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83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琦芳，女，198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邵瑞青、姚明明（实习律师），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艇，男，198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莉、陈建春，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琦芳为与被上诉人俞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3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陈琦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琦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俞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可知对于出借人仅凭银行汇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之诉的情形，只有当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出借人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要求出借人主动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本案中陈琦芳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转账凭证，完成了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初步证明责任，俞艇主张该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分红，应当就此承担举证责任，而俞艇提供的两份证据法院均未采纳。一审法院要求陈琦芳提供借贷合意的做法，违反了法律有关举证责任的分配，加重了陈琦芳的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大量错误。（一）关于陈琦芳的职业及陈琦芳与俞艇关系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书第4页载明的“原告本人是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过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非事实。陈琦芳至今尚未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亦未取得过律师执业证，（2014）浙杭刑终字第685号案件作为证人时，经侦已查明该事实）。陈琦芳并非律师，亦未代理过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其只是在律师事务所担任过律师助理，在其他执业律师代理案件过程中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陈琦芳从未单独代理过案件（相关裁判文书可以证明）。2、一审判决书第5页载明的“原、被告仅系同学关系，而非具有特殊密切关系的家人、恋人”这一认定毫无事实依据。恰恰相反，不仅俞艇在一审答辩中自认与陈琦芳“关系良好”。且事实上双方是初恋关系且借贷发生时仍关系特殊。一审法院对于该节事实并未查清，就对双方关系做出武断认定。（二）案涉款项性质认定错误，应为“借贷”并非“分红”。1、一审法院关于“陈琦芳关于出借款项的陈述明显有悖常理”的认定错误。首先，关于为何没有要求俞艇出具借条的问题。陈琦芳性格向来比较容易轻信他人。在俞中江、徐赛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2014）浙杭刑终字第685号】中被骗100万元也佐证了该事实。更何况陈琦芳与俞艇关系特殊，没有要求出具借条也是人之常情，此种情况也绝非陈琦芳个例。陈琦芳与俞艇除借款关系外，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其次，关于陈琦芳丈夫以融资方式炒股的问题，是陈琦芳的丈夫而非陈琦芳以融资方式负债付息炒股，陈琦芳借给俞艇的款项是其个人的“私房钱”，其丈夫并不知晓该款项。而陈琦芳与俞艇关系密切，自愿将款项出借给俞艇，助其渡过难关，与其丈夫融资炒股之事不可混为一谈。何况，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一边举债，一边又将款项出借给他人的情况也不乏其人。再次，关于俞艇借款的原因。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述，陈琦芳无法陈述借款原因，而是一审法院根本未就此问题深入了解和审查！事实上，俞艇向陈琦芳借款时，自称是因购买浙江三帆游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帆公司”）其他两位股东的股权和成立浙江佳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润公司”）需要资金。工商登记显示，佳润公司确实在借款后成立。借款后，三帆公司的股权也确实集中到俞艇一人手中。以上足以说明，陈琦芳将款项借给俞艇的说法合乎逻辑亦符合常理。2、对于俞艇辩称“其与陈琦芳口头约定”获利均二八分成一说，与事实不符，经不起推敲，纯属谎言！首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该约定的存在；按照俞艇二八分成的说法成立的话，陈琦芳支付给俞艇近600万元的分红，也就意味着仅半年左右的时间陈琦芳在股票方面至少要赚到3000万元以上。这样需要多少本金，且必然进入股市龙虎榜，引发大众关注。与俞艇的陈述吻合的股票购买记录，陈琦芳夫妇获利约160万元，二八分成成立的话也是32万元，何来600万分红之巨？其次，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俞艇为陈琦芳推荐过股票。俞艇称其向陈琦芳推荐了国投安信、深圳惠程等十几支股票，而从陈琦芳提供的股票明细对账单来看，仅有六、七支股票与之重合，说此重合并无证据证明是因为俞艇的推荐，即使重合的这几支股票也远远未达到分红600万的盈利要求，再次，从陈琦芳提供的股票明细对账单可以看出，陈琦芳从股票中获利的时间与转账给俞艇的时间并不一致。很多其所谓推荐股票并无购买记录，且股票获利并非整数，而陈琦芳打给俞艇的款项均为整数，有4笔都是100万元整，还有一笔90万元整。3、一审法院仅凭猜测“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少利用亲戚朋友名义开立证券账户的情况”就认定陈琦芳提供的证券账户内容不全，完全凭借主观憶想断案。不能以别人的行为来类推陈琦芳的行为，且本案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陈琦芳利用亲戚朋友名义开立证券账户。（三）经陈琦芳催讨后，俞艇曾于2015年7月份归还过5万元，且转账备注中载明是“还款”。可见，俞艇至少认可之前有借款。（四）俞艇方的证人证言不可信，不应予以采纳。证人与俞艇共同为佳润公司的股东，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陈琦芳起诉时查封了该公司股权，证人作证时对陈琦芳人身进行攻击。证人曾代表俞艇协调过还款事宜，有陈琦芳与证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综上，一审法院对陈琦芳职业、陈琦芳及俞艇之间关系、款项性质等认定草率，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陈琦芳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审时补充意见如下：一审法院以“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少利用亲戚朋友名义开立证券帐户的情况”推断陈琦芳存在借他人之名开户炒股的情况，进而认定了俞艇所谓的案涉款项性质系分红的抗辩。这完全属于毫无根据的猜测。证明陈琦芳存在借他人之名开户炒股的举证责任应由俞艇承担。但为便于法庭查明事实，陈琦芳在二审期间，也尽其所能调取了自己及其老公的全部近亲属证券帐户开户及股票交易信息。从陈琦芳提供的上述证据可知：陈琦芳的母亲、公公、婆婆未开立证券帐户；陈琦芳的父亲陈宣超自2015年3月2日—2018年3月16日，购买的股票与俞艇所谓的推荐股票仅3只重合，共盈利仅21938.73元；陈琦芳的姐姐王国芳自2014年12月30日—2018年3月16日购买的股票没有一只与俞艇所谓的推荐股票相重合；陈琦芳的姐夫王玉东自2015年3月10日—2018年3月13日购买的股票与俞艇所谓的推荐股票仅1只重合，且是亏损16794.07元。综上，“利用亲戚朋友名义开立证券帐户”的说法是一审法官的主观臆断，明显是为支持俞艇毫无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抗辩而强加的说辞。此种情况下加重了陈琦芳的举证责任和诉讼风险。
俞艇辩称：一、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正确，适用法律无误。依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91条规定，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合同法等相关实体法规范，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若要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的请求权成立，则原告应当至少证明以下三项构成要件（1）借贷合意；（2）款项交付；（3）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由于任何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均可能产生转帐凭证。仅仅依据转帐凭证，并不能排除是基于何种债权债务关系而为给付；转帐凭证并不能增加陈琦芳陈述中关于借贷合意部分的可信度。其次，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非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假设被告如果没有完成这一举证责任，只是直接导致其主张不成立，与是否败诉不存在决定性关系，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是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否完成，即原告对借贷合意和款项给付的举证责任才是真正预先设定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本案借款金额高达近600万元，陈琦芳作为律所工作的专业法律人士，且其作为委托代理人代理了多起民间借贷案件，拥有丰富的处理经验和风险意识，然近一年的时间内陈琦芳前后17次向俞艇转帐，多笔单笔金额达百万、数十万，本案中却无一张借条，假设本案系借款，那么在未归还任何一笔借款的情况下，还继续高额转帐，且不要求出具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在仅有转帐凭证的情况下，结合庭审情况，认定陈琦芳对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明显然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未违反法律规定，也并未加重陈琦芳的责任。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陈琦芳称其与俞艇“双方系初恋关系且借贷发生时仍关系特殊”无事实依据。事实上俞艇与陈琦芳并不存在上诉状中所说的“借贷发生时仍关系特殊”，双方仅仅是老同学关系。2010年一次同学聚会得知陈琦芳已经成为一名律师，故还请陈琦芳作为俞艇设立不久的三帆公司的法律顾问。后俞艇入职弘毅投资，并且任总裁助理，从事投资相关的工作，当时偶尔去陈琦芳老公的理发店剪头发，如双方存在陈琦芳所称的“关系特殊”，俞艇怎么可能去陈琦芳丈夫的理发店理发。陈琦芳所称的借款原因，无事实依据。三帆公司系俞艇与其好友共同开办后，好友想退出故双方于2017年1月将股权转让，并变更登记至俞艇名下，然而涉案款项均发生在2014年至2015年间，完全与此股权转让无任何关联。佳润公司成立于2015年的6月15日。俞艇的老婆于2015年的7月至9月，实缴注册资金60万，试问俞艇怎么可能向陈琦芳借款近600万元，用于成立该公司。俞艇与陈琦芳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款项之所以产生事实上是俞艇去陈琦芳老公的理发店理发聊天提起陈琦芳夫妻在做股票投资而俞艇正好从事投资公司工作，周边及身边有不少投资及分析信息，陈琦芳也经常问一些股票的事情，所以从2013年底至2014年初，俞艇推荐了一些股票，陈琦芳购买了其推荐的股票，并从中获利，刚开始的时候偶尔请俞艇吃饭送一些苹果手机之类的礼物，直至2014年11月中旬陈琦芳所购买的国投安信复牌并开始连续多个涨停板，在俞艇的暗示下陈琦芳与俞艇口头约定，从此开始的获利均与俞艇二、八分成，随后就有了涉案的款项转账。虽然从目前陈琦芳及其老公的证券账户上并没有发现国投安信这只股票，但是陈琦芳在仅仅是律师助理的情况下半年多时间向俞艇转账近600万元，该巨额资金从何而来，结合陈琦芳及其丈夫一直通过融资方式负债付息炒股基本上可以认定其是利用他人账户购买了国投安信等股票，并从中获得了巨额回报，因此正是由于双方之间并不是借贷关系，所以陈琦芳无法提供借条，也无法合理解释陈琦芳及其丈夫一直通过融资方式负债付息炒股的情况下还一边无息出借高额款项。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琦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俞艇归还陈琦芳借款593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借款59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判决确定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俞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琦芳、俞艇系同学关系。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6月1日期间，陈琦芳陆续转账十九次至俞艇账户，金额合计603万元，具体包括：2014年11月21日转账2万元；2014年11月26日转账3万元；2014年12月4日转账2万元；2014年12月9日转账100万元；2014年12月10日转账100万元；2014年12月11日转账100万元；2015年1月13日转账3万元；2015年1月22日转账3万元；2015年2月8日转账40万元；2015年3月27日分三次共转账15万元；2015年4月3日分三次共转账15万元；2015年4月8日转账100万元；2015年4月16日转账5万元；2015年4月23日转账25万元、2015年6月1日转账90万元。2015年7月10日，俞艇先后转账两笔至陈琦芳账户，其中第一笔5万元备注“还款”，第二笔五万元未予备注。另查明，陈琦芳本人是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过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陈琦芳陆续转账603万元至俞艇账户，陈琦芳主张该603万元均系其出借给俞艇的借款。俞艇认可前两笔合计5万元为借款，其已归还，其余598万元则主张是陈琦芳购买其推荐的股票获利后支付的分成款。根据陈琦芳、俞艇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4年12月4日至2015年6月1日的十七笔转账合计598万元是否系陈琦芳出借给俞艇的借款。本案中，陈琦芳虽主张其与俞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却仅能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陈琦芳作为曾代理过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法律职业人员，其清楚知晓借款合同、借条等借款凭证的重要性。但是，在长达半年时间内，俞艇不曾归还分文，陈琦芳却依然持续高额转账，既未要求俞艇出具任何借款凭证，也未留存其他任何足以证明借贷合意的证据。从审理中双方的陈述来看，陈琦芳、俞艇仅系同学关系，而非具有特殊密切关系的家人、恋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足以让一名法律职业人员出借高额款项却不留存借款凭证的充分信任基础。况且，案涉转账同一时间段，陈琦芳及其丈夫一直通过融资方式负债付息炒股。一边负债一边无息出借高额款项给俞艇，且经一审法院询问不能合理陈述俞艇的借款原因。综合以上分析，陈琦芳关于出借款项的陈述明显有悖常理。俞艇辩称其向陈琦芳推荐了国投安信、荣盛发展、欧菲光等十几支股票，其中国投安信连续14个涨停板，陈琦芳从中高额获利。从陈琦芳及其丈夫的证券账户明细来看，其夫妇投入高额资金并融资融券从事股票交易，也购买了俞艇陈述的六七支股票，但并无国投安信这支股票。在案涉转账发生之时，自然人投资者开立A股账户存在一人一户限制，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少利用亲戚朋友名义开立证券账户的情况，因此，虽陈琦芳夫妇的证券账户明细与俞艇的陈述未能一一对应，但俞艇的抗辩仍具备一定的可能性。综上，陈琦芳诉请所依据的待证事实尚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陈琦芳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并不足以完成其自身的证明责任，故陈琦芳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琦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310元，由陈琦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陈琦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11身份信息证明。第二组证据：证据12—21证券帐户信息情况以及交易情况。上述两组证据共同证明陈琦芳及其配偶的全部近亲属未开立证券帐户，即使开立也与俞艇推荐的股票重合点极少。证据22公证书，证明一审证人施建江曾居中协调俞艇还款，在与陈琦芳聊天中，陈有要求俞艇如何还款的表述；微信聊天中俞艇表示其对外负有巨额债务，陈琦芳主动表示愿意借钱给他；证据2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佳润公司），证明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15日，俞艇为这家公司股东，其向陈琦芳借款，部分是为了入股该公司；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7年9月19日，俞艇与施建江共同为这家公司股东，故施建江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可信度。
被上诉人俞艇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11的三性均有异议，其中陈宣超、王孝春的身份证号码在常住人口登记卡上登记的与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中不一致，证据1-11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12—2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这些都是陈琦芳自行去相关证券机构调取的，不能确认上面的章是否相关证券公司的印章。同时陈琦芳提交的多份证券交易记录对帐单中仅仅只是客户姓名，并没有其他相关信息，无法确认该调取的客户指向就是陈琦芳的近亲属。证券交易记录中如王国芳对帐单中很多交易没有盖骑缝章，也没有显示页码，俞艇认为这样的交易记录是不完整的，也可能是陈琦芳篡改以后重新打印而予以提交。陈琦芳提交的证据1—21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且一审中俞艇也注意到陈琦芳的银行往来帐户中，主要是与两个非亲属的自然人发生大量的资金往来，也能够进一步证明陈琦芳很可能就是采用他人的帐户来炒股，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达到陈琦芳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2公证书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此微信使用人就是陈琦芳所称的相关当事人，与本案没有关系，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与“施建江”的聊天记录中，并无“还款”或“借款”的表述，关于本案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对其三性不予认可，因为时间久，不排除微信中聊天的内容处于可编辑的状态。从陈琦芳提交的该组聊天记录中恰恰能够反映本案双方之间不存在特殊关系，聊天内容中也提到俞艇家里存在一些债务，陈琦芳一直是以朋友或同学身份进行相应回应，若双方之间关系特殊或者有任何情人关系，是不可能以这样的沟通方式进行的。在该组证据2014年4月29日聊天记录中陈琦芳自己承认其资金只有30万元，如果俞艇要求借款，陈琦芳可以借30万元，但若如本案陈琦芳一下子借出600万元的资金，还不开具借条有违常理，不能证明双方就本案款项达成了借贷合意。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平时也是用微信进行沟通的，那为什么陈琦芳不向法庭提供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6月期间双方所有微信聊天记录，这恰恰能够说明俞艇实际根本没有向陈琦芳借款。对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佳润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15日，而本案款项往来发生在该公司成立之前，俞艇在该公司的出资时间是在2016年10月，所以不存在陈琦芳所称为了股东的出资而向陈琦芳借款一说。俞艇与施建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当时证人也是作为双方共同好友对双方的矛盾进行调和，不存在偏向任何一方进行陈述的问题。
被上诉人俞艇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三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俞艇收购三帆公司股权事宜发生在2017年1月9日，明显晚于涉案资金往来发生的期间，陈琦芳主张俞艇因股权收购需求而借款不能成立；2.佳润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结果，证明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15日，明显晚于涉案资金往来发生的期间，陈琦芳主张俞艇因股权出资需求而借款不能成立；3.陈琦芳代理诉讼业务查询记录、判决书（三份）及律师执业信息查询结果，证明陈琦芳与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多位资深律师合作，共同代理多起民间借贷诉讼案件，陈琦芳拥有民间借贷方面较为丰富的处理经验和风险意识，故本案陈琦芳声称借款不需要借条有违常理。4.俞中江、徐赛兰等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俞中江、徐赛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二审刑事裁定书，证明陈琦芳在该案中向俞中江等人借款100万元时是有签署借款合同的，陈琦芳明确知悉借款合同对民间借贷纠纷的重要性。该案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4日作出刑事判决，陈琦芳已能预见自己的100万元借款面临重大损失，故其在2014年11月之后仍然在不出具借条情况下频繁向俞艇提供借款的说法明显有违常理。
上诉人陈琦芳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俞艇向陈琦芳借款的理由就是要收购三帆公司股权，事实上最后也是在借款之后的一年时间发生，所以晚于借款，也可能是收购慢，所以不能达到俞艇的待证目的；证据2，最后一笔借款发生在2015年6月1日，佳润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15日，在时间上恰恰是吻合的；证据3不能得出陈琦芳是律师的身份，陈琦芳并没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或司法考试，其更加没有执业证，但其代理过一些民间借贷案件，是以律师身份代理是事实，而且没有出庭。对三份判决书所涉陈琦芳代理人身份无异议。对相关网站查询到的陈琦芳代理的民间借贷案件陈琦芳本人并没有出庭。对于是否出具借条或借款合同，陈琦芳认为不是基于法律的认知，而是出于特殊关系，在陈琦芳看来与俞艇的关系根本不需要出具借条；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意见同证据3。陈琦芳在俞中江案件中也去经侦做过笔录，经侦也核查过其是否律师的身份。
本院对上诉人陈琦芳二审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第一组（证据1-11）、第二组证据（证据2-2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俞艇所称陈宣超、王孝春的身份证号码在常住人口登记卡上登记的与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中不一致的情况，本院核查后认为此系身份证号码升级所致，该两组证据能够证明陈琦芳证券账户信息、陈琦芳的母亲王孝春、陈琦芳的公公沈禄善、婆婆邱建珍未在上海、深圳开设相关证券账户情况，对于姓名为“陈宣超”、“王国芳”、“王玉东”的证券交易单户对账单，因无法确认该三人系第一组证据中显示的陈琦芳的父亲、姐姐与姐夫，故对该三份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2.证据2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中陈琦芳与施建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陈琦芳有提到500万及分两笔支付的情况，以及陈琦芳与施建江均提到“调解”事宜，但无法证实与本案有争议的陈琦芳转账至俞艇的598万元直接相关，陈琦芳与俞艇的微信聊天记录，均发生在2014年4-5月，记录显示俞艇有债务烦恼，陈琦芳愿意帮忙的情况，但无法证实与案涉598万元的关联性；3.证据23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实佳润公司成立日期为2015年6月15日，施建江在2017年9月19日前曾是该公司的股东、在2016年6月6日前曾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俞艇为该公司股东之一及法定代表人。从股东及出资信息看，施建江于2015年8月25日实缴出资额60万元，俞艇于2016年10月7日实缴出资额120万元，与本案所涉款项最后一次转账相距一年四个月。
对于被上诉人俞艇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实2017年1月9日，三帆公司的股东从潘晓171.6万元、俞国钧171.6万元、俞艇176.8万元变更为俞艇520万，与本案所涉款项最后一次转账相距一年半；2.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公司成立时间与案涉款项最后一次转账仅相距半个月；3.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陈琦芳曾作为委托代理人代理过多起民间借贷案件；4.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
经二审审理查明，陈琦芳曾在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工作。同时，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原告本人是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该节事实不予认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所谓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此证据应该包括借贷双方具有借贷合意的证据以及款项交付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陈琦芳仅凭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其与俞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对双方之间转账款项的性质，还是应综合双方陈述、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首先，从双方陈述的转账款项的性质分析，陈琦芳陈述俞艇借款原因中，俞艇父亲的债务以及临时周转所需并无证据印证，另外收购三帆公司的股份以及组建佳润公司所需，从证据反映俞艇为这两家公司投入资金的时间在案涉款项最后一次转账时间的一年多以后，故可信度不高；而俞艇陈述案涉转账系陈琦芳在接受其对股票信息的分享和推荐后，因股票投资有较大收益而转给其的分红，虽然在案证据无法证实陈琦芳及其近亲属有购买俞艇所称的国投安信股票，但本院对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陈琦芳信用资金流水明细进行了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11月26日到2015年5月27日（与案涉款项转账时间符合）期间，陈琦芳购买荣盛发展、闽福发A、平潭发展（均包括在俞艇陈述的向陈琦芳推荐的股票之内）就盈利375万余元，再结合俞艇曾从事的职业、陈琦芳亦认可其和丈夫购买的股票中有部分是俞艇所推荐分享，本院认为俞艇的陈述有一定的可信度。其次，陈琦芳与俞艇是中学同学，现无证据证明两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陈琦芳亦认可双方在本案款项转账期间并无任何特殊关系，那么陈琦芳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转账十数次总计金额高达几百万元给俞艇，且未让俞艇出具任何借款凭证，本院认为与常理不符。综合上述情况，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意见，即陈琦芳诉请所依据的待证事实尚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陈琦芳在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俞艇之间就案涉十数次转账金额达598万元的款项达成借贷合意的情况下，陈琦芳仅凭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尚不足以完成其举证责任。因此，陈琦芳关于其与俞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但因在案证据无法证实陈琦芳系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琦芳亦予否认，故对于一审法院该部分认定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陈琦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310元，由上诉人陈琦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骆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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