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杭民终字第10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
委托代理人：吴伟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安市高虹镇高乐村第19村民小组。
负责人：娄建良。
委托代理人：万丽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安市高虹镇高乐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唐中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安市高虹镇高乐村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金柱。
原审原告：李天敏。
原审原告：沈凌涵。
上诉人沈某因与被上诉人临安市高虹镇高乐村第19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乐19组）、临安市高虹镇高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乐村委会）、临安市高虹镇高乐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高乐经合社）、原审原告李天敏、沈凌涵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2）杭临民初字第2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沈某出生地在杭州市余杭区，后随其母亲一道，来临安市高虹镇高乐9组（现高乐19组）与当地村民沈夫乐共同生活。1998年11月11日，沈夫乐与当地村民达成协议（即高乐19组提供的证据一），记载内容：“关于沈夫六现妻子带来儿子沈某分田和分财产决议：一、现经全组户主讨论同意分田；二、部分晒场卖掉的资金；三、以后田如有征用，也不得分配和其他一切财产。……”。
1998年下半年，沈夫乐户包括沈某在内，参加了当地的二轮土地承包，沈夫乐户曾向小组提出给予沈某同等待遇的要求。2009年10月27日，沈某与李天敏登记结婚，李天敏婚后在高乐村生产生活。2010年5月31日，沈某与李天敏生育沈凌涵。李天敏与沈凌涵在2010年6月12日前，户籍均已登记在高乐村9组。
2012年9月1日，高乐19组召开户长会议，决定分配土地补偿款，并形成以下分配方案：“1、按现有人口分配；2、沈某全家3人遵照法律途径，如法律认可本组一律同意分配；……4、以上沈某经本组商定不同意分配。”会后，高乐19组按人均3043元分配土地补偿款，未分配给沈某、李天敏、沈凌涵。
2012年11月28日，沈某、李天敏、沈凌涵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高乐19组、高乐村委会、高乐经合社支付土地补偿款9129元（每人3043元）。
原审法院认为：沈某出生在杭州市余杭区，其在高乐19组落户时尚未成年，其生母也非高乐户籍，因此沈某落户高乐19组及参加当地二轮土地承包，需要依附于当地现有人口并附带一定条件的做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此，沈夫乐与高乐19组达成的协议，对沈某具有约束效力。但该协议并不能当然约束沈某的妻女。
土地补偿款案件中，沈某、李天敏、沈凌涵能否分得土地补偿款，主要依据集体经济组织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制定的、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分配方案认定。李天敏及沈凌涵户籍在高乐19组，且在当地生产生活，与高乐19组、高乐村委会、高乐经合社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纽带，应当参与高乐19组的土地款分配。在不能根据分配方案确定其两人数额的情况下，应与其他成员享受同等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乐19组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天敏、沈凌涵土地补偿款合计6086元（每人3043元）；二、高乐村委会、高乐经合社对上述高乐19组应支付给李天敏、沈凌涵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沈某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沈某负担8元，由高乐19组负担17元（高乐19组应负担部分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宣判后，沈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沈某出生地在杭州市余杭区，后随其母亲一道，来临安市高虹镇高乐9组（现高乐19组）与当地村民沈夫乐共同生活。”这明显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上诉人在起诉书中已明确陈述：“沈某之生母邱新美于1994年9月5日再婚嫁与继父沈夫乐，同月10日因沈某（时11岁）随同母亲一起生活，其户口也一起随母亲邱新美迁入高乐19组”，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户口登记表）。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原审判决却不加认真调查核实，而作出了上述认定，还认为“其生母也非高乐户籍”，仿佛上诉人和生母是非法居住在沈夫乐家中的游民，而非高乐村的合法村民。2、原审判决认定：“1998年下半年，沈夫乐户包括沈某在内，参加了当地的二轮土地承包”，但原审判决却遗漏了一个重大的基本事实，即上诉人早在1998年9月1日已经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权利的取得是基于上诉人从1994年10月起就己经是被上诉人所属村的合法村民的缘由，而并非原审判决认定的“沈夫乐户曾向小组提出给予沈某同等待遇的要求”，原审判决作出这样的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原审判决认为“沈某提供的。证据五中的郦志芳证明，只能说明沈某曾享受过有关待遇，且郦志芳在高乐19组提供的证据三中也签名。因此本院不能认定高乐19组已经民主议定程序，同意沈某今后也享受同等待遇这一事实。”原审判决将高乐19组提供的毫无证据资格的所谓“证据三”来否定上诉人提供的“郦志芳证明”的真实性，进而来否定上诉人提供的“申请书”的合法性，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完全属于证据运用错误，即用一个错误的事实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认为“沈某提供的证据五中申请书系沈某挨家挨户签字形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关于民主议定程序规定的操作要求，该申请书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母亲的个人行为上升到组织行为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来认定其行为的效力，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说，一个村民为了其子女的合法权益，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成员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同意其的正当要求，并要求同意者在文书上签名的行为本身，法律并不禁止。因此，该申请书所证明的事实，原审判决不予认可是完全错误的。2、原审判决认为“沈某出生在杭州市余杭区，其在高乐19组落户时尚未成年，其生母也非高乐户籍，因此沈某落户高乐19组及参加当地二轮土地承包，需要依附于当地现有人口并附带一定条件的做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此，沈夫乐与高乐19组达成的协议对沈某具有约束效力”。原审判决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上诉人的户口早在1994年9月10日已迁入高乐19组，上诉人参加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是其法定的权利，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既使附加了条件，那么这种附加了的条件对上诉人来说也是无效的。因为该附加条件剥夺了上诉人的法定权利。1998年11月11日，上诉人的继父沈夫乐与高乐19组签订的所谓“协议”是无效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沈夫乐不是上诉人的法定监护人，上诉人的法定监护人是其生母邱新美，沈夫乐无权代理上诉人与高乐19组签订涉及上诉人重大利益的协议。原审判决将非法定监护人与他人所签的协议来约束被监护人的重大利益，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2）杭临民初字第2170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应享有的高乐村第19村民小组土地收益分配款3043元；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沈某在二审期间提交民事调解书、结婚证、户口簿，证明上诉人在其母亲邱新美离婚后就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并证明邱新美户口迁入高乐村的日期是1994年9月7日。
被上诉人高乐19组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出生在杭州市余杭区，其在高乐19组落户时尚未成年，其生母也非高乐籍，符合事实情况。在一审中，上诉人也很清楚的表明其与其母亲原始户籍所在地并非在高乐村，并非是土生土长的高乐人，而是由于邱新美与沈夫乐再婚，二人因此将户口迁至高乐村。根据该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并无不当。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参加当地二轮土地承包，需要依附于当地现有人口并附一定条件的做法，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为上诉人系其母改嫁后带来的子女，并非生来就是高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这样一个外来人口，要参加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需要分薄本村的村民田地，本村村民有情绪，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根据这样的情况，本组召开组民会议，对上诉人参加二轮承包的情况进行表决并且由户主签字，作出的决议，田地可以分给其种，但是遇征用不得分自己及一切财产。这是符合民主议定程序的。据此，一审法院的认定也是正确的，并非像上诉人所说的参加二轮承包是因户口迁入的缘由。村民并不一定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是有区别的。上诉人认为沈夫乐非上诉人的法定监护人，因此其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极其错误的。沈夫乐既是上诉人的继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高乐村第19村民小组的组民，并且是户主。根据民主议定程序所作的决议，已经经全体户主签字，就己经发生了法律效力，并不影响其非法定监护人的身份签字所达到的效力。该协议并非仅是高乐19组与沈夫乐之间的协议，而是全体组民共同的协议，效力及与全体组民。三、一审法院认定的郦志芳的证明，只能说明上诉人曾经享受过待遇，而该待遇是郦志芳在担任组长期间个人的行为，将款项分配给上诉人并没有征得组民的同意。高乐19组也没有召开过组民会议，同意将款项分给上诉人。因此，上诉人曾享受的待遇是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决议的，不适用于今后的款项分配。该事实的认定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四、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五中的申请书系挨家挨户签字形成，系不符合关于民主议定程序规定的操作要求。虽然说这样的行为法律并不禁止，但并不代表法律不禁止就可以认定该申请书是符合法律的要求，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组织法》中关于民主议定程序的操作要求所形成的村民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该申请书所证明的事实，是完全正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消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高乐村委会、高乐经合社在二审中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李天敏、沈凌涵在二审中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高乐19组、高乐村委会、高乐经合社、原审原告李天敏、沈凌涵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对上诉人沈某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被上诉人高乐19组认为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其所要证明的内容一审中已作出了认定；本院认为高乐19组的该抗辩理由成立，故对该些证据不予确认。
根据有效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通过对双方的提交证据的综合分析判断，认为沈夫乐与高乐19组达成的协议符合当时农村落户中的通常作法，从而认定该协议有效，以及对沈某提交的申请书、郦志芳出具的证明等证据的证明效力所作出的分析认定及适用的法律，并无不当，故本院对沈某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沈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磊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陈 晨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书记员 翁迪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