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1民终47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苏甘。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广西顺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春羽，广西北流市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贺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贺州市城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启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兰英，国信信杨（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艳娜，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甘因与被上诉人广西贺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医药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15）贺八民二初字第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苏甘的委托代理人何海波、廖春羽，被上诉人医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兰英、李艳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西贺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是由贺州市医药总公司进行国企改制而设立的公司法人。2001年7月31日，贺州市人民政府（县级）以贺政函（2001）53号文作出《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医药总公司转制为民营企业的批复》，同意市医药总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2001年9月5日，首届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了《贺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方案》、《贺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设置方案》、《贺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选举办法》、《贺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按照改制方案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注册人数为9个，注册资本为393万元。其中自然人股东8个，工会社团法人股东1个，包括原告在内的253名入股职工则加入职工持股会。股权设职工个人股，由基本股、资产股、职务股三部分组成。职工个人以现金形式入基本股，资产股按职工个人实际工龄计算量化到个人股本名下，公司经营班子、中层管理者在认购个人基本股的同时，认购相应的职务股。公司的股份以每股人民币1元为计算单位。2001年10月18日，贺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贺体改字（2001）14号文件批复上述改制后的公司章程。2001年9月5日《广西贺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股东认购的股份不得退股，一年内不得转让，满一年后可议价转让”、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下列情况必须退股，由公司退还出资额，重新配置和转让。1、经公司批准调离本公司；2、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的；3、自动辞职的”、第二十五条“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五分之三以上股东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被告公司《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职工量化股本明细表》载明：苏甘持有基本股出资3000股、职务股15000股，量化股（资产股）1500股。被告公司于2001年9月25日向持股会会员颁发了股权证，股权证载明了股金金额和量化股金额。2004年5月20日，贺州市八步区企业改革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建议改制企业修改公司章程中资产股处置问题的函》认为，资产股与现金股相同，应有收益权和继承权。2004年被告公司以换证为由收回了在职职工持有的廖国光签发的《股权证》，重新颁发了黄启敏签发的《股权证》，记载的时间均为2001年9月25日。004年10月30日，原告向医药公司申请辞职退出公司职工及股东身份；2004年11月4日，医药公司批准原告辞职。2014年9月15日，医药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廖国光、万秋、廖文贤、陈文炯以股东身份参加公司的股东会、仍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廖国光、万秋于2002年辞职退股，陈文炯于2005年辞职退股；廖文贤于2004年辞职，退股仍存在争议。2015年1月22日，因资本和股东变化进行变更登记。原告认为，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股东认购的股份不得退股”与第二十四条“辞职必须退股”相互矛盾，是无效的，且被告公司股东廖国光、万秋、廖文贤、陈文炯已从公司辞职多年仍然以股东身份参加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说明被告对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辞职必须退股”是不认可的，原告仍是公司的合法股东，仍持有公司的股权，于是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原告拥有持股权及持股金额。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医药公司是由一个持股会法人股东和八个自然人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由国有企业改革改制而来，原告不是注册登记的股东而是职工持股会会员，原告持有的公司股权由职工持股会行使表决权。原告按照被告公司的出资配股规定，持有的基本股出资3000股、职务股15000股、量化股（资产股）1500股。一、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本案原告虽不是公司股东，但其是职工持股会会员且通过企业改制合法持有公司股权，双方因股权发生纠纷，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以原被告之间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为由认为原告无诉权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成立的法定要件和必备文件的根本功能在于它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也是人民法院处理公司诉讼案件的重要证据。该案中：一是被告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革改制设立，由于要兼顾企业改制的多方面情况；比如：出资对象和出资额不具有自由性而具有限定性，资格股和量化股是按改制前的岗位职务进行配置；因此，章程既是股东和股东代表意思自治的体现，又存在在政府的引导下按照企业改制政策进行的因素；二是本案公司章程在制定程序上，在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之初是由公司各选区选出的股东代表表决通过的，而不是由股东议决所形成；三是虽然章程设定“股东代表大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下列情况下必须退股，由公司退还出资额，重新配置和转让：1、经公司批准调离本公司的；2、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的；3、自动辞职的”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但这是公司股东代表的意思自治，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四是章程第二十三条“股东认购的股份不得退股，一年内不得转让，满一年后可议价转让”，原告主张的章程第二十三条“股东认购的股份不得退股”是断章取义。综上情形，股东代表表决通过的公司章程对所有股东和持股人具有拘束力；原告认为章程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三、关于原告是否已按章程规定退股。按照《广西贺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在下列情况必须退股，由公司退还出资额，重新配置和转让。1、经公司批准调离本公司；2、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的；3、自动辞职的”的规定，公司股东辞职离开公司的，必须退股。2004年10月30日，原告因个人原因向医药公司申请辞职退股并获批准；原告按照公司的要求办理了离职手续、退股手续，退股金抵扣了欠款。至此，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原告已不再持有公司股权。四、关于廖国光等自然人股东参加2014年股东会及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问题。首先，廖国光、万秋、廖文贤、陈文炯在2001年公司改制之初，是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廖国光、万秋、廖文贤、陈文炯辞职退出持股，不再享有公司股东的实体股权，是事实上的挂名股东；其次，从首次股东代表大会至2014年，上列自然人股东的备案登记仍未作变更，2014年被告公司为了规范变更登记，上列自然人股东参与相关工商登记的文件的签名，是工商登记变更的程序需要。综上，廖国光等自然人股东参加2014年股东会及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该行为后果是对公司挂名股东程序权利的行使而非股东实体权利的行使，不能得出否定章程“辞职必须退股”的结论。原告的该项主张，该院不予采纳。五、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案中，原告自2004年从公司辞职，领取股金，已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退股，时至今日方起诉请求确认拥有股权及持股金额，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只有履行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才能享有公司持股权利。虽然2014年公司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上仍列有原告的出资，但原告的出资在其辞职时已领取，不再享有公司股权，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告的起诉也超过诉讼时效。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苏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苏甘负担。
上诉人苏甘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来审理。理由是：1、公司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是公司应遵守的最高准则，贺州市政府于2001年作出的《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医药总公司转制为民营企业的批复》中明确要求贺州市医药总公司转制为民营企业，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进行。2、被上诉人的公司章程中最后一条写道：“本章程如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不符之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3、《公司法》规定公司必须依本法制定公司章程，被上诉人于2001年变成股份公司时，《公司法》早已实施了多年。《公司法》至今虽几经修正，但对于“有限公司的权力机关仅是股东大会”、“股东应在公司章程上签名及盖章”、“公司成立后禁止抽逃出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股权”等规定并没有改变。同时《公司法》未规定公司可以要求股东离职必须退股的权利，也没有规定股东有退股的权利。4、被上诉人于2001年设立的公司章程，因存在着以下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形而无效：违法设立股东代表大会代替股东大会，剥夺了上诉人作为股东所应享有的权利；强迫上诉人离职退股；上诉人没有在公司章程上签名和盖章。5、一审法院未查明以下事实：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被上诉人抽逃出资的事实；被上诉人2001年公司章程的第二十三条与第二十四条自相矛盾，第二十三条规定股东不得退股，但第二十四条却规定离职退股；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黄启敏是于2004年才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但他却制作出2001年法定代表人为自己签名的假股权证。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判决不公。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没有追加职工持股会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是公司股东，职工持股会才是股东。被上诉人已向法庭书面申请追加职工持股会为被告。上诉人对职工持股会持有异议。既然如此，一审法院应追加职工持股会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一审的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理由：1、上诉人于2015年6月26日到贺州市工商局查询被上诉人的档案时，才得知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22日将医药公司的工商注册资金减少，之前都是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金393万元，至此上诉人方知被上诉人剥夺了其股权，因此诉讼时效应该从2015年6月26日起算。2、被上诉人的公司章程关于离职退股的规定，因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应属自始无效，故上诉人提起一审诉讼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审判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医药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对已经退股并领取退股金这个事实是无异议的，只是对退股如何定性存在异议，这异议来自于对公司章程第24条持否定意见，对公司章程条款效力的否定不是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因此不在一审审查范围内，也不应在二审审查范围内，对公司章程异议应该在股东之间来解决，公司不是解决章程争议的适格主体，本案只是法律之争并不是事实之争。三、本案应该尊重国企改制的历史事实和背景，被上诉人是在政府指引下进行改制而来的公司，股权结构和章程都是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同意批复的。公司章程是股东的意志表现，是合法有效的。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有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应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五、本案中上诉人苏甘辞职后，由于尚欠公司债务，跟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同意以其股金偿还欠款，故可视为实际退股并收到了股金。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有：证据1，医药公司原职工莫燕青的《股权证》复印件和医药公司《关于终止谢庆姿等三位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下称《通知》）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医药公司对其公司章程是否定和不认可的。因为《通知》证实莫燕青与医药公司是2006年4月1日才终止劳动关系的，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医药公司收回莫燕青的股权日期应该也是2006年4月1日，但医药公司在莫燕青股权证上签署收回股权的日期为2005年5月17日，故与其章程的退股要求自相矛盾。证据2，医药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书》复印件，证明一审遗漏当事人“职工持股会”。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二审提交新证据的质证意见：1、证据1莫燕青的股权证和医药公司的《通知》，证实了莫燕青因辞职已退股的事实，且该证据不能作为其他案件的证据使用，与本案无关联性。2、对证据2，此申请书没有在案卷中保存，上诉人也无法提供原件证实，其并不能作为被上诉人的主张。医药公司已经在一审时撤回追加当事人的申请，被上诉人撤回的原因是认为虽然持股会是法人股东，但上诉人已经以持有实际股份为由提起诉讼，故持股会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的分析认证：证据1，莫燕青股权证上载明的医药公司收回股权时间和医药公司跟莫燕青终止劳动合同的时间不一致，虽然医药公司收回股权在前，终止劳动合同在后，但不能证明医药公司存在自己否定公司章程的事实，也不能否认莫燕青已经领取退股金、退回股权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无原件予以核实，即使医药公司在一审诉讼中行使诉讼权利曾经提出过该主张，但后来已撤回该请求。本案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已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双方当事人一审已提交的证据，本院二审不予分析认证。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综合全案证据，一审认定主要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是否遗漏当事人？2、医药公司的公司章程是否合法？上诉人是否仍然拥有公司股权？3、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是否追加职工持股会为诉讼当事人的问题。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持股职工个人虽然不是公司注册股东，但作为持股会会员，通过持股会行使权利，享有实际股权，公司向出资职工发放了股权证，持股职工依据公司章程与公司之间形成了职工入股的合同关系，拥有合法的股权，双方因股权发生纠纷，上诉人应是适格主体。持股会是代表所有持股职工行使股东权利的工会社团法人，对于持股职工个人与公司之间的持股权纠纷，不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追加持股会为诉讼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
（二）关于医药公司章程的合法性问题。医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公司章程，是经全体股东代表一致同意并签署的，是公司股东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且公司设立时的章程经过政府职能部门的批复，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合法有效的，对医药公司股东和所有持股职工发生效力。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违法设立股东代表大会代替股东大会，损害上诉人权利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设立股东代表大会，是当时公司改制的需要，由于公司职工众多，若每个持股职工都参加股东大会，很难召集和形成决议。按照改制方案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注册人数为9个，其中自然人股东8个，工会社团法人股东1个，全体注册股东都参加了股东代表大会，持股会作为工会社团法人选举会员代表参加会议，故股东代表实质是持股会会员代表，股东代表大会实际是扩大的股东会议，具有民主性、科学性，是合法合规的。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上诉人的股东身份问题。被上诉人医药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革改制而来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时由于公司职工众多，股权结构分散，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人数有限制性规定，该公司采用职工持股会（以下简称持股会）集中管理职工股的持股方式，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出资职工以持股会会员的身份加入职工持股会，持股会作为一名股东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职工持股会成为法律上的注册股东，代表出资职工行使股东权利，出资职工通过持股会按其出资额享有收益权和其他权利。因此，持股会才是公司股东，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出资职工是通过持股会行使权利、享有实际股权的持股职工，持股职工个人不是公司注册股东。这也与医药公司章程规定和工商登记信息是一致的。医药公司改制时职工人数众多，若让所有持股职工都成为企业股东，违背了当时设立持股会的初衷，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性规定，不利于对公司事务的管理控制，也势必影响企业的稳定性。
（四）关于上诉人是否仍然拥有公司股权问题。公司章程具有自治性，是公司的自治规章，每一个股东，公司章程对其均产生契约的约束力，股东必须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对公司负有义务。上诉人因其辞职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办理了离职、退股手续。至此，上诉人已不再拥有公司股权。上诉人提出医药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关于退股的规定因违法而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上诉人的股权及其股份份额的确认取决于其职工身份和出资状况。不具有在职职工身份或丧失职工身份的自然人，或者未认缴出资的职工，其股东资格均不应予以认定；其次，医药公司章程中关于退股的条款类似于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即以员工离职为条件而发生股权转让，上诉人退股，实际上是把股份退给了医药公司，由医药公司重新配置、转让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处理，退股本质上属于内部转让。股权的本质是财产权，股东或持股职工在不违背法律强行性规范的前提下可以以协议的方式自由处分，该处分包括约定何时转让股权，所以初始章程中关于离职退股的条款合法有效。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五）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上诉人是在企业改制组建公司时，通过职工持股会自愿入股的，对公司章程关于辞职退股及职工持股会设立的目的、作用等规定是清楚的。上诉人通过职工持股会投入资金成为公司的持股职工，并通过公司章程确定其权利义务。上诉人在2004年辞职，按照公司章程退股，到2015年才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股权及持股金额，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苏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宏维
审 判 员 陈立峰
代理审判员 贺昌盛
书 记 员 陈先秀
二〇一六年五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