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22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天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海林，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王致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舒怡，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贤洁。委托代理人何礼长，重庆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启仕。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鸿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建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杨冬梅，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沙敬，北京市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天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天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贤洁、北京鸿都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鸿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的（2014）足法民初字第01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赵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俞旭东、代理审判员黄春燕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5月26日、9月21日对各方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重庆天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致勇，被上诉人刘贤洁的委托代理人何礼长、刘启仕，被上诉人北京鸿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冬梅、沙敬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己审理终结。刘贤洁一审诉称：2014年4月26日，刘贤洁与重庆天茂公司签署《购车协议》一份，双方约定：刘贤洁向重庆天茂公司购买型号为“现代格锐2013款3.0L7座舒适版”新车一辆，价格325800元，交车地点在天茂公司。5月20日，刘贤洁接车时发现汽车引擎盖漆面模糊，重庆天茂公司解释系因汽车运输途中“铁扳手”掉落砸凹做了更换修复，并表示愿意以降价2万的方式补偿；刘贤洁同意，并于当日支付购车尾款且提了车，北京鸿都公司向刘贤洁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5月22日，刘贤洁发现车前保险杠两边缝隙不对称，遂至汽车维修公司检查。经检查发现所购汽车引擎盖、前保险杠、中网、散热器均被做了更换。刘贤洁遂于当日立即将车开至重庆天茂公司，经双方当面检查，重庆天茂公司承认上述部件做了更换。为了证实汽车发动机和安全气囊完好无损，应刘贤洁请求，重庆天茂公司于5月23日下午15时左右将更换了的部件拉至公司供刘贤洁查验，查验过程中，刘贤洁进一步发现汽车空调冷凝板、电子风扇、大灯也做了更换。对上述更换，重庆天茂公司同意再补偿5000元。刘贤洁认为，重庆天茂公司在向刘贤洁告出售新车时，隐瞒新车部件被多处更换的事实，构成了对刘贤洁的欺诈，严重侵害了刘贤洁作为合同相对方和消费者的权利。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双方于2014年4月26日签订的《购车协议》；2、重庆天茂公司、北京鸿都公司返还刘贤洁购车款301300元；3.重庆天茂公司、北京鸿都公司赔偿刘贤洁为购车所支付的保险费8920元及购车款同期贷款利息（直至付清为止）；4.重庆天茂公司、北京鸿都公司增加3倍赔偿刘贤洁购车款9039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重庆天茂公司、北京鸿都公司承担。重庆天茂公司一审辩称：1.双方签订购车合同时，重庆天茂公司不存在欺诈，签订合同当时该车是没有瑕疵的，而欺诈应是在签订合同时一方有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所以本合同不具有可撤销性；2.重庆天茂公司在2014年5月20日履行合同时，已经告知刘贤洁该车是事故车，而且告知刘贤洁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是补偿，第二是换车，第三是退款，刘贤洁在2014年5月20日知道该车是事故车，并选择由重庆天茂公司补偿价值2万元的物品，且减收车款2万元；3.2014年5月22日，重庆天茂公司将该车更换过的零部件从重庆运回龙水，于2014年5月23日与刘贤洁一起就该车更换的部件交换了意见。因为重庆天茂公司已经告知刘贤洁该车是事故车，而且将重庆天茂公司知道的该车的全部受损内容，所以重庆天茂公司不存在欺诈，请求驳回重庆天茂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鸿都公司一审未作答辩。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6日，刘启仕与重庆天茂公司签订《购车协议》，约定向重庆天茂公司购买现代格锐2013款3.0L7座舒适版黑色汽车一台，销售价格325800元，预付款10000元，交车地点重庆天茂公司，交车时间：车到提车，5月底以前。在《购车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协商再降价4000元，该车成交价格应为321800元（不含保险费）。刘启仕于签订协议当日支付给重庆天茂公司60000元，重庆天茂公司开具了收据。后刘启仕提出购车人变更为刘贤洁，重庆天茂公司在前往北京鸿都公司购车前接受了刘贤洁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并由北京鸿都公司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书购货单位（人）：刘贤洁，销货及纳税单位为北京鸿都公司，开具时间为2014年5月15日，价税合计301300元（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17%，增值税税额43778.63元），车架号KMHSM81D5EU066472。刘启仕并将《购车协议》上的客户姓名涂改为刘贤洁。2014年5月18日，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公司出具了两份保险费专用发票，付款人刘贤洁支付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保费1900元、机动车商业险保费7019.63元，合计8919.63元。重庆天茂公司自述上述车辆自北京到重庆的物流运输均由其负责联系完成，从北京鸿都公司接车时，该车为新车，在物流运输过程中，该车发生事故受损。由物流公司联系送至重庆市豪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维修项目包括：1、拆装更换前杠、前盖、大灯、杠灯；2、保险索赔；3、前杠、机盖做漆。更换零件16个部位，分别是：水箱AT、水箱电子扇、进风口、氟、机盖、中网、机盖锁护板、前杠、前保险杠、前杠泡沫、中网支架L、中网支架R、大灯L左前杆灯、冷凝板、防冻液。该车架号为KMHSM81D5EU066472的送修车，共用去修理费27690元,并由重庆冠龙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开具发票，发票金额23660元。2014年5月19日，车辆维修后，由重庆同协汽车经纪有限公司将该车运至大足龙水，由重庆天茂公司工作人员吕代全签字接收。2014年5月20日，重庆天茂公司将维修后的车辆交付购车人，并告知该车因物流事故，有损坏，损伤部位：机盖已损坏、引擎盖损坏（已更换修补）。重庆天茂公司提出可以在购车款上优惠购车人20000元，并赠送价值约20000元的汽车物品和服务，购车方表示同意并提车。重庆天茂公司在两份车辆交接清单上（购车人姓名为刘启仕）无损坏一栏划叉，刘贤洁于当天刷卡和通过承兑汇票支付了250000元（含保险费，扣除了天茂公司优惠的20000元购车款和零头719.63元），重庆天茂公司给刘贤洁出具了收据，注明“3M全车膜、脚踏、行李架、免费保养壹年”等赠送内容。至此，刘贤洁实际共计向重庆天茂公司支付了购车款301080.37元、保险费8919.63元，共计310000元，且双方确认该车购车款已全部付清。提车后，刘贤洁发现该车前保险杠缝隙不对称，遂于5月22日找到重庆天茂公司重庆天茂公司理论，双方协商将所换部件拉回龙水交由刘贤洁验看。2014年5月23日，刘贤洁、刘启仕与重庆天茂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海林共同验看了车辆所换部件。重庆天茂公司工作人员吕代全在之前交由刘贤洁保存的一份交接清单上备注“机盖已损坏更换，补偿贰万元。前水”（购车人姓名为刘启仕），又在当日由刘启仕誊写两份交接清单，备注“引擎盖损坏，2014年5月20日交车时告知补偿2万元，前保险杠、中网、散热器2014年5月22日刘贤洁检查车时发现，待处理”（购车人姓名为刘贤洁，吕代全、赵海林在场），前后四份车辆交接清单交车人拦均有吕代全签字确认，接车人一栏均为刘贤洁签字，且时间均写为2014年5月20日。5月23日，验看完毕车辆部件，重庆天茂公司向刘贤洁提出可以有三个选择：第一、除车款少2万现金，送一年保险，加上行李架、脚踏扥等（价值约2万元）以外，再补偿刘贤洁5000元；第二、给刘贤洁换一辆同款新车；第三、退车退款。对此，刘贤洁认为重庆天茂公司系在其自行发现车辆存在重庆天茂公司未告知的损坏部位以后才提出这三种选择，已经构成了欺诈，不同意再从中作选择。另查明：重庆天茂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汽车销售（不含九座及九座以下的乘用车）……汽车配件销售、汽车美容，吕代全为该公司工作人员。重庆市豪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路工业园区，经营范围：三类汽车维修等，代永松为该公司工作人员。刘启仕与刘贤洁自述系叔侄关系。再查明：验看车辆后，刘贤洁曾向当地工商部门反映上述情况，工商部门对此展开过一系列调查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北京鸿都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是其对相关抗辩权的放弃，故依据刘贤洁、重庆天茂公司的陈述及举示的证据认定相关事实。根据庭审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本案刘贤洁是否适格；2.《购车协议》是否可撤销，重庆天茂公司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欺诈行为；3.刘贤洁要求重庆天茂公司、北京鸿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在2014年4月26日签订《购车协议》时、并支付预付款60000元的人是刘启仕，但之后《购车协议》的客户姓名和乙方签字变更为了刘贤洁，重庆天茂公司对变更客户名未提出异议；且重庆天茂公司于2014年5月5日派代表赵海林、王丰前往北京鸿都公司购车时，提交给北京鸿都公司购车人身份证复印件亦是刘贤洁，北京鸿都公司在5月15日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购货人为刘贤洁，同时车辆交接清单下方接车人一栏签字亦为刘贤洁，刘贤洁于接车当天还通过刷卡和承兑汇票支付了余下250000元车款，重庆天茂公司给刘贤洁出具了收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保费1900元、机动车商业险保费7019.63元也是刘贤洁支付的，故，刘贤洁作为实际购车人，以本案原告身份提起诉讼，主体适格。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就本案而言，双方签订《购车协议》后，重庆天茂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交付给刘贤洁一辆无损坏的新车，而重庆天茂公司在明知所要交付的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损坏并维修更换过一系列部件，但在交付时却只告诉刘贤洁该车因运输途中发生事故，致使所要交付的车辆“机盖（引擎盖）”损坏维修过，承诺可以在价款上优惠20000元，并赠送价值约20000元的服务和车上物品；重庆天茂公司并未如实告知刘贤洁车辆全部损坏情况；重庆天茂公司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刘贤洁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同意接受了重庆天茂公司所告知的部分瑕疵、并支付了全部车款。重庆天茂公司虽然辩称在签订《购车协议》时，所要出售给购车人的车是新的、无损坏的车辆，车辆损坏发生在合同签订完毕以后，而辨别是否欺诈应以签订合同时的时间为准，因此提出其不构成对刘贤洁的欺诈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从交易习惯和一般消费者的心理来说，车辆属于较大价值的消费品，消费者理所当然期待的是全新的商品，如果商品出现瑕疵，作为经营者的重庆天茂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所出售的车辆的全部信息，并负有全面、真实告知消费者该车辆所有的瑕疵的义务，但重庆天茂公司在《购车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故意隐瞒车辆部分瑕疵误导消费者折价容忍其所告知的瑕疵，重庆天茂公司也“不能证明自己确非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实施此种行为”，这从本质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本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亦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从该条文可以看出，欺诈行为是发生在提供商品时，而不是在签订合同时，因此，对重庆天茂公司的辩称理由不予支持。综上，重庆天茂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欺诈行为，对刘贤洁要求撤销双方于2014年4月26日签订的《购车协议》、并要求返还购车款和保险费及增加赔偿三倍购车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购车款和保险费应以刘贤洁实际支付的金额为准，即购车款301080.37元、保险费8919.63元，对刘贤洁主张的购车款301300元和保险费8920元不予认定，确认重庆天茂公司应返还刘贤洁的购车款为301080.37元，保险费为8919.63元；对于刘贤洁要求重庆天茂公司支付购车款同期贷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购车款同期贷款利息并非本案直接损失，刘贤洁也未就此损失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予支持。重庆天茂公司在本案中存在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即刘贤洁的要求增加赔偿商品的价款的三倍，即903241.11元，依法予以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无争议的事实是北京鸿都公司对车辆的损坏无责任，而刘贤洁提出北京鸿都公司向刘贤洁开具了发票，明确了买卖合同的必备内容，实际上中途加入了卖方地位，参与并帮助重庆天茂公司完成了标的车的销售，两被告合作分工，形成利益共同体，北京鸿都公司从中受益，因而要求北京鸿都公司与北京鸿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重庆天茂公司辩称其与刘贤洁之间是委托代购关系，销售者是北京鸿都公司，因买卖合同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北京鸿都公司承担。对于原告和重庆天茂公司、北京鸿都公司之间互相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刘贤洁与重庆天茂公司之间签订了《购车协议》，是买卖合同关系，刘贤洁向重庆天茂公司先后付清全部车款，重庆天茂公司交付了标的物，双方实际履行了《购车协议》的内容，也没有证据证明刘贤洁与重庆天茂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购关系，因此，委托代购关系一说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刘贤洁与重庆天茂公司签订的《购车协议》约定的购车价款为325800元，优惠4000元后，为321800元，而重庆天茂公司向北京鸿都公司支付的购车价款为301300元，在其中存在20500元的盈利；且刘贤洁仅向重庆天茂公司预付了60000元，而重庆天茂公司向北京鸿都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购车款。虽然北京鸿都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购车人为刘贤洁，但是经重庆天茂公司的指示开具的。刘贤洁与重庆天茂公司之间、重庆天茂公司与北京鸿都公司之间属两个买卖合同关系，且分别各自在完成买卖合同相关的权利义务，物流运输也由重庆天茂公司自行联系，北京鸿都公司将车辆交付给重庆天茂公司联系的物流公司时，该车辆风险就转移给了重庆天茂公司；北京鸿都公司在与重庆天茂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应当开具发票，北京鸿都公司依据买方重庆天茂公司的指示将发票开具给刘贤洁，并交纳了相应税费，北京鸿都公司在本次买卖活动中完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也不存在应当承担责任的过错，因此北京鸿都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缺席判决：1.撤销刘贤洁与重庆天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6日签订的《购车协议》；2.刘贤洁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将其所购的现代格锐2013款3.0L7座舒适版黑色汽车一台退还重庆天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3.重庆天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刘贤洁购车款301080.37元、保险费8919.63元；4.重庆天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三倍赔偿刘贤洁购车款903241.11元；5.驳回刘贤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72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0727元，由重庆天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20719元，由刘贤洁负担8元。上诉人重庆天茂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重庆天茂公司与刘贤洁之间是委托代购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重庆天茂公司在汽车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是错误的认定。首先，重庆天茂公司已经明确告知刘贤洁车辆发生过事故，将引擎盖损坏的事实告知了刘贤洁，不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故意；其次，一审法院对于重庆天茂公司是否欺诈这一关键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违反法律规定。3.重庆天茂公司与刘贤洁之间的《购车协议》因为重庆天茂公司的名称既未明确规定在该《购车协议》甲方的项下，在甲方签署处亦未盖章，不具备书面合同成立的必备形式要件。因此，《购车协议》应属无效。4.因重庆天茂公司对涉案车辆情况不知情而与刘贤洁签订购车协议的行为属于重大误解，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重大误解的相关规定来处理。5.一审判决在未对重庆天茂公司是否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进行质证的情形下，适用《合同法》第54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购车协议》，三倍赔偿刘贤洁购车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刘贤洁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贤洁辩称：重庆天茂公司、北京鸿都公司共同将同一标的车辆卖给刘贤洁，重庆天茂公司和北京鸿都公司为共同的出卖方；北京鸿都公司和重庆天茂公司少开代开发票是税法禁止行为，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分别构成二个买卖合同关系依据，请求改北京鸿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北京鸿都公司辩称：重庆天茂公司与北京鸿都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北京鸿都公司将车辆交付重庆天茂公司委托的运输公司后，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风险由重庆天茂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根据刘贤洁一审提交的购车协议，本院二审查明：该购车协议抬头甲方、乙方为空白，落款有甲方重庆天茂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赵海林签名，乙方刘贤洁签名。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重庆天茂公司与刘贤洁之间属于何种性质的合同关系及是否有效；2.重庆天茂公司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欺诈。1、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虽然重庆天茂公司与刘贤洁的《购车协议》之抬头甲方项下并未书写具体名称，但落款签章处有重庆天茂公司盖章，且双方均已经实际履行该购车协议；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虽然重庆天茂公司超越其经营范围销售九座以下汽车，违反相关工商管理法规，但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双方签订的《购车协议》合法有效。根据该购车协议约定内容，系刘贤洁直接向重庆天茂公司购买汽车；并非刘贤洁委托重庆天茂公司及重庆天茂公司按照刘贤洁的指示处理购车事务；重庆天茂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其系受刘贤洁委托向北京鸿都公司购车。故，对重庆天茂公司其与刘贤洁之间系委托代购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重庆天茂公司与刘贤洁之间系汽车买卖合同关系。且，北京鸿都公司按照重庆天茂公司的指示，将购车发票直接开给刘贤洁，虽然违反了有关发票管理的行政法规，但北京鸿都公司与刘贤洁之间没有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刘贤洁未向北京鸿都公司交付过购车款，北京鸿都公司也未向刘贤洁交付车辆，北京鸿都公司与刘贤洁之间并没有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故，北京鸿都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首先，重庆天茂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刘贤洁购买本案所涉车辆用于经营或其他非生活消费，故刘贤洁购买汽车的行为属于生活消费需要，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次，虽然在2014年5月14日交付车辆时，重庆天茂公司在告知刘贤洁汽车存在瑕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降价和优惠，但告知的仅是“机盖已损坏，更换”；结合重庆天茂公司关于维修项目的自述（包括：1、拆装更换前杠、前盖、大灯、杠灯；2、保险索赔；3、前杠、机盖做漆。更换零件16个部位，分别是：水箱AT、水箱电子扇、进风口、氟、机盖、中网、机盖锁护板、前杠、前保险杠、前杠泡沫、中网支架L、中网支架R、大灯L左前杆灯、冷凝板、防冻液），及重庆天茂公司工作人员吕代全在后一份交接清单上的备注（备注“引擎盖损坏，2014年5月20日交车时告知补偿2万元，前保险杠、中网、散热器2014年5月22日刘贤洁检查车时发现，待处理”）可证明重庆天茂公司在2014年5月20日交车时，并未完全披露维修项目。重庆天茂公司知悉运输事故、维修事宜及具体内容，但却仅告诉刘贤洁机盖损坏更换，隐瞒了其他部件的维修和更换事实，导致刘贤洁以为仅仅是引擎盖有损伤的错误认识，并接受优惠和接车。重庆天茂公司不能证明已履行完全告知义务，披露本案所涉车辆全部维修和更换项目，且得到刘贤洁认可，应当认定重庆天茂公司在提供商品时隐瞒了车辆存在的其他瑕疵，有欺诈行为，构成销售欺诈。综上，重庆天茂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727元，由上诉人重庆天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翎审 判 员  俞旭东代理审判员  黄春燕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刘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