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66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谭凯乐。
上诉人（一审被告）：余琼。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允，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丁汝明，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永忠。
委托代理人：王旭林，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兰，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力行。
委托代理人：严伟，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路芳，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因与被上诉人李力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力行向一审法院诉称：谭凯乐系中国建设银行东莞清溪支行的行长，刘永忠系谭凯乐曾经的下属，余琼与谭凯乐是夫妻关系。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一直共同经营着民间放贷业务，并于2013年4月19日共同成立了东莞市叙信理财咨询有限公司。2013年初，谭凯乐利用其职务便利得知李力行的资金情况，即与李力行商谈，希望由李力行为其从事的放贷业务提供资金上的帮助，并口头许诺将给予高额利益回报。李力行基于对谭凯乐银行行长身份、职务的信任以及受高额利益回报许诺的诱惑，至今先后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出借过多笔借款，包括短期借款过桥。2013年8月7日，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向李力行借款9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由李力行将借款转账至余琼的账号，借款期限2个月，于2013年10月7日前还款。同时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2.5%，而逾期还款违约金则按双方于2013年4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有关条款执行，即逾期还款违约金为日息万分之五。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收到李力行900万借款后，先后于2013年8月8日、9月9日、10月8日通过余琼的银行账户向李力行支付借款利息共计67.5万元（即900万元×2.5%×3个月）。由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未依约在2013年10月7日前向李力行归还借款，经双方协商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要求延长还款期限并同意按月息3%的利率标准向李力行支付借款利息，而李力行则同意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于2013年12月7日前还款。为此，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于2013年11月25日和26日向李力行支付2013年11月7日至12月6日的借款利息27万元（即900万元×3%×1个月）。然而，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并未依约在2013年12月7日前偿还借款。此后，虽经李力行多次催讨，谭凯乐、余琼、刘永忠至今一直未向李力行偿还借款，也未再向李力行支付利息。故李力行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共同连带向李力行偿还借款900万元及借款利息，利息按月息2.5%的标准计算，自2013年12月7日起计至全部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之日（共11个月）为247.5万元；2、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共同连带向李力行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日息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自2013年12月7日起计至全部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之日（共327天）为147.15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承担。
谭凯乐、余琼向一审法院答辩称：1、李力行没有完成举证责任，不能证明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力行没有提供书面的借款合同和借据，无法证明其主张。不能排除案涉的款项是投资款或者其他款项的可能。只是依据李力行的主张来确认案涉款项的法律性质远远不够，李力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李力行在另案300万元的借款都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签订完整的借款手续，而本案款项没有借款合同和借据，不符合常理。2014年5月20日，李力行、刘永忠与案外人黎树德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这协议中确认李力行与黎树德是案涉款项的借贷关系的主体，明确约定了黎树德直接向李力行偿还本息，如果借款人是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的话，无理由让黎树德直接向李力行偿还债务。2014年10月，黎树德再次向李力行出具承诺书，再次证明案涉款项的借款主体并不是谭凯乐、刘永忠。从李力行与谭凯乐的短信可知，李力行与黎树德非常熟悉，李力行经常电话联系黎树德，多次与黎树德吃饭见面协商还款事宜。在黎树德没有按期还款的情况下，李力行制定追讨方案，积极主动指挥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如何向黎树德追讨款项，告诉刘永忠如何去做。刘永忠按照李力行的指示向黎树德追款；3、谭凯乐只是李力行与黎树德的中间介绍人，在他们谈好借款条件之后，委托谭凯乐、刘永忠以自己的名义将案涉款项出借给黎树德，真正的借款人是黎树德，谭凯乐只是按照指示去做。因此，谭凯乐、余琼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刘永忠向一审法院提出答辩意见与谭凯乐、余琼的答辩意见一致。补充一点，双方不是借贷关系，没有约定利息和违约金，李力行诉请的借款利息、违约金没有依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7日，李力行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向余琼光大银行的账户转账900万元，同日，余琼将该笔款项从其在光大银行的账户再转账至刘永忠在浦发银行的账户，同日，刘永忠再将该笔款项通过其浦发银行账户再转账到案外人黎树德指定的东莞市展澍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的账户。另李力行于2013年9月6日亦再次通过其上述银行账户向余琼的上述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同日，余琼亦通过其上述银行账户将该款项转账到刘永忠的上述银行账户。当日，刘永忠与案外人黎树德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将前述900万元款项与该100万元合共1000万元出借给黎树德，约定借款期限为60天，自2013年9月6日至2013年11月4日。该《借款合同》并没有约定借款期利息，但约定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每天按全部借款的金额的0.2%计算。2013年9月9日，刘永忠将该100万元转账至黎树德在建设银行的账户。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称黎树德实际上没有向其支付过借款期间的利息。
李力行主张上述900万元及100万元的款项均为其出借给本案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的借款，并主张900万元的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限2个月，于2013年10月7日前还款；100万元的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限为1个月，2013年10月6日前还款，两笔借款，双方均口头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2.5%，而逾期还款违约金则按双方于2013年4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有关条款执行，即逾期还款违约金为日息万分之五。李力行主张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收到上述两笔借款后，先后于2013年8月8日、9月9日、10月8日通过余琼的银行账户向其支付900万元借款的利息共计67.5万元（即900万元×2.5%×3个月）；于2013年9月9日、10月8日通过余琼的银行账户向其支付100万元的借款利息共5万元（即：100万元×2.5%×2个月）。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未依约归还借款，经双方协商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要求延长还款期限并同意按月息3%的利率标准向其支付借款利息，而其则同意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将两笔借款分别延长至于2013年12月7日和2013年12月6日前还款。为此，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于2013年11月25日和26日向其支付900万元借款2013年11月7日至12月6日的利息27万元（即900万元×3%×1个月）和100万元借款2013年11月6日至12月5日的利息3万元（即100万元×3%×1个月）。其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又未依约归还借款，李力行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和（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8号诉讼。李力行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个人活期明细查询单，该查询单显示，2013年8月8日，2013年9月9日、2013年10月8日、2013年11月25日和26日，余琼通过其银行账户分别转账22.5万元、25万元、25万元及30万元至李力行银行账户。李力行主张余琼转账的款项是支付本案900万元以及（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8号100万元借款的利息。而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则主张上述转账的款项是其支付（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7号案300万元借款的本金。对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的该主张，一审法院的（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7号民事判决书并没有采纳。
一审诉讼过程中，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主张本案900万元及（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8号100万元款项不是其向李力行的借款，而是李力行委托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出借给案外人黎树德的款项，认为案外人黎树德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并就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及承诺书，以证明其主张。其中《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甲方为黎树德，乙方为刘永忠，丙方为李力行。内容为甲、乙、丙三方在自愿情况下，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共识：甲方和乙方分别于2013年9月6日和2013年4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莞黎借20130906、莞黎借20130409），该两份《借款合同》中，其中的借款130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为丙方。由于甲方未能按合同期限支付利息和本金，甲方自愿提出由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给予丙方支付补偿性费用91万元，并于2014年6月6日前先支付50万元。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按照《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执行；承诺书为复印件，出具时间为2014年10月22日，承诺人为黎树德，内容大致为黎树德将其房产抵押给李力行和将其承包工程的工程款优先支付给李力行。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又另外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银行客户交易明细，证明黎树德根据《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于2014年10月21日向李力行支付了2.2万元。刘永忠据此认为黎树德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申请一审法院追加黎树德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而李力行则坚持认为本案的借款人为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不同意追加黎树德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就黎树德应否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法于2015年3月12日对黎树德的妻子黎彩妍进行调查（黎树德因另案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刑事拘留，现阶段无法直接对其进行调查），黎彩妍向一审法院陈述称黎树德没有直接向李力行借过款，有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借过款，黎树德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以及黄培忠总共借款有5000多万，包括刘永忠与黎树德2013年9月6日签订《借款合同》的1000万元借款在内。黎彩妍并称，黎树德与刘永忠所签订的10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为了规避银行利率的规定，合同中没有约定借款期利率，但实际操作中有按照月息50厘支付利息。签订合同当天，刘永忠已经按照月息50厘的标准预扣了100万元作为该笔借款2013年9月6日至2013年11月6日两个月的借款利息；其后黎树德又于2014年1月7日向余琼的账户再次汇款100万元，作为该笔借款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1月5日两个月的利息。黎彩妍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黎树德2014年1月7日转账100万元给余琼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作为证据。对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供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的问题，黎彩妍认为该补充协议只能证明因为黎树德没有钱归还借款给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导致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没有钱归还借款给李力行，不能证明黎树德有直接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借款。刘永忠与黎树德签订借款合同，则可以证明是黎树德直接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借款。黎彩妍并据此认为李力行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黎树德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关系，黎树德不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其后，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了刘永忠要求追加黎树德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李力行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个人活期明细查询单、企业机读登记资料、婚姻登记审查表，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供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承诺书、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短信以及一审庭审笔录、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李力行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借款合同原则上为要式合同，即须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非要式合同，可由当事人任意选择合同的形式，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不能认为当事人之间未采取了书面形式，借贷合同就当然的不成立；该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李力行向余琼账户转账900万元的事实，有李力行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予以证实，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对此事实也均无异议。也即李力行已经就其作为贷款人提供借款的义务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力行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但李力行主张双方就借款事项进行了口头约定，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并按照双方口头约定的借款利率月息2.5%（2013年10月8日后变更为月息3%）的标准向其支付了部分利息，李力行主张的该事实，有其提供的个人活期明细查询单可以证实，个人活期明细查询单中2013年8月8日、9月9日、10月8日、11月25日和26日每期支付的款项的金额与李力行起诉主张的月利息的金额基本都能对应。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抗辩称余琼向李力行转账的上述款项是其支付（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7号案300万元借款的本金。对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的该主张，一审法院在（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7号民事判决书中并没有采纳。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主张案涉900万元款项是李力行委托其出借给案外人黎树德的，其并非本案900万元的借款人，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的该抗辩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并无提供任何李力行委托其出借款项给黎树德的委托合同；其次，谭凯乐、余琼、刘永忠自己提交的刘永忠与黎树德2013年9月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内容却显示是刘永忠与黎树德签订合同，李力行并非该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再次，根据一审法院对黎树德妻子黎彩妍的调查笔录，黎彩妍称黎树德并没有直接向李力行借过款，而是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借过款。最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供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以及承诺书从内容上也无法证明黎树德直接向李力行借款的事实。综上，虽然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但李力行就案涉借款合同成立生效以及借款合同成立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履行了部分支付利息的义务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对李力行起诉所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李力行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之间口头约定借款期利息为月息25厘和30厘，该利率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或违约金，应不予保护。李力行于2013年8月7日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出借900万元，当时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年息5.6%，从2013年8月7日至2013年8月8日，按借款本金900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应支付李力行该期间的利息为11046.58元，而2013年8月8日，余琼向李力行支付225000元，扣除11046.58元利息，多出的213953.42元，视为归还借款本金，据此，至2013年8月8日，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尚欠李行力的借款本金为8786046.58元；从2013年8月9日起至2013年9月9日，按借款本金8786046.58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应支付李力行该期间的利息为172543.51元，而2013年9月9日，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向李力行支付款项225000元，扣除172543.51元利息，多出的52456.49元视为归还借款本金。据此，至2013年9月9日，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尚欠李力行的借款本金为8733590.09元；从2013年9月10日至2013年10月8日，按借款本金8733590.09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应向李力行支付该期间的利息为155433.98元，而2013年10月8日，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向李行力支付款项225000元，扣除155433.98元利息，多出的69566.02元视为归还借款本金，据此，截止2013年10月8日，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尚欠李力行的借款本金为8664024.07元。从2013年10月9日至2013年11月26日，按借款本金8664024.07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应向李力行支付该期间的利息为260537.89元，而2013年11月2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270000元，扣除260537.89元利息，多出的9462.11元视为归还借款本金，据此，截止2013年11月26日，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尚欠李力行的借款本金为8654561.96元。从2013年11月27日至2013年12月7日，按借款本金8654561.96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应向李自行支付该期间的利息为58424.22元，该期间的利息，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没有支付。2013年12月7日后的逾期利息，则按双方口头约定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共同归还尚欠李力行的借款本金8654561.96元及2013年11月27日至2013年12月7日的利息58424.22元。该借款2013年12月7日后的逾期利息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力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9479元，由李自力负担3818元，谭凯乐、余琼、刘永忠负担9566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谭凯乐、余琼、刘永忠负担。
上诉人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李力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的诉讼费全部由李力行承担。其三人的共同上诉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关系错误。1.一审认定李力行已完成举证责任错误。（1）一审混淆了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与借贷关系成立后是否实际履行的概念。（2）李力行在案中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有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转款的事实，根本不能反映李力行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借款的事实，更不能证明是借贷关系。（3）一审的认定断章取义，与案件事实及日常生活规律、生活常理和民间借贷的操作习惯相违背。双方之间对300万元借款都有完善的借款手续，高达1000万元的借款不签订任何书面的借款合同或者借款借据，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规律及民间借贷的操作习惯。（4）李力行由始至终未举证证明双方就案涉款项约定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2.一审没有认定涉案款项是李力行委托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出借给黎树德，是错误的。（1）虽然没有委托合同，但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分别提供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短信及黎树德的《承诺书》等予以证实。从补充协议可以看出当时并没有要求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承担任何还款义务，反是要求黎树德承担还款责任。这与谭凯乐与李力行的短信内容是一致的。而且又因为黎树德逾期还款，所以由黎树德直接向李力行支付借款补偿。如果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借给黎树德的1000万元是独立的民间借贷，那么没有理由让黎树德向不相干的李力行偿还债务，黎树德更没有理由向李力行清偿债务和支付补偿款。（2）2014年10月21日黎树德向李力行直接还款22000元，恰恰证明本案的实际债权债务关系主体为李力行与黎树德。（3）承诺书也证明了案涉的债权债务关系为李力行与黎树德，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无关。另外，承诺书的原件在李力行处，李力行拒不出示，应推定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的主张成立。（4）从短信内容看，李力行与黎树德十分熟络，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完全是按照委托人李力行的指示向黎树德催款。3.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与李力行之间是委托贷款关系，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理由为：（1）李力行自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向其借款300万元出借给黎树德后便认识了黎树德。后，黎树德借案涉的1000万元时，李力行为赚取更多利息，便打算自己出借给黎树德，只是李自力不方便以自己的身份与黎树德签订合同，才委托刘永忠与黎树德签订借款合同，同时李自力为规避风险，又将款项账给余琼，委托余琼将款项转给黎树德。（2）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只是作为中间人，根据李力行的委托，代为将案涉款项转账给黎树德。（3）实际上本案为典型的委托贷款关系，即由李力行提供资金，由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根据李力行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不承担贷款风险。（4）由于双方是委托关系，所以李力行、刘永忠与黎树德才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由黎树德直接向李力行偿还相关贷款并支付补偿款。（5）黎树德是知道案涉的1000万元借款实际出借人为李力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刘永忠与黎树德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可以直接约束李力行与黎树德。（二）在李力行并没有举证证明双方约定利息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双方有约定利息并认定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向李力行转账的款项为利息，是严重错误。首先，本案不存在借贷关系，更未约定所谓利息及违约金，第二，余琼向李力行转账的款项实际是归还另案300万元借款的本金，而非李力行所指的本案利息。第三、假设本案的借贷关系成立，不认定为归还另案300万元的本金，也应当认定为归还本案的本金而不是利息。二、一审程序有误。（一）一审驳回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申请追加黎树德为第三人错误，追加黎树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有利于查案件事实做出公正判决。（二）一审法院对黎彩妍的所做的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黎彩妍未签署保证书及未出庭作证，未经双方质证，并且在黎彩妍的陈述未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黎彩妍的调查笔录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一审遗漏了对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交的短信内容等证据的阐述分析，是不正确的。
被上诉人李力行答辩称：一、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李力行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转账交付案涉借款的事实，已经就其作为贷款人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供借款的义务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2.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否认转款行为属于贷款行为，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按双方口头约定利率标准先后向李力行偿还借款利息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4.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不影响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二、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主张案涉借款是李力行委托其出借给黎树德，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1.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力行委托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向黎树德出借借款的事实，也无证据证实李力行或黎树德向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支付委托中介费用的事实。2.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供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承诺书》以及短信，均不能证明李力行委托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出借款项给黎树德的事实。三、一审认定李力行主张的案涉借款利率及违约金，并认定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向李力行归还款项是借款利息，合理合法，完全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1.李力行主张的利息标准与余琼先后向李力行转账款项金额完全一一对应，足以认定。2.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主张转账的款项是归还另案300万借款本金没有事实依据，且与客观事实矛盾。（1）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不可能在另案300万借款期限未届满且存在其他借款时，提前开始偿还借款本金。（2）从李力行提交的个人活期明细查询单显示，刘永忠每月向李力行支付300万元借款（还款期限为2013年10月8日）的每月利息为48000元的时间为：2013年4月9日、5月7日、6月6日、7月3日、8月6日、9月8日、10月8日、11月4日。若按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的主张，在2013年8月-11月期间偿还了另案借款本案100多万的同时，仍继续严格按照另案约定每月支付48000元利息有违常理。（3）本案中双方口头约定了利息，且约定明确，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主张即使转账款项不认定为归还300万借款也应当认定为归还本案借款本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一审认定案涉借款有约定违约金及违约金标准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合理合法，且有利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依法应予以维持。
二审期间，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补充查明：目前已查明的涉及李力行与谭凯乐、刘永忠、余琼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三宗，分别为（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7号300万借款案、（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8号100万借款案，以及本案900万借款案。
在（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7号300万借款案中，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300万，期限半年，月息1.6%，每月8日前支付当月利息48000元，逾期还款违约金为日息万分之五。2013年4月8日李力行出借款项后，刘永忠于2013年4月9日、5月7日、6月6日、7月3日、8月6日、9月8日、10月8日、11月4日分8次向李力行各转账支付了48000元，共38.4万元。
在本案900万元借款及（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8号100万借款案中，李力行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5%，后因延长还款期，月息调整为3%，逾期还款违约金按双方于300万借款合同中的约定为日息万分之五。谭凯乐、刘永忠、余琼则主张就900万和100万借款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仅为李力行的委托人，案涉的款项实为李力行与案外人黎树德之间的借款，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无关。2013年8月7日及2013年9月6日李力行向余琼转账支出900万元及100万元后，余琼于2013年8月8日，2013年9月9日、2013年10月8日、2013年11月25日和26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分别向李力行转账22.5万元（900万元×2.5%）、25万元（900万元×2.5%+100万元×2.5%）、25万元（900万元×2.5%+100万元×2.5%）及30万元（900万元×3%+100万元×3%）至李力行银行账户。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依法围绕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出上诉请求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对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没有提出上诉的部分，不作处理。
一、关于本案的举证责任及基础法律关系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力行主张双方为口头借款约定，且已对借款的交付情况以及双方履行借款约定的情况分别提交了转账支付凭证和活期明细等证据。故李力行对其诉讼主张已完成的举证责任。相反，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反驳李力行主张的借款事实，应由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委托贷款事实成立。
对此，尽管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供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承诺书及短信等，但该部分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为：首先，从补充协议引述的《借款合同》内容来看，借款合同已明确约定黎树德为借款方，刘永忠为出借方，且在该借款关系中约定了明确的保证人。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黎树德与刘永忠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应为独立的法律关系。而且，该补充协议也仅证明了在黎树德和刘永忠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有130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为李力行，但并没有明确李力行实际为该借款合同的出借方，也不能得出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是受李力行委托借款给黎树德的结论。其次，承诺书为黎树德单方承诺，并没有得到李力行的确认。再次，短信内容亦仅反映了李力行有参与商讨向黎树德追款的情况，无法证明黎树德是直接向李力行借款。故在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明确的委托合同或者委托关系的情况下，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仅依前述证据并不足以让本院采信其主张，并推定李力行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之间为委托贷款关系。
相反，从客观事实看，李力行向余琼转款后，余琼每月均较为规律地向李力行转账支付款项。余琼的行为与李力行的主张较能相互对应。故对李力行的主张，本院认为应予采信。余琼于2013年8月8日，2013年9月9日、2013年10月8日、2013年11月25日和26日通过银行账户向李力行转账的款项，应为谭凯乐、余琼、刘永忠向李力行偿还本案900万元以及（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8号100万元借款的项款。同时，因余琼等主张前述款项为归还（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317号300万元借款案本金的主张，与该300万借款案的还款期限以及约定还款期满后刘永忠依原约定支付利息的情况相矛盾，故本院予以驳回。
二、关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提到一审程序性问题。如前所述，因黎树德与刘永忠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具有独立性，故一审认为李力行与谭凯乐、余琼、刘永忠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黎树德与刘永忠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关系，并裁定驳回刘永忠要求追加黎树德作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谭凯乐、余琼、刘永忠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全部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前述援引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用72790.9元，由上诉人谭凯乐、余琼、刘永忠承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丽莉
审判员 郭婧儿
审判员 何 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卢淑霞
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