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6民再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于文泰，男，1985年6月8日出生，住辽宁省东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辽宁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法定代表人：张加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辽宁铭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丹东东发（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
法定代表人：柳忠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辽宁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陈晓锋，男，1976年12月19日出生，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莉，丹东市元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一审第三人：刘斌，男，1962年10月24日出生，住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勇，辽宁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丹东分公司（已撤销）。
权利义务继受人：程绍东，男，1968年3月2日出生，住辽宁省东港市大东管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显明，住辽宁省东港市大东管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及磊，辽宁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于文泰、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安集团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丹东东发（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发公司）、一审第三人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丹东分公司（以下简称世安丹东分公司、二审期间已撤销）、陈晓锋、刘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辽06民终26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6）辽民申245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1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于文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再审申请人世安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被申请人东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一审第三人陈晓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莉、一审第三人刘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勇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6月30日，本院作出（2017）辽06民再26号民事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7年10月30日，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通知世安丹东分公司的开办人程绍东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通知各方当事人变更合议庭成员，恢复本案审理，于2017年11月10日重新开庭审理本案。再审申请人于文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再审申请人世安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被申请人东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一审第三人陈晓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莉，一审第三人刘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勇，一审第三人程绍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显明、及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文泰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依法支持于文泰的诉讼主张。理由：（一）世安集团公司与程绍东、刘斌、陈晓锋之间为公司内部关系，发生相关纠纷应由其内部自行解决，不能对抗本案中世安集团公司对外实施的民事行为；（二）世安集团公司与东发公司曾约定代销涉案房屋抵顶工程款，在世安集团公司协助下，于文泰与东发公司签订了购房协议。于文泰为此交付了涉案房屋价款，交纳了相关税费，并办理了入房通知，东发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于文泰已经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因此，于文泰与东发集团为买卖合同相对人；（三）世安集团公司、东发公司抵顶给刘斌涉案房屋的证据（《协议书》、《结算单》）存在重大瑕疵，不应采信。
世安集团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查清本案事实后，判决驳回于文泰的诉讼请求。理由：（一）原审认定“世安集团公司与于文泰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及“程绍东代表的世安集团公司与于文泰签订施工顶债房购房协议并实际收取购房款”错误，导致世安集团公司承担不利后果；（二）（2015）元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认定程绍东在世安集团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虚假材料骗取“世安丹东分公司”工商登记，并判决撤销世安丹东分公司设立登记。在此情况下，世安丹东分公司不具备主体资格，其表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三）于文泰提交的证据盖有世安集团公司的印章，世安集团公司对印章真伪问题提出鉴定申请，但原审法院未予准许，亦未进行释明，程序违法；（四）一审判决作出的时间为2015年9月24日，送达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未送达原因是等待于文泰缴纳诉讼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种情形应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程序违法；（五）程绍东明知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仍将涉案房屋“抵顶”其个人债务，主观恶意明显。于文泰明知程绍东用涉案房屋偿还其个人债务，并将差额款汇至程绍东、程妻、程侄账户中，主观恶意明显。程绍东与于文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世安集团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将世安集团公司推定为本案被告，东发公司推定为第三人，并告知于文泰可就其支付的购房款另行向世安集团公司主张权利，二审法院认为程绍东代表世安集团公司收取于文泰购房款，均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东发公司辩称，1.东发公司与世安集团公司建立的是承包法律关系，世安丹东分公司系世安集团公司的下属分公司，陈晓锋系挂靠在世安集团公司名下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2.东发公司将涉案房屋抵顶给世安集团公司后，对该房如何处置是世安集团公司的权利，是否存在“一房二顶”与东发公司无关，不存在东发公司将房屋卖给于文泰的事实；3.于文泰与刘斌之间《协议书》、《结算单》的争议，否定不了刘斌所享有的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故于文泰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世安集团公司与原世安分公司之间是代理关系，在没有对外部公告的情况下，东发公司有理由相信世安丹东分公司所实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直到行政判决下发后，东发公司才知道世安丹东分公司不代表世安集团公司。本案中，东发公司没有过错，对工程款的结算均无异议，按结算协议以涉案房屋抵顶工程款纠纷由世安集团公司自行处理，东发公司无任何责任。
陈晓锋述称，1.陈晓锋作为九江丽都3#、9#楼实际施工人，有权处置涉案房屋。在工程施工中，陈晓锋向刘斌出具了施工顶房确认书，已将涉案房屋作为工程款处分给刘斌；2.于文泰与程绍东个人之间虚假买卖涉案房屋，于文泰在公安笔录中认可知道涉案房屋是世安集团公司作为工程款抵顶给刘斌的事实，双方恶意串通，不是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3.《协议书》和《结算单》虽然存在小瑕疵，但不能否认其合法性与效力，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明涉案房屋以抵顶工程款的形式处置给刘斌。综上，于文泰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世安集团公司的再审请求与陈晓锋无关，不予答辩。
刘斌述称，刘斌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且已办理了涉案房屋产权证，请求驳回于文泰的再审请求。世安集团公司的再审请求没有针对刘斌，不作答辩。
程绍东述称，同意再审申请人于文泰的再审请求及理由。1.于文泰与东发公司签订涉案房屋认购书并且交付购房款，东发公司为于文泰出具收款收据并办理房屋入住通知，因此于文泰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刘斌主张涉案房屋权利所依据的《协议书》和《结算单》经鉴定存在重大瑕疵，如陈晓东不能提供另一份原件予以核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于文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坐落于丹东市元宝区九江街“东发·九江丽都”5号楼104、204号门市房屋归原告所有；2.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3.被告承担诉讼费和诉前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丹东市元宝区九江丽都3#、9#楼工程系被告东发集团开发、被告世安集团公司承建，第三人陈晓锋挂靠在被告世安集团公司，系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09年7月9日，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与陈晓锋签订《九江丽都第三标段3#、9#楼工程项目经营管理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将其从被告处承包的九江丽都第三标段3#、9#楼工程交给陈晓锋经营管理，经营范围为该工程的建筑施工，陈晓锋为项目经理部的负责人，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收取管理费，其中双方还约定，陈晓锋禁止拖欠劳动人员工资及材料款，世安集团公司有权用工程款支付陈晓锋所拖欠的劳务人员工资及材料款，该协议尾部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的负责人签字为程绍东。2009年7月20日，第三人刘斌与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九江丽都3#、9#项目部（即陈晓锋）签订《给排水、暖气、电气承包协议书》，双方约定：“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将九江丽都3#楼、9#楼的给排水、暖气、电气工程承包给第三人刘斌，第三人刘斌包工包料，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以建设单位支付的门市房（房号5#104-204）作为工程款抵顶给第三人刘斌，其余全部以现金结算”。该协议尾部加盖了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九江丽都字样的印章，陈晓锋在发包方处签字。2009年7月30日，被告东发集团与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将九江丽都3#、9#楼发包给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建设，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的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所指土建装饰、电气、采暖、给排水等……”。双方还约定，被告东发集团将其所有的东发·九江丽都5号楼104、204号门市房屋作价2132971元作为工程款抵顶给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被告与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九江丽都建筑施工补充协议，双方对工程的相关细节进行约定，该协议尾部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处的项目负责人签字为陈晓锋。2011年9月15日，第三人陈晓锋为第三人刘斌就其承包的部分进行结算，双方认定刘斌已领走工程款67万元，尚欠工程款2770157元。2011年期间，因第三人陈晓锋施工的九江丽都3#、9#楼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故农民工将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第三人世安丹东分公司负责人程绍东等控告至劳动监察部门，后劳动监察部门要求世安集团公司负责清算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2011年12月陈晓锋离开九江丽都工地，其后程绍东开始进驻该工地进行收尾工作。2011年12月27日，程绍东以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的名义向被告东发公司送达工作联系函，告知被告因陈晓锋拖欠劳务工资约150余万元，劳务人员已将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告至劳动局及法院，而陈晓锋无故失踪，故解除了陈晓锋工地的职务，工程尾款及质保金由该公司与被告进行结算。2013年1月7日，被告与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签订结算协议，双方认定九江丽都3#、9#楼结算造价24112810元，被告将涉案房屋作为工程价款抵顶给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在被告处预留质保金约36.1万元和处理遗留问题约9万元在被告账户中，此后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的所有债务、项目承包、分包等相关问题均由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负责解决，与被告无关。2013年1月15日，被告出具一张收款方为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的建筑业统一发票，证实双方结算了九江丽都3#、9#楼工程款2132971元，该发票显示的税费为114327.24元。同日，原告通过刷卡的形式在丹东市地方税务局元宝分局交纳契税114327.24元，该款项为涉案房屋的购房契税。2013年1月29日，被告出具施工方“销售房源通知单”，证实原告向被告交纳了涉案房屋的销售奖金3200元。2013年1月30日至2月1日之间，原告根据程绍东的要求，向程绍东、程显明、聂炎的账户中转入1417000元。原告认可，除以上款项（税金、银行转账）以外，购买涉案房屋的余款通过与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的借款抵顶（2013年4月7日，原告与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原告借给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275000元用于偿还（2011）振安民三初字第00037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同日，丹东市凯达物资经销处出具收条证实收到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履行判决给付义务275000元，原告主张余款借条在买卖房屋时已交付给程绍东，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3年1月29日，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与原告签订《施工顶债房购房协议》，约定：“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将坐落于东发·九江丽都5号楼104、204号门市房屋，建筑面积209.32平方米，总房款2132971元出卖给原告，原告购买的房屋由被告东发公司同意签署购房协议，无论实际房屋售价多少，被告东发公司一律按总房款（2132971元）签订销售合同、开具收款收据及发票，该协议一式三份，原告、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各执一份，被告东发公司备案一份”。其后，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将一份《施工顶房确认单》交给原告，该单据载明：“被告东发集团销售部将涉案房屋交由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九江丽都项目部陈晓锋标段代销，工程顶房金额为2132971元。”单据中有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九江丽都工程项目部的盖章及经手人陈晓锋的签字，被告东发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部、销售部、工程部的相关人员的签字，该单据上“单价”、“工程顶房金额”、“应付销售奖金”部分有涂改，被告认可系由被告方工作人员进行涂改以便销售，该单据上世安集团公司的相关公章系由案外人程显明加盖。2013年2月1日，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为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张，证实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收到原告购房款2511840元。同日，原、被告签订涉案房屋的认购书，双方约定：“原告购买了涉案房屋，总价款为2132971元，已全额付清，双方另行约定时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被告东发公司为原告出具收款收据，证实收到原告购房款项2132971元，收据中“顶6-3门市”系笔误，该房就是涉案房屋。因原告购买的涉案房屋系顶债房，故2013年2月15日，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为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证实了以上事实且原告已将房款交付给该公司业务负责人程绍东。诉前原告向该院申请查封涉案房屋，2013年3月8日，该院作出（2013）元立保字第0001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涉案房屋。2013年4月23日，被告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证实2009年其开发的九江丽都工程，3#、9#楼承包给世安集团公司丹东项目部，丹东项目部又将相应工程的给排水、暖气、电气分包给刘斌，现工程已全部竣工。诉讼中，被告仅认可，将涉案房屋作为工程款抵顶给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被告东发公司将涉案房屋作为工程款抵顶时，曾向第三人陈晓锋开具《施工顶房确认单》，后陈晓锋在该单据相应部位盖章签字后交给第三人刘斌，因工程款当时没有结清，故刘斌又将该单据交付给被告处予以保管，在被告与第三人世安集团进行正式工程结算后，该单据被程绍东取走。现涉案房屋由第三人刘斌占有。
另查，因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认为原告所提供的盖有其公司印章的协议均非其公司正规印章，系程绍东伪造，并向公安机关报案。2013年5月23日，丹东市公安局元宝分局，对程绍东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立案侦查。2014年10月29日，丹东市公安局元宝分局对程绍东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因没有犯罪事实，故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案件。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前身为浙江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其与案外人程绍东曾签订《浙江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经营管理协议书》，双方约定：“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组建辽宁分公司，费用由案外人程绍东承担，分公司负责人为程绍东，期限为2008年5月1日至2011年5月1日，分公司的业务经营管理及全部债权债务由程绍东个人承担。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为程绍东配备一套总公司的行政、财务印章，由程绍东管理使用。分公司每次在开取外埠税收管理证明是按开取外埠税收管理证明的金额交0.864%的企业所得税。协议期满，分公司未完工程由程绍东负责施工完毕，其仍需对继续负责施工的工程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协议后附浙江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及张加根的印章、丹东分公司公章备案底存亦附在该协议之后。丹东分公司的印章系经程绍东的允许由程显明进行刻制。2009年4月18日，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针对承包涉案工程，在辽宁省省外建筑施工企业入省备案登记表上盖章，上虞市建筑业管理局、绍兴市建筑业管理局、浙江省建设厅、丹东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辽宁省建设厅在该表上的相应位置上签章。公安机关在案件调查中对世安集团公司的印章以及程绍东刻制的印章进行鉴定比对，经鉴定程绍东刻制的印章与世安集团备案使用的印章不一致。
在公安机关对程绍东涉嫌伪造印章案的调查中，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加根曾在2013年11月4日向公安机关陈述，世安集团公司知晓程绍东承建九江丽都工程，该公司亦同意程绍东做涉案工程，并向程绍东提供了相关文件。2013年5月26日，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娄雅文向公安机关陈述，该公司与程绍东的财务往来主要是程绍东在开出的业务中以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具发票，该公司依据程绍东开具发票的数额收取相应的税金。2013年7月18日，被告东发集团公司工程部部长蔡国平向公安机关陈述，2009年4、5月份，被告开发的九江丽都开始招标，陈晓锋挂靠在世安集团公司的名下投标并中标，2009年7月30日被告与世安集团公司签订建筑施工合同，由程显明带着世安集团公司的印章在合同上盖章，8月份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当时亦由程显明在协议上盖章。2011年3、4月份完工后，被告与陈晓锋进行结算，到5、6月份的时候，被告就找不到陈晓锋剩下的收尾工程没人组织施工，陈晓锋雇佣的工长宁晓东因无人开工资也不组织人干活，其后被告公司就找到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的程绍东，并向世安集团公司发工作联系函，要求其组织施工，2011年末，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向被告发工作联系函，解除陈晓锋的职务，要求尾款与世安集团公司结算，2013年年初双方决算完毕，被告通过决算发现差工程款250至260万元，扣除质保金后就将之前协议的5号楼104-204门市房拨付给世安集团公司作为工程款。陈晓锋并没有完全完成3#、9#楼工程的施工，世安集团公司在接管后没有进行工程垫资，不含5号楼104-204门市房，被告共给陈晓锋结算了2000余万元工程款，2009年8月初就约定将5号楼104-204门市房做工程款抵顶给陈晓锋，具体抵顶以陈晓锋的实际工程量最后确定，2013年年初最终决算时才确定将5号楼104-204门市房作为工程款抵顶，在拨付房屋时，蔡国平曾向程绍东询问关于将5号楼104-204门市房抵顶给刘斌的事宜，程绍东当时答复称若刘斌要房子就给程绍东差价，若要钱就将卖房所得的款项给付刘斌。2013年7月29日，在涉案工地工作的宁晓东向公安机关陈述，其由陈晓锋雇佣，2010年9、10月份陈晓锋因没钱买材料也没钱给工人开工资，工地开始停工，其后陈晓锋也失踪，之后东发集团蔡部长等人组织人手进行余下部分施工。2013年7月10日、7月11日，陈晓锋向公安机关陈述，其挂靠在世安集团公司承包了涉案工程，工程中的给排水、暖气、电气由其分包给刘斌，2011年5、6月份其与东发集团决算后离开工地，世安集团丹东分公司曾派程显明等管理人员在工地进行管理，但世安集团公司没有在工程中投入资金，当时其与刘斌签订的“给排水、暖气、电气承包协议书”时仅在相应位置上签字，没有盖章，但是公安机关出示的协议书只有陈晓锋的签名没有刘斌的签名，当时协议书是一式两份，为何公安机关所出示的协议书没有签名，其并不清楚。关于其与刘斌的结算单，关于总造价和增减项都是根据东发集团的决算书认定的，其与刘斌之间签订的结算单没有加盖过任何印章。关于为何公安机关向陈晓锋出示的协议书和结算单上加盖印章一事，2013年7月23日，刘斌向公安机关陈述，其在2013年2月末听说涉案房屋被出卖后，找到程绍东，要求其给付涉案房屋，2013年3月，其和其律师陶勇找到程绍东要求其在相关文件上加盖印章，因当时管理印章的程显明称印章丢失，故几天之后在陶勇的博阳律师事务所，程显明在协议书和结算单上加盖了九江丽都工程部的印章。程绍东在2013年7月30日、11月20日、12月13日在公安机关陈述，其与世安集团公司系挂靠关系，世安集团公司更名后的印章系其按照张加根要求，由其授权其侄子程显明刻制的，其后其便使用该印章从事相关业务，其曾要求刘斌与其进行工程决算后在研究抵顶涉案房屋的问题，因刘斌并未与其决算故其将涉案房屋出卖给原告于文泰。其与原告曾在2010年5月至2011年7月期间因张加根在丹东产业园区和东港红旗附近的两个开发项目向原告借款96万元，后期其在出卖涉案房屋时将该款用于抵顶房屋出卖款。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于文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6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于文泰承担。
于文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世安集团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于文泰原审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外，另查明，世安丹东分公司经原审法院（2015）元行初字第00025号行政判决判令予以撤销。
二审法院认为，第三人陈晓锋挂靠在上诉人世安集团公司承建了九江丽都3#、9#楼工程，将其中部分工程分包给第三人刘斌并与其签订了《给排水、暖气、电气承包协议书》。协议约定，第三人世安集团公司以建设单位支付的门市房（房号5#104-204）作为工程款抵顶给刘斌。2011年陈晓锋与刘斌就其施工部分进行结算时，双方约定尚欠刘斌工程款2770157元。陈晓锋将涉案房屋作为工程款抵顶给刘斌的行为得到了东发集团、世安集团公司的认可。从原世安丹东公司的负责人程绍东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也可以看出其将涉案房屋出卖给上诉人于文泰之前，知晓刘斌工程款顶房一事。而本案上诉人于文泰基于与程绍东有个人借款而购买涉案房屋属非正常的商品房买卖。现涉案房屋由刘斌占有使用，且开发单位与于文泰至今未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综合以上，上诉人于文泰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世安集团公司认为原审认定于文泰与其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显属错误一节，因程绍东代表的世安集团公司与于文泰签订了施工顶债房购房协议并实际收取了购房款，东发公司与于文泰签订了门市房认购书并开具了收款收据，故从合同主体上看，于文泰选择东发公司作为原一审被告并无不当。对于世安集团提出对其公司印章进行鉴定一节，因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已对印章真伪进行鉴定，原审未予鉴定并无不当。世安集团公司提出其他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860元，由上诉人于文泰、世安集团公司各负担11930元。
再审诉讼中，刘斌提交一份新证据：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拟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
东发公司、世安集团公司、陈晓锋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于文泰、程绍东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涉案房屋从2013年3月8日一直被诉讼保全，房产部门不应该为任何人办理产权证。对刘斌如何办理的涉案房屋产权证书不清楚。
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认证意见是：该产权证由丹东市国土资源局颁发，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现为刘斌、高颍（案外人）共同共有。
对于“世安集团公司”在各份协议书等相关文件上印章的真实性，世安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申请进行文检鉴定。
本院认为，鉴于程绍东在公安侦查世安集团公司张加根举报程绍东涉嫌伪造印章的询问笔录中已经承认上述印章系其私刻的事实，故世安集团公司主张对上述印章进行文检鉴定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还查明：2017年2月27日，丹东市国土资源局为刘斌颁发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于文泰、世安集团公司的再审请求及东发公司、陈晓锋、刘斌、程绍东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5#楼104-204门市房权属登记问题；2.涉案相关协议书、确认书等证明有关世安集团印章真伪及法律效力问题；3.原一、二审审判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
一、关于涉案5#楼104-204门市房权属登记问题
东发公司将九江丽都3#楼、9#楼工程发包给程绍东，程绍东以世安集团公司的名义（加盖了其私刻的世安集团公司公章）与东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陈晓锋作为实际施工人，以世安集团3#楼、9#楼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将3#楼、9#楼的给排水、暖气、电气工程分包给刘斌，双方签订《给排水、暖气、电气承包协议书》。之后陈晓锋将涉案房屋作为工程款抵顶给刘斌，并为刘斌出具《结算书》。因该行为得到东发公司的确认，且程绍东在公安机关对其制作的讯问笔录中亦陈述知道涉案房屋已被陈晓锋作为工程款抵顶给刘斌的事实，故陈晓锋与刘斌之间签订的《给排水、暖气、电气承包协议书》及《结算书》虽然存在瑕疵，但不能对抗刘斌实际施工了涉案3#楼、9#楼的给排水、暖气、电气工程及陈晓锋将涉案房屋抵顶给刘斌的事实。
而程绍东取得涉案房屋是因为陈晓锋在未全部完成上述工程离开工地后，其作为工程的承包方参与工程结算而得。程绍东所开办的世安丹东分公司并未参与涉案工程施工，仅是收取实际施工人陈晓锋的施工管理费。从程绍东与于文泰之间涉案房屋的交易过程看，于文泰首先替程绍东偿还了在振安法院的债务，然后缴纳了工程税费，另外抵顶的是于文泰与程绍东之间的个人债务，剩余差价款项都汇入程绍东及其亲属的个人账户。于文泰与东发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是基于东发公司应程绍东要求将涉案房屋的《施工顶房确认单》及《收款收据》出具给于文泰，并要求东发公司与于文泰签订涉案房屋认购书。即于文泰并未向东发公司公司支付对价，其与东发公司签订的《认购书》并不具有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
东发集团公司将涉案房屋作为工程价款先抵顶给陈晓锋，因涉案工程未全部结算而未实际交付，后因程绍东以世安集团公司名义与东发公司进行工程款结算，东发公司又以涉案房屋抵顶工程款给程绍东所代表的世安集团公司。故本案是东发公司将涉案房屋作为工程价款先后抵顶给实际施工人陈晓锋和工程承包人程绍东。程绍东作为涉案房屋的无处分权人，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于文泰时知晓涉案房屋已经被实际施工人陈晓锋抵顶给刘斌的事实，主观上具有恶意。于文泰受让涉案不动产时抵顶的是其与程绍东之间的个人债务，主观上亦不具有善意；而且转让的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方能善意取得，于文泰受让涉案房屋后依照法律规定未进行登记，故于文泰未能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于文泰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因于文泰与东发集团公司签订的《认购书》并不具有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且东发公司亦未按照《认购书》的约定与于文泰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故于文泰要求东发集团公司协助其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于法无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
二、涉案相关协议书、确认书等证明有关世安集团印章真伪及法律效力问题
程绍东与世安集团公司针对成立世安辽宁分公司签署过协议，世安集团公司为程绍东留存有该集团的大小印鉴，但双方未实际履行。此后，程绍东未经世安集团公司书面授权同意，私刻相关印章成立世安丹东分公司，并且以世安集团公司的名义加盖世安集团公司的“公章”对外承包工程。因程绍东在公安机关侦查世安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加根举报程绍东涉嫌伪造公章犯罪的笔录中已经承认本案中相关协议书、确认书等文件中世安集团公司印章系其私刻的事实，故世安集团公司要求对上述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三、原一、二审审判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
如前所述，程绍东已经承认上述印章系其私刻的事实，已无需鉴定的必要，故原一、二审未支持世安集团公司的鉴定申请并无违法之处，本院再审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于文泰、世安集团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辽06民终2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晓明
审判员 李大为
审判员 韩 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方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