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商终字第27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华市鑫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赤松路269号2幢（第1-5间）。法定代表人：张勇斌，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盛清华，男，1980年1月6日出生，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嘉，男，198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翁洪、余闻涛，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华市鑫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聂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5）杭建梅商初字第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董利国曾系鑫迪公司的总�理。聂嘉通过案外人杜丽霞与鑫迪公司总经理董利国联系购买比亚迪轿车。2015年2月28日，聂嘉通过杜丽霞向鑫迪公司支付定金1000元。2015年3月6日，聂嘉收到比亚迪BYD7151WT2小型轿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LGXCG6CF2F0011797），当日，聂嘉领取《临时行驶车号牌》并为该车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德市支公司投保。根据鑫迪公司总经理董利国的指示，聂嘉又于2015年3月7日、3月11日通过杜丽霞的账户向鑫迪公司总经理董利国汇款77900元和20000元。后因董利国涉嫌犯罪，鑫迪公司拒绝将该车辆的合格证、发票等交付于聂嘉。原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1月3日，杜丽霞通过工商银行网上汇款向董利国转账1000元并附言：代付徐乐斌S6定金。同年1月10日，杜丽霞通过工商银行网上汇款向董利国汇款78900元并附言：代付徐乐斌S6车款。同年1月22日，被告鑫迪公司向徐乐斌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原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1月3日，杜丽霞通过工商银行网上汇款向董利国转账1000元并附言：代付方伟明S7定金。同年2月15日，杜丽霞通过工商银行网上汇款向鑫迪公司汇款128400元并附言：代付方伟明车款。同日，鑫迪公司向方伟明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聂嘉与鑫迪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对此，该院分析认为：第一，聂嘉已通过杜丽霞账号向鑫迪公司支付车辆定金并向鑫迪公司总经理董利国支付了购车款。第二，董利国曾系鑫迪公司的总经理，在杜丽霞代徐乐斌、方伟明向鑫迪公司购买车辆的交易往来中，存在董利国收取购车款后鑫迪公司交付车辆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行为，董利国的身份及鑫迪公司的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了董利国具有代理权的表象，鑫迪公司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告知聂嘉和杜丽霞其公司已开除董利国，故董利国收取杜丽霞代聂嘉交付的购车款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该代理行为后果理应由鑫迪公司承担。综上，聂嘉、鑫迪公司之间买卖比亚迪牌汽车合同成立并有效。买卖合同成立后，交付销售发票及合格证等单证和资料系鑫迪公司应当履行的从合同义务，鑫迪公司拒绝交付单证和资料的行为导致已交付于聂嘉的车辆无法上牌及行驶，影响聂嘉对车辆的正常使用，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出卖人没有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有权主张解除合同。故对聂嘉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对聂嘉要求鑫迪公司返还购车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鑫迪公司辩称宁波甬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迪公司）曾开具发票给聂嘉，故本案所涉的汽车买卖合同实际出卖人系甬迪公司的抗辩意见，因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对鑫迪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因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聂嘉与鑫迪公司之间关于比亚迪BYD7151WT2轿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LGXCG6CF2F0011797）的买卖合同。二、鑫迪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聂嘉购车款98900元，并赔偿如下利息损失：自2015年2月28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1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3月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77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5年3月1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2272元，减半收取1136元，由鑫迪公司负担。鑫迪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鑫迪公司拒绝将车辆合格证、发票给聂嘉是因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汽车销售合同关系，更没有收取聂嘉的购车款，而不是因为董利国涉嫌犯罪。二、原审法院认定鑫迪公司与聂嘉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1、聂嘉的车辆、发票都是甬迪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是甬迪公司。根据鑫迪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以及聂嘉的陈述，都确认了甬迪公司在交付车辆之前开具了相应的购车发票及合格证，并将复印件交付了聂嘉，显然甬迪公司符合了买卖合同相对人的身份，而且对于该身份�嘉也是明知的。2、董利国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并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鑫迪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发现董利国存在犯罪行为，于2015年2月11日对董利国做开除处理，解除了与董利国的劳动关系。2015年2月13日，鑫迪公司委托律师对董利国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并于同日由鑫迪公司总经理聂旭军用微信公告的形式向各经销商告知，董利国的行为构成犯罪，其之后行为系个人行为，与鑫迪公司无关。2015年2月15日，杭州百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丽霞向鑫迪公司要求明确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系方伟明与杭州百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关系下的车辆)，鑫迪公司告知该车辆系董利国联系，董利国因涉嫌犯罪己被鑫迪公司开除，其联系的车辆鑫迪公司不再负责，因此，杜丽霞表示将货款直接汇入鑫迪公司，鑫迪公司才同意与杭州百盛汽车�务有限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交付了车辆。此时，杜丽霞已明知董利国因涉嫌犯罪被鑫迪公司开除的事实。事后，由于董利国无法向鑫迪公司拿到车辆，只能联系甬迪公司购买车辆。2015年3月5日，甬迪公司将车辆交付给聂嘉，并将车辆购车发票及合格证复印件一并交付给聂嘉。2015年3月6日，杜丽霞将该车辆的购车款项汇入董利国的账户。根据该事实线索，证实了董利国在被鑫迪公司开除后，自行联系的购车事宜，系其个人行为，并不是职务行为。杜丽霞明知上述事实，仍向董利国联系购买车辆并支付款项，该责任应由杜丽霞负责，而且杜丽霞也明知涉案车辆合同相对方系甬迪公司。因此鑫迪公司并不承担本案买卖合同的任何权利义务。3、通过徐乐斌、方伟明、聂嘉三辆车的交易方式来看，徐乐斌、方伟明的车辆系鑫迪公司交付车辆给徐乐斌、方伟明，并且出�了加盖了鑫迪公司印章的发票及合格证。然而，聂嘉的车辆系甬迪公司交付，并且由甬迪公司出具发票及合格证的，这显然可以说明鑫迪公司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无关。原审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进行改判，并由聂嘉承担诉讼费用。被上诉人聂嘉答辩称，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已经成立车辆买卖合同，聂嘉之所以没有拿到车辆合格证和发票是因为鑫迪公司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鑫迪公司认为其拒绝将车辆合格证及发票给付是因为双方不存在销售合同，不是事实，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二、聂嘉已经将车辆的定金打入鑫迪公司的帐户且鑫迪公司并未告知董利国被开除的情况。鑫迪公司多次提出杜丽霞是在明知董利国被开除的情况下仍打款给董利国，如果鑫迪公司认为已经通过书面或者邮寄等各种方式向杜丽霞告知�其应当举证证明。董利国是鑫迪公司的销售经理，不管其是被公司内部开除或者以其他手段进行处罚，是鑫迪公司内部的事情，聂嘉基于董利国的职务有理由相信其可以代表鑫迪公司。且通过杜丽霞向鑫迪公司以及董利国的个人帐户支付车款并非个例。综上，双方之间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是成立的。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聂嘉与鑫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车辆买卖关系。聂嘉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其通过杜丽霞向鑫迪公司支付车辆购置定金1000元的银行凭证，以及通过杜丽霞向鑫迪公司总经理的董利国账户支付购车款77900元的银行凭证。至于董利国是否有权代表鑫迪公司收取购车款的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因董利国曾系鑫迪�司总经理，在杜丽霞代其他案外人向鑫迪公司购买车辆的交易往来中，存在由董利国收取定金和购车款后由鑫迪公司交付车辆并开具机动车销售发票的情况，董利国的身份及鑫迪公司的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了董利国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且鑫迪公司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将开除董利国的消息通知到聂嘉或杜丽霞，故聂嘉及杜丽霞有理由相信董利国有权代表鑫迪公司收取购车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鑫迪公司承担。至于甬迪公司是否曾开具过案涉车辆销售发票的事实，并不影响聂嘉向其支付购车款的相对方鑫迪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鑫迪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2元，由上诉人金华市鑫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施 迎 华审 判 员 袁 正 茂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周 治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