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常民终字第12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安，男，1965年11月1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朱亚娣，常州市武进区博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黄忠秋，常州市武进区博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华明，男，1961年7月9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爱芬，女，1964年2月1日生，汉族。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汝佳，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国安因与被上诉人孙华明、周爱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3）武横民初字第0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国安的委托代理人朱亚娣，被上诉人周爱芬及其与被上诉人孙华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汝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情况：
周国安诉称，2011年2月14日周国安通过第三人从周国安帐户打款60万元至孙华明的帐户。孙华明与周国安之前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孙华明获得该款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因孙华明与周爱芬系夫妻关系，此款的取得在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孙华明与周爱芬应共同返还周国安60万元。该款周国安多次催要无着后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孙华明与周爱芬共同返还周国安6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周国安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银行转账记录，用以证明从周国安的帐户划出60万元至孙华明的帐户。孙华明、周爱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这份证据没有注明证据来源，无法印证周国安的诉称。但孙华明与周爱芬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孙华明卡上收到过60万元。
孙华明、周爱芬辩称，孙华明与周爱芬取得该款不构成不当得利。因为周国安与案外人王传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王传东要借款60万元归还另一案外人史某，史某带王传东至孙华明与周爱芬处利用孙华明与周爱芬的电话POS机转账，现周国安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要求孙华明与周爱芬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请求依法驳回周国安诉请。
孙华明、周爱芬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案外人王传东的情况说明原件一份；2、孙华明银行卡转出记录原件一份；3、证人史某的证言。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本案诉争的60万元系案外人王传东向周国安的借款，该款通过孙华明的农业银行电话绑定卡用电话机转账用于归还案外人史某，案外人史某随即将该60万元分批转走，孙华明与周爱芬并没有实际取得这60万元。周国安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证据1应属证人证言，按照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该情况说明被撕去半张，不知道撕去部分的内容是什么；证据2恰好印证了周国安提交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从周国安卡上划走60万元至孙华明的卡上的事实，至于从孙华明卡上将60万划出的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系证人史某的证言，因史某与孙华明、周爱芬是朋友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其只是陈述其与王传东之间的业务，未解释孙华明与周爱芬如何取得周国安的60万元，因此其证言与本案也无关联性。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周国安将存有60万元的银行卡交给案外人王传东，2011年2月14日，王传东与史某一起，向孙华明卡上划款60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孙华明、周爱芬取得6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周国安以孙华明、周爱芬取得60万元系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周国安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负证明责任。本案中，周国安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周国安银行卡上划走60万元，孙华明卡上划进60万元的事实，对于孙华明与周爱芬取得60万元是否有合法依据，周国安不仅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且其在一审庭审中所作该60万元系其交付给案外人王传东，并不是直接给付孙华明、周爱芬的陈述，无法排除其与案外人王传东就本案诉争的款项有基础的法律关系。基于特定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必须就其基础法律关系展开诉讼，不能直接提起不当得利之诉，否则，必会造成不当得利诉讼的滥用。故对周国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周国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已减半收取），由周国安负担。
上诉人周国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华明、周爱芬互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被上诉人承认收到从上诉人卡中转出的60万元，但被上诉人无获得该款的合法依据。根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已对自己受损失、他方受益及损失和受益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了举证，但一审认为上诉人应承担被上诉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实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上诉人无法就该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就其获得利益有法定或意定理由承担举证责任。2、上诉人与案外人王传东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更无法按照一审所说“就其基础法律关系展开诉讼”。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证据规则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本案诉争的60万元系案外人王传东向上诉人的借款，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王传东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此上诉人不认可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借贷关系应基于双方的借贷合意，被上诉人与王传东没有借贷合意也不存在借贷关系，但上诉人无法就不存在的事实作出举证，此消极事实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现一审认为“无法排除其与案外人王传东就本案诉争的款项有基础法律关系”，即表明一审依照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确认上诉人与案外人存在借贷关系，因此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归还60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孙华明、周爱芬未作书面答辩。
二审经审理查明，周国安与孙华明、周爱芬素不相识。2011年周国安将存有60万元的银行卡交给案外人王传东，同年2月14日，王传东与史某一起，向孙华明卡上划款60万元，并在当天通过转账电话的方式将其中的10万元从孙华明银行帐户上转到了史某的银行账户上，其余50万元转到了史某指定的毛世俊的银行账户上。
二审中，被上诉人孙华明、周爱芬为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向本院提交本案一审诉前调解阶段周国安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一份，该诉状中载明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孙华明、周爱芬偿还原告周国安借款本金60万元”，事实和理由为：“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经质证，上诉人周国安认为其确实在一审提交过该份诉状，诉状上称本案款项是借款是因为这笔款项当时是王传东替他朋友借的，说是资金周转，后上诉人查询到款项是汇给被上诉人的，因此上诉人理所当然以借贷关系起诉至法院，但通过调解，上诉人发现事实与原先的理解不一致，因此在正式立案时变更了诉状，一审庭审过程中也一直是以第二份诉状为准。
二审经查阅一审卷宗，一审中被上诉人孙华明、周爱芬提交的署名为王传东的《情况说明》载明：“2011年1月我因资金需要向史某借款60万元，2月初史某由于资金紧张向我催要，于是在2011年2月14日我向周国安借款60万元，用于归还史某的款项。具体经过是：2011年2月14日周国安给我一张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卡上有60万元（该款系周国安借给我的60万元），当日我拿到卡之后，史某带着我到他朋友孙华明处用农业银行电话绑定卡用电话机转了一下帐，然后史某又分四次将该60万元转出。”一审中史某出庭作证称：“王传东欠我60万元，他拿了一张农行卡要还我钱。因为到银行转账需要身份证，王传东提议去转一下。我与孙华明是朋友，到孙华明的电话机上转账不需要银行卡开户人本人，我就和王传东到做农机配件的孙华明处的电话机上将60万元分四笔打给我，其中10万元是到我的账上，另外50万元我当时直接还给别人了。本案的60万元和孙华明没有关系，孙华明也没有收手续费。”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王传东持上诉人周国安的银行卡转账60万元至被上诉人孙华明帐户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系被上诉人是否因此取得不当利益。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史某的证言及60万元资金流向的银行卡记录等，可以确认本案60万元款项实际是由周国安交由王传东，再由王传东通过孙华明的POS机转入史某或其指定的账户，孙华明未实际取得该60万元款项，故被上诉人不构成不当得利。关于该60万元，周国安可向相关责任人员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周国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扬飞
审 判 员 卢文忠
代理审判员 是飞烨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陈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