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64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台州福特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塘上村。
法定代表人：梁春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铭，男，系该公司股东，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卫东，云南乾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骏宇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事处羊甫社区。
法定代表人：杨兴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进，云南金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昆明市西山区君睿电动车经营部。经营场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昌路*号昆明家电城内B50—***号。
经营者：毕建新，男，1970年11月17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平，男，系该经营部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浙江台州福特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动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明骏宇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仓储公司”）、原审第三人昆明市西山区君睿电动车经营部（以下简称“经营部”）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5）官民二初字第1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并依法报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电动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货物保管协议书》第5.3条约定，被上诉人应按上诉人提供的提货单据或传真件发货，如有调整应及时更换出、入库印鉴，并书面通知对方，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出货，造成上诉人财产损失。二、一审判决将上诉人授权原审第三人经销的授权书与毕成经营合同混同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为仓储保管合同中约定的提货与案外人自行购买货物后的提货相同，实际上案外人毕成自行向上诉人支付对应价款的电动车均由其自行提货，上诉人自始并无异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保管合同的目的是针对毕成尚未支付对应价款的电动车。上诉人虽与原审第三人有经销授权书，但该授权书不涉及毕成，也未涉及付款交货的约定，授权书与经销合同无法混同。综上，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仓储公司辩称，我方和上诉人的仓储合同及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的经销合同均约定上诉人在2013年11月要给被上诉人的仓库配置300台电动车，但实际只有106台电动车，原审第三人持有上诉人批注的提货计划书提走了106台电动车。之后，原审第三人要求上诉人不要送300台电动车，改为按原审第三人的计划要求进行配置，原审第三人先付款再提货，本案的实际情况是从第二次到第二十多次提货都是上诉人一个月发一到两次货，原审第三人提走货物后上诉人再进行补货，对此事实上诉人是默认的。上诉人仅交纳了一年的保管费，保管期过后因上诉人未继续交费我方留置了剩余的电动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营部述称，我方第一次提车是让上诉人签字提货，提货后支付货款，后续提货都是我方提前支付货款，上诉人再发货到仓储公司，我方也支付了运费，因我方付清了货款所以提货无需上诉人的签字审核。
电动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赔付原告保管物的等额价款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事实如下：第三人授权毕平（又名毕成）与原告于2013年10月签订了《福特电动车经销协议》，在协议期间（一年）第三人为云南省内福特电动车授权经营单位，由原告向第三人提供全部（部分）品种的福特电动车，维护第三人在上述区域内全部（部分）品种的经销权、服务权。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处罚规定、销售目标及政策、协议终止及善后、管辖、电动车价格等。协议中还规定，第三人应向原告缴纳20万元保证金。双方在该协议中还以手写方式作出六条补充，其中第一条补充条款为：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原告）同意设库300辆，（库房300㎡）.库房选择托管单位，由甲方自行签订合同。若货物出库授权乙方（第三人）签约，须经甲方书面授权。货物出库时，乙方应支付当批货款到甲方账户。协议签订后，第三人按协议向原告支付了20万元保证金。2013年11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货物保管协议书》，约定原告租用被告的仓库摆放福特电动车，保管费57600元一年。货物入库应由被告按《货物运输交接清单》对货物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由被告方管理员在《货物运输交接清单》上签字并盖章后回传给原告。货物出库则应由原告指定的公司盖章或签字的形式填制提货单据，被告依据原告（指定出货人）提供的提货单据（或传真件）发货，双方如有人事调整，应及时更换出、入库印鉴，并书面通知对方。同时双方还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并约定未续签合同付款的，货物差损被告不承担责任，被告对原告剩余货物有处理权。合同签字盖章后、三日内原告付款生效。原告要提供货物出库代表人的授权书给被告。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证实收到原告一年的保管费57600元。原告之后便分不同批次将福特电动车发往被告的仓库。另查明，原告于2013年12月30日向第三人开具了授权书，注明“兹授权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君睿电动车经营部为本公司福特牌电动自行车，为云南省地区特约总经销，负责该品牌的销售、售后服务。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特此授权”。第三人则按《福特电动车经销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的要求，与被告签订了出货协议，约定第三人每次向被告提货都向提供有盖章和签字的单子。还要结清上月的水电费、装卸费、中转费等，被告才发货。被告向第三人发出的货物价款由第三人与原告结账，与被告无关，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发到被告仓库的货物，因业务所需，原告先后提走24台电动车。剩余部分货物，被告依据协议每月向第三人发货。第三人在庭审中认可系自己从被告处将原告的货物提走，但主张其已超付了货款。2014年11月5日保管合同期届满，原、被告未续签合同，原告也未再支付保管费。现原告以被告擅自处理原告货物，给原告造成了50万元的损失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如上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分别签订的《福特电动车经销协议》、《货物保管协议书》、《出货协议》系自愿、平等、协商签订，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原告与被告签订货物保管协议书后，货物的入库并未按约定的方式进行，原告也未提供货物出库代表人的授权书给被告。而被告依据原告发给第三人的授权书及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福特电动车经销协议》，与第三人签订了出货协议，并在保管期限内按出货协议每月向第三人发货，对此原告并未提出异议。现原告主张被告擅自处置了原告的货物的事实不能成立，且原告对于自己发货到被告处的具体数据并不清楚，故其主张的50万元的标的也无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浙江台州福特宝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8800元，由原告承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浙江台州福特宝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于2016年10月13日变更为浙江台州福特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的《货物保管协议》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货物出库，该合同第5.3条约定：“由乙方（上诉人）指定的公司盖章或签字的形式填制提货单据，甲方（被上诉人）依据乙方（指定出货人）提供的提货单据（或传真件）发货，双方如有人事调整，应及时更换出、入库印鉴，并书面通知对方。”根据该合同约定，货物的提货人为上诉人指定的公司。本案中，上诉人在2013年11月24日至2013年12月12日期间向被上诉人的仓库发货330辆电动车，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签章回函》及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原审第三人2013年12月8日第一次从被上诉人处提12台电动车时，是持有上诉人签章确认的《签章回函》。但从之后的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货未再出具有上诉人签字确认的证明文件，并且原审第三人持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其在云南地区销售福特电动车的授权委托书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出货协议》，直接从被上诉人处提取电动车。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保管合同的约定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对此，根据上诉人提交其与台州市椒江山亚货物托运站（以下简称“山亚托运站”）于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山亚货运站分别于2017年11月27日、2017年12月25日出具的两份《证明》及于2017年12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山亚托运站出具的《银行对账单》和《结算证明清单》，《货物运输协议》以及原审第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可知，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多次付款和发货情况，货物部分发至被上诉人处，部分直接发至原审第三人处，对于原审第三人多次自行到被上诉人处提货的行为，至本案纠纷发生前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并且原审第三人持有上诉人出具的销售福特电动车的授权委托书，上述事实足以使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原审第三人就是《货物保管协议》中约定的上诉人指定的提货人，在此情况下其同意原审第三人提货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违约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若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未足额支付货款，其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浙江台州福特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欢
审判员 杨 艳
审判员 吴开举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吴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