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22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健，男，汉族，1959年2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毅，重庆佳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兵，男，汉族，1969年1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辉，重庆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军，男，汉族，1967年2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辉，重庆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德荣，男，汉族，1965年1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辉，重庆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重庆市万州区众联心出租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守明，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辉，重庆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健与被上诉人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及原审第三人重庆市万州区众联心出租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联心出租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万法民初字第08464号民事判决，原审程健程健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健起诉称：2014年1月14日，程健受聘为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却以程健要想成为驾驶员需支付车辆转让费为前提条件，程健被迫向文兵、刘文军、张德荣支付了13万元的车辆转让费。程健认为文兵、刘文军、张德荣收取车辆转让费没有法律依据，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与文兵、刘文军、张德荣串谋、配合向程健强迫收取车辆转让费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请求判决：1、文兵、刘文军、张德荣返还程健13万元；2、众联心出租车公司承担补充返还责任；3、诉讼费由文兵、刘文军、张德荣承担。
文兵、刘文军、张德荣答辩称：1、本案中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的设立过程。根据万州区运管处（2013）162号文件精神，万州区新投放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实行“三配一”，经营权指标分配给公司。众联心出租车公司分配到40台新车指标，就是通过原享有经营权的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120名组建的重庆市万州区众联心出租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批公司设立时99人，第二批21人）而获得的。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根据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章程，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2、经营计划。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依法定程序于2013年12月25日召开董事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公司实行员工模式，签订劳动合同及目标责任书等合同；股东作为第一参营者，对“三配一”车辆享有优先使用权利；第一参营者按照公司目标责任书完成生产任务；第一参营者有自由支配车辆驾驶员岗位的权利，可以直接参营或者将使用权利让与有出租汽车驾驶资质者使用；受让人必须与公司签订各项合同，完善手续；鉴于公司正在报备筹建期间，未有公章，公司依董事会决议内容行文有效。从前述决议内容可以看出，针对“三配一”车辆，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与第一参营者（即股东）之间实行承包经营并进行目标责任考核；第一参营者（即股东）可以转让承包（经营）权给有出租汽车驾驶资质的人；受让人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签订各项合同。3、本案中的法律关系梳理。第一，是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与文兵、刘文军、张德荣（股东）之间的承包关系（只是尚未签订书面合同）；第二，是文兵、刘文军、张德荣（股东）与程健之间的转承包关系（口头协议）；第三，是受让人作为出租车驾驶员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第一种法律关系，鉴于已转承包给程健的事实，已无履行之必要。第二种法律关系，口头形式符合合同法的规定，且已履行完毕（程健获得承包经营权，已支付转让款，已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签订各项合同文书，承包经营已一年多时间）。第三种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本案程健要求的是返还转让费，不涉及劳动方面的纠纷，因此第三种法律关系不属本案调整之范围。4、转承包关系对程健、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在民商事领域（私权力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已是公认的基本法制理念。程健、文兵、刘文军、张德荣之间的转承包关系并未被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亦是两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另外，股东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个体，彼此有独立表达意思的权利与自由，股东是否收取转让费众联心出租车公司无权左右与干预，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程健利益的行为，加之已履行完毕，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与交易稳定，程健、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应受转承包合同（口头）之约束。5、程健系反悔行为。程健在受让之前，是在万州多年且具有出租汽车从业资格的驾驶员，对该行业的状况和经营模式、及盈利行情等是相当清楚的。受让当时，600多辆出租汽车，每天每辆出租汽车（两班，白班和夜班）除了380元的承包费，可留存利润约在600-800元，陆续新投放400余辆后，生意可能会受影响，这个应属市场风险（商业风险）范畴，且程健是应当知晓也可预见的，现在由于经营利润有所下降，就反悔要求退还转让费，是典型的不诚信行为。要知道，程健、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在转让前获得的经营权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程健的反悔行为不符合等价有偿的市场交易原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本案案由定性为不当得利不当。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利益并使他人利益遭受损失的事实，依照法律规定，获得不当利益的一方应将所获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一方，双方因此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不当得利之债。属于法定之债范畴。本案中，程健、文兵、刘文军、张德荣之间的（口头）转承包关系是基于双方合意而成立的，程健支付转让费是其从程健、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处取得承包权而支付的对价，是有合同依据的。综上，请求驳回程健的诉讼请求。
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的一审答辩意见与文兵、刘文军、张德荣一致。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重庆市万州区道路运输管理处（以下简称运管处）根据《万州区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投放方案》和《万州区出租汽车指标投放实施方案》等文件的精神，印发了《关于投放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万州区投放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数量414个，对每三个经营期为24年的在营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配置一个，并规定本次投放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实行有偿使用，每个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有偿使用费标准为7万元／8年。文兵、刘文军、张德荣等人于2013年12月发起成立重庆市万州区众联心出租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区政府给众联心出租车公司配置了40个出租车指标。2013年12月25日众联心出租车公司召开董事会，形成以下决议：“一、公司实行员工模式，签订劳动合同及目标责任书等合同；二、股东作为第一参营者，对“三配一”车辆享有优先使用权利；三、第一参营者按照公司目标责任书完成生产任务；四、第一参营者有自由支配车辆驾驶员岗位的权利，可以直接参营或将使用权利让与有出租汽车驾驶资质者使用；五、受让人必须与公司签订各项合同，完善手续；六、鉴于公司正在报备筹建期间，未有公章，董事会授权公司行为，依然有效。”2014年1月，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将出租车使用权转让给程健，并收取了13万元转让费。同时，程健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和《出租车生产任务责任制考核书》。双方约定，驾驶员工资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工资为900元／月，每月给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交足11400元（每天380元，一天两班，每班190元）考核标准任务，其余部分作为绩效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及众联心出租车公司实际上有多重法律关系。一方面，程健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按劳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程健每天一个班固定向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交190元的承包费（俗称板板钱、份子钱），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给程健支付900元基本工资，承担部分维修费等义务。双方并不像是传统劳动关系，还存在承包关系，具有经营性质，即出租车司机除了每月基本工资900元外，每天高于190元“份子钱”的收入归其所有。另一方面，在文兵、刘文军、张德荣与程健之间存在转让出租车使用收益的民事法律关系，众联心出租车公司成立后，董事会决议股东优先对公司所有出租车享有使用权，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在获得优先使用出租车的权利后，将出租车的使用权转让给程健，程健为了获得每班190元“份子钱”之外的收入，向文兵、刘文军、张德荣支付了一定的转让费。在私法范围内，当事人对于合同之安排，皆可依自己之意思，自由创造规范。本案中程健与文兵、刘文军、张德荣虽无书面合同约定，但是双方已就出租车转让使用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基于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法律对于双方之关系，除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方面的强制性规定，否则不加以干预。凡是市场交易行为有可能盈利，也有可能亏损，合同应信守，程健认为利润下降而反悔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程健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程健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由程健负担。
程健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查明：上诉人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在此基础上，上诉人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又签订了《出租车生产任务责任制考核书》，这两个事实清楚表明上诉人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而不是承包关系，只是因出租车经营方式较其他劳动关系存在一些不同，而带有类似承包的一些特征，但这无法否认上诉人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众联心出租车公司股东，不仅以股东身份在上诉人交纳的“份子钱”中获利，而且还向上诉人收取所谓的转让费而获利。这里的转让费并不是承包经营的转让而收取的费用，而是上诉人为获得工作岗位而支付的代价。上诉人在八年的劳动中要为众联心出租车公司创造1094400元的收益（每年136800元的“份子钱”），这个收益也是社会公共资源产生的。除此之外，上诉人还支付了转让费。一审法院明显混淆了劳动关系和承包关系的区别。上诉人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没有承包关系，当然被上诉人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也没有承包关系。因此，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转让费不仅没有合法依据，而且是非法的，是对劳动者劳动权利的侵犯。上诉人作为劳动者为得到一个工作岗位还要支付巨额金钱，这根本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精神。一审法院片面强调法律的严格规定，而完全忽略出租车行业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相关证据置之不理。这样的判决根本没有注意到诉讼双方利益的公平，也没有注意到社会公共利益，更没有关注劳动者的利益。被上诉人完全是在凭借政府赋予的社会公共资源而获取高额利益。如果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承包关系的转让纠纷，但被上诉人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的承包内容是什么？上诉人依据受让的承包关系又得到什么相关权利？连合同基本内容都没有，如何谈权利义务的转让。司法领域尊重自治和自由，但也应尊重公平。本案十分明显的是，被上诉人利用其股东身份，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串通一气，向作为劳动者的上诉人额外收取所谓的转让费。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经营承包权的转让，因此认为“市场交易行为有可能盈利，也有可能亏损”，这来源于认识的错误。上诉人就是一个劳动者，是在通过劳动获取报酬，与商业风险没有关联。把劳动认为是市场交易行为完全是错误的。劳动者工作不需要考虑商业风险，劳动报酬的多少也不能当成盈利或亏损。
被上诉人收取转让费的行为不合法，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出租车公司不能收取驾驶员车辆转让费。公司股东当然也不能收取。被上诉人收取转让费具有欺骗性和胁迫性。收取的转让费没有记入上诉人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而且上诉人要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就必须给被上诉人支付转让费。被上诉人收取转让费显失公平、公正。上诉人不仅为众联心出租车公司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还为获得工作岗位额外支付所谓的转让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付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文兵、刘文军、张德荣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的二审答辩意见与文兵、刘文军、张德荣一致。
本案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程健、被上诉人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及原审第三人众联心出租车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程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关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董事会形成的决议的真实性有异议，其认为一审时程健对该决议并未认可。
被上诉人文兵、刘文军、张德荣及原审第三人众联心出租车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程健虽然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程健获取的主要收益并不是众联心出租车公司支付给程健的每月900元的基本工资，而是取得出租车承包经营权后，获得在每天支付的190元“板板钱”之外的营运收入。承包驾驶出租车作为市场经营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即存在每天的总收入低于190元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程健所获得的收入可能少于900元甚至为亏损，这与劳动者获取相对固定的劳动报酬的劳动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程健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更符合承包经营法律关系的特征，故程健上诉主张其与众联心出租车公司之间为劳动关系而非承包关系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不予采信。
文兵、刘文军、张德荣作为众联心出租车公司的第一参营者，将其出租车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程健承包经营，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程健主张文兵、刘文军、张德荣收取转让费具有欺骗性和胁迫性，但并未举证证明。程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承包经营出租车存在风险也应当有充分认识。程健自愿承包经营本案所涉出租车，并已实际履行与文兵、刘文军、张德荣达成的口头承包经营合同，其现在又主张返还转让费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健关于文兵、刘文军、张德荣收取转让费的行为不合法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程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学文
审 判 员 刘 健
代理审判员 应志敏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