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112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齐×1，女，1951年12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齐×2，女，1956年9月18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齐×3，女，1980年12月25日出生。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畅英，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苏然，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亓×，女，1992年5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蒋×（亓×之母），1957年8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炳炎，男，1951年2月9日出生。
上诉人齐×1、齐×2、齐×3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17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0月，亓×诉至原审法院称：齐×与于×1共生育三个子女，分别是齐×1、齐×4、齐×2。齐×于1992年2月2日去世，齐×4于1993年12月12日去世。齐×3系齐×4与前妻所生之女，我系齐×4与蒋×所生之女。2008年前后，齐×1未经于×1同意搬进于×1家中，于×1对此十分不满，多次催促齐×1搬出，并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告知齐×1、齐×2，她要与儿媳蒋×、孙女亓×共同生活。当时由于我还在西城区上学，加之身体不好，经常患病，一时难以与于×1共同生活。此后，齐×1、齐×2便采取各种方式阻挠蒋×和我与于×1联系。2009年8月的一天，蒋×和我去看望于×1，她将我们送至自家楼下，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自书遗嘱慎重地交给了蒋×和我，并反复叮嘱此事千万不要声张。2014年7月18日，于×1在家中去世。2014年7月24日，齐×1电话告知蒋×这一消息。2014年7月26日，齐×1、齐×2与我和蒋×见面，确认于×1生前没有任何债权债务，也没有给齐×1、齐×2立有任何形式的遗嘱。蒋×告知齐×1、齐×2，于×1早在2009年8月17日以自书形式立下遗嘱，将其坐落在丰台区×××号房产和其他财产全部由孙女亓×继承。齐×1不承认该遗嘱是于×1所写，齐×2则提出于×1患有中度老年痴呆。故诉请判决北京市丰台区×××号房屋（以下简称701号房屋）归我所有，齐×1、齐×2、齐×3协助我办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齐×1、齐×2、齐×3负担。
齐×1、齐×2、齐×3辩称：一、于×1的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成立要件。遗嘱中的笔迹与于×1之前工作生活中的笔迹存在很大区别，于×1生前练习过硬笔书法，字体清秀整齐，与遗嘱中杂乱无章的字体相差甚远。遗嘱中存在错别字和多处涂改，这与于×1生前的文采水平也相差甚远，故该遗嘱上的笔迹不能完全确定是于×1亲自书写的。另外，2007年于×1已经陆续出现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2009年7月14日，于×1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就诊，经检查医生记录：“记忆力下降明显，性格变化，言语时错乱。”且诊断出有轻度脑萎缩。此后，于×1在记忆力、智力、生活能力等方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退，不能正确分辨和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更无法神志清醒地处分自己的财产。该遗嘱并非出于于×1的真实意思表示，极有可能是在于×1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他人诱导。根据自书遗嘱的相关规定，自书遗嘱书写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意思表达清楚、真实，而本案的遗嘱是于×1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成立要件，不应当作为分配遗产的依据。二、亓×及其母亲多年来未尽赡养义务，应当不分或少分遗产。于×1生前表示希望与儿媳蒋×、孙女亓×共同生活，但蒋×和亓×始终以各种借口推脱，不愿与于×1共同生活。自齐×4病逝后，一直由齐×1、齐×2照顾、赡养于×1，蒋×和亓×从未照顾和赡养过于×1。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本案蒋×和亓×未尽赡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三、本案诉争房屋系于×1与齐×的共同财产，于×1无权对房屋全部份额进行处分。本案诉争房屋购买于1999年，是于×1以自己和齐×共计88年的工龄，通过工龄抵扣房款的方式购买。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及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关于唐民悦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齐×生前的工龄应当属于其婚后所得财产权益的范围，本案诉争房屋应当认定为于×1与齐×的夫妻共同财产。于×1无权单方处置该房屋，于×1对该房屋的全权处置应属部分无效。综上，我们要求驳回亓×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齐×（曾用名亓秀×）与于×1系夫妻，二人生育一子二女，即长女齐×1、长子齐×4（曾用名亓书利）、二女齐×2。1980年12月25日，齐×4与王爱弟生育一女齐×3。后齐×4与王爱弟离婚。1991年4月24日，齐×4与蒋×结婚。1992年5月4日，齐×4与蒋×生育一女亓×，亓×患有听力残疾。1992年2月2日，齐×死亡。1993年12月12日，齐×4死亡。于×1主要由齐×1、齐×2赡养，齐×3、亓×未赡养过于×1。2014年7月18日，于×1死亡。于×1的父母均先于于×1死亡。
701号房屋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欲分配给齐×的公有住宅，但齐×未待居住701号房屋即死亡，于×1成为701号房屋的承租人。后于×1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将701号房屋以成本价出售给于×1，房价款23444元整。1999年12月16日，于×1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交纳房款26040元（其中含维修基金2071元）。2003年10月10日，701号房屋登记在于×1名下，产别为私产，建筑面积81.5平方米。亓×与齐×1、齐×2、齐×3均认可701号房屋购买时折合了齐×和于×1两个人的工龄。
2009年8月17日，于×1立《遗嘱》一份，载明：“我所有的丰台区×××号的房产及其他财产，全部由我孙女亓×继承，特立此遗嘱。”依齐×1、齐×2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该《遗嘱》进行笔迹鉴定。2015年6月5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法大（2015）物鉴字第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的字迹与样本中的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齐×1、齐×2申请对于×12009年8月17日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亓×不同意与齐×1、齐×2协商确定鉴定人，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于×12009年8月17日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2015年7月8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法大（2015）函字第427号《关于于×1鉴定的退案函》，内容为：经我所鉴定人员审查有关材料后认为，现有材料不足以明确于×12009年8月17日书写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该鉴定所需技术要求超过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第五款之规定，予以退案。
齐×1、齐×2提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出具的磁共振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病历记录、急诊记录、住院病案、出院记录、病重通知单，北京天坛医院出具的急诊病历，北京丰台体坛中医医院出具的住院病案、出院小结，欲证明于×1立遗嘱时已出现记忆力下降、言语错乱、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齐×3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亓×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2014年7月29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中除该诊断证明书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和查明事实，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701号房屋系于×1的个人财产还是其与齐×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于×1所立遗嘱是否有效；三、亓×未对于×1尽赡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是否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法院分析如下：
一、701号房屋应为于×1的个人财产
701号房屋虽系齐×原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分配，于×1购买该房屋时亦享受了齐×的工龄优惠，但结合701号房屋的性质及购房款来源，基于公平性考虑，法院认为，701号房屋应为于×1的个人财产，理由如下：
1.701号房屋属于房改房性质。701号房屋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欲分配给齐×的公有住宅，但齐×未待居住即于1992年2月2日死亡，701号房屋自始记载的承租人即为于×1。后于×1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将701号房屋以成本价出售给于×1。由此可见，701号房屋在性质上属于通常所称的房改房。于×1在购买701号房屋时虽享受了已故配偶齐×的工龄优惠，但工龄优惠应属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据此，法院认为，以于×1购买701号房屋时享受了齐×的工龄优惠为由认定701号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有失公平。
2.701号房屋购房款来源于于×1的个人财产。齐×1992年2月2日死亡，其死亡后虽未对遗产进行分配，但701号房屋系在齐×死亡约八年后购得。而根据于×1的收入情况，于×1在购买701号房屋前后收入较高，负担较小，故701号房屋购房款应当认定来源于于×1的个人财产。齐×1、齐×2称701号房屋购买时二人各出资13000元，但对此齐×1、齐×2未提供充分翔实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齐×1、齐×2的该项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二、于×1所立遗嘱有效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书遗嘱属于遗嘱的一种，于×1所立的遗嘱属于自书遗嘱，符合我国继承法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应为有效。
1.于×1所立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首先，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本案齐×4先于于×1死亡，齐×3、亓×作为齐×4的子女，系代位继承人，属于于×1的法定继承人。其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于×1亲笔书写遗嘱一份，明确表示701号房屋由亓×继承，并签名，注明年、月、日，于×1所立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
2.于×1所立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实质要件。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另外，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齐×1、齐×2虽提供于×12009年7月14日至2013年7月4日的病历资料，但据此不足以认定于×12009年8月17日立遗嘱时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另外，齐×1、齐×2、齐×3称于×1立遗嘱时可能被人诱导或强迫，但对此未提供充分翔实的证据予以佐证，而根据法大（2015）物鉴字第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中的字迹与样本中的字迹是同一人书写。故对齐×1、齐×2、齐×3认为遗嘱并非于×1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法院认为，应当认定于×1立遗嘱时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于×1所立遗嘱反映了于×1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自书遗嘱的实质要件。
三、在分配遗产时，亓×不应不分或者少分
根据我国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的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并非法定继承纠纷，且亓×不具备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故不应不分或者少分。
1.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而非法定继承纠纷。首先，亓×根据遗嘱主张自己的财产权益，而非根据法定继承主张自己的财产权益，故亓×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其次，蒋×在齐×4死亡后，虽未赡养、照顾于×1，但蒋×作为于×1的儿媳，并非于×1的法定继承人，蒋×对于×1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赡养义务。
2.亓×不具备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齐×41993年12月12日死亡，当时亓×不足两岁。2009年，于×1身体状态不佳时，亓×约17岁，尚未成年，且患有听力残疾。本案中，亓×作为继承人，不具备相应的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故在分配遗产时，亓×不应不分或者少分。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因其客观公正有时略显冰冷严肃，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温暖有爱。一份遗嘱承载着一位老人对身后事的诸多担忧和对儿孙的牵挂，无论如何分配遗产，让儿孙相敬相爱，共同襄扶弱者平安度过一生，才是老人立遗嘱时的初衷。作为儿孙，在老人有生之年能够孝敬左右，是对老人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同时，在老人百年之后，能够不违其志，遵从老人的意愿，则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亦是对自己内心最好的交代。另外，亲人之间，虽能力、条件有别，但若能常怀感恩、敬重之心，并付诸行动，以自己的微弱之光照亮彼此前行的路，相互之间定能感知、铭记，由此在实现家庭和谐的同时促进社会的稳定。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判决：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号房屋归亓×所有，齐×1、齐×2、齐×3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协助亓×办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判决后，齐×1、齐×2、齐×3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701号房屋由双方法定继承。主要理由是：第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于×1立遗嘱时已患痴呆，并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所立遗嘱应属无效；第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701号房屋是于×1与齐×的夫妻共同财产，于×1遗嘱中涉及齐×的部分应属无效。亓×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齐×1、齐×2、齐×3的上诉请求，其答辩意见为：第一，于×1所立遗嘱合法有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于×1立遗嘱时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我方证据可证明于×1立遗嘱时仍神志清醒、具备辨识能力；第二，701号房屋并非于×1与齐×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于×1的个人财产，遗嘱未处分他人财产。
本院经审理查明：在本院审理中，齐×1、齐×2、齐×3为证明于×1书写遗嘱时不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提交日期为2015年7月15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诊断证明书及于×12009年4月病历复印件一张。亓×认可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但对病历复印件的真实性以及该两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证明信、死亡医学证明书、结婚证、出生证明、火葬证、房屋买卖契约、收据、房屋所有权证、磁共振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退案函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于×1所立遗嘱是否有效、701号房屋应如何继承分割。
根据我国继承法之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在本案中，于×1于2009年8月17日书写遗嘱，载明701号房屋由亓×继承，并签名，注明具体日期，该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经鉴定机构鉴定，遗嘱上的字迹为于×1本人所写，据此可以认定该遗嘱系于×1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齐×1、齐×2、齐×3上诉称于×1当时已丧失相应民事行为能力，其作为提出主张的一方，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现有之证据均尚不足以证明于×1在2009年8月17日立遗嘱时无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故原审法院认定于×1之遗嘱有效并无不当，本院对齐×1、齐×2、齐×3该项上诉主张难以采信。齐×1、齐×2、齐×3另上诉称于×1遗嘱处分的701号房屋为其与齐×的夫妻共同财产，涉及齐×的部分应属无效，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701号房屋属于房改房性质，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欲分配给齐×的公有住宅，但齐×尚未居住即去世，该房即由于×1实际承租使用，后于×1在齐×去世约8年之后出资购买了该房屋，并于2003年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该权属状况直至于×1去世前未曾改变。根据该房屋的历史沿革及出资情况等，701号房屋虽然使用了齐×的工龄优惠，但该优惠并非具体的财产，基于此不足以主张相应物权之份额，该房屋属于×1的个人财产，其所立遗嘱应为合法有效。故原审法院判决701号房屋归亓×所有，齐×1、齐×2、齐×3协助亓×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齐×1、齐×2、齐×3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有效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6290元，由齐×1、齐×2负担（已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亓×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齐×1、齐×2、齐×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洋
审 判 员 史佳伟
代理审判员 李 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