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3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塘皂一（2）村黄泥岭工业区*号铺位。
法定代表人：朱世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卢创新，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尚宏金，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妃。
委托代理人：柴昕，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付治学，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朝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民二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妃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朝恩公司自2011年3月开始向周妃采购塑胶材料，双方约定由朝恩公司向周妃下订购单分批采购货物，周妃向朝恩公司供货，付款周期为月结30天。周妃依约向朝恩公司交付货物后，朝恩公司未依约支付货款，至今尚欠货款653849.50元。周妃与朝恩公司多次协商未果，于是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朝恩公司向周妃支付货款653849.5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朝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朝恩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双方没有案涉交易，朝恩公司没有拖欠周妃货款。1.周妃提供的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相关单据上的公章已经被鉴定为与朝恩公司使用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吴某、贺敏华曾系朝恩公司员工，朝恩公司从未指示两人与周妃进行业务往来，两人签名的真实性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杨小勇、雷玲并不是朝恩公司员工，两人签名的单据与朝恩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的联系。2.周妃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朝恩公司并没有叫高某的职员，从未代表朝恩公司对外支付款项。3.朝恩公司提供的曾利民与张晁祥之间的《协议书》，内容真实、与案件有直接的关联，张晁祥才是真正与周妃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妃主张其以“东莞市中联塑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联塑化公司）的名义与朝恩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但该中联塑化公司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周妃提交2011年4月至2011年10月期间的订购单（传真件）、送货单、对账单，拟证明其向朝恩公司交付了价值653849.5元的塑胶原材料货品。
周妃提交的2011年4月至8月的订购单（传真件）抬头为“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编号201104060001、2011041101、2011041401、2011042201、2011042501、20110525、20110601、20110602、20110701、20110702、20110718、20110703、20110801-01、C20110802-02、201108002的订购单右下方均有“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印章，但核准人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而2011年5月25日的订购单打印有“请购人：贺敏华”字样，但没有签名或盖章。周妃提交的2011年9月、10月的订购单（传真件）抬头为“万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落款处没有加盖任何印章，其中2011年9月23日的订购单核准人签名字迹虽潦草无法辨认，但书写痕迹与2011年4月6日编号为201104060001的订购单上核准人签名一致。全部订购单约定的送货地点均为“东莞市东城区温周路温塘南路石羊街1巷3号”，付款条件为月结30天。
周妃提交的2011年4月至8月的送货单记载客户名称为“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朝恩”等，还记载了送货日期、品名、规格、单价、数量、总金额等内容。送货单上有送货人“周妃”签名，收货单位经手人签名分别有吴某（送货日期分别为7月25日、8月1日、8月22日）、杨小勇（4月7日至7月8日）、周伟捷（8月12日）。其中2011年7月2日、7月25日的送货单还加盖了“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收发章”。而周妃提交的2011年9月、10月的送货单记载客户名称为“万源光电（朝恩SMD部）”，收货单位经手人为吴某。
周妃提交的对账单显示其向“朝恩精密五金SMD部”发出对账请求，对方在4月份对账单、3.4.5月份对账单、4.5.6月份对账单、5.6.7月份对账单、5-8月份对账单的落款处加盖了“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印章，金额分别为215000元、473000元、566862.5元、529062.5元、567849元，其中5-8月份的对账单还有“雷玲”的签名。而周妃提交的6.7.8月份对账单、9月份对账单、10月份对账单均没有加盖印章，仅有“雷玲”签名确认，数额分别为473362.5元、692349.8元、703849.8元。周妃还提交一份单方制作的明细表，主张朝恩公司已经支付部分货款，至今尚欠货款金额为653849.5元。
朝恩公司对上述单据中的印章均不确认真实性，向原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并已预付鉴定费用26400元。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单据上的印章进行鉴定，朝恩公司在鉴定过程中提交了其持有的印章所形成的实验样本以及其在东莞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备案登记的印章进行比对。该鉴定机构依法作出了康怡司鉴中心（2013）文鉴意字第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检验发现备案印章印文模糊、字迹不完整，不具备检验条件，鉴定结论认为案涉单据上的印章印文与朝恩公司提交的印章所形成的印文出现本质差异，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周妃对此认为，由于备案印章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周妃提交的单据上记载的印章和朝恩公司提交的印章中哪个才是经过备案登记的印章，该鉴定意见书无法证明朝恩公司的抗辩主张。
原审法院依据周妃的申请向东莞市东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取了朝恩公司的员工社保名册，发现朝恩公司为吴某办理了2011年5月至12月的社会保险，为贺敏华办理了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的社会保险，查无杨小勇、周伟捷、雷玲的参保记录。朝恩公司确认社保名册的真实性，但认为单据上的签名字迹难以辨认，即使清晰可辨也不能证明员工的签名是代表朝恩公司作出的职务行为。
朝恩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一份《协议书》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证明周妃与案外人张晁祥发生交易，案涉债务应由张晁祥承担。《协议书》的债权方为“中联塑化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是曾利民（即周妃的丈夫），而债务方为“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代表人是张晁祥。曾利民与张晁祥于2012年4月9日在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债务方共需支付债权方653849.8元，债权方同意债务方将上述债务转让给河南沁展精密电子元件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根据《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记载的内容，“河南沁展精密电子元件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保留期限截至2012年8月16日。朝恩公司主张案外人张晁祥租赁的厂房与朝恩公司的厂房属同一房东所有，需通过同一个大门入内，由于张晁祥并未注册公司所以厂房大门上仅挂有朝恩公司的字号，但实际与周妃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张晁祥个人。而周妃则认为，在交易过程中，朝恩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世杰的妻子顾红梅（社保名册显示有顾红梅自2010年1月至2013年2月的参保记录）叫周妃直接联系公司SMD部门的负责人张晁祥，随后贺敏华、张晁祥等人都曾通过电话向周妃采购，有关经手人均佩戴工作证并向周妃出示名片，而且周妃每次都将货物送至朝恩公司的仓库由吴某等人签收，所以周妃有理由相信张晁祥代表朝恩公司便与之发生交易，后来朝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世杰、张晁祥与周妃一起到河南处理债务事宜，朱世杰曾与周妃协商打折支付案涉货款，双方协商未果，于是周妃在2012年8月13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依法裁判。
在原审期间，朝恩公司以与周妃曾口头约定争议的管辖法院为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后被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朝恩公司在原审期间曾申请追加张晁祥作为朝恩公司参加诉讼，周妃认为交易关系是发生在周妃与朝恩公司之间，因此不同意追加。
经重审审理查明，周妃主张以“东莞市中联塑化科技有限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与朝恩公司之间进行交易往来，但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的交易模式是朝恩公司向周妃通过传真下单，由周妃送货至朝恩公司处，经朝恩公司验收后双方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货款支付周期为30天月结，朝恩公司在交易期间曾支付部分货款，但至今仍拖欠其货款653849.50元。为此，周妃提供了2011年4月至2011年10月期间的订购单（传真件）、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予以证明。周妃提交的订购单记载客户名称为“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同时记载了购单编号、订购产品名称、数量、质量、单价、总额、订货日期、送货日期、付款条件、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送货单记载了客户名称为“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或“朝恩”，同时记载了购单编号、送货日期、品名、规格、单价、数量、金额等内容。订购单上有“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印章样式，有“周妃／中联”字样，送货单收货单位经手人签名分别有“吴某”（送货日期分别为7月25日、8月1日、8月22日、9月19日、9月24日、）、“杨小勇”（4月7日至7月20日、2011年10月18日）、周伟捷（8月12日），送货单位及经手人有“周妃”签名字样。2011年5月14日、6月1日、6月14日、7月18日、7月20日、7月25日、8月1日、8月22日的送货单上加盖了“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收发章”。以上订购单和送货单所涉货物均为PPA-118材料，其中2011年5月25日有两个订购单，一张订购单为购买PPA-118材料，一张订购单请购人为“贺敏华”，购买的是PP清洗料，对应的送货单将两种货物合并送货。周妃提交的每月对账单中，均将拖欠货款与当月货款合并计算，其中4、5、6月份的对账单中签名无法辨认，7月份无签名情况，8、9、10月份的对账单均有“雷玲”签名字样，除了8月份对账单外，其余均有“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印章样式，除了每月对账单，另有一张对账日期为2011年11月26日对账单，对2011年5-8月的往来账款进行核对，记载了付款时间及金额、未付款情况和未付款项总额等内容，以上对账单记载金额与原审查明一致。
朝恩公司对上述单据中“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真实性均不确认，遂向原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在原审法院主持下，周妃、朝恩公司双方依法通过摇珠确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与朝恩公司在东莞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备案登记的印章样本进行比对，该鉴定机构出具粤天正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10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案涉单据上的印章印文与朝恩公司提交的印章所形成的印文出现本质差异，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
周妃提交的《单笔转账银行记录》，显示高某于2011年9月6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向周妃转账30000元，并附言为PPA货款，从周妃提供的5-8月份对账单中2011年5月份货款的付款时间记录里，找到前述9月6日汇款30000元的记录。朝恩公司提交了高某的书面声明，声明称高某任职于张晁祥公司，因张晁祥公司未进行工商注册，由朝恩公司代买社保，转账金额实为张晁祥委托其支付的货款。
朝恩公司申请高某（女，汉族，住址：海南省XX市XX镇XX村委会XX村，身份证号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高某称述：高某又叫高可婷，曾在张晁祥处工作，工作期间受张晁祥委托向周妃丈夫曾利民汇款30000元，并通过他人介绍由朝恩公司代买社保，其每月均将购买社保的钱支付给朝恩公司；SMD部与朝恩公司在同一幢办公楼办公，朝恩公司在一楼办公，SMD部在二楼办公，大楼门前外墙顶部悬挂“朝恩公司”的公司牌匾；张晁祥以SMD部名义对外从事业务，但不清楚SMD部与朝恩公司之间的关系；涉案的订购单即为SMD部使用格式，其中的“高可婷”即为本人，送货单中“杨小勇”为SMD部的仓库管理员，雷玲、吴某均是SMD部员工。周妃认为高某原审庭审开始时并未承认本人即为高可婷，且其没有证据证明朝恩公司代买社保，因此认为高某的证言存在虚假陈述。
周妃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调查笔录，调查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调查人：柴昕、付治学，被调查人为吴某（女，住址陕西省XX县XX镇XX村XX组，身份证号码：××，调查笔录主要内容为：吴某于2010年8月至2011年12月在朝恩公司处工作，朝恩公司为其购买社保，工作部门为朝恩公司SMD部，在朝恩公司公司的二楼办公，部门负责人叫张晁祥，期间一起工作的同事有杨小勇、贺敏华、高某（又叫高可婷），吴某原从事生产管理，杨小勇离职后，主要负责签收供货商送的原材料，吴某确认涉案送货单（2011年7月25日、2011年8月1日、2011年8月22日、2011年9月19日、2011年9月24日、2011年10月18日）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均为本人签名，其中2011年9月24日、2011年10月18日两张送货有“万源光电”字样因SMD部门准备成立新的公司，依据朝恩公司的要求填写。另，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证处于2014年11月6日就吴某的签名式样出具了（2014）深宝证字第14486号公证书。
朝恩公司主张案外人张晁祥（男，台湾台中市人，身份证号码：××）冒用朝恩公司的名义与周妃进行交易往来，实际是周妃与张晁祥交易，且周妃与张晁祥双方已协议将案涉货款转移给河南沁展精密电子元件有限公司承担，并提交了协议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均为复印件）等证据加以证明。该《协议书》的债权方为“中联塑化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人是曾利民（周妃的丈夫），而债务方为“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代表人是张晁祥。曾利民与张晁祥于2012年4月9日在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债务方共需支付债权方653849.8元，债权方同意债务方将上述债务转让给河南沁展精密电子元件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周妃认为该份协议书的合同双方为周妃与朝恩公司，因此该份协议书理应只能由周妃与朝恩公司双方持有，若该份协议是张晁祥持有，则朝恩公司无法获取该份证据的。
原审法院根据东莞市东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提供的朝恩公司的员工社保名册，查明朝恩公司为吴某办理了2011年5月至12月的社会保险，为贺敏华办理了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的社会保险，为高某办理了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的社会保险，但无杨小勇、周伟捷、雷玲等人的参保记录。朝恩公司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吴某、贺敏华为朝恩公司的员工，不确认高某为其员工，认为单据上的签名不能证明是员工的签名，也不能证明是代表朝恩公司作出的职务行为。
以上事实，有周妃提供的工商登记查询资料、订购单（传真件）、送货单、对账单、明细表、单笔转账银行记录，朝恩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原审法院依法调取的社会保险名册、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高某证人证言、吴某调查笔录等证据以及原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周妃、朝恩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债务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三、朝恩公司应向周妃支付货款的金额。
首先，周妃主张向朝恩公司提供PPA材料等货物，但未能提供书面合同。周妃提交的订购单、送货单（2011年4月至10月），其上的购单编号、订购产品名称、数量、单价、总额、送货日期内容一致，能相互对应。订购单中“采购人：高可婷（又叫高某）”经高某本人确认，送货单上有“吴某”、“杨小勇”、“周伟捷”等人的签名；“贺敏华”于2011年5月25日订购的PP清洗料由杨小勇签收；高某于2011年9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周妃支付PPA材料货款30000元，该笔银行转账同时记录在2001年5-8月对账单中。根据参保纪录显示，朝恩公司曾为吴某、贺敏华、高某等人购买社保，证明在周妃主张的交易期间上述三人均为朝恩公司员工。朝恩公司在原审庭审中确认吴某、贺敏华为其员工，但不确认高某、杨小勇、周伟捷、雷玲等人为其员工，提出仅为高某代买社保，高某实为案外人张晁祥员工。经查，高某的证人证言与吴某的调查笔录有多处可相互印证：杨小勇、雷玲、高某、吴某同在由张晁祥担任负责人的SMD部工作，SMD部在朝恩公司的二楼办公，高某主要负责发出订购单，杨小勇、吴某曾先后负责签收货物；对于SMD部与朝恩公司的关系，两人的认知不同，高某表示不清楚，吴某则认为SMD部是朝恩公司的一个部门。综合以上证据，周妃与SMD部进行交易往来的事实基本清楚。而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均有“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显示SMD部对外交易系以朝恩公司的名义进行，朝恩公司认为与周妃发生交易的应当是SMD部负责人张晁祥，对上述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上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经依法鉴定，其上公章与朝恩公司在公安局备案的公章并非来自同一枚公章，但公章并非作为认定周妃与朝恩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唯一依据，朝恩公司不确认高某为其公司员工，却为其购买社保，同时确认“吴某”、“贺敏华”等为其公司员工，但以上三人均在SMD部工作，杨小勇、雷玲等人虽未购买社保，高某、吴某却证明杨小勇、雷玲两人亦为SMD部员工。据悉，SMD部与朝恩公司同在一幢办公楼，楼外墙体只悬挂“朝恩公司”一个牌匾，周妃称其与SMD部负责人张晁祥进行接洽是基于朝恩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世杰之妻子顾红梅的指示，基于以上事实，周妃有理由相信SMD部为朝恩公司的下属部门，有理由相信高某、吴某、贺敏华、张晁祥等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完成的交易行为即为经朝恩公司授权的职务行为。朝恩公司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朝恩公司与SMD部系不同的交易主体且周妃与SMD部进行交易时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而朝恩公司对吴某、杨小勇、雷玲等人签名的真伪不置可否，因此，原审法院依法认定高某、吴某、贺敏华、杨小勇、雷玲等人均为朝恩公司SMD部员工，朝恩公司应当对上述员工下订、收货、对账等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且朝恩公司在原审期间以与周妃曾口头约定争议的管辖法院为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并未否认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周妃、朝恩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周妃与案外人张晁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协议未经朝恩公司盖章确认，但该《协议书》明确记载了债务方为朝恩公司，而张晁祥仅作为债务方代表人签字，可见周妃方在签约时认为张晁祥是朝恩公司方的代表。朝恩公司原审庭审中称与张晁祥并不认识，但却提供了该《协议书》，因此，该《协议书》并不能证明周妃与张晁祥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反而证明张晁祥与朝恩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且债务受让方“河南沁展精密电子元件有限公司”并未签字盖章，因此，该《协议书》并不产生债务转移的约束力。
关于朝恩公司应当向周妃支付货款的金额问题。周妃提交的订购单、送货单及对账单通过朝恩公司员工签名环环相扣，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周妃向朝恩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高某2011年9月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货款，在周妃提供的2011年5-8月对账单中记载了该付款情况，该对账单显示，高某的银行转账是为归还2011年5月份货款，原审法院推定该对账单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其中“周伟捷”于2011年8月12日签收的货物价值43000元，雷玲于2011年8月份的对账单中确认了上述货款金额，截止8月份，朝恩公司拖欠周妃567849.5元；2011年9、10月份均是吴某签收货物共计64500元＋21500元=86000元，且经雷玲在2011年9、10月的对账单中予以确认，朝恩公司总计拖欠周妃货款567849.5＋86000元=653849.5元，周妃主张朝恩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后尚欠653849.5元，而朝恩公司一直未主张其是否支付货款及具体情况。因此，原审法院采信周妃的主张，依法认定朝恩公司拖欠周妃货款653849.5元的事实。周妃诉请朝恩公司支付货款653849.5元及逾期利息，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逾期利息应以653849.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2年8月13日起计至上述货款全部清偿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朝恩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周妃支付货款653849.5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653849.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2年8月13日起计至上述货款全部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338元、保全费3789元（周妃已预缴）、原审鉴定费26400元、重审鉴定费66010元均由朝恩公司负担。
上诉人朝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朝恩公司与周妃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周妃提供的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上的公章既然系他人伪造的印章，故加盖伪造公章的单据的真实性存疑，若是朝恩公司进行交易，断然不会多此一举适用假公章。周妃完全早已知晓与其交易的SMD部是张晁祥个人掌控的交易主体，与朝恩公司并无关联。因为在周妃与SMD部进行交易的同时，也在与朝恩公司存在较为紧密的商业往来。且朝恩公司的交易习惯与交易模式与张晁祥截然不同，如订购单的样式、联系方式、传真、采购人、核准人、公章样式、付款方式、是否开具发票等均不同。朝恩公司与周妃之间的交易已经诉诸法院【案号：（2014）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15号】，相应的交易习惯及交易模式在该案中可以体现。周妃主观上存在故意，明知张晁祥假冒朝恩公司仍与其交易，应承担其冒险交易带来的风险。对于本案证据，加盖有伪造公章的所有单据应不具有证据三性中的真实性，依法应予以排除；吴某的调查笔录实质上是证人证言，吴某没有出庭作证和接受双方质询，依法不产生证据效力。而高某的证言已经明确证实SMD部与朝恩公司是不同的主体，张晁祥是老板。而协议书也证实了张晁祥是实际的债务承担主体。原审法院采信了非法证据导致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二、本案所涉纠纷为周妃与张晁祥个人之间的交易纠纷，周妃与朝恩公司之间不存在交易关系，也不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张晁祥并非朝恩公司的员工，无权代表朝恩公司，其与周妃交易产生的纠纷不能由朝恩公司为其承担责任。2.周妃提供的部分订购单、对账单虽盖有“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但该公章属于张晁祥私刻，并非朝恩公司真正的公章，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已经证实订购单、对账单上的公章与朝恩公司的备案印章并非同一公章。3.杨小勇、黄政杰、高某（高可婷）、Eddy、刘金珑、李某林、陈再源、贺敏华、吴某、周伟捷、雷玲等11人为张晁祥个人聘请的员工，并非朝恩公司的员工，朝恩公司无须为其行为负责。以上11人由张晁祥发放工资（根据高某陈述工资为发放现金），财务由高某负责，而朝恩公司发放员工工资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并配有工资条。从管理模式及运作模式上可见张晁祥完全独立与朝恩公司。朝恩公司之所以为高某、贺敏华、吴某3人购买社保，主要是因为张晁祥在正式成立公司之前无法为其购买社保，委托朝恩公司为其代缴社保，相应费用由上述3人自行承担。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周妃提供的证人吴某并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不当。三、周妃分别与朝恩公司、张晁祥并行进行交易，明知朝恩公司与张晁祥各自独立，但在向张晁祥追债不成后意图将债务归结到朝恩公司身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周妃分别与朝恩公司、张晁祥并行进行交易，知晓朝恩公司与张晁祥是各自独立的，且交易习惯与交易模式截然不同，周妃完全有机会有能力辨别张晁祥是在冒充朝恩公司。2.在发生张晁祥拖欠周妃货款事实后，因张晁祥曾以朝恩公司SMD部名义与周妃交易，事涉朝恩公司，故朝恩公司要求张晁祥妥善处理其与周妃之间的货款纠纷，张晁祥承诺以其拟成立的“河南沁展精密电子元件有限公司”承担债务，周妃及其丈夫亦同意该解决方案，并在《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朝恩公司并非真实的债务人，仅仅作为张晁祥与周妃之间纠纷的协调人及见证人，故并未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但是，其后周妃到河南追债时，张晁祥控制的公司拒不履行《协议书》才导致本案发生，朝恩公司对张晁祥与周妃之间的交易情况并不了解，不应承担本应由张晁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四、张晁祥作为与周妃交易的直接主体，对查明案件事实有决定性作用。朝恩公司未参与案涉交易根本无法了解具体的案件情况，也无法对周妃提出的交易证据作出实质性回应，原审法院未依照朝恩公司的申请将张晁祥追加为被告，存在严重程序错误，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驳回周妃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周妃承担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周妃向本院答辩称：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足。1.周妃提交的订购单、送货单及通过朝恩公司签名的相关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双方发生买卖关系，尽管送货单上加盖公章与朝恩公司的备案公章不一致，也不足以证明系案外人张晁祥所有，不然朝恩公司已经追究张晁祥的刑事责任。朝恩公司存在多枚公章，虽然不合法，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2.本案所涉的交易模式及交易习惯并无不同，朝恩公司所使用的电话、传真，经114查询均系朝恩公司开通并使用，朝恩公司不同部门的采购人、核准人等不可能相同，是否开具发票也不影响买卖关系的认定，朝恩公司在以往交易过程中还向周妃提供了开税票的账户资料及不开税票的账户资料。3.朝恩公司上诉主张张晁祥委托其为高某、吴某、贺敏华购买社保，另一方面，在一审庭审陈述又称不认识张晁祥，陈述前后矛盾。4.朝恩公司在以前诉讼过程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明确是口头约定由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进行管辖，确认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亦承认本案事实，即朝恩公司共拖欠货款653849.5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朝恩公司在原审庭审时确认周妃提交的证据反映的货款金额为653849.5元。朝恩公司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书中陈述本案事实为，朝恩公司与周妃和其丈夫曾利民共同经营的东莞市中联塑化科技有限公司在采购交易过程中总计拖欠货款653849.8元，该笔债务款项的还款义务后转移给张晁祥所经营的河南沁展精密电子元件有限公司名下。后朝恩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又改称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真正主体是张晁祥与周妃。另外，朝恩公司在原审庭审时确认贺敏华、吴某在社保记录显示的参保期间内是朝恩公司的员工。社保记录还显示高某曾经在朝恩公司处购买社保，但朝恩公司与高某均称是受张晁祥的委托代买社保。朝恩公司证人高某在原审庭审时作证称，其不清楚SMD部门与朝恩公司是否为同一公司，但确认周妃并没有区分是跟张晁祥还是朝恩公司发生交易往来，并确认案涉订购单的格式就是SMD部门对外的订购单格式。
二审期间，朝恩公司提交（2014）东一法东民二初字第415号民事起诉状、民事调解书及相关证据，包括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支票，用以证实周妃与朝恩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模式及交易细节，不同于案涉交易，周妃明知朝恩公司与张晁祥并非同一主体，分别与朝恩公司、张晁祥进行交易，将其与朝恩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纠纷另案起诉，不在本案一并起诉。对此，周妃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两案针对的货款发生期间不同，且周妃起诉本案时另案货款的付款期限未至，故分开起诉，朝恩公司提交前述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朝恩公司提交2011年2月至2011年7月工资转账记录，用以证明周妃提供案涉单据涉及的人员均不是朝恩公司的员工。经查，工资转账记录与社保记录显示的人数不符，且人员不能相互对应，部分参保人员并未出现在工资转账记录里面，部分工资转账人员亦未出现在参保记录中，周妃对工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朝恩公司提交《关于张晁祥与曾利民债务转让协议书的来源说明》，称其提交协议书的来源是，周妃拿着协议书和张晁祥合作的送货单到朝恩公司要账时获得。周妃对此不予确认，并主张在周妃未取得货款的情况下不可能将协议书交给朝恩公司。此外，朝恩公司主张SMD部门由张晁祥个人掌控的独立交易主体，确认只有高某的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
以上另查事实，有原审法院庭审笔录、朝恩公司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书、朝恩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查笔录等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朝恩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朝恩公司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
根据双方陈述，结合本案证据，本院认为可以认定朝恩公司是案涉买卖关系的主体，理由如下：第一，周妃提交的订购单、送货单均显示为“朝恩公司”或“朝恩公司SMD部”或万源光电（朝恩SMD部）等字样，送货单记载的订单号、品名及规格、数量及单价、金额等与订购单、对账单能够一一对应。第二，订购单的采购人高可婷（高某）、请购人贺敏华，送货单的签收人吴某均显示在朝恩公司的社保记录中。朝恩公司主张高某并非其员工仅为代买社保，只有高某的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可以认定高某、贺敏华、吴某均是朝恩公司的员工。另外，朝恩公司不确认交易单据上显示的杨小勇、周伟捷、雷玲等人的员工身份并提交工资转账记录。经查，工资转账记录与社保记录显示的人数不符，具体人员亦不能相互对应，部分参保人员并未出现在工资转账记录里面，部分工资转账人员亦未出现在参保记录中，故未能依据工资转账记录来认定朝恩公司的全部人员情况。结合高某的证人证言及吴某的调查笔录，可以认定案涉交易的采购、收货、对账、付款均是朝恩公司或朝恩公司SMD部的员工。第三，关于SMD部与朝恩公司之间的关系。朝恩公司主张SMD部门是由张晁祥个人掌控的独立交易主体，只有高某的证人证言，但是高某作证称不清楚SMD部与朝恩公司之间的关系，并确认周妃在交易时没有区分张晁祥还是朝恩公司，故其证言未能直接证明SMD部与朝恩公司相互独立。朝恩公司提交的另案证据反映的交易时间发生在案涉交易之后，亦不足以证实周妃在案涉交易发生时早已知晓SMD部与朝恩公司属于不同的交易主体。实际上，SMD部与朝恩公司位于同一大楼，外墙只悬挂“朝恩公司”一个牌匾，结合订购单、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均显示有“朝恩公司”字样，故可以证实SMD部以朝恩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交易。第四，朝恩公司持有并提交的《协议书》明确记载了债务方为朝恩公司，而张晁祥仅作为债务方代表人签字，可见周妃在签约时认为张晁祥是朝恩公司的代表。而且，朝恩公司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书中亦确认是朝恩公司与周妃发生交易关系，并在采购交易过程中总计拖欠货款653849.8元。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本院依法确认朝恩公司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即便案涉交易单据上公章经鉴定与朝恩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亦不足以否定周妃与朝恩公司之间存在买卖交易的事实。原审法院结合对账单认定朝恩公司需向周妃支付货款653849.5元及逾期利息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朝恩公司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朝恩公司的上诉均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正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338元，由上诉人东莞市朝恩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祁晓娜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代理审判员 殷莉利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谢翠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