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60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科苑路399号11号楼。
负责人：顾颖弘，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颖，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木利丽，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建国，男，1957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袆琳（系被上诉人周建国女儿），住上海市长宁区。
上诉人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杜邦上海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建国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邦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颖与被上诉人周建国及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袆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杜邦上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判决：1、其公司不支付被上诉人周建国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十三薪3,727.50元；2、周建国返还其公司多支付的2016年3月工资7,540.69元。其公司的主要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十三薪是在24万元协商解除金之外，依据之一是周建国提供的其与公司人事的“录音”，但该“录音”的真实性，我方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周建国未出示该“录音”的原始载体，该“录音”来源不明。即便该“录音”真实，仅凭该录音的内容也可明显看出录音并不完整，周建国只截取其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2、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十三薪是在24万元协商解除金之外，另一依据是2016年4月的工资清单，该工资清单中明确写明2016年3月多发的工资亦是在24万元之外要扣除的，其公司已提供诸多证据证明周建国应当返还2016年3月多发的工资及计算依据；3、双方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中已明确24万元是一次性了结的费用，且周建国曾在另案仲裁庭审以及本案一审庭审中均自认24万元协商解除金是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利义务的一次性了结。既然双方对于十三薪、2016年3月的工资均持有异议，退一步也应按照双方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来判定，在其公司已经支付24万元的情况下，双方权利义务理应结清。
被上诉人周建国则不接受上诉人杜邦上海公司的上诉主张，表示原判无误，应予维持。
周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杜邦上海公司支付其2016年1月至3月十三薪3,727.50元。
杜邦上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周建国返还其公司多支付的2016年3月工资7,540.6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建国于2012年10月29日进入杜邦上海公司工作。2014年7月2日，杜邦上海公司解除了与周建国的劳动关系。后周建国对此不服，曾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案号为：浦劳人仲（2014）办字第7726号]，要求裁决杜邦上海公司与其恢复劳动关系并裁令该公司支付其2014年第十三薪及年终奖奖金等。该仲裁委员会裁决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恢复劳动关系等。后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该争议经过法院一、二审诉讼，仍判决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恢复劳动关系。2015年9月底、10月初，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实际履行上述生效判决恢复了劳动关系。周建国至杜邦上海公司上班一段时间后于2015年10月21日开始向杜邦上海公司请休病假。2016年3月21日，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内容如下：“经公司提出，公司（即杜邦上海公司）与雇员（即周建国）同意协商提前解除雇员与公司劳动关系，经协商双方现达成一致意见如下：一、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6年3月21日；二、公司一次性支付雇员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整（RMB240,000）的款项作为协议解除金，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良好及充分对价，上述协议解除金包含应当由雇员自行缴纳或应由杜邦代雇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同时，上述协议解除金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一次性了结，不存在其他争议；……四、在雇员妥善完成离职手续的前提下，杜邦将不迟于2016年4月30日将前述款项直接划入雇员事先书面制定的银行账户；……”。2016年4月25日，周建国银行账户收到杜邦上海公司转入的一笔名目为“工资”的款项204,943.71元。2016年4月26日，杜邦上海公司人事向周建国发送主题为“周建国4月工资”的电子邮件，其内载明周建国2016年4月工资构成明细为：最后工作日2016年3月21日，基本工资-5,484.14元、病事假扣款-2,056.55元、双薪支付3,727.50元、工资及调整240,000元、税调整-1,027.10元、其他税后调整-30,216元，工资税后收入204,943.71元。2016年8月1日，周建国向杜邦上海公司人事发送主题为“关于电脑押金等问题”的电子邮件，表示2016年1-3月的13薪3,727.50元，未随2016年3月的工资支付等。后杜邦上海公司人事在2016年8月8日的回复邮件中称，周建国2016年1-3月13薪3,727.50元，已于2016年4月支付等。
一审法院另认定，2016年5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了周建国的仲裁申请[案号为：浦劳人仲（2016）办字第4138号],周建国仲裁要求杜邦上海公司支付其：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5,056.29元；2.按照0.34元/天的标准支付2016年4月25日至杜邦上海公司返还差额之日止的利息。在该案审理中，杜邦上海公司称其曾于2014年7月解除周建国劳动关系时支付过周建国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0,216元，故其在按2016年3月21日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支付周建国协议解除金240,000元中抵扣了30,216元，故不存在经济补偿金差额。对此，周建国表示，其确曾收到过杜邦上海公司支付的钱款30,216元，但该30,216元的构成为2014年十三薪、年终奖及其他福利，并非杜邦上海公司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且杜邦上海公司从未告知周建国该30,216元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亦未要求周建国返还。2016年7月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以杜邦上海公司应按“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约定的协议解除金240,000元履行为由，在扣除杜邦上海公司已支付的204,943.71元及杜邦上海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1,027.10元后，裁令杜邦上海公司还应支付周建国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4,029.19元，对周建国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后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对此裁决均未提起诉讼。2016年7月25日，周建国收到杜邦上海公司转账支付的上述裁决所确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4,029.19元。
一审法院还认定，2016年9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又立案受理了周建国要求杜邦上海公司支付2016年1月至3月十三薪3,727.50元的仲裁申请。2016年9月29日，杜邦上海公司亦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周建国返还多支付的2016年3月工资7,540.69元。后上述仲裁委员会将双方的请求并案处理，并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裁决，对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对此均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审理中，周建国还提供2016年3月21日其及其女儿与杜邦上海公司人事的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以证明杜邦上海公司人事当天在与周建国协商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时曾表示协议解除金240,000元不包括2016年度十三薪。经质证，杜邦上海公司确认，周建国提供的谈话录音中与周建国交谈的是杜邦上海公司人事的声音，并确认谈话录音与文字整理材料内容的一致性，但由于谈话时间较久，杜邦上海公司人事已无法记清当时的谈话内容，且该录音内容并不完整。由于杜邦上海公司确认周建国提交的上述谈话录音系其人事与周建国的谈话录音，虽然杜邦上海公司称该谈话内容并不完整，但其并未提供周建国与其人事的“完整谈话录音”以反证该谈话内容不应按字面意义进行理解，故一审法院对周建国上述录音证据予以确认，并对谈话内容按字面意义正常进行理解。在该谈话内容中，杜邦上海公司人事称：“双薪结算，在这个月，噢，不是这个月，这个月来不及了，是在下一个月应该会结算的。……（双薪）不再写在（协议）里面，……”。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虽约定杜邦上海公司支付周建国协议解除金240,000元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一次性了结，不存在其他争议，但从杜邦上海公司人事2016年4月26日、8月8日发送给周建国的电子邮件以及杜邦上海公司人事与周建国2016年3月21日的谈话录音中，均可明确，对于周建国当时所主张的2016年1-3月的十三薪3,727.50元，杜邦上海公司均确认是不包含在上述协议解除金240,000元之内的，且杜邦上海公司在周建国2016年4月的工资清单中的应支付款项中也明确列明在240,000元之外还应支付上述十三薪。由此，对于周建国所主张的其与杜邦上海公司协商解除时关于其2016年1-3月的十三薪3,727.50元并不包含在协议解除金240,000元之内的意见，可予采信。同时，由于在周建国此后仲裁要求杜邦上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差额的裁决中，仲裁裁决并未将上述十三薪计算在经济补偿金差额中，故周建国现要求杜邦上海公司支付2016年1月至3月十三薪差额人民币3,727.50元的诉请，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而对于杜邦上海公司要求周建国返还2016年3月份多支付工资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杜邦上海公司在2016年3月21日与周建国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中并未提及其多发放了周建国2016年3月份病假工资等并应在双方约定的协议解除金240,000元中进行扣除处理，杜邦上海公司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周建国曾确认在该协议解除金之外还存在多发周建国2016年3月份工资，并同意予以扣除的事实。据此，因周建国、杜邦上海公司所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中约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的一次性了结，且杜邦上海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在此之外对于2016年3月份工资还存在其他约定，故杜邦上海公司要求周建国返还多支付的2016年3月份工资7,540.69元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杜邦上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建国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十三薪3,727.50元；（二）驳回杜邦上海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庭审中，本院询问上诉人周建国：从2016年4月工资构成明细载明来看3,727.50元不是已经支付了？周建国表示：从2016年4月工资构成明细载明来看是的。本院又询问周建国：“现在你确认3,727.50元是收到了，对吗？”，周建国回答：“对”。以上事实由庭审光盘所记载的内容加以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十三薪3,727.50元的问题。首先，根据上诉人杜邦上海公司发送的“周建国4月工资”电子邮件显示被上诉人周建国于2016年4月25日收到的204,943.71元钱款具体构成中已明确包涵杜邦上海公司支付的双薪3,727.50元。其次，周建国在收到204,943.71元且明确知晓该款项的具体构成之后，于2016年5月12日申请仲裁认为上述钱款存在差额时亦仅要求杜邦上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差额，该行为也印证了周建国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关于已收到双薪3,727.50元的陈述。综上，在杜邦上海公司已向周建国支付了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十三薪3,727.50元的情况下，周建国再要求杜邦上海公司支付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十三薪3,727.50元，本院实难支持并对原审法院之判决予以改判。
关于返还2016年3月工资7,540.69元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杜邦上海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建国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明确240,000元协议解除金为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一次了结，杜邦上海公司在一、二审中均未举证证明，在该协议之外，双方对于2016年3月工资另有约定或者周建国同意扣除2016年3月工资的事实，故杜邦上海公司要求周建国返还2016年3月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杜邦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
三、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无需支付周建国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十三薪3,727.5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被上诉人周建国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鸿
代理审判员 王 骥
审 判 员 孙少君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胡 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