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31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文芳，女，汉族，1936年9月16日生，退休保养人员。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小文，女，汉族，1968年2月21日生，百姓药房职工。
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余成虎，江苏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住所地南京市中山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史兆荣，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陶广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法律顾问处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小勇，男，汉族，1978年6月8日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
上诉人崔文芳、戴小文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以下简称军区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4）玄民初字第1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戴小文及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余成虎，被上诉人军区总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陶广伦、徐小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戴荣富系崔文芳的丈夫及戴小文的养父。2014年1月8日，患者戴荣富因××反复咳痰20余年、加重伴呼吸困难1天”进入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治疗。入院检查记载：桶状胸，两侧呼吸运动均等，触诊语颤减弱，两肺叩诊过清音，两肺呼吸音低，可闻及散在干湿性啰音，心率98次／分，心律绝对不规则；血气分析显示：PH7.33、PO2162mmHg、PCO287mmHg；血生化显示：白蛋白35g／L、肌酐32umol／L、尿酸211umol／L；初步诊断为××急性加重，支气管扩张，肺部感染，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房纤颤、心功能不全，2型糖尿病。后戴荣富住院并进行抗感染、平喘、化痰等治疗。
同年1月10日19时20分，戴荣富出现呼之不应，心电监护显示：室颤波形，血压39／10mmHg，SaO279%，军区总医院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多巴胺静脉泵注、电除颤等抢救，19时24分的心电监护显示恢复窦性心率。1月11日戴荣富转入ICU治疗，1月29日转入普通病房。1月30日18时戴荣富呼吸频率加快，脉氧持续下降至50%左右，呼吸困难，心电监护显示：心率90次／分、血压163／80mmHg，两肺闻及大量痰鸣音，军区总医院进行床边吸痰、更换气切套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等处理；18时36分戴荣富血压下降至60／40mmHg，呼之不应，军区总医院进行升压、补液等处理。1月31日戴荣富转入ICU治疗，病情好转，2月11日停抗感染治疗。2月14日转入心内科进一步改善心肺功能。2月17日戴荣富再次出现体温升高，急查血常规显示：白细胞14.7×109／L，血气分析显示氧分压下降，经呼吸内科会诊后转入该科，并进行抗感染、化痰、营养支持等治疗。
同年3月7日23时35分，戴荣富突发心跳骤停，昏迷、呼之不应，瞳孔对光反射消失，脉氧、血氧测不出。军区总医院进行胸外按压、升压、扩容、电除颤、××患者心肺复苏成功，但呈昏迷状态。同年7月2日17时5分，戴荣富心跳骤停，经军区总医院胸外按压等抢救无效，18时38分心电图显示一直线，宣布为临床死亡。
2014年7月30日崔文芳、戴小文诉至法院，在诉讼中明确主张军区总医院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109774元。
一审审理过程中，崔文芳、戴小文申请对军区总医院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医疗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等事项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经法院委托，南京医学会于2014年12月31日出具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书分析说明记载：××患××较多较重，治疗过程中于2014年3月7日夜间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具体发生原因难以明确，但应与自身疾病因素有关；医方发现后予胸外按压、升压、扩容等抢救，心肺复苏成功，可以说明医方未延误抢救时机。××患者脑复苏未能成功，与其自身存在缺血缺氧性脑病的基础有关，包括：高龄，患有××（肺功能差）、肺源性心脏病、心房纤颤、心功能不全、糖尿病，反复严重肺部感染，短时间内多次出现呼吸、循环衰竭而抢救等。患者高龄，自身基础疾病较多较重，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后呈植物状态，最终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系自身疾病发展演变的结果，与医方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医方病历书写有欠合理、规范之处，但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无影响”。鉴定意见为：××医方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历书写方面存在缺陷”。
对于南京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崔文芳、戴小文××××患××情的发现、抢救存在延误，影响脑复苏的成功，军区总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故南京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书不应被采纳，为此申请重新鉴定。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须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现崔文芳、戴小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故对其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法院不予准许。
原审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戴荣富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患者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崔文芳、戴小文称军区总医院对患××情的发现、抢救存在延误，影响脑复苏的成功并最终产生死亡后果。而根据病历记载，结合鉴定意见，戴荣富在2014年3月7日夜间发生心跳骤停，其原因虽难以明确，但军区总医院发现后实施抢救措施并使心肺复苏成功即足以说明军区总医院未延误抢救时机。军区总医院××历书写中有不合理、规范之处，但对基本事实的认定无影响，据此尚不能推定军区总医院有过错。综上，戴荣富死亡系自身疾病发展演变所致，军区总医院虽××历书写上存在不严谨之处，但与戴荣富死亡无因果关系。故崔文芳、戴小文要求军区总医院赔偿各项损失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崔文芳、戴小文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崔文芳、戴小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判决事实审查和认定不清，上诉人原审中对病历持有诸多异议，原判决书仅对病历摘抄，而对异议未做认定，回避以下争议事实，1、上诉人不认可病历记载患者存在室颤波形；2、《抢救记录》和《病情处理记录单》均记载昏迷是心源性的，但是，在3月9日徐小勇主治医师和3月10日赵蓓蕾主任医师在查房记录中，两位医师分析××患者此次昏迷的原因系呼吸衰竭窒息所致，亦即肺源性的，心源性与肺源性具有重大区别，前者是突发事件，医方可以免责，后者必然有一个发展过程，如医方处理不及时，则存在延误；3、庭前质证流于形式，3月7日血气分析报告形成时间未认定，《病情处理记录单》上记载的时间是23：48分，但报告单上的时间是11：31PM，如果是后者，则是医方存在抢救延误的重要证据，因为血气分析的结果显示缺氧十分严重，如果报告发生在心跳呼吸停止之前，则说明医方没有及时采取措施；4、心肺复苏成功和脑复苏成功不同，抢救延误的患者心肺复苏可以成功，但往往脑复苏不成功，对一审法院××心肺复苏成功即足以证明医方未延误抢救时机的认定明显错误。二、原判决未充分保障上诉人诉讼权利，上诉人一审申请重新鉴定，在现有鉴定模式下，为了尽量保证公平，应给予重新鉴定的机会，鉴定书分析说明部分讲到呼吸、心跳骤停的具体发生原因难以明确，南京医学会在原因难以明确的情况下，作出推论性的结论，我方申请重新鉴定应予准许；另，患者生命体征单中记录中22点到23点35分之间缺失，军区总医院××历记载中的缺失导致医学会无法对心脏骤停的原因进行分析，军区总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上诉人军区总医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在鉴定之前对送检材料进行三次质证，医学会专家在鉴定过程中充分听取了上诉人的意见，鉴定意见实际上涵盖了上诉人所提出来的所有医疗技术上的问题，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具体在医疗技术方面，针对上诉人提出的问题另行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军区总医院提交患者抢救记录，记载戴荣富在2014年1月10日、1月11日、1月19日0时和16时，均有因为恶性心率失常而抢救的过程，病情包括室颤和室速，证明患××史。上诉人质证××，对抢救记录内容的记载是认可的，与原来的病历记载是一致的，但是××患者在2014年1月19日按照病历记载中发生室颤，依据的是心电监护显示，但并不表示2014年3月7日夜间所发生的心脏骤停也是因为室颤所导致的。
以上事实，有南京医学会（2014）130号医疗损害鉴定书、戴荣富病历、户籍资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医患双方的合法权利均受法律保护，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中，因过错或未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侵犯患者依法享有的生命健康权而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患者损害的，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军区总医院对患××情的发现、抢救存在延误，影响脑复苏的成功并最终产生死亡后果，军区总医院应承担损失30%的赔偿责任，即109774元。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2014年3月7日夜间，军区总医院在对患者戴荣富的抢救过程中是否存在延误，军区总医院在××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上诉人提出的事实、证据和理由，本院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患××历记载其2014年1月10日心电监护显示室颤波形的问题。上诉人对该记载不予认可，××没有心电图相印证，是××患××情、减轻自身责任的托词。军区总医院陈述，室颤是临床上一种非常严重的心率失常，表现为患者的意识丧失、大动脉搏动消失，如发现必须立即分秒必争的给予心肺复苏，不可能为留取证据而再一次进行心电图的检查，而忽略了患者的抢救。为此，军区总医院在二审中提供患者2014年1月10日、1月11日、1月19日抢救记录予以印证，上诉人对抢救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戴荣富入院后在2014年3月7日之前出现过室颤的病情予以确认。
（二）关于2014年3月7日血气分析报告形成时间的问题。××病情处理记录单”上记载的时间是23：48，报告单上显示的时间是11：31PM。上诉人××患者当天心跳骤停时间是23：35，根据血气分析报告单上的时间，患者在11：31PM缺氧已十分严重，以此证明医方的发现和抢救存在延误。军区总医院陈述，同一份血气报告在血气分析机和病历系统的时间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存在时间上的差异，血气分析是有创的操作，病情平稳的患者，医务人员不会选择在夜间患者休息的状态下进行抽血检查，只有××情有所变化出现紧急情况下才进行操作，该份血气分析显示pH值、二氧化碳、动脉血氧脉压等参数存在严重异常，如此严重的状况只可能出现在心跳骤停后，因为血流的淤滞，导致动脉血中二氧化碳严重储留、血氧的大量消耗、氢离子的大量聚集。本院根据血气分析检查的时机及相关参数状况，对××病情处理记录单”上记载的时间23：48予以认定。
（三）关于患者2014年3月7日发生心跳骤停原因的问题。上诉人××根据医师查房记录记载为呼吸衰竭窒息所致，是肺源性的，因此××情发展过程中医方处理不及时，存在延误。并主张案涉鉴定意见称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具体发生原因难以明确，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申请重新鉴定。军区总医院对此问题的答复为，患者心跳骤停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可能，包括心源性、肺源性、脑源性；心源性的方面，患者心脏功能不全，有××史，此次住院反复感染导致心功能进一步恶化，同时患者住院期间反复因突发室颤进行心率复苏电除颤，因此此次心脏骤停有心脏方面的原因，这也是主要考虑的一个方面；肺源性的方面，肺源性的因素主要指患者的基础心肺功能差，存在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考虑患者为气管切开，管道通畅，心肺复苏抢救时，也未在气道内吸出较多的痰液，因此××××患者心跳停止的可能性并不大；脑源性的方面，患××史，有可能因为栓子的脱落，进而栓至脑干生命中枢导致患者心跳呼吸停止，且患者存在一定的定位体征，因此不能排除脑源性的因素存在。本院××，患者处于医院重点监护护理的状态下，无论其发生心跳骤停的原因为何，医方均是××患者的生命体征参数进行监测，并据此对危急状况予以发现及抢救。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而根据病历和抢救记录的记载，患××的发展，患者夜间出现心跳骤停也无法被精确预见或避免，因此医方是××患者状况异常后的处置措施有关，而与造成患者生命体征参数异常的原因无关。故上诉人主张呼吸衰竭导致心跳骤停的情况下，医方即存在对患××情发现和抢救延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抢救结果的问题。上诉人主张2014年3月7日夜间军区总医院对于患××情的发现和抢救不及时，影响了脑复苏的成功，最终导致患者一直陷入昏迷的状态，应承担次要的责任。本院××，医疗行为××患者进行的诊疗救治，作为一项科学，医疗行为的结果包含多种因素和可能，因此救治结果不能单独作为评价医疗行为有无过错的依据。××患××情较重，2014年3月7日前已经多次出现危重的状况并经多次抢救，其3月7日夜间经抢救后心肺复苏但未实现脑复苏不能作为证明医方抢救存在延误的依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合以上事实、理由和证据的分析，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案涉鉴定意见的分析和结论有事实和科学依据，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主张2014年3月7日夜间军区总医院对于患××情的发现和抢救不及时，依据不足，对上诉人要求军区总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9元，由崔文芳、戴小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 玲
代理审判员 罗正华
代理审判员 李任飞
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