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2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晓端，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岳奇，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辉英。
委托代理人：邓标华，广东法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达公司）为与杨辉英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3）深宝法沙民初字第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9月起，杨辉英应上达公司要求，派员工驻上达公司工厂为上达公司生产的电子产品进行贴长条、测试、找点、贴胶等加工工序。双方未签订正式合同。杨辉英称，截止2013年3月份，上达公司共应支付杨辉英加工费人民币1，708，294.89元（本院注：以下金额均为人民币），上达公司仅支付102，222.65元，尚欠1，606，072.24元未付。杨辉英提交了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对账单、送货单、报价单、供应商扣款通知单作为证据。根据对账单显示，2012年10月的总额为102，222.65元、2012年11月的总额为143，206.24元、2012年12月的总额为427，656元、2013年1月的总额为417，130.24元、2013年2月的总额为298，903.44元、2013年3月的总额为319，176.32元。其中，2012年10月的对账单中有“魏某”及一英文字母样式的签名，2012年11月、12月的对账单中有“魏雅”、一英文字母样式及“肖某某”的签名，2013年1月的对账单中有“肖某某”、一英文字母样式的签名以及一李姓人员的签名。“肖某某”在签字确认金额的同时另注明“月结30天”的字样。上达公司对杨辉英提交的上述对账单均不予认可，并否认“肖某某”系其公司员工。杨辉英提交的送货单有“刘某”、“何某某”、“罗某”、“林某某”等签名，上达公司仅认可何某某系其公司员工。经法院向社保部门查询，上达公司社保缴费明细显示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期间，上达公司为“肖某某”、“刘某”、“何某某”、“罗某”等人缴纳社保。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点。第一、杨辉英与上达公司之间属于劳务派遣关系还是劳务外包关系。首先，杨辉英属于个体工商户，不符合劳务派遣单位必须为公司法人的基本要求，杨辉英与上达公司并未签订任何书面的劳务派遣协议；其次，杨辉英派往上达公司工作的人员并不固定，双方按杨辉英派驻人员为上达公司加工产品数量进行结算，杨辉英派驻人员无需经过上达公司的考勤及管理。故杨辉英与上达公司之间不属于劳务派遣关系而属于劳务外包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受《合同法》及双方约定的保护、规范和约束。第二、杨辉英与上达公司对各项加工工序约定的单价为多少。上达公司对杨辉英提交的报价单不予认可，但报价单上英文字母样式的签名与对账单上的英文字母样式签名极为相似，报价单中的价格（注明为2012年11月1日起生效）与对账单也能一一对应。上达公司最初在答辩状中否认与杨辉英存在委托加工合作，并否认支付过杨辉英任何加工费。而在庭审过程中，上达公司承认借用杨辉英的员工为上达公司从事加工工作，并承认支付杨辉英102，222.65元。上达公司的陈述及辩解先后存在多处矛盾，其提交的其他公司的采购订单、对账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辉英报价单中的价格过分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法院对上达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杨辉英提交的2013年2月、3月的对账单虽然没有上达公司的签字确认，但杨辉英提交的送货单能与对账单一一对应，送货单上的签字也证实为上达公司的员工，故法院对2013年2月、3月的对账单金额予以认定。综上，上达公司拖欠杨辉英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的加工费共计1，606，072.24元，上达公司应当按双方约定及时支付，杨辉英要求上达公司支付加工费1，606，072.24元的诉请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付款利息，杨辉英与上达公司约定的结算方式为月结30天，逾期付款利息应从2013年5月1日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上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杨辉英支付加工费1，606，072.2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5月1日起计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二、驳回杨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9，525元，由上达公司承担。上达公司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杨辉英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杨辉英提交的报价单和对账单计价不相符，所显示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同期同类加工费价格，缺乏合理性。上达公司在一审已提交证据证明，杨辉英主张的加工价格不但比同行业其他公司同类报价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且比上达公司经过近60个工序生产出来的成品价格还要高出数倍，这显然违背市场价值规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决不可能向加工人支付比成品价格还高的加工费，那是积极主动令公司亏损，杨辉英的主张缺乏最基本的合理性。故此，对账单不是加工报酬真实的对价反映。而且杨辉英不能提供原件予以确认。
二、原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据以认定本案加工费金额的对账单并没有出示原件核对，缺乏最基本的真实性，该对账单中肖某某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2、对账单中肖某某的签名是有疑问的，其理由是（1）肖某某既不是上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上达公司的授权，只是公司一名普通员工；（2）肖某某于2013年3月份从上达公司处离职，杨辉英就在2013年4月份依据肖某某签字确认的资料要求上达公司付款，要求上达公司对此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于法无据；上达公司有近千名员工，流动性也很大，公司无法管控所有员工任何时间的所有行为，尤其是已经离职的员工。如果要求上达公司对任何一名未经公司授权的普通员工的签字都承担责任，那员工离职后可以随时与客户串通回签对公司不利的文件，包括上达公司在内的所有企业的经营风险将无限大。因此，一审判决因对账单有肖某某的签字且上达公司为肖某某购买社保，就认定上达公司应当按照对账单的金额支付加工费，是不符合逻辑的，其小前提不周延，是完全错误的。3、一审判决写明法院向社保部门查询了刘某的社保记录，但本案证据显示，法院向社保部门调取的是陈某而不是刘某的社保记录，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其调取的证据不一致。在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竟然据此判令上达公司支付高达160多万元的加工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4、原判决认定的承揽加工法律关系，与杨辉英提供的证据有所不同，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承揽方收取的应当是酬金，也就是劳务费用，而不是每件产品的单价。单价是买卖合同关系，法律关系适用不当将会导致对酬金的认定错误，也会违背价值规律的客观性。5、依照杨辉英提供的报价单，约定的生效日期为2012年11月1日，与其提出的加工工艺自2012年9月份起也有不可排除的矛盾，契约不能约定签约前的民事法律关系。由于双方确定的加工场地为上达公司的工厂场内，实际也是如此，根本不存在送货一说。酬金也应当相应减少，因为劳动工具与场地由被承揽人提供、水电费也是被承揽人负担。上达公司注意到一审法院未查清足以影响判决的法律事实。
三、上达公司与杨辉英之间没有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约定价格，应当按照交易习惯确定。因上达公司与杨辉英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导致双方对价格产生很大的分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应当按照交易习惯确定价格。一审判决按照杨辉英的主张确定价格，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四、原审判决超出杨辉英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杨辉英在起诉状中列明对利息的诉讼请求为3万元，而一审判决第一项对利息的判决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5月1日起计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据此计算所得的利息金额已远远超过了杨辉英的诉讼请求3万元。此外，判决驳回杨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但杨辉英并未提出其他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上达公司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基本事实后依法改判。
上达公司在二审调查时对其上诉状补充称：一、本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对工序约定单价的多少，一审判决是以报价单、对账单上的价格为准。但一审没有解释的是报价单、对账单杨辉英都是只提供复印件，没有原件予以核对。而且上达公司对该两份证据都不予确认，那么一审法院是如何判断、认定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的。如果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那么两份不具备真实性的复印件相互印证就可以作为案件事实的全部证据了吗？根据最高院的民事证据规则，这显然是不能证明的。所以，一审判决证据存在明显的问题。二、杨辉英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供应商扣款通知单显示杨辉英为上达公司提供的产品报废数量为6，480个，扣款金额为37元，按照这个标准计算，每个金额也才0.0057元。与杨辉英主张的报价单、对账单上的价格1.2元、0.96元等一个相差一至二百倍，该扣款通知单也印证了杨辉英的价格是奇高，不真实的。三、双方合作的方式是场地、原料、工具等都是由上达公司提供。杨辉英只是派工人到上达公司厂里提供劳务，也就是说杨辉英产生的仅是人工费用。杨辉英陈述每天派到上达公司厂有50人左右，按此计算，每月加工费除50个人，有的月份人工费用竟然高达每人8，000多元，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普通标准，这也印证了杨辉英提出的费用与一般日常经验是不相符的。四、原审将本案认定为劳务外包关系，但本案的案由仍然是承揽加工合同，上达公司认为是错误的；双方争议的应该是劳务费，并不是加工费。
杨辉英口头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于上达公司拖欠杨辉英相关费用的事实非常清楚，无可辩驳，请求二审维持。一、上达公司在一审开庭的时候，称其与杨辉英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对杨辉英提供的证据2012年10月加工费102，222.65元一开始也是不承认的，说没有付过款和银行转账记录，还当庭打电话回去和财务核实才确认这个事实，被迫承认和杨辉英有委托加工关系。接下来对与杨辉英签订报价单的陈某某的身份问题，刚开始不承认，后来又说是部门经理，先后陈述非常不一致。对对账单上的财务人员签名和送货单也予以否认，而在一审对相关的事实进行进一步调查，查找到相关的记录后又作先后矛盾的陈述。这明显可以反映出上达公司对整个案件的陈述是非常不诚信的，是违背事实作相关的狡辩。二、关于报价和结算的问题。上达公司一直在强调双方没有真实的报价、结算，但事实是加工费的报价在双方签订的报价单上显示非常清楚。该报价单是由上达公司的副总陈某某亲自签订的，签订后还有履行以及财务的结算，每月的结算单非常清晰、完整。结算单的单价都是按照报价单的单价结算的，有双方的确认，2012年10月结算单102，222.65元的加工费，上达公司就是按照这个款给杨辉英付的加工费。如果当时上达公司对此不认可而且不清楚的话，为何会付这个加工费？也就是说结算单和付款单都是完整的证据链条，在当时双方都是认可没有争议的。三、关于上达公司提到的扣款通知单证明单价的问题，扣款和加工费的单价是两个性质，因为扣款是针对工作当中的协商同意而扣的款项。四、上达公司强调加工费可能和正常市场相比有过高的现象。相对于加工市场相同的产品是有一点过高，但并没有高于多少倍，这是有一定的原因，临近春节劳务费增高也是正常的，符合当时的市场规律，而且单价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是双方均能够接受的合理范围内的报价。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辉英与上达公司之间的加工关系合法有效。杨辉英依约履行了加工的义务，但上达公司仅支付了部分加工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将拖欠的加工费1，606，072.24元如数偿付给杨辉英，并支付逾期的付款利息。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对账单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杨辉英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对账单均为传真件，虽然2013年2月和3月的对账单上没有上达公司员工的签字确认，但该对账单与杨辉英提供的送货单能相互对应，且上达公司对其中2012年10月的加工费已经支付，因此，原审对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作为定案的依据，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院予以支持。上达公司上诉提出对账单没有出示原件核对，对账单上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账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对此本院认为，经核实，杨辉英一审提供的对账单有原件，虽然该原件上仅盖有“深圳市宝安区沙井XXX电子加工厂”的印章，但该对账单上注明“烦请核对无误后，签字回传！”而杨辉英提供的由上达公司回传的对账单传真件上均有其公司职员的签字，并注明“已核对无误”。虽然上达公司对其职员签字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其未申请法院对该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而且上达公司的付款行为也表明其对对账单的确认，因此，涉案对账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使用。关于上达公司上诉提出对账单的计价远远高于市场同期同类加工费价格的问题。首先，杨辉英对此作了解释，加工费相对于加工市场相同的产品有一点过高是因为临近春节劳务费增高的原因；其次，加工费单价是双方的合意，上达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因此，上达公司上诉主张加工费缺乏合理性，应当按照交易习惯确定价格的理由不成立，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达公司主张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调取的证据不一致以及原审判决超出杨辉英诉讼请求的问题，经本院核实，均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达公司的上诉无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525元，由上诉人上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明 演
审判员 朱 萍
审判员 梁 乐 乐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缓（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