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民终77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宗碧，女，197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勇，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春生，男，197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福，重庆市大足区棠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宗碧因与被上诉人尹春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1民初4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宗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勇和被上诉人尹春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福到庭参加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宗碧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1民初463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宗碧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尹春生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系他人实施犯罪以后将赃物处理给第三人而引发的纠纷，故将案由确定为物权保护为宜；2、关于盗赃物的法律保护问题应参照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现尹春生并不是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盗赃物，因此不应认定其为善意取得；3、尹春生在向王仕湧收购赃物的过程中，明知王仕湧通过非正常方式数次打开仓库大门，且收购价比正常的市场价低10%-20%，具有图便宜的心态，在此种状态下完成的交易不符合常态，属于具有明知的情形。尹春生辩称，1、杨宗碧提出本案案由为物权保护，但物权保护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本案定为不当得利更为恰当，不应适用遗失物的法律规定，且杨宗碧在一审中对该案由并无异议；2、尹春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杨宗碧起诉的是侵权之债，被告应该是王仕湧，而尹春生与王仕湧之间系合同关系，故杨宗碧不应越过王仕湧而直接起诉尹春生；3、关于杨宗碧认为尹春生存在明知的事实，并没有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尹春生与王仕湧之间系纯粹的买卖关系，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公开进行的，并没有秘密出售的行为，且尹春生所支付的对价也基本符合市场价，上述事实和证据均可以证明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的情形。杨宗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尹春生返还杨宗碧21922千克、扣件8820套；若不能返还，则赔偿杨宗碧68690元；2、诉讼费按法律规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双方对尹春生购买事实无争议，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杨宗碧认为尹春生明知或应当知道王仕湧无权出售物资，却仍然四次收购，且收购价均低于市场价的10%-20%，庭审中，杨宗碧为此举示了侦查阶段对王仕湧、尹春生的询问笔录和涉案赃物的价格鉴定明细，而尹春生认为询问笔录不能反映出尹春生存在知道是赃物而购买，价格鉴定明细不必然证明存在低价收购，其既是以合理的市场价进行收购也是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收购。本院结合尹春生交易过程的情况和杨宗碧举示的证据，认定尹春生是在不知情和支付市场合理价格基础上进行的收购。另查明，案外人王仕湧系重庆市大足区远奎机械配件厂法定代表人杨远勇妻弟，平时在该厂从事守厂、发货、购货等工作。事发后，因犯盗窃罪、合同诈骗罪被大足区人民法院（2015）足法刑初字第00381号刑事判决判处刑罚，同时判决责令王仕湧按鉴定价值退赔被害人杨宗碧被盗损失128238.65元。刑事判决生效后，杨宗碧申请法院执行后，大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4日作出（2016）渝0111执294号执行裁定书和法院结案通知书，终结杨宗碧申请执行王仕湧盗窃罪一案的（2016）渝0111执294号案件的执行程序。王仕湧在盗窃物资后均是先电话协商好价格后送货到尹春生处。现尹春生收购的物资已经转让他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他人实施犯罪后将赃物处理给第三人而酿发的纠纷。杨宗碧认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赃物应当收缴并且返还给受害者，尹春生收购的是王仕湧盗窃的物资，应当将物资返还给杨宗碧。据此，就其理由及主张是否得到支持，法院评析如下：纵观现行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本解释的规定来看，被告人非法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方式来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但没有对通过追缴或者退赔方式不能的情形下，受害人可向受让人主张返还原物或请求损失赔偿作出规定。2014年9月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中第十一条作了如下规定：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从本规定来看，对存在非善意的受让也是通过追缴的方式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在第二款中规定了通过诉讼程序处理，但并没有明确通过怎样的诉讼程序以及向谁主张权利，即使理解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保护其合法权利，但也不必然就是指向向受让第三方主张返还原物或请求损失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从上述规定来看，权利人在对存在善意取得的受让人时，其除了享有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以外，还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返还权，但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由此可见，权利人除了对受让人享有返还权外，是没有权利向受让人主张赔偿权的。综上法律的分析，结合本案来看，杨宗碧以是赃物就有权向尹春生主张返还或赔偿的权利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虽然《物权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也没有将盗赃物纳入遗失物范畴，但是，从遗失物的概念来理解，遗失物即为非依占有人（××）的意志而丧失占有的动产，盗赃物本质上仍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基于他人的犯罪行为所致，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要从善意取得制度来评价杨宗碧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也只能参照《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及立法精神来综合分析。本案尹春生与王仕湧事前不认识，价格协商好后，在白天与王仕湧前往存放物资的厂房内拉货，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干涉、制止，且王仕湧表现出了对厂区的熟悉和控制，尹春生在与王仕湧发生交易期间，应当能够相信王仕湧享有对物资的控制权和支配权，且尹春生与王仕湧的交易行为也符合当地市场交易习惯，尹春生无过错，而从杨宗碧举示的证据和自认来看，即使按照杨宗碧所诉尹春生交易价低于市场价10%-20%，虽然从钢管品质来看，本身存在差异，有可能影响交易价格，但交易价低于市场价10%-20%并不属于明显低于市场价，应属正常价格幅度范围内。因此，结合法律规定，在物资已经返还不能的情况下，杨宗碧向尹春生主张赔偿，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宗碧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1、尹春生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2、关于盗赃物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问题；3、尹春生是否存在明知的事实。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从该项规定来看，本院认为如果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向受让涉案财物的第三人主张对该物的所有权时，因该第三人并不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不可能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因此只能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故本案中尹春生作为涉案财物的受让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涉案财物属于盗赃物，原所有人是由于他人的故意盗窃行为而失去对物的控制，而遗失物则是由于原所有人因其本人主观上的疏忽或自然原因致失落它处而失去控制的物品，由于两者脱离原所有人控制的原因以及原所有人失去控制权的主观意识是有区别的，因此本院认为本案不应当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如果属于受让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或者无偿以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情形，人民法院依法应予以追缴，因此原所有人如果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受让人主张权利的，法院也只能比照该《规定》规定的情形进行判断，故本院认为无论本案确定为何种案由，比照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更为恰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杨宗碧认为尹春生存在明知事实的理由如下：一是尹春生明知王仕湧是通过顶开门栓的非正常方式将仓库大门打开，而不是用钥匙开门；二是尹春生购买价格低于市场价格10%-20%。关于王仕湧打开仓库大门的方式是否构成尹春生明知的理由，本院认为据王仕湧本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从第三次开始他就是采用顶开门栓的方式将仓库大门打开，但尹春生跟随王仕湧到仓库拉货时是否确实看到了王仕湧开门的方式，现并无证据可以证实，且即使尹春生看到了，是否就一定能够推断出王仕湧属于盗取行为的结论呢?本院认为也并不必然，因此杨宗碧以此作为认定尹春生构成明知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另关于尹春生支付的对价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问题，据王仕湧本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卖给尹春生的价格是钢管每吨1700元、扣件每套2.60元，而公安机关的鉴定价格是钢管每吨1893元、扣件每套2.817元，本院认为即使尹春生支付的对价比公安机关的鉴定价格低，但由于市场价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尹春生支付的对价也不属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形，因此杨宗碧以此作为认定尹春生构成明知的理由也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杨宗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8元，由杨宗碧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师玉婷代理审判员  王 兵代理审判员  刘 希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