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门民再初字第1758号
原告:张其德，男，1936年7月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果东富，男，住北京市门头沟区。
被告:王文顺，男，1967年6月1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凤刚，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文利，女，1969年11月11日出生。
被告:张建霞，女，1978年7月25日出生。
被告:张雪晴，女，1996年12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秋英（张雪晴之母）。
原告张其德与被告王文顺、王文利、张建霞、张雪晴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11月25日作出（2010）门民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被告王文顺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作出（2011）一中少民终字第179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王文顺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5日作出（2012）高民申字第219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12年12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一中民再终字第12697号民事裁定，撤销（2011）一中少民终字第1799号民事判决及（2010）门民初字第11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2013）门民再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被告王文顺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为由于2014年4月17日作出（2014）一中民再终字第1170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3）门民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其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果东富，被告王文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凤刚，被告王文利，被告张建霞，被告张雪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秋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其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1996年王桂英、张其德与王文顺的赠与合同无效；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和王桂英是再婚夫妻，婚后生有一女张建霞。王桂英的养母宋XX去世后，王桂英继承了宋XX的房产，即北京市门头沟区XXX市场59号房屋（以下简称59号房屋），此房应属夫妻共同财产。2009年2月13日，王桂英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把59号房屋全拆重建，由47.1平方米建成63.33平方米。2009年2月18日，我起诉至法院，要求王桂英将59号房屋恢复原状，才得知王桂英已经在1996年作了赠与公证，将59号房屋赠与给王文顺。另外，我于2009年6月发现，王桂英已经将59号房屋以买卖的方式过户到王文顺名下，故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王桂英与王文顺的买卖合同无效。在调查取证时，我发现手书赠与书以及接谈笔录上的签名不是我所写，法院最终认定王桂英和王文顺的买卖合同无效。我的文化程度是文盲，不认字，也不会写字，我没去过公证处，民生、盛唐、长城三家鉴定机构是通过高院摇号产生的权威鉴定机构，三次笔迹鉴定结论也能证实手书赠与书上我的名字不是我本人书写。在诉讼期间，王文顺凭借赠与公证书就59号房屋与相关单位签订了拆迁协议，拆迁款也由王文顺全部领取。综上，王桂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59号房屋赠与王文顺系不合法行为，故我起诉要求确认王桂英、张其德将59号房屋赠与王文顺的赠与合同无效。
被告王文顺辩称：张其德所述不属实。1996年8月16日，我跟王桂英商量好将59号房屋给我办理过户，办理公证当天是我带着王桂英、张其德、王文利去的公证处，张建霞并未到场。是张其德亲自在手书赠与书、接谈笔录上签字并在赠与公证书上盖章，且此后我实际占有使用并对59号房屋进行了翻、扩建，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理由为：第一，原审认定赠与合同无效的依据不充分，民生鉴定中心、盛唐鉴定中心、长城鉴定中心所作的鉴定结论不充分。此前审理中，张其德曾申请过对手书赠与书、接谈笔录上的名字是否系其所签进行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为知名、权威的鉴定机构，其明确答复无法鉴定，在变更申请是否为张建霞书写后，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给出了同样的答复。此后进行的鉴定，除民生鉴定中心、盛唐鉴定中心、长城鉴定中心，其他鉴定机构均无法作出鉴定结论，充分说明民生、盛唐、长城三鉴定机构所得出的结论疑点重重，明显依据不足，法院不应采信。根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王文顺所持的赠与公证书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张建霞称去过公证处，赠与书、接谈笔录上“张其德”的名字系其所签，但事实上，张建霞并未去公证处，其在是否去过公证处的陈述上相互矛盾，起初称记不清是否去过，此后又称是下午去的，在本次审理中又说是上午去的，而且对公证的过程无法准确表述，对公证书的内容亦不清楚，明显不符合常理，这也充分说明张建霞未到过公证处，而是张其德本人亲自去公证处办理的赠与公证，这一点有公证文书、办理公证事项的公证员刘XX以及法院与刘XX所作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第三，在张其德与王桂英的离婚纠纷、恢复原状纠纷、所有权确认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一系列诉讼的卷宗中，均有其知道并认可赠与公证事项的陈述的记载。综上，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将59号房屋赠与我是张其德、王桂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赠与公证书合法有效。故我不同意张其德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文利辩称，我同意王文顺的答辩意见。办理59号房屋公证时有王桂英、张其德、王文顺和我在场，张建霞没有去公证处。我当天下午亲自接的张其德去公证处，我问过张其德是否同意将59号房屋赠与王文顺，张其德明确表示不是他的东西他不要，故我同意王文顺的答辩意见，不同意张其德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建霞辩称，张其德所述属实，张其德并未到过公证处，接谈笔录和手书赠与书上张其德的名字都是我签的，而且是在我母亲王桂英的要求下签的，但我不清楚是什么内容，事后也未将签字的情况告知张其德。将59号房屋赠与王文顺的事情张其德并不知情，因此赠与行为并非张其德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我同意张其德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雪晴辩称，公证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我同意张其德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张其德与王桂英于1977年再婚，婚后生有一女张建霞。张建民系张其德与前妻所生之子。王文顺、王文利系王桂英与前夫所生之子女。张建民于2000年死亡，张雪晴系张建民与靳秋英之女。1984年8月，张其德与王桂英经诉讼调解离婚。1985年1月，张其德与王桂英复婚。王XX、宋XX系王桂英的养父母。1984年11月，王XX死亡。1996年8月3日宋XX死亡。1996年8月22日，王桂英经编号为（96）门证民字第175号公证书（以下简称175号公证书）公证，继承了王XX、宋XX的遗产，即59号房屋。同日，王桂英、张其德办理了赠与公证，公证书编号为（96）门证民字第176号（以下简称176号公证书），王文顺办理了接受赠与公证，公证书编号为（96）门证民字第177号（以下简称177号公证书）。176号公证档案中的赠与书（手书件、打印件各一份）载明：赠与人王桂英、张其德将其夫妻共有财产59号房屋赠与王文顺。手书赠与书上有王桂英、张其德签名，打印赠与书上加盖有王桂英、张其德的印章，手书赠与书、打印赠与书上均有将“岐”手写改为“其”的字样。接谈笔录上记载，公证员询问：“张其德，你同意王桂英把房给儿子王文顺吗？回答是：我没有意见。”办理赠与公证后，张其德、王桂英、王文顺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
2009年1月，王文顺以王桂英的名义申请翻建59号房屋，经规划部门许可后，由王文顺出资，将59号原有房屋拆除，翻建成北房2间，南房2间。同年12月21日，张其德以自己并未去公证处将59号房屋赠与王文顺，公证赠与书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至本院，要求撤销176号公证书。在该案审理中，王桂英于2010年2月16日死亡，本院依法追加王桂英的法定继承人王文利、张建霞、张雪晴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诉讼中，张其德否认176号公证档案中接谈笔录和手书赠与书上张其德的签名系其所签，并申请进行鉴定，因张其德无法提供鉴定样本，鉴定部门无法进行鉴定。张其德提出176号公证书中接谈笔录和手书赠与书上张其德的签名可能是张建霞书写，并就该主张申请鉴定。本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民生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公证档案中接谈笔录和手书赠与书上张其德的签名均为张建霞书写。经质证，张其德、张建霞、张雪晴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王文顺、王文利提出异议认为，民生鉴定中心是张其德向法院提供的鉴定机构，故不认可鉴定结论。本院征询当事人意见后，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确定，本院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盛唐鉴定中心）对王桂英、张其德签名的赠与书上张其德的签名是否为张建霞书写进行笔迹鉴定。2010年8月23日，盛唐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日期为1996年8月22日由王桂英、张其德签名的赠与书上张其德的签名字迹为张建霞所书写。经质证，张其德、张建霞、张雪晴对上述结论没有异议，王文顺、王文利持有异议，认为即使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
本案审理中，王文顺申请对赠与公证材料中手书赠与书中签名处“张其德”三个字，与公证接谈笔录中签名处“张其德”是否为张建霞所写进行鉴定。本院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并摇号确定，先后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明正鉴定中心）、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京安拓普鉴定中心）、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天平鉴定中心）、北京长城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长城鉴定中心）等机构对上述申请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其中，法源鉴定中心对本案鉴定事项以退案处理，并在退案说明中载明退案理由为：经我中心鉴定人员检验及组织专家会检，本案比对样本上字迹书写特征不稳定，检验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故此做退案处理，送检材料全部返还。明正鉴定中心对本案鉴定事项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理由是：由于样本字迹数量不足，具有一定的变化，故无法出具鉴定结论。京安拓普鉴定中心就鉴定事项函复我院，内容为：此项鉴定在委托我中心之前已经做过鉴定，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接受重新鉴定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条件，一般应高于原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故我中心不能完成贵院委托。天平鉴定中心就鉴定事项复函我院：经审查张其德的样本不具备比对条件，故中止本次鉴定活动，并将材料退回。待具备条件后再另行启动。长城鉴定中心就本案鉴定事项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一、检材1、2上的“张其德”签名字迹与样本1至7上的张建霞签名、书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二、检材1、2上的“张其德”签名字迹与样本8上的“张其德”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王文顺支付鉴定费9200元。
经质证，张其德、张建霞、张雪晴对长城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没有异议，被告王文顺、王文利认为长城鉴定中心的鉴定违反了鉴定通用规则，鉴定意见与自身的答复相矛盾，所作结论不充分。庭审中，经本院释明，王文顺、王文利不申请长城鉴定中心出庭。
就双方争议之张其德是否到过公证处以及对赠与公证是否知情的问题，本院调取并查阅了涉及张其德、王桂英、王文顺、张建霞等人案件的卷宗。
（2009）门民初字第178号王桂英诉张其德离婚纠纷卷宗记载：法官询问，双方夫妻共同财产情况是否属实，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卷宗第二十二页第九行至第十六行）：“属实，再补充一点，东辛房市场59号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来源于1993年夫妻继承上一代财产）。”王桂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顺称：“原房是我爷爷的房产，后来变更为奶奶（宋XX）的名字，奶奶于1996年8月1日去世，奶奶说过如果她去世，该房屋给我，后该房屋由我母亲继承，我母亲又赠与给了我，此房公证过。”张其德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赠与还是买卖记不清了。”（第二十三页倒数第九行至第十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被告方（张其德）知道房屋公证的事，但后来听说公证又撤了，目前59号房屋屋仍属双方共同财产。”
（2009）门民初字第693号张其德诉王桂英、王文顺恢复原状纠纷卷宗记载：该案中，被告方（王桂英、王文顺）将1996年的公证书作为证据提交，以证明张其德与王桂英将59号房屋赠与给王文顺的事实。（第四十四页第十四行至第二十行）原告方质证时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公证书并未履行，已经撤销。”同时提交房屋所有权登记收存契证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1、1996年的公证书已被张其德和王桂英撤销；2、如被告方认为该房屋已发生赠与，属债权，应另案起诉，且建委房屋登记档案中的公证书是2000年王桂英继承房屋的公证书，而不是被告提交的1996年的公证书。（第四十五页第八行至第十四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1996年张其德与王桂英将诉争房产赠与了王文顺，房屋赠与后没有办理过户，1998年后，母子关系恶化，经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东辛房派出所调解，1999年3月25日，派出所为双方出具了调解书，为此，张其德将1996年的公证书撤销。张其德与王桂英1985年复婚时曾有口头约定，各自房产由各自处置。今天，王桂英推翻了这个口头约定，要求分割张其德的房产。为此，张其德诉至法院，主张王桂英的房产。”该案承办人要求张其德提供公证书已被撤销的证据（第四十六页倒数第七行至第八行）。庭审结束后第二日，张其德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该申请书内容为：“因公证处拒绝接待个人，不方便案件审理，特向法院申请调取（96）门证民字175号、176号、177号公证书是否撤销。”后该案承办人以张其德申请调取的材料与本案无关为由未予调取，此情况已告知张其德。该案2009年5月13日的谈话笔录中（第五十四页第九行到第十二行），张其德的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我方不同意进行权属诉讼，本案的赠与行为发生在1996年，新的合同法是在1999年才实施，因此本案的赠与行为不能适用1999年新的合同法，诉争房产至今未过户，却已经进行了重新建设。”2009年7月2日，张其德以诉讼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需要再准备一下为由申请撤回了起诉。张其德未就其所提已将1996年的公证书撤销的主张提供证据。
（2009）门民初字第1135号王桂英诉张其德离婚纠纷卷宗记载：因59号房屋涉及第三人利益，该案未予分割。
（2009）门民初字第1942号张其德诉王桂英、王文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卷宗记载：2009年8月13日的开庭笔录中，法官询问原告对被告陈述的意见（第九十七页倒数第二行至第三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我认为赠与后15年没有过户就存在问题。”在法庭辩论阶段（第九十九页第十行至第十二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2009年2月王文顺没有通过张其德的同意就以王桂英名义进行翻建，原告因此提起过恢复原状纠纷，他（王文顺）也承认（翻建房屋）没有通知原告，说明原告早就不认可赠与，如果赠与有效，为什么不办理过户？”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2009年8月13日提交的代理词中（第一百页至第一百零三页），“第二部分第3点，本次诉讼中，原告私自去公证处将原公证书进行了修改，此公证书是双方共同公证书，赠与部分只是公证书其中一部分，被告更改公证书之前没有通知原告，原告不知。第4点，公证书正本应该双方各执一本，要是更改必须双方都要更改，不能只给单方修改。第三部分第1点，原告已对此（59号房屋）提起过诉讼，为在离婚中合并审理此房原告才将此案撤诉，说明原告早就对赠与行为不认可，赠与纠纷还应过户。第2点，如果赠与公证有效，被告为什么不合法变更房屋产权。”
（2009）门民初字第3110号张其德诉王桂英所有权确认纠纷卷宗记载：（第十六页倒数第八行至第十二行）该案承办人询问：“张其德与王桂英就涉案房屋公证过一份赠与合同，受赠人是王文顺，属实吗？”张建霞作为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属实。我方的主要目的是想撤销这份赠与合同，因为公证材料中的张其德的签字都不是他本人签的，赠与不是张其德的真实意思表示。”审理中，张其德以要另案起诉撤销赠与合同为由，于2009年11月19日撤回了起诉。
（2010）门民初字第113号张其德诉王文顺、王文利、张建霞、张雪晴赠与合同纠纷卷宗记载：2010年3月11日谈话笔录（卷宗（二）第一页倒数第三行），法官询问对96年公证书原件的意见，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公证书改正的事原告不知道。”法官询问双方当事人对法院在公证处调取的公证卷宗的意见（卷宗（二）第一页，倒数第一行至倒数第三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对法院调取的公证卷宗材料不认可，张其德没有去过公证书作过公证，材料上的张其德的签字和章都不是本人的。”法官询问59号房屋的演变过程（第二页倒数第八行至倒数第十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霞（未被追加为被告之前）称：“张其德不知道翻建的事情，也不存在出资，张其德从未在59号房屋居住过。”法官询问能否就鉴定提供张其德更多的样本（卷宗（二）第三页倒数第五行至倒数第九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鉴于不能提供张其德签字更多的样本将无法进行鉴定，现撤回张其德的笔迹鉴定申请。经考虑，我方觉得公证书中笔录上的张其德签字可能是张建霞书写，现申请对公证书中笔录上张其德的签字是否为张建霞书写进行鉴定。”2014年3月15日的谈话笔录（卷宗（二）第三十二页第三行至第四行），王文顺询问张建霞1996年公证时是否去过公证处，张建霞称：“不记得了，印象中我上学时我母亲叫我去过。”2010年4月19日开庭笔录中，张建霞发表辩论意见称：“如果公证时需要子女都到场，那么我和张建民也没有到场，因此应该撤销赠与合同。”2016年9月29日谈话笔录（卷宗（二）第五十九页第四行至第五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对公证材料第20页中张其德的签名是否是张建霞书写进行鉴定。法官询问办理公证时都有谁在场，王文顺称：“办理公证时就去过一次，总共花了一天，上午张其德没去，下午张其德去的。张建霞自始至终没有去。”张建霞称：“办理公证时就去过一次，我记得是下午去的，是我母亲叫我去的，公证时张其德没有去。”2014年7月9日承办人与张其德的谈话笔录中（卷宗（二）第六十八页），法官询问张其德办理公证时张其德是否到场，张其德称：“没有，没人叫我去。”2010年6月30日王文顺申请我院向门头沟公证处（现华夏公证处）对于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调查取证并提交申请书（卷宗（二）第八十八页）。承办人于2010年8月3日到门头沟区司法局法宣科向公证书上署名的公证员刘XX进行调查（卷宗（二）第九十一页）。刘XX称：“办理公证时的在场人员有三位申请人，张其德、王桂英、王文顺，是否还有其他人记不清了，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2011）门民初字第1265号张其德诉王文顺所有权确认纠纷卷宗记载：张其德在起诉书中称（第四页第十行至第十二行）：“因1996年8月22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王桂英与被告王文顺在公证处作了一份赠与公证，内容是张其德与王桂英一同将此房屋赠与给了王文顺。”庭审举证阶段（第三十二页倒数第五行至第七行），张其德提交（2010）门民初字第113号判决书，证明法院撤销了张其德59号房屋的赠与行为。庭审笔录中（第四十五页第十一至十二行），被告王文顺提交一份协议书复印件，证明59号房屋由王文顺出资翻建。原告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予认可，认为建房时，张其德的工资由王桂英保管，翻建房屋系王桂英、张其德共同出资。
（2013）门民再初字第223号卷宗记载：2013年5月22日庭审笔录中（第五十页第七行到第十一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王文顺所称的59号房屋系由王文顺出资以王桂英的名义翻建的事实不认可，称房子是王桂英和张其德出资翻建的。法官询问办理公证时张建霞是否在场，张建霞称：“办理公证时我不在场，当时我不知道公证处在哪，后来知道了，我母亲叫我过去后，让我签个字，当时我父亲没在，公证员是个女的，没说别的，说你就签吧，没事，我就签了，当时王文顺也在，就张其德没在。”2013年7月16日的质证笔录中（第五十八页第七行至第九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1996年公证书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内容上，公证书的第20页，即手书赠与书，张其德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不认可。第25页，公证员对张其德的询问，下面的签字，不是张其德本人的签字，不认可。”张建霞的质证意见为（第五十八页倒数第一行至第五十九页第一行）：“认可96年的公证书，我不知道2000年的公证书，但我认为，既然有2000年的公证书就应该将96年的作废。”
本案再审发回重审中查明：2014年6月11日的谈话笔录中，法官询问张建霞：“上述手书赠与公证书中张其德的“其”是谁改的？”张建霞回答：“是我改的。”2014年11月25日谈话笔录中，法官询问张建霞（卷宗二）：“本案作赠与公证的时候你在哪？去现场了吗？”张建霞回答：“那年我刚满18岁，放暑假了。我和我妈、王文利、王文顺在那，作公证半截叫的我，我刚开始在家。我妈说让我下午跟她出去一趟，我就去了，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我签字，签了我爸的名字。”本案在2016年11月17日开庭审理时，法官询问张建霞办理公证的过程，张建霞回答：“我当时十八岁，事情过去二十年了，确实记不清了，当时我母亲让我签了个字，就让我出来了，签的什么我不知道，地点是在原来老法院那儿，时间好像是上午。”
经审查，当事人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
一、赠与公证书上的“岐”字是由公证员修改为“其”。
张建霞在本案发回重审后，主张张其德的“其”字是由张建霞所改，后王文顺提供公证处公证员刘XX《关于（96）门民初字第176号赠与书上张岐德印鉴的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张岐德印鉴右侧“岐”字与户口簿上“其”字不一致，只是针对“岐”字标明而已，证明“岐”字是由公证处的公证员划掉，并补充“其”字。法院在公证处调取的证据也显示，该字是公证员所写。在本案的庭审中，张建霞对这一事实表示认可。
二、59号院一直由王文顺居住使用。
王桂英在和张其德再婚之前一直居住在59号院，自1977年两人再婚后，居住在152号院，并与张其德之子张建民和张其德、王桂英之女张建霞共同居住，王桂英之女王文利在婚前也随张其德、王桂英共同居住。王文顺从未跟张其德共同生活过，而是一直居住在59号院。2008年，张其德与王桂英关系恶化后，王桂英搬出152号院，并在外租房居住，有证人证言可以佐证。
对上述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个，一是公证当天的到场人员；二是赠与公证是否为张其德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是张其德的人名章的加盖及保管使用问题；四是历次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
一、公证当天的到场人员。
重审时，张建霞明确表示：公证当天的到场人员有王桂英、王文顺、王文利、张建霞，张其德没有到场。张建霞是公证当天的上午应母亲王桂英的要求去的公证现场，接谈笔录以及手书赠与书上的签字也是其所签。张建霞在本案原审时明确表示和张建民没有去公证现场，后来又说是下午去的。本案再审发回重审后（2014年），张建霞在一次谈话时也表示是下午去的公证处。张建霞在本案历次谈话中对是否去过公证现场的陈述相互矛盾，陈述含糊其辞，并表示时间太久，记不清楚细节。本次庭审，张建霞陈述是上午去的公证处，其母王桂英让其签了张其德的名字，其签完后就走了，事后亦未告知张其德签名的事。张其德在本案原审开庭时主张并未去过公证处，也未签字。本案再审开庭时，张其德表示自己从未去过公证处，对于公证处的到场人员情况不了解。王文顺、王文利表示：公证当天到场的有张其德、王桂英、王文顺、王文利，张建霞自始至终没有到场，并提供法院调取的证据佐证。就到场人员的表述，纵观与张其德相关案件的所有卷宗材料，张建霞就办理公证时的到场人员以及其是否去过公证处的陈述存在反复、矛盾之处，而且办理公证当天接谈笔录上记载，公证员询问：“张其德，你同意王桂英把房给儿子王文顺吗？回答是：我没有意见。”虽然最后的鉴定意见（长城鉴定中心）认定接谈笔录、手书赠与书上“张其德”的签字为张建霞所写，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公证员的证词，能够认定张其德办理赠与公证时在场。
二、赠与公证是不是张其德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张其德表示未到过公证现场，也未在赠与公证书上签字，其是在2009年与王桂英、王文顺恢复原状纠纷一案中才得知赠与公证一事，赠与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文顺、王文利主张公证当天是王文利把张其德接到公证处，签署赠与书也是张其德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交证据。证据一，公证处公证员刘XX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1996年8月22日，门头沟区公证处受理王桂英继承，王桂英、张其德赠与，王文顺受赠公证申请。经查，上述当事人申请办理的继承、赠与、受赠公证行为符合《继承法》、《民法通则》规定，当事人在公证员面前签字、盖章属实。公证处接谈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公证员问（王桂英）：“你有几个子女？”王桂英回答：“一个儿子王文顺，一个女儿王文利。”公证员问（张其德）：“你同意王桂英把房子给儿子王文顺吗?”（张其德）回答：”我没有意见。”2009年张其德诉王桂英、王文顺恢复原状纠纷开庭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原告对公证书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公证书并未履行，已撤销。”原告陈述诉争房屋产权变更过程：“1996年张其德和王桂英将诉争房产赠与了王文顺，房屋办理赠与后没有过户………，为此张其德将1996年的公证书撤销。”原告对事实进行补充：“公证书是1996年的，不应适用现在的合同法。房屋登记档案中存在的公证书与1996年的公证书相矛盾，申请法庭到建委查询2000年公证书的登记。”张其德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因公证处拒绝接待个人，不方便案件审理，特向法院申请调取（96）门证民字第175号、第176号、第177号公证书是否撤销。质证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对原告张其德提交的房屋情况说明进行质证，并告知张其德其申请法院向房产部门调取的材料，经审查与本案无关，未调取。本案原审开庭笔录两份，主要内容为：原告张其德陈述诉讼请求为公证不真实，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辩论意见为：“赠与公证不真实，因为原告不在场，并且没有原告的签字和手印，虽然只有一个名章，但是与户口不一致，且名章还被改动过，因此赠与合同是虚假的，坚持诉讼请求。”张建霞发表辩论意见：“如果公证时子女都要到场，那么我和张建民也没有到场，因此应该撤销赠与合同。”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赠与书中张其德的名章进行过修改，更可以说明是无效的。”谈话笔录两份，主要内容为：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被告提交的公证书没有异议，但是公证书改正的事原告不知道，证明张其德明知赠与公证一事。张建霞主张赠与公证不是张其德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在公证处签完字以后没有将此事告知张其德。在2009年王桂英诉张其德离婚案中，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于59号房屋公证发表的意见为：“是赠与还是买卖说不清了。”张其德的一系列陈述与后来本案再审发回重审后张其德所述其是在恢复原状纠纷中才得知王桂英已经将59号房屋作了赠与公证的说法自相矛盾。证明张其德在2009年与王桂英离婚时就明知存在赠与公证书，而不是其所称是在与王桂英、王文顺恢复原状纠纷中得知的赠与公证一事。2009年张其德与王桂英所有权确认纠纷中，张建霞作为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认可赠与合同属实，但是张其德的签字不是张其德本人所签，赠与不是张其德本人的意思表示。另外，2009年张其德与王桂英、王文顺恢复原状纠纷中，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张其德与王桂英于1985年复婚时曾有口头约定，各自房产由各自处置。今天，王桂英推翻了这个口头约定，要求分割张其德的房产。为此，张其德诉至法院，主张王桂英的房产。在本案原审庭审的举证质证阶段，张其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1996年张其德和王桂英把59号房屋赠与了王文顺，但是没有过户，对上述公证书的真实性表示认可，但是由于未履行，主张撤销。综合上述分析，张其德在与本案涉诉房屋有关的诉讼中都表示认可赠与过程和赠与公证，只是以公证后没有变更登记，即赠与并没有实际履行，主张撤销赠与合同。张其德在与其有关的诉讼中先是主张房屋没有过户，不认可赠与合同，接着表示知道赠与一事，但是张其德未签字，要求撤销赠与合同，最后以赠与并非张其德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要求认定赠与合同无效。可以得知张其德并未提到赠与不是张其德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依据赠与合同中存在的瑕疵，主张该房屋未过户，张其德不认可。因此可以认定张其德知道赠与公证一事，但是后来双方关系恶化后，张其德才否认赠与行为。另外从59号院的居住情况看，自从1996年赠与公证到2009年张其德第一次就该房屋进行诉讼，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张其德一直未在涉案房屋中居住过，而是一直由王文顺居住使用。
三、张其德的人名章的加盖及保管使用问题。
张建霞表示，张其德退休之前，人名章是由张其德自己保管。张其德退休后，人名章由王桂英保管并支取工资，张雪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表示张其德退休后是王桂英开支，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文顺、王文利表示对张其德人名章的保管和支取工资问题不了解。王文顺表示办理公证当天是张其德自己拿出挂在钥匙链上的章盖的章，盖完章又挂回钥匙链。目前双方均无充足的证据证明张其德人名章的保管问题，现王文顺持有加盖张其德人名章的公证书，证明是张其德在公证书上盖的章。根据证据规则应由张其德举证证明盖章的行为不是其本人所为，而张其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四、历次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
原告张其德认为，盛唐鉴定中心、长城鉴定中心都是经高院摇号确定的鉴定单位，其作出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王文顺、王文利认为原审的民生鉴定意见不合法，法院不能采信。盛唐鉴定中心在出具鉴定意见时还不具有文书鉴定的资质，因此也不合法。长城鉴定中心给出的鉴定意见从自身的答复上来看是矛盾的，违反了鉴定通用规则。法大、法源、明正、京安拓普鉴定中心都因为样本没有作出鉴定意见，这恰恰证明了根据目前的样本无法得出鉴定结论，故长城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也不充分。被告张建霞、张雪晴的意见同原告张其德的意见一致，认为民生鉴定中心、盛唐鉴定中心、长城鉴定中心的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有效，应据此认定张其德的名字是张建霞所签。张建霞提交原审谈话笔录两份，证明鉴定检材经过质证。当事人确定司法鉴定机关意见表，证明王文顺、王文利不配合鉴定，要承担不利的后果。盛唐鉴定中心委托鉴定函一份，证明委托鉴定过程合法。谈话笔录一份，证明鉴定程序合法有效。
民生鉴定中心由于是当事人一方提供的鉴定的机构，其作出的鉴定意见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故民生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盛唐鉴定中心由于选定程序存在瑕疵，其作出的鉴定意见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两个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本案发回重审的主要原因。法源鉴定中心认为本案比对样本上字迹书写特征不稳定，检验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明正鉴定中心由于样本字迹数量不足，具有一定的变化，无法出具鉴定结论。京安拓普鉴定中心因此项鉴定在委托其之前已经做过鉴定，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接受重新鉴定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条件，一般应高于原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故其不能完成委托。天平鉴定中心因张其德的样本不具备比对条件，故中止本次鉴定活动。以上法源鉴定中心、明正鉴定中心、京安拓普鉴定中心、天平鉴定中心由于未得出鉴定意见或者终止鉴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长城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为，检材1、2（即接谈笔录和手书赠与书）上“张其德”的签名字迹与样本1-7上张建霞的签名、书写字迹是同一人所写。该鉴定机构是王文顺提出鉴定申请，高院通过摇号确定的鉴定单位，鉴定机构的选取程序合法、鉴定过程合法，王文顺、王文利虽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故长城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应作为定案的依据。
上述事实，有张其德、王文顺、王文利、张建霞、张雪晴的陈述，证人证言，调查笔录，房产所有证，规划许可证，门头沟区公证处（96）门证民字第175号、176号、177号公证书、鉴定意见，鉴定费票据，书面证明，其他与涉案房屋相关的案件中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属于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及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即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1996年8月22日，王桂英、张其德与王文顺签订赠与合同，于当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公证处办理了赠与公证，王文顺亦表示接受赠与并同时办理了接受赠与的公证。从59号院的居住情况看，自从1996年办理赠与公证到2009年张其德第一次就该房屋提起诉讼，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张其德一直未在涉案房屋中居住过，而是一直由王文顺居住使用，且在王桂英提出离婚前其一直未主张过59号房屋的相关权利，亦未向公证处提出撤销赠与公证的主张。张其德虽否认到过公证处，但其本人的陈述、公证书、公证员证词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认定办理赠与公证时，张其德同意并加盖其本人印章，赠与行为是张其德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文顺也通过公证表示接受赠与，双方已就59号房屋赠与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赠与合同成立，且赠与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张其德所述办理赠与公证后，王桂英与王文顺关系恶化，王桂英、张其德已将赠与公证撤销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确认王桂英将59号房屋赠与给王文顺系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鉴定费的负担问题，原审审理中产生的鉴定费5700元，原审判决由王文顺、张建霞各负担2850元，王文顺、张建霞并无异议，并已执行完毕，本次重审中，王文顺、张建霞亦未就此提出异议，故本院确定原审审理中产生的鉴定费5700元，由王文顺、张建霞各负担2850元。对于重审中王文顺支付的鉴定费9200元，因鉴定结论被本院采信，故鉴定费应由王文顺负担。
综上，张其德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其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张其德负担，已交纳三十五元，剩余三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鉴定费一万四千九百元，由王文顺负担一万二千零五十元，张建霞负担二千八百五十元，均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朝宝
人民陪审员
申振
人民陪审员
刘红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颜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