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822号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洪山横路11-13号。负责人：肖刚，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张帆，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黄石市杭州西路178号。法定代表人：郭中凯。被告：湖南通达线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经济区江南北路2号。法定代表人：龙泽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文永康，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易军，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中凯。被告：柯红艳。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与被告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鹏公司）、湖南通达线缆有限公�（以下简称通达公司）、郭中凯、柯红艳票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张帆，被告通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文永康、易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鑫鹏公司、郭中凯、柯红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诉称：2013年12月18日，原告与被告鑫鹏公司签署《最高额融资合同》【编号WH21（高融）20130021）约定：鑫鹏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12月18日期内可向原告申请使用贰亿元整人民币的最高融资额度，业务总类包括票据承兑、开立信用证、进口代付等。为确保《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能得到清偿，原告与鑫鹏公司签署《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WH21（高保）20130003）；原告与被告通达公司签署《应收�款债务人确认函》，通达公司承诺直接将应收账款支付至鑫鹏公司在原告处开立的账户，如通达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应承担因此给原告造成的一切损失等；原告与被告郭中凯、柯红艳签署《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WH21（个人高抵）20130012），原告与郭中凯、柯红艳签署《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WH21（个人高保）20130020）约定：为融资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等。2014年5月6日，原告与鑫鹏公司签署《银行承兑协议》【编号：WH2020120140019）约定：承兑金额为贰仟万元整，保证金50%，该承兑协议为上述《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内容。合同签署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鑫鹏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对原告造成严重影响和威胁。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鑫鹏公司立即返还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9995080.56元；二、被告鑫鹏公司承担律师�10万元；三、被告郭中凯、柯红艳对被告鑫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通达公司对被告鑫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原告对被告郭中凯、柯红艳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六、以上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被告通达公司辩称：一、通达公司在本案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作为质权人无权向被告行使质权，原告也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原告与鑫鹏公司签订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金额是一亿，原告至今没有出示合法的、有效的质押登记手续，二、虽然原告和我公司有一个承诺书，但是这个承诺书的产生是基于第一被告和我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所出具的承诺书，在签订承诺书时，应收账款是不确定的，是对未来应收账款进行质押，同意配合原告行使质押权所作的承诺，实际的应收账款金�应该以第一被告和我公司实际发生额为准。至今我们与第一被告之间所发生的往来应收账款已经全部付清，我公司已经不欠第一被告的货款。其中我们通过承诺书所约定的账号，通过电汇的方式付给第一被告货款总金额88321444.45元，已经全部付清。三、原告诉请的律师费没有依据。其余被告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原告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鑫鹏公司、通达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郭中凯、柯红艳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四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最高额融资合同》（编号：WH21（高融）20130021），拟证明鑫鹏公司向原告申请使用最高融资额度为2亿元的票据承兑、信用证、进口代付等，使用期限为一年。证据三、《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WH21（个人高保）20130020），拟证明郭中凯、柯红艳为《最高额融资合同》进行保证担保�证据四、《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WH21（高质）20130003）、《应收账款质押清单》、《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及2014年3月7日《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函》，拟证明鑫鹏公司以应收账款为《最高额融资合同》进行质押担保。证据五、《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WH21（个人高抵）20130012）、抵押财产清单、抵押品凭证入库通知书及房屋他项权证书，拟证明郭中凯、柯红艳以房产为《最高额融资合同》进行抵押担保。证据六、《银行承兑协议》（编号WH2020120140019）、承兑汇票及账户冻结记录，拟证明原告于2014年4月18日承兑了鑫鹏公司为出票人的金额为2000万元的汇票一张。补充证据一、《合作协议》（2013－X-TD01），拟证明鑫鹏公司与通达公司之间有业务和资金往来。补充证据二、《借款凭证》，拟证明承兑汇票已经承兑。补充证据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表三份，拟证明应收账款登记情况。补充证据四、2014年6月30日《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函》，拟证明截至2014年6月30日鑫鹏公司对通达公司的应收账款是13136万元。被告通达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鑫鹏公司、通达公司之间签订的六份《购销合同》，拟证明通达公司与鑫鹏公司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每一笔业务都有一个合同，通过这个合同才能产生实际的应收账款，在这个合作合同下发生的交易额是8832万余元。证据二、银行转账凭证29份，拟证明应收账款总金额是88321444.45元，通达公司已经全部付清。证据三、2014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表一份，拟证明原告与鑫鹏公司办理的质押登记金额是42723523.4元，能够行使质权的就是这一笔。被告通达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证据二、三与通达公司无关。证据四中的《最高额质押合同》是由原告与鑫鹏公司签订的，通达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方，虽然约定金额是一个亿，质押合同明确约定质押应当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应收账款质押清单》注明的基础合同编号是2013－X－TD01，金额是1.25亿元，应收账款债务人名称是通达公司，清单中的数据不真实，合同号、应收账款金额都是不真实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上面所约定的内容是不存在的；《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函》的关联性有异议，2014-X-TD07合作协议是战略合作协议，只约定了产品的数量、价格，对于产品的总金额和总数量是没有约定的，应收账款的基本信息是一个约定的合同金额，不是实际发生金额，承诺书约定的付款账户是鑫鹏公司在原告处的账户，不是原告的账户，确认函表明只有在原告行使质权时通达公司予以协助，前提是原告行使质权。证据五、六及补充证据二与通达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补充证据一、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补充证据三中2014年1月26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4年4月15日及7月3日的二份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对被告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具体数额我们没有计算。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六及补充证据二，被告通达公司认为与己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原件核实无异，故对此予以采信；补充证据三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表，本院核实无异，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被告通达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8日，鑫鹏公司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签订编号WH21（高融）20130021《最高额融资合同》，约定鑫鹏公司自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12月18日期间内可向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申请使用人民币贰亿元的最高融资额度，合同项下的最高额融资额度可用于票据承兑、开立信用证、进口代付及其他业务种类。2013年12月18日，郭中凯、柯红艳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签订编号为WH21（个人高保）20130020《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郭中凯、柯红艳为上述《最高额融资合同》在最高主债权本金余额贰亿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等，保证期间为两年。同日，郭中凯、柯红艳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签订编号为WH21（个人高抵）20130012《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郭中凯提供坐落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29R1地块金桥·太子湖1号10栋3号房屋为上述《最高额融资合同》在最高主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壹佰柒拾五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并办理了武房他证经字第20140000**号他项权证。2014年1月26日，鑫鹏公司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签订编号WH21（高质）20130003《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鑫鹏公司提供价值壹亿贰仟伍佰万元的应收账款为上述《最高额融资合同》在最高主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壹亿元范围内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等，载明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编号和名称为2013-X-TD01的应收账款质押清单为该质押合同的附件。同日，鑫鹏公司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约�由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的规定为上述应收账款办理质押登记。2014年1月26日、4月15日、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信息显示的质押合同号码均为WH21（高质）20130021，并非本案的《最高额质押合同》。2014年5月6日，鑫鹏公司（甲方）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乙方）签订编号WH2020120140019《银行承兑协议》，约定：1.1乙方同意承兑以甲方为出票人的收款人为江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汇票，票面总金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1.2甲方确认其委托支付上述汇票金额不附加任何条件，乙方根据《票据法》的规定于汇票到期日或到期日后的见票当日支付票面金额。3.1在乙方依本协议承兑汇票之前，甲方按不少于票面金额的50%在甲方开立于乙方的保证金账户（账号：11×××13）中存入保证金，以担保银行承兑汇�到期付款，未付清票款前不得动用。甲方授权乙方在收到提示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且于汇票到期后先以甲方的保证金支付，不足部分授权乙方在甲方开立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营业机构任何账户中以任何方式扣划。4.3甲方保证金账户和其他结算账户中的资金不足支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乙方垫付票款后，有权将垫付票款转为甲方的逾期贷款，至垫款发生之日起至甲方完全清偿之日止，乙方有权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向甲方收取罚息。根据该协议，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向鑫鹏公司签发出以江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汇票金额为2000万元，票据到期日为2014年11月6日。上述汇票到期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支付了汇票款项，扣除鑫鹏公司已缴纳的100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后，其为鑫鹏公司实际垫款9995080.56元。鑫鹏公司对该垫付款及罚息均未偿还。通�公司于2014年3月7日及2014年6月30日分别向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出具两份《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函》，载明：鉴于鑫鹏公司（以下简称“出质人”）（应当与质押合同的出质人一致）与我公司签订了编号2014-X-TD07的《合作协议》（应该是产生应收账款基础合同的编号与名称），出质人以上述合同项下之应收账款向贵行提供质押担保。作为该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我公司特向贵行作出如下承诺：……四、我公司保证：在应收账款到期日／接到贵行通知日（以先到者为准）直接将所有应付款项付至以下账户，并在付款凭证摘要中注明基础合同编号。户名：鑫鹏公司；账号：11×××93；开户行：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六、我公司向贵行保证履行上述承诺，否则，我公司将负责赔偿因此给贵行造成的一切损失。其中2014年3月7日的《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函》载明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24941969.16元，2014年6月30日的《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函》载明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3136万元。通达公司于2014年1月26日至2014年8月8日，共计向鑫鹏公司在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开立的11×××93账户转账86321444.45元。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最高额融资合同》、《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银行承兑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应确认为合法有效。合同成立后，各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按照《最高额融资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对鑫鹏公司金额为2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予以承兑。鑫鹏公司向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交存了1000万元保证金。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商业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规定，银行�兑汇票的出票人应于汇票到期日前将票款足额交存承兑银行。出票人于汇票到期日未足额交存票款时，承兑银行在向持票人无条件支付汇票票款后，对出票人尚未支付的票款，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借款关系。因此鑫鹏公司在汇票到期日前未向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足额交付票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向持票人支付汇票票款后，有权就此形成的承兑汇票垫付款9995080.56元向鑫鹏公司主张权利。郭中凯、柯红艳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签订了《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郭中凯、柯红艳应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在最高额2亿元范围内对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上述汇票垫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郭中凯、柯红艳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75万元，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有权在本金175万元范围内对抵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因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代理费实际发生，故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通达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鑫鹏公司与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签订了编号WH21（高质）20130003《最高额质押合同》，但鑫鹏公司未对该编号的质押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出质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质押合同虽成立并生效，但质权未设立，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对质押合同中约定的应收账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在本案中要求通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金额为10095080.56元，连同（2014）鄂武汉中�商初字第00819、00820、00821、00823号案件，该行向通达公司主张的赔偿总额为80022314.14元，但2014年1月26日本案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签订后至2014年8月8日，通达公司共计向鑫鹏公司在该行开立的11×××93账户转账86321444.45元，该金额已超过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在本案及上述另外四案中主张的赔偿总额，华夏银行水果湖支行并未对上述已付款项及时行使权利，故该行因鑫鹏公司不能偿还垫付款造成的损失，通达公司并无过错，因而通达公司无需在本案中向其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偿还承兑汇票垫付款9995080.56元；二、郭中凯、柯红艳对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债务在最高本金余额2亿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有权在最高主债权本金余额175万元范围内对郭中凯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29R1地块金桥·太子湖1号10栋3号的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四、驳回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郭中凯、柯红艳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公司追偿。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2400元，由被告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公司、郭中凯�柯红艳共同负担80100元，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负担2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公司、郭中凯、柯红艳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单位编码：103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户名：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帐号：05×××69-1。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郑德祥审判员姚红审判员李娜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书记员毛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