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豫法民三终字第00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省丰城市华康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丰城市总部经济基地。
法定代理人：陈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荣献，河南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渑池县会盟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曲向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宏旭，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洗煤厂，营业场所河南省渑池县火车站道南。
负责人：吕清，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宏旭，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西省丰城市华康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煤炭公司）因与上诉人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商贸公司）、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洗煤厂（以下简称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合同纠纷一案，华康煤炭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向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为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4月21日作出（2013）三民一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华康煤炭公司、华瑞商贸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2014）豫法民三终字第94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5）三民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华康煤炭公司、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康煤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箭及委托代理人吴荣献，上诉人华瑞商贸公司及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委托代理人尤宏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康煤炭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华瑞商贸公司支付华康煤炭公司欠款4217200元；2、支付违约金1335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通过火车运输的精煤首先经洗煤厂过磅，用小型货车盘运拉到渑池火车站站台，装好车皮后再通过车站磅房过磅后运走。华瑞商贸公司提供的33张汽车过磅单，除其中的6车精煤是通过汽车直接拉运到江西以外，剩余的过磅单是火车运送精煤中汽车盘运的一部分，华瑞商贸公司有意隐瞒剩余汽车盘运的过磅单，故意混淆是非。华康煤炭公司实际收到华瑞商贸公司火车运送精煤2764.8吨、用汽车拉运精煤6车233.54吨，共计2998.34吨（2764.8吨＋233.54吨）。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将汽车过磅单与火车领货凭证重复计算，认定华康煤炭公司收到精煤4150.9吨错误。2.无论是通过火车运输过磅，还是汽车盘运过磅，均发生在几次结算之前，双方在《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中对煤款的数量、金额和费用，计算表述的非常清楚，且几次对账相互吻合，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错误。二、关于陈箭给吕玉兴汇款145万元问题。1.吕玉兴是华瑞商贸公司的代表，整个《煤炭加工协议》都是由吕玉兴代表华瑞商贸公司运作的，该145万元是应吕玉兴要求为履行《煤炭加工合同》配煤而发生的，该款不是陈箭与吕玉兴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完全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2.原审判决既然认定“应华瑞公司的要求，陈箭将二笔145万元打给华瑞公司作为购配煤所有”，并且认定“在合同履行中，陈箭与吕玉兴签订《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以及加盖洗煤厂公章的《结算确认单》应视为洗煤厂具体履行合同”，但又以“吕玉兴表示该款与本案无关”为由，认定“该款不是本案合同纠纷审理范围，当事人可另行主张”处理不公。三、华瑞商贸公司应当承担4217200元的还款义务，而不是补充赔偿责任。1.华康煤炭公司与华瑞商贸公司签订并履行了《煤炭加工合同》，华瑞商贸公司作为《煤炭加工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承担《煤炭加工合同》欠款的还款责任。2.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在《结算确认单》上盖章确认债务，但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不具有法人资格，按照法律规定，华瑞商贸公司是承担债务的责任主体，应当直接承担还款责任，原审判决华瑞商贸公司承担补充还款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四、华瑞商贸公司应当支付华康煤炭公司违约金1265160元。双方在《欠款偿还协议》第4条中明确约定了违约条款，即华瑞商贸公司必须在2012年10月30日前偿还欠款，否则应赔偿欠款总额的30%违约金。该约定合法有效。此后，双方又签订了《结算确认单》，仅对欠款数额予以进一步明确，并没有对违约金部分作出更改或者放弃。因此，华瑞商贸公司还应按照《欠款偿还协议》的约定，根据双方《结算确认单》确认的欠款数额支付违约金1265160元（4217200元×30%）。原审虽然认定华瑞商贸公司违约，但却不按双方约定判决其承担违约金，显然是地方保护主义。
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辩称：一、华康煤炭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华瑞商贸公司交付原煤，《煤炭加工合同》并未在合同主体华康煤炭公司和华瑞商贸公司之间履行。且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成立于华康煤炭公司主张的“履行行为”发生之后，没有履行《煤炭加工合同》的可能性。二、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不应承担本案债务。吕玉兴的行为属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在《结算确认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依法不产生对吕玉兴代理行为追认的效力，吕玉兴以华瑞商贸公司名义与华康煤炭公司签订的《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对华瑞商贸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吕玉兴的行为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
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华康煤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煤炭加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1.华康煤炭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其向华瑞商贸公司交付原煤9932.7吨。2.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成立于2011年6月23日，而华康煤炭公司与吕玉兴所签《对账单》显示的实际履行行为都发生在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之间，因此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没有履行《煤炭加工合同》的实际可能性。3.吕玉兴没有代理权，其履行行为不能证实《煤炭加工合同》在华康煤炭公司与华瑞商贸公司间实际履行。二、华瑞商贸公司不负本案偿债义务，无需承担违约责任。1.吕玉兴没有代理权，吕玉兴以华瑞商贸公司名义与华康煤炭公司签订《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未经华瑞商贸公司授权，对华瑞商贸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2.吕玉兴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代理行为必须存在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二是相对人必须证明其是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华康煤炭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吕玉兴以华瑞商贸公司的名义签订《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时，持有能让华康煤炭公司相信吕玉兴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亦未证明其在与吕玉兴签订《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时，善意无过失地相信吕玉兴有代理权。3.华康煤炭公司在与吕玉兴签订《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时存在主观恶意。（1）按照《煤炭加工合同》约定，华康煤炭公司要将原煤交付华瑞商贸公司过磅验质后才能进入华瑞商贸公司的指定场地。华康煤炭公司在明知吕玉兴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不仅将9932.7吨原煤交给了吕玉兴，还与吕玉兴，而不是华瑞商贸公司进行“对账”，华瑞商贸公司毫不知情。（2）在重审一审庭审中，华康煤炭公司提交145万元配煤款的银行转账凭证，完全可以证实所谓的“145万”配煤款只是吕玉兴与陈箭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原审一审时，吕玉兴当庭承认“对于145万元这个款项，和本案加工合同没有关系”。可见，华康煤炭公司与吕玉兴在《对账单》中凭空为华瑞商贸公司设定了“145万元配煤款”的债务，足见两者恶意串通损害华瑞商贸公司利益的主观故意。（3）《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为华瑞商贸公司设定巨额债务。华康煤炭公司在明知吕玉兴没有华瑞商贸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内，从未要求华瑞商贸公司对该笔债务进行确认，也未要求华瑞商贸公司对吕玉兴的代理权进行追认，而是利用吕玉兴是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吕清的父亲，使用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公章，在华瑞商贸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吕玉兴在《结算确认单》上加盖了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公章。华康煤炭公司故意避开华瑞商贸公司，不让其知情，并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利用分公司的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的法律规定，让华瑞商贸公司承担该笔巨额债务的主观恶意昭然若揭。三、华康煤炭公司与吕玉兴间“交付原煤”、“提供精煤”的行为与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及《煤炭加工合同》无关，吕玉兴的行为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在合同履行中，陈箭与吕玉兴签订《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以及加盖洗煤厂公章的《结算确认单》，应视为洗煤厂具体履行合同”属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
华康煤炭公司辩称：一、吕玉兴代表华瑞商贸公司与华康煤炭公司签订并履行了《煤炭加工合同》，《煤炭加工合同》在华瑞商贸公司与华康煤炭公司之间已实际履行。二、吕玉兴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1.华康煤炭公司是在华瑞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向阳的办公室与吕玉兴签订的《煤炭加工合同》，由吕玉兴签字、华瑞商贸公司盖章，华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曲向阳当时也在场，华康煤炭公司有理由相信吕玉兴完全能够代表华瑞商贸公司，有理由相信吕玉兴代表华瑞商贸公司履行《煤炭加工合同》的具体行为是职务行为，华瑞商贸公司称华康煤炭公司明知吕玉兴没有代理权无事实依据。2.华康煤炭公司与华瑞商贸公司签订及履行《煤炭加工合同》过程中，华康煤炭公司没有过错，属善意且无过失，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三、吕玉兴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华瑞商贸公司承担。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2.吕玉兴经与华康煤炭公司对帐，在《结算确认单》签字确认债务。即使吕玉兴超越了代理权，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在《结算确认单》盖章，应视为对吕玉兴对帐行为的追认，按照《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经被代理人追认的代理行为，被代理人仍应承担民事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是华瑞商贸公司设立的非法人分公司，其民事责任应当由华瑞商贸公司承担。
华康煤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偿还华康煤炭公司款项4217200元；2、判令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支付违约金1335000元；3、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0年11月3日，华康煤炭公司与华瑞商贸公司签订一份《煤炭加工合同》，约定：2010年11月5日，华康煤炭公司提供一批原煤，月约2万吨左右，原煤按每吨600元计算，实际吨位以过磅为准，由华瑞商贸公司加工成精煤。华康煤炭公司以每吨1000元的价格进行回购。该合同华瑞商贸公司由吕玉兴签名并加盖该公司公章，华康煤炭公司由陈箭签名并加盖该公司公章。之后，双方部分履行协议。二、2011年7月4日，陈箭与吕玉兴签订《对账单》，内容如下：2010年11月5日至2010年11月7日，华瑞商贸公司收到华康煤炭公司运来加工（三化沟）的原煤共9932.7吨，单价每吨600元整，共折合人民币5959620元。2011年1月5日至2011年1月26日，应华瑞商贸公司要求，陈箭将现金二笔打给华瑞商贸公司作为购配煤所有，共计人民币145万元。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1月28日，华康煤炭公司收到华瑞商贸公司精煤2764.8吨，单价每吨1000元整，折合人民币2764800元。华瑞商贸公司代付从三化沟到渑池站9932.7吨运费，每吨60元整，折合人民币159000元。截止2011年7月4日结算，华瑞商贸公司还欠华康煤炭公司精煤款4485820元。三、2012年4月11日，甲方华康煤炭公司陈箭、乙方华瑞公司吕玉兴签订《欠款偿还协议》，内容为：1.依据2011年7月4日《煤炭加工合同》的《对账单》，乙方共结欠甲方煤款人民币445万元。2.乙方承诺该笔欠款以洗精煤作为偿还欠款，乙方应在每月20日前，向甲方每月提供不得少于500吨（折合人民币70万元）的洗精煤作为偿还欠款，洗精煤的价格以渑池当地市场价为基准，每月5日之前定好当月的洗精煤价格，乙方不得擅自抬高煤炭价格。3.乙方提供给甲方洗精煤的质量，必须达到甲方的质量要求：灰份≤10.5，硫：≤1.2，挥发份：18-25，粘结：≥75，全水份：≤8%，如果没有达到质量要求，按要求扣款，即灰份＞10.5，每增加0.1扣除5元，灰份＞11，每增加0.1扣除10元，灰份＞11.5拒收，硫＞1.2每增加0.01扣除10元，硫＞1.3拒收，粘结＜75≥70扣除30元，粘结＜70拒收，水份＞8%，扣除多出的吨位。4.乙方偿还甲方的欠款必须在2012年10月30日前偿还清楚，否则乙方应赔偿甲方欠款总额30%的违约金。5.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双方签字生效。甲方陈箭签名，乙方吕玉兴签名。吕玉兴同时在签名处注明“具体欠款数据有待实际算账后再定”的内容。四、2012年9月27日，双方签订《结算确认单》，载明：华瑞商贸公司与华康煤炭公司于2010年11月3日签订了《煤炭加工合同》。双方曾在2011年7月4日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结算，华瑞商贸公司欠款为4485820元。2012年4月，华瑞商贸公司承诺欠款以洗精煤作为偿还欠款。截止2012年6月25日，华瑞商贸公司下欠华康煤炭公司货款4217200元。该协议加盖了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公章。五、华瑞商贸公司于2010年4月1日注册成立，华瑞商贸公司开办的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于2011年6月23日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华康煤炭公司提交的吕玉兴认可工作人员刘艳的证明显示：华康煤炭公司发来原煤9932.7吨。陈箭打款给吕玉兴个人账户共计人民币145万元。华康煤炭公司承认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代支运费159000元，同意支付其员工高某某工资35820元，认可拉走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精煤2764.8吨及2012年4月11日后拉走6车精煤233.54吨。华瑞商贸公司在原一审庭审中提供有陈箭签字的领货凭证44份，陈箭认可工作人员签字收取精煤的过磅单33张，显示精煤数量共计4150.90吨。
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11月3日，华康煤炭公司作为甲方与华瑞商贸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煤炭加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在合同履行中，陈箭与吕玉兴签订《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以及加盖洗煤厂公章的《结算确认单》应视为洗煤厂具体履行合同。华瑞商贸公司及其洗煤厂认为该合同并未履行，吕玉兴与华康煤炭公司之间的洗煤行为与华瑞商贸公司及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无关的理由，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该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欠华康煤炭公司款项问题。华康煤炭公司拉来原煤9932.7吨，按合同约定每吨600元，计价5959620元；华康煤炭公司认可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代付运费159000元、应支付员工高某某工资35820元。其中华康煤炭公司领取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精煤数量的问题，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提供的火车货运凭证、汽车过磅单等证据证明运送给华康煤炭公司精煤4150.9吨。虽华康煤炭公司两次庭审均主张通过火车收到的精煤并非全部是由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代办托运，但华康煤炭公司未能提供他人代办托运的任何证据。华康煤炭公司亦主张汽车运输精煤除去自认的6车运往江西外，其余精煤由汽车运送至火车站再由火车发运至江西，与火车领货凭证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但汽车过磅单均有华康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箭认可的工作人员签收确认，华康煤炭公司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该主张不予认可，应认定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向华康煤炭公司运送精煤4150.9吨，按合同约定的每吨1000元计算价款为4150900元。上述各款项相抵后，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应支付华康煤炭公司款项1613900元。双方签订的《结算确认单》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关于陈箭汇款145万元至吕玉兴个人账户的问题。原一审庭审及本次庭审后，吕玉兴均明确表示该款与本案无关，故该款不是本案合同纠纷审理范围，当事人可另行主张。
吕玉兴与陈箭虽在《欠款偿还协议》中约定违约金，但未在期限内还款，双方在之后的《对账单》和《结算确认单》均未再行约定。因此，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应自2012年6月25日起承担上述款项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系华瑞商贸公司的分支机构，华瑞商贸公司在华瑞洗煤厂不能偿还上述款项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综上，原审判决：一、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华康煤炭公司1613900元及其利息，自2012年6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准）。二、华瑞商贸公司在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不能承担时对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责任。案件受理费50665元，由华康煤炭公司负担35665元、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负担15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华康煤炭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华瑞商贸公司于二审庭审后提交了4份新证据，即渑池县阳光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渑池县阳光物资有限公司阳光洗煤厂（以下简称阳光洗煤厂）工商注册登记材料4份，记载：阳光公司于2003年8月28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曲向阳。阳光洗煤厂于2008年9月4日注册登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吕清（独资投资人），注册资本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洗精煤加工”，经营地“渑池县火车站道南”。阳光公司于2011年6月30日被核准注销，阳光洗煤厂于2011年6月22日被核准注销。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华瑞商贸公司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1.阳光公司与华瑞商贸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2.阳光洗煤厂是阳光公司的分公司，与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是分属于不同企业法人的分公司，二者不是一回事。华康煤炭公司主张发生在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之间的实际履行行为与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无关。华康煤炭公司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华瑞商贸公司与阳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同，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与阳光洗煤厂的负责人相同，二者经营场所相同，股东也基本相同。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在工商登记上玩弄金蝉脱壳，双方对欠款已进行多次结算确认，华瑞商贸公司不能以阳光洗煤厂注销为由免除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均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于当事人争议的事实，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另查明：一、华瑞商贸公司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审理程序中提交铁路运输领货凭证44张、渑池车站过衡记录2页以及汽车运输过磅单33张，显示华瑞商贸公司通过火车运输两批发运精煤24车、1548.67吨和20车、1263.95吨（合计44车、2812.62吨），另通过汽车运输精煤33车、1338.28吨。以上证明华康煤炭公司共收取精煤4140.90吨。华康煤炭公司认可通过火车运输收到精煤44车、2812.62吨，认为扣除水份后即是《对帐单》确认的2764.8吨。但对于33张汽车过磅单，华康煤炭公司辩称，除其中6车精煤为汽车长途运输至江西外，其余为汽车运送精煤从洗煤厂至火车站之间的短途盘运，系火车领取精煤中的一部分。经审核该33张汽车过磅单，日期为2010年12月11日的过磅单2张、2车，计96.08吨，发货单位填写“阳光洗煤厂”；日期为2010年12月30日的过磅单25张、25车，计1008.66吨，发货单位填写“阳光厂”或“阳光洗煤厂”，其中车号88886当日往返拉运8趟次，车号89886当日往返拉运8趟次，车号86118当日往返拉运6趟次，均未显示收货人签字；日期为2012年4月24日至6月25日的过磅单6张、6车，计238.3吨，发货单位填写“洗煤厂”或“华瑞”，无相同车号，显示有收货人签字。对于该6张过磅单，陈箭于2012年9月27日出具“江西陈箭拉6车精煤，总数233.54／T，价格1150／T，总金额268570元”，吕玉兴签名并注“情况属实”。该33张过磅单共计1343.04吨，华瑞商贸公司举证汽车拉精煤33车、1338.28吨系按该6车233.54吨计算。二、吕玉兴与吕清为父子关系。吕玉兴在《对帐单》下空白处加注“数额基本属实。由于当时拉的原煤质量较差理应不该这么结算，因江西丰城华康煤炭有限公司承诺从今年九月以后再收取此款每月不得少于70万元利息不计”。吕玉兴在《结算确认单》下空白处加注“此数额是根据以前的对帐所减，情况属实”。三、原审法院第一次审理程序中，1.华瑞商贸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陈述“关于我公司与洗煤厂关系的情况说明”内容如下：“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洗煤厂源于2005年，由渑池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从山东引进，企业挂靠于我公司名下。2008年山东润锋集团有限公司因洗煤厂经营不善停业。2009年元月，王振先、吕玉兴与山东润锋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将洗煤厂的全套设备、财产和经营权一并转让给王振先和吕玉兴。2009年1月20日，王振先和与吕玉兴与阳光物资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八年的承包经营《协议书》。2011年6月30日，阳光物资有限公司注销时，我司在收购阳光物资公司财产时，承诺代为履行阳光物资有限公司和王振先、吕玉兴所签的合同义务，并多次与吕玉兴协商将洗煤厂转移到他们名下。”华瑞商贸公司为此提交阳光公司（甲方）与王振先、吕玉兴（乙方）于2009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主要内容有：（1）阳光公司自愿将阳光洗煤厂及所有房屋场地、一切生产经营的合法手续承包给王振先、吕玉兴，阳光公司决不干扰王振先、吕玉兴的经营和生产；（2）王振先、吕玉兴每年上交阳光公司环保费、城管费、工商费、卫生费、公安费、承包费、房屋厂房土地费用、村队及邻里关系及水电畅通等费用合计30万元（不含水电费）；（3）王振先、吕玉兴所进原煤需经当地村民卸货，每吨自卸车为1.7元／吨，王振先、吕玉兴如需装火车皮，须交纳8元／吨站台费给阳光公司；（4）阳光公司须确保王振先、吕玉兴的正常生产，王振先、吕玉兴承包时间为8年等。2.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委托吕玉兴代理诉讼，吕玉兴于原审法院2013年12月9日庭审中：认可刘艳是其安排到公司的过磅员，认可“刚开始和陈箭签的合同是2万吨，后因为情况有变化，拉了9932.7吨”。吕玉兴明确《对账单》上的字是其本人写的字，未否认《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上其本人签字及书写内容，明确《结算确认单》“章是我盖的，华瑞公司没有委托我去算帐”。3.华康煤炭公司当庭陈述“当时签订协议是在华瑞商贸公司曲总办公室签的，盖章是下面办公室的人盖章，履行时都是和吕玉兴联系的”。华瑞商贸公司“对签订合同过程没有异议”。吕玉兴当庭陈述“原来我们叫阳光洗煤厂，后来叫华瑞公司洗煤厂”。四、工商登记显示：1.阳光洗煤厂于2008年9月4日注册成立，为阳光公司开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于2011年6月22日注销。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于阳光洗煤厂注销次日（也即2011年6月23日）注册登记，为华瑞商贸公司开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2.阳光公司登记股东及持股比例为：曲向阳（67.8％）、张长青（1.1％）、杨京民（31.1％）；华瑞商贸公司登记股东及持股比例为：曲向阳（67％）、张长青（20％）、杨松（13％）。华瑞商贸公司、阳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曲向阳，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阳光洗煤厂负责人同为吕清，二者经营场所相同。3.阳光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洗精煤加工”，华瑞商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原煤洗选”，但“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五、陈箭通过网上银行于2011年1月5日给吕玉兴转款75万元，于2011年1月26日给吕玉兴转款70万元。华康煤炭公司陈箭对《对帐单》中该145万元“配煤款”的解释是：2011年12月30日，华瑞商贸公司向华康煤炭公司发运第一批精洗煤，但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为达到质量标准，需要购买搭配一定比例的精煤。吕玉兴以此要求陈箭转配煤款145万元。该款到账后，华瑞商贸公司吕玉兴才于2011年1月28日向华康煤炭公司发运了第二批精洗煤。
本院认为，本案合同纠纷争议的是华康煤炭公司诉请《煤炭加工合同》项下欠款的事实是否成立及其责任如何承担。《煤炭加工合同》是华瑞商贸公司与华康煤炭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一、关于《煤炭加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华康煤炭公司为证明合同履行之事实，举证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过磅员刘艳出具的《证明》，证明收华康煤炭公司交付原煤9932.7吨（共269车），吕玉兴作为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本案原一审的诉讼代理人当庭予以认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华康煤炭公司主张其履行《煤炭加工合同》的事实可以认定。华瑞商贸公司否认《煤炭加工合同》实际履行的事实和理由是，华康煤炭公司主张的《煤炭加工合同》履行期间，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尚未注册成立，没有履行《煤炭加工合同》的实际可能性。经查，华瑞商贸公司于2010年4月1日注册成立，于2010年11月3日签订《煤炭加工合同》，承担的合同义务是将华康煤炭公司提供的原煤加工成精洗煤。但华瑞商贸公司营业执照之“原煤洗选”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从华瑞商贸公司一审答辩状自认的事实看，华瑞商贸公司当时履行《煤炭加工合同》之洗煤义务具有经营资质的分支机构即是“挂靠”其名下的阳光洗煤厂。正因如此，华瑞商贸公司在答辩状中自认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源于2005年从山东引进的企业，挂靠华瑞商贸公司名下。华瑞商贸公司一审举证的44张火车领货凭证以及27张汽车过磅单均发生在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成立之前，汽车过磅单发货单位均为“阳光洗煤厂”或“阳光厂”，按照吕玉兴的陈述“原来我们叫阳光洗煤厂，后来叫华瑞公司洗煤厂”，与华瑞商贸公司答辩状自认的事实一致，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华瑞商贸公司自认事实可以认定，故吕玉兴及阳光洗煤厂接收原煤、加工精煤的洗煤行为可以视为华瑞商贸公司对《煤炭加工合同》的实际履行。华瑞商贸公司亦自认“在阳光洗煤厂注销、收购阳光公司财产时，承诺代为履行阳光公司与王振先、吕玉兴所签的合同义务”之事实。可见，华瑞商贸公司履行《煤炭加工合同》在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注册成立之前，由阳光洗煤厂具体履行，阳光洗煤厂注销后，华瑞商贸公司成立了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继续履行与华康煤炭公司之间的《煤炭加工合同》。华瑞商贸公司一审举证的另6张汽车过磅单则发生在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成立之后，与华瑞商贸公司自认事实一致。故华瑞商贸公司上诉称“《煤炭加工合同》在华康煤炭公司与华瑞商贸公司之间没有实际履行”以及“华康煤炭公司与吕玉兴间交付原煤、提供精煤的行为与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及《煤炭加工合同》无关”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以及加盖洗煤厂公章的《结算确认单》应视为洗煤厂具体履行合同”并无不当。
二、关于《煤炭加工合同》项下欠款的事实及数额问题。华康煤炭公司为证明《煤炭加工合同》项下欠款，举证吕玉兴签字的《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以及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最后盖章的《结算确认单》。该书证之间，内容前后衔接、相互印证，对《煤炭加工合同》项下欠款事实、欠款来源、数额计算表述清晰，吕玉兴不否认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不否认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印章的真实性，吕玉兴虽否认双方对帐事实，但仅有本人陈述，对于其在《对帐单》中加注“数额基本属实”、在《欠款偿还协议》加注“具体欠款数据有待实际算账后再定”以及在《结算确认单》中加注“此数额是根据以前的对帐所减，情况属实”之内容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本院对吕玉兴否认对帐的事实不予采信。华康煤炭公司举证《对帐单》确认的事实是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1月28日，华康煤炭公司收到华瑞商贸公司精煤2764.8吨。华瑞商贸公司反驳的事实是华康煤炭公司用火车取走精煤2812.62吨、另用汽车拉走精煤1338.28吨，共计4140.90吨，提供的证据是火车领货凭证44张和汽车过磅单33张。华康煤炭公司认可收火车领货凭证44张、精煤2812.62吨之事实，认为扣除水份后即是《对账单》确认的精煤数量2764.8吨。对于33张汽车过磅单，华康煤炭公司认可其中发生在2012年4月24日至6月25日期间的6张过磅单为用汽车直接运往江西的6车精煤，反驳其他27张过磅单为汽车运送精煤从洗煤厂至火车站之间的短途盘运，与火车运送精煤44车、2812.62吨重复计算。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华瑞商贸公司如主张华康煤炭公司用火车运煤44车之外另用汽车运煤33车，则须证明该33车精煤为汽车直接拉运至江西。华康煤炭公司认可其中6车精煤为汽车直接拉运至江西，陈箭为此出有收具，与6张过磅单相印证，符合通常交易习惯。但华瑞商贸公司举证的另27张过磅单，既无华康煤炭公司出具相应的收货凭证相印证，且其中日期为2010年12月30日的25车过磅单中，车号88886当日往返拉运8趟次、车号89886当日往返拉运8趟次、车号86118当日往返拉运6趟次，与华瑞商贸公司主张的事实相矛盾，反而印证华康煤炭公司主张汽车短途盘运的事实特点。不仅如此，吕玉兴多次参与算帐，仅计入汽车拉运精煤6车、233.54吨（4485820－268570）而遗漏其他27车、一千余吨亦不符合常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华康煤炭公司举证的《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其证明力可以确认，华瑞商贸公司提供反驳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在未查明火车取煤44车、2812.62吨与汽车拉煤33车、1338.28吨是否重复计算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华康煤炭公司火车取走精煤44车、2812.62吨和汽车拉走精煤33车、1338.28吨有误。
《对帐单》明确记载“2011年1月5日至2011年1月26日，应华瑞商贸公司要求，陈箭将现金二笔145万元打给华瑞商贸公司做购配煤所有”，与“2010年11月5日至2010年11月7日华瑞商贸公司收华康煤炭公司原煤9932.7吨、折合人民币5959620元”，以及“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1月28日，华康煤炭公司收华瑞商贸公司精煤2764.8吨、折合人民币2764800元”一并结算。从相关事实看，陈箭于2011年1月5日转款75万元、于2011年1月26日转款70万元，华瑞商贸公司在2010年12月30日至2011年1月28日期间两批发运精煤共44车、2812.62吨，华康煤炭公司对该145万元“配煤款”的解释与上述事实基本吻合，故《对帐单》载明的145万元配煤款与《煤炭加工合同》的关联性可以认定。吕玉兴口称“该款与本案无关”，既未提交任何证据，又未给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不当。华瑞商贸公司主张“145万配煤款只是吕玉兴与陈箭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华康煤炭公司恶意“为华瑞商贸公司设定巨额债务”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将双方在《对帐单》中已明确纳入结算的配煤款145万元仅以“吕玉兴明确表示该款与本案无关”为由，认定“该款不是本案合同纠纷审理范围”不当，让“当事人另行主张”处理欠妥，本院一并予以纠正。
三、关于《煤炭加工合同》项下欠款的责任承担问题。《煤炭加工合同》由华康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箭签字并加盖公章，华瑞商贸公司由吕玉兴签字并加盖公章。尽管吕玉兴并非华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华康煤炭公司亦不能证明吕玉兴持有华瑞商贸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但《煤炭加工合同》系吕玉兴代表华瑞商贸公司在华瑞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办公室与华康煤炭公司签订并盖章，华康煤炭公司有理由相信吕玉兴是华瑞商贸公司《煤炭加工合同》业务的授权代表，在华瑞商贸公司未另指定他人的情况下，华康煤炭公司有理由相信吕玉兴并与之办理《煤炭加工合同》的具体业务。华瑞商贸公司上诉称“华康煤炭公司在明知吕玉兴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将9932.7吨原煤交给吕玉兴”构成主观恶意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
《煤炭加工合同》于2010年11月3日签订，未约定履行期限。华瑞商贸公司之“阳光洗煤厂”履行至2011年1月28日，于2011年6月22日注销。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于阳光洗煤厂注销次日注册成立后，继续履行《煤炭加工合同》，于2012年4月24日至6月25日期间向华康煤炭公司交付精煤6车、233.54吨。可见，华瑞商贸公司履行《煤炭加工合同》项下洗煤义务先由“挂靠”其名下的阳光洗煤厂具体履行，阳光洗煤厂注销后，由其本人开办的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继续履行。华瑞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阳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曲向阳，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负责人与阳光洗煤厂的负责人同为吕清，吕玉兴不仅代表华瑞商贸公司签订了《煤炭加工合同》，也是华瑞商贸公司履行《煤炭加工合同》之阳光洗煤厂的实际承包人和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具体经营人，华康煤炭公司交付《煤炭加工合同》项下原煤由吕玉兴安排接收并加工成精煤，华康煤炭公司接收华瑞商贸公司交付的合同项下精煤亦是由吕玉兴具体办理，因此华康煤炭公司找吕玉兴算帐并不违反常理。吕玉兴以华瑞商贸公司名义与华康煤炭公司于2011年7月4日签订《对帐单》、于2012年4月11日签订《欠款偿还协议》、于2012年9月27日签订《结算确认单》，对华瑞商贸公司《煤炭加工合同》项下债务进行清理结算，无论吕玉兴上述行为是否具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华康煤炭公司都有理由相信吕玉兴对华瑞商贸公司履行《煤炭加工合同》具有代理权，华瑞商贸公司上诉称华康煤炭公司存在主观恶意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吕玉兴的代理行为有效。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在吕玉兴多次对帐的基础上，另在《结算确认单》上盖章，确认的《煤炭加工合同》项下债务真实，并非损害华瑞商贸公司利益，华瑞商贸公司称华康煤炭公司“利用吕玉兴是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吕清的父亲，使用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公章在《结算确认单》盖章，为华瑞商贸公司虚设债务”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在《结算确认单》上盖章、确认债务的意思表示清晰，所盖印章真实有效，对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不具有法人资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其民事责任应当由其法人单位华瑞商贸公司承担。华康煤炭公司请求华瑞商贸公司承担《煤炭加工合同》项下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审判决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承担赔偿责任、华瑞商贸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四、关于违约责任问题。2012年4月11日《欠款偿还协议》在确认《煤炭加工合同》项下欠款4450000元的基础上，华瑞商贸公司承诺于每月20日前向华康煤炭公司提供不少于500吨（折合人民币70万元）的洗精煤作为偿还欠款，且“欠款必须在2012年10月30日前还清，否则赔偿华康煤炭公司欠款总额30%的违约金”。此后，华瑞商贸公司仅向华康煤炭公司提供6车233.54吨洗精煤，抵偿债务268570元。2012年9月27日《结算确认单》确认华瑞商贸公司截止2012年6月25日欠款数额为4217200元，变更了《欠款偿还协议》确认的欠款本金数额，可视为双方进行了根本性变更。《结算确认单》未再约定违约条款或违约金，故华康煤炭公司依据《欠款偿还协议》请求支付《结算确认单》项下欠款违约金的理由不足，但华瑞商贸公司欠款事实存在，违约责任不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华康煤炭公司本案未举证所受实际损失，原审法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判决债务人自债务数额最终确认之日承担债权人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妥。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否定《对账单》、《欠款偿还协议》、《结算确认单》效力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综上所述，华康煤炭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华瑞商贸公司、华瑞商贸公司洗煤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民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
二、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江西省丰城市华康煤炭有限公司欠款4217200元，并承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2年6月25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
三、驳回江西省丰城市华康煤炭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665元，由江西省丰城市华康煤炭有限公司负担12182元、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负担38483元，保全费5000元，由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665元，由江西省丰城市华康煤炭有限公司负担12182元，三门峡华瑞商贸有限公司负担3848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庞 敏
代理审判员 魏彩莲
代理审判员 江 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吴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