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12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瑞玲，女，197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号院**号楼***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辉，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小峰，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21号。
法定代表人：张树荣，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国，男，1975年9月26日出生，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法务高级经理，住该公司。
上诉人潘瑞玲与被上诉人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1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瑞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加多宝公司向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4960元。事实和理由：加多宝公司在其与潘瑞玲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其可随时调整潘瑞玲的工作岗位的条款应属无效条款，在加多宝公司以�为依据单方变更潘瑞玲的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潘瑞玲有权与加多宝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加多宝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加多宝公司辩称：我公司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潘瑞玲的上诉请求。
潘瑞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加多宝公司向潘瑞玲支付2016年5月扣发的工资3156.42元；2.加多宝公司向潘瑞玲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4960元；3.加多宝公司向潘瑞玲支付2016年春节前发放的2015年的双薪花红4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潘瑞玲于2009年7月28日入职加多宝公司，任营销部-营销支持管理部-
人才储备与培训组课程开发主任，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潘瑞玲属于加多宝公司集团总部的营销部人员。
加多宝公司在其与潘瑞玲签订的起止期限为2013年7月28日至2019年7月27日的劳动合同的补充条款第4条中约定：“乙方（�潘瑞玲，下同）同意并接受甲方（即加多宝公司，下同）的工作安排及调整：甲方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及乙方的身体情况、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在本合同履行期间调整或变更乙方的职务、工作地点、岗位、工种。工作地点包括甲方各关联企业及其下属各分支机构所在地点。甲方按照本款约定调整乙方的职务、工作地点、岗位、工种、工作时间制度，乙方同意按新的薪资标准进行调整。甲方保证乙方调整后的工资以及福利待遇与新工作地点或同一岗位实行同工同酬”。
加多宝公司与潘瑞玲未就发放双薪花红进行约定。
2016年3月起，加多宝公司在潘瑞玲原负责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奖惩管理及团队建设工作。
2016年3月至2016年4月期间，加多宝公司将培训工作归入营销部-营销支持管理部-
营销人力资源处。2016年5月4日，加多宝公司将潘瑞玲的职务在OA系统中变更为营销部-营销支持管理部-营销人力资源处-
人才储备与培训组人力资源主任，但潘瑞玲的工作地点、薪资、福利待遇未发生变化。
潘瑞玲在2016年5月4日发现其工作岗位变更后，就该问题与加多宝公司进行了多次沟通。期间，潘瑞玲在一封主题为“关于工作内容调整和岗位名称变更”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当时，何经理曾三番五次的找我谈，要我舍己为司，因为我之前没做过奖惩，不知道有多大工作量，但为了公司利益，最后承诺，试试看。……总之，一，工作量之大我无力承担，二，个人能力承担不了此类工作。……在我的理解中，企业和员工属于契约关系，无论岗位名称或工作内容变更，需双方协商一致方可执行”。加多宝公司的相应领导在向潘瑞玲回复的电子邮件中表示：“部门合并意味着岗位合并，你的岗位职责不再是课程开发主任，岗位名称变更是公司根据架构和职责变更统一操作的，而且岗位职责的变更也是之前与你沟通确认过的。今年公司变革，再创高效运营模式，所有部门和员工都在经历再造过程，大家比以前承担更多的工作是必然的，不要轻言放弃，后续，米经理也会再找你深入沟通，谢谢”。2016年5月25日，加多宝公司相关领导在给潘瑞玲的一封主题为“答复：关于希望专职从事培训工作，无力承担奖惩工作和全国专项激励方案工作的说明”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现在培训的PPT课件都是驻外培训主任在负责开发，总部培训组已没有专职培训课程开发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工作量太大，请列出一份详细的工作清单，以便我们评估。如你希望专职从事培训工作，现我有西北培训、浙江培训主任空缺，你可以考虑。在部门没有确定变更你现工作职责之前，请按时保质完成相关工作”。潘瑞玲在收到上述电子邮件后，于当日发送电子邮件，以不同意加多宝公司将其工作岗位由课程开发主任变更为人力资源主任为由与加多宝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
潘瑞玲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一、加多宝公司向潘瑞玲支付2016年5月扣发的工资8122.31元；二、加多宝公司向潘瑞玲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0000元；三、加多宝公司向潘瑞玲支付2016年及2015年的双薪花红40000元。2017年6月8日，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开劳仲字[2016]第1275号终局裁决书，裁决：一、加多宝公司向潘瑞玲支付2016年5月的工资差额3156.42元；二、驳回潘瑞玲的其他仲裁请求。加多宝公司不同意上述裁决，但未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潘瑞玲不同意上述裁决，起诉至一审法院。
关于加多宝公司是否应向潘瑞玲支付2015年的双薪花红�问题。潘瑞玲主张加多宝公司应向潘瑞玲支付2015年的双薪花红，并提交营销驻外及工厂2015年花红发放通知、2015年营销部年度绩效考核表加以证明。其中，营销驻外及工厂2015年花红发放通知上载明的发放范围为：营销部驻外、工厂。不含总部驻厂及驻外人员；2015年营销部年度绩效考核表显示潘瑞玲在该年度的考核得分为89.8分。加多宝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向劳动者发放双薪花红并非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而加多宝公司与潘瑞玲未就发放双薪花红进行约定，故潘瑞玲应就其应获得2015年的双薪花红承担举证责任。潘瑞玲提交的营销驻外及工厂2015年花红发放通知上显示的花红发放范围为营销部驻外、工厂人员，而潘瑞玲为加多宝公司集团总部的营销部人员，不在上述通知确定的花红发放范围之内，由此可以认定潘瑞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加多宝公司应向其支付2015年度的双薪花红。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加多宝公司称其不同意京开劳仲字[2016]第1275号终局裁决书中的第一项裁决，但其未就此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法院视为加多宝公司同意该项裁决；潘瑞玲关于要求加多宝公司支付2016年5月扣发工资的诉讼请求与上述裁决书的第一项裁决相同，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潘瑞玲以不同意加多宝公司调整其工作岗位为由辞职，故其关于要求加多宝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向劳动者发放双薪花红不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潘瑞玲和加多宝公司之间不存在关于发放双薪花红的约定，潘瑞玲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加多宝公司应向其支付2015年的双薪花红，故潘瑞玲的相关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潘瑞玲支付2016年5月扣发的工资3156.42元；二、驳回潘瑞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第一项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并对一审判决第一项予以维持。潘瑞玲主张其与加多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以及劳动合同补充条款中关于加多宝公司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及潘瑞玲的情况表现，调整或变更其职务、工作地点、岗位、工种的相关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本院对此认为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经协商一致可以进行变更，但用人单位能够证明生产经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具有正当理由，合理地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的，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用工行为，并且潘瑞玲与加多宝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书以及劳动合同补充条款于2013年7月28日签订以后，潘瑞玲依约向加多宝公司提供劳动，加多宝公司亦向潘瑞玲发放劳动报酬，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实际履行至2016年，双方的劳动关系应属合法有效，即使潘瑞玲主张部分条款无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潘瑞玲与加多宝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非属于非法无效状态，现根据潘瑞玲与加多宝公司之间往来邮件的内容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为潘瑞玲不同意工作岗位的调整向加多宝公司提出解除的意思表示后，双方的�动合同予以解除，此情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潘瑞玲的该项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潘瑞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潘瑞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卜晓飞
审 判 员 王丰伦
审 判 员 杨志东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闫 科
书 记 员 沈茜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