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022民初343号
原告：祁治飞。
原告：祁治武。
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昌妙，浙江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祁治坤。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辉，浙江金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祁治飞、祁治武与被告祁治坤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3月29日、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及委托代理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祁治飞、祁治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立即归还原告祁治飞花鼓漫养殖塘承包款19000元，归还原告祁治武承包款42500元。诉讼过程中，二原告放弃要求分割涉案养殖塘分别于2000年2月5日、2009年10月21日所得承包款10000元、52500元，故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立即归还原告祁治飞花鼓漫养殖塘承包款8666元，归还原告祁治武承包款21666元。事实和理由：三门县海润街道祁家村花鼓漫养殖塘原是村棉花田，共有100亩。1982年经村研究决定分给本村10个生产队，每队10亩，再由生产队以责任田形式分给本村以户为单位的农户。按照当时的责任田分配方案，花鼓漫棉花田一人可分到2亩，村里粮田一人可分到0.82亩，原、被告一家五口（包括被告的父母，被告的兄弟即二原告）共分到花鼓漫棉花田5亩，村里粮田2.1亩，合计7.1亩。自责任田分配到户后，至今村里未对责任田进行过调整，但原、被告所在的第九小组的田地分配略有调整，不是严格按照人员的出生、嫁娶以及死亡来执行，而是村里本小组有人死亡、嫁娶后，该户的口粮田没人要了，本小组有人知道了就要过去。上述的调整系村民小组各家庭自己协商的结果，并非基于村集体或村民小组分配。2000年2月份经村同意将花鼓漫棉花田改为养殖塘。原、被告父亲于1989年去世，母亲于2012年去世，但家庭承包责任田并未实际进行析产分配，故花鼓漫的5亩养殖塘还属于原、被告共同所有。2015年11月19日，经村两委调解并作出处理决定，花鼓漫养殖塘经济收入由三兄弟平均分配，但至今被告拒不向二原告支付他们该得的承包款。2000年2月25日，花鼓漫田由六敖镇正市村柳正有、陈显良承包，承包期十年，前七年为每年每亩200元，后三年为每年每亩300元，共得承包款10000元，由被告领取，具体领取时间记不清，但在2009年10月21日前。2009年10月21日，花鼓漫养殖塘由海润街道祁家村祁阳承包，承包期为五年，每年每亩2100元，承包款一次性付清，共得承包款52500元，当日被告拿去42000元，原告祁治飞拿去10500元。2014年11月16日，花鼓漫养殖塘由祁阳继续承包，承包期五年，每年每亩2600元，承包款一次性付清，共得承包款65000元，当日被告拿去52000元，原告祁治飞拿去13000元。
被告祁治坤答辩称：原告诉称的有关花鼓漫棉花田分配、后改为养殖塘，当时的原、被告家庭成员，分到的责任田分布，2009年、2014年养殖塘承包及承包款分配时间、金额属实。关于村两委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的处理决定，该决定已被村两委新出具的证明作废。2000年承包款分配情况不属实，被告只拿到其中的8000元，具体领取时间记不清了，但在2009年10月21日前，原告祁治飞拿走880元，剩余1120元由第三人祁善继拿走。1982年至今祁家村村里面没有重新分配责任田，但原、被告所在的第九小组在1997年前根据村民出生、死亡以及户籍的进出等情况进行过组内调动，如1986年被告结婚后，被告妻子补到第九小组陈采杏母亲在村内的0.82亩粮田，1988年10月份原告祁治飞的妻子刘慧明补到本小组祁高章父亲死亡后村内的0.83亩责任田。原、被告三兄弟对家庭承包责任田承包权分配已经按照分家析产实际进行分配，分配方法是原告祁治飞分到花鼓漫1亩（作0.5人），村里田坂头高岸田0.45亩（作0.5人），被告分到花鼓漫2亩（××），被告父亲分到花鼓漫2亩（××），被告母亲及原告祁治武分到村里剩余1.65亩（××）。1988年被告儿子出生，1989年被告父亲过世，被告儿子补上被告父亲过世后留下的2亩棉花田。因此，现花鼓漫养殖塘被告有4亩，原告祁治飞有1亩。自1982年全村分配责任田，或从原、被告父亲1989年死亡开始，至今已长达26年或33年，二原告的诉请已超法定最长诉讼时效。综上，应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二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三门县海润街道祁家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2月28日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原、被告三人及父母于1982年共分得责任田7.1亩，其中花鼓漫棉花田5亩，村里粮田2.1亩，以及自责任田分配后村里未对责任田进行过重新调整。
被告质证称：没有异议。
（2）2000年2月2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原件一份，证明根据该协议书，原、被告可得花鼓漫养殖塘承包款10000元。
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协议上写着“甲方花鼓漫种植户祁善定等十户”，无法判断“十户”是否已经包含被告。
（3）2014年11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原件一份，证明被告代表原、被告签订该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花鼓漫养殖塘可分得承包款65000元，其中被告拿走52000元，原告祁治飞拿到13000元。
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都没有异议，需要说明的是其中4亩款项52000元属于被告发包所得，另1亩13000元款项是原告祁治飞发包所得，款项各自所领。
（4）田亩册复印件一份，该份田亩册由当时生产队的会计即被告记录的，证明原、被告及父母责任田都是以被告的名义进行分配的。
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无异议，原、被告家庭的责任田的确是以长子即被告的名义落户的，至于该证据涉及的田亩数，因为是复印件故无法核对。
（5）原告于2016年8月3日提交的三门县海润街道祁家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2月28日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该证据与证据（1）相比，增加了“1982年分田时祁治坤、祁治飞、祁治武的四个胞姐都已出嫁，分田与她们无关”，证明责任田7.1亩系分给原、被告三人及父母，当时原、被告四胞姐均已出嫁，分田与她们无关。
被告质证称：被告于1987年前后结婚，那时四个胞姐都已出嫁，但她们的具体出嫁时间，被告已记不清。分田是否与四个胞姐有关，被告不清楚。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6）三门县海润街道祁家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8月7日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1、祁家村村委会不知道原、被告的四个胞妹具体的出嫁日期；2、证据（5）证明的出具时间是2016年7月下旬，而不是2016年2月28日；3、祁家村村委会出具证明内容，与证据（6）矛盾的都应予以作废；4、责任田落实后，村委会承包土地大方向稳定不变，但以生产队为单位，根据婚姻嫁娶、人口出生死亡、读大学等情况出现队内变动。
二原告质证称：证据（5）的确是于2016年7月下旬出具的，当时村文书书写时没有注意，写成了2016年2月28日。原、被告四个胞姐出嫁的具体时间现在确实不明确，但在分配责任田时，四个胞姐都已经出嫁。证明记载“在责任田落实后，以队为单位，出现大稳定小变动”，原告有异议。所谓的小变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实，在责任田落实后，基本上没什么变动。
（7）祁家村第九小组责任田变动证明原件一份，证明自1982年责任田分配到户以来，因为人口进出、出生、死亡等因素第九小组存在小组内部责任田调动。
二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因为是书面的证人证言予以否认。
（8）三门县海润街道祁家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2月25日出具的《关于宣布2016年1月23日[土地纠纷处理决定]无效决定》原件一份，证明2016年1月23日，以三门县海润街道祁家村村民委员会为名义作出的土地纠纷处理决定被该村宣布无效，故花鼓漫养殖塘经济收入由原、被告平均分配的决定是无效的。
二原告质证称：没有异议。
（9）甲岙乡人民政府文件甲政发（84）1号关于抓紧花鼓漫塘坝加固的紧急通知、三门县葛岙乡人民政府关于祁家村加固花古曼危险海塘工程的裁定书葛政（84）第1号文件、（84）三政字第60号公证书复印件各一份、祁善定等十户种植户证明书原件一份，证明1984年6月，花鼓漫海塘坝要紧急加固，县乡政府要求祁家村种植户出工进行加固，被告等十种植户分别出工进行加固，以及97年11号台风花鼓漫塘坝也是被告出工进行加固的。
二原告质证称：对政府文件及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1984年，被告还未结婚，原、被告还在同一户，父母也健在，不存在由被告进行加固的事实。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必须要出庭作证，而且1997年台风塘坝的加固是由政府和一些养殖塘的人出资进行加固的，不存在被告出工进行加固。
（10）2003年11月28日签订的《养殖承包协议》、祁介田于2016年2月27日出具的证明原件各一份，2003年10月28日，原告祁治武将坐落于祁家村黄泥山路廊（小蚕田）粮田1.35亩承包给被告养殖，后又承包给他人养殖，祁介田（系原、被告的姐夫）负责将承包款转交给原告祁治武，这可以推断上述粮田自1982年开始或至少从2003年10月开始都由原告祁治武在管理，收益归原告祁治武所得，从而证明原、被告三方实际已经分配了家庭责任田。
二原告质证称：对养殖承包协议真实性和合法性都有异议，因为该份养殖承包协议乙方是被告，甲方是原告祁治武，但整个协议原告祁治武都没有签字，原告祁治武也根本没有参与养殖承包协议的协商签订过程，原告祁治武不知情，也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管理过上述涉案土地。对祁介田出具的证明，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故该证据在形式上不合法。虽然祁介田有将承包款交给过原告祁治武，但原告祁治武都将所得的承包款交给母亲使用，并未据为己有。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三方已经分配了家庭责任田。
（11）花鼓漫人数现金账单复印件一份，2009年11月20日，被告拿到42000元，作人数2人，原告祁治飞拿到10500元，作人数0.5人，以此证明：1、花鼓漫养殖塘被告方享有2人4亩，原告祁治飞享有0.5人1亩，2、花鼓漫塘亩数的分配已经得到二原告的认可。
二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2009年10月21日被告领到42000元，原告祁治飞领到10500元，不能证明原、被告共同所有的花鼓漫5亩责任田已经进行过分配。原告祁治武并没有分到承包款，原告祁治飞和被告都没有通知原告祁治武。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1）、（5）、（6）均系祁家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因证据（5）、证据（6）两份证明关于原、被告四个胞姐出嫁时间，及上述三份证明关于责任田有无变动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故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不予认定。其他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对（3），二原告对证据（8）无异议，故本院均予以采信。因二原告放弃要求分配涉案养殖塘于2000年所得承包款，故本院对证据（2）不作认定。被告对证据（4）的证明对象无异议，故可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7），出具证明的祁万年等人未出庭作证，且责任田有无变动不能仅凭证人证言予以认定，故本院对证据（7）不予采信。证据（9）出具证明的祁善定等十人并未出庭作证，虽然相关政府文件和公证书涉及祁家村承包户加固花鼓漫塘坝等事项，但原、被告家庭的责任田系以被告名义进行分配和承包，在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被告提供证据（10）、（11）拟证明花鼓漫养殖塘已按承包款领取比例实际分配。证据（10），养殖承包协议上并无原告祁治武的签名，尽管原告祁治武承认收到经由其姐夫祁介田代为转交的承包款，但否认以自己的名义对上述土地进行管理和发包。被告主张家庭责任田已实际分配，与其在庭审中的陈述“2013年母亲去世后，被告也领取了母亲份额部分承包款”相矛盾。证据（11）系原告祁治飞和被告花鼓漫养殖塘承包款领取金额，并未涉及养殖塘分配情况。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对于原、被告陈述一致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被告系同胞兄弟，是三门县海润街道祁家村村民。1982年，原、被告及其父母五人以被告的名义在海润街道祁家村分得责任田，其中有花鼓漫棉花田。2000年2月份，花鼓漫棉花田改为养殖塘。
原、被告父亲于1989年去世，母亲于2013年前后去世。2000年2月25日，涉案养殖塘由他人承包，承包期十年。2009年10月21日，涉案养殖塘另由他人承包，承包期五年，共得承包款52500元，当日被告领取42000元，原告祁治飞领取10500元。2014年11月16日，涉案养殖塘继续由他人承包，承包期五年，共得承包款65000元，当日被告领取52000元，原告祁治飞领取13000元。
本院认为，因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养殖塘已在原、被告之间析产分割，故因养殖塘而取得的相应承包款仍属原、被告共同所有。至于各自的份额，因双方没有约定，应视为等额享有，故原告祁治武可得承包款21666元，原告祁治飞可得承包款8666元（扣除已领取的金额）。综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祁治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给原告祁治飞可得承包款8666元；
二、限被告祁治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给原告祁治武可得承包款21666元。
如果被告祁治坤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58元（按变更后诉讼请求数额计算），由被告祁治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申请执行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方 刚
代理审判员 上官芳芳
人民陪审员 金 湘 华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马 晓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