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四终字第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艳芬，女，196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委托代理人：史雪松，广东润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秋燕，女，1964年8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凯燕，女，1965年6月1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健伟，男，1977年9月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冠荣，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范新华，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思燕，女，1963年3月3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现住加拿大。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敏燕，女，1967年3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现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紫燕，女，1969年7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现住加拿大。
上诉人梁艳芬与被上诉人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一法民三初字第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艳芬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徐永文与陈秀珍系夫妻关系，各被上诉人分别为徐永文与陈秀珍的女儿及养子。徐永文于2009年7月10日去世，陈秀珍于2010年4月5日去世。徐永文生前在中山市沙溪镇板尾园村购买了一宗集体土地并在土地上建房，六被上诉人在徐永文死后已继承了上述房地产。梁艳芬早在二十几年前就与徐永文相识，徐永文于2009年开始办理上述房地产的证件，需要交纳共计40万元左右的办证费用，因徐永文当时经营过程中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对外拖欠巨额债务无力交纳费用，且徐永文当时返回香港不在中山，故徐永文要求向梁艳芬借款并代为直接缴纳费用，梁艳芬根据徐永文的请求垫付了40万元。后徐永文于2009年7月突然去世，但梁艳芬垫付的款项未偿还。梁艳芬认为，徐永文应返还为其代垫的款项，现徐永文已去世，被上诉人作为继承人已继承徐永文的遗产，应由被上诉人偿还该债务。梁艳芬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在继承徐永文前述房地产的范围内向梁艳芬偿还40万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法：从2009年6月1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徐秋燕、徐凯燕、徐健伟原审共同辩称：一、不确认徐永文向梁艳芬借款以支付办证费用。梁艳芬与徐永文长期保持非法同居关系，其也是徐永文经营工厂的财务人员，保管着徐永文个人以及工厂的财务会计凭证，因此梁艳芬完全有条件保管涉案的三份收据并在收据上添加“交款人：梁艳芬”的字样，不能证实涉案款项系由梁艳芬支付，很可能是徐永文用自有资金支付的，或者是梁艳芬代理徐永文用所保管的徐永文的资金支付的。而且，在（2009）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942号案件中，梁艳芬本人亲自承认办证费用是徐永文委托其向邓尹佳借款支付的，梁艳芬还代表徐永文与邓尹佳签订租赁合同，将徐永文的厂房物业低价租给邓尹佳，并以租金偿还借款，可知梁艳芬关于办证费用系其本人资金代付的说法并不属实。二、退一步来说，即使如梁艳芬所称大部分费用由梁艳芬代垫，但梁艳芬在徐永文去世后至起诉前一直没有主张权利，在之前的多起案件中也没有提出相关诉求，其现在才提起诉讼有违常理且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三、我方继承的是陈秀珍的遗产，并非徐永文的遗产。在徐永文去世后，各被上诉人声明放弃涉案房地产的继承权，由陈秀珍一人继承，但还未办过户手续时陈秀珍就去世了，故由各被告转继承徐永文的房产。各被上诉人承认最终继承的是徐永文名下的房地产，但并非直接继承而是转继承。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梁艳芬的诉讼请求。
徐思燕、徐敏燕、徐紫燕原审没有到庭应诉、答辩。
原审法院查明：徐永文与陈秀珍于1962年5月28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结婚，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系徐永文与陈秀珍生育的女儿，徐健伟系徐永文与陈秀珍的养子。徐永文生前在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板尾园村持有一宗1517.3平方米的集体住宅用地，并在该土地上建起四幢房产。2009年5月，徐永文委托中山市测绘工程有限公司沙溪分公司办理上述房地产的产权证。2009年7月10日，徐永文在香港去世。同年7月29日，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在香港廖陈林律师事务所吴慧思律师的见证下签署声明书，放弃对上述房地产的继承权，由陈秀珍继承。后陈秀珍于2010年4月5日去世，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于同年9月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要求继承徐永文的前述房地产并以该继承权公证书向国土部门申请办理上述房地产的产权登记手续。2011年1月31日，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取得上述房地产的产权证，取得方式为继承。
徐永文多年来一直在内地做生意及居住生活，梁艳芬与徐永文长期保持同居关系，徐永文在中山的起居生活由梁艳芬照料，徐永文并委托梁艳芬处理涉案房地产的出租事宜。
2013年9月14日，梁艳芬向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的陈冠荣律师（受徐凯燕等人的委托处理与徐永文遗产相关的案件）发出催告函，主张其在2009年6月为徐永文垫付了位于中山市沙溪镇板园村的房地产的办证费用，要求徐凯燕等人在接到催款通知后七日向其偿还垫付款项40万元并支付利息。同年12月19日，梁艳芬以其为徐永文垫付了办理上述房地产的集体土地转国有、房屋安全鉴定等费用合计40万元为由诉至原审法院，向徐思燕、徐秋燕等人主张权利。梁艳芬称上述40万元有2万元是从中国银行账户中取现金，另外的38万元是直接提取定期存款并转账至测绘公司的经办人员刘凯泳的指定账户。为此，梁艳芬主要提供了以下证据：1.2009年5月31日、6月19日、7月2日的收据各一份，收款内容为“收到徐永文现金（代缴房屋安全鉴定、集体转国有费用”，金额分别为2万元、15万元、23万元。收据下有“交款人：梁艳芬”的字样，梁艳芬承认“交款人：梁艳芬”系其自行书写。2.中国银行取款回单四份及存款回单一份，反映梁艳芬于2009年5月31日、6月19日、7月2日从其中国银行账户取款2万元、154257.98元、23万元，于2009年7月2日往刘凯泳的账户存入23万元。3.梁艳芬在中国银行的存折及账户流水，主要反映梁艳芬于2009年6月19日提取了两笔存款，存款金额分别为10万元及5万元。
徐秋燕、徐凯燕、徐健伟则主张徐永文长期在中山居住、生活，钱款也由梁艳芬保管，为此徐秋燕、徐凯燕、徐健伟申请证人徐国明出庭作证。徐国明证言的主要内容是其与徐永文是兄弟关系，徐永文是香港人，但在广东三水做服装生意，后到中山市沙溪镇做生意并长期居住在中山；梁艳芬是徐永文厂里的出纳，厂房的出租、财务账册管理等事宜全部由梁艳芬处理；徐永文患病后经济条件开始变坏，之前曾向他人借款不少于40万元来盖厂房、宿舍；徐永文在去世前尚有力气在街上散步，徐永文曾向其说过厂房的办证手续委托了测量公司办理，但办证费用的来源其不清楚。梁艳芬认为证人证言基本属实，可以证实徐永文去世前经济条件困难，但否认证人所说徐永文的财产由其保管的说法；徐秋燕、徐凯燕、徐健伟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证人可以证实徐永文在去世前长期住在中山，反驳了梁艳芬在诉状上称徐永文长期住在香港的说法，且梁艳芬担任徐永文的出纳，钱款都由其经手，因此办证费用的来源应是徐永文的资金。
此外，梁艳芬还申请原审法院向中山市测绘工程有限公司沙溪办事处调取涉案三张收款收据的存根联并核实交款当日的情况。原审法院依法发出调查函，中山市测绘工程有限公司沙溪办事处的经办人员刘凯泳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承认公司确实收取了办理涉案房地产集体转国有、房屋鉴定等费用，共计约65万元，梁艳芬提交的三份收据上“交款人：梁艳芬”并非经办人员所写，因时间久远公司已经没有该三份收据的存根；通过经办人员的回忆，2009年5月31日的2万元是梁艳芬拿现金到公司交纳的，2009年6月19日及7月2日，是梁艳芬与徐永文一起到公司，徐永文叫梁艳芬到银行转账交纳的。到庭当事人对该复函均无异议。
原审法院另查：2009年11月9日，案外人邓尹佳以陈秀珍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秀珍继续履行梁艳芬代表徐永文与其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支付违约金。邓尹佳在诉状中陈述：“涉案房屋的原产权人徐永文先生（现已故）授权梁艳芬女士于2009年6月27日与原告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徐永文将座落于中山市沙溪镇板尾园村溪叠路19-20号（首层除外）的水泥结构房屋租赁给原告做针织制衣厂使用，原告以每月应交的租金来抵扣徐永文向其所借的款项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原审法院受理了该案，案号为（2009）中一法沙民一初字第942号（下称942号案）。后陈秀珍在诉讼中去世，该案的被告变更为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梁艳芬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为支持其诉讼请求，邓尹佳在该案中提交了徐永文签立的授权委托书、借款人为梁艳芬的借据及房屋租赁合同为主要证据。借据由梁艳芬出具，载明的借款日期为2009年6月26日，主要内容是因办理徐永文名下位于中山市沙溪镇板尾园溪叠路19-20号的房产的房产证（包括报建验收、补地价、集体土地转国有）等费用所需，向邓尹佳借到人民币现金65万元，月利率15‰，每月10日前支付，逾期每天加收0.3%的滞纳金，为保证还款，将上述房屋的租金作为还款的抵押保证。房屋租赁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09年6月27日，出租方（甲方）为徐永文，委托代理人是梁艳芬，承租方（乙方）为邓尹佳，主要内容是甲方将位于中山市沙溪镇板尾园溪叠路19-20号（首层除外）的房屋租给承租方作针织制衣厂使用，租赁期为20年，由2009年8月1日至2029年7月31日，每月租金为12000元，因为甲方的代理人梁艳芬于2009年6月26日已借到乙方人民币65万元用于支付集体土地房产证转功能的费用，故甲方承诺在上述借款全部偿还之前，乙方应付的租金直接抵扣上述借款本息的相应费用，合同甲方落款由梁艳芬签字并加盖了一枚“徐永文”的方形印章，乙方落款由邓尹佳签字捺印。原审法院曾多次开庭审理该案，梁艳芬本人也参加了2011年8月1日的庭审。在庭审过程中，梁艳芬对邓尹佳提交的全部证据予以确认，承认其基于徐永文的授权向邓尹佳借款65万元，直接用于支付办理涉案房地产转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手续；梁艳芬本人还陈述办理转国有手续的费用共65万元，一开始支付的2万元、15万元是其自己的钱，之后是借邓尹佳的钱还其的钱，65万元中有40万元是支付给测绘公司的费用，13万元偿还之前徐永文向张珠的借款，剩余12万元的用途不清楚。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的代理人陈冠荣则当庭否认梁艳芬向相关部门支付了办证费用，认为相关费用系其当事人支付，也一并否认了本案中梁艳芬提交的三份收款收据及收件回执。诉讼过程中，梁艳芬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自述书，详细阐述了其与徐永文的相识经过及共同生活的细节，自述书中提到2009年3月其帮助徐永文办理涉案房地产的补办报建手续但无从入手，后委托沙溪测绘公司代办，“并代借现金65万元用于办证”。后因邓尹佳经原审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该案按邓尹佳撤诉处理。对上述情况，徐秋燕、徐凯燕、徐健伟称942号案的诉讼材料可以证实梁艳芬对于办证费用的来源前后说法不一，可以推断办证费用的来源并非梁艳芬的自有资金，而是梁艳芬为徐永文保管的钱款；即使梁艳芬垫付了办证费用，梁艳芬也自认用邓尹佳的借款偿还了相关费用。梁艳芬则认为其在942号案的陈述是受邓尹佳及代理人的胁迫作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当时邓尹佳称徐永文已经去世死无对证，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其迫于无奈才按照邓尹佳及邓尹佳代理人的授意陈述相关问题，办证费用确实来源于其自有资金。
另，梁艳芬曾于2011年4月20日以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曾向徐永文借款115000元，并为徐永文垫付各种应交费用合计108278.40元，要求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在继承徐永文遗产的范围内偿还上述债务【案号为（2011）中一法民四初字第87号，下称87号案】。梁艳芬在该案中要求各被上诉人返还的代垫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涉案房地产的应付电费、退还租户的保证金等，但并未要求各被告返还本案所诉办证费用。梁艳芬在该案中同样提交了942号案的自述书及本案中国银行的取款凭证，但其明确提交取款凭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其平时有理财习惯，有一定的积蓄。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由于双方没有约定管辖法院，而各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有可供执行之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具有涉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由于本案双方未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而被继承的财产系不动产，且该不动产在内地，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徐思燕、徐敏燕、徐紫燕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并应由其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
关于各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徐秋燕、徐凯燕、徐健伟辩称其继承的是陈秀珍的遗产而非徐永文的遗产，因此本案的主体不适格。虽然各被上诉人在徐永文死亡后、遗产分割前曾作出一份放弃继承徐永文名下涉案房地产的声明，但该放弃声明并未公示，徐永文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不可能得知；而且，徐永文的遗产在陈秀珍死亡后仍未被分割、继承，各被上诉人又推翻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并在公证员的公证下作出要求继承徐永文名下涉案房地产的声明，还将要求继承徐永文遗产的公证书提交给国土部门，以此领取了涉案房地产的产权证，公示的取得方式也是继承，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各被上诉人系以继承徐永文的遗产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地产的所有权，其是徐永文遗产的法定继承人，本案中各被上诉人的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的规定，各被上诉人应在继承徐永文遗产的范围内清偿徐永文拖欠的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虽然梁艳芬提交了收款收据及取款凭证等证据拟证明其为徐永文代垫了40万元办证费用，但梁艳芬本人在942号案中亲自承认徐永文用于办证的40万元来源于其代表徐永文向邓尹佳所借的现金65万元，并清晰阐述了借款得来的65万元的去向是偿还其代垫的办证费用40万元、偿还张珠的借款13万元，还有12万元用途不明；而且梁艳芬在942号案及87号案所提交的自述书中，均提及其代表徐永文借款65万元用于办证的事实，可见在本案纠纷发生之前，梁艳芬承认办证费用并非来源于其自有资金。现梁艳芬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又推翻之前的陈述，但并未说明合理理由且提供充分证据，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对其在本案的陈述均不予采信，对其主张为徐永文垫付办证费用40万元主张不予确认。退一步而言，即使按梁艳芬所言办证费用40万元系其垫付，但其在942号案件中承认了款项已在其代表徐永文向邓尹佳的借款中得到清偿，其又向徐永文的继承人主张该笔费用也没有法律依据。况且，梁艳芬在87号案件中已经要求各被上诉人偿还其为徐永文垫付的各种费用并提供了本案的取款凭证，若办证费用确系其垫付，其在87号案件中没有一并向各被上诉人主张而是在事隔两年多后再提起，其做法显然有违常理。再退一步而言，即使相关款项确为梁艳芬垫付且未获清偿，但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的代理人在942号案的庭审之日（即2011年8月11日）已当庭否认了梁艳芬代垫办证费用的事实，也一并否认了梁艳芬本案中提交的收款收据等证据的效力，梁艳芬本人出庭参加了该案诉讼，其理应知道其合法权益受损，其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主张权利。但梁艳芬在2013年9月14日才向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的代理人发出函件主张权利，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其请求因时效经过也不应获得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的规定，缺席判决：驳回梁艳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32元，财产保全费1020元，合计9852元（梁艳芬已预付），由梁艳芬负担。
梁艳芬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梁艳芬发现新的证据，可证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在本案之前，曾有一件案件是六被上诉人共同起诉梁艳芬的委托合同纠纷【案号为（2011）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394号，下称1394号案】，梁艳芬提出上诉。在该案的上诉状及二审庭审过程中，梁艳芬明确再次提出因徐永文经营资金困难，梁艳芬曾为其垫付了大量费用，其中部分已经过法院判决，部分将另案解决，其中就包含了涉案的40万元。1394号案的二审判决书也明确载明了涉及本案的垫付款另案解决“本案不做审查”。上述案件的上诉状、二审判决、庭审笔录所记载梁艳芬的陈述，可充分证明梁艳芬就本案涉案款项明确向被上诉人进行追讨，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梁艳芬本案一审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本案涉及的款项属于梁艳芬自有款项，并且至今未得到偿还。在一审过程中，梁艳芬已经明确陈述，在942号案中梁艳芬是被追加为第三人被动参加诉讼。在被追加为第三人后，案外人邓尹佳多次找到梁艳芬要求其配合诉讼，并称相关借款文件全部是梁艳芬签名，如果邓尹佳无法顺利向徐永文妻儿追讨，则邓尹佳必定要求梁艳芬偿还所有借款。因徐永文去世后，被上诉人将梁艳芬扫地出门，梁艳芬的生活完全处于混乱状态，经济极度困难，对法律规定也不熟悉，极度担心自己会背负65万元的巨额债务，故被迫配合了邓尹佳的诉讼，该案开始的庭审梁艳芬都拒绝出庭，后经法院要求梁艳芬必须本人出庭，在该案的庭审过程中梁艳芬的相关陈述都是邓尹佳的委托代理人一手操控，并非梁艳芬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梁艳芬提供了银行取款记录、转款记录等证据，充分证明办理相关房地产证件费用全部是梁艳芬自有资金，而且邓尹佳的所有借款均未交给梁艳芬，也不可能通过邓尹佳的借款冲抵本案40万元垫付款。三、原审判决相关认定不清，自相矛盾，本案理应追加邓尹佳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程序违法。原审判决认定了两个事实，第一认为本案涉及的办证费用来源于邓尹佳的65万元借款，第二认为梁艳芬垫付40万元款项以通过邓尹佳的价款得到清偿。上述两个事实本身存在矛盾，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另外，本案判决结果与案外人邓尹佳有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应当追加邓尹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方面便于查明事实，确定本案40万元与邓尹佳借款是否存在关系，另一方面从程序上保证判决的合法性，故一审判决遗漏主体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一法民三初字第22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徐思燕、徐秋燕、徐凯燕、徐敏燕、徐紫燕、徐健伟在继承徐永文房地产价值范围内向梁艳芬偿还4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5.96%自2009年6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中，梁艳芬补充如下上诉意见：本案诉讼时效发生多次中止，即便不考虑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梁艳芬的起诉也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意见，本案诉讼时效自2011年8月11日开始计算，应当至2013年8月11日为止，即便按照原审法院的该认定，现梁艳芬有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梁艳芬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诉讼时效发生多次中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1.2013年2月16日，梁艳芬母亲因肾病病危住院抢救，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直至2013年2月28日才出院，共住院13天，计算诉讼时效时理应相应延长。2.2013年4月8日，梁艳芬母亲再次因严重肾病住院，直至2013年4月23日才出院，共住院16天，计算诉讼时效时理应相应延长。3.梁艳芬本人于2013年6月18日因颈椎病、腰椎病住院治疗，行动困难，直至2013年6月26日才出院，共住院9天，计算诉讼时效时理应相应延长。梁艳芬一直未婚，其父亲于2011年11月27日去世，其母亲81岁，患有严重的疾病，平时完全依靠梁艳芬照顾。梁艳芬母亲病危、住院需要梁艳芬全日贴身照顾，梁艳芬自己住院期间更加无法行使请求权，故以上几次事项均属于法定的其他障碍，客观上导致梁艳芬无法行使请求权。另外，梁艳芬母亲需要长期定期进行透析，每周至少要透析两到三次，以上均可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止法定事由，将上述期限也给予相应延长，梁艳芬的起诉更加未超过诉讼时效。
二审期间，上诉人梁艳芬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死亡证明、户口本、申请书（居委会证明）；2.病危通知书、出院记录；3.门诊病历、血液净化中心病人治疗小结、探视制度、透析费用计算单；4.补充说明；5.残疾证；6.信件；7.缓交诉讼费申请书；8.销售发票、收入凭证；9.发票申购表；10.借款合同；11.刷卡凭证。
被上诉人徐秋燕、徐凯燕、徐健伟二审共同答辩称：首先，涉案的房地产办证费用支付有三个可能性，分别是徐永文用其自有资金支付、梁艳芬以代理人的身份用其代徐永文保管的资金支付、梁艳芬用自己的自有资金支付。前两种的可能性较大，第三种的可能性不大。一、梁艳芬在另外的几个案件中都承认其受雇于徐永文，虽然二人是同居关系，但其受雇于徐永文担任财会人员，徐永文的财产都是梁艳芬经手管理并操控的。所以梁艳芬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她的钱是徐永文的还是梁艳芬自有的。原审中梁艳芬所提交的证据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办证费用的收据。该收据明明载明收到徐永文交来的钱，但是梁艳芬在自己保管的收据上写支付人是梁艳芬，所以保管人梁艳芬的行为是有损于徐永文利益的。被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是徐永文用自己的钱支付以后将收据交给梁艳芬，梁艳芬自行在收据上作了修改，将自己的名字添加上去。如果是梁艳芬交的钱，那么收据上应该是写代徐永文支付多少钱。对于第二种可能性，在942号案件中，梁艳芬本人是亲自出庭的，并陈述了其经手收了65万元，是以徐永文的代理人身份去借的款项，用于支付办理房地产的费用。因此涉案款项不是用梁艳芬自有资金支付的，而是用徐永文的财产。梁艳芬在邓尹佳案件与本案的陈述前后矛盾，不管邓尹佳有无借款65万元给徐永文，都没有证据证明办证费用是梁艳芬用自己的钱支付的。另外在87号案中，梁艳芬要求被上诉人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偿还108278.4元。如果徐永文真的有欠梁艳芬本案的款项，梁艳芬不可能不在另案主张，却只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和水电费。综上，徐秋燕、徐凯燕、徐健伟认为前两个可能性很大。退一步讲，即使本案的款项是梁艳芬自有资金所支付的，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梁艳芬以其父母生病为由主张诉讼时效中止不应支持，而且梁艳芬一直有委托律师代理其相关事项的。综上，梁艳芬的上诉请求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徐秋燕、徐凯燕、徐健伟二审期间未提供任何证据。
被上诉人徐思燕、徐敏燕、徐紫燕二审均没有发表答辩意见，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本院二审除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梁艳芬为证明徐永文曾向其借过款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两份借款合同，其中1997年3月25日的借据载明徐永文向梁艳芬借款人民币7.5万元，利息为1.5%；2005年8月12日日的借据载明徐永文向梁艳芬借款人民币2万元，月利息为0.01%，在该借据下方手写加注2005年9月13日加借2万元，徐永文在加注内容处签名。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原审判决确定管辖权及准据法的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如下：一、上诉人梁艳芬是否为徐永文代垫了涉案办证费用人民币40万元；二、上诉人梁艳芬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三、邓尹佳是否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从梁艳芬在942号案件中的陈述可得知：1.徐永文办证费用40万元均来自于案外人邓尹佳向徐永文所出借的借款；2.梁艳芬前期曾用自有资金为徐永文垫付了办证费用2万元与15万元，但后来徐永文已用邓尹佳的借款向梁艳芬进行清偿。虽然梁艳芬称其是在受到案外人邓尹佳胁迫的情况下所作出上述陈述，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现在本案中，梁艳芬的主张与其在942号案中的陈述存在严重矛盾，故梁艳芬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并作出合理解释。虽然梁艳芬提交了收款收据与取款凭证，但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上述证据证明力不足以推翻其在942号案件中所作出的陈述。其次，结合其他证据分析，1.梁艳芬曾在87号案件中向各被上诉人主张在继承徐永文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借款115000元以及垫付费用108278.40元，若梁艳芬确实曾为徐永文垫付了涉案办证费用40万元，且数额较大，梁艳芬却未在87号案件中一并向各被上诉人主张，于理不符；2.从梁艳芬所提交的两份借据看，徐永文在借款金额少至2万元时，也会向梁艳芬出具借据，并约定借款利息，而涉案款项数额高达40万元，徐永文却未出具任何借据，亦于理不符。综上，本院认定梁艳芬关于其为徐永文垫付涉案办证费用40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由于本院前述已认定梁艳芬为徐永文垫付涉案办证费用4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即梁燕芬与各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对诉讼时效问题不予审查。
关于争议焦点三，梁艳芬认为原审法院没有追加邓尹佳为第三人属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邓尹佳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所以梁艳芬的此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梁艳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32元，由上诉人梁艳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军
审判员 吴朝晖
审判员 秦 燕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胡浪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