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民终542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谢玲，女，汉族，1977年8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代理人：谢佳年，四川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阳，男，汉族，1982年4月3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代理人：朱文全，四川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玲与被上诉人李阳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5）成华民初字第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玲的委托代理人谢佳年，被上诉人李阳的委托代理人朱文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阳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1.一审片面依据李阳单方面报警记录及医院的伤情证明就认定胁迫事实的存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对于李阳声称受到胁迫的事实，应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认定该事实的存在，但一审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并不能排除李阳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主动出具借条，事后又反悔的可能。
李阳辩称，谢玲纠集一伙人在她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将其带到三环外一茶楼，胁迫出具了《借条》《收条》及《承诺书》。次日凌晨两点，李阳到派出所报案，警察也能证实其身上有伤。故李阳出具借条的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予维持。
李阳于2015年1月1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其于2014年10月24日向谢玲出具的《借条》《收条》及《承诺书》。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10月24日，李阳出具《借条》《收条》《承诺》各一份。其中《借条》载明：今本人李阳与蔡欢因家庭开销欲购置一套房屋，因资金紧缺急需30万元用于房屋首付款，特向谢玲借到现金30万元，并承诺此借款于2015年1月24日前归还清。如到期未还清，本人自愿承担每天2%违约金及银行同期利率4倍支付。《借条》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5日”。《收条》载明：今收到谢玲银行转账人民币30万元，收款方式为：由谢玲建设银行（卡号：43×××95）转款至本人李阳指定本人建设银行（卡号：62×××40）人民币30万元，以此为证。《收条》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5”。《承诺》载明：本人李阳因2012年12月25日购置房屋向谢玲借款人民币30万，承诺于2013年12月25日前还清，但因个人及家庭原因至今未能归还一分，现本人李阳以书面形式向谢玲承诺三个月（2015年1月24日前）归还谢玲人民币10万元，剩余20万元于2015年1月24日归还10万元后，双方再做友好协商，本人李阳承诺此借款直至归还所有借款后失效。《承诺》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4日”。
一审另查明，谢玲、谢涛系九黄旅游公司工作人员。2012年12月，李阳与王韬、王坚共同注册成立成都随心行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心行公司）。2012年12月25日，李阳代表随心行公司与谢涛代表的九黄旅游公司签订《合同》，约定随心行公司将中国成都航空公司成都至九寨沟共30套往返机票在承包期间（2013年4月8日至2013年12月1日）承包给九黄旅游公司经营，九黄旅游公司向随心行公司支付30万元保证金。后九黄旅游公司通过谢玲分别于2012年12月25日、26日向李阳个人账户转款14万元、6万元，合计20万元，李阳于2012年12月26日将九黄旅游公司支付的第一笔保证金20万元转账至王韬的银行账户，王韬将此款耗用。2013年3月，李阳告知王韬其已收到九黄旅游公司支付的剩余保证金10万元，王韬吩咐放在李阳账户上，后王韬约李阳等二人到三亚旅游，安排李阳将旅游费用8万余元从该保证金10万元中支出。2013年6月27日，李阳向公安机关报案称王韬骗取其出资款。2014年，王韬经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4）锦江刑初字第259号刑事判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刑终字第384号刑事裁定认定构成诈骗罪，其诈骗金额包含前述九黄旅游公司支付的30万元保证金。
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李阳、谢玲之间并无真实的款项往来，本案中的《借条》《收条》及《承诺》中载明的“30万元”均是指向前述刑事裁判文书中九黄旅游公司支付的30万元保证金。同时，谢玲在庭审中表示，《借条》的形成时间是在打款之后，并不是在落款时间形成的，《借条》《收条》及《承诺》是李阳与九黄旅游公司基于前述30万元保证金重新达成的承诺。
同时查明，2014年10月25日凌晨2时许，李阳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强迫写下30万元的欠条。因李阳系本人到派出所报警，属群众来访，派出所当时并没有出警。据其后即2014年10月25日14时许公安机关对李阳的询问笔录显示，李阳称2014年10月24日被人殴打，致右耳震荡伤、鼻粘膜外伤，并被威胁写下借条、收条和还款承诺书，其中，借条的内容是因其和其老婆预购置一套房屋，因欠缺首付款，向谢玲借款30万元整，于2013年12月归还；收条的内容是今收到谢玲通过某账号转款到我账号上30万元整；还款承诺书的内容是因为这30万元本应2013年12月之前还款，但因无力归还，现约定于2015年1月24日前还款10万元，剩余20万元在我先期归还10万元之后再做友好协商。借条和收条上的落款日期均为2013年12月25日，承诺书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24日。同日，李阳经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断表明其右耳震荡伤，鼻粘膜外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已共同确认《借条》《收条》《承诺》指向的30万元是王韬犯诈骗罪一案中九黄旅游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双方之间并无其他真实的款项往来，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应为将该30万元保证金转化为《借条》《收条》《承诺》中载明的购房借款形式是李阳受胁迫所致还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谢玲主张李阳系基于事实真相和道义考虑主动通过自愿的债务承担，将该30万元保证金转化为李阳的个人债务而出具的《借条》《收条》《承诺》，现在请求法院撤销属于事后反悔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该30万元保证金的来源及性质来看，该笔款项虽系支付至李阳账上，但经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系因王韬向李阳虚构其有能力拿到成都至九寨沟包机位票，并通过李阳骗取的九黄旅游公司的保证金，该笔款项或由李阳直接转账至王韬个人账户，由其耗用，或在王韬的授意和许可下被共同耗用，均系王韬的诈骗金额；其次，从李阳在前述刑事案件中的身份来看，虽然李阳代表随心行公司与谢涛代表的九黄旅游公司签订了《合同》并收取了九黄旅游公司的保证金，但经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李阳系受王韬虚构事实的欺骗，系王韬实施诈骗行为的工具，李阳本身并在与王韬合作过程中被骗取了钱财，系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同时，谢涛在刑事案件中所作的陈述也表明其知晓李阳是作为随心行公司的代表与九黄旅游公司签订《合同》、王韬是拿机票的“上家”的事实；最后，从李阳出具《借条》《收条》《承诺》的事后行为来看，虽然只有其在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及单方面陈述，没有公安机关的出警及对相关人员的询问，但考察接（报）处警登记表及询问笔录中的具体内容，与《借条》《收条》《承诺》载明的内容基本吻合，同时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证明书也与李阳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被殴打的事实相印证。综合上述事实及证据，能够认定上述《借条》《收条》《承诺》系在李阳受胁迫情形下出具的，并不是李阳的真实意愿，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李阳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故对该项请求予以支持。针对谢玲的辩解，因与查明的事实及常理不符，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李阳于2014年10月24日向谢玲出具的《借条》《收条》及《承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谢玲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李阳出具《借条》《收条》及《承诺书》的行为系自愿还是受胁迫，现评判如下：
第一，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双方对《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即刑事案件所涉保证金30万元均无异议，李阳本身作为刑事案件受害人，如果同意该款转化为其个人借款，必定会与谢玲经过多次磋商达成合意，而非在谢玲不在场的情况下，到三环外的茶楼去书写借条；
第二，李阳先倒签时间写了《借条》《收条》，而后又以当日时间出具《承诺书》，借条载明的内容系因家庭开销欲购置房屋因资金紧缺而借款。如若谢玲所说双方已达成合意，直接写明保证金转化为借款由李阳个人偿还即可，而无需捏造事实分别出具《借条》《收条》及《承诺书》；
第三，李阳在出具《借条》的次日凌晨即报警陈述其受胁迫，医院的病情诊断书载明其右耳震荡伤，鼻粘膜外伤，能够印证其被殴打的事实；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李阳所陈述事实及所举证据具有高度可能性，其出具《借条》《收条》及《承诺书》的行为并非出于自愿，一审法院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综上，谢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谢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长军
代理审判员 傅 敏
代理审判员 龙小丽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杜俊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