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3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建国。
委托代理人：周云龙，海宁市周王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兴。
委托代理人：吴金龙，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祁裕，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建国因与被上诉人杨建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5）嘉海商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俞建国及其委托代理人周云龙，被上诉人杨建兴及其委托代理人祁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俞建国于2014年12月24日起诉称：杨建兴于2010年至2012年间多次向其借款，其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交付杨建兴1598800元，现金交付50000元，共计1648800元。上述款项经其催讨，杨建兴迟迟不予归还，故请求判令杨建兴归还借款并赔偿起诉之日的利息损失。案件审理过程中，俞建国主张因杨建兴否认借贷关系存在，故双方未达成借贷的合意，杨建兴收取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因此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杨建兴返还不当得利款16488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杨建兴一审中答辩称：一，其与俞建国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合伙关系，俞建国给付款项系支付的出资款。其与其妻许小洁是海宁市格尔丹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尔丹公司）的股东，共占65%的股权，俞建国与其夫妻二人在2010年协商一致，俞建国以隐名股东身份占有上述股权的一半，所有交付的款项均系出资款。二，俞建国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与事实不符，且已过诉讼时效。综上，俞建国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俞建国诉请。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俞建国与杨建兴系朋友关系。自2010年3月起至2012年5月期间，俞建国以银行转账、汇款和委托他人汇款的方式共计向杨建兴交付款项16笔，详情如下：2010年3月25日，工行汇款100000元；2010年4月10日，工行汇款150000元；2010年4月29日，农行汇款300000元；2010年7月23日，委托案外人陈有生农行汇款100000元；2010年9月13日，委托案外人宋河林农行汇款30000元；2010年10月28日，农行汇款200000元；2010年12月14日，工行汇款400000元；2011年2月18日，工行汇款8800元；2012年4月25日，委托案外人李月林工行汇款40000元；2012年5月2日，委托案外人孟财兰工行汇款20000元；2012年6月1日，委托案外人宋河林农行汇款250000元。以上共计15988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由此，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包括一方得利、他方受损、得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方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双方对俞建国向杨建兴交付款项1598800元，杨建兴未支付相应对价从而造成俞建国损失的事实没有争议，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在于杨建兴取得上述款项是否有合法根据。俞建国陈述己方原意是借款，因杨建兴嗣后否认借贷而造成给付目的欠缺，但俞建国并未就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提供证据。反而从本案事实来看，俞建国与杨建兴系朋友关系，俞建国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多次向杨建兴汇款且数额巨大，俞建国交付款项应当有其他合理原因存在。故俞建国的举证不足以证明“没有合法根据”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俞建国要求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俞建国主张应当由杨建兴就取得款项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从法律规定角度而言，“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乃是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之一，法律上没有对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作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由主张请求权成立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次，从事实角度而言，本案中俞建国给付款项系积极处分财产的行为，俞建国作为控制财产利益变动的主体，理应更有能力对自身转移财产行为提供证据，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风险也更为合理。故对俞建国的意见，不予采纳。
至于杨建兴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俞建国是在诉讼过程中因杨建兴否认借款转而主张不当得利，在此之前俞建国不可能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因此杨建兴辩称应以实际款项交付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日期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俞建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39元，由俞建国负担。
宣判后，俞建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只认定其交付杨建兴款项1598800元的事实，但未对款项的性质进行界定，仅凭双方系朋友关系，交付款项应当有其他合同原因存在的主观猜测性推断，认定其举证不足以证明“没有合法根据”，实为牵强。首先，本案的给付行为是基于其与杨建兴达成借款合同的经济目的而实施的，但杨建兴于一审庭审中主张系投资款，至此杨建兴对俞建国的给付原因产生了误解，因双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而不成立，作为给付原因的行为未成立，属于自始欠缺给付目的之情形，杨建兴不具有保留其所得利益的法律原因，故应当构成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其次，本案争议焦点为杨建兴的得利有无合法根据。界定款项的性质是解决争议焦点的前提，但一审判决却回避了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审查，认为朋友间长时间多次给付，便得出了应当有其他合理原因存在的猜测性结论，以此认定俞建国举证不足，使俞建国合法权益受损。二，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合理。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的受有利益，致人损害及两者间存在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三点，俞建国已充分举证证明，就杨建兴得利有无合法根据这一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不应当机械地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进行界定，一审判决以此为由驳回俞建国的诉请，显失公平与合理。首先，本案系因杨建兴否认借款转而主张不当得利，俞建国虽然是控制财产利益变动的主体，但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作为占有利益一方的杨建兴显然处于相对强势的地方，其更有能力举证证明所得利益合法这一积极事实，进而能够从反面来认定杨建兴得利有无合法根据这一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其次，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亦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杨建兴并非只是简单否认俞建国提出的主张，而是积极主张款项系对其公司的投资款，根据前述规定，杨建兴应当就其所主张的反驳事实举证证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俞建国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建兴负担。二审庭审中，俞建国认为其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系因诉讼上的失误，其依旧以最初主张的民间借贷为其二审上诉理由。
针对上诉，杨建兴二审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理论上，俞建国二审中不能再变更上诉请求，若俞建国坚持主张为民间借贷关系，则其意见与一审最初答辩意见一致。俞建国应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即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关系的事实，俞建国自认双方自2004年交往不多，关系并不密切，其在云南多次向在浙江海宁的杨建兴汇款，既不收取利息，也不进行催讨是违背常理的，本案民间借贷不能成立，也非不当得利，涉案款项实为双方合作的投资款。
二审中，俞建国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公司基本情况信息表，证明格尔丹公司在2008年即已成立，俞建国并非股东，涉案2012年3月5日开始的借款与杨建兴所称俞建国用于公司投资没有关联。
杨建兴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涉案款项确系为投资款。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认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分析。
二审中杨建兴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俞建国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其主张因杨建兴否认借贷关系存在，故双方未达成借贷的合意，杨建兴收取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因此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杨建兴返还不当得利款并支付利息。二审中其再次变更请求，即以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为由主张借款的返还。对此，本院认为，俞建国在一审中已明确请求为返还不当得利款，一审也围绕这一法律关系进行了审理，其于二审中变更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本案的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
俞建国因杨建兴否认借贷关系遂变更诉请为不当得利，关于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俞建国汇款给杨建兴并不存在对象错误，且其二审中认为涉案款项系借款，明显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原审判决驳回俞建国关于不当得利的诉请并无不当。
鉴于俞建国一二审中均有主张涉案款项系借款性质，且其不当得利的诉请也系基于杨建兴否认借款事实所出，故本院对双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予以审查。本院认为：首先，债权人仅提供款项交付凭证，未提供借贷合意凭证，债务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者其他关系抗辩的，债权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本案中，就50000元的现金给付，俞建国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就有转账记录的1598800元，俞建国并不能提供杨建兴出具的借条或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等，虽然少数转账凭证中用途显示为“借款”，但也仅系俞建国的单方意思，故其未能证明双方就借款达成合意。其次，根据双方二审中的陈述来看，双方仅系普通朋友且近年来交往并不多，而俞建国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共分16次向杨建兴汇款达1598800元，如果确系借款，在杨建兴分文未还，且未出具借条的情况下，其一再向杨建兴汇款，明显存疑。更何况，俞建国二审中称部分涉案款项系其向他人借来再出借给杨建兴，却从未要求杨建兴支付过分文利息，显然不符合情理。最后，从杨建兴的陈述来看，其明确表示款项系俞建国用于投资其公司经营的投资款，由于目前公司亏损，故双方产生纠纷，虽然该抗辩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杨建兴对涉案款项具体用在何处，俞建国持有份额等均能予以说明。相较于俞建国没有任何原因向杨建兴多次、持续汇款的行为，杨建兴的说法显然更具有合理性。综上，在无证据证明借贷合意存在的情况下，俞建国主张借贷关系不能成立。
综上，俞建国主张涉案款项系借款，显然不符合其上诉所称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而其对双方系借贷关系的主张，也不能提供双方具有借贷合意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此，俞建国的上诉理由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39元，由上诉人俞建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代理审判员 陈 蓉
代理审判员 石明洁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 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