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00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世纪大道100号59层。
法定代表人：王成然，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李结晶，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209号。
法定代表人：MAXUANHUA，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忠，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云章，上海中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大新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88号15楼K室。
法定代表人：赵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煦春，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其文，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枫医院）、原审第三人上海大新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公司）营业信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3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宝信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徐李结晶，被上诉人红枫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忠、谷云章，原审第三人大新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煦春、栾其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宝信托上诉请求：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369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红枫医院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大新华医院被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以下简称税务机关）扣划的相关税款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理由如下：一、大新华公司将系争股票收益权转让予信托计划，故股票收益所产生的税款应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利益应为股票变现价款扣除税款后的余额。二、税务机关向一审法院出具的书面意见中明确该笔税款应作为大新华公司的企业所得纳税。三、红枫医院在大新华公司出售系争股票后的所得款是否要纳税的问题上，曾聘请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协调，但协调未果，因此其对于大新华公司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一事是明知且确认的。四、包括红枫医院在内的全体受益人曾于2015年8月签署一份《协议书》，承诺如果税务机关要求大新华公司对系争股票出售缴纳所得税，则受益人按各自所得承担补缴相关所得税的义务，可见受益人是认可大新华公司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应当由信托财产承担的。五、从各方当事人从系争信托产品中的获益情况看，上述税款应当根据谁收益谁负担原则，由信托财产承担，红枫医院作为系争股票增值部分的实际获利方，收益约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6亿元，华宝信托作为信托计划受托人，仅收取固定管理费用共计66.88万元，大新华公司作为系争股票的显名持有人，仅就股票增值部分提取小比例收益约247万元，而本案系争税款高达2,638万元，若由华宝信托承担，有违商业常理和公平原则。其次，在系争《信托合同》履行过程中，华宝信托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华宝信托允许大新华公司变更监管账户，致使华宝信托对监管账户失控，使得大新华公司有能力拒绝将信托财产从变更后的监管账户转入信托专户，系导致红枫医院未能收到全部信托利益的原因之一，故华宝信托违反了受益人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合同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一、监管账户变更的原因是大新华公司于2012年认购的系争股票属于限售股性质，至锁定期满历时近三年，导致其原先在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开立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账户（以下简称三方存管账户），也即原监管账户久悬未用而无法使用，因此需要在系争股票出售前，变更三方存管账户，监管账户随之变更。二、监管账户的变更经过了包括红枫医院在内的全体受益人的表决同意，该表决合法有效，因此变更监管账户并不构成违约。三、变更监管账户后，相关的监管措施、方式并未发生变化，华宝信托均是通过以保管大新华公司相关证照和印章的方式实现监管，但华宝信托无权单方处分监管账户内的资金。四、系争信托财产的两次分配均发生在监管账户变更之后，因此监管账户的变更并未损害红枫医院的利益。五、在信托产品第二次分配时，包括红枫医院在内的全体受益人对系争股票待缴所得税税率达成一致，并将相关款项留存一年之久未分配，后全体受益人于2016年5月27日向华宝信托发送《受益人大会决议》，要求分配信托合同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华宝信托在税务机关扣划税款后，将剩余财产向受益人进行了分配，已经执行了受益人的指令，不存在过错。再次，系争信托产品属于事务管理类信托，交易模式由受益人和大新华公司设定，交易决策由受益人作出，包括大新华公司是否可以减免税款的问题，均是由受益人主导协调，而华宝信托仅提供了信托通道服务，因此交易中的相关风险应由受益人自行承担。
红枫医院辩称，不同意华宝信托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大新华公司缴纳的系争企业所得税不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关于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规定，信托财产在实际分配前不存在纳税主体，也不存在纳税之说。系争股票收益权自设定信托起就不属于大新华公司所有，股票售出后所得款项亦不属于大新华公司所有，不应作为大新华公司的收益缴纳企业所得税。二、系争税款不是税务机关扣划的，而是大新华公司主动缴纳的，正是因为大新华公司在会计报表中将系争股票计入公司资产，将出售所得确认为公司的投资收益，才导致后续缴税结果。实际上大新华公司应当将系争股票出售所得款项计入企业负债。大新华公司纳税后可以获得反税等政策优惠。三、不能仅因为红枫医院通过系争信托产品有所收益就让其承担税收义务，因为系争股票售出后能否盈利在红枫医院购买信托产品时尚属未知，红枫医院也承担了系争股票售出亏损的不利可能。四、《信托合同》约定受益人和受托人按法律规定各自纳税，因此红枫医院在取得信托收益后，还将以自己作为纳税主体缴纳所得税，如果大新华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由信托财产负担，则意味着红枫医院应当获得的收益将重复纳税，于理不合。其次，华宝信托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应当向受益人分配的信托财产灭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理由如下：一、所谓监管账户，应当由大新华公司与开户银行签订监管协议，但大新华公司的三方存管账户变动后，并未就新账户办理监管手续，致使监管账户与大新华公司的三方存管账户分离，以致华宝信托对大新华公司的新账户失去控制。且原监管账户久悬无法使用也应是华宝信托疏于监管所致。二、大新华公司的三方存管账户变更在前，受益人表决在后，因此该账户的变更没有经过受益人同意。三、全体受益人于2016年5月27日指令华宝信托将全部信托利益于2016年5月30日24时前全额划付至各受益人指定的账户，华宝信托不仅不执行该指令，反而配合大新华公司将系争股票售出所得款项从大新华公司证券交易资金账户划至其变更后的三方存管账户，该款项最终于2016年6月1日被税务机关划扣。
大新华公司述称，同意华宝信托的上诉请求以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红枫医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红枫医院与华宝信托于2015年6月15日之后，即本案系争爱建股份股票全部变现后签署的《表决票》及所涉《信托合同补充协议2》、《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2、判令华宝信托向红枫医院支付信托收益款25,193,402.10元；3、判令华宝信托向红枫医院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未付款25,193,402.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算，自2015年6月27日起计至实际履行付款义务日止，暂计至2016年6月26日为5,038,680.42元；4、判令华宝信托赔偿红枫医院律师费9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证监会批准，爱建股份于2012年上半年获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中，大新华公司获准以现金方式认购49,342,100股该定向增发股。
2012年5月22日，大新华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浦发银行签订《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协议书》，大新华公司在浦发银行开设户名为上海大新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监管账户。
2012年5月28日，华宝信托与大新华公司及其股东签署《合作协议》，约定由华宝信托设立《财富方舟—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计划项下的资金用于受让大新华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取得的标的公司（爱建股份）49,342,100股限售流通股所对应的股票收益权，每股标的股票所对应的股票收益权的转让价格为9.12元，信托计划规模为449,999,952元，期限暂定为42个月；大新华公司于信托计划成立前在浦发银行开立监管账户，华宝信托有权对该监管账户预留印鉴；大新华公司不可撤销地承诺华宝信托持有标的股票收益权期间，大新华公司同意将证券账户及证券资金账户的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交由华宝信托保管，若大新华公司未回购标的股票收益权的，则华宝信托可使用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进行交易和资金处置；大新华公司应于标的股票变现之当日向华宝信托划付全部变现资金等内容。
2012年5月28日，华宝信托与大新华公司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转让标的为大新华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取得的爱建股份49,342,100股股票对应的收益权，华宝信托与大新华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转让价格为9.12元，股票数量为49,342,100股，转让价款合计449,999,952元；华宝信托持有标的股票收益权期间，大新华公司取得约定的标的股票的任何现金形式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卖出价格等）的，应当在取得相关收入后5个工作日支付至华宝信托指定的银行账户；大新华公司应于变现股票之当日向华宝信托划付全部变现资金，并于标的股票全部变现完成后进行结算。
2012年5月28日，华宝信托与大新华公司签订《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大新华公司在浦发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为本协议项下的监管账户，用于归集标的股票处置的全部收益并用于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结算金额；未经华宝信托书面同意，大新华公司不得对监管账户办理变更、销户等手续；监管账户均采取银行支付凭证加盖预留印鉴方式进行款项支付监管，该支付方式为本协议项下监管账户的唯一款项支付方式；预留印鉴为三枚：大新华公司的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华宝信托的个人名章；大新华公司应当根据华宝信托要求在签署本协议后1个工作日向华宝信托交付一本空白贷记支付凭证；大新华公司同意，一旦监管账户内有现金，华宝信托有权要求大新华公司配合将该等资金划付至信托财产专户。
同月，红枫医院与华宝信托签订《信托合同》，约定红枫医院出资5,016万元认购信托单元项下的5,016万份信托单位，即550万股爱建股份股票的收益权，信托期限暂定为42个月，华宝信托在浦发银行开立账户名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账号为XXXXXXXXXXXX0501的信托财产专户，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不可撤销；大新华公司应于变现标的股票之当日向华宝信托划付全部变现资金，并于标的股票全部变现完成后进行结算；华宝信托于标的股票变现完毕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信托利益划付至红枫医院指定的信托利益账户；通过大宗交易变现标的股票的信托单元项下的信托利益=该信托单元项下的标的股票收益权结算金额-
该信托单元应承担的信托费用；具体计算方法为如信托单元项下的标的股票变现金额>该信托单元项下的信托单位份数×1元×（1+60%）的，则信托单元项下的标的股票收益权结算金额=该信托单元项下的信托单位份数×1元×（1+60%）+【该信托单元项下的标的股票变现金额-
该信托单元项下的信托单位份数×1元×（1+60%）】×95%；信托单元项下的标的股票变现金额=该信托单元项下的标的股票（含派生股权）变现总金额（扣除交易过程支付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佣金、过户手续费等费用）+该信托单元项下的标的股票（含派生股权）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本信托项下的信托报酬标准为150万/年。合同还约定了华宝信托的义务，包括为红枫医院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信托文件的规定，管理信托财产；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向受益人支付信托利益；关于受益人大会，合同作如下约定：修改信托文件，应当召开受益人大会；召开受益人大会，华宝信托最迟应于会议召开前十个工作日通知全体受益人，受益人大会不得对未事先通知的议事内容进行表决，受益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受益人、受托人均有约束力；违约责任约定信托文件各方应严格遵守信托文件的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文件的部分或全部约定，均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其违约给守约方（含信托计划）造成的损失。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或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红枫医院与华宝信托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各自依法纳税。2012年5月28日，红枫医院依约将认购款5,016万元付入华宝信托指定账户。
2015年6月1日，红枫医院向华宝信托签发《表决票》，知悉需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变现出售标的股票，红枫医院需按《信托合同》约定向华宝信托出具受益人指令以完成标的股票变现，同意变现方案，信托计划项下的全部标的股票均变现完毕且大新华公司支付全部股票收益权结算价款后，华宝信托按照信托文件规定进行信托利益分配。同日，华宝信托与红枫医院签订《信托合同补充协议》，将《信托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第7项及第十条第（二）款第1项第（2）进行了修改。《信托合同》其他条款不做调整。其中，《信托合同》第七条约定大新华公司应于变现标的股票之日向华宝信托划付全部变现金额，而《信托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为：“任何一股标的股票变现后，大新华公司应于变现当日将变现资金划付至华宝信托指定的账户”。同日，华宝信托与大新华公司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补充协议》，对标的股票变现及标的股票收益权的结算事宜作出补充，其中第一条第2款第（3）项约定：“任何一股标的股票变现后，大新华公司应于变现当日将变现资金划付至华宝信托指定的账户”。
2015年6月8日，信托计划所涉爱建股份股票锁定期满。
2015年6月11日，大新华公司、华宝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西藏中路证券营业部及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签订《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协议书》，大新华公司拟将其在工商银行开设的账户作为监管账户。后根据华宝信托提供的系统截屏显示，2015年6月16日上午9时18分至19分期间，监管账户由浦发银行账户变更为工商银行账户。
2015年6月12日，红枫医院向华宝信托出具《受益人指令》，要求将其550万股爱建股份股票以每股28.39元价格全部卖出。华宝信托则随即依据红枫医院的指令所提条件向大新华公司签发了《目标股权变现指令》，要求大新华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将550万股爱建股份以每股28.39元变现，并及时将变现收益划付到信托财产专户。当天，红枫医院认购的收益权所涉550万股爱建股份股票全部抛出变现，变现均价为每股28.39元，变现股票成交总金额为156,145,000元。
2015年6月15日，华宝信托发行的全部信托计划所涉49,342,100股爱建股份股票全部卖出变现。同日，华宝信托向红枫医院在内的所有受益人发出《受益人大会通知》，会议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审议事项为：增设信托利益期间分配日与变更监管账户。
2015年6月16日，红枫医院向华宝信托签发《表决票》，同意增设2015年6月16日为期间分配日；同意分配方案；同意信托计划项下的监管账户变更为大新华公司在工商银行开设的账户；同意签署补充协议，并就以上内容授权华宝信托签署、修改或变更相应交易文件。同日，华宝信托与红枫医院签订《信托合同补充协议2》，对《信托合同》进行了修改，修改内容为：增设2015年6月16日为期间分配日，修改分配方案，剩余的标的股票收益权变现金额的分配和处置方案待由受益人大会另行表决确定。《信托合同》其他条款不作调整。同日，华宝信托制作《期间分配报告》，其中涉及红枫医院的分配金额为93,687,000元，并将该款项支付给红枫医院。
2015年6月18日，红枫医院向华宝信托签发《表决票》，同意增设2015年6月19日为期间分配日；同意分配方案；同意划付20,250,227.37元至监管账户；同意剩余的标的股票收益权变现金额暂放于大新华公司在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证券交易资金账户，该等资金处置方案由受益人大会另行表决确定；同意签署补充协议，并就以上内容授权华宝信托签署、修改或变更相应交易文件。2015年6月19日，华宝信托与红枫医院签订《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对《信托合同》条款进行了修改，修改内容为：增设2015年6月19日为期间分配日，在该期间分配日，华宝信托将对各信托单元项下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变现标的股票变现总金额独立核算、分别向对应受益人分配。任一信托单元项下本次期间分配的信托利益=该信托单元项下标的股票通过大宗交易的税后变现金额-（该信托单元项下标的股票通过大宗交易的税后变现金额-
该信托单元项下的信托单位总份数×1元×1.6）×5%-期间分配日该信托单元已分配金额；该信托单元项下标的股票通过大宗交易的税后变现金额=该信托单元项下通过大宗交易变现的标的股票（含派生股权）的卖出首日-
交易过程支付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佣金、过户手续费等费用+受让方持有标的股票收益权期间该信托单元项下通过大宗交易变现的标的股票（含派生股权）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该信托单元变现待缴所得税；该信托单元变现待缴所得税=【该信托单元项下通过大宗交易变现的标的股票（含派生股权）的卖出收入-
交易过程支付的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佣金、过户手续费等费用+受让方持有标的股票收益权期间该信托单元项下通过大宗交易变现的标的股票（含派生股权）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该信托单元项下的信托单位总份数X1元】X25%，25%为待缴所得税税率；同意划付20,250,227.37元至监管账户；剩余的标的股票收益权变现金额暂放于大新华公司在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证券交易资金账户，该等资金处置方案由受益人大会另行表决确定。《信托合同》其他条款不做调整。2015年6月18日，华宝信托与大新华公司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补充协议2》，除对两次增加期间分配日及分配方案、税后变现金额、信托单元变现待缴所得税、待缴所得税税率进行约定外，还约定大新华公司在2015年6月19日，将315,545,248.12元款项由其在华宝证券有限公司开立的证券交易资金账户划至监管账户，并同意将上述监管账户中金额为295,295,020.75元的款项划至信托计划专户。同日，华宝信托制作《期间分配报告》，其中涉及红枫医院的分配金额为33,558,006.28元，并将该款项支付给红枫医院。后大新华公司又与华宝信托签订《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补充协议3》，确认大新华公司有权就标的股票税后变现金额与标的股票收益权结算金额之差额部分获得收益，具体金额为20,250,227.37元，并于2015年6月19日，将295,295,020.75元的款项划至监管账户，后划付至信托计划专户用于信托利益分配。同时，就大新华公司有权获得的差额款项部分，另行划付20,250,227.37元至监管账户，并从监管账户划付至大新华公司指定账户。
2015年7月1日，全体受益人向华宝信托发出受益人指令，将监管账户中20,250,227.37元划至大新华公司以下账户，账户名：XX公司、账号：XXXXXXXXXXXX0001，开户行：宁波通商银行上海分行。后原、对剩余的标的股票收益权变现金额的处置无法达成一致，红枫医院于2015年11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称因华宝信托同意履行付款义务，于2015年12月22日撤诉。
2016年5月27日，全体受益人向华宝信托发出全体受益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受益人中海集团有限公司公章的受益人大会决议，要求将《信托合同》项下全部信托收益于2016年5月30日24:00前全额划付至各受益人指定的信托利益账户，华宝信托授权代表邹海军签字表示收到，但并未履行。
2016年6月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税务局自监管账户扣划税款223,825,181.75元，同日，大新华公司将1,798,807.53元自监管账户划付至华宝信托名下的信托专户。
一审法院另查明，上海红枫亚泰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将名称变更为上海红枫国际妇产医院有限公司，又于2016年6月15日将名称变更为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审理中，经各方当事人确认，红枫医院共计收到分配金额127,245,006.28元，华宝信托同意将红枫医院因名称变更退回的213,460.81元（费用组成为待缴所得税与实缴所得税差额138,645.23元，预留税款结息收入73,367.78元，账户余额1,447.81元）支付给红枫医院，红枫医院也表示若华宝信托不支付上述费用将另案起诉，故红枫医院变更诉讼请求2为判令华宝信托向赔偿信托收益款26,380,725.40元。红枫医院明确《表决票》系《信托合同补充协议2》及《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的附件，故将诉请1变更为判令撤销红枫医院与华宝信托签署的《信托合同补充协议2》、《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
另，一审法院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税务局及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税务局发函就本案所涉税务问题进行了征询，其答复如下：大新华公司购买爱建股份定向增发的股票，该股票登记在大新华公司名下，存于大新华公司设立的证券账户中，同时大新华公司对该笔股票业务进行了会计处理，在会计报表中将购入的股票作为公司资产，将转让股票的所得确认为公司的投资收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大新华公司投资出售股票所得应计入其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红枫医院收到信托产品分配收益后，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办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系营业信托纠纷，红枫医院在审理中也明确其请求权基础为合同违约，故本案审理应当围绕华宝信托是否违约展开，鉴于此，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信托合同补充协议2》及《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是否应予撤销？二、华宝信托是否全面适当履行了《信托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本案中，红枫医院认为华宝信托利用红枫医院急于得到信托收益分配，属于乘人之危，在程序不合法的情况下，提供免除其责任的格式条款，强行要求红枫医院等受益人作出同意表决并签署补充协议，属于胁迫。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所谓乘人之危是指一方当事人趁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红枫医院并不处于危难之机，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签订补充协议，即使华宝信托不分配信托收益，红枫医院亦有其他救济途径，故本案不构成乘人之危。而所谓胁迫是指以将来发生的损害或以直接施加损害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红枫医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华宝信托实施了胁迫的行为，仅凭华宝信托在签订补充协议后即分配信托利益的行为，无法推断出华宝信托是以不分配信托利益为由胁迫红枫医院签订补充协议，故本案亦不构成胁迫。红枫医院还认为，华宝信托隐瞒了表决时监管账户已经变更的重大事实，属于欺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所谓欺诈，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与之订立合同。从红枫医院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证明华宝信托存在故意隐瞒监管账户变更的事实存在，故亦不构成欺诈。至于所述华宝信托让对其已经造成信托财产失控这个事实进行认可，红枫医院之前不知情，以为监管账户是签订补充协议后进行变更的，属于重大误解。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应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由此可见，重大误解特指对合同内容发生错误理解，本案中关于监管账户变更意思明确，不应当对其产生错误理解，故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综上，红枫医院签订《信托合同补充协议2》及《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故红枫医院要求撤销《信托合同补充协议2》、《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红枫医院与华宝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适当的履行自己的义务。《信托合同》签订后，红枫医院已将全额认购款打入华宝信托指定的账户，履行了《信托合同》项下的义务，而本案纠纷的发生系华宝信托未全面适当的履行《信托合同》项下义务所致，现分析如下：
首先，信托制度设立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受托人的专业知识为受益人的利益服务，鉴于此，《信托法》及《信托合同》均要求华宝信托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而信托财产的安全无疑是信托制度的核心所在。本案中，因监管账户系用于归集标的股票全部收益并用于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结算金额，为了保障信托财产的安全，华宝信托与大新华公司先后签订了《合作协议》及《资金监管协议》，对监管账户做出了一系列约定，包括未经华宝信托书面同意，大新华公司不得对监管账户办理变更、销户等手续，可见监管账户对信托财产安全存在重大影响，合同对其变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红枫医院作为非金融专业机构，受其知识所限，无法对监管账户的变更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进行预判，而华宝信托作为红枫医院委托的专业金融机构，理应对相关风险有更客观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华宝信托通过签订《信托合同补充协议2》实现了监管账户的变更，正是由于大新华公司不配合将信托财产从变更后的监管账户转入信托专户，导致了本案纠纷的发生，故监管账户变更系红枫医院未能收到全部信托利益的原因之一，华宝信托的该行为，违反了为受益人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合同义务。
其次，《信托合同》约定信托利益系“股票收益权结算金额扣除信托费用”，即股票变现资金扣除费用（佣金、印花税、过户费）及大新华公司分成后的剩余部分。关于双方争议的《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一审法院注意到，该协议第一次出现了“该信托单元变现待缴所得税”概念，红枫医院认为该待缴所得税系红枫医院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华宝信托认为该待缴所得税系大新华公司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仅约定股票变现后所取得收益需要缴纳所得税，但并未约定该所得税应由谁缴纳，同时结合后文“若最终应缴纳税款超出该公式计算结果的，则该等超出部分的税款由红枫医院自行承担、另行缴纳”的表述来看，此处“该信托单元变现待缴所得税”应指红枫医院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故本案中尚有未分配的信托利益存在。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华宝信托负有分配信托利益的义务。《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还约定，剩余的标的股票收益权变现金额暂放于大新华公司在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证券交易资金账户中，处置方案由受益人大会另行表决确定。2016年5月27日，全体受益人经受益人大会形成决议，该决议对原、均具有约束力。决议要求华宝信托将信托合同项下全部信托利益于2016年5月30日24:00前全额划付至各受益人指定的信托利益账户，华宝信托的工作人员于当日签字确认已收执，然其并未于指定时间完成上述指令，已构成违约。华宝信托辩称，红枫医院并未给予华宝信托合理时间执行指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自决议形成至税款扣划期间有5天时间，足够华宝信托完成指令。华宝信托公司还辩称，其持有大新华公司印鉴的目的在于防止案外债权债务影响本案资产，而非控制该公司，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约定华宝信托持有标的股票收益权期间，可以凭借大新华公司交付的证券账户及证券资金账户的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进行交易和资金处置，以实现华宝信托的财产权利；《资金监管协议》也要求大新华公司将一本空白贷记支付凭证交付给华宝信托，这些制度的设置，其目的均是为了在大新华公司不配合华宝信托的指令，拒绝将信托利益转入信托专户时用以保障信托利益的安全，华宝信托有义务也有能力从大新华公司监管账户乃至证券资金账户上划转资金进入信托专户从而完成信托利益分配，而华宝信托在股票变现近1年的时间内怠于行使上述权利，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于华宝信托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华宝信托有关税收的抗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系营业信托纠纷，信托合同的双方系红枫医院和华宝信托，争议的焦点应为华宝信托是否全面适当履行了信托合同项下的义务。且税务机关回函中明确了其向大新华公司征税需满足三个条件，即股票登记在大新华公司名下，存于大新华公司设立的证券账户中，同时第三华公司对该笔股票业务进行了会计处理，由于大新华公司并非信托合同当事人，故大新华公司的纳税行为本案中不作处理。
综上，华宝信托违反《信托合同》及所附补充协议的约定，构成违约，应赔偿红枫医院信托利益的损失。至于红枫医院主张的逾期违约金及律师费，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华宝信托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红枫医院信托收益款26,380,725.40元；二、驳回红枫医院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7,710元，由被告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华宝信托提供如下证据：1、2015年12月30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送给华宝信托的邮件；2、2016年2月17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送给华宝信托的邮件；3、2016年5月10日爱建信托转发来自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给华宝信托的邮件；4、银监会官方网页信息；上述四份证据均进行了公证，用于证明包括红枫医院在内的受益人为避免大新华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委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协调，但各种方案均无果。5、承诺函，证明红枫医院作为受益人在购买信托份额时承诺自行承担交易可能产生的风险及损失，华宝信托仅提供通道服务，系争信托属于事务管理类信托；6、关于大新华公司参与本公司定向增发相关事宜的知晓函，证明爱建股份作为标的公司自始知晓本案所涉交易架构；7、保集承诺函，证明华宝信托在系争信托业务中取得报酬合计600万元，对应到本案中的报酬为66.88万元；8、红枫医院致华宝信托的函；9、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述两份证据证明本案一审期间，华宝信托已将信托收益的余款支付给红枫医院；10、《资金监管协议补充协议2》，证明大新华公司变更第三方存管账户后，华宝信托和大新华公司随即变更了系争信托项下监管账户，监管方式不变。红枫医院对华宝信托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5、6并非其出具，不认可真实性；证据7与本案无关，不认可；证据8、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0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大新华医院对华宝信托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5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大新华公司并非系争信托的参与人，对其他证据均予认可。
红枫医院未提供新证据。
大新华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证明大新华公司在浦发银行开立的原三方存款账户即信托监管账户由于成为“久悬户”无法使用，于2015年6月12日销户；2、《中国工商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证明税务机关于2016年6月1日向大新华公司征收2015年企业所得税223,825,181.75元。华宝信托和红枫医院均认可大新华医院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华宝信托提供的证据，证据1、2、3、4、8、9，其真实性获得红枫医院和大新华公司认可，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0的真实性获大新华公司认可，虽然红枫医院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5、6、7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对大新华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如下事实：
关于账户变动情况，2012年5月22日，大新华公司在浦发银行开立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账户，户名为大新华公司，账号为XXXXXXXXXXXXX3473。2012年5月28日，华宝信托与大新华公司签订的《资金监管协议》中，将上述账户约定为监管账户。2014年6月23日，上述账户成为久悬户，并于2015年6月12日销户。2015年6月11日，大新华公司、华宝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西藏中路证券营业部及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签订《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协议书》，将大新华公司在工商银行开立的账号为XXXXXXXXXXXXXXX9042的账户开通第三方存管业务。2015年6月16日，华宝信托和大新华公司签订《资金监管补充协议2》，约定将大新华公司在工商银行开立的上述三方存管账户变更为信托计划项下的监管账户，该补充协议未对监管方式进行补充约定，并约定“本协议未涉及的内容，双方仍按《合作协议》、《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执行。在系争信托计划于2015年6月16日和同月19的两次分配中，分配资金均是由大新华公司的证券资金账户结算至其在工商银行开立的三方存管账户（即监管账户），再划入至信托计划专户，再由华宝信托转入各受益人指定账户。
系争《信托合同》第九条“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第（一）项第9款约定，除非委托人另行支付，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发生的下述费用（以下简称“信托费用”）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财产管理、运用或处分过程中发生的税费和其他交易费用（含信托专户开户、保管、资金划转的费用及POS机划款费用）。第十条“信托利益及其分配”第（一）项第2款约定，信托利益分配时，受托人以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扣除信托计划应承担的全部信托费用后的余额为限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2015年8月，包括红枫医院在内的各受益人（作为乙方）签署一份《协议书》，大新华公司虽为该《协议书》的当事人（作为甲方）却未签署。该《协议书》约定“因操作上述项目面临相关的税收问题，经甲乙双方协商，由甲乙双方按各自所得自行缴税，但本次股票的抛售变现主体为甲方，后期，可能因该事项导致甲方为乙方的所得补缴所得税的问题。现经各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条款：第一条甲方双方对上述鉴于条款的表述均无异议，乙方承诺如后期税务机关要求甲方对上述抛售变现股票乙方实际收益补缴所得税，则乙方应按各自所得承担补缴相关所得税的义务。……”
一审法院就本案所涉税务问题向税务机关进行征询，税务机关的答复中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三条‘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六条‘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包括：（一）销售货物收入；（二）提供劳务收入；（三）转让财产收入；（四）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五）利息收入；（六）租金收入；（七）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八）接受捐赠收入；（九）其他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所得，包括销售货物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转让财产所得、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接受捐赠所得和其他所得’；第十六条‘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三）项所称转让财产收入，是指企业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按照以上规定，大新华投资出售股票所得应计入其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有三项：一是大新华公司是否必须缴纳系争税款；二是系争税款是否应由信托财产承担；二是华宝信托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红枫医院认为，系争股票出售款属于信托财产而具有独立性，无需由大新华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务机关之所以向大新华公司征税，乃是因为大新华公司在会计处理时错误地将上述款项计入企业收益而非负债，大新华公司纳税的目的在于享受反税等优惠政策。对此，本院认为，从税务机关的复函内容上看，税务机关系依据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认定大新华公司出售系争股票所得，应当计入其当年纳税所得额。而根据税务机关所引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大新华公司对系争股票出售款做何种会计处理，均不会影响税务机关作出系争股票出售款应由大新华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判断。常理可知，税务与会计分属不同的财务制度，各自须遵守不同的财务准则，但如果企业通过会计处理就可以免除法定的纳税义务，则将损害国家依法征税的秩序，有违常理和公序良俗。因此红枫医院关于大新华公司被征税系因会计处理问题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如果红枫医院认为税务机关对大新华公司出售系争股票所得款征税的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红枫医院并未就系争税款征收行为向税务部门或司法机关主张权利，现也无证据证明税务机关征收系争税款存在执法错误，因此本院认为大新华公司缴纳系争税款属于依法纳税。关于红枫医院主张的大新华公司纳税的目的在于享受政策优惠，由于红枫医院对此并未进行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信托合同》明确约定信托计划的对象是大新华公司持有的系争股票的收益权，因此红枫医院作为信托投资人，其获得的信托收益不应高于大新华公司因售出系争股票而可能获得的利益。对于大新华公司而言，假设不存在信托计划，其售出系争股票除了要支付印花税、佣金等费用外，还负有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法定义务，因履行上述纳税义务而产生的经济上的不利益，是大新华公司实现系争股票收益权的必然代价，当然也应当作为信托财产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信托财产负担。其次，系争《信托合同》明确约定，信托财产管理、运用或处分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由信托财产承担。本院认为，这里的“税费”应当包括系争股票变现过程中依法产生的各种税款和费用。包括红枫医院在内的全体受益人在2015年6月18日出具表决票并随之签署《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同意2015年6月19日分配的信托利益为系争股票通过大宗交易的税后变现金额减去相关费用，其中税后变现金额需要扣除该信托单元变现待缴所得税，明确待缴所得税税率为25%，并明确将该部分资金暂放于大新华公司的证券交易资金账户内。可见，红枫医院对于系争股票变现后待缴所得税应从信托利益中扣除是明知且同意的。红枫医院认为“该信托单元变现待缴所得税”是指红枫医院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而华宝信托认为是指大新华公司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对此本院认为，如果是红枫医院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则相应款项应当直接作为信托利益分配给红枫医院，只有进入红枫医院名下方能作为其应纳税所得额。而合同约定将该笔税款在分配的信托利益中扣除，则与红枫医院的上述主张自相矛盾。本院认为，将此处的“该信托单元变现待缴所得税”理解为大新华公司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更为合理。至于“若最终应缴纳税款超出该公式计算结果的，则该等超出部分的税款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另行缴纳”文字的含义，本院认为，理解为若留存的款项不足以支付税款，则应由委托人从获得的信托收益中另行支付，其实质仍是指大新华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最终应当在信托财产中予以扣减。再次，2015年8月，红枫医院签署的《协议书》也明确，如果税务机关要求大新华公司对系争股票售出款补缴所得税，则红枫医院按其所得承担补缴相关所得税的义务。虽然该《协议书》并无大新华公司的签章，但仍可以反映红枫医院的真实意思，即愿意承担大新华医院因出售系争股票而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首先，大新华公司的三方存管账户变更原因在于系争股票由于存在锁定期导致原三方存管账户久悬无法使用，在大新华公司变更三方存管账户后，华宝信托根据包括红枫医院在内的全体受益人的表决结果，及时与大新华公司签订了《资金监管补充协议2》，相应地将变更后的三方存管账户设定为信托监管账户，相关监管措施并未发生变化，其之后两次信托财产的分配均使用了该监管账户，因此华宝信托在监管账户的变更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红枫医院主张华宝信托并未就新三方存管账户办理监管手续，致使监管账户与大新华公司的三方存管账户分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权益受益人于2016年5月27日形成大会决议，指令华宝信托将留存的款项进行分配，与其之前提交的表决票内容矛盾，且不符合《信托合同补充协议3》的约定，在此种情况下，华宝信托未执行受益人指令，具有合同依据，并未损害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在大新华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完毕后，华宝信托及时将余款向各受益人进行了分配，完成了受托人的主要义务。红枫医院关于华宝信托对大新华公司变更后的三方存管账户失去控制，导致红枫医院未能收到全部信托利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红枫医院作为系争信托计划的受益人，应当以信托财产为限主张信托收益，大新华公司出售系争股票所得款项须依法缴纳的税款，属于信托财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当在信托收益分配时予以扣除。华宝信托在监管账户变更以及执行受益人指令的过程中，未违反信托合同约定，未损害信托受益人的合法利益，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红枫医院要求华宝信托就大新华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华宝信托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369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7,7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3,703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竹莺
代理审判员 朱 瑞
代理审判员 王 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荣琬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