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七民初字第241号
原告汪甲，女，195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市东办事处双城社区永星组。
原告汪某甲，女，196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
原告汪某乙，女，197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
上列三原告委托代理人高竞鹏、张競，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某丙，女，195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
委托代理人贾祥云、李开祥，毕节地区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某丁，女，196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
原告�甲，女，198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
原告彭乙，女，198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
被告汪某戊，男，196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
被告汪某己，男，196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
上列二被告委托代理人邓维义、朱雪红，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毕节市天河城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继福，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贵州省毕节市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路言学，公司总经理。
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诉被告汪某戊、汪某己及第三人毕节市天河城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节城投公司）、贵州省毕节市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节城乡房开公司）法定继承纠纷一案，�院受理后，汪某庚、汪某丙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参加诉讼。本院通知汪某庚、汪某丙二人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后，于2014年6月6日作出（2014）黔七民初字第338号民事判决。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新审理。因汪某庚在本案发回重审后去世，本院又追加汪某丁及彭甲、彭乙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競，原告汪某丙及其委托代理人贾祥云、李开祥，被告汪某戊、汪某己及其委托代理人邓维义到庭参加了诉讼。追加原告汪某丁、彭甲、彭乙及第三人毕节城投公司、毕节城乡房开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诉称，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与被告汪某戊、汪某己系兄弟姐妹关系，原、被告父亲系汪某庚，母亲系黄某甲，除原、被告之外，父母还有子女汪某丙、汪某辛（已去世）、汪某丁。原、被告父母原拥有两处房产：第一处房产是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双树湾双树村永星组（现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城社区永星组）的房屋，建筑面积92.68平方米；第二处房产是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拥军路76号、77号的砖木砖混结构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112.50平方米、37.50平方米。2008年2月24日，二被告与毕节市天河城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将原、被告父母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双树村永星组建筑面积为92.68平方米的房屋交给毕节城投公司拆除建设，毕节城投公司以毕节市七星关区政通安置小区建筑面积为157.40平方米的安置房与原、被告父母进行产权调换�者安置，安置房为两套，一套是面积为78.90平方米的房屋，编号49E02，D3-A，另一套是面积为78.90平方米的房屋，编号49Y02，D3-B。2009年11月27日，二被告与毕节城乡房开公司签订两份《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编号cxGS001《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约定：原、被告父母将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拥军路76号的砖木砖混结构房屋交由毕节城乡房开公司拆除建设，并愿将房屋与毕节城乡房开公司位于七星关区御景园A号综合楼2单元11-1、12-1、13-1框剪结构的住宅（每套建筑面积为92.63平方米）以及建筑面积为112.50平方米框剪结构1楼2a、2b、1b号的商业面积进行互换；编号cxGS001-1《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约定：原、被告父母将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拥军路77号的砖木砖混结构房屋交由毕节城乡房开公司拆除建设，并愿将房屋与毕节城乡房开公司位于七星关区御景园A栋综合楼2单元13-8建筑面积为95.58平方米框剪结构的住宅以及建筑面积为37.50平方米框剪结构1楼1a号的商业面积进行互换。2010年2月12日，原、被告母亲黄某甲去世。之后，原、被告及其他兄弟姐妹并未对母亲黄某甲的遗产进行分割和处理。2013年10月，原告得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二被告与毕节城投公司签订，两套安置房是安置给二被告。后来，原告又得知两份《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也是二被告与毕节城乡房开公司签订，父母位于七星关区御景园的四套房屋和四个门市也是交付给二被告。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子女是父母财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不论男女对父母的财产享有继承权。原告对母亲黄某甲遗留的财产享有继承权，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继承权。为此，原告具状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一、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就母亲黄某甲位于七星关区御景�A号综合楼2单元11-1、12-1、13-1、13-8框剪结构的住宅以及1楼2a、2b、1b、1a号的商铺有法定继承权，并依法进行遗产分割；二、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就母亲黄某甲位于七星关区政通安置小区的两套安置房享有法定继承权，并依法进行遗产分割；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在本案发回重审后，因汪某庚在诉讼过程中去世，原告又提出补充诉讼请求，要求对汪某庚遗留的房屋部分进行继承。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共同提供如下证据：
1、身份证、户口簿、七星关区麻园街道办事处双城社区的证明，用以证明：（1）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继承已经开始，原告起诉合法。被告汪某戊、汪某己无异议。
2、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证明、证人陈群平、陈名荣、付汉义的证言，用以证明汪某庚、黄某甲名下的两处房产属于其与子女八人的家庭共有财产；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政通安置小区编号为49E02，D3-A和49Y02，D3-B的两套安置房以及位于御景园A号综合楼2单元11-1、12-1、13-1、13-8框剪结构的住宅和1楼2a、2b、1b、1a号的商业面积（即商业用房）应属于汪某庚、黄某甲与三原告、两被告及汪某丁、汪某丙、汪某辛的家庭共有财产，分割出属于前列家庭成员的财产份额后，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对属于母亲黄某甲个人名下的财产份额享有法定继承权。被告汪某戊、汪某己对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无异议；对证明有异议，认为达不到汪甲、汪某甲、汪某乙的举证目的；证人证言不能说明涉案房屋系共同财产。
3、农村合作医疗缴费收据，用以证明原告依法履行赡养父母的义�，有权按法定份额继承母亲黄某甲的遗产。被告汪某戊、汪某己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汪甲、汪某甲、汪某乙的举证目的。
4、双城社区的证明，用以证明2013年10月23日，双城社区居委会对本案当事人的房屋财产调解过但未调解成功。被告汪某戊、汪某己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
原告汪某丙参加诉讼后称，我父亲汪某庚与母亲黄某甲共生育八个子女：汪某丙、汪某辛（已去世）、汪甲、汪某戊、汪某丁、汪某己、汪某甲、汪某乙。我身为八姊妹中的大姐，于1972年参加工作（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在过去的年代里，由于家庭人口多，经济困难，对于当大姐的我来说，一是要带头为父、母分忧解难，二是要尽力照顾好弟兄姊妹。我从五岁开始就和祖母抬水供家庭使用，同时我还要四处拾煤渣解决家庭的燃料问题。因我们家是农业人口，十多岁时，我既要参加种地，同时还要在家中收割粮食，推磨磕面等。我从参加工作后未结婚前，领到的工资除了留一点生活费外，其余的都是交给父、母老人统一掌管使用。1972年11月，我家位于原郭家湾土产公司仓库门口的房子被火烧。为修建房屋，我四处筹款。我所在的学校从领导到老师都十分同情我家的困难处境，学校领导发了困难补助给我，老师们也凑了一些钱给我，总共收到300.00元钱，我就将这个钱交给父、母老人翻修房屋。1974年，我同丈夫罗道成恋爱时，当时罗道成是在都匀铁路上工作，在我家修房期间，罗道成从都匀来，为我家做门窗、背砖抬石、拌沙浆和栽种收割粮食，同时还为老人做沙发床。我同罗道成结婚后，同样为了减轻父、母困难，每个月都从乡下买粮食、买蔬菜送到父、母老人手中，供全家食用。2010年2月10日，我母亲病重，为�给母亲治病，我拿2，000.00元钱给父亲，请父亲将这个钱一是为母亲开支医药费，二是请父亲买点可口的食物给母亲吃。2010年2月12日，我母亲去世，安葬在虎踞山，安葬母亲的坟地是我事先用500.00元钱买的阴地，又用500.00元钱建坟。母亲去世时，香烛纸钱垫盖及上山用的食品是我出钱买的，同时我还拿了10，000.00元钱给父亲安葬母亲使用。我母亲去世后，面对年事已高、风残烛年的父亲，逢年过节，或是父亲身体不适时，我都少不了要买东西去看望和安慰。综上所述，在本案中，我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对老人的遗产具有继承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我与本案中的原告具有同等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权利；依法确认我为本案中的法定继承人；依法将我应当继承的财产份额判决给我。原告汪某丙提供了证人吴学敏、温碧会、曾玉芬、彭训章的证言，用以证明汪某丙�孝心及出钱修房子的事实。被告汪某戊、汪某己无异议，但认为每个子女对家庭都有贡献。
追加原告汪某丁、彭甲、彭乙均书面表示因被继承人已经对涉案财产作出处理，故不参加诉讼。并表示如果法庭审理后，需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则其应继承的份额由被告汪某戊、汪某己共同继承。
被告汪某戊、汪某己辩称，答辩人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已于1994年6月25日立下《财产遗嘱书》，将其夫妻位于双树村永星组双树路360号砖混结构两层住宅（占地面积43.92平方米、建筑面积87.84平方米）确定由答辩人汪某戊、汪某己共同继承，原告等人无权享受，在场人邓泽书等3人在《财产遗嘱书》签名捺印，并由毕节市公证处出具（94）毕证字第162号《遗嘱证明书》予以确认。2005年11月1日，毕节市国土资源局颁发宅基地使用证，载明的使用权面积为84.76平方米。2008年2月24日，答辩人作为被拆迁人与第三人毕节城投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的前述共同房屋置换编号为49E02，D3-A和编号为49Y02，D3-B两套安置房。对2008年2月24日答辩人以拆迁人的身份与第三人毕节城投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继承人并未提出异议，没有作出与1994年6月25日立下的《财产遗嘱书》意思相反的表示。虽然遗嘱处分的房屋在继承前被拆迁，但拆迁所得财产编号为49E02，D3-A和编号为49Y02，D3-B的两套安置房已经为答辩人实际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因此，答辩人取得拆迁所得财产编号为49E02，D3-A和编号为49Y02，D3-B两套安置房中的物权。2009年7月20日答辩人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立《财产遗嘱书》，将位于拥军路76号、77号砖木结构住宅（占地面积115平方米，建筑面积230平方米）确定由汪某戊继承1／4，汪某己继承3／4，由证人汪琴、李荣、汪应群在《财产遗嘱书》上签名捺印。2009年11月27日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与毕节城乡房开公司签订《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约定在36个月后以御景园A栋2单元13-8号、11-1号、12-1号、13-1号、1楼1a号、1b号、2a号、2b号置换拥军路76号、77号砖木结构住宅。同样，被继承人并没有作出与2009年7月20日立下的《财产遗嘱书》意思相反的表示。虽然遗嘱处分的房屋在继承前被拆迁，但系由作出处分的由答辩人继承的财产置换所得，答辩人取得御景园A栋2单元13-8号、11-1号、12-1号、13-1号、1楼1a号、1b号、2a号、2b号的物权。答辩人享有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本案财产应由答辩人按《财产遗嘱书》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答辩人父亲汪树德、母亲黄某甲分别于1994年6月25日、2009年7月20日立下公证和书面《财产遗嘱书》，赋予了答辩人2人对其共同所有的位于双树村永星组双树路360号砖混结构住宅两层（占地面积43.92平方米、建筑面积87.84平方米）、位于拥军路76号、77号砖木结构住宅（占地面积115平方米、建筑面积230平方米）享有继承权，符合继承法的规定。此后，由于拆迁安置，被继承房屋被置换成安置房，但答辩人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均没有作出与《财产遗嘱书》相反的意思表示，没有取消答辩人的继承权，因此，答辩人的继承权�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返销或部分被撤销。”答辩人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前没有灭失，而是进行了拆迁安置，不应视为对原遗嘱的撤销。综上所述，涉案房屋系继承房屋拆迁置换取得，并非答辩人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新取得的财产。根据《财产遗嘱书》的约定，本案争议财产应由答辩人继承。被告汪某戊、汪某己提供了以下证据：
1、《遗嘱证明书》、《财产遗嘱书》（两份）、汪应群、李荣的证言，用以证明1994年6月25日汪某庚、黄某甲将位于双树村永星组双树路360号砖混结构两层住宅（占地面积43.92平方米、建筑面积87.84平方米）确定由汪某戊、汪某己共同继承，汪某戊靠通道一侧，汪某己靠李家住宅一侧，其他任何人无权享受；2009年7月20日汪某庚、黄某甲立《财产遗嘱书》，将位于拥军路76号、77号砖木结构住宅（占地面积115平方米、建筑面积230平方米）确定由汪某戊继承1／4，汪某己继承3／4，其他任何人无权享受。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认为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1）《财产遗嘱书》上有财产受益人的签名，没有体现遗嘱内容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2）《遗嘱证明书》出证时间与《财产遗嘱书》时间不一致，公证程序明显违法。《遗嘱证明书》落款时间系1994年8月1日，公证词内容表明为：立遗嘱人在公证员的面前立下前面的遗嘱，《财产遗嘱书》的落款时间却为1994年6月25日，显然，原告提交的《财产�嘱书》并非立遗嘱人1994年8月1日在公证员面前所立的遗嘱；如果《遗嘱证明书》所指遗嘱为1994年6月25日的《财产遗嘱书》，则说明“立遗嘱人在公证员面前立下前面的遗嘱”的公证词内容虚假，公证程序明显违法。（3）《财产遗嘱书》所列立遗嘱人黄树义并非原告母亲黄某甲，财产受益人汪其兴并非本案被告汪某己。（4）遗嘱不是汪某庚、黄某甲亲笔书写、签名。第一，《财产遗嘱书》系电脑打印件，原告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均不具备电脑打印文书的能力，所以足以认定《财产遗嘱书》并非原告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亲笔书写；第二，原告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均目不识丁，不会写字，但《财产遗嘱书》上财产遗嘱人汪某庚、黄某甲的签名却稍带笔锋，并且与“遗嘱执行人”、“在场人”几个字的笔锋明显一致，肉眼判断系出自一人之手，据此足以认定《财产遗嘱书》上的签名不是原告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的亲自所为。（5）《遗嘱证明书》没有公证员的署名。根据我国《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五十二条的规定，遗嘱公证应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由其中一名公证员在公证书上署名。特殊情况由一名公证员办理时，应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应在遗嘱和笔录上签名、署名，顾名思义，是指在书信、文件、文稿上面签自己的名字，而公证员王瑞华并未在《遗嘱证明书》上署名。（6）公证书未加盖公证处钢印。根据《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公证书应当加盖公证处印章和钢印。（7）《遗嘱证明书》与《财产遗嘱书》并非在同一地点、同一时段内形成，公证程序违法。首先，《财产遗嘱书》中载明在场人有施明意、汪应群（全），但庭审中，证人汪应群称“郭家湾的房子他在遗嘱上签�字，双树湾的房子他也在遗嘱上签字，双树湾的房子的遗嘱签字地点也是在汪某庚、黄某甲位于郭家湾的房屋内。”很明显，《财产遗嘱书》并非是汪某庚、黄某甲二位老人在1994年8月1日在原毕节市公证处在公证员王瑞华的面前签订，公证程序违法；其次，《财产遗嘱书》上“遗嘱执行人”、“在场人”、“右大指”几个字以及“汪某庚”、“黄某甲”签名是用蓝色笔墨书写，并且笔迹一致，而“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施明意”以及“汪应全”几个字是用较粗的黑色笔墨书写，“邓泽书”几个字是用较细的黑色笔墨书写，结合汪应群证言“双树湾的房子签字地点也是在汪某庚、黄某甲位于郭家湾的房屋内”，《财产遗嘱书》上载明的人员并不是在同一时段内在《财产遗嘱书》上签字；再次，根据被告方提交的《财产遗嘱书》与《遗嘱证明书》原件可看出�两份纸张的大小、颜色、打印墨迹深浅程度明显不一致，可认定两份文书并不是在同一时段用同一台打印机制作。与此同时，被告代理人辩称“空白《财产遗嘱书》是1994年6月25日由公证人员制作交给被告的”更能说明《财产遗嘱书》不是在1994年8月1日在原毕节市公证处公证员面前由汪某庚、黄某甲立下，公证程序明显违法。2009年7月20日的《财产遗嘱书》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不具有证明力，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1）遗嘱上只有立遗嘱人汪某庚、黄某甲的私人印章，并无汪某庚、黄某甲亲笔签名。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从表现形式看，该遗嘱无法判断其性质是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无论是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都应当有立遗嘱人的亲笔签名，但是，该遗嘱既没有立遗嘱人汪某庚、黄某甲的亲笔签名，也没有代书人的记载和签名，只有汪某庚、黄某甲的私人印章，该印章是否是原告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使用以及是否是其二人亲手加盖不得而知。事实上原告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均目不识丁，不可能书写遗嘱交给别人打印，更不可能亲自操作电脑打印遗嘱。显然，该《财产遗嘱书》是他人所写，并非原告父亲汪某庚、母亲黄某甲亲笔书写或者亲手打印，不是其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证人李荣身份不符合见证人的法定要求，且在庭审中作虚假陈述，不能证明其见证汪某庚、黄某甲签订《财产遗嘱书》。首先，三名证人中，其中证人李荣系汪某丁的丈夫，属于“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其次，庭审中证人李荣称其亲眼看见汪某庚、黄某甲在遗嘱上“签字按手印”，但事实上《财产遗嘱书》中只有汪某庚、黄某甲的印章，并无签名。显然证人李荣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无论在法律程序上还是事实上，李荣都没有资格作为遗嘱见证人，并且李荣也没有亲眼见证汪某庚、黄某甲签订《财产遗嘱书》。（3）《财产遗嘱书》上有财产受益人的签名，没有体现遗嘱内容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关于处分财产的遗嘱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应由立遗嘱人单方自主地表示处分自己财产的意思，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以充分体现立遗嘱人的个人意志。两被告以财产受益人身份在遗嘱上签名，说明该遗嘱是立遗嘱人在遭受外力干扰的条件下所立，没有体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汪应群、李荣的证言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1）两名证人均不能证明2009年7月20日的《财产遗嘱书》合法有效。第一，根据汪应群的证言，汪应群对遗嘱内容并不清楚，去之后汪某己就叫他签字，汪应群并没有看见汪某庚、黄某甲在《财产遗嘱书》上签字，没有见证汪某庚、黄某甲立遗嘱的过程；第二，证人李荣系汪某丁的丈夫，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根据继承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第三，李荣证言与汪应群证言明显矛盾，并且与《财产遗嘱书》载明的事实不符。①汪应群称当时在场人除了他自己外还有汪琴，李荣却称他与汪应群、汪琴基本上是一起到汪某庚、黄某甲家的，在场人是三人；②李荣称遗嘱内容汪某戊念给黄某甲听过，亲眼看见汪某庚、黄某甲在遗嘱上签字按手印，但《财产遗嘱书》上只有汪某庚、黄某甲印章，并无汪某庚、�某甲签名；③李荣称其亲眼看见汪某庚、黄某甲在《财产遗嘱书》上签字按印，但《财产遗嘱书》上只有汪某庚、黄某甲的印章，并无汪某庚、黄某甲签名。因此，证人汪应群、李荣的证言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应被采信。（2）证人汪应群证实1994年6月25日的《财产遗嘱书》并非在原毕节市公证处订立，该遗嘱的公证程序违法。证人汪应群称“我除了在2009年7月20日的《财产遗嘱书》上签字外，还在处分双树湾房屋的《财产遗嘱书》上签字，双树湾房屋的《财产遗嘱书》我也是在汪某庚、黄某甲位于郭家湾的房屋内签字的”。很明显，1994年6月25日的《财产遗嘱书》是汪某庚、黄某甲在位于郭家湾的房屋内签订，作为在场人的汪应群最起码是在汪某庚、黄某甲位于郭家湾的房屋内签订该遗嘱，并不是在原毕节市公证处见证汪某庚、黄某甲在公证员面前签署�财产遗嘱书》。因此，关于1994年6月25日的《财产遗嘱书》的公证程序严重违法。
2、《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用以证明毕节城投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汪某庚、黄某甲位于双树村永星组双树路360号砖混结构两层住宅置换政通安置小区编号为49E02，D3-A和编号为49Y02，D3-B两套安置房，被拆迁人为汪某戊、汪某己；毕节城乡房开公司签订《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约定在36个月后以御景园A栋2单元13-8号、11-1号、12-1号、13-1号、1楼1a号、1b号、2a号、2b号置换拥军路76号、77号砖木结构住宅，被拆迁人为汪某庚、黄某甲。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对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本案诉争的是汪某庚、黄某甲夫妻的共同财产，二被告系利用其名义将汪某庚、黄某甲夫妻的财产安置在自己的名下，二被告有�吞遗产的故意。
3、毕节市蓝天公证处（即原原毕节市公证处）的证明及公证费收据，用以证明汪某庚、黄某甲1994年6月25日的《财产遗嘱书》是真实的及进行公证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超期举证，且没有公证人员的签名，不能达到被告的举证目的。
4、对汪某庚调查笔录及录像资料，用以证明汪某庚、黄某甲1994年6月25日的《财产遗嘱书》及2009年7月20日的《财产遗嘱书》均系老人汪某庚、黄某甲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位老人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决定将房屋留给被告汪某戊、汪某己继承的。原告有异议，认为程序不合法，且没有医学证据证明汪某庚意识清晰，不能体现汪某庚的真实意思。
第三人毕节城投公司在原开庭审理过程中述称，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的法定继承纠纷案，毕节城投公司在本案中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参加诉讼。原、被告诉争的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双树村永星组建筑面积为92.68平方米的房屋交给毕节城投公司拆迁建设，毕节城投公司与汪某戊、汪某己签订了（2007）政第463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毕节城投公司以产权互换的方式拟安置位于政通安置小区的编号为49E02-D3-Ad及编号为49Y02-D3-B面积均为78.90平方米的两套住房给汪某戊、汪某己，原、被告对毕节城投公司的上述安置补偿方案无异议。此外，参诉第三人安置的上述房屋已全部修建竣工，完全符合回迁条件。涉案房产权利人有汪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己、汪某戊、汪某丙、汪某辛、汪某丁、汪某庚共九人，而安置房仅有两套住宅，不可能一人一套。因此，为了拆迁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参诉第三人提出以下建议：组织各权利人协商议价或竞价，获得房产的人补出差价给未得房产的人；若对争议房产的价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建议委托评估，根据评估价值，明确各权利人享有的安置房物权或享有多少现金价值，以便参诉第三人回迁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人毕节城投公司提供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用以证明该公司主体资格及拆迁安置的事实。对该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第三人毕节城乡房开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庭前亦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及证据，视为其放弃陈述、举证、质证等权利。
综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提供的两份《财产遗嘱书》是否有效？
经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综合审查，被告汪某戊、汪某己对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提供的第1组证据无异议，该组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汪某戊、汪某己虽对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提供的第2组证据中的证明及证人证言有异议，但该组证据与被告提供的第2组证据、第三人毕节城投公司提供的第2组证据印证涉案房产系汪某庚、黄某甲夫妻共同财产拆迁而来，前述证据中证明前述事实的部分具有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采信；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提供的第3组、第4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汪某丙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汪某庚与黄某甲位于郭家湾的原房屋失火后重建，不能证明该房屋的产权人系其本人，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汪某戊、汪某己提供的两份遗嘱形式属代书遗嘱，但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落款时间为1994年6月25日的《财产遗嘱书》与公证机关的《遗嘱证明书》在内容、时间上均不尽一致，且《遗嘱公证书�中只有一个公证员的签字，违反了公证必须在二名公证员的监督下进行的基本规定。因此，该两份《遗产遗嘱书》为无效遗嘱，本院不予采信。因汪某庚在参加诉讼时称“双树湾的房子归我所有；拥军路的房子是我自己修建的，这个房子曾被火烧了，后我出钱出力找人修起来。对于前述房产，我想拿给谁就拿给谁，哪个对我好我就拿给哪个。双树湾的房子和拥军路的房子是处理了的，是分给汪某己、汪某戊，有字据的”，结合被告代理人在汪某庚去世前，曾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并进行了录音录像，汪某庚表示将争议房屋留给两个儿子汪某戊、汪某己的陈述，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属于汪某庚的部分已由其立遗嘱予以处分，本院予以采信。原、被告对第三人毕节城投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证据分析，认定如下事实，汪某庚与黄某甲系夫妻关系，婚后共生育汪某丙、汪某辛、汪甲、汪某戊、汪某丁、汪某己、汪某甲、汪某乙八个子女。汪某辛已去世，其有子女彭甲、彭乙。汪某庚与黄某甲原拥有两处房产：第一处房产系位于原毕节市七星关区市东办事处双树村永星组双树路360号两层砖混结构的房屋；第二处房产系位于原毕节市七星关区市西办事处拥军路76号、77号的砖木砖混结构房屋。2008年2月24日，汪某戊、汪某己凭汪某庚、黄某甲落款时间为1994年6月25日的《财产遗嘱书》与毕节城投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将前述第一处房屋交给毕节城投公司拆除，毕节城投公司在政通安置小区安置汪某戊、汪某己住房两套，一套是面积为78.90平方米编号49E02，D3-A的房屋，另一套是面积为78.90平方米编号49Y02，D3-B的房屋。2009年11月27日，汪某戊夫妇、汪某己夫妇凭汪某庚、黄某甲落款时间为2009年7月20日的《财产遗嘱书》，分别与毕节城乡房开公司签订编号为cxGS001、cxGS001-1的《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其中编号为cxGS001《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由汪某己夫妇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约定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拥军路76号的砖木砖混结构房屋交由毕节城乡房开公司拆除建设，并将房屋与毕节城乡房开公司位于七星关区御景园A号综合楼2单元11-1、12-1、13-1框剪结构的住宅（每套建筑面积为92.63平方米）及建筑面积为112.50平方米框剪结构1楼2a、2b、1b号的商业面积进行互换；编号cxGS001-1的《拆迁房屋产权互换协议书》由汪某戊夫妇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约定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拥军路77号的砖木砖混结构房屋交由毕节城乡房开公司拆除，并将房屋与毕节城乡房开公司位于七星关区御景园A栋综合楼2单元13-8建筑面积为95.58平方米框剪结构的住宅及建筑面积为37.50平方�框剪结构1楼1a号的商业面积进行互换。
另查明，2010年2月12日，黄某甲去世，在诉讼过程中，汪某庚于2015年3月19日去世。汪某庚在参加诉讼时称“双树湾的房子归我所有；拥军路的房子是我自己修建的，这个房子曾被火烧了，后我出钱出力找人修起来。对于前述房产，我想拿给谁就拿给谁，哪个对我好我就拿给哪个。双树湾的房子和拥军路的房子是处理了的，是分给汪某己、汪某戊，有字据的。”在其去世前，被告代理人曾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并进行了录音录像，汪某庚表示争议房屋系其与老伴黄某甲反复商量后，决定留给两个儿子汪某戊、汪某己的，遗嘱材料是黄某甲去找人打印的。追加的原告汪某丁、彭甲、彭乙书面表示因被继承人已经对涉案财产作出处理，故不参加诉讼。如果法庭审理后，需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则其应继承的份额由被告汪某戊、�某己共同继承。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遗嘱的有效要件包括：1、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具有遗嘱能力，即遗嘱人应当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遗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遗嘱的内容与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相一致，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3、遗嘱内容合法，即遗嘱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4、遗嘱的形式合法。被告提供的两份《财产遗嘱书》的形式属代书遗嘱，但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落款时间为1994年6月25日的《财产遗嘱书》与公证机关的《遗嘱证明书》在内容、时间上均不尽一致，且《遗嘱公证书》中只有一个公证员的签字，违反了公证必须在二名公证员的监督下进行的基本规定。因此，上述两份《遗产遗嘱书》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无效遗嘱。由于汪某庚在参加诉讼时称“双树湾的房子和拥军路的房子是处理了的，是分给汪某己、汪某戊，有字据的。”在其去世前，被告代理人曾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并进行了录音录像，汪某庚也表示争议房屋决定留给两个儿子汪某戊、汪某己，故应当认定汪某庚已将其所有的房屋留给汪某戊、汪某己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照协议办理。”因涉案房产属于汪某庚的部分因其生前已立遗嘱处分，故对该部分房屋应按照遗嘱继承进行处理；对黄某甲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黄某甲2010年2月12日去世后，产生第一次继承，其继承人包括配偶汪某庚及子女汪某丙、汪某辛、汪甲、汪某戊、汪某丁、汪某己、汪某甲、汪某乙，各自享有1／9份额，即各继承涉案房产的1／18。因汪某辛已去世，其应继承份额转由其子女彭甲、彭乙代位继承。由于汪某丁、彭甲、彭乙已书面表示其应继承份额由被告汪某戊、汪某己共同继承，故涉案房屋余下部分由被告汪某戊、汪某己享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毕节市天河城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政通安置小区安置汪某戊、汪某己住房编号49E02，D3-A的房屋面积78.90平方米、编号49Y02，D3-B的房屋面积78.90平方米；贵州省毕节市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置汪某戊、汪某己位于七星关区御景园A号综合楼2单元11-1、12-1、13-1框剪结构的住宅（每套建筑面积为92.63平方米）及建筑面积为112.50平方米框剪结构1楼2a、2b、1b号的商业门面、A栋综合楼2单元13-8建筑面积为95.58平方米框剪结构的住宅及建筑面积为37.50平方米框剪结构1楼1a号的商业门面属于汪某庚、黄某甲遗产。上述房屋由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各自享有1／18份额，由被告汪某戊、汪某己享有14／18份额。
二、驳回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200.00元，由原告汪甲、汪某甲、汪某乙承担人民币10，490.00元，由被告汪某戊、汪某己承担人民币36，71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王友志
人民陪审员 周玉英
人民陪审员 钟庆芬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赵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