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再9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1，男，1959年2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南珏，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某1�男，1966年3月30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某2，女，1964年4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陈某2之夫），男，1962年5月1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惠彪，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某3，女，1968年3月2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惠彪，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正，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某1，男，2000年11月28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郭某2（郭某1之父），男，1963年1月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林婷，北京市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某1因与被申请人陈某1、陈某2、陈某3，原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某1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京02民终3381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以（2016）京民申448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8年6月11日、7月16日开庭审理了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再审申请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南珏，被申请人陈某1、陈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葛惠彪、陈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惠彪，原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某1的法定代理人郭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林婷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时再审申请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南珏，被申请人陈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陈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正，原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某1的法定代理人郭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林婷到庭参加诉讼。陈某1经合法传唤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再审请求：1、撤销本院（2016）京02民终3381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陈某1、陈某2、陈某3的诉讼请求；2、陈某1、陈某2、陈某3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为遗嘱纠纷案件，陈某1、陈某2、陈某3主张要求享有诉争房屋全部继承权，其主张的唯一证据，即为其母亲封某所持有的被继承人王某2于2011年6月7日在北京市国信公证处（以下简称国信公证处）所立的遗嘱，那么该份遗嘱的订立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就是本案最重要的焦点问题。1、从订立该份遗嘱的时间看。王某2仅出院后13天，封某就带王某2到国信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这时王某2是否还具备正常明确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2、从王某2的既往病史看。王某2患有多种疾病，国信公证处在没有专科医院诊断证明的情况下，能否对王某2的意思表达能力作出�业判断。3、从国信公证处的地理位置看。王某2舍近求远，国信公证处凭借什么能力来判断王某2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并且封某选择国信公证处是否存在其他非正常因素。4、从国信公证处规定的《办理遗嘱所需证明材料》内容看。国信公证处《办理遗嘱所需证明材料》规定，立遗嘱人在70周岁以上或年老体弱的，需由县级（含）以上医院出具精神状况证明。在本次公证中，王某2在没有提供相应医院证明的情况下，公证处又为何破例给王某2办理了遗嘱公证，依据何在。5、从公证档案中的《询问笔录》内容看。国信公证处公证员对王某2的事物识别和反应能力未做任何记录。结合王某2未持有专科医院的精神状况诊断证明这一事实，公证员是何时通过何种手段来判断王某2的民事行为能力。6、从公证处仅有录音未有录像看。录像更能体现出王某2在办理公证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自身的真实状态，为什么在对王某2办理公证时不加以使用。7、从公证处档案中的中日友好医院诊断证明严重造假看。在国信公证处留存的公证档案中，有一份中日友好医院出具给王某2的《诊断证明书》，后经中日友好医院在2013年4月19日出具的《关于患者王某2诊断证明书的情况说明》中已经被证实是在王某2去世之后才开具的。8、从一审、二审判决均对公证书存在重大问题这一事实予以回避看。综合以上事实，一、二审判决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二审判决未予纠正。我国法律认为公证书仍然是属于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其本身仍然受到民事诉讼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约束，一份公证书只有具备了真实性和合法性，它才应当被法官采纳。不能以公证文书效力高于一般书证为由一概论之。
陈某1辩称，不同意王某1的再审请求和�由。公证书所附的《诊断证明书》是公证时提交的，显示王某2的年龄是78岁，是真实的。除公证遗嘱之外，王某2还有三份自书遗嘱。王某1没有证据证明王某2在精神方面有何问题。公证员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确认老人的精神状态，没有要求必须做精神鉴定。至于只有录音而没有录像是公证处的问题。尽管法院判决没有认定公证遗嘱有效，但是陈某1同意一、二审判决。
陈某2、陈某3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所以审查公证书是否有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此类纠纷不应通过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及认定，王某1的诉求及再审裁定中“就公证遗嘱是否有效问题应重新予以查明认定”的表述有违法律规定。二、当事人均已在一审程序中向国信公证处递交了《复查申请》，国信公证处也出具了《复查申请受理书》及《复查决定书》。一审、二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及上述法律规定，认可公证书的法律效力，并且依法裁判，合理、合法。三、退一万步讲，即便王某1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其也可以起诉公证机构要求赔偿。四、王某1主张王某2的行为能力证明系后补的唯一依据是《关于患者王某2诊断证明书的情况说明》，该说明的全部依据在于张某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诊断证明书》是在2013年2月出具的书面证据。五、即便没有“精神诊断证明”也并不影响公证书的法律效力。六、王某1主张王某2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仅仅提交了王某2的医院病历，但却未能有效的举证证明。陈某2、陈某3认为，被继承人王某2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公证处的两位工作人员，具有充足的执业经验与执业能力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判断。王某2在公证处有录音留存，亦能证明其表达的清晰度及思维的逻辑性。王某2在公证处除笔录签字外，尚有一份自己手写的《自书遗嘱》，此份《自书遗嘱》的内容与2008年两份《自书遗嘱》的内容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因为此份遗嘱也可以体现王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被继承人王某2在办理遗嘱公证的过程中，多处手写签名，至少两次前往国信公证处等，表明王某2身体健康，对于遗产的分配方式态度稳定、坚决，不存在变化的可能性。八、王某2之所以将财产分配给封某所有，是有情感基础与事实基础的。有公证处的询问笔录和2008年的两份《自书遗嘱》为证。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王某1的再�申请。
郭某1陈述称，同意王某1的再审请求，不同意一、二审的判决。王某2患有脑梗，长期服用治疗精神类药物会出现迟钝、言语迟缓、呆滞的情况，病历显示自1996年起就已经神志不清，办理公证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公证过程存在程序瑕疵，给王某2制作谈话笔录中没有相关记载和显示其精神状况，没有录像，公证人员在王某2未提供有资质的医院开具合法有效精神状况的诊断证明情况下，就为王某2办理了遗嘱公证不符合规定，应为无效。
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继承人王某2的公证遗嘱（2011）京国信内民证字第××号有效；2、座落于本市东城区小黄庄××号和本市东城区和平里××号房屋由封某继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2与苏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王某1、王某3子女二人。苏某于1983年2月22日去世。1984年王某2�李某2登记结婚，李某2系初婚，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李某2于2000年8月22日去世。2001年12月12日王某2与封某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王某3与郭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子郭某1，王某3于2003去世。2011年12月28日王某2因病去世。
1998年12月30日卖方国家煤炭工业局（甲方）与买方李某2（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座落在东城区和平里××号房屋出售给乙方，总建筑面积83.90+8.70平方米，房价款为18180元，公共维修基金1945元。该房屋登记在李某2名下。本市东方公证处出具（2008）京东方内民证字第××号公证文书，确认被继承人李某2的座落在东城区和平里××号房产由其丈夫王某2继承，现本市东城区和平里××号楼（幢号××号楼）××号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王某2。2003年12月26日售房单位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甲方）与购房人王某2（�方）签订《单位出售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座落在东城区小黄庄××号房屋出售给乙方，总建筑面积89.33平方米，其中阳台面积7.94平方米，房价款为94573元，公共维修基金2787元。现该房屋登记座落为东城区小黄庄××号，所有权人登记为王某2。2011年6月7日王某2立有遗嘱一份“立遗嘱人王某2，男，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现我年事已高，为避免日后发生纠纷，现于我头脑清醒之时，我自愿订立遗嘱如下：一、在我去世后，将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码X京房权证东私字第XX**号）中属于我个人所有的产权份额全部留给我的妻子封某所有；二、在我去世后，将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小黄庄××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码X京房权证东字第XX**号）中属于我个人所有的产权份额全部留给我的妻子封某所有。以上所立遗嘱内容均为我本人的真实意愿。立遗嘱人王某2（签名）。二0一一年六月七日”。公证档案中有《诊断证明书》一份“姓名王某2，性别男，年龄78岁，病案号××。临床诊断脑梗塞高血压高血脂伴动脉硬化糖尿病结膜炎房颤脉管炎支气管炎感冒慢性肾功能不全糖尿病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贫血严重骨质疏松无精神智能异常”。中日友好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出具《关于患者王某2诊断证明书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3年2月份（春节后），一位男性，年龄约四十多岁，自称是患者王某2的儿子，持患者病历卡，来中日友好医院高干门诊找我，要求开具患者王某2的疾病诊断证明书，他不要求开药，也不做检查，后来我也查出当日患方未挂号。我拿患者病历卡进入电脑查高干门诊的记录，将先前电脑记录的患者的疾病诊断情况查到，此男子还称患者有癌症，要求我开癌症的诊断，我说我不清楚患者有癌症。此男子要求我在诊断最后加开患者无精神智能异常的诊断，于是我将此诊断写在了当日的诊断证明上。由于当时我所用的是A4的打印模板方式，但我们常规使用的是A5的打印纸，所以只出了上半截的诊断证明，显示不了2013年2月份当天的日期。1、此事件我本人在任何时候可以作证，并指正要求我开具当天证明的人。2、我工作中存在疏忽：（1）由于我与患者本人熟悉，所以在患方未挂号、患者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出具了诊断证明书。（2）后调查，患者本人于2011年12月28日死亡，由于我院信息系统中，住院患者死亡的信息在门诊系统中无法连接显示，所以我在不知患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在患者死亡之后还开具了患者的门诊诊断证明。（3）按照医疗管理规范，显示不出诊断证明书日期的或者无医生手写日期的诊断证明书是无效的。（4）我院无精神专科资质，也无相关专业的资质医生，故我所开具的关于患者无精神智能异常的证明属无效。证明人张某。身份证号×××。2013年4月19日（加盖中日友好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公章）”。王某1、郭某1均对（2011）京国信内民证字第××号公证文书提出复查申请。国信公证处对二人复查申请的《公证复查决定书》内容如下：一、关于当事人王某2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公证处在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时，不是仅仅依据医院出具的精神诊断证明，而是要综合当事人思维意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多方面加以判断。医院精神诊断证明是公证处为保障遗嘱人的合法权益，正确认定遗嘱人于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增强遗嘱公证的证明力而做的特别规定，它是辅助证据，不是遗嘱公证生效的必备要件。从保护遗嘱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不宜以医院精神诊断证明欠缺而认定遗嘱公证无效。本公证事项中，当事人王某2能够亲自填写公证申请表，能够自书遗嘱，能够清晰回答公证人员的询问并配合录音，能够在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记录及送达回证上签名。而你提供的医院情况说明等材料，也并不能证明王某2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综合以上情形，本处认为当事人王某2在申请办理本公证事项时，能够明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公证员在承办本公证事项时，充分尊重遗嘱人的意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无误。并作出了“维持（2011）京国信内民证字第××号公证书”的决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登记在王某2名下本市东城区和平里××号楼房一套及本市东城区小黄庄××号楼房一套均由封某继承；二、驳回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双方均不服,上诉至本院。因封�死亡，本院通知其法定继承人陈某1、陈某2、陈某3参加诉讼。陈某1、陈某2、陈某3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3）东民初字第02569号民事判决。王某1、郭某1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3）东民初字第0256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期间，陈某1、陈某2、陈某3提交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城关派出所、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封某于2015年12月16日死亡，封某共生育三个子女长女陈某2，次女陈某3，长子陈某1。经本院依法通知，陈某2、陈某3、陈某1均表示承继诉讼。王某1、郭某1对陈某2、陈某3、陈某1的诉讼身份无异议。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核，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经查，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号房屋系王某2的个人财产。北京市东城区小黄庄××号房屋是王某2、封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产权人登记为王某2。2011年6月7日，王某2立遗嘱将上述二处房屋中属于王某2所有的财产留给封某所有，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据相关事实及法律规定认定涉案公证遗嘱真实有效并无不当。王某1、郭某1上诉主张公证书中存在严重造假行为，公证书不具有真实性，公证处已经丧失公证立场，原判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经查，王某2遗嘱公证书存在的问题已由国信公证处做出《公证复查决定书》予以说明，二审期间，王某1、郭某1未提交足以反驳该项公证遗嘱的证据，故王某1、郭某1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陈某1、陈某2、陈某3上诉主张中日友好医院出具的材料系伪证但未提供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陈某1、陈某2、陈某3上诉主张一审法官未回避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因陈某1、陈某2、陈某3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官存在法定回避事由及未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陈某1、陈某2、陈某3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鉴于封某于一审宣判后死亡，其法定继承人陈某2、陈某3、陈某1均表示承继诉讼，本案诉讼主体发生变化，故依法改判。本院判决：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02569号民事判决。二、登记在王某2名下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号楼房一套及北京市东城区小黄庄××号楼房一套均由陈某1、陈某2、陈某3继承。三、驳回陈某1、陈某2、陈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期间，王某1提交两份与国信公证处工作人员的私自录音资料，拟证明对70岁以上的老人做遗嘱公证需要提交北医六院或安定医院出具的精神证明。
陈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陈某2、陈某3认为上述证据首先不是新证据;其次证据来源不合法;第三证明目的不认可。郭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
陈某1、陈某2、陈某3没有新证据提交。
根据陈某2、陈某3的申请，本院到中日友好医院调查，门诊办公室电脑记录：王某2曾于2011年6月2日在该院心脏内科挂号就诊，此节与陈某1、陈某2、陈某3在本院二审庭审时的陈述一致。
另，根据王某1的申请，本院向国家应急管理部机关服务中心基建房产处调取了涉案房屋的档案资料，购房申请表载明涉案两处房屋购买时均没有折算苏某的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
本院对原一、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涉案王某2的遗嘱效力问题。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某1一方对被继承人王某2生前通过公证方式订立遗嘱的真实可信性存在异议，提出多方面的质疑。对遗嘱公证书存在的问题，国信公证处曾作出《公证复查决定书》予以说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从国信公证处公证档案所记载的内容看，对王某2办理遗嘱公证的过程没有违反《遗嘱公证细则》的情形。从王某2亲自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填写各种表格并亲笔签名，接受公证员询问，回答问题，向公证处提交自行制作的自书遗嘱，之后亲自取回公证书等行为看，反映不出王某2精神上存在问题，不具有正常明确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从王某2生前在多家医院就诊治疗的病历记载中看，没有针对王某2精神类疾病的诊断记录。王某2立遗嘱时是将属于自己名下房产的个人所有的产权份额留给封某所有，现无证据证明涉案两处房产中存在苏某的相关财产权益。故本院认为王某2的公证遗嘱有效。
综上，王某1的再审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京02民终338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申 小 琦
审判员 �吴宏
审判员 江 慕 南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 梦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