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少民终字第3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中刚，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代理人：汪忠、周镜文，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某某，住湖北省宜城市。
委托代理人：陈镜武、罗振武，汕头市龙湖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某某，住湖北省浠水县。
法定代理人：蔡某某（系艾某某的母亲），基本情况同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惠兰，住湖北省浠水县。
原审第三人：六安市叶集顺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
法定代表人：江曾莹。
上诉人汪中刚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涉案车辆为车牌号码为皖N的汽车，车辆管理部门登记该车辆的权属人为六安市叶集顺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安公司）。2011年7月，原审法院作出（2011）番法民一初字第105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052号判决），判决李军赔偿931658.29元给蔡某某、艾某某、郭惠兰；等等。在该案中，李军称肇事的皖N牵引皖N汽车挂靠在顺安公司，但其才是车辆的所有权人。判后，蔡某某、艾某某、郭惠兰对判决提出上诉。2012年12月17日，本院作出（2012）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3号判决），认定李军将涉案车辆挂靠顺安公司进行营运，顺安公司应当就挂靠经营关系对李军负担的赔偿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维持1052号判决中确定李军赔偿931658.29元给蔡某某、艾某某、郭惠兰的内容；判令顺安公司对李军负担的赔偿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等。此后，蔡某某、艾某某、郭惠兰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1052号判决与43号判决，原审法院立案执行，案号为（2013）穗番法执字第1943号（以下简称1943号案）。2013年10月，原审法院在执行1943号案中，查封了涉案车辆，2014年又进行了续封。2014年7月30日，汪中刚向原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涉案车辆是其出资购买并挂靠在顺安公司进行经营，涉案车辆是其合法财产，请求原审法院中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解除对该车辆的查封。2015年2月1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4）穗番法执外异字第47号民事裁定，驳回汪中刚提出的执行异议。汪中刚遂诉至原审法院。
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汪中刚就涉案车辆是否享有所有权。2000年6月5日，公安部在答复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中指出：“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时，凭购车发票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等机动车来历凭证确认机动车的车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2000）执他字第25号2000年11月21日）指出，在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依据车辆来历凭证、实际出资购买人的付款凭证及车辆使用凭证等依据来确定车辆的实际权属人。本案中，汪中刚提供的《汽车挂户合同》中，虽然约定汪中刚拥有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但该合同即使属实，也只是顺安公司与汪中刚的双方约定，不是涉案车辆的购买及来历凭证，不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不宜作为对抗第三人及法院执行的依据。另外，汪中刚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完税证》只是涉案车辆的使用凭证，并不能证明车辆来历及汪中刚是该车辆的实际出资购买人。综上，汪中刚主张对涉案车辆拥有所有权，但其既没有说明涉案车辆的来历，也没有就其出资购买涉案车辆提供付款凭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汪中刚以涉案车辆是其出资购买，其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由要求确认涉案车辆为其所有，并中止执行涉案车辆，解除对涉案车辆的查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郭惠兰、顺安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抗辩及质证的权利。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于2015年5月26日判决驳回汪中刚全部诉讼请求。
判后，上诉人汪中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蔡某某、艾某某、郭慧兰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1.蔡某某、艾某某、郭慧兰在1052号案以及43号案中对“李军”将车辆挂靠顺安公司经营事实已作出确认，法院对该事实也已经认定，属于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汪中刚被查封的车辆皖N，与“李军”涉案车辆性质一样，同属挂靠顺安公司经营，为案外第三人所有，与43号判决确认的赔偿责任无关，不应对其进行查封以及强制执行。原审法院在查明了上述事实后，却在判决中未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判决不公。2.汪中刚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汪中刚与顺安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皖N车辆为汪中刚实际使用，与“李军”交通肇事一案的涉案车辆性质一样。原审庭审中汪中刚已经明确提出该情况，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只字未提。同时，汪中刚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代理词充分说明了其实际占有使用的皖N车辆的真实来历，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却无任何表述。原审法院的上述做法，明显忽略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导致判决不公。3.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汪中刚与顺安公司的真实关系以及当前道路运输经营的客观现状。原审庭审中，汪中刚明确告知法院其与顺安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劳务或承租汽车使用权关系，双方仅为合作经营目的而发生挂户关系，将汽车挂靠在顺安公司经营，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此没有查明也没有做出任何表述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原审庭审中，汪中刚明确提出当前货车道路运输经营由于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普遍存在挂靠经营做法，即汽车所有权人通常将自身所有的汽车登记挂靠在运输公司名下，以便办理各项行政许可证件经营，但原审法院却无视当前客观的运输经营现状，对此没有进行任何查明认定，没有结合社会现实以及生活经验对本案证据以及事实进行综合考虑而迳行作出判决，其判决必将导致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不公。综上，依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等相关法规，依据43号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请求支持汪中刚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蔡某某、艾某某答辩表示对原审判决没有异议：1.原判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程序合法，判决公正，依法应予维持。2.汪中刚提供的《汽车挂户合同》，不是涉案车辆的购买及来历凭证，且不具有公示公信力，无法对抗第三人及法院执行。汪中刚所提供的税单只是车辆使用凭证，而非能够证明车辆来历及实际出资的合法、有效凭证。因此，汪中刚无证据可以证明其有权排除法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
被上诉人郭慧兰、原审第三人顺安公司经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
原判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众所周知，判断一辆车的所有权人即车主应主要以其是否支付了车辆价款为依据，而非单纯以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为凭。公安部在答复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中指出：“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时，凭购车发票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等机动车来历凭证确认机动车的车主。”因此，在类似本案的车辆所有权归属的纠纷中，关键证据是购车的付款凭证，包括银行支付凭证、财务账册资料或者其他的支付凭证，而本案中汪中刚未能举出这方面的可信证据。至于汪中刚提供的《汽车挂户合同》，并非涉案车辆的购买及来历凭证，不具有足够的证明力。汪中刚提供的涉案车辆的增值税、营业税等税费发票，只是车辆在营运使用环节支付有关税费的凭证，它只能证明车辆的使用者而不足以证明所有者。蔡某某、艾某某的答辩意见有理，本院予以采纳。关于汪中刚上诉提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的问题，由复函内容“第三人出具的购买该三辆车的财务凭证、银行账册明细表、缴纳养路费和税费的凭证，证明第三人为实际出资人，独自对该三辆机动车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可见，欲证实自己为车辆所有权人，需提供购买车辆的财务凭证、银行账册明细表等，而非单纯提供车辆在营运使用环节支付有关税费的凭证。该复函的规定，印证了本院前述分析论证意见。由于汪中刚未能举出上述证据，因此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的来历及其本人是涉案车辆的实际出资购买人。由此可见，汪中刚要求本案援引适用的上述复函恰恰表明，汪中刚不符合认定为涉案车辆的实际出资人的条件。
综上所述，本案中证明汪中刚为涉案车辆的实际出资人的证据尚显不足，故对汪中刚要求确认其为涉案车辆之所有权人、中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解除对其查封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汪中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文劲
审判员 钟淑敏
审判员 苗玉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邱穗珠
陈颖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