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39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爱仙，女，1971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委托代理人：郑筠，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潘炳祝，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成利，男，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委托代理人：汪红飞，浙江飞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艾珍，女，197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委托代理人：汪红飞，浙江飞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力平，男，195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委托代理人：汪红飞，浙江飞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爱仙因与被上诉人童成利、余艾珍、余力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淳安法院）作出的（2016）浙0127民初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爱仙及其委托代理人郑筠、潘炳祝，被上诉人童成利及童成利、余艾珍、余力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汪红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爱仙一审起诉称：童成利以承包工程需要交付保证金为由，在案外人王某介绍下于2015年5月13日向郑爱仙借款1400000元，郑爱仙按童成利要求以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借款后，童成利向郑爱仙出具借条一份，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5月20日，利息及逾期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担保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二年，余力平作为担保人对于借条所载担保条款进行了签字确认。借款发生后，童成利于2015年5月18日通过转账方式向郑爱仙返还借款本金700000元。借款逾期后，郑爱仙要求童成利返还剩余700000元借款，童成利通过介绍人王某告知郑爱仙要求暂缓还款并按约定利率支付利息至2015年10月20日止，目前尚有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其后的逾期利息至今未付。基于上述事实，由于童成利与余艾珍系夫妻关系，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余力平作为担保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诉请：一、判令童成利、余艾珍立即向郑爱仙共同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并承担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利息；二、判令童成利、余艾珍承担郑爱仙为实现本债权而支付的诉讼代理费24000元；三、判令余力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四、诉讼费、保全费由童成利、余艾珍、余力平承担。童成利、余艾珍、余力平一审共同答辩称：2015年5月13日，童成利因验资周转需要向王某借款1400000元，之前童成利已经多次向王某借款，并如期履行还款义务，双方都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关于本案童成利向王某的借款，是在千岛湖开发路上的子龙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有余力平和胡国平一起在场，约定10000元的利息为30元每天，当天由王某提供了打印好的借条，填写好了借期与借款金额，并由童成利在借款人处签字，由子龙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力平作为担保人签字。童成利当天收到王某安排交付的借款1400000元。2015年5月18日，童成利通知王某要归还借款1400000元本金及利息，双方核对结算本息共计1421500元，王某提出要求童成利还款的本息分两笔，一笔700000元汇付到王某指定的郑爱仙的账户，另一笔724500元汇付到王某提供的账户里，双方借款本息结算完毕。2016年1月11日，童成利接到郑爱仙的电话称前述1400000元借款是童成利向郑爱仙所借，仅归还了700000元，余款没有归还。童成利认为自己与郑爱仙既不认识也没有借过资金，之后向王某了解，才知王某为私人目的从中欺诈郑爱仙、童成利之间资金往来的事实，为此，郑爱仙、童成利都以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过案。综上，请求驳回郑爱仙对童成利、余艾珍、余力平的诉讼请求。淳安法院一审查明：童成利曾多次向案外人王某协商借款事宜。2015年5月13日，童成利与王某协商借款，童成利提出向王某借款140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王某表示同意。当天王某提供一张格式借条，王某在借款金额处写了1400000元，童成利、余力平分别在借款人处、担保人处签字，借条上“今收到＿借款”空白处并未填写，后王某将“郑爱仙”三字填入，童成利及余力平并不知情。借条上写明借款期限为7天，即2015年5月13日至2015年5月20日。后王某把借条给郑爱仙，当天郑爱仙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童成利转账1400000元。2015年5月18日，童成利按照王某的指示归还本金及利息，向郑爱仙账户转账700000元，向王某账户转账724500元。淳安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童成利与郑爱仙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同成立必须以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条件，本案中订立合同时，郑爱仙、童成利并不认识，从合同订立的整个过程来看，童成利都是与案外人王某在商议借款事宜，童成利向王某提出借款要约，王某表示同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借款合同成立。从淳安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城区中队给王某、余力平、胡国平作的询问笔录来看，借款人童成利在出具借条时并不知道是向郑爱仙借款。故童成利是与王某签订借款合同，与郑爱仙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郑爱仙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借条上出借人处写的是郑爱仙的名字，银行交易单上是郑爱仙的账户上把钱打到童成利的账户上的，故郑爱仙与童成利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对此淳安法院认为，由于童成利出具借条时，借款人处是空白的，借条上后来加上去郑爱仙的名字不能证明童成利是与郑爱仙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至于钱是从哪个账户交付给童成利并不影响童成利与王某的借贷关系。关于郑爱仙认为其与童成利之间通过介绍人王某达成借贷合意的观点，淳安法院认为，由于王某借款时并没有向童成利讲明借款当事人是郑爱仙，实际上借款时王某对童成利说是王某自己去周转钱来借给童成利，所以郑爱仙的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至于郑爱仙的损失，实际上是郑爱仙与王某之间的法律关系。综上，郑爱仙与童成利并没有发生民间借贷关系，故郑爱仙要求童成利等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爱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40元，减半收取5520元，保全申请费4140元，由郑爱仙负担。郑爱仙不服淳安法院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本案诉争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发生于郑爱仙与童成利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作为实践性合同，表现为借贷双方形成合意并实际履行，即：签订借条、出借款项、收到借款。其中出借款项和收款行为是借贷关系成立并有效的必要条件，而签订借条并不是借贷行为合法有效的必要条件。本案中，首先，郑爱仙不仅有借条，还有打款凭证；郑爱仙不仅是借条上载明的债权人，也是借条的持有人。本案诉争的1400000元借款是郑爱仙账户汇入童成利本人及其指定账户，童成利不可能不知道出借人是郑爱仙。不论借条上郑爱仙的名字是谁写的，即使没有这张借条，郑爱仙与童成利的借贷关系也已经形成，这是客观事实。其次，借贷双方形成合意并不以双方当事人相互认识为必要条件，当前，交易双方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通过某种平台完成交易的现象普遍存在，一审判决以郑爱仙与童成利不认识为由否定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错误运用证据规则，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过程中，郑爱仙举证的借条、打款凭证、录音资料等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与童成利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事实。而童成利抗辩主张借贷关系发生在其与王某之间却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相比于郑爱仙提供的直接证据，童成利提供的都是间接证据，证明力较低，一审判决错误适用证据规则作出了违背客观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的笔录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其次，笔录形成于本案一审立案以后，不是借贷关系发生时留下的证据，缺乏客观真实性；再者，被询问人王某、余力平都是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其陈述不具有客观性；最后，笔录只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一种取证手段，可能前后会有多次询问，陈述的内容具有不稳定性，如果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时，被询问人仍然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一审没有追加王某参加诉讼导致本案关键事实没有查清。郑爱仙与童成利主要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诉争借款的出借人是郑爱仙还是王某，王某在本案纠纷中的法律身份到底是郑爱仙出借款项的代理人还是童成利的债权人还是促成郑爱仙和童成利借贷的居间人，直接决定本案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以及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王某是查清本案事实的关键人物，但是一审既没有追加王某参加诉讼，也没有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就认定王某与童成利之间意思表示一致成立借款合同，显然错误，程序违法。综上所述，郑爱仙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童成利、余艾珍、余力平辩称:一、郑爱仙提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错误。郑爱仙无视借款合同是作为特定当事人之间对借贷事项达成的合意这一基本法理以及借款合同有明确的相对方这一必要条件，漠视王某与童成利之间形成借贷合意的基本事实，仅凭借贷资金的支付方式、收取部分还款的凭证就欲推翻王某与童成利之间的借贷合意和借贷行为，从而意图使没有意思表示行为的郑爱仙与童成利之间成立借贷法律关系，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借款人童成利和担保人余力平签名并出具给王某借条时，出借人一栏是空白的，没有郑爱仙的名字，童成利始终不知道郑爱仙是出借人。王某在童成利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后添加了郑爱仙的名字并不能改变童成利是与王某之间达成借贷合意的事实。第二，郑爱仙以汇款凭证证明自己是出借人，混淆了款项支付人与出借人的概念，支付款项的行为无法说明支付款项的原因和法律关系，而且代他人付款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第三，虽然借贷双方形成合意不以双方当事人相互认识为必要条件，但是必须以知悉交易相对方为前提，童成利和郑爱仙之间从来没有实施意思表示的行为，不可能形成借贷合意。借款的商议、履行都是王某以自己的名义和童成利发生关系，童成利和余力平也都是以王某为相对方，借贷过程中郑爱仙从未出面，也未与童成利联系过，童成利没有与郑爱仙建立借贷合意，郑爱仙不是本案借款的债权人。二、即使按照郑爱仙的认识，以王某在借条上添加的郑爱仙的名字以及郑爱仙付款的事实，认定郑爱仙与童成利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那么根据本案事实，郑爱仙让王某代其出面实施借贷行为，王某是作为郑爱仙的代理人指示和接收童成利的还款，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郑爱仙承担。童成利在此过程中既不存在与王某串通的行为也没有任何过错，其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郑爱仙与王某之间的纠纷与童成利无关。综上，童成利、余艾珍、余力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童成利、余艾珍、余力平没有提交新的证据，郑爱仙提交了一份其委托代理人向王某调查询问所作的笔录，并申请王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通知王某到庭，王某当庭陈述了本案所涉借款的过程和相关情况，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及法庭的询问。对于王某的证言，郑爱仙认为其印证了调查笔录的真实性，王某如实陈述了本案的借贷情况，可以证明本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是郑爱仙和童成利；童成利、余艾珍、余力平则认为，对于王某陈述的借贷过程这部分事实可以确认，王某也认可其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的笔录内容属实，但是对于王某认为自己是中间人身份的陈述不予确认，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一致，这是属于王某自己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问题，不属于客观事实问题。本院认为，郑爱仙提交的王某的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而王某在二审中已出庭陈述证言，双方对王某作为证人作证以及陈述的本案借贷经过均予认可，结合王某在公安机关调查时的陈述，本院对王某所述的有关本案借贷事实的证言内容予以采纳，但其关于借贷关系当事人的判断意见系王某的主观认定，不具有证明客观事实的效力，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有效证据及陈述、二审中的庭审陈述、证人王某在二审中出庭作证的证言，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补充查明：本案借贷过程为童成利与王某协商借款事项，同时王某将有关该借款的事项（包括借款人、金额、利息、担保等）与郑爱仙协商好，郑爱仙同意出借并制作好借条交给王某，让王某交由借款人童成利及担保人余力平签字确认，当时借条上的出借人处系空白，童成利、余利平在借条上签名时未对此提出异议和询问，王某也未告知童成利和余力平由谁出借款项。之后，王某自行在空白的出借人处填写了郑爱仙的名字并将借条交给郑爱仙，郑爱仙收到借条以后，再根据王某提供的童成利的收款账户信息将1400000元通过银行转帐支付。借条上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5年5月13日至2015年5月20日，约定的利息为按月利率3%计算，但实际上当时各方口头商定的利息为每10000元每天35元，童成利实际用款5天就向王某提出提前还款，并于2015年5月18日根据王某的指示向郑爱仙账户转账700000元、向王某账户转账724500元，其中24500元为5天的借款利息。审理中，郑爱仙认可王某已将童成利支付的利息24500元以现金方式交给了郑爱仙，之后至2015年10月郑爱仙仍继续从王某处收到利息（以7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3%计算）。本院认为：虽然童成利系通过与王某协商欲借款1400000元，并在借条上签字，但当时童成利在明知借条上出借人一栏系空白，未明确记载出借人的情况下，其仍然作为借款人签字确认，既未询问和提出异议也未将王某作为借款人写上，表明童成利认可向非特定出借人借款的意思表示。而王某在出借人处写上郑爱仙的名字，郑爱仙对此亦表示认可，其接受借条并将1400000元款项实际出借给了童成利。据此，童成利想要获得借款，郑爱仙同意出借，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通过借条成立了借贷合同关系。同时，郑爱仙将借款1400000元实际交付给童成利的行为，使借贷合同生效。因此，无论是从借条的记载内容还是款项的交付以及郑爱仙持有借条，均可表明郑爱仙是出借人，童成利是借款人，借贷关系形成于郑爱仙与童成利之间。故原审判决关于童成利与郑爱仙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现郑爱仙主张童成利在还款期限届满后只归还了部分借款，还应归还剩余的借款，童成利则表示款项早已全部还清。根据查明的事实，童成利在2015年5月13日借款1400000元以后，于2015年5月18日分别向郑爱仙的账户和王某的账户转账700000元和724500元，童成利称系归还了全部借款本金和支付了借款利息，而郑爱仙只认可收到借款本金700000元和王某转交的利息24500元，双方的争议产生原因就在于童成利向王某转账724500元是否构成对郑爱仙的借款的归还。本院认为，第一，根据童成利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王某在公安机关调查中的陈述和本案中当庭陈述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2015年5月18日童成利根据王某的指示向王某账户中转账的724500元，王某确已收到，且该724500元就是本案所涉1400000元借款中的本金700000元和利息24500元。而王某将其中的24500元利息转交给了郑爱仙但未将本金700000元转交给郑爱仙，对此，童成利并不知情。第二，本案借贷法律关系虽然认定为成立于童成利和郑爱仙之间，但事实情况是，从当初的开始协商借款事宜到订立合同（签署借条）、履行款项交付，童成利和郑爱仙在整个借贷过程中从未直接联络和接触。一方面，童成利是通过王某协商借款内容，是与王某当面签署借条，而签署借条时的出借人处是空白的，王某系在童成利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后填写了郑爱仙为出借人且未告知过童成利，童成利并不知道实际出借人是郑爱仙。另一方面，郑爱仙也是通过王某知晓童成利欲借款的事宜，关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担保等都是郑爱仙通过王某与童成利商议的，借条也是郑爱仙制作好交由王某去与借款人童成利、担保人余力平面签，在此过程中郑爱仙从未与童成利谋面和联系过，也从未向童成利确认其是案涉借款的出借人。第三，正是基于前述情形，整个借贷过程中出借人一方都是由王某出面，童成利并不知晓郑爱仙才是出借人，也没有证据表明各方当事人对案涉借款的归还途径和方式有过特殊约定，因此，童成利需要还款时只能通过王某，其根据王某指示的方式进行还款没有过错。而且，就算童成利在与王某协商借款时知道王某自己资金不足，实际出借款项来自他人（郑爱仙）银行账户，但是如前所述，在借款过程都是王某参与其中，所有的借款事项均是王某出面与童成利商谈并最终确定，借条也是王某当面交由童成利和余力平签名后收回，据此，即使童成利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实际出借人另有其人，其也有理由相信王某有权代为收回借款本金和利息。反之，郑爱仙虽然是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但是其从未亲自出面，除了出借款项时通过自己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借款外（当时童成利的收款账户信息也是由王某提供的），在本案借贷过程中的其他行为都是通过王某实施的，甚至在郑爱仙自己制作的借条中，郑爱仙也没有写明自己的名字而是将出借人一栏空白，并将借条交由王某向借款人、担保人出具签署。郑爱仙的上述行为使得表现在外的客观事实呈现出王某具有全权代表出借人处理借款事宜包括具有代为收取还款的权利，并足以使童成利相信按照王某的指示归还借款本息就是履行了还款义务。因此，依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童成利在2015年5月18日按照王某的指示分别向郑爱仙的账户和王某的账户转账700000元和724500元、共计1424500元，就是童成利归还本案所借的1400000元借款本金和24500元利息，童成利实际已经履行了全部的还本付息义务。综上所述，童成利和郑爱仙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已经实际履行各自的义务。童成利通过王某向郑爱仙借款后，又根据王某的指示归还了全部借款本息，王某收取还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郑爱仙承担。对于郑爱仙与王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若因王某的原因致使郑爱仙未实际收取到的借款，郑爱仙可另行主张权利解决。本案童成利与郑爱仙之间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郑爱仙要求童成利、余艾珍共同归还借款本息并要求余力平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原审判决虽对借贷关系的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0元，由郑爱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斐代理审判员  ＸＸ力代理审判员  李洁瑜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金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