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济商终字第3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泽涛，男，1951年3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商和永，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洪德，男，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李强，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泽涛因与被上诉人温洪德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2）历城商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0年9月16日，刘泽涛为温洪德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温洪德入股投资共计玖万贰仟元，另办营业执照壹万元，共计壹拾万零贰仟元。”2008年12月，温洪德与刘泽涛、段汝强、王岩四人共同出资成立济南祥林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林公司），出资额分别为：刘泽涛11万元、段汝强15万元、王岩15万元、温洪德10万元。温洪德担任法定代表人，四人分别于2008年12月10日将出资款打入祥林公司在济南市商业银行城南支行开立的临时存款账户中。公司成立后，刘泽涛将其在祥林公司的公司股权11万元，转让给温洪德、段汝强、王岩，刘泽涛从该公司中退出。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本案中，刘泽涛为温洪德出具收条，收条载明内容很明确，刘泽涛于2010年9月16日收到温洪德的入股投资及办理营业执照款，此后刘泽涛未能将投资做生意事项落实，此时双方就刘泽涛收取温洪德的款项一事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刘泽涛应当返还。刘泽涛辩称，其在2010年9月16日并未收到温洪德的上述款项，该收条系温洪德让其出具的证明，证明温洪德曾在祥林公司的投资款，刘泽涛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根据查明的事实，2008年投资设立祥林公司的同时，根据验资报告显示，各股东都将投资款打入指定账户，而非交付给刘泽涛，同时温洪德在公司的投资数额为10万元，且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均对公司各股东的投资情况予以记录，2009年刘泽涛退股时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另外三位股东（包括温洪德），既然刘泽涛已经将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已与该公司无任何关系，且公司登记已对温洪德的投资数额进行了明确记载，温洪德已无必要就祥林公司的投资数额让刘泽涛再行出具收条，故刘泽涛所称该收条为证明当时温洪德在该公司投资款的说法与事实及情理不符，对刘泽涛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对于温洪德主张的经济损失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限刘泽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温洪德款项10.2万元；二、驳回温洪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刘泽涛负担。
上诉人刘泽涛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本案不是合伙纠纷，原审判决将案件定为合伙协议纠纷违背客观事实。温洪德既没有提供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提供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其他证据，温洪德提供的唯一证据就是我向温洪德出具的收条。但事实证明，这一收条的出具，并不是基于双方的合伙关系，因此不能作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我向温洪德出具的收条写明：今收到温洪德入股投资共计9.2万元，另办营业执照1万元，经办人是我。收条所写的内容不是当时发生的事实，而是我为温洪德出具的其在2008年成立祥林公司实际出资情况的一个证明，其中的9.2万元是温洪德的现金出资，另外的1万元是我当时跑办营业执照的花费。我给温洪德出具这一收条的原因是：2008年我与温洪德、段汝强、王岩四人共同出资成立祥林公司时，我是经办人，也是生产经营的具体负责人，后来，我将股权转让出去，温洪德成为法定代表人，因其不懂经营及与其他股东关系紧张，祥林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温洪德害怕将来与其他股东说不清楚，就要求我出具了一个证明，我当时就给温洪德写了这样一个收条，并特别写明了我只是经办人。对于上述有关我为温洪德在祥林公司的出资出具收条的事实，温洪德在（2011）历城刑初字第343号刑事案件资料中，有对温洪德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温洪德是向祥林公司的出资的事实。由此可以看出，2010年我向温洪德出具的收条只是以前成立祥林石公司的一个出资证明，不是新的合伙出资，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二、我为温洪德出具的收条只是一个证明，原审判决将收条作为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是错误的。首先，从收条的法律属性看，收条不同与借条、欠条，不能直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收条只是一个证明。从收条的落款处可以看出，我是经办人，不是收款人，只是款项的经办人，不是具体的收款人，也就是说这钱我并未据为己有，只是一个证明；从收条的内容看，收条是事后发生的。收条中另起一行写到“另办营业执照壹万元”，而不是原审判决中认定的“办理营业执照款壹万元”，说明当时营业执照已经办理完毕，这1万元是已经发生的费用，而不是2010年9月16日发生的费用；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12月24日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温洪德的调查笔录，充分证明收条是温洪德在祥林公司出资情况的一个证明。在该笔录中，温洪德承认：刘泽涛欠其的钱中包括其向祥林公司的投资款，刘泽涛事后曾给温洪德打过条子。而且温洪德供述的其投资数额为9.2万元事实和收条中的数额也是一致的，充分证明收条系温洪德在祥林公司出资证明的事实，由于投资已划入祥林石材公司账户，我没有返还义务，因此，收条不能作为确定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三、原审判决认为我没有“提供收条系证明温洪德在祥林公司的投资款”的证据，不符合事实。在原审过程中，我不但对2010年9月16日所出具的收条系证明温洪德在祥林石材公司的投资款事实向法院进行了充分的说明，还提供了检察院对温洪德的询问笔录。证明收条系温洪德在祥林公司的投资款。四、原审判决对收条是否是祥林公司投资款的认定是错误的。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温洪德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温洪德辩称，刘泽涛于2010年9月16日为当天收到温洪德的入股投资款而向我出具了收条，并以经办人和收款人的身份签名予以认可，对于该书面证据所表现的事实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刘泽涛所提供的祥林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以及历城区人民检察院的询问笔录等，从涉及欠款的数额以及出资的时间等方面均无法推翻我提供的收条。原审法院所认定的案由是合伙纠纷，并无不当，因为从收条来看，涉及的欠款是合伙入股投资款，虽然双方之间并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但因为双方是多年的朋友关系相互信任，温洪德才将双方约定的应由温洪德出资的款项交给刘泽涛去经办，对于合伙的其他事宜，双方只是停留在口头方面，所以刘泽涛一方在收到该款项后并没有按照口头约定去办理成立煤厂的相关手续，而占用了我的资金。请求法院考虑本案事实，尽快判决。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2009年2月，刘泽涛将其在祥林公司的公司股权11万元，转让给温洪德、段汝强、王岩，刘泽涛从该公司中退出。2、温洪德因为雇人追要欠款，对刘泽涛实施了非法拘禁，被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011年12月14日，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对温洪德的询问笔录中，温洪德陈述：我在2006年借给刘泽涛5万元，分2次借的，一次4万元，一次1万元。另外，我和刘泽涛、段汝强，还有一个小伙子一起开石灰窑。我投资10.7万元，一次9.2万元，一次1.5万元。刘泽涛给我打了一张10.7万元的条子，由于经营不善，我提出退伙，刘泽涛和段汝强都同意，并且同意退还我入伙的10.7万元。另外，我平时买东西花1万元，刘泽涛看过单据，也同意退给我。但是，我多次给刘泽涛要钱，他不给。万般无奈我才找人给他要钱。温洪德向检察院上交了2006年刘泽涛出具的两张借条，但是没有上交其所陈述的刘泽涛给其出具的退还合伙款的条子。在非法拘禁过程中，刘泽涛交给温洪德1.6万元。
本院认为，2010年9月16日，刘泽涛为温洪德出具的收条记载“今收到温洪德入股投资共计玖万贰仟元，另办营业执照壹万元，共计壹拾万零贰仟元”。该收条内容记载的数额明确，收款用途虽然记载为入股投资，但是入什么股没有明确，也没有体现出刘泽涛所抗辩的关于为2008年12月成立祥林公司的任何内容。
刘泽涛抗辩该收条是为了2008年12月成立祥林公司收到的股金所出具的，因为在收条上没有这一记载，温洪德也不予认可。因此，刘泽涛应当对2010年9月16日才对2008年12月的祥林公司的出资出具欠条进行确认作出合理的解释，根据祥林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的记载祥林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出资到位，况且刘泽涛在2010年9月16日出具收条时已经从祥林公司退出，这时候刘泽涛再向温洪德出具收条没有合理依据。虽然刘泽涛以温洪德在检察院的口供抗辩这张条就是2008年12月成立祥林公司的投资款项，但是金额不符。因此，刘泽涛对其收取资金的抗辩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故刘泽涛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80元，由上诉人刘泽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潇
代理审判员 刘培森
代理审判员 栾钧霞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马冬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