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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120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泛华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126号3号门A座。
法定代表人:王书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明，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变更前名称为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国贸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3002号国贸大厦B座1-3层。
负责人:钟明，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乙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法律事务部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资产处理部职员。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惠嘉理信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南路广银大厦1008房。
法定代表人:饶静阳，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饶兴祥，男，1961年4月2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饶静阳，男，汉族，1980年8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
再审申请人泛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国贸支行）、深圳市惠嘉理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嘉理信公司）、饶兴祥、饶静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泛华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未能查明本案基本事实。这些事实包括：一、二审法院均无视惠嘉理信公司刻意隐瞒，编造贷款条件、用途等欺骗性事实的存在；有证据表明农行国贸支行与惠嘉理信公司隐瞒重要信息，存在恶意串通骗取申请人担保的重大嫌疑，一、二审法院却不予查清；二审法院明知本案贷款涉嫌刑事犯罪的背景，却不予理睬，导致基本事实未能查实清楚。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审法院故意忽视对新证据进行审查，违反法定程序。泛华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新证据即惠嘉理信公司银行对账单，反映出贷款资金的真实流向，对本案事实认定至关重要。该证据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而二审法院既未组织证据交换，亦未开庭组织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剥夺了申请人的辩论权利，违反法定程序。
（三）泛华公司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本案审理需要的主要证据，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法院均未能调查收集。农行国贸支行一直拒不提供本案所涉贷款的完整资料，而根据现已提供的贷款资料，能反映出贷款流程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二审法院不继续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最终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
（四）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惠嘉理信公司采取编造财务报表、虚构贷款用途等欺诈手段，骗取泛华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而农行国贸支行明知欺诈事实，却恶意串通、违规贷款。因此泛华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五）即使法院认定泛华公司应对惠嘉理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只应当在8000万元的最高保证额度范围内承担责任，泛华公司不应超此范围承担任何承担责任。
综上，泛华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及第九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
被申请人农行国贸支行提交书面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泛华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一）泛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受惠嘉理信公司和农行国贸支行欺诈而为本案中的担保。首先，泛华公司称惠嘉理信公司在向农行国贸支行借贷时经营状况差、亏损额大，但此状况对泛华公司而言是公开和应知的，不能由此推断出惠嘉理信公司存在欺诈。反映惠嘉理信公司经营规模、状况等基础性登记材料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相关部门均有登记，且经过相应的审核，这些材料均面向社会公开，泛华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了解情况或向上述部门调取，也可直接向惠嘉理信公司取得，即使泛华公司不了解惠嘉理信公司的基本状况，也是泛华公司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其次，农行国贸支行在有泛华公司担保的情况下进行放款，不能认定该行为违反《贷款通则》等规定。即使农行国贸支行向惠嘉理信公司贷款时，对该公司提供的有关该公司经营状况及履约能力的材料审查不严，只是客观上增加了农行国贸支行自身对放贷款项收回的风险，在法律上并不因此而无效。泛华公司就债权人农行国贸支行向债务人惠嘉理信公司发放贷款提供担保应当是基于泛华公司自身对债务人惠嘉理惠公司履约能力的了解而独立作出的判断。农行国贸支行了解惠嘉理信公司经济状况的事实是否告知了泛华公司，与农行国贸支行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不具有关联性。第三，泛华公司所提及的惠嘉理信公司的银行对账单（账号：41×××43）应是在本案一审和二审时早已存在的事实，不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第四，虽然泛华公司称本案涉嫌刑事诈骗而二审法院不予理睬导致本案基本事实未能查清，但泛华公司并没有向二审法院提交涉案刑事案件立案证据材料，亦未能举证证明农行国贸支行和惠嘉理信公司串通骗取其担保的事实。另外，泛华公司认为本案所涉8000万元贷款是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杨琨与农行国贸支行相关人员策划所致，而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杨琨所做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与泛华公司所主张的内容无关，与本案借贷担保事实无关。
（二）关于原判决是否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问题。本案农行国贸支行与惠嘉理信公司、泛华公司、饶兴祥、饶静阳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判决认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农行国贸支行依约履行了向惠嘉理信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8000万元的义务，借款分别到期后，惠嘉理信公司均未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泛华公司、饶兴祥、饶静阳作为惠嘉理信公司的保证人亦未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判决惠嘉理信公司应归还农行国贸支行的借款本金人民币8000万元及相应利息，泛华公司、饶兴祥、饶静阳作为惠嘉理信公司向农行国贸支行借款的保证人，依法对惠嘉理信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体处理并无不妥。泛华公司既然自称是“负有责任”的企业，与农行国贸支行依法签订了保证合同，就应当信守承诺，依法履行自己的保证义务。本案不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泛华公司是否应在80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一审法院判决泛华公司与另两位保证人饶兴祥、饶静阳对惠嘉理信公司欠付农行国贸支行8000万元及所欠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泛华公司在上诉时并未提出其只应在8000万元范围承担保证责任。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另外，本案利息的增加，与泛华公司不积极履行应承担的保证责任相关，而且泛华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依法向惠嘉理信公司追偿。
综上，泛华公司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泛华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汪治平
审判员 宫邦友
审判员 李 伟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董俊武
书记员余嘉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