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广海法初字第147号
原告：深圳市鑫丰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邹金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毅，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盛志翔，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平南县顺辉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平南镇。
法定代表人：欧鉴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土茂，广东玉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左恒，广东玉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深圳市鑫丰源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平南县顺辉船务有限责任公司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立菲为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江河和徐春龙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庄志发担任本案记录。4月17日，本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并于该日及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李毅参加了庭前证据交换和两次庭审，被告委托代理人杨土茂参加了庭前证据交换和第1次庭审，被告委托代理人左恒参加了第2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4月10日，原告与富川广东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川温氏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合同期内由原告委派驳船为富川温氏公司运输货物，合同有效期为1年。2013年1月，原告承运富川温氏公司玉米1，400吨，自深圳蛇口运输至广西梧州越新赤水港码头（以下简称赤水码头）。1月25日，原告委托被告经营的船舶“平南顺辉268”轮运输，并于当日将1，400吨玉米装船，运单号为2013300442。“平南顺辉268”轮运货到目的港后，收货人富川温氏公司发现部分玉米因水湿霉变损毁。经统计，扣除正常损耗后货损玉米为375.064吨。原告与富川温氏公司经协商，由原告先行承担货物损坏赔偿责任，赔偿货物损失265，562.08元。原告认为，原告委托“平南顺辉268”轮运输涉案货物、通过货票约定了货物数量、航次、港口航程且“平南顺辉268”轮由被告经营，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因被告过错导致运输货物水浸受损，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扣除被告在此次运输中应得运费30，800元，被告需向原告支付赔偿金234，762.08元。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234，762.08元、向原告支付公证费6，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原告与富川温氏公司的货物运输合同，用以证明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2.锦州天利粮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天利公司）与广东温氏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温氏公司）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锦州天利公司出具的证明、锦州天利公司陈尚明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涉案货物流转情况以及锦州天利公司与广东温氏公司的关系；3.广东温氏公司与富川温氏公司签订的饲料原料购销合同、广东温氏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富川温氏公司为涉案货物所有权人；4.编号为2013300442的货票，用以证明被告实际承运涉案货物；5.“平南顺辉268”轮内河船舶检验证书薄，用以证明被告系该轮登记的船舶经营人；6.蛇口港货物衡量过磅清单，用以证明装货港货物重量；7.梧州市越新赤水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水码头公司）称量计量单，用以证明卸货港货物重量；8.（2013）桂藤证民字第168、191、192号公证书，用以证明涉案货物遭受水湿；9.公证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为涉案货损支出的公证费用；10.富川温氏公司淋湿玉米确认函以及赔款转账银行回单，用以证明原告向富川温氏公司支付货损赔款。庭审后，原告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1.加盖工商银行蛇口支行印章的银行回单，用以证明原告已实际支付赔款；12.赤水码头公司出具的（温氏）物流公司码头费、劳务费用明细，用以证明2013年3月5日、3月6日涉案货物在卸货过程中发生重复计量，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实际交付重量为1，410.22吨。
被告辩称：1.原告主体不适格，涉案货票载明的托运人、收货人均不是原告；2.被告不应当承担货物损失的责任，被告只是涉案船舶的经营人，且涉案水湿系因为船长、船员过失导致；3.涉案货物损失数量不明、货物损失价值不明；4.原告和收货人应对货物扩大损失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赤水码头公司称量计量单，用以证明收货人实际收取1，467.62吨玉米且于2013年3月6日才卸货完毕；2.船舶年审合格证等，用以证明被告具有经营许可证及“平南顺辉268”轮具有营业运输资格。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3、10、1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8、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9公证费发票中有原件的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
经审核，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于原、被告真实性无异议的原告证据4-8、12、原告证据9中有原件的发票及被告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7、证据12及被告证据均指向涉案货物在卸货港的卸载数量，但记载数量并不一致，原告证据12码头费用、劳务费用明细对卸货港重复计量一事进行了说明，被告对其真实性也予以认可，第2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确认涉案货物在赤水码头卸载数量为1，410.22吨。
对原、被告有争议的其他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3中，2013年8月15日富川温氏公司和广东温氏公司出具的声明以及同日由锦州天利公司出具、加盖该公司公章并由陈尚明签名的声明均与原本核对无异，且可以与证据1-3中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原告证据1-3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原告证据9中载明公证费为4，000元的发票，由藤县公证处盖章并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证据10富川温氏公司淋湿玉米确认函为原件，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证据11付款水单由工商银行蛇口支行盖章确认，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有关联，对其证明力均予以认定。上述具有证明力的证据能否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张，需要结合庭审调查情况及各证据之间证明力之大小综合认定。
据此，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一、涉案货物买卖的事实
2013年1月15日，广东温氏公司作为卖方，富川温氏公司作为买方，双方传真签订了饲料原料购销合同，约定富川温氏公司向广东温氏公司购买500万公斤散装玉米，单价2.47元／公斤，1月15日至2月20日前在广州黄埔新港或深圳港口小船板交货，小船板交货后所产生的一切中间费用（包括小驳船运费、码头费、汽车运费）由富川温氏公司负责。
1月24日，广东温氏公司为买方，锦州天利公司为卖方，双方签订了玉米购销合同，约定广东温氏公司向锦州天利公司购买7，500吨的烘干玉米，单价2，460元／吨，提货时间为2013年1月28日前，在深圳蛇口港小船板／小车板交货，广东温氏公司到蛇口港自提，包装标准为散装玉米。
8月15日，锦州天利公司出具声明，称涉案运输玉米系依照该公司与广东温氏公司2013年1月24日玉米购销合同发运的部分货物。自货物在装运港装货起，该批玉米所有权已经转移给广东温氏公司。
同日，广东温氏公司与富川温氏公司共同出具声明，称根据广东温氏公司与富川温氏公司2013年1月15日饲料原料购销合同，涉案运输玉米自深圳交货起，货物所有权由广东温氏公司转移给富川温氏公司。
二、涉案货物运输的事实
2012年4月10日，原告与富川温氏公司通过传真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驳船），约定原告委派驳船给富川温氏公司运输货物，原告应保证货物运输的安全及在运输过程中不能损害货物，装载数量与重量以装货港提供的有效数据为准，允许损耗为散装玉米千分之二，超出部分由原告按货物合同价赔偿给富川温氏公司，合同有效期为1年。
2013年1月24日，原告接受富川温氏公司承运涉案货物的指令后，通过中间人与“平南顺辉268”轮船舶所有人陈航斌取得联系，双方口头约定由“平南顺辉268”轮承运1，400吨散装玉米自深圳蛇口港至赤水码头、运费按22元／吨计算、货物损耗按千分之二计算。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与陈航斌联系涉案货物运输及口头约定运输协议相关内容的事实均予确认。
1月25日2121时，“平南顺辉268”轮在深圳蛇口港开始装载涉案玉米，至1月26日1045时，装载玉米1，396.32吨。1月30日，“平南顺辉268”轮抵达赤水码头。
编号为2013300442的货票载明，托运人和收货人均为陈尚明，承运船舶为“平南顺辉268”轮。起运港承运人处加盖了刻有“平南顺辉268”字样的船章，右上角载明承运人与托运人、收货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责任界限按《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运杂费用的有关规定办理。
2013年8月15日，广东温氏公司与富川温氏公司共同出具声明，称涉案运输玉米的实际所有人富川温氏公司将该批货物的运输事务交由原告，原告最终将该批货物交由被告所属“平南顺辉268”轮承运。
三、涉案货物卸载、货损及后续处理的事实
2013年2月6日，“平南顺辉268”轮开始卸货，于3月6日卸货完毕，共卸载玉米1，410.22吨，交付于富川温氏公司及案外人何振。
2月15日，富川温氏公司发现涉案玉米遭受水湿后通知原告，原告告知“平南顺辉268”轮采取防护措施。编号为201302150001的赤水码头公司称量计量单记载，2月15日玉米装车时有小雨，“平南顺辉268”轮没有遮蓬布。庭审中，原、被告对涉案货物遭受水湿受损以及原告通知陈航斌处理货损事宜的事实均予以确认。但被告并未举证说明玉米因何水湿以及在何时水湿。
3月1日，原告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公证处（以下简称藤县公证处）对“平南顺辉268”轮船舱内的玉米现状进行证据保全，公证人员和原告员工现场查看船舱内玉米现状。在船尾处用铁铲拨开玉米，见到船舱里有积水，经测量水深为5厘米；在船头和船舱中间底处，虽未见到有水，但玉米有被水湿的痕迹，已经变黑。原告员工现场收取渗水玉米样品，水样品封存在藤县公证处。
2013年3月5日，藤县公证处公证人员和原告员工再次登上“平南顺辉268”轮，在该轮船舱里发现仍有少量的发臭玉米，未见到船舱里有漏水的现象。
3月13日，藤县公证处公证人员和原告员工携带3月1日封存的“平南顺辉268”轮船舱内的渗水玉米水样品送至广州市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进行检测。3月20日，该中心出具检测报告，检测结果为送检样品水中氯离子含量为3.45×103mg／L，镁含量为2.46×103mg／L，钠含量为1.94×103mg／L。
藤县公证处为此先后出具了（2013）桂藤证民字第168、191、192号3份公证书，原告分别于2013年3月2日和6月25日向藤县公证处支付了公证费2，000元和4，000元。
卸货完毕后，就涉案货损玉米如何处置，富川温氏公司向原告发出淋湿玉米确认函，原告予以确认。确认函显示：提货日期为2013年2月6日至2月22日，富川温氏公司实提数为1，018.466吨，淋湿玉米375.064吨，两项合计目的港卸载玉米1，393.53吨。淋湿的375.064吨玉米中，220.92吨按470元／吨折价赔偿，109.18吨按670元／吨折价赔偿，44.964吨按1，970元／吨折价赔偿，原告应向富川温氏公司赔偿涉案玉米货损款项265，562.08元。
8月14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向富川温氏公司转账支付涉案货损赔款265，562.08元。
四、关于涉案货损的金额
双方当事人对货损金额有争议。原告以富川温氏公司确认函上载明的265，562.08元为涉案货损金额。被告辩称涉案货物损失数量不明、货物损失价值不明且原告和富川温氏公司应对涉案玉米扩大损失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涉案玉米在“平南顺辉268”轮承运期间发生湿损，船方明确知悉玉米遭受水湿，其应主动与收货人富川温氏公司交接确认湿损玉米数量及湿损玉米受损具体情况。根据已查明事实，船方并没有积极采取确认涉案玉米受损情况的相应措施，因此应认定富川温氏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具有初步证据效力。确认函显示在目的港卸载玉米1，393.53吨，但根据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确认，涉案玉米在目的港卸载数量为1，410.22吨，两者相差16.69吨，原告并未举证说明该16.69吨玉米是否受损、受损程度以及折价处理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认定该16.69吨玉米未遭受湿损，按未受损玉米每吨2，470元计算，上述玉米价值为41，224.30元（计算方式：16.69×2470=41224.30），确认涉案货损金额时，应相应扣减。据此，本院确定涉案水湿玉米货损金额为224，337.78元（计算方式：265562.08－41224.30=224337.78）。被告辩称涉案玉米存在扩大损失的情况且原告应对此承担责任，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涉案玉米何时遭受水湿以及原告在涉案玉米湿损后何种行为导致涉案玉米发生扩大损失，其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此外，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船舶资料载明，“平南顺辉268”轮系1艘钢质多用途内河船舶，建成日期为2012年8月22日，准予航行A级航区，登记船舶所有人为陈航斌，登记船舶经营人为被告，经营人许可证号码为交珠桂XK05**，船舶营业运输证编号为桂贵SJ（2012）2133。庭审中，被告称“平南顺辉268”轮是陈航斌挂靠在被告公司经营，但并未提供船舶挂靠合同。
庭审中，原、被告对于涉案运输运费为30，800元并无异议。2014年5月28日，被告表示同意将其应当收取的运费与其应当承担的债务进行抵销。
2014年5月26日，被告申请对1吨水在船舶运输环境下可以渗湿多少吨玉米进行鉴定。7月29日，被告在第2次庭审时撤回鉴定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系一宗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为适格主体以及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接受富川温氏公司委托后将涉案运输交由被告经营的“平南顺辉268”实际运输，原、被告通过货票约定了货品计量、航次、港口航程等运输合同内容，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辩称涉案货物运输的托运人和收货人均不是原告，原告主体不适格，且被告只是登记船舶经营人，并非原告的合同相对方。
涉案玉米是由富川温氏公司向广东温氏公司购买的，其所有权在深圳交货时即属于富川温氏公司。富川温氏公司根据其与原告的运输合同要求原告安排涉案运输并由富川温氏公司在目的港接收货物，原告经过与“平南顺辉268”轮船舶所有人陈航斌联系确定涉案运输合同内容后，交由“平南顺辉268”轮实际完成涉案运输。虽然涉案货票上载明的托运人和收货人均为锦州天利公司的陈尚明，但根据已查明事实，就涉案运输而言，原告是涉案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富川温氏公司是收货人。在涉案货损发生后，原告向富川温氏公司支付了涉案货损赔款，利益遭受损失。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被告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被告是与其建立涉案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应承担涉案货损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应负证明其与被告成立合同关系的举证责任。根据已查明事实，就涉案运输合同订立而言，原、被告均确认原告是和“平南顺辉268”轮船舶所有人陈航斌达成涉案货物运输协议，没有证据表明原告与被告就涉案运输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涉案货票上加盖的船章仅有“平南顺辉268”字样，并未体现被告的名称。因此，本院认定，涉案运输合同是在原告与陈航斌之间订立的，被告并非合同相对方。就涉案运输合同履行而言，涉案运输是由陈航斌所有的“平南顺辉268”轮实际完成的。就涉案货损处理而言，原告直接通知陈航斌进行处理，而未通知或联系被告。被告虽然是“平南顺辉268”轮的登记船舶经营人，但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实际控制使用“平南顺辉268”轮履行了涉案运输合同义务，原告也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陈航斌表见代理被告的法定情形。因此，本院认为，被告既未与原告订立合同也未实际履行涉案运输合同义务，原告仅以被告为“平南顺辉268”轮登记船舶经营人的身份而主张其与被告建立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如上所述，虽然原告是本案诉讼适格主体，但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实际参与涉案运输。原告向被告主张赔偿货物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诉称的公证费用，并非本案必须产生的费用，且原、被告双方对此并无合同约定或达成补充协议，原告关于被告应向其支付公证费用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市鑫丰源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911.43元由原告深圳市鑫丰源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立菲
代理审判员 江 河
代理审判员 徐春龙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庄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