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02民初9921号
原告：祝金超，男，198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元治，男，195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之父。
被告：茹水姣，女，196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绍兴市越城区，现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吉，女，198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系被告之女。
原告祝金超与被告茹水姣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6年10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0月31日、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祝金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元治、被告茹水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祝金超及其父亲祝元治与被告茹水姣一起在西安市做生意，并同住在一出租房内（租费由祝元治支付）。期间，原告被被告骗取共计50800元。结束西安生意后，因租房租期未到，遂将租房转租给他人，所得转让费6000元被被告夺走。其父亲祝元治与被告茹水姣于2012年已分房居住，并于2014年5月4日离婚。事后，原告通过多方努力催讨，被告未予归还，造成原告精神上强烈刺激，曾因讨债无着，以自杀解恨，用手击打玻璃，造成右手断筋二根，终生残疾，花去医疗费7000多元。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茹水姣支付给原告债款56800元。
被告茹水姣辩称：1、2012年9月，当时其跟祝元治系夫妻，因在西安的朋友骗其夫妻到西安做“生意”（即只要交69800元本金就可以赚1040万元的传销活动），祝元治当时受骗后支持其到西安参加传销活动，并借给其5万元打入其银行卡内，后祝元治坚持要与他儿子祝金超一起到西安做“生意”，并向外人借了4万元，向祝元治的姐姐借了5万元，祝元治到西安后，取走了其卡内的9万元（系祝元治打入）及26000元，去交了做“生意”的本金（祝元治69800元、祝金超50800元，后由祝元治退还的19000交齐祝金超的本金）。祝金超是祝元治到西安了解了做“生意”的具体情况后，才让祝金超辞去工作一起去西安，且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给祝金超交了做“生意”的本金，其没有骗祝金超到西安做“生意”。2、2013年春节回绍兴过年时，其帮祝元治还了借款4万元。其在西安“做生意”赚的钱都用到了与祝元治和祝金超一起在西安的生活费用，在西安的租房费也是其出的。2014年4月，其和祝元治等人去西安各自要回做“生意”的本金35000元，后其将35000元给了祝元治和祝金超，其根本没有拿祝元治父子的钱，而是其为这个家垫付了不少钱。3、2013年8月，一家人停止在西安做“生意”返回绍兴，祝金超没有工作，只知道向家里要钱，为此，祝元治经常与其吵架，对其实施家暴，其无奈之下住到了其女儿家，但祝元治经常到其女儿家吵闹，为了逃避祝元治的纠缠其只好去做保姆。从西安回来的二三个月的一天晚上，祝元治打电话给其，说是要联名去告西安那个骗子让其敲手印，因晚上光线不好，其没有看清纸上的内容，在祝元治的催促下，其在祝元治提供的三张纸上按了手印，没有签名。2014年4月，祝元治与他亲戚多次打电话给其，让其将要回来的35000元给祝元治和祝金超，双方再无纠葛，这样其将35000元给了祝元治及祝金超，并与祝元治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明确其和祝元治之间无任何经济纠葛。其和祝元治结婚后亦共同购买了一些家电、家具等生活用品，但在离婚时其亦没有向祝元治要。4、在其与祝元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祝金超退伍回家，退伍金有2万多元，工作以后，祝金超每个月的工资他自己花花都不够，其经常给祝金超一些零用钱，祝金超也曾取过几千元退伍金用作他用。50800元是祝元治在西安交了做“生意”的本金，6000元是其交的房租费，租房转让时应该由其收取。祝金超要其支付债款56800元不能成立。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交证据：1、欠条1份、欠条证明1份，拟证明该欠条系被告茹水姣于2013年10月28日亲自按上手印，确认被告在西安做“生意”过程中骗取原告50800元及租房费6000元，合计欠原告56800元；2、借条1份，拟证明祝元治为茹水姣到西安做“生意”代向宋志仁等3人借款5万元；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3份，其中2012年10月28日汇入茹水姣账户62000元原件1份、复印件1份，2012年12月27日汇入茹水姣银行卡账户7万元复印件1份，拟证明祝元治3次汇入被告茹水姣农业银行卡内194000元，其中7万元为原告祝金超的钱。
被告对上述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1，其中欠条证明上的手印是其按的，欠条上的手印是不是其按的其不记得了，即便是其按的手印也是祝元治趁其不备时偷偷地让其按的，该证据上的签名均不是其签的，其也不知道上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该证据是祝元治为了向其要钱有目的的行为；证据上反映的50800元是祝元治代其儿子祝金超上交的搞传销的本金，6000元租房转让费是其交的房租费，应该由其收取，与祝金超毫无关系。对于证据2，起初祝元治支持其到西安做“生意”，并借给其5万元钱是事实，但在2013年春节前其和祝元治回绍兴时其给祝元治4万元，该5万元债务已归还。对于证据3，2012年10月28日二次汇给其62000元根本不是事实，其只用过祝元治5万元，其他的钱都是祝元治为他自己和他儿子祝金超交了“本金”，在他们的本金中，祝元治还取走了其银行卡上的部分存款。
被告为了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证据：1、离婚证复印件、离婚协议书复印件，证实被告茹水姣与原告父亲祝元治于2009年9月15日结婚，2014年5月4日离婚，双方在离婚时达成协议：（1）无共同子女，各自子女各自负责；（2）无财产分割；（3）无共同债务。拟证明其与祝元治一家已无债权债务关系。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名为茹水姣，账号为62×××14，时间2012年10月26日至2013年12月26日），证实该卡于2012年10月26日开户（开户地点代号261164西安），2012年10月28日、11月13日、11月13日、11月27日，先后分4次在同一地点（代号195007绍兴城北支行）存入该账户62000元、4000元、6000元、7万元，分别于2012年10月28日、10月28日、11月27日转支5万元、13500元、9万元（转支地点261164西安），2013年1月20日，取现4万元；拟证明祝元治在城北支行汇入的钱，在西安取款后全部用于三人“做生意”的本金，其中有5万元是借给被告茹水姣交本金的；在2013年春节前，被告在城北支行从卡上取现4万元（系做生意返还款）为祝元治还债。
原告对上述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被告茹水姣与祝元治之间无债务关系，不能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无债务，原告被骗取的50800元，被告应该承担；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在城北支行取现4万元用于祝元治的还债，该农行卡始终在被告手上，都是被告自己取现，在西安做生意返还及赚的钱都是被告取走的。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该欠条及欠条证明上的文字系原告父亲祝元治亲笔书写，让被告按手印，内容上反映的是被告骗取原告50800元、夺取原告租房退款6000元，作为被告承认自己骗取、夺取原告的钱财而予以按指印，这显然不合常理；而形式上是祝元治全部写好内容及签名，被告连签名确认的机会都没有，亦不符合出具欠条的真实意思，因此该证据无论在证据的取得、证据反映的内容上均不符合证据要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即被告欠原告56800元的事实；但该证据上反映的二个事实：（1）原被告及祝元治在西安结束“做生意”后，提前退租房所得的6000元由被告收取；（2）原告在被告及祝元治先后到过西安了解“做生意”情况后亦到西安与被告及祝元治一起做生意，并由其父亲将钱汇入茹水姣的银行卡内给原告交了“做生意”的本金50800元。该事实经原、被告确认一致，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原被告均无异议，能证明被告与祝元治夫妻为交“做生意”的本金而向他人借款5万元，后已归还的事实。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3，其中62000元、7万元汇款凭证，能够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银行卡交易清单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但其提供的与上述二张证据相同的汇款62000元、70000元的复印件，欲以证明另行汇款62000元、70000元，毫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2，双方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但对于被告拟证的事实，因祝元治否认，原被告双方意见不一致，无其他证据可予进一步证明，故本院不予确认，至于被告取现4万元是否用于归还祝元治向宋志仁等三人借款系被告与祝元治夫妻共同债务问题。
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被告茹水姣与祝元治夫妻俩听取了在西安工作的“谢伟荣”“只要投资69800元，可以赚取1000多万元”的话后，萌生了共同投资参与“做生意”的想法。先由被告茹水姣到西安实地了解如何“做生意”（实为进行传销活动，即一人交纳本金69800元，如发展一个对象可以退还19000元，再发展对象可以按比例返还，多发展多赚钱）的方法，被告茹水姣返回绍兴与祝元治述说后，夫妻俩决定上西安投资“做生意”。2016年10月26日，被告茹水姣以其身份在西安农行开办银行卡1张，2012年10月28日、同年11月13日、11月27日，祝元治筹集资金，先后在绍兴农行城北支行汇入62000元、4000元、6000元、7万元，共计142000元，筹集资金中包含借款5万元、原告存放于祝元治的个人钱款等。并先后向传销组织交纳了被告茹水姣及祝元治“做生意”的本金各69800元，亦为原告交纳了本金50800元，茹水姣、祝元治从传销组织处各返还19000元。夫妻俩先行上西安“做生意”后于2013年春节前返回绍兴过年，年后，原、被告与祝元治一起到西安“做生意”，并租用房子共同居住生活。至2013年8月，因“生意”不行，三人提前退掉租房返回绍兴，返还6000元租费由被告收取。此后，被告与祝元治等人因上当受骗，“生意”亏损，一起向“谢伟荣”讨要，各自讨回35000元。后原告与祝元治因各自辞职“做生意”，失去了工作及收入，又“生意”亏损，投入的本金无法追回，遂向被告讨要，从此发生家庭矛盾，祝元治以原告名义在写好“欠条”、“欠条证明”上的全部内容及日期、签名后，让被告茹水姣按上手印。2014年5月4日，被告将讨回的35000元给祝元治后与祝元治离婚，约定夫妻双方无债权债务纠葛。后祝元治以被告茹水姣骗取原告祝金超钱款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未予立案的情况下，遂以上述获取的欠条、欠条证明向本院起诉。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欠条及欠条证明上反映的56800元亦并非被告欠原告的款项，而是原告“做生意”交纳的本金50800元及租房退房款6000元，故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债款56800元的诉请，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但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造成原告、被告及祝元治“做生意”受损，主要是因为传销组织的犯罪行为所造成。但对于原告而言，一方面因被告与原告及祝元治三人“做生意”的本金共152400元，大部分系祝元治及原告出资，被告在“做生意”过程中获取的返还款及赚取的钱是在交纳“做生意”本金的基础上获得，应当共同分享；另一方面，被告及祝元治先后到过西安，在了解“做生意”的真实情况下，仍鼓动原告参与“做生意”，而且先行为原告交纳了本金50800元，造成原告财产受损，因此，祝元治与被告茹水姣均有过错，而祝元治作为原告的父亲，将原告让其保存的钱在原告未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直接用于交纳“做生意”的本金，过错更大，应当分别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作为原告当时已成年，且受过部队教育，见过世面，本应对其父亲及后妈所作的以“做生意”为名实为传销的违法活动予以制止，但其不但没有识破、阻止，自己却也辞职参与，对其所受的损失亦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原告保存于祝元治处的钱数，原告、被告、祝元治各有说法，原告认为有5万多元，祝元治说有7万多元，而被告说只有二三万元，且均无法用证据予以证明。原告诉请的6000元退房费，原告未有证据证明系其支出，故该款不予认定其损失。另原告、被告及祝元治对原告交纳了50800元“做生意”的本金，且事后未有返还这一事实均予以认可，故根据三方责任的大小，由被告茹水姣承担1万元的侵权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茹水姣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祝金超人民币1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1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30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220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夏妙兴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平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