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1民终79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伟兴，男，1982年1月20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代理人：许中雷，吉林杰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ＸＸ宝，男，1984年7月3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代理人：石静，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伟兴因与被上诉人ＸＸ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6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伟兴及其委托代理人许中雷、被上诉人ＸＸ宝及其委托代理人石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伟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4年，ＸＸ宝承诺帮助李伟兴办理一汽大众临时工转正，截止2014年9月18日，ＸＸ宝共收到李伟兴给付的费用170000元。ＸＸ宝承诺若转正办理不成全部返还。后ＸＸ宝未能如约办理，并陆续返还给李伟兴30000元，余下140000元，李伟兴多次催要ＸＸ宝拒绝返还。现诉至法院，要求：1.ＸＸ宝返还不当得利1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ＸＸ宝承担。庭审中李伟兴将诉讼请求由140000元减少为130000元。ＸＸ宝辩称：李伟兴所述与事实不符，李伟兴并未委托ＸＸ宝为其办理一汽大众临时工转正工作，也根本未收到李伟兴所给付的170000元转正款。本案的真实情况是ＸＸ宝委托朋友帮助案外人梁某、王某、董某、于某办理相应工作，李伟兴负责联系该四人，2014年9月18日李伟兴将收到该四人办理工作的款项交给ＸＸ宝，ＸＸ宝在委托他人办理工作时因案外人姜某存在诈骗行为已经于2015年7月24日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事发后案外人姜某并未返还ＸＸ宝交付的给梁某等四人办转正的款项，但是ＸＸ宝以自家的财产已经将该170000元返还给了李伟兴，李伟兴是否返还给该四人ＸＸ宝尚不清楚，因ＸＸ宝与梁某等四人并不认识，所以李伟兴在本案诉状中所述的并不真实，更不存在不当得利返还钱的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李伟兴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ＸＸ宝接受李伟兴的委托帮助梁某、董某、王某等办理一汽大众临时工转正事宜，截止2014年9月18日，ＸＸ宝共收到李伟兴给付的费用170000元。ＸＸ宝承诺若转正办理不成全部返还。后ＸＸ宝未能如约办理，并陆续返还给李伟兴相应款项；庭审中ＸＸ宝主张已全部返还完毕，经核对，李伟兴认可已返还70000元，有相关凭证予以证明，但李伟兴对帮助梁某办工作的100000元认为未返还，对2014年11月6日由其出具的100000元收条，认为不是自己签字，要求鉴定，根据其申请，双方共同选择鉴定机构，由吉林信达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吉信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W-137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2014.11.6”署名“李伟兴”《收到梁某人事调动10万元整，2014年11月6日已返》的字条中“李伟兴”签名字迹是李伟兴本人所写；字条中是否有字迹添加、篡改，尚不能确定。双方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ＸＸ宝接受李伟兴的委托帮助梁某、董某、王某等办理一汽大众临时工转正事宜，截止2014年9月18日，ＸＸ宝共收到李伟兴给付的费用170000元，双方均无异议，因ＸＸ宝未能按约定办理相关事宜，ＸＸ宝应返还相应款项，庭审中，李伟兴认可返还的款项为70000元，对于帮助梁某办工作的100000元是否返还问题，“2014.11.6”署名“李伟兴”的收条中载明“收到梁某人事调动10万元整，2014年11月6日已返”，虽然李伟兴对该收条上的签字有异议，但经鉴定“李伟兴”签名字迹是李伟兴本人所写，应认定该款已经返还给李伟兴；关于李伟兴提供的与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用来证明欠款的存在，因郭某并非本案当事人，而且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未显示李伟兴向ＸＸ宝主张给董某、梁某等办理工作的170000元，而微信记录中的6.8万元与本案所涉及四个人办理工作费用数额均不符，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联系。故李伟兴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伟兴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李伟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6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改判ＸＸ宝返还李伟兴不当得利10万元；二、诉讼费用由ＸＸ宝承担。事实与理由：李伟兴于2014年11月6日出具的收条实际是李伟兴收到梁某人事部调动的费用，是向梁某出具的收据。后因ＸＸ宝未如约办理，李伟兴垫付10万元返还梁某，所以在收据上写“已返”。该收据与此前李伟兴给ＸＸ宝出具的收据书写方式和内容均不相符，是为配合公安机关侦查案外人姜某刑事犯罪出具的。ＸＸ宝办理临时工转正相关事宜其妻子郭某均参与其中，都是委托郭某处理事务，因此李伟兴与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ＸＸ宝没有返回李伟兴10万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ＸＸ宝二审答辩称：李伟兴所述不实，ＸＸ宝和李伟兴被公安机关传唤日期是2014年10月末，双方于当日签下17万元的欠条。后案外人姜某涉嫌诈骗，办理工作事宜已不能成功，李伟兴多次向ＸＸ宝索要办理工作款项，ＸＸ宝四处筹钱于2014年11月6日将10万元还给李伟兴。李伟兴与郭某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且体现的钱数与本案也不一致，真实情况是李伟兴与郭某还存在其他办理工作事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经李伟兴申请，本院自（2015）长刑一初字第52号刑事案件卷宗内调取李伟兴、ＸＸ宝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明李伟兴、ＸＸ宝就案外人姜某诈骗一案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时间分别是2014年11月7日、2014年10月29日。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询问笔录记载日期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采信。另李伟兴申请证人王某甲、李某出庭作证。其中王某甲证称，2015年9月，其在ＸＸ宝、郭某家索要欠款，遇到李伟兴也向ＸＸ宝要钱，听李伟兴说ＸＸ宝欠他10多万元；李某证称，2015年7月一天李伟兴与ＸＸ宝打架，起因是ＸＸ宝欠李伟兴10多万元，这些是李伟兴妻子告诉我的。李伟兴认为该两名证人的证言能够证实2014年11月6日之后李伟兴多次找ＸＸ宝索要欠款，ＸＸ宝并未将10万元返还李伟兴。经质证，ＸＸ宝认为两名证人的证言均系传来证据，是李伟兴单方陈述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李伟兴多次向ＸＸ宝要钱的事实存在，但索要的是另外7万元，在该7万元偿还后李伟兴还坚持索要利息，故不能证明ＸＸ宝欠钱。因上述证人反映的事实系李伟兴或其妻子转述，且无其他原始证据印证，故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中李伟兴所提交的证据证实，ＸＸ宝确曾收取李伟兴为他人办理工作的款项共计17万元，李伟兴对ＸＸ宝已返还其7万元的事实无异议。而ＸＸ宝则陈述其于2014年11月6日返还李伟兴10万元并由后者出具收条，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由双方的分歧可见，认定剩余10万元款项是否返还，关键在于如何评价李伟兴于2014年11月6日所出具的收条的证据效力。该收条载明收到梁某人事部调动10万元整，2014年11月6日已返。从本案诉讼情况看：第一，李伟兴称该收条系其收到梁某款项后为梁某出具，后李伟兴垫付返还给梁某并在收条上载明“已返”。正常情况下，李伟兴垫还梁某款项后，应由梁某在收条上注明收款情况并签名，由李伟兴留存作为其此后向ＸＸ宝主张还款依据。但事实上该收条却由ＸＸ宝持有，令人不解；第二，李伟兴称在以往李伟兴给ＸＸ宝出具收条中，均体现“收到ＸＸ宝返还办工作款”字样，与2014年11月6日收条形式内容不符。本案中李伟兴、ＸＸ宝均为普通民事主体，在作出民事法律行为时并不受限于固定的模式，因此虽然该收条在文字表述上与李伟兴出具的其他收条有异，但仅此一点尚不足否定ＸＸ宝返还欠款事实。第三，李伟兴称其与郭某的聊天记录能够印证该收条内容，证明ＸＸ宝没有返还10万元。而事实上聊天记录中并未明确所涉内容与梁某办理工作款项相关，且款项数额与李伟兴主张的数额也不相符。第四，李伟兴在二审中称该收条是为配合公安机关侦破相关刑事案件而出具。对此ＸＸ宝不予认可，且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李伟兴、ＸＸ宝已分别进行询问取证，无需再行出具与事实不符的书证予以配合，否则有误导刑事侦查判断之嫌。另外该收条出具时间与李伟兴、ＸＸ宝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时间均不相符，与李伟兴所述收条系公安机关对二人询问的当天出具一节相矛盾。第五，李伟兴在原审中否认曾出具此份收条，而鉴定结论认定收条上签名是其本人书写。二审中对于其在一审否认出具收条解释称是记忆不清，此种说辞稍显牵强。综合以上事实，ＸＸ宝所持前述收条虽然不能确凿无疑地证明其已经偿还李伟兴10万元欠款，但李伟兴对该收条所提异议和解释也不尽合理，因此ＸＸ宝陈述的还款事实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从而使李伟兴所主张的ＸＸ宝尚欠其10万元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故李伟兴关于ＸＸ宝尚欠其1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伟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李伟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 铮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代理审判员  王忠旭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陈佳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