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湘02行终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600号。
法定代表人吉振君，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向荣，系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黄宗和，湖南天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纬二路91号301室。
法定代表人王小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维，湖南耀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2段118号。
法定代表人李金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贵，系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彭贤交，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因与被上诉人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2017）湘0211行初9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0日，2013年12月3日更名为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刘伟建是该公司投资人之一长沙甲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2年12月25日，原告与攸县人民医院签订了一份《1.5T超导核磁共振合同》，总价共计12398000元，该合同加盖原告公章，刘伟建在合同的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名。2015年7月16日，湖南省攸县人民法院（2015）攸法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汤大兴构成受贿罪，并认定：“2012-2014年期间，被告人汤大兴利用担任攸县卫生局局长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建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9000元，为刘伟建在攸县人民医院销售医疗设备谋取利益。”2016年4月21日，被告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原告作出株工商行处字【2016】第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构成商业贿赂行为，予以罚款18万元。原告不服，于2016年6月21日向被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该局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湘工商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株工商行处字【2016】第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原审认为，本案系行政处罚案，攸县人民法院（2015）攸法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2-2014年期间，被告人汤大兴利用担任攸县卫生局局长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建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9000元，为刘伟建在攸县人民医院销售医疗设备谋取利益”。被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株工商行处字【2016】第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处罚的当事人是原告，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原告与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有无关联，以及刘伟建与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何关系的事实没有查清。故被告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株工商行处字【2016】第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被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湘工商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诉讼费50元，由被告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诉称：1、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对原攸县卫生局局长进行商业贿赂的违法事实清楚。2011年下半年，被上诉人员工刘伟建知道攸县人民医院要购买超导核磁共振设备后，就找到对该业务有决定权的受贿人汤大兴，请求给予关照。2012年春节刘伟建送给汤大兴3000元，在其他经济往来中借给汤大兴20万元，在汤大兴的推荐和支持下，被上诉人顺利中标，攸县人民医院于2012年12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套超导核磁共振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的2013、2014年，刘伟建又分别送给汤大兴3000元。刘伟建与汤大兴没有人情往来，只有业务关系。对以上事实，刘伟建、汤大兴在检察机关的笔录中供认不讳，攸县人民法院（2015）攸法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也予以确认。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三条“经营者的职工采用商业贿赂的手段为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经营者的行为”的规定，上诉人认定刘伟建送钱的行为是被上诉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攸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属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其出具的回复函证据效力存疑，且“未发现犯罪线索”不代表“未违法”。3、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本案商业贿赂的行贿主体，证据确凿，不仅仅依据攸县人民法院（2015）攸法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还有大量的书证。原审判决存在多处错漏，认定事实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处罚决定，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辩称：应当先解决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的关系问题。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原审被告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辩称：本案焦点是刘伟建是否为了被上诉人与攸县人民医院销售医疗设备向汤大兴行贿，至于刘伟建与所谓的“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否有关联与本案没有关联，即不论刘伟建是否与所谓的“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有什么关系，都推翻不了他是为了被上诉人行贿的事实，推翻不了他代表被上诉人签订因行贿而获得销售订单的事实。一审判决证据不足，逻辑混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复议决定和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维持以上决定。
本院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证据予以采纳，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向攸县人民法院调查，攸县人民法院向本院出具了《关于汤大兴受贿案中刘伟建行贿情况的说明》，该说明内容为：“我院受理的（2015）攸法刑初字第36号被告人汤大兴受贿一案中，涉及汤大兴收受刘伟建贿赂款9千元的事实。在案证据显示刘伟建于2014年8月2日在侦查机关陈述其于2003年出资设立了长沙甲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2011年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收购了长沙甲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业务后，其担任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12月25日，刘伟建以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攸县人民医院签订了超导核磁共振购销合同。汤大兴受贿一案中的证据无法证明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系同一家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系工商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被上诉人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出的株工商行处字【2016】第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湘工商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被上诉人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原攸县卫生局局长汤大兴行贿，并对其作出株工商行处字【2016】第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是攸县人民法院（2015）攸法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攸县人民检察院对刘伟建的询问笔录、攸县人民检察院对汤大兴的讯问笔录、当事人与攸县人民法院签订的西门子1.5T超导核磁共振合同及相关财务往来凭证以及企业登记等相关证据。但（2015）攸法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是“2012-2014年期间，被告人汤大兴利用担任攸县卫生局局长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建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9000元，为刘伟建在攸县人民医院销售医疗设备谋取利益”，该判决并没有认定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有行贿的事实。汤大兴、刘伟建在检察机关的供述中并未提到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与刘伟建向汤大兴行贿有何关联。攸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汤大兴受贿案中刘伟建行贿情况的说明》也表明：“汤大兴受贿一案中的证据无法证明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系同一家公司。”显然，该判决书中“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表述并非笔误，而是该受贿案的在案证据不能证实“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就是“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同时，攸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回复函》表明：“在该案（即汤大兴受贿一案）侦查过程中，未发现你公司（即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存在向个人或单位行贿犯罪的情况。”综上，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原攸县卫生局局长汤大兴实施了行贿行为，其对被上诉人作出株工商行处字【2016】第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被上诉人作出维持该处罚决定的湘工商复决字【2016】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样主要证据不足，依法也应予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华
审 判 员 吴晓斌
审 判 员 梁小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苏新柱
书 记 员 匡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