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8民终1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吉安东方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吉州区井冈山大道120号一层（天都国际文化大厦），组织机构代码78726205-4。法定代表人：张春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丹，江西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住所地：吉州区永叔路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07339394371。负责人：郑迎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节涛、袁国进，江西智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雷红生，男，196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吉安市吉州区。上诉人吉安东方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东方通信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吉安分公司）及原审被告雷红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16）赣0802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通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核减移动吉安分公司的扣罚款54万元；2、变更一审判决第四项，要求移动吉安分公司增加广告租金8万元。事实和理由：1、双方系委托经营关系，被上诉人作为委托方，提出每月900台终端的销售目标，如未达到目标则可以对上诉人进行罚款，该条款属于违约条款，根据合同法规定，如果脱离实际损失，应当依法予以核减。上诉人作为受托方，按照市场正常供求关系进行经营，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正常的经营情况为每个月200台终端，合�约定的每个月900台脱离实际。合同中相应的标准均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并且经常自行单方变动，销售终端下滑是代理商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涉案门面500米以内被上诉人的代理商多达8家，相互之间恶意竞争，上诉人销售减少与被上诉人提高门槛有直接关系。2、被上诉人拖欠的广告租金是36万元。虽然双方约定广告位租赁时间到2015年12月底，但租赁位的广告一直到2016年6月底都没有拆除，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租赁合同应当继续有效并顺延，承租人也应当按照约定继续支付租金，据此应当增加租金8万元。移动吉安分公司辩称，1、上诉人主张违约责任过高无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业务代理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无过错，相应的履约责任也应当由上诉人承担。2、广告合同约定，租期截止到2015年12月底。到期后双方并未续约，被上诉人也无需再另行支付租金。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移动吉安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方通信公司支付租金及未完成考核任务的扣罚款共计1051164.04元；2、判令东方通信公司自2016年2月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051164.04元为基数，按年息6%的标准支付损失；3、判令雷红生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东方通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移动吉安分公司支付租金36万元，返回押金、保证金10327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8日，原告移动吉安分公司与被告东方移动公司签订《业务代理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系合法注册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且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有移动业务的经营者。原、被告双方按照合同的约定经营移动通信业务。被告在吉州区××大道××天都大厦××楼商铺（东方店）采取指定专营店合作模式代理移动业务。协议第六条第18项约定，被告因经营不善有权提出申请终止协议，被告应提前一个月向原告提出书面申请，经原告书面同意后，被告在原告规定的时间内与原告办理好交接手续才可提前终止业务代理协议。原告给予被告房租加广告位补贴合计60万元。原告主要考核4G终端销量，被告两家店面承诺销量为900台/月，若被告两家店面未完成月度承诺销量，则按原告最新管理办法，根据原告补贴金额，除以被告承诺销售得出的单价进行扣罚，每季度对被告进行考核清算。计算方法：九州店补贴37.3万[店面年租金100万元房租+7.3万元（22万元装修/3年分摊）-70万元（中标房租）=37.3万元）]；东方店补贴60万元，总计补贴97.3万元，则反算考核单价为90元/台（97.3万元/900台/12月=90元/台）。根据原、被告�订的《核心渠道建设投入协议书》第一条第五项，被告将位于广场营业厅一楼两侧的广告位给予原告使用，原告按16万元/年的标准交付被告租金，相关城管手续及费用由被告负责办理并缴纳。协议期限3年，原告已经支付2年费用，剩余1年费用未支付被告（协议期限：2012.4.1-2015.12.31）。该协议有效期为2年，自2014年11月8日至2016年11月8日。在该协议的落款处，被告东方移动公司盖有公章，被告雷红生在代理人处签名。当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另一份《业务代理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系合法注册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且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有移动业务的经营者。原、被告双方按照合同的约定经营移动通信业务。被告在吉州区××大道××号商铺采取指定专营店合作模式代理移动业务。协议第六条第18项约定，被告因经营不善有权提出申请终止协议，被告应提前一个月向原�提出书面申请，经原告书面同意后，被告在原告规定的时间内与原告办理好交接手续才可提前终止业务代理协议。该协议有效期为2年，自2014年11月8日至2016年11月8日。当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系合法注册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且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有移动业务的经营者，被告经过原告委托授权代理经营移动业务。原告同意被告在吉州区××大道××（××楼）商铺（九州店）采取原告自租他营营业厅合作模式代办移动业务。租金及支付方式为被告租金70万元/年，被告与原告签订入住协议后30日内一次性缴纳一年房屋租金，以后缴纳时间以此类推。主要考核4G终端销量，被告两家店面承诺销量为900台/月，若被告两家店面未完成月度承诺销量，则按原告最新管理办法，根据原告补贴金额，除以被告承诺销售得出的单价进行扣罚，每季度对被告进行考核清算。计算方法与东方店《业务代理协议书》约定的计算方法一致，即考核单价为90元/台。该协议有效期为2年，自2014年11月8日至2016年11月8日。该委托经营协议的落款处，被告东方移动公司盖有公章，被告雷红生在代理人处签名。2012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东方移动公司签订《核心渠道建设投入协议书》一份，约定，原、被告双方同意对被告位于井冈山大道120号天都国际大厦一楼的广场东路东方指定专营店进行整厅装修改造，原告投入LED显示屏、背景墙等总价值为14万元的物料，原告投入资源实物产权归原告所有，物料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电费、城管费用等）。协议期间如被告因自身原因导致门店停业或转让而终止与原告的合作，原告收回所投放的物料设备。协议有限期自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在该协议的落款处，被告东方移动公司盖有公章，陈丽燕在代表人处签名。被告经营的九州店系原告从出租人彭卫民处租赁所得，租金为每年695263.2元。同时，补偿彭卫民装修金额825500元。原告从彭卫民处租赁该店后，对该店进行装修，共花费装修费22万元。被告用原告装修好的店面与原告合作经营移动业务。2015年12月10日，被告向原告提出要求终止城中4G智能体验店（九州店）的经营，原告于2016年2月6日同意被告终止城中4G智能体验店的经营。2016年6月26日，被告向原告书面提出要求终止广场东路东方指定专营店的经营，原告同意被告终止该店的经营。被告在合同经营期间（2014年11月8日-2016年2月6日）共销售中国移动4G终端手机2870台。原告于2014年12月至2016年2月向被告雷红生账户支付了九州店的酬金，于2014年12月至2016年2月向陈丽燕账户支付了东方店的酬金。在双方合作经营期�，被告向原告缴纳了押金、保证金共计10327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移动吉安分公司与被告东方移动公司签订的《业务代理协议书》、《委托经营协议书》、《核心渠道建设投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业务代理协议书》中约定，如果被告提出申请终止协议，应提前一个月向原告提出书面申请，经原告书面同意后，被告在原告规定的时间内与原告办理好交接手续才可提前终止业务代理协议。被告于2015年12月10日向原告提出书面申请要求终止九州店的业务代理协议，原告于2016年2月6日同意该申请，双方合作经营九州店的时间应截至2016年2月6日。因协议中约定被告应按70万元/年的标准向原告支付租金，被告应自2014年11月8日向原告支付租金至2016年2月6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5个月租金，为87.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双方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履行期限为2年，缴纳租金时间为签订协议后30天内一次性缴纳一年房屋租金，以后缴纳时间以此类推，被告所负的租金给付义务系同一债务分期履行，对被告认为原告要求2014年11月8日至2015年11月8日的租金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不予支持。因协议中约定，原告应向被告经营的东方店补贴60万元/年房租，原告也同意补贴被告75万元房租，并同意在租金中予以核减，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租金12.5万元。《业务代理协议书》及《委托经营协议书》中约定，被告两家店面承诺销量为900台/月，如果没有完成该销量，则原告按照90元/台对被告进行处罚，因被告在双方合作期间共销售2870元，未销售10630台，则被告东方移动公司应向原告支付扣罚款956700元。因原告在诉请中自认已扣除被告30535.96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扣罚款926164.04元。对于被告认为该考核标准过高，应予以核减的辩称，不予支持。因协议约定，经营者系合法注册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且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有移动义务，而被告雷红生系个人，原告要求被告雷红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因协议中未对利息进行约定，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告认可收取了被告押金及保证金共计103270元，原告也同意退回给被告，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返回押金及保证金103270元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因协议约定，被告将位于广场营业厅一楼两侧的广告位给予原告使用，原告按16万元/年的标准向被告交付租金，因原告于2014年4月1开始未向被告缴纳广告位租金，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告位租金的诉请，应予支持。但因协议约定广告位的履行期间截至2015年12月31日，广告位租金的计算应截至2015年12月31日，原告应向被告支付广告位租金28万元。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广告位租金至2016年6月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东方移动公司支付原告移动吉安分公司房屋租金125000元，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清；二、被告东方移动公司支付原告移动吉安分公司扣罚款926164.04元，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清；三、原告（反诉被告）移动吉安分公司返还被告（反诉原告）东方移动公司押金及保证金103270元，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清；四、原告（反诉被告）移动吉安分公司支付被告（反诉原告）东方�动公司广告位租金28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清；五、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44元，减半收取为727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2272元，由原告负担211元，被告东方移动公司负担12061元。反诉费412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负担3413元，被告（反诉原告）东方移动公司负担712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终端酬金优化通知、合约机酬金政策、终端销售基础酬金规则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上诉人的套餐和终端销售目标、考核指标在不断发生变化，双方不应当按照本案合同为考核依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显示时间为2013年和2014年，且均是上诉人在网上自行下载，并未得到双方的共同认可，对上诉人二审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证，上述证据系上诉人自行下载的打印件，并无双方认可，且相应落款时间早于本案合同，上诉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当事人对涉案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诉人以违约责任过高为由，要求核减相应款项。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合同中相应责任条款并非是双方单纯的违约约定。首先关于两家店面月销量900台终端的约定，上诉人作为受托方，其对市场经营状况应当理性判断，对具体的销量也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再根据自身的盈利及风险与对方约定销量数额。上诉人明知自身的销量能力，在书面合同确认销售底线后，以约定脱离市场，无法完成约定目标为由，要求对方予以�减，其行为有悖诚信。其次从合同约定的相应责任来看，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的房租补贴、装修补贴，对完成具体的销售任务后还可以根据相应的酬金办法获得额外酬金。与此对应，上诉人在享受上述有利政策的同时也要承受目标销售任务的考核压力，如未达到约定的销售要求，则应当接受合同约定的罚则。双方在合同中相应的奖惩约定彼此对等，上诉人以违约责任过高为由，要求法院予以核减，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要求增加广告位租金8万元的上诉意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及时拆除广告，广告实际使用至2016年6月。涉案的广告位租金是被上诉人以广告位补贴的方式给予上诉人，且合同明确约定协议期限为“2012.4.1-2015.12.31”，“相关城管手续及费用由乙方负责办理并缴纳”。2015年12月31日广告位租期届满，双方广告租赁合同终止。上诉人称广告实际使用至2016年6月，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被上诉人也不予认可。故上诉人要求延长广告租赁期限、增加广告位租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项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东方通信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综上，东方通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吉安东方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爱平审判员  龙 蓉审判员  李伟杰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书记员  曾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