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三终字第01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颖。
委托代理人康伟中，天津津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明丽，黑龙江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春兰，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闫巨昆，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立颖因与被上诉人赵春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4）红民初字第4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立颖及其委托代理人康伟中、王明丽，被上诉人赵春兰及其委托代理人闫巨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张立颖自2014年4月开始在天津市红桥区纪念馆路中嘉花园5号楼102底商经营“馨盛东北菜馆”，后通过朋友介绍于2014年5月初与赵春兰相识并开始协商饭店转让事宜，经过几次商谈，最终在2014年5月9日商定饭店转让价格为66000元，同时商定由赵春兰给付张立颖六个月的房租39000元，当天赵春兰向张立颖交付了转让费66000元及三个月的房租19500元，双方办理了交接手续，赵春兰开始经营饭店，但双方并未出具转让物品的交接清单。后双方于2014年5月11日晚正式签订《转让饭店》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张立颖同意把馨盛东北菜馆在红桥区纪念馆秀水苑102号转让给赵春兰，转让费含半年房费一次付清（105000）（拾万零伍仟）此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同时在协议中注明半年房租的起止期间为2014年5月11日至2014年11月15日，但该份协议没有注明转让的具体内容和物品。该协议签订当天，赵春兰将剩余的三个月房租19500元交付给张立颖，张立颖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饭店转让总钱数（105000）元整。张立颖2014.5.11日”。赵春兰于2014年5月29日将饭店名称变更为“东北春饼店”。双方先后经营的饭店均未办理营业执照。
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转让的具体内容陈述不一致，根据双方陈述，一审法院对饭店进行了现场勘验，饭店现存的双方转让物品如下：1、长方形桌子十张；2、圆桌一张；3、木椅四十二把；4、红色塑料凳子十一个；5、灶具：包括一组燃油灶、两组煤气灶、两个煤气罐；6、冰箱一台；7、冰柜两台；8、展示柜一个；9、消毒柜一个；10、水族箱一个；11、餐具若干。
赵春兰实际经营饭店后，于2014年9月得知该饭店租用的房屋不允许转租，以及张立颖经营的饭店是从案外人刘风江手中租赁而来，张立颖没有将饭店转让他人的权利。但张立颖与赵春兰签订转让协议时并没有将上述情况告知赵春兰。现该饭店已经停止营业。
一审法院另查，红桥区纪念馆路中嘉花园5号楼102底商的产权人为刘学军，2007年12月30日刘学军委托其父亲刘贵禄与案外人李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将该房屋租给案外人李勇使用，租赁期间为2008年1月15日至2012年1月14日。后双方于2010年11月18日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将房屋租赁期限延期三年，到2015年1月15日。上述租赁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4年7月达成口头协议，将租赁期限届满日期变更为2014年11月14日。案外人李勇租赁该房屋经营一段时间后，将该房屋转给案外人刘风江。2013年11月6日案外人刘风江又与案外人李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刘风江）将红桥区纪念馆路中嘉花园5号楼102底商出租给乙方（李伟）作为饭店使用，该房屋租赁期为2013年11月6日至2014年11月15日，月租金为6500元。2014年4月1日案外人刘风江、李伟共同与被告张立颖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刘风江、李伟）将红桥区纪念馆路中嘉花园5号楼102底商出租给乙方（张立颖）作为饭店使用，该房屋租赁期为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11月15日，月租金为6500元。同日，案外人李伟收取了张立颖房屋转让费28000元。该房屋上述几次变更经营者，事前均未经房主同意，现该房屋租赁期限已经届满，经询问，房主明确表示不同意与赵春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由其继续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如实告知对方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如有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致使对方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5月11日签订了饭店转让协议，签订该份协议时，张立颖应当告知赵春兰房屋的真实状况，以便赵春兰对涉案房屋的权属以及使用情况等重大问题有清晰的认识。根据张立颖提交的其与案外人刘风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赵春兰提交的案外人刘风江的录像可以证明，案外人刘风江仅仅是将诉争房屋租给张立颖用于饭店经营到2014年11月15日，该行为实际是一种转租行为，张立颖仅对饭店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在未经案外人刘风江同意的情况下对该饭店没有处分的权利。但张立颖作为转让方明知上述情况，而未将该重大情况告知赵春兰，致使赵春兰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故双方所订立的转让协议属于可撤销合同。现赵春兰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要求撤销两人之间的转让协议并返还转让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返还转让费的数额问题，根据双方一审庭审陈述及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结果，赵春兰自认张立颖转让的酒水、食品等消耗品已经没有了，总共价值500元。该500元应从转让费66000元中予以减除。关于张立颖称转让物品中还有一个煤气罐和价值40000余元的酒水、食品等，并称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的物品与其转让时不一样，但其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张立颖应返还赵春兰转让费65500元（66000元-500元），赵春兰应返还张立颖因转让协议取得的各项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赵春兰与被告张立颖于2014年5月11日签订的饭店转让协议；二、被告张立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赵春兰转让费65500元；三、原告赵春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张立颖如下财产：长方形桌子十张、圆桌一张、木椅四十二把、红色塑料凳子十一个、燃油灶一组、煤气灶两组、煤气罐两个、冰箱一台、冰柜两台、展示柜一个、消毒柜一个、水族箱一个以及店内餐具；四、驳回原告赵春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0元，减半收取725元，由原告赵春兰负担5元，由被告张立颖负担720元。”
上诉人张立颖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双方之间的《转让饭店》协议是在房东在场并认可的情形下达成的，该协议注明房租缴纳起止时间为2014年5月11日至2014年11月15日，且双方订立转让饭店协议的过程有证人范荣丰证词为证，一审法院向房东所做的调查笔录也证实上诉人将该饭店转让给被上诉人经营，房东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一审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并未将上述事实给予认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让的仅是经营饭店的物品，实质是一种买卖关系，双方经过几轮协商并查看了相关物品后，才商定以66000元成交，现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未经案外人刘风江的同意下，对该饭店没有处分的权利”，上诉人认为刘风江已退出该饭店经营，与该饭店无任何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转让饭店须经案外人刘风江同意，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三、双方签订的《转让饭店》协议系各自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转让饭店》协议订立时，上诉人没有隐瞒任何事实，上诉人对饭店中的物品拥有所有权及处分权，一审判决撤销转让协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赵春兰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立颖在与赵春兰订立《转让饭店》协议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赵春兰能否主张撤销该协议。根据两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转让饭店》协议中约定的转让费包括半年的房屋租赁费39000元及其他费用66000元，因此该协议具有房屋转租及饭店内物品转让的双重属性。对于房屋转租部分的效力问题，虽合同法规定承租人转租需要经过出租人同意，否则，出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但该条款仅关系到转租合同能否履行及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问题，并不影响转租合同本身的效力。而对于饭店内物品的转让属买卖合同关系，店内物品是否归张立颖所有及张立颖对该物品是否享有处分权，均不影响其与赵春兰之间签订的转让合同的效力。因此，《转让饭店》协议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订立《转让饭店》协议时曾邀请房主到场，且协议明确约定了期限为2014年5月11日至11月15日，该日期并未超出张立颖剩余的房屋租赁期限，赵春兰知晓上述事实，并愿意支付相应的转让款，因此《转让饭店》协议并不违背赵春兰的真实意思，赵春兰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张立颖具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其对于张立颖欺诈事实的证明并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赵春兰主张撤销双方之间《转让饭店》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在《转让饭店》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张立颖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导致赵春兰无法实现其订立合同的目的，赵春兰可通过违约之诉予以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4）红民初字第438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赵春兰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均由被上诉人赵春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丽莲
审 判 员 赵慧敏
代理审判员 苗 佳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姚 鹏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
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