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防行初字第15号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那连村滩胆组。
诉讼代表人邓永全，组长。
委托代理人李忠臻，广西海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德林，区长。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黄海鹏，防城区司法局干部。
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那连村那岭下组。
诉讼代表人黄吉辉，组长。
第三人黄吉辉。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那连村滩胆组（下称滩胆组）不服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下称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2）30号《关于滩营乡那连村滩胆组与那岭下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下称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于2013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1月20日立案受理，于2014年2月8日向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因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乡那连村那岭下组（下称那岭下组）、黄吉辉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滩胆组的诉讼代表人邓永全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忠臻、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海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认定：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应遵循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确权。原告主张争议林地的权属，但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权属书证，也从未在现争议山岭经营管理过，其权属主张不予支持。第三人那岭下组提供的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填写的《山界林权证》，该证保存于那连村委会，该证尽管未加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印章，但该证填写至今已近三十年，那连村一直按照该批《山界林权证》处理本村的权属纠纷。而且1983年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时，第三人那岭下组已将争议林地承包给其本组村民黄吉辉管理，签订有《平旺公社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一直对争议山螃蟹岭西南面岭的林地、林木进行经营管理，已经形成了长期经营管理林地林木的事实，第三人那岭下组的权属主张应予支持。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一、争议的螃蟹岭西南面岭的林地为第三人那岭下组集体所有。四至范围为：东至螃蟹岭岭顶顺岭崎直落早禾坜（那岭下组称虎础坜）；南至早禾坜（那岭下组称虎础坜）直至米阿软坳；西至米阿软坳至米阿软坜至滩胆路；北至滩胆路顺岭崎直上螃蟹岭顶。二、以上范围内林木权属属第三人那岭下组村民黄吉辉所有。
为支持其处理决定，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申请书，证明滩胆组向区人民政府提出调处申请；
2、受理及送达，证明区人民政府受理本案并送达；
3、答辩书，证明第三人那岭下组答辩；
4、证明，证明当事人组长身份；
5、现场勘察图表，证明确定纠纷四至范围、地点；
6、调解会记录及签到表，证明经调解但调解未果；
7、关于滩胆螃蟹岭权属证明，证明争议山属于那岭下组；
8、山界林权证，证明争议山属于那岭下组；
9、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争议山下水田属于那岭下组；
10、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证明那岭下组对争议山的经营管理；
11、调查黄甲某笔录，证明争议山属于那岭下组；
12、调查会记录，证明经乡级政府调解，调解未果；
13、调查黄乙某笔录，证明各个时期发有书证，应以书证为处理依据；
14-15、调查黄丙某、黄戊某笔录，证明应以书证为处理依据；
16、调查黄己某笔录，证明争议山属于那岭下组；
17、调查黄辛某笔录，证明争议山属于那岭下组，并由那岭下组群众管理使用；
18、调查邓甲某笔录，证明争议山属于那岭下组；
19、调查黄甲某笔录，证明没有书证提供给工作组；
20、调查邓乙某笔录，证明没有新书证、证人提供给工作组；
21、证明，证明滩胆组没有任何书证保存于村委会，那岭下组有山界林权证保存于村委会；
22、调查黄吉辉笔录，证明没有新书证、证人提供给工作组；
23、（2011）防行初字第17号，证明撤销防区政处（2010）14号文；
24、重新调处通知书及送达回执，证明区人民政府重新调处本案并送达当事人；
25、防区政处（2012）30号，证明区人民政府再次确权；
26、送达回证，证明送达双方当事人；
27、防政复决（2013）19号文，证明市人民政府维持区政处（2012）30号文；
28、法律法规，证明适用的法律法规。
原告滩胆组诉称，一、被告未查明1993年以前的事实，违反有关确定林木、林地权属原则。被告在处理本案时不考虑“四固定”时期以来的权属归属及管理事实，违反山林定权的基本原则，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符，是错误处理。二、争议地的来源及经营管理情况。从1952年土地改革、1962年“四固定”到1982年山林“三定时”，均确定螃蟹岭权属为原告滩胆组所有，与第三人无任何关系，以上权属证书存于滩营乡那连村委会。自解放以来，螃蟹岭西南面林地林木一直都归原告集体经营管理和使用。1975年组织成立“三级联营林场”，原告将螃蟹岭西南部分约50亩的山岭划作“三级联营林场”使用，1979年林场解散后，原告将螃蟹岭西南的林地收回，并组织群众种植松树、茶油树等农作物至今。被告在处理本案时不顾历史，不考虑现状，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取证，便将螃蟹岭分开确权给第三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也违反了法律规定。三、最高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综上所述，特向防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证明被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与防区政处（2010）14号相同）；
2、防政复决（2013）19号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已申请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
3、防区政处（2010）14号处理决定，证明被告于2010年7月12日作出的处理决定；
4、（2011）防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防区政处（2010）14号处理决定被防城区人民法院撤销；
5、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代表人主体资格。
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辩称，一、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该决定是经当事人申请，依法受理并经调解无效后，进行现场勘界、调查取证作出的，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相关程序规定。二、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实事求是；三、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出的。综上所述，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实事求是，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防城区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那岭下组、第三人黄吉辉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
庭审质证过程中，对于被告提供的28份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6、10、12、14、17-28无异议；对证据7-9、11、13、16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均为第一次调处时用的证据，现在又用，其合法性有问题，且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山岭属第三人所有。
对于原告提供的5份证据，被告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6、10、12、14、17-28，原告提供的证据1-5，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于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7-9，在第一次调处时被告已经使用过，但其内容相互可以佐证，证据7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有部分证明人的签字，证据8的山界林权证虽是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核发的，但没有盖公章，对这两份证据本院予以参考，不作定案依据；证据9为东兴各族自治县核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合法有效，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11、13、16为政府第一次调处所作的调查笔录，有调查人、被调查人的签字，注明了时间、地点，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滩胆组与第三人那岭下组争议的林地位于滩胆组与那岭下组交界的螃蟹岭西南面岭，四至范围为：东至螃蟹岭岭顶顺岭崎直落早禾坜（那岭下组称虎础坜）；南至早禾坜（那岭下组称虎础坜）直至米阿软坳；西至米阿软坳至米阿软坜至滩胆路；北至滩胆路顺岭崎直上螃蟹岭顶。面积50.7亩。1975年组织成立“三级联营林场”，第三人那岭下组出让螃蟹岭西南部分给“三级联营林场”经营，1979年林场解散后，第三人将螃蟹岭西南的林地收回。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政府将螃蟹岭西南面填上主体为第三人那岭下组的《山界林权证》，该《山界林权证》包含了现争议的全部林地，该证保存于那连村委会，但未加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印章。1983年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时，第三人那岭下组已将争议林地承包给其本组村民黄吉辉管理，签订有《平旺公社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该合同书保存于那连村委会，盖有平旺人民公社那连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的印章，该合同书包含了争议的全部林地。螃蟹岭西南面岭解放以来主要是荒山，山上现有油茶是解放前种植的，湿地松是1994年政府工程造林种植的，种植后一直由那岭下组黄吉辉一家人管理，并于2003年开始采割松脂。原告滩胆组与第三人那岭下组因螃蟹岭西南面岭山林权属发生争议，原告滩胆组于2009年12月26日向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提起调处申请，经调解无效后，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作出了防区政处（2010）14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经复议维持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以（2011）防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再次组成工作组进行调处，经调解未果后，作出了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原告滩胆组不服，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经复议维持后于2013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滩胆组和第三人那岭下组均主张争议林地的权属，但原告未能提供任何有效的权属书证予以证明，也未在现争议山岭经营管理过，其权属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第三人那岭下组提供了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填写的《山界林权证》，该证尽管未加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印章，但该证保存于那连村委会已近三十年。在此期间，那连村一直按照该批《山界林权证》处理本村的权属纠纷。因此，该《山界林权证》虽不能作为确定林权权属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参考凭证。而在1983年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时，第三人那岭下组按照《山界林权证》确定的林地范围将本案争议林地承包给其本组村民黄吉辉经营管理，签订有《平旺公社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一直对争议山螃蟹岭西南面岭的林地、林木进行经营管理，已经形成了长期经营管理林地林木的事实。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在争议双方均无合法权属证书证明争议林地为其所有时，被告防城区人民政府有权根据争议林地的经营管理情况作出处理决定，被告作出的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故本院对其处理决定予以维持。原告滩胆组请求撤销防区政处（2012）30号处理决定依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18日对原告滩胆组、第三人那岭下组作出的防区政处（2012）30号《关于滩营乡那连村滩胆组与那岭下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滩胆组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本案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
审 判 长 许德宝
审 判 员 黄文标
人民陪审员 李开胜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