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扶行初字第4号
原告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石马村民小组，所在地广西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
负责人韦仍佳，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能华，农民。
委托代理人莫天亮，广西进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广西扶绥县新宁镇。
法定代表人罗彪，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春芳，扶绥县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温育清，扶绥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坛楞村民小组，所在地广西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
负责人黎建军，组长。
委托代理人卢礼伟，广西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磨琪福，扶绥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石马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石马村民小组）不服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认一案，于2015年3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3月31日受理后，于2015年4月2日向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第三人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坛楞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坛楞村民小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参加诉讼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石马村民小组的负责人韦仍佳及其委托代理人韦能华、莫天亮，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春芳、温育清，第三人坛楞村民小组的负责人黎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卢礼伟、磨琪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罗彪经本院传票传唤因公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1日对原告石马村民小组、第三人坛楞村民小组作出扶政决字（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该决定认定坛楞村民小组对现争议地（除61号地块）有经营管理长达几十年的事实，并有书证以及证人证言予以佐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石马村民小组除提供一份1953年政府核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外，没有其它证据证明现争议地应属其集体所有；对于该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因其字迹不清而且面积四至均无法确认是否处在争议地范围内，因而对于该份证据本机关不予采纳。但在争议地中，双方耕作区交接处，有一块石马屯村民韦某妹种植多年的土地（61号地块），面积0.937亩，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解决当前农村中出现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桂发（1985）16号）的规定，该0.937亩土地的所有权属应归石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除此之外，还有63.222亩土地面积，本机关不支持石马村民小组对该部分土地面积的权属主张。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解决当前农村中出现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桂发（1985）16号）的规定，决定：争议的土地面积共64.159亩（按乐养城二期项目用地征收土地测量编号列举为23块地），除测量编号为61号的地块土地面积0.937亩属石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外，其余22块地的土地面积共63.222亩属坛楞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9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一、事实证据：1、现场勘验笔录，证明被告已组织争议双方对争议地进行勘验，同时证明争议地的地名、现状等；2、权属争议区域图，证明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和面积；3、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证明第三人曾于1987年将争议地发包给本组农户承包经营；4、争议范围图，证明争议地的经营现状及双方的耕地界线范围；5、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地历史以来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6、证明，附近村民均证实，争议地历史以来均由第三人经营管理；7、公证书，证明第三人曾将争议地发包给本屯村民承包，有扶绥县公正机关的公证材料予以证实；8、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摸底调查图，证明争议双方土地权属界线明确争议地处于第三人界线范围内；9、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原告仅以该份证据来主张土地权属，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不予采信的事实；10、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无法证明争议地应归属其集体所有；11、权属争议区域图，证明争议双方对争议地已进行确认；12、调查笔录，证明附近村民证实现争议地历史以来均归第三人管理使用；13、“弄直营”（石驳）案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已组织争议双方进行协商调解；14、扶绥县人民法院扶行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撤回对被告的起诉；15、扶绥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扶政决字（2014）1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的决定书，证明在诉讼期间，原告提出新的证据，因被告需要重新核实便自行撤销了该处理决定；16、调查笔录（韦乃佳），17、调查笔录（王某新），16-17证明被告向原告了解提出新证据的有关情况；18、“弄直营”（石驳）调解笔录，证明被告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二、法律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2、《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解决当前农村中出现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桂发（1986）16号。充分说明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13日当庭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依据：1、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建议书，2、扶绥县国土资源局文件批办传阅单；3、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受理通知书，4、国土资源管理公文送达回证，5、提出答辩通知书，6、国土资源管理公文送达回证，7、扶绥县人民政府送达回证，8、崇左市法制办公室送达回证，9、扶绥县人民政府送达回证，10、扶绥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扶政决字（2014）1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的决定书，11、送达回证。以上证据均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原告石马村民小组诉称，中国（南宁）乐养城（二期）项目用地征收集体土地时，第三人提出测量编号为41号至63号共23个地块与原告存在土地所有权纠纷，向被告提出调处申请，被告于2014年10月21日作出（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将面积为0.937亩的61号地块的土地权属确定给原告，将其余22块63.222亩的土地权属确定给第三人。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与历史事实不符，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原告石马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崇左市人民政府崇政复决字（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依职提起复议；2、扶绥县人民政府扶政决字（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3、扶绥县人民政府扶政决字（2014）1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2-3证明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4、扶绥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扶政决字（2014）1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的决定书，证明被告撤销处理决定；5、扶绥县人民法院（2014）扶行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书，证明被告撤销处理决定，原告申请撤诉，法院准予原告撤诉；6、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桂发（1987）18号文件，7、扶绥县委员会扶发（2008）12号文件，8、扶绥县人民政府扶政发（1987）85号文件，9、中国共产党扶绥县委员会扶发（1995）19号文件，6-9证实第三人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相关地方法规；10、广西区扶绥种畜场界址图，证明原告经营的土地权属与区种畜场有关的事实；11、山界林权证，证明原告的土地权属、山林权属与渠黎林场相关联的事实；12、地形图图式及界地图，证明地类情况及界线。
2015年5月8日原告石马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明（莫某芬），2、证明（黄某枝），3、证明（凌某学），4、证明（张某正），5、证明（莫某喜），1-5证明石马屯群众在争议地经营的事实，第三人提供的证人与第三人有亲戚关系。
原告于2015年5月13日当庭向法庭提交1960年11月航拍图，证明争议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休耕地，是石马经营的事实，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
2015年6月原告向本院提交1953年扶绥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说明各一份，2015年6月3日向本院提交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辩称，2014年1月6日，被告作出扶政决字（2014）1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诉至法院，在法院审理中，原告请求其村民小组的几个村民出庭作证，证明原告于1979年至1982年期间曾对争议的土地进行种植经营，争议地应属原告集体所有。为此被告自行撤销了扶政决字（2014）1号处理决定，并重新进行补证调查。在补充调查期间，原告并未有任何证据材料证明其集体曾对争议地有过种植经营的事实。被告确认第三人对争议地中的22个地块面积共63.222亩的土地有经营管理几十年的事实，第三人对争议地主张权属，证据充分，被告以予支持；原告对该地虽也主张权属，但其提交一份1953年被告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几份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争议的土地（除61号地块）应归属其集体所有，因此对原告该权属主张，被告不予支持。在争议地中编号61号地块面积0.937亩的土地，因属原告村民种植经营管理多年，原告对该地块主张权属，被告予以支持。被告自行撤销扶政决字（2014）1号处理决定后，再次核实、查明事实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调解，2014年10月21日，被告作出扶政决字（2014）5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中的22个地块面积共63.222亩的土地所有权确定给第三人集体所有。原告不服该决定并申请行政复议，崇左市人民政府作出崇政复决字（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所作出的处理决定。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维持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坛楞村民小组述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被告以第三人作为权属纠纷当事人，将土地所有权确权归第三人集体所有是正确的。1987年1月1日，第三人将争议地发包给本组集体成员黎某雄、黎某良、黎某新三户承包，该合同书明确承包地点和范围是“位于坛楞屯南面，即大塘岜盆公路3公里—4公里之间的左侧山坳里，面积60亩”，即本案的争议地。土地发包时经当时的扶南乡政府以及第三人和原告双方共同上报大塘村公所批准同意并盖章确认，该合同经扶绥县公证处公证，其法律效力及对第三人对经营管理事实的确认不容置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变更为乡镇政府的同时，大队就相应变更为村公所。被告调查的证人既有与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岜堪屯、姑辽屯村民，又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历任大塘大队干部职务的人员，证言互相吻合，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被告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是正确的。争议土地“弄直营”自解放初期以来一直都是第三人经营使用，至1980年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该地位于第三人的耕作区范围，是第三人用于放牧、铲草皮烧灰积肥用地。原告以1960年的航拍图显示争议地的地形图为“休耕地”来推定被告现查明的地类是错误没有事实依据。2012年3月20日，在新宁镇政府、扶绥县林业局、扶绥县调处办等各部门主持下，原告与第三人就双方发生争议的岜沟猪山（原告称岜岽山）达成协议，确认以两屯耕作地的耕作分界线作为两屯对该山的权属分界线，山的东面属于第三人所有，西面山属于原告所有，即双方认可了各自的耕作界线，也明确了各自的山林权属界线。而本案争议土地就在第三人的耕作区范围内。争议地多年来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从未发生过争议，也无任何人提出过土地权属主张，直至2012年，中国（南宁）乐养城项目用地（二期）征地时，原告为获取征地补偿金，才对争议土地提出权属争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归其集体所有，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地有任何的经营管理的事实，其主张争议地权属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告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维持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
第三人坛楞村民小组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
经庭审质证，原告石马村民小组对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事实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4、9、10、13—16的三性无异议；对1现场勘验笔录、2权属争议区域图认为参加现场勘验的第三人群众代表黎某群、黎某月、黎某雄和黎某平都是实际侵占原告土地的、征地补偿实际得益人，而不是第三人群众依法选举产生的群众代表，不能代表第三人集体；对3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认为是假合同；对5询问黄某杰笔录认为被询问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6证明认为出具该证明的人均是征地受益人黎某雄等人的亲戚，其证言直接影响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正确性，依法不应当用作证据；对7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公正书是1988年6月16日作出的，与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落款日期相差一年半时间，公证书上的内容签订日期与合同书内容签订日期不一致，恰好佐证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是假合同；对8集体林权摸底调查图认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也与本案争议地无关；对11权属争议区域图除了王某新外，均不是通过依法选举产生的、可以代表第三人集体的群众代表。说明第三人是被捆绑参与本案所涉及争议地的争议；对12调查笔录认为凌某文的陈述真假参半，属实部分应予采信，不实部分应不予采信；对17调查笔录认为王某新的答问，有关证人部分是避重就轻，闪烁其词，这正好证明了1964年版万分之一地形图标注的休耕地属于原告所有；对18“弄直营”（石驳）调解会记录认为参加调解的第三人代表中，除了黎建军是经过群众选举产生的村民小组组长外，黎某平、黎某雄都是侵占争议地、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利害关系人，说明第三人是被捆绑参与本案所涉及争议地的争议，进一步说明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属于事后编造的假合同，被告没有查明这一事实。
第三人坛楞村民小组对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提交证据的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9是原告提交的，不能证明争议地属原告所有，对其他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同时认为村民的签名是第三人选举产生的代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的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争议地是第三人经营管理的事实，开发合同书签订主体是坛楞屯，村公所的章是后来补盖上去的，原告所说的事后编造没有事实依据；争议地在第三人经营范围内。
原告石马村民小组、第三人坛楞村民小组对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提交程序方面证据及法律依据无异议。
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对原告石马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1-5的三性无异议，对6-9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认为2008年撤销经联社，设立村民小组，第三人的主体资格是没有异议的；对10、11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这该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在争议地有耕种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图上并未标明争议地属于原告经营；对12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争议地是原告经营的事实；对于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应以被告的询问调查为依据；航拍图的航拍时间是1960年，地类虽是休耕图，但不能证明争议地是原告集体经营的事实。对原告2015年6月2日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说明认为，该房产证原告在调处阶段已向被告提交，被告对该证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明只是对房产证的一种解释不能当作证据使用，对村委出具的证明因已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
第三人坛楞村民小组对原告石马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1-5的三性无异议，对6-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不能证明第三人是不适格主体；证据11否认了证据10、12；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已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且这些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能证明证人身份及真实性，在政府处理阶段，原告没有提供证人证言证据，应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航拍图，只能证明争议地在1960年属于休耕地，但不能证明争议地是原告经营的事实。对原告于2015年6月2日、3日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说明、村委证明，同意被告的质证意。
本院在审理（2014）扶行初字第10号土地行政确认案中，于2014年8月25日组织石马村民小组、扶绥县人民政府、坛楞村民小组的相关人员到争议地进行勘验、并制作的笔录一份，各方当事人对该材料无异议。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如下认定：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具有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现场勘验笔录、权属争议区域图、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公证书、集体林权摸底调查图、权属争议区域图、“弄直营”（石驳）调解会记录所证明的目的有异议，但原告没有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且现场勘验笔录、权属争议区域图、集体林权摸底调查图、权属争议区域图、“弄直营”（石驳）调解会记录均有各方当事人签字认可，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公证书来源合法，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采纳作为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原告对询问黄某杰笔录、证明、调查凌某文笔录、调查王某新笔录虽有异议，但这份材料所证实的问题却能相互印证，可作定案的参照依据。对于原告在调处阶段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被告在调处时并不采用，第三人对该证也持有异议，经本院审查，该证上虽有模糊的“石驳”两字，但没标注具体位置、四至范围、面积大小等内容，无法确定该证中的“石驳”就是在争议地范围内，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采纳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0、11，经核查，均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作为定案依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证人证言、航拍图，本院予以采纳作为定案的参照依据。对于被告提交程序方面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原告于2015年6月2日、3日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说明、村委证明，本院不予作为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往岜盆乡公路约4公里处与公路相接壤的右边，其四至范围为：东至公路边；南至石山脚；西至石马屯和坛楞屯的耕作区；北至坛楞屯耕作区，面积合计共64.159亩。原告石马村民小组称争议地为“石驳”，第三人坛楞村民小组称为“弄直营”。该争议地是原告与第三人均认定为中国（南宁）乐养城项目用地（二期）征地测量中编号为第41号至63号共23个地块的范围，并认可这23个地块中除61号地块（面积0.937亩）属原告的农户韦某妹种植外，其余22个地块共63.222亩为第三人的村民黎某雄、黎某良、黎某新等三户承包种植经营。争议地（除61号地块外，下同）在解放初期的土改时至2012年国家征用前均是坛楞屯的村民和坛楞屯集体管理使用，在1954年到1980年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争议地是荒地，成为坛楞屯的牧场地，同时成为坛楞屯生产队铲草皮烧灰积肥用地，当时坛楞屯集体没有将该地分配落实到农户。1981年落实责任制后至1986年期间，坛楞屯的部分农户逐渐到争议地开荒种植。1987年1月1日，扶绥县扶南乡大塘村坛楞屯与本村民黎某雄、黎某良、黎某新等三人签订承包开发土地合同，该合同约定，承包经营的“弄直营”荒山、旱地属大塘村坛楞屯集体所有；“弄直营”位于坛楞屯南面，也即大塘—岜盆公路3公里—4公里之间的左侧的山坳里，面积60亩，承包期共30年，从1987年1月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扶绥县扶南乡人民政府、扶南乡大塘村公所在该合同上盖章签字。1988年6月16日，扶绥县公证处出具（88）桂扶证字第400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扶绥县扶南乡大塘村坛楞屯代表人黎某联、王某业与承包户代表人黎某雄、黎某良、黎某新于1988年1月1日签订前面的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证实上述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的签订。“弄直营”经坛楞屯集体发包后，一直由黎某雄等三户承包人种植经营，均无其它集体提出土地权属异议。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摸底调查时，因坛楞村民小组与石马村民小组对相邻的“岜岽山”（坛楞村民小组称“岜沟猪山”）的权属界线存在争议，2012年3月20日在扶绥县调处办、扶绥县林业局、扶绥县新宁镇政府组织坛楞村民小组与石马村民小组代表对“岜岽山”的权属进行调解处理时，双方达成以双方耕作地的耕作为分界线，“岜岽山”的东面属于坛楞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西部属于石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协议，并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摸底调查图上标示分界线。坛楞村民小组与石马村民小组的代表在访调查图上签字确认，本案的争议的土地处在坛楞屯的耕作区范围内。2012年，中国（南宁）乐养城项目用地（二期）征地时，石马村民小组对争议的土地提出权属异议。2014年1月6日，被告作出扶政决字（2014）1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土地面积共64.159亩（按乐养城二期项目用地征收土地测量编号列举为23块地），除测量编号为61号的地块土地面积0.937亩确权归石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其余22块地的土地面积共63.222亩确权归坛楞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石马村民小组不服向崇左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6月5日崇左市人民政府作出崇政复字（2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1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石马村民小组不服于2014年7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9月24日原告以“被告已自行撤销其作出的被诉的扶政决字（2014）1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的起诉，同日本院作出（2014）扶民初字第10号行政裁定准予原告石马村民小组撤回对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的起诉。2014年10月21日扶绥县人民政府对石马村民小组、坛楞村民小组重新作出扶政决字（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土地面积共64.159亩（按乐养城二期项目用地征收土地测量编号列举为23块地），除测量编号为61号的地块土地面积0.937亩确权归石马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外，其余22块地的土地面积共63.222亩确权归坛楞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不服申请复议，2015年3月3日，崇左市人民政府作出崇决字（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扶政决字（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属县级人民政府，对本案享有执法主体资格，原告石马村民小组及第三人坛楞村民小组无异议，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故本院予以确认。经查明，本案的争议地一直以来由第三人集体或村民经营管理，并从1987年1月1日起第三人经大塘村同意，将争议地发包给本屯的黎某雄、黎某良、黎某新等三户人承包经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摸底调查时，第三人与原告已达成以双方耕作区经营现状的分界线为权属分界线的协议，现争议的土地处在第三人的耕作区范围内。以上事实说明第三人对争议地有几十年的经营管理事实。因此，被告将争议地确权归第三人集体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应予维持。
关于原告持有1953年扶绥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主张争议地归其集体所有的问题。原告在调处阶段中向被告提交土地房产所有证主张争议地的权属，本案在审理当中经核对原件（原告开庭审理后提交），该房产所有证上虽有模糊的“石驳”两字，但没标注具体位置、四至范围、面积大小等内容，无法确定该证中的“石驳”就是在争议地范围内，且根据我国农村解放后土地几个大历史性的转变分析，争议地经历农业互助合作化时期、“四固定”时期、林业三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仍于1987年由原大塘村坛楞屯发包给本屯群众承包开发经营管理，再到后来的土地详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摸底调查时，争议地仍由第三人群众管理经营。以上事实证实原告对争议地没有经营管理的事实，原告也没其它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因此对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的真假问题。原告认为公证书与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落款日期相差一年半、公证书上的内容签订日期与合同书内容签订日期不一致，从而认为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是假合同。本案在审理当中经核对第三人提交的原件，该公正书签发的时间是1988年6月16日，其内容有“……于1988年1月1日签订前面的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这虽与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签订的时间不一致，但公正书与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的左下角，均显示出公正处盖的钢印，位置完全吻合，这就证明它所要公正的是1987年1月1日扶绥县扶南乡大塘村坛楞屯与本村民黎某雄、黎某良、黎某新等三人签订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该合同于1988年6月16日进行公证，与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落款日期相虽差一年半时间，但这与合同的真实性并不矛盾。因此原告认为承包开发土地合同书是假合同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在争议地中，双方耕作区交接处，有个地块面积为0.937亩土地（61号地块）是原告集体成员韦某妹已种植多年，而此外的22个地块为第三人集体成员经营，被告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解决当前农村中出现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桂发（1985）16号）“生产队所有的耕地（包括荒山、荒地，林地、草地、水田等），要维护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耕作区范围，不得擅自改变”的规定，将该0.937亩土地的所有权确权归原告集体所有，将其余的22个地块面积为63.222亩土地的所有权确权归第三人集体所有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被告结合本案的主要证据和事实，作出扶政决字（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石马村民小组要求撤销被告扶绥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21日作出的（2014）5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扶绥县新宁镇大塘村石马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扬标
审 判 员 林少芳
人民陪审员 韦政新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谢语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