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9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越城区杨军布行，住所地绍兴市越州轻纺工贸园区二区**幢***号。
经营者：杨军，男，197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枫桥镇桥下村**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弢（系杨军弟弟），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红军，男，198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震辉，浙江兴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杨军布行（以下简称杨军布行）因与被上诉人单红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民初8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军布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拖欠货款合计67007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庭审未作争议焦点的归纳，在裁判理由部分认为争议焦点为“被告所称因原告提供的布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双方于2017年1月经证人董某参与协商达成了被告将其从客户处收到的货款（按每米4元结算）一次性付给原告，被客户拒收的补单布匹亦退还原告，双方一起分担损失的协议是否属实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围绕双方买卖合同的核心问题包括订单单价、总价、交货期限、已付货款及拖欠货款，由于一审错误归纳争议焦点，剥夺了上诉人对于争议焦点部分的答辩和质证权利，导致一审审理主线及证据认定出现偏向，陷入核实被上诉人故意制造的所谓产品质量问题中，导致判决显失公允。2.一审法院无视证据规则，在书证清晰反映案情事实的情况下，偏听证人证言，作出错误判决。被上诉人除申请三个证人作证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已提供足以证明双方买卖合同要件及诉请依据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提供完整的微信记录，一审依据微信聊天记录判决上诉人败诉存在偏听偏信。此外，书证的证明效力要高于证人证言，聊天记录对交易的总价、单价、总量、品质、尚欠货款部分的记载，十分清楚，效力要优于证人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七十七条第五项规定，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本案的证人中董某的身份为被上诉人的亲戚与师傅，周某为董某厂里的员工，且在董某授意下在上班时间给被上诉人作质检，也存在利害关系，打卷厂老板杨某也是被上诉人熟悉的布匹加工人员，证人证言主观偏向明显，一审据此认定布匹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3.对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事实认定不客观，主观且带有倾向性。事实是双方货款金额较大，上诉人多次电话催讨，被上诉人表示无力一次性支付，双方达成分期支付的合意，上诉人在收到47000元的部分货款后，要求被上诉人支付1000元的打样费。上诉人在年前收到47000元后，给予了被上诉人足够的宽限时间，并在2017年5月14日在微信中催讨剩余货款，微信记录中对单价、总价、瑕疵布匹都作了阐述，被上诉人回复“恩，这个我们知道的”，并未对合同内容提出异议，可以认定双方从未重新议定单价，瑕疵布匹已裁剪，出货布匹符合质量要求，逾期情形也不存在，被上诉人尚有67007元货款未付，一审忽略如此重要的书证，判决存在不公。
单红军答辩称，一审对争议焦点归纳正确，判决合法。一、上诉人起诉时提供的证据中发货码单未记载单价，也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名，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否认双方曾发生买卖关系；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支付47000元货款后，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微信）催讨剩余的67007元货款，而不是在四个月后再通过微信用隐晦曲折、征询式的语气询问被上诉人，其目的就是自感证据欠缺企图套取被上诉人对其有利的答复；三、为证明双方在董某协调下达成一起分担损失协议的情况，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时申请调取上诉人手机中的微信留言并申请三位证人出庭，三位证人的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布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及存在延期交付，结合董某的证言及被上诉人47000元的汇款凭证、双方在1月21日至1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双方在董某的协调下，达成了“被告将其从客户处收到的货款（按每米4元结算）一次性付给原告，被客户拒收的补单布匹亦退还原告”的举证目的。对于上诉人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三位证人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且三位证人的证言能互相印证，与微信聊天记录也能印证。
杨军布行于2017年7月3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单红军支付拖欠货款67007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单红军至绍兴市杨军布行商铺内，与杨军布行经营者杨军商谈确定布匹采购协议，双方互加微信，单红军支付定金1万元。同年8月，杨军布行向单红军交货，并根据单红军要求将布匹送至证人杨某的打卷店打卷，因布匹存在质量问题，双方协商剪弃1千余米，单红军向客户交货14200余米。9月7日，单红军微信告知杨军，客户要求补货7种花色共2557.7米布匹。9月17日，单红军要求杨军“价格出来快点告诉我”。9月24日，单红军问杨军10月1日前能不能将补单货拿出来，杨军表示拿不出。10月17日，双方微信联系后，将补单的布匹送至证人杨某的打卷店。2017年1月15日，双方微信联系去单红军处见面。1月19日上午，杨军发微信给单红军，称“光从损耗及磨毛砂洗上损失2万多了”，单红军回复“现在也不能怎么算了，我们客户那边答应的钱给你，我们那比（笔）自己承担”。1月19日下午，单红军微信语音称“等下我回去确定好，今天迟早把钱打给你”。1月20日上午，杨军通过微信将其银行卡照片发给单红军，单红军称“确定好今天给你打”。1月21日上午，单红军通过上海银行将47000元货款转入杨军的农业银行卡，杨军微信回复“收到”。1月22日下午，杨军微信联系单红军，称“还有一点微信转给我好了”，单红军回复“好的，年底前会打的，我的费用也没有报，报了给你。”1月27日上午，单红军向杨军微信转账1000元，杨军收钱后回复“谢谢”，单红军回复“应该的”。5月11日下午，杨军微信联系单红军，称“单总：去年10月份后面补单的2557.7米有没有打卷？还是磨毛厂出来的匹装？”，单红军回复“匹装”“没有打卷”。5月14日下午，杨军又微信联系单红军，称“单总：去年做的布磨毛厂出来的米数是15326.2米，后来经过你们的验收按1万4千2百多米结算，剪掉的1千多米还在不在？我想退给做布的”，单红军回复“应该在的”“我去打卷点找找”，杨军回复“好，谢谢”“当初讲好的，单价7.4元每米，后来2次磨毛，砂洗成本价都到了8块多钱”“一心想把你们的生意做好”，单红军回复“恩，这个我们知道的”，杨军又称“当初下订单时单价7.4元每米，后来操作时候成本上涨我都没讲过提价”。之后双方无关于布匹货款的微信聊天记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单红军所称因杨军提供的布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双方于2017年1月经证人董某参与协商达成了单红军将其从客户处收到的货款（按每米4元结算）一次性付给杨军，被客户拒收的补单布匹亦退还杨军，双方一起分担损失的协议是否属实的问题。根据证人杨某、周某证言，均能证实杨军向单红军提供的布匹存在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裁掉了1千多米后向客户出货的布匹亦是有质量问题的，单红军亦通知杨军对布匹质量问题进行了确认和协商；证人杨某证言同时证实补单同样存在质量问题而且过了交期，故一直放在杨某的打卷店没有打卷。证人董某证言，证实2016年8月，单红军因为布匹存在质量问题来找其，其与其公司负责质检的周某一起去杨某的打卷店，杨军也过来确认了布匹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因为考虑到不出货的话，不但拿不到货款还可能被索赔，故双方协商先出货，根据客户的打折情况再谈价格，阴历年底时，双方在其参与下达成以单红军从客户处收到的每米4元的货款价格一次性付款给杨军，补单的布匹全部退还杨军的协议。另，从杨军保存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分析，如果双方没有达成上述证人董某证言所证实的货款结算及补单退货协议方案，则杨军在1月21日收到单红军银行转账的47000元货款后，又于次日主动微信联系单红军称“还有一点微信转给我好了”显然不符合常理，因为杨军诉称单红军尚欠货款67007元的数额与单红军已支付的货款数额相比不可能以“还有一点”来描述，且之后在2017年5月杨军又两次主动微信联系单红军谈到补单的布匹、实际发货的数量以及下订单时的单价等问题时，均没有向单红军提出尚欠货款何时支付的问题，如果单红军尚应支付杨军67007元货款，杨军此举亦不符常理。综上，该院认为证人证言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能相互印证，证实单红军所称因杨军提供的布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双方于2017年1月经证人董某参与协商达成了单红军将其从客户处收到的货款（按每米4元结算）一次性付给杨军，补单布匹亦退还杨军，双方一起分担损失的协议更符合事实。杨军布行诉请单红军尚欠货款67007元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单红军请求驳回杨军布行诉讼请求的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军布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6元，由杨军布行负担。
双方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尚欠上诉人67007元货款。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尚欠其67007元货款的主要依据是双方2017年5月11日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认为聊天记录对交易总价、单价、总量、品质、尚欠货款部分的记载十分清楚，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双方在电话中已达成分期支付的合意，其在催款时完全可以直接要求被上诉人付款，而上诉人却选择在被上诉人付款47000元四个月后再通过微信用隐晦曲折的方式询问被上诉人，其套取被上诉人对其有利答复的意图明显，因此，该证据的证明力并不充分。另外，双方在同年1月19日的聊天记录中，上诉人发微信给被上诉人称“光从损耗及磨毛砂洗上损失2万多了”，被上诉人回复“现在也不能怎么算了，我们客户那边答应的钱给你，我们那比（笔）自己承担”，表明双方此时对质量问题的处理已在进行协商，而三位证人证言均认为涉案布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证人董某承认在其参与下双方达成了一起分担损失的协议，上诉人也于同年1月21日收到被上诉人银行转账47000元，上述证据完全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双方达成一起分担损失的协议并已实际履行。至于上诉人对一审证据认定的上诉理由，杨某系打卷厂老板，参与案涉布匹的打卷，周某系董某厂里员工，参与过案涉布匹质检，董某虽是被上诉人的远亲，但其介绍双方认识并参与协商，上述证人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且证言能互相印证，与微信聊天记录也能印证，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一审对本案争议焦点的归纳，也并无不当。
综上，杨军布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6元，由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杨军布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王安洁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