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苏13民终9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志国，男，196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观利，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冬，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国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工业区上海路8号国信大厦。法定代表人：周先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平，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泉，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泗阳县中汇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众兴镇桃源南路东侧（星宇花园附房附-4、204）。法定代表人：沈业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志鹏（系该公司员工），男，198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宇，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志国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国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国信公司）、泗阳县中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阳中汇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3民初408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志国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事实和理由：1.沈志国系以安徽国信公司的名义接替涉案项目前承包人王洪承包了涉案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法律上的实际施工人包含没有资质的个人以有资质单位的名义承接工程。故沈志国系涉案工程的承包人，也是法律上的实际施工人。名义上的项目负责人和工程承包人、工程实际施工人并不排斥，也不矛盾，一审法院以沈志国是项目负责人就认定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属于混淆概念且认定错误。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沈志国和安徽国信公司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这有书面的《承包合同》、合肥中院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2.沈志国是泗阳中汇公司开发涉案项目的隐名投资人之一，只占极少的股份。沈志国在泗阳中汇公司该项目中由少数股份并从中结算收益与沈志国从安徽国信公司承包项目施工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以此否定沈志国项目承包人的身份，明显错误。（1）涉案项目系由泗阳中汇公司开发，沈志国确实对涉案工程进行少量投资。安徽国信公司仅仅是施工涉案工程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沈志国和泗阳中汇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与沈志国和安徽国信公司的承包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可以同时存在且不矛盾的法律关系。（2）沈志国与泗阳中汇公司在2016年10月13日对沈志国的投资进行了结算，双方结算的均是沈志国与泗阳中汇公司因投资关系而产生相应的工资收益，沈志国与泗阳中汇公司的关系与本案并没有关联性。且沈志国与泗阳中汇公司的合伙投资结算纠纷泗阳县法院已经作出一审判决予以认定，本案一审法院以此否定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的承包关系明显错误。3.沈志国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系涉案工程内部承包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且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1）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签订的《企业内部承包协议书》明确约定由沈志国承包涉案工程，且约定由沈志国自行组建项目班子，沈志国自主经营且自负盈亏。沈志国进入涉案工程后处理涉案工程的全部事宜并自行组建了项目部及各施工班组，且对涉案工程投入了大量的设备和资金。沈志国系涉案工程的承包人及实际施工人，该身份并不能因为安徽国信公司与泗阳中汇公司的否认和串通而改变。（2）涉案工程竣工结束后安徽国信公司与沈志国签订了《泗阳滨河CBD项目对账清单》，明确载明了安徽国信公司收取沈志国管理费、税费的事实。同时安徽国信公司与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11月5日向沈志国发出律师函，基于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要求沈志国支付1.5%的管理费和1%的个人所得税。因此，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的内部承包协议已履行完毕，沈志国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若沈志国不是实际承包人，安徽国信公司不可能在工程竣工后与沈志国就管理费、税费进行对账，且向沈志国发出律师函索要管理费、税费。（3）在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民间借贷案件中，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是在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材料，以民事判决书的形式认定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存在内部承包关系。同时在该民间借贷案件中安徽国信公司提交的2013年1月26日《报告》中明确载明涉案项目的实际承包人为王洪，由于王洪与建设单位产生矛盾，现由我（沈志国）负责承包。根据安徽国信公司提供的该最原始书证完全清楚的表明沈志国系涉案工程承包人。安徽国信公司在该民间借贷的庭审笔录中也表明由沈志国接替王洪承包涉案工程并挂靠安徽国信公司。4.安徽国信公司仅是提供资质收取管理费，其并不参与涉案项目的施工。安徽国信公司与泗阳中汇公司串通称涉案工程由泗阳中汇公司自投自建没有任何依据，且与常理不符。（1）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泗阳中汇公司均认可安徽国信公司在涉案工程中仅是提供资质来收取管理费及税费，并不参与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2）安徽国信公司及泗阳中汇公司均辩称涉案工程由泗阳中汇公司实际施工明显不符合常理，且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若如两公司所说，安徽国信公司与泗阳中汇公司之间应当有相应的承包协议，并明确约定双方之间的利润分配。而不是由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且向沈志国索要管理费及税费。安徽国信公司及泗阳中汇公司对该陈述没有提供任何相应证据，且该陈述与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相矛盾。（2）沈志国在借贷案件中的陈述是基于外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认为沈志国在安徽国信公司的借款是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安徽国信公司部应当以借款关系起诉，故而陈述从法律上说和安徽国信公司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因为内部承包协议从法律上是不被认可的。而沈志国这样的陈述被两级人民法院否定，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明确确认沈志国和安徽国信公司的法律关系是承包合同关系，故借款应当归还。如果没有认定是承包关系，那么借款就无需偿还。同时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企业内部承包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若乙方在施工中因项目资金困难，需要向甲方借款的，由乙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批准后方可接待，并承担借款利息”，沈志国在履行过程中向安徽国信公司申请400万元发放农民工工资，但安徽国信公司仅审批300万元，且收取月利率2%的利息，因此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系严格按照《企业内部承包协议书》予以履行的。5.安徽国信公司、泗阳中汇公司均认可沈志国参与并负责涉案工程，但泗阳中汇公司称沈志国系其聘用的工程实施人明显与其出具的说明不符，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1）若沈志国系泗阳中汇公司聘用并代表泗阳中汇公司参与涉案工程，那么泗阳中汇公司应当提供相应的聘用协议或者聘书。（2）泗阳中汇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出具给安徽国信公司的《关于沈志国与泗阳县中汇置业相关情况说明》第一条明确载明“沈志国系贵司派驻我司泗阳县滨河项目CBD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同时其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就沈志国与泗阳县中汇置业之间关系的情况说明》第一条也明确载明了“沈志国为经安徽国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授权派驻到我公司泗阳县滨河CBD一期工程的代理人……我公司并且聘用该人”。通过以上泗阳中汇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表明，沈志国系代表安徽国信公司参与涉案工程，并不是泗阳中汇公司聘用并派驻涉案项目的人员。（3）泗阳中汇公司称沈志国的投资股份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沈志国诉称的是建设施工承包合同法律关系，泗阳中汇公司所说是项目开发合伙关系，泗阳中汇公司和沈志国结算的是项目合伙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已另案判决。综上，沈志国系涉案工程的承包人，与涉案工程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基于沈志国与泗阳中汇公司的投资关系来否定双方之间的承包关系明显错误，且没有任何依据。故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安徽国信公司辩称：1.沈志国实际系泗阳中汇公司聘用的项目管理人，不是实际承包人。首先，沈志国在另一起案件的一审、二审共三次庭审中的回答是一致的，其系涉案项目的现场管理人，并按时在泗阳中汇公司领取工资，工资为每月1万元。其次，泗阳中汇公司提交的沈志国投资结算单显示，泗阳中汇公司总共向沈志国发放工资36万元。沈志国为案涉工程带来的机械设备等发生的费用均由泗阳中汇公司报销。如果沈志国自己将其作为承包人对待，那么其带来的机械设备应当自行承担。在原审中，证人陈夕贵作证陈述，沈志国是泗阳中汇公司的员工，系涉案工程的现场管理人。以上足以证明沈志国系泗阳中汇公司聘用的项目管理人，并不是实际承包人。2.企业内部承包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确认了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合同关系，是基于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而作出的形式上的认定，但并没有再审查沈志国是否履行了该承包协议。该承包协议实质上沈志国没有履行。沈志国是涉案工程的现场管理人，但是沈志国是泗阳中汇公司聘用的，由泗阳中汇公司对其直接管理。从沈志国在泗阳中汇公司处领取工资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此外，关于沈志国与泗阳县中汇置业相关情况说明并非泗阳中汇公司出具，实际是沈志国偷了泗阳中汇公司的印章予以加盖，从泗阳中汇公司原审提交沈志国的签名书证足以佐证。3.涉案项目实际是由泗阳中汇公司开发施工，沈志国是泗阳中汇公司聘用的现场管理人。其与安徽国信公司签订承包协议，该承包协议的实际履行人实际为泗阳中汇公司。另一起案件的第一次庭审中，主审法官询问沈志国，其做的账目是项目部的账，为何将账本交给泗阳中汇公司保存。沈志国答称，发包方直接借钱给其发工资，泗阳中汇公司的董事长沈业标是项目的实际承包人。由此可知，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泗阳中汇公司。综上所述，沈志国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主体。因此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泗阳中汇公司辩称：1.沈志国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沈志国称其系以安徽国信公司名义接替前承包人王洪承包了涉案工程，明显没有事实依据。王洪是实际承包人，不能代表沈志国也是实际承包人。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包括沈志国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王洪在实际承包和施工期间利用其自有资金支付了工程材料款和工人工资等，在王洪离场时由泗阳中汇公司经安徽国信公司、沈志国向王洪支付工程款项，足以说明自王洪离场后该项目就是泗阳中汇公司的自营自建项目。2.泗阳中汇公司并不欠付安徽国信公司工程款项。沈志国要求泗阳中汇公司在欠付安徽国信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明显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泗阳中汇公司和安徽国信公司没有事实上的工程承包关系，安徽国信公司没有履行承包人的实质义务，在王洪离场后只是泗阳中汇公司以安徽国信公司的名义进行自营自建。在本案的一审期间安徽国信公司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从一般常识即可看出，按照沈志国的诉讼主张，其和安徽国信公司具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安徽国信公司没有理由不认可其与泗阳中汇公司的承包关系。从一审至今查明的事实来看，安徽国信公司依据事实否认了沈志国主张的实际承包人身份，也足以看出沈志国的陈述和主张是何等虚假。3.沈志国与泗阳中汇公司存在投资关系，足以否定沈志国的项目承包人身份。4.沈志国并非实际承包人，证据充分。5.《沈志国投资结算单》明确表明沈志国与涉案工程的关系。沈志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安徽国信公司支付原告沈志国工程款人民币３６０万元（金额暂定待工程造价鉴定后依法变更诉讼请求）及利息（利息自竣工之日即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起按月利率２％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2.被告泗阳中汇公司对被告安徽国信公司承担的上述款项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３.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鉴定费用。事实和理由：２０１２年５月６日安徽国信公司承建了泗阳中汇公司开发的滨河ＣＢＤ一期工程，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沈志国与安徽国信公司签订企业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由沈志国承包滨河ＣＢＤ一期工程。协议签订后，沈志国依约履行了全部施工义务，案涉工程于２０１４年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但安徽国信公司与泗阳中汇公司一直拒不结算，拖欠剩余工程款拒不支付。现沈志国要求对案涉工程进行结算，或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案涉工程的造价进行鉴定。案涉工程验收合格后应当及时结算，安徽国信公司和泗阳中汇公司拒不结算的行为严重损害沈志国利益。沈志国作为实际施工人且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全部施工义务，二被告应当及时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且属受诉法院管辖。本案中经庭审可以确认原告沈志国系被告泗阳中汇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投资人，又系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其自泗阳县中汇置业有限公司处领取工资，而在本案中，沈志国却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向安徽国信公司和泗阳中汇公司主张支付工程款，其明显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沈志国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沈志国的起诉。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沈志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安徽国信公司支付涉案工程款、泗阳中汇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该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根据本案双方诉辩内容及举证情况，一审法院应进行实体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3民初408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亚非审判员  陈泽环审判员  朱 海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书记员  汪小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