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瑞果，住广州市东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杨圳，住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邹夕云，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谢思维，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合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石敏，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曾共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文，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瑞果、马杨圳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合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富公司）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18日，合富公司（甲方）与黄瑞果（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一、甲乙双方合作期间，甲方提供如下条件给乙方使用：1、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资质手续；2、现有经营场地及地上所有建筑物（位于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的五一回收站，占地面积约4500平方米，系甲方向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承租的，甲方保证租赁经营手续合法有效）。3、现有经营设备：……4、现有客户网络。二、甲乙双方合作时间为2年10个月，自2012年3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三、合作期间费用负担约定：……4、乙方按出货数量人民币30元／吨计提给甲方，每月出货量不足1000吨时按1000吨计提，超过1000吨时按实际出货量计提。计提给甲方后的剩余利润全部归乙方所得。四、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在10天内支付人民币壹拾万元定金给甲方。该笔定金在合作期满双方结算交接清楚后5天内，由甲方退回给乙方。五、……六、……七、1、乙方必须每月为甲方计提一次利润，并在次月10号前支付给甲方。……附：1、广州合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2、原经营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3、本协议签约人身份证复印件2份。”该协议的落款有合富公司签章、黄瑞果签名及担保人马杨圳签名。协议签订后，黄瑞果依约向合富公司支付了定金。对于该协议的履行情况，合富公司认为黄瑞果没有履行第三条第4款约定的支付提成的义务；黄瑞果则认为合富公司没有履行第一条第4款约定的提供现有客户网络的义务。但合富公司称已口头告知黄瑞果废旧物品的买卖渠道。
合富公司把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收站（以下简称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和租赁合同复印件、合富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黄瑞果的身份证复印件附随合作协议并加盖了骑缝章后交给黄瑞果。黄瑞果、马杨圳认为协议约定的承包对象是五一回收站，合富公司无权处分该回收站的权利，故协议无效。而合富公司则认为协议约定的承包对象是合富公司，但五一回收站与合富公司的经营场所有重合的地方，签订协议时随协议附上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及租赁合同复印件，是为了证明合富公司签订协议是有资质的。
原审庭询时，原审法院询问经营场所上悬挂的是哪个主体的营业执照，合富公司回答只有合富公司的营业执照；黄瑞果、马杨圳则回答只有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原审法院再进一步询问经营场所现在处于谁的控制下，合富公司回答租赁合同已到期，经营场所已被出租人收回去了；黄瑞果、马杨圳则回答黄瑞果在2012年8月份左右已将经营场所交还给合富公司。
黄瑞果提供以下证据：1、2012年6月6日的录音及文字，证明合富公司与黄瑞果对清场后的差额326吨无异议，仅在查找造成差额的原因；2、2012年8月7日的录音及文字，证明黄瑞果于2012年6月6日提出将五一回收站经营场地交还给合富公司；3、2012年8月21日的录音及文字，证明黄瑞果已付清839吨货款给合富公司，经清场盘点实际少货326多吨，合富公司应将多收货款退回给黄瑞果；4、2012年8月23日的录音及文字，黄瑞果提出要财务报表；5、2012年9月17日的录音及文字，证明黄瑞果打电话要求合富公司结清货款、定金等；6、五一回收站2012年3月份的工作安排，证明五一回收站在2012年3月至5月期间由合富公司安排工作；7、2012年6月11日、6月15日、6月21日的电子邮件打印件，证明黄瑞果在2012年6月份已经要求终止合作协议；8、2012年3月五一回收站财务状况表、负债表、利润表，证明黄瑞果按每月30000元通过货款抵扣的方式支付了2012年3月、4月、5月的提成给合富公司。
合富公司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录音不完整；对证据2、3、4、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文字与录音并非完全一致，该录音只是双方协商的过程，但没有最终结果；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敏只是按照约定在前期协助黄瑞果管理五一回收站；证据7只是证明双方协商解决纠纷，并非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协议；对证据8不予确认，因为该证据未经合富公司确认，不能证明黄瑞果的主张，黄瑞果没有支付过提成给合富公司。
原审庭审时，合富公司称《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时间已届满，所以没有解除合同的必要了。
原审法院另查明：合富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为广州市增城区＊＊＊＊，股东有石敏、广州市民合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及李某甲。五一回收站系集体分支机构（非法人），企业住址系广州市增城区＊＊＊＊，负责人系石敏，经营范围为收购、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及其它废旧物资。
2014年9月12日，合富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2012年2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黄瑞果、马杨圳连带支付合富公司承包款870000元（30000元／月×29个月，自2012年3月起计至2014年8月止）；3.诉讼费用由黄瑞果、马杨圳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企业承包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原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并逐一分析如下：
关于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黄瑞果主张协议无效，理由是合作协议约定的承包对象是五一回收站，合富公司属于无权处分。合富公司则认为承包对象是合富公司本身，所以不存在无权处分导致协议无效。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从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承包对象是哪个主体，但从第一条约定合富公司需要向黄瑞果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资质手续，而协议最后又约定附上合富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原经营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但却未要求附上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由此可以合理推断，该协议约定的承包对象是合富公司而非五一回收站。因此，黄瑞果抗辩合作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合作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而是合法有效的，对协议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
关于合作协议是否已经终止的问题。黄瑞果主张合作协议于2012年6月份已终止，8月份已完成交接手续，但合富公司不认可。对此黄瑞果提供的证据包括录音及电子邮件等，录音的内容仅反映了双方协商解决纠纷，但没有明确反映合富公司有同意终止协议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协议；而电子邮件是黄瑞果发给合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敏单方提出终止合作协议的，但合富公司并未表示同意，故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合作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综上，黄瑞果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合作协议已终止的主张，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黄瑞果、马杨圳应否连带支付提成给合富公司的问题。合作协议约定的有效期为2012年3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黄瑞果每月按出货数量30元／吨计提给合富公司，每月出货量不足1000吨时按1000吨计提，超过1000吨时按实际出货量计提。根据上述约定，黄瑞果每月需支付给合富公司的提成不低于30000元（30元／吨＊1000吨）。合富公司主张的提成款为2012年3月至2014年8月按每月30000元计算共87万元，该计算方法符合上述约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可。黄瑞果辩称已通过抵扣货款的方式支付了2012年3月、4月、5月的提成给合富公司，仅提供了财务状况表、负债表、利润表等作为证据，上述证据未经合富公司确认，缺乏证明力，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黄瑞果主张合作协议已终止亦不成立，故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黄瑞果应支付提成共87万元给合富公司。马杨圳作为担保人在合作协议上签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合富公司与马杨圳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由于双方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合富公司请求马杨圳与黄瑞果连带支付提成87万元，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除此之外，合富公司关于解除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因合作协议约定的有效期已届满，且合富公司在原审庭审中亦表示没有解除协议的必要了，故对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15年6月24日作出判决：一、黄瑞果向合富公司支付87万元；二、马杨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合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义务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逾期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黄瑞果、马杨圳共同负担。
判后，上诉人黄瑞果、马杨圳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黄瑞果、马杨圳连带支付87万元提成款给合富公司无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改判。（一）本案属合作经营纠纷，并非企业承包经营纠纷。黄瑞果与合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中的内容显示是承包，但协议的履行却是合作经营。2012年2月18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2012年3月1日，作为合作一方黄瑞果只是带领李某乙、张某进场五一回收站跟班学习，直至2012年6月6日双方发生纠纷，五一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为五一回收站负责人石敏聘用的原班人马，工作由石敏安排，货物买进、卖出，款项的收支及财务报表均由石敏掌控，2012年3、4、5月的提成款己被石敏扣除，五一回收站经营场地原存货属石敏所有，因此经营场地及客户网络也没有移交给黄瑞果。（原审提交有2012年6月6日、8月7日、8月21日的录音光碟及录音文字，2012年3-5月份石敏亲笔书写的五一回收站工作安排记录为证）。作为企业承包合同的最大特点是将企业经营权完全移交给承包方，由承包方自主经营，包括人事权、财权、经营场地、客户网络。显然，黄瑞果与合富公司履行的实质内容不符合企业承包合同的根本特点，双方属合作经营五一回收站。（二）关于《合作协议》效力问题。合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属主体不适格。五一回收站与合富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机构，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原审庭审中，合富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有权以自己名义与黄瑞果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五一回收站的合作事务。《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地是在五一回收站，合富公司在《合作协议》第一条第2点约定提供给黄瑞果使用的经营场地及地上所有建筑物亦明确为：“位于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的五一回收站，占地面积约4500平方米，系甲方向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菜坑经济联合社承租的。”同时，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附上了经营场地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及租赁合同，租赁合同非常清楚，承租人是五一回收站并非合富公司。因此，黄瑞果、马杨圳认为：从实际履行场地、场地的使用权人及五一回收站营业执照地址、经营范围看，《合作协议》的合作标的应认定为五一回收站，原审法院主观臆断，认为合作标的是合富公司，进而认定《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三）关于《合作协议》是否终止问题。黄瑞果、马杨圳认为，《合作协议》在2012年6月份己合法解除。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上述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黄瑞果、马杨圳己履行了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合法程序。（1）2012年2月28日，黄瑞果与合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2）2012年3月1日，黄瑞果到五一回收站跟班学习。（3）在合作过程中，因五一回收站经营场地上堆放有原属石敏所有的大批废旧钢材物品（双方合作前石敏购进的），需要清场，才利于双方以后结算进出货量，避免矛盾。经双方口头协商一致，黄瑞果同意全部按每吨2750元的价格承接场地存货，因一时无法全部称出重量，双方约定暂按石敏自报的数量839吨先付款给石敏，最后以清场盘点的实际数量为准，按多退少补的方式结算货款。（4）2012年5月24日，双方安排人员开始清场盘货，一直到2012年6月5日清完经营场地存货，经对数，清出的数量比石敏自报的数量少了326吨。（5）因买卖存货的数量出现巨大差额，双方在该谁负责、如何处理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2012年6月6日中午，双方在五一回收站内开会，由于意见对立严重，互相猜忌，互不信任，无法协调，双方继续合作经营五一回收站的基础不再存在，合作的目的无法实现，黄瑞果当场向石敏表示终止合作关系，解除《合作协议》，结清之前的帐目，合同不再履行（原审提交有当天开会的录音光碟及录音文字为证据）。（6）为书面明确终止合作，黄瑞果分别于2012年6月11日、6月15日、6月21日以电子邮件及快递（EMS）的方式发终止合作函件给合富公司。因前两次合富公司不回复，黄瑞果在6月21日《关于终止合作的函》中特别声明：“对上述《终止合作协议书》、《终止合作通知书》及本函，你如果有不同意见，请于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前回复我，否则，视为你完全同意。”合富公司仍一直未回复。（7）2012年8月21日下午，黄瑞果在增城市五一村荔丰山庄与石敏面谈，商量撤出五一回收站的交接手续（原审提交有当天会谈的录音及文字证据），石敏同意黄瑞果过几天过来清理场地私人物品。（8）2012年8月23日，黄瑞果将自有的铲车、洗衣机、热水器搬出五一回收站，并按石敏的要求将场地的5把锁匙当场交给当天石敏派来开场地大门的邱某，且电话告知石敏，石敏电话说跟邱某交待清楚就好了（原审提交有当天黄瑞果与石敏通电话的录音及文字证据）。综上，黄瑞果、马杨圳认为，黄瑞果主张解除《合作协议》，并书面通知合富公司，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因此2012年6月份已发生解除效力，上述《合作协议》终止。直至2014年8月（约2年时间）合富公司才起诉，对黄瑞果解除《合作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已远远超出三个月的法定期限，法院应依法不予支持。而且五一回收站经营场地在2012年6月5日清完存货后，并未办理有移交给黄瑞果的手续，黄瑞果也未接手，至2012年8月23日黄瑞果搬出在该场地的私人物品，并将原住宿的房门锁匙当场交给当天石敏派来开场地大门的邱某，合富公司实际一直控制该经营场地，因此，合富公司要求黄瑞果按《合作协议》第三条第4款的约定支付87万元提成款，该诉讼请求的实质是要求黄瑞果继续履行已经终止的合同，要求黄瑞果在双方实际己终止合作经营后仍给其支付提成款，其请求于法律于事实无据，应依法驳回。
2015年10月22日，在本案进行第一次庭询时，黄瑞果、马杨圳向本院提交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查明“现有经营场地及地上所有建筑物【位于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的五一回收站，占地面各约4500平方米，系甲方向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承租的，甲方（合富公司）保证租赁经营手续合法有效】。因该内容为租赁合同约定内容，但租赁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符，故此查明中有两点错误。1.甲方（合富公司）并没有与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2007年1月21日签订）的合同双方为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与五一回收站，合富公司并不是租赁合同的合同一方。该份租赁合同已由五一回收站递交给工商登记部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租赁场地占面积约4500平方米即是该份租赁合同所涉地址。该份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7年7月21日，合富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0年12月6日，签订该份合同时合富公司根本未成立，不可能租赁该经营场地。2.合富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提交的租赁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10月8日，出租人为何海泉，承租人为石敏。该份租赁合同的面积仅为350平方米，即合富公司经营面积仅350平方米，不可能是合作合同中约定的4500平方米。（二）合富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及书面答复时作虚假陈述。1.原审庭审时合富公司称“原告认为协议约定的承包对象是原告，但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收站与原告的经营场所有重合的地方，签订协议时随协议附上增城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及租赁合同复印件，是为了证明原告签订协议是资质的”，此陈述虚假。黄瑞果与合富公司合作协议经营的场所是五一回收站，合富公司与五一回收站营业执照的登记地址相同，但是两个单位实际经营地址并不一致。合富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在五一回收站的马路对面。另外，五一回收站经营场所的租赁合同签订主体是五一回收站与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场地面积约4500平方米；合富公司经营场地的租赁面积仅350平方米。2.合富公司在原审庭询时称经营场所上悬挂的只有“原告的营业执照”，此陈述虚假。根据黄瑞果在二审时补充提交的照片证据显示：合作经营的场所仅悬挂了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等各种证照，并没有悬挂合富公司的营业执照。事实上，合富公司与五一回收站并不在同一地址经营，合富公司经营地址在五一回收站的马路对面办公。3.原审时，经办法官询问“经营场所现在处于谁的控制下”，合富公司虚假陈述称租赁合同已到期，经营场所已被出租人收回去了。五一回收站的负责人是石敏，该经营场地并没有被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收回，且至今由石敏继续经营。黄瑞果于2015年10月19日到工商登记部门查询显示仍是五一回收站，负责人石敏。4.2014年11月17日合富公司答复原审法官询问“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收站与原告的关系”的部分内容虚假。黄瑞果对合富公司答复称五一回收站与合富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两企业是独立的法律主体无异议。合作协议上的建筑物不是五一回收站所有，是合富公司向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承租的。直到二审庭审的当天，黄瑞果也没有见到合富公司与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签订合同且经营场所的面积达4500平方米。（三）合富公司在对黄瑞果提交的录音证据质证时，部分质证意见与事实不符，黄瑞果提交的录音证据已证实五一回收站于2012年6月6日终止合作经营，2012年8月23日已清理完毕黄瑞果的全部物品且将五一回收站钥匙交回给石敏指定人员邱某。1.合富公司对黄瑞果提交的2012年6月6日谈话录音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录音不完整。合富公司认为2012年6月6日谈话不完整，仅是为逃避法律责任。该录音，是黄瑞果的原始录音，并没有做任何处理，如有必要可以将所有的录音进行专业鉴定。其中，马杨圳说，“从今天开始我就交回给你，不要影响到其他的生意”。2.合富公司对黄瑞果提交的其他四份录音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文字与录音并非完全一致。但黄瑞果已尽举证义务，合富公司没有提出不一致的详细、具体内容，则黄瑞果认为应认定为录音与文字内容一致。（1）2012年8月7日录音：当时马总也说过嘛，6月6号的时候这边退出了嘛，退出的话我们也就不做了，不做的话，当时也讲了，就是交回给你自己去经营吧。（2）2012年8月21日录音：我们两家都到了6月6号才把场，其实6月5号清完，6月6号那天才开会的吧。好了，那你说6月份我该给你承担，6月份还延续过来，这个也行，我也接受。但是7月和8月，因为在6月之前，我已给你讲了，口头讲过，函也发过，然后你这边没有什么说法和回函。石：没搬走我们进去肯定是不方便的，这边你跟我说你要退场了，那边呢你的物品还在里面，你要我去怎么配合你这个事情呢？对不对？石：你首先把场地的事情安排完。（3）2012年8月23日录音：黄：阿某乙（指五一回收站司机邱某，当天石敏派他来开大门）现在在这里，我就把钥匙呀，一共楼上的呢南面这个门的有3把，北面那个门有2把，一共5把交给阿某乙，整个场地我这边就没有什么东西了。石：你这个你跟师傅（指邱某）交待清楚好了，对，搞清就好了，我现在在外面。（四）原审法院漏查案件关键事实。1.双方合作经营的是五一回收站，并不是合富公司。从2012年8月21日录音：“因为毕竟我是法人代表，从法律上面，这一家回收站所涉及的事情都是冲着我来的，是吧”？另外，黄瑞果在所有的录音中均陈述合作经营的是五一回收站，根本未提及合作经营合富公司。2.合作经营期间对外均是以五一回收站经营。黄瑞果在二审补充提交了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进货单。3.合作经营期间，财务会计已经在做帐时扣除了2012年3月、4月的固定利润。2012年8月21目录音：“我作为站在我这个角度来讲，你前面至少两个月，我是看到的，差不多（亏损）10万，第一个月（亏损）9万多，第二个月（亏损）过10万了。五月份还没有给我（财务报表），我估计肯定会过10万（场地亏损），这样我就30多万硬是亏了，对不对？你这边呢，从你这个角度，你3万元还是拿了（指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给石敏不少于3万元）”。4.石敏故意隐瞒财务帐，请法庭责成其交出2012年5月五一回收站的财务帐，如不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1）2012年6月6日录音：“我现在再论一个事，你说交给我做了，你那财务会计有本账，亏了，进进出出还是你（经手），亏了几十万，这中间全部是你买你卖，这个责任又要怎么样来（承担），你说过磅的司机，其他叫去过磅的都是你的（员工），包括管理人员，你怎么指挥的谁去你都很清楚”、“那有真象的，你的财务会计，你买来多少？你卖出多少？多少价格？全部数都还在你那里。包括工人的工资要发多少，那些费用有多少，原来的工资是多少，全部还是按照原封不动的，我们没有去增加什么东西。至于我们花去的，买了空调买了床（开支），这个是另外一码事，也没有纳进去（未计入场地经营开支）。要讲的话就是要论理，我也不喜欢去故意那些什么东西，就是一定要凭着良心”。（2）2012年8月21日录音：“这边有几个情况：一个是财务报表还得有5月份的，之前他们两个财务（指吴某、张某）对完以后没有给我”、“小钰（指会计吴某，下同）那边有账嘛，没有付的话，那是多少，应该有笔账嘛，那是我们该负担的”、“这个数字不会有什么乱的，包括小钰（指五一回收站会计吴某）做的（财务状况表），都有原始单据的，没有原始单据给她根本不会给你上财务帐，我有一次问他，她说我只是认单，你是什么单，要有人签名的，是林师傅还是带回来的司机签名，反下我接磅单来入账”、“五月份还没有给我（财务报表）”、“五月份的财务报表你要给我，对吧”、“第一呢，你那个财务报表你要给我，是吧”、“第一呢，你那个财务报表你要给我，是吧？石：小丽（指张某）不是弄明白了吗？我不知道叫喔，我还以为是小丽搞定了。黄：没有。她（指会计吴某）做完以后阿某甲就找小钰，你弟媳，小钰就说交给你啦，这个报表的事不要找她了以后，说找你。石：是不是你不发工资给她（吴某）？黄：工资发了。自怎么没发呢？5月份怎么没发呢？你是领了200元工资，我现在连个报表没看见了，咱们从道理上来讲，你没没给我嘛。石：财务的事归财务”、“就是你跟小钰说一下，那个报表（指财务报表）这一周要给我一份”。（五）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企业承包合同纠纷”，此案由错误，应认定为合作合同纠纷。2012年8月21日下午录音：“石敏，我们两个还算是合作伙伴”。2.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承包对象是哪个主体，但从第一条约定原告需要向被告黄瑞果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资质手续，而协议最后又约定附上原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原经营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但却未要求附上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复印，由此可以合理推断，该协议约定的承包是原告而非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站”此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查明“原告称签订协议时随协议附上增城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收部的营业执照及租赁合同复印件”，合富公司的陈述已明确签订协议已附上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及租赁合同复印件。（2）合富公司与黄瑞果签订合同协议后，最后所附的资料不仅包括合富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也包括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院更不可能因为合作协议第3页“附”内容中没有约定提交五一回收站营业执照复印件就认定是合作经营合富公司，此“附”所涉内容仅是签约的主体资料，不能认定为合作经营主体。本合同协议合富公司无权利、无资格与黄瑞果就合作经营五一回收站签订合作协议。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合作协议的附件中（盖有骑缝盖的原件）仍附有五一回收站营业执照复印件，也能证实是经营五一回收站，如果是合作经营合富公司而不是经营五一回收站，根本不需要附上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3）合作协议所附的租赁合同签订主体是五一回收公司，并不是合富公司，签订协议时间为2007年，合富公司并未成立。原审法院仅以合作协议是否附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认定合作经营对象是五一回收站还是合富公司的唯一标准，此认定依据不足，最终导致错误判决。黄瑞果认为，经营场地及对外以什么单位名义经营才是判定合作经营对象的根本因素。本案中，经营场地挂牌是五一回收站，进货单均是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收站）。（3）合作协议中第一条第1至3款内容约定的即是合作经营五一回收站。本案中，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合富公司，作真正的合作主体却是五一回收站，因合作协议主体不适格，合作协议当然无效。3.原审法院认为“对被告黄瑞果提供的证据包括录音及电子邮件等，录音的内容仅反映了双方协议解决纠纷，但没有明确反映原告有同意终止协议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协议；面电子邮件是被告黄瑞果发给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石敏单方提出终止合作协议的，但原告并未表示同意，故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合作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此内容错误。（1）黄瑞果提交的录音证据已证实五一回收站于2012年6月6日终止合作经营，2012年8月23日已清理完毕黄瑞果的全部物品且将五一回收站钥匙交回给石敏指定人员。（2）关于电子邮件法律效力，黄瑞果认为该电子邮件送达对方，即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解除，合富公司可以行使法律规定异议权利。
综上，黄瑞果、马杨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合富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合富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合富公司答辩称：不同意黄瑞果、马杨圳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本案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作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了合富公司提供给黄瑞果使用的是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资质手续，即黄瑞果承包的主体就是合富公司。石敏只是五一回收站的负责人，不是所有权人。石敏在成立了合富公司后，没有继续以五一回收站名义对外经营业务。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黄瑞果、马杨圳认为，黄瑞果与合富公司应该是合作关系，合作对象是五一回收站，而不是原审判决查明的“两被告认为协议约定的承包对象是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收站”；合富公司认为，案涉经营场地当时悬挂了五一回收站和合富公司的营业执照，而大门处则只有合富公司的标志，没有悬挂五一回收站的标志，原审判决查明的“原告回答只有原告的营业执照”不准确。除上述事实外，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各方确认，黄瑞果在2012年8月23日将案涉场地的钥匙交给了场地员工。2.原审诉讼中，黄瑞果提交的2012年8月23日的录音文字稿内容为：“石：你好，黄总”、“黄：你好，石总。场地这边是这样的，一个是铲车下午装车拉走了。然后上面两个房子也清完了，厕所这边洗衣机和热水器也全部清完”、“石：嗯嗯”、“黄：阿某乙现在还在这里，我就把那钥匙呀，一共楼上的呢南面这个门的有3把，北面那个门有2把，一共5把交给阿某乙。整个场地我这边就没有什么东西了”“石：你这个你跟师傅交待清楚好了，对，搞清就好了，我现在在外面”、“然后，我们到时候那个，就是那财务报表呀，还有水电这一块，还有什么其他费用的，你看这一两天我们定个时间吧，到时我再过来一下子”、“石：好好好，好吧”。
本院再查明：二审审理期间，黄瑞果、马杨圳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
1.照片，拟证实案涉双方合作经营五一回收站的经营场所及营业执照挂牌情况。合富公司在五一回收站马路对面；
2.2012年3月至6月五一回收站进货登记表及原始过磅单复印件若干，拟证实在合作期间，黄瑞果以五一回收站进行经营、进货；
3.合富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给工商登记部门的租赁合同，拟证实合富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提交给原审法院的答复内容“合作协议上的建筑物不是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五一回收站所有，是广州合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向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菜坑经济合作社承租的”是虚假的；
4.五一回收站商事登记信息，拟证实五一回收站继续由石敏负责，该回收站的经营场地并未交回给五一村菜坑经济社；
5.案涉《合作协议》完整版本，拟证实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是合作协议的附件。
对此，合富公司质证认为：1.上述五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才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2.对第一组证据照片，对两公司位置的照片、废品回收站堆放的地点予以确认，五一回收站在合富公司成立后就没有对外经营，故堆放废品的地点原来是五一回收站承租的，合富公司成立后就继续使用该堆放场地。该图片上显示的合富公司的地点是合富公司其中的一个办公地点，不能认为合富公司与五一回收站是相对的。对悬挂有证照牌匾的照片，合富公司认为是不完整的，五一回收站是属于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的，但是由合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敏作为该回收站的负责人。2010年前合富公司确实使用五一回收站对外经营，后来增城市物资回收公司以属于事业部门的问题，石敏就另行成立了合富公司，一直以合富公司名义对外经营，而且合富公司有回收废品的资质；3.第二组证据过磅单合富公司不清楚，不能确认真实性；4.确认第三组证据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但该租赁合同只是向工商局备案的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租赁合同。双方真实的租赁合同应以合作协议中的附件为准。而且废品回收的面积不可能是350平米和租金只有600元；5.第四组证据商事登记信息，确认真实性，但并不能证明合富公司没有交回场地给合作社。因为现在无论是五一回收站还是合富公司，自从发生本案诉讼后，都没有对外经营。合富公司和黄瑞果、马杨圳签订合作协议后就没有继续对外经营；6.第五组证据合作协议，确认真实性。把租赁合同、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作为合作协议的附件，只是证明合富公司有权使用案涉场地，而并非把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作为承包的内容。
此外，鉴于合富公司在原审诉讼中对黄瑞果提交的录音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黄瑞果整理录音文字与录音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二审诉讼中，本院要求合富公司明确其主张的不一致的地方。此后，合富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2年6月6日中午的会议录音文字版共20页，合富公司并认为，录音是双方协商解决的过程，对黄瑞果主张的内容合富公司在录音中有明确的表态，但并非是确认黄瑞果要证明的事实。合富公司在录音中提出了很多与黄瑞果、马杨圳不同的意见，但黄瑞果提交的录音文字稿中并未进行清晰的反映。对此，黄瑞果、马杨圳认为，确认合富公司整理的录音文字版本。经查阅，在上述录音中包含：石敏称“前期是马总说要我配合黄总的，不是我要在这边”，马杨圳称“我是说你要协助，后面买也是你卖也是你”，石敏称“不是，你很简单，你像福兴过来，也是黄总在场地，我都不认识”，黄瑞果称“那是你联系过来的，你那个车都到门口了，我才知道”。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上诉争议的焦点，一是案涉《合作协议》为合作经营合同还是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是案涉《合作协议》于何时终止，原审判令黄瑞果向合富公司支付承包款87万元、马杨圳对黄瑞果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正确。
关于上述争议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合作协议》的约定，合富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向黄瑞果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资质手续、现有经营场地及地上所有建筑物、现有经营设备、现有客户网络”，生产经营成本由黄瑞果承担，同时还约定，“乙方（黄瑞果）按出货数量人民币30元／吨计提给甲方（合富公司），每月出货量不足1000吨时按1000吨计提，超过1000吨时按实际出货量计提。计提给甲方后的剩余利润全部归乙方所有”、“在乙方履约情况下，甲方不能以任何理由终止本协议，也不得用其他不正常手段干扰乙方的正常经营，甲方如违约，必须赔偿乙方的所有经济损失”、“积极支持和协助乙方搞好经营工作”。从上述约定可知，合富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向黄瑞果提供经营的资质、场地、设备、客户网络，并支持和协助黄瑞果的经营工作，而黄瑞果的主要义务是承担经营成本，按照约定向合富公司支付报酬，享有完全的经营管理权限，上述合同约定的内容符合承包经营合同的特点。另一方面，根据黄瑞果提交的2012年6月6日中午的会议录音证实，虽然合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敏在2012年3月1日后还参与经营，但石敏是应马杨圳的要求协助黄瑞果的工作，而非石敏拒不向黄瑞果移交经营权限。综上，原审认定案涉《合作协议》为企业承包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黄瑞果、马杨圳上诉主张本案为合作经营合同的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案涉《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黄瑞果、马杨圳以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标的为五一回收站，而非合富公司为由主张案涉《合作协议》无效，并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此外，关于案涉《合作协议》的合作标的是否为合富公司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协议的签约主体为合富公司与黄瑞果（保证人马杨圳），协议约定合富公司向黄瑞果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资质手续”，而非五一回收站的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资质手续。同时，案涉《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合富公司向黄瑞果提供的现有经营场地及地上所有建筑物是“位于增城市荔城街五一村的五一回收站，占地面积约4500平方米”，此后，黄瑞果亦依约进场经营，五一回收站并无提出异议。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标的应为合富公司的认识并无歧义。至于合富公司为何使用五一回收站承租的场地，在该经营场地为何悬挂五一回收站的相关证照的问题，属于合富公司与五一回收站之间的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审查，该情形并未影响黄瑞果在签订协议后开展废旧物资回收业务，亦未对黄瑞果造成其他损失，故黄瑞果、马杨圳以案涉协议约定的经营场地在五一回收站等为由主张案涉《合作协议》无效，亦缺乏理据。
关于上述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黄瑞果为证实案涉《合作协议》已在2012年6月解除的事实，提交了录音及电子邮件等证据，但黄瑞果并未在提出终止案涉《合作协议》后即将案涉经营场地交还给合富公司。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黄瑞果向石敏（合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终止案涉协议后的三个月内（2012年8月23日），黄瑞果撤场完毕，并将案涉场地的钥匙交给场地的工作人员，黄瑞果与石敏在电话通话中对此交接的事实进行了确认。综上，本院认为，应以2012年8月23日作为双方协议终止案涉《合作协议》的时间。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并未协商终止案涉协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黄瑞果、马杨圳上诉主张案涉协议已在2012年6月解除的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
根据上述认定，黄瑞果应向合富公司支付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8月23日提成款共计172258元【3月、4月、5月、6月、7月每月30000元，8月份为22258元（23天／31天×30000元）】。原审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此外，原审关于不予采纳黄瑞果抗辩的已通过抵扣货款的方式支付了2012年3月、4月、5月的提成给合富公司的分析认定及对马杨圳在本案中应对黄瑞果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分析认定，均无不当，本院均予以确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黄瑞果、马杨圳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534号民事判决；
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上诉人黄瑞果一次性向被上诉人广州合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支付提成款172258元；
三、上诉人马杨圳对本判决第二项判令黄瑞果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被上诉人广州合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上诉人黄瑞果、马杨圳共同负担3745元，被上诉人广州合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担88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上诉人黄瑞果、马杨圳共同负担3745元，被上诉人广州合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担88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陶智斌
介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