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桐民一初字第01875号
原告：谢红年，女，196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系受害人董善琦之妻。
原告：董成玲，女，198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系受害人董善琦之女。
原告：董翔鸣，男，199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系受害人董善琦之子。
原告：杨尚杰，女，192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系受害人董善琦之母。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少根，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公司。
负责人：王江海，经理。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庆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曹阳，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飞忠，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路东，阳光人寿安徽分公司员工。
原告谢红年、董成玲、董翔鸣、杨尚杰诉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公司（以下简称桐城阳光保险公司）、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庆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安庆阳光保险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红年、董成玲、董翔鸣、杨尚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少根、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及被告安庆阳光保险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飞忠、黄路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红年、董成玲、董翔鸣、杨尚杰共同诉称：2014年8月6日，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在桐城市海峰路帝豪大酒店二楼举办“客户服务节”活动。被告的所有外勤人员必须参会，并同时邀请一名客户参会。受害人董善琦受被告的外勤业务员刘祥生的邀请参加该活动。活动结束后，第一被告即安排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全体与会人员在帝豪大酒店二楼举行酒会。席间，第一被告多名工作人员借受害人的校长身份以及是第一被告老客户的名义，轮番劝酒。酒会结束后，受害人骑电动车回家，刚骑不远即因醉酒溺水死亡，遗体直至次日发现。因受害人的死亡给四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死亡赔偿金462280元；丧葬费23046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支出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431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财产损失3600元；合计633238.5元。鉴于本案事实及第一被告系第二被告的下属分支机构，原告主张两被告承担上述损失的50%即316619.25元。四原告于2014年8月21日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各项物质和精神损失计316619.25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未提出书面答辩，但在庭审中辩称：1、董善琦溺水死亡系一起意外事件，且该意外事件与被告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对这一意外事件承担赔偿责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是侵权之诉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被告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对原告遭受的人身损害存在过错，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遭受的人身损害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被告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已尽到作为客户服务节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董善琦溺水死亡与被告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任何关系。4、死者董善琦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酒后驾车是危险行为，而董善琦仍然在酒后不听劝阻，强行驾驶电瓶车，最终导致意外发生，与董善琦没有尽到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有着直接的关系。5、即便假设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当天中午与其一起就餐的其他18位自然人应作为共同侵权责任人，原告只向被告主张赔偿责任，不符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6、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中的部分项目与标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7.即便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出借给原告的三万元及被告垫付的食宿费用也应从中抵消。
被告安庆阳光保险公司未提出书面答辩，但在庭审中辩称：1.安庆阳光保险公司非本案适格被告，根据法律规定桐城阳光人寿保险公司能作为适格被告参与诉讼并独立承担责任，原告在桐城阳光保险公司与安庆阳光保险公司无共同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将安庆阳光保险公司作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至安庆阳光保险公司办公场所打砸，造成物品损失6617元、花卉损失2545元，支出食宿费1500元，原告应予赔偿。
四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1、《身份证》、《户口簿》及桐城市大关镇王集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及原告杨尚杰系受害人生前赡养的事实。
2、《企业基本信息》一份，证明：第一被告的主体身份。
3、《身份证》、《聘任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各一份，证明受害人董善琦的生前身份。
4、《尸检报告》、《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各一份；
证明：受害人因醉酒致溺水，于2014年8月6日15时左右死亡的事实。
5、桐城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三份、《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第一被告于2014年8月6日上午，在桐城市帝豪大酒店举行第十七届“客户服务节”活动，业务员刘祥生根据公司规定在活动前邀请其老客户即本案受害人作为其“1＋1”型客户，参加上述活动；2、活动结束后，第一被告在活动现场设宴招待全部与会人员。第一被告多名工作人员寄希望利用受害人的小学校长身份，帮助其推介保险新产品，明知受害人骑行电动车，仍轮番向受害人敬酒，致受害人饮酒过量；3、受害人醉酒后，第一被告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受害人于当日暴雨停歇后的14时左右开始骑行电动车回家，因醉酒于当日下午15时左右，于途中溺水死亡的事实。
6、桐城市气象局《气象资料证明》一份，证明：2014年8月6日13时至14时10分，桐城市城区突降暴雨，受害人于雨停后的14时10分后离开第一被告营业处所的事实。
7、《证明》一份，证明：受害人自2014年8月6日下午死亡，次日被发现后，第一被告为逃避责任而暂停营业的方式，拒绝承担责任，致受害人家属远道来桐城市城区及后来往返安庆-
桐城两地奔走呼告，支出巨额误工费、交通及食宿费用的事实。
8、《发票》一份，证明：受害人在事故中，损失“英克莱”牌电动车一辆，价值3600元的事实（已含折旧）。
9、阳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公司《复令》一份、桐城市公安局《户籍证明》六份，证明：2014年8月6日中午，参加阳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公司第十七届“客户服务节”活动并就餐的客户名单及身份信息。
10、证人证言两份，证明受害人系阳光保险公司邀请参加客户服务节活动，且由桐城支公司安排就餐并饮酒的事实；阳光保险公司在明知受害人严重醉酒的情况下疏于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实。
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同时证明了死者系农业家庭户口，其赔偿应按农业家庭标准赔偿。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如果原告提交相关原件，由桐城支公司核实并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4中的《尸检报告》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死者系溺水死亡，不能直接证明死者与被告有因果关系；《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有异议，结合询问笔录，死者当时喝了少许酒，与检验报告不一致，且报告书上只有印章，没有鉴定人相关资质的证明。对证据5三份《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死者是因为办理保险费到桐城支公司，顺便参加客户节，死者当天中午只喝了少许酒，还和其他人打牌，当天并没有相关人员对死者劝酒行为。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有异议，证明人不能证明当天客户节的具体情况，桐城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多次与死者家属协商未果，原告未提供相关的交通、误工等相关证据，不予认定。对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加盖任何单位的公章，只是单方制作的证明，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使是事实，电动车也有损耗。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同时证明当时一起饮酒的人有十八个人，其他十七人应作为共同侵权人。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刘祥生的证言死者当天是因为办理保单取款的事项到桐城公司顺便参加就餐，当天死者没有醉酒的事实。另一份证词与其在公安部门的笔录有矛盾之处，关于劝酒在询问笔录上没有，证人应出庭，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予认定。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6、9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据5、7、10的部分事实予以认定；对于证据8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上述两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共同提供证据如下：
1、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证明死者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与其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2、董善琦保单贷还款资料，证明被告并未邀约董善琦参加活动，董善琦8月6日至被告处是为了支取部分保险费用于缴纳其子大学学费。
3、刘祥生询问笔录、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并未邀约董善琦参加活动，董善琦8月6日至被告处是为了支取部分保险费用于缴纳其子大学学费；死者8月6日中午只喝了少许白酒，并未过量，席间，并无人员对死者有劝酒行为；死者饭后与人继续打牌，其离开时，意识清醒。
4、协议书一份、收条一张，证明事后被告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桐城阳光保险公司借款三万元给死者家属用于办理死者的丧葬事宜，并约定假设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此款也应等额抵充。
5、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证明、照片及发票，证明两份（均系复印件），证明事发后，死者家属至被告安庆阳光保险公司办公场所打砸，造成该公司物品损失6617元，花卉损失2545元，被告安排死者家属食宿支出费用1500元，原告应予赔偿。
6、发票三张、证明两份，证明桐城阳光保险公司花费9256元。
7、证人证言，证明8月13日至8月15日，受害人家属到被告安庆阳光保险公司将该公司的办公用品进行打砸。
原告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能证明受害人系受阳光保险公司业务员邀请来参加活动并顺便办理业务；证据3的询问笔录形式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与刘祥生8月16日证词有矛盾，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证据4是被告基于其承担民事责任先行垫付的费用；证据5、6的三性均有异议，但其中打砸物品和花卉证明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清单上物品是否损坏，亦不能证明物品被原告损坏，内容不具有真实性。照片不能证明是被告办公场所。发票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7系被告公司员工所作证明，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家属不是去闹事，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于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2、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据3的部分事实予以认定；对于证据5、6、7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结合原、被告所举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8月6日，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在桐城市海峰路帝豪大酒店二楼举办“客户服务节”活动，要求公司的所有外勤人员必须参会，并同时邀请一名客户参加。同日受害人董善琦因在该公司办理保险单贷款并受邀参加“客户服务节”活动。活动结束后，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即安排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全体与会人员在桐城市帝豪大酒店二楼举行酒会，席间受害人曾饮酒过量。散席后受害人与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的外勤人员刘某、陈某等人打了一会儿扑克。下午两时十分左右受害人骑电动车回家，途中至烟汕线1155KM＋100M处溺水死亡，遗体直至次日被发现。2014年8月7日，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即受害人死亡原因为溺水。同年8月11日桐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委托安徽信立司法鉴定所对受害人血液中乙醇含量鉴定，同日该所作出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董善琦乙醇含量为579.3mg／100ML，系醉酒状态。同时查明，受害人董善琦于1967年1月20日出生，其母共生育两个儿子，长子董国祥，次子董善琦。受害人董善琦生前系桐城市大关中心小学高级教师。事故发生后，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垫付给四原告3万元。2014年8月19日，四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因董善琦的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633238.5元的50%即316619.25元。
经本院核定，四原告因董善琦死亡造成的各项物质性损失为：死亡赔偿金476592.5元【20年×23114元／年＋被抚养人的生活费14312.5元（5725元／年×5÷2人）】，丧葬费23045.50元（46091元／年÷2），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损失等其他费用计12000元，合计511638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受害人董善琦的死亡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四原告因董善琦死亡，有权获得相应赔偿。受害人董善琦因醉酒驾驶电动车回家途中溺水死亡的事实，有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以及安徽信立司法鉴定所对受害人血液中乙醇含量为579.3mg／100ML的鉴定结论（已超过法定的醉酒标准）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系“客户服务节”活动的组织者，应对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活动参与者的安全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该公司举办“客户服务节”活动后举行酒会招待参会者，系该服务节活动的一部分。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明知受害人就餐时饮酒过量即负有法定的对受害人人身及生命财产安全应尽到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明知受害人饮酒过量而疏于安全护送，且放任其骑电动车回家致不幸发生显然存在过错。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其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客观依据，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受害人董善琦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饮酒后处于醉酒状态仍然驾驶电动车，因此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由于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有过错，故可以适当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四原告因受害人死亡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其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结合本案事实、事故责任及受害人家庭收入状况等本院酌定50000元，故四原告各项损失合计561638元，纵观整个案情，对照相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224655.20元。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且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被告安庆阳光保险公司非本次活动的举办方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至于原告主张财产损失3600元以及两被告要求原告赔偿相关损失，因所提供的证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被告桐城阳光保险公司辩称其公司对于受害人的死亡没有过错且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未能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同时辩称受害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赔偿金与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公司赔偿原告谢红年、董成玲、董翔鸣、杨尚杰各项损失计224655.2元，扣除已支付的30000元。仍应赔偿194655.2元，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谢红年、董成玲、董翔鸣、杨尚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49元，由原告谢红年、董成玲、董翔鸣、杨尚杰忠负担1757元，由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公司负担429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文忠
审 判 员 杨 荣
人民陪审员 胡 亮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丽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日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偿赔偿责任。安庆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