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德令哈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德民初字第372号
原告李长兰（系死者杜海之妻），女，汉族，1971年1月28日出生，德令哈河西街道办事处村民。
原告杜某甲（系死者杜海之子），男，汉族，1998年11月26日出生，学生。
原告杜某乙（系死者杜海之子），男，汉族，2006年5月24日出生，学生。
原告杜国荣（系死者杜海之父），男，汉族，1942年3月28日出生，德令哈河西街道办事处村民。
原告宋永珍（系死者杜海之母），女，汉族，1946年8月22日出生，德令哈河西街道办事处村民。
五原告委托代理人三川，青海大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占朝，男，汉族，1955年6月15日出生，德令哈市河西街道办事处白水河村村民。
被告东有年，男，藏族，1968年7月8日出生，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赛什斯镇农民。
被告孙世俊，男，汉族，1976年12月1日出生，都兰县巴隆乡农民。
原告李长兰、杜某甲、杜某乙、杜国荣、宋永珍诉被告李占朝、东有年、孙世俊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长兰、宋永珍及共同委托代理人三川，被告李占朝、孙世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东有年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长兰、杜某甲、杜某乙、杜国荣、宋永珍诉称，原告亲属杜海与三被告为朋友关系，在2015年4月28日，因被告李占朝购买车辆、杜海向被告李占朝贺车时，被三被告拉去喝酒，杜海在与三被告喝酒过程中，三被告极力劝酒，杜海喝醉后，三被告未将杜海送回家中，而是将杜海送至德令哈市宗务隆藏獒交易基地平房，造成杜海醉酒死亡。三被告未尽到劝解、护送的义务，极力劝酒，是造成杜海死亡的主要原因。现请求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389980元、丧葬费26052.50元、抚养费150934.5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共计616967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李长兰、杜某甲、杜某乙、杜国荣、宋永珍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庭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五份和户口簿原件一份，拟证实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德令哈市公安局于2015年4月30日出具的德公证字（2015）18号死亡证明书原件一份，拟证实杜海于2015年4月29日在德令哈市藏獒交易基地平房处因突发疾病死亡。
3.被告孙世俊的询问笔录：拟证实我与杜海系朋友关系，2015年4月28日上午大概11时许，我和东有年、李占朝、杜海四人到河西交通巷内的一个自助火锅店内吃饭，当时有东有年、李占朝、杜海三人喝着白酒，酒是我和东有年二人买的两斤散酒，具体喝了多少不清楚，期间王伟成到来后大概1个小时左右又离开了，因为我没有喝酒，就出去到自己车上坐着，车停放在盛源小区前面路边。大概15点左右，先是东有年来到我的车旁，坐在车子的副驾驶位置，说让我开车送他们到宗务隆后坝休息，当时东有年已经醉了，过了一会，李占朝和杜海乘坐一辆出租车到我的车旁，当时李占朝醉了，但是还能行走，杜海已经醉的不省人事，躺在出租车后座上，是我和李占朝，还有出租车司机三人一起将杜海从出租车上抬到了我的轿车后座，李占朝当时也坐到了后座上扶着杜海的头，然后李占朝和东有年给我指路，让我开车将他们三人送到了宗务隆后坝一个藏獒交易市场的大门口，我和李占朝二人将杜海抬下了车，抬进了大门口东侧的房子里，将其抬到了里屋东北角的床上。李占朝给杜海盖了被子，我在沙发上抽了根烟，当时还听见杜海打呼噜，没有发现异常。然后我就和李占朝出去了，东有年在车上睡着。因为我的车要卖给李占朝还需要办理手续，所以我和李占朝、东有年三人一起开车到了昆仑路派出所门口后去交警队办事了，当时东有年说是不跟着我和李占朝去交警队。我和李占朝办完事后回来时，李占朝要去街上转转，让我先走，我回到昆仑路派出所将自己的车开上，然后在路上将东有年载上去了东山村一个汽车修理厂，东有年从那里坐了一辆出租车说是去老火车站，我就回家了，之后我也没有回去，其他人是否回去不清楚。2015年4月29日上午11时许，东有年给我打电话说是杜海去世了。
4.被告李占朝的询问笔录（第一次），拟证实2014年4月29日早上，其知道杜海已去世，与第二次询问笔录一致。
5.被告东有年的询问笔录：拟证实我与杜海系朋友关系，2015年4月28日，因为李占朝买了孙世俊的车，他就叫我们几个一块去吃饭喝酒，李占朝就叫上我，孙世俊开上车我们几个就到杜海家去了，当时杜海在家干活，我们几个人给杜海帮忙搬家具，干完活，10点左右，我们就一块去了河西菜市场地下商城的自助火锅店一块吃饭喝酒，我、李占朝、杜海喝酒了，孙世俊因为要开车就没有喝酒，后面又来了王伟成，他没有喝酒，也没有吃饭，坐了一会就去看病了。我们共喝了一瓶1.5斤的铭馏，1.5斤左右的散装白酒，酒是从孙世俊车上拿的，是孙世俊买的，一直喝到下午15时左右，我们三个差不多喝醉了，孙世俊就开车把我们三个人拉上先去宗务隆送的杜海，把杜海送到什么地方不清楚。酒是碰着喝的，没有划拳，我们喝的一样多，喝酒期间，杜海也没有说他哪里不舒服。我和杜海经常一起喝酒。2015年4月29日早上9点左右，李占朝来火车站找到我说杜海去世了。
6.被告李占朝的询问笔录（第二次）：拟证实我与杜海系朋友关系，2015年4月28日，我、东有年、杜海、孙世俊在交通巷百味坊火锅店吃饭，喝酒的有我、东有年、杜海，孙世俊没有喝酒，我们从上午10时开始喝的，喝了一瓶1.5斤的铭馏，1.5斤左右的散装白酒，大概15时许，从火锅店出来，当时自己喝醉了，想不清怎么到的孙世俊的车上，记得我和杜海坐到孙世俊后排车座上，杜海在右边的位置，杜海靠着我的大腿处睡着了，我们到宗务隆后坝哈拉家，我和孙世俊把杜海扶到里屋床上，我们三个从哈拉家出来到河西派出所，我跟孙世俊想到派出所开个证明，没有开上，我就回家睡觉了，孙世俊跟东有年去河东了，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我和东有年喝醉了，就没有送杜海回家。我们有时在哈拉家喝酒，杜海平常回自己家，平常喝完酒都把杜海送回家。2015年4月29日上午9时许，东有年给我打电话说是杜海去世了。
7.证人王维成的证言：拟证实我与杜海系朋友关系，2015年4月28日11时许，我给东有年打电话，东有年给我说他在交通巷百味坊火锅店里让我过去，到火锅店我看见杜海、李占朝、东有年他们三个在喝散装白酒，喝了两斤散装白酒，孙世俊没有喝酒，我过去也没有喝酒，13时50分许，我妻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看病我就走了，我看完病在16时许给东有年打电话他关机了，给杜海打电话他没有接电话，我就回家了。
8.证人杨成星的证言：拟证实2015年4月28日下午17时左右，我开车从工地准备回家取东西，走到白水河村中路赵元海弟弟家门口的时候，看见一个男的骑着摩托车拉着杜海往市区方向走去，2015年4月29日中午12时许，杜海的家人叫我去帮忙办丧事，说杜海去世了，杜海以前喝酒。
9.证人郭廷孝的证言：拟证实我和杜海是邻居，2015年4月29日早上9点左右，我去给马大五家的羊看病，因没有找到他家，这时想起李占朝在4月28日打电话给我说他买了一辆新车，正好路过李占朝家，我想看看他的新车，就直接进去了，发现杜海躺在李占朝的床上并已经没了呼吸，我就给李占朝打电话告诉他家出事了，让他回家看看，之后我就去给羊看病了。杜海和谁喝酒的不清楚，他平常爱喝酒。
10.原告李长兰的询问笔录：拟证实杜海是我丈夫，2015年4月28日30分左右，我和杜海送完儿子到学校后，就回到家中干活，到11时左右，东有年，元宝（姓名不清楚），老宋（姓名不清楚）来到我家，东有年说“元宝买了一辆车，我们去搭红去”，我老公说：“放个鞭炮就行了呗”，老宋就开着元宝的车停在我家门口，之后他们三个就带着我老公上车就走了，说去饭馆吃饭了，去哪不清楚，走的时候我还给叮嘱说不要给杜海喝酒，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一起经常喝酒，他们是朋友，杜海以前经常喝酒，最近一星期没怎么喝酒。2015年4月29日早上，我才知道丈夫去世了。
11.证人曹国琴的证言：拟证实我是德令哈市民生巷厚德诊所的护士，并在柜台卖药。2015年4月28日17时许，我跟李善莲大夫在诊所上班，是否有两个喝酒的人来买药不清楚。
12.证人李善莲的证言：拟证实我是德令哈市民生巷厚德诊所的医生，2015年4月28日17时许，我在诊所上班，两个喝酒的人来买药，没有看病，买的什么药不清楚，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3.证人哈拉的证言：拟证实我是藏獒基地负责人，我平时不在藏獒养殖基地居住，该基地没有租出去，平时也没有人居住，也没有人看守，我的表哥东有年有时候会去住，我以前经常也跟东有年、元宝、杜海一起喝酒，杜海也认识，是一个村子的。
被告李占朝辩称，其经常与杜海在一起喝酒，也没想到会出事，自己没有钱，如果是几千块钱可以考虑。
被告李占朝围绕其主张，未向本庭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东有年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庭提交答辩状及证据材料。
被告孙世俊辩称，2015年4月28日，李占朝、杜海、东有年共同饮酒之事，自己没有参与，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是适格的主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世俊围绕其主张，未向本庭提交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被告孙世俊、东有年、李占朝与原告亲属杜海系朋友关系。2015年4月28日上午，因给被告李占朝贺车，被告孙世俊、东有年、李占朝去杜海家将杜海接上，四人便一起到河西交通巷内百味坊火锅店吃饭，期间饮酒的人为东有年、李占朝和杜海，被告孙世俊因开车未饮酒，饮酒过程中三人并无劝酒行为。当饮酒至下午时，东有年、李占朝和杜海已醉酒，三人便离席来到孙世俊的车上，后由孙世俊驾车，东有年、李占朝和杜海四人一起前往德令哈市宗务隆白藏獒交易基地平房，四人到达后，孙世俊和李占朝二人将杜海抬下了车，并抬进了该平房的床上。后李占朝，孙世俊和东有年三人便离开该基地，将杜海独自留在德令哈市宗务隆藏獒交易基地平房内。
另查明，德令哈市公安局于2015年4月30日出具德公证字（2015）18号死亡证明书，证实杜海于2015年4月29日在德令哈市宗务隆藏獒交易基地平房处因突发疾病死亡。
再查明，杜国荣与宋永珍育有杜文、杜海、杜平三个子女。杜海出生于1973年3月30日，杜海与李长兰育有杜某甲和杜某乙两个子女，以上均系城镇居民家庭户口。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杜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应当了解，对饮酒过量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预见，但却疏忽大意，过量饮酒后发生死亡的后果，且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占朝等三被告有劝酒行为，故杜海应对自身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即应自行承担80%的民事责任。同时根据德令哈市公安局对三被告的询问笔录，可以确认被告孙世俊、东有年、李占朝对杜海已经醉酒这一事实是明知的。依据我国的民事法律，义务产生的情形有三种：一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二是合同的约定；三是先前的行为。与此相对应产生了法定义务、约定义务和先前行为义务。在本案中，三被告作为与杜海共同的用餐者和饮酒者，其共同用餐和饮酒行为导致杜海醉酒，由此产生了先前行为义务即在其醉酒后妥善照顾和救助杜海的安全保障义务，而本案三被告没有将杜海安全送回家中，反而将醉酒后的杜海送至并独自留在德令哈市宗务隆藏獒交易基地平房内，不仅违反了先前行为义务，而且违反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存在一定过错。故对被告孙世俊辩称，其没有参与饮酒，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是适格主体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由于杜海未作死亡原因鉴定，故其是否因饮酒过量导致死亡已无法查清，但杜海醉酒并最终在德令哈市宗务隆藏獒交易基地平房处死亡是客观事实。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三被告如能及时合理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完全可以避免杜海死亡后果的发生，三被告相邀杜海共同用餐和饮酒，未将醉酒的杜海妥善安全送回家中，正是由于三被告的上述过错行为，导致杜海未得到及时照顾和救助从而死亡。因此该过错行为与杜海死亡后果之间具备一定的因果关系，因三被告均未尽到自己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三被告应连带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本院酌定三被告承担20%的赔偿责任。现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之规定，本院作如下认定：
对于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按照2014年青海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费用计算标准，职工平均工资为52105元（年／人），即26052.5元（52105元／年÷12月×6月）；
对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因杜海死亡时四十二周岁，系城镇户口，按照2014年青海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费用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99元（年／人），即389980元（19499元／年×20年）；
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死者杜海需要抚养其父杜国荣、其母宋永珍及其子杜某甲和杜某乙，杜国荣现年七十三周岁，宋永珍现年六十九周岁，杜某甲现年十七周岁，杜某乙现年九岁，均系城镇居民户口。杜国荣、宋永珍共有三个子女赡养，按照2014年青海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费用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3539.5元（年／人），杜国荣、宋永珍每人每年抚养费为4513元（13539.5元／年÷3人），杜某甲、杜某乙每人每年抚养费为6769.8元（13539.5元／年÷2人），因本案中被抚养人有数人，且该四人的年赔偿总额已累计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杜国荣应计算7年，宋永珍应计算11年，杜某甲应计算1年，杜某乙应计算9年，故以上四人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126368.1元（13539.5元／年×1年＋13539.5元／年×6年＋（4513元＋6769.8元）×2年＋4513元／年×2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之规定，本院将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调整为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之和即516348.1元。
对于精神抚慰金，因杜海负主要责任，不应主张精神抚慰金，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述赔偿金额丧葬费26052.5元、死亡赔偿金516348.1元，共计542401元，被告李占朝、东有年、孙世俊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08480元，其余赔偿款由原告李长兰、杜某甲、杜某乙、杜国荣、宋永珍自行承担。被告东有年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李占朝、东有年、孙世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李长兰、杜某甲、杜某乙、杜国荣、宋永珍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共计108480元；
2、驳回原告李长兰、杜某甲、杜某乙、杜国荣、宋永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3184.84元及公告费400元，由被告李占朝、东有年、孙世俊承担2867.84元，原告李长兰、杜某甲、杜某乙、杜国荣、宋永珍承担7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海荣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人民陪审员 吴宇凤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蒋清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