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再169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建斌，男，汉族，1972年3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勇，北京市惠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树宏玲，北京市惠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军，女，汉族，1973年1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忠，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文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王建斌因与被申请人王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粤03民终2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2016）粤03民申295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建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树宏玲，王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志忠、陆文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建斌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2、改判维持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军负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王建斌在与王军恋爱期间，将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锦江集团）支付给王建斌的29.1万股津劝业（600821）委托王军炒股，因双方当时是恋人关系，故没有约定何时返还股票款。2001年5月分手后，双方虽一直对股票款、按份共有房屋的问题有沟通，但由于王军精神状态等问题，故未能对有关财产进行处理，房子由王建斌长期实际居住，股票款被王军长期持有。王军于2010年3月以同居析产为由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共有房产（案号：（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王建斌于2010年6月提起反诉，要求王军返还股票款等，因该案在第二次庭审中变更案由，所以股票款问题最终未在该案中处理，该案判决认为王建斌提出的反诉请求与本诉无关，王建斌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后该案经历二审、再审。
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并确认王建斌委托王军炒股、股票款2352452.12元及利息是王建斌所有及王军未返还王建斌的事实，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在认定诉讼时效时却从侵权的角度考虑，错误归纳本案焦点问题。在（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第一次庭审笔录中（注：当时尚是围绕同居析产进行审理），法官针对同居析产提出“双方分开后有无就双方财产等事宜进行处理”，王军回答，“双方有谈过，但一直谈不拢……”，二审法院曲解该回答，不考虑所答对何问，否定双方对有关财产一直有协商的事实。况且，原审法院并未推翻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审理本案应当围绕委托炒股事实、股票款金额、股票款现由谁持有、股票款返还履行期限有无约定，如没有约定应如何确定履行期等问题进行，原审法院虽对委托炒股事实、股票款金额、股票款现由王军持有等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定，但未对合同履行期限进行审理确认，仅考虑侵权问题，错误认定诉讼时效起算时间。
三、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双方没有约定履行期限，即返还委托炒股收益的期限，原审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来确定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错误的，诉讼时效应当从王建斌向王军主张返还股票款时开始计算。在双方未约定返还股票款时间的情况下，何时要求返还是王建斌自己的权利，且双方分手后，一直协商有关问题未果，考虑双方还有共有房产问题，王建斌在王军起诉析产时反诉要求返还股票款合理合法，是在行使返还财产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因此股票款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0年6月或之后开始计算，又因（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后经历二审、再审，在这期间王建斌一直在主张权利，所以王建斌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王军答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建斌申请再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涉案股票卖出的时间是1999年9月13日到2000年1月26日，王军是在王建斌的指示下卖出股票的，这点在共有物分割纠纷案件王建斌的陈述可以证明，双方在卖出股票后，在2000年用出售股票的款项共同购买了房产，该案也可以证实。以上事实说明王建斌不仅知道股票已经卖出，而且也对股票款项作出了处分，故卖出股票并以股票款购置房产是双方的共同处分行为。如果用出售股票的款项购买了房屋以后，王军仍应付钱给王建斌，那么王建斌应当在双方购买房屋后就已经知晓。双方最后一期支付购房款项是在2001年5月16日，所以二审法院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是在2001年5月，是符合事实的。王建斌主张在双方分手后，其一直向王军索要股票款，该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直到2010年王军起诉分割共有房产时，王建斌才提出分割股票款的请求，所以二审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王建斌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
王建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军返还王建斌2831920.12元及利息651341.62元（自2010年6月13日暂计至2014年4月13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王军负担。
一审判决查明，王建斌与王军于1997年8月认识，1998年初确立恋爱关系，2000年5月双方联名在深圳购买一处房产，2001年双方分手。
1999年6月30日，周某某股东账户在海通证券嘉宾路营业部办理开户，该股东账户在开户时挂在深圳市锦云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云天公司）的资金账户下。周某某股票账户于1999年7月7日共计买入津劝业股票29.1万股。周某某股票账户于1999年8月20日经指定交易托管至财通证券，1999年8月26日经指定交易托管至河南国投证券公司王军的资金账户下。自1999年9月13日至2000年1月26日周某某股东账户下的600821津劝业股票被陆续卖出，其中29.1万股津劝业卖出所得共计2352452.12元（期间王军于2000年1月24日买入50000股，同日稍后卖出50000股，对于王军自行买入、卖出部分的利润所得不计入上述29.1万股的卖出所得）。上述股票卖出所得进入王军的资金账户。
2010年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通信电缆厂出具证明，称1999年12月通过周某某股票账户向王建斌支付33万股600821津劝业股票作为劳动报酬，按照王建斌指定托管至河南国投证券营业部的王军资金账户下。经查询北京邮电学院通信电缆厂没有工商登记资料。
2010年11月11日，杭州锦江集团出具证明，称1999年至2000年期间通过周某某股票账户向王建斌支付三十余万股600821津劝业股票作为报酬和奖励，该股票账户通过指定交易托管至河南国投证券营业部的王军资金账户下；周某某的股票账户是指定下挂在该司集团下属的北京邮电学院通讯电缆厂的机构户下，属该公司下属企业所有，北京邮电学院通讯电缆厂是该公司下属单位。
锦云天公司于2005年2月已被核准注销，钭正刚为其注销前的监事之一。钭正刚同时担任过杭州锦江集团的董事长。锦云天公司与杭州锦江集团有相同的发起人股东。
在2010年3月25日王军作为原告起诉王建斌的共有物分割纠纷案件中，王军要求分割双方名下房产。王建斌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于2010年6月13日提出反诉，反诉请求包括本案诉求，该案生效判决对反诉未予以处理。在该案庭审过程中，法官询问：双方分开后有无就双方的财产等事宜进行处理？王军称，双方有谈过，但一直谈不拢，因受刺激王军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与外界接触，因此一直拖到现在才主张权利。
王建斌主张周某某股东账户下的股票转至王军的资金账户下系王建斌委托王军管理。王军主张周某某股东账户下的股票系王军与其他客户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判决认为，王建斌提供的证据证明周某某股东账户于1999年7月7日购入的29.1万股津劝业股票，系挂在锦云天公司资金账户下时购入，即股票购入的资金来源为锦云天公司，因该公司已注销，杭州锦江集团系该公司的关联公司，而杭州锦江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均已证明上述股票系杭州锦江集团给王建斌的报酬并按照王建斌的指定转至王军资金账户下。王军主张周某某账户下股票系其与客户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王建斌的证据占优势，该院据此认定上述29.1万股津劝业股票收益属王建斌所有。王建斌主张周某某股东账户在王军资金账户下时购买的5万股津劝业股票系由其资金购买，无证据证明，该院不予认定。因王建斌与王军于1997年8月认识，1998年初确立恋爱关系，2001年双方分手。上述股票在1999年8月26日转入王军资金账户时，双方关系特殊，且双方在之后的2000年5月还联名购买了房屋，故王建斌将涉案股票指定转入王军资金账户之下系以行为表示了委托保管的意思表示，王军将上述股票卖出处分系以行为表示接受委托。王军否认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但未提交反驳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故该院对王建斌的主张予以采纳。该股票由王军卖出后所得收益共计2352452.12元应由王军返还王建斌。王军主张王建斌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在另案诉讼中王建斌已经提出返还股票收益的反诉，开庭过程中，王军认可双方对于财产纠纷一直在协商，故王建斌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双方对于委托合同的履行期限等事项约定不明，王军可在王建斌主张时返还股票收益，王建斌要求王军返还利息，王军应自王建斌起诉之时开始向王建斌支付利息。王建斌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王军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建斌2352452.12元及其利息（自2014年4月10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至生效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王建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4666元，由王建斌负担人民币11000元，王军负担人民币23666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王建斌负担人民币1650元，王军负担人民币3350元。
王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改判驳回王建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三、王建斌负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本院二审查明，王军二审期间提交股票交割单，证据第一页显示证券账号A267×××5，该账户是王建斌的股票账户，客户姓名为王军，即当时王军用王建斌的股票账号在炒股；证据第三页显示1999年6月23日开始到1999年7月19日，王军在该账户中陆续买入津劝业股票106437股，7月19日之后，在王军的户名下就再也没有出现王建斌的证券账号，即7月19日之后王建斌将账号收回了，并将王军津劝业股票106437股全部收回去了。该份证据证明王建斌拿走了王军106437股津劝业股票。王建斌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恰恰证明双方之间是委托买卖股票交易的关系，同时也与王军关于资金账号与股票账户捆绑不一定代表股票属于资金账号所有人的主张相悖。
王建斌二审期间提交《投资委托代理协议书A股客户登记表》，“客户资料”一栏显示股东代码卡深圳代码为“2848×××6”，上海代码为“26×××05”，姓名为“王建斌（兵）”，申请书背面“甲方”一栏签名“王军”，日期为2002年4月24日。王军认为该份证据不是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
本院二审另查明，王军曾于2010年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王建斌，主张双方共有的位于深圳市××××房产由其享有100%产权。该案案号为（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在该案一审期间，王建斌提出反诉，称：“原、被告相识于1997年8月，1997年底建立恋爱关系，2001年5月因为长期聚少离多和感情不合等原因正式分手……1999年底，杭州锦江集团下属的北京邮电学院通讯电缆厂向被告支付了33万股津劝业股票作为工作报酬，当时被告委托原告将上述股票托管至被告名下。原告用其自己名义开户的银行账户卡作为被告股票账户资金卡，并陆续卖出上述33万股津劝业股票，获得资金264万元。上述款项除部分用于购买位于深圳市××××房产外，剩余款项1367180元均由原告自行提取且至今未归还被告……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擅自出卖上述股票并自行提取款项……为此，请求法院判决：1、登记在原、被告名下的位于深圳市××××房产所有权全部归被告所有；2、原告向被告返还被告所有的股票收益合计2311437.06元；3、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王军针对王建斌提起的上述反诉请求，答辩称：“被告的第二项诉求属侵权之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在该案庭审回答法官关于“双方分开后有无就双方财产等事宜进行处理”的问题时，王军称“双方有谈过，但一直谈不拢，原告受此刺激后精神状态不好，经常把自己关在房屋里，不与外界接触，因此一直拖到现在才主张权利。”
王军和王建斌确认双方分手时间为2001年5月。王建斌在二审中称双方分手后，双方一直就股票在内的财产和房产曾进行协商。王军则称其从来没有与王建斌谈过股票的事情。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建斌要求王军返还涉案款项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对于本案所涉纠纷，王建斌在（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案件中曾提起反诉，主张王军未经其同意擅自出卖股票并自行提取款项，要求王军返还所有的股票收益合计2311437.06元。王军在该案中即曾主张王建斌提起的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故本案需要审查的实为王建斌2010年提起反诉时是否即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如果在王建斌2010年提起反诉时即已超过诉讼时效，王军关于王建斌在本案起诉时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亦可成立。从王建斌在本案起诉时和在（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案件反诉时的陈述以及王建斌在本案二审关于双方分手后一直就股票在内的财产和房产进行协商的陈述可以看出，王建斌最迟在2001年5月双方分手之后即已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并向王军主张权利未果，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于2001年5月双方分手后起算。判断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关键点在于从2001年5月至王建斌2010年在（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案件中提出反诉时，是否出现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同时由于诉讼时效中断后，两年诉讼时效仍需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而从2001年5月至2010年王建斌提起反诉期间长达九年之久，故王建斌主张时效中断，还应证明其在这九年期间，每两年内均有向王军主张权利的事实。虽然在（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案件中，王军在回答法官关于“双方分开后有无就双方财产等事宜进行处理”的问题时称“双方有谈过，但一直谈不拢，原告受此刺激后精神状态不好，经常把自己关在房屋里，不与外界接触，因此一直拖到现在才主张权利”的陈述，但首先，王军的上述陈述没有清楚的表明其是针对该案本诉中王军自己提出的房产分割问题还是王建斌在该案反诉中提及的返还股票款问题。从王军的上述陈述整体内容上看，其解释的实际上是王军为何在（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案件中提出的本诉时间较晚的缘由，而王军在该案本诉当中亦未主张股票款问题。其次，王军在该案针对王建斌的反诉进行答辩时已经明确提出王建斌关于返还股票款的反诉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王军的上述庭审陈述并无推翻其答辩意见的意思表示。再次，王军的上述陈述亦未明确双方的协商时间，更不能证明王军认可王建斌在这九年之间每两年内均有向王军主张权利的事实。综上所述，二审认为，王军的上述庭审陈述并不构成其对时效中断的自认，一审判决仅以王军在（2010）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256号案件中的上述陈述，即认定王建斌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成立，依据明显不足，二审予以纠正。王军关于王建斌在本案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成立，二审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及处理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13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建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4666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王建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4666元，由王建斌负担。
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再审对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王建斌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王建斌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于2010年6月，在王军提起的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中提出反诉，要求王军返还股票收益款，王军对此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案一审、二审判决均认为该反诉与本诉无关，王建斌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该案二审判决于2012年5月31日作出后，王建斌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3日裁定驳回王建斌的再审申请，王建斌于2014年4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军返还股票款及利息，王军在本案中坚持诉讼时效抗辩。综上，本案应审查的是王建斌在2010年6月提出反诉时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如果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则可认定其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对于双方在本案中争议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王建斌委托王军炒股，从现有证据看双方并未约定何时返还股票卖出所得款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根据王建斌在本案一审提交的起诉状及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的陈述，王建斌自认在王军卖出涉案股票后已经要求王军返还股票款，本院二审依法认定王建斌最迟在2001年5月双方分手后即已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2001年5月起计算，并无不当。王建斌再审主张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故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6月其提起反诉时或之后开始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双方自分手后至王建斌在共有物分割一案中提起反诉长达九年之久，王军针对该反诉已经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则王建斌应该提交证据证明在双方分手后至其提起反诉期间，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且从最后一次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时至其提起反诉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王建斌主张王军在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中的陈述可以证明其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王军在该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中，对于王建斌提起的反诉已经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另一方面，王军的代理人在回答法官关于“双方分开后有无就双方财产等事宜进行处理”的问题时，称“双方有谈过，但一直谈不拢，原告受此刺激后精神状态不好，经常把自己关在房屋里，不与外界接触，因此一直拖到现在才主张权利”，因王军在该案中起诉要求法院判令涉诉房产归其所有，王军的代理人上述陈述并未明确双方协商的内容包含股票款，其在本案中明确上述陈述中双方协商的内容仅为涉诉房产，故上述陈述不能得出王军已经撤回其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王建斌主张其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王建斌的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粤03民终267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绿叶
审 判 员 李 力
代理审判员 刘 真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任 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