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朝民初字第31184号
原告王林，男，1960年6月20日生。
原告孙景珍，女，1958年2月11日生。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雷潇，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双双，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利，男，1953年12月27日生。
被告何其桂，女，1953年5月4日生。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张文成，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焦生瑞，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林、原告孙景珍与被告王利、被告何其桂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林、孙景珍及委托代理人雷潇、李双双，王利、何其桂及委托代理人张文成、焦生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林、孙景珍诉称：王利与何其桂系夫妻关系，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从事教师工作并转为非农业户。王林于1977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区×乡×村大队第二生产队劳动，于1981年初向生产队申请宅基地盖房，准备结婚。经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在牲口棚拆迁处批准王林四间房宅基地一处（以下简称涉案宅基地），房屋于1982年建成。此时，王利、何其桂虽然结婚生子，但因没有住房一直居住在母亲位于北京市×区×寺52号（以下简称慧忠寺52号）房屋内。王林与孙景珍的房屋建成后在此没住多久，王利便以自己是家中长子且得一子为由，强烈要求到新建房屋内居住。王林、孙景珍顾及亲情被迫让王利、何其桂居住，但房屋权属没有做过任何形式的变更，王利、何其桂的户口仍在母亲房屋处。×村52号房屋于1988年拆迁后，王利、何其桂一家依然沿用×村52号的户口在涉案宅基地房屋内居住，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始终没有编门牌号，亦无户口落入。涉案宅基地房屋于1990年拆迁，王利、何其桂故意隐瞒拆迁消息和房屋权属事实，以居住为由，背着王林、孙景珍向开发商出示母亲房屋居住时的户口，导致王利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后王利相继办理了拆迁手续，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并获得了北京市×区×小区×号楼×单元102号房屋（以下简称102号房屋）和北京市×区×小区×号楼×单元402号房屋（以下简称402号房屋）两处房产。故诉至法院：1、要求判令102号房屋归王林、孙景珍所有；2、要求判令402号房屋归王林、孙景珍所有。
王利、何其桂辩称：不同意王林、孙景珍的诉讼请求。涉案宅基地不是王林申请的，亦无证据证明涉案宅基地批给王林建房使用，更无证据证明被拆迁房屋是王林所建。王林、孙景珍提交的证明不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大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大屯街道）正式出具，大屯街道也不了解宅基地的申请情况。且另案诉讼中，经当庭核实，公章虽系大屯街道印鉴，但不是通过正规渠道盖章，加盖公章亦未在公章使用记录上登记，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知道宅基地申请情况。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系王利出资建造，并不是王林所建。王利、何其桂并不是在拆迁后取得102号房屋和402号房屋所有权，拆迁单位为了解决王利、何其桂住房，只是取得两套房屋承租权，于2002年经房改出资购买两套房屋，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两套房屋基于王利、何其桂购房行为才取得所有权，并不是基于被拆迁房屋以及宅基地取得房屋所有权。王利、何其桂于1990年在两套房屋内居住，实际使用居住房屋已经超过20年，王林、孙景珍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另，申请涉案宅基地时，王林与孙景珍尚未结婚，不论是否为王林申请，与孙景珍均无关联，孙景珍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原告。
经审理查明：王利与王林系兄弟关系；王林与孙景珍系夫妻关系；王利与何其桂系夫妻关系。
关于涉案宅基地及地上房屋情况，王林、孙景珍表示全家人于1976年搬入以母亲祥秀玲名义申请的×村52号院并建房居住。因王林成年结婚需要，王林于1982年申请了涉案宅基地，位于村北面，没有门牌号，王林在涉案宅基地上盖了四间北房。建房之后没过多久，王利一家于1982年8、9月份搬入新建房屋内居住，王林一家则与母亲一同居住在×村52号房屋内。就此，王林、孙景珍提交证明一份，内容如下：“王林系原×区×公社×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1977年至1986年），与父母、姥爷、大爷、哥嫂、弟弟同住×村52号，共计五间房，由于住房紧张于1981年初向生产队、生产大队申请该房。生产队委会、大队党支部、大队委员会一致认同，其家庭住房确实困难，同意王林的申请，批准王林在本生产队该房一处。盖房标准按生产队、生产大队统一规定执行。此批示曾按程序报请大屯人民公社委员会备案。”证明下方由原大屯人民公社慧忠寺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淑琴签名，大屯街道签章认可。该证明在另案诉讼中经法院当庭核实，大屯街道电话回复称孙景珍拿着证明到街道办事处，没有看见宅基地批单，也没有宅基地批单，是与原大队书记核实后盖章的。王林、孙景珍另提交证明信、另案诉讼笔录、书面证言等证据，欲证明王利从事教师工作于1976年1月农转居，不具备申请宅基地的条件，涉案宅基地系其申请。经询，王林、孙景珍表示无法提交宅基地申请表及建房审批表等文件。
对此，王利、何其桂表示母亲祥秀玲于1976年带着全家人搬到×村52号，由王利牵头建了5间北房，全家人一同居住。后因人口多，住不下于1981年以王利名义申请了涉案宅基地，位于×村北面，没有门牌号。1982年3月、4月间，王利组织人建了4间北房，并于1982年7月初搬入居住直至拆迁。王林、弟弟王忠和父母一同居住在×村52号。就王林提交的证明，王利、何其桂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并非正规渠道签章办理，且大屯街道对于宅基地审批情况并不知情，不具有证明力；对于其他证据，亦不予认可。
关于拆迁情况及相关政策，王林、孙景珍表示×村52号房屋于1988年拆迁，全部转为居民户，户籍地仍在×村52号。对于涉案宅基地拆迁情况并不知情，事后听说地上物补偿款18000余元，安置居住房屋先以公房承租，后房改购买进行私有化。对此，王利、何其桂表示×村52号房屋于1988年拆迁时置换了三套房屋，包括王林、孙景珍的一套三居室。涉案宅基地于1990年拆迁时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户口，二是居住，对地上物房子进行货币补偿18382.36元，对于在户居住人口置换公房承租权即102号房屋和402号房屋，没有签署拆迁安置协议，仅给付补偿款并签署公房租赁契约。就此，王利、何其桂提交建设用地各项补偿、补助款领收凭证、公房租赁契约为证；另提交北京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关于实施《北京市建设拆迁安置办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作为参考。
经查，1990年8月1日，王利与北京市住宅总公司签署两份房屋租赁契约，分别承租北京市×区×小区×区×号楼×单元212号房屋（后变更系102号房屋）和北京市×区×小区×区×号楼742号房屋（后变更系402号房屋）。
另查1、2003年6月1日，王利与北京市北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宇公司）签署《房屋买卖契约》，根据京国土房管改（2002）157号《关于朝阳区农转居人员购买安置住房实施方案请示的批复》和《北京市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朝阳区农转居人员购买安置住房实施方案》的规定经房改购买402号房屋，建筑面积64.32平方米，按基准价1165元／平方米出售，享受楼房成新折扣、工龄折扣（含夫妻双方）、双方教师优惠10%后，各项费用合计10959元。后王利支付购房款并取得402号房屋所有权。
另查2，2003年7月1日，何其桂与北宇公司签署《房屋买卖契约》，根据京国土房管改（2002）157号《关于朝阳区农转居人员购买安置住房实施方案请示的批复》和《北京市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朝阳区农转居人员购买安置住房实施方案》的规定经房改购买102号房屋，建筑面积54.25平方米，按基准价1165元／平方米出售，享受楼房成新折扣、工龄折扣（含夫妻双方）、双方教师优惠10%后，各项费用合计7617元。后何其桂支付购房款并取得402号房屋所有权。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公房租赁契约、房屋买卖契约、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证明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院应当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判断并以证据能够证明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林、孙景珍认为由其申请涉案宅基地并建造地上房屋，进而主张102号房屋和402号房屋所有权，但就涉案宅基地及房屋情况，未能提交宅基地申请表、建房审批表等客观材料，结合查明事实可知大屯街道出具证明仅基于原大队书记证言，在没有其他书证佐证之情况下，难以认定时间久远的重大生产资料分配事实；就拆迁安置政策及置换标准，王林、孙景珍亦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无法排除实际居住人王利、何其桂所享安置权益，亦不能证明两套房屋拆迁权益全部归王林、孙景珍所有。且王利、何其桂自1982年起于涉案宅基地房屋内居住生活，于1990年拆迁时领取补偿款并签署公房承租契约，后于2003年房改时出资购买取得102号房屋和402号房屋所有权，此居住状态稳定持续。在公房承租及房改购买时，各家庭成员均未提出异议。结合×村52号拆迁安置及房屋分配情况，可推定各家庭成员对于安置房屋分配达成一致意见。现王林、孙景珍主张102号房屋与402号房屋所有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林、原告孙景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千一百五十元，由原告王林、原告孙景珍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 琪
人民陪审员 贾松涛
人民陪审员 王胜太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袁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