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2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应璋。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澧群。
上诉人何应璋、上诉人杨澧群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5）杭建梅民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3年，杨澧群因右侧卵巢囊肿入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医疗，医院在手术时切除了其右侧附件（保留了部分卵巢壁），但因血供阻断致卵巢（右侧）功能遭破坏，而在此前杨澧群已因剖宫产手术被切除了左侧卵巢，该次手术后导致其卵巢功能低下（低雌激素水平）。杨澧群以医院在手术前未征得其同意导致其双侧卵巢功能丧失，对其身体造成巨大伤害，起诉要求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赔偿。此后，双方经有关部门调解在庭外达成协议：由建德市第二人民医院补偿杨澧群经济损失120000元。拿到该笔补偿款后，杨澧群又要求追究医务人员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后，杨澧群开始向省市有关部门信（上）访。为化解杨澧群的上访，最终相关政府部门又给予杨澧群救助金200000元。杨澧群的“遭遇”和“事迹”经有关媒体报道后，其成为“维权”名人，在网络上亦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何应璋妻子1998年在建德市中医院治疗中死亡，何应璋认为医院存在误诊误治，于2001年起诉建德市中医院要求赔偿。2003年其诉讼请求被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何应璋不服该判决，开始申诉、上访。2008年底，何应璋经人介绍并从网上了解到杨澧群的“维权事迹”，主动联系杨澧群请她为其代理在省高院的申诉再审案件。
2009年1月初，杨澧群到何应璋在寿昌镇横山社区的住处，与其签订“免费”（公民）代理协议，接受何应璋委托为其办理在省高院的申诉再审事宜。协议签订后，何应璋每月汇款或现金支付给杨澧群1000元作为办理委托事项的交通费、打印费等费用，前后支付了一万余元。此外，2009年3月4日，何应璋还向杨澧群的工商银行卡（卡号为9558XXXX794）存入15000元。
2015年初，何应璋要求与杨澧群签订养老协议，杨澧群予以拒绝。何应璋认为，既然不肯签订养老协议，杨澧群就应退还其2009年3月4日给予的15000元及之后收取的30000元存单存款。双方的矛盾爆发，何应璋于2015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杨澧群返还何应璋提供的45000元肠粘连手术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一、在双方的交往中，杨澧群有无收到何应璋以肠粘连手术费名义给予的一份30000元存单存款？二、何应璋给予杨澧群的款项的性质？杨澧群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当返还？
对此，原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在双方的交往中，杨澧群有无收到何应璋以肠粘连手术费名义给予的一份30000元存单存款？
何应璋主张，其于2009年3月8日至5月的某一天在建德市人民检察院大厅交付给杨澧群一张30000元的定期存单。杨澧群否认收取过30000元的存单。为此，何应璋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一张编号为浙A125XXX44的工商银行储蓄存单复印件。该张存单的户名为何应璋，存入金额30000.04元，存入日为2008年12月27日，到期日为2009年12月27日。经向（出票行）工商银行建德寿昌支行查询，该张存单的存款已于2011年12月29日支取后销户；支取时结算的本息合计32228.67元。工商银行建德寿昌支行明确认定，该张存单系何应璋本人凭身份证和密码支取。银行工作人员对此解释称，定期存单除非在到期日当天可凭存单和密码直接支取外，其它时间支取的，均应提供身份证核对，若系他人代为支取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且在存单的支取信息中会记载代理人的身份信息，但该张存单的支取信息中仅记载了何应璋本人的身份证信息而无代理人的身份信息。而且，经查询得知，何应璋在取款当日的2011年12月29日在该行的相同网点、相同柜台又办理了一笔30000元的定期存款，后该30000元连同其它六笔存款（金额共计为52000元）于2013年1月6日支取后，何应璋又分两笔转存55000.64元定期，一笔为50000.64元，另一笔为5000元。故从上述查询结果可认定，上述编号为浙A125XXX544的工商银行30000.04元的定期储蓄存单，何应璋并未交付给杨澧群，也非杨澧群支取。此外，何应璋在庭审中称，由于自己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也有可能交给杨澧群的是另外的30000元定期存单。有没有这种可能？原审法院注意到，在何应璋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其于2009年1月14日写给杨澧群的书信中，何应璋明确写明“十年官司，我还有6.5万元存款（包括在王盛龙处的债权15000元到时由我办理）”；庭审中原审法院向何应璋询问“你2009年有多少存款和现金”，其回答“总共是7万元左右，不到10万元”。同时，原审法院向工商银行建德支行查询了何应璋在2009年前后的定期存款情况，查询结果为：除上述2008年12月27日存入的定期30000.04元外，还有两笔分别为10000元的定期存款，一笔是2008年11月17日存入的10000元定期（该笔存款的支取销户时间为2009年4月30日），另一笔是2008年11月26日存入的10000元定期（该笔存款的支取销户时间为2009年1月24日）。即在2009年1月14日前后，何应璋在工商银行的定期存款为50000元，与其所述的“十年官司，我还有6.5万元存款（包括在王盛龙处的债权15000元）”说法完全相符，也与其庭审中“总共是7万元左右（存款）”的回答相接近。限于何应璋未能提供在其它银行有无开户或存款的线索和信息，对何应璋在其它银行有无存款及相应的金额明细，原审法院无法一一查清。根据何应璋提供的证据材料、法庭陈述及银行存款查询结果，原审法院推定：在2009年3月8日至5月期间，何应璋还有其它的金额为30000元的定期存单的可能性小。至于何应璋提出的，杨澧群已在双方的QQ聊天中承认收到过给她的30000元，并提供了双方于2015年3月29日的QQ聊天记录。杨澧群对此解释称，在双方交往中其的确收到何应璋给她的30000元左右的钱款，包括2009年1月之后分多次给予的12000元左右的交通费等费用，2009年3月4日存入其帐户的15000元，总计30000元上下。经审查，在上述聊天记录中，针对何应璋提出“订养老协议并办公证，不能订就退款”的要求，杨澧群（QQ昵称“水月镜湖”）回应称：“关于大伯送我的3万，因为有大伯三万和我补助款，才有我多年助人维权资本，现在大伯要翻老帐，请通过司法局查我吧”。因双方均认可，除2009年3月4日给予的15000元外，何应璋还以所谓的“车马费”名义给予杨澧群一万余元。因此，对上述QQ聊天中杨澧群所述“大伯送我的3万”的言语，无法理解成杨澧群已承认收到了何应璋给予的30000元定期存单。由此，原审法院认定，根据现有证据，何应璋主张在2009年上半年给予杨澧群30000元定期存款的事实无法成立。
二、何应璋于2009年3月4日给予杨澧群的15000元款项的性质？杨澧群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当返还？
何应璋认为，其给予杨澧群除“车马费”外的肠粘连手术费，由于杨澧群现不同意与其签订养老协议，故其收取的款项为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而杨澧群认为，何应璋于2009年3月4日存入其帐户的15000元系赠与款，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返还。所谓不当得利，是指受益人没有法律根据或者合同依据地取得利益而致使他人遭受相应损失的行为。我国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仅有一个条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通说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项：（1）取得不当利益；（2）造成他人损失；（3）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作为主张不当得利的原告，自应对其主张符合前述三项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没有合法根据，既有自始的无合法根据，如纯粹基于错误的给付，亦有嗣后的无合法根据，如合同被宣告无效、被撤销或被解除，原有给付因失去合同的支持而变为不当得利。本案中何应璋于2009年3月4日存入杨澧群帐户的15000元，明显可以排除系纯粹基于错误给付的情形。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这笔款项应认定为赠与。如果说，何应璋给付上述款项是以杨澧群同意对其“养老送终”作为条件的，那么准确地说该赠与就是附义务（条件）的赠与。何应璋主张在其2009年1月14日写给杨澧群的书信中，已明确表明委以“后事”，并认为把自己的养老救命钱给杨澧群，是指望她养老的。而杨澧群则称，何应璋给她钱时是主动自愿给予的，未提出过养老的要求，其也未答应帮他养老。经查，何应璋在2009年1月14日写给杨澧群的书信中，关于其主张的委以“后事”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我要你来是两件事，签委托代理书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件后事。你不要一听后事就慌，我不会要你抬担架端盆子的。十年官司，我还有6.5万元存款（其中有王盛龙同志等的借条一张1.5万元到时由我办理）万一车祸或急病猝死就湮灭了有点可惜常有所思。有没有工作身体受医难摧残，不像我好歹还旱涝保收温饱不愁。你要生存还能发展……钱对我实在是没有用处，这就是我的后事。”对上述信件内容的解读，通常人无法作出“何应璋拟将其65000元钱给予杨澧群并提出由杨养老的要求或以答应养老作为给付条件”的理解。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对“后事”的解释有二：（1）以后的事情；（2）丧事。也没有“养老送终”之意。何应璋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之后的交往中，双方有过要签订养老协议的约定，或杨澧群承诺今后承担其养老义务。故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系附义务的赠与关系。何应璋于2009年3月4日存入杨澧群帐户的15000元，将其理解成是何应璋对杨澧群的爱心捐赠更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鉴于何应璋未能明确是否系基于撤销赠与而要求杨澧群返还不当得利，经原审法院释明后，何应璋仍称由法庭根据事实确定。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受赠人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法定情形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而本案的赠与财产已转移六年之久，也无证据证明杨澧群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因此，何应璋要求杨澧群返还其给付的15000元于法无据。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何应璋要求杨澧群返还不当得利款45000元，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以公民身份接受委托参与诉讼活动的，不得以牟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或变相收受委托人的服务费用和其他财物。杨澧群作为无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可以接受何应璋的委托为其申诉再审诉讼活动提供帮助，但其在该过程中变相收受了委托人何应璋的费用和财物，该行为有违法律规定。（二）在双方的交往中，杨澧群收取了何应璋15000元的赠与款，而何应璋已八十余岁高龄且听力有障碍并独居，对受赠人有诸多期许亦属人之常情，故从情理上来讲，杨澧群理应对何应璋心存感激并多加关心和照顾，但现双方的关系闹翻并走上法庭，实属不该。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何应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6元，减半收取463元，由何应璋负担。
宣判后，何应璋、杨澧群均不服。何应璋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要求法院查明认定本案诉讼的成因。本案成讼的根本原因在于杨澧群不诚实不守信，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拿了救助金20万元不告诉何应璋，也不同意与何应璋订立养老协议。既然杨澧群不同意订立养老协议，就应当把何应璋当时支付的款项归还。当时何应璋与杨澧群的代理协议没有写免费也没有写收费，12000元作为车马费杨澧群应当提供票据。二、认定本案为不当得利与撤销赠与竞合的案件。没有没有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没有义务的权利，钱多钱少不是承担“后事”的条件。原审法院认为“何应璋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之后的交往中，双方有过要签订养老协议的约定，或杨澧群承诺今后承担其养老义务”，这里的“之后”如何界定，杨澧群在2009年初有承诺，等小儿子初中毕业后回到梅城照顾何应璋；在2015年在QQ上频频催何应璋到梅城养老；为陪何应璋到浙二医院看病，夫妻双方到杭州西站接站等事实，证明杨澧群夫妻是同意为何应璋养老送终的。养老送终没有规定多少钱的标准，本案就是因一方在履行养老送终建议，一方要求明确订养老协议，一方又不订而成讼。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赠人存在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法定情形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杨澧群不订养老协议就是不愿意履行约定，就应当退还赠与。关于时效应当从不订养老协议之时起算。三、新发现两张存单，要求法院查明。杨澧群在一审时对于何应璋主张的3万元存单，一面说没有印象，一面马上又说“如果有的话”，保留余地，东扯西拉，转移主题，与何应璋诉求排除在外的保护性代理费绑在一起，妄图蒙混。一审法院是在建德、寿昌工商银行调查的，而何应璋的存单是在2009年上半年交到杨澧群手里的。2015年在寿昌工商银行如何查得出？杨澧群是在哪里存、取款的？何应璋现翻箱倒柜，找出2009年初的一张10000元，一张15000元存单，请求法院查明。原审法院应对杨澧群的存、取款资料一并审查，再细看一遍《大伯辛苦了》这份证据文章。杨澧群在看到这份证据后，忍不住在“杭网民声”论坛上发文，感到震惊，承认自己做人错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何应璋被“感动”后，把杨澧群当亲人，将身份证号码、各种账号、密码都告知杨澧群。四、诚实守信入法，多年交往证明杨澧群不诚信。在本次诉讼前，在给杨澧群丈夫写的信中，何应璋特别说明，不订养老协议就退款（2009年1-12月每月1千元不要退），现补充声明何应璋给在建德医院住院的杨澧群亲人的1900多元一枝的人参及送给杨澧群的《全唐诗》不要退。寄的信都沉海，只能求助于法律。由于何应璋过分相信杨澧群，存单没有留底，输了官司，浪费资源，但法庭应进一步查实，不能让杨澧群巧舌如簧，隐盖事实。法庭还应调查杨澧群的账户，如查到除何应璋和案外人方淑芝外还收取其他人费用，则杨澧群涉嫌诈骗。请求判令杨澧群返还：1、2009年3月4日给付的15000元；2、2008年1月9日的存单1万元及2008年8月16日的存单5000元；3、杨澧群做何应璋代理人时每月支付的车马费共12000元。
上诉人杨澧群针对何应璋的上诉，答辩称：何应璋诉杨澧群要求返还45000元由其提供的肠粘连手术费不当得利纠纷，法院已查实其中3万元定期存款给予杨澧群的事实无法成立。15000元款项，系何应璋赠与杨澧群。且何应璋原审中也多次自认杨澧群关心照顾其像家人一样。因为何应璋已是88岁高龄老人，为能照顾这位老人，所以杨澧群于2015年初征询老人意见是否到梅城养老。杨澧群从一开始以为老人孤苦无依，给予关心和照顾，到老人赠送巨款多次拒绝，杨澧群敬老孝老的情怀天地可鉴。当时何应璋经常汇款给杨澧群，是因为何应璋经常到杨澧群家生活，几十次要求杨澧群陪访，如何应璋15000元是赠送杨澧群买电脑的，另外多次1000元汇款是车马费······如今何应璋再以编造的事实要求杨澧群返还，该要求不仅不地道不诚信，也有违法律，侵犯了杨澧群的合法权利。何应璋强迫要求杨澧群签订养老协议，伤害了杨澧群的感情，也没有法律支持。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何应璋称其为杨澧群提供45000元肠粘连手术费完全系其编造，其目的是为了获取30万给湖北家乡造祠堂。何应璋一边起诉杨澧群，一边通过网络等和案外人一起编造事实抹黑杨澧群，是想让杨澧群被动后为了息事宁人给予其钱财。2、杨澧群饱受肠粘连病痛苦楚，虽何应璋表现关心和支持，但从未有提供肠粘连手术费的事实。杨澧群对何应璋关于手术的提议明确表示拒绝即是明证。3、何应璋自愿转移其财产给杨澧群，符合自愿原则，也不存在杨澧群变相收取代理费的事实。杨澧群明确不收取代理费、不要钱，杨澧群家里条件也不错，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不当得利。二、何应璋借诉讼的幌子，无中生有、搬弄是非，给杨澧群造成极大的伤害和不良影响。杨澧群应何应璋要求陪其维权五六十次，安排其用餐、住宿、交通，其当初自愿出一些钱补助费用，杨澧群怜悯其年老，如父亲一般照顾。时过境迁至六年后，何应璋再以种种借口要回这些钱于事不公，于理不端，不能支持。何应璋称杨澧群不履行代理义务及不履行承担“后事”义务，纯属无稽之谈。三、原审就本案扩大审理，分析除何应璋主张之外杨澧群亲历的一些事实不当，杨澧群已对此提出了上诉。
上诉人杨澧群提起上诉称：一、要求撤销与本案无关的事实部分。虽然何应璋通过他人介绍对杨澧群有了基本认识，向杨澧群求助，但原审认定的杨澧群经历的事实以及维权与本案无关。若与本案有关，法院应查明2005年11月的补偿协议是根据右侧卵巢被切除的事实而订立的，2010年2月的救助金是检察院基于左侧卵巢的民事部分没有得到处理而给付的。维权事迹报道主要见于2006年，在帮何应璋维权之前。原审法官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杨澧群的经历与本案无关，判决书中无需表述。1、原审法院认定“杨澧群以医院在手术前未征得其同意导致其双侧卵巢功能丧失……进行赔偿”不符合事实。当时杨澧群律师是以杨澧群右侧卵巢受到伤害为由起诉医方，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右侧卵巢切除伤残九级。2、“此后……补偿杨澧群经济损失12万元”不符合事实。该补偿为右侧卵巢切除的损失。3、“拿到该笔补偿款后……为化解杨澧群的上访，最终相关部门又给予杨澧群救助金20万元”不符合事实。在取得12万补偿款前后，杨澧群向公安、检察、卫生等相关部门逐级上告，要求追究医务人员切除杨澧群双侧卵巢的刑事责任，并赔偿医疗损失100万，以弥补双侧卵巢被切除的损失。2009年，杨澧群向杭州市检察院要求院长接访，院长决定对该案进行倒查。由于双侧卵巢分两次切除，检察机关多次邀请专家会诊，最后认为无法认定为医疗事故罪。但因杨澧群双侧卵巢切除为事实，且未经处理，经过对杨澧群多次劝解、沟通，最后决定以救助方式解决医院左侧卵巢切除的医疗过错，故给予救助金20万，杨澧群承诺此事了结，息访罢诉。该部分事实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不应超越职权妄议。4、原审法院认定“杨澧群的‘遭遇’和‘事迹’经有关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亦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不符合事实。杨澧群有知名度，并非因为原审认定的如上“遭遇”和“事迹”，而是杨澧群维权和助人维权，在现实和网络中经当时媒体关注和网友支持，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人姓名和网名，也因助人维权而被媒体广为宣传，亦有生效判决认定，并且均发生在认识何应璋或得到救助金20万之前。5、“协议签订后，何应璋每月汇款……前后支付了一万余元”与当时事实不符。（1）杨澧群明确为免费代理。（2）杨澧群多次拒绝何应璋“委托后事”，赠与其存款65000元。（3）杨澧群以为何应璋生活困难，对其关心、照顾有加，何应璋感觉到家人一样的温暖。在维权奔波期间，何应璋向杨澧群多次汇款大约三万左右，而何应璋在2009年——2014年期间，到杭州或梅城都是到杨澧群家里吃住，或杨澧群邀请案外人方淑芝每年过年过节拜访何应璋，买生活用品。何应璋也认可，杨澧群多年关心、照顾像家人一样。（4）何应璋经常到杭州上访，要求杨澧群陪访，五六年来，总有几十次。因为何应璋经常会搞一些事情，比如穿状衣、假自杀等，所以杨澧群也是非常担心老人的状况，拒绝老人的非法要求，多关心、陪伴、倾听其诉求。二、应纠正一审部分说理。1、纠正“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以公民身份接受委托……变相收受了委托人何应璋的费用和财物，该行为有违法律规定”。杨澧群作为免费公民代理，多次拒绝何应璋的金钱赠与，杨澧群已经做到合法合理。何应璋支付给杨澧群15000元，为杨澧群置办电脑，而杨澧群无奈接受后，也是使用在何应璋身上，比如一起维权助人，一起吃饭，给买生活用品等。毕竟从2009年到2014年，最长时间一个月十多天，有时两天，杨澧群和家人都是尽心对待老人的。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部分错误，在说理上又过于主观，超越诉讼范围“指出”杨澧群“牟取经济利益或变相收受财物”、“有违法律规定”，不仅在事实上有错，在说理上也对杨澧群的公义进行了公权力打击，使杨澧群的公益之心在未有明确违法的证据和有权机关结论之前即蒙阴影，如此说理有违公正之心。赠与人的赠与行为还是变相收受财物应当在法律上作出鉴别，还杨澧群的赤子之心。2、纠正“（二）在双方的交往中，杨澧群收取了何应璋15000元的赠与款，……现双方的关系闹翻并走上法庭，实属不该”。杨澧群始终保持着敬老、孝老之心，感恩和助人。多次邀请何应璋到梅城养老以便照顾，QQ聊天也很明确，之所以关系闹僵，系何应璋年岁高了认为无所谓照顾，更有对湖北老家村里捐赠35万元建祠堂的承诺，而非杨澧群有所“不该”。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何应璋的诉讼请求；2、撤销与本案无关的事实与说理部分。
上诉人何应璋针对杨澧群的上诉，答辩称：一、杨澧群要求纠正一审关于变相收费的说理，是因为杨澧群有违法事实受到约制，不舒服。二、杨澧群称“（代理）协议签订后，何应璋每月汇款或现金支付给杨澧群1000元作为办理委托事项的交通费、打印费等费用，前后支付了一万余元”与当时事实不符。杨澧群逻辑混乱，当时的事实是：2008年12月25日经网友介绍与杨澧群相知，2008年12月28日在省高级人民法院见面后，杨澧群邀何应璋与另一人一同吃饭，成为何应璋装穷的历史证据。2009年1月上旬杨澧群到何应璋宿舍签订诉讼代理协议，没有免费二字，也没有写明多少钱，双方心照不宣。1月20日何应璋就寄了1000元所谓车马文印费，以后每月寄，钱寄出后没有反应，有时QQ里问一声，杨澧群的回答是“寄出总会收到的”，这回答听起来有点讨厌、不耐烦的味道，但当时一闪而逝。法律规定不是专业律师不能收钱，本案双方相知相识是因为诉讼，一方委托了，另一方接受委托了，一方付钱了，另一方收了钱了。何应璋委托专业律师代理是5000元，何应璋付给杨澧群是12000元。三、关于公义，说白了，就是杨澧群要维护自我陶醉的“免费”代理公义，永远堂皇“免费”公义下去。一个受某种医害的人，在公众、公权力帮助下得到公正处理，然后被妇联召集为其他受害人作些维权工作，本是应当的，杨澧群却凭借公权办公益之机，盗用公义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招摇过市，成为自己谋利的幌子。杨澧群的公义“免费”代理，应当查一下，仅从何应璋和方淑芝两人处收获就相当可观，都与“免费”公义代理有关。四、杨澧群要求纠正“（二）在双方的交往中，杨澧群收取了何应璋15000元的赠与款，……现双方的关系闹翻并走上法庭，实属不该”的说理，对此何应璋要求法院派人到何应璋老家湖北去复印何应璋给村书记的信再说。差旅费由杨澧群承担。本案纠纷就是因杨澧群不签订养老协议引起的。何应璋书面、口头对杨澧群讲了多次要求订协议。给她丈夫写信也不理。五、杨澧群上诉状中陈述“我多次邀请何应璋到梅城去养老，以便照顾，QQ聊天也很明确”，杨澧群既要何应璋到梅城养老，又不肯订养老协议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些钱是何应璋自愿给的，到现在何应璋没有讲杨澧群一个“骗”字，说到底是杨澧群名实不符、虚伪。一个人为什么从自愿给到不愿给，告杨澧群是“不当得利”，就是因为杨澧群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何应璋给予杨澧群无微不至的关怀，何应璋在网上搜到杨澧群的疾病可以手术治疗，承诺过在5万元之内会给杨澧群手术费，何应璋之所以要让杨澧群返还费用，是因为杨澧群拿了320000元的补偿费没有告诉何应璋，看出其不真诚。
二审中，上诉人杨澧群未提交证据。上诉人何应璋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一审调查取得的清单和新发现的两张共15000元的存单，欲证明15000元建德工商银行的存单在清单上没有反映。
2、2005年3月网文一页，欲证明对杨澧群网上存在争议。
3、杨澧群展示何应璋送的《全唐诗》，欲证明《全唐诗》两卷本价值500元。
4、邮件往来及论坛发帖，欲证明杨澧群表述当时何应璋给钱的目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并不是吃喝，杨澧群表里言行不一。
5、2010年何应璋的辞岁信，欲证明当时双方对杨澧群的代理行为存在分歧。
6、2009年3月8日何应璋给杨澧群丈夫的信，建议杨澧群有病早治疗，欲证明杨澧群已有赔偿，不能再拿双份，应当返还何应璋给的款项。
7、诉前何应璋给杨澧群丈夫的信，欲证明杨澧群不同意订立养老协议，就应当退款。
8、在代理交往过程中杨澧群与何应璋双方付出概算，欲证明杨澧群将指定买电脑设备的钱转化为合法有效的赠与，再转化为“不止于这些”的招待吃喝。
上诉人杨澧群认为：证据1、2与本案无关。证据3，认可何应璋赠送过两本《全唐诗》。证据4、5不能证明何应璋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证据6与本案无关。证据7不认可，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且系何应璋单方书写。证据8不认可。
本院认为，证据1所涉两份存单超越一审审理范围，二审不予审查。证据2系网民的评断性语言，不具有对事实的证明效力。证据3杨澧群对事实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不能证明何应璋的待证目的。证据5、6、7、8系何应璋的单方陈述，不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另认定杨澧群获得20万元救助金在其被相关媒体报道及与何应璋签订免费代理协议之后。
本院认为：杨澧群为自身医疗纠纷维权自学法律知识，进而帮助他人维权而享有一定知名度，何应璋与杨澧群因此相识，原审法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杨澧群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维权细节，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进一步审查。何应璋在起诉时要求返还的45000元肠粘连手术费具体包括2009年3月4日汇出的15000元及杨澧群收取的一张2009年下半年到期的3万元存单。现何应璋认可一审提交的3万元存单未交付给杨澧群，其上诉请求中要求杨澧群返还2008年8月16日起息的一年期存单5000元、2008年1月9日起息的一年期存单10000元及杨澧群担任何应璋委托代理人期间收取的12000余元的两项诉请均已超过一审审理范围，二审不予审查。关于2009年3月4日支付的15000元，何应璋主张该款项系附条件赠与，因杨澧群不履行签订养老协议的义务，即不履行赠与义务，故应当返还受赠款项，否则构成不当得利，何应璋提出该主张的依据为2009年1月14日其写给杨澧群的信。就此，本院认为，2009年1月14日，何应璋给杨澧群的信中写道“你不要一听后事就慌，我不会要你抬担架端盆子的”、“十年官司，我还有6.5万元存款，万一车祸或急病猝死，就湮灭了有点可惜常有所思。你没有工作，身体受医难摧残不像我好歹还旱涝保收温饱不愁”、“我设想的用途一、用于你的医疗保健；二、用于你的家庭创业；三、用于你们儿子的学业”、“钱对我实在是没有用处，这就是我的后事”，通读整篇信函，无法得出何应璋向杨澧群给付款项以签订养老协议为前提。也无其他证据显示何应璋在给付该15000元款项前，为杨澧群设定了受赠义务，双方当事人就附条件赠与意思表示一致。何应璋在赠与款项实际完成给付后，再单方要求设定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不存在赠与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故原审法院未支持何应璋返还15000元赠与款并无不当。12000元非二审审理范围，因杨澧群与何应璋签订的代理协议为免费公民代理协议，如何应璋有返还的主张，双方可就代理期间实际开支情况另行结算。在何应璋与杨澧群认识后，双方曾有过互相帮助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行动，值得赞赏。本案纠纷的发生，主要在于何应璋以道德模范标准对杨澧群提出要求，并寻求法律上的支持，本院对其诉讼请求难予支持。现何应璋已年近九十，本院也希望双方能化解矛盾，继续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5元，由上诉人何应璋负担150元，由上诉人杨澧群负担25元。何应璋、杨澧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代理审判员 韦 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