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921民初966号
原告：湖北省鸿昌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昌县丰山镇政府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黄金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湖北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供通云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恒骏街4号405房。
法定代表人：范佳昱，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勇，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彦蓉，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长治市文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治市城区新营街。
法定代表人：张银霞，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李文标。
原告湖北省鸿昌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昌公司）与被告供通云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通云公司）、被告长治市文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2017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7年8月8日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本院赴湖北襄阳华电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华电）调查取证，从山西省武乡县人民法院调取了长治文邦公司与供通云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的卷宗材料并委托该院对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2017年5月24日结算单与本案关联事项进行调查，对李文标进行了调查询问；同年10月19日第二次开庭］。原告鸿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金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被告供通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彦蓉、苏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经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准许继续执行贵院（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号裁定冻结款项106万元；2、供通云公司、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告于2016年10月9日依法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被告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拒不履行法院（2016）鄂0921民初字542号、（2017）鄂0921民初90号生效的判决书。两判决书判决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共同支付原告款项1014432.67元，法院作出（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执行裁定，被告供通云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提出书面异议，法院作出（2017）鄂0921执异12号执行裁定书。二、原告于2016年12月31日获悉被告有45车原煤发往襄阳华电，原告向法院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及信息，法院依法对该批货款予以冻结，利益关系人襄阳华电提出异议，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襄阳华电也并未提起上诉，予以确认。三、被告供通云公司虽提供了相关证据，但极其不符合常理，更不合乎商业惯例，彻头彻尾的虚假合同，其目的是为了对抗（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号裁定的执行，且从时间上显示对此案的漠不关心。2017年1月11日冻结，而案外人4月13日才提出执行异议，与东莞一辉、襄阳华电的购销合同、长治文邦公司的代发协议、襄阳华电的结算单等都不符合逻辑。四、铁路货票以及长治文邦公司向襄阳华电出具的委托结算证明足以佐证，货物所有权属长治文邦公司所有，且长治文邦公司虽与襄阳华电没有购销合同但也没有赠与合同，襄阳华电是受货方应按不当得利返还。综上，原告所提供的铁路货票的托运人、货权委托人、法院对襄阳华电作出的（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号的裁定足以证明，被告长治文邦公司对该货物的所有权，被告供通云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涉嫌造假，请法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供通云公司辩称：一、答辩人系涉案款项的权利人，根据法院于2017年1月9日出具的编号为（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下称“《协助执行通知书》”），法院要求襄阳华电将长治文邦公司在襄阳华电的原煤款106万元（下称“涉案款项”）予以冻结。上述涉案款项的性质属于货款，对应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应以买卖合同做依据，而不是以货物运输合同作为依据。（一）答辩人与襄阳华电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答辩人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一组证据：答辩人与襄阳华电签订的编号为XY2016-12-223的《煤炭买卖合同》（下称“煤炭销售合同”）、襄阳华电出具的燃料结算单、发票等文件，证明答辩人向襄阳华电销售货物，货物已经由襄阳华电验收并确认债权金额，不会就货权归属产生任何的歧义或误解。第二组证据：答辩人与东莞一辉能源有限公司（下称“东莞一辉公司”）签订的编号为GTY61CH-L1612DGYH的《煤炭购销合同》（下称“《煤炭采购合同》”）、东莞一辉公司提供的货物过磅单、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涉案货物的合法来源，系由东莞一辉公司销售并交付给答辩人，货物交付至洪水站台后货物所有权属于答辩人。第三组证据：答辩人与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的《结算单》，注明涉案款项项下的货物以被告一的名义从洪水站台发运。由于车皮计划问题，该批货物运至左权站台后，由长治文邦公司代发至襄阳华电。第四组证据：答辩人与长治文邦公司的代发协议（下称“代发协议”），证明答辩人委托长治文邦公司申请车皮、代发货物，长治文邦公司不享有货物所有权，双方确认代发关系，不会就货权归属产生任何的歧义和误解。以上形成完整证据链，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货物的权属。被答辩人也未提供任何与上述内容相反的证据。（二）长治文邦公司与襄阳华电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人主张长治文邦公司是涉案货款的权利人，长治文邦公司也不享有涉案款项货物的所有权，被答辩人所提供证据完全不能证明。（1）关于铁路货票。首先，货票只是运输凭证；其次即便是长治文邦公司基于代办运输的关系而可能曾经“占有”的概念。再次，再退一步而言，即便是以货票作为依据，从货票上记载的货物数量来看，被答辩人提供的货票仅为70吨，但却向法院申请冻结人民币106万元款项，在价值上相差甚远，显然是没有依据的。并且，被答辩人提供的货票还未能提供原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2）关于委托书。长治文邦公司是代答辩人向襄阳华电发运货物，只是代理行为，并不产生由长治文邦公司向襄阳华电收取货款的债权关系。二、答辩人对襄阳华电的债权真实、合法、有效，足以排除执行。首先，答辩人对于襄阳华电的债权，有相应的《煤炭销售合同》、燃料结算单予以证明。其次被答辩人还提出，襄阳华电收取涉案货款项下的货物属于不当得利。实际上，《煤炭销售合同》可以证明襄阳华电收取的货物有合同依据，也没有造成他人损失。相反，若是长治文邦公司因代答辩人托运了货物而收取了襄阳华电的货款，才是属于不当得利，货款应属于答辩人所有。三、答辩人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提出执行异议，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述的时间延迟的问题。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除。答辩人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间合法。四、目前冻结的涉案款项已超过被答辩人的债权额。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当时冻结当时被答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长治文邦公司的债权金额仅为人民币612140元，目前冻结的款项已远超过被答辩人的债权额。另外被答辩人起诉状中提出的（2017）鄂0921民初第90号《民事判决书》，其出具的时间为2017年3月17日，目前是否生效、是否进入执行程序答辩人尚不清楚。但无论如何，在涉案款项冻结时，当时上述判决书尚未作出，不具备执行的条件，可执行金额不应包括上述判决书的判决金额。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答辩人系涉案货款的权利人，对襄阳华电的债权真实、合法、有效，足以排除执行，且在法律规定的合法时间内提出执行异议。被答辩人要求冻结涉案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既未答辩、亦未到庭应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与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鸿昌公司与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因2016年1月23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产生了纠纷，鸿昌公司就此提起诉讼，请求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返还其支付多余货款及经济损失80万元，本院审理后作出的（2016）鄂0921民初54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长治文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鸿昌公司612140元，李文标承担连带责任；并同时认为判决作出时暂不能确定涉税损失额，本案不一并处理。鸿昌公司持该生效判决申请了强制执行。2017年1月6日，鸿昌公司就该合同涉税损失再次提起诉讼，请求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赔偿42万元；同年1月10日，本院依鸿昌公司申请，裁定对被申请人长治文邦公司财产42万元予以保全，并在开庭审理后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2017）鄂0921民初90号判决；该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定长治文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鸿昌公司384072.67元，李文标负连带责任。
我院在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鄂0921民初542号判决过程中，于2017年1月9日发出（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日期为1月11日），要求襄阳华电协助将长治文邦公司原煤款106万元整予以冻结（扣留），期限自2017年1月11日至2018年1月11日。襄阳华电于2017年1月16日对本院（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提出异议，其理由是；1、我公司与长治文邦公司无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和债权债务关系。铁路大票显示长治文邦公司仅系该批次煤炭托运单位，大票不是物权凭证，该批煤炭另有货主；2、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对象不合法。即使长治文邦公司在我公司享有债权，贵院也只能根据申请向我公司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本院审查处理襄阳华电所提异议的（2017）鄂0921执异04号卷所附证据如下：1、2016年12月20日长治文邦公司与南通寒武纪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公司）代发（点车）协议，首部写明“就山西省武乡县洪水煤炭发运站至湖北省王树岗为供通云公司发运电煤一事”，尾部有效期自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2月19日；2、2016年12月31日，南通公司与山西通洲煤焦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煤1388.88吨购销合同及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2日总额58万元山西通湖煤焦集团有限公司收款收据，2017年1月1日销售过磅单；3、2016年12月20日（甲方）东莞市一辉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一辉公司）与（乙方）南通公司3000吨，价格475元／吨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TY61CH-L1612DGYH）首部叙明甲方购买煤炭依其与襄阳华电合同销售等内容，约定交货时间2016年12月31日前，交货地点武沁铁路洪水站（起票站：左权）；4、2016年12月20日供通云公司与（甲方）东莞一辉公司（乙方）3000吨，价格480元／吨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TY61CH-L1612DGYH与前合同编号完全一致）交货时间、地点与第3份合同相同，合同其他条款、表述完全一致。首部表述内容为：甲方向乙方购买煤炭，销售给襄阳华电，乙方已充分知晓甲方与襄阳华电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编号为XY2016-12-223的合同条款与前合同、完全一致）；5、2017年1月6日，长治文邦公司向襄阳华电出具的45车3016吨煤炭结算委托书，写明45车车号后载明“以上装车煤炭为供通云供应链有限公司自行装运的上站煤，本司仅为供通云供应链公司铁路代发，货权及电厂结算均与本公司无关，由供通云供应链公司与贵司直接结算”；6、2016年12月31日有左权站盖章的货票一张，托运人长治文邦公司，收货人襄阳华电，货物名称原煤。南通公司作为销方向东莞一辉公司开具由11张共1246823.26元江苏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间2016年12月27日、28日；东莞一辉公司2016年12月28日向供通云公司开具了11张总额为1259947.71元广东增值税发票，票号27252743～53连续未间断。本院审查后认为襄阳华电对法院执行行为不服所提异议不能成立，作出（2017）鄂0921执异4号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襄阳华电没有申请复议。
2017年4月13日，供通云公司向本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请求撤销对襄阳华电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理由共分三点：即一、供通云公司是该批煤炭实际货主，长治文邦公司只是代发运输单位，该批货物于2016年12月28日起至2017年1月3日由供通云公司入库洪水煤炭集运站共5368.07吨（附集运站入库单为证）；供通云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与长治文邦公司签订运输代发协议、约定由该公司为供通云公司申报铁路运输计划，提供站台装卸服务等。该批煤炭于2016年12月31日由长治文邦公司代报的车皮计划装车发运至王树岗站，襄阳华电予以收货；二、供通云公司从备货到发运给襄阳华电一直拥有该批煤炭的实际货权，从未转移给长治文邦公司。长治文邦公司虽为铁路货票上的托运单位，但铁路货票不是物权凭证，只能作为运输凭证。因此，非货物所有权人虽能持有铁路货物运输货票，但其既不能行使该货票上的权能，更不能通过占有货票而取得货票的货物所有权；三、长治文邦公司已于2017年1月13向贵院提供了证明，澄清了代发货物，货权属供通云公司；襄阳华电于2017年1月25日与供通云公司确认了结算单同时也提出了异议。供通云公司为支持所提异议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2017年3月20日，供通云公司关于请求撤销襄阳华电《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函，该函主要内容与2017年4月13日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相同；2、2016年12月20日长治文邦公司（甲方）与供通云公司（乙方）的代发协议，首部写有“就山西省武乡县洪水煤炭发运站至湖北省王树岗站发运电煤一事”，尾部有效期自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2月19日。该协议关于费用的约定是三.2.铁路计划下达并开始上煤后，乙方应及时将铁路运杂费汇入甲方指定账户，费用按标准吨计算181.28元／吨；3、供通云公司（甲方）与东莞一辉公司（乙方）2016年12月20日签订的编号为GTY61CH-L1612DGYH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供货流程为乙方负责把煤运到洪水站台，以甲方名义入库，货权属甲方，煤炭数、质量经检验合格后，乙方负责车皮计划、点车、装车；费用承担及结算方式、违约责任为：为满足乙方资金需求，甲方向乙方预结算货款，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费。乙方负责承担本合同项下货物交付给襄阳华电前的全部风险及一切损失，对襄阳华电的回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乙方代襄阳华电向甲方支付逾期的全部款项，甲方将其对襄阳华电的债权转让给乙方）；4、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出卖人为供通云公司，买受人为襄阳华电的3000吨煤炭买卖合同（编号为XY2016-12-223）。合同约定：二、“交（提）货方式：到站交货，出卖人代办托运。托运单位：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长治市文邦贸易公司”。“五、3、装车发运时在火车大票上注明出卖人单位全称。”“六、合同执行期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31日”；5、供通云公司2016年12月26日、28日两次向东莞一辉公司打款共1614687元的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摘要煤炭）；6、洪水煤炭集运站2017年2月21日盖章的供通云公司库存明细表，栏目有进货日期、汽进数量（吨）、出货日期、出货数量（吨）、场存。该表显示至2017年1月3日场存5368.07吨，1月6日首次出货2904.56吨，1月30日出货2616.55吨；7、2017年1月25日，襄阳华电物料部盖章、石某琴签字的燃料结算单。主要栏目内容有：结算单位供通云公司、收货单位襄阳华电、供煤单位长治文邦公司、供货日期2016年12月31日，收货日期2017年1月12日，车数为45，矿发3016吨，验收2944.27吨，合同单价660元，实结算单价720.46元；8、2017年5月9日长治文邦公司盖章的铁路运费结算单。主要内容有托运单位供通云公司、结算吨位3016，铁路运杂费160.530元，实际应付款484158.48元。备注：因供通云公司未收到长治文邦公司增值税票，在收到税票前先扣减11%税额相应的运杂费，扣减后应付436177.91元；9、洪水集运站过磅单，供货单位广东一辉，收货单位供通云公司。供通云公司在本院审查其所提出执行异议举行的听证会上陈述“我们的经营模式是融资模式”。对供通云公司所提异议，本院作出（2017）鄂0921执异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案外人供通云公司通过文邦公司代发给湖北华电襄阳发电有限公司煤炭结算款项的执行”。鸿昌公司2017年6月21日签收该裁定。2017年6月22日鸿昌公司以供通云公司、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为被告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准许执行孝昌法院（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裁定冻结款项106万元；供通云公司、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其理由是：原告依贵院（2016）鄂0921民初542号、（2017）鄂0921民初90号两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长治文邦公司、李文标应共同支付1014432.67元裁判内容申请了强制执行；供通云公司所提供证据涉嫌造假，不符合逻辑。应诉过程中供通云公司为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提交了五组证据。分别是一、煤炭买卖合同（编号为XY2016-12-223）、燃料结算单、发票及送达记录（向襄阳华电）、襄阳华电异议书；二、与东莞一辉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编号为GTY61CH-L1612DGYH）、货权转移证明、站台过磅单、银行凭证、发票；三、山西武沁铁路公司简介、武沁铁路公司结算单、银行凭证、发票；四、代发协议，长治文邦公司向供通云公司主张代发协议项下费用的起诉状及应诉通知书；五、法院被执行人（长治文邦公司）信息查询结果。其中第一组发票及送达记录（广东增值税票开票日期2017年5月12日）；第二组东莞一辉公司向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两份，填写的运单发货人为广东一辉，收货人为供通云公司。发票（增值税）除前文引述的连续未间断27252743-53号共11张外，还有2017年4月18日开票的27252770-73号段连续四张税票，金额合计354740.29元；第三组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结算单，结算时间2017年5月24日，第一列收货单位襄阳华电，煤炭发运时间2016年12月31日，发运站台洪水站，计费重量3016吨，预付616148元，实际费用62593.48元，应退费用616148-62593.48＝553554.52元；第二列，2017年1月31日洪水站发往国电长源荆门发电有限公司，预付660000元，实际费用534090.95元，应退125909.05元，合计应退679463.57元已于结算当日全退。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作为销售方向购买方供通云公司开具5张山西增值税票，开票日期2017年2月20日，票号02065226-29、02065209，总额596498.33元（与实际费用596684.43元略有出入）；第四组长治文邦公司2017年6月9日向武乡县法院起诉供通云公司请求确认和支付铁路运费436177.91元和同年6月13日该法院向供通云公司发出的应诉通知书等证据系襄阳华电、供通云公司两次执行异议审查卷宗未见证据。鸿昌公司对供通云公司提交证据的主要质证意见概括为：1、第一组证据不足以证明拟证事实。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装车发运时在火车大票上注明出卖人单位全称，故应以火车大票上注明的单位全称为出卖人；原料结算单清楚标明供煤单位长治文邦公司，供通云公司只是结算单位；2、第二组证据，合同与在执行异议听证审查过程中提交的不一致，银行付款凭证标明的货款支付额与合同约定数额不一致，2017年4月后东莞一辉公司开具的4份发票和本合同履行没有关联；3、第三组证据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结算单没有原件可以核对，目的性太明显，计费重量和其他证据标明的数量不符。供通云公司在执行异议听证阶段出具的库存明细表2017年1月6日出货总数量是2904.56吨，并且供通云公司与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结算运费，就不应存在长治文邦公司代发货物问题；4、第四组证据，代发协议出现山西、湖北两地法院收集的文本不一致；从请求金额与合同约定不符看，起诉不具有客观事实基础，不交费撤诉的理由牵强，不符常理。
本院依职权查明下列事实：一、山西省武乡县人民法院受理长治文邦公司2017年6月9日与供通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后，于同年6月26日作出（2017）晋0429民初359号裁定书，以长治文邦公司未交案件受理费裁定：“本案按长治文邦公司贸易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该卷证据材料主要有长治文邦公司2017年5月9日铁路运费结算单、代发协议，2017年1月6日对襄阳华电结算委托书和2017年1月13日预付48万元、2017年3月23日预付14115.60元给阳涉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二、襄阳华电持有的45张北京铁路局货物运单。记有：发站左权、到站王树岗（武）、托运人长治文邦公司、收货人襄阳华电，托运人长治文邦公司盖章，发站承运日期戳栏盖有“阳涉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左权站20161231”印章，承运货运员签章栏有“阳涉公司杨东杰左权站”印章，三栏日期均为2016年12月31日；每张运单车种车号不同，托运人填报重量不等。襄阳华电轨道衡计量表：发站左权站，时间20161231，票重3016吨，净重2944.270吨；襄阳华电财务结算附件之一委托结算书两份，时间均为2016年12月31日，长治文邦公司盖章。其内容分别为“2016年12月31日，我公司从左权站发往贵公司一列共45车煤炭，票重3202吨”和“兹有我公司2016年12月31日由左权站发往王树岗（武）共一列煤炭，共45车，标重3016吨，发货人：长治文邦公司贸易有限公司，收货人湖北襄阳华电发电有限公司，结算单位供通云供应链有限公司。现我公司委托供通云供应链有限公司与贵公司结算工煤款及运杂费，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纠纷均与贵公司无关。”及车号明细表每行5车，共9行。襄阳华电物料部石某琴接受调查时称供通云公司在法院要求襄阳华电协助的当日便已知悉款项冻结事宜；在合同、委托书原件到齐后电厂出结算单，根据货物运单确定供煤单位，再由供煤单位出具结算委托书及合同来结算（2017年8月11日调查笔录第2页）。供通云公司在2017年10月19日第二次庭审法庭辩论终结后（10月26日），根据法院要求提供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与供通云公司的运输合同（2016年12月19日）复印件。本院2017年9月15日委托山西省武乡县人民法院调查所附提纲列明事项，没有收到调查结果（或进展）回函。供通云公司对发货时间和供煤单位作了补充陈述，分别为：1、货票起票时间是2016年12月31日，实际发货时间为为2017年1月6日；2、襄阳华电依行业习俗将货票上托运人确定为供煤单位。
本院认为：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案外人供通云公司在提出执行异议和参加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提供了煤炭购买、转运、装车代发、收货及相应付款行为的系列证据，本院对这些证据分析对比，综合审查判断后认为：1、不同证据显示的发货时间和数量存在明显矛盾；2、被执行人长治文邦公司对执行标的享有权利，其放弃权利行为不符合常理；3、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益并不优先于申请执行人。对此，分述如下：
1、发货时间和数量上不可克服的矛盾问题。首先：认定装车发货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的证据有：①供通云公司与襄阳华电的煤炭买卖合同执行期2016年12月1日-2016年12月31日；②襄阳华电持有的45张货物运单上三栏日期均为2016年12月31日；③襄阳华电燃料结算单显示供货日期2016年12月31日；④长治文邦公司出具的作为襄阳华电财务结算附件的两份委托书都写明2016年12月31日从左权站发煤；⑤供通云公司2017年4月13日提出的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中陈述该批煤炭于2016年12月31日装车发运；⑥供通云公司提供的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结算单，第一列煤发运时间2016年12月31日。上述书证、当事人陈述，证据效力较高。而与之相矛盾的是：①供通云公司提供的洪水煤炭集运站盖章确认的库存表，该表没有显示2016年12月31日有出货记载，首次出货时间2017年1月6日；②2017年10月19日第二次庭审时，供通云公司的陈述内容：实际发货时间为2017年1月6日。按民事诉讼证据审核与认定规则，应确认涉及强制执行标的、襄阳华电已收煤炭的装车发货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当天供通云公司库存煤炭没有出货。其次，装运煤炭数量存在多个数据，供通云公司关于数量的表述明显不符常理。长治文邦公司2016年12月31日出具的两份结算委托书中货物票重分别为3202吨、3016吨，货物运单和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结算单均为3016吨，长治文邦公司在山西武乡法院提起诉讼所附铁路运费结算单亦为3016吨；按运输途中有损耗、亏吨的自然规律，襄阳华电收货时轨道衡计重2944.270吨属正常合理现象。按供通云公司提供的该公司库存煤炭出货记载，2017年1月6日出货2904.36吨，襄阳华电收货重量不可能为2944.270吨。数量上的矛盾不可克服。
2、被执行人长治文邦公司对执行标的享有权利。首先依前述问题分析认定2016年12月31日供通云公司没有出货。其次，货物运单和襄阳华电燃料结算单已表明长治文邦公司为托运人、供煤单位；第三，长治文邦公司2016年12月31日出具的3202吨煤炭结算委托书直接叙述“我公司从左权站发往贵公司一列共45车煤炭”，该委托书已被襄阳华电收纳作为财务结算的附件；同日另一份票重3016吨的委托书也写明发货人：长治文邦公司；第四，在执行异议审查和执行异议之诉审理阶段，供通云公司提供的长治文邦公司代发协议时间相同、内容相似、对象不同。前者为南通公司，已有相关合同、税票证实；后者为供通云公司，仅有合同，无其他证据证明履行情况。长治文邦公司向供通云公司主张铁路运费向山西武乡法院提起诉讼，但未交纳案件受理费而按撤诉处理，本身虽属长治文邦公司的自行处分行为，但该行为反常，起诉时间间隔难以解释合理，且起诉所附证据中的长治文邦公司预付铁路部门运费证据显示的时间明显滞后（2017年1月13日、3月23日），该项证据不足以证实合同履行；第五，即便2016年12月20日长治文邦公司与供通云公司间的代发协议真实，也难以解释2016年12月1日供通云公司与襄阳华电的煤炭买卖合同提前约定的托运单位长治文邦公司和应在火车大票上注明出卖人供通云公司单位全称而未见注明等重大疑问。综上，供通云公司主张襄阳华电燃料结算单上标注为2016年12月31日供煤单位为长治文邦公司的45车煤炭货款的证据不力，不能排除长治文邦公司就此享有的权利。
3、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益并不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供通云公司作为结算单位，对襄阳华电享有的是依煤炭买卖合同而产生的债权，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类别、位次相同。从诸多结算行为不及时，补开税票，与长治文邦公司既未打款也无税票，并且均发生在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后，分析判断案外人所涉事件、行为有违商事主体时刻关注其权益的惯常行为特性。如：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2017年2月20日已开税票（全额），直至5月24日才结算退款；2016年12月底向东莞一辉公司打款1614687元，却隔年才补齐税票；在法院要求襄阳华电协助当日（2017年1月11日）便已知悉货款冻结事宜，直至襄阳华电所提异议被驳回后才于2017年4月13日提出执行异议，并完善相应交易行为特征；自身持有的委托结算书（2017年1月6日）与襄阳华电收集的文书也不一致等，故既不能排除2016年12月31日长治文邦公司发煤，更不能确认供通云公司2016年12月31日向襄阳华电发煤（票重）3016吨。从延后提供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的运输服务合同（2016年12月19日签订，12月29日付运费）行为和合同本身看，已与2016年12月1日供通云公司与襄阳华电所签煤炭买卖合同约定托运人为长治文邦公司、山西武沁铁路有限公司存在冲突；在托运人尚不确定时直接写入合同的经营手法令人费解。
关于供通云公司对执行金额提出的质疑，本院认为：首先（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执行裁定所针对的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金额确为（2016）鄂0921民初54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612140元；其次，在该执行裁定送达前日，本院就另案对长治文邦公司财产已作出金额为42万的保全裁定，随后有已生效的（2017）鄂0921民初90号判决最终确定长治文邦公司应履行的义务为赔偿鸿昌公司损失384072.67元；第三，2017年1月11日，本院通知襄阳华电协助之时，客观上已存在两个执行依据，总额约104万元；只是襄阳华电包括供通云公司对实际通知襄阳华电协助的另一执行依据从形式上未了解；第四，至申请执行人鸿昌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债权金额已超过100万元。故该质疑可以排除，现时执行有据。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鸿昌公司对被申请人长治文邦公司享有依法确定的债权超过100万元，案外人供通云公司提交证据未能达到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证明标准。应准许对（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裁定所指执行标的执行，本院（2017）鄂0921执异12号民事裁定书自动失效。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应当是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裁判结果只有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或驳回诉讼请求两种，故对鸿昌公司所提第二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准许执行本院（2016）鄂0921执24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所指执行标的；
二、驳回湖北鸿昌能源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供通云供应链有限公司、长治市文邦贸易有限公司、李文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姚建新
审 判 员 柳翠红
审 判 员 骆荣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红霞
书 记 员 李 爽
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他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零六条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
（二）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改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九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对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大院判决准许对该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执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正确或者依职权恢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