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1民终25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蕾，女，1985年7月21日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况新龙，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何洋子，女，1991年1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进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红，广州仁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号保利国际广场*****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741884392G。
法定代表人：宋广菊，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昌勇，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子毅，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吴迪，男，1987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蕾因与被上诉人范何洋子、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第三人吴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2017)赣0124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王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况新龙，被上诉人范何洋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红，被上诉人保利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昌勇，原审第三人吴迪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广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蕾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有证不认，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一审认定上诉人主张返还的垫付款项，不能证明为垫付错误，上诉人是垫付购房款；上诉人提供的转款委托书不予以采信，不认可其证明力错误，吴迪是受上诉人委托转款；案涉垫付款项认定为贷款，借贷关系明显成立，一审判决书第8、9页在认定上错误；一审判决书第9页中“不排除双方存在其他约定的可能性和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认定错误。一审认定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错误，两被上诉人之间虽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但案涉购房款系上诉人及委托转款人转至保利公司，且因购房资格等问题，应解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保利公司应在扣除违约金后原路退还上诉人垫付的款项。二、一审判决曲解法律，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购房款的事实；如果本案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那么就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被上诉人一直强调其与上诉人存在其他债务关系，就应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没提供任何足以推翻上诉人主张的相反证据，在适用法律上，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一审法院明显存在徇私枉法的情形致一审判决有失公允。
范何洋子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王蕾提出“一审判决有证不认，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本案的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支付了购房款，但不能证明“垫付”性质。上诉人与答辩人系合伙关系，其支付购房款不是“垫付”，而是“代付”，是答辩人合伙应得的分红，且支付房款的票据在答辩人处，可见不是垫付。转款委托书是案后才补的。一审法院认定返还垫付款的性质实际是借款关系是正确的。本案实际是借贷关系，与保利公司无关。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王蕾提出“一审判决曲解法律，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3、一审法院程序正当，判决公平公正4、由于该案的付款是银行转账方式付款，上诉人所谓的返还原物就是该笔款项，而这笔款项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物，所以这笔款项是无法返还的，法院应当判定驳回诉请。上诉人认为范何洋子没有购房资格，自然范何洋子与保利公司的购房行为就不成立，但是双方购房行为是合同关系，不存在返还的情形。
保利公司辩称：同意原审判决的查明事实及理由，本案是上诉人与范何洋子之间的经济纠纷，与保利公司没有关系。保利公司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保利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与范何洋子签订了购房合同，并且范何洋子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首付款，范何洋子和保利公司是正常的房屋买卖关系，该合同关系与上诉人无关，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
吴迪答辩与上诉人意见一致。
王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何洋子返还王蕾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等，共计2123308.62元。2、判令保利公司协助返还上述王蕾已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等。3、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范何洋子、保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蕾与其妹妹王静在广州从事服装生意，吴迪系王静的丈夫、王蕾的妹夫。王蕾认可范何洋子一是朋友关系，二是雇主与雇佣的关系，是其长期聘请的服装模特，范何洋子则认为其与王蕾及王蕾的妹妹王静系合伙关系。2015年4月范何洋子与保利公司签订了保利江岸花园认购书，购买位于白云区××大街××（××楼）1层101房的房屋，该认购书载明范何洋子的住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大埔九社十七幢六楼大洋服饰。2015年4月11日、2015年5月19日王蕾与范何洋子一同到保利公司售楼部，王蕾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分别支付了200000元、800000元购房款，共计1000000元。2015年6月16日王蕾、吴迪与范何洋子一同到保利公司，吴迪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剩余的首期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1123308.62元。2015年6月16日范何洋子与保利公司网签了位于白云区××大街××（××楼）1层101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016年7月王蕾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并提出前列诉讼请求，在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之前，王蕾才向吴迪出具书面转款委托书，委托书载明的内容：因本人需为朋友范何洋子垫付购买位于白云区××大街××101房屋的款项，且本人因资金不足，特委托吴迪帮忙垫付购买上述房屋款项1123308.62元。而委托书的载明日期为2015年6月16日。在审理过程中，范何洋子向海珠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辖终33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移送一审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王蕾以其帮助范何洋子垫付首期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为由，要求返还所垫付的款项，本案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王蕾虽有其本人及第三人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款项的明细，但范何洋子对王蕾主张为垫付不予认可，认为是其与王蕾及吴迪的妻子合伙从事服装生意应分得的款项。至于双方借款关系能否实际成立，王蕾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兹述理由如下：1、2015年4月11日、2015年5月19日，王蕾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分别支付了200000元、800000元购房款。2015年6月16日吴迪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剩余的首期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计1123308.62元。前后时间有二个多月，转款次数有三次之多，转款金额较大，而范何洋子未向王蕾及吴迪出具任何书面凭证，双方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约定，与常理不符。2、王蕾应就其主张的本案款项为垫付、口头约定的内容、向范何洋子主张还款的证据承担与其主体地位相应的举证责任。负有举证责任的王蕾及吴迪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而其委托代理人对借款的原因、达成借款合意的时间及借款条件、借款的性质等案件主要事实陈述不清，导致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主要事实难于查清。在王蕾向法院起诉之前，时间长达一年多，争议金额二百多万元，而王蕾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通过短信、微信、律师函、证人见证等任何方式催收该借款的证据，亦与常理不符。3、范何洋子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虽难以认定与王蕾及王蕾的妹妹王静存在合伙关系，但王蕾认可范何洋子是其长期聘请的服装模特，那么范何洋子的工资报酬应是由王蕾发放，发放工资报酬的证据也是由王蕾保管，但王蕾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此王蕾与范何洋子的举证责任应合理分配，这就不排除双方存在其它约定的可能性和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4、2015年6月16日，王蕾、吴迪与范何洋子一同到保利公司，当时王蕾并未向第三人出具转款委托书，属事后补写，倒签日期，范何洋子也未在转款委托书签名确认。该转款委托书存在严重瑕疵，一审法院不认可其证明效力。因此王蕾代第三人吴迪主张权利不适格。5、本案案涉款项虽由保利公司直接收取，但这是基于其与范何洋子的房屋买卖合同而收取的购房款，王蕾并非保利公司与范何洋子买卖合同中的相对人，保利公司也非本案王蕾与范何洋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合同相对人，故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王蕾要求其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王蕾仅有POS机刷卡支付这一单一的事实，在范何洋子不予认可的情况下，王蕾应就其诉请的主要事实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王蕾主张为垫付、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不充分，王蕾代第三人吴迪主张权利不适格，保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86元由王蕾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王蕾提供下列证据：证据一、联营协议书、收据，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虚构事实；证据二、联营协议书、上诉人与陈某,4合伙协议书，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虚构事实；证据三、商品房买卖合同、范何洋子身份证、离婚证及其父母结婚证、户口本，证明被上诉人为了让上诉人愿意垫付购房款，把自己的离婚证、父母的结婚证、户口本等抵押在上诉人手中；证据四、捷豹小汽车分期付款抵押合同、汽车行驶付款凭证，证明上诉人仅仅借用被上诉人名义购买该车，但由始至终购车的全部款项都由上诉人的妹妹一人支付，且该车一直由上诉人的妹妹实际占有使用；证据五、营业执照，证明上诉人经营的服装公司，一直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不存在与被上诉人的合伙关系；证据六、联营协议书，证明王蕾于2015年3月到2016年3月承包使用新中国大厦8楼35档经营；补充证据一租赁厂房合同书2份，补充证据二租金收据6份，证明：1.上诉人与李亚河签订租赁厂房合同，并支付了相应的租金，明显与被上诉人无关；2.案外人与李亚河签订租赁厂房合同，并支付了租金，且李亚河是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棠涌村第九经济社的签约代表，印证了上诉人所说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范何洋子没有合伙关系；补充证据三个体户登记信息2份，补充证据四淘宝店铺资料信息1份（打印件），证明内容：范何洋子自2011年至今一直在经营自己的服装生意，所以其购买布料完全是用于自己门店服装经营。范何洋子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存在异议，杨慧后来讲档口又转回给王蕾，大概在2016年4月之前，他们之间转回的协议在新中国大厦管理处有保存，所以有2015年10月12日杨慧收到王蕾现金的收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存在异议，本案的联营协议书是2017年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合伙是发生在2016年7月份之前，之后对方是否与陈某,4合作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身份证是以前的早就不用了，但是在2015年2月份我已经补办过了，因为我与上诉人关系都非常好，而且这些证件都放在捷豹车上，后来这些证件遗失我方都报了警，如果真的是垫付，既然对方都想到这么细，收我的证件作抵押，还不如写一个协议或借条；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存在异议，王静本身就是合伙人之一，去支付捷豹车的分期付款是很正常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并非营业执照挂对方的名，就是单独属于对方的，而且店面单据上都写了我方和上诉人、王静的名字和帐户号，营业执照的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棠涌九社17栋6楼的租赁合同都是我去签的，以上这些证据我方刚拿到，很多情况需要核实，这些证据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新证据，一审时上诉人就应当提交这些证据；对补充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该厂房的房东是李玉超，而不是李亚河，我方不知道李亚河为何人；对补充证据三、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存在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保利公司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与我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对这份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存在异议，其他证据由于我方并非协议相关方，无法知悉实际情况，对四份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以认可。吴迪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王蕾还申请了证人陈某,4出庭作证，证明范何洋子陈述合伙关系是虚假的。对此，范何洋子质证认为，陈某,4与王蕾存在朋友及合伙人关系，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范何洋子提供五组证据：证据一，证词、身份证；证明内容：广州四谨服饰有限公司（原名：艾洋服饰公司）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棠涌大埔九社工业园17栋6楼的房屋租赁合同是被上诉人范何洋子与房东李玉超签订的事实；证据二，微信截图（打印件）；证明内容：送货司机严里生证明上诉人王蕾与范何洋子、吴迪的老婆王静合伙经营负责生意的事实；证据三，吴小英农行流水明细；证据四，吴小英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据五，吴小英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内容：王蕾、王静、范何洋子、吴小英合伙经营9楼B51档的事实。王蕾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从该证据看无法看出李玉超是该厂房的产权人或实际占有人。上诉人根本不认识李玉超，跟我方签订租赁厂房合同的是李亚河，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自己的租赁合同以及案外人的租赁合同可以明确证实以广州市白云区第九经济社的名义与案外人签订租赁合同的代表均是李亚河。这明显是案外人李玉超单方出具的证明没有任何辅助证据予以佐证，而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事实，所以无法确认其真实性。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以确认；该份微信截图所形成的截图只是范何洋子单方陈述，并没有办法证明合伙的事实。3、被上诉人提交的该三组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应不予采信。对证据三的关联性存在异议，根据该交易明细清单仅仅只能证明吴小英与王蕾及王静存在交易往来，并不能证明范何洋子与王蕾存在合伙关系。而王蕾与吴小英存在账目往来是基于双方在进行服装生意时有服装的代卖，是吴小英与王蕾店铺代卖之间产生的往来，而非合伙经营。对证据四的关联性存在异议，无法证明王蕾、王静、范何洋子、吴小英存在合伙经营的事实，这仅仅只能证明吴小英与王静、吴迪存在账目往来，而且在吴小英的证言中，其陈述店面之间存在代卖行为，吴小英也会找吴迪代买面料，这也仅仅只能证明这些往来是吴小英与王静、吴迪之间存在代卖和代买布料的关系，不能证明合伙关系。对证据五的关联性有异议，既然他们是合伙关系，就无需支付给吴迪工资，这是吴迪给吴小英代买面料的劳务费。保利公司质证认为，范何洋子提交的5组证据均是证明王蕾与范何洋子之间的合伙关系，与我方无关，我方对该5组证据不予以质证。吴迪同意王蕾的质证意见。另范何洋子申请吴小英出庭作证，证明与王蕾、范何洋子存在合伙关系。王蕾、吴迪对吴小英的证言认为，吴小英说不清王蕾与范何洋子的投入金额、具体在何时存在合伙关系。
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对各方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述证据涉及案外人，亦不能形成证据链，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
经二审查明，王蕾持有范何洋子的离婚证、范何洋子父母的结婚证书、户口本原件。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范何洋子是否应当返还2123308.62元给上诉人王蕾，被上诉人保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协助返还义务。
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本院认为，王蕾诉请返还原物，并主张诉争款项系由其“垫付”，其主张实为借贷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正确，二审中，上诉人对此亦不持异议。
关于范何洋子是否应当返还2123308.62元给王蕾。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对王蕾以范何洋子的名义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分别支付了共计100万元购房款，吴迪通过POS机刷卡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剩余的首期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共1123308.62元均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范何洋子辩称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以及诉争款项为合伙分红，对此，本院认为，范何洋子提供的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双方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范何洋子自述“没有现金或实物投入”、“曾多次要求分配应得利润，均因意见不一未果”，故现范何洋子主张诉争款项为合伙期间的分红，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王蕾委托吴迪支付款项，王蕾能否向范何洋子主张吴迪支付的款项的问题，二审中，吴迪本人亦到庭，对于王蕾主张均予认可，故王蕾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范何洋子返还垫付的购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等共2123308.62元的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保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协助返还义务，本院认为，保利公司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收取范何洋子的购房款，保利公司与王蕾和吴迪之间并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保利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正确，故上诉人要求保利公司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进贤县人民法院（2017)赣0124民初48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范何洋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上诉人王蕾人民币2123308.62元；
三、驳回上诉人王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7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786元，共计47572元，由范何洋子负担40000元，由王蕾负担757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西菲
审判员 刘卫平
审判员 陈大奎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万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