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京0115行初113号原告陆金洋，男，1966年9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苏省灌云县。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35号。法定代表人刘禹锡，局长。委托代理人滕自力，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巡警支队榆垡站派出所所长。委托代理人谷禹，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民警。原告陆金洋诉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以下简称：大兴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27日受理此案。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4月1日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陆金洋，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滕自力、谷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2月15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大兴公安分局（2017）第17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知书），载明：1、经查，您申请的内容为咨询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调整范围；2、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经查，您申请的相关政府信息本机关未保存，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陆金洋诉称，2017年11月1日13时20分，原告坐大巴(车号为×××)去北京。第二天凌晨大约2时，当车行至106国道榆垡公安检查站时，全体旅客被强制要求提交身份证接受检查。后来其他乘客的身份证全部归还，唯独原告的身份证没有立即归还，警察强制要求原告下车并被单独带至检查站内重新重点核查，原告被要求详细说出到北京干什么的、是不是上访人员、以前是否有过上访行为……。原告被翻来覆去盘问了大约半个小时，在盘问的过程中，有警察专门开着执法记录仪对原告进行拍摄。原告觉得自己这种被与其他旅客区别对待的做法侮辱了原告的人格，浪费了原告及其他旅客的宝贵时间，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严。为此，2017年11月12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被告在15个工作日内：“一、依法公开申请人的身份及确定该身份的机关、法律依据；二、依法公开申请人被盘问的视频记录”。2017年12月15日，被告作出了被诉告知书，内容为:“1、经查，您申请的内容为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调整范围；2、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经查，您申请的相关政府信息本机关未保存，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认为：一、被告的第一点答复意见认定原告“申请的内容为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调整范围”没有法律依据，且该认定属于超越职权。被告认定原告申请的内容为咨询事项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调整范围作出解释显属超越职权。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三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3]12号)第一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等的规定，行政法规的解释权属于国务院，应当履行法定程序。被告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未经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任意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调整范围作出解释，显然超越了其职权且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解释程序，被告无权对该条规定的调整范围作出解释或者规定。二、被告的第二点答复意见适用法规错误，其答复的内容明显不当，其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原告在申请中要求的内容。该答复意见违反法定程序、认定涉案信息不存在明显不当。被诉告知书第二点答复称：“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经查，您申请的相关政府信息本机关未保存，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对此答复不服，表现为:l、被告的答复违反法定程序。按照被告的意思，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要查一查涉案信息是否存在，查过以后的情况是“相关政府信息本机关未保存”，所以涉案信息就不存在了。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并没有规定应当查什么或不查什么，只是规定如果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行政机关该如何答复。显然，“调查”行为应当在先，适用法规行为应当在后，“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被告的行为显然是先有结论后再调查，分明是“疑罪从有”在行政行为上的现实翻版。被告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法定程序。2、被告认定涉案信息不存在明显不当。第一，被告未保存现场执法视音频的行为违规。根据《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公通字[2016]14号)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等规定，被告未保存第二项涉案信息显然违规。第二，被告言称第一项涉案信息不存在明显不当，原告作为唯一在此次检查中被特殊对待的自然人，肯定有独特的身份与这种特殊对待相对应，被告正是通过查原告的身份证才知道原告需要进行特殊检查的，即原告一定有一个特殊身份隐藏在被告的内部系统中。那么，原告究竟什么身份呢？原告显然有权知晓，原告的身份即便是空气，也应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不应当不存在。被告言称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包括原告被独特对待的身份)不存在显然是错误的。既然原告被独特对待的身份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确定该身份的机关及法律依据显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原告被独特对待的身份以及确定该身份的机关、法律依据应当都是客观存在的，被告言称涉案信息不存在显然是错误的，其言称涉案信息不存在显然不符合原告在申请中要求公开的内容。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涉案信息涉及到原告的切身利益，依法应当主动公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对于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而没有公开的，不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而应当在履行向相关机关申请公开的前置程序后，对行政机关的答复不服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才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本案中，原告已经履行过向被告申请公开的前置程序，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不服，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答复不符合其在申请中要求公开的内容而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求。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与原告的申请内容相对应的答复；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举证期限内，原告陆金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2、被诉告知书。证据1、2证明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申请时间，以及被告作出被诉告知书的答复内容。被告有检查原告身份证的行为，被告作出的被诉告知书答复内容违法。被告大兴公安分局辩称，2017年11月20日，被告收到署名为陆金洋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1、依法公开申请人的身份及确定该身份的机关、法律依据；2、依法公开申请人被盘问的视频记录。被告于当日受理登记，后经审查认为，原告陆金洋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中的第一项:“申请人的身份及确定该身份”、第二项中“申请人被盘问的视频记录”不明确、不具体，我分局难以根据此申请确定其所需的具体政府信息。因此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被告于2017年12月1日制作补正申请书，依法告知原告陆金洋更改、补充所需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2017年12月5日，被告通过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将登记回执和补正申请告知书寄至原告陆金洋提供的邮寄地址：江苏省灌云县侍庄街道办事处陆庄村九组。2017年12月13日，被告收到原告陆金洋邮寄的补正材料。2017年12月15日，被告作出被诉告知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陆金洋。以上事实有陆金洋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登记回执、补正申请告知书(大兴公安分局(2017)第5号-补告)、中国邮政EMS邮政底单、被诉告知书等予以佐证。为此，原告陆金洋提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没有依据。关于原告陆金洋申请公开的第一项，被告认为其实质上是原告陆金洋向被告提出法律、政策和业务等事项的咨询，属于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调整范围。关于陆金洋申请公开的第二项，经被告向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榆垡检查站查找搜索，上述单位表示2017年11月2日民警对陆金洋询问检查过程中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像，由于执法记录仪发生机器故障，未能保存，故该执法录像不存在。因此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陆金洋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本机关未保存，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综上所述，被告在办理陆金洋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中，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为此，原告诉讼的事实与理由没有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2、陆金洋身份证复印件；3、EMS邮寄底单；4、邮件查询记录；5、《登记回执》；证据1-5证明被告依法及时受理了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6、《补正申请告知书》；7、EMS邮寄底单；8、邮件查询记录；证据6-8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送达了补正申请告知书。9、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10、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中相关信息的说明；11、EMS邮寄底单；12、邮件查询记录；证据9-12证明原告向被告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正材料。13、快递员出具的情况说明；14、快递员郭鹏箭身份证复印件；证据13、14证明被告实际收到邮件的时间与查询的内容不符，是由于快递员录入的时间错误。15、被诉告知书；16、EMS邮寄底单；17、邮件查询记录；证据15-17证明被告依法在法定时间内向原告作出被诉告知书。18、说明，证明被告对原告第二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有查找的过程。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陆金洋提交的证据，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对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经审查，原告陆金洋提交的证据2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陆金洋提交的证据1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原告陆金洋对证据1-17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仅证明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及答复经过，与原告起诉状中的起诉理由无关联性；对证据18的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并非被告当初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被告应提交当初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且该证据仅为被告为自证清白而临时捏造的假设，并无其他任何旁证加以证实。经审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15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2日，原告陆金洋以邮寄方式向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公开如下信息：1、依法公开申请人的身份及确定该身份的机关、法律依据；2、依法公开申请人被盘问的视频记录。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于2017年11月20日收到该申请，并于当日出具大兴公安分局（2017）第19号-回《登记回执》。2017年12月1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出具大兴公安分局（2017）第5号-补告《补正申请告知书》，载明：经查，您申请的内容第一项中“申请人的身份及确定该身份”、第二项中“申请人被盘问的视频记录”不明确、不具体，本机关难以根据此申请确定具体的政府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请您更改、补充所需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2017年12月6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向原告陆金洋邮寄《登记回执》及《补正申请告知书》。2017年12月13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收到原告陆金洋邮寄的《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关于中相关信息的说明》。原告陆金洋对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解释为：其申请公开的第一项政府信息指原告被检查过身份证后遭受了特殊盘问，说明原告的身份一定有别于其他旅客，要求公开原告的特别身份是什么以及该身份由哪个机关认定、认定此身份的法律依据；其申请公开的第二项政府信息指原告陆金洋被进行检查时相关警察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视频磁盘或者光盘。2017年12月15日，大兴公安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出具说明，主要内容为原告陆金洋申请公开的视频，因执法记录仪发生机器故障，未能保存，该执法录像不存在。同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作出被诉告知书。2017年12月19日，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向原告陆金洋邮寄被诉告知书。原告陆金洋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本案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具有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本案中，被告大兴公安分局在收到原告陆金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后及时出具《登记回执》，《补正申请告知书》并依法送达，履行了法定程序。针对原告陆金洋申请公开的第一项政府信息即原告的特别身份是什么以及该身份由哪个机关认定、认定此身份的法律依据，其性质属于向行政机关提出法律、政策或业务等事项的咨询，并不属于《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针对原告陆金洋申请公开的第二项信息即原告陆金洋被进行检查时相关警察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视频磁盘或者光盘，被告大兴公安分局经向大兴公安分局反恐怖和特巡警支队查找，该执法录像不存在。故被告大兴公安分局依据上述情况作出被诉告知书，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陆金洋进行答复并依法送达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陆金洋要求撤销被告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的被诉告知书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与原告的申请内容相对应的答复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金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陆金洋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媛媛人民陪审员  张景华人民陪审员  王继华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吕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