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91民初2801号
原告：深圳市众某瑞民产学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某，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
被告：程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种某，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深圳市众某瑞民产学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某公司）与被告程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相关情况
原告众某公司的诉讼请求：1、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27145.57元；2、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7320元；3、原告无需支付被告律师费2817.61元。
一、入职以及劳动关系的认定：被告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5日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主张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2月5日签订该份劳动合同，落款时间是笔误。劳动合同原件有两份，被告签名后将合同原件交回原告公司盖章，此后原告并未将合同原件交回给被告，故被告手上没有该合同原件。被告由深圳市创某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某方公司）安排，于2016年2月1日入职原告公司工作，任职投资总监。原告对上述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原告也没有该合同原件，2016年2月至3月期间，原告为了基金项目投标的需要，借用了创某方公司部分员工的名义签订劳动合同，实际上该合同并未履行。另提交了2017年6月21日的电子邮件、与刘某1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主张原告在2017年6月21日向原告发出重新签署劳动合同通知函，刘某1与原告重新签订了合同，约定合同起始时间在2017年2月。被告并未重新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一直被创某方公司安排在上海上班，且被告并未为原告工作，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从2016年9月开始向被告支付工资，所支付的工资实为挂名费。
经查：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5日的劳动合同由原、被告签订，合同期限自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被告的工作岗位是投资总监，每月税前工资35000元，每月10日发放工资。原、被告确认原告从2016年9月开始向被告发放工资，2016年11月开始为被告购买社保。被告确认2016年2月-10月期间的社保是创某方公司为被告购买社保，但主张相关缴纳费用是被告自行承担的。
原告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成立，认缴注册资本总额10000万元，创某方公司是原告公司的股东，出资额3000万元，出资比例30%，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某系原告公司的总经理。被告原系创某方公司的员工，2016年1月31日，被告与创某方公司签订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被告接受创某方公司的安排，于2016年2月1日到原告公司报到，被告与创某方公司的劳动合同自动解除。
另查，2016年3月26日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子基金管理机构公开招标项目投标文件》以及《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合伙协议》载明，2016年2月，由创某方公司肖某所带领的创投团队作为原告所投标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团队的专职管理团队，该团队成员包括被告程某、刘某1、王某等人。原告确认该基金项目在2016年7月10日中标，但主张被告等人并未参与该基金项目的相关工作，而是由原告公司的董事长吴某在完成相关基金项目工作。被告主张其一直都有参与该基金项目的筹备以及招投标的整个过程。
本院认为，原告确认从2016年9月开始向被告发放工资，从2016年11月开始为被告购买社保，并主张被告应受原告的规章制度约束，原告在2017年7月3日以被告旷工五天以上为由开除被告。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现原告又否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原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原、被告均确认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劳动合同；原告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劳动合同是双方基于建立劳动关系以外的其他目的而订立，本院采信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2016年3月的基金项目投标文件也注明被告是原告的基金项目管理团队的一员，且该基金项目在2016年7月中标，原告却主张该基金项目的相关工作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吴某一人完成，不符合常理。原告并未提交入职登记表等被告入职材料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故本院认定被告的入职时间为2016年2月1日。
二、工资标准：被告主张被告每月的工资标准为35000元，原告主张被告的月工资标准为28000元，2016年9月至12月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0元+季度月工资8000元，此期间的季度月工资包含在2017年1月25日发放的50000元中，该50000元包括4个月的季度工资32000元和18000元的报销款；2017年1-3月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0元+季度月工资8000元，此期间的季度工资按季度发放，即2017年4月27日发放的17816.75元，该金额是扣税后的金额；2017年4月-6月，季度工资则是按月发放。
原告提交两份姓名为程某的工资条，其中一份工资条注明：基本工资19500元、工龄工资500元、季度工资8000元、公司代缴社保3388.43元、公司代缴公积金734元，工资总额32122.43元，被告在该工资条上签名；另一份工资条注明：基本工资19500元、工龄工资500元、公司代缴社保3388.43元、公司代缴公积金734元、工资总额24122.43元、养老保险个人扣款838.72元、医疗保险个人扣款209.68元、失业保险个人扣款52.42元、住房公积金个人扣款734元、住房公积金个人扣款734元，应纳税所得额14665.18元、个人所得税2661.3元，扣款合计4496.12元，实发合计15503.88元，被告亦在该工资条上签名。
原告另提交了2017年1月至2017年6月的工资表，上述工资表上的各项工资构成上项目与上述两份工资条一致，其中2017年1月-3月的实发工资均为15503.88元；3月份的工资表中注明发第一季度季度工资24000元，扣税后实发17816.75元；2017年4月、5月的实发工资均为21503.88元，2016年6月实发工资6867.66元，其中2016年6月的工资条上另注明应扣个人承担部分的保险费、个人所得税合计2092.34元。上述工资表记载的实发金额与被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中工资发放记录中的金额一致。
2017年1月25日，原告另向被告发放一笔金额为50000元的款项，转账附言为：代发报销。对于该笔款项，原告主张其中32000元为2016年9月-12月的季度工资，其余18000元为报销款，被告主张该50000元款项属于报销款。
本院认为，原、被告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月工资35000元，但实际上原告并未按该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原告提交了两份有被告签名的工资条，一份是包括季度工资的工资条，一份是没有包括季度工资的工资条。上述两份工资条显示被告的月工资构成为固定基本工资20000元+季度工资8000元/月，至于上述两份工资条上注明的应由公司负担的社保费用以及公积金，该费用属于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义务，与劳动者的工资无关，也不属于劳动者工资的构成范围，且原告也主张该部分费用不是工资的构成部分，仅是告诉劳动者原告公司为劳动者支出的款项。上述两份工资条并未注明是哪一个月的工资，被告在两份工资条上均签名确认，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对工资标准变更达成一致意见，本院确认被告的工资标准为每月28000元，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0元+季度工资8000元。
三、2016年2月-2017年6月期间的工资差额：
关于2016年2月-8月期间的工资，被告提交其工资账户交易明细主张2016年2月-8月期间，创某方公司向被告发放了每月15503.88元的收入，但因为原告公司并未委托创某方公司代为支付的款项，该款项为创某方公司支付给被告的基金项目后端收益的提前支取款项，并非代原告支付被告的工资，原告公司并未支付被告2016年2月-8月的工资。被告提交的其建设银行账户工资收入明细表显示，创某方公司按月支付被告的15503.88元，转账备注为工资。
另查：本院受理了原告与劳动者王某的劳动争议纠纷案，案号为（2017）粤0391民初2875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王某确认2016年2月-9月期间的工资由创某方公司发放，由创某方公司为王某购买社保，因为原告公司在筹建期，财务制度不健全，由创某方公司代原告发放了此期间的工资和缴纳社保。
本院认为，创某方公司是原告的股东，创某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某是原告公司的总经理，两公司为关联公司。在原告公司成立之初，创某方公司向被告发放了2016年2月-8月期间的工资，被告也确认被告由创某方公司安排至原告处工作，其入职时间为2016年2月1日。结合原告的上述主张以及另案原告的员工王某所确认的事实，应视为是原告的股东即创某方公司代原告向被告发放了此期间的工资。故对被告有关其收取创某方公司向其发放的2016年2月-8月期间的工资并非创某方公司代原告发放的工资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创某方公司在此期间向被告实际发放的工资为每月15503.88元，结合前述原告提交的工资条可以确认是按照每月20000元的基本工资向被告发放的工资。因被告的工资标准为28000元，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2016年2月-8月期间的工资差额56000元【（28000-20000）×7】。
关于2016年9月-12月期间的工资，原告确认每月工资标准为28000元，原告主张原告在2017年1月25日支付被告的50000元中包含了上述4个月期间的季度工资32000元以及报销款18000元。但该笔款项的转款备注为代发报销款，并未注明为工资或者季度工资，原告并未提交此期间的工资条等证据证明该款项是此期间的季度工资。用人单位有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原告在向被告发放基本工资20000元时均代为扣缴了个人所得税款；原告在向被告发放2017年1月-5月期间的季度工资8000元/月时均从中代为扣缴了个人所得税款，实发工资均明显低于8000元，但原告却主张2016年9月-12月期间的季度工资32000元是一次性发放的且并未扣除任何个税款项，由原告足额发放，与原告的习惯做法以及常理不符。故本院认定原告在2017年1月25日向被告发放的50000元款项并不包括2016年9月-12月期间的季度工资，原告应补发被告2016年9月-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32000元【（28000-20000）×4】。
关于2017年1月-5月期间的工资，本院认为原告已按照每月28000元的工资标准足额发放了被告此期间的工资，不存在工资差额的问题。
关于2017年6月的工资，被告在此期间休病假，病假工资标准为正常工资的60%，故原告应支付被告2017年6月工资差额7840元（28000×60%-2092.34-6867.66）。
综上，原告应支付被告2016年2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工资差额95840元（56000＋32000＋7840）。
四、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以及原因：2017年7月3日，原告作出《开除程某的决定》，主要内容是，投资部员工程某，因没有在限期内向公司人力资源部提交完整有效的病假单证明，根据公司考勤办法规定，无故缺勤连续5天以上属于旷工，对于程某予以开除，即日起终止与程某的劳动关系，鉴于自2017年6月12日公司正式启用钉钉考勤至今，程某申请病假且未提供有效病假单等证明文件，且自该日起即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向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其工资结算至2017年6月11日。经查，2017年4月14日晚，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吴某与被告在南山天利名城四楼吃饭时发生冲突，吴某用啤酒瓶将被告头部打伤，后被告到港大深圳医院治疗。2017年6月9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吴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200元。
原告提交了2016年3月的《行政人事管理制度》、2017年6月的《员工考勤和费用报销的管理办法》以及手机微信群照片主张根据新制定的考勤管理办法，员工请假五天以上的，需要董事长批准；2017年6月10日，原告将上述管理办法在微信群里公布，被告是微信群的一员，应知悉该内容。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两份制度均是原告自行编制，原告并未告知被告，被告对上述内容并不知晓，也未经过任何民主程序和公示程序，不能对抗原告总经理签发的同意请假的审批意见。原告另提交了2017年6月15日、6月22日、6月28日、6月29日、6月30日的电子邮件主张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提交病假证明以及病历资料。
被告提交了2017年6月14日的请假申请截图、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急诊、门诊医疗收费收据、2017年6月14日、6月28日的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出具的病情证明两份、2017年7月12日、7月26日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出具的病情处理意见书两份主张2017年4月14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打伤被告，被告按照医嘱进行治疗，也有跟原告公司总经理肖某请假，肖某让被告伤好了再上班。对于该打人事件公安机关于2017年6月9日才作出处罚决定，其法定代表人在被释放后遂于6月14日要求被告补充请假申请，被告于6月14日提交请假三个月的申请，肖某1和总经理肖某均批准同意，之后被告按照原告要求邮寄了医院出具的休病假证明，在此情况下，原告仍以被告旷工为由开除被告，构成违法解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议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原告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存在两方面的争议焦点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被告请病假是否履行了正当手续；第二问题，原告开除被告所依据的2016年3月的《行政人事管理制度》、2017年6月的《员工考勤和费用报销的管理办法》是否对被告发生效力。
关于第一个问题，被告因为被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打伤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宜从2017年4月14日之后开始休病假未再上班，原告在开除被告的决定中确认结算被告的工资至2017年6月11日，可见原告认可被告休病假至2017年6月11日。原告在2017年6月14日后开始要求被告办理病假手续，被告主张被告遂在2017年6月14日发起休假三个月至2017年7月16日的申请，并获得了部门负责人肖某1和原告总经理肖某的批准，原告在2017年6月28日发给被告的电子邮件中也确认被告的请假获得肖某1和肖某的批准。肖某是原告公司的总经理，原告提交的2017年7月10日的董事会决议中才确认暂停肖某的职权，可见被告的请假申请获得了原告公司总经理肖某的批准。再者，被告提交给原告的2017年6月14日、6月28日的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出具的病情证明上有医院和医生的印章，符合常规病假单格式，且与被告提交的病例资料以及医疗费收费单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被告受伤后经医嘱认定需要病休治疗。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受伤后履行了正当合理的请假手续。
关于第二个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纪律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等民主程序表决，并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制度经过了民主程序制定且已告知了被告。原告提交的2016年3月的《行政人事管理制度》显示该制度在2016年3月制定，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规章制度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且已告知了被告。原告提交的2017年6月10日的《员工考勤和费用报销的管理办法》，当时被告正在休病假并未上班，原告仅以其在微信上发布为由作为其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已告知被告的依据，该依据明显不足。因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规章制度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且已向劳动者公示，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开除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构成违法解除，应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7320元（7480×3×1.5×2）。
五、仲裁请求：1、原告支付被告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95000元；2、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5000元；3、原告支付被告律师费5000元。
六、仲裁结果：1、原告支付被告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7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27145.57元；2、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7320元；3、原告支付被告律师费2817.61元；4、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
七、其它需说明的事项：被告因涉案劳动争议委托律师代理，并支付律师费5000元；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本院根据被告在本案中的胜诉比例，酌定原告支付被告律师费1165.43元（163160÷700000×5000）。
判决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深圳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条、第十五条，《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深圳市众某瑞民产学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程某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95840元；
二、原告深圳市众某瑞民产学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程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7320元；
三、原告深圳市众某瑞民产学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程某律师费1165.43元；
四、驳回原告深圳市众某瑞民产学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已由原告交纳），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云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胡培栋
书记员 鲁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