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07民初12821号 原告深圳市昌鸿和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区仙田路**，组织机构代码66709298-6。 法定代表人刘万春。 委托代理人谢素光，广东尚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锡芳，广东尚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科兴路西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327488802D。 法定代表人李爱英。 被告牟道胜，男，仡佬族，1979年7月26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代理人易云石，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红军，男，汉族，1979年10月26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资中县， 委托代理人易云石，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爱英，女，汉族，1984年5月22日出生，户籍地址四川省盐亭县。 上列原、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市昌鸿和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锡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牟道胜及黄红军的委托代理人易云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成都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李爱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成都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功达公司）在设立过程中，被告的股东牟道胜与原告于2014年10月1日签订《机械购销合同》，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机械购销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向原告购买昌鸿系列产品合计人民币786000元，机器出厂前付款人民币150000元，机器到达安装、调试完成后付人民币200000元，余款人民币336000元自交计之日起18个月内付清，每月付18666元。原告按照本合同约定将被告成都功达公司购买的全部设备运送至指定地点，被告成都功达公司的监事黄红军于2014年12月初确认验收全部设备。货款一直由被告成都功达公司支付给原告，截至2015年11月17日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已付货款人民币580000元，另外更换电机、气泵合计1920元从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应付货款中扣减后，尚欠货款人民币204080元。履行付款期限届满后，原告多次催讨未果，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已构成根本违约。牟道胜、黄红军与李爱英系被告成都功达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成立前，涉案合同系股东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公司存在债务期间，原股东黄红军变更为新股东李爱英，且公司的货款一直由李爱英支付给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旅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初字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之规定，被告成都功达公司拖欠的货款，牟道胜、黄红军、李爱英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人民币204080元；2、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向原告自2016年6月3日起计算至结算全部货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20408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暂计至2016年7月31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为2006.79元）；3、被告成都功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4、被告牟道胜、黄红军、李爱英对成都功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成都功达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书面答辩称：1、被告主体不适格。系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原告签署《机械购销合同》，而非答辩人。被告牟道胜与其妻李爱英一直从事包装材料的小作坊式加工。2014年9月被告牟道胜有意成立公司并取名为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与原告于2014年10月1日签署《机械购销合同》。后因为以四川冠名的公司名称审批程序繁琐，故放弃注册公司的想法。2014年12月3日，牟道胜收到原告的相关设备。此后设备一直由牟道胜占有使用，答辩人并没有占有使用设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二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行为人即以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行为人为当事人，故对于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原告的合同权利义务，不应当由答辩人承担，原告所诉主体不适格；2、答辩人与原告没有任何合同或者业务关系。原告以公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要求答辩人对牟道胜的行为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的规定，要求答辩人对牟道胜的行为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原告依据该条款起诉答辩人要求承担牟道胜个人行为产生的付款义务。但本案中，牟道胜是以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并非是以其个人名义，牟道胜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以个人名义签署的合同。此外，答辩人也非牟道胜为原告进行合同目的而设立的公司，而是本案争议合同签订后2个月后，牟道胜才和另一合伙人黄红军成立的，与本案无关。答辩人对原告与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不确认，原告的设备一直也由牟道胜个人占有使用，并没有用于答辩人的生产，故答辩人也没有实际享有合同权利；3、李英爱对原告的付款并非基于答辩人股东身份，而是因为其系牟道胜的妻子，付款为代牟道胜付款，与答辩人无关。综上，原告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规定，要求答辩人对牟道胜的行为承担责任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牟道胜答辩称：1、系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而非成都功达公司。答辩人之前与妻子李爱英一直从事包装材料的个体经营。2014年9月答辩人有意成立公司并取名为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与原告于2014年10月1日签署《机械购销合同》。后因以四川冠名的公司名称审批程序繁琐，故放弃注册公司的想法，继续个体经营。2014年12月3日，答辩人收到原告相关的设备，该设备一直由答辩人占有使用。2014年12月，同样从事包装材料的黄红军找到答辩人想与答辩人合伙成立一家公司，经商讨细节后达成合作意向，于2015年1月12日成立成都功达公司。但是成都功达公司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2、机器设备一直由答辩人个人占有使用，并没有交给成都功达公司使用。2015年答辩人与黄红军成立成都功达公司，答辩人将原有的业务交了答辩人妻子李爱英和亲戚同时经营，原告的设备一直也由答辩人个人使用，并没有交给成都功达公司；3、答辩人之所以未付尾款给原告，系因原告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答辩人花费近80万元购买的机器设备没有正常使用超过3个月，使用过程中数次出现故障，原告也曾派人维修数次，但2015年11月设备再次出现严重故障，根本无法再使用，原告此后拒不派人维修，故答辩人未支付尾款，且尾款金额应为196000元；4、原告起诉要求答辩人为成都功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如上所述，成都功达公司与原告根本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要求成都功达公司付款的理由不成立，连带付款责任同样不成立。原告主张答辩人未缴出资，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系买卖合同产生的纠纷，属合同纠纷。而原告要求答辩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为股东出资纠纷，两者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黄红军答辩称：成都功达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要求成都功达公司支付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的连带付款责任同样不能成立。原告称答辩人未缴出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系买卖合同产生的纠纷，为合同纠纷，而原告要求答辩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系股东出资纠纷，两者为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故原告诉请答辩人承担付款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李爱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及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被告牟道胜以“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机械购销合同》、《机械购销补充协议》各1份，约定“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向原告订购昌鸿系列机器设备，设备总价款为786000元，付款方式为签约后付定金100000元，机器出厂前付款150000元，机器到达安装、调试完成后付款200000元，余款人民币336000元自交计之日起18个月内付清，每月付18666元。双方还约定送货地址为“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内，即“四川省成都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园内”。《机械购销合同》、《机械购销补充协议》中未有“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盖章，仅有被告牟道胜签名。2014年12月3日，原告将上述约定机器设备送至成都，并制作《送货清单》1份，《送货清单》中客户名称为“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客户确认出有“黄红军”签名。此后，因未收到货款，原告诉至本院。 经查，未有“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2014年11月7日，被告牟道胜、黄红军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设立被告成都功达公司，投资人为牟道胜、黄红军。2015年1月12日被告成都功达公司登记设立，登记（备案）申请书中记载发起人为被告牟道胜、黄红军，法定代表人为李爱英，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牟道胜出资160万元、黄红军4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9日，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研发、制造；生产、加工、销售；绝缘制品、包装材料等。2015年6月，被告成都功达公司股东由黄红军、牟道胜变更为李爱英、牟道胜，股权由黄红军占20%、牟道胜占80%变更为李爱英占45%、牟道胜占55%。2015年6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记载，李爱英以现金方式购买黄红军40万元股权、以现金方式购买牟道胜50万元股权，李爱英的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9日。 此外，原告提交中有《联络函》传真件1份，显示2016年1月5日，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向原告出具《联络函》，称“我司于2014年10月与贵司签订整套印刷设备采购合同，设备于2015年11月初到2015年12月底，在我方生产中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希望贵司重视双方友好合作的美好愿景…”,《联络函》有被告成都功达公司盖章，印鉴显示公长系带有防伪码的公章；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5年7月的16日、21日、23日，被告李爱英分三笔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刘万春转账共计人民币135962.76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2014年10月原告签订的《机械购销合同》、《机械购销补充协议》两份合同的相对方为何人。2014年12月3日，原告将机器设备送货至成都时，系由“黄红军”在客户名称为“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送货清单》中签名确认，被告虽不认可《送货清单》中签名的真实性，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证，故本院对《送货清单》的真实性确认，并确认被告黄红军代表“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接受原告货物的事实。同样，原告提交的《联络函》虽为传真件，但盖有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具有防伪码的公章，而被告未有证据反证，故本院亦对《联络函》的真实性认可，并对被告成都功达公司于2016年1月5日向原告出具《联络函》确认双方签订设备采购合同及设备由被告成都功达公司使用的事实予以采信。上述《送货清单》、《联络函》两份证据可知，“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虽未有完成工商登记，但被告成都功达公司一直对原告与“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间设备买卖合同进行继承，设备由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占用、使用，并曾对产品质量提出过异议，故本院认定被告成都功达公司系被告牟道胜等人最终设立的公司，“四川工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属被告成都功达公司在设立中曾用名称。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成都功达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认剩余货款为204080元，各被告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已付货款数额，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剩余货款确认。被告牟道胜虽主张原告的机器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牟道胜、黄红军、李爱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债权人依据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牟道胜、黄红军在设立公司时登记的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9日，出资日期已届满，而被告牟道胜、黄红军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故被告牟道胜、黄红军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被告牟道胜在出资额计人民币16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成都功达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黄红军在出资额计人民币4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成都功达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李爱英，作为被告牟道胜、黄红军股权的受让人，受让股权时间为2015年6月，约定的出资日期为2016年12月9日，故应当知道被告牟道胜、黄红军未足额出资的事实，故被告李爱英对自被告牟道胜处受让的出资额计人民币50万元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自被告黄红军处受让的出资额计人民币40万元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李爱英作为受让人承担责任后，可另行法律途径追偿。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6年6月3日起以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相关意见，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原告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逾期罚息利率，本院予以准予，逾期付款利息，以剩余货款计人民币204080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被告成都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李爱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审理，本院适用缺席审理，相应法律后果自行承担。 综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昌鸿和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计人民币20408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20408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6年6月3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由被告牟道胜在出资额计人民币1600000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被告黄红军在出资额计人民币400000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被告李爱英对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被告牟道胜的义务，在出资额计人民币5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四、被告李爱英对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被告黄红军的义务，在出资额计人民币4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计人民币4392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成都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怡 人民陪审员  吴月红 人民陪审员  余生华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罗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