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一中刑终字第3242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1，男，32岁（1983年7月25日出生）。因涉嫌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于2015年5月17日被羁押，同年6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延庆县看守所。
辩护人李小伟，北京市重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陈×2，女，47岁（1968年9月8日出生）。因涉嫌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于2015年7月1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袁×1，女，51岁（1964年5月25日出生）。因涉嫌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于2015年5月18日被羁押，同日被取保候审。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1、陈×2、袁×1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一案，于2015年11月13日作出（2015）延刑初字第17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1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审阅了辩护人的书面意见，核实有关证据，认为本案的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北京市延庆县利民福利公司（以下简称利民公司）为北京市延庆县民政局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经理为陈×3（男，52岁，另案处理）。2006年利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1，陈×3的妹妹陈×2担任该公司出纳，被告人袁×1为公司会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3。
2015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延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向北京市延庆县民政局调取包括利民公司在内的下属单位自2000年至2013年度的财务账目、会计凭证等资料。民政局召开会议部署具体工作后，通知各部门于当日下午下班前将上述材料交至民政局监察科。
会后，陈×1与陈×3商量此事，陈×3授意陈×1谎称利民公司没有账目。第二天上午，陈×1又与袁×1一同到民政局纪委书记办公室内当面说明情况。之后袁×1和陈×2将利民公司财务账目建立到2008年。2015年4月，陈×3授意陈×1、袁×1、陈×2将利民公司的账目转移，袁×1和陈×2遂将利民公司的财务账目和记账凭证装箱封好，由陈×2联系存放地点，被告人陈×1借用杨×的福田牌小货车（车牌号：×××）与陈×2一同将上述账目和记账凭证运送到原西二道河乡×院内的一间平房里，后陈×2将其中一把钥匙交由袁×1保管。
2015年5月6日，中国共产党延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延庆县人民检察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到利民公司调取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时，被告人陈×1、陈×2、袁×1谎称利民公司没有建账，拒不交出财务账目。工作人员查看了存放账目的库房后，发现大量利民公司发票、购销合同和数本未装订的会计凭证，实际情况与三人解释明显不符，认为三人有隐匿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的嫌疑。当天办案人员将会计袁×1带走接受调查，同年5月9日，袁×1交代了账本的存放地点，并陪同纪委工作人员到原西二道河乡×院内实地查找，发现财务账目去向不明。
2015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延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延庆县公安局移交陈×1、袁×1涉嫌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一案的线索，被告人陈×1、陈×2、袁×1被查获归案。2015年5月24日，根据陈×3的交代，经过吕×、肖×的指认，在肖×的家中起获了利民公司及北京京银利民经贸有限公司的账簿共计27箱。
上述事实，有业经一审法庭质证并予认证的被告人陈×1、袁×1的供述、被告人陈×2的认罪书、证人陈×3、胡×、陈×4、纪×、袁×2的证言、延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案件移送函以及案件材料移送清单、交接清单、中国共产党延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3、陈×1、袁×1等人涉嫌违法违纪的审查综合报告、延庆县民政局关于调查了解利民公司情况的报告、利民公司基本情况、关于利民公司的情况说明、延庆县民政局与直属企业利民公司租赁协议、利民公司的工商资料以及利民公司的银行流水、延庆县纪委关于调取延庆县民政局下属单位财务资料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延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利民公司涉嫌隐匿会计凭证及会计账簿的情况说明”、照片、调取证据通知书、刘×综合商店在2015年5月6日17时20分的录像资料、监控录像、延庆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工作说明、从肖×家中扣押陈×1等人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照片及录像、被告人陈×1、袁×1、陈×2的户籍资料、个人简要情况及主体材料、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传唤证、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取保候审决定书、案件来源、到案经过等证据在案证实。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1、陈×2、袁×1故意隐匿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逃避办案机关及有关主管部门的检查，情节严重，三人的行为已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应予刑罚处罚。综合全案证据，虽然陈×3是利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陈×1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公司的日常工作由其管理、布置，理应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履行义务，接受有关机关的监督，并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根据会计法的相关规定，陈×1应当保证本单位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陈×1却在陈×3的授意下，积极实施了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行为，逃避有关部门的依法检查，其作用明显大于被告人陈×2、袁×1，系主犯。陈×1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对其从轻处罚。陈×2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对其予以从轻处罚。鉴于袁×1带领纪委工作人员到原西二道河乡×院内进行实地查找，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助于办案机关收集定案证据、起获证物，对其予以从轻处罚。据此，判决：一、被告人陈×1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二、被告人陈×2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三、被告人袁×1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上诉人陈×1的上诉理由为原判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庭对其再予从轻处罚。
上诉人陈×1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1、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规定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的构成要件，犯罪行为发生在“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办案机关调取利民公司财务账簿时，利民公司并没有进行清算，陈×1的行为不符合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的构成要件。2、陈×1到案后，有悔罪表现，无犯罪前科，应当对其适用缓刑。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陈×1及其辩护人、原审被告人陈×2、袁×1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一审判决所据证据，经审查，证据的收集及质证符合法定程序，能够证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上诉人陈×1的辩护人关于陈×1的行为不符合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的构成要件，即当时利民公司并没有进行清算的辩护意见，法庭认为，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是妨害清算罪，而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规定的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该条款并未规定行为人必须是在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才可作为成立本罪的构成要件。在案证据证明，陈×1的行为触犯的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规定的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而非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妨害清算罪。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当属辩护人对于法律条款理解有误而导致的认识偏差，故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1、原审被告人陈×2、袁×1故意隐匿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逃避办案机关及有关主管部门的检查，情节严重，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依法应予惩处。陈×1身为利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该公司的日常工作均由其全面负责和管理，理应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并接受有关机关的监督，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会计法的相关规定，陈×1应当保证本单位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陈×1却在陈×3的授意下，积极实施了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行为，逃避有关部门的依法检查，其作用明显大于被告人陈×2、袁×1，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陈×1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对其从轻处罚。陈×2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对其予以从轻处罚。鉴于袁×1带领纪委工作人员到原西二道河乡×院内进行实地查找，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助于办案机关收集定案证据、起获证物，对其予以从轻处罚。陈×1上诉提出原判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庭对其再予从轻处罚的辩解及其辩护人关于陈×1到案后，有悔罪表现，无犯罪前科，应当对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理由不足，本院均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陈×1、袁×1、陈×2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根据陈×1、陈×2、袁×1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1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人陈×2的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即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
（原审被告人袁×1的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即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2016年12月30日止。）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史 迹
代理审判员 林辛建
代理审判员 吴 迪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