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5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凤东，男，1964年3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克军，女，1969年12月1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雷，北京市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佰艳，女，1968年8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洪坤，北京王洪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凤东、杜克军因与被上诉人富佰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2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佰艳在原审法院诉称：2009年5月9日，富佰艳与杜克军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租期5年。在承租杜克军房屋期间，富佰艳与梁凤东、杜克军相处较为融洽。因此，富佰艳在按时交纳租赁费的同时，多次替梁凤东、杜克军支付保险费共计78000元。梁凤东、杜克军承诺，待租赁合同期满，房屋续租时可以抵租赁费。然而，到2015年5月8日富佰艳租赁合同到期后，梁凤东、杜克军并未履行其承诺，通过诉讼方式将富佰艳驱离所租住的房屋，并拒不返还其不当所得78000元。为此，富佰艳起诉法院。诉讼请求：1、要求返还不当得利78000元，梁凤东、杜克军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由梁凤东、杜克军连带承担。
梁凤东、杜克军在原审法院辩称：富佰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梁凤东、杜克军不同意富佰艳的诉讼请求。2009年5月9日，富佰艳与杜克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5年，因富佰艳在租赁期间将房屋群租，被有关部门查处，且富佰艳多次拖欠房租，租赁到期又拒不搬出，梁凤东、杜克军于2014年将富佰艳诉至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密云法院），（2014）密民初字第3961号民事判决书与（2015）三中民终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书均载明，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富佰艳一会声称2019年5月之前的租金全部支付给梁凤东与杜克军，一会又声称保险费、维修费抵顶租金，因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一、二审法院均驳回了富佰艳的诉请，判决生效后富佰艳不履行。现富佰艳败诉后又因同一事实再次起诉，实属不当，根据我国民事审判原则，一事不再审，富佰艳恶意诉讼，意图谋取非法利益，进行虚假诉讼，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杜克军、梁凤东系夫妻。2009年5月，杜克军（甲方）与富佰艳（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密云檀城西区××号楼×单元×××号，租予乙方，其建筑面积为206.69平米；租赁期限自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止；该房屋月租金500元，付款方式季付共计1500元；甲方必须保证出租房屋的设施完好，正常使用。乙方不得随意改变房屋结构。按时交纳水、电费、供暖费及物业管理费。不得擅自将房屋转租他人，不能有扰民和违法行为。合同期满，由于特殊原因单方提出停租，须提前一个月告知对方，双方协商。本合同期满，经双方协商续签合同；附加第五年700／月（季付）”等内容。合同签订后，杜克军将涉案房屋交付富佰艳，富佰艳将租金支付给梁凤东。租赁合同到期后，富佰艳与梁凤东协商继续承租，双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
2014年杜克军、梁凤东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富佰艳诉至密云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富佰艳腾退上述房屋并支付2014年5月9日至2014年11月13日租金4200元。该案审理过程中，富佰艳辩称上述合同到期后，其与梁凤东达成续租协议，继续承租至2019年5月，并已通过代出租方垫付保险费、维修费的方式支付了续租期间的租金。密云法院认为富佰艳就该抗辩意见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其提供的保险费、维修费抵顶租金未经杜克军、梁凤东确认，银行转账支付租金均在2014年5月18日前，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2014年11月25日密云法院出具（2014）密民初字第39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杜克军、梁凤东与富佰艳之间关于密云檀城西区××号楼×单元×××号房屋租赁合同；二、富佰艳将密云檀城西区××号楼×单元×××号房屋腾退交付杜克军、梁凤东；三、富佰艳给付杜克军、梁凤东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8日的租金4200元。后富佰艳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2月5日该院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富佰艳承租杜克军之姐杜××位于密云檀城西区××号楼×单元×××号房屋，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间、租金均与密云檀城西区××号楼×单元×××号房屋相同。密云法院2014年8月21日开庭笔录中有杜××出庭作证的证言，内容为：我证明我与富佰艳之间有房屋租赁合同，我的房屋是檀城西区××号楼×单元×××号，房租是我妹夫梁凤东负责收取的，基本上是一季度给付我一次，我与富佰艳之间没有联系，5年房租一共给我37800元。
再查明，富佰艳曾多次向梁凤东转账，数额共计58000元。富佰艳主张该款项系其为梁凤东垫付的保险金，后双方协商将该款项转为续租期间即自2015年至2019年的租金，已经过租期的租金富佰艳均以现金形式按季交付梁凤东，但梁凤东未向其出具收条。庭审中，杜克军、梁凤东认可富佰艳曾经与其协商续租事宜，但因房屋群租问题，双方并未达成合意。富佰艳提交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7交易明细复印件一份，该交易明细记载，该账户向梁凤东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1内转账数次，分别为：2010年12月28日转入10000元，2011年2月21日转入10000元，2012年1月21日转入6800元，2012年2月18日转入3200元，2012年3月13日转入5500元，2012年3月27日转入4500元，2013年2月21日转入4000元，2013年3月8日转入4000元，另提交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汇款凭证一页，该汇款凭证显示2013年11月25日富佰艳向梁凤东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1汇款10000元，汇款留言为“定金续租5年有原合同”。以上转账金额共计58000元。杜克军、梁凤东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可收到上述款项。另，富佰艳提交梁凤东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1交易明细一份，该明细显示，该账户分别于2010年1月4日、2011年1月6日、2011年2月21日、2012年2月23日、2013年1月7日、2013年2月25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2月25日发生转出记录，发生额均为10000元，且现金注释一栏均显示为“泰康”。杜克军、梁凤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杜克军、梁凤东称富佰艳向梁凤东转账发生58000元，系支付的上述两处房屋自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即已经过租期的部分租金。杜克军、梁凤东曾就自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租金的交付时间和交付方式做过如下三次不同陈述：（一）密云法院2014年8月11日开庭笔录中第5页记载“？被告（富佰艳）的房租已支付到什么时间。王雷（杜克军之委托代理人）：2014年5月8日，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富佰艳（杜克军）给打了收条。”（二）密云法院2014年8月21日开庭笔录中第1页记载“3、合同按照季度付款打入梁凤东的账号，富佰艳与其二姐的房租均打入梁凤东的账号，实际上被告（富佰艳）只打了58000元，自2010年12月28日至2013年11月25日的，除了58000元之外收取被告现金17600元，共计75600元，杜克军、杜××的房租各37800元…”该笔录中第4页记载，法庭询问为何其前后两次对房租支付形式的陈述不一致时，王雷有如下回答：以今天陈述的为准，第一次开庭我不太了解情况，经过我回去与当事人核实收到现金只有17600元，2010年12月之前收取的是现金，之后都是以转账形式收取。（三）在本案庭审中，杜克军、梁凤东陈述上述两处房屋自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的租金共计75600元均由梁凤东收取，除了转账发生的58000元外，富佰艳另分别于2010年年底前，2013年6、7月份以现金形式收取了三次房租，共计17600元，每次具体数额不清。
另，富佰艳主张其曾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为了达成销售目标，其曾于2010年2月份左右以现金形式为梁凤东垫付20000元用于购买保险，后双方也协商将该款项转为续租期间的租金。为证明其主张，富佰艳提交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27日民事询问笔录一份，该笔录记载，彭×出庭为富佰艳作证，其证言内容大意为：我原来是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员，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2010年1月左右，我开车去首钢带富佰艳找的梁凤东，在我的车上我给其讲述了保单责任，梁凤东签字买了保险，花了两万元买了两张保单，富佰艳给了梁凤东一万元现金，梁凤东自己花了一万，2010年2月底，我公司为了冲达成三万元有笔记本电脑的奖励，富佰艳又交了一万元钱在受理台办理，给梁凤东又做了一份保单，险种记不清了。该次庭审中，富佰艳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并说明当时购买的两份保单的保险名称为“永福人生”，2010年1月5日购买的保单号为08×××，2010年2月25日购买的保单号13×××。梁凤东与杜克军在该庭审中表示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并表示保险单与房屋租赁无关。本案庭审过程中，杜克军、梁凤东对富佰艳提交的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否认曾经收取过富佰艳所主张的此2000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分别为：一、富佰艳向梁凤东账户转入的58000元是否为已经过租期的房租；二、富佰艳是否以现金形式向梁凤东交付了20000元用于购买保险。一、富佰艳向梁凤东账户转入的58000元是否为已经过租期的房租。富佰艳主张上述转账系富佰艳为杜克军、梁凤东垫付的保险金，后双方协商将该款项转为续租期间的房租，富佰艳称自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的租金其已经通过现金形式支付完毕，杜克军、梁凤东称该款项系富佰艳因支付自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的部分租金进行的转账，故现需明确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的租金富佰艳是以何种形式支付。富佰艳对上述租赁合同期间的租金其已经通过现金形式支付完毕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但杜克军、梁凤东之代理人曾在密云法院2014年8月11日开庭笔录中自认富佰艳已经以现金形式支付2014年5月8日之前的房租且杜克军给富佰艳打了收条。后杜克军、梁凤东之代理人又在密云法院2014年8月21日开庭笔录中以其不了解实际情况为由推翻该自认，并陈述2010年12月之前以现金形式收取了17600元房租，之后以转账形式收取房租58000元。该陈述又与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以现金形式收取租金的时间为2010年年底前，2013年6、7月份的陈述产生矛盾，杜克军、梁凤东在庭审中前后陈述不一致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自认是一种法律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自认事实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自认事实予以认定。因此对合同期间富佰艳支付房租的形式的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因杜克军、梁凤东未举证证实其所主张的事实，法院认定自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的租金富佰艳系以现金形式支付，故而上述转账发生的58000元并非自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的租金。从每次转账的发生额看，除2013年2月21日、2013年3月8日分别转入4000元外，2010年12月28日、2011年2月21日、2013年11月25日转账的发生额均为10000元，而2012年1月21日转入的6800元与2012年2月18日转入的3200元相加为10000元，2012年3月13日转入的5500元与2012年3月27日转入的4500元相加又为10000元，此外，上述每笔转账发生后不久，梁凤东的账户内均转出一笔数额为10000元，注释为“泰康”的款项。梁凤东、杜克军虽主张以上款项系支付拖欠房租，但上述每笔款项发生的数额与应交房租的数额未有吻合之处，且杜克军、梁凤东未就此作出合理解释。另杜克军、梁凤东在庭审中称富佰艳虽长期、多次拖欠房租但其亦未与富佰艳解除租赁合同，而杜××又按季度自梁凤东处收取富佰艳所付租金，杜克军、梁凤东的该项说法违背常理。综上所述，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案中上述款项系富佰艳为梁凤东垫付保险金的盖然性较高，富佰艳相关主张具有一定的证据优势，故法院认为上述款项并非富佰艳支付已经过租期的房租。
二、富佰艳是否以现金形式为梁凤东垫付20000元用于购买保险。证人彭×曾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庭作证，其证言可以证实富佰艳为梁凤东垫付款项20000元用于购买保险的事实，且该事实与上述发生的58000元用于购买保险的事实相互印证，杜克军、梁凤东虽对其证言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故而法院对彭×的证言予以采信，认定富佰艳曾以现金形式为梁凤东垫付20000元用于购买保险。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富佰艳曾为梁凤东、杜克军垫付保险金，根据富佰艳提交的2013年11月25日汇款凭证中的汇款留言“定金续租5年有原合同”，及庭审中梁凤东、杜克军自认双方曾协商过续租事宜，法院认定富佰艳曾向梁凤东、杜克军作出将垫付的相关款项作为续租期间租金的意思表示，后双方并未最终订立续租协议，杜克军、梁凤东取得富佰艳上述款项已无法律依据，故构成不当得利，杜克军、梁凤东应当将上述款项返还富佰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梁凤东、杜克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富佰艳七万八千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梁凤东、杜克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5.8万元是富佰艳为梁凤东垫付的保险费错误，该款系富佰艳向梁凤东、杜克军转账支付的房租；原审法院认定富佰艳以现金形式为梁凤东垫付2万元用于购买保险根本不是事实；原审法院在富佰艳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即认定富佰艳已经通过现金形式支付房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显失公平。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富佰艳的全部诉讼请求。
富佰艳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梁凤东、杜克军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本院审理期间，富佰艳未提交新的证据。梁凤东、杜克军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梁凤东和杜克军的泰康人寿保险费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保险费发票）两张；证据2、梁凤东和杜克军工商银行存折收支明细（以下简称存折明细）两份。两张保险费发票上的投保人分别为杜克军、梁凤东；保险单号分别为08×××、08×××；代理人及其代码均为01×××富佰艳。两个存折明细上的户名分别为杜克军、梁凤东；两个存折账户均在2010年1月4日支出各1万元，注释一栏内容为“泰康”；其中户名为梁凤东的存折在2009年12月29日存入1万元，户名为杜克军的存折在2009年12月29日存入9000元、2009年12月31日汇入1000元。梁凤东、杜克军，以此证明其二人的泰康人寿保险是通过他们各自的工商银行存折转账支付的保费，富佰艳并未替梁凤东和杜克军支付保费。富佰艳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梁凤东和杜克军已经交纳了保费，但不能证明保费的来源，保费是富佰艳以现金方式交给的梁凤东，其中2009年12月29日富佰艳直接交给梁凤东现金1万元，2010年2月25日富佰艳在征得梁凤东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到泰康人寿的柜台替梁凤东交纳了保险单号为13069743的保费1万元。经本院询问，富佰艳称由其经手的梁凤东和杜克军的保单至少3份；梁凤东、杜克军认可由富佰艳经手的保单为3份。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2014）密民初字第3961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民终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书，密云法院开庭笔录、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询问笔录、银行交易明细、汇款个人业务凭证、房屋租赁合同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富佰艳转账给梁凤东的5.8万元是否为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的租金；二是梁凤东、杜克军的保费2万元是否由富佰艳垫付。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杜克军的委托代理人已明确承认富佰艳以现金形式支付了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两套房屋的租金。虽然，杜克军的委托代理人在该案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了前次承认，主张上述租金中有5.8万元系转账方式支付，其余系现金方式支付，但富佰艳及其委托代理人对此并未予以认可，杜克军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前次承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富佰艳就其以现金方式将上述期间的房屋租金支付完毕的事实无需举证，一审法院确认该事实正确。其次，根据杜××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所作的证言，杜××按季度从梁凤东处收到了富佰艳支付的房租，可见富佰艳并不存在梁凤东、杜克军所主张的长期、多次拖欠房租的情形。且富佰艳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梁凤东的5.8万元，其每次转账的时间、数额与两份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交纳时间和数额不相一致，其转账的数额反而与梁凤东账户注释为“泰康”的支出数额相互吻合。故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情况以及证据优势原则，认定富佰艳转给账梁凤东的5.8万元并非2009年5月9日至2014年5月8日期间的房屋租金并无不当。梁凤东、杜克军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富佰艳申请证人彭×出庭作证，其证言证明富佰艳以现金方式为梁凤东垫付现金2万元购买两份保险。虽然，梁凤东、杜克军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了两张保险费发票和两份存折明细用以证明富佰艳并未垫付上述保费。但是，根据各方的陈述，富佰艳为梁凤东、杜克军二人投保了三份保单，梁凤东、杜克军二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仅涉及其中的两份保单，不能反映另一份保单的保费交费情况，且上述证据不足以反驳彭×所述梁凤东收取富佰艳现金1万元的证言内容。再者，梁凤东、杜克军提交的保险费发票上均载明代理人为富佰艳，而杜克军存折账户在2010年1月4日支付1万元保费前，其账户于2009年12月29日先行存入了1万元，该1万元的存入时间与富佰艳所述向梁凤东支付现金1万元的时间为同一天。据此，本院认为富佰艳以现金形式为梁凤东垫付保费2万元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梁凤东、杜克军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根据2013年11月25日汇款凭证中的汇款留言内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富佰艳转账支付款项以及垫付保费均系为了续租房屋，现富佰艳与梁凤东、杜克军并未就续租一事达成合意，梁凤东、杜克军收取上述费用已无法律上的依据，其二人应返还上述不当得利。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梁凤东、杜克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千七百五十元，由梁凤东、杜克军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千七百五十元，由梁凤东、杜克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立新
审 判 员 陈 伟
代理审判员 张 琦
二〇一六年四月四日
书 记 员 吴银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