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2民终7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舒兰市华顺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吉林省舒兰市。
法定代表人：张伟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茜，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焕然，北京市北斗鼎铭（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吉隆公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法定代表人：周延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全胜，吉林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吉隆公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舒兰分公司。住所：吉林省舒兰市。
负责人：张伟荣，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起超，男，汉族，1966年11月30日生，舒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人，住吉林省舒兰市。
委托代理人：齐秀娟，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舒兰市华顺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顺公司）、吉林市吉隆公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隆公司）、吉林市吉隆公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舒兰分公司（以下简称吉隆舒兰分公司）与被上诉人赵起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二初字第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顺公司的法定代�人张伟荣及其委托代理人黄茜、侯焕然，上诉人吉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全胜，上诉人吉隆舒兰分公司的负责人张伟荣，被上诉人赵起超及其委托代理人齐秀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起超在原审时诉称：赵起超与华顺公司于2001年12月31日签订客运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2002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2003年，吉隆公司在舒兰成立了吉隆舒兰分公司，该分公司成为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之一，且该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与华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分公司承担了合同的部分权利和义务。因该线路历年经营利润可观，吉隆舒兰分公司、华顺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有意排挤赵起超，故意将经营管理费由原来的每月5000元提高至50000元，赵起超对该数额不能接受,吉隆舒兰分公司以赵起超拒绝和公司签订经营合同为由，�2012年7月23日向赵起超发出通知，终止了赵起超的承包经营权。经协商未能达成合意，赵起超于2012年10月8日向吉隆舒兰分公司、华顺公司分别发出《催告履行合同通知书》。截止2012年10月20日，两公司没有做出任何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赵起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共同赔偿因违约解除合同给赵起超造成的损失共计4190000元；二、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共同返还扣押赵起超的2012年1月至2012年7月的所有票款共计385082元及风险抵押金50000元，并承担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2年10月24日即本案立案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三、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华顺公司在原审时辩称：
一、赵起超与我公司于2001年12月3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已经法定解除。关于合同解除赵起超已经认可，赵起超以该合同为依据请求华顺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不合法。（一）该承包合同已经约定了终止情形。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如双方合同与国家现行政策相抵触或双方所签的合同有损于国家、集体利益，双方有权终止合同。”即发生国家政策变化时双方均可以要求终止合同；（二）该承包合同已因国家政策调整而法定解除，该情形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属于法定的解除条件，因此被告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根据吉林省交通厅《吉林省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有期限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道路客运线路属国家资源，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实行有期限�用。”第六条规定“客运线路经营权使用期满时，经营者的经营权自动丧失，由客运线路始发地运管部门负责缴回有关营运牌证，并通知客运站不再安排进站发车。”第十一条规定：“已经招标的客运线路按照招标时确定的期限和截止日期执行。原通过行政审批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客运线路经营权，使用期限统一截止于2006年7月31日。”华顺公司原客运线路经营权为通过行政审批取得，不是招标取得。依照政策规定使用期限已于2006年7月31日到期，华顺公司原经营权已自动丧失，其后华顺公司未再以企业名义重新申请获得承包经营权，故该承包合同因国家政策调整致使华顺公司丧失经营权和不再具备运营主体资格而终止，这是一种法定终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该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但赵起超仍以该承包合同作为根据，要求华顺公司承担继续履行的义务，并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如确有损害，也应当在2008年7月31日前进行主张，现在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二、2006年7月至2012年期间赵起超未与被告华顺公司订立任何合同关系，华顺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华顺公司因原客运线路经营权使用期限已于2006年7月31日到期后，未再重新以企业名义申请获得承包经营权，也未与赵起超重新订立新的合同，华顺公司没有将合同权利义务转移变更或者延续给吉隆舒兰分公司，华顺公司和吉隆舒兰分公司虽然法定代表人都是张伟荣，但是两家单位是不同主体，法律资格是独立的。华顺公司与赵起超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不应承担任何合同义务或责任。因此，赵起超要求华顺公司共同赔偿违约损失4190000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赵起超请求利润损失应当依据账目并进行审计，其自行计算不合法。
三、赵起超请求华顺公司共同返还票款的请求不能成立。华顺公司受吉隆公司的委托，华顺公司虽然代为收取管理费和缴纳税款，但产生的后果责任均由吉隆舒兰分公司承担，返还票款的义务应当由吉隆舒兰分公司承担，华顺公司不承担任何给付义务。关于赵起超主张的利息损失，根据《吉林省道路旅客运输线路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赵起超和吉隆舒兰分公司之间互相负有给付义务，赵起超没有履行将GPS交回并办理车籍转出手续，在这种情况下，无权主张返还票款，因此谈不上利息损失。
四、华顺公司仅收取赵起超风险抵押金20000元，合同已经于2006年7月31日终止，如果要求返还已经超过了诉讼时�。赵起超要求返还50000元抵押金没有事实根据。
综上，赵起超与我公司之间的合同解除是基于国家政策的调整不可抗力产生的，符合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情势变更的原则，依据该原则我公司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赵起超要求华顺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和返还票款的告诉，风险抵押金20000元，华顺公司同意返还。华顺公司认为其他的诉请和华顺公司无任何关系。
吉隆公司在原审时辩称：赵起超所述是片面的，就合同来看，双方争执的是一条客运线路承包经营权。根据规定，是国家将线路批给有经营权的经营主体。赵起超只有经营线路的承包权，是客运企业与实际运营人的承包关系。2001年赵起超与华顺公司签订了客运承包合同，赵起超也到线路管理部门办理了经营权，在2006年发生了经营权的调整，（因2003年颁布了新的法律，只允许有运营资格主体可以运营线路，废除原有经营模式），客运的经营权就到吉隆公司名下了。吉隆公司将经营权分配给其分公司，要求对外发包线路，此时因赵起超原来经营过，故吉隆公司同意赵起超也经营了一段时间，期限到2012年7月。赵起超主张不合理，三个公司并不是共同主体，是三个独立的主体。我方主张赵起超的承包期必须要与行政许可的承包期是一致的。承包期限的15年没有相关依据。除了票款可以给付，其余诉请希望予以驳回。法院原审时对赵起超可得利益损失进行鉴定的过程不合法，在本案中不应该作为证据。
吉隆舒兰分公司在原审时辩称：
一、舒兰分公司与舒兰市华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顺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单位。赵�超与华顺公司于2001年12月3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与舒兰分公司并无任何关系。且该承包合同已因国家政策调整而终止。（一）舒兰分公司是吉隆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分公司，华顺公司是独立法人单位，二者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二）赵起超与华顺公司于2001年12月3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与舒兰分公司无关，舒兰分公司对该合同无任何法律责任。（三）根据《吉林省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有期限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第11条规定，华顺公司原通过行政审批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客运线路经营权，使用期限统一截止于2006年7月31日。因此，赵起超与华顺公司的承包合同已因国家政策调整而法定解除，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四）原承包合同不存在转让、承接或延续情形，舒兰分公司并不是原承包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因此，赵起超要求舒兰分公司履行原承包合同权利义�并承担责任，没有任何根据可言。
二、根据国务院《道路运输条例》第14条规定“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为4年至8年。经营期限届满需要延续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应当重新提出申请。”交通厅印发《关于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权有期限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4.26）第一条规定实施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有期限使用的目的和意义。第七条“重新确定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期限……车日行程在150公里至400公里的客运班线和车日行程在400公里以下地区所在地与县（市、区）、乡（镇）”所在地之间的客运路线、跨地区的县（市、区）所在地与县（市、区）所在地之间的客运班线，经营期限核定为6年。”据此，舒兰至长春的客运班线，经营期限核定为6年。根据《吉林省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有期限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道路客运线路属国家资源，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实行有期限使用。”第六条“客运线路经营权使用期满时，经营者的经营权自动丧失，由客运线路始发地运管部门负责缴回有关营运牌证，并通知客运站不再安排进站发车”。2006年7月，由吉隆客运公司申请并获得6年期限的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舒兰分公司作为吉隆客运公司的分公司，按照总公司取得的经营许可从事客运经营活动。舒兰分公司以赵起超吉号车辆申请获批舒兰至长春客运线路许可，赵起超也将该车辆以舒兰分公司名义从事运营，虽然未签订合同，未约定期限，但根据法律规定和吉隆客运公司获批的经营许可期限来看，可视为双方合同期限为6年。在这6年的合同期限内，舒兰分公司并无任何违约行为。赵起超请求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根据。
三、2012年，舒兰分公司在经营期限届满前与赵起超协商订立合同关系，但赵起超拒绝，其原有经营权已到期自动丧失，未缔约的过错在于赵起超。因经营权许可即将届满，舒兰分公司需重新申请办理行政许可审批手续，故舒兰分公司只能重新以其他车辆办理经营权许可审批。
四、关于赵起超请求返还票款的主张，舒兰分公司同意返还，但应在赵起超转出车籍，并交回随车GPS后。根据《吉林省道路旅客运输线路管理办法》第25条的规定，赵起超应当先将车辆办理转籍过户手续，并向舒兰分公司交回车辆GPS后，方可取回票款。
五、舒兰分公司未收取赵起超风险抵押金，赵起超要求我公司返还不能成立。
综上，请贵院依法裁定驳回赵起超要求赔偿违约损失的请求，舒兰客运站的票款在赵起超办理车辆转籍过户手续，并交回车辆GPS后同意返还。风险抵押金与舒兰分公司无关。票款的利息我们拒绝给付，车辆不继续签订合同的同时，我们要求赵起超来领抵押金，但是前提是交回GPS以及办理车辆转籍。但是赵起超拒绝，故我方不同意支付利息。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赵起超与华顺公司于2001年12月31日签订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赵起超自批线路，以向华顺公司交纳租金方式来运营舒兰-
长春（高速）线路，承包期自200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赵起超向华顺公司交纳风险抵押金20000元,每月租金5000元，合同解除时风险抵押金全额返还赵起超。该合同第十五条明确约定“承包期内的承包基数不变。如双方合同与国家现行政策相抵触或双方所签的合同有损于国家、集体利益，双方有权终止合同，经双方协商后对合同进行及时补充修改和完善。”赵起超于2001年12月28日向华顺公司交纳了客车风险抵押金20000元，华顺公司出具了收据。自2002年1月1日起赵起超以其自购车辆吉号客车开始运营该线路。2003年10月10日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同意该客运线路由原经营者华顺公司调整为吉隆舒兰分公司，吉隆舒兰分公司取得了该线路的经营权。2003年11月18日吉林省交通厅下发了《吉林省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有期限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吉交发［2003］25号），该办法第四条规定：“道路客运线路属国家资源、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实行有期限使用。”第六条规定：“客运线路经营权使用期满时，经营者的经营权自动丧失，由客运线路始发地运管部门负责缴回有关营运牌证，并通知客运站不再安排进站发车。”第十一条规定：“已经招标的客运线路按照招标时确定的期限和截止日期执行。原通过行政审批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客运线路经营权，使用期限统一截止于2006年7月31日。”2004年4月26日吉林省交通厅印发《关于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权有期限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59号，第七条规定：“重新确定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期限可根据班车车日行程统一核定为4年至8年。对车日行程在150公里（含150公里）至400公里的客运班线和车日行程在400公里以下地区所在地与县（市、区），乡（镇）所在地之间的客运班线、跨地区的县（市、区）所在地与县（市、区）所在地之间的客运班线，经营期限核定为6年。”2005年12月13日，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审批了吉隆舒�分公司申请的将赵起超运营的吉B600**号车（定员35，座位37）变更为吉B600**号车（定员53，座位55）。2006年9月20日依据吉林省运输管理局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吉隆公司取得了舒兰至长春客运班线经营权，经营期限自2006年7月31日起至2012年7月31日止。2006年11月2日吉隆公司与吉林省运输管理局签订了《吉林省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权使用管理合同》一份，吉隆舒兰分公司作为被告吉隆公司下属分公司，取得了该线路的经营权，吉隆舒兰分公司仍以赵起超车辆吉B600**号车辆办理了审批手续，赵起超将该车辆继续投入运营至2012年7月31日。2012年7月吉隆舒兰分公司要求赵起超与其签订2012年7月31日以后的承包合同，租金由原来每月5000元，变更为每月30000元，赵起超因承包费问题，未与吉隆舒兰分公司签订合同。2012年7月17日依据吉林省运输管理局的《道路客�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被告吉隆公司取得了舒兰至长春客运班线经营权，经营期限自2012年7月6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2012年7月6日吉隆公司与吉林省运输管理局签订了《吉林省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权使用管理合同》1份，吉隆舒兰分公司作为吉隆公司下属分公司，取得了该线路的经营权。2012年7月18日吉隆公司向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提出舒兰至长春客运车辆变更申请，将赵起超吉号大客车变更为由赵波吉号大客车运营，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于同日发出了道路客运班线（车辆）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吉隆舒兰分公司于2012年7月23日向赵起超发出通知，载明：“我公司舒兰至长春客运班线已于2012年7月31日经营权限到期，由于你拒绝和公司签订经营合同，公司在许可时已经将吉号车辆剔除，经营权由公司收回，由公司公车公营，7月31日后，�的营运证到期作废，从8月1日起由新的车辆上线营运。由于你从2006年8月后和公司没有经营合同，你车有部分结算款在公司作为风险金暂存，你车的行车证是我公司的名称，故待你车从公司名下转出后，方可到公司结清所有票款。”自2012年8月1日起舒兰至长春客运线路由赵波运营的吉号大客车开始运营。赵起超于2012年10月8日向吉隆舒兰分公司和华顺公司分别发出《催告履行合同通知书》，要求继续履行原来的合同，并于2012年10月24日提起诉讼。
吉隆舒兰分公司在书面答辩状中自认赵起超在舒兰客运站2012年1月至7月期间的票款总额为433382.27元，扣除管理费35000元，税款13300元，剩余385082.27元被其扣留。华顺公司自认收取了赵起超风险抵押金20000元。
华顺公司于2000年2月23日成立；吉隆公司于2001年8月7日成立，华顺公司是其投资者之一；吉隆舒兰分公司于2003年10月5日成立。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吉隆舒兰分公司的负责人均系张伟荣。
原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是否违约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赵起超与华顺公司于2001年12月3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承包期内的承包基数不变，如双方合同与国家现行政策相抵触或双方所签的合同有损于国家、集体利益，双方有权终止合同，经双方协商后对合同进行及时补充修改和完善。”根据2003年吉林省交通厅下发的《吉林省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有期限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原客运线路经营权为通过行政审批取得，不是招标取得，使用期限应于2006年7月31日到期。自2003年10月10日原经营者华顺公司调整为吉隆舒兰分公司，吉隆舒兰分公司成为舒兰至长春客运线路的经营者，仍使用赵起超车辆运营，华顺公司仍收取赵起超租金每月5000元，应视为赵起超、华顺公司与吉隆舒兰分公司达成新的合意，同意吉隆舒兰分公司加入到原承包合同中，成为原承包合同主体之一，沿用原经营者华顺公司与赵起超的承包合同。赵起超与华顺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均依约履行合同至2006年7月31日。2006年7月31日以后吉隆公司通过招投标形式取得了经营权，期限为2006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由吉隆舒兰分公司经营该线路，因华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吉隆舒兰分公司的负责人均是张伟荣，同一账务管理，故2006年7月，吉隆舒兰分公司又以赵起超车辆申请获批舒兰至长春客运�路许可，允许赵起超将该车辆以吉隆舒兰分公司名义从事运营，同意华顺公司收取赵起超每月租金5000元及税款，赵起超又实际运营了6年，至2012年7月31日，视为各方对原合同的认可，故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吉隆舒兰分公司均是原承包合同主体，均应履行原合同义务。至2012年7月17日吉隆公司又取得2012年7月6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该线路经营权后，吉隆舒兰分公司仍可依据15年期限的原承包合同约定，用赵起超车辆继续报请审批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吉林省运输管理局也是能够批准的，但吉隆舒兰分公司违反合同第十五条“承包期内的承包基数不变”的约定，擅自涨价，不依据原合同执行，擅自解除了原合同，自2012年8月1日后2001年订立的原承包合同已实际解除。因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擅自解除合同，损害了赵起超的�益，致使赵起超有53个月的利益损失，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二、关于赵起超要求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共同赔偿因违约解除合同给赵起超造成可得利益损失4190000元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赵起超要求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应予支持。吉林方正会计师事务所的鉴定报告中上座率系估算的结果，根据法院调取的结算单计算舒兰市6点发车至长春市的上座率为54.47%，15点30�发车长春市至舒兰市的上座率为58.59%。调整后每年客票的平均收入长春至舒兰为53元/座*51座*58.59%*360日=570127.57元，舒兰至长春为53元/座*51座*54.47%*360日=530036.68元，合计为1100164.25元。年平均营运支出中，舒兰至长春的车站提留的代理费应为530036.68元*7%=37102.58元，长春至舒兰为570127.57元*9%=51311.48元。上缴公司管理费应当为5000元/月*12个月=60000元。故每年的营运支出调整后应为777980元。年平均可得利益损失为1100164.25元-777980元=322184元。赵起超未能营运的时间是2012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计53个月，故其可得利益损失为322184元÷12个月×53个月=1422979元。车辆系赵起超购买，如扣折旧费，亦应归其所有，故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认为鉴定报告中运营支出没有扣除车辆折旧费的主张不予采纳。
三�关于赵起超要求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返还扣留的2012年1月至2012年7月的票款385082.27元及扣留票款和押金所造成的利息损失问题。吉隆舒兰分公司作为2006年7月31日至2012年7月31日合同的一方主体之一，在合同终止后无权扣留赵起超的票款，其主张赵起超应当在转出车籍并交回随车GPS后，才同意返还，并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吉隆舒兰分公司应在合同解除后，即2012年7月31日后及时返还赵起超票款，不予返还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赵起超在舒兰客运站2012年1月至7月期间的票款总额为433382.27元，扣除管理费35000元，税款13300元，剩余385082.27元，赵起超主张自2012年10月2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损失，并扣除管理费35000元，税款13300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同时，作为赵起超在合同解除后应及时办理车辆转籍过户手续，并交回车辆GPS。但不能成为吉隆舒兰分公司扣留票款的理由。
四、关于要求吉隆舒兰分公司、华顺公司及吉隆公司共同返还赵起超风险抵押金50000元及利息损失问题。赵起超提供的票据及2001年12月的承包合同，均证明是2001年12月华顺公司收取了赵起超20000元的风险抵押金,无证据证明是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收取风险抵押金50000元。由于吉隆公司、吉隆舒兰分公司是加入原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同意华顺公司收取租金及税费，故应共同承担返还20000元的责任。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应在合同解除后及时返还赵起超风险抵押金，未返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应返还风险抵押金20000�及20000元自2012年10月2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损失。赵起超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吉隆舒兰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赔偿赵起超可得利益损失1422979元。二、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给付赵起超2012年1月至7月期间的票款385082.27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赵起超票款385082.27元的利息损失（自2012年10月2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返还赵起超风险抵押2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赵起超风险抵押20000元的利息损失（自2012年10月2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四、驳回赵起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994元，由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共同负担21257元，由赵起超负担22737元。鉴定费50000元，由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共同负担。
上诉人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以下简称三位上诉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赵起超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如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一、2001年12月31日签订的15年承包合同不能对三位上诉人产生约束力。（一）公路客运线路经营权的取得是公路客运经营的基础，是经营�获利的基础，本案中出现了两种经营权取得的方式，一种是15年承包期限合同中出现的由赵起超自行向行政机关申请批准，同时自备车辆，借用华顺公司名义的方式，即“自批线路”；另一种是以公路客运企业的名义，由公路客运企业向行政机关申请批准招投标取得线路经营权。再发包给个人经营，发包给个人时要与个人签订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由此可见，本案中出现的两种经营权取得方式，在两种不同取得方式下，出现了两种不同承包合同，两种合同的权利义务是不同的。（二）2006年7月31日，因国家政策调整，线路经营权的取得发生变化，即由原来的自批线路的行政审批方式，变成了招投标方式。可见，由原来的自批变成了公司投标取得。这直接导致了线路承包经营合同的基础发生变化，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谁能�来线路谁承包，变成了公司取得后公司发包。（三）2006年7月31日经营权取得方式变更后到2012年7月31日，赵起超实际经营的模糊期间不能视为三位上诉人履行了原承包合同，不能推论为与赵起超达成了合意，成为原承包合同的一方主体。首先，模糊期间的事实经营不能视为对原合同的承认。其次，实际经营是客运企业在新旧经营权取得方式交替时为市场稳定的过渡之举，没有增加承包费是善意的，原审判决却将三位上诉人强加合同中，违法要求上诉人承担原合同义务。（四）2012年7月31日过渡期后，上诉人即明确向赵起超发出了重新订立合同的邀约，即将承包费定为每月30000元，但赵起超以承包费过高为由拒绝签订合同，故赵起超丧失线路承包经营权。
二、原判决对可得利益损失计算错误。本案前次判决即因方正会计师事务所的鉴定报告存在瑕疵而被发回重审，而本次判决在自行调取上座率后即推算出可得利益损失是错误的，应当重新委托鉴定机构鉴定。原判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违反了会计核算的基本法则，即可得利益损失中没有冲减核算成本。营业支出扣除营业成本得出利润是会计核算的基本常识。
三、原审判决三位上诉人向赵起超返还票款及其利息、抵押金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决三位上诉人负担鉴定费50000元人民币错误。因鉴定报告的结论存在瑕疵，而没有被原审法院采信，鉴定机构不应收取鉴定费用。
被上诉人赵起超在二审时辩称：
一、三位上诉人是2001年12月31日《承包合同》的共同履约主体，单方解除《承包合同》就是构成共同违约，应依法共同向答辩人承担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及其相应的民事责任。2001年12月31日答辩人与华顺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确实是答辩人自批线路以华顺公司名义取得的舒兰至长春的高速公路客运线路经营权。2003年10月10日在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同意下，该线路经营权由华顺公司调整为吉隆舒兰分公司，2005年12月31日舒兰分公司向吉林省运输管理局递交申请，将答辩人所有的吉号车辆变更为吉号车辆继续运营，2006年9月20日吉隆公司通过投标方式取得了舒兰至长春的高速公路的客运线路经营权，吉隆舒兰分公司仍以答辩人的车辆进行运营至2012年7月31日。2012年7月17日吉隆公司又取得本案的线路经营权直至2018年7月31日。从合同订立之初由答辩人以华顺公司名义取得本案的客运线路经营权，到2003年调整为吉隆舒兰分公司拥有，再到2006年吉隆公司通过投标方式取得了本案的客运线路经营权，始终未影响上诉人按原合同约定�行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吉隆公司通过投标方式取得了线路经营权，但这种取得方式，并未影响到上诉人的任何利益，更没有因此给上诉人增加支出，反而吉隆公司取得了线路经营权时还利用了答辩人运营多年无事故车辆，帮助其通过投标取得了线路经营权。在此期间，每月5000元的管理费及税费仍由华顺公司收取。2012年7月23日华顺公司和吉隆公司共同向答辩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通知称由于答辩人拒绝与公司签订合同，公司已经将答辩人车辆剔除，经营权由公司收回。可见，线路经营权的主体变化并不影响上诉人与答辩人共同履行2001年签订的承包合同，故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模糊期间。上诉人在原承包合同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无权单方强行将管理费由原来5000元增加到30000元。线路经营权由原来的华顺公司拥有到吉隆公司取得，由原来的华顺公司履约�后来的华顺公司和吉隆公司共同履约，说明三位上诉人是共同履约主体，在三位上诉人有能力履约而拒不履约情况下，应承担由于其单方解约给答辩人造成的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完全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
二、原判决计算预期可得利益损失正确。原审法院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鉴定报告未完全采纳，在计算收入时，因为本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在时间上完全可以通过调取客运公司的客运明细，将鉴定时未发生的收入情况具体化。在收入上未采纳鉴定报告内容，并非鉴定错误，在支出上原审法院采纳了鉴定报告内容。重审的判决较第一次判决时预期可得利益的判决上减少了很多，答辩人仍然认可原审判决的该项认定，无需按上诉人主张重新鉴定。
三、原审判决三位上诉人承担鉴定费正确。鉴定机构所做的鉴定结论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作为参考的证据，本案诉讼时间长，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直接调取证据进行确认收入情况，但鉴定机构当时所作出鉴定意见被法院部分采纳，且上诉人已经构成违约，鉴定费符合败诉方承担原则。另外，原审判决三位上诉人向答辩人返还票款并承担利息、抵押金及利息等正确。
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一）赵起超与华顺公司于2001年12月3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承包合同履行至2003年时，根据2003年吉林省交通厅下发的《吉林省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有期限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原客运线路经营权为通过行政审批取得，不是招标取得，使用期限应于2006年7月31日到期。此时，双方之间履行合同没有受到该行政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二）2006年7月31日以后吉隆公司通过招投标形式取得了本案客运线路经营权，期限为2006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吉隆舒兰分公司以赵起超的车辆申请获批舒兰至长春客运线路许可，该线路由吉隆舒兰分公司经营，并允许赵起超将该车辆以吉隆舒兰分公司名义从事运营，直至2012年7月31日。此期间，双方没有因为发生线路经营权需要招投标的问题，而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双方还在继续履行承包合同，这说明虽然线路经营权的取得方式发生变化，但不能必然导致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的后果。虽本案中确实存在两种线路客运经营权的取得方式，但在赵起超与华顺公司于2001年12月3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第十五条约定：“承包期内的承包基数不变，如�方合同与国家现行政策相抵触或双方所签的合同有损于国家、集体利益，双方有权终止合同，经双方协商后对合同进行及时补充修改和完善。”吉隆公司自愿履行了2001年12月31日华顺公司与赵起超签订的合同中华顺公司的权利义务，该合同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也不存在因不可抗力等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其他情形，吉隆公司理应依据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合同应尽义务。2012年7月31日后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将承包费由合同约定的5000元上涨为30000元，导致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进而解除承包合同属于违约行为，故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理应承担违约责任。（三）关于本案是否需要重新委托鉴定及已经发生的鉴定费如何承担问题。本案原审法官调取了已经实际发生的舒兰至长春的客运经营结算单，采用扣�年平均营运支出中舒兰至长春的车站提留的代理费、上缴公司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并结合相关证据材料及参考吉林方正会计师事务作出的鉴定报告，客观的估算出本案的可得利益损失，故本案不符合需要再重新委托鉴定的情形。因原审部分采纳了鉴定报告的内容，故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上诉认为不应承担鉴定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四）至于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均是原承包合同主体，均应履行原合同义务的问题原审已经阐述清楚，本院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的上诉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982元，由上诉人华顺公司、吉隆公司及吉隆舒兰分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福柱
审 判 员 郭春明
代理审判员 赵 靖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卫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