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刑初字第2435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韦×1，男，1957年10月27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车辆船艇装备保障局副师级参谋、车船器材供应站站长（已退休）。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5年3月5日被羁押，同年3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新成，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程广庆，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公诉刑诉〔2015〕202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韦×1犯受贿罪，于2015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高刑指字第147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王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韦×1及其辩护人李新成、程广庆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因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两次，本院依法重新计算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03年至2007年间，被告人韦×1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车辆船艇装备保障局（以下简称车船局）副师职参谋、车船器材供应站站长期间，利用负责全军车辆装备修理管理工作、审核办理相关经费结算工作等职务便利，收受与其所在单位有业务往来的北京燕京汽车厂（以下简称燕京厂）、石家庄华燕汽车检测设备厂（以下简称华燕厂）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四五六工厂（以下简称六四五六厂）财物，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3年8月间，被告人韦×1收受燕京厂以人民币153142元（车辆价格人民币137800元、购置税人民币12000元、保险费人民币3342元）为其购买的东风雪铁龙汽车（DC716316V型）1辆。
二、2003年11月间，被告人韦×1收受华燕厂为其购买东风雪铁龙汽车（DC72012.0i型）支付的购车款人民币11万元，韦×1将其神龙富康汽车（DC7141RLC型）1辆交给华燕厂以折抵部分钱款，经评估该车过户时市场平均价格为人民币57820元。
三、2007年5月间，被告人韦×1收受六四五六厂为其购买东风雪铁龙汽车（DC7205D型）支付的购车款人民币192800元，韦×1将其神龙富康汽车（DC7160型）1辆交给六四五六厂驻京办事处以折抵部分钱款，经估算该车过户时市场平均价格为人民币5万元。2014年三四月间，被告人韦×1退还六四五六厂驻京办事处人民币5万元。
综上，被告人韦×1共计收受财物价值人民币348122元。
201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纪委对被告人韦×1采取“两规”措施，在被调查期间，韦×1主动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案发后，韦×1在家属的协助下退缴赃款人民币348122元，现扣押在案。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韦×1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已构成受贿罪，提请本院对韦×1依法定罪处罚。
被告人韦×1对检察院指控的事实与罪名没有提出实质性异议。其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为，按照受贿罪的法律规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而韦×1并无为三家工厂谋取利益的行为，韦×1收受车辆的行为与其职务之间没有关联性、未形成对价；韦×1交给华燕厂和六四五六厂的两辆神龙富康汽车评估价格较当时市场价格过低，应对两辆车的价值进行重新鉴定；2014年三四月间韦×1退还六四五六厂驻京办事处的5万元应从受贿数额中予以扣减；韦×1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主动、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韦×1在家属协助下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未给社会造成损失，故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经审理查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车辆船艇装备保障局是总装备部下属师级单位。被告人韦×1为车船局副师级参谋，业务范围主要为拟制全军车辆修理计划、修理技术管理、修理设备采购和业务结算等。2003年至2007年间，韦×1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与其所在单位有业务往来的燕京厂、华燕厂及六四五六厂财物，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3年8月间，被告人韦×1收受燕京厂以人民币153142元为其购买的东风雪铁龙DC716316V型汽车1辆（车牌号×××）。其中，车辆价格人民币137800元、购置税人民币12000元、保险费人民币3342元。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和调取的下列证据材料：
1.被告人韦×1的供述和辩解证明：车船局是总装下属的师级单位，主要负责为全军提供车船保障工作，包括车辆维修、器材设备筹措、供应等。其是参谋，主要负责拟制全军车辆修理计划、修理技术管理和部分行政管理工作。燕京厂的王×1具体负责和车船局的业务。2000年至2010年车船局和燕京厂一直有业务往来，主要是军委和总部的车辆修理，一年有几十万的修理费，没有修车合同。修车业务结算为不定期结算，一般由其联系王×1，告诉王×1修车要求，王×1按要求修车后，把修车具体明细、结算单、发票报给其，其口头向领导汇报，然后由其进行初审，确认手续凭证是否齐全，填写是否完整，修车项目是否合理等。初审完，其按照报账程序填写报账单据，送局长审查签批。超过10万元的需要经过保障部领导签字，不超过10万元的由通保部综合局主管参谋和局领导签字即可报销，再通过财务汇款的形式将款项付出去。结算单的结算数额是否合理没有标准，按照惯例，由其根据车况和修理情况决定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其会要求王×1给出合理解释，也会报告领导，并让王×1重新修改结算单和发票，连同原来的结算手续按程序报批。2003年王×1提出想给其买辆车，其一开始拒绝，王×1一直坚持，其就同意了。燕京厂给其买的车是灰色三厢的东风爱丽舍，车号是×××，其是车主，其印象中购车发票上金额是十几万元，买车的钱应该是燕京厂的钱，是王×1或者王×1派人去办的。当时其家中已有一辆红色两厢富康车，开始自己用，后来因为自己是军人办理地方牌照手续复杂，就给其弟弟使用了。其让燕京厂给其买车是因为三厢车看起来更有面子，车辆一直由其个人使用，没有以车船局的名义使用过。其开了几年后，于2007年将车辆过户给其弟弟韦宏烨，其弟弟将红色两厢富康车给了其。燕京厂给其买车是因为其在车船局主要负责汽车修理业务及同燕京厂的结算业务，买车来讨好其，不想让其在结款中为难他们，尽快给他们结款。
2.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其于1978年调到燕京厂担任技术工人，后于2003年担任克莱斯勒站站长，2004年开始担任北京三四零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花乡分公司总经理直至2013年退休。总装车船局与燕京厂之间有修车业务，车船局一方由韦×1负责联系修车业务、汇总修理单据、进行审核结算。2003年初韦×1曾经向其提出，希望燕京厂能够给他提供一辆车。其无法做主，所以立即向主管领导孙良、韩×汇报，他们考虑到公司的发展，就同意了。韦×1要求买一辆东风雪铁龙爱丽舍汽车，还让其跟他去现场看车，后来就定下了一辆车。买车的过程是，厂领导给其一张16万元的支票，让其去提车，其就去交款提车，购车款是137800元，购置税是12000元，保险是3342元，剩下的6858元其交给了燕京厂财务。其提车后，将车开到了韦×1单位门口，交给韦×1，韦×1没有给过其车款，其将车交给韦×1之后就走了，后续的登记手续都是韦×1自己办理的。因为车船局是燕京厂的大客户，韦×1具体负责汽车维修业务和结算工作，是实权人物，其不能得罪韦×1，必须按照韦×1的要求给他买车，燕京厂给韦×1买车是为了维护客户关系和生存发展。
3.证人韩×的证言证明：其于1970年到燕京厂工作，2001年担任厂长。2003年7月燕京厂将汽车修理业务分出，单独成立北京三四零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其担任公司董事长直至2015年1月正式退休。其公司和总装车船局一直有修车业务，2010年之后逐渐减少。公司营销部门原经理王×2，花乡分公司总经理王×1负责与车船局联系，车船局一方是韦×1负责修车业务。公司与车船局的业务大概有业务量8%的利润。每辆车都有单车合同，因为双方之间是半年或者一年一次结算，没有统一的结算合同。一般流程是，修理部门根据修车明细整理好修车金额，经过修理主管领导签字同意，报总装逐级审批同意后，其公司一方人员根据对方同意的金额开具发票，拿着发票到总装报销修车款，最后将支票拿回入账。其公司给车船局有过修车款优惠但很少，具体如何优惠，优惠多少，都是由王×1去和总装的人谈，谈好之后，王×1会把优惠的数额告诉其，其同意后，才可优惠。《关于总装保障部汽车维修费分配的通知》上面的签字是其签的，应该是当时的营销业务部负责人王×2提出申请，给总装车船局优惠，经过他们主管修理厂长孙良同意，报给其。其认为可以给对方优惠，就签了同意然后交给杜×去做账，这笔优惠额为19万余元，这笔钱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将钱返还总装，另一种是用于折抵下次修车款。2003年8月当时负责修理的人向其请示过，用这里面的16万元给总装的韦×1买一辆车，其为了公司的发展就同意了，其记不清谁向其请示的、谁去办的。记账凭证等费用支出单上的字是其签的，营销部经办人王×2申请这笔支出，经过其同意将这笔钱支出了。燕京厂之所以答应给韦×1买车是因为燕京厂原来属于军队企业，曾经由总装管理，总装是燕京厂的上级单位，也是燕京厂的大客户，其必须在业务上给予优惠，维持好客户关系。燕京厂当时移交地方不久，经营比较困难，处于亏损状态，其要为厂里维持好业务关系，维持单位正常运转和开支。
4.证人杜×的证言证明：《关于总装保障部汽车维修费分配的通知》这个报告应该是营销部的人起草的，经过主管副厂长孙良和厂长韩×同意的，具体营销部是怎么跟总装谈的，为什么同意给他们这个优惠，其都不清楚，其只是按照韩×批示去安排财务人员做账。但是后来其在做账的时候发现这笔优惠不合理，因为其之前已经给总装开了44万余元的发票，总装那边的账应该已经平了，并且财务处也没有通知总装财务处有优惠的事情，所以应该不存在这笔优惠的事情。这19万元其中有一笔用于给个人买车了，其不清楚细节，不知道给谁买的。燕京厂财务部证明函应该是营销部的人拿着韩×厂长等人的批示到财务室，要求会计这么写的，并且盖了财务的章。
5.证人夏×的证言证明：燕京厂跟总装车船局一直有修车业务。营销部的人拿着记账凭证等单据找其签字，其问这笔钱用途，营销部的人说是以前领导定的给总装的优惠款，要用这笔钱给总装的人买车。
6.证人王×2的证言证明：关于2003年8月11日记账凭证、2003年7月费用支出预审单、2003年8月支票、证明函这些单子，是孙良安排其填的，开支内容为总装结余款，其拿着单子去找夏×、杜×、韩×签字，再把签好的单子给了孙良，其不清楚之后的事情。
7.燕京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燕京厂提供的财物凭证、汽车维修费分配通知、总装通用装备保障部提供的财务凭证、韦×1报账情况说明及明细、2002年至2010年韦×1报销燕京厂汽车修理费用凭证、总装保障部车船局在3401工厂修车款的内容、总装的经费呈批单、拨付款通知书、车维费结算书、北京34**美国克莱斯勒汽车特约维修站计算清单、汽车委托修理备忘录、总装保障部车辆维修情况登记表等证明：2002年至2009年燕京厂和车船局间有业务往来，韦×1具体负责与燕京厂结算费用事宜。
8.总装通用装备保障部提供的情况说明、2003年车位费结算书、发票、总装保障部车辆维修情况登记表、韦×1呈批的报销2002年度车辆零星修理费、拨付款通知书等证明：车船局于2003年2月12日支付3401工厂2002年度另行车辆修理费用共计449418.49元。该修理费用系总装保障部按3401工厂所列的《总装保障部车辆维修登记表》清单和开具的发票全额支付。经总装保障部财务人员审核，3401工厂从未向总装保障部财务返还过该笔经费的部分或者全部钱款。
9.燕京厂提供的预收账款明细账、记账凭证、费用支出预审单、燕京厂财务部出具的证明函、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银行支付凭证、购车发票、机动车注册登记申请表、发票、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表、富康保费明细等证明：燕京厂拨款16万元为韦×1购买东风雪铁龙汽车（DC716316V型），其中购车款137800元，车辆购置税12000元，保险3342元，共计花费153142元。
10.军官证、军官任免晋衔表、晋衔报告表、军队退休干部基本情况登记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出具的证明文件等证明被告人韦×1的履职情况。
二、2003年11月间，被告人韦×1收受华燕厂为其购买东风雪铁龙DC72012.0i型汽车所支付的购车款人民币11万元。韦×1将其神龙富康DC7141RLC型汽车1辆交给华燕厂以折抵部分钱款，经评估该车过户时市场平均价格为人民币57820元。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和调取的下列证据材料：
1.被告人韦×1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在与华燕厂业务往来中其主要负责经办设备款结算事宜，具体流程是，其按照采购组经办并经部首长批准的生产厂家和设备订购价格、数量制作合同，送局领导审查签字，再报部里批准后执行合同；合同执行完，厂家带着结算单据，经过器材供应站确认，交给其，由其经办报账。经办结算中不存在合不合理的问题，就是看手续是否齐全，其给办事拖不拖。其和华燕厂的任×联系业务，2003年其向任×称，其妻子名下有一辆车，是1999年12月买的红色两厢东风神龙富康汽车，其妻子还有一个出国购车指标，任×提出帮其处理这辆旧车，将卖车款给其。后来，任×告诉其车辆处理完了，并将车款直接汇到神龙汽车销售公司，其还付了几万元的差价。任×为其购买的车辆与其让任×处理的车辆是同一个系列升级版的车，车辆登记在其妻子陈×名下，车牌号为×××，但陈×没有参与买车，是其用陈×的卡交的钱。其不知道买车款是用公款付的，任×给其买车应该是想和其保持良好业务往来。其想回避车辆过户交易费，就到北京长安公证处做了车辆赠与公证，由陈×赠与任×的外甥女鲁×。
2.证人任×的证言证明：韦×1是总装车船局汽修组组长，主要负责联系汽车修理业务，制定汽车修理设备的采购计划和具体核算报销工作，韦×1的工作对华燕厂有实质性的影响，能够决定是否购买华燕厂设备及设备数量的多少。2003年左右华燕厂跟总装车船局有过两笔业务往来，一个是采购机具设备合同，一个是制动检测仪合同，合同价值在500万元左右。2003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其去北京出差，在总装的机关大院见到韦×1，韦×1向其提出他爱人陈×想换辆新车，想把陈×名下的一辆旧车给华燕厂，让华燕厂出钱给韦×1买辆新车，其就同意了。2003年年底，韦×1给其一个4S店的账号和价款，价款是11万元，要求其把钱打到这个账号里，其根据韦×1提供的账号和价款要求，让财务把钱打到账户里。韦×1跟其提过买了一辆雪铁龙，但是其不清楚车的具体型号和价款。2004年春节前，韦×1跟其说要把他那辆红色两厢富康车（×××）过户给其，因为其不在北京，就让其外甥女鲁×给韦×1提供了身份证等证明文件，让韦×1把车直接过户给鲁×，手续应该是韦×1和鲁×一起去办的。过户后，车一直就在鲁×那放着，过了一段时间，其就让司机把车开回了石家庄，在石家庄车管所办理了落户手续。给韦×1买车是因为其跟韦×1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韦×1帮助过其，其为了华燕厂以后更好的发展，想以后承揽更多的业务，和韦×1搞好关系，所以没有拒绝韦×1提出的这个要求。
3.证人鲁×的证言证明：其名下有一辆红色的两厢富康轿车，是一个叫陈×的人在2004年的时候过户给其的，过户前的牌照是×××，现在牌照是×××，车现在在石家庄由其舅舅任×保管。这辆车本来是陈×要过户到任×名下，但是任×不方便来北京，就让其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
4.华燕厂军队企业证书、总装备部纪委提供的2003年车维费结算凭证、发票、设备发运单、收货回执、通用装备维修器材订货合同及韦×1报销华燕厂情况统计、韦×1报账情况等证明：2003年1月24日至2003年6月23日期间韦×1报华燕厂汽车检车设备经费2笔，总计4826000元。
5.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管所第一分所提供的机动车登记表、机动车购买发票、机动车登记业务流程记录单、机动车注册、转入登记表、被盗抢机动车查询表和机动车过户、转出、转入登记表、北京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车辆档案转籍说明、赠与公证书等证明：2000年陈×以129650元的价格购买红色神龙富康轿车1辆，并登记在其本人名下；2003年12月13日陈×、韦×1和鲁×签订赠与合同，将上述红色神龙富康轿车赠与鲁×，2004年1月16日该车过户登记到鲁×名下。
6.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注册机动车信息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工商银行凭证、汽车销售系统截图、华燕厂对公往来户明细账等证明：2003年12月8日陈×以161522元的价格购买东风雪铁龙DC72012.0型轿车1辆，2004年1月2日上述车辆登记在陈×名下；华燕厂在2003年11月4日向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汇款11万，剩余51522元车款由陈×账户支付。
7.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河北诚信旧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核准书、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职业资格证书、富康汽车照片等证明：经评估，陈×名下的红色两厢富康车2004年1月份市场成交平均价格为57820元。
三、2007年5月间，被告人韦×1收受六四五六厂为其购买东风雪铁龙DC7205D型汽车所支付的购车款人民币192800元。韦×1将其神龙富康DC7160型汽车1辆交给六四五六厂驻京办事处以折抵部分钱款，该车在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过户时登记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5万元。2014年三四月间，韦×1退还六四五六厂驻京办事处人民币5万元。
2014年9月被告人韦×1因其他违纪行为被纪委采取“两规”措施，在被调查期间，韦×1主动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2015年3月5日韦×1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综上，韦×1共计收受财物价值人民币348122元。案发后，韦×1在家属的协助下退缴人民币348122元，现扣押在案。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和调取的下列证据材料：
1.被告人韦×1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六四五六厂是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下属工厂，在河南省南阳市，主要是修理坦克发动机、军用汽车发动机，厂长是宋×，分管车船局业务的是副厂长刘×1，驻京办领导是廖×和蒋×，其和蒋×联系较多。在与六四五六厂联系中，其主要负责发动机修理业务结算工作，2009年开始，车船局和六四五六厂的合同分别由其和蒋×来签，由其具体经办结算。2007年上半年，廖×主动提出帮其买辆新车，让其把旧车换给他。其将1998年买的一辆东风富康汽车换给廖×，并让其弟弟韦宏烨将车开过去，其认为这辆车在2007年的时候还能值10万元左右，后来其将2003年燕京厂给其买的东风爱丽舍过户给其弟弟韦宏烨了。其和廖×及廖×带的一个人到东四环的东方万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了一辆银灰色三厢的东风雪铁龙汽车。其不知道车款是谁付的，其没有付款，也不知道给其付款买车厂领导宋×和刘×1是否知道。其收下这辆车是因为六四五六厂是部里的下属企业，不好拒绝，同时其也有私心。2014年春节后，其找到蒋×，要换回车，蒋×说车辆已经被处理了，其就比较了两辆车的购车差价，给蒋×补了五万元，让蒋×转交廖×。六四五六厂给其买车主要是因为其在车船局负责汽车修理业务，掌握部队需求计划，要从其这里打听消息、拉关系。
2.证人宋×的证言证明：六四五六厂属于总装通保部，从事通用装备车辆发动机修理，民品方面还有钢纤维、刹车片等制造业务，主要和装甲局、车船局、军械局有业务往来。驻京办事处主要负责开展工厂产品销售，承揽新业务，在北京主要接触装甲局、车船局、军械局。驻京办负责人是廖×，他是销售部经理。驻京办还有杨保原、蒋×，他们都是销售员。六四五六厂和车船局业务是汽车发动机的修理业务，每年数量不等。2007年的时候，刘×1和廖×给其打电话，说车船局韦×1想让工厂买一辆新车和他的旧车换。其认为韦×1实际上是想让工厂给他买辆新车，不好拒绝就默认同意了。刘×1和廖×在北京的4S店看好车后联系工厂财务付款，具体的借款手续是销售处的管理员黄书华办的，由财务直接把钱打到4S店，这辆车一共19万余元。买车过后两三个月，其到北京办事，在驻京办看见了一辆旧富康车，驻京办的人告诉其这就是韦×1开过来的旧车，说是1997年的车，其才知道他们确实换车了。旧富康车过户到廖×名下了，这辆车也一直由驻京办使用。2014年三四月份蒋×在南阳厂里跟其说，韦×1找到他给了他5万元，让他转交廖×。之所以给韦×1买车是因为韦×1所做的修理计划对六四五六厂有实质影响，除了六四五六厂，还有济南富强厂也提供修理业务，此外，车船局还可以跳过修理环节直接购买发动机，韦×1是具体负责修理计划的人，对六四五六厂承揽修理业务有很大影响，所以不能轻易得罪韦×1，韦×1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
3.证人廖×的证言证明：其一直在六四五六厂工作，2000年3月调到六四五六厂驻北京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负责工厂在北京与上级机关和工厂之间的业务协调和装甲业务承揽。蒋×负责驻京办和车船局一方的韦×1联系。六四五六厂和韦×1换过一辆车，2007年厂里准备给驻京办买辆车，因为驻京办的车是军牌，在北京用着不方便，想买一辆地方牌照的车，然后其和刘×1去东四环的一个4S店，看了一辆东风雪铁龙的车，其要了4S店的名片和账号，把价格和4S店账号发给刘×2。谁去提的车、怎么提的车、车的具体情况、手续是谁办的、车是给谁买的其都不知道。买新车之后两三个月，驻京办的人告诉其，韦×1的弟弟把一辆红色富康车和手续送到驻京办，其当时意识到是韦×1和工厂换车了。又过了两个月，刘×1通知其，韦×1要求尽快过户，宋×也要求其这么做，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这些手续现在都没有保存。过户之后，驻京办一直在使用这辆车，2013年将该车报废。其记不清楚富康车过户时的作价，最多值5万块钱。2014年9月韦×1被“两规”后，宋×和蒋×在厂里告诉其，韦×1于2014年上半年在北京给蒋×退了5万元现金，作为以前工厂给韦×1买车补的差价。宋×坚持让其收下这笔钱，其收下并将这笔钱分别存到了其中行、建行卡上。给韦×1买车是宋×决定的，其他人没有这个权力，2007年工厂刚刚开始与车船局建立业务关系，宋×想通过为韦×1买车使工厂能够在以后得到更多的业务。
4.证人刘×1的证言证明：驻京办主要有主任廖×、副主任蒋×、办事员杨保原，他们主要根据自己的业务与业务局（装甲局、车船局、军械局、工化局）开展业务联系。廖×负责和车船局参谋韦×1联系。2007年廖×向厂里申请配一辆地方牌照车辆，其向厂长宋×汇报，厂长同意了。后其去北京出差，和廖×一起去四环外的一个4S店，看了一辆东风雪铁龙。几个月后，韦×1给其打电话，说他弟弟开一辆红色两厢富康车到驻京办，让其安排人接车。当时韦×1的弟弟把车和手续一起交过来，其没问为什么。后宋×到驻京办，说这辆车是韦×1弟弟的车，和原本给驻京办买的新车换了。过了一段时间，韦×1给其打电话，说要将这辆富康车过户，因为驻京办只有廖×有地方驾驶证，所以只能过户到廖×名下。韦×1具体负责联系车船局和六四五六厂业务，其不能得罪他，要和他搞好关系，所以答应韦×1的要求。
5.证人蒋×的证言证明：其在驻京办主要负责代表工厂与相关业务局协调获取生产、修理计划，传达上级机关下达的政策性文件，工厂来京人员的接待等工作。韦×1主要负责全军车辆发动机维修、结算的初核工作。其主要负责和车船局韦×1联系。2007年六四五六厂驻京办想买辆新车用，其不清楚给谁买车、如何换车的具体过程。买车之后半年，廖×或刘×1要求其去财务补办借款手续，其签字了，但不是其借的款，手续都是后补的。签字时其才知道这钱是用于买车了，后来知道是给韦×1买的。工厂给韦×1买了一辆东风雪铁龙，其从来没见过这辆车，驻京办从来没使用过。后来廖×告诉其韦×1的弟弟送一辆旧车到办事处让其接车。这时候其才知道韦×1跟驻京办换了一辆车。韦×1弟弟开过来的是一辆红色两厢东风富康旧车，其把车、钥匙和手续都给廖×了，这辆车一直由驻京办使用，可能过户给廖×了，后来又换了一辆别克商务车。工厂给韦×1买车的购车款是从廖×的销售提成里出的，这辆新车一共花了19万多。2014年三四月份韦×1给其打电话，约其到驻京办附近，跟其说原来跟工厂换过车，要补5万元的差价，让其把钱给廖×。2014年五月份其跟宋×汇报说韦×1还了5万元，宋×说这钱是换车的差价款让其给廖×，七八月份其去廖×家里把5万元给了他。这辆车是工厂和韦×1换的，为了讨好韦×1，多争取些业务。
6.证人刘×2的证言证明：2007年蒋×借款192800元汇到了一个4S店，大概半年左右蒋×又以现金方式把钱还回来了，其不知道给谁买的车。
7.证人陈×的证言证明：2003年韦×1使用其出国优惠指标买了一辆银灰色东风雪铁龙塞纳车，2014年上半年车牌改成×××，该车一直由韦×1使用。
8.证人韦×2的证言证明：2008年其哥哥韦×1让其换开一辆银灰色三厢东风爱丽舍汽车，车号是×××，性能更好，其同意并办理过户手续，该车一直都由其使用，其不清楚该车的来源。红色富康车由韦×1购买，登记在其名下并实际使用，其在2007年按照韦×1的要求将红色富康车交给另一个人，富康车车况正常，但有将近10年的车龄，跑了10万公里左右。其认为该车转交的时候应该值五六万元。
9.六四五六厂营业执照、六四五六厂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收款凭证等证明：六四五六厂与车船局存在汽车发动机修理业务。
10.车辆销售单、购车发票、银行收款凭证等汽车销售资料和六四五六厂借款单、付款凭证、记账凭证、汽车注册登记资料、机动车牌申请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过户信息查询、机动车转移登记申请表、雪铁龙汽车照片等证明：2007年5月六四五六厂支付19.28万元购车款购买东风雪铁龙汽车一辆，该车于2008年5月22日登记在韦×1名下，后韦×1将该车转卖。
11.北京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提供的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过户发票丢失查询单、富康车购买发票、完税证明、韦×2机动车驾驶证等证明：韦×1过户给廖×的富康车于1998年购买，当时的价格为142000元，2007年10月16日过户时价格为5万元。
12.机动车扣押证明材料、查封、扣押财务文件清单等证明：2015年3月27日侦查机关扣押灰色东风雪铁龙汽车（车架号×××）1辆、机动车行驶证1个、车钥匙1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张、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1张、车船使用税完税证1张、机动车登记证书1本；2015年6月18日解除扣押，同日扣押现金348122元。
13.到案经过证明：2014年9月10日韦×1因涉嫌其他违纪行为被纪委采取“两规”措施，在被调查期间，其主动交代了接受燕京厂、华燕厂、六四五六厂给其买车、换车的犯罪事实；2015年3月5日检察机关对韦×1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14.身份信息证明韦×1的基本身份情况。
经当庭质证，被告人韦×1对上述证据没有提出实质性异议。被告人韦×1的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为，韦×1收受的车辆均为对方提出为其购买，并非韦×1主动要求他人购买；韦×1交给华燕厂和六四五六厂的两辆富康车估价较当时市场价偏低，申请对两辆车的价值重新鉴定。经查，公诉人当庭出示的上述证据均系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依法调取，形式及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人韦×1辩护人的相关质证意见，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与韦×1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并予以评判。
本院认为，被告人韦×1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韦×1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韦×1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车辆与其职务之间没有关联性的辩护意见，经查，燕京厂、华燕厂、六四五六厂与车船局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承接车船局的维修业务，韦×1作为车船局参谋负责拟制全军车辆维修计划及结算，对燕京厂、华燕厂、六四五六厂的业务量及款项结算有实质性影响，在案多名证人的证言均提到给韦×1买车是为了讨好韦×1，以便维持或拓展业务，韦×1也在供述中承认对方给其买车是为了不让其在结算的时候为难对方，可见，韦×1收受车辆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密切关联。“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现时的利益和将来的利益，谋取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燕京厂、华燕厂和六四五六厂与车船局之间一直存在业务往来，三厂与韦×1之间已就财物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默契，符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构成，故对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韦×1交给华燕厂和六四五六厂的两辆富康汽车评估价格较低、申请法庭重新鉴定的意见，经查，两辆富康车的评估价格有鉴定评估证明、过户证明等证据证实，检察机关据此认定涉案车辆的价格与两车过户时的价值相当，没有重新鉴定的必要，且韦×1交给六四五六厂的富康汽车已报废，已不具备实物鉴定的条件，故对辩护人的该申请不予支持。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2014年三四月间被告人韦×1退还六四五六厂驻京办事处的五万元应从受贿数额中予以扣减的意见，经查，韦×1将富康车交给六四五六厂当时并未提及有弥补车辆差价的意愿，韦×1退还该五万元的时间为2014年，距离2007年的案发时间较长，距离韦×1被“两规”时间仅数月，该五万元应认定为受贿行为犯罪既遂后的退款，不能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减，故对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对被告人退赃的情节在量刑时将酌予考量。
鉴于被告人韦×1在因涉嫌其他违纪行为被办案机关调查谈话后，如实交代了办案机关所掌握的线索之外的上述犯罪事实，可以认定为自首，且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本院综合上述情节对其依法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韦×1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3月5日起至2018年3月4日止。罚金限自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在案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四万八千一百二十二元，依法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徐 进
人民陪审员 王秀华
人民陪审员 王菊平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高曼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