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2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洋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崮山路648号。
法定代表人：凌德明，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杰，浙江民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保章，男，198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志明，上海津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曹兵，上海津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浦东洋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洋泾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3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洋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俊杰，被上诉人程保章的委托代理人熊志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洋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程保章的起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关于合同未付金额，因对账单并非洋泾公司工作人员签署，且原审中程保章提供送货单均为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洋泾公司对于未付金额不认可。且，根据A公司与洋泾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每次付款前，A公司须提供有效票据，因此对于付款A公司有先履行义务，否则洋泾公司可拒绝履行其后义务。据法律规定，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可向债权受让人提出。原审将债权出让人负有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分开处理，违背法律规定。再者，A公司向洋泾公司发送的通知中无程保章的任何联系方式，使得洋泾公司无法履行合同相关义务。因此，在合同价款不具备支付条件，且无法支付也系A公司造成的情况下，洋泾公司无需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另，程保章提及的2016年5月25日的收款收据洋泾公司从未见过。此外，原审判决书内容的行文格式不符合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
程保章答辩称，双方经过对账的送货单原件被洋泾公司收回也属合理。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发票并非付款前提。事实上，A公司要求洋泾公司付款前，都会先提供收据。且不开票不影响涉案合同目的的实现。A公司交付货物为合同的主要义务，因此洋泾公司理应付款。若A公司在洋泾公司付款后不开具有效票据，洋泾公司完全有权向税务部门举报。由此，开具发票并非司法机关调整范畴。事实上，洋泾公司付款有支票和通过案外人代付两种情况，说明洋泾公司本也没有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开票付款。2016年5月25日，A公司向洋泾公司主张过货款，但洋泾公司拒绝支付并退还收据。原审对于违约金已作较大调整，实际上根据合同约定的结构封顶时间早已过去，A公司就违约金部分已有损失。现不接受洋泾公司的上诉请求。
程保章向原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洋泾公司支付程保章货款873,230元；2、判令洋泾公司支付程保章利息（以923,23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4日起按照每日1‰计算至2016年2月5日共计479日计442,227.17元；以873,23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6日起按照每日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由洋泾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6日，案外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乙方）与洋泾公司（甲方）签订《建筑胶合模板、木方交易合同》，约定由案外人A公司向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上水工业园盛世华庭二期工程供应模板、木方，模板为60元/张，木方为1,380元/方。在该《建筑胶合模板、木方交易合同》第三条“结算和付款方式”中双方约定：“乙方供货100万元货款，甲方支付30万元。乙方供货到结构封顶，甲方支付到实际供货款的50%{如果2014年春节前（2014年1月30日）甲方未能封顶，甲方同样也要支付实物量的50%货款或协商}。剩余50%货款，在甲方封顶验收六个月内分期分批付清。每次付款前乙方需提供有效票据。”在该合同第四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合同”中双方还约定：“甲方没按合同付款，经乙方催告后七天内仍未履行的。同时乙方有权向甲方收取违约款项的每天千分之一作为违约赔偿金。”
审理过程中，程保章提供送货单复印件一组及《对账单》，送货单及《对账单》显示2013年10月21日至2013年12月21日，案外人A公司共计向涟水工地供货765,790元，送货单下收货单位处有署名为“陈某”字样的签名，《对账单》下有署名为“阮某”、“杭某”字样的签名，《对账单》上同时注明送货签收单原件已被施工方收走。程保章还提供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10月13日的送货单一组，送货单显示案外人A公司向涟水工地共计供货957,440元,送货单下收货单位处有署名为“陈某”、“阮某”字样的签名。程保章称“陈某”是工地的材料员，“阮某”是工地上的财务，“杭某”也是工地上负责的管理人员。
为证明案外人“陈某”、“阮某”等人的身份，程保章提供洋泾公司（甲方）与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的《黄砂、石子、砖块、水泥购销合同》，该合同中注明甲方的收料员为“陈某”或“崔某”。该案中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提供的《销货清单》中收货单位经手人处有“阮某”字样的签名。因洋泾公司未按约付款，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洋泾公司支付货款本金428,960元及利息，经法院主持调解，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与洋泾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由洋泾公司支付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货款428,960元及利息等。
2014年4月14日、2014年6月10日、2014年10月13日，洋泾公司分别转入案外人上海XX经营部20万元、20万元、10万元。2016年6月3日，案外人上海XX经营部出具《情况说明》，言明该公司与洋泾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该公司仅受案外人A公司的委托收取该款项，该公司收到的上述款项归案外人A公司所有，案外人A公司享有并承担与洋泾公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程保章称除上述三笔款项外，洋泾公司还于2014年1月23日以支票方式支付20万元，2014年8月22日，洋泾公司还通过案外人严某1转账10万元，2016年2月5日，洋泾公司通过案外人严某1付款5万元，洋泾公司现共计支付85万元，但其余付款凭据均已无法提供。
2016年6月6日，程保章与案外人A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案外人A公司将其与洋泾公司之间的材料款873,230元、违约金及相关从权利转让给程保章。同日，案外人A公司向洋泾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言明该公司已将其对洋泾公司的债权转让给程保章。同日，案外人A公司将《债权转让通知》邮寄给洋泾公司。
本案审理过程中，程保章提供加盖有案外人A公司印章的日期为2016年5月25日的《收款收据》一张，该《收款收据》“品名及规格”项注明“材料款（涟水盛世华庭模板、方木款）”，金额为873,230元。程保章称起诉前，案外人A公司已经向洋泾公司开具了该收据，但洋泾公司未付款，故案外人A公司将收据收回，案外人A公司现已将债权转让给程保章。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债权人有权将合同权利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他人。本案中，程保章与案外人A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案外人A公司已通知洋泾公司，故该债权转让对洋泾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程保章有权向洋泾公司主张权利。程保章现已提交证据证明洋泾公司尚欠货款873,230元，程保章要求洋泾公司支付货款，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程保章现要求按照日1‰计算，明显过高，洋泾公司现要求调整，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酌情调整为按年息24%计算。关于付款条件，案外人A公司与洋泾公司在《建筑胶合模板、木方交易合同》中约定付款前案外人A公司需向洋泾公司提供有效票据，但程保章现并未举证证明案外人A公司在2016年2月5日前曾向洋泾公司提交收据、发票等有效票据，亦未举证证明尾款5万元的付款时间为2016年2月5日，故对程保章要求洋泾公司支付2014年10月14日至2016年2月5日期间违约金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根据在案证据，案外人A公司直至2016年5月25日才向洋泾公司开具金额为873,230元的《收款收据》，故有关873,230元货款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应自2016年5月25日起。洋泾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视为放弃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浦东洋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程保章货款873,230元；二、上海浦东洋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程保章违约金（以873,230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三、驳回程保章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74元，减半收取计8,787元，由程保章负担2,212.50元，上海浦东洋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6,574.50。保全费5,000元，由程保章负担1,259元，上海浦东洋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3,741元。
本案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洋泾公司于2014年8月22日及2016年2月5日通过案外人“严某1”转账付款之事实中，原审将案外人姓名书写有误，应为“严某2”，原审认定其余事实无误。
本院认为，根据在案对账单等证据，原审法院认定的合同未付价款金额并无不妥。洋泾公司虽不认可对账单签署人身份，及合同争议金额，但洋泾公司在原审未参加庭审，本就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且二审中也未提供充分证据反证，本院对其该等诉称意见不予采信。洋泾公司认为A公司对于付款有先履行义务，然其一，洋泾公司自认包括其已经支付款项在内的A公司供货的全部金额，都未开具过税务票据亦未提供过收据。说明双方本就未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流程。其二，正如程保章辩称，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在于卖方交货买方付款。洋泾公司仅以A公司未开票为由，拒绝支付大部分货款，理由并不充分。且洋泾公司在一审中并未就票据事宜提出反诉意见，原审法院就程保章的诉请进行处理亦无不当。洋泾公司如在付款后坚持要求A公司开具所诉称的增值税发票，完全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虽然A公司出具的通知中没有详列程保章的联系方式，但如洋泾公司有意付款，不会没有支付途径。关于2016年5月25日的收款收据，洋泾公司虽称从未见过，但如作为催款方的A公司在开具收据后却不向洋泾公司提供实属不符常理。由此，洋泾公司拒绝付款的理由本院无法认同，洋泾公司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中，列举了程保章提供的证据，并客观引用了程保章在审理中的意见，亦无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洋泾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与依据均不充分，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358元，由洋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 珏
审判员 潘静波
审判员 潘春霞
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郭 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