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10民终3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艳，女，1967年7月3日出生，汉族，汝城县六中老师，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栩芳，男，197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汝城县延寿中心校副校长，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防，男，1962年6月12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利文，女，197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的良，湖南为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虹，女，1969年3月10日出生，瑶族，原汝城县综合公司下岗职工，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祖芬，女，196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原汝城县矿产品公司退休职工，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昆明，女，197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汝城县林业局退休人员，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跃贱，男，1964年12月29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红，男，1970年3月4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志雄，男，196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军，汝城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安连，女，196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汝城县人民医院职员，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满英，女，196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汝城县南洞中心校老师，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纯霞，女，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汝城县人民医院退休人员，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琴玉，女，197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爱成，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雪兰，女，197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原汝城县土产公司下岗职工，住湖南省汝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祎永，男，199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在校学生，住湖南省汝城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大春（系何祎永伯父），住湖南省汝城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安平，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会军，男，195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平，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范蔼平，女，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原审被告：张胜之，男，1966年12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马艳、朱栩芳、李小防、吴利文、王虹、陈祖芬、朱昆明、陈跃贱、张文红、朱志雄、朱安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因与被上诉人陈雪兰、何祎永及原审被告朱会军、范蔼平、张胜之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7）湘1026民初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艳、朱栩芳、李小防，上诉人吴利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的良，上诉人王虹、陈祖芬、朱昆明、陈跃贱、张文红、朱志雄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军，上诉人朱安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爱成，被上诉人陈雪兰、何祎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大春、汤安平，原审被告朱会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范蔼平、张胜之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马艳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雪兰、何祎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何常春死亡与马艳无因果关系，应由何常春自行承担全部责任。1.2017年3月18日晚聚餐期间，没有人对何常春进行恶意劝酒、逼酒、强迫性灌酒。散席后都是步行去KTV，包括何常春在内无一人处于醉酒状态，至马艳十点多离开KTV时，何常春都没有表现出身体不适或醉酒状态。何常春是在十二点以后才与几个人离开KTV。故马艳不存在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行为，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何常春作为成年人，应充分预见喝酒过量的严重后果，应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应由其承担全部责任；2.何常春死亡与聚会喝酒及KTV歌舞并无因果关系。医院病历证明和相关证据证明何常春死亡并非酒精中毒身亡，因未对死者进行尸检，无法确定死因，不能证明喝酒吃饭行为与何常春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责任分担比例缺乏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马艳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朱栩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雪兰、何祎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雪兰、何祎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责任划分错误。何常春的死亡并非朱栩芳的原因导致，而是其自身的行为和疾病所致，故应由何常春承担全部责任。朱栩芳可以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其予以适当补偿；2.一审判决认定朱栩芳与何常春是比较要好的同行属认定事实错误。朱栩芳与何常春因工作关系认识，一审法院推定朱栩芳对何常春的身体状况有相当了解，从而加重其责任错误；3.朱栩芳既不是酒席的召集者，也不是KTV的召集者，亦不是最后离开KTV的人，也未对何常春实施劝酒行为，故朱栩芳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李小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小防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雪兰、何祎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何常春死亡与李小防无因果关系，应由何常春自行承担全部责任。1.2017年3月18日晚聚餐期间，没有人对何常春进行恶意劝酒、逼酒、强迫性灌酒。散席后都是步行去KTV，包括何常春在内无一人处于醉酒状态，至李小防十点多离开KTV时，何常春都没有表现出身体不适或醉酒状态。何常春是在十二点以后才与几个人离开KTV。故李小防不存在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行为，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何常春作为成年人，应充分预见喝酒过量的严重后果，应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应由其承担全部责任；2.何常春死亡与聚会喝酒及KTV歌舞并无因果关系。医院病历证明和相关证据证明何常春死亡并非酒精中毒身亡，因未对死者进行尸检，无法确定死因，不能证明喝酒吃饭行为与何常春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责任分担比例缺乏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李小防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吴利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吴利文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由陈雪兰、何祎永负担。一、一审审理程序违法。1.本案遗漏朱小鹏等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进行调查取证，导致部分事实未查清，遗漏了朱小鹏等人，导致责任主体认定错误，责任划分错误；2.吴利文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一审法院错列吴利文，侵害其权利，应予以纠正；二、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责任划分错误。1.何常春的死亡是否与唱歌、跳舞有关，无司法鉴定依据。何常春的死亡是由于脑出血引起，系其自身疾病导致。在没有进行司法鉴定情况下，直接推定死亡与唱歌、跳舞有关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推定吴利文最后离开KTV没有依据。事发当晚，吴利文仅在KTV包厢内待了半小时左右就离开了，一审法院推定吴利文最后离开错误；3.吴利文与何常春之前并不相识，也没有参与聚餐、敬酒，对何常春的安全没有注意义务，对何常春的死亡也不存在过错，故吴利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王虹、陈祖芬、朱昆明、陈跃贱、张文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虹等五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雪兰、何祎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虹等五人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判决王虹等五人承担过错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何常春死亡是因高血压饮酒致血压升高所致，醉酒不是高血压患者血压增高的必然条件。一审判决对何常春处于醉酒状态没有认定，判决王虹等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基础；2.王虹等人到KTV后，约在十点左右相继离开。王虹等人离开时，何常春无任何醉酒迹象。视频资料显示，歌厅散席后，何常春的朋友范蔼平从何常春被发现出事的菜市场旁的地点离开，说明之前他俩是在一起的，并非无人护送，故王虹等人再无护送何常春的义务；3.王虹等人对何常春的死亡未实施违法行为，主观上也无过错，也无劝酒、斗酒、逼酒行为，何常春的死亡与王虹等人无因果关系；二、本案与何常春最后在一起的范蔼平没有到庭，导致案件事实未查清。
朱志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朱志雄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雪兰、何祎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何常春的死亡与朱志雄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朱志雄承担3%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发当晚陈跃贱打电话邀请朱志雄去KTV谈事情，谈了一会，KTV停电，大家一起离开，朱志雄未与何常春饮酒；二、一审判决认定朱志雄承担3%的责任显失公平。朱志雄未喝酒，与何常春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朱安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朱安连等人不承担责任；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雪兰、何祎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违法。1.一审没有穷尽职责调查取证，导致部分事实没有查清，遗漏当事人，从而导致责任主体错误，责任划分错误；2.一审允许陈雪兰、何祎永代理人与朱会军的代理人同时出庭，对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冲突缺乏应有的审查；二、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划分责任错误。何满英等四人虽参与了KTV歌舞活动，但并未参与聚餐，也未饮酒，何满英等四人对何常春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不应当承担责任。
陈雪兰、何祎永针对各上诉人的上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关于何常春的死亡，何常春死亡是因醉酒导致。各上诉人与何常春聚餐喝酒，并到KTV唱歌，明知受害人醉酒，且歌厅散席后没有将其安全护送回家或交付给其成年人家属，没有尽到及时通知和照顾义务，造成受害人当晚摔倒在菜市场路旁无人发现，错过及时抢救的最佳时机，故各上诉人对何常春的死亡均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根据违法性大小，确定各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比例正确，应予维持。
朱会军述称，本案中，虽是朱会军提议唱歌，但其在整个过程中都未饮酒，也是最先离开KTV的，朱会军未对何常春进行劝酒，对何常春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范蔼平、张胜之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进行陈述。
陈雪兰、何祎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艳等十七人连带赔偿陈雪兰、何祎永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误工费共计683,430的50%即341,715元；2.马艳等十七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雪兰与何常春（1970年10月11日生）系夫妻，何祎永系陈雪兰与何常春之子，何常春父母均已故。何常春生前系汝城县永丰中心校副校长，与马艳和朱栩芳是比较要好的同行。何常春患有高血压病。2017年3月16日，马艳从郴州市回到汝城县，何常春提议聚一下。2017年3月18日，经何常春和马艳召集，当天晚上6时许，陈跃贱、朱会军、张文红、王虹、陈祖芬、李小防、朱栩芳、张胜之、朱昆明等11人先后到县城的“忠忠餐馆”聚餐，马艳并自带自家浸泡的“青梅酒”4至5斤供聚餐饮用。席间，除朱会军和张胜之因身体原因没有喝酒外，其余9人都不同程度喝了酒并相互敬了酒，其中何常春喝了4至5两“青梅酒”，晚餐由马艳买单。晚上8时许晚餐快结束时，兴趣所致，朱会军提议去KTV唱歌，张文红附议买单，陈跃贱订好包厢，大家便先后步行至金沙大酒店KTV999，除张胜之在KTV短暂停留未实际参与KTV活动外，其余10人都到金沙大酒店KTV999包厢参与了活动。晚上7时48分许，何常春电邀朱安连，其后朱安连邀邓纯霞、何满英3人一起到KTV999唱歌。晚上8时59分许，范蔼平打电话给何常春，双方通话共27秒。期间，先后有朱志雄、范蔼平、吴利文、曹琴玉被邀进入了包厢。在包厢里，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喝啤酒，有的玩手机等。晚上12时许，KTV停电。在停电前的10时许至停电前，王虹、朱会军、李小防、马艳、朱栩芳、朱安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陈祖芬、朱昆明相继离开了KTV。停电期间，朱志雄、陈跃贱、张文红也相继离开了KTV。2017年3月19日0时17分许，何常春还曾打电话朱栩芳，双方通话共28秒。
2017年3月19日0时40分许，陈雪兰打电话何常春，双方通话共11秒。2017年3月19日7时半许，有群众发现何常春跌倒在市场管理中心门口菜街斜对面人行道上的一棵柳树下，便向汝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警。汝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警案件登记表称：“2017年3月19日7时许，匿名报警：在卢阳镇文塔社区菜街路边上，有一个人倒在地上。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至菜街，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经查发现该男子系因醉酒倒在路边，在路边睡了一晚，到早上被摆摊的看到遂报警。后待汝城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到达后，民警与医生一起将该醉酒者送至医院醒酒”。何常春3月19日上午在汝城县人民医院抢救期间，经检查系脑出血。因病情危急，当天11点13分转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经诊断，何常春为1、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并脑疝；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3、肺部感染；4、中枢性呼吸衰竭并循环衰竭。3月21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出死亡通知单：何常春经诊断为脑出血并脑疝，于2017年3月21日上午11时40分死亡。医院抢救期间，共用去抢救费28,525元（其中：汝城县人民医院910.41元，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7,614.82元）。
事发后，汝城县教育口纪委组织调查组对马艳、朱栩芳、何满英等人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关于永丰中心校何常春酒后死亡问题的初步核实情况》。其后，汝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对何立新、朱遵文、何亮华、何斌、张文红、陈跃贱、朱会军、朱昆明、邓纯霞、何满英、朱安连、陈祖芬、王虹、朱栩芳、马艳等人进行了调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何常春与马艳等十七人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及责任比例；二、陈雪兰、何祎永损失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的确定。
一、何常春与马艳等十七人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及责任比例。本案中，何常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又是本案聚餐的提议者，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的危害，特别是明知自己患有高血压病不能喝酒却仍然喝酒，对自己的身体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且聚餐后接连到KTV歌舞，使自己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加速了高血压病的发作，最终导致脑出血死亡，对自己死亡的后果，本人应承担主要责任。聚餐喝酒和KTV歌舞与何常春死亡之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马艳等十七人在聚餐喝酒和KTV歌舞过程中，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应当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张胜之虽参与了聚餐但未喝酒，也未实际参与KTV歌舞，与何常春的死亡后果没有关联性，陈雪兰、何祎永也未举证证明张胜之在本案中有过错，因此，张胜之对何常春的死亡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马艳和朱栩芳与何常春生前是比较要好的同行，对何常春的身体状况应当有所了解，对何常春的健康安全未尽到较大的注意义务，对何常春的死亡后果应承担较大责任。朱会军聚餐虽未喝酒，但朱会军是KTV唱歌的提议者，应当与参与了聚餐喝酒和KTV歌舞的人承担同等的责任。关于朱会军是KTV唱歌的提议者，朱会军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虽未承认，但相关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和一审庭审中进行了证实，汝城县城关派出所2017年4月14日对王虹的询问笔录：“……马艳告诉我，何常春叫我们一起吃晚饭。之后，我还接到了何常春的电话，也是叫我一起吃晚饭的。老会没有倒酒、小幺哥也喝茶，其余每个人都倒了酒。之后大家都在相互敬酒。我们吃饭到8点多钟，先是老会说要不今晚请大家去唱歌，然后一个男子就说，他打跑得快赢了，他来请唱歌，于是大家都同意了。除了小幺哥没去，其他人都去了。我在包厢里就喝了一杯啤酒……”，更是进一步证实了朱会军是KTV唱歌的提议者。范蔼平和吴利文未自证或举证证明自己在KTV歌舞期间先于离开何常春，且一审庭审中朱志雄、张文红等称其离开金沙大酒店时还看见何常春跟几个不认识的女性在金沙大酒店的门口站着，因此，应推定范蔼平和吴利文为最后离开何常春、对何常春具有特别安全保护或护送照顾义务的人，应当与参与了聚餐喝酒和KTV歌舞的人承担同等的责任。至于朱栩芳称还有一对父子中的儿子参与了聚餐喝酒和相关当事人称范蔼平还带来了二个不认识的女性参与了KTV歌舞等，但经多方调查，其他当事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身份信息，因此，今后陈雪兰、何祎永及其他当事人查明其身份信息后可另行起诉。综上，综合本案案情，根据本案发生的原因力和作用力，对何常春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以陈雪兰、何祎永承担65%，马艳等人承担35%为宜。在马艳等人承担的35%中，以马艳、朱栩芳各承担11%；王虹、陈祖芬、朱昆明、陈跃贱、张文红、李小防、朱会军、范蔼平、吴利文各承担7%；朱志雄、朱安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各承担3%为宜。
二、陈雪兰、何祎永损失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的确定。陈雪兰、何祎永误工费的请求，由于该笔费用未举证，故此，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何常春的死亡给其一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精神痛苦，陈雪兰、何祎永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陈雪兰、何祎永在本案中所遭受的损失，根据湖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结合陈雪兰、何祎永的主张和所举证据，经审核应为：
1、医疗费28,525元；
2、死亡赔偿金576,760元（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38元×20年）；
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4、丧葬费26,944.5元（职工年平均工资53,889元÷12个月×6个月）。
以上1-4项合计682,229.5元，由陈雪兰、何祎永自行承担443,449.5元（682,229.5元(65%）；由马艳等人赔偿238,780元（682,229.5元(35%）。在马艳等人赔偿的238,780元中，由马艳、朱栩芳各赔偿26,265.8元（238,780元(11%）；由王虹、陈祖芬、朱昆明、陈跃贱、张文红、李小防、朱会军、范蔼平、吴利文各赔偿16,714.6元（238,780元(7%）；由朱志雄、朱安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各赔偿7163.4元（238,780元(3%）。范蔼平和吴利文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由此引起对自己相关不利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自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被告马艳、朱栩芳各赔偿原告陈雪兰、何祎永损失26,265.8元；被告王虹、陈祖芬、朱昆明、陈跃贱、张文红、李小防、朱会军、范蔼平、吴利文各赔偿原告陈雪兰、何祎永损失16,714.6元；被告朱志雄、朱安连（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各赔偿原告陈雪兰、何祎永损失7163.4元，以上合计赔偿238,780元。二、驳回原告陈雪兰、何祎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9元，由原告陈雪兰、何祎永承担607元；由被告马艳、朱栩芳各承担155元；由被告王虹、陈祖芬、朱昆明、陈跃贱、张文红、李小防、朱会军、范蔼平、吴利文各承担98元；由被告朱志雄、朱安连（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各承担4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当事人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何常春的死亡与饮酒有无因果关系；二、一审对何常春死亡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医院的通知单载明的诊断结论，何常春死亡的原因为脑出血并脑疝。该死亡原因与饮酒有无因果关系，医院未作出明确的结论，当事人也未申请鉴定，因此，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何常春的死亡与饮酒有因果关系。这也是上诉人对一审认定何常春的死亡与饮酒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不服的主要原因。过度饮酒对人体有害，这是常识。患有极高危3级高血压病的患者过度饮酒对身体危害更大，也是常识。虽然在聚会时，可能并没有谁对何常春过度劝酒，但由于聚会人数多，时间长，即使相互之间仅仅是礼节性的互敬一下，对于患有高血压的何常春而言，就属于过度饮酒了。加之长时间不休息，之后又露宿街头，何常春的死亡属多因一果，但与过度饮酒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故一审认定何常春的死亡与饮酒有一定因果关系是正确的。
关于争议焦点二。适度饮酒，应由自己把握。他人只要不过度劝酒，不强制灌酒，饮酒者饮酒过度的责任由其自负。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度劝酒、斗酒、强制灌酒等行为，故对于何常春饮酒过度，其他聚会者没有责任。
朋友聚餐、聚会、自发性户外活动，相互间负有安全注意义务，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法律赋予的义务，也是珍爱生命的价值取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同行者相互照应、注意安全，就成了必要的附随义务。何常春得知马艳自郴州到汝城，召集同事、朋友聚会，既有欢迎之情，亦有同乐之意。足见其是个热情之人。对于这样一个朋友，聚会的人中应当有人了解他患有高血压病，大家也眼见其喝酒较多，应当意识到他需要关照，但大家均因疏忽大意，无人将其护送回家或送医院，酿成何常春死亡的后果，一审认定除张胜之之外的聚会者均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何常春的死亡均负有责任是正确的。一审在详细分析案件的具体情况后所作的责任划分也无不当。
一次平常的聚会，本应是愉快的，与会者却因何常春的死亡被判担责，心有不甘，可以理解，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也起到了外出活动应相互照应的正确导向，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望各位上诉人把判决要求承担的责任，当作一次善举，给失去亲人的家属一点安慰。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艳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马艳负担；朱栩芳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朱栩芳负担；李小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李小防负担；朱安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16元，由朱安连、何满英、邓纯霞、曹琴玉负担；吴利文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吴利文负担；朱志雄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志雄负担；王虹、陈祖芬、朱昆明、陈跃贱、张文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636元，由王虹、陈祖芬、朱昆明、陈跃贱、张文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惠铭
审 判 员 徐作顺
审 判 员 刘殳扬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法官助理 郝 敏
书 记 员 陈 诚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