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二法虎民一初字第271号
原告：陶学文，男，汉族，1973年6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淮阳县。系东莞市虎门篁城沐足阁的投资人。
委托代理人：张良飞，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东林，男，汉族，1982年12月18日出生，住湖北省大悟县。
委托代理人：李元祥，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秋剑，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付林，男，汉族，1986年8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
委托代理人：吴惠琳，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觉非，男，汉族，1985年4月19日出生，住湖北省大悟县。
原告陶学文诉被告余觉非、阳东林和付林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雪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艳琴、邓剑军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判，于2014年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学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良飞，被告阳东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元祥、肖秋剑，被告付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惠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学文诉称：被告阳东林于2011年4月1日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原告位于东莞市虎门镇太沙路＊号二层部分和三楼全层的篁城沐足阁，约定承包期限为3年6个月，至2014年9月30日止；承包期间被告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该场所的经营费用由被告负责，与原告无关，并且每月应向原告缴纳承包金8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依约将该沐足阁交给被告承包（租赁）经营，沐足阁两楼层的经营使用权归被告，其经营收益亦归被告所有。被告阳东林租赁经营期间，被告余觉非和付林亦在店内参加了经营管理。2013年12月30日，各被告突然在不告知原告和店内员工的情况下离店，并带走所有现金收入，导致全部员工为讨薪而聚集上访。为安置员工，平息事态，原告在劳动部门要求和见证下，不得已垫付员工11月和12月份的工资共计145412元，垫付员工六个月社保费15735元，并垫付被告拖欠的电费18750元及10、11、12月份税金共11462元。原告经与被告阳东林交涉，阳东林提供被告余觉非和付林及第三人余某某向阳东林出具的《证明》两份，证实其承租后该沐足阁是由付林和余觉非二人实际经营。被告付林和余觉非二人作为实际租赁经营者，理应向原告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员工工资、社保费、电费和税金等全部垫付款项。被告阳东林作为名义承租人及共同经营者，亦应依法对债务负连带责任。为此，原告请求：1.被告余觉非、阳东林、付林共同清偿原告为三被告垫付的款项共计191359元（其中垫付员工工资145412元、员工社保费15735、电费18750元、税金共11462元）及利息（均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计息）；2.三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阳东林辩称：一、被告不是《承包合同》实际相对人，只是委托人余某某的代理人，代为签订合同，代理的结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
原告与本案被告余觉非、付林之间的关系，应属新的合同关系，与被告无关。
（一）本案所涉的《承包合同》，签订于2011年4月1日，合同的实际相对人是余某某，因为余某某担心有人追债，委托被告代为签订合同，被告是余某某的代理人，其代理结果应当由委托人余某某承担，实际履行合同的也是余某某和原告，被告没有任何参与。其实，余某某是承包人，余觉非为余某某工作。这一事实，原告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承包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余某某和原告。
（二）2011年至2012年之间，余某某将投资和100%股权转让给本案被告余觉非、付林，此一转让，为原告、余某某和本案被告余觉非、付林三方商定，被告没有参与，如何约定，被告均不知情，原告与余觉非、付林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新的合同关系，与被告无关。
经营人向原告支付了280000元押金，原告同意抵扣，也是原告代理人王某某电话告知被告的。
《承包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甲乙双方均不得将本合同所述场所，或其中任何独立的经营项目转让给第三方”，原告转让不需要经过被告，只是余某某、原告、余觉非和付林三方协商一致，也说明原告与余觉非、付林之间的关系是新的合同关系，与被告无关。
原告不起诉余某某，也证明被告代签的与余某某之间的合同已经终止或解除。
（三）有如下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
1.原告提交的余某某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是代理人，但余某某提交《证明》时，合同已经终止，已经与余某某无关。
2.原告提交的余觉非、付凌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是余某某的代理人，余觉非和付凌是继余某某后的股东，余某某向余觉非、付凌转让，经陶学文同意，被告未参与转让过程，也没有参与经营。原告不起诉余某某，也证明原告承认与余某某之间的合同已经终止，与余觉非、付凌之间的关系是新的合同关系。
3．在通话记录2中，原告确认合同是签给外人看的，被告是代理人，合同的实际相对人是余某某。后来，实际经营人是余觉非、付凌，原告也表示，一直与余觉非等履行合同，与被告没关系，被告只是初始帮余某某代签了合同。
4.在通话记录7中，原告的管理人，实际是原告的代理人王某某，其明确表示，本来不起诉被告的，是法院认为合同上有被告的名字才起诉的，不起诉被告，就起诉不了余觉非、付凌。
5.原告的经营过程中，从来没有与被告有联系，双方也没有任何经营往来，只是在2013年11月出现了租金支付困难后，才请被告帮忙与实际经营人联系。
6.余某某在2013年11月底出具《证明》给原告，余觉非、付凌在2013年12月1日出具《证明》给原告，原告对被告是余某某的代理人、余某某合同履行终止了、现在的实际经营人是余觉非和付凌，经营责任应当由余觉非、付凌承担，与被告无关，这一系列事实是确认的，且以上两份《证明》提交原告并确认与被告无关后，原告与余觉非、付凌之间的合同还一直履行至2013年12月底。
二、原告主张无因管理，诉求无因管理之债与法律规定相违背。案涉沐足阁是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支付员工工资、社保费、水电费、税金是原告本身固有的义务，不存在为他人垫付。原告与余觉非、付凌的关系，性质应为投资人委托或聘用他人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
综上，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实际的租赁经营关系，也没有委托管理的关系，当然就不存在无因管理的关系。
被告付林辩称：一、《民事诉状》所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1.原告所述“被告…付林亦在店参加了经营管理”，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被告并不清楚篁城沐足阁的相关经营管理事宜，更别说参加经营管理。2.原告所述“证实其承租后该沐足阁是由…和付林二人实际经营”，其中被告余觉非出具的《证明》并未提及被告付林，而付林在《证明》上的签字只是对余觉非签署《证明》事件知情进行确认。证明人余某某出具的《证明》所述“将股份、经营权转让给了付林”是子虚乌有的。二、《民事诉状》请求事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鉴于被告与篁城沐足阁的投资、经营、管理毫无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觉非无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经审理查明：东莞市虎门镇篁城沐足阁是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陶学文。2011年4月1日，陶学文作为发包方，阳东林作为承包方，共同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约定由陶学文将其位于东莞市虎门镇沙太路125号皇城大厦二楼部分、3层的篁城沐足阁发包给阳东林经营，承包期限从2011年4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租金每月80000元，并约定阳东林承包后，由阳东林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等等。陶学文主张篁城沐足阁的经营者除了阳东林之外，还有余觉非和付林，因三人拖欠员工工资，导致工人上访，陶学文为平息事件，为三被告垫付了2013年11月、12月的工资共145412元、员工社保费15735元、电费18750元、税金11462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陶学文提交了《员工工资表》、《社会保险费催缴通知书》、《银行存折明细》、《收款收据》、《税收完税证明》、《地方税务局电子缴费凭证》、《收款收据》、《证明》为证，并申请了五个皇城沐足阁的员工出庭作证。其中，《员工工资表》显示2013年11月和12月皇城楼面员工及技师工资共145412元。《社会保险费催缴通知书》显示东莞市地方税务局虎门税务分局于2013年10月18日向东莞市虎门篁城沐足阁追缴截至2013年10月15日的社会保险费473.85元、于2013年12月20日向东莞市虎门篁城沐足阁追缴截至2013年12月12日的社会保险费共10099.61元。《银行存折明细》、《收款收据》、《税收完税证明》、《地方税务局电子缴费凭证》显示陶学文通过王晓青的账户于2014年1月6日向东莞市地方税务局虎门税务分局缴纳了东莞市虎门篁城沐足阁员工的社会保险费共15738.23元、营业税等税金共11464.14元。《收款收据》显示皇城大厦物业管理处收取了篁城沐足阁2013年11月和12月的电费共27012元。《证明》共两份，其中一份《证明》有余觉非和付林签名，主要内容是：“篁城沐足阁从2011年开始就由余觉非入股经营，余觉非是继原承租、承包经营人余某某之后的股东和经营人，阳东林在篁城沐足阁没有任何股份和利益，阳东林一直都不是篁城沐足阁的股东和经营者，为应对外界对余觉非、余某某及其他股东的运营进行干扰，在出租方（陶学文、王某某）的同意下，才由阳东林出面与陶学文另签承包合同，出租方自2011年至2013年10月都未曾与阳东林联系过，从2013年11月开始才与阳东林联系，出租方不同意与实际经营人重新签订承包合同，一直骚扰阳东林，并要求阳东林协助双方处理房租问题”，落款的“皇城沐足股东”一栏有余觉非的签名，在余觉非签名的右侧签有“付凌”的名字及身份信息，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另一份《证明》的证明人为余某某，主要内容是：“阳东林是受余某某所托才与陶学文签订涉案的《承包合同》，合同签订不久，余某某将篁城沐足阁的股份、经营权100%转让给余觉非和付凌”。陶学文主张这两份《证明》是阳东林向其提交的。证人徐某某自称是篁城沐足阁的技师，主张篁城沐足阁的老板是余觉非，在2013年11月之前，工资一直由余觉非发放，听余觉非称付林也是篁城沐足阁的投资人，付林在篁城沐足阁没有具体职位，没有管理事务，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其曾见到付林在收银台，但不确定其是否在看账目，能够当庭辨认出付林，也曾在篁城沐足阁见过阳东林一两次，但不知道其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其到篁城沐足阁所为何事。证人符某自称是篁城沐足阁服务员，主张篁城沐足阁的老板是余觉非，未能当庭辨认出阳东林和付林，只是入职时曾听经理提及这两个名字，但没有提及两人的身份。证人杨某某自称是篁城沐足阁的技师，主张篁城沐足阁的老板是余觉非，余觉非曾在会议中介绍付林是老板，不清楚付林在篁城沐足阁有无办公室，称付林为付总，曾见过付林一两次在前台，但不记得当时付林在做什么，付林很少在篁城沐足阁，能当庭辨认出付林，认为庭审中的阳东林有点面熟，但不清楚其姓名，确认曾在篁城沐足阁见过阳东林，但不清楚其到篁城沐足阁所为何事。证人易某某自称是篁城沐足阁的技师，曾听余觉非说与付林一起投资，没见过付林管理篁城沐足阁的事务，付林不是经常到篁城沐足阁，付林也未曾向其发放过工资，未能当庭辨认出阳东林，曾听其他工作人员提过阳东林，但不清楚与篁城沐足阁有何关系。证人程某自称是篁城沐足阁的主管，能当庭辨认出付林，主张余觉非曾向其提及与付林一起经营，其曾在篁城沐足阁见过付林三五次，付林有时在收银台坐一下并看看生意情况，但付林从未发放过工资，余觉非拖欠工资后，员工们也没有去找过付林。
阳东林主张在其与陶学文签订涉案的《承包合同》之前，篁城沐足阁由余某某承包经营，因余某某不方便以自己的名义与陶学文签订合同，故由阳东林代余某某与陶学文签订了涉案的《承包合同》，与陶学文签合同时，已经告知陶学文其只是帮忙签订合同，其没有实际参与经营，也从未分享过任何收益，后余某某将篁城沐足阁转包给余觉非经营，故篁城沐足阁的债务不应由阳东林承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阳东林向本院提交了其与陶学文以及案外人“王某某”的通话录音。其中，在2013年12月28日的通话中，陶学文问阳东林是否联系上余觉非，阳东林表示“很难联系到余觉非，但刚联系上了，得知余觉非告知这么回事，自己就紧急，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半夜赶到这边，如果陶学文一方不过来，阳东林晚点将要离开”。在2013年12月29日的通话中，阳东林说“当时说，我们签一下给外人看的，那就没人来找麻烦，让外人觉得股东不是他这么一回事弄的”，陶学文说“嗯”……阳东林说“我也是代他们签的嘛，实际运营人是他们，你们实际一直也在找他，大家都清楚”，陶学文说“嗯”，阳东林又说“他就是个关键人物”，陶学文说“对呀对呀，你也要追他一下，到时卡到你就不好”…….阳东林又说“是啊，你说本身跟你陶总运营上没有多大的事，跟我也没多大关系，就是王小姐跟他们收租，他自己运营这个事，是不是？”陶学文说“对呀对呀”。阳东林还申请了余某某出庭作证。余某某自称是余觉非的亲生哥哥，是阳东林的老乡，主张付林和余觉非是同学关系，确认2012年8月之前，篁城沐足阁由其承包经营，因自己不方便出面签订合同，故让阳东林代其与陶学文签订，陶学文对此是知情的，承包费、租金都是余某某支付的，2012年8月后将篁城沐足阁转让给余觉非，曾听余觉非说过阳东林没有参与篁城沐足阁的经营以及付林有参与出资，但不确定是否真实，其向阳东林出具的《证明》虽然载明其把篁城沐足阁的经营权100%转让给付林和余觉非，但该内容是根据阳东林反映的情况所书写的。阳东林对余某某的陈述予以确认。
付林确认曾借过款项给余觉非，但其并不是篁城沐足阁的经营者，其在其他公司担任总经理，故余觉非曾向他人介绍其为付总，其在余觉非以篁城沐足阁的股东身份签名的《证明》上签署“付凌”，只是表明自己为证明人，并不是确认自己为篁城沐足阁的股东。阳东林确认付林只是作为证明人签名。
陶学文主张通话录音中的陈述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作出的，阳东林与其签订合同时，余某某告知其阳东林是有股份的，故陶学文在签订合同时就认为承包方为阳东林和余某某，签订合同后，租金一直由余某某交纳，后一直由余觉非交纳，阳东林没有向其交纳过租金，不清楚余某某何时将沐足阁转让给余觉非，是阳东林向其告知余觉非与付林之间的关系后，其才起诉付林和余觉非。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证明》、《员工工资表》、《社会保险费催缴通知书》、《银行存折明细》、《收款收据》、《税收完税证明》、《地方税务局电子缴费凭证》、《收款收据》、《房屋所有权证》、《皇城大厦物业租赁合同》被告阳东林提交的《电话记录、光盘和文字记录》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涉案合同是关于篁城沐足阁的经营权的发包与承包，陶学文允许承包人以篁城沐足阁的名义对外经营，其作为篁城沐足阁的投资者，对外也需要对篁城沐足阁的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其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依据承包合同的约定向承包方进行追偿，故陶学文为承包方垫付款项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关于“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所规定的情形，陶学文要求实际经营者返还款项的依据仍然是双方所建立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故本案应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陶学文主张已垫付的款项：工资145412元、员工社保费15735元、电费18750元、税金11462元，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余觉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对其他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进行抗辩和质证的权利，对陶学文主张其为篁城沐足阁的实际经营者，本院予以采纳。对陶学文诉求其支付代垫的工资145412元、员工社保费15735、电费18750元、税金11462元及利息，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以19135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3月4日起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阳东林、付林是否需要对余觉非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阳东林的责任问题：第一、虽然《承包合同》的签订方为阳东林，但合同签订后，篁城沐足阁实际由余觉非实际管理和经营，即篁城沐足阁的承包人为余觉非的事实已经得以确定，故阳东林并不一定就是承包方。第二、陶学文确认合同签订后，租金开始由余某某支付，后一直由余觉非支付，阳东林并未支付过租金。余觉非和余某某都为阳东林出具《证明》证明阳东林只是代余某某签订合同，并非实际承包人。第三、从陶学文所申请的证人所作的证言来看，这些证人有几个都未能辨认出阳东林，对阳东林的了解甚少，从未听余觉非说过阳东林为实际经营者。第四、从阳东林与陶学文的通话录音内容来看，阳东林多次主张自己只是代签合同，陶学文对其主张回应道“嗯”或“对呀对呀”，可见，陶学文对阳东林主张自己只是代签合同不存异议。综上，对阳东林主张其只是代余某某签订涉案《承包合同》且陶学文对此是知情的，本院予以采纳。阳东林只是合同的代签人，并非实际承包人，陶学文诉求其对余觉非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付林的责任问题：第一、虽然付林在余觉非作为篁城沐足阁股东身份签名的《证明》上签字，但该《证明》的内容只载明余觉非与余某某曾是篁城沐足阁的经营者，并没有提及付林的身份，若付林也是篁城沐足阁的股东，内容理应将其身份列明，故付林在《证明》上签字并不足以认定其就是篁城沐足阁的股东。第二、陶学文确认是从阳东林处了解到付林为篁城沐足阁的实际经营者，但阳东林在庭审中已经明确付林在《证明》上签名只是作为见证人签名，并非以篁城沐足阁股东的身份签名。第三、余某某在庭审中也表示其签名的《证明》是阳东林书写后让其签名的，自己并不肯定付林就是实际经营者。余某某签名的《证明》上所注明的“付凌”与有余觉非签名的《证明》上付林的签名“付凌”一致，即阳东林是根据余觉非签名的《证明》上付林的签名“付凌”而书写了余某某作为证明人的《证明》内容，故余某某作为证明人的《证明》不足以证明付林就是篁城沐足阁的实际经营者。第四、陶学文的五位证人虽然有部分主张付林为篁城沐足阁的经营者，但都是听余觉非个人陈述得知，故这些证人证言只是间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证人表示付林没有参与篁城沐足阁的管理、没有发放过工人工资、很少到篁城沐足阁，在篁城沐足阁也没有办公场所。综上，陶学文主张付林为篁城沐足阁的实际经营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陶学文诉求付林对余觉非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余觉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陶学文支付代垫的工资145412元、员工社保费15735、电费18750元、税金11462元及利息（利息以19135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3月4日起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陶学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余觉非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4128元，由被告余觉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雪敏
人民陪审员 刘艳琴
人民陪审员 邓剑军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丽丽
第11页共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