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民终49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宝水，男，196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钦，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金德，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小国，男，196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闯，男，198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双龙，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建和，男，197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
上诉人陈宝水因与被上诉人叶小国、聂闯、郭建和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2017）闽0182民初3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宝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叶小国、聂闯对陈宝水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陈宝水与郭建和之间是承包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长乐松下松江石渣清洗场（以下简称松下清洗场）的公章由陈宝水保管，陈宝水与叶小国、聂闯没有接触过，郭建和也未持《在职证明》向陈宝水提出盖公章的要求。故叶小国、聂闯提交的郭建和《在职证明》是伪造的。一审法院据此认定“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郭建和在松下清洗场从事调度员工作”，是错误的。二、叶小国、聂闯是与郭建和而不是松下清洗场存在运输关系，案涉对账单的结欠金额不是松下清洗场结欠叶小国、聂闯的，而是郭建和欠叶小国、聂闯的运输费。1.从叶小国、聂闯提交的[2016]鄂02**民初107、108、109号民事裁定书可以看出，叶小国、聂闯在签订对账单时，明知对账单是郭建和与叶小国、聂闯之间的运输账单，其内容与松下清洗场及陈宝水无关，故叶小国、聂闯才向郭建和的户籍地起诉了郭建和。2.对账单发运单位处只有郭建和签字确认，没有松下清洗场的盖章及陈宝水的签字。叶小国、聂闯没有证据证明郭建和的签字有松下清洗场的授权。3.对账单虽有林海英、刘青青的签字，但叶小国、聂闯无证据证明林海英、刘青青是松下清洗场的职员。三、陈宝水与松下清洗场未拖欠叶小国、聂闯任何款项，也不存在还款的情况。虽然陈宝水有向郭建和支付20000元款项，但该款项是郭建和向陈宝水借的，且应郭建和的要求支付给叶小国、聂闯的。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松下清洗场与叶小国、聂闯存在运输关系，是错误的。
叶小国、聂闯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宝水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陈宝水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与其一审陈述不一致，违反“禁止反言”原则。
郭建和未作答辩。
叶小国、聂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陈宝水与郭建和共同向叶小国、聂闯连带清偿运输款37729元及利息（从2015年5月6日起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郭建和在松下清洗场从事调度员工作。叶小国、聂闯与松下清洗场素有运输业务往来，由叶小国、聂闯为松下清洗场运输石粉，松下清洗场支付相应报酬。2015年5月6日，经叶小国、聂闯与郭建和结算确认，松下清洗场结欠叶小国、聂闯运输款37729元【欠款总金额为57729元，扣除陈宝水于2015年4月11日向聂闯转账还款20000元（银行流水账单上备注“预支运费”），尚欠运输款37729元】，并由叶小国、聂闯和郭建和分别在结算单上的承运单位签字处和发运单位签字处签字确认。同时，该对账单上的右下角统计处有“林海英”和“刘青青”签名字样，而林海英和刘青青均系松下清洗场职员。之后，松下清洗场未支付余款37729元。为此，叶小国、聂闯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陈宝水系松下清洗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和唯一投资者。2014年10月1日，松下清洗场与郭建和签订一份承包合同，约定松下清洗场将其三套洗砂生产线生产、两个水泵房抽水、机械保养和维修及生产的人工承包给郭建和。同时，松下清洗场于2017年5月19日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诉争运输合同关系中的托运方是哪一方。虽然松下清洗场与郭建和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但只是松下清洗场与郭建和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不能对抗叶小国和聂闯；从叶小国和聂闯提交的对账单右下角注明松下清洗场职员“林海英”和“刘青青”的签名及陈宝水于2015年4月11日向聂闯转账还款20000元等事实，可见看出系由松下清洗场与叶小国、聂闯发生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松下清洗场系诉争合同的托运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松下清洗场承担本案诉争的运费，叶小国、聂闯要求郭建和承担偿还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叶小国、聂闯与松下清洗场之间的运输合同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松下清洗场结欠叶小国、聂闯运费37729元的事实，有叶小国、聂闯提交的对账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松下清洗场的投资人和经营者均为陈宝水，现松下清洗场已注销，陈宝水作为松下清洗场的经营者和唯一投资者，应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责任，即陈宝水应向叶小国、聂闯偿还运输款37729元。陈宝水拖欠运输款未付，给叶小国、聂闯造成损失，叶小国、聂闯有权主张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故叶小国、聂闯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综上，郭建和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陈宝水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小国、聂闯偿还运输款37729元及利息（从2017年4月17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叶小国、聂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陈宝水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4元，由叶小国、聂闯负担71元，陈宝水负担743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叶小国、聂闯一审提交的证据郭建和银行流水记录（体现陈宝水向郭建和发放“工资”）、郭建和《在职证明》（加盖松下清洗场公章），可证实郭建和自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在松下清洗场从事调度员工作。陈宝水作为松下清洗场的经营者和唯一投资者，对公章的保管和使用负有管理之责。陈宝水对《在职证明》上加盖的公章真实性并无异议，其在二审中亦陈述松下清洗场公章一直由其保管。故对陈宝水关于郭建和《在职证明》系伪造的、郭建和与松下清洗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信。松下清洗场将生产线承包给郭建和的事实，不能否定松下清洗场与郭建和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
松下清洗场与郭建和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此系松下清洗场与郭建和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不能对抗叶小国、聂闯。从案涉对账单右下角注明松下清洗场职员“林海英”和“刘青青”的签名及陈宝水于2015年4月11日向聂闯转账“预支运费”20000元等事实，可以认定松下清洗场系运输合同关系中的托运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陈宝水在一审中陈述“林海英和刘青青系松下清洗场的员工，林海英是地办，刘青青是统计”，现其上诉主张“林海英和刘青青并非松下清洗场的员工”，但未提供足以推翻其一审陈述的相反证据，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陈宝水关于其向聂闯支付的20000元款项系“郭建和向陈宝水借的、且陈宝水应郭建和的要求支付给聂闯”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陈宝水关于案涉对账单确认的结欠金额系郭建和欠叶小国、聂闯的运输费、与松下清洗场无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松下清洗场已注销，一审法院判决松下清洗场的经营者和唯一投资者陈宝水对案涉对账单确认的债务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陈宝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4元，由陈宝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 薇
审 判 员 黄 锋
审 判 员 陈碧珍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法官助理 刘玲玲
书 记 员 张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