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94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占贵，男，1973年1月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
委托代理人：朱文鑫，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德玉，女，1973年1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雨琴，女，1998年6月14日生，汉族，住址。
上诉人黄占贵因与被上诉人夏德玉、刘雨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1民初3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占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鑫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夏德玉、刘雨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占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夏德玉、刘雨琴共同承担返还10000元的责任；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确认刘勇的遗产有误。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浦口区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的形成时间为2011年12月3日，后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刘勇生前共获得两套房屋的购买权利，由被上诉人夏德玉和刘雨琴获得。其中一套一审法院认定为刘勇的遗产，另一套认定为夏德玉的独立产权，其依据是浦口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书。该调解书中载明刘勇与夏德玉的离婚协议中约定财产各占百分之五十。上诉入认为，一审法院在未能对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前提下，仅凭调解书中载明的内容即将其中一套的购房权利认定为被上诉人夏德玉的个人权利而并非遗产，有失公允。因离婚协议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而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从常理上讲，离婚协议签订时是不能预见到房屋拆迁情况的，涉案房屋在签订离婚协议后既没有办理产权登记，拆迁时夏德玉也没有在补偿协议上签字。离婚协议上的表述也过于模糊。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确认刘勇的遗产范围时事实认定不清，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即便一审法院认定无误，也不应免除夏德玉的返还义务。根据被上诉人夏德玉的谈话笔录以及浦口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书，均表明登记于夏德玉以及刘雨琴名下的拆迁安置房屋的购买权益为刘勇生前所享有，刘勇过世后第一顺序继承人刘勇母亲放弃了购房权益，则由刘雨琴全部继承。刘雨琴继承权益后夏德玉在房屋名下加名的行为在法律上不论是认定为赠与还是转让，均为夏德玉实际获得了该遗产权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立法原意来看，继承人以继承遗产范围为限承担债务既是为了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以遗产作为履行债务能力的保障。但本案中，夏德玉基于刘雨琴的监护人的身份而获得了拆迁安置房的购买权益并通过房产登记的形式从中受益，若法律上不将其作为债务的承担者，将导致本案被上诉人刘雨琴偿债能力的减少，也从形式上规避了夏德玉的偿债义务，使得上诉人实际获得债务履行可能性的降低。一审法院的处理既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立法原意。
被上诉人夏德玉、刘玉琴未到庭亦未答辩。
黄占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夏德玉、刘雨琴返还黄占贵100**元购房款；2、本案诉讼费由夏德玉、刘雨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3年8月18日，黄占贵（合同乙方）与刘勇（合同甲方）在南京市浦口区不差钱房产经纪中心（合同丙方）的居间下签订了《南京市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合同约定由刘勇将浦口区浦口新城（房号待定）的建筑面积约为75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转让给黄占贵，房屋价款45万元。合同约定2013年8月18日前，乙方支付给甲方购房定金1万元。2013年8月25日前，乙方支付给甲方购房定金19万元。该房的建筑面积以新房产证面积为准，即该房按套计价。合同第九条补充约定，“……剩余房款待开发商通知后10日内给付，甲方承诺此房为中低下商品房，拿房时即刻可以过户买卖，房屋拆迁149.16㎡，其中75㎡出售。”合同落款中的甲方部分有刘勇及其女刘雨琴的签字。庭审中，黄占贵提供了定金收条一张，证明其向刘勇支付了购房定金1万元。2013年10月，刘勇因病去世。2014年11月16日，夏德玉与刘勇之母马素珍因吉庆社区下公房组21号的房产安置引发纠纷，向浦口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该委出具调解协议书，双方约定如下：“1、当事人马素珍自愿放弃本次安置继承份额，并由刘雨琴继承。2、依照刘勇、夏德玉双方离婚协议，本次安置由当事人夏德玉及女儿刘雨琴共同选房，其中一套房屋为独立产权，产权人为夏德玉，另一套为夏德玉与刘雨琴共有。3、本协议经签字后即生效。”夏德玉与刘雨琴后依照调解书协议已至开发商处选了两套房，一套登记在夏德玉的名下，一套登记在夏德玉和刘雨琴的名下。
夏德玉与刘勇原系夫妻关系，刘雨琴系双方之女。夏德玉与刘勇于2008年2月协议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为各百分之五十。2011年12月3日，刘勇作为被拆迁人与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签订《浦口区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
黄占贵与刘勇签订的《南京市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合同必须有明确的标的物。本案中，黄占贵与刘勇达成合意，对刘勇所有的因拆迁获得的浦口新城的房屋（房号待定）达成一致的买卖意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转让房屋的建筑面积约为75平方米，房屋价款45万元。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为“浦口新城（房号待定）”，并没有明确为哪套房屋，刘勇过世后，其因拆迁而获得的拆迁安置房屋已由夏德玉、刘雨琴购买，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始终不能明确，因此该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不成立，合同当事人应当返还已接受的履行。又因刘勇已去世。刘勇依据拆迁享有的拆迁安置房的购买权益由刘雨芹及刘勇之母继承，后因刘勇之母马素珍同意才由夏德玉、刘玉琴共同购买并分别登记产权。因此，刘雨芹作为刘勇的继承人，其继承了刘勇的遗产，应在其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债务。拆迁安置房虽需要购买人购买，但众所周知，拆迁安置房系享有国家相关政策待遇的保障性住房，其市场价值低于普通商品住宅，刘雨芹因继承获得的利益应大于10000元。因此，黄占贵要求刘雨芹返还1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黄占贵主张夏德玉共同返还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夏德玉并不是刘勇的继承人，其获得拆迁安置房的购买权系由刘勇之母马素珍的同意。据此，黄占贵要求夏德玉共同返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刘雨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黄占贵100**元；二、驳回黄占贵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25元，由刘雨琴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黄占贵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
一审中，被上诉人夏德玉在谈话中陈述，其与刘勇于2008年2月份离婚，当时顶山吉庆村的房子是我们一人一半，因为刘勇是户主，拆迁补偿协议就只有刘勇一个人签字。其对浦口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予以认可，因刘勇母亲年纪大了，没有能力，所以其欠债拿下两套房子。拆迁选了两套房，一套登记在其名下，一套登记在其与女儿名下，但两套房子的钱都是其所支付，大概付了40多万元。刘勇那套房子现在就登记在其与女儿名下，刘勇没有其他遗产。被上诉人刘雨琴对涉案《南京市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刘雨琴”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予以认可。
以上事实，有一审法院谈话笔录在案为凭。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夏德玉、刘雨琴是否应向上诉人共同返还1万元购房款。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夏德玉、刘雨琴应向上诉人共同返还1万元购房款。理由如下：首先，被上诉人夏德玉与刘勇协议离婚时，夏德玉享有的财产份额是否包含涉案被拆迁的房屋尚不能确定。被上诉人夏德玉并未提供其与刘勇的离婚协议，一审仅依据浦口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书中记载的内容查明被上诉人夏德玉与刘勇于2008年2月协议离婚时，“财产分割为各百分之五十”，至于夏德玉、刘勇各自享有的百分之五十的财产份额包含哪些内容并不明确，夏德玉、刘勇是否就涉案被拆迁的房屋进行分割以及夏德玉享有的财产份额是否包含涉案被拆迁的房屋，亦不确定。然而，刘勇于2011年12月3日与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签订《浦口区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时是以个人名义签订，于2013年8月18日与上诉人签订涉案《南京市房屋买卖居间合同》时由刘勇与刘雨琴签名，上述拆迁补偿协议或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均与涉案被拆迁的房屋的财产权益直接相关，但其中均未见夏德玉的参与或签名。而被上诉人夏德玉与刘勇协议离婚早于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夏德玉、刘勇协议离婚时分割的财产是否包含涉案被拆迁的房屋，进而夏德玉是否享有涉案拆迁安置房的购买权利尚不能确定。
其次，即便被上诉人夏德玉与刘勇协议离婚时分割的财产包含涉案被拆迁的房屋，夏德玉也仅能获得其中一半拆迁安置房的购买权利，另一半拆迁安置房的购买权利及该权利对应的房屋价值属于刘勇的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因刘勇之母放弃其安置继承份额，并由刘雨琴继承，则该遗产应全部由其女刘雨琴继承。然而，本案中，根据浦口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书，夏德玉对两套拆迁安置房中一套享有独立产权，另一套与刘雨琴共有。夏德玉享有的拆迁安置房的购买权利显然超出了离婚协议财产各百分之五十的约定。事实上，刘勇作为卖方与上诉人作为买方签订的涉案《南京市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也仅有刘勇与刘雨琴的签名，并没有夏德玉的签名。一审中，被上诉人夏德玉认为，因其对涉案两套拆迁安置房出资，故刘勇的那套拆迁安置房登记在其与女儿名下。本院认为，夏德玉对涉案拆迁安置房出资的行为系其与刘雨琴的内部约定，在刘勇作为被继承人尚有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刘雨琴擅自处分其继承的部分遗产，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夏德玉应就其取得的该部分财产对上诉人承担共同返还的责任。
再次，一审认定夏德玉获得拆迁安置房的购买权系由刘勇之母马素珍的同意，与事实不符。根据浦口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书，刘勇之母马素珍虽自愿放弃安置继承份额，但其并未将其放弃的份额赠与夏德玉，而是由刘雨琴继承，夏德玉获得拆迁安置房的购买权利系基于其与刘勇的离婚协议，在夏德玉与刘勇协议离婚分割涉案被拆迁房屋财产各百分之五十属实的情况下，夏德玉仍然应当以其获得的原属于刘勇的遗产部分的拆迁安置房的财产实际价值为限承担债务清偿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夏德玉、刘雨琴共同返还购房款1万元，显然未超出该价值限额，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占贵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夏德玉不承担返还1万元购房款的责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1民初3203号民事判决；
二、夏德玉、刘雨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黄占贵1万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上诉人夏德玉、刘雨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上诉人夏德玉、刘雨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晔
审 判 员 张旭东
代理审判员 王 路
二〇一七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朱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