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吉24行终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光浩，男，1976年5月出生，朝鲜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延吉市公园街桃花源小区。
委托代理人金明姬（系上诉人之妻），1983年5月出生，朝鲜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耿飞，辽宁汇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吉市公安局，住所地延吉市长白山西路7999号。
法定代表人崔昌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邢庆春，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高吉福，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光浩因与被上诉人延吉市公安局确认行政强制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延吉市人民法院（2016）吉2401行初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光浩的委托代理人金明姬、耿飞，被上诉人延吉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邢庆春、高吉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的主要事实，2015年10月11日中午，崔光浩与其朋友一起喝过酒，当日18时许，崔光浩携带仿日本武士战刀（战刀已经开刃）与其跆拳道馆人员一同到延吉市信息产业园的火锅店饮酒。20时14分许，崔光浩携带战刀与同行人员饮酒后回家途中，经过延吉市公园街信息产业园人行横道时，同行的案外人韩文波将刀从刀鞘中拔出。延吉市公安局巡警发现后，20点22分许将崔光浩等人强制口头传唤至公园派出所。崔光浩在公园派出所与延吉市公安局民警情绪对立，未经民警允许进入内部办公区，与民警发生语言肢体冲突，拒不接受调查。20点26分许，延吉市公安局民警决定将醉酒的崔光浩送至留置室约束时，崔光浩拒不配合，崔光浩的妻子和同行人员干预民警执法。崔光浩在送往留置室的走廊中与延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发生肢体撕扯推拉行为，延吉市公安局两名民警对其强制扭送推进留置室。监控视频显示（录像时间2015-10-1120：04：59），崔光浩被两名民警用手推进留置室门时脚被门槛绊了一下，向前急跨一步，倾倒时头部碰到了门对面的厚海绵软包墙上。崔光浩倒地经过一段时间后，曾经多次呼喊，延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也曾四次探视，延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试图拉崔光浩起来，但崔光浩没能配合。监控视频显示（录像时间2015-10-1200：13），崔光浩在留置室大便。8点43分许，由崔光浩的妻子金明姬清理留置室。次日，8时39分许，延吉市公安局民警将崔光浩带至询问室，对崔光浩作完询问笔录（笔录中崔光浩承认案发当日喝多了酒，行动不便系痛风发作）后，让崔光浩与其家属离开公园派出所。崔光浩从公园派出所出来后，到延吉市崔国禄诊疗所就诊。之后，崔光浩先后在延边第二人民医院、延吉祺林医院、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第三医院、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南开医院就诊治疗。
在审理中，本院根据崔光浩2016年7月28日的鉴定（委托要求：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人数、护理期限、后期治疗费）申请，将委托鉴定手续及材料移送本院（注：2016年8月8日，原审法院告知崔光浩是否补充崔光浩的伤情与延吉市公安局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鉴定时，崔光浩表示不申请）。本院将崔光浩的鉴定事项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原审法院根据延吉市公安局2016年8月23日的鉴定（委托要求：对崔光浩的损伤与延吉市公安局民警推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申请，将委托鉴定手续及材料移送本院。本院将被告的鉴定事项委托吉林天平司法鉴定中心。2016年9月2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登记编号：2016临1321）退卷函（内容：委托事项中后期治疗费不属于本中心鉴定能力范围，根据现有鉴定材料难以对上述委托事项出具明确的鉴定意见。因未能联系上委托人，决定暂不予受理，先予退卷）退回。2016年10月14日，崔光浩变更鉴定要求（注：只申请伤残鉴定）。2016年10月25日，原审法院将有关鉴定材料移送本院对外委托。2016年11月2日、11月7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要求补充鉴定材料的函（登记编号：2016临1497）（内容为：1、请法院提供明确的案情记录，以免将来发生争议；2、是否已经进行了损伤程度鉴定，请提供损伤程度鉴定书复印件；3、受伤时间是10月11日，病历材料为12月的，请提供全部伤后就诊材料复印件，经法院质证后，寄送至本中心）。2016年11月21日，原审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崔光浩补充鉴定材料。2016年12月2日，崔光浩对原审法院的简要案情介绍内容有异议，寄信给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撤回鉴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将有关材料退回。2016年12月30日，吉林天平司法鉴定所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退回理由为鉴定材料不全或鉴定材料与鉴定要求不符）。2017年6月30日，原审法院将延吉市公安局的鉴定材料移送本院委托鉴定。2017年7月11日，受委托鉴定的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以案情复杂并涉及案件调查及确认事实的相关问题，本所技术能力和条件难以作出明确结论为由，退回鉴定委托。2017年9月11日，原审法院再次将延吉市公安局的鉴定材料移送本院委托鉴定。2017年11月1日，受委托的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T20170339号不予受理告知书（退回理由为：该案件技术难度大，已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退回鉴定。2017年11月20日，原审法院将延吉市公安局的鉴定材料移送本院委托鉴定。2017年11月30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登记编号：2017临1894）退卷函（退回理由为：鉴定要求中所涉专门性问题超出本中心技术条件或鉴定能力）。
原审法院根据崔光浩的申请让证人出庭，但崔光浩当庭放弃对证人的出庭要求。庭审中，崔光浩明确诉讼请求，即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对赔偿问题不在本案中主张。
在原审法院（2016）吉2401行初1号案件审理中，崔光浩在起诉时同时申请保全证据，要求保全延吉市公安局对崔光浩传唤约束期间的监控视频。原审法院通知延吉市公安局后，延吉市公安局已将崔光浩在公园派出所期间的有关视频提交原审法院，对2015年10月11日延吉市公安局巡警执法记录仪视频，延吉市公安局以视频储存三个月，未刻盘留存为由未提供。
崔光浩于2017年12月11日向原审法院递交解除与律师盛翠利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书面意见。
原审的主要裁判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延吉市公安局具有对本辖区内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等行为依法履行治安管理的法定职责。
公安部关于印发《管制刀具认定标准》的通知（公通字[2007]2号）规定：仿东洋武士刀属于管制刀具的范围，应按《公安部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严格管制。《公安部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制造、销售和贩卖匕首、三棱刀、弹簧刀等属于管制范围内的各种刀具。严禁非法携带上述刀具进入车站、码头、机场、公园、商场、影剧院、展览馆或其他公共场所和乘坐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第十三条规定”违反本规定，非法制造、销售、携带和私自保存管制范围刀具的，公安机关应予取缔，没收其刀具，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条款予以治安处罚；有妨害公共安全行为，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在本案中，崔光浩持有的仿东洋武士刀属于管制刀具的范围。崔光浩没有持有该管制刀具的合法手续，属于非法持有，且应当知道饭店是公共场所，仍然携带管制刀具到公共餐饮场所饮酒，酒后放任饮酒的同行人韩文波当街拔出鞘，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不仅违反了《公安部对部分刀具实行管制的暂行规定》中严禁非法携带刀具进入公共场所的规定，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第十五条规定：”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
在本案中，延吉市公安局巡警发现崔光浩和韩文波的治安管理违法行为后，及时传唤至公园派出所，对崔光浩进行调查并扣押其管制刀具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崔光浩被带到公园派出所后应配合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服从指挥，但崔光浩因对扣押刀具行为不满，以取回刀具为目的擅自进入办公区，其他同行人员包括崔光浩之妻金明姬、韩文波等人也对延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表示不满，与民警发生推扯，拒不配合民警工作，妨碍了公安机关正常办案秩序。延吉市公安局根据崔光浩及其妻等同行人的饮酒状态和情绪激动不配合调查的情况，决定强制约束崔光浩酒醒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
延吉市公安局将崔光浩带至留置室过程中，在留置室的走廊崔光浩与公安民警发生推扯。在留置室门口拒绝进入而被两位公安民警用手推进留置室，且加上本人被门槛绊脚，身体往前倾倒撞到对面厚软包墙上后倒地。根据当时的情形判断公安民警用手推进留置室的行为是必要采取的强制性手段，其行为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崔光浩身体伤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且崔光浩之前是否患有该病情存疑，应当通过具有专业技术的鉴定部门进行鉴定予以确认。经原审法院释明，崔光浩拒绝申请鉴定和不配合鉴定。原审法院委托多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因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不足而未能鉴定，无法认定公安民警推其进留置室时是否用力过猛超过必要限度而导致崔光浩受到伤害，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崔光浩进入留置室后，多次叫唤民警，民警也应叫唤探视崔光浩四次。在此过程中，存在民警对崔光浩的语言不文明以及崔光浩在留置室内大便没人监管的情形，是公安机关警纪不严明和监管不及时的不当行为，但该不当行为并不能导致崔光浩的伤害结果，也不能否定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的合法性。
综上，延吉市公安局对原告崔光浩强制传唤调查、约束至酒醒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应当驳回崔光浩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驳回崔光浩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崔光浩上诉称：1.原审故意混淆案件事实。公安机关《受案登记表》记载崔光浩在通过延吉市公园街公园正门人行横道时将随身携带的非法刀具拔出，公安机关根据此事实口头传唤崔光浩到派出所接受调查。但公安机关此行政措施是错误的，因为崔光浩并不是拔刀人。原审法院却认定延吉市公安局因崔光浩等人当街手持刀剑而作出口头传唤崔光浩接受调查的行政行为，此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认定延吉市公安局对崔光浩行使口头传唤的行政行为正确，这是错误的。延吉市公安局在第一次庭审中答辩其口头传唤的理由是崔光浩不配合民警工作、处于醉酒状态，但延吉市公安局没有提交任何证据。3.原审法院认定延吉市公安局对崔光浩采取约束至酒醒的行政行为正确，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崔光浩处于醉酒状态的证据不足，延吉市公安局采取约束至酒醒的行政行为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延长询问查证时间》中，延吉市公安局办案人还是以崔光浩将随身携带的非法刀具拔出的违法行为为由，要求对其询问查证时间延长至24小时。因此，延吉市公安局采取的传唤、进行询问不是约束至酒醒的行为，其程序严重违法。4.原审在证据的采信上存在错误。延吉市公安局提交的《受案登记表》《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扣押清单》中显示的时间与延吉市公安局答辩时所认定的事实存在矛盾；崔光浩在询问笔录上没有签字；《公安督察询问笔录》属于事后补正的证据，程序严重违法，不能证明崔光浩处于醉酒状态；延吉市公安局未向法院提交完整的执法过程视频资料；对崔光浩在原审中提交的一些证据，原审法院不组织质证，判决书中也未涉及到该证据。5.原审法院存在失职行为。原审法院认定延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存在违纪行为，但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将有关人员涉嫌违纪的材料移送监察机关和上一级行政机关。6.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崔光浩所受伤害系延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造成。崔光浩系被延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推倒并摔至昏迷的，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延吉市公安局存在暴利执法，行政行为违法，并给崔光浩造成损失的事实。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重新审理，确认延吉市公安局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费用由延吉市公安局负担。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相关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将有关材料移送至监察部门，如发现有犯罪行为的，将有关材料移送至检察机关。
被上诉人延吉市公安局未作出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中，上诉人崔光浩申请证人徐文官、韩振宙出庭作证。证人徐文官称其在原审法院开庭时旁听过庭审；证人韩振宙称其在原审时已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认为，徐文官系已旁听过庭审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韩振宙在原审已经出庭作证，故以上证人证言不属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组织质证和认证。
二审经审查对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延吉市崔国禄诊疗所的处方笺记载：”该患10月12日下午1点钟来诊，当时头痛、恶心、双肩刺痛及不能接触并麻木、活动受限，以及功能障碍。四肢无力麻木。当时对应治疗”。延边第二医院MR检查报告单（2015年10月14日）诊断意见为：”颈椎骨质增生；颈3-4、4-5、5-6间盘突出；腰椎骨质增生；腰4-5间盘膨出。”延吉祺林医院诊断书（15年10月26日）诊断为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诊断证明书（2015年11月17日）主要诊断记载：”1.颈椎间盘突出症；2.颈椎管狭窄。”延边大学附属医院MRI诊断报告单（2015年12月4日）诊断为颈椎病，C5/6层面脊椎变性。天津市南开医院放射报告单（2015年12月11日）诊断意见为：”1.颅CT平扫脑实质未见明显异常，所示颅骨未见明显骨折，请结合临床必要时复查或详查；2.颈椎病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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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间盘突出、颈5/6椎管狭窄；3.颈椎CT平扫未见确切骨折”。天津市南开医院出院诊断（2015年12月12日），”1.颈部外伤；2.颈椎髓损伤；3.颈椎间盘突出症；4.2型糖尿病。”
本院认为：崔光浩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出入公共场所，并且同行人员在公共场所将管制刀具当众拔出刀鞘，同时，根据现有证据也足以认定崔光浩在案发当时已处于醉酒状态，并实施了以暴力方式阻碍公安机关执法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相关法律规定，原审对此已具体阐述，本院不予赘述。延吉市公安局据此对崔光浩依法强制传唤，并采取”约束至酒醒”等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治安管理相关法律规定。
治安管理法律法规赋予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等，采取与之相适用的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在此前提下，即使行政强制措施致违法行为人相应的人身或财产损伤，只要未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公安机关的行为即应被认定为合法。
崔光浩主张延吉市公安局暴力执法致其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崔光浩对其该项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延吉市公安局在行政执法以及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已给崔光浩充分的举证机会，但其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崔光浩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
崔光浩酒后实施多个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并以暴力方式阻碍公安机关执行公务，延吉市公安局依法对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主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执法行为并未超出明显限度。公安民警个人在事后为化解信访、防止事态扩大等所实施的行为也不能作为证明公安机关行为违法的证据。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崔光浩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崔光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丽英
审判员 李彩莲
审判员 金 花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朴美英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