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16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路66号四楼。法定代表人：朱贤优，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林，广东历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日照亿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烟台路207号贵和大厦14层。法定代表人：刘臻，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日照亿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39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广宏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撤销（2015）鲁商终字第399号民事判决，改判亿丰公司向广弘公司支付货款6018626.49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由亿丰公司承担。具体理由如下：原判决割裂双方交易记录，在没有客观全面公正地分析广弘公司提交的证据的情况下，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认为广弘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无法证明广弘公司已交货，认定的事实完全错误。广弘公司提交的证据中，除了增值税发票外，还有双方签订的GHGMMT2011A038CZ号煤炭买卖合同、铁路大票、结算单、单据签收单、广弘公司向上一手购买煤炭的合同及付款凭证等，足以证明广弘公司全面履行了GHGMMT2011A038CZ号煤炭买卖合同。亿丰公司和广宏公司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和交付货物的交易模式，是双方的交易习惯，也是煤炭交易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原判决忽视了行业共知的交易习惯。虽然2011年11月10日、2011年12月8日、2012年1月6日的三份煤炭结算单载明供应商系长治县益兴洗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兴公司），但益兴公司根本没有向山西省外卖煤、运煤的资格，亿丰公司与益兴公司之间不可能存在直接买卖关系。结算单系亿丰公司单方面人为搞错的，其与益兴公司进行煤炭交易明显系虚假陈述，其签名盖章与益兴公司签名及盖章均为事后加盖，是双方为逃避债务相互勾结所为。原判决认定广弘公司并非上述三张结算单所涉货物的供货方完全是错误的，而且广弘公司发现的新证据，即除GHGMMT2011A038CZ合同之外亿丰公司与广弘公司的所有交易合同，均有益兴公司盖章，这足以证明真正的交易双方为广弘公司与亿丰公司，益兴公司只是作为买卖标的物煤炭所在地的企业，代为办理煤炭托运手续。亿丰公司提交的支付凭证与其提交的合同、结算单等证据相互矛盾，证明力远低于广弘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判决认定其与益兴公司的交易真实性明显错误。益兴公司与亿丰公司之间的交易没有铁路大票、没有支付凭据（银行承兑汇票无法证明其真正兑付）、没有增值税发票，不可能真正结算。相关证据显示，无论是在支付时间还是金额方面，均不能证明亿丰公司与益兴公司交易的真实性，明显是事后伪造编造的虚假证据。亿丰公司付款方式是银行承兑汇票，为共同作假，完全可以在背书之后再背书流转回亿丰公司。亿丰公司提交的收据和承兑汇票以及益兴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明显是由亿丰公司与益兴公司联手，让益兴公司出具虚假的说明，提交虚假结算单与煤炭买卖合同，目的在于逃避债务，侵吞国有资产。本案涉嫌虚开巨额增值税发票，原审法院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也未将益兴公司列为被告或第三人，明显程序违法。亿丰公司曾确认其向益兴公司购买25927103.74元煤炭所获的增值税发票，系益兴公司请求广弘公司代为开具，如属实，明显涉嫌刑事犯罪，但原审法院却没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广弘公司作为国有特大型企业，不可能向亿丰公司及益兴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原审法院拒绝广宏公司向税务部门调取亿丰公司增值税发票抵扣情况的申请，明显是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本案应将利害关系人益兴公司列为被告或第三人，但原审法院既没有明示双方当事人，也没有依职权追加，反而把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显然是遗漏了案件重要当事人。亿丰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审过程中，广宏公司没有提供其已经实际交货的直接证据，其提交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发票签收单仅是对收到增值税发票的确认，之所以有铁路运输发票内容，是因为合同约定两票结算，增值税发票金额应在总金额基础上扣减铁路运输发票金额后开具。亿丰公司的签字盖章只是对金额和收到增值税发票的确认，而且广宏公司持有的铁路货票是亿丰公司寄送给广宏公司的。广宏公司提交的GHGMMT2011A038CZ号煤炭买卖合同仅是为了开具增值税发票而倒签的，实际签订日期为2012年1月份。自2011年至2012年底，煤炭价格连续上涨，属于卖方市场，先预付货款再交货才符合常理及惯例。广宏公司与亿丰公司在2011年3月至7月的交易中，截至2011年4月7日，亿丰公司共向广宏公司预付货款1600万元，而广宏公司仅为亿丰公司开具了8747657.16元发票；截至2011年5月19日，亿丰公司共向广宏公司预付货款3600万元，而广宏公司仅为亿丰公司开具了17308441.92元的发票，可见，当时预付货款再发货才是交易惯例。广宏公司认为益兴公司与亿丰公司不可能存在直接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合同之所以约定“由益兴公司负责发货并办理托运”，就是因为广宏公司知道益兴公司才是实际交易方。虽然益兴公司不具备发货资质，但依法具有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主体资格，而且，结算单明确记载供货商是益兴公司，足以证明益兴公司与亿丰公司之间煤炭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双方才是2011年第四季度真正的交易双方。广宏公司提交的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合同及付款收据，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在合同签订日期及供货日期明显与本案不符。广宏公司在原审中前后陈述自相矛盾，其对铁路货票的实际数量并不清楚，如果广宏公司原审时陈述属实，其应持有数百张铁路货票，但事实上广宏公司仅持有亿丰公司寄送的几份铁路货票。亿丰公司提交的其与益兴公司之间的合同、结算单、付款单据、情况说明等证据，足以证明2011年第四季度煤炭交易系在益兴公司与亿丰公司之间真实发生，广宏公司与亿丰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交易。广宏公司提供的证据，包括传真结算单、寄送铁路货票、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票签收单，显示其与亿丰公司之间业务往来均发生在2012年1-2月份，如果交易真实的话，上述业务活动完全应该在2011年第四季度开展。亿丰公司向益兴公司付款单据中大量银行承兑汇票是由亿丰公司直接开具给益兴公司的，并非背书转让，且出票时间与益兴公司2011年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亿丰公司与益兴公司之间的结算单相吻合。亿丰公司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银行承兑汇票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广宏公司声称的亿丰公司与益兴公司串通并将承兑汇票再背书给亿丰公司是毫无根据的。广宏公司作为新证据提交的煤炭买卖合同，相关证据原件广宏公司在原审中均已作为证据提交，所谓“新证据”中却凭空出现了益兴公司印章，而且这些变化均是发生在传真件上，合同上益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艺的签名是事后添加或伪造的，发货地点也不在益兴公司所在地。这说明广宏公司既伪造证据又怕被查实而承担法律责任，上述“新证据”与庭审中证据不相符，不产生任何证据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规定，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民事案件可以继续审理。广宏公司的国企身份并不是其不会违法的理由。广宏公司在原审中从未申请追加益兴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案件，该事项也不属于法院释明权范围之内。益兴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亿丰公司提交的煤炭买卖合同、煤炭结算单、财务数据及汇票等相互印证，能够证实益兴公司与亿丰公司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原审庭审时亿丰公司已就增值税发票是否抵扣问题向法庭进行了确认，广宏公司代开的增值税发票已经进行抵扣，广宏公司调取证据的申请已无必要，相关程序并无不当，本案不存在当再审的情形。本院经审查认为，2012年1月5日，广弘公司（卖方）与亿丰公司（买方）签订GHGMMT2012A002CZ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长治喷吹煤，单价约1300元/吨；铁路直达运输，到站车板交货，发站长治站，到站岚山，由益兴公司负责发货并办理托运；单价执行期2012年1月，以后每月单价随行就市；货款与运费以每列火车为计算单位，买方预付每列火车叁佰伍拾万元(六个月银行承兑汇票，约每列总货值80%)，两票结算（17%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铁路大票），出具结算单和买方支付剩余20%货款后，5天内卖方开具17%增值税专用发票与铁路大票送达买方；如煤炭出现质量问题由卖方承担责任，卖方收到预付款30天内未能及时发货，应及时退回预付货款，接到买方退款通知书30日内卖方未及时退款，卖方承担未发货部分预付款5%违约金；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2012年1月11日至同年12月31日，广宏公司委托益兴公司按合同约定发运多批煤炭。2012年2月15日至2013年1月10日，亿丰公司向广宏公司出具八份煤炭结算单，五份结算单载明供应商广宏公司，另三份结算单载明供应商益兴公司。双方依据结算单确认广宏公司共交付煤炭59872.046吨，价款合计59654469.15元（含运费）。广宏公司为亿丰公司开具了上述煤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广弘公司起诉称：截至2012年12月14日亿丰公司尚有预付款1644368.07元在广弘公司；2012年12月份，广弘公司向亿丰公司交付煤炭共四列重量合计11332.24吨，应付货款10325994.56元，亿丰公司应于2013年7月5日付清所有欠款，但直到2013年8月22日亿丰公司才向广弘公司付款260万元；亿丰公司应付货款10325994.56元扣除已付货款260万元以及以前结余的预付款1644368.07元，尚欠广弘公司货款6081626.49元，请求法院判令亿丰公司向广弘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6081626.49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亿丰公司则答辩称：双方签订GHGMMT2012A002CZ号煤炭买卖合同后，亿丰公司已向广宏公司付清货款且在广宏公司处有余款，并提交了收款人为广宏公司、付款人为亿丰公司，金额共计79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据作为证据；广宏公司故意割裂双方之间的业务合作，企图通过2012年12月以后的往来业务得出亿丰公司尚欠广宏公司货款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广宏公司账目混乱是导致其起诉亿丰公司的根本原因，亿丰公司在与本案合同中的货物发运方益兴公司在2011年10月16日也签订了一份《煤炭买卖合同》，此后益兴公司向亿丰公司交付了25927103.74元的煤炭，因益兴公司无法开具发票故委托广宏公司于2012年2月向亿丰公司开具了上述金额的发票，后因益兴公司与广宏公司发生纠纷，导致广宏公司无法平账，广宏公司以开具发票的金额作为发货金额起诉亿丰公司，与事实不符。针对亿丰公司提出的79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收据，广宏公司则主张其与亿丰公司在2011年还签订并履行了一份GHGMMT2011A038CZ号《煤炭买卖合同》，亿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双方对此合同是否由广宏公司实际履行产生了争议。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首先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广宏公司就其实际履行了GHGMMT2011A038CZ号《煤炭买卖合同》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其向亿丰公司交付了该合同项下的煤炭，否则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广弘公司为证明其向亿丰公司交付了GHGMMT2011A038CZ号《煤炭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煤炭，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双方煤炭买卖合同、煤炭结算单、增值税发票、铁路大票复印件、发票签收单、广弘公司与上一手卖方签订的合同和付款凭证等证据。亿丰公司则主张，涉案2011年的煤炭系益兴公司向其供货，其与广弘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只是为了由广弘公司代开发票，亿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其与益兴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煤炭结算单，益兴公司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亿丰公司向益兴公司支付相应货款的收据以及承兑汇票等证据。经查：广弘公司主张其是在亿丰公司未预付货款的情况下先交货，而双方涉案合同约定亿丰公司应每列预付货值80%的货款，广弘公司的主张与双方合同约定的交货条件并不相符，其主张的在预付货款与发货顺序方面不按双方签订合同履行是双方形成的交易习惯也缺乏证据证明；三份煤炭结算单载明的供应商系益兴公司，不能证明广弘公司与亿丰公司据此进行了结算，其提出的煤炭结算单系亿丰公司人为搞错的虚假陈述，签名盖章均为事后加盖，是双方为逃避债务相互勾结所为的主张，同样缺乏证据支持；根据2011年的铁路大票复印件记载，托运人均不是广弘公司，且其中记载的“亿丰寄”与广弘公司主张其将上述货票交付亿丰公司相矛盾，不能证明货物系广弘公司供货；广弘公司提交的其与上一手煤炭买卖合同卖方的证据中，其中两份合同中约定的货物交付时间与涉案煤炭买卖合同不同，其提交的与上海路港燃料有限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虽约定的交货时间与涉案煤炭买卖合同相符，但与其提交的相关铁路大票的托运人不符，亦不能证明该合同与本案的关联性，上述三份其与上一手卖方的合同与其提交的相关铁路大票复印件无法相互印证，不能证明广弘公司为履行涉案买卖合同向亿丰公司交货的事实；关于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明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号《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货物交付的证据；关于广弘公司提交的部分发票签收单，记载内容为收到“火车运费发票”，与广弘公司主张的亿丰公司收到的是其供货的铁路货票不相符，也不能证明广弘公司所称其已经供货的主张。在此基础之上，亿丰公司提交了其与益兴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亿丰公司预付益兴公司货款；还提供了其向益兴公司付款的收据和承兑汇票，能够证明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益兴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证明广弘公司所提交的益兴公司供货的证据是为了履行益兴公司与亿丰公司的买卖合同，益兴公司称因其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联系广弘公司进行开具，相关煤炭买卖业务与广弘公司无关。益兴公司作为广弘公司提交的涉案煤炭结算单上记载的供应商，其《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较强，而且煤炭结算单与该《情况说明》记载的煤炭交易数量一致，亿丰公司提交的收据和承兑汇票与该《情况说明》的付款金额一致，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审法院在综合分析广弘公司和亿丰公司分别提交的上述证据之后，认为没有能够证明广弘公司已经实际交货的直接证据，而且广弘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存在不能相互印证或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等问题；但亿丰公司能够对于广弘公司提交的证据作出合理解释，且提交了相关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原判决在此基础上认定广弘公司主张其已经向亿丰公司供货的事实不能成立，从而驳回广宏公司要求亿丰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存在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至于广宏公司作为新证据提交的材料，虽然其主张亿丰公司与广弘公司的所有交易合同均有益兴公司作为出卖方的盖章，真正的交易双方为广弘公司与亿丰公司，但即使上述材料属实，在合同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并不能够证明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是由哪一方完成的，仍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结论，可广宏公司并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而且，并不能根据益兴公司是否具有煤炭买卖资格，来证明是否实际进行了煤炭买卖行为。因此，广宏公司作为新证据提交的材料，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在原审过程中，广宏公司并未提出追加益兴公司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益兴公司只是与亿丰公司之间存在着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不符合法律关于第三人和共同被告的规定；原审法院在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之后，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审理民事纠纷，未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也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广宏公司认为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可向有关部门提供线索，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综上，广宏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东广弘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何 抒审判员 郭忠红审判员 王云飞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许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