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0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5层501-9至501-15。
法定代表人：徐自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男，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英杉，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卓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100号3号楼1单元10层1号。
法定代表人：李成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胤卓，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大明，北京市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一审名称为国瑞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卓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辰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2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银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英杉，被上诉人卓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胤卓、霍大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银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银杏公司支付卓辰公司居间服务费34万元，并驳回卓辰公司的其他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卓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部分证据未经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一审判决书第6页写明一审法院根据卓辰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向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通公司）了解了相关情况，以及一审法院根据卓辰公司、国通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到郭岳，郭岳在电话中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对于上述法院调查的重要证据，一审法院并未组织银杏公司和卓辰公司双方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法律后果是银杏公司并不知晓一审法院是否真的联系了郭岳和国通公司以及郭岳是何人、是男是女、身份证号是多少、与一审法官通电话的人是否是郭岳本人、国通公司是否认可郭岳的陈述等情况。郭岳明确表示由于利益关系不方便出庭作证，那么其所作的情况介绍是否具有证明力？如果不具有证明力，就无法证明卓辰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对于法院调查的证据并未组织当事人质证。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项：第一，卓辰公司是否提供了居间服务，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签署的《债权资产转让居间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议》）全部履行、部分履行还是未履行；第二，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签署的《服务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一）针对焦点问题一，一审法院认为卓辰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签署的《服务协议》全部履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根据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签署的《服务协议》的约定，履行居间服务的是卓辰公司。卓辰公司在没有提供任何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只提交一份与蔡靖的劳动合同，就主张履行了居间服务。银杏公司认为证据严重不足，蔡靖究竟是否为卓辰公司的员工存疑。蔡靖的行为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如果蔡靖不属于卓辰公司的员工，其履行的行为就不属于卓辰公司的行为，卓辰公司也就不属于本案适格的原告。银杏公司在一审开庭时否认卓辰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并要求卓辰公司提交给蔡靖缴纳社保及发放工资的记录，但卓辰公司未提供。另，根据国通公司出具的《证明》及郭岳、张浩的情况介绍来看，在整个债权转让过程中，卓辰公司并未作为居间方出现，没有人知道卓辰公司在提供居间服务。2．本案还有几个事实未查明。洪某与蔡靖是如何认识的？蔡靖是否提供了居间服务及提供了哪些居间服务？蔡靖作为案件利害关系人并未在一审的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蔡靖与洪某是如何约定的？洪某是否将蔡靖的情况如实向银杏公司进行了汇报？蔡靖与郭岳是如何沟通的？郭岳的行为是否能代表国通公司？国通公司对郭岳的行为是否知情？（二）针对焦点问题二，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签署的《服务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银杏公司无法证明洪某、蔡靖、卓辰公司恶意串通，损害银杏公司利益。银杏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根据洪某的证言可知：“洪某通过蔡靖的渠道认识了国通公司的部门经理郭岳，对银杏公司的不良资产进行商讨。蔡靖跟洪某说可以操作，但要收一定的渠道费用，便拟了一份合作的合同，约定如果通过蔡靖和投资人达成合作意向了，支付给蔡靖相应的费用”。洪某私下与蔡靖达成协议，并允诺给予费用一事，洪某并未告知银杏公司。银杏公司对此事不知情，属于恶意串通。况且洪某与蔡靖约定的是如果通过蔡靖和投资人达成合作意向了，支付给蔡靖相应的费用，并不是给卓辰公司费用。在此提请二审法院注意，蔡靖作为案件的重要关系人，自始至终并未在法院出庭作证。洪某与蔡靖、卓辰公司恶意串通，签署《服务协议》，损害银杏公司利益。2．《服务协议》中约定的佣金比例为6%，计204万元，属于明显的显失公平。通过一审中卓辰公司和银杏公司双方的举证情况来看，蔡靖无非是将银杏公司的债权转让一事告诉了原工作单位的同事郭岳，除此之外并未提供其他服务。无论从公平原则亦或权利义务对等原则，6%的佣金都是不合理的。作为卓辰公司证人的洪某，曾担任银杏公司副总，明知该对价损害银杏公司利益，却隐瞒真实情况，骗取银杏公司签署该《服务协议》，具有明显的恶意，属于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银杏公司利益的行为。洪某2015年5月21日入职银杏公司，2016年9月离职。其在银杏公司工作期间，私自接受债务人的还款，拒不向银杏公司返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银杏公司财产，银杏公司已向一审法院另案起诉。如果此案构成刑事犯罪，请二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
三、根据《服务协议》的履行程度，卓辰公司没有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应减少居间服务费。请求二审法院按照3400万元的1%将居间服务费调整为34万元。
卓辰公司辩称，不同意银杏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签订的《服务协议》依法成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有银杏公司盖章和其法定代表人的人名章，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卓辰公司依据《服务协议》约定，完全履行了合同中的相关义务，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使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根据《服务协议》第四条的约定，2015年12月26日卓辰公司工作人员蔡靖带领银杏公司工作人员洪某与国通公司郭岳进行了商谈，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达成了初步意向，蔡靖与洪某、郭岳多次进行沟通，6%的佣金是合同约定的，双方应遵照该约定履行，不存在任何调整的情况。对于银杏公司上诉理由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一审判决中都已经有清晰的认定和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撑。银杏公司否认卓辰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事实，一审中大量证据证明，涉案资产包的签约、转让、收款事实得到了银杏公司的承认，双方的居间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只是到了付款环节银杏公司出现了反悔。对于《服务协议》的效力问题，银杏公司提出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或者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都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银杏公司在卓辰公司居间服务的促成下取得了巨额经济收益，之后认为居间服务费过高就一拖再拖。银杏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卓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银杏公司向卓辰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204万元；2．银杏公司向卓辰公司支付违约金（以204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2月4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三支付）；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银杏公司承担。
一审中，卓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服务协议》，证明卓辰公司向银杏公司提供债权资产转让居间服务，银杏公司应按照转让价格6%的标准向卓辰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银杏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服务协议是卓辰公司与银杏公司前员工洪某恶意串通，应属无效。
2．《确认函》，证明银杏公司确认卓辰公司按照《服务协议》履行了介绍投资人国通公司的居间义务，银杏公司应当在与国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后向卓辰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银杏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怀疑有人私用公章；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卓辰公司没有履行协议内容，报酬与服务内容显失公平。
3．刊登在2016年5月27日《金融时报》第7版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证明银杏公司已经与国通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债权资产转让价格为3400万元。银杏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对于其与国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事实予以认可。
4．银杏公司《劳动合同书》，证明2015年5月21日起洪某在银杏公司处担任风险管理部副总监职务。银杏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对于洪某曾在银杏公司任职的事实予以认可，称已经与洪某解除劳动合同。
5．卓辰公司《劳动合同》及国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证明蔡靖于2015年12月14日起在卓辰公司任职，之前是国通公司员工，能够提供居间服务。银杏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可能是伪造的，也没有社保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银杏公司对卓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相反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于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论证。
一审中，卓辰公司还申请证人洪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于2015年5月21日入职到银杏公司，2016年9月离职，期间曾担任风险管理部的副总监、总监及公司副总裁，负责风险管理部、法务部的工作，以及不良资产处置。2015年底，银杏公司有大量不良资产约14052万元。通过与原任职于国通公司的蔡靖经理进行协商，可以帮银杏公司消化不良资产，此时蔡靖已经离开国通公司。通过蔡靖的渠道认识了国通公司的部门经理郭岳，对银杏公司的不良资产进行商讨。蔡靖跟证人说可以操作，但是要收一定的渠道费用，便拟了一份合作的合同，约定如果通过蔡靖和投资人达成合作意向，支付给蔡靖相应的费用。《服务协议》是蔡靖任职的那家公司和银杏公司所签订，经过银杏公司董事长确定，由证人负责该项目并作为具体联系人。《服务协议》是双方协商好之后，由卓辰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公章邮寄给银杏公司，证人拿着协议通过公司的签章手续盖好章后，由蔡靖过来取走。盖章时联系人处证人的名字就填好了，留的联系电话是银杏公司单位电话。2016年1月29日，银杏公司跟国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转让价格是3400万元。当日，国通公司付款2500万元，双方约定相关债权的手续和文件交接之后再支付另外900万元。2016年春节后，银杏公司制定了新的处置不良资产的奖励方案，到2016年8月31日，董事长发通知说年初定的奖励方案不合理，把奖金取消了。与银杏公司沟通无果，证人就离职了。据证人了解，直到其离职时，交接的手续还没有办完，900万元已经支付。银杏公司对证人洪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与银杏公司有利害关系，不能采信，同时根据证人的陈述，实际的利害关系人应该是蔡靖、郭岳二人，卓辰公司不是适格的原告。一审法院认为，通过证人洪某的陈述可知，其与银杏公司存在经济纠纷，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证人洪某的证言中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一审中，银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债权转让合同》、《委托处置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复印件，证明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是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自行协商达成的，与卓辰公司无关；另外，洪某只是联系人，不是负责人。卓辰公司表示上述复印件须核对与原件的一致性，如果一致，认可银杏公司和国通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该合同中银杏公司的联系人就是洪某；《服务协议》是和银杏公司单方签订的，所以上述合同中没有列卓辰公司；其次，《补充协议》最后一页没有国通公司盖章；另外，该证据能够证明卓成公司的居间服务。
2．国通公司开具的《证明》，证明国通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不知道卓辰公司作为居间服务者的存在。卓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有关联关系，该证据既不是书证，也不是证人证言，不具备法定的证明形式，不是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而且，该《证明》未说明双方如何沟通和接触；另外，该《证明》中有明显的错误，《债权转让合同》签订不是2016年1月9日；据卓辰公司了解，该《证明》是银杏公司制作的，由国通公司盖章。
3．银杏公司的《员工旷工通知函》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明银杏公司与洪某解除劳动合同。卓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表示据卓辰公司了解与洪某解除劳动合同情况属实，但《服务协议》签订时洪某是银杏公司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卓辰公司对银杏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相反的证据，根据一审法院向国通公司了解的情况，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于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论证。
除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外，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争议的基础事实以及卓辰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向国通公司了解了相关情况。国通公司称，银杏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合同》、《委托处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以及《证明》均属实，《证明》上有个笔误，《债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应为2016年1月29日。《债权转让合同》是国通公司直接与银杏公司签订的，该合同是由当时的资产管理部经理郭岳负责，由郭岳分配给资产管理部进行调查。合同的具体签订是由资产管理部张浩负责，但最早的接洽是由郭岳负责，国通公司对此不太清楚。郭岳于2017年3月初离职，蔡靖也曾在资产管理部任职，是郭岳的部下，于2015年离职。
一审法院又根据卓辰公司和国通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到郭岳，其表示由于工作利益的关系不方便出庭作证，但在电话中介绍了当时的情况：郭岳当时任职于国通公司，诉争的项目是由蔡靖介绍过来的。蔡靖原来也任职于国通公司，介绍该项目时已经从国通公司离职半年，具体蔡靖当时在哪家公司任职郭岳并不清楚。郭岳对该项目进行了初步的审查，认为适合国通公司的业务，就决定跟进，郭岳也是该项目的实际经手人之一。在该项目进行的过程中，郭岳从国通公司离职，该项目的后续工作交由国通公司资产管理部的张浩继续负责。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4日，卓辰公司与银杏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针对银杏公司以结构化转让债权资产包一个，涉及债权45户，代偿金额14052万元，由卓辰公司为银杏公司介绍引进投资人，协助促成银杏公司与投资人签订资产转让合同或其他类似资产转让的合同。协议期限自2015年12月24日至2016年12月23日；确定银杏公司的联系人为洪某；佣金为转让价格的6%（买断型转让，即不附加回购条款或者回购协议的转让）。协议还约定，如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推荐的投资人私下签约的，卓辰公司仍有权要求取得约定的佣金，佣金的标准与卓辰公司实际获得的佣金等同；如银杏公司未依约支付佣金、居间活动费用的，每逾期1日，卓辰公司可依据佣金千分之三的标准收取违约金，每逾期10日的，卓辰公司可解除本协议。
2015年（落款未注明日期），银杏公司向卓辰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按照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的约定，卓辰公司向银杏公司介绍了国通公司。如果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或关联方签订资产转让合同或者达成其他类似资产转让的合同，则银杏公司将按照与卓辰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履行合同义务。
2016年1月29日，银杏公司及北京国瑞泰典当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国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42个项目债权，转让价款7500万元，其中合同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2500万元，全部债权交接完并签署所有债权分户转让协议完毕后，且转让方协助受让方办理债权人变更、并出具专项债权人变更情况说明并经银杏公司同意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其余900万元，剩余4100万元对价款仅根据受让方委托银杏公司对本标的债权实际处置进度陆续支付。
2016年5月27日、12月12日，银杏公司、国通公司与北京国瑞泰典当有限公司在金融时报上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对其中部分债权转让发出通知。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银杏公司认为《服务协议》是卓辰公司与洪某恶意串通损害银杏公司的利益，但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相反的证据材料，故对于该《服务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的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双方均应按照《服务协议》的内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同时，国通公司与银杏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的事实，也经由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举证及国通公司的确认得以充分的证明。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卓辰公司是否提供了居间服务，促成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对此双方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且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均予以确认。
首先来看双方的直接证据，包括卓辰公司提交的《确认函》、洪某的证言，以及银杏公司提交的国通公司开具的《证明》。从内容上看，《确认函》和《证明》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确认函》确认了银杏公司认可卓辰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并承诺履行合同义务，而《证明》又记载国通公司未委托卓辰公司参与洽谈转让事项，也不知卓辰公司提供过居间服务。通过一审法院向国通公司了解情况得知，该转让事项的前期接洽是由时任该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的郭岳负责，至于郭岳如何获得该债权转让项目的信息，如何联系到银杏公司，国通公司并不知晓。通过进一步向郭岳了解情况，其陈述诉争的债权转让项目是蔡靖介绍过来的，而郭岳对当时蔡靖任职的公司并不知晓。
对于证人洪某的证言，虽然其与银杏公司有利害关系，但根据法律规定，其证言内容并非像银杏公司主张的不能采信，而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证言中关于曾在银杏公司任职的事实，与蔡靖、郭岳商讨债权转让的事实，以及被指定为《服务协议》的联系人的事实，与《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服务协议》、《债权转让合同》能够相互印证，故对于证人洪某陈述的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且，从《服务协议》、《债权转让合同》及其附件《委托处置协议书》中可以看出，洪某均被指定为银杏公司的联系人，其陈述的签约过程具有相当的可信性。
其次来看双方的间接证据，包括卓辰公司提交的洪某的《劳动合同书》、蔡靖的《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银杏公司提交的洪某《员工旷工通知函》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些间接证据证明了洪某和蔡靖的任职情况，其中银杏公司对于蔡靖的任职情况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认为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劳动合同》足以证明蔡靖在卓辰公司任职的事实，且卓辰公司指定自己单位的其他员工作为《服务协议》的联系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或一般社会常理，故对于银杏公司提出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经过上述认证，一审法院认为卓辰公司提交的证据相较于银杏公司具有更高的盖然性，使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在本案中达成最大的可能性。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蔡靖作为卓辰公司的员工，曾在国通公司任职并且是郭岳的下属，其了解和掌握卓辰公司接受银杏公司委托介绍投资人的信息，以及国通公司的业务和郭岳的联系方式，完全符合常理。通过蔡靖的介绍和联络，促成洪某代表的银杏公司，郭岳代表的国通公司进行了接洽，然后银杏公司向卓辰公司出具了《确认函》，最终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在签约过程中，郭岳并不知晓蔡靖任职于卓辰公司，也不知晓卓辰公司与银杏公司之间的《服务协议》。郭岳从国通公司离职，将签约工作移交给国通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所以国通公司并不知晓卓辰公司与银杏公司之间的《服务协议》。上述事实，也是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对本案待证事实唯一合理的结论。而反观银杏公司称利用自有资源和渠道与国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又不能具体说明利用什么样的资源和渠道与国通公司取得联系，因此对其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银杏公司根据卓辰公司员工蔡靖所提供的联络信息，与国通公司取得联系，可以确定国通公司是卓辰公司推荐的投资人。应当认定卓辰公司提供了《服务协议》约定的联络、协助、撮合等服务，并促成银杏公司与投资人国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卓辰公司完成了约定的居间事项，银杏公司实现了合同目的，卓辰公司有权要求银杏公司依约支付佣金。退一步讲，根据《服务协议》约定，国通公司作为卓辰公司推荐的投资人，即使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私下签约，卓辰公司仍有权要求取得约定的佣金，佣金的标准与卓辰公司实际获得的佣金等同。
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国通公司已经向银杏公司支付了3400万元的转让款。从《债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判断，上述3400万元的转让款未附加回购条款或者回购协议，应属买断型转让。现卓辰公司据此要求银杏公司支付6%的佣金即204万元，符合协议的约定，对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银杏公司主张的服务费畸高，与服务内容不相当，显失公平，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银杏公司未按约定支付佣金，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向卓辰公司支付违约金。卓辰公司作为接收合同款的一方，其直接的可预期的损失是银杏公司延迟付款造成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明显过高，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酌定为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违约金。对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由于双方当事人均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债权转让款的具体支付时间，故一审法院酌定以卓辰公司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之日（即2016年4月29日）起算；超出此范围的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6）京0102民初12487号民事判决：一、国瑞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河南卓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给付204万元及相应利息（以204万元为基准，自2016年4月2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驳回河南卓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银杏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1．名称变更通知和营业执照（副本）各1份，用以证明银杏公司在一审判决后企业名称发生变更。2．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6648号民事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洪某恶意侵占银杏公司财产，主观恶意明显。3．起诉状和诉讼收费票据各1份，用以证明洪某从银杏公司借款30．5万元未还，银杏公司已起诉至一审法院，洪某在该案中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主观恶意明显。4．卓辰公司企业信息和公司年报1份，用以证明居间服务并非卓辰公司的经营范围，卓辰公司的实缴出资额为零，实为空壳公司。5．公证书1份，内容为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1月28日期间，洪某在银杏公司的电子邮箱中与国通公司张浩的电子邮件情况，用以证明卓辰公司未完全履行《服务协议》，其仅提供了介绍，但未履行沟通、磋商、谈判、汇报、促成等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无权要求银杏公司足额支付佣金。6．北京银行客户回单和华夏银行系统凭证各1份，用以证明在卓辰公司起诉时，银杏公司还未收到国通公司的全部债权转让款，一审法院酌定银杏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起算时间为卓辰公司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之日即2016年4月29日，属于酌定错误。卓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无法核实真实性，以法院认定为准。对于证据2，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且民事判决书不可作为证据使用。对于证据3，不认可真实性，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只认可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询的企业信息。对于证据5，对公证书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并认为公证书显示的内容都发生在一审诉讼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国通公司能在一个月内签订合同并付款，证明卓辰公司起到了重要的居间、磋商和协助作用。对于证据6，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证明银杏公司在一审判决之后公司名称发生了变更，卓辰公司虽未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并未提出反驳的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3、4，银杏公司与洪某之间另案存在纠纷的事实以及卓辰公司的企业信息情况不能证明本案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具有合法性，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据5、6，卓辰公司虽未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并未提出反驳的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2015年12月24日银杏公司（甲方）与卓辰公司（乙方）签订的《服务协议》第一条关于定义约定：买断型转让是指不附加回购条款或者回购协议的转让。结构化转让是指附加回购条款或者回购协议的转让。第四条关于委托事项约定：甲方以结构化转让债权资产包一个，涉及债权45户，代偿金额14052万元，详见附件一（以下简称该资产包）。为了顺利实施此计划，现委托乙方：在委托期限内，乙方为甲方介绍引进投资人，协助促成甲方与投资人签订资产转让合同或其他类似资产转让的合同。甲方以结构化转让该资产包部分债权的，甲乙方双方继续按照该协议履行权利和义务。第七条关于乙方权利义务约定：应尽力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按照甲方提出的条件与投资人充分沟通，将处理情况及时向甲方如实汇报，为甲方提供联络、协助、撮合等服务，并促成甲方与投资人达成资产转让协议。第八条关于委托事项的终止约定：终止委托事项是指完成本合同第四条所列全部委托事项后终止双方合作。乙方仅为甲方提供信息，或为甲方提供联络、协助、撮合等服务的，甲方与投资人最终未签订合同，均视为委托事项未完成。第九条关于佣金约定：佣金是指乙方完成委托事项后应得的报酬。乙方介绍投资人与甲方就该资产包完成买断型转让的，甲方按照该资产包转让价格的6%向乙方支付佣金。佣金的支付方式：投资人支付的该资产包转让款项到达甲方账户的5日内，甲方应将佣金支付到乙方账户。第十一条关于违约责任约定：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甲方与乙方推荐的投资人私下签约的，乙方仍有权要求取得约定的佣金，佣金的标准与乙方实际获得的佣金等同。甲方未如约支付佣金、居间活动费用的，每逾期1日，乙方可依据佣金千分之三的标准收取违约金，逾期10日的，乙方可解除本协议。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国通公司与银杏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买断型转让价格为3400万元。银杏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收到国通公司支付的债权转让款2500万元，于2016年9月29日收到国通公司支付的债权转让款900万元。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银杏公司认为若存在违约金，应当自收到最后一笔转让款5日后即2016年10月4日之后开始计算违约金；卓辰公司则认为应当分段计算违约金，即根据每笔债权转让款的到账时间顺延5日分段开始计算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银杏公司认为《服务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以及一审判决确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均过高，认为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卓辰公司则表示对一审判决酌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不持异议。
二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一审法院对国通公司及郭岳的调查记录进行质证。银杏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上述证据记载的国通公司、郭岳的陈述内容。卓辰公司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二审中，案外人蔡靖向本院表示称，其对卓辰公司的诉讼请求以及一审判决并无异议，其本人不主张权利。银杏公司对蔡靖的陈述不予认可，卓辰公司对蔡靖的陈述予以认可。
本院再查，银杏公司原名称为国瑞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日经核准，名称变更为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3项：一是本案《服务协议》、《确认函》的法律效力如何确定；二是银杏公司是否应给付卓辰公司主张的居间服务费；三是银杏公司是否应给付卓辰公司违约金以及违约金的数额如何确定。
一、关于《服务协议》、《确认函》的法律效力
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签订《服务协议》，亦向卓辰公司出具《确认函》，上述文件均盖有银杏公司的公章，系银杏公司基于商业经营判断自愿作出的意思表示，依法对银杏公司具有法律效力。现银杏公司否认上述文件的法律效力，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同时亦未举证证明存在法定撤销事由且银杏公司在法定除斥期间内行使过撤销权，故银杏公司关于《服务协议》、《确认函》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银杏公司与卓辰公司应当按照《服务协议》、《确认函》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二、关于银杏公司是否应给付卓辰公司主张的居间服务费
本案中，卓辰公司起诉要求银杏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即《服务协议》所约定的佣金204万元。双方当事人在《服务协议》第四条中约定委托事项是卓辰公司为银杏公司介绍引进投资人，协助促成银杏公司与投资人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同时在该协议第九条中约定佣金是卓辰公司完成委托事项后应得的报酬。根据上述约定，佣金是卓辰公司履行介绍投资人、协助促成签订合同的委托事项后银杏公司应当支付的对价。在银杏公司向卓辰公司出具的《确认函》中，银杏公司确认卓辰公司向其介绍了投资人国通公司，并明确表示如果其与国通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银杏公司即向卓辰公司履行《服务协议》的合同义务。此后银杏公司即与国通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根据《服务协议》、《确认函》的上述约定，卓辰公司已履行了双方所约定的委托事项，银杏公司应当履行《服务协议》所约定的给付佣金的合同义务。关于佣金的计算标准和付款条件，《服务协议》第九条约定银杏公司按照买断型转让价格的6%支付佣金，于投资人支付转让款项到达银杏公司账户的5日内支付。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国通公司与银杏公司约定的买断型转让价格为3400万元且国通公司已实际支付。故卓辰公司要求银杏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即佣金204万元，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判令银杏公司予以给付，处理正确。
银杏公司关于不同意给付204万元居间服务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银杏公司提出其系利用自有资源和渠道与国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从银杏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公证书看，2015年12月29日国通公司已与银杏公司协商双方合同条款，说明在此之前国通公司已与银杏公司建立了沟通往来。这恰好与银杏公司向卓辰公司出具《服务协议》、《确认函》的内容以及洪某、郭岳陈述的事实过程吻合。银杏公司提出其系利用自有资源和渠道与国通公司签订合同，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银杏公司的该项主张既缺乏事实依据，亦无法推翻其在《确认函》中已明确作出的意思表示，本院不予采信。
第二，银杏公司提出蔡靖从中介绍的行为不能视为卓辰公司履行了《服务协议》。卓辰公司、蔡靖对卓辰公司委托蔡靖办理相关工作、蔡靖行为后果归属于卓辰公司均予以认可，而银杏公司亦通过《服务协议》、《确认函》对卓辰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履行主体明确确认，且银杏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卓辰公司之间关于卓辰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具体方式存在特别约定，故银杏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无法支持。
第三，银杏公司提出卓辰公司未全面履行《服务协议》第七条约定的沟通、汇报、联络、协助、撮合等义务，要求减少价款。银杏公司在《确认函》中认可卓辰公司向其介绍了投资人国通公司，此后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卓辰公司履行了上述义务，银杏公司予以否认缺乏事实依据。并且，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该法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根据上述规定，在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中，居间人的主给付义务是报告合同机会、促成合同成立，而委托人的主给付义务是支付报酬。现卓辰公司已履行其主给付义务，银杏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银杏公司应对待给付，即履行其主给付义务、支付报酬。银杏公司以卓辰公司未履行其他义务为由针对主给付义务行使抗辩权，缺乏法律依据。况且，从《服务协议》第九条看，佣金的支付条件是卓辰公司完成《服务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委托事项即卓辰公司介绍投资人、协助促成签订合同，且投资人支付转让款到达银杏公司账户。《确认函》亦明确确认如果银杏公司与国通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银杏公司即向卓辰公司履行《服务协议》的合同义务。根据上述约定，佣金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并未以银杏公司主张的其他义务履行情况作为佣金支付与否的条件，银杏公司的该项主张亦缺乏合同依据。
综上，银杏公司关于不同意给付204万元居间服务费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银杏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金及违约金数额
《服务协议》第九条约定，投资人支付的该资产包转让款项到达银杏公司账户的5日内，银杏公司应将佣金支付到卓辰公司账户。该协议第十一条约定，银杏公司未如约支付佣金，每逾期1日，卓辰公司可依据佣金千分之三的标准收取违约金。银杏公司已收到国通公司支付的转让款，但未依约向卓辰公司支付佣金，应承担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银杏公司关于不同意承担违约金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卓辰公司起诉请求银杏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判决银杏公司给付利息，判非所请，本院二审予以更正。
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银杏公司分两笔收到国通公司支付的转让款，最后全部收到的时间为2016年9月29日。根据《服务协议》第九条的约定，银杏公司应于“5日内”向卓辰公司支付佣金。故银杏公司向卓辰公司支付佣金的付款期限应届至2016年10月4日。银杏公司对卓辰公司承担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6年10月5日起算。关于卓辰公司提出的违约金应根据国通公司的付款时间分段计算一节，《服务协议》第九条约定卓辰公司介绍投资人与银杏公司就该资产包完成买断型转让的，银杏公司按照该资产包转让价格的6%向卓辰公司支付佣金。上述约定以完成买断型转让作为支付佣金的前提，并未约定根据买断型转让的付款进度分笔支付佣金。故银杏公司应自买断型转让的付款完成时间履行支付佣金的义务，并在逾期支付时承担相应的违约金。卓辰公司要求分段确定银杏公司的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银杏公司认为其所承担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卓辰公司作为接收款项的一方，其直接的可预期损失是银杏公司延迟付款造成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卓辰公司未举证证明因银杏公司逾期付款而受到其他损失。故可以认定《服务协议》约定的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标准过高。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考虑本案实际情况，酌定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违约金，处理并无不妥。银杏公司关于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标准仍过高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银杏公司应以居间服务费204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5日起至银杏公司实际付款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卓辰公司支付违约金。
综上所述，银杏公司的上诉请求中合法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法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对违约金处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一审判决后银杏公司的公司名称发生变更，本院二审依法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2487号民事判决；
二、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河南卓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给付居间服务费204万元及相应违约金（以204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5日起至实际付款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三、驳回河南卓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保全费5000元，由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23120元，由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盈
审 判 员 石 东
审 判 员 周 维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法官助理 贾凯迪
书 记 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