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绍民终字第11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妇幼保健院。
法定代表人杨伟永。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宣樟标。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登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边丽美。
两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蔡水鑫。
上诉人诸暨市妇幼保健院因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0）绍诸民初字第4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0年9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10月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诸暨市妇幼保健院的委托代理人宣樟标、陈登仁、被上诉人边美丽及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蔡水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2009年10月22日，原告徐永、边丽美的女儿徐稼歆因病至被告诸暨市妇幼保健院门诊。病史记录：两天前开始发热，体温达39.6℃，无抽搐，昨有阵发性咳嗽，有痰，无气促、吐泻，曾服“儿康、猴耳环”治疗。查体：体温40.1℃，精神可，咽充血，两肺听诊呼吸音粗，无罗音，心律齐，心音响，肢软，神经系统（－）”。诊断为急性肺炎，建议进行血常规、C反应蛋白检查，但家属予以拒绝。医生即给予头孢米诺、阿奇霉素、维生素B6等输液治疗。次日，徐稼歆因体温退又复升，到该院复诊，因咳嗽不多，医生予血常规、C反应蛋白检查，诊断同前，并同前输液2天。10月25日，徐稼歆因体温退又复升，阵发性连声咳嗽较剧，又到该院就诊，医生诊断：急性咽炎、支原体感染？处理：同前输液两天，加肺力咳糖浆，必要时予查肺炎支原体抗体，并嘱如体温反复不退，应随时复诊。10月27日，徐稼歆再次到该院复诊，诉无发热、咳嗽仍多。医生诊断同前，予邦达针、泛生舒复针、尔康片、同笑等药物治疗，嘱随诊。在该医院治疗期间，两原告支出医疗费899.30元。同年10月29日，徐稼歆因“发热10天”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门诊，胸片检查示左下肺炎、右侧肺炎伴不张可能。当日住院，初步诊断：急性支气管肺炎伴右侧胸腔积液；右肺不张？颅内感染？入院后予抗感染、降颅压、白蛋白支持、胸腔闭式引流等治疗，并发出病危通知书。10月31日，徐稼歆心率忽降至60次／分以下，氧饱和度下将至40次／分以下，经医生抢救无效后死亡。死亡诊断：急性支气管肺炎、右侧胸腔积液、颅内感染、脓毒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在该医院治疗期间，两原告支出医疗费9236.39元。本次医疗事件发生后，医患双方发生激烈矛盾。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两原告诉至法院。审理中，根据被告诸暨市妇幼保健院的申请，法院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对本次医疗事件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进行鉴定。2010年5月20日，浙江省医学会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分析意见如下：因未做尸检，本病例确切死因无法明确，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临床死因为重症肺炎，并发脓毒血症、颅内感染、多脏器功能衰竭，主要与患儿病情凶险、进展迅速、年幼有关；医方在患儿持续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情况下未进行胸片检查、在治疗未改善的情况下未及时收住入院观察，对患儿肺炎的诊断治疗有延误，一定程度上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存在相应的医疗过失，与患儿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鉴定结论为：本病例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为此鉴定，被告诸暨市妇幼保健院支出鉴定费3500元。另查明，原告徐永与其父母均系被征地农民，参加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因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原告徐永终止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关系。原告边丽美的户口尚未迁入陶朱街道西湖村。2010年6月17日，两原告将女儿尸体火化，为此支出殡仪服务费12964元（其中尸体冷藏费为11450元）。审理中，双方一致商定合理的交通费数额为1000元。
原判围绕案件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医疗机构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中，由于过错侵害患者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诸暨市妇幼保健院在对两原告的女儿徐稼歆进行治疗时，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在徐稼歆持续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情况下未对其进行胸片检查，也未及时收住入院观察，延误了疾病的诊断，使得徐稼歆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与徐稼歆最终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如果被告在对徐稼歆治疗时能够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及早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徐稼歆就有可能不会被病魔夺去美好的生命。同时还应看到，本次医疗事件中，患者自身疾病与医疗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客观上共同存在，两者共同促成徐稼歆死亡，由于徐稼歆年龄幼小，治疗期间病情发展十分迅速，治疗难度较大，浙江省医学会据此认定被告的医疗过失行为是导致徐稼歆死亡的次要原因力，理由充分，予以采信。根据案件事实，确定由被告承担40％的赔偿责任份额。二、赔偿费用的法律适用依据问题。对于医疗事故引起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故本案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50条、第51条和第52条的规定确定本案赔偿数额。本案中尚需考虑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只是规定误工费、陪护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并未明确该“上一年度”具体是指侵权行为发生的“上一年度”抑或侵权结果发生时的“上一年度”，或者是指损害结果确定时的“上一年度”？由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在性质上归属于人身损害案件，对此可以参照适用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确定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这一时间点靠近对受害人损失的实际填补，对受害人较为有利。在此基础上，本案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确定为2009年度。三、赔偿费用数额的认定。原告徐永、边丽美系受害人徐稼歆的父母，有权以赔偿权利人的身份主张相应的权利。两原告诉讼请求合理部分，应予支持。本案中，合理的赔偿费用可分项确定如下：（1）医疗费10135.6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5元／天×2天＝30元；（3）护理费，两原告请求为284元，低于实际可予支持的数额，本院予以支持；（4）丧葬费为27480元／年÷2＝13740元；（5）尸体冷藏费11450元；（6）交通费1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受害人徐稼歆所处家庭的成年家庭成员均属于被征地农民，对徐稼歆本人而言，客观上与被征地农民无异，故该项目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年限确定为6年，计算为16683元／年×6年＝100098元；（8）死亡赔偿金，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仅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没有具体规定死亡赔偿金，但不能据此简单地推导出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不应支持患者家属提出的死亡赔偿金请求。理由在于：一、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前，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尚付阙如，以致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认识存在诸多误区，尤其是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之争，一般将死亡赔偿金理解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形式之一。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就作了如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可见，该法条认为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种形式。2002年4月4日起试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显然沿袭了上述司法解释中确定的“精神抚慰金”概念和体例。上述规定，不大符合公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存在先天的理论不足，给司法实务带来诸多困惑。二、也正是由此，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进行了司法调整，放弃了过去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采取“抚养丧失说”进行解释的立场，代之以“继承丧失说”，确认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属于财产损失赔偿，而非“精神损害抚慰金”。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即根据客观计算方式，以定型化赔偿模式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和赔偿年限。从中可以看出，法律界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二者的认识走过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混合到分离的过程。三、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有优先的适用的效力。在明确死亡赔偿金系财产损失赔偿的前提下，使得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上产生了立法空白，应通过司法实践加以填补。如前所述，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在性质上归属于人身损害案件，故可适用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确定相应的死亡赔偿金。这样一来，一方面保持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被告认为两原告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不能主张死亡赔偿金，缺乏理论支撑，不予采信。由此确定死亡赔偿的数额为24611元／年×20年＝492220元（理由同前，应按城镇居民标准加以计算）。上述合计628957.69元。根据前面确定的赔偿比例，被告应承担251583.08元。此外，两原告还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667320元，根据《医疗事处理条例》第五十条之规定，被抚养人限于“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两原告显然不在条例规定的被抚养人之列，故对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诸暨市妇幼保健院赔偿原告徐永、边丽美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丧葬费、尸体冷藏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等经济损失251583.08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徐永、边丽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应收受理费6821元，依法减半收取3410.50元，鉴定费3500元，两项合计6910.50元，由原告徐永、边丽美负担2581.50元，被告诸暨市妇幼保健院负担4329元。
诸暨市妇幼保健院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确定由上诉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份额明显过高。上诉人在本病例治疗过程中没有违反医疗操作规程，没有明显过错，根据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徐镓歆临床死亡因为重症肺炎、并发脓毒血症、颅内感染、各脏器功能衰竭，主要与患儿病情凶险、进展迅速、年幼有关。上诉人承担次要责任，只是在于医方在患儿持续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情况下未行胸片检查，治疗未改善的情况下未及时收住入院观察，对患儿肺炎的诊断治疗有延误，一定程度上使病情进一步加重，与患儿最终死亡也是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其所起的作用是轻微的。一审判决过分强调了医方的过错，扩大了医方诊疗延误在患儿死亡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力份额，确定医方承担40%的赔偿份额明显过高，也与省医学会鉴定结论中的分析意见本意相悖。按照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结合本案的实际，上诉人认为医方应承担的责任以不超过20%为宜。二、一审判决确定死亡赔偿金492220元缺乏法律依据。2002年4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法规，对于妥善解决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保证该条例能得以认真贯彻实施，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明确在条例施行后人民法院审理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民事案件，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参照条例第49条、第50条、第51条、第52条的规定办理，条例第50条规定了医疗事故赔偿的项目和计算标准，十一项项目中并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无权突破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随意增列赔偿项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至今尚未废止，一审判决随意突破该规定，缺乏法律依据。本案应严格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之精神确定赔偿项目与数额，不应将死亡赔偿金列入赔偿范围。综上，请求撤销诸暨市人民法院（2009）绍诸民初字第4360号民事判决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徐永、边丽美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都不能成立。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40%的责任分配没有过高，反而过轻。患儿死于重症肺炎引起的并发症，本应由上诉人承担100%的责任。二、对于死亡赔偿金，因为上诉人提出适用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司法解释之前，所以一审判决认为应当予以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观点是合理的。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诸暨市妇幼保健院、被上诉人徐永和边丽美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围绕上诉理由和请求审查认为，本案两被上诉人徐永、边丽美之女徐稼歆因病在上诉人诸暨市妇幼保健院处治疗，由于上诉人的诊疗过失行为造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致徐稼歆抢救无效后死亡。浙江省医学会已明确上诉人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未及时进行胸片检查、收住入院观察导致延误疾病诊断、病情加重之过失，上诉人方应负次要原因，该鉴定结论合法有效，原判据此酌定上诉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诊疗行为并无明显过错，损害主要是徐稼歆自身疾病并发症的结果，其所承担责任不宜超过20%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死亡赔偿金可否纳入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施行于2002年9月1日，该条例第五十条虽未规定死亡赔偿金，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同时填补了条例的空白，该解释于2004年5月1日施行后，适用于之后受理的所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并未排除在外，因此上诉人提出死亡赔偿金不应列入本案赔偿范围的上诉主张，与法律精神不符，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用6821元，由上诉人诸暨市妇幼保健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卫东
审判员 楼晓东
审判员 王安洁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吴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