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湖浔练商初字第229号
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竞舟路226号454室。
法定代表人：张天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楼小樵，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沈祖明。
委托代理人：徐学民，浙江本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俞桦，浙江本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沈祖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于2014年9月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小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于同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出反诉，经审查受理后，本院决定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并于同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天刚及其委托代理人楼小樵，被告（反诉原告）沈祖明的委托代理人徐学民、俞桦到庭参加了诉讼。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本案自2014年11月26日至同年12月10日期间为庭外和解期。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起诉称，2011年7月，被告经人介绍将拆房工程转让给原告。在被告要求先支付拆房费下，原告于2011年7月支付给被告123万元拆房费，其中100万元系原告通过妻子袁美华帐户从农村信用社转帐到被告儿子沈国华帐户，再由沈国华实际转交于被告93万元，其余30万元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天刚从长兴县农村信用社取出现金后直接支付给被告，后被告于2013年2月5日出具给原告收条一张，若全部完成拆房，原告还应支付被告39万元。在原告付款后，双方于2011年9月3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被告将长日酒厂和长日食品厂转给原告实施拆除。但原告一直未能参与上述合同规定的拆迁工程的施工，主要原因是被告无权将上述房屋转让给原告，其属无权代理也无权处分。原告欲拆除上述项目时遭到有关部门的阻止，为此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由于原告无法拆到房屋，其中81.2万元被告已通过长兴国信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退给原告，余款41.8万元至今未退还。故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2011年9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拆房费41.8万元；3、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7.4万元（自2011年9月1日起按年利率6.1%，计算至2014年8月1日）；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沈祖明在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中口头答辩称：1、2009年12月26日，被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以湖州市政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的名义与国信公司签订了《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合同》，根据合同的约定，被告向国信公司支付了保证金。合同部分履行后，到2011年上半年，原告经他人介绍找到被告，原告欲实施房屋拆除，为此双方进行了口头协商，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即被告原与国信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由原告支付被告1624000元。口头协议达成后，原告陆续支付了123万元，剩下的394000元，原告至今未付，并出具了欠条。根据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被告与国信公司于2011年9月2日解除了房屋拆除合同，并经被告的介绍，原告与国信公司在同日签订了拆除合同。后因种种原因，原告与国信公司解除了拆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原告从国信公司领取了812000余元，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2、被告认为双方于2011年9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并不是原告支付1624000元的合同依据，合作协议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合法有效，根据诚实守信的原则，原告无权要求被告退还拆房费并支付利息，综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沈祖明反诉称，2009年12月26日，反诉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市政公司的名义与国信公司签订了《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合同》。合同部分履行后，后因种种原因，于2011年9月2日双方解除了房屋拆除合同。反诉原告在处理与国信公司终止合同的同时，为反诉被告承接国信公司的该项拆除业务提供了居间服务。2011年9月2日，反诉被告与国信公司签订了房屋拆除合同。根据双方的约定并经国信公司同意，反诉被告领回了国信公司应退回反诉原告的812084.9元。因反诉被告支付上述812084.9元、补偿其他损失及居间服务费共计162.4万元，现反诉被告已支付123万元，尚欠394000元未付。因双方的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合法有效。故反诉请求为判令反诉被告立即支付394000元。
反诉被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事实与资金部分均有问题。反诉被告已支付反诉原告123万元，支付的时间是2011年7月，是在先支付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反诉原告通过国信公司已还给反诉被告812000元。反诉被告出具了394000元的欠条是事实，但不是居间合同。拆除房子连同保证金共162万元，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合作协议书一份，要求证明2011年9月3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将拆迁工程转让给原告，双方之间签订了合同关系，原告因此支付被告123万元的事实。
2、收条一份，要求证明2013年2月5日，被告确认共收到原告共计123万元，还欠394000元的事实。
3、客户回单一份，要求证明2011年7月3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天刚的妻子转给被告儿子沈国华100万元的事实。
被告沈祖明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质证称：对证据1，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首先在合作协议签订之前，原告已经支付了123万元并书写了欠条，原告的付款并不是基于该合作协议支付的；其次从表面上看，合作协议是原、被告双方一起合作实施拆房，但事实上不是。因该协议第一条就很明确，被告所代表的市政公司与国信公司要解除合同，解除之后由国信公司与原告重新签订协议，从第二条也可以看出之后由原告对两个工程实施拆除，所有的财务是由原告负责，与被告无关。对证据2，认为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经沈国华仅收到93万元。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及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拆除合同一份，要求证明2009年12月16日，被告以市政公司的名义与国信公司签订了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合同，约定由国信公司将工程发包给市政公司进行拆除，被告应当支付保证金20万元、残值费195万元（实际支付了20万元保证金及残值费90万元）的事实。
2、合同终止协议及处理结果各一份，要求证明2011年9月2日，国信公司与市政公司解除合同，同意将2009年12月26日签订的拆除合同终止，合同终止后，国信公司退回市政公司812084.9元的事实。
3、拆除合同一份，要求证明2011年9月2日原告与国信公司签订了房屋拆除合同，约定由原告承接原本市政公司实施的工程实施拆除的事实。
4、合作协议书一份，要求证明2011年9月3日，原、被告确认被告与国信公司解除合同后，由原告与国信公司重新签订合同，除了已由被告拆除的建筑物外，长日酒厂、食品厂实际由原告实施拆除，与被告无关的事实。结合证据5来证明原、被告之间并非是合作拆房关系的事实。
5、收据一份，要求证明国信公司原本退回被告812084.9元，已转为原告支付保证金及残值费的事实。
6、收条一份，要求证明2012年10月8日，原告与国信公司解除了拆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原告已从国信公司领到退回的保证金及残值费共812084.9元的事实。
7、欠条与收条各一份，要求证明在2011年9月2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欠条一份，确认尚结欠原告394000元。2013年3月5日，被告出具收条时，要求其继续支付394000元的事实。
原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质证称：对证据1、2、3、4、5、6、7均无异议，同时认为证据3这份拆除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
对于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经相互质证，本院审查后认为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双方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均予以认定为有效证据。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的认定及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2009年12月26日，国信公司与市政公司签订了《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合同》，由市政公司对国信公司位于长兴经一路跨铁立交地块指定范围内的建筑物残值实施承接拆除。其中约定：拆除房屋残值回收费为195万元，拆除房屋建筑概面积为36000平方米，其中大东吴荣达制丝有限公司概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均价以32.5元结算（包括地下构筑物）。长日食品有限公司概建筑面积为24000平方米，均价以65元结算。双方还对其他事项也作了约定。被告作为市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名确认。
2011年9月2日，市政公司与国信公司签订合同终止协议，约定双方于2009年12月26日签订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合同》当日予以终止。双方并对终止处理结果达成一致，即确认市政公司沈祖明已上交残值款、保证金等共计110万元，截止合同终止日，市政公司已拆除房屋面积10807.08平方米，经双方最终结算，国信公司退回残值款812084.9元。
同日，国信公司与原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合同》，其中约定，由原告对国信公司位于经一路跨铁立交地块指定范围内的建筑物残值实施承接拆除，拆除房屋残值回收费为156万元，拆除房屋建筑面积（长日食品有限公司）大概为24000平方米，均价以65元结算。其余合同内容同国信公司与市政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
同日，国信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在该收据备注栏写明：退沈祖明残值转杭州天刚上交残值款。
2011年9月3日，被告沈祖明（甲方）与原告天刚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其中第二条约定：“大东吴制丝有限公司已经由甲方实施拆除并已结清所有财务与乙方无关，长日酒厂和长日食品厂甲方接转给乙方实施拆除，一切财务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2012年10月8日，原告与国信公司签订解除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合同协议一份。其中约定双方解除后，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国信公司退回保证金及房屋残值款812084.9元。该笔款项，原告承认已领取，但未能拆除上述合同中约定的房屋。
另查明，2011年7月30日，原告通过袁美华帐户从农村信用社转帐到沈国华帐户100万元，被告沈祖明经沈国华实际领取93万元，后原告又支付被告30万元，共计123万元。2011年9月2日，原告出具欠条一张给被告，言明欠款394000元。被告于2013年2月5日出具收条一张给原告，其中写明：“今收张天刚人民币123万元及欠条一张394000元”。
再查明，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可以确认如下事实：即在2011年上半年，原告欲实施房屋拆除，通过他人介绍，与被告进行了口头协商，后达成一致，即由被告将未实施拆除的工程转让给原告，并由原告支付被告1624000元。口头协议达成后，原告在签订该合作协议前分批次共支付给了被告123万元，对其余394000元出具了欠条，至今未支付给被告。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1、原、被告于2011年9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对于该合作协议，被告在质证意见中认为不能从表面上字义来理解，其认为从协议反映的内容事实上不是合作，在其代理词中也明确否定了双方存在合作拆房的意见。本院认为结合被告在庭审中答辩的意见，即其认可与原告存在转让关系，现从该合作协议内容第二条表述的内容能进一步印证双方存在转让关系，而非合作拆房关系。被告沈祖明作为市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国信公司签订合同期间，其与原告达成之口头拆房转让协议，在2011年9月2日，市政公司与国信公司终止协议后，此时其委托代理权即终止，次日其与原告签订的该合作协议，既无市政公司的盖章又无书面委托授权，且从其收款行为来看，均是被告个人名义收取的。对经一路跨铁立交地块指定范围内的建筑物残值的拆除，被告既不是所有权人，也不具有处分权，其与原告达成的口头拆房转让协议因而是无效的，故原、被告于2011年9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也自然无效。2、原告支付给被告123万元是否基于2011年9月3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上半年，原、被告双方达成口头拆房转让协议后，原告在签订该合作协议前分批次共支付给了被告123万元。故原告支付给被告123万元不是基于2011年9月3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而是基于双方之前达成的口头转让协议。
综上所述，双方达成的口头转让协议无效，合作协议自然无效。被告沈祖明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明知被告没有对上述房屋享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仍与其达成口头转让协议及书面合作协议，明显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对于其要求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认为其为原告承接国信公司的拆除业务提供了居间服务，原告应支付包括补偿其他损失及居间服务费共计162.4万元，扣除已支付123万元，要求原告支付余款394000元的反诉请求，被告并未提交充分证据来证明双方存在居间合同关系的事实，原告也因客观原因未能实施实际拆除行为，故对其答辩意见及反诉请求均不予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与被告沈祖明于2011年9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效。
二、限被告沈祖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人民币417915.1元。
三、驳回原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沈祖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680元，减半收取4340元，反诉费7210元，减半收取3605元，合计诉讼费用7945元，由原告杭州天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负担654元，被告沈祖明负担729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小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戴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