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粤7101行初936号
原告：简杰民，男，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代理人：李立，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芳，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陈怡霓，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黎炎峰，该委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芳，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简杰民诉被告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不作为一案，于2016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李立、周芳，被告委托代理人黎炎峰、周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简杰民诉称：一、《被告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履行法定职责，未根据原告的申请对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和相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2010年11月28日，原告的岳父尹亭华前往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开降压药，医院认为必须住院治疗，医生当晚即提出需动脉造影，2010年11月29日上午，医生进行动脉造影后即认为要放置一枚冠脉支架，术中医生因弄破患者血管而放置一枚覆膜支架隐瞒事故，并在没止血的情况下终止手术，因患者出血不止下午再放置一枚覆膜支架抢救，患者终因抢救无效当日死亡。其后，患者亲属从向红十字会医院医务科索要的部分病历中发现，医生使用的竟然是未经批准的冠脉支架，并存在××病历的行为。患方在向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原告于2011年8月5日，向广州市信访局反映了该医院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的情况，广州市信访局按照《信访条例》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转交被告（原广州市卫生局）跟进处理。被告于2011年9月26日以穗卫群（2011）重字156号函复原告，但完全回避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所使用的的冠脉支架是否合法合规的问题，且对复函所称的对原告反映的有关问题，将由纪检监察室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却始终没有将调查结果回复原告，系行政不作为。2012年7月20日，原告再向广州市信访局提交广州市红十会医院医生病历造假的相关证据，被告以穗卫群（2012）直字85号函复原告：“你反映该医疗机构的问题，我局已经展开调查，并将于60天内将处理结果回复你”，但同样没有将调查结果回复原告。2015年9月24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韩鹏在广州市各职能机构接受市政协问政活动中，向被告了解其在穗卫群（2012）直字85号函中所称的调查进展情况，被告才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穗卫群（2015）其字678号《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简杰民同志所提事项的答复函》，告知原告，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已于2012年8月停止了调查处理程序。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对原告反映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使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的行为作出实质性回复，无论是实体还是从程序上都已构成不作为。二、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相关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的证据明显清晰。2012年8月，已故患者遗孀周桂兰和子女，就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在2010年11月28日至29日对患者尹亭华的治疗行为，向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诉讼，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向海珠区人民法院呈交的病历中，竟然有一份“广州新博贸易公司”于2011年1月20日开具的货物名称：导管材料、单价1100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一份品名：微创二代药物支架，单价11000.00元的销售清单。海珠区人民法院（2012）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83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条形码问题，被告对条形码粘贴的问题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且被告未对封存病历中无厂家的条形码同时出现在两份病历续页中的事实作出解释，被告亦未能提供涉案手术所使用的支架的相关购入记录，导致原告对告使用的支架存疑。故本院认定被告条形码粘贴错误是其医疗过错之一。2015年9月24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已将海珠区人民法院（2012）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83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递交给参加接受市政协问政活动中的被告。三、被告对原告反映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相关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的情况具有法定查处责任，被告不但没履责，而且让被调查对象（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自我处置，系典型的行政不作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五）隐匿、××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六）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六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机关负责查处所辖区域内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广州市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对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能，具在其法定职责内对所辖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涉嫌违法的行为实施调查处理的义务。在被告官网的权责清单中亦公布了对201种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其中，序号3的可予处罚的违法行为：（一）医师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二）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三）造成医疗责任事故：（四）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五）隐匿、××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六）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七）不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和放射性药品；（八）未经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九）泄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十）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十一）在发灾害、××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不服从卫生行政部门调遣；（十二）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发现××疫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处罚种类：警告、暂停执业活动、吊销执业证书。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主席令（1998）第5号）第三十七条。序号14的可予处罚的违法行为：（一）承担尸检任务的机构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尸检；（二）医疗机构涂改、××、隐匿、销毁病历资料。处罚种类：责令改正、警告、吊销执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实施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国务院令（2002）第351号）第五十八条。但被告不但对原告多次反映的情况却不履行法定义务，而且在穗卫群（2015）其字678号称，将原告反映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相关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的情况，转给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处理，被告这种做法系典型的行政不作为。四、被告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条为由，不调查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相关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的情况，是适用法律条文错误。被告在穗卫群（2015）其字678号称，将原告反映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相关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的情况，转给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处理，并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在2012年8月就已经停止对原告反映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相关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情况的调查。被告在自己的官网的权责清单公布对201种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中，序号3的可予处罚的违法行为：（—）医师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二）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三）造成医疗责任事故；（四）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五）隐匿、××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六）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七）不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和放射性药品；（八）未经患者或者其家属同意，对患者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九）泄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十）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十一）在发生自然灾害、××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情况时，不服从卫生行政部门调遣；（十二）发生医疗事故或者发现××疫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处罚种类：警告、暂停执业活动、吊销执业证书。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主席令（1998）第5号）第三十七条。被告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条为由，不调查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相关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的情况，是适用法律条文错误。而将原告反映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相关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和××病历的情况，转给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处理，更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五、原告作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患者尹亭华是原告的岳父，具有亲属关系，且患者亲属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对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提起民事诉讼所支付的相关费用均是由原告支出，原告亦是向被告反应情况的申请人，被告的回复函的对象是原告“简杰民先生”。综上，被告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有法定的职责而拒绝履行，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如所请。一、确认被告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没有依职权查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病历的行政不作为违法；二、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处理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及相关医生的医疗违法行为；三、判令被告将处理结果予以公开。四、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提起本次行政诉讼所产生的聘请律师费10000元；五、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11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本案中的原告为死者尹亭华的女婿，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近亲属”范围，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二、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2012年7月30日，原广州市卫生局就原告向广州市信访局反映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病历造假等问题，向原告发出了《医疗纠纷处理告知书》，对原告反映医疗机构的问题，原广州卫生局已经展开调查，并将于60天将调查处理结果回复。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原告如认为行政机关存在不作为，应在2013年3月29日前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现才提起本案行显然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三、答辩人已根据法定职责对原告的信访进行答复，不存在行政不作为。2010年11月28日，原告的岳父尹亭华到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治疗，11月29日尹亭华在该院行冠状动脉造影术、PCI手术，因术后出观并发症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于2011年8月5日向广州市信访局反映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人员涉嫌渎职，提出医生隐秘多放入一枚支架、病历造假、××患者亲属签名、医务科包庇造假等问题，市信访局转交原广州市卫生局跟进处理。原市卫生局经调查后，2011年9月26日以穗卫群（2011）重字156号函复原告，告知医院多置入一枚带膜支架的原因以及未发现病历、医嘱造假情况等调查结果，并告知其如果认为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可以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关规定作进一步处理。市卫生局已根据法定职责对原告所提问题作出答复。2012年7月20日，原告向市信访局提交尹亭华妻子周桂兰反映市红十字会医院病历造假的信访件，市信访局转交市卫生局处理。因为市卫生局已在穗卫群（2011）重字156号函中就病历是否造假的问题作了回复，而原告所反映的问题是医患双方的矛盾，属于医疗纠纷，所以市卫生局于2012年7月30日以穗卫群（2012）直字85号告知原告可以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三种方式解决。2012年8月，由于患者尹亭华家属就该医疗纠纷向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市卫生局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条：“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卫生行政部门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的规定，停止了调查处理程序。答辩人的做法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规定，不存在行政不作为。四、原告认为答辩人未处罚市红十字会医院关于未经批准使用冠脉支架和××病历行为是行政不作为的理由不成立。原告认为海珠区人民法院（2012）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83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市红十字会医院“条形码粘贴错误是其医疗过错之一”就是该医院医生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冠脉支架的证据。答辩人认为，原告上述理解是断章取义。海珠区人民法院（2012）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83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是：“虽然被告（市红十字会医院）未能提供支架购入记录导致无法查清支架的具体情况，但尹亭华死亡后其家属未申请对其进行死因鉴定，导致尹亭华的死因未能明确查清，则对于被告使用的支架的情况，原、被告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宜仅凭条形码粘贴错误认定被告使用了不符合规格的支架”，不存在证据清晰而不进行处理的情况。关于市红十字会医院医生××病历的问题，市卫生局已于2011年9月26日以穗卫群（2011）重字156号函复原告未发现病历造假情况。且海珠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涉案病历进行审查后，对原告的意见不予采纳。所以也不存在市红十字会医院××病历证据明显清晰的问题。行政处罚应当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作出，原先称答辩人未对市红十字会医院实施行政处罚是“行政不作为”，这一观点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根据。五、答辩人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提出的信访事项属于医疗纠纷，且尹亭华亲属向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因此市卫生局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条对尹亭华医案停止处理适用法律正确。2015年9月24日，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向我委转交原告《由谁揭开这枚神秘冠脉支架之谜》等材料，要求查询2012年信访件办理情况，我委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关于简杰民同志所提事项的答复函》（穗卫群（2015）其字678号）也已告知原告有关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其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5日，原告简杰民向广州市信访局提交《关于红会医院一宗涉嫌滥放支架导致患者死亡事件的情况反映》，反映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个别医生涉嫌滥放支架导致患者尹亭华死亡的情况。2011年8月17日，广州市信访局通过穗来访案（2011）176号《重点信访件交办函》将相关信访材料转广州市卫生局。2011年8月18日，广州市卫生局收到涉案信访材料。2011年8月30日，广州市卫生局工作人员徐国智、梁华妮对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人员邵跃斌、吴同果针对简杰民的信访投诉进行询问，并做出《关于简杰民医案调查笔录》。2011年9月26日，广州市卫生局作出穗卫群（2011）重字156号《信访复函》。本案原告简杰民在庭审中明确了其2011年8月5日向广州市信访局提交涉案情况反映，被告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没有依职权查处的行政不作为违法为其诉讼请求，并坚持要求法庭对前述诉讼请求进行审理。
以上事实，有《广州市信访局来访登记表》（2011年8月5日）、穗来访案（2011）176号《重点信访件交办函》、《关于简杰民医案调查笔录》、穗卫群（2011）重字156号《信访复函》等证据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2011年8月5日，原告简杰民向广州市信访局提交《关于红会医院一宗涉嫌滥放支架导致患者死亡事件的情况反映》。2011年8月18日广州市卫生局收到涉案信访材料。2011年9月26日，针对原告涉案情况反映，广州市卫生局作出穗卫群（2011）重字156号《信访复函》。原告简杰民2016年3月18日向本院就被告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其2011年8月5日提交的涉案情况反映存在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简杰民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简杰民。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唐知莹
人民陪审员 梁耀明
人民陪审员 冼静文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