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宁01民终18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英，男，197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会玲，女，197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施诺、谢卓言，宁夏泽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芳，女，1977年6月18日出生，回族，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代理人何凤玲，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国英、贺会玲与被上诉人周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6）宁0106民初2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英、贺会玲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16）宁0106民初219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就借款事实和数额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且缺乏有效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过34万元的款项。二、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34万元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一审出示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和漏洞，证人亦与被上诉人有亲属关系，故一审判决中所谓“证据链条”非常牵强。三、被上诉人出示的书面证据没有利息方面的任何约定，仅有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证明双方有利息1毛约定，一审判决不能依据间接证据对利息进行认定。四、一审判决按民事盖然性规则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34万元，并在文书中使用“推定”等词语，这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相互冲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不应用盖然性的规则和推定的理由判定案件。五、被上诉人出示65万元借条是2016年1月12日形成，但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发生在2013、2014年期间，借条形成之前的债务和借条形成之后的债务无关联性。
周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具有关联性，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证实上诉人自2013年7月起向被上诉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内容，本案一审法院判决2013年7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是有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数份借条的借款金额均包含本金及利息。2016年1月12日出具的借条是双方协商还款在降低利息的情况下重新计算形成的，与之前出具的数份借条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约定借款的高额利息，故被上诉人的诉请合法合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65万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2日，被告李国英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周芳现金650000元整（大写陆拾伍万整），借款用途，周转资金用途。元月底先还款8万元整，以后每月还四万元，直到还完为止。如不按期归还，一切后果由李国英负责”。因被告并未按约定偿还原告2016年1月至2016年5月的借款24万元，原告认为被告没有还款的诚意和能力，故行使不安抗辩权诉至法院。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并未实际出借，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自认其实际出借金额为34万元，具体明细为：1.2013年7月7日，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分两次将10万元转入被告贺会玲的账户；2.2013年7月29日，原告从自己的银行卡取款49990元，连同零钱凑足5万元，借给李国英；3.2013年11月6日，原告从银行取款1万元交给李国英；4.2013年11月到2013年底，分三次各3万元，共9万元以现金形式交付给李国英；5.2014年1月，原告分别给李国英现金4万元、5万元，共9万元。以上合计34万元。2014年9月10日，被告李国英在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上书写借条，载明借原告现金80万元，于2015年2月30日之前归还。原告自述双方借款时口头约定利息月息1毛，故该80万元包含本金34万元及利息。考虑到被告的偿还能力，2016年1月12日被告李国英再次向原告出具借条时，仅要求其连本带息还款65万元。同时，原告自认被告李国英于2015年10月左右向其还款1万元，2016年春节前又还款2万元。一审另查明，被告李国英与被告贺会玲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0年11月9日登记结婚。原告所诉的借款时间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李国英于2016年1月12日向原告出具的65万元借条，是证明借贷双方形成借贷法律关系的有效凭证，但该65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是否真实发生了借贷事实，是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凭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被告虽然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但并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而原告提交的银行转款记录、银行取款凭条、双方通话的短信息内容截图、被告于2014年9月10日出具的借条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虽然各证据本身存在瑕疵不完整性，但相互之间能够印证，与原告自认实际出借34万元的陈述相对应，形成了证据链条。按照民事证据的盖然性规则，法院确认原告实际向被告出借34万元。被告李国英虽然实际借款34万元，但其出具的借条却载明借65万元，可以推定双方口头约定过高额借款利率。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双方发生的最后一笔借款为2014年1月，本院酌定自2014年2月1日开始计息，按照年率24%计算，截止2016年1月12日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之日，利息为158000元。原告自认被告李国英于2015年10月左右向其还款1万元，2016年春节前又还款2万元。该3万元从借款本金中扣减。被告李国英与被告贺会玲系夫妻关系，原告就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主张权利，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李国英、贺会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周芳借款本金310000元，并支付利息158000元，合计468000元。案件受理费10300元，减半收取5150元，由原告周芳负担1800元，被告李国英、贺会玲负担3350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两组证据，证据一、银行交易流水5张，证明被上诉人的经济状况足以借款给上诉人的事实。证据二、借条一张，证明上诉人以北京的房产作为抵押向被上诉人承诺还给被上诉人现金80万元，该份借条是2013年7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现金金额及利息的总和。上诉人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银行印章，且只反映2013年流水情况，无法证实2016年发生的业务情况。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80万元并未实际支付，与2014年5月18日的欠条系同一类型。本院对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确认如下：对证据一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可，对于证据二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借款是否真实存在；如存在，借款的具体数额如何确定。被上诉人一审提交了上诉人李国英出具的一张65万元的借条，上诉人李国英认可该借条是其所书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对其书写借条的法律后果应知晓，且从上诉人李国英与被上诉人的短信截图内容反映出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再结合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因被上诉人自认该65万元借条中包含高额利息，实际交付上诉人34万元，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亦对于34万元的给付情况了充分的说明。故一审法院结合交付凭证、支付能力、借款金额的大小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借款的具体金额为34万元亦无不当。上诉人虽主张借款未实际给付，但对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上诉人仅提出异议，并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在证据优势的基础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被上诉人一审主张的65万元的诉请中包含本金34万元及利息，因利息约定过高，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按照年利率24%计算双方借款的利息并无不妥。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上诉人李国英、贺会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和平
审 判 员 赵来珍
代理审判员 杨璐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王丽娟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