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民终字第12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白俊国，男，蒙古族，1967年9月24日出生，中国人民银行科左后旗支行职工。
委托代理人程祥，内蒙古双合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德文，男，1960年9月18日出生，蒙古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符双，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某某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某某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丛生，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胡井龙，男，1955年8月23日出生，蒙古族，农民（合并前某某村村主任）。
上诉人白俊国与被上诉人杨德文、科左后旗某某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前由科左后旗人民法院作出（2015）后民初字第62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白俊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白俊国及其委托代理人程祥与被上诉人杨德文的委托代理人符双、被上诉人科尔沁左翼后旗某某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丛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胡井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原某某乡某某村委会（现合并为某某村委会）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将村西北的白沙坨子按草牧场分给原告75亩。1998年12月31日由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政府给原告颁发了草原使用证及经营权证。2000年11月6日，被告白俊国与原某某村委会签订一份“5820”生态工程造林地承包的《合同书》，承包期限为20年，从2000年11月6日至2020年11月6日止，承包面积为3000亩，承包费为60000.00元，承包地块四至为：“南至各户林地、北至某某地界、东至李某某林界、西至某某中学”。因被告白俊国承包林地面积包括有原告承包的75亩的土地，原告与二被告协商解决未果，诉至本院，请求确认二被告所签《合同书》中，涉及原告承包的75亩土地的部分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原告承包的75亩草牧场，有1998年村委会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同日，科左后旗人民政府给其颁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及《草原使用证》，且该地原告一直在经营管理。故原告对承包地75亩土地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属于以家庭方式承包的草牧场，该权益应当予以保护。而原某某村委会（已合并至某某村委会）与被告白俊国签订的3000亩草牧场承包合同时，将原告的75亩草牧重复发包给白俊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重复发包部分属于无效行为。故原告的主张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2000年11月6日被告白俊国与原某某村委会签订的3000亩造林合同书中包括原告杨德文75亩承包地的部分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某某村委会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白俊国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5)后民初字第621号民事判决，并将本案直接改判。其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015)后民初字第621号民事判决在没有合法有效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主观擅断，置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经依法公证的合同书这一强有力书面证据于不顾，错误采信被上诉人出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草原使用证》等瑕疵证据，从而错误得出“原某某村委会将包括原告75亩草牧场在内的3000亩土地（而非林地）承包给被告白俊国经营的事实”。殊不知，两被上诉人陈述及答辩时均称，被上诉人于1998年分得草牧场，次年即栽植树木。若此，将草牧场擅自改变为林地是严重违反我国草原管理法律、法规的，所以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此时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属无效合同。失去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就不能取得合同项下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进而基于此合同取得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当时普遍存在的林草不分的混乱局面，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先后下发了如下主要文件：1．后政发[2003]×号“关于重新核发草牧场所有权证和经营权证的通知”；2．后党发(2003)××号“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草牧场‘双权一制’的意见”；3．铁党发(99)字第××号“关于禁止在现有耕地和非规划地内私自栽植树木的决定”。上述文件均明确规定1998年签发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和《草原使用证》一律作废。根据我国有关农村土地管理由政策到法律的适用沿革，以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面对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发包的“四荒”等闲置土地，而非以家庭方式承包的生身立命耕地，原审法院竟错误援引《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来评价，不但不能实现定分止争之目的，更会人为制造新的社会矛盾，事倍功半。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事实认定错误，极有可能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在诉争土地的性质、位置、四至、面积等基本事实严重不清的情况下，出于不正当考虑，错误认定本案应有的法律事实，进而又错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主观认定申请人与科左后旗某某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于2000年11月6日所签合同书部分无效，严重有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且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此时的法律应作狭义理解，当然不包括司法解释。三、原审违反一事不再理和不告不理原则，上诉人在一审时曾向法庭出示早已生效的(2004)后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的案由不同，但同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而且诉讼主体也包括本案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村委会，尽管该诉中诉讼主体不包括本案被上诉人杨德文，但完全符合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之主体要求，且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及主要证据也基本相同。两相对比，原审法院即涉嫌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正确的做法应是驳回其诉请，释明被上诉人通过申诉程序推翻早已生效的(2004)后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否则，就会出现针对同一合同的效力问题得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判决，这既是当事人的无奈，更是法律人的悲哀！通过再次考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村委会于2000年11月6日所签订的合同书不难发现，该合同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程序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此时假设两被上诉人所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也为有效合同，本案诉争林地即出现了重复发包现象。两份合同针对同一块土地，究竟谁能依法取得诉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显然，原审认定在先成立的合同依法取得承包经营权，上诉人认为，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被上诉人杨德文的诉请是要求确认上诉人与村委会所签合同部分无效，而非请求确认两被上诉人间所签合同有效，同时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未提起反诉要求确认两被上诉人间所签合同无效，故本案原审不应对两被上诉人间所签合同是否有效进行审理，否则即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正确的做法应是驳回一审原告之诉请，释明其另案再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鉴于原审法院在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诉讼程序上均存在明显错误，故恳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驳回一审原告之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杨德文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1、上诉人的错误采信证据之说不成立。一审法院之所以采信被上诉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草原使用权证》（以下简称“两证”），正是因为二被上诉人的草原承发包关系客观存在，承发包程序合法，该《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客观真实。而答辩人持有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草原使用权证》，正是在答辩人取得了合法的草牧场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科左后旗人民政府对答辩人的草牧场经营权和使用权进行的保护性登记，该“两证”颁发的事实依据是原某某乡某某村委会（现已合并为科左后旗某某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与被答辩人之间的草牧场承发包关系，证据依据是《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而且在一审中，上诉人也对上述《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草原使用权证》没有异议，因此，上诉人主张的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被上诉人出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草原使用权证》等瑕疵证据”之说不能成立。2、《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属“无效合同”之说不能成立。上诉人称“此时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属无效合同，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进而推出本答辩人持有的“两证”成了无源之水。然而，客观的事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本案而言，答辩人在与原某某乡某某村委会签订《草牧场承包合同书》时，双方就《草牧场承包合同书》所承发包的是沙坨子性质的土地，双方互相明确。在承发包后，原某某乡某某村委会按照国家治理生态环境的号召，以土地所有者和发包主体的身份号召村民植树造林，包括答辩人在内的村民响应号召，植树造林，并且答辩人经营至今，其性质是对合同内容的部分变更。在当时政策环境下，治理生态环境是“国策”，公民治理生态环境是义务，因此，原某某乡某某村委会号召群众在已经沙化的草牧场上植树造林，包括答辩人在内的大多数群众积极造林，不存在“擅自改变为林地”，更不存在“严重违法行为”。倘若按照上诉人的主张，莫非答辩人等承包方必须在已经正在沙化的沙坨子上继续放牧，进而促使承包的草牧场加速沙化才算合法？在此我们不妨试问上诉人，明知是群众的草牧场，你以林地的名义承包，就不是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吗？不也同样严重违法吗？倘若按照上诉人的此主张，原某某村的群众完全可以以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违法行为，而要求解除你与原某某乡某某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书》？在此，我们希望上诉人自重并斟酌而行。另外，在时间上，答辩人于1998年12月31日与原某某乡某某村委会签订《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同日科左后旗人民政府对答辩人的此承包合同进行登记和颁发“两证”。此时答辩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成立并生效，“两证”的颁发程序合法，事实依据客观。而且至上诉人的《合同书》签订2000年11月6日，答辩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既没有解除，也没有被任何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宣布无效，因此，上诉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属无效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与“两证”的皮毛存废之说和无源之水的说辞，不仅没有事实根据，也根本没有法律依据。而与之恰恰相反，正是上诉人在明知本答辩人已经承包了该草牧场土地，并签有《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而且已经植树造林的情况下，又与原某某乡某某村委会重新签订了《合同书》，对答辩人的该75亩已经植树造林的土地重复进行了承包。3、政府文件与本案无关。上诉人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先后下发了如下主要文件……”。然而，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这些文件都是颁布于2003年及以后，无论是那一份文件，生效的时间都是在答辩人的合同生效并履行多年以后多年才颁布的文件，因此，这些文件不能规范数年前的政府为答辩人颁发“两证”的行政行为。倘若宣布《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和政府颁发的“两证”无效，充其量也只能从宣布之日起无效，况且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政府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因此，在被上诉人的《合同书》签订时，本答辩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不仅有效，而且答辩人的“两证”也既没有被撤销，也没有作废，故上诉人罗列的政府文件与其上诉请求没有任何关联。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称，“原审法院竟错误援引《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来评价，……”。然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调整的是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在内的用于农业的所有土地的承发包关系。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对该案评判并无不当。根据该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十四条“发包方承担下列义务：（一）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第五十七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该流转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等多条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原某某乡某某村委会的对答辩人《草牧场承包合同书》承包范围内的土地的重复发包行为，既违反了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的规定，也违反了“不得收回承包地、不得调整承包地、和不得强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强制性规定，故上诉人的《合同书》中，涉及答辩人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中的75亩部分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效适用法律正确。三、一事不再理之说不能成立。正如一审判决所述，本答辩人不是(2004)后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因此，答辩人既不知道该诉讼的发生和进行，又不享有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确切的讲，本答辩人的民事权利，在此(2004)后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诉讼中“既没有得到主张，也没有得到法院的审理调查”，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一事不再理的主张不予支持合法有据。四、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合法依据，而且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科左后旗某某镇某某村民委员会答辩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所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而且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白俊国的上诉，维持科左后旗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白俊国出示了铁党发99字第×号、第××号文件，证明其所签的三千亩合同就系5820工程林，该合同有法律依据，符合国家当时政策；同时出示了后政发2003第×号、第××号文件，以及（2015）后行初字9、11号判决书，证明被上诉人所持的草牧场所有权证和经营权证已被地方党委政府明确废止，并经判决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以上三份文件只是针对科左后旗1998年地证不符的现象形成的概括性文件，并未针对本案中所涉及的杨德文的草牧场所有权证和经营权证；对于上诉人出示的判决书，因该判决已依法生效，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上诉人白俊国提出，被上诉人杨德文已经在《荒山个人植树移交合同》签字并领取了树苗补偿款，因此被上诉人草牧场及草牧场上的树木应当包括在上诉人的三千亩承包范围内。上诉人杨德文对此签名予以否认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本院受理该鉴定后，就该签名的真实性经询问上诉人白俊国，白俊国委托其代理人承认该签名非杨德文本人书写，为白俊国书写，故不需进行鉴定，因此，本院认定《荒山个人植树移交合同》上杨德文的签名并非杨德文本人书写，不能认定杨德文领取了树苗补偿款并已经同意将其75亩林地转包给白俊国的事实。
其他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杨德文承包的75亩草牧场，有1998年与村委会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同日,科左后旗人民政府给其颁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及《草原使用证》，且该地上诉人杨德文一直在经营管理，故上诉人杨德文对承包的75亩土地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虽然其《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及《草原使用证》被（2015）后行初字第9号判决书确认已经撤销，但其与村委会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未经依法解除或确认无效则仍然有效，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被上诉人某某村委会与上诉人白俊国签订的3000亩草牧场承包合同时，将杨德文的75亩草牧场重复发包给白俊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重复发包部分属于无效行为，故被上诉人杨德文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支持。对于上诉人白俊国主张的原审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和不告不理原则，与早已生效的(2004)后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书相矛盾的观点，本院认为，原审判决与(2004)后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并不矛盾，(2004)后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确认了上诉人白俊国与被上诉人科左后旗某某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合同系有效合同，而原审判决并未对该合同的有效性作出矛盾的认定，而是对该合同中涉及到重复发包的部分认定为无效，因此，原审判决不存在违反一事不再理和不告不理原则的问题。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白俊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师国亮
审 判 员 陈婷婷
代理审判员 陈美丽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肖志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