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03刑初271号
公诉机关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吕宜江，男，1956年4月28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汉族，文化程度大专，系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户籍登记地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石河子市。2015年7月8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江门市看守所。
辩护人龙慧珠，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2月31日以江蓬检诉刑诉〔201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吕宜江、王某1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5日、5月20日、10月20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6）粤0703刑初84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吕宜江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3月7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7刑终400号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邝苑彤、被告人吕宜江、王某1及被告人吕宜江的辩护人龙慧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6月16日，以本案出现新的颠覆性证据，导致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决定撤回对被告单位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王某1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起诉，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裁定准许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撤回对被告单位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王某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起诉。现已审理终结。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某1，吕宜江为该公司实际负责人及股东。之后，该公司在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的情况下，由被告人王某1负责该公司的日常生产管理，由被告人吕宜江购进生产机器及生产原料进行原液配制，并雇佣工人非法生产“杂草生长干扰素”。经广东省农药鉴定所对涉案的“杂草生长干扰素”进行鉴定，认定涉案的“杂草生长干扰素”中含有禁止用于生产的百草枯成分，且产品成分与产品标签上所列成分不符，为假农药。
经查实，该公司自2015年1月至同年5月，向莫某2峰、储某1林、候某生、王某2、朱某2、黄某2钢等人销售上述“杂草生长干拢素”共计62.745吨，销售金额达到人民币820000元。同年5月28日，侦查机关及行政执法机关在该公司内扣押到788箱“杂草生长干扰素”，共重9.214吨。
检察院认为，被告单位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的情况下生产、销售存在不合理危险的假农药，销售金额达到人民币820000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吕宜江、王某1作为对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也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吕宜江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王某1虽然是涉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主要负责协助被告人吕宜江，负责该公司的日常管理，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并建议对被告单位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判处罚金；对被告人吕宜江、王某1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被告人吕宜江辩解称，1、公司出售含有0.2%百草枯的“杂草生长干扰素”是其做实验的，非公司的产品；2、卖给杜某价值人民币19万元的“杂草生长干拢素”，后将其中的货款人民币9.6万元的货款退还给杜某；3、因质量问题退还给储某2货款人民币3.6万元；4、莫某1支付的人民币30万元是技术使用费，非购买“杂草生长干拢素”的货款。综上，其实际销售“杂草生长干拢素”金额为人民币28万元，其中赠送的“杂草生长干拢素”价值约人民币4万元，实际收取的货款不到人民币24万元。
被告人吕宜江的辩护人龙慧珠提出的辩护意见，1、本案的基本事实已清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吕宜江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性准确。2、本案中，被告人吕宜江具有多项法定及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1）在犯罪主观方面，被告人吕宜江主观恶意极小；(2)在犯罪行为危害性方面，吕宜江的行为并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危害；(3)被告人吕宜江有自首情节；(4)被告人吕宜江有立功表现。3、起诉书认定涉案产品的销售金额为人民币82万元，而原审判决认定涉案产品的销售金额为人民币89.2万元，仅是根据吕宜江口述简单地累加，证据不足。其中莫某1支付的40万元，是吕宜江在莫某1公司工作期间被欠付的技术使用费，而并非货款，不能计入本案的销售金额当中。而其他销售金额中，也只有朱某1的10万元能形成完整证据链。即便根据吕宜江的自认，他承认销售“杂草生产干扰素”的总金额只有412000元（包括：储某2102000元、候海生19万、朱某110万、黄某12万），扣除退货退款的132000元（储某236000元、候海生96000元），实际销售总额是28万元。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4日，被告人吕宜江设立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吕宜江为该公司实际负责人及股东，全面负责该公司生产、经营工作。该公司成立后，在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的情况下，被告人吕宜江购进生产机器及百草枯等生产原料，雇佣工人生产“杂草生长干扰素”，并以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对外销售。经鉴定，上述“杂草生长干扰素”含有百草枯成分，且未在产品标签上明示该成分。经查，该公司成立至被执法部门当场查获止，销售上述的“杂草生长干扰素”，其中向莫某1销售货值人民币30万元，并获取人民币10万元的技术使用费，向储某2销售货值人民币10.2万元，向侯某、杜某销售货值人民币37万元，向某闻松销售货值人民币10万元，向黄某1销售货值人民币2万元，共计销售金额为人民币89.2万元。
上述事实，有证人莫某1、王某1、朱某1、张某、施某、冯某、廖某、李某、邝苑彤、何某、杜某、娄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扣押清单》、《工作情况说明》、《情况说明》、银行单据复印件、出货物流单据复印件、江门市农业局出具的《说明》、《回复》、企业登记资料、现场情况照片、《检验报告》等书证,被告人吕宜江的供述及辩解、辨认笔录及身份材料等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针对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结合本案的事实及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本案销售金额的问题。
经查，根据2001年4月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因此，本案的销售金额应当结合已查明的销售数量和售价（按实际数额）来认定。
（1）被告人吕宜江在公安侦查阶段，多份笔录稳定供述，2015年1月份，其向莫某1分两次销售“杂草生长干扰素”共25.125吨，每吨价格是人民币12080元，价值为人民币30万元，并且其从莫某1处收取人民币10万元技术使用费。其供述与证人莫某1的证言相吻合，且有《进仓单》、银行流水、莫某1的汇款单、收据、证人施某的证言作为佐证，足以形成一条证据链条证实被告人吕宜江销售人民币30万元的“杂草生长干扰素”给莫某1。被告人吕宜江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述人民币30万元是莫某1支付给吕宜江的技术使用费，非购买“杂草生长干扰素”货款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吕宜江在此次的销售“杂草生长干扰素”过程中，从莫某1处获得人民币10万元的技术费用，应属于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应予以追缴。
（2）被告人吕宜江在公安侦查阶段供述，其分别于2015年1月份、2015年3月份以每吨人民币17000元销售给储某26吨“杂草生长干扰素”，储某2两次通过银行共汇款人民币10.2万元给其。上述供述有《出仓单》、物流单据、银行流水、证人施某的证言作为佐证，足以认定。
（3）被告人吕宜江在公安侦查阶段供述，其于2015年3月份以每吨人民币1.9万元，销售6吨“杂草生长干扰素”给侯某，货款为人民币10万元，侯某支付了10万元的货款给其，2015年4月份，以每吨人民币1.9万元，销售17吨“杂草生长干扰素”给侯某，货款为人民币27万元。上述供述与证人杜某、侯某的证言相吻合，并有证人施某的证言、物流单据相佐证，足以认定。被告人吕宜江辩解在此次销售人民币37万元的货款中，仅收到货款共计人民币19万元，但根据上述的规定，被告人吕宜销售人民币37万的货款给侯某是被告人吕宜江应得的违法收入。因此，案发前是否实际收到货款或收到多少仅为量刑情节问题。
（4）被告人吕宜江在公安侦查阶段供述，其经储某2介绍销售10万元的“杂草生长干扰素”给朱某1，朱某1支付人民币10万元的货款给其。上述供述与证人朱某1的证言相吻合，并有物流单作为佐证，足以认定。
（5）被告人吕宜江供述，其销售人民币2万元的“杂草生长干扰素”给黄朝钢，上述供述与证人黄某1的证言相吻合，并有证人施某的证言、物流单据作为佐证，足以认定。
（6）被告人吕宜江供述，其销售2万元的“杂草生长干扰素”给王华。该事实仅有吕宜江的供述及物流单予以证实，没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因此，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被告人吕宜江销售“杂草生长干扰素”的金额为人民币89.2万元，被告吕宜江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吕宜江销售“杂草生长干扰素”的金额为人民币28万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吕宜江是否具有自首和立功的情节。
经查，2015年7月8日民警在江门市公安局办中心对被告人吕宜江所制作的讯问笔录和江门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出具《吕宜江归案经过》能互相印证，证实被告人吕宜江于2015年7月8日自动到江门市公安局投案，在投案当天已经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其以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生产、销售“杂草生长干扰素”的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被告人吕宜江虽然否认其收取莫某1的人民币30万元属于销售“杂草生长干扰素”的货款，但就本案认定的金额与其否认的金额来看，被告人吕宜江交代的金额多于其否认的金额，应属于被告人吕宜江已经对大部分的犯罪事实予以如实供述。因此，被告人吕宜江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有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的规定。被告人吕宜江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吕宜江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
2015年5月28日，江门市公安局以吕宜江生产、销售“杂草生长干扰素”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被告人吕宜江于2015年7月8日归案。在侦查过程中，为了查证所需，民警于2015年6月12日对莫某1作为本案的证人进行调查取证，此时莫某1已经向公安机关陈述其生产、销售“杂草生长干扰素”的经过，从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书证可发现莫某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一案系公安机关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侦破的。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在被告人吕宜江到案之前已经掌握了莫某1的犯罪事实。再从被告人吕宜江归案后所谓检举的内容可见，其所谓的检举与其犯罪事实有关，即证人莫某1生产“杂草生长干扰素”小部分是吕宜江在职时生产的，大部分是从被告人吕宜江开设的江门市集合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进行分装的，被告人吕宜江所称的检举莫某1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事实，实际上是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内容。因此，被告人吕宜江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吕宜江有立功表现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吕宜江无视国家法律，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金额达到人民币89.2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吕宜江构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但指控的销售金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其建议对被告人吕宜江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吕宜江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吕宜江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5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7月8日起至2021年7月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予以缴纳。）
二、江门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扣押存放于江门市农业局“杂草生长干扰素”共788箱，由扣押单位予以没收，并予销毁。
三、对被告人吕宜江的销售所得及其在销售过程产生人民币10万元的收益，属于违法所得，应予追缴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 静
人民陪审员 莫根泉
人民陪审员 邓复群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梁金华
书 记 员 潘佩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