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4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办白石村塘井组志荣工业园*栋。
法定代表人：徐军生，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明灯，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德亮，广东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东冠通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大亚湾澳头大温坝北澳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马桂填，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谭凯，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深圳市国威通讯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沙公路国威公司工业厂房125栋6楼。
法定代表人：何起斌。
委托代理人：赖智欣，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陶丽，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新能源）与被上诉人广东冠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惠湾法民二初字第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岳淑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沈巍、代理审判员江玮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4年7月30日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288000元，并判令被告自2013年8月1日起以288000元货款本金按每日万分之四标准向原告计付违约金，直至全部货款付清为止（违约金暂计至2014年7月31日为42048元）合计330048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原告系电子产品生产商，主营电池产品，原名称为“惠州市汉派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后因业务发展需要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被告系原告客户，其原名称为“惠州市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后于2014年7月21日变更为“广东冠通控股有限公司”。
2013年5月1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订购价值473000元的电池，货款约定月结三十天。原告按约定向被告供应了货物，但被告仅分2次向原告支付了货款185000元，余款288000元至今久拖未付。鉴于虽经多次催付，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所欠货款，为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现特具状起诉。
被告冠通公司辩称，我方与国威公司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代国威公司采购及组装。我方根据国威公司的委托向凤凰新能源公司下达订单，并接受国威公司的委托向凤凰新能源公司支付185000元的货款，但冠通公司至今未收到凤凰新能源公司的货物。
被告（反诉原告）冠通公司反诉称：冠通公司与国威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包括接受国威公司的委托代采代购用于手机生产的所有相关物料。2013年5月10日，冠通公司收到国威公司的采购委托单，并依据委托采购单的指令于2013年5月12日向凤凰新能源公司发出采购订单。此后，冠通公司接受国威公司的指令于2013年9月17日向凤凰新能源公司支付了100000元货款，于2013年10月29日向凤凰新能源公司支付了85000元的货款，但至今未收到凤凰新能源公司送来的货物。鉴于凤凰新能源公司不但不依约履行其供货义务还恶意伪造送货单要求继续支付货款，反诉人特提起反诉，请求依法判决：一、判令解除合同，由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返还反诉原告冠通公司货款185000元；二、判令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向反诉原告冠通公司支付利息损失，直至退还全部货款时止，暂计至2014年10月1日止为6461.39元；三、判令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承担本案起诉与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
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辩称：1、采购订单是原被告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理应合法有效。2、原被告提交的证据银行电子回单均明确记载收款人为原告，付款人为被告，且转账用途为货款，结合采购订单第二条约定货款支付方式为月结30日及送货单，可以证实原告已经履行向被告交货的义务。3、被告已将原告给其开具的473000元增值税发票向税务机关抵扣税额。4、原告对被告反诉中称的国威公司毫无知情，被告从未向原告告知并提供授权表明是国威公司的代理人。综上，在采购订单合法有效的基础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已按照约定履行了交货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全部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第三人国威公司述称：对原告的起诉我方不予认可。我方委托本案被告向原告采购相关的货品，经手人是我方的员工文幸党文某，文幸党文某将信息反馈本公司后，我司委托被告办理付款等手续。但后来由于文幸党文某离职，对于其之前所跟进的业务，我司并不知道其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履行完毕，只是在文幸党文某在职时应被告的通知，向原告支付款项。但目前为止，我司并没有收到相关的货物，直到收到法院的材料时我司才知道，文幸党文某离职后并没有向我司反馈其在职期间的业务情况。对于被告的反诉请求，我司认为，我司确实是委托了本案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但文幸党文某离职时并未就相关情况进行交接，并不知道被告没有收到货物。在收到本案材料之后，才知道文幸党文某并没有向公司交付货物。我司的确没有收到过货物也不知道被告是否收到过货物，对于反诉请求我司也并不知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原告（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采购订单。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由被告向原告订购货物的事实；2、送货单。证明原告按约定向被告供应货物的事实；3、增值税发票。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具对应金额增值税发票的事实；4、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货款185000元的事实；5、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原告单位名称由“惠州市汉派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的事实；补充证据：6、企业基本信息单、企业变更登记信息单。证明被告单位名称由“惠州市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广东冠通控股有限公司”的事实。
被告（反诉原告）冠通公司对原告（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确实接受国威公司的委托向原告发出采购订单。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依据被告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被告也从未收到上述货物，经被告收到法庭传票后向国威公司了解，送货单上并不是文幸党文某其本人签订的，文幸党文某说从未签收过该货物，文幸党文某是国威公司的副总，不可能去签收货物，送货单上文幸党文某签名系伪造。对证据3、4、5、6予以认可。
被告（反诉原告）冠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协议书。证明反诉人与深圳市国威通讯有限公司存在长期的代采代购合作关系；2、采购委托单。证明反诉人收到深圳市国威通讯有限公司的《采购委托单》要求反诉人向惠州市汉派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即被反诉人）采购电池；3、采购订单。证明反诉人接受深圳市国威通讯有限公司的委托向被反诉人发出订单；4、委托付款通知。证明反诉人两次收到深圳市国威通讯有限公司的付款通知，分别向惠州市汉派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即被反诉人）汇去100000元与85000元；5、付款凭证（打印件）。证明惠州市汉派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即被反诉人）已收到反诉人支付的款项。6、证明一份。
原告（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对被告（反诉原告）冠通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4、6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被告双方确实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在付款用途附言中注明为支付涉案货物的货款。
第三人国威公司对原告（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收到本案材料之后，第三人并没有收到公司员工文幸党文某向公司交纳的货物，经与文幸党文某确认，该收货经手人并不是其本人，其也不了解该情形。关于第三人与被告的委托付款及收货的合同里看，文幸党文某也不应该是该货物的接收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发票是原、被告之间的事，与第三人无关。该发票只是税收的凭证，与本案合同是否成立及履行没有必然联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是第三人委托被告的情形，是应原告提出的第三人在不知被告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做出的指示。对证据5的三性予以认可。
第三人国威公司对被告（反诉原告）冠通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3、4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5予以认可，但是第三人并不知晓原告是否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送货义务，那么第三人就不一定承担付款义务，该款项第三人保留追讨的权利。对证据6予以认可。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5月13日，冠通公司（原名为惠州市冠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冠通控股有限公司）作为需方向凤凰新能源公司（原名为惠州市汉派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发出一份采购订单，凤凰新能源公司收到该采购订单后在采购订单上盖章确认。双方在采购订单中约定：冠通公司向凤凰新能源公司采购电池，数量为43000，单价为11元，总价为473000元；到货地址为惠州市大亚湾区澳头镇北澳大道四巷二号，收货人为董琪；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三十天；交货期限为供方必需遵循本案订单的交期或本公司采购部通知调整的交期，否则需方可随时取消订单，对到货部分有权退货，并对供方有索赔权利。
2013年9月18日，冠通公司通过银行汇款向凤凰新能源公司支付货款100000元。2013年10月31日再次过银行汇款向凤凰新能源公司支付货款85000元。凤凰新能源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送货单一份，该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日期为2013年6月10日，收货单位写明为冠通公司，所送货物为电池43000块，单价为11元，总价为473000元，送货单中收货单位经手人一栏有“文幸党文某”的签名。2013年6月，凤凰新能源公司向冠通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73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冠通公司收到该份增值税发票后已经向税务机关申请抵扣税款。
凤凰新能源公司在本案庭审中称其送货的交货地点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二村金美威工业园1栋4楼。凤凰新能源公司称送货过程中收货人把送货单拿走后再拿回来时就有“文幸党文某”的签名，不能确定送货单中“文幸党文某”的签名是否是文幸党文某本人所签。国威公司认可文幸党文某自2012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在其公司担任海外部副总经理职务，于2013年11月离职。
另查明，2013年4月10日，冠通公司与国威公司签订了一份“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由国威公司委托冠通公司进行GSM手机产品的物料采购、生产、供应链服务等相关事宜。国威公司于2013年5月10日向冠通公司发出一份采购委托单，委托冠通公司向凤凰新能源公司采购电池43000块，单价为11元，总价为473000元，交货日期待通知。凤凰新能源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其在与冠通公司签订采购订单时不知道冠通公司是受国威公司委托。
原审法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冠通公司签订的“采购订单”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反诉原告）冠通公司称其是接受第三人国威公司的委托向原告（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采购电池，第三人国威公司虽然对此予以认可，但冠通公司在与凤凰新能源公司签订“采购订单”时并未注明是受国威公司委托向凤凰新能源公司采购电池，凤凰新能源公司称并不知悉冠通公司与国威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因此国威公司与冠通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对凤凰新能源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凤凰新能源公司是否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的问题。凤凰新能源公司为了证明其已经向冠通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向本院提交了“送货单”一份，该送货单中的签收人为“文幸党文某”，凤凰新能源公司认可的交货地点是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二村金美威工业园1栋4楼。上述收货人及收货地址与双方在“采购订单”中约定的“到货地址为惠州市大亚湾区澳头镇北澳大道四巷二号，收货人为董琪”不相符合。凤凰新能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文幸党文某”是受冠通公司或者国威公司委托收货，或者冠通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变更了收货地点及收货人。因此，凤凰新能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
凤凰新能源公司称按照“采购订单”的约定，货款支付方式为月结三十天，应当是先交付货物再付款。冠通公司先后在2013年9月18日及2013年10月31日两次向凤凰新能源公司付款185000元，该事实能够证明冠通公司已经实际收到货物。凤凰新能源公司的上述观点只是对事实的一种推定，在其提交的送货单不能得到确认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交货义务。凤凰新能源公司称其已经向冠通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冠通公司已经将增值税发票予以抵扣，能够印证冠通公司已经实际收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在凤凰新能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不足以认定其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的情况下，增值税发票不能认定其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综上，凤凰新能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向冠通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其请求判令冠通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88000元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凤凰新能源公司确实向提交的送货单中的“文幸党文某”交付了本案所涉货物，属于交付对象错误，其可以另循途经主张权利。
凤凰新能源公司在“采购订单”签订后未向冠通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导致双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冠通公司请求解除该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凤凰新能源公司已经收取的货款185000元应当返还给冠通公司。冠通公司请求判令凤凰新能源公司支付利息，凤凰新能源公司应当自实际收取冠通公司的上述款项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向冠通公司支付利息至欠款付清为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广东冠通控股有限公司返还货款185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向反诉原告广东冠通控股有限公司支付利息至欠款付清为止，其中本金100000元的利息自2013年9月18日起开始计算，本金85000元的利息自2013年10月31日起开始计算。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本诉原告凤凰新能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065元，由反诉被告凤凰新能源公司负担，该款已经由反诉原告冠通公司预交。凤凰新能源公司共应负担案件受理费8315元，其已经预交3125元，不再予以退还，其应负担部分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本院缴纳3215元，直接向冠通公司支付2065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宣判后，上诉人凤凰新能源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4）惠湾法民二初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货款人民币288000元，并判令被上诉人自2013年8月1日起以288000元货款本金按每日万分之四标准向上诉人计付违约金，直至全部货款付清为止（违约金暂计至2014年7月31日为42048元）；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存在明显事实认定错误。（一）首先，上诉人提交证据二《送货单》显示，上诉人已交付价值人民币473000元的货物，并由指定人员签收。而该签收人员巳由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所确认。
（二）其次，根据《采购订单》第三条约定，供方（即上诉人）必须遵循本订单的交期或本公司采购部门通知调整的交期，否则需方（即被上诉人）可随时取消订单，对到货部分有权退货，并对供方有索赔权力。但是，截至到上诉人起诉之日，长达将近2年的期限内，被上诉人从未通知上诉人催要货物、取消订单或要求退货，也从未对上诉人已交付的货物提出异议。不仅如此，被上诉人更是先后于2013年9月18目及2013年10月31日分两次向上诉人转账支付货款人民币185000元。据此，如果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货物，那么其应根据约定尽早取消订单或催要货物，或是在第一次支付货款时提出付款异议或催收货物通知，更或是在支付第一笔货款后，不予支付第二笔货款或提出异议及通知，但被上诉人从未有任何意思表示，仍是支付第二笔货款。故而，被上诉人实际已认可上诉人的交货，仅仅是拖欠货款不予支付。
（三）再者，《采购订单》第二条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三十天”。据此，上诉人应先履行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因被上诉人再履行支付货款的后合同义务，该事实也与前述第（二）部分论证事实相佐证，同时也更加凸显被上诉人在本案交易中约定收受货物时的优先权利。也正基于此，被上诉人在收到货物后，才同意支付货款，并且是分两次转账支付货款185000元，更是两次在上诉人证据四“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备注”栏明确注明转账支付款项的用途附言为“货款”。这对于实行财务会计账册清晰、现金流量支付程序严格等具有现代化企业管理流程的被上诉人来说，认可已收受货物且应支付货款是不争的事实。
（四）另外，上诉人证据三《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上诉人已根据交易事实并按照被上诉人要求向被上诉人开出价税合计为473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被上诉人已经将该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认证并抵扣。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既是经济交易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记载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具有商事交易凭证的作用。被上诉人只有在具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认证抵扣。现被上诉人已经进行认证抵扣，由此也间接证明交易事实的存在。但是，一审法院仅凭《送货单》尚未证实的可能存在瑕疵片面论断，忽略上诉人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合理印证及交易习惯等事实，即片面武断否认上诉人已完成的交货义务，并据此解除合同、要求上诉人返还已收取的货款。对此，上诉人难以理解并不可置信。如果真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判决那样，那么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否认交易事实、欺骗国家税务机关虚假抵扣增值税的违法行为？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因此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答案不言自明。
（五）再次，关于交货地点，虽然合同约定交货地点与实际交货地点不一致。但是，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采购方对实际交货地点进行更改或是指示供货方在非合同约定地点进行交货，这是符合商业逻辑，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应以实际交货地点来认定交易事实。更何况，在实际交易中，上诉人已根据指示多次向本案约定地点和实际交易地点进行交货，该两处交货地点也是被上诉人和国威公司一直长期的收货地点。由此，上诉人在该两赴任一交货地点完成交货，不仅符合交易习惯，而且也是被上诉人一直默许且认可的交货地点。上诉人在实际交货地点交付货物，已经履行完毕交付义务。
（六）最后，退一步讲，即便如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是接受原审第三人国威公司的委托向上诉人采购电池，那么，以此为基础，一审法院更应该确认上诉人已完成交付货物的事实。理由如下：第一、被上诉人及国威公司均认可并确认文幸党文某是国威公司工作人员，且担任副总经理职务。那么，上诉人证据二《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文幸党文某的签字，即视为被上诉人、国威公司已收到货物。如果文幸党文某不是被上诉人或国威公司的收货人，那么上诉人凭什么会知道文幸党文某？又凭什么会将货物交付给他？因为，文幸党文某一直便是被上诉人或国威公司采购货物的经手人。至于文幸党文某收到货物后，是否交付被上诉人或国威公司，那是文幸党文某与其的内部关系，与上诉人无关。但是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国威公司均确认文幸党文某是国威公司工作人员事实的基础上，又要求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文幸党文某是否受被上诉人或国威公司委托收货，而根据法律及合同纠纷实务的司法实践，即相当于再次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文幸党文某是否为被上诉人或国威公司的工作人员，简直强加举证。
第二、被上诉人关于交易事实的主张，自相矛盾。被上诉人曾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主张文幸党文某为国威公司员工、真实买卖关系主体应为上诉人与国威公司双方，且其在申请书中明确交货地、付款地均在深圳市，其仅是受国威公司委托采购货物。如涉案货物未交付，被上诉人又何从知晓交货地为深圳市？第三、对于上诉人证据二《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文幸党文某的签字，被上诉人、国威公司虽在庭审时否认该签字是文幸党文某本人签名，但被上诉人、国威公司均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又或是让文幸党文某本人出庭证实，亦或是申请鉴定。综上，结合上诉人的《采购订单》、《送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和已被被上诉人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交易习惯等证据材料及事实，在前述事实分析的基础上，上诉人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已向被上诉人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并仅仅以此为依据作出不利上诉人的事实认定和裁决结果。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对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注解、释明和论述，结合本案的实际，更应该认定上诉人已履行交货义务，进而确认被上诉人支付贷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作为认定交付标的物的依据进行了详细论证，其在释明中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是一种单方行为，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对方收取货物的事实。但是，只要对方接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用于税款抵扣，就推定其实际接受了发票开列的货物。二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证明收票一方已接收货物的证据。鉴于国家税收的严肃性和税务部门的权威性，只要买受人将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或通过认证，即使其否认收到货物，但未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其已经实际收取了发票载明的货物。据此，不管是基于前述那种观点，都均已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作为认定交付标的物的关键的、核心考量因素。也正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小组在最后总结中明确：在审理买卖合同纠纷过程中，一般不能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单独作为交付标的物的证据予以认定，还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商业惯例、交易习惯或其他证据来综合加以认定。不论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不应当也不能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唯一的证据，都应当竭尽全力提供其他证据，或者为间接证据且能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佐证，或者为直接证据直接证明事实的存在。在此必须要重点明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小组在总结中严谨地出现“单独”、“唯一”字眼，予以强调。也即是说，不管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不能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认定标的物交付的单独、唯一证据。而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权威机关，更不应该仅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认定标的物交付的单独、唯一证据，而忽视其他证据材料。
但是，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已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成就的基础上，仅仅凭借被上诉人的单方口头否认，而又没有提交其他任何证据材料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就错误地适用该条规定，置上诉人的其他证据于不顾，从而作出不利上诉人的认定和裁决。难道，上诉人没有提交其他更为核心的证据材料（如订购合同、货款支付凭证）一审法院如此轻率，于情于理均无法信服，更不合法。实际情况是，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仅签订有《采购订单》，更是提交《送货单》并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最为核心和关键的证据是，被上诉人根据约定分两次支付货款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且该电子回单“备注”栏明确注明该笔转账支付款项的用途附言为“货款”。一审法院怎能对这些相互佐证的证据视而不见。
《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不是要求证据具有绝对的、排他性的证明效力。在被上诉人已认证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础上，再辅以上诉人前述的关键证据材料和交易习惯等事实，如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未实际收到货物，则已足以认定上诉人完成货物交付。而已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此时更应作为定案的证据予以采信，这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司法解释规定的本意，同时也是我国证据规则的本意。
三、一审法院忽视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价值，如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除丧失已交付的货物、返还已收取的部分货款外，另需无辜代被上诉人承担进项增值税税款损失80410元。但是，被上诉人却不仅收到货物获取经济利益，无须付出任何经济成本和代价，还能因否认收货而享受到进项增值税抵扣税款利益80410元，获得多重利益，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的价值。
综上，上诉人的《采购订单》、《送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以及已被被上诉人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种种证据材料和交易习惯等事实判断，上诉人已根据合同约定交付货物，是已佐证并定案的不争事实，一审法院的第136号判决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而，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基本财产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对一审法院的违法判案行为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广东冠通控股有限公司辩称：案件争议焦点上诉人是否已经将货物交给被上诉人，事实上本案被上诉人从未收到上诉人的货物，上诉人举证的货物签收人是文幸党文某，该人并非被上诉人的员工，也未取得被上诉人的授权。订单上有明确的送货地址和收货人姓名及联系电话，而上诉人在未对该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及举证的情况下，仅以口头表示更改了为理由就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所谓货款，这是明显不能成立的。2、被上诉人的付款行为是依第三人的要求而为的，当时第三人的工作人员的说法是要货急，上诉人要求先打一部分钱过去，由于被上诉人有第三人的委托付款申请，故被上诉人就先行打过去部分款项，该款项的打入不能说明已经收到货物，至于上诉人强调备注里写明是货款，所以货物已交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要结合事实理解不能望文生义。3、原审法院对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正确，目前来看唯一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可能收货的证据就是税票，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一方否定的情况下，税票抵扣行为并不能证明已收货。综上，上诉人通篇均为反推，是极不严肃的，不能达到他的证明一件。
第三人国威公司辩称：1、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表示其无法认定判断文幸党文某是否是其本人签字，既然上诉人无法判断是否文幸党文某本人签字，其他人更无法判断。2、深圳市国威从未委托文幸党文某处理与本案有关收货事宜，其他一审法院判决已经做了充分的说理，该判决事实非常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凤凰新能源公司在举证期间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深圳市国威通讯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股东信息、公司成员信息；2、香港国威通讯有限公司《周年申报表》，证据1、2用以证明深圳市国威通讯有限公司、香港国威通讯有限公司均为何起斌一人独资公司，具有关联性，实际为一家公司；3、香港国威通讯有限公司向深圳市然然电子有限公司采购电池订单；4、深圳市然然电子有限公司《送货单》；5、深圳市然然电子有限公司基本信息材料，证据3、4、5用以证明国威公司经常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和二村金威工业园1栋4楼和惠州市大亚湾区北澳大道四巷二号作为收货地址，上诉人委托然然公司按照冠通公司的指令，向国威公司的经常收货地沙井镇和二村金威工业园1栋4楼送货，已经履行了送货义务。
被上诉人广东冠通控股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采购订单和送货单都是国威与然然电子之间交易与被上诉人无关，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由于被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另一个公司的内部存档资料，从常理上讲上述资料不应该在上诉人手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3、4、5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不予认可的理由与被上诉人里有一致。证据三因其属于与本案无关的主体，对其真实行为没原审第三人无法查明，不知代其真实，所以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收取案涉的货物。
首先，凤凰新能源公司与冠通公司签订的《采购订单》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凤凰新能源与冠通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付款的权利义务。凤凰新能源公司主张已交付货款的依据为2013年6月10日出具的《送货单》，载明的地址及收货人与《采购订单》约定的不相符合，冠通公司并未加盖公章或由合同约定的收货人董琪签字确认，仅由文幸党文某签名。从现有证据来看，凤凰新能源确实未提交证据证明，冠通公司变更了收货地址与收货人。但经庭审各方确认，文幸党文某在第三人国威公司担任海外部副总经理一职，而冠通公司签订本案《采购订单》，购买案涉货物的合同目的为履行与第三人国威公司之间的《代理采购协议》，文幸党文某签名是否真实，涉及最终的用户第三人国威公司是否收取了货物，对于能否认定凤凰新能源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冠通公司履行了向第三人国威公司的交货义务，实现了合同目的，都至关重要。原审法院对此并未查清。
其次，凤凰新能源公司主张履行合同义务，除《送货单》之外，还有增值税发票已经被冠通公司抵扣的事实，而冠通公司也实际支付了部分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原审判决仅以凤凰新能源公司未提交冠通公司签收的《送货单》为由，认定凤凰新能源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同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凤凰新能源公司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惠湾法民二初字第136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费6251元，由本院予以退还给上诉人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
审 判 长 岳淑敏
审 判 员 沈 巍
代理审判员 江 玮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
书 记 员 林楚侨
附：相关法律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