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5）宁行赔初字第7号
原告暨以下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美英。
原告朱美玲，女，1962年10月8日生，汉族。
原告朱美霞，女，1966年11月30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楼区。
原告朱云龙，男，1964年11月23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楼区。
原告朱加友，男，1973年11月10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楼区。
原告朱博，男，1986年12月6日生，汉族。
原告段裕红，女，1973年2月6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楼区。
被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124号。
法定代表人曹路宝，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区长。
委托代理人陆清怡，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科长。
委托代理人姚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科员。
原告朱美英、朱美玲、朱美霞、朱云龙、朱加友、朱博、段裕红（以下简称朱美英等七人）因申请被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鼓楼区政府）行政赔偿，不服鼓楼区政府作出的（2015）鼓行赔字第0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6日依法受理后，于同年9月8日向被告鼓楼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美英并作为其他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原告朱美玲、朱美霞，被告鼓楼区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耿效华、委托代理人陆清怡、姚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美英等七人诉称：一、原告朱美英、朱美玲、朱美霞系于秀兰之女，朱云龙、朱加友系于秀兰之子，朱博系于秀兰之孙，段裕红系于秀兰之媳。于秀兰家族位于南京市鼓楼区西妙峰庵18号、21号的房屋在鼓楼区政府2007年组织的胁迫、暴力拆迁中灭失，于秀兰因上述违法拆迁行为愤恨身亡。二、于秀兰于2008年5月至7月间，在北京被鼓楼区政府组织的人员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共计85天，其中有18天是非法绑架。三、段裕红于2008年5月至7月间，在北京被鼓楼区政府组织的人员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共计30天，其中有7天是非法绑架。四、原告就于秀兰、段裕红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曾于2008年5月26日向公安部报案，并于2010年4月26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但未获任何书面材料。五、原告于2010年12月1日就鼓楼区政府的违法行为向其申请国家赔偿，并于2011年4月28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未获任何书面材料。六、原告的全部损失包括：1、于秀兰的遗体保全费；2、于秀兰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14.692万元；3、于秀兰、段裕红被绑架关押25天，赔偿75万元；4、于秀兰、段裕红被非法拘禁，赔偿1.9775万元；5、精神损害赔偿金67.0843万元；6、追案费43.0095万元。鼓楼区政府与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以下简称鼓楼公安分局）是共同侵权机关，鼓楼区政府应当承担上述总金额的40%，即120.7053万元。七、鼓楼区政府对于原告2015年5月1日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不予以赔偿的决定，其决定内容无依据。请求：1、撤销鼓楼区政府（2015）鼓行赔字第04号行政赔偿决定；2、判令鼓楼区政府赔偿原告朱美英等七人120.7053万元。
原告朱美英等七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朱美英、朱美玲、朱美霞、朱云龙、朱加友、朱博、段裕红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朱美英等七人的中国公民身份。
证据2、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朱美英是朱美玲、朱美霞、朱云龙、朱加友、朱博、段裕红诉鼓楼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的委托代理人。
证据3、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8月20日对朱美英等七人的《释明函》、鼓楼区政府2015年7月3日作出的（2015）鼓行赔字第0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鼓楼公安分局2015年7月2日作出的[2015]0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住建委）2015年5月28日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原告根据法院的要求将原先的诉状一分为三。
证据4、报案人朱美英、朱美玲、朱美霞2008年5月25日致公安部的书面报案材料，于秀兰、段裕红2010年4月26日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起诉状，于秀兰、段裕红2010年12月1日向鼓楼区政府、鼓楼公安分局提出的《赔偿申请书》，于秀兰、段裕红2011年4月28日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起诉状，证明：1、鼓楼区政府、南京市房产管理局、鼓楼公安分局为共同侵权单位；2、本案没有超过赔偿请求的诉讼时效。
证据5、南京市鼓楼房地产拆迁有限公司2007年11月26日给于秀兰在内的四户字据，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宁房裁字[2007]第0073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证明：1、因《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的重要依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金额评估表》没有效力，故《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也没有法律效力；2、涉案的共同侵权行为单位对被害人房屋的暴力、胁迫拆除行为违法。
证据6、鼓楼区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1年1月31日对朱美英、于秀兰等的回复，证明鼓楼区政府、南京市房产局在规定的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
证据7：影像资料，证明：1、鼓楼区政府、南京市房产管理局、鼓楼公安分局对于秀兰在内的一家四户采取非法手段逼迫拆迁；2、涉案的共同侵权行为单位对被害人房屋的暴力、胁迫拆除行为违法。
证据8、2013年9月4日，汉中门派出所徐警官对于秀兰死亡时两位见证人所做的笔录，证明于秀兰在向市民诉说暴力拆迁的愤恨声中去世。（该证据未实际提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调取）
证据9、本案其他证据的照片，2008年4月28日于秀兰、朱美英、朱美霞、朱加友四户向南京市房产管理局邮寄《行政违法确认申请书》的邮寄单，单号为ET562184223CN，证明鼓楼区政府违法行为的事实，且本案没有超过赔偿请求的时效。
证据10、新闻报道《法院接受人大监督错拘一天赔偿3万》，证明本案行政赔偿数额、标准有案例。
证据11、座落于原华侨路派出所，门牌标志是“鼓楼区法制教育基地”的铁窗、铁门照片，证明上述地点为2008年5月22至6月7日期间对于秀兰和段裕红实施关押的羁押场所。
被告鼓楼区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于2015年5月3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被告于2015年7月3日作出（2015）鼓行赔字第0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并于2015年7月8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寄给朱美英。被告在法定两个月期限内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并在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了赔偿请求人，且说明了不予赔偿的理由，被告作出的（2015）鼓行赔字第04号行政赔偿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由于被告未实施过原告所称的侵权行为，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侵权行为与被告存在关联性，于秀兰的死亡与被告无任何关联，原告要求被告全额赔付于秀兰遗体保全费无法律依据。原告关于鼓楼区政府对朱美英等七人作出120.7053万元行政赔偿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三、原告对于2007年的拆迁行为及2008年对于于秀兰、段裕红关押拘禁提起行政赔偿，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鼓楼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朱美英等七人于2015年5月3日向被告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原告提出赔偿申请的时间及赔偿的要求和事项。
证据2、（2015）鼓行赔字第0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按照法律规定作出不予赔偿决定。
证据3、EMS邮寄单，证明被告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向原告邮寄送达。
被告鼓楼区政府向本院提交的法律依据是：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两份证据仅能证明原告的身份和委托代理问题，并不能证明本案的待证事实及争议焦点；对证据3中法院的《释明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行政赔偿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证据3中鼓楼公安分局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市住建委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原告没有实际提交证据8，无法进行质证；对证据9中的照片，质证意见同每份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对证据9中邮寄单因为无法与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即使有原件可以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对其关联性也不予认可；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2系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其应当用于说明原告主体身份和授权委托关系，不属于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证据3中的《释明函》系本院在立案中对于当事人所作的诉讼指导，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无关；证据3中的（2015）鼓行赔字第0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系本案诉争对象，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中的鼓楼公安分局和市住建委的相关法律文书，与原告要求鼓楼区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无关联性；证据4中向公安部的报案材料，不能说明鼓楼区政府存在违法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中的两份行政起诉状及一份赔偿申请书，本院认可其真实性，能够说明原告提起诉讼的前后关系，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系房屋拆迁补偿、裁决的相关材料，与本案行政赔偿无关联性；证据6系鼓楼区政府法制办的说明材料，指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与本案无关联性；因无法根据证据7判断照片和视频中的内容与原告房屋存在关联，也无法看出被告在此实施了相关违法行为，故本院对证据7不予采信；原告并未实际提交证据8；证据9中的光盘系其他证据的照片，属于重复提交证据，本院对此的认证意见参照对其他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9中的邮寄单中的收件人为南京市房产管理局，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0系新闻报道，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其内容也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1仅为某地点照片，无法说明被告存在违法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提交的证据1、2、3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且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朱美英等七人开庭前向本院提交了2份调取证据申请书和1份申请证人出庭申请书，申请本院调取：1、鼓楼区政府持有的、于2008年5月22日至6月7日期间，将于秀兰和段裕红关押于“鼓楼区法治教育基地”的档案材料；2、汉中门派出所民警徐杰对两位见证于秀兰死亡的证人所作的笔录。请求本院传唤如下人员出庭作证：时任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局长王军，挹江门派出所所长唐健，挹江门派出所民警王兆青、孙德青、王磊、蔡流洪，汉中门派出所民警徐杰，时任鼓楼区房地产拆迁有限公司科长张国忠，时任鼓楼区拆迁办职员王良飞，挹江门街道书记刘尊坤，挹江门街道司法所所长罗素，鼓楼区信访局局长许杰。本院分别向鼓楼区政府及鼓楼公安分局发出调取证据通知书和证人出庭通知书，鼓楼区政府及鼓楼公安分局均书面回复称，不存在原告申请调取的材料，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对于案情亦不了解，均无法出庭作证。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日，原告朱美英等七人基于“于秀兰惨遭胁迫拆迁、绑架、囚禁而愤恨身亡”和“段裕红被绑架关押、非法拘禁”等事实，要求鼓楼区政府、市住建委、鼓楼公安分局赔偿于秀兰遗体保全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以及于秀兰、段裕红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追案费等共计281.777万元。鼓楼区政府于2015年5月3日收到原告提出的赔偿申请，于2015年7月3日以其未实施过赔偿请求人所称的侵权行为，与于秀兰的死亡也无任何关联性，不具有行政赔偿责任为由，决定对于原告朱美英等七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并将（2015）鼓行赔字第04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向原告邮寄送达。
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实施了胁迫拆迁行为而致于秀兰死亡，要求赔偿于秀兰的遗体保全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因原告居住房屋被拆除与于秀兰死亡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以此要求鼓楼区政府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认为被告对于秀兰和段裕红实施了绑架关押、非法拘禁等行为，要求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追案费等，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实施了上述致害行为，原告对其实际损失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原告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美英、朱美玲、朱美霞、朱云龙、朱加友、朱博、段裕红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郝莉坤
代理审判员 周 磊
代理审判员 杨 欣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和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