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高新民初字第1553号
原告四川省港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肖家河沿街58号。
法定代表人徐应良，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杨雅玲。
原告张霞。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琼，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叶茂，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成都摩尔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高碑村一组聚龙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江秉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熊建伟，四川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顾吉珉，四川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高新区永丰路47号。
负责人张相林，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唐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四川省港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港龙公司）、杨雅玲、张霞诉被告成都摩尔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摩尔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简称恒丰银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3月28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张媛媛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4月25日、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港龙公司、杨雅玲、张霞的委托代理人叶茂，被告摩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熊建伟、顾吉珉，被告恒丰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唐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港龙公司、杨雅玲、张霞诉称，原告系被告摩尔公司的股东，港龙公司持有其21%的股权，杨雅玲持有其3%的股权，张霞持有其0.5%的股权。被告摩尔公司原名系成都市聚龙实业有限公司（简称聚龙公司），由于聚龙公司投资建设的“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总投资需要约8亿元，聚龙公司及其当时的股东缺乏资金，故引进了有较强资金实力的四川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川建公司）。2007年7月24日，聚龙公司原股东徐应良与川建公司签订了《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二条“投资运作方式”明确约定：由川建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建设所需资金投入（该项目预计总投资8亿元），该条第7款约定：双方在合作期间借款等，须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为将上述合作方式、合作基础进一步固定，聚龙公司当时的全体股东在2007年7月31日聚龙公司章程第27条股东会的职权及表决方式中规定：股东会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或按股东之间已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补充协议》执行；公司章程第45条还特别将《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三方补充协议》作为公司章程的内容并赋予与公司章程同等效力。
2007年8月14日，徐应良将聚龙公司21%的股权转让给原告港龙公司，将聚龙公司0.5%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张霞。2008年8月7日，聚龙公司更名为摩尔公司。其后，在摩尔公司投资建设“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的过程中，由于控股股东川建公司（持有被告摩尔公司75%的股权）未能按协议约定向摩尔公司投入项目所需资金，导致摩尔公司资金发生严重困难，多笔应付款项无力支付。川建公司为逃避对摩尔公司的投资义务，在川建公司指派担任摩尔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责任人的主导下，摩尔公司与恒丰银行于2012年6月28日采用向原告隐瞒借款事实的方式签订了16000万元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以摩尔公司的巨额资产为该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原告在听闻借款一事后，立即派人到恒丰银行处告知该借款未经原告等股东同意、严重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但恒丰银行仍在几天后向摩尔公司发放了借款。
原告认为，二被告在明知16000万元的巨额借款未告知原告等股东、且未经全体股东同意擅自借款违反了摩尔公司章程的情况下，仍恶意串通向摩尔公司出借16000万元，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恒丰银行的行为还违反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的相关规定。为此原告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无效。
被告摩尔公司辩称，第一，二被告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包括原告在内的摩尔公司全体股东此前已经一致同意摩尔公司向银行贷款，并在2009年9月7日向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高新区支行签订《借款合同》贷款3亿元。可见相关协议约定的川建公司承担摩尔项目8亿的投入，既包括川建公司的自有资金，也可以是利用川建的筹资能力获取的资金，在川建公司取得摩尔公司的实际控股地位后，合作各方也同意由摩尔公司作为贷款主体进行融资，并无需要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限制。同时，依据《投资合作协议》、《三方补充协议》、《公司章程》等规定，向银行借款也并不需要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仅对外提供借款才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同时，案涉《抵押合同》是对摩尔公司自己的负债进行担保，不属于“对外担保”，也无需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该借款还由川建公司提供了最高额担保。第二，案涉《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签订并未损害原告等股东的合法权益。实际上，摩尔公司向恒丰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大大低于由川建公司筹资给摩尔公司使用的成本，反而让全体股东受益。综上，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
被告恒丰银行辩称，第一，被告摩尔公司向恒丰银行申请贷款后，恒丰银行对摩尔公司的基本信息经过认真审查后与其签订了《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其上均加盖了双方的公章及法人印章，且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被告已经办理了抵押土地的登记手续，恒丰银行已向摩尔公司提供了借款。第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均不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原告提出的相关的合作协议、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均属于摩尔公司或其与相关公司的内部文件，对恒丰银行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既不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生效条件，也不是认定其无效的法定事由。第三，恒丰银行已严格按照《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及《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对摩尔公司提交的相关贷款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根据摩尔公司的《公司章程》及相关合作协议，摩尔公司的贷款行为有别于“对外提供借款”，并不属于其股东会决议事项，更无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且已经通过了持有被告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同意。综上，恒丰银行在主观上并无与摩尔公司恶意串通的情况，且案涉贷款的年利率仅为6.941%，远远低于其他渠道融资成本，在客观上也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故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25日，二被告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恒银成借字第），主要约定：被告摩尔公司向恒丰银行借款16000万元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2年6月28日至2013年6月27日，适用固定利率，年利率为6.941%，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不因国家利率的调整而调整；借款人指定其在恒丰银行账号的账户为放款账户及资金回笼账户；单笔付款金额超过500万元的，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即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受托支付委托书，在按本合同约定发放贷款后，直接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符合本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手；本合同的担保合同包括（1）编号为2012年恒银成借高抵字第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人为摩尔公司；（2）编号为2012年恒银成借高保字第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人为川建公司；等。
当天，二被告还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012年恒银成借高抵字第号），被告恒丰银行与川建公司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2年恒银成借高保字第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约定：摩尔公司以其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办事处高碑村一组、华兴街道办事处沈家桥村四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物的详细情况以本合同所附“抵押物清单”为准）为其与恒丰银行在2012年6月25日至2013年12月27日期间因经营需要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16000万元等。该合同所附“抵押物清单”所记载的原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分别为《成国用（2008）第801号》、《成国用（2008）第1129号》、《成国用（2008）第1130号》、《成国用（2008）第112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约定：川建公司为恒丰银行与摩尔公司在2012年6月25日至2015年6月24日期间因经营周转资金需要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其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16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根据各主合同项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中最后到期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等。
上述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均由二被告及川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了单位公章。
2012年6月28日，摩尔公司就其在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用以抵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恒丰银行办理了抵押权登记。6月29日，恒丰银行将16000万元借款支付至摩尔公司的指定账户上。恒丰银行根据摩尔公司委托，从摩尔公司账户上分别于7月2日向德阳东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汇款6000万元、7月3日向德阳嘉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汇款4000万元，7月3日向德阳博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汇款3500万元，7月3日向德阳品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汇款2500万元。摩尔公司向恒丰银行提交了其与上述收款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
另查明，上述摩尔公司向恒丰银行的16000万元借款，系摩尔公司于2012年3月28日向恒丰银行申请，其申请书载明：摩尔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原名聚龙公司，原注册资金2000万元，2007年8月14日川建公司收购聚龙公司并于2008年8月7日经批准更名为摩尔公司。2012年公司计划加大与德阳嘉通、德阳东信、德阳品瑞等企业的合作，签订了近2亿元的采购合同，为保证今年销售计划的实现，特向恒丰银行申请贷款1.6亿元并提供土地抵押担保。摩尔公司申请贷款时，向恒丰银行提交了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贷款卡、验资报告、2009-2011年期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公章、法人章、法人签字的样本、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股东会决议、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三方补充协议。
还查明，摩尔公司原名聚龙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8日，原股东为徐应良、杨雅玲、云南东方经贸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公司）、广州保隆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保隆公司）。2007年7月24日，聚龙公司原股东徐应良与川建公司签订《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各一份，主要约定：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由川建公司负责项目开发所需资金投入，聚龙公司股权75%由川建公司持有；协议签订后，徐应良负责协调股东杨雅玲、东方公司、保隆公司与川建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75%股权转让给川建公司，并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商定调整聚龙公司的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并修改公司章程；双方商定在合作期间（聚龙）公司对外担保、分支机构设立、对外投资、借款等，须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等。
7月26日，川建公司与聚龙公司原股东即东方公司、保隆公司、徐应良、杨雅玲就聚龙公司股权转让问题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聚龙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东方公司、保隆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聚龙公司34%、17%的股份作价3600万元、2400万元转让给川建公司等。
7月31日，聚龙公司的股东徐应良、杨雅玲、川建公司签订了《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三方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徐应良、杨雅玲分别将其持有的聚龙公司22%、3%的股份作价转让给川建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聚龙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内股权构成如下：川建公司出资1500万元，占股权总额75%，徐应良出资440万元，占股权总额22%，杨雅玲出资60万元，占股权总额3%；三方同意变更后的聚龙公司对外合作、对外提供担保、对外投资、对外提供借款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否则违约方造成的损失除自行赔偿外，守约方还将向违约方主张赔偿；本协议是原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三方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规定为准等。
同日，聚龙公司通过的《公司章程》也载明了上述20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的股东出资情况，该章程第五章“股东会”第二十七条第10小条第（一）项载明：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对于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对外合作、对外提供担保、对外投资、对外提供借款等事项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通过，或按股东之间已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补充协议》执行。第十一章“附则”第四十五条载明：公司股东川建公司、徐应良及杨雅玲之间签订的如下协议与本章程共同生效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2007年7月24日川建公司、徐应良签订的《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2007年7月26日川建公司、徐应良、杨雅玲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3、2007年7月31日川建公司、徐应良、杨雅玲共同签订的《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三方补充协议》。
2008年8月6日，被告摩尔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其名称由聚龙公司变更为现名，并于同年8月7日获得成都市工商局核准。
2009年5月8日，被告摩尔公司再次修改了《公司章程》，其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为6000万元，股东名称及出资额变更为：杨雅玲出资180万元，王永辉出资30万元，张霞出资30万元，川建公司出资4500万元，港龙公司出资1260万元。
2012年6月21日，摩尔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载明：股东会超过2/3以上股权股东表决通过同意向恒丰银行申请综合授信16000元，期限12个月，同意由公司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川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决议由川建公司盖章、江秉金、王永辉签字，其载明出席会议的人员有江秉金、尹华蓉、唐明宗、王永辉。
还查明，原告港龙公司、张霞在2012年10月28日向恒丰银行发出了《关于对成都摩尔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向贵行成都分行的借款进行审查的函》，对恒丰银行向摩尔公司提供的案涉贷款表示反对并要求其进行审查。同日，其还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发出了《关于要求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违规向成都摩尔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贷款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函》，要求其对恒丰银行对摩尔公司提供的案涉贷款进行核查并作出相应处理。2012年12月12日，其又委托律师向恒丰银行就上述问题发出了《律师函》。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其提供的《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三方补充协议》、聚龙公司2007年7月31日的《公司章程》及其2008年8月6日、2009年5月8日的《章程修正案》、二被告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恒丰银行与川建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摩尔公司用于抵押的国土使用权他项权证4份、借款凭证、摩尔公司的贷款《申请书》及其申请、发放贷款的资料一套、《关于对成都摩尔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向贵行成都分行的借款进行审查的函》、《关于要求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违规向成都摩尔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贷款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函》予以证明。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故予以采信。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争议问题并无直接关联，故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二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原告认为上述合同系二被告恶意串通签订，并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应属无效，其理由主要是摩尔公司的上述借款未经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系大股东川建公司为逃避其筹资义务而蓄意操纵摩尔公司为之，而恒丰银行在明知摩尔公司贷款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又未告知原告等小股东的情况下仍向其发放贷款且未对贷款去向审慎监督，损害了作为小股东的原告的合法权益。
然而，所谓恶意串通的合同，就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恶意串通成立的基础需双方存在通谋，即双方当事人均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也即是均具有损害第三人的恶意，其一般目的在于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非法利益；且恶意串通的时间应在合同订立前或合同订立时而非合同订立后。虽然善意、恶意是对内心意思的描述，但也能或只能通过外在行为表现来进行判断，而对其外在行为表现，则需要主张成立恶意串通的一方当事人进行举证。
本案原告为证明二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及《抵押协议》系二被告恶意串通所为，提交了摩尔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相关股东签订的协议，并申请调取了被告摩尔公司向恒丰银行申请及发放贷款提供的资料。
首先，贷款须经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非公司法或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摩尔公司的《公司章程》及相关股东签订的协议对这一事项的约定也并非前后一致。在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事项中，仅2007年7月24日摩尔公司原股东徐应良与川建公司签订的《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了“借款”这一事项，在此之后，同年7月31日徐应良、杨雅玲、川建公司签订的《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三方补充协议》及同日修改通过的摩尔公司《公司章程》的文字表述变更为“对外提供借款”，这就导致了出现其他理解的可能性，一种理解是摩尔公司在后通过的公司章程及股东签订的三方补充协议将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事项由“借款”明确为或限定为“对外提供借款”；第二种理解是在后的相关文件仅是对“对外提供借款”这一情况作出强调，并未对之前文件中“借款”所包含的情况作出限缩解释，即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事项仍包括了对外提供借款及向他人借款；当然，还可能有其他更多的理解。且依据2007年7月31日摩尔公司的《公司章程》，上述提及该事项的三份文件，即2007年7月24日的《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7月31日的《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三方补充协议》及该《公司章程》，系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三方补充协议》还明确约定《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与其不一致的地方，以《中汽西南汽配物流配送基地项目投资合作三方补充协议》规定为准。原告所举的摩尔公司的章程及相关协议仅对摩尔公司及摩尔公司股东具有约束力，在原告举示的证据材料中对“对外借款”、“对外提供借款”可能产生理解歧义的情况下，不能得出被告恒丰银行应当知晓原告所述的被告摩尔公司无论对外提供借款还是向他人借款均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这一情况。既不知晓，何来串通，更无从谈起恶意串通。
其次，审视二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其约定的借款利率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相当，其他条件也并无苛刻之处；按照社会常理，能够通过金融机构按照正常贷款条件筹资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通常是有利无弊或利大于弊，而股东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可谓是利害相关，故并不能从恒丰银行向摩尔公司提供贷款这一事实本身得出损害了摩尔公司股东或小股东利益的结论。对恒丰银行而言，其在审查及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均要求摩尔公司提供了相关的必要材料，但并不能苛求其充分知晓摩尔公司新老股东之间签订的协议等相关文件中有关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其他相关的对价条件等是否已经得到满足，更不能因其认识与部分股东的认识不一致就认定其存在恶意或与摩尔公司进行了恶意串通。至于原告港龙公司、张霞在案涉贷款发放及抵押手续办理之后向恒丰银行、银监会发送的函件及相关单位对其反映问题的处理情况，并不能作为认定恒丰银行与摩尔公司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的依据。而就原告所述的摩尔公司其他股东未按合作协议履行筹资义务、摩尔公司或其他股东取得贷款后将其挪作他用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的问题，亦非本案认定二被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这一情形需要审理的范围，原告可依法另行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原告所述的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省港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杨雅玲、张霞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四川省港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杨雅玲、张霞承担（此款原告原告四川省港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杨雅玲、张霞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张媛媛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曾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