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9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蒲桂华，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万福，深圳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覃爱国，男，汉族，系蒲桂华的丈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深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广仕，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周满华，广东汇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玉禾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娜，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费广振，男，汉族，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深圳市金风帆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占恒。
委托代理人杨毓珣，女，汉族，系公司职员。
原审被告深圳市华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剑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敖志和，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蒲桂华、上诉人深圳市深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港公司）、上诉人深圳市玉禾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洁公司）为与原审被告深圳市金风帆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管公司）、深圳市华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剑公司）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物管公司是深圳商报广场的物业管理单位，于2011年将商报广场（含印务楼等建筑和外围）的日常清洁工作外包给清洁公司。蒲桂华于2012年2月2日入职清洁公司，任职保洁员。2012年5月18日，蒲桂华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其于2012年2月6日下午3点多工作时掉入施工工地洞底受伤，为此提交了工作证、门诊病历、路线图及证言证词等申报材料，请求认定为工伤。清洁公司向该局提交了一份《深圳市员工伤（亡）事故调查报告书》，称蒲桂华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法购买工伤保险，该事故其已通过商业保险报销费用，公司已为其购买雇主责任险。2012年5月29日，该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认为蒲桂华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不属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调整范围。蒲桂华向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深圳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于2012年8月1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上述具体行政行为。
蒲桂华为证明侵权事实，提交了两份书面证言，证人分别为王某和张某。王某证词的主要内容为，2012年2月6日下午3点多其与蒲桂华一起送垃圾返回工作岗位路过商报社北栋一楼空车间时，蒲桂华掉入坑洞，由证人及另外一名工人将蒲桂华救了上来，当时蒲桂华称左手无法活动，身上也有多处皮外伤。张某证词的主要内容为，王某与蒲桂华负责同栋楼，其于事发当天看见王某与蒲桂华一起离开。
根据蒲桂华的申请，原审法院准许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其主要证词除前述书面证词外，还包括：其与蒲桂华送完垃圾返回工作岗位时，为避免绕行就从印务楼一楼穿行，进入印务楼时并未发现外面有围挡及施工警示，其此前也经常从那里经过并没有挖坑。
另查，深港公司与业主单位深圳报业集团2011年签订了一份施工合同，约定由深港公司承包印务楼改造工程结构加固施工项目。2011年11月28日，深港公司向物管公司缴纳了施工押金后，开始进场施工。2012年1月16日，华剑公司与深圳报业集团签订一份装修施工工程协议书，约定由华剑公司承包印务楼一至四层的装修工程。2012年4月12日，华剑公司向物管公司缴纳了施工及水电押金后，于2012年4月30日正式开工。
根据深港公司的申请，原审法院准许证人李明出庭作证，证人的主要证词为：1、其系物管公司员工，涉案地点当时的施工单位为深港公司，事发当天及之后并未听说蒲桂华摔伤的情况，深港公司当时在施工现场外面张贴了“施工场地禁止入内”内容的多份A4打印纸，印务楼西侧的门平时处于关闭状态，由证人保管钥匙，事发当天其并未将钥匙交予他人；2、印务楼外围没有围栏，北侧无门，改造期间北面的外墙体打掉了一部分，是为了将机器搬走，正常情况下行人不能通行；3、印务楼位于蒲桂华工作区域的商报大厦和北侧的垃圾集中存放区之间，两地通行需从印务楼两侧绕行。
再查，2012年2月6日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门诊病历显示，蒲桂华因左腕部外伤半小时为主诉就诊，并伴有全身多处皮肤挫伤，诊断为左桡骨远端骨折。此后，蒲桂华又多次前往该院门诊治疗，该院亦多次开具病假证明，最后一次病假日期至2012年7月3日。2012年10月25日，根据蒲桂华的委托，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蒲桂华的伤情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拾级伤残，其中简要案情部分有“被鉴定人诉2012年2月6日在工作时致伤”等内容。蒲桂华提交了两份鉴定费票据，金额共计1680元，其中700元的票据开具日期为2012年6月4日，蒲桂华称系用于当时的工伤鉴定。
庭审时，深港公司确认2012年2月6日涉案现场由其负责施工，物管公司确认证人李明系其公司的管理员。蒲桂华称其入职时清洁公司未对蒲桂华进行安全培训，事发后并未直接向物管公司或深港公司反映情况，只是向清洁公司作了汇报，并由蒲桂华主管带去治疗，其认为已由公司在办理相关事宜，就未向其他单位要求索赔。
另，蒲桂华系农业户籍，2012年3月7日，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办事处竹林社区工作站和深圳市金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金众小区管理处共同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蒲桂华系该辖区居民，于2002年11月6日至2010年9月30日在金众小区39栋205房居住。金众小区管理处另出具证明，证明蒲桂华于2002年至2010年在福田金众街自营四川麻辣味小吃。2012年10月18日，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办事处梅富社区工作站出具的人口信息登记表显示，蒲桂华于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3月8日期间在布尾村26号A202暂住，暂住事由为务工。2012年3月26日，被告清洁公司向蒲桂华发放了工资203元。
蒲桂华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清洁公司、物管公司、华剑公司、深港公司连带支付其残疾赔偿金64761元、医疗费2008元、误工费12500元、护理费13500元、交通费800元、营养费3000元、伤残鉴定费16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106999.72元。第二次庭审前，蒲桂华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赔偿其他损失39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根据蒲桂华自述和证人陈述，并结合病历、鉴定意见以及行政复议书等证据的相关内容，可以认定蒲桂华在工作期间跌入涉案工地坑洞受伤的事实属实。蒲桂华作为清洁工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公司主管汇报，由公司协助处理相关事宜，乃一般人的正常反应，故其并未及时通知物管和施工单位，显然不具过错。
深港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在施工地点留有危险坑洞的情况下，未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合理有效措施，导致蒲桂华跌入坑洞受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证人李明证明深港公司已张贴了警示标志，但由于并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其证言不足以证明相关事实，且其也同时证明深港公司并未在工地周围设置围挡等安全措施，故深港公司不能据此免责。
蒲桂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为就近而穿行涉案工地且未注意到通行环境的安全状况，对于本次意外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原审法院酌定减轻深港公司20%的赔偿责任。
物管公司虽为涉案商报广场的物管单位，但由于涉案地点因改造工程施工已由业主单位直接发包给深港公司，此时已不负有对该地点的安全管理责任，不应对蒲桂华的损害承担责任。
根据已查明事实，华剑公司于事发当日尚未进场施工，本次事故的发生与华剑公司无关，其不负赔偿责任。
清洁公司作为蒲桂华的雇佣单位，依法应对蒲桂华工作期间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其并非直接的侵权一方，不属于共同侵权的情形，故应在深港公司的赔偿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对超出深港公司赔偿范围的损失承担直接赔偿义务。
蒲桂华因本次意外产生的损失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计算，包括：
1、医疗费。蒲桂华主张2008元，有相关病历及医疗票据佐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2、护理费。蒲桂华主张13500元，因其并未住院治疗，亦无相关医嘱及鉴定意见证实其需要护理，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3、残疾赔偿金。根据相关居住证明、人口信息单、工作证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足以证明蒲桂华事发前已在本市居住满一年以上并有收入来源，故本案残疾赔偿金应按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二十年，结合其十级伤残等级，蒲桂华主张残疾赔偿金64761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4、交通费。蒲桂华因本次意外就诊治疗及后续鉴定，必然产生交通费损失，蒲桂华主张800元并不过高，原审法院予以支持。5、营养费。本次意外造成蒲桂华骨折以及多处皮肤挫伤，确有必要加强营养，其主张营养费3000元并不过高，原审法院予以支持。6、误工费。蒲桂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事发前的收入标准，清洁公司于事发后发放的203元亦仅为蒲桂华工作几天的工资，不具参考性，原审法院酌定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月作为参考。根据相关病假证明，蒲桂华至2012年7月3日前需要全休，其主张按4.5个月计算误工费，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故本案误工费金额应为7200元（1600×4.5），蒲桂华过高的误工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7、鉴定费。蒲桂华主张1680元，有司法鉴定意见书及相应票据佐证，虽然其中有700元鉴定费系用于工伤鉴定，但属于因本次意外所产生的必要费用，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蒲桂华主张的其他损失共计390000元，因其并未说明具体损失的项目，亦未举证证明确有相关损失的发生，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上述损失共计79449元，依前述意见，应由深港公司赔偿63559.20元，其余15889.80元由清洁公司负责赔偿，清洁公司还应对深港公司的赔偿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深港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蒲桂华63559.20元；二、清洁公司对深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清洁公司另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蒲桂华15889.80元；四、驳回蒲桂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1元，由蒲桂华自行负担269元（原审法院已批准免交），深港公司负担618元，清洁公司负担154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蒲桂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深港公司、清洁公司连带支付其残疾赔偿金64761元、医疗费2008元、误工费11250元、护理费13500元、交通费800元、营养费3000元、伤残鉴定费16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后期医疗费5万元，伤残之后20年的生活费144000元，不能带孙子三年而请保姆的损失72000元，7年收入损失12400元，合计496999元。其事实理由为：一、蒲桂华在一审中提出的8项诉讼请求共106999元中，一审未支持任何护理费且按最低工资标准支持误工费、漏判精神损害抚慰金，有误。二、蒲桂华一审中提出的诉请390000元，一审以未说明具体损失的项目，亦未举证证明确有相关损失的发生为由，不支持，是错误的。
上诉人深港公司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蒲桂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蒲桂华承担。其事实与理由为：深港公司是深圳报业集团北院印务楼改造工程结构加固施工项目（下称涉案工地）的施工方，施工期自2011年11月至2012年4月。原审已查明且无争议的基本事实包括：（1）深港公司施工的涉案工地位于印务楼内。（2）蒲桂华从事保洁工作，工作区域为商报大厦，不包括印务楼。工作内容之一是将商报大厦的垃圾运至印务楼北侧的垃圾桶集中区。至2012年2月6日蒲桂华已在商报大厦从事五天保洁工作。（3）印务楼与商报大厦处于同一大院，印务楼位于商报大厦的北面，东西两侧均有道路通向商报大厦。本案的主要争议事实包括：（1）蒲桂华是否在涉案工地内受伤。（2）深港公司是否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3）蒲桂华是否因通行需要进入涉案工地。
一、原审法院在证据采信方面适用双重标准，片面采信蒲桂华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对主要争议事实认定错误，进而作出错误判决。鉴于本案特点，证人证言是认定案件争议事实的重要证据。一审中，蒲桂华提交了证人王某、张某出具的证言，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深港公司申请了证人李明出庭作证。一审的庭审情况显示，王某、张某出具的证言的证明力明显低于李明所作的证词。（1）王某出具的证言在提及本人时，直接用姓名表述，没有按语言习惯使用“我”或“本人”代称，显然该证言并非本人手写或口述。王某在庭审中称“此前也经常在那里经过并没有挖坑”，明显与事实不符。涉案工地原系印刷车间，里面的坑系2009年印刷设备搬离后留下的基坑，并非深港公司所挖，深港公司的施工内容之一就是回填基坑。说明该证人在陈述重要事实时有撒谎行为。此外，法庭曾向王某询问其出生年月，王某回答记不清了，显示该证人难以正确表达意思。（2）根据蒲桂华的陈述及张某的证言，送完垃圾后，蒲桂华和王某进入涉案工地，张某与其他同事返回商报大厦。结合张某并未参与施救的事实，说明事发时张某与现场的距离较远，证言内容并非其亲身感知的事实。张某不在现场，却能身临其境地描绘蒲桂华的受伤经过（掉入涉案工地坑洞）及施救过程（由王某与一位施工工人救上来）等非持续性事件，且与王某的描述完全一致，显见张某的证言系蒲桂华授意。（3）李明系物管公司负责管理涉案工地所在搂宇的工作人员。工作职责决定了其更接近案件相关事实，而且李明在庭审中接受了法庭、深港公司及蒲桂华的交叉质询，回答内容前后并无矛盾，蒲桂华也未提出任何有效的反驳意见。在李明所作证词的证明力高于王某、张某出具的证言的情形下，原审法院片面采信王某、张某出具的证言，有误。不仅如此，对需要依靠证人证言予以认定的争议事实，原审法院明显适用了双重标准——有利于蒲桂华的证言均予采信，有利于深港公司的证言均不予采信。由于违反证据规则并对双方证据的采信适用双重标准，原审判决对主要争议事实作出完全有利于蒲桂华的错误认定：（一）原审判决认定蒲桂华在涉案工地内受伤的依据不足。病历仅记载了蒲桂华的伤情，未记载受伤地点；鉴定意见仅记载了蒲桂华“在工作时致伤”，没有记载受伤地点；行政复议书虽记载蒲桂华“掉入施工工地洞底受伤”，但该事实系蒲桂华陈述而非查明的事实，且行政复议书没有明确上述施工工地是指涉案工地。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蒲桂华的受伤地点是涉案工地，实质上依据的是蒲桂华的陈述和证人王某、张某的证言。事实上，直至蒲桂华提起诉讼前，深港公司及物管公司均不知道蒲桂华在涉案工地受伤，蒲桂华亦从未向深港公司或物管公司反映受伤事实或提出赔偿要求。如果蒲桂华已要求清洁公司代为向深港公司或物管公司索赔，清洁公司没有理由不向深港公司或物管公司告知蒲桂华在涉案工地受伤的事实。因此，蒲桂华在涉案工地受伤的证据并不充分。（二）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深港公司未尽安全注意义务。由于深港公司参加诉讼时早已完成施工并撤离涉案工地，且在此之前蒲桂华从未向深港公司或物管公司反映受伤事实，不可能保留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相关证据，只能通过证人证言的形式予以证实。庭审中，证人李明证实深港公司在其帮助下，分别在南面、西面、北面张贴警示标志。涉案工地系封闭区域，深港公司的施工内容（对印刷设备搬离后的空车间内部进行加固、修补）均在楼宇内完成，不包括所在楼宇的外墙面，也不会对楼宇外的道路通行造成任何影响，不需要在楼宇周围设置围挡。因此，深港公司已根据施工项目的特点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原审判决采信蒲桂华的陈述，认定深港公司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系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蒲桂华为就近而穿行涉案工地。蒲桂华的工作区域为商报大厦，不包括涉案工地所在楼宇。因此，蒲桂华基于何目的进入涉案工地对于界定各方过错并划清各方法律责任至关重要——如蒲桂华系通行需要（就近而穿行）进入涉案工地，深港公司有责任确保其安全通行；如蒲桂华并非通行需要进入涉案工地，其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特别地，如蒲桂华基于非法目的进入涉案工地，不应由深港公司承担任何责任。根据蒲桂华的陈述及证人王某、张某的证词，蒲桂华将垃圾运送至印务楼北侧的垃圾桶集中区后，从印务楼一楼室内穿行，准备从一楼西侧门出去，回到南面的商报大厦。蒲桂华的穿行说法存在诸多疑点，与事实不符。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证人李明的证词，印务楼一楼西侧门处于经常性关闭状态，该门的钥匙由其保管，西侧门在蒲桂华主张的受伤时间并未打开，蒲桂华不可能从西侧门出去。（2）即使西侧门当时未关闭，与正常通行路径相比，蒲桂华的选择并未减少路程——蒲桂华弃平坦道路不走，选择穿行存在危险的涉案工地，明显不符合常理。（3）根据证人李明的证词以及深港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印务楼北侧一楼既没有门，也没有墙面被打掉用于通行，只能翻墙爬窗进入涉案工地，说明涉案工地不具备通行条件，蒲桂华并非因通行需要进入涉案工地，而是另有目的。（4）涉案工地原系印刷车间，深港公司施工期间，车间内的印刷设备已基本搬空，但地面仍遗留部分零散器部件，蒲桂华进入涉案工地应该是捡拾废品甚至窃取遗留的零散器部件。印务楼北侧一楼是否具备通行条件（或者说是否有门或者墙面被打掉）是本案的关键事实，对于判断蒲桂华穿行说法的真实性乃至划清各方法律责任至关重要。深港公司已充分举证证明印务楼北侧不具备通行条件，但是，原审判决在没有否定证人李明的证词以及深港公司相关证据的情形下，直接采信蒲桂华的穿行说法，并最终错误判定深港公司的法律责任。事实上，即便原审法院认为证人李明的证词以及深港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印务楼北侧不具备通行条件，只需对现场进行勘察或者询问印务楼的所有者（深圳报业集团）或者物管公司即可。二、即便深港公司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且蒲桂华因通行需要进入涉案工地，蒲桂华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蒲桂华在深圳报业集团从事清洁工作已有数日，每天多次运送垃圾至涉案工地外面的垃圾桶集中区，应当知道涉案工地正在施工的事实以及擅自进入涉案工地的风险。但是，蒲桂华送完垃圾后，在其他同事按正常工作路径返回工作地点的情形下，擅自进入存在危险的涉案工地。即便蒲桂华因穿行进入涉案工地，由于违规改变行走路线，将自己置于人身安全受到潜在威胁的危险环境中，蒲桂华的行为不符合正常通行的要求。因此，除原审判决提及的过错情形外，蒲桂华对损害的发生持放任态度，即便深港公司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不能成为蒲桂华放任自己受到损害的理由。因此，蒲桂华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三、原审判决部分判项适用法律错误。即便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部分判项适用法律错误。对于蒲桂华主张的交通费800元，蒲桂华已提交相关证据显示金额为66元，乘车次数亦与就诊次数基本吻合，原审判决全额支持蒲桂华的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对于蒲桂华主张的营养费3000元，蒲桂华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原审判决全额支持蒲桂华的该项请求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对于蒲桂华主张的误工费12500元，虽然案发时蒲桂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司法解释，蒲桂华与清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由于蒲桂华至2012年7月需要全休，该期间属于医疗期，蒲桂华可享有医疗期待遇，不存在误工损失，原审判决酌定支持误工费7200元显属错误。
上诉人清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清洁公司无须赔偿蒲桂华15889．80元。二、清洁公司无须对深港公司的63559．20元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蒲桂华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其事实及理由为：一、本案应为侵权责任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蒲桂华所受伤害属于施工单位在无任何警示标识及未采取合理有效措施的情况下挖坑施工而直接导致的，是侵权责任纠纷。蒲桂华的损失应由直接侵权人施工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清洁公司无须承担责任。二、蒲桂华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清洁公司已经对蒲桂华进行了相应的工作培训。蒲桂华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成年人，其应当注意到通行涉案工地的安全状况。蒲桂华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清洁公司与蒲桂华之间为劳务合同关系，清洁公司已对蒲桂华进行了相应的工作流程及工作操作安全的系列培训。蒲桂华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三、清洁公司已足额向蒲桂华支付了劳务报酬，清洁公司与蒲桂华之间不是劳动合同关系，蒲桂华所受伤害也不是清洁公司所导致的，清洁公司无义务支付蒲桂华额外的工资。原审法院判定由清洁公司支付蒲桂华工资，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四、原审法院判决由清洁公司承担15889.80元的赔偿责任，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且没有明确具体是哪几项的赔偿数额。
上诉人清洁公司答辩称，蒲桂华提出的护理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蒲桂华提出的交通费、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后期医疗费及伤残之后20年的生活费、不能带孙子而请保姆的损失、七年收入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深港公司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另外补充如下，对于一审判决未予支持蒲桂华的诉讼请求，蒲桂华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蒲桂华答辩称，一、蒲桂华的上诉意见作为第一个答辩理由。二、清洁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刚上岗的蒲桂华没有进行培训。三、蒲桂华在清洁公司工作期间，受物管公司的安排。四、事故发生过程中，蒲桂华没有任何过错和责任。蒲桂华2月6日上班，清洁公司指派王某带领蒲桂华，蒲桂华没有责任，清洁公司应该承担责任。蒲桂华才上班两天，不存在盗拿施工材料的行为。三、深港公司过错明显，王某是现场的目击证人，她叙述事情的经过比较清楚，其证言也是可信的。深港公司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深港公司的上诉理由中怀疑蒲桂华盗窃，这种怀疑没有依据。
原审被告物管公司、华剑公司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导致蒲桂华受伤的事故发生地没有监控，无法还原事发经过，但王某作为在场人，其证言对事发经过描述清晰，逻辑清楚，且与蒲桂华自述的受伤过程一致，并无明显疑点，深港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李明事发时并不在场，其证言不足以推翻王某之证言。虽然上诉人深港公司对蒲桂华受伤过程提出了诸多怀疑，但并无证据证明其怀疑成立，本院依法采信证人王某对事发经过的描述。但事发地属深港公司的施工工地，既非蒲桂华履行清洁工作的工作场所，亦非其从事清洁作业必经之道路，一同作业的张某并未从事发地走过足以证明当事人完全可以选择其他道路通行，故蒲桂华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不顾危险穿越正在施工的工地且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其过错显而易见。原审法院对蒲桂华过错认定过轻，酌定减轻深港公司20%的责任不当，本院依法调整为减轻深港公司50%的责任。蒲桂华系清洁公司员工，事故发生时正在履行职务，故清洁公司依法应当承担雇主责任，对蒲桂华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义务。因蒲桂华的受伤与深港公司未尽安全义务存在因果关系，清洁公司依法承担责任后可向深港公司追偿，鉴于蒲桂华对深港公司同时提起诉讼，为减少讼累，本院一并处理，由深港公司对蒲桂华50%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深港公司与清洁公司并非共同侵权，清洁公司对上述损失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超出上述赔偿义务的责任，依法由清洁公司承担。蒲桂华请求上述两主体承担连带责任，清洁公司、深港公司上诉称自己无须承担责任，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蒲桂华因本案侵权事故造成的损失，原审根据本案案情酌定交通费800元并无不当，营养费、误工费计算亦无不妥，深港公司认为原审确定的上述损失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蒲桂华未住院治疗，故原审法院未支持护理费；蒲桂华不能证明其事故发生前的收入情况，故原审法院按照最低收入标准计算其误工费；蒲桂华原审请求增加的医疗费5万元，伤残之后的20年生活费144000元，三年不能带孙子请保姆损失72000元，7年收入损失12400元，均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蒲桂华上述损失的确认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维持，蒲桂华关于上述损失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蒲桂华因伤导致10级伤残，势必对其精神造成损害，其原审时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合法，原审法院对此未予处理，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蒲桂华总损失共计89449元，应由深港公司承担50%的损失即44724.5元，清洁公司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其他50%的损失44724.5元，由清洁公司负责赔偿。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12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深圳市深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蒲桂华44724.5元。
三、上诉人深圳市玉禾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上诉人深圳市深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四、上诉人深圳市玉禾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另行赔偿上诉人蒲桂华44724.5元。
五、驳回上诉人深圳市深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六、驳回上诉人深圳市玉禾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七、驳回上诉人蒲桂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41元，由上诉人蒲桂华负担269元（原审法院批准免交），上诉人深圳市深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86元，上诉人深圳市玉禾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82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深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41元，上诉人深圳市玉禾田物业清洁管理有限公司10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辉 辉
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
代理审判员 侯 巍 林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静（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