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80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严，女，1959年5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军，河北宝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郎，女，1970年2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红，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凘旸，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苏民，男，1975年3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红，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凘旸，北京律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淑梅，女，1977年12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诉人刘伟严因与被上诉人罗郎、被上诉人杜苏民、被上诉人白淑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5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伟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军，被上诉人罗郎，被上诉人罗郎、杜苏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红、刘凘旸，被上诉人白淑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伟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伟严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罗郎、杜苏民、白淑梅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白淑梅主张代华夏一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一脉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无法成立。白淑梅主张其是在华夏一脉公司工作期间，华夏一脉公司要求借用其个人账户作为临时财务账户，代华夏一脉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但华夏一脉公司的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公司都不可能持有本公司的任何股权份额。事实上，刘伟严受让的是罗郎个人的出资份额，仅在刘伟严与罗郎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并且，华夏一脉公司账户已于2015年9月18日设立，当天罗郎就通过自己的账户转入95万元入资款，对此情况是明知的，因此华夏一脉公司根本无需借用白淑梅的个人账户作为临时财务账户。在此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华夏一脉公司的罗郎、李晓伟等5名原始股东均对外转让了出资份额，显然是该5名原始股东共同委托白淑梅代为收取股权转让款，系该5人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故，白淑梅主张代华夏一脉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2、刘伟严与罗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出资义务已履行完毕。本案中，刘伟严与罗郎、白淑梅三人之间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其中刘伟严与罗郎之间属于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白淑梅受罗郎委托，代收股权转让款，实质上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关系，该委托关系仅在罗郎与白淑梅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与刘伟严无关。所以，刘伟严在2015年9月24日、29日和30日分多笔将25万元出资受让款转入白淑梅账户时，其与罗郎之间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3、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白淑梅代华夏一脉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白淑梅亦认可收到的刘伟严的25万元系股权转让款，故刘伟严的出资受让款到达白淑梅账户时，其出资义务已履行完毕，至于之后白淑梅将该25万元转给谁，与刘伟严无关。一审法院未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案件事实，仅凭罗郎及白淑梅的口头陈述，即认定刘伟严转给白淑梅的25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华夏一脉公司，刘伟严与华夏一脉公司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该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罗郎、杜苏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1、白淑梅使用个人银行账户用于代收持股款系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白淑梅在华夏一脉公司工作期间担任行政兼出纳工作，代收股款系履行职务行为，一审判决认定刘伟严向白淑梅账号内转入的款额，系代华夏一脉公司收取的事实，是符合事实的。2、罗郎未收取刘伟严的任何资金。2015年11月1日，罗郎与刘伟严签订了以工商备案同一版本拟定的《出资转让协议书》，协议中罗郎将其所有的1.11%股权转让给刘伟严，并履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义务，根据刘伟严与华夏一脉公司签订的《华夏一脉公司发起人持股协议》中按照每股50万元价格转让股份的约定，刘伟严应向罗郎支付股权转让款55.5万元，但至今罗郎未收到任何款项。
白淑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刘伟严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缺乏相关法律及事实依据。首先，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刘伟严出资购买华夏一脉公司涉案股权时，白淑梅既非该公司股东，未持有任何比例的公司股份，也非涉案《出资转让协议》的合同主体或者关联方。客观上，白淑梅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白淑梅作为公司员工，接受工作安排提供个人账户接收刘伟严入资款项中转，并即时全额转出至公司股东陶平账户中，此均有银行明细可查。刘伟严主张的白淑梅与罗郎有多笔资金往来，明显与事实不符，缺乏足够高证据支持。2、刘伟严认为白淑梅并非为华夏一脉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项，与事实不符。事实上，白淑梅接收刘伟严款项时，一直认为是替华夏一脉公司接受股权转让款项，并且在收到款项后全部转给另一股东陶平，再由陶平转至公司账户中。至于该款项的具体用途以及最终去向，白淑梅并不知晓也不知情。
刘伟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罗郎、杜苏民返还刘伟严13.9万元；2、判令罗郎、杜苏民给付刘伟严利息（以13.9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11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罗郎、杜苏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刘伟严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白淑梅对罗郎、杜苏民在第1、2项诉讼请求中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夏一脉公司登记成立于2015年8月27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2015年9月30日，刘伟严（甲方）与华夏一脉公司（乙方）签订《华夏一脉发起人持股协议》，就甲方向乙方进行发起人持股事宜，约定：发起为50万元每股，认购方式为本次特股全部以现金认购；持股数及持股款为甲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向乙方认购发起股中的0.5股，每股价格为50万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持股款共计25万元，支付方式为甲方持股的全部资金在本协议规定期限内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甲方承诺用于向乙方持股的资金来源正当，甲方符合乙方关于持股对象的条件，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甲方将积极配合乙方完成本次持股的相关手续，乙方承诺自甲方缴纳持股额后的30日内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经甲方签字、乙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该协议落款处由甲方刘伟严、乙方代表陶平签字，乙方华夏一脉公司加盖公章。
2015年11月1日，罗郎与刘伟严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1、罗郎愿意将华夏一脉公司的出资11.1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刘伟严；2、刘伟严愿意接收罗郎在华夏一脉公司的出资11.1万元人民币；3、于2015年11月1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同日，华夏一脉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以及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并分别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刘伟严等21人为公司新股东，同意罗郎将其持有的货币出资168.8万元中的11.1万元转让给刘伟严，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后的华夏一脉公司章程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该份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包括罗郎、李晓伟、陶平、徐宏涛、郝建军、白淑梅、刘伟严等共计26人，出资时间均为2017年8月20日，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其中罗郎的出资数额为356.2万元，刘伟严的出资数额为11.1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2015年9月24日、29日和30日，刘伟严通过北京侨中润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分别向白淑梅银行账户内转入10万元、1万元和5万元，2015年9月24日、29日，刘伟严以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分别向白淑梅银行账户内转入5万元和4万元；白淑梅收到上述款项后于2015年9月29日和10月26日分别向陶平银行账户内转入20万元和10万元。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一审法院询问，白淑梅主张上述向陶平转账的30万元中包括刘伟严的25万元和乌兰托娅的5万元，罗郎认可刘伟严上述25万元已支付到华夏一脉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刘伟严与罗郎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有效。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罗郎向刘伟严转让出资的对价如何确定以及罗郎是否负有返还义务。对于争议焦点之一，一审法院认为：《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罗郎将其持有的货币出资168.8万元中的11.1万元转让给刘伟严，罗郎在本案中辩称刘伟严所签的发起人持股协议中约定转让价格为每股50万元，故刘伟严受让1.11%的股权应支付的对价是55.5万元。但发起人持股协议系刘伟严与华夏一脉公司签订，且约定的持股数为0.5股，与刘伟严实际受让的出资比例不符，协议内容未涉及罗郎与刘伟严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故罗郎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对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是55.5万元已达成明确约定，该辩称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争议焦点之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伟严系向白淑梅账号内转入25万元，白淑梅主张系代华夏一脉公司收取该款项，罗郎在本案中亦认可该25万元已支付到华夏一脉公司，因此，刘伟严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25万元系由罗郎个人收取，故其要求罗郎、杜苏民、白淑梅共同向其返还13.9万元并支付利息，依据不足，其与华夏一脉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刘伟严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伟严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刘伟严提交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华夏一脉公司的公司账户已于2015年9月18日设立，罗郎还在同日向该账户转入入资款95万元，因此罗郎明知华夏一脉公司有公司帐户，不存在白淑梅代华夏一脉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罗郎、白淑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这笔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杜苏民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且也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华夏一脉公司是否有公司帐户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刘伟严提交的上述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白淑梅提交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2份，用以证明刘伟严的款项打入了华夏一脉公司的帐户。罗郎和杜苏民对白淑梅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可。刘伟严亦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提出该证据只能体现陶平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白淑梅提交的上述证据显示陶平分别于2015年10月14日和2015年10月26日向华夏一脉公司转账120万元和90万元，用途为入资款，该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亦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伟严主张其在与罗郎达成口头协议受让罗郎在华夏一脉公司的出资25万元后向罗郎指定的白淑梅帐户转款25万元，但罗郎对此不予认可，刘伟严应当举证证明。刘伟严提供的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支付宝交易明细规截图等证据显示，2015年9月24日、29日和30日，刘伟严通过北京侨中润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账户分别向白淑梅银行账户内转入10万元、1万元和5万元，2015年9月24日、29日，刘伟严以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分别向白淑梅银行账户内转入5万元和4万元。在刘伟严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罗郎委托白淑梅代为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伟严要求罗郎、杜苏民、白淑梅共同向其返还13.9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刘伟严上诉主张其与罗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伟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元，由刘伟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岩
审 判 员 闫 飞
审 判 员 张 君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杜彦博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