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赤民一终字第4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巴林右旗大板镇西郊村第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西郊村六组）。
代表人于海清，男，1956年12月9日出生，蒙古族，系该组村民代表。
委托代理人刘占山，男，195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系该组村民。
委托代理人段佩芬，赤峰市红山区长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恩全，男，1966年3月6日出生，蒙古族。
委托代理人刘恩友，男，1959年3月10日出生，蒙古族。
委托代理人梁建柱，男，195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
原审被告巴林右旗大板镇西郊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郊村）。
法定代表人汪桂琴，党支部书记。
上诉人西郊村六组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巴林右旗人民法院（2013）右民初字第2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西郊村第六组村民代表于海清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占山、段佩芬，被上诉人刘恩全的委托代理人刘恩友、梁建柱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西郊村委会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的事实，1996年西郊村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当时没有签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发放承包经营权证，而是在1998年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才根据各村民小组分地台帐补填并发放“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9年9月份，西郊村六组303国道处的土地被征用，土地征收补偿费每亩70000元。2009年10月2日，西郊村六组制定“征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在二轮土地承包中，刘恩贵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是7口人的承包地，有刘恩贵、李晓云（刘恩贵之妻）、刘敏（刘恩贵之女）、刘海龙（刘恩贵之子）、刘万德（刘恩贵之父）、宋淑珍（刘恩贵之母）以及原告刘恩全（刘恩贵之弟），因此原告刘恩全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了该村六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西郊村六组在旗委征地补偿分配明细中给了刘恩贵7口人的补偿费，原告刘恩全得到了相应的土地补偿费16330元，但未得到土地安置补偿费23140元。
另查明，原告刘恩全于1966年3月6日出生于西郊村六组成为该组村民，于1989年其户口曾转入大板镇百兴嘎查（即该村的原四组），于2001年又从大板镇百兴嘎查转回该村六组。原告刘恩全于1989年6月22日与李素艳登记结婚，婚后生有一女刘文文，李素艳与刘文文的户籍落户在百兴嘎查。原告刘恩全在大板镇百兴嘎查没有土地，被告西郊村六组提供了原告刘恩全在百兴嘎查的3口人土地承包合同书，实际上该合同书记载的土地只是李素艳和刘文文两人的。到目前，大板镇西郊村未选举出村委会主任，因此未参与征地补偿费分配方案的制定和征地补偿费的发放。
再查明，因在庭审中被告西郊村六组承认刘恩贵一户七口人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在“四十亩地块”（是地名，性质是二等地）分得了土地，每人分得的具体亩数不均等，亩数在1.4亩至1.45亩左右，与刘恩贵《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分得的一等地4.9亩、二等地10.16亩、三等地2.4亩的总亩数（17.46亩）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不存在高院裁定书中提到的刘恩贵七口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承包地亩数不符问题。
原判认为，本案的关键是确定原告刘恩全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其是否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个是形式要件，是指当事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登记了常住户口并且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一个是实质要件，是指当事人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作为生活基本保障。原告刘恩全出生在西郊村六组，其户籍虽于1989年曾转入大板镇百兴嘎查，但是2001年又从百兴嘎查迁回西郊村六组，因此在2009年9月份西郊村六组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原告刘恩全的户籍就在西郊村六组，在当地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刘恩贵的三个姐妹分别于1985年、1989年、1991年之前就已经出嫁，并在嫁入的村民小组取得了承包地，所以能够证明刘恩贵包括有7口人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承包地就是刘恩贵、李晓云、刘敏、刘海龙、刘万德、宋淑珍及原告刘恩全七个人的，原告刘恩全至现在还是以耕种该村民小组的土地作为其生活基本保障，故对被告西郊村六组称刘恩贵七口人承包地不包括原告刘恩全的土地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刘恩全在2009年10月2日西郊村六组制定《征地补偿费分配方案》时，其既具有西郊村六组的户籍，又有赖以生存的土地为其基本生活来源，其出生就在西郊村六组，与西郊村六组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从而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西郊村六组制定的《征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原告应获得与其他村民一样的土地补偿费和土地安置补助费的同等待遇。原告刘恩全已经获得了土地补偿费，所以对其要求被告西郊村六组给付土地安置补助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西郊村六组在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时，被告西郊村委会未参与并进行监管发放，故不承担责任。故判决如下：一、被告巴林右旗大板镇西郊村第六村民小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立即给付原告刘恩全土地安置补助费23140元；二、被告巴林右旗大板镇西郊村委会对上述款项不承担民事责任。
宣判后，西郊村六组不服，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1989年被上诉人刘恩全将户口从六组迁往百兴嘎查，2001年因为政府征占六组土地，刘恩全才将户口迁回六组，其回来目的就是为了分配补偿款的。此外，刘恩全在百兴嘎查已经获得了土地，至于刘恩全说他在六组有地，刘恩贵7口人的土地经营证中就有他本人的，但事实是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当时小组已将刘恩全的1口人土地分给了村里宋国臣等人，而刘恩贵的经营权证是私自填写的，实际是6口人。因此刘恩全无权获得补偿。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刘恩全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恩全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首先刘恩全具备法定上诉人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为刘恩全的土地始终在六组，并登记在刘恩贵名下。另外，刘恩全虽然于1989年将户口转让百兴嘎查，并于2001年将户口又迁回六组，但是刘恩全实际上并未搬到百兴嘎查居住，而是一直在原居住地居住，并且一直以六组分得的土地做为生存保障。虽然百兴嘎查登记刘恩全承包土地合同书，但实际享有权利的只有刘恩全的妻子和女儿所有，刘恩全并未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原审被告西郊村委会未答辩。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供了大板镇农经站调取的刘恩贵承包合同一份，证明刘恩贵在西郊村有耕地20.5亩，人口为9人，与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7口人的承包合同不一致。提交从农经站调取的百兴嘎查喜春的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喜春与刘恩全家人口相同，且在同一嘎查，但喜春分得6.33亩，而刘恩全分得7.1亩，所以可以证明刘恩全名下的是3口人土地，并非2口人。被上诉人刘恩全质证认为，对9口人的合同本无异议，但9口人中包括闫春福及其母亲，闫春福是刘恩贵姐姐的大伯子。另外合同只印第一页，看不出合同全貌，证明不了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对于喜春的承包合同书，喜春的三等地没加，在合同的最后页有记载，而刘恩全的有三等地。至于刘恩全户上二等地比喜春多，是因为刘恩全户没有一等地。所以根本证明不了刘恩全在百兴获得土地。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恩全虽于1989将其户口迁入大板镇百兴嘎查，但与2001年又从百兴嘎查转回六组，且刘恩全只是将户口迁出，其本人及家庭并未迁到百兴嘎查居住，仍在原住处居住，在2009年六组土地征占时，刘恩全户籍就在西郊村六组，在当地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刘恩全称其在西郊村六组始终分得土地，并且登记在其二哥刘恩贵名下，而刘恩贵土地承包证及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确实登记为7口人，其三个姐妹于1991年之前均已出嫁，三人在西郊村六组已无土地，故其承包地有刘恩贵、李晓云、刘敏、刘海龙、刘万德、宋淑珍6人，剩余一口人的承包地刘恩全称是其自己的。对此西郊村六组称，刘恩全的土地在1996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已被小组抽回并分给其他村民，故刘恩贵名下实际只有6口人土地，对该主张西郊村六组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因西郊村六组无法抗辩刘恩贵土地承包证及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有效性，故原审认定刘恩贵名下登记有刘恩全的土地，并无不当。西郊村六组又称，因刘恩全在百兴嘎查已经取得了土地，故其不能在西郊村六组再获得土地补偿。经查，刘恩全在百兴嘎查登记的土地承包证中登记为3人，但原百兴嘎查村委会主任及现任村委会主任均证实刘恩全在百兴嘎查未获得土地，且刘恩全提供的其他证据亦证明其在百兴嘎查未获得有地村民的相应待遇，因刘恩全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其主张，故原审认定刘恩全其本人在百兴嘎查未获得土地，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刘恩全在西郊村六组具有户籍，且享有承包地，从而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有权与其他村民一样获得平等的村民待遇，因而刘恩全有权获得本案的土地安置补偿费。故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0元，由上诉人承担，邮寄费40元，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各承担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凡林
审判员 陈毓河
审判员 李国辉
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
书记员 吴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