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6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某安。
委托代理人：阮浩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某永。
委托代理人：周炳星。
委托代理人：高燕萍。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盟佳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强。
原审第三人：潘蔚琳。
上诉人尹巡安因与被上诉人伍智永、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盟佳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佳物流公司）、潘蔚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3）穗云法民四初字第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8日，伍智永、林小芳、林某、陈文韬（上述四人为承租人）通过案外人陈某、张静雯与盟佳物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承租A405、406、407、408、409、410；A423、424、425、426、427、428、429号共13间商铺（下称“涉案13间商铺”），租赁期限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止。其中A405、406、407、408及A423、424、425、426号商铺的每月租金为2800元，卫生费为1200元；A409、410号商铺的每月租金为1400元，卫生费为600元；A427、428、429号商铺的每月租金为2100元，卫生费为900元等等。上述合同的落款处有盟佳物流公司的公章及签约代表吴镜明的签名。根据公安机关为盟佳物流公司市场经理吴镜明所作笔录，上述租赁合同签订事宜由张静雯携伍智永、林小芳、林某、陈文韬四人的身份资料等代为办理，伍智永、林小芳、林某、陈文韬四人在租赁合同上的签名由张静雯代签。
上述租赁合同签订后，张静雯负责将签好的合同交付伍智永、林某等人。根据公安机关于2011年6月16日为张静雯所作笔录，张静雯代为收取了涉案13间商铺的每间10000元的押金、每间500元的水电押金，同时收取了中介费，上述款项共计390000元。
伍智永诉称，2010年9月6日，伍智永出资39万元认购了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石潭西路加油站旁“广州盟佳服装城”内商铺13间。2010年12月14日，伍智永将上述商铺转让给了尹巡安，尹巡安没有立即付款，通过双方协商，由尹巡安的妻子写下一张接受13间店铺经营权的欠款条，尹巡安现场签名确认，中间人林某作为此事证明人，并签字证明欠款内容。该欠条到期时限为2012年9月30日。伍智永拿到欠条后即转交了上述13间店铺的合同原件给尹巡安，尹巡安口头告知伍智永由2010年12月14日全面接受此13间商铺的所有经营权，到欠条期满后向尹巡安收取37万欠款即可，中间人林某作为此事的证明人。尹巡安收铺后开门营业。2012年10月6日，伍智永向尹巡安追讨37万元欠款，当即遭到尹巡安的拒绝，故请求法院判令尹巡安立即归还伍智永转让广州盟佳国际服装城内13间店铺经营权的款项37万元。
尹巡安辩称，不同意伍智永的诉讼请求，涉案的13间商铺并未有转让给尹巡安，尹巡安没有接收上述商铺也没有对商铺进行装修，涉案商铺并未有转移，所以尹巡安不应该支付对价，伍智永没有事实和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伍智永的诉讼请求。
原审审理中，伍智永陈述，涉案13间商铺的其余三名承租人为名义上的承租人，商铺实际由伍智永统一管理，承租费用共计390000元也由伍智永一人支付。为此，伍智永向原审法院提交：1、金额为70000元的商铺订金收据；2、付款人为伍智永，收款人为张静雯，金额共计32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3、付款人为伍智永，收款人为陈某，金额为2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上述390000元由其支出的事实。
根据公安机关于2011年6月17日为吴镜明所作笔录，因涉案13间商铺的承租人，即伍智永、林某等人没有交纳租金，2010年12月左右，陈某、张静雯协商将上述13间商铺租给潘蔚琳，潘蔚琳接手后，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没有交纳租金，盟佳物流公司遂于2011年3月收回了涉案13间商铺。尹巡安对上述笔录有异议，认为潘蔚琳是否接受涉案商铺并无充分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了落款有“潘蔚琳”与“盟佳物流公司”签字盖章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承租的商铺为A405、406、407、408、409、410号；A423、424、425、426、427、428、429号共13间，租赁期限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其中A405、406、407、408、409、410号商铺的月租金为4200元／月、卫生费为1800元／月；A423、424、425、426、427、428、429号商铺的月租金为4900元／月、卫生费为2100元／月。上述合同首页有“2011年3月公司收回”字样。尹巡安对上述租赁合同有异议，称其向吴镜明了解，租赁合同上的“潘蔚琳”并非其本人所签。
2010年12月14日，尹巡安向伍智永出具《欠条》，主要内容为尹巡安向伍智永购买店铺13间，总价格为370000元，该笔款项于2012年9月30日，一次性结清。《欠条》证明人为林某。伍智永称，欠条所载款项为伍智永转让上述13间商铺租赁经营权给尹巡安的转让款，包括押金、水电押金、顶手费等，伍智永已将商铺交付尹巡安，尹巡安应支付款项。尹巡安对伍智永的主张有异议，主张上述款项为尹巡安购买上述13间商铺的对价，伍智永无权出卖商铺，尹巡安亦未有接收商铺，故不应支付上述款项。原审审理中，伍智永、尹巡安确认《欠条》所示“13间店铺”系本案涉案的13间商铺。
原审法院另查，尹巡安原与潘蔚琳为夫妻关系。2011年4月20日，尹巡安与潘蔚琳离婚。
原审审理中，尹巡安另出示盟佳物流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伍智永、林小芳、林某、陈文韬分别向该司承租了涉案13间商铺，承租期间，上述四人没有交纳租金，该司于2010年11月底收回商铺使用权，与伍智永解除合同。伍智永对尹巡安的该份证据有异议，称盟佳物流公司并未通知过伍智永收回涉案13间商铺，认为尹巡安出示的该份《证明》不真实。
再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情况报告》显示，2011年6月8日，伍智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陈某、张静雯以买卖商铺的名义诈骗其及多名合伙人共39万元，要求陈某、张静雯返还上述款项，陈某、张静雯称已经将款项交付市场方及中间人，拒绝退回。经公安机关了解，2010年9月，伍智永及其合伙人通过林某找到陈某、张静雯为中介，向盟佳物流公司租赁商铺，张静雯代收13间商铺的押金，中介费共计390000元。张静雯代办了相关租赁事宜，代伍智永、林某等人与吴镜明签订了租赁合同，将每个商铺押金10000元、水电押金500元支付给盟佳物流公司。该司将13间档口交付给伍智永、林某等人使用。由于市场经营不理想，张静雯、伍智永等人在2010年12月将13间商铺转让给了潘蔚琳，潘蔚琳接手商铺后，因无法经营没有交租给盟佳物流公司，该司于2011年3月将13间商铺收回等等。尹巡安对该份《情况报告》有异议，抗辩称该份《情况报告》仅据吴镜明单方陈述作出，并不能反映客观情况。
以上事实：有租赁合同、责任书、收据、银行转账凭证、报警回执、公安机关调取材料、欠条、身份资料、证明、离婚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欠条》所示，尹巡安向伍智永支付的370000元系伍智永与尹巡安交易涉案13间商铺的对价。故该《欠条》虽形式上为单方承诺，但履行的基础是伍智永与尹巡安之间存在交易涉案13间商铺的行为。
原审审理中，伍智永与尹巡安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在于双方交易涉案13间商铺的行为应归为买卖还是租赁。从现有证据显示，伍智永、林某等人与盟佳物流公司之间就涉案13间商铺形成了租赁关系。而潘蔚琳于2010年12月从伍智永、林某等人处接手上述商铺，与盟佳物流公司另行签订合同形成的也是租赁关系。尹巡安在2010年12月与潘蔚琳尚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其配偶承租涉案13间商铺的事实理应知情。况且在同一时期的2010年12月14日，尹巡安为伍智永出具了针对涉案13间商铺交易对价的《欠条》。恰与其配偶承租同一标的物的行为相互印证。故而原审法院对于伍智永与尹巡安交易涉案13间商铺的行为属于租赁的意见，予以采信。尹巡安主张其与伍智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仅基于欠条中记载了“购买”的文字，缺乏进一步证据证实，同时也无法说明为何其配偶与盟佳物流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的问题。故对于尹巡安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尹巡安抗辩称潘蔚琳未有接手涉案商铺仅有陈述，缺乏有效证据佐证，无法推翻原审法院于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证据的证明内容，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本案审查的第二个焦点在于尹巡安向伍智永支付370000元款项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根据原审法院于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潘蔚琳在2010年12月已与盟佳物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形成租赁关系。盟佳物流公司的签约代表吴镜明也表示潘蔚琳承租后，系由于经营不善不交租金，所以盟佳物流公司才在2011年3月左右将上述商铺收回。由此可见，潘蔚琳接收并经营商铺属实，而370000元款项是涉案13间商铺的对价，在2011年3月之前，潘蔚琳与尹巡安仍为夫妻关系，以尹巡安名义还是以其配偶名义与盟佳物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形成租赁关系属于其夫妻二人的内部问题。对于伍智永，其已经履行转让商铺经营权给尹巡安的义务，而《欠条》约定的付款时间已至，故尹巡安向伍智永支付涉案370000元款项的条件已经成就，应履行相应义务，伍智永的诉求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盟佳物流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与吴镜明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的陈述不符的问题。由于吴镜明本人系盟佳物流公司的签约代表，对于涉案事实的发生经过较为清楚。且吴镜明所作陈述形成于公安机关且在诉讼之前，与原审法院在公安机关调取的其他证据材料及公安机关的《情况报告》能够相互印证。而尹巡安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明》形成于诉讼中，除该份《证明》外，并无其他有力证据能够对盟佳物流公司的此项陈述予以佐证。二者较之，吴镜明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中的陈述更为可信，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第三人盟佳物流公司、潘蔚琳经原审法院公告送达诉讼副本及开庭传票，逾期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在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尹巡安支付伍智永欠款370000元。
判后，尹巡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表现如下：一、尹巡安与伍智永就案涉商铺的约定所指向的是案涉商铺的所有权，而非承租权。尹巡安与伍智永于2010年12月14日就案涉商铺进行商谈时，并没有告知尹巡安其与盟佳物流公司之间发生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向尹巡安出示过任何有关案涉商铺的文件，而是欺骗尹巡安其拥有案涉商铺所有权，所以尹巡安才同意“购买”案涉商铺，而非是用“转租”的表述。二、尹巡安与伍智永初步商定后，在与盟佳物流公司查询并落实交易细节时，才被告知案涉商铺已被盟佳物流公司收回，故尹巡安立刻终止与伍智永履行约定的转让协议，故此双方再没有发生任何的往来。在事实上，伍智永一直无法出示其与就案涉商铺办理权利义务转移的证据，该权利义务转移的证据，不论是基于所有权的转移，还是基于承租权的转移，伍智永都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此事实根本没有发生。三、原审判决以潘蔚琳接受商铺事实就认定尹巡安理应知情，知道案涉商铺的交易属于租赁关系，这是荒谬的。首先，尹巡安与伍智永就案涉商铺进行商谈的时间发生在前，而所谓的潘蔚琳接受案涉商铺的时间发生在后，那么从行为发生的先后顺序来看，不能推断出尹巡安与伍智永在商谈交易时就知道伍智永仅享有案涉商铺的承租权。再者，根据吴镜明的笔录显示，潘蔚琳是通过陈某、张洁雯与盟佳物流公司承租案涉商铺，如果此情况属实的话，也是因为潘蔚琳知道案涉商铺被盟佳物流公司收回后，经陈某、张洁雯的介绍与盟佳物流公司签署协议，而与伍智永的转让无关。最后，根据尹巡安观察，所谓的潘蔚琳签署的租赁合同上，“潘蔚琳”的签名并非是潘蔚琳本人所签，潘蔚琳所谓的签署租赁合同行为并非是事实。四、盟佳物流公司作为案涉物业的业主，其掌握的信息肯定比起职员吴镜明要强，而盟佳物流公司已证实其于2010年11月底向伍智永收回了案涉商铺的使用权。尹巡安认为，该证据的证明力要比吴镜明所作出的证明要强。综上，尹巡安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尹巡安的诉讼请求；2、由尹巡安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伍智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盟佳公司未答辩。
原审第三人潘蔚林未答辩。
二审中，尹巡安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陈某与张静雯没有协助任何人办理过案涉房屋的交接手续。伍智永认为陈某的陈述与本案无关联。伍智永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存在尹巡安接手并经营案涉商铺的事实。尹巡安认为林某与伍智永存在利益关系，林某所陈述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也不符合常理及合同约定。
经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尹巡安与伍智永就案涉商铺的约定所指向的是案涉商铺的所有权还是承租权的问题，尹巡安在二审中陈述其清楚伍智永不是案涉商铺的所有权人，37万元是从伍智永处转租案涉商铺4年的承租权和经营权的对价，而非案涉商铺所有权的对价。尹巡安上述陈述为其自认，本院予以确认。故尹巡安认为37万为购买案涉商铺对价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尹巡安是否接收案涉商铺的问题，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证据，证实潘蔚琳在2010年12月与盟佳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形成租赁关系，并接收案涉商铺进行经营。2011年3月之前，潘蔚琳与尹巡安仍为夫妻关系。尹巡安上诉称其未接收案涉商铺，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尹巡安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尹巡安上诉称其未接收案涉商铺的事实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尹巡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上诉人尹巡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燕宁
代理审判员 陈慧芳
代理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五年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杨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