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宝法民三重字第5号
原告黄荣荣，女，1980年11月15日出生，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V037227（7）。
原告黄少莹，女，1983年4月3日出生，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V06768（4）。
原告黄荣铮，男，1986年11月16日出生，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V703587（0）。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潮辉，广东粤鑫（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立群，男，196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镇光前一西街118号，身份证号码350583196905052653。
委托代理人萧灿堂，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庞晓燕，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社区，组织机构代码C17615228。
负责人刘云青，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忠，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茗，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深圳市九围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社区，组织机构代码192475229。
法定代表人周运明，职务董事长。
第三人黄恒，男，汉族，1972年10月25日出生，住址深圳市罗湖区松园路68号鸿翔花园7栋B-2002房，身份证号码：441422197210253730。
委托代理人罗晓亭，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君，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黄荣荣、黄少莹、黄荣铮与被告黄立群、第三人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社区居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后作出（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原告黄荣荣、黄少莹、黄荣铮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562-1号民事裁定，认为应追加深圳市九围股份合作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撤销（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平、人民陪审员曾庆森、郭映舜组成合议庭，并依法追加深圳市九围股份合作公司、黄恒为本案第三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荣荣、黄少莹、黄荣铮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潮辉，被告黄立群的委托代理人萧灿堂、庞晓燕，第三人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九围居委会）和深圳市九围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九围股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忠，第三人黄恒的委托代理人罗晓亭、赵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8年3月18日，原告父亲黄辉跃、母亲吴新菊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绵制品厂（以下简称乙方或新艺手袋厂）名义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蔗园埔新村后面12,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甲方向乙方收取土地转让费144万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期限为55年，自1998年3月18日起至2053年3月18日止，双方并且约定了转让费的支付方式及管理费的支付标准等内容。协议签订后，黄辉跃、吴新菊通过新艺手袋厂向九围村付清了全部转让费，并从2004年开始逐年向九围村支付管理费。1998年4至10月，黄辉跃、吴新菊在上述受让土地上兴建了厂房3栋、宿舍2栋、门卫室1间、油库1间、卫生间1间、铁皮房2间、配电房（空压机房）一间，共造价5,885,389元。2002年11月，被告黄立群请求大哥黄辉跃将先歌厂旁边3号厂房及旁边配套铁皮房1间、配电房（空压机房）1间租给其开办工厂使用。出于兄弟感情考虑，黄辉跃同意了黄立群的请求，其余物业留作自用。双方口头商定被告租赁期限为十年，租期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底止。2006年12月，被告黄立群未经黄辉跃、吴新菊同意，擅自将其所租用铁皮房拆除兴建7层宿舍，将其所租用3号厂房加建2层。黄辉跃发现后，曾予以制止，并要求收回被告租用物业，由于父亲的劝说，黄辉跃才暂未追究，但要求在租赁到期后无偿收回全部物业。2009年2月4日，黄辉跃与吴新菊达成协议，上述物业归黄辉跃所有。2009年2月13日，黄辉跃在香港订立遗嘱，遗嘱指定异议人共同按比例继承黄辉跃遗产。2010年10月21日，黄辉跃因病去世，上述物业由原告共同继承。2011年2月初，原告偶然发现被告黄立群竟然以自己名义偷偷将上述租用物业向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申报房地产证。原告经调查得知，被告黄立群系采取伪造合同、伪造黄辉跃签名以及伪造政府公文等手段骗取了房管部门的登记，并已领取了房地产证书，将原告物业非法据为己有，原告已就宝安区人民政府的处理行为及房管部门的发证行为另案提起了行政诉讼。2012年11月初，原告经查询第三人申报资料、走访九围村委及相关部门得知：2007年6月，黄立群未经黄辉跃同意，对九围村委谎称受黄辉跃委托办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违法建筑申报，并谎称黄辉跃同意将上述物业中3,200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转让给黄立群，从而诱骗九围村委签署了2份落款时间为1998年1月6日的虚假《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土地一分为二。其中一份协议的受让方为黄辉跃，受让面积8,882平方米，黄辉跃签名为黄立群伪造；另一份协议的受让方伪造为黄立群，受让面积3,200平方米。然后，黄立群分别利用两份虚假的协议进行历史遗留申报，在《权属调查及分宗定界表》上意见栏又伪造黄辉跃签名，并伪造宝安区西乡街道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及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办公室文件，从而骗取了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的信任，取得了上述争议土地上物业的房地产证书。第三人九围居委会在原告诉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委员会及被告行政撤销一案中竟然为被告提供虚假证明，证明被告上述申报资料为真实。原告认为，被告及第三人九围居委会在明知原告的父亲黄辉跃与第三人九围居委会已经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并已支付转让款、管理费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虚假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其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重大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被告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社区居民委员会于1998年1月6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庭审中，三原告补充如下：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九围居委会并不是所有权人，无权对原告的财产进行处分。1998年1月6日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系被告于2006年恶意串通伪造，协议记载的主体为村委会，居委会倒签合同主体不适格。被告主张涉案土地是向原村委会也是向三原告的父亲购买的，但该购买涉案土地使用权是没有真实交易、没有实际履行的合同。三原告同时明确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
被告黄立群答辩称，一、被告黄立群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于1998年1月6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1、2005年初，黄立群和黄辉跃在五叔黄子平的主持下，共同对土地使用面积及建筑物进行了具体划分和结算。2005年1月28日，黄立群向新艺厂支付了土地款、建筑款及海绵款共计2,291,192元，新艺厂向黄立群出具了《收据》，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之后，黄立群拆除铁皮房重建为宿舍并加建2层厂房，作为邻户的黄辉跃对黄立群的行为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2、黄立群和黄辉跃为申报历史遗留问题分别各自与九围村委补签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将原土地一分为二，以便各自进行历史遗留申报，签订时间是倒签的。3、2007年，黄立群进行历史遗留申报，作为邻户的黄辉跃也同时自行对其范围内的建筑物进行了申报。在2009年8月22日的房地产初始登记公告时，黄辉跃申报的建筑物也在公告内，黄辉跃对黄立群申报的情况是知晓的，对黄立群的申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二、原告诉称被告伪造印章、合同、签名等均没有证据证明，事实上，黄辉跃对被告申报事实和经过是知情并认可的。三、原告称被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非法处分吴新菊与黄辉跃的土地使用权，与事实不符。1、1998年3月18日的《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系新艺厂与九围村委签订的，与黄辉跃、吴新菊无关。2、黄辉跃、黄立群分别与九围村委签订了两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3、黄辉跃、黄立群对建筑物办理房地产证时，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初始登记公告中黄辉跃与黄立群是同一版，黄辉跃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证明黄辉跃已清楚与黄立群是各自拥有建筑物的所有权，黄辉跃是清楚知道黄立群没有与第三人九围村委恶意串通签订协议的。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九围居委会共同答辩称，一、原告所主张的第三人和被告恶意串通的事实是不成立的。被告与原告的父亲是亲兄弟关系，原告父亲经营的厂房当时是全权委托其叔叔在管理的，违法建筑的申报也是原告父亲委托被告和黄子平在申报的，从当时经营的背景看，涉案的土地和建筑物是他们家族在整体进行的，当时第三人在配合他们申报违法建筑的时候，他们家族说已经把土地协议书划分好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第三人出具相关材料，第三人与任何一方都不存在恶意串通。二、关于原告父亲签订的8,800平方米的协议，是否是其本人签订，经办人也记不清楚了；但第三人认为，原告父亲本人申报了剩余了的土地8,800平方米和地上的建筑物的违法处理，应当认为原告父亲土地分割的面积和方案是知晓的，原告主张的恶意串通是不成立的。
第三人黄恒答辩称其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1998年3月18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棉制品厂作为乙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蔗园埔新村后12,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甲方向乙方收取土地使用费1,440,000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期为55年，从1998年3月18日至2053年3月18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后，乙方在该土地所投资建设的一切建造物，包括工业厂房和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产权属于乙方独资所有。黄辉跃、吴新菊在合同乙方处签名，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棉制品厂加盖公章。
合同签订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棉制品厂向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支付了土地转让款、管理费，同时在该土地上兴建了厂房、宿舍。
2006年，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被告黄立群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九围新村后的3,2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建造工业厂房及配套设施，转让费为38万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期为55年，从1998年3月18日至2053年3月18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后，乙方在该土地所投资建设的一切建造物，包括工业厂房和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产权属于乙方独资所有。该合同上的签订日期为1998年1月6日，庭审中，被告黄立群认可为了办理历史遗留问题申报，将该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为1998年1月6日。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黄立群将上述3,200平方米土地上的铁皮房拆除兴建7层宿舍，将原两层的厂房加建两层。后被告黄立群填写深圳市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申报表，对上述厂房、宿舍进行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申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对申报表盖章，同意申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及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办公室随后作出两份《深圳市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决定书》，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若干规定》、《深圳市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申报人接受处理方案后，可申请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并对被告黄立群申报厂房、宿舍做出处理，被告黄立群缴纳地价款和罚款。2009年8月22日，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发出登字20090134号《深圳市房地产初始登记公告》，对黄辉跃申请的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社区新村后A121-1569号宗地上的宿舍（土地面积2,767.57平方米、建筑面积5,034.97平方米）、黄立群申请的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社区新村后A121-1568号宗地上的宿舍、配套设施（土地面积836.7平方米、建筑面积2,790.5平方米）进行了初始登记公告。之后，行政机关向被告黄立群颁发了上述3,200平方米土地上厂房、宿舍的房地产证。
上述3,200平方米土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棉制品厂和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于1998年3月18日签订了一份《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中约定转让的12,000平方米土地内，剩余的8,800余平方米土地上的厂房、宿舍等地上建筑物黄辉跃同时申报了历史遗留问题，行政机关向三原告颁发了厂房、宿舍的房地产证。
2011年8月15日，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与作为继承人的黄荣荣、黄少莹、黄荣铮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书》，载明1998年3月18日黄辉跃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黄辉跃取得西乡街道九围新村后面12,000平方米工业土地使用权，因黄辉跃去世，根据公证遗嘱内容，九围居委会和九围股份公司现同意将该土地受让方（被继承人）转为（继承人）黄荣荣、黄少莹、黄荣铮共同继承，原协议的其他条款按原协议执行。
2012年11月20日，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出具了一份《证明》，内容为黄立群当时向两规办提供的申报资料真实有效，经九围股份公司相关人员重新核对不存在任何伪造的嫌疑。
2012年11月28日，深圳市西乡九围新艺手袋厂出具证明，称黄辉跃、吴新菊夫妻以该厂（原名为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绵制品厂）名义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签订《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获取蔗园埔新村后12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1998年4-10月，黄辉跃、吴新菊在上述受让土地上兴建了厂房3栋、宿舍2栋、门卫室1间、油库1间、卫生间1间、铁皮房2间、配电房（空压机房）一间。2002年11月，黄立群通过黄辉跃承租了上述物业3号厂房及旁边配套铁皮房1间、配电房1间。上述土地转让费全部由黄辉跃、吴新菊夫妻出资支付，且地上建筑物也由黄辉跃、吴新菊夫妻出资兴建和加建，上述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全部归黄辉跃、吴新菊夫妻所有，《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中属于乙方的权利义务全部由黄辉跃、吴新菊夫妻享受和承担，与该厂无关。
2012年12月3日，吴新菊出具《婚姻财产分配证明》，称其与黄辉跃以原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绵制品厂（现更名为深圳市西乡九围新艺手袋厂）名义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吴新菊与黄辉跃通过九围新艺手袋厂向九围村委付清了全部转让费，并从2004年开始逐年向九围村委支付了管理费。1998年4月至10月间，吴新菊与黄辉跃在上述受让土地上出资兴建了厂房3栋（各2层）、宿舍2栋（各4层）、门卫室1间、油库1间、卫生间1间、铁皮房2座、配电房1间，共投资5,885,389元。2009年2月4日，吴新菊与黄辉跃在协商分配夫妻婚姻期间共同财产时达成协议，同意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九围社区九围蔗园埔新村后面12,000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全部归黄辉跃所有，吴新菊放弃对上述土地及物业的所有权，同意上述《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中乙方的权利义务全部由黄辉跃享有何承担。
黄辉跃于2010年10月21日去世，其遗嘱中全部财产交由三原告继承。
2013年1月18日，第三人九围居委会和九围股份公司签章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九围居委会、九围股份公司于2011年8月15日与原告黄荣荣、黄少莹、黄荣铮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书》时没有查实土地使用面积，原告黄荣荣、黄少莹、黄荣铮仅对黄辉跃的8,882.3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拥有继承权，黄立群使用的土地面积为3,141.07平方米。
2013年3月27日，深圳市西乡九围新艺手袋厂出具了一份《证明》，就2005年1月28日出具的编号为0163057号《收据》进行了说明，主要内容为该厂从未收到黄立群支付的该笔收据中记载的款项，该厂从未向任何人出具过该份收据，收据上所加盖的财务章并非该厂的财务章，系伪造印章。庭审中，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三原告提交了一份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黄辉跃作为乙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九围新村后的888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建造工业厂房及配套设施，转让费为人民币107万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期为55年，从1998年3月18日至2053年3月18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后，乙方在该土地所投资建设的一切建造物，包括工业厂房和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产权属于乙方独资所有。该合同上的签订日期为1998年1月6日，乙方处有“黄辉跃”的名字，三原告主张乙方处“黄辉跃”的名字并非黄辉跃签署并申请笔迹鉴定。
被告黄立群提交了一份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绵制品厂于2005年1月28日出具的收据，称收到黄立群建筑款、土地款人民币1,636,192元，海绵款人民币65,500元。被告黄立群主张上述款项系被告黄立群向黄辉跃支付的涉案3200平方米土地款及地上建筑物的建设款，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公章为伪造，且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棉制品厂与收据盖章的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绵制品厂的“绵”不一致。
三原告认为黄立群和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签订虚假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权属调查及分宗定界表》上伪造黄辉跃的签名，并伪造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及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办公室文件，骗取行政机关颁发的房地产证，因此起诉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要求撤销两份《深圳市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决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作出《深圳市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决定书》的行为程序合法，主要证据充分，驳回了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零星测量报告》、土地转让费收据、土地使用管理费收据、证明、营业执照、工程决算单、用地方案草图、宝安区历史遗留问题经营性违法建筑规划国土审查意见表、房地产证、照片、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讼法庭（遗嘱认证）、《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违法建筑权属调查及分宗定界表、《深圳市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决定》、受理通知书、申请刻制印章登记卡、供用电合同、客户更改基本信息申请书、委托银行代扣电费合同书、见证书、情况说明、告知函、复函、回函、新闻报道、信访事项回复函、报案回执、香港入境事务处黄辉跃出入境记录证明、答辩状、开庭笔录、行政判决书、司法鉴定报告、公安机关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等证据，被告提交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土地款、建筑款付款收据、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处理税费缴费通知单、宝安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产权登记税费缴费通知单、房地产权登记收费（税）通知书、广东省行政事业型收费统一票据、广东省罚款收据、广东省政府性基金（资金）通用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完税证、见证书、房地产证及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证明、电费通知单、《厂房租赁合同》、《宿舍租赁合同》、申请书、收据、情况说明、工商信息查询单及变更登记资料、用地方案草图、国土审查意见表、行政判决书等证据在卷证实，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三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订立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该条文所规定的无效的原因由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构成。主观因素为恶意串通，即合同双方具有共同目的，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客观因素为合同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三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与黄立群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了三原告（黄立群）的合法利益。
关于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系涉案土地的原合法权利人，其有权处分涉案土地。如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选择与黄立群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并配合将协议所涉土地登记至黄立群，其应按《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向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绵制品厂承担合同责任，此其一。其次，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一直认为涉案土地由原、被告家族共同经营，在此情形下，三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配合黄立群倒签《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与黄立群存在恶意串通。在产权登记办理发出初始登记公告时，黄辉跃和黄立群各自申请的房地产登记在同一份公告中，黄辉跃并未提出异议，亦能说明黄辉跃知晓相关事项，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配合黄立群倒签《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并非恶意。
关于三原告的合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只有经过征用才能进入土地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1998年3月18日，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蔗园埔新艺手袋海绵制品厂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租用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名为租用，实为买卖，违反了农村集体土地禁止买卖的法律规定。但此类问题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为解决实践中存在此类问题，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若干规定》，在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受让方补交低价、罚款及相关行政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并协议出让给受让方，准许受让方办理房地产证，取得土地使用权。在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及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办公室作出处理决定之前，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受让方并非该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
本案中，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和被告黄立群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实际是2006年签订，倒签日期为1998年1月6日，该协议约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位于九围新村后的3,2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黄立群，并约定了转让价款。虽然签订合同时涉案土地尚未依法办理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的手续，但此后被告黄立群通过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及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的方式补交地价款和罚款后，已经取得了地上建筑物的权属证书，说明行政主管部门就涉案土地已经补办了征用手续转为国有用地，并出让给被告黄立群使用。第三人九围股份公司和九围居委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未提出异议，说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和被告黄立群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已经被视为征地补偿协议，应认定为有效。综上，原告请求确认《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提交的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九围村民委员会和黄辉跃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黄辉跃本人已死亡且其签名的真实性并不影响本案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本院对三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荣荣、黄少莹、黄荣铮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7,000元，由原告负担，受理费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及第三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平
人民陪审员 曾庆森
人民陪审员 郭映舜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罗乐瑜
书 记 员 黄永国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