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终字第11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柳凤，女，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王钟，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种贵，男，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杨秋琴，福建秋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鹭扬，男，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淑燕，女，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璇，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柳凤、黄种贵因与被上诉人林鹭扬、郭淑燕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3）思民初字第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鹭扬、郭淑燕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黄柳凤与黄种贵签订的关于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557号1301室房屋及厦禾路571号之三十三第34号车位的买卖合同无效。
原审判决查明，林鹭扬系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557号1301室房屋（建筑面积159.05平方米）及厦禾路571号之三十三第34号车位（建筑面积44.87平方米）即本案讼争房屋及车位的原所有权人。林鹭扬、郭淑燕于1988年9月9日登记结婚。黄种贵、黄柳凤系亲属关系，黄柳凤系黄种贵的外甥女。
2008年初，林鹭扬向黄种贵借款。同年1月31日，林鹭扬、郭淑燕经厦门市公证处公证，委托黄种贵代为出售讼争房屋及车位，代理权限包括：与买受人商定交易价格、房款支付方式、房屋交付等合同的各项条款，代为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协议、文件、领取售房款；代为办理房地产权属过户登记手续并代为签署与房产交易相关的法律文件，代为缴交相应税费；代为与买方办理房屋交接等事宜等等。林鹭扬、郭淑燕亦将讼争房屋及车位的产权证原件交付给黄种贵。
2010年4月16日，黄种贵作为林鹭扬的代理人与黄柳凤就讼争房屋及车位签订两份《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林鹭扬将讼争房屋及车位出售给黄柳凤，讼争房屋的成交价格为546822元，讼争车位的成交价格为70000元，于过户当天一次性付清，林鹭扬在2010年5月1日将讼争房屋及车位交付给黄柳凤使用。该两份合同在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登记备案。林鹭扬、郭淑燕表示其对上述交易毫不知情，也没有收到任何所谓的购房款。黄柳凤表示其已将全部购房款支付给林鹭扬、郭淑燕的代理人黄种贵。黄种贵表示其未将收到的购房款转交给林鹭扬、郭淑燕，而直接用于折抵林鹭扬所欠的债务。
上述两份《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签订后，林鹭扬、郭淑燕继续占有、使用讼争房屋及车位，并未在2010年5月1日交付给黄柳凤。2012年7月25日，郭淑燕报警称有人闯进其家里，其被关在屋外。厦门市公安局开元派出所出警到场了解，系郭淑燕与黄种贵因经济纠纷发生口角，并告知调解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讼争房屋及车位后来被黄柳凤实际占有使用，但由林鹭扬、郭淑燕缴纳物业管理费等费用至2013年1月。林鹭扬、郭淑燕主张由于黄种贵找人到讼争房屋吵闹而无法居住，其不得不先搬出居住，只带走几套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没有搬。
2012年10月24日，黄柳凤与案外人杨怡健签订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黄柳凤将讼争车位出售给杨怡健，杨怡健于2012年11月28日领取产权证。2013年1月14日，黄柳凤与案外人郭晓岚签订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黄柳凤将讼争房屋出售给郭晓岚，郭晓岚于2013年1月31日领取产权证。
原审判决查明的以上事实，有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结婚证、黄种贵基本信息、黄柳凤基本信息、常住人口登记表、银行转账凭证、公证委托书、《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报警回执、收费明细表、《存量房买卖合同》、土地房屋登记卡等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为证。
原审审理中，黄柳凤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房产买卖协议》，证明黄柳凤通过中介机构介绍于2010年3月25日购买讼争房屋及车位，实际成交价格为2070000元，符合市场行情，双方为过户而签订的合同与该协议不一致的，以该协议为准。（二）收条4张，标期分别为2010年3月25日、2010年4月5日、2010年4月16日、2012年8月15日，金额分别为200000元、200000元、250000元、100000元，收款人均为“林鹭扬（黄种贵代）”，证明黄柳凤以现金形式向林鹭扬、郭淑燕的代理人黄种贵支付购房款750000元。（三）交通银行抵押合同、交通银行个人借款合同，证明黄柳凤以讼争房屋为抵押，向交通银行借款1320000元用于支付讼争房屋的购房款。黄种贵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林鹭扬、郭淑燕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当庭申请对《房产买卖协议》和4张收条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
此外，黄种贵还向原审法院提交《房产买卖协议》（与上述黄柳凤提交的一致）、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讼争房屋及车位的实际成交价格为2070000元，其中1320000元向交通银行贷款。黄柳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林鹭扬、郭淑燕对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对抵押贷款一事毫不知情；对《房产买卖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当庭申请司法鉴定。
原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房产买卖协议》及4张收条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包括打印部分和手写部分，即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具体形成时间是何时。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于2013年12月5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如下：文书物质材料笔墨的经时变化过程是一个连续过程，其组分含量逐渐趋小直至消失稳定的规律是不可逆的。正常自然环境中，书写字迹色痕中的挥发性有机溶剂，近期半年内变化明显，极易检出（提取），其后至一年左右变化逐渐趋小，两年后基本稳定较难检出。本案中除标期为2012年的收条外，标期为2010年的《房产买卖协议》及3张收条距离检测时间已经三年多，应该说早已超出了可检范围，但仍然检出，表明其标称的落款日期与实际形成时间不相符。虽然标期为2012年的收条仍在可检范围（两年）内，结果也表明确实检出挥发性有机溶剂丙三醇，但是由于可检范围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时间段，故该张收条的形成时间是否符合落款标期也是无法判断的。另外，4张收条有3张（2010年）置存异常，且无论是排版格式、打印机具，还是手写字迹笔墨、笔痕及书速等物理表现特征均体现较好连续性。这对标期相距近两年半（2010年与2012年）的材料来说显然缺乏应有的变化，与文书经时规律相悖。从4张收条所反映出的较好的连续性物理表现特征及化学色谱表征分析，它们具备相同或相近的经时过程，符合相对同期形成。目前技术尚无法对激光（墨粉）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房产买卖协议》及4张收条上手写字迹的具体形成时间，更无法鉴定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但是可以确定标期是2010年的《房产买卖协议》及3张收条上手写的形成时间与标称的落款日期不相符，而与标期是2012年的收条相近。
林鹭扬、郭淑燕对上述鉴定意见书无异议，并认为可进一步证明《房产买卖协议》及4张收条为黄柳凤、黄种贵事后制作，系恶意串通、虚构交易。
黄柳凤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鉴定内容及结论意见如下：1、该鉴定意见书以排版格式、打印机具、手写字迹笔墨等呈现较好的连续性，就认为2010年的《房产买卖协议》及3张收条书写的字迹形成时间与标称落款日期不符，不够严谨，且无法检出具体的形成时间。检测仪器难免存在误差，保管人的保管方式、存放地点也会造成误差，黄柳凤坚持认为《房产买卖协议》的签订时间及4张收条的出具时间与标期时间一致。2、即使经鉴定《房产买卖协议》及3张收条的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不符，也不能因此否认黄柳凤确有向黄种贵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否则黄柳凤也不可能申请到1320000元的银行贷款。
黄种贵对上述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具体意见如下：1、黄种贵家中只有一台打印机，其收到黄柳凤的购房款时，用其电脑中已经排版好的格式出具收条，并用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并无不妥。该鉴定意见书以排版格式、打印机具、手写字迹笔墨等呈现较好的连续性，就认为2010年的《房产买卖协议》及3张收条书写的字迹形成时间与标称落款日期不符，不科学，不严谨。2、该份鉴定意见书无法检出具体的形成时间。检测仪器难免存在误差，且保管人的保管方式、存放地点也会造成误差。3、黄种贵确有收到黄柳凤交付的购房款，黄柳凤向交通银行贷款1320000元也可予以佐证。
针对黄柳凤、黄种贵提交的上述证据及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审法院分析认证如下：上述鉴定意见书是法院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专业机构作出的鉴定，证据形式合法，程序规范，依法予以采信。黄种贵以林鹭扬、郭淑燕公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将讼争房屋及车位出售给黄柳凤，共签订了三份合同，即一份《房产买卖协议》（标期为2010年3月25日）和两份《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2010年4月16日签订），前一份合同的标的为2070000元，后两份合同的标的共计616822元。黄柳凤、黄种贵主张实际履行的是前一份《房产买卖协议》，实际成交价格为2070000元，并声称其中的750000元以现金形式分四次支付，其中2010年支付3笔，2012年支付1笔，黄种贵据此出具了4张收条。然而，经鉴定，标期是2010年的《房产买卖协议》及3张收条上手写的形成时间与标称的落款日期不相符，而与标期是2012年的收条相近。黄柳凤、黄种贵虽然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或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款项的支付情况，故对黄柳凤、黄种贵提交的标期为2010年3月25日的《房产买卖协议》及黄种贵出具的4张收条均不予采信。黄柳凤、黄种贵提交的交通银行抵押合同、交通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及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仅能证明黄柳凤以讼争房屋为抵押，向交通银行贷款1320000元，该款项划入了黄种贵的账户，而无法证明实际成交价格。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林鹭扬、郭淑燕于2008年1月31日公证委托黄种贵代为出售讼争房屋及车位的性质，以及黄种贵作为林鹭扬、郭淑燕的代理人与黄柳凤就讼争房屋及车位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效力。2008年1月31日林鹭扬、郭淑燕出具给黄种贵的公证委托，其形式虽系委托书，实质是为了担保债务的履行。林鹭扬、郭淑燕虽有将讼争房屋公证委托给黄种贵的行为，但并没有出售讼争房屋的意思表示，其公证委托的目的是用于借款的担保。黄种贵以林鹭扬、郭淑燕公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将讼争房屋及车位出售给黄柳凤，共签订了三份合同，出具了4张收条，但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均由黄种贵代理，林鹭扬、郭淑燕没有签署任何合同，没有收到任何购房款，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2010年5月1日）交房，讼争房屋及车位一直由林鹭扬、郭淑燕占有使用，直到2012年7月25日，双方还因经济纠纷发生口角而报警，故黄柳凤、黄种贵主张林鹭扬、郭淑燕对交易知情，出售讼争房屋及车位是林鹭扬、郭淑燕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关于讼争房屋及车位的实际成交价格，黄柳凤、黄种贵主张为2070000元，但其提交的标期为2010年3月25日的《房产买卖协议》及黄种贵出具的4张收条，原审法院未予采信，理由如前所述。除交通银行发放的1320000元贷款外，其余750000元除4张收条外，无其他证据佐证，而4张收条本身又存在出具时间不实的问题，加之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两份《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标的共计616822元，故对黄柳凤、黄种贵主张的2070000元的成交价格不予采信。综上，讼争房屋及车位作为林鹭扬、郭淑燕借款的担保，黄种贵无权在林鹭扬、黄种贵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变卖讼争房屋及车位以获得债务清偿。黄柳凤、黄种贵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房屋及车位的实际成交价格为2070000元，黄柳凤主张其系善意第三人，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林鹭扬、郭淑燕主张黄种贵以其名义与黄柳凤就讼争房屋及车位签订的买卖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并诉请确认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黄种贵以林鹭扬、郭淑燕的代理人身份与黄柳凤签订的关于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557号1301室房屋及厦禾路571号之三十三第34号车位的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9968元，由黄柳凤、黄种贵负担。
宣判后，黄柳凤、黄种贵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黄柳凤上诉称，原审法院关于2008年1月31日两被上诉人出具给黄种贵的公证委托，其形式虽系委托书，实质是为担保债务的履行，两被上诉人并未有将诉争房屋及车位出售的意思表示，两被上诉人对于黄种贵将其所有的诉争房屋及车位出售的事实并不知情的认定是违背事实的。原审法院罔顾上诉人已按市场价格向黄种贵支付了购买诉争房屋及车位的价款207万元，而径行认定黄种贵代理被上诉人林鹭杨、郭淑燕与上诉人签订的关于诉争房屋及车位的买卖合同无效，亦违背事实和法律，其所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改判。理由分述如下：一、两被上诉人经厦门市公证处公证，将诉争房屋及车位产权证原件交由黄种贵，委托黄种贵代为出售诉争房屋及车位的行为，足以表明两被上诉人有将诉争房屋及车位经由黄种贵代理出售的意思表示。同时，两被上诉人对于诉争房屋及车位被出售的过程亦完全知情。首先，原审庭审中两被上诉人与黄种贵提交的《公证委托书》清楚载明了两被上诉人将诉争房屋及车位委托黄种贵进行出售，黄种贵具有代理权。同时明确了黄种贵的具体委托权限：代为与买方商定房产交易价格、房款支付、房屋交付等合同各项条款，代为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及相关协议、文件；代为收取售房款项；代为到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办理房地产权属过户登记手续并签署与房产交易相关的法律文件，代为缴交相应税费；代为与买受人办理房屋交接等事宜等等。该委托书还明确载明：受托人在办理委托事项时所为的一切行为，视同委托人本人亲为，因此所签署的相关文件及支付的相应税费，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同时，两被上诉人还将诉争房屋及车位的产权证原件交由黄种贵。正基于此，上诉人对于黄种贵的代理权才深信不疑，与两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黄种贵签订了《房产买卖协议》。上诉人认为，黄种贵在两被上诉人的授权范围内履行代理事务，其代理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房产买卖协议》视为两被上诉人的亲为，其行为的后果两被上诉人应予以确认，同时也是两被上诉人的出售诉争房屋及车位真实意思的表示。然，原审法院未对该份《公证委托书》的内容进行充分评判，却错误的认定两被上人未有将诉争房屋及车位出售的意思表示，明显与客观事实相悖，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次，上诉人在购买诉争房屋及车位时曾实地看过诉争房屋及车位，当时两被上诉人也在现场，也完全知晓上诉人有购买诉争房屋及车位的意图。之后，上诉人因向交通银行办理诉争房屋及车位抵押贷款申请，交通银行的工作人员亦曾到现场对诉争房屋进行价格评估，两被上诉人当时也均无异议。诉争房屋及车位的买卖合同签订后，上诉人还曾多次要求两被上诉人搬离诉争房屋，然两被上诉人拒不搬离，而对于这一事实，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林鹭杨也并未否认。因此，原审法院关于原审被告黄种贵在两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变卖诉争房屋及车位的认定毫无事实依据。二、黄种贵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在诉争房屋及车位的出售方面存在任何争议，仅仅是他们之间因其它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争议，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将黄种贵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纳入到本案的审理过程，还由此认定两被上诉人公证委托黄种贵出售诉争房屋及车位的目的是用于借款担保，属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认为，无论两被上诉人与黄种贵之间是基于何种关系而将诉争房屋及车位交由黄种贵代为出售，仅仅是他们之间因其它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争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也无从知晓他们之间是否还存在有其他的法律关系或争议，而纵观整份《公证委托书》中的内容也并未有体现借款担保的事实及内容。因此，原审法院关于两被上诉人公证委托黄种贵出售诉争房屋及车位的目的是用于借款担保的认定，毫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与黄种贵代理两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与黄种贵并未存在恶意串通，上诉人取得诉争房屋及车位构成善意取得。首先，诉争房屋及车位的成交总价为207万元（房屋价格为189万元，车位价格为18万元），交易价格符合当时市场行情。上诉人在购买诉争房屋及车位时曾向交通银行申请抵押贷款，而当时银行对诉争房屋的评估价值为1896400元，与本案房屋实际成交价格189万元基本一致。由此也可说明，黄种贵当时代理两被上诉人以总价189万元出售诉争房屋给上诉人，并未低于市场价值。同时，上诉人也依约向黄种贵交付购房款207万元，黄种贵本人对于该事实亦予以确认。其次，上诉人认为关于本案上诉人与黄种贵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两被上诉人的利益，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两被上诉人利益的定义范畴，应当是上诉人与黄种贵之间是否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成交买卖了诉争房屋及车位，而不能仅限于考虑上诉人与黄种贵是否是亲属关系，以及黄种贵向上诉人出具收条的具体时间。同时在原审开庭时，两被上诉人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针对法官询问“如果诉争房产及车位是以207万元成交，是否有明显低于市场价时”，两被上诉人方当时的答复是：“如果是207万元，应该差不多接近当时的市场价。”综上，上诉人与黄种贵之间在交易诉争房产时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未侵害两被上诉人合法权益，故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最后，在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上，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明确规定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结合本案，其一、上诉人基于黄种贵所出示《公证委托书》，完全出于善意相信黄种贵具有代理两被上诉人出售诉争房屋及车位的代理权；其二；上诉人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购买了诉争房屋及车位，并已经支付了合理的对价207万元给黄种贵；其三，诉争房屋及车位已于2010年4月份办理房屋权利登记。因此，本案中存在的情形完全符合上述法条所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结合以上几点意见，本案中上诉人与黄种贵之间并未存在恶意串通，上诉人取得诉争房屋及车位构成善意取得。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作出的判决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认定黄种贵代理被上诉人林鹭杨、郭淑燕与上诉人签订的关于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557号1301室房屋及厦禾路571号之三十三第34号车位的买卖合同有效，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黄种贵上诉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作出错误的判决，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一、上诉人与两被诉人于2008年1月31日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的关于两被上诉人将房屋及车位委托上诉人代为出售的《公证委托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存在欺诈情形。两被上诉人将房屋及车位的产权证原件交由上诉人，并到厦门市公证处办理将涉诉房屋及车位委托上诉人代为出售的《公证委托书》，明确了具体的委托事项。这说明了两被上诉人完全知晓并自愿将房屋及车位交由上诉人来代为办理出售等事宜。再则，本案中的《公证委托书》系在公证机构进行，根本不存在欺诈的情势，两被上诉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出包含有公证书载明内容的委托授权时，完全知晓此委托书作出的法律后果，该委托书作出后两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发出任何通知撤销该委托，也从来没有以存在欺诈行为为由主张撤销，仅仅是诉涉房产及车位售出三年多后发现房价暴涨后悔了。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两被上诉人没有出售房屋及车位的意思表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两被上诉人完全知晓诉涉房屋及车位出售的整个过程。上诉人曾经带黄柳凤到现场看房，当时两被上诉人也在现场。而且，黄柳凤申请银行抵押贷款的时候，银行的评估人员到现场查看房屋状况，两被上诉人当时也有在现场。买卖合同签订后，两被诉人拒不搬出诉涉房屋，黄柳凤多次要求上诉人出面交涉，上诉人多次上门要求两被上诉人办理涉诉房屋的交接，双方还因此事报警解决。因此，两被上诉人是完全知晓上诉人代理其将房屋及车位卖予黄柳凤的事情。两被上诉人谎称不知道房屋及车位被卖的事情，真正的原因是2010年厦门的房价在经历了一段低迷期后，房价大幅回涨，两被上诉人后悔了，所以故意拖延将房屋及车位交予黄柳凤。三、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两被上诉人公证委托上诉人出售诉争房屋及车位的目的是用于借款担保显属认定事实错误，法律关系混乱。四、上诉人代理两被上诉人将房屋及车位卖给黄柳凤的价格207万元，是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的。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于本案中2010年书写的三份《收条》以及《房屋买卖协议书》上的字迹形成时间与标称落款日期进行鉴定，虽然鉴定的时间不相符，但是上诉人确实有收到黄柳凤交的购房款207万元，而且通过交通银行的转账记录也可以查明，在2010年5月11日时黄柳凤就已经按照购房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购房款，并向银行申请到132万元的贷款。黄柳凤已合计向上诉人支付了房屋及车位的出售价款207万元。该交易价格完全符合市场行情，对此在原审的庭审中两被上诉人亦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代理两被上诉人与黄柳凤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完全符合市场行情，根本没有损害两被上诉人的利益，不存在恶意，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黄种贵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认定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与黄柳凤签订的关于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557号1301室房屋及厦禾路571号之三十三第34号车位的买卖合同有效，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林鹭扬、郭淑燕共同答辩称，一、关于公证委托的性质问题。原审庭审中，黄种贵也承认一个事实，即在被上诉人办理委托公证期间向黄种贵借款二百万元左右，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且黄种贵是长期经营民间借贷业务。作为正常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与黄种贵之间并无特殊的亲缘关系，而且黄种贵作为长期经营借贷业务的人员，理当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担保；但除了本案讼争房产以外，黄种贵并未取得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其他任何担保。而且必须注意的是，黄种贵并非专业的房产中介人员，也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亲缘关系，在没有任何委托代理协议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有何理由将人生中最为重大的资产交由黄种贵来处理。因此，被上诉人将房产委托公证给黄种贵，只有可能是作为借款的担保，这也是当前民间借贷中的通常操作手法。被上诉人办理公证委托的目的是为了向黄种贵的借款提供担保，而并没有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二、关于讼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1、本案是解决讼争房屋买卖合同即在房管局备案交易的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诉人所提交的买卖合同是其作为抗辩理由提交的。黄柳凤据以交易的在房管局备案的买卖合同中，交易价格仅为546822元、7万元，从上诉人所提交的买卖合同所认可的200万以上的成交价格来看，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交易的整个过程都是在隐瞒被上诉人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被上诉人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更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出售，交易后也未收到过一分钱的房款，黄柳凤也从未事前看房、事后未通知过被上诉人搬离。同时基于二上诉人之间的近亲属关系，结合公证委托的目的是担保而非委托，二上诉人所签署的讼争房屋买卖合同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所为，严重地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利益。因此，原审判决对于讼争房产买卖合同认定无效并无不当，符合客观事实和法理。2、关于上诉人所提交的买卖合同是否能够作为抗辩事由，也就是说该份合同能否足以证明讼争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性。二上诉人原审中所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交易时存在阴阳合同，实际交易价格为207万元，且房款已支付完毕；从而更进一步证明讼争交易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姑且不论阴阳合同中阴合同与在政府机关备案的阳合同冲突时应该以阳合同为准的基本证据规则，仅就该份合同来说也存在如下问题：第一、鉴定结论表明，该份合同的签署时间为2012年左右，明显是事后补签，本身与备案合同形成时间2010年相距甚远，二份合同连阴阳合同也不能构成，更谈不上认定与否的问题；其次，二上诉人为舅甥关系的亲属，双方之间进行交易还得通过中介交易本身就违背常理，黄种贵原审庭审中有关黄柳凤是通过中介找到他购房的说法更是荒谬；第三，上诉人所出具的收取房款凭证也经鉴定是事后伪造的，在上诉人未能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形下，可以说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购房款的支付。因此，二上诉人所提交的该份合同不足以作为抗辩事由，不足以证明案涉交易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原审判决对于该份合同不予采信，符合情理及证据规则。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应结合形成原因、历史背景、关联关系、成交价格、交房等事实行为进行综合评判认定，不难得出讼争合同是由二上诉人互相串通交易，不构成善意，从而得出无效的结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林鹭扬、郭淑燕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二人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黄种贵代为出售讼争房屋及车位等，黄种贵即有权在授权范围内代为从事相关民事行为，林鹭扬、郭淑燕亦应承担黄种贵代理其在授权范围内与他人进行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但与此同时，黄种贵作为受托人，亦不得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以致损害委托人林鹭扬、郭淑燕的合法权益。关于黄种贵出售讼争房屋及车位给黄柳凤是否损害林鹭扬、郭淑燕合法权益，黄柳凤是否为善意第三人的问题。黄柳凤、黄种贵均主张黄柳凤向黄种贵购买讼争房屋及车位的实际成交价为207万元，但所依据的《房产买卖协议》及落款标期为2010年的3张收条经鉴定与所标称的日期不相符。在黄柳凤、黄种贵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黄柳凤、黄种贵关于成交价为207万元的主张并无不当。黄柳凤、黄种贵还主张林鹭扬、郭淑燕对讼争房屋及车位被交易的过程知晓且同意，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黄柳凤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以合理价格购买了讼争房屋及车位，黄柳凤关于其系善意第三人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黄种贵与黄柳凤相互串通处置讼争房屋及车位，严重损害林鹭扬、郭淑燕的合法权益，黄种贵与黄柳凤签订的关于买卖讼争房屋及车位的两份《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上诉人黄柳凤、黄种贵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黄柳凤、黄种贵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968元，由上诉人黄柳凤、黄种贵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德琨
代理审判员 黄南清
代理审判员 章 毅
二〇一四年七月八日
代书 记员 潘婉燕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