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3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礼元，男，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吴冬鹏，中山市黄圃镇法律服务所。
委托代理人：欧松，中山市黄圃镇法律服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华庆，男，1966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
委托代理人：周兆勇，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海，广东君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泽钧，男，196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孙振科，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江俊涛，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丽珍，女，196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
委托代理人：金红日，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礼元因与被上诉人汪华庆、吴泽钧、温丽珍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3月14日，吴泽钧作为甲方与温丽珍、潘礼元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土地基本情况。甲方将位于中山市阜沙镇罗松村的四宗土地转让给乙方，土地证号为中府国用（2003）第060586号（面积为3000平方米）、中府国用（2003）第060585号（面积为3267.4平方米）、中府国用（2003）第060584号（面积为2841.7平方米）、中府国用（2003）第060583号（面积为891.1平方米）；性质为商住。第二条约定成交总价为1980万元。第四条约定其他费用。甲、乙双方到该土地所属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转名时甲方和乙方所产生的一切税款和办理过户相关费用由甲方负责。第七条其他约定事项。2.甲方保证土地增容到1：2.5，另其他所有费用，由甲方负责，如不符合保证内容，甲方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吴泽钧、潘礼元、温丽珍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名。
2011年3月29日，温丽珍、潘礼元作为甲方与汪华庆作为乙方、以及经纪方中山市南头镇名乔信息咨询服务部作为丙方签订了另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与2011年3月14日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第一条约定的土地基本情况与上述协议书的内容完全一致。第二条成交总价为2315万元。第四条约定甲方负责办理过户相关一切费用。第七条其他约定事项。2.甲方保证土地增容到1：2.5，另其他所有费用，由甲方负责，如不符合保证内容，甲方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该份协议书上甲方只有潘礼元的签名，温丽珍没有签名，乙方处有汪华庆的签名，经纪方处没有盖章也没有签名。签订上述协议后，潘礼元收取了汪华庆2080万元，并出具了三张收据，温丽珍收取了汪华庆235万元，合计汪华庆支出土地使用权转让款2315万元。
2011年3月31日，汪华庆与吴泽钧签订了四份《中山市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记载吴泽钧将其名下的四宗土地转让给汪华庆，该四宗土地的土地证号、面积分别为：中府国用（2003）第060586号，面积为3000平方米；中府国用（2003）第060585号，面积为3267.4平方米；中府国用（2003）第060584号，面积为2841.7平方米；中府国用（2003）第060583号，面积为891.1平方米。上述四宗土地在过户时申报的转让价分别为183万元、190万元、170万元、53万元。后上述四宗土地均办证至汪华庆名下，土地证号、面积分别为（国）2011易0600088号、面积30**平方米，（国）2011易0600071号、面积3267.5平方米，（国）2011易0600090号、面积2841.7平方米，（国）2011易0600066号、面积891.1平方米。2011年11月17日，汪华庆申请将其名下的上述四宗土地合并成一宗土地。2012年1月6日，汪华庆名下的上述四宗土地合并为一宗土地，仍然登记在汪华庆名下，土地证号为国（2012）06000**号，土地面积为10000.3平方米。2012年7月30日，汪华庆与中山市科特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特公司）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汪华庆将上述土地转让给科特公司。2012年8月23日，上述土地变更至科特公司名下，土地证号为国（2012）易06002**号，土地面积为10000.3平方米。
2013年5月25日，中山市非税收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非税收入办公室）与科特公司签订一份超容积补地价款合同，约定科特公司应交纳的超容补地价款金额为2906353.48元。2013年5月8日，非税收入办公室向科特公司发出超容积补地价款通知书，通知科特公司缴纳的金额为2906353.48元，款项转账至中山市财政局。该款项是按照《中山市规划局、中山市财政局、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超容积率补底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通（2007）28号计算出的。2013年6月21日，汪华庆转账2906353.48元至中山市财政局，并注明为科特公司超容积补地价款。后汪华庆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吴泽钧、潘礼元、温丽珍连带向其偿付2906353.48元及利息（利息以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原审法院另查明：汪华庆是科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占有科特公司85%的份额。汪华庆提供了一份2012年7月31日的汪华庆与科特公司的《补充协议》，记载在双方2012年7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基础上达成补充协议，汪华庆应确保该地块增容至1：2.5，因土地增容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汪华庆负责承担。
2013年4月23日，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做出逮捕吴泽钧的通知书。2013年7月9日，潘礼元在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从吴泽钧手中购买了罗松村15亩土地，当时是想炒卖土地，所以其找到了下一手买家汪华庆，其与吴泽钧谈好后，就直接让吴泽钧转让登记到汪华庆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温丽珍辩称追加被告存在的程序问题。由于通过第一次开庭汪华庆才得知有可能需要追加温丽珍，原审法院依法询问其是否需要追加被告，汪华庆答复需要与当事人协商后才书面答复法院，故其在第一次庭审后有权向法院申请追加被告。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故原审法院有权通知温丽珍到庭参加诉讼。
关于潘礼元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汪华庆与潘礼元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中未约定办理增容的时间，故汪华庆可以随时要求潘礼元办理增容手续；且如果潘礼元认为汪华庆拖延办理增容时间，其有权通知汪华庆及时办理增容手续。汪华庆于2013年6月21日才缴纳超容积补地价款2906353.48元，即从该日开始其有权向潘礼元主张权利，而汪华庆于2013年7月10日提起诉讼，显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吴泽钧、潘礼元辩称超容积补地价款的主体是科特公司，而非汪华庆的问题。科特公司与汪华庆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因土地增容所发生的费用由汪华庆承担，后非税收入办公室向科特公司发出缴款通知书，汪华庆主动缴纳了该笔费用，应认定为汪华庆主动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并非其为科特公司垫付该笔款项，其作为缴纳超容积补地价款的主体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故汪华庆主体适格。另外，关于吴泽钧、潘礼元辩称超容积补地价款是科特公司与非税收入办公室签订协议约定的金额。原审法院认为，超容积补地价款是非税收入办公室根据《中山市规划局、中山市财政局、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超容积补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按规定收取的，是法定的并非也不可能由合同双方协商拟定，即不会因汪华庆的意志而改变，故对吴泽钧、潘礼元的该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潘礼元辩称所涉土地办理增容的时间及状况与签订合同时的时间及状况不相同导致增容费增加的问题。首先，根据汪华庆与潘礼元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潘礼元保证土地增容到1：2.5，并未约定增容的时间及状况，其称汪华庆办理增容拖延的时间过长，但其未举证证明已经向汪华庆催促办理而汪华庆拒绝办理，故该后果应由潘礼元承担。其次，本案所涉的超容积补地价款是根据2007年颁布的《中山市规划局、中山市财政局、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超容积补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计算出来的，在本案所涉合同及缴费期间并未变更。再次，四宗土地变更为一宗土地时面积并未变更，土地增容的标准并未变更，根据2007年颁布的上述通知计算出来的超容积补地价款是一致的，故对潘礼元的上述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潘礼元辩称其是受吴泽钧委托与汪华庆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的问题。首先，潘礼元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吴泽钧是委托代理关系；其次，吴泽钧否认与潘礼元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且吴泽钧提供了其与潘礼元、温丽珍于2011年3月14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再次，潘礼元在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从吴泽钧手中购买了土地使用权，然后找到下一手买家即汪华庆，且其从吴泽钧处购买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为1980万元，而汪华庆与潘礼元签订的转让土地使用权价格为2315万元。综上，潘礼元的该辩称显然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温丽珍辩称汪华庆与潘礼元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合同的问题。虽然潘礼元与汪华庆签订该协议时没有取得案涉四宗土地的权属证书，但其已经与四宗土地的产权人吴泽钧于2011年3月14日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另外潘礼元在询问笔录中也明确表示是其和吴泽钧谈好后，就直接让吴泽钧转让登记到汪华庆名下，且在吴泽钧的配合下将上述四宗土地办至汪华庆名下。原审法院认定即使汪华庆与潘礼元的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但已经过权利人吴泽钧以实际过户的行为追认了上述合同的效力，故对温丽珍的该辩称不予采信。
关于超容积补地价款由谁承担的问题。汪华庆与潘礼元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第二款约定：“甲方（潘礼元）保证增容到1：2.5，另其他所有费用，由甲方负责，如不符合保证内容，甲方向乙方（汪华庆）承担赔偿责任”。潘礼元称该条款只是约定潘礼元保证土地增容到1：2.5，但并未约定该增容费用由谁承担，而是约定其他所有费用由潘礼元承担。原审法院认为，结合该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甲方负责过户相关的一切费用”，如果第七条中“另其他所有费用”非指向增容费，而是指向其他费用，显然与第四条重复，不符合逻辑；而且第七条内容是连续的一句话，并非几句话，另外，结合汪华庆提供的其与潘礼元的录音资料，潘礼元承认要为增容问题负责，故原审法院认定增容费应由潘礼元承担，汪华庆诉请潘礼元支付超容积补地价款2906353.48元，符合合同约定，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温丽珍辩称汪华庆与潘礼元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对温丽珍无约束力的问题。该份协议书虽然打印部分的甲方为温丽珍、潘礼元，但在签名处只有潘礼元的签名，温丽珍并未签名，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份协议只对签订协议的汪华庆及潘礼元有约束力，且在签订该份协议书时潘礼元并未向汪华庆提交温丽珍的授权，即潘礼元无权代表温丽珍签订上述协议，温丽珍也并未对上述行为进行追认，故该协议书对温丽珍并无约束力。汪华庆诉请温丽珍对超容积补地价款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汪华庆诉请吴泽钧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吴泽钧与汪华庆之间关于超容积补地价款的问题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吴泽钧的合同相对方是温丽珍、潘礼元，而汪华庆的合同相对方是潘礼元，故汪华庆诉请吴泽钧承担连带责任，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潘礼元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汪华庆支付超容积补地价款2906353.48元及利息（从2013年7月11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驳回汪华庆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5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051元，由潘礼元负担。
上诉人潘礼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汪华庆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一）非税收入办公室是向科特公司发出超容积补地价款缴款通知书，而不是汪华庆。（二）汪华庆是以科特公司的名义缴纳超容积补地价款。（三）潘礼元与汪华庆并未明确超容积补地价款的承担问题，其兑现与科特公司的《补充协议》与潘礼元无关。二、原审法院认定潘礼元需要承担超容积补地价款无法律依据。（一）土地增容是汪华庆将转让取得四块土地合并而产生的费用支出，这已超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甲方负责办理过户相关费用的范围。如甲方需承担增容费用，合同就应直接约定，“另其他费用，由甲方负责”是独立表达一个意思的，即清晰表述除增容费外，甲方承担的仅仅是与过户相关的其他费用。原审法院仅结合一份模糊不清的录音材料便认定“另其所有费用”是指增容费，并认定由潘礼元承担超容积补地价款是不恰当的。（二）合同约定出让方保证土地增容为1：2.5和承担过户相关费用，只指合同当事人承担和履行合同项下四宗独立地块相对应的义务即可。但后来汪华庆将四宗土地合并为一宗土地，科特公司受让土地后开发居民小区，该行为远远超出当事人约定合同承担的责任范畴，故汪华庆应对自己的行为独立承担责任。（三）汪华庆将土地出让给科特公司，不仅超出了潘礼元与汪华庆约定的合同义务范畴，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的性质（该宗土地性质从自建自住的私人住宅变为经营性的商住居民小区）。（四）科特公司受让土地后开发居民小区所涉及到的责任是一个新合同义务，此义务不等同于彼义务，两个涉及到的责任义务完全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五）原审法院将四份土地出让合同所约定当事人承担的责任或义务等同或混淆不当。三、录音和《补充协议》有瑕疵，不具备证据的证明效力。《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在起诉后，吴泽钧、潘礼元、温丽珍原审中均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要求对该协议进行形成时间鉴定。如该协议是事后签订的，则依合同相对性及合同内容确定性，即使科特公司交了补地价款，汪华庆的支付行为只是个人行为，无论科特公司或汪华庆都无资格诉请潘礼元或吴泽钧或温丽珍承担责任。四、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3月29日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对温丽珍无约束力是错误的。事实上，潘礼元和温丽珍一起到汪华庆办公室就出让土地事项进行了洽谈，因合同需撰写和打印，温丽珍当时表示事后签合同由潘礼元跟进，故温丽珍没有在该合同上签名。一审法院也查明温丽珍收取了汪华庆土地转让款，即等于温丽珍对潘礼元的行为进行追认。另外，温丽珍收取汪华庆的土地转让款远不止235万元，其于2011年6月3日接受潘礼元转入的200万元土地款，于2011年6月10日接受汪华庆200万元电汇款（汇款人：广东科特有色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15日收取了汪华庆235万元土地款并出具了收据，于2011年6月17日接受了汪华庆200万元的支票（出票人：广东科特有色金属制造有限公司），这充分说明温丽珍完全知悉和认可该笔土地交易。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对温丽珍无约束力明显不当。五、科特公司申请和办理土地增容时间已经导致缴纳的超容积补地价增加，并非一审法院认定不会因汪华庆的意志而改变。六、汪华庆与吴泽钧签订的《中山市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认定吴泽钧与汪华庆之间关于超容积率补地价问题无直接合同关系不当。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并由汪华庆、吴泽钧、温丽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汪华庆答辩称：一、虽然《超容积补地价款通知》系向科特公司发出，但根据汪华庆与科特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因土地增容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汪华庆承担，且汪华庆与潘礼元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因土地增容所发生的费用由潘礼元承担，故汪华庆缴纳土地增容费后有权向潘礼元追偿，汪华庆为本案适格原告。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第2款约定清晰、明确，其内涵为潘礼元保证土地增容到1：2.5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故涉案土地增容所需补缴的增容费无疑应由潘礼元承担。三、涉案土地用途为商住而非潘礼元所言的自建自住的私人住宅，涉案土地在吴泽钧名下时其用途即为商住，后登记到汪华庆及科特公司名下其商住用途均未曾改变。四、影响增容费的因素为基准地价和容积率，而涉案土地在未改变面积情形下合并或侵害不会导致增容费的增加或减少。五、录音和《补充协议》两份证据合法有效，该《补充协议》是汪华庆与科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具有证明效力。六、潘礼元与吴泽钧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对温丽珍产生约束力。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潘礼元的上诉请求依法不应支持。
被上诉人吴泽钧答辩称：潘礼元对吴泽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对该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潘礼元的上诉。关于潘礼元针对汪华庆的上诉理由，吴泽钧基本同意。
被上诉人温丽珍答辩称：潘礼元上诉请求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均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审上诉请求不能超出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且潘礼元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关于事实方面，温丽珍与潘礼元在2007年就存在借贷关系，2011年3月29日潘礼元称其没有足够订金去签订本案合同，吴泽钧也不想与潘礼元签订合同，所以把温丽珍也列为涉案合同的当事人，并且潘礼元与汪华庆签订的合同，温丽珍是不知情的。潘礼元在上诉状中主张的800多万元是两笔钱，其中600万是温丽珍借给潘礼元买地的，另一笔235万元也是温丽珍借给潘礼元经营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从潘礼元二审期间提供的银行转账资料及支票反映：温丽珍分别于2011年3月12日、3月18日向吴泽钧转账支付共计600万元；潘礼元于2011年6月3日向温丽珍转账支付250万元；广东科特有色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3日向温丽珍指定的账户汇款200万元；温丽珍于2011年6月17日签收了广东科特有色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汪华庆的中国工商银行支票，金额为200万元。温丽珍对上述付款及收款事实均予以确认。对此，温丽珍称：当时潘礼元向其提出共同转手买卖涉案土地并将所赚到的利润平分，但被其拒绝，后双方以2.5%的利息达成口头协议，温丽珍根据潘礼元的意思向吴泽钧汇款600万元，温丽珍收取的上述650万元是潘礼元的还款，其中本金600万元，利息50万元。而温丽珍在原审中则辩称：其于2011年3月4日与吴泽钧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后一直等待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直至2011年4月中旬才从潘礼元口中得知汪华庆与吴泽钧已另行过户，其将保留追究吴泽钧的违约责任。
另外，汪华庆原审期间提交一份2011年6月20日的收据显示，温丽珍收到汪华庆的购地款235万元，该收条上有温丽珍的签名。原审庭审中，温丽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在二审中，温丽珍则认为上述收据并非其所签，称该235万元实际上是其借给潘礼元的300万元中的还款，并申请对上述收据上“温丽珍”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温丽珍二审期间提交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显示，潘礼元及何丽芳于2011年10月29日向温丽珍借款300万元。
本院另查明：根据汪华庆提交的土地房产产权档案资料显示，涉案的四宗土地在合并前后的土地用途均为商住。
除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外，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潘礼元与汪华庆于2011年3月29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第2点约定：“甲方（潘礼元、温丽珍）保证土地增容到1：2.5，另其他所有费用，由甲方负责，如不符合保证内容，甲方向乙方（汪华庆）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约定，甲方负有保证土地增容的合同义务。虽然潘礼元认为该条内容并未直接约定土地增容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承担的仅仅是指与过户相关的其他费用，但本院认为，上述协议第七条第2点是连续的一句话，且该条内容显然是针对土地增容问题的特别约定，另该协议第四条也已明确约定“甲方负责办理过户相关一切费用”，如协议第七条第2点中“另其他所有费用”并非指土地增容费，而是指与过户相关的其他费用，显然与协议第四条的约定重复，不符合常理。因此，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涉案土地的增容费用应由协议甲方即潘礼元、温丽珍承担。
关于汪华庆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虽然非税收入办公室是向科特公司发出超容积补地价款缴款通知书，但从本案的证据反映，汪华庆为此实际缴纳了相关的超容积补地价款，而该费用的产生系因潘礼元、温丽珍未履行其保证土地增容的合同义务所致。而且，科特公司与汪华庆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因土地增容所发生的费用由汪华庆承担，潘礼元等虽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要求对该协议进行形成时间鉴定，但该《补充协议》是科特公司与汪华庆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协议存在倒签的情况，也不能否定科特公司与汪华庆之间就土地增容费用的承担问题曾达成上述合意，因此，原审对潘礼元等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汪华庆缴纳了超容积补地价款后有权主张本案的合同权利，故汪华庆主体适格。
关于潘礼元认为汪华庆将涉案四宗土地合并为一宗土地并转让给科特公司的行为已超出其与汪华庆约定的合同义务范畴，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性质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四宗土地合并前后土地的总面积并未发生变化，且从相关的土地产权档案资料显示，涉案的四宗土地在合并及转让前后的土地用途均为商住，其性质及用途亦并未发生改变，故该土地的合并及转让未对土地增容的合同义务构成影响，潘礼元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潘礼元主张科特公司办理土地增容时超容积补地价已增加的问题，根据汪华庆与潘礼元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潘礼元、温丽珍保证土地增容到1：2.5，但双方未约定增容的时间，且潘礼元未举证证明其已催促汪华庆办理而汪华庆拒绝办理，故潘礼元主张超容积补地价有所增加，缺乏对比的前提，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吴泽钧应否承担本案责任的问题。虽然汪华庆与吴泽钧于2011年3月31日签订了四份《中山市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但上述合同显然是双方为办理涉案土地的过户登记手续而签订，与本案诉争的土地增容义务无关，且汪华庆是依据其与潘礼元、温丽珍之间《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主张本案的权利，吴泽钧并非该合同的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吴泽钧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关于潘礼元与汪华庆于2011年3月29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对温丽珍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首先，该协议载明的甲方为潘礼元、温丽珍，虽然该协议上没有温丽珍的签名，但汪华庆提供的2011年6月20日的收据显示温丽珍曾收到汪华庆的购地款235万元，且温丽珍在原审庭审中对该收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温丽珍虽在二审中又认为上述收据并非其所签，称该235万元实际上是其借给潘礼元的300万元中的还款，并申请对该收据上“温丽珍”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但温丽珍的该陈述与其在原审的陈述及自认相矛盾，且温丽珍所称的上述还款数额与借款数额并不一致，故本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此外，从潘礼元二审期间提供的银行转账资料及支票反映，温丽珍曾收取潘礼元或汪华庆支付的款项共计650万元，温丽珍虽主张该650万元是潘礼元向其借款购买涉案土地的还款，但温丽珍对此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温丽珍的这一主张与其在原审中关于“其与吴泽钧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后一直等待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其将保留追究吴泽钧的违约责任”的陈述相矛盾，因此，本院对温丽珍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从上述分析可见，温丽珍实际已收取汪华庆或潘礼元支付的涉案土地的部分转让款，故应视为温丽珍对潘礼元与汪华庆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涉案土地使用权行为的追认，因此，温丽珍应受该协议内容的约束，原审认定上述协议对温丽珍无约束力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潘礼元、温丽珍未履行其与汪华庆约定的保证土地增容的合同义务，其应承担汪华庆为此而缴纳的超容积补地价款2906353.48元并支付相关利息。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潘礼元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此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
二、潘礼元、温丽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汪华庆支付超容积补地价款2906353.48元及利息（从2013年7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限止）；
三、驳回汪华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潘礼元、温丽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05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51元，均由潘礼元、温丽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玲
审 判 员 黄岳文
代理审判员 赖晓筠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易嘉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