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2民终3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赖国军，男，汉族，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敏，北京京大（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北京京大（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家贵，男，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宜杰，安徽正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昕，女，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赖国军因与被上诉人袁家贵、袁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2017）皖0202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赖国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2017)皖0202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2、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
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首先2011年2月11日、5月11日的转账记录仅能说明赖国军与袁昕在结婚前两人对个人财产的处置行为，5月16日之后的转账记录系赖国军与袁昕对婚内财产的处分行为”，显然没有结合本案的特殊性，在本案中上诉人赖国军和袁昕之间的转账并非普通的转账，都是围绕购买两人的婚房（春风里7幢2单元703室的房产）而发生的，即基于两人的共同利益。首先，2月11日赖国军将袁家贵于1月31日转账给他的42万是在袁家贵的授意下转账给了袁昕，是因为在借款时，双方之间达成的借款合意就是借款给赖国军和袁昕二人买房（借条上明确借款的用途是买婚房），因此，赖国军才会将42万转账给袁昕，假如只是单纯借给赖国军个人，那么赖国军转账给袁昕的42万就显得不合常理；其次，5月11日袁昕将33万转账给赖国军，也是基于买房需要，因为在5月3日时，赖国军和袁昕己经针对婚房预交了购房定金，转账给赖国军33万是用于支付购买婚房的首付款；第三，至于5月16日之后的转账是购买的婚房退房之后的首付款由赖国军转给了袁昕，用于归还袁家贵的借款，因此，无论发生在结婚前还是结婚后，都是两人对借款的共同处置行为。二、一审程序违法。本案中应当追加袁昕为被告，而不是第三人。要确定本案的借款人是谁，不应当以借条及签名由谁书写作为确定借款人的唯一因素，更要看借款达成时的合意和实际获利者是谁。本案的事实是：42万元系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女儿袁昕结婚购房共同借款，因后来没有买房解除购房合同，款项也最终都打到被上诉人女儿袁昕处，即借款最终实际由袁昕取得，因此，袁昕应是本案合法的被告。三、出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累诉，节约司法资源的原则，本案不应该再让赖国军另案起诉袁昕。
袁家贵辩称，一、上诉人主张42万元是在袁家贵的授意下转账给了袁昕，缺乏事实依据，无证据证明授意的存在。二、上诉人认为借款合意就是借款给赖国军和袁昕二人买房与事实不符。借条的内容仅能证明上诉人独自借款用于购房。三、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共同购房系夫妻添置财产的行为，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属于彼此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应混为一谈。四、上诉人婚前借款用于婚后夫妻购房是对己方财产的处分，该自愿行为不影响借贷关系的内容，无法增加或变更债务主体。五、上诉人转让给原审第三人用于归还袁家贵的借款只是上诉人的单方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从未委托原审第三人代为收款。六、假设上述还款属实，上诉人基于不当得利、重大误解甚至是欺诈等事由，均可向原审第三人另行主张权利无权对抗被上诉人。七、上诉人不予签名确定借款的理由无法律依据，相反最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同签字才认定为共同债务，何况是上诉人婚前单方签字。八、实际获利者不能作为判断合同主体的依据，因为法律允许存在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所以即使原审第三人获利也非被告。九、将原审第三人列为被告等于被上诉人负担的债务，与其对原审第三人所可能享有的债权进行混同，于法无据，何谈节约司法资源。十、本案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因列共同被告的情形，况且也可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判决未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驳回上诉。
袁昕未作答辩。
袁家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赖国军归还袁家贵借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自2011年5月15日起年利率2.89%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31日，袁家贵存款420000元至赖国军银行账户。同年5月15日，赖国军向袁家贵出具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袁昕父亲袁家贵人民币伍拾万元用于购买竹海水韵春风里商品房，借期30年，利率按银行公积金贷款利率支付，总计933548.06元。月还2593.19元。商品房备注：（春风里7幢2单元703室）”。赖国军与第三人即袁家贵之女袁昕于次日登记结婚，2014年9月16日登记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双方婚后无共同债权债务，各自名下的债权和债务由各自享有和承担”。
2011年2月11日赖国军向袁昕账户转入420000元。同年5月至6月期间，赖国军与袁昕陆续向杭州金城江南春置业有限公司交纳预售购房款（含定金）共计400000元。后因赖国军、袁昕与杭州金城江南春置业有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公司遂于2014年8月8日将预售购房款400000元退还给赖国军。赖国军又于当月24日向袁昕支付宝账户转入360000元。庭审中，袁家贵明确表示不要求袁昕承担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一、借款主体，即涉案借款是否为赖国军与袁昕的夫妻共同债务。涉案借款发生于双方登记结婚前，借条出具时间恰好为登记结婚前一天，赖国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婚前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认知，况且借条出具时袁昕也在场，赖国军如果认为此笔借款系两人的共同借款也应当要求袁昕作为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故即使当时借款是为了购买婚房，赖国军在婚前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的行为明确表示其认可该笔借款系其个人借款，由其个人负责偿还。故对赖国军的相关辩解不予采信，袁昕也不是本案的当然被告。二、借款本金。袁家贵称其于2011年2月11日在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华兴路支行将现金8万元交付给赖国军，赖国军对此予以否认，其表示当天其与袁家贵、袁昕、赖丽琴（赖国军妹妹）四人当天在该行办理转账业务，即将袁家贵于2011年1月31日存入其账户的420000元转入袁昕账户，并未收到该笔现金。赖丽琴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赖国军同时辩称因涉案借款当时明确系用于购买其与袁昕的婚房，在出具借条时袁家贵表示会在该房装修时再将剩余的8万元交付给两人用于支付装修款。经询问，袁家贵代理人表示上述8万元并非袁家贵在杭州取现，可能是在广州或者芜湖取现后带到杭州，因为刚好要在银行办事，所以就直接在银行交给赖国军了，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取现情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应以袁家贵实际支付的金额为借款本金，本案中虽然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为500000元，但袁家贵提交证据能够反映的实际出借金额仅为420000元；袁家贵在明知要去银行办事的情况下，还从外地取现带着8万元现金辗转到杭州，也有违常理；赖国军在出具借条时出于双方的关系、即将与袁昕结婚的情况以及袁家贵的承诺，金额书写为500000元也符合情理。故对借款本金金额认定为420000元。三、尚欠本金金额。赖国军提交了2011年2月至2014年12月的多笔银行转账交易记录、信用卡交易记录，证明其已通过向袁昕汇款、购房购车及房屋装潢等方式归还涉案借款。首先2011年2月11日、5月11日的转账记录仅能说明赖国军与袁昕在结婚前两人对个人财产的处置行为，5月16日之后的转账记录系赖国军与袁昕对婚内财产的处分行为。袁家贵不认可赖国军与袁昕之间的款项往来即为归还涉案借款，赖国军出具的借条中约定还款方式为按月还款，且赖国军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辩解意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赖国军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归还涉案借款，故实际欠款金额仍应为420000元。若赖国军认为系袁昕收到其还款后未能交付给袁家贵，袁昕的行为损害其权益，应当另案起诉。四、借条中约定借款期限30年，每月归还2593.19元。赖国军未能依约还款，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债务，袁家贵有权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解除双方关于还款期限的约定，要求其提前归还全部借款420000元。五、应付利息。借条中载明利息按银行公积金贷款利率支付，数额为433548.06元，经计算折合利息的年利率为2.89%。现袁家贵按该利率主张自2011年5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经计算，截至2017年5月14日利息金额为60690元【420000×2.89%×6年】。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赖国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袁家贵借款本金420000元、利息60690元，并继续支付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89%自2017年5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第三人袁昕在本案中不承担给付责任。案件受理费13135元，由袁家贵承担6565元，赖国军承担6570元（袁家贵已预付，赖国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并给付袁家贵）。
二审期间，上诉人赖国军向本院提交如下材料作为新证据：由上海国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出具的赖国军与袁昕2015年2月26日及3月1日的微信聊天修复记录，证明：袁昕明确50万元购房款赖国军不需要再支付，因为这些购房的款项已经都在她家里了。
被上诉人袁家贵质证认为：一、真实性不予认可。1、国信数据修复中心技术报告上加盖的印章与该份书证上载明的出具单位不符。从其加盖的印章可以看出其并非公权力机关，不具备相应的公信力，只是一个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私营或国有企业。2、在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上并没有加盖该单位印章，不能表明该组截屏是由该单位修复或恢复的数据。二、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1、相对方的名称无法辨别，不能锁定为本案第三人。2相对方在微信中并没有提到50万元或50万元购房款，只是提到50。3、相对方在微信中提到的“妈”不能确定是生母、养母还是继母，也无法确定母亲的姓名。4、假设相对方是本案第三人，提到的“妈”是被上诉人的前妻，相对方的意思表示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5、相对方在微信中提到的妈的意思并非是原始证据，不能表明是相对人母亲的真实意思。
袁昕未予质证。
经审理和查阅原审卷宗，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针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认定如下：一、本案债务是否为赖国军与袁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问题。由本案查明事实可知，本案债务发生于赖国军与袁昕婚前，由赖国军个人向袁家贵借款并出具借条，一审根据查明事实认定为赖国军婚前个人债务并无不当。即便赖国军有证据证明借款用于购买婚房，并拟于婚后按月分期偿还，但由于赖国军与袁昕在离婚时达成协议为“双方婚后无共同债权债务，各自名下的债权和债务由各自享有和承担”，故上诉人上诉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无法采信。二、本案债务是否已清偿问题。本案债权人为袁家贵，并非其女儿袁昕，赖国军虽有证据证明其在购房款退回后，于2014年8月24日向袁昕转款36万元，但并不能证明该款即是归还袁家贵。其一，该款为赖国军与袁昕婚内转款，并无证据证明袁家贵同意该转款为归还本案欠款，也无证据证明袁家贵委托其女儿代收该款；其二，袁家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处分自己的债权，在其没有授权或追认的情形下，其女儿的收款行为并不能当然代表其父袁家贵收款，袁家贵起诉要求赖国军归还借款即表明其不认可上述转款为还款。其三，赖国军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借条是在袁家贵前妻的要求下由赖国军出具的，也即表明赖国军向袁家贵借款时，袁家贵与其前妻处于离婚状态，本案债权为袁家贵个人所有，其前妻即袁昕之母并无权处分本案债权，即便袁昕与赖国军在微信聊天中表示其母亲或其本人不再向赖国军主张本案债权，也无权代表袁家贵放弃本案债权。故一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本案欠款并未归还并无不当。现赖国军主张向袁昕转款即为归还袁家贵欠款因无证据证明袁家贵授权或追认，本院不予采信。三、追加袁昕为第三人而不是被告是否违反程序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可知，袁昕并非为本案的当然被告，一审追加为第三人并无不当，赖国军主张应追加为被告而不是第三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由于本诉为借贷纠纷，经审理袁昕不应承担责任，如赖国军起诉袁昕返还所受损失则与本案为不同之诉，一审建议另行起诉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10元，由上诉人赖国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利民
审判员 王桂珍
审判员 鲍 迪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 璇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