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成民终字第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某某，男，193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代理人周文才，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贺洪斌，男，196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某某，女，197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代理人王弘宇，四川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勇，男，1969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上诉人贺某某因与被上诉人龚某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4）锦江民初字第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2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贺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文才、贺洪斌，被上诉人龚某某的委托代理人王弘宇、杜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龚某某系龚继孟与其前妻所生之女。龚继孟前妻死亡后，其于1985年5月7日在成都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与贺益秀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龚继孟与贺益秀结婚时龚某某尚未成年，贺益秀遂与龚继孟共同抚养龚某某至成年。2003年12月18日，龚继孟与贺益秀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将双方共同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水碾河路6号30幢5单元1楼55号的房屋一套（权2397595）归贺益秀所有，并经四川省成都蜀都公证处（2003）成蜀证内民字第13589号《公证书》予以公证，同日将诉争房屋变更为贺益秀个人所有。2012年10月11日，贺益秀因病死亡，生前未留有遗嘱。贺益秀死亡后，龚继孟自愿放弃诉争房屋应继承的份额，诉争房屋由龚某某独自继承，并于2013年4月11日经四川省成都市中大公证处（2013）川中证字第10576号《公证书》予以公证，同年8月29日该诉争房屋变更为龚某某个人所有。
原审另查明，贺某某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贺三和、李兴琼、李树荣均证实贺益秀父母死亡后，贺益秀是跟随祖父贺方斗生活，并由贺某某对二人提供生活帮助的事实。
原审再查明，贺某某的档案登记中并无贺益秀是其家庭成员的记载。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纳了贺某某提交的与原件核对无误的贺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龚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龚继孟与贺益秀的《结婚证》复印件、龚继孟的《遗言》复印件、成都蜀都公证处《公证书》复印件、贺益秀的《死亡病情证明书》、龚继孟的《死亡医学证明书》，龚某某提交的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家庭情况说明》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成都市中大公证处《公证书》复印件、《房屋信息摘要》、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贺某某档案材料、贺某某申请出庭的证人贺三和、李兴琼、李树荣的证言及贺某某、龚某某当庭陈述等证据。
原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贺某某是否具有合法继承权。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龚继孟与贺益秀结婚后，双方经合意，龚继孟自愿将与贺益秀共同所有的本案诉争房屋赠与贺益秀所有、并对其赠与行为经公证机关予以公证，该诉争房屋依法由贺益秀个人所有。贺益秀死亡后，其生前并未留有遗嘱，该诉争房屋作为贺益秀遗产应由其合法继承人进行法定继承。贺某某诉称其与贺益秀是养父女关系，双方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贺某某对该诉争房屋有权继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的规定，具有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必须双方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贺三和、李兴琼、李树荣三位证人的证言能证实贺益秀父母死亡后，贺益秀是跟随祖父贺方斗生活，并由贺某某对二人提供生活帮助。但对贺某某与贺益秀是否及何时共同生活的问题上三位证人的证言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且原审庭审中贺某某亦认可自己长期在成都市生活，贺益秀亲生父母死亡后，贺益秀跟随贺方斗在射洪县生活，后贺益秀又到三台县与贺某某的前妻蔚琴共同生活。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贺某某的档案材料也无贺益秀是其家庭成员的记载。虽贺某某提交的成都市公安局1981年10月30日签发的《户口簿》中暂住人口登记页记载有贺益秀暂住的事实，但贺益秀暂住日期是1984年5月12日，当时贺益秀已成年，其暂住时间为3月，随后贺益秀即于1985年5月与龚继孟结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不能认定贺某某与贺益秀曾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贺某某对贺益秀提供了生活上的帮助和照顾，基于贺某某与贺益秀的亲属关系，其为人之常情，应予鼓励，但并不能以此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故贺某某要求依法继承诉争房屋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贺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04元，由贺某某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贺某某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由贺某某继承贺益秀遗产，即本案讼争房屋，龚某某不享有贺益秀遗产的继承权。其主要上诉理由为：首先，原审法院认为贺某某与贺益秀未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就没有在一起生活，认定事实错误。按照当时国家实行的二元户籍制度，贺益秀的户口不可能上到贺某某户口上。贺益秀在老家跟随贺某某的父母生活，由贺某某给贺益秀提供生活费用，自此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第二，虽然贺某某与蔚琴当时户口不在一起，但双方当时是合法的夫妻关系，贺益秀与蔚琴一起生活，就是与贺某某一起共同生活。成都市公安局及三台县公安局发放的户口本、贺某某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村委会及政府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以及贺益秀与贺洪斌的通信等均能证明贺益秀与贺某某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第三，原审认为证人所阐述的收养贺益秀的时间存在矛盾，从而否认贺某某与贺益秀的养父女关系明显错误；第四，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且缺乏正确的历史认知。收养法实施时，贺益秀早已成年，而贺益秀未成年时并无法律对收养关系进行规定，按照民俗，侄子女的父母死亡后，侄子女自然由叔父或者爷爷奶奶收养，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第五，龚某某未对贺益秀尽任何赡养义务，依法不应继承贺益秀的遗产，而贺某某对贺益秀长期履行扶助义务，应当继承其全部遗产。
被上诉人龚某某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
二审中，上诉人贺某某提交了：1、手机短信记录，拟证实贺益秀称贺某某为父亲，贺某某与贺益秀是收养与被收养的关系；2、购物票据，拟证实贺益秀生病期间是贺洪斌在照顾，贺洪斌为贺益秀购买了30万元左右的营养品；3、《遗嘱》，拟证实贺某某与贺益秀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4、光盘两张，拟证实贺益秀生前称贺某某为老爸，其言谈可以证明双方互认对方为父亲与女儿，双方是公知的被认可的收养关系。被上诉人龚某某对手机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短信可以篡改，且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记录证明短信由贺益秀发出；对于购物票据，龚某某认为其系影印件，无法证明是否为贺洪斌付款且用于为龚某某治病，无法证明贺益秀与贺某某的关系；对《遗嘱》的真实性有异议，且《遗嘱》内容无法证明贺某某与贺益秀存在事实收养关系；对于光盘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明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贺某某提交的证据均拟证实贺某某与贺益秀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实贺益秀成年前跟贺某某以养子女和养父母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故不能达到贺某某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贺益秀生前未留有遗嘱”外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中，贺某某提交了《遗嘱》一份，并陈述此为贺益秀亲笔签名的遗嘱，但其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主张按照遗嘱执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贺某某是否对贺益秀的遗产享有合法的继承权，即贺某某与贺益秀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的规定，认定事实收养关系除应满足被收养人为未成年人这一基本条件外，还应满足：双方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且得到亲友、群众的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首先，贺某某在二审中关于贺益秀在其父母去世后跟随祖父贺方斗生活至70年代初贺方斗去世的陈述，结合贺某某在原审申请出庭的三位证人的证言，可以认定贺益秀在其父母去世后直至其成年均与其祖父贺方斗长期共同生活，而非与贺某某或贺某某当时的妻子蔚琴长期共同生活；其次，虽然本案中成都南光机器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贺益秀被贺某某收养，但该单位及社区居委会等单位在（2013）锦江民初字第1360号贺某某与龚某某、龚继孟继承纠纷一案中出具证明，载明贺某某是贺益秀的亲生父亲，何成倩（即何成芬，贺益秀亲生母亲）为贺某某的妻子，两组证明相互矛盾，故原审法院对贺某某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明不予采信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再次，本案中认定事实收养关系要看双方是否在贺益秀未成年时即通过特定的方式向外界传达建立收养关系的事实，即该期间为贺益秀成年前而非成年后。即使如贺某某所诉，根据二元户籍制度，贺益秀的户口不可能迁至贺某某处，但如果贺某某确实收养贺益秀，仍应通过特定方式向社会、组织进行传达或申报，以使贺益秀享受作为贺某某家庭成员的相应待遇。然而，贺某某自1959年起陆续填写的档案材料中始终无贺益秀是其家庭成员的记载，对此贺某某虽然辩称当时实行计划生育，贺某某迫于历史原因未填写贺益秀为其家庭成员，但该辩称恰好说明贺某某未向社会、组织传达其与贺益秀的关系，同时，因计划生育而不敢申报的说法与当时贺某某并无子女，且在后来生育了两名子女的事实不符，故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纳。贺某某主张三台县公安局发放的户口本载明贺某某之女贺玉娟与贺益秀为姐妹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发放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贺益秀系于1993年12月24日由四川射洪县迁至成都市，其户籍信息无其曾入户四川省三台县的记录，且三台县户口本也无贺益秀的迁出记录，与事实不符，故原审法院未采信三台县户口本正确。贺某某提交的成都市公安局于1981年签发的户口簿虽有贺益秀暂住的信息，但当时贺益秀早已成年，不能证明贺某某与贺益秀的收养关系；最后，虽然贺某某在贺益秀与贺方斗共同生活期间为二人提供生活帮助，但此种基于亲属关系的扶助不能证明贺某某与贺益秀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同理，贺益秀成年后，贺洪斌是否在其生病后对其进行照料并提供帮助，更不能成为认定贺某某与贺益秀已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依据。综上，贺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贺益秀形成了收养关系，故贺某某不享有对贺益秀遗产的法定继承权。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方式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8008元，由上诉人贺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臧 永
代理审判员 牛玉洲
代理审判员 何 昕
二０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费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