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29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江北文昌一路7号华贸大厦二单元15楼。
负责人：欧喜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余泽华，男，199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和平县，是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罗海波，男，1984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惠州市惠城区，是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冠坤，男，199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博罗县。
法定代理人：林明珠，女，1994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博罗县，是原告妻子。
委托代理人：卢伟强，广东启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惠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冠坤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2民初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人寿惠州公司、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卢伟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322民初984号民事判决书中要求上诉人支付保险金20万元这一判决内容。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涉案免责条款因上诉人未能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而归于无效，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第一，涉案保险合同《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保险（2008）合同》责任免除条款2．4明确约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4）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7.5）、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见7.6），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见7.7）的机动车（见7.8）”。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可知条款2.4（4）之无证驾驶免责事由，系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对于该免责事由，上诉人仅需尽到提示义务即可。第二，上诉人已就该免责事由尽到提示义务。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条款2.4作为责任免除条款，采用加深背景、加黑加粗字体的方式引起投保人注意，上诉人已尽到提示义务。这一点在一审判决中也予以认可。综上，上诉人对条款2.4（4）免责事由已尽到提示义务，对投保人产生效力。对于一审判决中审理查明：“原告驾驶摩托车行至G205国道锦湖村委路口路段，不慎摔倒至全身多次受伤”。上诉人在一审庭前及庭审中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交合法有效摩托车驾驶证、行驶证（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机动车驾驶车为C1驾驶证，非摩托车驾驶证），被上诉人均未提供，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依据条款2.4（4）免责事由向被诉人作出拒付决定，于法有据，一审判决未全面、准确适用法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二、退一步说，上诉人对于条款2.4（4）免责事由，也已对被上诉人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11）44号）9、“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并已经使用黑体字等醒目字体或以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书面明示知悉条款内容的，应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义务。航空意外险等手撕式保单不需要投保人填写投保书的除外”。据此，第一，条款2.4（4）免责事由并非保险专业术语，关于“无证驾驶”的意思表达也属于一般人用常识能够理解的范畴，且条款7.6、7.7也对此作出了相关定义解释，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第二，如前所述，条款2.4已经使用加深背景、加黑加粗字体的方式予以标识、提示投保人。第三，被上诉人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亲笔抄录“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并在其上签字确认，表明其对责任免除条款表示理解并同意遵守。因此上诉人就条款2.4（4）免责事由向被上诉人尽到明确说明务，而并非一审判决认为的上诉人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三、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笫六十七条顺序履行抗辩权的规定拒绝向原告履赔没有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除法律有明确规定以外，即使双方保险合同条款有相关约定，也不能剥夺原告依照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一条法律途径规定能够剥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对纠纷的诉权，保险合同相关约定也并没有剥夺被上诉人的诉权。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申请理赔即提起诉讼，上诉人基于保险合同约定（见条款3.3和3.4）的保险人与投保人各自应当履行的义务具有先后顺序，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行使顺序履行抗辩权，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这也是保险法第二十二条对投保人之要求。债乃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未履行在先义务，上诉人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因此，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结合本次被上诉人发生意外原因，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起诉后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交合法有效摩托车驾驶证、行驶证（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已经充分考虑被上诉人利益，但被上诉人均未提交证明和资料。综上，上诉人已就保险责任免除条款（条款2.4）作出提示，并向被上诉人明确说明，因此无证驾驶这一责任免除事由具有效力，对被上诉人生效。在被上诉人未提交合法有效摩托车驾驶证、行驶证的前提下，上诉人依据免责条款不予给付符合法律法规、合同约定。因此，一审法院对该案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没有适用，对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理解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保险金20万元这一判决内容，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口头补充一点：1、对于一审判决确定的争议焦点为投保人朱冠坤意外伤害事实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范围，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责任免除条款文字内容以字体加粗加黑处理，应当认定上诉人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已经履行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被上诉人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驾车上路，对社会公共利益，他人人身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2、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本案上诉人只需尽到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故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对合同免责条款履行说明义务为理由主张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的条款不生效缺乏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朱冠坤口头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时被上诉人是有驾驶证的，事故是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上诉人的合同格式条款不生效，不能以此拒赔。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原告朱冠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在保险限额内支付保险金20万元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8日，原告朱冠坤向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投保吉星盈瑞、附加意外、豁免重疾等险种，其中附加意外险保额为200000元，保险合同自2012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之后原告分别于2013年1月22日、2014年3月18日、2015年2月10日继续投保上述险种，合同有效期至2016年1月1日。2015年7月25日12时30分，原告在履行职务返回单位途中，驾驶摩托车行至G205国道金湖村委路口路段，不慎摔倒致全身多次受伤，经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至今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原告于2016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保险金200000元。被告认为原告未向被告申请理赔即提起诉讼，被告有权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顺序履行抗辩权的规定拒绝向原告履赔。且原告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根据保险法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原告应当提交能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的有关证明和资料，但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明和资料。原告无证驾驶摩托车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被告已经尽到说明与提示义务，被告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原告朱冠坤，男，1992年4月24日出生，非农业家庭户口，事故发生时为博罗县公安局麻陂派出所协警，其履行职务返回单位途中发生意外被认定为工伤，享受工伤待遇。原告父亲朱伟新于2016年7月4日向本院提交原告仍在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的诊断证明，诊断治疗意见为：继续住院治疗，继续康复治疗，但患者持续植物生存，难以康复。并提供《证明》证实原告从2015年7月25日至2016年7月3日止，用去医疗费512279.73元，现仍欠56337.73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投保吉星盈瑞、附加意外、豁免重疾等险种，其中附加意外险保额为200000元，原告支付了相关保费，被告出具了保险发票，双方之间人身保险合同已经生效。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致损被告是否需要赔偿。根据双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吉星盈瑞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第2.3责任免除中关于“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规定，属于格式化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第第二款的规定，提供该格式合同的保险人应就上述免责条款向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对〈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所谓“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合同系专业性较强的合同，涉及专业术语较多，保险人有义务向投保人予以明确说明。被告在《条款》中以黑体字提示了免责条款，但仅是尽到了提醒投保人注意的义务，根据本案事实、证据，不能认定被告已经履行了就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明确说明义务。因此，不论《条款》中的格式化免责条款关于“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解释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是否有效，该格式化免责条款都因被告未能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而归于无效，该免责条款对原告不产生约束力。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认为原告未向被告申请理赔即提起诉讼，被告有权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顺序履行抗辩权的规定拒绝向原告履赔的抗辩。本院认为，除法律有明确规定以外，即使双方保险条款有相关约定，也不能剥夺原告依照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因此被告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中伤残等级第4.1的规定，植物状态为一级伤残。本案中原告经治疗诊断为持续植物生存状态，应按照一级伤残计算相关损失。原告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其伤残赔偿金为603858元（30192.9元／年?20年）。而且原告目前已用去医疗费512279.73元，已超过本案附加意外险赔偿责任限额，所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险金200000元。判决：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朱冠坤人身保险金200000元。案件受理费4300元（原告申请缓交），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四份证据：1、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2、电子投保申请书确认；3、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证据1-3证明被上诉人在保险合同组成文件里签名确认已理解责任免除条款并愿意遵守。4、新契约回访录音（光盘、附文字版），证明上诉人已经对被上诉人就保险合同条款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免责条款对被上诉人生效。证据4为我方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证据1-3一审已经提交。被上诉人提出质证意见如下：我方对其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新契约回访录音的三性有异议，不能采信。理由是上诉人提交的光盘是复制品，他没有原始录音的记录器；同时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关于通话是座机还是手机通话的证据；没有提供确实发生这段通话的电信部门的通话记录；没有提供发起通话人的身份证明；也没有提供能够证明说话人就是本案被上诉人朱冠坤的证据。因此我方认为这份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更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对格式尽了说明义务。
被上诉人提交一份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在2016-9-14日由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作出的。证明被上诉人现在的伤残情况符合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的条件。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对这份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不否认朱冠坤目前的残疾情况，本次案件是朱冠坤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和驾驶证，符合免责条款约定，上诉人予以拒赔符合合同的约定。因此，该份证据与被上诉人是否提供两证没有关联。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投保吉星盈瑞、附加意外、豁免重疾等险种，“平安吉星盈瑞年金保险（分红型）”是主险，意外险是附加险。其中附加意外险保额为200000元，被上诉人支付了相关保费，上诉人出具了保险发票，双方之间人身保险合同已经生效。保险合同系专业性较强的合同，涉及专业术语较多，保险人有义务向投保人予以明确说明。且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多达六十六页，涉及多项保险内容，其中保险条款就有四份。被上诉人所投保的险种的免责条款是否是一致的？上诉人是否对几个险种的免责条款都对被上诉人作了明确说明义务？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购买的所有险种保险的免责条款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明确说明义务。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淑敏
审 判 员 徐国华
代理审判员 张斯姝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徐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