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6民初5487号
原告：郑美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芳，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淼泳，男，195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转塘社区里街***号，系郑美华丈夫。
被告：孙维龙。
被告：陈桂英。
被告：孙国伟。
被告：韩萍，曾用名韩琴。
被告孙国伟、韩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来平，浙江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美华（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孙维龙、陈桂英、孙国伟、韩萍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8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芳、韩淼泳，被告孙国伟、韩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来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维龙、陈桂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孙维龙、陈桂英与孙国伟、韩萍于2015年9月7日就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产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和权属变更登记行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仍为孙维龙、陈桂英所有。2.四被告支付原告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3.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1.撤销孙维龙、陈桂英与孙国伟、韩萍于2015年9月7日就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产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和权属变更登记行为；孙国伟、韩萍应限期将诉争房屋返还给孙维龙、陈桂英，并将诉争房屋恢复登记至孙维龙、陈桂英名下。事实和理由：孙维龙、陈桂英系夫妻关系，孙国伟、韩萍系孙维龙、陈桂英的儿子和儿媳。四被告作为家庭成员，一直居住在原为孙维龙、陈桂英名下的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原、被告系亲属关系。截至2014年6月20日，孙维龙、陈桂英共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并出具借条。约定的借款期限已过，经催讨孙维龙、陈桂英多次请求给予宽限期并承诺还款，但一直未予兑现。原告无奈于2015年10月8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0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孙维龙、陈桂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借款1000000元，支付逾期利息2958.9元（按年利率6%自2015年9月21日计算至2015年10月8日），合计1002958.9元，此后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强制执行，孙维龙、陈桂英未能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后经查，孙维龙、陈桂英借款后，为逃避债务，于2015年9月7日以买卖形式恶意、无偿的将其所有的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转让至孙国伟、韩萍名下，孙国伟、韩萍于2015年9月28日以最高额3150000元抵押给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支行（以下简称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致使原告债权无法实现并遭受损害。原告认为，孙国伟、韩萍在受让房产时明知孙维龙、陈桂英对原告负有债务，仍以转让方式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明显属于恶意串通，孙国伟、韩萍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同时，购房合同中显示转让价为1500000元，即便其抗辩已经支付购房款，受让人亦应知道该转让价格远低于该房屋市场价值及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形。现因房屋所有权变更，四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同时要求四被告承担原告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所产生的必要费用。
被告孙国伟、韩萍辩称，一、将孙国伟、韩萍列为被告不适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中，债务人系被告，受让人或者受益人系第三人。本案中孙国伟、韩萍系房屋买卖的受让人，故不应列为被告，应为第三人。二、原告的诉讼请求重复且不同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诉于同一案件。原告既然请求撤销《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那么“权属变更登记行为”就是该合同行为内容之一，其再请求撤销“权属变更登记行为”属于重复。至于请求房屋所有权恢复至孙维龙、陈桂英名下，系撤销该合同的后果，不必提出请求，且该请求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的法律关系不同。三、原告所诉行使撤销权的事实依据不一致。其在诉状事实陈述部分诉称孙维龙、陈桂英无偿转让房屋，而在诉状理由陈述部分又诉称行使撤销权的事实依据系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房屋，前后矛盾。四、孙国伟、韩萍不是无偿，而是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房产。孙维龙、陈桂英在2014年7月以最高额2000000元的价值将案涉房屋抵押给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借款2000000元。2015年9月1日，孙国伟、韩萍出借2018753.6元给孙维龙清偿了该借款本息，而2015年9月该房屋价值也就200余万元。为此，孙维龙、陈桂英将房屋转让给孙国伟、韩萍，以抵偿其向孙国伟、韩萍的借款200余万元，而200余万元未低于该房屋当时市场交易价格的百分之七十。因此，该房屋不存在无偿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情形。五、债务人孙维龙、陈桂英将房屋转给孙国伟、韩萍的行为未害及原告的债权实现。孙维龙、陈桂英在2014年7月将案涉房屋抵押给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借款2000000元，该房屋的优先受偿权人本就是该银行，而不是原告，原告对该房屋在孙维龙、陈桂英未清偿该借款本息前是无法获得受偿的。孙维龙、陈桂英本就无力偿还该银行贷款，如果孙国伟、韩萍未向孙维龙、陈桂英提供200余万元的借款，孙维龙、陈桂英就无法偿清该银行贷款本息，该房屋就会通过法院予以拍卖，最终原告的债权还是不能通过该房屋获得受偿。六、2015年9月28日，该银行已善意获得该房屋的抵押权。如果撤销合同，善意之人权利如何得到保护。七、假设原告行使撤销权能够成立，那么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应由孙维龙、陈桂英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均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孙国伟、韩萍以合理价格受让房产，不存在过错。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予以驳回。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举证如下：
1、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0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孙维龙、陈桂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对孙维龙、陈桂英享有合法债权，且孙维龙、陈桂英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2、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编号2016-159410674）。证明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原属于孙维龙、陈桂英共同所有，已于2015年9月7日办理转移登记。
3、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编号2016-159336773）。证明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的产权于2015年9月7日变更登记在孙国伟、韩萍名下，孙国伟、韩萍于2015年9月28日将该房屋抵押给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经银行确认的最高抵押额为3150000元。
4、《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附发票。证明孙维龙、陈桂英与孙国伟、韩萍于2015年9月17日形成房屋转让合同，约定包括房屋转让价格1500000元在内的相关事项；四被告为家庭成员，共同居住，转让行为实属恶意，共同侵害原告合法权益。
5、《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律师来了”项目代收代付协议》、律师代理费现金缴款单及发票。证明原告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支付律师代理费15000元。
6、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孙国伟、韩萍系夫妻关系。
被告孙国伟、韩萍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举证如下：
1、孙维龙、陈桂英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孙国伟的取款凭条、孙维龙支付的收贷收息凭证、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贷款注销通知书、孙维龙出具的向孙国伟借款2000000元的借条及向韩萍借款18753.6元的借条。证明孙维龙在2014年7月以最高额2000000元将案涉房屋抵押给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借款2000000元；2015年9月1日孙国伟、韩萍借款2018753.6元给孙维龙清偿借款本息。
2、契证。证明房屋评估价为2408517.14元。
被告孙维龙、陈桂英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
经质证，被告孙国伟、韩萍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3、5、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房屋转让合同应是2015年9月7日签订，实际转让价格是200余万元，无法证明四被告居住及恶意侵害原告权益的证明对象。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孙国伟、韩萍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对《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取款凭证、收贷收息凭证、情况说明、贷款注销通知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两张借条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便是同一天发生，也不能证明孙维龙归还银行的2000000元是向孙国伟、韩萍所借，孙维龙和孙国伟系父子关系，人为制造凭证及借条是非常便利的。即便孙国伟卡内支取的相关款项确实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因为孙国伟、韩萍辩称该2000000元用于归还案涉房屋的抵押贷款，其实质是为注销案涉房屋的他项权证和办理过户所需。而在房屋过户后，孙国伟作为向银行抵押贷款2000000元，其并未实际支出款项，是无偿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关联性上，借款的有无及是否真实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中记载的计税金额仅是财税部门确定的最低纳税价，并非市场交易价。行政机关的纳税标准不能用来推定房屋的实际价格和转让价格是否合理，更不等同于当时案涉房屋的评估价。原告的证据显示2015年9月28日房屋抵押给银行时，最高抵押额是3150000元，这是银行经过审核评估所得。而银行在确定抵押时，只会把价格评低不会评高，因此当时房屋价格应高于3150000元。《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中明确载明四被告的住址均为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转让后未支付款项，系无偿转让，转让行为属恶意。
根据原告申请，本院向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调取房地产价格评估咨询报告一份。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能够证明案涉房屋当时的实际评估价格为3150000元。被告孙国伟、韩萍则认为该证据是银行内部材料，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无法证明房屋价格，价格应由双方参与评估确定。
经审查，本院认证如下：被告孙维龙、陈桂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要求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原告提供的证据均系原件或加盖出具单位印章，具有真实性且来源合法，与待证事实有关联，均予以认定。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可以作为确定案涉房屋市场价格的依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被告孙国伟、韩萍提供的证据1，其中孙维龙分别向孙国伟、韩萍出具的两张借条，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双方借贷合意的认定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被告孙国伟、韩萍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载明的计税金额2408517.14元，是为税收征管需要而设置的，并非评估价格，证明力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孙维龙系亲戚。孙维龙、陈桂英系夫妻关系，孙国伟、韩萍系夫妻关系。孙国伟、韩萍系孙维龙、陈桂英的儿子和儿媳。
截至2014年6月20日，孙维龙共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并于该日出具借条，约定借期为一年。2015年6月13日，孙维龙再次出具借条，确认借款1000000元，借期自2014年9月20日至2015年9月20日。2015年10月8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孙维龙还本付息并由陈桂英承担夫妻共同债务。2015年12月16日，本院作出（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09号民事判决，判令孙维龙、陈桂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借款1000000元，支付逾期利息2958.9元（按年利率6%自2015年9月21日计算至2015年10月8日），合计1002958.9元，此后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判决生效后，孙维龙、陈桂英未能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原告遂申请强制执行，但至今未执行完毕。
2014年7月21日，借款人（）孙维龙、陈桂英与贷款人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自2014年7月21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向孙维龙发放的最高贷款限额为2000000元，孙维龙、陈桂英以其共同共有的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对该贷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向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借款2000000元。2015年7月15日，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向孙维龙发放借款2000000元，到期日为2016年7月13日。2015年9月1日，经韩萍账户支取18753.6元，经孙国伟账户支取2000000元，清偿了孙维龙的上述借款本息2018753.6元。其中本金2000000元名义上是孙维龙向孙国伟所借，利息18753.6元名义上是孙维龙向韩萍所借，孙维龙分别向二人出具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1日的借条。
2015年9月7日，孙维龙、陈桂英与孙国伟、韩萍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一份，将原系孙维龙、陈桂英共同共有的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建筑面积139.22平方米）转让给孙国伟、韩萍并办理了相关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转让总价为1500000元。孙国伟、韩萍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其中孙国伟享有10%，韩萍享有90%。契证中记载的计税金额为2408517.14元。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进行评估，评估总价为3150310元，每平方米单价22628元，评估时点为2015年9月14日。2015年9月28日，孙国伟、韩萍以最高额3150000元的债权数额将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抵押给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
原告为本案委托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诉讼并支出律师代理费15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第一，孙国伟、韩萍的诉讼地位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债权人只以债务人为被告起诉时追加受让人为第三人，但该条款并未排除受让人与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的情形，因此原告以孙国伟、韩萍为本案共同被告并无不当。
第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重复且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撤销权包括两层内容：否定债务人与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和将债务人移转的财产取回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因此，撤销权兼具形成权和请求权的性质。具体到本案，首先，原告要求撤销《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但其实质上行使的是债权人撤销权而并非合同撤销权。因为债权人撤销权撤销的对象是行为，而合同撤销权只有合同相对人可以行使。从字面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对债权人撤销权的表述，是在相应情形下，“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但之所以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对象概括地表述为债务人的“行为”，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本案中债务人的“行为”内容已经具体化，也即本案四被告之间签订一份《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孙国伟、韩萍名下。由此，原告将诉讼请求具体表述为撤销房屋转让合同以及权属变更登记行为，并不重复。其次，原告还要求返还房屋并恢复房屋登记状况，该请求是针对本案的特定情况提出的，其实质内容仍然是要求撤销被告的行为并消除行为的后果，所行使的权利仍为债权人撤销权。因此，原告有权一并就受让人已受领的债务人财产提出返还请求，恢复登记则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特殊性而决定的，这也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第三，原告的第1项诉请能否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具体到本案，首先，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就案涉房屋作出的价格评估咨询报告确定该房屋在2015年9月14日的总价为3150310元，而《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总价为1500000元，该价格为评估价格的47.6%。其次，孙国伟、韩萍辩称案涉房屋的抵押贷款是以孙维龙向其二人借款的方式清偿的，孙维龙、陈桂英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孙国伟、韩萍是为抵偿上述借款，二人为受让房屋支付了2018753.6元的合理价格。对此本院认为，从四被告之间的关系来看，家庭成员之间借贷的可信度较低；此外，本案中抵押贷款的清偿虽系注销抵押权、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所必须，但由受让方出资清偿出让方的贷款作为付款方式，也为房屋买卖交易所允许；而且既然作为房屋转让的实际对价，再以借贷方式予以确认也会自相矛盾。据此，本院认定四被告不存在客观真实的借贷合意，2018753.6元应视为房屋交易的实际对价。但即便如此，该价格也仅为评估价格3150310元的64.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故上述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及实际交易的价格均可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孙维龙、陈桂英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案涉房屋系发生在孙维龙与原告约定的还款宽限期届满之际，实际上该转让行为也导致本院生效的（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09号民事判决书至今无法执行完毕，故该转让行为损害了作为债权人的原告的利益。因此，孙维龙、陈桂英主观恶意明显。而受让人孙国伟是出让人孙维龙、陈桂英的儿子，韩萍是孙维龙、陈桂英的儿媳，孙国伟、韩萍对孙维龙、陈桂英的财产及财务状况、房屋实际价值应有所了解，其二人应当知道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孙维龙、陈桂英的房产会有损于债权人的债权而仍加以受让，该行为已经或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故可推定孙国伟、韩萍的恶意。而且根据收贷收息凭证显示，孙维龙向杭州联合银行转塘支行的2000000元借款的发放日期为2015年7月15日，到期日期为2016年7月13日，但孙国伟、韩萍在该笔借款发放后一个半月就代孙维龙清偿了本息，显然不符合常理，存在名为转让房产实为逃避债务的恶意。因此，孙维龙、陈桂英向孙国伟、韩萍转让房屋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且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故该行为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原告虽非案涉《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但其依法享有债权人撤销权，故行使撤销权应产生财产未转移的效力。故原告第1项返还房屋并恢复登记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
第四，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的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根据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对四被告过错程度的分析，本院确定原告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由孙维龙、陈桂英与孙国伟、韩萍各半分担7500元。
被告孙维龙、陈桂英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和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孙维龙、陈桂英与孙国伟、韩萍于2015年9月7日就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和权属变更登记行为；孙国伟、韩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返还给孙维龙、陈桂英，孙维龙、陈桂英与孙国伟、韩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杭州市西湖区天河西苑6幢1单元401室房屋恢复登记至孙维龙、陈桂英名下。
二、孙维龙、陈桂英与孙国伟、韩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付郑美华律师代理费75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088元，由孙维龙、陈桂英、孙国伟、韩萍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杭州湖滨支行，账号：，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吴 凯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俞建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