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民终1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庆蓉，女，197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玉，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艾临，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九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洪湖东路51号重庆财富中心C3栋1－2－1号，组织机构代码20294721-9。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曦，重庆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昕，重庆聚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住所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巴厘省登巴萨市古达镇格兰乡BayPassNgurahRai街CitraBali商店区15号。
法定代表人：BUDIYANTO，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玉，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阮庆蓉与被上诉人重庆九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原审第三人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初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阮庆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玉、钟艾临，被上诉人九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曦、魏昕，原审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阮庆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九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九州公司拖欠原审第三人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的团费，上诉人应当承担偿还本息的民事责任。
九州公司辩称，阮庆蓉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九州公司拖欠其团费，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述称与上诉人意见一致。
阮庆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九州公司向阮庆蓉支付欠款人民币608460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4年3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九州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九州公司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签订情况
阮庆蓉与九州公司各自出示了一份《旅游委托接待协议书》，从协议书载明内容来看，协议书系九州公司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所签订，且均加盖有双方公章和骑缝章。阮庆蓉与九州公司认为各自所持有的协议书内容不具有同一性，对对方提交的协议书原件真实性均提出异议。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对九州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原件真实性亦提出异议。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前述《旅游委托接待协议书》中的下列约定内容相同：九州公司（协议中为甲方）同意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协议中为乙方）作为旅游线路的巴厘岛地接旅游接待单位；甲乙双方的业务往来确认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均被双方视为合法有效，甲乙双方首先通过甲方指定的网络运营系统进行业务往来的相关确认，双方授权的业务部门、营业网点及工作人员在网络运营系统上进行的任何信息发布、价格变更、款项核对、信息确认等操作均被双方承认，具有法律效力；网络运营系统无法使用时或其他特殊情况时，甲乙双方团队的接待标准、接待内容和款项往来等事项的具体约定可以以当时经过双方签章确认的书面传真件为准，具有法律效力；往来确认的传真件是以本协议附件中的委托人签名或者业务确认章盖章作为双方认可之依据，其法律效力经过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代表双方真实意愿的体现；网络运营系统恢复正常后，所有未录入系统的业务往来确认必须全部在网络系统中进行补录，所有业务往来确认最终均以网络运营系统中的内容和数据为准；对于本协议中甲方提供给乙方的网络运营系统用户名和经过乙方修改后的密码，乙方应当自行做好保密工作，如出现被盗用的情况应及时通知甲方进行维护；甲乙双方的业务结算数据依照团队操作当时甲乙双方的业务往来确认执行；乙方应首先向甲方开具结算对应金额的正式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向乙方付款，不能开具发票的，甲方将拒绝支付；乙方不能擅自为甲方的业务部门、营业网点或工作人员垫支任何款项；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2015年3月10日止。该协议第八条有关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网络运营系统用户名及默认密码均为空白。协议标注有三个附件，其中附件一为“甲乙双方约定的具有法律效力委托人签名和业务确认章的样件和乙方基本信息资料”，附件二为“《业务负责及款项结算委托书》（均为本协议之有效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约束力）”，附件三为“乙方《营业执照》、《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书》复印件各一份并加盖乙方公章”。阮庆蓉及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认为，涉案协议书第八条有关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网络运营系统用户名及默认密码均为空白，足以说明九州公司没有向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提供任何网络运营系统用户名信息；九州公司则表示，其不清楚合同签订后是否有向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提供网络运营系统的用户名及密码，但不管怎样，其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之间并没有实际履行合同。阮庆蓉与九州公司提出各自出示的涉案《旅游委托接待协议书》不同之处在于：（1）双方所持合同中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加盖公章不具有同一性，其中九州公司持有合同中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公章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提交的公证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书、债权转让协议）中显示的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公章不一致；（2）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所持合同未载明协议签订时间，而九州公司所持合同则在双方签章后载明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6月2日；（3）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所持合同中附件一第一栏“甲方履约代表人签名和部门的业务确认章”里有甲方工作人员蒋涛签名、第二栏“乙方履约代表人签名和部门的业务确认章”里有乙方工作人员签字及盖章，底部登记有乙方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附件二登记有乙方公司户名、户主姓名、开户银行、开户账号、卡号等详细信息（其中户主信息包括阮庆蓉），底部登记有乙方指定作为其与甲方业务联络、财务结算及款项收取的指定人员基本信息（即为阮庆蓉），而九州公司所持合同中以上信息均为空白；（4）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所持合同中4－2条款有勾画及手写添加笔迹，而九州公司所持合同中则无。九州公司陈述，阮庆蓉所持有的涉案《旅游委托接待协议书》附件一及附件二中的手写内容均系蒋涛自行填写，并非九州公司授意，且根据协议书约定，九州公司是见票付款，也就是先付款再发团。阮庆蓉陈述，九州公司所说的结算方式主要是针对门市的散客，而本案属于批发，一般都是先发团再付款，且双方各自持有的协议书内容虽不具有同一性，但并不冲突，只是在内容上有所补充而已。
二、九州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
阮庆蓉为证明九州公司拖欠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团费共计人民币608460元，举示了6份业务确认单。该6份业务确认单显示：2014年2月共计欠款人民币197610元，2014年3月共计欠款人民币116150元，2014年4月共计欠款人民币103800元，2014年5月共计欠款人民币135310元，2014年6月共计欠款人民币42840元，2014年7月共计欠款人民币12750元。除2014年5月至7月业务确认单未显示有九州公司业务确认章外，其余3份业务确认单均显示有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公章及相关人员签名、九州公司业务确认章及蒋涛签名。九州公司陈述，该6份业务确认单中所有印章均为复印件，且其上加盖的九州公司业务确认章与九州公司所持有的印章也不具有同一性，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从涉案《旅游委托接待协议书》签订时间来看，协议签订于2014年6月，而业务确认单始于2014年3月，结合协议书有关业务确认要通过九州公司运营系统的约定内容来看，即便业务确认单真实存在，其也只是蒋涛的个人行为，与九州公司无关。阮庆蓉陈述，所有业务均是以结算单加盖印章后通过传真形式予以往来确认的，所以从形式上看为复印件。
阮庆蓉为证明涉案《旅游委托接待协议书》履行情况，申请了证人蒋涛出庭作证。证人蒋涛陈述：（1）其于2014年1月中旬到九州公司工作，于2014年2月1日与九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7月辞职，辞职是因为当时没事可做。（2）九州公司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具体情形是:2014年1月中旬，九州公司筹划做巴厘岛业务，2014年2月下旬九州公司副总郑渝海便带着证人以及另一名同事何剑（台湾部负责人）去了一趟巴厘岛，当时证人主要是负责巴厘岛业务，任务是去见地接社，谈合作和价格问题，谈好后，公司制作了这份空白格式合同（盖有公司公章），合同第一时间是交给证人的，然后证人通过领队将合同带到巴厘岛填写并加盖对方公章后再由领队带回了九州公司处，合同带到巴厘岛的时间应该是2014年3月中下旬。涉案协议书第一页1.1条中“巴厘岛地接旅游”手写内容及附件一中的签名系证人所写，协议书正文以及附件中其他手写添加内容并非证人所写，也不清楚系何人所写，地接社地址和联系电话应该系对方工作人员填写。（3）涉案协议书签订后，九州公司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有真实的接待业务，双方实际履行了合同，在证人就职期间每月都有结算，大概总共有60万元左右，九州公司一直未支付，说再等等看。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有找过证人，证人也向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告知过九州公司暂时不能付款。阮庆蓉提交法庭的2014年2月至2014年7月的账单都是真实的。其实，早在2014年1月30日，九州公司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之间就已开始业务往来，这个行业都是没有签订合同就开始做业务，一般先看行程，然后报价，达成初步意向，然后开始发团。比如证人有团了，就询价，达成合意后，就与对方作出团确认和有关计划，然后通过QQ发给对方，对方根据要求予以安排，并通过QQ发给证人一份报价和产品确认单，证人再通过QQ予以同意确认。这在九州公司是很常态化的。谈好价格后就不会再变，在之后的作业中就不需要每次重复做。对方接待完后一个月大概在25号左右，会将所有团的明细通过QQ发一个文档给我们，发过来是加盖有公章的，然后打印出来，在九州公司的系统中计算成本等，如果日期、金额均没有问题的话，就由证人签字并加盖业务确认章，然后通过QQ或微信扫描拍照传给对方，业务确认通常不会使用单位公章。以上确认行为均是在九州公司完成的。证人也会将扫描形成的图片再打印出来备档，至少证人辞职时公司是有前述备档资料的。（4）九州公司的运营系统只是用于公司内部结算作账需求，应收款项和毛利率需要通过系统完成。证人没有提供给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有关运营系统的用户名和账户，公司也没有说一定要用这个系统，所以从没采用这个系统进行确认，都是采用QQ、微信的方式进行联系确认。各方当事人对证人蒋涛在九州公司的就职及辞职时间无异议，对证人蒋涛于2014年1月与公司同事去过巴厘岛无异议。阮庆蓉及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认为，证人蒋涛的证言足以说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与九州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旅游接待关系，九州公司拖欠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地接费，阮庆蓉主张的债权真实有效。而九州公司则认为，证人正是因为在这个业务上做了私单引发纠纷才离开公司的，证人陈述的签约时间不属实，2014年5月底证人蒋涛申请用章用于巴厘岛签约，同年6月10日左右证人将合同带回，但不是签约的那份合同，九州公司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没有实际的业务往来，九州公司的巴厘岛地接事务系与他人合作（2013年12月签订的协议）而非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证人陈述的双方业务始于2014年1月不属实；2014年1月至2014年7月期间九州公司巴厘岛业务的负责人是何剑，而非证人蒋涛。九州公司提交了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人员基本情况表及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人员减少申报表拟证明证人蒋涛在九州公司的工作情况。该组证据显示，蒋涛就职于九州公司的时间为2014年2月1日，从九州公司辞职的时间为2014年7月16日。
三、阮庆蓉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签订情况
2014年9月5日，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与阮庆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将其对九州公司享有的债权即九州公司拖欠的团费共计人民币608460元以及该债权产生利息等一并转让给阮庆蓉，阮庆蓉同意受让该债权，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同月10日，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制作了《债权转让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2014年，九州公司委托我司操作中国游客参加巴厘岛的旅游，经贵司与我司双方进行确认后，贵司仍欠我司地接款人民币608460元尚未支付。我司现将该笔债权全额及利息转让给债权受让人阮庆蓉（身份证号512225197904097143），望接到通知后三日内将该笔款项及利息、违约金向债权受让人阮庆蓉付清，否则应向债权受让人阮庆蓉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违约及后续产生的利息费用。本通知自形成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债权转让通知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可以撤销。阮庆蓉陈述，《债权转让通知书》已邮寄九州公司，但九州公司拒收，阮庆蓉无法提供拒收的证据。九州公司陈述，其没有收到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邮寄的通知书，其于2014年11月15日收到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的法律诉讼文书时才知道债权转让一事。阮庆蓉同意以此时间作为债权转让通知时间。
四、其他查明的事实
阮庆蓉为证明在旅游行业中，因为业务确认很频繁，业务确认一般都不会使用公章，基本所有的旅游公司都会使用业务章而非公章的事实，向法院提交了（2014）深罗法民二初字第76号民事调解书、（2014）深罗法民一初字第2173号民事判决书、月结单、开庭传票、出境旅游组团与地接社合同、欠款总账单、月结单。该组证据显示，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分别与深圳市深华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纵横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过相关旅游接待合同，并进行了业务结算。九州公司认为前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九州公司为证明其网络运营系统于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一直可以正常使用，并通过系统进行了旅游业务确认的事实，向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旅游委托接待合作协议书》、网络运营系统业务确认记录、银行流水。该组证据显示，九州公司与重庆港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之间具有业务往来合作关系；重庆港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其与九州公司合作期间，所有旅游业务均是通过九州公司的网络运营系统进行业务确认，且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该网络运营系统使用正常。经质证，阮庆蓉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重庆港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并未到庭接受质询，不能确认公章是否为该公司所有，且网络运营系统并不是唯一的确认方式，从重庆港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九州公司签订的《旅游委托接待合作协议书》来看，九州公司也并未向该公司提供网络运营系统的用户名及密码等信息。
九州公司为证明阮庆蓉所提交的对账单中所加盖的九州公司业务确认章与九州公司所有的业务确认章不具有同一性，向法院提交了其业务确认章加盖模板。经质证，阮庆蓉认为，肉眼分辩不出有何不同，且九州公司业务确认章及对账单均由九州公司工作人员所确认，即使不真实，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也无法确认，这只能说明九州公司存在内部管理问题，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无关。
阮庆蓉提交了(2016)粤0303民初959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其他法院对类似案例的裁判情况。该判决书载明，阮庆蓉为证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与相关旅行社之间存在游客地接合同关系且相关团费已进行结算确认的事实，向法院举示了手机短信、QQ聊天记录、游客《确认合约书》、月结单、总账单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第三人系印度尼西亚企业，故本案应当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鉴于本案九州公司的住所地在本院辖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鉴于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阮庆蓉主张九州公司拖欠第三人团费，而九州公司则主张涉案《旅游委托接待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其不存在拖欠原审第三人团费的事实。因此，阮庆蓉若要证明九州公司具有拖欠原审第三人团费的事实，就应举示相应的证据。庭审中，阮庆蓉为达到其证明目的，向一审法院举示了业务确认单及证人证言。其中，业务确认单中所涉印章均为复印件形式。对此，阮庆蓉解释，所有业务均是以结算单加盖印章后通过传真或QQ、微信扫描给对方的形式予以往来确认的，所以从形式上看为复印件。经庭审询问，阮庆蓉及原审第三人均表示其不清楚原审第三人的QQ或微信系统里是否还有原审第三人与蒋涛之间业务往来确认相关信息；庭审结束后，经再次询问，阮庆蓉明确表示其无法提供原审第三人的QQ或微信中原审第三人与蒋涛之间业务往来确认相关信息等其他能证明九州公司拖欠团费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客观而言，原审第三人理应持有其与蒋涛之间通过传真、QQ或微信进行业务往来确认的相关材料，基于阮庆蓉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阮庆蓉完全可以自行向原审第三人收集前述材料，且从阮庆蓉提交的相关法院裁判文书来看，阮庆蓉在其他类似案件中举示过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与其他旅行社之间业务往来确认信息等证明相关团费拖欠情况的证据材料，说明阮庆蓉完全有能力向法院提交前述材料，但阮庆蓉一直未予提交，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阮庆蓉提交的业务确认单系复印件，九州公司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虽然阮庆蓉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但在阮庆蓉有能力提交而未提交其他补强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形下，仅凭证人证言，一审法院无法确信九州公司具有拖欠原审第三人团费的事实，故阮庆蓉关于九州公司拖欠原审第三人团费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阮庆蓉基于该事实主张所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判决：驳回阮庆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48元，由阮庆蓉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阮庆蓉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4年1月账单、确认合约书、接待计划书、游客名单、九州公司发布的同行广告计划书，证明原审第三人与九州公司之间从2014年1月开始合作，蒋涛并非做私单；2、蒋涛签名的2014年2月至7月账单、确认合约书、接待计划书、游客名单、九州公司发布的同行广告计划书，证明九州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实际履行了涉案合同；3、电子邮件网络打印件5页，证明原审第三人向九州公司员工蒋涛发送多个确认合约书，双方有业务往来；4、交通银行帐户交易明细单5份，证明九州公司已向原审第三人支付了2014年1月的地接费；5、网页打印资料8页，证明九州公司的营业地址与其发布的同行旅游广告计划中的营业地址是一致的，蒋涛并非做私单；6、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4页，证明原审第三人经办人员早已离职，无法提供业务往来的聊天记录；7、微信朋友圈打印资料3页，证明原审第三人经办人员曾于2015年4月在朋友圈公开向九州公司追讨欠款。经质证，九州公司认为：1.对证据1、2、3、5、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笔款项系九州公司与陈礼文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原审第三人对阮庆蓉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对阮庆蓉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本院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证据1、2、3、5、6、7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证明力将结合全案情况予以综合认定。阮庆蓉在二审审理中，向本院主张其诉讼请求的利息部分的起算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并自愿放弃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0月14日期间的利息。
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在“重庆揽途国旅财务及操作部蒋涛14年01月账单”上载明“2014年1月欠款145434元人民币”。该账单上仅有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的签章。2014年7月3日，九州公司通过其公司账户（账号为600610798）向陈礼文在交通银行的账户（账号为6222600794888888886）银行转账人民币50000元、22020元、16490元、14730元和40020元五笔款项，共计人民币143260元。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举示的《旅游委托接待协议》的附件二“业务负责及款项结算委托书”载明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提供的其用于双方业务款项往来使用的帐户中包括“户主姓名：陈礼文、开卡银行：交通银行（厦门分行）、卡号：6222-6007-9488-8888-886”的内容。上诉人举示的2014年2月至7月的账单落款均有“人民币帐号：开户银行：厦门交通银行；户名：陈礼文；账号：62226-0079-4888-888886“的内容。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旅游委托接待协议》是否实际履行，以及九州公司是否应向阮庆蓉支付欠款及利息。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向法院举示了《旅游委托接待协议》，且两份协议均为原件。虽然两份协议在签订时间、甲方履约代表人等项约定内容不同，但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就合同主要内容已达成旅游委托接待的合意，故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确认该合同有效。在阮庆蓉提交的《旅游委托接待协议》的附件一中的“甲方履约代表人签名和部门的业务确认章”一栏载有“蒋涛”的签名和九州公司的业务确认章。虽然九州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应的反驳证据予以证明，而九州公司提出的其举示的《旅游委托接待协议》的附件一中相应栏内并无内容的抗辩，也不足以对抗九州公司员工蒋涛作为公司的授权代表有权处理合同所涉事务的事实，故本院认定蒋涛作为九州公司的职工，在九州公司明确授权其处理涉案合同的情况下，其从事的与合同约定相关事务的后果应当由九州公司承担。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双方应首先通过九州公司指定的网络运营系统进行业务往来的相关确认，只有在网络运营系统无法使用或发生其他特殊情况时，可以以本协议中的委托人签名或业务确认章盖章的书面传真件作为认可依据。而在双方提交的合同文本中，第8条的“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网络运营系统用户名”中均为空白，且九州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向合同相对方提供了网络运营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故上诉人主张其通过传真、QQ或微信进行账单确认符合合同约定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2月至7月的账单显示，账单上均有蒋涛的签名，且蒋涛本人也出庭作证认可该签名的真实性和账单的真实性。虽然结合当事人各方及证人蒋涛的陈述，涉案书面合同《旅游委托接待协议》形成于2014年2月之后，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因蒋涛在2014年2月至7月的账单上签字结算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且九州公司于2014年7月3日向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支付了合同款项人民币143260元，故应当认定涉案合同已于2014年2月实际履行。虽然上诉人提交“重庆揽途国旅财务及操作部蒋涛14年01月账单”以证明涉案合同实际于2014年1月履行，但该份账单上既无九州公司的签章也无九州公司授权代表的签名，且九州公司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经查明，2014年2月至7月，经蒋涛签字结算的账单载明的实际发生费用共计人民币608460元。因九州公司于2014年7月已向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支付款项人民币143260元，故九州公司还应支付合同款项人民币465200元。对于上诉人提出九州公司2014年7月支付款项为2014年1月履行合同发生款项的主张，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在2014年1月有结算行为，且九州公司支付的款项金额与上诉人单方提供的账单金额亦有出入，故不予支持。2014年9月5日，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阮庆蓉，并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邮寄给九州公司，但未提交九州公司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证明。本院认为，PT.BALITRAVELINDO（有限公司）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阮庆蓉，虽然九州公司未收到转让通知，但其明确表示于2014年11月15日收到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的法律诉讼文书时已知晓此债权转让事宜，故应当认定该债权转让通知已到达债务人九州公司，故九州公司应当向阮庆蓉支付涉案合同债务人民币465200元及利息。因合同没有约定具体的款项支付时间，双方当事人亦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但按照交易习惯，双方结算后九州公司即应支付相应合同款项。本案双方于2017年2月至7月均进行了书面结算，结算时间分别为2017年3月25日、4月20日、5月21日、6月9日、7月2日和7月9日，故应按照双方书面结算的时间来确定款项支付时间。因阮庆蓉向本院主张利息从2014年10月15日起算，并自愿放弃2014年3月1日至2014年10月14日期间的利息，故本院确认九州公司应向阮庆蓉支付涉案合同债务人民币465200元，并从2014年10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时止。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因本案二审出现新的证据，查明了新的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部分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初526号民事判决；
二、重庆九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阮庆蓉支付人民币465200元，并从2014年10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时止；
三、驳回阮庆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48元，由重庆九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8000元，由阮庆蓉负担20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48元，由重庆九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8000元，由阮庆蓉负担20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敏
审 判 员 付 莎
代理审判员 阳 路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