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1民初18330号
原告：宋某1，女，195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郭某1，男，195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厂区。
原告：宋某2，女，1954年5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刚，北京市京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某2，男，1937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兼第三人郭某3、郭某4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6（郭某2之孙），户籍地华丰胡同8号。
被告：郭某5，女，194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第三人：郭某3，男，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第三人：郭某4，男，1973年5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原告宋某1、郭某1、宋某2与被告郭某2、郭某5，第三人郭某3、郭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某1，三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刚，被告郭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6，被告郭某5，被告郭某2、第三人郭某3、第三人郭某4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某1、郭某1、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1幢×层、×2幢×层、×3幢×层、×4幢×层、×5幢×层、×6幢×层的房屋中属于郭某8、马某1遗产份额由原、被告按法定继承；2.由原、被告依法继承分割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1幢×层、×2幢×层、×3幢×层、×4幢×层、×5幢×层、×6幢×层的房屋，且判令二被告在法定继承份额基础上适当少分继承份额；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郭某8和马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共有子女四人，即郭某9、郭某2、郭某10和郭某5。郭某8于1986年1月15日去世，马某1于1996年3月19日去世。郭某9和宋某1系夫妻关系，郭某9系再婚，与前夫于成某1（音）生有一子郭某1（再婚时郭某12、3岁左右），郭某9和宋某1育有子女二人，即宋某2、宋某1。1961年10月5日郭某9去世，宋某1于2010年10月22日去世。郭某10和杨某1育有二子，郭某4、郭某3，郭某10于2004年12月25日去世，杨某1于2002年8月5日去世。郭某8和马某1留有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1幢×层、×2幢×层、×3幢×层、×4幢×层、×5幢×层、×6幢×层的房屋（下简称诉争房产），宋某1在2015年起诉遗产继承分割发现郭某2和郭某5隐瞒事实情况提交虚假材料即（99）京东证内字第×号《公证书》、（99）京东证内字第×号《公证书》，用非法手段获得房屋登记。所以当时宋某1撤诉了。后经法院判决撤销东私字第×号、东私字第×1号、东私字第×2号、东私字第×3号、东私字第×4号、东私字第×5号《房屋所有权证》及其登记行为。行政判决生效之后原告方再次起诉继承纠纷至东城法院。但是原房屋因为登记在马某1名下，现在虽然撤销了登记但是无法变更回到马某1的名下，只能等到法院判决之后再行进行房本的登记。诉争房产是里外套院，郭某8一家人都住在后院，公私合营的时候郭某8一家人就搬到了前院，诉争房产就是前院的房子。当时买下诉争房产的是马某1，并且诉争房产一直登记在马某1名下，诉争房产是马某1和郭某8的遗产。
郭某5辩称，死亡时间属实，但是亲属关系不对，郭某9是养女，具体收养的时间记不清了，解放前就收养了，其他的亲属关系属实。马某1是家庭妇女，诉争房产是郭某8和马某1一同购买的，当时郭某8是做煤矿生意，当时一家子人在里院居住，外院是煤场。父母去世后诉争房产发生变更所以原告方进行了之前的起诉。在马某1在世的时候就让郭某10放弃继承，因为郭某10常年在外地工作，让郭某5和郭某2继承诉争房产，但是因为母亲在世公证处不给办公证所以没有做公证，当时郭某10也写了放弃继承的材料，但是材料现在在哪里记不住了。马某1去世后要析分财产，当时就给在贵州的郭某10打了一个电话，郭某10办了一个公证放弃房产，所以当时郭某5和郭某2就把房屋变更了登记。郭某9在1961年就去世了，并且马某1没有提到她由她继承，既然马某1没有让郭某9继承的意思那么郭某2、郭某5也没有考虑到她的子女。1961年郭某9去世后，当时是自然灾害，她的爱人宋某1说和郭家脱离关系也没有赡养过郭某8和马某1，并且宋某1不想抚养郭某1想把他送到孤儿院，马某1留下了郭某11进行抚养，马某1是家庭妇女没有生活来源只有郭某8的微薄工作收入，马某1靠给别人缝缝补补贴补家用，郭某9的去世所引起的事情加重了家庭的负担。郭某9没有尽到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三个孩子也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宋某1和两个女儿和马某1也没有来往，郭某11结婚之后也离开了马某1没有对马某1尽到赡养的义务。诉争房产应该由郭某2和郭某5继承，因为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郭某10放弃继承的前提是诉争房产由郭某2和郭某5继承，现在原告方提起了诉讼，郭某5认为郭某10的两个儿子郭某4和郭某3应该也可以参与继承。但是即使这样也应该由郭某2、郭某5以及郭某10三家等分，郭某10的那一份由郭某4和郭某3继承。
郭某2辩称，诉争房产是郭某8和马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且不动产有一个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郭某8去世时间过早，所以郭某8所有的产权份额本案不应该处理，本案应该处理的应该是诉争房产之中马某1的50%的份额。郭某10放弃是要把自己的份额让给了郭某2和郭某5，现在在本案中郭某10放弃的前提没有了所以郭某10的两个孩子郭某4和郭某3也应该有继承的权利。亲属关系意见同郭某5所述。原告方所述死亡时间属实，之前诉讼的过程属实，现在房屋撤销了登记但是没有登记在新的权利人名下。
第三人郭某3、郭某4述称，同郭某2的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马某1与郭某8为夫妻关系，郭某9、郭某2、郭某10、郭某5为郭某8和马某1的子女。郭某8于1986年1月15日死亡。马某1于1996年3月19日死亡。郭某9于1961年10月5日死亡。郭某9之夫宋某1于2010年10月22日死亡。郭某1、宋某2、宋某1系郭某9之子女。郭某10于2004年12月25日死亡，郭某10之妻杨某1于2002年8月5日死亡。郭某3、郭某4为郭某10与杨某1之子。
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幢号×房屋原产权人为马某1，系马某1与郭某8之夫妻共同财产。1999年1月25日，郭某2与郭某5签订《房产分割协议》，约定将马某1遗留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的三间北房（幢号×、幢号×、幢号×）、一间西棚（幢号×）归郭某2所有，两间西房（幢号×）归郭某5所有。1999年1月28日，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作出×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被继承人马某1于1996年3月19日死亡，死后在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遗有房产六间。上述房产应由马某1的子女共同继承。现其次子郭某10声明放弃继承权，故被继承人的上述房产由其子女郭某2、郭某5共同继承。同日，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作出×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郭某2、郭某5于1999年1月25日在《房产分割协议》上签字。1999年1月29日，郭某2与郭某12、郭某13、郭某6签订了《赠与书》和《受赠书》，将郭某2继承并分割取得的四间房产中的北房西数第一间（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房屋）赠与郭某12、西数第二间（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6房屋）赠与郭某13、西棚（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房屋）赠与郭某6。同日，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分别作出×号公证书和×号公证书，主要内容分别为，郭某2在前述《赠与书》上签名，郭某2的赠与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郭某12、郭某13、郭某6在前述《受赠书》上签名，三人的受赠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
1999年4月27日，郭某2向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委托办理北京市东城区辖区内房屋登记的机构即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并提交了《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东字第×号《房产所有证》和×号公证书、×号公证书、×号公证书等材料。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4月27日受理了该申请并予以审核。1999年6月18日，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作出同意确权，准予发证的审核意见并予以登记。同年6月23日，郭某2领取了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号房屋）。
1999年4月27日，郭某5向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委托办理北京市东城区辖区内房屋登记的机构即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并提交了《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东字第×号《房产所有证》和×号公证书、×号公证书等材料。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4月27日受理了该申请并予以审核。1999年6月18日，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作出同意确权，准予发证的审核意见并予以登记。同年6月23日，郭某5领取了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房屋）。
1999年4月27日，郭某6向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委托办理北京市东城区辖区内房屋登记的机构即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并提交了《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东字第×号《房产所有证》和×号公证书、×号公证书、×号公证书、×号公证书等材料。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4月27日受理了该申请并予以审核。1999年6月18日，该局作出同意确权，准予发证的审核意见并予以登记，后陶建文（郭某6之母）领取了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房屋）。
1999年4月30日，郭某5、郭某2向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委托办理北京市东城区辖区内房屋登记的机构即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并提交了《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东字第×号《房产所有证》和×号公证书等材料。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4月30日受理了该申请并予以审核。1999年6月18日，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作出同意确权，准予发证的审核意见并予以登记。1999年6月23日，郭某2、郭某5分别领取了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第×号房屋共有权证（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房屋）。
1999年4月27日，郭某12向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委托办理北京市东城区辖区内房屋登记的机构即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并提交了《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东字第×号《房产所有证》和×号公证书、×号公证书、×号公证书、×号公证书等材料。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4月27日受理了该申请并予以审核。1999年6月18日，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作出同意确权，准予发证的审核意见并予以登记。同年6月23日，郭某12领取了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房屋）。
1999年4月27日，郭某13向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委托办理北京市东城区辖区内房屋登记的机构即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并提交了《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东字第×号《房产所有证》和×号公证书、×号公证书、×号公证书、×号公证书等材料。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于1999年4月27日受理了该申请并予以审核。1999年6月18日，原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作出同意确权，准予发证的审核意见并予以登记。同年6月23日，郭某13领取了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房屋）。
2016年4月12日，宋某1就×号公证书、×号公证书向北京市东方公证处申请复查。2016年9月19日，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作出×号公证复查决定，以×号公证书遗漏了相应的继承人和代位继承人，×号公证书缺少适格主体为由，决定撤销上述两份公证书。2017年3月14日，宋某1就×号公证书、×号公证书向北京市东方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2017年6月16日，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作出5号公证复查决定，决定撤销×号公证书和×号公证书。后宋某1、郭某1、宋某2提起（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行政诉讼至本院，要求撤销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第×号房屋共有权证、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应登记行为。宋某1、郭某1、宋某2的上述诉讼请求得到本院做出的（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2017）京0101行初×号行政判决支持，上述判决均已生效。
经查（99）京东证内字第×号公证书底档，1999年郭某10立有声明书，内容为“我母亲马某1（已故），在北京遗留有房产六间，我本人自愿放弃房产的继承权，这些房产可由我哥郭某2和我姐郭某5协商处置。”，该声明经贵州省公证处证明并出具（1999）黔公民字第×号公证书。郭某2、郭某5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向公证机关提交有二人之人事档案摘抄表，二人之人事档案摘抄表兄弟姐妹一栏均未出现郭某9信息。公证机关1999年1月25日接谈郭某2、郭某5，并制作有接谈笔录，公证机关就产权人生育子女情况进行询问，郭某2、郭某5告知公证机关“生育三个子女，长子郭某2、次子郭某10、女儿郭某5，无收养过继子女。”
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公民死亡后继承已经开始。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号×幢号×房屋其性质系郭某8和马某1之夫妻共同财产，在其二人死亡后转化为其二人之遗产，因当事人均未主张其二人留有遗嘱，故应由二人之法定继承人予以继承。郭某9、郭某2、郭某10、郭某5作为郭某8和马某1的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因郭某9先于郭某8和马某1死亡，郭某9之子女宋某1、郭某1、宋某2有权代位参与继承分配。就郭某10之子郭某3、郭某4是否有权参与继承分配的问题，应指出郭某10已经公证放弃继承上述六间房屋的权利，民事权利一经放弃不能再进行处分，故不应认定郭某10放弃民事权利的后果是将其应继承的份额分配给特定继承人，故郭某3、郭某4不能通过转继承的形式参与继承分配。就继承人分配遗产的份额问题，郭某2、郭某5主张郭某9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较少故应该不分或少分遗产，郭某9先于父母去世长达数十年，客观情况决定郭某9在死亡后无法对年老的父母进行赡养照顾，故郭某2、郭某5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郭某2、郭某5是否应该少分遗产的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郭某2、郭某5在办理遗产公证时隐瞒了郭某9的情况，未如实告知公证机关，致使遗产经公证的形式进行了分配，侵害了宋某1、郭某1、宋某2的合法权利，并引发了之后一系列的行政诉讼，依据继承法规定，应予少分遗产，本院依据郭某2、郭某5行为的性质、后果，酌情确定少分遗产的份额。郭某2主张不动产分割最长诉讼时效20年，郭某8去世时间过早，所以郭某8所有的产权份额本案不应该处理，应指出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其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北京市东城区轿子胡同×号×幢×层、×幢×层、×幢×层、×幢×层、×幢×层、×幢×层房屋由宋某1、郭某1、宋某2、郭某2、郭某5继承并共有：其中宋某1、郭某1、宋某2每人均享有上述房屋三十分之四的产权份额，郭某2、郭某5每人均享有上述房屋三十分之九的产权份额。
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宋某1、郭某1、宋某2负担2933.32元，由郭某2、郭某5各负担2933.3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惠楠
人民陪审员 王玉芬
人民陪审员 马洪波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周若筱
书 记 员 甄富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