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1民终54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华林，男，1968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兰，女，197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县。
以上俩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昌，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乐东胜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乐市文岭镇石壁村五连。
法定代表人：林宜本，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威，福建万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福建长乐市供电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乐市吴航镇西洋路13号。
法定代表人：洪华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涌，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池文斌，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蒲华林、黄国兰因与上诉人长乐东胜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胜公司”）、国网福建长乐市供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乐供电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3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蒲华林、黄国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东胜公司、长乐供电公司赔偿717500元（即按100％的责任赔偿）；2.判决东胜公司、长乐供电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死者蒲海勇的行为存在重大过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在一审查明事实中，事故现场电线杆只有“10KV石壁线”字样，无“高压”、“危险”、“禁止靠近”等中文警示，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成年人应知10KV即高压电，属主观强行臆断。其次，死者并非垂钓过程中触电死亡，是行走过程中因高压线（4.7米）不符合安全距离触电死亡；同时，一审法院认为在高压线下垂钓行为违反相关电力法规禁止性规定，但截至目前并没有法律法规有高压线下垂钓的禁止性规定。本案是死者在看不到任何高压警示标示的情况下行走在路上，鱼竿意外碰到高压电线才导致惨剧发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审理观点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也加重了作为一般百姓的责任，减轻了经营者的责任。二、一审法院颠倒双方责任承担的要求。高压电系危险性和人身伤害性极高的行业，经营者履行安全防范义务的承担要求应比一般百姓高，故即使受害人存在一定过失，受害人也仅应承担次要责任，而非主要责任，何况本案中对方未尽任何警示义务，经营者未尽警示义务的过错程度应大于普通人疏忽大意的过错。三、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时，对“被侵权人对损失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理解错误。首先，根据本条法律，被侵权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只是可以减轻经营者责任，而不是必须减轻，该法条无论从字面还是立法目的，都是要尽量保护被害人，要求经营者承担更多赔偿责任。其次，其中的“减轻”，应当只意味着减轻少部分，而不是绝大部分。一审法院错误理解，让死者承担70%责任明显违背了法律的正确精神，有违公平公正。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判决显失公平公正，应予纠正。
东胜公司答辩称：蒲华林、黄国兰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一、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客观，蒲海勇存在重大过失，本案发生之后一审法院多次到现场调查，是蒲海勇偷钓行为才导致的触电，一审判决是公平公正的；二、东胜公司对蒲海勇承担70％的责任没有意见，但不认可一审对东胜公司与长乐供电公司赔偿责任份额的分配，剩余30%的赔偿责任应由长乐供电公司承担，东胜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蒲华林、黄国兰对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理解仅仅是其个人意见，一审法院考虑充分，认定正确。
长乐供电公司答辩称：一、蒲华林、黄国兰说电线杆上只有10kv的字眼，没有其他高压危险字样，不符合客观实际。长乐供电公司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电线杆上不止有10kv还明显标有“高压危险，禁止攀登”等字样，其他照片中也有“有电危险”等字样。二、关于钓鱼违法的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14条规定，2000年1月5号国家经贸委在《国家经贸委关于触电事故有关问题的复函》中明确钓鱼属于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14条行为，2003年12月1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在给江西省经贸委的回函《关于能否在高压线路下钓鱼的回复》明确：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甩竿钓鱼属于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14条规定。上述规定均明确了高压线路下钓鱼属于违法行为，属于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发生损害后果应由受害人自己承担，与供电公司无关。
东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按照农村居民赔偿标准进行赔付，由长乐供电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东胜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蒲华林、黄国兰和长乐供电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中“东胜公司与供电公司就合同中约定的产权和责任分界点的杆对应现实中的具体位置亦无异议”，并非事实的全部。长乐供电公司之所以认为事故发生地的电杆产权属于东胜公司，其唯一证据是供电合同中划分的产权分界点，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合同中标注的38-3-5与实际38-12-5为同一根杆无异议，明显错误。由始至终合同中所标注的产权分界杆的唯一标号都是38-3-5，东胜公司并不认可上述两个编号系同一根杆。事故发生后，根据蒲华林、黄国兰和东胜公司提供的照片看，现场杆的编号都是38-12-5，不存在合同约定的产权划分的编号杆，一审法院推定两编号杆系同一杆明显错误，合同中的约定属约定不明确，不能作为双方产权划分依据。2.一审法院关于长乐供电公司与东胜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的供电合同效力、合同中关于产权及责任分界点的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认定并非事实。首先，关于供电合同的效力问题。在东胜公司申请鉴定的结论中，所有法定代表人林宜本的签字都不是其本人所签。庭审中双方都确认供电合同签订时，东胜公司只是委托受托人办理供电扩容项目，从长乐供电公司提供给一审法院的委托书中可明确看出东胜公司只授权受托人在扩容范围内代表东胜公司，超出授权范围部分都属无权代理，所以受托人超授权范围与供电公司签订的供电合同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认为长乐供电公司送电，东胜公司用电，合同已经履行且一直履行中，这一推论是错误的。签订合同前双方供电用电的行为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用电过程中东胜公司对电费予以认可。但供电合同中包含两部分，一是对电价的约定，一是对产权的约定，东胜公司从未与长乐供电公司达成任何产权划分协议，该部分不能通过所谓“一直在履行中”进行推论成立。其次，关于供电合同中产权及责任分界点的约定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供电营业规则》不属于合同法中确认合同无效所规定的法律与行政法规是错误的，部门规章同样对供电部门有约束力。二、东胜公司不是涉诉高压线路的产权人，且对鱼塘已尽警示义务。鱼塘属东胜公司私有财产，不对外开放。东胜公司在鱼塘周围也拉起铁丝网，树立禁止钓鱼的警示牌，蒲海勇应当知道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私人领地，更何况还是偷钓的犯罪行为。东胜公司已履行了其应履行的所有警示义务，法律不能苛求一家民企做到时时派人看守。所以在本案中，东胜公司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一审蒲华林、黄国兰提出的诉讼请求错误，赔偿项目及标准没有法律依据。1.诉请由东胜公司和长乐供电公司连带赔偿是错误的。本案赔偿责任应由长乐供电公司承担。理由如上所述。2.死亡赔偿金的标准错误。蒲海勇系农村户口，且死亡时间为2015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福建省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184元，按20年计算赔偿金应为223600元。蒲华林、黄国兰在一审中提供的四川省营山县小桥镇顶山村村民委员出具的证明以及小桥镇万寿宫社区居民委员会、小桥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小桥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的证明系证人证言，上述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违反证据法不应作为案件认定的依据。此外，住宿费、交通费应有相应票据为证，但考虑到此二项费用在实际中确实会发生，同意由法院酌定。丧葬费应按2014年福建省6个月职工平均工资认定。蒲华林、黄国兰诉请的误工费14800元无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精神损害赔偿80000元无法律依据，本案死者并非因侵权行为导致死亡，本案可诉是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故本案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即使本案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也已包含在死亡赔偿金中，不能重复计算。
蒲华林、黄国兰答辩称：一审法院进行过多次现场调查，做出了客观事实的认定，对方没有尽到任何警示义务，相关字样都是事后为了逃避责任补上去的。蒲海勇居住在父亲购买的房屋内，而且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可证明事故发生前，蒲海勇长期生活居住在城镇，收入来源于城镇，应按城镇标准赔偿，东胜公司要求所谓的负责人要到庭明显是苛求当事人举证责任。本案是侵权案件，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于法有据。
长乐供电公司答辩称：一、东胜公司诉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没有事实依据。1.因三方当事人均到现场进行指认，对事故发生地均无异议，一审诉讼中，长乐供电公司提供了配电设备异动通知单及附图，并就从与东胜公司供电合同约定的产权分界点的电杆到厂界外的变压器之间的6根电杆的标号变动进行了详细说明，产权分界点的杆编号已由38-12-5变更为38-3-5，东胜公司已对产权责任分界点的杆对应的现实中的具体位置无异议，现再以此为由提出杆号不同而否认38-3-5杆即为38-12-5杆无任何依据。2.关于供电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东胜公司提供的鉴定意见书显示，供电合同中“长乐东胜养殖有限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因此，应当认定高压供用电合同是东胜公司与长乐供电公司真实意思的表示，即使是受托人在超出委托权限之外与国网公司签署了该合同，也可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应由东胜公司承担公司的责任与义务，其上诉称合同无效无法律与事实依据。二、东胜公司不但是涉诉高压线路的产权人，也是该线路的经营者、受益人，应由东胜公司全部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东胜公司与长乐供电公司所签订的《高压供电合同》第7.2条约定及《供电营业规则》第47条的规定，双方的产权及责任分界点已经确定，原审对产权方面认定正确，但是，正如东胜公司所述，鱼塘是属于东胜公司的私有财产，并且不对外开放，东胜公司在鱼塘周围也拉起了铁丝网，树立了禁止钓鱼的警示牌，本身鱼塘是东胜公司生产经营的场所，足以表明该鱼塘是在东胜公司厂区内，而根据《福建省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规定：在工厂内运用高压电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造成损害的，责任是该工厂的经营者，因此，东胜公司无论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还是规章的规定，都应当全部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三、对东胜公司提出的第三点上诉请求不持异议。
长乐供电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长（2015）长民初字第376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蒲华林、黄国兰的诉讼请求；2.蒲华林、黄国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认定长乐供电公司系本案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应作为本案侵权责任的赔偿主体系认定错误。一审认定东胜公司系涉案高压线路的产权人，其应负有对事故发生地的高压线路的管理与维护义务，且其称其系事故发生地鱼塘的所有人，其应负有对鱼塘的管理义务，该认定准确，符合长乐供电公司与东胜公司在《高压供用电合同》中对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维护管理义务分配、事故责任的分担等权利义务的约定，但一审又自相矛盾地认定长乐供电公司是涉案线路的经营者，存在逻辑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涉案线路的经营者应当是东胜公司，其应承担该线路引发的事故责任。首先，长乐供电公司在与东胜公司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第七条中明确约定，本案中发生事故的高压电力设施的所有权属于用电人即东胜公司，双方各自承担其产权范围内供用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其次，在该合同的第十六条中明确约定，供电人（长乐供电公司）不得擅自越界操作用电人（东胜公司）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再次，在该合同的第二十四条中明确约定，对发生事故的高压电力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的义务方是东胜公司。据此，涉案线路的所有权属于东胜公司，其对电力设施进行实际控制、享有利益、履行义务，且更具备客观条件对该电力设施进行管理的维护，并对用电中的风险予以控制和预防，东胜公司实际利用涉案高压电力设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关于“经营者”的界定。同时，东胜公司又自称系事故发生地鱼塘的所有人，上诉人跨越东胜公司的鱼塘向东胜公司输送电能，不是一审所认定的涉案线路不在东胜公司工厂内，且电能是一种特殊动产，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就是上诉人向用电人（东胜公司）交付标的物（电能）的地点，电流流过产权分界点，即视为交付，交付后的电能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及法律责任应由用电人（东胜公司）承担。
蒲华林、黄国兰答辩称，对长乐供电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东胜公司答辩称：高压电属于危险物品，法律明令禁止用民事合同形式承包给个人，东胜公司属于鳗鱼养殖场，围墙外的鱼塘不使用任何电力更加不在厂区范围内，蒲海勇触电死亡并不发生在鱼塘范围内，是在田埂上，离东胜公司的厂区很有很远的距离。造成本起事故的原因不是电线杆也不是电线而是从这条线路上通过的高压电，供电所作为高压电的供电部门具备专业的维护、保养、检修资质，系高压电线路的事实管理者。且电力主管部门对供电设施的维护，对产权分界点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私下更改。供电公司作为经营者理应成为责任主体，长乐供电公司就是以供电作为盈利，一审法院在这个问题的认定准确。长乐供电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蒲华林、黄国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东胜公司与长乐供电公司连带赔偿蒲华林、黄国兰744357元（死亡赔偿金614440元，住宿费3000元，交通费5000元，丧葬费27117元，亲属因处理丧葬事宜造成的误工费14800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蒲海勇（1992年6月5日出生）系蒲华林、黄国兰之子。2015年10月2日16时左右，蒲海勇与随兴巧、李飞翔、文刚娃一起到长乐市文岭镇石壁村五连的鱼塘钓鱼时，其鱼竿碰到编号为38-3-5-4（原38-12-5-4）的电杆上的高压线引起触电，后被紧急送往长乐市第二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诊断为电击后心跳骤停。另查明，东胜公司与长乐供电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高压供用电合同，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4月16日至2020年4月15日。双方于合同中约定供电公司由长乐110kV文岭变电（配）电站，以交流10kV电压，经出口石壁I线950#38-3-5杆送出的架空线公用线路，向东胜公司供电，并载明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文岭变石壁I线950#38-3-5杆开关（刀闸）靠负荷侧出线20厘米处。经核实，该38-3-5杆在异动前的编号为38-12-5。经福州市勘测院长乐分院测量，事故发生地的高压线路对地高差为4.7米。
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与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事故发生地的电杆编号以及东胜公司与供电公司签订的供电合同的产权及责任分界点的电杆编号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因三方当事人均到现场进行指认，对事故发生地均无异议，东胜公司与供电公司就合同中约定的产权及责任分界点的杆对应的现实中的具体位置亦无异议，仅对该杆的编号存在争议，且供电公司就这些杆的编号提供了配电设备异动通知单及附图，称2014年公司就杆号进行了异动，并就从合同约定的产权分界点的电杆到东胜公司厂界外的变压器之间的6根电杆的杆号变动进行了详细说明：产权分界点的杆由38-12-5变更为38-3-5，依次往东胜公司方向的杆号变更为38-3-5-1（原38-12-5-1）、38-3-5-2（原38-12-5-2）、38-3-5-3（原38-12-5-3）、38-3-5-4（原38-12-5-4）、38-3-5-5（原38-12-5-5），其中38-3-5-4杆即为事故发生地的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事故发生地的高压线路的高度问题。
供电公司提供了长乐市零星工程测量资料一份，证明经福州市勘测院长乐分院测量，事故发生地的38-3-5-3与38-3-5-4两根电杆之间其指定的点线路与地面的高差为4.7米、4.734米，原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且该测量结果系专业机构出具，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供电公司与东胜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的供电合同的效力及合同中关于产权及责任分界点的约定的效力问题。
1、关于供电合同的效力。东胜公司辩称其未委托案外人许云签订新的供电合同，且合同中法定代表人签字也非林宜本本人所签，故该份合同不是东胜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但根据东胜公司提供的鉴定意见书显示，供电合同中“长乐东胜养殖有限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其也认可委托许云办理用电扩容事项，供电公司也根据合同约定向东胜公司送电，东胜公司也一直在用电，该合同已经履行，且一直在履行中，故东胜公司该辩解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2、关于供电合同中产权及责任分界点的约定的效力。东胜公司称，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47条之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责任分界点按下列各项确定：1、。2、10千伏及以下公用高压线路供电的，以用户厂界外或配电室前的第一断路器或第一支持物为分界点，第一断路器或第一支持物属于供电企业”，东胜公司厂界外的第一断路器或第一支持物应是38-3-5-5（原38-12-5-5）号杆及变压器上的断路器，而不是距离东胜公司厂界还有几百米远的38-3-5（原38-12-5）号杆，故供电合同第7条中关于责任分界点的约定违反了《供电营业规则》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解释(一）第4条之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而《供电营业规则》系电力工业部制定的规章，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法律与行政法规，故东胜公司以合同条款违反规章为由认为该条款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四、本案侵权责任的赔偿主体。
本案系高压触电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是高压输电作业过程中造成的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本案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与认定本案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
首先，侵权责任法73条规定的高压活动是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区别于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其是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在认定本条所说的“经营者”时，应该要考虑责任主体对“高度危险活动”这一行为的控制问题。本案中，供电公司与东胜公司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事故发生地的高压线路的产权与维护义务属于东胜公司，但建设该高压线路的目的是用于输送电力，而造成电击伤害的是该线路上的高压电流，并非该线路本身，若该高压线路没有高压电流通过则与普通的金属线无异。而高压电流的输送途径、方式等也均是由供电公司控制决定，东胜公司作为受电用户无权控制电力的输送过程，故供电公司是控制支配高压电力输送这一高度危险性活动的主体。
其次，从高压活动的过程上看，其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等环节必须以一个网络联系起来，并且同时进行。而发电、输电、配电、用电一般情况下分属不同主体，故不能简单地将电力设施产权人认定为高压电能活动的经营者，而应依发电、输电、配电、用电等具体的经营环节予以认定。具体来说，在发电企业内部的高压设备造成损害的，作为责任主体的经营者就是发电企业；高压输电线路造成损害的，作为责任主体的经营者就是供电企业；在工厂内运用高压电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造成损害的，责任主体就是该工厂的经营者。而本案中事故发生地的高压线路并不在东胜公司工厂内，东胜公司也尚未使用高压电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该线路系高压输电线路，是用于输送电力给东胜公司，对供电公司而言其起到的作用是输电，提供供电服务，因输电线路造成损害的责任主体应为供电企业。
最后，从经济活动中经营者的角度来说，经营者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并与消费者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本案中供电公司作为提供供电服务的企业，通过向东胜公司输送电力履行双方合同约定的义务并从中获取利益——收取电费，其从高压输电活动中营利，是该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而东胜公司是与供电公司相对应的受电用户即消费者，并非是本案高压活动的经营者。
综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供电公司系本案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应作为本案侵权责任的赔偿主体。
虽然高压活动致人损害由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对损害发生具有过错的与经营者相分离的电力设施产权人或其他人也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东胜公司也应作为赔偿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根据两公司签订的供电合同，东胜公司是涉诉高压线路的产权人，其应负有对事故发生地的高压线路的管理与维护义务，该义务应包括提醒高压危险的警示义务。其次，东胜公司称其系事故发生地鱼塘的“所有人”，其应负有对鱼塘的管理义务，而该鱼塘就在事故发生地的高压线路旁边，该高压线路又是用于为东胜公司输送电能进行营利活动的，故其对鱼塘的管理义务应包括尽到就鱼塘周边存在的潜在危险性（包括池塘水深、高压危险等）的告知警示义务。但据在场证人陈述，事故发生时鱼塘周围并无明显的安全警示提醒标志等，故东胜公司作为与经营者相分离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以及负有鱼塘管理义务的责任人，没有尽到安全警示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供电公司作为本案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应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无过错责任，东胜公司因未尽到相应的安全警示义务，也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受害人蒲海勇是否存在过错。
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经营者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受害人蒲海勇存在故意。对其是否存在过失，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事发时鱼塘周围没有设立明显的安全警示牌，但电杆上已标有“10kV石壁线”的字样，蒲海勇作为成年人应对“10kV”系高压电有所认知，而其在高压线下进行垂钓的行为亦违反了相关电力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次，即使其不知晓事故发生地电杆上的线路系高压线路，其也应当知晓该电压线路是用于送电，线路上会有电流通过这一常识；最后，其应当对在有电流通过的电压线下进行垂钓的行为具有危险性这一基本常识有所认知与预见，因这是对普通人而言应具有的最起码的谨慎注意认知。在此情况下，其本就不应在电压线下进行垂钓，但是其却忽视常识，未尽到基本的、最起码的谨慎注意义务，依旧实施垂钓行为导致死亡的结果，其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对自己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故应当减轻供电公司与东胜公司的责任。
六、蒲华林、黄国兰诉求的各项赔偿损失的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在认定适用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赔偿标准时，除依据户籍所在地外，还应根据受害人实际生活地、主要工作地、收入来源地等予以综合判断。本案中蒲华林提供了其所有的房产证，四川省营山县小桥镇顶山村村民委员出具的证明以及小桥镇万寿宫社区居民委员会、小桥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小桥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受害人蒲海勇生前居住在城镇，从事厨师工作，结合上述证明及房产证可以认定受害人生前实际生活地及主要工作地在城镇，故其各项赔偿费用应适用城镇标准。
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原告要求死亡赔偿金按照福建省201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75元计算20年为6655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告诉求的27117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住宿费与交通费，原告虽未提供相关票据，但两被告均同意由法院予以酌定，一审酌定住宿费与交通费共计2000元；
误工费，因蒲华林、黄国兰未能举证证明因办理丧葬事宜造成误工损失，故对此不予支持；
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条之规定，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万元。
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总额为死亡赔偿金665500元＋住宿费、交通费2000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717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案受害者蒲海勇因高压触电身亡，其亲属因其死亡造成的损失理应获得赔偿。长乐供电公司系本案高压活动的经营者应承担赔偿责任，东胜公司未尽到安全警示义务，具有一定过错，也应承担责任。因受害人蒲海勇的死亡并非其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故本案不存在免责的事由。鉴于受害人蒲海勇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由其自行承担70%的责任，由东胜公司与长乐供电公司各承担15%的责任。因此东胜公司、长乐供电公司应各赔偿蒲华林、黄国兰717500元×15%=107625元，蒲华林、黄国兰的其他诉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对蒲华林、黄国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长乐东胜养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蒲华林、黄国兰107625元。二、国网福建长乐市供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蒲华林、黄国兰107625元。三、驳回蒲华林、黄国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72元，由蒲华林、黄国兰负担2850元，长乐东胜养殖有限公司负担611元，国网福建长乐市供电有限公司负担611元。
二审诉讼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划分责任是否恰当及部分赔偿项目问题。
一、关于一审法院划分责任是否恰当的问题。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根据以上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属于特殊侵权案件，在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上，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之所以将高压输电等作业规定为特殊侵权，由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盖因为高压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对周围环境和人群具有重大的危险，必须采取措施，高度防范，以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经营者必须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警惕，亦因高压的经营者从其经营行为中获得利益，应对其经营行为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一旦损害发生，只要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这两种免责事由，即便高压的经营者不存在过错，也必须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电击伤害的危险源不是输电线路，而是供电公司所经营的高压电能，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高压活动的经营者系高压电力的供应者长乐供电公司，并已就其判决理由作出了充分的论述，论理清晰无误，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本案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高压线路的经营者应当对其法定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长乐供电公司作为高压线路的经营者，如果不能举证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无论其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长乐供电公司虽抗辩称其对事故发生无过错并已尽到警示义务，但上述理由并非法定免责事由，长乐供电公司对蒲海勇触电死亡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东胜公司上诉称合同中所标注的产权分界杆的唯一标号是38-3-5，而38-3-5与38-12-5两个编号并非同一根杆，据此主张供电合同应为无效。本院认为，长乐供电公司于一审阶段提供的配电设备异动通知单及附图，可证明2014年供电公司就杆号进行了异动，其中38-12-5号杆即为38-3-5号杆，供电合同中关于产权及责任分界点为38-3-5号杆的约定实际上就是变动后的38-12-5号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经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结合长乐供电公司与东胜公司签订的供电合同，可确认东胜公司是事故发生点电力设施的产权人，其理应对事故发生地的高压线路负管理与维护义务，包括提醒高压危险的警示义务，本案在案证据无法证明东胜公司已尽到安全警示义务，其具有一定过错，也应承担责任。
再次，受害人蒲海勇肩扛鱼竿在高压线下行走系本案损害事故发生的起因，蒲海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在高压线下垂钓存在危险，但其疏忽大意而致触电身亡，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而其在高压线下进行垂钓的行为亦违反了相关电力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蒲海勇应对自己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综上，本案系多因一果的触电人身损害赔偿，长乐供电公司、东胜公司、蒲海勇应对各自行为导致事故发生的责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合上述触电人身损害的原因及原因力大小，一审法院酌定受害者蒲海勇承担70%的责任，东胜公司、长乐供电公司各承担15%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本案的部分赔偿项目。
关于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标准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于一审中蒲华林提供了其所有的房产证，四川省营山县小桥镇顶山村村民委员出具的证明以及小桥镇万寿宫社区居民委员会、小桥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小桥镇人民政府共同出具的证明，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受害人蒲海勇在事故发生前一年居住在城镇，从事厨师工作，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东胜公司对上述证据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故一审法院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蒲海勇的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损害后果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蒲华林、黄国兰，长乐东胜养殖有限公司，国网福建长乐市供电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72元，由上诉人蒲华林、黄国兰负担1358元，由上诉人长乐东胜养殖有限公司负担1357元、国网福建长乐市供电有限公司负担135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一萍
审 判 员 陈雁兰
审 判 员 符海燕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法官助理 张力群
书 记 员 吴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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