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杏红，女，195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李绮文，广东惟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淑英，女，192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
委托代理人肖健、蒋文顺，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冯国煊，男，1949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
原审第三人：冯哲明，女，195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
原审第三人：冯国新，男，194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原审第三人：冯青青，女，198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
原审第三人：冯国海，男，1962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上述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肖健，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燕萍，女，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系原审第三人冯国海的妻子。
原审第三人：冯国贤，男，194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冯敏，女，汉族，1979年11月22日出生，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系原审第三人冯国贤的女儿。
上诉人朱杏红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三初字第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冯福昌（已于2010年10月3日死亡）与温淑英是夫妻关系，冯国江和冯国煊、冯哲明、冯国新、冯国海、冯国贤是他们的婚生子女。冯国贤与朱杏红是夫妻关系。冯国江（已于2009年3月28日死亡）与冯润仪是夫妻关系，冯青青是冯国江的女儿。冯福昌的父母均早于其死亡。
根据房管部门核发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记载，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八巷23号房屋的房地产权属人为朱杏红；规划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交换；登记时间为2010年9月10日；建筑面积为129.6平方米；附记：另有首至三层0.675平方米不能办理权属登记；另有第四层46.125平方米不能办理权属登记；另有第五层14.94平方米不能办理权属登记；登记字号为10登记08110859；等。后朱杏红向房管部门报失上述《房地产权证》，房管部门在注销上述《房地产权证》后，重新核发了涉案房屋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给朱杏红，新的《房地产权证》中记载的内容除登记时间为2012年10月20日、登记字号为12登记08029461外，其他内容与旧的《房地产权证》记载的内容一致。
2013年3月21日温淑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温淑英为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八巷二十三号房屋所有权人；2、朱杏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温淑英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在原审中还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广州新滘公社联星大队桥东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甲方）与冯福昌（乙方）于1980年1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手写件），订明新滘公社联星大队桥东生产队（以下简称甲方）征得大队领导和片党支部领导同意，为协助私人建筑住房，将座落在桥东街一约十一号之二旧屋地一块，合计占地面积70平方米给冯福昌（以下简称乙方），现根据该旧屋地情况，双方协商订约如下：乙方付给甲方松木3.18立方米作地价；乙方在指定的土地上自行建筑房屋，所建房屋产权属乙方所有；以后桥东街一约十一号之二的屋地，如要征用，必须按原来面积安排屋地给乙方建回房屋一间，一切补偿的拆屋和重建屋费，屋费用及材料，属乙方所有；此约在双方签名后生效；等。二、广州新滘公社联星大队桥东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甲方）与冯福昌（乙方）于1980年11月签订的《协议书》（打印件，复印件），内容与证据一一致。三、《广州市区修建杂项工程申请表》，其中载明：申请日期为1982年2月7日；出建单位（人）为朱杏红；地址为桥东街一约11#1李合波室前；建筑物类别为砼；用途为住宅；层数为2；承建单位（人）处加盖了广州市郊区新滘公社联星大队基建队报建专用章；工程造价为8700元；审核意见为同意按用地面积58平方米报建两层临建使用；等。四、广州市海珠区联星桥东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广州市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八巷23号，房屋产权属冯福昌所有，房屋是由道路扩建办扩路复建给冯福昌；道路扩建办还没有办理房屋产权证。五、立嘱人为冯福昌、温淑英、日期为2000年9月16日的《嘱咐》（共有3页），内容为：1982年，吾于海珠区新窖镇桥东生产队购得地皮并建成二层半小洋楼壹座；基建面积总和164.77平方米；地址为桥东壹约十一号之四；由于我不是广州户口，按当时政策，此楼只能用当时已是拥有广州户口的二儿媳朱杏红的名字报建；建成后，二儿冯国贤全家、三儿冯国煊全家、五儿冯国江全家、六儿冯海全家及吾两老均在此居住；1994年城市扩建，桥东壹约十一号之四被征拆迁，迁入桥东新村八巷二十三号；此楼共三层，每层基建面积为45平方米，总共135平方米，尚不够原征拆面积，不足部分在十巷三号补足；十巷三号也是三层，每层面积45平方米，共计135平方米，经协商，多出部分由六儿冯国海出资向拆建单位东建公司按市价购得（注：四号也由冯国海独资购得）；搬迁后，吾两老随六儿冯国海居于十巷三号，八巷二十三号底层45平方米套间由五儿冯国江搬入，二楼45平方米套间由大儿冯国新搬入，三楼45平方米套间由二儿冯国贤搬入；冯国煊则搬到沙坪镇自购房居住，各自生活；鉴于当时环境，吾两老的一切生活及其它费用，全部由六儿冯国海承担，其余各儿女都没有正常供养；俱往矣！吾两老现均已过八十高龄，大儿冯国新在肇庆谋生，五儿冯国江也搬到鹤山沙坪镇由冯国海于1997年购得的沙坪镇东升屯98号209房居住谋生；二儿冯国贤也已搬出，而吾两老生活日慼，医疗及其它费用日增，而除冯国海以外的各儿女，过去已没有正常的供养费用，现在摊派更见困难；为此，吾两老决定如下：1、鉴于目前政策的许可，及免我两老天年之后，儿女对遗产处理的困难，决定：过去借用朱杏红名字报建的房产，现归名为冯福昌、温淑英共有；2、桥东新村八巷一幢三层全部出租，所得租金全部归吾两老；此举直到吾两老终年；3、吾两老终年后，八巷二十三号一幢三层，由冯国新、冯国贤、冯国煊、冯哲明、冯国江、冯国海六兄弟妹共有，平均分配；若然拆迁，补回的房产亦如此处理；4、十巷三号之房产，在吾两老终老前仍有权居住，终老后，全部归冯国海拥有，其余五儿女不得有异议；5、冯国海独资购得的沙坪镇东升屯98号209房之单元，现由冯国江居住，此单元冯国江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应予明确；此使用权延长到房冯国江夫妇终年后自动结束；此后，使用权、产权归还冯国海，但建议冯国海将此单位改为祖屋，以备后代祭祖聚会之场所；以上所立，望各儿女及其配偶谅我两老之苦衷；吾两老在年过六十之后，仍白手兴此基业，虽然日后会觉微不足道，但应体谅兴家立业之精神及艰辛，并应以此勉励自己及后人；为使此精神及毅力发扬光大，各儿女及配偶应在此嘱之后签名及按手指摸作为知照；此嘱一式七份，每份三页，具同等作用。该《嘱咐》第3页下面的承嘱人处，分别有大儿：冯国新的签名和指模、大儿媳：冯国新代签名、二儿：冯国贤的签名和指模、二儿媳：朱杏红的签名和指模、四女：冯哲明的签名和指模、四女婿：刘福珠的签名和指模、五儿：（代）冯国江签名、五儿媳：冯润仪的签名和指模、六儿：冯国海的签名和指模、六儿媳：李燕萍的签名和指模，三儿和三儿媳处没有人签名和盖指模。六、签名时在场人为温淑英和冯国新、冯哲明、冯国海及吴燕梅、刘福珠、李燕萍于2013年5月13日签名确认的《陈述》，内容为：2000年农历8月21日是家母（温淑英）生日，是日全部儿孙媳妇都聚集在桥东10巷之3-4进行祝寿晚宴，席间由冯国新执笔草拟了现所见的冯福昌嘱咐后交冯福昌夫妇审阅，冯福昌夫妇同意后，由冯学斌夫妇即行用电脑打字并到街上打印共一式七份；回来后交冯福昌；冯福昌即行召集全体人员到屋内大厅，把嘱咐向各儿女分派，（冯国贤也当然有一份）并进行了宣读，要各儿女们仔细阅读，如无异议即在冯福昌所持的嘱咐上签名，冯国贤夫妇当时签了名；冯国贤当时还代替已双目失明的五弟冯国江签名，指模是冯国江自己按的（因江失明看不到，是贤读一次给江听后才代江签名的）；上述为在嘱咐上签名的经过，现在冯国贤竟在法庭上作伪证，我们认为冯国贤半点良知都没有，应受法庭的谴责。七、陈述人为冯国新、冯国煊、冯哲明、冯国海及温淑英于2013年5月15日签名确认的《陈述》，内容为：冯国贤夫妇在法庭上均声言原桥东一约十一号之3、之4的宅基地是他们的，上盖也是其出资兴建的（这块宅基地原来是单家独户，后来旁边又建了一些住宅，均挂靠十一号，编号有些乱，当时大家都没在意，所以无论是之2、之3、之4都是同一块地）；听后才知不但社会上有无耻之人，在我们的身旁更有无耻到不可复加的人；现呈上当年桥东生产队队委批给冯福昌宅基地的证明，以及冯国新购买水泥（部分）、砖等的证明，当时水泥、钢材、木材均未作市场开放，是统购物品，水泥是在连县水泥厂购有4吨，在广宁县供销社购有军工水泥4吨，在广宁农机局共购2764.37元的钢材以及木材一批（门、窗用），冯国贤夫妇均未出一分钱，何凭自有资金建造？当年的见证人（包括广宁、桥东的）现仍大部分存在，均可作证。八、收款收据、计费单若干张。九、桥东一约11号之3的四至图。十、东建公司东晓新村开发办公室出具的收到桥东一约11号-4产权人朱杏红房屋所有权证的《收条》。十一、东建公司向朱杏红和李燕萍发出的《律师函》、东建公司东晓新村开发办公室分别向朱杏红和李燕萍发出的《通知》若干份、李燕萍向东建公司出具的《保证书》、李燕萍代朱杏红（乙方）与东建公司（甲方）签订的《桥东复建房款项具结书》、《桥东复建房结算表》、东建公司向朱杏红和李燕萍出具的《收款收据》和《收据》若干张、桥东物业管理部向朱杏红和李燕萍出具的《收据》若干张。十二、温淑英于2013年5月10日所写的《报告》，内容为：门牌编号广州市海珠区桥东一约11号之四的房屋是在1980年11月由冯福昌出资购买地块的，当时编号初订为桥东一约11号之二，兴建完毕后，联星乡所办的宅基地证为桥东一约**号之三（当初还以桥东生产队社员叶灿名下报建有图做证），后来才更改为朱杏红名字领取宅基地证，在办理房产证时真正确立为桥东一约11号之四，尽管编号不同，实际上是一块地及房屋；1994年城市扩建，桥东一约11号之四被征拆迁，迁入桥东新村八巷23号，故产权证地址为现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联星桥东经济合作社于2013年5月26日在该《报告》左下方书写“情况属实”的字眼并加盖了公章。十三、温淑英的委托代理人肖健代温淑英签名并于2013年7月5日出具的《陈述》，内容为：关于广州市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八巷23号四层至五层违章加建是先夫冯福昌出资建成的；付冯福昌以朱杏红名字缴交罚款通知书的单据。十四、缴款人为朱杏红的《广州市罚款缴款通知书》2张、《广东省罚款收据》2张。十五、冯学深于2013年7月5日出具的《陈述》（附冯学深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内容为：冯福昌，温淑英与本人是爷孙关系；一直以来，本人受其所托，代其管理广州市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八巷23号的出租事宜，所收租金都交由其夫妇作养老之用；在2010年10月之后，因冯福昌身故，温淑英一直以来都是和其小儿子冯国海同住；所以，本人在2010年10月之后所收该户租金转交由冯国海给温淑英作为养老所用；至于朱杏红在法庭所讲“本人所收租金交由其处理”的事情实属谎言，请法官明鉴；以上所讲，均为事实，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十六、《住房租赁协议书》及租金、押金收据若干。
朱杏红对温淑英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协议书》中提到的桥东街一约11号之二的屋地与涉案房屋原来所在的桥东街一约11号之三、之四的地块不是同一地块，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两个地块是同一地块；宅基地是不能买卖和转让的，而该《协议书》中约定由甲方向冯福昌支付松木对价以取得桥东街一约11号之二的屋地是不合法的，从本案有关材料显示，当时冯福昌不是联星大队的社员，不能取得宅基地证，即该《协议书》的内容是不合法的，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由于证据二没有原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其不予质证；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温淑英称是借用其名义而建房屋的事实，认为涉案房屋是其合法取得的，故以其名义申请建设涉案房屋是合理的，不存在温淑英和冯福昌借用其名义建房的事实；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由法院审查；对该证据载明涉案房屋归冯福昌所有的内容不予确认，认为联星桥东经济合作社无权对涉案房屋的归属作出评判，涉案房屋的产权应以房管部门出具的产权证记载为准，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五《嘱咐》中第3页处其的签名予以确认，但认为当时其并没有看到《嘱咐》第1、2页的内容，在签订该《嘱咐》时，是由冯国新将《嘱咐》的第3页交给其签名的，其没有仔细看《嘱咐》第1、2页的内容，也没有持有一份《嘱咐》；该《嘱咐》作为遗嘱的话应办理公证手续或者由所有签订人在每一页中签名确认，但是该《嘱咐》只有第3页有人签名，前面两页均没有人签名，故该《嘱咐》的签订形式是不合法的；另外，其认为该《嘱咐》中陈述的事实与现实不符，《嘱咐》中提到涉案房屋以及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10巷3号由其代为登记，如果按照该《嘱咐》的说法，涉案房屋是已经过户的房屋，应由权利人向相关部门申请撤销并重新登记，而已经过户的东晓路桥东街10巷3号是通过房屋买卖的形式取得的，并不是《嘱咐》中陈述的形式取得，故《嘱咐》的内容也是不属实的；认为证据六、七的两份《陈述》属于证人证言，内容不属实，且证人没有到庭作证，故对该两份《陈述》不应采纳；两份《陈述》中的内容是不能对抗国家机关颁发给其的房产证的，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而且两份《陈述》中冯国新的签名明显不一致，故对该两份《陈述》的真实性也有异议；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是属于其的；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显示的报建人是其，证明涉案房屋属于其所有；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为该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属于朱杏红所有；对证据十一中的《律师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可证明该《律师函》是向其和李燕萍发出的，当时发函的单位只是表示有房款未支付，李燕萍当时是其委托代理人，该证据也证明涉案房屋属于其所有；对证据十一中向其发出的《通知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十一中向李燕萍发出的《通知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李燕萍是其委托代理人，该部分证据也证明涉案房屋属其所有；对证据十一中的《保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李燕萍是其委托代理人，其对李燕萍所作的保证予以承认，该证据也证明涉案房屋属其所有；对证据十一中的《具结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从该《具结书》的乙方处签名为“朱杏红、李燕萍代”，可证明当时李燕萍是代其处理涉案房屋的有关事宜的；对证据十一中的《结算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中注明的安置户姓名为“朱杏红”，证明其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对证据十一中所有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也证明其是委托李燕萍办理涉案房屋的有关事宜的；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出具证明的单位是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联星桥东经济合作社，但对于广州市海珠区桥东一约11号之二与广州市海珠区桥东一约11号之三、之四的门牌是否属于同一地块的问题，应当由房管部门证明，而不能由街道的经济合作社予以证明，经济合作社无权对宅基地使用证中的门牌号码作出证明；认为证据十三中温淑英的陈述是打印件，并没有温淑英的签名，故对该打印件的真实性不不予确认；认为证据十四为复印件，原件在其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同时证明涉案房屋为其所有；认为证据十五的陈述人冯学深不是本案当事人，冯学深提供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如果证人没有到庭作证的话，该《陈述》不应作为证据采用，而且该《陈述》中反映的情况不属实；对证据十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租房协议和收款都是由其委托冯学深进行操作的，而且冯学深收取的所有租金和押金均已交给其；另外，冯学深并不是涉案房屋的产权所有人，如果没有其授权的话，冯学深是无权处分涉案房屋的权利的。
冯国煊、冯哲明、冯国新、冯青青、冯国海对温淑英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冯国贤对温淑英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朱杏红对温淑英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审中朱杏红就其抗辩主张也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房证字第082672号《广州市房屋所有权证》，其中载明：房屋位于前进路桥东一约11号之4；叠合面积为164.77平方米；产权人姓名为朱杏红；等。二、广州市郊区新滘区公所于1984年9月13日核发的穗郊字第103992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已注销），其中载明：使用人姓名为朱杏红；宅基地位于联星乡桥东一约11#3号；建筑种类为砖混；层数为两；建筑面积为162平方米；等。三、东建公司（甲方）与朱杏红（乙方共19人）于1993年3月17日签订的《划拨建设用地拆迁房屋产权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经有关部门批准，需拆除产权属于乙方所有的房屋；乙方同意甲方拆除位于海珠区前进路桥东一约11号之3、11号之4的房屋，该房屋为混合结构，建筑面积为162平方米；甲方将自有的位于海珠区前进路桥东三约东侧（框架结构）第二栋三层楼、混合结构一栋三层楼、建筑面积380.7平方米的房屋划归给乙方所有，以作拆除乙方所有的原址房屋的产权补偿；等。四、东建公司（甲方）与朱杏红（乙方共19人）于1993年3月17日签订的《划拨建设用地拆迁房屋产权补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经有关部门批准，需拆除产权属于乙方所有的房屋；乙方同意甲方拆除位于海珠区前进路桥东一约11-4号的房屋，该房屋为混合结构，建筑面积为162平方米；甲方将自有的位于海珠区前进路桥东三约东侧（框架结构）第二栋三层楼、混合结构一栋三层楼、建筑面积380.7平方米的房屋划归给乙方所有，以作拆除乙方所有的原址房屋的产权补偿；等。五、立具结人为“冯国贤代”于1986年5月9日出具的《对违章建筑物处理的具结书》，内容为：本人（单位）违章自建前进路桥东街一约11之4号房屋一幢（混杂楼两层，叠合面积164.77平方米）违章部位扩建面积36.0418平方米，本人（单位）愿接受依章处罚并保证在今后如因城市建设需要用地时，对上述的违章建筑物作无偿（无条件）拆除，如有违反，愿负一切责任，特此具结。六、房管部门于1986年5月9日向朱杏红发出的《违章建筑罚款通知》，内容为：你以补字35442号声请前进路桥东一约11号房屋登记；经查该房屋有违章建筑，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有关处理非法占地和违章建筑的规定，应科以罚款360元，请于5月14日上午9时前来市房产登记所缴交，逾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七、东建公司于2010年7月1日出具的《回迁证明》，内容为：朱杏红原居住海珠区联星乡桥东一约11号之三，建筑面积为162平方米；海珠区前进路桥东一约11号之四，建筑面积为116平方米；该地块由东建公司拆迁，于1993年3月17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安置到：1、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八巷23号；2、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十巷3号、4号；东晓路桥东街八巷23号安置房屋的合法面积为129.6平方米，超出原居住面积55.4平方米，其中按718.59平方米／元购买；东晓路桥东街十巷3号、4号安置房屋的合法面积为259.2平方米，超出原居住面积55.4平方米，其中按718.59平方米／元购买；我公司同意上述房屋按产权合法面积以朱杏红名义办理产权登记。八、冯国贤于2013年5月6日出具的《陈述》，内容为：我以真诚态度，向法庭陈述关于2000／9／16／“嘱咐”一事的真实性，回顾当时情况：当日冯国新来广州与本人会面时，他手持一张打印了几行字的白纸；冯国新口头告知：家乡老父要兄弟几人作乡下房屋安置，并要本人在纸中间位置签名，但我签名后，纸上没有“嘱咐”二字，接着冯国新指着“二儿媳”空行要我太太朱杏红也要签名，但朱杏红有忧虑，冯国新即开口讲，无关系的，又不涉及兄弟外家广州的房屋放心啦；等你俩公婆签完名后我会整理好的，见此情况，我即向朱杏红说：“如果不涉及你名下的房屋，你就签啦！”因此2000／9／16／“嘱咐”留有我两公婆签名的由来；但后来出现有三张纸的“嘱咐”，我完全不知情，亦不是事实；以上证词，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九、税务机关于2011年1月25日出具的《契税完税证》，其中载明：纳税人名称为冯国海、李燕萍；房地产位置为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十巷3，4号；税目为房屋契税；实纳金额为33150元；等。十、税务机关于2011年1月25日出具的《契税完税证》，其中载明：纳税人名称为朱杏红；房地产位置为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十巷3，4号；税目为土地契税；实纳金额为926元；等。十一、《租赁房屋协议书》、《房屋租赁合同》及《收据存根》、《收据》若干张。十二、《广州市出租房屋治安责任书》。十三、《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十四、《支付拆迁费审批表》2张。十五、有线电视初装费发票、《“代缴网络维护费”委托书》、电信收费发票、广州有线电视用户手册。十六、冯敏的机动车驾驶证。十七、户主为朱杏红的《广州市户口簿》、电费年度查询清单。十八、冯敏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及冯敏缴纳涉案房屋1997年6-8月管理费的《收据》。十九、客户名称为朱杏红、地址为涉案房屋1-3楼的水费单流水证明。二十、朱杏红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及冯敏的《出院诊断证明书》。二十一、冯敏的暂住证、出租人唐玉霖与承租人冯敏签订的《租房协议》及唐玉霖出具的收取冯敏房租和押金的《收据》、冯敏的住院证明及病历。
温淑英对朱杏红证据一至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证据三、四中第一页载明的被拆迁房屋业主（乙方）处除了有朱杏红的名字外，还载明共19人，证明当时被拆迁房屋是有其及家庭成员共19人在此居住的；证据六中也只是载明前进路桥东一约11号房屋，并没有写之几号，证明前进路桥东一约11号之一至之四的房屋都是位于同一地块中；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其不清楚该《陈述》是否由冯国贤出具，对该《陈述》的内容也不予确认；对证据九、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朱杏红在2002年之前出租、使用涉案房屋的第三、四层，而非出租、使用涉案房屋的全部；对证据十二、十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出租人冯敏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仅是对应第一份租房协议的收入来源，只能证明冯敏把涉案房屋的第三层作为临迁房进行出租收益的事实；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之前是登记在朱杏红名下，故有关票据的用户名会写朱杏红的名字，但所涉的地址只是涉案房屋的四楼；对证据十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七中的户口簿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证据十五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十七中的电费年度查询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是证明了用电地址为涉案房屋一至三层，但由于涉案房屋现在登记的产权人为朱杏红，故用户名只能用朱杏红的名称，实际上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温淑英出资的，其有相应的银行清单可以证实；对证据十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冯敏的户籍只是登记在涉案房屋处，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朱杏红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对证据十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是供水公司内部所存的用户资料，并不能表明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是谁，水费也是由其缴纳的；对证据二十中的朱杏红居民身份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居民身份证只能反映朱杏红的住所地，并不能证明朱杏红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对证据二十中的《出院诊断证明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十一中冯敏的暂住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十一中的《租房协议》、房租和押金的《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认为证据二十一中冯敏的住院证明及病历均是打印件，并没有医院加盖的公章，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冯敏是案外人，关于冯敏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冯国煊、冯哲明、冯国新、冯青青、冯国海对朱杏红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温淑英对朱杏红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冯国贤对朱杏红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并确认证据八的《陈述》是由其本人出具的。
原审诉讼中，温淑英表示《嘱咐》签订后由签订人各持一份，其中朱杏红和冯国贤共持有一份，另外三儿冯国煊和三儿媳当时不在场，但事后其与冯福昌已将《嘱咐》的内容告知冯国煊，冯国煊已表示对《嘱咐》的内容没有异议。冯国煊、冯哲明、冯国新、冯青青、冯国海对温淑英的陈述予以确认。朱杏红和冯国贤则表示，其两人只是在《嘱咐》的第3页中签名，但并没有取得其中一份《嘱咐》。
原审法院认为，朱杏红和冯国贤均表示其两人只是在《嘱咐》的第3页中签名，但当时并没有看到《嘱咐》第1、2页的内容，也没有取得其中一份《嘱咐》，认为该《嘱咐》只有第3页有人签名，前面两页均没有人签名，故该《嘱咐》的签订形式是不合法的。温淑英和冯国煊、冯哲明、冯国新、冯青青、冯国海对朱杏红和冯国贤的陈述不予确认，并确认《嘱咐》签订后由签订人各持一份，其中朱杏红和冯国贤共持有一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推定该主张成立。温淑英就其诉讼主张，已提交了《嘱咐》（共3页）为证，该《嘱咐》中订明“此嘱一式七份，每份三页，具同等作用”。朱杏红和冯国贤在本案中虽否认其持有该《嘱咐》，但未能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对朱杏红和冯国贤的上述事实主张不予采信，对温淑英提交的《嘱咐》予以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上述《嘱咐》载明，冯福昌和温淑英夫妇原在海珠区新滘镇桥东生产队购地皮所建的二层半小洋楼是借用其二儿媳即朱杏红的名字报建的，涉案房屋是上述房屋被征拆后所补偿的其中一套房屋，但归冯福昌和温淑英夫妇共有。朱杏红和冯国贤已在冯福昌和温淑英夫妇所立《嘱咐》中签名，表明其认可《嘱咐》的内容，故该《嘱咐》对朱杏红和冯国贤有约束力。鉴此，该院对涉案房屋为冯福昌和温淑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但以朱杏红名义代表登记的事实予以认定，涉案房屋应由冯福昌和温淑英各占1／2产权份额。朱杏红和冯国贤认为涉案房屋属其所有及温淑英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向颁证机关申请撤销涉案房屋的房产证的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由于冯福昌已经死亡，故涉案房屋中属冯福昌所有的1／2产权份额依法应为冯福昌的遗产。温淑英在本案中并无举证证明冯福昌的上述遗产由其个人继承，故温淑英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的产权全部归其所有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鉴此，涉案房屋的1／2产权份额应归温淑英所有。鉴于冯福昌和温淑英夫妇并无与朱杏红约定办理涉案房屋的更名手续的时间，故朱杏红和冯国贤关于温淑英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由于涉案房屋中属冯福昌所有的1／2产权份额是冯福昌的遗产，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对此不予审查。冯福昌的合法继承人可另循其他途径主张权利。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于2013年9月13日判决如下：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晓路桥东街八巷23号房屋的1／2产权份额归温淑英所有；二、驳回温淑英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500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温淑英、朱杏红各负担一半。
判后，朱杏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一、没有查清涉案房产的来源情况。涉案房产是朱杏红出资购买兴建。温淑英没有出资购买兴建原被拆迁房屋，没有支付任何买大面积的复建费，也没有出资兴建临时加盖建筑及缴纳相关罚款。温淑英也从未委托朱杏红购买或报建房屋。涉案房产不是温淑英夫妻的共同财产。与温淑英没有任何关系。原审判决依据《嘱咐》的内容轻率认定涉案房产是温淑英夫妻的共同财产是严重违背事实的认定。二、《嘱咐》前两页朱杏红从未见过，也没有签名，是单方遗嘱且内容虚构，不应视为朱杏红的承认。因为遗嘱在老人家去世之前不可能公开，而且内容有错漏，不能仅凭朱杏红在《嘱咐》上的签字即认定归属。第一、时间、地址、面积错误。立遗嘱人冯福昌1980年向海珠区新滘镇桥东生产队购买的是桥东一约十一号之二7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但其《嘱咐》中处置的却是属于朱杏红1982年兴建的桥东一约十一号之四164平方米，两块面积不同、门牌编号不同的土地。遗嘱人冯福昌是无权处分。第二，房屋层数错误。《嘱咐》上说遗嘱人自己1982年兴建二层半的小洋楼一座，但是1984年朱杏红桥东一约十一号之三的《宅基地使用证》该小屋是两层小房，1987年朱杏红名下桥东一约之四的《广州市房地产所有权证》该房是一层又三分之二层小房，这是张冠李戴两套房子。第三，《嘱咐》说桥东一约十一号之四是1994年被征拆迁的，实际上，朱杏红1993年3月已经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第四，拆迁补偿方式错误。《嘱咐》说被征收后迁入桥东新村八巷23号，尚不够原拆迁面积的部分由十巷三号补足。根据拆迁方广州东建公司的《律师函》、《回迁证明》、《桥东复建具结书》，拆迁方是按照原拆迁面积与新房桥东新村八巷23号及十巷3、4号的面积差收取复建房的款项。第五，涉案房产超过回迁面积部分复建费的出资人错误。《嘱咐》上说回迁房多出面积部分由冯国海出资，根据广州东建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桥东复建房款具结书》，出资人为朱杏红，收据也写的是朱杏红。第六，居住人物错误。《嘱咐》说涉案房产底层由冯国江搬入、二层由冯国新搬入与事实不符，与后面写冯国江与冯国新分别在鹤山及肇庆谋生前后矛盾。第七，《嘱咐》写明一式七份，另案诉讼中，冯国海曾拿出据说是另外六份的原件。但是朱杏红要求鉴定时，冯国海却说另外六件不能作为证据提交。本案一审中也从未能拿出另外六份的原件。可见所有涉案人员只签一份，原审法院认定《嘱咐》一定有7份，并让朱杏红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显然不合理。综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3）穗海法民初字第979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驳回温淑英的全部请求；3、本案的诉讼费由温淑英承担。
被上诉人温淑英答辩称：我方不同意朱杏红的上诉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是：关于遗嘱真实性，一审法院判决中已经查清并确认了《嘱咐》的真实性。朱杏红也没有对遗嘱签名等申请过鉴定，遗嘱在我方包括第三人手下有六份，朱杏红那里也有一份，一共七份，一审是收集齐六份给法官看过的，对方也没有书面提出申请要求遗嘱鉴定。关于出资，我方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建设是我方出资的，超复建面积部分该缴的费用由冯国海夫妇支付。
原审第三人冯国煊、冯哲明、冯国新、冯青青、冯国海等人答辩称：与被上诉人温淑英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冯国贤答辩称：与上诉人朱杏红上诉意见一致。
经查，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朱杏红提交证据1：房管局档案馆调档资料，拟证明朱杏红对涉案房屋具有合法产权，与温淑英无关；证据2-4：房地产证、房地产共有证、拆迁补偿协议书，拟证明桥东街1约11号之2号房屋属谭敬全、钟月嫦共有，冯福昌购买桥东街1约11号之2地块另有其人，与涉案的桥东街1约11号之4是不同地块；证据5：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联星桥东经济合作社于2010年7月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朱杏红产权来源情况；证据6：朱杏红于2010年8月9日出具《委托书》，拟证明朱杏红委托高月娥、黄洁茹办理房产证；证据8：《房地产登记薄查册表》，拟证明原桥东街1约11号已经回迁至桥东八巷9、10号；证据9：《温淑英关于冯国贤与朱杏红、冯国海、李燕萍确认合同效力案件有关情况的说明》，拟证明温淑英自认复建费是由冯国海及其妻子全额支付，其没有出资购买回迁面积的费用；证据10：广州市集体土地房产证，拟证明我方房产来源合法，是由集体大确权后，小确权到我方名下。上述证据1、5、6、8、10为原件，加盖公章，一审后我方向房管局查询得到，其余均为复印件。
温淑英质证称：对证据1-10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中《报告》只是朱杏红个人的陈述，《报告》只是为了当时办证做的，不是真实的事实。《工程申报表》只能证明是以朱杏红名义进行申报的，不能证明其为实际出资人；证据2-4，涉案房屋编号问题在联星乡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已经有所说明；证据5、6、10不能证明涉案房产由朱杏红出资兴建拆迁得来，既然是挂名当然确权是朱杏红的名义；证据7不能证明涉案房产由朱杏红出资复建费；证据8与本案无关；证据9不能说明温淑英不拥有涉案房产。
原审第三人冯国煊、冯哲明、冯国新、冯青青、冯国海的质证意见与温淑英质证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冯国贤的质证意见与朱杏红的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朱杏红主张《嘱咐》不应视为朱杏红承认的问题。朱杏红与冯国贤表示其两人只是《嘱咐》第3页中签名，并没有看到第1、2两页的内容，但朱杏红与冯国贤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嘱咐》第3页内容上与第1、2页存在承接关系，故朱杏红以其没有见过《嘱咐》前两页为由主张不认可该《嘱咐》，理由不成立。朱杏红还称《嘱咐》内容存在错漏。经查，2000年9月16日的《嘱咐》明确载明了“桥东壹约十一号之四被征地拆迁，迁入桥东新村八巷二十三号。过去借用朱杏红名字报建的房产，现归名为冯福昌、温淑英共有。”该表述涉及的房产地址与涉案房产地址一致，而朱杏红所称错漏内容即便成立也并不影响朱杏红、冯国贤夫妇自愿将涉案房屋归为冯福昌、温淑英共有的意思表示。上述《嘱咐》中朱杏红及配偶冯国贤、温淑英均签名确认，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故本院对该份《嘱咐》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考虑到冯福昌已经死亡的事实，依照该《嘱咐》判令涉案房屋的产权1／2产权份额归温淑英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其次，关于朱杏红以涉案房屋由其出资为由主张温淑英无权主张权利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温淑英取得涉案房屋的1／2产权份额是基于《嘱咐》，故涉案房屋由谁出资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朱杏红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
另朱杏红二审中提交证据对本案处理并无影响，且除了证据9外均已超过举证期限，故本院均不予采信。至于朱杏红提出的涉案房屋地址为桥东街一约十一号之四与温淑英提供的1980年1月1日的《协议书》中“桥东街一约十一号之二”是不同地块的问题。经查，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联星桥东经济联合社出具的报告证明“1980年购买时初定编号为桥东一约11号之二，兴建完毕后联星乡所办的宅基地证为桥东一约**号之三，真正办理产权证才确立为桥东一约11号之四。尽管编号不同，实际上是同一地块及房屋。”朱杏红宅基地证登记时间为1984年9月**日。故1984年9月13日之后涉案房屋编号已经不是桥东一约11号之二，而朱杏红二审中提交新的证据证明桥东街一约十一号之二属于谭敬全、钟月嫦所有，该证据中拆迁补偿协议及房产证形成时间分别为1993年3月20日、1993年8月3日，均晚于涉案房屋办理宅基地证的时间，故上述证据与《协议书》并不矛盾，朱杏红以此为由主张涉案房屋与《协议书》中“桥东街一约十一号之二”是不同地块，该主张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杏红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8250元由上诉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志军
代理审判员 蔡 峰
代理审判员 刘 卉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党春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