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5民初26739号
原告：朱福裕，男，1952年1月3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
原告：朱静远，男，1978年12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敏，上海仁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以晴，上海仁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宝珍，女，1974年9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满章，北京市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蜜蜂堂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任迪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诚金(GUOKSINGGING)，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满章，北京市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福裕、朱静远与被告张宝珍、北京蜜蜂堂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蜜蜂堂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8年1月10日和2018年5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静远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敏，被告张宝珍，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诚金(未参加2018年5月16日庭审)，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满章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适用简易程序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福裕、朱静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死亡赔偿金847,392元、丧葬费32,70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500元、律师费15,000元；前述诉请中要求被告张宝珍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为被告张宝珍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朱福裕系死者戴七妹的配偶，原告朱静远系死者戴七妹与原告朱福裕的独生子。被告张宝珍系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在上海的授权经销商。2016年12月1日，戴七妹至本市长宁区天山路XXX弄XXX号楼5楼A座被告张宝珍经营的“北京蜜蜂堂上海分公司”商户购买蜂蜜。之后，被告张宝珍为戴七妹提供刮痧保健服务，在刮痧不久后，戴七妹在店内猝死。原告认为，被告张宝珍是涉案门店的实际经营人，其应就经营场所范围内顾客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被告张宝珍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被告张宝珍的刮痧行为超出了其经营范围，也超出了其能力范围内的服务。被告张宝珍是刮痧行为人，在明知戴七妹血压奇高的情况下仍为其进行刮痧，刮痧本身促进血液循环，导致心脏负担的增加，可能会心率失常、心率衰竭，刮痧是导致戴七妹死亡的主要原因。被告张宝珍也无相应医师资格，其采取的放血疗法并没有用于现代医疗的临床，促使了侵害结果的发生。被告张宝珍在戴七妹存在昏迷的情况下没有及时拨打120，被告张宝珍的延误导致戴七妹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同时，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在明知被告张宝珍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将其公司的相关的授权书和营业执照提供给被告张宝珍，证明两被告之间存有特定的经营关系，两被告间的合作模式趋向于特许经营，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在授权及售后服务、品牌使用监督上都存在过错，故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被告张宝珍和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共同辩称：两被告均不同意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戴七妹死亡与两被告无关，戴七妹系因病去世，死因是猝死。猝死为自然疾病引发，猝死是因病突然死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刮痧与戴七妹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原告认为戴七妹系因被告张宝珍的行为导致死亡无依据。其次，戴七妹购买的是足疗，当天戴七妹的足疗已结束，中午系作为朋友在被告张宝珍处聚餐吃饭。被告张宝珍系出于朋友情谊为戴七妹刮痧，非商业行为，不是保健服务。仅在左臂刮了几下，也未出血，刮痧后戴七妹就在张宝珍处午休，休息大约四十多分钟以后，可能起猛了，未坐稳晕倒，头晕撞到墙上。在戴七妹昏倒后对其进行抢救并拨打120，被告张宝珍对戴七妹的抢救及时，措施适当。再次，被告张宝珍与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两被告之间也不存在特许经营关系，仅是商品买卖关系。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给予张宝珍的授权书系之前对被告张宝珍原来就职的公司的授权，且授权过期后也未再授权。两被告不存在过错，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故不同意原告诉请。
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日10时30分许，戴七妹至本市长宁区天山路XXX弄XXX号楼5楼A座被告张宝珍经营的“北京蜜蜂堂”门店做足疗，并告知被告张宝珍其“一直头晕”，该门店的员工为戴七妹测量了血压，高压指数大约200，低压指数大约100多，之后该门店的员工为戴七妹泡了脚。当天中午，戴七妹在该门店吃午饭。14时许，被告张宝珍在该门店的理疗室使用硬塑料为戴七妹提供了刮痧保健服务，刮痧的部位是戴七妹的左胳膊和背部，刮痧结束后张宝珍离开了戴七妹所在理疗室。15时许，戴七妹从理疗室的床上起身时突然晕倒。张宝珍为戴七妹进行急救，采取了对戴七妹口对口吸痰，并用皮试针对戴七妹十个手指及十个脚趾进行针刺放血等措施。15时09分许120接到呼救电话。15时20分许120救护人员到场急救，戴七妹因抢救无效死亡。据2016年12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居民死亡确认书》载明：戴七妹死亡时间2016年12月1日，死亡原因：猝死。戴七妹的遗体于2016年12月18日火化。
另查明，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于2016年1月12日向被告张宝珍出具授权书，载明：兹授权张宝珍为北京蜜蜂堂公司上海103059#店经销商，其本地区实体店所销售的“蜜蜂堂”牌系列蜂产品享受北京蜜蜂堂公司提供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并允许使用“北京蜜蜂堂”牌匾……有效期：2015年4月20日——2016年5月31日。事发时，被告张宝珍经营的涉案门店尚未申领营业执照。
另查明，死者戴七妹(1952年2月19日生)与原告朱福裕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育一独生子，即本案原告朱静远。除本案两原告外，死者戴七妹无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
审理中，就被告张宝珍对戴七妹进行刮痧及针刺放血行为与戴七妹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院委托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进行鉴定。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答复：因戴七妹死亡后未进行尸检，无法确定其死亡原因，进而刮痧和针刺放血是否与戴七妹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无法判断，故将鉴定材料予以退回。后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就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认为：本案缺少戴七妹死亡后的尸体解剖报告，仅就现有材料无法对委托要求进行鉴定，故予以退卷。
上述事实，除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自认外，另有《居民死亡确认书》、亲属关系证明、公安机关笔录材料、120接报证明及院前急救病历、退卷函等证据为证，经双方当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双方对以下项目和金额确认一致：死亡赔偿金847,392元、丧葬费32,706元。
审理中，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使本院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关于被告张宝珍的责任问题。从上述法律规定可见，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同时具备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行为有损害后果以及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过错等构成要件。所以判断被告张宝珍应否承担民事责任亦应从上述四方面加以考量。首先，被告张宝珍的侵权行为表现为：本案中张宝珍在明知原告当天血压高压指数已达200的情况下，仍为戴七妹的手臂和背部进行刮痧；同时在其不具备医师资质的情况下，为戴七妹进行针刺放血。被告张宝珍虽抗辩其仅为戴七妹的左手臂进行了刮痧，但结合其在公安机构的询问笔录中曾陈述“就只刮了左胳膊和背部”，店内人员王伟东的陈述“我们给戴七妹做手背的刮痧”，在场人员王慧凤的陈述“由于是刮痧，上半身衣服没穿”，本院认定刮痧部位是左胳膊和背部。张宝珍对其陈述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损害后果为：戴七妹在刮痧和针刺放血后死亡，侵犯了原告的权利。再次，关于因果关系：虽然由于戴七妹死亡后未进行尸检，导致鉴定机构无法对其死亡原因进行确定。然，戴七妹有高血压史，当天血压高压指数已达200，不能排除戴七妹当天因高血压引发脑溢血而昏迷进而呼吸衰竭死亡的可能，而刮痧及针刺放血均可能引发戴七妹血压升高，成为脑淤血的诱因。故不排除张宝珍刮痧及针刺的行为与戴七妹的死亡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最后，关于过错：被告张宝珍对戴七妹有高血压史及当天血压指数较高是明知的，应当预见其对戴七妹进行刮痧及针刺有可能引发戴七妹自身疾患恶化却仍为之，故其具有过错。同时，针刺行为具有创伤性、侵入性，属于医疗范畴，张宝珍在其不具备医师资质的情况下采取针刺行为，具有过错。而且，张宝珍在为戴七妹刮痧后戴七妹当时还衣着不整时，即离开了理疗室，未及时关注戴七妹的身体状况，未在其起身时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此，被告的行为已符合承担侵权赔偿民事责任的要件，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民事赔偿责任。张宝珍主张其系为戴七妹实施救助行为，不应承担责任。但张宝珍作为涉案门店的经营主体本身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且系其先行为导致戴七妹受损，其救助行为也存在不当，张宝珍不能因此免责。张宝珍主张其为戴七妹刮痧是出于朋友情谊，而非其门店的业务范围，也未收费。然根据原告提供的该门店的工作人员曾伟的名片，写明了“服务项目：蜂针、中药蜡泥、拔罐、刮痧、火疗、推拿、艾灸等”，包括了刮痧在内，且事发时并非休息时间，该门店也已经开始为其他顾客提供服务，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张宝珍救助时间拖延的主张。对于戴七妹晕倒的时间及之后120到场的时间，各个在场被询问人陈述不一。张宝珍在公安机构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为“15时15分许……说其晕倒在床上了，我连忙抢救其并喊人拨打120……大约20分钟120急救车来到场对其进行了抢救”，陆惠芳陈述为“14时30分许……我听到隔壁的王阿姨叫张总赶快过去……做了15分钟左右的急救后发现没什么效果，就打了120电话……120急救大约打电话5分钟左右来的”，王伟东陈述为“15时许……戴七妹出事了……张总赶紧给戴七妹做口对口的吸痰，同时我们的员工赶紧拨打120和110电话……大概十分钟后120过来了”，而从120接报记录来看，接报时间为15时09分许，到达现场时间为15时20分许，与王伟东陈述的时间基本一致，故本院认可王伟东的时间描述。从王伟东陈述的时间经过来看，在拨打120的时间上，张宝珍并不存在拖延的过错。关于北京蜜蜂堂公司的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与被告张宝珍之间系特许经营关系，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然，在本案中，被告张宝珍系涉案门店的投资人和经营主体，应以其个人财产对该门店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仅授权张宝珍为其“蜜蜂堂”牌系列蜂产品的经销商，有效期为2015年4月20日至2016年5月31日。无法仅以该到期的授权书证明张宝珍和北京蜜蜂堂公司之间在事故发生时存在特许经营关系。被告张宝珍和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各自独立经营，而戴七妹也并非因蜂产品死亡。故原告要求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在本案中，戴七妹死亡原因是猝死，其死亡结果的发生，自身患XXX疾病是主要原因。戴七妹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自身的身体状态及自身疾病有充分的了解，在明知自己存在自身疾患的情况下，仍然让张宝珍提供刮痧服务，戴七妹自身亦存在过错，对诱发其自身疾病而猝死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依法可减轻被告张宝珍的责任。考虑到本案具体情况，对张宝珍的责任比例，本院酌定为5%，其余责任由原告方自负。被告北京蜜蜂堂公司在审理中表示，自愿补偿原告方10,000元，本院予以准许。
关于本案赔偿范围和数额，应当基于原告的诉请范围、法律规定等合理确定。
关于双方确认的死亡赔偿金847,392元、丧葬费32,706元，本院均予以准许。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根据被告过错程度等，酌定为2,500元(不再打折)。
关于交通费，根据本案案情，酌定为200元。
关于律师费，根据本案案情，酌定为3,000元(不再打折)。
以上赔偿项目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由被告张宝珍按本院确定数额赔偿，其余项目由被告张宝珍按确定数额的5%比例予以赔偿。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宝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朱福裕、朱静远共计49,514.90元；
二、被告北京蜜蜂堂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朱福裕、朱静远补偿款10,000元；
三、驳回原告朱福裕、朱静远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256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6,628元，由原告朱福裕、朱静远负担6,211元，由被告张宝珍负担4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傅君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康洁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