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民终2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危国辉，男，196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东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雄华，江西秉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傅华义，男，196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磐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晓莲，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勇，男，汉族，1981年9月29日出生，住江西省东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杰，上海市建纬（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乐方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杰，上海市建纬（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危国辉、上诉人傅华义与被上诉人王志勇、原审第三人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下称义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0民初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6月20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危国辉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颜雄华，上诉人傅华义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虞晓莲，被上诉人王志勇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尹杰,原审第三人义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乐方进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尹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危国辉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志勇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王志勇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王志勇于2014年1月17日汇至一审傅华义账户的600万元，认定为购房款，完全错误。
该汇款单的汇款日期为2014年1月17日，根据义成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傅华义将公司股权71%转让给王志勇……说明被上诉人王志勇购买傅华义成公司71%的股权的认购款为1553.48万元。既然股权认购款为1553.48万元，那么被上诉人王志勇于2014年1月16日之后，就具有向一审被告傅华义履行支付股权认购款的义务。在被上诉人王志勇未提供证据证实已经另外足额支付了该1553.48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王志勇于2014年1月17日汇至傅华义账户的600万元，完全属于应当支付给傅华义的股权转让款。
二、一审判决认定《房屋购买合同》为真实的，完全错误。
针对《房屋购买合同》的虚假性，傅华义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出具的书面材料当中明确指出：1、《房屋购买合同》系伪造的；2、公司印章及个人印章是被王志勇强行占有后的2015年5月份左右盖的，可以鉴定。
一审当中，傅华义也书面提出了要求对《房屋购买合同》、《房屋交割单》中非打印字体进行形成时间的鉴定。该项鉴定意义重大，直接涉及到《房屋购买合同》的真伪问题。一审判决却以目前没有此项技术为由驳回鉴定申请，严重侵犯了傅华义的诉讼权利。
何况，一审判决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在义成公司股东会决议之后，被上诉人王志勇就完全实际控制了义成公司，义成公司的印章也由被上诉人王志勇控制，且在傅华义仍欠被上诉人王志勇500万元巨款尚未归还的情况下，王志勇具有伪造《房屋购买合同》的全部条件及动机，王志勇伪造《房屋购买合同》并诉讼本案的目的就是为了侵吞一审被告傅华义的财产。
三、一审判决以《债务协议书》已经记载了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属被上诉人义成公司所有为由，认定傅华义及傅国潮无权用于抵偿所欠债务，完全错误。
1、被上诉人王志勇在收购了傅华义及傅国潮义成公司股权之后的2014年3月6日，傅华义及傅国潮与义成公司就签订了《挂靠开发协议》，约定：1、挂靠项目名称：天亿广场；2、乙方（一审被告傅华义及傅国潮）挂靠甲方（义成公司）开发其土地；3、甲方（义成公司）没有支配、买卖乙方（傅华义及傅国潮）土地和房地产的权利。这就充分说明包括本案诉争地下室范围内的整个天亿广场的实际所有人为傅华义及傅国潮，被上诉人义成公司仅仅是被挂靠人（名义所有人）。那么一审判决凭什么认定傅华义及傅国潮无权抵偿所欠债务？
2、《债务协议书》明确约定：1、被上诉人王志勇属傅华义的债权人之一、债权额为500万元；2、被上诉人王志勇与其他债权人均同意傅华义将“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等资产抵给包括被上诉人王志勇在内的债权人；3、抵债资产在四个月内处置完毕。说明被上诉人王志勇已经认可“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整层的实际所有人为傅华义。否则，被上诉人王志勇不可能会在以房抵债的《债务协议书》上签字。
3、被上诉人王志勇对于签订《债务协议书》的解释，完全是虚假陈述。被上诉人王志勇作为500万元的债权人，在明知傅华义负债2000多万元的情况下，心理特征只能是迫切希望尽快处置傅华义的现有全部资产以偿还债务，怎么可能会隐瞒“购房事实”来帮助傅华义延长偿还债务的时间。因此，被上诉人王志勇对于签订《债务协议书》的解释，完全是一种虚假陈述，根本不足以采信。
傅华义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如下：
1、被上诉人王志勇提供的《房屋购买合同》和《房屋交接单》系伪造的。为了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申请对该两份证据中非打印字体是否为当时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该鉴定结果是直接查明本案事实真相，影响本案判决的证据，不鉴定，就无法还原事实真相。其次，一审法院认为目前没有此项鉴定的技术能力，并未有相关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认定，也没有征询申请人的意见，是否能提供有此项鉴定技术能力的机构名称，而草率得出决定不予准许，显然是违反程序规定的，也违背了法院应查明案件事实再进行判决的原则。
2、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月17日被上诉人王志勇转给上诉人傅华义的600万元是支付购买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的价款，这完全是错误的。2014年1月16日，由被上诉人提出将义成公司名下的土地老虎岗地块以5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他，其中，被上诉人本来持有20%股权，扣除该1120万元后，将上诉人持有的80%股权计价4480万元转让给被上诉人，而变更义成公司股份为被上诉人99%，乐方进1%，而这600万元正是第二天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80%股权转让款中的一部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2016年9月14日陈述该款是支付老虎岗地块的土地款，而代理律师和危国辉称该款是支付2014年1月16日的股权转让款，以此来认定自相矛盾，决定不予采信，这明显是以字面的意思而扭曲了实质内容，事实上上诉人与代理律师及危国辉所陈述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就是将老虎岗地块所占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只是所描述的侧重点不一样，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
3、一审法院对《债务协议书》的认定错误。
2014年10月11日签订的《债务协议书》中明确傅华义、傅国潮同意将义成公司名下的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抵给债权人，而法院将此认定为该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属于义成公司所有，傅华义、傅国潮无权将义成公司的财产转变成自己的财产用于抵偿其所欠债务，这完全是不结合本案全部证据的体现。为什么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置于义成公司名下，而被上诉人仍然要签署《债务协议书》，是因为被上诉人非常清楚，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其实是属于傅华义、傅国潮的，并且当时他也是认可的。从2014年3月6日义成公司与傅华义、付国潮签订的《挂靠开发协议》中可以看，傅华义、傅国潮挂靠义成公司开发天亿广场，义成公司没有支配、买卖傅华义、傅国潮土地和房地产的权利。正因如此被上诉人才会签署《债务协议书》，而一审法院仅听取被上诉人的单方解释，置真实有效的证据于不顾，这于理于法都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王志勇书面答辩如下：
1、一审法院判决第三人义成公司名下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归王志勇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该事实，王志勇提供了与义成公司签订的《房屋购买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王志勇将购房款600万元支付给了傅华义，且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并签订了《房屋交接单》。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该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王志勇。
2、被答辩人傅华义主张“《房屋购买合同》和《房屋交接单》”系伪造，第一，其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二，其申请对上述两份证据中非打印字体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根据我国目前对形成时间鉴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鉴定机构的自由权较大，并不科学，证明效力低；第三，被答辩人危国辉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挂靠开发协议》是在天亿广场地下室已经卖给王志勇后签订的，该挂靠协议并未明确天亿广场地下室仍然属于傅华义和傅国潮父子所有，不足以推翻王志勇购买天亿广场地下室的事实。其挂靠只能说明是傅华义在天亿广场整个项目中还有未了解的事宜和权益，不能推翻王志勇购买天亿广场地下室的事实，傅华义在天亿广场项目的权益与王志勇购买了天亿广场地下室的事实并不矛盾；第四，被答辩人危国辉提交的《债务协议书》并未明确天亿广场地下室属于傅华义、傅国潮父子所有，而是明确的写明所有人是第三人义成公司，义成公司是一个具有独立资格的法人，在其名下的财产未经盖章确认，任何人都无权私自处分，如果允许私自处分岂不是也侵犯了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3、被答辩人危国辉主张，王志勇支付给傅华义的600万元款项，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这与王志勇购买天亿广场地下室的事实并不矛盾。按照被答辩人的意见，假如6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那么恰恰可以证明傅华义、傅国潮与王志勇、乐方进之间的股权转让是事实存在的，傅华义、傅国潮父子将其在第三人义成公司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王志勇和乐方进就是事实，那么傅华义、傅国潮父子在天亿广场项目上就更没有任何权益存在，与第三人义成公司之间，已经完全脱离了关系，这与认定涉案的天亿广场地下室是否属于傅华义、傅国潮父子所有，就没有关联性。这是傅华义、傅国潮与王志勇、乐方进之间的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
4、被答辩人危国辉在上诉状中，以《挂靠开发协议》主张整个天亿广场都属于傅华义和傅国潮所有，该主张明显与前述的“6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王志勇未完全支付股权转让款”自相矛盾。假如说王志勇支付的600万元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傅华义和傅国潮父子，又怎么可能享有天亿广场项目的全部所有权，最起码王志勇也要享有天亿广场项目600万的权益。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天亿广场地下室属于王志勇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答辩人危国辉、傅华义主张的天亿广场地下室归傅华义、傅国潮父子所有，二被答辩人未能提供足以推翻该判决的物权凭证或债权凭证，依法应当有其二人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二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义成公司书面答辩称，被答辩人傅华义、危国辉主张的“天亿广场项目涉案地下室的所有权归傅华义、傅国潮父子所有”该主张不能成立。
1、答辩人名下的天亿广场项目，土地的使用权人、用地单位和建设单位均是义成公司，该项目的所有权人至今都未做过任何变更。答辩人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事主体，任何一个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均不能随意处置答辩人所有的财产。答辩人现在的股东是王志勇和乐方进，傅华义、傅国潮不是我公司的股东，其对我公司的财产不享有所有权。如因股权转让问题发生纠纷，也与答辩人无关，而是王志勇、乐方进、傅华义、傅国潮之间的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傅华义、傅国潮持有的答辩人公司股权已经转让，且作了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形成法律上的事实。在已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如认定答辩人名下的财产属于傅华义、傅国潮所有，那岂不是严重影响了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
2、答辩人与傅华义、傅国潮之间签订的《挂靠开发协议》不能当然证明天亿广场地下室就属于傅华义、傅国潮所有。王志勇购买地下室在前，签订《挂靠开发协议》在后，这与地下室已经卖给王志勇的事实并不矛盾。
3、答辩人从未欠过被答辩人危国辉的钱，危国辉与傅华义之间的个人债务问题，也不应当对答辩人名下的财产进行执行。
王志勇向一审法院起诉并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6）赣10执异字第12号执行裁定，确认其与义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确认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归其所有，责令义成公司协助、配合其办理该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义成公司与王志勇于2014年1月13日签订了《房屋购买合同》，约定义成公司将其开发的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约2000平方米出售给王志勇，单价为每平方米3000元，价款总额600万元整，由王志勇于签约后15日内向义成公司负责人傅华义账户付清。2014年1月16日义成公司股东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将傅华义、付国潮99%的公司股份转让给王志勇，将付国潮1%的公司股份转让给乐方进。2014年1月17日王志勇从中国工商银行向傅华义转账汇款600万元，付清了购买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的价款。2014年1月19日，义成公司将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交付给了王志勇。义成公司与傅华义、付国潮于2014年3月6日签订了《挂靠开发协议》，傅华义、付国潮挂靠义成公司开发天亿广场。2014年6月13日，王志勇与陈凤签订了《租赁合同》，王志勇将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全部租赁给了陈凤，租期10年。傅华义、付国潮于2014年10月11日与王志勇、危国辉等11名债权人签订了《债务协议书》，傅华义、付国潮同意将义成公司名下的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等财产抵偿给债权人。
2014年9月29日，东乡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东民保字第40号民事裁定，查封了包括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在内的傅华义的财产。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抚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并于2015年10月21日根据危国辉的申请立案执行该民事调解书。2016年1月18日，一审法院裁定拍卖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以清偿傅华义的债务。拍卖期间，王志勇对执行标的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赣10执异字第12号执行裁定，认为义成公司与王志勇于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房屋购买合同》上有傅华义的印章，王志勇提供的2014年1月17日银行转账汇款单据上无备注说明此笔汇款的用途，难以认定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属于王志勇所有，裁定驳回案外人王志勇的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应当认定本案当事人争执的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已经出售给了原告王志勇，该房产应属于王志勇所有，理由是：
1、本案争执的主要焦点问题是2014年1月17日王志勇从中国工商银行向傅华义转账汇款的600万元是什么性质的款项。傅华义在2016年9月14日陈述称该款是支付老虎岗地块的土地款，但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印证，且与义成公司与傅华义、付国潮于2014年3月6日签订的《挂靠开发协议》内容不符，不能成立。傅华义的代理律师和危国辉则称该款是支付2014年1月16日的股权转让款，但也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且如此大额的股权转让款一般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傅华义及其代理律师和危国辉的辩解意见缺乏证据证实，与情理不符，且与傅华义本人的陈述自相矛盾，不予采信。王志勇关于该款是支付2014年1月13日《房屋购买合同》购买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的价款的主张成立，予以采信。
2、关于义成公司与王志勇于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房屋购买合同》的真实性问题。傅华义辩称该份合同是王志勇于2015年5月份伪造的，其本人的私章于2014年10月被王志勇强行占有并盖在该份合同上。傅华义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房屋购买合同》是真实的，合同上傅华义的私章是傅华义本人当时自愿所盖。
3、傅华义的代理律师和危国辉辩称义成公司与王志勇2014年1月19日的《房屋交接单》和2014年6月13日王志勇与陈凤签订的《租赁合同》均是王志勇捏造出来的虚假证据，但均未提供证据证实，且理由不充分，均不予采信。
4、傅华义的代理律师和危国辉辩称傅华义、付国潮于2014年10月11日与王志勇、危国辉等11名债权人签订的《债务协议书》证明王志勇当时认可本案争执的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仍然属于傅华义、付国潮的财产，2014年1月13日的《房屋购买合同》是虚假的。本院认为傅华义的代理律师和危国辉的该答辩主张均不能成立，理由是：①该协议书明确载明该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属于义成公司所有，与2014年1月13日的《房屋购买合同》和2014年1月16日义成公司股东会议的决议相一致，傅华义、付国潮无权将义成公司的财产转变成自己的财产用于抵偿其所欠债务。②王志勇对于当时其为何会同意签订该协议书作了合理的解释，应予采信。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案外人王志勇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执行标的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享有产权，其要求确认其与义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确认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王志勇对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该执行标的应判决不得执行。因该房屋不能办理产权分割个人登记手续，对王志勇要求责令义成公司协助、配合其办理该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在本院（2016）赣10执异字第12号执行裁定和本案中，作为被执行人的傅华义一直是反对案外人王志勇的异议的。因此，被执行人傅华义应为本案的共同被告。王志勇起诉时将傅华义列为第三人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危国辉辩称，王志勇现在是义成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志勇起诉要求义成公司协助和配合办理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产权过户手续没有意义。该院认为，王志勇现在虽然是义成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但不是法定代表人，王志勇起诉要求义成公司协助和配合办理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产权过户手续有实际意义。此外，由于本案争执的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并无负二楼，故一审法院（2016）赣10执异字第12号执行裁定将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表述为天亿商业广场负一楼不当，应予一并纠正。
综上所述，王志勇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应予支持。危国辉、傅华义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判决：一、不得执行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二、确认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归王志勇所有；三、驳回原告王志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38万元，由危国辉负担3万元、傅华义负担2.38万元。
上诉人危国辉二审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一组证据：义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股东会决议等。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王志勇与一审被告傅华义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王志勇应当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事实。
王志勇、义成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恰恰证明王志勇、乐方进与上诉人傅华义、傅国潮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实。傅华义对天亿公司名下的财产不享有所有权。股权转让金与本案无关，股权转让并不涉及到物权的问题，与本案地下室权属的问题，上诉人可另案主张。
傅华义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并陈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王志勇骗我签订的，整个义成公司有两个项目，天亿广场地下室是我和我儿子单独所有，老虎岗的地块是5600万元转让给王志勇，王志勇仅支付股权对价600万元、400万元。本案争议的600万元是付老虎岗的股权转让款，我并没有签订天亿广场的地下室转让协议。
上诉人傅华义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王志勇二审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0民终638号民事判决书、东乡县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59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证明上诉人傅华义、傅国潮父子二人，在2014年1月16日已将其名下全部股权转让给了王志勇和乐方进，傅华义和傅国潮父子在第三人义成公司已经没有任何法定权益，且在2014年3月6日傅华义、傅国潮父子二人，因向“中亿佰联公司”融资借款850万元，到期未履行，是王志勇借款848万元给其还清了欠款，虽然法院未判决傅华义承担偿还责任，但是可以说明王志勇帮傅华义和傅国潮还清了848万元欠款。如傅华义认为王志勇没有履支付行股权转让款，应当另案主张，与本案无关。
危国辉质证认为，这两份判决书只能说明傅华义、傅国潮欠王志勇的款项，印证了2014年11月10日王志勇在债务协议书签字，认可以地下室抵偿欠危国辉等人的借款。王志勇的另外一个证明目的是不能成立的，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60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王志勇、乐方进有义务向傅华义、傅国潮支付股权转让金，如王志勇、乐方进认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金应提交相应证据。如无法提交证据则应推定这600万元为股权转让金。
傅华义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傅华义、傅国潮与第三人义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的法律权益，从其他证据当中可以显现出来。在双方签订的挂靠开发协议当中，明确了傅华义、傅国潮存在怎样的法律关系。而傅华义、傅国潮与王志勇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据上诉人傅华义所述该848万元，借款凭条是由王志勇欺骗傅国潮签订的。而这848万元也是股权转让款当中老虎岗地块的其中一笔款项。
义成置业公司二审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
第一组证据：东土国用（2012）第A58号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述土地使用权证书原件因办理抵押登记交给了国土资源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证明目的：证明第三人义成公司，是涉案的整个“天亿商业广场”的土地使用权人、用地单位和建设单位，整个“天亿商业广场”法律权利和义务归第三人义成公司享有和承担。
第二组证据：2011年5月18日第三人义成公司公司章程、2011年5月19日股东会决议、2011年5月19日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2011年5月19日义成公司工程章程修正案、2013年9月2日股东会决议、2013年9月2日义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4年1月16日股东会决议、2014年1月16日义成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目的：证明在2014年1月16日，第三人义成公司全体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将傅华义持有的公司71%的股权转让给王志勇、傅国潮将持有的公司28%的股权转让给王志勇，将傅国潮持有的公司1%的股权转让给了乐方进，同日作出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危国辉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王志勇所提供的证件证据，仅仅只能说明天亿商业广场登记在义成公司名下，天亿商业广场的权属根据挂靠协议是归傅华义、傅国潮所有。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王志勇提交的证据遗漏了王志勇、乐方进与傅华义、傅国潮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书。
傅华义质证认为，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些证据需要确定一个前提，天亿商业广场是由傅华义、傅国潮挂靠在第三人义成公司名下开发。土地使用权人、用地单位和建设单位位均标注为江西义成置业有限公司，这些仅仅只是表面上看到的。而义成公司与王志勇与上诉人傅华义、案外人傅国潮所签订的挂靠开发协议上面对于天亿商业广场项目的相关土地开发权利润归属进行了相关约定。虽然在2013年1月16日时对义成公司股权进行了相应变更，但股权转让仅仅是针对老虎岗地块，而并非涉及到本案的天亿商业广场项目，正是基于这个前提，上诉人傅华义与义成公司及王志勇之间在2014年才签署了挂靠协议，明确了相关的股权转让事宜。
对上诉人危国辉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真实性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的事实，但不足以证实本案600万元款项的性质。
对被上诉人王志勇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实傅华义和傅国潮欠王志勇848万元，但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的关联性。
对原审第三人义成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实案涉的天亿商业广场项目土地使用权人、用地单位和建设单位位等均标注为义成公司，对外天亿商业广场项目的债权债务应由义成公司享有承担。
上诉人危国辉、傅华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关于义成公司与王志勇签订《房屋购买合同》、办理交接及600万元款项系购房款，不予认可。被上诉人王志勇、义成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义成公司（甲方）与傅华义、付国潮（乙方）于2014年3月6日签订了《挂靠开发协议》，约定傅华义、付国潮自愿挂靠义成公司资质范围内进行开发经营，项目地点东乡县新体育馆对面东抚路以东。主要内容为：1、乙方挂靠甲方开发其土地，只向甲方缴纳挂靠费，及挂靠甲方的开发资质。乙方自立账户，财务独立支配核算。2、甲方没有支配、买卖土地和房地产的权利。该项目一切正常利润归乙方所有，不受干涉。3、该项目开发经营期间的借贷等其他一切债权债务、费用及税金与甲方无关，由乙方全额承担。如有纠纷、乙方承诺以其个人一切资产作为抵押偿还，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开发建设中质量问题和事故的发生乙方负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交房期间的质量问题，与业主间的反租赁事宜，相关一切债权债务乙方负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乙方实施的该项目，其任何相关合同、保险、税务、财务、银行、统计等事项由乙方自主办理。
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是否已经出售给了王志勇，王志勇要求撤销执行裁定并确权的诉请能否成立。
关于王志勇主张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已经出售给他的诉请能否成立。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经审查，并结合对本案有关事实的分析认定，不能确信王志勇主张的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故对王志勇的主张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已经出售给他的诉请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涉案的《房屋购买合同》是份孤证且疑点很多，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王志勇提交的《房屋交接单》二审庭审证实，是王志勇与义成公司法人乐方进办理的，义成公司股权变更后，王志勇99%乐方进1%，故该交接行为实质是自己与自己交接，《房屋交接单》缺乏相应的证明力。2、2014年1月17日王志勇转给傅华义的600万元款项，各方当事人均无法证明该款项的性质，即该600万元因何事项而发生的支付。上诉人主张系股权转让款，而且是针对老虎岗地块，而并非涉及到本案的天亿商业广场项目。但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双方何时单独针对老虎岗地块股权签订过协议，价格是多少何时支付等。王志勇与傅华义之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王志勇、义成公司主张系购买地下室的款项，但银行转账汇款单据上此笔汇款的用途无备注说明,仅只有其自身陈述，不具有唯一性。3、上诉人对《房屋购买合同》签订时间提出鉴定，因该时间点与诉讼时间相隔很近、现有技术不成熟、技术条件限制等原因，未能鉴定。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分析可以认定，傅华义在合同、欠条等文件中的签署习惯均是本人签名，不是盖私章，《房屋交接单》上出现傅华义私章不符合交易习惯，王志勇2014年1月16日变更公司股权后取得公司实际控制权，存在合同倒签时间的可能性。故上诉人对《房屋购买合同》及《房屋交接单》完全予以否认，提出的抗辩理由有一定的合理性。4、2014年3月6日义成公司与傅华义、付国潮签订的《挂靠开发协议》明确，义成公司没有支配、买卖土地和房地产的权利。该项目一切正常利润归傅华义、付国潮所有，不受干涉。2014年10月11日包括债权人王志勇、危国辉等11人与债务人傅华义、付国潮签订的《债务协议书》明确约定：债权人同意傅华义将“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等资产抵给包括被上诉人王志勇在内的债权人，抵债资产在四个月内处置完毕。以上两份证据均有王志勇本人签名且时间均在《房屋购买合同》之后，从另一侧面否认王志勇在此之前已购买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的说法。5、2016年11月16日东乡县房管局出具的证明，明确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不属于人防地下工程，未在预售许可范围，不能办理产权分割登记手续，且地下室评估价仅318万元，王志勇主张支付600万元购房款也明显偏高，有悖常理。
关于王志勇主张停止执行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本院认为，王志勇的主张能否成立，取决于其对案涉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前文已述，王志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已经出售给了他，即不能证明王志勇对于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享有实体权利。因此，王志勇以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已出售给他、该房产归其所有为由，主张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0执异字第12号执行裁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认定《房屋购买合同》有效并判决天亿广场地下室归王志勇所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王志勇主张撤销一审法院执行裁定、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确认天亿商业广场地下室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0民初10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志勇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600元，共计161400元，由王志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相红
审判员 肖玉华
审判员 邱爱珍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俊杰
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