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7民终4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鄂州市红莲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新星路**号。
法定代表人:谢定佳，系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阳，湖北思普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多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号元宝山干休所院内。
法定代表人：余谭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国强、刘扬，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鄂州市红莲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红莲湖新区管委会）与被上诉人武汉多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多芬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2017）鄂0703民初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齐志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缪冬琴、张开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刘阳、被上诉人武汉多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国强、刘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多芬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解除其与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判令被告双倍赔偿原告已支付的定金共计20000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已支付的征地补偿款损失8587726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已缴纳的土地出让款损失9027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评估费损失1916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643950.33元（该损失金额计算方式为：分别以缴付款的额度为基数，分别自付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倍，暂算至2017年1月15日，后续利息亦按照此标准计算至判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原审认定：2006年3月18日，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人民政府与高龙公司签订了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约定，庙岭镇人民政府将位于庙岭镇桐岭村、中份村380亩土地出让给高龙公司。2012年12月31日，双方就上述土地出让还签订《补充协议书》。高龙公司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书》之后，只支付了60亩地的土地价款。因政府行政区划变更,庙岭镇政府出让给高龙公司的380亩土地划为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红莲湖管委会）管理;2013年8月19日，原告与红莲湖管委会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由原告取代高龙公司继续履行余下320亩土地的土地出让合同相关事宜;原告应支付红莲湖管委会本期320亩土地出让合同定金100万元。高龙公司作为见证单位，在《补充协议》上盖章同意。
2013年1月28日，原告的关联公司湖北天慧房地产开发公司受红莲湖管委会的委托支付庙岭镇桐岭村土地协调款140000元。2013年3月16日，原告向华容区庙岭镇人民政府支付征地补偿款8587526元。2013年10月14日，原告向红莲湖管委会支付合同定金1000000元。2013年11月6日，原告向鄂州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土地出让价款902700元。2014年1月16日，原告向鄂州国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中介费、评估费100000元、41600元、50000元，共计191600元。
2013年11月28日，红莲湖管委会委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土批【2013】2008号建设用地批件《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鄂州市华容区2013年度第16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后，未按《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在批文下发后三个月内将该土地挂牌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至原告指定单位名下。至今，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将涉案土地交付给原告。
鄂州市红莲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月2日由原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变更成立,为华容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受区委、区政府的委托对新区内经济社会事务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补充协议》的效力及被告主体资格，合同是否应予解除，定金、赔偿损失如何处理。
因被告由原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变更成立，其应承担原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的权利义务。故被告是《补充协议》的相对方，为适格的民事主体。被告关于原庙岭镇人民政府的招商行为并未转由被告负责的辩解意见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
原告与原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之间（即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虽然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即出让主体应为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但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同时,鄂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3年11月6日收取原告土地出让价款902，700元的行为,应视为对原、告间签订《补充协议》的确认，故该合同也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因此，被告关于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的辩解意见，应不予采纳。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涉案土地及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本案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故原告关于解除原、被告间签订《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被告收受定金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应当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故原告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共计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被告关于只返还定金的辩解意见，应不予采纳。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金为代价而解除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的规定，定金的适用和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是相互独立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合同解除后，被告应承担返还原告全部投资款本金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故原告关于返还全部投资款本金，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损失的核算，因原、被告双方在投资合同中未作明确约定，该损失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付款额度为基数分段计算占用资金利息损失较为适宜。原告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标准赔偿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该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关于经济损失应按原、被告双方的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辩解意见，应不予采纳。原告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向鄂州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土地出让价款、向鄂州国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中介费等属履行合同义务行为，也得到被告认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向被告主张该项权利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关于土地出让价款、中介费等收受主体不是被告，原告不应向其主张该项权利的的辩解意见，应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武汉多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鄂州市红莲湖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3年8月1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被告鄂州市红莲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双倍返还原告武汉多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定金共计2000000元；三、被告鄂州市红莲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应返还原告武汉多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款9821826元（其中土地协调款140000元、征地补偿款8587526元、土地出让价款902700元、中介费、评估费共计191600元）；四、被告鄂州市红莲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应赔偿原告武汉多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损失2374461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付款之日分段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止）；五、驳回原告武汉多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它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共计为1419628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逾期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办理。本案受理费119755元，由原告武汉多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15621元，被告鄂州市红莲湖新区管理委员会负担104134元；本案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鄂州市红莲湖新区管理委员会负担。
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上诉称：（一）一审认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为有效合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原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人民政府作为镇政府，不具备土地出让方的主体资格。因此，与其湖北高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本解释实施前，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合出让合同，起诉前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追认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在前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书》无效的情况下，上诉人作为开发区管委会亦无权出让土地，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也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一审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而赔偿被上诉人损失属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土地的招拍挂未能进行系多方因素导致，虽然合同无效，但上诉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多次推进土地的招拍挂程序，上诉人对此不存在过错。1.合同约定的部分土地被上诉人没有申请用地指标，无法进行招拍挂程序。湖北高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办理了60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又申请了10.8802公顷（163.2亩）的用地指标，该用地指标后于2013年11月28日由省政府批准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地手续，剩余156.8亩土地被上诉人至今没有申请用地指标，无法进行招拍挂程序。2．涉案10.8802公顷土地的第一次招拍挂程序没有进行系被上诉人与湖北高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纠纷引起，与上诉人无关。在被上诉人缴纳相关的征地补偿费用后，上诉人后拟第一次对该地块招拍挂，被上诉人也缴纳了评估费，但被上诉人与湖北高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经济上的纠纷，最终没有进行招拍挂程序，该责任不应由上诉人承担。3.上诉人再次向市政府对该地块的招拍挂予以请示时，未获市政府批复，致使该宗土地无法进行招拍挂，上诉人对此亦不存在过错。（三）一审认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全部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显失公平。鉴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要求依据无效合同双倍返还定金10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同时，评估费系拟第一次招拍挂程序时被上诉人支付，但因被上诉人与湖北高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导致最终土地没有进行招拍挂，该费用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至于其他经济损失，如合同双方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双方还应当按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全部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华容区人民法院（2017）鄂0703民初2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
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武汉多芬公司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庭审时辩称：（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湖北省高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人民政府双方分别于2006年3月18日、2012年12月31日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书》，约定相关国有土地的出让事宜。并且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作为见证单位在《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上签字盖章，这实质上即为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对庙岭镇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授权。后因政府行政区划变更，出让土地由庙岭镇人民政府划归本案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管理，而原土地受让方湖北高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将土地出让项目转让给被上诉人开发管理，并由被上诉人负责支付相关土地出让费用，上诉人负责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的过程中，于2013年11月6日直接将902700元交到鄂州市国土资源局，并由该局出具通用票据，并加盖了财务专用章。鄂州市国土资源局，作为鄂州市直辖区内专门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直接收取答辩人土地出让价款并出具通用票据，并在票据上备注“华容区2013年16批次”，此备注内容亦表明，关于上诉人出让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华容区政府已经进行过相关备案、审批手续。这些足以说明，对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继续履行相关国有土地出让事宜的行为，华容区政府、华容区国土资源局是批准同意的，上诉人办理部分出让土地手续。因此，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依法成立的，亦无任何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当认定协议合法有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根本违约，导致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根本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甲方（即上诉人）承诺，省用地批文下发后，3个月内完成土地办证的所有程序并办理土地证”。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照协议约定支付了相关土地出让款项，湖北省人民政府也与2013年11月28日，向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颁发了鄂政土批【2013】2008号建设用地批件，同意将庙岭镇桐岭村、中份村集体农用地1.7874公顷（均为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地手续，并规定该批次用地经批准后，满两年未实施具体征地或用地行为的，本批准文件将自动失效。但在省政府的批文下发后，上诉人却拒绝依协议约定，对出让土地进行招拍挂程序，且对土地上面的违建物亦是不闻不问，致使省政府规定的两年时间已过，现被上诉人已无法取得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根本目的已无法实现，上诉人理应向被上诉人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返还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并赔偿损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武汉多芬公司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的上诉，（一）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虽是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人民政府与湖北高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但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作为见证单位在该合同上加盖了公章；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虽未在《补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予以见证，但2013年11月6日，鄂州市国土资源局收取被上诉人武汉多芬公司土地出让价款902700元，并在备注一栏注明“华容区2013年16批次”；同时，2013年11月28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向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作出鄂政土批（2013）2008号《关于批准鄂州市华容区2013年度第16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复“同意将庙岭镇桐岭村、中份村集体农用地1.7874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地手续，另征收建设用地9.0928公顷；该批次用地经批准后，满2年未实施具体征地或用地行为的，本批准文件自动失效”，说明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作为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的上级主管部门，就本案所涉土地向鄂州市国土资源局、湖北省人民政府履行了申报等手续，并得到了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故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与被上诉人武汉多芬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应为有效合同，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上诉认为上述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虽规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人民政府与湖北高龙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政府是见证单位，该合同并不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适用该条款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上述协议若无效，上诉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因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均为有效合同，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只存在是否违约的问题，不存在认定是否存在过错。（三）关于损失的认定问题。从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上诉请求看，其是基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无效、且双方均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上诉请求返还被上诉人定金1000000元、被上诉人自行承担191600元中介费、评估费、利息损失2374461元由双方分摊。（1）关于1000000元定金。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已认定为有效合同，且《补充协议》约定了1000000元属定金，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在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办理征地手续后的3个月内，未按协议约定完成“土地办证的所有程序并拿到土地证”，且在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批复“满2年仍未实施具体征地或用地行为的，该批准文件自动失效”，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的行为已违约，被上诉人武汉多芬公司支付的1000000元定金应双倍返还。（2）关于中介费、评估费191600元。该费用是鄂州国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收取，由被上诉人交纳，其对本案所涉土地进行评估是受湖北红莲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而作，但被上诉人武汉多芬公司并未拿到该处土地使用权证，且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并无充足的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武汉多芬公司方面的原因导致无法进行招拍挂，故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应赔偿被上诉人武汉多芬公司中介费、评估费191600元。（3）关于2374461元利息损失应否分摊。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已认定为有效合同，且原审对于利息损失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判令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830元，由上诉人红莲湖新区管委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齐志刚
审判员 缪冬琴
审判员 张 开
二○二○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彭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