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再2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成予（曾用名周宇杰、周成宇、周成予），男，1979年5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护联合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3号楼安联大厦907号。
法定代表人：刘士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哲，北京市安理（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晨希，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成予因与被上诉人中护联合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护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再初字第28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成予、被上诉人中护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哲、屈晨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成予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再初字第28231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全部负担。理由：一审法院所作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
中护公司辩称，我公司与王成予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我公司已经全额支付了王成予劳务报酬，王成予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王成予当时提供的名字为“成予”，该姓名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其目的就是想隐瞒犯罪前科。一审法院所作判决是正确的，我公司同意一审判决。
王成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1年4月30日至2011年12月9日期间，我在中护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职务。中护公司与我协商确定月薪为50000元（基本工资40000元+补助10000元）。中护公司一直没有与我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为我缴纳社会保险，没有向我发放工资。2011年12月，因我生病，中护公司单方面提出解除与我的劳动关系，要求我办理工作交接。2011年12月9日，我交接工作后离开。后我向中护公司提出结算工资，中护公司要求我补签一份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约定我的月工资为35000元，我不同意签署。现我诉至法院，要求中护公司：1、支付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12月9日工资257873.56元及经济补偿金64468.39元；2、支付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9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另一倍工资222873.56元及经济补偿金55718.39元；3、支付未提前30日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35
000元；4、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5000元；5、支付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期间休息日的加班工资199
540.23元以及经济补偿金49885.06元；6、补缴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7、支付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因未缴纳医疗保险产生的医疗费损失1137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成予称其于2011年4月30日至2011年12月9日在中护公司工作，并曾使用“成予”作为名字，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王成予就其所述提交了如下证据：
1、签字日期为2011年5月4日，盖有中护公司〔原名称为中护联合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公章的《员工试用期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成予”任职岗位为常务副总经理，试用期为3个月，从2011年5月3日至2011年8月2日，试用期工资为35000元，上述协议员工签字栏为空白。庭审中，王成予主张《员工试用期协议》是2011年12月其被中护公司辞退即将离职时中护公司向其提供的，其因对签署时间、工资标准等存在异议，故未同意签署。中护公司认可《员工试用期协议》的真实性，但主张该协议未经双方签署，不发生法律效力；协议的部分内容被篡改，改动处无双方签字确认，不具有真实性、可信性；王成予在与中护公司协商建立劳动关系时是以“成予”的名义进行协商，而“成予”这个人本身就是假的，合同主体不适格，即便“成予”在《员工试用期协议》上签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协议也是无效的；此外，王成予并未按照协议第七条的约定向中护公司提供真实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入职资料，而且其之前犯罪记录多，不符合入职条件，也根本不可能提供“成予”的身份证明，所以王成予不敢也不能签署《员工试用期协议》。中护公司另提供了公司前员工马×的证人证言对王成予的主张予以反驳。马×出庭作证称其2010年1月到2012年12月就职于中护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兼职管理人力资源，王成予提交的《员工试用期协议》是其2011年5月4日即交予王成予，但王成予并未签字交回，且一直未提供个人身份及银行卡等相关信息，并主动提出双方改为咨询服务关系，后双方协商建立劳务关系，王成予在中护公司领取的是劳务报酬，公司未向其发放过工资。王成予对证人证言的内容不予认可。
2、2011年5月13日出具的盖有中护公司公章的民事起诉书及授权委托书，起诉书和授权委托书均载明中护公司委托职员成予在中护公司诉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名誉侵权纠纷一案中作为代理人。中护公司认可起诉书和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但认为两份文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起诉书和授权委托书没有受托人身份信息，且受托人“成予”是一个虚假的人，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起诉书中涉及的纠纷系王成予主动发现并向公司报告，被告的主体也有误，两份文件均是王成予起草，其目的是骗取公司出具两份文件作为其日后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经询，起诉书中涉及的纠纷并未诉至法院。
3、王成予在中护公司工作期间向法定代表人刘士明汇报工作的电话录音及多份工作期间电子邮件打印件等资料，欲证明王成予曾以副总经理身份负责中护公司的多项核心业务，与中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中护公司对电话录音及部分邮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双方洽谈工作之初，的确是想建立劳动关系，后因王成予拒绝向公司提供身份信息，故双方协商建立顾问性质的劳务关系。
4、中护公司员工黄×、蔡×、张×、尤×的证言，证明王成予在中护公司的职务、工作内容及存在加班事实。中护公司对证人证言的内容不予认可，并提供了黄×、蔡×、张×、房×的入职资料反驳王成予的主张。入职资料欲证明为王成予作证的四位公司员工均填写了《求职申请表》、《员工信息登记表》，签署了《员工试用期协议》，并向公司如实披露了是否有过犯罪记录等信息，每一位员工的《员工试用期协议》均有“转正后工资需经甲方（被告）对乙方（员工）工作效率和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后确定”的表述，四位证人的工作岗位均为销售、采购类人员。中护公司认为四位员工均办理了入职手续，而王成予并未办理过入职手续，故王成予并非中护公司员工，此外，四位证人在中护公司工作时间与王成予提供劳务时间交集较短，且并非人事类职工，不可能真正知悉王成予的真实身份。王成予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中护公司为了进一步证明该公司与王成予之间的真实关系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还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成予”签字的两张收条，内容分别为“今收到劳务费用肆万元整”及“今收到顾问费现金壹万元整”，两张收条分别是2011年9月26日和2011年10月26日出具，中护公司主张双方协商之初是想建立劳动关系，但因王成予不能提交身份证明、银行卡等入职手续，故双方又协商建立了以王成予提供顾问服务为内容的劳务关系，劳务费按照每月1万元的标准发放，9月份的收条支付的是王成予5、6、7、8月的劳务费，10月份的收条支付的是9月份的劳务费。王成予认可收条是其书写并收到了上述款项，但主张上述费用系中护公司向其支付的外包咨询费和员工活动经费，并非劳务报酬。王成予对该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2、中护公司全体员工工资发放流水，显示中护公司给员工发放工资是通过银行代发工资的方式，发放工资时间固定，发放工资名单不包括王成予，中护公司认为王成予与公司员工领取报酬的方式、时间均不同，可以证明该公司与王成予并非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王成予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开庭笔录，王成予在庭审中认可其没有入职登记表，中护公司欲证明王成予从未以公司员工的身份进行入职登记，因而不是公司员工。王成予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4、王成予存在多次违法犯罪记录的网络资料及中护公司员工手册，网络资料显示王成予在2011年5月之前的十几年存在多次违法犯罪记录，员工手册第四章规定有刑事犯罪记录者不予录用，中护公司欲证明王成予存在多次违法犯罪记录，根本不符合公司员工录用条件。王成予认为网络资料没有经过公证，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且其之前是否有犯罪记录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员工手册和本案没有关联性。
庭审中，王成予称其在中护公司工作期间曾多次向中护公司主张支付工资，其在职期间有医疗费损失11375元，而且中护公司已经解除了与其的劳动关系，但均未举证。
诉讼中，经释明，王成予坚持认为与中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劳务关系。
2011年12月19日，王成予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中护公司支付工资等。仲裁委员会以京朝劳仲字（2012）第02091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王成予的申请请求。王成予不服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王成予与中护公司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从法院查明情况看，王成予在与中护公司协商建立劳动关系时，没有向中护公司披露真实姓名，而且其未在《员工试用期协议》上签字，双方并未就《员工试用期协议》的内容达成一致，故《员工试用期协议》未生效。审判实践中，在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确有一些法律工作者及公民以企业职员的身份进行诉讼活动，此种行为当时并不为法律所明确禁止，故不能仅以王成予提交的起诉书和授权委托书中记载的员工信息直接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判断是否成立劳动关系的关键是看劳动者是否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法院查明情况看，王成予提交的其在工作期间形成的部分工作资料、视听资料及部分员工的证人证言虽然能够证明其在中护公司工作过，但其向中护公司出具的收条已经明确载明了其在中护公司领取的是劳务费、顾问费，王成予虽主张上述费用为中护公司向其他公司支付的外包咨询费和员工活动经费，并非劳务报酬，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证明。相反，中护公司提交的全体员工工资发放流水显示该公司通过银行代发员工工资且发放工资人员不包括王成予，中护公司前员工马×亦出庭作证证明其交予王成予的《员工试用期协议》未签署且王成予未交回、中护公司未向王成予发放过工资、王成予领取的费用是劳务报酬。此外，王成予主张其在中护公司工作的6个月期间曾多次向中护公司主张支付工资未果，中护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而王成予未提供证据证明，依照王成予的陈述，其作为中护公司高管人员，在企业工作长达6个月时间，且与法定代表人刘士明之间邮件往来频繁，在未发放工资的情况下坚持工作而未采取任何维权措施，亦与常理不符。综合上述情况，而且考虑到王成予没有向中护公司披露真实姓名，法院认为王成予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中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中护公司关于在王成予对公司有所隐瞒的情况下，双方协商建立了顾问性质的劳务关系的主张更具合理性。因此，王成予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经法院释明，王成予坚持认为其与中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劳务关系，法院认为其与中护公司若因劳务关系发生其他争议可协商处理或另案主张。
判决：驳回王成予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时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庭审中，王成予与中护公司均无争议的事实部分。
中护公司原名称为中护联合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2011年12月23日变更为现名称。
2011年，中护公司在互联网上的“智联招聘”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欲招聘副总经理一名，并与之建立劳动关系。同时信息中明确了对应聘者学历的要求。王成予通过“智联招聘”看到此招聘信息后，遂于2011年4月27日与中护公司取得联系。2011年4月30日，中护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士明与王成予见面谈话。通过面试，刘士明最终确定录用王成予，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次日即2011年5月1日，刘士明出国。
2011年5月3日，王成予正式入职中护公司，王成予提供给中护公司的名字为“成予”。同日，中护公司发出《聘任通知》，载明：“兹聘成予任中护联合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代）常务副总经理，负责主持中护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总裁：刘士明”。
双方确定建立劳动关系后，中护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马×向王成予提供了一份《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但中护公司没有同时向王成予提供正式的劳动合同文本。《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主要载明：“甲方”为中护公司，“乙方”为成予；试用期为三个月，从2011年5月3日至2011年8月2日；乙方在试工期间综合工资为RMB35000元；转正后工资需经甲方对乙方工作效率和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后确定；乙方须向甲方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入职资料，并证明其真实性、有效性，甲方可对乙方进行职业背景调查；乙方自愿承担提供虚假信息或资料而导致的此协议自动解除的后果；试用期间不扣除社保个人缴纳部分，待转正后补缴试用期间的社保个人缴纳部分等等。落款处有中护公司加盖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刘士明的签字以及时间为手书“2011年05月04日”的字样。作为“乙方”，王成予未签署姓名。入职后，王成予为刘士明副手，直接接受刘士明的管理，权利层面在公司中仅次于刘士明。
中护公司的工资发放形式为银行卡支付，发放时间采取“下发薪”制，即每月十五日前后发放上月工资。
2011年6月3日，刘士明回国。
另查一，2011年6月24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向中护公司开具“咨询费”发票一张，金额为35000元。2011年7月15日，中护公司出具招商银行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35000元，王成予在支票存根上“收款人”处签署了“成予”字样，而“用途”、“单位主管”及“会计”处为空白。同年9月23日，中护公司出具招商银行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5000元。存根上“收款人”、“用途”、“单位主管”及“会计”处均为空白。9月26日，王成予向中护公司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劳务费用肆万元整两张支票，叁万伍仟元壹张，伍仟元壹张。成予2011.9.26”。10月26日，王成予向中护公司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顾问费现金壹万元整，特此证明。成予2011.10.26”。
另查二，2011年12月9日，中护公司发生电脑被盗事件，在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时，王成予在场。
另查三，中护公司新入职人员均需按规定填写《求职申请表》及《员工信息登记表》，上述表格中均要求填写身份证及毕业院校等信息。而《求职申请表》中还包括“Ⅷ其他情况1、是否有过犯罪记录？[]否[]是。如果有，请说明：＿＿”字样。庭审中，王成予对其在入职中护公司之前，因犯罪曾经受到过刑事处罚的经历表示认可。
另查四，王成予曾用名周成予、周成宇、周宇杰等。2011年初，王成予向×市×区公安分局申请变更姓名为成予。2011年7月6日，公安机关向王成予核发了新身份证，姓名为：王成予。审理中，王成予解释其“成予”之名未被核准原因系公安机关要求变更姓名中必须有父、母一方的姓氏，故新核发的身份证姓名并不是“成予”。
另查五，本案涉及的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已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是中护公司要求王成予离开该公司的。中护公司未为王成予缴纳过社会保险。
对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庭审中，王成予与中护公司存在争议的事实部分及陈述、举证情况。
1、中护公司称《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是2011年5月4日，由马×给王成予的，且王成予单方对《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进行了改动。王成予称是在2011年12月9日其离职时马×给的，并要求其补签。对上述事实，中护公司提供了证人马×（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在中护公司工作）的证言，王成予未就此提供证据。
2、王成予称自己入职时即告知中护公司其原名为周成予，正准备改名字为“成予”，因此在改名之前即称“成予”，而改名为“王成予”后，自己也如实告知过中护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士明。中护公司称王成予从未透露过其真实姓名，包括王成予或周成予等，而是一直在用“成予”之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王成予有犯罪前科，怕公司知道后不聘用他。对此事实，中护公司提供了王成予以“成予”之名签署的文件、材料等加以证明。王成予除陈述外未提供其在中护公司任职期间，曾使用或告知过自己原姓名为周成予或现姓名为王成予的证据。
3、关于入职时查验身份信息的问题，中护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士明称因为自己出国，所以所有的入职之事均委托马×办理。对此，中护公司提供的证人马×，王成予从未给过其身份信息，只告诉她由于身份证和户口本均在老家办理更名手续，所以无法提供。王成予称自己在入职时拿着毕业证书和身份证，且在5月份入职后，曾去一××网络控制中心办过业务，当时进入机房需要每个人的身份证，如果不提供是进不去的。但对于入职时即已向中护公司披露自己真实姓名一事，王成予除陈述外未提供其他证据。
4、关于工资问题，中护公司称原定王成予的工资为每月35000元。王成予称自己每月应为50000元，后刘士明对其讲因为工作业绩不达标，要扣除一些，改为35000元，并让马×给了一份试用期协议，让补签，其未同意。对此问题，中护公司提供了《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支票领取存根、收条及证人马×1的证言等证据，王成予对中护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不予认可。
5、关于“做顾问”问题，王成予称自己从来没有过同意改做中护公司顾问。所谓“顾问”实际是中护公司与另一个合作单位签订过顾问协议，中护公司之所以支付顾问费也是基于此，而且是中护公司持有这些协议，中护公司应当提供。中护公司称与王成予建立顾问劳务关系，王成予是同意的，刘士明曾给过王成予一份顾问协议，希望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但不知什么原因王成予未签。对于王成予所提出的与合作公司签订过顾问协议一事，中护公司不予认可。中护公司称是王成予在刘士明回国后与其谈话过程中，首先提出做顾问的。王成予对此不予认可。对于上述陈述，中护公司提供了支票领取存根、收条及证人马×的证言等证据，王成予对中护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不予认可。
6、关于工资发放问题，中护公司称是由于王成予当时没有身份证，故未办理银行卡。同时中护公司不认为与王成予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按照之前约定的每月10000元劳务费，在之后的时间里都支付清了。王成予称因中护公司当时运作需要资金，暂时没有发放，同时不认可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及同意劳务费为每月10000元。
7、关于王成予离职时间，中护公司称是2011年10月26日，并提供了支票领取存根、收条及证人马×的证言等证据。王成予对中护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不予认可，称自己离职时间是2011年12月9日。
8、关于支票领取和现金领取问题。中护公司称2011年9月份以支票方式支付王成予40
000元，此笔款项为2011年5月、6月、7月、8月四个月的劳务费，10月份支付9月份的劳务费为现金10
000元，自9月份以后王成予未提供服务，直至10月26日离职。王成予称上述款项中支票领取的40000元为与合作公司订立合同所支付的费用，不是其个人所得。王成予还称10000元是买月饼垫的钱。中护公司称买月饼的事确实有，但是是王成予“请客”的，不走公司财务报销。
9、王成予称自己入职时填写了《求职申请表》及入职信息，中护公司应当提供。中护公司称由于“成予”未提供身份证等证件，同时未签订试用期协议，故其他表格王成予并未填写。
10、中护公司称知晓王成予有犯罪前科的时间是2011年9月25日，是由该公司员工无意中发现网上有疑似“成予”的不良记录信息，遂告知刘士明。王成予称自己从没否认过自己的历史。
（三）王成予、中护公司在以往审理中的陈述情况。
1、2012年6月28日，中护公司在一审法院庭审中称：王成予任职时间为2011年5月3日。
2、2014年12月15日，王成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谈话过程中称：薪酬当时约定的是3.5万元，职务是副总经理，负责的业务挺多的。
（四）证人蔡×在中护公司工作的时间为2011年11月2日至2012年1月；张×在中护公司工作的时间为2011年6月至同年8月；尤×在中护公司工作的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6月；黄×在中护公司工作的时间为2011年8月至2012年2月。上述证人均证实在中护公司工作期间，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情况。
（五）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部分中对庭审过程的表述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王成予与中护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外，还应适用劳动法律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及条例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审理焦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王成予与中护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与其他民事合同均应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基础和前提。中护公司在互联网上的“智联招聘”平台发布招聘副总经理一名的信息，意欲与应聘者建立劳动关系。王成予通过“智联招聘”看到此招聘信息后，于2011年4月27日与中护公司取得联系。同年4月30日，由中护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士明对王成予进行了具有面试性质的谈话，并于当日确定录用王成予。2011年5月3日，王成予入职中护公司，职务为副总经理。至此，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建立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未考虑双方已经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且开始履行的事实，即判定王成予与中护公司之间未形成劳动关系的定性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应予纠正。
二、王成予与中护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的签订及效力问题。
1、关于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签订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通过双方的陈述及所提供的证据，双方对于劳动合同（即《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的存在不持异议，仅是就该《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文本交付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
庭审中，中护公司主张在王成予（成予）入职时，公司即将《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交付给了王成予。对此事实，中护公司提供了证人马×的证言加以证实。王成予对于证人证言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举证加以反驳。而王成予所提供的证人，均证明各自在入职时即与中护公司签订了包括劳动合同在内的一系列文件，亦印证了中护公司对于入职人员均须签订劳动合同一事的陈述。现包括马×在内的五位证人在出庭作证时即已离开中护公司，与中护公司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效力法院应予确认。同时，结合王成予在入职时使用“成予”之名，但无法提供相应身份手续并已告知中护公司需要一段时间办理身份证户籍更名手续等事实，本院采信中护公司关于在王成予入职时即将《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交付给王成予，王成予一直未签署合同的陈述。对于王成予关于《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系中护公司在其离职时让其补签的陈述，不予采信。
2、关于涉案《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的效力问题。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第四款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中护公司在王成予入职伊始，即将具有劳动合同属性的试用期协议交付王成予，而王成予未在协议上签字。
对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劳动者单方不签订劳动合同，并不能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现中护公司怠于行使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的终止权，亦不能导致劳动关系的无效。
关于王成予在入职时是否提供了真实身份材料及未提供真实身份材料是否必然导致劳动合同不成立。《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为无效或部分无效劳动合同。第三十九条第（五）项规定“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由此可见，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了解与劳动合同相关的基本情况，是用人单位的权利。如果劳动者未如实说明，故意隐瞒甚至采取欺骗手段签订劳动合同，建立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有权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确认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同时，用人单位还可以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行使解除权。因王成予应聘的是中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护公司要求其提供真实身份材料属于用人单位正常的管理行为，王成予应当予以配合。在王成予未提供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确立。
三、王成予与中护公司之间劳动关系时间存续的问题。
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现有证据，能够确定王成予与中护公司成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1年5月3日，同时也能够确定至同年6月3日止，双方并未谈及改变现有的劳动关系，建立劳务顾问服务关系，因此这一期间应确定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由于双方系劳动关系，故中护公司应对该公司与王成予之间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或终止承担举证责任。在审理过程中，中护公司提供了当时在公司负责人力资源工作的员工马×的证人证言，证实在中护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士明回国后，马×曾向刘士明汇报了“成予”未在中护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试用期合同）上签字并交回、未提供相应身份信息以及未办理银行卡等情况。同时还证实刘士明回国后即与王成予谈话，谈话结果是王成予实际身份为中护公司的“顾问”，双方成为劳务关系。而对于马×的证言，王成予虽不予认可，但因其未提供反证，且亦未提供马×与中护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明，故本院认为马×的证言可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
再次，中护公司自王成予成为公司劳务“顾问”后，未再继续要求王成予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填写其他与建立劳动关系有关的文件，也未再向王成予支付过工资性质的劳动报酬，同时也没有证据证实王成予与中护公司继续就劳动合同的签订、拖欠工资等问题进行过协商，故无法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一直持续至王成予所主张的2011年12月9日。
因此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应确定为2011年5月3日至同年6月3日。
四、关于中护公司是否应当向王成予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可以规定试用期。作为用人单位，中护公司之所以设立试用期，其目的就是在一定期间内考察劳动者即王成予是否具备包括品行、能力等正式入职的条件。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而中护公司向王成予提出将劳动关系变为劳务（即顾问）关系，即是在行使试用期解除权。
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王成予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没有向中护公司履行说明告知义务，即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曾受过刑事处罚的经历。关于真实姓名问题，直至双方争议诉诸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前，王成予一直以“成予”之名与中护公司发生关系。虽不可否认王成予曾告知过中护公司自己在办理变更姓名过程中，但其在变更之前的姓名以及2011年7月6日变更为现名王成予后，王成予均未向中护公司履行说明告知义务。关于历史上曾受到过刑事处罚问题，并不能当然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权。但王成予未就其入职时填写的《求职申请表》中“是否有过犯罪记录”一栏如何表示进行说明或举证证明自己曾如实向中护公司坦诚过，为此，在王成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中护公司主张的王成予为规避其曾受过刑事处罚，而有意不提供自己真实姓名的主张，具有合理性。现王成予作为职位和权力仅次于中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既未在中护公司提供的试用期劳动合同上签字并交回，也未提供相应身份信息，同时亦未填写入职信息以及未办理银行卡。在此种情形下，作为对此有较严格要求的用人单位，对王成予的身份、能力已经产生合理疑虑的情形下，中护公司行使试用期解除权符合法律立法本意。同时，依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合法行使试用期解除权的，无需向劳动者支付解除经济补偿金。
在此应当指出，中护公司虽采取“协商”的方式，在试用期内与王成予解除劳动关系，但此种方式并不能否定用人单位行使的是试用期解除权。同时，中护公司与王成予结束劳动关系后，在双方均同意保持劳务关系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所采取的婉转协商方式，不当然产生《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及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律效果。
五、关于王成予要求中护公司支付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9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另一倍工资222873.56元及经济补偿金55718.39元一节。《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作为用人单位，中护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在王成予入职时即提供了具有劳动合同性质的《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完成了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须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而王成予作为劳动者，应当承担未按用人单位中护公司的要求签署合同内容的法律责任。故王成予上诉请求中护公司支付其未签劳动合同期间两倍工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六、有关王成予与中护公司之间的报酬问题。
首先，由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从劳动关系发展到劳务关系的过程，在计算报酬时应当划分为劳动报酬和劳务报酬两部分。前者属于劳动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后者则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对象。有关劳务报酬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畴。
其次，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工资数额问题，中护公司主张为每月
35000元，并提供了《员工试用期协议（劳动合同附件）》等证据材料加以证实。王成予虽不认可，并称其月薪为50000元，但未能就其所述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认定中护公司与王成予约定的工资标准为每月35000元。
再次，本案可以确定，中护公司在双方存在劳动以及其他法律关系期间，王成予从中护公司分三次共计领取了50000元。第一笔，即2011年6月24日案外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向中护公司开具的金额为35000元“咨询费”的发票一张，其对应的是2011年7月15日中护公司出具招商银行金额为35000元的转账支票。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考虑到王成予月薪为35000元，薪资支付时间为“下发薪”方式以及王成予当时无法办理银行卡等实际情况，该款应该认定为王成予5月份（2011年5月3日至2011年6月2日）的工资。中护公司虽主张该笔款项与之后一笔5000元的款项共同构成王成予5、6、7、8月份的劳务（顾问）费，但其解释显然缺乏合理性和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而王成予主张该款为支付合作业务单位的顾问费一节，因王成予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又是其所主张的合作业务的经办人，而未能就其抗辩主张提供充分详实的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二笔，即2011年9月23日，中护公司出具的招商银行金额为5000元的转账支票。该笔款项依照前面本院认定的双方自2011年6月3日起已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该笔5000元并非工资性质，不应计算在中护公司已支付的劳动工资报酬内。第三笔，即2011年10月26日，中护公司向王成予支付的10000元现金，与第二笔5000元同理，亦不应计算在中护公司已支付的劳动工资报酬内。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在王成予与中护公司之间存在的一个月劳动关系期间，中护公司已向王成予足额支付了相应工资35000元，因此中护公司无需再向王成予支付具有劳动关系性质的工资报酬。
七、关于王成予要求中护公司支付未付工资部分的经济补偿金问题，因中护公司已向王成予足额支付了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故对王成予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八、有关王成予要求中护公司支付未提前30日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35000元一节，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九、有关王成予要求中护公司向其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未缴纳医疗保险产生的医疗费损失11375元和休息日加班工资199540.23元及经济补偿金49885.06元一节。因王成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医疗费损失，同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加班情形，故本院对王成予此部分上诉请求予以驳回。
十、关于王成予提出的要求中护公司补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
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因双方2011年5月3日至同年6月3日期间为劳动关系，故对于双方于此后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纠纷，因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本案中不予涉及和处理。
综上所述，王成予上诉请求缺乏相应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未认定中护公司与王成予之间存在一定时期的劳动关系，属于适用法律有误，但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对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予以纠正后，应予维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财产保全费三千零二十元，由王成予负担（已交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二十元，由王成予负担十元（已交纳），由中护联合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嘉节
审 判 员 陈 伟
代理审判员
刘康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