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29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尹丽芳，女，1974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兆德，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惠民，男，196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杰，广东焯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木朗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尹伟培，该村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莉雅，系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日森，系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赵宇，男，1971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杰，广东焯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尹丽芳因与上诉人尹惠民及原审第三人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木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木朗村委会）、原审第三人赵宇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尹丽芳及其委托代理人林兆德、尹惠民和赵宇的委托代理人王鸿杰、木朗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蔡莉雅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丽芳上诉请求：一、撤销江门巿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948号《民事判决书》中尹惠民支付补偿款人民币32万元给尹丽芳的判决，改判尹惠民应支付补偿款80万元给尹丽芳；二、判令江门巿蓬江区杜阮镇木朗村民委员会对尹惠民应支付尹丽芳的补偿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三、此案一、二审费用由被尹惠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尹丽芳对江门巿蓬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该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纠纷为物权纠纷，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出判决，并无异议，但对一审判决中依按份共有只判尹丽芳对160万元厂房补偿款占20%的份额不服。尹丽芳应按共同共有占50%以上份额，才符合法律规定和事实。理由如下：（一）本案中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为上诉人所书写的《帐单》，尹丽芳亦表示赞同，但依《帐单》上尹丽芳表达的自己130000元来确定上诉人的份额，这就损害了尹丽芳的合法权益：《帐单》上所反映的“借款515000元是尹惠民向其亲戚所借用于建厂房资金”只是尹惠民的一面之词，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借款是尹丽芳与尹惠民为建厂房共同向他人借的，其中有部份还是尹丽芳与尹惠民的胞弟尹锐民基于家庭成员中的共同关系而借的。虽然尹惠民在一审中提供了尹锐民的书面证词，但这并不影响家庭成员中亲情关系的借贷。上述借款应为共同借款，而所借款项的还款方式亦是在收取厂房租金中予以偿还的。因此，不能确定全部借款为尹惠民作为建造厂房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若依《帐单》确定份额，那么，《帐单》里只记载尹丽芳投入130000元而并无尹惠民投入任何自身资金的记录，160万元厂房补偿款应按份额分配各占多少显而易见。此外，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尹丽芳还提供了杜阮木朗村民委员会收取上尹丽芳股金72257元用于支付涉案厂房土地租金的依据，尹惠民及村委会亦予以确认，该股金亦应作为尹丽芳投资建造厂房的资金。二、在本案中，江门巿蓬江区杜阮镇木朗村民委员会应对尹丽芳的厂房补偿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在厂房拆迁之前，尹丽芳已向村委会提出确认尹丽芳厂房权属的意见，但村委会却一直无视尹丽芳的权益，向尹惠民进行单方协商，那怕是在江门巿中级人民法院（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473号《民事判决书》中表述确认尹丽芳的厂房权属下仍一意孤行。在拆迁该厂房过程中，尹丽芳予以制止提出异议，尹丽芳及其家属还受到了暴力打击及关押。在村委会向尹惠民支付补偿时，尹丽芳提出了严正抗议，作为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该村委会主任）还强词夺理，扬言：“如果支付给尹惠民的补偿款是错误的，村委会愿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据此，应该说，村委会的做法对于尹惠民的侵权行为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因此，木朗村委会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尹丽芳只占厂房补偿20%的份额以及无确认木朗村委会的责任是错误的，现特提起上诉，请求上级法院改判一审判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尹惠民答辩称：尹丽芳对涉案厂房没有任何权利，她只是代尹惠民与村委会签订涉案土地的租赁合同。之后已经将租赁合同转给了尹惠民，尹丽芳没有出资建造涉案厂房，她只是尹惠民的财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尹惠民三十多万元的财产，利用其控制的部分建造涉案厂房的材料单据来主张涉案厂房的权利，一审法院判决尹丽芳占厂房20%的份额完全是错误的。其他答辩意见与尹惠民的上诉状意见一致。木朗村委会述称：尹丽芳要求村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没有依据的，第一，这不属于二审的审理范围。第二，村委会是依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该判决认定应该由尹惠民将涉案土地返还给木朗村委会，那么受补偿的主体应该是尹惠民。第三人村委会是依法作出补偿，不存在任何的侵权行为。其他的答辩意见同意尹惠民的答辩意见以及维持一审判决的意见。赵宇述称：同意尹惠民及木朗村委会的答辩意见。尹惠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判令驳回尹丽芳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涉案广房兴建资金及对涉案厂房共有问题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一）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均没有提供能够证明各自兴建厂房所用资金方面的直接证据，包括具体的资金出处及投入”是认定事实不清。尹惠民在一审民事答辩状中已经说明了建造涉案厂房的资金组成和来源，而且合情合理。建造涉案厂房的资金主要是尹惠民从妻子娘家人那里借的，除尹丽芳书写的“账单”上确认的“玉樵180000元、碧樵120000元、毛松50000元、杰樵15000元外”，尹惠民还向岳父尹瑞满借款5万元，妻子大姐尹丽贞借款9万元，而妻子二姐尹慕贞（毛松）借款实际上是15万元，另外通过尹惠民的弟弟尹锐明向其朋友华爱借款5万元，向其朋友少峰借款10万元，共借款75.5万元，加上尹惠民卖掉江门市蓬江区杜阮健民五金铸件组的冲压机及其他设备的13万元，出租马钦泉的厂房至2007年底的租金收入加按金共12.5万元（每月租金6720元，二个月租金的按金）以及之前自己的一点积蓄，超过一百万元的投入，但还是没能把厂房建好，之后由赵宇再投资了一百多万元才把厂房建好，而尹丽芳主张是其出资建造厂房则完全不能说明资金的出处。(二）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厂房建造资金为645000元缺乏最基本的常识。1、涉案厂房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建筑是二层楼房，建筑面积为1978平方米，按一审法院的认定，每平方米厂房的建设成本才326元，这可能吗？2、本案中的“账单”是尹惠民多次催促尹丽芳结算后，作为尹惠民的财务人员的尹丽芳才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出具的，这份“账单”并没有完整记录建造厂房的所有费用，也写得非常不规范，一审法院单凭“账单”上“借钱建造厂房”这部分内容就认定涉案厂房的建造资金为645000元非常不严谨，且也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三）一审法院对于“自己130000元”的分析认定没有综合整个“账单”的内容及本案的其他证据来分析，其认定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1、一审庭审中，尹丽芳对尹惠民提供的证据四—“租赁场地合同””和证据五“租赁厂房合同”质证时明确表示这是尹惠民个人的经营洁劫，与本案无关。这确实是尹惠民个人的经营活动，但经营收入—每月6720元的租金收入却与本案有关，这是本案诉争厂房建造资金的来源之一。尹惠民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七—“原告交给被告的账单”上有”15X6720-100800”的记录，这笔款项就是尹惠民个人经营的马饮泉工业区厂房15个月的租金收入。这三个证据结合起来可以证明尹丽芳只是尹惠民的财务人员，“账单”是尹丽芳为尹惠民记录收支情况的单据。因此，“自己130000元”是指尹惠民自己，且尹惠民能够合理地说明这笔资金的来源。2、账单上支出部分有“赌博15000，社保16500，奇读+看脚共30000(奇是指尹惠民的儿子)”的记录，这些都是尹惠民个人及儿子的支出，这同样可以证明“账单”是针对尹惠民自己的收支而写的。总之，按一审法院的认定，尹惠民全部靠借款515000元来建造涉案厂房，而无法说出资金来源的尹丽芳却能够靠自己出资130000元来建造涉案厂房，一审法院作出这样的分析和认定是否是极为不负责任？二、一审法院认为“尹惠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06年至2010年期间其有缴纳白鲁商住用地的租金或有委托尹丽芳代缴上述土地租金”是认定事实错误。1、“账单”上支出部分有“租金30000元”的记录，这就是尹惠民缴纳土地租金的证据。2、尹惠民及其家人每年有分红，也是用于抵扣土地租金。由于2006年至2010年期间是以尹丽芳的名义租赁土地，因此，首先以尹丽芳的分红抵扣土地租金并以尹丽芳的名义出具租金收据非常正常，而土地租金卖际上全部是由尹惠民支付的。三、一审法院对于《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的签订权主体问题的表述及认定完全违反常理。1、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木朗村民委员会在一审庭审中多次明确表示尹惠民是租赁土地的真正主体，且该土地租赁合同于2010年12月17日转给了尹惠民，这完全可以确认尹惠民就是该土地的真正承租人。尹惠民与尹丽芳是兄妹关系，与村委会的人员都相互熟悉，在农村，以口头形式而不以书面形式确认这样的事情完全符合常理，但一审法院又是一句简单的没有证据证明来否认尹惠民主张的这种合乎常理并且有第三人证明的事实。2、“房随地走、地随房走”是处理土地房屋问题的法定做法，我国《物权法》第146条、14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转给尹惠民，土地上的厂房自然转给尹惠民，何况涉案厂房本来就与尹丽芳无关。如果尹丽芳对涉案厂房享有权利，为何自土地租赁合同转给尹惠民之后没有来主张每年十多万元的“租金”（分红）？直到村委会出于诉讼目的将尹丽芳一起告上法庭后，其发现有利可图，才不顾事实，不顾亲情，以手上持有的建造诉争厂房的材料单据来主张共有讼争厂房。四、一审法院对于赵宇是否属于涉案厂房的权属人之一的问题的认定也是与事实不符。1、如前所述，赵宇出资过百万元完成涉案厂房的后期建设，因此，赵宇对涉案厂房应享有权利，如何分享涉案厂房的权利，尹惠民与赵宇之间有自己的约定。2、涉案厂房建筑面积1978平方米，空地282平方米，按当时的市场行情，这样的新建厂房是8元一10元/平方，空地是3元一4元/平方，每月13000元的租金根本不可能租到涉案厂房，《厂房租赁协议书》只是为了办证而签订的。五、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起诉没有过诉讼时效的观点是错误的。土地租赁合同于2010年12月17日转给了尹惠民，涉案厂房因此也于此时转给了尹惠民，如果尹丽芳认为其对涉案厂房有利益，则其权利从当时起就应被认定为受到侵犯，其起诉的时效也应从2010年12月17日起计算，因此，尹丽芳的起诉早己过了诉讼时效期限。因此，尹惠民特向贵院提出上述上诉请求，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决。另，尹惠民在二审期间对上诉状内容补充如下：上诉人尹惠民认为，在本案中，履行租赁合同只有向村委会交纳土地租金的义务，没有其他任何权利，地上建筑物才会产生利益，尹惠民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租回自己，目的不只是为了去向村委会交纳土地租金，而是为了地上建筑物的利益，一审法院认为尹丽芳转租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没有放弃涉案厂房任何权利的观点非常荒谬，完全违背常理。事实上，租赁合同转给尹惠民后，地上建筑物的权利也全部转给尹惠民，其全部权利由尹惠民行使。尹丽芳答辩称：1、一审法院对涉案厂房的资金以及涉案厂房共有问题的认定是正确的，二审应予维持。2、在一审过程中，尹惠民所提供的帐单已经明确了上诉人尹丽芳对涉案厂房出资的部分，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对尹丽芳向村委会交纳租金的人民币72257元作为尹丽芳的建造厂房投资额。3、本案的性质本身尹丽芳与尹惠民是兄妹关系，是处于一种长期家庭合伙模式，尹惠民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尹丽芳是尹惠民聘请的财务人员，这在一审法院（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1081号判决书里已经明确了这一点。4、一审法院对涉案厂房的归属的确定是正确的，应予维持。5、本案是物权纠纷，因此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木朗村委会、赵宇未作答辩。尹丽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尹惠民支付合伙租地搭建厂房，因被第三人木朗村委会提前解除合同通知退出用地的拆迁所得补偿款人民币1600000元的一半800000元给尹丽芳；二、本案诉讼费由尹惠民承担。2015年10月14日尹丽芳请求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确认2005年12月15日与第三人木朗村委会签订的《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用地上所搭建的厂房物权属于尹丽芳和尹惠民共同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尹丽芳和尹惠民是兄妹关系。2005年12月5日，尹丽芳与木朗村委会签订一份《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木朗村委会为甲方出租人,尹丽芳为乙方承租人，合同主要约定：1.甲方同意出租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给乙方兴建简易厂房之用,乙方租用该地全部出资兴建简易厂房；2.建筑面积1880平方米,道路占用面积320平方米,租赁期限从2006年6月16日起至2020年12月底止；3.租金计算：2006年6月至2018年6月15日金为16320元／年。之后每年租金按照18360元计算。合同第9条还约定：租用期内,如遇国家或集体规划使用该地段时,甲方提前两个月通知乙方撤离,依法必须在甲方期限内无条件撤离,甲方不作任何赔偿,但可协助乙方向征用单位索赔。＂。合同还约定租金交付办法条款。签订合同后,木朗村委会依约交地给尹丽芳建造厂房使用。2008年1月19日，尹丽芳与赵宇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协议书》，约定赵宇向尹丽芳租赁杜阮镇木朗白鲁工业区×××××作五金厂厂房使用，建筑面积1978平方米，空地面积282平方米，租赁期限从2008年1月19日至2013年1月19日，月租金12926.5元，每月3日前缴交租金。签订合同后，赵宇在上述厂房开设个人独资企业“江门市蓬江区旺达不锈钢厂”进行经营。赵宇每月均向出租方缴交厂房租金13000元。其中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由尹丽芳收取租金。尹丽芳收取租金后每月开具一份《收款收据》给赵宇，确认收到赵宇租用厂房的租金每月13000元。2010年12月17日，尹丽芳、尹惠民及木朗村委会经协商，由木朗村委会在上述合同第一页空白处加注内容：“该合同经双方协商,甲方（即木朗村委会）同意乙方（即尹丽芳）于2010年12月17日转租给尹惠民,同时由尹惠民履行该合同。”，木朗村委会并加盖公章。尹丽芳、尹惠民也在旁签名确认该意思表示。此后，承租土地的义务由尹惠民承担，但尹丽芳、尹惠民并未对承租土地上建造的厂房权属另作说明。从2011年1月起，尹惠民向赵宇收取每月厂房租金，尹丽芳不再向赵宇收取厂房租金。另查明，根据木朗村委会出具的《尹丽芳租赁合同履行情况表》及木朗村委会庭后出具的《说明》，2006年至2010年期间涉案土地的租金由尹丽芳缴纳，2011年之后的涉案土地租金由尹惠民缴纳。2012年,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木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木朗公司，系木朗村委会投资开办的集体企业）经木朗村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并报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将白鲁浪（土名）40亩商住用地规划并开发建设“金域华府”商住小区。木朗公司与尹惠民就提前解除合同和拆迁补偿问题各持己见，无法达成协议。2013年6月21日，木朗公司向本院起诉尹丽芳、尹惠民、赵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后作出（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1248号判决，判决解除《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尹丽芳、尹惠民、赵宇拆除地上建筑物，交回土地，木朗公司不承担拆迁补偿责任。尹丽芳、尹惠民、赵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4日作出（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473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1248号判决，解除《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赵宇腾退厂房给尹惠民，尹惠民返还租赁的土地给出租方。判决生效后，木朗村委会于2015年1月经与尹惠民协商，同意参照周边厂房建筑的评估价值一次性补偿尹惠民拆迁其租用土地上厂房（“江门市蓬江区旺达不锈钢厂”厂房）的补偿费160万元，并已经将该160万元全部支付给尹惠民。因尹丽芳与尹惠民在处分该160万元拆迁补偿款项发生争议，遂起诉至法院。（尹丽芳起诉后，上述厂房已拆除）。庭审中，尹丽芳确认讼争厂房拆迁前的价值为160万元。另根据尹惠民提供的证据《账单》，尹惠民，尹惠民均确认该《账单》是尹丽芳于2009年9月底手写后交给尹惠民的妻子，从该份《账单》的内容上看，该份账单上记录了截止至2009年9月止，一个家庭主体在经营方面的财务收支结算情况，包括涉案的白鲁商住用地厂房的建造费用、2008年6月至2009年9月共15个月的白鲁商住用地厂房和马饮泉厂房的租金收入、从2007年至2009年9月期间的生活费支出总数（每月3500元）等。其中《账单》中第二段“借钱建造厂房”中“厂房”，尹惠民，尹惠民均确认是指本案涉案的赵宇租用的白鲁商住用地厂房，内容为：“玉樵180000元、碧樵120000元、毛松50000元，杰樵15000元，华爱50000元，少峰100000元，自己130000元，合计64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物权保护纠纷，涉案争议的为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上所搭建的第五座厂房的物权所属及因该厂房拆迁所得款项应如何处分的问题。由于本案尹丽芳、尹惠民和赵宇均主张涉案厂房的权属，因此应结合尹丽芳、尹惠民及赵宇所提交的证据及其庭审中各自的陈述来综合判断厂房的权属。第一，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尹惠民抗辩认为尹丽芳主张与其共有位于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木朗村白鲁工业区第五座的厂房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原审认为，本案是物权权属纠纷，尹丽芳是因于2015年得知尹惠民处分上述物权后没有分割取得的补偿款而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提起民事诉讼，故其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故对尹惠民认为尹丽芳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原审不予采信。第二，关于赵宇是否属于涉案厂房的权属人之一的问题。虽然赵宇于本案中提交了部分购买材料的《收款收据》、《送货单》或《签收单》等证据，但上述证据所列内容无法显示与涉案争议厂房的建造有关联。而赵宇作为“江门市蓬江区旺达不锈钢厂”的登记个人投资者，其与尹丽芳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书》及尹丽芳于2008年至2010年期间开具的收取赵宇厂房租金的《收据》可以证实赵宇仅是厂房的承租者。由于赵宇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实其有出资兴建涉案厂房的证据，且（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473号民事判决书也已经确认了涉案厂房并非由尹惠民和赵宇共同建造的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赵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原审对赵宇主张其为涉案厂房的权属人的意见不予采信，故可以排除赵宇在涉案厂房权属人的范围外。第三，关于白鲁商住用地租金的缴纳问题。经木朗村委会确认，2006年至2010年，涉案白鲁商住用地每年租金由尹丽芳缴纳结清，2011年后的涉案土地租金由尹惠民缴纳。尹惠民虽然抗辩称尹丽芳所缴纳的土地租金是代尹惠民缴纳的，但尹惠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06年至2010年期间其有缴纳白鲁商住用地的租金或有委托尹丽芳代缴上述土地租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尹惠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审对其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第四，关于《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的签订权利主体的问题。尹惠民抗辩称原告尹丽芳于2005年12月15日与木朗村委员会签订的《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实际上是尹丽芳代尹惠民与木朗村委会签订的，2010年12月17日尹丽芳将《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转回给尹惠民，可以说明尹丽芳对诉争厂房没有任何权利。对此，原审认为，证据显示上述合同是尹丽芳作为合同权利一方与木朗村委员会签订的，尹惠民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委托尹丽芳代表其与木朗村委员会签订上述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对其认为尹丽芳代其与木朗村委会签订上述合同的意见不予采信。至于2010年12月17日尹丽芳将上述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给尹惠民，并于合同中明确列明：“该合同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乙方于2010年12月17日转租给尹惠民,同时由尹惠民履行该合同。”，该内容仅为对承租土地的履行权利义务约定，并没有涉及地上建筑即涉案厂房的权属问题，尹惠民按照合同可以继续履行租用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的权利，但尹惠民主张尹丽芳放弃涉案厂房的任何权利，证据不足，原审不予采信。因此，2005年12月15日至2010年12月17日期间履行《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合同权利人为尹丽芳，从2010年12月17日起至2014年11月14日法院判决由木朗村委员会收回租赁土地期间是由尹惠民继续履行上述合同的权利义务。上述合同履行期间，尹丽芳并没有放弃涉案厂房权属的意思表示。第五，关于涉案厂房兴建资金及对涉案厂房共有的问题。对于涉案厂房兴建资金的证据，尹丽芳、尹惠民均没有提供能够证实各自兴建厂房所用资金方面的直接证据，包括具体的资金出处及投入。尹丽芳虽然也提供部分购买材料的《收款收据》、《送货单》或《签收单》等证据，但上述证据所列内容无法显示与涉案争议厂房的建造有关联。因此应结合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加以证实。而本案中，仅有尹惠民提供的一份《账单》有记录建造涉案厂房的资金问题，因此该份《账单》上记录的涉案厂房建造资金的内容也自然成为尹丽芳、尹惠民争议的焦点。根据尹惠民提供的证据《账单》以及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5日向尹丽芳和尹惠民所作的询问笔录，《账单》是在涉案白鲁商住用地厂房已经建成并出租给赵宇后，由尹丽芳于2009年9月底书写后交给尹惠民妻子的，所记录的内容是涉案的白鲁商住用地第五座厂房的兴建费用的统计及该厂房和马饮泉厂房的租金收入，其他家庭成员支出的费用、生活费用等，具有家庭收支金额结算统计的性质。对“借钱建造厂房”中“厂房”是指本案涉案的赵宇租用的白鲁商住用地厂房，尹丽芳、尹惠民双方均没有异议，原审予以确认。其中书写内容：“玉樵180000元、碧樵120000元、毛松50000元，杰樵15000元，华爱共50000元，少峰100000元，自己130000元，合计645000元”，尹丽芳、尹惠民均证实是属于建造厂房的资金明细。尹惠民也确认建造厂房大部分资金是由其本人向亲戚所借取的。对于“自己130000元”的分析认定，由于该《账单》是由尹丽芳执笔书写的，没有证据显示尹丽芳是代笔记录性质，因此在记录“借钱建造厂房”的内容时其书写“自己130000元”应予理解为尹丽芳自己本人，也符合正常的书写逻辑习惯，合情合理。而尹惠民认为“自己130000元”是表示其本人自己出资130000元，其余账单中的借款515000元为其向亲戚所借用于建厂房资金，又于庭审中解释该130000元是其出卖自己的厂房设备筹得的款项资金，但尹惠民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130000元款项资金为其出卖设备筹得的，因此一审法院对其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因尹丽芳2009年9月书写该《账单》时，涉案厂房已经建好并已出租给赵宇使用，在尹丽芳、尹惠民均没有提供厂房建造使用资金的其他证据及尹惠民有另外再投入资金建造厂房的证据的情况下，原审因此可认定涉案厂房建造的资金为645000元。另结合尹丽芳、尹惠民自2005年至2014年履行租赁土地合同期间均各自有缴纳租地租金和收取出租厂房租金的事实，尹丽芳和尹惠民对涉案厂房共同出资兴建也更合情合理，故按照《账单》的内容，尹丽芳厂房出资应为130000元，占总资金的20%，尹惠民借款出资515000元，占总资金的80%。综上，一审法院确认，从2008年至2012年期间，尹丽芳、尹惠民两兄妹共同向木朗村委会承租白鲁商住用地，共同缴纳租赁土地的租金，共同出资在白鲁商住用地上兴建简易厂房，共同向租赁使用该厂房经营的赵宇收取租金，并将收取的厂房租金用于家庭经营的支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和第九十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的规定，涉案厂房（未拆除前）属于尹丽芳和尹惠民所有，且属于按份额共有，其中尹丽芳占20%份额，尹惠民占80%份额。但由于尹丽芳起诉后，上述尹丽芳、尹惠民共有的涉案厂房已拆除，故一审法院对尹丽芳主张其对涉案不动产享有共有权属的诉请不予支持。第六，关于尹惠民已收取的补偿款的处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占涉案厂房（拆迁前）80%份额的尹惠民处分共有的涉案厂房并无不妥，但在木朗村委会参照周边厂房建筑的评估价值将涉案讼争厂房的拆迁补偿款160万元全部支付给尹惠民后，其因共有的不动产取得的160万元价款也应为尹惠民与尹丽芳共有，应当对取得的价款按各自的份额予以分割。尹丽芳请求对尹惠民取得的补偿款160万元进行分割，理据充分，且尹丽芳也已确认讼争厂房拆迁前的价值为160万元，故尹丽芳应按其20%的份额分得补偿款为32万元，对尹丽芳请求超出上述应分割的金额部分原审不予支持。由于尹惠民已经确认全部收取了160万元补偿款，故应由尹惠民支付32万元补偿款给尹丽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尹惠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补偿款人民币32万元给尹丽芳；二、驳回尹丽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800元，由尹惠民负担2360元，尹丽芳负担9440元。二审期间，尹惠民提交了三份证据：1、卖设备收入证明书；2、卖废铁收入证明书；3、企业信用信息。拟证明尹惠民出卖自己所有的江门市××镇××铸件组的机械设备及废料，筹资的款项用于建造诉争厂房。同时证明“账单”上的“自己130000”是指尹惠民自己出资130000元，这些款项来源于尹惠民出卖机器设备及废料所得。尹丽芳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木朗村委会、赵宇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经审查，上述证据并不是二审的新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其他各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物权保护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尹丽芳、尹惠民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请求和陈述，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尹丽芳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涉案土地和厂房是否为尹丽芳、尹惠民两人共同出资租赁和兴建，以及补偿款应如何处分；三、如尹惠民应支付补偿款给尹丽芳，木朗村委会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尹丽芳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本案中，尹惠民于2015年1月对位于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木朗村白鲁工业区第五座的厂房进行处分，得到补偿款后未分给尹丽芳。尹丽芳认为其亦是上述物权的所有人，应分得一半补偿款而于2015年9月15日提起诉讼，显然没有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尹惠民的此项上述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土地和厂房是否为尹丽芳、尹惠民两人共同出资租赁和兴建，以及补偿款应如何处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尹丽芳主张涉案土地和厂房是其与尹惠民两人共同出资租赁和兴建，各占50%的份额，因此要求分得160万元补偿款中的80万元；尹惠民主张涉案土地是其一人出资租赁，涉案厂房是其与赵宇共同出资兴建，尹丽芳对上述物权不享有权利。但尹丽芳和尹惠民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各自的事实主张，依法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对尹丽芳和尹惠民的上述主张均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经查明，尹惠民与尹丽芳是兄妹关系。尹丽芳于2005年12月5日与木朗村委会签订《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后，在该土地上兴建厂房，并从2006年始每年向木朗村委会缴交土地租金16320元（其中部分租金是从木朗村委会每年分给尹丽芳个人的股金中扣减）。2008年1月19日，尹丽芳与赵宇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协议书》，将厂房租赁给赵宇开办个人独资企业使用。尹丽芳每月向赵宇收取厂房租金13000元。2010年12月17日，尹丽芳和尹惠民及木朗村委会经协商，将土地租赁合同转名给尹惠民，但尹丽芳和尹惠民未就厂房权属另作说明。尹惠民从2011年开始每年向木朗村委会缴交土地租金16320元（其中部分租金是从木朗村委会每年分给尹惠民个人的股金中扣减），并从2011年1月开始每月向赵宇收取厂房租金13000元。涉案土地的租赁、厂房的兴建以及厂房的收租等经济往来均没有完整的帐目记载。另根据尹惠民提供的证据《账单》，该份账单是由尹丽芳书写交给尹惠民的妻子，账单上记录了截止至2009年9月关于涉案土地厂房的有关收支情况，其中的内容相对比较齐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认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土地开始是以尹丽芳的名义租赁，并由其缴纳土地租金；厂房兴建好后亦是以尹丽芳的名义出租给赵宇，并由其收取厂房租金；土地租赁合同转名给尹惠民时未有证据证明尹惠民支付了对价给尹丽芳，本院确认涉案土地和厂房是尹丽芳、尹惠民两人共同出资租赁和兴建。此外，《账单》显示涉案厂房的建造资金中借款515000元、“自己130000元”，虽然尹惠民认为是其自己投资130000元，但综观全案事实，本院认为此130000元投资为尹丽芳的可能性更大。故一审法院据此确认涉案厂房（未拆除前）属于尹丽芳和尹惠民按份共有，其中尹丽芳占20%份额，尹惠民占80%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鉴于该涉案厂房已被拆除，木朗村委会已支付补偿款160万元给尹惠民，因此尹惠民应支付给尹丽芳32万元。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木朗村委会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尹丽芳虽于2005年12月5日与木朗村委会签订了《木朗村白鲁商住用地租地合同》，但该合同已于2010年12月17日，经尹丽芳、尹惠民及木朗村委会协商，转名给尹惠民，并由尹惠民行使权利义务，因此涉案厂房拆迁时木朗村委会只与尹惠民存在合同法律关系。木朗村委会据此将补偿款支付给尹惠民符合法律规定，并无过错。故尹丽芳要求木朗村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尹丽芳、尹惠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上诉人尹丽芳、尹惠民分别负担118000元（尹丽芳、尹惠民均已预交118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宇俊审判员  罗志彬审判员  甄锦瑜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江继业书记员  陈咏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