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民初字第21353号
原告于×1，男，1953年12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兰平（原告之妻），女，1958年7月17日出生，北京城乡建设集团退休干部。
委托代理人侯海明，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2，男，1956年5月13日出生。
被告于×3（MOLINHO），女，1952年10月24日出生。
第三人于×4，男，1985年3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罗立春（第三人之母），女，1958年2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丽红，北京成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1与被告于×2、于×3、第三人于×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振中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1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兰平、侯海明，被告于×3，第三人于×4的委托代理人罗立春、王丽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结。
原告于×1诉称，于×5与马×1原系夫妻，二人共有三位子女，即于×1、于×2、于×3。马×1于2002年3月18日去世，于×5于2013年12月11日去世。位于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42楼×1号、×2号房屋系于×5与马×1夫妻共同财产，于×5与马×1生前未留遗嘱，该两套房屋应由于×1、于×2、于×3继承，每人各三分之一。现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1号房屋和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2号两套房屋中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归原告继承所有，其中×2号房屋归原告所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于×2辩称，我认为原告没有再继承这两套房屋的权利了，×1和×2号房屋于×4有八分之五的份额，于×3有八分之二的份额，我有八分之一的份额。要求依法处理继承问题。
被告于×3辩称，不同意于×2、于×4的意见。我认为×1和×2两套房我应该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
第三人于×4辩称，我认为我应该继承八分之五的份额。第一，从本案经历的过程看，被继承人于×5同意把八分之五的份额给第三人于×4，这是真实意思的表示，该行为合法。第二，在本案前的合同无效的诉讼过程中，于×5怕无法坚持到诉讼结束，所以立下遗嘱一份，明确表示其名下所有份额全部给于×4所有，不再改变。第三，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在合同无效的案件过程中无法确定他们按份共有人，在继承案件中可以确定第三人占有房屋八分之五的份额。第四，本案之前的合同无效的诉讼虽然判决合同无效，但是在2012年12月31日于×5书写遗嘱的时候已然是无效状态，于×5按自己的意愿再次订立遗嘱，继续对之前赠予第三人行为的追认，也是对自己名下财产进行遗嘱处分的一种行为，应当是合法有效的。综上，我们认为于×5对自己名下八分之五的份额处分给第三人从始至终都是于×5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愿应该得到尊重。由于我方继承的份额较多，我们认为应当将两套房子判归我方，由我方给其他人经济补偿。
经审理查明，于×5与马×1系夫妻关系，马×1于2002年3月18日去世，于×5于2013年12月11日去世，二人共有三位子女，即于×1、于×2、于×3。于×5与马×1之父母均于两人去世之前已去世。于×4系于×2之子，于×5与马×1之孙。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1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建筑面积61.8平方米，登记所有权人为于×5，于1998年购买，2000年10月31日交纳购房款，所有权证×××，登记日期为2003年12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2号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建筑面积66.3平方米，登记所有权人为于×5，所有权证×××，登记日期为1997年9月22日。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一致认可×1号房屋价值278万元，×2号房屋价值298万元。2007年3月19日，于×5与于×4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2号房屋出售给于×4，2007年4月27日，于×4取得×2号房屋的产权证书。2010年5月28日，于×5与于×4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1号房屋出售给于×4，2010年6月10日，于×4取得×1号房屋的产权证书。其后，原告于×1将于×5、于×4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于×5与于×4之间关于×1号和×2号房屋的相应买卖合同无效。2014年4月18日，本院作出（2014）西民初字第2379号和238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涉案房屋系于×5与马×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马×1生前未留遗嘱，在其死亡后，其持有的涉案房屋份额作为遗产归继承人共有。于×5将涉案房屋以买卖的形式、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于×4。于×5与于×4二人串通将涉案房屋过户至于×4名下，损害了共有人于×1的合法权益，故双方之间签订的关于�争房屋的买卖合同应为无效”，故判决确认上述于×5与于×4之间关于×1号和×2号房屋的两份买卖合同无效。上述两份判决生效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14年7月11日作出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撤销于×4名下关于×1号和×2号的房屋登记。审理中，于×4一方提交2012年12月31日于×5自行书写《财产分配说明》一份，其内容为：“位于西城区车公庄西大街北里×1、×2号房屋是我的，我愿意把我的份额给我的孙子于×4名下（他住×1，我住×2）。我已给于×4过房不再改变，那么×2房屋所余份额可折价给我三个子女分”。于×1、于×2、于×3均认可该《财产分配说明》的真实性。同时，于×1认为：第一，该《财产分配说明》作出的时间亦即2012年12月31日时，涉案房屋产权人是于×4，不是于×5，所以于×5没有权利处分房屋。第二，该房屋属于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于�5无权处分。第三，如果是赠予，房屋是以买卖的形式给于×4，所以就不存在赠予的行为，如果是遗嘱，该材料不具备遗嘱的必备条件。第四，当时写遗嘱是在凌晨，说明于×5是在无奈、困倦的情况下写的，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此点主张，于×1未提交证据证明。另查，本院曾在2013年4月15日开庭审理于×1与于×5、于×4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于×5于当日到庭，在该日的庭审笔录中记载，于×5答辩时称，“即使作为共同财产处理，现于×5名下两处房产，于×5对诉争房屋的处分在50%范围内，并不涉及其他人的权利；于×5现同意诉争房屋给于×4所有”。再查，×1号房屋现由于×4居住，×2号房屋现由于×2居住。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公安机关证明、死亡证明、财产分配说明、房屋所有权档案、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涉案的×1号、×2号两套房屋，系被继承人于×5与马×1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各占二分之一的份额。对于马×1的遗产份额，马×1去世前，未留有遗嘱，故应由于×5、于×1、于×2、于×3四人按照法定继承原则予以继承。对于于×5的遗产份额，于×5去世前，亲笔书写《财产分配说明》一份，该说明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内容合法，结合于×5在其后的法院庭审笔录中的陈述，足以证明此《财产分配说明》确系于×5真实意思表示。从该《财产分配说明》的内容来看，于×5愿意将其在×1号、×2号两套房的所有权份额，遗赠给于×4。而于×4在当时是×1号、×2号两套房登记名义上的所有权人，此后又在另案诉讼中坚持了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主张，应视为其已如�依法表示接受遗赠。因此，对于于×5的遗产份额，应尊重其意见，由于×4继承。于×5和于×4之间就×1号、×2号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已被依法确认无效，因此上述两套房屋的产权登记状况曾经发生的变动，不是房屋真正产权状况的体现，上述两套房屋，始终属于于×5与马×1的夫妻共同财产。于×1一方提出的《财产分配说明》作出时涉案房屋产权人是于×4，所以于×5没有权利处分房屋的主张，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于×1一方提出的于×5书写《财产分配说明》时存在受胁迫的情况，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于×4继承的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份额较多，已经超过半数，且涉案房屋现分别由于×4、于×2父子居住，故对于涉案房屋的分割方法，以由于×4取得房屋所有权、并依法向其他继承人支付折价款的方式处理，较为适宜。综上所述，依据《中华�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1号房屋和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2号房屋，由于×1、于×2、于×3各继承八分之一的所有权，由于×4继承八分之五的所有权。
二、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1号房屋和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2号房屋归于×4所有，自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于×4给付于×1、于×2、于×3财产折价款每人各七十二万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万零六十元，由原告于×1负担二千五百零七元（已交纳）；由被告于×2、于墨林各�担二千五百零七元（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第三人于×4负担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元（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王振中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