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6民终9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德寿，男，1963年1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莱州市。委托代理人:曲伟，山东嘉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国英，女，1969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莱州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宁，女，199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址同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绍坤，莱州市程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瑞田，男，196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下落不明。上诉人林德寿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3民初3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二被告原系夫妻关系，第三人系二被告之女。2015年7月21日，二被告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签订了《离婚协议》，《离婚协议》载明，第三人由被告宁国英抚养，被告于瑞田每月给付学费1000元，直至学业结束，之后的有关费用双方日后重新协商；第三条约定：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住房、加工厂一处（包括生产设备及全部产品）全归宁国英所有；第四条约定：夫妻双方共同债务：农信社贷款20万元、欠宁丕海15万元、宁国英信用卡10万元及其它债务全部由于瑞田个人承担，与宁国英无关；该协议第六条载明“啤酒厂楼房归女儿于宁所有”。双方签字处下方落款日期均分别有“2014年7月10日”和“2015年7月21日”内容。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啤酒厂楼房房权证原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告宁国英，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告宁国英的房权证号为：莱房权证城港路街道字第××号，房权证“附记”栏载明：“96年房改按标准价购山东莱州市广州啤酒公司房产，现由标准价调成本价调后房价为：12918.24元”。2015年7月30日，二被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第三人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1份，该合同约定，二被告将坐落于城港路街道啤酒厂住宅楼7幢2-202室及地库（建筑面积52.63平方米）转让与第三人，转让款为10.15万元，2015年8月3日，第三人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上述楼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房权证号为：莱房权证城港路街道字第××号，该房权证“附记”栏载明：“已购公有住房上市，购宁国英房产，坐落已规范，原坐落为城港路街道200号7号楼2单元1层中”。2014年9月18日，被告于瑞田由李俊波、蔡永强及原告林德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向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借款20万元，借款到期后，被告于瑞田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原告林德寿作为保证人于2015年11月4日为被告于瑞田偿还了借款本息共计207723.03元。2015年11月11日，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宁国英返还原告为履行保证义务的垫付款本息207723.03元，2016年4月2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莱州民初字第21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宁国英偿还原告代偿借款本息207723.03元及自2015年11月11日起至判决生效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并承担诉讼费4416元。该判决已生效。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上述离婚协议及二被告离婚证复印件、（2015）莱州民初字第2157号民事判决书、莱房权证城港路街道字第××号房权证复印件、《存量房买卖合同》复印件。原告主张，（2015）莱州民初字第2157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因被告宁国英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2016年5月份，原告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原告发现被告唯一被执行的财产即是涉案房屋，而2015年7月21日，二被告协议将涉案房屋无偿赠与第三人，2015年8月10日，二被告与第三人到莱州市住房管理中心办理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因二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原告要求撤销上述离婚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内容以及《存量房买卖合同》。经质证，被告对离婚协议、离婚证无异议，对房产证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本案涉及的是房屋捐赠，判决书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原告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认为离婚协议中无二被告赠与第三人的内容，买卖合同公开合法的，买卖价款101500元分两次付给了被告，被告宁国英给第三人打了两个收条。被告提交了与原告提供的离婚协议、《存量房买卖合同》复印件相对应的离婚协议、《存量房买卖合同》原件。原告认为二被告签订离婚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认为第六条内容，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赠与；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实质是以买卖的形式掩盖赠与；二被告签订离婚协议、与第三人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系逃避债务的行为。第三人提供了出具时间分别为2015年7月30日、8月1日的收条两份、莱房产证城港路街道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两份收条分别载明：“收条今收到于宁购买啤酒厂家属楼房屋款陆万壹仟伍佰元（￥61500.00元）。收款人：宁国英2015.8.1”；“收条今收到于宁购买啤酒厂家属楼房屋款肆万元整（￥40000.00元）。收款人：宁国英2015.7.30”。经质证，被告宁国英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表示收条是宁国英自己写的，其收款收的都是现金。原告对房屋所有权证真实性无异议；对两份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如果证明第三人确实购买了涉案房屋，不能只提供收条，还要提供购房款的支付方式以及购房款的来源。为此，第三人又提供了借条3份。三份借条分别载明：“借条今借到原春芳人民币肆万元（￥40000.00元）。借款人：于宁20**年7月28日”；“借条今借到邓焕旭人民币肆万元（￥40000.00元）。借款人：于宁20**年7月31日”；“借条今借到宁国玲人民币贰万元（￥20000.00元）。借款人：于宁20**年8月1日”。第三人表示宁国玲是其二姨，原春芳和邓焕旭是被告宁国英的同学。经质证，被告宁国英对第三人提供的三份借条无异议。原告对三份借条不认可，认为第三人主张的借款时间，第三人尚系在校学生，没有收入，债权人将款借给于宁有悖常理。被告于瑞田经原审法院依法通过《山东法制报》公告送达追加被告通知书、诉状副本、原告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供反驳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二被告签订离婚协议，将涉案房屋赠与第三人，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以买卖的形式掩盖赠与，上述二被告所签订的离婚协议第六条、与第三人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系逃避债务的行为，要求法院予以撤销。被告宁国英、第三人对原告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恶意转移财产的界定范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作出了规定，包括以下情形：（一）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财产、放弃到期债权、无偿为他人提供担保等，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二）隐藏、转移、毁损或者未经人民法院允许处分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的；（三）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令进行消费的；（四）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按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五）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的。本案中，二被告签署离婚协议、与第三人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过户至第三人名下，均发生在原告向银行履行担保义务之前，更在原告追偿权行使之前，不符合法律界定的恶意转移财产情形。故原告的本案主张，依据不足，法院依法不予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被告于瑞田缺席，判决：驳回原告林德寿要求撤销被告宁国英、于瑞田于2015年7月2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第六条及被告宁国英、于瑞田与第三人于宁于2015年7月30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690元，均由原告林德寿负担。宣判后，上诉人林德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宁国英、于瑞田签订的《离婚协议》第六条中约定将涉案房屋归被上诉人于宁所有，而该房产是被上诉人宁国英与于瑞田唯一可被执行的财产，二人显然是在恶意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宁国英、于瑞田于2015年7月30日将涉案房产转让给被上诉人于宁，造成被上诉人宁国英、于瑞田彻底无能力履行上诉人的债务，主观恶意非常明显。2、《离婚协议》中双方签字日期相差一年左右时间，原审法院未予查清。原审仅凭被上诉人于宁提交的三份借条以及本人陈述，认定被上诉人于宁与债权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三被上诉人之间发生了真实的房产交易行为，缺乏事实依据。3、被上诉人于宁的交易行为有悖常理和交易习惯。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宁国英、于宁答辩称：1、涉案房屋来源于1996年职工福利分房，与被上诉人于瑞田工厂形成的债务没有任何关系，离婚时，被上诉人于瑞田怕宁国英将涉案房屋卖给其他人，所以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时由被上诉人于瑞田书写了第六条，涉案楼房归被上诉人于宁所有，因此，被上诉人宁国英完全有支配房屋的权利，被上诉人对房屋的交易是合理合法有效的，以101500元的价格卖给被上诉人于宁，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于瑞田经本院依法通过《山东法制报》公告送达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本院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宁国英原审中辩称，卖房款的去向：1、还给宁国艳35000元，用于偿还高利贷；2、还给宁丕海50000元，用于偿还于瑞田15万元借款；3、剩余15000元用于生活支出。二审中，对于第一项还款，被上诉人宁国英称，宁国艳系其远房堂姐，其是借了宁国艳的35000元偿还了案外张姓人的高利贷。对于第二项还款，被上诉人宁国英称，宁丕国系其父亲，该50000元与离婚协议中约定的150000元不是同一笔款项，并称，离婚协议中约定的150000元是于瑞田个人向宁丕海的借款。以上二笔还款均发生在离婚以后。二审中，被上诉人宁国英、于宁自认离婚协议中第六条约定的“啤酒厂楼房归女儿于宁所有”不具有法律效力，是于瑞田个人填写的，不存在撤销不撤销的问题。对此，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自认没有法律效力就不主张撤销该约定，上诉人变更上诉请求为撤销三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30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另查明，被上诉人于宁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月收入5000元左右，其抗辩的借款未予偿还。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原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2015年7月21日，三上诉人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上诉人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该合同应予撤销。本院认为，从合同签订的时间及离婚协议的内容来看，被上诉人于瑞田、宁国英已明知涉案贷款即将到期而无力偿还仍签订该合同，主观上存在恶意。从合同签订的主体看，系被上诉人于瑞田、宁国英将涉案房屋卖给女儿被上诉人于宁，双方存在近亲属关系。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尽管涉案房屋已过户至被上诉人于宁名下，但被上诉人于宁是否支付相应对价，证据不足，且于宁全部借款支付房款，也与常理不符。被上诉人于宁买房时大学尚未毕业，无经济来源，不具备买房的能力，于宁毕业后到北京工作，不存在购买涉房屋的必要性和目的性。从被上诉人宁国英收到卖房款后的用途看，被上诉人宁国英称将该款项偿还了高利贷、借宁国英父亲的款项及生活消费支出，被上诉人宁国英主张的高利贷及生活支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而离婚协议中，被上诉人于瑞田、宁国英对于欠宁丕海款项的数额明确予以记载，并约定由于瑞田偿还，宁国英原审抗辩称偿还给宁丕海的款项系偿还欠宁丕海的150000元债务，二审中，宁国英又称，偿还给宁丕海的款项不包括在欠宁丕海的150000元中，宁国英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对于宁国英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均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宁国英用卖房款中的50000元偿还宁丕海借款的事实不予确认，对于被上诉人宁国英陈述的卖房款的用途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于瑞田、宁国英在离婚协议中将涉案房屋已赠与于宁，后又将涉案房屋以市场价格卖给女儿，行为也与常理不符。被上诉人于瑞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三被上诉人在明知涉案贷款不能如期偿还的情况下，仍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主观上存在恶意，且三被上诉人主张以合理价格买卖涉案房屋的证据不足，亦与常理不符，故本院认为，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对上诉人的债权造成了损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林德寿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3民初3450号民事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宁国英、于瑞田、于宁于2015年7月30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6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合计3290元，由被上诉人宁国英、于宁、于瑞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腾审判员 郑 勇审判员 罗春光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