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3民终1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权俊，男，汉族，生于1970年3月1日，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桥森，系仪陇县老木乡民生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作华，男，汉族，生于1970年2月7日，住四川省仪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程，系四川金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权俊因与被上诉人王作华合伙结算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2016）川1324民初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权俊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桥森、被上诉人王作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鹏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权俊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作华诉讼请求，改判双方重新结算。事实和理由：一是原审偏听偏信与王作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简莹的证言，错误认定“结算时对双方当场认可的全部收入和原被告垫支，简莹按照总收入减总支出的方式结算出双方在合伙期间分别亏损50.1万，合伙期间原告共出资217.3万元（含以原告名义对外借款），故减去亏损后原告应退回167.2万元”，认定亏损50.1万元、被上诉人王作华出资217.3万元无事实依据。二是原审未采纳上诉人要求鉴定、重新兑账的请求，仅凭一次性结算便定案，且未查清将债务结算写成借条的原因。三是被上诉人未在庭审中出示相关票据账务，因票据账务绝大部分由王作华在保管，双方结算又有错误，故应要求双方重新结算，如不重新结算，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是原审在采信证人证言上有失公正，因简莹与王作华关系暧昧，其所作的“最终的结算是依据审计报告的1393万元结算的“无事实依据，且与客观存在的结算错误相矛盾，故不应采信，相反应采信较为客观的证人李效的证言。五是两张借条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写的，受胁迫报不报案和是否申请撤销均由当事人选择，上诉人未选择并不代表认可。上诉人履行部分款项并不代表其认可结算的真实性。六是原审法院应依据相关票据组织双方进行结算，且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个人合伙和《会计法》以及举证规则的相关条款予以认证裁判，原审未依法要求被上诉人王作华承担“双方已结算且结算结果正确无误”的举证责任致使作出错误裁判，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王作华辩称：双方对于终止所有合伙事务并进行清算的意见一致，这是清算的基础。在双方自行清算无果的情况下，分别委托了李效、简莹与双方共同参与清算，清算中将各自的垫资、全部收入、全部支出按照有依据的提供依据、无依据的经双方认可的方法进行了逐一清算。李效、简莹在原审时到庭证实清算过程无胁迫的情形，清算结果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清算结束后，因考虑到合伙事务均由上诉人名义实施，上诉人提出全部工程欠款由其收取，所有款项亦归其所有，故对清算结果减去亏损后应退的投资款167.2万元因无现金支付，故分为三部分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也实际支付70万元，用于偿还被上诉人合伙期间的借款，表明上诉人已实际在按清算结果履行义务。双方已不具备重新清算的条件，被上诉人的部分依据因为上诉人的实际履行而毁损，且上诉人亦不能再提供相应的依据。上诉人并未提供原先的清算违反了规定或存在错误的直接证据，加之上诉人未及时报案存在胁迫或主张撤销清算结果，反而已履行了部分义务，故其重新结算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新政疾控中心项目，双方是按照1276万元进行结算的，由于全部尾款均由上诉人收取，如按最终1393万元结算，不仅不亏，反而应该盈利，上诉人还应分给两者差额的一半58.5万元，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作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权俊向其偿还借款976000元并承担占用期间的资金利息，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作华与权俊近年来合伙做建筑工程承包，先后共同承揽了日兴镇六个党员活动室、仪陇县疾控中心办公楼等六处建设工程。上述工程全部完工后双方先后请案外人李效、简莹帮助其结算。结算时对双方当场认可的全部收支和双方垫支，简莹按照总收入减总支出的方式结算出双方在合伙期间分别亏损50.1万元，合伙期间王作华共出资217.3万元（含以王作华名义对外借款），故减去亏损后王作华应退回167.2万元，加上权俊欠王作华购买手机的4,000元，权俊应付王作华167.6万元，其余工程尾款均归权俊所有。因权俊暂无现金支付，故其于2015年3月28日当场向王作华出具金额为70万元、53万元（约定当年8月底还）的借条两张，次日又向王作华再次出具金额为44.6万元（约定2016年5月底归还）的借条一张，三张借条总额为167.6万元。2015年5月10日，权俊向王作华支付了70万元，余下97.6万元经王作华催收，权俊以结算错误为由至今未给付。
同时审理查明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的合伙事务是否全部结算，王作华持有权俊亲笔出具的借条是否应视为双方对合伙结算结果的确认。
王作华为证明自己诉讼请求成立，提供了如下证据：1、权俊亲笔出具的借条两张，分别为2015年3月28日出具的金额为53万元，约定当年8月底还；2015年3月29日出具的金额为44.6万元，约定2016年5月底归还。欲证实合伙结算已经完毕，权俊应按照约定还款。2、证人李效、简莹出庭证实了如下内容，其中李效证实：李效于前年春节时帮助双方清理过合伙期间的所有账务，后来还有一名姓简女性也在帮助清账，清账中相互不存在胁迫。清理中发现双方从做党员活动室开始合作，清理账务时只有一个现金日记账，工地间虽然独立，但资金是混合在使用。李效还把相关票据制成了会计交接单，让双方自行再核对。同时证实疾控中心根据审计文件，其工程总价应为一千三百多万。双方合作初期是王作华在管账，疾控中心后来是权俊在管账。简莹主要证实了如下内容：简莹与李效均帮助双方清算过合伙期间的账务，结算中相互没有威胁或其他违法行为。最终算账是分几大块，主要就是双方收支及亏损以及还应向外收支的费用，算账是以双方认定的收入、支出为依据的。权俊借条和我当时结算稿子上的数字是吻合的，三张条子加起来一共是167万多。条子是权俊在结算出来一致认可后才打的，打条子时我也在场。打条子没有胁迫，其中有张条子还是权俊回去想了一下第二天才打的，账务都是双方核实了的。结算后外面的钱都由权俊去收，杨新处的借款由王作华去还。权俊出示的附件五实际是大概理了一下疾控中心这块亏损到底在哪，实际结算时疾控中心收入是按照1393万元算的收入，而不是按照最开始估计的1276万元来算的收入。简莹同时还提供了自己在帮助双方结算时形成的结算手稿共5页（含权俊亲笔书写1页）。欲证实双方合伙结算的具体经过，同时证明双方结算中没有胁迫行为。
权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权俊并未向王作华借现金，王作华认为权俊出具借条是结算已清，对此并未举证证明，因此借条无效；证人李效的证言客观真实，但简莹的证言不应得到采信，因为其与王作华是十多年的朋友，关系相当好，同时其证言避实就虚，她当庭提供的单据权俊是第一次看到，其形式更像一个草稿，且没有双方签字，不能做为结算依据，可以认为是后面比照借款金额虚构的。简莹的证言可以证实附件五的真实性，就是新政的账目。
权俊为证明自己的答辩主张成立，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附件五复印件2页及审计报告一份，欲证实疾控中心账务错误，导致亏损扩大100余万元；2、王作华签名的收条，欲证明权俊已将疾控中心账务原件交由王作华保管，进而说明所有票据由王作华保管；3、权俊拟写的疾控中心账面存在问题的说明，欲证实权俊事隔几个月后发现了该处账务错误，即结算时少减审计报告多出的100余万元外还多算了利息50余万元；4、权俊向王作华发的手机短信复制件，欲证实其及时告知王作华拿发票；5、疾控中心账务明细及相关票据复印件，欲证实账务有明细记录可查，并与相关票据佐证，对账务可找相关专业机构审计得出结论；6、证人李效、张显波、曹光辉、王霞等人的证言材料各一份，李效的证言欲证实王作华在管账管钱，当初因王作华未拿出票据而无法结算，李效亲笔制作了书面账务目录。其余证人均证实权俊出具的借条是在王作华带人威胁下才出具的。7、张显波当庭主要证实：自己在双方合伙的过程中承包劳务，后来结算时双方之间都是各自拿着本子算账，李效和一个女的算账，我都去了的。李效是权俊喊的，简莹是王作华喊的。他们之间算账我一直在一路，后来打条子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王作华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附件五是复印件无法确定，审计报告反而证明权俊提供的账务是虚假的，合伙期间账务有些是王作华在处理。权俊仅提供了疾控中心项目的亏损，而双方是对所有合伙期间的投资亏盈进行的全部结算，证人与权俊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证人的评价具有偏向性且未证实权俊出具条据时存在威逼情形，同时权俊在出具条据一年时间内都没有对出具条据时存在威逼而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解决。李效、简莹当庭作的陈述基本真实，两证人对双方之前的账务进行了清算。并且清算过程中没有威胁等情况，简莹当庭提交的五张资料是真实的，特别是权俊本人书写的结算单据，充分说明双方在打条据之前对二人合伙期间所有的账务进行了清算。张显波证言带有自己主观性，他说每一次结算都在场，后面又说打条据的时候不在场，陈述前后矛盾。
对于王作华、权俊提供的上述证据和相关证人的当庭证言，一审法院分析认证认为：对于王作华提供的借条，因权俊本人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其证明的案件事实予以采信；对于证人李效、简莹的当庭证言和简莹当庭提交的结算手稿，因两人在陈述其帮助双方结算时的具体情形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印证吻合，且简莹当庭提供的结算手稿与其证实权俊出具的借条金额和时间能相互印证吻合，故对于证人李效、简莹的当庭证言以及简莹提供的结算手稿所证实的案件事实予以采信。对于权俊提供的证据“1”即附件五和审计报告，结合简莹的证言和相关证据，其内容虽然真实，但附件五中的1276万元，在最终结算时是依据审计报告的1393万元结算的，因此其不能证实权俊主张的疾控中心账务错误，导致亏损扩大100余万元，故对权俊用附件五和审计报告欲以证明前述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证据“2”系王作华亲笔出具，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即权俊拟写的疾控中心账面存在问题的说明，因系权俊单方作出的说明，且无其它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证明的案件事实无法认定；证据“4”即权俊向王作华发的手机短信，因该短信系权俊单方发出，王作华对此也未作出任何回应，同时权俊对于短信反应的情况又无其它相关证据佐证，故对其证明的案件事实无法认定；证据“5”即疾控中心账务明细及相关票据复印件，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仅能反应双方部分合伙收支情况，无法用其证明权俊主张的事实；证据“6”即证人李效、张显波、曹光辉、王霞等人的证言材料，因李效证实的内容与其出庭证实的相关情况相吻合，故对其证明本案相关的事实予以采信。对于证人张显波、曹光辉、王霞等人的证言，虽然三人均证实双方在结算过程中有过吵闹和所谓王作华对权俊的“威胁”，但三位证人均没有直接证实权俊是在王作华的威胁下当场出具的借条，且张显波、王霞证实权俊出具借条时受到王作华威胁是权俊本人事后告诉给证人的，故其证实的“威胁”事实不客观，且亲历结算的证人李效、简莹均证实结算时双方没有威胁等不法行为，故对于证人张显波、曹光辉、王霞等人证实权俊受到威胁才不得已出具借条的案件事实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王作华、权俊共同合伙对外承揽建设工程，工程全部结束后双方同意由案外人李效、简莹先后帮助其结算账务，虽然双方在合伙期间的财务制度不够健全，但在具体结算时双方就所有工程收支当场进行了确认，并由简莹按照总收入减去总支出的方式计算出最终结算结果。权俊先后亲笔出具借条并自动履行部分付款义务的行为是对合伙期间账务结算结果的认可，王作华所持权俊出具的借条，实际上是双方就合伙承包工程期间所有工程账务结算后形成的债权凭证，该债权债务关系形成合法，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权俊应当按照约定向王作华支付欠款，虽然其中的44.6万元未到约定的还款期限，但权俊的行为已经表明其不愿履行合同义务，因此王作华要求权俊提前履行义务并无不当，故对于王作华要求权俊支付欠款97.6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利息的起算时间从约定的还款时间之次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对于权俊主张双方并未就合伙期间的账务结算，其出具借条是受到王作华多次胁迫，而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就此主张被告依法应负有举证责任，但权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如果权俊真是受到王作华胁迫而出具的借条，其应当在事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或者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更不可能履行部分付款义务，相反通过相关证人证言及简莹的结算手稿和权俊出具的借条间形成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能够证实权俊与王作华在具体结算过程中没有胁迫行为，故对于权俊主张双方并未就合伙期间的账务结算，其出具借条是受到王作华多次胁迫，而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就权俊认为疾控中心建设工程款收入本应计为1393万余元，但却错误计为1276万余元，由此认定王作华在账面上大做文章，采取少列收入多列支出的方式使账面亏损多出200万元的抗辩主张，就此主张王作华依法应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相反通过负责结算的简莹证实，该处工程款按照1276万余元作为收入不是最终的结算金额，最终结算时是按照1393万元计算的收入，其结算手稿中也能反应应收款有一笔就是1393万元，故对于权俊主张王作华在账面上大做文章，采取少列收入多列支出的方式使账面亏损多出200万元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权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王作华支付欠款97.6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其中53万本金的利息从2015年9月1日起开始计算，44.6万元本金的利息从2016年6月1日起开始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80元，由权俊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2016年2月15日，李效向权俊的委托代理人王敏、林桥森作证称，其应邀请参与权俊、王作华二人合作以来的历年账务清算，但由于支出有相当部分没票据，导致第一年就弄不平，悬殊较大。李效与简莹均证实，权俊、王作华二人在2015年2、3月间对双方合作以来的多个工程项目的所有账务进行了清算，但李效证实其不知道三张借条之事，而简莹则称三张借条是清算结果。2015年5月11日，权俊通过银行转账向王作华支付了70万元（三张借条中的一张载明金额）。简莹称“附件五”是双方清算时由其书写形成，权俊在二审中举示该证据，并称该“附件五”是王作华在2015年10月份通过其侄女带给他的，收到后发现账务有问题，遂于2016年1月通过手机短信要求王作华重新对账，但王作华对此不予理会。权俊称该附件五第38项载明的“杨新利息53万元”已包括在第35项的101.8642万元中，加之该“附件五”在计算新政项目收入时是以预估的1276万元进行计算，而不是审计决定确定的1393.8653万元计算应收款，直接导致亏损额度增大，致使账务不实，三张借条金额有误，应重新依据票据结算或对全部工程进行审计。
另查明，“附件五”第35项记载的“王付利息：包括海润334374元、黄2500元、王贷款203558元，1018642（540432王付+478210权）；“附件六”，即权俊自己书写的《疾控中心账面存在的问题》，该“附件六”中载明有“②利息1033068王付359368+权付353700+杨新50万”内容。王作华在二审审理中答辩称，因结算真实，双方认可，结算后部分票据已经毁损，无法也没有必要再重新进行结算。结算后，其除了享有三张借条所载明权利外，二人合伙期间所有项目的工程尾款均由权俊收取并享有。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除一审认定的双方各自亏损50.1万元以外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权俊给被上诉人王作华出具的两张“借条”是否有效及应否履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民事主体实施的以引起民事法律后果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核心，合法且产生一定私法效果等特征。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权俊与被上诉人王作华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三张“借条”是二人对合伙以来全部工程项目进行总体清算的结果，权俊对此并未实质否认，只是以清算存有错误、其是被胁迫出具为由，而否认“借条”所载明债务，并以实际行为拒绝履行给付义务。本院认为，权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合伙清算基础上，向王作华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其作为民事主体实施的以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表意行为。权俊出具“借条”行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是向王作华给付“借条”载明款项而终止双方以合伙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合法。权俊以其出具“借条”是受胁迫而否定其出具“借条”行为的合法性，但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证人李效否认双方清算过程中存在着胁迫行为，且其并不知晓“借条”出具情况；证人简莹也否认清算过程和出具“借条”时存在着胁迫行为，证人张显波、曹光辉亦称权俊出具“借条”时他们均不在场,故除了权俊自己陈述外，无其他证据证实权俊出具“借条”系受胁迫所致。再结合53万元和44.6万元的借条分别形成于2015年3月28日、2015年3月29日，且权俊在2015年5月11日向王作华自动履行三张“借条”中的一张70万元款项的给付义务看，本院无法采信权俊提出的受胁迫出具借条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关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权俊应对受胁迫事实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由此可见，权俊在出具“借条”后，非经与王作华合意变更、解除或依法律规定变更、解除外，其应按照“借条”之载明金额向王作华履行给付义务。换一个角度分析现有证据能否认定双方清算存有错误。权俊主张简莹所写的“附件五”的第38项与35项存在着包含关系，也即是说第38项载明的在杨新处的借款利息53万元是否包含在第35项的101.8642万元中。从权俊自已所书写的“附件六”中载明的“②利息1033068王付359368+权付353700+杨新50万22×15000=320000”的内容，可以看出权俊对利息的计算错误，利息支出金额至少应是1533068元，远超出其自已统计的1033068元。从“附件五”第35项记载的“王付利息：包括海润334374元、黄2500元、王贷款203558元，1018642（540432王付+478210权）的内容看，并无一笔50万元或53万元的利息支出，而是在第38项单列一笔53万元的利息支出，故从简莹书写的“附件五”和权俊自书的“附件六”关于在杨新借款的利息支出，无法确认权俊所称的该53万元利息已包含在1018642元之中的事实。相反，1018642元+530000元=1548642元，与权俊自行统计的利息数据相对接近，因而在1018642元之外单独支付杨新53万元利息的可能性更大。权俊所主张“附件五”在计算收入时将疾控中心的1393.8653万元计成1276万元，在总支出减去总收入的计算方式中，少记收入121.863万元，扩大亏损数额121.863万元，以至于权俊对王作华的所付债务不实。但经分析，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双方清算后，合伙关系终止，权俊对王作华所负债务仅为三张借条载明金额，各个项目应收尾款均由权俊收取并享有。按双方清算时，采取总支出减去总收入的方式计算盈亏，在总支出数额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收入（隐瞒收入数额），直接后果是虚增了亏损额度，而虚增的亏损额度由两人平均负担。在双方均担亏损后，一方再全额收取事前隐瞒的收入，该方必将获利，另一方必然受损。从权俊自书的附件六载明的少记宏德二期20000元、大寅尾款100000元，亦属于漏记收入，如前所述，该漏记工程尾款收入在由权俊收取时仍对权俊有利。由此可见，权俊在上诉中主张的双方清算时，王作华少记收入，导致其利益受损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从李效等人的证言看，二人合伙期间，财务管理混乱，大量票据缺失在合伙第一年即成事实，加之王作华在二审中陈述部分票据已经毁损，故权俊在上诉中提出的重新清算或委托鉴定请求的客观基础要么一开始就不具备条件或者目前已经丧失条件，本院无法支持。如前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双方清算错误，即便是少记疾控中心项目应收款数额，亦对权俊有利，故其该项请求亦无满足之必要。权俊在出具三张“借条”且已实际履行一笔70万元的义务后，在非经双方协商或依法律规定变更或撤销“借条”前，拒绝履行其余给付义务，有违民事活动诚实信用原则。权俊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60元，由上诉人权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苏川
审判员 唐晓兰
审判员 石 炜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赖姝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