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6民终2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栖霞市松山街道办事处艾山汤村。法定代表人：杨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卫，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晓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昀霞，山东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山东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栖霞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栖霞市松山街道办事处艾山汤村。负责人：李雷，该分公司负责人。上诉人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晓伟及原审被告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栖霞分公司（以下简称融基栖霞分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15）栖城民初字第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融基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程序规定。上诉人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时（2015年8月27日）即提交要求追加弘盛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盛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书面申请，并提交了两份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作为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主审法官当庭声称“本庭认为，只有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本院方能决定是否同意追加被告的申请，是否追加不影响开庭审理”，不理会上诉人的追加，直接进入实体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的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提出申请后，应当先进行关于是否同意追加的程序审查，作出决定后才能进行实体审理，换言之，在作出是否同意追加的裁定前，不得进行实体审理。本案于2016年1月5日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2016年1月，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了签发日期为2016年1月11日的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人的申请。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出追加当事人申请后，不予理睬，径直进行实体审理，在实体审理结束后，才走形式裁定驳回。这一严重违反程序规定的审理，其实体审理的客观公正性自然无从保障。二、上诉人提交的栖霞市人民法院（2014）栖民一初字第151号、（2014）栖民一初字第172号两份生效民事判决，对下列事实查明并作出认定：1、涉案房屋所在的房地产项目由上诉人于2009年转让给弘盛公司，但未办理过户；2、涉案房屋所在的房地产项目由弘盛公司实际开发、且实际控制融基栖霞分公司的资金账目；3、融基栖霞分公司是弘盛公司为了开发方便，以上诉人名义申请登记设立的，融基栖霞分公司的人事、财务管理和商品房销售款项均由弘盛房公司实际支配，且是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受益人。上述生效判决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属于已决事实，一审判决不予采信令人瞠目。三、被上诉人诉称，其后得知上诉人在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已将所售房产出售给他人，且该房产现在已被查封，致使《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案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提交了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5）福执异字第13号执行裁定书，从该裁定书内容显示，在本案诉讼期间，被上诉人对福山人民法院查封涉案房产的行为提出异议，被上诉人称涉案房产系其购买的房产，其对涉案房产享有合同权利和利益，要求解除查封。该裁定认为：涉案房屋属于“一房两卖”，对于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执行程序无权确认，应由有关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予以确认。被上诉人的异议理由成立。该裁定书解除了对涉案房产的查封。该裁定书可证明如下事实：1、被上诉人主张其对涉案房产享有合同权利和利益；2、被上诉人的异议理由得到支持，福山法院解除查封；3、裁定书认为，属于“一房两卖”情形，但是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有待确认之诉解决。可见，被上诉人对涉案房产的诉讼主张和查封异议主张存在矛盾，在其查封异议主张得到支持并且查封得以解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本案诉称的“且该房产现在已被查封，致使《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已经不存在，诉讼根据不存，诉讼请求自然不成立。裁定书明确指出，“一房两卖”的哪份合同有效需要确认之诉解决。一审法院选择性引用福山区人民法院的裁定，而对裁定书所证明的上述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四、根据生效民事判决的已决事实，上诉人根本没有实际收取被上诉人的所谓房款，没有收取，何来的返还？！五、一审判决歪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所谓的“一房两卖”并不当然产生返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其还必须满足“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这一条件。也就是说，两份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的就不存在上述法律后果，不成立的才产生这一后果。也正如福山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哪份合同成立需要确认之诉解决，这里强调的是“被”撤销和解除，如果合同解除和撤销是买方主动追求的，则不产生该条款规定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在没有涉案房屋两个买方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无权根据该条款判决合同是否无效、是否该被撤销或解除，更无权据此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关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违法程序规定、错误适用法律规定，无视已决事实的法律效力，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被上诉人董晓伟辩称，一审程序合法，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所作判决公平公正。一、一审法院根据董晓伟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收款收据，审理双方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予追加其他被告是正确的。二、上诉人将涉案房屋进行多次转让，出现一房多卖的事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在根据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证据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查明的事实如下：根据庭审中上诉人自己主张的已经于2009年将房地产项目转让给他人，那么上诉人在2012年12月4日与马红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该买卖合同依法在栖霞市房管局办理登记如何解释？为何在已经将房屋卖给了马红光的情况下，又于2013年将房屋再次卖给被上诉人？并收取被上诉人的房款呢？根据房管局登记备案的情况充分证实本案上诉人存在一房两卖的事实，由于马红光的买卖合同签订在前，且已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故无法依法保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房屋买卖合同继续履行，所以被上诉人只能选择依法解除合同、主张赔偿相关损失，即一审的诉讼请求。三、上诉人与马红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被上诉人向福山法院执行局提出异议之后才知道的，当被上诉人知道了该事实后，经过依法咨询后，才做出了主张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关于出卖人一房两卖的法律责任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据此做出判决准确无误。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向其交付购房款，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加盖上诉人分公司的收款收据，由于分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根据法律规定，其法律责任由上诉人承担准确无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公平公正，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原审被告融基栖霞分公司未作答辩。董晓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判令融基公司返还董晓伟已付首付房款86444元及利息；三、判令融基公司支付赔偿金86444元；四、诉讼费用由融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29日，董晓伟与融基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本案有关的内容有：1、融基公司将霞光山色（现更名为丽景园）小区29号楼2单元302室出售给董晓伟；2、建筑面积95.53平方米，每平方米售价2988元，总金额285444元；3、签订合同之日交纳房屋首付款86444元，剩余房款199000元在栖霞办理按揭贷款；4、房屋2014年12月31日交付使用。签订合同的当日，董晓伟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房屋首付款86444元，融基栖霞分公司给董晓伟出具收到首付房款86444元收据。董晓伟称，交首付款当日，融基栖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与其到银行办理了按揭贷款的申请手续。上述工作完成后，董晓伟再未得到融基公司的任何指示，至交房日，董晓伟前去咨询，售楼处工作人员以内部产生纠纷为由拒绝履行买卖合同的交房和办理产权过户等义务。后董晓伟得知融基公司在此前已将房屋卖给他人，遂起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房屋因另案于2015年4月7日被福山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董晓伟随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福山区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福执异字第13号执行裁定书，认为董晓伟异议理由成立，中止了对涉案房屋的执行。在该裁定书中，认定了如下事实：“2012年12月4日，马红光与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马红光购买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栖霞市市府路北庄园办事处东‘霞光山色’第29号楼2单元3层第302号（建筑面积：95.53㎡）房产；价款为：315249元；付款方式为：于2012年12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2012年12月4日，双方在栖霞市房管部门办理了登记备案。2013年8月29日，案外人董晓伟与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董晓伟购买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位于栖霞市市府路北庄园办事处东‘霞光山色’第29号楼2单元3层第302号（建筑面积：95.53㎡）房产；价款为：285444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之日交首付款86444元，剩余款199000元办理贷款支付。合同签订后，董晓伟按合同交纳了首付款86444元”。一审法院根据董晓伟的申请，到栖霞市房产管理局查实，涉案房屋确已备案在贺美霞、马红光名下。又查明，融基栖霞分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3日，系非法人企业，隶属于融基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总公司开发的楼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至今前后共两届负责人均由融基公司任命。还查明，诉讼中，融基公司向法庭提交一审法院分别于2015年3月26日、2015年3月31日作出的（2014）栖民一初字第151号、（2014）栖民一初字第172号民事判决书，并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追加弘盛地产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董晓伟购买房屋的相对人是融基公司，与弘盛地产有限公司没有买卖关系，弘盛地产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不具有“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情形。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了融基公司的申请。在上述两份判决书中，查明的部分事实如下：2009年10月21日、2009年11月6日，融基公司（合同中为甲方）与弘盛地产有限公司（合同中为乙方）分别签订“霞光山色”项目转让协议书、“霞光山色”二期项目转让协议书。协议中有如下约定，1、甲方将“霞光山色”部分开发地块整体转让给乙方，但土地（使用权）不办理过户手续；2、乙方成立[霞光山色]项目部（分公司），对该项目独立运作；3、乙方负责房屋的建设并保证按批准的设计和规范要求按时完成房屋建设，并交付房屋给业主。负责完成项目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负责乙方所承建房屋的保修工作。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的陈述、房屋买卖合同、收款收据、（2015）福执异字第13号执行裁定书、（2014）栖民一初字第151号、（2014）栖民一初字第172号民事判决书、工商部门登记信息、房管部门登记信息等认定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融基公司于2012年12月4日将涉案房屋出卖给案外人马红光，并在栖霞市房产管理局办理了备案登记，又于2013年8月29日将同一房屋出卖给董晓伟，属一房两卖。鉴于融基公司已将涉案房屋出卖给他人的事实，致使董晓伟买受房屋的目的难以实现，董晓伟请求解除其与融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照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本案中，融基公司将涉案房屋卖给马红光后，又出卖给董晓伟，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董晓伟请求按该规定返还已付购房款并给予赔偿，予以支持。董晓伟于2013年8月29日交纳的购房款86444元，融基公司应当返还，同时支付自交款之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期间的银行利息，并承担董晓伟已交纳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融基栖霞分公司系融基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融基公司辩称，融基栖霞分公司系弘盛地产有限公司以本公司名义设立，其财务和人员管理由弘盛地产有限公司掌控，开发项目已转让给弘盛地产有限公司，融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上述抗辩不当，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工商登记信息载明，融基栖霞分公司系融基公司设立，该信息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公众有理由相信，融基栖霞分公司可以代表融基公司对外履行职责。融基公司签订售房合同，融基栖霞分公司收取房款，并无不当。2、融基公司与弘盛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以及是否把分公司交给他人管理的行为，属公司内部事务，对外不产生对抗效力。3、融基公司先后两次将涉案房屋出售，又以出售前将涉案开发项目转让他人进行抗辩，自相矛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12日判决：一、解除董晓伟与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返还董晓伟购房款86444元及利息（自2013年8月29日始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以8644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董晓伟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款86444元。四、驳回董晓伟对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栖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述二、三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75.6元，由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本案中，2013年8月29日融基公司、董晓伟双方就涉案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融基公司故意隐瞒其已经于2012年12月4日将涉案房屋出卖给马红光，并且在栖霞市房产管理局办理备案登记的事实，融基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之日到期后不能向董晓伟交付涉案房屋，致使董晓伟买受房屋的目的不能实现，一审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判令融基公司返还董晓伟已付购房款及相应利息并给予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款，并无不妥。融基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融基公司上诉主张涉案的开发项目已转让给弘盛公司，融基栖霞分公司系弘盛公司以融基公司的名义设立，融基栖霞分公司的财务和人员管理均由弘盛公司掌控，融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企业登记是由企业及其相关人员为了从事营利事业，依法将法定登记事项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登记注册，并经主管机关审核同意予以注册和公告的法律行为，登记的目的在于通过公示而确认登记事项内容的可信赖性，保障经济活动主体的营业自由、相关权益和社会交易的安全。对企业工商登记和公告等方法仅依其登记和公告的内容赋予法律上的公信力，即使该内容有瑕疵，法律对信赖该内容的善意第三人也将加以保护，从而维护交易安全。本案中，由于融基栖霞分公司类型为企业非法人，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其开办公司即融基公司承担。董晓伟作为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工商部门登记的信息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其与融基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向融基栖霞分公司交纳房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董晓伟与融基公司产生相应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与弘盛公司没有合同关系。融基公司主张涉案项目转让给弘盛公司，双方产生的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融基公司可另案主张。融基公司提出关于其不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融基公司在一审期间申请追加弘盛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董晓伟购买房屋的相对人是融基公司，与弘盛公司没有买卖关系，弘盛公司不具有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情形，裁定驳回融基公司的申请，于法有据，并无不当。融基公司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程序规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融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75.60元，由上诉人融基（烟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卫东审判员  吴继辉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书记员  林重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