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46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戴华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世云，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慰慰，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同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江宁开发区胜太东路8号。
法定代表人：陈广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男，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怡，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江宁开发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同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5民初3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宁开发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世云、被上诉人同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宁开发总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同曦公司的一审诉请，并由同曦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2009年2月18日，南京东方实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实华公司）与同曦公司及江宁开发总公司签订了《项目终止协议书》，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江宁开发总公司给予同曦公司3000万元的补偿，补偿方式为：由同曦公司在开发区空港工业园区内挂牌获得不少于90亩不多于120亩的房地产用地，江宁开发总公司以奖励形式补偿同曦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地块由双方另行商定。通过该条约定不难看出，以同曦公司通过挂牌方式获得房地产用地为补偿条件，补偿方式实质就是补偿条件。如果同曦公司不愿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房地产用地，当然就不能取得3000万元的奖励补偿。为什么江宁开发总公司给予同曦公司3000万元的补偿方式约定了补偿条件，因为江宁开发总公司不是《项目终止协议书》约定的既得利益者，江宁开发总公司与同曦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协议书明确江宁开发总公司给予协调与支持，而非江宁开发总公司的义务和责任。江宁开发总公司虽持有东方实华公司25%的股权，但没有义务给予与其无法律关系的同曦公司3000万元补偿。即便同曦公司同意终止项目合作协议，可能产生5000万元的损失，也应当由东方实华公司承担，而非江宁开发总公司承担3000万元。由此可知，江宁开发总公司同意给予同曦公司3000万元的奖励补偿是附条件的，同曦公司只有通过挂牌获得相应的房地产用地，才能取得相应补偿，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对等原则，也是江宁开发总公司同意奖励补偿的初衷。二、同曦公司系房地产开发企业，有资格通过挂牌招投标方式参与住宅用地的竞买，最终是否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决于竞买价格，而非不可能取得土地使用权。《项目终止协议书》签署至今，空港工业园区共挂牌出让五宗国有商业、住宅用地，且每次挂牌均以公告方式在多个媒体发布，但同曦公司从未参与投标竞买，也未与江宁开发总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协商。一审法院认定，“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土地必须经过挂牌招投标等法定程序方能流转，仅凭原被告意愿并不能产生同曦公司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结果”。如果这一理由能够成立，其协议约定的该条款应当是违法无效的，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项目终止协议书》合法有效。《项目终止协议书》并没有约定空港工业园区应当在何时具备挂牌90亩—120亩住宅用地的期限，一审法院不应以简单的方式认定符合协议面积的出让截止期限。土地出让宗地面积并非江宁开发总公司能够自行控制，受到土地条件、规划及有关土地管理部门审批的限制。不属于江宁开发总公司能够主导并能控制的行为，不应认定江宁开发总公司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三、一审判决确认江宁开发总公司应当自2016年3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有失公允。《项目终止协议书》并未约定在何期间内具备土地挂牌条件，一审法院以同曦公司起诉日计算利息，不具有客观公正性。即便一审法院认定付款条件己成就，其利息也应以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算。
同曦公司答辩称，一、《终止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同曦公司在协议中享有的权利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江宁开发总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在协议中关于3000万元补偿款的承诺合法有效，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承担应尽义务。二、江宁开发总公司承诺支付3000万元补偿款不具有付款条件。对《终止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同曦公司的理解是，首先，“获得土地”是约定的“补偿方式”，而非“补偿条件”。所谓“方式”，是指说话做事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所谓“条件”指制约和影响事物存在、发展的外部因素，逻辑上指假言判断所反映的某种事物情况赖以产生的事物情况。因此，江宁开发总公司将《终止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方式”任意解释为“补偿条件”，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逻辑思维。其次，《终止协议书》明确约定，江宁开发总公司之所以给予同曦公司3000万元经济补偿，是“考虑到同曦公司因土地升值后退地带来的收益损失以及预付土地款带来的利息和投资机会损失”，因此，江宁开发总公司承诺给予补偿并非毫无缘由，其作为东方实华公司当时的股东，基于同曦公司退地遭受的损失，协调同曦公司退出与东方实华公司的合作并承诺给予同曦公司3000万元的补偿符合常理，反映了其真实意思表示。再次，江宁开发总公司承诺给予3000万元补偿并不以其是否为“既得利益者为前提，其与同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并不因其是否获取利益而产生或消灭。由于同曦公司退出与东方实华公司合作的根本原因在于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将江宁区百家湖商圈打造成江宁C**，提升江宁品质。江宁开发总公司所谓“协调”实质上是对同曦公司的“劝退”，目的是为了江宁区发展。而同曦公司虽然在退出合作时对自身的收益损失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深知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失，但依然遵循政府部门的总体规划，同意了《项目终止协议书》约定的补偿金额。江宁开发总公司作为江宁区政府下属的公司，引进了金鹰商场，弥补了江宁高端商业市场的空白，提升了高端商业优势带来的区域品质，这就是江宁开发总公司获得的利益。三、《项目终止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方式客观上已经无法实现，故江宁开发总公司应当向同曦公司支付3000万元的现金补偿。首先，江宁开发总公司主张有5幅土地挂出但同曦公司未参与竞买，事实上，该五幅土地均不符合协议约定的条件，且根据协议约定，鉴于双江宁开发总公司有义务为同曦公司提供“量身定做”的土地，土地面积、位置、容积率等用地条件均应在挂牌前与同曦公司协商确定，而江宁开发总公司从挂出的第一块土地开始，从未与同曦公司提前协商，江宁开发总公司也已违约。其次，江宁开发总公司在同曦公司起诉之前已经明确告知同曦公司“现在不允许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补偿”，且江宁开发总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示“目前无符合协议约定的地块提供”，因《项目终止协议书》约守的补偿方式客观上已经无法实现，江宁开发总公司应以支付3000万元补偿款的方式履行其应尽的补偿义务。再次，即便《终止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方式被认定为无效，那也只是关于补偿方式的条款无效，并不能因此否定协议整体的效力。即便江宁开发总公司无法按照约定的补偿方式履行补偿义务，也不能免除其支付3000万元补偿款的义务。四、《终止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是基于同曦公司退出合作而面临的损失。同曦公司退出合作遭受的预期收益损失高达14亿余元，仅就地上部分而言，退地带来的收益损失至少为10.8亿元。五、江宁开发总公司除了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3000万元补偿款，还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一审判决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同曦公司同意接受。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宁开发总公司向同曦公司给付人民币3000万元，并承担自2009年2月19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同类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江宁开发总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9月16日，同曦公司与东方实华公司就合作开发“凤凰港商贸城”项目中的商场项目达成协议。2009年2月18日，东方实华公司（甲方）、南京同曦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以下简称同曦公司）以及江宁开发总公司（丙方）签订《项目终止协议书》1份，约定：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原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二、甲方承诺于《项目终止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甲方已收取乙方合作协议书约定款项3000万元人民币返还给乙方；三、考虑到乙方因土地升值后退地带来的收益损失以及预付土地款带来的利息和投资机会损失，经丙方协调和大力支持，甲、丙方商定另给予乙方5000万元经济补偿（作为补偿条件之一）。其中甲方在该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给同曦公司20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补偿；丙方给予乙方300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补偿方式为：由乙方在开发区空港工业园区内挂牌获得不少于90亩不多于120亩的房地产用地，丙方以奖励形式补偿乙方3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地块由双方商定。四、作为补偿条件之二，丙方应帮助乙方在2009年上半年完成以下二个遗留问题的解决。1、丙方应按照贵委2008年11月4日所打给区政府的：“关于同曦房产青春水岸项目有关费用投入的报告”积极推进落实或以不低于报告的13829.9816万元人民币的政府补偿并免除因迟交土地出让金的滞纳金为乙方解决“台销地块”的遗留问题。2、按照2005年8月24日由政府号召的同曦公司“遗留问题专题会”所确定的解决方式和价款为乙方解决好“粮库土地”和“驾校土地”的变性问题。五、合作协议书系甲乙双方商议解除，任何一方不得以合作协议书解除为由再向另一方主张违约责任。该协议三方当日签字盖章。
此后，甲方东方实华公司按照协议内容支付了1700万经济补偿款，下欠300万元，乙方同曦公司诉至一审法院。2012年7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东方实华公司给付同曦公司3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后东方实华公司履行了判决义务。
另查明，2009年5月26日，南京同曦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为江苏同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11月28日，江苏同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为江苏同曦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3月8日，江苏同曦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为同曦集团有限公司。
再查明，江宁开发总公司在2015年7月前持有东方实华公司25%的股权。
本案争议焦点：江宁开发总公司承诺付款3000万元是否具有付款条件；如具有，付款条件是否成就。
同曦公司陈述：2009年初，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顺应江宁区总体商业规划，将百家湖商圈打造成江宁C**，引进高端商业品牌“金鹰”落户江宁百家湖畔的凤凰港商贸城，拟凭高端商业优势提升江宁品质。鉴于此，江宁开发总公司协调其退出与东方实华公司的合作，并承诺给予3000万元补偿。同曦公司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交了：1、2009年2月18日签署的《项目终止协议书》。2、网上查询到的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转让南京东方实华置业有限公司25%股权的公告各1份。其认为《项目终止协议书》中不存在付款条件，挂牌出让土地与3000万元补偿款是并行的。江宁开发总公司须按终止协议第三条约定向同曦公司支付3000万元。江宁开发总公司在2009年基于其与东方实华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承诺同曦公司3000万元补偿款符合常理，而非仅承担协调义务；江宁开发总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应按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承担民事义务，即按终止协议约定承担支付补偿的义务。3、同曦公司陈述：在《项目终止协议书》签订之时，甲方东方实华公司已取得“凤凰港商贸城”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该项目施工单位已进场但尚未开工。
江宁开发总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3及同曦公司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可。2009年2月18日签署的《项目终止协议书》虽有江宁开发总公司参与，但从协议开始部分可以看出江宁开发总公司仅为协调方。该协议所约定的支付款项的条件是要受让挂牌土地，作为国有企业没有相应对等利益前提下支付同曦公司3000万元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江宁开发总公司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交了在国土部门打印出的挂牌土地清单及江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说明各1份。其认为《项目终止协议书》中存在付款条件，且条件未成就。《项目终止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补偿方式是由同曦公司在开发区空港工业园内挂牌获得不少于90亩不多于120亩的房地产用地，江宁开发总公司才能奖励3000万元给同曦公司。终止协议签订后，江宁开发总公司于2011年至2015年先后在空港工业园共挂牌出让五宗住宅及商业用地。虽然挂牌土地大于120亩，同曦公司可以联合投标，将宗地分开，但每次公开挂牌后，同曦公司均未参与竞拍，放弃竞买权，导致3000万元付款条件不能实现。故江宁开发总公司承诺的3000万元付款具有付款条件，且条件未成就。
同曦公司质证认为，终止协议约定土地应不少于90亩，不多于120亩，换算成平方米约为不少于6万平方米，不多于8万平方米。而根据江宁开发总公司方提供的挂牌土地清单可知，签订协议以后空港工业园区挂牌的土地面积均不在终止协议约定范围内，同曦公司方亦不知晓江宁开发总公司有土地挂牌出让。且即便以挂牌土地为补偿条件按江宁开发总公司的陈述具有合同无效的可能，江宁开发总公司仍应当按合同无效的规则原则进行赔偿。
上述同曦公司提供的证据1、2及江宁开发总公司提供的证据，原江宁开发总公司双方对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只是对待证事实的认定存在异议，不影响证据的有效性，一审法院依法对证据予以采信;关于同曦公司举证的证据3，江宁开发总公司不予认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曦公司并未提供，仅凭同曦公司陈述，不能证明该项目施工单位已进场但尚未开工，故一审法院对同曦公司提交的证据3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予保护。同曦公司与东方实华公司、江宁开发总公司于2009年签署的《项目终止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关于3000万元是否附条件问题。根据《项目终止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考虑到同曦公司因土地升值后退地带来的收益损失以及预付土地款带来的利息和投资机会损失，东方实华公司、江宁开发总公司商定另给予同曦公司5000万元经济补偿，其中东方实华公司在该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给同曦公司2000万元人民币现金补偿，本案江宁开发总公司给予同曦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可以得出结论：一、同曦公司退出原合作协议客观上确有损失；二、江宁开发总公司承诺给付同曦公司补偿，补偿金额为3000万元；三、补偿方式为由同曦公司在开发区空港工业园区内挂牌获得不少于90亩不多于120亩的房地产用地，江宁开发总公司以奖励形式补偿同曦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地块由双方商定。
现同曦公司、江宁开发总公司对同曦公司获得土地是否应当成为江宁开发总公司给付同曦公司3000万元的前置条件存在较大争议。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协议行文上下逻辑关系看，江宁开发总公司已明确做出了给付同曦公司3000万元补偿款的意思表示，双方就补偿款给付方式的另行约定，并不能否定江宁开发总公司应给付同曦公司3000万元的事实。其次，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土地必须经挂牌招投标等法定程序方能流转，仅凭原江宁开发总公司意愿并不能产生同曦公司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结果。而客观上，根据江宁开发总公司方提供的挂牌土地清单可知，签订协议以后空港工业园区挂牌的土地面积均不在原江宁开发总公司终止协议约定范围内，且江宁开发总公司当庭表示目前无符合协议约定的招投标地块。如采信江宁开发总公司的抗辩意见，则会造成同曦公司可能永远无法获得补偿款的后果，架空了补偿协议中江宁开发总公司开发公司应当承担3000万元补偿款的给付义务，有违公平，故不应认定同曦公司获得土地系江宁开发总公司给付同曦公司3000万元的付款条件；退而言之，即使采信江宁开发总公司抗辩意见，认定江宁开发总公司给付同曦公司3000万元附条件，根据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文]，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江宁开发总公司应了解该文精神，以同曦公司获得土地后再取得补偿款，江宁开发总公司虽然表示合同中3000万元补偿收入并非得到土地收益后的补偿或返回，但实际上同曦公司获得土地才能取得补偿款，显然属于变相违反国务院上述规定。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现江宁开发总公司未能证明诉前提供给同曦公司符合协议约定的地块，且当庭表示目前无符合协议约定的招投标地块，同曦公司对此并无过错，亦应认定案涉协议书第三条所“约定条件”成就，江宁开发总公司仍应当按照约定支付3000万元。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江宁开发总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应按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承担民事义务，即按终止协议约定承担支付补偿的义务。故对同曦公司主张江宁开发总公司返还3000万元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该3000万元补偿款同曦公司、江宁开发总公司并未在合同中约定明确的给付期限，现同曦公司未能举证起诉前曾向江宁开发总公司主张，根据法律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故江宁开发总公司应承担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同曦公司主张自2009年2月19日起计息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江宁开发总公司认为不应自此计息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同曦集团有限公司300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同曦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50元，由江宁开发总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江宁开发总公司支付同曦公司的涉案款项是否附条件，如附有条件，该条件是否已成就。二、如江宁开发总公司应支付款项，涉案款项的利息起算时间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当双方约定的债务清偿方式在合理时间内不能清偿债务时，债务并不免除，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以保护其债权。本案中，同曦公司与东方实华公司、江宁开发总公司于2009年2月18日签署的《项目终止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江宁开发总公司给予同曦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补偿方式为：由同曦公司在开发区空港工业园区内挂牌获得不少于90亩不多于120亩的房地产用地，江宁开发总公司以奖励形式补偿同曦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地块由双方商定”，该条款约定了江宁开发总公司的债务履行方式，并未约定如同曦公司不能挂牌受让土地时，江宁开发总公司应履行的债务予以免除。双方也未约定同曦公司挂牌受让土地作为江宁开发总公司的债务履行的前提条件，双方约定的债务履行方式，并不能排除其他履行方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从《项目终止协议书》签订至今已长达8年之久，合同约定的土地并未挂牌出让，同曦公司以协议约定的方式无法实现债权，且对此并无过错。债权人同曦公司现要求江宁开发总公司清偿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江宁开发总公司主张其履行债务附有条件，该条件尚未成就，其不应清偿债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就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项目终止协议书》未约定债务履行时间，同曦公司起诉要求江宁开发总公司履行债务时，江宁开发总公司应予以履行，其不予履行，导致同曦公司产生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江宁开发总公司赔偿该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江宁开发总公司主张应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江宁开发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50元，由上诉人江宁开发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广永
审判员 刘阿珍
审判员 周毓敏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