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岳行初字第00072号
原告彭国辉。
委托代理人袁连坤，湖南路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住所地：长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麓天路。
负责人刘捷，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胡刚。
委托代理人何涛，系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法制员。
原告彭国辉不服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以下简称高新区交警大队）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行为。于2014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14年5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国辉及其委托代理人袁连坤及被告高新区交警大队的委托代理人胡刚、何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18日，被告对原告彭国辉开具30025732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现场执法光盘，拟证明本案现场执法过程及原告驾驶车辆违法情形。
证据二、巡逻证明，拟证明执法民警系依法出勤。
证据三、李拓宇执法经过说明，拟证明民警李拓宇参与执法过程。
证据四、曾庆征执法经过说明，拟证明民警曾庆征参与执法过程。
证据五、民警李拓宇的人民警察证。
证据六、民警曾庆征的人民警察证。
证据五、六拟证明现场执法民警具有执法资格，法律文书上的签名系执法民警本人签名。
证据七、执法现场照片。
证据八、原告驾驶车辆牌照污损情况照片。
证据七、八拟证明原告驾驶车辆号牌被污损的程度。
证据九、强制措施凭证第一联，拟证明执法民警当场开具了法律文书。
法律依据：
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条、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
依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
依据三、《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三条；
依据四、《湖南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代码及处罚标准、记分》第29页。
原告彭国辉诉称：2014年3月18日9时58分，原告驾驶湘A×××××特种结构车途经长沙市桐梓坡西路时，被被告单位民警拦下，并以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为由开具编号为300257326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上述行为违法。一、认定事实错误。湘A×××××车为特种运输车辆，装卸并运输混凝土，本身就容易造成车身污染，加之春季多为阴雨天气，道路泥泞，容易溅脏车辆，虽然经常清洗也无法确保后牌照时刻保持清晰，这是客观环境因素造成，并非原告主观上故意为之，但被告的民警未经充分调查就认定原告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是错误的。二、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开具的强制措施凭证上记录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该条款是故意污损、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则条款，不能作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法律依据。三、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程序违法。被告认定原告实施的“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行为并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可以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法定情形，即使被告认定原告存在上述行为，在未作出裁决前，只能说有记12分的可能，而不能认为原告的驾驶证已被记满12分。因此，被告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行为程序违法。四、执法主体违法。在查处原告的现场只有一名李姓交警、一名辅警和一名坐在驾驶室的便衣人员，交警没有佩戴执勤证，而且强制措施凭证上交警的签名系一人所签，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证件，被告扣留原告驾驶证的执法主体违法。综上所述，被告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和执法主体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确认被告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所作的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行为；3、被告退还扣留的机动车驾驶证；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起诉时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
30025732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拟证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高新区交警大队辩称：2014年3月18日9时51分，我队民警李拓宇、曾庆征驾驶“湘A×××××警”警车在辖区桐梓坡西路沿线巡逻，发现一台后牌严重污损、无法辨认的重型特殊结构大货车有违法嫌疑，即用车载警用话筒喊停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查该车号牌为湘A×××××，前牌清晰，后牌严重污损、无法辨认，遂当场开具了单号为300257326的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驾驶人彭国辉的驾驶证，当事人彭国辉拒不签字，但民警履行了口头告知义务，并将单据第二联当场交付彭国辉。现就原告的起诉答辩如下：1、事实清楚。彭国辉所驾湘A×××××号重型结构大货车后牌严重污损、无法辨认的事实清楚，有执法记录仪现场记录下的摄像资料为证。2、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机动车号牌应当悬挂在车前、车后指定位置，保持清晰、完整。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的牌号，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之规定，车辆驾驶人对机动车号牌应当“保持清晰、完整”，如未按法律规定“保持清晰、完整”就可以认定为是“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因此将该案的违法行为定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是正确的。3、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程序符合规定。根据公安部第123号令关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的第一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12分）第五项（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的规定，原告的违法行为应记十二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达到12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该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并接受考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执勤民警对驾驶人彭国辉的驾驶证予以扣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4、执法主体合法。根据公安部第105号令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交通警察执勤执法时，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随身携带人民警察证件，保持警容严整，举止端庄，指挥规范”，我队民警李拓宇、曾庆征身着制式警服，佩戴警衔、警号标志，随身携带有全国统一的人民警察证，在辖区道路上履行法定职责，开具的单号为300257326的强制措施凭证上的签名也是由两位当事民警签署（附人民警察警官证复印件及本人签名），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执法主体合法，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现场执法只有一位民警进行执法，执法过程中没有向原告出具任何证件，因此执法程序违法。
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由现场执法人员没有出具执法证件，因此对执法人员的身份有异议，该份证明是被告出具的，只能算是被告的陈述行为，不具有证据效力。
证据三、四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在现场只有一位民警，原告也不清楚该民警的具体身份，对这两位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也没有人告知原告洗干净照牌再上路，所以与现场的情形不符。
证据五、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确认这两人就是当时现场的执法人员。
证据七、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不是故意污损牌照。
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
对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对法律规定本身没有异议，但是被告适用法律过程中存在错误。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经当庭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原告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被告的证据一、七、八，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二，可以证明现场执法民警是在正常履行职责，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的异议，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信，该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三、四，两名民警的陈述内容一致，且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的异议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信，这两份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五、六，证据内容与民警现场开具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内容相符，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的异议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信，这两份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九，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作出了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庭审中双方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4年3月18日9时58分，被告高新区交警大队民警李拓宇、曾庆征及一名辅警驾驶“湘A×××××警”警车在辖区桐梓坡西路沿线巡逻，发现原告彭国辉驾驶的一台重型特殊结构大货车后牌严重污损、无法辨认，有违法嫌疑，随即要求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查该车号牌为湘A×××××，前牌清晰，后牌严重污损、无法辨认，执勤民警认定原告“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23号）的附件2《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应当一次记12分，执勤民警当场开具了单号为300257326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了原告彭国辉的驾驶证。原告不服该强制措施，向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仍不服，遂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确保上路行驶的机动车按照规定悬挂号牌并保持号牌的清晰、完整是机动车驾驶员的法定义务，本案现场执勤民警拍摄的视频显示湘A×××××大货车后部号牌污损严重以致完全无法辨认其内容，原告作为该车的驾驶员未及时清理而驾驶该车上路行驶，被告的执勤民警认定其存在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行为符合查处现场的状况。原告的该项起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虽然被告在其开具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仅填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这一法律依据，但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为事先统一印制的格式文书，上面仅列举了交警执法过程中常用的部分法律规范名称，而非与交通管理相关的全部法律规范。显然，被告执法过程中可以适用的应当是与交通管理相关且现行有效的全部法律法规，而非仅限于格式文书上列举的法律规范，因此被告仅部分填写所适用的法律规范的执法行为虽然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法律适用的正确性。原告的该项起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提出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的问题。被告现场执勤民警认定原告存在“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按照《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23号）附件2《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该违法行为应一次记12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5号令）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12分的，应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因此，被告的现场执勤民警完全有理由认为应当对原告给予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只要执行职务的交通警察有理由认为应当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给予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可以先予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故被告的现场执勤民警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行为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该项起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提出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主体违法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实施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时，有两名正式民警和一名辅警参与执法，驾驶制式警车并身着制式警服，佩戴警衔、警号，随身携带人民警察证，完全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交通警察执法要求，足以向原告表露执勤民警的身份，在查处过程中原告也未就民警身份提出任何质疑，被告的执法人员身份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该项起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原告的各项起诉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国辉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彭国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欧阳兵
审 判 员 刘翰旻
人民陪审员 杨露丽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叶 灿
附相关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