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晋民申字第1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任明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瑞珍。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邦手（首）。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心园，又名李七七。
再审申请人任明海、李瑞珍与被申请人李邦手（首）、李心园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2日作出（2014）吕民一终字第107号民事判决，己发生法律效力。任明海、李瑞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任明海、李瑞珍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李瑞珍、任明海夫妇于1986年购置了李瑞珍娘家（继父李邦首、母亲任伶则）在大武镇街原公社巷内三间瓦房，当时经李邦首主持写有房契一份，书写人刘纯良，中见人张文奎协助书写并办理了交接。再审申请人一家住进该房屋后未办理宅基地变更，1988年任明海在郭家沟村盖砖窑后搬回村里居住，一直将该房屋出租（承租人刘延星、吴水平、李新）。1997年方山县说是要换宅基地证，之后李瑞珍几次向娘家要宅基地证，其母亲说在箱底不好拿，放谁家都一样，以后再说，一直拖着未给。2009年任明海、李瑞珍与娘家同母异父的弟弟、李邦首唯一的儿子李心园发生纠纷，李瑞珍母亲偏向儿子李心园，家庭关系恶化，李瑞珍多次向其母催要宅基地证，均遭到强硬拒绝。2012年底，新城建设要拆迁任明海所属以上房屋，由于宅基地证在李瑞珍母亲手上，李瑞珍母亲任伶则及弟弟李心园见财起意，抢先将房屋登记在任伶则名下，任明海得知后，多次找大武镇大武四村主任薛丑孩、委员张完生说明事实，要求更名。2012年阴历腊月十二，村干部张完生说：“只要李邦首承认卖了，就将名字改过来”。2013年1月26日，李瑞珍与继父李邦首同时找到村干部张完生和张金生说明此事，并在张完生的提议下，以李邦首的名义写了个更名申请书，将房屋更名为任明海，张完生、李邦首、李瑞珍等都在上面签了字，并按了手印，此原件已于当时由张完生交张金生保存，以备查用，在场人还有原四村村民田成玉作证。2013年正月十二，任明海给四村主任薛丑孩和村干部张完生打电话询问户名更改情况时，他们说更名申请书让李心园拿走了，可能撕了，他们管不了，只认“房产证”。薛丑孩并说第二天就要开始拆了，让任明海去打官司。再审申请人询问张金生时，张金生说李心园找他要时，他没有给，后是张完生从他手上要去给了李心园。因时间紧，打官司来不及，再审申请人于2013年2月22日向新城建设指挥部写了缓拆申请，要求认真调查核实，待问题解决以后再行拆除，当时，指挥部主任任年有批示，让法庭庭长张春明和矛盾调解中心主任王之海处理，再审申请人将该申请交予二领导着手处理。2013年3月4日村干部薛丑孩又要强行拆除房子，李瑞珍找到矛盾调解解中心主任，王之海只说“你不要让他们拆了”，四村村委以及镇政府等几位相关领导对此事均知悉，当时再审申请人是住在房内的，房屋暂时未拆，四村主任薛丑孩说不拆了。2013年6月25日，四村主任薛丑孩在任明海家人外出不在家时，并充分知晓房屋有争议的情况下，没有通知任明海，而是同李心园带人将任明海房屋门锁撬开，破门而入，拿走和毁坏了室内外所有财物、家具等后，将房屋强行拆除，拆迁款由李心园领走。李瑞珍在得知房屋被拆后，多天以来一直找四村村委、镇政府领导解决，但遭到一再推诿，并没有给出解决结果。在要求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得知薛丑孩等人将本来32平米不足的房屋丈量为98.77平米，并以此计算了拆迁款82787元和拟安置的房屋面积108.7平米。如此大的悬殊，薛丑孩明知不该拆而强拆的原因不言而喻。任明海将该事实反映给县纪委后，李心园被拘留，事隔几天后，李心园被释放，据说是领取的拆迁款82787元被追回，但其余责任没有追究，村委有关领导滥用职权，虚增拆迁面积，多补偿拆迁款和多登记安置房面积的问题也并未查处，对此事县里领导都是完全知悉。村委委员张完生被问及房屋测量面积有误时，辩称再审申请人之母拿错了使用证，首先，再审申请人之母自住宅基地的使用证编号、名字与拆迁登记的都不一致（户主李邦首，拆迁登记的是任伶则），面积也不是98.77平米，而是124.22平米。其次，对拆迁房屋，他们是进行了现场测量的，现在拆迁房屋还在原地，是什么情况导致他们将本来32平米的房屋测量为98.77平米的，无人能够解释。方山纪委重量此房时，张完生说他当时不在现场，去看下一家了，而当李瑞珍指向和邻居交界处时，张完生又说，你妈也是指的这里。再审申请人就此事提起民事诉讼后，方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再审被申请人李心园表明该更名申请并没有撕毁，房屋内也没有东西，有拆迁录像为证。刘宝莲庭长表明再审申请人之父承认房子卖给了再审申请人，并写了房子更名申请，也承认房子由再审申请人出租并收取租金，住房权、处置权都有了，房子应当是再审申请人的，但作出的一审判决却是再审申请人败诉。再审申请人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再审申请人提供不出已被再审被申请人李心园拿走了的变更申请、无法证明拆迁造成的屋内财产损失为由，认定再审申请人证据不足，判决再审申请人上诉败诉。首先，变更申请交由村委保存，并被李心园拿走，变更申请不在再审申请人手上，再审申请人怎么可能提供的出来。在中院开庭十日前再审申请人以书面形式申请法院帮助调取拆迁录像和更名申请，申请当时是交给审判长潘文的，但没有调取。其次，村委委员张完生说更名申请书让李心园拿走了，可能撕了。一审时被上诉人李心园表明该更名申请并没有撕毁（但没有拿出来）。再审申请人认为，无论是否被李新元拿走、是否撕毁，根据证据规则，再审被申请人的陈述足以认定该变更申请存在的事实。第三，对于再审申请人因房屋强拆造成的财产损失，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再审申请人证据不足。再审申请人是在未被通知、趁再审申请人不在家之机而被强拆房屋造成的损失，没有留取证据的机会；再审申请人书面申请调取拆迁录像，但一、二审法院都拒绝接受调取拆迁录像申请书，该录像再审申请人无法取得，而两审法庭均没有要求相关部门或人员提供。再审申请人认为，两审法院对该案的重要证据做出如此认定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违反了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另外，对有关领导滥用职权，虚增拆迁面积，多补偿拆迁款和多登记安置房面积的问题也置若罔闻。而再审申请人在-
审时就向法庭提交了三份承租人写的证人证言，证明房屋是再审申请人的，租金也是交给再审申请人。二审时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邻居的证人证言，证明再审申请人当时是居住在该房内的，室内该有的生活用品用具一应俱全。（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1986年李邦首与任明海房屋买卖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事实有写契人和契约为证，多年来乡邻周知。第一，契约提到了李邦首“家庭人口多生活之困难”的问题，这与当时李邦首在大武镇大武村南垣上（现住所）新修砖窑，资金紧张，有意卖掉本案所涉房屋的事实相一致。如果不是出卖房屋，是不可能签订一份契约，也不可能让任明海住进其房屋。第二，契约虽未明确该房屋买卖关系、买卖价格及支付情况，但当时李邦首新修砖窑，欲寻找买家换取资金，契约提到“大女婿已惜自己一切大力给予岳父之助金助力”，“助金助力”本身就是指明李邦首已收到任明海支付的房屋价款，属有价取得该房屋。第三，契约写明“后事我家不得有争执，如有人争执，按此约为凭证。”该内容清楚表明此房屋已卖给任明海。第四，契约写明李邦首将房屋“安排与大女婿任明海享有居住”。该契约写于1986年，“享有居住”的真实意思即为“所有”，并不是如今“居住权”的概念。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是单纯的“居住”，再审申请人在搬出房屋对外出租收取租金期间是不存在索要宅基地证的问题的。所有权包括四项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任明海完整的享有该四项权能。1988年任明海在郭家沟村盖砖窑后即搬回村里居住，该房屋一直由任明海占有、管理、出租，行使房屋管理、修缮、收取租金等所有权人的各项权利，该事实有承租人为证。如果仅是“居住权”，任明海是不可能在搬离房屋后，仍享有房屋出租权、收取租金权这些处分、收益权利。承租人退租后，房屋由任明海占有、使用，拆迁时房屋内物品均为任明海所有。薛丑孩自己也讲，门锁是李心园撬的，东西除被破坏的外，也是被李心园拿走了。重大风俗习惯也是认定法律事实的有力证明。依据本地风俗习惯，闺女非招入赘女婿，外嫁后不可能居住在娘家的房子里，该风俗习惯在当地至今仍深入百姓人心，属于一大忌讳，而李瑞珍、任明海于1986-1988年居住该房屋期间，儿子出生，并怀有小女儿，过年过节均未离开，足以证明任明海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李瑞珍是李邦首的大女儿，但属于继女，且已出嫁，李邦首还有五个亲生闺女、一个儿子，李瑞珍既非亲生、也非儿子，“无代价”将房屋交予继女一家几口居住绝对是不可能的。张完生参与经办了李邦首写更名申请一事，张完生、李邦首、李瑞珍等都在上面签了字，并按了手印，由张完生交由张金生保存。不论是否被李心园拿走或撕毁，均足以证明房屋归再审申请人的事实。而张完生等人保管证据不善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该宅基地证虽在李瑞珍母亲手里，但她并不享有房屋所有权的任何一项权能，对房屋没有半点权利。李邦首本人年事已高（82岁），在家人尤其是儿子在场的情况下，其思想完全被“绑架”。二审开庭时其本人并未到庭，法庭也未传唤，其本人可能连开庭的事都不知道，也没有说真话的机会。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令申请再审人败诉，而该条法律的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一审法院未完全履行职责，如何能客观地认定事实。同样，二审法院在再审申请人提起上诉，明确要求查证、核实以上事实（尤其是变更申请和拆迁录像）的情况下，也没有作出任何行为，属严重的不负责任。因房屋转让是李邦首的行为，契约也是李邦首找人写的，更名申请也是李邦首写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名字也是李邦首（房屋转让时李心园才六岁）。二审时，再审被申请人李邦首没有出庭，对应该质证的主要证据没有质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2条的规定，“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再审被申请人已多次承认写了更名申请，法院还要求再审申请人举证，并以不能举证判决再审申请人败诉属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未引用具体的实体法，二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条文为物权法第六条，首先，该法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而该转让行为发生在1986年，不符合从旧原则。其次，该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并未规定农村房屋买卖、农村房屋所有权转移需要以办理变更手续为要件。第三，虽然该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但由于是再审被申请人违约，不配合办理，再审申请人无法达成，属受害方，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现实中不乏出卖方因拆迁安置、房价上涨找到新买主等情况恶意毁约、损害无过错方利益而被判令强制履行合同的案例，足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农村房屋买卖、农村房屋所有权转移并没有规定以办理变更手续为要件。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责令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5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合法转移后，一方翻悔的，不予支持。财产所有权尚未按原协议转移，一方翻悔并无正当理由，协议又能够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如果协议不能履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因此，根据一系列事实和证据链条，按照公平、正义、诚信的法律原则，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意见，李邦首与任明海之间具备订有书面契约、中间人证明、按约定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全部要件，足以认定房屋已归任明海享有所有权。根据“孤证不立”的法律原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原则，任何对于该事实的反驳都是诡辩、都是无力的，反而是欲盖弥彰、自相矛盾。本案中李心园与四村主任薛丑孩在未作出任何书面或口头通知的情况下，强行拆除了再审申请人的房屋，严重侵犯了再审申请人的财产权益、宪法权利、民事权利和物权，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六）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撤销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吕民一终字第1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诉争三间瓦房及宅基地属再审申请人所有，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任明海、李瑞珍主张诉争房屋为其所有的证据为协议一份，从该协议记载的内容来看，原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并未表明诉争房屋有变更、转让的事实并无不当。任明海、李瑞珍再审审查中提出其在原审申请调取有关证据，经查原一、二审卷宗中并无相关申请材料，原审判决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符合法律规定。方山县人民政府于1986年8月26日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对本案诉争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依法进行了登记，该登记行为所确认的物权效力并未灭失，原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作出判决并无不当。综上，再审申请人任明海、李瑞珍申请再审的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任明海、李瑞珍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宋 霞
代理审判员 赵 凯
代理审判员 王国平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薛 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