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7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守样，男，194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中北立交桥水星阁**号。现办公地：杭州市文晖路269号。
法定代表人：王德润，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建军，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绍贤，男，194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章云昌，男，196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系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邵蕙菁，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守样为与被上诉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1999年10月10日，杭政[1999]17号文件规定：企业改制时，按1983年前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的30%，以人均15000元的标准，在国有净资产中提取安置富余职工补偿费；1983年前参加工作的职工，改制时已离岗退养企业所承担的费用，在提留的国有资产中列支，上述开支超过提留国有资产部分，由企业自行解决，国有资产如有剩余，留给企业无偿使用。2000年1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又出台了《关于贯彻杭政[1999]17号文件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杭政办[2000]3号）。2000年8月9日，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时职工工龄置换等有关问题的意见》。（二）根据上述文件精神要求，2000年12月2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杭州长运集团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杭政发[2000]283号），同意将杭州长运集团公司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企业名称为杭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1月12日，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按《公司法》要求从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分离改制组建杭州长运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通过公司改制方案和职工置换认购持股方案；同意徐建国等556名职工的831万元工龄置换金和获得股份不实现现金配股；等等。在《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中载明：本次置换和认购范围为国有资产经营终止结算日（2001年3月31日）在册并列入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范围内的职工，本方案经职代会审议后，职工与改制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可根据本方案的规定置换和认购；未能与改制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改制时仍与原企业有劳动关系的，工龄置换后，其置换认购和工龄置换额的处置办法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协商确定。2001年4月29日，杭州市交通局、杭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审批作出《关于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杭交复[2001]23号、杭国资[2001]147号），同意提留资产45829369元由“提留1983年前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7470000元（1657人×30%×15000元/人）”、“提取1983年前职工工龄置换金24595529元（1657人×14843元/人）”等各项提留资产构成。该批复明确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出资2564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3.08%，其中以职工工龄置换资产折股及获得股份出资25550682元，以货币资金出资989318元。2001年5月18日，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向杭州市交通局请示，由于杭交复[2001]23号、杭国资[2001]147号文中有两处数据有误，要求将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出资情况调整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出资2654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3.08%，其中以职工工龄置换资产折股及获得股份出资25549755元，以货币资金出资990245元”。杭州市交通局于2001年5月21日批准上述请示。2001年5月18日，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变更登记企业名称为杭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5月22日，杭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等出资设立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三）周守样于1961年7月参加工作，后进入长运公司下属分公司工作。杭州长运集团公司改制时，《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提取职工工龄置换资产清册》载明，周守样工龄置换额为22450元。2001年6月19日，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与周守样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双方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企业改制方案，结合乙方在企业改制前已经办理离岗退养的实际，经协商一致约定：甲方保证乙方在离岗退养期间，给予享受乙方在企业改制前享受的退养待遇到法定退休年龄止，并由甲方按规定缴纳各项社会统筹金和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由乙方承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由甲方给予办理退休手续；乙方按规定取得的工龄置换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专款用于支付乙方的退养生活费、医疗费和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甲方为乙方支付的各项费用大于或小于乙方工龄置换款的，均由甲方统一调剂，不足部分由甲方解决；等等。（四）后吴啟群、周守样、张金森等部分退养人员就2001年企业改制时提留的工龄置换款处置问题向上级有关部门信访。2005年10月27日，杭州市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就其信访内容答复如下：长运公司的改制方案是按照市政府有关改制政策执行的，并经过市有关部门论证通过；长运公司职工股权的设置方案经长运公司职代会通过，程序是合法的。2006年5月29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对上述信访事项复查后，答复：杭州市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吴某等同志要求持有改制后企业股权的信访要求不予支持。2006年8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小组讨论研究后，就上述信访事项作出浙政信复核（2006）30号《关于吴某等群众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答复如下：一、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于2001年5月完成企业改制，是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有关改制文件精神和政策，经杭州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实施的，符合当时杭州市改制政策要求。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中，认购持股对象明确的，其操作程序也是规范的，因此，应尊重当时的客观实际和具体办法。二、关于职工持股协会的上报人数问题，也是根据杭州市有关改制政策要求，按在国有净资产中核定提留工龄置换款等的人数填报的，这与按照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规定的实际持股并无矛盾。三、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杭州市《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杭信查【2006】3号答复意见并无不妥，应予维持。本复核意见为最终信访事项处理终结意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针对周守样要求确认其享有职工工龄置换个人股资产折价出资的股权，以及系长运公司工会职工持股会的持股会员之一，并要求通过清算以确定其股份、分红和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其实质为周守样是否取得了改制后企业的股东身份。根据相关改制文件精神和政策，以及长运公司改制时的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工龄置换后，置换认购和工龄置换额的处置办法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改制企业与本人协商确定。周守样据此选择了继续享受退养待遇，与长运公司签订了《离岗退养协议书》，明确约定其按规定取得的工龄置换款，同意由公司专款用于支付其退养生活费、医疗费和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后该《离岗退养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其工龄置换款并未作为改制后公司出资认购股份，由此，不能认定其已取得长运公司改制后的股东身份。虽然包括周守样在内的部分退养人员对工龄置换款处置问题提出异议，但经三级信访部门答复、复查及复核，认定长运公司企业改制符合当时杭州市改制政策要求，内部职工认购持股对象明确，操作程序规范。综上所述，周守样的第一项诉请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针对周守样要求长运公司确认提留的1983年前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7470000元是用于包含周守样在内的职工退养待遇等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双方均不否认职工退养待遇中已实际用到该笔费用，故并无确认之必要，且与周守样主张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支持。针对周守样要求长运公司承担其维权经费及维权过程中的精神伤害赔偿费用的诉讼请求，鉴于其在本案中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该项请求缺乏依据，亦不予支持。此外，周守样在庭审中已明确对范建军、徐绍贤并无具体的请求，系考虑案件调查需要将其列为被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守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1元，由周守样负担。
周守样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周守样要求法院确认原长运公司由国企改制为非国有企业并于2001年5月22日注册登记成立时，周守样在新公司的职工工龄置换个人股22450元，股东资格的原始股份权和在改制后企业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期间享有退养待遇在已提留的83年前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747万元中列支的权利确认。原审法院对证据18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周守样已获取了工龄置换花名册和持股会会员名册，但原审法院在庭审中搞文字游戏，在企业名称简称上做文章，不顾周守样极力反对，坚持将非国有企业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为“长运公司”与原审被告的证据5第一条，国有企业名称的简称“关于长运公司改制问题”相对接。“长运公司”是《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长运集团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杭政发[2000]283号）中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的简称（原文如下：同意将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公司”>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简称在《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退养人员信访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杭府纪要[2006]97号）中为“杭州长运集团”（原文如下：4月26日，受沈坚付市长委托，市政府付秘书长赵立康主持召开关于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长运集团>退养人员信访问题的专题会议）。原审法院将杭州市人民政府对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所有制企业名称的简称合二为一，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非国有企业的名称界限和适用法律效力的界限，违法审判。二、认定事实错误。1、周守样证据1：周守样于1994年8月从全民所有制企业退养，2004年5月改制后企业退休、期间历经国企改制，退养职工是企业在职职工，改制时既与原国企保持着劳动关系，又是改制后企业劳动工资名册上列名的职工。周守样的证据2至8是七个法律、法规和企业改制政策文件，其中的四至八5个文件载明在改制方案批复文件之中，明确规定企业改制时，强制性规定1983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都应进行工龄置换，人人持股，是批准注册登记周守样22450元职工工龄置换个人股股东资格和退养待遇的法律依据，也是本案审理的法律依据。2、周守样的证据9-13中预提留资产45956404.63元中就包括周守样提留在改制后企业两项资产，22450元职工工龄置换个人股资产和退养待遇费用83年前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747万元资产，这是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杭州市交通局上报企业改制方案中周守样的股东资格和退养待遇的事实。3、周守样证据14至20，正是周守样等1657名职工工龄置换个人股股东出资24595529元，其中：44名自然人股东，1613名职工持股会（会员）股东（工号873工龄置换额22450元正是周守样），在改制后企业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止享有原企业享有退养待遇的权利，都经过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政府批准，注册登记手续生效的合法权利，程序合法。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职代会决议第二条明确规定，职工（会员）置换认购的全部股份（资产）委托给杭州长运有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名称以登记为准）管理，该资产仅限于投入到改制后组建的有限公司的事实。4、周守样的证据21至30，序号1327周守样工龄置换额22450元，经市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为准的、工商注册登记成立手续生效的股东资格，程序合法。在证据21《关于核准组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的批复》中明确规定，职工持股会资金仅限于对公司的出资，不得购买社会发行的股票、债券，也不得向本公司以外的企事业单位投资或单独进行经营活动。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可以发放退养生活费的规定。5、周守样的证据31至37，长运公司不仅对徐绍贤曝光的在册退养职工504人名单工龄置换持股额8734956元中周守样22450元股权不予确认，拒不公示1657名职工工龄置换名单和工龄置换额，拒不公示2086名职工持股会会员名单持股额花名册，反而连在改制后退养期间的退养待遇也没有了。2005年5月11日，根据《关于退养人员工龄置换款处置有关事项的通知》（杭长运[2005]045号）第一条，“由退养人员所属单位负责与退养人员签订《补充协议》，并发放工龄置换款清算后的余额和生活补助费。《补充协议》第一条，”以乙方工龄置换额为计算基数，扣除改制后退养期间发放的生活费后的余额，由甲方一次性发给乙方。这不是简单的工龄置换额扣除改制后退养期间发放的生活费的清算，是改制后企业非法解除周守样原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清算，该清算本应当在2001年6月订立协议时进行，而不是限于2005年5月至7月15日之前清算。《离岗退养协议书》不是劳动合同，是改制后企业单方终止原劳动合同履行，解除原劳动合同又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行为的罪证。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八条，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周守样不服长运公司的清算行为，拒绝清算，十余年维权无果。三、认证错误。1、长运公司证据1的前言和决议第三条中非常明确规定审议通过的是《杭州长运有限公司内部职工置换认购持股方案》，而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工龄置换入股采用置换国有净资产作价形式，认购入股采用以人民币现金形式。《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缺少置换两字，其实质是否定了职工工龄置换个人股资产出资入股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将职工（会员）置换认购的全部股份（资产）委托给杭州长运有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名称以登记为准）管理，“该资产仅限于投入到改制后组建的有限公司”。“资产”就是股份。根本不存在原审法院阐述的：不是所有的职工工龄置换款都进入职工持股会的规定。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的，2001年3月2日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上报的《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方案的请示》（杭长运[2001]033号）、《关于要求成立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的请示》（杭长运[2001]034号）中的附件：《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置换认购持股方案》）长运公司至今拒绝公示。《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是改制后非国有企业制定的方案，其制定方案的时间是2001年5月（无具体日期）。在长运公司的证据5中有记载（证据5的原文：“根据市政府有关改制和企业实际情况，在市交通局等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2001年5月，杭州长运集团制定《企业改制方案》和《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杭州长运集团”在《杭府纪要[2006]97号》中是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简称。2001年5月杭州长运集团制定的方案是在2001年4月29日，杭州市交通局和杭州市国资局杭交复[2001]23号、杭国资[2001]147号已批准了杭州长运集团公司2001年3月2日杭长运[2001]033号、034号上报2001年1月12日八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方案》和《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置换认购持股方案》之后制定的方案，从制定方案的企业名称和制定方案的时间为改制后企业制定的方案。况且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既无公司公章和时间，在申请工商注册登记时提交的材料中又无该方案。2001年1月12日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最后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公司改制方案和置换认购持股方案不是2001年1月12日日期的都不是八届四次职代会审议通过的方案。长运公司的证据1不能证明距2001年1月12日四个多月后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制定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方案为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2、长运公司的证据2《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第一条，公司总股本5000万元，其中：杭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500万元，职工持股协会2654万元；自然人股1846万元；第二条，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总股本2654万元的来源：（1）1983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职工的工龄置换额2389.9754万元；（2）1984年1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技术骨干获得股份165万元；（3）会员现金认购99.0246万元。违反《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杭州市企业改制政策文件规定。根据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徐建国等556名职工的831万元工龄置换金和获得股份不实行现金配股规定，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提取职工工龄置换金24595529元，获得股份165万元，相应现金入配股为26245529元。公司总股本应在7500万元及以上（职工工龄置换24595529元+获得股份165万元+现金配股额26245529元+国有股500万元+自然人股东44人现金出资1700余万元）。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2086人净资产出资25549754元，其中：职工工龄置换出资23899754元，获得股份出资165万元，相应现金入配股为25549754元，减除徐建国等人的831万元配股额，1530名（2086人-556人）职工（会员）的现金配股额有17239754元（25549754-831万元），而不是990246元，职工持股会的最低股本出资额即职工工龄置换及获得股份出资与现金配股额出资为42789508元（不含职工其他的现金认股额），根本不是2654万元。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5000万元注册资本是全体46个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认缴的出资额，职工持股会注册资本2654万元是包括周守样在内的全体2086名职工（会员）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认缴的出资额。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第三条置换认购范围先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后认购缴款，违反贷款通则规定。改制后企业与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在2001年5月22日工商登记成立后的行为。第一，职工与改制后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是改制后企业本公司职工可置换认购。第二，未能与改制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周守样等504人在册退养职工，改制时仍与原企业有劳动关系的不是改制后企业本公司职工，工龄置换后，其置换认购和工龄置换额协商处置。协商处置，工龄置换款支付退养费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得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之外约定其他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的规定。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名单持股额花名册汇总表中，注：持股会持股总额为2654万元（2654=2389.9754+165+99.0246），这个数字正是《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第十六条、《注册资本缴纳情况明细表》、《依托工会设立职工持股会申请表》中职工持股会注册登记的总股本和股本来源。也是长运公司证据5第二条所承认的：“关于退养人员提出的股权问题。当时经批准和杭州长运集团上报的《企业改制方案》及有关材料都将退养人员列入工龄置换范围”，长运公司的证据6第二条也承认“关于职工持股协会的上报人数问题，也是根据杭州市有关改制政策要求，按在国有净资产中核定提留工龄置换款等的人数填报的”事实证明周守样是改制企业的持股股东，职工持股会的持股会员。该汇总表83年前职工仅1114人工龄置换额15316558元，83年后职工475人获得股份1627300元，现金出资5821188元，合计已持股2276.5046-16.7110，尚可配股337.4954万元，其中现金出资375.2254万元，奖励获股2.27万元。周守样等504名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在册职工未申请股权转让却在该职工持股会名单和持股额花名册中被除名的违法行为。第六条置换认购标准第一款第三项，1983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人均持股1.5万元（以本人实际工龄置换额入股），公司中层付级以上管理人员的持股标准，违反杭州市企业改制文件杭政[1999]17号、杭政办[2000]3号、杭政办[2000]14号文件获得工龄置换所得股份的职工应按不低于1:1的比例现金入配股的规定；违反《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次职工表代大会议》和《杭州长运有限公司职工置换认购持股方案》规定，剥夺职工持股会1530名职工（会员）17239755元（25549755元-831万元）的现金入配股的合法权利。公司现金出资18754470元（含王德润置换剩余国有净资产6351781.15元）不是工龄置换配股，而是向49名管理人员非法转让公司股份。3、长运公司的证据3《离岗退养协议书》，是新公司登记成立后的2001年6月19日在改制后企业重新签订劳动时由长运公司提供签订的，《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长运公司违反杭州市改制政策规定的改制后企业要与已进行工龄置换的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原企业工龄不能连续计算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规定。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就是解除原劳动合同。《离岗退养协议书》是改制后企业单方终止原劳动合同履行，解除原劳动合同又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违法行为的罪证。《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离岗退养协议书》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免责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4、长运公司的证据4至6，违反改制的操作程序和审批程序，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行政执法乱作为的证明。5、长运公司的6个证据都是在2001年5月22日后的行为，与本案无关，就是这几个违法证据周守样合法权利得不到解决，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认证和适用法律方面均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一、长运公司依法履行周守样拥有22450元职工工龄置换个人股资产折股出资注册登记在《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股东2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以置换经评估、确认的国有净资产出资（工龄置换送股2389.9755万元，1984年1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业务骨干获得股份165万元），出资额为2554.9755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99.0245万元，共计出资2654万元，合占注册资本的53.08%之中登记手续生效的股东资格原始股份权；责令长运公司限期履行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向周守样进行自公司注册登记生效之日起的股权清算（包括历次分红、扩股和红利再投资的清算）。二、判令长运公司依法履行周守样在册退养职工在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拥有原企业享有退养待遇费用在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方案和《关于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杭交复[2001]23号、杭国资[2001]147号）中提留资产第（4）项提留83年前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747万元（1657人×30%×15000元/人）中列支的合法权利。三、判令长运公司承担周守样的维权经费，并承担维权过程中对周守样造成的精神伤害赔偿。四、本案诉讼费由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承担。
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守样既不是长运公司的原始股东，更不具备股东资格。周守样系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下属单位修理厂的职工。1994年8月，周守样经本人申请成为企业内部退养人员。根据公司职代会通过的《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第三条规定：“职工与改制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可根据本方案的规定置换和认购”。该方案规定说明，要成为长运公司企业内部股东，必须是与改制后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而本案中，周守样在企业改制后未与改制后新设立的企业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未实际提供过劳动，因此，周守样既不是长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的股东，更不具备股东资格。根据《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规定，周守样在工龄置换后，其置换认购和工龄置换额的处置办法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长运公司与周守样协商确定。经过协商，周守样选择享受退养待遇并且双方签订了《离岗退养协议书》，在该协议中双方已达成了一致意见：“乙方按规定取得的工龄置换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专款用于支付乙方的退养生活费、医疗费和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甲方为乙方支付的各项费用大于或小于乙方工龄置换款的，均由甲方统一调剂，不足部分由甲方解决”（见书证）。由此可见，周守样对工龄置换款的处置是清楚的，其工龄置换款并没有转变为股份更是清楚的，而且长运公司已经按该《离岗退养协议书》履行了义务。因此，周守样不能按双方约定享受了退养待遇后又主张享受在岗职工待遇。二、长运公司改制前企业制定的改制方案合法。长运公司改制前根据市政府及企业实际情况，在市交通局等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制定的《企业改制方案》、《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及《公司减员分流实施办法》，广泛征求职工意见，并经职代会审议通过，经市政府有关部门反复论证和批准后予以实施。在实施改制的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按规范程序操作的，符合当时杭州市出台的企业改制有关政策的。三、周守样所诉股权问题已经三级信访终结。2005年10月杭州市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认为周守样重复信访的情况下再次作出答复；周守样对杭州市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答复不服向杭州市人民政府要求信访复查；杭州市人民政府针对周守样提出的股权问题进行复查后提出了复查意见；周守样对市政府的复查意见不服，又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了复核，2006年8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经省信访事项复核小组讨论研究后作出了复核意见：认为“按当时的改制政策与长运集团公司的规定，认购对象明确，操作程序规范，各级答复意见并无不妥。”至此，周守样所诉的股权问题已经三级信访终结。四、原审法院并未有搞文字游戏，在企业名称上做文章的情形。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法庭为了便于审理，对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为“长运公司”，并无他指，且在周守样提出疑惑后进行释疑，此简称仅为便于庭审，并非所谓搞文字游戏。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周守样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原判。
二审期间，周守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立登记申请书（全册），用于证明：认购持股方案及职代会决议在里面都是没有的。2、张金森出具的说明1份，用于佐证原审提交第48份证据。3、李金龙等人出具的证人证言，用于证实张金森和王德润的通话记录，即2013年我们起诉杭州市交通局履行法定职责。过了两个月，我们提出请王德润协商，我们可以撤诉的。后来谈了三次谈不好，2005年我们去杭州市国资委信访，反映我们的股份被瓜分了400多万元，当时王德润明确提出是分了500多万元。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不是新证据，若是工商局的登记材料，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反而能够证明周守样不是公司股东。证据2也不是新证据，同样证明周守样、张金森并不是长运公司的股东。证据3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基本格式，所谓证人均是参加旁听的人员，和周守样、张金森是相同的情况，且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周守样、张金森是长运公司股东的事实。本院对该些证据认证为：证据1系长运公司的设立登记材料、章程及相关改制文件，其中虽然没有包括认购持股方案及职代会决议，但该事实与两份文件本身的真实性不具有必然关联。证据2、3在性质上属于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但当事人与证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其中有相关证据佐证部分内容予以采信。
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守样的工龄置换款是否转为改制企业职工持股会出资的组成部分，即周守样是否具有长运公司的股东资格。根据周守样与长运公司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书》，周守样同意将其按规定取得的工龄置换款由长运公司专款用于支付其退养生活费、医疗费和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而并未以工龄置换入股。该方案符合长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中关于“未能与改制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改制时仍与原企业有劳动关系的，工龄置换后，其置换认购和工龄置换额的处置办法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应由改制企业与本人协商确定”的原则。故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有效约定，周守样的工龄置换款已作其他用途，并未转为改制企业职工持股会出资的一部分，故其主张为长运公司股东及其他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1元，由周守样负担。周守样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 正 茂
审 判 员 夏 明 贵
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林 叶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