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5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佑华。
委托代理人：杜子道。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行杰。
上诉人杜佑华因与被上诉人柯行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4）美民一初字第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詹晓黔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海鹰、代理审判员王戡参加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9月11日，杜佑华、柯行杰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柯行杰将位于桂林洋农场市场大桥正对面的整栋楼（包括一层门面、楼顶、不包括一层后面的两间房，厨房、卫生间、后庭院）租赁给杜佑华经营旅馆业及娱乐业项目，租赁期限5年，即从2008年12月24日起至2013年12月23日止；签订合同时，杜佑华向柯行杰交付押金1万元；租赁起头三年每月租金6500元，租赁满三年后，租金上涨6%即每月租金6890元……合同签订后，柯行杰将房屋交付杜佑华进场经营。为业务需要，杜佑华、柯行杰双方于2008年11月30日签订《房屋合作经营合同》，双方均确认，该《房屋合作经营合同》仅是为了便于双方对外合作的需要而签订的实际不履行的合同，实际履行的仍然是《房屋租赁合同》。2010年10月，杜佑华欲将上述租赁的房屋转让给案外人尹仲春，柯行杰表示同意，并在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的落款处注明“同意转让给尹仲春经营旅馆，押金改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其他条款不变”字样。后转让因故未成功。2010年12月4日，杜佑华、柯行杰签订《关于终止〈房屋租赁〉的声明》：双方于2008年9月1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之后签订的《房屋合作经营合同》于2010年12月3日自动终止执行，双方不再追究对方责任，特此声明。2010年12月8日，杜佑华、柯行杰又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柯行杰将位于桂林洋农场市场大桥正对面的整栋楼（包括一层门面、楼顶、不包括一层后面的两间房，厨房、卫生间、后庭院）租赁给杜佑华，租赁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第一年每年每月租金9000元，第二年每年每月租金1万元，第三年每年每月租金1.1万元，保证金20万元（杜佑华为租赁房屋以柯行杰为受益人投财产保险后，柯行杰退还10万元保证金，其余在合同终止后结算退还）。合同签订后，杜佑华依约交给柯行杰10万元保证金（含原租房押金1万元），为租赁房屋购买了财产保险后，继续经营，并按月向柯行杰支付租金。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双方经结算后，柯行杰于2014年1月11日将剩余保证金返还给了杜佑华，杜佑华将承租房屋返还给了柯行杰。之后，杜佑华以双方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受柯行杰胁迫所签，属无效合同，要求柯行杰返还因该合同而多收取的租金，柯行杰拒绝，遂成讼。诉讼过程中，杜佑华陈述：杜佑华在2010年12月4日上午受到柯行杰的胁迫而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向桂林洋派出所报警。杜佑华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桂林洋派出所2010年12月4日的出警记录及处置情况记录。海口市公安局桂林洋派出所于2014年5月21日出具《证明》，证明：未发现有杜佑华于2010年12月4日上午被柯行杰殴打的报案记录。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28日向杜佑华释明：杜佑华、柯行杰分别于2008年9月11日及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均为有效合同，杜佑华可在5个工作日内变更诉讼请求，逾期不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将依法判决。杜佑华未在限定期限内变更诉讼请求。
杜佑华在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一、确认杜佑华、柯行杰2008年9月11日签订的关于杜佑华租赁柯行杰名下海口桂林洋农场灵桂大道桂林洋市场对面的房屋租赁合同（下称第一份合同）合法有效；确认杜佑华、柯行杰双方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关于杜佑华租赁柯行杰名下海口桂林洋农场灵桂大道桂林洋市场对面的房屋租赁合同（下称第二份合同）无效；二、柯行杰返还杜佑华因第二份合同多支付的房屋租金116640元；三、判令柯行杰赔偿杜佑华因第二份合同多支付9万元押金造成的利息损失（按人民币存款三年期利息计算）；四、柯行杰赔偿杜佑华因第二份合同为柯行杰房屋购买保险的损失3200元；五、柯行杰向杜佑华支付违约金1万元，按第一份合同约定，双倍返还押金，除去柯行杰2014年1月11日返还1万元，还差1万元；六、柯行杰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杜佑华、柯行杰分别于2008年9月11日、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均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杜佑华要求确认2008年9月1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予以支持。杜佑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受胁迫所签，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杜佑华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法院于2014年5月28日就合同的效力问题向杜佑华进行了释明，并限期其变更诉讼请求。杜佑华未在限定期限内变更诉讼请求。杜佑华基于双方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而主张柯行杰返还多支付的房屋租金及其他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杜佑华与柯行杰分别于2008年9月11日及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二、驳回杜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杜佑华负担。
杜佑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主要理由是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基本事实的调查和认定不清。基本事实是指案件的关键事实，即可能影响最终判决的事实。杜佑华与柯行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基本事实为杜佑华与柯行杰在2010年12月4日签订解除房屋租赁声明以及2010年12月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的时候，是否存在着柯行杰殴打杜佑华的事实，如果该事实存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之规定，该行为构成胁迫，同时按照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双方解除和变更合同的协议不能生效。杜佑华在承租柯行杰的房屋经营宾馆业时，在房屋内安装了电脑监视设备，2010年12月4日柯行杰要求解除双方于2008年9月11日签订的合同，杜佑华拒绝，柯行杰殴打杜佑华，电脑监视设备进行录像，杜佑华将视听资料剪辑下来保存，后由于保管不善而丢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杜佑华于2014年4月22日，在向灵山法庭递交民事起诉书的同时，递交申请书，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2010年12月4日桂林洋派出所出警记录及处置情况记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灵山法庭没有向杜佑华下达不予准许的通知书，据此，杜佑华推断灵山法庭准许杜佑华申请。杜佑华以为灵山法庭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取证。灵山法庭也进行了调查取证，但调查取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调查取证时间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属于审理前的准备工作）。据此，杜佑华认为一审法院依杜佑华的申请调查取证工作应当在庭审前就完成，而一审法院的调查是在5月21日庭审结束后进行的，不符合民事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二是调查取证程序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按照这条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时应制作调查笔录，调查完毕后应当将制作的调查笔录送被调查人校阅，经核对准确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记录员在末尾处签名或盖章。调查中摘抄的有关材料，除应注明原材料的名称、出处外，还应由有关单位和个人盖章。末经上述程序取得的调查材料，不具备证明效力，不能据以作出裁判。5月21日庭审结束后，灵山法庭审判员提出到桂林洋派出所调查取证，当时，柯行杰开着自驾车带着杜佑华代理人、审判员、灵山法庭的另一名工作人员以及柯行杰的小孩一起去桂林洋派出所的，到达的时间大概为中午10时50分钟，在派出所期间，杜佑华的代理人曾应派出所要求，于10时55分打了杜佑华电话，询问杜佑华报警时拨打的派出所哪部报警电话的问题，杜佑华10时56分回电话，派出所工作人员查看一下电脑以及接警记录本，就出具证明。后柯行杰开着自驾车带大家返回灵山法庭，杜佑华的代理人11时31分在返回灵山法庭旁边的灵山人民政府后曾拨打杜佑华的电话，反映到派出所调查取证的情况。整个调查取证过程不超过四十分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三是调取的派出所证明文书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颁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7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文书，应由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属于对证据的规定）。而桂林洋派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是没有任何人签名或盖章的，不符合法律对证据的要求，不具备证明效力。5月28日，在灵山法庭组织的质证中，杜佑华对桂林洋派出所的证据提出质疑，认为桂林洋派出所的证据与事实不符，不具有合法性，连柯行杰在庭审时都讲，有协警找过，杜佑华说没事，协警就走了的话，同时提交新的证据，杜佑华的妻子王保姣在2010年12月4日事发时，在记事本上记载“柯打杜，派出所出警”。并请求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桂林洋派出所的证据进行审查，确定其证明力，必要时人民法院依职权重新进行调查取证，特别是对桂林洋派出所2010年12月4日值班所领导、值班民警以及出警的民警和协警甚至周边围观的群众进行调查取证。这是因为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对于审理案件是必须的而当事人没有提供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收集，这对于案件审判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查清案情，分清是非，并作出正确的裁判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补充。而灵山法庭审判员没有理睬杜佑华的请求，随后进行法官释明，审判员讲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材料来看，杜佑华与柯行杰在2008年9月11日以及2010年12月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均有效，并要求杜佑华在五日内变更诉讼请求。由于5月21日庭审、调查取证以及5月28日举行的质证中存在着一定的间题，而出现在事实的认定上，杜佑华讲2010年12月4日，杜佑华被柯行杰殴打后拨打过桂林洋派出所报警电话，桂林洋派出所民警找过，杜佑华爱人王保姣在记事本上记载“柯打杜，派出所出警”，柯行杰在5月21日庭审以及法庭5月28日质证中讲有协警找过，作为国家机关的桂林洋派出所向人民法院出具没有报案记录这样与老百姓说法不一致的证明文书。而且灵山法庭的判决也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在现实生活中，在正常情况下，会有人与别人签订合同后，在合同履行期间主动要求解除合同，然后再求对方续签合同，并多交房租而增加负担、多交押金而损失利息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杜佑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没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取证、并对在庭审中已查明的事实（2010年12月4日桂林洋派出所出过警）也没有作进一步调查取证，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恳请二审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为此，请求判令：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二审诉讼费用由柯行杰承担。
柯行杰针对杜佑华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杜佑华所述之事毫无根据，属一派胡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杜佑华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与事实不符，与法无据。请求驳回杜佑华的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本案上诉费用应由杜佑华承担。
二审期间，杜佑华提交其于2014年5月30日10时52分与海口市公安局桂林洋派出所原副所长王斌及其于2014年7月3日与海口市公安局桂林洋派出所原副所长王斌的手机通话录音两份，以证实其与柯行杰于2010年12月4日签订《关于终止〈房屋租赁〉的声明》时因遭受柯行杰的殴打而向海口市公安局桂林洋派出所报案，海口市公安局桂林洋派出所接到报案后派员出警前往处理等事实。对上述两份手机通话录音，柯行杰提出其内容并未能证明其曾殴打杜佑华。另，上述两份手机通话录音载明的内容为杜佑华与柯行杰曾因租赁合同的事情发生争吵及海口市公安局桂林洋派出所派员出警前往处理。
二审期间，柯行杰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依据杜佑华的申请，于2014年5月21日向海口市公安局桂林洋派出所调取证据，海口市公安局桂林洋派出所于同日向原审法院出具一载明“未发现有杜佑华于2010年12月4日上午被柯行杰殴打的报案记录”的《证明》。该《证明》虽是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21日原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所调取，但原审法院随后于2013年5月28日召集杜佑华及柯行杰对该《证明》进行了质证。上述《证明》调取程序合法且经杜佑华及柯行杰进行质证，可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证据。原审判决依据上述《证明》所载明的内容，认定双方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并未存在杜佑华受柯行杰胁迫而签的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规定的认证规则。另，二审期间，杜佑华提交的两份手机通话录音并未能证明其在签订《关于终止〈房屋租赁〉的声明》时遭受柯行杰的胁迫。综上，杜佑华提出的原审法院调查取证时间、调查取证程序及调取的派出所证明文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杜佑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詹晓黔
审 判 员 黄海鹰
代理审判员 王 戡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杜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