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晋02刑终88号
原公诉机关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某，男，196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某派出所。2015年8月18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太原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尖草坪派出所抓获，临时羁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2015年8月19日被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区分局刑事拘留。2015年9月2日经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大同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晨遥，山西晨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审理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某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6）晋0211刑初9号刑事判决。判后，原审被告人李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马乙兵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李晨遥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涉拆工程于2008年4月开始，过渡期为18个月。被告人李某某涉拆房屋面积为59.5㎡，于2014年9月安置于大同市福盛园(面积87.9㎡)，超出面积的费用由村委会垫付，并由被告人李某某出具了该费用的欠条。被告人李某某从2013年11月开始以拆迁安置超期为由，要求再安置一套楼房,并以此为由逐级上访。迫于维稳工作的压力，某村委会以大病救助的名义于2014年9月4日支付李某某人民币19.8万元，安抚被告人李某某不要再上访。被告人李某某也承诺将全力主动积极配合区、乡、村的一切工作，在之前个人及家庭与区、乡、村发生过的(包括拆迁房屋面积的安置和补偿争议)一切事项，再不找区、乡、村集体和相关部门的麻烦。2015年开始，被告人李某某以市政建设占用了他8亩地补偿不合理及拆迁安置补偿不合理为由进行上访。这8亩地为李某某及其母亲刘月兰共有，其中有3.2亩登记的是李某某的名字，该8亩地的补偿款14.4万元在2000年的时候，已被李某某的兄弟领走并与家里的兄弟姐妹六人分了，被告人李某某分了3.5万元(被告人李某某当庭表示对该费用的分配予以认可)。被告人李某某再次上访的目的是为了迫使村委会再给他一套住房或再给他一部分钱，他好再买一套房。2015年1月左右，被告人李某某叫嚣着煽动村民要去北京上访。2015年1月31日，某村委会为了不让李某某上访，给了李4200元过渡费和5800元困难补助（以上共计1万元由周某交付，并有杨某在场）。2015年2月10日，因被告人李某某申请的低保没有审核通过，李就在村里面说不给办低保就去上访。为了不让他上访，某村委会以困难补助的名义给了李3000元（由程某远交付）。2015年4月21日、5月27日，被告人李某某又以市政建设占用了他8亩地补偿不合理及拆迁补偿不合理等诉求为由分别去北京、太原上访，某村委会主任周某带领村干部分别去北京、太原两地接访，但被告人李某某称不给钱就不跟着回去。周某迫于维稳的压力在北京让杨某给了被告人李某某6200元、在太原给了被告人李某某3000元。
另认定，2014年1月29日，被告人李某某因在北京天安门等地非正常上访，被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区分局行政拘留5日。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太原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尖草坪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及太原市第一看守所出具的临时羁押证明书，证实2015年8月18日，该所民警根据线索在太原市五龙口一旅馆内将涉嫌敲诈勒索案在逃人员李某某抓获并羁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2015年8月19日经批准解除羁押，由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区分局某派出所民警押解带走。
2、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村民委员会的报案材料及证人程清兰（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报账员）的证言，证实2015年9月和2015年2月，为了息诉罢访，某村委会分别给了李某某19.8万元和1.3万元，这些钱都是以生活困难补助的名义下账，但不符合财务规定。2013年11月18日，市政府开始对某村的拆迁户进行安置，李某某提出拆迁安置期限为18个月，现已超期，要求两套精装房为延时经济补偿，村委会和乡党委多次协商后无法满足，李某某就多次去太原、北京上访要求答复。无奈之下，村委会给李某某一套87.9㎡的房子，超出其原有住房面积的房款6.0087万元由村委会垫付并由其本人写了欠条，并由村委会向乡政府借款19.8万元，以生活困难补助的形式支付给李某某，李某某写了13.3万元的收条，其妻子常日林写了6.5万元的收条并签了一份协议书。2014年底，李某某说要去北京上访向村委会再要一套楼房。2015年2月某村委会分两次以困难补助的名义给了李某某1.3万元。
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安置房结算单、记账凭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支出审批(审核)单及拆迁过渡费领取基本情况过渡表，证实拆迁被告人李某某房屋建筑面积59.5㎡，附属物补偿8137元，拆迁过渡费从2008年5月开始发放到2014年9月底结束，被告人李某某已将拆迁过渡费全部领取。从2013年3月开始，被告人李某某以五年来一直没有安置住房为由开始长期在北京、太原等地上访，要求无偿安置100㎡精装楼房两套，直接领取钥匙。经乡、村两级多次与被告人李某某调解，2014年9月达成调解意向，被告人李某某无偿领取现金19.8万元(不含拆迁过渡费)，安置福盛园小区87.97㎡楼房一套，并签订息诉罢访协议。2015年1月，被告人李某某再次提出无偿安置80㎡精装住房一套的要求，并继续去北京、太原等地上访，并索取困难补助1.92万元(2015年2月领取1.3万元，4月领取6200元)，截止目前以无理要求继续上访北京、太原至今。
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被告人李某某及其妻子常日林所签的申请及欠款条，证实2014年9月4日，被告人李某某、常日林向某村委会提出困难申请。2014年9月5日，应该由被告人李某某及其妻子常日林补交的超安置房面积的差价款6.0087万元由某村委会先行垫付，被告人李某某及其妻子常日林欠某村委会6.0087万元(拆迁安置房超面积差价款68224元，减去应领未领的拆迁附属物补偿款8137元)。
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某村委会两委会会议记录、家庭困难申请、收条、记账凭证、收款凭证及付款凭证，证实被告人李某某及其妻子常日林分别于2014年9月1日、4日向区、乡、村提出困难救助申请，并在2014年9月1日的申请中承诺如得到区、乡、村的救助款，将全力主动积极配合区、乡、村的一切工作，在之前其个人及家庭与区、乡、村发生过的(包括拆迁房屋面积的安置和补偿争议)一切事项，再不找区、乡、村集体和相关部门的麻烦。2014年9月4日经某村两委会会议研究决定，从乡借给村的款项中付给李某某、常日林两人共计19.8万元，并于2014年9月5日以大病救助款名义支付。被告人李某某分别于2015年1月25日、28日向村委会提出困难补助申请，某村委会分别于2015年1月31日、2月10日支付被告人李某某有病困难补助款10000元、3000元。2015年4月21日，某村村委会支付被告人李某某困难补助2000元，过渡费4200元(2015年1月至3月)。2015年5月14日，被告人李某某向某村委会提出困难帮助申请。被告人李某某、王某忠、牛某香、杨某于2015年5月27日收到村委会给付的上访费用3000元。
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李某某提出土地补偿一事的情况说明、分地明细表、证明及领款表，证实李某某兄弟姐妹和其母亲刘月兰在1983年时分得土地8亩。2006年市政府重点工程将此地征用，2009年10月该8亩土地补偿款由李长胜代表全家领走。
大同市人民政府关于御河南北路、西环路拓宽改造延申工程及云冈旅游线路绿化工程拆迁征地的通告、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关于御河南北路、同云路、西环路拓宽改造工程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证实涉及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的拆迁工程于2008年4月开始，强拆时间为2008年4月20日至30日，过渡期为18个月。
大同市公安局某派出所出具的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区分局行罚字【2014】第0015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被告人李某某于2014年1月29日因在北京天安门等地非正常上访，被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区分局行政拘留5日。
5、证人周某（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村委会主任）的报案材料、证言及被告人李某某2015年6月25日的通话记录，证实周某是从2014年12月当的村委会主任，李某某因拆迁安置超期限去北京、太原上访，2015年4月21日他去北京接过一回，乡政府让把李某某等8人接回来，李某某在北京提出要6200元（4200元的过渡费、2000元的费用），否则就不回，后他经过请示给了李某某6200元现金。2014年年底，李某某组织村民逐级上访，后经村委会工作人员做工作，李某某说好几年没有收入，没钱过年，村委会以困难补助的名义于2015年1月31日给了李某某10000元现金。2015年5月26日他去太原接过李某某一次，李某某说回也行先给10万花着，后来给了3000元回了大同，李某某说是去北京、太原上访的路费。2015年6月25日，他为了劝李某某不要上访,以个人名义给李某某5000元并打了收条。2015年2月10日，程某亮给了李某某3000元。在北京和太原给的钱是他从财务借的，因为上访的费用不能下账所以就用自己的钱还了财务。
6、证人周甲(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村支部书记)、程某亮(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支部委员)、魏某英（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妇联主任）的证言，证实2013年11月18日，市政府开始对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的拆迁户进行安置，李某某是2014年9月才办理的手续。李某某提出拆迁安置为18个月，现已超期，要求两套精装房为延时经济补偿，村委会和乡党委多次协商后无法满足，李某某就多次去太原、北京上访要求答复。无奈之下，村委会给李某某一套87.9平米的房子，超出其原有住房面积的房款6.0087万元由村委会垫付并由其本人打了欠条，由村委会集体向乡政府借款19.8万元（李某某打了个13.3万元的收条，其妻子常日林写了个6.5万元的收条）以生活困难补助的形式现金支付给李某某，并签了一份协议书。在2015年1月左右李某某叫嚣着要去北京上访，并向村里提出再要一套安置房，如果不答应就去上访。2015年1月31日，村委会以有病困难补助的名义给李某某10000元，但实际上是不让李某某去上访。2015年2月10日，因李某某2015年1月下旬申请低保没有被审核通过，李某某就对村里面说不给办低保就上访，为了不让李上访，村委会就给了李3000元。2015年4月21日，周某在北京给了李某某6200元，否则李某某就不跟着回来。2015年5月27日，为了让李某某跟着回来不再去别的地方上访，周某在太原给李某某3000元。
7、证人刘某超（大同市某乡乡党委副书记田某贵的司机）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5年6月25日，在某村委会办公室，周某将5000元钱交给李某某，并要求其不要再上访了，李某某将钱拿走并写了收条。同年6月28日，周某与李某某要银行卡号给李某某打钱，要求李某某不要上访，李某某表示记不住卡号，过几天告诉周某。经过辨认，刘某超辨认出本案被告人李某某。
8、证人朱某某（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支委委员）的证言，证实2013年11月18日市政府开始对该村的拆迁户进行安置，李某某是2014年9月办理的手续。李某某提出拆迁安置为18个月，现已超期，要求两套精装房为延时经济补偿，村委会和乡党委多次与其协商后无法满足，李某某就多次去太原、北京上访。无奈之下，村委会给李某某一套87.9㎡的房子，超出其原有住房6.0087万元的面积由村委会垫付并由其本人写了欠条。后村委会向乡政府借款19.8万元（李某某写了13.3万元的收条，其妻子常日林写了6.5万元的收条）以生活困难补助的形式现金支付给李某某，并签了一份息诉罢访协议书。
9、证人杨某林（大同市南郊区某乡纪检委工作人员）、杨某贵（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政府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他二人是某乡政府安排在北京维稳的工作人员，2015年4月21日，李某某等8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村干部周某、杨某、杨某军去北京接过李某某，李某某表示给了钱他就回去，不给钱就不回并接着上访，后周某给了李某某6200元(李某某称该笔款为4200过渡费和2000元的路费)，并由李某某写了收条。
10、证人田某贵（大同市南郊区某乡党委副书记）的证言，证实在2008年进行拆迁，2013年11月18日进行安置。因安置过程中承诺18个月完成，现已拖延5年，应给予经济补偿，李某某要求除安置其原有拆迁房屋59.5㎡外，再无偿安置两套80㎡住房，所以拒绝办理安置手续。经多次沟通无果，李某某多次进京上访，2013年5月6日、7日到中南海非访；2013年7月20日到中南海非访；2014年1月28日李某某一家三口到北京上访；2015年3月23日到省信访局上访；2015年4月21日到北京上访。
11、证人杨某（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治保主任）、杨某军（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副主任）的证言，证实，2015年4月21日，李某某等8人到北京上访，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村干部周某、杨某、杨某军去北京接过李某某，李某某表示不给钱就不回。后周某将钱交给杨某，由杨某交给李某某6200元，李某某写了收条。2015年5月26日，李某某等4人去太原上访，周某、杨某、杨某军去太原接过李某某，李某某说回也行先给10万元花着，因为不给钱李某某等4人就不回大同，领不回来村乡两级政府压力很大。后来李某某说给每人发3000元就跟着回，没办法给了李某某等4人每人3000元，李某某说是去北京、太原上访的路费。杨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1月李某某准备去上访，当时村里维稳压力很大，为了不让李某某上访，2015年1月31日以有病困难补助的名义给了李某某10000元。李某某2015年1月下旬申请低保没有被审核通过，李某某就对村里面说不给办低保就上访，为了不让他上访，2015年2月10日给了李某某3000元。
12、证人杨某、王某忠、牛某香的证言，证实2015年5月27日，李某某、杨某、牛某香、王某忠一起去太原上访，山西省信访局通知周某、杨某、杨某军去接李某某等人，李某某等人提出要报销路费，不给钱就自己回大同，后由杨某军给了李某某等每人3000元。
13、证人李某萍(大同市南郊区某乡副乡长)的证言，证实2013年11月18日市政府开始对某乡某村的拆迁户进行安置，李某某在这次安置中没有办理的手续。李某某提出拆迁房屋长时间没有安置，要求安置两套精装房为延时经济补偿。2015年2月份李某某开始去北京、太原上访，李某某称已安置的房子给儿子住，自己没有住处，还要一套楼房。2015年8月4日李某某到乡政府反映问题，一个是占地补偿费给的少，一个是拆迁房屋安置时间太长，要求赔偿精神损失。
14、被告人李某某的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李某某的基本身份情况。
15、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及庭审供述，证实2008年，他向某村村民次生宏购买了一套房屋，2008年因道路建设被拆(面积59.97㎡)。2013年开始他以其涉拆房屋一直没有安置为由上访。2014年9月其被安置于大同市福盛园F10-4-402号（面积约88㎡），超出面积的补偿款由某村委会垫付并让他写了困难申请，且由他写了欠条。2014年9月4日某村委会给了他困难补助19.8万元并与他签订了息诉罢访承诺书。至此，其涉拆房屋的安置问题已经解决。2014年，每三个月给他4200元过渡费，共四次合计17600元。从2015年开始他以市政建设占了他8亩地补偿不合理为由头进行上访，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村委会再给他一套住房或再给他一部分钱，他好再买一套房。其中有4.8亩登记的是他的名字，这8亩地的补偿款被他们兄弟姐妹六人分了，他分了3.5万元（他当庭表示对此他是认可的）。2015年1月31日，某村委会给了他4200元过渡费、5800元困难补助，以上共计10000元由周某交付给他，并有杨某在场。同年2月10日，给了他3000元困难补助（由程某远交付）。4月19日他去北京上访，周某让杨某在北京给了他4200元过渡费，2000元困难补助。5月2日他和牛某香等人去太原上访，周某、杨某、杨某军去太原接他们，他告诉周某给钱他就跟着一起回，不给钱就不回，后周某给了他们每人3000元。他去北京及太原上访的诉求是为了索要占地补偿款及房子补偿款，和原来上访的诉求一样。2015年6月25日，在某村委会办公室周某给过他5000元，并要求他别再上访了。他从2013年开始上访，先后去过大同市南郊区某乡人民政府、南郊区人民政府、大同市人民政府、山西省信访局一处、国家信访局。某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待过他并针对他的诉求给予了相应的答复，乡党委书记接待过他两次，区信访局的局长及工作人员针对他的诉求给予了相应的答复。2013年5月份起，他先后去了省信访局三次，都是由陈智亮带队将他们接回的。2013年去北京三次，后他的诉求于2014年9月份得到解决。
综合分析以上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李某某在2013年期间开始上访，主要诉求是因为其在某村的涉拆房屋超期安置，故被告人李某某上访索要正常拆迁安置补偿以外的补偿即再给其分配一套住房或再要一些补偿款。本院认为“超期安置”是事实且长达5年之久，虽然过渡费从2008年5月至2014年9月一直按时发放，但被告人李某某作为拆迁户另外要求超期安置补偿属于合理诉求。2014年9月，该诉求因村委会向被告人李某某支付19.8万元而解决，虽然村委会将该款以大病救助名义下账，但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及庭审供述，与公诉机关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此笔款项是为了解决被告人李某某因超期安置的诉求，而由村委会支付的补偿款。被告人李某某在困难申请中所作出的承诺，实际上是“息诉罢访”协议。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起事实不构成犯罪。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其中有3000元的困难补助，系被告人李某某因申请低保未果，村委会给付的困难补助，且有被告人李某某提出的困难申请及困难补助领款单证实该笔款项领取的理由，故该项事实不构成犯罪。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事实。经查，证人周某、周甲、程某亮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实2014年年底，被告人李某某在某村里煽动村民上访，村干部为了维稳以困难补助的名义向被告人李某某支付10000元(4200元过渡费、5800元困难补助)。另外，被告人李某某与去北京、太原接访的村干部讨价还价，以不给钱就不跟着村干部回大同为由，强行索要9200元。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及庭审供述中称该笔款项依然为因房屋拆迁产生的过渡费，并称2015年期间在国家信访局及山西省信访局上访的诉求依然是索要占地补偿款及安置房子补偿款，被告人李某某在庭审供述中称其索要的占地补偿款依然是为了向村委会再要求安置一套住房，以上诉求是被告人李某某基于房屋拆迁所提出的，但该诉求已在2014年9月解决，且被告人李某某也作出了不再因此上访的承诺，故被告人李某某再次以同样事由提出的诉求应为不合理诉求。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的上述行为属无事生非，强拿硬要钱财19200元，严重影响了村民委员会正常的工作秩序，并给社会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故关于被告人李某某所提出的起诉书中所指控的那些钱不是他和村委会要的，是村委会自愿给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人李晨遥、高景文提出的被告人李某某的行为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向他人非法索取财物的方法，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在其合理诉求已经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依然以同样的诉求进行上访并提出无理要求，在国家信访局及山西省信访局无事生非，以上访为由向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委会强拿硬要人民币19200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部分事实成立，但指控的敲诈勒索罪罪名不成立，应当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被告人李某某在犯罪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李某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二、追缴被告人李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19200元，发还大同市南郊区某乡某村民委员会。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某的上诉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19200元是村委会工作人员给上诉人的，并非上诉人强拿硬要。上诉人对自己的行为予以悔过，并没有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恶劣影响。不属于情节严重，原判量刑偏重。请求二审改判，减轻对上诉人处罚。
上诉人李某某的辩护人认为：1、从侵犯客体上讲，上诉人李某某的行为不能证实侵犯了社会秩序。2、从客观方面分析，上诉人李某某并没有强拿硬要的行为，所给钱为过渡费和困难补助费。3、上诉人李某某不具有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故意。4、上诉人的上访行为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并未违法。所以上诉人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出庭的检察员认为，上诉人与村委会在已达成息诉罢访的协议的情况下继续上访，属于非访，其行为属于强拿硬要，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二审认定的事实以及据以认定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
上诉人李某某上诉提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并未强拿硬要。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李某某在与村委会达成协议，并由村委会支付其19.8万元，承诺不再上访。之后以相同的诉求继续上访，以“不给钱不回去”为理由，让接访人员给其钱财，属于强拿硬要的行为。故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李某某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某某在其正常合理的诉求得到解决后，仍然到相关国家机关上访，提出其不合理要求，无事生非，并向村委会强拿硬要人民币19200元，情节严重，其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原判定罪准确。上诉人李某某的辩护人所提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依据上诉人李某某的非访行为及犯罪数额、如实供述等情节所作量刑适当。上诉人李某某量刑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决应予维持，出庭检察员的意见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董雁翔
审 判 员 刘瑞清
代理审判员 王文娟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
书 记 员 宁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