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75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开平，男，197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江安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营业场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136号15楼。
负责人：练亦伟。
委托代理人：王荣，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王玲，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开平与被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3民初3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黄开平与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于2013年1月1日起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后经两次续签延至2017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约定黄开平从事销售工作，劳动报酬根据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的相关薪酬管理制度以及黄开平的工作岗位职级确定。2013年1月、2月，黄开平级别为三级机构渠道部负责人C级，工资为4260元；2013年3月级别为高级营业部经理三级，工资为5369.37元；2013年4月级别为初级营业部经理三级，工资为3245.25元；2013年5月至12月级别为初级营业部经理三级，工资为3600元；2014年1月级别为中级营业部经理三级，工资为3482.28元；2014年2月级别为中级营业部经理二级，工资为5302.67元；2014年3月级别为中级营业部经理二级，工资为5240.02元；2014年4月级别为营业部经理B二级，工资为3267元；2014年5月至12月级别为营业部经理B一级，工资为2722.5元；2015年1月至3月级别为B类营业部经理三级，工资为2200元；2015年4月级别为初级营业部经理二级，工资为2200元；2015年5月、6月级别为初级营业部经理二级，工资分别为1501.25元、1459.13元；2015年7月、8月级别为初级渠道经理三级，工资为354.2元。2013年末以及2014年末另分别发放年终通算20065.38元、5478.04元。
根据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渠道销售基本法（2013版）规定薪酬回算规定：客户经理将在年底进行职级年度固定及浮动工资、奖金的回算，回算调整=客户经理年终考核定级后的固定及浮动工资、奖金×年度考核月份数-
考核期内累计已发放月固定及浮动工资、奖金。
2015年8月29日，黄开平以个人原因（公司文化）向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申请离职，同年9月1日双方正式解除劳动合同。
2016年4月25日，杭州市仲裁委对黄开平与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进行裁决，该委作出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7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黄开平的关于补发工资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的仲裁请求。
黄开平不服该裁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赔偿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克扣的薪资218433.14元；2.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共计22891.35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黄开平认为其因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克扣工资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在《离司申请（面谈）、审批表》中显示其离司原因为“公司文化”，并非“薪酬原因”，在面谈记录中亦显示“因个人原因申请离司”，黄开平对于《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中因个人原因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亦予以签字确认，因此黄开平主张经济赔偿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争议焦点之二是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是否少发工资。对于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工资，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已当庭对计算依据作出说明，黄开平认为2014年、2015年的工资应依据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为标准计算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但对于2014年的年终通算，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陈述计算方式为：2014年末黄开平被定级为营业部经理B一级，工资每月4950元，乘以9个月为44550元，减去该年度已发39071.96元为5478.04元。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当庭确认计算有误，多扣了2014年1月至3月的已发部分，经核算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应补发14024.97元。此外，用人单位支付工资不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杭州市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860元，黄开平2015年5月至8月的工资均低于该标准，因此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应补足3771.22元。故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共应向黄开平补发工资17796.19元，黄开平主张的其余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原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4日判决：一、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开平工资17796.19元；二、驳回黄开平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负担。
宣判后，黄开平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前后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黄开平与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约定的工资标准认定不清楚。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动合同应当约定工资标准，而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给黄开平签订的劳动合同文本中没有注明工资标准。在黄开平提交的《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录汇总》表中已经明确标明了黄开平的工资标准，并且能与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交的由工商银行入帐记录黄开平工资清单相互印证。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第十二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那么黄开平提供的《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录汇总》表中标明的黄开平工资标准就是以法定形式确认的工资标准。对该事实，原审法院不看法定单位提供的证据，却听信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牵强的辩称“是以工作人员疏忽”向社会保险机构报错。那在2013年报错、2014年也报错、整整24个月都会报错？这明显不合常理。况且既然是报错了，就应当为错误承担法律责任。2.黄开平向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提出离职的不认同企业文化的理由是否针对薪酬问题的事实认定不清。黄开平向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提出的理由是不认同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的企业文化，而原审法院认为就不是针对薪酬问题提出的异议，进而就不支持黄开平要求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的诉求。对员工的薪酬观念当然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之一。黄开平提出的对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企业文化的不认同而离职，自然包括薪酬原因。在判决书中，已经明确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有克扣工资、违反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的行为，黄开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行使权利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按第四十六条规定，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有义务支付黄开平的经济补偿。另外，纵观现行劳动法规，没有规定劳动者在离职文书上没有提出薪酬异议，就不能在劳动争议诉讼中主张薪酬异议，就不能要求用人单位给予经济补偿。原审法院以《离司申请（面谈）、审批表》中显示离司原因为“公司文化”，并非“薪酬原因”，因此不支持黄开平主张的经济赔偿，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交的证据5、6的制订者明确显示是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就是本案的责任主体。而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则只是诉讼中的主体，是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无独立法人地位，也不是民事责任承担的主体。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单方面修改了劳动工资报酬计算规则，且修改形式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程序要件形式，构成了违约，其不按原定标准发放工资就是未及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4.原审法院已经明确认定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克扣了工资，违反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却不按《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定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给予赔偿，这让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不用承担违法的后果，就起不到法律判决警示、教育的作用，让司法失去意义。另外，在黄开平离职原因的认定上，原审法院又认为不涉及薪酬问题，明显逻辑混乱。故提起上诉，请求：1.对原审判决进行改判；2.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赔偿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克扣的薪资218433.14元；3.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共计22891.35元。
针对黄开平的上诉，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答辩认为：一、黄开平主张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应当依据其社保缴费基数向其补发工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已经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黄开平的工资标准是按照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的规章制度和黄开平的岗位、职级确定的；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已经明确了每次定级的依据和定级后黄开平的工资标准、计算依据。而黄开平主张的月工资7630．45元只是其2014年的社保缴费基数。社会保险基数简称社保基数，是指职工在一个社保年度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按照职工上一年度1月至12月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税项的月平均额来进行确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计算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缴纳社保费和职工社会保险待遇的重要依据，有上限和下限之分，具体数额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而定。可见，社保缴费基数并非黄开平的工资标准，黄开平主张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应当依据其社保缴费基数向其补发工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黄开平要求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黄开平系主动离职，不属于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予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系黄开平因个人原因主动向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提出离职，黄开平对此当庭认可。同时也有黄开平离职时填写的《离司申请（面谈）、审批表》为证。黄开平在《离司申请（面谈）、审批表》中勾划的离职原因是“公司文化”，并非“薪酬原因”，黄开平亦当庭认可对于面谈负责人在“面谈记录”中填写其“因个人原因申请离司”是完全知情的。其因“个人原因”离职在2015年9月8日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中，黄开平又再次签字确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黄开平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二）部分月份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不是黄开平离职的原因，不属于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予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即使用人单位存在违规情形，但只要该违规情形不是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劳动者在依据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后又因该违规情形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法院不应当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也规定只有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成为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原因的，才能支持经济补偿金。而本案中，黄开平部分月份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是在原审判决后在上诉状中才提出据此要求承担赔偿责任。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在黄开平的实收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时，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也只负有支付差额部分的义务；只有逾期不支付的，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是否责令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是劳动行政部门的权利，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黄开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黄开平、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黄开平要求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相应期间工资的请求。本案中，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有效证据，原审法院已对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应补发的工资进行了核算，数额在合理范围内。黄开平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作为工资的计算标准而要求补发工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无法得到支持。（二）关于黄开平要求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在离司申请（面谈）、审批表中，黄开平选择的离司原因为公司文化。对此，黄开平认为公司文化应包含酬薪原因。而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则认为，公司文化并非酬薪原因。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离司申请（面谈）、审批表在离司原因中明确列明了薪酬问题、公司文化等离司原因的选项，从选项整体的逻辑性来看，公司文化并不当然等同或包含薪酬问题。而该表的面谈记录栏中亦载明因个人原因申请离司。同时，在由黄开平签字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中也明确因个人原因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综上，黄开平在申请离职时并未明确提出离职原因系报酬问题，现又以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而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原审法院据此驳回黄开平要求太平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并无不当。综上，黄开平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开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为民
代理审判员 睢晓鹏
代理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徐森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