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金民二（商）初字第898号
原告王丽萍。
被告许国响。
第三人许可。
原告王丽萍诉被告许国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于2014年6月24日向本院申请追加许可为第三人，经审查，本院通知许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4年7月18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丽萍及委托代理人，被告许国响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王丽萍及委托代理人，被告许国响、第三人许可及其二人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丽萍诉称：2003年1月，沈明生与被告出资成立上海倍增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增公司），2003年3月，由倍增公司与日本贝斯特株式会社出资成立上海吉贝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贝公司）。2003年7月18日，原告、龙川胜、沈明生、被告共同签订股东协议书一份，约定四人共同出资设立并经营吉贝公司，公司初期资本设定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0万元，其中被告出资20万元（占40％），龙川胜出资15万元（占30％），沈明生出资10万元（占20％）、原告出资5万元（占10％）；合资公司及合资公司的中方母体公司倍增公司（内资公司）属于出资四方共同所有，两公司合并运行；协议还约定了盈利分配等事项。股东龙川胜作为日本国籍人员，实际出资未能在吉贝公司及倍增公司的章程中体现，系隐名股东。协议签订后，两公司正式投入生产运营，但近几年被告作为两公司董事长在经营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原告和其他股东的不满，双方对经营方式、利润分配等长期存在分歧，故原、被告及其他股东于2013年12月16日签订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一份，约定解除2003年7月18日四方签署的股东协议书，被告以每股（10％股份）30万元收购其他三位股东的股份；四方签字后，被告先支付50％即90万元，其余50％在原告等完成倍增公司章程的股东名册注销手续后支付，逾期每天按收购总金额的千分之五加算违约金；2014年1月1日起合资公司继续守法运作，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经营盈亏等法律责任全部由被告承担。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在2014年1月2日分别向原告、龙川胜、沈明生支付了50％的股权转让金，原告于2014年1月3日在工商部门将全部股份转让给被告的儿子第三人许可。2014年1月13日，工商部门将变更登记通知书发给了被告。但截止目前，被告始终未能将剩余50％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原告等三人。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5万元；2、被告支付原告以30万元为本金的违约金（自2014年1月14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五计算）。庭审中，原告明确要求被告支付的是倍增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被告许国响辩称：第一、股东协议书是针对吉贝公司成立后四人增资50万元的持股比例，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也是为了解散吉贝公司，由原告等三人退出对吉贝公司的经营；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未按约定进行公证以及未经有关部门审批，故未生效。第二、原告收到的15万元是吉贝公司根据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支付给原告的公司解散金，由吉贝公司向倍增公司借款并由倍增公司直接支付给原告。第三、原告将倍增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与被告无关，被告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第四，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调整。
第三人述称：其与被告系父子关系，原告的股权确实转让给了第三人；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约定了转让的价格，但因为倍增公司设立时，原告出资系由经济小区代办，故第三人也无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如果原告执意要求，第三人可以考虑向原告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股东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等四人共同出资设立吉贝公司、倍增公司及出资金额、比例；
2、2009年4月30日倍增公司章程一份，证明章程修改后，原告持有10％的股份；
3、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等四人解除合作关系及被告收购股权的价格、时间、违约金等；
4、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内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股东会决议各一份，证明倍增公司2014年1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意原告将股份转让给许可，2014年1月13日，被告收到工商部门准予变更的通知书；
5、上海农商银行存款账户交易明细查询一份，证明倍增公司于2014年1月2日代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5万元；
6、2003年1月3日倍增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证明倍增公司成立时的出资人为沈明生及被告；
7、分配记录若干份，证明原、被告等四人均参与了分红。
被告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股东协议书是在吉贝公司成立后，原、被告等四人另外增资了50万元及四人对这50万元的持股比例；倍增公司的原始股东为沈明生和被告，原告于2009年成为倍增公司股东，但原、被告等三人均未实际出资，均由经济小区代办；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由于未公证且未经审批，所以未生效；15万元系吉贝公司向倍增公司借款，并由倍增公司直接支付给原告的吉贝公司解散金，与被告无关。
被告为证明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吉贝公司合同各一份，证明吉贝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2003年3月13日，出资方为倍增公司及日本贝斯特株式会社；
2、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将倍增公司股份转让给了第三人；
3、吉贝公司股东解散金明细一份及借款协议书一份，证明吉贝公司为了支付公司解散金向倍增公司借款90万元，并由倍增公司直接打款给原告等三人。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应结合股东会决议、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来看，原告是在被告的授意下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对证据3中股东解散金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由于吉贝公司并未解散，故该明细是原告退股并收到50％股权转让款的签字确认；对借款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倍增公司已由被告实际控制，故倍增公司付款就是被告付款。
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被告的证明内容。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根据对原、被告证据的审查，综合分析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均予以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1、2及证据3中的吉贝公司股东解散金明细，原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借款协议书，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以及原、被告的上述诉、辩意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倍增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3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出资人为被告、沈明生。2009年4月30日倍增公司的章程显示其注册资本为250万元，股东为被告、沈明生、原告。吉贝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13日，系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25万美元，其中倍增公司出资15万美元，日本贝斯特株式会社出资10万美元。
2003年7月18日，原告、被告、沈明生、龙川胜四人签订股东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四人平等奉献自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意共同出资设立吉贝公司，四方依照出资比例分担风险及享受经营利益，其中第一条资本结构与营运方式约定合资公司初期资本金设定为50万元；第二条约定出资金额和股份比例：被告20万元（占40％）、龙川胜15万元（占30％）、沈明生10万元（占20％）、原告5万元（占10％）；第三条约定合资公司及合资公司的中方母体公司倍增公司（内资公司）属于出资四方共同所有；第四条约定内资公司及合资公司的财务依照国家财税法规记录、记账、财务完全透明化。
2013年12月16日，原告、被告、沈明生、龙川胜四人签订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一份，第一条约定针对2003年7月18日四方签署的股东协议书记载的合作事业，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由被告以每股30万人民币，收购其他三股东的持股，全面解除合作关系，合资公司和内资公司由许国响个人决策经营；第二条股权收购金的支付方式约定四方签字后，先付50％，其余50％签股权收购金欠条待第4项手续完竣后支付；手续须根据正常流程尽快办理完毕，如有故意拖延，则每天按收购总金额的千分之五加算违约金；第三条约定2014年1月1日起合资公司吉贝公司保留继续守法运作，往后操作合资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经营盈亏，财务税务等法律责任全部由被告个人承担，跟合作日方BEST公司以及撤股三人和吉川五一郎等其他董事无关；第四条约定将沈明生、原告在倍增公司章程的股东名册注销，变更为被告个人完全控股的内资公司；第五条约定本协议书的配套文件是2003年7月18日四方签署的股东协议书以及2009年4月10日版倍增公司章程。协议还约定本协议经签字后，检附附件提请公证处公证后生效。2014年1月2日，倍增公司向原告支付15万元，原告在吉贝公司股东解散金明细上签字。
2014年1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沈明生、原告将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同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1月1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的内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显示股东变更为第三人、被告，监事由沈明生变更为第三人。
第三人许可向法庭陈述：其知晓被告、原告、沈明生、龙川胜一起经营公司，被告也曾经告知其他三人要退出公司，但不清楚四人签订的协议及倍增公司的付款。2014年1月3日当天与原告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变更登记，之前未与原告协商过。其表示受让的倍增公司股权是在被告的授意下、代替被告接受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股东协议书、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针对哪个公司以及原告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是否系履行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约定的义务。
首先，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载明其基础是2003年7月18日签署的股东协议书。故股东协议书、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是原、被告等四人建立、解除法律关系的依据。股东协议书签署于倍增公司、吉贝公司成立之后，虽然内容上除了第三、四条之外，均系对“合资公司”的约定，但第三条明确约定吉贝公司及倍增公司属于出资四方共同所有；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也在第一条约定吉贝公司和倍增公司由被告个人决策经营、第三条约定吉贝公司保留继续运作、第四条约定将原告在倍增公司章程的股东名册注销，变更为被告个人完全控股的内资公司；结合倍增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人民币、吉贝公司注册资本为25万美元以及吉贝公司至今未发生过任何变更等事实，可以认定该两份协议系原、被告等对倍增公司、吉贝公司入股及退股的约定。被告所称该二份协议仅仅针对吉贝公司50万元人民币的增资及解散吉贝公司的抗辩意见，显然与约定不符。其次，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表明要“全面解除合作关系”，解除的方式则在第二、三、四条有具体的约定，即原告等将倍增公司的股权以每10％股30万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变更为被告个人完全控股的内资公司，吉贝公司保留继续运作，双方还约定了付款时间及违约金等。故由于吉贝公司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形式，原、被告通过倍增公司股权的变更来实现全面解除合作关系的目的，被告成功收购原告等在倍增公司的股份后，即实现个人对倍增公司的完全控股和独立决策经营，再通过倍增公司持股来独立经营吉贝公司，从而实现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第一条中的“合资公司和内资公司由许国响个人决策经营”。对此过程，被告在庭审中也予以确认。第三，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虽然约定签字后需经公证才生效，但原、被告签字后已经开始履行各自的义务，倍增公司的股权已经发生变更，故该份协议是原、被告等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依法成立，对原、被告均有约束力。且由于双方通过倍增公司股权变更的形式来解除合作关系，故该协议不需要审批。第四，原告的股权实际上转让给了第三人，第三人与被告系父子关系，其确认在被告授意下代被告接受股权，也未支付过对价，故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根据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及被告的授意履行约定的义务，第三人不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倍增公司于2014年1月2日向原告支付的15万元，付款金额与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约定的被告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一致，付款时间在协议书之后、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应当认定为被告依据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向原告先行支付50％的股权转让款。现在被告拒绝按照约定继续履行支付50％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的第二条约定了违约金，现被告依据合同法的规定主张违约金过高，本院综合考虑被告的履行程度、原告的损失等因素，将违约金调整为按照每日被告未付款15万元的千分之一，自2014年1月14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许国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丽萍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5万元；
二、被告许国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丽萍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5万元自2014年1月1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每日千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财产保全费1270元，合计2920元，由被告许国响负担，被告所负之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申 智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张绵爽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