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张中民终字第56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掖市敦煌种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发科，系该公司总经理。
住所地：甘肃省临泽县工业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梁顺伟，系北京市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兵，系该公司董事长。
住所地：张掖市甘州区欧式街北辰安兴6#楼
委托代理人孟凡奇，系张掖市甘州区北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陈学君，系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张掖市敦煌种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州区人民法院（2013）甘民重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掖市敦煌种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顺伟、被上诉人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孟凡奇、陈学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4月20日，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敦煌种业公司（乙方）签订《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约定由甲方委托乙方代繁玉米种子，双方对所生产的玉米种子的品种、面积、质量标准、数量、价格及权利义务、种子生产要求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时还约定甲方根据实际生产面积，为乙方按0.8元/公斤的标准支付代繁服务费，服务费在农户种款结算清楚后一月内支付。协议签订后，被告在张掖市甘州区大满镇四号村、甘州区小满镇中华村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代繁玉米种子。秋收后四号村、中华村将收获后的合格玉米鲜穗10416吨交付给被告，被告将10416吨玉米鲜穗运送至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后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按约定给被告支付了服务费。
2011年4月6日，原告博丰农业公司（乙方）与被告敦煌种业公司（甲方）签订《代繁协议》一份，协议约定：“1、乙方负责生产过程，种子质量（国标）由乙方控制并负责，甲方监督落实；2、乙方交售给甲方合格的鲜穗种子，按0.25元/公斤支付给乙方服务费；3、甲方负责拉运鲜穗种子，费用由甲方承担；4、乙方提供收购场地及服务协调工作；5、乙方服务费用由甲方按收购清单结算，于收购结束后一月内支付。协议签订后，原告在甘州区小满镇中华村联系落实制种基地6697亩（实际生产面积6696.8亩），后经招标被告敦煌种业公司与甘州区小满镇中华村签订了《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后双方又签订了《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补充协议》。在种子生产过程中，原告派三名工作人员常驻该村进行土地面积丈量等生产活动，敦煌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派十名技术人员参与了技术指导工作。秋收后中华村交付被告合格鲜穗种子6712.239吨。原告在甘州区大满镇四号村落实制种面积3995.51亩（实际种植面积3957.51亩），被告与甘州区大满镇四号村签订了《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在种子生产过程中，原告派六名工作人员进行了面积丈量、发放农药、技术指导等生产活动。敦煌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派一名工作人员参与相关的工作。秋收后四号村交付被告合格鲜穗种子3704.446吨。2012年3月8日、5月22日被告分两次以借支的方式给原告支付代繁服务费85000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服务费1754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交的2011年4月6日原、被告签订的《代繁协议》、2011年4月7日被告与小满镇中华村委会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补充协议》、中华村玉米制种面积丈量花名册、中华村制种基地区域平面图、大满镇四号村面积汇总表及面积核实表、2011年10月14日大满镇四号村农药发放表；被告提交的2011年4月13日被告与小满镇中华村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及公证书、2011年4月19日被告与敦煌种业先锋良种公司签订的《玉米种子代繁合同》、2011年3月28日被告与大满镇四号村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种子生产示范合同》、2011年4月7日被告与大满镇四号村签订的《制种玉米种植附加协议》以及本院依职权对小满镇中华村一社社长石磊、小满镇中华村村委会主任丁学勤、大满镇四号村文书牛如成、大满镇四号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闫建民、敦煌先锋良种公司田间经理薛万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发科、四号村十二社原任社长唐永福、四号村七社治保主任张义汉、中华村二社社长任斌、中华村八社原任社长张东、中华村二社社员余金辉、原告公司经理陈学君、原告公司技术员陈兵、李荣的调查笔录在卷，并经庭审质证属实，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原、被告签订的代繁协议是否有效；二是原告是否履行了代繁协议中约定的义务。
关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繁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并不受国家强制性规定的约束，故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有效的。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代繁协议》约定原告的主要义务为“生产、交售种子，提供收购产地”，原、被告之间是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而原告博丰农业公司不具备生产玉米种子的资质，故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关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繁协议》是否有效，首先应确认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首先，根据原告委托代理人陈学君和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发科的陈述，原、被告双方对订立合同目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被告委托原告完成某些工作，由被告给原告支付付服务费，并非被告代理人主张的种植回收关系。其次，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繁协议中对玉米种子的品种、生产面积、收购价格、种子生产要求、生产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制种款的结算等均无明确约定，该协议不具备种植回收合同所要求的基本内容。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繁协议》只是较为笼统的约定原告负责种子的生产过程，控制并负责种子的质量（国标），提供收购场地及服务协调工作，甲方按交售的合格鲜穗种子给乙方支付服务费。再次，与中华村和四号村签订制种合同的相对人系被告而非原告，原告在中华村、四号村的工作都是以被告的名义进行的。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订立的代繁协议从合同的条款、签订合同的目的、合同的履行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上分析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故双方形成的系委托合同关系。被告以原告公司不具备生产玉米种子的资质为由，认为双方签订的《代繁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是否履行了代繁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的问题。原告认为，协议签订后，原告完成了落实制种面积、协助签订合同、派技术人员在中华、四号村完成丈量土地、指导农户种植及收获等工作。被告法定代表人认为中华和四号村的技术工作是先锋公司完成的，其他工作是被告完成的，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其借用了原告公司的四名技术人员。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中华村的生产活动是由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直接进行的，被告给该公司的生产活动提供了一些协助工作。四号村的制种活动是被告进行的。《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依职权通知被告法定代理人到办公场所，就案件的相关情况向其进行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的行为并无不当或违反法律规定，被告委托代理人称该行为“违规”，无法律依据。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发科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与被告委托代理人梁顺伟的陈述不相一致，鉴于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加之在原审庭审中被告授权的具有特别代理权限的委托代理人王复忠的陈述与张发科的上述陈述一致，故被告对本案相关事实的陈述应以张发科的陈述为准。对张发科提出中华村和四号村的技术指导工作是先锋公司完成的，其他工作均由其完成，完成过程中其借用了原告的四个技术人员的主张。根据庭审调查，该陈述虽与敦煌先锋良种公司田间经理薛万祥的部分陈述相一致，但被告针对该主张未提交直接证据加以证明，且在原审及重审过程中被告均不向法庭提供借用原告四名技术人员的姓名，且认可未给四名借用的技术人员发放过工资，被告提出的借用事实显然不符合常理，对该陈述不予采信。庭审中被告提交的农户亲本种子发放表、区域平面图、隔离分布图、地块分布图、运输通知单、过磅单，这些证据均是从先锋公司调取的，经过调查核实，先锋公司曾派本公司工作人员到中华村和四号村完成过部分工作，并对落实的土地面积进行了核实，故被告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完成了除技术指导外的相关工作。原告针对其主张，提供了中华村玉米制种面积丈量花名册和大满镇四号村面积汇总表及面积核实表，这些证据均系原件，上面有中华村、四号村各社社长的签名。经本庭核实，签名系真实的，且原告提交的面积总和与被告为先锋公司在中华村、四号村代繁玉米的种植面积相符，说明原告完成了在中华村、四号村落实制种面积的工作。原审及重审期间本院依照职权对小满镇中华村一社社长石磊、小满镇中华村村委会主任丁学勤、大满镇四号村文书牛如成、大满镇四号村民委员会主任闫建民、四号村十二社原任社长唐永福、四号村七社治保主任张义汉、中华村二社社长任斌、中华村八社原任社长张东、中华村二社社员余金辉进行了调查，这些证人的陈述基本一致，与原审期间被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丁学勤、闫建民的证言也相互吻合，以上证人均证明原告和先锋公司都曾派技术人员在四号村、中华村进行过指导农户种植玉米，且在与被告签订合同前是原告公司经理陈学君落实的制种面积，并经其引荐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被告在重审庭审中提出其派技术人员驻村蹲点的主张，因被告在原审及重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被告的这一主张不予采信。被告在庭审中称原告为完成交售被告鲜穗玉米的义务，经调查中华村与四号村已将收获的鲜穗玉米交付给被告，并由被告送往酒泉先锋公司，原告所派蹲点技术工作人员直到种子拉走后才离开，故被告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因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繁协议过于简单，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不具体，但原告已完成了“负责生产过程”、“控制种子质量（国标）”、“交售合格鲜穗种子”及“服务协调工作”，故被告应按约定严格履行给付服务费的义务。对被告提出中华村的服务费先锋公司是按照每亩100元的标准给其支付的，原告请求不合理、不公平的主张，无论被告与先锋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否进行过变更，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先锋公司派技术人员到中华村指导农户种植期间，被告未对原、被告双方的协议提出变更或终止，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对被告提出给原告支付的85万元，系财务人员打款失误的理由与常理相悖，不予采信。原告收到被告的85万元应视为被告预先给付的服务费，应从服务费总额中予以扣除。
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严格履行。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服务费1754000（10416000×0.25元-8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86元由被告负担。
宣判后，一审被告张掖市敦煌种业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应确认上诉人同被上诉人签订的《代繁协议书》无效。因被上诉人无玉米制种资质，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进行玉米制种，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依法确认协议无效，双方的责任不应依据该协议划分。（二）张掖市甘州区小满镇中华村的玉米制种生产由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完成，上诉人提供了大量证据能够证明该事实成立，一审法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有失客观。（三）张掖市甘州区大满镇四号村的玉米制种生产主要由上诉人完成，玉米收购由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单独完成，上述事实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收购玉米种子的票据等证据予以证实，但一审法院未作客观认定。（四）一审取证程序违法。1、陈学君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一审作为证人调查取证不当；2、陈兵、张发科系本案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不是证人。一审法院将其作为证人，将两人陈述在法庭上举证、质证不当；3、一审法院在记录证人证言时，修改了证人陈述，违反法律规定；4、一审法院调查的证人是刻意安排的。综上述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清楚，虽双方各有其主张，并各自提供其证据证明主张依据的事实，但一审确认的基本事实，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成立。
二审中，除查明的基本事实同一审相同外，另查明：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公司派管理人员及技术指导人员11人会同博丰公司的技术人员从事了中华村种植基地的种植管理及技术指导工作。2011年在四号村基地种植收获的鲜穗玉米种子，部分拉运到了在甘肃酒泉的敦煌种业先锋良种公司，部分拉运到了宁夏的种业公司。两个基地收获的玉米鲜穗种子均由敦煌种业先锋公司负责收购拉运，费用也有其承担。2012年2月13日，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同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公司对服务费进行了结算，并签订了《玉米制种服务费兑付协议》，协议约定：由敦煌种业先锋公司以0.65元/公斤元兑付给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四号村种植基地服务费2407889.90元；以100元/亩兑付给上诉人中华村种植基地服务费669680元。同时还查明，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同被上诉人博丰公司于2011年4月20日虽签订的《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博丰公司负责提供玉米种子收购场地，但在合同履行的收购中，由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就两个基地的收购场地由其选址并投资修建，四号村建场花费2万元、中华村建场花费5.8万元。对收购场地选址及花费，二审中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提交《土地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出让方：陈学君。受让方：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让方在张掖火电厂处有200亩可用于作收购场地的土地转让给博丰公司使用。用期五年，即2011年至2016年。以此协议欲证明被上诉人博丰公司已准备了收购场地，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由其提供场地的义务，未用其场地是因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违约，主张要求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按合同约定承担全部责任。对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提供的此份证据及主张，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认为在玉米种子收购中，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对收购场地的选址及投资修建，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说明双方对这一约定在合同履行中进行了变更，同时在一审中从未提供此证据，该证据非新证据，还认为，陈学君系被上诉人博丰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自已同自已公司签订的合同明显有假，要求法庭依法不予采信。对此认为，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提供的该份证据非新证据，同时也再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印证其主张，故对被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与被上诉人博丰公司于2011年4月6日签订的《代繁协议书》约定了被上诉人博丰公司向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的制种工作提供相关的服务，确保所制种子的质量，由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按收获的鲜穗种子的数量每公斤给付0.25元的服务费。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博丰公司对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制种的两个基地大满镇四号村、小满镇中华村均派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进行了制种土地面积的丈量核实及种植的一系列技术指导和管理，并且种子收获交付后，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于次年3月8日、5月22日先后两次以票汇方式并注明为服务费给付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款项85万元，同时就该合同的签订目的及性质在一、二审中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发科也作了相应的陈述。故，从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内容、实际履行、已给付部分服务费以及在发生争议的诉讼中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负责人的相关陈述，足以确认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同被上诉人博丰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委托服务合同，应以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确认双方的责任。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在诉讼中自始止终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制种种植回收合同，应以涉及此类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合同的效力及双方的责任。对种植回收合同，《合同法》未作明确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一般界定为：有制种资质的一方即制种方提供亲本种子、一定的资金、相应的技术，另一方即种植方按双方约定的技术要求、质量标准进行种植，由种植方按期交付收获的种子，制种方按约支付种子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代繁协议书》对制种种植回收合同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未作约定，合同履行中也未按种植回收合同的要求履行相关义务。由此，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为种植回收合同无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其主张不予采纳。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同被上诉人博丰公司签订的协议名为《代繁协议》，实为委托服务合同。该合同由双方自愿签订，未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且已实际履行，应认定为有效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相关之责任，应以此协议所作的约定予以确认。
双方协议签订履行中，据现有证据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未全面按协议履行义务。对大满镇四号村的种植基地，被上诉人派6名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对种植生产进行了种植管理、技术指导、组织收购，完成了相关的工作。但未按约定提供收购场地，收购场地由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提供并花费5.8万元。对小满镇中华村的制种基地，被上诉人博丰公司仅派3名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进行了种植管理和技术指导，而种植面积达6696.8亩的种植管理及技术指导工作，由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公司派的11名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长驻该种植基地同被上诉人博丰公司的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同时被上诉人博丰公司也未按约定提供收购场地，收购场地由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提供并花费5.8万元。协议履行中，对中华村种植基地由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公司派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开展工作以及由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提供收购场地并投资修建双方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对此内容进行了变更，对双方的实际工作量、利益分配等，应据实确认。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及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公司投入的工作未予考虑，完全依协议约定的服务费标准0.25元/公斤计算服务费，确认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给付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服务费2604000元（10416吨×250元/吨=2604000元），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有失公平。对双分之间的利益分配、责任确认，一要尊重有效协议的约定；二要尊重各方投入工作量的实际情况；三要本着合理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矛盾纠纷的原则，确认双方的责任。被上诉人博丰公司主张的服务费，对四号村种植基地的服务费应以收获交付鲜穗种子的数量每公斤按0.25元计算，共计服务费926111.50元（3704.446吨×250元/吨），扣除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花费的收购场地建设费2万元外，应给付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服务费906111.50元。对中华村种植基地的服务费的计算，要以双方投入的人力及工作量予以衡量确认。中华村种植基地共有14名管理人员及技术指导人员，其中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派员3名、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公司派员11名，对工作量及利益的分配应以所投入人力的比例确认较为合理，但考虑到对中华村基地的落实及土地的丈量和种植过程中，被上诉人的负责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4个人的工作量进行利益分配较为合理。以此原则计算，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给付被上诉人博丰公司中华村种植基地服务费432069.94元（6712.239吨×250元/吨=1678059.75元-58000元=1620059.75元×26.67%=432069.942元）。对上述服务费的确认及给付问题，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上诉主张，四号村种植基地的种植管理、技术指导等工作由其完成，中华村种植基地的种植管理、技术指导等工作由案外人敦煌种业先锋良种公司独立完成，不应给付被上诉人博丰公司服务费，要求驳回被上诉人博丰公司要求支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应依法不予采纳。上诉人敦煌种业公司还上诉主张，一审中办案法官调查取证违反法定程序，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二审中对一审卷宗材料的审查，未反映出取证程序违法之问题。故，此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综上述之理由、观点，为合理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全面保护各方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的（2013）甘民重字第24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张掖市敦煌种业有限公司给付被上诉人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服务费488181.44元（906111.50元＋432069.94元=1338181.44元－850000元=488181.44）。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
一审案件受理费20586元，由一审被告张掖市敦煌种业有限公司承担5730元，一审原告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48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586元，由上诉人张掖市敦煌种业有限公司承担5730元，被上诉人张掖市博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485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力珍
审 判 员 安凤梅
代理审判员 胡宏睿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尹建兵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