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民监二再终字第000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锦芳，女，汉族，1971年8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郑丹舟，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和平，男，汉族，1965年4月29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五峰佛神岩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石柱山村。
法定代表人：易万贵，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鸣，宜昌市利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徐锦芳因与被申请人杨和平、五峰佛神岩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佛神岩煤矿）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107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再审申请人徐锦芳及其委托代理人郑丹舟，被申请人杨和平、佛神岩煤矿的委托代理人李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4月14日，徐锦芳向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徐锦芳之父徐开颜与杨和平就其开办的五峰佛神岩煤矿资产和股份达成协议，全部转让给杨和平并签订转让合同，约定杨和平出资350万元购买徐开颜所有的佛神岩煤矿的全部资产。该合同签订的同时，杨和平向徐开颜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到徐开颜矿山转让费140万元。合同约定的350万元的转让款已经支付完毕，但欠条欠款140万元尚未支付。后徐开颜去世，该140万元债权几经转让，现债权人为徐锦芳，故诉请杨和平及佛神岩煤矿公司连带偿还140万元欠款。
被告杨和平答辩称：欠条当时是其所写，但按合同约定的总额350万元已全部付清。
被告佛岩神煤矿答辩称：一、从欠条的内容看，债权人为徐开颜而非徐锦芳，徐开颜死后徐锦芳无权对全部债权主张权利，诉称债权两次转让，该公司持有异议；二、该公司并非适格被告。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乃徐开颜将佛神岩煤矿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杨和平，杨和平在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时，向徐开颜出具了1张欠矿山转让费140万元的欠条，可见，这笔欠款是杨和平的个人欠款，与该公司无关；三、股权转让价款应该认定为350万元，不是490万元；四、杨和平已将350万元股权转让款付清；五、徐锦芳主张140万元已超过诉讼时效。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原佛神岩煤矿股东徐开颜、徐锦芳就转让公司股权给杨和平事宜达成合意，并以徐开颜为甲方、杨和平为乙方于2006年2月18日签订《煤矿企业及矿山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同意出资人民币350万元购买甲方拥有所有权的佛神岩煤矿的全部资产；付款方式为2006年1月首付定金100万元，签订合同后十日内付150万元，各种手续办好并交付乙方十日内付100万元；该合同第十三条约定：乙方同意支付转让矿业权投资款35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付款250万元，在办理完矿业权变更登记后十日内付清余款10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杨和平付款97万元，并给徐开颜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到徐开颜矿山转让费140万元”（在追索债务过程中，佛神岩煤矿在该欠条上补盖了印章）；2006年2月20日，杨和平以佛神岩煤矿名义付款13万元，2006年5月1日以易万华名义付款90万元；2006年11月25日，佛神岩煤矿付款150万元。2006年4月18日，佛神岩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杨和平，2008年10月13日，其法定代表人再次变更登记为易万贵。2007年7月24日，徐开颜因病去世，其继承人陈继珍、徐景芬、徐锦芳、陈晓蓉认为杨和平尚欠付其转让款140万元，并于2009年3月29日共同将该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杨钧，杨钧又于2010年1月13日将受让的债权转让给徐锦芳。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债务因债权转让而产生，故本案案由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所涉债务的凭证（即欠条）上并未载明清偿期限，故徐锦芳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虽然徐开颜与杨和平签订的《煤矿企业及矿山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所转让全部资产”的转让款为350万元，第十三条又约定“所转让矿业权投资款”为350万元，但由于全部资产包括矿业权投资款，且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对书面合同约定的前述两价款实际上具有同一性（即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款为350万元而非合计为700万元）不持异议，故该院对此予以确认。徐锦芳以“杨和平在签订合同当日又出具了140万元欠条”为由，诉称徐开颜与杨和平约定的转让款为490万元，即在书面合同载明的转让价款数额350万元以外，双方又以出具欠条方式另行约定了140万元的给付义务，但由于该欠条系债务清偿过程中所产生，不能作为双方又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由于杨和平与徐开颜约定的转让款350万元已清偿完毕，故徐锦芳诉称的140万元债权并不存在，该院遂于2013年1月4日作出（2012）鄂夷陵民初字第00845号民事判决，驳回徐锦芳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徐锦芳负担。
徐锦芳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出于商业秘密或规避税收等原因，双方在书面合同载明的内容以外另以“欠条”、“收条”等方式增减书面合同约定的交易数额，较为常见。就本案而言，原股权转让双方在签订转让价款为350万元的书面合同当日，再以杨和平出具140万元欠条方式，将实际转让价款变更为490万元，与交易习惯相符。由于杨和平仅给付了350万元，故其仍应承担140万元的清偿义务；由于佛神岩煤矿在该欠条上加盖了印章，故其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请求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徐锦芳的诉讼请求。
杨和平、佛神岩煤矿辩称：徐开颜和杨和平虽在《煤矿企业及矿山权转让合同》第三条及第十三条就350万元转让款给付方式的约定并不完全一致，但共同点为“杨和平应在合同签订后十日内一共给付250万元”。双方于2006年2月18日在夷陵区兴华饭店签订合同时，杨和平携带了97万元现金，另13万元在从外地送往签约地途中。由于双方不愿等待送款人，便约定送款人到达后直接给付徐开颜，杨和平先给付97万元并由徐开颜出具收据。考虑到加上即将给付的13万元，距合同约定的250万元首付款还欠140万元，故杨和平又给徐开颜出具了140万元的欠条。其后，送款人将13万元给付徐开颜并由徐出具了收条。为清偿欠条上载明的140万元债务，杨和平于2006年3月14日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款50万元，于同年5月1日以现金方式给付90万元。2006年11月25日，杨和平以现金方式支付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尾款100万元，至此，杨和平足额给付了股权转让款350万元，双方权利、义务清结。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查明：原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该院予以确认。该院另查明：杨和平出具欠条后，于2006年3月14日以银行转帐方式给付50万元，于2006年5月1日以现金方式给付90万元，于11月25日以现金方式给付100万元（但徐开颜将该100万元与前述50万元合并在一起出具了150万元收条）。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对2006年2月18日所签订《煤矿企业及矿山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350万元不持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同时，该合同第三条及第十三条虽对“350万元转让款的给付方式”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均对“杨和平应在合同签订后十日内共给付250万元”表述清楚。现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杨和平所出具140万元欠条的性质问题，即究竟是为了履行合同约定的250万元首付款而出具，还是在独立于书面合同约定的350万元转让款给付义务外另行出具（即此时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即为490万元）。该院认为，徐锦芳主张杨和平出具的140万元欠条独立于书面合同约定的350万元转让价款以外，即主张原股权转让双方形成了一个转让价款共为490万元的新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主张合同关系变更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徐锦芳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徐锦芳以“欠条形成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系同一日”为由，主张书面合同载明的350万元与欠条载明的140万元具有独立性。但由于该日尚有债务清偿行为，即该140万元欠条系在债务清偿过程中所形成，依经验法则，不能排除该欠条系双方在债务履行过程中的阶段性清算行为，故该欠条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双方独立于书面合同之外又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徐锦芳还以合同双方出于商业秘密或规避税收等原因，在书面合同载明的内容以外另以欠条、收条等方式增减书面合同约定的交易数额为由，拟证明其主张。该院认为，徐锦芳主张之情形异于一般交易方式，若徐锦芳辩称本案即属于该特殊交易方式，其应对双方采用该交易方式的原因作出合理说明并予以举证，否则，人民法院对该主张难于采信。而若考虑到杨和平就13万元转让款迟延给付（即欠条已将该13万元计算入已付款，但实际上是出具欠条后第三日才给付）所作解释的合理性（即该13万元因正在送往签约地途中而被双方结算时暂纳入已付款），则杨和平主张“140万元欠条是为了履行合同约定的250万元首付款而具”与情理相符，即杨和平于签订合同当日付97万元转让款、还有13万元因即将到达而先计算入已付款，此时距合同约定的250万元首付款还差140万元，杨和平为此出具140万元欠条。其后，为清偿该140万元债务，杨和平于2006年3月14日以银行转帐方式付款50万元，于同年5月1日以现金方式付款90万元。由于杨和平出具欠条及其后的清偿过程，无论是期间还是清偿数额均与合同约定的内容相吻合，因此，杨和平辩称“其出具140万元欠条行为，即为履行书面合同约定的债务清偿行为，并非另行增加交易数额”与情理相符。据此，该院于2012年4月3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徐锦芳负担。
徐锦芳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即杨和平的谈话录音，证实欠条所指140万元并非履行合同约定的350万元中的一部分，而是合同约定的350万元外的转让款。杨和平在录音中陈述因徐开颜在佛神岩煤矿公司中尚保留8%的股份，扣减该股份后杨和平实际欠款90万元。二、原审判决认定杨和平为履行合同约定的350万元，于2006年2月20日付款13万元，以印证杨和平关于签订合同当日支付97万元加上该13万元共计110万元，与合同约定的首付款250万元相差140万元，故而出具140万元的欠条具有真实性。但该13万元事实上于2006年4月2日支付，证明杨和平的说法不属实。三、原二审判决适用“经验法则”错误。杨和平在签订合同当日付款97万元，距离约定的首付款250万元尚欠153万元，若为此出具欠条，应出具153万元，而非本案的140万元。故请求改判支持徐锦芳的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杨和平答辩称：其受让徐开颜煤矿的价款为350万元，其已全部履行完毕，未及时收回140万元欠条，系因350万元转让款既有佛神岩煤矿支付，亦有该煤矿股东支付，均有支付凭证及徐开颜出具的收据，故未将欠条收回。徐锦芳的录音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且徐锦芳称其已承认该140万元欠款亦是断章取义。因徐锦芳将其扣押在刘家场，对其进行恐吓，并称如打赢官司会给我好处，但杨和平并未正面回答其提问，其录音经过剪辑。如果其承认140万元欠款，其亦会承担一半责任，故其不可能承认该笔欠款。
佛神岩煤矿答辩称：一、徐锦芳对杨和平的录音经过剪辑、断章取义且未经杨和平的同意，且录音中杨和平没有说过140万元是350万元之外的欠款的话，该录音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即使录音真实，则140万元中的50万应抵扣佛神岩煤矿8%的股份，则杨和平实际欠款也应是90万元，但徐锦芳在一、二审中从未主张过90万元。二、140万元的欠条是履行合同约定的350万元的转让款中的一笔250万元的过程中出具的，因当时仅支付110万元，欠140万元，徐开颜对杨和平没有信心，所以才出具140万元的欠条。虽然在徐开颜手中，但因杨和平有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欠款，故无需在收回欠条。关于杨和平支付的13万元款项的付款时间，徐开颜2006年2月20日出具收条的时间即为付款时间，收据上标注的2006年4月2日只是佛神岩煤矿会计找杨和平事后补签的，系为完善佛神岩煤矿的财务手续。三、该欠条系由杨和平出具，与佛神岩煤矿无关，请求驳回徐锦芳的再审申请。
本次再审期间，徐锦芳向本院提交了2013年8月其和丈夫胡军在杨和平家与杨和平关于该140万元欠款的谈话录音，拟证明杨和平已承认该140万元欠条在350万元转让款之外。对此，杨和平质证称，该录音资料中的一方确为其本人，但录音时受到胁迫，且该录音有剪辑，并非录音内容全部。佛神岩煤矿质证称，同意杨和平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因杨和平已承认该录音资料中的一方为其本人，亦对徐锦芳所称录音中的另两人为徐锦芳本人及其丈夫胡军未提出异议，故对该录音资料中各谈话人的身份，本院予以确认。现杨和平称录音时受到胁迫，但杨和平自称该录音系在其家中聊天时所录，而录音内容中又无徐锦芳、胡军胁迫之语，其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受胁迫所为，故对杨和平此项质证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杨和平又称该录音资料经过剪辑，但经查，在2013年11月15日本院再审审查阶段，徐锦芳即将该录音资料的全部内容复制后交由杨和平与佛神岩煤矿，而在本院再审庭审前，杨和平既未就该录音资料经过剪辑提供证据证明，也未向本院申请对该证据是否经过剪辑申请鉴定，故对杨和平的此项质证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该录音资料第005号第2分51秒处、第13分50秒处，第006号第9秒处，第008号第2分03秒处的录音内容来看，杨和平承认股权转让款为490万元，后因徐开颜保留了8%的股份，故140万元欠款中应减去该8%的股份对应的50万元，实际欠款为90万元。经询问徐锦芳，其亦当庭认可杨和平实际欠其款项9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之规定，结合杨和平于2006年2月18日出具的140万元欠条，本院对该录音资料的证明力予以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除杨和平的欠款数额外，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根据原一、二审卷宗材料，本院另查明：一、2006年3月28日，徐开颜、徐锦芳与杨和平、易万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于4月18日申请股东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徐开颜、杨和平和易万华，其中徐开颜占有佛神岩煤矿8%的股份。本次再审庭审中，徐锦芳称股权转让协议虽非其本人签字，但对该转让行为知晓并认可。杨和平向徐开颜出具的140万元欠条中，因徐开颜仍保留佛神岩煤矿8%的股份，杨和平实际欠款数额应为90万元。
二、徐开颜去世后，其继承人于2009年3月29日将该140万元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杨钧，杨钧于2009年4月向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佛神岩煤矿和杨和平承担偿还责任。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3日作出（2009）五民初字第233号民事判决，驳回杨钧的诉讼请求。杨钧不服，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审理后于2010年3月3日作出（2010）宜中民二终字第00060号民事裁定，撤销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9）五民初字第23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该院重审期间，杨钧于2010年1月13日将该债权转让给徐锦芳。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3日作出（2010）五民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以该债权已转让给徐锦芳为由，驳回了杨钧的诉讼请求。2011年4月14日，徐锦芳向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该院于2011年8月17日作出（2011）夷民初字第579号民事判决，判令杨和平、佛神岩煤矿在该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付徐锦芳债款140万元；驳回徐锦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杨和平、佛神岩煤矿不服，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审理后于2012年4月7日作出（2011）宜中民二终第00383号民事裁定，撤销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1）夷民初字第57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重审。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重审后，即作出本案一审判决。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后形成的债权纠纷，对徐锦芳受让债权的合法性，杨和平与佛神岩煤矿均未提出异议，故对徐锦芳债权人身份，本院亦予确认。本案现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徐开颜向杨和平转让佛神岩煤矿股款数额；二是如果杨和平欠款事实存在，佛神岩煤矿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一，徐开颜与杨和平于2006年2月18日签订《煤矿企业及矿山权转让合同》，对转让标的约定了两个条款，即第六条约定杨和平购买佛神岩煤矿全部资产的价格为350万元和第十三条约定徐开颜转让矿业权投资款350万元。对于上述两个350万元，各方现均认可其实质仅指向徐开颜股权的转让价格，即350万元。但两个条款对杨和平付款时间的约定并不同，第六条约定付款时间为2006年1月首付定金100万元，签订合同后十日内付150万元，各种手续办好并交付乙方十日内付100万元；第十三条约定付款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付款250万元，在办理完矿业权变更登记后十日内付清余款100万元。但杨和平的实际付款时间为2006月2月18日付款97万元，2006年2月20日分两次先后付款3万元和10万元，2006年3月14日付款50万元，2006年5月1日付款90万元，2006年11月25日付款100万元。本案原二审判决认为杨和平在2006年2月18日签订合同当日出具的140万元欠条属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阶段性结算行为，不能认定为在合同之外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对此，本院认为，如果该欠条属阶段性结算行为，则欠条上所载数额应与阶段性付款义务相对应，但根据《煤矿企业及矿山权转让合同》第六条或第十三条的规定，杨和平阶段性的付款义务分别为150万元和250万元，而杨和平2006月2月18日付款97万元，即使出具欠条，其数额亦应为153万元。对此，杨和平在原二审答辩中解释称：签订合同当日本应支付110万元现金，但另13万元在从外地送往签约地途中，应双方不愿等待送款人，便约定送款人到达后直接给付徐开颜，杨和平先给付97万万元，并由徐开颜出具收据，考虑到加上即将给付的13万元，距合同约定的250万元首付款还欠140万元，故杨和平又给徐开颜出具了140万元的欠条。但杨和平支付97万元系在2006年2月18日，支付13万系在2006年2月20日，两笔款项实际支付时间相隔2日，既然对于未付款项徐开颜能够要求杨和平出具欠条，那么对于同样不能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的13万元，徐开颜不将其包括在欠条范围内，不合常理。
且从徐开颜与杨和平就该350万元付款凭证的出具情况来看，杨和平在每一笔付款后均要求徐开颜出具收到款项的领条、收条，杨和平在以电汇方式于2006年3月14日付款50万元后，徐开颜仍在时隔8个月后，另行出具包含该50万元的150万元领款单，并在该领款单上注明“收到的款项只能按本人亲笔单据为准，汇款单不能作为给我的资金做账”。可见，双方系以徐开颜的收据作为杨和平付款的凭证，在此交易方式下，双方均无须再以出具欠条的方式证明该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即使出具欠条，徐开颜亦可直接要求杨和平出具首付款后的总欠款凭据，再以付款后的收条冲抵，但杨和平出具的该140万元欠条既没有与其支付97万元后的欠款总数相符，也没有与其阶段性付款义务相符，故其关于该140万元欠款包含在3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的理由并不充分。
现根据徐锦芳提供的录音资料，亦可印证杨和平在原一、二审中的陈述不实，结合该欠条仍在徐锦芳之手、未被索回，该欠条记载数额与杨和平实际欠款数不符等事实，对该140万元欠款系在350万元转让款外形成的新债权债务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因杨和平在录音中陈述实际欠款数额为90万元，徐锦芳对此亦予认可，应视为对其诉讼请求的变更，因该变更数额在原诉讼请求范围内，故对该欠款数额，本院亦予认定。至于该欠款利息，因欠条上并未约定利息，故该利息应从徐锦芳主张权利之日，即2011年4月14日起开始计算。
对于争议焦点二，徐锦芳主张佛神岩煤矿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据有三：第一，佛神岩煤矿在杨和平的欠条上加盖了公章；第二，杨和平的付款均被纳入佛神岩煤矿的财务账中，佛神岩煤矿其他股东也参与了部分付款行为；第三，在杨钧诉杨和平、佛神岩煤矿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佛神岩煤矿在答辩中称受让徐开颜矿山资产系公司行为，不是杨和平个人行为，受让价款为350万元，且已全部付清。
对此，本院认为，在杨钧诉杨和平、佛神岩煤矿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佛神岩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易万贵虽在答辩状中称《煤矿企业及矿山权转让合同》系佛神岩煤矿与徐开颜所签，杨和平是佛神岩煤矿的代表，对此其他股东均予认可。但公司股东权利与公司财产权系各自独立的权利，股东无权擅自处分公司财产。本案中，佛神岩煤矿作为公司法人，享有其独立的财产权，该公司原股东为徐开颜和徐锦芳，徐锦芳系徐开颜之女，徐开颜以个人名义转让佛神岩煤矿的资产，其转让行为虽得到徐锦芳认可，但徐开颜所能转让的只能为其在佛神岩煤矿中的股权，对此，原一、二审判决亦予认定，将本案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虽然在实践中，因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常将公司行为与股东行为混为一谈，但对法律关系的认定，不能仅凭当事人言辞中的用语，还应探求法律关系之实质。既然徐开颜与杨和平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佛神岩煤矿作为公司资产所有人即不能作为股权转让合同一方的当事人。因此，易万贵在答辩状中所称的杨和平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公司行为，其实质指向的应是受让佛神岩煤矿股份的新股东，因其未有将股东权与公司财产权区分的意识，才会有“公司行为”的用语。故不能仅以此答辩状作为认定佛神岩煤矿为股权转让关系一方当事人的依据。
虽然佛神岩煤矿不能作为股权转让的一方当事人，但对于股东欠款，公司亦可主动加入到债务承担中。但此债务加入行为应以公司具备明确的债务承担之意思表示为要件。本案中，佛神岩煤矿虽在杨和平的欠条上盖章，但签章仅在欠款数额与出具时间上，并未在“欠款人”处盖章。而根据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欠条上的署名既可能有保证人，又可能有见证人，故此盖章行为并不能直接证明佛神岩煤矿的债务人地位。而从付款主体来看，除杨和平外，另一付款人为佛神岩煤矿股东易万华，均为个人行为，亦不能证明佛神岩煤矿为付款主体。而易万贵的答辩状亦是针对《煤矿企业及矿山权转让合同》中股权受让主体，并未明确表示承担杨和平个人的债务。故对于徐锦芳主张佛神岩煤矿对杨和平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徐锦芳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14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142号民事判决以及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2）鄂夷陵民初字第00845号民事判决；
二、杨和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徐锦芳90万元；
三、杨和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徐锦芳90万元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11年4月14日起至本判决确认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四、驳回徐锦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令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7400元，由徐锦芳各负担6400元，杨和平各负担11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正英
代理审判员 戴 威
代理审判员 宋 攀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朱红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