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6民初7896号
原告：孙国萍，女，1960年3月8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京联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二区**号。
负责人：陈枢，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索和平，北京市京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国萍与被告北京市京联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京联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国萍、被告京联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索和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国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在本委托代理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做的“变更承租人申请书”有申请人原告母亲分别在两个位置按下手印的原件一份和“申请人提交的真实性保证”由原告书写日期、原告母亲按手印原件一份；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所有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23日，我母亲委托我去律师事务所咨询能否做关于变更承租人和向子女索要赡养费的委托代理，我来到被告处咨询，当时有2位在场，我说委托人是我母亲已经90高龄，无经济来源，且半身不遂，他们问说话可以吗，我说可以，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能做，这是两件事要分别做，变更承租人的事情不用诉讼可以先做，我说跟我母亲商量后再说。2015年4月24日，我来到该律师所，仅昨日咨询时1位在场，向他说明我母亲愿意委托他先做变更承租人的事情，然后再做索要赡养费的诉讼，该律师说此委托代理案件收费3000元，我缴费后给开了发票和收据各一张共3000元。该律师拿出2份打印的委托代理协议，在甲方处填写我母亲名字，因变更公房承租人事由，乙方处填写该律师名字，代理权限栏内填写上代理人委托人到房管局办理西城右安西里6门7号公房承租人的变更后，让我把2份委托代理协议拿给我母亲按手印后再拿回律师所给他签字，并各自留一份。
之后，该律师在电话里先问过我要做变更的承租房房管处地址，然后让我到律师所看一份“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目录及真实性保证”材料，让我按目录要求分别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各2份，2015年5月6日我将所有材料都准备好并电话告诉该律师，该律师让我把没有给他的几份原件的复印件各2份送到律师所，到律师所后他不在让我等他，等了一个多小时仍未来，最后让我交给当时在场的给开发票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开发票的是个实习生。
2015年5月13日，我电话告诉该律师，可以到委托人处做代书申请，该律师说要我自己找2个见证人，还要自己准备拍照器材。
2015年5月14日下午3点，我找的两个小区居民来到我家，该律师也到了，律师先向委托人（我母亲）询问了一些问题，并确认了该委托的事项，其中询问委托人几个子女时，我认为属于个人隐私，没必要见证人在场，所以打断了此询问并表示强烈不满，然后该律师要求我只管拍照不能说话。该律师将按申请人意思和该承租房房管处要求打印出来的代书申请逐句念给委托人并逐句询问，委托人都做了相应的回答。念完后，（委托人）我母亲在申请人位置按了手印，2个见证人也分别签字并按了手印，律师也签了字，我又将拍照的手机拿给律师，2个见证人和律师一起看了一遍拍摄的录像，非常清晰完整。律师没有任何异议，但我发现这份代书申请把申请人的生日日期写错了，我母亲也没有注意到，我很不高兴，该律师说没有关系，把错误的改为正确的日期，再让申请人按个手印就行了，后来该律师将生日日期改正后让（申请人）我母亲在生日日期上面按了手印，接着律师又拿出2份没有日期和签名的“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目录及真实性保证”材料要我和申请人分别签字和按手印，我问为何要2个人的？律师说单位要哪个就给哪个，于是我分别在2份上写好当天的日期并在其中一份上签字按手印，另一份律师拿给（申请人）我母亲按了手印。这些材料都放在了茶几上，该律师准备走时告诉我要将拍摄的录像制作成光盘方便单位保存，我因不知道怎么做而着急，没有注意到律师将所有原件材料都拿走了，这些原件材料都只有一份，而且该律师也没有经过申请人和我同意。当天晚上7：54，我给律师打电话，还未说完律师就将电话挂断，随后我又打了3次都被律师挂断，我开始还以为是信号不好断了，20：44，我第五次打电话给该律师，他自己告诉我说是他挂断的，他已经跟房管处通过电话了，但说的是什么没有告诉我，然后就说不再继续做下去了，到此为止吧。
2015年5月15日9：29我又给该律师打电话，想询问他是什么原因停止委托代理，我们有权利知道，该律师不接电话。之后，我到该律师所准备找主任来解决问题，在门口看见该律师，他说你拿发票来，我就把原件给你。当时我看见那个开发票的在场，就问她主任在吗，他说主任出差了，我说有主任电话吗，她不给提供。最后还是那个4月23日我咨询时在场的另一位将我的诉求写下来，把我的电话也留了，说跟主任联系后再告诉我。下午我接到这位电话要我2：30在律师所见主任。到主任办公室见到主任后，我要求将我们的谈话做录音，他说不用，并说我们这是正规的律师所，都是专业的律师，口头协议也是协议必须遵守的，你放心，我要求被委托律师写个书面的解除委托协议的原因并返还所有原件，主任开始说我们没有写书面的都是口头说的，我说律师既不接我电话也不说明原因，我们有权知道，所以要书面的。最后主任同意让律师写个书面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理由，并尽快返还我们所有的原件，因当时主任说找不到该律师让我先回去，而主任并没有给我联系的电话，我无法打电话只能等，没有等到任何结果。2015年12月8号我再次来到该律师所索要我们的原件和书面解除代理的材料，主任和该律师在场把一个返还材料的目录清单和清单内的材料给了我，该律师就走了，我当时就发现有2份不是原件，坚持索要原件，而且没有在此目录上签字，主任置之不理，最后他报警说我扰乱他工作，警察出警了，向我询问了情况后对我说该录音的录音，该拍照的拍照，诉讼解决，因此我拿着这些材料就走了。由于京联律所及索和平至今没有给我和申请人提交任何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原因和理由，无故拖延不办，并且经我索要的也不是真正的原件，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法律条文特提起本诉讼。
京联律所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接受委托代理翟秀珍申请变更承租人一案的办案经过。
2015年4月24日，孙国萍的母亲翟秀珍与北京市京联律所签订委托律师合同，委托律师帮助其到北京一建公司房管部门办理西城区右安西里一建宿舍6门7号房屋承租人的变更手续，将房屋承租人由翟秀珍变更为她的女儿孙国萍，收取律师代理费3000元。孙国萍在介绍其母亲情况时说，她和母亲翟秀珍现在居住的西城区右安西里一建宿舍6门7号房屋，是翟秀珍承租的北京一建公司公有住房，她和丈夫及女儿与翟秀珍户籍在一起并且共同居住。翟秀珍因为患高血压脑梗塞，身体瘫痪卧病在床已经十多年，生活不能自理，从2003年5月以后一直和她共同生活，她母亲同意把现在居住的西城区右安西里一建宿舍6门7号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孙国萍。孙国萍说翟秀珍已经90岁，虽然身体瘫痪不能写字，但思路清楚，说话表达没有问题。
2015年4月28日，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地址，我到西城区右安门内北京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房管科办理委托事项，向房管科提交了同住家庭成员同意变更承租人的协议和翟秀珍的变更承租人申请，以及房屋租赁合同和户口本的复印件，并提交了委托手续。房管科一个姓王的年轻人（联系电话6357****）看了我提交的材料以后，全都退还给我，转而给了我一份《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目录及真实性保证》，要求按照上面的要求提交8项材料，即：1、房屋租赁合同；2、户口本；3、无分配房屋证明；4、派出所出具的子女证明；5、房屋不欠费证明；6、要求变更承租人的申请；7、过世直系亲属的死亡证明；8、医院开具的翟秀珍的精神鉴定证明。
另外，我按照孙国萍介绍的情况，特别告知房产科负责人说，翟秀珍身体瘫痪、不能写字，签不了名，也不能亲自到场，但她思路清楚，说话表达没有问题。该姓王的负责人说可以让她在变更承租人申请书上按手印，同时录像并制作成光盘提交，材料准备齐全后提交上来，然后由公司研究决定。
当天下午我就将情况告知孙国萍，除已有的材料外让她准备第3至8项材料。在之后的几天孙国萍在准备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反复地给我打电话咨询、指责、抱怨，说房子跟她弟弟无关，凭什么要开子女证明；责问要医院开具翟秀珍的精神鉴定证明是谁的注意？她又没有精神病，开精神鉴定证明是什么意思？无理取闹横加指责。
到“五一”节之后孙国萍终于准备好所需材料，就差一个变更承租人申请书需要制作录音光盘，她不知道怎么做，需要律师帮助。因为翟秀珍有病，精神状态不好，孙国萍5月12日才把上述材料的复印件交给律师，经过准备以后约定5月14日下午到翟秀珍家里去制作录像，这才知道翟秀珍及孙国萍并不在承租房屋居住，孙国萍在丰台区四方景园二区2号楼有自己的住房，录像就是在该房屋进行的。
在录像时向翟秀珍宣读变更承租人申请，核实姓名、年龄、住址等个人情况，她的子女情况，要求变更承租人的理由、原因。在制作录像时孙国萍干扰律师工作，不让问及翟秀珍的其他子女情况等，尤其不让知道她弟弟孙国旺的任何信息。后来发现孙国萍的弟弟孙国旺曾经在2001年代其母亲签字后将承租人变更到自己名下，后来由于孙国萍的投诉才于2003年又恢复到原承租人翟秀珍名下。
在录像时孙国萍负责准备相机负责录制，事后由其制成光盘提交，她请了两个邻居在场见证。录像时才发现翟秀珍躺在沙发上根本动不了，原来孙国萍说的是能坐起来，说话没有问题，实际情况是说话声音极小，听不着而且外人也根本听不懂，根本没有表达能力，只能律师把事情说出来，她躺在床上回答“是”或“不是”，因此没有录完就结束了，录像不完整。后来在审查《变更承租人申请书》时发现经过翟秀珍确认的出生日（期）是错的，当时翟秀珍也回答“是”，她连自己的出生日（期）都答错了。
据此我们认为翟秀珍没有表达能力，光盘也无法制作，由于委托人的原因，更因为孙国萍作为变更房屋承租人受让人提供虚假情况，导致律师无法完成代理事务，我律师所决定跟翟秀珍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为了不被其纠缠，我所决定全额退还其律师代理费。5月15日孙国萍来到我律师事务所，对解除合同并无异议，只是要求退还律师工作当中形成的有孙国萍和翟秀珍签字或按手印的原件和她提交的材料复印件，陈枢主任答应她改天来拿，后来她没有再来就到丰台区司法局投诉了。
二、我京联律所与翟秀珍的纠纷已经在2015年12月8日得到解决，孙国萍在其母亲翟秀珍去世以后起诉京联律所，孙国萍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应当驳回其起诉。
与京联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人是翟秀珍，孙国萍只是代理其母亲向律师提交材料，代理其母亲与律师联系。2015年5月26日孙国萍向丰台区司法局递交了投诉材料，司法局受理以后，我们提交了答辩材料，丰台区司法局派人来我律师事务所调查，作了调查笔录，我们汇报了办案经过，回答了相关问题，司法局已经做了处理。2015年12月8日，孙国萍来我律师事务所取翟秀珍的材料，我们按照她给司法局提供的清单，一一对照后全部交给她，要求她在清单上签字，她不签，说有两份材料不对，同时又拿着两份材料不松手，不让核对，要在所里闹事，报警后警察把她带走了，拿走了所有材料。孙国萍在起诉状里也自认她把材料拿走了，退还材料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孙国萍提交了如下证据：
1、《委托代理协议》，证明翟秀珍与被告京联律所于2015年4月24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2、发票和收据，证明被告京联律所接受原告方代理费3000元，委托合同成立。
3、《孙国萍收回材料目录》，证明被告京联律所于2015年12月8日交回原告的材料，其中该目录下方载明文件1至6是原件，7和8是复印件，但原告收到的1和6不是原件，所以原告没签字，并在其上用蓝笔注明报警情况。
4、翟秀珍的死亡证明，证明委托人合同当事人翟秀珍于2016年1月6日去世。
5、录像和照片，证明当日形成的文件由于翟秀珍年岁较高食指和中指同时形成一大一小的指纹，但原告收到的材料上小的“指纹”不是指纹，而大“指纹”形状不对。
6、被告退还的《变更承租人申请书》，证明指纹不同，签字不同，见证人的签名不同，被告退还的不是原件。
7、被告退还的《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目录及真实性保证》，证明落款处的指纹不是翟秀珍按的，手写日期也不是原告所写。
8、陈月菊的书面证言，证明证据6中陈月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
9、照片2张，证明原告自行将被告退还的文件与视频录像进行比对显示指纹形状不一致。
质证中，被告对上述证据1、2、4认可，对3、5、6、7、8、9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对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陈述综合认定。
被告京联律所提交了如下证据：
1、《法律服务违法违纪投诉情况登记表》复议件，证明原告索要的文件原件已经被原告拿走，此事已经处理完毕，且原告无权在翟秀珍死亡后起诉。
2、《变更承租人申请书》复印件，证明该文件的原件与返还给原告的文件是一致的。
3、《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目录及真实性保证》复印件，证明该文件的原件与返还给原告的文件是一致的。
质证中，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并认可投诉的事实，但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认可被告退还了涉案文件原件；原告对证据2、3真实性不认可，主张该两份复印件仅是被告返还给原告的文件的复印件，并不能证明被告当时返还的就是文件的原件。本院对以上证据中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效力，本院将结合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陈述综合认定。对于证据2、3，其仅能证明被告所返还的文件之样式，不能证明诉争焦点，即其所返还的文件是否是原告诉求的、形成于本案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文件原件，故该证据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审理中，经原告孙国萍两次申请，本院分别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原告提交的、被告所返还的《变更承租人申请书》《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目录及真实性保证》两文件上翟秀珍的捺印进行鉴定，以求得出该捺印与原告作为样本提交的翟秀珍本人的捺印是否具有一致性之结论，以便认定上述两文件真伪，但该两鉴定机构均终止鉴定，理由分别为：“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检材不具备鉴定条件”。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翟秀珍，女，1925年4月出生，系孙国萍之母。2015年4月24日，翟秀珍（甲方）与京联律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翟秀珍因变更公房承租人事由，委托京联律所的律师代理。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索和平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乙方的代理权限为代理委托人到房管局办理西城区某公房承租人的变更；甲方必须及时、真实、详尽地向乙方提供与委托事务有关的全部文件和背景材料;乙方必须认真、负责地为甲方提供代理权限范围内的法律服务；根据律师收费标准，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元。翟秀珍在协议下方捺印，京联律所签章。
协议签订当日，孙国萍代理翟秀珍向京联律所交纳代理费3000元。
2015年5月14日，因翟秀珍卧病在床，京联律所委派的律师索和平到翟秀珍处向其宣读《变更承租人申请书》，并由其在该文件上捺印，孙国萍就此过程拍摄视频录像。随后，见证人两人分别在该文件上签字捺印。其后，索和平律师将《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目录及真实性保证》交给翟秀珍，其在该文件上捺印。上述文件制作完毕后，索和平律师将其拿走。
当日晚间，索和平律师电话通知孙国萍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2015年5月27日，孙国萍向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投诉。
2015年12月8日，因孙国萍要求京联律所出具书面解除协议，并退还全部申请材料文件，京联律所向孙国萍出具《孙国萍收回材料目录》并要求孙国萍签收，孙国萍核对后，指出该目录列明的8份文件中，文件1“2015年5月14日翟秀珍按手印的申请人变更承租人申请书原件”、文件6“翟秀珍按手印的日期为2015年5月14日的申请人提交证据目录”均并非原始文件，故孙国萍当时未签收该两份文件，双方发生争议，京联律所报警，经警察协调，孙国萍将上述两文件拿走。
2016年1月6日，翟秀珍死亡。
另查，翟秀珍的父母、配偶先于其死亡，其继承人有三人：孙国芬、孙国萍、孙国旺。本案审理中，孙国芬向法院递交说明，孙国旺到庭陈述，均表示放弃本案诉讼权利及实体权利。
审理中，因孙国萍申请，经本院委托，两家鉴定机构分别以不同形式的材料为样本，对诉争两文件上翟秀珍的捺印进行物证鉴定，均终止鉴定。
本院认为：翟秀珍与京联律所签订的委托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委托合同签订后，翟秀珍履行了合同义务，交纳了代理费，京联律所亦履行了一定的合同义务，为翟秀珍提供了代理范围内的法律服务。因双方就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协商未果，后，委托人死亡。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委托人死亡的，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委托合同就此问题无特殊约定，亦不存在不宜终止之情形，故应认定诉争委托合同于2016年1月6日终止。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委托事项为京联律所代理翟秀珍办理公房的承租人变更事宜，而诉争文件为办理该委托事项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如果委托合同正常履行完毕，该文件均应交予房管单位，如果合同因故未履行，该文件的所有权应归属于委托人，故合同终止后，代理人京联律所应当将包括诉争文件在内的申请材料文件交还给委托人，而因合同系因委托人死亡而终止，其应交还给委托人的继承人。
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京联律所向翟秀珍的继承人孙国萍交付了诉争两文件，孙国萍经肉眼识别、比对，主张该两文件并非京联律所办理委托事项时所形成的原始文件，但未提交足够的证据对此加以证明。故对孙国萍要求京联律所返还诉争两文件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孙国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孙国萍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金额交纳上诉费用，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 佳
审判员 俞凯欣
审判员 杨 灵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 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