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9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某（曾用名常某1），女，1943年7月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男，汉族，1980年10月10日出生。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玉刚，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智国，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曾用名孙某2），男，1940年11月3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3,孙某1之子，1969年7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静，北京胡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某、孙某因与被上诉人孙某1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9民初第4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某、孙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地适用我国合同法第186条、187条的规定。涉及身份关系不应当适用合同法规定。二、一审判决认为：“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属于孙某1、常某共同共有，对于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需要各共有人一致意见放能作出，不存在单方面就可以处分共同财产的情形”，这是对物权法的正确认识。在常某、孙某1向孙某共同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之前，孙某1可以作出不赠与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及于共同赠与行为，即常某一人无法决定赠与事项。本案中，常某、孙某1已经共同作出将涉案房屋赠与孙某的意思表示，要撤销赠与，应当由常某、孙某1共同作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孙某1一人无法撤销赠与。
孙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常某、孙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孙某1认为这个合同没有成立，孙某接受赠与的时候，这个合同已经撤回。即使成立，但是产权并没有转移，可以撤销。《分家方案（遗嘱）》是孙某1在常某胁迫下书写的，如果《分家方案（遗嘱）》第三条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实质是双方将回迁楼房赠与给孙某的要约，因无孙某的承诺，合同并未成立。即使在夫妻之间形成了意思联络，鉴于孙某1要约已经被撤回或撤销，赠与合同未成立。孙某无权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
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孙某1与常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无共同子女，孙某为常某婚前的独生子。孙某1与常某婚后通过拆迁安置取得延庆区格兰山水二期×1号楼×1号、×2号楼×2号、×3号楼×3号楼房三套。2014年10月12日�常某手持菜刀强迫孙某1写下《分家方案（遗嘱）》，其内容为孙某1、常某将回迁的三套楼房都归孙某所有，该文件的本质属于赠与性质，鉴于孙某1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书写的该文件，孙某在表示接受赠与前孙某1就向其表示撤销要约，故双方的赠与合同尚未成立，上述三套楼房仍归孙某1、常某共同所有。2016年2月25日，孙某1、常某经法院终审判决离婚，离婚时未对财产进行处理，故此孙某1要求确认享有上述三套楼房二分之一的份额。
常某、孙某向一审法院辩称，常某、孙某认可在《分家方案（遗嘱）》签订之前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系孙某1与常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无孙某的财产权益。孙某1、常某对《分家方案（遗嘱）》中所涉及的全部财产享有完整的处分权。2014年10月12日，孙某1、常某签署《分家方案（遗嘱）》后，常某将二人的意思表示告知孙某，并将《分家方案（遗嘱）》出示给孙某，孙某表示接受。2015年1月5日，常某以被拆迁安置人的身份到延庆区延庆镇拆迁办公室签署了《定向安置确认单》，将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产权登记人确定为孙某。2015年1月5日至7日，孙某以房屋产权人的身份陆续签订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的《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地下室租赁协议》，缴纳补超面积房款、燃气初装费、热基础费、地下室租金。在此期间，孙某从未收到孙某1、常某二人共同作出的撤销赠与要约的任何意思表示。2015年2月3日，孙某旁听常某、孙某1离婚案件时，才了解到孙某1要求将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孙某1、常某签署《分家方案（遗嘱）》将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赠与孙某，孙某承诺接受，赠与合同即时生效。如果孙某1、常某想撤销赠与要约，必须�二人共同向孙某做出撤销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孙某1、常某曾达成共同撤销赠与要约的合意并送达孙某。孙某在孙某1单方表明撤销赠与合同之前在常某的协助下履行赠予合同，办理各项登记手续、交房手续。法律规定，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即使撤销要约的通知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该要约也不可撤销。综上，常某、孙某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赠与合同合法，驳回孙某1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1与常某于1987年4月14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无共同子女，孙某为常某婚前的独生子。常某原为延庆区延庆镇三里河村村民，后转为城镇户口，其名下在三里河村9号有一处宅院，1986年至1987年建北房，至2003年孙某1与常某将该宅院空地全部建为房屋。2009年9月2日，常某与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延庆区分中心签订拆迁协议书，上述宅院一共回迁三处楼房，即延庆区格兰山水二期×1号楼×1号、×2号楼×2号、×3号楼×3号楼房，现均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2014年10月12日，常某与孙某1共同签署《分家方案（遗嘱）》，内容为：“一、三里河孙某不到下花园家分任何财产。二、下花园孙树林、孙树森、孙树芳不到三里河家分任何财产。三、三里河平房拆迁回迁楼全归孙某一人所有。四、回迁的4号楼141室永远有常某、孙某1的住房权。双方签字有效。”2014年12月18日晚，孙某1与常某因拆迁事宜发生争执，常某将孙某1打伤，孙某1子女将其接走，双方分居生活。2014年12月24日，孙某1诉至法院要求与常某离婚，法院判决驳回孙某1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
2015年1月5日，常某以被拆迁安置人的身份到延�区延庆镇拆迁办公室签署了《定向安置确认单》，将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产权登记人确定为孙某。2015年1月5日至7日，孙某以房屋产权人的身份陆续签订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的《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地下室租赁协议》，缴纳补超面积房款、燃气初装费、热基础费、地下室租金。常某、孙某取得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的钥匙，现常某居住在延庆区格兰山水二期×1号楼×1号、孙某居住×2号楼×2号、常某、孙某将×3号楼×3号楼房出租。
2015年3月12日，孙某1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分家方案（遗嘱）》的第三条无效，确认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归孙某1和常某共同所有。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一、孙某1与常某于二○一四年十月十二日签订的《分家方案（遗嘱）》第三条关于“三里河平房拆迁回迁楼全归孙某一人所有”的约定无效；二、常某名下延庆区延庆镇三里河村某号院回迁安置的三套楼房，即延庆区格兰山水二期×1号楼×1号、×2号楼×2号、×3号楼×3号楼房（房屋坐落以实际登记为准）为孙某1与常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常某、孙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孙某1的主张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应对协议是否涉及第三人利益、协议的形成原因、性质、效力等进行全面审查，进而按照法律规定作出处理。认为法院在未对协议进行全面审查的情况下，即判决确认协议第三条无效依据不足，作出（2016）京01民终15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5）延民初字第02321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重审。法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孙某1、常某、孙某均认可在《分家方案（遗嘱）》签订之前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系孙某1与常某的夫�共同财产，其中无孙某的财产权益。另查，2015年12月22日，法院作出（2015）延民初字第066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某1、常某离婚，离婚时未对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进行处理。常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于2016年2月25日撤诉。上述事实，有（2015）延民初字第02321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1581号民事裁定书、（2015）延民初字第06631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1585号民事判决书、《分家方案（遗嘱）》、《定向安置确认单》、《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地下室租赁协议》、缴纳补超面积房款、燃气初装费、热基础费、地下室租金收据、录音资料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孙某1、常某、孙某对孙某1与常某在2014年10月12日签署的《分家方案（遗嘱）》中关于孙某1、常某将回迁的三套楼房赠与给孙某，该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或可撤销。孙某1、常某、孙某均认可在《分家方案（遗嘱）》签订之前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系孙某1与常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无孙某的财产权益，对此事实法院予以确认。故此，孙某1、常某有对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进行处分的权利。孙某1、常某签署《分家方案（遗嘱）》将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赠与孙某，孙某表示接受，赠与合同成立。
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现均�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故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发生转移。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属于孙某1、常某共同共有，各共有人对房屋没有明确的份额，对于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需要各共有人一致意见方能做出，不存在单方面就可以处分共同共有财产的情形。孙某1不同意将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赠与孙某，要撤销赠与行为，致使孙某1、常某的共同赠与行为失去合意，故孙某1撤销赠与的效力应及于孙某1、常某的共同赠与行为。综上，孙某1、常某签署《分家方案（遗嘱）》将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赠与孙某，该赠与合同成立，但基于孙某1不同意赠与孙某而导致赠与合同被撤销，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仍归孙某1、常某共同所有。孙某1、常某虽经法院判决离婚，且离婚时未对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进行处理，但鉴于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不宜对离婚后财产纠纷一并进行处理，故此孙某1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二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仍应认定涉案三套拆迁安置房屋归孙某1、常某共同所有。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常某名下延庆区延庆镇三里河村某号院回迁安置的三套楼房，即延庆区格兰山水二期×1号楼×1号、×2号楼×2号、×3号楼×3号楼房（房屋坐落以实际登记为准）为孙某1与常某的共同共有财产。
常某、孙某、孙某1在本案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案二审期间，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孙某1主张其与常某于2014年10月12日签署的《分家方案（遗嘱）》中第三条属于对孙某的赠与，现因其不同意赠与，赠与合同不成立，故请求确认其对《分家方案（遗嘱）》第三条中所涉三套回迁房屋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常某、孙某对孙某1的该主张不予认可，请求驳回孙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判断孙某1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应当明确孙某1与常某所签《分家方案（遗嘱）》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本院经审查后认定该《分家方案（遗嘱）》属于孙某1与常某的婚内财产协议，不是双方与孙某之间的赠与合同，孙某1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具体阐释如下：
首先，该协议属于孙某1与常某的婚内财产协议。该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常某与孙某1，签订该协议时，双方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协议中提及双方的子女，但并没有处分子女的财产，特别是第三条中所涉回迁房屋，当事人均确认协议签订之前属于常某与孙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常某与孙某1当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双方，依法享有订立财产约定的权利，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财产分配达成的协议，在无其它明确法律关系界定下，应当参照婚姻法规定认定为双方的财产约定。
其次，该协议中的第三条不属于双方与孙某之间的赠与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如前所述，该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常某与孙某1，孙某并不是该协议的主体。该协议是常某与孙某1基于双方夫妻间这种特殊身份关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其中每一条都是协议整体中的一部分，相互关联进而构成协议完整的意思表示。虽然协议第三条中明确回迁房屋归孙某所有，但该条是不可与协议的其他条款分割而单独存在的。在整体协议框架下，不能简单认定常某与孙某1单独就该条中所涉房屋与孙某之间达成了一个新的赠与合同。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是赠与合同，进而适用合同法规定认定被撤销，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最后，该协议作为常某与孙某1合意的的结果，根据现有证据，并无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无效或具有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因协议中已经明确了对三套回迁房屋的处理，现孙某1主张确认其对三套回迁房屋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违反了协议约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孙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常某与孙某1的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9民初第437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孙某1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孙某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孙某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军
审 判 员 杨 磊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二〇一七�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