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黑10行初22号
原告时德和，男，汉族，1957年12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瑞增，黑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绥芬河市长江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居堂，职务市长。
委托代理人吴磊，女，汉族，1979年6月24日出生，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科员。
委托代理人沈良涛，男，汉族，1982年3月24日出生，绥芬河市林业局法制科科长。
被告黑龙江省政府，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202号。
法定代表人陆昊，职务省长。
委托代理人靳若男，女，汉族,1982年3月21日出生，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
委托代理人李宜德，男，汉族，1972年3月2日出生，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副书记。
原告时德和因被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于2016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后，于2016年10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时德和的委托代理人张瑞增，被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磊、沈良涛，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靳若男，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李宜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时德和向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提出确认林地承包权的申请。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关于时德和林地确权申请的处理决定》，对原告的申请不予确认。原告时德和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8日作出黑政复决[2016]6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该《处理决定》。
原告时德和诉称，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关于时德和林地确权申请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辩称，其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辩称，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关于时德和林地确权申请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述称，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关于时德和林地确权申请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组，2009年5月31日建西村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申请人不是建西村村民，没有给申请人批过自留山。
原告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对证明申请人不是建西村村民没有异议，村委会没有批给原告林地的内容与村委会2014年11月10日出具证明所证明的“时德和的造林合同地块与赵景林的造林承包合同地块没有任何关系”的内容相矛盾。证明被告绥芬河市政府没有查清案件事实，作出行政行为缺乏事实依据。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对这份证据的证明问题和真实性均无异议。
证据二组，2015年12月7日建西村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建西村从未与申请人签订过《造林承包合同》，对申请人转包时子山林地一事也从不知情，《造林承包合同》没有村委会的盖章，合同未生效。
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认为建西村委会的前身为建西生产大队，更名于1986年，前身名称为生产大队，原告使用集体林地造林为1984年，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客观事实的存在。该证明的内容同样与村委会2014年11月10日出具证明所证明内容相矛盾。村委会从事不知情也不认可，是对事物的主观意见，不是感知的案件事实，不具有证据的客观性。由于村委会领导班子的更替和年代的久远，加之原领导班子的生老病死，村委会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不知道此事，不予认可不等于该事实不存在。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对这份证据的证明问题和真实性均无异议。
第三组证据，2014年11月10日建西村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申请人主张的林地是建西村承包给赵景林的。
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的事实是“时德和的造林合同地块与赵景林的造林承包合同地块没有任何关系”，能够证明原告使用林地造林的事实，及建西村委会与原告有使用林地造林的合同关系。不能证明被告要证明的问题。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对这份证据的证明问题和真实性均无异议。
第四组证据、赵景林的《造林承包合同》，证明在建西村委会备案生效的《造林承包合同》有明确的四至界限，有村委会盖章和三名经办人签字。
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造林承包合同》是行政管理的目标管理合同，没有合同权利义务对价关系，其中第三条“由林业主管部门将该林地无偿收归国有”的条款，证明该合同是林业管理部门依职权签订的行政合同。该《造林承包合同》与原告造林的地块相同，侵犯原告合法权益。证明被告没有查清原告造林的地块的事实，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对这份证据的证明问题和真实性均无异议。
第五组证据、2015年12月4日林业局出具的《关于山林、荒山承包证发放登记表的情况说明》，证明林业局的原始档案中查不到《登记表》。
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情况说明不能否定原告提供“山林荒山承包证发放登记表”的真实性。登记表中有若干农户承包造林的登记，原告不可能伪造与其他农户承包造林登记高度吻合的登记。石德和与时德和名字不同，杜丛跃与杜崇跃名字不同，其不是林业局干部以及王德兰、杜崇跃已经死亡均不能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绥芬河市林业局作为行政机关应当有完整的“山林荒山承包证发放登记表”或档案，应当与原告提供的登记表予以核实。被告不经核实，以查不到登记表为由否认原告提供的登记表的真实性没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要证明的问题。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对这份证据的证明问题和真实性均无异议。
第六组证据是送达回证，证明2016年1月25日，将《关于时德和林地确权申请的处理决定》直接送达给申请人。
原告时德和、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对这份证据的证明问题和真实性均无异议。
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组证据：1、时德和提交的申请书及证据材料；2、《提出答复通知书》（黑政复受【2016】45号）及送达证明；3、绥芬河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4、绥芬河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5、行政复议案件调查听证会笔录；6、《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黑政复中【2016】34号）及送达证明；7、《恢复审理通知书》（黑政复恢【2016】48号）及送达证明；8、《行政复议决定书》（黑政复决【2016】67号）及送达证明证明省政府受案后依法审查该行政复议案的相关事实情况（召开案件调查听证会、履行中止和恢复审理程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及送达）。
原告对4、5证据有异议，认为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省政府听证笔录不能证明其复议程序合法。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被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和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对这份证据所证明问题和真实性均无异议。
原告时德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绥芬河市政府处理决定、黑龙江省政府复议决定各一份。证明事实：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
二被告以及第三人对这份证据证明的问题和真实性均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时子山、徐敏、马会俊、郑景山、杜崇跃五名证人证言。马会俊的收条。证明事实：1、原告1984年从时子山处取得争议林地的使用权。2、证明原告购买树苗在争议林地的种树的事实。3、证明原告在争议林地的种树已经在林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并发给承包合同。
被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对时子山证明书真实性有异议，不是同时书写，表面上看字体颜色不一样，字是后加上去的，证明书只能证明卖树苗的事儿，不能说明土地的事儿。徐敏的那份证据只能证明买卖树苗，和土地无关。郑景山的证明我们要求看原件。杜崇跃他只是一个工人，调查时这个人已经去世，没有办法证明该问题的真实性。被告黑龙江省政府对这份证据是否有异议，对于徐敏和时子山未到场这份证言有异议，对杜崇跃的无异议，马会俊和郑景山的证言和收条和无法证明时德和取得林地使用权，且两份证据在行政复议期间并未向省政府提交。第三人的意见同二被告。
第三组证据、建西村委会2014年11月10日出具证明一份。证明事实：1、原告与林业主管部门有造林承包合同。2、原告在建西村造林合同的地块。3、建西村委会2015年12月7日证明内容虚假。
被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对真实性有异议，这份证明不能证明申请人的承包关系，而且合同双方应该是申请人和村集体而不是申请人和林业主管部门，而且这个证明是开给赵景林的，不是给时德和的。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与村里有承包关系，也不能证明与林业部门有合同关系，合同盖章处有效期七天，不是证明承包关系的法律形式。第三人认为这个证明是我们给赵景林的，而不是给时德和的，是证明赵景林的承包合同，村委会从来没有和时德和签订任何合同。
第四组证据是绥芬河市林业局《山林荒山承包证发放登记表》及《造林承包合同》各一份，证明事实：1、绥芬河市林业局《山林荒山承包证发放登记表》结合杜崇跃证言，证实原告于1984年与林业主管部门签订造林承包合同，并于2002年由绥芬河市林业主管部门换发造林承包合同的事实。2、林业局2015年12月4日的情况说明虚假二被告认定事实错误，作出行政行为缺乏事实依据。
被告绥芬河市人民政府认为该登记表系复印件，没有任何盖章，对真实性有异议，也不能证明是林业局作出的行为；合同虽然是原件，但是能看清的只有绥芬河市林业局，镇政府的盖章看不清，合同生效的条件里必须是双方同意，这份合同没有村委会签字盖章，只有时德和自己的签字，不能证明时德和主张的地块享有承包权。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认为登记表的来源有异议，来源不合法，根据证人李培龙的所述时德和取得登记表的途径不正规；合同只有乙方签字，没有甲方盖章，不能证明承包关系；承包合同中四至不明，不能确定该土地的具体位置。第三人认为没有与时德和签订承包合同，没有村委会盖章，村委会不认可。
证人郑景山出庭证言，主要内容为：“1982到1985年我当大队长，人民公社有林业站，林业站有栽树任务，我把任务给谁谁就找地方去栽树，林业站也不管，但是让谁栽树谁也不栽树，谁栽树林业站就给谁发证。
证人马会俊出庭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在2008年给时德和栽的树，大概4、5千棵吧，在二道沟，具体地方记不清了。”
证人李培龙出庭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和时德和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通过一个饭局，大概是2014年的十月末易有刚，他托一个林业局的人叫易有刚办事，然后给他的。”
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2、3均系第三人绥芬河市阜宁镇建西村民委员会所提交的书面证明，且第三人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4系案外人赵景林造林承包合同，原告无确凿证据予以否定，本院予以采信。5系说明，由于该证据系复印件，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6系送达回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组，能够证明行政复议决定的整个过程，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明行政行为存在，本院予以采信。2系证人证言和收条，只能证明买树苗，与本案所要证明的问题无关，本院不予采信。3系证明，但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4系复印件，无法证实其来源，本院不予采信。证人郑景山、证人马会俊、证人李培龙三位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原告取得过造林承包合同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时德和于2015年11月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提出确认林地承包权的申请。在收到申请后，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关于时德和林地确权申请的处理决定》，对原告的申请不予确认。原告时德和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8日作出黑政复决[2016]6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该处理决定。原告对二被告行政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据此，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具有颁发林权证以及确认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职责。《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二)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三)无权属争议；(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本案中，由于原告时德和所提交的关于林地承包权的证据，不符合确权的条件和要求，且与案外人赵景林所承包的林地存在争议，被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时德和林地确权申请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被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时德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时德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时德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岳春刚
审判员 张继凯
审判员 赵秀玲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