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闽民申4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58号环球广场A区25层、B区12层。
代表人：连逸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建平、尹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长乐联丰染整有限公司，住所地长乐市松下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陈晓源。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鸿东、陈声梁，福建建达（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福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长乐联丰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丰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榕民终字第2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中信保福建公司申请再审称：
（一）原审法院仅凭《对账单》，而未对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进行充分查明，直接认定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并判决申请人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1、申请人在原审并未认可《对账单》的证明效力。申请人原一审庭审对《对账单》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我方不清楚该笔货款到现在是否已经返还以及是否属于理赔范围，原告应当提出更多证据。”即使《对账单》本身真实存在，但无法证明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且损失数额已经确定，需要被申请人进一步举证。
2、仅凭《对账单》无法证明贸易的真实性和损失金额。根据双方签订的《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联丰公司进行理赔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联丰公司与买方发生了真实、合法、有效的贸易事实，二是该笔贸易货款因买方违约出现拖欠的情况。《对账单》是买卖双方之间对其贸易交易和货款支付情况的确认，仅在确定双方交易情况时可作为证据使用，但在贸易信用保险业务中，其仅是初步证明，不构成证明保险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的充要证明。只有在被保险人提交了贸易合同、物流合同和交货记录、付款记录等原始文件后，保险人才可能去调查核实、确定是否理赔、在理赔的情况下赔付多少的问题。因此，联丰公司并未完成其举证责任。
3、在申请人提出反证、且联丰公司存在自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并未查明实际损失金额。从形式上看，《对账单》上加盖的不是买方的公章，而是“财务专用章”，其真实性无法核查。从内容上，《对账单》上记载的金额既与联丰公司2013年10月31日电子邮件报送的《可能损失通知书》中记载的金额差距甚大，也与买方回复中确认的金额不一致，联丰公司对此并未给出合理的解释。
（二）原审判决基于一般贸易偶尔发生的情况推翻保险法明确规定且当事人双方明确约定的基本理赔要求，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1、联丰公司未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的约定提交相关文件和单证，不能证实保险事故已经发生。涉案《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七章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约定了联丰公司在风险发生后应当按时向申请人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索赔申请书》及《索赔单证明细表》列明的相关文件和单证等以证明损失的发生，但联丰公司并未提交上述文件或单证。（1）联丰公司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的最迟日期应当是2012年11月7日，但无论是2013年10月31日以电子邮件报送，还是2014年11月28日一审调解时提供的《可能损失通知书》，均严重逾期，申请人可以此免责。（2）原审判决认为联丰公司不开票、不向申请人申报贸易情况的行为符合一般贸易习惯，进而认定联丰公司的贸易活动真实存在，显属不当。
2、联丰公司在已知风险后继续向买方交付货物，违反《保险法》的规定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的约定，申请人对知险后交付造成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信用保险合同具有高风险性，所以更强调被保险人在贸易活动中的注意义务。联丰公司在《投保单》中也承诺其将在买方“拖欠30天后停止供货”，但其在买方拖欠货款远远超出30天的情况下依然供货，属于在明知风险已经发生的情况下致使损失扩大的情形，申请人对此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三）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两份保险单系独立的信用保险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涉案保险合同第六条约定：“信用限额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与适保范围内特定买方的贸易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金额。”可见，信用限额与特定买方相关，与保险合同的份数无关，与保险期间的长短无关。联丰公司缴纳两个保险年度相同金额的年保险费，换取的是申请人在前一保险年度中给予的信用限额在后一保险年度中继续循环使用，并未增加买家的信用限额。联丰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仅存在一个有效信用限额，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过两次信用限额、申请人批复过两个信用限额。
（四）原审法院对申请人提供的答辩意见及相关材料未经质证审理，系遗漏当事人诉请。申请人在一审时提出：“联丰公司在2013年10月31日发给申请人的邮件附件《可能损失通知书》中明确写明：至2013年6月……承诺我司每月还款30万人民币，但只兑现5次。即买方自2013年6月已经至少还款150万元，但在对账单中并没有列明。”对此答辩意见，一、二审法院均未予质证及说明合理理由。
（五）原审判决引用《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认定涉案《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十四条之约定是无效条款，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有担保交易与无担保交易的信用风险是截然不同的。本案项下的有担保交易是联丰公司与买方百利威的公司之间的约定，申请人是在此基础上与联丰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不属于“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原审对此认定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请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
联丰公司提交答辩意见称：
（一）在案证据证明保险事故已经发生。
本案的《对账单》可以证明联丰公司与珠海市百利威服装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结合联丰公司的完整申报可以确认联丰公司的货款被拖欠未还的事实。申请人作为保险人，可以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拖欠货款究竟多少进行质疑，也可以进行调查，但应提供证据证实这些质疑。《保险法》及涉案《保险单》并没有规定或约定，保险人对保险事故的内心确信是区分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标准和前提。
（二）申请人不具备法定或者约定的免除保险责任的情形。
根据《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的约定，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有第三、八、十、十二条，但这些条款本案皆不适用。
1、关于第三条。该条只有在具备“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买方负面信息”以及“本条款第二条项下约定的风险已经发生”两个条件的情况下，保险人才能予以免责。本案中，申请人并未举证证明联丰公司同时存在以上两个条件。
2、关于第八条。联丰公司在交易时已将全部的贸易向申请人作了申报，故该条对本案不适用。
3、关于第十条。该条虽约定《可能损失通知书》是索赔的前提条件，但其只是索赔的程序约定，并不必然带来免除赔偿责任的后果。只有当未能在本保险单规定期限内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的行为，导致案情无法查明、损失扩大或其它影响保险人利益的情形这一条件具备时，保险人才有权降低赔偿比例直至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但申请人并没有对此条件的成就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
4、关于第十二条。该条是在第十条的延伸，属程序性约定，同样不适用于本案。
（三）联丰公司与申请人签订的是两份合同，并非申请人所称“形式上虽为两份合同，实质上系同一合同”。
涉案两份保单从签订时间、有效期间、保险费缴纳、被保险人法人代表等方面，都应该界定为两份不同的合同。由于联丰公司所遭受的保险事故损失产生于不同年度，因此应根据不同年度的保险合同来确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至于信用限额，在两份合同存续期间，申请人没有以任何形式予以撤销或调整，200万元的限额一直都存在。《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三项“该限额在本保险单有效期内除特别注明外均可循环使用”的约定，两份合同有着独立的信用限额，不能相互替代。双方在签订第二份保单时，申请人作为专业的保险业务经营者，并未告知被保险人信用限额应当重新申请，相似的内容在保单及其附件也未有任何形式的体现。即使双方对此有不同理解，也应作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即不同的合同在不同的保险年度有各自独立的两个信用限额。
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
联丰公司与中信保福建公司签订的涉案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为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
《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一条约定“本保险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进行的符合下列条件的贸易，但寄售除外：（一）贸易合同以书面形式订立，且真实、合法、有效。”第二条约定：“……保险人按本保险单的规定承担保险责任：（二）买方拖欠。”本案中，中信保福建公司就联丰公司与百利威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限定了200万元的保险信用限额，且联丰公司将与百利威公司之间的每一笔交易均向中信保福建公司备案，由此可知，联丰公司与百利威公司之间的贸易合同真实存在。一审庭审中，中信保福建公司对百利威公司2013年8月14日出具的《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中信保福建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账单》可以证明百利威公司拖欠联丰公司货款的事实及具体的拖欠数额。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在百利威公司拖欠货款成立的情况下，本案的保险事故已经发生。
关于中信保福建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关于联丰公司未按约定提交相关文件和单证的问题。从《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约定可以看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能损失通知书》和相关文件、单证等只是被保险人进行索赔的程序性事项，双方当事人并未将未提交上述文件作为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事由，故中信保福建公司以此主张免责，缺乏合同依据。其次，关于中信保福建公司以联丰公司在已知风险后继续向买方交付货物的事由主张免责的问题。虽然《投保单》中对于投保人的内部管理情况中有“拖欠30天后停止供货”的字样，但投保单仅系联丰公司向中信保福建公司提出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的申请，并非双方对保险事故发生或免责情况等事由的具体约定。本案中，涉案《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既未约定拖欠货款的数额至多少时属于拖欠风险已经发生，也无证据证明联丰公司知道买方的负面信息或者拖欠的风险确已发生。故中信保福建公司的该项免责主张，亦不能成立。再次，关于中信保福建公司以联丰公司与百利威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有第三方担保主张免责的问题。中信保福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联丰公司与百利威公司的买卖合同有第三方担保的事实，故其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不予支持。综上，中信保福建公司所主张的免责事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
涉案《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与另案《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条款》第六条均约定：“信用限额是指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与适保范围内特定买方的贸易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具体赔偿额应按本保险单的赔偿比例计算。…（三）批复的信用限额对其生效日后的相应货物交付或服务提供有效。该限额在本保险单有效期内除特别注明外均可循环使用。”涉案的两份保险合同虽内容基本相同，但签订于不同的日期，所承保的具体标的的风险自然也不同，属于两份独立的合同。两份合同虽均有约定信用限额，但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两份保险合同适用同一信用限额。《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在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合同中的信用限额有不同解释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也应作出有利于联丰公司的解释，即两份合同应分别适用信用限额。故中信保福建公司主张两份合同适用同一信用限额，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中信保福建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福建分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杨健民
代理审判员 吴广强
代理审判员 孙 艳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欧群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