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辽1402行初18号原告刘洪芝，女，1949年10月1日生，满族，农民，现住兴城市曹庄镇大河口村大海口屯***号。身份证号码2107221949********。被告兴城市公安局，住所地兴城市临河大街36号。法定代表人张月林，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力武，男，汉族，47岁，住兴城市温泉街道温馨家园小区，系兴城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利，男，汉族，37岁，住兴城市美星花园小区，系兴城市公安局中兴边防派出所民警。第三人宋丽娜，女，1977年7月6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兴城市曹庄镇大河口村大海口屯***号。身份证号码2114811977********。原告刘洪芝请求撤销兴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葫公（兴）不罚决字（2014）第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洪芝诉称，葫公（兴）不罚决字（2014）第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兴城市公安局于2014年12月2日作出。之后，该局于2014年12月9日决定予以撤销，虽形成法律文书，但未按法定程序进行送达。之后，该局于2014年12月10日以葫（兴）行罚决字（2014）第9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宋丽娜进行行政拘留十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之后，宋丽娜于2015年3月25日提起行政诉讼。经连山区人民法院2015年7月22日以（2015）连行初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葫（兴）行罚决字（2014）第9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兴城市公安局于2015年8月7日提起上诉，经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2月3日以（2015）葫行终字第0009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兴城市公安局于2014年12月2日、12月10日就本案分别作出两次内容相反的行政决定，上诉人诉称的撤销了第一次的不予处罚决定，但没有证据证明该撤销行为告知或者给被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来说，在第一次不予处罚决定没有撤销的情况下，上诉人再次对被上诉人作出拘留及罚款的行政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属于“程序违法”为由，判决撤销了兴城市公安局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的葫公（兴）行罚决字（2014）第9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后，2015年12月4日，兴城市公安局作出葫公（兴）行撤决定（2015）第5号《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此决定书载明：因证据发生变化，根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现决定撤销兴城市公安局2014年12月2日作出的“葫公（兴）决字（2014）第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之后，宋丽娜于2016年2月14日提起行政复议，兴城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12日以兴政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兴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葫公（兴）行撤决字（2015）第5号《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宋丽娜于2016年5月31日提起行政诉讼，连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以（2016）辽1402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宋丽娜的诉讼请求。2016年12月8日，宋丽娜提起上诉，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5日以（2017）辽14行终3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辽1402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发回重审。2017年12月28日连山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以（2017）辽1402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兴城市公安局于2015年12月14日作出葫公（兴）行撤决字（2015）第5号《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被告兴城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12日作出兴政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刘洪芝于2018年1月6日提起上诉，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8日以（2018）辽14行终9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刘洪芝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综上，葫公（兴）不罚决字（2014）第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8年3月8日以后发生法律效力。故现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和撤销。葫公（兴）不罚决字（2014）第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载明宋丽娜与刘洪芝互相撕扯并将刘洪芝带倒。之后，造成刘洪芝身体伤害住院治疗。宋丽娜的违法行为是造成刘洪芝伤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刘洪芝已是年近七旬的老年人，宋丽娜的违法行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形。兴城市公安局不论是否发现宋丽娜致伤刘洪芝的新证据，都应当对宋丽娜进行行政拘留和罚款的处罚。兴城市公安局严重偏袒第三人宋丽娜，作出的葫公（兴）不罚决字（2014）第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兴城市公安局辩称，2014年11月15日10时许，刘洪芝与其儿媳周秀英在自家前院大门口垒墙时被宋丽娜阻拦，而后刘洪芝与宋丽娜发生撕扯，在撕扯过程中刘洪芝被宋丽娜带倒，后刘洪芝住院治疗。经调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宋丽娜有故意伤害或殴打刘洪芝的违法行为。2014年12月2日，兴城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葫公（兴）不罚决字[2014]第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对宋丽娜不予行政处罚。这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适当，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维持。第三人宋丽娜述称，我做为本案的第三人，由于涉及到我的利益及权力，那么我认为连山区人民法院就原告刘洪芝对葫公（兴）不罚决字[2014]第4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应予驳回，原因如下：首先，由于被告兴城市公安局在2014年12月2日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明确标明：“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葫芦岛市公安局或兴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兴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决定书一旦送达就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也就说明了原告刘洪芝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就具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可原告刘洪芝在接到本决定书后当时并没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是选择了又向被告兴城市公安局提供了新的证据，从而也就导致了被告兴城市公安局由于证据发生变化作出了新的行政行为，如果原告刘洪芝当时真的对《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内容有疑议，理应及时对其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不应是向被告兴城市公安局提供“新的”证据，同时也就说明了原告刘洪芝对《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内容的认同，放弃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才向被告提供“新的”证据的。那么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后，由于原告放弃行政诉讼才向被告提供新的证据而导致被告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又被法院依法终审撤销后，而原告又回过头来对《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了若干年后进行的起诉理应驳回。其次，《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在2014年12月2日下达的，虽然由于原告刘洪芝放弃对其的行政诉讼后才向被告兴城公安局提供新的证据而促使被告在2014年12月10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但被告在此期间并非下达具有法律效力的对《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的法律文书，直致2015年12月14日下达了葫公（兴）行撤决字[2015]第5号《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那么也就说明了在2014年12月2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之日起直到2015年12月14日《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之前，《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都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根据2014年12月2日下达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标明行政诉讼法定时间为3个月内，那么本诉讼请求明显已超出行政诉讼法定时间很多。所以原告的起诉已过法定期限，应予驳回。再次，原告刘洪芝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后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是向被告兴城市公安局提供新的证据从而导致被告兴城市公安局由于证据发生变化作出一系列的新的行政行为，同时我也就伴随着走上了长达4年来的打官司的坚辛慢长之路，而最终《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由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了。然而原告又回过头来对2014年12月2日下达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再行起诉，那么我这长达4年来的官司启不打的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是对我人身利益及权力的一种侵害，是对我不公平的。由于原告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后放弃了行政诉讼，而是向被告提供新的证据，才导致被告作出新的行政行为，那么就应对自己的行为负有法律责任。但是原告却是一意孤行，在新的行政行为被法院依法撤销后，不成了又回过头来进行行政起诉，纯属目无法记，胡搅蛮缠，那么法律的尊严何在，法定的约束力何在。因此原告的起诉理应驳回。总之，无论原告刘洪芝是在行政诉讼权利的放弃上，还是在超出法定行政诉讼的时间上，又是在对我利益及权力的侵犯上，本起诉都是违法的，都是对我的不公平，不公正。贵法院应遵循法律的规定以及法定约束力，不应偏坦原告，理应驳回原告刘洪芝的诉讼请求。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而本案原告要求撤销的行政行为系2014年12月2日作出，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洪芝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荀巍巍人民陪审员  吴宇婷人民陪审员  王 鑫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李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