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1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容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翠海路124号2层2098、2099号。
法定代表人：陈翠容。
委托代理人：李水东，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华企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456号之一、456号之二2140房。
法定代表人：喻娟。
委托代理人：李华明，广东品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喻强，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珠海市容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容行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华企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企联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2民初2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容行中心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华企联公司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被上诉人未按《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履行全部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所完成的“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纸质版的特快专递”工作是其在整个案件中进行的唯一服务，而且是最基本、最不具有脑力成果的劳务活动，但绝不是《咨询服务协议》的主要义务。根据《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可知，被上诉人的义务还包括聘请领导和专家对申报工作进行辅导、论证，对上诉人对申报工作提供全程跟踪服务。所以，在被上诉人只完成最基础的劳务服务的情况下，其无权获得政府资助资金25%的回报。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该服务等同于完成了《咨询服务协议》的全部义务是极其错误的，更不符合常理，直接造成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极度不对等。换言之，如果一审判决的认定逻辑成立，则意味着被上诉人在仅仅提供了“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纸质版的特快专递”这四项工作后，即可获得整个项目25%的收益，这显然与事实不符的。否则，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就没必要叫“咨询服务协议”。因此，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才是合同的核心义务，而相关的打印、装订工作仅仅是为“咨询”服务的，而一审判决认为打印、装订是咨询服务的本身，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未从根本上理解和查清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思。
二、《咨询服务协议》属于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权利义务内容有不同解释时，应当根据《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作出有利于上诉人的解释，一审判决的理解既未从有利于上诉人的角度出发，也未结合合同签订背景，导致认定错误。本案的《咨询服务协议》合同系被上诉人为方便重复使用而单方制作的格式合同，根据被上诉人同时提起的多个诉讼的材料即可证明。另外，根据服务内容条款“申请2014年广东省省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项目”可知，被上诉人至少在2014年便开始使用涉案的《咨询服务协议》，合同抬头的编号“HQL9211”同样可以印证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提供格式合同的事实。确定《咨询服务协议》为格式合同后，理解其中的权利义务条款还需结合整个合同的签订背景。首先，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5年广东省省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可知，本案的专项资金的申报流程，所需要的材料以及评审规则是完全公开的，申报材料的准备相对简单，而且省方面还提供了咨询电话。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是因为被上诉人声称其在省里有关系、有资源，可以提高上诉人的成功率，被上诉人不可能与其签订《咨询服务协议》，如果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让被上诉人对申报素材进行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邮寄，上诉人完全没必要花如此高昂的代价与其签订《咨询服务协议》。其次，被上诉人的公司注册在广州，利用上诉人远离广州、对省里情况不熟悉的心理弱点，在上被上诉人连哄带骗的游说下，更容易让上诉人相信其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再次，《咨询服务协议》权利义务第三条的表述是“在项目申报过程中，甲方应接受乙方的建议做好领导和专家的接待工作”，由于该协议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所以应结合上述背景揭开该条款的言外之意。该描述核心词为“乙方的建议”，具体分析如下：1、从常理出发，如果基于客观原因有相关领导到访，则直接由上诉人进行接待即可，与此过程完全不需要接受被上诉人的建议。如果需要接受被上诉人的建议接待领导，那么只有一种可能，相关的领导系被上诉人介绍过来的，需按被上诉人建议接待。2、为什么要用“乙方的建议”，而不能直接表述为“甲方应做好乙方安排的领导和专家接待工作”，其中原因不言而喻。所以，被上诉人需要在文字上作比较隐晦的描述，一审判决对此却视而不见。最后，被上诉人在《咨询服务协议》中有明显的规避不合法因素的行为。《咨询服务协议》收费标准第二项最后约定“甲方须从自有资金中列支该笔费用”。被上诉人之所以这么描述，显然是为了规避《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广东省省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获得专项资金扶持的社会组织需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资金用途使用资金，确保专款专用”的规定，从而达到其谋取高获利的目的。
三、《咨询服务协议》所约定的跟踪服务，需要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在被上诉人举证不能的情况，一审判决认定“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纸质版的特快专递”工作等同于全程跟踪服务是完全错误的。本案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服务费，其在起诉状中声称已经安排专人服务于申报项目。根据《咨询服务协议》权利义务第四项“乙方（被上诉人）负责做好本协议中甲方委托的申报工作，并提供全程跟踪服务，乙方（被上诉人）指定负责人为甲方提供跟进服务”的约定，提供全程跟踪服务和专人负责系被上诉人的义务，但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提供全程跟踪服务和专人负责的事实，其甚至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进行“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纸质版的特快专递”工作的事实（这是上诉人基于实事求是而进行的自认），总的来说，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工作成果。此外，一审判决还认定“被上诉人指定的负责人喻强辅导上诉人完成了打印、装订、网上传送盒纸质版的特快专递的工作”，这也是错误的。上诉人一审的答辩状明确指出，打印、装订材料、网上提交电子版材料系喻强单方完成的，而且是直接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全部素材进行的。这些都是简单的劳务付出，不属于咨询服务，这些劳务付出应根据《合同法》第111条的规定并结合市场单价计算其价值。
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款为《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一审判决在适用上述法律过程中，存在以下错误：1、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一审判决未予以查明。根据《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包括：（1）指导上诉人进行打印装订后提交相关部门；（2）聘请领导和专家对申报工作进行辅导、论证；（3）对上诉人对申报工作提供全程跟踪服务。一审判决仅根据上诉人的自认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了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纸质版的特快专递的工作，但该劳务服务不能被理解为被上诉人已经全面履行合同义务。2、本案不存在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的情形，所以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106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3、根据《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可知，被上诉人的主要义务是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本案不存在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即便被上诉人自己在网络平台提交申报材料，也不能把本案的性质理解为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10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最显著的特点是委托人具有任意解除权，但根据《咨询服务协议》违约责任第一项的约定，上诉人没有任意解除权。所以，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405条进行判决也是错误的。
五、一审判决未审先判，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一审的立案时间为2016年4月14日，2016年6月1日安排第一次开庭，于2016年10月9日转为普通程序，第二次开庭时间为2016年11月7日，一审判决作出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庭审还没进行的情况下便作出了判决，直接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
华企联公司答辩称：一、华企联公司已按照双方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的履行全部义务，一审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正确的。华企联公司不仅仅是完成了打印、装订网上传送纸质版的工作，而且对申请项目进行了全程的跟踪式服务，通过华企联公司辅导以及接受容行中心咨询的情况下，编纂了申请项目的申请书。正是华企联公司努力工作的情况下，案涉申请项目才得以成功。二、双方所签订咨询服务协议，是经双方友好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并不是容行中心所说的由华企联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在双方所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中，既有服务内容又有收费标准，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及相应的违约责任，这些内容都是通过双方多次协商达成的协议。一审认为双方所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这个认定是正确的。三、华企联公司已经按照咨询服务协议中标明的义务履行完毕，容行中心强调的权利义务第三条中的内容，其实是容行中心应当履行的义务。
华企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容行中心向华企联公司支付服务费人民币7.5万元整，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500元（利息按照年利息6%计算，从逾期付款之日起计算至还清债务之日止，暂时计算500元）；2、容行中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5年8月7日，华企联公司(乙方)与容行中心(甲方)签订一份《咨询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议)，服务协议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申请2015年广东省省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项目。服务协议的收费标准部分约定：乙方在申请前期不收取任何费用，项目申请成功后收取服务费；项目申请成功，甲方在每笔资助资金下达其账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须按各级政府实际拨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一次性支付乙方服务费(甲方须从自有资金中列支该笔费用)。服务协议的权利义务部分约定如下：一、甲方应配备专人负责与乙方沟通及材料交接工作，按乙方的要求及时提供提交项目申报所需材料；二、在项目咨询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材料文件，甲方及相关人员应接受乙方的指导进行打印、装订，并由甲方安排人员及时提交到相关部门；三、在项目申请过程中，甲方应接受乙方的建议做好领导和专家的接待工作；四、乙方负责做好本协议中甲方委托的申报工作，并提供全程跟踪服务。乙方指定负责人为甲方提供跟进服务，如乙方需要更换项目负责人，则应提前三天书面通知甲方；五、项目申报工作过程中出现新情况或变化时，乙方须及时和甲方沟通。服务协议的违约责任部分约定：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甲方违反本协议“权利义务”项下一至三条中的相关约定时，如经乙方催告后仍未改正，造成申报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则乙方有权解除协议；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乙方违反本协议“权利义务”项下四至五条中的相关约定时，如经甲方催告后仍未改正，造成申报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服务协议的甲方栏盖有容行中心的公章，乙方栏盖有华企联公司的公章。
服务协议签订后，华企联公司派出了工作人员喻强对涉案项目进行跟踪服务。容行中心承认喻强辅导容行中心进行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纸质版的特快专递的工作。涉案项目申报成功后，容行中心于2016年3月10日获得三十万元的政府拨款。
另查明，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颁布的《广州市第二批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及创新服务目录》中有华企联公司。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华企联公司的营业期限是2014年7月24日至2016年6月28日。
原审法院认为：
涉案服务协议上甲方栏所盖的公章为容行中心的公章，并且容行中心表明了其签订服务协议的目的，所以华企联公司、容行中心签订的服务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该按照服务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依照服务协议收费标准的约定，项目申请成功后，容行中心应向华企联公司支付实际拨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容行中心获得实际拨款三十万，华企联公司要求容行中心支付服务费人民币7.5万元(30万元×25%)，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容行中心主张华企联公司违反了服务协议中权利义务部分的第三、四条的约定，所以容行中心不应向华企联公司支付服务费。原审法院认为，服务协议中权利义务部分第三条约定：“在项目申报过程中，甲方应接受乙方的建议做好领导和专家的接待工作”，对这条约定的理解，结合文字和服务协议中违约部分的约定应表达的意思为容行中心如果需要接待领导、专家，应在华企联公司的建议下做好接待工作，而非容行中心所述的华企联公司应向容行中心安排领导、专家对项目申报进行指导，所以原审法院认为容行中心主张华企联公司违反了服务协议中权利义务部分的第三条不能成立。服务协议中的权利义务部分第四条中约定华企联公司需指定负责人为容行中心提供申报工作的全程跟踪服务，容行中心亦承认华企联公司指定的负责人喻强辅导容行中心完成了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纸质版的特快专递的工作。原审法院认为，服务协议中的权利义务部分第四条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全程跟踪服务的具体服务内容，容行中心亦没有举证容行中心有怠于履行跟踪服务的情形，且容行中心已辅导容行中心完成了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纸质版的特快专递等工作，所以容行中心主张华企联公司没有履行服务协议中的权利义务部分第四条的义务，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容行中心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容行中心应依约向华企联公司支付服务费人民币7.5万元。
对于华企联公司要求容行中心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容行中心未依约支付服务费，给华企联公司造成了利息损失，容行中心应自逾期之日起(2016年3月1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华企联公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容行中心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企联公司支付服务费人民币7.5万元；二、容行中心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企联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实际所欠服务费为基数，从2016年3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容行中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88元，保全费人民币790元，均由容行中心负担。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判决签发日期为2016年12月5日。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华企联公司是否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
容行中心主张华企联公司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主要是：华企联公司未聘请领导和专家对申报工作进行辅导和论证，未对申报工作提供全程跟踪服务。本院认为：一、关于未聘请领导和专家的问题。双方在《咨询服务协议》“权利义务”项下第三条约定：在项目申请过程中，容行中心应接受华企联公司的建议做好领导和专家的接待工作。“违约责任”项下第三条约定：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容行中心违反本协议“权利义务”项下一至三条中的相关约定时，如经华企联公司催告后仍未改正，造成申报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则华企联公司有权解除协议。由此可见，“权利义务”项下第三条约定的是容行中心的义务而非华企联公司的义务，该条款亦无“领导和专家对申报工作进行辅导和论证”的内容。上述约定是明确的，并无歧义。故此，容行中心主张华企联公司有聘请领导和专家对申报工作进行辅导和论证的义务，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全程跟踪服务的问题。根据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华企联公司指派了其工作人员喻强作为专人跟进申报工作，容行中心亦通过互联网通讯工具接受了喻强提供的申报工作咨询服务。容行中心并无证据证明华企联公司在申报期间出现了工作人员缺位的情形。故此，容行中心主张华企联公司未对申报工作提供全程跟踪服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双方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是一份以达到工作目标为根本目的的合同。双方在合同中开宗明义，明确约定服务内容为申请广东省省级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专项资金项目。从该约定可以看出，成功申请专项资金，是该合同的根本目的；而帮助容行中心实现合同根本目的，是华企联公司最主要的合同义务。正因为双方对合同目的的重视和强调，才有以项目申请成功为收费条件的约定。因此，合同中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都应当服从于实现合同目的的实际需要，而不应过分强调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现专项资金已申请成功，合同的根本目的已实现，应当认定华企联公司已完成了合同基本义务。容行中心并未举证证明由于华企联公司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某项义务而对实现合同根本目的产生了不利影响，故容行中心主张华企联公司有违约行为，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容行中心将华企联公司所做的打印、装订、网上传送和特快专递等工作与合同目的的实现割裂开来，认为华企联公司只是提供了一些简单的劳务，理由亦不能成立。容行中心以此主张只应向华企联公司支付少量劳务费，本院不予支持。
应当指出，本案双方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对合同双方都是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根据合同约定，华企联公司在申请成功后收取的费用虽相对较高，但如果申请未成功，华企联公司所提供的全部服务就将是无偿的。双方在签订《咨询服务协议》时，对此都应当是有清醒认识和充分考量的。因此，该合同对双方而言风险是对等的，并不存在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的情形。
关于容行中心所称原审判决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原审判决签发日期为2016年12月5日，故该判决书尾部的判决时间“2016年10月11日”系笔误，尚不构成程序违法，应由原审法院自行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珠海市容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88元，由上诉人珠海市容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挺
审判员 徐烽娟
审判员 马翠平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刘懿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