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民终15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市贾汪区恒达废旧物资回收经营部，住所地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大吴街道办事处解台村。
法定代表人：辛才启，该经营部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诗伟，北京乾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升，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大吴支行，住所地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大吴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刘伯奎，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开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安文，江苏京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贾汪支行，住所地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前委路1号。
负责人：孟光，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开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安文，江苏京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范金光，男，汉族，1964年1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仁才（系范金光之父），男，汉族，1937年12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上诉人徐州市贾汪区恒达废旧物资回收经营部（以下简称恒达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大吴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大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贾汪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贾汪支行），原审第三人范金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3民初第0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达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东升，被上诉人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开俊、陈安文，原审第三人范金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仁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达经营部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恒达经营部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未尽基本管理责任和注意义务，存在严重过错。1、原审法院（2013）徐刑二终字第59号刑事裁定书、范金光及多位证人讯问笔录表明，自2008年7月10日起，范金光担任农行大吴支行副行长，负责拉存款、办卡、承兑汇票等业务，票据贴现的出发点是“为了留住农行大吴支行的客户”。农行大吴支行作为仅十个人左右的小规模支行，从2009年下半年到2011年10月工作期间、在办公场所，范金光大量接收多个单位的汇票，办理贴现业务，总金额高达2亿元，案发时未兑付金额达2376万元，农行大吴支行不可能不知情。2、2008年至2009年，李某甲任农行大吴支行内部主任，后转到农行贾汪支行下属农行任职，自2008年起，范金光给李某甲贴现汇票达3亿元。对长期发生在下级银行的票据贴现行为，农行贾汪支行难辞其咎。3、范金光在办理汇票贴现业务过程中，时任农行大吴支行负责人郑某及柜员孙某、张某等，参与、协助或放任农行工作场所内长期大量贴现行为，更未采取制止措施。农行大吴支行疏于对员工法制教育，员工随意违规操作。原审判决认定范金光个人犯罪行为不属于银行正常业务范围，农行大吴支行对其无法进行正常的监督和管理不当。4、农行大吴支行印章管理混乱，如犯罪分子在汇票贴现客户回单上加盖银行印章，称目的是增加可信度，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5、范金光案发以后的2015年1月14日，农行大吴支行仍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管理混乱。农行大吴支行贴现业务资质被收回未进行公告，致使范金光继续以银行名义办理贴现业务。二、农行大吴支行对范金光的犯罪行为知而不管，为范金光的犯罪行为提供空间和土壤，农行大吴支行的过错与恒达经营部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不能以刑事裁定书中“办理的贴现均不是单位工作安排，属其个人行为”作为农行大吴支行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依据。范金光的职务、职责、行为时间地点及农行大吴支行其他职员参与、协助等因素，致使恒达经营部相信是在与农行大吴支行而非范金光个人进行票据贴现业务。2、范金光“已向送票人做过说明，是私人贴现”的陈述缺乏证据佐证，且范金光与农行大吴支行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原审判决采信范金光代理人“不认可其接收汇票系代表单位，认可是其个人行为”的说法，没有根据。4、原审判决认为本案贴现交易与银行正常贴现业务流程不一致、恒达经营部不能提交与银行签订的贴现合同不合情理。范金光作为副行长没有提供并要求恒达经营部签订贴现合同，恒达经营部有理由相信贴现流程符合规定，恒达经营部按照农行大吴支行副行长的要求办理贴现，并无过错。综上，请求支持恒达经营部的上诉请求。
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二审共同辩称：1、恒达经营部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即使恒达经营部曾持有案涉票据，仍不是票据权利人。2、恒达经营部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恒达经营部找个人违法贴现买卖票据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基于违法行为不能产生合法的预期后果，其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3、恒达经营部报案后采取的止损措施是到银行挂失止付，并未要求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给付贴现款项，从李某乙所代表的恒达经营部或者徐州恒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和范金光、李某甲汇票交易活动过程看，明显不是与农行大吴支行发生票据贴现关系，更不存在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对其侵权。4、李某甲非法开展票据贴现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犯罪，而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无法提前得知犯罪行为的存在，也无法定的监管或监督责任，即使李某乙向范金光提供票据的场所在农行大吴支行，也不能因此认为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存在过错。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范金光二审述称：范金光与恒达经营部没有任何关系，范金光不知道恒达经营部。范金光帮助个人或单位找私人贴现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其接受的汇票都有登记，具体情况在刑事案件案卷中都可以查证。
恒达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连带赔偿恒达经营部商业承兑汇票损失6119800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1145970.59元（暂从最后一张汇票到期日2012年3月21日起计算到起诉之日2015年1月10日），最终要求计算至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实际支付赔偿款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诉争金额合计92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分别为：票面金额10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9月21日，出票行连云港东方农村合作银行，票号为XXXX，汇票到期日2012年3月21日，出票人连云港坦进贸易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5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8月4日，出票行长安银行宝鸡分行，票号为XXXX，汇票到期日2012年2月4日，出票人陕西某公司。
票面金额5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7月20日，出票行徽商银行淮南分行清算中心，票号为XXXX，汇票到期日2012年1月20日，出票人淮南某公司。
票面金额75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8月10日，出票行贵阳市南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票号为XXXX，汇票到期日2012年2月10日，出票人贵阳某公司。
票面金额15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7月20日，出票行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开支行，票号为XXXX，汇票到期日2012年1月20日，出票人天津某公司。
票面金额20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7月21日，出票行铜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票号为XXXX，汇票到期日2012年1月20日，出票人江苏某公司。
票面金额300万元，出票日期2011年8月30日，出票行交通银行徐州分行营业部，票号为XXXX，汇票到期日2012年2月29日，出票人徐州某公司。
恒通公司均在上述承兑汇票上背书，恒达经营部均未在上述承兑汇票上背书。恒达经营部主张上述承兑汇票均从恒通公司取得，并提供其与恒通公司之间签订的供货协议，恒通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过磅单、证明等证据，用以证明其系合法取得上述承兑汇票。上述供货协议除货物数量、单价、合同有效期等内容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相同。增值税发票、过磅单的日期自2008年至2009年6月期间，金额不足200万元。针对上述承兑汇票出具的七份证明，载明均由恒通公司背书转让给恒达经营部，证明载明的日期分别为2011年10月17日（两份）、2011年10月19日、2011年11月17日、2011年12月1日、2011年12月4日、2011年12月14日；其中2011年10月19日、2011年12月14日的证明中未载明背书转让给恒达经营部的日期；2011年12月4日证明中载明出票人为贵阳祥玺商贸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于2011年9月27日背书转让给恒达经营部；其余证明中均载明背书转让日期为2011年9月28日。
原审法院另查明：李某乙，又名李某，与梁某系夫妻关系。2011年10月16日，梁某到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报案称，李某乙弟通过农行大吴支行副行长范金光贴现承兑汇票927万元，听说范金光携款跑了。其本人系恒通公司生产经理，李某乙是该公司财务科长，李某乙打电话让其报案。恒通公司将日常业务过程中收到的金额为927万元的承兑汇票于2011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分多次交给范金光贴现。其中包括本案诉争的925万元承兑汇票。
2011年10月18日，恒通公司针对票号为XXXX，出票人徐州某公司的承兑汇票向出票行交通银行徐州分行申请挂失止付，挂失理由为“因保管不慎丢失”，李某乙在“挂失止付人联系地址”处签名。
2011年10月20日，李某乙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讯问时，陈述其是恒达经营部的会计，同时代理恒通公司的会计业务，2011年10月16日梁某报案时提交的8张承兑汇票中只有金额为2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恒通公司的，其余7张计925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恒达经营部的。
2011年11月5日，李某乙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讯问时，陈述2011年9月26日和9月28日到农行大吴支行给范金光送承兑汇票，10月11日梁某给范金光送了两张承兑汇票，一张100万元、另一张2万元（与上述2万元承兑汇票一致）。
2013年2月25日，李某乙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讯问时，陈述从2008年开始交给范金光承兑汇票进行贴现，金额总共约有1亿元，除本案诉争的925万元及上述2万元承兑汇票贴现款没有支付，其余贴现款均已支付。李某甲持有的银行卡自2010年至2011年10月份向李某乙卡号为62×××10的农行卡转款合计92627663.36元，该款项是承兑汇票贴现款。
2011年10月17日、10月18日，范金光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讯问时，均供述恒通公司会计李X（李某乙）交给其8张承兑汇票，尚有927万元未付。
2011年11月30日，李某甲在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对其讯问时，供述李某乙和梁某是夫妻关系，是恒通公司的会计，李某乙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经范金光给其承兑汇票，共有大约1亿元的承兑汇票，现在大约有900多万元的贴现款未付。
原审法院再查明：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3日作出（2013）贾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认定2008年至2011年10月份期间，李某甲为偿还欠款、支付高息，在没有贴现许可和真实贸易的情况下，采用高价买入承兑汇票再低价变现的手段非法为他人进行票据贴现达数亿元，并以此手段骗取他人的承兑汇票面额共计9925万余元，无法偿还。自2009年，范金光明知李某甲没有贴现许可和真实贸易，经与李某甲事先商量，先后多次从他人手中收取承兑汇票后交给李荣夫，由李某甲非法兑付。范金光参与帮助李某甲为他人非法兑付承兑汇票造成多家单位和个人金额共计2324万余元的承兑汇票无法兑付。其中包括为李某乙、梁某兑付银行承兑汇票，其中已兑付承兑汇票金额共计9262.766336万元，未兑付承兑汇票金额共计927万元。判决范金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后范金光不服提起上诉，原审法院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2013）徐刑二终字第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2月1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徐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判决李某甲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李某甲犯罪所得予以没收；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依法予以追缴和处理，发还被害人；其余涉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
恒达经营部因认为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应向其履行承兑汇票贴现义务，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审法院审查后，于2014年8月29日作出（2014）徐民诉初字第0002号民事裁定，认为恒达经营部作为李某甲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可以通过司法机关依法追缴李某甲的非法所得或者责令李某甲退赔挽回其财产损失，恒达经营部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裁定驳回恒达经营部的起诉。恒达经营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认为恒达经营部以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为被告，要求连带承担支付承兑汇票贴现款的诉讼请求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苏民诉终字第00012号民事裁定，裁定原审法院立案受理。原审法院受理后，经审查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2015）徐商初字第00044号民事裁定，驳回恒达经营部的起诉。恒达经营部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4月11日作出（2016）苏民终34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5）徐商初字第00044号民事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
2015年8月28日，贾汪区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发布关于对李荣夫案件进行资产兑付的公示，拟对李某甲诈骗案件中被司法机关所查封、扣押、追缴的资产情况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即开展兑付工作。一、该案资产为52356425.36元。分别为：1、股票变现51095514.53元，2、追回商铺定金450000元，3、扣押现金53900元，4、扣划银行卡79010.83元，5、拍卖小汽车一辆得款40000元，6、收到承兑汇票调解资金638000元。二、兑付程序。1、兑付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兑付总资产52356425.36元的80%即41885140.29元；其余20%为第二批兑付。2、兑付比例，根据第一次兑付资金和受害人损失数额，计算出第一次兑付比例为68.6771%。3、兑付时间，第一次兑付在公示结束后开展；第二次兑付在第一次兑付结束后的三个月内，相关人员无异议再开展兑付。三、公示时间为2015年8月28日至2015年9月3日。恒达经营部自认通过追赃程序收回兑付款313.02万元。
以上事实，有恒达经营部提供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供货协议、增值税发票、过磅单、证明、挂失止付通知书、公安机关讯问笔录、（2012）徐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2013）贾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2013）徐刑二终字第59号刑事裁定书、（2014）徐民诉初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2014）苏民诉终字第00012号民事裁定书、（2015）徐商初字第00044号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终345号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1、恒达经营部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恒达经营部基于侵权行为要求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连带赔偿其票据贴现损失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请求，能否成立。
原审法院认为：一、恒达经营部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本案中，恒达经营部以实施犯罪的行为人范金光系农行大吴支行的工作人员，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存在严重监管失职和过错为由，要求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对犯罪行为人范金光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提起本案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规定的起诉条件，其作为原告主体适格。
二、因恒达经营部在本案中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其首先应证明其系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的合法所有权人；其次，应举证证明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对其实施了侵权行为、且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后，判断其要求赔偿损失及利息的请求能否成立。
首先，关于恒达经营部是否为案涉票据的合法所有权人问题。因恒达经营部的名称并未在承兑汇票及粘单中记载，故不能仅依据案涉票据来确认所有权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恒通公司在承兑汇票上背书，尽管恒达经营部没有在承兑汇票上签章记载，但恒通公司在诉讼期间已出具证明，证实案涉汇票均由恒通公司转让给恒达经营部。恒通公司针对7张承兑汇票在两个月分六次出具证明，时间跨度较大，亦有不合常理之处，但是恒通公司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又出具情况说明，对于已将承兑汇票转让给恒达经营部的事实予以确认。此外，梁某虽然在报案及公安机关讯问时的陈述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李某乙在公安机关对其讯问时关于其是恒达经营部的会计，同时代理恒通公司的会计业务，2011年10月16日梁某报案时提交的8张承兑汇票中只有金额为2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恒通公司的，其余7张计925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恒达经营部的陈述，与范金光犯非法经营罪的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李某乙、梁某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中未兑付的金额927万元包含案涉的925万元承兑汇票的事实并不矛盾。故，在上一手票据所有人恒通公司对于案涉票据已转让给恒达经营部的事实不持异议且不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恒达经营部系本案诉争925万元承兑汇票的合法所有权人。
其次，范金光被捕前曾为农行大吴支行的副行长，恒达经营部提交录像等证据虽能证明曾将部分承兑汇票交给范金光，但是其不能提交与银行签订的贴现合同；从双方间汇票贴现交易的情况来看，无论是票据的交付，还是票据款项的兑付，均是私下交付和个人银行卡之间转账，与银行正常办理贴现业务流程不一致。原审庭审中范金光并不认可其接收承兑汇票的行为系代表单位，认可是其个人行为。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范金光收取承兑汇票的行为系代表银行的职务行为。
再次，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范金光、李某甲与报案人之间非法买卖交易承兑汇票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且范金光在讯问笔录中陈述已向送票人做过说明，是私人贴现，恒达经营部仍委托范金光进行私下贴现，其本身存在过错。刑事判决亦明确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依法予以追缴和处理，发还被害人；其余涉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恒达经营部已通过追赃程序获得兑付款313.02万元。范金光收取案涉承兑汇票实施的是个人犯罪行为，不属于银行正常业务范围，农行大吴支行对其行为无法进行正常的监督和管理。故，恒达经营部关于农行大吴支行的数个工作人员参与、配合范金光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恒达经营部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对其实施了侵权行为，其要求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赔偿其损失和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恒达经营部已通过刑事追赃程序挽回300余万元的损失，其可以继续通过司法机关依法追缴李某甲的非法所得或者责令李某甲退赔挽回其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恒达经营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750元，由恒达经营部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恒达经营部与农行大吴支行之间是否存在票据贴现关系；2、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的行为与恒达经营部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存在，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对恒达经营部的损失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一、恒达经营部与农行大吴支行之间不存在票据贴现关系。理由是：1、生效刑事判决已认定系范金光个人多次从他人手中收取承兑汇票，并交予李某甲非法兑付，其中包括本案所涉恒达经营部所诉汇票，并认定范金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了刑罚。故范金光自李某乙处收取恒达经营部所诉本案票据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2、恒达经营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范金光系代表农行大吴支行收取票据并予以贴现。第一，恒达经营部从未与农行大吴支行签订承兑汇票贴现合同，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范金光系以农行大吴支行名义与恒达经营部建立票据贴现关系，农行大吴支行对恒达经营部的此项主张亦不认可。第二，恒达经营部会计李某乙将承兑汇票交给范金光个人，收回的款项亦是从李某甲个人银行卡打入李某乙个人银行卡，农行大吴支行从未向恒达经营部或李某乙支付过所谓票据贴现款，恒达经营部主张农行大吴支行负责人郑某及其他工作人员参与、协助范金光办理票据贴现业务，亦缺乏证据证明。第三、恒达经营部与范金光之间从事类似交易长达3年左右，金额近亿元，李招弟作为恒达经营部的会计，理应知晓票据流通结算业务流程，但却长期与范金光等进行票据交易，应当明知其交易对象、交易行为的性质，明显存在过错，故范金光与恒达经营部之间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
二、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的行为与恒达经营部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不应对恒达经营部的损失承担责任。如前所述，恒达经营部所诉票据是交给范金光个人进行贴现，在范金光的行为既非职务行为、恒达经营部也没有理由相信范金光收取票据的行为系代表所在银行的情况下，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内部管理是否存在问题，与恒达经营部主张的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恒达经营部关于农行大吴支行、农行贾汪支行存在侵权行为，应赔偿其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恒达经营部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84750元，由徐州市贾汪区恒达废旧物资回收经营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方
审判员 段晓娟
审判员 陈志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庆姝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