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昆环保民重字第1号
原告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乡万景花园*幢*单元*层***室。
法定代表人李仁海，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欧保华，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剑，云南傅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矣六街道办事处
住所：昆明市官渡区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精品街**栋。
法定代表人张勇，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安、朱宸以，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云南国芳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乡昆洛公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庭付、王非，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诉被告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矣六街道办）、被告云南国芳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芳源公司）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3月18日作出（2012）昆环保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不服提出上诉，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3）云高民一终字第12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剑、被告矣六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李安、朱宸以，被告国芳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庭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在公司筹备设立期间，股东李仁海（公司成立后法定代表人）与昆明官渡区矣六乡广卫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租用该村民委员会广子路土地及大棚89亩作为花卉苗木生产经营用地，租用期二十年。2002年7月16日公司经工商核准注册登记成立，主要从事康乃馨、非洲菊花卉种苗的培育。
2010年6月，被告矣六街道办成立了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广卫分指挥部（以下简称：广卫分指挥部），并开始负责“城中村”广卫片区拆迁改造工作，原告租用的该村委会89亩土地上的构建物被列入拆迁改造范围。被告矣六街道办自开展拆迁改造以来，在没有与原告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提供安置周转房，没有对组培瓶苗拟定合理可行方案的情况下，就于2011年12月组织被告国芳源公司等施工单位在原告组培室四周进行施工作业，因施工中扬起的灰尘进入原告的种苗组培室，造成该公司培育的非洲菊、康乃馨组培苗受到污染。2011年11月10日，广卫分指挥部委托云南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生物资产进行评估，形成的（2011）鉴字第15号《生物资产价值评估鉴定》，结论为：康乃馨原种瓶价值为463500元；康乃馨繁殖母瓶成本价值为65459146元；康乃馨生根瓶价值为1221003.5元；非洲菊繁殖母瓶价值为2080880元。上述组培生物资产价值为：69224529.05元。同年12月16日，原告通知各施工单位停止施工以减少损失，未果。
2011年12月17日，原告委托同一家鉴定中心对组培瓶苗的污染原因及污染率进行鉴定，形成的（2012）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康乃馨与非洲菊组培瓶苗的平均污染率为94.6%；位于组培室周边因近距离工程施工，形成大量带菌灰尘，导致培养室内培养架的玻璃隔板及培养瓶的封口膜上沉积有大量带菌灰尘，是造成该组培室内组培瓶苗污染的主要原因。同时，被告国芳源公司在施工手续不全、拆迁人还没有达成对原告的拆迁安置补偿情况下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没有依法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导致施工产生的大量灰尘进入原告组培室，致使组培苗被污染死亡，故应与被告矣六街道办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69224529.05元，并承担本案鉴定费、诉讼费。
两被告答辩称：1、广卫片区“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活动，是根据昆明市和官渡区人民政府公布的相关规定，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拆迁征收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而是行政争议，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2、原告所有的组培瓶苗依法不属于拆迁补偿的项目，其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有财产损害的事实发生，且不能证明其诉称的“损害后果”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因果联系；4、广卫分指挥部分别于2010年6月11日和7月15日向原告发出了《拆迁通告》、《通告》两份，通告上确定了拆迁的最后期限为2011年10月前。但自第一份通告发出至拆迁最后期限届满时，原告并未按拆迁通告要求对其组培室内的组培苗进行搬迁。2011年12月，拆迁最后期限届满后，施工单位才按照建筑施工合同，在原告周边进行了拆迁施工作业。即使本案有原告诉称的污染情形，由于该公司自身对损失的发生及扩大持放任态度，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由此产生的责任及后果亦应由其自行承担。6、原告要求被告承担69224529.05元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按照有关规定，并没有对被拆迁人的生物资产进行补偿的规定，原告所有的组培瓶苗依法不属于拆迁补偿的项目，对其进行价值评估仅是用于计算拆迁过程中的搬迁费，依法不应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
归纳诉辩双方的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属于行政争议还是属于民事纠纷；2、原告所诉各被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3、原告诉称的损害事实是否客观存在，损害后果与各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4、本案损失应如何计算；5、原告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2、2001年12月21日《土地租赁合同》，证明广卫村委会出租广子路以下土地及大棚共89亩给李仁海，作为花卉苗木生产经营用地，租用期限为20年。
3、2011年12月16日《书面通知》，证明原告于2011年12月15日通知广卫分指挥部，请求其通知各施工单位停止施工，减少因污染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广卫分指挥部葛萱在2011年12月16日签收。
4、2012年1月10日云南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2）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的花卉组培室因周边近距离施工形成大量灰尘，造成组培室内培养架玻璃隔板、培养瓶封口沉积大量带菌灰尘，是造成室内组培瓶苗污染的主要原因。
5、2012云昆国证字第889号《公证书》，证明2012年2月23日，经原告申请，昆明市国正公证处对原告组培室外围的施工情况及室内组培瓶苗死亡后的情况进行公证，共拍摄照片30张。
6、《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组培瓶苗数量统计汇总表》、《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康乃馨繁殖母瓶和生根瓶苗数量统计表》、《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原种保存品种及数量统计表》、《同馨花卉公司非洲菊原种和繁殖母瓶数量统计表》，证明广卫分指挥部、云南浙企置业公司等七家单位于2011年11月12日共同对花卉组培瓶进行统计，原告2011年11月12日共有组培瓶苗578741瓶，其中非洲菊繁殖母瓶5846瓶，康乃馨原种瓶3907瓶，康乃馨繁殖母瓶277231瓶，康乃馨生根瓶291757瓶。
7、2011年11月29日云南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1）鉴字第15号《司法评估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组培花卉资产污染损失价值共计69224529.05元。
8、2011年11月17日《场地平整施工合同》两份，证明国芳源公司负责原告所在地段的场地平整，对工程施工过程中给原告造成的污染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9、《收据》、《富滇银行》进账单，证明原告于2012年3月21日收到云南浙企置业有限公司代矣六街道办支付的拆迁补偿款12134328.12元，
10、《司法鉴定费发票》，证明原告向云南农科院司法鉴定中心支付鉴定费5万元。
经质证，被告矣六街道办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2、6、8、9、10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6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4、5、7不予认可。
被告矣六街道办经质证认为，证据1中原告的注册资本金仅为六十万元，但其诉请却高达近七千万元资产损失不客观真实；证据2合同约定，若遇土地用征用，原告负有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义务，原告在本案中显然没有履行上述合同约定的义务；证据3系原告单方制作，矣六街道办并未收到该通知，不能证明施工单位与矣六街道办有关，也不能证明存在污染并证明原告单方主张的污染与被告存在因果关系。矣六街道办两次发布《拆迁通告》，原告有充足的时间调整经营决策以避免损失，若本案确有原告所述损失，责任依法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证据4记载的基准日的组培瓶苗的种类、类型和数量不真实准确，由此进行的抽样检测依据和污染率结果亦不真实。鉴定结论属主观臆断，鉴定人根据委托人陈述的委托事由得出结论，不能排他性地证明灰尘污染是被告行为所致；《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意见书》不具有相应效力；证据5于2012年2月23日出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6记载的组培瓶苗数量、种类，仅是2011年11月12日这一统计时点在现场存放的组培瓶苗数量、种类，原告委托鉴定时，各方没有共同对组培瓶苗数量和种类进行清点；证据7涉及的是生物资产价值评估，其所涉瓶苗的无菌体系建立与本案无关。《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生产统计表”系原告单方制作，作为依据得出的结论不客观。鉴定意见中所述“新建一个同等规模的组培室”与本案无关，所称的2.17年是原告假定持续生产的期限，由此为基础计算的价值是原告理论上的预期收益，并非鉴定基准日生物资产的实际价值，况且花卉组培生产具有周期性、季节性特点，并受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影响，《鉴定意见书》将今后的预期收益算作资产的实际价值，其结论不合理。同时，《鉴定意见书》有关从无菌体系净增殖到繁殖母瓶的时间、康乃馨和非洲菊的综合成本、销售单价和收益没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证据证实，其中有多处推论性及假设性的表述，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专业性和准确性。且出具本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意见书》的内容不合法，且并未明确评估计算方法，不具有相应效力；对证据8、9、10均予以认可。
被告国芳源公司对证据1、2、8、9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4、5、6、7、10不予认可。经质证，其意见与被告矣六办事处一致，就个别质证意见补充如下：针对证据4，鉴定是原告自行委托系单方证据，在此期间国芳源公司一直未收到，于2012年10月收到该鉴定书已无法申请重新鉴定，过错责任在原告；该鉴定书中“近距离施工”等关键描述模糊，属鉴定人主观臆断，鉴定书中图片与国芳源公司无关；针对证据6，国芳源公司并未参与清点，故不能以该组材料为依据进行鉴定。对证据8证明的内容不认可，场地平整期间并非污染源产生时间，证据9所证明内容认可，但同时说明拆迁行为系具体行政行为。证据10系原告单方委托，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鉴于被告矣六街道办、国芳源公司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2、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证据1、2能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租用土地及土地征用事宜。证据3可以证明原告向广卫分指挥部送达通知要求停止施工的事实。证据5具备法律效力，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系原告及广卫村委会等七家单位共同确认，可以证明花卉损失的数量，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针对证据4、7，云南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系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的专业鉴定机构，鉴定人所提交的鉴定资质证书系云南省司法厅颁发，其内容具备农业类，包括生态环境损失评估的鉴定资质，可以证明鉴定人具有鉴定资格。其中对因果关系的鉴定，经过抽样及调查统计，具有客观及合理性，对证据4本院依法予以采纳；针对证据7，所依据的评估数据6记载内容，对该部分内容本院予以采纳，但鉴定中对部分花卉资产采用评估方法不当，从而致使部分计算数据采用不当，导致损失计算错误，对该部分鉴定内容，本院不予采纳。故对证据7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对不合理部分不予采纳。证据8能够证明被告国芳源公司与广卫分指挥部签订《场地施工平整合同》，对原告所在区域进行施工；证据9证明云南浙企置业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12134328.12元；证据10证明原告已支付鉴定费5万元。
被告矣六街道办为反驳原告的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昆政办（2009）51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主城区城镇房屋改造拆迁补偿安置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办（2009）53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主城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管理办法的通知》、官政复（2010）3号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批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关于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片区五个城中村改造征地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批复》，证明“城中村”拆迁改造补偿工作，昆明市及官渡区均有明文规定，在已公布施行的“城中村”拆迁补偿政策中，没有对生物资产及可搬迁资产等其他动产进行补偿的规定。
2、2010年6月11日《拆迁通告》、2011年7月15日《通告》，证明矣六街道办在2010年即对广卫片区改造的政策依据、拆迁范围作出通知，原告对上述内容均知悉，应当配合搬迁拆除工作。
3、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9日《广卫城中村改造项目基坑支护使用电费清单》，证明原告允许相关单位使用其变压器进行施工，若有产生的损失，也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4、《照片》十二张，证明原告在嵩明、宜良等地建有花卉培育基地和组培室，若原告所述损失存在，也应当承担放任损失发生的责任。
5、昆明市土地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4份及《现场勘验调查表》2页、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许可证》29份、云南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筑工程许可证》6份，证明原告经营场所周边自2005年起持续有多个施工项目进行施工，所处位置不具备进行花卉组培，其请求的损失与矣六街道办没有关系。
6、《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城中村改造（塔密）项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照片》4张，证明昆明缤纷园艺有限公司是经营花卉种植的专业公司，与原告经营范围及项目类似，该公司按通告进行搬迁并未发生财产损失，按相关政策拆迁后也未获得生物资产补偿。
7、2012年《请求政府按照拆迁评估的法律依据对我公司实施拆迁补偿》、《请求政府按照拆迁评估的法律依据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对我公司实施拆迁补偿的诉求》，证明原告知悉并接受政府的拆迁工作，原告于2010年6月起解散员工，其损失系公司疏于管理、人为放任所致。
8、《司法鉴定名册》、《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职业资格证书》、《学士学位证书》，证明云南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注册人员中，没有具备资产评估执业资格的执业人员，杨红钧、王奕两名出具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员不具备执业资格。
9、《关于昆明同馨花卉公司拆迁补偿说明》，证明拆迁补偿款项包括拆迁补偿款、搬家费、过渡费共计24268656.24元，已全部支付完毕。
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证据1不能证明本案系行政行为；证据2证明的内容不认可，原告在未达成拆迁协议之前有理由不予搬迁；证据3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是生活用电非生产用电；证据4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原告并无嵩明、宜良两地的组培室；证据5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原告周边虽有施工行为，但未对原告造成影响；证据6与本案无关；证据7中原告遣散员工系为搬迁做准备，未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证据8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资质均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9予以认可。
被告国芳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所证明的内容均予以认可。
被告国芳源建筑公司为反驳原告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公司主体资格。
2、《资质证书》、《生产安全许可证》，证明国芳源公司具有建筑企业和渣土运输资质。
3、2011年11月17日《场地平整施工合同》，证明国芳源公司按照与矣六街道办约定，对所承包1、2、3、4号地块场地进行平整，完成了施工工作。
4、云南青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证明在2011年11月13日至12月22日期间，广卫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处于停工状态。
5、《广卫城中村改造项目基坑支护使用电费清单》，证明原告允许他人使用其变压器进行基坑支护施工。
6、2012年1月19日《请求政府按照拆迁评估的法律依据对我公司实施拆迁的补偿》，证明原告知悉并接受政府拆迁工作，损失系其解散员工，疏于管理所致，申请拆迁补偿属于自认本案纠纷为行政争议。
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除证据4外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1、2所证明的内容予以认可，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内容，其余证据与原告对被告矣六街道办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矣六街道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所要证明的内容均无异议。
鉴于原告、被告国芳源公司对被告矣六街道办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被告矣六街道办对国芳源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原告除证据4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被告国芳源公司所提交的除证据4外的其余证据，以及矣六街道办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矣六街道办所提交的证据1证明了昆明市及官渡区政府对“城中村”拆迁工作下发文件并对拆迁补偿作出规定；证据2证明了矣六街道办分别在2010年6月11日、2011年7月15日发出《拆迁通告》，对广卫片区改造的政策依据、拆迁范围作出通知，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证据3、4、5、6、7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纳；证据8与本案审理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国芳源公司所提交的证据1、2能够证明其主体资格及运输资质，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证据4其证据形式及证明内容均不能支持原告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对被告国芳源公司所提交的证据3在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8中、证据5、6在被告矣六街道办所提交的证据5、7中已经作出评价，此处不再赘述。
经审理，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01年12月21日，原告在公司筹备设立期间，股东李仁海（公司成立后法定代表人）与昆明官渡区矣六乡广卫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租用该村民委员会广子路土地及大棚89亩作为花卉苗木生产经营用地，租用期二十年。2002年7月16日原告经工商核准注册登记成立，主要从事康乃馨、非洲菊花卉种苗的培育。2010年6月，被告矣六街道办成立广卫分指挥部，负责“城中村”广卫片区拆迁改造工作，原告所租用该村委会89亩土地上的构建物被列入拆迁改造范围。为此，广卫分指挥部分别于2010年6月11日和7月15日两次向原告发出《拆迁通告》，通告上确定了拆迁的最后期限为2011年10月前。但自第一份通告发出至拆迁最后期限届满时，原告并未按拆迁通告要求对其组培室内的组培苗进行搬迁。拆迁最后期限届满后，2011年12月，被告国芳源公司等数家施工单位按照与广卫分指挥部签订的建筑施工合同，在原告周边进行了拆迁施工作业。因施工中扬起的灰尘进入原告的种苗组培室，造成该公司培育的非洲菊、康乃馨组培苗受到污染。2011年12月16日，原告向各施工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施工减少损失未果。
2011年11月10日，广卫分指挥部委托云南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组培室内生物资产进行价值评估，经对原告组培瓶苗数量进行现场统计，结果为：非洲菊繁殖母瓶5846瓶，康乃馨原种3907瓶，康乃馨繁殖母瓶277231瓶，康乃馨生根瓶291757瓶，合计578471瓶。之后所形成的（2011）鉴字第15号《生物资产价值评估鉴定》中，分别采取了“成本法”、“市场法”及“收益法”对该花卉资产进行了评估，结论为：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广卫村的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组培生物资产的价值评估为人民币69224529.05元。其中，康乃馨原种瓶价值为463500元；康乃馨繁殖母瓶成本价值为65459146元；康乃馨生根瓶价值为1221003.5元；非洲菊繁殖母瓶价值为2080880元。
2011年12月17日，原告委托同一家鉴定机构对组培瓶苗的污染原因及污染率进行鉴定，形成的（2012）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康乃馨与非洲菊组培瓶苗的平均污染率为94.6%；位于组培室周边因近距离工程施工，形成大量带菌灰尘，导致培养室内培养架的玻璃隔板及培养瓶的封口膜上沉积有大量带菌灰尘，是造成该组培室内组培瓶苗污染的主要原因。2012年3月21日，原告收到广卫分指挥部合同编号为2010-0937的50%拆迁补偿款，计人民币12134328.12元。至2013年2月，剩余拆迁补偿款全部支付完毕。原告为2012年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向云南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支付鉴定费5万元。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的受案范围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本案系一起因花卉种苗被污染损害而提起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所诉请的事实、理由及请求均围绕侵权损害赔偿，并没有针对政府“城中村”改造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诉讼，属于民事权益争议。同时，负责城中村改造的广卫分指挥部仅是一临时机构，能够代表政府授权并进行广卫城中村改造的责任主体是本案被告矣六街道办，国芳源公司作为施工企业之一，其施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故两者作为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
其次，关于原告诉称的损害事实是否客观存在，以及损害后果与被告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提交的15号《司法评估鉴定意见》、《公证书》、原告向矣六街道办发出的《书面通知》及当事人各方均参与统计的《受损花卉统计表》等证据，共同证明了原告所进行培植的组培瓶苗受到了损害，花卉损害事实存在。
被告矣六街道办负责广卫村城中村改造具体施工行为的组织、实施。在（2012）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原告组培室的花卉种苗受到损害，主要原因系施工所形成的大量带菌灰尘造成组培瓶苗污染，与矣六街道办组织实施的近距离施工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结合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的施工作业范围，现场施工扬尘足以污染到原告的花卉组培瓶，而花卉组培瓶苗对培养室的环境清洁度要求比较严格。综合上述证据的高度概然性进行分析，原告所主张花卉损害的主要原因系被告国芳源公司施工扬尘所致，原告的花卉损失与两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第三、关于本案损失应如何计算。本案中，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的依据为15号《评估鉴定意见》，该意见在采用“成本法”计算的同时又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违背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填平赔偿原则。且该意见不具备“收益法”“市场法”评估适用的前提条件，如成熟的市场、年收益、收益期限、折现率等，故得出评估资产价值6900余万元的结论，不仅严重背离客观实际，也不符合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则。
首先从评估目的来看，“收益法”的核心是资产的投资价值，即成品价值，而实验室的组培苗为种苗或半成品，并不具备独立收益能力，不涉及投资价值问题，其仅仅是花卉生长初期的产物，并不必然会获得成品苗带来的经济价值，不能用未来成熟后的成品价值予以衡量；其次，本案生物资产作为原种苗或半成品，并不具备“市场法”所需要的发达市场及可参照价格等前提适用条件；第三，鉴定意见中所采纳的部分计算参数，其推导在评估过程中并无具体的方法及数据印证，不足以采信。因此，参数本身的推导方式缺乏科学性及客观性，无形中虚化、扩大了生物资产的价值。此外，关于各项生物资产的成本价值，因鉴定意见中系根据各项生物资产类别对成本价格进行确定，具有合理性，对价格参数应予采纳。
本案中康乃馨原种瓶，繁殖母瓶及生根瓶及非洲菊繁殖母瓶等生物资产，均是花卉生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并非成品苗木，采用成本法，以资产重置，依据实际投入成本作为其受损阶段的评估价值，既符合花卉损失的实际情况，也符合损失赔偿的“填平原则”。鉴定报告中除康乃馨原种瓶采用“成本法”外，康乃馨繁殖母瓶、康乃馨生根瓶及非洲菊繁殖母瓶均采取了“市场法”及“收益法”，将其视为成品苗木扣除成本后计算其经济价值，显然与原告所主张的生物资产受到损害时的实际情况不符。综上，根据损失赔偿填平原则，花卉组培瓶苗应当根据拆迁时受到损害的实际情况进行价值衡量，对组培苗损失的计算只应按“成本法”计算直接经济损失，而不应计算未来不确定的可期待利益。综上，因诉讼各方对花卉资产损失数量均无异议，根据鉴定报告确定的花卉综合成本价格，确定花卉资产损失价值如下：康乃馨原种瓶价值：463500元；康乃馨繁殖母瓶价值：277231瓶×20株／瓶×0.25元／株=1386155元；康乃馨生根瓶价值：291757瓶×20株／瓶×0.25元／株=1458785元；非洲菊繁殖母瓶价值：5846瓶×3株／瓶×0.4元／株=7015.2元。同馨花卉公司的组培苗直接经济损失为：康乃馨原种瓶价值＋康乃馨繁殖母瓶价值＋康乃馨生根瓶价值＋非洲菊繁殖母瓶价值=463500元＋1，386，155元＋1，458，785元＋7，015.2元=3，315，455.2元。
第四、关于原告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针对环境污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原告作为专业花卉生产企业，明确知晓花卉培育所需技术、环境和其他条件要求，对因施工行为可能造成花卉种苗的损害是应当能够预见的，同时，被告矣六街道办两次向原告发布《拆迁通告》后，原告组培瓶苗具备搬迁的条件而其并未搬迁，在明知拆迁时间、其经营场所属于拆迁改造范围及工程施工将带来的后果的情况下，未采取任何有效补救措施避免和减少损失发生，致使花卉组培瓶苗大量死亡，其行为本身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可以适当减轻侵权人的部分责任，综合原告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其承担20%的侵权较为适宜。
综上，被告矣六街道办作为政府授权进行城中村改造的责任主体，应对已构成环境污染的侵权事实及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国芳源公司作为负责广卫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的具体施工企业之一，其按照相关施工合同在对场地进行开挖、卸土、外运，工作中产生的扬尘对原告的生物资产直接造成污染，故作为侵权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应与被告矣六街道办共同承担本案的侵权赔偿责任。因原告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依法可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原告委托云南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第11号鉴定意见所支付的费用5万元，应当由被告按照过错程度承担。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损失人民币3315455.20元的80%，即人民币2652364.16元。
二、由云南国芳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鉴定费人民币50000元，由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及云南国芳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40000元；由原告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承担10000元。
四、驳回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7922.65元，由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及云南国芳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80%，即人民币310338.12元；由原告昆明同馨花卉有限公司承担20%，即人民币77584.5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从本判决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洪 琳
代理审判员 苏静巍
人民陪审员 周如海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