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长中民二终字第002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望宇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年生，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何忠，男，汉族，系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朝辉，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何晓卫，湖南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望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朝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3）芙民初字第1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曾朝辉系格风公司（以下简称格风公司）“歌莉娅”品牌的加盟商，格风公司向曾朝辉发货均采用代办托运方式。2009年起至2011年5月左右，格风公司多次代曾朝辉委托望宇公司将货物运至长沙，曾朝辉提货时向望宇公司支付运费。2011年5月12日，曾朝辉委托格风公司将一批“歌莉娅”品牌服装采取上述托运方式交由望宇公司运至长沙，望宇公司在托运过程中将该批货物部分丢失，承运司机黄龙于2011年5月15日向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马王堆派出所报案，黄龙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证实货物被盗。该批被盗货物中，有曾朝辉的“歌莉娅”服装18包。2011年5月16日，曾朝辉、贺年菊、黄龙签字确认：“此次货物损失共计￥498319.00元”。该498319元系丢失的“歌莉娅”服装吊牌价之和。
另查明，贺年菊系望宇公司股东之一刘志力的妻子，黄龙系承运该批货物的司机。又查明，对《货运单》下方“托运人特别约束”内容，望宇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向托运人进行提醒。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当事人主体资格。格风公司采取代办托运方式向曾朝辉发货，是接受曾朝辉的委托，其权利义务均应由曾朝辉享有承担，因货物丢失引发的索赔权应由直接利害关系人曾朝辉行使，故曾朝辉是案件适格原告；望宇公司承运曾朝辉货物过程中将货物部分丢失，应向曾朝辉承担赔偿责任，故望宇公司是本案适格被告。望宇公司称涉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系萍乡公司，要求将萍乡公司追加为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曾朝辉与望宇公司通过《货运单》形成的运输合同关系，与望宇公司和萍乡公司通过《货物运输合同书》形成的委托运输合同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望宇公司与萍乡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另循途径解决，故对其追加被告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货运单》。《货运单》作为托、承双方间的托运凭证，证明双方形成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曾朝辉委托格风公司向望宇公司交付了包括“歌莉娅服装”在内的货物，望宇公司应依约向收货人交付全部的托运货物，但因望宇公司自身原因，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部分灭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关于《货运单》“托运人特别约束”条款，系格式条款，望宇公司未举证证明就该条款的内容已经向托运人进行提醒或说明，且该条款的内容免除了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故该条款无效。三、关于《货损确认单》。黄龙作为承运司机，与货主就货物损失数额进行确认，其签字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望宇公司仅拥有两名登记股东，刘志力系股东之一，系贺年菊配偶。望宇公司曾否认刘志力系其工作人员，但其提交的证2《合同书》中，刘志力代表望宇公司对外签订合同，该否认陈述自相矛盾。望宇公司又否认贺年菊的签名代表其公司，但却给不出合理解释，而曾朝辉称贺年菊长期在望宇公司长沙站工作，综合本案证据及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贺年菊在《货损确认单》签字行为符合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情形，其确认损失行为可以代表望宇公司。四、关于货物价值。女性服饰通常存在节日、季节性打折情况，其吊牌价与市场价之间通常也会有差别。望宇公司丢失的曾朝辉货物的吊牌价498319元，根据交易习惯和丢失服饰并未实际销售的具体情况，原审法院酌情支持货物损失价值为398655元（498319元＊80%）。五、关于违约金。望宇公司在承运曾朝辉货物过程中因自身原因导致货物丢失，虽其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但其已承担了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故对曾朝辉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一十条、三百一十二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六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条、第二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望宇物流有限公司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曾朝辉支付货物损失赔偿款398655元；二、驳回曾朝辉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广州望宇物流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75元，保全费3520元，合计12295元，由曾朝辉负担1495元，广州望宇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0800元。
望宇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原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不当，对损失认定的证据不充分；2、曾朝辉不是本案适格原告；3、本案系连环运输合同，望宇公司仅仅是汽车货物运输服务商，丢失货物没有出现在望宇公司的接交环节，望宇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4、买卖合同中格风公司对曾朝辉有货物数量缺额补足的义务，运输公司收货未开箱检查，无法对收运货物的实际情况核实；5、本案涉及多个法律关系，涉及多个利害关系人，应该成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当事人，本案存在遗漏主体；6、本案货运单是双方之间的合同，该合同重复签订使用200余次，《货运单》上的“托运人特别约束”条款应为有效条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曾朝辉的诉讼请求。
曾朝辉答辩称：1、曾朝辉主体资格适格、望宇公司主体资格也适格；2、证明曾朝辉货物损失的证据确实充分；3、关于格式条款，依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该格式条款是无效的。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望宇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调取：1、格凤公司与曾朝辉所签订的加盟商的《合同》或《协议》及上一年度年终的结算单；2、格凤公司的货物出库清单。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在广州望宇物流有限公司货运单的托运人特别约束中约定：……3、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价，如在运输中出现货损、货差，按保价赔偿，如未保价须经本公司查证核实赔偿，但最多不超过托运费的5倍。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当事人的主体问题。格风公司采取代办托运的方式向曾朝晖发货，货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为曾朝辉，承运人为望宇公司。本案发生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应是曾朝辉与望宇公司，望宇公司在承运过程中将曾朝辉的货物丢失，曾朝辉有权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宇公司是承运合同的承运义务主体，应作为本案的被告。望宇公司上诉提到的连环运输合同中的其他承运人与曾朝辉并不发生法律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本案不存在遗漏诉讼主体的问题；二、关于本案的损失认定问题。货物运输过程中，承运人应对承运的货物数量进行核对，而本案中，承运司机黄龙与货主就货物损失数额进行确认，望宇公司的两名股东之一刘志力的妻子贺年菊在损失确认单上签字，贺年菊的签字行为代表了望宇公司。原审法院考虑双方确认的损失金额为吊牌价之和，而实际销售价值与吊牌价之间会存在差异，酌情认定按吊牌价的80%支持曾朝辉的损失是合理的；三、关于货运单上的“托运人特别约束”条款的效力问题。该条款系格式条款，而且条款内容免除了托运人自身责任，加重了相对方的责任，排除了相对方的主要权利。望宇公司应举证证明其采取了合理的方式对该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但望宇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故该免责条款无效；四、关于证据采信问题。望宇公司提出曾朝辉对货运单进行了篡改，但望宇公司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审中的其他证据均是在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全面审查的基础而作的认定，是合法的。关于望宇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调查申请的问题，其中望宇公司申请调取的格凤公司的货物出库清单及格凤公司与曾朝辉所签订的加盟商的《合同》，原审法院已经依法调取并且经过了双方质证，而格凤公司与曾朝辉的上一年度年终的结算单并不是望宇公司原审中申请调查取证的内容，而且也不属于二审调查取证的范畴，故本院对其调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望宇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8775元，由上诉人广州望宇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应江
审判员 李建新
审判员 卢 苇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姜 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