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洛民终字第7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负责人：徐洁，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国柱，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嵩县。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嵩县。
法定代表人：张晋普，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浩武，该单位职工。
委托代理人：刘银谦，该社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春营，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贾学文，河南凯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长英，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强，男，汉族。
上诉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下称人寿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安春营、范长英、刘洪强金融借款合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嵩县人民法院（2013）嵩民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国柱，被上诉人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委托代理人张浩武、刘银谦，被上诉人安春营、范长英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刘洪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借款人刘红志于2011年10月28日与原告下属的木植街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贷款9万元，期限一年，月利率为10.095‰；被告范长英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同意妻子刘红志在你社贷款玖万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签名。同日，被告安春营、刘洪强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本笔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在为刘红志办理借款的同时，又代理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为刘红志所借的9万元款项，办理了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显示：保险金额9万元，保险期间自2011年11月11日零时起至2012年11月10日24时止。第一顺序受益人为向被保险人发放贷款的原告。原告代理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收取了刘红志保险费270元。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投保单后附投保人申明中有“本人已在投保之前仔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条款，已充分理解其含义，经办人员已对条款进行了告知与解释，对保险责任、被保险人职业类别要求，责任免除、受益人等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同意投保本保险并保证所填个人资料属实。”刘红志在后面签有名。2012年8月18日，刘红志在要账过程中突然死亡。
另查明：人寿保险公司“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华夏保发（2013）70号文，2013年2月呈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该条款免责条款第七项“猝死”，而人寿保险公司“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华夏保发（2009）335号文，2009年9月呈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第七项为“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毒或患艾滋病”，“猝死”没有被列入免责条款。还查明，本笔贷款，借款人刘红志向原告付息至2012年4月30日。
原审认为，原告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刘红志签订的借款合同，与被告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签订的担保合同及担保条款以及人寿保险公司与刘红志签订的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无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该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应否追加人寿保险公司为本案被告问题。原告为了保证刘红志的借款能够按时偿还，既与被告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签订了担保合同，也代理人寿保险公司与刘红志签订了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本案保险单是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专门为借款设计的保险合同。该合同名为保险，但从当事人缔约目的、合同的主体、合同的具体内容方面分析，实质上有保证的特征，即在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因意外伤害身故时，保险公司通过支付保险金的方式履行代偿责任。在借款人刘红志因故死亡后，被告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和人寿保险公司都有可能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还款义务。因此作为该笔贷款利害关系人，被告安春营在诉讼中追加人寿保险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既有合同根据，又有法律依据；既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也有利于划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责任；既有利于保护涉案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和实体权益，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的诉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因此，人寿保险公司认为本案是借款担保纠纷，将其列为被告违反法定程序，保险合同纠纷应当另案处理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保险金给付义务问题。该院认为：第一，刘红志的死亡原因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事由。按照《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条款》的约定，当被保险人（借款人）在保险期内遭受意外伤害，保险公司就应当依约给付保险金。2012年8月18日，刘红志在要账过程中突然死亡符合“猝死”的特征。而人寿保险公司“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华夏保发（2009）335号文，2009年9月呈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第七项为“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毒或患艾滋病”，“猝死”没有被列入免责条款。刘红志非自杀和他杀突然死亡，应属意外死亡，因此刘红志的死亡，符合投保单约定的保险事由。第二，对“意外伤害”的两种不同理解，应当本照着有利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原则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被告保险公司认为，按照合同释义，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遭受的伤害，并据此认为刘红志的死亡不属于意外伤害。而被告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认为，关于意外，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意料之外；所谓的人身意外伤害，就是人身遭到意料之外的伤害。该院认为，对格式合同的条款出现两种以上解释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应当本照着有利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原则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故该院对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因此，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刘红志其死亡原因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因素，不是意外伤害，人寿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综上，该院认为刘红志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刘红志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由，导致身故，因此，人寿保险公司应依法承担向受益人即本案原告支付保险金、偿还刘红志借款的义务。
三、关于利息赔偿责任的承担。在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9万元本金后，利息部分应由被告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共同承担。
四、关于被告范长英辩称2011年11月其前妻刘红志通过关系找到信用社职工春红，到木植街信用社贷款，信用社职工春红拿着文件找到他，让他在有关栏目中签字，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文件很长，她们说你就在指定的地方签字就行了。他并未到场，也没有做担保人，他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该辩称因其身为一名老师，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刘红志贷款合同上亲笔签上“同意妻子刘红志在你社贷款玖万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签名，其作为担保人的意思很清楚，因此其上述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90000元保险理赔金作为偿还刘红志生前借款本金；二、被告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本笔贷款2012年5月1日至2012年12月30日合同约定的利息691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20元，由被告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每人负担740元。
人寿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借款人刘红志非意外伤害身故，上诉人无需对借款人承担保险责任。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借款人刘红志系疾病死亡，非意外伤害身故，不属于上诉人承保的范围。二、一审法院认定借款人在要账过程中突然死亡，且死亡原因为“猝死”没有事实根据。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将9万元保险理赔金支付给被上诉人作为偿还刘红志生前借款本金，被上诉人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承担刘红志的借款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安春营、刘洪强系连带保证责任人，原审仅判决其偿还利息的责任无法律依据。即便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利益不受损多提供了一份保障，但这也是在借款人意外伤害身故或致残而不能偿还借款，被上诉人对借款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并就借款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后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嵩县农信社之间为保险合同关系，上诉人承担的是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本案系金融借款、保证纠纷，借款人和保证人承担的偿还借款和利息的责任，属于两种不同法律关系，将上诉人追加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等。请求判令：1、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答辩称：1、上诉人与答辩人及刘红志之间签的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应依据合同约定，在发生保险事件时承担保险责任。2、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借款人意外伤害说明，对2009版和2013版比较可以说明：除了自杀和他杀突然死亡以及明示的特殊疾病外都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在刘红志承包期间，根据2009版的保险公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说明中，“猝死”并不属于免责范围，刘红志是在2012年8月18日要账过程中突然死亡，属于意外死亡，上诉人应当予以赔偿。上诉人应当优先承担在保险合同期间内发生贷款本息未还的责任，其他担保人应当承担借款期满之后未还利息。3、根据保险单的约定，保险期间正是贷款期间，因此可以认定借款合同有限期间内的责任是保险公司的责任，其他担保人的责任是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未还的担保责任。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以其他担保人的存在否定自己的还款义务。4、原审法院将上诉人追加为被告与其他担保人合并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答辩人与上诉人及刘红志三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实质上是担保保证合同关系，因此法院合并审理便于查清各担保人之间的责任，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的诉累等。
安春营答辩称：本案上诉人是否对刘红志的身故承担责任影响担保人的切身利益，故答辩人申请追加上诉人合情合理合法，借款人刘红志意外身故在上诉人的保险期间，又不属于合法有效的免责范围，上诉人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对保险事项承担责任，具体意见同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答辩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等。
范长英答辩意见同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安春营答辩意见。
刘洪强未到庭未答辩。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安春营提供两份证据：一、汝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4年5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主要载明：“2012年8月18日凌晨2点30份，汝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接到汝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电话指派：汝州市烟风路尚客优酒店8421房有一名女子死亡，要求勘查现场。经过现场勘查发现，酒店8421房间内西侧床上有一具女尸，死者：刘红志（女，410325196912301584）。经法医尸检尸体未见明显外伤，房间内无打斗痕迹，屋内物品未见异常，非他杀，系非刑事案件。家属对死因无异议，不要求对尸体进行解剖，自行处理。”，拟证实借款人刘红志死亡时的基本情况。二、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于2014年5月16日出具的《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一份，主要载明：“急诊科于2012.8.18日凌晨01：04点接电话出诊市区尚客优酒店，于01：10左右到达现场，见病人呼吸、心跳停止，大动脉搏动消失，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无生命迹象，征取现场家属同意后，宣布死亡，返院。﹤病人身份已有（由）现场民警确认﹥。初步诊断：猝死处理意见：由公安部门处理。”人寿公司质证后认为，1、被上诉人搜集该两份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该两份证据在一审开庭前已经存在，如果证据是真实的，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没有出示，也没有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或要求法院调取该两份证据，故该证据不能认定为新证据。2、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刘红志家属拒绝对其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对证据二也有异议，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未对刘红志尸检的情况下就认定死亡原因为猝死缺乏依据等。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范长英均表示对上述两份证据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两种法律关系，一种是借款担保合同关系，另一种是保险合同关系，该两种法律关系在本案中具有关联性，原审对此合并审理并无不当。根据借款人刘红志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先由人寿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对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赔偿，保险赔偿金赔付后，其仍不能实现的债权，再由担保人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符合借款人刘红志为该笔贷款投保的初衷，且保险是有偿的，而保证特别是个人担保一般情况下是无偿的，保险是为了化解主债务人的风险，保证是为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故原审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金范围内偿还刘红志生前借款本金、担保人安春营、刘洪强、范长英偿还相应贷款利息亦无不妥。本案中，借款人刘红志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的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刘红志已按约定交纳了相关保险费，履行了合同义务。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上诉称刘红志死亡原因并非猝死，但根据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显示刘红志的死亡原因系猝死，现上诉人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诊断结果，故其说法依据不足。因上述保险合同所附的保险条款（即华夏保发（2009）335号文）中并未将猝死列入免责范围，所以刘红志的死亡应属于意外死亡，人寿保险公司理应对此予以赔偿。综上，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得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0元由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娜
审判员 吴爱霞
审判员 沈可可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李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