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呼民终字第6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乌恩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
负责人金凤，主任。
委托代理人左国兴，内蒙古乌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少君，男，汉族，某某公司经理，住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
委托代理人张殿君，内蒙古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内蒙古乌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乌恩事务所）与上诉人刘少君因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人民法院（2013）满民初字第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洪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丽英、代理审判员王杨红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4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乌恩事务所委托代理人左国兴，上诉人刘少君及委托代理人张殿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乌恩事务所接受刘少君的委托为其代理民事案件，期间刘少君在乌恩事务所提供�五份空白委托代理合同上均签字，合同约定：（一）因该案属重大疑难案件，代理费收取按内蒙古自治区该收取标准的上限执行。可分段结算支付。案件终结后全部一次性结算付清。（二）委托人应另行支付办案费：按实际发生费用及时结算支付。前述办案费用包括：1、司法行政等部门收取的手续费、工本费、查询档案费用；2、交通、通讯、打字复印、食宿、翻译费用；3、经委托人同意另行支付的专家论证（鉴定）费用；4、经委托人同意支付的其它费用。此外，双方还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1月1日”，首页上委托人为“左国兴”、受托人为“内蒙古乌恩律师事务所”，第3页纸张背面手写“后补合同必须有刘少君手印为准，没有为无效合同，收费按双方协商不能超2％”。乌恩事务所先后为刘少君代理六起民事案件，其中：1、某某小额贷款有�责任公司诉杨某某、某某皮革加工有限公司、刘少君、刘某某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满洲里市公安局对刘少君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该院裁定驳回双方的起诉和反诉；2、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杨某某、某某皮革加工有限公司、刘少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满洲里市公安局对刘少君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3、刘少君诉郑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刘少君撤诉；4、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陈某某、刘少君、某某皮革加工有限公司以及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刘少君、某某皮革加工有限公司两个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刘少君一审均败诉；5、某某海产品冷冻加工厂诉刘少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二审双方均撤诉。乌恩事务所、刘少君于2013年1月25日签订代理费结算协议，协议约定在《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最高收费基础上，双方对上述六起案件确定代理费总数为135万元，最后结账数额以减去已支付的数额为最后应支付数额。在协议后又注明“收取费用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二○一○年八月六日）。诉某某公司损害财产纠纷一案的代理费包括本次结算，发生的案件费用另行商定”。代理期间，刘少君先后支付给乌恩事务所34万元，乌恩事务所为刘少君缴纳诉讼费2726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乌恩事务所接受刘少君的委托有偿代理参加诉讼，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乌恩事务所先后为刘少君代理六件一审民事案件，刘少君理应支付乌恩事务所代理费用。委托合同是诺成合同，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委托人单方提出要约，对其将要委托的人并无约束力，只有受托人承诺委托，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委托合同才成立�并对双方有约束力。本案订立合同是刘少君在乌恩事务所提供的空白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字后再转交给乌恩事务所，合同虽然约定：（一）因该案属重大疑难案件，代理费收取按内蒙古自治区该收取标准的上限执行。可分段结算支付。案件终结后全部一次性结算付清。（二）委托人应另行支付办案费：按实际发生费用及时结算支付。但乌恩事务所在合同中没有向刘少君示明每件案件收取代理费的标的、收费比例以及代理费数额，双方在后来形成的代理费结算协议中明确乌恩事务所代理六件民事案件的代理费总额为135万元，但在本案中乌恩事务所却主张代理费为1057450元，代理费的计算标的额与乌恩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文书部分不符，并且委托代理合同和代理费结算协议均未体现3倍收取代理费的约定，不能据此认定刘少君应当支付的代理费数额。刘少君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因委托人为左国兴，委托事由也未体现是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刘少君的合同纠纷，且合同中委托人前后矛盾，也不能按合同中“代理费最高不能超过2％”的比例确定。因此乌恩事务所、刘少君举证的委托代理合同及乌恩事务所举证的代理费结算协议中关于价款支付部分无效。鉴于双方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均有“代理费收取按内蒙古自治区该费用收取标准的上限执行”的约定，且乌恩事务所代理的某某海产品冷冻加工厂诉刘少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其主张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分段收费（标的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收费标准为5％一4％）的上限5％的比例收取代理费，刘少君对此案收费无异议，因双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收取代理费的比例，所以其它五件案件按照（标的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收费标准为3％一2％）的上限3％确定比例比较�当，对乌恩事务所主张的作为案情疑难复杂案件按照规定标准的3倍收取及刘少君主张的按照2％的比例支付的意见，该院均不予采信。对于六件案件的标的额，应以这六件案件一审的法律文书确认的起诉标的额以及缴纳案件受理费计算的标的额为准计算代理费，即1、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杨某某、某某皮革加工有限公司、刘少君、刘某某一案（该院受理）的标的额为：150万元；2、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杨某某、某某皮革加工有限公司、刘少君一案（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标的额为：200.25万元；3、刘少君诉郑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标的额为：201万元；4、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陈某某、刘少君、某某皮革加工有限公司以及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诉刘少君、某某皮革加工有限公司两个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标的额均为300万元；5、呼�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某某海产品冷冻加工厂诉刘少君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案件的标的额为：224859元。综上，刘少君应支付乌恩事务所代理费总额为356575元，乌恩事务所垫付诉讼费27260元，刘少君已支付34万元，乌恩事务所同意他人的借款3万元从中扣除的意见，该院予以支持。对乌恩事务所主张代理案件发生的其它费用，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少君给付原告内蒙古乌恩律师事务所案件代理费138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1260元，原告内蒙古乌恩律师事务所负担11114.12元；被告刘少君负担145.88元。
上诉人乌恩�务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对合同的效力、结算协议效力、合同条款及其他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结算协议》包括的案件构成错误，导致后面的事实认定错误。《结算协议》的构成应为七份代理合同，原审判决查明的只有六份代理合同。135万元的代理费是由该六份代理合同及另一个财产损害赔偿案件的代理合同计算而来，其中l05.745万元代理费为前述六份已结案部分的代理费。另一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当时计算代理费为37万元。经双方协商，乌恩事务所放弃了7万多元而形成135万元的结算协议。当时其中6份合同所代理的案件，因属疑难案件，双方约定按收费标准的上限收费（即：按照计算表比例计算后的3倍收取）；二、原审判决认定《委托代理合同》、《结算协议》等无效是错误的。几份代理合同的内容是完整的，是经双方协商签订的，依法成立并生效。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撤销的情形，就应予以认定。并且一审庭审中刘少君对《结算协议》的意见是针对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两个案件提起反诉后，给刘少君拿回180多万元，而给付乌恩事务所135万元才形成协议这一假事实，与《结算协议》当中列明的案件明细相矛盾，因此不存在欺诈形成《结算协议》的事实。假如《委托代理合同》、《结算协议》无效，也应该由刘少君行使撤销权，而不是法院认定无效。另外，陈某乙借款不应由乌恩事务所承担；三、原审法院对交通费等票据不予确认是错误的，为刘少君缴纳的案件诉讼费仍有遗漏。交通费、打字、复印等费用都是实际发生的，不需要举证，且乌恩事务所提交了部分票据；四、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签订并履行，《结算协议》也体现了对已结案�的六份代理合同的确认。加上提交的每个案件的法律文书能够证明代理费计算数额的依据，已经形成了链条。刘少君提交的有“按最高不能超过2％的比例计算”内容的委托合同，存在证据材料的人为毁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综上，该案受托人乌恩事务所已完成委托事务，委托人刘少君应按照《结算协议》支付报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乌恩事务所一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少君答辩称，2011年12月26日，杨某某打电话告知刘少君被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起诉了，并给刘少君介绍了律师左国兴。刘少君与左国兴商定代理费15万元。刘少君与左国兴签委托代理合同时，刘少君要求把2％收费标准写在合同里面，并且说明以后签合同必需以其手印为准，左国兴同意。左国兴因单位忙，又推荐陈某乙一起代理该案，将陈某乙的手机号写在合同背面，同时注明约定2％收费标准和必须以刘少君的手印为证的内容，这是2012年12月1日签定合同的过程。2013年1月25日，在刘少君与左国兴、陈某乙等人吃饭过程中，陈某乙说给刘少君的官司打赢了180多万元，陈某乙要150万元代理费，经协商达成135万元的金额，全部案件包括在内，属风险代理合同，当时还没有接到判决书。在整个案件代理过程中以陈某乙为主，左国兴只起辅助作用。当时刘少君不知道陈某乙不是律师，整个案件都是与陈某乙联系的，左国兴违反了律师的职业道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因代理不当给刘少君造成经济损失。陈某乙通过欺骗的方式取得了7张由刘少君签字的空白的A4纸，左国兴伪造了5份代理合同，没有经过刘少君同意。左国兴和陈某乙多次骗刘少君，向其要钱称给法官送礼，并且有一起案件因拖延诉讼，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给刘少君造成了损失，要求其予以赔偿。因此，刘少君与乌恩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收费标准不能超过诉讼标的的2%，根据双方签订结算协议的过程，如果按135万元结算，属于风险代理，胜诉后才能得到风险代理费用。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上诉人刘少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刘少君委托左国兴代理六起民事诉讼案件标的合计11737359元。刘少君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没有异议，但是没有依据合同约定“收取代理费不能超过诉讼标的2％”判决此案有失公正，原审判决适用证据错误而导致判决错误。一审判决计算数额错误：1、一审认定的依据诉讼标的上限3％收取应为352120.77元（11737359元×3％），而一审判决356575元，多判4454.23元；2、如果按照合同约定，应是11737359元×2％＝234747.18元，352120.77减去234747.18元的差额为117373.59元，判决117373.59元部分没有依据。请求依法改判或驳回乌恩事务所原审中的该部分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乌恩事务所答辩称，应按照双方达成的结算协议进行结算，涉案六份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已经形成结算协议，该协议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是双方对收费标准明知的情况下形成的，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刘少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开庭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乌恩事务所提供如下证据：乌恩事务所与刘少君签订的关于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诉讼材料，证明结算协议中的计算金额正确以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存在。刘少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质证称该委托代理合同没有约定标的，对方主张结算协议中包含该案件，但该委托合同�实际履行，左国兴未代理该案件，原因是双方产生了重大误解。本院认为，虽然刘少君认可曾签订过该委托代理合同，且结算协议尾部有手写标注“诉某某公司损害财产纠纷一案的代理费包括本次结算，发生的案件费用另行商定”的内容，但结算协议未明确约定该案的代理费金额以及其他六个案件的收费标准、收费金额，因此对乌恩事务所主张其结算协议中的计算金额正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乌恩事务所为刘少君完成代理的六个案件代理费应按什么标准进行结算。
乌恩事务所主张应依据双方签订的五份委托代理合同、结算协议计算刘少君应支付的代理费金额。刘少君主张是乌恩事务所将空白A4纸寄给刘少君，刘少君签字后再寄给乌恩事务所，合同中没有收费标准和案件标的，没有显示合同签订日期，将案件界定为疑难案件不符合�律规定。本院认为，五份委托代理合同内容相同，均没有显示合同签订日期，且乌恩事务所未对双方就六个案件订立委托合同的日期及协商过程作出合理解释。因此，能够认定刘少君主张在乌恩事务所邮寄的五份空白合同上签字的事实是成立的。虽然刘少君同意由乌恩事务所为其代理案件，双方委托代理关系成立，但对乌恩事务所在空白合同上添加的内容不予认可，且添加的内容没有明确案件标的、收取代理费比例、代理费具体数额。因此，应视为双方对代理费收取标准没有进行商定，后添加内容对刘少君没有拘束力。乌恩事务所主张应根据五份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进行结算依据不足。
双方于2013年1月25日签订代理费结算协议虽列出了代理案件的明细，但没有注明代理费收取标准及计算过程，且签订代理费结算协议时乌恩事务所为刘少君代理的两起案件（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尚未审结，因另一委托代理人陈某乙给刘少君发短信称“案件应该是大获全胜”，刘少君是因此受到误导、在相信该事实的前提下签订了结算协议。故刘少君主张该结算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成立，结算协议不能作为双方结算代理费的依据。
关于刘少君主张应按其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最高不能超过2%”支付代理费是否成立问题。乌恩事务所主张该合同因委托人处签错人名而作废，按2%收取代理费的内容是刘少君后来自行添加的。本院认为，从形式上看，该委托合同第一页委托人为左国兴，而不是刘少君。合同末尾为刘少君签字、左国兴签字（加盖乌恩事务所公章）。该合同出现三方主体，委托人不明确具体，该合同不符合委托合同的形式要件。且从合同内容上看，合同第五条有“因该案属重大疑难案件，代理�收取按内蒙古自治区该费用收取标准的上限执行”的条款，又在合同最后手写添加第十条“代理费最高不能超过2%”的内容，该合同对代理费的收取存在歧义，后添加的内容未对前面的收费标准作出解释说明，两个收费标准相互矛盾，因此刘少君主张应按其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最高不能超过2％”支付代理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刘少君主张一审判决计算数额错误，多计算4454.23元的问题，六个案件中五件的诉讼标的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按诉讼标的的收费标准上限3％计算代理费，另外一个案件标的为224859元，按诉讼标的的收费标准上限5％计算代理费，因此原审法院计算金额正确。
乌恩事务所在一审起诉状中认可陈某乙的3万元借款从刘少君应付代理费中扣减。乌恩事务所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其为刘少君缴纳的案件诉讼费有遗漏，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乌恩事务所要求刘少君支付因代理案件发生的其他费用2万元，原审法院以缺乏事实依据为由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乌恩事务所及刘少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分段收费的上限比例认定刘少君应支付代理费金额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60元由上诉人内蒙古乌恩律师事务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47元由上诉人刘少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洪波
审 判 员 王丽英
代理审判员 王杨红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朱健楠
附本案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