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12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恒盛昌（福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厦门现代物流园渔港中路5号102室，组织机构代码57099137-9。
法定代表人：陈新清，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道辉、郭伟清，福建夏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黄建丁，男，196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浦县。
委托代理人：叶枝林、杨燕雪，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恒盛昌（福建）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盛昌公司）与上诉人黄建丁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5）湖民初字第5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盛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恒盛昌公司无需支付黄建丁工资差额；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理由：
一、黄建丁在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与原审的庭审活动中的陈述存在多处自相矛盾且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混淆视听，导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
1.黄建丁在劳动仲裁开庭笔录第二页中陈述：黄建丁的出入境机票，费用都是由恒盛昌公司安排，黄建丁语言不通，出入境都要有人带，黄建丁不可能自己回国。黄建丁2014年6月7日再次去印尼也是恒盛昌公司安排的，2014年8月3日回国，是因为劳动签证到期。事实上：黄建丁提交的护照翻译证据证明2013年12月19日黄建丁曾自行办理落地签证到印尼并于2013年12月25日回国，这跟其陈述其语言不通，出入境都要有人带，其不可能自行出国和回国严重相悖。2014年6月7日，黄建丁去印尼办理的是落地签证，和其陈述的其仅办理过劳动签证又自相矛盾。黄建丁在原审法院开庭中陈述其2014年6月7日再次去印尼是目标公司安排的内容与其在劳动仲裁开庭陈述的其再次去目标公司系恒盛昌公司安排的内容完全相悖。
2.黄建丁在劳动仲裁开庭笔录第七页中陈述：2014年2月27日黄建丁到印尼，2014年4月21日回国；2014年6月7日到印尼，2014年8月3日回国；黄建丁的签证是商务签证，每两个月要出境一次再重新回去，共可以延期两次，每次延期两个月。事实上：黄建丁提交的护照翻译证据证明黄建丁2014年2月27日出境是由恒盛昌公司委托福建海外旅游实业总公司厦门分社办理的旅游签证，2014年6月7日黄建丁出境是由其自行委托第三方办理的落地签证，根本不是其陈述的黄建丁的签证是商务签证。2014年6月7日的落地签证停留期为30天，其并未出境就在当地办理了延期30天，这又与其陈述的其每两个月要出境一次再重新回去的内容严重不符。恒盛昌公司提交的该旅游公司的证明及行程单可以证明恒盛昌公司为黄建丁购买的机票系2014年2月27日从福州直飞雅加达、2014年8月20日从雅加达直飞福州的往返机票，这进一步说明黄建丁无须两个月就需要回国一次，事实上其在印尼当地就可以办理延期，黄建丁陈述的内容严重失实。
3.黄建丁在劳动仲裁开庭笔录第八页中劳动仲裁员问：黄建丁2014年6月7日去印尼，是否有重新签证？是谁安排的？黄建丁陈述：没有，用的是原来的签证的合理延期，是恒盛昌公司安排黄建丁去的，机票是恒盛昌公司买的。事实上：黄建丁提交的护照翻译证据证明黄建丁2014年2月27日出境办理的是旅游签证，2014年6月7日其自行出境办理的是落地签证，签证是分开办理，根本不是其在劳动仲裁所述的没有重新办理签证。恒盛昌公司提交的厦门分社的证明进一步证明2014年6月7日黄建丁出境往返机票均是由第三方委托代为购买和支付，并非恒盛昌公司委托代为购买和支付，黄建丁第二次自行出国去往何处恒盛昌公司根本不知情也无从知晓，应当由黄建丁自行举证证明其第二次出国的去向。黄建丁陈述的两次均系恒盛昌公司帮其购买机票的内容也与事实严重相悖。
二、黄建丁2014年4月21日擅自离职回国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恒盛昌公司无需支付黄建丁2014年4月21日之后的报酬。
（一）恒盛昌公司与黄建丁之间存在的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应适用《合同法》而非《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1.黄建丁在与恒盛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在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直属机构漳州市鱼种场工作。因恒盛昌公司需要派驻黄建丁到印尼，故黄建丁向恒盛昌公司承诺其在与恒盛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会与漳州鱼种场解除劳动关系。黄建丁向恒盛昌公司明确其已经与漳州鱼种场解除劳动关系后，双方于2014年2月27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1年，自2014年2月27日起至2015年2月26日止；合同期满后，甲乙双方若要续签合同应再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恒盛昌公司聘请黄建丁为对虾养殖高级工程师，负责对养虾管理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培训，对印尼瑟兰到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进行规划、指导。然而，《劳动合同》签订后恒盛昌公司要求为黄建丁办理医社保缴交手续，黄建丁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迄今为止，黄建丁的劳动关系仍在漳州鱼种场，医社保均在漳州鱼种场缴交。
2．恒盛昌公司跟黄建丁签订的《劳动合同》“二、工作内容2、乙方接受聘任之后，甲方将派驻乙方到目标公司担任技术顾问，由目标公司与乙方签署《技术顾问服务合同》，乙方应依照该合同和目标公司的管理制度服从目标公司的工作安排”可看出，黄建丁在合同约定期间是在目标公司现场工作并接受目标公司规章制度的管理。黄建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接受恒盛昌公司的监督、管理和支配，但恒盛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对黄建丁不具有约束力，黄建丁不需要遵从恒盛昌公司的考勤管理，黄建丁在实际工作中是相对独立的，其与恒盛昌公司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
（二）黄建丁擅自离职回国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黄建丁也无权主张报酬。
1.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黄建丁应常驻印尼，恒盛昌公司在知道黄建丁未与漳州鱼种场解除劳动关系时明确告知其必须解除与漳州鱼种场的劳动关系并继续履行与恒盛昌公司的《劳动合同》常驻在目标公司现场进行工作否则需要承担因此给恒盛昌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但黄建丁在未与恒盛昌公司、目标公司协商也未提前告知恒盛昌公司、目标公司的情况下擅自于2014年4月21日离职回国。离职回国后跟黄建丁方告知其因无法与漳州鱼种场解除劳动关系，故无法再根据合同的要求到目标公司工作。因护照在黄建丁处自行保管，故其可以选择任意时间出境，2014年6月7日黄建丁的的出境行为恒盛昌公司根本无从知晓。
2.恒盛昌公司提交的厦门分社的证明及行程单证明恒盛昌公司为黄建丁购买的回程机票时间为2014年8月20日，恒盛昌公司从与黄建丁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已经告知黄建丁回程的时间是2014年8月20日，而非黄建丁自己陈述的2014年4月21日。2014年4月21日黄建丁擅自回国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受恒盛昌公司要求，举证责任在黄建丁方。另，恒盛昌公司帮其办理的第一次签证为旅游签证，第二次系黄建丁自行出国并到当地才办理的落地签证，而非黄建丁陈述的其仅办理过一次商务签证。因此，恒盛昌公司主张黄建丁擅自离岗回国是成立的。结合旅游公司的证明，黄建丁是以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解除了与恒盛昌公司的合同关系。
3.黄建丁主张其是因为签证需要续签才于2014年4月21日回国，但事实上黄建丁签证的有效期是180天并且在印尼就可以办理续签手续，其主张根本不成立。黄建丁擅自离岗回国的根本原因是其与漳州鱼种场的劳动关系尚未解除且无法解除故其需要回国继续从事漳州鱼种场的工作。
根据合同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黄建丁没有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在目标公司处担任技术顾问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培训的义务，故恒盛昌公司无需支付黄建丁2014年4月21日之后的报酬。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黄建丁答辩称，恒盛昌公司上诉的事实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理由：
一、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中明确了公司应当为黄建丁办理签证手续，但恒盛昌公司并未按照规定办理180天的签证，黄建丁最长只能在境外待60天，满60天必须回来，否则可能因非法停留而被遣送回来，这和黄建丁的出入境时间也相吻合，可以证明是由于公司未尽办理签证义务才导致黄建丁必须回国。
二、双方签署的合同明确是劳动合同而非雇佣合同，双方劳动关系是非常明确的。签署合同之前，公司明知黄建丁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也知道黄建丁并未在渔种场实际上班，只是挂医社保，黄建丁从未说过要解除和渔种场的劳动关系，法律允许双重劳动关系，在不影响这份工作的情况下，保持和渔种场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黄建丁和恒盛昌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恒盛昌公司从未举证证明渔种场的工作影响到与其劳动关系，恒盛昌也从未举证证明其提出要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原审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三、黄建丁被公司委派到印尼公司上班，恒盛昌公司控股印尼公司60%股份，事实上通过印尼公司间接管理黄建丁，黄建丁通过印尼公司提供劳动，这属于劳动关系。
四、恒建昌公司在印尼投资失败，打算撤回来，就没有再安排黄建丁继续去印尼上班，黄建丁回国后一直等待公司安排工作，最后才听说公司投资失败。恒建昌公司认为黄建丁擅自离岗违反规章，但是黄建丁从未收到公司的处分处理决定。如果真如公司所述，怎么会没有一份处分通知。本案事实是由于恒盛昌公司在印尼投资失败，不愿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但是又未及时通知黄建丁，使黄建丁长期处于待岗待业的状态，才导致黄建丁的损失。综上，请求驳回恒盛昌公司的上诉请求。
黄建丁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理由：
一、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了黄建丁与恒盛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在适用法律上却没有给予黄建丁应享有的的劳动关系的待遇，法律逻辑混乱。在黄建丁与恒盛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劳动者就有权利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工资待遇，即便黄建丁存在双重劳动关系，法律也没有剥夺劳动者所享有相关的待遇的权利，原审法院的将劳动关系的待遇理解为劳务关系的待遇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另，法院一方面认定恒盛昌公司没有续签劳动合同，另一方面又认定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明显违法劳动法合同到期后没有续订，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律规定，存在明显错误。
二、原审法院要求黄建丁举证其回国后仍有向恒盛昌公司提供劳动的举证分配错误。劳动关系实行举证倒置，而不是由劳动者来承担提供劳动举证责任，原审判决的举证分配存在明显错误。退一步讲，黄建丁作为一个享有高级职称的工程师，黄建丁为了履行其与恒盛昌公司的劳动合同，按照恒盛昌公司对其工作的安排，为此也拒绝了其他工作，取得其他收入的机会，其损失巨大，其每个月获得30000元的工资合法合理，应当予以支持。更何况，法律规定即使是退出工作岗位，保留劳动关系的，工作单位都要给予发放不低于原工资待遇70%的生活费。最后，公司既然已经聘请了黄建丁作为其员工，即便是公司不给于安排具体工作事务，也应该给予劳动者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相应的工资待遇，以补偿劳动者等待工作期间的损失，实际上也是公司常见收储人才的方式，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成本。
三、原审法院遗漏的对案件有重大影响的事实，在原审庭审中，恒盛昌公司也承认了因为本案中恒盛昌公司所指派的目标公司因为合作中途出现股权等问题，导致恒盛昌公司与目标公司的合作中断，也导致恒盛昌公司没有进一步安排黄建丁继续出国工作等事宜，可见系恒盛昌公司的原因导致的，同时也导致劳动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而黄建丁作为一个劳动者为了履行其与恒盛昌公司的劳动合同丧失了大量的其他工作机会，损失巨大，其要求享受工资待遇，享受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依法有据。
四、上诉人黄建丁完全按照恒盛昌公司的安排履行工作职责，应当享有享有相应的待遇，合法有据。上诉人黄建丁出国回国均是按照恒盛昌（福建）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安排，根据《劳动合同》第三条第4款的约定“乙方进行健康体检、护照签证及出国交通费用等均由甲方承担”。因此上诉人黄建丁按照公司的安排出国，从事劳动内容。根据护照的情况上诉人黄建丁在境外的滞留时间刚好与其出入境的时间互相印证，每次出入境均为公司安排，且在出去时间时买好出入境往返的机票，因此上诉人黄建丁何时回国也是公司安排下完成的。根据上诉人黄建丁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黄建丁在出境时，回程机票是已经购买好的，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购买机票及办理签证的义务时公司承担的，由此可以证实黄建丁何时回国是公司提前安排的，不存在上诉人黄建丁擅自离职的问题。若恒盛昌公司认为黄建丁属于擅自离职，应当证明黄建丁拒绝其指派、拒绝承担工作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至黄建丁起诉时，黄建丁均没有收到任何其违反劳动合同被处分，被处理的任何材料，也进一步证实黄建丁是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享有劳动待遇合法有据。
恒盛昌公司答辩请求驳回黄建丁的上诉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黄建丁于2014年2月27日到恒盛昌公司处工作，双方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约定恒盛昌公司聘请黄建丁为对虾养殖高级工程师，负责对养虾管理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培训，对印尼瑟兰岛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进行规划、指导；恒盛昌公司派驻黄建丁到恒盛昌公司控股60%的印度尼西亚当地公司PTWAHANALESTARIINVESTAMA（以下简称印尼公司）担任技术顾问；黄建丁进行健康体检、护照签证及出国交通费用等均由恒盛昌公司负责；印尼公司由恒盛昌公司控股60%；合同期限为2014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6日；劳动报酬采取基本工资加业务提成的方式，基本工资为30000元／月等等。恒盛昌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向黄建丁支付2014年2月27日至2014年3月26日的工资30000元。黄建丁于2014年2月27日出境至印度尼西亚，于2014年4月21日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其该次出境办理的签证在印度尼西亚居留期限为60天。黄建丁于2014年6月7日再次出境至印度尼西亚，于2014年8月3日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其该次出境为落地签证，居留时间为30天，于2014年7月1日办理延期至2014年8月5日。
2015年4月29日，黄建丁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恒盛昌公司支付2014年3月17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的工资合计330000元、经济补偿金12332元、赔偿金330000元。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7月3日作出厦劳仲案（2015）0823号裁决书，裁决恒盛昌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建丁2014年3月27日至2014年4月20日和2014年6月8日至2014年8月2日期间的工资合计81000元，驳回了黄建丁的其他仲裁请求。黄建丁与恒盛昌公司均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黄建丁请求判令：1、恒盛昌公司支付黄建丁2014年3月27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的工资330000元；2、恒盛昌公司支付黄建丁经济补偿金12332元；3、恒盛昌公司支付因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赔偿金330000元。恒盛昌公司请求判令无需支付黄建丁2014年3月27日至2014年4月20日和2014年6月8日至2014年8月2日期间的工资合计81000元。
黄建丁在庭审中明确其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依据为原劳动合同到期后，恒盛昌公司未提出续签劳动合同。
黄建丁确认其与漳州市渔种场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其社会保险费由漳州市渔种场缴交。黄建丁主张其2000年4月之前在漳州市水产开发中心工作；2000年4月之后与漳州市渔种场建立劳动关系，仅是名义上的，黄建丁实际并不向漳州市渔种场提供劳动；2011年4月开始承包漳州市鱼种场，实际是自己在那经营。
恒盛昌公司向原审提交三份由福建海外旅游总公司厦门分社出具的证明。第一份证明的内容为：“兹证明我司于2014年2月受恒盛昌（福建）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为其员工黄建丁（护照G25631291）购买2014年2月27日从福州直飞雅加达、2014年8月20日从雅加达直飞福州的往返机票，特此证明！”。第二份证明的内容为：“兹证明我司刘晓锋建行个人账户尾数（2660）4月25日收到恒盛昌（福建）投资有限公司汇来的一笔人民币十万元整是支付恒盛昌（福建）投资有限公司的2014年2-3月的机票及签证账单，其中包括支付2014年2月27日黄建丁（护照号：G25631291）前往印尼雅加达的往返半年机票。特此证明！”。第三份证明内容为：“兹证明黄建丁先生（护照号：G25631291）于2014年06月07日从厦门直飞雅加达，2014年08年07日从雅加达直飞厦门的往返机票系第三方委托我司代为购买，并由第三方向我司支付该笔机票款，并非恒盛昌（福建）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我司购买和支付，特此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黄建丁确认其在与恒盛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同时与漳州市渔种场存在劳动关系。恒盛昌公司对此亦是知情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由此可见，劳动者可以与一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在不影响完成该用人单位工作任务的前提下与另一个用人单位再建立劳动关系。黄建丁与恒盛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向恒盛昌公司提供劳动，由恒盛昌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双方建立的系劳动关系。鉴于黄建丁确认其在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与恒盛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而黄建丁与恒盛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内容系在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印尼公司工作。因此，黄建丁应当就其主张的回国后仍有向恒盛昌公司提供劳动承担举证责任。双方的劳动合同中载明，恒盛昌公司对印尼公司控股60%，无论恒盛昌公司是否对印尼公司实际控股，其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黄建丁进行劳动管理。恒盛昌公司应当就其关于黄建丁在第二次出国至印度尼西亚期间没有为恒盛昌公司提供劳动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双方均未就其前述主张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各自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原审认定，黄建丁于2014年2月27日至2014年4月21日和2014年6月7日至2014年8月3日两个期间向恒盛昌公司提供了劳动，恒盛昌公司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30000元向黄建丁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合计112413.79元（2014年2月27日至2014年4月21日为1个月又18个工作日，2014年6月7日至2014年8月3日为1个月又20个工作日，30000元＋30000元＋30000元／21.75天＊38个工作日=112413.79元）。扣除恒盛昌公司已支付的工资30000元，恒盛昌公司还应支付黄建丁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82413.79元。鉴于黄建丁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其未能举证证明在其他期间亦有向恒盛昌公司提供劳动，故黄建丁主张的其他期间的工资，不予支持。黄建丁在2014年8月3日回国之后未实际再向恒盛昌公司提供劳动，而黄建丁于其他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双方在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间届满后已不存在继续保持劳动关系并续签劳动合同的基础，黄建丁以恒盛昌公司未提出续签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恒盛昌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双方就工资的金额存在争议，而黄建丁未举证证明劳动行政部门有责令恒盛昌公司限期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因此，黄建丁主张恒盛昌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劳动报酬的赔偿金，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恒盛昌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建丁2014年2月27日至2014年4月21日和2014年6月7日至2014年8月3日期间的工资差额82413.79元；二、驳回黄建丁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恒盛昌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就原审查明事实，双方均表示没有异议。黄建丁主张，原审遗漏查明，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自认其2014年7月投资失败，终止到印尼的投资，停止与印尼公司的合作。恒盛昌公司表示从未自认该事实。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黄建丁与恒盛昌公司于2014年2月27日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约定恒盛昌公司聘请黄建丁为对虾养殖高级工程师，负责对养虾管理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培训，对印尼瑟兰岛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进行规划、指导；合同期限为2014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6日；劳动报酬采取基本工资加业务提成的方式，基本工资为30000元／月等等。从上述约定看，双方签订的合同虽为“劳动合同”，但实际上，从约定的具体内容，包括条款中明确的“聘请”字眼、约定的期限以及劳务形式等，更符合“公司员工聘用协议”的特征。虽然“公司员工聘用协议”也属于广义上的劳动合同，但其合同期限较短，主要提供的是技术性的劳务，针对性也更强。而且，黄建丁在与恒盛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已经与其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因此，本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合同”，黄建丁以恒盛昌公司未续签劳动合同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赔偿金为由，要求恒盛昌公司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如上所述，恒盛昌公司聘请黄建丁对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并派往国外项目进行规划、指导，由于涉及到黄建丁出国的签证等问题，由于双方没有对黄建丁在往返国内外的次数及在国外逗留时间作出明确、具体的约定，原审法院以黄建丁实际出国为恒盛昌公司提供了劳务的时间段，确认恒盛昌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向黄建丁支付工资额，是适当的。恒盛昌公司和黄建丁对此的各自上诉主张，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恒盛昌公司和黄建丁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恒盛昌公司和黄建丁各负担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纪赐进
审判员 许向毅
审判员 张南日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文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