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资民终字第1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权，男，196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代理人何峰，四川壮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雷体伦，四川壮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维英，女，197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全建波，男，197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上诉人杨权因与被上诉人杨维英、全建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4）雁江民初字第2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30日收到一审法院移送的案卷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权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峰、雷体伦与被上诉人杨维英、全建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与被告全建波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6月26日到资阳市雁江区民政局登记离婚。2013年5月21日，原告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抵押贷款130万元，期限一年。2013年6月1日，原告将该贷款中的100万元借与被告杨权，口头约定月息2%，同日，被告杨权出具收条一张与原告执存�该收条第一段载明：“收条今收到杨维英入股渝新蓉科技公司资金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其中含全建波、杨权入股公司的资金75万元（大写柒拾伍万元整）收款人：杨权2013年6月1日”，被告杨权分别于2013年8月14日、2013年11月28日、2013年12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各支付原告利息1万元，计3万元，并通过被告全建波于2013年6月27日和2014年3月28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各支付原告利息1万元，计2万元。经原告催收该借款本息，被告杨权在出具给原告的收条上写第二段“此款金额壹佰万元由我杨权负责5月份银行到期前归还给杨维英此据：杨权2014年1月9日”，在该收条上，被告又书写第三段“此款由全建波今后和杨权在工程及公司账务上进行清算，该全建波承担部分由全建波承担，该由杨权承担由杨权承担。”2014年6月6日，被告杨权以银行转账再支付原告利息20万元。2014年9月17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2014）雁江民保字第185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对被告杨权的财产进行了查封，保全费5000元。
审理中，被告杨权向法院申请追加四川渝新蓉科技有限公司、全建波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追加全建波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原告杨维英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杨权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及2014年6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杨权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出具给原告的“收条”上书写“该款金额壹佰万元由我杨权负责5月份银行到期前归还给杨维英”的内容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原告与被告杨权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应偿还原告借款100万元；该书写内容同时也印证�原告所述出借之款为银行贷款之事实，原告将应支付银行利息的贷款出借而不向借款人收取高于贷款利率的利息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从被告杨权出具“收条”的2013年6月1日至最后一次付款的实际2014年6月6日，一年余时间，被告杨权先后共支付原告25万元，所支付款项均未在收条内容上注明，被告所付款项与原告所述约定月息2%，年利息24万元事实基本一致，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被告杨权支付给原告的25万元，应为利息，利息已付至2014年6月15日；原告放弃权利，要求后期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收条”所有的内容均为被告杨权书写，既无四川渝新蓉科技有限公司印章，也无被告全建波表示同意的内容及签名，其提供的询问证人李志洪、李勇的笔录也不足以证实债务转移和清偿债务之事实，被告杨权辩解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原告诉讼请求应依法获得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杨维英借款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同档贷款利率，从2014年6月16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杨权负担。
宣判后，被告杨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1、上诉人依法申请追加被告后，一审法院不同意追加四川渝新蓉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渝新蓉公司）为被告参与本案。被上诉人杨�英据以主张债权的证据，就是上诉人于2013年6月1日向其出具的《收条》，该收条明确载明，收到杨维英入股渝新蓉公司的资金100万元。而杨维英既然据以主张债权并起诉至法院，必然对该收条载明的内容是认可的，因此，为了查明100万元资金中是否有25万元是杨维英向渝新蓉公司的投资入股资金这一基本事实，在上诉人书面申请后，一审法院应当追加渝新蓉公司为本案被告。2、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口头表示同意，但既不通知，也不委托上诉人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导致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最终未能出庭作证，不能查清对上诉人有利的重要案件事实。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主要是为了证明两个关键的案件事实，一是上诉人已经与被上诉人算清账务，已经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二是两被上诉人对外一直以夫妻关系出现，其相互之间能形成表见代理。但因为一审法官的违法违规行为，导致上诉人的证人不能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询问，最终导致法院对上述两个关键的案件事实未能得到一审法院的确认。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偏袒被上诉人杨维英的意图非常明显。1、100万元款项性质应为，其中25万元系杨维英向渝新蓉公司的入股资金，75万元系杨维英借给杨权和全建波向渝新蓉公司的入股资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既然杨维英凭借杨权向其出具的《收条》向杨权主张权利，其必然对该收条的全部内容是认可的。根据《收条》载明内容来看，杨维英显然应当认可两个基本的案件事实，一是100万元资金的性质为杨维英、杨权、全建波三人向渝新蓉公司的入股资金；二是100万元款项中，有75万元是杨维英借给杨权和全建波的入股资金，25万元系杨维英自己的入股资金（杨维英�一审时当庭承认有15万元是转账给时任渝新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坚账户，更能印证该笔款项系其向渝新蓉公司的入股资金）。杨权在出具《收条》后，又在该收条上补充“此款金额100万元由我杨权负责5月份银行到期前归还给杨维英”。因其中的25万元系杨维英向渝新蓉公司的入股资金，即使杨维英要撤资退股，其归还主体也应当是渝新蓉公司，而不是杨权（因杨权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故杨权代表该公司承诺归还）。因此，杨权个人事实上是无法向杨维英归还杨维英向渝新蓉公司的投资入股款，故该补充内容中涉及25万元的部分不能约束杨权个人，不能据此要求杨权个人归还。法院应当对《收条》的全部内容进行综合考虑，再加以认定，并且应当阐释认定理由。但一审法院不采信杨权出具的《收条》内容，对100万元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却单单采信杨权在《收条》�补充的内容，断章取义的认定100万元款项全部为杨权向杨维英的借款，明显偏袒杨维英。如果真如一审法院所判决的那样，杨维英向银行贷款130万元，然后再将其中的100万元借给杨权，那么，杨维英为什么会这么做？如果仅仅是为了赚取利息差，为什么杨权出具的不是单纯的一张借条，而且在条据上还不注明利息标准，结合《收条》内容及常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杨权给了杨维英一个投资机会，杨维英自己投资25万元，再无息借给杨权和全建波75万元。但现在，由于渝新蓉经营不利，杨维英便谎称100万元全部是借款。而一审法官居然相信，而且不加任何说理便对此进行了认定，明显有偏袒之嫌。2、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杨维英归还的25万元不应当被认定为利息。一审中，杨维英认可杨权已向其支付25万元，一审法院却认定该25万元系借款利息。该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逻辑推理不严密，纯属牵强附会。在债权人杨维英既未提供充分证据，债务人杨权又不认可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就在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无任何理由的查明了案件事实：杨维英和杨权口头约定月息2%。继而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院又进行分析推理认为杨维英将应支付银行利息的贷款出借而不向借款人收取高于贷款利率的利息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进而得出所谓的结论，认定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2%。一审法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案件事实，就是收条中所载明的杨维英自己向渝新蓉公司投资入股25万元。所以，杨维英给杨权借款75万元而没有约定利息是符合情理的，原因是，杨权给了杨维英一个投资机会，而事实上扬维英也利用这个投资机会向渝新蓉公司投资入股25万元。此外，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思路，如果杨维英是想向杨权收取利息，而且还就利息标准和杨权进行了约定，为何不要求杨权将如此重要的约定在《收条》上注明，这显然也不符合情理。同时，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合同法》第211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对于民间借贷，当出借人没有足够证据时，应当推定为无息借款，但一审法院却在杨维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借款人杨权坚决不认可的前提下，仅仅根据杨维英及其丈夫全建波的陈述，运用非常牵强的逻辑推理，推定为有息借款，且认定的利息近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6倍，这难道不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杨维英吗？
综上，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存在明显偏袒一审原告之情形，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一审原告承担。
被上诉人杨�英答辩称：我没有入股100万元到渝新蓉公司，100万元是杨权个人向我借的。他要将钱怎么用是他的事。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当时有很多人听到。
被上诉人全建波答辩称：渝新蓉公司我占15%，我自己拿了28万元。我没有管理公司。当时杨权借钱时不是公司的股东。杨权向我借钱，我说我没有钱，叫他可以向杨维英借，他们借钱、打条子时我都没有在场，借不借钱是杨维英的事，我不清楚。
在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杨权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渝新蓉公司的工商登记和股东会议纪要复印件拟证明该
公司有三位股东，即李坚、杨权（40%）、全建波（15%）。当时成立公司时有LED的项目。
2、2013年7月31日由李坚和杨权、全建波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拟证明公司成立时没有收益，杨权不存在乱做账的问题。当时产生了160万元支出。
3、张水和书面证词原件拟证明100万元是杨维英缴纳的入股资金。2014年5月上诉人和二被上诉人和其他人在场商量杨维英贷款100万元到期后，全建波筹资35万元、杨权筹资20万元剩下的55万元大家再继续想办法解决。
4、证人胡良平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他们的纠纷在去年5月他们在阳光酒店的四楼商量，我在阳光茶楼等杨权，我2点进去的，在下午4点扯100万元的事，我说回避，全建波说都是知情人不必回避。100万元等公司清算后股东再算各自承担多少，当前是怎么筹资100万元把贷款还了。他们当时商量全建波拿车去抵20万元，再拿15万元，杨权拿30万元。杨权说30万元有点困难，20万元可以，他说找他大嫂想办法。至于后来他们这样做没有我不清楚。上诉人杨权认为证人证言是真实的，拟证明100万元是入股资金；100万元贷款解决是三方共同筹资解决，不是杨权个人筹集。
5、股权合作协议复印件拟证明杨权收�杨维英的100万元中25万元系杨维英向渝新蓉公司缴纳的股金，当时签订协议时注册资金是200万元，后面增资到500万元，杨权由40%增加到45%其中5%就是杨维英的，杨维英是隐名于杨权名下的股东。
被上诉人杨维英质证称：证据材料1、2我对公司的情况不清楚，我只知道公司的股东是他们三个人。证据材料3张水和是知道我们约定利息2%，他是知道的，当天是在商量怎么筹钱还钱的问题，筹来筹去都还差40万元，后来又说到投资公司借钱，商量后杨权就不理我了，商量好的事情没有履行，后来张水和找到我说杨权骗了他10万元。对4证人证言，胡良平是张水和的朋友，胡良平到公司也代表张水和，张水和告诉我杨权欠胡良平的钱，胡良平所说的有些不是事实，当时没有说100万元是股金的问题，谈筹钱的过程是事实，他没有听到说利息不是事实。对证据材料5该协议有问题，我是6月份贷款，协议是4月份的。
被上诉人全建波质证称：对证据材料1我的股金28万元是我自己出的钱。对证据材料2杨权找杨维英借钱我不清楚，支出160万元是杨权写的。对证据材料3张水和的证言不是事实，张水和和杨权是20多年的朋友。对证据材料4证人胡良平的证言，胡良平和杨权一起来的资阳，胡良平是公司的股东，筹钱的方案是杨权提出的，但是我没有认可的，说利息的时候我大哥、大嫂都在场，当天说了2%的利息的。对证据材料5协议的原件和复印件一致，但是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协议签名是我签的，但协议是4月份，杨维英贷款是6月份，协议的内容他们有改动，我的股份是15%有备案，而协议上变成了20%，5%的股份是杨权拿来感谢杨维英为他贷款，贷款中的25万元不收利息。另外注册资金500万元是虚报的，实际出资只有100-200万元，我们不可能按500万元来给杨维英5%的股权。
对证据材料1、2所载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材料3，证人张水和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证据材料4，胡良平证言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材料5，股份合作协议系杨权与案外人所订立，其中所表述的杨维英所占股份比例系在全建波名下，但上诉人后又陈述杨维英的股份系隐名于扬权名下，该证据材料与上诉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亦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证明本案事实的有杨权、杨维英、全建波的陈述，离婚证、收条、贷款担保合同、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载卷。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是否系借贷关系；如果是借贷关系，借款主体、还款主体及还款金额应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杨权收�被上诉人杨维英100万元及其中75万元系借款各方当事人无异议，且有杨维英提供的银行贷款合同、转款凭据对款项来源及转款事实予以印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其余25万元系杨维英向渝新蓉公司入股的股金还是杨权的借款，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就该争议杨维英主张系杨权向自己借款并向法庭提交了杨权出具的收条予以证明。该收条由杨权分别于2013年6月1日和2014年1月9日书写，2013年6月1日书写的内容为“今收到杨维英入股渝新蓉科技公司资金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其中含全建波、杨权入股公司的资金75万元（大写柒拾伍万元整）收款人：杨权2013年6月1日”，从该段文字的表述和字据的名称“收条”看，其中25万元可以理解为杨维英向渝新蓉公司的入股资金，但从杨权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看，无论渝新蓉公司股东的人数、出资比例以及相应隐名于扬权名下�股东均有相应的工商备案登记或合同、协议予以印证，若杨维英系渝新蓉公司的股东，杨权在收到杨维英的该部分入股股金后即应向渝新蓉公司缴纳，并由渝新蓉公司出具相应的收款凭据，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故杨权主张杨维英系渝新蓉公司股东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在诉讼过程中，杨权自认杨维英系隐名于其名下的股东，杨维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收到该收条后未提出任何异议，就第一段内容看，可以认为杨权收到杨维英的100万元中有25万元系杨维英隐名于杨权名下在渝新蓉公司的入股资金。
2014年1月9日，杨权又在该收条上注明以下内容“此款金额壹佰万由我杨权负责5月份银行到期前归还给杨维英此据杨权2014年1月9日”。对此内容，杨维英称向杨权转款100万元本来就是借款，是因为收条第一段内容说明款项的性质有误故重新要求杨权出具。杨权称是因为杨维英在银行有贷款，故承诺在贷款到期前负责组织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杨维英向公司入股的资金自己无权同意其退股。对此段内容，杨权并无异议。就收条第一段内容看，姑且可以认为杨维英隐名于杨权名下向渝新蓉公司入股25万元，那么是否退股，仅需杨权与杨维英协商一致即可，故收条第二段内容应当是杨维英与杨权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形成，不管是对前面内容中款项性质的纠正还是变更，此段表述应当理解成杨权同意将其自认的杨维英入股金25万元，连同之前的75万元共计100万元，杨权均承诺由自己进行归还。故无论其中25万元系入股资金还是借款，杨权都应按承诺的时间向杨维英履行还款义务。
关于本案借款主体及还款主体及金额的认定问题。杨权主张本案借款及还款主体均为杨权和被上诉人全建波，但杨维英提供的收条上均无全建波签字认可，杨权也未举证证明全建波知晓并认可此事，故杨权要求全建波承担还款责任的证据不足，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还款的金额认定，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杨权已向杨维英支付25万元，对此金额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5万元系归还本金还是利息，双方存在争议，杨维英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杨权主张系归还的本金，之所以每月给付是考虑到杨维英要向银行归还利息。从本案事实看，在整个过程中，本案各方当事人一直知晓杨维英出借给杨权款项的来源系向银行贷款，杨维英自负银行贷款利息而不向借款人收取利息不符合常理；2014年1月9日前，杨权已向杨维英支付4万元，若双方未约定利息，4万元系本金，那么收条第二段的总金额中应作相应扣减，然而杨权认可的金额仍然是100万元，说明之前的4万元杨权亦认可是支付的利息；杨权先后共支�杨维英25万元，所支付款项均未在收条内容上注明；另外，从杨权出具“收条”的2013年6月1日至最后一次付款2014年6月6日，加上杨维英在银行贷款的一年余时间，杨权所付款项与杨维英所述约定月息2%，年利息24万元事实基本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杨权支付给杨维英的25万元应为利息，利息已付至2014年6月15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现杨维英放弃权利仅要求后期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因上诉人杨权未提供证据证明渝新蓉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未通知渝新蓉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另外，通过查阅一审案卷，卷内无杨权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故一审法院未向证人发出庭通知书亦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上诉人杨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13800元，由上诉人杨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彤
审 判 员 周 群
代理审判员 严霁云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卓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