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鄂民申字第008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琦，男，汉族，1948年8月24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岸区聚德装饰材料商场。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张进，该商场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燕，该商场工会主席。
再审申请人王琦因与被申请人武汉市江岸区聚德装饰材料商场（以下简称聚德商场）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62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琦申请再审称：原一、二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故申请请求撤销（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0243号、（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625号民事裁定，进入实体程序审理。具体事实与理由是：
2014年初，申请人凭江岸区劳动仲裁委的仲裁书，起诉被申请人劳动侵权一案，江岸区法院经审理，查明了事实，但却因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原因，认为属于“重复申诉”，以（2014）鄂江岸00243号裁定书为由驳回。申请人又上诉致武汉市中院，该院却以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为依据，认为申请人提请本案无法律关系，理由是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早已作出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因一纸白条子手续而解除。申请人认为，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本身是错判，（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625号却以其为依据进行裁定，是重复原审错误。比如：一、当时的文件规定：职工可以办停薪留职，期间，可以办执照，期满回单位，可以重新上班，也可以申请辞职，前提是只要得到领导的批准和无违纪违法行为。申请人的行为既没有违纪，也没有违法，且均是得到了批准后的行为，但被申请人却置之不理，不将手续办完整。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对此也不审理。二、证据证实离职手续是被申请人先提出并批准的。事前，申请人并无此意，也无证据证明；事后，申请人是补写申请补签字，纯粹是被动同意。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没有对此证据进行质证，反而颠倒先后。三、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均是被申请人复印后，提供给申请人的，双方证据来源同一。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本应该客观对待，一视同仁，但偏听偏信，并恢复当时提交的证据三中被划掉的处理二字，还单取标题作为“对王琦同志提出离职申请的处理决定”证据，并依此证据篡改事实，将手续的产生篡改成是申请人主动、自愿性质，将被申请人的主动批准行为篡改为处理决定性质，还单取申请人第二次补签的字冠以签收同意，放在处理决定之后。四、办理离职手续后，被申请人没有给予补偿，也没有转移档案，既伤害了申请人，也证明劳动关系依然存在。对此，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却视而不见，反依其伪造和篡改，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因该手续而解除。（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还认定申请人是自愿申请离职，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
本院在再审审查询问调查过程中，王琦诉称：申请人是1968年参加工作的，劳动表现一贯优秀。1987年，被申请人利用申请人因家庭出现意外，请事假之机，主动给申请人办了个所谓的离职手续，还专门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职工欢送大会。会上，除了摆满了糖果瓜子、茶外，还悬挂了有“欢送王琦（申请人）同志离职”的大红幅，又赠送了一本像册作纪念。申请人也补写了申请，补签了字，并于欢送大会后离开。但此后，被申请人就一直将此手续束之高阁，既不按当时的文件规定，将手续改办成辞职性质（因离职只能对干部，申请人是职工），并给予工作年限补偿金和安置（即转移档案），又不同意申请人上班，而是长期置之不理。结果导致申请人就象无业人员，一无所有，不得不踩麻木、卖早点、摆地摊度日，一家三口常常一连几天啃烧饼充饥。为此，申请人无数次找被申请人交涉，被申请人总是以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只到1997年被逼不过，被申请人才出一材料，证明申请人已办“离职”手续，在岗期间表现良好，无任何经济补偿。由于该证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申请人只好继续交涉，并于2000年将此事诉至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该案的证据三“武汉装璜用品专业公司出具的《对王琦同志提出离职申请的（处理）决定》”中，“处理”二字本已由被申请人自己亲手划掉，并补上“决定”二个字，但案件承办法官竟然恢复“处理”二字，将证据三的名称伪造成“处理决定”。然后依此证据，将申请人被动的同意行为篡改成主动申请性质，将被申请人主动批准的行为篡改为“处理决定”，并将申请人第二次补签的字冠以签收同意并紧跟“处理决定”之后，造成申请人同意被处理的假象。再然后，就强调国家当时没有离职应有补偿之规定。最后，依审理查明的事实，判决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因该手续而解除，符合劳动法律规定。申请人不服，上诉至武汉中院。但武汉中院承办法官认为，一审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并认为申请人是停薪留职期满后自愿申请离职。对于涉案的二个手续之间，到底有无其它情节，为什么是被申请人主动同意，手续为何办得又快又急，还举办欢送会等等，以及，就算是自愿申请离职，只要无过错，就应有经济补偿和档案安置等问题，武汉中院二审则一概不理，仅仅只是照抄照搬一审，并说申请人是停薪留职后自愿申请离职。结果，依照（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申请人成了被处理人员。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请人有过错或违纪违法，相关处理无凭无据。此后，被申请人就依仗法院相关判决，出材料证明申请人是自动离职，并将材料和原审判决一起上报，同一天，上级主管单位武汉市江岸区日用工业品办公室（也是申请人的人事主管部门）也出材料，认为情况属实，申请人是自动离职。其后，被申请人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多次出材料证明申请人早已和单位没有任何关系，申请人的行为是个人主动行为，而被申请人自己的行为则是有凭有据，依据一是原审判，二是武汉市职工手册某条某款。正是由于被申请人最初的虚假手段，后来的欺诈行为，以及原审伪造证据，篡改事实，错误判决的“合谋”，导致申请人在劳动关系还没有解除，职工身份也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劳动权和身份权受到严重侵犯和伤害，申请人至今无社保、无退休、无公积金，甚至连独生子女费都没有，40年工龄居然劳无所得，一无所有，一家三口，长期挣扎在艰难困苦之中。2011年，也就是申请人63岁的时候，被申请人借武汉市的五七工政策，给申请人办了个临时工养老保险，每月一千多一点的保命钱，被申请人还堂而皇之的说成是社保退休待遇。申请人的40年工龄，前20年是正直、诚实、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付出，20年则是在无耻的欺诈、诬陷和压迫中挣扎。申请人被诬陷、欺诈和压迫的事实，证据就是被申请人办的所谓的离职手续和原（2000）岸民初字第1270号和（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判决的违法判决。
聚德商场提交意见称：申请人诉被申请人劳动纠纷一案已经省、市、区三级人民法院多次审理，均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申请人这次又完全背离事实无理提出申诉，属于恶意诉讼，严重扰乱了被申请人正常的工作秩序。请求驳回申请人的申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
1、申请人于2000年10月、2007年4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均因超过时效被决定不予受理；申请人为此于2000年10月、2007年4月先后向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均因超过时效被驳回诉讼请求。本案在法院已经经过五个来回，王琦目前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
2、申请人于1987年3月先是以口头方式，后是以书面形式自愿提出离职申请，理由是舍不得自己的个体营业执照，而且当时申请人的生意做得比较红火，提出离职申请纯属个人意愿。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离职申请后，非常重视，考虑到如果不同意申请人的离职申请，必会影响到申请人当时比较好的经营事业，也不符合当时职工能进能出的劳动政策，在经企业领导集体研究后，以书面决定同意王琦的离职申请。申请人在决定书上还签了字“本人同意，王琦”，可以证明申请人离职系协商、自愿的相关事实。申请人因为当时舍不得营业执照而自愿提出离职，是想得到当时的国家政策的实惠，并且也得到了政策实惠。不能因为其后来经营困难就否定1987年已经办理离职手续的事实。当初，企业作出同意申请人自愿申请离职的决定一式二份，一份交当时上级主管部门江岸区日用工业品管理办公室（原名江岸区百货公司）备案，一份企业留存，相关程序合法。而且，在2000年企业改制之前，双方对于离职事实都是满意的。只是到了企业改制时，申请人才声称为了拿低保或者其他的理由，找到单位，要求帮忙开具各种证明材料。而非申请人诉称的“被申请人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多次出材料证明申请人早已和单位没有任何关系”。
3、申请人提出的被申请人未给予其补偿、没有转移档案，导致其后生活困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当时我国并没有完善的人事管理和档案制度，按照当时的政策，并没有发辞职补助费的规定，也没有类似现在的人才交流中心的档案托管机构。对此，也可以从《武汉市劳动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劳动合同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武劳综（1996）117号）第33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其档案可由原档案管理部门保管，也可由原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申请，将其档案移交劳动部门”，以及《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职工辞职有关政策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4）56号）所规定的“职工正常辞职，仍按1981年国家劳动总局（81）劳总劳字83号执行，不发给辞职补助费”等规定中可以证明。
4、2011年，在武汉市江岸区治庸办、武汉市江岸区中小企业管理中心的督促下，被申请人借五七工政策为申请人办理了社会基本养老金，从2011年6月开始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目前每月有一千多元。同时，在2011年5月17日，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经协商达成书面协议，约定：被申请人给予申请人一次性救助款39022.08元；申请人承诺以后不得再向被申请人提出任何要求；在协议生效后，申请人提走本人档案，自己按有关规定处置。该协议经签字、盖章、按手印后，双方各留一份，武汉市江岸区商业促进中心也保留一份备案。申请人此后再提要求有失诚信。
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人王琦对于二审法院驳回起诉的生效裁定不服而提起的再审之诉，因此本案再审审查的范围主要是申请人王琦就本案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条件。申请人王琦在再审审查中提出，本案与之前多案之间存在请求事实和理由等多方面不同，其起诉不违背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对此，本院认为，申请人王琦在之前的数次诉讼中的请求内容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其核心都是要求解决劳动关系、养老保险待遇，以及赔偿经济损失等劳动争议问题。而经审理查明，申请人王琦的上述请求因已过仲裁请求时效，在2000年已被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受理，并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认定超过仲裁时效，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申请人王琦在再审审查阶段所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未能证明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其相关劳动争议诉请已经超过仲裁请求的认定有误。同时，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1）武民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书，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1987年解除，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法律关系已不成立。本案中，申请人王琦仍以其与聚德商场在1987年之后仍然继续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理由，提出相关诉讼请求，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条件。王琦的再审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王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琦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严 浩
代理审判员 徐 艺
代理审判员 李治国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