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丰民二初字第74号
原告：宗丽萍，女，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市龙潭区。
委托代理人：段大明，吉林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解丽艳，女，197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市丰满区。
原告宗丽萍与被告解丽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吕瑛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段大明、被告解丽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3月7日上午，原告向被告出售母猪36头、公猪2头、仔猪42头及产床、保育床等养猪设备，被告欠原告90000元整，双方约定于2013年10月30日付清，但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一直未予给付，故原告诉讼至法院，要求被告给付购猪款90000元，支付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8月4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六个月至一年同期贷款利率即6%计算的利息4112.88元，此后的利息按照上述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2013年3月7日上午，被告从原告猪场拉回母猪26头、公猪2头、仔猪52头及四套旧铁制产床。当天晚上8点左右到达被告猪场，卸车时就死了2头母猪和几头小猪，当时帮忙卸车的邻居都看到了。第二天早晨由王恩喜和王涛负责将死猪进行了掩埋。到原告猪场为被告拉猪的人在装车时就发现原告猪场有很多死的小猪，在后院又发现有死的大猪，他们将该情况告诉被告后，被告非常重视，就问原告：“你家的猪到底有没有病？告诉我实话，如果有病我就不买了。”原告说：“现在我们俩口子闹离婚，好几天没喂猪了，有的猪饿死了。你就放心吧，猪都很健康。”当天晚上9点左右，从原告处拉回的母猪下崽了。猪崽生下来有的是死胎，有的拉肚子，而且很快就死了，症状非常急。从原告处拉回的小猪在晚上12点前也陆续死了，给被告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被告担心那些猪得的病会影响自己猪场原有猪的健康，第二天一早，就将原告找来，要求原告对此事负责。因原告称其并未将被告于2013年3月7日为其出具的欠条带在身上，后经双方协商，原告又为被告出具了一张金额相同的欠条，两张欠条相抵，作为原告对被告因买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赔偿。因原告担心此病会影响被告猪场原有猪的健康，无法应对将来可能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因此让被告为其出具一份证明，承诺从3月8日起被告猪场发生的一切事故与原告无关。从2013年3月7日开始，被告猪场原有的300多头保育猪在一周内陆续死光，所有死猪全部被深埋。后来兽医建议被告将健康的怀孕母猪全部卖掉，猪舍空一年再养，于是被告将猪场118头怀孕母猪按淘汰母猪的价格每头1300元卖掉，造成损失40多万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为了证实其主张成立，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3年3月7日上午，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欠条一张，用以证明被告欠原告购猪款90000元，承诺于2013年10月30日还清的事实。
2、2013年3月8日被告为原告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承诺自2013年3月8日起被告猪场发生的一切事故与原告无关。
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证人于学华出庭作证称：我在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江密峰镇西三家子村从事养殖业。我认识原告，但不认识被告。当时原告是打算把猪卖给我的，但是价格没谈妥。原告卖猪当天，我去给装的猪。当时来了两辆车，除了我之外还有7、8个装车的，谁找的我不知道。大约9、10点钟我去的原告猪舍，没有看见死猪，也没有看见其他装猪的人。装车的母猪大概有36、37头左右，还有2头公猪、40多头小猪，具体多少记不清楚了。当时猪价不是特别好，怀孕的母猪大概4000多元，淘汰的母猪每斤大约4.5元，公猪每头价格不一定，要看品种。原告除了卖猪，还卖了产床和保育床，但具体卖了几个不清楚。我听说原告卖猪的原因是她爱人赌钱输了。原告与她爱人的关系怎样我不清楚。
经质证，被告认为该证人与原告是朋友关系还是亲属关系不确定，而且被告当时在原告的猪场并未见过该人，原告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当时证人确实在场。证人记不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却能清楚地记住原告诉状里猪的数量，并且一口咬定进猪舍里抓猪了，而被告找的抓猪的人可以确认当时就他们几个人在抓猪，因此被告怀疑该证人是原告临时找来作伪证的。另外，有一个细节非常关键，被告已经确定要买原告的猪了，原告猪舍的猪已被被告全部买光了，那么证人为什么在被告买猪的同时也来买猪。
被告为了证实其主张成立，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于2013年3月8日早为被告出具的欠条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出售给被告的猪死亡以及猪场后期发生的任何事情用该款进行赔偿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要证明的问题提出异议，认为该笔90000元是原告卖猪之前拖欠被告的款项，并且以此达成了母猪买卖协议，并非被告所称的原告因母猪死亡而为被告出具的欠条。
2、被告夜班工人郭德珍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内容为：“3月8日一大早宗丽萍被解丽艳叫到猪场给解丽艳打了欠条。证明人：耿凤琴、郭德珍”。
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这是被告事先打印好的证明，出具证明的二人为被告猪场的职工，法院对该证明的效力不应予以采信。
3、于德江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2013年3月1日于德江（解丽艳猪场邻居）给解丽艳猪场送沙子（此时解丽艳正在扩建猪舍）。于德江说：“大孤家子修理部老板娘让我问问你买不买母猪，很便宜，因为她姨（宗丽萍）和她姨夫正在闹离婚。”解丽艳说：“让她姨给我打电话，我们谈谈价再说”。于德江证实解丽艳不认识宗丽萍，也不认识宗丽萍的外甥女。备注：解丽艳的猪场在小孤家子2队，宗丽萍外甥女的修理部在大孤家子。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先前并不认识原告，也不认识原告的外甥女。
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是被告事先打印好的，并非于德江本人手写的。被告让于德江证明在3月7日之前原、被告不相识，说明被告为了本次诉讼煞费苦心，能够证明2012年年末原、被告双方是相识的。
4、王涛、宋国军等多位证人出具的《关于解丽艳猪场发病情况的证人证言》一份，主要内容为：2013年3月7日，被告从原告猪场拉回母猪26头、公猪2头、仔猪52头及4套旧铁制产床。当天晚上8点左右运到被告猪场，在卸车时即死了2头母猪和几头小猪，当时帮忙卸车的邻居都看到了。第二天早上由王恩喜和王涛负责将死猪进行了掩埋。大家都很担忧，怕原告家的猪带传染病，因为去原告猪场装车的人发现原告的猪场有很多死小猪，并且在后院还发现死了1头大猪。装车的人当时就告诉了被告，被告非常重视，就问原告：“你家的猪到底有没有病，告诉我实话，如果有病我就不买了。”原告说：“现在我们俩口子闹离婚，好几天没喂猪了，有的都饿死了，你就放心吧！猪场的猪都很健康。”出具证明材料的是负责为被告装猪、卸猪和掩埋死猪的被告猪场附近的邻居，均不是被告的亲属，他们见证了被告购买原告的猪带病以及被告猪场倒闭的整个过程。
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是事先打印好后由装猪证明人、卸猪证明人、掩埋死猪证明人签的字，而且这些证明人是在重复签字。被告在买猪一周前曾两次到原告的猪场查看猪的情况，并未发现死猪。
5、耿凤琴等多位证人出具的《关于解丽艳猪场发病情况证人证言》一份，内容为：2013年3月7日晚9点左右，原告的母猪下崽了，猪崽生下来有的是死胎，有的拉肚子，并且很快就死亡了，症状非常急。从原告处拉回的小猪在3月7日晚12点前也陆续死了，给被告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被告的猪场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从3月8日开始被告猪场原有的300多头保育猪在一周内陆续死光，所有死猪全部深埋，当地人都知道此事，大家感到很痛心。后来兽医建议把健康的大猪全部卖掉，猪舍空一年再养。被告将100多头怀孕母猪按淘汰母猪每头1300元的价格卖掉，造成经济损失40多万元。
经质证，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是被告打印好后由这些人签的字。被告如果想证明300多头保育猪死亡，其应当提供防疫站的相关证明。被告提供该证据证明其将猪场100多头猪以每头1000多元的价格卖掉，造成损失40多万元，与其之前所称每头猪2200元到2300元不相符，被告应当提供相关的母猪买卖协议以及收到卖猪款的相关证明或银行转账证明。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的猪并未陆续死亡，而是被卖掉了。
6、证人于德江出庭作证称：我与被告是邻居，不认识原告，只认识原告的外甥女。2013年2月底，被告正在建猪场，让我给拉江沙。我经常去丰满区江南乡大孤家子村四组的修理部修车，认识了该修理部的老板娘李贺。李贺给我打电话，问我跟猪场老板娘是否认识，我说都是邻居。李贺说她老姨和老姨父正在闹离婚，要把猪卖了，让我问被告是否购买。后来我就跟被告说了这事，并把李贺的电话给了被告，之后他们怎么联系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在中间给她们介绍后，原、被告才认识的，之前她们是否认识我不知道。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3的出具人与该证人是同一人，证据3能够证明证人是2013年3月1日通知的被告，但证人在出庭时又说记不清日期了。
7、证人孙怀春出庭作证称：我与被告是邻居，与原告不认识。我同被告去买猪，在原告处发现1头大猪和3、4头小猪已经死亡，被告就问原告这些猪是否有传染病，但她们是如何沟通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抓了26头母猪、52头仔猪和2头公猪。当时去了两辆车，第一辆车先走了，第二辆车被当地人给拦住了，听说原告与当地人有债务关系。第二辆车装的是大猪、小猪和产床。大概拦了4个小时，我们到家都7点多钟了。卸猪后发现有2头大猪死了，我们怕有什么传染病，就把4个产床抬到墙外去了。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人与被告是邻居关系，该证人讲的母猪的数量以及发现了死猪均不是事实。
8、证人王涛出庭作证称：我与被告是邻居，与原告不认识。2013年3月7日，被告找我们帮忙去拉猪。到了猪场后，我们看到原告猪场后院有死猪，就跟被告说了，问被告这些猪是否有传染病。被告跟原告如何沟通的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拉了26头母猪、2头公猪、52头仔猪和4套产床，我不清楚猪及产床的价格。下午3点钟左右装完车，我们是坐最后一辆车回家的，到家大概是7、8点钟。卸车时发现有2头大猪还有几头小猪不行了。怕猪有病传染，我们就把产床给扔到墙外面了。当天晚上太黑了，猪就放在外面了。第二天早晨我跟我父亲就把死猪掩埋了。猪是否经过检疫我不清楚。对于我出具的证人证言是由我说的经过，被告打印出来的，然后我签的字。我不怎么认识字，签字之前，被告给我念了证人证言的内容。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人与被告是同村的邻居，请求法院注意其证言的效力。
9、证人郭德珍出庭作证称：被告曾经是我的老板，我与原告不认识。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一直在被告的猪场工作，直到2013年4月1日左右猪场黄了。被告因为扩建猪舍，而且猪的价格便宜，经于德江介绍买的原告猪场的猪。2013年3月7日晚，被告从原告处拉回了26头大猪、52头或53头小猪和2头公猪。记得是晚上8点钟卸的猪，当时我在场。晚上9点多钟母猪就下崽了，发现了死胎。到11点钟陆续死了很多猪，50多头大一点的猪陆续都死了。我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说第二天找原告。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老板领着一个女的来了，我给开的大门，之后我就忙别的去了。后来我问老板来的那个女人是谁，老板说是宗丽萍。我问这事怎么解决的，老板就给我看了一下90000元的欠条，不大的一张纸，上面的日期我没注意。从3月7日开始一周左右，我们猪场300多头猪崽陆续都死了。兽医说猪不能养了，得隔一年才能养。后来猪场的110多头猪有的1000多元，有的几百元都卖了。一般情况下，最好的母猪价格在3000-4000元左右，公猪价格我不知道，仔猪价格在500元左右，贵的时候1000多元。我知道被告买这些猪及产床的总价是90000元，当时算是正常价格。我不清楚原、被告之间在此之前是否还有过其他交易行为。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不真实，她开始称买猪的价格是正常价格，后来又说猪便宜。证人称当天除了刚出生的猪崽全部死掉外，另外还有50多头仔猪也全部死掉了，但证人王涛却作证称第二天上午只掩埋了2头猪。由于两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而且该证人系被告的员工，故不应对其证言予以采信。
10、证人燕志江出庭作证称：我是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小孤家子村调解委员会主任。被告是在2013年前建的猪场，经营得非常好，在村里也算是一个龙头企业。被告不但自己致富，还帮助村里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她不但不欠别人钱，还帮助过很多人。去年4月份，被告突然不经营猪场了。后来经过打听得知被告在什么地方购买的猪带来了病菌，于是她将自己养的猪全部处理了。我们村里知道这件事觉得挺可惜的。我不清楚几百头猪短时间内死亡是否通知或上报了上级部门或检验检疫部门。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都是听说的，属于传来证据，不应被采信。
11、证人宋国军出庭作证称：我与被告是邻居，与原告不认识。2013年3月7日，我们去口前巴虎帮被告装了26头母猪、2头公猪、52头仔猪及铁制产床，在装猪时看到了死猪。我跟着后一辆车晚上7点钟到家的，卸完猪不到9点钟。卸车的时候猪就死了2头。大伙说这猪有毛病，怕传染，就把产床都拿到墙外去了。我们就是跟着装车的，猪和产床的价格我不清楚。我坐的这辆车被拦住了，听说是原告欠拦车人的钱，拦了两次，大概拦了半个小时。
经质证，原告除了对该证人证言中关于母猪的数量提出异议外，对其他证言没有意见。
12、证人耿凤琴出庭作证称：我与被告是邻居，与原告不认识。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我在被告的猪场负责喂猪。猪场的其他人是4月份撤出的，我又看了几天院子，5月份才离开。从2013年3月7日起到4月中旬，猪场的猪崽几乎一个都没剩，大猪都便宜卖了。我们猪场是卖仔猪的，都卖到了蛟河，没卖到其他地方去。2012年末原告宗丽萍并未在被告的猪场买过猪。后来被告猪场黄了，被告找原告要求赔偿时，原告来过猪场。被告买猪是于德江帮忙联系的，是大孤家子一个修车铺的人帮于德江联系的。当时被告在原告处买猪的总价是10万元左右，我不清楚每头母猪、公猪和仔猪的价格是多少。我们猪场向外卖猪随行就市，价格时高时低，仔猪每头大概500-600元左右。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人是被告的员工，故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结合庭审调查以及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因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证人于学华的证言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进行佐证，且其陈述前后矛盾，本院不予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被告提供的证据2、3、4、5能与证人于德江、孙怀春、王涛、郭德珍、宋国军、耿凤琴的当庭陈述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予以采信。因证人燕志江陈述的与案件相关的内容均是听说的，属传来证据，故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庭审调查并结合本案的证据情况，本院对下列事实予以确认：
2013年3月7日，经于德江介绍，被告在原告的猪场赊购了公猪、母猪、仔猪及铁制产床，被告为原告出具一份欠条，承诺拖欠原告的90000元卖母猪款于2013年10月30日还清。因被告自原告猪场购买的猪运到被告猪场的当晚即出现死亡现象，被告于次日找到原告，因原告称其并未将被告于3月7日出具的欠条带来，双方经协商，在被告为原告出具了内容为：“从2013年3月8日起，解丽艳猪场发生一切事故和宗丽萍无关”的书面《证明》后，原告又为被告出具了一张90000元的欠条，欲以此抵销被告所欠的90000元购猪款。现原告以多次向被告催要欠款但被告拒不支付为由起诉来院，要求被告支付90000元购猪款及利息。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以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是否尚欠原告购猪款90000元，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否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本案原、被告之间经他人介绍于2013年3月7日订立了赊购母猪、公猪、仔猪及产床的口头合同，原告依约履行了向被告交付猪及产床的义务，被告亦按照约定为原告出具了欠条，并承诺了还款期限，但被告当庭又提供了一份原告出具的未标注落款日期的相同金额的欠条，用以证明由于原告出售给被告的猪在运到被告猪场的当晚即大量死亡，被告于次日即将原告约到被告的猪场，要求原告赔偿其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当时原告称其未将被告于3月7日出具的欠条带来，经协商，在被告出具了自2013年3月8日起，其猪场发生一切事故与原告无关的书面承诺后，原告又为被告出具一份相同金额的欠条，以抵销被告拖欠原告的购猪款，双方两清，互不相欠，但原告却认为该欠条系其2012年年末因拖欠被告购猪款而出具的，其于2013年3月7日出售给被告的猪及产床的价格应为19万余元，扣除2012年年末拖欠被告的90000元购猪款以及因被告拉猪车被原告的债权人拦截而减免的10000元后，被告尚欠其90000元购猪款未予支付。本院认为，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于2012年年末曾自被告处购猪，并拖欠被告90000元购猪款，亦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在此次交易之前曾有过其他业务往来，且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另外，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条的时间是2013年3月7日上午，而其是在当天下午拉猪时被原告的债权人拦截的，即被告出具90000元欠条在先，拉猪车被拦截在后，故原告所称的为被告减免了10000元购猪款与事实不符。由于原告未能就其为被告出具的未标注落款日期的90000元欠条是如何形成的做出合理解释，而被告提供的证据却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是为了弥补其出售给被告的猪因死亡以及今后可能给被告的猪场造成其他经济损失而于2013年3月8日为被告出具的，其目的是为了抵销被告尚欠原告的90000元购猪款，为此被告还为原告出具了自2013年3月8日起，其猪场发生一切事故与原告无关的书面承诺，即事实上原告从未拖欠过被告90000元购猪款，由此可以证明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即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债务已相互抵销，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被告不再拖欠原告90000元购猪款。现原告又以被告拖欠其90000元购猪款为由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宗丽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53元，减半收取1076.5元，由原告宗丽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吕瑛伟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曹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