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82民初9509号
原告:厦门铭潮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湖里园98号5楼。
法定代表人：林美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仲生，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雯，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商城东路。
法定代表人：郭木楚，该公司经理。
原告厦门铭潮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潮工贸公司）与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21日、11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铭潮工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仲生、奚雯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木楚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经缺席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铭潮工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款项34316.98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7年4月2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起诉之日暂计算为435.4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9月为被告加工绣花，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结算单，并经被告法定代表人郭木楚签字确认，加工费为84316.98元。同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一份金额为84316.9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期间，被告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原告5万元，余款34316.98元未能付清。2017年4月21日，原告委托福建秦剑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出具律师函，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款项34316.98元，但被告未能履行付款义务。故为此诉至法院。
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辩称，我公司没有与原告发生绣花业务往来，也不存在欠原告款项。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无争议的事实如下：
2016年11月19日，铭潮工贸公司开具给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一份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84316.98元。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收到上述发票后，已予以抵扣。铭潮工贸公司认为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结欠其绣花加工费，为此来院提起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有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案争议的焦点：与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发生绣花加工业务的是铭潮工贸公司还是案外人。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分别举证、质证和认定情况如下。
铭潮工贸公司为佐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证据1、2016年11月19日，铭潮工贸公司开具给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的一份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证明铭潮工贸公司与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
证据2、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0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一份（出票人名称：安徽贝雅德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马鞍山市七房服装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5万元），铭潮工贸公司认为该承兑汇票是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背书给其的，以证明双方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铭潮工贸公司为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开具发票并非虚开。
证据3、铭潮工贸公司委托福建秦剑律师事务所发给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的律师函及EMS邮寄凭证，证明铭潮工贸公司向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催讨剩余款项34316.98元，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并未就款项提出相关异议。
证据4、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于2016年9月给铭潮工贸公司出具的结算表传真件一份（收到此传真的时间无法确认，收到传真的号码为05926773985，无法提供传真原件），以此证明截止2016年9月，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结欠铭潮工贸公司加工费为84316.98元。
经质证，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认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增值税发票收到并已抵扣，但该发票是与我有合作关系的相城区北桥浪潮绣花厂（以下简称浪潮绣花厂）的刘某给我的，是刘某让铭潮工贸公司开具的。刘某讲铭潮工贸公司和他是合作关系，而刘某的浪潮绣花厂与我公司有业务往来，由我公司委托浪潮绣花厂加工，双方签订了合同，发票所涉款项我公司已于2017年1月以现金34316.98元和汇票5万元支付给了刘某。证据2、这份5万元承兑汇票就是我支付给刘某的浪潮绣花厂的，有可能背书后又转到了铭潮工贸公司手中，但不能证明我公司与铭潮工贸公司有绣花业务往来。证据3、律师函是收到的，但这是铭潮工贸公司的单方行为，所以我公司收到后不予理睬。证据4、结算单是我公司提供给刘某的，我公司没有传真给铭潮工贸公司。
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为佐证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6年6月18日我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木楚与浪潮绣花厂的经营者刘某签订的《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加工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乙方（浪潮绣花厂）为甲方（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加工，合同金额为84346.98元；标准为按确认样生产；付款方式为客户验货后现金付款；交货时间为按甲方要求生产，甲方到货3－5日出货；双方还对包装、验收等均作了约定。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以此证明其与浪潮绣花厂发生绣花加工业务，合同金额为84346.98元。
证据二、2017年1月19日的《收款证明》（收到中原绣品有限公司货款现金84316元）一份，由刘某签字，并加盖了浪潮绣花厂公章。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以此证明84316元已经付清。
证据三、浪潮绣花厂的营业执照，反映：浪潮绣花厂系刘某开办的个体工商户的字号，经营范围为电脑绣花加工，经营场所在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苏州凯帝服饰有限公司一楼。
经质证，铭潮工贸公司认为：证据一、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是依据加工绣花的行业，在合同签订时不可能对加工的总金额、加工数量有明确判断，且从纸张的新旧程度看，不应是2016年6月签订的，应是在2017年8月以后签订的。其次，我公司在苏州及其他各地对外经营业务都以浪潮绣花厂名义开展业务，因为我公司在福建注册了总的浪潮服装公司，苏州的浪潮绣花厂是我公司在苏州对外进行经营的名称，晋江市浪潮服装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华贵系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二者是关联公司。证据二、我公司不认可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刘某无权收取相应款项，而且前期5万元是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直接支付给我公司的。证据三、真实性予以认可，刘某注册浪潮绣花厂成立之初就是按照我公司的要求注册的，后期由于刘某违反公司规定，公司不允许其再以浪潮绣花厂名义对外经营。但铭潮工贸公司未能就此说法予以举证。铭潮工贸公司并向法庭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加工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要求铭潮工贸公司提供相应的对比样本，即加盖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或浪潮绣花厂印章的、且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或2017年8月之后同期的证据作为对比样本，但铭潮工贸公司未能提供。
审理中，根据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的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陈述的主要内容：2016年4月起，我和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洽谈业务，2016年6月18日双方的合同是真实的，货都是我本人拿的，拿到货后就放在我开办的浪潮绣花厂内绣花的，绣好花后有时快递、有时送货，之后具体结算时间也记不清了，我出具的《收款凭证》是真实的，是我本人写的……银行承兑汇票（即铭潮工贸公司举证证据2）是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支付给我的，由于我与铭潮工贸公司间还有合作关系，我又支付给了铭潮工贸公司，是我厂邮寄给铭潮工贸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即铭潮工贸公司举证证据1），因为我是个体工商户，没有申请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而铭潮工贸公司与我有合作关系，所以我委托铭潮工贸公司开具了发票，交付给了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2016年9月结算单，是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提供给我的，我又将它提供给了铭潮工贸公司让其按照这个金额开票的。
铭潮工贸公司在审理中陈述了业务往来经过：我公司在苏州以苏州浪潮绣花厂的名义对外经营，具体经营地点就是苏州市相城区北桥，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在2016年8月委托我公司加工，原业务经办人有王荣灿、刘某，2016年9月以后刘某不再处理公司业务，就由王荣灿经办，主要业务发生在2016年9月，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在2016年9月底时，双方结算的时候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出具结算单给我公司，我公司开具发票给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前期付了5万元（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快递至我公司），剩余34316.98元未付。在业务进行过程中，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很清楚是与我公司在开展业务，且在刘某离开公司后，王荣灿到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交代以后款项直接支付给我公司，刘某和我公司不再有任何关系。刘某在2015年在我公司处上班，我公司派驻其在苏州上班，没有缴纳社保费用，在2016年发现刘某自己也在经营此类业务，因此双方关系彻底结束。而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则陈述如下：我公司是与刘某做生意，有时刘某来提，有时我公司送，绣好花之后有时我公司去提，有时刘某送过来，同时验货，结算好之后付款，我公司已将款项给了刘某……没有人来我公司说不要和刘某结算款项。铭潮工贸公司承认收到的5万元，不是我公司快递给其的，我公司是给刘某的。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否认与原告铭潮工贸公司间存在绣花加工业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为此原告铭潮工贸公司对双方间存在绣花加工业务往来负有举证责任。原告铭潮工贸公司提供的证据1即厦门增值税发票，以此证明其已履行了绣花加工的义务，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虽确认收到发票并认可已抵扣，但否认双方间存在业务往来，称其系与刘某的浪潮绣花厂间发生业务，发票系浪潮绣花厂交付其的，故原告铭潮工贸公司还应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了绣花定作物的事实。原告铭潮工贸公司提供的证据2即银行承兑汇票，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陈述系交付给刘某的，这与证人刘某的证言相吻合，且刘某陈述由于与原告铭潮工贸公司存在业务关系，故又背书给了原告铭潮工贸公司，故原告铭潮工贸公司不能证明该汇票系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直接交付给其的；原告铭潮工贸公司提供的证据3即律师函，系其单方邮寄给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在收到后未予回复，并不能直接证明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确认了欠款的事实；原告铭潮工贸公司提供的证据4，其虽称系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传真给本公司的，但未能提供传真原件，也未能陈述具体的传真时间；而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陈述其系提供给刘某的，这与刘某的证言相吻合，且刘某陈述提供给原告铭潮工贸公司用于开票所用，也不违反常理。综上，原告铭潮工贸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结合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对其主张的法律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证明优势，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综观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为其抗辩意见所举证的证据，其举证的证据一即其与浪潮绣花厂签订的《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加工合同》，原告铭潮工贸公司质证后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向法庭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该加工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要求原告铭潮工贸公司提供相应的对比样本，但其明确无法提供，不能满足鉴定条件，故无法进行鉴定。而该份合同的相对方浪潮绣花厂的经营者刘某到庭作证，认可该份加工合同的真实性，本院对该份加工合同予以确认；其次，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提供的证据二即《收款收据》，上面由刘某签字，并加盖了浪潮绣花厂的公章，且证人刘某也对其真实性予以了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也予以确认；再次，原告铭潮工贸公司虽陈述浪潮绣花厂是其在苏州对外进行经营的名称，刘某注册浪潮绣花厂成立之初就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注册，原业务经办人有王荣灿、刘某，之后是王荣灿，但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认为与其发生业务的是刘某，而刘某代表的是浪潮绣花厂；证人刘某也表示本案所涉业务是其本人所做，绣花加工费也应由其收取；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的陈述与证人刘某的证言相吻合；而原告铭潮工贸公司在庭审中承认并未为刘某缴纳社保费用，也未能就其陈述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况且，原告铭潮工贸公司系由林美丽等两名股东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浪潮绣花厂系刘某开办的个体工商户字号，两者并没有直接关联性，故本院对原告铭潮工贸公司有关其对外经营名称为浪潮绣花厂的陈述不予采信。综上，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认定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与刘某开办的浪潮绣花厂发生了绣花加工业务往来，双方签订了加工合同，在业务完成后，双方进行了结算，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已付清了绣花加工价款。
综上所述，原告铭潮工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被告中原绣品厂张家港公司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是其放弃自己的实体权利，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铭潮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68元，减半收取计334元，由原告厦门铭潮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李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罗叶
附：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