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民终1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阳，女，1994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
委托代理人：郭蕾，吉林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玉辉，吉林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徐汇区。
法定代表人：赵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法顶，上海市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为，男，1983年8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
委托代理人：李法顶，上海市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阳因与上诉人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莘公司）、被上诉人赵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4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阳在原审时诉称：1.解除赵阳与环莘公司、赵为于2017年3月6日签订的《投资协议》；2.判令环莘公司立即将投资款100万元返还给赵阳，并支付利息29000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要求自2017年3月10日起至环莘公司付清全部投资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3.赵为对环莘公司上述付款负连带给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环莘公司、赵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6日，赵阳与环莘公司、赵为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赵阳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对环莘公司进行投资，投资额为100万元，投资后赵阳应持有环莘公司电子注册资本中18182元的出资额，即持有环莘公司1.64%比的股份，环莘公司及赵为应当在收到赵阳全部投资款后，及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注册并签发新增股东后的股东名册。该协议还写明，如未按协议约定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赵阳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或逾期30个工作日仍未办理完成赵阳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应向赵阳退还投资款及同期银行利息，同时赵阳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协议，并要求其余各方承担违约责任，赵为分别以环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及环莘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两重身份在协议中签字。协议签订后，赵阳即依约支付了100万元投资款，环莘公司、赵为却未依约履行协议约定的增资及股东登记等义务。赵阳多次催促未果，无奈于2017年9月，委托律师函告环莘公司、赵为，解除《投资协议》，并要求环莘公司、赵为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
环莘公司在原审时辩称：赵阳和环莘公司于2017年3月6日签订了一份《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赵阳向环莘公司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其实真正投资人为林柏银，赵阳系林柏银妻子的外甥女），赵阳也于2017年3月10日向环莘公司交付了投资款项。按照该协议3.4.1条款约定，环莘公司在投资方支付全额投资款项后，应协助投资方完成公司注册，并协助投资方办理完毕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签发载明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环莘公司股东的名册。然而，赵阳在交付投资款后，迟迟不予办理注册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赵阳懈怠办理作为投资主体的公司注册手续，超出了该协议3.4.2条款约定的变更工商登记和变更股东名册的预定期限后，2017年5月15日，环莘公司主动给赵阳提供了作为投资主体的注册公司名称，请赵阳考虑。同年6月3日，赵阳回复环莘公司，其收购了一家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同年6月8日，赵阳又回复环莘公司，收购此家公司不妥当，收购失败。后来，经环莘公司多次督促、催告、与之协商，赵阳对注册公司一直未抱积极态度，并提出不注册公司，用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企图单方变更该协议，直至后来提出解除该协议。赵阳至今仍未注册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也未让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的签字义务，因而导致环莘公司不能按该协议3.4.2条款约定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无法签发载明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环莘公司股东的股东名册。综上，赵阳要求解除该协议，没有法定事由；赵为作为环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只是代表公司签订了该协议，赵阳要求赵为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环莘公司没有办理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及股东登记是由赵阳违约在先，没有履行合同的相关义务所造成的。根据该协议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环莘公司有权行使顺序履行抗辩权，并要求赵阳继续履行合同。请求法院驳回赵阳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赵阳继续履行合同。
赵为在原审时辩称：赵阳和环莘公司于2017年3月6日签订了一份《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赵阳向环莘公司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其实真正投资人为林柏银，赵阳系林柏银妻子的外甥女），赵阳也于2017年3月10日向环莘公司交付了投资款项。按照该协议3.4.1条款约定，环莘公司在投资方支付全额投资款项后，应协助投资方完成公司注册，并协助投资方办理完毕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签发载明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环莘公司股东的名册。然而，赵阳在交付投资款后，迟迟不予办理注册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在赵阳懈怠办理作为投资主体的公司注册手续，超出了该协议3.4.2条款约定的变更工商登记和变更股东名册的预定期限后，2017年5月15日，环莘公司主动给赵阳提供了作为投资主体的注册公司名称，请赵阳考虑。同年6月3日，赵阳回复环莘公司，其收购了一家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同年6月8日，赵阳又回复环莘公司，收购此家公司不妥当，收购失败。后来，经环莘公司多次督促、催告、与之协商，赵阳对注册公司一直未抱积极态度，并提出不注册公司，用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企图单方变更该协议，直至后来提出解除该协议。赵阳至今仍未注册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也未让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的签字义务，因而导致环莘公司不能按该协议3.4.2条款约定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无法签发载明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环莘公司股东的股东名册。综上，赵阳要求解除该协议，没有法定事由；赵为作为环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只是代表公司签订了该协议，赵阳要求赵为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环莘公司没有办理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及股东登记是由赵阳违约在先，没有履行合同的相关义务所造成的。根据该协议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环莘公司有权行使顺序履行抗辩权，并要求赵阳继续履行合同。请求法院驳回赵阳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赵阳继续履行合同。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赵阳与环莘公司于2017年3月6日签订了一份《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该协议约定投资人赵阳向环莘公司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协议3.4.1条约定，目标公司应在投资方支付全额投资款项后，协助投资方完成公司注册，并协助投资方办理完毕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签发载明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目标公司股东的名册。3.4.2条约定，若目标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投资方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或逾期30个工作日仍未办理完成投资方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标公司应向投资方退还投资款及同期银行利息，同时投资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其余各方承担违约责任。6.5条约定，如未来任何现有股东拟向第三方出售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其应通知投资方，投资方享有（1）同等条件下按持股比例，购买该等股权的优先购买权；（2）要求现有股东按照同等条件下按持股比例联合向第三方销售投资方股权的权利。12.2.3条约定：由于本协议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包括但不限于第七条的保证和承诺）或适用法律的规定，致使本协议的履行和完成成为不可能，在此情形下，其他各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赵阳于2017年3月10日向环莘公司交付了投资款项。2017年3月16日环莘公司出具收款证明，证明收到赵阳银行转账款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赵阳于2017年9月14日向环莘公司及赵为发出律师函，函告解除《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并要求环莘公司、赵为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2017年9月22日，环莘公司投资人（股权）发生变更，原股东晋中物联众创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变更为上海百拜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增加自然人股东崔钰新。
原审法院认为：2017年3月6日，赵阳与环莘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赵为作为环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合同上签字，属职务行为，根据合同内容，其并不是合同主体。该协议3.4.1条约定，目标公司应在投资方支付全额投资款项后，协助投资方完成公司注册，并协助投资方办理完毕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签发载明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目标公司股东的名册。该院认为，根据该条协议，增资扩股的投资主体是公司，而非自然人，赵阳作为自然人向环莘公司支付投资款项后，按合同约定应注册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变更环莘公司的工商登记及股东名册，载明的应是投资方赵阳注册的公司。赵阳未按照约定办理注册公司，构成违约，导致环莘公司无法按赵阳、环莘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资协议》的约定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及股东名册变更。环莘公司投资人（股权）于2017年9月22日发生变更，赵阳称未收到通知，环莘公司、赵为辩称通过微信通知了林柏银股东变更事宜并以2017年5月15日至2017年6月21日赵为和林柏银微信聊天为证。赵阳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没有与本案赵阳的任何聊天记录，也不能证明微信名称标注为柏银的能够代表赵阳，并表示赵阳不认识环莘公司所述的林柏银。该院认为，按照赵阳与环莘公司、赵为签订的《投资协议》中6.5条的约定，环莘公司有股东拟向第三方出售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其应通知投资方。环莘公司、赵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环莘公司将股权变更事宜通知赵阳，故环莘公司构成违约。按照《投资协议》第12.2.3条约定，赵阳可以终止本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故赵阳主张解除合同，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合同解除后，环莘公司应将100万元投资款返还赵阳，对于赵阳要求给付利息的主张因赵阳亦存在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故对此项主张不予支持。赵为作为环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代表公司签订了该协议，并不是合同主体，赵阳要求赵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对赵阳此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赵阳与环莘公司于2017年3月6日签订的《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二、环莘公司返还赵阳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三、驳回赵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赵阳已垫付），由赵阳承担389元，由环莘公司承担13411元并承担保全费5000元。（与前款一并执行）
宣判后，赵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赵为并非合同主体,其在协议上签字仅属职务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1.《投资协议》上明确列有“投资方”“目标公司”“现有股东”三方的信息,且三方在协议中是并列列明的,丝毫没有投资方和目标公司是协议相对方而现有股东是协议第三方的体现,并且协议上还写明“投资方、现有股东和目标公司以下单独为“一方”,合称“各方”;足以说明《投资协议》的主体有三方,分别为投资方赵阳、目标公司环莘公司以及协议上列明的“现有股东”即赵为、晋中物联众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莫文兴、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四人,在此前提下,赵为以控股股东的身份签字,恰恰说明其作为协议主体对本协议的约定表示认同,更何况,赵为在协议上是以两个身份,签了两次字,一次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另一次则是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身份签字,如果仅仅是职务行为的话,只需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即可,而赵为还以控股股东身份另行签字,这恰恰是赵为作为协议的主体对协议的约定表示认可的表示。2.即使不考虑赵为是否为协议主体,赵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投资协议》第3.4.2款的约定“若目标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投资方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同时投资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其余各方承担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如前所述,本条款中所说的“其余各方”应当为环莘公司以及协议上载明的“现有股东”,那么根据协议的约定,如环莘公司违约,各“现有股东”也应当承担本协议所约定的违约责任,赵为作为股东在协议上签字,说明其对此连带责任是认可的,既然此条款是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赵为理应与环莘公司共同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法院仅凭《投资协议》3.4.1条的只言片语即认定本案的投资主体应当为公司,从而认定赵阳违约属于断章取义,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投资协议》第3条中,尤其是第3.2.1条明确约定,投资完成后“投资方”的持股比例为1.64%,同时附有列明了股权变动后以赵阳个人作为股东持有环莘公司1.64%股权的股权结构表格。这表明,向环莘公司以增资方式投资的就是自然人赵阳,赵阳就是通过增资投资成为环莘公司股东的人。2.2017年3月10日,赵阳以个人名义向环莘公司转账100万元,履行了投资义务。这表明《投资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方就是赵阳,根本不存在新注册公司进行投资的约定,环莘公司收到100万元投资款后已经实际使用,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投资人错误,不予接收或退还的意思表示。3.《投资协议》中没有任何一个条款约定,赵阳必须先注册公司,再以注册公司名义对环莘公司投资。《投资协议》第3.4.1条中提到的“公司注册”是指环莘公司完成增资注册,“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目标公司股东的名册”是指赵阳注册成为环莘公司股东名册中一员。从文字本身根本无法明确认定是对赵阳注册新公司并以新公司名义对环莘公司投资的约定。4.退一步讲,在3.4.1的义务履行方式上,假使双方均可以做出不同解释,则应当属于履行方式不明,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2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5)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6)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可知,对于履行方式不明确的,应当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在本案中,赵阳直接以自然人的方式入股环莘公司显然更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因此,一审法院仅凭3.4.1表述和约定并不明确的只言片语即认定增资扩股的投资主体是公司,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赵阳存在违约,故不支持赵阳要求给付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1.赵阳已经按期履行了《投资协议》上约定的全部义务,与之相对的,环莘公司不但迟迟不为赵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2017年9月22日,环莘公司发生股权变更时也并未通知过赵阳,已经严重违反了《投资协议》第3.4.2条和第6.5条的约定,理应承担协议上约定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在合同解除后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却不支持赵阳支付利息的诉请显然前后矛盾。2.赵阳根本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投资协议》上没有任何一处能够说明赵阳负有注册公司并以注册公司入股的义务,即便3.4.1约定并不明确,按照法律推定,仍然应以赵阳的自然人身份作为投资人,既然如此,在赵阳按期支付了全部投资款的情况下,何来赵阳违约之说呢?一审法院片面认定赵阳违约,明显有失公平。综上,赵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依法撤销(2017)吉0106民初411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
环莘公司、赵为辩称：一、1.2017年3月6日环莘公司和赵阳签订的投资协议是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署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投资协议对“工商变更登记”(即投资方支付投资款项后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和股东名册)有专条专款专项约定,而且该约定十分明确,不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投资协议3.4条款即“工商变更登记”条款中3.4.1明确约定“目标公司应在投资方支付全额投资款项后,协助投资方完成公司注册,并协助投资方办理完毕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签发载明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目标公司股东的名册。”十分明确:投资方在支付全额投资款项后,要完成公司注册,此公司注册应该是注册新公司作为此次增资扩股的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即此次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主体应是公司而不是自然人。赵阳把此处的“公司注册”说成“是指环莘公司完成增资注册”,简直是张冠李戴,实乃牵强附会。若把完成“公司注册”解释为“指环莘公司完成增资注册”那么,“并协助投资方办理完毕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还需用“并”来重复约定吗?“签发载明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目标公司股东的名册”更进一步地约定,投资方应注册公司作为此次目标公司增资扩股的股东,而赵阳把“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目标公司股东的名册”解释为“指赵阳注册成为环莘公司(目标公司)股东名册中一员”,此解释是对约定条款应有之义的错误理解,是对条款真实含义的歪曲,未免有荒谬之虞。2.投资人赵阳2017年3月10日虽然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其没有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完成注册公司作为此次目标公司(环莘公司)增资扩股的法律意义上的股东的合同义务,致使目标公司不能如期完成投资方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也不能签发载明投资方注册公司为目标公司股东的名册。投资方违约在先,反而却以投资协议3.4.2条款为由发律师函,直至向原审法院起诉解除投资协议,提出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等诉求,不应该得到支持。3.投资协议3.2.1条款约定,投资完成后投资方的持股比例为1.64%,并附有具体股权结构表,该表中赵阳持股比例为1.64%。该约定只能表明环莘公司以增资方式接受了自然人赵阳的投资但并不能表明“赵阳就是通过增资投资成为环莘公司股东的人”,因为对此次增资扩股成为环莘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即工商变更登记的股东,投资协议中有专项约定,该股东应是公司。再者,签订投资协议的人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签订协议时没有变更工商登记前,不严谨地把股东主体表述为交付出资的人赵阳也纯属正常,但有关变更工商登记时股东主体投资协议中的专项约定即特别约定应优于该普通约定,应以专项约定为准。4.赵阳根据3.4.2条解除投资协议属于断章取义。二、1.赵为作为投资协议一方即目标公司(环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投资协议上签字,纯属履行职务行为,目标公司作为法律上拟制的人，虽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但应由其代表人代为其行使民事法律行为,赵为以上述身份在投资协议上签字并不是个人行为,也即并非签约主体。2.目标公司未按本协议约定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投资方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是投资方的违约导致的。目标公司自投资协议签订后积极配合并多次督催投资方提供符合此次投资主体的公司,以便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然而,投资方迟迟不予配合办理,久拖不决构成违约。目标公司积极履行投资协议约定的义务,不存在违约,不承担违约责任,赵为与环莘公司共同承担违约责任之主张不能成立，赵阳要求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的主张也不能得到支持。三、1.赵阳自投资协议签订后,除履行了出资义务外,其他义务一直怠于履行或不履行,尤其是不配合目标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提供符合投资主体的注册公司。当工商变更登记拖延太久,目标公司与之协商,把赵阳本人登记为法律意义上的股东时,赵阳又不配合变更,不予在工商变更登记上签字,不提供相关个人材料。在整个投资过程中,赵阳一直处于观望态度,不愿承担投资风险,企图坐享其成。一旦出现商业风险,赵阳却以目标公司不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试图予以解除投资协议,置自己的违约在先而不顾。作为接受投资的目标公司,如果不是投资方不予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标公司不予办理是不符合常理的。2.2017年9月22日,目标公司内部进行股权调整,实行股权激励,原股东晋中物联众创信息科技中心变更为上海百拜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增加自然人股东崔新,只是原隐名股东显名化。该两项变更并非是公司向第三方出售股权,没有必要通知赵阳,也没有违反投资协议6.5条的约定。而且赵阳此时己交付投资款又不愿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就更不会再行使什么优先购买权了。赵阳认为目标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是对投资协议的错误解读;接纳赵阳投资的是目标公司而不是自然人赵为,假设目标公司有责,让赵为共同承担,是对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颠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能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环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赵阳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赵阳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环莘公司与赵阳签署的投资协议明确约定，投资方支付全额投资款后，投资方完成注册公司，投资方注册的公司为目标公司的股东。而以赵阳为名义投资人的投资方，迟迟不能注册作为投资主体的公司，不能把其注册公司作为此次目标公司增资扩股的股东。因而，投资人也就无法行使环莘公司的股东权利。2017年9月22日，环莘公司因内部员工股权激励及隐名股东显名化而使公司的股东发生了变化。此次股东变化只是公司内部实行公司员工股权激励而导致股东的非实质性变更，并非是对外转让股权。即便是公司对外转让股权，赵阳也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权利，因此赵阳此时还未履行投资协议相关义务，其行使优先购买权是无稽之谈。一审法院认为环莘公司应通知赵阳，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投资协议》第12.2.3条约定，赵阳可以终止本协议。”是对投资协议12.2.3条款的误读，是对解除投资协议的错误引用。即使变更股东未通知赵阳，也不至于“致使本协议的履行和完成成为不可能”。同时，赵阳也没有因为环莘公司未通知而书面通知环莘公司解除投资协议。一审法院引用此条款，判决环莘公司与赵阳解除合同，显属不当。
赵阳辩称：一、根据《投资协议》第3.2.1款及联系整个协议的全文可知,赵阳根本没有注册公司的义务,并且赵阳不注册公司并不妨碍环莘公司履行增资扩股并将赵阳列为股东的义务。首先,《投资协议》第3.2.1款已经明确列明增资后的股东名单,其中赵阳(自然人)作为股东,持股比例为1.64%;其次,《投资协议》没有任何一项条款表明赵阳有注册公司,并以注册公司入股环莘公司的义务,而环莘公司反复强调的3.4.1条,从文字本身也根本无法明确认定是对赵阳注册新公司并以新公司名义对环莘公司投资的约定。况且,赵阳对3.4.1条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且此种解释显然与协议前后文更加吻合,由此可以知道,赵阳根本没有所谓注册公司并以公司名义入股的义务;再次,《投资协议》签订后,赵阳以个人名义向环莘公司支付了投资款,履行了投资义务,环莘公司收到100万元投资款后已经实际使用,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投资人错误,不予接收或退还的意思表示。赵阳依约全额支付了投资款,而环莘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还实际接收并使用了该笔投资款,显然是对赵阳以自然人的形式作为投资人的认可,最后,本案中不存在任何影响环莘公司履行其义务的情形,2017年9月份,环莘公司追加自然人崔钰新为股东,说明环莘公司完全可以将自然人列为股东,环莘公司收取投资款并实际使用了投资款,但却怠于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显然构成了严重的违约。环莘公司主张其于2017年9月发生的股权变动并不导致股东的非实质性变更没有事实依据,发生股权变动时未通知赵阳显然已经构成了违约。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布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7年9月,晋中物联众创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将其所持环莘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上海百拜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崔钰新,股权转让期间环莘电子未依照《投资协议》第6.5款通知赵阳,严重侵害了赵阳的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而股权完成转让后,晋中物联众创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退出环莘公司,上海百拜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崔钰新成为环莘公司新的股东,环莘公司仍未通知赵阳,赵阳作为投资人,已经实际履行了投资义务,其知情权及其他权益理应受到保障,环莘公司任意变更股东且不履行应尽的通知义务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赵阳作为投资人,权益根本无法保障,且时隔一年,环莘公司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赵阳当初的投资目的已经落空；环莘公司主张股东变化只是公司内部实行公司员工股权激励及隐名股东显名化导致的,而并非对外转让股权。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这一主张,根本不能证明其并未对外转让股权。2017年9月份成为环莘公司股东的上海百拜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成立时间为2017年4月27日,远远晚于环莘公司成立的时间,甚至也晚于赵阳与环莘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的时间,因此,其不可能是环莘公司的隐名股东,由此可见环莘公司的说法不实。三、赵阳要求解除合同,并非仅仅基于《投资协议》第12.2.3条,而是同时基于《投资协议》第3.4.2条和法律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判令解除合同并无不当。1.投资协议》第3.4.2条明确规定,如环莘公司未及时完成赵阳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赵阳就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本协议,事实上,赵阳已于2017年9月份向赵为及环莘公司发送了律师函,通知赵为及环莘公司《投资协议》依约解除事宜。2.赵为与环莘公司不仅不依约将赵阳列为公司股东,还恶意剥夺了赵阳的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现公司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与签约时赵阳知晓的公司情况完全不同,因此,赵阳的投资目的已经完全落空,赵阳完全有权依照《投资协议》第12.2.3条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解除本投资协议,一审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合同并无不当。
赵为辩称：同意环莘公司意见。
本次庭审中，环莘公司提供证据：环莘公司2017年8月11日《股权变更议案》以及2018年3月上海百拜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以及崔钰新的《关于股权转让的情况说明》。证明：2017年9月22日，环莘公司的股东变更只是公司内部股权调整，是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即隐名股东崔钰新显名化，并非公司对外出售股权。
赵阳质证：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股权变更议案》是环莘公司单方出具的，并非第三方出具的客观书证。崔钰新的个人简介，没有任何签名及印鉴。上海百拜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及崔钰新的情况说明因二者现为环莘公司股东，且赵为为上海百拜互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控股股东、法人，因此，两份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因与环莘公司、赵为的重大关联关系存在严重瑕疵。且崔钰新本人签字真实性因其未到庭，因此无法核实。同时，认为此份证据恰恰能证明，无论基于任何原因，公司确实发生了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而且，股权转让价格为20万对应18.33%的持股比例。其转让价格远远优惠与赵阳购买公司股权的价格。依据投资协议的约定，赵阳应享有同等价格按比例的优先购买权。同时，投资协议第7条约定，股东会议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本次股权转让，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均没有召开股东会，投资方的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被剥夺。投资协议第12.2.3明确约定，违反本协议第7条，赵阳有权单方通知终止本协议。本处的终止应理解为合同解除。
赵为质证：同意环莘公司意见。
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投资协议》约定：投资方：赵阳、目标公司：环莘公司、现有股东：赵为、晋中物联众创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莫文兴、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方、现有股东和目标公司以下单独为“一方”，合称“各方”，相对一方称为“其他各方”。第12.1条本协议自现有股东、目标公司和投资方法定代表人或前述人士的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第12.３.２条如果本协议根据第12.２.３项的规定而终止，各方除应履行以上第１２．３．１所述的义务外，违约方还应当就其因此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一、关于赵为是否是《投资协议》的签订主体问题。在《投资协议》首部记载有投资人赵阳、投资目标环莘公司、现有股东赵为、晋中物联众创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等，尾部赵为作为环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同时，又以该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再次签字。且在该协议12.2.3条违约责任中亦提到了一方违约，其他各方有权终止协议。可见，首部所记载的投资人、投资目标公司及现有股东均为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与赵为在协议尾部两次签名确认相对应。故赵为是该《投资协议》签订主体。赵为主张两次签名是为增加投资人的信任，与协议约定内容不符，不予支持。
二、关于《投资协议》的效力及应否解除的问题。1.《投资协议》第12.1条约定：“本协议自现有股东、目标公司和投资方法定代表人或前述人士的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是对该协议所附生效条件的约定。现环莘公司及赵为均未能提供召开过股东会，其他各股东已经同意该协议的证据，因此，该协议并不具备生效条件，未生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现环莘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赵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及负有召开股东会义务的责任人，其应当积极履行前述义务，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现环莘公司及赵为均未履行该义务，使得《投资协议》自2017年3月6日签订时起至今尚未具备生效条件，这也是未能将赵阳或其公司变更为股东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环莘公司及赵为未能履行协议所附生效条件的义务，导致至今未能进行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构成违约，赵阳主张解除该《投资协议》并无不当。
三、关于环莘公司及赵为应否向赵阳承担返还投资款本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上所述，《投资协议》已经解除，环莘公司收取了赵阳投资款，在协议解除后，理应返还赵阳投资款100万元及利息损失。现赵阳主张从2017年3月10日交付投资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是法定孳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而赵为虽为协议主体，但是该协议并未生效，赵为亦未收取赵阳的投资款，赵阳主张赵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赵阳的部分上诉理由及环莘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411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维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41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赵阳与环莘公司于2017年3月6日签订的《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
三、上诉人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上诉人赵阳投资款100万元及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四、驳回上诉人赵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共计46400元，由上海环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3900元，由赵阳负担12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雨萍
代理审判员 于小依
代理审判员 胡月皓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尤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