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0）宁民再字第23号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德敏，男，1954年8月30日生，汉族，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司机，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委托代理人：柴军，海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玉林，男，1946年1月13日生，汉族，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退休干部，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委托代理人：刘亚平，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银川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马晓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银川分所律师。申请再审人杨德敏因与被申请人刘玉林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09）宁民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29日作出（2010）民申字第101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杨德敏及委托代理人柴军，刘玉林及委托代理人刘亚平、马晓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7年3月15日，一审原告杨德敏起诉至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称，2000年年初经协商，由刘玉林为我在香港购买一台挖掘机到南非施工，2000年7月6日我将50万元现金托蔺志刚转交刘玉林。刘玉林收到款后经不断催促才出具一份证明，证明收到的款用于购买挖掘机，但其自始至终没为我购买，款也未返还。2002年6月我向公安机关报案，经银川市公安局立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于2003年3月5日发还了追回的50万元款项。后银川市公安局以该案属经济纠纷，不构成刑事犯罪为由撤销案件，并于2006年6月6日起诉要求我退回款项，经法院判决由我返还50万元。刘玉林违反约定使我的合法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刘玉林返还购挖掘机款50万元，赔偿经济损失99225元（2000年7月30日至2003年3月5日，每日按万分之二点一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刘玉林（一审被告）辩称：原告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已将挖掘机运到南非并交给原告，原告之诉已经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银民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处理，被告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9年间，宁夏水利水电设计院（简称设计院）与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公司（简称开发公司）合作承揽南非北省供水工程项目，后因故开发公司终止合作关系退出，该项目处于停顿状态。刘玉林系设计院停薪留职人员，在深圳创办公司，设计院找其希望参与该项目合作，经双方协商一致，2000年9月13日，刘玉林以自己开办的玉林公司名义与设计院签订一份《股份合作协议》，约定：双方首期出资总额500万元，设计院出资300万元占60％，其中25万元设备，150万元前期工作费，125万元流动资金；玉林公司出资200万元占40％，其中175万元设备主要包括2台CAT3**型挖掘机、1台D-60型推土机，25万元流动资金；按股份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进行利润分配；以南非办的公司名义履行总承包义务，设计院负责组织完成勘测设计，玉林公司负责组织施工，成立5人董事会，设计院院长哈岸英为董事长，刘玉林为副董事长，蔺志刚等3人为董事等其他内容。期间，杨德敏与刘玉林取得联系，口头协商自己购买1台挖掘机参与施工，与刘玉林单机结算，为此，2000年6月7日筹集50万元现金交给蔺志刚，蔺志刚出具字据1份，载明：今收到杨德敏购买挖掘机款50万元，由蔺志刚带给刘玉林；由刘玉林前往香港购买挖掘机并发往南非。随后蔺志刚与聘请翻译张玉峰经香港前往南非，经深圳时将50万元款项转交给刘玉林，并一同到香港市场察看过二手挖掘机行情。2000年7月12日，刘玉林以阜华公司名义，与香港新建利公司签订一份《设备购销合同》，购买1台KT3**型八成新二手挖掘机，价款41.5万元港币，运费7.8万元港币，到货地点为南非德班港，接货人为蔺志刚、张玉峰。该合同中有购买推土机的内容，但未填写价款。挖掘机到港后由蔺志刚、张玉峰提取，期间刘玉林将购买的1台二手推土机也发运到南非，均停放在南非彼德斯堡以北80公里的营地，并雇人进行检修。按约蔺志刚在南非注册成立了LM公司，刘玉林为总经理，蔺志刚为副总经理并在南非组织经营。至2001年2月13日刘玉林出具证明1份，证明南非工程项目部收到杨德敏投资款50万元，用于购买挖掘机，产权属杨德敏，施工效益归杨德敏。同年7月中下旬，刘玉林将购挖掘机的发票交给杨德敏，受刘玉林指示设计院为杨德寿和开发公司挖掘机司机陈明办理了出国手续，途经深圳刘玉林以借款方式给付杨德寿8000元现金。同年8月7日，杨德寿、陈明经香港去南非，但之前蔺志刚已雇佣当地挖掘机司机使用该挖掘机进行施工。杨德寿受杨德敏委托维护管理挖掘机经营，蔺志刚以找刘玉林为由拒绝结算，挖掘机一直由蔺志刚控制使用，也未支付杨德寿、陈明的工资，至同年9月28日，杨德寿因心脏病自行返回银川，12月份，陈明回国后由设计院结算工资和路费，杨德寿经起诉设计院索要工资及路费以败诉结案。2002年6月份，设计院书记张元等人到南非了解情况，蔺志刚书写了《关于杨德寿、杨德敏请刘玉林代买挖掘机一事的情况说明》，证明杨德寿来南非施工并保养挖掘机参与施工，杨德寿因病回国挖掘机仍在工地，张元等人在挖掘机前合影予以证明。2008年2月19日，蔺志刚再次出具证明并经公证，证明挖掘机是个人的，杨德寿、陈明去南非经营是个人行为。因与南非的意向性大宗合同因故始终未签订，经营中与当地承包商法鲁克合作施工，至2005年5月6日召开董事会，形成《关于南非项目的有关决议》，正式决定终止南非供水项目的前期工作；投资双方将各自财务凭证统一整理，由设计院汇总该项目的实际投入；由设计院落实回收签证押金工作以及取回南非地方政府索取该项目设计费用等相关工作；其他问题待上述工作落实后再行决定。截至2005年5月31日，设计院单方作出《南非项目资金投入报告》，载明：设计院共投入5542776.21元，玉林公司共投入1667205元；财务账面挂“其他应收款一南非”余额3657561.62元。玉林公司的投资为推土机1台3190**元，购买机械差旅费54000元，支付承揽项目借款1245200元，活动办公等费48995元。蔺志刚等人撤回时将挖掘机等设备留在南非的合作伙伴法鲁克处，因产生纠纷诉讼，南非工程款结算再未确认，刘玉林与设计院的纠纷尚未处理，留在南非的挖掘机等设备现情况不明。2002年6月4日，杨德敏向银川市公安局指控刘玉林涉嫌诈骗，经立案侦查于6月21日在广州扣押刘玉林现金30万元，2002年12月12日经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对刘玉林批准逮捕决定，12月20日其家属交现金20万元。因杨德敏多次申请，公安局于2003年3月5日前分别发还给杨德敏30万元、20万元。2003年5月9日检察院作出《撤销强制措施决定书》，以采取强制措施不当为由，决定撤销对刘玉林的逮捕决定；2006年7月12日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以杨德敏指控事实不构成犯罪为由，决定撤销此案。为此，公安局以不当得利一案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杨德敏退还50万元及利息，期间刘玉林也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审理中刘玉林与公安局达成协议，由公安局给付刘玉林5O万元，刘玉林撤回申请结案，至2007年2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银民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由杨德敏返还公安局5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13013元、保全费212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为此杨德敏提起诉讼，并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杨德敏拟购买1台二手挖掘机运往南非施工，并将50万元货款通过蔺志刚转交给刘玉林，刘玉林亦确实受委托购买1台挖掘机发往南非，杨德寿受杨德敏委托到南非维护该挖掘机，基本事实清楚，从表面看涉案的挖掘机产权明确。但事实上该产权性质则有变化，杨德敏购买挖掘机是基于刘玉林履行与设计院间的股份合作协议，即该挖掘机运往南非施工客观上充当了刘玉林在协议中的投资，背后刘玉林又约定与杨德敏单机结算，蔺志刚在南非代表公司组织施工中虽知内情，但又不能代表公司与杨德敏发生业务关系，改变投资结构，收取并动用挖掘机均是按刘玉林的投资财产处置，从公司资本构成上讲挖掘机属公司所有，施工利润也属公司所有，只有刘玉林与公司结算后才能与杨德敏结算。由于挖掘机一直由蔺志刚代表公司控制使用，未经杨德敏就进行检测，雇佣司机使用施工，其中陈明的工资也由设计院发放，加之杨德敏与刘玉林口头协商单机结算内容不明确，使用中缺乏详细账目无法进行成本核算，设计院尚未与刘玉林结算，特别是公司停业后挖掘机等残留设备留给南非的合作商，现情况不明，导致杨德敏与刘玉林对购买挖掘机价款及单机结算根本无法兑现的后果发生。设计院作出的投资报告中虽未列刘玉林有挖掘机投资，但挖掘机利润又未单列计算，与事实不符。综上情况刘玉林与设计院在南非成立的公司已对涉案挖掘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全部权利。刘玉林明知挖掘机是受杨德敏委托购买，又作为自己投资履行股份合作协议，导致产权争议，杨德敏对挖掘机失控的后果有明显过错。杨德敏在与刘玉林合作过程中不够慎重，也负有相应责任。根据权利义务对等、谁受益谁承担责任的原则，为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减少诉累，涉案挖掘机归刘玉林所有与设计院一并结算股份合作善后事宜更为合理。为此，刘玉林应返还杨德敏50万元款项，双方各自损失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08）银民初字第168号民事判决：（一）刘玉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杨德敏挖掘机款项50万元；（二）杨德敏、刘玉林的经济损失由各自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4303元，由杨德敏负担2303元、刘玉林负担12000元；保全费3516元，由刘玉林负担。杨德敏、刘玉林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杨德敏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刘玉林发往南非的挖掘机是其履行与设计院合作协议的出资，不是为杨德敏购买，挖掘机在南非亦由刘玉林与蔺志刚实际控制和使用，刘玉林因违约行为得到利益而给杨德敏造成损失，违反公平原则。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刘玉林赔偿杨德敏经济损失99225元。刘玉林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我已依约履行代理行为。蔺志刚将购机发票交给杨德敏之兄杨德寿的行为是涉案动产物权的交付。杨德敏与南非项目部实行单机核算，挖掘机未实际投入到我的公司，更不能认定是我在南非项目部的投资。挖掘机已实际交付给杨德敏，我并未实际控制、占有、使用挖掘机，我不负有返还购机款项的义务与责任。杨德敏应起诉设计院与玉林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LM公司或南非项目部要求支付单机核算费用，而不应起诉我要求返还50万元款项。（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等关于物权变动的相关规定，不应适用其他法律、法规，更不能适用法律原则。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涉案挖掘机的权属问题。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证明，杨德敏与刘玉林进行口头协商，由杨德敏委托刘玉林代买挖掘机1台，运往设计院和玉林公司准备在南非合作的项目中参与施工。于是，杨德敏委托蔺志刚将50万元人民币转交刘玉林，并由刘玉林和蔺志刚一同到香港以阜华公司的名义购买了1台挖掘机运往南非，蔺志刚在南非接收了该挖掘机。随后，刘玉林将购买挖掘机的发票交给杨德敏，并向杨德敏出具证明1份，证明所购买的挖掘机产权和施工效益归杨德敏所有，蔺志刚也证明挖掘机已交付杨德敏。另外，挖掘机运到南非后，杨德敏委派其兄杨德寿、司机陈明到南非管理使用挖掘机。至此，刘玉林已尽了委托义务，且已完成了涉案挖掘机的交付义务，而杨德敏没有提供出刘玉林未向其交付挖掘机的证据。2.关于刘玉林与玉林公司以及LM公司的关系问题。根据玉林公司的工商档案记载，玉林公司是由两名股东组成，刘玉林是股东之一，并任玉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LM公司是设计院和玉林公司在南非合作成立的公司。从设计院作出的《南非项目资金投入报告》中可以看出，玉林公司的实际投资为推土机1台，购买机械差旅费、支付承揽项目借款、活动办公费等费用，并没有挖掘机的实际投入。而刘玉林只是LM公司任命的总经理，其个人没有在LM公司有任何投资，且自始至终没有去过南非。3.关于杨德敏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刘玉林虽是玉林公司的股东之一，但其个人对玉林公司的债务对外不应承担责任。另外，LM公司是设计院和玉林公司在南非合作成立的公司，刘玉林既不是LM公司的股东，在LM公司也没有任何投入，且接受杨德敏的委托购买的挖掘机已经交付给了杨德敏，一审法院认定“该挖掘机运往南非施工客观上充当了刘玉林在协议中的投资”，“刘玉林与设计院在南非成立的公司已对涉案挖掘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全部权利”，将不同的责任主体刘玉林和玉林公司混为一谈，错误地认定玉林公司的行为和责任就是刘玉林的个人行为和责任，并以此支持了杨德敏要求刘玉林返还挖掘机款50万元的主张，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杨德敏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经审委会讨论决定，本院作出（2009）宁民终字第32号判决：（一）撤销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银民初字第1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德敏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303元，保全费35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全部由杨德敏负担。杨德敏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在查清刘玉林收款买挖掘机但不知所买挖掘机产权归属的情况下，错误认为是刘玉林给申请人买的，并认为该挖掘机已发往南非，申请人的哥哥去南非使用过该挖掘机，应视为挖掘机的所有权已转移给申请人。申请人认为买没买挖掘机应该以是否交付、实际控制为标准。该挖掘机到底是LM公司的还是阜华公司的还是申请人的，申请人没有实际控制、也没有享受挖掘机带来的利润，该机的产权归谁不得而知。二审法院认为刘玉林与玉林公司系不同主体，刘玉林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是为了掩饰刘玉林的犯罪事实，该判决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申请再审事由。被申请人刘玉林辩称，我受蔺志刚委托为杨德敏代买挖掘机发往南非，由蔺志刚交给杨德寿的任务已完成。我与设计院的投资资产划分中并未将其挖掘机计入我的投资，以及我从未去过南非更未参与经营足以证明该挖掘机是杨德敏的。再审庭审中杨德敏主张，自己委托刘玉林购买挖掘机，约定是等南非北省供水工程项目合同签订后等候我指示再发往南非由杨德寿等前往管理，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玉林答辩称，自己的受托义务已经完成；阜华公司是自己与他人合伙设立的公司。刘玉林再审未提供新的证据。杨德敏提供公安机关对刘玉林所作的三份笔录复印件并主张其在一审中已提交法庭，欲证明刘玉林未给其购买挖掘机。刘玉林的代理人质证认为，该笔录不属于再审新证据。本院经核查，原审卷中均无此三份笔录也无提交此笔录的记载。该三份笔录的内容亦不能证实杨德敏的上述主张。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相同。本院再审认为，再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刘玉林是否为杨德敏购买了挖掘机。本案中杨德敏与刘玉林协商参与玉林公司和设计院在南非的项目投资，后杨德敏委托蔺志刚转交刘玉林50万元，刘玉林受托在香港购买了一台挖掘机并发往南非后交由蔺志刚接收的事实清楚。有刘玉林交付杨德敏的2000年7月20日购机发票和刘玉林于2001年2月13日出具的书面证明及蔺志刚的证明等证据可以认定。（二）涉案挖掘机产权归属。刘玉林受托为杨德敏购买挖掘机的事实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委托行为的完成应以涉案挖掘机是否交付来认定。因本案杨德敏与刘玉林先约定参与玉林公司与设计院在南非的投资，后杨德敏委托刘玉林为其购买挖掘机发往南非，双方没有约定挖掘机的具体交付方式，也未明确接收人。但从当事人的行为看，杨德敏委托刘玉林购买该挖掘机的目的，是为了在南非LM公司承揽的南非北省供水工程项目中作为实物投资收取效益，LM公司或南非项目部是挖掘机的实际管理使用人。双方对挖掘机的交付方式应是刘玉林购买并发往南非交由LM公司接收，即视为刘玉林完成受托购买的交付义务。对此，刘玉林在购买挖掘机后交付给杨德敏购机发票，刘玉林给杨德敏出具证明，蔺志刚的情况说明及杨德寿去南非参与施工，期间杨德敏均未对涉案挖掘机的交付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该交付方式和交付行为的认可。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挖掘机已完成交付并无不当。（三）杨德敏要求返还50万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杨德敏委托刘玉林购买一台挖掘机运往南非，是为了按照双方投资协议约定履行设备出资义务。挖掘机作为实物投资后，应按照投资比例依法获取经济收益并承担投资风险，因LM公司在南非的投资尚未清算，玉林公司和杨德敏的投资也未结算，杨德敏现提起返还财产之诉，与双方的实际法律关系不符，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09）宁民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长缨代理审判员  张梅芝代理审判员  田文忠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张崇辉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阐述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