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商抗字第1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方培喜。
申诉人（一审被告）：方培熊。
两名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艳芬，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名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景友，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发路证券营业部。
代表人：邓峰，总经理。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董事长。
两名被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根霞，广东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名被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翼娜，广东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方培喜、方培熊因与被申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发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927号民事判决，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深检民（行）监【2014】4403000019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3日作出(2014)深中法立民抗字第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涛、高勃出庭。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根霞、周翼娜，方培喜与方培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艳芬、吴景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1年7月9日，彭吉忠与方培喜签订了一份股票质押合同，约定方培喜借款50万元给彭吉忠，划入资金账号为20×××72、股票账户为A35×××82、账户名为方培熊的账户（以下简称贷款账户）上；双方共同委托国泰华发营业部作为该质押账户和贷款账户的监管人，授权国泰华发营业部对两个账户进行锁定，禁止彭吉忠未经方培喜同意而单方提现、转账、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和电话转账等；彭吉忠借款用于证券投资；彭吉忠以其在国泰华发营业部开设的股票账户13×××10、A41×××02（以下简称质押账户）作为质押，贷款期限自2001年7月9日至2002年9月30日。同日，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和特别授权委托书各一份，对质押账户的股票操作进行了约定。
同日，方培喜将该50万元划入涉案贷款账户，彭吉忠开始股票交易。至2001年12月31日时，该贷款账户中余存代号为00×××39的普罗药业32400股。
2003年11月25日，国泰华发营业部出具一份证明，称根据彭吉忠与方培喜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彭吉忠将其质押账户质押给方培喜，方培喜将借款50万元划入贷款账户，上述方培熊名下的贷款账户于2001年7月9日交由彭吉忠管理操作，同时，彭吉忠与方培喜签订的特别授权委托书约定共同委托该司作为上述全部质押账户和贷款账户的监管人，希望将上述账户按股票质押合同和特别授权委托书约定进行实施。
2004年7月28日，方培熊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贷款账户系由其开设，2001年7月9日，方培喜借款50万元给彭吉忠，经彭吉忠、方培喜协商一致并经其同意，该款由方培喜划入该贷款账户，并于2001年7月9日起交由彭吉忠管理操作。并特别声明：上述资金账户截止2001年7月9日的资金余额50万元系方培喜的个人资金，上述账户系方培喜与彭吉忠共同认可的贷款支付账户。
2005年12月2日，涉案贷款账户余存代号为00×××39的普罗康裕33880股；同日，该33880股普罗康裕被卖出，得款146892.25元，扣除交易税后，余额（包括该账户中的原有资金252.8元）147145.05元。2005年12月5日，该账户余额147145元被经办人方培熊提取后支付到提款人方培喜的账户上。
一审法院根据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调取了国泰华发营业部于2005年12月5日转出的147145元的转账贷方传票和支票复印件（加盖了银行会计业务专用章），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对该调取证据不持异议。
2007年8月17日，彭吉忠以方培喜未履行补充协议约定未对涉案质押账户依约管理为由提起诉讼。经一审、二审审理，认定2003年11月3日、5日，方培喜通过自助系统更改了涉案质押账户的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彭吉忠虽向国泰华发营业部要求改回密码，但国泰华发营业部以方培喜持有彭吉忠签发的特别授权委托书、方培喜可以更改密码为由，拒绝为彭吉忠改回。
2009年3月12日，彭吉忠以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国泰君安公司及方培熊为共同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案三被告连带返还彭吉忠留存在方培熊账户上代号为00×××39的股票63525股及红利2541元并连带返还股票账户为A41×××02名为彭吉忠的账户上的代号为00×××39的股票2812.5股及红利112.5元。经审理，该院于2010年4月2日作出（2009）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65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了上述事实，并认定国泰华发营业部作为涉案贷款账户的监管人，负有保障该账户的所有者权益的合同义务，该账户至2005年12月2日时存有的00×××39普罗康裕股票33880股被卖出后，所得款项被取走，而取款人非彭吉忠，故国泰华发营业部的行为已违反合同义务，对彭吉忠的损失应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国泰华发营业部应对彭吉忠受损之股票返还及对卖出之日后的红利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判令国泰华发营业部应向彭吉忠返还00×××39普罗康裕股票63525股并赔偿红利损失2541元（暂计至起诉之日，此后按照青岛普罗康裕股份有限公司的分红、配股和送股公告计至该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国泰公司对国泰华发营业部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并驳回彭吉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国泰君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经审理，本院于2010年12月6日作出（2010）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3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国泰华发营业部作为涉案贷款账户的监管人明知彭吉忠系该账户内股票资金的所有权人，并负有保障该账户内股票资金所有者合法权益的监管义务，该账户存有的00×××39普罗康裕股票33880股于2005年12月2日被卖出，所得款项被取走，而取款人非彭吉忠，故国泰华发营业部未严格履行其监管义务的行为已导致彭吉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泰华发营业部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未主动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义务，彭吉忠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1年4月15日，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支付了依据该判决最终确定的执行款626278.15元以及执行费8663元。
另查，方培熊证券账户的电子系统中显示备注信息为“凭方培喜亲自办理”。
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方培喜、方培熊连带赔偿实际损失634941.15元；2、方培喜、方培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方培喜、方培熊一审未作答辩，开庭时缺席。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贷款账户内股票资金所有权人为彭吉忠，方培熊在未经得彭吉忠的同意或授权下，擅自将该账户内的股票卖出后获得的款项取走转至方培喜的账户上，方培熊为经办人，方培喜为提款人并实际获得利益，且从案件事实来看，涉案贷款账户系登记在方培熊名下并由方培喜实际控制，据此可认定方培喜、方培熊共同实施行为导致涉案贷款账户内股票被卖出及其所获款项被取走，方培喜、方培熊构成共同侵权，应对彭吉忠因此所遭受的损失连带承担与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国泰君安公司基于其违反监管义务的行为而对彭吉忠承担的赔偿责任内容相同的侵权赔偿责任。尽管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基于其违约行为而对彭吉忠独立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彭吉忠的损失最终是由于方培喜、方培熊的侵权行为所导致，方培喜、方培熊应为终局责任人，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在依法已向彭吉忠承担了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方培喜、方培熊进行追偿，追偿金额为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根据（2010）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39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实际向彭吉忠赔付的总金额626278.15元。对于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因其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而导致彭吉忠申请强制执行所产生的执行费8663元，属于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未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而承担的费用，该费用应由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自行承担，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无权就该费用向方培喜、方培熊追偿，对该部分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此外，因本案财产保全费系因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申请对彭吉忠的财产进行诉讼保全而发生，而该院已裁定驳回了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对彭吉忠的起诉，故本案财产保全费应由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自行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方培喜、方培熊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发路证券营业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带赔偿626278.15元；二、驳回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发路证券营业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140元，由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负担140元、方培喜与方培熊负担10000元；财产保全费3694元，由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负担。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如下：
一、方培喜、方培熊与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的行为直接结合共同导致涉案贷款账户中的股票被出售及所得款项被取走，应构成共同侵权。一审判决对于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的侵权行为未作出认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首先，方培熊、方培喜擅自出售涉案贷款账户中的股票及取走所得款项的行为构成侵权。根据方培喜与彭吉忠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的约定，方培喜于2001年7月9日将借款50万元划入涉案贷款账户中，虽然该贷款账户系方培熊开设，但方培熊于2004年7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上述借款是经方培喜、彭吉忠协商一致并经其同意才存入贷款账户的，且该账户于2001年7月9日起就已交由彭吉忠管理操作。因此，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涉案贷款账户内的股票资金的所有权人为彭吉忠，且方培喜、方培熊对此是明知的。但方培熊却于2005年12月2日在明知涉案贷款账户内的股票属彭吉忠所有的情况下，擅自将该账户内的股票普罗康裕出售并提取所得款项支付到了方培喜的账户上。由于涉案贷款账户系登记在方培熊名下，且方培熊系出售股票和提取所得款项的实际经办人，而方培喜为股票出售所得款项的提款人并实际获益，据此，应当认定方培喜和方培熊具有侵害彭吉忠财产的共同故意并实际实施了侵害行为，且彭吉忠最终遭受了财产损失，因此，方培喜、方培熊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另值得提及的是，虽然方培喜、方培熊出售涉案贷款账户内的股票及取走钱款时，彭吉忠所拖欠方培喜的50万元借款本息尚未清偿完华，但方培喜也无权在未得到彭吉忠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处置彭吉忠的财产，而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其次，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因未严格履行监管义务导致涉案贷款账户中的股票被出售及所得款项被取走，其行为构成侵权。本案中，方培喜与彭吉忠签订的《股票质押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共同委托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作为涉案质押账户和贷款账户的监管人，再结合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于2003年11月25日出具的《证明》足以认定：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对于“彭吉忠系涉案贷款账户内股票资金的实际所有权人及方培熊名下的涉案贷款账户已于2001年7月9日起交由彭吉忠管理操作”是明确知悉的，同时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亦明确知悉方培喜和彭吉忠已共同委托其作为涉案质押账户和贷款账户的监管人。根据生效的(2008)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29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即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曾以彭吉忠给方培喜签发有《特别授权委托书》等为由拒绝为彭吉忠改回质押账户密码，足以认定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已实际接受了方培喜和彭吉忠的共同委托对涉案质押账户和贷款账户进行监管。2005年12月2日，涉案贷款账户中的股票普罗康裕被出售且所得款项被取走，而取款人并非所有权人彭吉忠，对此，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作为涉案贷款账户的监管人明显具有过错。因为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是接受了方培喜和彭吉忠的共同委托对涉案贷款账户进行监管，且已明确知悉涉案贷款账户内的股票资金系彭吉忠所有及方培熊名下的涉案贷款账户已于2001年7月9日起交由彭吉忠管理操作，因此，在未得到彭吉忠许可或授权的情况下，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应当不予准许方培熊重置交易密码及提走涉案贷款账户内的资金。但由于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未严格履行监管义务最终导致涉案贷款账户内的股票被出售及所得款项被取走，因此，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虽然涉案贷款账户的电子系统中显示备注信息为“凭方培喜亲自办理”，但根据《股票质押合同》的约定，方培喜和彭吉忠是共同委托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对质押账户和贷款账户进行监管，即禁止彭吉忠未经方培喜同意而单方面提现、转账、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和电话转账等，且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对于《股票质押合同》的约定内容及涉案贷款账户内的股票资金属彭吉忠所有是明确知悉的，因此，备注信息“凭方培喜亲自办理”的真实意思应是对彭吉忠操作涉案贷款账户的限制，而非其他人均可凭方培喜的授权办理涉案贷款账户的有关业务。也正是由于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为了业务办理便利而单方设置如此简单而不完整的提示信息，才最终导致对涉案贷款账户的监管不力，因此，该条备注信息不能成为免除其侵权责任的理由。最后，方培喜、方培熊和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的行为应构成共同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目前学理通说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应包括两种：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本案中，虽然方培喜、方培熊与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之间在主观上并无共同侵害彭吉忠财产的故意或过失，但只有方培喜、方培熊的故意侵害行为与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的过失侵害行为直接结合才能导致涉案贷款账户内的股票被出售及款项被取走，两个行为缺一不可，而非(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927号民事判决所认为的“彭吉忠的损失最终是由方培喜、方培熊的侵权行为所导致，两被告应为终局责任人”，因此，方培喜、方培熊和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的行为应构成共同侵权，对于彭吉忠因此遭受的损失，三者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对于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的债务应当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二、(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9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方培喜、方培熊最终承担彭吉忠因涉案贷款账户中的股票被出售而遭受的全部损失，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问题。(2010)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398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向彭吉忠支付了判决确定的全部赔偿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在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后，当然有权向方培喜、方培熊追偿超过自己赔偿数额的部分，但方培喜、方培熊和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作为连带责任人，三者之间对赔偿责任的分担原则上应当根据各自责任大小进行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则平均承担赔偿责任。(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927号民事判决在未准确认定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侵权责任的基础上，判定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有权向方培喜、方培熊进行全额追偿，而使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无需承担其应当分担的赔偿责任，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再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另查，2003年12月，方培喜以彭吉忠未偿还借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审理，本院于2007年5月10日作出(2006)深中法民一再字第83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二审判决，即彭吉忠应返还方培喜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02年10月1日起至全款还清之日止)。该案二审判决生效后，方培喜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05年12月1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变卖彭吉忠质押账户中的10×××00股普罗康裕和7251股旭光股份。同日，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根据一审法院的指令在卖出上述裁定股票的同时，亦将该质押账户中另外1500股普罗康裕卖出，共计得款498927.07元。次日，国泰君安华发营业部将所得款项498927.07元划至一审法院。
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国泰君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05年12月5日《保险金提取单》（原件）显示：“股东姓名：方培熊，提款金额：147145，收款单位：方培喜，开户行：招行，经办人：方培熊，客户签章：方培熊”。一审法院调取的招商银行支票（复印件）显示：“出票日期：2005年12月5日，收款人：方培喜，金额：147145元”。
再审庭审中，方培熊与方培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认可方培熊配合方培喜通过修改密码将贷款账户中的股票卖出，股票所得款及该账户余额共计147145元转入方培喜银行账户，但抗辩称该行为系配合方培喜实现到期合法债权，而非侵权。
本院再审认为，贷款账户中彭吉忠的股票被他人卖出，所得款项及账户余额共计147145元被转走。本院已生效的(2010)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398号民事判决认定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疏于履行监管义务，判决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向彭吉忠返还00×××39普罗康裕股票63525股并赔偿红利损失2541元，国泰君安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在该案执行程序中向彭吉忠支付了执行款626278.15元。本案系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与国泰君安公司向彭吉忠承担了上述赔偿责任之后，向方培喜、方培熊进行追偿的案件，本案案由应为追偿权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围绕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与方培喜、方培熊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以及双方对涉案财产损失应承担的责任方式及责任分配问题。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贷款账户中的股票等财产属于彭吉忠所有，“经办人方培熊”将该账户内股票卖出后，资金转至“收款单位方培喜”招商银行账户。虽然方培喜对彭吉忠享有到期债权，但应通过合法的途径主张，方培喜、方培熊在未经财产所有权人彭吉忠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处分贷款账户中的股票及资金，其行为构成侵权，方培喜、方培熊关于其行为并非侵权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方培喜、方培熊均为侵权人，应对彭吉忠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正确。本院已生效的（2010）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398号民事判决认定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因疏于履行监管职责应对彭吉忠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方培熊、方培喜是基于侵权行为对彭吉忠负有侵权赔偿责任，而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是基于合同关系对彭吉忠负有违约赔偿责任。现无证据证明方培喜、方培熊与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双方之间存在共同侵权的故意或过错，因此，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与方培喜、方培熊双方之间不构成共同侵权。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与方培喜、方培熊分别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对彭吉忠均负有赔偿义务，故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与方培喜、方培熊对彭吉忠应承担责任的方式为不真正连带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彭吉忠的财产损失是因方培喜、方培熊的侵权行为所致，方培喜、方培熊为终局责任人，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在依据合同关系向彭吉忠承担了违约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终局责任人方培喜、方培熊进行全额追偿。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在本院（2010）深中法民二终字第1398号案件执行程序中向彭吉忠支付了执行款626278.15元，方培喜、方培熊应对上述款项向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进行全额清偿。抗诉机关认为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与方培喜、方培熊构成共同侵权，应对彭吉忠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及国泰君安华发路营业部与方培喜、方培熊双方之间应根据过错大小分担责任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1）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927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劭
审 判 员 彭 亮
代理审判员 刘 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林怿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