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辽民终10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央储备粮丹东直属库，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浪港路***号。法定代表人：张永灵，该直属库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原爱学，辽宁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华，辽宁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中垦鑫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145号1-401室。法定代表人：周立夫，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辽宁新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川镇五区二段。法定代表人：刘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秋安，该公司法务部副部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冠良，该公司法务专员。上诉人中央储备粮丹东直属库（以下简称丹东直属库）因与被上诉人大连中垦鑫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中垦）、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一初字第3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玉喜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黄可心、张辉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丹东直属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爱学、宋建华，大连中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云天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秋安、刘冠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丹东直属库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5）大民一初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2、将本案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尤其是对云天化公司是否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涉案汇票，票据背书是否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等关键事实不求甚解，从而草率裁定驳回起诉，难以让人信服，具体如下：1、一审法院认为丹东直属库与案外人吉林省金豆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豆公司）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应向金豆公司主张返还货款，然而这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二被上诉人大连中垦、云天化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并没有关联，也不影响丹东直属库向其主张返还不当得利。丹东直属库此前确实基于与案外人金豆公司的合同关系，将空白背书的3000万元汇票交付金豆公司，假设后来云天化公司基于其与金豆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直接从金豆公司处合法取得汇票权利，则丹东直属库自然无话可说。但本案的事实并非如此：云天化公司在从金豆公司收受汇票之后，自行补充背书，并以带有丹东直属库印章的付款委托书入账。换言之，其收受3000万元汇票的依据是丹东直属库替大连中垦代付货款，这显然已绕开案外人金豆公司，而与丹东直属库直接“建立”了票据基础法律关系。由此说来，金豆公司向云天化公司交付汇票这一举动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丹东直属库与金豆公司签订的粮食购销合同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丹东直属库将案涉3000万元汇票空白背书交付金豆公司，不应是云天化公司拒绝返还不当得利的挡箭牌。2、云天化公司不能证明其以合法方式取得3000万元汇票，也不能证明其向金豆公司支付了合理对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如上所述，云天化公司取得汇票的途径是通过案外人金豆公司交付的，并非是由丹东直属库背书转让直接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根据这一法律规定，云天化公司作为持票人，应对其收受票据的合法性及交易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事实上，云天化公司在原审中已当庭自认，其收取3000万元汇票，是基于所谓“一个比较长的交易链”，而与金豆公司之间并无任何贸易往来和债权债务关系。可是云天化公司未能向法庭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谓“一个比较长的交易链”究竟是什么，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金豆公司支付了合理对价。作为持票人，云天化公司对取得票据的合法性和交易的真实性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3、大连中垦亦当庭否认其欠付云天化公司货款这一事实，云天化公司所谓“一个比较长的交易链”之假说不攻自破，其收受票据时主观上具有恶意。本案的争议焦点比较清晰，即二被上诉人大连中垦、云天化公司之中是否有人构成获利，如有人获利，究竟是谁获利？其获利是否有合法依据？如前所述，云天化公司系基于以加盖丹东直属库公章的付款委托书入账，自始至终坚持认为收受3000万元汇票系丹东直属库代大连中垦向其支付货款。这里蕴含一个简单的逻辑：大连中垦是否欠付云天化公司货款？如存在欠款事实，则丹东直属库客观上为大连中垦清偿债务，大连中垦构成获利；如不存在欠款事实，则云天化公司无端获利，显然在主观上存在恶意。丹东直属库注意到，大连中垦的代理人在原审中回答法庭询问时已明确否认欠付云天化公司货款，云天化公司也未能举出证据证明大连中垦曾经欠付其货款。由此云天化公司收受案涉3000万元汇票入账的理由就站不住，既然明知大连中垦并不欠付货款，为何还要向犯罪嫌疑人江志强索要丹东直属库替大连中垦付款的委托书？想必这其中的端倪，也只有云天化公司自己最为清楚。从一系列客观行为表现上来看，云天化公司在从案外人金豆公司接收汇票时，主观上应明知汇票来源不合法，但仍然出于恶意收受。综上所述，云天化公司取得案涉票据没有合法依据，其与丹东直属库、案外人金豆公司之间均没有真实的票据基础法律关系，在补充背书及收款入账的过程中也不具有善意，因此本案3000万元汇票的背书没有实质的连续性。云天化公司贴现获取票款构成不当得利，应将款项返还丹东直属库，同时还应返还孳息。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将本案发回重审，以保护丹东直属库的合法权益。大连中垦书面辩称：1、丹东直属库的“损失”不是大连中垦造成的，而是其自身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厦门分行）违约而被法院判定的。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民事判决书、裁定书的内容可见：丹东直属库所谓的损失是由于其违反了与中信银行厦门分行、厦门德和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和科公司）签订的《银企商合作协议书》的规定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丧失了对货物的监管责任而对中信银行厦门分行承担了19,717,978.7元的还款责任。这部分损失的造成是由于其自身未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的，根本就不存在他人给造成的情况，与大连中垦丝毫没有关系。所以，丹东直属库不当得利返还的要求首先就没有法律依据。2、丹东直属库将“空白背书”的银行汇票交给金豆公司，则等同于将3000万元款项支付给金豆公司。丹东直属库将“空白背书”的汇票交给金豆公司，又与金豆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则证明丹东直属库已经将汇票金额当成货款支付给金豆公司了，金豆公司作为该汇票的持有人怎样使用汇票或贴现则是金豆公司的事，丹东直属库只能向金豆公司主张还款权益，而无权无限制地追索下去。另外，通过丹东直属库和德和科公司于2012年7月26日和8月15日签署的《玉米销售结算单》，充分证明丹东直属库已收到了3000万元项下对应的玉米1.2万多吨。丹东直属库收到粮食并已经结算完毕，根本不存在损失，所以丹东直属库向大连中垦主张返还不当得利也没有事实基础。3、丹东直属库的最大损失是19,717,978.7元，但其要求大连中垦返还3000万元的“不当得利”，从这个数字上的巨大差距来看，丹东直属库的请求和大连中垦之间也没有关联关系。否则，多出的1000多万元是否应当也是丹东直属库的“不当得利”？4、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丹东直属库将3000万元的汇票交给了金豆公司，并与金豆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还接受了德和科公司提供的担保。证明该3000万元汇票如果有差错是有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丹东直属库对此心知肚明。并且在事后与江志强的德和科公司及龙海市方圆佳鸿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佳鸿公司）也达成了还款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书面确认了金豆公司将汇票交付给云天化公司的权利。依据福建高院、厦门中院及尚未生效的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丹东中院）的刑事判决，江志强及德和科公司均应承担19,717,978.7元退赔给丹东直属库的责任。所以，丹东直属库不能重复主张权利。5、丹东直属库在本案的所谓“事实”依据均来源于丹东中院一审对江志强的“刑事判决书”。(1)该判决书只是一审，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该判决书在第二项判决正文也已经明确判处“江志强违法所得19,717,978.7元，依法退赔给中央储备粮丹东直属库”。丹东直属库也无权就一事提起多个诉讼、重复获利。鉴于云天化公司和大连中垦不构成不当得利，丹东直属库自身不具备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法律和事实基础，丹东直属库应当向金豆公司和德和科公司及方圆佳鸿公司主张权利或者按刑事判决书认定向江志强个人主张退赔，从请求数额巨大超出并且重复主张权利等理由，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是正确的。云天化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根据不当得利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其次，云天化公司没有不当得利，如果让云天化公司返还丹东直属库3000万元的汇票，反而造成丹东直属库基于同一事实重复主张权利，形成丹东直属库不当得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围绕3000万元的汇票及相对应的玉米这一钱一物展开。根据一审法院（2015）大民一初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以及丹东中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00077号刑事判决书已经查清的事实，可以证明云天化公司发出了3000万元汇票对价的玉米，没有不当得利。而丹东直属库无论从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上还是请求数额上，都没有合法根据。1、从云天化公司的角度来看：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云天化公司发出了3000万元汇票相对应的玉米，取得汇票有合法根据，不构成不当得利。2、从丹东直属库的角度：（1）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础上，丹东直属库用于结算的3000万元汇票所对应的玉米，如果丹东直属库不能证明该批玉米是自己发给德和科公司而不是云天化公司发出的，那么丹东直属库请求云天化公司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何来？（2）从不当得利的请求数额上，根据丹东中院刑事判决书和福建高院、厦门中院民事判决书、裁定书查明的事实，是由于丹东直属库在和中信银行厦门分行、德和科公司的《银企商合作协议书》中，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对中信银行厦门分行承担了19,717,978.7元的还款责任。不管江志强的刑事案件结果如何，不管是违约还是诈骗，这一数额已经确定，就是丹东直属库的实际损失。所以，即使丹东直属库有请求权基础，请求数额也严重错误。（3）丹东直属库不能基于同一事实重复主张权利。刑事案卷查明，对丹东直属库的损失，江志强与之达成了还款协议并进行了公证。并且刑事判决由江志强将19,717,978.7元退赔给丹东直属库。所以，丹东直属库没有理由再向他人重复主张权利。综上，云天化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丹东直属库不具备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请求数额也严重错误，并且重复主张权利，如果法院支持丹东直属库的诉求，反而形成丹东直属库的不当得利。（二）丹东直属库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票据瑕疵与查清本案争议的不当得利纠纷无关。丹东直属库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毫无关联，并且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事实简单清楚，为了法院更好的查明案件，云天化公司陈述以下事实：1、关于汇票瑕疵。（1）丹东直属库自票据交付之日起便丧失了票据权利。基于丹东直属库与金豆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以及德和科公司和金豆公司的承诺保证，金豆公司合法地从丹东直属库处取得3000万元汇票，丹东直属库自此丧失票据权利，票据之后如何流转与丹东直属库没有任何关系。（2）丹东直属库是票据背书瑕疵的初始过错人。金豆公司有合法依据取得汇票，但丹东直属库在交付汇票时违反票据法规定，应当背书而不背书，是票据背书瑕疵的初始过错人。这一点，丹东直属库一审庭审时已经自认是自己公司的财务过错。因此，3000万元汇票之后如何流转与丹东直属库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流转过程中存在瑕疵，也是丹东直属库的过错原因造成的。（3）中信银行厦门分行作为承兑银行最终完成票据承兑，不管该票据有何瑕疵，都没有相关票据权利人或债务人提出任何异议，至此，该3000万元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归于消灭。在此，云天化公司也提醒丹东直属库，其上诉理由主要基于票据和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但是主张票据权利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丹东直属库既不是出票人，也不是持票人或者其他票据权利人、债务人，如果丹东直属库还认为自己具备提起票据诉讼的资格，符合提起票据诉讼的条件，那么丹东直属库当然可以在法定时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票据诉讼。但是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丹东直属库不应当误导法院向无关的其他诉讼纠纷审理。2、江志强用方圆佳鸿公司90%股权担保，使丹东直属库与德和科公司达成了还款协议并公证。经公证的还款协议可以明确证明，丹东直属库知晓并认可了金豆公司将3000万元汇票交付给云天化公司这一事实。《还款协议书》载明：鉴于第2段，甲方（丹东直属库）收受汇票后，在接受乙方（德和科公司）指令和书面承诺的情况下，将三张金额3000万元的汇票通过金豆公司交付并背书至云天化公司，后者承受了票据权利。3、关于3000万元汇票和对应的玉米，丹东直属库已经与德和科公司在结算单上盖章确认，双方完成了结算，而用于结算的玉米是云天化公司发出的。这一点就是本案的基础事实，丹东直属库只有证明该玉米是自己发出而不是云天化公司发出，丹东直属库才能具备请求权基础。但刑事案卷已经查明而丹东直属库又无法否认的是，该批玉米确实是云天化公司发出。综上所述，整个交易流程，只是丹东直属库、金豆公司、德和科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违规操作、空白背书、简化流程造成交易过程的表面不连续，但不影响交易的本质。同时，在整个过程中，本案二被上诉人没有过错，也未不当得利。而丹东直属库的损失是由于丹东直属库以为三方协议过期，没有履行监管义务而对中信银行厦门分行承担的违约责任。丹东直属库没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其上诉理由与本案无关，亦不能成立。丹东直属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连中垦、云天化公司共同向丹东直属库返还款项3000万元人民币，大连中垦、云天化公司共同连带向丹东直属库支付利息人民币4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9日，案外人中信银行厦门分行与丹东直属库、德和科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2001）厦银授字第266-21号《银、企、商（企）合作协议书》，约定德和科公司以其与丹东直属库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项下货物为质押，向中信银行厦门分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敞口度8000万元，用于德和科公司向丹东直属库购买粮食，并指定丹东直属库为银行承兑汇票受票人。2012年6月26日，丹东直属库与德和科公司签订了编号为丹销（2002）0626-01号玉米销售合同，购买丹东直属库3.5万吨玉米。2012年6月27日，丹东直属库与案外人金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丹购（2012）0627-01号粮食采购合同，约定丹东直属库从金豆公司购买3.5万吨玉米。2012年7月18日，德和科公司与丹东直属库又签订补充协议，将原合同数量更改为2万吨。据此德和科公司向中信银行厦门分行缴纳了1050万元保证金后，从中信银行厦门分行申请开具了四张票面金额共计3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寄给了丹东直属库。丹东直属库收到了该承兑汇票。2012年7月23日，德和科公司给丹东直属库出具一份承诺函，内容为：贵司依我司指定与金豆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现我司请贵司根据我司支付给贵司的付款，将相应款项支付给金豆公司，如因金豆公司履约能力造成的一切责任均由我司承担，与贵司无关。2012年7月31日、2012年8月19日，丹东直属库将未经背书只盖有公司印章的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了金豆公司。金豆公司将该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了云天化公司，据丹东中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确认，德和科公司法人江志强指使他人以丹东直属库的名义向云天化公司出具了一份虚假的付款委托书，最终将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该判决第二项判处江志强违法所得的人民币19,717,978.7元依法退赔给丹东直属库。另查：厦门中院作出的（2013）厦民初字第274号民事判决丹东直属库偿还中信银行厦门分行款项19,717,978.7元及利息。2014年6月26日，福建高院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26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厦门中院（2013）厦民初字第274号民事判决内容，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2年(本院纠正为2015年)2月9日，丹东直属库与中信银行厦门分行达成和解协议，丹东直属库向中信银行厦门分行支付了生效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款项本金19,717,978.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丹东直属库与案外人中信银行厦门分行及德和科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同时判决丹东直属库向中信银行厦门分行偿还19,717,978.7元及利息，该判决丹东直属库已经履行了偿还义务，现丹东直属库以不当得利为由向二被告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款项3000万元。据此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二被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以及是否应偿还丹东直属库的3000万元。其一、不当得利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丹东直属库称其与云天化公司没有法律关系，云天化公司最终取得占有使用案涉承兑汇票30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本案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证明，可以认定云天化公司是基于其向德和科公司出售了等值的玉米获得的相应的价款3000万元，并非凭空取得3000万元款项，其相对于支付了3000万元的货物，即是因为购销关系取得的货款，其取得货款是有法律依据的，因此对云天化公司取得货款的行为无法确认为不当利益。丹东直属库称其与大连中垦也没有法律关系，大连中垦用丹东直属库的3000万元承兑汇票偿还云天化公司的债务，大连中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大连中垦对丹东直属库的该陈述意见不予认可，丹东直属库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其陈述的事实成立；其次，丹东直属库提供的丹东中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金豆公司最终将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据此目前一审法院没有证据确认案涉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是大连中垦用于偿还了云天化公司的债务。据此一审法院目前无据认定大连中垦占有、使用并取得利益，因此一审法院无法确定二被告是本案不当得利的主体。其二、丹东直属库是基于其与德和科公司、中信银行厦门分行的三方协议取得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丹东直属库收取该款项应当支付等值玉米给付的对象应当是中信银行厦门分行。从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走向看，丹东直属库应德和科公司的要求，其与案外人金豆公司签订玉米购销合同，用购买的金豆公司的玉米支付给德和科公司，丹东直属库与金豆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将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未经背书支付给了金豆公司，亦即丹东直属库基于其与金豆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向金豆公司支付的货款，现金豆公司提供玉米即没有供货，丹东直属库应当根据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向金豆公司主张返还货款，丹东直属库与金豆公司之间存在购销法律关系，其利益受到损害应当依据购销合同这一法律关系向金豆公司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中央储备粮丹东直属库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11,800元，退还原告中央储备粮丹东直属库。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举出新的证据。但需指出，一审法院在该院认为中所述“云天化公司是基于其向德和科公司出售了等值的玉米获得的相应的价款3000万元，并非凭空取得3000万元款项，其相对于支付了3000万元的货物，即是因为购销关系取得的货款，其取得货款是有法律依据的。”一节，与二审期间云天化公司自认上述玉米并非全部直接售予德和科公司的陈述不符，而且该论述涉及实体审理范畴，不宜在程序上驳回起诉的裁决中作出如此认定。另查，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对案外人江志强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作出（2015）辽刑二终字第00061号刑事裁定如下：一、撤销丹东中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00077号刑事判决；二、将该案发回丹东中院重新审判。丹东中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辽06刑初37号刑事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江志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江志强违法所得人民币19,717,978.7元，依法退赔给中央储备粮丹东直属库。江志强对该重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现该案仍在本院二审审理之中。上述事实有本院（2015）辽刑二终字第00061号刑事裁定书、丹东中院（2016）辽06刑初37号刑事判决书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审查范围限于丹东直属库在一审的起诉是否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以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是否正确。首先，从丹东直属库在一审起诉的诉讼请求及一审法院要求其明确的诉讼标的来看，丹东直属库主张按不当得利之债对大连中垦、云天化公司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丹东直属库应就其损失数额、侵害人如何取得不当利益以及损失与侵害人取得不当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丹东直属库在二审审理中明确其所诉损失是指基于与德和科公司、中信银行厦门分行之间的三方协议以及与德和科公司、金豆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所产生的货款损失。根据本案业已查明的事实，丹东直属库依据生效判决已经返还中信银行厦门分行款项19,717,978.7元及相应利息，而其诉请大连中垦、云天化公司连带返还的款项数额为3000万元及利息，显然其诉请与其自身所举出的有关损失的证据不符。丹东直属库应首先厘清其损失究竟是什么，何以形成，损失数额为多少，其在另案中因返还中信银行厦门分行款项19,717,978.7元及相应利息造成的损失何以要向大连中垦、云天化公司主张返还，且需返还3000万元及利息。其次，丹东直属库作为出卖人与案外人德和科公司签订玉米销售合同，作为买受人又与案外人金豆公司签订粮食采购合同，其与大连中垦、云天化公司没有合同关系。虽然综合各方当事人陈述、举证，可以反映出丹东直属库与云天化公司之间在银行承兑汇票上形成前、后手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的关系，云天化公司取得票据的原因系丹东直属库代大连中垦偿还债务，但丹东直属库就云天化公司不当取得票据利益，举出的唯一证据是丹东中院（2014）丹刑一初字第00077号刑事判决书，因该判决已经本院撤销，丹东中院重新作出刑事判决后该案仍在二审审理之中，所以其依据刑事判决书内容及相关证据主张权利时机尚不成熟。现丹东中院（2016）辽06刑初37号刑事判决仍然判处“被告人江志强违法所得人民币19,717,978.7元，依法退赔给中央储备粮丹东直属库。”丹东直属库作为该案受害人，可在该案终审后，经追缴、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情况下，再依据损失形成的原因以及和案涉当事人、案外人之间形成的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寻求民事救济途径。综上，丹东直属库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玉喜审判员  黄可心审判员  张 辉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赵明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