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9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惠玲，女，汉族，1981年10月26日出生，住江门市蓬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蓬江区银汇寄售行，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江杜东路***号***幢104铺位。负责人：朱惠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溢，男，汉族，1965年10月9日出生，住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容、李小钿，系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原审被告：王伟文，男，汉族，1968年9月8日出生，住江门市蓬江区，上诉人朱惠玲、江门市蓬江区银汇寄售行（以下简称银汇寄售行）因与被上诉人李溢、原审被告王伟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4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惠玲、银汇寄售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朱惠玲、银汇寄售行无需承担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李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故意偏袒李溢一方。1、第一次庭审中，王伟文代理本人要求李溢出庭对质，经法院通知，李溢本人到庭，李溢声称有向朱惠玲提及本案的借款，代理人问李溢具体什么时间向我提出此笔借款，李溢说忘记了。一审庭审中李溢单方面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李溢对准确的时间地点不记得，一审法官避重就轻，完全不提及。李溢父子都有朱惠玲的微信以及电话号码，请法院调取朱惠玲跟李溢父子的一切联系时间和记录，审查有没有提及此笔借款的任何字眼。2、关于朱惠玲的责任问题，一审认为三份借据均认定借款用途是用于“家庭开支”，且约定以夫妻共同财产用于担保，在还款过程中，也是通过朱惠玲的账户还钱，就因此三条依据，判定此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并且要朱惠玲承担责任。借据中有“家庭开支”字样判决另一方需要承担责任不合理，无法排除借款用途是用于赌博贩毒等的可能，在无朱惠玲亲笔签名的情况下，朱惠玲无需承担责任。借据中虽约定以夫妻共同财产用于担保，但无办理相关的抵押登记及公证手续，李溢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如果认为此笔资金是朱惠玲参与使用的，应征得朱惠玲同意，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还款过程中，因为是朱惠玲的账户向李溢的账户支付了款项，就认定朱惠玲承担责任不合理，朱惠玲愿意让王伟文用朱惠玲的钱还债，朱惠玲即要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朱惠玲向法院表明，跟此事发生关联的朱惠玲银行卡，全部的手机银行支出的金额，都是用王伟文的手机操作，不是朱惠玲操作的，王伟文的手机号码139××××2203与该银行卡的手机银行关联，而朱惠玲的手机号码是137××××9290,请法院任意抽查这个电话号码的任何通话记录，随机查询139××××2203这个电话号码是谁在使用，足以证明用于偿还李溢款项的支出，是王伟文个人操作的，跟朱惠玲无关。其他问题，李溢向法院提交的借款借据里，最后的一张是2015年9月6日，但是李溢最后举证的转账记录里，居然有一笔是2015年10月15日，未收到钱就已经有借据是不合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必须将婚姻法与司法解释同时适用，涉案债务是否夫妻共同债务，应从以下两个标准判断：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且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二是举债是否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1、王伟文跟李溢借款以及签订借款协议的时候，朱惠玲毫不知情，也没有在现场，所谓的家庭支出为由，只是他们单方借款理由的文字表达，跟朱惠玲无关，包括借据中所说的属于朱惠玲名下的担保物，全部没有去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全部的借据都没有朱惠玲本人的亲笔签名，因此，全部的证据无法证实王伟文跟李溢的借款是与朱惠玲的共同举债意愿。2、一直以来，朱惠玲的寄售行以及租车行，成立于2012年，期间的经营运作，足以维持家庭开支。3、王伟文与李溢的借款发生在2015年6月23日、2015年8月l日、2015年9月6日，短短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借款的金额达到二百万元之多，此金额远远超出家庭开支的需求，由此可判断，此笔借款是其二人之间有其他用途，跟朱惠玲无关。在7月的时候，王伟文在暂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也主动分别转账给了李溢26000元，但是王伟文对于其曾经支付过的30多万利息和本金只字不提，2016年8月17日李溢向蓬江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里，其诉讼请求陈述显示，自2015年6月至今，要求王伟文支付尚欠的利息是48万元整，由此可见李溢的行为，为了得到巨额利息完全不顾道义，抱着侥幸心理，歪曲事实而达到目的，这些言行足以反证其庭上陈述的供词完全不可信。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把一个没有经过本人同意、毫不知情、严重违背本人意愿的借款纠纷责任，粗暴强加于朱惠玲的身上，是故意偏袒李溢的利益。本案中应该查明事实真相，分清责任，王伟文该尽快还款的应主动尽快还款，朱惠玲作为妻子，在知道其的借款事实后，有义务督促他，以各种方式（包括拍卖除生活必须品以外的资产）,努力尽快把借款还清给予别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明显偏袒李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查明事实真相，作出合理公平的判决，维护朱惠玲、银汇寄售行的合法权益。李溢辩称：一、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一）《借据》由王伟文打印、书写，借款用途均为“因家庭开支资金周转需要”，且以夫妻共同财产作担保，王伟文确认收到全部款项。在一审庭审中，王伟文确认，三张《借据》均是其打印、书写的，因此，其很清楚借款资金用途；而且，以夫妻名下的财产作担保，包括小汽车粤Ｊ×××××、粤Ｊ×××××、粤Ｊ×××××，位于江门市蓬江区××室、江门市××镇××村民委员会××村××号房屋。根据李溢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王伟文的确认，王伟文已收到此全部借款款项。可以看出，李溢在一审时所说，朱惠玲夫妻是知道此借款，并用于家庭开支，且李溢已支付全部款项。（二）一审中根据王伟文的申请，要求李溢到庭对质，李溢本人也确认王伟文对其说此借款是用于家庭开支。（三）从借款的第一个月开始，即从2015年6月起至2016年8月止，多次通过朱惠玲的个人账户还款给李益，本利共计人民币346000元，从李溢提交的还款资料，朱惠玲多次通过其账户汇款给李溢以作还款；从还款日期来看，从第一个月借款开始就使用其个人账户。因此，完全有理由与证据证明，朱惠玲知晓此借款，符合《借据》上所说“因家庭开支资金周转需要”。综上，从王伟文以“家庭资金需要周转”为由，出具《借据》，以夫妻名下财产作担保，到以朱惠玲账户进行还款，形成一个证据链，足以说明：朱惠玲知道并同意用于其家庭开支的涉案借款。二、适用法律正确。（一）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朱惠玲应当承担还款责任。1、此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朱惠玲与王伟文为夫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因此，该借款应当为夫妻共同债务。2、朱惠玲未能举证涉案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从一审庭审中，朱惠玲不能举证：第一，李溢与王伟文明确约定的该债务为个人债务，第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或对外所负的债务明确约定约定为各自所有，且李溢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约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借款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银汇寄售行为个人独资企业，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因此，投资人不能清偿对外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要求投资人的独资企业清偿。由于银汇寄售行为朱惠玲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对于朱惠玲的对外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综上所述，本案是由于王伟文与朱惠玲在婚姻存续期间，因家庭资金周转的需要而向李溢借款200万元，并以夫妻共同财产为担保，2015年6月起，一直从朱惠玲的账户进行还款，由于未能按约定还款而引起的诉讼。尽管朱惠玲否认此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其未能有效举证。一审法院在审理中，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原审被告二审没作答辩。李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惠玲、银汇寄售行、王伟文向李溢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2.判令朱惠玲、银汇寄售行、王伟文向李溢支付借款逾期利息（自2015年6月23日起，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计算，计至全部借款归还为止，暂计至2016年8月17日为48万元）；3.判令朱惠玲、银汇寄售行、王伟文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溢转账给王伟文的时间、金额如下：2015年5月11日、9万元；2015年5月12日、4万元；2015年5月31日、3万元；2015年6月5日、30万元：2015年6月23日、20万元；2015年6月25日、50万元；2015年10月15日、4万元；2015年7月30日、40万元；2015年8月6日、10万元；2015年9月6日、30万元。以上合计200万元。李溢诉称的事实与理由所提《借款协议》并不存在，2015年6月23日、2015年8月1日、2015年9月6日王伟文签定的是《借据》，借款金额分别为120万元、40万元、40万元。2015年6月23日《借据》（以下简称第1份《借据》）对应的是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6月25日的借款，以及2015年10月15日支付的4万元。2015年8月1日《借据》（以下简称第2份《借据》）对应的是2015年7月30日的借款，2015年9月6日《借据》（以下简称第3份《借据》）对应的是2015年8月6日与2015年9月6日的借款。3份《借据》均是王伟文打印、书写，借款用途均是“因家庭开支资金周转需要”，借款期限分别为一年、一年、两年。第1份《借据》约定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每月付息，直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第2份《借据》约定借款期内每月付息1万元，逾期付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先息后本。第3份《借据》没有约定借款期内利息，约定“如果借款人未能依时还款，借款人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先息后本向出借人支付利息，直至全部款项还清为止。”3笔借款均约定用王伟文夫妻名下的财产作为担保。通过朱惠玲名下账户还款给李溢的时间、金额如下：2015年6月5日、17500元，2015年7月1日、30000元，2015年8月3日、40000元，2015年9月2日、42500元，2015年9月6日、10000元，2015年10月4日、50000元，2015年12月3日、30000元，2016年1月3日、30000元，2016年3月3日、40000元，2016年3月9日、10000元，2016年4月11日、20000元，2016年6月6日、15000元，2016年8月6日、11000元。以上合计346000元。双方确认以上还款全部用于偿还第1份《借据》，双方并确认扣减还款后，至2016年8月17日止，第1份《借据》王伟文拖欠的借款本金为1051711元、利息41975元。庭审中，经一审法院通知，李溢本人到庭，李溢确认王伟文对其说借款是用于家庭开支，并确认向朱惠玲提及过本案借款。另查明，王伟文与朱惠玲2011年12月12日登记结婚。银汇寄售行是个人独资企业，股东是朱惠玲。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李溢借款给王伟文写有3份《借据》共10笔款项，对于本息的计算，一审分别评述如下：对于第1份《借据》，李溢与王伟文均确认截至2016年8月17日欠款本金为1051711元，利息41975元，一审对此亦予以确认，并认定利息自2016年8月18日起继续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计至清偿之日止。对于第2份《借据》，该份《借据》书写于2015年8月1日，对应的是2015年7月30日借出的款项，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但没有写明具体日期，故应认定借款期间按实际借款之日起计算一年，即借款期间为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7月30日。借款期内约定月息1万元，折合年利率3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一审认定此份《借据》的借款期内利息以24%年利率为限。对于借款期满后的利息，因现行利率的四倍低于年利率24%，故一审予以支持。对于第3份《借据》，该份《借据》书写于2015年9月6日，双方约定借款期为两年，至李溢起诉时止尚未到期。诉讼中，李溢认为王伟文不依此前借据的约定还款，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债务，没有偿还能力，因此提前起诉。一审就此认为，第1、第2份借据，王伟文均拖欠本息，确实以其行为明确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李溢可以据此解除合同，要求王伟文提前归还借款。由于该份《借据》没有约定借款期内计息，故一审不予认定李溢在借款期内的计息主张。又据该份《借据》约定的借款期满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息，一审认定自李溢起诉之日起按此标准计息。关于朱惠玲的责任问题。朱惠玲与王伟文是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发生于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3份《借据》均约定借款用途用于“家庭开支”，且约定以夫妻共同财产用于担保债务履行，在还款过程中，也是通过朱惠玲的账户还款，因此，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朱惠玲应当共同偿还。关于银汇寄售行的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由此可见，投资人与个人独资企业是视为一体的，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并非企业法人，投资人不能清偿对外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要求投资人的独资企业予以清偿。银汇寄售行是朱惠玲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朱惠玲对外所负债务，银汇寄售行应当共同偿还。综上所述，王伟文应偿还借款本息给李溢，但本息计算以一审查明认定的为准，朱惠玲、银汇寄售行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王伟文、朱惠玲、银汇寄售行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851711元及利息给李溢（1、第1份《借据》拖欠的本金1051711元的利息计至2016年8月17日为41975元，自2016年8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2、第2份《借据》拖欠的本金400000元的利息，自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7月30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7月3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3、第3份《借据》拖欠的本金400000元的利息，自2016年8月2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二、驳回李溢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64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1640元，由王伟文、朱惠玲、银汇寄售行共同负担。二审中，李溢、银汇寄售行和王伟文均没有提交证据。朱惠玲提供以下证据：1、三份借款协议以及协议的附件、身份证、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高健敏身份证、担保协议、收据、郑永锋户口本及高健敏于2015年3月8日签名确认的中国工商银行存取款对账单，以证明本案借款用于为高健敏还款，高健敏是朱惠玲与王伟文夫妻关系的第三者。李溢对朱惠玲提供的证据认为：第一份借款协议，2014年7月19日的借款协议，此协议的出借人为罗盛宗，而本案的王伟文只是作为见证人，证明高健敏已还清此协议的5万元借款。第二份2015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出借人为罗盛宗，而本案的王伟文也是见证人，证明高健敏已还清此协议的4万元借款。第三份2015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出借人为吕新福，在协议的第三条明确说明此借款用于归还前面与罗盛宗的借款，共计7万元，原来两张合计9万元的借款全部作废。而根据前面两张借款中见证人王伟文的见证日期也为2015年6月19日，与第三份借款协议是完全吻合的，因此从三份证据总的来看是高健敏借吕新福的7万元归还罗盛宗的借款，而本案的王伟文只是见证人并不是出借人，而且关于高健敏与王伟文的关系，朱惠玲没有提交证据，不予认可。银汇寄售行对朱惠玲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经审查，朱惠玲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且与本案必须查明的基本事实并无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一审判令王伟文、朱惠玲、银汇寄售行向李溢清偿借款本金1851711元及相应利息并驳回李溢的其他诉讼请求后，仅朱惠玲、银汇寄售行针对其责任问题提起上诉，本院围绕其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并确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借款是否属王伟文与朱惠玲的夫妻共同债务；2、若属夫妻共同债务，则银汇寄售行是否应对朱惠玲所负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李溢主张本案借款属王伟文与朱惠玲的夫妻共同债务，请求朱惠玲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提供王伟文出具的三份借据，向王伟文转账凭款的凭证以及通过朱惠玲银行账户还款的记录以作证明，朱惠玲则否认属夫妻共同债务，认为其对该借款不知情且并非用于家庭开支，双方各执一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提供初步证据后，举证证明责任就应转化为举债人的配偶一方，由举债人配偶一方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案件事实出发，本案债务形成于王伟文与朱惠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首先应当推定为系其夫妻共同债务。朱惠玲否认责任承担的，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朱惠玲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债务存在前述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即：王伟文与李溢明确约定涉案债务为王伟文的个人债务或者李溢知道王伟文与朱惠玲夫妻为约定财产制，又或朱惠玲并未享受本案借款带来的利益。另外，朱惠玲一审答辩称2014年11月后大部分时间在家带小孩，与王伟文很少沟通除家庭事务外的其他事情，但在二审中又承认其曾在2015年7月出资给王伟文与李溢等四人合伙经营荔枝坑山庄并担任负责人，与其一审陈述明显不符，结合本案部分借款通过朱惠玲银行账户偿还的事实，更有理由认定本案借款属朱惠玲与王伟文的夫妻共同债务，朱惠玲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仅对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应对该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作出规定，而并无规定个人独资企业须对投资人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在投资人负债的情况下，个人独资企业的清偿责任问题应根据其他实体法律规定作出认定和处理。本案中，李溢系以银汇寄售行为朱惠玲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为由请求银汇寄售行承担责任，而并不主张与银汇寄售行之间因本案借款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或担保等其他法律关系，因此，一审依照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判令银汇寄售行与朱惠玲共同清偿本案借款属对法律理解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在朱惠玲未履行本案债务时，李溢可循上述执行程序通过执行银汇寄售行的财产实现其民事权益。另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可请求法院判令对方支付的利息以年息24%为限。一审判令王伟文，朱惠玲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存在随贷款基准利率上调而超出年息24%的可能，故本院予以修正为以年息24%为限。综上所述，朱惠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银汇寄售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48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伟文、朱惠玲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851711元及利息给李溢（1、第1份《借据》拖欠的本金1051711元的利息计至2016年8月17日为41975元，自2016年8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为年息24%为限；2、第2份《借据》拖欠的本金400000元的利息，自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7月30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6年7月3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以年息24%为限；3、第3份《借据》拖欠的本金400000元的利息，自2016年8月2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以年息24%为限）。二、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48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李溢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64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1640元，由王伟文、朱惠玲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640元，由李溢和朱惠玲分别负担133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春梅审判员  黎景欣审判员  刘邦中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