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固民终字第4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仓保，男，1978年1月4日出生，回族，宁夏泾源县人，农民，住泾源县。
委托代理人张建民，宁夏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玲西，女，1973年11日20日出生，回族，宁夏泾源县人，农民，住泾源县。
委托代理人马康年，泾源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全喜，男，1972年1月17日出生，回族，初中文化，宁夏泾源县人，农民，住吴忠市红寺堡区。
上诉人于仓保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人民法院（2014）泾民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仓保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建民、被上诉人马玲西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康年、被上诉人肖全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4年8月16日，原告雇佣受害人肖全亮为李伍全修建房屋，8月18日因树木阻挡工作车辆通行，原告安排受害人在砍伐路边树木时发生意外，受害人肖全亮不慎从树上摔下致伤。经固原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20日死亡后，原、被告就埋葬费达成协议（原告承担2万元、李伍全承担1万元）。2014年8月21日被告准备埋人时提出赔偿要求，经双方协商，原、被告达成赔偿25万元的口头协议。后被告要求在埋人之前给付25万元中的10万元，在原告以没有钱未同意的情况下，于8月22日上午，被告及其亲属将受害人肖全亮的尸体抬往并停放在距离原告家门口10米远的大路上。该村村干部遂通知乡司法所，经乡政府、司法所、派出所相关人员在村委会调解，根据原、被告之前协商的意见达成了手写调解协议后，被告将受害人抬回去埋人。乡司法所工作人员赶回打印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为：“2014年8月22日中午，双方当事人就肖全亮死亡后的死亡赔偿金、未成年子女抚养费、赡养费等达成协议，由于仓保赔偿受害人家属共计25万元，不包括已给付的丧葬费3万元（其中于仓保2万元，李伍全1万元），也不包括抢救期间的医药费4万元（其中于仓保34000元，李伍全6000元）。1、肖全亮死亡赔偿金及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等共计25万元，由于仓保分别于2014年8月22日下午7：00给受害人家属马玲西5万元；2014年9月21日前给受害人家属马玲西5万元，剩余15万元分四年给清，时间分别为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不到时间马玲西不得提前催要，给付需通过红星村委会见证。如于仓保每年不能按时给付，受害人家属可向人民法院起诉。2、2014年8月22日主麻日下来，受害人家属马玲西负责埋人，不得无事生非。3、受害人肖全亮在泾源县人民医院和固原市人民医院抢救期间花费约4万元，其中于仓保承担34000元，李伍全承担6000元。以上抢救费用受害人家属应给于仓保和李伍全提供医院出具的相关费用证明材料。由于仓保、李伍全到县医保中心报销，报销费用归于仓保、李伍全所有。”乡司法所工作人员同日又返回村委会逐条宣读协议内容后，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并会同调解人员、见证人在调解协议上进行了签字确认。现原告以该调解协议违背其真实意思、给付部分赔偿金及在调解协议上签名画押是出于被告的胁迫和施压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泾源县兴盛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4年8月22日制作的兴人调（2014）013《人民调解协议书》。
原审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2014年8月22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有胁迫、施压的情形。经查，2014年8月21日，原、被告就赔偿已先行达成了给付25万元的口头协议，8月22日乡政府、司法所、派出所及村委会相关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制作完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签订该协议的双方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和程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应当得到当事人遵守和法律保护。原告主张给付部分赔偿金、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是受到被告的胁迫和施压，但其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有胁迫施压的行为，从而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做出违背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原、被告达成的赔偿25万元的口头协议在先，被告虽有“抬尸”停放行为，其只是因要求先行给付25万元中的10万元在原告未同意情况下做出的过激行为，该行为对达成的赔偿25万元口头协议不具有胁迫性质，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成立。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整个调解过程中未提出让李伍全参加调解，在协议签字前，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决定非因自己真实意思表示而对达成并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反悔。故此，原告以受胁迫、施压为由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仓保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审原告于仓保不服上诉称，一审判决查明的部分事实存在失实、错误。一审判决查明“原告安排受害人在砍伐路边树木时发生意外……”受害人肖全亮砍伐树木并不是上诉人的安排，因为该砍伐树木的林权是李伍全家的，上诉人没有权利砍伐或指示他人去砍伐别人的树木。当时是李伍全决定砍伐自家的树木，且李伍全提供上树的工具。因肖全亮比较熟悉上树绑绳子的技能，便主动拿上李伍全给的绳子上了树，结果不慎摔下。一审判决查明2014年8月21日双方协商达成“再赔偿25万元的口头协议”不属实。摔伤并导致人死亡，乃是件大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居住同一村落，又都是给李伍全修建房子打工的，对发生死人的事进行商谈属人之常情，是否存在口头协议尚需证据印证。倘若属实的话，何须次日“抬尸聚众”惊动村委会、乡调解员、公安干警共同在场形成涉案调解协议。一审判决查明2014年8月22日被上诉人抬尸聚众缘由是由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先行支付10万未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与客观事实也不符，既然双方已达成口头协议，无需被上诉人再抬尸聚众这样大的动作，对死人，对上诉人甚至是被上诉人都是不敬不尊不公且侮辱之嫌。支付10万元货币与抬尸聚众举止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心知肚明，即采用死人压活人手段。一审认定尸体停放在距上诉人家门口10米远的大路上的说法失实，只要我们认真的观看警方现场视频，就会清晰的看到尸体停放的位置并非大路上，而是被上诉人大门口的侧边，也并非10米之距。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8月21日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抬尸行为只是过激行为，双方在协议签订过程没有出现胁迫、施压的情形，否认涉案协议签订不属于胁迫、施压完全背离了案件基本事实，不仅严重失实，且完全是在缺失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臆断，偏袒明显，有违公正。一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采信原则。被上诉人对自己的抗辩理由及观点并没有提供一份证据，对上诉人提供的六组证据基本上采用的是鸵鸟政策，不予认可。一审判决在对本案证据的审查及采信方面不是建立在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而是采信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调解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签订的，该协议书的签订是否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思，是否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上诉人提供六组证据相互间可以印证，与上诉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出警视频形成证据链条。证实上诉人于仓保与肖全亮都是给李伍全打工，受雇于李伍全、李全亮，他们是平等主体均是打工者。签约之前，被上诉人抬尸聚众在上诉人家门口，并非大路上。一审依职权收集的3份调查笔录即公安干警马鑫证言否认上诉人及村支书、主任报警之说，未讲真话，上诉人提供的电话记录足以印证公安干警来到现场，不能不说与报警没有关联；村支书马发俊、乡司法所长于泳的证言由于其与上诉人就本案纷争存在利害关系。一审依职权调取的该三份调查笔录程序不合法。该三份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情形，应为被上诉人反驳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及其举证范围，属被上诉人举证分配责任。但法院却越俎代庖，并在法庭审理之前先行调取，有先入为主之嫌，不符合法律规范。
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于仓保与死者肖全亮均系受雇于李伍全、李全亮修建其住房，包括砍伐门前树木的雇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受雇用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于仓保与死者肖全亮都是受雇雇员，地位平等，不存在连带关系和责任。可兴人调（2014）013号调解书却让同等雇员身份的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显然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所以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违法调解协议就是在于它不仅有悖上述法律规定，且调解协议明显显失公平，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二）项规定应予撤销情形之一。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人民法院（2014）泾民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上诉人于仓保与被上诉人马玲西、被上诉人肖全喜签订的调解协议。
被上诉人马玲西认为，本案上诉人于仓保与受害人肖全亮形成的是雇佣劳务的法律关系，该事实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认可。根据本案事发时间可证实：上诉人于2014年8月10日与李伍全达成房屋修建事宜口头商谈，8月14日开工，8月16日肖全亮才到工地上工，8月18日中午出现意外，8月20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如果肖全亮和上诉人都是直接受雇于李伍全，那开工时为什么没有同时被雇佣，8月16日谁同意他来做小工，8月18日谁指派他去砍伐树木，抢救期间上诉人为什么要承担34000元医疗费？从这些时间和发生的事实上可推断上诉人与肖全亮并不都是直接给李伍全打工，受雇于李伍全、李全亮的平等主体打工者。上诉人从一审到二审没有向法庭举证李伍全的证言、没有举证其他被雇佣的大小工的证言，说明上诉人拿不出否定与肖全亮的雇佣和被雇佣的法律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的证明。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出示的六份证据均无法证明一审诉请所认为的调解协议签字是在“胁迫及施压”下进行的，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调解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上诉人一审所举的六份证据之一是《人民调解协议书》，肖全亮是8月20日死亡的，本案双方在8月21日协商并达成赔偿25万的口头协议，8月22日只是对先行给付十万元还是五万元产生争议，才发生抬亡人到大路上的情况。此后这份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手写协议稿是8月22日中午以前在乡政府、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等相关人员在村委会办公室达成，随后死者亲属将亡人抬回去埋葬，乡司法所将手写协议拿到乡里打印后再返回村委会逐条宣读内容，双方一致表示没意见后才签字确认。整个协商调解过程历经口头、手写、打印、宣读、签字，各方都有足够的思考协商和决定签字的时间，“胁迫施压”显然不能成立。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三天的协商调解过程中，从未说明自己和死者都是受雇于李伍全，从未提出要求追加李伍全也参加调解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在协议签订前的充分时间里没有表示如果李伍全不参加调解，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反过来令人费解地将自己的亲戚金红玉作为调解的四个当事人之一。这份人民调解协议是在兴盛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五名人民调解员主持下，在派出所摄像、录音保留调解过程下进行的。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派出所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资料和照片看，整个调解和签字过程中上诉人有足够的表达自己意见和权利的时间，没有任何被胁迫的情形。这足以说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过激的言语行动的事情发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是国家司法部门聘请的社会工作人员，秉持的是公正、公开、公平的司法调解原则，并不会偏袒当事人任何一方。考虑到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特点，法院依照职权调取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案件，不是侵权案件，只能适用民法中有关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合同效力认定，目前只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请是撤销“兴人调（2014）第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那么只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所列举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这五种情形。现上诉人坚持认为存在“胁迫”，但又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故上诉人的上诉诉请缺乏事实证据，理当驳回。
被上诉人肖全喜答辩，同意被上诉人马玲西的答辩意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上诉的观点，上诉人上诉的理由有三点：上诉人上诉认为，一是上诉人与死者肖全亮都是受雇于李伍全，为李伍全家修建房子，上诉人没有赔偿受害人损失的义务；二是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亲属抬尸胁迫下在其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三是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三份调查笔录程序不合法。死者肖全亮是否受雇于上诉人是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本案中，从事故发生后到双方协议及一审审理中均没有修建房主李伍全参与协议，上诉人在调解中也未要求李伍全参加并承担责任，对这一主要事实在一审中亦未申请李伍全出庭作证及要求法院调取证人证言。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是李全亮（李伍全哥哥）叫其给李伍全盖房，所有盖房的事都是和李全亮商量。二审中在双方仍未申请调取本案关键证据时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李全亮的证言，上诉人虽然对证人证言质证不认可，但综合其他证据证人证言能够证实李伍全家修建房屋是证人和上诉人及李伍全商量的，修建房屋的人工费承包给上诉人，包工不包料，干活的人都是上诉人叫的。综合上诉人自愿支付肖全亮大额治疗费34000元，在被上诉人亲属抬尸前支付被上诉人丧葬费2万元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明确书写“肖全亮受雇于于仓保给李伍全修建房屋打工”这些事实，结合李全亮证言能够证实死者肖全亮受雇于上诉人这一事实。上诉人是否是在胁迫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是本案的关键，被上诉人亲属抬尸停放在上诉人宅院外的大路上是否构成对上诉人的胁迫。从一审调取的证据看，肖全亮死亡后，2014年8月21日被上诉人准备埋人时提出赔偿要求，经双方协商，达成赔偿25万元的口头协议。后被上诉人亲属要求在埋人之前给付25万元中的10万元，在上诉人以没有钱未同意的情况下，于8月22日上午才发生抬尸行为。在乡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相关人员到达村委会调解时，作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上诉人有机会向调解组织表达诉求，如果不属自己承担的责任应向调解组织说明，要求承担责任的人参加调解，同时也能够要求调解组织对抬尸行为进行调解处理。虽然被上诉人亲属有抬尸行为，但在乡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相关人员到达村委会调解时没有任何被胁迫的情形，双方也没有过激的言语和行动的事情发生，反而上诉人将自己的亲戚金红玉作为调解的四个当事人之一签字。调解协议达成后被上诉人亲属先埋葬人，调解人员到乡政府打印协议书，后上诉在调解人员返回村委会逐条宣读协议内容后支付了协议中当天应付的5万元赔偿款，并在调解人员、见证人会同下才在调解协议上进行了签字确认。这充分说明在协议时上诉人并未受到胁迫，所签协议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关于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三份调查笔录程序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二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一审法院依照职权为查明案件事实调取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该调取证据的程序并无不当。
据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仓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万德
审判员 马 萍
审判员 米 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苟改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