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01行终9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雪荣，男，汉族，1964年1月3日出生，户籍地杭州市拱墅区，现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池云琴，女，汉族，1983年4月7日出生，户籍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现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丁雪荣，身份情况同上，系池云琴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住所地杭州市莫干山路841弄92号。
法定代表人沈志红，总指挥。
委托代理人周波，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江斌，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41弄92号一楼102室。
法定代表人虞革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江斌、吴昊，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周勇辉，男，汉族，1968年11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拱墅区。
原审第三人周阿毛，男，汉族，1937年4月26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审第三人赵维玉，女，汉族，1945年3月14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审第三人杨月凤，女，汉族，1969年4月15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审第三人周家昀，男，汉族，1995年10月26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审第三人丁磊，男，汉族，1996年12月20日出生，住址同上。
原审第三人周琳红，女，汉族，1970年11月8日出生，住址同上。
上诉人丁雪荣、池云琴因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纠纷上诉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5行初7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限至2018年5月27日。
丁雪荣、池云琴认为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中村投资公司）在与周永辉签订的（2017）024号《华丰区块（李家桥村南片）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24号补偿安置协议）中，未将其作为安置人口的行为违法，诉至法院，要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城中村投资公司给予其安置面积165平方米、过渡费144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1991年12月3日登记的《集体土地登记审批表》显示：户主姓名为周阿毛，家庭人口为4人，其中农业人口1人，非农业人口3人；家庭详细地址为××镇×××村××组；实建正房62.1平方米，附房10.6平方米，确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60平方米使用权，临时用地12.7平方米使用权。《集体土地登记审批表》上载明的家庭人口为为周阿毛、周勇辉、周琳红、周宝凤4人。杭州市祥符镇李家桥村经济合作社填报的《华丰区块（李家桥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合法面积确认表》载明：翻牌时间为1999年12月30日，和丰路93号户籍在册人口8人，翻牌后人口5人；该房屋现占地面积301.09平方米，建筑面积656.75平方米，可补偿的占地面积64平方米，可补偿的建筑面积192平方米；备注载明周琳红与前夫丁雪荣及儿子丁磊为撤村建居翻牌后户籍迁入人口，该表经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祥符街道办事处审核确认。2017年5月25日，周阿毛提交申请，要求将祥符街道和丰路93号户主更改为周勇辉。2017年5月27日，周永辉户（作为乙方、被补偿人）与两被告（作为甲方、补偿人）签订24号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乙方房屋坐落和丰路93号，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总建筑面积656.75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192平方；乙方房屋和地面附属物按照《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办法》等相关政策进行评估，房屋补偿费合计490223元；过渡方式为自行过渡，过渡期限自2017年5月25日至2018年5月24日，临时过渡费按照7人计发，每人每月600元标准发放，共计50400元；搬家补贴费每户每次1200元，计发2次，合计2400元；乙方在2017年6月1日前搬迁完毕并将腾空房屋交于甲方，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签约、腾房奖励费80000元；其他补偿费用合计1626957元；以上合计补偿总金额2249980元；甲方向乙方提供三宝郡庭、庆隆苑、阮家桥公寓安置房项目范围内安置用房，房源类型为高层，实行调产安置（货币化安置）并进行资金结算：乙方家庭常住户口人数为7人，为周阿毛、赵维玉、周勇辉、杨月凤、周家昀；周琳红、丁磊，可增加安置人口2人，属已领取独生子女证增加2人（周家昀、丁磊），以上各项合计安置人口9人，其中周琳红、丁磊为拱政办[2007]28号规定的安置对象，安置面积标准按照人均18平方米予以安置，按最小户型安置；根据暂定的高层安置标准，甲方安置乙方建筑面积389.4平方米，其中调产安置334.4平方米，货币化安置面积55平方米；实行货币化安置部分的安置单价33500元/平方米，选择货币化安置的人员为周阿毛，货币化安置面积55平方米，结算金额1780361元，甲方按照货币安置款的3%给予奖励，总结算金额为1869379元。2017年6月7日，周永辉领取前述协议约定款项（4119359元扣减房款72392.54元）4046966.46元。另查明，周阿毛与赵维玉系夫妻，育有子周勇辉、女周琳红、女周宝红等子女三人；周勇辉与杨月凤育有子周家昀；周琳红与丁雪荣育有子丁磊，后周琳红与丁雪荣于2009年4月20日离婚。2009年12月25日，丁雪荣与池云琴结婚，现暂居住于本市江干区××家园××小区××单元××室。周琳红、丁雪荣、丁磊于2002年11月19日将户籍迁入杭州市拱墅区和丰路93号。再查明，丁雪荣享受过经济适用房政策待遇。
原审法院认为，《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五条规定，被补偿人是指被征收土地涉及补偿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第二十条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一）已婚尚未有子女的；（二）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被补偿人家庭成员在本市市区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以计入安置人口：（一）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二）原户口在被补偿房屋内现在部队服现役的军人（不含已在外结婚定居人员）；（三）原户口在被补偿房屋内的大中专院校的在校学生；（四）原户口在被补偿房屋内现在监狱服刑的人员；（五）在户口所在地无人赡养，并在被补偿房屋范围内实际居住二年以上的被补偿人双方父母；（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本案中，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24号补偿安置协议签订时是否应该给予丁雪荣、池云琴相应的安置面积及过渡费。该24号补偿安置协议由周勇辉户于2017年5月27日与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和城中村投资公司签订，而丁雪荣与周琳红于2009年4月20日离婚，虽丁雪荣的户籍仍在案涉和丰路93号房屋内，但其已不是周勇辉户的家庭成员；丁雪荣也不具有案涉和丰路93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且丁雪荣已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不属于可计入安置人口的情形。因此，丁雪荣、池云琴与案涉24号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应予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丁雪荣、池云琴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丁雪荣、池云琴。
上诉人丁雪荣、池云琴不服原审裁定提起上诉称，一、根据2014年5月1日《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池云琴属于丁雪荣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即便户籍不在被拆迁房屋内，也应当被安置。二、丁雪荣的前期周琳红是批地建房人之一，当事人上诉人丁雪荣和周琳红共同出资建造了楼下两间和厨房，属于丁雪荣和周琳红共同财产。三、没有法律规定离婚必须迁出户口，丁雪荣和周琳红虽已于2009年4月离婚，但仍共同抚养儿子丁磊。四、赵维玉和杨月凤的户口是2004年之后迁入被拆迁房屋，比丁雪荣户口迁入的时间更晚，且不是批地建房人员，为何她们可以安置？五、原审法院适用拱政办[2007]28号文件错误，在《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施行后，该文件已经作废。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两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涉案被拆迁房屋的户主周阿毛育有子周勇辉、女周琳红、女周宝红共子女三人。上诉人丁雪荣是周琳红前夫，其虽于2002年与周琳红一起将户口迁入涉案房屋户内，但并非该户的批地建房人员，且已于2009年4月20日与周琳红离婚，与该户户主不具有亲属关系；上诉人池云琴的户口则始终未迁入该户内。故两上诉人不属于被补偿人。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丁雪荣虽户籍仍在被补偿房屋内，但其既非该户家庭成员亦未常住于案涉房屋内，同时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具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故原审法院认定被诉协议与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无不当。基于此，上诉人池云琴以丁雪荣结婚三年以上配偶的身份主张与被诉协议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观点，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丁雪荣、池云琴之起诉的结论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 洵
审判员 李 云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郑 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