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423民初483号原告胡峥，男。委托代理人何春光，衡山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告文彬，男。原告胡峥与被告文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助理审判员王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成金林、贺原媛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代理书记员彭斌担任法庭记录。于2016年6月2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峥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春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文彬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峥诉称：原告原是钢材批发供应商，被告文彬从2007年开始起在原告处赊购钢材。至2009年10月10日，经原、被告双方结算，被告共欠原告钢材货款2720631元，被告于同日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被告出具欠条后，陆续向原告归还货款98万元。2014年8月，原告将自己所有的一台湘D93188小轿车以4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被告支付了车辆转让款450000元。2015年8月，原告又将此小车从被告处开回，原告自愿同意该车作价450000元以抵偿被告欠原告的货款。至今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290631元及利息。原告于2016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文彬立即归还原告货款1290631元及以1290631元为基数从2009年10月10日起按照月息1分的标准计算至货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胡峥就欠条形成过程解释：“2007年原、被告均在北京做钢材生意，原告胡峥与案外人罗章义合伙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开设了一家钢材门店。2007年7月至11月间，被告文彬在原告经营的钢材门店处多次购买钢材送往工地，但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往来的钢材总货款为6199420.8元。在此期间，被告文彬的工地每次有回款后就向原告支付一部分货款。2009年左右，原告胡峥与案外人罗章义散伙并进行了结算，双方约定对被告文彬的欠款所形成的债权由原告胡峥个人享有，罗章义不再享有此笔债权。故在2009年10月10日，原、被告对双方之间的往来账目核对清楚后进行了结算，被告文彬于同日向原告胡峥出具欠条一张，欠条金额为2720631元。欠条上的数字是文彬认可并自愿写下的，因为当时账已算清，欠条书写后相关结算凭证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当已经丢失。”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欠条，拟证明至2009年10月10日止，被告文彬欠原告胡峥钢材款2720631元；2、货单，拟证明原告自2007年7月至11月，共计销售给被告文彬的钢材金额计6199420.8元；3、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车辆转让协议，拟证明被告文彬欠原告胡峥的钢材款及被告文彬车辆抵付货款等情况。被告文彬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但其于2015年7月5日向本庭陈述如下：1、被告2007年在北京做钢材生意时确实向原告开设的钢材门店购买过钢材，但原、被告双方没有进行过结算，欠条虽然是被告本人出具的，但是是基于原告和其妻子黄志辉、案外人罗章义的逼迫，欠条上的金额2720631元也是原告自己主张的数字，被告并不清楚该数字的由来；2、欠条出具的时间是2009年10月10日，欠条出具后，原告没有向被告催收过，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3、被告在2015年已经将所有货款还清，不再欠原告的货款。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经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证明了被告文彬拖欠原告胡峥货款的事实，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3，该组证据反应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必然的联系，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本院采信的证据，查明如下案件事实：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原、被告在北京做钢材生意期间存在货款往来。被告文彬因需要向工地送钢材，在2007年7月至11月期间，向原告开设的钢材门店购买钢材。原告根据被告的指令发货，被告共向原告购买了型号不同价值总额为6199420.8元的钢材。2009年10月10日，原、被告双方经结算后，被告文彬向原告胡峥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胡峥钢材货款计人民币贰佰柒拾贰万零陆佰叁拾壹元整（￥2720631元）是实。”出具欠条后，被告从2012年底至2014年底分多次以现金和转账的方式陆续归还原告货款共计98万元，其付款时间为：2012年12月底现金支付100000元，2014年3月银行转账支付300000元，2014年5至6月从被告处拖砂砾石折抵欠款460000元，2014年8月银行转账支付100000元，2015年1月现金支付20000元。剩余款项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二、原告主张的以物抵债能否成立；三、被告应否支付欠款利息；四、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债务应当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原告胡峥与被告文彬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根据现有的证据显示，原告根据被告的指令向被告供应钢材，被告以现金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文彬于2009年10月10日向原告胡峥出具的欠条，系文彬与胡峥对双方之间的货款往来形成的结算，属于直接证据，证明力较强。且被告文彬也认可其向原告购买过钢材的事实，故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被告文彬陈述案涉欠条是在受原告胁迫的情况下而出具的，但被告既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起撤销或变更之诉，故对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文彬还辩称其与胡峥没有进行过结算，欠条上的金额2720631元也是原告自己主张的数字，被告并不清楚该数字的由来，但被告未能提交证据加以证明该数字存在误差，而原告向本庭陈述欠条上的金额2720631元是原、被告双方对业务往来账目核算一致后得出的，文彬认可了该数字并自愿出具欠条。经审理查明，本案中被告文彬出具欠条时间为2009年10月10日，2012年开始被告陆续有向原告还款的行为，系欠条出具时间在前，被告归还款项在后。若按被告所说欠条上的数字系原告个人主张，被告不认可欠条上的数字，那其后被告的还款行为就显然不符合常理。故本院认为，案涉欠款总额是双方基于欠款的事实自行结算的数额，文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出具欠条的行为及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有着充分的认知与理解，理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另被告文彬抗辩其在2015年已经将所有货款还清，不再欠原告的货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依然需要承担偿还义务，故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同时，欠条作为书证的一种，其包含具体、明确的思想内容，具有直接证明性和稳定性。据此，本院认为，在胡峥对欠条的签署过程作出陈述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怀疑并不能推翻欠条的真实性，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欠款1290631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以物抵债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一，必须有原债的关系存在；其二，必须有双方当事人关于代物清偿的合意；其三，他种给付必须与原定给付不同；其四，须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替原给付。现原告当庭陈述其在2014年5-6月间在被告处拖砂砾石折抵欠款460000元，且砂砾石价格是按当时的市场价折算的，并向被告出具了一张金额为460000元的收条，被告也认可该数字。被告则认为原告拖走的砂砾石金额大于460000元，原告出具的收条现也无法找到，被告亦未在本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提供反驳证据加以证明。本院认为，从原、被告的陈述中可以得出双方之间存在以砂砾石折抵货款的合意，原告也已经将砂砾石拖走，并自愿抵扣了货款，现双方争议的是砂砾石的具体金额。被告反驳原告主张的数字没有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原告主张的以价值460000元的砂砾石折抵货款的自认行为，本院予以支持。另原告主张以从被告处开走的一台车牌号为湘D93188小轿车作价450000元抵偿被告欠原告的货款，被告陈述其已经支付了450000元的车辆款，车辆虽未办理变更登记，但实际所有权人是被告，现被告认为原告私自开走被告车辆的行为属于盗窃，被告已经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同时被告也不认可原告主张的以车抵债的行为。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关于车辆的交易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且原、被告之间也不存在以车抵债的合意，双方可协商处理此事或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等其他合法途径予以解决。故原告主张的以车抵债行为不能成立，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未变更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现原告未变更其起诉的标的额，系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行为，故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原告将钢材交付与被告，被告未按约定将货款支付给原告，系被告违约，被告应承担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民事责任。因案涉欠条中未约定利息，原、被告也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其计算方法，现原告主张被告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的起点宜从原告提起诉讼的次日即2016年5月21日起计算。其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同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逾期罚息30%的标准计算，原告主张从2009年10月10日起按照月息1分的标准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请求，本院只在上述限度内予以支持。关于焦点四。因被告文彬出具的欠条上未写明货款支付日期，亦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履行期限，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被告虽对本案的诉讼时效提出了抗辩，在没有证据显示原告何时向被告主张债权的情况下，原告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处在未确定状态。退一步说，被告文彬在2012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还款行为应视为其同意履行义务行为，诉讼时效也因中断而重新计算。现原告起诉向被告主张债权，无论是从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还是中断之日起重新计算，原告的起诉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文彬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峥货款1290631元，并从2016年5月21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逾期罚息30%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偿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胡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文彬未在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16元，由被告文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璇人民陪审员  贺原媛人民陪审员  成金林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代理书记员  彭 斌校对责任人：王璇 打印责任人：彭斌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