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再1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ＸＸ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富阳市富春街道珠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朱长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民，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哲敏，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阮建年，男，196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临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骏，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陆友明，男，197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临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临安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临安市锦城街道横潭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杰，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黎明，浙江钱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昌文公路改建工程建设指挥部。住所地：临安市昌化镇清凉峰山庄。
主要负责人：刘国昌，该指挥部总指挥。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黎明，浙江钱王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浙ＸＸ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阮建年、陆友明、临安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临安市交通局）、昌文公路改建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昌文公路指挥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民终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226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7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华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民，被申请人阮建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骏，被申请人临安市交通局、昌文公路指挥部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黎明等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陆友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新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再审请求：改判华新公司支付阮建年工程款958681元，驳回阮建年的其他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本案的事实如下：本案工程系昌文公路指挥部发包给华新公司。2007年10月25日，华新公司与陆友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临安宏兴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兴公司）签订协作施工协议一份，将该工程承包给宏兴公司，并按华新公司中标价的84%进行结算。宏兴公司陆友明又将工程的一部分分包给阮建年、朱国庆、洪雷鸣、ＸＸ刚等人。2013年2月1日，经杭州建业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定，本案工程造价为17193902元，陆友明在该审核报告的对账记录上代表华新公司签字。2014年1月16日阮建年向华新公司出具的自报工程量清单一份，结算价为2504981元。2014年1月18日，陆友明、朱国庆、洪雷鸣出具《关于对昌文公路一标段项目情况的说明》中，明确表述“阮建年提供的清单里的量是正确的，审计审核掉的需要扣除，另外增加朱秀小桥的部分工程量（填方）”，华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全程录音。截止2014年1月27日，华新公司已支付朱国庆659000元，支付阮建年1546300元。（二）阮建年的工程量应当按照其出具的结算单2504981元认定。一审判决撇开华新公司，违法组织阮建年和陆友明进行工程造价确认，对工程造价不质证，不开庭，程序违法，侵害了华新公司的利益。（三）二审判决以阮建年伪造的《劳务分包合同》、结算单作为定案依据错误，华新公司多次申请对《劳务分包合同》、结算单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阮建年于2014年1月16日出具的自报工程量清单，该单据清楚表明“无合同”，且阮建年在每一页上签字认可，足以证明阮建年一审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结算单系伪造。从结算单的内容看，陆友明给阮建年和朱国庆的单价，与华新公司的中标单价一致，甚至更高，不符合常理。（四）在华新公司不承担支付责任的情况下，判决发包人昌文公路指挥部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五）原审对阮建年已领取的工程款少认定25万元，华新公司已付款为154.63万元。2009年5月25日的10万元领款凭证上，除陆友明的签字外，明确有阮建年的签字，应认定为阮建年领取。2009年9月28日的35万元承诺书情况相同，阮建年在承诺书上明确表述“本人于2009年8月28日收到昌文公路一标段项目部工程款35万元，其中陆友明欠条15万元，指挥部垫付现金20万元。本人承诺此款优先支付民工工资，以后不再以支付民工工资为由要挟指挥部及华新公司，特此承诺”，且2009年以来阮建年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这足以说明阮建年领取的是35万元款项，原审仅认定20万元是错误的。（六）华新公司控告阮建年等诉讼诈骗案件临安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出具了移送函，本案应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驳回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阮建年答辩称，本案阮建年与陆友明进行结算，陆友明自行与华新公司结算。阮建年一审提交的分包合同以及结算单都是其与陆友明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建立在实际施工基础上形成的结算。至于陆友明有没有将阮建年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上报给华新公司，华新公司对此是否认可，与阮建年无关。华新公司提交的结算单形成时间是2009年8月11日，此后还进行了施工，实际验收合格是2009年9月份。华新公司提交的承诺书的日期及有关内容是事后添加的，并非阮建年本人书写。至于已付工程款，其中35万元工程款指挥部仅给阮建年20万元，两份5万元的领付款凭证上只有陆友明签字，没有阮建年签字。支票存根上阮建年的签字予以认可。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只是一起民事案件，不存在诈骗事实。
被申请人陆友明答辩称，（一）阮建年及朱国庆在一审中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及《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都是在2014年2月初形成。当时阮建年及朱国庆通过威胁逼迫的手段强迫其配合补签《劳务分包合同》及《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由于其当时身边已经没有具体的施工资料查找，被逼在《劳务分包合同》及《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上签字。同时，阮建年及朱国庆还找来时任项目总工程师的任辉，承诺支付任辉项目部所欠的工资8万元，任辉在利益诱骗下也在《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上签字。其和任辉均没有对《工程量汇总确认单》的具体单价和工程量进行核对确认，都是阮建年及朱国庆制作好后其和任辉签字的。阮建年、朱国庆还要求将《劳务分包合同》上的日期写成2008年，《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上的日期写成2009年。（二）2014年1月其和阮建年、朱国庆、华新公司曾经结算并签署相应单据，阮建年的总工程量约250万元左右，还欠工程款50万元左右。朱国庆的总工程量约80万元左右，还欠朱国庆10万元左右。其并不清楚阮建年和朱国庆在《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上扩大了工程量和改动了合同单价，并在《劳务分包合同》添加了计算利息的条款。（三）阮建年和朱国庆在起诉前，其私人帮项目部支付阮建年工程款51万元，华新公司支付1546300元，共支付阮建年工程款2056300元，其中2009年5月25日的10万元也是支付给阮建年的，由阮建年全额领取。但阮建年及其代理律师要求其在庭审中表述没有收到该两笔钱，导致华新公司支付给阮建年的款项认定为1296300元。其也没有提交私人支付阮建年的51万元工程款的支付凭证。华新公司实际支付给朱国庆的工程款是659000元，其中2009年5月25日的5万元实际系朱国庆领取。但朱国庆及其代理律师要求其在庭审中表述没有收到该笔钱，导致华新公司支付给朱国庆的款项认定为609000元。（四）在杭州中院二审时，其深知违背事实，想就该两案出庭作证，但受到阮建年、朱国庆的威胁，将其拦截在中院门口。为了证明《劳务分包合同》及《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是虚假的，防止阮建年、朱国庆打击报复，其将与阮建年、朱国庆的通话进行录音。原始录音在其手机中，需要可以提交。
临安市交通局及昌文公路指挥部共同答辩称：华新公司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临安市交通局及昌文公路指挥部是在一审起诉后才知道的。华新公司在再审中提出的问题及有关证据在原一、二审时是没有出现的，应当尊重当时的情形。
阮建年于2014年3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陆友明、华新公司立即支付工程款3138981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5%，从2010年1月1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暂计算至2014年3月4日为2358944.22元）、违约金94169.43元，合计5592094.65元；2、临安市交通局、昌文公路指挥部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陆友明、华新公司、临安市交通局、昌文公路指挥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30日，昌文公路指挥部与华新公司签订《昌文线昌化至湍口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合同协议书》（第一合同段），将上述工程发包给华新公司，双方对施工范围，合同价款、工期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华新公司将昌文公路改建工程第一合同段二工区路基工程转包给陆友明。陆友明于2008年4月15日与阮建年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部分工程承包给阮建年，2009年9月30日，经阮建年与陆友明结算，确认阮建年的工程款为3776481元。华新公司（包括昌文公路指挥部）已支付阮建年1296300元。2013年2月1日，杭州建业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昌文线昌化至湍口段公路改建工程第一合同段工程进行审核后出具了审核报告，审定造价为17193902元。华新公司庭审中陈述其支付阮建年的款项在应付陆友明的工程款中扣除，其与陆友明尚未结算；陆友明陈述，除华新公司支付阮建年上述款项外，其就案涉阮建年施工的工程未直接向阮建年支付过款项。一审审理过程中，陆友明与阮建年协商，对阮建年提供的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上的部分工程量进行核减，并达成一致意见：1、确认单第9项核减3357.83方，第13项核减648.3方，第20项核减5米；2、确认单第17项、第18项阮建年放弃；5、确认单第21项核减6243.3方，且单价按24.8元计算。经审核，阮建年工程款核减550606.13元。上述意见未损害其他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一审法院予以认可，阮建年的工程款3776481元扣除核减部分后为3225874.87元。一审法院认为：陆友明将其从华新公司转包的昌文公路改建工程第一合同段二工区路基工程承包给阮建年，并签订了合同，即阮建年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相对人是陆友明。阮建年的工程款，应由阮建年与陆友明结算，陆友明就案涉工程应另行与华新公司结算。阮建年与陆友明签署的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系二者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审理过程中，阮建年同意将确认单确认的3776481元工程款核减为3225874.87元，故陆友明应对该3225874.87元承担付款责任。华新公司与阮建年无合同关系，阮建年无权向华新公司主张工程款。阮建年向华新公司提供的“自报工程量清单”不适用于阮建年与陆友明之间的结算。华新公司就阮建年施工的工程如何与陆友明结算，与本案无涉。陆友明应支付阮建年工程款3225874.87元，扣除华新公司（包括昌文公路指挥部）已支付阮建年的1296300元，尚应支付工程款1929574.87元；阮建年与陆友明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故阮建年主张的违约金不予支持，主张的利息（损失）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0年1月1日起计算；昌文公路指挥部作为发包方，应在其自认的欠付工程价款3791902元范围内对阮建年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陆友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阮建年工程款1929574.87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阮建年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昌文公路指挥部以3791902元的未有效支付部分为限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项陆友明承担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阮建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945元，由阮建年负担23966元，由陆友明负担2697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陆友明负担。
华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华新公司支付阮建年958681元工程款，驳回阮建年一审其余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阮建年提交了其与陆友明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华新公司虽认为该合同系伪造，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阮建年与陆友明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阮建年与陆友明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虽属无效，但阮建年的工程款仍应当与陆友明结算。陆友明自愿与阮建年签署的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并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进行相应核减，系二者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双方当事人结算工程款的依据并无不当，对华新公司于二审中申请对阮建年实际施工的工程量进行鉴定，不予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故一审法院判令昌文公路指挥部在未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亦属正确。华新公司认为陆友明与阮建年的结算损害了华新公司的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认为该结算损害了昌文公路指挥部的利益，但即使存在侵害昌文公路指挥部的利益，亦应由昌文公路指挥部提出异议，而本案中，昌文公路指挥部认为一审判决正确，故该项意见，亦不予采信。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9元，由浙ＸＸ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华新公司提交ＸＸ刚起诉华新公司的相关资料及结算单、律师函、昌文公路指挥部函等证据与本案争议的焦点不具有关联性，对比表系华新公司单方制作，均不予采信。华新公司提交的陆友明的代理律师和孙国民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及电话通话记录，由于陆友明并未委托诉讼代理人，故真实性不能确认。华新公司提交的陆友明和阮建年、朱国庆的录音记录及光盘与陆友明向本院寄送的录音证据一致，对该证据及华新公司提交的陆友明对话录音、陆友明寄送本院的情况说明等，因与陆友明在原审中陈述不符，且陆友明在再审中主张其之前与阮建年签订的《工程量统计汇总确认单》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故均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对原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昌文公路指挥部将昌文线昌化至湍口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第一合同段工程发包给华新公司后，华新公司转包给陆友明。陆友明又将该工程分割转包给阮建年、朱国庆等人。因此，本案涉及昌文公路指挥部与华新公司的合同关系、华新公司与陆友明的合同关系、陆友明与阮建年的合同关系。由于本案所涉三个合同关系分别涉及不同的合同主体、工程内容，工程款计算标准也并不相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当由各合同主体分别进行相应结算。昌文公路指挥部与华新公司对第一合同段工程结算造价为17193902元，昌文公路指挥部尚欠华新公司工程款3791902元。由于华新公司尚未与陆友明进行结算，华新公司尚欠陆友明的工程款数额并不明确。华新公司表示愿意在958681元的范围内对陆友明（阮建年）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予以照准。关于陆友明与阮建年的结算，一审诉讼中，双方确认阮建年的工程款为3225874.87元。经一审法院核实，华新公司（昌文公路指挥部）已支付阮建年1296300元，该款项应认定为陆友明已支付阮建年的款项。另外，华新公司申请再审提出，2009年5月25日的10万元、2009年9月28日的35万元承诺书中的15万元均应认定为华新公司已支付阮建年。阮建年辩称没有收到上述款项。本院经审查认为，华新公司主张该两笔共计25万元的款项由阮建年领取的依据不足，至于该25万元是否已由陆友明领取，可待华新公司与陆友明进行结算时一并予以结算。综上，原判认定陆友明尚欠阮建年工程款1929574.87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阮建年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但由于华新公司并非阮建年合同的相对方，故阮建年要求华新公司根据其和陆友明之间的结算承担欠付工程款的责任，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阮建年起诉要求昌文公路指挥部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其承担责任，应予支持。但昌文公路指挥部承担的付款责任应以华新公司欠付陆友明的工程价款为限。本案中，由于华新公司尚未与陆友明进行结算，华新公司尚欠陆友明的工程款数额并不明确。鉴于华新公司表示愿意在958681元的范围内对陆友明（阮建年）承担付款责任，昌文公路指挥部也应以958681元为限对陆友明应支付阮建年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民终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民初字第52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三、变更临安市人民法院（2014）杭临民初字第5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浙ＸＸ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昌文公路改建工程建设指挥部以958681元为限对陆友明承担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945元，由阮建年负担23966元，由陆友明负担2697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陆友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9元，由阮建年负担负担6754.5元，由陆友明负担675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世昌
审 判 员 田建萍
代理审判员 陆秋婷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