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04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工业区榆顺路7号。
法定代表人：庄申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男，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占臣，男，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钧盛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号南银大厦***室。
负责人：王国君，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恭申，北京市钧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辽宁申安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四十号路西、港纬五路南。
法定代表人：王海玲。
上诉人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申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钧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钧盛律师所）、原审被告辽宁申安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申安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1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申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钧盛律师所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钧盛律师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其判决结果有失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具体理由如下：一、双方之间对代理费是否支付及标准没有约定，也没有另行签订合同。因此，钧盛律师所向北京申安公司主张支付代理费没有依据。钧盛律师所依据《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主张其诉求。但该《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第四条第二款载明“参加外地诉讼、外地仲裁、本地诉讼标的300万元以上的，应另行签订委托协议，按诉讼标的的3%收取代理费”。对此，首先，双方并没有“另行签订委托协议”，因此，没有证据证明该委托代理行为是有偿行为；退一步讲，该代理行为的争议标的为158余万元，不够300万元，是否应当计付费用，双方有相反的解读，因此不足为据。二、一审法院对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错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基本规定。本案中，既然钧盛律师所主张应当向其支付代理费，证明代理行为是有偿行为的证明责任，就在钧盛律师所。一审法院认为，北京申安公司没有证明该代理行为是无偿的，就此推定该行为是有偿的，这种推定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在庭审中北京申安公司已经阐明了该代理行为是基于“情谊关系”，双方之间不会因该事实行为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三、即便如钧盛律师所所称和一审法院所认为的那样，钧盛律师所的该行为并非无偿，其报酬也已经得到法院支持。与本案同日即2017年5月8日，钧盛律师所以（2017）京民初10662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起诉北京申安公司。该案中，钧盛律师所主张，在2015年7月10日到2016年7月9日期间，其与北京申安公司之间存在法律顾问服务关系，在2016年7月10日后双方没有续签《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但其仍然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这一事实，经大兴区人民法院榆垡法庭审理得到了认定，审判庭据此判令北京申安公司支付其2016年7月10日到2016年8月31日期间的法律服务费。既然钧盛律师所的代理行为发生在此期间，而根据该《聘请法律顾问合同》，该行为也是法律服务的内容，故此，钧盛律师所的行为也将得到北京申安公司的偿付。综上，一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结果也违反了公正公平、等价有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故提起上诉，望二审判如所请。
钧盛律师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唐恭申律师给北京申安公司做了七八年的顾问，但不能把情谊混为一谈。一审庭审中，北京申安公司认可由他们指派唐律师去辽宁参加诉讼，唐律师的差旅费都是申安集团报销的，去辽宁出庭就是履行工作。一审已经判决辽宁申安公司不承担责任了，并且计算利息的起算点是从起诉日开始，这些都可以接受。不同意北京申安公司的上诉意见。
辽宁申安公司未作答辩。
钧盛律师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北京申安公司、辽宁申安公司连带支付代理费46905元及逾期年利率6%的利息；2.北京申安公司、辽宁申安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庭审中，钧盛律师所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指的是利息损失，以4690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6年8月1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0日，北京申安公司（甲方）与钧盛律师所（乙方）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合同编号：20150158），该协议约定：“……一、乙方委派唐恭申律师担任甲方的法律顾问，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甲方指定张琳、石占臣为法律顾问的联系人。二、法律顾问工作范围：1、为甲方解答法律问题，必要时提供法律意见书。2、协助草拟、修改、审查合同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3、接受甲方委托，参与经济合同谈判。4、接受甲方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非诉讼、调解、仲裁活动。5、应甲方要求，向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6、接受甲方委托、办理其他法律事务。三、律师的工作时间、地点等根据甲方的提议，随时电话联系约定。四、甲方向乙方每年支付顾问费壹拾万元。按季度支付25000元，每季度第2个月20号之前支付。参加外地诉讼的、外地仲裁、本地诉讼标的超过300万元以上的，应另行签订委托诉讼协议，按照诉讼标的的3%收取代理费。五、律师接受甲方委托，到北京市外出差，其差旅费由甲方支付。六、甲方应向律师提供与业务有关的资料和必要的工作条件。七、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期限为壹年即有效期自2015年7月10日至2016年7月9日止。……。”编号为20150158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于2016年7月9号到期终止后，北京申安公司与钧盛律师所未续签。一审庭审中，钧盛律师所、北京申安公司与辽宁申安公司均认可，2016年8月5日，北京申安公司指派钧盛律师所参加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案件的庭审，该案件诉讼标的为1563500元。钧盛律师所接受指派，并委派钧盛律师所唐恭申律师出差至辽宁省并于2016年8月8日出庭参加了（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案件的庭审。另，北京申安公司与钧盛律师所在庭审中均认可，北京申安公司的子公司的法律问题也由钧盛律师所负责。另，辽宁申安公司系北京申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辽宁申安公司陈述，（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案件系撤诉后重新起诉，辽宁申安公司也派员工参加，案件收集证据过程中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都是辽宁申安公司完成，钧盛律师所律师仅仅出庭两次，只是常规性的发表意见并递交反诉状；钧盛律师所律师从事代理合同的路费、住宿费等差旅费，辽宁申安公司已经全额承担，只是对劳务费、误工费没有补偿；钧盛律师所指派的律师与北京申安公司的好多高管都是老乡，熟识多年，（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案件的代理双方并没有进行约定；辽宁申安公司也没有对钧盛律师所作出许诺，所以钧盛律师所律师是出于情谊关系代理的。关于《聘请法律顾问合同》（20150158）第四条第二款“参加外地诉讼、外地仲裁、本地诉讼标的超过300万元以上的，应另行签订委托诉讼协议，按照诉讼标的的3%收取代理费。”的理解。钧盛律师所陈述，外地诉讼、外地仲裁没有300万的金额限制，只要发生，就按诉讼标的的3%收取代理费；本地诉讼300万以上的单独收取代理费，300万以下的不收取代理费。北京申安公司陈述，300万同时限制本地、外地诉讼和仲裁;且即便超过300万的双方需另行签订签定协议，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也是不收费；且诉讼标的的3%也要以协议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钧盛律师所与北京申安公司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编号：20150158）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编号：20150158）于2016年7月9号到期终止后，钧盛律师所与北京申安公司并未续签书面的聘用法律服务合同。因钧盛律师所、北京申安公司与辽宁申安公司均认可，钧盛律师所接受北京申安公司的指派，由钧盛律师所唐恭申律师于2016年8月8日出庭参加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案件庭审。（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民事判决书虽显示辽宁申安公司作为委托人、委托钧盛律师所律师作为案件的委托代理人，但实质辽宁申安公司是接受其母公司北京申安公司的指示、由北京申安公司作为委托人而委托钧盛律师所参加（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案件的庭审。故在钧盛律师所与北京申安公司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编号：20150158）到期终止后，北京申安公司与钧盛律师所形成了新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在这一新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中，北京申安公司为委托人、钧盛律师所为受托人、辽宁申安公司为受益人。该新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系钧盛律师所和北京申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效力只能约束合同相对方。钧盛律师所接受北京申安公司的指派参加（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的案件庭审，系基于钧盛律师所与北京申安公司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辽宁申安公司非合同相对方，辽宁申安公司不应对钧盛律师所的主张承担责任。故钧盛律师所要求辽宁申安公司连带支付代理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在新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中，钧盛律师所与北京申安公司未就代理费进行约定，且就是否应当支付代理费产生分歧。对此，首先，北京申安公司与辽宁申安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钧盛律师所参加（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案件庭审系无偿代理行为，故钧盛律师所接受北京申安公司的指派并实际履行了出差到辽宁省参加（2016）辽1121民初字1516号案件庭审的义务，北京申安公司应当向钧盛律师所支付代理费；其次，鉴于双方新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产生系基于双方之前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20150158），且北京申安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公司与钧盛律师所约定了低于《聘请法律顾问合同》（20150158）中约定的代理费标准，故该院对钧盛律师所关于代理费比照《聘请法律顾问合同》（20150158）的主张予以采信；第三，《聘请法律顾问合同》（20150158）第四条第二款关于代理费的约定：“参加外地诉讼、外地仲裁、本地诉讼标的超过300万元以上的，应另行签订委托诉讼协议，按照诉讼标的的3%收取代理费。”从文义上来看，“标的超过300万”应当限制的是“本地诉讼”，即外地诉讼、外地仲裁与本地诉讼标的超过300万元以上应当是并列关系。综上，比照《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编号：20150158）中代理费按诉讼标的的3%标准计算，经核算，该院对钧盛律师所要求北京申安公司支付代理费4690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双方并未约定给付代理费的期限，故该院酌定，北京申安公司应自起诉之日即2017年6月20日起支付钧盛律师所代理费46905元的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市钧盛律师事务所代理费46905元；二、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市钧盛律师事务所代理费46905元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46905元为基数，自二○一七年六月二十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北京市钧盛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钧盛律师所与北京申安公司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在该《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到期终止双方并未续签的情况下，钧盛律师所接受北京申安公司的指派作为诉讼代理人到外地出庭参加案件庭审活动，北京申安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律师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此，即使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续签《聘请法律顾问合同》或单独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北京申安公司依照法律规定也应当向钧盛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北京申安公司提出的基于“情谊关系”而无需付费的主张，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关于支付律师费的标准问题，在双方之前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有付费标准，而北京申安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应当向钧盛律师所支付低于合同约定标准的律师费，故一审法院比照《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的标准确定律师费的处理并无不当。对于《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第四条第二款“参加外地诉讼、外地仲裁、本地诉讼标的超过300万元以上的，应另行签订委托诉讼协议，按照诉讼标的的3%收取代理费”的文义理解上，北京申安公司主张“标的超过300万”也限制“外地诉讼”，但此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也不符合将地域区分作为律师费计费高低标准之一的通常情况。故本院对北京申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北京申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3元，由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珊
审 判 员 陈红建
审 判 员 李 丽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代 濛
书 记 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