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51民终4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洋东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潮州市潮安区。
负责人：陈腾达，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利辉，广东乙丙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德标，男，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键扬，男，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岱梅，男，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惠坤，男，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春良，男，汉族，住潮州市潮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松法，男，汉族，住潮州市潮安区。
上列六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民峨，广东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美和，男，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
原审第三人：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内畔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潮州市潮安区。
负责人：陈维良，该村委会主任。
原审第三人：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下园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潮州市潮安区。
负责人：陈敏侨，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洋东村民委员会（以下称“洋东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李德标、李键扬、林岱梅、李惠坤、陈春良、陈松法、范美和，原审第三人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内畔村民委员会（以下称“内畔村委会”）、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下园村民委员会（以下称“下园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2015）潮安法民一初字第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洋东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利辉，被上诉人李德标、李键扬、林岱梅、李惠坤、陈春良、陈松法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民峨，原审第三人内畔村委会负责人陈维良、下园村委会负责人陈敏侨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范美和经本院公告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洋东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判准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判决程序失当，依法应予撤销。原审中，上诉人已向公安机关控告被上诉人林岱梅涉嫌毁坏耕地，要求有关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责令其恢复土地原状并赔偿损失。对此，公安机关答复已转经侦大队立案调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2项规定：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因此，原审法院应依法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1.上诉人及二第三人与七被上诉人于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第八条明确约定“本合同签字后，经公证单位公证后生效”，但是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并没有办理公证手续。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的规定，该合同因没有满足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依法无效。2.上述合同签订时所附的“园头洲平面图”依法应属于合同的一部分，与该合同具备同等效力。本案审理中，原审法院经原告申请依法对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下园村的洲园进行现场勘查。经勘查，涉案洲园上有六个鱼池，其中一个鱼池位于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下园村所有，另外五个鱼池除小部分位于下园村洲园外，大部分都位于一个洲园内。对比上述“园头洲平面图”和人民法院勘查结果以及原告提供的照片、录像、航拍图等证据，充分证明了七被告擅自挖取河沙变卖、破坏承包土地原状的事实。原审判决却视而不见，没有认定被上诉人侵权和违约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本案案由系“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焦点是双方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是否成立和生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本案双方争议标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是否生效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裁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本案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未履行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手续，依法没有生效。
被上诉人李德标、李键扬、林岱梅、李惠坤、陈春良、陈松法共同答辩称：原判合理合法，既维护了自愿签订合法合同的诚信及严肃性，并且具有大局意识，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应依法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严重失实且故意混淆是非，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依法应予驳回。一、上诉人关于所谓“林岱梅涉嫌毁坏耕地”及“原审判决程序失当”的说法，完全失实且毫无道理。1.被上诉人一方不存在任何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关于所谓的“林岱梅涉嫌毁坏耕地”纯属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及蓄意诬陷，本案根本不存在“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法律情形。上诉人前曾肆无忌惮捏造了所谓“偷沙”及“毁坏耕地”等子虚乌有“事实”，并以此向潮安公安、国土、水政等有关部门进行诬告。上述部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非常负责任的调查取证，但均查无实据，无法认定存在所谓的“偷沙”及“毁坏耕地”等违法犯罪行为。2.上诉人的上述诬告行为也明显不符合常理。由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履行原承包协议是满意的，不存在任何违约违法行为，上诉人等三发包人才会同意及决定给予续包。答辩人要长期在此洲园进行生产、生存，不可能作出任何破坏洲园的违约违法行为。上诉人仅占有洲园4/15的份额而已，而下园村占有高达10/15的份额，还有内畔村也占有l/15的份额。如果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违法及破坏行为，则最大的受害者是下园村，该村不会无动于衷。如果上诉人继续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告答辩人，答辩人将依法诉请公安机关及司法机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二、上诉人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明显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目的而蓄意混淆事实和法律。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且异常慎重，完全经得起法律、事实及历史的检验。1.上诉人关于双方于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下称《新合同书》)因“未经公证”而无效的说法，明显错误。公证条款并非法律所规定的合同生效的必要条款，根据法律规定，只要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合同条款是可以修改和变更的。该《新合同书》已实际履行，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三发包人均已收取了合同项下的所交付款项，土地也实际交付了被上诉人承包使用，可见本案不存在只有经公证才生效的问题。“生效”与“合法有效”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因为合同当事人可用实际履行的具体行为来印证认可“见证”代替“公证”以及合同已经生效。由于上诉人等三个村系发包方处于主导地位，是它们要求改为由代表东凤镇政府的东凤法律服务所对《新合同书》进行审查及见证，况且公证及见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合同签订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进行审查确认。《新合同书》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通过平等自愿协商、等价有偿的方式依法订立的，且既履行了相关手续又已实际履行，是合法有效的。事实上，双方系在履行签订于2000年2月21日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下称《老合同书》)的基础上，因对履行该合同满意且符合上诉人的利益，故续签了《新合同书》。为郑重其事起见，签订《新合同书》时由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三个发包人主导及决定交由代表东凤镇政府审查农村合同的东凤法律服务所审查，在其确认合法有效后进行了法律见证。有关提前续签《新合同书》一事，完全是事出有因且合法有效的。其一，之所以要提前续签《新合同书》，是有着众所周知的特殊原因和背景的。此洲园地处潮安、汕头龙湖及澄海三方交界，地理位置特殊且特别复杂，距上诉人及下园、内畔等三个村偏远，一直以来不容易管理，而且当时外来人员偷沙现象特别猖獗。发包方三个村当时完全是为了调动被上诉人抗击偷沙者、保护洲园的积极性，才共同协商并通过各自村的一系列相关会议讨论表决最终共同决定提前与答辩人续签承包合同。其二，我国法律并未规定不能提前续签合同，也未规定换届之前就不能签订合同。提前五年续签的主动权及决定权是在上诉人等三个发包人，且它们也是经过了一系列会议及代表会研究并表决通过才决定续签的。至于是否完成换届，与是否可签订合同完全无关，因为上诉人的主体仍然存在，印鉴及负责人仍然有效，况且是否完成换届也是上诉人内部的事情，与答辩人更是无关。2.上诉人关于《新合同书》未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手续，依法没有生效”的说法，是违背客观事实和对相关法律的重大误解。上诉人及二第三人发包及签订涉讼新老《合同书》时，发包方三个村有明确向被上诉人言明它们将涉讼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是有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手续，特别是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否则不会也不敢发包及签订合同。该事实不但有上诉人所举证的相关会议记录材料为证，而且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手续完全是上诉人的责任范围。3.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存在“擅自挖取河沙变卖、破坏承包土地原状的事实”的说法，是一种严重违背客观事实的恶意诬陷。被上诉人一直十分珍惜及努力保护洲园，根本不存在任何违约违法行为。三、上诉人的原审起诉及其诉讼请求存在很多原则性错误。1.上诉人存在很多故意撒谎及蓄意诬陷的涉讼表现。上诉人关于“发包者与承包者一开始就恶意串通”的指责显然毫无根据，并且涉及到恶意违法诬陷，不但诬陷了上诉人的村干部，也诬陷了下园村及内畔村的村干部，这要承担法律责任。有关承包洲园的面积问题，新老合同对这个洲园一直都是以四至发包及承包的，无约定具体面积事出有因。洲园地处河中央，水涨水退面积就不一样，并且受自然灾害及自然天气长年累月不断的影响，造成洲园面积变化是正常的。上诉人关于面积的指责纯属无中生有。2.上诉人的原审起诉及其诉讼请求还存在很多原则性错误。新老合同均明确约定：上诉人与下园村委会及内畔村委会系组成单一的发包人及合同主体签订合同及履行权利义务关系(包括承包款也是统一收取，合同并没有区分彼此，承包款的分配也是它们内部的事情，与答辩人完全无关)，合同也没有划定三个村的土地界限及区域，对外承担不分彼此的共同义务及责任；而众答辩人系组成单一的承包人及合同主体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发包人签订合同及履行权利义务关系(包括承包款也是统一支付，合同并没有区分彼此，至于承包款分摊也是答辩人内部的事情，与发包方完全无关)，合同也没有划定各承包人的土地界限及区域，对外承担共同不分彼此的义务及责任。故上诉人无权单独起诉，也无权单独对答辩人林岱梅、李德标提出诉求，据此足以依法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四、本案还必须提及一个事关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上诉人此次起诉将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及效应。长期以来，答辩人为保护洲园、科学利用洲园、繁荣及提升洲园价值作出了巨大努力和投入，遭受难以想象的困难、辛劳及损失。如果上诉人坚持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无效的话，上诉人必将面临数额特别巨大的赔偿责任，也不利于洲园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并且答辩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经济损失上都是无法接受的。
被上诉人范美和没有应诉答辩。
原审第三人内畔村委会、下园村委会一致述称：一、原审判决程序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书中所列举的上诉人已向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控告被上诉人林岱梅涉嫌毁坏耕地，要求有关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早在2016年6月1日东凤国土所就对该村村民的反映作出答复称“经我所人员到现场调查取证，并未发现用地者正在搞非农建设的现象”。后该村再报潮安区经侦大队，经侦大队在2016年8月4日作出“安公(经)答复字[2016]006号”回复：“你们所信访的内容，根据公安机关目前调查情况，尚无证据证明林岱梅等人涉嫌非法占用地罪(毁坏耕地)，达不到刑事立案条件。下一步我队将汇同国土部门进一步调查，发现有涉土地的犯罪行为，将坚决予以查处。”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没有发现涉嫌犯罪，何来程序不当，何来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二、原审判决认定实事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1.上诉人及二第三人与七被上诉人于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第八条约定：本合同签字后，经公证单位公证后生效。该合同签订后，虽没有到公证单位公证，但有到东凤镇人民政府下属的法律服务所见证。因上述约定是双方自愿的，后面的变更也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的，且变更后己经开始履行，我方认为对合同原约定的附加条件，双方有权在自愿协商后予以变更并不违反合同法规定。2.《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载明一承包地点及范围，没有划分哪些地方是谁的，那些地方承包给谁；只有载明下园村占10/15，洋东村占4/15，内畔村占1/15。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上诉人及二第三人各自土地的面积及四至，也没有明确约定七被上诉人各自承包何人土地，即上诉人的土地部分的内容无法与整个合同区分。3.原审判决中清楚表明，此案系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发包应当履行相应程序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属管理性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2012)民提字第l56号案的经典论述也可以说明村民会议不能对抗第三人。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程序只是为了约束村委会干部滥用权力，防止村干部为一己私利损害村民利益，而不是用来衡量村委会对外所签订合同是否有效的标准，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程序不能对抗第三人。
洋东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于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属于原告土地部分无效；二、判令被告林岱梅恢复被其挖掘池塘的沙洲原貌，并将承包土地移交还原告；三、判令被告李德标将承包土地属于原告部分移交还原告；四、判令被告林岱梅、李德标支付原告土地使用费（自2016年1月1日计至移交还原告之日止）；五、判令被告林岱梅、李德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2月21日，原告与二第三人作为发包方（下称甲方）与承包方张培辉（下称乙方）签订《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潮安县东凤镇下园洲、洋东洲、内畔洲（总称园头洲）土地（土地份额为：下园占总额10/15、洋东4/15、内畔1/15）承包给乙方经营使用，并同意乙方张培辉及其伙伴林岱梅、李德亮、陈松法、周文何共同承包。承包期限自2000年2月21日至2015年2月21日共15年。合同约定甲方对发包土地拥有所有权，乙方只有承包经营使用权。除上述四人外，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转包或者变卖（包括洲土沙），不得破坏原有的建筑物和供电设施等。自签订合同之日乙方应向甲方先交最后二年承包款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正作为押金和第一年承包款人民币捌万元正；乙方从第二年起每年度承包款人民币捌万元正应于每年三月底前交付甲方。租期满后，乙方负责将承包范围内一切作物清理清楚归还甲方，地面建筑物归甲方所有。乙方经营范围：发展农、林、牧、副、渔三高农业及第三产业等，但乙方一切经营活动不得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其所经营盈亏、各种税项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自负。承包期间，乙方如在当地办公司（厂、场）需办理有关手续的，甲方可以协助办理，但一切经费由乙方负责，并上缴甲方管理费。甲方协助处理周边关系及有关事项。合同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如乙方不按期交付承包款，每超过一个月则按年承包款5‰收取滞纳金，直到当年底还没有还清当年承包款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其乙方所交的押金、地面建筑物及一切作物归甲方所有，由甲方另行发包。甲方在承包期内无故终止合同的，应退回乙方押金，地面建筑物及作物按时价估值双倍补偿乙方，如国家政策改变，则按国家改变的政策为准。上述合同签订后，按合同约定于2000年3月10日在潮安县公证处进行公证。现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已届满并履行完毕。
2010年4月7日，在2000年2月21日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期限届满前，原告及二第三人作为发包方（甲方）与本案七被告作为承包方（乙方）签订《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期限自2015年2月22日至2030年2月22日止，承包款为每年127380元；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应先向甲方交127380元作为保证金；合同起用之日乙方应交254760元，作为承包押金和第一年承包款；乙方如按约交上述款项，即所交保证金转为押金，抵减最后二年的上缴承包款；乙方从第二年起每年度承包款127380元正于每年三月底前交还甲方。合同其他内容与2000年2月21日签订的合同基本一致，但补充约定：乙方（承包方）有责任保护好原有承包的土地，在承包期内，如因水流冲刷和人为造成土地减少的，甲方不给予减少承包款。乙方如发现有违法行为造成土地损失的，应立即前往制止，制止无效的，向甲方汇报，甲方应配合上级有关部门给予制止。
2010年4月7日，潮安县东凤法律服务所出具（2010）安东见字第8号《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见证书》，证实上述合同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4月7日签订了前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该合同于2015年2月22日起生效。上述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书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印章均属实。
2015年7月3日，原告以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未经公证、被告违约盗挖沙土、破坏土地原貌，合同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是无效合同，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另查明，上述《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项下位于潮安区东凤镇下园村园头洲土地的权属人有原告及二第三人，具体面积无法确认；上述土地现由七被告经营使用；在原告所有的洲园土地上有五个鱼池，现由七被告用于经营养殖业。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0年4月7日七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七被告内部以合作承租，分开经营形式承包，承租划分后各人地点以平面图界限为各自承租地点和面积，并约定各人每年应负担的租金。2015年12月18日原告出具证明书，证实因该村已将洲园承包方起诉至一审法院，案件已进入诉讼阶段，经该村二委会研究决定暂不宜收取洲园下一年度租金。
一审诉讼过程中，原告起诉时的负责人是陈亿盛，陈亿盛于2015年9月19日被村民依法罢免，2015年11月19日依法补选的新村委会主任为陈腾达，陈腾达自2015年11月19日起为原告的负责人。广东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阮晓湘于2015年6月18日接受原告委托作为本案一审诉讼的代理人并参加本案的庭审；2016年6月19日，原告与广东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阮晓湘经协商一致，双方解除委托关系，自2016年6月19日起阮晓湘不再担任原告的诉讼代理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请求确认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属于原告的土地部分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否成立。本案2010年4月7日《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中，原告及二第三人组成发包方，七被告组成承包方，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原告及二第三人各自土地的面积及四至，也没有明确约定七被告各自承包何人的土地。合同中对承包的土地只有一个总的地点及发包人各自享有的份额，没有明确约定属于原告、第三人的土地各由谁承包经营以及如何承包经营的具体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是指合同的某部分条款与其他条款相比较应是相对独立的，该部分内容与合同整体具有可分性。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中没有明确约定属于原告、第三人的土地各由谁承包经营以及如何承包经营的具体条款，属于原告的土地部分的内容无法与整个合同区分，故原告请求确认属于原告的土地部分合同无效缺乏依据。
对于2010年4月7日原告及二第三人与七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是否有效，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的规定，原告及二第三人作为涉案合同项下土地的所有权人，经协商一致，自愿一同将其所有的土地承包给七被告，七被告承包后，依约缴纳承包款项并对承包土地进行经营，约定的承包经营活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于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依法成立。合同虽有约定该合同经公证单位公证后生效，但从合同各方当事人将上述合同书交由东凤法律服务所见证来看，各当事人自愿以见证的形式改变了合同约定的“公证后生效”的生效条件，并在见证时约定该合同于2015年2月22日起生效，此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上述合同于2015年2月22日起生效。
原告诉称上述合同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及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此系法律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发包应当履行相应程序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且该民主议定程序及审批程序规范的是村委会作为发包方的行为，适用的是发包方的土地承包方案应经民主议定及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上述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生效的是当事人合意形成的合同，而非单方的方案。原告诉称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原告诉称的上述合同的签订存在发包方与承包方相互勾结、恶意串通的问题。恶意串通订立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串通合谋实施的与其内心意思不一致的意思表示。上述合同系在2000年2月21日《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履行过程中，合同项下土地的所有权人原告及二第三人作为发包人与本案七被告经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合同，且该合同签订后在潮安县东凤法律服务所进行见证，证实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书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印章均属实。原告提供的租地协议书及企业租地协议书不足以证明发包方与承包方相互勾结、恶意串通的事实，不能证明合同双方实施了与其内心意思不一致的意思表示。
关于原告称上述合同提前5年续签，对2010年村委会是否具有签订本合同的资格提出质疑的问题。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管理处分集体财产。原告洋东村委会对涉案合同项下洲园部分土地享有所有权，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将其所有的土地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2010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甲方洋东村委会代表人（签章）处潮安县东凤镇洋东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并非虚假的印章，且“陈亿盛”系当时洋东村委会的干部，七被告有理由相信其代表潮安县东凤镇洋东村民委员会在该处签名并盖章的行为属于履行村民委员会职责的行为，该代表行为有效，对外应当由村民委员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关于原告所称的被告李德标、林岱梅违反了合同中关于“不得变卖土地（包括河沙）、不得转包、变卖供电设施”的规定及破坏土地面貌、生态平衡、挖池塘变卖河沙的问题，上述《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承包经营的范围有：发展农、林、牧、副、渔三高农业及第三产业等，七被告在原告所有的土地上经营养殖业符合合同约定的经营范围。原告提交的照片、录像、航拍图不足以证明被告李德标、林岱梅存在变卖土地及河沙、挖鱼塘破坏土地等行为。原告认为被告破坏土地的行为涉嫌犯罪，应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洋东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洋东村民委员会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潮州市公安局潮安分局于2016年6月7日作出的安公（法）告【2016】075号《接受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程序告知书》复印件一份一页，拟证明公安机关作出有关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控告要求追究被上诉人刑事责任的答复。
对于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李德标、李键扬、林岱梅、李惠坤、陈春良、陈松法及原审第三人内畔村委会、下村园委会一致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这份材料没有原件，不符合举证的要求，原则上不予质证；2.退一步讲，若有原件予以校对，这份材料也与本案无关，对本案不产生任何证明力；3.信访人员陈腾达是以公民身份进行信访，与本案诉讼主体无关，且信访所指的地点不明，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
关于上诉人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原件予以查对，且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在二审中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分析，本院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程序是否合法；二、一审法院对本案双方于2010年4月7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合同书》（以下称“涉案合同”）效力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称该方在一审中已向公安机关控告被上诉人林岱梅涉嫌毁坏耕地，而一审法院没有依法中止审理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属程序不当。经查，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被上诉人林岱梅存在毁坏耕地的行为，亦未能举证证明该方向公安机关报案及立案的事实，故本案中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提出该项主张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因没有满足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并且未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手续，依法没有生效。经查，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上诉人已经讨论通过涉案土地的续包问题，履行了民主议定程序。该合同签订之后，被上诉人一方依约缴纳承包款并经营涉案土地，作为发包方的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亦已收取了相应的承包款。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虽然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经公证后生效的条款，但是根据合同双方在潮安县东凤法律服务所就涉案合同办理了见证手续的事实，说明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中“经公证单位公证后生效”这一条款进行了变更；双方当事人约定该合同于2015年2月22日生效的条款，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于2015年2月22日生效，依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属于管理性规范，其立法目的在于规范村委会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发包行为，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虽然涉案合同未报经东凤镇人民政府批准，在程序上欠妥，但是鉴于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被上诉人在涉案土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而上诉人又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履行该合同损害了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根据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不应认定涉案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擅自挖取河沙变卖、破坏承包土地原状的问题，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该项事实主张。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洋东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洋东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康森炎
代理审判员 李奕毅
代理审判员 冯泽冰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国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