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49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某1，男，194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锋，广东金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佳，广东金海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某2，男，195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珠华，广东五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某3，女，194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某4，男，198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上诉人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被继承人何某生前所持有的股权按法定继承进行分配；3.本案诉讼费由黄某2、黄某3、黄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1.涉案遗嘱是无效遗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遗嘱分为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和口头遗嘱四种。而涉案遗嘱中已明确载明“本遗嘱是公证员根据我的口述而作成”，由此可以看出，涉案遗嘱属于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要有两个以上证人在场，并要求“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缺一不可，不能因代书人是公证人员的特殊身份而例外。然而，黄某2所提供的遗嘱上，除了有遗嘱人的印章外，根本没有代书人和证人的签名。故黄某2所提供的公证过的遗嘱是无效遗嘱。2.被继承人何某生前订立遗嘱，私自处分其与丈夫共有财产，应认定无效。何某立遗嘱时其丈夫黄某5还在世，何某与黄某5之间也没有财产归个人所有的任何约定。由于股权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个人财产，故何某生前所持有的广州市芳村区东漖镇坑口经济股份联社（以下简称坑口联社）入股的27股股权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有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何某私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的行为并非法律规定的“日常生活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故何某生前私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应认定无效。3.被继承人何某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分配。如上所述，由于何某订立遗嘱，私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属无权处分，应认定无效。且涉案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是无效的。由于遗嘱无效，对何某及其丈夫生前合法持有的坑口联社入股的27股股权应按法定继承分割。
黄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黄某1的上诉。1.黄某1的上诉无理。（1）黄某1认为被继承人何某生前经公证机关办理的公证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于法无据。根据1994年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何某生前在1994年经公证机关办理的遗嘱是法定五种形式的遗嘱中的一种即公证遗嘱，何某生前定立的遗嘱公证合法有效。（2）何某生前是坑口联社的社员，其生前共持有坑口联社32股股权，其中27股是其个人自有的股权，另外5股是于2005年继承黄某5的股权所得。黄某5的股权是黄某5生前个人自有的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和《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592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的确认，由此证实，何某和黄某5两人生前各自持有27股股权均是其本人个人自有的农龄股，本人持有的农龄股股权并非夫妻共有财产。《坑口经济股份合作制章程》第三章“股权的确认”第九条明确规定本股份制确定设农龄股，并对计算股份的农龄年限作出界定。何某和黄某5两人生前是根据各人的农龄折算为各人持有27股股权（农龄股）。黄某1、黄某3、黄某2、黄某4对《坑口经济股份合作制章程》也十分了解，他们依据上述章程的规定在2005年办理继承黄某527股股权的时候已经十分清楚黄某5生前持有的坑口联社股权是黄某5个人自身的股权，相反，黄某1在本案中提出何某生前持有的坑口联社股权（农龄股）是夫妻共有财产，纯属无理。
黄某4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黄某3未到庭参加答辩。
黄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继承人何某生前持有的坑口联社股权32股及股权收益由黄某2、黄某1、黄某3、黄某4共同继承，其中黄某2继承所得29股股权及其股权收益，黄某1、黄某3、黄某4各继承所得1股股权及其股权收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何某于2016年12月19日死亡，生前只有一次婚姻，与配偶黄某5共生育四名子女，即黄某1、黄某3、黄某6和黄某2。黄某5于1998年1月20日死亡。黄某6于1995年4月2日死亡，黄某6生育儿子黄某4。何某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
何某和黄某5生前均是坑口联社的社员。黄某5生前持有该联社27股股权，黄某5死亡后，何某、黄某1、黄某3、黄某2各继承5股股权，黄某4继承7股股权。何某原本持有该联社27股股权，继承黄某5的股权后，共持有该联社32股股权。1994年11月8日，何某在广州市芳村区公证处订立遗嘱，内容为“本人何某于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在广州市芳村区东漖镇坑口经济股份联合社入27股，金额为540.00元人民币，股份证号为坑字第NO.7-343号。我是上述股权的合法持有者。现我立遗嘱决定在我去世时，上述股权由我的儿子黄某2继承，他人不得争议”。1994年11月18日，广州市芳村区公证处出具（94）穗芳证字第4713号《证明书》，证明何某立遗嘱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遗嘱上何某的印章属实。
何某生前与黄某2共同居住，由黄某2照顾其吃、住等日常生活。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何某生前已于1994年11月8日在广州市芳村区公证处订立公证遗嘱，指定其原本持有的27股坑口联社股权由黄某2继承，该遗嘱由何某经公证机关办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黄某1认为该遗嘱是公证员代替被继承人制作的代书遗嘱，因无见证人的签名而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至于何某从黄某5处继承的5股股权，因何某没有另行订立遗嘱处理，故应按法定继承办理。何某的父母和配偶均先于其死亡，儿子黄某6也先于其死亡，故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应为黄某1、黄某3、黄某2，至于黄某6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则由其儿子黄某4代位继承。由于何某生前与黄某2共同居住，由黄某2照顾其吃、住等日常生活，黄某2对何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因此，何某死后，对于何某原本持有的27股股权及股权收益，应当依照公证遗嘱由黄某2继承，对于何某持有的另外5股股权及股权收益，应由黄某2分得2股，黄某1、黄某3、黄某4各分得1股。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五条规定，于2017年6月30日判决：被继承人何某遗下的坑口联社32股股权及股权收益，由黄某2继承29股股权及股权收益，由黄某1、黄某3、黄某4各继承1股股权及股权收益。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遗嘱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证遗嘱属于遗嘱的一种形式，其效力在所有遗嘱中最高。本案中，涉案遗嘱系被继承人何某在公证机关办理的，属于公证遗嘱，应为合法有效。黄某1上诉主张涉案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黄某1上诉主张涉案遗嘱私自处分了何某与黄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应为无效，由于何某订立公证遗嘱时黄某5尚未去世，即便按照黄某1主张何某名下的27股股权属于其与黄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同样的黄某5名下亦有27股股权，而涉案遗嘱也仅是处分何某自己名下的27股股权，并未处分黄某5所有的财产，应为有效。一审认定涉案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黄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黄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苗玉红
审判员 黄文劲
审判员 徐俏伶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 琦
吴桐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