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36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唯珍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镇沈家营村村民委员会院内。
法定代表人：张作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杰，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孝凯，男，1961年5月6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伦，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赤城县战友农工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赤城县东卯镇井儿沟村。
法定代表人：李润东，总经理。
上诉人北京唯珍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孝凯、赤城县战友农工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战友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民初3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唯珍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孝凯、战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7月15日唯珍公司经理张作顺代表唯珍公司与战友公司签订《蔬菜大棚承包合同》错误。张作顺从未在唯珍公司任职，即使其签订该合同，也未得到唯珍公司的追认。王孝凯提交的《蔬菜大棚承包合同》是复印件，唯珍公司自始至终不知道该合同的存在，该合同与唯珍公司无关。王孝凯称其与唯珍公司实际履行该合同不属实，其在该合同中载明的签订日期前后将合同标的物南区近300座大棚承包多人。2.一审判决认定《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签订后唯珍公司接管赤城县东卯镇井儿沟村蔬菜温室大棚错误。2013年5月唯珍公司已经派员工根据《合作经营合同》进驻井儿沟基地，整理改造温室，并组织生产，而《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3.一审判决认定唯珍公司接管井儿沟基地是履行《蔬菜大棚承包合同》而非《合作经营合同》错误。一审诉讼中，王孝凯出示的《蔬菜大棚承包合同》是复印件，唯珍公司当庭否认该合同的存在，并指出该合同并非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唯珍公司发表质证意见时也指出该证据材料是复印件，在唯珍公司申请鉴定该纸张是合同复印件还是原件后，王孝凯称原件丢失无法提供检材。4.一审判决认定围堵井儿沟基地破坏唯珍公司生产的是邵怀国错误。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真正原因是王孝凯拒不履行《合作经营合同》中约定的缴纳2014年地租的义务，进而造成村民围堵基地。马王海一审出庭作证时不配合法庭调查，不停要求退庭，陈述邵怀国围堵基地一事后拒绝说明此后因地租纠纷产生村民围堵基地的情况。马王海作为东卯镇镇政府的领导曾指派专员协调村民因地租围堵基地事宜，经调解，唯珍公司向镇政府农村代理记账中心支付20万元地租。战友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润东陈述前后矛盾，无法解释马王海协调井儿沟围堵事件、地租金额标准等问题。唯珍公司替王孝凯缴纳20万元地租后，王孝凯、李润东仍要求唯珍公司继续支付地租至40万元，暗中安排村民阻挠生产，抢走唯珍公司租赁的车辆抵扣地租至今未还，最终造成唯珍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东卯镇派出所之前出具的证明称村民因地租纠纷围堵基地，而后称该证明错误，表示没有村民因地租纠纷围堵基地，而是邵怀国因工程纠纷围堵基地。唯珍公司担心20万元支付给井儿沟村不保险，才将款项付至东卯镇农村会计代理中心。王孝凯称其支付2014年地租未违约，但未出示相关凭证，后又称镇政府对其负有欠款，由镇政府代其支付地租，在其亦无法提交银行凭证的情况下，又称镇政府已抵扣方式计算。因此，《合作经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是王孝凯不履行交纳2014年度地租的义务。5.战友公司实际占有唯珍公司投入井儿沟基地的资产，一审法院对唯珍公司要求战友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未进行处理。
王孝凯辩称，不同意唯珍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诉讼期间，唯珍公司出示了《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的原件。张作顺的签字可以代表唯珍公司。同时，井儿沟村村委会和东卯镇镇政府均出具相关证据，证明王孝凯未欠付土地租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唯珍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战友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唯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唯珍公司与王孝凯于2013年5月2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2.判令王孝凯赔偿经济损失118万元、会员蔬菜断供违约金50万元、合作社断供违约金150万元、扣押面包车的租金损失13.2万元，共计331.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5日，唯珍公司（甲方）与王孝凯（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3日内，甲方派出管理和生产团队接管并负责战友公司（丙方）的全面运营管理，乙方应当协助和配合甲方有关交接工作、熟悉情况和尽快恢复生产等；甲方负责今后企业的所有运营投入，通过既有渠道和品牌影响力负责产品在北京及有关市场的推广和营销工作；乙方除应当在2013年度恢复生产条件和继续支付2013年与2014年的土地租金外，今后不再对丙方继续新的投资；丙方在赤城县东卯镇井儿沟村建设有农业产业化基地，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农业设施、地上建筑物或构筑物、农机具等，已具备生产条件，甲乙双方合作后，乙方在丙方的所有投资和财产均转化为股份形式，乙方拥有所有权；甲乙双方合作后，由乙方将丙方股份以1元名义价格出让给甲方，丙方股份调整后，甲方及关联各方占80%的股份，乙方占20%的股份，甲乙双方应在本合同签订30个工作日内按照上述股份比例到企业登记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甲乙双方按股权比例进行利润分成，即甲方及关联各方得80%，乙方得20%，丙方的风险和亏损由甲方通过经营利润的方式予以承担；由于合作一方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严重违反合同约定，造成丙方无法经营或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经营目的，视作违约方片面终止合同，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索赔；如果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或隐瞒丙方的有关事实，或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尽职经营管理，即构成违约。守约方应当催告违约方在一个月内履行合同义务，逾期仍未履约的，视同违约方放弃在本合同中的一切权利，自动退出合作，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双倍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
2013年7月15日，唯珍公司经理张作顺代表唯珍公司（乙方）与战友公司（甲方）签订《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甲方将位于赤城县东卯镇井儿沟的全部蔬菜温室大棚共计293栋及附属鱼塘等承包给乙方，合同约定：一、承包期限：2013年7月18日起至成就本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的条件之日止；二、承包费用：每年全部温室大棚及鱼塘等以实际面积计算，承包费按甲方原与农民签订的土地承包租赁合同的约定执行，于每年5月1日前支付给甲方，其中2013年和2014年乙方免交承包费，2015年承包费于2015年5月1日前缴纳，之后依次类推；三、承包用途：相关租赁物仅限于设施农业及有关林牧副渔等生产使用，为上述生产及相关目的，乙方可以改变其生产用途或者拆改搭建其他建筑物，包括改扩建附属的管理和生活用建筑物；四、设施要求：甲方以现状交付温室大棚及有关附属部分，甲方保证灌溉管道等设施能够正常使用，在租赁结束后除自然损耗损坏、合理折旧和不可抗力等造成的损坏外，乙方同样按现状交还给甲方……十一、合同提前终止：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成立新实体“赤城县唯珍超有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后，甲方按此前乙方与王孝凯先生和李丁先生签订的有关转让协议将甲方全部农业性资产产权全部过户到新实体之日起提前终止；十二、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约，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均需赔偿守约方相当于两倍的损失金额；十三、其他约定：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东卯镇政府备案一份；十四、合同生效：双方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后，正式生效。
《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签订后，唯珍公司接管赤城县东卯镇井儿沟的蔬菜温室大棚，并对部分温室大棚进行了改造经营。经营过程中，邵怀国因建蔬菜大棚与唯珍公司发生纠纷，邵怀国曾经带人围堵井儿沟蔬菜基地。2014年3月，唯珍公司撤出井儿沟蔬菜基地。2015年9月16日，唯珍公司诉至该院，要求王孝凯双倍赔偿经济损失118万元。2016年6月7日，唯珍公司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双方于2013年5月2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要求王孝凯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31.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唯珍公司与王孝凯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唯珍公司是否与战友公司签订了《蔬菜大棚承包合同》，唯珍公司履行的是《合作经营合同》还是《蔬菜大棚承包合同》。庭审中，王孝凯代理人出示了张作顺代表唯珍公司与战友公司签订的《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用以证明唯珍公司履行的是《蔬菜大棚承包合同》，而不是与王孝凯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唯珍公司否认与战友公司签订了《蔬菜大棚承包合同》，战友公司在庭审中确认与唯珍公司签订了《蔬菜大棚承包合同》，并且向唯珍公司交付了位于赤城县东卯镇井儿沟的全部蔬菜温室大棚及附属鱼塘，战友公司履行的是与唯珍公司签订的《蔬菜大棚承包合同》，是唯珍公司单方面不履行合同主动退出的。庭审中，赤城县东卯镇人民政府与马王海作为见证方，也证明张作顺代表唯珍公司与战友公司签订了《蔬菜大棚承包合同》。据此，该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唯珍公司与战友公司签订了《蔬菜大棚承包合同》，并且已经履行《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的事实，唯珍公司否认存在《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合作经营合同》的解除问题，庭审中，唯珍公司与王孝凯均认可在起诉之前双方均未提出过解除合同的请求，2016年6月7日，唯珍公司在庭审中首次要求解除双方于2013年5月2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而王孝凯认为唯珍公司与战友公司签订《蔬菜大棚承包合同》，是以实际行动解除了《合作经营合同》。对此，该院认为，唯珍公司与王孝凯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后，双方未按约定进行股权转让变更，随后唯珍公司又与战友公司签订《蔬菜大棚承包合同》，《合作经营合同》一直处于中止履行状态，现在双方对解除《合作经营合同》无实质性争议，应确认解除合同有效。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合同应当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所以《合作经营合同》解除的时间为王孝凯收到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之日，即2016年6月7日。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唯珍公司接管赤城县东卯镇井儿沟的蔬菜温室大棚，并对部分温室大棚改造经营的行为，并非是履行与王孝凯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故该院对唯珍公司证明其损失的有关证据不作认定，唯珍公司要求王孝凯赔偿各项损失331.2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1.确认唯珍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有效，唯珍公司与王孝凯于2013年5月25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已于2016年6月7日解除；2.驳回唯珍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唯珍公司和王孝凯、战友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诉讼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合作经营合同》约定有以下内容：3.唯珍公司与王孝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一致同意由唯珍公司全权经营战友公司；9.战友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唯珍公司委派4人，王孝凯委派1人，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董事长由唯珍公司委派，董事和董事长任期4年，经为派发继续委派可连任；18.合作期限为15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该合同还约定有其他内容。
本院发回重审本案的原审诉讼期间，王孝凯并未提交《蔬菜大棚承包合同》，重审一审诉讼期间，王孝凯将该合同作为证据提交，唯珍公司申请对《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王孝凯二审诉讼期间称，其已无法找到《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的原件。
二审诉讼期间，唯珍公司表示，其已实际对井儿沟基地进行经营，2014年3月其撤出井儿沟基地后不久，诉争土地租给了其他公司进行生产经营，但其不清楚是王孝凯还是战友公司对外进行的出租；王孝凯存在以下违约行为：1.未向唯珍公司变更股权；2.强行将唯珍公司人员从井儿沟基地赶出；3.拒不缴纳2013年和2014年土地租金，并指使村民围堵生产基地，造成唯珍公司无法经营；4.将基地出租给案外人，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要求解除《合作经营合同》。
唯珍公司称张作顺无法到庭参作证，但在举证期限截止后，向本院提交关于王孝凯及战友公司提交的《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的说明，该说明落款处“说明人”处署名为“张作顺”，称其未被唯珍公司任命为经理职务，不记得在2013年7月份代表唯珍公司与战友公司签订《蔬菜大棚承包合同》，只是经唯珍公司授权于2013年签署过《合作经营合同》。
唯珍公司一审诉讼期间表示，其并未向王孝凯告知解除《合作经营合同》。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唯珍公司与王孝凯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唯珍公司实际履行的合同是《合作经营合同》还是《蔬菜大棚承包合同》；2.《合作经营合同》解除后，王孝凯是否应向唯珍公司赔偿损失。
关于唯珍公司实际履行的合同。唯珍公司主张，其从未与战友公司签订过《蔬菜大棚承包合同》，仅与王孝凯签订《合作经营合同》，故其实际履行的合同为《合作经营合同》，王孝凯则主张，唯珍公司2013年5月25日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后，于2013年7月15日与战友公司签订《蔬菜大棚承包合同》，故唯珍公司实际履行的是在后签订的合同。本院认为，王孝凯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即唯珍公司实际履行的合同为《合作经营合同》。具体原因为：首先，王孝凯本案一审诉讼期间虽提交《蔬菜大棚承包合同》，但该合同上并无唯珍公司印章，唯珍公司亦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以及该合同上“张作顺”签字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并申请对该合同进行鉴定，二审诉讼期间，王孝凯明确表示该合同的原件无法找到，在此情况下，无法确定《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其次，王孝凯系战友公司股东，而根据王孝凯的主张，《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系唯珍公司与战友公司签订，且该合同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7月15日，但在本案原审诉讼的一、二审期间，王孝凯均未将该合同作为证据提交，而是在本院发回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期间提交，与常理不符；再次，根据《合作经营合同》的约定，唯珍公司系针对战友公司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镇东卯镇农业基地及设施进行合作经营，唯珍公司无需支付2013年和2014年土地租金，唯珍公司和王孝凯均认可唯珍公司针对上述井儿沟基地中蔬菜大棚进行经营，而根据《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的约定，唯珍公司承包位于上述地址内的蔬菜温室大棚及附属鱼塘，其中2013年和2014年免交承包费，据此，上述《合作经营合同》和《蔬菜大棚承包合同》的内容相似，均涉及对东卯镇井儿沟基地相应农业设施进行经营，故根据唯珍公司实际经营的情况，不足以认定其实际履行行为指向的合同。结合王孝凯未能提供《蔬菜大棚承包合同》原件的情况，不足以认定唯珍公司实际履行该合同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唯珍公司与战友公司签订并已经履行《蔬菜大棚承包合同》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唯珍公司是否有权要求王孝凯赔偿因《合作经营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一节。唯珍公司称，王孝凯未向唯珍公司变更股权，拒不缴纳2013年和2014年土地租金，并指使村民围堵生产基地，强行将唯珍公司人员从井儿沟基地赶出，造成唯珍公司无法经营，并将基地出租给案外人，上述行为属于根本违约行为，造成唯珍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相关规定，要求解除《合作经营合同》，并要求王孝凯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合作经营合同》约定有王孝凯向唯珍公司转让战友公司股权的相关内容，但该合同亦约定唯珍公司对战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以及具体的经营管理方式、经营期限等内容，即《合作经营合同》中涉及股权转让的内容并非唯珍公司在该合同中的唯一合同目的，唯珍公司亦认可，其已对合同涉及的生产基地进行了实际经营，故《合作经营合同》中涉及股权转让的内容是否履行，对于唯珍公司实现对生产基地的经营并无直接影响，故唯珍公司据此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王孝凯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其次，唯珍公司虽称王孝凯未交纳2013年和2014年地租，造成村民围堵生产基地，并指使他人将唯珍公司赶出，造成唯珍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但赤城县东卯镇人民政府已出具说明，证实2014年之前租金已经支付，唯珍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否定上述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唯珍公司未就王孝凯欠付租金，以及王孝凯组织他人围堵基地造成唯珍公司无法经营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唯珍公司虽称王孝凯将基地向他人出租，但诉争基地出租给他人的行为系在唯珍公司撤出基地之后，唯珍公司亦无证据证明系王孝凯将基地出租给他人，据此不足以证明王孝凯存在致使《合作经营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再次，唯珍公司虽要求王孝凯就其支出款项承担赔偿责任，但其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诉争款项系因履行《合作经营合同》支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因王孝凯存在违约行为致使《合作经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向案外人支付违约金。综上，唯珍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现唯珍公司和王孝凯对《合作经营合同》解除均无异议，经查，唯珍公司未向王孝凯发出过解除合同的通知，一审判决认定王孝凯收到解除合同诉讼请求之日，即2016年6月7日为合同解除通知达到之日，并据此确认《合作经营合同》于该日解除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唯珍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唯珍公司与战友公司签订并已经履行《蔬菜大棚承包合同》不当，除此之外，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296元，由北京唯珍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徐 硕
审 判 员 刘海云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法官助理 韩悦蕊
书 记 员 杜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