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53民终1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亚玲，女，197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陆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霄鹤，女，1993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陆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源鹤，男，199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陆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同德，男，194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陆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西调，女，194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陆县。
上列五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康桃，系云浮市法律援助处指派援助的云浮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浮市广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云浮市云城区广梧高速公路(马安至河口段)安塘管理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春生。
委托代理人：许武，广东端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耀初，男，197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住所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暂住云浮市区河口街，现羁押于佛山监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喜财，男，1995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
上诉人袁亚玲、邓宵鹤、邓源鹤、任同德、邓西调（下称“袁亚玲等五人”）、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下称“广云高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耀初、邓喜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53民初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袁亚玲等五人上诉请求：改判由广云高速公司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第三判项为承担20%，现拟增加145989.86元）。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大部分正确，但有两个细节方面的事实未能认定，而这两个细节正是广云高速公司未尽安保责任的具体表现，是责任大小的关键所在。
1、收费站环节。邓耀初经过收费站时，除了收费员挥手示意之外，并无任何其他人员阻拦其从收费站走上高速，而收费员是坐在岗亭里面的，她的挥手示意根本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2、高速公路环节。邓耀初通过了收费站进入高速后，广云高速公司的巡逻车当时就已经发现邓耀初在高速公路上持刀行走，精神异常。但两名巡查员既没有报警，更没有留在现场控制局面并对过往车辆进行警示，反而直接离开现场。这种不管不顾的失职行为，导致随后邓耀初以横躺在超车道的方式拦下邓廉的车辆，邓廉等两人在未知该男子系极度危险人物的情况下，下车查看情况，结果一死一伤。
二、原审判决认为广云高速公司责任轻微的依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上述事实细节，原审判决的认定存在以下不当之处：
1、原审判决认为“其工作人员发现邓耀初违法进入高速公路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劝阻，己经尽到了一定的谨慎注意义务”是不当的。根据《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经营者应该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不仅仅是谨慎注意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显然要比谨慎注意义务要高得多。而且收费员只是坐在收费站岗亭里面挥手示意，高速上的巡查员明知邓耀初是危险人物却径行离开现场，实在谈不上谨慎注意。
2、原审判决认为“邓耀初的行为并非广云高速公司所能预见和控制”是不当的。一是邓耀初从收费站走上高速的行为，既危及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危及邓耀初本身的安全，平常人都可以预见，而作为专业的经营管理者，广云高速公司不但可以预见，更应当预见并有所防范。更重要的是，后来广云高速公司的巡逻车已经发现邓耀初精神异常、手持刀具，理应能够预见其对过往车辆的危害性极大。
3、原审判决认为“作为经营企业亦不能限制邓耀初的人身自由”是不当的。人身自由权是指自然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为和不作为。邓耀初持刀上高速公路的行为，无疑是违法的，这种对过往车辆造成危险的“自由”不可能受到保护，而经营企业履行安保义务是法定责任，其依法应当防止、阻止侵害。因此，一方面是明显不受保护的非法“自由”，一方面是经营者的法定安保责任。因此，其可以，且应当合法地暂时限制邓耀初的非法自由，等待警察到场接手。
4、原审判决认为“广云高速的过错是轻微的，对其管理责任不能过于苛求”是不当的。本案中，广云高速公司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本案发生的机会很大，其在收费站和高速上的两次不作为，是这个多因一果的案件中的重要原因，其过错并不轻微。而且要求经营场所工作人员在发现危险人物后报警并在现场控制局面，这己经是最基本的安保义务要求了，着实谈不上过于苛求。如本案中巡查人员能留在现场加以提醒、援助等到警察到达，一死一伤的惨剧完全能够避免。另外，高速公路是一个封闭的、高度危险的场所，救援难度高，加上又是垄断行业，对其管理责任的要求本来就应该比普通经营场所更高。
综上，根据《侵权责任法》、《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广云高速公司应该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结合本案，其在收费站上、在高速公路上均未能防止和制止凶手行凶，巡查人员明知邓耀初精神异常、持刀、具有主动攻击性，其完全可以预见到侵害发生的高度盖然性，但却不管不顾地直接驾车离开现场，没有履行任何安保义务，是导致这个完全可以避免的凶案发生的重要因素，具有极大的过错。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判中广云高速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过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如所请。
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我司无需对袁亚玲等五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理由如下：
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
1、未对被害人邓廉存在过错的行为进行认定
根据公安的调查可知，被害人邓廉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发现有人拦截车辆，其即拿铁棍下车处理。依法，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遇到障碍处理是应当紧急停车，并转移到紧急车道或转移到右侧路肩上，进行报警，而非自行拿铁棍处理。其处理方式有一定过错。虽然被害人邓廉的行为在刑法上并非属于过错，在判决中也未认定邓耀初属于防卫过当；但民事诉讼上的判断标准有别于刑事，承担责任的标准应当轻于刑事。邓廉未依法处理高速公路遇人的情况，在处理方式上确有一定过错，是引起后续伤害事件的原因之一，应当依法认定该事实并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2、上诉人确已报警处理
根据公安机关调查，上诉人两路政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口供证实确已报警。由于上诉人为该路段高速公路的管理人，与当地的高速公路警察较熟，故当时未要求出具报案回执。但在已有一定证据证明存在报警事实的情况下，不能以上诉人未有报警回执而直接的认定上诉人不存在报警行为。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错误：
上诉人只是承担高速公路物理状态良好的管理责任，对高速公路上的行人既无管理责任也无管理能力。
1、安保义务是根据管理责任而来，上诉人无管理义务，所以无管理责任。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公路经营企业对公路养护责任只是指物理状态的养护，保证公路物理状态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事发的高速公路路段并无任何物理上的问题，上诉人养护责任已尽。对于行人进入高速公路而非物理设施存在损环未尽修复义务的，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责任。而且，无任何法律规定上诉人需要对进入高速公路的行人进行管理，上诉人无管理义务，所以不应当承担管理责任。
2、行人进入高速公路的管理责任为交警部门，上诉人非管理责任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行人不得进入高速公路；而据该法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应由公安机关对违反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进行处理，而非公路经营企业。可见在在行人进入高速公路的行为上，在保障高速公路物理状态良好的情况下，上诉人没有任何责任的。
3、上诉人依法无能力管理强行进入高速公路的行人。
根据法律规定，除公安机关外，任何人不得采取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故上诉人也不能采取限制邓耀初人身自由的措施来管理邓耀初进入高速公路的行为。所以在邓耀初要强行进入高速公路的情况下，上诉人也无能力管理。
综上，上诉人认为其只存在对高速公路物理状态良好的管理义务，无义务也无能力管理强行进入高速公路的行人，不存在管理责任也就无任何管理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同时即使承担责任，也应当区别民事行为的过错与刑事行为的过错，认定被害人邓廉存在过错，应减轻上诉人的责任。故提起上诉，请判如所请。
在法定的二审答辩期限内，上诉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就对方的上诉提出书面答辩意见；被上诉人邓耀初、邓喜财也没有就上诉人的上诉提出书面答辩意见。
袁亚玲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耀初、邓喜财和广云高速公司共同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合共833149.08元的侵权赔偿责任；2、判令广云高速公司对上述赔偿款承担80%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2015年6月24日21时许，邓耀初携带一把折叠弹簧刀从云浮市云城区云浮东高速公路收费站左边的车辆出口进入高速公路。当邓耀初在高速公路上见到邓廉驾驶的车牌号码为晋MP***的红色半挂车搭着张怀强途经广昆高速公路广州至广西南宁方向时，邓耀初强行截停了该车并钻进车底不让车开走。邓耀初不听劝告，随后邓耀初持弹簧刀向本案被害人邓廉的胸腹猛捅一刀，致使邓廉当场死亡。邓耀初杀害本案被害人邓廉后逃离现场后被公安人员抓获。经鉴定，邓廉被锐器刺破心脏致大出血而死亡；案发时邓耀初处于待分类的精神病性障碍发病期，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案号为（2016）粤53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邓耀初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现该判决已经生效，邓耀初现服刑于佛山监狱。
邓廉的户口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户籍地址为山西省平陆县。后于2009年9月在平陆县辖区居民全项项家租住，并从事交通运输业。邓廉于2015年6月24日死亡，现有亲属情况：儿子邓源鹤，1997年11月29日出生；女儿邓宵鹤，1993年4月4日出生；妻子袁亚玲，1972年4月25日出生；母亲邓西调，1947年4月20日出生；父亲任同德，1946年12月10日出生。邓西调和任同德共有四名子女，长子邓永康、次子邓廉、三子邓昱、幼女邓佩红。
邓廉的尸体由云浮运回山西平陆县，平陆县人民医院出具的证明上载明“今收到袁亚玲现金贰万捌仟元正，系支付晋MP1**冷冻运输邓廉尸体费用”，落款处张红育签名。张红育系平陆县人民医院职工。
袁亚玲等五人主张5000元交通费，其提供2551元交通费车票。
另认定，邓耀初在云浮市石材厂务工，同其儿子邓喜财居住在云城区河口街河口医院对面的出租屋。
以上事实，有袁亚玲等五人提供的身份证、死亡注销户口证明、户口本、历史户成员信息、家属情况证明，判决书，圣人涧派出所证明、西城社区居委会证明、全项项身份证、户口本、房屋租赁协议书、平陆中学证明，分期付款购车协议书、平陆县顺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证明，家庭情况证明、张怀强证明及承诺，平陆县人民医院证明、平陆县民政局证明，高铁票、汽车票和广云高速公司提供的云浮东监控点07、08视屏，高速公路路政巡查人记录表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经生效的（2016）粤53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邓耀初犯故意伤害罪，致邓廉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邓耀初应对邓廉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邓廉于2015年6月24日死亡，故其配偶袁亚玲、儿子邓源鹤、女儿邓宵鹤、父亲任同德、母亲邓西调作为邓廉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本案适格原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邓耀初对造成邓廉死亡应向袁亚玲等五人赔偿的范围包括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亲属处理邓廉丧葬事宜而导致误工减少的收入。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或者单独就精神损失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不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对袁亚玲等五人精神抚慰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对袁亚玲等五人主张的各项损失核定如下：
（一）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年均工资为64790元，故该项费用应为64790元÷2=32395元，袁亚玲等五人主张丧葬费为32395元，合理合法，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交通费：受害人邓廉的亲属因处理邓廉的丧葬事宜而发生的交通费及遗体接运费，被告方应予以赔偿，袁亚玲等五人主张该项费用共33000元（亲属处理受害人邓廉丧葬事宜交通而发生的交通费5000元+遗体接运费28000元），被告方当庭认可遗体接运费28000元，对亲属处理受害人邓廉丧葬事宜交通而发生的交通费认可2551元，结合袁亚玲等五人提供的交通费发票，一审法院酌定案涉交通费为30551元（28000元+2551元）。
（三）亲属住宿费：袁亚玲等五人主张受害人邓廉的亲属因处理事故发生的住宿费为3060元（340元／天×3人×3天），结合本案案情，袁亚玲等五人主张的数额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四）亲属误工损失：受害人邓廉的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袁亚玲等五人主张误工费为1500元（100元／天×3人×5天），结合本案案情，袁亚玲等五人主张的数额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五）死亡赔偿金603858元（30192.9元×20年），死者邓廉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从事交通运输行业，有平陆县公安局圣人涧派出所、平陆县西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平陆中学出具的证明及房屋租赁协议、分期付款购车协议相互印证，且被害时亦正在开车从事运输工作，对其主张予以支持。
（六）被扶养人生活费58585.3元（任同德需扶养11年6个月，邓西调需扶养11年10个月，有四个子女，两人均居住在农村，按农村标准计算：10043.2元÷12个月×138个月÷4人=28874.2元。10043.2元÷12个月×142个月÷4人=29711.1元），予以支持。
综上，邓耀初、邓喜财、广云高速公司需向袁亚玲等五人赔偿的费用总计32395元＋30551元＋3060元＋1500元＋603858元＋58585.3元=729949.3元。
邓耀初作为杀害邓廉的直接侵权人，邓耀初应对袁亚玲等五人的上述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邓耀初患有待分类的精神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邓喜财作为其监护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其应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邓喜财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尽到监护责任，对于袁亚玲等五人的损失，应先从邓耀初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广云高速公司提供的视屏资料显示，其工作人员发现行人邓耀初违法进入高速公路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劝阻，其作为公路经营企业性质，已经尽到了一定的谨慎注意义务，但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并未有报警回执等证据显示其已报警处理，具有一定过错。因邓耀初涉及刑事犯罪，具有突发性，这种行为并非广云高速公司所能预见和控制，作为经营企业亦不能限制邓耀初的人身自由，故广云高速公司的过错是轻微的，对其管理责任不能过于苛求，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其承担的20%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在729949.3元×20%=145989.86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判决：一、邓耀初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729949.3元给袁亚玲等五人；二、邓喜财对第一判项所确定的义务对袁亚玲等五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广云高速公司对第一判项所确定的义务在145989.86元范围内对袁亚玲等五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袁亚玲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共12131元，由邓耀初负担10631，袁亚玲等五人负担15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围绕二审争议的事实，当事人在一审中举示了如下证据：上诉人袁亚玲等五人提供了本院（2016）粤53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而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则提供了2015年6月24日的《高速公路路政巡查记录表》和广云高速云浮东监控点的3段视频。
在本院（2016）粤53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中，邓耀初供述：2015年6月24日晚上10时许，我从河口街走路到河口高速公路收费站，没有理会收费站工作人员的阻止，从收费站出口走上广州至广西方向的高速公路，横躺在车道上。当时我拦了四五辆车都没有停下来。之后我继续躺在高速公路靠边的车道上，不久见到一辆从广州往广西方向的货车来到我面前停下来。我就起来并举手示意停车，随后走到货车车头位置，看到驾硬室有二名男子。我叫司机搭载我回家，司机不同意。我就钻入车底下，司机就叫坐在副驾驶室的男子下来。该男子手拿一根铁管问我是否想偷东西。我讲想坐车回家。之后我从车底爬出来，同时从我裤袋掏出原先装着的一把折叠弹簧刀拿在手上。这时司机拿着一条铁管向我冲过来。我发现他们想打我，我就用左手拿着弹簧刀不停乱划，不让他们靠近我。他们一左一右向我靠近要打我，我就冲过去抢他们的铁管，把司机手上的水管抢了过来。在抢的过程中我用左手握住弹簧刀用力直捅司机身体前面右侧肋骨部位。司机被我捅后就往公路中间护栏跑去，之后倒在护栏的位置。先下车的男子就拿一条铁管向我冲来，我用弹簧刀在他面前乱划，将他的头部、脸部、胸部都划伤了。他用铁管打到了我的左手、右手手臂和左肩膀。在打斗过程中，我的弹簧刀掉在了公路上，于是我捡起弹簧刀，然后去抢他的铁管，跟他拉扯铁管到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这时有一辆中巴客车来到我们的面前停下，我见到有车来就放下手上的铁管往公路边走下来，到路边的树林躲避到天亮。
晋MP***半挂车乘员张怀强证言：2015年6月24日21时40分许，在云浮市云城区广昆高速路段邓廉将车突然停下了，当时我睡在货车驾驶室后面的卧铺，我坐起来看到车辆大灯正照着一名躺在行车道上的男子。邓廉准备绕道继续行驶，而该男子站了起来，右手拿着一把长约20厘米的小刀，用左手抓着货车车梁，双脚蹬住货车右边。邓廉就让我拿一根撬棍下车赶那名男子走。该男子看见我下车了就不再抓着货车了，而是往我这里走过来。我见该男子拿着刀就往后退，快退到副驾驶室位置时，该男子对我说“钱”。我对该男子说我们没钱，该男子继续往我的方向走，我继续往后退。这时邓廉从驾驶室拿着一根撬棍下车从车头绕过来我身后。该男子开始比划着刀子往我们二人方向前进，把我的右手腕位置划了一刀，并将我右手持着的撬棍夺走。该男子随后划着小刀从我旁边冲过去追邓廉去了，隔了几秒钟我听到邓廉惨叫一声。我就从工具箱拿了一根摇把铁通条往货车车尾方向跑过去，而该男子把摇把铁通抢走，用手将我的上衣撕烂了，并用小刀把我的左边额头、右鼻各划了一刀，这时我已经跪倒在地上了。该男子再使用夺过去的摇把通条把我右腿膝盖后面位置打了一下，然后往货车前面方向逃跑了。我就跪在高速公路边上求路过的车辆报警，后有一辆小车停下车帮我报警，没多久警察就到现场了。
证人陈伟胜的证言：我是广梧高速公路管理局的路政员。2015年6月24日22时09分，我和叶广科正在广州往云浮方向前往云浮东高速收费站签到时，我看见两名收费站的收费班长往高速路方向逆行跑上去，经询问收费员得知有一名男子往高速公路方向上去了。在我们驾车到云梧高速K89路段时，看见一名40多岁的男子正在往梧州方向徒步行走。于是我驾车减速靠近该男子旁边停车，看到该男子正使用一把长约20厘米的折叠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说要自杀。经询问该男子，他转而用刀柄及拳头敲打我们车的车门及玻璃窗，并冲到车头拦着我们的车不让前进。我拉起车辆警报器后该男子就让开了，我马上驾车往前行驶，同时叶广科电话报监控中心说明现场情况并通知交警前往处理，随后我们继续巡查路面情况。该男子头发凌乱，……身材消瘦，精神不佳，动作缓慢类型，讲普通话。
证人叶广科的证言：2015年6月24曰22时许，我和陈伟胜收到广梧高速云浮东收费站的工作人员通知，有一名男子在云浮东收费站上了高速公路。随后我二人驾驶巡逻车从云浮东往梧州方向去寻找。22时13分左右，在云浮东往悟州方向K89+100位置的紧急停车带发现该名男子。该男子情绪激动，拿着一把折叠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面，随后敲打我们的车窗。我们就报公司监控中心，由监控中心通知交警。
2015年6月24日的《高速公路路政巡查记录表》“巡查情况记录”载明：22:09到达云浮东收费站，……往梧州方向继续巡逻。22:10接云浮东收费站收费员报在21:55有名行人强行进入高速公路。22:11巡至云梧高速入梧州方向K89+230M处时，在公路紧急停车带发现1名行人，当班人员询问该行人为什么进入高速时，该行人手持折叠刀（刀长约25厘米）架在自己脖子上且情绪激动，本班人员劝说该名行人注意安全，要求马上高开高速，该行人不听劝说并试图将车门打开，恶意使用折叠刀拍打车门，针对此情况，本班人员打开警笛，用喊话器制止该名行人立即高开高速公路，但该名行人仍然不听劝阻不接受管理，并继续用折叠刀对巡逻车辆进行拍打，22:13巡逻班组立即报监控中心通知交警前往处理，作好记录后继续巡查。
而广云高速云浮东监控点的视频则显示：2015年6月24日21:52:00，邓耀初从广云高速云浮东收费站出口最外侧车道经过收费亭傍向高速公路方向进入，收费亭内的收费员（工号：841062）发现后即挥手示意要求邓耀初停下，但邓耀初并未停下；21:52:13许，有收费站工作人员从另一侧车道往邓耀初进入高速公路方向追赶，至该收费站出口最外侧车道收费拦杆处停下，没继续追赶；而841062号收费员往邓耀初进入高速公路方向观察后，于21:52:24许接听亭内电话，之后继续收费。
在一审庭审中，两上诉人对对方所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并无异议，但对其与对方主张事实的关联性则提出异议。对此，本院评判认为，上述证据中，广云高速云浮东监控点的3段视频显示事实与本院（2016）粤53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邓耀初供述相同部分可以相互印证，应予认定；而邓耀初上述供述与证人陈伟胜、叶广科的证言及《高速公路路政巡查记录表》记录没有冲突的事实也可以认定；至于邓耀初供述与证人张怀强的陈述，尽管他们在叙述细节上存在不同，但就事件发生基本过程事实没有矛盾的，仍可认定。据此，本院对当事人二审争议事实认定如下：
2015年6月24日21时52:分许，被上诉人邓耀初从广云高速公路云浮东收费站出口最外侧车道经过收费亭傍向高速公路方向进入，收费亭内的收费员发现后即挥手示意阻止邓耀初继续前行，但邓耀初并未理会；随后，有收费站工作人员从另一侧车道往邓耀初进入高速公路方向追赶，但追至该收费站出口最外侧车道收费拦杆处即停下，而没继续追赶，邓耀初从而通过匝道走上高速公路。22时10分许，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的路政人员叶广科、陈伟胜接云浮东收费站报告有行人强行进入高速公路。该2名路政人员巡逻至广梧高速公路往梧州方向K89路段时，发现邓耀初正在往梧州方向行走。当路政人员开巡逻车靠近邓耀初并询问时，邓耀初则手持一把折叠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且情绪激动，且不听路政人员劝说并试图将车门打开，并使用折叠刀柄及拳头拍打车门，路政人员打开警报器后，邓耀初就让开了；随后路政人员报监控中心处理后继续巡查。后来，邓耀初在K89+500米路段处强行拦停邓廉驾驶的车牌号码为晋MP***的红色半挂车，并钻进车底不让车开走。在邓廉与车上乘员张怀强下车驱赶邓耀初的过程中，邓耀初持弹簧刀向本案被害人邓廉的胸腹猛捅一刀，致使邓廉当场死亡。
另查明，对一审判决已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除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外，本院在本案二审程序中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在本案不予审理。本案二审诉讼中，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被上诉人邓耀初侵权所致损害结果的民事责任，以及若其应承担民事责任时，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如何确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法人因过错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在本案中，本案损害结果系因被上诉人邓耀初的故意伤害犯罪行为导致的，一审判决确定由邓耀初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袁亚玲等五人及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争议的广云高速公司是否具有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结果发生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中是否具有过错及其过错大小的问题，本院认为，按照我国现行高速公路管理相关规定，为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运行，由高速公路管理及服务机构进行全封闭管理。因此，对方上述争议问题，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结合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赋予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的法定职责标准和作为善良管理人的标准等去判定。尽管根据国务院《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公路养护中的良好技术状态是指公路自身的物理状态符合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但是，国务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也规定：“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保证收费公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为通行车辆及人员提供优质服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又规定：“遇有公路损坏、施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等影响车辆正常安全行驶的情形时，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在现场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并在收费公路出入口进行限速、警示提示，或者利用收费公路沿线可变信息板等设施予以公告；造成交通堵塞时，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并协助疏导交通。”而高速公路系实行全封闭管理的场所，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行人是不能进入高速公路的。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保障收费的高速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是公路经营企业的法定职责。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上诉认为其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当事人争议的广云高速公司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中的过错及其民事责任比例问题，本院认为，在邓耀初通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的环节上，尽管当班收费员已经及时挥手示意阻止邓耀初进入高速公路，但在邓耀初不听拦阻而继续前行一段距离后，收费站才另有工作人员出来试图追截，且追截一段距离后即停止，显示上诉人收费站对应对行人强行进入高速公路时安保人员的配备和措施存在不足；而在路政人员于高速公路上发现邓耀初时，已能观察到邓耀初手持一把折叠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情绪激动，且有不听从路政人员劝阻等过激行为，对此，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的工作人员除应对其依法驱离高速公路或者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予以处置外，为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和畅通，在劝阻和驱离无效的情况下，尚应继续跟踪监视邓耀初，并及时向过往车辆发出适当警示，但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人员未能有效采取相关措施，致在其离开后不久发生邓耀初故意伤害邓廉等人的事件。因此，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时是存在过错的。至于广云高速公司承担本案损害结果的民事赔偿责任大小问题，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毕竟系因被上诉人邓耀初的故意伤害犯罪行为直接导致的，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时，对其过错及责任大小应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去判定。保障收费的高速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虽是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作为公路运营企业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但在防止或者制止犯罪行为上，同时也是政府其他部门的法定职责，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酌情确定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对本案损害结果承担20%的补充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袁亚玲等五人上诉请求改判广云高速公司承担40%的补充赔偿责任，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以本案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为由，请求减轻其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分析，作为夜间在高速公路行车的驾驶人员，遇路上行人拦阻时下车予以劝离或者驱离，属可以理解的正常做法，并不足以构成可以减轻侵权人侵权责任的依据。因此，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依法也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除在个别细节事实上未作认定，本院予以补充认定外，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失当，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袁亚玲等五人及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足以支持其上诉请求，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均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袁亚玲等五人及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51元，由上诉人袁亚玲等五人负担3220元，由上诉人广云高速公司负担121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开勇
审判员 彭国荣
审判员 赵 克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黄靖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