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桂04行终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云鸿，男，195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梧州市万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梧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住所地：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63号。法定代表人何树兰，局长。委托代理人陈俊琳，梧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黎榕清，梧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干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梧州市长洲区西堤三路11号。法定代表人戴军，局长。委托代理人龚云强，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梁朝安，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上诉人黄云鸿因基本养老金核定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17）桂0405行初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云鸿，被上诉人梧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的委托代理人陈俊琳、黎榕清，被上诉人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龚云强、梁朝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7日，梧州市就业服务中心代档案托管人黄云鸿向被告市社保局申请领取基本养老金。被告市社保局认为黄云鸿已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予以受理,并按规定在《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表》签署“同意申报”的意见。因市社保局在对黄云鸿退休养老金核定工作中发现，黄云鸿与广西西江造船有限公司重复缴交2010年5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17762.1元。2014年12月18日，黄云鸿自行填写《养老保险退款申请表》，向市社保局申请退回2010年5月至2012年11月期间重复缴交的养老保险费。经市社保局审核批准，黄云鸿申请的重复缴费金额共17762.1元，已于2014年12月23日退回到黄云鸿提供的银行卡账户。2014年12月18日，市社保局业务经办人员在办理黄云鸿重复缴交的养老保险费退款手续时，告知其欠缴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养老保险费，要求其尽快缴交，否则影响基本养老金的待遇计发，但是原告不同意缴交，于2014年12月19日在《告知书》上签署“本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60岁后不应再缴养老保险费。”的意见。鉴于上述重复交费及欠缴养老保险费问题，被告市社保局制作《延迟核定基本养老金通知书》，决定延期至2015年1月6日前作出核定决定。2014年12月25日，梧州市社保局核定原告的累计缴费年限为40.34年、每月应享受基本养老金2301.90元后，按规定制作《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证》、《年审证》，并在数据库中记录原告的退休信息，12月29日，市社保局发放当月基本养老金到原告银行账户。原告对被告市社保局核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2年9月有异议，应为1970年9月，并认为被告市社保局强行退还已足额到位的养老保险费导致原告中断账户缴费1.92年，于2014年12月25日向被告市人社局申请复议，被告市人社局认为被告市社保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于2015年3月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市社保局对原告作出的基本养老金核定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对此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被告市社保局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对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退休及待遇作出审批和审核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市社保局发给原告的一份《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表》虽然没有盖章，但并不影响原告领取基本养老金的申请行为，况且被告梧州市社保局已完成原告的基本养老金核定程序，基本养老金亦已实际发放到原告账户。关于原告黄云鸿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根据梧州市知青办公室编制的红旗公社知青花名册（1972年）记录，梧州市红旗公社龙新大队10生产队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有原告黄云鸿的名字，因此原告为“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依照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一）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工龄的起算时间，可以由原插队知识青年现在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单位（含县团级单位），根据本人档案中履历表和其他有关材料填写的下乡日期审定；对个别有异议的，可经所在单位调查，报县以上劳动人事部门审批。”因此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由于红旗公社知青花名册（1972年）与其内附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的登记下乡时间不一致，原、被告双方对黄云鸿的下乡时间是1970年或是1972年发生了争议。退休核准工作要以职工原始档案记载为准，并根据档案记载、其他佐证材料及相关公示、备案等材料的完整性、连续性、合理性对核准内容做出认定。根据原告黄云鸿参加工作以来在工作单位的档案，如《登记表》、《梧州市广播器材厂职工登记表》、《1985年企业内部职工工资改革套改、浮动升级审批表》、《干部工人履历鉴定书》、《企业内部职工浮动工资转为固定工资审批表》、《一九八九年企业职工增加工资呈报审批表》、《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情况清理核实审定表》、《企业职工正常升级工资审批表》、《企业职工调整工资标准审批表》、《企业提高工资标准序号审批表》、《一九九〇年企业职工增加工资呈报审批表》、《一九九三年企业职工增加工资审批表》、《简化、统一企业工资标准审批表》、《一九九四年企业效益升级工资审批表》、《梧州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关于对黄云鸿作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均显示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72年9月，且原告的初中毕业证书存根记载原告毕业时间为1971年8月，《申请人事档案托管登记表》为原告本人在2009年填写，综合上述证据，该院认定原告黄云鸿下乡时间为1972年9月，即参加工作时间从1972年9月起算。原告认为龙新村民委员会、长洲区人民政府的证明可证实原告在1970年-1975年在龙新村××插队落户，但是下乡插队时间的审定，应以本人档案为依据，个人及间接单位的证明不能作为依据。梧州市档案馆的《证明》仅证明1970年及1971年的知青档案无黄云鸿的下乡当知青记录，而红旗公社知青花名册（1972年）中记载有原告的名字，因此原告的说法该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重复交费及欠缴养老保险费问题。被告市社保局发现原告存在重复缴纳社保费问题，已退回款项到原告的银行账户，并告知其欠缴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养老保险费，由于原告不同意缴交，并在《告知书》上签署“本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60岁后不应再缴养老保险费。”的意见，造成中断缴费1.92年。原告认为社保经办机构应自行操作将退还多缴的社会保险费冲减其应交欠费，原告的说法无法律上的依据，被告市社保局的做法并无不妥，中断缴费导致缴费年限减少的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提出被告市社保局超过20个工作日作出《基本养老金核定表》，被告在办理过程中发现原告有重复缴费需要办清的特殊情况，被告梧州市社保局按工作程序办理了延期申请，是符合法定程序的。原告此说法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市社保局于2014年12月25日对原告作出基本养老金核定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市人社局作出梧人社复决字〔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且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云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云鸿负担。上诉人黄云鸿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理由是：一、一审判决书第19页倒数第2行至第20页第5行的内容是错误的。(1)上诉人在1975年前身份是下乡知青，认定下乡插队的事实要与有直接关系的1970年下乡登记表记载为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的规定，龙新村民委员会(龙新大队)是上诉人下乡插队所在地，长洲区人民政府(红旗公社)为制作(1970)下乡知青登记表制造者，且该表是原始手写，详细记载制作单位及时间，上诉人下乡插队时间及人数，毕业学校，性别，年龄，家庭成份，文化程度，家庭地址，家长姓名及工作单位，被上诉人下属机构(梧州市就业服务中心)于2005年7月28日亦盖章确认“此资料存放于服务中心”，被上诉人一直都隐瞒该事实。2014年7月22日，龙新村民委员会(龙新大队)、长洲区人民政府(原红旗公社)依法举证详细证明上诉人1970年9月至1975年12月期间在龙新十组(原龙新十队)插队落户的事实。长洲区人民政府是国家机关，其制作的1970年下乡知青登记表，按照法律规定应优于其他书证。(2)档案馆的职责是保全档案，只有复印档案的权力，无权对档案内容加以评述证明，档案馆的证明己超出其职责范围。红旗公社知青花名册(1972)是经过人为改动而用打印机打印而成的，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梧州市的生活物质水平，红旗公社根本没有打印机，为何能打印出1972年红旗公社知青花名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六）经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红旗公社知青花名册(1972)不可作为定案判案依据。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应予纠正，理由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能作为审理职工办理退休出生时间认定的行政案件依据的行政法规有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劳社部发(1999)8号《关于制止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职工办理退休时的出生时间认定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上诉人档案有三个不同的出生时间，最先为1970年9月的下乡登记表，该表记载上诉人出生时间为1970年9月的已满18岁，(档案第一张)第二个出生时间为1975年12月的招工登记表，出生时间为1954年11月7日，（档案第二张)第3个出生时间为1981年广播器材厂职工登记表，出生时间为1954年7月11日，与身份证一致，根据规定“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上诉人的出生时间应为1970年9月下乡登记表记载的出生时间。2.一审判决书第20页第6行至第13行的内容是错误的，应予纠正，理由是：上诉人于2014年11月退休，12月23日前在被上诉人的账户存有17762.10元，足够缴纳至退休时养老保险费，被上诉人收了钱不认账，还要上诉人继续缴交养老费，经办人还威胁“不交钱要签字，不签字不办你退休手续，为了得到‘退休’被逼在告知书”签署意见。根据“法无禁止即许可”的原则，上诉人没有存在欠费的事实。本案是自治区高院于2017年8月26日作出(2017)桂行再14号行政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的案件，并非上诉人在2017年9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件，且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隐匿对被上诉人直接不利的主要证据(梧州市就业服务中心)下乡登记表，把被上诉人提供未在法庭上出示亦未经庭审质证，与本案无关的证据作为定案判案，导致不公正的判决。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核定上诉人出生时间，下乡插队时间，基本养老金存在重大错误，违反“男年满六十周岁退休”及劳社部（1999）8号“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的规定，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偏袒被上诉人，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六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故意作出违背法定程序，证据规则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违法审判，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依法公平公正审理本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裁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向一审承办法官进行追责。被上诉人市社保局辩称，一、答辩人对上诉人黄云鸿作出的《基本养老金核定表》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核定程序合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印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基本养老金核定办法的通知》(桂社保局发〔2011〕31号)文件规范了我区申请领取基本养老金的经办程序及办法。2014年11月17日梧州市就业服务中心代档案托管人黄云鸿向答辩人申请领取基本养老金。答辩人在5个工作日内，依据现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初步审核后，认为黄云鸿已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予以受理。按规定在《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表》签署“同意申报”的意见，加盖经办人和复核人的印章，并于2014年11月24日通知市就业服务中心。答辩人在核定黄云鸿的缴费过程中，发现黄云鸿在2010年5月-2012年11月有重复交费记录以及欠缴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养老保险费的问题，鉴于情况特殊。业务经办人员于2014年12月19日向主管领导提出延期处理，延期至2015年1月6日前作出核定决定。经批准，答辩人作出《延期核定基本养老金通知书》并通知代办单位市就业服务中心签收。2014年12月25日答辩人按规定制作《基本养老金核定表》及证件送达市就业服务中心，黄云鸿于2014年12月29日签收。答辩人对黄云鸿作出基本养老金核定决定的程序是合法的，不存在违法行为。二、上诉人黄云鸿提出的几个起诉理由是错误的。（一）黄云鸿认为本人自1970年9月下乡插队，以此起算参加工作时间没有事实证据支撑。2014年3月18日，黄云鸿向市就业服务中心补充提供一张《梧州市红旗公社龙新大队10生产队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这是一张先用油墨刻印表格后填充内容的纸质材料，黄云鸿据此自认为其本人是1970年9月下乡插队。但是，经答辩人向有关部门调查，梧州市第三中学提供的毕业证书存根证实黄云鸿在该校的毕业时间是1971年8月；梧州市档案馆提供的材料证明黄云鸿到梧州市红旗公社龙新大队插队时间是1972年。这些材料与黄云鸿参加工作后档案记载的1972年9月下乡插队（参加工作时间）完全相符，因此，答辩人核定其参加工作时间从1972年9月算起。（二）黄云鸿认为社保经办机构没有在《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表》中的“社保经办机构受理意见”一栏盖章，不产生法律效力的主张是错误的。《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表》一式三份，社保经办机构在黄云鸿的《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表》签署了意见。三份中有两份社保经办机构已盖章，其中有一份，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漏盖章，而这张表恰好发给黄云鸿，但这并不影响其领取基本养老金。因为《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表》只是由申领人向社保经办机构申领基本养老金时填写的申报表，如符合申领条件的，经核定后，社保经办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制作《基本养老金核定表》，并发给申领人。三、关于超过20个工作日作出《基本养老金核定表》的说明。答辩人自2014年11月24日受理基本养老金核定申请后，在核定黄云鸿的缴费过程中，发现黄云鸿在2010年5月-2012年11月有重复缴费记录以及欠缴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的养老保险费的问题，答辩人工作人员通知黄云鸿办理退款和交清欠费手续，黄云鸿于12月18日到答辩人处办理退款，在答辩人工作人员告知补缴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后，黄云鸿不同意补交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并于12月19日在《告知书》上签署“本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60岁后不应再缴养老保险费”。因情况特殊，答辩人无法在20个工作日作出基本养老金核定决定，业务经办人员按规定向主管领导提出延期处理申请，延期至2015年1月6日前作出核定决定。经批准后按规定制作《延期核定基本养老金通知书》，送达代理单位市就业服务中心签收。经核定，黄云鸿1972年9月参加工作，由于黄云鸿不愿缴交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的养老保险费，中断缴费1.92年，截止至2014年11月累计缴费40.34年，每月应发基本养老金2301.9元，从2014年12月起发放。答辩人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基本养老金核定决定并制作《基本养老金核定表》及相关证件，符合桂社保局发〔2011〕31号文件的规定。经核定，黄云鸿的基本养老金已于当年12月29日成功发放到本人提供的中国银行卡账户。四、关于黄云鸿认为经办人员强行退款的说明。（一）黄云鸿在2014年6月30日缴交2009年8月至2012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共22909.10元。由于黄云鸿与广西西江造船有限公司因劳动纠纷打官司胜诉，广西西江造船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为其补缴了2010年5月至2012年11月单位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17762.1元，黄云鸿于2014年12月17日缴交2010年5月至2012年11月在单位工作期间个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7106.7元。鉴于此，黄云鸿与广西西江造船有限公司重复缴交2010年5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17762.1元。答辩人于2014年12月18日为黄云鸿重复缴交的17762.1元养老保险费办理了退款手续。该款项已于2014年12月23日退回到黄云鸿提供的银行卡账户。（二）2014年12月18日答辩人业务经办人员在办理黄云鸿重复缴交的养老保险费退款手续时，告知其欠缴2013年1月至2014年11月养老保险费，要求其尽快缴交，否则影响基本养老金的发放时间，但是，黄云鸿不同意缴交，于2014年12月19日在《告知书》上签署“本人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60岁后不应再缴养老保险费。”的意见。黄云鸿提出“退休时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已足额到位，经办人在退款时应扣除未交清的养老保险费后再退款。”的主张没有政策依据。退回参保人员与用人单位重复缴交的社保费是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职责，灵活就业人员是否补缴社保费是参保人员个人意愿，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事项，社保经办机构不能用冲减缴费的形式来为参保人员确定缴交某个时段的社保费，不存在答辩人经办人员强行退款的行为。综上所述，答辩人于2014年12月25日对上诉人黄云鸿作出的基本养老金核定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维持答辩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辩称，一、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关于上诉人开始下乡插队的时间是1972年9月还是1970年9月的问题。（一）1975年12月18日上诉人黄云鸿在下乡插队结束参加招工时亲笔填写的《登记表》中，其亲笔自证是1971年在梧州市三中毕业，1972年至1975年期间下乡插队，其自述的毕业时间与梧州市第三中学提供的毕业证书存根能相互印证。时隔三十四年后，黄云鸿本人于2009年亲笔填写的《申请人事档案托管登记表》中，又一次自述其是1972年9月起在郊区龙新插队。黄云鸿在时隔三十四年的两次对自己插队经历的自述中，都清晰的自认了其下乡的时间是1972年。而在1975年至2000年期间上诉人的所有档案材料均显示上诉人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72年9月。上诉人档案中对其参加工作时间的记载具有完整性、连续性、统一性的特征，再结合上诉人的相关自证材料，已足以明确其下乡插队的时间节点。（二）上诉人据以认为其是1970年9月下乡插队的主要证据是一份《梧州市红旗公社龙新大队10生产队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以下简称《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而该登记表的证明力存在较多疑点。首先，该证据留存于梧州市档案馆，梧州市档案馆于2014年11月21日出具的《证明》载明“经查本馆馆藏19**年和1971年的知青档案，无黄云鸿下乡当知青记录。在馆藏××知青办公室档案中标注有1972年度的‘红旗公社知青花名册(1972年)’第七页中记载有黄云鸿名字”，梧州市档案馆据以出具该份《证明》的主要证据即是上诉人一直坚持能认定其下乡插队时间的这份《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而该份《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正是封装在《红旗公社知青花名册(1972年)》档案中而不是在其他年份的知青花名册中。其次，该登记表是一张先用油墨刻印表格后填充内容的纸质材料(即表头中的“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及右上角的“一九七〇·九”的字样均是预先刻制的，该表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第56页的表格版式是一模一样的)，《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记载黄云鸿的年龄是18岁，这与黄云鸿本人自述的出生年份是1954年之间自相矛盾，亦与梧州市第三中学提供的毕业证书存根证实黄云鸿在该校的毕业时间是1971年8月存在矛盾。如该登记表记述的黄云鸿的年龄属实，那么上诉人出生时间的1954年加上年龄18岁，刚好就是1972年，即制作人填写该表的时间应是1972年。结合上诉人的档案材料综合判断，答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制作人在制作《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时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而将之前已印制好的表格直接套用在1972年下乡插队的上诉人身上而已，不应凭借该《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这一份孤立的证据来认定上诉人下乡插队的时间。（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及第（九）项“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的规定，关于上诉人的下乡时间应是1972年9月，有梧州市档案馆于2014年11月21日依职权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有上诉人本人时隔三十四年的两次自认等证据予以证实。根据相关证据规则，被上诉人据此认定上诉人的下乡时间应是1972年9月，具法律规定。综上，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的下乡插队时间是1972年9月，具事实及法律依据。故答辩人作出的梧人社复决字〔2015〕l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对在案证据采信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社保部门对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退休及待遇作出审批和审核工作要以职工原始档案记载为准，并根据档案记载、其他佐证材料及相关公示、备案等材料的完整性、连续性、合理性对核准内容作出认定。上诉人黄云鸿的初中毕业证书存根记载其毕业时间为1971年8月，其于1972年参加工作符合客观实际。根据上诉人黄云鸿参加工作以来在工作单位的档案的原始记载，再结合上诉人的相关自证材料，足以认定上诉人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72年。梧州市档案馆馆藏的《红旗公社知青花名册(1972年)》封装的《一九七〇年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记载黄云鸿的年龄是18岁，这与上诉人出生年份对比年龄不相符，亦与毕业证书存根记载上诉人的毕业时间不对应。因此，本院对该登记表中关于上诉人下乡插队的时间记载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的辩解意见予以采纳。此外，被上诉人市社保局发现上诉人存在重复缴纳社保费问题，主动把多收款项退回到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并无不妥。被上诉人市社保局在办理上诉人黄云鸿重复缴交的养老保险费退款手续时，履行了告知补缴养老保险费的义务，但上诉人明确表示拒不缴交欠缴时段的养老保险费，应视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导致缴费年限减少的责任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市社保局对上诉人作出基本养老金核定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正确的行政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云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晖萍审 判 员 陈少培审 判 员 陈国飞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何忠霞书 记 员 李君裕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