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抚中行终字第000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司相林，男，住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
委托代理人：司相山，男，住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人民政府，地址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
法定代表人：于泽，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韩振海，该镇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顾启萍，辽宁宝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玉梅，女，住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
原审第三人：魏嫦娥，女，住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
原审第三人：杜春财，男，住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
委托代理人：邵杰，女，住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
上诉人司相林因政府林权处理决定一案，不服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清行初字第5号行�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司相林的委托代理人司相山、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韩振海、顾启萍、原审第三人王玉梅、魏嫦娥、杜春财的委托代理人邵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根据被告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争议地段位于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新民屯村张家堡组的大泉眼沟高丽城子地段，即张家堡1984年分山台账记载的高丽城子山，登记为邵成玺、邵成智、刘景林的自留山地段。张家堡组（原张家堡村）共分三次自留山，分山时间分别为1981年、1984年和1985年。争议地段大泉眼沟高丽城子是第二次分山，即1984年分的自留山。当时分山小组成员有：时任村书记刘江庭、时任村主任张庆斌、村民陈永民和吕有贵（二人均已去世）。分山采取的方式是：先由分�小组成员划好地块，然后进行实地丈量、划好界限，定出顺序号，由村民抓阄。每户按人口分，每口人分一亩。依据张家堡组1984年高丽城子山地段分山台账记载，当年被分配在争议地段的村民（按台账自上往下的顺序）有邵成玺、邵成智、刘景林、司相林。台账登记为：邵成玺6亩，四至为东至邵成智，西至姜泽洪，南至小道，北至沟；邵成智4亩，四至为东至刘景林，西至邵成玺，南至小道，北至沟；刘景林3亩，四至为东至司相林，西至邵成智，南至小道，北至地；司相林3亩，四至为东至霍福祥，西至刘景林，南至小道，北至地。据分山小组成员刘江庭、张庆斌证实，分完山后，村民杜春财因自家坟地在争议地段，便找到刘江庭，要求将他的自留山和坟地分在一起，刘江庭既与张庆斌商定，将邵成玺原在争议地段的6亩自留山调给杜春财，将邵成智分在争议地段的4亩自留山调给邵成玺，邵成智的自留山调到小金场沟，邵成玺缺少的2亩，村里又在小井北山给邵成玺补了2亩。其他二家刘景林和司相林的自留山仍在台账记载的位置。争议地段调整后的顺序由西往东依次是：杜春财、邵成玺、刘景林、司相林。杜春财、邵成玺、司相林在争议地段的自留山先后办理了林权证，杜春财、司相林的林权证登记的四至与1984年分山台账登记的四至一致。邵成玺林权证上登记的大泉眼南山地段，因与杜春财林权证登记的四至重叠，因此，该地段的林权登记被清原县政府撤销。目前，二被申请人因争议地段有争议，所以未就大泉眼沟高丽城子地段的自留山办理林权登记。2012年5月17日，英额门镇政府委托清原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森林调查队，并组织镇村干部和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共同到争议地段进行现场测量，经GPS实测，争议地段按调整�的顺序由西往东，邵成玺（王玉梅）自留山四至范围内的林地面积是6.6亩；刘景林（魏嫦娥）自留山四至范围内的林地面积是6亩；司相林自留山四至范围内的林地面积是7亩。同时，林业站又对杜春财自留山的四至范围内的面积进行了实测，为17.511亩。（邵成玺调给杜春财的6亩地，经过对四至范围内的面积实测为12.063亩，杜春财原坟林面积5.448亩）。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被告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人民政府有权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对于原、被告向法庭出示的证据、法律依据、书面文书等经当庭质证，可以采信。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原告主张撤销，本院无法支持。原告要求英额门镇政府赔偿损失�节，庭审中没有提出明确数额也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本院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司相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司相林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理由为：1、被告只采用张家堡组1984年高丽城子山地段分山台账为依据，而未采用其他证据导致认定事实有误。因1983年分山，1984年台账记载在后，村里对部分自留山予以调整，被告不顾山林调整的事实，只凭台账认定原告丧失部分林权是错误的。2、在争议当事人中，只有杜春财和上诉人持有林权证，而1984年台账所列邵成玺（王玉梅）、刘景林（魏嫦娥）2家在高�城子山地段从开始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合法林权证能证明其林权，其中邵成玺曾办过林权证，但是因与杜春财林权重合，而于2012年3月5日被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注销。依照《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该2家没有林权证所以是没有林权的。3、上诉人对大泉眼沟高丽城子山地段的红松果树进行了三十余年的经营、管理、看护。邵成玺、刘景林2家自1984年以来，对该片山林从来没有管护过，也说明了虽然1984年台账有记载，但他们2家经村里调整后，早已被调离高丽城子山地段。4、上诉人既有林权纠纷，又有林木纠纷，被上诉人只对上诉人的林地纠纷作出处理，未对林木纠纷作出处理。5、被上诉人在作出处理决定时，有倾向性，故意歪曲事实，致使上诉人承包权及物权受到侵害。二、一审程序违法，应当撤销。该案于2014年6月11日由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刘相军担任审判长开庭主审本案。但开庭后事隔三天，主审法官刘相军因涉嫌犯罪问题，被抚顺市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而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清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原审判决应以刘相军为“审判长”作出判决，有造假嫌疑。三、一审法院审理对象错误，不审查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判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理由：1、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除了依据张家堡组1984年分山台账外，进行反复调查，根据前后18份证据证明的事实作出的决定，不存在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2、邵成玺（王玉梅）、刘景林（魏嫦娥）2家没有林权证，并不能说明邵、刘2家不享有林权。邵、刘2家即使不享有林权，也不能因此证明上诉人享有争议地段林权。3、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邵、刘2家已被调出争议地段的事实，也没有提供邵、刘2家争议地段自留山调给上诉人的相应证据。4、上诉人以其对争议地段自留山进行了管护，认为自留山归其所有。被上诉人认为争议地段的自留山并非荒山，不存在谁管护既归谁使用的问题。也不应以邵、刘2家对争议地段自留山是否进行了管护，来判断邵、刘2家是否丧失林权。5、上诉人称处理决定只对上诉人的林地纠纷作出决定，对林木纠纷未作决定。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向镇政府提出的确权申请，是要求对自留山界限确权，自留山界限有确定，既包括了林地使用权，也包括林木所有权。二、答辩人依法定职权作出的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应依法予以维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杜春财未递交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述称：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人民政府作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要求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王玉梅未递交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述称：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人民政府作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要求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刘景林未递交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述称：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人民政府作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要求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新民屯村张家堡1984年高丽城子山地段（争议地段）分山台账，该证据证明邵成玺、刘景林、司相林在争议地段的自留山的座落、四至及面积；2、司相�501427号山林执照，该证据证明司相林在争议地段的自留山林权登记内容与1984年分山台账一致，同时证明司相林与其他村民一样，拥有三块自留山；3、2000年换证前的个人林木权属执照台账，该证据证明张家堡组共分三次自留山，每户村民应该拥有三块自留山；4、邵成智的1505059号林权证，证明邵成智1984年分山后被调出争议地段的事实；5、刘景林的1505025号林权证，证明刘景林除争议地段外，在大狍圈沟和金厂沟尚有二块自留山，符合张家堡组共分三次自留山，每户三块自留山的事实；6、邵成玺的1505042号林权证、杜春财的1505043号林权证及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注销1505042号《个人林木权属执照》大泉眼南山座落记载的通知”，该三份证据证明邵成玺在大泉眼南山段的自留山的林权登记因与调整后杜春财大泉眼南山段的自留山的林权登记重叠，因此该段登记被撤销；7、2012年5月17日，林业部门对司相林、邵成玺、刘景林在争议地段自留山的GPS实测记录，证明争议各地段的实际面积；8、2008年4月10日、2012年7月27日对司相山的二次询问记录，证明司相林的确权要求及事实理由；9、2012年8月23日对魏嫦娥的调查笔录，证明刘景林分得的三块自留山的座落、四至及办理林权证情况；10、2008年4月10日、2012年8月23日对邵杰（邵成玺女儿）的询问记录，证明邵成玺三次分得三块自留山的座落及四至；11、2008年4月10日、2008年5月20日、2012年7月30日、2012年8月23日对杜春财的询问调查记录，证明杜春财三次分山所分地块的座落、四至及其位于大泉眼南山自留山的分山经过，尤其证明其位于大泉眼南山的自留山与邵成玺临界；12、2013年对邵成智的调查笔录，证明其1984年分山时自留山被调出大泉眼南山，原分得的大泉眼南山自留山调给邵成玺的�实；13、2008年3月6日、2008年4月10日、2012年7月27日、2012年8月23日、2013年4月12日对刘江庭的询问调查记录，证明张家堡组三次分山时间、分山小组成员、分山采取的方式，特别是大泉眼南山分山后调段的事实；14、2008年3月6日、2008年4月10日、2008年8月12日、2008年8月15日、2012年7月27日、2012年8月23日、2013年4月12日对张庆斌的询问调查记录，证明张家堡组三次分山时间、分山小组成员、分山采取的方式，特别是大泉眼南山分山后调段的事实；15、申请人提供的张庆斌于2007年12月31日的询问笔录，证明1984年分山及调段情况，该证据后被张庆斌2013年4月12日的调查笔录所否定；16、申请人提供的于长海2007年12月31日的询问笔录，证明司相林位于大泉眼南山自留山的四至西至杜春财、东至霍福祥及司相林对自留山的管护情况；17、申请人提供的姜泽贤2007年12月31日的询问笔录，证明�相林位于大泉眼南山自留山的四至西至杜春财、东至霍福祥及司相林对自留山的管护情况。18、2013年5月23日镇政府林业站GPS实测记录，证明杜春财自留山的四至范围内的面积为17.511亩。
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1984年分山台账、山林执照、邵成玺林权证、县政府注销1505042号林权证复印件各一份。2、证人于长海、张庆斌、姜泽贤证言各一份。
原审第三人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经审查，本院认定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正确。
本院根据本案有效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上诉人有对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林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
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作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的主张。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张家堡组1984年分山台账没有异议，清原县政府给上诉人颁发的山林执照、张家堡组1984年分山台账记载四至范围与英额门镇政府GPS实测记录四至是一致的，证明争议地段不在上诉人持有林权证记载的四至范围之内。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而上诉人提供的于长海、姜泽贤、张庆斌证言，在证明争议的林地林木权属问题上，被上诉人提供的林权证效力高于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定只对林地的使用权作出决定，没有对林木的所有权作出决定的主张。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的是自留山界限确权申请，被上诉人也是针对争议地段自留山界限权属作出的决定，并不存在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申请未作出处理的情况。关于上诉人提出对大泉眼沟高丽城子山段地区红松果树进行了38年的经营、管理、看护而取得林木所有权的主张。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但明知林地权属有争议而抢造的林木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争议地段的红松果树是自已栽种，只认为对争议地段的红松果树进行了管护，就应该取得争议地段林木的所有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一节。经调查原审法院对此案的审理不存在违反审判程序的情况，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一项属引用法律条文不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水春
代理审判员 柳 红
代理审判员 王 炜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于子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