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1422民初1922号
原告梁某明。
委托代理人梁某。
建昌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季某印，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
原告梁某明诉被告建昌县民政局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春德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某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梁某，被告建昌县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为建昌县针织厂全民工人，1989年9月25日经建昌县劳动人事局批准调入县民政局下属企业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现已归入民政局并更名为福利企业生产管理办公室）工作。为响应国家号召，发展民政企业，事先经民政企业公司与原告协商，于1989年9月15日签订了《停薪留职协议》。此协议第一条规定“梁某明同志停薪留职后必须办个体福利性质企业，民政部门与其是业务指导关系”，停薪留职期限暂定三年，直到1997年6月5日县民政局及民政企业公司对原告的工作评价：“梁某明本人表现一贯良好……工作积极肯干，团结同志”。根据国家政策（劳人计[1989]61号文件第六条）规定“停薪留职期满，本人愿意回原单位工作的，须在期满前一个月向原单位申请，原单位应给予安排适当的工作”。《停薪留职协议》第四条里也明文规定“停薪留职期间连续计算工龄。关于工资问题，按国家文件规定办”。1992年9月14日停薪留职期限三年已满，原告曾多次以口头、书面形式向被告及有关管理职能部门申请、协商要求恢复公职重新工作，连续计算工龄，享有一切合法待遇，均未果。如1997年9月9日当知情人透露民政局内部研究对原告的事有个不利的说法，原告找民政局及民政企业公司的有关领导及负责人，他们支吾搪塞，一拖再拖，不给予解决，原告无奈上诉建昌县法院，1997年9月11日法院受理，作出双方协商解决，但被告编出5条不合情理的事由拒绝原告。一气之下原告瘫倒在床……。到2015年8月20日原告的病情稍有好转，上访建昌县信访办，去年12月18日转复建昌县民政局，意见只是“不给予支持”。至今，县民政局及民政企业公司对原告的合法劳动人事关系去留及善后处理应享受的相关政策补偿等问题没有做出公开文件决定，也没有主动找原告给出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明确解释和说法。致使原告没有工资收入来源、生活艰辛、家庭崩溃……。故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建昌县民政局为原告恢复工职安排工作。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补发原告自调入民政企业公司后至今的工资和“两险一金”等应享受的待遇共计737,726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一次性补偿原告27年来所遭受的生活磨难、无家可归、疾病缠身等精神损失费270,000元。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诉讼理由无事实根据，具体抗辩理由如下：第一、首先，从程序上讲，被告作为行政机关与原告没有人事或劳动的法律关系，原告于1989年9月25日，从建昌县针织厂调入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被告仅仅是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的行政主管部门，对此有《工人调动审批表》为凭，所以被告不符合本案的被告主体资格，原告属于错告，其诉不符合《民诉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第二，从事实上讲，原告于1989年9月25日经批准调入民政企业公司，但原告一直没上班未开工资，实际上是暂存档案。在批准之前原告于1989年9月15日与民政企业公司设立了一份《停薪留职协议》，期限为三年，即从1989年9月15日起至1992年9月14日止，该协议甲方为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乙方为原告，所以，被告与原告无直接的法律关系，该协议到期后原告从未上班，也未找过，1997年经民政局党委会于9月9日和9月10日研究决定，按档案暂存处理，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原告的情形已按自动离职处理。第三，从诉讼时效上讲，原告明知从1992年10月起产生争议，至2015年8月信访，已达23年之久，早已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依法原告丧失了胜诉权。综上，请求法院明查，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梁某明原为建昌县针织厂工人。1989年9月15日原告梁某明与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当时该公司的主管部门为建昌县民政局）签订了“停薪留职”协议，该协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甲方为县民政企业公司，乙方为梁某明。根据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劳人字【1983】61号文件规定精神和本人申请，经甲乙双方协商特制订“停薪留职”协议条款如下：一、梁某明同志停薪留职后必须办个体福利性质企业，民政部门与其是业务指导关系。二、停薪留职暂定三年，从1989年9月15日至1992年9月14日止。到期后如继续停薪留职再与甲方协商。三、停薪留职后甲方不包工作安置。但为民政经济做出较大贡献，不发生任何问题，甲方可以考虑工作安置问题。四、停薪留职期间工龄连续计算，关于调资问题按国家文件办……”等内容。该协议上有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负责人韩维周和梁某明签名，在主管单位处加盖有建昌县民政局公章。1989年9月25日，经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及其主管部门建昌县民政局同意，经建昌县劳动人事局批准，原告梁某明从建昌县针织厂，调入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调动审批表上建昌县劳动人事局加盖公章处注明：经研究同意去福利厂）。原告在停薪留职期间开办了福利针织厂。至于原告在停薪留职期限届满前后，是否按照劳人字【1983】61号文件第六条关于“停薪留职期满，本人愿意回原单位工作的，需在期满前一个月向原单位提出申请，原单位应给予安排适当的工作……停薪留职期满后的一个月以内，本人既未要求回原单位工作，又未办理辞职手续的，原单位有权按自动离职处理”之规定，及时向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提出申请安排工作，因当事人举证不足，本案无法认定。1997年6月至7月间，梁某明申请因公出国去乌克兰，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在梁某明的因公出国人员审查表中的所在单位审查意见栏中，签署同意字样，并加盖了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公章。建昌县民政局也在该审查表中的主管部门审查意见栏中，签署同意字样，并加盖了建昌县民政局公章。1997年前后，原告明确向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及其主管部门建昌县民政局要求安排工作并主张其与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具有劳动人事关系，对此问题，于1997年9月9日经建昌县民政局党组会研究决定：1、尊重老班子意见不安排工作。2、执行公正书意见，不安排工作。3、尊重民企公司意见，不安排工作。4、通知本人档案尽快拿走。该党组会研究记录显示，当时梁某明是针织厂工人，因其停薪留职不上班，针织厂通知其上班其不上就除名，这样才把档案暂时放到民政局，民政局没给梁某明落编，对梁某明没有任何编制。原告得知其要求安排工作等未得到批准同意后，以建昌县民政局为被告，以建昌县民政局不做为为理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1997年9月11日以（1997）建法行字第15号行政案件通知书通知梁某明受理。对该行政诉讼本院处理结果，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诉讼中原告称法院告知由双方协商解决），后原告又向被告方要求安排工作被拒绝。后原告于2015年8月到建昌县信访办上访，信访部门转复建昌县民政局，建昌县民政局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书面答复：对梁某明的诉求不予支持。之后，原告于2016年7月18日向建昌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建劳仲不字【2016】第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理由，决定不予受理。之后，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系根据建昌县编制委员会建编字【1985】6号文件规定，于1985年5月28日设立，该文件规定，该公司隶属民政局领导，人员三至五人，不占编制，工资暂由民政事业费列支，待营利后工资自负。2007年11月12日该公司人员纳入县财政预算，2008年9月5日该公司更名为建昌县福利生产管理办公室，该单位于2016年3月31日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该证书载明举办单位为建昌县民政局。
上述认定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诉辩状，原告提交的“停薪留职”协议书、工人调动审批表、（1997）建法行字第15号行政诉讼案件受理通知书、因公出国人员审查表、建昌县民政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建劳仲不字【2016】第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被告提供的1997年9月9日建昌县民政局党组会会议记录、梁某明要求解决工作问题申请书、关于梁某明信访事项的调查报告、建编字【1985】6号文件、建编委发【2007】19号文件、建编委发【2008】21号文件、建昌县福利生产管理办公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据佐证。上列证据已经过本院审查、庭审质证并载卷为凭。本院将上列证据予以归纳综合，以此证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梁某明在其停薪留职期满前后，是否按照劳人字【1983】61号文件第六条关于“停薪留职期满，本人愿意回原单位工作的，需在期满前一个月向原单位提出申请，原单位应给予安排适当的工作……停薪留职期满后的一个月以内，本人既未要求回原单位工作，又未办理辞职手续的，原单位有权按自动离职处理”之规定，及时向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及其主管单位建昌县民政局申请安排工作，因当事人举证不足，本院无法查清认定，由此，本院对双方争议主张的“原告是否构成自动离职”问题，依法不予认定。关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的、本案尚未查明的其它事实，也因当事人举证不足，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关于本案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和申请仲裁期间及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之日如何认定，本院审查认为，根据原告诉称“1997年9月9日当知情人透露民政局内部研究对原告的事有个不利的说法，原告找民政局、民政企业公司的有关领导及负责人，他们支吾搪塞，一拖再拖，不给予解决”和1997年9月9日建昌县民政局党组会会议记录内容及决定以及在本案诉讼中原告提供的（1997）建法行字第15号行政诉讼案件受理通知书等一系列证据，本院可以认定，在1997年，原告梁某明已向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及其主管部门建昌县民政局，明确申请或要求安排工作或要求被告方承认双方具有劳动关系；在1997年9月建昌县民政企业公司及其主管部门建昌县民政局已明确拒绝为原告梁某明安排工作或承认原告与其具有劳动关系；原告对被告方的明确拒绝意见已在1997年9月9日明知。据此，本院可依法认定1997年9月9日为本案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或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之日。根据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之规定，原告应当在1997年11月9日以前，依法对该劳动争议，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根据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时效规定，原告也应当在1998年9月9日以前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但原告未及时在上述法定的申请期限内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直到2016年7月18日原告才向建昌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其仲裁申请明显超过仲裁申请时效，被劳动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为理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接到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后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在本案诉讼中，原告对其仲裁申请超过期限问题，未能提供出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具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应否支持问题，本院审查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三条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之规定，再结合本案原告的仲裁申请，已十分明显地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等具体案情，本院应当以原告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为理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6】6号）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某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梁某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春德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