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8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继敏，男，1966年3月22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泓，女，1980年8月5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幼华，江苏启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法定代表人：陈峰，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念，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
法定代表人:朱建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斌，男，职员。
上诉人曹继敏、潘泓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原审第三人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7)苏0611民初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继敏、潘泓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中行崇川支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既超出了中行崇川支行的诉请范围，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曹继敏、潘泓与盛唐公司签订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在中行崇川支行诉请之外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亦无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案涉贷款合同约定，贷款发放条件之一是“相应的担保合同已生效，担保已有效设定”，而贷款合同项下的担保有两项，一是借款人以所购房产进行的抵押担保，二是保证人提供的阶段性连带保证担保。因此，在合同约定的两项担保中，只有一项担保成立时，是不符合“相应的担保合同已生效”这一合同约定的。案涉贷款合同系中行崇川支行提供，由其工作人员对担保方式进行勾选，系中行崇川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其接受的贷款条件。而一审判决认为第一项担保未能有效设定，但第二项保证有效设立，故担保已有效设定的放贷条件成就，中行崇川支行发放贷款符合约定。故一审判决在合同双方均确认合同效力的情况下，有选择性地适用合同条款，排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无法律依据。
中行崇川支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案涉贷款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案涉贷款合同第四条约定了我行的放款条件，该条同时约定“上述条件未满足，贷款人有权拒绝向借款人发放贷款，但贷款人同意放款的除外”，因此，虽然根据事实情况案涉房屋必须在上诉人取得房产证后才能办理抵押登记，但银行根据合同前述约定放款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上诉人应当履行相关还款义务。另外，一审法院除查明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外，还认定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只是以购房的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用于盛唐公司归还上诉人借款的非法目的。由此可见，导致上诉人恶意违约的原因不是贷款合同的效力而是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盛唐公司述称：一、案涉贷款合同订立是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成立为前提条件，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具有密切联系。一审判决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与贷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一并处理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二、本案属虚假按揭，上诉人与盛唐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信贷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均无效。首先，曹继敏与盛唐公司以签订40套房屋总价80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回购协议的形式，形成曹继敏出借给盛唐公司800万元并收取约定利息的民间借贷关系，而案涉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形成于前述协议签订当月，且合同标的也在40套房屋之列，可见上诉人与盛唐公司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就没有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合同订立后案涉三套房屋的首付款与从签订贷款合同之日起至2013年7月的按揭贷款都是由盛唐公司实际支付。其次，曹继敏在破产重整案件听证笔录中陈述签订贷款合同的目的就是借助商品房买卖合同从银行套取贷款，用于盛唐公司归还欠其借款。中行崇川支行发放贷款的次日，盛唐公司立即归还曹继敏72万元欠款的事实，印证了曹继敏在听证笔录中的陈述，说明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之间存在虚假按揭的合意与作为。再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贷款申请资料都是上诉人提供，其根据中行崇川支行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并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只有上诉人与中行崇川支行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上述行为。上诉人向中行崇川支行提供的贷款申请资料不齐全，中行崇川支行对上诉人的贷款申请没有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及职责，上诉人在贷款发放以及提交贷款申请资料等方面与中行崇川支行有串通行为，属于虚假按揭。贷款不真实系由上诉人与中行崇川支行双方原因造成，如贷款合同认定无效，后果应由上诉人与中行崇川支行共同承担。盛唐公司为案涉贷款合同提供的是阶段性连带担保责任，如贷款合同无效，则保证合同亦属无效，盛唐公司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三、案涉贷款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无论放贷条件是否符合贷款合同约定，上诉人与中行崇川支行自身都存在过错，对贷款合同均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不利后果应由上诉人与中行崇川支行承担。四、中行崇川支行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与盛唐公司重整管理人确认案涉贷款合同的债权金额，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故中行崇川支行对盛唐公司享有的债权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法院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来实现权利，盛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中行崇川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继敏、潘泓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64080.84元，支付利息、罚息（以264080.84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10%*140%计算）;2.承担律师代理费2095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2年1月13日，曹继敏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三份，合同约定曹继敏购买“通宁天地”1-919、1-920、1-1101房产，单价为8000元/平方，房屋价款分别为457120元、475520元和672400元，交房日期为2013年6月30日。
2013年1月21日，贷款人中行崇川支行、借款人曹继敏和潘泓、保证人盛唐公司三方签订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约定曹继敏、潘泓向中行崇川支行借款801000元，用于购买盛唐公司开发的“通宁天地”1-919、1-920、1-1101房产；贷款期限120个月,所贷款项直接汇至盛唐公司账户；借款人以本合同项下贷款所购房屋向贷款人提供抵押担保；保证人盛唐公司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合同还约定：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浮动周期为12个月，即从贷款人实际放款日起每12个月重新定价一次，重新定价日为实际放款日在重新定价当月对应日，当月没有对应日的，则当月最后一日为重新定价日；第一个浮动周期内，按实际放款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上浮10%计息；每满一个浮动周期后，以重新定价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上浮10%作为下一个浮动周期的适用利率。按月结息和付息，每月的1日为结息日和付息日。关于罚息，若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按日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40%；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的，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应付未付利息）×实际天数×年罚息利率/360。贷款发放条件是相应的担保合同已生效，担保已有效设定等等，上述条件未满足，贷款人有权拒绝向借款人发放贷款，但贷款人同意放款的除外。贷款偿还方式为按月等额本息还款，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账户，作为本合同项下贷款的指定扣款账户。
贷款合同附件—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通用条款规定：借款人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的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有权要求借款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包括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损失等；有权从借款人在贷款人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处开立的其他账户中直接扣划款项用于清偿贷款本息。保证人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的，自借款人办妥本合同项下贷款所购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并且贷款人收到他项权证之日起，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不再发生新的保证义务和责任，但对于在该日之前已到期的本合同项下债务，以及该日之前发生保证人或/及借款人违约而引起的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保证人仍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及保证责任；如果借款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贷款人进行清偿，贷款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主合同双方解除主合同或者使主合同提前到期的，保证人对于主合同项下已发生的债务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2013年1月24日，中行崇川支行将801000元贷款发放至盛唐公司账户。目前，中行崇川支行已收取了2013年2-12月共11期还本付息款。2014年1月1日起借款人不再还款，同年4月3日中行崇川支行扣划了曹继敏在中国银行如皋支行账户上的存款500092.50元，并将其中37777.57元冲抵了2014年1-4月的还本付息款,多余的462314.93元作为一次性还款本金。至2014年4月3日止，曹继敏夫妇尚欠中行崇川支行借款本金264080.84元。
2013年9月6日，一审法院裁定盛唐公司破产重整。2013年9月26日，中行崇川支行向盛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其中包含了案涉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2014年8月19日，一审法院裁定批准盛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根据盛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普通债权(第三顺序)受偿比例为23.06%。2014年12月3日，一审法院裁定撤销倪建华等人名下的457套房屋(含案涉商品房)的网签备案登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盛唐公司管理人确认截至2013年9月6日中行崇川支行在案涉贷款合同项下享有的担保债权为761053.97元，其中借款本金为760370.17元，2013年9月1日至9月6日的利息为683.8元，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
案涉贷款合同签订的背景是盛唐公司拖欠曹继敏大额借款未还，双方合意通过房屋按揭贷款方式获取银行贷款,以偿还盛唐公司欠曹继敏的借款。案涉三份房屋买卖合同的首付款并非由曹继敏实际承担，该款的实际支付人是盛唐公司。中行崇川支行发放贷款到盛唐公司账上的次日,盛唐公司即归还了曹继敏720000元，贷款合同项下2013年2-7月的还本付息义务都是盛唐公司实际承担，2013年8-12月的还本付息义务由曹继敏承担。因为2014年1月1日起借款人不再还款，同年4月3日中行崇川支行向曹继敏、潘泓邮寄送达了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宣布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中行崇川支行为本次诉讼聘请律师支付了代理费20955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贷款合同的效力；二、案涉贷款合同纠纷的责任承担。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在论及贷款合同效力前，有必要对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先行评判。对此问题，曹继敏、潘泓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盛唐公司是为了归还对曹继敏的欠款而主动承担了房屋首付款和部分还款义务；盛唐公司认为，房屋买卖合同因虚假按揭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如下：
一、曹继敏、潘泓认可的、盛唐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证明，2012年1月，曹继敏和盛唐公司以签订40套商品房、总价款80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回购协议的形式，形成曹继敏出借给盛唐公司800万元，并收取约定利息的民间借贷关系。而案涉三份房屋买卖合同形成于前述协议签订的当月，且合同标的即属40套房屋之列。可见，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初，并无真实的购房意图。
二、在盛唐公司迟迟未能归还借款的情形下，双方形成虚假按揭的合意。曹继敏、潘泓认可的、盛唐公司提供的第八组证据即曹继敏听证笔录反映，签订贷款合同的目的是借助房屋买卖合同从银行套取贷款，用于盛唐公司归还尚欠曹继敏的借款。而现有其他证据所指向的首付款、部分还本付息义务的支付主体是盛唐公司，中行崇川支行发放贷款的次日盛唐公司即归还曹继敏72万元欠款的事实，都印证了前述曹继敏在听证笔录中所陈述的内容，反映出曹继敏与盛唐公司之间虚假按揭的合意与作为。
三、虚假按揭颠覆了贷款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是支付购房款，解决曹继敏购房资金不足的目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性质，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应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关于案涉贷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中行崇川支行、曹继敏、潘泓均认为有效，盛唐公司以虚假按揭为由认为贷款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贷款合同无效。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按揭贷款合同关系密切，贷款合同存在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但两者之间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彼此间不存在主从关系。因此，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的理论在此节法律关系中并不适用。对于案涉贷款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以《合同法》为据进行审查，而贷款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行崇川支行要求曹继敏、潘泓归还借款本金并承担违约责任；曹继敏、潘泓认为由于房屋抵押担保有效设定的放贷条件未成就，应驳回中行崇川支行的诉讼请求，退一步讲该行应行使对抵押房屋的优先受偿权;盛唐公司认为，中行崇川支行对案涉担保债权应通过破产重整计划来实现权利，其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行崇川支行的大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依法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
一、关于中行崇川支行对抵押房屋的优先受偿问题。
案涉抵押房屋是期房，无法办理抵押权登记,亦未能进行预告登记，仅进行了网签备案登记，产生不了正式抵押登记的效力，不享有现实的抵押权。且在盛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案涉商品房的网签备案登记已被撤销。因此，中行崇川支行不享有对抵押房屋的优先受偿权,该行在本案中也未主张对抵押房屋的优先受偿。
二、关于放贷条件不成就中行崇川支行责任自负之说。
案涉贷款合同第四条约定，贷款发放的条件之一是“相应的担保合同已生效，担保已有效设定”，而贷款合同项下的担保有两项，一是借款人以所购房产进行的抵押担保，二是保证人提供的阶段性连带保证担保。虽然第一项担保因前述原因未能有效设定，但第二项保证担保有效成立，故担保已有效设定的放贷条件已成就，中行崇川支行发放贷款符合约定，曹继敏、潘泓据此认为应驳回中行崇川支行诉讼请求的观点不成立。
三、关于盛唐公司是否担责的问题。
本案中，中行崇川支行并没有主张对盛唐公司的责任，法院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鉴于中行崇川支行已就对盛唐公司的担保债权申报了破产债权，法院在此一并明晰破产重整中盛唐公司基于保证担保应承担之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确认至盛唐公司破产重整之日止，盛唐公司对中行崇川支行的保证担保债务金额为761053.97元，按破产重整计划确定的23.06%的清偿比例，盛唐公司应向中行崇川支行清偿175499.05元，其中本金175341.36元、利息157.68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贷款合同有效，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合同签订后，曹继敏、潘泓未能按约偿还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行崇川支行基于曹继敏、潘泓的违约行为宣布贷款本息提前到期，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故中行崇川支行主张的利息起算日期有据。中行崇川支行主张的借款本金，已剔除了2014年4月3日通过扣划而受偿的部分；主张的利息、罚息在庭审中已作出清晰的调整,利息、罚息的标准也有合同依据，且未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关于律师代理费的主张，有双方关于违约责任的合同约定、有费用实际发生的事实依据，且未超过江苏省律师收费规定标准。为避免中行崇川支行重复受偿，曹继敏、潘泓在本案中承担的责任应扣除盛唐公司在破产重整中承担的保证担保债务金额，即本金88739.48元（264080.84元-175341.36元），利息扣减157.68元。判决：一、曹继敏、潘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行崇川支行借款本金88739.48元，利息、罚息（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2014年5月1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64080.8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计算；自2014年5月2日起至2017年12月29日止的罚息，以借款本金264080.8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140%计算；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罚息，以借款本金88739.4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140%计算。上述三段期限的利息罚息之总额应扣除157.68元）。二、曹继敏、潘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行崇川支行律师代理费20955元。三、盛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盛唐公司应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由中行崇川支行按一审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进行受偿。四、驳回中行崇川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54元，由曹继敏、潘泓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予以审理是否正确。二、案涉贷款合同的放贷条件是否成就，曹继敏、潘泓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对所涉贷款用途、借款人清偿能力等予以判断审核的参考依据，但与贷款合同系不同主体之间相互独立的意思表示，二者之间既存在关联关系又无主从依附关系。一审中，曹继敏、潘泓主张其与盛唐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真实，不存在虚假按揭，房屋买卖合同、贷款合同及抵押条款均有效。一审法院针对曹继敏、潘泓的主张，并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间的关联关系，对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予以审理并无不当。但因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间并无主从依附关系，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不能直接影响案涉贷款合同的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已经曹继敏、潘泓与盛唐公司及中行崇川支行分别签字、盖章确认，各方对借款数额、款项支付、担保形式等事项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其法律效力。该贷款合同第四条约定：“贷款发放条件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贷款以满足下列条件为前提：…2、相应的担保合同已生效，担保已有效设定；…上述条件未满足，贷款人有权拒绝向借款人发放贷款，但贷款人同意放款的除外。”依据该约定，在借款人未满足贷款发放条件的情形下，只要贷款人同意，即可放款。因此，虽然案涉贷款合同中第一项担保因故未能有效设定，但中行崇川支行发放贷款符合该合同的前述约定。故案涉贷款合同成立并生效，曹继敏、潘泓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还款责任。
综上，曹继敏、潘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94元，由上诉人曹继敏、潘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倪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