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3民终9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青江。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青松。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青峰。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艳芝，湖南博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新。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望。
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林，湖南湘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利莲。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坚平，湘潭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易青江、易青松、易青峰因与被上诉人章新、章曙、章望以及原审第三人黄利莲遗嘱继承纠纷和遗赠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6）湘0302民初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6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易青江、易青松、易青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认定“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无效，认定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街道大湖路68号11栋1号房屋（产权证号075458，建筑面积157.74平方米）属于易义坤与前妻胡利娟的共同财产，属于胡利娟的遗产部分由三上诉人所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诉争房屋为易义坤与后妻黄利莲的共同财产。诉争房屋是用易义坤1949年9月至1987年5月的军龄补贴购买，这段时间易义坤主要是与前妻胡利娟存在婚姻关系，易义坤的军龄补贴是其与胡利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取得的财产，属于易义坤与胡利娟的共同财产。易义坤与黄利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计算军龄补贴的时间只有1年10个月，易义坤的军龄补贴有226749.28元，支付的购房款只有100893.08元，不及军龄补贴的一半，结余的购房款，远超过黄利莲拥有的份额。因此，虽然房改发生在易义坤与黄利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诉争房屋不是用黄利莲与易义坤共同积累的财产购买，用易义坤军龄补贴购买的该房屋当然属于易义坤与前妻胡利娟的共同财产。另外，黄利莲已在农业局参加了房改，用自己的工龄补贴购买了单位的福利房，黄利莲没有参加诉争房屋的房改，不具有诉争房屋的产权。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6辑，一方婚后用个人财产购买房屋，离婚时该房屋属于“个人财产替代物”，属于个人财产。故本案诉争房屋是易义坤与黄利莲结婚前财产替代物，属于易义坤与胡利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二、一审判决对“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的定性不一致，超出了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对“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的性质有两种认定，一是认定为协议，一审认定为共同遗嘱。如果认定为协议，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三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如果认定为共同遗嘱，则应当待立遗嘱人全部死亡后才能分割遗产。一审在分割财产时，将协议作为易义坤的个人遗嘱对待。三被上诉人起诉时，将“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认定为协议，一审判决对“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的定性违反不告不理原则。
三、一审判决回避上诉人的抗辩意见，偏离司法公正，不符合裁判文书的要求。三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指出自已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一审判决回避上诉人的该抗辩意见，既不采纳，也不说明不采纳的理由。一审时三上诉人的代理人指出，如果按照三被上诉人要求将“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定性为共同遗嘱，则应等到两位立遗嘱人去世遗嘱才生效，如果一人死亡就执行，则与单独遗嘱无异，也与三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意思表示和诉讼请求相违背。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官应依据遗嘱本身的内容确定遗嘱的生效时间。根据立遗嘱人黄利莲在法庭上的陈述，该份遗嘱是其与易义坤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该份遗嘱的生效时间应当是黄利莲去世的时间。一审对三上诉人代理人的前述意见同样不予采纳，也不说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该份共同遗嘱从易义坤死亡时生效，否定了共同遗嘱的性质，也与遗嘱的内容相背离，违背了立遗嘱人易义坤的真实意愿。综上，三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支持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三被上诉人章新、章曙、章望共同答辩称：一、易义坤与黄利莲签订“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时，双方意识清楚，该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二、上诉人称军龄补贴应属胡利娟与易义坤夫妻共同财产，诉争房屋不是黄利莲与易义坤的共同财产错误。住房补贴的建账时间是2000年，此时胡利娟已死亡16年，黄利莲与易义坤已结婚15年，该补贴不可能是易义坤与胡利娟的共同财产。从住房补贴的计算依据来看，也与胡利娟没有关系。因为住房补贴是根据易义坤的个人军龄、级别及工资计算而来的，此时黄利莲与易义坤是夫妻关系，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该军龄补贴是黄利莲和易义坤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错误地认为易义坤购买诉争房屋的价款中包括胡利娟应当分得的易义坤的军龄补贴，从而得出诉争房屋不是黄利莲与易义坤的共同财产的结论。诉争房屋是黄利莲与易义坤结婚且共同生活后所购，依法也属于二人的共同财产。三、三上诉人称黄利莲参加了农业局的房改，没有参加诉争房屋的房改，所以没有诉争房屋的产权，该观点没有法律依据。黄利莲在农业局的住宅是1993年实行的房改，而易义坤于1999年购买的诉争房屋是军队的经济适用住房，购买合同上有易义坤和黄利莲二人的名字，购房资格经过军队层层审批，是合法的。按照湘潭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潭房改字1994第62号文件（即关于贯彻落实潭发1993年55号文的补充意见之一），黄利莲和易义坤可以分别购买一套公有住房。四、三上诉人认为黄利莲与易义坤共同签订的财产分配协议没有生效错误。上诉人认为“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生效的条件是待易义坤和黄利莲均去世，现在黄利莲还在世，故协议未生效。该协议实质上是共同遗嘱，鉴于第三人黄利莲在世，一审对诉争房屋中属于黄利莲的部分未按遗产处理，只对易义坤的个人财产按照遗嘱继承处理合乎法律，也合乎人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黄利莲陈述称，三上诉人上诉的主要理由是认为三人对用军龄补贴所购房屋有份额。黄利莲认为，三上诉人混淆了债权和产权的关系，房屋的产权和购房资金的来源没有关系，不管用什么资金购房，房屋只能属于购房者。诉争房屋是易义坤与黄利莲结婚16年时购买的，属于共同财产。即使诉争房屋是用三上诉人母亲的钱购买，也只产生债权问题，而不会有产权争议。何况住房补贴与三上诉人母亲没有关系，而且住房补贴发下来后，大部分给了三上诉人。“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实质上是遗嘱，有立遗嘱人的亲笔签名，有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可以证实立遗嘱人当时是清醒的，所以遗嘱合法有效。
原告章新、章曙、章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易义坤与第三人黄利莲于2007年12月24日签订的“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合法有效；2.确认湘潭市雨湖区大湖路68号11栋1号（湘潭军分区韶山路干休所房产，潭房权证湘潭市字第0754**号）房屋归原告章新、章曙、章望所有；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被告的父亲易义坤于1949年9月参加革命，于1987年12月离休，于2012年8月8日去世。易义坤生前系湘潭军分区韶山路离职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韶山路干休所）离休干部。易义坤与前妻胡利娟于1956年登记结婚，三被告系易义坤与前妻胡利娟共同生育的儿子。1984年7月14日，胡利娟去世。1985年7月29日，易义坤与第三人黄利莲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黄利莲在与易义坤结婚前，与前夫生育有三个小孩，分别是原告章新（当时已满18岁）、章曙（当时17岁）、章望（当时13岁）。在黄利莲与易义坤结婚后，三原告跟黄利莲与易义坤一起生活。
2001年6月27日，根据1999年颁发的《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及湘潭市政府潭政发[1995]3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易义坤与韶山路干休所签订“军队现有住房出售协议书”、“湘潭市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购买了坐落于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街道大湖路68号11栋1号的经济适用住房（面积157.74平方米）一套。该房屋登记在易义坤名下。2007年12月24日，易义坤与第三人黄利莲订立“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证人符国保于2008年1月1日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第二项：“韶山路干休所十一栋一号楼（二层共157平方米）户主易义坤，由章新、章望、章曙继承，……但首先保证我俩在生之年使用，待我俩都离开人世后，再交由章氏兄妹使用”。
2012年8月8日，易义坤去世。三原告、三被告及第三人对易义坤生前留下的财产及去世后的相关补助、抚恤金等进行了分割，三方并已签字确认、领取。2014年8月6日，三被告认为其父亲易义坤购买位于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街道大湖路68号11栋1号的房屋所使用的军龄补贴，系易义坤与其生母胡利娟的共同财产，也是易义坤的婚前个人财产，因此起诉至本院要求继承该房屋。2015年1月19日，本院作出（2014）雨法民一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三被告的诉讼请求。三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6月3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潭中民一终字第18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三被告的上诉。
2015年11月30日，第三人黄利莲与三原告签订了“赠与协议”，约定黄利莲将位于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街道大湖路68号11栋1号房屋中属于黄利莲的产权部分全部赠与给章新、章曙、章望三人。因三被告对此有异议，不同意配合，三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未果，故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关于被继承人易义坤名下房屋是否属于易义坤与黄利莲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三被告主张该诉争房屋是用易义坤的军龄补贴抵扣购房款而购买的，该军龄补贴应属三被告的父亲易义坤与三被告的生母胡利娟的共同财产，因此胡利娟理应拥有该房屋相应的份额。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该解释将属于共同财产的住房补贴的时间限定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期间，即自双方登记结婚之时至离婚时止或因一方或双方死亡，婚姻关系自然终止的期间。本案中，胡利娟与易义坤的婚姻关系因胡利娟于1984年7月14日去世而自然终止。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规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1999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深化军队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实行住房补贴制度。从该住房补贴政策出台、执行的时间上分析，在1999年9月20日前军队尚未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由此可确定在易义坤与前妻胡利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胡利娟是无法享受到该住房补贴的。因此，该住房补贴并不属于易义坤与前妻胡利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取得的共同财产。而易义坤与第三人黄利莲自1985年登记结婚开始，至2012年8月8日易义坤去世，二人的婚姻关系自然终止。住房补贴政策的出台时间、补贴金额的计算确认及实际发放均发生在易义坤与第三人黄利莲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住房补贴应属于易义坤与第三人黄利莲的夫妻共同财产。易义坤在与黄利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加房改，以住房补贴抵扣购房款购得的本案诉争房屋应属易义坤与第三人黄利莲的夫妻共同财产。
二、关于易义坤与第三人黄利莲共同签名的“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三被告对该遗产分配协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只是认为该遗产分配协议处分了胡利娟享有份额的房屋，因而部分无效。法院在前面已阐明遗产分配协议所处分的诉争房屋属易义坤与黄利莲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对三被告的该抗辩理由法院不予支持。该遗产分配协议虽以分配协议的方式表述，但其内容是就相关财产进行分割处理，且易义坤、黄利莲均有亲笔签名，并有证人符国保事后进行见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自书遗嘱的相关规定。因此，该遗产分配协议是易义坤及黄利莲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遗产分配协议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案诉争房屋的处理问题。位于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街道大湖路68号11栋1号房屋虽登记在易义坤名下，但系易义坤与黄利莲的夫妻共同财产，属易义坤与黄利莲共同所有。易义坤只对50%的房屋份额享有处分权，该50%的房屋份额为被继承人易义坤的遗产，在易义坤死亡后发生继承。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易义坤在生前与黄利莲共同立下遗嘱，明确了该房屋由原告章新、章望、章曙继承。黄利莲与易义坤结婚时原告章新已成年（已年满18周岁），原告章曙（当时17岁）、章望（当时13岁）均未成年。此后三原告随黄利莲、易义坤一起生活。因此，原告章曙、章望与易义坤形成了扶养关系，在本案中应按遗嘱继承处理。原告章新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易义坤形成扶养关系，在本案中应按遗赠处理。原告章新、章望、章曙在易义坤去世后均表示愿意按照遗产分配协议来处理，故位于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街道大湖路68号11栋1号房屋（产权证号075458，建筑面积157.74平方米）的50%产权份额（即原易义坤部分）由原告章新、章曙、章望继承所有（份额均等）。
另，关于第三人黄利莲将其所享有的诉争房屋50%的产权全部赠与给三原告的问题，因该赠与与本案继承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法院对三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赠与关系不作处理。因此对三原告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三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易义坤生前与第三人黄利莲于2007年12月24日签订的“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合法有效；二、位于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街道大湖路68号11栋1号房屋（产权证号075458，建筑面积157.74平方米）的50%产权份额（原易义坤部分）由原告章新、章曙、章望继承所有（三原告份额均等）；三、驳回原告章新、章曙、章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030元，由原告章新、章曙、章望负担5030元，由被告易青峰、易青松、易青江负担1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
三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
1.军队人员按经济适用住房购买现住房挂账资金审批表、一次性住房补贴核对表、住房资金领报证、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拟证明易义坤的军龄补贴年限为39年，自1949年9月至1987年5月，共计453个月，军龄补贴总金额为226749.28元，购买诉争房屋支出100893.08元，支取现金125856.2元；
2.证明及结婚证，拟证明易义坤前妻胡利娟于1984年7月14日病故，易义坤与后妻黄利莲于1985年7月29日结婚。
三被上诉人对三上诉人的证据质证如下：两组证据都不是新证据，在以前的诉讼中都已提交过，而且只有复印件，没有原件。
原审第三人认为三上诉人的证据不是新证据，拒绝质证。
三被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
1.湘潭市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审批表，拟证明诉争房屋是易义坤与黄利莲共同购买，产权共同所有；
2.湘潭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文件，拟证明易义坤与黄利莲是再婚夫妻，可以各自购买住房。
三上诉人对三被上诉人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审批表只能说明家庭有多少人，并不能确定购买房屋的份额，而且明确写了购房人是易义坤。三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住房买卖合同和产权证上只有易义坤的名字，如果是两个人购买的房屋，则会写两个人的名字，故不能证明黄利莲对诉争房屋有所有权。证据2同样不能证明黄利莲对房屋有所有权，该证据没有证据效力。
原审第三人对三被上诉人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当事人的证据认定如下：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与本院（2015）潭中民一终字第185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相符，证据2与本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符，故对三上诉人的证据1、2本院予以采信。对三被上诉人提交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定，黄利莲是否拥有诉争房屋的产权，应结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系政策性文件，对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韶山路干休所于2000年1月为易义坤建立住房资金账户，根据易义坤的职级待遇，一次算清其基本住房补贴为226749.28元，计算依据中的易义坤的军龄年数为39年，月数为453个月，计算至1987年5月止。购买诉争房屋支出100893.08元，支取现金125856.2元。
此外，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诉争房屋是否易义坤与胡利娟的共同财产。1984年7月14日，易义坤前妻胡利娟去世，1985年7月29日易义坤与黄利莲登记结婚。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规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1999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深化军队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实行住房补贴制度。2001年6月27日，易义坤与韶山路干休所根据1999年颁发的《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及湘潭市政府潭政发[1995]3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签订“军队现有住房出售协议书”、“湘潭市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以50635元购买诉争房屋（此款未实际支付，至2009年时房款为100893.08元，于2009年10月29日在易义坤的住房补贴中抵扣）。由此可知，住房货币化改革发生在易义坤与黄利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此时距易义坤前妻胡利娟过世已有十余年，虽然易义坤的住房补贴是依据其军龄计算的，但该笔住房补贴并非胡利娟与易义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财产，相反，胡利娟生前享有的是住房实物分配的福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因此，易义坤取得的住房补贴不是胡利娟与易义坤的共同财产。又因该住房补贴系易义坤与黄利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故应认定为二人的共同财产，用住房补贴购买的诉争房屋，亦属于易义坤与黄利莲的共同财产。三上诉人认为因住房补贴系其生母与易义坤的共同财产，故用住房补贴购买的诉争房屋也是其生母与易义坤的共同财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的效力问题。三上诉人在辩论时提出“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系打印而成，不属于自书遗嘱，而作为代书遗嘱，又没有二人以上见证，故协议无效，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的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于1985年4月10日经全国人大通过，同年10月1日起施行。虽然该法第十七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但该法施行至今已逾三十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脑及电子打印系统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领域得到普遍使用。具体到本案，易义坤与黄利莲使用打印加签名的方式，订立“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对家庭财产和身后财产的分配作出处分，证人已对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出庭作证，而且除诉争房屋外，各方对协议其他内容均无异议，故不能机械套用前述法律条文来排除打印加签名遗嘱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之所以对自书遗嘱规定亲笔书写，与当时电脑和电子打印系统尚未进入普通人生活领域的时代背景有关。因此，该协议中涉及易义坤、黄利莲对身后财产处分的内容合法、有效，三上诉人认为“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
三、三被上诉人能否取得诉争房屋相应份额的所有权。易义坤去世后，继承开始，被上诉人章曙、章望有权依照遗嘱对诉争房屋主张权利，被上诉人章新因接受遗赠亦有权对诉争房屋主张权利。三被上诉人取得诉争房屋相应份额的所有权后，与原审第三人对诉争房屋享有按份共有权，同时，三被上诉人应根据“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的规定，保证原审第三人在有生之年使用诉争房屋的权利。三上诉人认为如果“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是共同遗嘱，则应在黄利莲去世后才能继承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三上诉人还提出，如果“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是协议的话，因三人并非协议的相对方，故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本院认为，三上诉人曾另案提起诉讼，要求继承诉争房屋，在该案中，法院以应先行解决“关于家庭遗产分配协议”的效力问题为由，驳回了三上诉人继承诉争房屋的主张，故在协议的效力得到确认之前，三上诉人仍是诉争房屋的潜在继承人，所以三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诉称不是适格主体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30元，由上诉人易青江、易青松、易青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 莉
审 判 员 曾波毅
代理审判员 张成东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代理书记员 陈 石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