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终40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连彬，男，196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那志刚，河北纵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茂生，男，196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正义路*号。
负责人：张军芳，该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成会，该所专职律师。
上诉人赵连彬因与被上诉人王茂生、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平山县人民法院（2017）冀0131民初3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赵连彬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平山县人民法院（2017）冀0131民初3046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但是判决显属不当。一、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返还150000元律师服务费没有法律依据，严重超出合理范围。一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律师服务费收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合同第六条的特殊约定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既然属于无效条款就应该判决被上诉人返还律师服务费300000元。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405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应的律师服务费不持异议，但是，一审法院应该综合委托合同第五条、第六条的约定做出裁决，上诉人充分考虑到了被上诉人王茂生所做的工作，并没有要求其返还375000元的全部律师服务费，只是要求返还375000元中的300000元。一审法院可以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应的律师服务费，但是，做出的判决必须结合《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河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做出裁决，一审法院的判决等于上诉人承担225000元的律师服务费，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严重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二、按照《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是合同的主体，其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认可与上诉人签订的委托合同，其是合同主体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责无旁贷。但是，一审法院却以被上诉人王茂生没有将律师服务费交给被上诉人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为由，判决上诉人王茂生承担返还责任，显属违背《合同法》的最基本原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做出裁量，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茂生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诉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但是判决不当。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的前提下，判决不当没有依据，因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违反了合同无效规则。《合同法》第56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一审判决认定《委托合同》第6条无效，不应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其他条款仍然有效。委托合同律师费的约定数额是《委托合同》第5条，因此合同第6条无效不能影响第5条的效力，在《委托合同》第五条有效的情形下判决退还上诉人律师费没有依据。2．一审判决混淆了一般法和特别法的适用规则。本案属于委托合同纠纷，在《合同法》中属于有名合同，合同法属于特别法，《民法总则》属于一般法，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在合同纠纷中应当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解释，而非《民法总则》。一审判决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2款的规定，认定《委托合同》第6条无效，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适用法律明显错误。3．一审判决混淆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区别。《合同法》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规定，上诉人引用的《律师收费办法》、《律师收费标准》等属于部门规章及以下文件，不能作为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其他《律师法》等也属于管理性规定。最高法就一些具体的规定做过表态，违反非效力性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违反了管理性规定的，应当受到行政机关的处罚，并且目前答辩人正在接受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调查，属于违反管理性规范的责任，答辩人自愿接受相应的行政处分，但这和合同效力无关，一审判决混淆了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区别。三、一审判决回避了上诉人向答辩人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的承诺：“如果我的案子在省高院直接改判轻判。原来已收取的律师费不退。”该承诺是独立于委托合同之外的民事行为，且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规定，即使《委托合同》全部无效，依据该承诺也不应该退还律师费。四、一审判决定性《委托合同》第6条的约定属于风险代理，定性错误，风险代理是指先办案后按照约定比例和结果再行收费的行为。委托合同第6条约定的是退费的条件，不符合风险代理的特征。五、上诉人提起本诉的理由和一审判决自身都存在矛盾。上诉人提起本诉的理由是答辩人违约，未达到约定的办案结果，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已经尽到了委托事项代理职责”，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也表示认同。因此，上诉人的上诉和一审判决结果均无依据。六、上诉人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律师费标准是双方的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规定，且代理职责已经完成（二审轻判了三年，罚金少罚了100万）。在委托事项结束近两年之后，上诉人又提起本诉，真正违背善良风俗的是上诉人。一审判决作出后，答辩人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没有提起上诉，而上诉人得寸进尺，无理缠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以职权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对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通过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被上诉人王茂生提供的数份证据证明王茂生律师对上诉人尽到了委托事项代理职责，并且事实上在二审中上诉人也给予了轻判，应依法驳回上诉人赵连彬的一、二审诉求。
赵连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返还律师代理费300000元；二、被告王茂生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8日，原告（甲方）赵连彬与被告（乙方）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王茂生签订《委托合同书》。约定：赵连彬因涉嫌行贿罪一案，委托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承办此案。经双方协商订立下列各条，共同遵守：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王茂生律师担任甲方赵连彬行贿案的二审辩护人；二、乙方律师必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履行义务。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编造事实，弄虚作假，有权终止合同，依约应收费用不予退还。四、如乙方无故终止合同，依约应收费用不予退还。五、根据《律师业务收费标准》或双方协议；甲方向乙方交律师服务费37.5万元，签订之日付清。六、双方特殊约定条款：1、乙方保证赵连彬二审结果为发回重审等。2、如乙方未达成约定结果退还甲方律师费叁拾万元。该合同有原被告双方签字，英汇律师事务所签章。被告王茂生提供的《委托合同书》第六条约定：1、乙方保证赵连彬二审一案，二审结果为发回重审等。2、如乙方未能实现办案目的退回甲方律师费叁拾万元。其余条款均同上。合同签订后，原告亲属于2015年7月1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被告王茂生名下账号62×××13转款300000元。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张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300万元。2016年5月1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冀刑二终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原告遂起诉要求二被告返还代理费30万元。另查明，2015年9月14日，赵连彬书面承诺“如果我的案子在省高院直接改判、轻判，在判决中采用并认定了我的自首或重大立功，或立案之前交代情节索贿情节之一的判决结果。原来已收的律师费用不退。”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委托合同及二审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亲属将代理费30万元打入被告王茂生的银行账户的事实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委托合同书第六条的特殊约定条款是否有效？原、被告在委托合同书第六条关于“1、乙方保证赵连彬二审结果为发回重审等。2、如乙方未达成约定结果退还甲方律师费叁拾万元”的约定内容，属于风险代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以二审法院是否能“发还重审等”二审结果作为被告是否退三十万律师费的条件，违背了法院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裁判原则，且被告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在明知《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禁止规定的前提下，仍然向原告提供风险代理业务，如果本案委托合同书第六条条款有效，将扰乱律师行业的收费秩序。故本案委托合同书第六条的特殊约定条款违背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条款。在其他条款有效的前提下，30万元服务费用如何处理应结合无效条款的过错责任及被告王茂生是否尽到了代理职责来确定。《委托合同书》第五条约定“甲方向乙方交律师服务费37.5万元，签订之日付清。”。《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原告赵连彬刑事案件复杂，但被告王茂生已经尽到了委托事项代理职责，鉴于被告王茂生在合同签订时对无效条款的过错责任，可酌情向原告赵连彬返还律师服务费15万元。原告赵连彬的家属将律师服务费交给被告王茂生而非英汇律师事务所，且被告英汇律师事务所至今并未收到该笔服务费，故应由被告王茂生返还为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该院判决为：一、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王茂生返还原告赵连彬律师服务费150000元；二、驳回原告赵连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计2900元，由被告王茂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双方之间签订律师委托代理合同和合同约定条款以及上诉人已支付代理费375000元的事实并无异议，现双方对合同第六条约定是否有效，应返还代理费数额等法律适用问题存有异议。首先，关于合同第六条的条款约定是否有效。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司法部联合颁发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该项规定的原因及目的在于，刑事诉讼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案件，诉讼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禁止风险代理即是为了防范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为了获取高额的收益回报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胜诉，增加律师背弃对法律制度职责的道德风险，从而影响整个律师行业的职业秩序，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明显属于对该项禁止规定的违背，其后果必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规定，该合同条款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条款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且被上诉人王茂生对一审判决并未提出上诉，故对其二审答辩中称委托代理合同条款约定有效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关于返还数额问题。一审判决综合双方对合同条款无效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及委托代理事项具体内容和代理工作完成程度等因素，认定被上诉人王茂生酌情返还150000元，并无不妥，应予维持。因被上诉人河北英汇律师事务所并未收到上诉人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故一审法院判决由实际收款人王茂生承担返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赵连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元，由上诉人赵连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秀华
审判员 张国顺
审判员 史亚宁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谷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