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郑民再终字第41号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州市嵩山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王润琦，该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军权，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方翔，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毅，男，汉族，1960年7月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李小成，男，汉族，1951年7月7日出生。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薛立红，男，汉族，1967年7月14日出生。一审原告王美君，女，汉族，成年。一审原告王美荣，女，汉族，成年。一审原告王琳，女，汉族，成年。申请再审人郑州市嵩山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卫生服务中心）与被申请人王毅、一审被告薛立红及一审原告王美君、王美荣、王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3日作出（2007）二七民一初字第308号民事判决，王毅、卫生服务中心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9月10日作出（2012）郑民二终字第42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卫生服务中心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2013）豫法立二民申字第0032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卫生服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王军权、方翔，王毅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小成到庭参加诉讼，薛立红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王美君、王美荣、王琳在一审中已书面声明放弃诉讼权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毅起诉称，其母亲康淑琴在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治疗时,因输液发生不良反应，造成母亲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后经药品管理局认定，其母亲所注射的药品为假药。卫生服务中心采取欺骗、行政干预等手段，迫使正在治疗的母亲出院，并签订了一份严重显失公平的协议，之后母亲不但没有如卫生服务中心所言很快康复，反而多方治疗无效于2006年春病故。请求一、依法撤销2004年8月2日的协议书；二、判令卫生服务中心赔偿治疗费、护理费等1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后王毅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卫生服务中心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共计457761.53元。一审查明，2004年3月1日，王毅等人之母康淑琴在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就诊，医院为其用了“施普善”药物，用药后，康淑琴自感身体出现不适，于2004年3月9日至4月20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因怀疑使用的“施普善”存在质量问题，遂向郑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2004年3月26日，该药监局稽查大队函告王美君：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使用的“施普善”是假药。2004年8月2日，以王树良（原告之父）、康淑琴为甲方，以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为乙方，以薛立红为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方因分别患有脑血栓和脑萎缩，于2004年3月1日到乙方处就诊，乙方为其使用了“施普善”（进口脑活素），用药四天后，甲方自感身体出现不适，怀疑使用的“施普善”（进口脑活素）存在质量问题，遂向有关部门咨询，后经药检部门鉴定为假冒进口脑活素。乙方给甲方使用的“施普善”，批号为102667，是乙方于2004年2月28日从丙方购进的。于是经共同协商，甲、乙、丙三方达成以下和解意见：一、甲方要求赔偿2004年3月8日至4月20日住院期间的医疗费、住院费、检查费等共计46000元，丙方同意在46000元以内承担上述费用，甲方须向乙方提交住院期间的有效收费单据，丙方据实结算；二、根据甲方的要求，丙方同意赔偿其住院治疗期间的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64000元；三、乙方和丙方支付完甲方上述各种费用，本和解协议生效后，乙方和丙方不再承担甲方关于此事的其他任何责任；四、甲、乙、丙三方应该保证在这一和解协议生效后，不得再以此事为由，作出有损其中任何一方声誉的言行。如有一方违约，其他方有权对违约方提起法律诉讼，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五、本和解协议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六、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并经公证机关公证后生效。该协议书经郑州市二七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被告薛立红于2004年8月6日，给付王树良及王树良的女儿王美君人民币110000元。但在协议达成后，康淑琴没有康复，先后于2004年5月18日至6月5日、2004年10月13日至10月27日、2005年3月2日至3月22日、2005年12月19日至2006年1月14日到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三医院住院治疗。2006年2月15日，康淑琴入住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治疗，于2006年3月5日去世。自2004年5月至2006年3月，康淑琴共住院96天，购买药物支付费用共计115274.12元，支付交通费5230元。另查明：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于2007年3月26日向郑州市卫生局申报并获批成立了卫生服务中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王美君、王美荣、王琳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一审认为，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在为康淑琴治疗过程中使用了“施普善”药物（进口脑活素），后经郑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该药是假药，因此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应当对康淑琴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虽然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在郑州飞机设备公司破产过程中已随之清算破产，但是在2007年3月26日，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向郑州市卫生局申报了卫生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仍是由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职工医院的原来人员及设施组成。因此，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与王毅之间的民事责任应由卫生服务中心承担。薛立红向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销售假药，存在过错，亦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康淑琴与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薛立红于2004年8月2日签订了协议书，但是，该协议书仅对康淑琴2004年3月8日至4月20日期间的医疗费、住院费、检查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进行了赔偿。此协议签订后，康淑琴于2004年5月至2006年3月在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三医院住院治疗及购买药品等有关费用，卫生服务中心、薛立红应当承担。王毅请求的交通费5230元、死亡赔偿金（14371.56元×7年＝）100600.92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王毅诉请的医疗费115274.12元，但有票据的为94705.84元，支持有票据的部分；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0元×96天＝2880元，营养费为96天×10元＝960元；关于王毅诉请的护理费只支持康淑琴住院期间护理费，按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人均收入17232元计算，为17232元／365天×96天＝4532.25元，王毅请求的非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丧葬费为27357元／12月×6月＝13678.5元；王毅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本案案情酌定支持30000元。关于王毅诉请的器具费、鉴定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王美君、王美荣、王琳在审理过程中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予以准许。关于卫生服务中心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郑州市嵩山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薛立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毅医疗费94705.84元、死亡赔偿金100600.92元、丧葬费1367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80元、营养费960元、护理费4532.25元、交通费52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共计252587.51元。二、驳回原告王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66元，原告王毅负担3800元，被告郑州市嵩山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薛立红负担4366元；公告费520元，由被告薛立红负担。王毅上诉称，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在赔偿数额上，护理费、精神抚慰金偏低，特别是护理费在家中护理期间没有计算在内，精神创伤上其承受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故恳请二审依法改判赔偿其请求的护理费118908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鉴定费、公告费、轮椅费、诉讼费等费用由卫生服务中心、薛立红承担。卫生服务中心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原告主体的情况下径行开庭，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审理程序方面的规定，王毅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应驳回起诉，王毅在其母康淑琴去世后就医疗损害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而法院竟准予立案和开庭审理，一审法院错误明显；二、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l条之规定，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虽有郑州市卫生局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证书，但该证书并不能成为其对外承担责任或是适格被告的证明，一审以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证书为由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过于牵强，且缺乏法律依据，同时，一审判定其承担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的赔偿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且证据不足，虽然其形式上是由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的人员及设施组成，但其是以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破产所分得的职工破产安置费用加上自筹的费用以入股的形式组建，其也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其依托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申报仅是出于行政申报的要求，在人员和财产组成上同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无任何实质上的关联；三、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已就医疗损害同康淑琴达成赔偿协议且协议履行完毕，该协议已经二七区公证处公证生效，一审法院的审理方式严重侵害了其的合法权益；四、王毅提供的证据不足，依法应驳回王毅诉讼请求。根据我国的侵权责任理论，本案中王毅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母康淑琴所受损害同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的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毫无理由。综上所述，王毅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卫生服务中心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虚构案情，审理事实不清，判决缺乏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毅的起诉或诉讼请求。针对王毅的上诉，卫生服务中心答辩称，一审对相关费用的计算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它答辩理由同上诉理由。针对卫生服务中心的上诉，王毅答辩称，卫生服务中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郑飞医院与卫生服务中心是一回事，让卫生服务中心承担责任是正确的。薛立红二审未答辩，王美君、王美荣、王琳未发表意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二审认为，王毅之母康淑琴在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治疗过程中，该医院为康淑琴使用了“施普善”药物，后经郑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该药是假药，而后康淑琴也已去世，故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应当对康淑琴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虽在2007年12月25日郑州飞机设备公司破产过程中已随之清算破产，但是在2007年3月26日，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向郑州市卫生局申报了卫生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仍是由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的原来人员及设施组成。故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与康淑琴之间的民事责任应由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又因康淑琴已经死亡，在其他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和其它权利的情况下，王毅作为康淑琴的继承人提起诉讼并无不当。虽然康淑琴与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薛立红于2004年8月2日签订了协议书，但是，该协议书仅对康淑琴2004年3月8日至4月20日期间的医疗费、住院费、检查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进行了赔偿。此协议签订后，康淑琴又于2004年5月至2006年3月在相关医院进行了治疗，相关费用仍应由卫生服务中心、薛立红承担。卫生服务中心上诉称该中心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相关责任不应由其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计算的赔偿项目也并无不当，故对王毅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本案纠纷产生时日已久，康淑琴作为假药的受害方值得同情，但相对于假药生产者、销售者来说，医院作为假药的使用者虽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并非最终担责主体，故卫生服务中心在承担责任后可向假药的生产者、销售者进行追偿。综上，卫生服务中心和王毅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66元，由上诉人郑州市嵩山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担5066元，由上诉人王毅负担3100元。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再审称：一、其并非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并非独立法人，系郑飞公司的内设机构，医院资产全部为郑飞公司所有，市卫生局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证书是开展医疗服务的资格证明，不是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故依法应以医院的设立者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为被告；二、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随郑州飞机设备公司被法院裁定破产还债，在破产清算组成立后，法院应依法变更郑州飞机设备公司破产管理人作为被告；三、王毅未撤回对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的起诉，在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下，原审毫无理由将责任主体变更为卫生服务中心并判决承担赔偿责任，且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已经与康淑琴就此纠纷达成赔偿协议，并经公证，早已履行完毕，郑州中院（2013）郑民再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已确认2004年8月2日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四、原审判决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的民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卫生服务中心虽然形式上由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的人员及设备组成，但二者无任何隶属或承继关系；五、王毅未提供其母亲康淑琴的死亡与使用假药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六、一审法院受理对非独立法人的起诉，且在得知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破产后未恢复审理，致王毅在破产清算期间未能向破产清算组主张权利，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王毅答辩称：一、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不是破产，是政策性改制，卫生服务中心是由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的原班人员组成，院长还是王润琦，是一回事，卫生服务中心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本案涉及刑事案件，2004年8月2日的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三、检察院仅追究了王润琦、薛立红的单位行贿、受贿罪，没有追究二人销售假药的刑事责任，审理程序上应先刑事后民事，建议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请求依法处理。本院再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在为王毅之母康淑琴治疗过程中使用了假药，2004年8月2日康淑琴与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薛立红签订了协议书，并对康淑琴2004年3月8日至4月20日期间的医疗费、住院费、检查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进行了赔偿。此协议签订后，康淑琴未能康复并在其它医院继续治疗，产生了相关医治费用，后康淑琴去世，王毅虽然未提供康淑琴的死亡与使用假药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但郑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认定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使用假药的事实，客观上对康淑琴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康淑琴作为假药的受害者应当受到保护，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作为假药的使用者对康淑琴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虽然在2007年12月25日郑州飞机设备公司破产过程中已随之清算破产，但是在2007年3月26日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向郑州市卫生局申报了卫生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仍是由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的原来人员及设施组成，故原审判决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与康淑琴之间的民事责任由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并无不当，康淑琴的相关后续治疗等费用仍应由卫生服务中心、薛立红承担。卫生服务中心亦并非最终担责主体，其在承担责任后可向假药的生产者、销售者进行追偿。卫生服务中心称其与原郑州飞机设备公司医院无承继或隶属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相关责任不应由其承担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2）郑民二终字第42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艳宏审 判 员  王明哲代理审判员  芦 祎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冯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