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临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临民二初字第207号
原告刘丽娟，女，196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白山市。
委托代理人曲慧刚，男，白山市长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地址：临江大街。
法定代表人徐谚伟，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成杰，男，吉林浩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丽娟诉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丽娟及其委托代理人曲慧刚，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任成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丽娟诉称：2005年10月30日，刘丽娟乘坐临江市运输公司的客车，在返回白山途中，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发生车祸，造成刘丽娟一个九级和两个十级的伤残后果。2007年12月刘丽娟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判决由王娟赔偿原告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175603.78元，临江市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生效后，王娟当时没有赔偿能力，临江市运输公司同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要求刘丽娟必须与其订立协议书，内容大致为：“运输公司负赔偿款171939.00元，共分三次付清，第三次手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全部由临江市运输公司核销。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宜该公司概不负责。”如果刘丽娟不同意临江市运输公司的要求，临江市运输公司就不支付赔偿款。由于刘丽娟当时急需治疗费用，而且还需要自己垫付第三次手术治疗费用，只好在临江市运输公司提供的协议书上签字，这样临江市运输公司才陆续将赔偿款及第三次手术的费用支付给刘丽娟。第三次手术后，刘丽娟的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当时没有发现明显后遗症。2013年7月，刘丽娟觉得腿部不吃力了，10月在市医院做检查，确诊为股骨头坏死。同年10月18日刘丽娟来到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进一步诊断，确诊为右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与本次交通事故股骨颈骨折有关，进一步治疗需要花费约10万元的巨额医疗费。于是，刘丽娟找到临江市运输公司协商继续治疗费用等相关事宜，临江市运输公司以2008年1月31日的协议书约定拒不赔偿。这时刘丽娟才知道该协议书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和具有排除刘丽娟权利的条款，严重侵害了刘丽娟的合法权益。刘丽娟起诉撤销该条款，由于证据不足，刘丽娟只好撤诉。2014年5月4日经吉林天池司法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刘丽娟右股骨颈骨折与右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临江市运输公司在与刘丽娟订立协议书时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及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40条、第54条规定，恳请法院依法确认刘丽娟与临江市运输公司2008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刘丽娟权利的条款无效。明确诉讼请求由确认条款无效变更为撤销刘丽娟与临江市运输公司2008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刘丽娟权利的条款。
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辩称：1.刘丽娟诉求免责条款理由不成立。2008年1月31日双方对刘丽娟伤情进行了一次性赔偿约定，是为了避免日后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乘人之危，根据民法理论财产权可放弃，刘丽娟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签完该协议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所以其以显失公平、乘人之危为由主张撤销条款无事实根据；2.刘丽娟伤情当时诊断是涉及股骨头方面的疾病，其应当预见到签协议产生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刘丽娟以2013年才知道撤销事由不符合客观事实，其撤销的理由是以法律规定的应当知道实际是在规避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而根据法律规定，刘丽娟在签订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来主张撤销权之诉方可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六年之后行使撤销权之诉，已过除斥期间；3.临江市运输公司是根据通化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同刘丽娟达成的赔偿协议，是与刘丽娟充分协商之后确认了相应的赔偿数额以及对之后刘丽娟可能产生的任何赔偿费用被告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刘丽娟是知情的，并不存在临江市运输公司方自行制定该条款，而是双方协商之后确定的该协议。该协议书应当被双方予以遵守，并且该协议是针对刘丽娟本人而订立的协议，并非是针对不特定的人制定的格式合同，该合同当中对刘丽娟赔偿的伤残等级、费用均明确予以界定，和其他伤者制定的格式、内容均是不一致的。所以刘丽娟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刘丽娟诉求。
经审理查明：2005年10月3日，刘丽娟乘坐挂靠临江市运输公司的吉F301**号大型客车与吉F407**号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通化县人民法院判决吉F301**号大型客车车主王娟赔偿刘丽娟总计175603.78元，临江市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判决书生效后，刘丽娟与临江市运输公司于2008年1月31日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一、经运输公司与当事人刘丽娟同志协商，付赔偿款总计171939元。二、赔偿共分三次付清，首付日期是2008年1月31日首付人民币10000元，第二次是2008年5月至6月份，第三次是2008年12月末全部付清。三、刘丽娟的借款由公司财务在结清赔偿款时扣回。四、刘丽娟的第三次手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手术完后由临江市运输公司全部核销。自2008年1月31日起赔偿刘丽娟在103事故中发生的一切事宜除第三次手术外，全部终结。该人以后所发生一切事宜本公司概不负责等。刘丽娟在白山市医院第三次手术后，出院病情摘要为“右大腿术创愈合良，活动尚可，可部分负重行走”。临江市运输公司已赔付刘丽娟171939元、第三次手术的医疗费及6039.45元的误工费、护理费、生活费、复查费。2013年10月16日，刘丽娟在白山市中心医院诊断为右侧股骨头坏死，2013年10月31日，刘丽娟在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诊断为右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右髋骨性关节病，右股骨颈、股骨干、胫髋骨骨折术后。
另查明，2014年5月13日刘丽娟通过吉林刘国华律师事务所委托吉林天池司法鉴定所鉴定：1.股骨头坏死与股骨颈股骨折有无因果关系；2.道路交通事故伤残等级鉴定。吉林天池司法鉴定所作出【2014】天池鉴字第12号吉林天池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一）被鉴定人刘丽娟右股骨颈骨折后发生右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左侧股骨头正常）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主因形式），参与度拟为56%-95%，参考均值为75%。（二）右股骨颈骨折后发生股骨头坏死，右髋关节功能丧失29%，属九级伤残。
上述事实，有协议书6份、出院诊断书、吉林天池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2007）通民一初字第474号民事判决书、赔偿明细、证明2份、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病历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双方争议的焦点如下：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第四条第二款是否存在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原告权利；2.原告要求撤销事由是否超过除斥期间一年的规定。
原告围绕争议焦点1出示证据：1.手术后出院诊断书3份，证明原告认为出院后伤情不会恶化发展，而且与被告签订协议书时第三次手术还没有作，况且协议书中明确规定除第三次手术外全部终结，签订协议时原告因急需治疗费用不得不与被告签订协议，从协议的第二条可以看出，法院判决的赔偿款分三次付清，明显存在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行为；2.协议书1份，证明双方协议内容存在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当时原告和被告对第三次手术的费用及产生的后果是不明确的，协议的第四条第二款是排除原告权利、免除被告责任的条款，况且没有明确向原告解释说明包含第三次手术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协议书是被告单方制作提供给原告签署的；3.通化县法院判决书及赔偿明细1份，证明被告和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原告当时急需治疗费用，自己已经垫付了19万余元，无奈之下只好在被告提供的赔偿协议书上签字。被告同意承担第三次手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4.张洪玉、赵璞刿协议书各一份及常金梅、鲁贵林证明各一份，证明在本起事故当中，处理受伤人员所签订的赔偿协议均是由被告提供的预先拟好的格式条款，特别是免除自己责任、限制对方权利的条款基本是一致的，说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应当认定为格式条款，而且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等情形。以上四份证据能够充分证实被告与原告签订赔偿协议时，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原告权利的情形，因此该协议第四条第二款因违反合同法第54条、第40条的规定，应予以撤销。
被告对原告的以上证据质证：1.对第一份证据无异议，但该诊断书在07、08年明确记载了出院医嘱，原告对自己的伤情在签订合同时是了解的，其依据北京前海医院主张才知道撤销事由与客观事实不符，该证据证明了其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时间并非是2013年而是08年就知道了，其应在08年后一年内行使撤销权；2.对第二、三份证据无异议，协议书证明了原、被告签订合同时不存在胁迫、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乘人之危等法定情形，而原告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字认可的行为应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合法有效，并且原告从事工作系保险公司业务人员，每天在承揽业务时都要对免责条款进行告知，其具备一定的经验和专业性，并且在协议书第一条明确记载是同原告协商后付相应赔偿款，所以其签订此协议应当对其具有约束力；3.对第四份证据2份协议书本身无异议，对原告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协议书是在同伤者充分协商的基础之上按照通化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同伤者签订的，该协议并不是被告具有单方决定性，可以由伤者进行修改，并且该协议也并非完全是按照格式合同的内容和特点来进行制定的，而协议针对的主体是特定的当事人，并非是不特定的当事人，重复使用，原告仅提供与其具有相同形式的协议书，而原告发生事故时受伤人员有30多人，而且该事故引起了白山市委市政府、临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所以在制定协议时，充分考虑了伤者的相关诉权，根据伤者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协议书，原告以张洪玉等协议书形式相类似为由来主张协议书系格式合同不符合格式合同的特点，相反，被告也有几份同该事故其他伤者的协议书，形式和内容均不相同，所以不应以原告出示的协议书有类似的情形就武断的认为该协议书系格式合同。对于两份证明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并未出庭质证，该二证人同原告系同事关系，所以该证人证言具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
被告围绕焦点1出示证据：1.协议书、判决书及赔偿明细，协议书证明了原、被告签订合同时不存在胁迫、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法定情形，而原告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字认可的行为应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合法有效；2.原告北京前海医院住院病历1份，该病历主述和现病史证实其撤销事由的时间最迟是2011年，2013年10月14日其诊断的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是三期，非一期，之前有发病过程，一期应是2011年；3.协议书3份，证明被告同其他伤者签订的协议是不吻合的，内容和形式上不一致，并且该条款不是被告单方决定的，也不是重复印刷的，不具有广泛性、持续性、不符合格式条款的特点。
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1.对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签订协议时原告对自己是否会导致股骨头坏死造成伤残是不清楚的，因为第一次、第二次治疗过程当中原告的伤情愈合的非常好，原告不是医学方面的专家，凭自己的认知程度是不会预料到将来会因该次交通事故受到人身伤害导致残疾，另外当时原告确因经济困难急需得到这笔赔偿款用于第三次手术治疗才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无奈之下签订了该份协议，对协议中排除自己权利的条款并不清楚，因为该条款前后自相矛盾；2.对第二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能够证实原告是在2013年的10月份才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3.对于公秀芹的协议书因没有被告方的公章，对真实性有异议，对陈学义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份协议内容恰恰能够证实法院判决赔偿数额是112535.82元，而实际上被告赔偿给陈学义137535.82元，比生效判决还多了2.5万元，能够说明被告在赔偿事故受害人过程中存在区别对待，有的高出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对陈学义来说协议的赔偿数额并没有显失公平，而对原告来说被告的赔偿数额确低于了法院判决所确定的数额，达到了8000多元，明显存在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协议当中均能看出有显失公平、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条款即该人所发生的一切事宜，本公司概不负责，本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签字后生效，因此协议中的该项条款明显是显失公平、排除对方权利等撤销的法定事由。
原告围绕焦点2出示证据：吉林天池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书一份，证明原告第三次手术后留下了后遗症与被告的交通事故给原告的伤害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原告2008年1月31日签订协议时根本是预料不到自己受到伤害会因为右股骨颈骨折导致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后遗症，虽然原告在2011年和2012年感觉受伤的部位疼痛不适，但是不知道已经因交通事故受伤导致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而在2013年作了进一步的医学方面的诊断，才知道自己得了股骨头坏死的疾病，最后又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明确知道了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是因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伤害所导致的，而原告便向被告主张权利，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质证：对该份证据有异议，由于原告发生事故时已经在医疗机构诊断为系股骨头方面的疾病，其已经认识到签字并收取赔偿款自己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所以其以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与事故发生后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能对抗2008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此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在原告第一次提出告诉之后为了本次诉讼而委托律师事务所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并不是原告在2014年5月13日司法鉴定意见出来之后才知道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是交通事故所致，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住院病历记载，原告于2005年因车祸入院，2007年、2008年行内固定物手术治疗股骨颈和股骨干，术后尚好，2011年出现右髋痛，气候变化显著，2012年出现活动痛，不能过多行走，2013年10月14日诊断为股骨头坏死三期，也就是说原告股骨头坏死根据病例记载2011年、2012年就已经出现了股骨头坏死一期和二期的症状，所以其知道自己股骨头方面的相关疾病，应当在2011年就已经知道，理由是其本身在2008年进行最后一次手术时，均是关于股骨头方面的疾病，而该疾病发病是有一个过程，不可能直接到三期，根据病例记载，原告本人陈述是右髋痛，跛行两年，该陈述是客观真实的，而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是由于外伤、激素、酒精等因素导致，而原告在治疗相关股骨方面的疾病时，结合其在北京前海医院的病例记载，可以认定原告知道其股骨方面的疾病应当在2011年。
被告围绕焦点2出示证据：北京前海医院的病例一份，证明问题同上述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出示的证据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病例能够证实在2013年10月份之后，到股骨头疾病的专业医院进一步确诊，才知道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原告自己并不是医学方面的专家，况且原告的病情是要通过专业的医疗设备进行检查才能确认，所以说，原告感觉身体不适并不能认定原告自己知道自己得了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因为前海医院已经诊断为股骨缺血性坏死三期，原告如知道自己早就患上该疾病，早就开始治疗，不会拖这么久，导致病情严重。所以对被告证明问题不予认可。2008年第三次手术后的出院诊断中并没有提到原告已经患上股骨头疾病。
本院经过审理，原、被告对除公秀芹的协议书外的五份协议书、出院诊断书、（2007）通民一初字第474号民事判决书、赔偿明细、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病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供证明2份，因证明的内容属于证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出具证明的常金梅、鲁贵林没有出庭，对该2份证明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供的公秀芹的协议书不予认定，被告没有提供原件，并且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吉林天池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但没有提出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且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重新鉴定申请，因此对原告提交的吉林天池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施行）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原告刘丽娟与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于2008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时已经完成两次手术，病情稳定，对未作的第三次手术约定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由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全部核销，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没有通过与原告刘丽娟签订协议书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与原告刘丽娟签订协议书时不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施行）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原告刘丽娟与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于2008年1月31日签订协议书时，原、被告的权利义务是相对等的，双方对赔偿内容没有异议。原告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在签订协议时，第三次手术还没有发生，原告应当能够预见到手术及术后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告刘丽娟与被告临江市运输公司于2008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协议内容是经双方协商达成。原告主张撤销2008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原告权利的条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2008年1月31日签订协议书时及第三次手术（2008年3月31日）后伤情稳定（右大腿术创愈合良，活动尚可，可部分负重行走）。2013年10月16日，原告在白山市中心医院诊断为右侧股骨头坏死，2013年10月31日，原告在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诊断为右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右髋骨性关节病，右股骨颈、股骨干、胫髋骨骨折术后。2014年5月13日原告通过吉林天池司法鉴定所作出【2014】天池鉴字第12号吉林天池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刘丽娟右股骨颈骨折后发生右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左侧股骨头正常）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原告主张撤销与被告2008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原告权利的条款应自2013年10月16日在白山市中心医院诊断为右侧股骨头坏死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因此原告本次诉讼不过除斥期间。原告主张撤销第四条第二款存在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原告权利的条款，本院无法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施行）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丽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丽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来逢君
代理审判员 王胜娟
代理审判员 郭 婧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