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2民终18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启伦，男，1966年4月2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水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崇才，男，1964年1月1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宁，男，1975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系贵州勤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810852390。
上诉人张启伦因与被上诉人易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6）黔0221民初2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启伦及其委托代理人安崇才，被上诉人易宁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启伦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定性不当。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易宁与上诉人张启伦同时签订《汽车转让协议》和《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而且认定被上诉人易宁以贵Ｂ×××××和贵Ｂ×××××两辆货车作价30万元同上诉人张启伦与他人合伙建房所享有的25%的股权作价30万元对价相互交换，但却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的规定将本案定为“互易纠纷”，违反规定将本案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张启伦已履行义务的事实未予认定。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张启伦已将与他人合伙建房所享有的25%的股权以《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的书面方式交付给被上诉人易宁的事实等未予认定。（三）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张启伦实际享有同他人合伙建房的25%的股权的事实未作认定。这一事实有被上诉人易宁提供的《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有与上诉人张启伦共同出资建房的赵庆梅在上面签字确认同意上诉人张启伦转让其所持股权）证实，而且还有被上诉人易宁提供的2016年4月1日《六盘水日报》刊登的两则《通知》中关于上诉人张启伦同赵庆梅与林登飞、周齐新夫妻以及与王家海分别在2011年2月3日、2011年3月签订有《合作建房协议》的事实佐证。（四）一审判决对双方已约定的履行期限和被上诉人易宁起诉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易宁与上诉人张启伦在2013年10月10日同时签订《汽车转让协议》和《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根据《汽车转让协议》第一条“两辆货车转让资金为人民币叁拾万（300000.00）元整。乙方一次性付清。”和第八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与《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资金为人民币叁拾万（300000.00）元整。乙方一次性付清。”和第七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的约定，《汽车转让协议》和《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均是2013年10月10日即时履行的协议。即被上诉人易宁以贵Ｂ×××××和贵Ｂ×××××两辆货车作价30万元同上诉人张启伦与他人合伙建房所享有的25%的股权作价30万元对价相互交换，上诉人张启伦同被上诉人易宁相互均不用再支付对方30万元的价款。上诉人张启伦已按2013年10月10日与被上诉人易宁签订的《汽车转让协议》和《合作建房股份转证协议》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从2013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汽车转让协议》和《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时起至2016年07月16日被上诉人易宁提出起诉时止，被上诉人易宁提出的要求上诉人张启伦支付购车款30万元的诉请已超过两年的法定诉讼时效。另外，被上诉人易宁在其民事起诉状中称“可此后原告要求被告实现转让给原告的合伙建房权利时，才知被告只是与别人签订了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合同义务，也不享有任何权利，且合同约定的合作建房的土地根本不存在”和“被告实际对合作建房的合同，没有所谓的‘股权’，不能够实际转让合作建房股份给原告，故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不能实际履行，原告的权利不能实现”。对此，被上诉人易宁若认为与上诉人张启伦签订的《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应该被撤销或被认定无效，其应该从2013年10月11日起，一年或两年内行使诉权，现在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审判程序违法。本案中，被上诉人易宁与上诉人张启伦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汽车转让协议》时，案外人赵庆华作为共同甲方签字。现在被上诉人易宁以其个人名义单独起诉上诉人张启伦，明显遗漏权利主体，即遗漏了应该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的案外人赵庆华。这不仅有被上诉人易宁在其民事起诉状称“因该车辆登记时登记在赵庆华名下，故赵庆华也在《汽车转让协议》上签字”的陈述佐证，而且被上诉人易宁一审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有权处分贵Ｂ×××××和贵Ｂ×××××两辆货车。一审判决认定“同时赵庆华也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其系贵Ｂ×××××、贵Ｂ×××××两辆车的登记车主，同时证明其已经将上述两辆车转让并交付给本案原告。”一审判决采信案外人赵庆华的这一情况说明，但一审中上诉人张启伦未见过此证据也并未对其进行质证，一审判决对该证据采信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
被上诉人易宁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针对本案的定性。上诉人提出的互易合同与本案事实不符，本案是两个独立的合同，是基于双方签订《汽车转让协议》之后，上诉人因不能支付购车款才与被上诉人协商，称其对王家海和林登飞等人拥有合伙建房的股权，并将该股权作价转让给被上诉人，以此转让款来抵消汽车转让款，而互易合同是以物抵物的合同，本案的定性是正确的。二、上诉人的第二点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中已查明被上诉人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将所转让的车辆交付给上诉人，但上诉人并未使被上诉人享有所谓的合作股权。双方签订《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之后，被上诉人一直催促上诉人配合履行股权转让手续，但上诉人一直以国家审批手续尚未完善，须等到手续完善以后才能签订合作合同为由未履行义务。后经被上诉人侧面了解，上诉人仅仅是与王家海、林登飞等人签了一纸合同，未实际履行任何的合同义务，上诉人在王家海和林登飞的土地上不享有任何的权利。王家海和林登飞等人于2016年3月31日登报说明上诉人不享有任何权利，被上诉人知道以后要求上诉人将购车款30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认为自己享有股权实际上没有事实依据。三、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一定的时限内应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汽车转让协议》后，上诉人就应当将汽车转让款支付给被上诉人，由于双方签订了《合作建房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履行《汽车转让协议》的一种方式是转让合作建房股权，但股权转让实际上已经不能履行，被上诉人是在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履行之日才明知其权利被侵犯，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王家海、林登飞登报之日起算，被上诉人的诉请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如果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将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建房股权转让协议》之时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是不符合情理的。如果被上诉人明知签订《合作建房股权转让协议》之时其权利就被侵犯，还继续与上诉人签订该协议，明显有违常理。四、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被上诉人在起诉时考虑到《汽车转让协议》上有原汽车登记车主赵庆华的签字，为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赵庆华已到一审法院说明该车辆的实际车主系被上诉人，故被上诉人对所转让的汽车享有权利，转让行为合法，上诉人对这一情况完全知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应当根据诚信的原则将购车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其所谓的股权不能成为其不支付购车款的抗辩理由。
易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购车款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了《汽车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自有的两辆卡车（车牌号贵Ｂ×××××、贵Ｂ×××××）作价300000元卖给被告，双方还对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双方于当日又签订了一份《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与案外人赵庆梅、林登飞、王家海等合作建房的所持份额转让给原告，该份额转让资金为人民币300000元，双方还对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2016年3月31日，案外人林登飞、周齐新和王家海分别登报，主要内容为林登飞、周齐新夫妇和王家海的地基已落实到位6个月，却不见张启伦来履行合同义务，限张启伦自通知刊登之日起10日内出面解决此事，逾期，将视为张启伦违约，林登飞、周齐新夫妇和王家海将自动与张启伦解除合同，一切后果将由张启伦本人自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汽车转让协议》约定将贵Ｂ×××××、贵Ｂ×××××两辆车作价300000元出卖给被告，该价款又以双方签订《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中被告与他人合作建房的所谓“股权”作价300000元作为支付上述两辆车的对价，但原告交付该车辆后，被告却并未履行《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的义务，且根据原告方提交的六盘水日报的刊登内容来看，被告方与他人合作建房的权利实际并未取得，故被告并没有履行双方的《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的权利基础，也即是被告并没有支付原告转让的贵Ｂ×××××、贵Ｂ×××××两辆车的对价，故对原告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被告方辩称已经按照《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被告应当承担支付购车款的责任。关于赵庆华与赵庆军名字不一的问题，经一审法院核实，原告诉状中的赵庆军系笔误，应当是赵庆华，同时赵庆华也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其系贵Ｂ×××××、贵Ｂ×××××两辆车的登记车主，同时证明其已经将上述两辆车转让并交付给本案原告。关于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双方并未在《汽车转让协议》、《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履行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双方对合同履行时间并未明确约定或者协议补充，履行期限不明确，且被告方辩称原告方自合同签订至今并未向其主张过权利，故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履行给付义务，对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启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易宁购车款人民币30万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启伦超过举证期限向本院提交钟拆合字（200）71号、75号《拆迁安置合同》各一份，拟证明本案上诉人张启伦确实存在与他人建房的股份。被上诉人易宁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民事证据中的新证据，也不是在二审举证期内提交。该二份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否存在拆迁安置是王家海、林登飞等人的权利，不能证实上诉人在拆迁安置事宜中享有任何的权利，也不能证实上诉人将拆迁安置中所享有的权利转移给了被上诉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两份《拆迁安置合同》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易宁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互易合同关系；2、上诉人是否已履行《汽车转让协议》中支付购车款的义务；3、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4、本案是否遗漏诉讼主体，一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互易合同关系的问题。被上诉人是基于《汽车转让协议》请求上诉人支付车辆转让的对价，从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看，车辆转让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车辆在签订合同当日就已经交付给上诉人使用，故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买卖合同并无不当，对上诉人认为本案系互易纠纷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是否已履行《汽车转让协议》中支付汽车转让款的义务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汽车转让协议》后，双方又签订《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将与王家海、林登飞合作建房所持的股份转让给被上诉人，转让款为30万元。被上诉人也自认以3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折抵30万元汽车转让款。上诉人是否履行《汽车转让协议》中支付汽车转让款义务的判断标准在于被上诉人是否取得《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中上诉人与案外人王家海、林登飞之间合作建房中的股份。本案中，上诉人既未举证证实其与王家海、林登飞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取得了25%的股份，也未举证证实被上诉人因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取得了本属于上诉人的股份，故对上诉人主张因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建房股份转让协议》，上诉人已履行了汽车转让协议中支付汽车转让款义务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因《汽车转让协议》中仅约定“两辆货车转让资金为人民币叁拾万（300000.00）元整。乙方一次性付清”，双方并未对支付汽车转让款的期限进行约定，故上诉人主张汽车转让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本案是否遗漏主体、一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上诉人二审中认可赵庆华在《汽车转让协议》中签字的原因系因赵庆华是转让车辆的登记车主，在协议签订时以及本案诉讼中，上诉人对赵庆华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上诉人认可在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的当天被上诉人就将车辆交付给了上诉人，故其认为一审遗漏赵庆华作为诉讼主体，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启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张启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 婷
审判员 罗 敏
审判员 张德权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张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