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甬商终字第7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象山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智英。
委托代理人：奚利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国千。
委托代理人：谢忠明。
上诉人象山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栋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倪国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2）甬象商初字第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1年9月，陶明利从伟栋公司拉走32支全棉棉纱共计13吨出售给倪国千经营的象山丹城东达工艺针织厂（以下简称东达厂），共计货款总额为364000元。2011年11月9日，倪国千�由蒋友世转手给付陶明利50000元。
对倪国千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该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伟栋公司提供的2011年1月至2011年8月工资单中“蒋伟道”、“陶明利”署名进行书写时间鉴定，该所于2012年12月26日作出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2）鉴字第1597号《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标注日期分别为“2011.1”至“2011.8”的《宁波梅山保税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2011年X月工资单》上右上角“蒋伟道”署名字迹不应是标注日期分别形成，而应是同期书写形成；2.标注日期分别为“2011.1”至“2011.8”的《宁波梅山保税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2011年X月工资单》上右上角“陶明利”署名字迹不应是标注日期分别形成，而应是同期书写形成。对此鉴定意见，伟栋公司对工资单中“蒋伟道”、“陶明利”署名字迹系同期形成的解释为因伟栋公�原先的注册地址为宁波市梅山保税港区，公司财务账目也都是由宁波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因为保税港区的企业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加之税务部门查账不是很严格，所以当时伟栋公司的账目做得并不是很规范，账目中仅有记账凭证而没有工资发放的原始凭证，而在2011年10月，伟栋公司的注册地址经工商变更为象山，所有的账目也一并迁入象山，而象山的税务部门对账目要求非常严格，所以伟栋公司在2011年10月制造了上述工资单，故当时只是出于规范财务账目的目的，而非诉讼需要。倪国千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
伟栋公司于2012年3月1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1年9月，伟栋公司向东达厂出售32支全棉棉纱共计13吨，具体事宜由伟栋公司的业务员陶明利经办。伟栋公司交付货物后，东达厂开具入库单，对双方交易的棉纱数量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对每吨棉纱价格�约定，货款总额为372000元。该款经伟栋公司多次催讨未果。请求判令：倪国千支付伟栋公司货款372000元。庭审中，伟栋公司将货款金额变更为364000元。
倪国千在原审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伟栋公司主体不适格，倪国千在2011年9月是向陶明利之妻开办的象山锦华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公司）购买13吨棉纱，并非是向伟栋公司购买，且倪国千已支付给陶明利货款50000元，余款陶明利同意在其向倪国千的借款中予以抵扣，故伟栋公司、倪国千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请求驳回伟栋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一、与倪国千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伟栋公司还是陶明利之妻开办的锦华公司；二、倪国千经由蒋友世转手给付陶明利的50000元款项系支付本案货款还是陶明利向倪国千的借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首先，陶明利在2011年11月前对外确曾以伟栋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其他公司洽谈业务并签订合同，虽然伟栋公司未曾为陶明利缴纳过养老保险费以及陶明利同样在其妻开办的锦华公司工作，但不能以此割裂伟栋公司与陶明利之间的劳动关系，故陶明利的身份存在多重性；其次，依照倪国千、陶明利以及倪国千提供的证人俞某的证言，可以确认在本案棉纱买卖发生之前，倪国千一直与锦华公司存在着棉纱买卖关系，倪国千并与陶明利约定以部分货款抵扣借款，故与倪国千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伟栋公司还是锦华公司对倪国千而言具有利害关系；再者，伟栋公司无其他证据证明陶明利在向倪国千供应棉纱时确曾披露了伟栋公司的合同相对人的地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倪国千与陶明利之间存在着以货款抵扣借款的约定，从倪国千的抗辩看，倪国千的意思表示就是与锦华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并以此来抵扣借款，倪国千若知晓棉纱是伟栋公司所供而非锦华公司，其并不会与之订立合同。综上，该院认定与倪国千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陶明利之妻开办的锦华公司。
对于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首先，借款应出具借条而非欠条、收条，陶明利主张借款却出具收条与常理不符；其次，就倪国千而言，不管其认为与之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锦华公司抑或伟栋公司，在其货款尚未结清的情况下向陶明利给付款项应首先理解为�货款相抵而无必要将事情复杂化；再次，若该50000元确系倪国千给付陶明利的借款，倪国千在收到收条时应提出异议并将收条及时换成借条为妥，以避免不必要的歧义，现倪国千持有的仍为收条。因此，倪国千支付给陶明利的50000元款项为货款。
综上，该院认为，伟栋公司尚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系合同相对人，故伟栋公司与倪国千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尚未成立，伟栋公司主体不适格。伟栋公司要求倪国千支付364000元货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难以支持。因倪国千收取的货物系陶明利从伟栋公司处拉走，伟栋公司可向陶明利另案主张相关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伟栋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60元，鉴定费17600元，合计24360元，由伟栋公司负担。
伟栋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依据倪国千原审时提供的证据，陶明利向倪国千借款时间为2011年7月10日，而陶明利与倪国千商谈以货款抵扣借款的时间为2011年8月，而之后锦华公司与倪国千确实进行了棉纱交易，锦华公司向倪国千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即使货款抵扣借款事实存在，锦华公司对与倪国千的棉纱交易也应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锦华公司并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反，伟栋公司原审时提供的被倪国千拒收而作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交易双方、交易时间和金额上都吻合。涉案棉纱款总额为364000元，陶明利所欠借款为440000元，即使将全部棉纱款抵扣借款，陶明利也不足以偿还所有借款，因此倪国千通过第三人支付给陶明利的50000元棉�款系多此一举。伟栋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伟栋公司与倪国千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仅凭分析推理，认定与倪国千发生买卖关系的是锦华公司系认定事实不清，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逻辑颠倒，且自相矛盾。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倪国千答辩称：倪国千通过蒋友世支付给陶明利的50000元款项为货款，而锦华公司系陶明利与其妻共同开办的公司，当时倪国千与陶明利、锦华公司约定以部分货款抵扣陶明利向倪国千所借的款项，因此与倪国千发生买卖关系的不是伟栋公司，而锦华公司。原审事实认定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伟栋公司向本院提供锦华公司于2013年7月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13吨棉纱由伟栋公司出售给倪国千开办的东达厂，伟栋公司与东达厂存在棉纱买卖关系。倪国千质证�认为，该证明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锦华公司已出具给倪国千三份证明，可以证明涉案棉纱是锦华公司出售给东达厂，对伟栋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不予认可。倪国千向本院提供锦华公司出具的证明二份、陶明利出具的证明一份，锦华公司与东达厂的对账单一份，拟证明2011年8月8日开始到9月23日，锦华公司供应给伟栋公司棉纱24吨，其中包括涉案的13吨棉纱，东达厂已支付给锦华公司部分货款的事实。伟栋公司质证后认为，如锦华公司与东达厂存在24吨棉纱的买卖关系，锦华公司应向东达厂开具全部货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锦华公司只开具给东达厂5吨棉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余19吨棉纱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锦华公司与东达厂没有发生涉案13吨棉纱的买卖关系。本院认为，双方提供的证据均由锦华公司提供，且证明内容意思相反，上述证据难以采纳。
本�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伟栋公司原名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更名为伟栋公司。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已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伟栋公司认为其与倪国千之间存在棉纱买卖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是：1.伟栋公司与倪国千经营的东达厂之间并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伟栋公司也未提供送货单，伟栋公司提供的出库单也没有东达厂工作人员签名，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棉纱买卖关系；2.东达厂与锦华公司一直存在棉纱买卖关系，之前东达厂也是通过陶明利联系同锦华公司发生棉纱买卖关系，虽然陶明利系伟栋公司的业务员，但陶明利同时也是锦华公司的股东，其身份具有多重性，且陶明利原审时曾明确表示涉案13吨棉纱�其货调不过来才向伟栋公司要的，其与倪国千也曾谈过以货款抵扣借款的事宜，因此即使陶明利与伟栋公司存在委托关系，陶明利也未向东达厂披露，东达厂对该委托关系并不知情，从东达厂退回伟栋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看，东达厂知道该委托关系后应不会与伟栋公司发生棉纱买卖关系，伟栋公司向东达厂主张货款无法律依据；3.陶明利向东达厂出具的收条可以证明东达厂向锦华公同支付了50000元货款的事实，伟栋公司认为系其与东达厂发生棉纱买卖关系，则应由伟栋公司向东达厂出具收据等凭证，但伟栋公司并未提供收取货款的凭证。
综上，本院认为，伟栋公司主张其与东达厂发生涉案棉纱买卖关系证据不足，其要求东达厂支付364000元货款，不予支持。原审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60元，由上诉人象山伟栋针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文君
审 判 员 徐梦梦
审 判 员 毛 姣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