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31民终6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负责人:欧学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强胜�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有限公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凤凰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强胜，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武利，男，196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英，女，1952年5月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中圣，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限公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以下简称州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凤凰支行（以下简称凤凰建设银行）因与被上诉人陈武利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凤凰县人民法院(2015)凤民初字第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州建设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强胜、陈芳，凤凰建设银行的负责人李凡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强胜、陈芳，被上诉人陈武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英、田中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州建设银行与上诉人凤凰建设银行共同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共同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就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开除决定的客观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仅以被上诉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为由对被上诉人作出开除决定，该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曾对被上诉人作出了两次处分决定：一份是建州发（1999）153号文件，针对的是被上诉人在张清勇作案过程中对私章保管不严、监督不力，违规操作行为。处罚依据是《中国建设银行关于对工作人员违反金融规章制度行为处理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另一份是《关于对陈武利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77号开除文件》），针对的是被上诉人在张清勇作案过程中，参与其行为，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无业人员张斌内外勾结共同挪用公款。处理依据是《暂行办法》第一百九十条和第二百一十七条。上述两份文件是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不同的违纪行为作出的不同的处分决定，且《77号开除文件》不管是从客观事实还是从其文字表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开除处分决定是因为被上诉人在张清勇作案过程中，参与其行为，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无业人员张斌内外勾结共同挪用公款，而非仅因为被上诉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为由将其开除。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开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企业制度规定，同时也符合双方签订的《全民劳动合同书》的约定，应合法有效。再审刑事判决书进一步认定被上诉人违规办理无折无卡取款，累计参与挪用685500元；同时，再审刑事判决书虽对被上诉人作出无罪判决，但该判决书中也言明被上诉人不承担刑事责任是其主观没有犯罪故意，但其利用职务之便，无折无卡取款的事实客观存在。被上诉人虽然从刑法角度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但被上诉人的行为仍然违反了金融规章制度，触犯了《暂行办法》第一百九十条及其他�款规定，上诉人可以依照企业制度给予被上诉人开除处分。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原劳动部《关于确定职工开除处分时间问题的复函》，如果职工被错判刑、宣告无罪释放，但仍符合《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所规定的开除条件，则企业所作出的原开除处分决定应是有效的。因此，无论是依据当时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还是《劳动法》，上诉人在法定条件下均可以开除被上诉人，即使被上诉人被错判刑后改判无罪，但仍符合开除条件的，开除处分决定应当有效。且双方签订的《全民劳动合同书》也明确约定了如被上诉人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上诉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上诉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上�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上诉人根据客观情况，对被上诉人作出开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以及劳动合同约定，整个过程符合法定程序，开除决定应当合法有效。三、一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恢复劳动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被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是否应恢复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等有关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恢复劳动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述复函规定，如果职工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前（即1995年1月1日以前）被判犯罪，后经司法机关改判无罪的，如企业仅因其被判刑而解除劳动关系的，企业应恢复与该职工的劳动关系。本案情况显然不符合该复函规定：首先，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开除决定，并非仅因其被判犯罪，关于这一点，在前述部分已阐述事实。其次，上述复函明确了被判犯罪的时间期限为《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前（即1995年1月1日前），而被上诉人于2000年被判犯罪，后经司法机关改判无罪，不符合该复函对于被判有罪的时间范畴。本案中，上诉人并非因被上诉人被判刑而作出开除决定，且被上诉人于2000年被判犯罪，后经司法机关改判无罪，被上诉人的情况显然不符合该复函规定。四、一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00年5月18日起恢复劳动关系已无实质履行的可能，只会徒增讼累。根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全员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1997年11月20日至2000年11月20日。假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0年5月18日起恢复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合同也已于2000年11月20日到期终止。合同到期终止时，被上诉人已被判有罪并被羁押，后被上诉人虽经再审改判无罪，但双方的劳动关系并不会因此而法定顺延。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恢复劳动关系已无实质意义也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只会徒增讼累。五、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认定错误。一审认为被上诉人刑满释放后，申请国家赔偿时请求恢复工作以及不断上访的事实构成了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中断。这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和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同时《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依据以上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在一作出开除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即2000年7月16日前就开除决定的争议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即便被�诉人于2000年3月13日因刑事案件被羁押至2004年10月，导致仲裁时效中断，被上诉人也应当在羁押期满后60天内即2004年12月之前向相关部门提起关于劳动争议的权利救济或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但被上诉人在2004年12月前既没有向相关部门提出关于劳动争议的权利救济，也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申请国家赔偿时请求恢复工作以及上访都发生在2004年12月之后。如要证明该案的仲裁时效中断，需由被上诉人提供完整的时效中断的证据，在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的时效中断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减刑释放后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时要求恢复工作，以及不断信访要求恢复工作为由，便认定本案未过仲裁时效，于法无据。陈武利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对答辩人作出开除决定的客观事实认定正确。上诉人《77号开除文件》很清楚的表明：上诉人对答辩人作出开除决定的客观事实是触犯刑罚构成犯罪，一审的认定完全正确。该文件第二段在陈述事实时表述“2000年3月检察机关在查处该行张清勇案件时，发现陈武利在张作案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无业人员张斌内外勾结共同挪用公款，属同案犯。现陈武利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挪用公款罪依法逮捕”。显然，该文件认为陈武利是共同挪用公款的同案犯。该文件第三段在适用规则时表述“陈所犯错误性质以触犯刑罚构成犯罪……经分行研究决定对陈武利作开除公职处理”。开除决定文件前述表述内容的落脚点在于陈武利是共同挪用公款的同案犯，也是构成了犯罪。上诉人在开除决定文件中引用《暂行办法》第一百九十条和二百一十七条并不能否认作出开除决定就是认为陈武利触犯刑罚的事实。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大会决议”中的讨论也很清楚的证明，当时作出开除的决定，就是因为到检察院了解，陈武利构成了犯罪，是要坐牢的，所以因触犯刑罚，同意开除。二、上诉人对答辩人作出开除的决定，从程序到内容都是错误的、违法和无效的。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依然称答辩人“累计参与挪用685500元”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凤凰县法院刑事再审中查明“陈武利参与无折取款685500元”，并无上诉人声称的累计参与挪用。凤凰县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很清楚的论证了陈武利不构成挪用公款的共犯。2.上诉人对答辩人作出开除决定的依据是答辩人触犯了刑罚构成犯罪，而在上诉人作出开除决定时答辩人仅是被批准逮捕，并未经法院判决确定构成犯罪，且答辩人原有罪判决也已被撤销。3.上诉人对答辩人作出开除决定未按照《企业职工惩条例》规定进行，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并报企事业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备案，没有听取陈武利的申辩意见，处分决定没有告知陈武利，处分文件没有送达给陈武利。4.上诉人认为陈武利虽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但仍违反了金融规章制度，仍符合开除处分。答辩人违反金融规章制度，上诉人已以建州发（1999）153号文件对答辩人作出了行政记大过处理、经济处罚800元。凤凰县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虽认定答辩人参与了无折取款，但同时认定了答辩人向建行监察部门反映举报张清勇的事实，也正是因为答辩人的及时举报，阻止了更严重后果的发生，维护了上诉人利益，维护了国家利益，为国家挽回了损失。三、一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恢复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履行�碍。1.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被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是否应恢复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的复函》规定：“关于企业职工被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企业是否应恢复劳动关系，补发工资问题。我们认为，职工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前被判犯罪，后经司法机关改判无罪的，如企业仅因其被判刑而解除劳动关系的，企业应恢复与该职工的劳动关系，并按照原劳动人事部《关于受处分人员的工资待遇给天津市劳动局的复文》的规定，恢复其工资待遇，并补发在押期间的工资”,并且，根据最高院赔偿委员会《关于补发工资后仍需进行国家赔偿的批复》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公民因被侦查、检察、审判机关错拘、错捕、错判而错误限制人身自由的，该公民有权申请并依照法律规定获得赔偿。国家赔偿与单位补发工资性质不同，不能相互混淆。不能基于单位已经补发工资就剥夺该公民依法获得的申请并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2.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收容审查、拘留或逮捕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可与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行。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人单位不承担劳动合同规定的相应义务。劳动者经证明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的，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劳动者的损失，可由其依据《国家赔偿法》要求有关部门赔偿。”3.《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规定“在国有企业固定工转制过程中，劳动者无正当理由不得单方面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也不得以实行劳�合同制度为由，借机辞退部分职工。”4.上诉人错误的开除答辩人，开除决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该开除决定撤销后自始无效，理应恢复劳动关系。5.上诉人是依法存续的用工主体，答辩人也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双方履行劳动关系并不存在任何障碍和客观的不能。四、一审法院对本案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认定正确。1.上诉人作出的《77号开除文件》并未及时送达给答辩人,是答辩人母亲刘玉英在答辩人再审宣告无罪提出要求恢复工作的诉求后，上诉人2010年4月9日才送达给答辩人母亲。如果上诉人认为该开除文件2000年作出时即已及时送达，应提交相关送达的证据。2.上诉人2015年5月7日才给答辩人送达《关于陈武利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以下简称《答复意见》)才明确用开除陈武利工作的形式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而答辩人收到此答复意见后6月15日即�请仲裁，不超过仲裁时效。3.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包括提起诉讼、权利人提出要求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１７３条和第174条之规定，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还包括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答辩人及答辩人母亲就与上诉人劳动争议纠纷常年来多�到州赴省进京反映问题、表达诉求，这毫无疑问是诉讼时效的中断。被上诉人陈武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2000]77号文件，恢复确认原告在县建设银行的公职身份；2.请求判令被告补发原告工资（2000年3月至恢复公职身份止）人民币70万元、相关福利待遇和补缴各种社会保险;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2年12月，原告陈武利调入被告凤凰建设银行工作。1997年12月1日，原告陈武利与被告凤凰建设银行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自1997年11月20日起至2000年11月20日止。1999年11月20日，州建设银行以陈武利在张清勇作案过程中对私章保管不严，监督不力，违章操作，致使张屡次作案得逞，对此负有岗位责任为由，作出建州发（1999）153号《关于对凤凰县支行张清勇案件有关责任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对陈武利行政记大过处理，经济处罚800元。2000年3月13日，陈武利涉嫌挪用公款罪被刑事拘留，3月27日转捕。2000年5月17日，州建设银行以陈武利所犯错误性质已触犯刑罚构成犯罪为由，作出《77号开除文件》，对陈武利作开除公职处理。2000年7月26日，原告陈武利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4年10月25日减刑释放。经申诉，2008年9月8日，凤凰县人民法院作出（2008）凤刑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宣告陈武利无罪。宣告原告无罪后，原告于2011年1月11日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赔偿陈武利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恢复工作等请求。2011年9月6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湘高法委赔字第2号决定书，决定赔偿陈武利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对陈武利提出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之后，陈武利不断进行信访，要求恢复工作，2015年6月15日，原告向凤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撤销处分决定、恢复公职、补发工资等。2015年7月28日，凤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凤劳人仲案字（2015）第14号裁决书，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另查明，2015年10月14日，凤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凤劳人仲撤字（2015）第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此案。2015年12月3日，凤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申请劳动仲裁，原告的申请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不符合受理条件，应当不予受理，作出凤劳人仲不字（2015）第25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对本案作不予受理处理。一审法院认为，1999年11月20日，州建设银行以原告陈武利对私章保管不严，监督不力，违章操作，负有岗位责任为由，对原告陈武利行政记大过处理，经济处罚800元。2000年5月17日，州建设银行又以原告陈武利所犯错误性质已触犯刑罚构成犯罪为由，对原告陈武利开除处理。后经再审，原告陈武利被宣告无罪。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被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是否应恢复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等有关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对于企业职工被错判刑罚后又被宣告无罪释放的，如果企业仅仅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而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该恢复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但是对于恢复劳动关系后的工资待遇以及被违法羁押期间的工资损失的补发问题，却以《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为界限，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前被错判刑罚的，按照原劳动人事部《关于受处分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给天津市劳动局的复文》的规定，恢复其原工资待�，并补发在押期间的工资。《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后被错判刑罚的，按照上述规定恢复工资待遇，但对于非法羁押期间的工资待遇，应按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依据《国家赔偿法》向有关部门要求赔偿，而非由用人单位补发工资待遇。原告陈武利已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人民法院已作出赔偿决定，至于补发原告减刑释放后的工资、相关福利待遇和补缴各种社会保险，应当由其用人单位负责核定。原告陈武利诉请恢复劳动关系，该院予以支持。被告辩解原告提交的证据不构成仲裁时效中断，本案已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与原告减刑释放后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时要求恢复工作，以及不断信访要求恢复工作的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陈武利与被告凤凰建设银行自2000年5月18日起恢复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陈武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州建设银行、凤凰建设银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另查明，2000年5月17日，州建设银行作出的《77号开除文件》适用的依据为《暂行办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七条。2009年6月1日，被上诉人陈武利要求凤凰县法院和凤凰县检察院赔偿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恢复工作等。2010年4月9日，刘玉英从上诉人处复印得《77号开除文件》。2015年5月12日，州建设银行给陈武利送达了《答复意见》。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的争议焦点是：一是州建设银行作出《77号开除文件》程序是否合法，认定事实是否正确，引用法律是否恰当；二是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三是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引用《关于企业职工被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是否应恢复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等有关问题的复函》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州建设银行作出《77号开除文件》程序是否合法，认定事实是否正确，引用法律是否恰当。从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大会决议》可以看出，该《大会决议》是党支部会议。从参会人员的发言：“陈武利已被逮捕，判刑已成定局”、“陈武利可能要判刑，自然开除是顺理成章的事”等，会议结论是：“陈武利开除公职……凤凰行近期内拿出个书面处理意见，州行审查研究后再行成文件”，说明召开党支部会议时陈武利仅被逮捕，并未判刑。上诉人开除陈武利除了提交这个党支部会议记录外，没有提交任何会议讨论的证据。不论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还是《劳动法》的规定，开除或解除劳动劳动合同都必须经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允许劳动者本人申辩，并应当将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相关手续书面通知劳动者本人。党支部会议不是开除或解除劳动者必经程序。二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开除陈武利履行了向工会和劳动部门报备程序。故可认定《77号开除文件》程序不合法。州建设银行在《77号开除文件》中表述“2000年3月检察机关在查处该行张清勇案件时，发现陈武利在张作案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无业人员张斌内外勾结共同挪用公款，属同案犯。现陈武利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挪用公款罪依法逮捕。陈所犯错误性质以触犯刑罚犯罪，……”。从该表述可以得出，当时州建设银行是以陈武利与张斌内外勾结共同挪用公款，构成犯罪。但该案经审判监督程序，凤凰县人民法院已判决宣告陈武利无罪。因此，《77号开除文件》认定陈武利与张斌内外勾结共同挪用公款，构成犯罪的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否定，且陈武利参与无折取出的款项并不是由陈武利使用，至少也没有证据证明陈武利从中获得好处费等，故虽然陈武利参与无折取款，最终没有被认定为犯罪，因此《77号开除文件》认定其构成犯罪的事实，错误。《77号开除文件》引用的是《暂行办法》第一百九十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挪用、侵占本行或者客户资金的”和第二百一十七条“工作人员因违反法律受到刑事处罚的”，但现生效的刑事判决并未认定陈武利参与无折取款行为构成犯罪。反之，在陈武利参与无折取款数额达68万多元的情况下，最终未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也不宜将这一行为定性为贪污、挪用、侵占行为。故，《77号开除文件》引用《暂行办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七条，没有事实依据，其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二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当时已将《77号开除文件》送达给陈武利。2008年9月8日凤凰县人民法院作出宣告陈武利无罪的判决后，陈武利的母亲刘玉英到凤凰建设银行要求回建设银行工作才被告知陈武利已被开除工作，陈武利也于2009年6月1日向凤凰县检察院要求赔偿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和恢复工作等。2010年4月9日刘玉英收到《77号开除文件》后又长期以信访等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上诉人并没有给陈武利明确答复，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其仲裁时效中断。2015年4月在州信访联席会议中，省建设银行明确三点意见：一是恢复工作客观不能；二是以经济补偿方式解决，所有一刀切大约20—30万元；三是数额分岐太大，可走仲裁或司法程序。至此建设银行才明确作出不履行恢复工作的意思表示。2015年5月12日州建设银行才向陈武利送达《答复意见》。因此，陈武利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三、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引用《关于企业职工被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是否应恢复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等有关问题的复函》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上诉人州建设银行作出《77号开除文件》程序不合法、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其自然应当恢复陈武利原来的工作。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引用了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被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是否应恢复与企业的�动关系等有关问题的复函》来佐证职工被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应恢复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无论是《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还是实施之后，职工被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如果企业仅以职工构成犯罪而解除劳动关系的，均应恢复原来的劳动关系，只是《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和实施之后，职工的赔偿方式和途经不同而已。另外，一审判决引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处理结论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77号开除文件》以陈武利“贪污、挪用、侵占”资金和“受到刑事处罚”两个理由开除陈武利，解除劳动关系，在陈武利被依法宣告无罪后，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陈武利“贪污、挪用、侵占”资金的情况下，开除陈武利的事实和理由均已不存在，因此应予恢复陈武利的劳动关系。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主要案件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虽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行凤凰县支行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少松审判员  曾浩恒审判员  彭继武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艺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七条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