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民终5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晋明（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滨海金融街*号楼*层****室。法定代表人：耿向前，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臻荣，北京劭和明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北京劭和明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中华，男，1958年6月10日出生，住山西省翼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戎锋，北京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姝菲，北京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晋明（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晋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中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10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晋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臻荣、李杨，被上诉人王中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戎锋、李姝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晋明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晋10民初24号民事判决；2、判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中华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与上诉人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情不清，证据不足。2、被上诉人不能证明上诉人规律性付息的事实，从而无法佐证与上诉人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调取的《浦发银行流水》仅有4笔与被上诉人证据相一致，其余10笔”付息”在上诉人该账户交易中并不存在。3、涉案4500万元系被上诉人配偶李翔认缴晋商联合公司的股权款，李翔转款后与上诉人商定，先行将应缴出资款4500万元暂存至上诉人处。由于晋商联合公司各股东最终并未缴足增资款，李翔要求上诉人退还其暂存的4500万元应缴出资款。2014年8月15日，时任晋商联合公司总经理及上诉人实际控制人的耿向阳与李翔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将本人持有的晋商联合公司和速融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给李翔，以此代替上诉人向李翔清退其应缴出资款3000万元。综上，原审判决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追究其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王中华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4500万元，借款的月息为1.5%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配偶李翔从未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未将借款作为股权转让款转让予上诉人，本案与被上诉人配偶李翔入股晋商联合公司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10月，原告王中华通过泓霖晋融公司转款给被告晋明公司2000万元，2011年11月2日，原告王中华妻子李翔给被告公司转款1500万元，审理中，李翔认可该款应由原告王中华主张权利；2011年12月16日，王淑红受原告王中华委托，给被告转款1000万元，审理中，王淑红本人到庭证明了该事实。另查明，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3月31日给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在被告晋明公司的资金来源项目中，亦注明有李翔（原告王中华妻子）4500万元的民间借贷资金。故原告王中华总计借款给被告晋明公司4500万元。另审理中，原告主张上述借款月息是1.5％，被告晋明公司按月付息至2013年3月。经查，被告晋明公司于2012年1月4日转款给李翔账户60.5万元，后分别于2012年2月8日、3月12日、4月11日、5月31日、6月13日、7月11日、8月10日、9月11日、10月15日分别转款给李翔67.5万元，2013年1月14日、3月25日分别转款135万元，2013年5月16日转款45万元，2013年7月4日转款90万元，另在原告提供的李翔与李小阳的通话录音中，李小阳称转款凭单上是注明了利息的，且对李翔主张的1.5％的月息亦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一，即原告王中华与被告晋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结合查明可知，原告所主张的款项由三部分构成：（一）原告王中华于2011年10月分四次转款至泓霖晋融公司2000万元，该泓霖晋融公司后变更为泓霖晋明公司，公司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即被告晋明公司，结合原告提供的李小阳（被告晋明公司委派至泓霖晋明公司的委派代表）的书面证明复印件及通话录音，均显示该2000万元之后系出借给被告晋明公司；（二）2011年11月2日，原告王中华之妻李翔转款给被告晋明公司1500万元，同时李翔在本案审理中出具书面证明，证明该1500万元系原告王中华利用李翔的账号向被告转款1500万元，该款系王中华出借，共计出借4500万元；（三）2011年12月16日，王淑红受原告王中华委托转款至被告晋明公司1000万元，该款权利人是原告王中华所有。综合上述查明，再结合本案审理中，本院依据原告王中华的申请，向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调取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3年3月31日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中对被告晋明公司的资金平衡表中的各项资金来源（截止2012年12月31日）一栏中注明有李翔（原告王中华妻子）的民间借贷资金4500万元。综上，可认定本案中原告王中华以民间借贷的形式出借给被告晋明公司4500万元，该借贷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二，即本案所涉4500万元借款，有无约定1.5分／月的月息。对此，本院认为，（一）庭审中原告王中华提供李小阳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李小阳认可在转款凭单上写明了是利息；（二）原告王中华提供的李翔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骡马市支行的交易流水显示，被告晋明公司自2012年1月4日起至2013年7月4日。共分十四次转款给李翔，除2012年1月4日的第一笔为60.5万元，自2012年2月起至2012年10月，每月均是等额转款67.5万元，最后的4笔转款总计为270万元，原告主张该270万元是4个月的利息，即4500万元×1.5％=67.5万元×4月=270万元。本院认为，上述等额转款有一定的规律性，且每月67.5万元的转款与原告王中华主张的月息4500万元×1.5％=67.5万元吻合。（三）《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综上，本案中被告晋明公司有规律的按月还款67.5万元，且李小阳的通话录音中亦认可双方之间有利息约定，对与原告王中华之妻通话中主张的月息1.5％亦未提出异议，故可综合认定双方之间有月息1.5％的约定，该约定符合民法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予保护。另结合查明及原告庭审陈述，被告晋明公司已付息至2013年3月。故被告晋明公司应支付原告王中华自2013年4月1日起的相应利息。另因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双方对还款时间有明确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本案中，被告晋明公司有义务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原告王中华4500万元借款及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晋明公司偿还原告王中华借款本金4500万元及利息。（利率按月息1.5％计算，自2013年4月1日起计付至本金归还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66800元，保全费5000元，总计271800元，由被告晋明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晋明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案外人李翔为该公司发起人及股东；2、《晋明（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案外人耿向阳为该公司发起人，执行董事；3、《泓霖晋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晋明公司为该合伙企业合伙人。第二组：4、《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5、《关于〈”晋商联合”公司股权结构及相关问题整改方案〉的议案》（2012年4月29日）；6、《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7、《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专项审计报告》（节选）；以上证据证明案涉4500万元的性质不是民间借贷，而是上诉人配偶李翔新增股份的认缴款。第三组：8、《股权转让合同》、《股份转让合同》、《借条》、《借款合同》等9份；9、《资产转让及债务承担协议》；10、《关于晋明（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会计的说明》；以上证据证明晋明公司归还李翔的1073万元不是利息，而是退还的认购出资款。第四组：11、录音证据文字版（附光盘），潘晋荣身份证明；证明被上诉人配偶李翔是本案的真正当事人，李翔认可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冲抵3000万元出资款的事实。被上诉人王中华质证意见，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质证；对证据4-7无原件，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4500万元是股权款；对证据8-10与本案无关联，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1录音资料无原始载体，证人未出庭，不予认可。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王中华向本院提供新证据1份，即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案外人李翔于2011年4月7日实际认缴公司股份7600万元，与上诉人提供证据第70页一致。本案资金往来发生在2011年10月，与李翔认购股份没有关系。晋明公司对王中华向一、二审法院提供的证据综合质证意见，对证据1四份转账凭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转账用途与借款不相干；对证据2泓霖公司证明，没有公司盖章，签字人李小阳不是公司会计人员，不具备证据资格；对证据3李小阳通话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4泓霖公司企业信息没有原件，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5李翔转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借款；对证据6李翔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双方为夫妻关系，不具证明效力；对证据婚姻证明7无异议；对证据8、9王淑红转账、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转账单签字人是李翔而不是王中华；对证据10专项审计报告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报告内容有明显错误，不能证明4500万元为借款；对证据11、12两个银行流水相互矛盾，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新证据晋商联合证明，不具形式要件，不予认可。上诉人晋明公司与被上诉人王中华对双方之间存在45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晋明公司已经李翔账户支付1073万元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案的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中华主张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供了转账凭证、李翔及王淑红的书面证明、晋明公司工作人员李小阳的证明以及晋明公司向李翔账户打款偿还利息等证据。转账凭证及李翔、王淑红的证明材料，证明王中华完成了向晋明公司的资金交付。王中华提供的李翔个人账户交易记录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骡马市支行出具的李翔账户交易流水相互对应，每月相对固定还款67.5万元，与王中华主张的月1.5%的利息相一致。与原审法院调取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3年3月31日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记载的有李翔（被上诉人王中华妻子）的民间借贷资金4500万元，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晋明公司对被上诉人王中华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其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欲证明案涉4500万元是上诉人配偶李翔新增股份的认缴款，但根据提供的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及王中华提供的晋商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均证明李翔认缴的7600万元股份已经出资到位，与案涉4500万元没有关联，不能对王中华的证据形成有效抗辩。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王中华与上诉人晋明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王中华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1.5%，其向原审法院提供的李翔账户流水单与农行北京骡马市支行出具的交易流水记录相一致，分别记载了晋明公司向李翔账户转款的事实，于2012年1月4日转款60.5万元，2012年2月8日至2012年10月15日每月分别转款67.5万元，2013年1月14日和3月25日分别转款135万元，2013年5月16日转款45万元，2013年7月4日转款90万元，总计1073万元。被上诉人王中华对第一次及最后四次转款金额不同已作出合理说明。每次转款金额与其主张的4500万元之每月1.5%的利息67.5万元相吻合。晋明公司以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浦欣支行交易记录只有4次为由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其未能提供该1073万元转款的其他交易证据，不能有效对抗被上诉人王中华提出的证据。晋明公司向本院提供的第三、四组证据，欲证明双方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向李翔冲抵3000万元出资款，其归还的1073万元是李翔的出资款本金，而非利息。但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未能形成有效的冲抵事实，同时其也未提供1073万元的其他还款凭证以支持自己的主张。2017年9月15日，本院依法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骡马市支行调取了李翔个人账户自2012年1月至2013年7月的交易记录，与王中华提供的李翔交易流水记录相一致，足以证明晋明公司自2012年1月至2013年7月间每月相对固定地向李翔账户打款67.5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的规定，可以认定上诉人晋明公司与被上诉人王中华之间的民间借贷约定了按月1.5%的利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800元，由上诉人晋明（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学明审判员  段晓斌审判员  王 东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贺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