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18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小红，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三水高富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法定代表人陈小兵，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育华，广东引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军，广东引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小红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三水高富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富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5）佛三法民一初字第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30日，黄小红通过广州新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臣公司）中介，参加高富公司组织的“2万抵10万”御江南橄榄墅促销活动，并于当日向新臣公司交纳2万元中介服务费。黄小红与新臣公司签订的《优惠确认书》中载明：“中介机构根据购房者要求代为寻找发展商，挑选合适房屋，并提前通知购房者参观房屋”。
2014年9月15日，高富公司开展“缴付20万元后选房活动”，黄小红与新臣公司签订《结算确认书》，内容为：“黄小红认购高富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泉大道3号御江南国际社区九区2座102号房，建筑面积为192.13m2，总价款为1364123元，黄小红同意第三方支付平台将其在该平台账户中的20万元转入相应的中介机构账户，作为购房定金。且本结算书一旦签订，上述20万元的定金不可退还，并自开发商通知之日起7日内缴齐首期房款并签约，逾期则该《结算确认书》视为无效。”黄小红于签订上述《结算确认书》当日交纳了20万元定金。
2014年11月19日，高富公司向黄小红送达《签约通知书》，内容为：“黄小红于2014年9月15日认购了高富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泉大道3号御江南国际社区九区2座102号房，并于当天签订了购房《结算确认书》，同时缴纳了贰拾万元作为购房定金。根据该结算确认书的规定，黄小红须于开发商通知之日起，7天内办理商品房签约手续。高富公司销售人员多次电话通知黄小红，黄小红都未如期签约，截止到2014年11月18日，黄小红仍未到销售中心办理签约手续。在此，高富公司再次以书面形式通知黄小红，请黄小红准备好签约资料，于2014年11月26日前到销售中心办理签约手续，否则高富公司将没收黄小红所缴纳的贰拾万定金并有权将上述所涉商品房另行出售，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黄小红自行承担。为了避免对黄小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请尽快前来销售中心办好相关手续。”
2014年11月26日，黄小红到高富公司交纳购房款5万元，并签订《御江南事务申请表》一份，内容为：“黄小红已认购御江南国际社区九区2座102单位，现因资金周转问题，现申请付款时间如下：1、2014年11月26日付50000元房款，共250000（含定金200000）；2、2014年12月20日前交齐五成房款共684123，并签定购房合同；3、2015年3月13日前付清付下五成房款共680000元。如不按照以上时间付清房款，则以挞定处理。”同日，黄小红与高富公司签订上述涉案房屋的《商品房认购书》，内容为：“甲、乙双方在签订本认购书时，乙方（黄小红）支付250000元给甲方（高富公司）作为认购该物业的订金，于本《认购书》签订后7日内（即从2014年11月26日至2014年12月3日）到高富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黄小红在签订上述认购书后发现其签署的《御江南事务申请表》与《商品房认购书》中关于签约时间不一致，在索要《御江南事务申请表》时与高富公司发生争议，黄小红要求高富公司退还所交购房款25万元。黄小红后向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报案，后黄小红到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西南派出所洲边社区民警中队做了一份《询问笔录》，陈述了其购房经过。
2014年12月20日，黄小红签署《御江南事务申请表》一份，内容为：“黄小红已认购御江南国际社区九区2座102单位，现因资金周转问题，现申请于2014年12月21日交齐414123（含250000元定金）元并签订购房合同，于2015年1月15日前交齐40923.69元税费，13641.23物业维修基金，于2015年3月15日前交齐剩余950000房款（共1364123元房款），并承诺本次事务申请为最后一次特殊申请，否则当挞定处理。”
2014年12月21日，黄小红与高富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有关房屋的位置、面积、付款内容与上述《结算确认书》内容一致；关于付款方式为：第一期414123元，于签订之日起付清，第二期950000元于2015年3月15日前付款；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为（1）逾期在30日之内，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9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2）逾期超过30日后，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15%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买受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出卖人同意，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买受人按日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9［该比率应不小于第（1）项中的比率］的违约金。合同中还就交房、保修等问题进行了约定。黄小红于签订当日向高富公司交纳了房款164123元。
另查明，高富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取得涉案房屋的《预售许可证》。
黄小红于2015年10月14日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黄小红与高富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案件诉讼费由高富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黄小红在与高富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已对涉案房屋的位置、面积、价款、付款方式等有充分了解，高富公司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在销售过程中，也未隐瞒涉案房屋相关信息诱使黄小红签约，黄小红在庭审中亦陈述其在签约中并未受到高富公司暴力威胁恐吓等，因此，黄小红与高富公司在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过程中是在平等自愿原则下签订的，且内容合法，属于有效合同，黄小红在庭审中陈述高富公司的销售人员以不退还购房款为由要挟迫使黄小红签订合同属于欺诈、胁迫，理据不足，不予采纳。黄小红要求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的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黄小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黄小红承担。
上诉人黄小红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认为只有暴力威胁、恐吓才是胁迫方式，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高富公司在签约过程中一再表示没收和不退还黄小红已缴房款完全符合胁迫的构成要件：1.高富公司以各种文书明确表示概不退款，显然是一种故意。2.高富公司无理拒绝黄小红收到《签约通知书》前和2014年11月26日提出的退款请求，证明高富公司已经实施了直接造成黄小红财产损害为要挟内容的胁迫行为。概不退款的胁迫造成了黄小红心理上的恐惧，因为几十万元对于黄小红这样的工薪阶层绝对是一笔巨款。3.黄小红正是摄于这种几十万元损害的恐惧而被迫按高富公司要求不断缴款并最终签约，显然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4.高富公司在黄小红不断缴款并最终签约的过程中没有支付对价，没有造成损失，反而要没收黄小红所交的房款从中获益，完全不符合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二）原审判决对高富公司欺诈表现只字未提。高富公司组织大家选房时表现出来的火爆销售场面，在黄小红于2014年9月13日缴款前故意不预先告知所办理的延期手续中有“挞定处理”内容，并在收取了黄小红缴付的5万元选房活动款后出尔反尔不让黄小红参加选房；明知黄小红在2014年12月26日绝对无法缴交三成首期款的情况下故意在认购书中将该时间提前到12月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高富公司的上述行为和表现明显是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并诱使黄小红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欺诈行为。
二、原审法院明知高富公司超过举证期限举证仍不顾黄小红反对组织质证，违反了法定程序。高富公司起诉黄小红继续履行购房合同时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许可证、土地使用证，黄小红则提起撤销合同之诉，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4日合并审理继续履行合同和撤销合同两案中，高富公司当庭提交了上述证据以外的其它证据。黄小红当庭要求合议庭明确黄小红提起的撤销合同之诉的举证期限，合议庭明确举证期限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黄小红当即主张高富公司举证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依法应不予组织质证。原审法院无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继续组织质证，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了黄小红的诉讼权益。
综上，黄小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撤销黄小红与高富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诉讼费由高富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高富公司答辩称：高富公司与黄小红经过多次沟通协商之后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同时双方也履行了合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小红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小红、被上诉人高富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应否予以撤销；第二是原审法院在组织质证方面是否程序违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黄小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上述法律规定中的欺诈、胁迫情形，认为应当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黄小红与高富公司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已经就涉案房屋的交易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双方之间形成了《结算确认书》、《御江南事务申请表》《商品房认购书》等多份书面材料，双方对涉案房屋的位置、面积、价款、付款方式等内容均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高富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销售企业，黄小红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双方在协商签订上述协议过程中均应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楚的认识，知晓行为带来的后果。此后，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中关于涉案房屋的位置、面积、价款、付款方式等内容，均体现了《御江南事务申请表》、《商品房认购书》等有关条款的内容，《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反复协商后达成一致而签订，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黄小红未举证证实高富公司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在房屋销售过程中存在告知涉案房屋的虚假情况、隐瞒涉案房屋的真实情况、诱使黄小红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签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存在欺诈的情形。
其次，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存在胁迫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从上述规定可知，胁迫主要是指行为人自己实施一定的不法行为，直接给对方造成为难，如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迫使对方接受某种条件。本案中，黄小红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与高富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高富公司实施不法行为，其受到要挟迫于无奈而违背真实意愿与高富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反，《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相对对等，双方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并未明显失衡。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
据此，《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欺诈、胁迫情形下订立的合同。黄小红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上签字确认，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其合法有效。黄小红请求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未予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高富公司当庭提交《补充协议》、新臣公司收取黄小红咨询服务费发票、同意商品房销售价目监制通知书及销售价目表、优惠确认书、结算确认书、《御江南事务申请表》、《商品房认购书》等证据拟证明高富公司积极为黄小红办理优惠，不存在欺诈等手段，不存在撤销合同的理由。黄小红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但是确认《补充协议》、结算确认书、《御江南事务申请表》、《商品房认购书》是其本人签名。虽然黄小红未对上述证据中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发表意见，但是上述证据中的新臣公司收取黄小红咨询服务费发票、优惠确认书有原件核对，同意商品房销售价目监制通知书及销售价目表由佛山市三水区价格监督检查所盖章确认。因上述证据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联，原审法院组织质证并且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的规定。黄小红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在组织质证方面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小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珊
审 判 员 张雪洁
代理审判员 潘伟丹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赖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