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04民终20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西高皇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组，住所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西高皇村。
主要负责人：周团云，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帅，河南德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兰，女，汉族，1947年10月23日出生，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银，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西高皇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组（以下简称西高皇二组）因与被上诉人张秀兰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豫0402民初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西高皇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帅、被上诉人张秀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高皇二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8）豫0402民初85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秀兰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方案是按照1983年“北地”分地人数进行分配，在涉案土地进行征收补偿分配时，张秀兰担任西高皇村二组的出纳，其利用便利条件将周红举谎报年龄分得了涉案土地的补偿钱物。征地补偿款包括佳田住房平方数和佳田门面房租金两项。补偿款的钱物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张秀兰家的补偿款全部打到了张秀兰账户。后因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对其谎报年龄使用假户口本一事进行过调查。另外，周红举出生时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属超生人员，并没有在“北地”分得土地。因此，无论从年龄还是身份上都不应分得相应的补偿款。（二）张秀兰家的周红举真实年龄应该以公安机关户籍部门登记为准。经西高皇街道抽调人员入村走访调查，张秀兰家的周红举谎报年龄称1983年4月16日出生，其实际出生日期为1984年8月9日，应以公安机关户籍部门登记为准。（三）一审法院将张秀兰家的周红举是否属于1983年“北地”有地人口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西高皇二组承担属适用法律错误。（四）张秀兰家的周红举系超生的第四胎，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周红举没有分得土地，也不应该分得土地。周红举是1984年8月9日出生，更不存在1983年就分得土地的可能性。（五）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周红举是1984年出生，不应列为1983年分农业地的人数，所分钱物应当进行追交。西高皇二组根据中共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工作委员会的文件处理意见，经村民会议一致决定对张秀兰家因谎报周红举年龄分得的钱物进行追交。
张秀兰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张秀兰未谎报周红举年龄，未利用便利分得涉案土地补偿款。上诉人所述第一点属于主观臆断，在一审中关于周红举年龄，张秀兰提交了周红举毕业证书、罚款收据及平顶山天安煤业七矿出具的证据，能够证明周红举系1983年出生人口，在一审庭审中也得到了证实。按1983年确定分配方案公示栏中显示周红举属于有地人口，在当时公示的时间段内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周红举属于超生人口，但是周红举分得土地并耕种超过30年也是事实。2、关于户籍登记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证据确实证明周红举是1983年出生的人口，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不应该按照错误登记以1984年确定周红举年龄。3、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有地公示等材料，显然证明周红举1983年分得了土地，属于有地人口，上诉人应当证明周红举不属于1983年分地人口。4、上诉人引用的计划生育政策性文件已经失效，周红举虽然属于超生人口，但1983年分得了土地，已经耕种35年。根据土地相关法律规定，谁耕种谁受益，周红举属于有地人口，分得一人份补偿款并无不当。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西高皇二组立即支付张秀兰应分得的承包地占地补偿费共计61154.94元；2.诉讼费用由西高皇二组承担。事实与理由：张秀兰系西高皇二组村民，全家现有5口人，其中有地人口为4人。近年来因房地产开发占用了西高皇二组全部土地，西高皇二组确定了占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户口及人在该组的按30%分配，在该组有地的按70%分配，且添人不添地，减人不减地。西高皇二组也一直是按这一原则对张秀兰一家进行承包地占地补偿费分配的，但从2015年起西高皇二组无故扣押张秀兰及其家人的应得款项61154.94元不予支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7年，西高皇二组村民所承包土地因城市开发建设需要被占用并由此对相关群众进行征地补偿。2008年9月，西高皇二组确定了占地款分配方案，即按“户口及人在该组的以30%分配，在该组有地的以70%分配的分配原则予以实施”。2013年3月6日，西高皇二组公示“西高皇二组佳田分房按83年北地分地人数分配”表，显示分地人数合计96人，其中包括张秀兰家庭人数7人，包含张秀兰及其奶奶李让、婆婆李玉梅、长女周文进、次女周文君、三女周文举、四女周红举。2013年3月18日，西高皇二组公示：二组按地分佳田房屋，每人分40.485平方米，不要房屋者按35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依据上述分配原则，周红举分得补偿款141697.5元。后，因有人举报，西高皇二组发现周红举的户籍年龄为1984年8月9日，认为周红举不得分得该补偿款，决定追回该款。又由于西高皇二组是以户为单位发放补偿款的，周红举的户主是张秀兰，西高皇二组就扣发张秀兰作为户主的该户（现有人口5人，分地人口4人）补偿款。具体扣发的时间和数额为：1.扣发佳田润天底商租金（地70%人30%）及河东生态园2014年-2015两年租金分配金额2314.72元（一个人的地款）；2.扣发佳田润天底商租金（地70%人30%）及河东生态园2016年租金分配金额19895.94元；3.扣发佳田润天底商租金（地70%人30%）及河东生态园2017年租金分配金额31444.28元；4.扣发2016年和2017年队里房租钱分配金额7500元，共计61154.94元。张秀兰认为西高皇二组不该扣发上述款项，引起诉讼。
一审另查明：1.周红举，曾用名周文英，户籍登记出生日期为1984年8月9日；2.张秀兰提供加盖有西高皇村委会印章的收款收据一份，时间为1983年11月3日，内容为“今收到二组张秀兰因超生四胎，老庄搬迁赔偿款交大队全部扣除”；3.张秀兰提供由平顶山天安煤业七矿有限责任公司计划生育办公室于2017年2月1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兹我单位职工周清甫，于1983年4月16日生育一女孩周文英，系计划外生育。于当年8月被矿计生部门通报，予以降两级工资和罚款处分。情况属实。特此证明”；4.西高皇二组主要负责人周团云庭审中陈述：（张秀兰家）1983年还是两个黑户，是老三和老四，户口是1984年报的，报的一个是1982年和1984年，出生可能不是1984年的。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周红举的户籍登记出生日期为1984年，但是根据张秀兰提供的西高皇村委会对张秀兰进行计划生育罚款的收据和平顶山天安煤业七矿有限责任公司计划生育办公室的证明，特别是西高皇二组在庭审中关于张秀兰家在1983年存在两个黑户的陈述，足以认定周红举的实际出生日期为1983年。2013年，西高皇二组依据“佳田分房按83年北地分地人数”进行分配的分配原则，并根据其公示的96名（含周红举）分地人数，给周红举分配了40.485平方米房屋的补偿款141697.5元，现仅以周红举的户籍登记出生日期为1984年，就认定张秀兰家谎报年龄，不该分得该40.485平方米房屋的补偿款，进而扣发张秀兰家之后的应得分配款，理由不足。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周红举的实际出生日期是1983年，且西高皇二组除了依据周红举的户籍登记出生日期为1984年进而推定周红举在1983年不可能分地外，西高皇二组尚无其它证据证实周红举不属于“北地”有地人口。况且，西高皇二组在确定分配方案时，并没有明确说明需以户籍登记的出生日期为准。综上，西高皇二组认为周红举不该分配40.485平方米房屋补偿款141697.5元的理由不足，进而扣发张秀兰家后来的分配款理由不足，张秀兰要求西高皇二组支付其应分得的承包地占地补偿费共计61154.94元的诉讼请求，该院应当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西高皇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秀兰支付其应得的分配款61154.94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9元，由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西高皇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组负担。
本案二审中，西高皇二组提交西高皇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仅是村委会的陈述意见，没有相应依据。西高皇二组提交的河南省计划生育厅办公室编制《河南省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务院发布的中发【1982】11号文，客观真实但与本案的案件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性。经审查，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在二审期间主要争议问题为西高皇二组要求追回2013年3月西高皇二组决定发放给张秀兰家庭人口中周红举一人份佳田项目所占“北地”地块征收补偿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中，因案涉佳田项目所占“北地”地块征收补偿款分配问题，西高皇二组于2013年3月研究决定按照1983年“北地”分农业地人口分配相应补偿款，该事实有西高皇二组分配公示方案及当事人当庭认可的事实相印证，可以确认。
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2013年3月西高皇二组决定分配给张秀兰家庭“北地”征收补偿款包含周红举一人份，张秀兰家庭已经领取完毕。之后，西高皇二组将张秀兰家庭其他被征收地块的土地补偿款予以扣除61154.94，作为追回周红举一人份“北地”征收补偿的部分款项。对该扣押的61154.94元原系张秀兰家庭其他地块应得补偿款项，双方并无异议。
西高皇二组认为应予追回周红举一人份“北地”征收补偿款的主要理由是，周红举系超生人口，不可能分得“北地”农业地，周红举户口登记出生日期为1984年8月9日，其并非1983年出生人口，亦不应当分得“北地”农业地。本院认为，在农村村组这一范围内，人数较少，村民家庭、个人之间相互非常熟悉，对于各自家庭的人员情况、家庭状况相当了解，这从周团云参加一审庭审中代表二组所作回答中可以看出。一审审判人员向二组发问：张秀兰家什么时间有两个孩子是黑户？具体是谁？其回答“1983年还是两个黑户，是老三和老四，户口是1984年报的，报的一个是1982年和1984年，出生可能不是1984年出生的，结扎之后才允许报的户口”。庭审中双方对周红举系张秀兰四女的事实并无异议。从其陈述中可以看出张秀兰生产周红举后经做结扎手术才于1984年上报登记周红举户口，可见周红举并非1984年出生，应当在1984年申报登记之前出生。本案亦有周红举父亲所在单位平顶山天安煤业七矿出具证明，证实因周红举1983年4月16日出生，违反了计划生育规定，对周红举父亲作出了相应处罚。同时，还有周红举在平顶山市第十四中学学习期满颁发的毕业证，载明周红举（又名周文英）于1998年6月年满15岁。周红举出生时接生人员亦陈述证明周红举于1983年出生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的规定，本案中，没有周红举出生医学证明准确记录周红举的出生日期，同时西高皇二组又明知周红举出生后延期申报户口登记、可能存在登记年龄不真实的情况，庭审中张秀兰又举证出上述多项证据证实周红举于1983年出生的事实。因此，一审依据在案证据依法认定周红举系1983年出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并无不当。西高皇二组仅以户籍登记认定周红举出生年月，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
虽然认定周红举于1983年出生，仍属于超生人口，但西高皇二组关于佳田项目所占“北地”地块征收补偿款分配方案系以该“北地”分有土地的人口为依据分配补偿款，分配方案并未有是否为超生人口的限制。否则，无论周红举为何年出生，其属于超生人口的身份西高皇二组早已明知，那么2013年3月西高皇二组制定分配方案如果包含是否为超生人口的限制条件，就不可能将张秀兰家庭超生人口周红举纳入分配方案。因此，西高皇二组认为周红举系超生人口不可能纳入“北地”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内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本案中，西高皇二组于2013年3月制定“北地”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已经确认了张秀兰家庭周红举在“北地”分得农业地、符合分配资格，并依法发放完毕的情况下。现西高皇二组又以周红举并未在西高皇二组“北地”分得农业地，否认周红举该分配资格，并通过扣押张秀兰家庭包含周红举在内的在其他地块的分配补偿款61154.94元，作为抵充以往领取的周红举一人份“北地”补偿款。西高皇二组应当对其否认周红举在“北地”分得农业地的事实提交证据证实，并经法定程序实施，依法追索已下发的款项。但在诉讼中，西高皇二组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对以往已经实施认可的分配行为作出的否认具有事实依据，西高皇二组所谓的村民会议一致决定，仅有二十余户村民签名，亦不充分合理。一审依法认定西高皇二组对其以往作出分配方案决定,确认周红举属“北地”分有农业地人口并予分配的行为作出否认的，其应当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并无不当。且庭审中，西高皇二组经对方当事人请求及法庭询问，将西高皇二组1983年期间分配“北地”农业地的土地登记底册提交法庭便于核实分地人口是否包含周红举的情况下，西高皇二组仍不予提交，亦无法证实其主张。西高皇二组认为张秀兰一方应当举证证明周红举在“北地”分有农业地，那么张秀兰所需证明的该问题，就是西高皇二组在2013年3月分配方案中已经认可的事实，亦是本案中西高皇二组否认2013年3月分配方案进而主张的事实。因此一审认定应由其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西高皇二组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9元，由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西高皇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东方
审判员 张文平
审判员 崔伟杰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亚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