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亚民二终字第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候惠珍（曾用名侯惠珍），女，汉族，1960年6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其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贤，男，汉族，1970年9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邢锐，海南大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侯升群，男，汉族，1964年9月26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董海川，男，黎族，1963年9月15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董海专，男，黎族，1967年8月6日出生。
上诉人候惠珍因与被上诉人王贤及原审第三人侯升群、董海川、董海专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3）城民二初字第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候惠珍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其钊，被上诉人王贤及其委托代理人邢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侯升群、董海川、董海专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侯氏虾苗场”的权利人是侯升群，侯升群委托候惠珍全权代表其本人处理苗场事宜。“侯氏虾苗场”共有40口虾苗池，土地出租人董海川书面同意“侯氏虾苗场”与王贤进行技术合作，若发生纠纷其不承担任何责任。
2011年4月1日，候惠珍和王贤签订《虾苗场合作协议》（下称《合作协议》），约定候惠珍同意将位于三亚市鹿回头村虾苗场现有的生产厂房、宿舍以及所有一切设备等与王贤合作，王贤有管理权、生产权、销售权；候惠珍和王贤合作时间为2011年4月1日起至虾苗场被政府征用，王贤每售壹万尾虾苗提成8元给候惠珍等。
候惠珍和王贤签订《虾苗场转租经营权协议书》（下称《转租协议》，王贤提供的协议无落款时间，候惠珍提供的协议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23日），约定候惠珍同意将位于三亚市鹿回头村虾苗场现有的生产厂房、宿舍以及所有一切设备、基础设施等转租给王贤经营虾苗、鱼苗，王贤有管理生产、销售权等，转租时间为2011年4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年租金16万元，王贤经营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王贤负责；王贤经营期间（除政府征用该虾苗场唯一条件外）候惠珍无权终�双方所签订的转租协议，否则给王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候惠珍负全部责任；王贤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与候惠珍无关；租金付款时间为每年按时一次性付清；附加条款约定双方以《转租经协议》为准执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效等。2011年4月1日，候惠珍和王贤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所签订的转租协议任何人不得透露，否则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
2011年3月27日，王贤向候惠珍支付16万元。之后，王贤和其配偶招聘6名工人对“侯氏虾苗场”进行管理生产，候惠珍没有参与管理生产。三亚鹿回头旅游开发公司为开发“鹿回头社区改造”项目，同年11月16日，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亚市河东区管委会发出拆迁公告，拆迁范围包括“侯氏虾苗场”，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相关文件规定，自通知下发之日起，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拆迁�围内实施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否则不予补偿。同年11月20日，三亚市公证处对“侯氏虾苗场”的基础设施、设备进行拍照。同年12月16日，专家对“侯氏虾苗场”进行评估，当时17口池有育苗，其中：1、P6规格的对虾育苗池7个，每个池12㎡，池水深1m，估算育苗补偿18.9万元；2、1.2㎝规格的对虾育苗池10个，每个池15㎡，池水深1m，估算育苗补偿33.75万元，17口池虾苗补偿款计52.65万元。当时虾苗场有虾饲料，估价为5680元。当日，三亚市河东区管委会作为征地拆迁单位，列出的补偿统计表列明：“侯氏虾苗场”7个补偿池估算189000元；10个补偿池估算337500元；虾饲料补偿5680元，虾苗补偿共计532180.80元。
2013年1月18日，候惠珍以“侯氏虾苗场”业主身份，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补偿。同年1月30日，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与董海川、董海专、候惠珍签订了《拆迁补�协议》。当日，董海川、董海专、候惠珍作为产权人领取补偿款1782846.78元，其中候惠珍领取1295233.96元（含虾苗和饲料款532180.8元），候惠珍支付给侯升群80000元，其余款项归自已所有。董海川领取390972.79元，董海专领取96640.03元。
候惠珍主张，三亚市公证处对“侯氏虾苗场”进行拍照时，王贤已将池里的虾苗全部打包销售，虾池已清空，2011年11月24日和12月1日，候惠珍自己花8万元从“丰天”幼体种苗基地购进虾苗重新投放虾池，526500元补偿款是对该批虾苗的补偿。同年12月28日，候惠珍转账支付王贤5万元，12月29日支付3万元，候惠珍主张与王贤的债权债务已清结。王贤认为租赁期间虾苗池被征用，虾苗是其投放养殖的，补偿款应归其所有。候惠珍不同意向王贤支付补偿款，王贤遂提起诉讼，诉求判令候惠珍退还虾苗补偿款532180.8元。候惠珍辩称因土地使用权人不同�转租而重新签订合作合同，双方形成合作关系，并且至政府征用虾场时合作关系已经终止，获赔虾苗是候惠珍自行出资购买投放的，不在合作范围内，相应赔偿款不应与王贤分享。原审第三人侯升群、董海川及董海专均陈述称不了解王贤与候惠珍之间关系。
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委托书》、《虾苗场转租经营权协议书》、《虾苗场合作协议》、《拆迁补偿协议》、付款凭证、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候惠珍和王贤在《转租协议》中附加约定，双方以签订《转租协议》为准执行，双方签订的其它《合作协议》无效。候惠珍和王贤虽然于2011年4月1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但该合作协议对转租协议是否有效没有附加说明。同日，候惠珍和王贤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双方所签订的转租协议任何人不得透露。《转租协议》约定�年租金16万元，2011年3月27日，王贤向候惠珍支付16万元，“收据”虽然不写明该笔款项的用途，但该16万元和《转租协议》约定每年租金16万元相对应。上述事实表明，候惠珍和王贤实际履行的是《转租协议》，王贤和候惠珍对“侯氏虾苗场”系转租关系，而非合作关系。
2011年11月16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征用包括“侯氏虾苗场”在内的土地，并规定即日起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拆迁范围内实施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等，否则不予补偿。候惠珍主张其在2011年11月20日三亚市公证处对“侯氏虾苗场”的基础设施、设备进行拍照后，自行购买虾苗幼体投放空置池，因此获得的赔偿应归其所有，候惠珍的主张与政府文件规定相悖。候惠珍提供的“丰天”幼体种苗基地的销售单，该销售单非正规发票，销售单上没有销售单位签名盖章，且不能证明所购买的幼体种苗用于投放涉案空置池，该证据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采信。候惠珍未能举证证明其自2011年11月16日起对“侯氏虾苗场”进行生产管理，王贤提供的证人证明王贤招聘的工人和王贤夫妇管理“侯氏虾苗场”至2011年12月底。2011年11月20日，三亚市公证处对“侯氏虾苗场”的基础设施、设备进行拍照，相片中有王贤的员工正在生产，侯氏虾苗场有40口池，相片不能证明当时王贤已将池里的虾苗全部打包销售，虾池已清空。候惠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候惠珍的抗辩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征收，用益物权人因征用、征收获得相应补偿。王贤租赁“侯氏虾苗场”进行投资养殖虾苗，租赁期间被征用，�苗补偿款532180.80元（含饲料款5680元）应归王贤。侯升群委托候惠珍处理苗场事宜，候惠珍只是作为侯氏虾苗场业主同用地单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不能因此证明全部补偿款归候惠珍所有。候惠珍领取虾苗款后拒绝向王贤支付，侵害了王贤的合法权益，王贤请求支付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候惠珍作为侵权责任人应全额退还王贤虾苗补偿款532180.80元。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候惠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王贤虾苗补偿款532180.80元。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122元（王贤已预缴），由候惠珍负担。
宣判后，候惠珍不服，提出上诉称：双方签订租赁协议后由于土地使用权人董海川不同意转租，双方才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才是真正约束双方权利义务的有效协议。所获虾苗补偿款是合作关系结束后由候惠珍自行投放所获得，此前王贤的虾苗已经处理完毕，候惠珍也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王贤却并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投放虾苗的事实。王贤不是承租人，并不享有虾塘的用益物权，政府征用时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已经终结，王贤不应分得虾苗补偿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改判驳回王贤的诉讼请求。
王贤答辩称：合作协议不具备真实性，没有实际履行的证据，相反在转租协议中附加条款里明确约定以《虾苗场转租经营协议书》为准而《合作协议书》无效，王贤向候惠珍支付了租金16万元，并投放虾苗、招募工人从事生产活动。转租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与合作协议均为2011年4月1日，所补充内容为双方对转租行为保密，进一步证明合作是假、转租才是真。王贤通过转租获得虾塘经营权从事经营活动，政府征用行为发生在王贤经营期间，王贤依法应当获得虾苗经营补偿。
原审第三人侯升群、董海川、董海专在二审诉讼期间均未作陈述。
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此外，在二审诉讼过程中，候惠珍提供2013年的3月17日至6月27日期间的手机短信记录作为证据，主张王贤在收取虾苗款8万元后觉得吃亏要求再付2.5万元。王贤在二审法庭审理中抗辩称，候惠珍所提供手机短信记录在一审诉讼前已经形成并非新证据，亦不能证明双方对虾苗补偿款给付事宜已作了结。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候惠珍与王贤之间存在何种权利义务关系；2.候惠珍所领取征用、征收补偿款中所涉虾�补偿部分的虾苗来源。
《转租协议》及《补充协议》形式及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涉案虾塘的相关土地使用权人也未对候惠珍与王贤之间转租行为的效力提出异议，该二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候惠珍与王贤依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在王贤承租涉案虾塘从事生产经营期间，政府对虾塘进行征用、征收并对虾塘土地、附属设施及虾苗给予补偿，王贤作为次承租人依法有权获得其生产经营投入部分的补偿款项。王贤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已经举证证明，候惠珍主张政府征用、征收行为发生于双方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或“合作关系”终止之后且基于其本人投放虾苗及饲料而获得政府补偿以反驳对方诉讼请求，候惠珍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所依据的事实。
在本案诉讼期间，双方对《转租协议》、《补充协议》及《合作协议》文本的形式�实性均无异议，候惠珍对王贤已依《转租协议》约定支付租金16万元并投入虾苗进行养殖的事实亦予以确认，足以认定双方形成虾塘租赁合同关系；双方于2011年4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重申了《转租协议》的有效性并要求对外保密，至此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仍然存续。《合作协议》签订的落款日期虽同为2011年4月1日，但该协议并未涉及终止双方虾塘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内容，相反《转租协议》及《补充协议》所约定内容否定双方之间的个人合伙关系，候惠珍所述其与王贤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对候惠珍所述在政府征用、征收前双方已经终止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主张，王贤予以否认，候惠珍未能举证证明；对候惠珍于2011年12月期间向王贤支付的款项8万元，候惠珍也不能举证证明是与王贤之间因政府征用、征收补偿所形成债权债务所进行的结算，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债权债务已经清结；候惠珍在二审诉讼期间所提供短信记录形成于本案一审诉讼之前，并非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已经结算的事实，候惠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在征用、征收涉案虾塘过程中，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三亚市河东区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11月16日联合发出《关于鹿回头社区改造项目拆迁公告》，禁止被拆迁对象在拆迁范围内实施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在已明确知晓政府对不当增加补偿费用行为不予补偿后果的情况下，候惠珍主张其自行继续投放虾苗的主张有悖于常理；候惠珍所举证的“丰天”幼体种苗基地销售单并非发票，亦不能证明候惠珍在涉案虾塘中实际投放虾苗并实施养殖生产。由此，在王贤与候惠珍之间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未终止的前提下，候惠珍所述其自行在王贤所租赁虾塘中投放虾苗而获得政府补偿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候惠珍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122元（候惠珍已预交），由候惠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朝
审判员 袁俊杰
审判员 李 祎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樊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