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字5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梅英，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彭绍伦，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建强，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华玲，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园，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国忠，广东正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永沛，广东正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蔡炜坚，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上诉人杨梅英因与被上诉人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原审第三人蔡炜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杨梅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137.97元，由杨梅英负担。
上诉人杨梅英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既然认定杨梅英不知道2013年7月2日的《协议书》（以下简称7月2日《协议书》）的内容，相应条款不是杨梅英真实意思表示，但又以杨梅英没有提出任何金额差额异议为由，认定应当按照7月2日《协议书》执行，该认定错误。事实是杨梅英一直不知道收取的款项存在差额，因为款项全部是直接汇入蔡炜坚账户内。直到收到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在2015年5月6日收到50万元后，经再三追问，才知道蔡炜坚与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签订了7月2日《协议书》及其他材料，也是此时才知道梁建强三人支付款项存在差额。因此，杨梅英在与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签订2013年7月5日的《协议书》（以下简称7月5日《协议书》）后，一直以为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是按照7月5日《协议书》支付款项，并且蔡炜坚在收到款项后，根本没有告知杨梅英款项数额多少，而是直接转入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因为杨梅英的账户一直由蔡炜坚管理及操作，杨梅英一直不知道是否足额收取协议约定款项。当杨梅英知道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没有按照7月5日《协议书》执行时，曾多次致电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在电话未被接听后，杨梅英又发送短信催收欠款，并提出异议和及时提起本次诉讼。从7月2日《协议书》、《委托书》、7月5日《协议书》、《声明书》及多份支出证明单的文字可知，蔡炜坚并不知道涉案公司的相关情况，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在明知道蔡炜坚没有权限的情况下，通过威逼、恐吓手段，要求蔡炜坚与其签订7月2日《协议书》，并威逼、恐吓蔡炜坚，要求蔡炜坚补充《委托书》，并在杨梅英不知道的情况下，要求蔡炜坚签署《声明书》等其他文书。在杨梅英签署完毕7月5日《协议书》后，仍威逼蔡炜坚签署《声明书》及支付证明单，威逼蔡炜坚若不签署就不予支付任何款项。所以，蔡炜坚签署的所有文件均系在不自愿的情况下作出，并不是蔡炜坚真实意思表示。蔡炜坚作为杨梅英儿子，按常理应当维护母亲的利益，不可能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对价较低的协议书，且蔡炜坚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差额部分的款项。2011年起，杨梅英丈夫离世后，杨梅英回涉案的佛山市超成特种油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成公司）上班，接替丈夫工作，工作至2013年7月5日止，期间超成公司的相关业务、财务资料，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拒绝给杨梅英查阅，不告知杨梅英，并且不支付工资及分红给杨梅英。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也有威逼恐吓杨梅英，有录音为证。所以杨梅英为了保障自身在超成公司的权益，才需要订立7月5日《协议书》。
二、从证据层面上讲，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本案的定案依据只能为7月5日《协议书》，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必须按照7月5日《协议书》的条款支付款项及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抗辩说是为了安抚杨梅英才签订7月5日《协议书》，该抗辩明显没有事实依据亦不符合逻辑。杨梅英作为争议公司的股东，其处分权利时只有按照杨梅英的真实意思才为有效。7月5日《协议书》正是杨梅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应当予以维护，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关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系基于杨梅英与蔡炜坚为母子关系而签署两份《协议书》，错误认定7月5日《协议书》的性质。
三、蔡炜坚只是经杨梅英授权收取协议款项，并无权签署协议外的任何文件。从《委托书》的内容可知，杨梅英只是在2013年7月4日授权蔡炜坚签署协议，承认协议内的现金条款及其他相关事项，协议外的事情蔡炜坚无权签署。即使签署，在杨梅英没追认的情况下，也对杨梅英无任何法律效力。杨梅英自己签署了7月5日《协议书》，已经自己行使了相关权利，所以《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已经由杨梅英自己完成，故《委托书》在杨梅英自行签署协议书一刻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杨梅英仍是超成公司股东，系正确的认定，与现有的工商登记信息一致。因此，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仍应当向杨梅英支付公司收益分红。虽然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抗辩说超成公司已经搬迁且没有经营，其已经新成立另一间公司，但此新公司一直使用超成公司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经营，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企图利用新公司构成，排斥杨梅英，企图以此不给予杨梅英分红。即使其成立新公司，但生产设备仍属于超成案公司，超成公司仍然有收入，杨梅英仍有权获取分红收益。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向杨梅英返还应分得资产值300000元的利息34310.42元、退还杨梅英集资款160000元及利息6178.89元、返还尚欠的2013年6月13日至2015年3月13日止每月分红资金差额15400元及利息1005.92元、返还2015年4、5、6月份分红奖金27099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返还尚欠的节日费36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支付违约金6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答辩称：一、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从来没有承诺过“先向杨梅英支付资产值300000元”。杨梅英上诉请求返还应分得资产值300000元的利息34310.42元没有事实依据，而且杨梅英在一审庭审时对该项请求也明确表示是其自己单方要求。
二、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与杨梅英实际执行的是7月2日《协议书》，而不是杨梅英诉称的7月5日《协议书》。7月2日《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有关项目金额的差额由蔡炜坚承担，故杨梅英按照7月5日《协议书》向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在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与杨梅英进行了近半年的协商过程中，杨梅英每次都是与蔡炜坚一起来协商的，杨梅英也明确向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说由其儿子蔡炜坚代表其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上述两份协议是同时协商好达成一致意见后才先后签订的。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与杨梅英代理人蔡炜坚签订7月2日《协议书》后，7月4日杨梅英又补交了一份《委托书》，追认了蔡炜坚的代理行为。2.实际上，一直以来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也是按照7月2日《协议书》履行付款义务，而不是执行7月5日《协议书》。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每月按照7月2日《协议书》的约定将款项转入蔡炜坚提供的银行账户。杨梅英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承认蔡炜坚在收到款项的当月就把款项转给杨梅英。因此，杨梅英从7月2日《协议书》签订后就明确知道其每月所收到的款项与7月5日《协议书》约定的款项存在差额的事实。因此，杨梅英说其“一直不知道收取的款项存在差额”没有事实依据，不合符常理。3.杨梅英在双方执行7月2日《协议书》长达两年时间里，一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基于蔡炜坚是杨梅英的代理人，又是杨梅英的亲生儿子，蔡炜坚每月收取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按照7月2日《协议书》约定的各项款项，在法律上已构成表见代理，故7月2日《协议书》对杨梅英有法律约束力。4.退一步说，即使两份《协议书》均合法有效，则两份《协议书》内容中产生的各项资金差额按照7月2日《协议书》约定是由蔡炜坚承担，故杨梅英的各项请求应当由蔡炜坚承担，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无关。因此，原审法院认定7月2日《协议书》有效并据此作出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杨梅英认为7月2日《协议书》是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胁迫蔡炜坚签订的，没有事实依据。1.杨梅英及蔡炜坚均没有提供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胁迫蔡炜坚签订7月2日《协议书》的任何证据。2.杨梅英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明显前后矛盾，也不合常理。法官询问杨梅英“原告陈述第三人被胁迫签订7月2日协议，具体如何胁迫？”杨梅英回答：“梁建强拿刀威胁要杀我儿子。”法官问：“你如何得知三被告胁迫你儿子”，杨梅英回答：“我儿子说我不签名他就不汇钱。”由此可见，杨梅英的说法明显前后矛盾。法官问：“他威胁你儿子你是否在场”，杨梅英回答：“我不知道，我不在场。”法官问：“你同你仔有无报公安？”杨梅英说：“无”。可见，杨梅英并不在现场，其所称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胁迫蔡炜坚的陈述不可信。而且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其都不报警处理，可见其说法明显不合常理。3.蔡炜坚在签订7月2日《协议书》后，也一直按照7月2日《协议书》的约定收取款项，并主动出具《声明书》、《支出证明单》等，却从来不报警处理。在杨梅英起诉后，蔡炜坚拒绝出庭参加庭审，不敢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直面对质，蔡炜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四、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一直按照7月2日《协议书》约定的条款履行各项义务，不存在违约，故杨梅英请求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支付违约金600000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五、由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与杨梅英不再继续合作，双方经过协商，杨梅英取回属于其在超成公司的25%股权权益价值500000元，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在2015年5月6日将该500000元转入蔡炜坚银行账户。因此，杨梅英实际已经退股。原审判决仍然认定杨梅英是超成公司股东，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基于诉讼成本及诉讼风险而不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依法作出重新认定。
原审第三人蔡炜坚在二审期间书面陈述称：
一、蔡炜坚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签订的7月2日《协议书》系在其三人威逼下签署的，该《协议书》无效。梁建强曾数次要挟要杀害蔡炜坚及母亲杨梅英，蔡炜坚为此非常担心，害怕若不顺从梁建强的意思，自身及家人安全将受到威胁和侵害。为此，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再次威胁蔡炜坚，要求蔡炜坚必须按照其意思签订7月2日《协议书》，否则对蔡炜坚及杨梅英不利，也不会给予杨梅英任何款项。无奈蔡炜坚才签署了7月2日《协议书》，该《协议书》并非蔡炜坚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发生任何效力。
二、7月2日《协议书》的条款显失公平。该《协议书》中众多条款均提到差额部分由蔡炜坚承担。之所以这样约定，是蔡炜坚在梁建强三人威逼下的无奈之举。蔡炜坚在超成公司没有任何得益，从没参与该公司运作，不知道超成公司的具体情况，只有杨梅英参与并了解超成公司情况，所以蔡炜坚根本不可能自己承担数十万元的所谓差额。可见，7月2日《协议书》条款显失公平。
三、蔡炜坚无权签订7月2日《协议书》，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也知道蔡炜坚无权签订，故其三人恶意威逼蔡炜坚签订该协议，过错完全在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其三人明知杨梅英参与并了解超成公司情况，也知道蔡炜坚没有任何超成公司的股东权益，在此情况下仍威逼蔡炜坚签订7月2日《协议书》，明显是企图通过该协议，减少向杨梅英支付款项。
四、由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明知蔡炜坚无权签署协议，所以其三人在威逼蔡炜坚签署完7月2日《协议书》后，继续威逼蔡炜坚瞒骗杨梅英出具《确认书》，企图通过此《确认书》使7月2日《协议书》有效，但蔡炜坚为保障杨梅英的利益，只是向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出具由杨梅英签署的《委托书》，并且签署日期定在7月4日。所以杨梅英出具的授权委托，生效时间在7月4日，系对7月4日后蔡炜坚若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签署协议的授权，并不是对7月2日《协议书》的确认，因为杨梅英已经在7月5日签订了正式的《协议书》。
五、蔡炜坚确认代杨梅英收取了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款项与7月2日《协议书》约定无关，蔡炜坚认为系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按照7月5日《协议书》约定条款向杨梅英支付的相关款项。本案中，杨梅英也并未主张该款项，所以与本案无关。
六、杨梅英收取了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支付的款项后，直接将款项转为购买理财产品，蔡炜坚一直没有告知杨梅英，导致杨梅英一直不知道收取了款项的具体数额。
上诉人杨梅英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手机短信照片25张，拟证明杨梅英一直向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追讨协议相关款项的事实；
2.编号为12及18的录音各一份，拟证明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多次对杨梅英作出杀害杨梅英儿子的威胁；
3.编号为20的录音一份，拟证明杨梅英一直与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沟通，而并非蔡炜坚与梁建强三人沟通。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也委托了律师与杨梅英进行沟通协商，并出具相关协议文书；
4.编号为35的录音一份，拟证明杨梅英与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签订的7月5日《协议书》系由梁建强的律师根据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作出，该《协议书》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质证认为：杨梅英提交的证据已过举证期，且其延期举证的理由不成立。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这些短信的时间是2015年4月13日到6月份。短信证明超成公司拆迁后，杨梅英才来追款，在2015年4月1日前，杨梅英没有追过款。而且，从签订协议至2015年4月1日前，杨梅英对每月收取的款项没有异议。即使按照杨梅英所说发信息是追协议的款项，按照协议的约定，剩余的款项是50万元股份价值的款项，梁建强、蔡华玲、刘秀园已于2015年5月6日按照协议的约定将该款转给了杨梅英。对证据2、3、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完整性、证明内容及关联性均不认可，编号为12、18的录音属于双方签订协议前发生的谈话，在该录音前，杨梅英叫了几十人到超成公司捣乱，不让超成公司出货，阻挠超成公司经营，导致超成公司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录音证实杨梅英的态度有问题，不能证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威胁杀害杨梅英及蔡炜坚的事实。对编号为20的录音的证明内容不认可，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曾让律师找过杨梅英商谈，试图解决双方的分歧。实际上，商谈时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给的方案已经照顾了杨梅英，该录音是在签订协议前录的。编号为35的录音是在签订协议后所录，杨梅英回公司找梁建强，录音没有听到双方说到8000多元的工资问题，只有梁建强明确作出承诺尽力做好，直到公司拆迁为止。这段录音是杨梅英知道超成公司要拆迁，回超成公司了解情况，而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明确约定杨梅英能参与超成公司管理。
原审第三人蔡炜坚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原审第三人蔡炜坚在二审期间均无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杨梅英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证据1为杨梅英向梁健强发出的手机短信，短信内容虽为要求梁健强尽快汇钱，但没有具体的汇钱数额，亦无梁健强的答复，故杨梅英以该证据来证明其向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追讨双方协议的相关款项的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3的真实性，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没有异议，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据3没有双方就协议内容的具体协商细节，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关于证据2的关联性，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诉讼庭审中，法院询问杨梅英：“蔡炜坚有无将代收的款项转账给你？”杨梅英回答：“有，每月向本人汇款8333元。蔡炜坚收款后将8333元直接存在本人账户，并无告知本人具体金额。”二审诉讼期间，杨梅英称其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签订2013年7月5日《协议书》后，一直以为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按照该协议支付款项，并且蔡炜坚在收到款项后，根本没有告知其款项数额为多少，而是直接转入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所以杨梅英的账户一直由蔡炜坚管理和操作。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应当履行7月2日《协议书》还是7月5日《协议书》。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杨梅英主张蔡炜坚系受胁迫而签订7月2日《协议书》，该协议无效的问题。对该主张，杨梅英在一审期间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录音以证明其与蔡炜坚受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威胁的事实，从其提供的录音内容反映，杨梅英与梁健强相互间虽有过激的言语，但录音的内容并未涉及双方签订协议的内容，故杨梅英提交的编号12、18的录音不能证明蔡炜坚受胁迫而签订7月2日《协议书》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因此，杨梅英主张7月2日《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与此同时，杨梅英还主张蔡炜坚于2013年7月5日出具的《声明书》系受胁迫而作出，该主张亦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双方应按照哪一份《协议书》履行权利义务的问题。虽然7月2日《协议书》及7月5日《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存在先后，但两份《协议书》的内容均是对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向杨梅英支付超成公司分红、奖金等事项的约定，两份《协议书》实质为双方就同一事由而先后签订的两份合同。在两份《协议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两份《协议书》均具有法律效力，对于两份《协议书》中约定不一致的内容，应以双方的履行行为来确认。杨梅英主张7月2日《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蔡炜坚未经其授权签订，对其不具效力。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蔡炜坚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签订7月2日《协议书》时虽未有杨梅英的授权，但杨梅英于2013年7月4日向蔡炜坚出具了《委托书》，该《委托书》委托事项为“现委托蔡炜坚为杨梅英代表，蔡炜坚所签处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的协议书内现金条款等相关事项，杨梅英均予认可”。本案中，蔡炜坚与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只签订了7月2日《协议书》。因此，上述《委托书》应视为杨梅英对蔡炜坚代理其签订7月2日《协议书》的追认。杨梅英认为根据该《委托书》，蔡炜坚的委托事项只包含签订协议内现金条款，超出部分蔡炜坚无权代理。经审查，7月2日《协议书》所约定的条款均为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向杨梅英支付款项的条款，依据《委托书》的授权蔡炜坚对该协议内的条款享有代理权。因此，蔡炜坚签订的7月2日《协议书》的效力应及于被委托人杨梅英，杨梅英提出7月2日《协议书》对其不具有效力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蔡炜坚于2013年7月5日出具《声明书》确认收取了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支付的160000元款项，该款项金额与7月2日《协议书》约定的第四条一致。此外，蔡炜坚于2013年7月6日收取的121669元，双方对于该款的构成解释不一致，但依据7月2日《协议书》第一、二、三条约定，在扣除公司资产差额后，2012年、2013年分红奖金为121669元。杨梅英虽称该笔款项是2013年分红奖金及多分配的资金及利息，但不能具体说明该款项如何构成。比较双方对此所作解释，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的解释更为可信。与此同时，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每月均向蔡炜坚的账户支付8333元，亦与7月2日《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一致。杨梅英虽在二审期间称每月的奖金均由蔡炜坚收到后直接转到其理财帐户，其对收到的款项数额不知情。杨梅英该陈述与其在一审期间称款项由蔡炜坚直接转入其账户相矛盾，亦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本案可以认定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与杨梅英实际是按照7月2日《协议书》履行。
三、关于杨梅英主张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向其支付300000元的资产值，因双方对此并无约定，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杨梅英主张应当按照7月5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并要求梁健强、蔡华玲、刘秀园支付款项差额及违约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认定杨梅英的主张缺乏依据，驳回杨梅英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杨梅英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75.94元，由上诉人杨梅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代理审判员 李 炜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何斯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