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882民初1344号
原告：候立国，男，1967年2月25日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春波，女，1970年3月12日生，汉族，现住同上，系原告候立国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井秋，吉林陈井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禹，男，1979年6月2日生，汉族，现住大安市
富祥小区（二期）2栋10单元502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君英，吉林赵君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铁九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七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工农路337号。
法定代表人：薛亚林，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福，中铁七公司法律事务部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文，中铁七公司大安项目部经理。
被告：大安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交通局”），地址：吉林省大安市嫩江北街。
法定代表人：鞠万成，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玉峰，交通局法制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洪，吉林于晓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候立国与被告董禹、中铁七公司、交通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本案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争议较大，依法裁定转入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候立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春波、陈井秋，被告董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君英，被告中铁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福、张国文，被告交通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候立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我赔偿医疗费386，924.38元、住院期间护理费21，217.68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7,700.00元、住宿费208.00元、辅助器具费7,300.00元、伤残赔偿金480,197.20元、精神抚慰金120，049.30元、误工费43，929.60元、护理依赖费用1，763，972.00元、后续治疗费240，000.00元，减去其中已由被告支付的190,000.00元，再由三被告赔付2，891,498.16元；2、判令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判令三被告负担诉讼费用、鉴定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被告中铁七公司建设长白高速铁路立交桥时，雇用了被告董禹的铲车，被告董禹雇佣我驾驶铲车，董禹指示我在工作中听从中铁七公司的管理和指挥。2015年11月20日上午，被告交通局为了完成其分担的路段的清雪任务，与中铁七公司商定，由七中铁七公司指派我驾驶董禹的铲车到被告交通局分担的路段进行清雪。在工作中，铲车的前铲与大雪覆盖的路肩石发生刮蹭致铲车突然顿挫，我在当时因正在全神贯注地工作而未加防范，被造成颈椎损伤、不能活动，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我先后在大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颈椎髓损伤、四肢瘫痪等，现已出院在家继续康复治疗。现三被告中七铁公司向我给付了18万元治疗费用、董禹给付了我1万元治疗费用，对于我的各项赔偿金，我方与三被告协商未果。
董禹辩称：1、我与候立国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2015年10月，中铁七公司以每月11，000.00元雇用我的铲车，并通过我雇佣候立国为铲车司机、月工资4,000.00元。铲车、司机均由中铁七公司进行管理，由其分配工作并支付工资，只是发生事故后我对候立国的工资代领代付。我无权支配候立国的工作、与其不存在雇佣关系。2、候立国的意外受伤与我无关、不应由我承担责任。2015年11月20日，候立国是受中铁七公司的安排，用铲车为交通局清理积雪，我对此并不知情。3、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按法律规定确定赔偿金额。原告的护理依赖期限、后续治疗费均未发生，应以实际发生为准；其住院生活补助费、误工工资等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另，在原告受伤后，我为其垫付医疗费1万元。
中铁七公司辩称：1、原告已经自认是铲车车主董禹雇佣的司机，故原告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其将我公司列为被告是不适格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原告受到人身伤害，是因铲车车主董禹未尽到监督管理责任、原告自己驾驶铲车操作不当所致，故应由提供劳务的原告与接受劳务的被告董禹根据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董禹作为雇主，应对其雇员候立国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承担赔偿责任，我公司是租用董禹的铲车单车作业，与其并非工程发包或分包关系，原告主张我公司与董禹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根据。4、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损失，医疗费用应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诊断证明等来确定金额；在原告受伤后，我公司出于人道，已经为其垫付医疗费18万元。原告主张的护理费和护理依赖费相重复，且主张的金额过高。原告请求的住宿费、辅助器具费，应以必要且实际发生并有票据的证明的为准。关于原告请求的伤残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法释[2001]7号文件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致人残疾的精神抚慰金，为残疾赔偿金，故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不应重复主张；原告主张的此两项赔偿金的金额也过高。原告的误工费，应按其本人的日工资乘以误工天数计算。综上，我公司不应对原告受害承担赔偿责任，亦不应与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向返还我公司垫付的18万元医疗费。
交通局辩称：1、我局与候立国不存在雇佣关系、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本案案由是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此类案件应以存在雇佣关系为前提，我局与原告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雇佣关系。2015年，我局将清雪任务通过中铁七公司承揽给被告董禹，清雪费用由中铁七公司在工程款中为董禹结算；被告董禹在用其铲车清雪过程中，雇佣原告为其驾驶铲车、为原告支付工资，而我局未雇佣原告，对原告受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不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应属于工伤赔偿案件。被告董禹是个体工商户，其与原告形成的是劳动合同关系，应依据《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即使按原告的起诉和董禹的答辩，也属于劳动合同关系，只是用工主体不同，也不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应通过工伤认定后，在确定赔偿主体和赔偿金额。3、我局不应承担2，891，498.16元的赔偿责任。其一、我局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合同关系，不是用工主体，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二、我局将清雪任务交给中铁七公司，中铁七公司又雇用董禹的铲车清雪，董禹雇佣原告驾驶铲车，我局与其他被告之间不存在违法分包和挂靠的情形，又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故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三、原告请求赔偿的金额过高、不应支持，其主张的后续治疗费过高且未实际发生，应按年支付或待实际发生再按实际发生额支付，不应将按20年计算的费用一次性支付；原告请求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过高；既然原告经鉴定被确定为一级伤残和完全护理依赖，就不应再有护理器具费；原告的医药费已由中铁七公司和董禹支付19万元，原告就不应再对此项费用按386，924.38元主张、应从中减去190，000.00元。原告不具备驾驶铲车的资质而违章驾驶，应承担50%以上的责任。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局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被告董禹是否为个体工商户，被告董禹称自己不是个体工商户，被告交通局亦未举出证据，原告方、被告中铁七公司不主张董禹是个体工商户。因此，不能认定董禹为个体工商户。
2、关于原告开铲车是受雇于何人、为谁工作而受伤，原告举出了董禹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载明董禹证实：2015年10月18日铲车车主董禹雇候立国开铲车，并将铲车和铲车工候立国一起送到中铁七公司在大安北的修桥工地；从10月18日起候立国一直在中铁七公司的此工地劳动，直到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后，中铁七公司工地的张经理支付给候立国工资，并由董禹送到候立国家。对此份证据，被告董禹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此证说明自2015年10月8日起，原告由中铁七公司管理和支付工资，而此前是我雇佣的；事发当天也是中铁七公司指派候立国到交通局分担区清雪的，说明他当时不是我雇佣的。被告中铁七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明董禹是铲车车主并雇佣原告无异议；但我公司未支付原告的工资，只支付铲车租赁费，因为原告不是我公司雇佣的。被告交通局质证称：董禹是本案被告之一，作为证人向原告出证不符合证据要件。被告交通局举出中铁七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实如果原告与该公司存在用工关系，则双方不属于雇佣关系，而属于劳动合同关系。对此，原告方质证称：对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公司是否有营业执照，不影响双方的雇佣关系。中铁七公司质证称：对执照无异议，但我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我公司未直接雇佣原告，铲车也是交通局派人通过车主领走的。庭审中，董禹陈述：我不知原告驾驶我的铲车在中铁的工地上的具体工作，中铁七公司雇我的铲车，我也不去工地，每月铲车费用1.1万元、司机工资4000元。中铁七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原告驾驶铲车在中铁七公司的工地作业期间，董禹有时在场，但多半时间是不在场的，董禹不在时让铲车司机听我公司的；原告驾驶铲车去给交通局清雪时，董禹不在场。原告驾驶铲车在我公司的工地的工作不固定，安排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公司每月支付1.5万元，不管司机工资。交通局在庭审中陈述：当时中铁七公司所建桥梁，是由我局管理的、建桥工程款由大安市桥梁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因原告所举的董禹出具的书面证言中，董禹承认了自己雇佣原告做铲车司机，并将其送到中铁七公司的工地，此节与原告的说法一致，与被告中铁七公司、交通局说法亦不矛盾，且董禹对其所称的原告在中铁七公司的工地工作期间是由该公司雇佣的一节，并未举出证据，原告在中铁七公司工地上工作时，因为多半时间董禹并不在场，由该公司安排具体工作，也与原告受雇于董禹并不矛盾。因此，应认定原告在中铁七公司工地上工作期间，是受雇于董禹，此间原告驾驶铲车进行的具体工作，要按董禹的指示听从中铁七公司安排。中铁七公司称原告驾驶铲车为交通局清雪，是交通局通过车主领走的，原告与董禹、交通局均予否认，中铁七公司又未举出证据，故对中铁七公司的这一说法不应采信；根据此间原告由中铁七公司安排具体工作，原告去给交通局清雪时董禹又不在场，应认定原告驾驶铲车去给交通局清雪，是中铁七公司指派的。至于交通局所称的原告驾驶铲车为其清雪，是其通过中铁七公司向董禹雇用铲车、费用与工程款一同与董禹结算，此节中铁七公司否认，交通局亦未举出相应证据，且其称雇用铲车费用与工程款一并与董禹结算，而中铁七公司的工程是建造桥梁，建设局又承认自己只是该公司承建的桥梁的管理单位而非建设单位，工程款不由该局支付，董禹又不是建造桥梁的整体工程施工人，可见交通局的说法亦自相矛盾，故应认定是交通局求中铁七公司帮助其清雪，中铁七公司又指派原告驾驶铲车去给交通局清雪，在清雪过程中发生了原告受伤的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该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因本案不能认定被告董禹是个体工商户，故应认定原告侯立国与被告董禹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因原告是董禹的铲车驾驶员，而不是中铁七公司的铲车驾驶员，故不能以中铁七公司的营业执照来确定原告与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3、原告侯立国的诉讼请求合理中合理部分为：医疗费386,701.35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7,700.0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21,217.68元、误工费43,929.60元、住院治疗期间辅助器具费6,400.00元、后续治疗费240,000.00元、残疾赔偿金480，197.2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20,000.00元、护理依赖费1,763,972.00元，计3,080,117.93元。
原告举出了如下证据：（1）大安市第一人民医院CT检查报告单，载明候立国于2015年11月20日10时经该院进行体部CT平扫检查发现“颈部退行性改变；后纵韧带钙化，椎管狭窄”。（2）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住院收费专用票据1份、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费专用票据6份，载明候立国于2015年11月20日至2015年12月21日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住院31天，花住院费184,317.62元；又于2015年12月21日至2015年12月29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8天，花住院费11,417.38元；又于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1月27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29天，花住院费35,119.35元；又于2016年2月18日至2016年3月19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30天，花住院费36,949.39元；又于2016年3月19日至2016年4月18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30天，花住院费43,138.47元；又于2016年4月19日至2016年5月18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29天，花住院费40,759.61元；又于2016年5月19日至2016年6月17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29天，花住院费35,222.56元。（3）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住院病历1份，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病历5份，载明候立国于2015年11月20日至2015年12月21日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住院31天，出院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颈脊髓损伤，四肢瘫，休克，肺部感染，左下肢深静脉血栓”，是在恢复情况一般、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并转入其他医院治疗的情况下出院的，花住院费184,317.62元，入院时医嘱进行重症监护、到2015年11月30日16时医嘱转为一级护理、到2015年12月3日15时医嘱转入二级护理、2015年12月12日10时医嘱转入一级护理；又于2015年12月21日至2015年12月29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8天，出院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颈脊髓损，四肢瘫、神经源性膀胱，双肺肺炎，糖尿病，尿路感染，电解质紊乱-
低钠血症、低钙血症”，花住院费11,417.38元，住院期间医嘱二级护理；又于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1月27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29天，出院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颈脊髓损伤，四肢瘫、神经源性膀胱，双肺肺炎，糖尿病，尿路感染，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系好转出院，花住院费35,119.35元，住院期间医嘱二级护理；又于2016年2月18日至2016年3月18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29天，出院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颈脊髓损伤、四肢不全瘫、神经源性膀胱，糖尿病，尿路感染，低蛋白血症，离子紊乱-
低钠、低氯、低钾血症”，系好转出院，花住院费36,949.39元，住院期间医嘱二级护理；又于2016年3月19日至2016年4月18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30天，出院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颈脊髓损伤、四肢不全瘫、神经源性膀胱，糖尿病，尿路感染”，系好转出院，花住院费43,138.47元，住院期间医嘱二级护理；又于2016年4月19日至2016年5月18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29天，出院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颈脊髓损伤、四肢不全瘫、神经源性膀胱，糖尿病，高脂血症，尿路感染”，系好转出院，花住院费40,759.61元，住院期间医嘱二级护理；又于2016年5月19日至2016年6月17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29天，出院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颈脊髓损伤、四肢不全瘫、神经源性膀胱，糖尿病，低蛋白血症，尿路感染”，系好转出院，花住院费35,222.56元，住院期间医嘱二级护理。（4）长春康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发票1份，记载该公司售出全躺轮椅1个、价款为900.00元，票据上售出日期模糊、但能看出是2015年开出的；朝阳区梦圆快捷酒店开具的吉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1份，记载贾春波于2015年12月25日在该酒店花住宿费208.00元；长春市齐佳鑫医疗器械经销处开具的吉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记载候立国于2015年12月12日购买医用翻身床1张，花1,200.00元；康乐保（中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开具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4份，记载候立国于2016年3月3日向该公司购买导尿管90条、花1,800.00元，又于2016年3月24日向该公司购买导尿管60条、花1,200.00元，又于2016年4月7日向该公司购买导尿管60条、花1,200.00元，又于2016年4月28日向该公司购买导尿管50条、花1,000.00元。对原告的以上医疗文证及其他各项费用票据，被告董禹质证称：原告购买轮椅的票据非正规票据、此项费用不应保护；对其他费用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如住宿费发生在原告住院期间应予保护，其他费用应依法认定。被告中铁七公司质证称：对住宿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与关联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交通局质证称：对以上证据无异议。
经原告方申请，本院依司法鉴定程序委托吉林仁合司法鉴定所对候立国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后续治疗费进行了鉴定，该所对此作出了吉仁司[2016]临鉴字第3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方在庭审中出示了该鉴定意见书和鉴定费票据，鉴定意见为候立国2015年11月20日上午的损伤，伤残等级为一级、完全护理依赖、后续治疗费（防治褥疮、坠积性肺炎、深静脉血栓、泌尿系统感染等）约需每月1,000.00元。该所出具的鉴定费票据记载鉴定费为2,700.00元。对以上鉴定意见书、鉴定费票据，被告董禹、中铁七公司质证称：对伤残等等级及护理依赖的结论无异议，但对后续治疗费的结论有异议：鉴定书中分析说明后续治疗费是防止褥疮等约需每月1000元，防治的疾病未必发生、此项费用是鉴定机构主观臆断的，每月约需1000元也不能确定此项费用的存在和金额，故对后续治疗费的鉴定结论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护理依赖费用也不宜对20年的一次性给付、依法可分期支付。被告交通局对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票据指证无异议。
经被告中铁七公司申请，本院以司法鉴定程序，委托吉林通达司法鉴定所对候立国的颈椎受伤与致残是否与其颈椎原发性病变有因果关系，其医疗费中是否有非用于治疗外伤的费用进行了鉴定，该所对此作出了吉通司鉴所[2017]临鉴字第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对此鉴定意见书补充作出的吉通司鉴所[2017]第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中铁七公司在庭审中出示了此2份鉴定意见书。此2份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为：候立国的四肢瘫是在颈椎原有疾病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与颈椎原发疾病存在因果关系，外伤占主要原因、自身疾病占次要原因；候立国住院过程中的费用有与治疗外伤无关的，即含有用于治疗糖尿病所用的胰岛素注射剂的费用222.93元，此费用不属于治疗外伤应有的花销。对于以上两份鉴定意见书，原告方质证称：对鉴定意见书无异议，但其中载明原告自身疾病是受伤的次要原因。被告董禹、交通局均质证无异议。
原告受伤的就医诊治情况和医疗费，根据大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T检查报告单，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病历和住院费票据，应认定：原告侯立国于2015年11月20日上午受伤后，先去大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继而先后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因住院费票据反映出的住院天数为186天、病历反应的住院天数为185天，而病例的记载更详细，且不排除住院费结算不够及时的现象，故应确认原告住院185天。根据病历，应确认原告被诊断为“颈椎过伸性损伤、颈脊髓损伤、四肢瘫、神经源性膀胱、双肺肺炎、糖尿病、尿路感染、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等，花住院费386,924.38元，住院期间医嘱重症监护11天、一级护理13天、二级护理161天。原告住院期间中的重症监护期间，应由医院护理；一级护理可按2名护理人员确定护理费、二级护理期间可按1名护理人员确定护理费，每名护理人员每日护理费按本省2014年“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平均每人每日工资120.82元计算，住院期间护理费为为22,593.34元，而原告请求赔偿的金额为21，217.68元低于此金额，应按21,217.68元确定。原告的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按本省一般国家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即每日100.00元，确定为18,500.00元，原告的请求低于此金额，应按其请求确定为17,700.00元。根据吉林仁合司法鉴定所、吉林通达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应认定：原告侯立国因在2015年11月20日上午驾驶铲车为被告交通局清雪时受伤而致残、伤残等级为一级，并达到完全护理依赖；将原告致残的损伤中的“四肢瘫”，是外伤与其原发疾病共同作用所致，外伤为主要原因、自身疾病为次要原因；原告的住院费中有治疗与外伤无关的疾病即糖尿病的费用222.93元。关于原告所需的后续治疗费，吉林仁合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已经确认每月约需1,000.00元，虽然此费用是防治褥疮、坠积性肺炎、深静脉血栓、泌尿系统感染等疾病的，且此类疾病未必发生，但是原告作为四肢瘫的患者，防止此类疾病的发生是必要的，鉴定机构也是依据相关鉴定标准作出的鉴定意见、应予采信；虽然鉴定意见中对后续治疗费的金额确定为每月约需1,000.00元，即未完全确定金额，但是作为对未来费用的预测，用“约需”来确定应当允许。根据吉林仁合司法鉴定所的鉴定费票据，应认定原告已支付鉴定费2,700.00元。另，根据吉林通达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原告的医疗费中有222.93元不应保护，故合理医疗费为386,701.45元。根据原告方举出的住宿费票据及购买轮椅、翻身床、导尿管的票据，结合各被告的质证情况，虽然住宿费票据上反映的住宿人“贾春波”系原告候立国之妻、票据上标明的时间是原告在外地即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期间，但是此住宿费并非受害人在外地治疗而又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而产生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应保护；购买轮椅的票据，不是税务机关发行的正规票据，且未标明购买者、无大写金额、票据上的开具日期字迹模糊，故对此票据不应采信；购买翻身床、导尿管的票据，均系税务机关发行的正规票据，且各被告无异议，应予采信。因此，应认定原告在治疗期间，花去辅助器具费6,400.00元。原告已经因伤致一级残，其残疾赔偿金，应按本省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9.86元计算到20年，为480,197.20元。关于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因原告此次受伤造成一级残、处于瘫痪状态，生活上已经完全依赖护理，必然给其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其精神损害赔偿金应予保护，金额可酌定为120，000.00元。原告的误工费，根据原告受伤后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从受伤之日到至评定残疾的前一日，已经历时1年又20天即385天，根据其受伤前在建造桥梁的工地上劳动，其误工费可按本省2015年建筑业平均工资为每人每年40,803.00元、每人每月3,400.25元、每人每日156.33元计算，原告请求的43,929.60元为合理。原告的后续治疗费，按鉴定意见，每月约需1,000.00元，计算20年，应为240,000.00元。原告的护理依赖费，根据原告因伤致残、完全护理依赖，这日每日护理人员以2名为宜，则护理依赖费用可按本省2015年“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平均每人每日工资120.82元，按2人计算20年，为1，763，972.00元。
综上，原告侯立国的合理损失合计为3,080,117.93元。被告董禹已向原告支付医疗费10,000.00元、被告中铁七公司已向原告支付180,000.00元。
本院认为：被告董禹雇佣原告候立国为其驾驶铲车，原告候立国在工作中受伤，且驾驶铲车应有相应的资质，而被告董禹雇佣了无此资质的原告候立国，故董禹对原告受伤依法应承担责任；被告中铁七公司与董禹达成协议、其工地上用董禹的铲车并连同驾驶员进行适宜铲车作业的工作，此后利用董禹委托其安排原告驾驶铲车进行具体工作的便利，未经董禹允许，指派原告驾驶铲车帮助交通局清雪，超越了董禹的委托权限，原告在为交通局清雪时受伤，被告中铁七公司应对此承担责任；被告交通局请求并接受中铁七公司指派的原告驾驶铲车帮助清雪，对原告在驾驶铲车清雪过程中受到的损害，应承担责任。对原告受伤与三被告的行为均有关系，应由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无驾驶铲车的资质而驾驶铲车，其对本人受伤，自身存在一定过失，应以其过失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原告的四肢瘫是外伤和其自身原有的疾病共同作用所致，且外伤是主要原因、自身疾病为次要原因，故对原告的四肢瘫，亦应以其自身疾病原因来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被告董禹已经向原告支付10,000.00元、被告中铁七公司已经向原告支付的180,000.00元，应折抵到赔偿款中。至于被告方称鉴定意见中对原告的后续治疗费金额的未达到完全定确，并主张待实际发生时再予给付，虽然此项赔偿费用尚未发生，但依法应予以赔偿，且对需要支付而尚未发生的费用在鉴定意见中使用“约需”也应当是允许的；被告董禹、交通局主张对原告的护理依赖费分期给付，于法无据、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候立国合理的医疗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的护理费、误工费、陪护人员住宿费、辅助器具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护理依赖费计3，080,117.93元，应由被告董禹、中铁七公司、交通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候立国无驾驶铲车的资质而驾驶铲车，亦存在过失，且其在铲雪时身体所受伤害以及致残也与其自身的颈椎原有疾病存在一定关系，故应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被告董禹已经支付的医疗费10,000.00元、中铁七公司已经支付的医疗费180,000.00元，应从赔偿款中减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以及《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至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候立国赔医疗费386,701.4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700.0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21,217.68元、误工费43,929.60元、住院治疗期间辅助器具费6,400.00元、后续治疗费240,000.00元、残疾赔偿金480,197.2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20,000.00元、护理依赖费1,763,972.00元，计3,080,117.93元，由董禹、中铁九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大安市交通运输局赔偿70%，计2,156,082.55元；减去被告董禹、中铁九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已付的190,000.00元，董禹、中铁九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大安市交通运输局向原告偿付1,966,082.5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被董禹、中铁九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大安市交通运输局对前项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932.00元，由原告候立国负担5,883.00元，被告董禹、中铁九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大安市交通运输局连带负担24,049.00元；原告已支付的鉴定费2,700.00元，由被告董禹、中铁九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大安市交通运输局连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孙志峰
审判员 胡广安
审判员 张化磊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崔颖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