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41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东陵区榆树屯。
法定代表人：黎家辉，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戈，系辽宁明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
法定代表人：臧建军，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远，系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3民初6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关宇宁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应按照《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完成微信官方服务号升级开发、吸粉拓展策略输出、拓客工具平台使用、拓客渠道督导执行等五项工作。被上诉人对约定的促销工作基本没有实施，且毫无结果，无权收取服务费及销售提成；二、促销活动的目的是促进销售、提升业绩、增加收益，因此被上诉人能否获得服务费及销售提成，应以是否实现额外增加销售套数为衡量标准。
被上诉人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辩称：我方已全面完成各项工作，并达到双方约定效果，且在服务期即将结束的2015年4月16日，上诉人的销售经理王崇在《服务确认回执单》上对我方服务内容及应付费用进行了确认。服务费用的多少是由效果决定的，而不是由服务内容决定的，即使服务内容存在瑕疵，也不影响我方按双方约定的效果主张服务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服务费人民币150000元及销售提成人民币406396.41元，共计人民币556396.41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微信销售合作邀请函一份，邀请函约定：“原告系被告开发的楼盘保利达翠堤湾微信销售合作伙伴，具体合作事宜包括微信官方服务、升级开发、微信营销日常运营策划、吸粉拓展策略输出、拓客工具平台使用，拓客渠道督导执行等工作的合作伙伴。合作期暂定为3个月，采取按执行效果递增方式向原告支付服务费，具体取费测算见附表。”合作邀请函发出后，原告于2015年2月1日开展了各项相关工作，按被告合作邀请函的约定完成了所有工作，但被告未支付服务费及销售提成费用，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不给付，故原告诉讼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30日，原告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出具《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一份，内容约定：“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根据近期双方协商，我司同意引入贵司作为保利达翠堤湾项目微信营销合作伙伴，具体合作事宜包括：微信官方服务号升级开发、微信营销日常运营策划、吸粉拓展策略输出、拓客工具平台使用、拓客渠道督导执行等工作的合作伙伴。经协商，本次协议合作期暂定3个月，采取按执行效果递增方式向贵司支付服务费，具体取费测算见附表。请于发函次日正式开展各项相关工作，派专人驻场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双方合作协议同时一并按流程签订。顺颂商祺。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2015年1月30日”。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在邀请函上盖章。
同日即2015年1月30日，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又向原告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出具《2015年微信推广测算》一份，内容约定：“2014年2月实际来访数量为1,466，2014年,3月实际来访数量为2,704，2014年4月实际来访数量为2,712。2015年2月份销售指标为2,000，需要来访数量为1,216；2015年3月份销售指标为4,000，需要来访数量为2,432；2015年4月份销售指标为5,000，需要来访数量为3,040。对于取费测算约定如下，2015年2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1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1-1,612，服务费为人民币5万元；2015年2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2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1,613-1,758，服务费为人民币10万元；2015年2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3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1,759-1,905，服务费为人民币15万元；2015年2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4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1,906-2,051，服务费为人民币20万元；2015年2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40%以上对应的来访指标为2,052及以上，服务费为人民币25万元；2015年3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1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1-2,973，服务费为人民币5万元；2015年3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2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2,974-3,244，服务费为人民币10万元；2015年3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3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3,245-3,514，服务费为人民币15万元；2015年3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4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3,515-3,785，服务费为人民币20万元；2015年3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40%以上对应的来访指标为3,786及以上，服务费为人民币25万元；2015年4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1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1-2,982，服务费为人民币5万元；2015年4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2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2,983-3,253，服务费为人民币10万元；2015年4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3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3,254-3,525，服务费为人民币15万元；2015年4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40%以下对应的来访指标为3,536-3,796，服务费为人民币20万元；2015年4月比2014年同期来访40%以上对应的来访指标为3,797及以上，服务费为人民币25万元。2015年2月-4月项目完成月销售指标90%（含）-100%销售提成比例均为0.15%；2015年2月-4月项目完成月销售指标100%（含）以上销售提成比例均为0.2%。说明：服务费按来访数量递增计算，按实际档次取费，不做累加。2015.01.30”。
2015年12月4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关于保利达翠堤湾项目营销服务费诉前沟通函》一份，内容载明：“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贵司于2015年1月30日向我司发出《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引入我司作为贵司开发的保利达翠堤湾项目的微信营销合作伙伴，明确约定合作内容和合作期限，并约定采取按执行效果递增的方式支付服务费用。同时告之我司于发函次日开展工作。我司按贵司的要求在服务周期内，即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内提供了双方约定的上述营销服务，并达成非常好的效果。根据贵司发出的《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附表中的取费标准，贵司应向我司支付服务费15万元、销售奖励40.64万元，总计55.64万元。我司的具体执行效果及贵司应支付的具体费用明细如下：2月份销售指标为2,000万元，实际销售2784.5058万元，月销售指标完成率为146%，计提标准为0.2%，应结销售奖励5.569万元，需要到访数量为1216组，实际到访数量为872组，应结服务费为5万元；3月份销售指标为4,000万元，实际销售9,235.1258万元，月销售指标完成率为252%，计提标准为0.2%，应结销售奖励18.47万元，需要到访数量为2,432组，实际到访数量为2,276组，应结服务费为5万元；4月份销售指标为5,000万元，实际销售8,300.1891万元，月销售指标完成率为166%，计提标准为0.2%，应结销售奖励16.60万元，需要到访数量为3,040组，实际到访数量为2,027组，应结服务费为5万元。上述应结销售奖励合计为40.64万元，应结服务费合计为15万元。服务期结束后，我司曾多次与贵司相关负责人联系支付上述服务费和销售奖励事宜，但是贵司一直采取拖延的办法，不履行贵司应付的支付义务。我司认为，我司为贵司提供营销服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而且取得了增加本项目现场的到访量、提高本项目的营销业绩的良好效果，贵司理应按执行效果向我司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此，经我司研究后决定，郑重函告贵司：1、向我司支付服务费15万元；2、向我司支付销售奖励40.64万元。望贵司能念及双方一直以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和平解决此次争议。若贵司于收到本函件后7个工作日内未能予以书面答复及积极履行上述事项，我司将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望知悉。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原告在沟通函上盖章。
2016年6月7日，辽宁诚信公证处根据案外人宁丹的申请出具编号为(2016)辽诚证民字第1392号《公证书》一份，内容载明：“申请人：宁丹，女，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201104198208080027。公证事项：保全证据。申请人宁丹于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来到我处，称因取证需要，向我处申请对其邮箱中的部分邮件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本公证员与本初公证人员谭维娟及申请人宁丹，于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在辽宁诚信公证处，由公证人员谭维娟操作计算计（操作系统：Windows10家庭中文版），进行了如下保全证据行为：一、打开计算机，在计算机桌面上打开‘MicrosoftEdge’浏览器，右下方点击‘…’更多选项-‘设置’，执行‘清除浏览器数据’操作，按下键盘上的‘PrintScreen’键，对当前屏幕显示页面进行截屏，结果见图一（公证书第3页）。二、在计算机桌面上点击‘网络’，右键选择‘属性’，点击‘以太网’，查看‘网络连接详细信息’，按下键盘上‘PrintScreen’键，对当前屏幕显示页面进行截屏，结果见图二（公证书第3页）。三、打开此电脑磁盘C:\\\Window\\\System32\\\drivers\\\etc文件夹，进入该文件夹后打开‘hosts’文件并查看该文件内容，按下键盘上的‘PrintScreen’键，对当前屏幕显示页面进行截屏，结果见图三（公证书第4页）。四、回到计算机桌面，在‘搜索’中输入‘cmd’进入DOS命令窗口，C盘根目录下输入‘ping+空格+mail.qq.com’命令后敲击键盘‘Enter’键，查看该网络连接状态，按下键盘上‘PrintScreen’键，对当前屏幕显示页面进行截屏，结果见图四（公证书第4页）。五、回到计算机桌面，打开‘MicrosoftEdge’浏览器，在浏览器窗口地址栏中输入‘mail.qq.com’网址，敲击键盘‘Enter’键进入到目标网站，按下键盘上的‘PrintScreen’键，对当前屏幕显示页面进行截屏，结果见图五（公证书第5页）。六、分别输入邮箱账号‘56172715@qq.com’及密码，点击‘登录’，进入到该邮箱，按下键盘上的‘PrintScreen’键，对当前屏幕显示页面进行截屏，结果见图六（公证书第5页）。七、点击进入到时间为‘2015/02/28’，发件人为‘411372258’的‘回复：月数据统计’邮件，拖动屏幕右侧的‘滚动条’浏览该页面，并依次按下键盘上‘PrintScreen’键，对当前屏幕显示页面进行截屏，结果见图九至图十（公证书第7页）。九、下载该邮件所附福建‘月数据统计.xlsx’，结果见实时打印（公证书第8页）。十、返回至‘收件箱’第10页，点击进入到时间为‘2015/03/16’，收件人为‘411372258’的‘3月份成交明细’邮件，按下键盘上‘PrintScreen’键，对当前屏幕显示页面进行截屏，结果见图十一（公证书第9页）。十一、下载该邮件所附附件‘3月份成交明细.xlsx’，结果实时打印（公证书第10-12页）。兹证明本公证书中的十一张图片与实时打印邮件附件内容均为公证人员谭维娟实际操作所得，与实际情况相符。”公证书第3页至第12页中对于上述操作截屏所显示的结果通过图片和表格的形式予以记载，其中图片六至图片十一中载明的邮箱账户名称为“杯中水”，图片九、十载明2015年2月28日中午11时57分，“杯中水”作为发件人向账户名称为“保利达销售内勤”的收件人发送包含一份附件名称为“月数据统计”的邮件，2015年2月28日下午2时11分，“保利达销售内勤”作为发件人向“杯中水”回复包含一份附件名称为“月数据统计”的邮件，该份附件内容载明总计来访为807，拓客来访（含外展）为730，非拓客来访为77，成交金额为27140000，成交套数为53，本月任务2000万，任务完成率135.70。图片十一载明2015年3月16日上午9时23分，“保利达销售内勤”作为发件人向“杯中水”发送包含一份附件名称为“3月份成交明细”的邮件，该份附件内容载明2015年3月1日至2015年3月15日客户名称、成交途径以及团队名称，共计77条。庭审中，原告主张案外人宁丹为上海开弈人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派遣到原告的工作人员，负责案涉项目营销期间进行沟通，并提供案外人宁丹与上海开弈人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予以证明。
庭审中，原告又提供用户名为“杯中水”的邮箱中90份邮件，用于证明原告向被告报告每天的工作内容。被告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被告主张虽部分邮件中标注是发送给被告工作人员卢山，但邮件是否实际接收，被告并不清楚。
庭审中，原告又提供项目编号为001的《服务确认回执单》一份，内容载明：项目名称为保利达翠堤湾，项目负责人为宁丹，客户名称为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客户单位联系人为王崇，服务业务类型为服务信息，拓客团队管理为拓客加使用培训安装，监管小蜜蜂动态及考勤工作，微信账号运维为微信公众号搭建，达客通公众号绑定，模块修改，线上激励政策拟定，线上运维排期；策略方案为全年整体行销策略输出，Q1季度全渠道整合营销策略方案，全渠道整合营销地推方案及执行细案激励政策输出；可结算金额为基本月费5万元/月，具体参照合同约定。“客户确认”处载有案外人王崇的签字。确认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
庭审中，原告又提供《保利达.翠堤湾业绩统计表》一份，内容载明2月份指标为2,000万，实际完成为2,784.5058万，百分比为146%，销售奖励为5.5690116万，需要来访数量为1,216组，实际来访数量为872组，百分比为72%，销售奖励为5万；3月份指标为4,000万，实际完成为9,235.1258万，百分比为252%，销售奖励为18.4702516万，需要来访数量为2,432组，实际来访数量为2276组，百分比为94%，销售奖励为5万；4月份指标为5,000万，实际完成为8,300.1891万，百分比为166%，销售奖励为16.6003782万，需要来访数量为3,040组，实际来访数量为2,027组，百分比为66%，销售奖励为5万；合计销售奖励为55.6396414万。被告认可案外人王崇系该公司员工，但被告主张案外人王崇仅为该公司销售部的客户经理，负责揽客和推销商品房，没有权利签收服务确认回执单。
庭审中，被告提供光盘一份，光盘中载明的内容为保利达翠堤湾提案终稿-
励拓1231，用于证明原告主动向被告推荐自己的公司，希望用网络和营销在原有的营销状况很好的基础上提高销售，光盘中记载的原告有计划需要做的工作，但在实际履行中原告并未履行。原告主张该公司确实做过方案，但该方案系基于原告对被告的邀请，即使方案本身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被告所主张的按照增量计算的抗辩意见。
庭审中，被告又提供2014年、2015年克尔瑞网站制作的关于沈阳地区各房地产销售公司营销排名的网页截图26张，截图中载明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保利达翠堤湾系项目在沈阳地区成交排名、所处板块、成交套数、成交面积、成交均价和成交金额等内容。被告提供该组证据系用于证明2014年被告一直名列前茅，在原告没有介入时被告销售一直很好，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原始同期对比实际销售和来访数量的基础上进行提升，但自2015年原、被告合作期间，销售明显下滑。原告对于该份证据提出异议，主张该份证据上显示被告2015年1至4月份销售排名第一，从5月份以后销售排名开始下降，恰恰证明原告在销售中所体现的作用，被告说称因原告介入导致销量下降，与事实不符，近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被告销量下降是受其他因素营销，与原告提供的营销服务没有关系。
庭审中，被告又提供其自行制作的六页《保利达翠堤湾外销客户到访》，内容载明2015年2月28日、3月1日、4月29日来访客户名称、电话、需求面积、居住地区、置业顾问、点位以及派单员名称。被告提供该组证据系用于证明客户到访的原因是被告的营销人员直接派单，所有销售和客户到访与原告所做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同时主张即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多数均为派单后来到售楼处的客户，原告为被告提供的营销服务中，主要就是对派单团队的管理以及在何处派单、如何沟通等工作。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刘娜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刘娜系有道知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员工，该公司与被告系合作关系。证人刘娜证实其于2013年5月10日来到翠堤湾项目，其主要负责营销推广方面，原告是在2015年2月来进行汇报，主要和其合作帮助原有的客户基础上增加到访量，销售的前提是客户的到访，原告承诺能在现有的客户到访量，额外增加更多的客户到访，是对销售有帮助，所以就进行了继续接洽，原告大概工作了3个月。但原告并没有带来额外的客户，每天到访的客户还是原有的，原告派人员进行监控，在3、4月份，又给工作人员上了拓客加软件，但该软件并没有给被告带来客户，反而带来了麻烦。由于软件运行需要流量，被告需向派单人员每月增加人民币20元的流量费，拓客软件主要针对也是派单人员，这些人都是退休人员，用的手机都不是智能的，为了配合软件又换了智能手机，安装后，就是用电脑监测派单人员，并没有带来客户的增加。
庭审中，被告又提供《保利达集团关于集团国内项目招标管理权限、合同管理权限、付款权限及细则》一份，内容载明保利达集团各部门的权限细则以及营销审判流程。被告提供该组证据系用于证明被告涉及对外费用的签署必须要在集团项目管理委员会有权限，其他人没有权限签署涉及到费用的相关文件，案外人王崇签字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原告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主张假设是真实的，洽谈相关业务的被告工作人员认可案涉费用，但被告的领导层不予批准，所以费用都是按照双方约定和主张计算而来，原告所述事实也是真实的。
庭审中，被告又提供三张微信公众号的截图，内容载明名称为沈阳保利达地产，主体信息为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企业），运营者为房某，以及2015年1月29日微信公证平台已经注册的通知。被告提供该组证据系用于证明2015年1月29日，被告委托工作人员房虹针对原告所谓的微信营销申请被告的微信公众号，申请并注册成功后，由于原告在合作的3个月试用期内没有从事相关工作，所以公众号没有发布任何信息，处于空白状态，案外人房虹申请加入的微信公众号。被告认可该微信公众账号仍处于运行状态。在被告提供的三张截图中，有两张并没有载明申请的时间，第三张截图的右上角载明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1月29日。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主张虽然该公众号由原告搭建，但被告也可以进行修改，由于后期被告没有给付服务费，原告才未就曾对该公众号进行维护。
庭审中，被告又提供载有“王崇”签字的辞职申请、辞职信以及微信截图各一份，用于证明案外人王崇在辞职申请、辞职信上的签字与原告提交的服务确认回执单上的签字并不一致，因此服务确认回执单上的签字并不是案外人王崇所签。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曾向被告询问对于原告所提供的《服务确认回执单》中案外人王重的签字是否申请鉴定，被告表示其曾向案外人王崇核实，不是案外人王崇所签，应该由主张是案外人王崇签字的一方提出鉴定申请。在微信截图中，备注名为王崇的一方陈述：“我刚才也看了半天，王字我好像没那么写过。你还记得不，我当时有签字的事情基本都汇报……哥啊，我真记不起来了。你也回忆一下，我有没有申请过给力拓签字的事情。这太久了。”庭审中，被告又申请证人刘凤超作为出庭作证，证人刘凤超系被告的营销总监。证人刘凤超陈述在合作期内，原告曾派宁丹在现场驻场，保利达的公众号确实做了，是被告的营销主管房虹申请的，原告并没有从事什么工作。同时，关于拓客渠道监督执行，原告开发的软件拓客加1.0，属于测试版，运行不稳定，仅能实现打卡签到及路线跟踪，原告仅提供了测试版的拓客加软件，但该软件影响了销售人员的正常工作，非常抵触；关于原告提供的项目编码为001服务确认回执单，起诉后其和王崇电话核实，王崇称时间比较长了，记不清了，感觉王字不是其书写的。
庭审中，被告又提供《2015年2至4月来访、认购统计表》一份，内容载明：2月份销售指标为2,000万，实际完成（认购）指标为2,816万，需要来访数量为1,216组，实际来访数量为872组；3月份销售指标为4,000万，实际完成（认购）指标为9,774万，需要来访数量为2,432组，实际来访数量为2,276组；4月份销售指标为5,000万，实际完成（认购）指标为8,507万，需要来访数量为3,040组，实际来访数量为2,152组。
庭审中，原告陈述其提供的服务包括：微信公众账号的维护、拓客加软件的安装培训和直营团队的监督管理。
现原、被告因欠款问题发生争议，原告起诉来院。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质证笔录，原告提供的质押借款合同等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向原告发送的《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中明确记载了合作内容、支付酬金的标准和金额、履行期限等合同主要内容，性质上应为要约，现原告在收到《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后即派专人驻场推进各项工作，可以看出原告已通过行动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双方达成了合意，因此，原、被告之间合同关系成立。
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向原告发送《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应视为被告基于正常的、合理的商业判断而自愿出具的，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原、被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集中在《2015微信推广测算》中“2-4月取费测算”部分所记载的“来访指标”的解释。《2015微信推广测算》系对案涉《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中约定的“采取按执行效果递增方式向贵司支付服务费”的补充和明确，因此，对于“来访指标”的解释方式决定了服务费收取的计算标准和依据。庭审中，原告主张来访指标为来访数量，而被告则主张来访指标代表来访增量。从合同解释角度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城市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在《2015微信推广测算》的“2-4月取费测算”部分中，以2月份为例，若在2014年2月份实际来访数量1,466组的基础上增加了10%，则来访指标为1,466组×10%+1,466组=1,612.6组，这恰与2月份的“2014同期来访10%以下”所指向的来访指标的最大值相对应；以此类推，纵向衡量，2月份的“2014同期来访20%以下”、“2014同期来访30%以下”、“2014同期来访40%以下”所指向的来访指标的最大值分别能够与以2014年2月份实际来访数量1,466组为基础增加20%、30%、40%的计算结果相对应。同理，横向类推，2015年3月份和4月份的取费测算中来访指标的最大值亦符合这样的计算方式。因此，原告的解释方式符合约定的文义，计算方式指向明确，且无理解上的歧义。反之，若按被告的解释方法即来访指标代表来访增量的标准计算，当来访指标增加了1612组时，增加率为110%，即[(1,466+1,612)÷1,466-1]×100%，而并非其所对应的10%，可以看出被告的解释方法在文义上存在相互矛盾。同时，从整体解释的方法进行考察，《2015微信推广测算》的“2-4月取费测算”部分的来访指标逐步递增，这与《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中按执行效果递增方式支付服务费的陈述以及《2015微信推广测算》“说明”中记载的“服务费按来访数量递增计算，按实际档次取费，不做累加”的条款，不存在上下文表述的冲突。在协议文义清楚、整体表述并不矛盾的情况下，无需运用合同目的解释的方法来进一步理解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应严格按照合同的字面解释理解条款的含义。综上，在《2015微信推广测算》的“2-4月取费测算”部分中，“1”代表的是来访数量为1人，而并非是指来访数量增加了1人；其余来访指标所代表也并非是增加值，而是原数与增加部分的综合，包括原数在内，即来访指标增加到该数值，也就是原告所主张的来访数量。
同时，庭审中，原告又提供载有被告案场经理王崇签字的《服务确认回执单》一份，用于证明案外人王崇在4月中旬对于服务费进行结算。虽被告主张该份回执单中“王崇”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并提供证人刘凤超出庭作证，以及载有“王崇”签字的辞职申请、辞职信、证人刘凤超与备注名为“王崇”的相关人员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但证人刘凤超系被告公司工作人员，二者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可信度低，而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一方面该份证据无法证明聊天相对方即为案外人王崇，另一方面在该份聊天记录中备注名为“王崇”的相关人员并未完全否认《服务确认回执单》中“王崇”签名的真实性。结合被告所提供的载有“王崇”签字的辞职申请、辞职信以及庭审中被告的陈述，可以看出案外人王崇曾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通过《服务确认回执单》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现被告对于“王崇”的签字提出异议，在被告有条件联系案外人王崇到庭接受询问或提供鉴定比对样本的情况下，其拒绝承担举证责任，亦未提供充分证据否认《服务确认回执单》中载明的内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对于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分析如下：被告所提供的光盘及对应的书面材料，仅为原告的一种宣传手段和内容介绍，并非原、被告达成一致内容的意思表示，后原、被告通过发送《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以及实际行动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被告所提供的2014年、2015年克尔瑞网站制作的关于沈阳地区各房地产销售公司营销排名的网页截图，截图的内容无法看出与本案存在关联关系，且在房地产行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该份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告销量的浮动与原告存在关联性；被告提供的《保利达翠堤湾到访表》系其自行制作，在原告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不具备证据的证明效力；对于证人刘娜的证人证言，证人刘娜与被告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可信度低，且证人刘娜在证人证言中亦陈述原告为被告安装了拓客加软件以监督派单人员的出勤情况；对于被告提供的《保利达集团关于集团国内项目招标管理权限、合同管理权限、付款权限及细则》系其公司内部管理性文件，无法体现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否认其自愿出具的《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和《2015微信推广测算》的效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结合上述证据的分析和原告提供的经公证机关的公证确认的公证书中记载的邮件收发状况及附件记载内容，且庭审中，被告亦认可原告为其公司安装拓客加软件以监督派单人员的日常工作，可以看出原告已经以其实际行动接受被告的邀请，并按照《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的内容开展相关工作，被告应按约定履行给付服务费的义务。现被告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备全面阅读理解条文内容、审慎计算投资回报率的能力，在出具《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和《2015微信推广测算》时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现被告自愿出具《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和《2015微信推广测算》，在原告已经实际从事相关工作的情况下，被告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尊重契约精神，严格按照《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和《2015微信推广测算》中记载的付款标准履约，此系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及经济秩序稳定之必要。现被告逾期拖欠原告服务费和销售提成的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对此，被告应承担给付服务费和销售提成的责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服务费和销售提成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给付服务费和销售提成的数额问题。庭审中，原告主张2月份、3月份、4月份的实际来访数量分别为872组、2,276组、2027组，2月份、3月份、4月份的实际销量分别为2,784.5058万元、9,235.1258万元、8,300.1891万元；而被告主张2月份、3月份、4月份的实际来访数量分别为872组、2,276组、2152组，2月份、3月份、4月份的实际销量分别为2,816万元、9,774万元、8,507万元，经对比，原告主张的实际来访数量和实际销量小于或等于被告主张的同期实际来访数量和实际销量，因此，原告主张按照其认可的实际来访数量和实际销量计算服务费和销售提成，系处分自己合法权益，本院予以认可。当2月份、3月份、4月份的实际来访数量分别为872组、2,276组、2,027组时，对应的服务费为“2014同期来访10%以下”所指向的服务费标准均为人民币5万元。当2月份、3月份、4月份的实际销量分别为2,784.5058万元、9,235.1258万元、8,300.1891万元时，由于同期销售指标分别为2,000万元、4,000万元、5,000万元，经计算，完成月销售指标的比例分别为139%、231%、166%，均大于100%，因此，销售提成的比例为0.2%，销售提成总额为人民币406,396.41元（2,784.5058万元×0.2%+9,235.1258万元×0.2%+8,300.1891万元×0.2%）。故，本院对于被告应给付原告的服务费和销售提成合计为人民币556,396.41元（406,396.41元+50,000元×3个月）予以确认。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服务费和销售提成共计人民币556,396.41元；二、驳回原告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65元，由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除“2015年1月30日，原告上海励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被告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出具《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一份”有误外，其他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5年1月3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一份，同时附《2015微信推广测算表》一份。
本院审理中，上诉人自认其公司在2015年全年基本上每月都是沈阳市楼盘销售冠军。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合作期限自2015年2月至2015年4月。现合作期满，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基础服务费150,000元及销售提成406,394.41元，为此，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上诉人向其发送的《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2015年微信推广测算表》和上诉人的销售经理王崇出具的《服务确认回执单》和一份自制的《业绩统计表》，而上诉人则主张被上诉人没有按约定完成工作任务，不应获取相应的服务费，故本案双方争议焦点的是上诉人应否给付被上诉人服务费和销售提成及数额。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2015年微信推广测算表》，系其向被上诉人发送的，要求被上诉人达到的相应的指标，而该《2015年微信推广测算表》中明确写明了2014年2、3、4月份的来访数量和2015年2、3、4月份需要完成的销售指标和需要的来访数量以及2015年2—4月份销售提成的计算标准，其中2015年2月需来访数量1216组，需完成销售指标2000万元；2015年3月需来访数量2432组，需完成销售指标4000万元；2015年5月需来访数量3040组，需完成销售指标5000万元，故本案应以该测算表中载明的服务费和销售提成计算标准作为双方结算服务费和销售提成的依据。
根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5年2至4月来访、认购统计表》来看，2015年2月实际来访数为872组，实际完成销售指标2,816万元；2015年3月实际来访数为2,276组，实际完成销售指标9,774万元；2015年4月实际来访数为2,152组，实际完成销售指标8,507万元。经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完成的《2015年微信推广测算表》对照看，2015年2、3、4月份均超额完成了月销售指标，因此上诉人应给付被上诉人每月5万元的服务费，并按超额完成的月销售指标的相应比例，给付被上诉人提成款。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未完成实际来访量，不应给付基础服务费的问题，因原审法院审理时，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了一份上诉人的销售经理王崇在2015年4月16日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服务确认回执单》，在该《服务确认回执单》上面王崇确认了上诉人应给付被上诉人基础服务费，同时也说明基础服务费不是与来访量增量挂钩，因此，上诉人应给付被上诉人基础服务费。尽管上诉人对该《服务确认回执单》上的王崇的签字不认可，但是因被上诉人还向法院提供了王崇的名片，上面载明王崇为上诉人的案场经理，而且上诉人也不否认王崇是其公司人员，故对这份《服务确认回执单》上的王崇的签字的真实性的否定，应由上诉人向法院提供证据。但是，在一、二审法院审理中，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否定该签字的真实性，故本院只能认定该《服务确认回执单》是王崇所签，并以此认定上诉人应给付被上诉人基础服务费。
关于上诉人应否给付被上诉人销售提成的问题，因上诉人在《2015年微信推广测算表》上载明了销售提成比例的计算标准，而且根据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2015年2至4月来访、认购统计表》来看，2015年3、4、5月，上诉人均超额完成了销售指标，故上诉人应按约定给付被上诉人销售提成。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公司自有销售团队，而且还有其他五个销售团队帮助促销的问题，因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微信营销合作邀请函》、《2015年微信推广测算表》时，并没有告知被上诉人应与其他五个销售团队按此测算表共分服务费和销售提成，故上诉人不能以此做为拒付被上诉人服务费和销售提成的理由。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65元，由上诉人保利达地产佳伴（沈阳）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宁
审判员 鞠安成
审判员 关宇宁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记员 关瑞婷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