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05民终5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梅，女，196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迟泽东，吉林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西朋，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守泽，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晓明，女，1963年11月7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守泽，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新梅因与上诉人张西朋、魏晓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8)吉0502民初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张西朋、魏晓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8)吉0502民初8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新梅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张新梅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钱款为民间借贷行为而非投资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在张新梅起诉后，张西朋、魏晓明与张新梅的丈夫，也即本次资金往来的全程参与人、决策者荣向群进行了通话，该通话内容可证明涉案款项用途实为投资行为。现摘取荣向群的部分原始陈述：“那钱不是说投资苞米楼子嘛。”“投煤矿，我说我不投那玩意。”“你说你又在谁那又投的房地产啥的，我说我也没投过房地产。”“你说‘一起干点事行不行?’，我说‘行啊，这事咱就干一干呗，确实是这个情况。”“当时你说这个项目不错，我上你公室去，你给我拿合同看了看，然后带我去了趟长春。我说这个也行。”从上述原始陈述以及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话全文可见：一是荣向群在上述通话以及全文中从没有使用过一个“借”字，用的都是“投”字，可证明张新梅丈夫荣向群是以“投资”的意愿加入到项目中，并非张新梅所称的“借贷”。二是对话中荣向群提到当时可选的共有三个投资项目：分别是“苞米楼子”、“煤矿”和“房地产”。荣向群选定的是苞米楼子项目，即包括本案诉讼双方在内实际投资设立的“通化市企旭粮仓机械有限公司”，选项目符合投资行为的特征，虽然有的民间借贷也考虑具体项目，但其情形是只有“同意”或“不同意”，而不存在“选择”，更不存在类似“三选一”的情形。三是荣向群在张西朋办公室看“合同”“带我去了趟长春，我说这个也行”，如前所述，借贷行为区别于投资行为的特征是人身依附性强，项目依附性弱，所以看合同、赴长春考察应当被认定为具备项目依附性，属于投资行为；另一个区别特征是借贷行为与投资行为，当事人地位的主动性和被动性迥异，借贷行为中出借人地位主动，投资行为中投资人地位被动，所以荣向群到张西朋办公室看合同一事，证明荣向群地位被动，符合投资人特征。荣向群去长春，全程均是以投资人的身份进行考察，同行的人可以对其考察阶段的投贤人身份作证，显名股东可对其为隐名股东身份作证，公司供应销售部经理可对其在生产过程中股东身份作证。四是荣向群陈述当年与张西朋的一句对话：“你说‘一起干点事行不行？’，我说‘行啊，这事咱就干一干呗”，这番“一起干点事”的对话，符合共同投资共同“干”事业的表述，借贷关系是出借人只管借款，不管“干”，区分明显。其次，张西朋出具的收款凭据名为“借条”，实为“收条”。一是本案款额高达420万，即使在商业活动中也属巨资，却随意到仅出具“借条”即可，不签署借款协议，未约定还款期限以及利息的给付方式和期限，不要保证人，不要见证人，也没有涉及抵押他项权利。因此，仅凭“借条”两字便认定属于借贷关系过于草率，应综合该条的其他表述予以评判，如后文所述。二是该凭据表述为“投资收益率25%”字样，该收益率是基于对所投资项目的行业规律和市场前景所作预测，有采购合同、销售合同等材料可证明，与投资收益在文字表面意义和具体数据方面均把握准确，并非利息、利率的含义。三是凭据上写有“如需要提前支取，提前一个月通知”字样，这属于“提前告知”义务，出现在为保证公司或项目正常运转，各投资人立约用于约束某方任意撤回投资或分红前支取利润等情形，同时表明该笔款项的使用没有期限限制，而民间借贷行为鲜见约定“提前告知”义务，更不可能出现未约定使用及还款期限的情况。四是张西朋与魏晓明二人担任不同银行领导职务多年，熟悉银行融资流程，有畅通的正常融资渠道，没有以高达25%的年利率融资的需求，而且该利率已超过法定保护年化利率24%的水平，二人从未以如此高的利率借款。五是按张新梅所述，“借贷”的“利息”约定为凭据中提到的“25%”，收取时却同意按月利率1.2%计，可见至少其在收取返款时期已了解投资风险，经营不利时能收回投资额已属幸运，稍有利润更是心满意足，双方果真当初“借款”时即按25%计年息，其必然不会同意按1.2%月息收取返款并出具书面材料。六是张西朋并非法律从业者，对“借条”与“收条”在法律上的区别并不十分掌握，当时对所投资行业的前景十分看好，双方又交往甚密，在对事业和友情均过于乐观的前提下觉得无可不无可，于是没在意“借条”“收条”之分。综上，出具的款项凭据虽名借条，但内容实为收取投资款项的收条。张新梅自称出借人，但其种种行为完全符合投资行为中因某些顾虑自愿成为隐名股东，由显名股东代为行使股东权利，不愿留下书面材料作为证据，不参与经营管理，只收取投资收益也即分红的行为模式。最后，张新梅的出资人地位符合隐名股东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肯定了股权代持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即：对于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订立合同，约定由前者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后者为名义股东，该合同若无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则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是如前所述，张新梅的款项不符合“借贷”的特征，不能仅以“借条”二字便否定大量事实可以证明的“投资”行为。二是法律并没有要求股权代持行为必须订立书面合同，现实中大量实际投资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公示投资行为，选择成为隐名股东，全权交托给能够互信的人，有些甚至以借贷等其他形式掩盖投资事实。本案张新梅即是不愿注册成为公司股东，全权委托张西朋帮其隐名，甚至张西朋也因一些不便也未注册成为公司股东，同样委托王某、刘喜进为显名股东。三是张新梅以其从未参与管理经营公司为理由，意图证明其不是股东。但其既然不愿成为注册股东，那么不参与公司业务经营也是回避和隐名的正常表现，不足以据此推定其并非隐名股东。综上所述，张新梅对张西朋的出资并非借款，而系投资，张西朋出于好意在公司已停产的情况下，未清算便清偿其投资，其他损失由自己承担，已属仁至义尽，但张新梅非但不承情，反而将投资偷换为借贷，实令人心寒。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张新梅辩称，本案双方不存在投资合伙的关系，诉争的420万元仅为借款本金，并非投资款。张新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张西朋、魏晓明偿还借款本金42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至全部还清时止），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西朋、魏晓明系夫妻关系。2013年1月9日，张西朋为张新梅出具了借条，约定向张新梅借款220万元，年利率为25%，如需要提前支取提前一个月通知。张新梅于2013年1月9日向张西朋支付了220万元；2013年2月14日张西朋为张新梅出具借条，约定借款200万元，约定投资收益年25%，即2014年2月14日50万元整。张新梅于2013年2月8日、2013年2月21日各支付张西朋100万元。2014年5月，按照月利率1.2%计算，张西朋给付张新梅2013年至2014年的利息50.4万元，张新梅丈夫荣向群出具了收据；2015年3月，按照月利率1.2%计算，张西朋给付了张新梅2014年至2015年的部分利息20万元，明确尚欠利息30.4万元，张新梅丈夫荣向群出具了收据。张西朋2017年9月21日给付了张新梅20万元，但未出具收据，张新梅主张该款项为利息，张西朋、魏晓明主张该款项为本金。另查明，通化市企旭粮仓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旭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18日，股东为刘跃杰等人，注册资金370万元。2013年4月26日，股东由吉林省宏宇工贸有限公司变更为刘跃杰，同日由刘跃杰变更为刘跃杰、刘喜进、王某。2015年3月19日，股东变更为刘跃杰、汤雲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张新梅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关键问题是争议款项的性质系民间借贷还是投资？张新梅主张，该420万元款项系民间借贷。张西朋抗辩主张，张西朋与魏晓明系夫妻关系。2012年12月25日魏晓明与通化市企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刘跃杰签订了合作协议，协商共同完成矩形储粮仓工程，魏晓明占此次项目（通化市企旭粮仓机械有限公司）60%股份，刘跃杰占40%股份；魏晓明负责所有资金的来源及运用，并负责全公司管理。经张新梅丈夫荣向群去长春考察后，同意张新梅把款项投资给张西朋个人，该款项用于企旭公司经营，由王某、刘喜进顶替魏晓明、荣向群在企旭公司的股份。由于某些原因无法继续经营，导致投资亏损，张新梅应当共同承担风险。该院认为，该款项为民间借贷性质。首先，张西朋与张新梅存在二次款项往来，为张新梅出具了两份借条，通过220万元借条约定的内容，可明确确定其性质为借贷。200万元的借条，虽然载有“投资收益”字样，但结合本案整体案件事实，也系基于纯营利性的表述方式。且根据双方的约定，张新梅不参与经营管理，仅享受固定利益，未约定张新梅承担经营风险，故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其次，张西朋关于张新梅资金420万元系投资企旭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1）、企旭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18日，股东为刘跃杰等人，与张西朋、魏晓明无关联。（2）、2012年12月25日，魏晓明与刘跃杰签订合作协议时，刘跃杰是以通化市企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与魏晓明签订的，而非与企旭公司名义签订，故与企旭公司亦不存在关联性。（3）、张西朋主张，由王某、刘喜进顶替魏晓明及张新梅为企旭公司股东。双方争议款项发生时系2013年1月9日、2月14日期间，2013年4月26日，企旭公司股东由吉林省宏宇工贸有限公司变更为刘跃杰，同日由刘跃杰变更为刘跃杰、刘喜进、王某。张西朋承认张新梅与二人并不相识，股东身份也未经张新梅授权，不符合隐名股东的特征。2015年3月19日，王某、刘喜进作为企旭公司的股东，将股权转让，变更为他人，张西朋称并不清楚二人在企旭公司的股份是如何转让的，故张西朋所谓股东及隐名股东身份存在质疑，且王某、刘喜进股权转让是否存有转让资金不明。（4）、张西朋又主张，魏晓明系企旭公司大股东，张新梅把款项投资给张西朋个人，由张西朋顶替张新梅投资企旭公司。其该主张与之前陈述的王某、刘喜进顶替张新梅及魏晓明作为企旭公司股东的主张相互矛盾，且依公司法规定并无企旭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张新梅及张西朋投资企旭公司，且亦无企旭公司财务账目体现，事实上张新梅、魏晓明并未取得企旭公司的股东地位。（5）、张新梅与张西朋个人之间的所谓“投资关系”亦不符合个人合伙法律关系特征，故不存在共享利益、共负亏损的法律责任。再次，2014年5月份，张西朋按照月利率1.2%计算，偿还了张新梅2013年至2014年的利息50.4万元；2015年3月份，张西朋按照月利率1.2%计算偿还了2014年至2015年的部分利息20万元，尚欠30.4万元。即使按照张西朋的陈述，投资企旭公司是发生在2013年1月至2015年2月期间，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对利率重新进行了约定，张西朋支付了张新梅2013年至2014年期间的利息，并在所谓投资结束后，张西朋同意偿还该款项并按照新约定利率支付张新梅利息，根据这利益性的约定，充分说明，双方该款项的性质为民间借贷，而非所谓投资，张西朋、魏晓明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2017年，张西朋又偿还张新梅20万元，双方对该款项为本金还是利息发生争议，根据张西朋、魏晓明尚欠张新梅2014至2015年期间的利息30.4万元及2016年以后的利息情况，且根据合同法解释相关规定，张西朋、魏晓明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张新梅利息，张西朋、魏晓明给付20万元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双方也没有约定该款项属本金或者为利息，故应当按照清偿顺序抵充，该款项应认定为利息。根据张西朋、魏晓明的陈述，张西朋向张新梅借款系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经营，故该借款系张西朋、魏晓明夫妻共同债务。张西朋、魏晓明向张新梅借款420万元，在张新梅主张偿还后，张西朋、魏晓明应当在约定的宽展期内及时偿还，但张西朋、魏晓明未能偿还，故应当承担共同偿还的民事责任。张新梅主张，张西朋、魏晓明应当按照年利率24%承担借款期间的利息。虽然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25%，后双方对利率进行了重新约定，双方应当按照新约定利率履行，故张新梅的该主张不能支持。双方重新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1.2%，年利息为50.4万元，该年利息额度实际系按照年利率12%计算（月利率1%），存有误差，故应当认定按照年利率12%计算。被告张西朋、魏晓明应当承担220万元借款从2013年1月9日始、200万元借款从2013年2月14日始至该借款偿还时止期间的利息，利率按照年利率12%计算，张西朋、魏晓明已支付利息90.4万元，计算利息时予以减除。综上，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判决：张西朋、魏晓明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共同偿还张新梅借款本金420万元，并承担220万元借款从2013年1月9日始、200万元借款从2013年2月14日始至该借款偿还时止期间的利息，利率按照年利率12%计算，张西朋、魏晓明已支付张新梅利息90.4万元，计算利息时应予减除。一审案件受理费40400元，由张西朋、魏晓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西朋、魏晓明提供账目复印件、证人咸某、王某、刘某出庭证言，用以证明张新梅丈夫荣向群向通化市企旭公司投资420万元。张新梅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张西朋、魏晓明提供的自制账目及证人证言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账目为复印件，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张新梅主张与张西朋、魏晓明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提供了张西朋于2013年1月9日、2013年2月14日出具的两份借条，张西朋、魏晓明对收到借条中的钱款420万元未提出异议，故对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张新梅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张西朋、魏晓明否认系借款，主张系张新梅丈夫荣向群投资通化市企旭粮仓机械有限公司的投资款，但通化市企旭粮仓机械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没有荣向群的投资信息，张西朋、魏晓明认可未与荣向群签订投资协议，亦未提供荣向群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证据，在此情况下，张西朋、魏晓明主张案涉钱款系投资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借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张西朋、魏晓明至今未偿还全部借款，张新梅有权要求其履行还款义务。张新梅在本院审理期间自愿申请撤回上诉系对其权利的处分，本院不持异议。关于张西朋、魏晓明申请追加荣向群为本案被上诉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张西朋、魏晓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400元，由张西朋、魏晓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申洪钟审判员  范立华审判员  修 勇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书记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