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20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女，1936年8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亚光，男，1945年9月2日出生，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1，男，1936年2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侯海燕，北京市大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3，男，1986年5月15日出生。
上诉人孙×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23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9月，孙×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陈×1系夫妻，1956年2月9日结婚，陈×3是我二人之孙。北京市西城区×里×号楼×门×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是我夫妻二人于1999年公改房时所购买的共同财产。我于2011年7月16日在北京国信公证处办理公证，将我拥有的个人份额和其他财产做了处理。去世后由儿子陈×2或孙子陈×3先后继承。但陈×1、陈×3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没有征得我同意，于2012年9月26日擅自通过中介公司签订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实际给付购房款。并且当即办理了房产证过户变更手续。该行为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确认陈×1、陈×3之间于2012年9月26日签订的关于涉案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635234）无效，对方承担本案费用。
陈×1辩称：孙×与我系夫妻，陈×3是二人之孙。签订合同时间属实。2012年7、8月份，孙×与我对房屋买卖有商量。陈×3将2万元定金交给孙×和我，去房屋中介签了合同，当天去了房屋交易大厅，孙×都在场。合同是网签合同，原房屋产权登记人为陈×1一人。当天双方签订正式房屋买卖合同，孙×有签字按指纹。陈×3办理了手续缴纳费用后，孙×和我回家。陈×3将185.2万元现金交给孙×和我，并打了收条。现金由孙×收起来了。该价款是三方合意，自愿买卖。起诉书中所称公证是孙×个人行为，与我无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孙×诉讼请求。
陈×3辩称：同陈×1的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陈×1、陈×3之间于2012年9月26日签订的关于涉案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635234），系由陈×1出售其与孙×共有的房屋，该份合同经陈×1、陈×3签字，并经陈×1、陈×3在法庭调查中认可，故法院认为该份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现孙×主张该份合同无效，法院就该份合同是否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予以审查。《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认为该份合同不属于（一）、（三）、（四）、（五）项所述情形，关于陈×1、陈×3之间签订的该份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孙×利益的情形，法院认为，基于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陈×1、陈×3均应当知道涉案房屋系孙×与陈×1共同所有，如果该份合同损害孙×利益，则可以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关于是否损害孙×利益，法院结合孙×于当日与陈×1、陈×3、居间方共同签订了标的物、价款、履行方式等主要事项内容相同的房屋买卖合同这一情形，认为孙×亦认可该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故陈×1、陈×3之间签订的合同不应认定为损害孙×利益的情形。诉讼中，孙×亦主张陈×3未实际支付孙×购房款项，法院认为，是否支付款项属于合同履行情况的考察，对于合同效力并无影响，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判断。因此，法院认为，陈×1、陈×3之间于2012年9月26日签订的关于北京市西城区×里×号楼×层×门×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635234）未见合同无效的情形，孙×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判决：驳回孙×之诉讼请求。
判决后，孙×不服，上诉至本院称：我未全程参与和知情房屋买卖，中介也未告知我合同主要内容，且陈×3并未实际支付房款；陈×1、陈×3为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通过恶意串通，采取欺诈手段用虚假买卖的合法方式，掩盖非法占有行为（并没有实际支付房款），严重损害我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我的诉讼请求。陈×1、陈×3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孙×与陈×1系夫妻关系，陈×3系二人之孙。涉案房屋系孙×与陈×1婚后购买。2011年7月6日，孙×在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办理公证遗嘱，其中载明：“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小区×号楼×门×号房产为我和丈夫陈×1的夫妻共同财产，我去世后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包括我本身所又有的房产份额和我应继承丈夫陈×1的份额）留给儿子陈×2个人所有。如果陈×2先于我去世，就把上述房产份额留给孙子陈×3所有。二、如果北京市西城区×里小区×号楼×门×号房产遇到拆迁情况，拆迁后我分得的所有钱款和补偿房屋等财产，全部留给儿子陈×2个人所有。如果陈×2先于我去世，就把上述财产留给孙子陈×3个人所有。三、我个人名下的全部财产，包括房产，存款，金银首饰等所有财产全部留给儿子陈×2个人所有。如果陈×2先于我去世，就把上述财产留给孙子陈×3个人所有。”
2012年9月24日，孙×及陈×1至北京回龙观医院进行诊断，该院出具诊断结果为：目前未见精神病性症状。
2012年9月26日，陈×1作为出卖人与陈×3作为买受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合同编号：C635234）约定：陈×1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陈×3，通过北京久宏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介绍成交，房屋成交价格1872000元。陈×1在出卖人签章处签字并按手印，陈×3在买受人签章处签字。
同日，孙×和陈×1作为出卖人，陈×3作为买受人，北京久宏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居间方，三方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约定：出卖人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陈×3，通过北京久宏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介绍成交，房屋成交价格1872000元。出卖人签章处有孙×和陈×1分别签字并按手印，买受人签章处有陈×3签字，居间方签章处有北京久宏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日期为2012年9月26日的《售房同意书》显示，涉案房屋是陈×1和孙×自愿出售给陈×3，无他人胁迫，是陈×1和孙×真实意愿的表示，上有陈×1和孙×在卖房方处签字并捺印。同日，涉案房屋过户登记于陈×3名下。
原审庭审中，孙×认可房屋买卖合同、售房同意书中的其签字的真实性，签字时陈×1、陈×3以及陈×2夫妇都在，但表示因无人告知其不知合同及同意书的内容。本院审理期间，孙×称陈×1卖房事前和事后均未与其沟通，其之所以去中介以及房地产交易大厅，是因陈×1身体不好，其要推着陈×1去，之后其推着陈×1在外看下象棋，没人告知其房屋买卖的事情，对签字和按手印也没有印象，其记得曾推陈×1到交易大厅的窗口，有人询问陈×1是否是自愿过户的，陈×1说是自愿的，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说，事情就结束了。为证明陈×1、陈×3恶意串通，孙×提交其认为是陈×3手写的文字材料，陈×3认为不是新证据，且为陈×1想将涉案房屋留给他其与陈×1沟通所写，孙×亦在场。陈×1、陈×3对孙×所述其对房屋买卖和过户一事不知情不予认可，并提交录像光盘予以证明。该录像显示：陈×1签字时孙×在其旁边目睹了签字的过程。孙×称其不识字，不知道陈×1签的是什么东西，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
上述事实，有结婚证、房产证、房屋买卖合同、公证书、网签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售房同意书、北京回龙观医院诊断证明书、录像光盘、手写文字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孙×上诉称陈×1、陈×3恶意串通，采用欺诈手段损害其权益，但仅凭其提供的手写文字材料不足以得出陈×1、陈×3二人恶意串通的结论。孙×称其对陈×1、陈×3买卖涉案房屋不知情，但是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陈×1与陈×3之间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孙×与陈×1、陈×3共同到中介公司，在陈×1、陈×3以及中介公司三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捺印，在售房同意书上签字；其亦随陈×1到房产交易大厅窗口接受“是否愿意过户”的询问并目睹了陈×1签字的过程。孙×虽称其不识字，但其系无精神性疾病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相关民事行为的意义应有正常人之判决，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上述主张，难以采信。根据双方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难以认定陈×1与陈×3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存在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孙×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均由孙×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阳春
审 判 员 史 伟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