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奉民三（民）初字第2044号
原告刘仲付。
委托代理人成彦军，上海顺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樽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江丽。
委托代理人张海英，女，上海樽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工作。
原告刘仲付诉被告上海樽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樽园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4年10月14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成彦军、被告委托代理人张海英到庭参加了上述两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仲付诉称，原告于2013年5月10日进入被告处担任木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月工资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000元，每月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保。2013年12月28日18时30分左右，原告在被告处木工车间加班，在操作刨床刨木料时不慎被割伤左手，经诊断为左环指切割伤并末节复合组织缺损、骨外露。当时由唐江丽用小车将原告急送新场解放军八五医院，医药费全部由唐江丽支付。原告提供的上海市奉贤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安监局”）询问笔录证明被告以前的经营地址在奉城镇新潮路XXX号，原告是在该地址工作时受伤，现在奉城镇奉陆路XXX号是被告今年从新潮路XXX号搬过去的，熊某某为被告处的合伙人。为此，原告诉讼至法院请求：一、确认原、被告自2013年5月10日起至2013年12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6月10日至2013年12月2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9，000元。
庭审中，对于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明确其要求被告支付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为6个月工资。
原告为其诉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奉劳人仲（2014）办字第1281号裁决书一份，证明原被告间的劳动争议经过仲裁前置程序；
2、奉贤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询问笔录一组，证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受伤后医药费由唐江丽支付，被告公司的原经营地址在奉城镇新潮路XXX号；
3、答辩书一份，证明被告在仲裁时答辩的内容不属实；
4、被告档案机读材料一份，证明被告的股东为唐江丽和熊某某。
被告樽园公司辩称，原被告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奉城镇新潮路XXX号是众惠家具公司的经营地，众惠家具公司再发包给一个叫王总的人，唐江丽受众惠家具的委托担任质量监督，原告受伤后唐江丽受王总委托将原告送去医院并垫付了医药费，熊某某也是唐江丽介绍到王总处做管理的。
庭审中，根据被告申请，本院依法传唤证人熊某某出庭作证。
证人熊某某陈述：2013年证人在众惠公司管理车间，众惠公司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由王总承包众惠公司的项目。证人的工作地点在奉城镇新潮路XXX号，每月工资6，000元，由王总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受伤时王总不在厂里，证人将原告送到医院，医药费由王总的妻子支付。唐江丽也在众惠公司工作，担任什么职务证人不清楚，唐江丽和原告不认识。2014年春节过后，证人回到王总处上班，但联系不上王总，证人随后入股100，000元至樽园公司。2014年4月25日，区安监局的两个工作人员找到证人作笔录，《询问笔录》中写的“现在我那边厂房不租了”系笔误，应该是“我那边厂房不做了”，新潮路XXX号厂房由谁租赁证人不清楚。
案件审理过程中，为查明事实，本院于2015年1月9日调查奉城镇新潮路XXX号厂房的租赁情况，对新潮路XXX号厂房的承租人刘路路进行了询问。刘路路陈述：“我从2014年3月从唐江丽处租赁了新潮路XXX号厂房，当时唐江丽也是从房东那里承租的，唐江丽和熊某某是一起做生意的，故厂房租赁协议等合同均由熊某某签字。为避免转租带来争议，我就从唐江丽处将厂房租赁合同买下来”。本院并调取了熊某某与吕伯林签订的新潮路XXX号《厂房租赁协议》。
鉴于樽园公司与案外人黄冬华亦发生过劳动争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调取了（2014）奉民三（民）初字第28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并于2015年1月8日对黄冬华进行了电话询问。黄冬华陈述：“我于2013年6月到樽园公司工作，工作到8月份离职，工作地点位于奉城镇新潮路XXX号，由唐江丽和熊某某管理，我从未听说过王总以及众惠公司。刘仲付也是樽园公司的，我离开樽园公司后刘仲付和我联系，说是受伤了”。
经当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原被告双方对于本院的调取《厂房租赁协议》、《庭审笔录》、刘路路以及黄冬华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证人熊某某的证言，原告表示不予认可，被告表示认可。
以上证据，鉴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原被告双方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纳。对于证人熊某某的证言，本院对其中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内容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被告注册成立于2013年5月20日，其股东为唐江丽和熊某某。原被告间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保。原告实际工作地点位于奉贤区奉城镇新潮路XXX号。2013年12月28日，原告发生伤害事故后由唐江丽送至医院就诊。2014年4月25日，区安监局就被告2013年12月28日发生的伤害事故对唐江丽和熊某某分别进行了询问。唐江丽陈述：“2013年12月28日，我在众惠公司内上班，担任部门经理的职务。刘仲付在新潮路XXX号众惠公司内做木工。下午6时许，突然有名工人来找我说有人受伤了，伤者就是刘仲付，我把他送到解放军第八五医院治疗，医疗费是我支付的，我还给了他营养费和补助费”。熊某某陈述：“2013年12月28日，当时我在新潮路XXX号的家具厂内担任负责人，现在我那边厂房不租了，现在我在奉城镇奉陆路XXX号的家具厂内工作。伤者叫刘仲付，该伤者受伤前在我新潮路XXX号家具厂内做木工。下午6时30分许，我在外面买材料，我接到厂里电话说有工人干活时受伤，后来我们把他送到八五医院进行治疗，医疗费是厂里支付的”。
另查明，2013年3月2日，熊某某、廖文敏与吕伯林签订了《厂房租赁协议》，协议载明：“出租方（甲方）为吕伯林，承租方（乙方）为熊某某、廖文敏，甲方将新潮路XXX号部分厂房出租给乙方使用，租用期为五年，从2013年4月1日起到2018年3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148，000元”。
又查明，案外人黄冬华与樽园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19日、3月2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樽园公司陈述：“黄冬华自2013年6月30日至7月31日在樽园公司工作。公司管理人员有股东熊某某、唐江丽，熊某某、唐江丽既是老板有时是管理人员”。黄冬华当时的工作地点位于奉城镇新潮路XXX号。
再查明，2014年5月28日，原告刘仲付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一、确认自2013年5月10日起至2013年12月28日与樽园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樽园公司支付2013年6月10日至2013年12月2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9，000元。2014年7月5日，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奉劳人仲（2014）办字第1281号裁决，对刘仲付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刘仲付不服该裁决，遂诉讼来院。仲裁过程中，被告于2014年6月9日提交答辩书答辩称：“安监局笔录无法证实刘仲付是我单位员工。熊某某于2014年3月1日才招聘进我单位，关于2014年3月1日之前熊某某在何地点何单位、跟何人有哪些同事，本单位无法知晓”。
庭审中，原告陈述：“我每月工资保底6，000元，每月休息1天，上班29天，每天工作9小时。如果缺勤，按照6，000元÷29天的标准扣除工资。受伤后单位给过6，00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没给过其他钱。”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刘仲付于2013年12月28日在奉城镇新潮路XXX号工作并受伤的事实。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2013年新潮路XXX号是否为樽园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唐江丽、熊某某系代表众惠公司还是樽园公司对原告进行用工。本院认为，第一，熊某某、廖文敏与吕伯林于2013年3月2日签订了《厂房租赁协议》，约定由吕伯林将新潮路XXX号内部分厂房出租给熊某某、廖文敏使用，租赁期间为2013年4月1日起到2018年3月31日止。2013年5月20日，也即在熊某某承租新潮路XXX号厂房的期间内，樽园公司成立，而熊某某系樽园公司的股东之一。对于新潮路XXX号厂房的用途，樽园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熊某某用于经营其他业务或是转租给他人经营；第二，熊某某在区安监局对其进行询问时陈述：“2013年12月28日，当时我在新潮路XXX号的家具厂内担任负责人，现在我那边厂房不租了……伤者叫刘仲付，该伤者受伤前在我新潮路XXX号家具厂内做木工。……医疗费是厂里支付的”。唐江丽在区安监局《询问笔录》中亦明确认可刘仲付受伤后的医疗费、营养费、补助费由其支付。该两份《询问笔录》表明，刘仲付受伤时，熊某某在新潮路XXX号担任负责人，唐江丽也在对刘仲付进行管理并支付了刘仲付的医疗费等费用。熊某某及樽园公司在庭审中主张安监局《询问笔录》里的“现在我那边厂房不租了”系笔录，应为“现在我那边厂房不做了”，本院认为该辩称意见与《厂房租赁协议》明显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案外人黄冬华与樽园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樽园公司在庭审中陈述：“黄冬华自2013年6月30日至7月31日在樽园公司工作。公司管理人员有股东熊某某、唐江丽，熊某某、唐江丽既是老板有时是管理人员”，可见樽园公司2013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唐江丽、熊某某作为樽园公司的股东，已经代表樽园公司对公司员工进行管理。经本院向黄冬华进行询问，黄冬华陈述其2013年6月至7月期间的工作地点位于新潮路XXX号。而樽园公司并未举证证明2013年的实际经营地在新潮路XXX号之外的其他地点。并且，樽园公司在仲裁阶段以及本案庭审中均主张熊某某于2014年3月1日才至樽园公司上班，樽园公司显然在作不实陈述。第四，樽园公司主张唐江丽、熊某某在新潮路XXX号系代表众惠公司对刘仲付进行管理并支付刘仲付医疗费等，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甚至不清楚其所谓的众惠公司“王总”的姓名，本院对樽园公司的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樽园公司于2013年的实际经营地位于新潮路XXX号，唐江丽、熊某某系代表樽园公司对刘仲付进行管理，而被告樽园公司不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新潮路XXX号系众惠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其陈述反而前后矛盾且明显违背事实，故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确认原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樽园公司于2013年5月20日成立，故本院确认原被告于2013年5月20日至2013年1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原告入职时被告虽尚未成立，但原告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于2013年5月20日成立后，即具有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应当按照劳动法律法规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而被告不但未与原告确定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反而否认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显然未尽到诚实磋商义务，应依法承担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12月28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法律责任。现原告明确其要求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为6个月工资，于法无悖，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其每月工资保底6，000元，每月休息1天，上班29天，每天工作9小时，如果缺勤，按照6，000元÷29天的标准扣除工资，而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工资标准，故本院采信原告的说法。被告应支付原告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12月28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000元（6，000元÷29天÷9小时×21.75天×8小时×6个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刘仲付与被告上海樽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0日至2013年12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告上海樽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仲付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12月28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24，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上海樽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晓燕
代理审判员 査义琳
人民陪审员 杨士芳
二〇一五年三月五日
书 记 员 胡 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
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