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06民终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年，甘肃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君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柏，甘肃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鹏，甘肃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武威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2014年7月4日凉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凉民初字第291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刘永的起诉，刘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作出（2014）武中民终字第5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由凉州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015年5月29日，凉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凉民初字第392号民事判决，刘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5日作出（2015）武中民终字第42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凉州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6年6月22日作出（2016）凉民初字第6853号民事判决，刘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年、被上诉人电信武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柏、赵瑞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永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2016）凉民初字第6853号民事判决，2、支持刘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永与电信武威公系委托关系错误，双方应当为劳动关系。1、刘永提交的证据符合确定劳动关系的情形，应当按照规定认定为劳动关系；2、“2002年代办协议”经过了劳动部门的签证盖章，具备劳动合同的各项要素；3、刘永从事的工作14年来始终未变化，其一直受电信武威公司的管理，双方具备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4、“代委协议、工商营业执照”均是电信武威公司为了劳动管理而采取的管理手段，不能否认劳动关系的存在，也不能改变双方形成的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以超过时效为由驳回刘永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电信武威公司从未启动过劳动关系解除程序，双方劳动关系持续至今，刘永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2、一审法院先认定双方为委托关系，后又适用劳动法的时效制度驳回刘永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将与本案同类劳动争议纠纷作出两种不同的裁判结果，违背司法裁判权威；电信武威公司员工于万军、王建华劳动争议案件，均支持了员工的劳动仲裁请求，王国庆劳动争议案件也劳动关系调解处理，本案一审法院没有等同处理，违背司法裁判权威。
电信武威公司辩称，一、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刘永认为双方之间系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双方签订了委托代办协议并延续至今，刘永以劳动争议纠纷提起诉讼，应当驳回起诉。三、刘永引用他人法律文书作为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制度，亦不符合本案客观实际。
刘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永与电信武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电信武威公司为刘永缴纳2000年8月至今的各项社会保险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以社保部门核定数为准）；3、电信武威公司支付刘永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5940元（按2008年凉州区最低工资标准计算11个月），并请求电信武威公司立即与刘永补签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4、电信武威公司偿付刘永垫付的电话费1865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永为被告业务员（又称驻段员、统包员、查修员、代办员），先后从事电话安装等业务。后固定于凉州区康宁乡、西营镇电信业务片区工作。从事电信固话入网安装、查修故障、拆移机、线路维护、电话费催收取、电信业务宣传咨询、走访客户、收集用户资料、维护综合模块交换机房、宽带安装等电信工作。2002年原、被告签订代办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被告）授权乙方（原告）在甲方划定的农村地区，兼职从事电信营销服务及维护服务工作。甲方付给乙方代办费，一是对实行话费买断的代办员按代收通信费用总额的3%提成作为代办费，二是乙方对甲方核定代维区域实行包片负责，甲方付给乙方包片费每月代办费。双方代办关系维系至2007年，期间被告依据管理规定给原告发放了工作证、工作服、出入证等及相关工具，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2007年12月18日被告给原告办理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2007年11月1日被告与原告再次签订了武威电信农村末梢营销维护外包合同（协议），协议仍然约定双方之间是营销服务承包模式，甲方委托乙方代理代办武威电信分公司电信业务相关事宜。协议约定了委托代办电信业务范围（包括收取电话费），双方权利义务（甲方负有对乙方员工进行规章制度、职业道德和业务技能培训的义务，费用由乙方承担）。并约定代理酬金的结算依据（代办业务考评结果按约支付）及违约责任。2009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继续签订了农村线路末梢维护代维协议，协议首条即为双方本着诚信合作、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订立协议，其它权利义务及费用支付等内容与2007年外包协议大致相同。双方协议履行至2014年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之间系劳动关系，其为被告工作14年，被告理应为其交纳各项社会保险金，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故申请劳动仲裁，经武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武市劳人仲字（2014）字第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定，原告系个体工商经营户，不属于劳动争议的适格主体，不予受理该仲裁。原告遂提起诉讼。庭审中，双方对原告成为被告业务员的起始时间各执一词，原告认为其成为被告业务员的时间为2000年8月，被告不认可该时间。但双方均未就该起始时间向法庭举证证明。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原告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求是否予以支持？二、本案是否超过仲裁申请的期限，有无仲裁期间中断的情形，原告诉请中关于缴纳社会保险的诉请，就缴纳社会保险义务的法律性质，应否适用仲裁时效期间的规定？三、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的诉求是否予以支持？四、原告以劳动者身份以劳动争议主体为由提起诉讼，其主体是否适格？五、原告是否可以向被告主张返还电话费？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刘永自2000年8月起至2002年从事被告电信公司固话入网安装、查修故障、拆移机，线路维护，电话费催收取，电信业务宣传咨询，走访客户，收集用户资料，维护综合模块交换机房，宽带安装等具体的电信业务。期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或其他明确双方关系的合同，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尚未明确。自2002年开始，原、被告签订了代办协议。该协议应视为双方对2002年前关系的明确，即委托代理关系，原告亦未就其提出异议。之后又数次签订了委托合同。原告虽仍从事之前的工作，接受被告的管理，被告还为原告配发了工作证、工作服和工作机具，原告也曾因工作出色受到被告表彰。从表面看原、被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表象特征，但从实质上看，原告上述业务的取得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外包（或代维）协议而来，依据甘肃省电信管理相关规定和原、被之间实行的合作模式，对农村电信末梢维护等业务采用的是统包代办的方式，原告从事的业务范围及报酬的取得均是依据双方委托合同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原告关于双方之间一直是劳动关系的主张与双方书面约定相悖，也与事实不符，故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三、四，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申请劳动仲裁是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且有严格的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因被告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承诺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的时间，应认定原、被告发生劳动争议的时间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虽然原告于2014年6月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其未在法定时间内行使申请仲裁及诉讼的权利，亦无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期间中断的情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关于缴纳社会保险的诉请，因原、被告双方之间属委托代理关系，被告没有缴纳社会保险义务，亦不予支持。原告以劳动争议主体提起诉讼解决属于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中的纠纷，不符合劳动争议诉讼的规定，对其诉求亦应依法予以驳回。原告所举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中的王建华和被告之间的关系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关系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不可等同处理。对原告所举于万军劳动争议仲裁书不是法律适用依据，不能作为本案适用的依据。原、被告为完成电信末梢维护委托业务，于2007年12月为原告办理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虽原告主张该执照系被告单方为其办理，但自2007年12月办理执照后至2009年1月双方签订代维协议，原告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未提出任何异议，据此，应认定原告对此身份认可。虽然营业执照于2011年12月到期，但双方自2009年签订协议办理委托代维业务合作期间原告具有个体工商户的身份不可否认。现原告以劳动者身份以劳动争议主体为由提起诉讼，其主体也不适格。关于争议焦点五，原告虽持有大量电话费票据以证实被告欠其电话费，但话费收取是基于双方委托合同的约定，应按委托合同约定处理，现原告以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按劳动关系对其进行经济补偿，而电话费的返还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畴，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电话费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对原告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被告抗辩理由成立。判决：驳回原告刘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承担。
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刘永自2000年8月成为电信武威公司业务员至2002年9月25日一直从事电信武威公司固话入网安装、查修故障、拆移机、线路维护、电话费催收取、电信业务宣传咨询、走访客户、收集用户资料、维护综合模块交换机房、宽带安装等具体的电信业务。刘永虽未与电信武威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受电信武威公司统一管理、安排从事劳动活动，也完成了工作量，电信武威公司发放劳动报酬。刘永自成为电信武威公司业务员至2002年9月25日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从2002年9月25日开始，双方签订了代办协议，之后又数次签订了委托合同，从代办协议、委托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刘永虽仍从事之前的工作，接受电信武威公司的管理，电信武威公司还为刘永配发了工作证、工作服和工作机具等，但双方之间的关系已变更为委托代理关系，故刘永主张双方之间一直是劳动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预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刘永要求电信武威公司给其缴纳2001年10月至今的各项社会保险金的请求，属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因刘永与电信武威公司之间在2002年9月25日前存在劳动关系，但当时的法律并未规定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支付双倍的工资，故其要求电信武威公司向其支付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的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因刘永与电信武威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02年9月25日终止，现刘永要求与电信武威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无法律依据，其请求亦不予支持。刘永要求电信武威公司返还电话费的主张属另一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刘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2016）凉民初字第6853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刘永自成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的业务员至2002年9月25日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三、驳回刘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小鹰
代理审判员 张鑫山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周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