都是以前安外雷给我们写的”，对于安外雷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的问题，杨德启陈述：“不知道”。在2002年2月5日公安机关对杨德启的讯问中，杨德启陈述：“1999年11月到2000年5月期间，我与安外雷做流水画的生意，开始他说我入的17.6万元是入股，之后又说算借我的，并给我写的欠条”。在2001年11月17日公安机关对彭书华进行讯问时，彭书华陈述：“……我在马路对面看见，苏欣颖他们已经把安外雷拽到车里去了……后来我们一商量，我们三个车，苏欣颖带着安外雷在前面，到了王建萍的家门口×大街×号院，王建萍现回家找的纸和笔，安外雷到了我的车内写了一张卖房并还钱的协议（这里包括了还我、苏欣颖、杨德启、王志刚、王建萍、石永柱的全部的钱，等于全写在一张纸上了）……我没打他，其他人打没打他我不知道”。
庭审中，安外雷向法庭提交了照片，用于证明彭书华、杨德启、王建萍等人砸他的车并抢走车内物品的事实。王建萍否认砸车的事实，对于照片不予认可。安外雷还提交了医院会诊单及报告单、派出所的证明，王建萍对上述证据表示不清楚。安外雷还提交了赵常杰的声明及货品清单，用于证明彭书华拿走了流水画。王建萍对于上述证据表示不清楚，与自己无关。
安外雷曾经向彭书华出具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8月5日的借条，纸张是带有黑色印刷线的横格纸。其向王建萍出具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11月26日的借条，书写的欠款金额为3万元，纸张为带有红色印刷线的横格纸。其向杨德启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00年1月18日的借条，书写的欠款金额为17.6万元，书写内容的一面纸张上无任何印刷线。而对于落款时间为2001年6月24日的协议，彭书华与杨德启均确认系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提到的协议。
另查，2001年9月12日，该院以（2001）朝民初字第12805号案件立案受理了原告王建萍诉被告安外雷借用纠纷案，并于2001年11月7日开庭审理了该案，被告安外雷未出庭应诉。2001年12月7日，该案以“按撤诉处理”为结案方式结案。但经核对案卷卷宗，卷宗内无按撤诉处理的材料及民事裁定书。2001年12月21日，原审在《人民法院报》向安外雷公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2002年2月4日，该院对王建萍诉安外雷借用纠纷案重新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案号为（2002）朝民初字第03960号，并按照2001年12月21日公告确定的开庭时间于2002年3月12日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安外雷未到庭应诉，该院缺席审理。2002年4月2日，该院作出（2002）朝民初字第03960号民事判决，王建萍当日签收了判决书，该院向安外雷公告送达了判决书。2013年5月6日，经该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本案原审程序违法，应予再审，该院作出（2013）朝民监字第14980号民事裁定，裁定（2002）朝民初字第03960号案件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上述事实，有王建萍提交的借条、公安机关的笔录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王建萍提交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11月26日的借条，以及安外雷向彭书华、杨德启出具的借条，安外雷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曾经说苏欣颖拿出一打纸让他写借条，一共写了20几张欠条，在2001年11月16日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安外雷曾陈述：“……后来王志刚就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几张纸，递给我，又递给我笔，然后王志刚说，就让我写，之后让我写了五个欠条，有苏欣颖的，有王志刚的，有彭书华的，有王建萍的，还有杨德启的，每个人都是十多万……”。安外雷在原审中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也提到让他打了20多张欠条的事实。安外雷的上述陈述互有矛盾，且按照安外雷2001年11月16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向彭书华、王建萍、杨德启出具的借条纸张应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上述3张借条的纸张各不相同，且安外雷出具给王建萍的借条上所书写的欠款金额也与安外雷的陈述不符。可见，安外雷关于上述3张借条系受胁迫状态下书写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相关证据也无法证明安外雷的主张，故本院认定安外雷向王建萍出具的落款时间为1999年11月26日的借条合法有效，该借条可以证明安外雷向王建萍借款的事实。原审支持王建萍要求安外雷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并无不当。关于王建萍主张的利息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具体到本案中，王建萍与安外雷之间的借款虽没有约定利息，但约定了还款的期限，故王建萍主张安外雷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具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王建萍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并未超过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确认。原审未支持王建萍的该项诉讼请求，属法律适用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另外，该院于2002年4月2日作出的（2002）朝民初字第03960号判决存在程序违法问题，该院已在再审中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该院于2002年4月2日作出的（2002）朝民初字第039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原审被告安外雷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审原告王建萍欠款三万元；二、撤销本院于2002年4月2日作出的（2002）朝民初字第039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原审被告安外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审原告王建萍借款三万元的相应利息（利息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三万元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判决后，安外雷不服原审法院判决，上诉至本院称：1、一审违反“先刑后民”的案件处理原则。本案应当移交公安检察机关审查是否涉及经济犯罪。2、一审法院应当对诉争主要证据借条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而拒不鉴定，违反法定程序。3、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纠纷中应当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给付借款的举证责任，在举证不能的时候应当承担败诉风险，但一审法院却将上述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明显失当。4、原审中，被上诉人未提出有效的利息诉请，其请求不明确不具体，且此部分诉费也未向法庭缴纳，依法利息部分不能作为立案处理，且一审判决利息起算日未被法律和事实。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或移送本案至公安机关继续侦查。
本院确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及证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安外雷就其上诉提出涉诉借条系在被上诉人胁迫之情况下写就之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因安外雷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王建萍提交的借条是安外雷受胁迫状态下书写的，故本院确认王建萍提交借条的证明力。关于王建萍主张的利息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具体到本案中，王建萍与安外雷之间的借款虽没有约定利息，但约定了还款的期限，故王建萍主张安外雷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具有法律依据，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安外雷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五百五十元，由安外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原审公告费二百元，由安外雷负担（王建萍已交纳，安外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王建萍），再审公告费二百六十元，由王建萍负担（安外雷已交纳，王建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安外雷）；二审案件受理费五百五十元，由安外雷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晖
代理审判员 翟玉明
代理审判员 李迎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