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403民初184号
原告罗运桂，女，汉族，现住梅州市梅县区。
原告傅小芳，男，汉族，现住梅州市梅县区。
原告傅华玉，女，汉族，现住梅州市梅县区。
原告徐新生，男，汉族，现住蕉岭县。
原告徐德玉，女，汉族，现住蕉岭县。
原告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共同委托代理人傅小芳，男，汉族。
原告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共同委托代理人傅华玉，女，汉族。
原告傅小芳、傅华玉共同委托代理人温国曾、巫集德，分别系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告钟仙英，女，汉族，现住梅州市梅县区。
被告傅忠，男，汉族，现住梅州市梅县区。
被告傅勇，男，汉族，现住梅州市梅县区。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广，系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傅其景，男，汉族。
原告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诉被告钟仙英、傅忠、傅勇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伟梅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6年3月10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3日、2016年7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小芳，原告傅华玉，原告罗运桂、徐新生、徐德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傅小芳、傅华玉，原告傅小芳、傅华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温国曾、巫集德，被告钟仙英、傅忠、傅勇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广、傅其景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诉称，位于广东省梅州市××区××镇××村名叫“新楼下”“朝义第”的两处房屋，原属于傅某兴名下，系傅某兴所有，在1989年12月1日，由梅县人民政府颁发了《房屋产权证明书》梅侨房字第××号，该产权证书载明包括“新楼下”“朝义第”“俊梅祖屋”在内的三座房屋，均属于傅某兴所有。土改期间，傅某兴被评为地主，家中所有房产、田地被没收，被分给其他贫民使用，造成傅某兴的子女傅某发、傅某欣等人流离失所，外出谋生。直到1986年6月7日，梅县市人民政府发出《阶级成分通知书》梅府成字第000012号，石扇区象村乡建新村户主傅某兴，其家庭成份经查证后，根据国务院(78)3号及省委(79)76号文件规定作出了《阶级成份通知书》，确认傅某兴的成份改变为华侨工人成份。随后，梅县人民政府通过做原居住在“新楼下”“朝义第”的分得户（也是当时的“现住户”）的腾退工作，由政府拨款给分得户进行安置，分得户应将房屋腾退交还给原业主。随后，梅县人民政府在1989年12月1日作出了《房屋产权证明书》梅侨房字第××号，房屋所有人为傅某兴。傅某兴的儿子傅某集、傅某发、傅某欣等一直均不知晓政府已经做出了将房屋返还的《房屋产权证明书》。在1999年傅某集写给傅某发的书信可证明均不知道该房屋已经做有《房屋产权证明书》的情况，直至2015年，原告到梅县区人民政府侨务局查询后才了解到房屋做了《房屋产权证明书》的情况。房主傅某兴与妻子张和云（两人均于土地改革期间死亡），婚姻期间育有三个儿子，分别为傅某集、傅某发、傅某欣等。其中，傅某集一直在国外，定居于马来西亚，现已身故；傅某发，已于2000年10月身故，生前与妻子罗运桂共同育有四个子女，分别是徐新生、徐德玉、傅华玉、傅小芳；傅某欣住广东，己声明放弃继承权利。由于傅某兴和妻子张和云均在土改期间身故，且没有遗嘱，因此，傅某兴名下的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上的房屋依法由其后裔继承，原告等人享有合法继承权，是上述房屋合法权利人。由于被告钟仙英在土改期间是以分得户的名义占用上述房屋，在80年代政府落实返还房产政策时，被告已领取政府发放的房屋腾退补助费，应将房屋归还给原业主。可是，被告虽然领取了政府补助费，但依然和儿子傅忠、傅勇占用着房屋，拒绝腾退，甚至还变本加厉占用着其他分得户根据政策腾退出来的房屋，至今尚占用8间房。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亦请求石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均未果。石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了《调解未果通知书》。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法律规定，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停止非法占用位于广东省梅州市××区××镇××村名叫“朝义第”屋的2间房及“新楼下”屋的6间房，并将该8间房屋腾退后交还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钟仙英、傅忠、傅勇辩称，一、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不具有原告主张的排他性，它所确认的权属人是傅某兴（兄弟），而非傅某兴一人。位于梅县区××镇××（原××大队）“新楼下”、“朝义第”两座房屋是原、被告先祖傅俊梅公18世纪末所建，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俊梅公生有五子，由大到小分别为天兴、德兴、华兴、算兴、增兴。该《房屋产权证明书》中载明的业主傅某兴（兄弟），并非指傅某兴一人，而是包括天兴、德兴、华兴、算兴在内的同辈五兄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涉案房屋权属归傅某兴（兄弟）共同共有。二、被告提供的《俊梅公房屋分单》、《华侨地富阶级成份呈报审批表》、《托管书》、《托管字》、《转让契约》等书证足以证实涉案房屋非傅某兴一房（或其后裔一人）所独有。早在解放前，讼争房屋就已分配至各房（即天兴、德兴、华兴、算兴、增兴）名下。1、根据《华侨地富阶级成份呈报审批表》解放前三年家庭经济情况一栏载明：傅某兴在解放前三年，房屋约有16间，同时，还托管在侨定居的二哥、三哥、四哥（即德兴、华兴、算兴）的房屋。由此可见，解放前房屋已分到五兄弟名下。2、根据1984年德兴后裔隆芳寄回的《俊梅公房屋分单》（照片），也可证实房屋已分的事实。3、根据《托管书》、《托管字》二份书证显示，1976年11月1日，原建新大队根据华侨傅文楷、傅隆芳来信意见，将解放前分给德兴、华兴名下的12间房屋交给傅烔芳、傅营芳、傅绍芳、傅其景、傅其英、傅其坚托管，算兴名下六间房屋则交由原建新大队托管；1983年5月6日，原建新大队又根据算兴后裔傅文国的意见，将1976年交由大队托管的算兴名下六间房屋又转交给傅炯芳、傅其景、傅其英托管。这二份书证均是在原大队干部的主持下形成，且加盖有大队公章，足于认定其真实性；同时，从时间节点上看，它发生于房屋落实发还之前，亦可证实五兄弟的后代已知悉房屋分配情况及行使相关的继承权利。4、从1988年7月2日俊梅祖屋的转让行为来看，亦证实俊梅祖屋涉及各房利益，而非仅增兴一房（傅某发）之利。1988年7月2日，傅某发与傅营芳、傅其英、傅炯芳、傅其景、傅其坚、傅运香共同作为转让业主代表将俊梅祖屋11间房转让给傅吉方。从原告父亲傅某发与其他六人的签字行为上看，俊梅祖屋并非全部属于傅某兴一人所独有。三、本案案由应为继承纠纷而非返还原物纠纷。本案房屋形成于百年之前，权属人傅俊梅公生育有五子，从原、被告举证的情况来看，足以证实涉案房屋己在解放前分配在各房名下；而且，原告也无举证证实傅俊梅公偏心把涉案房屋仅遗赠给傅某兴一人所有。该房屋从解放前至今，一直处于分配居住状态，而且在1986年落实政策之后，各房仍然按照祖上“每房12间、长房多半份（六间）”的分配原则调整占有、使用至今长达30年之久，各房一直均无异议，包括傅某发的有生之年及原告等人。又根据被告提交的《新楼下屋座、朝议第屋座一九八六年后分配图》证实，二座祖屋共有房屋72间，其中长房18间，其他四房各12间，公房6间，占有状况既体现祖宗分配原则，又公平合理。因此，讼争房屋明显处于各自所有状态。原告如有争议，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提起之诉应为继承之诉而非返还原物之诉。四、本案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如上所述，涉案房屋解放前就已分配至各房，1986年落实政策后还按照分配原则进行了调整，各房后裔包括原告父亲（2000年去世）及原告等人对房屋发还情况和居住调整情况是清楚的，一直均无异议且使用至今，根据《继承法》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的诉讼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故原告现在提起本案诉讼，己超过诉讼时效。五、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产权归属和发还情况内容不属实，比如在诉状第一段，该《产权证明书》载明包括“新楼下”“朝议第”均属傅某兴所有是错误的，这些房屋并非仅属傅某兴一人所有，且发还证所发还的仅是部分房屋而不是所有房屋。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与被告钟仙英、傅忠、傅勇讼争的房产“朝义第”、“新楼下”位于梅州市××区××镇××村第二村民小组，系华侨傅俊梅解放前所建。傅俊梅共生有五子，分别系傅天兴、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傅某兴，其中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侨居海外。傅某兴解放前在巴城谋生，后遭日寇毒打，致双目失明，解放前夕回国，回国后土改前傅某兴分有房屋约16间并托管有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土地与房屋。傅某兴共生有四子，分别系傅某集、傅某发、傅某欣、傅文导。本案原告罗运桂系傅某发之妻，原告傅小芳、徐新生系傅某发之子，原告傅华玉、徐德玉系傅某发之女。被告钟先英系傅天兴的孙媳，被告傅忠、傅勇系傅天兴曾孙。
解放后土改时期，傅某兴家庭成份被评为地主，其名下的房屋及其托管的兄弟名下的房屋被政府没收后分配使用。后傅某兴的家庭成份经梅县市人民政府查证改变为华侨工人成份，并于1986年6月7日发出梅府成字第No.000012号阶级成份通知书。傅某发领取了该阶级成份通知书。1984年原梅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广东省粤发[1984]24号文件的规定落实华侨港澳房屋遗留政策时，政府将土改时期没收分配使用的“朝义第”、“新楼下”两座房屋的房间退还给原业主，并向占有使用该没收分配使用房间的现住户发放退房补助款。被告钟仙英家领取了退房补助款1000元后，将占有的“新楼下”房屋5间退还。1989年12月1日，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将“朝义第”房屋中的12间、“新楼下”房屋中的33间落实归还给侨户业主傅某兴（兄弟）。
2016年5月6日，本院对原、被告讼争的“朝义第”、“新楼下”两座房产进行了现场勘验。经勘验，“朝义第”楼高二层，底层有12个房间和上厅、中厅、下廊、上东厅、上西厅、下东厅、下西厅，二层有12个房间和上厅、中厅、下廊、上东厅、上西厅、下东厅、下西厅；“新楼下”楼高二层，底层共有34个房间和东厅（现被改为2个房间）、正厅、西厅、上廊、下廊，二层有14个房间。原告主张被告钟先英、傅忠、傅勇现占有、使用的8间房屋是“朝义第”的2间房屋（现场勘验图编号为A8、B11）和“新楼下”的6间房屋（现场勘验图编号为C14、C15、C24、C32、D12、D13）。
1953年8月梅县人民政府曾颁发的梅象字第494号广东省梅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石扇区象村上村居民傅文某嫂、某芳、某谦、某英等在新楼下有伍间房屋；1953年8月梅县人民政府曾颁发的梅象字第491号广东省梅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某村上村居民付炯方、某云、某真、某玄、某红在新楼下有肆间房屋。
1976年11月1日，傅炯芳、傅营芳、傅其景、傅绍芳、傅其英、傅其坚立有“托管书”托管傅华兴、傅德兴名下的房产共12间，大队留用托管间共6间。
1983年5月18日，傅炯芳、傅其景、傅其英立有“托管字”托管傅算兴名下的房产6间，即1976年11月1日大队留用托管的6间房，梅县石扇人民公社建新生产大队监农委员会该“托管字”上盖章。
被告在庭审中主张，“朝义第”、“新楼下”两座房产在1986年返还后重新分配使用，傅某发也有参与分配及落实发还。并提交俊梅公房屋分配单以证实其主张，该分配单未有任何人签名，原告认为不具有效力。但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确认，傅某发从80年代回到梅县区石扇镇建新村原籍后，就分配有“新楼下”10间、“朝义第”2间、杂屋4间，共16间，并占有使用至今。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交有傅某发、傅营方、傅其英、傅其景等与傅吉方于1988年7月2日签订的转让契约，以证实傅俊梅所遗房屋并非全部属于傅某兴所有。
以上查明事实，有庭审笔录、问话笔录、本院现场勘验记录表、现场勘验图、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广东省梅县《土地房产所有证》梅县落实农村侨房政策档案、公证书、梅县区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身份证、户口本、户籍证明、转让契约、广东省梅县《土地房产所有证》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及侨房的返还原物纠纷案件，讼争的房屋系傅俊梅解放前所建，原、被告均涉及傅俊梅后裔。本案中原告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对被告钟仙英、傅忠、傅勇现占有、使用的“朝义第”的2间房屋及“新楼下”的6间房屋是否有权要求返还，关键在于审查原告对被告占有、使用的房产是否具有所有权或托管权。
关于原告对讼争房屋是否具有所有权的问题。原告主张“朝义第”、“新楼下”两座房屋属于傅某兴所有，傅天兴的后裔无份。本院认为原告该主张与事实不符，原因在于：第一，本案讼争“朝义第”、“新楼下”两座房屋系傅俊梅解放前所建,“朝义第”共24间、“新楼下”共48间。而根据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及梅县落实农村侨房政策档案记载，在土改时期，因傅某兴被评为“地主”而没收傅某兴名下的房屋及其托管的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房屋。落实政策后，“朝义第”、“新楼下”合计返还45间，少于“朝义第”与“新楼下”两座房屋总间数72间，说明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傅某兴名下的房屋并非“朝义第”、“新楼下”两座房屋的全部。且根据被告方提交的原1953年土改时期颁发的第494号、第491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傅天兴后裔“新楼下”分配的房间数多于1986年落实华侨房屋中登记返还的房间数。由此可见傅俊梅长子傅天兴名下本身分有房间，且无证据显示被没收。第二，1986年6月7日，原梅县市人民政府经查证，将傅某兴家庭成份改变为华侨工人。1988年傅某兴之子傅某发领取阶级成分通知书，并于1989年6月11日将户籍迁回某村。原、被告双方庭审中确认傅某发从80年代回到梅县区原籍后，就分配有“新楼下”10间、“朝义第”2间、杂屋4间，共16间房屋，并占有使用至今。傅某发返回原籍后分配的房屋间数与土改前傅某兴名下的房产间数基本一致。且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是将没收的房屋返还给原侨户业主傅某兴（兄弟），并非返还给傅某兴个人。而对被告现在占有、使用的“朝义第”2间房屋和“新楼下”6间房屋，原告亦未再提供有效的权利凭证或其他证据证实该8间房屋属于傅某兴名下。第三，根据被告提交的1988年7月2日的“转让契约”上显示傅某发在此有签字及傅某发领取阶级通知书、迁回户籍情况看，傅某发对落实华侨房屋政策系知晓并参与的。如前所述，属于傅某兴名下的“新楼下”、“朝义第”房屋均已被没收，而傅某发作为傅某兴的后裔在返回石扇镇建新村原籍居住后却分配有房屋居住使用，且其一直对所分配的房屋进行居住使用而未提出异议，说明傅某发对“朝义第”和“新楼下”房屋并非属于傅某兴一人是认可的。
关于原告对讼争房屋是否具有托管权的问题。原告主张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朝义第”、“新楼下”房屋由傅某兴托管，具有实际控制使用权；被告方则主张傅天兴后裔托管有房屋，并提交“托管书”、“托管字”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梅县落实农村侨房政策档案第37页的华侨地富阶级成份呈报审批表记载显示，傅某兴家在解放前夕回国后土改前托管有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房产，但在土改时期，该房屋被没收，托管关系即终止。且在1989年12月1日，原梅县市人民政府颁发梅侨房字第××号《房屋产权证明书》将没收房屋落实至傅某兴（兄弟）名下后，傅某兴后裔并未再办理有托管手续也未实际代管。而傅天兴后裔在石扇人民公社建新生产大队的监督下立有“托管书”、“托管字”，且一直按“托管书”、“托管字”实际履行代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之间因代管房屋发生纠纷，应首先查明房屋产权的归属。房屋所有权人明确委托他人代管的，或虽未办理委托手续，但实际上由房屋产权人的亲属代管的，应认定为代管关系。在代管期间，受托人须按照委托权限行使代管权，并履行应尽的义务。由于受托人的过错造成房屋损失的，应予赔偿。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或维修房屋等所需的费用，应由委托人偿付。委托人要求解除代管的，应当准许。”因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托管傅德兴、傅华兴、傅算兴名下的“朝义第”、“新楼下”房屋，具有实际控制使用权，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综上可知，原告既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现在占有、使用的“朝义第”2间房屋和“新楼下”6间房屋属于傅某兴所有，亦未提交委托管理证据证实其对被告占有的该8间房屋具有管理使用权。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对原告请求被告腾退交还房屋的主张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罗运桂、傅小芳、傅华玉、徐新生、徐德玉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淑玲
审判员 张 威
审判员 刘伟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叶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