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14民初2958号
原告:刘淑娟，农民。
原告：生淑英，无业。
原告：生淑芬，无业。
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于淑艳，系普兰店市正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桂仁，无业。
原告刘淑娟、生淑英、生淑芬诉被告刘桂仁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蔡蓁嵬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生淑英、生淑芬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于淑艳、被告刘桂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共同诉称：2015年6月18日7时20分许，被告驾驶辽B×××××号小型客车在皮莲线10km＋164m处将原告刘淑娟的丈夫、原告生淑英、生淑芬父亲生元有撞倒致当场死亡。经普兰市交警队认定，被告负全部责任。经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调解，被告承诺一次性赔偿原告损失47万元，被告已支付8万元，余款39万元由被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在保险公司赔偿款达到之日补齐。协议还约定：死者继承人收到所有赔偿款后，不再追究被告任何法律责任，不再要求被告赔偿任何损失，对被告表示谅解。普兰店市人民检察院据此作出对被告不起诉决定。至2015年11月29日，保险公司共赔付341710.50元，余款48289.50元被告没有补齐，此款经原告多次索要未果，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给付赔偿款48289.50元，并从2015年11月30日起到款付清为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来计算利息。
被告辩称：我不欠原告的钱。我分批已经把钱都给原告了，这些我都有收条。
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8日7时20分许，被告刘桂仁驾驶号小型越野客车沿普市皮莲线由南向北行驶至该线10km＋164m处，与正在道路东侧路边作业的养路工生元有相撞，致生元有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2015年7月8日普兰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普公交认字【2015】第0018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桂仁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生元有无责任。肇事车辆在富邦财产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投保。
2015年7月21日，大连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道）调字第202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内容如下：“1、刘桂仁一次性赔偿生元有此次交通死亡产生的所有经济损失肆拾柒万元整（4700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30000元，余额440000元本协议签订之日付50000元，剩余390000元首先由刘桂仁驾驶的车辆辽B×××××所承保的保险公司负责理赔，具体理赔数额以保险公司理赔额为准，不足部分刘桂仁在保险理赔款达到之日补齐；2、生元有所有继承人在接到赔偿款后，不再追究刘桂仁的任何法律责任，不再要求赔偿任何损失，并对刘桂仁的肇事行为表示谅解。”普兰店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1月2日对刘桂仁作出《不起诉决定书》。
原、被告双方在调解书达成后，原告先后2015年6月19日和2015年7月21日收取被告丧葬费29530.50元和50000元，对此一节原告予以认可。
被告当庭提供2015年9月25日有三原告签名的《收条》一份，以证明被告已将赔偿款全额给付原告，其中包括原告此次起诉的标的额48289.5元。《收条》内容如下：“收款人生淑英于2015年9月25日收到富邦保险赔付给死者生元有理赔款39万元整。”被告认为此份《收条》在其手中，足以证明其已足额给付赔款，不然在理赔款没有足额给付的情况下，三原告不可能出具《收条》；原告对此《收条》解释：当时是富邦公司姓韩的理赔员告诉原告必须签字，不签字不能给打款，原告相信了保险公司姓韩的理赔员所以在《收条》签了字。但实际被告并没有足额给付理赔款，还差此次起诉的48289.5元。
庭审中，原、被告对富邦财产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只赔付原告341710.5元均予以认可。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普兰店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机动车车辆商业保险赔款计算书》、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回单；被告提供的2015年6月19日和2015年7月21日两份《收条》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为凭，已经本院审查和当庭质证，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原、被告双方达成《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该调解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均应按该调解书的约定来履行，在该调解书的履行过程中，按照原告的自述其已收到被告赔付的80000元及富邦财产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赔付的341710.5元，本案争议焦点系被告是否已给付差额理赔款48289.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有义务证明已经给付原告差额理赔款48289.5元。被告除了当庭陈述外，用以证明其已全额给付三原告理赔款的证据就是“2015年9月25日三原告签名的《收条》”。但是从《收条》的内容看，系三原告出具给富邦财产保险公司的，并不是出具给被告的；至于《收条》上为什么没能体现出被告的名字，被告庭审中的解释是：“当时没有想到，就想着总额对上了就行。保险公司不需要收条，这个收条就是原告给我打的。”按照被告的说法，既然该《收条》是出具给被告的，《收条》上就应该有被告的名字。而且，按照被告陈述的给款过程，被告是在2015年9月25日（也就是三原告出具《收条》的当天）在普兰店富邦保险公司门口，用黑色塑料袋，以现金方式给了原告整钱5万元，并没有要求原告找零，是在给完钱之后找理赔员小韩打的条，中间并没有时间间隔，所以《收条》上不应该只是“收到富邦保险赔付”。况且，按照已给付原告的8万元原告均为被告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原告在收到该差额理赔款后应为被告出具收条，被告也应要求原告出具收条，没有《收条》也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从庭审中证据显示，如果被告再给付三原告48289.5元，按照原告与被告达成的，三原告所得到的理赔款总额将超过赔款总额47万元，保险公司可以依据相关法律及证据向三原告索要，与被告无关。因此，对被告的辩称，本院无法采信，被告对已给付三原告差额理赔款48289.5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一节，本院认为，被告应按双方达成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定“不足部分刘桂仁在保险理赔款达到之日补齐”给付保险公司理赔差额。富邦保险公司是在2015年11月23日以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将理赔款给付原告的，即被告也应在2015年11月23日将不足部分理赔款补齐，因被告没有按时给付原告理赔款给原告造成了的经济损失被告应予以赔偿，但原告要求被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给付利息于法无据，本院认为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为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桂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淑娟、生淑英、生淑芬理赔款48289.5元，并从2015年11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7元，减半收取503.5元，由被告刘桂仁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蔡蓁嵬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