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2191号
原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JosephG.Doody，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跃龙，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力，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AnthonyCouse。
委托代理人陆旭霞，上海市君悦�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宏，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诉被告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7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13年6月17日、6月28日、2014年2月14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跃龙、沈力，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陆旭霞、任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诉称，其与被告名下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于2009年签订销售框架合同，约定由被告以订单形式向原告采购货物，并指定员工徐晓岚作为被授权人，全权负责向原告公司下达购货订单，查验和签收原告送达被告指定地点的所有物品及物品附属的单据或文件，签署双方的对账单等工作。
原告认为，被告自2009年3月17日起至本案诉讼，共向原�订购了201批货物，订购金额总计为人民币28，027，365.11元。而截止至2011年3月10日，被告累计仅向原告支付货款17，833，232.81元，尚欠余款未予支付。据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余款10，194，132.30元。原告同时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声明一份，证明被告出具声明称，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隶属于被告，并承诺该物业管理中心与原告签订的任何合同、协议对被告具有约束力。
2、关于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等事项的批复，证明2010年11月16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批准将原告原来名称“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变更为本案原告名称。
3、2009年、2010年、2011年度框架合同三份及附件、相应授权书三份，证明2009年至2011年连续三年原、被告签订框架合同，同时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指定其员工徐晓岚代表被告全权负责与原告之间的买卖交易。
4、原告制作的销售及付款情况一览表及原、被告之间的订单201份，证明2009年至2011年间，被告总计向原告订购201批货物，总金额28，027，365.11元，截止至2011年3月10日，被告累计向原告支付货款17，833，232.81元，尚欠原告货款10，194，132.30元。
5、付款清单及付款凭证73张，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7，833，208.66元，原告实际认可的被告付款金额为17，833，232.81元。相关付款中除了被告银行转账，还包括徐晓岚个人的银联卡付款和现金付款。
6、2009年3月17日至2011年3月16日原告开某的发票，总发票金额25，893，988.21元。
7、蛋糕券销售合同6份，时间分别为2010年10月25日、2010年11月24日、2010年12月1日、2010年12月3日、2010年12月21日、2011年1月4日，总计金额1，470余万元。
被告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诉称的10，194，132.30元货款金额并不是原、被告双方真实交易金额，而是基于被告员工徐晓岚因合同诈骗而产生的犯罪金额。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通过判决认定相关款项产生系徐晓岚犯罪行为所致，且本案原告已经被列为受害人，并参与追赃分配，从中可见原告诉请金额并非基于与被告交易所发生。此外，从2009年至案发，原告与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发生的真实交易往来共31笔（以付款凭证及对应发票作为一笔交易），交易金额仅为88，000余元，被告所采购的物品均是日常办公用品，不存有任何原告诉称的蛋糕券、面包券之类的产品。而该31笔真实交易款项，被告已全部结清。目前原告诉请的款项，是徐晓岚犯罪赃款，其所依据的2011年度框架合同，也已被认定为虚假诈骗合同，本案中原告诉请金额与被告无关，更谈不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尾款，故要求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同时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2009�销售框架合同（同原告证据3中2009年度的合同），证明2009年3月原告与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签署销售框架合同，有效期为1年，约定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被告可以享受的信用额度为15，000元。
2、2010年销售框架合同（同原告证据3中2010年度的合同），证明2010年3月原告与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签署销售框架合同，有效期为1年，约定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被告可以享受的信用额度为30，000元。
3、2011年销售框架合同，证明2011年双方签订销售框架合同，有效期为1年，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被告可以享受的信用额度为10，000元，被告认为该份合同系双方真实签署的合同，原告提供的信用额度为10，000，000元的框架合同系虚假合同。该销售合同中被告印章为“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
4、银行划款凭证31份及发票一�（包括2009年3月1日之前的发票），证明原、被告于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之间的交易付款方式均为银行转账。
5、谈话笔录一份（录音整理稿），证据来源于2011年3月31日原告工作人员到被告公司要求支付面包券业务的货款，在与被告谈话过程中所制作的录音整理稿，证明原告明确知晓大宗的面包券、蛋糕券的采购业务是徐晓岚与原告的个人业务往来，不是与被告的正常业务往来，原告存在重大过错。
6、上海市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以及公安局立案决定书、提请逮捕申请书、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书及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徐晓岚诈骗案件的司法意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及徐晓岚刑事案件判决书，证明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徐晓岚冒用被告名义，分别与原告在内的多家公司签订合同，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告�张的购销合同属于刑事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原告提供的订单已经作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刑事案件金额的依据，故原告的主张已经包含在刑事判决内，原告不应再在民事案件中向被告主张。
7、大厦费用申请表、采购计划及入库单，证明原告提供的订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三份订单记载货物与被告实际收到货物不一致。
经本院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经质证后认为：
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仅应对其与原告签订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承担责任，对于涉及虚假诈骗的合同不应承担相应责任。
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3中2009、2010年度框架合同真实性无异议，2011年度框架合同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系徐晓岚冒用被告名义与原告私自签订，且2011年度框架合同章与2009、2010年度被告印章不一致，2011年度授权委托书上被告印章也�徐晓岚冒用被告名义私刻的印章，与被告无关。另外2009年、2010年合同的最高赊账额度分别为15，000元和30，000元，而原告提供的2011年度合同的最高赊账额度为10，000，000元，该额度不符合常理，被告已提供了被告持有的2011年度销售合同，最大区别在于最高额赊账额度，被告持有的合同最高赊账额度为10，000元。最后，三份合同约定的货款支付方式均是银行转账，而原告主张的大部分货款均是从徐晓岚个人账户或现金方式支付，不是从被告银行账户划出。
证据4，被告认为，原告将订单分为4类，第一类是根据刑事案件认定的徐晓岚诈骗订单36份，所涉金额为27，273，750元，第二类是原告认为被告已确认，且订单金额与被告付款金额一致的48份订单，所涉金额35，071.99元，第三类是订单金额与被告付款金额一致的29份订单，所涉金额为20，586.81元，第四类是无法一一对应�订单88份，所涉金额为697，956.31元。对于第一类经刑事判决书确认的36份订单，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该36份订单已在刑事案件中非常明确的认定属于徐晓岚冒用被告名义与原告所签订的诈骗合同，与被告无关，原告应通过司法途径追赃。对于第二类及第三类订单金额与被告付款金额一致的77份订单，被告对于其中74份订单真实性予以确认，该74份订单总额为48，536.99元。对于订单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三份订单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三份订单内容与被告实际采购入库内容不一致，三份订单所载物品被告均未收到，况且订单号为XXXXXXXXXX的订单无任何人员签收，不能证明被告收到相关物品。对于第四类剩余的88份订单，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能认可。认为相关订单金额与被告付款凭证不能匹配，不能证明该订单系原、被告签订。原告提供的订�同时也是送货单，被告处并无留存，相关订单内容也是原告单方制作，被告很难进行核对，被告只能根据付款凭证及发票与原始入库单进行核对。本案原告负有举证责任，但却刻意将订单与付款凭证、发票孤立，从而造成被告核对困难，制造刑民证据交叉。其次，从实际付款情况，被告仅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了35笔款项（其中4笔为本案被告支付，31笔为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支付，金额共计120，000余元），其余所有款项均是徐晓岚个人支付，很明显相关交易系发生在徐晓岚与原告之间，与被告无关。再者，订单签收人不能代表相关交易是个人交易还是公司行为，应当以实际付款评判。其中，被告确认徐晓岚、赵晓申、袁晓欣系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员工，张金学是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经理，曾华不是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人员，陈强等其他人员不是被告公司员工。
证据5，其中31张银行划款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总计付款88，984.80元，以被告公司名义支付的4笔款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是发生在2009年3月1日之前原告与被告公司总部发生的零星业务款。其余徐晓岚支付的款项不予认可，不是被告公司支付。
证据6，除被告提供的与31笔付款相对应的发票认可，其余的发票均不认可，相关发票金额与付款情况、订单无法一一对应，且大量发票系向案外人开某，其中两张发票，分别为2011年2月16日开某给上海赞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金额为5，000，000元，2011年2月16日开某给大广（上海）广告有限公司的金额为8，914，289.40元，两张发票金额已高于原告诉请金额，发票项下交易与被告无关，被告与受票单位也无业务往来。
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这些合同都是徐晓岚诈骗行为所实施的。这些合同中加盖被告的印章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的徐晓岚冒用被告名义私刻的印章一致。而且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也认定该6份面包券合同系徐晓岚冒用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的名义所签订之诈骗合同，并非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交易。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经质证后认为：
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合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盖有原告的骑缝章，但被告提供的2011年度框架合同第7页上没有原告的骑缝章。被告提供的2011年度合同，说明双方存在真实销售合同关系被告是认可的。被告在2011年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与2009年度、2010年度也是不同的，原告并不知道变更印章的情况，故有理由相信2011年度上印章是真实的。
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这些凭证仅是被告挑选出来的凭证，不能以此证明双方只有这些业务。即便在该88，000余元的付款中也包括了蛋糕券等业务。
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录音所涉三位原告员工已经离职，原告无法核实。谈话内容也无法看出原告明知大量蛋糕券业务是发生在原告与徐晓岚个人之间。
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徐晓岚构成合同诈骗罪不能免除被告责任，本案与刑事判决没有直接关系。
证据7大厦费用申请表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其记载日期早于发票日期，证明发票的开某是徐晓岚向被告申请金额，被告同意后，徐晓岚将发票金额告知原告，原告再开某发票，说明被告处存在订单，只是不愿提供。月度采购计划不能作为双方业务的依据。入库单是否提供完全原告无法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名下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甲�）签订销售框架合同，约定被告将向原告购买办公用品，合同约定收货地点为花园石桥路XXX号XXX楼。第一收货人为徐小姐。原告应按甲方要求提供商业统一发票，发票开某方式为逐次开票，即原告每次送货至甲方时，同时送达该次送货所对应的货物发票。对于非设备类商品，双方于每月1号核对上个月1号至上个月31号的订购清单，并在当月30号之前结清已开某发票所对应的货款。对于设备类商品，被告应自发票开某之日起30天结清相应货款。此外，原告同意在被告严格遵守本合同所有条款的前提下可享有的货款信用额度（即乙方对甲方的最高赊销额度）为15，000元。另外，框架合同同时约定，被告的付款方式为银行划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有效期为1年。同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员工徐晓岚全权负责向�告下达购物订单、查验和签收送达被告指定地点的所有物品及物品附属的单据或文件、签署双方的对账单等工作，授权期限为自2009年3月1日起至2010年2月28日止。该合同和授权书加盖有圆形“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专用章”。
2010年3月10日，原告与被告名下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甲方）再次签订销售框架合同，约定被告将向原告购买办公用品，合同约定收货地点为花园石桥路XXX号，第一收货人为Tracy。原告应按甲方要求提供商业发票，发票开某方式改为逐月开票，即原告在每月10号日向甲方提供汇总双方上月1日至上月31日交易情况的《对账单》供被告核对，原告将根据经双方核对无误的《对账单》开某相应的发票，并在当月15日将发票送达给被告。被告应自发票开某之日起35天结清相应货款。此外，原告同意在被告严格遵守本合�所有条款的前提下可享有的货款信用额度（即乙方对甲方的最高赊销额度）为30，000元。另外，框架合同同时约定，被告的付款方式为银行划转，合同有效期为1年，自2010年3月10日至2011年3月9日。同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徐晓岚全权负责向原告下达购物订单、查验和签收送达被告指定地点的所有物品及物品附属的单据或文件、签署双方的对账单等工作，授权期限为自2010年3月10日起至2011年3月9日止。该合同和授权书加盖有圆形“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专用章”。
2011年1月25日，被告出具《声明》，明确被告名下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与原告签署的任何合同、协议或出具的承诺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即被告承担该等合同、协议或承诺项下应由该物业管理中心承担的所有相关义务和责任。
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分别提供了合同期限自2011年1月10日至2012年1月9日的销售框架合同。其中，原告提供的销售合同中，被告享有的货款信用额度为10，000，000元，同时原告加盖骑缝章。而被告提供的版本，被告享有的货款信用额度为10，000元，但记载有货款信用额度的该页合同页面上未有原告加盖骑缝章。两份合同其余内容均与2010年3月10日合同相同，原告同时提供了授权期限为自2011年1月10日起至2011年1月9日止的授权书，原告提供的销售框架合同及授权书中被告的印章为椭圆形，印文为“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专用章”，而被告提供的销售合同中被告印章为椭圆形，印文为“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
另查明，本案原告原名称为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2010年11月16日，经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批复，更名为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自2009年3月17日至2011年3月22日，原告共计制作了201份、客户名称为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的订货单，总额共计28，027，365.11元，签收人员除徐晓岚外，还有赵晓申、袁晓欣、张金学、陈强、曾华、李瑶等人签字，另订货单中，尾号为8540、9088、4102、1077、6164、9698的6份订单签收人员无法辨认，涉及金额为10，525.20元，尾号为4044、9693、3133、0357、2778、9312、1214的订货单无签收人，涉及金额为35，686.34元。被告分别于2009年4月23日、5月25日、6月26日以及7月24日四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15，281.40元。被告名下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自2009年4月16日起至2011年1月28日止，共通过银行划账方式，向原告支付31笔款项，金额总计110，004元。
2011年4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出具《提请批准逮捕书》，认为犯罪嫌疑人徐晓岚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特提请批准逮捕。2011年5月5日，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
2011年9月18日，上海申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委托，对徐晓岚涉嫌合同诈骗资金金额进行司法鉴定，情况为2010年9月13日至2011年3月18日，徐晓岚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名义与原告签订了20份购买克莉丝汀等公司的面包券合同，以合同总金额27，273，750元购买并收取了面值总金额为32，395，000元的面包券等有价证券。2010年9月16日至2011年3月9日，徐晓岚分21次以现金和银行转账形式支付货款17，389，841.70元。截至2011年3月30日尚未支付货款9，883，908.30元。
2012年3月2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沪一中刑初字第23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晓岚冒用所在工作单位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的名义，虚构公司需要采购代金券，并许诺可通过其低价购入高价回购赚取差价等，先后与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多家公司及个人签订购销合同，收取合同金额共计47，923，750元的代金券及5，090，000元购券款。徐晓岚将收取的代金券低价抛售后，除支付货款27，015，841.70元和归还购券款956，550元外，共计骗取价值25，041，358.30元的财物。其中在2010年9月至2011年3月期间，徐晓岚冒用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名义，与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收取合同金额27，273，750元的代金券后低价抛售套取现金。至案发，徐晓岚尚未支付货款9，883，908.30元。同时该刑事判决书中，将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2011年度、赊销额度为10，000，000元的框架合同以及6份面包券销售合同作为认定徐晓岚诈骗的证据。
庭审中，原告申请对订单号为XXXXXXXXXX以及XXXXXXXXXX的两份订单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鉴定，该2�订单签字为张金学本人所签署。
以上事实，由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及2009年度、2010年度销售框架合同及其附件、《声明》、关于史泰博商贸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等事项的批复、订货单、被告银行转账凭证及相应发票、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提请批准逮捕书、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书、上海申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徐晓岚涉嫌合同诈骗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相关附件，以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刑初字第235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为：一、刑事案件中所涉合同和发生之货款，是否属原、被告双方的真实交易，被告是否需要对徐晓岚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二、原、被告双方实际业务量及具体欠款金额，
对于争议一，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2010年9月至2011年3月，徐晓岚冒用所在工�单位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的名义，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即2010年10月25日至2011年1月4日，徐晓岚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名义与原告分别签订6份面包券销售合同；2011年1月10日，徐晓岚以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信用额度为10，000，000元的框架销售合同），收取合同金额27，273，750元的代金券后低价抛售套取现金，至案发，徐晓岚尚未支付货款9，883，908.30元。因此，本院认为相关协议项下产生的货款系由于徐晓岚冒用被告名义进行刑事犯罪而产生的诈骗金额。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原告是否善意且无过错的相信徐晓岚具备代理权，应通过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予以分析。1、从合同签订情况看，原、被告分别于2009年及2010年签订两份销售框架合同，其中2009年度框架合同最高赊账额度为15，000元，2010年度框架合同最高赊账额度为30，000元。而在原告提供的2011年度框架合同中，最高赊账额度却提高至10，000，000元，同时所用加盖被告印章与前两份合同明显不同。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原告员工钱涛（公司职务：大客户部上海总监）以及员工吴辰翀的证人证言表述，原告曾要求单独签订采购面包券合同，由于截至2011年1月10日，徐晓岚面包券采购量已超过10，000，000元，故原告才另行签订一份新的销售合同，并给予10，000，000元的赊销额度。该时段尚存2010年合同期限中。而从相�面包券业务及框架协议洽谈、签订、履行，直至最终案发，原告却始终与徐晓岚一人洽谈相关业务，未与其他人员接触，徐晓岚既非被告法定代表人，亦非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负责人，而被告授权给予徐晓岚的是“原告下达购物订单、查验和签收送达被告指定地点的所有物品及物品附属的单据或文件、签署双方的对账单等”，未授权洽谈协议。
2、从合同履行情况看，（1）根据原告提供的交易付款清单，原告诉称的交易主要存在两种付款方式，一为通过被告及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转账支付，另一类为徐晓岚以现金或银联卡转账的方式予以支付。其中，通过被告银行账户支付款项的共有4笔交易，最小交易金额为1，136元，最高交易金额为6，444元；通过仲量联行东亚银行金融大厦物业管理中心支付款项的共有31笔，最小交易金额为158.58�，最高交易金额为22，977.57元。而通过徐晓岚个人现金或银联卡方式支付的款项，金额多在几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之间，最高交易金额甚至高达4，200，000元。如此巨额的商业交易，通过现金或公司员工个人银联卡予以支付，而金额较小的交易，却通过公司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有悖于正常商业交易惯例，且有违原、被告签订的2009年度、2010年度框架合同针对付款方式的约定。对于该种异常的交易方式，原告理应引起警觉，对交易对象产生合理怀疑。此外，徐晓岚自2010年9月30日起，便出现通过现金或自有银联卡转账，支付巨额货款的情况。而本案中刑事案件也是在原、被告双方2010年度销售框架合同履行期间所发生。在该期间内，虽然被告给予徐晓岚进行订货、查验、签收等工作的明确授权。但原告给予被告的最高赊销额度仅为30，000元，赊销额度的突破，尤其是巨额的突破，原告理应要求徐晓岚取得进一步的授权。（2）双方合同中约定，“原告应按甲方要求提供商业发票，发票开某方式改为逐月开票，即原告在每月10号日向甲方提供汇总双方上月1日至上月31日交易情况的《对账单》供被告核对，原告将根据经双方核对无误的《对账单》开某相应的发票，并在当月15日将发票送达给被告。被告应自发票开某之日起35天结清相应货款”，可见发票是双方结账付款的重要依据，根据本案原告提供的发票清单显示，原告开某发票的对象不仅涉及本案被告，还包括大量案外单位。尤其在2010年11月16日至2011年2月16日之间，原告向多家案外人开某发票25张，开票金额共计25，144，865.20元，甚至已接近原告诉称总交易金额28，027，365.11元，原告向案外人开某金额如此巨大的发票，却未取得被告任何书面指示，同时亦未收到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相应款项。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作为一家具有一定经验的商事主体，在与徐晓岚交易过程中，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在前后合同印鉴明显不一致且赊账额度发生如此大幅增幅的情况下，原告应当引起一定商业警觉，要求被告出具印章更替说明。同时，在实际交易过程中，明知购买蛋糕券等代金券的相关货款均由徐晓岚个人支付，违反合同中有关付款方式的约定，却仍然维持相关交易而未与被告公司其他人员进行沟通询问。据此，原告在相关交易中未尽合理的审慎义务，主观上具有过错，本案并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不应承担徐晓岚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对于争议二，对于未纳入徐晓岚刑事犯罪所涉订货单，除订货单上无签收人或签收人无法辨认的部分外，其余均由被告工作人员签收或在被告指定的签收地点签收，故应认定为系双方真实交易，被告应对该部分货物承担付款责任。至于订货单号为XXXXXXXXXX的订单虽然无人签收，但该订单记载金额2，906.61元与被告提供的编号为XXXXXXXX发票记载金额完全一致，且被告已于2010年1月26日向原告支付了相应款项，故本院认为，单号为XXXXXXXXXX的订单属于原、被告双方真实交易。现原告主张全部201份订货单业务总额共计28，027，365.11元，其中经刑事判决书认定属于徐晓岚诈骗金额为27，273，750元，剩余的753，615.11元，扣除不能辩认的订货单金额10，525.20元和无签收人的订货单金额35，686.34元，余额707，403.57元应为双方真实交易金额。原告诉称被告总付款金额为17，833，232.81元，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构成刑事犯罪的36份订单所涉及的徐晓岚付款金额为17，389，841.70元，故扣除后，被告已付款金额应为443，391.11元，尚欠264，012.46元未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64，012.46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2，964元，由原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负担77，704元，被告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负担5，260元。本案鉴定费用4，000元，由被告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所（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士钧
代理审判员 田小冰
人民陪审员 刘鼎康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范 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