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汉中民二终字第000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明海。
委托代理人杨立军，城固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陕飞维科航空装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红建，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潘浩光，陕西时代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明海因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城固县人民法院（2014）城民初字第01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明海及委托代理人杨立军，被上诉人陕西陕飞维科航空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公司”）委托代理人潘浩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陕飞公司原512厂改制为维科公司，2007年4月18日，维科公司股东会议通过《公司章程》，公司由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自然人赵明海、钟治明等17人共同发起组建，法人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自然人赵明海，钟治明等17人为公司股东。《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载明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其中股东赵明海认缴出资70.49万元，持股比例8.811%，出资时间为2007年4月24日。同时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公司设立后应当置备股东名册并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十七条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和时间（实际出资）分取红利”。同年5月18日注册成立维科公司，赵明海为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法人代表。2007年股东代表出资人代表名册记载：股东赵明海认缴出资70.49万元，由本人出资金额22.93万元，其名下的委托人李湘等24人分别实际出资38.46万元及没有委托人名字的91000元构成。同年5月28日，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按照实际出资金额给李湘等24人分别发放了相应金额的独立的股东出资入股证明书，给赵明海发放了金额为22.93万元的股东出资入股证明书。对没有显示委托人名称的91000元，其中10000元股权证发给了奥三社，81000元未发放股东出资入股证明书。2008年7月30日，原告赵明海因涉嫌犯罪被羁押（2013年8月10日释放）。后公司聘任刘新民为公司总经理。2008年至2012年，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了利润分配方案、配股方式等事宜。按照决议，赵明海的22.93万元股权及其名下代表的25人（包括奥三社股权10000元）均独立领取、分配了相应红利和配股。2014年7月，原告起诉，原告对22.93万元股权及相应分红、配股没有异议，认为与本案诉请无关；认为“91000元是龚信琪本人出的，是代表龚信琪入的股，是隐名股，自己是龚信琪的股东代表人，被告所诉91000元是职工集资款问题与原告无关”、“工商登记和验资报告等可以证明原告持股包含91000元，10000元转给了奥三社，81000元没有股权证，没有显示委托人名字，但不影响原告作为股东代表行使分配盈余的权利”。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分配2008年至2012年81000元股权的相应红利和配股。被告对81000元资金实际来源、资金性质等提出异议，并提出抗辩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相应权利。2007年4月18日股东会通过的《维科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公司设立后应当置备股东名册并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十七条明确载明“股东按出资比例和时间（实际出资）分取红利”。原告作为公司发起人和股东之一，在担任公司法人代表期间，公司发放的实际股权证金额为22.93万元，其代表名下的25人按照实际出资金额分别发放了股权证，并均独立行使了盈余分配权，所代表的实际出资人并未由股东赵明海行使该权利。91000元虽然在公司股东认购股和原告提交的2007年股东代表出资人名册记载中在赵明海代表名下体现，但没有委托人名字，81000元没有明确的出资人，亦未发放股权证，被告亦对股权归属提出异议。审理期间原告自认自己不是实际出资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诉请和被告的辩解均无充分证据确认81000元股权的实际归属，亦就无法按照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红利分配，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赵明海的诉讼请求。
赵明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法院既然认定了公司出资名册中明确了赵明海的股东身份及其所代表的名下股份，按照《公司法》及其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应当给股东签发股权证。原审法院非但没有对维科公司不履行法定义务做出否定性评价，反而以此为由否定赵明海的股东身份，是错误的。同时，91000元的出资已为法庭查明，该出资是龚信琪将投资款汇入赵明海账户，以赵明海名义将该出资汇入到公司账户，并登记在赵的名下。没有被代表的名字只能说明该出资主体是赵明海，或即便是龚信琪出资，那也只能推定实际出资人不愿显名，但绝不能因此否定赵明海91000元的出资，并应当由其本人持有该股份的事实。赵明海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分配红利并按股东会决议增配股份，赵明海为此出具了其本人的股东身份及其记载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出资名册的证据。同时，维科公司答辩陈述以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法庭提取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上述事实。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维科公司应当对否定赵明海请求的反驳主张举证。即使按照原审法院所述，人民法院除了依照证据规则对证据进行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并且应当运用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原则对证据进行认证，而不能违背证据规则，以所谓“原告诉请和被告辩解均无充分证据确认该股权的实际归属”作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原审法院应遵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的规定。综上，赵明海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
维科公司答辩称，赵明海诉称的91000元出资实为原单位职工集资提成款，维科公司代为支付职工集资款后，该出资所对应股份应为维科公司所有。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辩论意见均是主张其具有股东身份，其证据与其诉请缺乏联系。如其主张股东身份，则应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而非公司盈余分配之诉，该诉请缺乏证据支持而应予驳回。假定该91000元出资为龚信琪所有，则该股份的盈余分配权利应如其他股东一样由龚信琪本人行使，上诉人无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上诉人没有81000元股份的股权证，仅为该部分股份的名义代表人，不享有独立的股东权利。综上，维科公司认为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维科公司提交“关于职工集资购买数控火焰切割机、得力锯床处理专题讨论备忘录”一份，内容为81000元的股权一直在公司办公室管理，证明该部分出资属于公司所有。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中新的证据。
针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范围，故对该证据之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双方对91000元股权中的10000元由奥三社持有无异议，上诉状及答辩状中诉争焦点是81000元股权的盈余分配。
本院认为，股东享受公司盈余分配权利的法律依据是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即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因此，本案赵明海要求分红的前提是需要证明涉案81000元由其本人实际出资。本案一审庭审时龚信琪的证言证明该笔款项归龚信琪所有，维科公司的答辩意见为该笔款项属于公司所有。但是，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该笔款项的实际出资人和所有人为赵明海。而赵明海是否具有涉案81000元的股东资格应当是解决本案分红权的首要条件。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本案维科公司在成立时，由赵明海担任法定代表人。其本人出资金额22.93万元，其名下的委托人李湘等24人分别实际出资38.46万元。在缴纳出资后，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按照实际出资金额给李湘等24人分别发放了相应金额的独立的股东出资入股证明书，向赵明海发放了金额为22.93万元的股东出资入股证明书。但是，本案中争议的81000元出资款，赵明海并无相应的股东出资证明书，故赵明海对该81000是否具有分配红利的权利亦需要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证据规则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赵明海作为一审的原告及二审上诉人，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的义务，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但归纳本案赵明海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81000元出资款是通过其账户向维科公司予以缴纳，但该笔款项的所有权，以及其本人是否具有相应的股东资格，乃至是否享有红利分配权，赵明海均未能提举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赵明海要求享有分红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赵明海的上诉理由因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76元，由赵明海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存宏
代理审判员 王莎莎
代理审判员 徐文婷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雅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