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32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宝新，男，195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军，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蓝新特科技股份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双羊路7号。法定代表人：王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先，北京劭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仇红，女，196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宋宝新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蓝新特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蓝新特公司）、原审被告仇红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宝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先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仇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宝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蓝新特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蓝新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蓝新特公司起诉时的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认定蓝新特公司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一）本案中，审查蓝新特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应包括股东怠于清算的消极行为，以及由此造成公司财产贬损、灭失或无法清算等事实因素，只有全面综合的分析才能准确认定诉讼时效起算点。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执字第1260-2号民事裁定书，在2008年12月3日该裁定书下达之前，北京万通新鸿基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已经是长期亏损，负债严重，处于歇业状态，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年检，无财产可供执行。万通公司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负债严重，处于歇业状态，虽然工商有登记住所地，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办公地点和生产地点，万通公司仅有法定代表人一人，没有其他工作人员，万通公司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年检，被执行人万通公司的账目被另一股东仇红控制，但是仇红已经找不到，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另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万通公司已于2010年10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未清算，因万通公司的账目、重要文件被仇红控制且找不到该人，无法进行清算。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17246号民事判决书中显示的事实来看，蓝新特公司在万通公司于2010年10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没有及时主张股东未清算责任，却将当时给万通公司和蓝新特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和《验资报告》的北京中企德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华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后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本案一审被告仇红为被执行人，追加被驳回后，蓝新特公司又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被驳回。通过蓝新特公司的种种诉讼行为可以表明，万通公司早在2010年10月10日就被吊销营业执照，没有进行清算，也无义务承担人，蓝新特公司就应当在知道万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及其股东是否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侵害了蓝新特公司的权利等事实后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蓝新特公司直至2017年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就应当承担超过诉讼时效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的“知道”或“应当知道”理解是错误的，混淆了“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概念，没有理解民法通则中“知道”或“应当知道”真正含义，应予纠正。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的“知道”是一种客观事实。在本案中，蓝新特公司在2016年11月28日到工商登记部门查询出万通新鸿基公司在2010年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就是一种客观事实。而“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推定，是指按照一般人的普遍认知能力可以推断出行为人应当知道某种状态。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执字第1260-2号民事裁定书中可以看出，蓝新特公司对于万通公司的现状导致无财产可供执行，两年没有进行年检，万通公司的账目被仇红控制，仇红已找不到的事实是明知的，蓝新特公司作为一个公司就应当知道，万通公司到2008年时已经两年没有年检的情况下，随时会被吊销营业执照。从该时起，蓝新特公司即应对万通公司的经营状况经常密切关注。而且，从万通公司当时的现状也可以推断出在一、两年内，万通公司会被吊销营业执照，这一点属于基本常识。所以，在2010年10月10日万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就应当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蓝新特公司什么时候查阅万通公司工商档案就从何时计算诉讼时效，如果蓝新特公司在2030年10月1日查阅万通公司工商档案，诉讼时效也应当从2030年10月1日起计算。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是错误的，混淆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概念，没有理解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知道”或“应当知道”真正含义。而蓝新特公司在2016年11月28日才到工商登记部门查询万通公司的信息，也是其自己怠于主张诉讼权利的表现，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否则对于宋宝新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二、一审法院认定宋宝新承担股东的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该司法解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时，股东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是因，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是果，即因为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的结果。但在本案中，万通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前，万通公司已经没有财产，财务账目及其他重要文件早已被另一股东仇红控制，是仇红的行为导致万通公司的财产、账册等灭失，万通公司财产、账册灭失在前，并非因为宋宝新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万通公司的财产、账册等灭失。即使要追究，也应当追究仇红的责任，而非宋宝新。（二）宋宝新不是万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掌控万通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没有能力决定清算程序的启动和对公司财产、账册和重要文件进行妥善保管，不具备清算条件，并非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万通公司没有进行清算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仇红的行为导致，与宋宝新无关，理由如下（以下均为已生效法院判决查明的事实）：1.万通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宋宝新在公司的出资为80%，仇红的出资为20%。2001年6月11日，宋宝新与仇红签订《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宋宝新将30%的出资转让给仇红，转让后宋宝新和仇红的出资额各占50%。《转让协议书》还约定，自该协议签字之日起，之前的债权债务由宋宝新承担，之后的债权债务由仇红承担。从该转让协议中可以看出，自该协议签字之日起，仇红成为万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宋宝新不再管理该公司。2.万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仇红在宋宝新不知情的情况下，操纵万通公司与蓝新特公司签订了《参股合作协议书》，仇红的出资占61.45%，宋宝新的出资从50%减少到0.73%，蓝新特公司占28%，吕福生出资占9.82%。2002年9月3日，又是在宋宝新不知情的情况下，万通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从仇红所持的股份中抽取5%作为干股赠送给张勇毅（蓝新特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作为利润回报。3.2002年4月5日万通公司第一届第三次股东会决议、2002年4月24日万通公司第二届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及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司章程上，宋宝新的签名非本人签字。召开股东会增加注册资本等都是在仇红的实际控制下，在宋宝新不知情的情况下操纵的，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明仇红是万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宋宝新自2001年与仇红签订《转让协议书》后就不再参与公司的管理。4.在宋宝新不知情，公司负责人仇红的实际控制和操纵下，自2001年6月至2003年12月，万通公司依据数次股东会决议和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到工商部门办理了9次工商变更登记（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民终字第1664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页正数第13行）。2007年2月1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2007）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在上述变更登记中，当事人（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该公司即为恢复变更登记后的万通公司）提交的登记材料伪造股东宋宝新签字，骗取营业执照为由，撤销当事人于2001年6月至2003年12月的9次变更登记以及由此产生的变更登记。5.2007年2月1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2007）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即万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仇红。2001年6月至2007年2月16日期间达成的所有协议、9次工商登记变更及发生的其他事，均是在宋宝新不知情的情形下，法定代表人仇红的操纵下做出的。而且当宋宝新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后，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北京市工商局撤销被告仇红的9次违法工商变更登记，又于2006年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知情权诉讼，要求查阅公司账册。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06）房民初字第6000号民事判决，要求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即万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提交财务报表、账册、财务凭证等供宋宝新查阅。时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仇红并没有履行判决，无奈之下，宋宝新又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得到执行法官的反馈却是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即万通公司）已人去楼空，无任何财产，无工作人员，公司的财务账册及其他重要文件无法找到，无法执行。虽然后来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又恢复名为万通公司，宋宝新也恢复了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可万通公司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个空壳，什么都没有。事实是，万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仇红造成公司“人去楼空”，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仇红本人在万通公司被强制执行前早已不知所踪，宋宝新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一审法院判决宋宝新承担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时的连带责任是错误的，对宋宝新来说也是极其不公平的。万通公司的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是仇红，宋宝新不参与公司的管理。综上所述，宋宝新认为，蓝新特公司在起诉时诉讼时效已过，已失去胜诉权。而且，宋宝新不是万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掌控万通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没有能力决定清算程序的启动和对公司财产、账册和重要文件进行妥善保管，不具备清算条件，并非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万通公司没有进行清算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仇红的行为导致，与宋宝新无关。因此，恳请二中院依法改判，驳回蓝新特公司对宋宝新的诉讼请求。蓝新特公司辩称，一、宋宝新、仇红依法应当承担债务人万通公司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依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初字第12137号民事判决，万通公司应当返还蓝新特公司5060300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执字第1260-2号民事裁定书，以被执行人万通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经查工商注册登记，2010年12月20日，万通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决定吊销营业执照，宋宝新、仇红为万通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宋宝新、仇红在债务人万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至今没有成立清算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下落不明，无法清算，致使蓝新特公司债权得不到清偿，宋宝新、仇红应当承担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二、宋宝新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不成立。本案债权是经法院判决、执行，债权已经受到司法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诉请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之一是公司清算，公司无法清算是债权人对股东诉讼的请求权基础。相应，债权人对股东提起赔偿之诉亦应以其是否知晓公司无法清算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而对于承担债务的公司是否能够清算，作为债权人没有得到债务人书面通知无从知晓。诉讼时效以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启动，不能以债权人不知道的侵害事由为起算点，计算诉讼时效。宋宝新认为债权人应当关注债务人公司的经营情况，在债务人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及时提起本案诉讼，以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是强加给债权人的关注义务，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宋宝新关于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蓝新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宋宝新、仇红对万通公司应当向蓝新特公司返还的入资款500万元和利息损失（以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贷款利率，自2002年9月4日计算至2007年9月3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宋宝新、仇红对万通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所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6月24日至2014年7月3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双倍计算；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宋宝新、仇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蓝新特公司原名北京蓝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华公司”），2004年6月9日更名为北京蓝新特柔性装备技术有限公司，2008年8月更名为北京蓝新特夹具技术有限公司，2015年3月变更为现在的名称。万通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18日，公司股东为宋宝新和仇红二人，其中宋宝新出资40万元，仇红出资10万元。2001年6月11日，宋宝新与仇红签订了《转让协议书》，约定宋宝新将其持有的万通新鸿基公司15万元股权转让给仇红，协议签订之日起之前的债权债务由宋宝新承担，之后的债权债务由仇红承担。转让后，宋宝新和仇红的出资额各占50％。2002年8月28日，蓝华公司与万通公司签订了参股合作协议书，就蓝华公司登记注册参股万通公司一事，订立如下条款：万通公司以现有设备折合3430万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投入公司的生产、销售、经营业务中；蓝华公司以现金500万元人民币投入万通公司，参与万通公司生产、销售、经营、获得回报；万通公司按公司章程，经董事会同意，增加新股东；蓝华公司投入500万元现金后，占有万通公司的23％股权。合同签订当日，万通公司在工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事项为蓝华公司系万通公司的股东。2002年9月3日，蓝华公司将500万元交付万通公司。自2001年6月至2003年12月，万通公司依据数次股东会决议和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到工商部门办理了9次变更登记。2007年2月16日，北京市工商局京工商处字（2007）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上述变更登记中当事人提交的登记材料伪造股东宋宝新签字、骗取营业执照为由，做出决定：撤销当事人于2001年6月至2003年12月的9次变更登记以及由此产生的变更登记。该处罚决定生效后，万通公司根据处罚决定到工商局办理了撤销变更登记，包括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及蓝新特公司的股东身份登记等，公司又恢复到初始状态。2007年，蓝新特公司以参股合作合同纠纷为由，将万通公司以及参与上述参股合作协议书签订和履行过程的北京鸿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华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一并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判令万通公司返还出资款500万元，并支付占用款项期间造成的利息损失189万元，同时要求北京鸿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华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07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一中民初字第12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万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蓝新特公司入资款人民500万元，并赔偿因占用该款项而给蓝新特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2002年9月4日起至2007年9月3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蓝新特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2008年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高民终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7月10日，蓝新特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判决。2008年12月3日，该院作出（2008）一中执字第126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理由是：被执行人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负债严重，目前处于歇业状态；虽然工商有登记住所地，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办公地点和生产地点，公司仅有法定代表人一人，没有其他工作人员；该公司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年检，账目被另一股东控制，但是该股东已经找不到，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2010年10月10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万通公司的营业执照，当事人的债权债务由股东组成清算组负责清算，并到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宋宝新和仇红未组成清算组对万通公司进行清算并办理注销登记。2016年11月28日，蓝新特公司从工商登记部门复印了万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得知万通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且尚未清算。现万通公司无办公经营地，账册及财产均下落不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和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宋宝新、仇红作为万通公司的股东，应在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及时组织清算，但是二人既未及时自行组织清算，也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二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万通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等均已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现万通公司的债权人蓝新特公司要求宋宝新、仇红对万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万通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全体股东在法律上共同成为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均应当配合履行清算义务，与股东是否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无关。宋宝新以其不是万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参与该公司经营、不掌控该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为由，辩称其没有能力决定清算程序的启动、并非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于法无据，故对此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蓝新特公司主张的债务内容，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与（2007）一中民初字第12137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相符，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方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故对蓝新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关于双方争议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本案涉及的请求权为债权请求权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故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均有规定。由于宋宝新、仇红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侵权行为发生于201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之前，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蓝新特公司于2016年11月28日从工商登记部门复印了万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得知万通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且尚未清算，故诉讼时效期间应该从2016年11月28日开始起算。宋宝新辩称应当从2008年或者2010年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于法无据，故对其此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仇红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其缺席庭审的行为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宋宝新、仇红对北京万通新鸿基建材有限公司应当向北京蓝新特科技股份公司返还的入资款500万元和利息损失（以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贷款利率，自2002年9月4日计算至2007年9月3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宋宝新、仇红对北京万通新鸿基建材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所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6月24日至2014年7月3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双倍计算；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向北京蓝新特科技股份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2009年4月3日蓝新特公司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将北京中企德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华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被告起诉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北京中企德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华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万通公司的债务（500万元及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诉讼中，蓝新特公司申请追加仇红和吕福生为共同被告，要求仇红和吕福生在虚假出资范围内对万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2013年12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17246号民事判决：北京中企德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华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各赔偿蓝新特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驳回蓝新特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蓝新特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本案原审被告仇红为（2008）一中执字第1260号被执行人，追加被驳回后，蓝新特公司又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高执复字第8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蓝新特公司追加仇红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宋宝新于2006年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即万通公司）提起了知情权诉讼，要求查阅自2000年以来的财务报表、财务账簿和财务凭证。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06）房民初字第6000号民事判决，要求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即万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提交财务报表、账册、财务凭证等供宋宝新查阅。时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仇红没有履行判决，宋宝新向房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07）房执字第1538号作出执行裁定：在执行过程中经查，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已停产，公司已无工作人员在岗，无法执行此案。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蓝新特公司在本案的诉讼时效如何计算；2.宋宝新是否应承担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责任。关于焦点1，本案涉及的请求权为债权请求权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故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由于蓝新特公司主张宋宝新、仇红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侵权行为发生于201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之前，故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蓝新特公司于2016年11月28日从工商登记部门复印了万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得知万通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且尚未清算，故诉讼时效期间应该从2016年11月28日开始起算。宋宝新上诉主张应当从2008年或者2010年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2，宋宝新是否应承担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该司法解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时，股东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怠于履行义务是因，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清算是果，即因为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出现无法清算的结果时，股东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宋宝新曾于2006年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万通公司提起了知情权诉讼，要求查阅公司账册。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06）房民初字第6000号民事判决，要求北京龙佑建材公司（即万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提交财务报表、账册、财务凭证等供宋宝新查阅。时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仇红并没有履行判决，宋宝新又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是（2007）年房执字第01538号，裁定：本院在执行过程中经查，北京龙佑建材有限公司已停产，公司已无工作人员在岗，无法执行此案。裁定：终结执行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房民初字第6000号民事判决书。蓝新特公司作为强制执行申请人的（2008）一中执字第1260-2号执行裁定书也表述：被执行人万通公司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负债严重，目前处于歇业状态；虽然工商有登记住所地，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办公地点和生产地点，公司仅有法定代表人一人，没有其他工作人员；该公司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年检，账目被另一股东控制，但是该股东已经找不到，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本院认为，通过上述2份判决、执行裁定认定的事实可以得出，第一、宋宝新作为万通公司的股东，曾于2006年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要求查阅公司账册等重要文件，判决得不到执行后，申请了强制执行，但因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仇红的原因，万通公司的帐册及其他重要文件在2006年就已经无法找到。2006年宋宝新在积极履行股东责任。第二，在2010年10月10日万通公司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前，万通公司的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都已经灭失，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仇红。基于以上两点事实，本院认为，并不是因为宋宝新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万通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进而无法进行清算，损害蓝新特公司债权人利益。宋宝新不应该就万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宋宝新此项上诉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宋宝新主张其不是万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参与实际生产经营，不应就万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有限公司的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并不能以是否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参与实际生产经营为区分，只要是有限公司的股东，就应该是清算义务人。而如果有限公司股东出现了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行为，债权人就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2款的规定，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宋宝新此项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宋宝新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民0102民初117民事判决；二、仇红对北京万通新鸿基建材有限公司应当向北京蓝新特科技股份公司返还的入资款500万元和利息损失（以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贷款利率，自2002年9月4日计算至2007年9月3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仇红对北京万通新鸿基建材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所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6月24日至2014年7月3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双倍计算；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向北京蓝新特科技股份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北京蓝新特科技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222元，由仇红负担。一审送达起诉书公告费520元及送达判决收公告费（以实际票据金额为准），由仇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222元，由北京蓝新特科技股份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 伟审 判 员  胡 君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子才书 记 员  燕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