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岳中民再终字第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住所地：浏阳市。
法定代表人：陶柳，厂长。
委托代理人：宋小兵，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江县玳璋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平江县。
法定代表人：戴崇高，经理。
委托代理人：单军民，平江县弘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胡荣，个体工商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住所地：浏阳市。
法定代表人：曾学藩，厂长。
委托代理人：高娟，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招文，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邹玲，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胖林，经商。
委托代理人：李律己，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以下简称和兴厂）、平江县玳璋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玳璋公司）、张胡荣与被上诉人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以下简称品超厂）、何招文、钟胖林产品责任纠纷一案，平江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3日作出（2012）湘平法民初字第1548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张胡荣、玳璋公司向平江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平江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4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3）湘平法民监字第5号民事裁定，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平江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4年5月8日作出（2013）平民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张胡荣、玳璋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2014）岳中民再终字第22号和第22-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平江县人民法院重审。平江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2015）平民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和兴厂、玳璋公司、张胡荣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张胡荣、和兴厂的委托代理人宋小兵、玳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单军民及品超厂的委托代理人高娟、何招文的委托代理人邹玲、钟胖林的委托代理人李律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9月14日，原审原告钟胖林起诉至平江县人民法院称，2012年1月22日中午12时许，原告与妻子在被告何招文经营的桥头烟花鞭炮店购买了2000元左右的礼花、礼炮及两个金冠系列造型烟花。1月23日（除夕）凌晨，原告燃放上述烟花鞭炮迎新之时，在侧身用香火点燃金冠系列造型烟花后，原告尚未退至安全区域，该鞭炮便原地整体炸开，将原告的头部、右眼炸伤。原告随即被送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救治10天，经医院诊断为：双眼球爆炸伤；右眼球裂伤；左球壁、眶内异物；内眼眶骨折；左前房积血；左视神经挫裂伤；右眼睑挫裂伤；右泪小管断裂；鼻骨骨折；颅底骨折。现原告右眼球已被摘除，并安装义眼片。2012年7月2日，经岳阳市汉昌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结果为：损伤特征符合鞭炮爆炸所伤，损伤程度评定为重伤；鼻骨骨折，评定为十级伤残；眶部骨折，评定为十级伤残；嗅觉丧失，评定为十级伤残；右眼球破裂，评定为五级伤残；并建议后段医药费4000元，自受伤之日起休息8个月。本案爆炸事故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36367.94元（含后段医药费4000元）、误工费31920元、护理费13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40元、交通费5124元、住宿费400元、必要的营养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248740.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4990.25元（原告起诉时主张88985.6元，重审时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诉讼请求变更为124990.25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6000元、法鉴费750元，共计467862.99元。
被告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辩称：一、原告钟胖林受伤是实，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钟胖林使用的烟花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其受伤为烟花爆炸所致；二、答辩人的货物是完好无损的交给原告的，不存在过错，如果是原告自身过错，应由原告自己承担责任；如是产品质量问题，应由生产商承担赔偿责任；三、其他人燃放该系列烟花没出问题，就原告出了问题，所以事故是原告未按规定燃放导致的；四、原告应按农村户口标准计算赔偿事宜，已垫付的费用应扣除。总之，被告销售的是“和兴牌的金冠”烟花，原告系“仙都牌的金冠”烟花所伤，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辩称：第一、原告钟胖林所诉与事实不符。2011年12月19日冯绪椿在我厂所购的烟花均为我厂生产的印有“和家永兴”注册商标和我厂厂名的金冠烟花，而造成原告钟胖林受伤的烟花并非冯绪椿从我厂所购烟花，冯绪椿在接受平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询问时已认可该事实，且我厂也从未销售过其他厂家生产的产品。第二、原告钟胖林不是被我厂生产的金冠烟花所炸伤。冯绪椿在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冯绪椿只销售过和兴牌烟花给戴崇高，并未销售过“金冠”仙都牌烟花给戴崇高，而造成本案事故的烟花是印有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厂名的“金冠”仙都牌烟花，故原告钟胖林受伤与我厂没有因果关系。综上，冯绪椿虽购买了我厂生产的金冠烟花，但其并没有贩卖过金冠仙都牌烟花给戴崇高，我厂也从未销售过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生产的“金冠”仙都牌烟花给冯绪椿，原告钟胖林被金冠仙都牌烟花炸伤与我厂没有任何关系，故我厂对原告钟胖林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被告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辩称：第一、我厂是正规的烟花生产厂家，所生产的烟花包装上印刷的是“品超”注册商标，从未使用过“仙都”商标，也未生产过品名为金冠的烟花；第二、造成原告钟胖林受伤的“仙都”牌金冠烟花是假冒我厂企业名称的假冒烟花产品。经我厂核实，“仙都”牌注册商标的持有人为李晓庚，系浙江省缙云县人，我厂并非“仙都”牌商标的持有人，李晓庚从未授权我厂使用过该商标，我厂也从未使用过该商标生产任何产品，且根据原告提交的事故现场的烟花照片，事故现场的烟花包装箱与我厂的包装箱标识、商标均不同，包装上印刷的联系电话也不是我厂的电话，厂址及字体也与我厂的明显不同，虽然造成原告受伤的烟花包装上印刷了我厂的厂名，但确系他人假冒我厂的烟花产品，我厂对他人假冒的产品造成的事故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第三、原告钟胖林诉称其受伤是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销售的我厂生产的“仙都”牌金冠烟花爆炸后所造成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冯绪椿在平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购买的烟花全部为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生产的印有“和家永兴”牌注册商标和该厂厂名的金冠烟花，而致使原告钟胖林受伤的烟花不是冯绪椿销售的印有“和家永兴”牌注册商标和我厂厂名的金冠烟花，原告又无其他证据证实购买过我厂生产的烟花，故原告所诉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平江县人民法院原审查明：2012年1月22日12时许，原告钟胖林与妻子在被告何招文经营的桥头烟花鞭炮店购买了约2000元的烟花，其中包括两个商标标识为金冠仙都牌组合烟花。2012年1月23日凌晨时分，原告在安全燃放一个金冠仙都牌组合烟花后，再燃放另一个金冠仙都牌组合烟花时，烟花发生原地爆炸，将原告炸伤，随即被送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为：双眼球爆炸伤；右眼球裂伤；左球壁、眶内异物；内眼眶骨折；左前房积血；左视神经挫裂伤；右眼睑挫裂伤；右泪小管断裂；鼻骨骨折；颅底骨折。现原告右眼球已被摘除，并安装义眼片。2012年7月2日，原告经岳阳市汉昌司法鉴定所鉴定，结果为：损伤特征符合鞭炮爆炸所伤，损伤程度评定为重伤；鼻骨骨折，评定为十级伤残；眶部骨折，评定为十级伤残；嗅觉丧失，评定为十级伤残；右眼球破裂，评定为五级伤残；并建议后段医药费4000元，自受伤之日起休息8个月。
另查明，本案发生爆炸的金冠仙都牌组合烟花系被告张胡荣及其丈夫冯绪椿于2011年12月19日在浏阳市被告和兴厂购买，其购买后，同日销售给了被告玳璋公司，12月下旬玳璋公司又将该烟花销售给被告何招文，何招文于2012年1月22日将该烟花销售给原告，原告在燃放该烟花时发生了爆炸事故。原告因爆炸受伤后，平江县公安局到发生爆炸的现场进行了勘查，根据平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到场勘查证实，发生爆炸事故现场有装组合烟花的纸盒两个，盒体表面均印有“仙都”商标图案、“金冠”、“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及厂址、电话、执行标准等字样；有燃放过的组合烟花两个，其中一个正常燃放的组合烟花盒体外表印有“金冠”、“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仙都”商标图案及厂址、电话等字样；另一个非正常燃放的组合烟花（即本案所涉的发生爆炸的烟花）残骸（底座）外表面上印有“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及与上述正常燃放的烟花盒体表面相同的厂址、电话等字样。2012年1月23日下午，被告张胡荣的丈夫冯绪椿、被告玳璋公司经理戴崇高、被告何招文到爆炸现场进行查看，并到平江县公安局接受了询问。本案事故发生后，被告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分别向原告支付了医疗费31000元、40000元、20000元，共计91000元。
2012年被告张胡荣和其丈夫冯绪椿在平江县城关镇杨梓山开了一家“宏宇”烟花鞭炮经营店，在没有相应资质及办理组合烟花运输证的情况下，冯绪椿自己开着面包车到被告和兴厂提货，被告和兴厂对被告张胡荣提货没有进行相关审查，就将价款为4000多元的烟花其中包括十个金冠组合烟花批发给被告张胡荣。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均没有进行进货检查验收，对销售给原告的两个金冠仙都牌组合烟花没有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对包装上的标识的真实性没有认真审查，诉讼中，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未指明本案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其他供货者，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从被告品超厂进过货。
被告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名称是2004年5月25日由浏阳市红星玩具烟花厂变更而来，被告品超厂使用的商标是“品超PINCHAO”，而“仙都”牌商标的申请人为浙江省缙云县壶镇镇宫前村的李晓庚。诉讼中原告和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均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品超厂使用过“仙都”牌商标。本案所涉的“金冠”系组合烟花中的一种产品名称，“仙都”及“和家永兴”系注册商标，本案中原被告所提及的“和兴”牌实际是指“和家永兴”牌。
再查明：原告现有被扶养人四人，其父钟玄生，出生于1945年10月17日；其母易泳枚，出生于1947年12月9日；长子钟文海，出生于2001年8月5日；次子钟文超，出生于2003年9月6日。原告有兄妹三人。
平江县人民法院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四个。焦点一，发生爆炸的烟花是否是被告销售给原告；焦点二，原告的伤是否是被告销售的烟花所致；焦点三，被告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及如何承担责任；焦点四，原告的损失如何计算。
关于焦点一，根据平江县公安局提供的现场照片，发生爆炸的事故现场只有二个金冠系列的组合烟花，与被告何招文陈述的销售给原告的组合烟花数相吻合。被告何招文与被告玳璋公司经常发生业务往来，被告玳璋公司销售了四个金冠组合烟花给被告何招文，双方陈述的买卖烟花数量也是一致的。被告何招文作为烟花鞭炮的零售经销商，虽然从被告玳璋公司进四个组合烟花到销售给原告有二十多天时间，但组合烟花不像其它鞭炮，消费者平时很少用，此类组合烟花消费者往往在除夕夜为庆祝新年的到来而燃放，符合平江人民除夕迎新年的习惯，因此，被告何招文于2012年1月22日（除夕）12时许将二个组合烟花卖给原告，符合常理，被告玳璋公司与被告何招文的销售环节是相互印证的。而被告玳璋公司销售给被告何招文的四个组合烟花又是被告玳璋公司从被告张胡荣处购买的十个“金冠”组合烟花而来，被告张胡荣的十个“金冠”组合烟花是从被告和兴厂购买而来，对买卖的烟花是“金冠”组合烟花，被告玳璋公司、张胡荣、和兴厂对此均无异议，只是被告玳璋公司、张胡荣、和兴厂认为销售的是金冠和兴牌组合烟花。关于销售的事实，被告何招文、玳璋公司、张胡荣在原告起诉后作出的书面答辩意见第二条：“答辩人的货物是完好无损交给原告的。”现被告玳璋公司、张胡荣虽然反悔，但并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来的答辩意见，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因此，结合以上的分析和采信的证据，本院对被告何招文、玳璋公司、张胡荣销售了组合（造型）烟花给原告的事实予以确认。而事故现场的爆炸烟花商标标识是金冠仙都牌组合烟花，事故发生后，原告的家属第一时间找到被告何招文的妻子邹玲，反映了原告被事故烟花炸伤的情况，邹玲及时告之了被告玳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崇高，戴崇高又告诉了被告张胡荣的丈夫冯绪椿，邹玲、冯绪椿、戴崇高均到现场进行查看，而冯绪椿在2012年1月24日接受平江县公安局询问时陈述：被告张胡荣销售的是金冠和兴牌组合烟花，被告玳璋公司的戴崇高在2012年1月23日接受平江县公安局询问时，陈述的组合烟花个数与冯绪椿的陈述不一致，戴崇高说买了六个金冠和兴牌，而冯绪椿说卖了十个金冠和兴牌，戴崇高对其余四个的去向和牌子未作陈述。被告张胡荣从被告和兴厂购买的十个组合烟花，送货单上货物名称只写“金冠”，并没写明是“和兴牌”还是“仙都牌”，且（2012）湘平法民初字第1548号民事判决生效后，被告何招文、玳璋公司、张胡荣向被告和兴厂追偿，在本院2013年5月6日开庭时，被告张胡荣及玳璋公司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单军民对被告和兴厂向本院提交的冯绪椿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发表质证意见时说，冯绪椿是为了推卸责任才这样说的，被告张胡荣之夫冯绪椿系浏阳市人，经常从浏阳贩卖烟花鞭炮，被告玳璋公司是生产烟花鞭炮的厂家，戴崇高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冯绪椿对烟花、鞭炮的品牌、规格、标准、价格等认知程度要高于一般正常人，因此，可以推定冯绪椿、戴崇高在接受平江县公安局询问时陈述的销售给何招文的是“金冠和兴牌”组合烟花是为了推卸责任的虚假陈述，被告玳璋公司、张胡荣销售给被告何招文的组合烟花应当认定为“金冠仙都牌”。被告何招文的陈述：只晓的“金冠”组合烟花，具体是什么牌子直到出了爆炸事故后才晓的，符合常理。而作为一个普通公众消费者，在购买烟花时，往往只注意烟花的造型及价格，很难注意和认识烟花是什么牌子，故爆炸事故发生后，原告根据冯绪椿、戴崇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认为是金冠系列和兴牌烟花炸伤，也在情理之中，虽然原告在起诉时将炸伤自己的金冠仙都牌烟花错误说成金冠和兴牌烟花，但原告所提供的证据10所指证的炸伤自己的组合烟花与被告玳璋公司、张胡荣提供的证据5相吻合，能够证实炸伤原告的烟花确实为金冠仙都牌烟花，原告起诉时的错误说法并不能否定炸伤原告的烟花是金冠仙都牌烟花这一客观事实。被告张胡荣的十个“金冠”组合烟花，是从被告和兴厂进货，被告和兴厂对在2011年12月19日销售给被告张胡荣十个“金冠”组合烟花及财富天下等烟花无异议，只是被告和兴厂认为销售是本厂的金冠和兴牌组合烟花，但被告和兴厂作为一个正规的生产厂家，对“金冠”系列烟花明知有什么品牌，应当对产品的品牌、规格、标准、价格等在销售单上予以注明而没有注明，送货单只载明“金冠”10件等内容，而没有载明是“仙都牌”还是“和兴牌”，并且被告和兴厂在诉讼中，也未提供其它证据证实被告和兴厂销售给张胡荣的十个组合烟花全部是和兴牌，根据交易习惯，不能排除被告和兴厂从其它厂家或经销商处配金冠仙都牌货给被告张胡荣的可能，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和兴厂销售给被告张胡荣的十个“金冠”组合烟花中有产品标识为仙都牌的烟花。
综上，关于本案焦点一，根据平江县公安局的调查询问笔录以及送货单、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上述分析，能清晰反映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和原告五者之间所形成的完整的销售链，其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销售了二个金冠系列的产品标识为仙都牌组合烟花给原告。
关于焦点二，根据司法鉴定检验报告，评定原告的损伤特征符合鞭炮爆炸所伤，结合焦点一的阐述，故应认定原告受伤是因燃放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销售的烟花原地爆炸所致。
关于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9594-2004《烟花爆竹：组合烟花》第5.8.3项规定：“燃放时不得出现炸筒、散筒、倒筒、冲底、断火等现象，发射升空的内筒不得出现低炸、火险等现象。”本案中发生爆炸的商标标识为金冠仙都牌烟花属于组合烟花，在燃放过程中发生了原地爆炸，故可以认定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向招文销售给原告的组合烟花不符合法定标准，属于存在产品缺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的规定，被侵权人向销售者主张赔偿的，销售者应予赔偿。被告和兴厂虽是生产烟花的生产者，在本案中，应视为销售者。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作为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和其他标识，销售的产品的标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但上述四被告没有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疏于检查验收，且销售单（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名称含混不清，导致缺陷产品出售给原告，给原告造成人身伤害，故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对原告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被告何招文、玳璋公司、张胡荣能指明本案的缺陷产品的首次供货者是被告和兴厂，故被告和兴厂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考虑到被告和兴厂是本次诉讼终结时的最初供货者，故由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70%；被告何招文、玳璋公司、张胡荣应承担次要责任，对原告的损失各负担10%。因上述四被告疏于检查验收，销售了本案缺陷产品，给原告造成损害，存在共同的过失，属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一直没有指明本案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是被告品超厂，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缺陷产品是从被告品超厂进货而来，故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作为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本案缺陷产品商标标识是金冠仙都牌组合烟花，但被告品超厂使用的商标是“品超”，而“仙都”商标的申请和使用人是浙江省缙云县的李晓庚，两者明显不一致，故本案中被告品超厂对原告的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承担赔偿责任后，如果能指明本案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可向生产者另行主张权利进行追偿。
本案原告钟胖林非烟花鞭炮专业人士，无法辨别其所购买的烟花是否存在缺陷，而且，发生爆炸事故之前，原告作为成年人，在同一条件下已安全燃放同一系列的另一烟花，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燃放烟花时存在过错，因此可以认定原告遵守了燃放规定，不存在过错行为，原告的损失应全部由被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进行赔偿。
关于焦点四，原告的损失应当依法审核计算。三被告提出的原告系农村户口，应按农村人口的标准计算的抗辩主张，原告提供了海口市当地村委会、派出所的证明及个人纳税凭证等证据，能够证实原告自2010年在海口市苍西开厂经营且居住一年以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精神，确定原告的损害赔偿应按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原告的损失经本院依法核实为：1、前段医疗费23614.54元，加上后续医药费4000元，共计27614.54元；2、残疾赔偿金，（1）原告受伤是在2012年1月23日，以2011年湖南省统计局提供的2010年统计数据为准为宜，且原告就此项未变更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人员伤残评定﹥》附录B规定的多等级伤残者的伤残赔偿计算公式，原告的伤残计算标准为：60%五级伤残＋1%十级伤残＋1%十级伤残＋1%十级伤残=63%。其残疾赔偿金为208727.82元（16565.7元／年×20年×63%）；（2）被扶养人生活费，应适用同一个标准计算，综合本案客观实际，对原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适用城镇居民标准，按此标准计算，前七年四个被扶养人年生活费总额为12416.25元（11825×63%÷3×2）＋（11825×63%÷2×2）超出了11825元／年的标准，故前七年原告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为82775元（11825×7）；其后，父亲钟玄生的生活费为14899.5元（11825×（13-7）×63%÷3］，母亲易泳梅的生活费为19866元（11825×（15-7）×63%÷3］，长子钟文超的生活费为7449.75元（11825×（9-7）×63%÷2］，以上原告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共计124990.2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因此，综合（1）、（2），原告的残疾赔偿金为208727.82＋124990.25=333718.07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按一人计算为120元（10天×12）；4、交通费，考虑原告客观上存在交通费，故本院酌情认定交通费为1500元；5、护理费，原告主张1330元，但没有提供护理人员的固定收入证明，本院参照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认定护理费为495元（10天×49.5）；6、误工费，计算至定残前一天为159天，其误工费为21147元（159×133）；7、残疾辅助器具费6000元；8、法医鉴定费75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因伤致残，其精神遭受了一定损害，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营养费，因没有医嘱证明，不予支持。综合上述1-9原告的损失共计401345元。
综上本院归纳和分析的四个焦点，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作出（2015）平民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一、原告钟胖林的损失人民币401345元，由被告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赔偿人民币280941.5元；由被告张胡荣赔偿人民币40134.5元，由被告平江县玳璋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赔偿人民币40134.5元，由被告何招文赔偿人民币40134.5元，上述四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张胡荣已付31000元，平江县玳璋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已付40000元，何招文已付20000元可从中抵减）；二、驳回原告对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430元，由被告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负担4501元、被告张胡荣、被告平江县玳璋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何招文各负担643元。
和兴厂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自建厂以来生产、销售的产品均是标识“和家永兴”商标的产品，从未销售过非本厂生产的烟花产品，钟胖林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销售过其他厂家生产的烟花，根据冯绪椿的询问笔录陈述，上诉人销售给冯绪椿（张胡荣的丈夫）以及张胡荣销售给玳璋公司的烟花是“和兴牌”烟花，炸伤钟胖林的是浏阳市品超厂生产的“仙都牌”金冠烟花，而不是张胡荣销售给玳璋公司的烟花，原审判决认定炸伤钟胖林的是上诉人销售给张胡荣的烟花，无任何证据证明；二、单军民的质证意见不能否定冯绪椿证言的真实性，单军民只是作为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三人的代理人发表的质证意见，而冯绪椿未出庭作证证明其证言是为了推卸责任做的虚假陈述，故不能单凭单军民的质证意见就推定冯绪椿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虚假的；三、上诉人厂的送货单没有义务载明所销售的金冠烟花是“和兴牌”还是“仙都牌”，上诉人的送货单上显示有上诉人厂的厂名，因“和家永兴”商标是上诉人厂的注册商标，所生产销售的烟花理所当然均是“和家永兴”商标的产品，根本无需特意在送货单上标明是何商标，上诉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有所谓的“仙都牌”烟花，原审法院无视冯绪椿的证言，认为不能排除上诉人厂从其他厂家或者经销商处配金冠仙都牌烟花给张胡荣的可能的推理是非常错误的，且张胡荣、玳璋公司、何招文、钟胖林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购买的烟花；四、原审判决认定不能排除和兴厂配货可能的交易习惯是荒谬的，冯绪椿到上诉人厂购货只有6058元，上诉人作为年产值上千万的大厂，货源充足不存在供不起货的情况；五、原审判决背离本案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是一种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应予改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钟胖林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玳璋公司、张胡荣针对和兴厂的上诉理由答辩称，首先，答辩人未从其他地方进货，其次，产品上注明了是品超厂生产的烟花，应由品超厂承担责任。
品超厂对和兴厂的上诉理由未发表实质辩论意见。
钟胖林针对和兴厂的上诉理由答辩称，1、关于上诉人是否销售了和兴厂以外的烟花，没有相关的事实和证据证明，且否定配货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在原审中是有相关证据证明的；2、本案的销售链的十分完整的，当时他们三方冯绪春、何招文、玳璋公司戴崇高都马上去查看了现场，如果不是销售链清晰，为何三方都及时到场查看；3、当时公安以为冯绪春是个体工商户，所以对冯绪春进行了一些措施，但事后公安机关曾证实，冯绪春的证言是虚假陈述，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做的笔录，公安机关证实当时公安机关拍下了很多涉案照片，但冯绪春并没有向法庭提交；3、送货单上面的厂家名称不能代表产品是和家永兴牌，那是可以自行添加的，必须有严格证据证实才可以，在发货单上注明产品名称、商标、规格等是产品销售者的法定义务，对这方面的疏忽是厂家的责任。
何招文针对和兴厂的上诉理由答辩称，答辩人是从玳璋公司戴崇高那里进的货，且只进了四个烟花，出事后答辩人就通知了戴崇高，他们也去现场查看了，其他答辩意见与玳璋公司一致。
玳璋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和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炸伤钟胖林的是“仙都牌”金冠烟花，而仙都牌烟花是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生产，上诉人销售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是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生产的，上诉人销售的是和兴牌烟花，并没有直接销售给钟胖林，原审法院推定上诉人销售了仙都牌烟花给钟胖林，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一审原告起诉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炸伤他的是仙都牌金冠烟花，钟胖林应当向仙都牌金冠烟花的生产厂家品超厂主张权利而不是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综上，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与本案认定的事实不符，二审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二、钟胖林在原审中均说明是在何招文处购买的“和兴牌金冠”烟花，并在起诉时查明了“和兴牌金冠”烟花的销售来源，但事实上钟胖林是被“仙都牌金冠”烟花炸伤，但原审法院认定“仙都牌金冠”烟花是上诉人销售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偏袒钟胖林。另外，钟胖林在庭审中承认何招文开了货物销售清单给他，但钟胖林未向法院提供，对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当事人对于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证据规则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三、上诉人销售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法院认定组合烟花平时很少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经营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只有在张胡荣处购买过和兴牌金冠烟花，且只销售给了何招文。何招文是个体经营户，他不只是在上诉人处进货，何招文销售的是什么烟花，上诉人无法知晓也无法举证；四、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在庭审答辩状意见第二条“货物是完好无损的交给被上诉人钟胖林”，就认定上诉人销售的是“仙都牌金冠”烟花，系认定事实错误；五、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及玳璋公司在平江县公安局的陈述系虚假陈述，属认定事实错误。张胡荣之夫冯绪椿是由平江县公安局依法进行的询问，代理人发表的质证意见，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六、原审法院认定钟胖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标准计算，明显错误。钟胖林的父母一直居住在平江县三阳乡葛藤坪村，系农民且以务农为生，应按照农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七、原审无任何证据证明事故烟花不是品超厂生产的，也无任何证据证明事故烟花是其他厂生产的。
和兴厂、张胡荣对玳璋公司的上诉理由未发表实质辩论意见。
品超厂针对玳璋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1、品超厂从未生产过金冠系列烟花，品超厂生产的所有产品商标都是“品超”而不是“仙都”，公安机关只提供了一张照片上面有品超厂信息，仅凭照片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且在原审时答辩人已提供八组证据证明事故烟花不是答辩人厂生产的，根据答辩人提供的花炮包装、字体、电话、地址与事故烟花均是不一致的。
何招文针对玳璋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我第一个是打电话给戴崇高，后面一直打电话给戴崇高，戴崇高是最后一个到现场的。当时的销售单我都是用一张白纸打出来的条子，钟胖林说我给了他，我现在手上的确没有。
钟胖林针对玳璋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玳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花炮上有两个生产厂家，当时起诉和兴厂，是因为他们销售链都指向和兴厂，我们从何招文那里购买烟花，何招文也是认可的，这是不争的事实；2、当时销售是有单据的，这个单据一直放在何招文那里，我们并没有拿走；3、事发第二天公安机关就对戴崇高、冯绪椿、何招文采取了措施，如果公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是不会采取措施的；4、上诉人认为原审查明事实与上诉人自认的不符，我们认为原审事实没有不符的地方，另张胡荣在庭审过程中也称述了这个事故烟花就是她销售的；5、玳璋公司既是生产商也是销售商，他对烟花鞭炮的品名、品牌清楚很多，玳璋公司在调解的时候也出钱了的；6、关于钟胖林父母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这一问题，钟胖林的父母常住地是属于城镇规划区范围的，且钟胖林的其他亲属都适用城镇标准，我们认为原审认定钟胖林的父母应适用城镇标准符合事实。
张胡荣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和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炸伤钟胖林的是“仙都牌”金冠烟花，而仙都牌烟花是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生产，上诉人销售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是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生产的，上诉人销售的是和兴牌烟花，并没有直接销售给钟胖林，原审法院推定上诉人销售了仙都牌烟花给钟胖林，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一审原告起诉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炸伤他的是仙都牌金冠烟花，钟胖林应当向仙都牌金冠烟花的生产厂家品超厂主张权利而不是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综上，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与本案认定的事实不符，二审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二、原审法院认定“仙都牌金冠”烟花是上诉人销售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偏袒钟胖林；三、上诉人销售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经营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且只销售给了玳璋公司，玳璋公司自己也认可在上诉人处购买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至于玳璋公司、何招文销售的是什么烟花，上诉人根本不知情，也无法举证；四、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在庭审答辩状意见第二条“货物是完好无损的交给被上诉人钟胖林”，就认定上诉人销售的是“仙都牌金冠”烟花，系认定事实错误；五、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及玳璋公司在平江县公安局的陈述系虚假陈述，属认定事实错误。张胡荣之夫冯绪椿是由平江县公安局依法进行的询问，代理人发表的质证意见，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六、原审法院认定钟胖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标准计算，明显错误。钟胖林的父母一直居住在平江县三阳乡葛藤坪村，系农民且以务农为生，应按照农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
和兴厂、玳璋公司对张胡荣的上诉理由未发表实质辩论意见。
品超公司、钟胖林、何招文对张胡荣的上诉理由的答辩意见，与其对玳璋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品超厂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一组证据，共五份：1、一份浏阳市高坪镇杨潭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湖南省浏阳市杨潭红星玩具烟花厂是村办集体企业，于2003年6月18日有偿转让给曾学藩等私人。2、企业注册登记资料，证明湖南省浏阳市杨潭红星玩具烟花厂于2004年6月17号办理了注销登记；3、企业注册登记资料，证明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于2004年6月16日成立，2004年6月28日由浏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4、一份私营内资企业档案，证明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系曾学藩等人购买湖南省浏阳市杨潭红星玩具烟花厂后依法成立并变更企业经营场所的情况；5、一份发票，证明事故烟花的包装箱上标识的电话“0731-8374****”系浏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与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的电话不同。
玳璋公司、张胡荣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2、3均是事故发生前的材料，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箱子上的电话号码是出事后变更的，无法查明他们之前的电话号码。
和兴厂、钟胖林、何招文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3、4没有异议，证据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达到举证目的。
结合庭审事实及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对品超厂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3、4证明了品超厂成立的由来，并经工商部门加盖公章，能相互印证，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素，对证据1、2、3、4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5，发票只能证明当前日期的电话使用人，不能完整呈现以往电话号码使用人的情况，及事故发生时该电话使用人的情况，该证据不能达到品超厂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系曾学藩等人购买湖南省浏阳市杨潭红星玩具烟花厂后，于2004年6月16日依法成立，并于2004年6月28日由浏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
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2015）平民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和兴厂、玳璋公司、张胡荣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2、关于钟胖林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如何确定；3、品超厂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焦点一。和兴厂、玳璋公司、张胡荣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关键在于认定和兴厂、玳璋公司、张胡荣是否销售了炸伤钟胖林的“仙都牌金冠”烟花。
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张胡荣及其丈夫于2011年12月19日从和兴厂购买10个金冠组合烟花后，于当天将该10个金冠组合烟花销售给玳璋公司，玳璋公司于12月下旬将4个金冠组合烟花销售给何招文，何招文于2012年1月22日将2个金冠组合烟花销售给了钟胖林，钟胖林于当晚燃放烟花时发生爆炸事故导致受伤，在没有证据证明钟胖林在事故发生前在其他地方购买过该类组合烟花的情况下，应认为爆炸导致钟胖林受伤的烟花系通过上述销售渠道获得。三上诉人和兴厂、张胡荣和玳璋公司对其销售金冠组合烟花的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销售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而不是炸伤钟胖林的仙都牌金冠烟花，故对事故的发生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但从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三上诉人除了相互间的陈述外，仅提供了和兴厂的送货单，而该单据上只注明了“金冠10件”，并没有注明销售烟花的商标及型号、规格，因金冠系组合烟花中的一种产品名称，并非国家注册商标，故仅凭该送货单上注明的“金冠”，无法区分是“和兴牌”金冠烟花还是“仙都牌”金冠烟花，不能否定和兴厂通过张胡荣、玳璋公司以及何招文将爆炸的金冠烟花销售给钟胖林的事实。和兴厂还辩称其作为正规烟花生产厂家，其厂家注册商标为和家永兴，故销售的烟花理应是和兴牌烟花，但因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其称无需在送货单上再注明销售烟花的品牌和具体规格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主张其销售的是和兴牌金冠烟花，而不是炸伤钟胖林的仙都牌金冠烟花，不应承担事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钟胖林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钟胖林的父母系平江县三阳乡葛藤坪村人，因该村已经划入城镇规划，属于城镇范围，故原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钟胖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张胡荣、玳璋公司上诉认为原审法院适用城镇标准计算钟胖林被抚养人生活费存在不当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品超厂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根据平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对事故现场的勘查，炸伤钟胖林的烟花系仙都牌金冠烟花，虽然经勘查，在事故发生现场的烟花盒体表面及发生爆炸烟花残骸（底座）外表面上印有“仙都”商标图案、“金冠”、“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及厂址、电话，但经查品超厂使用的商标是“品超PINCHAO”，而非“仙都”，“仙都”牌商标的申请人为浙江省缙云县壶镇镇宫前村的李晓庚。三上诉人主张炸伤钟胖林的仙都牌金冠烟花系浏阳市品超出口花炮厂生产，应由其承担侵权责任，但在诉讼中和兴厂、张胡荣、玳璋公司及何招文、钟胖林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品超厂使用过“仙都”牌商标或生产、销售过仙都牌金冠烟花或者向品超厂进过货等证据，故三上诉人认为品超厂作为事故烟花的生产商，应承担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4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18元，共计13548元，由浏阳市澄潭江和家永兴花炮厂承担10015元、张胡荣、平江县玳璋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各承担1445元，何招文承担64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中岳
审 判 员 李思球
代理审判员 王延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罗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