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一中民三初字第19号
原告任某某。
委托代理人张某甲。
被告天津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某某。
委托代理人郭某。
委托代理人张某乙。
第三人上海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某某。
委托代理人周某某。
原告任某某诉被告天津某公司、第三人上海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张吉堂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陈清芳、代理审判员苗佳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5月2日及同年6月4日和9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某甲，被告天津某公司委托代理人郭某、张某乙，第三人上海某公司委托代理人周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某某诉称，原告与被告天津某公司、第三人上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某为朋友关系。双方于2004年7月约定和第三人及天津某总公司共同设立被告天津某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并由第三人和天津某总公司具体负责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被告天津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出资人民币2100万元（原告实际出资人民币1575万元、第三人实际出资人民币525万元）、天津某总公司出资人民币900万元。原告分别于2004年8月5日、11月10日将人民币600万元、975万元出资款项支付给第三人，同时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收据，收据上注明“天津地铁西南角A项目投资款”（即为被告项目的投资款）。被告也发函认可了原告的出资行为。被告成立后，原告发现被告已将其股份登记在第三人名下，无奈原告只能以第三人的名义出任被告董事、副总经理并主管销售工作。
自被告天津某公司成立至2010年8月，原告以被告天津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的身份，参与了被告天津某公司几乎所有的股东会、董事会，为被告天津某公司经营发展做出了作为一名实际出资人、董事、副总经理的应尽义务，为被告天津某公司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做出了重大贡献。2011年被告天津某公司的房产项目成功，并逐步出售，其余房产在销售中。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已产生可供分配利润，为此，原告向被告要求分配利润。但未料到被告不仅拒绝分配利润，居然以原、被告是借贷关系来否认原告的投资行为，并撤销了原告的董事职务。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出资款并实际参与了被告的实际经营与管理，原告投资的行为并不违背法律规定，应该确认有效，也应有权享有该投资的回报。综上，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任某某为享有被告天津某公司52%的股份的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天津某公司承担。
被告天津某公司辩称，天津某公司是由本案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与案外人天津某总公司于2004年8月共同出资3000万元设立的有限公司。原告任某某根本不是天津某公司的股东，天津某公司也从未收到过任某某交付的注册资金。原告任某某所诉内容应当是其与本案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之间的纠纷。原告任某某直接起诉天津某公司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天津某公司根本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第三人上海某公司述称，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本不能成立。原告主张在被告天津某公司享有股东身份，就应该提供该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证据。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作为公司的发起人，证明股东身份应当以书面方式确认，但原告不能提供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据。此外，隐名股东主张显名股东的权益，双方应该有明确的约定。原告认为其在被告天津某公司有15750000元出资，并因此成为该公司52.5%股份的隐名股东的主张是不客观的。原告所称的案涉15750000元是借款，而非投资行为。从公平性的角度而言，该项目共投资了7个多亿，而原告在项目中只有15750000元的借款，其主张确认52.5%股权也是不公平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任某某与被告天津某公司及第三人上海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某某系朋友关系，双方素有往来。
2004年7月，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与天津某总公司经协商后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商定以设立两家注册资本均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有限公司的方式开发建设天津地铁一号线西南角A、B两个地块，分别称为天津地铁西南角A项目和天津地铁西南角B项目。两家公司的名称分别为天津某建设公司、天津某置业公司。天津某建设公司负责开发西南角A项目，天津某置业公司负责开发西南角B项目。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开分局经审核，于2004年8月25日正式核准成立天津某建设公司。2005年8月16日，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某分局核准，天津某建设公司更名为天津某公司，即本案被告天津某公司。被告天津某公司成立后，进行了项目的开发工作，原告任某某亦被该公司聘为董事会成员，并在该公司任职，领取相应的工资。
2004年8月5日，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为原告任某某出具收据一张（No：0046579），收据记载：交款单位：任某某；收款方式：本票；人民币：陆佰万元正；收款事由：天津地铁西南角项目投资款。该收据上有该公司的印章及许某某的签名。同年11月10日，第三人上海某公司再次为原告任某某出具收据一张（No：0046581），收据记载：交款单位：任某某；收款方式：支票三张；人民币：玖佰柒拾伍万元正；收款事由：天津地铁西南角A项目投资款。该收据上有该公司的印章及许某某的签名。2008年6月18日，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为原告任某某开具《出资证明》，内容为：兹有任某某先生于2004年8月5日出资人民币6000000元和2004年11月10日出资人民币9750000元见收据，本司总计收到任某某先生15750000元投资“天津某公司”开发项目。
被告天津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原告任某某自2007年12月至2010年10月，以借款的方式分数次从被告天津某公司支取现金共计15060728元（分别为：2007年12月24日借款3000000元，2008年3月11日借款2000000元，2008年5月23日借款5000000元，2008年7月29日借款1500000元，2009年2月17日借款100000元，2009年6月29日3000000元，2010年10月4日借款460728元）。
2010年6月10日，被告天津某公司致函原告任某某称：任某某股东：目前公司的资金非常紧张，已处于完全短缺的局面，如再不尽快想法解决，将会出现严重后果。所以请您在公司抽回的资金马上补回公司，也可解燃眉之急。另，至今为止投入天津项目的总资金已达16378万元。请各位股东按股份比例立即追加投入。原告任某某收到该催款函后，未与被告天津某公司就涉及的款项问题达成协议。
2010年8月18日，被告天津某公司召开股东会，免去了任某某董事职务。双方经协商未果，成讼。
另查明，2004年8月18日，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与天津某总公司向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某分局提交了设立天津某建设公司相关文件。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与天津某总公司共同签署的天津某建设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为：公司由上海某公司与天津某总公司两方股东出资设立，天津某总公司出资9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30%，上海某公司出资21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70%。同日，该公司股东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选举许某某、尤某某、任某某、王某甲，王某乙为董事会成员。与此同时，该公司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选举许某某为董事长，聘许某某任经理。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相关证据材料及本案庭审笔录记录在卷，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诚实信用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原告任某某诉请确认为被告天津某公司享有52.5%的股份的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法律事实。
第一，双方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对于隐名投资问题，一般认为，隐名股东是指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但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隐名股东承担公司的盈亏风险。这是隐名投资与借贷的区别。如果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但实际出资人不承担投资风险的，双方之间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可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就本案而言，被告天津某公司由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与天津某总公司两方股东出资设立，天津某总公司出资9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30%，上海某公司出资21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70%。
原告任某某在被告天津某公司设立之初将15750000元用作对被告天津某公司的投资，但双方没有订立由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代原告任某某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的协议。在被告天津某公司经营过程中，被告天津某公司亦曾将原告任某某称作股东，但是双方未就代持股问题达成协议。
第二，原告任某某目前在被告天津某公司是否存在其主张的相应出资。
原告任某某在被告天津某公司任职经营期间，自2007年12月至2010年10月，以借款的方式从被告天津某公司数次支取现金共计15060728元，与其当初的实际投资款15750000元相抵，目前实际仅剩投资款本金689272元。本院注意到，原告任某某在被告天津某公司成立之初，通过本案第三人上海某公司将15750000元投资到了被告天津某公司，且该笔资金对被告天津某公司的设立和经营活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原告任某某并不能因此当然可以成为被告天津某公司的隐名股东或者实际出资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原告任某某与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之间既不存在双方达成的合意，亦无原告任某某对投资被告天津某公司承担投资风险的承诺，并且在事实上原告任某某已将绝大部分投资款撤走。
因此，原告任某某请求确认其为在被告天津某公司享有52%的股份的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任某某通过第三人上海某公司投资15750000元用于被告天津某公司的问题，原告任某某应当以第三人上海某公司为被告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任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6300元，由原告任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交副本三份，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吉堂
审 判 员 陈清芳
代理审判员 苗 佳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振超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