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商初字第0112号
原告江苏益恒清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万象西园10幢208室。
法定代表人陈瑞昌。
委托代理人邹锋。
被告南通广盛源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门市三和镇大兴村11组。
法定代表人顾庆华。
委托代理人张恩东。
原告江苏益恒清经贸有�公司（以下简称益恒清公司）与被告南通广盛源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盛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了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的上诉，维持本院裁定。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恒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锋，被告广盛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恩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益恒清公司诉称，原告（原企业名称为南通成工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于2012年9月起形成供销关系，由原告向被告供应煤炭。自2012年9月10日至2014年3月24日，原告共向被告供应煤炭共计15176.18吨，结算单价为每吨755元，煤炭款合计人民币11458015.9元。被告自原告供煤后，曾先后支付煤炭款共计人民币3404876.45元，尚有人民币8053139.45元的煤炭款未能支付。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催要，但被告至今没有支付余款。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8053139.4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起诉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至判决生效之日），并于2014年4月28日增加诉讼请求称，原、被告于2013年3月27日签订《煤炭供需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本案被告）将厂内生产所需的煤炭供应权承包给乙方（本案原告），第二条约定，甲乙双方的煤炭款计算方式根据甲方的成品米数（包括次布、二等品）进行计算，双方约定煤炭货款按照0.15元每米布进行计算，以此类推，不含税价。该合同虽然约定为原告承包被告的煤炭供应权的承包合同，但实质上是煤炭买卖合同，即事实上原告是�据被告的需求向被告供应煤炭。该合同签订后，根据被告的口头通知，被告当年4月份生产的成品米数约为200万米，5月份生产的成品米数约为300万米。按照该合同约定的按米计算的方式计算的单价约为400元每吨，该单价约为市场单价的50%至60%，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严重违反公平原则，如果按照该合同的约定计算，将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当年五月底，原告提出按米计算的煤炭的单价过低，要求按照合同签订前的供应单价进行计算，被告口头同意。自2013年6月起，原告与被告双方开始过磅，且合同签订后的煤炭款均按照该合同签订前的供应单价计算。因此，原告认为，2013年3月27日签订的《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的实质是煤炭买卖合同，该合同的第二条在订立合同时就显失公平，如果按该合同履行，将对原告严重不公，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3年3月27日签订的《煤�供需承包合同》第二条的约定。
原告益恒清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公司变更通知书，证明原告原名称为南通成工经贸有限公司；
2．2013年3月27日签订的煤炭供需承包合同，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第二条约定应予撤销；
3．发货单、磅码单、收条，证明原告交煤的吨数，被告对此进行了确认；
4.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发票签收单，证明双方进行了部分煤款结算，按每吨755元结算，原告开具了相应增值税发票，被告也进行了签收；
5.煤炭检验报告，证明原告供应的煤炭达到的大卡数；
6.原告向第三方购买煤炭发生的增值税发票，证明原告进煤单价达到640多元／吨。
7.运输人出具的运费明细收条，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煤炭，并已向运输人支付了运费。
原告在庭审中申请证人朱某出庭作证，证明2012年12月23日、28日及2013年3月29日、5月10日、5月28日五天原告供应的煤炭总量，被告已实际收取。
证人朱某陈述，其为个体运输户，自己买车挂靠在运输公司雇佣驾驶员运输。2013年全年原告的运输煤炭业务其做了大概百分之七八十。其没有和原告签订书面运输合同，每次运输都是原告公司的人打电话，然后其再安排驾驶员运输到原告指定的地方。每次送货从码头运输时肯定要进行过磅，交到厂里时开始好像是过磅的。过磅后货主开个单子给驾驶员，驾驶员带走给收货方，凭码头上的码单结算运费，货交到厂里原来有个送货单，具体由驾驶员操作。驾驶员与收货方之间有交接手续。2013年3月、5月其确实帮原告公司运过煤炭送到被告公司。2012年12月23日、28日及2013年3月29日、5月10日、5月28日的磅单上面车号是其运输车辆的车号，司磅签字是码头上的人，货是其所拉，这些货是送到被告公司。收条中�运费明细是其所写，三和印染就是被告公司，被告原来叫这个名字。磅码单是当时就有的，码头上打印出来的，随货通行送过去的。小票交到厂里去了，其计算运费就是凭码单结账。驾驶员到了厂里后是否要重新称重是厂里安排的，如果厂里对码单上的重量有疑问那么就重新称下。
被告广盛源公司答辩称，一、原、被告双方发生业务往来是事实，但欠款数目并非原告陈述的数额。从诉状上看，原告所称的供应煤炭数量和单价很大部分与本案无关。被告收到的货物总值是4486487.4元，已支付的款项是3954900元。二、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双方签订合同的第二条，即计价方式。该请求与原告在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自己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是矛盾的，原告陈述是4、5月份计算下来划不来，所以原告自称被告同意双方重新以吨位开始计算。被告没有承认这个。原告认�双方已经就合同标的物的计价方式达成了变更，既然原告认为已经变更，就不存在撤销问题。被告认为这份合同的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请求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且该项请求已超过时效。三、对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之所以形成今天的诉讼是因为原告违背了合同约定不按照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来履行。原告认为被告滥用诉权，被告认为本案中真正滥用诉权的是原告，原告起诉时连双方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都未向法院提供，也未讲清双方交易中计价方式曾产生的变化，2012年9月双方开始形成产销关系时确实以吨位来计算，2013年3月27日双方签订合同以后以米数来计算。这种情况下被告无法付款，造成无法付款的原因在于原告。被告不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
被告广盛源公司为证明其答辩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了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底前发生的明细，证明2013年3月27日双方签订合同前发生的交易数额，提供了出库单及根据出库单开具的发票、记账凭证等，证明2013年3月27日双方签订合同到合同履行完毕，被告共生产的布的米数，系被告计算货款的依据。
被告广盛源公司对原告所举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该证据可见该公司2003年注册，注册资本是1000万，经营范围中包括煤炭批发经营和床上用品，原告对经营煤炭及床上用品很有经验。对证据2，该合同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撤销条件，且该项请求已超过时效。对证据3，2013年3月27日-5月28日之间没有签字的三笔不能认可；2012年12月23日、28日的两笔不能认可；2013年10月8日这笔没有签字；2013年10月25日的这笔签字不清楚是谁，不认可；2013年11月25日、11月27日、12月11日的两张收条和一张没有名称的条子不符合通常交易惯例，不清楚是写给谁的；对其�时间的部分没有异议；在2013年3月签订合同之前，双方以吨位来计算，3月27日签订合同后是以米数来计算，所以2013年3月29日、5月10日、5月28日没有收货人，因为不需要进行收货，计量方式变了，不存在收货吨位的问题，该事实可从原告提供的所有发货单体现，2013年7月30日和8月份的上面都只记载收到的车数，并未进行计量，收到的车数也并非被告需要记载，而是原告要对驾驶员考核；在签收了发货单的中，有几个签收人是门卫，其没有职权和义务进行吨位签收，其负责的是进出多少车，对数量其不可能了解，所以原告具体提供了多少吨位的煤炭与本案无关，被告也确实不清楚。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发票上有数量、单价、吨位，但仅是因为增值税发票有这些栏目必须要填写，并不表示双方是以这些来结算的，只要总数对上就行，至于具体多少吨位、价格与合同履行无关，这些发票已经抵扣入账了。证据5的检验报告时间是2014年，这时合同已经履行了很大部分时间，该检验报告未看到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7是运输人与原告之间结算的凭证，与被告无关，所反映的也只是总共收了多少运费，本案原告要证明送了多少货仍然要通过过磅单确定，被告不清楚原告与运输人及码头之间的情况。对于证人证言，实际上证人并非实际运输人员，很多具体操作是驾驶员完成，证人不清楚具体操作过程，包括怎么样从码头上开出去送到哪里，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原告益恒清公司对被告所举证据质证认为，对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底前发生的明细没有异议；被告的第二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每月实际生产量，最多只能证明被告某个时间段的部分销售量，被告没有充分举证证明其实际生产量与出库单、发票显示的销售量一致，也不能证明其将收到的原告煤炭全部用于生产，如果原、被告之间按照合同约定即按被告生产量结算的话，那么原、被告之间应有对被告生产量确认的材料，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本院认证认为，对原告所举证据1、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某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问题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关于证据3，对2012年12月23日、12月28日原告是否分别向被告供应79.68吨、77.45吨煤炭的问题，被告向法院提交的“2012年9月开始至2013年3月底前发生明细”中载明，2012年12月发生的煤炭交易数额为157.13吨，79.68吨加77.45吨为157.13吨，与原告提供的证明证明的数量相吻合，结合证人陈述的其于2012年12月23日、28日帮原告向被告运输过煤炭的事实，本院认定2012年12月23日、12月28日原告分别向被告供应过79.68吨、77.45吨煤炭；对2013年3月29日、5月10日、5月28日原告是否分别向被告供应1287.2吨、1178.26吨、105.14吨煤炭的问题，虽然该三天的磅单没有被告公司人员的签字，但该时间段系2013年3月27日双方签订煤炭供需承包合同之后，这段时间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计价依据系按米而非按煤炭吨位计算货款，故该段时间供应的煤炭无需被告人员签字确认数量符合常理，且运输人出具的运费收条中记载在2013年3月29日、5月10日、5月28日运输人分别向被告供应过1287.2吨、1178.26吨、105.14吨煤炭，同时结合证人证言，本院认定2013年3月29日、5月10日、5月28日原告分别向被告供应了1287.2吨、1178.26吨、105.14吨煤炭；对2013年10月8日49.6吨煤炭的过磅单，该过磅单上已载明“收到一车煤炭，广盛源10.8号”，且签字笔迹与2013年10月23日袁缄的签字笔迹基本一致，被告对2013年10月23日的过磅单没有异议，本院认定2013年10月8日49.6吨煤炭被告已签收；对2013年10月25日54.06吨煤炭的过磅单，该过磅单上载明由门卫签收，结合被告没有异议的2013年10月27日的过磅单也由门卫签收，本院认定2013年10月25日54.06吨煤炭被告已签收；对2013年11月25日、11月27日、12月11日郭锋出具的三张收条，因被告对郭锋签收的其他收货单据已认可，故上述三张由郭锋出具的收条应予以认定，可以证明被告于2013年11月25日、11月27日、12月11日分别收到了原告所送的87.78吨、87.22吨、22.4吨的煤炭；对2013年7月30日、8月12日、8月26日原告是否分别向被告供应444.94吨、483.06吨、524.9吨煤炭的问题，因案涉过磅单均由码头在称重后打印出具，该三笔过磅单均已经被告公司人员签收，被告认为仅能证明收到多少车，不能证明煤炭数量，从原告提供的被告已确认的其他�期的过磅单看，实际收到的煤炭数量与过磅单载明的煤炭数量完全一致，故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及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规则，本院认定2013年7月30日、8月12日、8月26日原告分别向被告供应过444.94吨、483.06吨、524.9吨煤炭；对证据3中除上述争议的过磅单之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据此，本院认定原告于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前向被告供应煤炭3432.07吨，于2013年3月至2013年12月向被告供应煤炭8954.36吨，于2014年1月至2014年3月24日向被告供应煤炭2789.75吨。对被告举的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底前发生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出库单及根据出库单开具的发票、记账凭证的证据效力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9月起开始发生煤炭交易往来。原告于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前向被告供应煤炭3432.07吨。
2013年3月2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煤炭供需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1.甲方（本案被告）将厂内生产所需的煤炭供应权承包给乙方（本案原告），有效期自2013年3月27日起至2014年3月26日止，有效期一年。乙方必须确保提供的煤炭能满足甲方的正常生产需要，温度、压力等主要指标必须达到生产要求。2.甲乙双方的煤炭款计算方式根据甲方的成品米数（包括次布、二等品）进行计算，双方约定煤炭货款按照0.15元每米布进行计算，即每生产一米成品布甲方支付乙方煤炭货款0.15元，以此类推，不含税价。3.在合同期限内，甲方不得私自采购其他供应商的煤炭，如有违约，立即结清所有账目，付清所有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计人民币15万元。乙方在合同期限内，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断对甲方的煤炭供应，否则作违约处理，违约金计人民币15万元。4.在合同期限内，如遇煤炭价格行情的大幅涨跌，双方可对承包单价进行另外协商。杜志华作为原告代表在该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原告的合同专用章。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印章。
原告于2013年3月至2013年12月向被告供应煤炭8954.36吨，于2014年1月至2014年3月24日向被告供应煤炭2789.75吨，后继续供货至3月底。（其中，2013年5月11日前供货的数量为5897.53吨）
2013年3月至2013年5月原告向被告供应煤炭时，被告收货未进行签收，而从2013年6月开始，被告又开始对原告每次所送的煤炭数量进行确认。
原告自2013年2月7日至2014年3月24日共计向被告开具了1747600.7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发票中显示的每吨单价为税前645.2991453元（税后即为755元）。被告公司人员均出具了增值税发票签收单，签收单中的主要内容栏均载明煤炭的吨数、单价755元每吨及合计的金额。双方在庭审中确认，被告合计向�告支付煤炭款3954900元（其中55万元系起诉后给付）。
根据被告的陈述，其自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底前收到原告煤炭3432.07吨，按照每吨755元计算的煤炭款为2591211元；自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生产的成品米数为12635176米，按照0.15元每米布进行计算的煤炭款为1895276.4元。
另查明，2013年5月8日，南通成工经贸有限公司名称经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变更为益恒清公司。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3月27日签订的《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第二条是否应予撤销？2、被告结欠原告多少煤炭款？
关于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3月27日签订的《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第二条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第二条应予以撤销的理由为该条款内容显失公平，故判断该条款是否应予撤销，关键在于认定该条款的内容是否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另一方的轻率、无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该规定应视为我国民事立法对显失公平概念的正式阐述，也是在实践中认定显失公平的依据。从该规定的内容看，我国法律评判合同是否显失公平遵循了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相结合的原则，即主观上一方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另一方的轻率、无经验，客观上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
结合本案事实，从主观方面分析，被告营业执照上显示的经营范围为纺织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故被告系专业生产纺织品的企业，对企业成本与收益即煤炭使用量与成品布的出产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应当熟知。而从原告营业执照上显示的经营范围看，其许可经营的项目为煤炭批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为焦炭、钢材、计算机辅助设备、日用百货、床上用品等商品的销售和进出口业务，故原告系销售企业，而非生产企业，虽然也从事床上用品的销售，但也只是销售，非纺织品的专业生产企业，对布匹的生产成本与收益即煤炭使用量与成品布的出产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的了解与认知程度与被告相比，显然没有经验，处于劣势地位，也不可能对生产每米布需要使用多少煤炭进行过测算。故�涉《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第二条约定的煤炭货款按照0.15元每米布进行计算，显然系被告利用了其优势及原告的轻率、无经验。从客观方面分析，首先，根据该条款的约定，被告根据自己生产的成品米数与原告结算货款，在该情形下，被告是否将原告供应的煤炭全部用于生产布匹及被告是否向原告如实反映生产的成品米数均处于被告的控制之下，被告提供的出库单、发票及记账凭证等证据不能完全反映被告的全部交易情况，原告无从得知亦无法左右，原告对煤炭款的结算完全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双方之间的利益明显失衡；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自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生产的成品米数为12635176米，按照0.15元每米布进行计算的煤炭款为1895276.4元，而原告自2013年3月29日至2014年3月24日向被告供应煤炭11744.11吨，折合的煤炭单价为161.38元每吨，而双方在案涉《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签订之前结算的煤炭单价为755元每吨，两者差距甚大，双方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故该条款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显失公平的客观要件。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本案中，《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3年3月27日，原告最早也只能在被告向原告告知2013年4月份的生产量后才能对其供应的煤炭使用量与被告成品布的出产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测算，经过测算后才能知道按照每米0.15元计算煤炭款是否显失公平。本案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该条款的时间为2013年4月28日，未超过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3年3月至2013年5月原告向被告供应煤炭时，被告收货未进行签收，而从2013年6月开始，被告又开始对原告每次所送的煤炭数量进行确认。故原告关于当年五月底，原告提出按米计算煤炭的单价过低，要求按照合同签订前的供应单价进行计算，被告口头同意，故自2013年6月起，原告与被告双方开始过磅的相关陈述符合客观事实。原告继续供货系基于其认为被告已同意按双方之前的结算方式结算货款，不再按被告的生产量结算货款，显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因此，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撤销权消灭的情形。
撤销权法律制度的设置，是法律为平衡相关法律主体间利益。因为在某些民事行为中，出现了因意思表示有缺陷，违背公平、等价有偿等民法基本原则的现象，产生了民事主体间利益的严重失衡，所以在民法上设置了撤销权制度，以保护意思表示有缺陷者或利益失衡方的合法权益，重新扶正向不遵守民法基本原则的人倾斜着的天平，通过撤销权的行使来达到恢复民事关系主体间利益平衡的目的。本案中，《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第二条的内容明显显失公平，符合法律设定的撤销权行使的主客观要件，且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撤销权消灭的情形，原告请求撤销该合同第二条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关于被告结欠原告多少煤炭款的问题。双方对2013年3月27日前发生的煤炭额及单价均没有异议，即煤炭吨数为3432.07吨，单价为每吨755元，争议在于自2013年3月28日之后发生的煤炭数量及按何种方式结算货款。对于自2013年3月28日之后至双方交易结束发生的煤炭数量问题，本院在证据认证部分已进行阐述，并认定原告2013年3月至2013年12月向被告供应煤炭8954.36吨，于2014年1月至2014年3月24日�被告供应煤炭2789.75吨，加上2013年3月27日前原告供应的3432.07吨，原告共计向被告供应煤炭15176.18吨。对于按何种方式结算货款的问题，根据争议焦点一的认定，案涉《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第二条应予撤销，故不能按照每米0.15元结算煤炭款。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就本案而言，在2013年3月27日《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签订之前，双方系按照每吨755元结算煤炭款；在2013年3月27日之后，原告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税后单价也是755元每吨，且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增值税发票签收单中载明的单价也是755元每吨。因此，按照每吨755元结算煤炭款系双方的交易习惯，本案应按照每吨755元计算煤炭款。原告从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24日共计向被告供应煤炭15176.18吨，按照755元每吨计算的总货款为11458015.9元，被告共向原告支付货款3954900元，尚欠原告货款7503115.9元。因原告于2013年5月11日前即向被告供应了5897.53吨煤炭，共计货款4452635.15元，被告共计仅向原告支付货款3954900元，拖延货款时间较长，显属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从起诉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因原告的诉讼请求为2012年9月10日至2014年3月24日期间发生的货款，2014年3月24日之后发生的交易非本案处理范围，原告有权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江苏益恒清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南通广盛源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签订的《煤炭供需承包合同》第二条，即甲乙双方的煤炭货款计算方式根据甲方的成品米数（包括次布、二等品）进行计算，双方约定煤炭货款按照0.15元每米布进行计算，即每生产一米成品布甲方付给乙方煤炭货款0.15元，以此类推，不含税价。
二、被告南通广盛源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江苏益恒清经贸有限公司货款7503115.9元及以7503115.9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3月26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
三、驳回原告江苏益恒清经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8172元，由被告南通广盛源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8172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山西路支行，帐号：10×××75）。
审 判 长 金 玮
代理审判员 张红娟
代理审判员 张志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孔令峰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一方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另一方的轻率、无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