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黔26行初30号原告：黄平县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诉讼代表人：潘兴亮，组长委托代理人：顾海先，男，苗族，1944年5月15日生，退休教师，住凯里市。原告：刘老五，男，汉族，1980年12月19日生，黄平县村民，住该村。被告（原行政机关）：黄平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杨智，县长。行政机关负责人：贺飞，副县长。委托代理人：曾德坤，黄平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委托代理人：杨建，黄平县林业调处办工作人员。被告（复议机关）：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冯仕文，州长。委托代理人：杨秀成，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第三人：黄平县国有林场法定代表人：杨玉英，场长。委托人代理人：任志德，副场长。原告黄平县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及原告刘老五不服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及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黔东南府复议字（2016）106号复议决定，于2016年12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平县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诉讼代表人潘兴亮及委托代理人顾海先，原告刘老五，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贺飞及委托代理人曾德坤、杨建，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杨秀成，第三人黄平县国有林场委托代理人任志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的“长岗岭”林地，面积148.5亩，四至东抵黄湄公路，南抵颜家湾土边、北门一组山、土，西抵长岗岭分水岭，北抵分水岭，植被马尾松。黄平县国有林场始建于1958年，林场建场初期，由黄平县人民委员会指定林场在新州××、××、××等地造林，面积为9万亩，其中包括长岗岭上下段。1983年9月1日形成的《黄平县国营林场、罗朗公社关于国营林场与生产队部分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协议》已明确长岗岭下段归生产，上段归国有林场，并于1983年12日6日得到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的批复同意，1991年9月4日，黄平县人民政府向国有林场颁发黄国发山林字第41号《国有山林权证》，明确长岗岭上段林地权属属国有林场。林改期间，本府错误将国有林场长岗岭林地权属登记在窝田村坛子窑组（2009）第5226220800239-2/2号《林权证》中，该《林权证》违背客观事实，不具有真实性，坛子窑组主张争议林地所有权不予支持。刘老五提供的《自留山证》，该证将83.协议中已明确属于国有林场长岗岭上段林地权属错误地填入自留山证中，该证登记的“长岗岺”权属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主张争议地内上抵大沟，下抵林正明颜家湾土，左抵中山小冲，右抵城头土地边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四、五项的规定，明确争议的长岗岭林地所有权归国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国有林场。争议林地的墓地维持现状不变。窝田村坛子窑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受理后，经复议审查，认为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6）106号复议决定，维持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原告黄平县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诉称：争议林地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黄平县人民政府未经再审程序，重新组织调处，属程序违法。黄平县人民政府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作出行政行为，违反法律的规定。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采信黄平县人民政府的处理事实和理由，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同样违法。因此，请求撤销黄府林权处字第（2016）11号处理决定及黔东南府复议字（2016）106号复议决定。原告黄平县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村委会证明及身份证，证明原告组长潘兴亮的身份；2、（2015）黔东行终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终审判决没有判决被告重新处理；3、黄府林权撤字（2014）2号处理决定、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和原行政行为相同。原告刘老五诉称：土地改革时期，张烈生的土地产量清册登记争议的长岗岭林地管理权、使用权归属坛子窑组。我父刘世忠持有黄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留山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了争议地的四至范围，根据法律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为70年。因此，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违法，请求依法判决。原告刘老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身份证，证明刘老五身份；2、张烈生的土地产量清册，证明争议地自土改以来由刘老五家管理使用至今；3、刘世忠的黄林自字第14号《自留山证》，证明争议地内有刘老五的自留山；4、《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争议地归刘老五享有；5、1983年《关于国营林场与生产队部分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协议》，证明协议书没有任何人签字盖章，属无效协议；6、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及黔东南府复议（2016）106号复议决定，证明被告处理及复议不合法；7、地形图，证明争议地内有刘老五的土和山。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答辩称：本府受理原告与黄平县国有林场长岗岭林地权属争议案后，先后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文书，经依法调查取证，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东行终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虽然撤销了本府作出的黄府林权撤字（2014）2号处理决定，但并未判决争议林地给窝田村坛子窑组，原告主张林地权属归其所有的理由不能成立。本府根据（2015）黔东行终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及司法建议书，对争议林地先进行权属处理，待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再对权属证书依法作出处理，故原告诉称本府对终审判决的案件重新启动调处程序违法不属实。因此，本府作出的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支持。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告不服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受理后，向原行政机关和第三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相关文书，原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复议答辩书及证据材料，经审查，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府复议维持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申请书、立案审批表、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调处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本府调处程序合法；2、潘兴亮身份证及村委会证明，证明坛子窑组的主体资格；3、（2009）第5226220800239-2/2号《林权证》及勘验图，证明原告坛子窑组在行政程序提交主张争议林地权属的依据，虽然《林权证》登记的长岗岭与争议地完全重合，但《林权证》登记的林地在1983年的协议和批复已明确归国有林场享有，该林地也是黄国发山林字第41号《国有山林权证》中的一部分林地，故《林权证》登记长岗岭林地权属来源不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不予采信；4、潘兴国、潘兴海、潘光武的《土地产量清册》，证明1955年至1957年已作土地入社，其土地权属性质已发生变化，不能作为林地权属的依据；5、刘世忠等14户村民的《自留山证》及勘验图，证明只有刘世忠《自留山证》登记的“长岗岺”在争议范围内，但该林地在“83.协议”时已明确归国有林场享有，该登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予采信；6、潘庆元的《林权证》及现场勘查图，证明登记的长岗岭与争议林地相邻；7、1983年《关于国营林场与生产队部分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协议书》及原稿和附件、黄府（1983）59号报告、（1983）州府通字第173号批复，证明“83.协议”已明确长岗岭上段林地权属（含本案争议地）归国有林场享有，并得到了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的批复同意，是本案林地权属的处理依据；8、黄国发山林字第41号《国有山林权证》，证明登记的林地来源于“83.协议”及批复，争议林地在该证范围内，是本案的确权依据；9、争议现场勘验图，证明被告组织当事人到现场指认争议林地的四至范围；10、坛子窑组《林权证》、刘世忠《自留山证》、国有林场《国有山林权证》位置图，证明坛子窑组《林权证》、刘世忠《自留山证》与《国有山林权证》登记的林地相互重叠；11、调解会议记录及签到册，证明被告组织当事人调解，因意见分歧大，调解未果；12、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已送达给了当事人。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复议申请书及证据目录、受理通知书，复议答复通知书、参加复议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辩书及证据目录、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第三人黄平县国有林场的陈述意见与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相同。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1号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2号证据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3号证据经被告组织当事人现场勘查，登记的林地与争议地相吻合，该证是黄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属有效证据，依法应当作为处理争议林地的依据；4号证据未有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印证，清册不是法定的确权依据，不予采信；5号证据刘世忠《自留山证》经被告组织当事人现场勘查，登记的“长岗岺”在争议林地内，该证是黄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属有效证据，依法应当作为处理争议林地的依据，其他13户的《自留山证》与争议林地无关联性，不予采信；6号证据经被告组织当事人现场勘查与争议林地无关联性，不予采信；7号证据“83.协议”有原告所在公社、大队、小队的队干参加，并有原稿印证，协议内容已经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8号证据登记的2号林班，经被告组织当事人现场勘查包括争议林地，该证是黄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予以采信；9号、10号、11号、12号证据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原告黄平县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提供的1号证据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2号证据是生效的判决书，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但原告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纳；3号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两次作出处理的情况，原告证明的事实与证据载明的内容不符，不予采纳。原告刘老五提供的1号证据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2号证据未有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印证，清册不是法定的确权依据，不予采信；3号证据与被告提供的5号证据刘世忠《自留山证》相同，作同一认证；4号证据未记载有长岗岭林地，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5号证据与被告提供的7号证据相同，作同一认证；6号证据属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证据；7号证据模糊不清，未有任何标识，其来源不明，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黄平县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及原告刘老五与第三人黄平县国有林场争议的林地为“长岗岭”，四至东抵黄湄公路，南抵颜家湾土边、北门一组山、土，西抵长岗岭分水岭，北抵分水岭，面积148.5亩。林业三定时期，因长岗岭山林权属存在争议，黄平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8月25日组织罗朗公社、槐花、窝田大队等有关大小队和国营林场参加协调会，于同年9月1日形成《黄平县国营林场罗朗公社关于国营林场与生产队部分山林权争议处理协议书》（以下简称“83.协议”），协议第二条第六项第11目记载“长岗岭为林场58年林场出包造林，下段（面积为80亩）被人为破坏变成无林，靠近村寨，该队山少、划归队有，以岭上最上一块田后坎为界直线横截，下段划归队有，上段归国营林场”。同年12月6日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该协议。1983年9月5日，黄平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刘老五父亲刘世忠颁发黄林自字第14号《社员自留山证》，登记地名“长岗岺”，面积1.05亩，上抵大沟，下抵林正颜胃湾土，左抵中山冲，右抵城头土边。1991年黄平县人民政府向国营林场颁发黄国发山林权字第41号《国有山林权证》。2009年6月5日，黄平县人民政府向窝田村坛子窑组颁发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800239-2/2号《林权证》，登记地名“长岗岭”，东抵公路，南抵土，西抵岭岗，北抵岭岗，面积148.50亩。2013年黄平至旧州S204省道公路建设，征用部分争议林地，原告窝田村坛子窑组与第三人国营林场发生权属争议。2014年7月15日，黄平县人民政府作出黄府林权撤字（2014）2号《关于更正黄平县国有林场黄国发山林权字第肆拾壹号和撤销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800239-2/2号的决定》：一、黄国发山林权字第41号《国有山林权证》第五项“山林权属：林地所有权：黄平县国营横坡林场”更正为：“山林权属：林地所有权：国有”；二、撤销新州镇窝田村坛子窑组的黄府林证字（2009）第5226220800239-2/2号《林权证》。该决定的第二项被终审判决撤销。2015年7月6日，窝田村坛子窑组向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申请调处，被告受理后，向黄平县国营林场和刘老五送达应诉、举证、调解通知书，并组织当事人现场勘查，争议林地位于“83.协议”长岗岭上段划归国营林场的范围和国营林场持有的黄国发山林权字第41号《国有山林权证》范围内，窝田村坛子窑组持有的《林权证》与争议林地四至相吻合，原告刘老五持有的《自留山证》登记的“长岗岺”在争议林地内。2015年10月20日，被告县政府组织当事人质证、协调未能达成协议，遂于2016年8月23日作出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原告坛子窑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向黄平县人民政府、国营林场和刘老五送达行政复议相关文书。经书面审查，黔东南州人民政府认为，坛子窑组提供的《林权证》与国营林场提供《国有山林权证》2号林班登记的林地重叠，属重复颁证，不予采信，刘老五提供的黄林自字第14号《自留山证》登记的“长岗岺”于1983年经黔东南州人民政府批复所调整，不予采信。第三人国营林场提供的《国有山林权证》和（1983）州府通字第173号批复，足以证明争议林地权属，遂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黔东南府复议字（2016）106号复议决定，维持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地争议的依据。本案原告坛子窑组、刘老五与第三人国营林场分别持有的《林权证》、《自留山证》和《国有山林权证》，均系黄平县人民政府所颁发，且登记的林地均与争议林地有关联性，依法应当作为处理争议林地的依据，被告未采信原告的《林权证》和《自留山证》作为处理争议林地的依据，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其作出的处理决定明显不当，依法应当撤销。被告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向当事人送达相关文书，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复议陈述、举证权利，其复议程序虽然合法，但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错误，应一并予以撤销。黄平县人民政府原作出的黄府林权撤字（2014）2号处理决定与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虽然涉及的是同一林地，但黄府林权撤字（2014）2号处理决定是对原告坛子窑组持有的《林权证》和第三人持有的《国有山林权证》作出处理，而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是对林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两次处理的对象不同，不存在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的行政行为，故原告坛子窑组提出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坛子窑组及原告刘老五要求撤销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及黔东南府复议字（2016）106号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六）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黄平县人民政府2016年8月23日作出的黄府林权处字（2016）11号处理决定；二、撤销黔东南州人民政府2016年12月6日作出的黔东南府复议字（2016）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由黄平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黄平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秋菊审 判 员  陈生燕代理审判员  赵 斌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书 记 员  王泽慧书 记 员  王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