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长民终字第010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襄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襄垣县城内西大街**。（以下简称信用联社）法定代表人陈隽恩，男，任信用联社理事长。委托代理人郭立胜，男，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安青，男汉族，1971年2月5日出生，现住长治市郊区猴北庄镇米家庄新街41号委托代理人马明芳，山西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襄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史北信用社，，住所地襄垣县王村镇史北村（以下简称史北信用社）负责人李宏斌，任史北信用社主任。委托代理人张磊，男，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襄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垣县人民法院（2011）襄民初字第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襄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委托代理人郭立胜、被上诉人张安青及其委托代理人马明芳、原审被告襄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史北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张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原告张安青从秦素霞处得知到被告史北信用社处存款有好处费，于是经秦素霞介绍，2008年9月17日，原告张安青同秦素霞到被告史北信用社处，在时任被告史北信用社主任赵书清的二楼办公室里交付现金10万元，并经赵书清在其办公室打印存单一支，该存单单号V1108583248，金额10万元，存期一年，年利率4.140%，存单载明到期利息4197.5元。此后原告得到好处费2000元。上述存单被公安机关扣押，经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鉴定，原告张安青所持存单上的印章印模与送检“襄垣县史北农村信用合作社储蓄专用章”印章印模不符。哈尔滨金海科技印务有限公司证明材料证实原告张安青所持存单不是该公司印制。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长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书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晋刑二终字第13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原告张安青持有存单系赵书清等人伪造。另查明，从2007年开始，时任史北信用社主任赵书清等人利用职务便利，使用伪造的储蓄存单骗取储户993万元，其中包括原告张安青的10万元。案发后，赵书清等人因犯金融凭证诈骗罪，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罚。此外，原审法院查明，依据有关文件，史北信用社是信用联社的分支机构，史北信用社债权债务由信用联社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一、原告张安青与被告史北信用社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被告信用联社应当承担兑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款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做出正确处理。即坚持双重真实性审查的原则。这一基本原则，明确了存款关系成立的基础在于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不能仅仅以存单等凭证是否真假做出判断。即便存单是假的，但持有人确实交付了存单所记载的款项，存款关系是真实的，则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结合本案，原告张安青所持有的存单及存单上的印模经鉴定均为伪造。但原告张安青以存款为目的在被告史北信用社的营业场所并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办理存款，据此认定原告已经将所存款项交付到被告史北信用社处，双方存款关系真实，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尽管原告的存款最终被被告的工作人员实施犯罪行为据为己有，不能就此否定原告将款项交付到被告处的基本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结合本案，从原告张安青存款的具体过程来看，其作为一般社会公众人员，他没有违反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其不可能也不应该想到在国家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存款后所持存单竟然会是假的，更无法采取防范措施；被告作为国家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混乱，相关制度不完善，资金安全机制缺失，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正是本案犯罪分子能够利用职务之便以单位名义进行犯罪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基于此，法律规定单位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进行犯罪的，单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二被告应当对赵书清等人以史北信用社名义从事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张安青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国家金融机构以给付好处费等不正当手段揽储的规定，但仍到被告史北信用社存款，存在一般过失，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信用联社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经计算，原告利息应当为4140元，原告主张利息计算错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被告史北信用社作为信用联社的分支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及其公司章程，史北信用社的责任应当由信用联社承担，对此，二被告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二、被告信用联社向原告兑付本金、利息后，依法取得原告向赵书清等人刑事退赔部分的追偿权。本案原告的存款被赵书清等人利用职务行为骗取，相关人员已经被判处刑罚，犯罪所得短期内不可能退赔，原告选择向二被告请求民事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信用联社在向原告兑付本金、利息后，依法取得原告向赵书清等人就刑事退赔部分的追偿权，同时原告丧失再行民事赔偿的权利。关于二被告辩称的原告损失应当由赵书清等人承担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张安青与被告襄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史北信用社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二、被告襄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原告张安青兑付存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利息人民币4140元，共计人民币1041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张安青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8元，由被告襄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信用联社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将款项直接交给了赵书清，该款项并未进入上诉人信用联社下属的史北信用社账户，而且被上诉人持有的存单及存单的印章经司法鉴定均系伪造，是假存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双重真实性原则”上诉人信用联社和被上诉人张安青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上诉人本案中无过错，不应承担存单的兑付责任。赵书清等人已被判伪造金融凭证诈骗罪，其实施的该犯罪行为仍被原判认定为“职务行为”显属错误。本案中的存单系伪造的，存单上的印章也系犯罪分子私刻的，一审法院应当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适用该第三条的规定是错误的。（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于一般存单类案件的处理，应当适用“双重真实性原则”。虽然一审法院也引用了最高院的该条规定，但原判认为的“存款关系成立的基础在于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不能仅以存单等凭证是否真假作出判断，即使存单是假的但持有人却交付了存单所记载的款项，存款关系是真实的，则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对前述条款的曲解。另外，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信用联社向被上诉人兑付本息后依法取得向赵书清等人刑事退赔部分的追偿权，同时被上诉人丧失再行民事赔偿的权利，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综合上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信用联社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张安青答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储蓄关系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双方的储蓄合同关系是真实的。二、上诉人的管理上有漏洞，一直存在先打存单，后给钱的现象。上诉人理应承担兑付责任。三、兑付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储户没有鉴别存单真假的能力，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原审被告史北信用社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的观点一致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规定》第五条第二项中的规定：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存款人提起的要求兑付存单载明款项的诉讼，金融机构对不存在存款关系提供证据。本案中，赵书清系上诉人处史北信用社的负责人，根据刑事询问笔录双方可以确定的事实有：被上诉人到赵书清的办公室办理存单，交付现金后，拿到盖有史北信用社印章的存单。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到信用社主任的办公室里办理存款拿到存单，不会怀疑存单的真假，更没有鉴别存单真假的能力，理所应当的认为自己与信用社之间建立了存款关系。而上诉人仅仅以被上诉所持存单不真实，又不否认被上诉人向赵书清交付现金的事实而不认可储蓄关系成立是没有依据的，因此，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与史北信用社之间的储蓄关系成立，上诉人应当承担兑付被上诉人的存单上记载款项的责任。综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襄垣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晶审 判 员  李明德代理审判员  郭庆菊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郭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