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民终78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峰，重庆正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200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女，197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峰，重庆正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杰，男，198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宏禄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康盛园5号2单元5-1，组织机构代码59517883-5。
法定代表人：袁江，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粤贵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金港新区1号附78号，组织机构代码06050390-2。
法定代表人：夏雅维，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顺康物流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张家湾6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66644373XA。
负责人：甘俊，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斌，重庆锋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长江滨江路1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07432。
法定代表人：王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斌，重庆锋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协兴村1号，组织机构代码62190919-6。
法定代表人：Ｘ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斌，重庆锋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第一营业部，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339号4幢曼哈顿广场宏邦大厦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0564601454。
负责人：周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才洪，重庆智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王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杰、重庆宏禄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禄公司）、重庆粤贵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贵公司)、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顺康物流分公司（以下简称顺康公司）、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运公司）、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铃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第一营业部（以下简称人保财险第一营业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5民初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及李某与上诉人王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峰、被上诉人顺康公司、公运公司、庆铃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斌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杰、宏禄公司、粤贵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王某上诉请求：1、判决粤贵公司、庆铃公司、顺康公司、公运公司对王令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四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庆铃公司、顺康公司、粤贵公司对肇事车辆应系共同管理，对杨杰收费载客的行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进行过规范管理，存在过错，应按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2、顺康公司与粤贵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发生涉险事故导致的损失由顺康公司在粤贵公司交纳的保证金中扣除，可见顺康公司应是赔偿责任主体；庆铃公司、公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粤贵公司将运输业务转包给了宏禄公司没有事实依据，仅有粤贵公司夏雅维的陈述及周祥旭在公安机关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庆铃公司、公运公司、顺康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
杨杰、宏禄公司、粤贵公司未到庭答辩。
李某、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庆铃公司、顺康公司、粤贵公司、公运公司、宏禄公司赔偿因王令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死亡赔偿金5447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93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以及处理事故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10000元，共计69413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宏禄公司（原名重庆杜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伟公司）系2012年5月4日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仓储服务、货运代理、货运信息咨询、车辆接送（仅限人力接送）、人力装卸服务，并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粤贵公司系2013年1月23日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仓储服务、货运代理，并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顺康公司是公运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下属分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罐式）、仓储（不含危险品）、货物装卸（不含港口经营）、场地出租、停车服务、货物运输代理，并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庆铃公司与顺康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将其生产的系列商品车交由顺康公司通过大板或自驾的运输方式运送到收货单位。因顺康公司运力不足，与粤贵公司签订了《商品车送车（自驾）服务合同》，将五十铃商品车的运输业务转包给了粤贵公司，由粤贵公司采取人力自驾方式，将商品车安全、完好、准时地运输到指定地点交收货人验收；粤贵公司需对每辆承运的商品车按车辆价值进行全额保险以及顺康公司要求的“三者”险种；其中皮卡车从重庆运输到昆明的包干价为1170元/辆，顺康公司不再支付由该趟次运输导致的其他任何费用。
2015年5月7日，杨杰驾驶临时行驶车号牌为渝Ａ×××××的五十铃牌轻型普通商品货车，由重庆往昆明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G85渝昆高速公路K486﹢300M处时（昭通市昭阳区靖安镇龙潭村路段），车辆发生侧滑后坠入山底，造成渝Ａ×××××（临时行驶车号牌）乘车人王令、涂兴胜被甩出车外，造成王令当场死亡，涂兴胜、杨杰受伤，渝Ａ×××××（临时行驶车号牌）商品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经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车辆技术鉴定意见书，对渝Ａ×××××（临时行驶车号牌）轻型普通货车的鉴定意见为：该车发生事故时转向系功能有效、制动系功能有效、照明信号装置功能有效；该车发生事故时的行驶速度为62㎞/h。2015年6月24日，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水昭高速（高等级）公路交巡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杨杰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使车辆发生侧滑是造成该起事故的根本原因，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乘车人王令、涂兴胜不承担事故责任。
渝Ａ×××××（临时行驶车号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为庆铃公司（顺康/粤贵-
云南），发动机号码为4B020854，车辆识别代号为LWLTFS2D8FL016561，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为2015年5月4日至2015年5月10日。该车在人保财险第一营业部投保了交强险和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以及机动车损失险，被保险人均为粤贵公司。
李某与王令（曾用名王正文）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1年8月29日生育一子王某。王令的父母已先于王令死亡。王令系农村居民户口，李某、王某系城镇居民户口，王某从2014年9月1日起在重庆八中宏帆中学读书。2009年8月10日，王令取得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新南路36号碧海龙庭1幢25-6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重庆银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渝北区龙溪街道龙湖社区居委会共同出具证明称：王令系银鑫莲花国际公馆（渝北××××路36号）25楼6号之业主，从2011年起一直居住在此。2013年1日，王令作为重庆市少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负责重庆市少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铜梁蒲吕工业园区普利特涵洞上游延伸工程。2014年6月，南阳市御龙建筑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与王令签订《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书》和《保证书》，由王令负责重庆市合川区龙市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二标段）。
根据案件审理的需要，法院在昭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水昭高速（高等级）公路交巡警大队调取了公安机关针对本案交通事故调查收集的相关材料：
1、2015年5月8日和5月15日杨杰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5年5月5日上午10点左右，我接到重庆长地运输有限公司车队队长张声强的电话，说有一辆庆铃公司的皮卡车，让我送到昆明去，并叫我给“霍三”打电话。我给“霍三”打电话说：“我是跟张声强一起的，张声强说有一辆送昆明的皮卡车，我在哪里接车？”“霍三”说：“在九龙坡区龙门阵接车。”打完电话，我就去龙门阵那里的公路边接了车。接车后，我在家里耍了一天，7号中午吃了午饭准备走的时候，接到我朋友“小黑娃”的电话，说他有三个朋友要去昆明，让我帮他带到昆明去，并说到了昆明后，他们会给我500元的油钱。下午3点左右，我在龙头寺找到“小黑娃”，接到他的三个朋友，然后我们向昆明出发。5月8日零时三、四分左右，进入一个下坡、弯道，我轻轻踩了一下刹车，结果车子在路面上打转转，转了三四圈后，车子就翻下了公路，掉到了山底的一条沟里。车停稳后，我和坐在副驾驶的人从车里爬出来，但坐在我们后排的两个人不见了。后来在山坡上找到一个伤者，在车底下找到一个，车底下那个人就是死者王令。我是今年二月份才去重庆长地运输有限公司上班的，主要是帮生产厂家运输商品车，没有签合同，没有固定工资，做计件，送车次数多工资就高，送车次数少工资就低，工资可以随时结算。重庆长地运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是周祥旭和米易，米易负责管经济，周祥旭负责联系送车业务。
2、2015年5月23日涂兴胜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事故发生前几天，我的老表罗成国叫我跟他去云南玉溪看一个工地，我同意后，我们两个于5月6日从安岳来到重庆。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见到王令，王令就和罗成国谈玉溪工程的事情，并说马上走玉溪。到了火车站，我们发现走错了火车站，就没有买着火车票，这时就听到有人喊坐车，王令和罗成国就去跟喊坐车的人讲价，然后，喊我们坐车的人把我们带到火车站外面，上了一辆皮卡车。开车的是一个叫“…杰”的年轻男娃儿。上车后，我们就往昆明方向走，5月8日发生交通事故，但具体时间、地点以及经过，因为我受伤严重，想不起来了。我们坐车是给了钱的，交给喊我们坐车的那个男的，具体给了多少不清楚，是罗成国付的钱。
3、2015年5月8日罗成国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5月6日我和涂兴胜从安岳来到重庆，第二天上午，王令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找他。见到王令后，在交谈过程中，王令说老龚那里有一个工程（在玉溪），问我做不做，如果可以做，我们两个就一起做。后来我、王令、涂兴胜到老龚那里拿了工程的相关资料，直接打车到了重庆江北火车站，当时是下午三点左右。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票了，本来我们不走了，想明天走，这时一个喊客的说有车去昆明，王令和涂兴胜就去问是什么车，然后喊客的就把我们带到一个门市，说去昆明900块钱，我说900元我们不走，明天坐火车走，喊客的就说那800元，王令说走。在门市那里，王令就付了300元给喊客的，喊客的说剩下的500元到昆明付。然后，喊客的就带我们去坐车，是一辆五十铃的皮卡车，是新车，有临时号牌。上车之后，驾驶员杨杰又付了50元给喊客的，喊客的就对杨杰说我们到昆明后会付给他500元。下午四点左右，我们从重庆出发，中途在宜宾×××了晚饭又××路，大概在晚上十二点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凌子口隧道往昆明方向。当时我正闭着眼睛休息，就感觉车子摇晃了几下，听见王令和涂兴胜喊了声“慢点，慢点”，接着就感觉车子在翻滚，听见“砰”“砰”的声音，然后什么都不晓得了。过了一会儿，当地的老百姓来救我们，我和驾驶员从车里出来，但王令和涂兴胜已经不在车里了。当地的老百姓帮我们找，结果发现涂兴胜在半山腰，王令被压在车子下面。把王令从车底下救出来后，急救医生检查说没有救了，就把我和驾驶员、涂兴胜送到了医院。
4、2015年5月20日马永军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5年5月7日23时50分左右，我从龙潭石场开车准备回家，开车走了十分钟左右，到了龙潭小学旁边，就听见很大的响声，我还以为是哪里垮山了，我把车停下来，四处张望，就看见有车灯光从龙潭小学对面的山坡上滚下来。我看见灯光时，车已经快到河沟底了，过了几秒钟，车子就滚到了河沟底。我跑过去看，是一辆白色皮卡车（新车，没有号牌）斜侧着停在河沟底，我大声喊救人，并打电话报警。附近的老百姓到了后，我们来到车边，皮卡车的驾驶员已经先爬出来了，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副驾驶位置上有一个长胡子的男子，年龄有点大，他正在往外面爬，我们帮着他，把他从车里拉出来。我问驾驶员，车里有几个人，他说有四个，但我们只看见两个人，我就把我自己的车子开来对着山坡上，借着车灯光往山上看，看见半山腰上有一只手举起来，我们去把他抬起来扶正，我还从我车上拿来抱枕，把抱枕打开垫在他的身下。把这个男的整好后，我们又开始找另外一个人。在山坡上没有找着人，我们又下到车边，发现车下面压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仰着的，头又是侧着的，被车子压在稀泥巴底下。我们喊他、摸他，他都不会动了。因为是在河沟底，河沟底全是稀泥巴，我们根本不敢推车救人。没过多久，警察和120都来了。我没有看见这辆车是从什么地方翻下来的，只看见这辆车的车灯光从坡上滚下来，坡上面就是二级公路，二级公路下面就是七八十米的斜坡荒地，荒地下面就是河沟，河沟旁边就是老路。
5、2015年5月21日夏雅维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是粤贵公司的副经理。庆铃公司是生产车辆的厂家，顺康公司从庆铃公司接手商品车来运输，我公司又与顺康公司签订车辆运输协议，从顺康公司接手商品车来运输。我公司接手商品车后，与杜伟公司签订运输协议，承包给杜伟公司运输到目的地，杜伟公司又将从我公司接手的商品车承包给周祥旭他们来运输。我公司是以1200元一台车的价格从顺康公司承包过来运输的，这个价格包括保险，保险费为30元，实际承运价格是1170元。这个价格如果是我公司的驾驶员来运输，我公司给驾驶员1100元，我公司从中获取70元的利润，但由我公司承担运输中的风险；在我公司驾驶员不够的情况下，我公司就以1170元的价格承包给杜伟公司运输，我公司不从中获取利润，运输途中的风险就由杜伟公司承担。渝Ａ×××××（临时行驶车号牌）是一辆皮卡车，是云南这边的经销商在庆铃公司下了订单后，由庆铃公司生产出来交给顺康公司运输，顺康公司承包给我公司运输，我公司又承包给杜伟公司运输。我公司从顺康公司接车时，保险已由顺康公司以我公司的名义买好了，我公司只出30元的保险费；临时行驶车号牌也办好了的，把我公司的名字也落在了临时行驶车号牌的机动车所有人上。
6、2015年5月13日周祥旭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在杜伟公司上班。2015年5月8日凌晨，几点记不到了，我在昆明回重庆的火车上，接到跟我们一起跑车的张声强打来的电话，说杨杰在昭通这边出事了，车上还坐有其他人，有人受伤。后来我通过其他方式找到杨杰的电话，打电话询问情况，他说他车上另外坐了三个人，他自己的脚受了伤，有一个人受伤，其他两个人不晓得是什么情况。我让他赶快报警、送医院。回重庆后，我去杜伟公司找到老板杜伟，把这边的情况大概跟杜伟说了之后，杜伟就叫我过来看一下。我是今年4月份才开始帮杜伟公司送车的，我跟杜伟比较熟悉，他就叫我当队长。我作为杜伟公司的队长，杜伟给我每辆车40元的带队费，杜伟公司需要送车，就让我叫驾驶员。这次杜伟跟我说有11个车要送到昆明去，让我叫人送车。我就给我的副队长“贺三”（贺俊垭）说，让他安排人去送。杨杰这次出车是张声强叫他去的，张声强和我以前在其他地方一起上过班。我们驾驶员送一辆车去昆明，杜伟公司就给1000元，另外给我们队长和副队长合计每辆车40元的带队费。我们与杜伟公司没有签过协议，但“贺三”在杜伟公司交了2万元的保证金。每次去送车都要与杜伟公司签订接车安全承诺书。这次送的车是庆铃公司生产的，但杜伟公司是从哪里接到的车我不清楚。杨杰在半年前跟我们一起送过车，这次是贺三叫张声强送车，张声强又叫杨杰去送车。这次送昆明的运费是1000元，除掉油费和过路费，剩下的钱就是驾驶员的，驾驶员在路上省得多，最后得到的就多。我们把车送到经销商那里后，经销商会开一个回执单给驾驶员，回到重庆后，我们队长就把所有驾驶员的回执单收回来交给杜伟公司，过一段时间，杜伟公司就会给我们一个统计表，拿到统计表后就到财务上结账拿钱给驾驶员。
7、2015年5月9日李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我年前就知道王令要到云南玉溪去看工地，只是我们家里人不准他去。2015年5月7日早上，我生病，叫他跟我一起去医院看病，他说有事，拿了一千块钱给我，叫我自己去看病。我拿了钱后就去医院看病，下午五点过后，我打电话给王令说我的病情，并问他在家没有，他说他到云南云溪去了，并说还有罗成国一路（王令与罗成国是生意上的朋友），现在在四川宜宾，我不晓得他们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晚上九点左右，我们发了微信，我把我的诊断证明发给他，他在微信上说叫我安心养病，之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后来，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我丈夫王令发生交通事故，我打电话向罗成国核实，得知我丈夫在事故中死亡了。我丈夫以前的名字叫王正文，我们结婚以后改了名字，叫王令。2007年他在重庆市×××××路买了房子，因为我们儿子要到城里读书，我就把我和儿子的户口迁到了重庆市×××××路，王令的户口还在他的老家。我们买了房子后，就一直在渝北××××路生活。王令主要从事建筑行业，就是在外面包工程来做，主要是公路建设、涵洞、水塔等。
8、2015年5月16日李某收到公安机关转交的丧葬费5万元，其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重庆市杜伟物流有限公司垫付给王令丧葬费5万元（大写：伍万元）。”
经法院到工商行政部门查询，没有查询到杨杰所述的重庆长地运输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杨杰的机动车行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为C1M，即准予驾驶小型汽车和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自行机械车。
一审法院认为，杨杰通过人力自驾方式将渝Ａ×××××（临时行驶车号牌）商品车从重庆运往昆明，在送车途中，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使车辆发生侧滑翻出公路坠入山底，导致乘车人王令当场死亡，杨杰应对该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杨杰驾驶的五十铃皮卡车是用于销售的商品车，且是货车，属于非营运车辆，不能从事旅客运输。法律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杨杰明知无客运资质而收取费用载客，属于非法营运。王令作为成年人，对汽车运输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应有基本的常识，其明知杨杰所驾驶的货车无客运资质，却选择搭乘，应当预见存在的风险。因此，王令对搭乘非法营运车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酌情减轻杨杰的民事责任，减轻比例为10%，即杨杰承担90%的民事责任。
杨杰自述系重庆长地运输有限公司的员工，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法院也无法查询到该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该公司是否真实存在存疑，故不能确定杨杰系重庆长地运输有限公司的员工。而杨杰又确实是在运送商品车的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因此，需要确定杨杰是在为谁运送商品车。双方当事人对庆铃公司将其生产的系列商品车交由公运公司下设的分公司顺康公司通过大板或人力自驾的方式进行运输，顺康公司承接商品车运输业务后，又将其中的五十铃商品车的运送业务转包给粤贵公司，由粤贵公司通过人力自驾方式运送这一事实没有异议，法院予以确认。至于粤贵公司承运的商品车如何到了杨杰手中，通过杨杰、夏雅维、周祥旭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的事实，他们所作陈述是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公安机关询问时所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送车服务合同、丧葬费收条等证据，可以认定：粤贵公司将其承接的商品车运输业务转包给了杜伟公司，杜伟公司又将前述自驾送车业务交由工作人员周祥旭、贺俊垭负责组织驾驶员完成。杨杰按照杜伟公司工作人员的指派，驾驶该公司承运的商品车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造成王令死亡，故对杨杰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应当由杜伟公司替代承担。况且，本案是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对该机动车具有运行支配力的主体应承担赔偿责任。杜伟公司对肇事机动车具有运行支配力，故也应对李某、王某承担侵权责任。杨杰系杜伟公司临时聘请的驾驶员，因其是在执行工作任务中造成他人损害，本案中不对李某、王某承担赔偿责任。
庆铃公司虽然是商品车的所有人，但本案交通事故是因杨杰操作驾驶不当所致，不是庆铃公司生产的商品车存在缺陷所致，且顺康公司、粤贵公司、杜伟公司均具备货物运输资质，而李某、王某未能举证证明商品车的运输需要特殊资质，故庆铃公司、顺康公司、粤贵公司在对承运人的选任上没有过错，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不应与杜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车上人员与第三者的身份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发生转换，如果车上人员是在正常下车、下车休息、指引倒车等情形下因本车受到伤害，因其车上人员身份已经正常转换，可以认定为该机动车交强险的第三者。但在本案中，车上人员王令系因皮卡车侧滑坠入山底，在车辆翻滚过程中被抛出车外，无论其被抛离本车后是否被本车碾压或碰撞，因其在交通事故发生的瞬间仍为车上人员，故不能转换成为本车交强险的第三者，因此，人保财险第一营业部不承担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费用。王令虽系农村居民户口，但其亲属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王令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且有正当的生活来源，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27239元/年×20年＝544780元。王令的儿子王某为城镇居民，也居住生活在城镇，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王令死亡时，王令的儿子王某年满13周岁，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5年，为19742元/年×5年÷2＝49355元。王令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虽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但考虑到王令亲属是从重庆前往云南昭通办理丧葬事宜和处理交通事故，故法院酌情主张5000元。王令的死亡确实给其亲属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考虑到王令是自愿搭乘非法营运的货车，自身有一定的过错，故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主张2万元。
综上所述，纳入本案赔偿的费用为：死亡赔偿金594135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49355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5000元，合计599135元，由杜伟公司即现在的宏禄公司赔偿539221.5元，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余损失由李某、王某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重庆宏禄物流有限公司（原名重庆杜伟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某、王某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共计539221.5元；二、重庆宏禄物流有限公司（原名重庆杜伟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某、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三、驳回李某、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本院书面通知粤贵公司举示其与宏禄公司之间的车辆运输协议，粤贵公司逾期未向本院提交该运输协议。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和证据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李某、王某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李某、王某认为应由庆铃公司、公运公司、顺康公司、粤贵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杨杰明知货运机动车载客系非法营运却收费载客，对王令的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确定由杨杰承担90%的民事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杨杰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造成王令死亡，对其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应由雇主替代承担赔偿责任。对庆铃公司将其生产的系列商品车交由公运公司下设的分公司顺康公司通过大板或人力自驾的方式进行运输，顺康公司承接商品车运输业务后，又将其中的五十铃商品车的运送业务转包给粤贵公司，由粤贵公司通过人力自驾方式运送这一事实是确定的，故庆铃公司、公运公司、顺康公司均不是杨杰的雇主，不应承担雇主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依据粤贵公司的执行董事夏雅维及案外人周祥旭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认定宏禄公司是杨杰的雇主，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雇请杨杰驾车的系宏禄公司还是粤贵公司。经本院审查认为，虽然周祥旭在公安机关自述其是宏禄公司的车队队长，但周祥旭并未举示其与宏禄公司的劳动合同、工作证明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宏禄公司在法院审理中对周祥旭的该陈述予以否认，故是否系宏禄公司让周祥旭找人送车这一事实不能仅凭周祥旭的陈述作出认定，而夏雅维在公安机关陈述粤贵公司与宏禄公司之间签订有运输协议，粤贵公司将运输业务转包给了宏禄公司，但经本院通知，未在规定期限内举示其与宏禄公司签订的该书面协议。粤贵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依据现有证据，本院认为粤贵公司不能充分证明其已将本次送车业务转包给了宏禄公司，故可以认定杨杰是在执行粤贵公司的送车任务中造成王令死亡，应由粤贵公司承担责任。
二、关于李某、王某认为顺康公司与粤贵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发生涉险事故导致的损失由顺康公司在粤贵公司交纳的保证金中扣除，故顺康公司应是赔偿责任主体的问题。本院认为，该约定是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表明顺康公司是对外承担责任的义务主体，李某、王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李某、王某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粤贵公司将运输业务转包给了宏禄公司没有事实依据的问题。本院在上文已经进行了详尽阐述，不再赘述，李某、王某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因出现新的事实和证据，李某、王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5民初690号民事判决；
二、重庆粤贵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某、王某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共计539221.5元；
三、重庆粤贵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李某、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四、驳回李某、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重庆粤贵物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43元，由重庆粤贵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495.66元，由李某、王某负担1495.66元，重庆粤贵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此款李某、王某已向本院缴纳，由重庆粤贵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直付给李某、王某，法院不作清退）。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师玉婷
审 判 员 王 兵
代理审判员 刘 希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