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6民初12213号
原告：李平，男，195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本市静安区。
法定代理人：花鸣芳(系原告妻子)，女，195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本市静安区徐家宅路***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隽倩，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玉宝，男，195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本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庚，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地本市浦东新区。
负责人：何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岩，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一挥，男。
原告李平诉被告徐玉宝、布某某、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被告徐玉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布某某的起诉，本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经双方当事人合意，并由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简易程序审理期限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获赔医疗费913,044.46元、营养费7,0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40元、护理用品费3,281.02元、交通费4,260元(前述各项损失均计算至2017年7月12日止)、护理费10,830元(计算至2017年5月10日止，包括护工费2,090元、家属护理误工费8,740元)、虫草购置费3,800元、财产损失费1,680元、躺椅租借费260元、法律咨询费200元、律师费20,000元；上述损失，要求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先行赔付，保险不足以赔付的部分由被告徐玉宝按照80%的侵权责任比例赔偿。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17日22时43分许，被告徐玉宝驾驶苏EKXX**号小轿车沿海宁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海宁路西藏北路路口，驶入路口直行时，适逢原告醉酒(血液酒精含量为99.22mg/mL)驾驶XXXXXXX号电动自行车沿西藏北路由北向南驶至，小轿车车头与电动自行车右前侧发生碰撞，导致原告倒地受伤，两车损坏，构成交通事故。经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静安交警支队)调查，认定原告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同时本起事故成因还与双方驾车进入路口通行时的交通信号控制状态有关，事发后虽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多方调查、取证，仍无法查清双方进入路口通行时的信号灯灯色，故依照相关规定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至上海长征医院治疗，被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在长征医院住院治疗8天后，于同年1月26日转入上海安泰医院继续康复治疗，至今仍处于昏迷状态。截至2017年7月12日，原告支出医疗费913,044.46元(已扣除伙食费133.50元)、护理用品费3,281.02元、护工费2,090元、租借躺椅费260元，家属为陪护支出交通费4,260元；原告住安泰医院重症监护室期间，原告妻子每日按规定时间探视，产生相当于1人误工损失的护理费损失；原告为本案诉讼聘请律师支出律师代理费2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徐玉宝驾驶机动车行驶，车速过快且刹车不及时，撞伤原告，构成民事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本案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应按照交通道路安全法相关规定确定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考虑到原告自身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亦有过错，故要求被告徐玉宝承担80%的侵权责任比例；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作为保险人依法应对原告的损失先行赔付；原告治疗尚未终结，但因无法承受巨额医疗费用，故提起诉讼请求如前。
被告徐玉宝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静安交警支队已经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同时认为，发生事故时，被告徐玉宝正常驾车待绿灯放行起步，并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虽然交警部门没有认定原告闯红灯进入路口，但从路口监控视频反映的内容完全可以推知这节事实，事故发生是原告违法行为造成的；原告所驾电动自行车质量达到78.8公斤，超出国家对非机动车所规定的质量标准，原告进入路口的速度也较快，其车辆应被认为机动车，故应按照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来确定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由原告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该被告所驾驶车辆在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要求保险人对原告的合理损失进行赔付。关于损失范围的核定，对于属于保险范围内的各项损失意见与保险公司意见一致；认可租借躺椅费用260元；法律咨询费没有赔偿的法律依据，不予认可；关于律师费，因被告徐玉宝认为自身在事故中无责，故不同意赔偿。
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对静安交警支队已经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第二，被告徐玉宝未违反交通规则，事发后车辆检验亦表明其车辆符合安全技术规范，故被告徐玉宝对事故发生不具有过错；第三，根据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出，虽然监控没有直接拍摄到事故发生的经过，但从监控画面诸多内容可以推断出在22时42分49秒违反信号灯自北向南出停车线进入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就是原告；随车人员报警时间为22时43分28秒，事故应发生在该时点前一分钟内；故原告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酒后违反信号灯通行，被告徐玉宝没有任何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涉案机动车由案外人布某某在该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保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附加不计免赔)，同意在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下依法、依约赔付。就原告主张的损失，认可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用品费、护工费、租借躺椅费、财产损失费；对医疗费总金额没有异议，但中医理疗费用共计39,370元不予认可，理由是从原告伤情来看中医理疗没有必要性；另外外购药在医院内、医院外均有购买，属于重复收费，亦不予认可；虫草购买没有医嘱，相应费用不予认可；原告主张的家属陪护产生的交通费过高仅认可2,760元；关于护理费，截至2017年5月10日前实际产生的护工费用该被告均已认可，原告实际住在重症监护室中，家属不能入内陪护，由医院的专业医疗人员进行护理，并不会额外产生护理费损失，故不认可家属陪护产生误工损失；律师费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不予赔付。该被告垫付10,000元，要求本院一并结算处理。
针对两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承认电动自行车质量为78.8千克，亦承认事故发生后首次报警时间为22时43分28秒，对事发路口南北对向直行及左转信号灯同步的事实亦不持异议，但否认原告事故发生时系违反信号灯遇红灯进入路口；此外，原告还提出被告徐玉宝曾在案外承认其闯红灯起步。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事故发生后首个120呼救电话系机动车随车人员吴建萍用尾号5453的手机于22时44分26秒拨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对静安交警支队在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所载明的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及调查所得事实，涉案电动自行车重量、事故发生后首个电话报警时间、120呼救时间、事发时所在路口南北对向信号灯完全同步等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主要事实争议在于：原告是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并导致事故发生，同时，被告徐玉宝在事故中是否存在闯红灯起步或其他违法行为。
围绕该争议，经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申请，本院从静安交警支队调取事故所在路口监控视频、事故现场图、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原告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第一，从监控画面来看，无论是非机动车驾驶人还是车辆本身均不具有可辨性，无法判定画面中哪辆车是原告驾驶的；监控视频中22时37分25秒、37分35秒、37分48秒、37分52秒、38分50秒、41分17秒、41分35秒均分别有人驾驶非机动车沿西藏北路由北向南行驶入路口，是绿灯状态下通行，这些驾车人都可能就是原告，故视频内容无法证明原告存在闯红灯或除饮酒驾车之外的其他过错。第二，监控视频内容也不能证明徐玉宝没有违反信号灯。第三，监控视频内容无法反映事故真正的发生经过、以及具体的发生时间。第四，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上填写的案发时间为22时44分，表明事故证明书中的所谓“22时43分许”的事发时间只是大约的并不精确。第五，徐玉宝向警方所做陈述只是一面之词，并不客观。两被告质证称，对监控视频真实性无异议，从监控视频可见：在22时41分06秒至43分29秒即首次报警时点期间，沿西藏北路由北向南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只有一辆；该车辆于22时42分31秒进入监控画面，系自北向南从西藏北路地道非机动车道内驶出，于22时42分49秒沿西藏北路自北向南出停车线进入路口，路口北侧的信号灯灯色分别于22时42分46秒、22时42分48秒先后由绿转黄、由黄转红；因南北向直行信号灯同步，故可推测，前述22时42分49秒进入路口的车辆违反信号灯红灯驶入路口；22时43分01秒沿海宁路自西向东驶出的第一辆车，与徐玉宝向交警所陈述的他是停车待行的第二辆车吻合，证明徐玉宝没有闯红灯;分别在22时43分14秒、43分21秒、43分43秒进入画面的、沿海宁路西向东行驶的多辆车辆均存在偏向南侧绕行的行车轨迹，同时，在22时44分03秒、45分01秒、45分14秒均有路人向事发地点观望现象，这些情况表明当时事故已经发生。对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信息是为了做检验所填，并非针对事故事实认定而填写，对于判定事故时间不具有意义，事故发生时间应以事故证明书为准。对警方向徐玉宝进行询问所制作的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内容均是被告徐玉宝的客观陈述。
本院认证意见如下：本院所调取的视频资料、事故现场图、询问笔录、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均经庭审质证属实；监控视频内容系事发路口东南侧监控所拍摄，画面覆盖事故发生前整个路口北侧区域直至路口中心区域及部分路口东南部区域的道路、来往车辆状况以及事故发生后的事故现场状况；事故现场图为处警民警经勘验事故现场后绘制；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形成于2017年1月18日00时15分，登记了当事人身份信息、案发时间、地点、提取样本的时间、地点、样本量等信息；询问笔录系事故发生后次日上午承办民警对被告徐玉宝进行询问并制作；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直接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视频内容反映：第一，事发路口东北侧信号灯直行方向于22时41分06秒转为绿色，于22时42分14秒转为红色，左转信号灯同时转为绿色，并于约35秒后即42分48秒亦转红色。第二，自22时41分06秒起至本起事故首次报警时间即22时43分28秒止的期间内，沿西藏北路由北向南驶入路口的助动车先后共有5辆，出停车线的时间分别为22时41分17秒、34秒、42分13秒、49秒、43分22秒，行驶状况依次如下：22时41分17秒、34秒进入路口两车出停车线时路口东北侧直行信号灯灯色均为绿色，先后驶入路口后均从左边出离监控画面；22时42分13秒进入路口的车辆，系于22时41分55秒到达路口西北侧非机动车道内停车线附近并停止，直至42分13秒左右路口东北侧左转信号灯由红变黄、转绿时，该车才缓慢驶入路口并在42分16秒从左边出离监控画面，42分20秒时，有一助动车从左进入监控画面，行驶轨迹系从路口中心附近朝东南方向行驶，并从监控画面右侧下方离去；22时42分49秒进入路口的车辆出停车线时路口东北侧直行信号灯、左转信号灯均为红色；22时43分22秒进入路口的车辆出停车线时路口东北侧直行、左转信号灯灯色均为红色，直至22时43分26秒该车辆仍在道路北侧，并遇一由东向西行驶至该处的公交大客车阻挡，随后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第三，22时42分52秒，位于路口东北侧的信号灯左转、直行方向均已转为红色，自东向西直行两机动车道车辆均陆续起步、并列行驶，至22时42分59秒时，已有四车先后由东向西经过路口中心出监控画面；但在自西向东方向上，直至22时43分00秒时，始有第一辆机动车驶过路口中心，车速相较对向车辆明显更缓，且无车辆与其并行，直至22时43分09秒该方向上第二辆机动车向东驶过路口中心进入监控画面，车速亦较对向车辆更为缓慢，此后才陆续开始有并列向东行驶两车道车辆，但南侧车道车辆车速均缓于北侧车道内及对向车辆的车速。结合视频资料及事故现场图，事故发生后，涉案机动车停止于路口中心、东西向南侧第一条机动车道延长线上，原告的电动自行车倒在机动车左侧地面，原告最终倒地位置位于机动车右侧的地面；沿海宁路南侧共有六条机动车道，全部机动车道总和宽度为17.90米。询问笔录中，徐玉宝陈述事故发生的经过称：“事发前，我驾驶号牌为苏EKXX**的小型普通客车，沿海宁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西藏北路口，我车辆遇红灯等候放行，我车辆停在道路上的第二根车道内(从右向左数)，我车辆前方同车道还有一辆车辆停着，我车停在第二辆，然后，海宁路西向东直行红灯变为绿灯后，我起步驾驶车辆继续向东行驶，在我车辆驶入路口中间不到的地方，我看见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车辆左侧快速行驶过来，我就立即刹车，但为时已晚，对方的电动自行车还是与我车辆发生碰撞了。”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中填写的案发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22时44分许”。
结合上述证据材料内容，本院分析如下：因事发路口南北两侧对向的信号灯完全同步，故从路口东北侧信号灯灯色变化可得出路口西南侧南北向信号灯直行方向于22时41分06秒转为绿色，于42分14秒转为红色，同时左转信号灯转为绿色，并于约35秒后即42分48秒亦转红色。22时42分13秒进入路口的车辆，从其到达路口后停止并待左转信号灯变绿后进入路口的行为可推测其系自北向东左转车辆的可能性较大，在该车从左侧出离监控画面后4秒有一助动车从左进入监控画面，从路口中心附近向东南方向行驶，结合前后两车的行车轨迹，本院有理由相信，22时42分13秒进入路口的车辆系左转车辆，且因监控角度的原因，一度出离监控画面，但最终仍从监控中可见其向东方向正常驶离路口，该车并非涉案的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22时43分22秒进入路口的车辆直至22时43分26秒仍位于道路北侧且遇由东向西行经的大客车阻挡去路，而首个报警电话发生于22时43分28秒，短短2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允许该车到达事故发生的地点，故亦可排除该车辆是本案原告所驾车辆的可能性。于22时41分17秒、34秒先后进入路口的两助动车若为直行车辆，结合海宁路南侧六条机动车道宽度总和估算，如该两车按通常非机动车车速正常行驶，完全经过整个路口的时间最长不可能长于20秒钟(按时速每小时10千米、总距离50米估算)，考虑到事故发生地的实际位置，该两车到达事故实际发生地的时间最迟分别不会晚于22时41分37秒、41分54秒，这两个时点距首次报警时间分别相隔1分51秒、1分34秒，距首个120急救中心呼救电话时间分别相隔2分49秒、2分32秒，也就是说，发生事故以后机动车一方至少经过1分30秒之后才呼叫交警、至少经过2分30秒之后才呼叫120急救中心。考虑到本起事故碰撞发生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脱离其车辆跌至机动车另一侧，显然人伤严重，且无事故双方私下协商确定责任的可能性，相关人员立即报警、呼救符合常理，但前述时间间隔已明显超出合理的报警、呼救时间区间，因此，该两辆车辆行车路线虽符合交警出具的事故证明书，但因其进入路口时间过早，其是本案伤者所驾车辆的可能性均较低。22时42分49秒沿西藏北路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进入路口的车辆，其驶出停车线的时点距离报警时间间隔为39秒，结合行驶距离因素及事故发生后车上人员下车查看、拨打电话的正常反应、操作时间，从时间上看，该车系本案涉事非机动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可能性较大；同时，42分52秒沿海宁路东西向直行信号灯转变为绿灯后，由东向西方向上的机动车早于由西向东方向上的机动车抵达路口中心，且东向西为正常两车道车辆并列行驶，而西向东车道车辆不仅行驶缓慢，且第一、二辆车均无任何车与其并列驶出路口，后车虽呈两车道并列前行但南侧车道内车速缓于北侧车道内及对向车辆的车速。这一事实表明，在东西向信号灯转绿的时点即22时42分52秒前，或在这一时点前后较短时间内，沿海宁路由西向东方向机动车道偏南侧发生了异常道路状况，结合视频所反映的电动自行车大致车速、距事发地点的距离，前述异常道路状况与22时42分49秒由北向南进入路口的车辆在本案事发地点发生事故能在时间区间上合理吻合。至于化验登记信息中所填写的事发时间，系事故后紧急针对机动车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违法驾驶事实进行调查时所填写内容，只能说明事故发生在该时点前，对具体的事故发生时间点尚未经交警部门详细的调查，故该填写内容对认定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没有参考意义亦不具有证明力。综上，结合监控视频和事故现场图，根据事故发生后报警时间及呼救时间，可排除22时43分22秒之后沿西藏北路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进入路口的所有车辆为本案涉事电动自行车；在具有符合可能性的车辆中，于22时41分17秒、34秒先后进入路口的车辆以及此前沿上述行驶路线进入路口的所有车辆因其入路口时间相较于报警时点、呼叫急救中心时点过早，明显超出合理时间区间，符合可能性较低；而唯有22时42分49秒进入路口的车辆，其进入路口的时点，与报警时间、呼救时间合理吻合，可推算的该车辆到达事故发生地的时间亦与监控反映的周边道路异常状况表现相吻合，故本院认为该车辆即是本案原告所驾车辆的可能性极高，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据此，本院认定2017年1月17日原告沿西藏北路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于22时42分49秒行驶入路口的事实。因路口西南侧南北向信号灯直行方向灯色于42分14秒转为红色，故原告系违反信号灯遇红灯进入路口。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徐玉宝案外承认闯红灯一节，原告提供从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处取得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其中记载：“问：车辆通过路口的情况，是红绿灯起步通过还是直接通过？红绿灯的状态，如之前是在等红灯，是处于第几辆车的位置，前车的型号颜色？”答：“红灯起步，左边车道应该有两根，且我前面等红灯的还有一辆车，前车回忆不起来，后面也回忆不起来，我和吴建萍都没有拍过照片。”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质证称制作笔录时询问的问题是车辆通过路口是红绿灯起步通过还是直接通过，徐玉宝回答是红灯转绿灯后起步，记录人文字表达存在歧义，并非徐玉宝本意，且笔录未经徐玉宝签字确认；被告徐玉宝质证称笔录没有当事人的签字确认，真实性不予认可，徐玉宝事故发生后第二天向静安交警支队民警所做陈述更为客观，不能凭这份证据来推定徐玉宝闯红灯。本院认为，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确认的确给徐玉宝进行过询问并作记录，故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其中提问表述来看，所问的问题是车辆通过路口的形式，是直接未停车进入并通过路口，还是在路口停车待行后起步进入并通过路口，从这个问题内容来看，对回答的记录“红灯起步”理解为待红绿灯灯色变化放行后起步更为合理，如理解为遇信号灯为红色而仍然起步，显然答不对题，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的解释合乎情理，原告据此认为被告徐玉宝已于诉讼外承认闯红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即在于被告徐玉宝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本案中，原告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重量超出国家相关标准，被告徐玉宝据此辩称应将该超标电动自行车视为机动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本案应按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相应法律规定确定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徐玉宝驾驶机动车驶入路口后与骑电动自行车的原告发生碰撞，被告徐玉宝并无证据证明其系在确认安全前提下驾驶，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原告醉酒状态下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信号灯驶入路口导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具有严重的过错，故可适当减轻被告徐玉宝的赔偿责任。通常醉酒状态下人的思维判断、肢体平衡控制能力均大为减弱，故原告醉酒驾驶不仅导致极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且因其自我保护反应能力降低，自身损伤程度亦较正常未饮酒状态下更为严重。根据双方在事故中过错大小，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徐玉宝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承保了肇事车辆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应在肇事车辆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对原告的损失予以赔付。
就损失范围的确定，原、被告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用品费、护工费、租借躺椅费、财产损失费不存争议，本院一并予以确认。关于医疗费，两被告辩称外购药存在重复收费、中医理疗缺乏必要性，均未提供有效的抗辩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医疗费共计913,044.46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虫草购置费用，属于超出一般生活水平的高档营养品支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支出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必要性，本院不予确认。关于原告主张的家属陪护产生的交通费，根据原告伤情及治疗情况，每日有1人次的近亲属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前往医院探视应属合理，两被告认可以2,760元计算，应足以弥补原告的支出，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护理费，原告在重症监护室期间除聘请医院内护工护理外，无需且不被允许家属进入重症监护室护理，即便原告配偶每日入内探视，亦不承担护理之责，故对截至2017年5月10日前的护理费，本院不予确认。关于法律咨询费，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本院不予确认。关于律师代理费，结合本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本案争议复杂程度、代理律师的工作量，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徐玉宝分担律师代理费6,000元。
综上，经本院核定的损失除律师代理费、躺椅租借费外933,475.48元，由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中赔付16,530元(包括医疗费10,000元、护理费2,090元、交通费、财产损失费)，剩余916,945.48元(包括医疗费903,044.46元、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用品费)，计算40%即366,778.19元，由被告安联财保上海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其已垫付的10,000元在交强险赔付款中抵扣结算。被告徐玉宝应赔偿租借躺椅费的40%即104元以及律师费6,000元合计6,104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平交强险赔付结算款6,530元、商业三者险赔付款366,778.19元；
二、被告徐玉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平赔偿款6,10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543.80元，减半收取5,771.90元，由原告李平承担2,171.90元，被告徐玉宝承担3,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斯怡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陆皓晔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