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53民终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子洋，男，汉族，1992年8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肇庆市。
委托代理人：伍思扬，广东天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锐敏，广东天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美华，女，汉族，1956年9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
委托代理人：莫美莲，广东戴尔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子洋因与被上诉人谭美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罗定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云罗法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涉案的华发家园是谭美华建造的房屋，谭美华已就涉案房屋与罗定市越富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华发家园项目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由越富公司与马力公司负责涉案房屋的销售，由谭美华按约定计算绩效给越富公司与马力公司。梁子洋于2014年5月毕业于岭南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11月6日，梁子洋作为买方（乙方）与谭美华作为卖方（甲方）签订了《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梁子洋以37万元的价格向谭美华购买座落于罗定市大岗东路2号华发家园项目7楼02号户型共（1套），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为98.35㎡。该商品房按套出售，每套总金额为370000元整，已包含该套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装修。一次性支付全部房价款，其中在2013年11月6日已支付房款（人民币）350000元，其余房款20000元整在房产过户时付清。谭美华应在2014年2月前将房产交付给梁子洋。”合同签订后，谭美华于当�立下三联根收据一张给梁子洋收执，内容为：“今收到梁子洋交来购买华发家苑702房款350000元叁拾伍万元正。总房价为叁拾柒万元正，余款贰万元过户前付清，￥20000元正。”谭美华在该收据经手人处签名。2015年5月14日，谭美华称其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他人，梁子洋因此骚扰该买受人，谭美华因而以梁子洋涉嫌敲诈勒索向罗定市公安局罗城派出所报案，但公安机关仍未立案侦查，没有处理结果。
第一次庭审中，梁子洋代理人对双方交易的过程作如下陈述：2013年11月6日，梁子洋自己一个人到谭美华的华发家园看房，当时梁子洋只是在售楼部看过房屋，并没有到7楼02号房和其他楼层看过，售楼部由谁接待梁子洋，代理人不清楚。梁子洋驾驶的车辆停放在售楼部门前，涉案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是在车上签订的，购房款据梁子洋陈述是梁子洋在肇庆的家中取出，用一个黑胶袋存放，一共35万元，每1万元捆绑成一扎，并由双方在车上清点交付给谭美华。
第二次庭审中，经原审法院传唤梁子洋本人到庭，其对双方的交易过程作如下陈述：谭美华与我父亲是朋友关系，通过两人事先联系，2013年11月6日上午大概十时左右，我与堂哥梁子宇两人从肇庆家中的保险柜带出35万元现金，开车到谭美华的售楼部。谭美华在售楼部的门口路边等候。到达后，谭美华先带我到其办公室介绍房屋的有关事项。大概十多分钟后，谭美华带我和堂哥一起到三、四层看楼，我们把所有的户型都看了一遍。最后，到七楼看我选中的户型和楼层。看楼大概花了十多分钟，之后又回到售楼部商谈价钱，702房原来是40万元左右的，经双方反复协商后，谭美华最后同意以37万元的价钱卖给我，看楼的过程中也有协商价钱的问题。我跟谭美华说，我�带了35万元现金，谭美华就同意由我先支付35万元。谈好价格后，谭美华就叫工作人员打印合同出来，双方签订合同后，我就提出我带来的35万元现金放在车上，我不想太张扬，就要求谭美华与我一起到车上取钱。35万元现金是我从肇庆家里的保险柜取出的，分两个黑色胶袋存放，每叠1万元。谭美华在车上粗略进行了清点，大概点了十多分钟，就确认收到了我支付的35万元现金。清点完后，谭美华就把钱拿回售楼部，但没有再次清点该笔款项，印象中谭美华又再将该笔钱拿到自己的车上。回到售楼部后，谭美华开具收据给我，我拿到收据之后就离开售楼部，离开时的时间为11时左右。
以上事实，有梁子洋提供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收据，谭美华提供的华发家园项目销售代理合同、越富公司和柏力公司绩效计提协议、华发家园楼盘售价表、证人证言等证�以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梁子洋是否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
关于焦点1。谭美华称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受到梁子洋的胁迫才签订的，但事后直至梁子洋起诉，谭美华一直没有报警处理，也没有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有关情况，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因此，梁子洋主张受到胁迫而签订的案涉合同的主张，没有依据，且其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利，双方签订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以认定。
关于焦点2。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证据和两次庭审双方的陈述，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梁子洋在第二次庭审的反复陈述中可以判断梁子洋是一个思维较为清晰敏捷、反应较快、记忆力较好的人。对比梁子洋前后两次庭审的陈述，梁子洋对签订合同的地点、陪同人员、现金存放方式、看楼的情况等交易事实前后存在矛盾，梁子洋代理人解释为代理人的言行不能全部代表梁子洋本人，但梁子洋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其以梁子洋的名义进行的代理行为依法等同于梁子洋的行为，对梁子洋产生当然的法律效力，代理人所作的解释显然不能成立。因此，梁子洋两次关于交易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梁子洋未能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及提出有效的证据，不予采信。其次，签订涉案合同时，梁子洋是在校学生，未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很好的决断能力，在没有确定所要购买的房屋的情况和用途下，其父亲同意由梁子洋本人从家里存放有金器、大量现金等贵重物品的保险柜内取出35万元巨额现金，与堂哥两人从肇庆携带该35万元巨额现金驾车到罗定买房，梁子洋称是受其父亲之意购买涉案房屋，但在看楼、交易过程中梁子洋对价格、户型、楼层等事项均未征求过其父亲或者家人的意见。从梁子洋的陈述中可知，梁子洋的父亲是一位较为成熟的生意人，理应具备较好的理财能力，对购房置业等重大事项理应具备一个明确的目的，不轻易作出盲目的行为，在梁子洋社会经验尚欠的情况下，对梁子洋的购房行为通常情况下会提出一定的指引，但却由梁子洋一人独自处理。而从谭美华的角度考虑，谭美华社会经验较为丰富，经过多年的历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为模式和交易习惯，梁子洋陈述反映谭美华对梁子洋支付的35万元现金只是在车上用十多分钟粗略进行清点，谭美华将钱带回售楼部后，没有要求工作人员再次清点而要求工作人员开具收据，在不受到外界因素或者特殊情况的影响下，一般人通常不会改变其固有的行为模式和习惯，但梁子洋陈述谭美华收取35万元巨额现金的过程极为草率，且从证人证言中可以知道，谭美华所销售的房屋是外包给中介公司代为销售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正规的交易方式，证人作为交易程序中收受购房款的第一人，出具收据当天没有收到梁子洋支付的任何购房款。综上，梁子洋购房的意图、资金的来源、交易过程等都极为隐蔽不明；交易过程与双方的年龄、生活经验、阅历等明显不相符；在银行业务越趋成熟、安全、便捷的今天，在未确定所要购买的房屋的情况下，梁子洋从异地家中提取35万元巨额现金，只与年龄相仿的堂哥二人到罗定看房购房，自驾的私家车已经停放在谭美华售楼部，又以不想太张扬为由声称在车上支付款项，梁子洋所购买的房屋是现楼，付款后却没有要求谭美华交付所购房屋的钥匙，双方的交易过程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极不符合常理。最后，从情理上分析，梁子洋本人不认识谭美华，其称是通过其父亲与谭美华预先进行沟通，但其父亲却没有将双方沟通的结果告知梁子洋，而让梁子洋与谭美华自行协商购房事宜。从梁子洋父亲与谭美华的关系上分析，若两人的关系仅仅是建立在认识的程度上，那么，谭美华不会轻易相信梁子洋，对梁子洋支付35万元现金应按正常的程序收取；若两人的关系较为友好，则谭美华在收取梁子洋支付的购房款后，基于两人的情谊，也不会毫无先兆就将该房屋转让他人。因此，双方的交易过程也不符合情理。综上所述，梁子洋主张其支付了购房款35万元的唯一依据是有谭美华签名的三联根收据，但梁子洋对交易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资金来源交待不明，交易的方式、过程有悖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也不符合常理、情理，故梁子洋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具备的支付能力及资金的详细来源等，其提供的收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履行了交付购房款的义务，对梁子洋主张已支付了35万元购房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因谭美华已将涉案房屋转让他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梁子洋要求判令解除双方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梁子洋要求谭美华返还购房款35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梁子洋与谭美华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二、驳回梁子洋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034元，由梁子洋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梁子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为被上诉人立即返还购房款人民币350000元给上诉人，并从2013年11月6日起至被上诉人返还购房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被占用的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的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是缺乏事实基础和证据支持的，一审法院该认定是错误的。
一、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收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支付350000元购房款的义务。
收据，是一方当事人收到款、物后为对方当事人出具的履行凭证。上诉人提交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梁子洋交来购买华发家苑702房款350000元叁拾伍万元正，总房价为叁拾柒万元正，余款贰万元过户前付清，￥20000元正”。收据经手人处有被上诉人的签名和指模。收据是由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交来的350000元购房款后，在华发家园售楼部办公室内由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邓树英书写，再由被上诉人签名和按指模的。被上诉人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生意人，如果没有收到上诉人交来的350000元，又怎么会叫邓树英写下这张收据，并且自己在收据上签名、按指模确认已经收到了上诉人交来的350000元？
上诉人认为，本案的收据是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350000元购房款后出具给上诉人的，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是具有证明力的，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支付350000元购房款的义务。
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在受暴力胁迫的情况下在收据上签名、按指模的，不能推翻收据的证明力。
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的父亲梁启康多次叫来几个彪形大汉以被上诉人欠其10万元赌债为由，勒索了被上诉人共47万元；梁启康在2013年11月6日又叫了四个男人来到售楼现场，将被上诉人强行带到罗定国际酒店的一个包房内，拿出刀枪对被上诉人进行恐吓，被上诉人无奈之下，只好和他们回到华发家园售楼处，与他们签订了所谓的售楼合同，并由邓树英出具收款收据。
从证据的角度分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于其辩称的受暴力胁迫的事实，却完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依常理分析，被上诉人被梁启康勒索了47万元后，为何却一直不报警进行处理？而且在2013年11月6日被四个男人强行带到罗定国际酒店的一个包房内进行恐吓，事后又为何不报警求助？华发家园售楼处人数众多，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如若被上诉人真的被四个男人强行带走，那在现场的人为何又不报警呢？被上诉人主张其受暴力胁迫的事实，根本不合常理。另外，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邓树英在出庭作证时，根本也没有反映发生过“2013年11月6日四个男人来到售楼现场，将被上诉人强行带走”的事实。显然被上诉人的辩解并非事实。
2015年5月6日上诉人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后以上诉人敲诈勒索为由向派出所报案。如果被上诉人2013年11月6日真的有被敲诈勒索，为何迟迟不报警，要等到上诉人起诉后才报警？而时至今日，派出所经过调查后，也并没有就上诉人涉嫌敲诈勒索犯罪立案。由此可以肯定，被上诉人报警是无中生有的，无非是为了制造其被暴力胁迫的证据，想以此达到逃避返还上诉人350000元购房款的目的。
被上诉人辩解的其受暴力胁迫的事实，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也与常理不符，对其辩解的事实，应不予采信。
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理由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是在校学生，未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很好的决断能力；被上诉人收取350000元现金不符合其与中介公司约定的交易方式，双方的交易过程有违日常生活经验等为理由，从而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理由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
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已经年满18岁了，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诉人当时虽然是在校学生，但其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未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很好的决断能力”。上诉人生长在一个经济良好的家庭，加之其父母用心培养，上诉人成年后，已经懂得通过理财、投资赚钱，个人银行账户已有不少存款，上诉人已经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很好的决断能力。一审法院的该认定是片面的。
被上诉人提出其已经与罗定市越富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华发家园项目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由越富公司与马力公司负责房屋的销售。上诉人作为外部人员，事先并不知道�上诉人与越富公司存在该约定，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中也没有提及任何涉及有越富公司负责房屋销售的字样，上诉人根本无从知晓。故被上诉人与越富公司的该约定不得对抗不知情的上诉人。而且《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中的卖方是“谭美华”，上诉人是与谭美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将350000元购房款直接交给谭美华是完全符合房屋买卖交易习惯的。一审法院简单的以上诉人直接交付350000元购房款给被上诉人违反所谓的“正常程序”为由，否认收据的法律效力、否认上诉人已将款项交付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这一认定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收据是具有证明力的，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支付给被上诉人350000元购房款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是缺乏事实基础和证据�持的。上诉人依法向贵院提出上诉，贵院应支持上诉人全部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梁子洋在二审期间提供以下证据：账户明细查询（复印件），拟证明：1、2013年8月27日，上诉人的银行个人账户已经有存款2000000元；2、上诉人早已懂得通过理财、投资赚钱，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去购买房屋。
被上诉人谭美华答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事实上根本没有支付任何房款，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实际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
一、在大额本金支付案件中，收据仅具有推定性的证据效力，付款事实的发生还必须结合当事人支付能力、交易习惯、支付金额大小、当事人之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细节等因素认定。综合本案，上诉人仅以一张收据就认为已经交付35万元�额现金的事实明显证据不足，上诉人以收据证明其已付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1、从购房目的上看，上诉人为肇庆户籍，活动圈子在肇庆，家庭富有，无论是居住还是投资，都没有来罗定购房的正常理由，更没有来罗定购买几乎属于居民楼低端商品房的理由。
2、从支付方式上看，本案上诉人选择来到陌生的罗定市，在还没有看房和没有确定是否购买的情况下，就直接携巨额现金从肇庆直达罗定，而不是选择银行转账的方式，这样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与一个还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在校学生明显不符；况且，在银行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转账已非常便利，上诉人对银行也并非陌生，其外出选择带现金不带卡的方式也有违生活常理。
3、从当事人双方关系上看，谭美华与上诉人完全不认识，与上诉人父亲---梁启康也是谭美华在遭遇打击情绪非常低落时去澳门赌博中认识，为此，谭美华付出了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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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勒索了47万元人民币，对这些“赌友”谭美华至今仍心有余悸。并且，据知情人透露，梁启康在2013年下半年因患病身体急剧恶化，并于同年9月份左右去世，因此，也不存在原审时上诉人所说的在当时谭美华与上诉人父亲事先沟通协调好的事情。
4、从交易细节上看，合同签订在2013年11月6日，收据时间也是在2013年11月6日，而谭美华的楼盘在2013年7月竣工交付使用，也就是说，上诉人“买房和支付”时楼盘已是现房交付，在上诉人付清全款的情况下，没有理由不要求立即交房，而是要等到2014年的4月份。
5、谭美华当时虽然没有报警，但也保留了上诉人当时的相片，现在，谭美华已经再次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
二、原审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正确，上诉人以其有�行理财、账户有存款为由认为其已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很好的决断能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是否有银行存款、是否投资银行理财产品并通过理财产品挣钱与一个人的决断能力并不必然划上等号。上诉人的银行存款是通过家族传承而来，也就是说，上诉人其实就是“富二代”。结合本案，上诉人进行银行理财就是想让自己的资金产生效益，但是，在当时众多优质楼盘都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上诉人却将35万元巨款投资到一个与自己不相关的偏远城市中的没有升值价值空间的楼盘，显然与上诉人的决定能力相矛盾。
综上所述，谭美华认为原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谭美华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谭美华对上诉人梁子洋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款项来源不明，不能证实上诉人具备经济能力。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梁子洋与被上诉人谭美华签订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以确认。谭美华认为其受到胁迫而签订合同，只是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报警回执，证明其在本案一审立案后到公安机关报警，但因何事报警、公安机关是否立案受理，谭美华在一、二审诉讼中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本院对其受胁迫的主张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审判决第一项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均没有上诉，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梁子洋是否已向谭美华支付购房款350000元。梁子洋在一审诉�中提供了《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据，证明其与谭美华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及其已付350000元给谭美华的事实。谭美华对合同和收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其只是否认收取购房款350000元，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谭美华提供的证人邓树英的证言仅证实邓树英没有收到梁子洋的购房款，而不能证实谭美华没有收到购房款。谭美华虽然与房地产经纪公司签订华发家园项目销售代理合同，并未约定由经纪公司收款这一唯一的收款方式。谭美华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收款收据上签名并盖指模，表明其对已收取梁子洋购房款350000元的事实的确认，本院予以认定。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谭美华应返还350000元购房款，并赔偿占用该款期间的存款利息给梁子洋。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梁子洋的利息损失只能按照存款利率计算。对梁子洋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实体处理部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罗定市人民法院（2015）云罗法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罗定市人民法院（2015）云罗法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谭美华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购房款350000元及其利息（以35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从2013年11月6日起计至返还完毕之日止）给上诉人梁子洋。
如果被上诉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受理费7034元，由被上诉人谭美华负担。二审受理费7034元，由被上诉人谭美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建勇
审 判 员 罗晓红
代理审判员 陈洁涛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冯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