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儿爱，女。
委托代理人：邹强，广东鑫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允丝，广东鑫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振雄，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继求，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水连，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剑飞，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银华，女。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春峰，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宏，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叶初祥，男，汉族，1962年2月17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邹强，广东鑫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允丝，广东鑫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儿爱因与被上诉人钟振雄、周继求、谢水连、谢剑飞、谢银华（下称钟振雄等五人）、原审第三人叶初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13）穗萝法民三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曾儿爱作为黄陂公司田心村榄树排经济社社员，于1996年3月5日经广州市白云区罗岗镇村镇建设管理办公室批准，取得用地面积为80平方米的建房用地，建筑结构为混合，层数为两层半，建筑面积为200平方米；1996年8月5日，经广州市白云区罗岗镇村镇建设管理办公室批准，曾儿爱取得的前述建房用地的用地面积增加为121平方米，建筑结构变更为框架，层数变更为三层半，建筑面积增加为423.5平方米。
其后，在上述建设用地上建房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曾儿爱、叶初祥共同作为甲方，与共同作为乙方的钟振雄、周继求、案外人谢永明于1998年5月11日在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订《合建协议》。该协议约定：“1、甲方以现有宅基地、完成的立柱基础、部分石墙水沟、石渣填筑及小桥折价10万元进行合资；2、乙方出资15.75万元兴建三层楼层，每层建筑面积132平方米……出资0.75万元兴建附助未完善工程（部分石墙、填筑石渣及小桥护栏），合计出资16.5万元；3、按照双方签认的图纸由甲方进行施工总承包……九八年底交付使用，施工安全及质量也由甲方承包……；6、住房分配形式：首层101套房（首层北向套房）为曾儿爱、叶初祥夫妇，首层102套房（首层南向套房）为曾儿爱、叶初祥夫妇，第二层201套房（北向套房）户主为叶初祥、曾儿爱，第二层202套房（南向套房）户主为周继求，第三层301套房（北向套房）户主为钟振雄，第三层302套房（南向套房）户主为谢永明……；8、其他……（四）房产证的户主名写上甲方一个、乙方二个。或者写上以乙方占多数的户主名；9、三层楼六套房，每套房的户主都永远占有该楼的六分之一地产使用权和六分之一房产使用权。若政府征地或其他赔偿，以及需缴交的其他税费，都按每套住房计六分之一的比例来计算，其他情况按股份权益的占有量大小来选定决策，六户人的公共财物含：楼房前面的平地及果树，楼房四周的空地水沟水涵、小桥通道、楼梯及三楼顶上天棚”。
《合建协议》签订后，钟振雄、周继求、案外人谢永明共支付曾儿爱、叶初祥16.5万元。《合建协议》所涉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报建和施工等具体事宜均由曾儿爱、叶初祥完成，并于1998年底建成，于1998年11月取得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镇人民政府核发的萝字第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该证显示涉案房屋占地121平米，结构为框架，层数为三层，建筑面积为363平米，使用权人为曾仪爱、谢永明二人。
2005年7月29日，根据广州市政府《穗府（1999）45号“关于实施广州科学城总体规划的通知”和穗府函（2000）73号“关于同意﹤广州科学城总体规划﹥的批复”》的文件精神，为实施省道天鹿南路的扩宽工程，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开发区土地中心”）作为甲方，委托作为乙方的广州开发区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黄陂公司”），与共同作为丙方的黄陂榄树排西街2号宅基地使用权人曾儿爱、谢永明进行协商搬迁补偿安置等事宜，经乙、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确认，三方共同签订了穗开土拆迁补（2005）160号《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各方在《补偿协议》中约定：“丙方在规定时间内把原址房屋交给甲方拆除，平整场地供甲方开发使用；原址房屋合法产权建筑面积为363平方米，重置价格为每平方米915元，金额为332145元；被拆除房屋内有超出原宅基地证建筑面积44.**平方米，不计复建安置面积，每平方米一次性补偿549元，金额为24178元；丙方原址房屋内飘檐面积0.82平方米，按每平方米120元计算，补偿金额为人民币98元；房屋附属物共15项，补偿金额共50634元……甲方应一次性付给丙方款项如下：1、第一次的租房安置费（2005年7月29日-2005年10月28日）合计19602元；2、单程搬家费（含电视、电话迁移）为2500元；3、丙方原址房屋评估重置费332145元；4、超出原房屋合法面积的一次性补偿费24178元；5、房屋内飘檐面积的一次性补偿费98元；6、其他附属物补偿费15项共50634元。6项合计429157元”。其后，基于对未尽事宜的协商及有关补偿标准的进一步确立，三方当事人分别于2006年签订穗开土补迁（2006）20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1》”）、于2010年10月9日签订穗萝迁补（2010）003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2》”）、于2011年3月29日签订穗萝迁补（2011）014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1》（以下简称“《补充协议3》”）、于2012年9月25日签订穗萝迁补（2012）00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4》”）。
另外，谢永明于2011年9月21日在广州市死亡，其配偶是谢水连，共生育了两个子女，分别是谢剑飞、谢银花，谢永明的父亲谢文庆、母亲黄五苟均先于其去世，故上述《补充协议4》的丙方载明是曾儿爱及谢水连。
2012年6月5日，谢水连出具委托书给曾儿爱，该委托书的内容为“位于黄陂榄树排西街2号房屋【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编号：萝字第NO：002740号】权属人为曾儿爱、谢永明。由于谢永明已故，现其继承人谢水连正在办理相关继承公证手续。为了更好配合房屋安置及后续工作，经曾儿爱和谢永明的继承人谢水连共同协商一致，并同意由曾儿爱负责办理上述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并以曾儿爱的名义办理和领取临时安置补助等相关事宜”。
曾儿爱于2013年7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钟振雄、周继求、谢永明非涉案榄树排村村民，没有权益享受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涉案的《合资兴建住宅协议》实际是钟振雄等人购买农村宅基地房屋，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曾儿爱诉请法院判令：1、曾儿爱与钟振雄等五人于1998年5月14日签订的《合建协议》无效；2、确认宅基地【萝字NO.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权证》】的合法使用人仅是曾儿爱一人。
原审庭审中，钟振雄等五人出具由钟振雄作为甲方、周继求作为乙方、谢水连、谢剑飞、谢银花作为丙方签名的《确认书》。该《确认书》记载以下内容“1、1998年5月11日，甲方、乙方、谢永明（已过世，丙方是其法定继承人）与曾儿爱、叶初祥签订了经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法律服务所见证的《合建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如下主要条款……2、后在办理宅基地使用证过程中，因只能填写两个人的名字，钟振雄、周继求、谢永明三人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委派谢永明作为代表，代为持有因《合建协议》而享有的权利，最终由谢永明与曾儿爱作为萝字第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权证》的持有人进行登记注册。现谢永明已经过世，其法定继承人即丙方三人对上述事实确认如下：1、丙方认可有谢永明参与签订的《合建协议》的效力，并愿意按该协议约定的条款执行；2、丙方确认谢永明因萝字第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权证》而享有的权利中包括了代甲方和乙方持有的权利；3、丙方承诺在依法继承了谢永明上述房产权利或因此而产生的其他经济权利后，会按《合建协议》的约定将属于甲方和乙方的权利转给甲方和乙方。”
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房屋已被拆除，曾儿爱已领取房屋价值补偿款及临迁费等款项，并将其中的78万元款项陆续支付给了钟振雄等五人。
另外，曾儿爱与村建（萝）字第006396号《村镇建房许可证》、村建（萝）字第006850号《村镇建房许可证》、萝字第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穗开土拆迁补（2005）160号《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等材料中的“曾仪爱”是同一人。
以上事实，有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街道办城市管理科出具的证明、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村建（萝）字第006396号《村镇建房许可证》、村建（萝）字第006850号《村镇建房许可证》、萝字第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合资兴建住宅协议》、银行存款业务回单、委托书、穗开土补迁（2006）20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穗萝迁补（2010）003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穗萝迁补（2011）014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1》、穗萝迁补（2012）00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四》、《确认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曾儿爱、叶初祥在其已取得村镇建房许可证的集体土地上进行建房的过程中，因建房资金短缺，在自愿的基础下采取由他人出资、自己出地出工的合建形式与钟振雄、周继求、案外人谢永明签订《合建协议》，没有证据显示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另外，《合建协议》是于1998年5月14日签订，该协议所涉宅基地及房屋是于1998年11月取得《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当时实施的是198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该法第二条第四款及第四十一条关于“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建住宅，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用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并参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准支付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规定可知，当时的法律既不禁止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不禁止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故曾儿爱等人于1998年5月签订的《合建协议》没有违反当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再者，《合建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均按照协议约定的义务实际履行，并在房屋建成后，于1998年11月取得了以曾儿爱、案外人谢永明为权利人的萝字第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至2005年涉案房屋遇到拆迁补偿前，该房屋的使用情况亦与《合建协议》约定的情况基本一致。同时，结合钟振雄等五人提交的《确认书》及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认《合建协议》各方当事人已通过履行的方式将原协议中第8条第（四）项关于“房产证的户主名写上甲方一个、乙方二个。或者写上以乙方占多数的户主名”变更为由房产证的户主名写上甲方一个及乙方一个，且该变更后的产权情况已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发放《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方式予以确认，具有法律效力。据此，曾儿爱要求确认《合建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曾儿爱要求确认萝字第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合法使用人仅曾儿爱一人的诉讼请求，其性质上属于个人之间对土地使用权的争议。该争议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应根据诉讼提出时的法律予以确认，故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该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因此原审法院对此诉讼请求不予处理。
关于叶初祥在本案中诉讼地位的认定。鉴于叶初祥与本案的处理后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已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叶初祥在知晓本案诉讼情况并明确同意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不作为共同原告主张权利，是其对诉讼权利及民事权利的合法处分，应予尊重，故钟振雄等五人要求将叶初祥追加为本案原告的主张有违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选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198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第四十一条、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23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曾儿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曾儿爱承担。
判后，上诉人曾儿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对事实认定不清。（一）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建协议》为有效合同，这是对事情的严重歪曲。《合建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房屋的权属归属以及日后的拆迁问题，宅基地使用权人只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没有处分的权利，现在曾儿爱、叶初祥做出了处分的行为，这明显是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合建协议》理应无效。合建协议明显是宅基地的买卖，宅基地的买卖在我国一直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所谓的《合建协议》理应无效。（二）原审判决认定，根据《穗府（1999）45号“关于实施广州科学城总体规划的通知”和穗府函（2003）73号“关于同意﹤广州科学城总体规划﹥的批复”》和（2005）160号《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所有项目的拆迁项目合计429157元。但曾儿爱、叶初祥先后共给付钟振雄等五人780000元作为当初出资的升值的返还，原审法院把这种返还定义为拆迁款的支付，明显歪曲事实。（三）原审法院认定谢永明可以报建宅基地的住宅，是错误的。根据198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非农业户口居民建住宅的，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但在当时只有曾儿爱、叶初祥进行了报建，谢永明并不进行报建，谢永明等人合资建房的报建手续并没有得到当时的县级政府（白云区政府）批准，而是只有萝岗镇政府进行批准。因此，当年的合资建房并未取得合法手续。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定依照198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国家是允许私人宅基地的转让。这无疑是对法条的错误理解，在我国宅基地一直都是禁止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故应该适用198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法院认为对于萝字N0.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权证的使用人仅为曾儿爱一人的诉讼请求，在其性质上属于个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的争议，不属于本院管辖，不予受理。法院理应对这问题单独出具一份民事裁定，现在原审法院只是单单的几句话就把这个问题轻描淡写是明显违背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曾儿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钟振雄等五人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一、虽然钟振雄等五人及谢永明不是村民，与曾儿爱不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关于“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的规定，并不是对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禁止，仅是对农民宅基地分配申请资格上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因此《合建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三、涉讼萝字第NO.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权证》上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是曾儿爱和谢永明，是经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镇人民政府确权并颁发权利证书的，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曾儿爱要求确认宅基地的合法使用人仅为其一人的主张，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处理并无不妥。四、曾儿爱支付的款项并不是对当初出资的返还，而是被上诉人应得的拆迁补偿款及临时租房安置费，恰恰说明曾儿爱在起诉前多年来一直都是认可被上诉人享有涉诉宅基地使用权的。五、《合建协议》是各方协商一致合作建房，有别于买卖宅基地，被上诉人基于合同约定、实际投资对所建房屋享有约定的所有权是正当权益，而由于土地与地上建筑物的不可分割性，被上诉人相应获得土地使用权，由本案各方共同共有。因此，《合建协议》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规定。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请求法院驳回曾儿爱的上诉请求。
第三人叶初祥陈述称：同意上诉人曾儿爱的上诉意见。一、曾儿爱当时建房时受到邻居的恶毒阻碍和阻拦，停止建房长达两年，危急之期才以白送涉案宅基地，与钟振雄、周继求、谢永明三人签订《合建协议》。二、《合建协议》双方确实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叶初祥的利益，《合建协议》第五款原本字意是“甲乙方合资付款……（一）公证后甲乙方每户出资2万元……（二）做好框架等工程后，甲乙方每户出资1.5万元……”该款中的乙方原本应为“甲乙方”；协议原本有六户人，每户出资5.5万元购入一套68平方米住宅，但后来《合建协议》只显示“签订协议后乙方出资16.5万元的字据”，未显示曾儿爱出了多少款项。三、《合建协议》第六、九款等内容也可说明原计划是六户人出资合建住宅，每户购房面积是68平方米，购房成本价是808元／平方米。四、依照《合建协议》第一款的约定及二审证据可以证实曾儿爱当时合建房屋付出了现金约15万元，加上宅基地作价8万元，其实际出资约23万元，而被上诉人共出资才16.5万元。上述事实足以证实签订《合建协议》时，钟振雄、周继求、谢永明有“乘人之危”、“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叶初祥的利益”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实情。因此，叶初祥请求法院判令确认涉案《合建协议》无效。
本院二审经庭询调查确认原审查明事实。
另查明：一、上诉人曾儿爱二审提交证据：两份《证人证言》及照片，《证人证言》证明1998年郊区建成内外贴瓷片、厨房贴瓷片、安装防盗门的房屋建筑成本价是500元／平方米以上，被上诉人仅出资16.5万元，上诉人除了出地外还出资20多万元，报建手续也是由曾儿爱完成的；《照片》证明签订合建协议后还需要用石渣来填补，购买石渣款项达20000元，《拆迁协议》未评估石渣价值；上述两项证据足以证实《合建协议》显失公平。被上诉人钟振雄等五人质证称：上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确认证人签名、手印的真实性以及证人与曾儿爱之间的利害关系，故对上述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诉人陈述上述证据为了证明当时投资金额是多少，这个问题与双方《合建协议》的权利义务没有关联；曾儿爱、叶初祥二审陈述称《合建协议》是趁人之危、显失公平等，无任何事实依据，且属于合同撤销权的审查范畴，也远超出主张撤销权的法定期限；对于三张有原件的照片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其他照片因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上述照片未显示拍摄时间，也无法证明曾儿爱主张的事实及诉请。原审第三人叶初祥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
二、对于双方1998年签订《合建协议》并实际建成涉案房屋并按协议约定对房屋进行分配占有使用，多年前涉案房屋已被拆除，宅基地也已被征用，双方签订《合建协议》的标的已经不存在，曾儿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合建协议无效》的背景和目的的问题，曾儿爱、叶初祥陈述称：双方与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时所有被上诉人口头承诺其共占用面积最小的一套房屋。2005年7月29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虽拆迁协议上未具体约定，但是双方依据管理委员会《穗开管2004-142号》文第19条规定“被拆迁人为非本村村民，在本村没有其他住房的，所建房是1999年6月9日前批准建设的，可以建筑成本价回购一套最小面积的安置房”；因为签订《合建协议》时并没有该文件，所以《合建协议》约定“若政府征地或其他赔偿，以及需缴交的其他税费，都按每套住房计六分之一的比例来计算，其他情况按股份权益的占有量大小来选定决策”与上述文件相悖。上述文件下发后，双方在2005年与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被上诉人明确同意所有被上诉人一方只回迁一套最小的房屋，目前，拆迁办同意共购买5套回迁房，总面积共360平方米，但是现在被上诉人违背当时的口头承诺，导致双方对于购买回迁房产生纠纷；合建协议上约定的回迁条款与回迁文件存在冲突，因此，曾儿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对《合建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被上诉人钟振雄等五人陈述称：一、本案实际上并不涉及曾儿爱所陈述的问题，曾儿爱主张的是《合建协议》是否有效，而合同是否有效并不以现有文件作为评判依据；二、《合建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权益的处分，并不是以文件来否定对各自权益的分配；曾儿爱所主张的文件并不存在约束双方的效力。因此，不能以此认定当初的合建协议是无效的。
三、各方当事人二审确认：涉案房屋目前共领取拆迁补偿款及部分临迁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二分之一进行分配，双方各领取了780000元。
本院认为，曾儿爱原审主张《合建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因涉案《合建协议》于1998年5月14日签订，各方当事人已按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合建协议》协议中第八条第（四）项约定“房产证的户主名写上甲方一个、乙方二个。或者写上以乙方占多数的户主名”。房屋建成后，涉案宅基地于1998年11月取得以曾儿爱、案外人谢永明为权利人的萝字第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该产权登记情况已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发放《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方式予以确认。涉案房屋使用情况亦与《合建协议》约定的情况基本一致。另外，曾儿爱、谢永明于2005年7月29日及之后与拆迁人就涉案房屋的搬迁补偿安置签订了《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等，各方已就拆迁补偿达成一致意见。涉案《合建房屋》所涉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涉案房屋已被实际拆除，双方权利义务已终止。曾儿爱诉请《合建协议》无效的各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均不予支持。
至于曾儿爱要求确认萝字第002740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合法使用人仅为曾儿爱一人的诉请，原审认定不属于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不作处理，已作详细论述，且未损害曾儿爱的合法权益。曾儿爱上诉称原审对此处理程序不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曾儿爱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曾儿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为群
代理审判员 柳玮玮
代理审判员 郑怀勇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杨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