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6民终2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788926203T，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3号2201-04号。
法定代表人：朱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江西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溪达万城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60681065370125A，住所地贵溪市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张丽君，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兴坤，男，1975年4月22日出生，苗族，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继培，男，1974年4月18日出生，布依族，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
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海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溪达万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溪达万城公司）、李兴坤、文继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2018）赣068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华联合海珠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溪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0681民初29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缺乏依据。本案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签订当天，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向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发出《司机投保须知》，要求司机需向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交纳其投保的公路货物运输定额保险的保险费，同时告知了保险免赔事项约定”，以及“被告李兴坤在《司机投保须知》上确认签字后，按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的要求向其交纳了投保的公路货物运输定额保险的保险费200元”均缺乏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对于贵溪达万城公司辩称的该两项事实不予认可，对事实真实性有异议。该《司机投保须知》上仅有贵溪达万城公司司机李兴坤的签字，没有贵溪达万城公司的盖章，也没有广州通通公司的签字或者盖章。且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排除该证据系伪造的可能。贵溪达万城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供相应票据证明交了200元所谓“保险费”，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仅凭贵溪达万城公司提供的真伪不明的《司机投保须知》，径行认定以上事实是不合理的。二、即使贵溪达万城公司向广州通通物流公司交纳了费用“200元”，该“200元”的法律性质一审法院也存在认定错误。该200元费用并不属于“保险法”意义上的保险费用。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5)南法民初字第1034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0元“保险费”仅仅系该费用的一个名称代号。贵溪达万城公司即使支付了该200元，该行为本身也不影响上诉人对贵溪达万城公司主张代为求偿的权利。(l)贵溪达万城公司向广州通通公司支付200元的行为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广州通通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在前，贵溪达万城公司向广州通通公司支付200元是在后，且是在广州通通公司与保险公司保险合同成立生效之后支付的。(2)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保险合同是特殊主体之间签订，即具有保险人资格的保险公司与一般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且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本案中广州通通公司不具有保险人资格，他们之间所谓保险合同约定无效。上诉人与广州通通公司签订的《国内公路运输保险预约协议》明确约定，被保险人为对货物具有承运、代管责任的乙方，而乙方依据该协议已经明确为只有广州通通公司。同时，在签订该协议后，上诉人与广州通通公司进一步明确被保险人仅仅只有广州通通公司一家，上诉人出具正式的保险投保单中明确注明了被保险人。(3)本案公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是广州通通公司，并不包括广州通通公司之外的其他人，贵溪达万城公司也不能依据公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即使交纳了该200元，该费用实质也应该认定为系广州通通公司基于自身经营利润的考虑要求贵溪达万城公司支付的一项费用，目的系为了经营获利，不能视为收取了该200元就认定贵溪达万城公司已投保。三、一审法院认定贵溪达万城公司不属于保险事故的第三者责任方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中“第三者”系指保险合同之外的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害的所有第三者，是指被保险人以外一切的人，不以自然人为限，法人也包括在内。因此在本案中“第三者”既包括对保险事故发生具有过错的贵溪达万城公司，也包括盗窃者。从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权的规定具有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的立法宗旨来看，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须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具有赔偿请求权为先决要件。而所谓“赔偿请求权”不仅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产生，也包括第三人因合同关系对被保险人依法须负赔偿责任。我国《保险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其行使的对象不以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为限。倘若被保险人因保险公司应负保险责任的损害发生，而对于第三人有损失赔偿请求权，保险公司即可以在给付赔偿金额后，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的请求权。因此，上诉人既可以向贵溪达万城公司主张代位求偿，也可以向盗窃者主张赔偿。上诉人依法享有选择权，其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考虑，向贵溪达万城公司主张于法有据。四、上诉人代位求偿的权利范围并没有超出被保险人广州通通公司对于贵溪达万城公司享有的权益。1.广州通通公司在事故发生前并没有向贵溪达万城公司表示如发生事故将放弃80%损失金额的赔偿请求权。广州通通公司与贵溪达万城公司等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一审、二审期间，贵溪达万城公司均一直辩称：其与广州通通公司在事故发生前明确约定了“如发生事故，贵溪达万城公司仅需赔偿5倍运费”。本案一审庭审中，贵溪达万城公司却主张：其应广州通通公司要求交纳了200元保险费，双方在事故发生前已约定了如发生事故，绝对免赔金额为损失金额的20%。贵溪达万城公司是前后矛盾的，在盗窃事故发生前，贵溪达万城公司与广州通通物流公司其二方根本没有明确约定发生盗窃事故贵溪达万城公司仅需承担损失金额的20%，更没有明确约定发生盗窃事故广州通通公司将放弃要求贵溪达万城公司赔偿80%的损失金额。另外，重庆第五中院的判决认定贵溪达万城公司的司机与广州通通公司签订的《代承运合同》是其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重庆第五中院最终认定广州通通公司主张20%的赔偿权成立，也是以该代承运合同为依据，并非是以贵溪达万城公司主张的《司机投保须知》中的约定。《司机投保须知》对于广州通通公司与贵溪达万城公司之间无约束力。《代承运合同》明确约定运输途中如有遗失、被盗等一切意外事故均由车主全部赔偿，因司机属职务行为赔偿应由贵溪达万城公司全部承担。贵溪达万城公司在本案中辩称其在事故发生前与广州通通公司约定了如发生事故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绝对免赔金额为损失金额的20%是根本不成立的。2.广州通通公司在盗窃事故发生后向贵溪达万城公司提起委托合同纠纷诉讼要求赔偿20%损失金额的行为不能推定为放弃了另外80%的损失金额赔偿。(1)虽然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5)南法民初字第10341号案件中，广州通通公司仅起诉要求赔偿保险标的被盗所造成损失的20%，但是不能就此推定广州通通公司放弃了另外80%的赔偿。权利的放弃需要有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的意思表示，广州通通公司从无明确表示放弃剩余80%的赔偿。(2)本案中被保险人广州通通公司在收到上诉人支付的保险金后，向上诉人出具了权益转让书，将请求贵溪达万城公司支付剩余80%损失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上诉人，这也可以证明广州通通公司并未放弃另外80%损失的赔偿的权利。(3)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广州通通公司无法再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支付剩余80%损失的赔偿，推导出广州通通公司放弃了剩余80%损失的赔偿即已经没有向贵溪达万城公司主张剩余80%损失赔偿的权利，明显不符合逻辑及法律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程序法上的原则，无关实体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虽已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具体何种情况属于重复起诉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实践中仍有争议。即使认定广州通通公司在起诉贵溪达万城公司要求20%损失赔偿之后已经不能再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贵溪达万城公司支付剩余80%损失赔偿，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州通通公司要求贵溪达万城公司支付剩余80%损失赔偿的实体权利并没有失去。(4)广州通通公司购买了保险，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盗窃损失的80%的赔偿，仅向贵溪达万城诉讼主张20%的赔偿，后再向保险公司理赔剩余80%的损失不仅可以极大减少诉讼成本，同时也可以减少诉讼之后执行的难度。广州通通公司也不可能起诉要求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赔偿100%损失之后又再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80%损失，这显然不合理。五、关于上诉人享有代位求偿权的范围问题。上诉人已向被保险人赔付了27万元，取得代位求偿权，上诉人有权向贵溪达万城公司主张该已付赔偿金及相应利息，同时上诉人委托案外人民太安公估重庆分公司进行公估支出费用12809.83元，因该费用系因贵溪达万城公司存在过错导致保险事故进而产生，增加了上诉人的损失，二者具有因果关系，也在代位求偿范围之内。六、一审法院对本案定性不当。本案是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案件，法院对本案案由定性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贵溪达万城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被上诉人的司机缴纳了200元投保费，是经过被上诉人及通通物流公司在（2015）南法民初字第10341号案双方当事人的完全确认及判决书查明事实的确定。上诉人否定、并质疑该事实，没有明确的证据予以反驳，是歪曲事实、混淆视听，违反了诚实诉讼的基本原则。（2015）南法民初字第10341号案判决书中，对200元的投保及《司机投保须知》两份证据，广州通通物流公司和贵溪达万城公司均予以了认可。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司机投保须知》的证据内容，与（2015）南法民初字第10341号案的《司机投保须知》证据内容一致，且获得本案一审判决的认可。因此，被上诉人司机李兴坤、文继培已缴纳200元“投保费”200元的事实无可否认。二、《司机投保须知》与《代承运合同》存在明显的矛盾。但《代承运合同》的约定是普通一般性约定，而《司机投保须知》是变更、补充性的特别约定，特别约定强于普通约定。1.两个约定在盗窃情形损失赔偿时，只能适用其一。《代承运合同》是没有缴纳投保费200元的约定，而缴纳200元后，《司机投保须知》发生效力。如果在缴纳200元后，仍然以《代承运合同》为赔偿标准，《司机投保须知》的存在则没有任何意义。如通通公司只有收取200元的权利、却没有对等的义务，不符合法律、及经济社会的交易原则。2.从（2015）南法民初字第10341号案中原告通通物流只起诉被上诉人赔偿货损20%而言，通通物流无疑是承认《司机投保须知》的效力。否则以20%作为标准的赔偿诉求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虽然《司机投保须知》中，使用“投保”或类似保险合同的专用词语，但通通物流并未具备保险人的资格，该《司机投保须知》应属于约定赔偿责任的合同条款性质。一审法院对本《司机投保须知》的证据性质认定准确，被上诉人认可。通通公司收取了被上诉人200元，在运输须知中也提到了200元的作用。根据约定我方承担的最大责任是2万元或20%的责任。三、代位求偿的是基于保险公司赔偿后，取得被保险人的诉讼权利。根据重庆南岸法院的判决，被上诉人已赔偿。而被保险人通通物流本身对被上诉人不存在追诉另外80%的货损权利，保险公司则不可能具备超越通通物流公司的权益而要求上诉人赔偿另外80%的货损价值。四、通通物流公司已经在（2015）南法民初字第10341号案起诉被上诉人，但并未包含就同样事实、同样理由产生的货损80%的诉求。虽然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取得了代位求偿权，但其代位后取得诉讼权利，仍然是基于运输合同纠纷的法律关系进行诉讼。基于一事不二理的原则，如果通通公司能够要求100%的赔偿，他不可能放弃80%的赔偿，证明通通公司认为其民事权利只有20%，也没有主观上的意愿要求这80%的赔偿。综上，本案中上诉人的代位求偿既没有实际的权利，也违反了一事不二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五、保险事故代位求偿权是对第三者责任方的求偿权，而被上诉人是实际运输方，货损是因为盗窃案，对盗窃损失应承担责任的是盗窃犯罪分子。因此，上诉人认同一审法院的判决，第三者责任方是盗窃者，而非达万城公司。六、李兴坤、文继培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其驾驶运输行为是职务行为，且本案属于运输合同关系而发生的纠纷，并非侵权关系，因此不应当成为责任的共同承担者，也不是适格的一审被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有原判。
李兴坤、文继培二审未提交答辩意见。
中华联合海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赔偿原告已支付的保险赔偿金270000元，并自2016年9月27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该款全部清偿为止；2.判决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支付原告因委托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公司重庆分公司公估的公估费用12809.83元；3.被告李兴坤、文继培对上述第1、2项赔偿承担连带责任；4.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0日，原告中华联合海珠公司与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国内货物公路运输保险预约协议》，约定由原告为2015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或者其委托承运的，从广东至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各地的双程运输货物提供公路货物运输定额保险。协议约定，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每一运输工具货物运输的最高额保险金额为100万元，全年预计总保额为7.5亿元。协议关于免赔部分约定，当发生火灾、爆炸、倾覆事故、被盗及被抢事故，每次约定免赔额1万元或者核定损失金额的20%，两者以高为准。2015年8月2日，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取得一批零担货物的承运权之后，与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的驾驶员李兴坤签订了代承运合同，将该批次货物委托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运输。该合同中约定“在运输途中如有被盗、损坏等一切意外事故，均由车主全部负责赔偿”。合同签订当天，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向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发出《司机投保须知》，要求司机需向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交纳其投保的公路货物运输定额保险的保险费，同时告知了保险免赔事项约定。《司机投保须知》载明：“司机投保须知：1、在我公司承运货物的车辆，其司机车主必须参加投保。2、司机投保后，发生事故时必须马上报警，同时取得警方的出警证明，同时和本公司联系，联系电话136××××0091，并致电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020-××××5，以便保险公司查勘定损，如没及时联系造成的损失，其后果由车主自负。3、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金额为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盗窃事故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金额为2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20%，两者以高者为准,4、赔偿不包括有关的罚款、罚金、精神损害赔偿。车主司机确认签字”。被告李兴坤在《司机投保须知》上确认签字后，按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的要求向其交纳了投保的公路货物运输定额保险的保险费200元。完成上述手续后，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的驾驶员李兴坤、文继培将本批次零担货物装上赣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从广州运往重庆。2015年8月3日3时45分许，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在运输上述货物途中发现货物被盗，李兴坤立即向当地的连州市公安局丰阳派出所报案，连州市公安局丰阳派出所派员出警进行了现场勘验。之后，经原告与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公安机关等协商，决定由被告李兴坤、文继培继续完成运输业务。2015年8月4日，被告李兴坤、文继培将货物运输至重庆市南岸区青龙路隆鑫工业园区库房。2015年8月4日、5日，原告委托的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代表张筱以及被告李兴坤、文继培进行了现场查勘。完成清点后，各方确认本次货物运输途中被盗货物38件。之后，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将剩余货物交付收货人，并将收货人出具的丢失物品及损失价值清单等交付给了李兴坤。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将上述损失陆续赔偿货主后，向被告提出赔偿。因协商未成，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贵溪达万城公司、李兴坤、文继培共同承担已赔偿给货主的货物损失384121.6元的20%即76825.10元。2016年3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2015）南法民初字第103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贵溪达万城公司赔偿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损失76714.6元（即383573元的20%）并驳回了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在该判决书中，法院根据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丢失物品清单确认丢失物品损失总金额为383573元。后贵溪达万城公司不服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0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渝05民终588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6年5月3日，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就原告委托的上述运输事故出具了M0401201508400010593号《公估报告》，认定货物受损原因为“盗窃”，丢失物品损失价值为383573元，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建议保险人即原告赔付被保险人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299695.46元。原告向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公估费12809.83元。后经原告与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协商，双方同意由原告向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赔付270000元，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同意收到该赔款后将已取得的赔付款部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让给原告，同意原告以原告或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名义向责任方追偿或诉讼。2016年9月12日，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就上述协商结果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权益转让书》。2016年9月27日，原告向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了27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被告是否属于保险事故的第三者责任方；二是原告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及范围；三是被告李兴坤、文继培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焦点一即被告是否属于保险事故的第三者责任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国内货物公路运输保险预约协议》，双方系保险合同关系。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取得货物承运权后，委托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运输，该委托承运的行为并未违反上述协议。在之后的运输过程中，货物部分被盗造成损失，该事故经由原告委托的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认定货物受损原因为“盗窃”，故原告应当按照上述保险协议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而且，因盗窃者的盗窃行为引发了保险事故并造成货物受损，盗窃者才是此次保险事故的第三者责任方。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系被保险人委托的实际承运人，虽是保险合同关系中的第三方，但是不属于保险事故中的第三者责任方。对焦点二即原告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及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原告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依约向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赔付了保险金，并依据《权益转让书》受让取得了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享有的对上述赔款部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可以以原告或者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名义向责任方追偿。因此，原告享有对本案保险事故的第三者责任方即盗窃者的代位求偿权，该代位求偿权的范围限于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享有的对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本案中，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签订了《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运货凭证（代承运合同）》，双方系运输合同关系，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据此享有对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的违约责任请求权。同时，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接受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司机投保须知》并向其支付了200元的保险费，实际上是其双方对运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责任及保险公司赔偿之外的事故损失负担的一种约定。该约定也是对代承运合同中约定的事故赔偿责任的一种细化。本案盗窃事故发生后，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了对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的违约责任请求权。2016年10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诉讼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因此，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对贵溪达万城公司享有的违约责任请求权已经行使，原告不得依据代位求偿权向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再次主张权利。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赔偿原告已支付的保险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焦点三即被告李兴坤、文继培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李兴坤、文继培系被告贵溪达万城物流有限公司的职员，其与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代承运合同并运输货物的行为，均属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二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被盗窃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由其用人单位即被告贵溪达万城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李兴坤、文继培承担赔偿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确认，有《国内货物公路运输保险预约协议》、运货凭证（代承运合同）、《司机投保须知》、付款凭证等证据在案佐证，且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庭审查证属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涉案保险事故系盗窃行为引发，被上诉人贵溪达万城公司系涉案被保险人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实际承运人，而非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第三者。被上诉人贵溪达万城公司与涉案被保险人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之间的《司机投保须知》以及支付的200元保险费，实质上是对代承运合同中约定的事故损失赔偿责任的细化。涉案被保险人广州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已根据委托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贵溪达万城公司行使了请求赔偿丢失货物损失权利。上诉人中华联合海珠公司依据代位求偿权向被上诉人贵溪达万城公司再次主张权利，缺少法律依据。故对上诉人中华联合海珠公司要求被上诉人贵溪达万城公司赔偿原告已支付的保险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95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高煌
审判员 张文胜
审判员 周林昌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徐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