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云01行终10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涛源，男，汉族，1944年3月29日生，家庭住址：昆明市官渡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住所：昆明市呈贡区行政中心*号楼*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100015114174G。法定代表人李亮，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和博、谢芝萍，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一审第三人昆明百货集团联元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盘龙区双龙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科办公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1945322XX。法定代表人龙金梅，职务：董事长。上诉人张涛源与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一审第三人昆明百货集团联元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4行初6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昆明市规划局颁发的建字第53010120120005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53号许可证”），经昆明市人民政府复议后于2014年2月10日被撤销，昆明市规划局依职权于2015年1月15日在昆明日报刊登公告，注销了该许可证。后经过法院审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云高行终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11号行政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撤销了昆明市人民政府的上述行政复议决定。昆明市规划局依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于2015年8月25日在昆明日报刊登了第二次公告，即本案被诉的《昆明市规划局关于撤回（昆明百货集团联元商务楼）的公告》（以下简称“再公告”）。该公告撤销了2015年1月15日刊登的公告，并注明原昆明百货集团联元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联元商务楼”项目的规划许可有效。一审法院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昆明市规划局的“再公告”行为是否是行政行为。2、昆明市规划局的“再公告”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张涛源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昆明市规划局作为城乡规划的主管机关，其有职权对城乡建设规划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依法对许可决定予以公开，昆明市规划局在媒体刊登公告的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特性，是一个行政行为。关于昆明市规划局的“再公告”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准许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八条规定：“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除外。”昆明市规划局的公告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昆明市规划局作出许可决定依法应进行公示，昆明市规划局依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进行“再公告”纠正之前的公告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张涛源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九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并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昆明市规划局刊登的“再公告”，内容与其颁发“53号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紧密相关，张涛源作为昆明百货集团联元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联元商务楼”建设项目相邻的居民，与该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从双方的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可以看出，张涛源虽然诉称自己的起诉与之前审理的不是同一件事项，但实质上双方诉争的仍然是“53号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说本案的诉讼标的是昆明市规划局上述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诉讼标的经过昆明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及法院的审理，“11号行政判决”已经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本案的诉讼标的已经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应裁定驳回张涛源的起诉。综上，本案诉讼标的是“53号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张涛源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诉讼。昆明市规划局是昆明市的城乡规划主管机关，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权限。本案的诉讼标的已经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导致张涛源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等的规定，裁定：驳回张涛源请求撤销昆明市规划局2015年8月25日作出的“再公告”的起诉。宣判后，张涛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行政裁定》；2、撤销昆明市规划局2015年8月25日作出的“再公告”；3、由昆明市规划局承担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为：一审裁定避开了本案主要事实，本案起诉对象是“再公告”，而“53号许可证”及附图有效期为一年，现已失效；在这样的状态下，“再公告”曲解误用“53号许可证”的有效期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1号行政判决”、昆明市人民政府云昆政行复决书（2015）第4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提出“53号许可证”有效的结论，正是确认了“53号许可证”有效期内的合法性，该许可证现自行失效，故“再公告”所说的原项目规划许可有效错误。本案针对“再公告”所提诉讼与原诉讼无关联，前提是本案不是再颁证，而是撤回2015年昆明市规划局作出的注销公告。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答辩称：1、张涛源的主体身份不适格，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2、“再公告”不是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仅是昆明市规范局对之前注销公告的纠错行为；3、本案所涉及标的已为生效判决所羁束；4、“53号许可证”开工后是动态有效状态，故不存在失效问题，且该许可证引发的诉讼一直在审理过程中。综上，请求维持原审裁定。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在二审中均无新的证据提交。经本院审查，一审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审判程序合法。根据本案收录的有效证据，经二审审理，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正确，本院亦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之规定，一审判决确认“昆明市规划局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作出许可决定依法应进行公示，其依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进行“再公告”纠正之前的公告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行政行为的特点，是一个行政行为”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而“张涛源作为昆明百货集团联元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联元商务楼’建设项目相邻的居民，与该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权提起诉讼。”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张涛源针对本案所提诉求为：判令昆明市规划局撤销“再公告”并承担诉讼费用，该诉求针对的原规划许可证仍是“11号行政判决”涉及的“53号许可证”，而依据“11号行政判决”已对“53号许可证”涉及的全部内容进行认定，并判决“：一、撤销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的（2014）昆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昆明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2月10日作出的云昆政行复决书（2013）第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结合本案诉求涉及昆明市规划局的“再公告”所载明的：“依据‘11号行政判决’，即日起，依法撤回我局于2015年1月15日发布的《行政许可注销公告（昆明百货集团联元设备楼）》。原昆明百货集团联元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联元商务楼’项目的许可有效”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双方实质上双方诉争的仍然是“53号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该诉讼标的经过已经生效判决认定，故本案的诉讼标的已经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导致张涛源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张涛源所提上诉，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回上诉人张涛源。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 红审判员 曾蕙菁审判员 洪 琳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书记员 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