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执异终字第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爱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何高峰、章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发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铁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永建、陈仟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森茂。
上诉人刘爱芳与被上诉人申发集团有限公司、周森茂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7日作出（2013）绍诸执异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刘爱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刘爱芳与周森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1年11月8日作出（2011）绍诸商初字第2021号民事判决，判决周森茂应支付刘爱芳借款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16640元。判决生效后，周森茂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刘爱芳遂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2013年8月1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绍诸执民字第786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周森茂所有的在诸暨市宜创公司中的股权45%份额内价值计人民币200万元予以查封、冻结。2013年9月26日，原告申发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该院查封、冻结的周森茂名下的宜创公司股权中30%属其所有，要求该院解除查封、冻结。该院执行机构审查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因股权转让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即使出让股东与受让人已实际履行并使受让人享有实际的股权，如没完成股权的变更登记，则该股权转让对其他人不产生约束力。只有股权受让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才对股权转让的双方当事人的债权人产生对抗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对其中“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的理解，该院认为，由于公司的股权状况属于工商登记的重要内容，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权等事项的，应当自股东权事项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这就给申请工商变更登记设定了一个合理的期限，如果在该期限内提出了变更登记申请，由于登记部门的原因而未完成变更登记手续，也应视为无过错；否则应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申发公司提出的异议理由，缺乏法律依据，裁定驳回申发公司的异议请求。
原审另认定，原告申发公司与被告周森茂于2010年11月24日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一份，约定：一、原告与被告周森茂共同出资成立宜创公司，由宜创公司向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受让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浣东北路28号、32号两块面积为3367.31平方米的国有出让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由宜创公司进行开发建设，原告与被告周森茂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二、合作开发的模式为原告与被告周森茂各出资50%设立宜创公司，开发收益亦由双方各按50%的比例分享。目标地块的前期开发工作（至土建工程竣工验收并办理房产证时止）由被告周森茂具体实施，包括将目标地块过户至宜创公司名下，以宜创公司的名义办理房产证等。原告需将由其承担的投资款份额按期支付至宜创公司的账户，用于目标地块的开发。2011年6月8日，原告与被告周森茂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周森茂将其在宜创公司的出资比例中的30%转让给原告，原告需相应的追加投资款2000万元。协议订立后，宜创公司30%的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30万元由被告周森茂此前向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国林所借的500万元借款中抵付30万元，该30万元借款转变为股权转让款经过了债权人许国林的同意。剩余的470万元借款作为原告需要追加的投资款，被告的债权人许国林亦表示认可。第二期投资款500万元由原告在2011年6月9日支付；第三期投资款1000万元由原告在2011年6月14日支付。并变更了股东名册。原告在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后多次催促被告周森茂，至今未能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也未能对受让所得的土地进行开发建设，也未将原告支付的大部分投资款用于开发房地产。2012年12月28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出起诉，要求与被告周森茂解除尚未履行部分协议，即双方合作建造房屋部分协议，并返还相应投资款。2013年4月10日，该院作出（2013）绍诸民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除支付设立宜创公司的资本金80万元（包含为获得宜创公司30%的股权而支付的30万元转让款）之外，按照合作开发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的投资款为44926900元，并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周森茂订立的《合作开发协议》中关于合作建房部分的协议；由被告周森茂返还相应投资款。
原判还认定，2011年10月26日、2011年11月28日、2012年5月2日，原审法院根据张俊萍、陈建松、姚柏林的申请，分别作出（2011）绍诸商初字第2184号、（2011）绍诸商初字第2578号、（2012）绍诸商初字第2685号民事裁定，对周森茂在宜创公司45%股权予以冻结。该三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原告对上述三案的执行异议尚在处理过程中。
原审认为，登记在周森茂名下的宜创公司30%股权，已由周森茂转让给原告，宜创公司亦向原告签发了新的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关于出资额的记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根据合同约定被执行人保留所有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由第三人在合理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交付全部余款后，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根据该执行规定，受让人已履行完毕对价支付义务，并且已办理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实际上已经占有该股权，故可确认原告已经受让取得周森茂转让的涉案30%股权。那么涉案股权转让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否影响股权转让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人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可以接受该股东对股权的处分。由此可见，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只会产生对外效力不会影响股权转让效力。当受让人根据股权转让合同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受让人即取得股权，该股权转让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只是不得对抗第三人，而非无效。该法律条款的立法意图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减少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而被告刘爱芳系被告周森茂的债权人，并非就股权进行交易，而是要执行债务人周森茂的股权来满足其债权的实现，故其并非股权交易第三人，不存在基于对股权工商登记的信赖而产生的信赖利益，也不存在基于该信赖而发生的交易行为，故也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保护对象。现原告申发公司请求解除对讼争股权的查封，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被告周森茂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确认登记在被告周森茂名下的诸暨市宜创贸易公司30%股权为原告申发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并停止对以上财产的执行。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刘爱芳、周森茂各半负担。
刘爱芳不服原判，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原判认定申发公司通过与周森茂签订《补充协议》而受让周森茂所享有的宜创公司的30%股权的事实是虚假的。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依据是被上诉人与周森茂之间的两份协议及（2013）绍诸民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其中，《合作开发协议》是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补充协议》存有瑕疵，该两份协议中周森茂的签字明显不一，生效（2013）绍诸民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本身没有问题，但基于申发公司与宜创公司的关联关系，宜创公司的章程修正案等证据有可能系虚假的，生效判决基于上述证据所认定的股权转让事实就有虚假的可能；2.《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的“第三人”并不特定指向股权交易人，应包括对工商登记具有信赖利益的上诉人，原审认定上诉人不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保护对象，系适用法律错误；3.申发公司对于未办理案涉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存有过错。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权等事项的，应当自股权事项发生变动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其在2011年6月即发生股权变动，但其至今没有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其过错是显然存在的，即使是因周森茂不配合，其也可以通过诉讼方式确权的。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申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申发公司辩称，1.原判根据《补充协议》、宜创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变更后的公司章程等证据认定案涉股权已经由周森茂合法转让给申发公司是合理合法的，且（2013）绍诸民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对此已予以确认，上诉人对该事实虽有异议，但并未提出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的相反证据；2.上诉人仅是周森茂的普通债权人，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案涉股权没有直接的关系，上诉人对案涉股权工商登记没有信赖利益，其不是《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善意第三人；3.申发公司对案涉股权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没有过错。本案中，对案涉股权未办理工商登记的过错方是周森茂，周森茂负债外逃才导致案涉股权迟迟未能变更登记。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周森茂未作答辩。
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原审认定申发公司受让获得周森茂在宜创公司的30%股权是否正确；二、上诉人是否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三、申发公司对案涉股权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否存有过错。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原审认定申发公司受让获得周森茂在宜创公司30%股权这一节事实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审原告申发公司在原审时提交的与被告周森茂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2013）绍诸民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付款凭证、宜创公司的股权证书、股东名册等证据可以证实周森茂将宜创公司30%股权转让给申发公司的事实，上诉人刘爱芳对此虽有异议，但并未提出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相反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其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系虚假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上诉人是否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三人”的问题。《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院认为，从公司法立法目的和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来看，“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目的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对于非交易第三人，由于工商登记公示的权利不是其交易对象，其没有基于工商登记所产生的交易信赖，一般也就不存在交易安全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作为股权转让人周森茂的一般债权人，不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规定的“第三人”。故原判认定上诉人不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保护对象，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申发公司对于未办理案涉股权变更登记手否存有过错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公司登记机关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该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设权登记，股权变动亦不以工商变更登记为生效要件。本案中，宜创公司向申发公司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关于出资额的记载，可以确认申发公司已经受让取得周森茂转让的案涉30%股权。申发公司在合法受让案涉股权后，其是否对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存有过错，均不影响对案涉股权权属的认定。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所需判断的是申发公司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阻却执行的实体权利，即申发公司是否受让取得登记在被执行人周森茂名下的宜创公司30%股权，至于申发公司对案涉股权未办理工商登记是否存有过错则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刘爱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卫东
审 判 员 刘 艳
代理审判员 赵启龙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裘青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