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德民三终字第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明旭。
委托代理人：熊建伟，四川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谌健。
委托代理人：邓飞鸿，四川述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明菊。
上诉人刘明旭为与被上诉人谌健、凌明菊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的（2013）旌民初字第1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明旭及其代理人熊建伟、被上诉人谌健代理人邓飞鸿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凌明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该案原由唐仲明、谌健、顾学跃共同起诉请求确认凌明菊与刘明旭之间关于诚信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该案被受理后，原告唐仲明、顾学跃提出撤诉申请，德阳市旌阳区人们法院于2013年12月5日作出准许撤诉裁定书。
原告谌健在一审中诉称：三原告于2009年7月共同出资70万元设立了德阳市诚信地价评估有限公司，三原告系该公司的发起人及登记股东。后因三原告其他事务繁忙，故口头委托被告凌明菊具体打理公司事务。但凌明菊却在三原告均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0年2月27日私自将三原告名下的股权转让给了被告刘明旭，刘明旭明知凌明菊并非德阳市诚信地价评估有限公司股东，仍“受让”了该股权，并且伪造原告的签名骗取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由他自己占有公司60%的股份，另指令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以至于三原告在工商登记层面上完全丧失了在该评估公司的股东地位。后经原告查证，于近日得知自己合法权益受损。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凌明菊与刘明旭之间就原告在德阳市诚信地价评估有限公司所持股份进行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凌明菊辩称：原告委托被告管理公司是事实，我与被告刘明旭确实签有股权转让合同，但由于刘明旭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故被告未将转让股权的事情告知原告。我对变更登记事项并不清楚，原告所诉伪造签名等不是事实。
被告刘明旭辩称：1.原告不是真实股东，其持有的股权属顾学跃所有，被告凌明菊是实际股东，其协议是有效的，转让的60%股权不涉及谌健的股权，被告凌明菊转让股权是对其实际股权的有权处分；无论凌明菊是否有实际处分权，不影响原告的权利。双方转让协议有效，本案不存在损害原告权益的情形，被告凌明菊实际收取了我方支付的转让款，但却并未按照协议履行转让义务。谌健为挂证需要才成为名义股东，其无权对抗实际股东的转让行为；2.原告诉称工商变更，该情况与本案无关，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应以《合同法》第52条进行规范，工商变更登记系侵权之诉，应另案起诉；3.原告的起诉表明，其是与被告凌明菊恶意串通损害刘明旭的权利，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7月10日，德阳市诚信地价评估有限公司制定《公司章程》，载明：公司由3个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0万元。其中唐仲明出资43万元、占61.4%，谌健出资10万元、占14.3%，顾学跃出资17万元、占24.3%。但诚信公司未按照章程的约定向原告出具出资证明书。后原告谌健口头委托被告凌明菊处理其在诚信公司的日常事务。2010年2月27日，被告凌明菊（甲方）与被告刘明旭（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载明：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就甲方将其所持有的德阳诚信地价评估公司（下称：诚信公司）6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达成如下协议：1、因受国家地价评估管理规定的限制，甲方不能载入诚信公司的记名股东，甲方实为诚信公司的实质股东和控制人，甲方保证现为诚信公司的其他股东对此次股份转让无异议，并同意将其持有的诚信地价评估公司6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2.诚信公司现记名股东的股份额为（详见公司章程）。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将章程股东所持有的40%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登记，乙方应持有的剩余20%的股份以乙方协议委托（乙方自定）持股的名义存在；3.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与现诚信公司的记名股东签订《委托持股协议》。本协议与乙方与诚信公司的记名股东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互为补充，具有同等效力。但凌明菊未协助刘明旭与诚信公司的记名股东签订《委托持股协议》。2011年8月10日，诚信公司向德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将公司股东由“唐仲明、谌健、顾学跃”变更为“唐仲明、刘明旭、顾学跃”，并提交了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3份、收条3份等材料。其中《章程》中股东名称、出资额、股权份额发生变更：唐仲明出资21万元、占30%，刘明旭出资42万元、占60%，顾学跃出资7万元、占10%。2011年8月23日，德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准予变更登记。被告刘明旭庭审中自认，该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系其安排相关人员制作的，原告并不知晓。因两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凌明菊是否为德阳市诚信地价评估有限公司隐名股东；二、两被告之间于2010年2月2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凌明菊是否为德阳市诚信地价评估有限公司隐名股东？原告认为，我方所举证据能证明在2009年原告从他人处转让股权并且进行了登记，原告确为实际股东，被告抗辩我方仅是记名股东没有证据，其证人均系公司员工，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应被采信。被告凌明菊认为，其并未向诚信公司出过资，并非该公司的隐名股东，其是受原告的委托打理诚信公司的日常事务。被告刘明旭认为，被告所举证据能够反映谌健事实上是一名将土地估价师证挂靠在诚信公司以换取报酬的挂证人员，截止本案诉讼发生，谌健并不知道其名下登记有诚信公司股权。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是由顾学跃办理的，谌健只是名义股东，实际股东是顾学跃，凌明菊基于与顾学跃的夫妻关系，对原告的部分股份同样享有权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是股东向外转让股权纠纷，系涉及公司外部关系的纠纷，应遵循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以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因为公司股权登记的形式主要是对外，是为第三人更容易判断和辨识，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际特征更有意义，也更容易辨识，所以在与公司交易时认定股东资格的凭据应当是工商登记，显名投资人应被确认为公司股东，对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应以形式为准，凡是已经工商登记的事项，除具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属于虚假陈述外，均推定为真实事项并均有法律上的公信力。本案中，2009年7月10日的诚信公司的章程上明确载明三名股东为唐仲明、谌健、顾学跃，其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现原告谌健、被告凌明菊当庭陈述二人之间仅系委托关系，凌明菊为原告处理其在诚信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且二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现被告刘明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凌明菊系诚信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无法推翻工商登记部门的登记事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被告凌明菊不具备诚信公司的隐名股东资格。
关于争议焦点二，两被告之间于2010年2月2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转让未得到原告的同意，被告凌明菊无权处分原告的股份，且该行为并未得到原告的追认，故2010年2月27日两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股权转让必须履行相应手续，转让前未召开会议表决，也未征询股东的意见。被告刘明旭作为受让方有义务查证公司股东的情况，而刘明旭并未与原告沟通，也未将转让款支付给原告，凌明菊否认收过转让款，刘明旭陈述收条已经丢失，其二人刻意隐瞒实情属恶意串通。对于股权变更的情况，刘明旭及凌明菊的变更行为表明了两人是知晓股权实际持有人是谁而置原告股权权益于不顾，被告刘明旭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也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故2010年2月27日两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被告凌明菊认为，两被告确实签订了协议，签订后由于刘明旭未按时支付转让款，其未将转让事宜告诉原告，现原告未对该行为进行追认，协议是否有效，由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刘明旭认为，作为诚信公司的隐名股东，凌明菊2010年2月27日将诚信公司60%股权转让给刘明旭，属于凌明菊处分自己享有的诚信公司实际股东的权益。证据表明，凌明菊实际享有诚信公司股权不低于60%，同时凌明菊转让诚信公司60%的股权已经得到诚信公司另一实际股东顾学跃的同意，故凌明菊向刘明旭转让诚信公司股权系有权处分。另外，按照法律规定，无论凌明菊是否对涉案股权有处分权，均不影响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已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出卖人凌明菊与刘明旭签订合同时是否对涉案股权具有处分权利不影响本案诉争合同的效力，该合同是有效的。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关于“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可以看出，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以登记机关登记的为准，否则不能对抗第三人。本案中，2009年7月10日诚信公司的章程载明的股东为唐仲明、谌健、顾学跃，被告刘明旭作为第三人，在受让诚信公司的股权时，应依据公司章程尽到审查义务，而非仅听登记股东之外的人口头陈述。现原告谌健和被告凌明菊均不认可凌明菊系隐名股东，且被告刘明旭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凌明菊系诚信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对凌明菊作为原告处理诚信公司日常事务的代理人，与被告刘明旭于2010年2月2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涉及原告谌健的股权部分，被告刘明旭也不能证明其在签订该协议时符合善意第三人的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被告凌明菊与刘明旭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侵害原告谌健的股权，属无效合同。
综上所述，被告凌明菊无权处分原告谌健的股权，其在2010年2月27日与被告刘明旭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被告刘明旭辩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有关于“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法律适用主要是处理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纠纷，而不是本案原告作为股权权利人来起诉二被告的情形，其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凌明菊与被告刘明旭于2010年2月2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涉及原告谌健的股权（占德阳市诚信地价评估有限公司14.3%股权）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凌明菊、刘明旭负担。
一审查明的股权转让事实与二审基本一致，二审并查明如下事实：
（一）本案一审于2013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上诉人刘明旭于同月23日与谌健通话并做了录音记录，经本院询问，谌健承认是其本人通话。该录音共计5分钟18秒，主要有如下内容：
1.刘明旭向谌健做自我介绍：“我是德阳诚信地价评估公司刘明旭”，谌健明确表示没有“听说过”。
2.刘明旭向谌健介绍其于2010年3月接手该公司，希望和谌健见面。谌健回答：“我挂个证在这里而已，搞这么复杂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搞得我都紧张。”
3.谌健确认其名下股权系挂名。
（二）本案原系诚信公司在章程中的登记股东顾学跃、唐仲明、谌健作为共同原告起诉，但其后顾学跃、唐仲明撤诉，唐仲明于2013年5月8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如下事实：
1.民事诉状上“唐仲明”签字非其本人签字，其不愿意参与涉及诚信公司任何事情（包括这个案子）。
2.唐仲明只是诚信公司登记股东，不是实际出资人。
3.股权转让是凌明菊和刘明旭之间的纠纷。
（三）谌健在2013年7月11日接受旌阳区法院电话调查时表示民事起诉状上自己的签名“是律师签的”，在接受本院询问时也主张是律师代签。
（四）顾学跃在接受本院询问时承认诉状上“谌健”和“唐仲明”的签名均系其书写，是因为他只分别给谌健和唐仲明寄了一份，但律师称不够，所以电话征得他们的授权后代签。
（五）谌健在接受本院询问时确认其在诚信公司的股权是委托顾学跃购买并代为管理，他不认识凌明菊，更没有委托凌明菊管理股权。在2013年3、4月份间得知股权被转让，与顾学跃等商量后决定起诉，并且在收到的诉状中签了自己的名字。
（六）在谌健的起诉状中有“因三原告其他事务繁忙，故口头委托凌明菊具体打理公司事务”的表述。
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可以确认本次诉讼系顾学跃擅自代谌健唐仲明提起，理由是：
1.如果在谌健起诉前知道权利被侵害，他就当然知道刘明旭是侵权人，在回答刘明旭电话时就不会说“不认识”。
2.如果谌健起诉前看过起诉状，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口头委托了凌明菊具体打理公司事务”，他就不会回答“不认识凌明菊”。
3.如果谌健委托顾学跃代签诉状，他就不会向两级法院陈述诉状签名系“律师”代签。
4.在本院指出谌健的表达自相矛盾之处时，谌健不能给出合理解释。
本院认为，本案系由顾学跃擅自代谌健唐仲明提起的诉讼，在顾学跃唐仲明撤诉后，本案是否应当受理？
上诉人主张本案为虚假诉讼，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认为谌健至始至终均不否认诉讼是自己的真实意思，且按照民法规定当事人可以行使追认权。本院认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权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处分权。即在发生民事权利义务争议时应当由当事人本人决定是否实施诉权，包含认知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即原告认识到权利义务的争议并且有通过提起诉讼解决的意愿。故擅自以他人名义起诉侵害了当事人的诉权处分权。
2.在行为人无权代理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均规定了追认制度，即无权代理行为经本人追认的发生效力。民事关系本质上是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尽管无权代理人的行为没有得到本人的授权，但行为本身并不见得悖于本人意思，故法律规定无权代理经本人追认对本人产生效力。但追认本身不解决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如果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依然属于无效行为。原告的诉权是其就发生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予以解决的权利，起诉是诉权的实现，是原告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原告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实施，但顾学跃却擅自以谌健名义提起诉讼，谌健在其后的诉讼中配合隐瞒事实，以欺骗方式获取立案和裁判，本身属于违法行为，自不能通过追认使其合法化。
3.现代交通通信发达，如行为人认为他人利益受损，有起诉必要，完全可以告知对方，没有理由擅行。他人在得知被冒名起诉后，往往是由于某种利益默契表示认可，或者基于情亲友情等等被迫陷入诉讼进程，此均非正常社会生活状态，法律不应当允许。
4.司法资源有限，矛盾纠纷无穷，擅自以他人名义提起诉讼，势必导致诉讼泛滥，法院不堪其负，无端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综上，本案系在谌健不知情的情况下提起，即使后来谌健基于某种原因不予披露，认可起诉行为，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应当受理。当然，这并不表示谌健不能自己通过诉讼要求人民法院解决其实体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3）旌民初字第158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谌健的起诉。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谌健承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周 畅
审判员 李 家
审判员 江 黔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王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