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台商终字第2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大明。
委托代理人：林奇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礼财。
委托代理人：胡根寿。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保湖南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董礼财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2013）台玉商初字第1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林奇伟、被上诉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胡根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董礼财系浙J×××××号重型专项作业车的车主。2011年4月11日，原告与被告太平洋财保湖南公司就该车签订了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为原告董礼财，保险期间为2011年5月28日至2012年5月20日，承保险种为车辆损失险、特种车车辆损失扩展险、三责险不计免赔条款等。原、被告保险合同名下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约定“除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依据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1年9月24日，原告雇佣的驾驶员刘军驾驶未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浙J×××××号重型专项作业车，与案外人莫国宝驾驶的无牌电动三轮车在玉环县楚门镇发生碰撞，致使受害人郑再友死亡、案外人莫国宝受伤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1年9月28日，原告与受害人郑再友家属达成玉环县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约定原告分别于2011年的9月25日、9月28日、10月10日向受害人家属或交警大队交付赔偿款100000元、242000元、200000元。后玉环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玉公交认字（2011）第0017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刘军、案外人莫国宝的“违法行为对该起事故的发生所起的作用相当，应各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玉环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事故认定书中委托有关部门对浙J×××××机动车进行检测，其结论为该车转向、制动合格。现原告已向被害人家属全额支付了事故赔偿款542000元，被告已就交强险部分进行了理赔，但商业险部分赔偿款至今未予支付。
原告董礼财于2013年6月7日，以其投保的浙J×××××号重型专项作业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事故，造成损失，被告一直不予理赔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太平洋财保湖南公司支付原告商业险理赔款计人民币134601元。
被告太平洋财保湖南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对于保险合同以及事故的经过没有异议，但认为：1、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责任为车辆未经安全技术检验，属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赔情形，依照约定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2、对于保险事故的损失金额存在异议，5万元的精神抚慰金过高；交通费和误工费缺乏依据；赡养费应提供子女数量证明，然后依照人数确定受害人应承担的份额；扣除交强险后，同等责任应按50%与另一事故责任人分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六条的约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时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且出险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事故责任比例没有明确规定的”，若“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保险人按50%事故责任比例计算赔偿”系附条件的合同。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仅记载当事人的责任，并无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职责，故上述所附条件系确定的事实，不符合附条件合同的要件，即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即使该条款有效，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本案系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事故，故原告方主张其在事故中承担6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经计算，被告应向原告方支付第三者责任商业险的理赔款计人民币为116016元（（226060＋15325＋40000＋1000＋20975-110000）＊60%）。综上，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事实清楚，原告所保险的车辆在双方所约定的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应依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相应保险金的责任。因此，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合法部分，予以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第（三）项之规定，于2014年1月26日作出判决：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支付原告董礼财商业险理赔款人民币116016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92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496元，由原告负担186元，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担1310元。
上诉人太平洋财保湖南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免赔条款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于保险合同条款第七条第（三）款第1项约定的事故发生时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保险车辆，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保险合同约定，是合法有效的约定。1、上诉人已依法就免责条款履行了相应的告知义务。上诉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是通过在保险条款中以加黑加粗字体、口头说明的双重方式来履行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的。保险条款中字体加黑加粗部分均是涉及到保险赔偿责任划分的，均是依法需要突出显示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约定。尤其是投保人在投保单上明确认可“对保险人就保险条款的说明和明确说明完全理解”。可见上诉人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告知义务是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履行的，应当予以认定免责条款的效力。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条均要求机动车应当定期且于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未取得年检合格标志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上诉人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仅负有提示义务而非明确说明义务。故一审法院以未告知为由否定该免责条款的效力是有违法律规定的。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上诉人对本案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事故发生时，保险车辆按规定进行了年检且通过年检，至于发生事故时还是事故后车辆状态是否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与上诉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无任何因果关系。这是因为，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从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变换成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要求保险车辆在随时保持符合安全技术条件是不符合客观规定的。2、一审依据近因原则判决上诉人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系法律适用错误。近因原则只在判断是否属于保险人保险责任范围时才适用，是从外延上认定一起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免责条款是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就特殊免责情况进行的约定。故近因原则不能在认定免责条款时适用。3、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并不能证明保险车辆于事故发生时已通过年检，也不能证明未年检与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首先，该检验系事故发生后再进行的检验，不能反映事故发生当时和之前的车辆状态，在此期间，不排除车辆进行了人为修整的可能。其次，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2011年9月24日，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出具时间是2011年10月26日，交通事故认定书出具时间是2011年11月4日。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基于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及其他现场查勘资料出具的，是客观的有效的对本案事故的书面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未采纳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认定车辆检验合格的结论，而是将车辆未年检记载在“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一项，就是在认定未年检与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未年检与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是主观判断，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持。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保险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董礼财答辩称：上诉人在一审中对于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及原因、责任的认定是没有异议的，只对精神抚慰金5万元有异议。一审法院已经将精神抚慰金调整为4万元。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本案上诉人虽然对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但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加黑的内容很多，很难起到区别作用，而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对免责条款作了说明，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正确的。关于近因原则，近因原则是保险责任赔偿的基本原则。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对事故的原因进行确认，这就要求使用近因原则进行确认。对事后车辆年检效力问题，这是交警部门的一般做法，事故发生后，有些事故是机动车的原因，有些是其他的原因，如果一味将车辆没有年检纳入免责的条款，这显然是有失公平，所以交警部门对有些车辆没有进行年检，事故后对车辆进行年检。经过年检，本案事故与车辆本身是无关的。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除免责条款外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应有效。二审双方争议的是被上诉人保险车辆在未年检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上诉人该否承担保险责任。被上诉人的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时虽未年检，但当地公安局交警大队在事故发生之后委托车辆修理厂对车辆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加盖公安局交警大队公章，以证明该车转向、制动合格。故原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得当。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对其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应负举证责任。现上诉人虽认为其通过对字体加黑、加粗等方式完成了明确说明义务，但其并无证据证明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法律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因此，不能仅凭保险单上对免责条款进行了字体加黑、加粗处理，就说明上诉人履行了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上诉人未尽明确说明，免责条款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效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判决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92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阮丹军
代理审判员 王晓婷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代书 记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