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5）深罗法行初字第325号原告江秋婵，香港居民。委托代理人邓都兴，广东诺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310344076。被告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北环大道****号金湖文化中心大厦。法定代表人成建国。委托代理人曹洋，广�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199610853604。委托代理人林家园，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第三人杨健达，男，1964年11月2日出生，香港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C399044（1）。委托代理人管锦明，内乡县师岗镇中心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工作者。第三人夏艳辉，香港居民。委托代理人冯树聪，广东承鹏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510057428。第三人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中山路*号。法定代表人刘国华。委托代理人林冰，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310530688。委托代理人陈锦昌，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410064526。原告江秋婵诉被告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及第三人杨健达、夏艳辉、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房产登记行政纠纷一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后移送本院管辖。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邓都兴，被告委托代理人曹洋、林家园，第三人杨健达委托代理人管锦明、第三人夏艳辉委托代理人冯树聪、第三人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委托代理人林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杨龙是夫妻，祖籍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鹏城社区田心居民小组村民，育有杨景元、杨健达等七子女。1980年代我们夫妻经过政府批准，在田心村划定一块长22平、宽13米的宅基地给我们建房，经过几年努力，于1986年建成祖屋一栋，占地面积124.24平方米，共三层，一直没有办理房产证。2014年12月，原告通过大儿子杨景元得知该祖屋已于2004年被小儿子杨健达及其妻子�艳辉登记在其名下，了解到杨健达、夏艳辉系通过隐瞒和欺骗的方法、并由大鹏街道办事处出具虚假证明办理房产证的。于是原告通过律师要求被告予以纠正错误，撤销深房地字第××号房产证，被告说需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原告认为，根据《深圳市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时隐瞒真实情况或者伪造有关证件、文件，采取欺骗手段获取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撤销登记事项。现原告证据充分、杨健达也承认系通过隐瞒、欺骗手段获取登记，被告应当予以撤销登记的房产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确认被告的登记行为无效，并撤销深房地字第××号房产证。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一、原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核发的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的行为依据的文件齐全，权属认定正确，程序合法，适�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支持。2004年1月2日，第三人杨健达和夏艳辉向原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龙岗分局大鹏所（以下简称房地产登记机关）提交了《深圳市房地产初始登记申请书》、《深圳市龙岗区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处理证明书》、身份证明等文件，申请将位于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四和田心私宅（以下简称涉案房地产）初始登记至上述第三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机关经审核后认为上述申请符合《深圳市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深圳市龙岗区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等规定，于2004年1月4日核准了上述登记，并核发了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以下简称涉案房地产证）。因此，房地产登记机关作出上述核准登记行为依据的文件齐全，权属认定正确，程序合法，适�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支持。二、房地产登记机关核发涉案房地产证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权属来源证明文件为《深圳市龙岗区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处理证明书》，在该《处理证明书》即原因行为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04年1月2日，房地产登记机关收到本案第三人杨健达和夏艳辉对涉案房地产初始登记申请，其中提交的《处理证明书》记载的违法私房业主姓名为杨健达、夏艳辉。经审查，房地产登记机关认为当事人提交的申请资料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符合登记的条件，于是依法核准了此项登记。由于涉案房产是违法私房按规定办证的，在适用法律上有特殊性。按照《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涉案房产的权属是由申报人提供资料，由镇处理办负责进行审查确定。现场指界和测量也由镇处理办负责办理。当事人必须先向镇处理办提供申报材料，经镇处理办审批后，核发《证明书》确定权属。房地产登记机关在办理此类房地产证时，只需根据《深圳市龙岗区遗留违法私房处理证明书》即可确认权属。因此，该《处理证明书》即原因行为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若原告对该证明书有异议，应当另行提起诉讼。三、原告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处理证明书》记载的私房业主姓名为涉案房地产初始登记的权利人均第三人杨健达、夏艳辉，且《处理证明书》上记载的涉案房地产的竣工时间并不是原告所述的1988年，而是10年之后的1998年，显然，原告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其1988年建成的祖屋与涉案房地产是同一房地产；同时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原告系涉案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因此，原告与涉案房�产初始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四、原告的起诉超出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房地产登记机关对第三人杨健达和第三人夏艳辉就涉案房地产初始登记时间为2004年1月4，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原告最迟应于2006年1月3日知道涉案房地产初始登记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因此，原告提起的本次行政诉讼明显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两年起诉期限。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诉请确认被告的登记行为无效并撤销涉案房地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杨健达述称，涉案房产是我方父母亲出资修建，由于情况特殊，年代久远，没有申请产权登记。在后来国土资�管理部门房产清查过程中，第三人杨健达、夏艳辉夫妻两人将第三人父母所建房产登记在两第三人名下。当时提供的申报资料中用地证明是真实的，其他的资料如建房时间与与实际的建房时间不一致，第三人杨健达不太清楚，该资料主要是第三人夏艳辉提交的。第三人夏艳辉述称：一、本案已过起诉期限。涉案房产取得了《房地产权证》，不动产物权登记具有物权公示效力。房地产登记机关对第三人杨健达、夏艳辉就涉案房地产初始登记时间为2004年1月4日，根据物权公示原则以及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二、江秋婵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应予驳回。本案房产登记权利人及《处理证明书》记载的私房业主姓名均为第三人杨健达、夏艳辉，且《处理证明书》上记载的涉案房地产的竣工时间并不�原告所说的1988年，而是10年之后的1998年，显然，原告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其1988年建成的祖屋与涉案房地产是同一房地产；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系涉案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因此，原告与涉案房地产初始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又不是行政相对人，其不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应予驳回。三、涉案《房地产证》的核发行为依据齐全、权属认定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支持。涉案《房地产证》的核发有第三人杨健达、夏艳辉提交给登记机关的《深圳市房地产初始登记申请书》、《深圳市龙岗区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处理证明书》、身份证明等完备的材料依据，有《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深圳市龙岗区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等法规文件依据，房地产登记机关的核准登记行为依据齐全、权属认定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四、根据《实施办法》等法规文件之规定，涉案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权属来源证明文件确定为《深圳市龙岗区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处理证明书》，该《处理证明书》合法、有效，房地产登记机关以其作为材料依据更是完全遵循了有关法规文件的规定而为。2004年，房地产登记机关收到本案第三人杨健达、夏艳辉对涉案房地产初始登记申请，其中提交的《处理证明书》记载的违法私房业主姓名为杨健达、夏艳辉。房地产登记机关审查认为申请资料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符合登记条件，于是依法核准了此项登记。按照《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涉案房产的权属是由申报人提供资料，由镇处理办负责审查，现场指界和测量也由镇处理办审批办理，经办成功后方才依法核发《证明书》确定权属。房产登记机关在办理此类违法私房办证业务时，只需根据该《证明书》即可确认权属。这是法规的规定，也是不同部门职权内在的自由分属，并无不妥。原告如对该《深圳市龙岗区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处理证明书》有任何异议，应当另案提起诉讼。五、本案表面上是行政诉讼，实质是一场家庭内部多方合力排挤另一方的恶劣的分家析产---意图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代价将第三人夏艳辉（即将离开这个家庭的“媳妇”）排挤出涉案房产的任何权益争夺。在杨健达与夏艳辉夫妇长期婚姻不合、离婚诉讼紧张进行之际，原告江秋婵与第三人杨健达母子恶意串通，将十几年前的事情提起诉讼：第三人杨健达更是违背事实出具《声明书》，志在排挤夏艳辉这位正在离开这个家庭的即将离婚的媳妇。综上所述，原告江秋婵�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均应予以驳回。第三人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述称：一、第三人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参与人。1、被诉行政行为不是第三人作出。原告诉被告登记行为无效，撤销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权证》，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是被告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2、被诉行政行为与第三人大鹏办事处没有利害关系，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与该行政行为存在其他法律上的关联。二、第三人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没有为涉案的第三人杨健达、夏艳辉出具虚假证明。第三人大鹏办事处（原大鹏街道办）在涉案房产的办证过程中，如有相关文件也系程序上提供的文件，并没有为杨健达、夏艳辉办理任何虚假的证明材料，本案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指称的所谓“虚假证明”何在。三、原告诉被告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已过起诉期限。本案中，涉案房产的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记载时间为2004年1月4日。因此“2004年1月4日”原告就应当知道被告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故其起诉期限也应当从2004年1月4日起算至今已经超过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1月，第三人杨健达、第三人夏艳辉向原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局龙岗分局提交了《深圳市房地产初始登记申请书》、NO.017058《深圳市龙岗区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处理证明书》（以下简称《处理证明书》）、身份证明、结婚证等材料，申请将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四和田心7号，宗地号为G16602-0486、建筑面积为296.85平方米、用地面积为124.24平方米的私房初始登记至两人�下。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受理审核后，认为上述初始登记申请符合《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深圳市龙岗区实施的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核准登记，于2004年1月4日向第三人杨健达、第三人夏艳辉颁发深房地字第××号《房地产证》。该《房地产证》他项权利摘要及附记记载：“1、房屋用途：住宅；2、根据《深圳市龙岗区实施的办法》进行登记，未经质检、消防验收。”另查明，本案原告江秋婵系第三人杨健达母亲，其诉称1980年代，原告与丈夫经批准，在田心村划定一块长22米、宽13米，面积为286平方米的宅基地，并于1986年建成祖屋一栋，但一直未办理房产证。原告称其于2014年12月方得知该祖屋已被第三人杨健达、第三人夏艳辉登记在该两人名下，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即，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是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本案中，《处理证明书》记载的私房业主姓名为杨健达、共有权人姓名为夏艳辉，涉案房产初始登记的权利人亦为杨健达、夏艳辉。且《处理证明书》记载的私房竣工时间为1998年，用地面积为124.24平方米，而原告诉称祖屋1986年建成，宅基地面积为286平方米。原告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其1986年建成的祖屋与涉案第60××14号《房地产证》的房产系同一房地产，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其系涉案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因此，原告与涉案房产初始登记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江秋婵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本院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原告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捷人民陪审员  黄卓燕人民陪审员  杨国熠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林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