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283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遵义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湄潭县湄江镇新大街茶乡北路。法定代表人：夏凤祥，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洪东，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佟仰华，北京市中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遵义市巨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开发区香港路。法定代表人：吴荣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郭桂林，贵州崇遵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遵义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达公司）与被申请人遵义市巨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巨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光达公司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九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理由如下：一、关于光达公司、巨丰公司签订的《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的性质及法律效力。（一）涉案《房地产投资开发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是有效合同。1、双方投资的房地产项目真实，是位于贵州省的巨丰上城印象房地产项目，双方在合同中对投资规模、投资股份及比例分配、权利义务、共同责任做了明确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法》第三、四、五、六、九、十二条规定。2、光达公司与巨丰公司对巨丰上城印象房地产项目的投资，是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特别是合同第七条对光达公司权利义务的约定，光达公司积极支持参与配合巨丰公司工作、确保投资款足额到位、对项目投资共负盈亏。合同确定光达公司以现金形式投资1800万元、以转账方式投资1700万元，共计3500万元均已足额到位。（二）原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款，认定《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性质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适用法律错误。1、光达公司是参加共同经营，合同第七条第三款、第四款有明确约定。2、光达公司承担联合投资风险。合同第七条第一款明确约定，光达公司对项目投资共负盈亏。合同中没有任何关于光达公司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约定及表述。3、《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不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双方自2010年12月24日签订《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到2011年3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光达公司未收到巨丰公司一分钱，不是借款关系。4、在2011年3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时，巨丰公司承认其违约，保证在八个月时间内履行《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意每月向光达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82.85万元。此后巨丰公司先后向光达公司支付了八个月的履约保证金，共计662.8万元。双方均自觉履行了《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补充协议》。（三）原审法院混淆本案中一个重要事实。在2010年12月24日签订《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后，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书》，从约定内容可以看出，签订《补充协议》《协议书》的原因是巨丰公司承认其严重违约，一是巨丰公司违反承诺将巨丰上城印象房地产项目设定抵押担保，擅自将公司财务章交付第三方监管；二是巨丰公司违反约定，未将巨丰上城印象项目相关手续办理到双方名下；三是由于巨丰公司违约行为，造成光达公司未能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系巨丰公司违约造成光达公司无法参与经营，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光达公司未参与实际经营。二、原审法院对光达公司交付巨丰公司1800万元现金的事实没有查清，认定事实错误。光达公司提举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光达公司向巨丰公司交付现金1800万元。主要有：证据一、2010年12月24日巨丰公司向光达公司出具的现金《收据》；证据二、从2010年12月24日至2011年11月6日，巨丰公司先后出具的五份书面证据，即《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结算凭据》《补充协议》《协议书》《财务结算凭据》；证据三、光达公司取现1799万元的凭据；上述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巨丰公司已实际收到1800万元现金的事实。上述认定事实错误表现为：1、光达公司举证巨丰公司收到1800万元现金《收据》证据及相关1800万元现金已交付的书面证据，巨丰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在巨丰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应该认定巨丰公司负有举证不利的责任。2、夏凤祥等三人先后取款1799万元，加上光达公司单位存放的1万元，共计1800万元交付给巨丰公司，符合实际情况。光达公司对交付1800万元的时间、地点、人员等及支付大额现金的原因均向法院做了详细陈述。特别是在2015年5月11日一审法院对双方做了调查笔录，调查参加人有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凤祥，巨丰公司出纳姚小芳、股东吴荣玲。夏凤祥对交付1800万元现金的时间、地点、人员均做了详尽的陈述。本案中光达公司举证支付1800万元现金是对案涉房地产项目的投资，与双方之间的其他事情无关，巨丰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1800万元现金与其他事情有关，与本案无关。在转账《收据》、现金《收据》上，除了金额、收款方式不同外，其他时间、格式和文字注明内容完全一样；原审法院对投资事实完全一样的1700万元转账《收据》、1800万元现金《收据》，一个支持，一个不支持错误。另，原审法院在二审中，没有开庭审理，也没有找光达公司谈话，只找巨丰公司谈话核实1800万元的问题，这剥夺了光达公司在二审程序中的辩论、陈述权利。三、光达公司要求巨丰公司支付违约金22260752元。2011年11月6日《协议书》第六条违约责任第一款双方约定违约金条款，应得到法院支持。巨丰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是巨丰公司与光达公司之间为借款关系而非联合投资关系，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虽光达公司与巨丰公司之间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书》，但结合双方履行合同的实际状况，光达公司并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也未承担任何风险。二是根据一、二审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光达公司实际提供给巨丰公司的借款仅为11354500元，而不是双方约定的3500万元。光达公司主张向巨丰公司现金支付18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三是光达公司声称的3500万元投资款中现金1800万元并未支付给巨丰公司。四是二审程序合法，并未剥夺光达公司的任何权利。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光达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再审审查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一、原判决对光达公司与巨丰公司签订的《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的性质及法律效力认定是否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原判决未认定光达公司向巨丰公司支付1800万元现金是否缺乏依据。一、原判决对《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的性质及法律效力认定是否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就此，光达公司以双方在上述合同中已约定各自义务，且写明光达公司“对项目投资共负盈亏”，系因巨丰公司违约导致其无法参与经营等为由，主张双方系投资而非借贷关系，协议应自始有效。本院认为，根据光达公司与巨丰公司签订的《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内容显示，虽然双方在《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中约定光达公司“对项目投资共负盈亏”以及需积极配合巨丰公司工作、以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等权利义务内容，但同时亦约定项目收入在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后需优先清偿光达公司投资款等，此后又签订《补充协议》《协议书》，约定了还款事宜和违约金条款，光达公司也实际按期取得了合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此时，一方面，光达公司在没有参与项目的情况下，分次以协议形式确定其获取的收益，且实际加以履行，并未承担项目投资风险。另一方面，虽双方在协议中写有巨丰公司的违约情形，但上述情形除去合同表述外，并未有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综合考量全案情况，原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款即“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之规定，认定《房地产联合投资开发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书》无效，存有依据，并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原判决未认定光达公司向巨丰公司支付1800万元现金是否缺乏依据。结合前述分析，在认定本案涉及合同的性质及效力的基础上，需综合考量交付1800万元现金等事项的举证责任。虽光达公司陈述杨晓虹、杨洪东及夏凤祥三人从个人账户取款1799万元现金后通过光达公司陆续支付给巨丰公司，但上述取款凭证的金额和日期与夏凤祥陈述并不吻合，光达公司在一、二审期间亦未提交足够证据证明1800万元大额现金交付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员等事实；结合光达公司原审中认可除涉案项目外还有其他投资项目，夏凤祥与吴荣旭之间亦有私人借款往来等内容，此时原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未认定光达公司向巨丰公司交付1800万元现金，并不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光达公司的此项再审事由，不能成立。另，光达公司主张原审法院在二审期间组织巨丰公司单方询问系剥夺其辩论、陈述权利，但该主张并无相应法律依据；光达公司再审申请巨丰公司支付其违约金，亦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本院对光达公司的上述再审申请事由，均不予支持。综上，光达公司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遵义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崇理代理审判员  郁 琳代理审判员  殷 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孙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