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南市行二初字第26号
原告周玉中，男，1925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委托代理人周千盛，男，1972年4月29日，汉族，住南宁市江南区。
被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址：南宁市江南区壮锦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78842781-8。
法定代表人黄海韬，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蒋骎，该区法制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曾芳，该区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原告周玉中因要求确认被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南区政府”）于2014年6月作出的房屋拆迁行政强制行为违法并要求行政赔偿，于2015年6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6月19日向被告江南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玉中的委托代理人周千盛，被告江南区政府副区长李长方及江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蒋骎、曾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6月，原告周玉中居住的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沙井镇××6组的房屋被被告江南区政府强制拆除。被拆除的房屋位于南宁国际粮农食品物流中心建设项目之列。
原告周玉中诉称，1991年间，原告在本户享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一栋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1176.09平方米的楼房，对该事实和该房屋的合法性由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予以确认。2014年6月11日，被告以原告与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南宁市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作为唯一依据，动用多名警力和数台大型挖掘机对原告前述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致使原告整个家庭成员无家可归，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告不具备强制拆迁的主体资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享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被告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被告违法强拆原告1176.09平方米的房屋而侵害原告的财产权益，必须按照该房屋价值的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即使按照征收房屋的补偿标准计算，根据《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要按照强拆原告房屋时房地产市场最低价格每平方米4000元计算，赔偿原告房屋直接经济损失4704360元和家具及电器用品等直接经济损失20000元。根据国办发明电（2010）1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的紧急通知》的规定，被告强拆了原告的房屋，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解决原告的居住问题。综上，请求法院判令：一、确认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原告居住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造成房屋的直接经济损失4704360元；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造成家具和电器用品等的直接经济损失20000元；四、判令被告给予原告解决居住问题；五、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受理费。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南宁市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原告主张被被告江南区政府强拆的房屋的结构、建筑面积以及合法性已经由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确认；
2、南宁集建（1991）年字第8007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原告房屋具有合法性；
3、原告周玉中户户口本、周千盛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周千盛为原告周玉中的儿子。
原告在庭前证据交换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4、照片1张，证明周千盛被逼迫写《承诺书》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依法要求原告周玉中就其身份情况的证据进行补充。原告周玉中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5、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8月5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周玉中的曾用名为周玉忠。
被告江南区政府辩称，一、涉案行为性质是平整土地而非行政强制行为，原告请求确认答辩人房屋拆迁行为违法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原告已于2008年8月21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该协议自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之日起生效，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于2008年12月2日下达《关于对国际粮农食品物流中心项目拆迁江南区沙井街道××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安置协议书核准的批复》（南国土资复（2008）481号）对该协议予以核准，所以该协议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力。在该生效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原告有配合搬迁腾空房屋的义务。事实上，原告也履行了腾空房屋的义务。其次，原告家属周千盛于2014年6月11日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2014年6月15日前将××1号房屋腾空给江南区政府。江南区政府考虑到实际情况后同意原告延期腾空房屋，并按约定在腾空后的房屋上开展平整土地工作，工作队进入现场后确认原告已经腾空房屋，屋内没有人居住，门窗已自行拆下，有现场照片予以证明。所以答辩人该行为的性质是平整土地而非强制拆除行为。二、原告已经依法获得补偿，另请求赔偿明显错误。原告的房屋已经被国家依法征收后，答辩人与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共同对原告被征收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清点登记，按《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征收集体土地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南府发（2008）15号）和《关于印发﹤南宁市征收集体土地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南国土资发（2015）1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进行计算定价，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为2024985.22元，原告在《补偿安置协议书》也签字同意。按照协议书约定，原告申请自建回建安置房，拆迁补偿款的80%已存入回建房资金专户，剩下的20%拆迁补偿安置款已足额存入原告银行账户，原告也已签领该款项。所以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已发放到位，另请求赔偿明显错误。三、答辩人一直在协助原告开展安置工作，原告要求解决居住问题于法无据。××6组、13组、14组村民和江南区政府共同开展安置工作，尤其是答辩人配合协助开展了大量的安置工作。2009年5月19日，南宁市江南区发展和改革局（以下简称“江南区发改局”）下达了《关于江南区江南街道××6组、13组、14组拆迁回建安置小区项目立项的批复》（江发改（2009）19号），说明江南区政府同意原告自建回建安置房，且项目进行立项和建设；2011年12月13日，江南区政府向南宁市规划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去函《关于江南区江南街道××5、6、8、13、14组回建和产业用地规划定点有关问题的函》（江府函（2011）155号），这说明江南区政府积极主动配合该项目开展相关工作；2012年1月11日，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21户要求自建回建安置房，并在周耀新幼儿园开会成立了××6、13、14组回建安置房建房委员会（以下简称“建房委员会”）；江南区房屋和征地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江南区征拆办”）与江南区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先后四次公布《壮锦大道两侧项目用地××拆迁回建安置人口登记公示》，确定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21户参与农民自建回建安置；2012年2月至4月，建房委员会全体成员先后出具四份《委托书》，委托江南区工业发展办公室范丽萍和朱富玉全权负责办理××6、13、14组回建安置住宅用地的建设项目规划建设申报手续；2012年8月17日，江南区政府再次向市规划局去函《关于请求批准江南区江南街道6、13、14组拆迁回建房总评设计方案的函》（江府函（2012）89号），也证明江南区政府积极协助解决原告安置房建设；2012年3月28日，××6组、13组、14组回建安置房项目用地获得南宁市国土资源局预审，该局下达了《关于江南区××6组等拆迁回建安置小区用地预审的复函》（南国土资函（2012）678号）；2013年1月7日，××6组、13组、14组回建安置房项目获得市规划局审批同意，并对方案下达了批复、效果图、地形图。综上，答辩人江南区政府依法开展土地平整行为，而非原告所述的行政强拆行为，同时，原告已经依法获得补偿，要求赔偿于法无据，此外，回建安置工作也一直在有序推进，不存在安置问题，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各项诉请。被告于2015年7月6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法律依据：
1、南国土征预（2006）29号《南宁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市土地储备中心申请的国际粮农食品物流中心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
2、（2008）56号《南宁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和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南国土资复（2008）481号《南宁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对国际粮农食品物流中心项目拆迁江南区沙井街道××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安置协议书核准的批复》；
3、①《南宁市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②周千盛于2014年6月11日出具的《承诺书》；
4、平整土地及拆除房屋的照片16张；
上述证据1-4证明《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拆除原告房屋是基于合同约定，不是行政强拆行为，被告依法开展土地平整；
5、原告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的签领表，2009年1月16日《中国光大银行进账单（回单）》，证明原告已依法获得拆迁补偿，再另行要求赔偿是错误的；
6、江南区征拆办会同江南区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分别于2012年1月16日、2012年4月12日作出的《壮锦大道两侧项目用地××拆迁回建安置人口登记公示》；
7、2012年1月11日晚8时在周耀新幼儿园开会通过的决议，2012年1月12日成立××回建安置房建房委员会的《报告》，建房委员会《委托书》四份，江南区发改局于2009年5月19日作出的江发改（2009）19号《关于江南区江南街道××6组、13组、14组拆迁回建安置小区项目立项的批复》，江南区发改局于2012年7月31日作出的江发改登字（2012）19号《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登记备案证》，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于2012年3月28日作出的南国土资函（2012）678号《关于江南区××6组等拆迁回建安置小区用地预审的复函》，江南区政府于2011年12月13日作出的江府函（2011）155号《关于江南区江南街道××5、6、8、13、14组回建和产业用地规划定点有关问题的函》，江南区政府于2012年8月17日作出的江府函（2012）89号《关于请求批准江南区江南街道××6、13、14组拆迁回建房总平设计方案的函》，市规划局于2013年1月7日同意××6组、13组、14组拆迁回建房项目方案的意见及项目鸟瞰图，以及同日作出的《审批意见》及《设计红线图》；
上述证据6-7证明包含本案原告周玉中在内的21户参加了××农民自建回建安置房，江南区政府积极配合开展了大量工作，回建安置工作一直在有序推进；
8、南府发（2008）15号《南宁市征收集体土地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证明原告已依法获得补偿，另行要求赔偿是错误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依法要求被告就涉案项目土地征收工作开展情况、征地补偿款的支付情况和拆迁补偿款的进账情况等证据进行补充。被告江南区政府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9、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与江南区沙井街道××6队、13队、14队签订的《南宁市国家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协议书》，江南区沙井街道××村民委员会于2008年2月14日出具的《收款收据》四张，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园湖支行2009年1月19日的入账清单，证明土地征收工作已经完成，原告的拆迁补偿款已经支付到位。
经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1、原告提交的证据1、3、5，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认为因无原件核实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不认可其关联性。本院经与原件核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4，被告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并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由于原告未提供照片的原始出处和制作说明，证据形式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院对此不予确认；
2、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①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②、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9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3②，由于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出具人并非本案的原告本人，其所承诺腾空的房屋也不能证明与本案被拆除的房屋为同一处房屋，故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4由于未提供照片的原始出处和制作说明，证据形式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①、5-9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6年4月12日，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南国土征预（2006）29号《关于市土地储备中心申请的国际粮农食品物流中心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载明市国土行政主管部门将对位于江南区南站大道以北，富宁路以西，规划范围内的45.3485公顷土地实施征地拆迁工作。该征收范围包括本案所涉的被拆除房屋所在的江南区沙井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土地。2008年2月14日，江南区征拆办将征收江南区沙井街道办事处××6组、13组、14组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费共计39150588.60元支付给江南区沙井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同年8月21日，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原告周玉中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就原告位于江南区沙井镇××6组的房屋拆除补偿和安置问题达成协议，并按照南府发（2008）15号及南国土资发（2005）1号文的相关规定计算得出原告应得的拆迁补偿款和拆迁补助费共计2024985.22元。上述协议书第7条第（2）款约定，乙方（本案原告）申请购买拆迁安置小区单元式公寓房的，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80%按拆迁安置方案指标申请购房。价款共计人民币￥1612341.20元存入回建房资金专户，用于购买安置小区单元式公寓房（结算时多退少补），由村组、街道办与市土地储备中心三方共同对各被拆迁户预付（补偿）回建款进行监管。余下的20%拆迁补偿安置款共计人民币￥414644.02元（含签约奖励金贰仟元）以乙方（本案原告）名义存入银行。第8条约定，乙方（本案原告）在收到拆迁管理部门搬迁通知之日起十天内搬迁完毕，并结清原住宅水电费，才能与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办理交房手续。但该协议并未约定搬迁期限。同年11月13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发布（2008）56号《南宁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和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就国际粮农食品物流中心项目的的征收土地和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和有关事项予以公告，涉及被征地村（组）及征地面积为：江南区沙井街道××4组、5组、6组、13组、14组、村委合计43.1023公顷，本案所涉被拆除房屋包含在上述征地范围内。同年12月2日，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南国土资复（2008）481号《关于对国际粮农食品物流中心项目拆迁江南区沙井街道××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安置协议书核准的批复》，对江南区征拆办会审上报的国际粮农食品物流中心项目拆迁江南区沙井街道××集体土地上××委、东南小学、××及韦树娥等共235户（单位）房屋及其它地上附着物补偿安置协议书、报审表及补偿（助）费合计136694127.07元予以核准。2009年1月16日，江南区征拆办将拆迁补偿款共计10675765.83元转入含本案原告周玉中在内的周学年等60人在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园湖支行开设的账户。原告周玉中亦签字领取了414644.02元补偿款。2014年6月11日，被告江南区政府组织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拆除。原告周玉中诉称被告江南区政府于2015年6月11日组织对房屋进行了拆除，其对该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告遂作出前述答辩。另查明，2009年5月19日，江南区发改局作出江发改（2009）19号《关于江南区江南街道××6组、13组、14组拆迁回建安置小区项目立项的批复》，同意××6组、13组、14组拆迁回建安置小区项目立项，项目建设地址：壮锦大道东侧、亭洪路延长线南侧，资金来源为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其余资金来源为被拆迁农户自行筹措。2011年12月13日，被告江南区政府作出江府函（2011）155号《关于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5、6、8、13、14组回建和产业用地规划定点有关问题的函》，就涉及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被征地群众回建和产业用地规划定点基本情况、存在问题、群众诉求和解决问题的建议向市规划局进行报告。2012年1月11日晚，××6组、13组、14组愿意在市规划局定点位置回建安置房的村民在周耀新幼儿园开会，决定成立建房委员会，并协商推举了建房委员会成员。同年1月12日，××村民委员会同意××村民成立该建房委员会。同年2月2日、2月11日、2月20日，建房委员会先后出具《委托书》，委托江南区工业发展办公室范丽萍、朱富玉办理××6组、13组、14组拆迁回建安置房相关事宜。同年3月28日，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南国土资函（2012）678号《关于江南区江南街道××6组等拆迁回建安置小区用地预审的复函》，同意通过江南区江南街道××6组、13组、14组拆迁回建安置小区用地预审。同年4月，建房委员会出具《委托书》，委托朱富玉与南宁市国土资源信息中心接洽××6组、13组、14组拆迁回建安置小区建设项目测绘工作。江南区征拆办会同江南区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分别于同年1月16日、4月12日作出《壮锦大道两侧项目用地××拆迁回建安置人口登记公示》，将含本案原告周玉中在内的壮锦大道两侧项目用地涉及的××5组、6组、13组和14组拆迁回建安置人口情况进行公示。同年7月31日，江南区发改局向江南区江南街道办××6组、13组、14组颁发了江发改登字（2012）19号《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登记备案证》。同年8月17日，被告江南区政府作出江府函（2012）89号《关于请求批准江南区江南街道××6、13、14组拆迁回建房总平设计方案的函》，载明××6组、13组、14组回建安置工作因配合云桂高铁建设而延期，××6组、13组、14组已于当年7月确定了总平设计方案，请求市规划局尽快批复该总平设计方案。2013年1月7日，市规划局出具《审批意见》，同意江南区江南街道××6组、13组、14组按红线所示范围结合该局审定的总平和方案设计八栋十七层住宅楼、一栋一层公共厕所，建筑面积按批文控制，不得超出总平图审批指标。
本院认为，周玉中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具有本案被告主体资格，原告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和起诉期限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亦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合法性审查原则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被告依据《南宁市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所实施的拆除房屋的行为性质如何认定；（二）被告是否具有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三）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解决居住问题是否依法有据。
（一）关于被告依据《南宁市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所实施的拆除房屋的行为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对行政行为的判断应当坚持从权力行使的本质和实质上来理解，而不应拘泥于某一过程径行判断。虽然本案原告周玉中与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于2008年8月21日就原告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沙井镇××6组房屋的补偿和安置问题达成了协议，并明确约定原告负有搬迁义务，但被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对原告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其运用公权力，采取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政管理行为，其行为性质并不因土地征收过程中有关安置补偿协议的存在而转变，应当定性为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被告认为其对原告房屋进行拆除是基于平整土地而非强制拆除行为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告是否具有强制拆除法定职权的问题。
本院认为，就本案所涉南宁国际粮农食品物流中心项目的征地工作，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11月13日作出（2008）56号《征收土地和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载明该项目已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桂政土批函（2007）260号《自治区政府关于南宁市2007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征地补偿款亦于2008年2月14日发放给江南区沙井街道××村民委员会，土地征收工作已然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若原告拒绝交出土地的，被告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具有自行强制执行的法定职权。被告在未能证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已向原告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通知或决定，亦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于2014年6月对原告的房屋迳行强制拆除，该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三）关于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解决居住问题是否依法有据的问题。
本院认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在一并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中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为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房屋直接经济损失4704360元和家具、电器用品等直接经济损失20000元，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害事实及数额，故对其该项赔偿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解决居住的问题。本院认为，行政赔偿的损失应当与被诉侵害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针对本案所涉房屋，原告与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已经签订《南宁市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征地补偿款也于2008年2月14日发放给江南区沙井街道××村民委员会。原告所称被告强拆其房屋必须解决其居住问题的主张，实属征地安置补偿的问题，而非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损害赔偿的范畴，故本院对此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对原告周玉中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沙井镇××6组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周玉中关于被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赔偿其房屋直接经济损失4704360元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周玉中关于被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赔偿其家具和电器用品等直接经济损失20000元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周玉中关于被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解决其居住问题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玉中、被告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宁 静
审 判 员 黄影颖
代理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钟 倩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五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九条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第五十七条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确认其合法或者有效的判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一）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九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