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1民初3618号
原告阎占娣，女，1945年8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龄兮，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被告赵金萍，女，1956年10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闫芳，女，1982年1月9日出生，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部门主管，户籍地本市。
委托代理人崔可，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城建金地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地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新天地A座12A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朱耀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国峰，男，1972年7月27日出生，该公司职工，住本市。
原告阎占娣诉被告赵金萍、北京城建金地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金地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全玉海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宿云达、人民陪审员丁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代理人张龄兮、被告委托代理人闫芳、崔可，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杨国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阎占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二被告签订的关于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中区×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涉诉合同）无效；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案外人阎锡寿（1993年去世）与王秀（1999年去世）共生有阎占娣（原名闫占娣）、闫峰、闫占柱、闫巧生四个子女。被告赵金萍系闫占柱之妻子，二人生有一女闫芳。位于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中区×号楼×单元×号房屋原系阎锡寿承租的公房，原告自幼一直在涉诉房屋中居住，户籍亦落于涉诉房屋处。2015年初，涉诉房屋进行征收安置，原告与被告协商征收事宜，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诿。2015年8月，原告经向城建金地公司询问了解到，为便于征收工作进行，城建金地公司需要与承租人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原承租人已去世的，则要求原承租人家庭成员协商一致确定新的承租人。被告已向城建金地公司提交了涉诉房屋的《公有住房承租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城建金地公司于2015年4月13日与赵金萍就涉诉房屋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涉诉租赁合同）。至此，涉诉房屋承租人已变更为赵金萍。根据《承诺书》显示，所确定的承租人为赵金萍，承诺人分别为闫巧生、阎占娣、孙京伟、闫芳。全体承诺人同意将涉诉房屋由赵金萍承租。被告赵金萍承诺承租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的情况无遗漏，所填写内容真实，签字无伪造，如有遗漏或虚假，承租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诺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出现纠纷后果自负。本承诺书自全体承诺人签字并捺印后生效，后全体承诺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并捺印。然而，原告对该《承诺书》并不知情，《承诺书》上“闫占娣”的签名非原告姓名，亦非原告本人所签署。同时，闫占柱已于2014年8月去世，《承诺书》上“闫占柱”的签名不可能为其本人所签。刘禹森为闫芳之子，年龄为5岁，《承诺书》上“刘禹森”的签名亦不可能为其本人所签。并且，闫占柱、刘禹森也并非《承诺书》所显示的承诺人，可见《承诺书》上的签名与承诺人不一致。综上，被告赵金萍隐瞒真实情况，伪造《承诺书》，骗取了涉诉房屋的承租权。被告城建金地公司作为涉诉房屋的管理单位，在确定新的承租人时，未尽到充分的审查义务，仅依据赵金萍提供的《承诺书》就与赵金萍签署涉诉租赁合同，亦属恶意。二被告的恶意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涉诉租赁合同应确定无效。
被告赵金萍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自1980年12月14日与闫占柱结婚，一直居住于涉诉房屋，赡养闫占柱的父母。原告只是户籍落于涉诉房屋处。实际上，原告从其结婚后就搬离涉诉房屋，后再未在涉诉房屋居住。阎锡寿和王秀去世后，闫占柱和赵金萍实际居住于涉诉房屋，并交纳涉诉房屋的水、电费及其他费用。赵金萍符合作为承租人的条件，涉诉的租赁合同依法有效。
被告城建金地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被告在办理涉诉房屋征收手续之前完全不相识，城建金地公司只是按照程序办理，二被告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对于涉诉的《承诺书》，城建金地公司要求提供方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在办理征收手续的过程中，之所以要求所有家庭成员签字，是因为涉诉地区人员情况复杂，所以首先要求家庭成员自行梳理。对于承租人的确定，是根据在户户籍、居住时间，以及相关费用的缴纳情况来综合考虑。《承诺书》并非确定承租人的唯一依据。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阎锡寿与王秀（1999年去世）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有阎占娣（原名闫占娣）、闫峰（早年离京）、闫占柱、闫巧生四个子女。被告赵金萍系闫占柱之妻，二人生有一女闫芳。位于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中区×号楼×单元×号房屋原系阎锡寿承租的公房，该房屋由城建金地公司负责管理。阎占娣、闫占柱、闫巧生、赵金萍、孙京伟（原告之子）、闫芳、刘禹森（闫芳之子）的户籍落于涉诉房屋处。1993年，阎锡寿去世。此后，闫占柱与赵金萍夫妇一直居住于涉诉房屋。2014年8月31日，闫占柱去世，后赵金萍居住于涉诉房屋。2015年，涉诉房屋所在地区启动征收安置补偿程序。为便于征收工作进行，城建金地公司需要与承租人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对于原承租人已经去世的，需要重新确定承租人，并签订租赁合同。此后，城建金地公司草拟了《公有住房承租承诺书》模板，被告赵金萍召集相关承诺人签署该《承诺书》后交至城建金地公司。《承诺书》的内容为确定涉诉房屋的承租人为赵金萍，承诺人处分别填写闫巧生、阎占娣、孙京伟（阎占娣之子）、闫芳共四人名字。该《承诺书》上显示，全体承诺人同意将坐落于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中区×号楼×单元×号公有住房由赵金萍承租。赵金萍同意承租并愿意接受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遵守有关规定。承租人赵金萍在《承诺书》保证：在本承诺书中承租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的情况无遗漏，所填写的内容真实，签字无伪造，如有遗漏或虚假，承租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该《承诺书》落款处分别有“闫巧生”、“闫占娣”、“孙京伟”、“闫芳”、“闫占柱”、“刘禹森”、“赵金萍”的签字和捺印。2015年4月13日，城建金地公司与赵金萍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涉诉房屋由赵金萍承租。
庭审中，对于《承诺书》上原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一事，原告认为《承诺书》上“闫占娣”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并表示被告女儿闫芳曾经要求孙京伟和闫巧生在空白的纸张上签字，孙京伟和闫巧生在签字时，对《承诺书》的内容并不知情。被告赵金萍则表示，孙京伟和闫巧生的签字均属实，并且二人了解《承诺书》的内容。在给原告送达该份《承诺书》时，因原告不在家，故被告之女闫芳将该份《承诺书》交给原告之子孙京伟，并亲眼目睹孙京伟签字。次日，闫芳向孙京伟取回《承诺书》时，上面已有原告签字，故被告认为原告已经对该《承诺书》签字认可。城建金地公司则表示，受条件制约，承诺书的真实性应有承租人负责。即使《承诺书》所载的承诺人签字不属实，也不必然影响承租人的确定。
对于确定承租人的标准一节，被告城建金地公司认为应综合考虑原始分房依据、户籍情况、居住情况、家庭成员意见等因素确定承租人。在家庭成员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首先考虑户籍情况，其次考虑居住情况。换言之，在符合条件的人员户籍均落于涉诉房屋的情况下，实际居住人拥有承租涉诉房屋的优先权。本案中，因赵金萍长年居住于涉诉房屋，其他在户人员只是户籍落于涉诉房屋，并不在涉诉房屋实际居住，原告亦承认已于1987年初搬离涉诉房屋，故城建金地公司坚持确认赵金萍的承租人身份。对此，原告表示，城建金地公司并没有尽到充分审查义务，核实户籍和居住情况，被告实际居住于本市朝阳区，户籍亦是2014年迁入涉诉房屋。被告赵金萍则表示，其一直居住于涉诉房屋，并向本院提交了2015年9月8日本市东城区永内东街中里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城建金地公司表示，在确认承租人过程中，已对户籍情况、居住情况、以及费用缴纳情况进行了核实。
为进一步证明被告实际居住于涉诉房屋，并缴纳了相关费用，被告出示了2005年至2015年期间的相关缴费凭证。对此，原告认为因大部分票据为2015年之前的交费凭证，只能证明闫占柱实际居住于涉诉房屋，不能证明被告一直居住于涉诉房屋。
以上事实，有《公有住房承诺书》，居住证明，缴费凭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诉房屋原系阎锡寿承租。阎锡寿去世之后，涉诉房屋的管理单位城建金地公司与赵金萍重新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现原告以《公有住房承租承诺书》上的签字不真实为由，主张涉诉的租赁合同无效。对此，作为涉诉租赁合同签订主体的城建金地公司表示，即使承诺书上的内容存在不真实之处，城建金地公司仍然坚持与赵金萍签订涉诉租赁合同。因为在几个符合条件的签约主体户籍均落于涉诉房屋的情况下，城建金地公司优先与实际居住人签订租赁合同。在此种情况下，应尊重合同签订主体的意思自治，涉诉租赁合同不存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确认涉诉租赁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阎占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阎占娣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全玉海
代理审判员 宿云达
人民陪审员 丁 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成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