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绥民再字第3号原审原告尹显虎，男，196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务农。原审原告刘美艳，女，196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务农，系原告尹显虎之妻。原审原告尹志明，男，1991年2月5日出生，汉族，学生，系原告尹显虎、刘美艳次子。三原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陆安伟、刘任申，湖南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绥宁县梅坪乡木兰田村第二村民小组。负责人刘文斌，男，1955年3月5日出生，汉族，务农，系该组组长。被告刘天富，男，1973年2月3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权，男，1962年4月5日出生，汉族。被告刘天喜，男，195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被告刘郁喜，男，194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雄，男，196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国，男，1968年8月1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明，男，197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柏，男，1965年2月1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跃，男，1973年9月9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辉，男，196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被告杨正莲，女，1957年5月8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武，男，196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海，男，195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保，男，195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被告王金鑫（曾用名刘天荣），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春，男，1967年5月5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照，男，1965年11月9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兵（斌、彬），男，196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沛，男，196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被告薛友发，男，194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被告薛友德，男，194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被告刘公平，男，193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被告刘文生，男，1967年5月1日出生，汉族。原审（2013）绥民初字第77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1987年尹显虎到绥宁县梅坪乡木兰田村二组与刘富成的女儿刘美艳结婚，并将户口迁入该组，成为该组的组民。1988年生育长子刘涛，1991年生育次子尹志明。2000年原告尹显虎的岳父刘富成去世后，原告全家迁回老家洞口县山门镇双溪村新屋组。被告绥宁县梅坪乡木兰田村第二村民小组将原告的自留山、责任山、责任田划分到户。原告尹显虎于2013年9月5日申请绥宁县梅坪乡人民政府确认“瓦窑冲”自留山场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归其所有。绥宁县梅坪乡人民政府没有作出处理决定，而是以绥宁县司法局梅坪司法所和绥宁县梅坪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于2013年10月22日制造了一份《关于木兰田村2组刘富成原承包自留山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解处理意见书》。原审认为，原告尹显虎、刘美艳、尹志明与被告梅坪乡木兰田村第二村民小组是自留山、责任山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的使用权纠纷，而不是承包经营权纠纷。原告与被告因林木的所有权、林地的使用权发生争议，应当由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纠纷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裁定驳回原告尹显虎、刘美艳、尹志明的起诉。原审原告尹显虎、刘美艳、尹志明与原审被告绥宁县梅坪乡木兰田村2组（以下简称木兰田村二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21日作出（2013）绥民初字第7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尹显虎、刘美艳、尹志明的起诉，原告不服本院（2013）绥民初字第778号民事裁定书向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申诉材料转至本院立案复查。本院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2015）绥民申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2015年10月26日本院立案受理后，原审原告尹显虎、刘美艳、尹志明向本院申请追加刘天富、刘文权、刘天喜、刘郁喜、刘文雄、刘文国、刘文明、刘文柏、刘文跃、刘文辉、刘文金、刘文武、刘文海、刘文保、刘天荣、刘文照、刘文兵、刘文沛、薛友发、薛友德、刘公平、刘育生22人为共同被告，为了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于2016年2月20日追加刘天富等22人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先由审判员周延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朝君、刘云组成合议庭，后改由审判员李楚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周延光、伍守先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3日、10月24日、2017年1月18日先后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尹显虎及其委托代理人陆安伟、刘任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梅坪乡木兰田村二组的负责人和被告刘天富、刘文权等22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诉称，原告尹显虎1987年到女方刘富成家与二女刘美艳结婚落户，同年将户口迁入被告所在组，成为该组组民之一。此后于1988年生育长子，1991年生育次子，在此期间，组里的山林原有的原告尹显虎岳父刘富成的自留山，另外分别有责任山林13片，具体地名有木家屋场（面积为40亩），白竹山（面积为15亩），椅子型（面积为8亩），猛虎跳间（面积为8亩），桐子冲（面积为12亩），王冲下介（面积为20亩），梅枚冲塘后面（面积为15亩），梅枚冲田后面（面积为10亩），屋后面（面积为4亩），老虎坑（面积为8亩），大老鹰（面积为4亩），梅枚冲与大圷交界（面积为6亩），牛栏冲鸦片烟旁2块山（面积为8亩），总共面积约160余亩。2000年原告岳父刘富成去世，原告在该组生活上受到歧视，只好从被告组举家入迁老家洞口山门镇双溪村新屋组。然而，被告见原告迁出，意将原告岳父自留山及原告承包的责任山予以瓜分。原告知道后与被告交涉未果，曾先后多次走访乡、县、市、省等有关机关。2013年10月乡政府对此事作出了相关处理意见，但原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到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停止侵害并退还侵占原告自留山和承包责任山林地及水田。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原审提交了以下证据：1、尹显虎的身份证（绥宁县）及其家庭成员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绥宁县），瓦屋派出所的户籍证明、尹志明、尹显虎、刘美艳、刘涛等人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洞口县），拟证明原告的原来居住地及原告尹志明的出生地，同时证实了现在的居住地在洞口县山门镇双溪村新屋组；2、山林照片一张，拟证明原告在被告组分得山林的事实；3、木兰田村二组耕地承包人口花名册、耕地承包到户登记表复印件1份，拟证明三原告在被告组上承包的山林及责任田是合法的；三原告在当时合法分山分地的事实；4、2013年9月10日承包经营纠纷调解记录共6页，拟证明原告在被告组曾经承包了水田和山林，被告组上有四组民（刘天富、刘文辉、刘文彬、刘郁喜）签字确认了，被告组对原告承包的水田与山林予以瓜分；5、2013年12月22日关于木兰田村二组刘富成原承包自留山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解处理意见书，拟证明了被告侵占原告的自留山，要求被告组返还原告的处理意见；6、洞口县山门镇双溪村出示的证明，拟证明尹显虎一家四口人在山门镇没分到田；7、刘富成山林所有证存根1份，拟证明刘富成所有山林权属；8、2013年12月11日对刘文辉、刘文柏的调查笔录，拟证明被告组将原告的山林及水田瓜分了；9、2013年7月29日梅坪乡人民政府“关于尹显虎提出《坚决要求赔偿损失的报告》的答复函”，拟证明原告为了维权向有关机关申请处理的事实；10、对刘文武的调查笔录1份，拟证明被告组将原告家的自留山和责任山、水田等予以分割。原审原告在再审时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0年承包耕地到户，尹显虎所分山场的证明复印件6份，拟证明2000年被告组上分别给原告家部分责任山的地名、四至和面积；上面有刘文武、刘文照、刘文保、刘文柏签字确认；2、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二组组民瓜分尹显虎承包责任山的地名、面积、四至等情况，瓜分的责任山被14户户主办了林权证；有一块的林权证办到了组上；3、准入迁入证明和洞口县黄泥江派出所的户函，拟证明尹显虎一家四口迁入洞口县山门镇准确时间是2002年7月16日；4、绥宁县农村集体承包合同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在1999年底到2000年初，在组上的合法人口是5人，包括原告一家四口和其岳父刘富成；总共承包了8.5丘责任田，承包的产量是693公斤；5、（2015）绥民申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在绥宁县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错误，本案应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的事实。原审被告木兰田村二组在原审对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原告在绥宁县的户籍已失效；对2号证据有意见，认为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也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3号证据有意见，认为花名册真实性存疑，该份表里没有填写人及其他人的签字确认，最后一格承包人姓名为“重复”，被告组没有“重复”这人，这份表只涉及耕地，无法证明原告分山分地的事实，更证明不了承包山林的数额及地址；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清晰的证明了三原告是1999年申请迁出被告组，迁出后自愿将山林退给集体，在原告退给集体后被告方经民主会议才将山田分到户；原告方主张被告侵权是在2013年才主张权益，2013年以前没有向有关部门主张过；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乡政府应以调解决定书形式而不是处理意见书，且乡政府也没有对责任山和水田作处理；认为6号证据不符合形式要件，对7号证据没有意见，但只能证明是刘富成的自留山；对8号证据有意见，认为分山是2002年不是2005年；认为9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这份证据反映的请求是落实与造林费用的问题；对10号证据有意见，陆安伟没有经原告授权，陆安伟也没有作为代理人出庭属非法证据。对原审原告再审提交的1、2、3、4、5号证据因未出庭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审被告绥宁县梅坪乡木兰田村二组辩称，一、原告的诉讼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已丧失胜诉权。根据《民诉法》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来看，本案原告是为了保护其承包经营权。在诉状中称被告的行为是侵权行为。故本案只能是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而该案的所有的行为均是在2003年前发生的行为，至今已有11年多了，这很明显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另外在本案中也没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事实存在。在2001年被告经民主会议决议将其承包的田分配下去和在2002年将原告承包的山也分配给农户时，原告是完全知道的。在农田、山定权发证时，原告也应该知道，因为大田发放经营权证与山发放林权证是全国范围内人人知晓的大事，三原告在其居住地也落实了田与山的定权发证。所以该案原告不存在不知道或不应该知道来规避其法律责任。三原告的诉求不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所调整，法律不具有说服力的是法理。三原告是于1999年9月份申请迁出绥宁的，在1999年人口普查时三原告已落户洞口县是客观事实。在原告申请迁出时是经过村民开民主会议同意的，原告迁出时将其承包的山，田都退给了集体。二组经开会研究以补其6.5m3木材作为回报。原告迁出后还将山上的木材出卖了，并将房子也出卖表示不再回被告处居住生活了。在2001年组里分其田，2002年分其山时都事先通知原告方，原告方均表示不回来要了，你们分下去就可以。在2000年原告刘美艳之父刘富成去世时，全家回家举办丧事，之后每年清明回来扫墓，原告应知道分田，分山之事，且原告组上的堂兄弟也会告知原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是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法对旧事没有法律追朔力。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无事实依据。在没有其主张的责任山、田确权的情况下起诉，很明显无法律依据。根据《物权法》，不动产实行登记制，应当以权证为准。而原告方主张的责任山是他们的。有什么权证来证明呢?凭什么确定是原告方的呢?更不用说山的面积是多少?我组上的人户户有权证证明山是他们的。如果三原告讲他们的山已被他人造了权证，那就打行政官司或确权官司。四、三原告主张的自留山是他们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自留山是可以继承但刘富成有几个女儿，其他几个女儿具有同等的继承权。所以三原告来主张继承刘富成的自留山与《继承法》相悖，其主体资格不合格。五、集体财产只能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权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在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才能享有权利，三原告现不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享受被告组上的财产权益。三原告不履行义务，更不能享受权力1999年大田延包责任田时，二组召开民主会议决议，二组是实行５年调整的体制并确定调整的范畴。三原告于1999年就不是二组的村民了，所以三原告主张退还责任田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原告整家迁出后在组上修路，架电线公共建设中均未履行义务，所以不是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不应该享受集体财产权益，综上所述，三原告的主张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被告木兰田村二组在原审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尹显虎、刘美艳、刘涛、尹志明的报告1份，拟证明原告申请迁出时间是1999年9月26日；2、洞口县公安局黄泥江派出所的人口信息及其2014年1月16日出具的说明，拟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证明了三原告是于1999年在黄泥江派出所进行了人口登记及迁入的出处；3、木兰田村委会2014年1月17日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尹显虎是入赘到刘富成家，入赘后一直生活在木兰田村二组，直至1999年迁出到洞口县山门镇双溪村新屋组。原告迁出后其责任田已经进行了调整分配，在分配山田时经过原告一家人同意，原告迁出时明确表示放弃山、田的，只要求组里补偿原告一家6.5m3木材，原告迁出时将自家房屋和树木变卖了，原告在起诉前没有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迁出后没有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义务；4、为了认真做好责任田承包进一步稳定和完善承包关系的几条规定，拟证明户口迁出后不得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享受权利，被告组上的责任田是每五年调整一次及调整的对象、范围；5、青山承包合同书，拟证明处理原告等人的山是2002年9月份；6、对刘文辉（村主任）的调查笔录1份，拟证明刘富成是刘文辉堂二爸；在2002年刘富成去世前后，三原告在该组没有受到岐视等情况；原告系自愿迁出；原告迁出是村委会研究决定的，并补偿了原告木材；洞口县黄泥江派出所出示的证明是依据纸质档案出示的，户籍民警说明了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是有区别的，电子档案时间不能作为原告迁出时间依据，原告迁出后同意将山、田返还给集体，被告组民经营的山场都是有林权证的，三原告迁出后，每年均回来给刘富成扫墓；原告对刘文辉作的调查没有交其阅览，刘文辉以本次调查为准；7、2002年9月7日晚的会议记录，拟证明开会决定对尹显虎承包的山予以收回并分配，并在迁出时给了原告6.5m3木材；8、合同书1份，拟证明原告等人将木材卖给他人；原告等人自愿将土地归还给集体的承诺；9、湖南省绥宁县农户承包集体土地经营权证两份，拟证明1999年9月12日木兰田村二组就填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在依然以此证进行管理，原告方要主张权利必须以该证为依据；10、林地林权登记申请，现场核实表1份，拟证明被告组现是凭林权证管理的事实，2007年9月7日已填证发放到户，原告应知晓，因原告的堂兄都进行了登记发证；11、关于木兰田村2组刘富成承包自留山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解处理意见书1份，拟证明的内容同原告出示这份证据时的质证意见一致；12、绥宁县梅坪乡人民政府对该案的调解材料共28张，拟证明乡人民政府是2013年以后才接受到原告等人的请求解决；原告只主张自留山，没有主张责任田及责任山；13、证人刘天富证明1份，拟证明2002年被告组分原告山时通知过原告，并征得尹显虎同意，刘天富就通话内容做了陈述；14、洞口山门镇人民政府的证明1份，拟证明原告现在居住的地方同样实施了林权制度改革，原告应当知晓林权制度的改革。原审原告在原审中对原审被告木兰田村二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有意见认为是假的，不是出自原告之手，对2号证据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对3号证据认为迁出早两年和晚两年不影响对山田的承包所有权，认为4号证据是假的，认为5号证据证实了原告的山被瓜分，6号证据只认同与原告方调查证人的事实，其他一致不认可，认为7号证据不真实、内容不合法，认为8号证据原告卖了木材注明土地归集体所有是指原告只卖木材，并没有卖土地，认为9号证据被告组因原告迁出没有给原告发经营权证，认为10号证据，当时原告等人已到洞口了，发证时被告将原告的山林瓜分办证，系违法行为，认为11、12号证据，原告申请包括责任山、自留山及责任田，时效是从自知道侵害之日起，侵权行为在持续，不存在时效问题。认为13号证据刘天富没有打尹显虎电话，认为14号证据只能体现山门镇在当年进行了林权制度改革，原告没有分到山和田。被告刘天富、刘文权等22人未作答辩亦未发表质证意见。证据的分析和认定：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意见，予以采信。2号证据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不予采信，3号证据只能证实原告曾承包被告组责任田。4号、5号证据予以采信，但原告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6、7、8号证据予以采信，9、10号证据采纳被告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原告再审时提交的1号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采信，2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告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3、4、5号证据予以采信，被告在原审提交的1、2号证据不予采信，应认定迁入时间为2002年7月17日，3号证据予以采信，4号证据不予采信，5、6、7、8、9、10、11、12、13、14号证据予以采信。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1986年11月20日，尹显虎与刘美艳在绥宁县梅坪乡人民政府登记结婚，婚后尹显虎将户口迁入木兰田村2组，成为该组的成员，1988年生育长子刘涛，1991年生育次子尹志明。1983年，刘富成在梅坪乡木兰田村2组承包了“瓦窑冲”自留山一块，并于1984年登记造册，山林所有证存根记载四至为：上至本山顶，左至刘应友自留山倒水为界，下至本山坑，右至大岭倒水为界，造册面积4.5亩。2002年11月29日，尹显虎将刘富成承包的“瓦窑冲”自留山林木以2800元卖给了梅坪乡木兰田村2组刘天富，并签订了《合同书》，并在合同中写明：“根据国家政策，自留山谁造谁有，现甲方（尹显虎）将‘瓦窑冲’自留山木材卖给了乙方，土地归集体所有”。木兰田村二组凭此合同，在2002年12月刘天富砍伐林木后，将土地收归组上集体经营至2008年后经集体研究将刘富成原分“瓦窑冲”自留山土地以约为2000元的承包价格承包给该组村民刘天安，刘天安承包后在该土地上造林并抚育至今。1998年8月30日，木兰田村二组与刘富成就尹显虎家五口人的责任田签订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期是2000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合同书登记情况为：地名芵巴凼下，直细四望田2丘，产量190公斤，美梅冲，付成屋下3丘，产量230公斤，美梅冲付成屋后1丘，产量15公斤，美梅冲友才业主1丘，产量110公斤，芵巴凼，友发井水田1丘，产量135公斤，田半上下，带子田，半丘，产量13公斤。2000年，尹显虎5人在木兰田村二组分了责任山，但组上没有对村民的责任山登记造册。2000年尹显虎岳父刘富成去世后，尹显虎全家迁回尹显虎老家洞口县山门镇双溪村新屋组居住。于2002年7月16日正式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尹显虎迁出后，木兰田村2组将尹显虎责任山收回并补偿了尹显虎6.5m3木材，尹显虎将该6.5m3木材作价800元卖给了该组刘公平，组里收回自留山时，刘天富打电话告知了尹显虎。木兰田村二组将尹显虎自留山、责任山、责任田收回后划分到户，自留山、责任山于2007年对林地林权进行现场核实后重新发证。2013年9月5日尹显虎申请绥宁县梅坪乡人民政府确认“瓦窑冲”自留山场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证权归其所有，梅坪乡政府未作出处理决定，但以绥宁县司法局梅坪司法所和梅坪乡人民政府调解委员会的名义于2013年10月22日作出了《关于木兰田村2组刘富成原承包自留山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调解处理意见书》。本院认为，原审原告尹显虎、刘美艳、尹志明与原审被告绥宁县梅坪乡木兰田村2组、被告刘天富、刘文权等22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本院于2014年3月21日作出的（2013）初字第7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属于适用法律有错误，应予以撤销。原告的责任田尚在承包期内，原审被告木兰田村二组未经原审原告同意擅自划分原审原告的责任田重新分配到户侵犯了原审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审被告应将原审原告家的责任田8.5丘退还给原审原告继续承包经营。故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退还侵占原审原告家的责任田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以原告诉请超过诉讼时效和没有法律溯及力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原告在出售自留山林木时约定土地归集体所有，且自留山已发包给他人重新造林，并于2007年重新发证登记在原审被告木兰田村二组名下，原审原告在2013年9月5日申请当地政府处理前一直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自留山土地使用权的放弃，原审原告的责任山没有登记造册，原审原告亦没有与原审被告签订责任山承包经营合同，原审原告对其责任山的四至范围和面积亦未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原审被告木兰田村二组收回原审原告责任山并于2007年重新发证时告知了原审原告并对其进行了补偿，故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退还自留山和承包责任山林地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原审被告木兰田村二组、被告刘天富、刘文权等22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3）初字第778号民事裁定书；二、原审被告绥宁县梅坪乡木兰田村第二村民小组返还原审原告尹显虎、刘美艳、尹志明的责任田由原审原告继续承包经营；三、驳回原审原告尹显虎、刘美艳、尹志明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元，由原审原告承担20元，原审被告承担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楚华审判员  周延光审判员  伍守先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徐菲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五十三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五十四条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二）违反本法规定收回、调整承包地；（三）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四）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五）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六）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七）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八）其他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