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鼎刑初字第388号
公诉机关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从抄，曾用名张从操，男，1974年7月1日，户籍地及现住地福鼎市。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5年5月18日经福鼎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同日由福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29日经宁德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6月1日由福鼎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叶振建、王伯俊，福建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检察院以鼎检诉刑诉（2015）3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从抄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于2015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章振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从抄及其辩护人叶振建、王伯俊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挪用公款事实
2011年12月至2015年5月间，被告人张从抄利用担任福鼎市桐城街道丹岐村村民委员会委员、报账员，负责协助福鼎市人民政府管理和发放“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的职务便利，私自挪用部分款项归个人使用。具体事实如下：
1、自2013年1月起，被告人张从抄将其保管的“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陆续挪归其个人使用，至同年8月，被告人张从抄为隐瞒其挪用事实，遂将村民张某乙的征地补偿款领款凭证（载明款项为人民币83886元，币种下同）进行涂改后，向本市桐城街道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报账。2014年2月，被告人张从抄再次将上述款项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征地协议书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报账，会计人员在审核凭证时发现重复支付的情况。
2、2014年4月间，被告人张从抄冒用村民林某乙名义签署征地补偿款领款凭证及征地协议书，将征地补偿款86812元挪归其个人使用未归还。
3、2014年10月间，被告人张从抄冒用村民黄某名义签署征地补偿款领款凭证及征地协议书，将征地补偿款72930元挪归个人使用未归还。
4、2015年1月29日，被告人张从抄将原本应发放给村民张某丙的征地补偿款134695元挪归其个人使用。同年2月14日，当张某丙要求领取该笔征地补偿款时，被告人张从抄伪造了一份领款人为张某丙的虚假凭证，再次申领了一笔134695元征地补偿款支付给张某丙。后被告人张从抄将领款凭证上报桐城街道会计中心入账时被会计人员发现。
二、贪污
自2013年1月起，被告人张从抄利用其负责保管和发放“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的职务便利，将其保管的“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陆续挪归个人使用。2015年2月，被告人张从抄为隐瞒其挪用事实，遂伪造了一份领款人为村民张曾弟的征地补偿款19239元领款凭证并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报账。至2015年4月，会计人员在核查丹岐村已入账的财务凭证时发现该笔19239元征地补偿款被重复支付。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了证人林某甲、张某丁等人证言，福鼎市桐城街道办事处丹岐村委会证明，选举结果报告单，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到案经过，户籍证明及被告人张从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从抄身为福鼎市桐城街道丹岐村村委委员、报账员，利用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和发放征地补偿款的职务便利，挪用征地补偿款378323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归还；采取虚假手段，侵吞征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9329元，用于个人开支，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项、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请以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从抄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是否构成犯罪由法庭依法认定。
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从抄构成挪用公款罪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起诉书指控的挪用公款第一节事实中被告人张从抄没有伪造虚假领款凭证进行报账、不存在挪用公款行为，第三节事实中村民黄某同意被告人张从抄代领征地补偿款，因此二人之间属于民事纠纷，故该两节事实被告人张从抄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指控被告人张从抄构成贪污犯罪证据不足；被告人张从抄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07年间，被告人张从抄担任本市桐城街道丹岐村委会报账员一职。2011年12月，被告人张从抄当选为该村村民委员会委员。2012年10月，宁德市重点工程“沁丰园茶枕”项目落户桐城街道丹岐村，福鼎市人民政府桐城街道办事处委托该村两委负责发放征地补偿款，具体由被告人张从抄负责操作。在任职期间，被告人张从抄未按规定管理丹岐村财务，逐渐造成其对丹岐村资金的亏空。2013年起，被告人张从抄利用协助桐城街道办事处管理、发放征地补偿款的职务便利，挪用征地补偿款共计397562元，用于填补亏空或个人开支。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一、被告人张从抄挪用83886元款项事实
2013年7月11日，被告人张从抄将村民张某乙和张庆辉兄弟的“沁丰园茶枕”项目土地补偿款合计110000元发放给张某乙（其中张某乙占83886元，张庆辉占26114元）。为填补此前对丹岐村资金的亏空，同年8月间，被告人张从抄在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上报丹岐村当年第二季度（4-6月）账款时，将由张某乙签字的真实土地补偿款83886元领款凭证上的日期“7月10日”篡改为“6月10日”，作为2013年第二季度数据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报账，因会计人员未发现篡改情况，该笔83886元款项被入账核销。2014年2月间，被告人张从抄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上报丹岐村2013年第三季度（7-9月）账款时，制作了虚假的“经费呈批单”，将83886元账款计入110000元账款再次上报，后被会计中心人员发现，被告人张从抄遂开具一张“福鼎市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用于收回该笔83886元款项。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如下证据证实：
1、证人张某乙证言，证实其在2013年7月10日签写了“沁丰园茶枕”项目土地补偿款的领款凭证等材料，被告人张从抄于2013年7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了其与弟弟张庆辉的“沁丰园茶枕”项目土地补偿款共计110000元。
2、证人林某甲（系桐城街道会计中心会计）证言，证实其负责福鼎市桐城街道包括丹岐村在内的下属7个村的财务会计工作。2014年2、3月间，其发现丹岐村报账员被告人张从抄上报的丹岐村票据中，村民张某乙83886元的土地补偿款存在重复上报核销的情况。
3、领款凭证及征地协议书、活期存款转账凭证、福鼎市桐城街道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项目经费呈批单，证实张某乙、张庆辉“沁丰园茶枕”项目土地补偿款分别为83886元、26114元，2013年7月11日被告人张从抄将110000元从丹岐村民委员会银行账户通过转账方式发放给张某乙，以及被告人张从抄篡改张某乙领款凭证日期的情况。并证实被告人张从抄制作的经费呈批单载明上报金额为110000元，并将张某乙83886元的征地协议书、张庆辉的26114元征地补偿款领款凭证及征地协议书一并上报至桐城街道会计中心。
4、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内容：“2013年12月30日，交款单位：张某乙，项目：收回茶枕沁丰园征地款83886元（2013年6月10日已领）”，证实被告人张从抄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收回83886元款项的核销手续。
5、被告人张从抄供述，证实2013年7月11日，其将张某乙、张庆辉的土地补偿款共计110000元转账给张某乙。为填补此前对丹岐村资金的亏空，2013年8月间，其将张某乙83886元的领款凭证日期进行涂改后，作为第二季度数据上报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核销。2014年2、3月间，其将2013年7月11日付给张某乙110000元的其余材料，包括张某乙83886元的征地协议书、张庆辉的26114元征地补偿款领款凭证及征地协议书上报至桐城街道会计中心，后会计人员发现缺少张某乙83886元的领款凭证，且该领款凭证已被核销过，其遂开具一张收款票据交给会计林某甲，收回83886元款项。
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本院上述所认定的犯罪事实。
关于该节事实中被告人张从抄的行为性质问题。经查，被告人张从抄为填补其对丹岐村财务管理不善而产生的资金缺口，在对村民张某乙的83886元征地补偿款领款凭证日期进行篡改并上报且已被桐城街道会计中心入账核销的情况下，制作虚假的经费呈批单，又将83886元账款计入110000元账款再次进行上报，后因被会计人员发现而导致虚假的83886元账款无法入账。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从抄的行为系利用丹岐村报账员的职务便利，在管理村级财务及征地补偿款过程中，先后以篡改领款凭证日期或制作虚假账目的方式，意图将一笔83886元账款挪用于填补资金缺口，但因虚假账目被会计中心人员发现，导致被告人张从抄最终收回一笔虚假的83886元款项，其客观上无法利用虚假账目掩饰挪用83886元款项用于填补资金缺口，故应认定被告人张从抄系挪用公款行为。辩护人关于该节事实被告人张从抄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辩护意见无理，不予采纳。
二、被告人张从抄挪用86812元款项事实
2014年4月9日，被告人张从抄告知村民林某乙夫妇办理领取“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手续，但林某乙表示暂不领取土地补偿款86812元、只领取青苗补偿款35518元。被告人张从抄遂让林某乙在青苗补偿款的领款凭证上签字，并称代林某乙办理领款手续。其后，被告人张从抄至银行以林某乙名义办理银行存折账户，将林某乙可得的征地补偿款86812及青苗补偿款35518共计122330元全部办理了领款手续（从丹岐村民委员会银行账户汇入林某乙的银行存折账户），并先后支取49900元、36912元用于个人开支，将余额为35518元的存折归还林某乙。后被告人张从抄冒用林某乙名义重新填写“2014年3月25日青苗补偿款领款凭证”、“2014年4月9日土地补偿款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并将材料上报桐城街道会计中心入账。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如下证据证实：
1、证人林某乙证言，证实2014年4月间，被告人张从抄通知其及丈夫领取“沁丰园茶枕”项目的土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其表示先领取青苗补偿款，暂不领取土地补偿款，并同意被告人张从抄至银行代办领款手续，事后其只领取到青苗补偿款35518元。
2、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活期存款转账凭证、存折交易明细、储蓄取款凭证，证实2014年4月9日，户名为林某乙的存折入账122330元，同日支取49900元，次日支取36912元。并证实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活期存款转账凭证上“林某乙”的签名并非林某乙本人所书写。
3、被告人张从抄供述，证实2014年4月间，其告知林某乙、张庆田夫妇办理领取沁丰园的征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手续，因林某乙表示暂时不领取土地补偿款86812元、只领取青苗补偿款35518元，其遂让林某乙在青苗补偿款的领款凭证上签字。2014年4月9日，其用林某乙的身份信息至农村信用社办理存折，将林某乙的征地补偿款86812和青苗补偿款35518共计122330元存入该存折账户中。同时未经林某乙同意，将土地补偿款分别于4月9日支取49900元，4月10日支取36912元，并将余额为35518元的存折归还林某乙。事后假冒“林某乙”名义在“2014年3月25日青苗补偿款领款凭证”、“2014年4月9日土地补偿款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上签名，并上报会计中心核销。
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被告人张从抄在村民林某乙明确表示不领取土地补偿款86812元、只领取青苗补偿款35518元的情况下，以冒用林某乙名义签写领款凭证的方式，趁机将等额公款86812元挪归其个人使用的犯罪事实。
三、被告人张从抄挪用19239元款项事实
2014年5月30日，被告人张从抄将村民张曾弟的“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19239元发放给张曾弟的妻子史某。同年10、11月间，被告人张从抄将该笔19239元款项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报账，该款项在2014年第三季度（7-9月）账目中被核销。
2015年2月，被告人张从抄为填补此前其对丹岐村资金的亏空，假冒史某等人签名，伪造了19239元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再次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报账，该中心将该笔款项在2014年第四季度（10-12月）账目中予以核销。2015年4月，该中心会计人员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该笔19239元款项被两次核销，被告人张从抄遂开具一张“福鼎市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用于收回该笔19239元款项。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如下证据证实：
1、证人史某证言，证实其领取过“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19239元，并仅签写过一份领款凭证。
2、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证实村民史某填写的真实以及被告人张从抄伪造的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情况。
3、福建省集体专用收款票据，内容：“2015年3月29日，交款单位：张曾弟，项目：收回多领（重领）沁丰园征地补偿款19239元”，证实被告人张从抄收回19239元。
4、证人林某甲证言，证实2015年4月间，其发现被告人张从抄存在重复上报村民张曾弟的征地补偿款19239元相关手续的情况。
5、被告人张从抄供述，证实其已在2014年5月30日将村民张曾弟的征地补偿款19239元发放给张的妻子史某，并按正常手续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上报核销。2015年2月间，其为掩盖此前未按规定管理丹岐村资金导致亏空的事实，伪造了张曾弟19239元款项的领款凭证及征地协议书上报会计中心。同年4月，该中心会计人员在核查账目时，发现该笔19239元款项被两次核销，其开具一张“福鼎市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用于收回该笔19239元款项。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本院上述所认定的犯罪事实。
关于该节事实中被告人张从抄的行为性质问题。经查，被告人张从抄为填补其对丹岐村财务管理不善而产生的资金缺口，伪造了19239元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并进行上报。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从抄的行为系利用丹岐村报账员的职务便利，在管理村级财务及征地补偿款过程中，挪用征地补偿款19239元填补此前资金缺口，并制作假账进行平账。但因其制作的虚假账目在案发前被会计中心人员发现，导致客观上无法利用虚假账目侵吞19239元款项，故应认定被告人张从抄系挪用公款行为。公诉机关认为该节事实被告人张从抄构成贪污罪的指控，本院予以更改；辩护人认为该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张从抄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四、被告人张从抄挪用72930元款项事实
2014年上半年，被告人张从抄通知村民黄某可领取“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但黄某未前往领取。同年10月间，被告人张从抄对黄某称由自己代办征地补偿款领取手续，并索取了黄某的身份证及农村社保卡，将黄某可得的征地补偿款72930元办理了领款手续（从丹岐村民委员会银行账户汇入黄某的农村社保卡账户），之后被告人张从抄将该笔款项从黄某账户中取出，挪归其个人使用。后被告人张从抄冒用黄某名义在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领款凭证及征地协议书上签字，并将材料上报桐城街道会计中心入账。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如下证据证实：
1、证人黄某证言，证实2014年10月间，被告人张从抄向其提议称，其“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领款手续可以由他先代为办理。其虽然同意被告人张从抄的提议，但并未同意将征地补偿款交由被告人张从抄保管或使用，其最终未领取到任何征地补偿款。
2、征地协议书、征地补偿款领款凭证、青苗补偿款领款凭证、农商银行进账单，证实被告人张从抄冒用黄某名义在征地协议书、征地补偿款领款凭证、青苗补偿款领款凭证签字，并于2014年10月10日办理领取72930元款项的手续。
3、被告人张从抄供述，证实2014年10月间，其因村民黄某未及时领取征地补偿款，遂提议由其代黄某办理领款手续。后其冒用黄某的名义在相关领款凭证及征地协议书上签字，并将黄某的补偿款共计72930元办理领款手续，将款项用于其个人开支。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本院上述所认定的犯罪事实。
关于该节事实中被告人张从抄的行为性质问题。经查，被告人张从抄在村民黄某未及时领取征地补偿款的情况下，未告知黄某领款程序及后果，擅自冒用黄某名义办理领款手续，将等额征地补偿款72930元挪归个人使用。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从抄在管理、发放征地补偿款过程中，弄虚作假，利用职务便利，套取公款72930元归个人使用，该笔款项的公款属性并未发生改变，故应认定被告人张从抄系挪用公款行为。辩护人关于该节事实被告人张从抄不构成挪用公款的辩护意见无理，不予采纳。
五、被告人张从抄挪用134695元款项事实
2015年1月29日，被告人张从抄因村民张某丙催要“沁丰园茶枕”项目征地补偿款134695元，遂让张某丙在“2015年1月28日青苗补偿款32258元”、“2015年1月28日征地补偿款102437元”及征地协议书上签名，并借用张某丙的身份证、银行卡，趁机将134695元款项挪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2015年2月间，张某丙因未领到补偿款再次向张从抄催要时，被告人张从抄再次从丹岐村委会的账户上支付一笔134695元补偿款给张某丙，后假冒张某丙等人签名，伪造了一张“2015年2月14日134695元”的领款凭证用于做账。
2015年5月14日，桐城街道会计中心至丹岐村查账时，被告人张从抄将“2015年1月28日”的领款材料及“2015年2月14日”领款材料均上报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核查。同日，被告人张从抄被福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约谈，如实供述本案主要事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如下证据证实：
1、证人张某丙证言，证实其多次找被告人张从抄索要“沁丰园茶枕”项目的征地补偿款，期间，在2015年1月份，被告人张从抄向其借用身份证及银行卡，后其在2015年2月14日领取到征地补偿款134695元。
2、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存根、活期转账凭证、领款凭证、征地协议书，证实被告人张从抄先后于2015年1月29日、2015年2月14日将两笔134695元汇至张某丙账户，并证实被告人张从抄伪造了2015年2月14日领款凭证的情况。
3、证人林某甲证言，证实2015年5月间，其发现被告人张从抄存在重复上报村民张某丙的征地补偿款134695元相关手续的情况。
4、证人张某丁（丹岐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证言，证实其不知道被告人张从抄伪造了其和丹岐村党支部书记张某戊的签名，重复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报账的事宜，并证实2014年5月30日张曾弟领款凭证和2015年2月14日张某丙领款凭证上的“张某丁”并非其本人所签。
5、证人张某戊（丹岐村党支部书记）证言，证实被告人张从抄管理丹岐村财务账户日常并负责向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报账，并证实2014年5月30日张曾弟领款凭证和2015年2月14日张某丙领款凭证上的“张某戊”并非其本人所签。
6、被告人张从抄供述，证实其在2015年1月29日、2015年2月14日先后两次通过丹岐村民委员会账户向村民张某丙账户发放征地补偿款134695元。后其伪造了2015年2月14日的领款凭证。2015年5月14日，其将真伪两套领款材料均上报会计中心核查。
关于该节事实中被告人张从抄的行为性质问题。经查，被告人张从抄利用村民张某丙领取补偿款之机，将等额公款134695元挪归其个人使用后，重新伪造了134695元领款材料用以平账。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从抄的行为系利用丹岐村报账员的职务便利，在管理村级财务及征地补偿款过程中，挪用征地补偿款134695元归其个人使用，又制作虚假账目意图平账，后因被会计中心人员发现，导致客观上无法利用虚假账目侵吞134695元款项，故应认定被告人张从抄系挪用公款行为。
本案其他综合证据如下：
1、福鼎市桐城街道办事处丹岐村委会证明、丹岐村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成员选举结果报告单，证实被告人张从抄于2007年接手丹岐村委报账员一职，2011年12月当选为福鼎市桐城街道丹岐村村民委员会委员。
2、福鼎市人民政府桐城街道办事处《关于委托丹岐村两委协助征地及发放补偿款的情况说明》，证实宁德市重点工程“沁丰园茶枕”项目落户桐城街道丹岐村，桐城街道委托该村两委负责征地补偿款发放。
3、丹岐村现金及银行结算户存款收付日报表、明细账，证实被告人张从抄与桐城街道会计中心核对账目情况，以及沁丰园项目征地补偿款在丹岐村的发放情况。
4、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张从抄犯罪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5、福鼎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到案经过、中共福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张从抄到案情况说明的函，证实2015年5月上旬，福鼎市桐城街道纪工委在换届选举审计工作中，发现桐城街道丹岐村原村委委员兼出纳被告人张从抄有贪污、挪用征地补偿款的嫌疑，并将情况上报市纪委。2015年5月14日，市纪委对被告人张从抄进行约谈。在约谈期间，被告人张从抄如实交代其部分违纪事实，因已涉嫌违法，市纪委于2015年5月18日将案件线索移送福鼎市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审查。福鼎市人民检察院于同日立案侦查。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从抄身为福鼎市桐城街道丹岐村村委会委员、报账员，利用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和发放征地补偿款的职务便利，在发放征地补偿款或制作账目过程中，采取冒用他人签名、伪造票证等方式，挪用土地补偿款共计397562元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张从抄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期间，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规定，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其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属坦白，可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张从抄行为性质及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从抄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14日起至2018年1月13日止。）
二、责令被告人张从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退出赃款人民币397562元，返还福鼎市人民政府桐城街道办事处。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 判 长 许 嘉
代理审判员 郭益芳
人民陪审员 朱方贤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裕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关于自首的认定和处理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
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单位自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未自动投案，但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视为自首；拒不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单位没有自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对该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认定为自首。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办案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当予以说明并移交相关证据材料。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