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终8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斯多，男，1981年4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孔瑛莹，女，198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系刘斯多之妻。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春，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顺英，女，1972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枣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明杰，枣阳市琚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杜珊，女，196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枣阳市，系孔瑛莹的母亲。
上诉人刘斯多、孔瑛莹因与被上诉人吴顺英、原审被告杜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7）鄂0683民初3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斯多、孔瑛莹上诉请求：l、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7）鄂0683民初359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对被上诉人一审向法庭提交的借条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347200元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交付给上诉人，借款是发生在2012年期间，上诉人因经济周转向被上诉人借款10万元本金，并约定月利息为3分。之后，经被上诉人要求，在每次约定的借款到期，将利息计算后，加上之前的本金重新出具一份新的借条，2016年6月22日，本息计算后，向被上诉人出具一份347200元的借款条一份。上诉人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年利率24%计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为了回避高息放贷，虚假陈述利息为年利率为24%，当时借款是在2012年期间，民间借款习惯都是高息。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重新出具借条后，原借款条被上诉人当着上诉人的面当场撕毁，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收回原借条为由，便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一审开庭中称除之前的10万元外，又借给上诉人8万元。事实上，上诉人在此之后，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8万元，一审认定之后双方又多次发生借款的事实不知从何而来，而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根本就不能向法庭陈述清楚何时又借给上诉人8万元，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称借款是发生在2014年期间，而一审法院认定是在2012年期间发生的。前后矛盾重重，且上诉人不予认可，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为自己的主张向法庭举证，而一审法院完全不顾法律规定，将举证责任倒置，因该案件的被上诉人本人并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并未查清。二、一审法院将杜珊认定为共同借款人是错误。该借款当时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的，在2016年上诉人给被上诉人重新出具借条后，杜珊当时正好也在场，被上诉人就要求杜珊在场见证，借条为上诉人所写，如果作为共同借款人的话，杜珊签名字应当签在上诉人一起，而不是在借条的一边写下自己的名字。杜珊不存在借款的意思表示，不应当是共同借款人。杜珊也没有收到借款，也不存在保证的意思表示，借款行为不成立。
吴顺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答辩人与杜珊住一小区上下楼，2012年二上诉人通过其母亲杜珊向答辩人借款10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借款到期后，二上诉人不能还款，在本息结转时又屡次向答辩人借款1万、2万不等，共计又借二上诉人8万多元。二上诉人口头承诺若不能还款愿用位于枣阳自建的别墅做抵，后因该房屋没有合法手续，不能办理过户，才没有达成协议。在每次结转时二上诉人及杜珊重新出具借条时，答辩人就将原来借条退还。2、杜珊在借条上签名，没有标注是证明人、中间人等应视为是借款人。
吴顺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三被告共同偿还借款347200元。
被告刘斯多、孔瑛莹、杜珊共同辩称：1、原告列举的借条属实，但借条载明的金额是在原来借款100000元的基础上，按照月息3分计算利息后数次本息累加的，故要求重新按照100000元本金计算利息以确定应当偿付的本息数额；2、杜珊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不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间，刘斯多、孔瑛莹因开办工厂需要资金，孔瑛莹的母亲杜珊便出面向吴顺英借款100000元，并承诺付息。之后经吴顺英催要，刘斯多、孔瑛莹、杜珊因无钱支付，便多次将应付利息计入本金重新出具借条，最后一次转据时间2016年6月22日，金额为347200元，由刘斯多、孔瑛莹具借条一张，之后杜珊在借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捺印。逾期后经吴顺英多次催要，刘斯多、孔瑛莹、杜珊拖欠未付。吴顺英于2017年6月15日诉至本院，要求刘斯多、孔瑛莹、杜珊共同偿还借款347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刘斯多、孔瑛莹、杜珊向吴顺英借款10万元，并承诺付息，之后因资金周转困难无力偿还，多次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借据，截止2016年6月22日，本息共计347200元，由刘斯多、孔瑛莹、杜珊共同出具借条一份。诉讼中，刘斯多、孔瑛莹、杜珊辩称借条载明的金额系按照原来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3分计息后进入本金数次结转形成的，现要求按照本金10万元，年利率24%计算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超出部分不同意偿付。但吴顺英对此不予认同，其陈述双方约定年利率为24%，并且期间被告方又数次向其借款，每次均经双方对本息结算认可后重新出具借条，而原先的借条已均由被告方收回。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计息利率问题及借款期间是否有增加借款本金的问题的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由被告方承担，被告方应当提供其收回的先前出具的借条，以便查明双方计息的利率标准及分段结算的时间，并据此判断原告方所陈述的期间又增补借款的主张是否成立，但是在审理中要求被告方列举其数次收回的借条，被告方称先前收回的借条均已经销毁，故无法提供。因被告方疏于收集、保管此类证据，故其关于借条载明的金额系按照原来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3分即年利率36%计息后进入本金数次结转形成的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也无法否定原告方所陈述的借款期间又增补借款的主张，因此也无法确定借条载明的金额是否超过借款本金与以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故应当由被告方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被告方不能证明双方计息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按照法律规定，被告方重新出具的借据所载明的金额347200元可认定为后期借款的金额，故原告要求被告偿付该款的请求应予支持。被告方另辩称杜珊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不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但因杜珊在借条上面签署了名字并捺印，且未对其身份进行特别注明诸如“在场人”或“证明人”或“担保人”等内容，应当认定其为共同借款人，故被告方主张的杜珊不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的理由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刘斯多、孔瑛莹、杜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偿还吴顺英款347200元。案件受理费6508元，减半收取3254元，财产保全费2306元，共计5560元，由刘斯多、孔瑛莹、杜珊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交纳。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关于347200元借条的形成双方陈述不一，刘斯多、孔瑛莹称诉争借款347200元是由2012年期间其向吴顺英借款10万元之后，按月利息3分，利息加上之前的本金于2016年6月22日重新出据借条所形成的。而吴顺英则认为首次出借10万元之后，又陆续借给刘斯多、孔瑛莹8万多元后本息合计重新出据借条。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吴顺英持借条向刘斯多、孔瑛莹、杜珊主张权利。借条载明“今借到吴顺英现金347200元”。庭审中，双方均陈述借条是由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重新出具的，所借款项是以现金的方式交付，没有转账的情形。上诉人刘斯多、孔瑛莹上诉称未收到借款347200元，实际借款本金为100000元，约定月利息3分，超出年利率24%的利息应当扣除。对于其上诉主张仅有其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且按其所述借款发生于2012年，出借金额为100000元，约定月利息3分，截止2016年6月22日双方重新出具借条时，本息合计的数额与其出据借条347200元的金额不符。故刘斯多、孔瑛莹上诉主张借款本金100000元，按月息3分计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依据吴顺英举出的书证《借条》及各方的诉辩意见判决刘斯多、孔瑛莹、杜珊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刘斯多、孔瑛莹上诉还提出杜珊不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经查，杜珊对其是否是本案的借款人在一审中虽提出其不是借款人的抗辩意见，但二审并未提出上诉，说明其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处理意见，故刘斯多、孔瑛莹的该项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44元，由刘斯多、孔瑛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建东
审判员 王 进
审判员 肖 瑾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