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民终14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瑜，男，197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士美，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琛，男，198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平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廉勇，山东东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霞，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浙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费县烟墩158号。
法定代表人：王庆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军，山东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宗艳，山东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碎尊，男，197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和，男，196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风华，男，1973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梅，女，197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费县。
上诉人王海瑜因与被上诉人杨琛、山东浙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临民一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海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士美、杨承富，被上诉人杨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廉勇、王洪霞，被上诉人浙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军、赵宗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经本院公告送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海瑜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虚假诉讼、诈骗犯罪的线索及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承诺书是虚假的，且已超过担保期间起诉，王海瑜依法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借款期间为2013年11月27日至2014年2月24日，承诺书却出现在2014年5月19日，不在借款期间，明显不符合担保的常理。王海瑜的签名和手印均为虚假，要求二审法院委托鉴定。杨琛于2014年9月22日向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并未起诉王海瑜，在2015年10月16日移送一审法院后才追加王海瑜为被告【注：卷宗2014年9月16日的《民事诉状》和2015年1月6日的《追加被告申请书》是伪造的，2014年9月16日并未起诉王海瑜，通过一审法院2015年10月13日《案件移送函》就可以推定杨琛追加王海瑜为被告是在移送到一审法院后追加的，此时早已超过6个月的担保期间（担保期间应当是借款期限届满后6个月内，或者最晚从承诺书2014年12月31日算至2015年10月16日早已超过6个月的担保期间）】，王海瑜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二、本案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虚假诉讼刑事犯罪，“借条”和“承诺书”均存在伪造，是虚假的。（一）本案浙通公司、吴碎尊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犯罪，吴碎尊涉嫌伪造浙通公司印章进行诈骗，杨琛进行虚假诉讼。杨琛是山东省平邑县专门放高利贷的知名人士，吴碎尊、浙通公司在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亿以上，单就王海瑜就高达9974万元，现吴碎尊躲债下落不明，均是以私刻浙通公司印章进行担保，在外借款较多，现己查明的虚假诉讼【如：1.2014年1月28日郑元虎与吴碎尊签订《还款协议书》，以浙通公司作担保人，伪造浙通公司印章，以吴碎尊名义向郑元虎借款2785万，以郑元虎名义进行虚假诉讼，后因浙通公司在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郑元虎才撤回起诉；2.2014年9月5日浙通公司与临沂华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上冶龙居花园转让合同》，将浙通公司上冶分公司项目以175万元价款转让给临沂华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是吴碎尊伪造浙通公司印章，浙通公司在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己立案侦查，吴碎尊现躲债潜逃未归案】。本案同样是吴碎尊伪造浙通公司印章与杨琛签订《借条》和仿冒王海瑜签名并捺印签订《承诺书》进行虚假诉讼，目的是将虚假的债务转嫁给王海瑜。浙通公司、吴碎尊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杨琛进行虚假诉讼，吴碎尊涉嫌诈骗。（二）借条的内容是虚假的。从内容看，《借条》无出具时间不符合常理；借条上注明的2200万元的是“现金”，而一审法院查明只有100万元是现金，违背常理；先出具《借条》后出借款项且超出借款期间违背常理；借款期间为2013年11月27日至2014年2月24日，一审法院查明在此期间借款只有1500万。超出借款期间的3月20日的300万、3月27日的300万和不能说明具体日期的100万均超出《借条》上的借款期间，《借条》和借款的真实性存在质疑；共同借款人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和借款人吴碎尊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未查明借款的真实性。本案是杨琛一手策划，《借条》是伪造的。（三）承诺书是虚假的，杨琛与吴碎尊恶意串通，吴碎尊为逃避债务，将债务试图转嫁给王海瑜而与杨琛伪造虚假的《承诺书》，涉嫌诈骗罪。1.王海瑜的签名和手印虚假，要求二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2.承诺书下端的“山东浙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印章与日期“2014年5月19日”、“原件留与公司备查”和“吴碎尊”是否是同一时间所写，如果不是也可以判断是造假的；先盖章后签字还是先签字后盖章，也需要司法鉴定。如果是先盖章后签字，绝对是造假，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也需要鉴定（详见浙通公司一审庭审笔录中陈述印章是吴碎尊私刻，己报案）。杨琛与吴碎尊故意伪造《承诺书》，试图以担保方式让王海瑜承担担保责任，王海瑜的签名和手印完全可以鉴定出来的，要求二审法院委托鉴定后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三、一审判决适用失效的司法解释和完全靠推定认定事实，导致最终判决错误。（一）经审理查明部分。共同借款人刘风华、王丽梅为何要作为共同借款人，杨琛并没有向其支付款项，而且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和吴碎尊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借款的真实性方面，吴碎尊在200万承兑汇票复印件上签字：“收到吴碎尊2/12”，推定借款成立存在质疑；胥某向吴碎尊汇款300万元推定系吴碎尊向杨琛借款，缺乏关联性，推定错误；杨琛是专门放贷的人，其提供2014年1月27日取款100万元，推定支付给吴碎尊现金100万元，吴碎尊未出庭，不排除吴碎尊与杨琛恶意串通，虚构债权，一审法院推定缺乏基本的法律逻辑常识。《承诺书》系复印件，一审法院仅凭复印件下端有公司盖章（红章）就认定其真实性（浙通公司一审庭审笔录中陈述印章是吴碎尊私刻的，己报案）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浙通公司和王海瑜均对真实性有异议且提出系复印件不能认定和复印件无法鉴定，一审判决以王海瑜未申请鉴定为由予以认定错误，浙通公司及王海瑜均不认可复印件，复印件也不能做鉴定，这是没有申请鉴定的原因。而且王海瑜对签名和按印明确否认，浙通公司也提出印章是吴碎尊私刻的。杨琛伪造2014年3月26日、4月25日、5月13日三份《借条》共计2027万元一审未予认定也证明杨琛伪造证据的本性。80万元的手机号码和价值580万元的宾利车系吴碎尊赠与杨琛，明显是双方发生借贷进行质押，一审法院以“与本案无关”不予查明错误，应当冲抵的债务未冲抵。（二）本院认为部分。对借款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错误，《借条》与实际支付借款不符且关键当事人吴碎尊等被上诉人未出庭作证。借款数额，《借条》无出具时间，《借条》明显是虚假的，一审认定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早于杨琛提供借款的时间没有事实依据。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上吴碎尊签字确认就予以认定错误，胥某向吴碎尊汇款300万元还款认定系杨琛借给吴碎尊的借款错误，杨琛取款交易明细100万元认定杨琛借给吴碎尊100万元现金认定错误，认定2014年3月27日汇款300万元系《借条》中的部分借款错误，因超出借款期间。认定杨琛实际借款2200万元证据不足。吴碎尊未到庭缺席判决，导致事实不能查清，实际损害的是王海瑜的利益。一审法院适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属适用法律错误，该司法解释已经失效，因为从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明文废止；关于王海瑜对本案借款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首先《承诺书》是伪造的，一审判决以王海瑜未对复印件的《承诺书》申请笔迹鉴定和推定原件在浙通公司，让王海瑜承担不利后果是错误的。承诺书当天王海瑜被选为浙通公司执行董事，推定《承诺书》上的印章是真实的和己达成担保合意错误，《承诺书》是否真实，王海瑜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笔迹鉴定王海瑜的签名和手印及印章是否伪造就真相大白；吴碎尊手机号和宾利车在杨琛手上，是否系以物抵债关系到债务数额问题，一审法院以“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显然错误。
杨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判决结果公正应予维持。王海瑜的上诉人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杨琛与浙通公司及一审被告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应予依法保护。2013年11月27日，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以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的名义（以下简称共同借款人）书写借杨琛2200万元借条，并约定履行期限使用杨琛资金时间为2个月24天。共同借款人签字、按手印或加盖了公章。共同借款人为了避免和减轻占用资金、支付利息负担，要求杨琛根据共同借款人阶段性资金需求分批次提供借款资金，杨琛便依据其要求的支付时间、数额和账户等，自2013年11月27日起至2014年3月27日止，分六次向共同借款人提供借款2200万元，至此借款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共同借款人负有还款义务。杨琛与共同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应予依法保护。二、王海瑜依法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2014年5月19日，杨琛与王海瑜、浙通公司、吴碎尊签订《承诺书》,约定：1.杨琛承诺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不起诉；2.浙通公司、吴碎尊等共同借款人在2014年12月31日前全部还清借款；3.王海瑜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杨琛、王海瑜、吴碎尊均签字并按了手印，复印件上还加盖了浙通公司公章予以认可。承诺书约定的“不起诉”、“还款时间”和“连带责任担保”权利义务明确具体，承诺书虽然名为“承诺书”，实为吴碎尊所借杨琛款项的“担保、还款合同”，其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保护。（二）王海瑜自浙通公司设立之日就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认定《承诺书》合法有效，合法有据。2012年7月，浙通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载明王海瑜股东身份，并任董事；7月13日，王海瑜时任鲁铜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该公司无偿提供其兼并的大洋公司土地（仅一项土地价值7000余万元）、房产给浙通公司使用，2012年9月王海瑜虽然退出该公司，但一直幕后操纵浙通公司开发鲁铜公司无偿提供大洋公司土地的相关事宜，直至2013年11月份以开发该宗土地为由，成功借到杨琛款项之后，王海瑜从幕后浮出水面。2014年5月18日，王海瑜作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山东鲁铜线缆有限公司决定收购浙通公司70%股权，并任命王海瑜为浙通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5月19日，浙通公司股东会选举王海瑜为公司的执行董事，王海瑜全面掌控浙通公司。同日王海瑜让吴碎尊通知杨琛去鲁铜公司协商还款事宜，晚上在鲁铜公司王海瑜的办公室，王海瑜以浙通公司执行董事的身份，与杨琛协商并以《承诺书》形式进行了还款、担保约定。因手笔书写了一份原件，只能一方持有复印件，王海瑜要求将原件存放在浙通公司备查，便给了杨琛一份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原件留于公司备查”，吴碎尊核对无误后签字，王海瑜加盖了浙通公司的公章。一审法院对《承诺书》、王海瑜保证责任及相关证据的认定合法有据，理由正当。（三）王海瑜担保并未超出保证期间。王海瑜担保的主债务还款期限是2014年12月31日，性质为连带责任保证，杨琛起诉时并未超出保证期间。三、王海瑜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依法驳回和不予采信。（一）《借条》约定的期限是合同履行期限，而非效力时间，王海瑜认为《借条》是附效力期限合同错误。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及最高院民间借贷解释第九条规定，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是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实践性合同。2013年11月27日，共同借款人书写2200万元《借条》时，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共同借款人为了避免占用资金、支付利息负担，要求根据其阶段性资金需求，分批次提供借款资金，杨琛按照共同借款人提供需求资金时间、数额和银行账户，自2013年11月27日起至2014年3月27日止，分六次向共同借款人提供全部借款资金，至此借款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共同借款人负有还款义务。杨琛虽然表面上看未在《借条》履行期限之内提供借款资金，但是是按照共同借款人提供需求资金时间、数额和银行账户提供了借款资金，共同借款人也实际收取了杨琛借款资金。首先，共同借款人当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其次，2014年5月19日，王海瑜掌控浙通公司后，各方共同达成还款和担保协议（指承诺书），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第三，约定还款期限2014年12月31日到期时，王海瑜仍未提出任何异议；最后，整个一审过程中王海瑜更未提出异议。这是双方对借款合同履行期限的顺延和变更。合同约定期限一般是履行期限，只有特别注明生效时间条件的，才是效力期限，《借条》仅注明今借现金2200万元，期限自2013年11月27日起至2014年3月27日止，很明显是履行期限。王海瑜为了规避还款义务、逃避法律责任，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杜撰出附效力期限合同是错误的，难道超出2014年3月27日的还款期限，借款合同就失效了，所借款项债权就失效、灭失可以不还了吗？王海瑜的主张既缺乏合同约定的事实依据，更缺乏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对其依法不予采信。（二）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王海瑜提出的胥某汇款及以物抵债之说，实属自欺欺人。王海瑜以债的相对性为由，认为胥某是债权主体，应由其主张债权，但胥某在出庭作证证实其受杨琛指示转款，于己无任何经济关系，且并不相识。王海瑜以汽车、手机号抵债之说更缺乏依据，王海瑜无证据证实杨琛与吴碎尊之间存在以物抵债的合意、抵债的价值以及抵债物品如何交付和过户。（三）一审判决认定利息太少，损害了杨琛的合法权益，但杨琛没有上诉，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借条》约定共同借款人使用杨琛资金期限2个月27天，使用期限以外的时间，依法应当支付利息，特别是共同借款人书写的利息欠据，其数额足以证明利息高于国家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本应按照法律规定认定年息24%的利息，却未予认定。综上，借条期限和借款后书写的欠据足以证明王海瑜对此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不应采信。（四）王海瑜主张《借条》《承诺书》及公章是伪造缺乏依据。《借条》有四位自然人签字，并按捺手印，而且还加盖了公司公章，王海瑜并未在场如何证明其为虚假；《承诺书》由王海瑜亲自签字、按捺手印，并且又亲自审查、确认复印件无误后加盖公章交付杨琛，随后将原件和公章放入自己的手提包中，现在称其虚假，甚至到了二审期间还要申请鉴定，其目的拖延还款时间。（五）王海瑜在二审过程中，提交证据（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以及申请鉴定（一审未申请），其行为是拖延时间，以便继续使用所借资金。四、王海瑜作为鲁铜公司、浙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串通，损害杨琛的合法权益。王海瑜与杨琛约定2014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吴碎尊等人所借杨琛的全部款项，要求杨琛在此期间不提起任何诉讼，而王海瑜作为鲁铜公司、浙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却提起诉讼，并于2014年10月17日调解结案，鲁铜公司支付浙通公司借款9974万元，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还要支付违约金100万元、诉讼费用339300元，致使1.5亿元土地尽收囊中，其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了杨琛的合法权益。四、《承诺函》应当是合法有效的，杨琛申请追加王海瑜并没有超出保证期限，特别是该《承诺函》是双务合同，仅此一份保留在浙通公司，浙通公司保留的理由一是浙通公司由王海瑜掌控，二是王海瑜及浙通公司害怕杨琛起诉、查封土地，因此要求《承诺函》留在浙通公司，理由正当。还没有到2014年12月31日，作为鲁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海瑜就提起了诉讼，起诉自己担任法人的浙通公司，杨琛为了行使不安抗辩权，只能提前提起诉讼。杨琛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而是行使的正当权利。2014年9月16日起诉的行为并不是《承诺函》约定的生效条件，和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王海瑜以起诉免除担保责任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浙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有误，导致判决有误。一、浙通公司并不是共同借款人，《借条》处的手写“借款人”及公章是伪造的，不应当承担共同借款责任。《借条》存在伪造，是虚假的。杨琛是山东省平邑县专门放高利贷的知名人士，吴碎尊向杨琛借款金额巨大。吴碎尊私刻浙通公司公章与杨琛签订《借条》进行虚假诉讼，目的就是将虚假的债务转嫁给浙通公司。且该《借条》是打印的格式文本，借款人以及共同借款人分别都是打印体，而浙通公司处的借款人是手写体，明显是《借条》形成后额外手写添加，浙通公司不是共同借款人，不应受此《借条》约束。二、退一步讲，《借条》属附期限合同，期限外的借款行为不应认定为共同借款行为。《借条》约定的期限自2013年11月27日至2014年2月24日，故2014年3月20日和2014年3月27日的两笔借款，因借款发生时间不在《借条》约定的期限内，不应认定为共同借款，应属于个人债务。同时，2014年3月20日汇款的汇款人为胥某，其通过网上银行向吴碎尊账户汇款300万元的自记用途一栏为还款，对该笔汇款享有债权的主体应该是胥某，而非杨琛。汇款人主张该用途设定为网上银行的系统设定，并非汇款人自主填写，浙通公司对汇款用途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在待证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没有依职权向银行调取证据，仅依据杨琛的陈述就对其主张进行了认定。三、2013年11月27日和2013年12月31日的两笔汇款1000万、300万，浙通公司没有实际使用，在进入公司账户后由吴碎尊用于归还个人借款，浙通公司不应当承担返还责任。通过调查浙通公司原始记帐凭证显示，2013年11月27日杨琛个人卡转入（浙通公司工行账户）1000万元，2013年11月28日转出，用于归还吴碎尊在费县中小企业担保中心的个人借款。2013年12月2日杨琛个人卡转入（浙通工行账户）300万元，当天直接转出，用于归还吴碎尊实际控制的浙江丰益化工科技公司的借款。四、一审法院认为浙通公司未举证证明被杨琛和吴碎尊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吴碎尊将价值580万元的车辆交付给杨琛，杨琛也对交付行为予以承认，足以证明杨琛和吴碎尊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以浙通公司未举证证明浙通公司和吴碎尊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为由，对浙通公司通过胥某账户向吴碎尊提供借款300万元这一事实予以认定，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五、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浙通公司主张吴碎尊曾将市值80万元的手机号码（号码为155××××8888）及价值580万元的宾利车一辆用于抵偿借款，杨琛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是其主张宾利车系吴碎尊赠与。通过杨琛的主张我们可以得知：1.吴碎尊已经将价值580万元的宾利车交付给杨琛。杨琛和吴碎尊之间具有债权债务关系，吴碎尊是债务人，债务人将其自有的价值580万元的车辆交付给债权人，而且债权人已经取得车辆，抵偿借款的效力自交付行为完成时发生。2.杨琛主张宾利车系吴碎尊的赠与，根据举证责任的转移，则需由杨琛承担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转移的过程中，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作为本证的证据后，相对方当事人则需要提供作为反证的证据。杨琛主张吴碎尊交付车辆给其的行为是赠与行为，则需要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由其承担证明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根据杨琛的主张就认定交付汽车的行为是赠与行为，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浙通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车辆及手机号码的所有权人情况，但法院以其并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为由，对浙通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在杨琛和吴碎尊之间只存在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吴碎尊将价值580万元的宾利车交付给杨琛，其交付的数额特别巨大，关于宾利车的所有权的认定问题严重影响吴碎尊的偿还数额，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具有重大影响。一审法院以其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为由，对浙通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严重偏袒杨琛。六、一审判决在认定利息问题的过程中适用法律错误。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在第三十三条规定：“本规定公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一审判决根据废止的司法解释认定本案借款利息，属于适用法律有误，应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吴碎尊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陈建和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刘风华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王丽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杨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偿还借款2200万元及利息800万元，并由王海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由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王海瑜承担本案的诉讼及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为杨琛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杨琛现金（小写）22000000.00，现金（大写）贰仟贰佰万元正。期限自2013年11月27日至2014年2月24日止。借款人：吴碎尊身份证号：330323197210272717……共同借款人：陈建和身份证号：330323196612192635……借款人：浙通公司共同借款人:刘风华身份证号:37283119731231163X……共同借款人:王丽梅身份证号:372831197407280047……”。2013年11月27日,杨琛向浙通公司的账户（山东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16×××74）汇款1000万元。同年12月2日，杨琛向浙通公司的账户汇款300万元。同日，杨琛通过提供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吴碎尊提供借款200万元，吴碎尊在承兑汇票的复印件上签字：“收到吴碎尊2/12”。2014年3月20日，杨琛通过其公司员工胥某的网银账户向吴碎尊账户（工商银行临沂中心支行账号：62×××86）汇款300万元。杨琛申请胥某出庭作证，证明其经常通过胥某账户向外打款，胥某本人与吴碎尊不认识，对于打款的用途也不清楚。同年3月27日，杨琛向吴碎尊的账户汇款300万元。杨琛主张另向吴碎尊提供现金100万元，并提供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其曾于2014年1月27日在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取款100万元的事实。综上，杨琛共向浙通公司提供借款1300万元，向吴碎尊提供借款900万元。一审另查明，2014年5月19日，杨琛、王海瑜及吴碎尊共同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吴碎尊等人所借杨琛款项，杨琛承诺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不提出任何诉讼。但所借款项必须于2014年12月3日前全部付清。并由王海瑜负责连带责任担保。承诺人：杨琛担保人：王海瑜吴碎尊2014年5月19日”，杨琛提供了该《承诺书》的复印件，在复印件下端手写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原件留与公司备查”，吴碎尊在上述手写内容后签字，浙通公司盖章（红章）确认。浙通公司及王海瑜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系复印件，且吴碎尊有私刻公章的行为。王海瑜对《承诺书》上的签名亦不予认可。浙通公司及王海瑜在庭审中均未对《承诺书》中签名及公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一审再查明，案外人鲁铜公司因企业借贷纠纷于2014年8月6日、20日两次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4）临商初字第101号、115号民事调解书，（2014）临商初字第101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鲁铜公司“遂于2014年3月6日、2014年3月31日两次诉至本院，本院以（2014）临商初字第25号、（2014）临商初字第35号立案受理。在本院审理中，双方于2014年5月19日达成庭下和解协议，鲁铜公司遂申请撤诉。该和解协议第五条约定：签订本协议后，为保证乙方还款，甲方工作人员进驻乙方公司，参与、监控乙方公司的运营。”2014年5月21日，根据上述和解协议的约定，浙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建和变更为王海瑜。在上述两份调解书中，鲁铜公司与浙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海瑜。对这一问题，王海瑜抗辩称：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是浙通公司为向王海瑜履行还款义务提供的担保，实际的经营管理都是吴碎尊、陈建和管理，王海瑜只是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实际上王海瑜与鲁铜公司没有参与过浙通公司的任何经营行为。杨琛另提供吴碎尊及浙通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4月25日、5月13日出具的《借条》共三份，金额共计2027万元，欲证明：杨琛与吴碎尊等人约定并结算了本案借款的利息为2027万元，但因约定利息过高，杨琛同意按照法律规定的月息0.02%计算利息。浙通公司不予认可，主张杨琛并未实际提供借款，且公章应系虚假，但浙通公司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未递交鉴定申请。庭审中，浙通公司主张吴碎尊曾将市值80万元的手机号码（号码为155××××8888）及价值580万元的宾利车一辆用于抵偿借款。杨琛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手机号码仍由吴碎尊使用，宾利车系吴碎尊赠与，与本案无关。浙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法院调取上述财产的权属状况。一审再查明，2014年5月19日，浙通公司原股东陈建和、吴碎尊分别与案外人鲁铜线缆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建和将其持有的浙通公司的30%的股份，吴碎尊将其持有的浙通公司40%的股份转让给案外人鲁铜线缆公司，王海瑜作为鲁铜线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转让协议上签字。浙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吴碎尊（持有30%股份）与鲁铜线缆公司（持有70%股份）。同日，浙通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免除陈建和执行董事职务，选举王海瑜为新执行董事，免去吴碎尊监事职务，选举李德营为监事。同时，浙通公司决定聘任王海瑜为公司经理。鲁铜线缆公司系法人独资公司，其股东为鲁铜有色金属公司，王海瑜兼任上述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琛就本案借款于2014年9月22日起诉于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后因浙通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2015年10月16日，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杨琛与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之间所达成的借款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自签订之日起对双方当事人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协议的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浙通公司作为借款人之一，以其并未收到全部借款为由抗辩不应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数额的问题，因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早于杨琛提供借款的时间，因此，杨琛对于其实际提供的借款数额负有举证责任。在杨琛提交的提供借款的相关证据中，双方对于杨琛向浙通公司账户打款1300万元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杨琛通过提供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吴碎尊提供借款200万元，经吴碎尊在承兑汇票的复印件签字确认，一审法院亦予以认定。关于杨琛公司员工胥某通过网上银行向吴碎尊账户汇款300万元的自记用途一栏为还款的问题，浙通公司和王海瑜对汇款用途提出异议，但因网上银行中的汇款用途为系统设定的选项，并非汇款人自主填写，现证人胥某表示对于汇款用途并不清楚，而浙通公司和王海瑜亦未举证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对于杨琛通过胥某账户向吴碎尊提供借款300万元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杨琛所主张的向吴碎尊提供现金100万元的事实，虽然杨琛仅提供了取款的交易明细，但结合杨琛已提供借款数额中绝大多数款项的转款记录或吴碎尊书写的收到条，一审法院对杨琛通过给付现金的方式提供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2014年3月27日杨琛向吴碎尊账户汇款300万元，有中国工商银行的电子银行回单及银行卡交易明细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杨琛主张已实际提供借款2200万元，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吴碎尊等人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已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问题。虽然《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但根据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对于杨琛要求各共同借款人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琛要求各共同还款人按月息二分支付利息，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借款利息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因杨琛最后一笔提供借款的时间已超出《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期限，则借款利息应自杨琛最后一次提供借款的时间，即2014年3月27日起算。关于杨琛提供的2014年3月26日、4月25日、5月13日的《借条》三份，其主张《借条》载明的数额实际为双方结算的本案借款的利息，现浙通公司与王海瑜对上述三笔借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杨琛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上述《借条》载明的数额系本案借款的利息，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三份《借条》系被告支付利息完毕后又借回而形成，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琛可待证据充足后另行主张。关于王海瑜对本案借款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杨琛提供的《承诺书》虽系复印件，但复印件最后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原件留与公司备查。”吴碎尊、浙通公司在该注明部分签字、盖章确认。可以看出《承诺书》原件保存在浙通公司，而浙通公司在庭审中一直未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对于该《承诺书》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在本案庭前证据交换及法庭辩论终结前，王海瑜对该《承诺书》虽不认可，但一直未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且从杨琛提交的《承诺书》出具的时间看，《承诺书》形成的当天，王海瑜被选举为浙通公司的执行董事，且其任法定代表人的鲁铜线缆公司成为浙通公司的控股股东。可以看出，王海瑜在出具《承诺书》时已实际享有浙通公司的管理权。王海瑜主张其接任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仅是为了保证鲁铜有色金属公司的债权实现，其并未实际管理浙通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如王海瑜并未实际管理浙通公司，亦未保管公司公章，则其进驻浙通公司以保障实现鲁铜有色金属公司债权这一目的根本无法实现，也与两公司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中第五条之约定相互矛盾，其该项抗辩理由无事实依据，亦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截至本案在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时，鲁铜线缆公司一直系浙通公司的控股股东，而王海瑜仍为浙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20日变更为王庆新）。因此，自各方签署《承诺书》至本案诉讼期间，浙通公司一直处于王海瑜的管理控制之下，根据《承诺书》的内容，杨琛与王海瑜对本案借款已达成担保合意，担保合同成立并生效，王海瑜对本案借款及利息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浙通公司及王海瑜主张吴碎尊曾用宾利车及手机号码抵偿借款的问题。因杨琛不予认可，浙通公司及王海瑜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达成以物抵债的合意，车辆及手机号码的所有权人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因此对于浙通公司及王海瑜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依法不予准许。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杨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判决：一、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杨琛借款人民币2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3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王海瑜对上述借款及利息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96800元，由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针对王海瑜举证：浙通公司企业变更情况，来源于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据此证明：2014年5月21日浙通公司股东由陈建和、吴碎尊变更为鲁铜线缆公司、吴碎尊；2014年5月21日浙通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由陈建和变更为王海瑜。进一步证明2014年5月21日之前，浙通公司仍然在吴碎尊控制下，王海瑜没有实际控制浙通公司，《承诺书》中加盖的浙通公司公章是吴碎尊和杨琛恶意串通。杨琛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变更虽然是2014年5月21日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但是在2014年4月30日，鲁铜公司就通知其股东召开收购浙通公司70%股权的通知，5月18日鲁铜公司召开股东公会时决定收购70%的浙通公司股权，同时任命王海瑜为浙通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人，决定修改浙通公司章程。5月19日浙通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一致选举王海瑜为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人，5月21日办理工商变更，但是从5月18日王海瑜接管公司，5月19日召开股东会当天晚上吴碎尊通知杨琛办理还款担保的《承诺函》事宜，因此王海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5月21日才掌控浙通公司。浙通公司质证：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证：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浙通公司于2014年5月19日召开股东会，选举王海瑜为执行董事，同日被浙通公司聘任为公司经理，即在出具《承诺书》时王海瑜已实际享有管理权。该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对此问题的认定，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针对杨琛举证：浙通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2014年4月30日鲁铜公司通知召开股东会，决定收购浙通公司股权。同年5月18日鲁铜公司的股东决定收购浙通公司70%股权任命王海瑜为浙通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兼法人，修改浙通公司章程。上有鲁铜公司和王海瑜盖章签字。同年5月19日章程修正案以及鲁铜公司营业执照和浙通公司的营业执照。据此证明：达成《承诺函》时王海瑜就实际掌控了浙通公司，不能以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为准。王海瑜质证：上述证据在一审中均出示并质证过，故不属于新证据。浙通公司质证：除21号的变更登记外，其他证据审中均出示并质证过。本院认证：上述证据在一审卷宗中均以收录，并已质证。三、针对浙通公司举证：1.浙通公司备案的公章印模（原件）。通过与《借条》中借款人浙通公司的公章进行对比，明显不一致，结合《公章鉴定申请书》要求的鉴定结果证明：《借条》中浙通公司的公章系伪造，而且在2014年9月5日后，浙通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和涉诉案件中出现过假公章，浙通公司已经报案处理。2.浙通公司公章使用登记表及申请单（复印件加盖公章）；李德营、南仁兰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出具的证明（原件）；浙通公司记账凭证和业务回单（复印件）。据此证明：1.在2014年5月21日之前浙通公司一直由吴碎尊实际控制，且自2014年5月21日下午开始，浙通公司的公章使用都有规范详细的记录。2.案件涉及的借款，浙通公司没有使用，均是为吴碎尊个人还款使用，仅是借用浙通公司账户。王海瑜质证：对于上述证据无异议。李德营、南仁兰出具的证明，证明王海瑜在2014年5月21日前没有掌管公章，之前由吴碎尊保管。《承诺函》加盖的公章并不是如杨琛所述，由王海瑜加盖。公章使用登记表申请也证明了上述内容。杨琛质证：对浙通公司备案的公章印模及公章使用登记表及申请单，系浙通公司单方所提供，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就是其实际使用的公章印模。对于证人证言，证人是鲁铜公司的员工，和王海瑜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一审没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二审不属于新证据。对浙通公司记账凭证和业务回单，系浙通公司单方提供，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亦不能证明本案事实，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共同借款人为何借杨琛款项与杨琛无关，不能否定借款人共同借款的事实。同时按照最高法院民事证据规则四十二条规定，上述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证：1.对于浙通公司备案的公章印模，公章使用登记表、申请单，记账凭证和业务回单。因系浙通公司单方提供，并涉及浙通公司内部管理规范，在杨琛对此不予认可且浙通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公章具有唯一性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2.对于李德营、南仁兰出具的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关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该证据不符合证人证言该种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本院不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真实有效，并确定借款金额为2200万元是否正确；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担保法律关系真实有效，并判决王海瑜承担担保责任是否正确；三、吴碎尊将涉案手机号码、宾利车赠予杨琛的行为是否影响涉案还款数额的认定。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从作为借贷关系发生凭证的涉案《借条》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反映了出借人杨琛与借款人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之间的借贷关系，体现了借贷双方之间就涉案借贷事宜达成的合意，亦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规定的情形；从作为涉案借贷关系履行凭证的银行交易凭证看，涉案2200万元款项中有1300万元为杨琛通过银行转账向浙通公司支付、200万元为杨琛通过承兑汇票向吴碎尊支付、300万元为杨琛通过银行转账向吴碎尊支付、300万元为案外人胥某按照杨琛的付款指示通过网上银行向吴碎尊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关于“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达到借款人账户时，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生效”的规定，涉案《借条》与银行交易凭证可以相互佐证，证明涉案借款已实际履行，故应认定杨琛与浙通公司、吴碎尊、陈建和、刘风华、王丽梅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于杨琛主张的通过现金交付方式向吴碎尊出借100万元款项的问题。因杨琛在一审中提交了其取款的银行交易明细，该笔款项的支付方式与《借条》中载明的方式亦相符，一审判决结合杨琛已提供借款数额中绝大多数款项的转账记录，将该100万元款项认定为涉案借款并无不当。从涉案《借条》关于“期限自2013年11月27日至2014年2月24日”的约定看，应为借款使用期限，王海瑜关于以该期限为杨琛提供借款的效力期限为由，主张对2014年2月24日以后600万元款项予以扣除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浙通公司、王海瑜以涉案《借条》存在伪造、虚假为由，请求对《借条》中添加的手写内容“借款人：山东浙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笔迹形成时间以及该处加盖印章的真伪、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在浙通公司及王海瑜不能举证证实浙通公司公章具有唯一性的情况下，其关于印章真伪的鉴定申请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同时，根据王海瑜二审提交的由费县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浙通公司《企业变更情况》，吴碎尊、陈建和在涉案借款出借期间均系浙通公司股东，且陈建和任浙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碎尊任浙通公司监事。并结合涉案《借条》抬头及陈建和处亦均加盖浙通公司印章，涉案款项中1300万元直接由杨琛打入浙通公司等事实，浙通公司、王海瑜关于笔迹及印章形成时间鉴定的申请亦缺乏必要性，本院亦不予准许。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涉案《承诺书》虽系复印件，但复印件最后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原件留与公司备查”，吴碎尊在该注明部分签字、浙通公司亦盖章确认。对于杨琛仅留存《承诺书》复印件的原因，杨琛在一审中进行了如下陈述：“王海瑜与吴碎尊找到杨琛，提出不让杨琛起诉，王海瑜准备全面接管浙通公司并继续开发该楼盘，承诺年底还清借款并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三方均在承诺书上签字并按捺手印，但杨琛与王海瑜均要求保管该《承诺书》，在吴碎尊的调和下，提出双方均各自留存复印件，由浙通公司和吴碎尊作证签字盖章，原件留存浙通公司保存”。在二审又作了如下陈述：“浙通公司已由王海瑜掌控，王海瑜及浙通公司担心杨琛起诉，查封土地，因此要求《承诺函》留存于浙通公司”。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在涉案《承诺书》出具的当天，鲁铜公司与浙通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达成了《和解协议》，鲁铜公司申请撤诉，《和解协议》约定鲁铜公司工作人员进驻浙通公司，在当日鲁铜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瑜被选举为浙通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参与浙通公司经营管理。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推定该《承诺书》原件系由浙通公司保存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因浙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未能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亦无不当。根据《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杨琛与王海瑜就涉案借款已达成担保合意，担保合同成立并生效，王海瑜对涉案借款及利息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海瑜以涉案《承诺书》存在伪造、虚假为由，申请对《承诺书》中加盖的“山东浙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承诺书》尾部“原件留与公司备查”“吴碎尊”字迹与“山东浙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印章是字压章还是章压字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在浙通公司未能提交该《承诺书》原件、王海瑜亦不能举证证实浙通公司公章具有唯一性，且王海瑜于《承诺书》出具的2014年5月19日，已被选举为浙通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对浙通公司实际享有管理权的情况下，王海瑜的该项鉴定申请缺乏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自《承诺书》载明的涉案债务届满之日（2014年12月3日）至杨琛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追加王海瑜作为本案被告之日（2015年1月6日），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的法定担保期限。王海瑜虽以该《追加被告申请书》系伪造为由，主张王海瑜就涉案借款已超过担保期限，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同时，结合杨琛在一审中对其在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时（2014年9月16日）对未追加王海瑜作为本案被告的原因所作的陈述：“杨琛因鲁铜公司起诉浙通公司而行使不安抗辩权，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因王海瑜作为担保人仍在《承诺书》约定的合同履行期内，故未将王海瑜列为本案被告，在《承诺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杨琛于2015年1月6日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追加王海瑜为本案被告。”本院对王海瑜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其请求对一审卷宗中《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杨琛签字及手印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亦不予准许。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因杨琛对王海瑜关于吴碎尊用宾利车及手机号码抵偿借款的主张不予认可，王海瑜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杨琛与吴碎尊之间曾就上述标的物达成以物抵债的合意，故上述标的物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王海瑜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其关于请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上述标的物持有人获得财产来源的申请，亦不予准许。
此外，关于一审判决对涉案借款利息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对该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该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杨琛于2014年9月16日即向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2日予以立案，后因该案涉案标的超出该院管辖范围，被移送至一审法院。因杨琛起诉之日及法院立案之日均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之前，故一审判决依据该规定施行之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认定涉案借款利息，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之处。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海瑜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上诉人王海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栾建德
审判员 李守军
审判员 陈 浩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赵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