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03民初18588号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122号南方大厦A座2-10、17-28层、B座1-4、15-19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305861T。
负责人:徐如财。
委托代理人:廖圣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海燕。
上列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诉被告刘海燕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肖磊、被告刘海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6年7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工资2940元;2、原告仅需向被告支付2016年8月1日至8月3日期间工资280元;3、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6年1月1日至8月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637元；4、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55元；5、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律师费2200元；6、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告调整被告工作岗位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担任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海外业务部的团队经理，海外业务部由被告、内勤陈海玲、代理人李勉柯、代理人和晓雅及代理人陈胜龙组成。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下达的2015年海外保险业务部全口径保费计划为1400万元，海外业务部团队完成该年度保费收入为1245.71万元，完成保费进度为88.98%,同比2014年度完成年度保费收入增长18.03%。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下达的2016年海外保险业务部全口径保费计划为1468万元，但是海外业务部团队在2016年1月至6月期间仅完成保费收入60.39万元而非仲裁委笔误认定的600.39万，完成保费进度为4.11%，同比2015年度完成年度保费收入负增长92.95%。海外业务部门有诸多优质的客户，该部门的保费收入主要是优质客户续保产生的保费，少量保费收入是部门成员开拓新客户产生的保费。海外业务部团队在2016年1月至6月期间完成保费负增长92.95%，意味着海外业务部门的优质客户存在大量流失。此外，因被告管理混乱引起业绩大幅下滑，三位代理人成员现均己离职。综上，因被告未尽到管理职责且管理混乱，不仅导致海外业务部团队在2016年1月至6月期间仅完成保费收入60.39万元，而且导致三位代理人成员均己离职，海外业务部己不可能完成《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年度保费收入目标或者保费增速达到支公司平均水平。原告依据调整《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及《劳动合同》相关约定调整被告的工作岗位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6年7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工资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二、因原告在2016年8月4日收到被告发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且被告于2016年8月9日提起仲裁，双方就2016年8月份工资尚未结算。因被告在2016年8月份没有没有提成、奖金等其他收入，原告仅需向被告支付2016年8月1日至8月3日期间工资280元（2030元÷21.75天×3天）。三、仲裁委依据《深圳市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58条裁决支持律师费，系适用法律错误，法律规定裁判机关仅应以法律、行政法规作为裁判的依据，原告不应当支付律师费。即使应支付，原告也仅应按支持的2016年8月1日至8月3日期间工资及2016年1月1日至8月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胜诉比例支付律师费。
被告刘海燕辩称，一、被告不同意原告的1-6项诉讼请求。1、原告所称被告所属的沙河支公司下达的2015年度海外保险业务部全口径保费计划为1400万元，此表述不实。被告自2015年9月之前并非属于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而是属于原告下属业务发展部海外业务部经理，并未与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签订任何书面的保费计划书。2、原告所称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下达的2016年海外保险业务部全口径保费计划为1468万元，被告在2016年并未与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签署任何书面的保费计划书，1468万元保费计划纯属原告杜撰。3、原告所称海外业务部保费收入主要是优质客户续保产生的保费，少量保费收入是部门成员开拓新客户产生的保费，且称海外业务部在2016年1月至6月期间保费负增长92.95%,意味着海外业务部优质客户大量流失，纯属故意歪曲事实。被告自2012年5月18日入职原告公司以来，一直以平均每年52%新增保费快速增长，年均续保率48%。被告所属部门保费收入主要是续保客户的理由纯属捏造。被告所属部门的业务80%业务都涉及倒签单，且都是在每年8月份至12月份之间才正式录入原告出单系统出具保单并收取保费。原告在7月初就断定被告所在部门优质客户已经大量流失，并在2016年7月5日在被告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即发出了对被告的降职通知，事前未与被告有过任何口头或书面沟通，在7月15日将被告收到的基本工资已降为1361.85元。被告认为，不论原告所说的《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及《劳动合同》是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是否对被告具有效力，仅从原告所依据的规定内容来看，原告做出降级决定的前提应是以未完成年度保费收入目标为标准，但原告仅以被告2016年1月至6月份业绩比2015年同期低，判断被告及其团队无法完成2016年目标，就做出降级降薪的事实与其相关规定不符。4、原告所称被告所管理的海外业务部管理混乱引起业绩大幅下滑，三位代理人成员现均已离职，纯属捏造事实。(1)被告于2012年5月18日入职原告下属西湖支公司担任经纪业务二部经理（地址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6025号西湖宾馆7楼）；2014年1月，因原告公司拆分，被告所属部门被并入业务发展部，团队名称更改为业务发展部海外业务部，办公地址位于原址；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17:30下班以后，原告公司未做任何事先沟通与协商，通过电话告知，要求业务发展部所有员工立即于8月22日（星期六)上午9:00到达沙河支公司报到，沙河支公司地址位于福田区深南大道6027号大庆大厦11楼，沙河支公司管理者要求业务发展部所有员工必须于8月22日（星期六）、8月23日（星期日）完成全部搬迁工作，8月24日全部到达沙河支公司办公，而原业务发展部所有员工的任职代码都是在2015年9月1日后才正式调入沙河支公司。(2)2015年9月18日被告及团队内勤陈海玲收到工资条即震惊地发现两人的基本工资全部被降低，被告基本工资由原来的4620元被降低为3960元，陈海玲的基本工资由4000元被降为2065元，同时两人的月度绩效奖金（分别为1980元、500元）全部没有发放，而此次工资调整，被告及内勤陈海玲均未收到任何事先的通知与协商。被告代表团队前去向沙河支公司管理层询问降薪原因被拒绝给出任何理由。紧随其后，沙河支公司管理层对被告所属海外业务部又做出新的要求，声称海外业务部业务风险高，要求改变以往前三年的业务处理和出单方式，并通知沙河支公司出单人员对海外业务部的三个代理人李勉柯、和晓雅和陈胜龙的业务都不准出单，导致大量业务拿到公司而无法出单。与此同时，沙河支公司管理层对海外业务部的业务佣金由原先业务发展部所列的8%降低为6%。被告多次与其进行协商沟通业务与佣金事宜，但是都被管理层强硬拒绝，甚至逼迫被告自动离职。(3)因为以上变更办公地址、降薪、不准出单以及降低佣金等原因，海外业务部内勤陈海玲于2015年11月提出离开海外业务部转入其它部门，而后不久即从原告公司离职；三个代理人李勉柯、和晓雅和陈胜龙所带来的绝大部分业务因无法及时出单，一直在等待被告的沟通结果，期待能够出单。然而，截至2016年8月3日被告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前述三个代理人尚在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任职且并未提出解除代理合同，7月底至8月3日之间原告依然有支付给三个代理人的佣金支付记录。故原告所称“因被告管理混乱业绩大幅下滑，三位代理人成员均已离职”是捏造事实。综上，原告及其下属支公司管理极其混乱，随时不经协商与通知变更办公地址、降薪降职；而被告所属的海外业务部只是原告公司最基层的业务单位，无任何行政管理的职能，何以能够管理混乱引起业绩下滑甚至导致三位代理人离职？且原告无任何证据仅凭一纸起诉状就声称被告所属团队管理混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故原告所提的依据《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及《劳动合同》相关约定调整被告的工作岗位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必须依法支付被告2016年7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未足额支付工资294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3663元（仲裁裁决书所载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平均工资8901为计算错误，正确平均工资为11925元，经济赔偿金计算方法为11925元×4.5个月＝53663元）；未休年假工资报酬10966元（11925元÷21.75天×10天×200%)。二、原告所提出的2016年8月1日至8月3日工资计算方法错误。因原告对被告的降职降薪决定与其规定内容不符且原告按副经理级别支付工资已经存在未足额支付情形，故被告8月1日至8月3日工资应根据被告前三个月固定工资构成，即基本工资4620元、年功津贴60元、防暑降温费100元，应支付该期间工资为659元[(4620元+60元+100元）÷21.75天×3天]。三、《深圳市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58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劳动者胜诉的，劳动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但最高不超过五千元。原告应支付被告全额律师费5000元。被告自2016年7月15日收到银行短信发现工资被降，去询问降薪原因才被告知已经于7月5日被降职降薪，紧接着被告发现自己已经怀孕，随后积极与原告人力资源部及沙河支公司管理层协商调解，但是被人力资源部推诿，被沙河支公司管理层强硬拒绝协商。为避免在原告公司继续承受压力，被告遂于8月3日向原告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于8月9日申请劳动仲裁。自劳动仲裁立案以后，原告至今仍拒绝为被告出具离职证明、办理档案及社保关系转移，而且多方施压逼迫被告撤诉。在目前情况下，原告咄咄逼人，被告不堪其扰，恳请法院驳回原告1-6项无理诉讼请求。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为支持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5年1月21日沙河之公司全体职工大会签到表，证明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开会讨论制定《人保深圳分公司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2、支公司发文、关于印发《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版）》的通知及《人保深圳分公司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证明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将《人保深圳分公司沙河支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告知全体员工。3、支公司发文（深人保财险保发【2016】27号）及传阅表，4、关于下达2016年海外保险业务部全口径保费计划的通知，5、办公周会日程表（第十期），证据3至5共同证明原告下属沙河支公司发文下发2016年保费收入计划，并组织被告等相关人员开会讨论保费收入计划。6、沙河支公司2016年1月至6月营业收入统计表，证明原告未完成季度保费任务，原告未达到支公司平均水平。7、工资统计表，证明原告已足额支付被告工资，被告2016年提成收入相比2015年急剧减少。8、沙河支公司海外业务部2016年度保费收入及与上一年度保费收入对比表，9、沙河支公司海外业务部2015年度保费收入及与上一年度保费收入对比表，证据8、9证明（1）2016年1月至6月同比2015年度同比保费收入下滑严重；（2）2015年全年同比2014年度同比保费收入总体有增长。10、请休假审批单（2016年1月18日）及请《休假申请审批单》，证明原告已休完年休假。
被告的质证意见：证据1，原告有20多家支公司，其所在的部门是业务发部海外业务部，各支公司的管理也不一样，所以，自己不知道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2，被告没有见到过，所以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4，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在原告OA系统中接受过，也不知道该份证据的存在，而且原告OA系统可以内部更改。证据5，对该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只是证明被告当时参加了会议，但会议的内容没有讲关于海外业务部的业绩要求数据的内容。证据6，不清楚该证据的来源，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7，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与被告的银行流水一致。证据8、9，该证据的数据不是真实的。证据10，被告休的2015年的年假，请的假是2015年的年假，2016年的年假没有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
被告刘海燕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海外业务部员工2015年1月至12月工资条，证明工资第一次被下调。2、海外业务部2016年1月至7月工资条；证明工资第二次被下调。3、被告《劳动合同》，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4、被告工资银行卡流水，证明工资下降的明细。5、被告社保流水，证明我的工作年限。6、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证明2016年的工资被下调。7、《关于沙河支公司刘海燕同志免职的通知》和《关于沙河支公司聘任刘海燕同志职务的通知》，证明原告的单方面通知，我没有收到该通知。8、深圳六联医院超声医学影像报告单，证明我在原告公司期间已怀孕的事实。
原告的质证意见：证据1，该证据中所记载的实发工资予以认可，但对被告证明的第一次被下调的问题不认可，也不知道第一次下调是什么时候。证据2，对实发工资予以认可，但对被告证明的内容及第二次被下调不认可。且该证据证明了被告在2016年所获得的提成工资比2015年急剧减少。证据3，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也证明劳动合同第2条第2款及第10条均约定，原告可以根据企业的经营效率升降被告的工资，并对被告的工作内容进行调整。合同第43条有约定，被告知悉并愿意遵守原告管理的暂行规定，劳动合同续签声明第3条中，被告已进行声明，原告有向其出示现有的规章制度，被告表示认可，并愿意遵守。证据4、5，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据6，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与原告提交的证据7的工资表是一致的。但是被告计算的解除前12个月的月数有误，应当是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因此，平均工资的金额有误。证据7，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据8，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18日，被告入职原告公司，在原告下属西湖支公司工作。2015年5月18日，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第十条约定,原告提出合理依据,并向被告说明情况后,可根据工作需要和被告本人情况调整被告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原告根据企业经营效益和薪酬考核制度合理升降被告工资水平。被告认可并执行企业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制度，同意岗变薪变，薪随岗变，薪随职变。因被告原所在西湖支公司并入沙河支公司，2015年9月，被告调入沙河支公司任海外保险业务部团队经理，2016年7月5日，被告被调整为团队副经理。2016年1月25日至1月29日，被告休年假5天。原告于2016年6月24日转账支付被告工资6045.25元、7月15日转账支付被告工资1361.85元。2016年8月3日，被告以原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为由向原告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确认收到该通知书，被告辞职。2016年8月9日，被告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原告支付：1、克扣拖欠的2016年6月份工资差额11768.28元；2、2016年7月1日至8月3日工资14941.18元；3、未休年休假工资13776.22元；4、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1992.99元；5、律师费5000元。2016年9月12日、10月10日，被告经深圳六联医院诊断怀孕11周+3天。2016年9月30日，深圳市罗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1、原告补足支付被告2016年7月1日至8月3日期间工资3599元（2940元+659元）；2、原告支付被告2016年1月1日至8月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637元；3、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55元；4、原告支付被告律师费2200元；5、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包括：
1、关于工作岗位的调整及降级处理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
在仲裁过程中，原告主张海外业务部2016年全年保费计划金额为1468万元（深人保财险保发【2016】27号），被告团队2016年1月至6月份的保费收入仅完成60.39万元，明显低于2015年同期的完成情况，就该进度也可知被告及团队不可能完成2016年度指标，因此，根据原告《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被告做出降级决定。被告则主张原告《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在被告调入沙河支公司前已开始执行，被告调入后并没有向其公示过，双方所签劳动合同附件中约定的被告应遵守的规章制度也未包括该管理暂行办法，因此，该暂行办法不得作为考核被告的依据。原告未与其协商单方调岗降薪违反劳动法。在审理过程中，被告确认其团队2016年1月至6月份的保费收入完成60.39万元。
本院认为，首先,双方所签劳动合同合同第43条有约定，被告知悉并愿意遵守原告四项制度，但是，合同只附上四项制度的标题，没有具体内容；而续签声明中虽然约定了“在此之前，公司已向本人出示了公司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本人已详细阅读并清除公司将根据情况不时更新这些规章制度，本人表示认同并且将对其予以严格遵守，如有违反将愿意按照公司相关规章制度接受处罚”,但是,具体包括那些规章制度并不明确，连标题都没有。其次,即使劳动合同第二条、第十条约定,原告可根据工作需要和被告本人情况调整被告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并根据企业经营效益和薪酬考核制度合理升降被告工资水平；被告认可并执行企业薪酬管理和绩效考核制度，同意岗变薪变，薪随岗变，薪随职变。原告也应该根据经民主程序制定的被告知晓的规章制度进行考核，并做出考核结果。第三，原告提交的《沙河支公司员工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本部员工根据岗位履职和服务效能考核排名末位的……团队经理未完成年度保费收入目标或年度保费增速未达到支公司平均水平的，以及团队管理混乱受到监督管理机关或分公司职能部门通报批评的……支公司将依法采取：降级、待岗培训三个月、转岗、终止（解除或不续签）劳动合同”。第十条规定，“考核周期：月、季、年度；考核内容：由本部和团队根据部门或团队的实际情况，结合岗位职责、服务满意度、劳动纪律和员工礼仪、关键业绩指标、违规处罚等方面制订，经部门员工表决通过，报总经理室审核后执行；考核结果：评先、奖励、晋级、降级、待岗培训三个月、转岗、终止（解除或不续签）劳动合同；对在考核期限内未完成团队保费任务或增速未达到支公司平均水平……或团队年度考核指标不达标的，作为解聘展业团队经理或副经理职务的重要依据”。该暂行办法发文日期为2015年1月27日。即使该暂行办法属于劳动合同约定的规章制度范围，原告应该举证证明该暂行办法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但是，该暂行办法是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关证据并不充分。第四，即使上述暂行办法是被告到沙河支公司工作之前经过该支公司民主程序制定,也应该告知原告,但是，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被告出示、阅读过等,用一个被告根本不知道的制度来约束被告与法不符，故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第五，即使原告已经将上述暂行办法告知被告,但原告没有提交曾经进行过月考核或者季度考核的证据，应该认定原告实行年度考核制。从上述暂行办法本身规定的内容看，原告做出降级决定的前提应是以被告及团队未完成年度保费收入目标为标准，但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团队成员全部离职,仅以被告及团队2016年1月至6月份业绩比2015年同期低，判断被告及其团队无法完成2016年目标，就做出降级的决定与其相关规定不符。综上，原告对被告做出降级处理无事实根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2、关于2016年7月1日至8月3日期间工资问题。
在仲裁庭审中，被告主张7月15日所支付的工资为其6月份工资，被告该月基本工资已由原4620元降为1680元，故存在该月未足额支付工资的情形。原告则主张被告基本工资为当月支付当月，月度绩效奖是本月根据上月的绩效情况发放，业绩提成是按员工截止本月发放工资时实际收取的保费计发，因此，1361.85元为被告2016年7月份工资，原告已足额支付被告6月份工资6045.25元。
本院认为，在原告和被告对此有不同理解的情况下，根据原告提供的工资统计表和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本院认定为7月份未足额支付工资。原告于2016年7月5日对被告做出降级决定，该降级决定与有关规定不符，其在2016年7月份将被告基本工资降低不具合法性，故原告按副经理级别支付被告2016年7月份工资存在未足额支付情形。原告应该支付被告不足额部分工资2940元（4620元-1680元）。原告未支付被告2016年8月1日至8月3日期间工资，深圳市罗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被告月固定工资构成，即基本工资4620元、年功津贴60元、防暑降温费100元计得被告在该期间工资为659元[（4620元+60元+100元)÷21.75天×3天]，本院予以确认。
3、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问题。
在仲裁庭审中，被告主张5天休假为2015年度年休假。原告则主张为2016年度年休假。
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未举证证明其累计工作年限，根据其入职时间，计得被告2016年1月1日至8月3日期间应休年休假天数为2天（216天÷365天×5天）。根据《职工带薪年假条例》第三条和《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深圳市罗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被告银行转账记录所载实发月工资及2015年度绩效奖，计得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8901元，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在本院庭审中计算其平均工资的数额错误，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应支付被告2016年1月1日至8月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637元（8901元÷21.75天×2天×200%)。
4、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
本院认为，因原告存在未足额支付被告工资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应该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被告在原告处工作4年零2个多月，原告应支付给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55元（8901元×4.5个月）。
5、关于律师费的问题。
被告因本案仲裁支付律师费5000元，深圳市罗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原告应按胜诉比例裁定原告依法承担2200元，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条，《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足支付被告刘海燕2016年7月1日至8月3日期间工资人民币3599元（2940元+659元）。
三、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刘海燕2016年1月1日至8月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人民币1637元。
四、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刘海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人民币40055元。
五、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刘海燕律师费人民币2200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建忠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赵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