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2民初17608号
原告：张林红，男，196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靖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权，江苏信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薄云波，江苏信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春德竹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陈金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林，上海申之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相，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翁志强，男，197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现住上海市闵行区。
原告张林红与被告上海春德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德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3日开庭进行审理。诉讼中，根据原告张林红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翁志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7年9月7日、2017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林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权、薄云波，被告春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林、徐永相，被告翁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林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67,805.9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40元、交通费10,000元，合计82,345.93元；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鉴定后另行主张。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4日，被告春德公司雇佣原告为其公司修理外墙三楼雨水管，修理过程中原告从脚手架上摔落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先后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靖江市中医院、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现已治疗终结。但被告一直未赔偿原告因此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诉讼中，因原告伤情进行了鉴定，且其申请追加翁志强作为被告，故其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84,759.9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20元(326天*20元)、营养费12,000元、护理费36,000元、误工费182,112元、残疾赔偿金346,1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463元、交通费10,000元、律师费40,000元；2、诉讼费、鉴定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告并补充事实与理由如下：2016年11月22日至2016年12月24日，原告在江苏省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该次治疗尚未终结，还在继续治疗，故该期间的医疗费未在本案中予以主张，此外，医疗费收据中有一张辅助器具费发票415元，同意在医疗费中予以扣除，原告不再进行主张。原告与翁志强认识约两三年，一直帮其搞装修。因翁志强承租了春德公司房屋(共三层)的一层至二楼，故原告与翁志强口头约定由原告对承租的房屋内部进行装修，双方约定的装修款为3.50万元左右，现已结清。在装修完毕之后的一两天，翁志强找到原告，称春德公司的管理员叫其找人来修三楼的雨水管，修好之后支付给原告200元。故原告于2015年1月4日下午5点左右在二楼到三楼的位置开始修理雨水管，原来内部有一个简易脚手架(系翁志强所有)，高度约1.80米左右，因脚手架还差一点，故其自行搭了一个人字梯，从人字梯上去修理，未佩戴安全带，开始的时候，翁志强扶着，后来其跑去与其他人说话就不扶了。之后人字梯斜了，而原告接管子要用力，一用力后就滑了下来，发生了事故。之后，翁志强开车送原告去医院，并垫付了医疗费16,950元。此外，原告认为，修理的雨水管位于三楼，由被告春德公司实际占有使用，其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春德公司并未向原告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及条件，在风险极大的情况下要求原告更换雨水管，同时也未对原告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无论是谁找到原告修理，原告均在为被告春德公司提供劳务，原告现在所受伤害，应由被告春德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修理过程中，被告翁志强作为该房屋部分的承租人，也是该房屋部分利益的享有者，在现场也承担着指示指挥的责任，对原告负有保证义务，由于脚手架滑动致使原告受伤，其应承担过错责任。综上，两被告是雨水管修理后的共同获利者，因此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若法院最终认定本案不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则以法院最后确定的案由为准。
春德公司辩称，其系中谊路XXX号房屋(即本案华林路房屋)的房东，该房屋的原一、二层已出租给翁志强。春德公司并未聘请原告修理雨水管，其与翁志强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已注明，春德公司仅提供房屋，其他装修等所有事情均由翁志强负责。原告也已经陈述，其是被告翁志强叫来修雨水管的，而且翁志强在扶扶梯的半途中离开与他人说话，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涉案房屋的维修是被告翁志强负责的，修复房屋的供料来源于翁志强，事发时在冬至时分，傍晚天也黑的比较早，原告自己在搭建的扶梯上修理雨水管，翁志强也没有扶住，原告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安全，原告受伤与被告春德公司无关，春德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原告受伤后应当在六院治疗，但其擅自去外地医院治疗，造成病情恶化，扩大了损失。对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医疗费要求按照实际票据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认可每天20元；误工费没有依据，认可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可1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要求按照子女并考虑退休养老金后平摊；交通费没有票据，认可1,000元；律师费过高，认可3,000元。
翁志强在2017年8月3日的庭审中作为原告申请的证人出庭，其陈述：“我与原告在两三年前因装修而相识，与春德公司现在没有关系，此前我承租了春德公司的房屋……因为雨水管漏水，我叫春德公司去修……事发当日，是春德公司的管理人员叫原告过来修理雨水管的，我并未叫过原告，我做我的活，他做他的活，但该管理人员现在已经不做了。我在现场看到原告在接管子，之后原告摔了下来……当时我本人在玩……。”
翁志强于2017年9月7日的庭审中辩称，其与原告相识两三年左右，通过装修认识，其原先承租了春德公司房屋的一楼及二楼。本案与其无关，其仅是介绍原告与春德公司相识。三楼的房屋不属于翁志强承租的房屋，维修管道应是春德公司的义务。因三楼雨水管漏水已久，其一直要求春德公司修理，春德公司称找不到工人，且其承租的房屋内装修就要结束了，故春德公司直接找到原告本人去修理雨水管，其本人并未和原告说过要修雨水管的事情。其并未参与过整件事情，不是因为其有在扶扶梯然后走了才发生责任的。修雨水管是整幢房屋的事情，不光是其一人的责任。其承租的房屋内部装修结束后一两天，在2015年1月4日下午5点多左右，其看到原告在接管子，然后摔了下来。事发后，其送原告至医院治疗，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疗费16,950元是其垫付的，对该部分费用，即便法院判决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也无需法院进行处理，由其自行处理。对原告主张的各赔偿项目的意见同春德公司一致。
翁志强于2017年10月27日的庭审中陈述，事发时其在现场与他人聊天，不认可事发时其在帮原告扶扶梯并半途离开。
原告张林红于庭审中提供如下证据：
1.翁志强(已于第一次庭审时出庭作证)、袁红军、朱松志的证明三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1月4日在被告处修外墙三楼雨水管时发生意外；
2.病历卡、诊断报告、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医疗费单据，证明原告因受伤后的治疗情况，以及治疗的费用，因医疗费用开销比较大，原告使用了医保，现只有部分发票；
3.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伤残等级及三期期限及原告支出的鉴定费用2,600元。
4.原告2014年签发的上海临时居住证，证明原告办理过临时居住证，伤残赔偿金计算标准应参照城镇标准；
5.户口本及村委会证明，证明原告父亲现年73岁，母亲现年72岁需要抚养，证明中已经注明原告的父母无退休，没有退休金；
6.聘请律师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证明原告为本次诉讼聘请律师费的费用。
被告春德公司对原告张林红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真实性有异议，翁志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原告提交的三份证明，与证人称的在场人姓名不符。翁志强的陈述是在摆脱自己的责任。被告春德公司将房屋出租给翁志强，由其完全负责装修，是翁志强找原告修理发生问题，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将责任推向了春德公司。翁志强与原告在由谁叫原告去修理的事实上是矛盾的。此外，两位证人未到庭质证，且三份证明都是打印的，连标点符号也一致，只是签名不同，与翁志强称的在场人姓名不符，因此被告认为这份证据不可信；2-3真实性无异议，与被告无关；4.真实性无异议，临时居住证是一年一签的，并且现在已没有上海临时居住证了，要求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5.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父母是否存在其他福利或生活补助；6.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的日期不是同一天。
被告翁志强对原告张林红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真实性无异议；2-3.真实性无异议；4-6.真实性无异议，与被告无关，原告在出事以前确实在上海从事装修工作，并居住在上海。其总共帮原告垫付医疗费16,950元，并无需再本案中处理垫付款项。
被告春德公司于庭审中提供如下证据：
1.《租房合同》，证明租赁期间的房屋维修及保养由承租方即翁志强负责承担；
2.(2017)沪0112民初563号案件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证明租房合同复印件由翁志强提供法院，该租房合同法院认定有效。
原告张林红对被告春德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从租房合同看，春德公司对外出租的房屋应该是三层，其出租给翁志强一楼二楼共500平方，可见其并未将整栋房屋出租给翁志强，那么翁志强对所租赁的房屋维修及保养应该在其承租范围内。原告所修理的是三楼的排水管，并不包含在翁志强的承租范围内，相应的修缮收益应当归属春德公司，故应是春德公司雇佣原告为其修理三楼的雨水管；2.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
被告翁志强对被告春德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被告翁志强于本案未提供证据。
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6，被告春德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明，其中翁志强已经原告申请追加为本案被告，故翁志强的证明本案不予采纳；其余两位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无法核实，故本院亦不予以确认。结合上述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张林红与被告翁志强在本案事发前两三年因装修而相识。2014年，被告翁志强与春德公司曾签订《租房合同》，约定春德公司将其位于华林路上的房屋(共三层)一至二层租赁给翁志强，租期为2014年11月7日至2020年11月6日，合同约定若翁志强对房屋进行装修，租期内的房屋维修及保养由翁志强承担。合同签订后，被告翁志强与原告张林红口头约定，由张林红为其承租的房屋进行装修，装修费用约为3.50万元，双方已就承租房屋的内部装修进行结算。
装修工程结束后的一两天，被告翁志强让原告对该房屋三楼的雨水管进行维修，并称在其修理完毕后给其200元。原告遂于2015年1月4日下午5时左右，在位于该房屋二楼、三楼间的位置对三楼雨水管进行维修。原告先使用翁志强承租房屋装修时留有的一个简易脚手架，高度约1.80米左右，因脚手架高度还差一点，故原告自行搭了一个人字梯，在没有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从人字梯上去修理，开始时，翁志强在人字梯下扶着，后因其与他人聊天故离开了人字梯。此后因原告接管子要用力而人字梯发生倾斜，故滑倒，造成事故的发生。
事故发生后，张林红的就医治疗情况如下：
1.2015年1月4日下午事故发生后翁志强将张林红送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翁志强垫付医疗费16,950元；
2.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2月3日，原告至江苏省靖江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29天，产生医疗费19,624.54元，其中原告个人负担部分为5,835.38元；
3.2015年2月4日至2015年8月19日，原告在江苏省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195天，产生医疗费107,463.36元，其中原告个人负担部分为33,291.24元；
4.2015年9月23日至2015年11月15日，原告在江苏省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53天，产生医疗费13,963.24元，其中原告个人负担部分为4,381.52元；
5.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2月3日，原告在江苏省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49天，产生医疗费18,615.54元，其中原告个人负担部分为5,150.84元。
除住院治疗外，原告还产生零星门诊费1,781.20元(已扣除辅助器具费415元)。综上，原告已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多次手术治疗，共住院326天，在扣除已经医疗统筹部分支付的费用后，原告就上述治疗产生的自费部分为67,390.18元(含翁志强垫付部分)。
2017年5月23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原告伤情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被鉴定人张林红因工作时高坠致右小腿、踝部软组织挫裂伤，右距骨粉碎性开放性骨折伴脱位，右侧内踝骨折，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经行数十次手术等治疗，现遗留右踝关节强直固定于非功能位伴右侧腓总、胫神经损伤，评定XXX伤残；酌情给予伤后休息至本次鉴定日之前一日，营养300日，护理300日。原告为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2,600元。
另查明，原告系农村户籍，事发前在上海从事装修工作。原告与妻子刘月芬于1999年3月4日生育一子张某。张林红父亲张浩清生于1944年3月8日，母亲李秀娣生于1945年12月7日，现无劳动能力，无退休；张浩清和李秀娣共生育一子(即本案原告)一女(张林美)，现均已成年。
原告因本案聘请律师产生律师费4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原立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伤害的，在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本案的首要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春德公司、翁志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
第一，本案中原告陈述其是受翁志强指示修理三楼雨水管的，翁志强还称修理完毕给其200元，曾听翁志强说是被告春德公司让翁志强找原告修理的；翁志强在第一次作为原告申请的证人出庭时，曾陈述其仅是介绍原告与春德公司相识，其并未叫过原告去修理三楼雨水管，也未参与整件事情，并称“是被告的管理人员直接叫原告过来干活，我没有叫过原告，我做我的活，他做他的活”；第二次翁志强作为被告出庭时，曾陈述“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件事情，不能因为我有在扶扶梯然后走了才发生责任的……”；第三次庭审中翁志强又陈述“未帮原告扶扶梯”。综合三次庭审中翁志强对于事发过程的陈述，可以显示出翁志强在事发时是在场的，其理应就事故发生作如实陈述，但其三次庭审中的陈述较为反复，先是否认其指示原告维修雨水管，后其作为被告时对是否帮原告扶扶梯这节事实上存在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陈述，明显存在推卸责任之嫌。鉴于事发时，被告春德公司并不在场，而原告及被告翁志强在事发前关系较好，且原告已在帮翁志强承租的房屋进行装修以及本案诉讼起始，翁志强还作为原告的证人出庭等情节考虑，原告对事实过程的陈述更为合理，故本院认定事发当日，系翁志强指示原告对三楼的雨水管进行修理，并承诺给予修理费200元，原告在原简易脚手架的基础上搭建扶梯并由翁志强扶扶梯后进行维修，维修过程中翁志强中途离开与他人聊天，此后原告不慎跌落导致事故发生。翁志强称被告春德公司直接要求原告修理雨水管，在春德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原告及被告翁志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春德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本案不应被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第二，鉴于原告及被告翁志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春德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结合本院已认定的事发经过，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翁志强之间存在口头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完成工作并交付成果的一方称承揽人，接受承揽人的工作成果并给付报酬的一方称定作人。本案中原告系受被告翁志强指示修理雨水管，并约定修理完毕之后由被告翁志强给付原告报酬，系承揽合同法律关系项下的修理合同关系，被告翁志强属于定作人，原告系承揽人。原告及被告翁志强抗辩所称的被告春德公司系雨水管修复的受益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即便被告春德公司属于雨水管修复的受益人，但不能由此推断其即为定作人。被告翁志强承租了涉案房屋的一、二层，三楼的雨水管若未修复，势必对其已装修的房屋造成影响，故在修复三楼雨水管的情形下，其亦属于受益一方，鉴于此，被告翁志强作为定作人要求原告修复三楼雨水管也符合常理及实际的经营需要。综上，本案应属于承揽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承揽人自身损害的情形，应属健康权纠纷案件。
本案的第二争议焦点为本起事故的责任分配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维修雨水管的位置在二楼至三楼之间，原告使用翁志强承租房屋装修时留下的简易脚手架，并在自行搭建简易扶梯后对雨水管进行维修，其作为多年从事装修行业的专业人员，应对装修现场的安全程度具有较高的认知，其在明知上述简易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未佩戴安全带进行维修工作，自身存在较大过错。但被告翁志强作为定做人，且其身在现场的情况下，未就原告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提出异议，甚至在扶扶梯过程中半途离开，显然，其在指示工作中亦存在一定过错，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被告翁志强应对原告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负。对于原告认为的应由被告春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其与被告翁志强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春德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春德公司系定作人，本院认定春德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
最后，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应以填平损失为原则，以合理为限，其中：
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医疗费发票及已报销的相关凭证，本院经核算，金额为67,390.18元(含翁志强垫付部分)，该部分损失系原告因本案事故产生的合理损失，本院予以确认；
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住院326天，现原告仅按照每日20元的标准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6,520元，本院予以确认；
3.营养费及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书确定的期限，确认为12,000元、12,000元；
4.误工费，原告自述19岁起一直在上海从事装修工作，被告翁志强亦确认双方通过装修相识二、三年之久，此前原告一直在上海从事装修工作及居住在上海，故本院可以确定，事发前一年原告是从事个人装修工作的，但由于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误工损失，故本院参照上一年度相关行业的平均收入标准，并结合鉴定意见书确定的期限，酌定原告的误工损失为114,000元；
5.残疾赔偿金，被告翁志强对原告在上海的居住情况及工作情况并无异议，现原告主张以上海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构成XXX伤残，现其主张346,152元，计算合理，可计入赔偿范围；
6.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原告的伤残等级、治疗过程，本起事故对其造成的精神损害亦是巨大的，故本院酌情认可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
7.被扶养人生活费，现原告提供的村委会证明，可以证实张林红父亲张浩清、母亲李秀娣，均无劳动能力及其他生活来源，原告作为扶养人，对其父母应承担扶养义务。经本院查询，2016年度靖江市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6,958元，现原告仅主张以14,428元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准许，因原告父母已分别年满73、72周岁且另有一成年女儿，现原告主张32,46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金额合理，本院予以确认；
8.交通费，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但考虑到本案事故的发生过程，结合原告的就诊情况，本院酌定为5,000元；
9.律师费，系原告聘请律师维权产生的合理支出，但该金额过高，本院酌情认可20,000元；
10.鉴定费，系原告为确定自身损失的合理支出，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原告产生的损失有医疗费为67,390.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20元、营养费12,000元、护理费12,000元、误工费114,000元、残疾赔偿金346,1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2,463元、交通费5,000元、律师费20,000元、鉴定费2,600元，上述损失共计633,125.18元，由被告翁志强按照20%的责任比例赔偿原告126,625.04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负。翁志强明确表示其垫付的医疗费无需在本案中处理，故本案中不作抵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翁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林红126,625.04元；
二、驳回原告张林红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430.26元，减半收取计5,715.13元(原告张林红已预交)，由原告张林红负担4,572.10元，被告翁志强负担1,143.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建军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顾艺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
（六）赔偿损失；
……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