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14民初5696号
原告:隋莉，女，195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长建（隋莉之夫），男，195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鼓楼南街23号。
法定代表人：刘明晗，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铁烨，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丹，北京市昌平区国家税务局职员。
被告：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0号。
法定代表人：李亚民，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卫泉，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政策法规处干部。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号。
法定代表人：王军，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本，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瑞，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原告隋莉与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昌平国税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北京国税局）、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税总局）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隋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长建、被告昌平国税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铁烨、王晓丹、被告北京国税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安卫泉、国税总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本、张学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隋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国税总局在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律师报、中国检察报、法制日报上公开赔礼道歉，字数在500字以内；2、判令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国税总局共同赔偿隋莉遭受的肉体及精神损害费99万元；3、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国税总局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1994年7月至1995年12月，隋莉从匿名到公开举报遭到系列打击报复。1997年9月30日，昌平国税局伙同北京公安局昌平分局某科长在隋莉家属不知道的情况下，冒充是隋莉的家人，强行将隋莉送入北京安定医院北郊精神病院强制捆绑两小时关押三天。1998年6月10日，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国税总局在国家税务总局大门前公开散布谣言，宣称“她有精神病。”昌平国税局工作人员推打隋莉，再次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车内，致使隋莉身体多处受伤。隋莉说出自己是实名举报人并多次呼救后，被在场的一名身穿便衣公安及数名群众从车内强行救出。隋莉因举报个别人的违法问题，一再被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国税总局施以虐待，导致邻居、同学、朋友、亲戚误认为隋莉有精神病。隋莉几年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国税总局的行为严重侵害隋莉的身心健康，损害其名誉权，给其造成巨大精神痛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适用解释第一条、第十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隋莉的诉讼请求。
被告昌平国税局辩称：一、昌平国税局未实施任何损害隋莉名誉权和健康权的行为，隋莉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997年9月29日，隋莉因不满举报查处结果到国税总局反映情况，在此过程中，隋莉情绪激动并伴有割腕、服药等过激行为，昌平公安局作为隋莉的属地公安机关、昌平国税局作为隋莉的工作单位到场处理。因隋莉有伤害自身安全的危险，被送往北郊医院诊疗。对于隋莉是否需要住院治疗、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及采取何种诊疗措施，昌平国税局不存在也不可能实施任何对隋莉身体健康产生影响的行为。在此期间，鉴于隋莉系昌平国税局职工，昌平国税局仅是配合有关部门协助处理上述事件，同时是出于保护隋莉的人身安全、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目的，是保护隋莉权益的合法正当行为，不存在侵犯隋莉权益的任何情形。1998年6月10日，隋莉再次到国税总局反映问题，昌平国税局拟接其返回昌平，因隋莉不同意而未能同行。此间没有发现隋莉所述的有人宣称“她有精神病”这一情节，也没有精神病院的车辆停在旁边，也不存在其被“再次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车内，致使其身体多处受伤”的事实。多年来，隋莉多次采取书信、到访等方式向各部门反映情况，但昌平国税局一直正常安排其工作，直至2012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期间在2010年6月时还任命隋莉为副主任科员。由此说明，昌平国税局的上述行为从未影响到隋莉对其的正常工作安排和工作待遇，如果隋莉感到某种心理压力或精神负担，也仅是其主观上的一种感受，并不是也不存在客观上社会公众对其的负面评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相关规定，昌平国税局并无侵犯隋莉名誉的故意、没有实施侮辱、诽谤等侵犯其名誉权的行为，更不存因昌平国税局的行为导致隋莉的名誉被损害的结果。另外，昌平国税局也没有实施任何造成隋莉身体受到伤害的侵权行为。其要求昌平国税局“登报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及赔偿“肉体及精神损害费九十九万元整”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隋莉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如果隋莉认为其名誉权自1997年9月29日、1998年6月10日事件被损害，其应在此后的二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隋莉认为其健康权因1998年6月10日事件被侵害，其应在此后的一年向人民法院起诉。隋莉距离其自称的侵权事件发生近二十年后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予驳回。综上，隋莉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且其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北京国税局辩称：一、隋莉向北京国税局主张侵权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北京国税局未对隋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1997年9月30日及1998年6月10日，北京国税局未对隋莉实施过任何侵权行为。1997年开始，隋莉因对其“匿名及公开举报”一事的处理不满，到国税总局上访。1997年9月29日，隋莉在国税总局接待室有割腕、服药等过激行为，国税总局通知北京国税局后，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及昌平国税局前来国税总局处接走隋莉。上述事实说明：第一，北京国税局未实施将隋莉送往北郊医院的行为；第二，隋莉被送至医院后，由医院负责治疗、管理，北京国税局未再与隋莉发生任何接触。1998年6月10日，隋莉在工作日期间再次到国税总局上访，昌平国税局拟接其返回昌平，因隋莉不同意返回而未能成行。此间，没有发现隋莉所述的有人“宣称她有精神病”这一情节，北京国税局的工作人员也未与隋莉发生肢体冲突。（二）本案不存在“名誉权”受到损害后果。根据法律的规定，受害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其客观上产生严重的损害后果为前提，如受害人未产生严重的损害后果，不能主张侵权赔偿。其一，北京国税局未对隋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故隋莉不存在产生损害后果的可能性。其二，隋莉没有举证证明其精神状况受到任何损害、不利影响。其三，隋莉在2010年6月被提升为副主任科员，在2012年12月顺利办理退休手续，由此说明，隋莉正常的工作环境、工作待遇及社会评价未受到影响。其四，即使隋莉自认为“侵权行为”存在，因“国税总局门前”并非隋莉经常工作或生活居住的区域，原告未在此处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不为周围常住群众所认识，不存在因在此处被宣称“她有精神病”进而影响其周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对其的客观评价。二、隋莉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隋莉如认为其1997年9月30日受到了名誉权侵害，依法应当在其出院后的二年内向北京国税局提出主张；根据根据法律规定，因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隋莉如主张其于1998年6月10日受到身体侵害，其应当在此后一年内向北京国税局提出主张。因此，尽管如前所述，北京国税局未实施侵权行为，隋莉也没有产生过损害后果，但即便其单方自认“存在被侵权事实及损害后果”，其于现今提出诉讼请求也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隋莉的诉讼请求。
被告国税总局辩称：一、隋莉向国税总局主张侵权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国税总局未对隋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1997年9月30日及1998年6月10日，国税总局未对隋莉实施过任何侵权行为。1997年开始，隋莉因对其“匿名及公开举报”一事的处理不满，到国税总局处上访。1997年9月29日，隋莉在国税总局接待室有割腕、服药等过激行为，国税总局通知北京国税局后，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及昌平国税局前来国税总局处接走隋莉。1998年6月10日，隋莉在工作日期间再次到国税总局处上访，昌平国税局拟接其返回昌平，因隋莉不同意返回而未能成行。期间，国税总局未宣称其有精神病，国税总局的工作人员也未与隋莉发生肢体冲突。（二）本案不存在“名誉权”受到损害后果。首先，国税总局未向隋莉实施任何损害行为，故对隋莉不应当产生损害后果。其次，隋莉未举证证明其因国税总局的行为导致精神状况受到损害及不利影响。最后，“国税总局门前”并非隋莉经常工作或生活居住的区域，其未在此处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不为周围常住群众所认识，也不会影响隋莉周围稳定的社会关系对其正常评价。二、隋莉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支持。理由同北京国税局。综上，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隋莉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隋莉系昌平国税局退休干部。1997年9月29日，隋莉到国税总局信访，隋莉在该局接待室有割腕、服药等行为，为此，隋莉被昌平国税局和当地公安局接回，并于次日到北京市红十字会北郊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于1997年10月2日出院。该院于1998年7月14日出具诊断证明，主要内容为：病人于1997年9月30日-1997年10月2日住我院治疗，经精神科专家会诊后，确诊病人无精神障碍。1998年6月10日，隋莉再次到国税总局信访，后昌平国税局到此接隋莉未果。2017年11月，隋莉诉至本院，诉讼请求同诉称。
庭审中，隋莉提交了以下证据:1、诊断证明和调查笔录等证据，证明其无精神障碍，属于正常人，住院期间被捆绑等；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质证意见：对于诊断证明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调查笔录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也属医院的治疗行为，与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无关；2、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1998年6月11日的诊断证明，诊断为：右下肢、胸、背部多处软组织挫伤；席珊的证言（询问笔录）、北京机械士官学校政治部的函件等证据，证明1998年6月10日昌平国税局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殴打致伤，北京国税局、国税总局工作人员当场称其系精神病人；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质证意见：诊断证明不能证明损害后果系昌平国税局所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认可，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存在侵权行为；3、1998年11月20日的北京青年报，证明其因信访受到凌辱；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质证意见：该报纸报道内容不实，并在1998年11月28日报刊中刊登了回声，因此，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庭审中，昌平国税局提交了1998年11月28日北京青年报，证明该报在回声栏目中刊登其报社在1998年11月20日第四版刊登的《三个举报人在京城》一文中有关隋莉举报问题的报道与事实有出入；隋莉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不认可；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对该证据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隋莉提交的代理非诉讼委托书、北郊医院诊断证明、调查笔录、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诊断证明、门诊处方、询问笔录、北京机械士官学校政治部的函件、1998年11月20日的北京青年报、隋莉书写的汇报材料等；昌平国税局提交的1998年11月28日北京青年报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公民享有名誉权，其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本案中，隋莉主张1997年9月30日昌平国税局与当地公安机关强制将其送至北郊医院精神科治疗和1998年6月10日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工作人员在国税总局门前公开散布其有精神病，昌平国税局工作人员在强行拉其上车时造成其身体受伤，上述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对此，隋莉负有举证责任。1、根据隋莉提交的北郊医院的诊断证明等证据，仅能证明昌平国税局与当地公安机关带其到北郊医院治疗的行为，但不能证明系昌平国税局强制其医疗行为，同时，1997年9月29日，隋莉在国税总局有服药、割腕等行为，昌平国税局作为隋莉的用人单位，其协同公安机关对其做相关检查也是其职责所为，该行为并未侵权，也未构成对隋莉名誉权的侵害，至于隋莉在医院诊疗过程中的有关医疗行为与昌平国税局无关；2、隋莉提交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仅能证明隋莉于1998年6月11日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损伤，但该损害后果是否为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所为无证据佐证，而隋莉提交的1998年11月20日《北京青年报》刊登的有关隋莉信访的报道，该报社已于1998年11月28日在《北京青年报》回声中作出声明，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存在侵权行为。同时，也无证据证明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于1998年6月10日公开散布隋莉为精神病人的相关证据，故隋莉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隋莉认为1997年9月30日和1998年6月10日，其在信访过程中，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存在侵权行为，应在上述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主张权利，同时，其也未提交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中止、中断法定情形的相关证据，因此，昌平国税局、北京国税局和国税总局就本案诉讼时效的辩解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隋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千二百五十元，由原告隋莉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保清
人民陪审员 王秋华
人民陪审员 李来荣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