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242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号天河大厦写字楼*楼****室。
负责人：崔鑫，该律师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鑫，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陆丽芳，女，1962年9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里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谨，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崔鑫，男，汉族，1971年4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粤鑫律所）因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三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陆丽芳向一审法庭提出诉讼请求：粤鑫律所、崔鑫向陆丽芳返还预交款项1800022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以及相应利息（自2013年1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陆丽芳与粤鑫律所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了（2012）217号刑事案件委托合同，双方约定如果陆国钜能取保候审或者拘役（包括免于刑事处罚或被判处缓刑的结果或收到判决书时即可释放）或无罪释放，则律师费为180万元，此180万元先预交粤鑫律所存放，如果陆国钜收到判决书时不能被释放或取保或拘役、缓刑，则粤鑫律所在上述期间到达之日起一个月内无条件退回此180万元给陆丽芳。2012年7月13日至2012年8月8日，陆丽芳通过陆丽霞、陆凯澄、关梓乐及其本人分11次向崔鑫的个人账户转账共计1800022元，2012年12月1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陆国钜有期徒刑三年，鉴于上述判决结果未符合诉争双方签订的（2012）217号刑事案件委托合同第三条约定的付款条件，粤鑫律所、崔鑫应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向陆丽芳全额返还预交款项1800022元。但到双方约定的到期之日，粤鑫律所、崔鑫并未向陆丽芳返还1800022元。2013年8月7日，陆丽芳委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以EMS邮寄方式向粤鑫律所、崔鑫发出律师函追索律师费，其无理由拒收。为此，陆丽芳亲属陆丽霞于2014年9月5日向广东省律师协会投诉，后广州市律师协会经查实相关情况后，对粤鑫律所给予公开谴责的行业处分。2015年7月20日，广州市司法局决定对崔鑫作出停止执业六个月的行政处罚。但粤鑫律所、崔鑫仍然置之不理，至今未向陆丽芳退还任何费用。综上，粤鑫律所、崔鑫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陆丽芳的合法权益，崔鑫作为收款方，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被告粤鑫律所辩称：一、合同履行完毕后，至陆丽芳起诉时止，陆丽芳从来没有向粤鑫律所或经办律师主张过返回180万元。依合同约定，双方合同的最终履行期是2012年12月20日，在陆国钜一案判决后，陆丽芳及其亲属曾经与粤鑫律所的经办律师在罗湖关口会面，陆丽芳当时对陆国钜判决非常满意，并明确表示合同约定的180万元自即日起归粤鑫律所所有。见面后至今3年多，陆丽芳未向粤鑫律所提出返还180万元的要求，现陆丽芳未经双方协商，突然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刑事案件委托合同》第四条约定，陆丽芳未达到起诉条件。二、陆丽芳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双方合同履行完毕之日是陆国钜判决作出后一个月，即是2013年1月19日，陆丽芳主张权利的时效至2015年1月19日，陆丽芳现在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起诉。三、粤鑫律所接受陆丽芳委托，代理陆国钜走私一案，是一宗非常成功的案例。2012年5月底，陆国钜的妹妹陆丽芳委托本所律师为陆国钜辩护，陆国钜于2012年5月13日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他所开办的公司（深圳金协同公司）账户同时被侦查机关冻结，账户金额约为1300多万元。陆丽芳当时向经办律师反映陆国钜涉案金额几百万元，涉逃税二十多万元，综合刑法的规定，争取判处三年以下徒刑并适用缓刑的几率很大，但是一个多月后，随着律师对案件深入的了解，发现陆国钜涉及偷税金额是680多万，为其争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缓刑的机会已不可能。经过经办律师的努力，深圳海关缉私局查私处认定陆国钜有自首情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采纳了律师提出的陆国钜自首事实依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对金协同公司作出从宽处理，判决只须补交680万元偷逃税款，不予加罚，金协同公司一部分资金得到解冻，公司得以正常运转，同时陆国钜的量刑也大幅降低。四、随着案件办理过程的推进，粤鑫律所与陆丽芳的合同关系实质变更为刑事合同加民事合同两部分。2012年5月28日，双方签订《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3号]，约定律师费2万元、办案费1万元，后因适用缓刑几率很大，律所与陆丽芳于2012年7月11日更改了合同，变更为《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7号]，约定办案费3万元、律师费180万元，但是经办律师发现案情事实并非陆丽芳陈述事实后，与陆丽芳商议解除刑事合同中的风险条款，经协商，双方同意第一份合同继续执行，律所与陆丽芳所签合同风险部分转为民事风险代理。经办律师与陆丽芳在电话沟通中达成民事风险代理合同的意向，即通过律师代理，如金协同公司向国家缴税不超过偷逃税款，则委托方陆丽芳给付180万元给律所作为律师费。由于180万元已存放至粤鑫律所，双方认为执行口头协议已不存在障碍，经办律师按约定后的民事合同履行，刑事合同也附带执行，整个法律服务以民事为主。合同双方一直依约履行，直至陆丽芳起诉前，双方均无异议。民事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18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律师协会的处罚是依据会员规则，只要刑事代理合同中包含风险收费字眼就必须处分，并不考虑合同变更事项。5.陆丽霞的投诉是社会投诉，任何人都可以向律师管理部门投诉，律师管理部门都会受理。陆丽霞未接受陆丽芳的委托，其行为不能代替陆丽芳，陆丽霞的投诉与陆丽芳的主张没有任何关系。6.陆丽芳起诉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由于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且180万元已入粤鑫律所账户，作为经营所得，已依法纳税，陆丽芳请求支付利息无事实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陆丽芳诉讼请求。
一审被告崔鑫辩称：本案与其个人没有关系，其个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粤鑫律所于2007年3月21日成立，负责人为崔鑫。
2012年7月11日，陆丽芳（甲方，委托方）与粤鑫律所（乙方，受委托方）签订《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7号]，订明：“委托人委托粤鑫律所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陆国钜涉嫌走私普通货物一案提供法律服务。经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委托条件如下：一、粤鑫律所指派崔鑫、赵琳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二、乙方律师应积极履行职责，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因故不能代理，乙方应另行指派律师继续代理。甲方或其亲友应如实向乙方承办律师介绍案情有关的情况，不得隐瞒事实，伪造证据，并如实提供相应证据材料、证据线索。三、甲方应向乙方缴纳以下费用（人民币）：1.预交办案费：叁万元正（甲方已支付给乙方）；2.律师费：如果陆国钜能取保候审或者拘役（包括免于刑事处罚或被判缓刑结果或收到判决书时即可释放）或无罪释放，则律师费为壹佰捌拾万元正（180万元），此180万元先预交乙方存放，如果陆国钜在收到判决书时不能被释放或取保或拘役、缓刑，则乙方在上述期间到达之日起一个月内无条件退回此180万元给甲方。四、如一方要求变更本合同条款，双方应另行协商并签订协议。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纠纷，双方不能协商的，均交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五、本合同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各一份。有效期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至一审判决终结时止。”该《刑事案件委托合同》有粤鑫律所盖章、经办律师崔鑫及陆丽芳签名。
陆丽芳为证明其向崔鑫个人账户汇款1800022元，提交了以下证据：1.陆丽芳及案外人陆丽霞、陆凯澄、关梓乐汇款单，汇款期间为2012年7月13日至2012年8月8日，汇款金额分别为150002元、150002元、150002元、200002元、200002元、180002元、150002元、150002元、180002元、140002元、150002元，总计1800022元。2.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卡复印件，卡号为62×××77。3.粤鑫律所于2012年7月11日出具的收据，写明“今收到陆丽芳汇来律师费（以银行到账为准），汇入以下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账号62×××77，户名崔鑫。金额（大写）壹佰捌拾万元整。”粤鑫律所、崔鑫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但承认已收到陆丽芳汇入的180万元；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称陆丽芳以从香港汇款无法汇至律师事务所只能汇给个人为由，将该笔款项汇至崔鑫的个人账户，但款项实际由律所控制，证据3为律所开具的收据，且收据背面还写有“结案后凭收据换发票”字样，可以证明该收款行为是律所行为，而非崔鑫个人行为。
陆丽芳为支持其诉讼请求，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2）深中法刑二初字第458号刑事判决书（已生效），拟证明陆国钜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律师函及EMS邮单回执，拟证明陆丽芳委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向粤鑫律所、崔鑫邮寄律师函，要求其在收到函件后三日内归还款项180万元，律师函落款时间为2013年8月7日，EMS邮单回执显示收件人拒收。3.案外人陆丽霞向广东省律师协会递交的投诉信、广州市律师协会出具的穗律协纪字（2014）36号《行业处分决定书》、广东省律师协会出具的粤律协复字2014第21号《广东省律师协会会员处分复查决定书》，拟证明2014年1月16日案外人陆丽霞向广东省律师协会投诉粤鑫律所、崔鑫，称其为陆丽芳妹妹，投诉粤鑫律所、崔鑫在未达到委托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后拒不退还律师费；其后广州市律师协会认为粤鑫律所在经办陆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一案中，存在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及以风险收费的形式代理刑事案件的行为，于2014年9月5日对粤鑫律所作出公开遣责的处分决定，粤鑫律所不服该决定，向广东省律师协会提起复查申请，广东省律师协会于2014年12月9日出具《复查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决定。4.案外人陆丽霞向广东省司法厅递交的投诉信，拟证明2015年4月10日案外人陆丽霞向广东省司法厅投诉粤鑫律所、崔鑫，希望广东省司法厅督促粤鑫律所及崔鑫律师退还律师费180万元。5.广州市司法局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的《关于对崔鑫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网页截图打印件，写明“当事人崔鑫，经查，私自收费182万元，其行为违反了《律师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给予崔鑫停止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等内容，关于“私自收费182万元”，陆丽芳解释称其与粤鑫律所、崔鑫曾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第一份合同为2012年5月28日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3号]，约定律师费2万元、办案费1万元，第二份合同为2012年7月11日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7号]，约定办案费3万元、律师费180万元，两份合同的收费金额统一汇给崔鑫本人，故广州市司法局对律师费收取金额一并作出处罚。
粤鑫律所、崔鑫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称从未签收过该邮件，但确认粤律协复字2014第21号《广东省律师协会会员处分复查决定书》中内容“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陈简球律师……曾于2013年8月7日冒用陆丽芳名义，捏造事实向申请人（粤鑫律所）发函，对申请人进行勒索……”中的“函”为证据2中的律师函，其认为陈简球律师冒用陆丽芳名义的依据为陈简球并未提交陆丽芳出具的经公证认证的授权委托书；对证据3中的投诉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无证据可以证明陆丽芳与陆丽霞之间为亲属关系，对《行业处分决定书》和《广东省律师协会会员处分复查决定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
粤鑫律所、崔鑫为支持其答辩理由，提交了以下证据：1.由深圳海关缉私局查私处盖章及经办人签名的《陆国钜、刘洪君抓获经过》复印件，深圳海关驻经济特区办公室盖章及经办人签名的《查获深圳市金协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案件经过》复印件，深圳海关缉私局查私处盖章的《陆国钜、刘洪君到案经过及在案件中的表现》复印件，拟证明在侦查机关在立案时，陆国钜并无主动投案的自首情节，经过粤鑫律所经办律师努力辩护，侦查机关最后认定陆国钜有自首情节。2.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深检公二刑诉[2012]430号）、（2012）深中法刑二初字第458号刑事判决书（已生效），拟证明公诉机关对陆国钜自首情节并不认可，经过经办律师的努力，法院认定陆国钜具有自首情节，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金协同公司只需补交应纳税金，不须加罚，可见经办律师的代理工作非常成功，粤鑫律所、崔鑫与陆丽芳的口头约定亦得到实现，法院作出了判决后，双方委托代理关系即已结束。3.走私犯罪相关法规打印件，拟证明陆国钜所在单位深圳市金协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走私数额680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对法定代表人的量刑应在十年以上，罚金为偷逃税的1-3倍。4.陆国钜于2012年6月19日出具的《委托书》，写明“有关深圳市金协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我陆国钜现委托：（一）陈德华先生、……处理日常事务，（二）陆丽芳小姐及……管理财务”等内容，拟证明陆国钜委托陆丽芳及案外人陈德华处理金协同公司事务，陆丽芳有资格就金协同公司的民事事务另行委托粤鑫律所、崔鑫。5.陆国钜于2012年8月3日写的书面文字，写明“陆丽芳、陆蕙妍、刘翠兰：请大家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所有事情请大家沟通，大家都是帮忙我的，我是明白的，请大家好好合作”的内容，拟证明陆丽芳一直受陆国钜委托办理金协同公司事务，且当时陆丽芳在金协同公司与案外人刘翠兰（陆国钜前妻）、陈蕙妍存在矛盾。6.陆国钜于2012年12月27日出具的《声明》，写明“本人陆国钜就委托崔律师代办的案件作以下声明：（1）就判决结果虽未达理想的要求，但尚可接受，故本人不愿上诉。……（3）崔律师在我案已尽了最大努力，表现我满意”的内容，拟证明走私案宣判后，陆国钜对判决结果是满意的，表示不上诉。7.粤鑫律所财务林仙梅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该律所收取陆丽芳180万元律师费的经过，该笔律师费已经入账并开具发票，该收款行为与崔鑫个人无关。8.记账凭证，拟证明上述律师费已在律所入账并开具发票。9.发票（共30张），开票日期2014年4月2日、3日、5日、8日，付款方名称陆丽芳，开票人林仙梅，开票单位粤鑫律所，项目为律师费，金额总计180万元，拟证明粤鑫律所已依法开具发票。10.发票（共3张），开票日期2014年4月8日，付款方名称陆丽芳，开票人林仙梅，开票单位粤鑫律所，项目为律师费（刑事），金额总计2万元，特别声明“本所所开具给陆丽芳的所有‘收款收据’作废，以本发票为准，本发票为陆国钜涉嫌走私一案刑事部分律师费”，拟证明粤鑫律所就陆国钜走私一案开具了刑事案件代理律师费发票2万元，刑事以外的180万元律师费是民事代理费用，故未特别注明。
陆丽芳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所涉纠纷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本案中并不存在口头约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陆国钜对案件判决结果满意与否不影响刑事案件委托合同约定的款项返还条件；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根据发票的开票日期及陆丽芳的汇款时间、汇款到崔鑫个人账户的事实，均可认为该款项由崔鑫控制和占有，其与本案纠纷有直接关系，应承担清偿债务的法律责任；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发票并未交予陆丽芳，开票日期在其汇款日期半年后，应是粤鑫律所、崔鑫事后补开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发票的开票日期距离签订涉案刑事代理合同的2012年7月11日已经逾期近两年，应是后期补充开具的，且发票的特别声明并不能证明粤鑫律所、崔鑫收取陆丽芳180万元人民币款项的合法性。
一审庭审中，陆丽芳称合同约定律师费为180万元，其向粤鑫律所汇款金额为1800022元，多出的22元为其以港币方式进行汇款后产生的余额。利息从2013年1月18日起计算的依据是，根据刑事代理合同约定，如果陆国钜在收到判决书时不能被释放或取保或拘役、缓刑，则粤鑫律所在上述期间到达之日起一个月内无条件退回此180万元给陆丽芳，陆国钜案刑事判决书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故利息起算日期为一个月后即2013年1月18日。
一审庭审中，陆丽芳、粤鑫律所、崔鑫均表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
以上事实，有陆丽芳提交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汇款单、收据、刑事判决书、律师函及EMS邮单回执、《广东省律师协会会员处分复查决定书》、《行业处分决定书》，粤鑫律所、崔鑫提交的《声明》、发票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陆丽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诉争双方明确表示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故一审法院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关于陆丽芳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本案中，陆丽芳曾于2013年8月7日委托陈简球律师向其发函要求归还款项180万元，其后陆丽芳亲属陆丽霞于2014年1月16日向广东省律师协会投诉粤鑫律所、崔鑫，广州市律师协会于2014年9月5日对粤鑫律所作出处分决定，广东省律师协会于2014年12月9日维持了上述决定。粤鑫律所、崔鑫虽对陈简球律师的被授权情况不予认可，并认为陆丽霞并非陆丽芳亲属，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粤鑫律所、崔鑫承认广州市律师协会及广东省律师协会已针对本案所涉纠纷作出处分决定及维持决定，故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陆丽芳及其亲属向粤鑫律所、崔鑫主张权利的行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陆丽芳于2015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粤鑫律所、崔鑫关于陆丽芳提起本案诉讼已超两年诉讼时效的抗辩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合同效力问题。陆丽芳与粤鑫律所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7号]约定陆丽芳委托粤鑫律所为陆国钜涉嫌走私普通货物一案提供法律服务，其中律师费为180万元（陆国钜能取保候审或者拘役或无罪释放），如果陆国钜在收到判决书时不能被释放或取保或拘役、缓刑，则粤鑫律所无条件退回180万元，该合同属于律师事务所以风险收费的形式代理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律所及律师收费方面，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该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粤鑫律所、崔鑫辩称上述刑事合同中的风险代理条款经与陆丽芳口头协商后已转为民事风险代理，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陆丽芳及粤鑫律所、崔鑫都承认双方签订《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3号]，并约定律师费2万元、办案费1万元，其后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7号]中载明陆丽芳已将上述费用3万元支付给粤鑫律所，因合同约定的刑事代理案件已经判决并生效，双方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3号]已履行完毕。但此后陆丽芳依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向粤鑫律所汇款律师费共计1800022元，粤鑫律所收取该笔款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本案中陆丽芳于2012年7月13日至2012年8月8日通过本人及他人向崔鑫账户转账1800022元，因《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7号]自始无效，利息本应从2012年8月8日起计算，但陆丽芳主张利息自2013年1月18日起计算，视为其对自身民事诉讼权利的自行处分，故陆丽芳主张粤鑫律所向其返还1800022元的利息（自2013年1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崔鑫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涉案合同的签订双方为粤鑫律所与陆丽芳，崔鑫仅为案件经办律师，虽然陆丽芳将1800022元汇至崔鑫个人账户，但粤鑫律所已针对陆丽芳汇款开具发票，故该笔款项实为粤鑫律所收取，崔鑫的委托代理行为属于履行律师职责行为，陆丽芳要求崔鑫对返还1800022元以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陆丽芳（LUK，LaiFong）与粤鑫律所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7号]无效；二、粤鑫律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陆丽芳（LUK，LaiFong）返还人民币1800022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自2013年1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陆丽芳（LUK，LaiFong）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23640元，保全费5000元，由粤鑫律所负担。
上诉人粤鑫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陆丽芳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陆丽芳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审认定陆丽芳及其家属向粤鑫律所主张权利的行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无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陆丽芳曾于2013年8月7日委托陈简球律师向粤鑫律所发函要求归还180万元”不是事实。陆丽芳在起诉前从未委托过任何人向粤鑫律所发函，也从未委托任何人向粤鑫律所主张过权利。虽然粤鑫律所在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看到了陆丽芳签给陈简球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但粤鑫律所认为该授权委托书日期是倒签的。根据粤鑫律所了解，陆丽芳从未委托过陈简球。粤鑫律所已当庭申请对该委托书的署名时间及是否为签署人本人的签名进行鉴定。退一步说，即使陆丽芳委托了陈简球，但由于陆丽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该授权委托书未按规定办理公证转递手续，其委托行为无效，陆丽芳也未提供公证授权给陈简球的证据。即使陈简球在2013年8月7日发过函，至2015年10月9日本案一审立案之日，也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其次，关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问题。一审认定陆丽霞的行为可以代表陆丽芳，没有任何依据，陆丽芳与陆丽霞是两个不同主体。与粤鑫律所签合同的是陆丽芳而非陆丽霞，陆丽霞并非是陆丽芳的法定代理人，而且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陆丽芳曾委托陆丽霞办理上述与本案有关的任何事务，现也无证据证明陆丽芳与陆丽霞之间的关系。一审在无任何证据情况下就推断陆丽芳与陆丽霞是亲属关系，并要求粤鑫律所对该二人之间的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即使二人是亲属关系，由于没有委托，也不能认为陆丽霞的行为代表陆丽芳。事实上，在陆国钜的案件结案后，一个自称陆丽霞的人在2013年6月到粤鑫律所办公地提出退回一部分律师费给她，粤鑫律所要求其必须得到陆丽芳的委托才能办理。介绍陆国钜案的中间人陈德华曾说陆丽芳对陆国钜案的判决相当满意，粤鑫律所的代理已帮其达到目的，她不会向粤鑫律所提出退还律师费的要求。陈德华称是陆丽霞拿陆丽芳与粤鑫律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复印件到某一律师事务所咨询，该所律师主张其向粤鑫律所进行勒索。故粤鑫律所要求陆丽霞必须得到陆丽芳的委托授权，双方才可以商量，但陆丽霞一直未得到陆丽芳的委托。诉讼时效反映的是当事人自己的主张，案外人不能代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是进行律师管理的内部事务，任何公民都可以对律师行为进行监督，都可以对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的不当行为进行投诉，但本案不是当事人自己的投诉，更不是当事人自己的主张。在没有得到陆丽芳授权的情况下，陆丽霞的行为不等同于陆丽芳，陆丽芳的债权债务也不等同于陆丽霞的债权债务。本案权利人只是陆丽芳，陆丽霞不是权利人，也不是适格主体。故一审认为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因陆丽芳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其起诉依法应被驳回。最后，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讼争双方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只是规定对律师事务所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并未对律师收费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并非强制性条款。即使粤鑫律所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的上述规定，由于上述规定只是管理性规范，并非效力性规范，也不能认定合同无效。而且一审认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也没有法律依据。粤鑫律所与陆丽芳签订的上述《刑事案件委托合同》没有违反任何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违反律师法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有效。陆丽芳在一审并未提出合同无效的主张，一审认定该合同无效是错误的。第二，一审违反法定程序。首先，一审法院在2016年3月7日开庭后，一直到2017年4月20日才通知再次开庭，当日主审法官才告知粤鑫律所因故另行组成合议庭并即时开庭，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其次，本案一审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审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民事案件应在六个月内审结的规定。最后，在一审第二次开庭过程中，粤鑫律所申请对陆丽芳当庭提交的其对陈简球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理睬，且未送达证据复印件给粤鑫律所，这也违反了法律程序。
被上诉人陆丽芳辩称：首先，陆丽芳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其已穷尽一切合法途径向粤鑫律所主张返还180万元款项，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其次，一审认定案涉《刑事案件委托合同》无效，对无效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陆丽芳主张返还财产应从合同被确定无效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最后，一审认定案涉合同无效正确，目前已有众多类似判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崔鑫述称：同意粤鑫律所的上诉意见。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第一，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3日对本案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后，又于2017年4月27日变更合议庭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一审法院当庭告知审理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因故变更，并询问诉争双方对新合议庭组成人员有无异议时，粤鑫律所、崔鑫称当时才知道更换了审判人员，此时距第一次开庭已过了一年时间，但对当日变更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没有异议，也不申请回避。第二，陆丽芳在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3日进行的庭审过程中出示了其对陈简球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在二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并未将该《授权委托书》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陆丽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因诉争双方在一审过程中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一审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案涉《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有关风险代理收费条款的效力问题。经查明，陆丽芳与粤鑫律所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2012）粤鑫律刑字第217号]第三条约定：“甲方（委托方陆丽芳）应向乙方（受委托方粤鑫律所）缴纳以下费用（人民币）：1.预交办案费三万元整（甲方已支付给乙方）；2.律师费：如果陆国钜能取保候审或者拘役（包括免于刑事处罚或被判缓刑结果或收到判决书时即可释放）或无罪释放，则律师费为壹佰捌拾万元正（180万元），此180万元先预交乙方存放，如果陆国钜在收到判决书时不能被释放或取保或拘役、缓刑，则乙方在上述期间到达之日起一个月内无条件退回此180万元给甲方”。根据该项约定，粤鑫律所是否有权向陆丽芳收取180万元律师费取决于人民法院对陆国钜所涉刑事案件作出的不同审判结果，即属风险代理收费。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粤鑫律所与陆丽芳上述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违反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印发<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十二条以及《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关于“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是国家公权力机关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依法采取的制裁措施，故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如果任由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约定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受经济利益驱使，不排除其会采取作伪证等违法或不正当手段帮助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谋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胜诉判决，从而使其规避或逃脱法律制裁，此举无疑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本案而言，粤鑫律所作为专业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应当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禁止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但其在从事刑事委托代理诉讼过程中，仍然与陆丽芳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条款，显属明知故犯。而且针对粤鑫律所的不当行为，广州市律师协会已出具《行业处分决定书》，对其作出公开谴责的处分决定，广东省律师协会出具《复查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决定，广州市司法局也对相关刑事案件的具体经办律师崔鑫作出了相应行政处罚决定。鉴此，若认定粤鑫律所与陆丽芳签订的上述《刑事案件委托合同》第三条关于刑事案件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有效，既不利于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行为，也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可能引起部分律师事务所违规高收费，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综上，因粤鑫律所与陆丽芳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内容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虽然一审认定案涉合同条款无效的理由不当，但认定合同条款无效的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粤鑫律所上诉主张案涉合同条款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即使陆丽芳在一审时提出返还款项的权利主张并未明确是基于合同条款无效事由，但人民法院依职权有权审查认定案涉合同条款的效力，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支持其返还款项的主张。粤鑫律所另主张案涉1800022元款项是基于与陆丽芳之间口头达成的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而收取的费用，但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还与陆丽芳之间存在民事案件的委托代理关系，陆丽芳也明确予以否认，故粤鑫律所的该项主张无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陆丽芳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如前所述，因陆丽芳与粤鑫律所签订的案涉《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内容无效，陆丽芳基于该合同条款主张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该合同条款依法被认定无效之时的次日起算。上述合同条款在本案中被认定为无效，故陆丽芳基于该条款在本案中主张粤鑫律所返还1800022元款项的请求权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粤鑫律所上诉主张陆丽芳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程序的合法性问题。首先，经查明，一审法院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告知粤鑫律所审理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有变更，粤鑫律所已明确表示对变更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无异议，且不申请回避。其次，陆丽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港民商事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关于“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限制”的规定，粤鑫律所主张一审超过六个月审限结案属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不能成立。最后，陆丽芳在二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其并未将对陈简球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是否对该《授权委托书》进行司法鉴定，是人民法院根据案情需要有权决定的事项，一审未对其进行司法鉴定并不构成程序违法的理由。综上，粤鑫律所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粤鑫律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640元，由上诉人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玉宝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张 宾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异
书记员 丁涵璐
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