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民终39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昌，男，194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德，男，195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兴，男，196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伟通、金雪梅，浙江兴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法程，男，194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代理人：丁志坚、黄海峰，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效林，男，195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代理人：方新龙，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因与被上诉人王法程、傅效林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5）金义佛堂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1997年5月20日王金兴与王法程签订《房屋折价书》一份”的事实，完全没有依据。1、《房屋折价书》的落款时间是1997年5月20日，而此期间王金兴一家因为外出经商根本不在家。2、《房屋折价书》上“王金兴、丁雪花”的签字并非王金兴所签。3、《房屋折价书》中王金昌的私章经鉴定并非是王金昌的，从而可以证实《房屋折价书》是虚假的。4、《房屋折价书》中除了王金兴的私章经鉴定与王金兴有关联外，其余均与王金兴无关。且王金兴的私章是王金兴的，也不能推断出这枚私章是王金兴所盖。5、一审法院应当查明《房屋折价书》是由谁代书，在什么时间、地点，哪些人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但一审法院均未查明。6、《房屋折价书》虽然加盖了佛堂镇政府和田心二村村委会的公章，但该两枚公章均是事后加盖，而且王法程时任田心二村的书记，加盖公章也是很容易的。7、《房屋折价书》的内容不真实，王金兴没有向王法程借过6万元，折价书中载明的借款事实是不存在的。二、一审法院认定《房屋折价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全错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房屋折价书》系王金兴及其妻丁雪花与王法程签订，王金兴、丁雪花没有在《房屋折价书》中签字或盖印。《房屋折价书》中王金兴的私章系王金兴所有，但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私章是王金兴盖上去的。涉案房屋并非王金兴个人所有，而是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的父母所有，父母去世后，该房屋应属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三人共同共有。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同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本案中，三共同人未对房屋转让给王法程做出过任何意思表示。三、一审法院认定王法程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法程在本案中并不构成善意取得，理由如下：1、王法程明知涉案房屋系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父母的遗产，王金兴个人是无权处分的。因此，王法程在主观上不存在善意。2、结合本案证据，现没有证据证明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王法程的事实。退一步说，即使存在转让事实，要符合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取得应当办理登记手续，转让价格也应当合理。而本案中，涉案房屋并未办理变更登记，王法程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合理的转让款，因此本案不符合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条件。
王法程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王金兴与王法程签订《房屋折价书》，事实清楚。1、王金兴在起诉状中称其是1997年5月份离家到外经商的，否认同年5月20日这一天在家中。1997年5月20日签订《房屋折价书》并不是在王金兴田心村的家中，而是在佛堂王金兴的一个朋友家中。当时因为王金兴欠债较多，为躲避债务住在佛堂的该朋友家。王金兴1997年5月份离家外出与同年5月20日和王法程签订《房屋折价书》没有任何矛盾。2、经鉴定，《房屋折价书》中王金兴的私章是其本人的私章。既然王金兴的印章是真实的，就应当认定这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不是其本人所为，该举证责任在于王金兴。3、王金昌的印章虽然与其提供的样本印章不符，但并不能否认折价书中的印章就一定不是王金昌的。4、关于《房屋折价书》的代书人、签订地点、在场人等内容，王法程本人一审已亲自到庭作出陈述说明，不存在事实没有查清。至于《房屋折价书》中的其他内容包括签名都是由代书人所写，符合当时农村书写买卖房屋契约时，不亲笔签名只盖章的惯例。5、村委会事后加盖公章见证，并不能否认《房屋折价书》的真实性。6、王金兴曾向王法程借款6万元，无力偿还，所以用房屋折抵借款的内容是真实的。二、《房屋折价书》依法成立并有效。1、王金兴在折价书中的盖章行为已经鉴定确认，如果王金兴主张其未加盖该印章，其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涉案房屋除了属于王金兴个人的部分，父母名下的房屋是分家析产给王金兴并由王金兴占有使用的，因此，涉案房屋属于王金兴所有。退一步讲，即使涉案房屋应由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三人继承共有，也不能否认合同的有效性。三、本案的房屋所有权，已经由王法程善意取得。1、王金兴以所有人的名义出卖房屋，而且该房屋是由王金兴占有使用，并持有房屋产权证书。王法程以房抵债签订《房屋折价书》是善意的。而且，王法程在1998年去办理过户手续交纳契税领取契证的时候，也叫王金昌和王金德出具了证明，并由村委会加盖了公章，应该说王法程已经尽到注意义务。2、王法程是以合理的代价取得本案房屋。涉案房屋在当时的市场价大概为4万元，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不存在低价转让。3、根据当时农村买卖房屋的普遍交易习惯，实际缴纳契税领取契证就认为是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的基本特征，应认定该行为属于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行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傅效林辩称：同意王法程的答辩意见。另补充：1、王金昌在《房屋折价书》中是作为见证人的身份。2、《证明》中王金昌的印章经过鉴定是其本人的。3、《房屋买卖契约》中，王法程将房屋转让给傅效林，王金昌也是作为见证人。4、按照农村的风俗，本案房屋买卖过程中，王法程还请了王金昌、村干部等人一起吃过酒席。5、傅效林在讼争房屋中住了近20年，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均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6、王金昌的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
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法程、傅效林腾退坐落于义乌市佛堂镇田心二村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共有的平房两间（东靠空基、南靠路、西靠弄、北靠路，占地面积53.15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纯程、朱茶英系义乌市佛堂镇田心二村的村民，生前生育三子为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王纯程于1993年10月21日病故，朱茶英于1989年7月26日因病死亡。1991年9月25日，义乌市土地管理局就坐落于义乌市佛堂镇田心二村的房屋颁发给王纯程（成）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本【权证号码：义集建（1991）字第43316号；地号：43-02-01-033；东靠墙外为界靠空基；南靠墙外为界靠路；西靠墙外为界靠弄0.84米；北靠墙外为界靠路，登记面积为52.15平方米】。王纯程死亡后，涉案二间一层房屋由王金兴管理，涉案房屋的土地证书亦由王金兴保管。1997年5月20日，王金兴与王法程签订《房屋折价书》一份，载明：“佛堂镇田心2村王金兴因办江达饲料厂，于96年9月29日向田心2村王法程借款陆万元整。现因无法归还借款，经双方协商同意以房屋折价还款，以懋庆堂、西南角楼上、楼下房屋共壹拾壹间折价归还王法程借款：1、王金兴所有房屋折价人民币肆万元整，差额不足部分由王金兴现金补足；2、房屋四靠按土地有偿使用证为准（使用权证共2本，其中1本王纯程）；3、本协议双方盖章后有效，以上各证同时归王法程所有。”协议签订后，王法程取得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二本。1998年12月8日，时任义乌市佛堂镇田心二村的村文书王井松在《房屋折价书》中加盖村民委员会公章并确认“以上情况属实，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本，请予办理过户手续。”1998年12月8日，义乌市佛堂镇人民政府在《房屋折价书》中加盖公章。1998年12月16日，义乌市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所在《房屋折价书》背面加盖公章，确认：“按价40000元，计征6%契税。”当日王法程就《房屋折价书》中所涉的房屋（含涉案房屋以及王金兴个人所有的房屋）缴纳转让手续费1000元、评估费180元、税费2400元、印花税20元；同日，义乌市财政局颁发《房屋契证》一份，载明承受方为王法程，出让方为王金兴。
1998年5月15日，王法程与傅效林签订《卖房契约》一份，载明：立杜卖契约人王法程将坐落于懋庆堂西南角平屋二间……计落地面积52.15平方米，又楼屋三间……计落地面积67.31平方米包括屋内一切建筑物杜卖于内弟傅效林为业，当面议定屋价人民币叁万元整，其款在立契约当面一次付清，其屋子杜卖之后任凭受主择日居住，并无上下亲堂伯叔兄弟争执等情，为嗣后恐口说无凭，特立此杜卖契约为据，永远存照。杜卖契约人为：王法程、傅月芳。王井松代书上述《卖房契约》，王金昌作为中间人在该契约上盖上自己的私章。1998年12月17日，义乌市佛堂镇田心二村村民委员会在《卖房契约》上盖章；1998年12月18日，义乌市佛堂镇人民政府在《卖房契约》上加盖公章；1998年12月22日，义乌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在《卖房契约》上盖章并确认“按叁万元计征契税及费”。当日，傅效林就《卖房契约》中所涉的房屋缴纳转让手续费885元、税费900元、印花税15元；同日，义乌市财政局颁发《房屋契证》一份，载明承受方为傅效林，出让方为王法程。之后，涉案房屋一直由傅效林居住使用至今。1998年12月10日，义乌市佛堂镇田心二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载明：“兹有本村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兄弟三人（父王纯程1993年、母朱茶英1988年病逝），原王纯程平屋二间……父母百年后由王金兴管业使用，长子王金昌、次子王金德放弃继承权利。特此证明。”王金昌在该证明上加盖私章，并代王金德签名捺印。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申请鉴定如下事项：1、1997年5月20日的《房屋折价书》中的王金兴和王金昌的私章是否其本人私章进行鉴定；2、1998年12月10日的《证明》当中王金德的签名以及指印是否本人所为进行鉴定。为此，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预缴鉴定费合计9300元（其中王金兴文痕鉴定费2400元，王金昌文痕鉴定费2400元，王金德文痕鉴定费4500元）。原审法院根据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的申请，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四份，（2016）文鉴字第006-1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载明：“标称日期为‘1997年5月20日’《房屋折价书》中‘王金兴印’的私章印文与标称日期为‘97年5月2日’《农业及其他短期借款申请书》上面留有的‘王金兴印’的私章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标称日期为‘1997年5月20日’《房屋折价书》中‘王金兴印’的私章印文与标称日期为‘97年5月2日’《保证借款合同（甲类）》上面留有的‘王金兴印’的私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6）文鉴字第006-2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载明：“‘1997年5月20日’《房屋折价书》中‘王金昌印’的私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所形成。”（2016）文鉴字第006-3号文书鉴定意见书：“标称日期为‘98年12月10日’《证明》上面两指纹处留有的‘王金德’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016）痕鉴字第003号鉴定意见书载明：“送检的标称日期为‘98年12月10日’，用‘义乌市佛堂镇田心第二村委会’办公纸书写的《证明》当中：1、遗留在落款‘次子王金德’栏中‘王金德’签名处的指印不是样本捺印人王金德所留；2、遗留在‘王金德放弃继承’添改处‘王金德’签名处的指印，因稳定可靠的细节特征数量少不具备检验条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王金兴与王法程签订的《房屋折价书》效力问题；2、王法程是否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
（一）关于第一个问题，王金兴与王法程签订的《房屋折价书》效力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原系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的父亲王纯程所有，在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的父母亲去世之后，涉案房屋由王纯程的继承人即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继承。王金兴对涉案房屋享有共有权，其与王法程签订《房屋折价书》时虽未经王金昌、王金德同意，但事后，王金昌在《证明》中明确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该表示系原王金昌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王金昌以其行为认可了王金兴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至于王金德，其未明确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视为接受继承。因此，王金兴出售涉案房屋的行为未得到共有权人王金德的追认，其擅自将房屋折价出卖给被告王法程，构成对涉案房屋的无权处分。那么，该无权处分行为是否影响《房屋折价书》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为，上述两条规定明确将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进行了区分。变更不动产物权的合同（如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属于标的物的物权发生变动的原因行为，而非物权变动的结果行为。处分人的无权处分系对标的物物权能否发生变动这一结果发生影响，而不能决定合同是否有效。因此，合同的效力不以处分人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要件，也不当然地受双方主观上是否善意之影响，其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是否满足法定的无效原因。无权处分行为本身仅仅涉及合同能否履行以及合同履行后相对人能否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问题。综合上述分析，本案中，王金兴与王法程均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签订的《房屋折价书》是以房抵债的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事由。因此，该《房屋折价书》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即使王金兴在签订《房屋折价书》时存在无权处分行为，也不影响本案《房屋折价书》的效力。
（二）关于第二个问题，王法程是否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房屋系不动产。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本案中，涉案房屋的处分属于王金兴的无权处分行为，因此，在分析涉案房屋是否发生物权变动时，应当考量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即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指无处分权人转让标的物给善意第三人时，善意第三人一般可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确保交易的便捷，固定财产权利的权属状态。根据法律规定，符合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应当满足以下几个要件：第一、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第二、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是善意的；第三、以合理的价格进行转让；四、转让的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是否符合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需要逐一结合上述四个要件进行分析：首先，根据前述第一个问题的分析，王金兴处分涉案房产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其以无权处分形式将涉案房产转让给王法程。其次，王法程受让涉案房产时是否属于善意。善意与否的判断，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以受让人在受让不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为判断标准。即判断受让人非善意的标准是要求受让人对转让人无处分权这一事项具有重大过失以上的主观状态。本案中，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认可在其父母亲去世之后，涉案房屋系由王金兴管理使用，相应的土地权证亦由王金兴保管；王金德在1989年之后就离开本村，住到妻子家中，且平日亦很少回到本村；而王金昌亦在事后放弃继承权。在上述情形下，即使涉案房屋发生了继承，但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一直未办理涉案房屋的土地权属变更情况，而由王金兴持有和保管涉案房屋的土地权属证书，王法程根据当时农村的风俗习惯、涉案房屋的使用状况以及房屋土地权属证书的持有情况，其有理由相信王金兴对涉案房屋具有相应的处分权。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主张王法程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无法举证证明受让人王法程为恶意的，则推定其为善意。故原审法院认定，王法程系善意受让涉案房产。再次，涉案房屋的转让并非无偿转让，根据《房屋折价书》的约定，涉案房屋以及王金兴个人所有的房屋合计是以40000元的价格折抵转让。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主张涉案房屋转让价格不合理，但未提供足够的反驳证据，也未申请对涉案房屋在转让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系以合理价格进行转让。最后，关于涉案房屋的登记问题。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主张涉案房屋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农村房屋，在当时的法律规制下，并无不动产的统一登记制度，涉案房屋仅有土地的权属登记情况而并无房产的登记情况，故不能以土地权属登记情况作为唯一要素来判断和确认房产登记情况，应当综合进行判断分析。原审法院认为，王法程在受让涉案房屋后，经过政府部门和房地产主管部门的确认，缴纳了房产转让所需的税费，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契证。房产契证是国家房屋主管部门颁发给房主拥有房屋所有权的一种权利证书，在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房屋契证系认定房屋合法产权人的重要凭据，也系房屋办理过户手续的依据；除非有足够的证据推翻契证所载的内容，应当认定契证所载的权利人系合法产权人。故王法程取得涉案房屋契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其已办理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
综上分析，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王法程以合理的价格受让王金兴处分的房屋，且取得涉案房产的土地使用权证，缴纳房产转让的税费，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契证，王法程的行为构成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因此，王法程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王法程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对自己的不动产进行处分。至于王法程与傅效林之间的房屋契约买卖合同问题，系王法程和傅效林内部的事项，王法程、傅效林未在本案中主张审查，原审法院不予处理。此外，就本案而言，王金兴于1997年将涉案房屋折抵给王法程，之后再由王法程出售给傅效林，王金兴与王法程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已经成立多年，王金昌亦参与王法程卖房的过程，房屋由傅效林一直占有使用至今将近二十年，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早已明知傅效林占有使用房屋的事实，但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在本案起诉之前均未提出异议；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在诉状中主张起诉时才发现房屋被傅效林使用，不符合情理，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为，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在本案诉讼中的陈述前后存在诸多矛盾，如：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在起诉状中明确涉案房屋系由王金兴交由王法程管业使用，但之后王金兴又否认该事实；王金昌在对自己的私章使用情况、继承权放弃的问题上，亦在询问笔录和开庭笔录中前后矛盾。原审法院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和尊重契约精神系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稳定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事人在从事市场交易过程中应当诚实、守信，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也应当为自己的契约行为负责。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在庭审中所作陈述，显然有悖于上述精神。综上，原审法院认为，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以继承为由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并要求王法程、傅效林腾空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至于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之间因王金兴的无权处分行为而侵犯其他共有人的权益问题，可由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内部另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5元，鉴定费9300元，合计11825元，由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房屋折价书》是否为王金兴的真实意思表示。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1997年5月20日签订的《房屋折价书》中“王金兴印”的私章印文与王金兴在1997年5月2日《农业及其他短期借款申请书》中留有的“王金兴印”的私章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故在王金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房屋折价书》中“王金兴印”的私章系由王金兴加盖，《房屋折价书》系王金兴的真实意思表示。二、王法程是否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本案中，涉案房屋系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从其父亲王纯程处继承，由三人共同共有。王金兴在与王法程签订《房屋折价书》时未经王金昌、王金德的同意，事后王金昌在《证明》中已明确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但王金德并未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因此，王金兴与王法程签订《房屋折价书》转让涉案房屋未经共有人王金德同意，属于无权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首先，本案中，涉案房屋在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的父母去世后系由王金兴管理使用，相应的土地权属证书也由王金兴保管；王金德为上门女婿，1989年以后就居住到妻子家中，很少回田心二村；义乌市佛堂镇田心第二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王金昌、王金德放弃涉案房屋继承权的《证明》中，由王金昌加盖其私章，并由王金德签名和捺印（虽然该签名和捺印经鉴定不是王金德的签名字迹和手印）。根据上述情形，王法程根据当时农村的风俗习惯、涉案房屋的使用状况以及房屋土地权属证书的持有情况，其有理由相信王金兴对涉案房屋具有处分权，其与王金兴签订《房屋折价书》应认定为是善意的。其次，根据《房屋折价书》的约定，涉案房屋以40000元的价格转让，价款由王金兴所欠王法程的60000元借款折抵。王金兴、王金昌、王金德主张涉案房屋为低价转让，但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本案双方的举证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为合理价格转让，并无不当。再次，涉案房屋为农村房屋，在当时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下，涉案房屋仅有土地权属登记而无房屋所有权登记，故不能仅以土地权属登记情况作为唯一要素来判断和确认房产登记情况。本案中，王法程在受让涉案房屋后，经过政府部门和房管部门的确认，缴纳了房产转让所需的税费，于1998年2月16日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契证。房屋契证也是国家房管部门颁发给房屋产权人的一种权利证书，是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重要凭证，在当时农村不动产登记不完善的情况下，王法程取得涉案房屋的契证应当认定为其已依法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手续。综上分析，虽然王金兴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王法程未经共有人王金德的同意，但王法程系善意的、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涉案房屋，且依法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手续，因此，王法程属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此外，涉案房屋在1997年转让给王法程后，王法程又转让给傅效林，直至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提起本案诉讼，时间已近二十年，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应当知道傅效林占有使用房屋的事实，但一直未提出异议，其称直到起诉前才发现涉案房屋被傅效林使用，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王金昌、王金德、王金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国坚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金佳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