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民终18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浩然，住址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代理人：金小娇，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磊。
委托代理人：佟金香，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冬妮，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艳，住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代理人：张雯，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钱艳因与原审被告张浩然、周磊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3366号民事判决。张浩然、周磊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浩然的委托代理人王冬妮、金小娇，上诉人周磊的委托代理人王冬妮、佟金香，被上诉人钱艳的委托代理人张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因张浩然经营小额贷款公司，需要大量资金对外放贷，经和原告协商，原告与第一被告于2011年12月8日签订了《出资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向被告对外放贷提供资金，原告的实际出资额以每个项目为准，被告为原告的出资额提供全额担保。若实际借款人未能按时足额还款于原告，则被告出资先行替借款人付给原告借款及利息。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指示自已的员工仇伟、汤爱平、沙秀梅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被告及案外人徐少平等多人提供了不同数额的借款额。被告也每月按时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期间也偿还过部分本金，直到2014年11月起被告开始欠付利息，并且也未偿还过任何本金。经过原被告双方对账决算，被告确认截止到2015年7月31日共欠本金1，050万元，欠利息截止到2015年8月14日数额为1，141，598元。双方决算完毕后，被告承诺于2015年8月14日前将所欠本金及利息全部偿付完毕。但被告缺乏诚信，未能在其承诺期限内履行偿付义务，给原告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天都在扩大。两被告系夫妻关系，第二被告理应与第一被告对所欠债务承担共同偿付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本金1，050万元及利息1，141，598元。（其中500万元从2014年11月起算到该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其中550万元从2015年6月起算到该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计算到起诉日暂计为1，141，598元）
被告张浩然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虽然双方签订协议，但资金并不是由原告交付给被告。2、形式上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经营协议，实际上二人代表着各自的公司签订的经营协议。理由：原告钱艳系大连世海伟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张浩然系大连通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资金的实际交付都是通过双方公司的多名员工来实际履行的，而不是由原告直接交付给被告的。投资项目的实际借款人是与原告公司员工签订的协议。3、双方的行为实质为公司法人的联营行为，对于经营协议中第四条约定的实际为联营合同的保底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的规定，应当确认该保底条款无效。所以原告主张被告提供全额担保先行给付原告资金和利息是无法律根据的。不应获得支持。4、关于原告主张本金数额问题是错误的。被告自2015年6月5日至2015年7月14日已经返还了207万元人民币。5、原告诉称被告对外放贷与事实不符，原告员工向实际借款人帐户打款交付，并与实际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及担保协议，所以是原告对外直接借款不是被告，原告诉称无事实根据。
被告周磊一审辩称，原告与被告张浩然之间的协议是张浩然公司的经营行为，被告周磊不知情也不是该公司的法人或股东，与该公司的经营行为无任何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周磊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周磊不应当承担责任。另外，被告周磊对法院查封被告周磊名下财产提出异议，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解封并保留对原告的追诉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钱艳与被告张浩然于2011年11月8日签订一份《出资协议书》，该协议书起始部分约定：“甲乙双方本着利润与风险共同考虑，协商就甲方（原告钱艳）向乙方（被告张浩然）项目出资的情况时就资金安全及责任达成以下协议”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不参与乙方的经营。”；第四条约定：“甲方实际出资额以每个项目为准，乙方为甲方的出资额提供全额担保。若借款人未能按时足额还款于甲方，则乙方出资先行替借款人付给甲方借款及利息，借款还清后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不得推托等。”《出资协议书》签订后，原告通过自己及仇伟、沙秀梅、汤爱平等人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张浩然及多名案外人的账户转账款项，并以仇伟、沙秀梅、汤爱平的名义与被告张浩然及多名案外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等，被告张浩然及多名案外人在收到转账款项后也都出具了借据、收据等。原告和被告张浩然每月经过对账形成《款项明细》，该明细中载明了借款日期、借款人姓名、借款金额、利率、利息计算日期、利息金额、返利金额等内容，原告、原告方经办人和被告张浩然、被告方经办人均在《款项明细》上签字确认。该明细确认后，被告张浩然或被告方经办人按照《款项明细》上载明的利息金额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原告或原告方经办人仇伟、沙秀梅、汤爱平的账户中。原告同时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按照明细上载明的返利金额从仇伟、沙秀梅、汤爱平的账户中将款项支付到被告张浩然或被告经办人的账户中。上述双方互相支付利息及返利的方式一直延续到2014年6月止。2015年5月27日原告和被告张浩然通过对账形成《对账明细》，确认截止到2015年5月27日被告欠本金1，050万元，欠利息167.08万元。2015年7月28日原告和被告张浩然通过对账再次形成《对账明细》，确认截止到2015年7月28日被告欠本金1，050万元，欠6月利息10.3万元。2015年8月3日原告和被告张浩然通过对账最后一次形成《对账明细》，确认截止到2015年7月31日被告欠本金1，050万元。被告张浩然于2015年6月5日到7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从郝明元的账户支付207万元到原告员工仇伟的账户中，被告张浩然主张该款项系偿付双方《对账明细》中所确认的欠本金数额，即将欠本金数额1，050万元减去已经偿还本金数额207万元，被告张浩然实际欠付本金数额应当为843万元。而原告主张该207万元的款项系支付2015年5月27日《对账明细》中所确认的欠利息数额167.08万元与其他欠利息数额40万元之和，而非偿付原告本金，因双方于2015年8月3日最后一次对账时形成的《对账明细》中已经确认，截止到2015年7月31日被告所欠本金数额仍为1，050万元。
另查，被告张浩然在第一次庭审后对原告提交的由被告张浩然于2015年7月关于谷波30万元欠款承诺书中“张浩然”三字是否是其本人亲笔书写有异议，并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经一审法院委托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又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对“张浩然”三字是否是其本人亲笔书写进行鉴定，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12月8日出具大恒物鉴（2015）第1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5.7”《承诺书》落款处“张浩然”的签名是张浩然本人签写。
又查，原告钱艳与于精轩于2013年10月14日在大连市中山区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原告前夫于精轩因涉嫌高利转贷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该案件正处于侦查阶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张浩然签订的《出资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2、被告张浩然是否应当对原告承担违约责任；3、被告周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就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张浩然签订的《出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该《出资协议书》的约定实际履行，原告履行了《出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对被告张浩然经营项目进行出资的义务，被告张浩然也履行了该协议书中约的偿付义务，该协议一直履行到2014年6月止。
就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从《出资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原告和被告张浩然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即由被告张浩然提供需要借款的客户，由原告负责向这些客户提供出借资金，然后由原告与被告张浩然对于出借资金形成的利息收益按照约定进行分配。这从双方每月经对账形成的《对账明细》的记载内容以及双方经办人银行账户的款项往来明细中可以得到确认。《出资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甲方（原告）实际出资额以每个项目为准，乙方（被告张浩然）为甲方的出资额提供全额担保。若借款人未能按时足额还款于甲方，则乙方出资先行替借款人付给甲方借款及利息，借款还清后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不得推托。”从该条约定可以认定，被告张浩然承诺对于原告的出资额提供担保，即保证原告在项目经营中出资的本金和利息不受损失。被告张浩然从2014年7月起停止向原告支付利息收益，已经违反了协议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由此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关于被告张浩然应当赔偿给原告的本金及利息损失的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从2014年7月被告张浩然停止付息后，双方于2015年5月27日、7月28日、8月3日形成三份《对账明细》，且均有被告张浩然及其员工的签名确认，可以认定被告张浩然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本金数额应当确定为1，050万元。关于被告辩称从2015年6月5日至2015年7月14日之间共偿付原告207万元，应当从被告张浩然所欠本金中予以扣除一节，因原告予以否认，提出该207万元系偿还利息，而在2015年7月14日之后的2015年7月28日、8月3日双方经对账形成的《对账明细》中均确认被告张浩然尚欠原告本金1，050万元，该207万元显然系被告偿还给原告的利息款项，因此对于被告提出的207万元系偿还本金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张浩然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利息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因《对账明细》中均有每个借款项目的借款金额及利息的约定，原告提交的利息计算表虽为单方制作，但其计算方法与《对账明细》中载明的借款金额及利息能够对应，被告张浩然对此利息的计算也没有提出反驳意见，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被告张浩然抗辩原告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利率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月利息2%。因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原告主张被告张浩然赔偿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因此被告张浩然的此抗辩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另外，因《出资协议书》签订的双方为原告和被告张浩然，具体履行该协议书的也是原告和被告张浩然，因此被告张浩然辩称双方签订的《出资协议书》实质为公司法人的联营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就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与被告张浩然之间的合作协议的履行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第二十四条规定，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原告的该项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周磊辩称其不知情并非其可以免除责任的法定理由，且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被告周磊应当知道原告与被告张浩然签订协议履行的相关情况。对于被告周磊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提出要求追加谷波、徐少平等人为被告一节，因原告不同意追加谷波、徐少平等人为被告，且因本案审理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出资协议书》，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合作关系，原告主张的是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因此，对被告提出的该项要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于秀兰的款项是由被告张浩然出资一节，从原告提交的最后形成的三份款项明细中，原被告对原告出资120万元给于秀兰的事实双方是没有争议的，且被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是被告手下员工郝某向于秀兰账户转款120万元，但无法证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对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要求法院到公安机关调取原告前夫于精轩所犯案件的相关证据，要求中止审理本案一节，因原告钱艳与于精轩已于2013年10月14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且于精轩的涉嫌高利转贷罪案件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中，因此一审法院无法调取到相关证据，该案件没有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出现，因此对被告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张浩然、被告周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本金1，050万元及利息（其中500万元从2014年11月起到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其中550万元从2015年6月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计算的数额需要扣除已经偿付的40万元利息）。案件受理费91，65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均已预交），司法鉴定费3，800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张浩然、被告周磊负担。
张浩然、周磊上诉的请求及理由是：1、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系个人行为，事实上双方的行为是公司行为；2、本案应当追加夏军、谷波、于顺等实际借款人为共同被告；3、《出资协议书》的性质应认定为居间合同和保证合同，该协议属于无名合同，根据合同的约定，该合同应当适用居间及担保的法律规定来审理本案；4、实际借款人向钱艳提供抵押物，变更了《出资协议书》关于张浩然“先行垫付本息”的约定；5、张浩然仅对夏军、谷波、于顺的借款承诺承担保证责任，其余借款没有张浩然的还款承诺，且张浩然作为保证人应在钱艳放弃担保物权范围内免责；6、原审支持按月息2%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本案与上诉人周磊没有关系，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周磊不应当承担责任；8、本案涉及到刑事案件，但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的钱款来源还是没有审查不当。综上，上诉人张浩然、周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对钱艳327万元的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钱艳二审答辩表示服从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案上诉人张浩然、周磊在一审宣判后，仅就原审判项中的327万元上诉，但在二审中明确表示，不能说明327万元具体构成，并表示其对全案上诉，但因费用问题，仅就其中327万元的标的交纳了上诉费。
本院认为，案涉《出资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现钱艳已经依约履行了出资义务，在借款人未能按时足额向钱艳还款时，张浩然未能履行协议约定的先行替借款人还款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出资协议书》是公司行为一节，本院认为，因案涉《出资协议书》明确约定合同相对人为甲方钱艳，乙方张浩然，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上述协议，在履行过程中亦未出现合同主体变更之情形，故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否定该协议约定的合同主体，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应当追加夏军、谷波、于顺等实际借款人为共同被告一节，本院认为，因在原审中被上诉人钱艳已经明确表示其依据《出资协议书》提起诉讼，而并非依据上诉人所提及的具体的借款合同来主张权利，不同意追加被告。而上诉人所主张的实际借款人并非《出资协议书》的当事人，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出资协议书》应当认定为居间合同和保证合同一节，本院认为，案涉《出资协议书》不属于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明文规定的合同，因该协议是有效的合同，合同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对合同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因出现需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情形，而其未履行该义务，依据《合同法》总则及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诉人以合同中个别条款的约定确定合同的性质不当，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没有法律和合同的依据，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实际借款人向钱艳提供抵押物变更了《出资协议书》中关于张浩然“先行垫付本息”的约定一节，本院认为，《出资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是钱艳与张浩然，而具体的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与上述合同当事人非同一，且张浩然在2015年5月27日、7月28日、8月3日的款项明细中已经签字确认了欠款的本息，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协议变更的情形，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其仅对夏军、谷波、于顺的借款承诺承担保证责任，其余借款没有张浩然的还款承诺，且张浩然作为保证人应在钱艳放弃担保物权的范围内免责一节，本院认为，首先，本案钱艳是基于《出资协议书》的约定向张浩然主张权利，而上诉人提出的此项主张系基于案涉夏军、谷波、于顺作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非同一法律关系；其二、《出资协议书》第四条约定“钱艳实际出资额以每个项目为准，张浩然为钱艳的出资额提供全额担保。若借款人未能按时足额还款于钱艳，则乙方出资先行替借款人付给甲方借款及利息，借款还清后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不得推托”。此条款为张浩然对借出资金的保证承诺，当出现借款人欠款的情形，该约定明确排除了需优先实现担保物权，而有权直接要求张浩然履行保证义务。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张浩然在履行了案涉《出资协议书》的义务后，则依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取得其代偿部分的债权及相应权利。
关于上诉人主张利息计算不当一节，本院认为，虽案涉《出资协议书》中未约定利息，但双方在对账明细中记载有利息的约定，被上诉人在起诉时自动降低利息标准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周磊主张案涉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周磊不应当承担责任一节，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的规定“……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张浩然在《出资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属于保证条款，基于此条款产生的担保之债，不属于张浩然、周磊的夫妻共同债务。但因上诉人周磊仅就原告诉请中的327万元提起上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仅就周磊上诉部分进行审理，对原审判令周磊需承担连带责任中的327万元予以改判。
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涉及刑事案件一节，本院认为，虽钱艳的前夫于精轩因高利转贷罪被立案侦查，但因钱艳与于精轩已于2013年10月14日离婚，且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对其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3366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张浩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钱艳本金1050万元及利息（其中500万元从2014年11月起到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其中550万元从2015年6月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计算的数额需要扣除已经偿付的40万利息）；上诉人周磊对上述债务在扣除327万元后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驳回被上诉人钱艳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1，65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2，960元，合计133410元由上诉人张浩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丽明
审判员 宁 宁
审判员 王慧莹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黄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