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民终字第132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党超华，男，1967年11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保安协会，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北路甲45号（鼎恒中心）4层。
法定代表人黄学锋，副会长兼秘书长。
委托代理人刘路军，北京市沁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党超华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民初字第07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党超华、被上诉人中国保安协会（以下简称保安协会）之委托代理人刘路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4月，党超华诉至原审法院称：2011年11月20日，分管我的谢××副会长将我叫到其办公室，要我在《关于党超华等人殴打王×1的处理意见》上签字。我表示不能签字，因为我没有打人，希望由派出所处理，且事情发生在工作时间之外，与保安协会没有关系，保安协会不应强制处理应由警察处理的治安案件。谢××副会长谈了三点：一是处理意见只是要把此事从派出所接过来，不是最终处理结果，具体事情经过还需要调查。王×1主张我和郑×2打人，要求派出所处理；我和郑×2不承认打人，派出所两次出警也没有发现打人，派出所要求保安协会内部调解，让王×1到派出所出个手续结案。王×1要求保安协会作出这个处理意见，否则不办理结案手续。二是王×1在其他单位刚退休不久，没有特长且有脑血栓，希望我不要让领导作难。三是如果我不顾全大局，不签字就先停职。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在处理意见上签字。直至2012年4月6日，保安协会领导告知我，因我将王×1打成轻伤，单位于2012年3月31日研究决定将我予以辞退，并且已经写好鉴定意见和离职证明，我签完协议后可将奖金发给我，但协议的内容不能看，也不能改。如果我不签协议，将通知公安机关追究我将人打成轻伤的刑事责任。2012年4月9日，我在没有打人、更没有把人打成轻伤的情况下，由于相信单位领导的话，惧怕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不在协议上签字，且在签字前不能看也不能更改协议内容，签完字才得以领取2011年下半年奖金。我认为保安协会系以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目的：其一，让我同意限期调离。保安协会作出给予我限期调离的处理决定，是保安协会单方决定，也是最重决定，没有协商余地，何来协议？且保安协会《工作人员聘用考核管理制度》上根本没有限期调离的任何规定。其二，逃避按国家规定应支付给我的各种补偿费。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我的月平均工资为13703.34元，保安协会仅补给我7359元，就将我推向社会，且7359元补偿款我至今尚未领到。其三，协议写明，截止到2012年3月31日，双方不存在任何劳资纠纷和争议。既然已经没有争议，保安协会为何于2012年4月6日再辞退我一次，为何于2012年4月9日向我发放2011年下半年奖金？其四，掩盖其编造的理由非法辞退我。我被辞退后，到上级领导处反映情况，上级领导表示，保安协会在汇报此事时声称我将同事打成轻伤，保安协会做了大量工作，才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且已向我出具了证明，上级领导也无法干涉。正因保安协会出具的将人打成轻伤被辞退的离职证明，导致我在被辞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被四家用人单位拒绝录用。由于保安协会一直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视为双方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保安协会伪造会议纪要等证据材料，见证人郑×1的检查的日期与实际不符，有关材料与法医鉴定报告相互矛盾等。综上，起诉要求：1、确认我与保安协会于2012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无效；2、撤销保安协会辞退我的决定并继续履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保安协会按月工资13703.34元的标准，支付我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工资191846.76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47961.76元。
保安协会辩称：1、党超华于2009年6月至2012年3月31日期间在我协会工作，职务为技术装备部普通工作人员。2011年保安协会筹备“2011中国国际保安装备技术应用产品博览会”期间，因当时对外联络工作的需要，我协会给党超华及郑×2的名片上印有“主任助理”字样。我协会当时明确说明，此头衔在博览会结束后立即无效。除此，我协会没有出具任何任命党超华为“主任助理”的文件。此外，党超华在协会工作期间，月基本工资为2453元。2、党超华于2011年10月22日零时许，与同事郑×2在公共场所将其部门同事王×1打伤，后经法医鉴定王×1为轻微伤。上述事件发生后，我协会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新源里派出所（以下简称派出所）了解情况，派出所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依照《治安处罚法》给予违法人行政处罚，结果可能是5日以下拘留；二是鉴于双方均为协会内部职工，在征得受害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由单位内部自行处理，但必须到公安机关备案。党超华的行为已经触犯《治安处罚法》规定，但保安协会从最大限度保护党超华的角度出发，向党超华及郑×2宣讲了相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带来的治安处罚后果，作为具备相当法律知识的党超华，完全知晓此次打人事件如果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故党超华与郑×2明确表达了由保安协会内部处理该事件的意愿。最后，在受害人王×1原谅的情况下，各方就保安协会内部处理达成一致，并形成书面文件。根据上述调解意见，考虑到该事件给保安协会带来的恶劣影响和给受害人造成的身心损伤，并在充分考虑党超华未来发展的情况下，保安协会根据党超华与郑×2在此次打人事件中的不同表现，依据保安协会《工作人员聘用考核管理制度》规定，对党超华限期调离，对郑×2降级。对于此处理意见，党超华完全同意，并于2012年4月9日与保安协会签订了协议，依法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保安协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6条、第46条规定，给予党超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该协议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合法有效。3、党超华与保安协会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依法解除，党超华要求保安协会与其继续履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党超华自2012年4月1日起没有在保安协会工作，其要求保安协会支付2012年4月1日之后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根据。4、党超华主张其在《关于党超华等人殴打王×1的处理意见》上签字，是保安协会对其强迫威胁的结果，与事实不符，保安协会没有对党超华进行任何威胁强迫。党超华作为成年人，理应明白在法律文件上签字的后果。党超华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法律后果。综上，不同意党超华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党超华、案外人郑×2、王×1及保安协会签订的《关于党超华等人殴打王×1的处理意见》以及党超华与保安协会签订的《协议》的有关内容，保安协会因党超华殴打王×1一事，作出给予党超华限期调离协会的处理决定，党超华亦对上述《关于党超华等人殴打王×1的处理意见》以及《协议》予以签字确认。故保安协会与党超华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6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有关规定。党超华要求确认其与保安协会于2012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无效，但未就保安协会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党超华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另根据上述《协议》内容，党超华与保安协会自2012年3月31日起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党超华要求与保安协会继续履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要求保安协会支付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及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等诉讼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判决：驳回党超华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党超华不服，仍持原诉理由及请求上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其原诉主张。保安协会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党超华于2009年6月1日自河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调入保安协会技术装备部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1年11月20日，党超华、案外人郑×2、王×1及保安协会共同在《关于党超华等人殴打王×1的处理意见》上签字盖章，该处理意见内容为：新源里派出所，2011年10月22日凌晨，在华都饭店对面的日本料理二层一包间内，保安协会工作人员党超华、郑×2殴打本单位工作人员王×1，报警后新源里派出所出警。经保安协会协调，党超华、郑×2愿意接受保安协会内部处理，双方当事人同意内部调解，不通过公安机关进行处理。2012年4月9日，党超华与保安协会签订《协议》，内容为：一、对党超华同志于2011年10月22日，在朝阳区松岛日本料理餐厅因酒后殴打协会工作人员王×1一事，经组织认真研究，作出给予党超华同志限期调离协会的最终处理决定。2012年2月29日，保安协会秘书长黄学锋、锁具分会副秘书长平立受组织委托找党超华谈话，向其宣布了组织处理决定，党超华对组织决定表示理解接受，同意调离。二、党超华同志于2009年6月1日到协会工作，2012年3月31日起调离协会。根据有关规定，按照在本单位工作满一年付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补偿。党超华同志基本工资构成：岗位工资640元、薪级工资443元、保留620元、岗位补贴750元，合计每月基本工资2453元，3个月共计7359元。上述补偿费，党超华同志已于2012年4月6日到协会财务室领取。三、经协会与党超华本人沟通确认，截至2012年3月31日党超华同志调离协会，双方不存在任何劳资纠纷和争议。党超华主张，因保安协会领导告知其将王×1打成轻伤，保安协会于2012年3月31日研究决定将其予以辞退，其签完协议后可发放奖金，但协议内容不能看，也不能更改，且如果其不签协议，将通知公安机关追究其将人打成轻伤的刑事责任，故其因惧怕被追究刑事责任，相信单位领导的话，不得已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系保安协会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目的，应属无效。保安协会对党超华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党超华未就保安协会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在二审审理期间，本院前往派出所调查，派出所出具了两张报警记录。2011年10月22日00：06：22的一张记录显示：民警到现场未发现打架情况；2011年10月22日01：12：33的一张记录显示：民警到现场经了解属纠纷，所内工作。党超华、保安协会对两份出警记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人王×1、郑×2出庭陈述称事发当晚，党超华首先动手打了王×1，郑×2拉偏架。党超华称其当天没有去过事发现场，没有打王×1，不认可二位证人的陈述；保安协会认可证人证言。证人王×2、马×（均系保安协会工作人员）均称二人于2011年10月22日晚十一时左右，与党超华、郑×2分开后，就未见面，二人均未在事发现场，党超华及保安协会对该二人之陈述均无异议。证人吴××、平××（均系保安协会工作人员）出庭陈述称因党超华打王×1一事，保安协会指派二人前往派出所调查，二人调查后，已将情况及时上报保安协会，并告知党超华，在2011年11月19日就已将王×1构成轻微伤的事实告知党超华，党超华则主张二人未告知，对二人之证言均不予认可，保安协会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证人许××称其是党超华的朋友，事发当天在党超华家，党超华当晚十二时前就到家了，保安协会对许××之陈述不予认可，党超华对许××之陈述予以认可。
另查，2011年10月24日，经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1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
再查，上述《协议》签订后，党超华以保安协会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丰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保安协会：1、撤销2012年3月31日辞退决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支付2012年4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工资123330.06元及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30832.52元。2013年3月29日，丰台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仲字（2012）第1397号、第224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党超华的各项仲裁请求。
以上事实，有关于党超华等人殴打王×1的处理意见、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党超华、郑×2、王×1签字及保安协会盖章的《关于党超华等人殴打王×1的处理意见》以及党超华与保安协会签订的《协议》的有关内容，保安协会对党超华殴打王×1一事，作出给予党超华限期调离协会的处理决定，党超华对上述《关于党超华等人殴打王×1的处理意见》以及《协议》上的签字均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保安协会与党超华对于劳动关系的解除已达成协议，并无不当。
党超华虽主张其在事发当晚未到现场，未见到王×1，且其于2012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亦系受欺诈、胁迫，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但均未能举证证明，现有证据及证人证言均无法证实党超华之该项主张成立，故原审法院对于党超华关于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之主张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根据《协议》的内容，党超华自2012年3月31日调离保安协会，双方此后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党超华要求撤销辞退决定，并与保安协会继续履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要求保安协会支付其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及25%的经济补偿金之诉请，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党超华之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党超华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党超华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艳
代理审判员 陈雷
代理审判员 宋鹏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