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81民初12310号
原告：袁浩元,男,1964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江苏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建军，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虞山镇（谢桥）毛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731166493M。
法定代表人：龚幸梅。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克，江苏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蕾蕾，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浩元与被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29日、12月3日、2017年1月20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浩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汪建军（第一次庭审未出庭）、被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邓克（第三次庭审未出庭）、龚蕾蕾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1月22日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7年3月7日本案第四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袁浩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龙、汪建军、被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蕾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浩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不合格羽绒服的货值1975483元，原告退回被告无法销售的羽绒服5894件；2、被告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493871元；3、被告赔偿原告其他损失5408元（其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5件及检测损耗羽绒服1件，计价值2208元，罚金32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自2006年开始建立代理经销关系，由被告授权在浙江省区域代理销售被告公司生产的“![](01lydyh01/CreateContentJS/CreateImage.aspx?action=img&docId=82801838-1c37-4c89-89a7-a893010b1a68&imgId=ODI4MDE4MzgtMWMzNy00Yzg5LTg5YTctYTg5MzAxMGIxYTY4MC5qcGVn01lydyh01)”品牌男女款式羽绒服。双方每年签订代理合同书，每年对账结算一次。自2006年以来，原告为被告代理销售羽绒服年均销量达几百万元。其中超三百万元的有：2009年度销售18876件，计价款3497126元；2011年度销售16060件，计价款4875376元；2013年度销售9583件，计价款3181920元。双方合作关系一度尚好。2016年1月28日，原告设在浙江省湖州市织里东方实业公司东方大厦商场“![](01lydyh01/CreateContentJS/CreateImage.aspx?action=img&docId=82801838-1c37-4c89-89a7-a893010b1a68&imgId=ODI4MDE4MzgtMWMzNy00Yzg5LTg5YTctYTg5MzAxMGIxYTY4MS5qcGVn01lydyh01)”品牌羽绒服专柜遭到顾客的质量投诉。后由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抽检，羽绒服内在的羽绒量和绒子含量不达标，羽绒服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后东方大厦商场老板陶金考于2016年4月7日通知原告，要求原告立即将“![](01lydyh01/CreateContentJS/CreateImage.aspx?action=img&docId=82801838-1c37-4c89-89a7-a893010b1a68&imgId=ODI4MDE4MzgtMWMzNy00Yzg5LTg5YTctYTg5MzAxMGIxYTY4Mi5qcGVn01lydyh01)”品牌羽绒服全部下架撤柜，停止销售，以免扩大不良声誉。至此，原告无法再行销售。2016年4月19日，原告就“![](01lydyh01/CreateContentJS/CreateImage.aspx?action=img&docId=82801838-1c37-4c89-89a7-a893010b1a68&imgId=ODI4MDE4MzgtMWMzNy00Yzg5LTg5YTctYTg5MzAxMGIxYTY4My5qcGVn01lydyh01)”品牌羽绒服的质量问题特通过邮政快递发告知函给被告，要求被告前来处理库存无法再行销售的羽绒服。被告在次日上午收到告知函后，其公司总经理高东风曾打电话给原告表示：告知函已收到，处罚也不大，羽绒服可以全部退回。但事后一直未作任何处理。2016年9月9日，被告发原告通知书，告知原告将三款（YR1398，YR1386，YR1388）羽绒服按每件300元的价格限期退回，以冲抵原告在被告账面所挂的货款。原告认为，明明是被告的羽绒服内在质量不合格，且让原告受到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却仅接受三款羽绒服退货而不是全部库存退货，也不考虑原告的进货成本和利润，让原告来承担退货的差价损失，这是不合情理的，原告也是无法接受的。故原告在2016年9月14日再次发函被告，要求被告在2016年9月30日之前处理好全部库存退货及赔偿事宜，结清往来款项。但被告至今未来处理。至于被告“![](01lydyh01/CreateContentJS/CreateImage.aspx?action=img&docId=82801838-1c37-4c89-89a7-a893010b1a68&imgId=ODI4MDE4MzgtMWMzNy00Yzg5LTg5YTctYTg5MzAxMGIxYTY4NC5qcGVn01lydyh01)”品牌羽绒服的质量问题，原告为被告经销多年，从未怀疑过，且被告提供的格式代理合同书第十条明确载明：甲方（即被告）承诺质量问题100%退货，不计乙方（即原告）的退货率。据此原告认为，既然被告生产的羽绒服质量不合格是勿容置疑的事实，且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不合格产品是不能销售的，被告将不合格产品销售给原告属于欺诈，由此导致合同无效，被告应无条件的接受原告的全部库存退货并赔偿原告由此而造成的损失。而被告不仅没有积极处理退货结算事宜，反而诉请法院要求原告给付羽绒服款。对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原告请求事项。
被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所称的因羽绒服质量问题被客户投诉而遭到质量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这一事实被告不予认可，质量监督管理部门送检的样品是从原告的客户处抽取，被告无法确认送检的样品是否为被告所生产的；即使羽绒服是被告生产，那么此款YR1386型号的羽绒服系买�款，不属于退货的范围，况且供货已两三年之久，原告在两三年之后才提出质量问题，明显超过了质量异议期限，在此之前原告从未告知被告羽绒服存在质量问题；羽绒服属易耗品，原告在两三年之后提出质量问题并不能证明当初供货时存在质量问题；原告诉请的第一项，不合格羽绒服的货值还包含了其他款型的羽绒服，但是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他款型羽绒服存在质量问题，且超过了可退货的时间，原告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诉请第三项属于原告客户支付，不应由被告承担，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2013年5月28日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合同书》原件一份、2014年5月1日、2015年8月13日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合同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代理销售关系，现原告诉请产生的货物是根据代理合同产生的；
证据2、“织里东方大厦”送货单二份，证明原告在代理销售过程中将货物放在湖州织里东方大厦设专柜销售被告的羽绒服，东方大厦的业主叫陶金考；
�据3、2016年2月3日湖州市吴兴区纺织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报告原件一份、2016年3月18日湖州市吴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决定书原件一份，证明原告将羽绒服发给陶金考销售中因YR1386款号的羽绒服质量不合格导致陶金考被没收羽绒服5件及罚款3200元；
证据4、2016年4月7日湖州织里瑞都贸易有限公司给袁浩元的通知书，证明因质量不合格被织里东方大厦要求全部下架羽绒服；
证据5、2016年4月19日，原告发给被告的告知函原件一份，证明原告因质量不合格要求被告接函后三日内与原告协�处理；
证据6、2016年9月9日，被告发原告的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催讨货款120万元并同意对2013年度发货的YR1398、YR1386、YR1388三款羽绒服按300元每件于2016年9月13日前退货冲抵结欠的货款；
证据7、2016年9月14日，原告发被告的再次告知函原件一份，证明原告不同意按300元每件退货，同时原告向被告提出了退货赔偿损失要求；
证据8�2016年8月30日原告自行盘点库存表一份，证明原告的损失情况；
证据9、2016年4月6日浙江省罚没财物专用票据，证明陶金考被罚3200元；
证据10、案外人周文俊委托检验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三份，证明在其他案件中存在YR1398、YR1386、YR1388三款羽绒服存在检测不合格的情况；
证据11、陶金考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陶金考的书面证明，证明陶金�的羽绒服是原告处购进的；
证据12、羽绒服的合格证吊牌一个，证明羽绒服执行标准及填充物、含绒量的具体要求；
证据13、2016年12月3日，全国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羽绒服装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出具的《关于对羽绒服装标准及产品特性解释的函》，证明羽绒服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在三年内可保持稳定，羽绒的含绒量和绒子含量在日常存储和使用过程中，含绒量和绒子含量的变化不会超过3%；
证据14、2016年12月，国家丝绸及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接受袁浩元委托出具的检验报告原件八份，证明除YR736质量合格外，其余七款YR1298--
1、YR11092、S63205、S63201、YR11098、YR726、YR725质量均不合格；
证据15、浙江省纺织测试研究院在本院其他案件审理中根据本院委托于2016年5月10日出具的质量鉴定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YR1398、YR1386、YR1388三款羽绒服存在检测不合格的情况；
证据16、原告自行网上下载的文档四份，证明�告生产的羽绒服在相关部门抽检中曾四次不合格。
被告针对其抗辩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袁浩元2013年度销售结算清单及袁浩元2014年5月13日的购货单位为袁浩元的进退货统计清单各一份，证明的YR1398、YR1386、YR1388三款羽绒服属于买断款，不能退货的；
证据2、2013年的检验报告原件十一份，证明被告对原料白鸭绒、灰鸭绒进行委托检验结论质量合格；
证据3、（2015）熟知民初字第0028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及该案中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三份，证明被告对YR1398、YR1386、YR1388三款羽绒服进行委托检验结论质量合格；
证据4、常熟市虞山服装商会盖章的羽绒服装的生产检验流程，证明被告的生产、检验是符合规范的；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袁�元与被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先后于2013年5月28日、2014年5月1日、2015年8月13日签订三份《代理合同书》，约定由原告袁浩元作为被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在浙江省的代理商，销售被告生产的“![](01lydyh01/CreateContentJS/CreateImage.aspx?action=img&docId=82801838-1c37-4c89-89a7-a893010b1a68&imgId=ODI4MDE4MzgtMWMzNy00Yzg5LTg5YTctYTg5MzAxMGIxYTY4NS5qcGVn01lydyh01)”品牌羽绒服，合同期限分别为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三份《代理合同书》在“订货”条款均约定，原告袁浩元向被告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有限公司订购买断款，需另行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在“产�调换规定”条款约定，被告可根据各个区域市场销售情况，在当年12月20日（2013年度）和12月30日（2014、2015年度）前对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货品，在被告其他客户需要的前提下，帮助原告调剂存货，该调剂的货物可不列入库存比例，但不得超过发货的5％（2013年度）和10%（2014、2015年度），超出部分则视为退货，规定期限内的退货，被告收取整理包装费1.5元/件，手提袋缺少的，亦按照1.5元/只收取费用。对于产品质量，三份合同均约定，被告按照GB/T14272-2011的羽绒服产品标准供货，被告承诺质量问题100％退货，不计入原告退货率，但不包括人为原因造成质量问题。合同签订后，双方发生业务往来。2014年5月13日，被告制作了袁浩元进退货统计表及袁浩元2013年度销售结算清单，销售结算单确认截止2014年5月13日客户袁浩元尚结欠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公司货款1452311元；截止2014年5月13日苏州东方圣罗兰服饰公司另外尚余19806件服装尚存客户袁浩元处，库存金额为人民币4656960元。2014年5月14日陆水珍在袁浩元2013年度销售结算清单上签署了“实际结欠公司145100元正”。原告袁浩元于2014年5月14日在袁浩元2013年度销售结算清单的客户确认签字栏处签字。原告袁浩元在被告制作的袁浩元进退货统计表下方也签字确认。原告袁浩元签字确认的袁浩元进退货统计表中，款号分别为YR1386、YR1388、YR1398的三款羽绒服的货品名称后均标有“买断”字样，销售率标为100%。袁浩元2013年度销售结算清单中款式“13
--13字买断款”发货数量为4329件，发货金额为1870950元，实际销售数量为4329件，实际销售金额为1870950元，销售率为100%。
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双方关于买断款羽绒服没有另外订立买卖合同，被告最后一次向原告供应买断款羽绒服的时间为2013年11月29日。庭审中原告袁浩元明确其在本案中所涉及的羽绒服均为买断款而非《代理合同书》涉及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的相关款号，原告同时明确其所提交的检验报告均是关于买断款的。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当事人订立买卖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在当事人未按照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情况下，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买卖合同成立。本案中，原、被告虽未按照《代理合同书》的约定另行签订买断款羽绒服的买卖合同，但原告签字确认的进退货统计表中，款号为YR1386、YR1388、YR1398的羽绒服货品名称中均明确标注“买断”字样，且销售率均为100%，无退货信息。原告签字确认的销售结算清单，对包括YR1386、YR1388、YR1398羽绒服货款在内的2013年度服装销售货款进行了结算。结合《代理合同书》约定、双方交易实际情况可见，原、被告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被告实际按照买断款的供货方式向原告履行YR1386、YR1388、YR1398羽绒服的供货义务，原告在明知该三款羽绒服为“买断”款的情况下，通过实际接收、销售货物以及在标注“买断”的进退货统计表、年度销售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的一系列行为，接受被告的供货，认可前述三款羽绒服为“买断款”，并已完成结算。因此，综合认知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两个层面，应认定与原、被告间就款号为YR1386、YR1388、YR1398的“买断”款羽绒服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定。前述“合理期间”，应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目的、习惯、标的物的种类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前述“两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间。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如前所述，原、被告就款号分别为YR1386、YR1388、YR1398羽绒服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就该三款买断款羽绒服发生的交易不适用双方《代理合同书》中关于有质量问题100%退货的约定，本案中原、被告确认买断款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3年11月29日，而原告于2016年4月19日才发告知函给被告提出羽绒服质量不合格要求处理，原告的检验通知义务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两年”最长合理期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但本案中，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存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情形，故被告供应原告的买断款羽绒服质量依法应视为质量合格。原告基于质量不合格而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碍难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浩元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598元，由原告袁浩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朱益虎
代理审判员 张兆锋
人民陪审员 朱良保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俞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