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5328号
原告朱才福，男，1960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
委托代理人施卫良，上海市致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崇明县新村乡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苏卫东，乡长。
委托代理人黄亚忠，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铁，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崇明界西水产养殖场，住所地某地。
法定代表人黄建森，场长。
委托代理人黄亚忠，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铁，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才福为与被告崇明县新村乡人民政府（下称新村乡人民政府）、上海崇明界西水产养殖场（下称界西养殖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8月27日起诉来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樊形锋独任审判，于2015年9月10日、2015年11月2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才福（第二次未到庭）及其委托代理人施卫良，被告新村乡人民政府之委托代理人黄铁，被告界西养殖场之法定代表人黄建森、委托代理人黄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才福诉称，1999年10月，原告与崇明县新村乡水产养殖场（为界西养殖场前身，以下简称新村乡养殖场）签订了面积为128亩、期限为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地块位于某地沿线。原告承包后，自行开挖鱼塘进行养殖生产。2003年9月16日，原告将其中的9只鱼塘发包给案外人茅某某，期限为自2004年3月31日至2009年3月底止。2006年3月27日，原告接到新村乡试车场建设前期工作领导小组即新村乡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的《试车场建设通知》，要求原告立即停止各种放养，停止绿化种植，停止建造各类房屋及所有经营性行为和投资行为。据此，原告通知茅某某提前解除合同，腾退鱼塘及其附属设施土地。为此，茅某某起诉至崇明县人民法院，诉请原告赔偿其经济损失。该院于2007年4月25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原告给付茅某某经济损失194，155.50元（人民币，下同）等。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被告界西养殖场上级主管部门）主动支付了该案执行款212，773.50元。之后，上述通知载明的上海市生态汽车试验场建设项目未予实际建设，但原告却因信赖政府主动履行了上述通知规定的义务，并因此涉讼。2013年5月20日，新村乡人民政府向原告发出《告知书》，称原告承包的土地已列入市级土地整治项目，并已正式启动。2014年3月26日，原告与界西养殖场签订《协议书》，约定界西养殖场补偿原告500余万元，实际支付过程中，新村乡人民政府扣取了上述执行款212，773.50元，自此实际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另外，原告因履行《试车场建设通知》，实际停止养殖等经营性时间为两年。综上，原告认为其响应政府号召，根据新村乡人民政府的通知，主动与承包户解除合同，等待被告拆迁征用原告使用的土地，但被告新村乡人民政府迟迟不予拆迁征用，时间长达7年之久，造成原告与茅某某提前解除合同，赔偿经济损失20余万元的后果。另外，因收回鱼塘后等待拆迁征用，原告停止经营养殖两年，也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故原告以被告失信，未及时与原告签订拆迁征用合同，导致原告经济损失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起诉来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2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审理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一为：与茅某某诉讼产生的损失为212，773.50元，2007年度的养殖（租金）损失为50，000元，损失合计262，773.50元。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土地承包经营合同》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新村乡养殖场告签订的承包合同是真实有效的；
2、《试车场建设通知》1份，用以证明新村乡人民政府发函给原告，要求停止所有的经营行为，原告只能进行一些收尾性工作。因为此建设通知，导致原告与茅某某的纠纷。同时该通知上盖有新村乡人民政府的印章，故将其列为被告；
3、《解除合同通知书》1份，说明试车场项目是真实存在的，被告已经发了书面通知，告知了具体包括补偿、腾退时间等内容。
4、崇明县人民法院（2006）崇民一（民）初字第3855号民事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该案是基于合同的提前解除，才发生赔偿茅某某之纠纷，本案涉及的诉请基于该案而发生，涉案赔偿额即原告的损失；
5、崇明县人民法院代管款收据、代管款发放收据、2007年5月31日笔录各1份，用以证明该款项虽在2007年由资产公司的下属单位直接支付，但在当时无论是原告还是新村乡人民政府，对于该款项的垫付均无明确约定，法院亦未告知原告。原告认为新村乡人民政府系自愿支付，过错在于新村乡人民政府；
6、《告知书》2份、《告居民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是本案系争土地的承包人及2014年度拆迁补偿的具体标准；
7、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26日的《协议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界西养殖场于2014年3月26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原告可得补偿款551余万元；
8、《新村水产养殖场朱才福承包户历年承包费结算表》1份及收据1份，用以证明从2000年开始，到2014年原告都是涉案土地的承包人，在2014年的协议中原告拖欠的承包费已经结清；
被告新村乡人民政府辩称，1、原告提起之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系基于界西养殖场（原新村乡养殖场）之间解除土地承包协议产生的补偿纠纷所致。本案系争土地系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具体委托界西养殖场管理，因此解除合同的主体是原告与界西养殖场、上海新村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与新村乡人民政府无涉，且补偿款均由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内协助执行。同时，界西养殖场、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系独立法人。因此，原告将新村乡人民政府列为被告显然有误；2、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扣取原告的补偿款合法有效，且也经过原告的同意；3、原告如认为他的租金损失发生于2007年度，现在起诉亦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被告新村乡人民政府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界西养殖场辩称，同意新村乡人民政府上述第二、三项答辩意见。另称，养殖场大部分养殖户已经签约，原告因自己的原因未及时签约解除合同，养殖场无缔约过失行为。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新村乡人民政府、界西养殖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06）崇民一（民）初字第3855号民事判决书1份、民事裁定书1份、谈话笔录2份、协助执行通知书稿及送达回证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违约转包，由此引发与茅某某的诉讼。在人民法院所做判决书生效后，因原告未履行义务，原告自己提出由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扣划该笔款项，新村乡人民政府及其下属单位未主动付款给茅某某，而是法院的扣划行为所导致。同时该行为发生在2007年，即使被告方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原告现在提出主张，也已经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
2、协议书、承诺书、付款凭证、代管款收据、代管款发还收据、收据和历年结算表各1份，用以证明2014年4月21日原告领取补偿款时，已知道被告方已扣除该笔款项。
经审理查明，1999年10月，朱才福与新村乡养殖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1份，约定承包土地面积为128亩，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朱才福承包土地后，自行开挖了鱼塘从事养殖生产。2003年9月16日，朱才福与案外人茅某某签订合同1份，约定：朱才福将9只鱼塘发包给茅某某养殖经营，承包期为2004年3月31日至2009年3月底止。
2006年3月14日，朱才福接到停止养殖生产的口头通知，3月27日又接到了《试车场建设通知》，该通知由新村乡试车场建设前期工作领导小组发出，（新村乡）乡政府办公室代章，其主要内容为要求养殖户停止养殖、种植等经营活动。
朱才福在接到停止养殖的通知后，向茅某某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茅某某获悉该地段涉及建设项目后，于同年5月出售了养殖的鱼种，未正常进行养殖生产。2006年8月15日，朱才福向茅某某送达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朱才福与茅某某曾就补偿问题进行过商议，但未果。
为此，茅某某于2006年11月16日以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由朱才福赔偿损失、返还押金。崇明县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25日作出（2006）崇民一（民）初字第3855号民事判决，解除了朱才福与茅某某间鱼塘的承包合同，并判令由朱才福向茅某某支付经济损失194，155.50元、返还押金10，000元。之后，朱才福与茅某某均未上诉。
2007年5月24日，茅某某提出执行申请，要求由朱才福支付经济损失194，155.50元、押金10，000元、诉讼费5，572元，合计209，727.50元。2007年5月31日，朱才福向崇明县人民法院执行庭称“我在崇明县新村乡乡政府有一笔养殖损失补偿费，有一百多万元，法院可以在这笔补偿款中进行扣划。因为茅某某至今未将一些物品房屋归还，涉及赔偿问题，需进行协商或诉讼”。2007年6月13日，崇明县人民法院向新村乡人民政府财政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扣留、提取朱才福在该处的补偿费212，773.50元（即上述209，727.50元加执行费3，046元）。2007年6月29日，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缴款212，773.50元；2007年7月3日，崇明县人民法院告知朱才福，需于一周内对涉及茅某某的纠纷提起诉讼保全，否则法院将把执行款一并发还茅某某，在此期间，朱才福未提起诉讼。2007年7月13日，崇明县人民法院将此212，773.50元发放给茅某某。
之后，上述上海市生态汽车试验场未实际建设。原告亦未与新村乡养殖场签约解除承包合同。
2013年5月22日、5月30日，新村乡人民政府两次向朱才福发出告知书，告知其经营的区域范围已列入新村乡市级土地整治项目。2014年3月14日，新村乡市级土地整治项目前期清障工作指挥部发出告居民书，告知了补偿的依据、原则、内容、签约时限、腾退期限、补偿费给付等内容。
2014年3月26日，界西养殖场与朱才福签订《协议书》，约定由界西养殖场补偿朱才福5，239，503元，朱才福同意于当年4月30日完成清障腾地工作，加上奖励费289，280元，朱才福实际可得补偿费5，528，783元。
2014年4月21日，朱才福领取了上述的5，528，783元，扣除上述执行款212，773.50元及历年承包费结欠款62，610元，实际领取补偿款5，253，399.50元。
2014年7月29日，朱才福曾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至崇明县人民法院要求新村乡人民政府、界西养殖场赔偿上述损失，后因故撤回了起诉。
2015年8月27日，原告再次提出上述诉请。
另查明，本案系争的土地坐落于某地，土地所在区域属国有划拨土地，权利人为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村乡养殖场是该鱼塘所属土地的管理单位，并作为发包方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2009年左右，新村乡养殖场经批准变更为界西养殖场，其权利义务由界西养殖场承继。
本院认为，根据庭审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诉讼主体问题。原告认为因新村乡人民政府发出告知书，原告因信赖政府及项目的存在，导致原告与茅某某解除合同，致原告产生损失，故新村乡人民政府、界西养殖场应承担共同赔偿之责。被告新村乡人民政府则认为，系争款项由上海新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放，且新村乡人民政府非合同当事人，不应列为共同被告。本院认为，原告起诉的请求权基础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而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告签订、解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均与界西养殖场（新村乡养殖场）发生，故原告在本案中要求新村乡人民政府承担共同赔偿之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缔约过失问题。缔约上的过失是指在合同成立前的缔约过程中，因缔约人一方致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所具有的过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除当事人一方在缔约过程中存在过失外，还需有损失的存在。
原告认为，因信赖新村乡人民政府发出的告知书及试车场项目的存在，方才与茅某某发生诉讼，导致原告产生损失。然七年以来，试车场项目迟迟未进行，原告承包的土地直至2014年方才因其他项目拆迁征用，故原告主张因信赖造成的损失，实际损失指原告与茅某某案的损失，间接损失指租金的损失。被告界西养殖场则认为，试车场项目真实存在，因原告方的原因未签约解除合同，原告对于政府垫付执行款是明知且同意的，对于租金，原告现主张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为新村乡试车场的建设，新村乡试车场建设前期工作领导小组于2006年3月27日向原告等养殖户发出《试车场建设通知》，新村乡养殖场于2006年8月8日向原告等养殖户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之后，该场各养殖户陆续与新村乡养殖场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考察新村乡养殖场在与各养殖户协商解除合同的过程，该场已经尽到了通知、协助、如实告知等义务，亦无其他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对于新村乡试车场项目未实际建设，系因客观原因所造成，非由新村乡养殖场所能决定；至于原告与新村乡养殖场未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因合同之解除需双方合意解除或经人民法院判决解除，现双方未经诉讼或达成合意解除合同，其最终缔约（解约）未成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因此，新村乡养殖场不构成缔约过失责任。
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1、为茅某某案款项212，773.50元。对此，原告在2007年5月31日笔录中称有一笔100多万元的补偿款，可以在这笔补偿款中扣划；在2007年7月3日笔录中，法院告知原告执行款已经划扣至法院账户，原告称已与茅某某协商，但无法达成协议，若诉讼将提出诉讼保全。之后，原告未提出诉讼。法院于2007年7月13日将该款发还茅某某。从该过程中，可知原告自始至终均同意以其可得补偿款支付给茅某某。2014年4月21日，原告领取市级土地整治项目补偿款时，对于扣除上述垫付款212，773.50元亦未提出异议。因此，上述212，773.50元由新村乡有关部门于2007年予以垫付，事先已经过原告同意，系原告对其可得利益的合法处分，之后，2014年度原告领取补偿款时亦未提出异议，可视作对上述垫付行为的再次确认。故该款难以认定为原告的损失，原告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2、为原告主张2007年度租金损失50，000元。根据崇明县人民法院（2006）崇民一（民）初字第3855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原告确实存在停止养殖行为，原告主张租金损失有其合理之处。然租金损失系债权，当事人主张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原告自2008年起即已得知该损失的存在，原告现主张确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况且，2014年3月26日原告与界西养殖场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时，亦未就2007年度租金损失一并提出或声明保留相关权利。因此，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才福要求被告上海崇明界西水产养殖场赔偿人民币212，773.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原告朱才福要求被告上海崇明界西水产养殖场赔偿2007年度的养殖（租金）损失人民币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原告朱才福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20.80元，由原告朱才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樊形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潘伟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