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1民终29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宗元，男，196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华，安徽黄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169号。负责人：洪波，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锋，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云，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登科，男，196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桑兰庆，女，1965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东路与全椒路交口春晖大厦一楼。法定代表人：李胜祖。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安徽律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宗元因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合肥分行）、胡登科、桑庆兰、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宗元上诉请求：1、撤销(2016)皖0103民初100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所有诉请；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律规定。1、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在涉案业务主合同《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及相应公证书中约定的合同保证人都只有江北公司，没有李宗元。首先，在《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中合同主体及落款签署处的合同签署人中只有一个保证人江北公司，合同签署第二日办理的相应公证书的内容中保证人也只有江北公司，原审法院认定李宗元是合同中保证人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其次，李宗元从未出具过任何加盖其名章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及《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也从未同意过为江北公司任何客户的贷款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更没有开立过账号为：55×××02的个人存折账户。2、原审判决认为李宗元提供了个人连带担保是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客观常理的错误认定。首先，原审判决根据(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认定2009年2月10日和2007年3月16日的《印章授权书》是《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的李宗元名章对上诉人产生效力的依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有规定，已经生效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可以不用证明，但同时该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而且本案和那五个案件的案情也不同，此环节的事实性质都不同。那五个案件是在招行合肥分行的大钟楼支行办理的，江北公司承认其以公司名义给过大钟楼支行公司授权：而本案是马鞍山路支行办理的业务，该支行根本没有获得任何有关联的授权。本案和前五案主张所依据的证据也不同。确切地说，(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中认定的上述事实与本案这个环节的事实不相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条件，原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在此部分对生效裁判法律文书的使用是错误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同时，本案中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两份《印章授权书》、皖惠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都是原审法院前述认定的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其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2009年2月10日的《印章授权书》内容清楚明确，授权单位是江北公司，被授权单位是招行合肥分行，是江北公司对其公司行为的授权，与李宗元个人没有任何关联；该授权书中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的签名也已经过司法笔迹鉴定，依据皖惠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该处“李宗元”签名既和李宗元同一时期的历史笔迹不符，又和李宗元现在的笔迹不符，足以证明不是李宗元所签。2007年3月16日的《印章授权书》内容显示，授权单位是江北公司，被授权单位是招行大钟楼支行，而本案是发生在马鞍山路支行，与本案整个案件都无任何关联。对此份授权书，因李宗元发现其中法定代表人签署落款处“李宗元”签名亦非李宗元笔迹，为查明事实已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了笔迹鉴定，但一审法院明确告知此授权书是给大钟楼支行，本案是在马鞍山路支行办理的，此授权书与本案没有关联不用鉴定，现在却又在判决中把该授权书作为案件基本事实的定案依据，让李宗元实在难以理解。其次，原审法院认为，综合江北公司提供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与多年的交易惯例，李宗元提供了个人担保。但从江北公司提供的该协议内容看其中并没有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贷款客户提供个人担保的约定，而该公司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也是证明双方的合作中不存在本案涉及的法定代表人个人担保行为。庭审中该公司作为事件直接参与方也多次明确证明所谓李宗元个人担保是不真实的，李宗元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双方多年的合作惯例都是担保人只有公司，合作方式也一直按照双方2007年签订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所以后期都没有再签订过协议。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的合同主体及落款签署处的合同签署人也只有贷款人、借款人、一个保证人江北公司，相应公证书的内容陈述中保证人也只有江北公司。虽然《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中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另行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和补充条款见附表一，而附表一中也记录了李宗元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此合同是涉案业务的主合同，也是招行合肥分行单位制作并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非常全面，但实际使用到具体业务中，并不是其所有设定的自身权利保障条款和载明内容都能与合作方达成合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合同关系是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合同的效力不能及于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这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因此，这些内容不能对李宗元产生法律约束力，显然原审判决的认定是违反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再次，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所以，既然有其他董事无论兼职、专职，董事长是不能控制董事会的，更不要说控制公司。也不可能以董事长之职去具体审查到公司几千名客户的每一份贷款合同。而且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主要合同和公证书中并没有法定代表人承担个人担保的有效约定。因此，原审法院以2005年李宗元即为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董事长，认定李宗元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认定李宗元审查过涉案客户的合同，知悉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是不符合常识且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3、原审判决对李宗元名下存折账户代偿款项的归属及代偿行为性质没有审查，导致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进而作出错误的判决结果。原审判决认定，李宗元在招行合肥分行处开户，作为偿还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第一扣款账户系借款人本人账号，第二扣款账户系李宗元尾号为“10002”的账号，借款人未及时还款时，招行合肥分行即从第二扣款账号划款，对于扣划行为，李宗元应当知晓，却从未提出过异议，李宗元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江北公司提供存折、划款通知，垫款通知证明，该账户是招行合肥分行在李宗元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规开立的，用来规避上级对其逾期率的监管。因为从约定的保证人账户里直接代偿，上级可以查到客户的违约情况，若客户违约严重，代垫发生次数多，影响其业绩和业务开展。招行合肥分行开立李宗元账户后，当借款人发生违约时，招行合肥分行是先从该公司账户上把钱转到以李宗元名义开立的存折账户上再进行代偿，李宗元名下存折账户中出现的款项均是从公司的账户上转进去的。此账户划出的款项，没有李宗元的个人授权，是由招行合肥分行直接划到借款人的还款账户上进行代偿行为，而对此账户的划款和代偿明细的情况也是由招行合肥分行直接通知公司。江北公司的连带保证人身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招行合肥分行却不在其账户上直接扣款，对此反常的行为，原审法院认定却不查明理由；公司的钱划到李宗元名下的存折账户里进行代偿，所有的代偿细目，款项出入都是通知给公司，李宗元名下账户明明是公司代偿的媒介，根本不能认定为实际还款人，李宗元更无法得到任何扣款通知。在招行合肥分行明确确认上述违约代垫方式后，原审法院却对代偿款项归属和代偿行为的性质这些关键事实均没有审查认定，导致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进而作出错误的判决结果。4、原审判决对《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认定是错误的。原审判决认为，《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名章视同为李宗元签名，对李宗元产生效力。关于其中名章的使用及授权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累述。此担保书，李宗元一直不知情，根据江北公司的陈述，此担保书系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为掩盖其违规以李宗元名义开户，并一直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从该个人账户上划款等非法行为，操纵江北公司和其相互串通捏造出来的虚假文件。现退而言之，假设它是真实的，该担保书也未能生效。该担保书第20.1条的生效条款明确约定，担保人为自然人的须本人亲笔签名才能生效。按照招行合肥分行的主张，李宗元以个人名义提供担保，当属自然人，签署处也应该是亲笔签名，而不是加盖名章。所以，这份加盖名章的担保书不仅有悖常理，而且违反了生效条款的约定，该担保书的法律状态依法应为未生效，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对其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用推定的方式认定李宗元应该知晓存在个人连带担保的事情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首先以李宗元担任过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工商档案中李宗元担任过董事长为由，推定李宗元知悉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行为；其次，又以尾号为“10002”是李宗元本人的银行存折，作为垫款第二还款账户，招行合肥分行从此帐户上扣划保证资金，推定李宗元知晓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对于李宗元曾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是否能控制公司，审查具体客户业务合同问题及尾号为“10002”李宗元名下的银行存折是如何来由与使用的，李宗元是如何无法知情，无法不能提出异议的，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对于推定保证行为成立，原审法院认定的名章没有进行个人担保行为的使用授权，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两份《印章授权书》均与本案无关，李宗元没有承担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由始至终也没有同意过为江北公司的任何客户提供任何形式的个人担保。《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民事行为的成立要件之一。而保证责任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责任，它是保证人基于与债务人的特殊关系而承担的一种单务、无偿的法律责任。由于保证责任的这一特性，法律制度才侧重于对保证责任行使的限制。司法实践中，对保证责任不能像民事行为那样适用推定，保证不能推定是一项基本原则，在没有保证人真实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是不能推定成立保证行为的。因此，原审法院运用推定认定李宗元应承担个人连带保证责任，是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2、原审判决对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的认定明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招行合肥分行向江北公司主张视为向李宗元的主张，江北公司的还款行为对李宗元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招行合肥分行对其他债权的诉讼可以产生对本案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并因此判定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诉请没有超过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首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第3条约定的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签订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另加两年。”此约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早于主债务履行期，违反法律规定，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依法应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原审法院对本案保证期间为两年的认定显然是违反客观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李宗元和江北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在本案中也是独立的诉讼当事人，这是法律赋予任何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原审法院认定对江北公司的主张可以对李宗元个人直接产生中断其所谓个人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效力，是违反客观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的认定。对于扣款行为能否认定为李宗元履行担保行为，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现退而言之，即使根据招行合肥分行的证据和原审法院的认定，李宗元最后还款时间是2012年12月28日，此后再无还款，招行合肥分行2016年1月提出的诉请无论是依据保证期间的法律规定，还是依据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都丧失了胜诉权。另，招行合肥分行在其他五案中对李宗元提起的诉讼是另外的债权，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对于本案的债权招行合肥分行没有任何在保证期间内或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内向李宗元主张的证据，原审法院以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其他债权的诉讼主张，作为中断本案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依据，是张冠李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错误适用法律的行为。综上，本案从事实上看，李宗元不可能为总额高达几千万的贷款提供个人连带担保，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合作协议、主合同、公证书里担保人也只有江北公司，代垫账户里的钱也是江北公司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本案出现的李宗元名章没有李宗元提供个人担保的任何使用授权，关键证据违反生效条款，不能生效，保证期间已过，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已过。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判定李宗元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实在是无视事实和法律。招行合肥分行辩称：关于案涉的《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李宗元印章的问题，结合所有的案件，无论是由马鞍山路支行具体办理的业务，还是大钟楼支行具体办理的业务，涉及到《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李宗元印章的贷款业务均发生在2011年2月以前，招行合肥分行正是依据李宗元分别于2007年3月16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合肥大钟楼支行和2009年2月10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两份印章授权书和双方长期的合作惯例，而认可《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的李宗元印章可代表李宗元的个人签字，进而发放贷款。因此，即便《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是李宗元的印章，而非签字，也不能否认李宗元个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结合招行合肥分行提交的其他证据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书，《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是李宗元的印章并不影响李宗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而在本批系列案件中，发生在2011年2月以后的贷款业务，《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均是李宗元本人签字，这是招行合肥分行在后期与被告的合作过程中，出于审慎的原则，要求李宗元本人签字，而李宗元本人也配合招行合肥分行的工作，在2011年期间及以后的《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予以签字，明确表示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向两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问题，由于李宗元系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其身份具有双重性质，招行合肥分行一直都在向江北公司和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鉴于两保证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和该批系列案件的特点，招行合肥分行通常在一批案件产生逾期内集中要求两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江北公司也在庭审中承认江北公司将资金转入案涉的保证金账户，再由保证金账户转入至案涉的李宗元本人开立的作为扣款账号二的账户，来实际履行保证责任，李宗元对于多年以来的上述从其账户的扣划行为均没有异议，可见其早已经以实际行动履行担保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通过诉讼的方式向李宗元和江北公司主张保证责任，由于江北公司的保证金账户没有余款且江北公司也不积极履行保证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便于2014年11月通过保全李宗元名下坐落于合肥市长江东路与全椒路交口春晖大厦401-406房产（权证字号：瑶字第××号），个人房产的方式向李宗元主张其担保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中所有逾期贷款的保证责任，以确保李宗元个人承担保证责任，履行代偿义务，因此招行合肥分行是在保证期间内向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也是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内依法起诉李宗元，故李宗元现以招行合肥分行超过保证期间向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为由来不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招行合肥分行已经就李宗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提供了充分证据，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如果，李宗元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反驳招行合肥分行的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江北公司辩称：对李宗元的上诉意见没有异议。在相关案件中均是江北公司在履行保证责任，李宗元未履行保证责任，招商银行向江北公司出具了代偿证明。招商银行陈述的从李宗元账户扣款履行保证责任的情况，实际上李宗元的账户是江北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具的，江北公司先将保证金汇至李宗元账户，再从李宗元账户扣款是招商银行自行操作的。胡登科、桑庆兰未作答辩。招行合肥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登科、桑庆兰连带偿还招行合肥分行的借款本金90719.84元及利息3639.62元、罚息24664.71元、复息1046.30元，以上合计120070.47元（上述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至2015年11月30日，此后顺延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胡登科、桑庆兰连带支付招行合肥分行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9000元；3、依法确认招行合肥分行对胡登科用于抵押担保的上海彭浦牌PD135Y推土机（发动机号：B409021374）就上述第一、二项诉求享有优先受偿权；4、江北公司、李宗元作为保证人对上述第一、二项诉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江北公司自2007年开始与招行合肥分行开展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招行合肥分行为江北公司销售的工程机械车辆的购买人提供按揭贷款，贷款额不超过售价70%,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江北公司为双方审核同意的借款人的工程机械按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应按每个借款人贷款金额的5%比例向招行合肥分行指定账户交存保证金作为担保；如借款人发生连续逾期3期（含）以内或累计逾期6期（含）以内的，江北公司无条件垫付所欠贷款本息，代垫月供时间不得超过扣款日后十个工作日，且代垫不得动用保证金账户内资金；若借款人连续逾期3期以上或累计逾期6期以上，招行合肥分行宣布贷款全部提前到期，江北公司就借款人所欠全部贷款本息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及其他债务的，招行合肥分行有权选择要求江北公司先行履行连带责任保证义务，或依据具有强制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先行申请强制执行抵押用以归还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不足部分由江北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该合作协议的落款处有双方加盖公章，且时任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宗元也同时签名。2010年9月29日，招行合肥分行（合同中的贷款人）与胡登科（合同中的借款人、抵押人）、桑兰庆（合同中的共同抵押人）、江北公司（合同中保证人）、李宗元（合同中保证人）签订《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胡登科向招行合肥分行贷款238000元，用途为购买工程机械设备；贷款期限为36个月，贷款偿还采用等额还本付息方式偿还；贷款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基准利率5.4%上浮10%执行，首期执行贷款年利率为5.94%；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贷款本金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执行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同时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对逾期利息计收复利；如遇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罚息利率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相应上调；抵押人自愿将其享有合法所有权和处分权的向江北公司购买的工程机械上海彭浦牌PD135Y推土机（发动机号：B409021374）抵押给贷款人以担保借款人按期偿还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和其他应付款项；保证人江北公司提供贷款金额的5%的保证金作为担保；保证人自愿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止。合同同时约定，抵押和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及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贷款项下的债权及抵押权和保证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公证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款项。另，合同附页补充条款中约定：李宗元（身份证号）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胡登科在该合同落款借款人及抵押人栏中签字，其配偶桑兰庆在合同抵押人栏中签字，合同保证人一栏加盖了江北公司公章以及李宗元名章。同时，李宗元出具加盖其名章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及《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各一份，承诺为胡登科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自愿放弃要求招行合肥分行首先向借款人或其他人士追索、对抵押物、质物先行处置或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之权利，同时提供其本人在招商银行开立的账户（账号：55×××02）作为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在第一扣款账户（借款人本人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况下，同意招行合肥分行从第二扣款账户中直接扣划贷款本息及其他应付费用，无须另行通知李宗元。2010年9月30日，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就前述借款合同的签订出具（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278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确认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签名、印章均属实，同时就双方约定的抵押财产出具（2010）皖合衡公登字第1045号《抵押登记证书》。2010年9月30日，招行合肥分行向胡登科指定帐户发放贷款238000元，借款期限至2013年9月30日止，贷款执行年利率5.94%，扣款日为每月15日。合同履行过程中，胡登科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截至2015年11月30日，胡登科尚欠招行合肥分行借款本金90719.84元、利息3639.62元、罚息24664.71元、复息1046.30元。在胡登科逾期还款后，李宗元和江北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自愿为胡登科偿还多期欠款,还款方式为存入款项至第二扣款账户(李宗元的账户)供招行合肥分行扣划还款。但自2012年12月28日之后，贷款第二扣款账户再未有款项进账，由招行合肥分行直接从江北公司的账户扣划款项用于胡登科的还款，最后一次扣划时间为2015年1月29日。此后，胡登科、桑兰庆、江北公司、李宗元再无还款。一审法院另查明：在招行合肥分行与江北公司关于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期间，因多笔按揭贷款逾期未还，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15日将部分借款人张从军、吴宗平、朱定明、李晓梦、许保新、徐俊然、林如刚、申文萍、陶敏、高昌云，及江北公司、李宗元，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借款人清偿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并以抵押的工程机械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同时主张江北公司和李宗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分别作出（2014）庐民二初字第01389、01393、01394、01395、01396号民事判决书，招行合肥分行不服该五案判决，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1月分别作出（2016）皖01民终2040、2043、2044、2050、2051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招行合肥分行的全部诉请。在上述五案的一审及二审中，江北公司及李宗元均到庭参加庭审并参与整个诉讼程序。还查明：李宗元于2005年7月16日起直至2016年2月17日一直是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专职），江北公司的其他董事均为兼职。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胡登科作为借款人未依照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按期足额偿还招行合肥分行借款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主张胡登科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借款时桑庆兰与胡登科系夫妻关系，故本案债务应属桑庆兰和胡登科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人共同偿还。胡登科、桑庆兰以其购买的工程机械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应承担约定的抵押担保责任。关于律师费的诉请，招行合肥分行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律师费，不予支持。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对江北公司的起诉。江北公司对其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不持异议，但认为本案起诉已超过保证期间。经查明，江北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多次为胡登科、桑庆兰偿还借款，最后一次偿还款项是在2015年1月29日，故依法应自2015年1月29日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招行合肥分行的起诉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因此江北公司仍应对胡登科、桑庆兰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起诉。首先，根据（2016）皖01民终2040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书，李宗元于2009年2月10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印章授权书》和于2007年3月16日向招行大钟楼支行出具的《印章授权书》已被确认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上述授权书，应认定李宗元向招行合肥分行明确表示在相关信贷业务合同、协议、承诺函等相关法律文件上加盖其本人名章即具有与其本人签字同等效力，据此，应认定案涉《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加盖李宗元名章视同其本人签字；其次，综合江北公司举证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及双方庭审陈述，可见双方在长期多笔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已经形成合作惯例：江北公司的客户购买工程机械时需要向银行贷款的，由招行合肥分行发放贷款，客户以所购机械向招行合肥分行提供抵押担保，江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宗元同时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江北公司需在招行合肥分行开保证金账户并存入保证金，李宗元在招行合肥分行开户作为偿还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在多年合作中，双方一直按此惯例办理相关贷款手续，并履行各自义务，江北公司和李宗元并未提出过异议，故可确认江北公司和李宗元均是知晓并同意此合作模式。又因李宗元于2005年7月16日起直至2016年2月17日一直是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是唯一专职董事长，其对江北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江北公司在涉案合同中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李宗元名章的事实，也恰好说明合同内容业经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宗元的审查，故李宗元对合同中包括其个人提供保证担保的内容是知悉并认可的，应认定其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再者，根据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个人贷款借款借据》、第二扣款账户明细、扣划还款明细，以及江北公司提供的李宗元账户明细、江北公司账户明细，可以反映出案涉贷款的第一扣款账户系借款人本人账户，第二扣款账户系李宗元本人尾号为“10002”的账户，借款人未及时还款时，招行合肥分行从第二扣款账户以及江北公司的账户扣划款项用以归还逾期贷款。对于扣划行为，李宗元应当知晓本人账户的变动，但至今从未向招商银行提出过任何异议，充分证明李宗元是明知其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以其实际行动履行了保证合同。关于保证期间，根据合同约定应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因李宗元和江北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先后为借款人陆续偿还多笔款项，表明招行合肥分行一直向江北公司和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故应自主张之日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江北公司最后一次还款是2015年1月29日，虽然不是李宗元本人还款，但李宗元系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对招行合肥分行主张保证责任理应知晓，其审批江北公司还款即表示同意承担保证责任，故对李宗元也同样产生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另外，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15日即先行起诉了逾期还款的张从军、吴宗平等五户借款人，该五案与本案同属招行合肥分行与江北公司合作期间同时期的借款合同纠纷，招行合肥分行在该五案中已向李宗元主张了保证责任，而李宗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故也产生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胡登科、桑庆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借款本金90719.84元及利息3639.62元、罚息24664.71元、复息1046.30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11月30日，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顺延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胡登科、桑庆兰未按上述期限履行偿还义务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有权以胡登科、桑庆兰提供抵押的上海彭浦牌PD135Y推土机（发动机号：B409021374）的拍卖、变卖或者折价后价款在上述第一项债权额范围内优先受偿；三、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李宗元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胡登科、桑庆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李宗元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胡登科、桑庆兰追偿；五、驳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2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负担50元，胡登科、桑庆兰、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李宗元共同负担2912元；公告费1287元，由胡登科、桑庆兰负担87元，由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负担1200元。本院二审期间，招行合肥分行、胡登科、桑庆兰未提交新证据。李宗元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及（2016）皖01民终2051、2050、2043、2044、2040号五案判决书，证明：在2017年10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做出（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2016）皖01民终2051、2050、2043、2044、2040号五案判决李宗元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依据（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而本案原一审法院认定李宗元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依据就是关述五案的二审判决，因此，该新证据的出现不仅证明了前述五案的二审判决错误，更证明了本案原一审判决的错误，足以推翻原一审判决。证据二、（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证明：在2017年11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做出皖合元决（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该决定书内容中明确说明，本案涉及该类合同公证时保证人只有江北公司，公证没有涉及申请人个人担保事宜，也无法证明申请人参与公证行为。证据三、最高院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判决书（《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27集第221-229页），证明：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未满足第20条生效条款20.1的约定的生效条件，不能生效。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公证复查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即便复查决定书撤销了相应的公证书，其撤销的理由是公证员违反公证程序规则，不能推论出公证书上的签字非李宗元本人所签；五案判决书是已生效的法律文书，还未启动再审，判决结果未改变，无法证明判决结果是错误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复查决定的内容是维持公证书，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不予质证。江北公司对李宗元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江北公司提交如下证据：招商银行出具的证明及相应判决书各19份，证明：该系列案件中只有江北公司履行保证责任，李宗元未承担保证责任。李宗元对江北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招行合肥分行对江北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李宗元不承担保证责任；招行合肥分行是基于江北公司与李宗元均承担担保责任进行业务合作且放款，江北公司关于李宗元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举证和说明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胡登科、桑庆兰对李宗元及江北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期间，李宗元提出对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2007年3月16日、2009年2月10日两份《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对当事人争议的李宗元是否为案涉债权向招商银行提供保证担保的事实，本院作如下认定：一、关于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的真实性的问题。首先，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作出的（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虽撤销了其（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但上述复查决定书的内容不能证明案涉2009年2月10日《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非李宗元本人所签。其次，一审法院在审理（2014）庐民二初字第01396号案件（原告招商银行与被告陶敏、江北公司及李宗元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因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的真实性对认定李宗元是否向招商银行提供保证担保具有重要影响，为查明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的真实性，决定通过司法鉴定方式进行。期间，李宗元对招商银行将（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粘连的文本中“李宗元”的签名作为鉴定样本提出异议。若该公证书粘连的文本中“李宗元”的签名实际非李宗元本人所签，那么依据该签名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无疑有利于李宗元，但李宗元对将该签名作为样本提出异议，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只能证明该签名确系其本人所签。再次，安徽惠民司法鉴定所在上述案件审理期间作出的皖恵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与案涉公证书中“李宗元”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综上，应认定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系李宗元本人所签。二、关于李宗元就案涉债权是否向招商银行提供了保证担保的问题。根据案涉《印章授权书》，李宗元向招行合肥分行明确表示在相关信贷业务合同、协议、承诺函等相关法律文件上加盖其本人名章即具有与其本人签字同等效力。据此，应认定案涉《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加盖李宗元名章视同其本人签字；其次，案涉《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等明确载明李宗元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再次，李宗元提供的工商局的内档信息可以反映李宗元在2005年7月16日即为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专职），其它董事均为兼职，其对江北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前述《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第四十一条明确约定：“经销商（保证人）企业法人代表或者实际控制人为借款人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另行向贷款人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综合约定了：“补充条款详见合同的附表一，且本合同的任何附表或附件均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该《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的附表一的第13项明确记载了李宗元作为保证人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江北公司在该合同加盖了公章的事实，说明该合同内容业经担任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宗元的审查，李宗元对上述合同中包括其个人提供保证担保的内容是知悉并认可的，印证了上述认定的李宗元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实；第四、案涉《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个人贷款借款借据》，以及江北公司提供的招行合肥分行的垫款通知单和尾号为“10002”的李宗元本人的银行存折，可以反应出第一扣款账号系借款人本人的账号，第二扣款账号均系李宗元本人的尾号为“10002”的账号，贷款人未及时还款时，招行从第二扣款账号（用户名：李宗元）里扣划其保证金资金，用以归还逾期还款。对于招行扣划的行为，李宗元本人应当明确知晓且至今从未向招商银行提出过任何异议，充分证明李宗元本人是明知其要承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并以其实际行动履行了连带保证的责任。综上，应认定李宗元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前文已述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系李宗元本人所写，且案涉《印章授权书》、《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及《个人贷款借款借据》等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对李宗元在二审期间提出的前述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招行合肥分行就案涉借款与李宗元形成的保证合同关系，无法定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招行合肥分行在保证期间内已向李宗元主张债权，一审判决李宗元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李宗元主张其未为招行合肥分行的案涉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的上诉理由，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招行大钟楼支行、马鞍山路支行均系招行合肥分行的下级机构，案涉按揭借款业务由招行大钟楼支行或马鞍山路支行办理，系招商银行内部事务。案涉《印章授权书》虽名义上系向招行大钟楼支行出具的，但实质是江北公司及李宗元为案涉按揭借款业务向招商银行出具的。李宗元关于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主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截止2013年9月30日，案涉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截止2015年9月29日。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起诉张从军等人时已向李宗元主张了担保债权，且江北公司（李宗元时任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1月29日仍在履行担保责任，以上事实说明招行合肥分行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担保债权。李宗元主张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李宗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2元，由上诉人李宗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苗审判员 程亚娟审判员 温占敏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朱斌斌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