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03443号
原告：孙玉荣，女，1950年8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2（原告孙玉荣之妹），女，1957年6月18日出生。
被告：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领行国际中心1楼1单元2505室。
法定代表人：李世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世杰，男，1980年8月9日出生，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赵佳，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玉宇，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
第三人：孙惠（兼被告孙玉宇委托代理人），男，1934年11月3日出生。
第三人：张淑梅，女，1967年12月22日出生。
原告孙玉荣诉被告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孙玉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李玉斌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孙惠、张淑梅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孙玉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孙×2，被告北京鑫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世杰、赵佳，第三人孙惠，第三人张淑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玉荣诉称：原告孙玉荣与被告孙玉宇均系孙惠与骆×夫妇之子女。原告原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广渠门南×巷×号房屋。该房屋为私房×间，自建房×间，房屋产权人为被告孙惠。上述房屋为孙惠与骆×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骆×去世后，该房屋未进行继承析产，故该房屋应属原告与孙惠的共同财产。因该房屋拆迁，北京市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于2006年6月作出崇房拆裁字（2006）第882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以下简称《裁决书》）。依据《裁决书》，原告是被拆迁人，鑫阳公司应当对原告进行安置。2008年7月3日，被告孙玉宇与鑫阳公司签订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由孙玉宇购买了就地安置住房。2008年7月4日，被告孙玉宇与鑫阳公司签订《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上述《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均未经原告同意，侵害了原告对被拆迁房屋享有的权益。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鑫阳公司辩称：1、原告虽称其对被拆迁房屋具有继承权，但人民法院已就该事项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原告并非拆迁安置对象。3、原告请求确认《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因此，被告鑫阳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玉宇辩称：1、拆迁安置事宜由孙玉宇之父孙惠与原告孙玉荣、被告鑫阳公司协商，孙玉宇对具体情况并不清楚。2、应鑫阳公司要求，孙玉宇签订了《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但具体原因孙玉宇并不清楚。3、被拆迁的房屋应属孙玉荣、孙玉宇、孙惠等人的家庭共有财产。因此，被告孙玉宇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孙惠述称：1、被拆迁的房屋应当属于孙玉荣、孙玉宇、孙惠等人的家庭共有财产。2、孙惠被鑫阳公司欺骗而签订了《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但鑫阳公司并未给予孙惠相应的补偿。因此，孙惠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淑梅述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与张淑梅无关，张淑梅不发表意见。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孙惠与骆×系夫妻，共育有六子女，分别为孙玉荣、孙×1、孙×2、孙×5、孙×3、孙玉宇。骆×于2000年12月25日死亡。孙×3与张淑梅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1年10月30日登记离婚。孙玉宇与王×于2004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
1984年9月19日，孙惠取得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广渠门南×巷×号×号北房3间房屋（以下简称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56.6平方米）的所有权。
鑫阳公司经相关部门批准，在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广渠门外南街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工程，被拆迁房屋属拆迁范围。因鑫阳公司与孙惠未能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鑫阳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申请对孙惠、张淑梅、孙玉宇、孙×1、杜×、孙×4、王×、孙×5、付×、付×1、孙玉荣进行裁决。2006年6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崇房拆裁字（2006）第×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孙惠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广外南街危改拆迁办公室办理回迁购买三居室和二居室楼房各一套或采取货币补偿形式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430423元整的有关手续，张淑梅办理领取70000元或回迁一居室一套的手续，自建房自行拆除。逾期未办则自逾期之日起一日内孙惠等被申请人搬至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二拨子散居东10排3、4、5、6、7、8号临时周转房内居住，周转期间的房租、水电等周转费用由被申请人自理或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原住房及自建房腾空交申请人。孙惠、张淑梅、孙玉宇、孙×1、杜×、孙×4、王×、孙×5、付×、付×1、孙玉荣不服裁决，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2006年11月21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京建复字（2006）第×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管理局作出的崇房拆裁字（2006）第×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
2008年7月1日，被拆迁房屋被拆除。2008年7月4日，孙惠、孙玉宇、张淑梅签署《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该表中登记广渠门外南×巷×号房屋产权人为孙惠，原住房3间（建筑面积56.6㎡），自建1间。房屋使用人姓名及关系为户主孙惠，74岁；之前儿媳张淑梅，41岁；之孙女孙×6，16岁；之子孙玉宇，40岁。分户：户主孙×1，54岁；之妻杜×，55岁；之子孙×4，28岁。变更方案原因为老少三代，多个家庭结构源，预分方案无法居住，要求4套二居安置，其中D3-3-2411，二居1套由孙玉宇名下购买；D2-1-2712，二居1套由张淑梅名下购买。全家一致同意如发生家庭纠纷与开发商和拆迁办无关，后果自负。对此，孙惠、孙玉荣、孙×1、孙×2、孙×5、孙玉宇认可真实性，但认为该《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中只有孙惠、孙玉宇与张淑梅的签字，并非取得家庭成员的一致同意，因此该变更方案的内容是无效的。孙惠称其上签字虽为本人所签，但系受鑫阳公司胁迫，非本人真实意思。
2008年7月3日，孙玉宇作为买受人（乙方）与鑫阳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签订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原住私房，地址广渠门外南×巷×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8.87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柒人，安置人口壹人，分别是孙玉宇。甲方安置乙方贰居室壹套，位于广渠门外南街危改小区×号楼（施工楼号）×单元×层×号贰居室，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乙方一次付清全部购房款的，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232771元，付款时间为2008年7月11日前。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依约履行。此后，孙玉宇依法取得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楼×层×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建筑面积61.14平方米）的所有权证。
2011年9月13日，孙玉宇通过夫妻间房屋转移登记申请将涉诉房屋全部产权转移登记到王×名下。2013年1月，王×诉至本院，要求与孙玉宇离婚，并确认涉诉房屋归王×所有。本院于2013年3月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27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玉宇与王×离婚，王×名下的涉诉房屋归王×所有，该房屋小间由孙玉宇暂住两年，厨房、厕所共用，水、电、暖气及物业费双方均摊。孙玉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69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8月9日，王×将涉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张×、胡×。张×、胡×于2013年9月12日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
另查，2008年7月3日，鑫阳公司与孙惠签订了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约定孙惠原住广渠门外南×巷×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8.87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7人，安置人口1人，即孙惠。鑫阳公司安置孙惠广渠门外南街危改小区×号楼（施工楼号）×单元×层×号二居室一套，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孙惠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232771元，付款时间为2008年7月11日前。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依约履行。后，孙惠入住所购买的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号楼×单元×号房屋。
2008年7月4日，张淑梅作为买受人（乙方）与鑫阳公司作为出卖人（甲方）签订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约定乙方原住私房，地址广渠门外南×巷×号在危改区内有正式住房1间，建筑面积18.87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柒人，安置人口×人，分别是张淑梅、孙×6。甲方安置乙方贰居室壹套，位于广渠门外南街危改小区×号楼（施工楼号）×单元×层×号×居室，建筑面积（暂定）63.14平方米。乙方一次付清全部购房款的，购房款总额及公共维修基金共计205502元，付款时间为2008年7月12日前。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依约履行。2012年2月8日，被告张淑梅依法取得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23楼27层1单元2712号房屋（建筑面积61.23平方米）的所有权证。
再查，2011年1月，孙玉荣、孙×5诉至本院，以二人对其已故母亲骆×的房屋遗产有继承权为由，主张对孙惠、孙×3因被拆迁房屋拆迁而安置的住房具有所有权。本院经审理认为，由于被拆迁房屋已经拆除，且安置住房暂未取得产权证，诉争标的暂不成立，故于2011年12月裁定驳回孙玉荣、孙×5的起诉。孙玉荣、孙×5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5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二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2年8月，孙玉荣在本院起诉鑫阳公司与张淑梅，以其作为《裁决书》的被申请人，也是案外人骆×的继承人为由，主张鑫阳公司与张淑梅恶意串通签订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侵害孙玉荣的合法权益，要求撤销该合同。本院经审理认为，孙玉荣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驳回孙玉荣的诉讼请求。孙玉荣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孙玉荣的上诉，维持原判决。
2012年8月，孙×5在本院起诉鑫阳公司与孙惠，以其作为《裁决书》的被申请人，也是案外人骆×的继承人为由，主张鑫阳公司与孙惠恶意串通签订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侵害孙×5的合法权益，要求撤销该合同。本院经审理认为，孙×5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驳回孙×5的诉讼请求。孙×5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孙×5的上诉，维持原判决。
又查，2013年7月，孙惠、孙玉荣、孙×5、孙×1、孙×3、孙×2共同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涉诉房屋系孙惠、孙玉荣、孙×5、孙×1、孙×3、孙×2与孙玉宇共同共有。在该案审理中，鑫阳公司认可孙玉宇符合回迁安置条件，并根据产权人孙惠提供的安置方案变更申请，确定孙玉宇为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的签约人。经审理，本院于2013年12月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94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惠、孙玉荣、孙×5、孙×1、孙×3、孙×2的诉讼请求。孙惠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审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026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7月，孙惠、孙玉荣、孙×5、孙×1、孙玉宇、孙×2共同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楼×层×单元×号房屋系孙惠、孙玉荣、孙×5、孙×1、孙玉宇、孙×2共同共有。在该案审理中，鑫阳公司认可张淑梅符合回迁安置条件，并根据产权人孙惠提供的安置方案变更申请，确定张淑梅为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的签约人。经审理，本院于2013年12月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94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惠、孙玉荣、孙×5、孙×1、孙玉宇、孙×2的诉讼请求。孙惠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审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02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鑫阳公司称，其依据《裁决书》对孙惠及张淑梅进行拆迁安置，应孙惠、张淑梅的申请，鑫阳公司依据《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而与孙玉宇签订了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因原告孙玉荣并非被拆迁人，故鑫阳公司未对孙玉荣进行安置。就此，孙玉荣、孙玉宇、孙惠均称《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未经全家一致同意，张淑梅则认可《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的真实性。
上述事实，有《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终字第02675、02696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拆迁房屋原属孙惠与骆×夫妻共有，骆×去世后并未进行遗产分割，故被拆迁房屋应为孙惠与子女共有。此后，被拆迁房屋遇危旧房改造，各方通过行政裁决及复议确定了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在《裁决书》确定的安置方案的基础上，经孙惠、张淑梅同意，鑫阳公司为孙惠等人变更了安置方案，由孙惠、孙玉宇、张淑梅等分别与鑫阳公司签订《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现原告以《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及《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未经其同意，从而侵害其对被拆迁房屋享有的权益为由，要求确认孙玉宇与鑫阳公司签订的编号为00×的《购买就地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玉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96元，由原告孙玉荣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李玉斌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周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