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民一终字第9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邓思雄。
委托代理人：苏马林。
委托代理人：戴涛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宁波北仑泰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召兵。
委托代理人：郑康。
上诉人邓思雄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北仑泰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的（2014）甬仑民初字第1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邓思雄于2012年1月进入泰源公司工作，从事货物搬运现场管理工作，自入职以来，泰源公司一直未与邓思雄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未给邓思雄缴纳社会保险。2014年5月中旬，泰源公司与邓思雄补签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双方商定实行计件工资制（计件工资内含社保费用、加班工资、高温费等），劳动报酬按照多劳多得原则，按照用人单位规定及有关管理制度进行考核发放。泰源公司为邓思雄缴纳了2014年5月的社会保险。邓思雄自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的工资奖金收入为：8158元、8877元、9126元、10236元、9511元、9039元、6504元、15245元、9633元、14812元、6400元、8284元。2014年7月5日起，邓思雄未在泰源公司派驻的工作岗位上班。2014年7月23日，邓思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泰源公司补缴2009年11月至2014年7月的社会保险，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中的未付部分106420.82元，支付经济补偿金48373.10元。2014年9月4日，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仑劳仲案字（2014）第746号仲裁裁决：一、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泰源公司为邓思雄补缴2012年1月中旬-2014年4月及2014年6月中旬的社会保险；二、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泰源公司支付邓思雄经济补偿金17793元。三、驳回邓思雄其他仲裁请求。
邓思雄、泰源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分别向原审法院起诉。邓思雄起诉并答辩称：邓思雄于2009年11月23日进入泰源公司从事现场管理工作，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未给邓思雄缴纳社会保险。2014年5月14日，泰源公司与邓思雄补签了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09年11月23日起至2015年11月23日止，双方商定实行计件工资制，劳动报酬按照多劳多得原则，按照用人单位规定及有关管理制度进行考核发放。2014年7月5日，泰源公司口头告知原告，解除了与其的劳动关系，但始终不肯出具相关书面材料。请求判令泰源公司：1.为邓思雄补缴2009年11月至2014年7月的社会保险；2.支付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产生的双倍工资中的一倍未付部分，即106420.82元；3.支付经济补偿金，即5个月工资48373.10元；4.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即10个月工资96746.20元；审理过程中，邓思雄放弃了第四项诉讼请求。
泰源公司答辩并起诉称：双方于2014年5月12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5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日。此前为承包关系，泰源公司将装卸工作承包给邓思雄，每月根据装卸量结算费用，按照邓思雄要求的方式汇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双方在此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期间无需为邓思雄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泰源公司已为邓思雄缴纳2014年5月的社保。2014年6月，邓思雄打电话告知泰源公司不需要再为其缴纳社保，直接为其发放现金，因双方劳动合同中已约定工资中包含社保费用，因此，泰源公司按照邓思雄的要求直接将工资发给邓思雄而不再为其缴纳社保。自2014年7月5日起，邓思雄在未经许可也未办理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旷工至今未归，泰源公司已多次要求邓思雄回来上班，均未果，迄今为止，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即使如邓思雄所述，双方在2009年11月起未订立劳动合同，其主张的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中的未付部分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予以支持。请求判令泰源公司：1.无需为邓思雄补缴2012年1月至2012年4月、2014年6月的社会保险费用；2.无需支付邓思雄经济补偿金17793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邓思雄与泰源公司劳动关系建立期间，泰源公司曾为邓思雄缴纳过社会保险，现双方就社会保险的缴纳问题发生争议，现应向劳动行政监察部门寻求解决，该问题不是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邓思雄与泰源公司从2012年1月开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但双方未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从2013年1月起，应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邓思雄应当及时主张未订立劳动合同的未付部分工资，邓思雄在2014年7月提起仲裁，已超过主张这一权利的仲裁时效，不予支持。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的，提出主张的一方应当提供证据证明，邓思雄主张其是在2014年7月5日接到泰源公司的口头通知之后才离开工作岗位，而泰源公司未予确认，邓思雄又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所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作出判决：一、宁波北仑泰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无需为邓思雄补缴2012年1月中旬-2014年4月及2014年6月中旬的社会保险；二、宁波北仑泰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无需支付邓思雄经济补偿金17793元；三、驳回邓思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元，减半收取10元，由邓思雄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原审被告）邓思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1.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为2009年11月23日，双方各执一份劳动合同，对合同期限的约定相差甚大，而上诉人作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并不具备主动权，因此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更具真实性，对劳动关系起始时间的认定应以上诉人提供的劳动合同为准。2.一审判决已确认被上诉人于5月中旬与上诉人补签了劳动合同，仲裁时效应从劳动合同补订之日起算，因此上诉人主张的双倍工资并未超过仲裁时效。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和《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以及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自动离职与旷工除名如何界定的复函》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并不在上诉人，而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精神，用人单位应就其有关职工“擅自离职”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未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未给上诉人缴纳社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都应该支付上诉人经济补偿金。
被上诉人泰源公司答辩称：在2014年5月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上诉人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以及2014年5月之前的社保，均不予认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上诉人邓思雄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是否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二是被上诉人泰源公司应否向邓思雄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三是上诉人邓思雄要求泰源公司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应否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三款以及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时间长短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自用工之日起未超过一个月的，应予补订；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义务的时段为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至多为11个月，而这种与劳动者付出劳动取得相应报酬之间的一倍差额，即系用人单位对其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惩罚性赔偿的性质，与劳动者付出劳动而取得的报酬有本质上的差别，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劳动报酬”，应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审法院认定邓思雄与泰源公司于2012年1月起建立劳动关系且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邓思雄于2014年7月23日提出要求泰源公司支付2012年2月至12月共11个月的二倍工资差额显然已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邓思雄在二审中明确其要求泰源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期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但该期间应视为双方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邓思雄再要求泰源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邓思雄关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应为2009年11月的主张，对二倍工资差额能否成立的判断并无影响，且在双方均持有劳动合同且未对对方持有的劳动合同上己方签名盖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两份劳动合同上载明的不同合同期限均不予采信并综合其他证据对劳动关系起始时间作出认定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邓思雄关于其持有的劳动合同证明力要大于泰源公司持有的劳动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即：用人单位存在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情形，且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邓思雄主张系泰源公司口头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并非以泰源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情形，因此邓思雄要求泰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第六条、《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适用的情形在于“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这一事实成立的前提下，双方因此发生争议的，应由用人单位对其决定的合理性、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如不能举证证明其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有合法依据的，则应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中，邓思雄主张泰源公司口头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泰源公司予以否认，则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由邓思雄对解除决定的存在负举证责任，现邓思雄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其该项事实主张及要求泰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的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由于泰源公司已为邓思雄办理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双方关于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的争议，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邓思雄要求泰源公司补缴2009年11月至2014年7月的社会保险的请求，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邓思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晖
审 判 员 樊瑞娟
审 判 员 梅亚琴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代书记员 吴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