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5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号。法定代表人朱绍荣，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施剑，上海市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德鸣，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弄XX号XX室，现住上海市奉贤区XX村XX路XX弄XX号XX室。上诉人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17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孟德鸣于2000年3月1日进入荣盛公司处工作，担任生产部免疫细胞主管一职。双方签订有期限为2000年3月1日起至2005年2月29日止的劳动合同书，载明荣盛公司聘用孟德鸣为劳动合同制职工。2006年10月中旬，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06年10月19日至2008年9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载明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上海市劳动合同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孟德鸣、荣盛公司双方平等协商同意，自愿签订该合同。2008年10月下旬，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08年9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载明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条例》和《上海市劳动合同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孟德鸣、荣盛公司双方平等协商同意，自愿签订该合同。2015年5月5日，荣盛公司出具劳务合同终止通知书，内载“您于2000年3月10日入职，担任试剂免疫细胞室主管一职。您将于2015年6月5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属于协保人员，故公司决定于2015年5月31日与您终止劳务关系。工资结算至2015年5月31日止，自6月1日始不再发放任何工资及福利补贴……”。孟德鸣于次日收到此通知书，孟德鸣实际工作至2015年5月31日。2015年7月22日，荣盛公司向孟德鸣银行账户内汇入10,041.32元。2015年6月29日，孟德鸣以本案诉请事项为由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闵劳人仲（2015）办字第3712号仲裁裁决，裁决孟德鸣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孟德鸣对此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决：荣盛公司支付孟德鸣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85,760元。原审法院另认定，上海A研究院于2004年出具证明，内载“孟德鸣系我院职工，其养老金、公积金等正常交纳”。原审庭审中，双方确认孟德鸣上推12个月平均工资为8,930元/月。孟德鸣于庭审中陈述，其劳动关系一直在上海A研究院，因该研究院改制，其下岗后于2000年3月1日起至荣盛公司处工作，实际工作至2015年5月31日。孟德鸣、荣盛公司间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5月31日终结。2015年6月5日，其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于上海A研究院办理了退休手续。庭审中，荣盛公司确认孟德鸣系上海A研究院的下岗人员，并称孟德鸣与该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与荣盛公司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孟德鸣、荣盛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亦终结于2015年6月5日。荣盛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支付的孟德鸣的款项由孟德鸣2015年5月至同年6月5日工资所组成。孟德鸣则陈述，荣盛公司于2015年7月22日所支付的款项并不包括其2015年6月工资，而是包括其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就孟德鸣主张荣盛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之诉请，原审法院认为，荣盛公司于2015年5月5日所出具的劳务合同终止通知书，以孟德鸣将于2015年6月5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孟德鸣属于协保人员为由，故决定于2015年5月31日与孟德鸣终止劳务关系。首先，孟德鸣、荣盛公司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为期限自2008年9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孟德鸣于2015年6月5日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次，荣盛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孟德鸣系属于协保人员。荣盛公司通知孟德鸣双方劳务关系于2015年5月31日终结，显然缺乏依据，荣盛公司的解除行为显属违法解除。荣盛公司虽辩称，孟德鸣、荣盛公司间即使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终结日期为2015年6月5日，然就此陈述，荣盛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以证明，荣盛公司在2015年5月5日之后未出具更正的书面解除通知。根据现有的书面通知，荣盛公司的解除行为，显属违法，应支付孟德鸣相应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孟德鸣的社会保险及公积金虽由其他单位缴纳，然孟德鸣在入职伊始即与荣盛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双方受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约束。故孟德鸣赔偿金的计算年限，原审法院从孟德鸣入职荣盛公司处开始计算。综上，原审法院对孟德鸣此项主张之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作出判决：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孟德鸣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76,83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负担。判决后，荣盛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不予支付孟德鸣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76,830元。荣盛公司的主要理由为：双方系劳务关系，孟德鸣的劳动关系一直在上海A研究院，是上海A研究院的正式员工。在与荣盛公司的劳务聘用关系期间，孟德鸣一直为上海A研究院提供劳动，并每月领取工资，同时由上海A研究院为其缴纳四金，直至2015年6月5日，上海A研究院为孟德鸣办理退休。孟德鸣在荣盛公司处工作时间自由，不考勤，双方间应按劳务关系处理。2015年5月5日荣盛公司发出的解除通知中也说明孟德鸣是劳务人员，并解除了双方间的劳务关系。综上，荣盛公司认为劳务关系是区别于标准劳动关系的特殊劳动关系，荣盛公司解除与孟德鸣的劳务关系，不应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被上诉人孟德鸣答辩称，不同意荣盛公司的上诉请求。双方间系劳动关系，并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应该将孟德鸣的劳动关系转至荣盛公司处。但荣盛公司为了不为其缴纳社保而没有转。且孟德鸣在荣盛公司处已工作了16年。二审中，孟德鸣补充提供一份待岗通知书，证明其为上海A研究院的下岗职工。荣盛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称从通知书的内容可看出孟德鸣不是在上海A研究院没有工作了，而是内部的待岗。经查，荣盛公司在原审中确认孟德鸣是上海A研究院的下岗人员，且在二审中对该待岗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对孟德鸣为上海A研究院的下岗待岗职工一节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第八条之规定，企业下岗待岗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的，人民法院按劳动关系处理。根据孟德鸣于原审庭审中所陈述，其劳动关系一直在上海A研究院，因该研究院改制，其下岗后于2000年3月1日起一直在荣盛公司处工作。但结合2008年孟德鸣与荣盛公司签订的最后一份期限自2008年9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时间来看，由于《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的实行时间为2010年9月14日，故在双方2008年10月29日签订最后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尚未颁布实施，故不适用《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第八条之规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于2010年9月14日之前已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特殊劳动关系，且该特殊劳动关系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则按2003年4月25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发的《关于特殊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精神执行，即此类人员与新单位之间在工作时间、劳动保护、最低工资这三面适用相关劳动法律的规定，其他劳动权利义务则视双方约定。本案中，孟德鸣系企业下岗待岗人员，其与荣盛公司2008年10月29日签订最后一份协议，一直履行至荣盛公司终止协议，故应适用《关于特殊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之规定，孟德鸣与荣盛公司之间构成特殊劳动关系，孟德鸣与荣盛公司在工作时间、劳动保护、最低工资三方面适用相关劳动法律规定,其他劳动权利义务则视双方协议约定。然而双方在最后一份协议中对于期限内提前解除并未作出禁止性约定，由此，荣盛公司于2015年5月5日出具劳务合同终止通知书，决定于2015年5月31日与孟德鸣终止劳务关系，不构成违法解除。原审法院判决荣盛公司应支付孟德鸣相应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缺乏依据，本院难以认同。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1746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孟德鸣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76,83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孟德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剑平
审判员 郑东和
审判员 徐晓炜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强 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