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0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军明。
委托代理人：李小龙，广东东方昆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汝华。
委托代理人：李小龙，广东东方昆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先平。
委托代理人：李小龙，广东东方昆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大朗镇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美景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钟华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月彬，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素文，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毕明伟。
上诉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大朗镇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大朗公汽公司）、原审第三人毕明伟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朗民二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于2009年开始挂靠大朗公汽公司并承包该公司5号线路中一台车辆的运营（车牌号为粤S×××××）。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虽未签订书面挂靠经营合同，但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每月都按照大朗公汽公司要求向其缴纳挂靠管理费用，并由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自行承担因车辆运营所发生的油费等成本费用。根据国家石油价格补贴政策等相关规定，公交企业应严格按照“谁支付燃油费用谁受益”的原则发放油价补贴，任何单位不得截留。但大朗公汽公司自2010年开始就一直截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油价补贴款不予发放，至今共拖欠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油价补贴款188182.67元。故诉请判令：1.大朗公汽公司支付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2011年至2014年上半年度的油价补贴款，暂计至2013年12月31日的油价补贴款为188182.67元；2.大朗公汽公司向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支付拖欠的油价补贴款的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大朗公汽公司付清全部油价补贴款之日止）；3.案件诉讼费用由大朗公汽公司承担。
大朗公汽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大朗公汽公司5路线的9辆公共汽车是毕明伟挂靠大朗公汽公司经营的。大朗公汽公司与毕明伟于2007年5月21日签订《挂靠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经营期从2007年7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止，挂靠费为每台车2100元／月，按月结付。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案涉公共汽车完全按照2007年5月21日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约定由毕明伟挂靠经营。故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诉讼请求。
毕明伟向原审法院陈述称：大朗公汽公司当时所有的车辆都是由毕明伟经营的，后来在2010年或2011年才转包给别人，5路车2011年的油补已经发放给了毕明伟。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大朗公汽公司与毕明伟签订《挂靠经营合同》，约定由毕明伟挂靠大朗公汽公司经营公共汽车客运业务。2007年，大朗公汽公司与毕明伟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政府发放的涉公交车补贴中，老人补贴由大朗公汽公司与毕明伟各享有50%，其余补贴归大朗公汽公司享有。2010年10月起，毕明伟将其挂靠经营的5路线中牌号为粤S×××××的公交车交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经营。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毕明伟未签订书面合同。2013年2月20日，大朗公汽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其与毕明伟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大朗公汽公司撤回了起诉。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在经营案涉车辆期间，向大朗公汽公司支付了管理费。大朗公汽公司收取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所交费用的收据载明所交费用为案涉车辆的管理费，未载明交款人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案件一审诉讼中，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撤回了其请求中要求大朗公汽公司支付2014年度燃油补贴的诉讼请求，并明确其请求的2011年至2013年燃油补贴中已发放到大朗公汽公司帐户的燃油补贴，要求大朗公汽公司立即支付；未发放到大朗公汽公司帐户的燃油补贴待政府发放或同意发放给大朗公汽公司时支付。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先称案涉车辆所有权属于大朗公汽公司，后又改称车辆所有权属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大朗公汽公司则确认案涉车辆所有权属于毕明伟。因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原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原审法院依法向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作出释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坚持以挂靠合同关系主张权利，不变更诉讼请求。
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经营粤S×××××公交车期间，东莞市财政局为落实国家油价补贴政策，向大朗公汽公司发放了2011年至2013年油价补贴款188182.67元，其中143387.59元已经发放至大朗公汽公司帐户，尚有44795.08元在大朗镇财政分局帐户中待发放。东莞市财政局有关文件规定，燃油补贴先发放到各经营（公交）公司，然后由经营公司发放到各承包者的帐户，燃油补贴必须按“谁支付燃油费谁受益”的原则发放，确保专款专用。
上述事实有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提供的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复印件、证明、东莞市财政局和交通局文件、大朗汽车站进站费收据、房租费银行单据、挂靠承包管理费银行单据、停车费收据、营业税交款单据，大朗公汽公司提供的挂靠经营合同及车辆登记表、民事起诉状、撤诉申请书、民事裁定书、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大朗分局提供的《关于大朗公汽公司5路线承包经营的情况回复》以及原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坚持以挂靠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原审法院按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主张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主张其与大朗公汽公司存在挂靠合同关系，其要求大朗公汽公司给付油补款的义务应为挂靠合同的从给付义务。案件争执的焦点是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是否存在挂靠合同关系。毕明伟与大朗公汽公司签有挂靠经营合同，大朗公汽公司与毕明伟之间成立挂靠合同关系。毕明伟将案涉车辆交由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经营的同时，是否将案涉挂靠合同中毕明伟享有的权利义务转移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是认定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是否存在挂靠合同关系的关键。毕明伟将挂靠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除须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毕明伟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须得到合同相对方即大朗公汽公司的同意。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毕明伟有转让案涉挂靠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更无证据显示大朗公汽公司同意毕明伟将挂靠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虽然曾直接向大朗公汽公司交纳管理费，但大朗公汽公司收取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交纳的管理费时，收费单据没有载明系收取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应交纳的挂靠费用，而表述为收取案涉车辆的管理费。因此，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向大朗公汽公司交纳管理费及大朗公汽公司收取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管理费的行为，不能理解为毕明伟已经将案涉挂靠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且已得到大朗公汽公司确认，只能理解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系代毕明伟向大朗公汽公司交纳管理费。毕明伟将案涉车辆交由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经营后，大朗公汽公司仍依据其与毕明伟签订的挂靠合同起诉毕明伟的行为，足以表明案涉挂靠合同中毕明伟的权利义务并未转让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已经取得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即使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取得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因车辆的所有权属于物权范畴，而案涉挂靠合同关系属于债权范畴，不能因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而认定案涉挂靠合同中毕明伟的合同权利义务已当然转让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因此，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毕明伟之间系承包合同关系，毕明伟并未将案涉挂靠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合同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无法律关系，则无所谓权利，亦无所谓义务。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依据不存在的法律关系要求大朗公汽公司支付燃油补贴，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驳回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用5525元，其中受理费4064元，保全费1461元，由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共同负担。
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挂靠合同关系，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从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看，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成立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订立书面或口头合同的情况下，可以从双方的行为来判断合同是否订立。第一，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从2009年开始经营案涉车辆，并每月将挂靠管理费直接支付给大朗公汽公司，大朗公汽公司也予以接受。第二，案涉车辆自2009年以来由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实际经营，大朗公汽公司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第三，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因经营案涉车辆需要而一直租用大朗公汽公司房屋使用，并按月向大朗公汽公司缴纳租金，大朗公汽公司对此知情并接受。第四，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一直为大朗公汽公司缴纳营业税，大朗公汽公司对此应当知情且并未有任何异议。综上可知，双方均对对方具有直接履行合同的行为，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双方履行合同的行为是通过第三方完成，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第三方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中获利，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合同关系成立。2.从毕明伟的行为看，案涉挂靠经营合同的实际相对人是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第一，《确认书》显示毕明伟是将5路线车辆“转卖”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经营，并非“转租”或“转包”。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已经取得了车辆的所有权，案涉车辆从“转卖”之时开始变更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挂靠在大朗公汽公司名下进行经营，挂靠经营合同也在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和大朗公汽公司之间开始履行。第二，从《确认书》的内容来看，毕明伟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并没有约定转卖以外的其他权利义务，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并不需要向毕明伟缴纳任何费用，也不需要通过毕明伟向大朗公汽公司缴纳管理费或履行其他挂靠人义务，故《确认书》实际上是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毕明伟之间对车辆买卖行为的确认，但由于车辆需要挂靠在大朗公汽公司名下才能运营，因此双方并不需要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第三，从《挂靠经营合同》所约定的挂靠费标准以及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缴纳的挂靠费来看，毕明伟既没有赚取挂靠费的差价也没有与大朗公汽公司进行挂靠费分成，可知案涉车辆并非“转包”而是“卖车”。第四，从《和解协议书》第9条可知大朗公汽公司明知5路线的9台车辆此时已经不属于毕明伟的挂靠范围，因9台5路线车辆没有像其他35台车一样由毕明伟进行统一管理，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直接履行合同的行为明显区别于其他车辆。3.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的行为特征符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挂靠经营的定义。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将车辆挂靠在大朗公汽公司名下，每月向大朗公汽公司缴纳管理费，并且以大朗公汽公司名义对外进行客运经营，完全符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条第1项对挂靠经营活动的定义。二、原审判决关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审判决对于认定是否存在挂靠合同关系的关键认定是错误的。第一，即使毕明伟与大朗公汽公司曾经订立过挂靠合同，但并不表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必须从毕明伟处概括受让该挂靠合同的权利义务方可成立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的挂靠合同关系。第二，从合同关系的成立与终止的角度来看，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实际履行合同行为之时，合同关系即告成立；毕明伟将车辆转卖且不再履行合同之时，合同关系即告终止。2.原审判决认定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毕明伟有转让案涉挂靠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虽然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毕明伟没有签订具体的书面协议，但《确认书》中的“转卖”足以证明毕明伟有转让挂靠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而此后双方的行为也说明了这一意思表示是明确的。3.原审判决认定无证据显示大朗公汽公司同意毕明伟将挂靠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事实不符。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持续5年缴纳案涉车辆挂靠费、运营费、年审费、维修保养费、税金等，毕明伟从未参与缴纳，大朗公汽公司对此知情并配合办理缴费手续。管理费等费用由于是以车为单位作为计算依据的，故表述为管理费实属正常。4.原审判决认定毕明伟的权利义务并未转让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是错误的。大朗公汽公司起诉毕明伟后又撤诉的行为，仅能说明其当时选择以毕明伟为对象提起过诉讼，但却并无生效判决书对其与毕明伟之间当时的法律关系予以认定，且和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无关。三、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和一审法院行使释明权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对此没异议。一审法院后又告知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本案有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但并未明确告知挂靠合同关系是不成立的，也没有允许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此，即使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与当事人诉请不一致，但一审法院没有正确行使释明权，在程序上存在不当之处。四、本案涉及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依法应当享有的实体权利能否顺利得以实现的问题，故宜从节约司法资源、实际解决纠纷的角度予以考虑。首先，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由于缺乏法律常识而没签订书面合同，但依法享有获得油补款的实体权利。其次，本案存在相关财政部门尚未发放全部油补款的情况，大朗公汽公司有可能利用逃避策略以达到最终逃避责任的目的。综上，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上诉请求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为支持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大朗公汽公司承担。
上诉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大朗公汽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大朗公汽公司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的挂靠合同关系。案涉车辆是根据大朗公汽公司与毕明伟2007年5月11日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进行挂靠经营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挂靠经营合同相对人是毕明伟。毕明伟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之间的关系并未经大朗公汽公司同意或事后确认，并不会产生原有挂靠合同关系变更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和解协议书》第7条中“包括毕明伟另外9台车”就是指案涉的5路线的9台公共汽车，根据双方对该9台车的广告费和燃油补贴的分配作出的约定，可证明合同相对人是毕明伟而非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在该挂靠合同关系未解除或变更的情况下，案涉车辆的经营、管理维护、费用交纳等合同主要权利、义务由毕明伟享有及承担，故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所有行为只能视为代毕明伟履行合同的行为，并不会产生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挂靠合同关系的法律后果。二、原审判决对于大朗公汽公司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之间不存在挂靠合同关系的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1.案涉车辆是根据大朗公汽公司与毕明伟2007年5月11日签订的《挂靠经营合同》进行挂靠经营的，只能在该挂靠合同关系变更或解除的前提下，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才有可能就案涉车辆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成立挂靠合同关系。2.毕明伟称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每月需向其交纳500元的管理费，并约定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不享有案涉车辆的所有政府补贴。事实上，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在2013年之前一直有按月支付管理费给毕明伟，而且案涉车辆的燃油补贴一直由毕明伟与大朗公汽公司根据原来的约定进行分配，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在经营期间也从没对燃油补贴提出主张。故没证据证明毕明伟有转让挂靠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3.从大朗公汽公司与毕明伟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分配燃油补贴、大朗公汽公司起诉毕明伟等事实可证明毕明伟并未转让案涉挂靠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三、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隐瞒案件事实，虚假陈述。1.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隐瞒与毕明伟之间的合同关系。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在一审庭审中称案涉车辆所有权属于大朗公汽公司，否定认识毕明伟，且称其与毕明伟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但根据法院向大朗镇交通分局调取的相关资料显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隐瞒与毕明伟之间的合同关系。2.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隐瞒其与毕明伟之间关于其不享有燃油补贴的约定。案涉车辆的燃油补贴一直由毕明伟与大朗公汽公司根据约定进行分配，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在经营期间也从来没有对燃油补贴提出主张，原因在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明知其不享有燃油补贴。由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知道毕明伟因涉嫌刑事犯罪被逮捕而暂时无法处理燃油补贴事宜，故在案涉车辆结束经营后立即提出权利主张。综上，本案应驳回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大朗公汽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原审第三人毕明伟并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
原审第三人毕明伟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1.在2014年11月26日的原审庭审中，毕明伟主张合同到期之前由其挂靠经营，管理费应由毕明伟支付给大朗公汽公司，承包人支付给毕明伟。毕明伟并主张开始时管理费由毕明伟收取后交给钟华盛，后来毕明伟让5路车的股东直接将钱交给钟华盛。毕明伟认为2012年至2014年6月的油补应支付给毕明伟，因为当时这些车辆的所有隐性费用均由毕明伟承担，且在转包5路车时已与股东约定所有油补都不会支付给股东。
2.案涉粤S×××××公交车登记所有人为大朗公汽公司，毕明伟于2010年10月2日出具的《确认书》记载该车股东为王汝华、王先平，2014年4月18日王先平等人出具的《委托书》记载该车股东为陈军、鲁翠杰。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于2014年11月19日出具《对账表（二）》称邓军明于2011年加入该车合伙。
3.2010年11月19日，甲方大朗公汽公司、乙方毕明伟、丙方池均明达成《和解协议书》，约定将（2010）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979号所涉33台车的中标资金与（2010）东中法民二终字1093号一案所涉35台车的燃油补贴、挂靠经营管理费相互抵销。《和解协议书》第7条约定：“三方确认，44台车（包括毕明伟另外9台车）的广告费（以后公司统一办理）和燃油补贴丙方池均明不享有，全部由甲、乙双方各占50%；如果政府对公汽营运发放老人补贴或其他补贴或费用（不包括给公司的经营补贴费用），丙方池均明不享有，由甲方和乙方各占50%”。
4.在2014年9月4日的原审庭审中，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称其从未和毕明伟发生过任何关系，没有直接和毕明伟交易。二审法庭调查中，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称其曾以现金方式向毕明伟支付转卖价款30万元，毕明伟将车辆行驶证、钥匙交付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确认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已于2014年6月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大朗公汽公司，但行驶证等并未交付。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依法对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中，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主张其与大朗公汽公司成立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而大朗公汽公司对此不予确认，故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综合案涉证据以及各方之陈述，本院分析如下：第一，案涉《挂靠经营合同》足以证明毕明伟于2007年挂靠大朗公汽公司投资经营5号路线，故5号路线中的案涉粤S×××××车辆应属于毕明伟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的挂靠合同项下之标的。虽然毕明伟于2010年10月2日出具《确认书》称其将案涉客运车辆转卖给王汝华、王先平，但《确认书》并未具体约定双方的其他合同权利义务，考虑到毕明伟此后在《和解协议书》中仍与大朗公汽公司就案涉车辆的广告费、老人补贴等作出约定，并且毕明伟于本案中明确主张合同到期之前仍由其挂靠经营及支付管理费给大朗公汽公司，故不足以仅凭《确认书》而认定毕明伟具有将《挂靠经营合同》所涉全部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意思表示。退一步来说，正如原审所述，在未取得大朗公汽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毕明伟亦不能将《挂靠经营合同》所涉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单方变更合同主体。第二，毕明伟在《确认书》中确认其将案涉车辆转卖给王汝华、王先平，且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亦于二审法庭调查中称其曾以现金方式向毕明伟支付转卖价款30万元，故可以确认《确认书》双方因转卖案涉车辆而存在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规则，该合同关系仅存在于特定主体即合同当事人之间，合同当事人不能向没有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请求，故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未能基于《确认书》而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即大朗公汽公司提出请求。第三，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另上诉主张其无须通过毕明伟即可以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大朗公汽公司并未直接将案涉车辆或5号路线交给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挂靠经营，且大朗公汽公司亦主张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交纳管理费等行为只能视为代毕明伟履行合同，故未能仅从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交纳管理费等行为而认定大朗公汽公司已与其达成订立合同之合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应对其主张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订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合同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与大朗公汽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合同关系并驳回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4066元，由上诉人邓军明、王汝华、王先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祁晓娜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代理审判员 殷莉利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卢婕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