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淮中商终字第0170号
上诉人（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刘延福，男，汉族，1974年2月25日生，无业。
委托代理人潘红、刘思，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本诉被告、反诉原告）蒋军，男，汉族，1978年1月24日生，无业。
委托代理人陈学文，江苏大业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延福因与被上诉人蒋军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13）淮法商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8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刘延福的委托代理人潘虹、刘思，被上诉人蒋军的委托代理人陈学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延福一审诉称，2012年10月17日，刘延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刘延福出资258万元，购买蒋军在淮安中益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益公司）37%的股份；合同签订后，刘延福需支付200万元到蒋军账户，余款58万元在2012年12月30日前付清。合同签订后，刘延福依约履行，先将200万元转让费及时付给了蒋军。2012年12月28日，就在刘延福准备支付剩余的58万元转让费时，中益公司厂房发生火灾，公司的设备、材料等均被烧毁，公司无法继续运营。刘延福认为，因中益公司厂房发生火灾，刘延福与蒋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刘延福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刘延福已经支付的200万元转让费，刘延福有权要求蒋军返还。请求：（1）解除刘延福、蒋军于2012年10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蒋军返还股权转让费200万元；（3）诉讼费用由蒋军承担。
蒋军一审辩称：（1）刘延福与蒋军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有效，应当继续履行；（2）中益公司发生的火灾与刘延福、蒋军之间的股权转让无任何的关联。故刘延福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
蒋军一审反诉称：蒋军和邱某、吴某三人共同投资成立中益公司，蒋军占该公司51%的股份，在公司成立一年半时，刘延福多次向邱某、吴某提出想入股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在多次商谈和电话联系就股权转让额和转让价后，双方于2012年10月1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蒋军占有的37%股权转让给刘延福。转让协议签订后，蒋军按协议约定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余款58万元应当在2012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故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有效协议，该协议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同时在协议签订后刘延福派二位代表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并参与了公司经营分红，中益公司发生火灾与履行协议无任何关联，现刘延福至今未能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实属违约，按协议约定其还应承担违约金30万元。请求判决刘延福立即支付反诉刘延福尚欠的股权转让款58万元，并承担违约金30万元。
刘延福一审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请法庭依法审查；二、蒋军在反诉状中所称其占公司51%的股份不是事实，工商登记显示其只占50%股份；三、双方签订的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刘延福从未参与或派代表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分红；四、刘延福没有违约，其已经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向法院请求解除双方的合同。所以，蒋军的反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中益公司于2011年3月23日由蒋军、张存敏、邱某、吴某投资120万元设立，其中蒋军出资60万元，持股50%，张存敏出资18万元，持股15%、邱某出资18万元，持股15%，吴某出资24万元，持股20%，法定代表人为邱某。
2012年6月7日，蒋军、邱某、张存敏、吴某签订一份《退股协议书》，载明：由于自身原因张存敏提出退股请求，经股东会研究，同意其退股。张存敏退股后，公司股东蒋军持有公司55%的股份，吴某持有公司25%的股份，公司股东邱某持有公司20%的股份，公司盈亏由股东蒋军、股东吴某及股东邱某负责，与张存敏不再有任何关系。
2012年10月17日，刘延福与蒋军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一、出资及占股：乙方（刘延福）出资258万元人民币，购买甲方（蒋军）在中益公司的37%股份；二、结算方式：甲乙双方签订完合同后，乙方需支付200万元人民币到甲方指定的账户上，剩余58万元人民币在2012年12月30日前付清，余款付清后，办理变更股权转让手续；三、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均应赔偿对方，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30万元人民币作为违约金；四、本合同一式二份，自签约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有未尽事宜，应由合伙人集体讨论补充或修改，补充和修改的内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该协议上有刘延福、蒋军签名，中益公司盖章，股东邱某、吴某签名见证。2012年10月24日，中益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收到刘延福贰佰万元整现金作（着）为收购蒋军37%股份”，其中30万元由刘延福用中益公司向其借款冲抵，2012年11月刘延福从中益公司领取人民币1万余元。
2012年12月29日中益公司厂房发生火灾，公司的设备、材料等均被烧毁。
2012年12月30日，由蒋军召集，在井源宾馆召开股东会，参加人员有蒋军、吴某、林上千、徐锦通、姚某、刘延福、刘某，刘延福等在股东会议记录上签名，其中刘延福对“死者的赔偿和找律师代表中益去解决”意见为弃权。目前公司停止经营。刘延福至今未能给付蒋军股权转让款58万元。刘延福、蒋军协商无果，遂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股权转让是指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份让渡给他人，使他人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刘延福、蒋军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且有其他股东签名确认，故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协议“自签约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认定该协议为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诉刘延福主张的解除合同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合同的解除包括协议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结合本案，首先，刘延福、蒋军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解除条件，也未另行达成解除合同的协议，故不符合约定解除、协议解除的条件；其次，刘延福主张解除的主要理由是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第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出让方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方支付价金得到股权的意思表示，据此对于受让方来说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就是取得公司的股权。第二，《股权转让协议》上有其他股东的签名见证并盖有中益公司公章，而且公司代蒋军收取股权受让款200万元条据中亦明确了刘延福所占公司的股份比例，蒋军出让股权的行为得到了其他股东及公司的认可，双方转让股权的行为和程序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刘延福行使和享受了相关股东权利，未办理变更股权转让手续，是因协议约定的条件未成就，不影响刘延福的股东身份。理由：一是股权协议签订后，刘延福介绍了姚克永、牛某到中益公司工作。二是2012年11月刘延福从中益公司领取人民币1万余元款项，证人肖某（公司总帐会计）、葛某（公司现金会计）、吴某（公司股东）、邱某（公司股东）均明确该款项的性质为分红，且证人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而原审庭审中刘延福认为是借款30万元的利息，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由于刘延福借款本金30万元已于2012年10月24日冲抵股权转让款，按常理和习惯均是同时结清利息，况且刘延福当时尚欠部分转让款项未付，故刘延福的辩解有悖常理，依据不充分，该款项应认定为分红。三是2012年12月30日中益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刘延福到会并作出了弃权的意见。虽然刘延福在原审庭审中认为蒋军的股权只占37%，不具有股东身份，无权召开股东会，但无证据证明，而公司章程和工商行政部门登记资料中均记载为占50%，且《退股协议书》上载明张存敏退股后，蒋军持有公司55%的股份，故应认定刘延福具有股东身份。原审庭审中刘延福还认为股东会的召开未在15日前通知股东，由于召开该股东会的议题是因火灾事故致人死亡问题的处理，情况较为特殊并且紧迫，除股东邱某为公安机关拘押外，其他股东蒋军、吴某、刘延福均到会并发表意见，所以该股东会应属临时股东会议，其召开的程序和形式并无不妥。综上，股权转让的目的就是取得公司的股权，其权利不仅仅是享有财产受益权利，还包括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刘延福在交纳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时，其在公司所占股份得到了公司认可，股份即标志着股东身份。现中益公司的财产虽然受到损失，但公司依然存在，刘延福依附于公司的股东身份并不受到影响，其转让股权的目的已经实现，故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刘延福的该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刘延福主张的返还股权转让费200万元问题。因刘延福给付蒋军股权转让费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刘延福的给付行为是履行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刘延福主张返还无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
四、关于蒋军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58万元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刘延福和蒋军均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蒋军完成了股权出让的确认等程序，履行了股权出让的义务，而刘延福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仅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58万元到期未能支付，应当承担支付责任。故蒋军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五、关于蒋军主张的违约金30万元问题，由于刘延福未能按照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时间旅行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8万元，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给付违约金的民事责任。刘延福以双方约定违约金数额过高为由，请求降低违约金，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法确定为以58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从2012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驳回刘延福的诉讼请求；二、刘延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蒋军股权转让款58万元并承担利息（以58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从2012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三、驳回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刘延福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2600元，减半收取6300元，由蒋军负担1200元，刘延福负担5100元。
上诉人刘延福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1）原审认定上诉人已经行使并享受股东权利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是错误的。上诉人购买股权的目的是希望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但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仅履行两个多月，在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就由于被上诉人不可预见的火灾原因，导致公司资产在此次火灾中基本全部烧毁，且面临大量的索赔，在该种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将导致上诉人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另外，物权法明确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公司法亦规定股权转让只有在企业章程和股东名册上进行记载，才能完成法律上的交付。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双方尚未进行交付，上诉人不具备股东身份，更未行使相关股东权利。（2）原审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已成立生效，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定解除条件存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情势变更是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继续履行该合同对上诉人明显不公，故应当根据公平原则解除该合同。（3）因上诉人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对于火灾不存在任何过错，解除协议后，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过错赔偿责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均存在过错，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在原审中的本诉请求。
被上诉人蒋军答辩称：（1）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首先，上诉人的目的是受让股权成为公司的股东，而作为股东既有权分红亦应当承担亏损，而上诉人错误理解股权转让的目的就是盈利存在错误。其次，在上诉人支付转让款200万元的条据上已经加盖公司公章，应当视为出资证明。最后，股权转让已经两个多月，我方已将37%的股份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已经享受分红，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仅是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但对于受让人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原审判决并未违反公平原则。上诉人认为不解除合同将导致其不公，那将使已经转让的股权后出现的风险再转嫁到被上诉人身上更是不公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上诉人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被上诉人、邱某、吴某、张存敏于2011年3月2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一份，火灾发生后上诉人从中益公司办公室取得，该份协议第二十条约定，公司的会计年度从每年的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第二十三条约定利润分配每个会计年度进行一次，据此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一个月左右，不符合分配红利的条件，上诉人从中益公司领取的是尚未结清的借款利息。
证据2、证人牛某、姚某、刘某的调查笔录各一份、送菜清单收据一组，证明牛某、姚某虽是上诉人介绍到中益公司工作，但两人仅是到中益公司打工的普通工人，并非是接受上诉人指派，到中益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原审法院仅以上诉人介绍牛某、姚某到中益公司工作，就认为上诉人行使了股东权利，是错误的。还证明刘某只是为中益公司提供蔬菜的菜农，刘某、姚某不是公司股东，说明2012年12月30日的会议不是中益公司的股东会。
证据3、证人牛某的出庭证言一份，证明其并非是上诉人委派到公司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更非公司的隐名股东。
被上诉人蒋军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来源不真实，真实性不予确认，中益公司发生火灾后连保险柜都烧化，公司所有物品都没有了，且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协议中载明的股东已经退出，协议载明的分红时间已经发生变化，也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若是上诉人本人持有，就是上诉人在加入中益公司后依据股东权利获得的该份股东协议书。证据2中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牛某、姚某、刘某与上诉人是共同受让被上诉人的股权，而此三人是隐名股东，因为通知上诉人开股东会，上诉人都将此三人带到现场并参与会议，所以在发生火灾后，为了解决被烧死的工人赔偿问题，紧急召开股东会议，通知上诉人，上诉人将此三人带到现场并参与会议，三人的证言与上诉人的利益存在密切联系，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2中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三份收据不能证明与上诉人之间的隐名股份这一事实，若仅仅是向中益公司供应蔬菜，上诉人就不可能在召开股东会议时将其带到股东会现场并参与会议，同时在股东会会议记录上签字。对证据3牛某的出庭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
本院经审查，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于提供的证据2调查笔录因证人未能到庭接受质证，真实性亦无法确认，对于证据2牛某的出庭证言，其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真实性亦无法确认，均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本院经审查，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2年10月17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否解除。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原审中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发生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同时在原审中也提到根据公平原则要求解除，二审进一步明确为仅依据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对于上诉人该项主张，本院经审查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在合同生效以后履行完毕以前，因无法预见、不能归责于双方当事人，非不可抗力造成合同订立的基础或环境丧失或动摇，若继续维持原合同的效力则显失公平，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原则。据此，情势变更主要是指影响合同履行的社会经济形式或客观环境的剧变、合同基础的丧失，如物价暴涨、通货严重膨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等。因此，本案中，中益公司发生的火灾不应属于情势变更的范畴。
其次，根据双方在2012年10月17日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内容看，上诉人应当在2012年12月30日前支付剩余58万元转让款后，才能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成为公司的股东，但是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以实际行为对该条款进行了变更，即在上诉人支付前提200万元转让款后，即确认上诉人实际受让股权并成为中益公司的股东，这从上诉人接受分红并参与股东会决议可以得出。关于分红问题，上诉人自认在2012年11月底收到中益公司1万余元，但其主张是中益公司支付的30万元借款的利息，根据上诉人自认情况，30万元借款在支付前期200万元转让款时，已经作为股权转让款进行抵充，此次中益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束，中益公司不可能在不欠上诉人债务的情况下，又于一个多月后支付相应利息，上诉人主张这是双方事先的约定亦无证据证明，且不符合正常情理，故该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在2012年12月30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问题，上诉人解释称此次会议并非是股东会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的字样是事后添加，此次会议参加人并非全是股东，上诉人去参加会议也不是以股东身份参加，且对会议内容不知情，故拒绝对会议事项发表意见。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称“股东会会议记录”的字样是事后添加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在此次会议记录上明确写明“弃权”，如果按照上诉人所称的不是以股东身份参加会议且拒绝对会议事项发表意见，按照正常情况应当是不签字，而非放弃股东权利。据此，应当认定双方签订2012年10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已实现，即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上诉人未支付58万元仅是其部分支付义务未完成，其不能因自己部分义务未履行完毕而否认其实际股东身份，并据此要求解除转让协议，故上诉人刘延福以情势变更原则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刘延福（已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玲
审判员 周业友
审判员 陈加雷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 吴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