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民终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铁物资集团湖南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镇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大道**号湘商世纪鑫城****号室。
法定代表人：杨光文，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董艳、徐丽丽，河北渤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三屯营镇东。
法定代表人：韩力，该公司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柱，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鑫铭制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装备制造园区（亢各庄村南）。
法定代表人：付宝中，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中铁物资集团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湖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西钢铁）、河北鑫铭制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铭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唐民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赵国栋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鲍立斌、王洋参加评议的合议庭，李凯朋任本案书记员，张苏任庭审记录，于2016年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铁湖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艳、徐丽丽，被上诉人津西钢铁的委托代理人王柱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鑫铭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4年3月3日，中铁湖南公司（买方）与津西钢铁（卖方）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主要约定：“一、发货日期：款到发货。二、运输方式及到站（港）费用和负担：出卖人代办运输至买受人院内，运费暂定32元／吨。如遇运价变化，运价按津西同期运价执行。三、交货地点：出卖人院内。四、结算方式：款到发货，两票结算”。合同签订后，中铁湖南公司预付5000万元货款，津西钢铁认可收到上述货款。随后，津西钢铁向中铁湖南公司指定的鑫铭公司发货，磅单由鑫铭公司员工王加民、王庆留、刘宝国签字，王加民、王庆留、刘宝国出庭证实是为中铁湖南公司收货。此外，中铁湖南公司向滦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情况说明》，明确了其与鑫铭公司系代理采购关系，中铁湖南公司与津西钢铁等企业签订采购合同，由鑫铭公司接收津西钢铁发出的货物，并认可与津西钢铁已结算完毕。依据津西钢铁提供的磅单及对账函，津西钢铁累计向中铁湖南公司发出49106205.2元的货物，尚有金额为893794.8元的货物未发出。
另查明，鑫铭公司于2014年3月2日向中铁湖南公司出具担保函一份，承诺“对津西钢铁合同项下的发货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三年，若津西钢铁未能依约履行合同项下之发货义务，我公司承诺在津西钢铁逾期发货后2日内向贵公司支付逾期发货部分的货款。若我公司未能及时支付上述相关货款，除应继续履行外，需向贵公司支付津西钢铁未发货金额20%的违约金作为对贵公司损失的赔偿”。
原审法院认为，中铁湖南公司与津西钢铁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津西钢铁收到中铁湖南公司给付的货款5000万元后，应按约定或中铁湖南公司的指令履行发货义务。津西钢铁提交的《发货指令》及双方《对账函》虽为传真件，但结合中铁湖南公司在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前述《发货指令》和《对账函》的真实性，即津西钢铁按照中铁湖南公司的指令发货至鑫铭公司。2014年6月30日，双方经过对账，津西钢铁发出了49106205.2元的货物，尚欠中铁湖南公司893794.8元的货物。
2014年3月7日，津西钢铁收到中铁湖南公司给付的全部货款后，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发货义务，中铁湖南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应认定自中铁湖南公司起诉之日（2015年5月19日），双方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解除。津西钢铁应向中铁湖南公司返还尚未履行部分货款893794.8元，并自2014年3月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利息。
关于鑫铭公司是否应向中铁湖南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因担保函由鑫铭公司加盖印章，是担保人和被担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中铁湖南公司要求鑫铭公司按照担保函对津西钢铁的发货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成立。鑫铭公司应当对津西钢铁应未发货的货款893794.8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因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担保范围应以不超出主债权为限，故中铁湖南公司要求鑫铭公司按照津西钢铁未发货的货款20%给付违约金的主张理据不足，原审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自2015年5月19日，解除中铁湖南公司与津西钢铁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二、津西钢铁向中铁湖南公司返还货款893794.8元并自2014年3月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中铁湖南公司支付违约利息至本判决生效之日；三、鑫铭公司对津西钢铁应返还货款893794.8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上述两项给付义务，限津西钢铁、鑫铭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四、驳回中铁湖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津西钢铁、鑫铭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8466元，由中铁湖南公司负担362417元，由津西钢铁负担6049元。
上诉人中铁湖南公司主要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经过庭审质证发现，津西钢铁提供的证据看似形成了证据链，但由于这些证据不具备法定形式，比如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与本案无关联性的材料、伪证等。所以，津西钢铁提供的所谓的证据链没有证明力。本案最关键的两份证据《发货指令》和《对账函》，均是复印件，但原审法院竟认定其真实性，并根据这两份复印件作出判决，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其次，刘宝国、王庆留、王加民的证词是同一天出具的，内容高度一致，连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都某致，且三位证人出庭作证时闪烁其词、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因此，上述三份证词是伪证。另外，前述三位证人都某致说自己在鑫铭公司工作，丰润区社会保险局的证明也证明以上三人为鑫铭公司的职工。但是，与本案有关联的是鑫铭公司，故三份证人证言及丰润区社会保险局的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福中和虎跃两个车队的证明也是同一天出具，内容一致，只是前后语序有意做了一些调整，也是伪证。第四，本案涉及的电子证据包括邮件截图、短信记录、QQ聊天记录。这三份电子证据只是津西钢铁公司提供，没有经过公证，原审法院连对方的身份都没有核实，就认定其真实性，这种认定证据的方式是错误的。综上，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津西钢铁返还货款5000万元及至所有货款全部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鑫铭公司对5000元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津西钢铁、鑫铭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津西钢铁当庭主要答辩称：津西钢铁已经履行完了合同义务，因此不存在返还货款的情形。津西钢铁已向中铁湖南公司出具了增值税发票，中铁湖南公司在明确知道鑫铭公司收到货物后，才将增值税发票进行了认证抵税。津西钢铁的义务已履行完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鑫铭公司未到庭，也未提出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除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1、中铁湖南公司二审庭审中对津西钢铁的委托代理人王柱的身份提出异议，认为王柱不是津西钢铁的员工，不能出庭应诉。2、津西钢铁已向中铁湖南公司出具了增值税发票，中铁湖南公司已经进行了认证抵税。3、中铁湖南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交的《白福勇同志情况介绍》载明：“……我公司自2013年9月1日起，外聘该同志为我公司国际贸易事业部矿产资源中心经理（聘期一年）……2014年5月23日，经我公司研究决定，免去白福勇同志矿产资源中心经理职务”。中铁湖南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鑫铭公司向中铁湖南公司发出的函件的《情况说明》载明：“2014年3月，（鑫铭公司）经与贵公司（中铁湖南公司）协商，双方一致同意启动代理采购赊销合作模式，即由贵公司向钢厂采购原材料，赊销我司或我司关联公司……由我司或我司关联公司再给贵公司回款……贵公司分别与津西钢铁……签订采购合同……贵公司向上述钢厂支付采购货款后，津西钢铁……已按合同约定价格履行完全部发货义务……”。中铁湖南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关于与河北鑫铭制管有限公司开展原材料代理采购的业务情况说明》（以下简称《业务情况说明》）载明：“鑫铭公司与我司开展代理采购业务的情况说明如下：2013年初……我司代理鑫铭公司采购原材料并供应鑫铭公司……在此框架合意下，我司与上游钢厂采购原材料供应给鑫铭公司……此业务持续至2014年3月，最后一笔代采原材料业务共四笔，分别是：与津西钢铁、河北钢铁集团荣信钢铁有限公司、河北天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兴隆钢铁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其中与河北天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兴隆钢铁有限公司联系采购为第二次合作。我司于2014年3月7日分别向津西钢铁支付货款5000万元……鑫铭公司法定代表人付宝中又告知我司钢厂已经全部发货，于是我司开始与上游钢厂和下游鑫铭公司联系结算。当津西钢铁……结算完毕后，我司准备与河北天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兴隆钢铁有限公司办理结算时，我司发觉可疑。随后我司立刻停止了原材料代采业务……让鑫铭公司及法定代表人付宝中出具情况说明”。上述材料均盖有中铁湖南公司的印章，均由原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中铁湖南公司在二审中对《情况说明》和《业务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完全认可。4、中铁湖南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了延期举证的申请，并要求二审法院对参与采购业务的案外人白福勇进行调查，由白福勇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中铁湖南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还要求二审法院对《发货指令》、《对账单》、《对账函》上的中铁湖南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5、中铁湖南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提交《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在我司关于与鑫铭公司的代理采购业务的说明中，所称与津西钢铁的结算，仅指财务上的票据结算……并非对收货的确认……”。
本院认为：中铁湖南公司在一审时，对津西钢铁的委托代理人王柱的身份没有提出异议，且津西钢铁提供了王柱的身份证明。因此，王柱作为津西钢铁的委托代理人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出庭应诉。
中铁湖南公司虽然对其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情况说明》和《业务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完全认可，但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否定《情况说明》和《业务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中铁湖南公司对其与鑫铭公司系代采关系也不认可，但从中铁湖南公司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的内容（“在我司关于与鑫铭公司的代理采购业务的说明中，所称与津西钢铁的结算，仅指财务上的票据结算……”）来看，中铁湖南公司对其与鑫铭公司之间系代采关系是认可的，这与中铁湖南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情况说明》和《业务情况说明》中的表述是一致的。同时，中铁湖南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供《业务情况说明》的时间是在当时的参与人白福勇被解聘之后，也就是说上述说明系中铁湖南公司事后向公安机关对当时交易情况的一种自述。因此，本院对《情况说明》和《业务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中铁湖南公司认为津西钢铁提供的《发货指令》、《对账单》、《对账函》、电子证据以及王加民、王庆留、刘宝国的证言，属于无效证据。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津西钢铁提交的唐山市丰润区社会保险局的证明，可以认定王加民、王庆留、刘宝国系鑫铭公司的工作人员，中铁湖南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三人对鑫铭公司收货情况的证言系伪证。第二、中铁湖南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情况说明》和《业务情况说明》的内容明确了：1、中铁湖南公司与鑫铭公司系代采关系；2、中铁湖南公司的上游钢厂为津西钢铁，且采购的钢铁供给鑫铭公司；3、鑫铭公司告知中铁湖南公司津西钢铁已发货完毕后，中铁湖南公司才与津西钢铁进行结算。同时，津西钢铁向中铁湖南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后，中铁湖南公司已经进行了认证抵税。因此，津西钢铁提供的《发货指令》、《对账单》、《对账函》虽系复印件，电子证据虽未经公证，但上述证据能够与《情况说明》、《业务情况说明》的内容和中铁湖南公司认证抵税的行为相互印证。同时，王加民、王庆留、刘宝国的证言与《情况说明》、《业务情况说明》的内容亦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津西钢铁提交的《发货指令》、《对账单》、《对账函》、电子证据以及王加民、王庆留、刘宝国的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津西钢铁已通过向鑫铭公司交货的方式，履行了津西钢铁与中铁湖南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供货义务。
中铁湖南公司虽然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了延期举证的申请，但未明确需要举证的内容。因此，本院不予准许。中铁湖南公司向滦县经侦大队提供的《白福勇同志情况介绍》显示，白福勇已于2014年5月23日被解聘，而中铁湖南公司是在2014年7月16日向滦县经侦大队提供的《业务情况说明》，即在白福勇被解聘后，中铁湖南公司又对当时的业务情况进行了自述。因此，本院认为白福勇（当时的参与人）在被解聘后无论作出何种陈述，均不能否定中铁湖南公司在解聘白福勇后，对当时情况的自述。因此，本院对于中铁湖南公司要求二审法院对参与采购业务的白福勇进行调查的申请，不予准许。由于津西钢铁提供的《发货指令》、《对账单》、《对账函》、电子证据能够与中铁湖南公司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情况说明》和《业务情况说明》的内容和中铁湖南公司认证抵税的行为相互印证，因此已无必要对《发货指令》、《对账单》、《对账函》上的中铁湖南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且中铁湖南公司在一审时并未提出鉴定申请。故，本院对于中铁湖南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2417元，由中铁物资集团湖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国栋
代理审判员 鲍立斌
代理审判员 王 洋
书 记 员 李凯朋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