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海终字第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克勇。
委托代理人：张国华。
委托代理人：钱红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
负责人：王卫成。
委托代理人：孙旭权。
委托代理人：张玲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能化石油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连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丽萍。
原审被告：林海州。
原审被告：徐建溪。
原审被告：陈宏杰。
上诉人黄克勇为与被上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宝石支行）、杭州能化石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化公司）、杭州能达洲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达洲公司）、原审被告林海州、徐建溪、陈宏杰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2）甬海法商初字第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3年2月20日对本案进行调查质证。上诉人黄克勇的委托代理人张国华，被上诉人建行宝石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孙旭权、张玲燕，原审被告陈宏杰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建行宝石支行与能化公司于2011年7月1日订立《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123310-2011-026）一份，约定建行宝石支行为能化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借期自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利率为6.31％／年，未按约�用途使用贷款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100％，贷款逾期（包括贷款提前到期未归还的情况）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能达洲公司曾于2011年7月1日与建行宝石支行订立《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123310-2011-026），约定由其对能化公司在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因签订借款合同或银行承兑协议而对建行宝石支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最高额为1020万元，提供“能达洲26”、“能达洲28”两船为抵押物。黄克勇、林海洲、徐建溪、陈宏杰与建行宝石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编号：123310-2011-026），约定由其对能化公司在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因与建行宝石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或银行承兑协议而对建行宝石支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其后，建行宝石支行依约发放了1000万元贷款，能化公司在支付了2011年12月21日前的利息后出现逾期支付、拖欠利息，且财务状况恶化等情况。建行宝石支行与能达洲公司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123310-2011-026）约定能达洲海运公司对2011年6月11日至2012年6月10日期间能化公司与原建行宝石支行连续办理的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业务项下不超过1000万元本金余额、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向建行宝石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建行宝石支行因本案诉讼支付给浙江易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费266455元。
2012年1月16日，建行宝石支行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能化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支付自2011年12月21日至款项结清日按双方约定计算的利息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266455元；请求判令能达洲公司、黄克勇、林海洲、徐建溪、陈宏杰对上述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请求确认建行宝石支行对能达洲海运公司提供抵押�“能达洲26”、“能达洲28”船享有优先受偿权等。2012年8月16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作为抵押财产的船舶船籍港均为杭州，应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为由，将该案移送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立案受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建行宝石支行与能化公司订立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建行宝石支行与能达洲公司订立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抵押物“能达洲26”及“能达洲28”两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均应依法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建行宝石支行已依约向能化公司发放贷款，但能化公司拖欠贷款利息且经营状况恶化，建行宝石支行有权依约要求其立即偿还贷款本息；本案能化公司所负债务未超出能达洲公司依约应承担的最高额保证范围，能达洲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建行宝石支行就上述债权对抵押物“能达洲26”及“能达洲28”两船在最高额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关于黄克勇、林海州、陈宏杰的抗辩理由。该院认为，首先，我国法律并未以最高限额的明确约定作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成立要件，且该合同第一条明确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可确定其担保数额；依据《合同法》之规定，合同自承诺生效时成立，黄克勇、林海洲、陈宏杰均已签署该合同，故《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依法成立。第二，能达洲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仅系其单方决议，对主合同及相应抵押、担保合同并无约束力，且对该黄克勇、林海洲、陈宏杰的保证义务并无实质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第五条明确建行宝石支行并无对主合同的通知义务，徐建溪、陈宏杰、林海州在案涉两商业汇票到期日前均系能化公司股东，黄克勇、林海州、陈宏杰称其对主合同不知情不合常理，同时黄克勇、林海州、陈宏杰亦无证据证明合同存在欺诈或建行宝石支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从而不当地扩大主债务等情形，故该《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合法有效，其保证额以《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为限。第三，《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已明确约定担保范围包括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且无证据证明律师费过高，故对建行宝石支行该项诉请亦予以支持。综上，黄克勇、林海州、陈宏杰应依约承担对建行宝石支行垫付款本金、利息及律师费的连带保证责任，其抗辩理由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建行宝石支行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前）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2年11月19日作出判决：一、能化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建行宝石支行贷款本金1000万元和利息（自2011年12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双方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所产生的利息、罚息），以及建行宝石支行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266455元；二、建行宝石支行对能达洲公司所有的“能达洲26”及“能达洲28”两船在最高抵押债权额1020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能达洲公司、黄克勇、林海州、徐建溪、陈宏杰就上述债务对建行宝石支行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能达洲公司、黄克勇、林海州、徐建溪、陈宏杰在履行担保责任后，有权就其履行担保责任范围内的款项向能化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前）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367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能化公司、能达洲公司、黄克勇、林海州、徐建溪、陈宏杰承担。
黄克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最高额保证合同欠缺“最高额”而尚未成立。黄克勇等与建行宝石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双方未就保证人承担的最高保证责任限额达成一致。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因欠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额度依法尚未成立。二、本案主债权在最高额保证合同订立前已经特定化，不符合法律关于最高额保证的规定。根据能达洲公司于2011年6月11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能达洲公司所属船舶为能化公司抵押的债权范围为8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1000万元流动�金贷款。本案与其他三个案件所涉及的票据签发时间和流动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接近，均为商业银行贷款发放法定流程所认定的同一期间内，且总金额也与能达洲公司股东会决议所确定的金额相符。因此，该“8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1000万元流动资金”债权即非保证合同成立时尚未确定的不特定债权，也非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故本案不存在最高额保证。而且，本案保证合同为建行宝石支行提供的格式文本，建行宝石支行在“最高额”一览标有“以下空白”，使黄克勇等承担无限额保证责任，构成欺诈，应属无效。三、原审判决漏列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裁定准许建行宝石支行撤回对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错误，而原审法院则对上述二公司是否应当参加诉讼未作处理，不符法律规定。综上，原判错误，请求改判黄克勇不承担保证责任。
建行宝石支行答辩称：建行宝石支行与黄克勇等四自然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九条第二款有黄克勇等已经对本合同及主合同条款含义及相应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的表述。因此，建行宝石支行等与黄克勇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已将相关情形告知，黄克勇本人知晓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关于黄克勇称原审漏列诉讼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前）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建行宝石支行的请求裁定撤回对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后因该院无管辖权而将本案移送至原审法院，程序合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宏杰同意黄克勇的上诉意见。
能化公司、能达洲公司、林海州、徐建溪未陈述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于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黄克勇的上诉理由和建行宝石支行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是：一、黄克勇等四人与建行宝石支行之间的保证合同是否成立以及黄克勇应在该合同项下承担的责任；二、原判是否漏列相关当事人。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一、黄克勇等四人与建行宝石支行之间的保证合同是否成立以及黄克勇应在该合同项下承担的责任。黄克勇上诉认为其与建行宝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因欠缺“最高额”而未成立，即使成立�为无效。对此，首先，黄克勇与建行宝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虽未明确约定担保债务的最高限额，但黄克勇对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建行宝石支行对该行提供的格式文本的条文亦已尽到说明义务，黄克勇对此予以签字确认，故黄克勇自愿为能化公司的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黄克勇虽称建行宝石支行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存在欺诈，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其次，根据黄克勇与建行宝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甲方（黄克勇等四自然人）愿意为债务人（能化公司）在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因与建行宝石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或银行承兑协议而对建行宝石支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该合同虽不属最高额保证，但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符合普通保证的一般特征，且黄克勇在提供保证当时作为�化公司的总经理，对所要担保的能化公司的债务应有明确的预期，故黄克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原判是否漏列相关当事人。黄克勇认为原审法院对于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应当参加诉讼未作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经查，本案原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受理，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黄克勇等四自然人及能化公司、能达洲公司均为本案被告，后建行宝石支行申请撤回对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在已经存在生效裁定的情况下，未将浙江中江控股有限公司、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列为被告，并无不当。
综上，本院认为，黄克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672元，由上诉人黄克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青
代理审判员 王健芳
代理审判员 孙伊涵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