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9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广增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区瑞华。
委托代理人：梁堪贵，广东环�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隽，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增城市医药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桂芬。
委托代理人：罗勇健，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广增医药器械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增城市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5年11月18日，以被上诉人为甲方，以增城市广增医药有限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约定乙方改制后，属甲方属下的企业；每年需按甲方向属下单位下达任务前3名指标的平均数缴交管理费和股权利润，并需于当月28日前缴清，等。
2002年1月30日，被上诉人向增城市广增医药有限公司下达增药总（2002）12号《关于下达2002年上缴任务的通知》，明�载明其2002年上缴的任务为27.5万元，且至2001年12月，还欠被上诉人利润和管理费433021元，房屋租金276533元，共计709554元，往年欠款加今年任务共计984554元。
2003年7月25日，以被上诉人为甲方，以增城市广增医药有限公司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缴给甲方股权费、管理费在2002年12月31日前按原约定的执行，并须在2003年12月31日内交清；乙方每年向甲方缴交股权费、管理费固定为15万元，从当年1月1日起执行，并在每季季未25日前交到被上诉人财务科；该协议只是作为原协议的补充，其他条款不变。
2006年5月26日，增城市广增医药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提交《关于申请调整管理费的报告》，说明因企业亏损经营、银行压缩贷款等致使公司负债增多，请求将上缴的股权费、管理费调整为每年五万元。
同年7月4日，被上诉人向增城市广增医药有限公司作出批复，同�从2006年7月起上诉人每月缴交的管理费为5000元。
另查明：从1996年起，上诉人每年均向被上诉人缴纳数额大小不等的管理费。上诉人于2002年共缴纳446731.86元，2003年共缴纳200000元，2004年共缴纳270000元，2005年共缴纳100000元，2006年1月25日缴纳20000元。
再查明：2009年10月6日，增城广增医药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名称为广州市广增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2、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管理费882822.1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从1997年1月1日起计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暂计至2011年12月31日为818208.82元。合计为1701030.96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之诉。上诉人、被上诉人所签订《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双方也一直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合同权利�务，且被上诉人亦自认上诉人于2002年起至2006年期间共缴纳管理费1016731.86元，故原审法院对该两份协议的效力及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缴纳的管理费数额予以确认。同时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愿意解除该两份协议，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确认解除上诉人、被上诉人所签订的《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对于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的管理费总额的问题。第一阶段：增药总（2002）12号《关于下达2002年上缴任务的通知》中明确上诉人往年的欠款加今年任务共计984554元。上诉人抗辩主张被上诉人未统计1996年2001年间收取的管理费和股权利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应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上诉人也无相应证据推翻被上诉人在通知中确认其所欠的款项并非984554元，故依法应承�举证不能责任。由于通知的内容上诉人也已部分履行，履行期间也无证据表明上诉人就通知中的管理费或房租部分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抗辩不予采纳。另由于上诉人于2002年间共向被上诉人缴纳446731.86元，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至2002年12月31日止尚欠被上诉人股权费、管理费及房屋租金款为537822.14元。
第二阶段：自《补充协议》约定的缴费期间至被上诉人作出《关于广增公司申请调整管理费的批复》约定的缴费期间（即2003年1月1日起至2006年6月30日止）。该期间双方约定上诉人应缴交的股权费、管理费定额为15万元／每年，时间共三年零六个月，故上诉人在应缴的管理费为525000元。上诉人主张依据该协议缴纳管理费不合理，但由于上诉人签字盖章确认协议内容，其随意以不合理为由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在该期间所缴纳款项已达570000元，对于多缴纳的45000元，被上诉人并无向上诉人退还，故应予减扣上诉人之前尚欠款。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至2006年6月30日止，尚欠被上诉人款项为492822.14元。
第三阶段：自2006年7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由于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申请作出的《关于广增公司申请调整管理费的批复》中对缴费数额已明确为每年6万元，时间为六年零六个月。在此期间，上诉人并无向被上诉人缴交过任何款项，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该期间欠被上诉人的管理费为390000元。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的股权费、管理费及房屋租金882882.14元（492822.14元＋390000元）。
对于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支付欠款利息的主张，由于双方对欠款的利息并无明确约定，且上诉人的欠款也是累积产生，其欠款总额最后产生于2012年12�31日，故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请求以欠款总额为基数从1997年1月1日起计利息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可从被上诉人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诉求合理部分，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证据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被上诉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与上诉人广州市广增医药器械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
二、限上诉人广州市广增医药器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股权费、管理费及房屋租金882882.14元及利息（从2013年12月27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给被上诉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
三、驳回被上诉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105元，由被上诉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负担3741元，上诉人广州市广增医药器械有限公司负担6364元（被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预交的诉讼费用，由上诉人迳直向被上诉人返还，原审法院不予退还）。
上诉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本案一审判决不顾事实，基于臆断进行裁判，背离基本的司法正义，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本案的《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属于无效的合同。
（一）本案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违背国有股权管理制度，损害国家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国有企业向上诉人投资并持有10%股权，无论是根据当时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还是现行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10%的股权是国有法人股，属于国有股权。根据当时实施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国有法人股应由作为投资主体的国有法人单位持有并行使股权”，股权的行使包括股权的转让、质押、收益、管理等方面。然而，根据1995年11月18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广增医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统一归边由乙方（上诉人）负责经营管理”，这显然是非法处分国有股权的管理权、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因此，根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和现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违反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
（二）本案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以协议的方式对国有股权约定固定的股利的作法违背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协议书》第二条“广增医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统一归边由乙方负责经营管理。乙方每年需向甲方（被上诉人）缴交管理费和股权利润，管理费和股权利润的金额为甲方每年向属下（现有医药经营单位）下达管理费及利润任务前3名指标额的平均数，年年如此，直到乙方经营期限终止。……”以及《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双方同意乙方每年向甲方缴交股权费、管理费固定为壹拾伍万元人民币，执行时间从2003年1月1日起执行。……”的规定可见，被上诉人以协议的方式对国有股权约定固定利润，明显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国有股权管理应当遵循“保障国有股权益，做到与其他股权同股、同权、同利”的原则。另外，根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企业应当建立资产经营责任制，对企业全部法人财产及其净资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一条也规定“所出资企业应当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对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所出资企业应当接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不得损害企业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出资之后，就对国有资产放任不管，放弃出资人的权利，没有尽到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随意约定国有股权的利润额，�显属于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违背了《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三同”原则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属于无效的协议。
（三）《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违反了《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损害公共利益，应当认定无效。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股东应当遵守公司章程，股东按出资比例领取红利。然而，被上诉人滥用其国有企业的身份和地位，以《协议书》的方式领取固定的红利，这明显损害了其他股东利益。此外，《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只约定保底利润，不承担任何风险与责任属于无效合同。权利义务相对应是合同的基本原则。本案中，被上诉人将其股份交给上诉人经营管理，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管理费，而不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费。如果说，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提供了管理服务，被上诉人应当证明其提供具体管理行为的事实。另外，被上诉人根据《协议书》的保底利润条款，每年向上诉人收取股权利润，损害了上诉人其他股东、债权人、国家税收等第三人的利益。综上所述，《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属于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二、鉴于《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属于无效的合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已缴的款项被上诉人应当予以退还。自1995年签订《协议书》以来，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缴交了人民币1，952，741.45元。这些款项，是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利益，属于被上诉人的不当得利。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予以退还。
三、即使本案合同有效，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缴交的管理费、股权利润和房屋租金的事实和数额认定错误，应予纠正。
（一）一审判决选择性地�纳证据，无视上诉人1996年至2001年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缴交管理费、股权利润证据，否定上诉人在这期间缴交的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查明，“从1996年起，被告（上诉人）每年均向原告（被上诉人）缴纳数额大小不等的管理费”。但后又不认可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未统计的1996年至2001年间收取的管理费和股权利润。事实上，被上诉人从1996年起就向上诉人收取数额大小不等的管理费和股权利润。被上诉人历年共收取金额如下：1996年180，579元，1997年146，666.65元，1998年75，000元，1999年244，260.14年，2000年79，503.80元，2001年150，000元，共计人民币876，009.59元。上述年份的款项数额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对此也无异议。但是一审法院却不予采纳，仍然认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上诉人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不完整、不准确，却被一审�院采信。被上诉人收取2005年管理费和股权利润140，000.00元，数额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庭审中予以认定，法院在判决中却认定100，000.00元。因此，一审法院否定上诉人在1996年至2001年向被上诉人缴纳管理费和股权利润，否定上诉人在2005年缴纳管理费和股权利润，是与事实完全不符。
（二）一审法院查明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房屋租金数额有误。被上诉人主张，从1999年10月1日起至2001年9月30日止，上诉人按每月租金6，994元计算，应缴纳的房屋租金为276，533元。这样的计算有误。退一步讲，假使上诉人真的拖欠了房租金，那么租期24个月，月租金为6，994元，计算出来的租金应是167，856元。被上诉人出现了如此明显的计算错误，一审法院仍然不加以核实就采纳了，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应予纠正。
四、即使本案合同有效，本案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已于2006年7月起就停止向被上诉人缴交任何款项。然而从2006年7月起两年内，被上诉人对此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没有向上诉人发出催缴的通知。因此，依照法律的规定，早已超过了两年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1995年签订的《协议书》及2003年签订的《补充协议》属无效合同，而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追诉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缴交的管理费、股权利润和房屋租金的事实和数额认定有误。故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并认为：一、双方签订的《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1、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也完全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按照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且双方一直从1995年履行至今，可见协议是合法有效的。2、公司的股份当然统一由公司负责经营管理，被上诉人作为股东对于自身权利的行使，就是将日常经营管理权交公司，而自身以股东身份行使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掌控公司的发展方向。这完全符合公司法中经营权和决策权分立的规定。3、被上诉人不仅没有对国有资产放任不管，反而是以领导单位的名义对上诉人进行管理，并在医药领域给予上诉人指导，积极履行管理职责和股东义务。4、上诉人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协议内容存在损害国家�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二、一审法院对于1996至2012年间款项的认定是正确的。
对于1996至2001年间的款项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提供证据《关于下达2002年上缴任务的通知》证明双方已进行结算，并书面告知了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也确认收到该通知，且从未提出过异议。由此可知，至2001年12月止，管理费433021元，房租276533元；2002年，275000元。2003年1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按《补充协议》执行，每年固定15万元，共计525000元；2006年7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又依上诉人的申请变更为每月5000元，共计390000元。2002年至2005年间，上诉人共缴款1016731.86元，现仍拖欠管理费882822.14元。故一审法院对于该时间段的款项认定正确。
三、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且上诉人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双方协议约定的款项是股权利润和管理费，且协议一直处于履行过程中，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退一步讲，上诉人在一审期间从未提出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是正确、合法的。现上诉人在上诉时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又没有提出新的证据支持，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上诉人于2005年缴纳的费用总额为140000元而非100000元。对其他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上诉人在改制后的工商登记股权状况为：区瑞华出资90万元，占90%的股权；被上诉人出资10万元，占10%的股权。1995年11月1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约定：改制后上诉人属被上诉人领导下一间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被上诉人的全部股份统一归边由上诉人负责经营管理。
一审开庭期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下达2002年上缴任务的通知》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仅对合法性有异议，并认为被上诉人每年只是下达缴费通知，并未按《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的内容要求上诉人缴纳管理费。二审期间，上诉人又表示其未收到该《关于下达2002年上缴任务的通知》。
对于《关于下达2002年上缴任务的通知》中所列房屋租金276533元，被上诉人解释称：上诉人从1995年改制就开始租赁被上诉人的厂房，双方于1999年9月30日才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为每月6994元。2002年1月30日结算的租�除包含1999年9月30日至2001年9月30的租金外，还包括1995年至1999年实际产生的租金。诉讼中，双方均未能提供《租赁合同》原件。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在1996年至2001年期间缴纳的费用总额为876009.59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以及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款项金额的认定。
首先，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工商登记情况记载，上诉人在改制后属被上诉人持有10%股权的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对其所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5年11月18日签订的《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将其股份归边由上诉人负责经营管理，并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缴纳固定的管理费、股权利润等款项，实质属于被上诉人对其出资企业的一种经营模式的选择，此种经营模式并不涉及被上诉人对其持有股权的处分，也未改变被上诉人作为国有法人股持股主体的法律地位，而有关收取管理费、固定利润的约定作为被上诉人实现其股权收益的方式，更不发生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因此，该《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系经双方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相应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3年7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在《经营管理责任协议书》的基础上订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现上诉人以已失效的部门规章《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主张上述协议无效，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款项总额的认定。被上诉人对其主张的2002年1月30日之前已发生欠款709554元的事实，提供了2002年1月30日的《关于下达2002年上缴任务的通知》，且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确认收取该通知，故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期间表示未收到通知的事实主张不予采纳。而上诉人自2002年收到该通知后不仅未对其中所列欠款总额提出异议，反之在2002年度缴纳费用共计446731.86元，远超出当年度应上缴的任务275000元。且此后上诉人先后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提出《关于申请调整管理费的报告》，并在2003年至2006年期间再缴纳管理费60余万元，在此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也从未要求重新核实2002年之前的欠款金额，因此上诉人现提出不确认《关于下达2002年上缴任务的通知》中载明的利润、管理费、房屋租金欠款金额，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对双方履约期间各阶段应缴费用总额的认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但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原审查明的2005年度已缴管理费金额有误，故本院对该部分费用差额40000元作出相应扣减，即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欠款总额应为882882.14元－40000元=842882.14元。
另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现本案并不存在该条款确定的除外情形，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上所述，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已缴纳费用的认定部分有误，本院予以变更。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增城市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维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
三、变更增城市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上诉人广州市广增医药器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支付欠款842882.14元及利息（从2013年12月27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四、驳回被上诉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105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广增医药器械有限公司负担5255元，被上诉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负担4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29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广增医药器械有限公司负担11998元，被上诉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负担6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廖嘉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