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19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自由贸易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56层5616室。
法定代表人：DominicPatrickWatters,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勇强，上海市浦栋律师事物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浩元，上海市浦栋律师事物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秦煤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六路42号中清大厦9层。
法定代表人：付宣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明，陕西再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陕西秦煤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3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托克公司上诉请求：一、判令改判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3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改判为判令秦煤公司退还货款预付款8252573.47元；并偿付延迟退款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至实际退款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二、案件受理费由秦煤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做出错误判决。一、原审判决关于台同变更的法律适用错误，后续6000余吨托克中国没有任何发货指令给对方，也没有收货证明确认。秦煤公司在当庭出示的材料中，要证明是按照托克公司的发货指令发货，应当由秦煤公司举证其收到托克公司的发货指令或事后确认的证明。但原审判决要求托克公司证明已经确认收到3000吨货物的发货指令．否则就视为改变合同约定行为。显然违反了证据规则规定和正常的法律逻辑关系。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草率认定秦煤公司提供的后续6000吨货物是给托克公司的货物。关于后续6000余吨货物，秦煤公司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为托克中国供货。三、托克公司提交的退款申请并不是对秦煤公司结算单的确认，原审法院认定偏颇。四、本案程序适用错误，应当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秦煤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一、托克公司以其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一审中托克公司自认其于2014年12月18日向秦煤公司出具收货证明，认可收到秦煤公司发送到官桥站的一列48车3000余吨煤炭，但却没有向法庭举出其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向秦煤公司发送过发货指令。二、秦煤公司发货三列，托克公司指定的收货人未拒，照单全收。秦煤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能够清楚地证明自2014年10月12日至2014年IO月30日，分四次在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官桥站共计发运三列零一车、共143车、9143.78吨煤炭。收货人兖矿鲁南化肥厂向官桥站出具《领取铁路货物证明文件》、《领取铁路货物保证合同》等文件手续后，全部接收了秦煤公司发送的三列零一车、共143车、9143.78吨煤炭。一审法院对秦煤公司提供的证据审查后予以认定，兖矿鲁南化肥厂收取货物，即为托克公司收货，与合同约定完全吻合。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三、托克公司发送电子邮件自认应退货款4546760.17元。2015年4月16日，托克公司通过互联网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邮件，要求退还4565424.36元货款，秦煤公司认为该数字有误，于2015年4月20日向托克公司发送应收取5453239.83元货款的《煤炭业务结算单》，托克公司经核算后于同日又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申请退款4546760.17。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偏颇。
托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秦煤公司退还货款预付款8252573.47元；2、判令秦煤公司偿付延迟退款利息324563.54元（自2015年1月1日至实际退款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暂计算至2015年11月26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秦煤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3日，托克公司、秦煤公司签署了《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编号：SXQM2014-TF14-777-005P），合同约定：托克公司向秦煤公司购买低灰煤6万吨；收货人为兖矿鲁南化肥厂，到站济西（官桥）；到站交货，自货物实际受收货人控制之时起，货物风险和货权转移至买受人。买受人承担全部铁路运杂费及到站相关运杂费用，出卖人代垫运费。秦煤公司在收到加盖托克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发货指令后，须严格按照托克公司发货指令所要求的发货时间、数量安排发货，若秦煤公司未按照托克公司发货指令要求自行发货的，托克公司有权拒收本批货物；合同约定的煤炭单价为：同一批次合同内，以鲁南化肥厂结算单价为基础进行约定，双方执行鲁南化肥厂结算单价扣减20元/吨价格（一票含税）；若遇市场行情变化，双方另行协商价格，如鲁南化肥厂拒绝接货或结算的，责任由秦煤公司承担。买受人全额预付货款人民币1000万元，即煤款和铁路运费总额；合同执行期自2014年9月23日至2014年10月31日。
合同签订后，托克公司于2014年9月26日向秦煤公司开具到期日为2015年3月26日的1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9月29日，秦煤公司出具了专用收款收据（编码0246045）确认收到1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庭审中，秦煤公司提交了《锦界站发往官桥站数据统计表》一张、锦界车站《证明》两份、48车《八里庄车号》单、《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2014年10月26日历城车号》47节车皮号单、《2014年10月28日历城车号》48节车皮号单、2014年10月30日发运1车煤炭的《证明》、《领取铁路货物证明文件》、《领取铁路货物保证合同》、《车皮编号明细》4组，以及从官桥车站取证照片11张。用以证明2014年10月12日，锦界火车站接受黑龙沟煤矿的委托，向八里庄车站承运一列48节车煤炭。2014年10月26日，锦界车站接受黑龙沟煤矿的委托，向历城车站承运一列47节车煤炭、10月28日向历城车站承运一列47节车煤炭、10月30日向历城车站承运1节车煤炭。2014年12月11日，西安铁路局延安车务段收取秦煤公司三个整列车和一节车货运费后，开具了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10月26日，从锦界站发往历城站一列47节车皮编号（首号1691515、尾号1674775）、2014年10月30日秦煤公司从锦界站发往历城站一列共48节车（首号1632754、尾号4950251）载明了票号、计费重量等明细。2016年4月20日，官桥车站出具证明，2014年11月9日收到历城站变更到官桥的煤炭1车，车号4950251，收货人兖矿鲁南化肥厂，该车于当日进入鲁南化肥厂专用线。托克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出具收货确认单，确认收到由锦界发往官桥的一列煤炭，车数48车，计3049.61吨。
2014年12月1日，托克公司与秦煤公司又签署了《煤炭买卖合同变更协议》（合同编号：SXQM2014-TF14-777-005P.01），达成变更条款如下：原合同第一条约定的交（提）货时间、数量修改为2014年12月31日前交货2万吨。原合同其他条款不变，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构成原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015年4月16日，托克公司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一份，称经过双方协商，要求秦煤公司务必于2015年4月16日将4565424.36元退至托克公司账户。2015年4月20日，秦煤公司向托克公司发送《煤炭业务结算单》，经结算应收货款总额为5453239.83元，要求托克公司核对签字确认，托克公司未予签字。2015年4月20日，托克公司又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一份，称根据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签订的编号为SXQM2014-TF14-777-005P《煤炭买卖合同》，已支付预付款1000万元整，目前经过双方协商，要求秦煤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将4546760.17元退至托克公司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托克公司、秦煤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及2014年12月1日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变更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予以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为秦煤公司的供货数量以及相应的退款金额，根据《煤炭买卖合同》第一条约定，收货人名称：兖矿鲁南化肥厂；发站：锦界/牛家梁（济西）；到站：济西（官桥）。秦煤公司自2014年10月12日起至2014年10月30日止，分四次在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官桥站共计发运三列零一车，共143车，9143.78吨煤炭。收货人兖矿鲁南化肥厂分别于2014年10月30日、11月3日、11月6日、11月9日、11月10日，向官桥站出具《领取铁路货物证明文件》、《领取铁路货物保证合同》等文件手续后，全部接收了秦煤公司发送的三列一车，143车，9143.78吨煤炭。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秦煤公司）在收到加盖乙方（托克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发货指令后，须严格按照乙方发货指令所要求的发货时间、数量安排发货，若甲方未按照乙方发货指令要求自行发货的，乙方有权拒收本批货物”，本案中，托克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出具收货证明，举证认可收到秦煤公司由锦界发送到官桥站的一列48车3000余吨煤炭，但却未举证证明何时以何种方式向秦煤公司发送过“发货指令”，即托克公司未能证明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加盖乙方业务专用章的形式书面指令发货，据此，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托克公司以自己的行为改变了双方合同第二条的约定，现在却以合同约定为由拒绝承认收货和支付货款的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2015年4月16日，托克公司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要求退还4565424.36元货款，秦煤公司核对后，认为应退款数额有误，遂于2015年4月20日向托克公司发送《煤炭业务结算单》，经核算后的应收货款总额为5453239.83元，托克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再次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载明：根据双方于2014年9月23日签订的编号为SXQM2014-TF14-777-005P《煤炭买卖合同》，托克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向秦煤公司支付预付款10000000元，目前经双方协商，请秦煤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将4546760.17元退至托克公司账户。故托克公司最后要求秦煤公司退还的货款金额与秦煤公司结算单中收货人兖矿鲁南化肥厂收货吨位折算成货款，再与10000000元预付款相减后的数字完全一致。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对上述托克公司、秦煤公司的证据分析，认定秦煤公司应向托克公司退还货款4546760.17元。对于托克公司要求秦煤公司偿付延迟退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由于2015年4月16日，托克公司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要求退还4565424.36元货款，秦煤公司核对后，认为应退款数额有误，遂于2015年4月20日向托克公司发送《煤炭业务结算单》，经核算后的应收货款总额为5453239.83元，托克公司于同日再次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请秦煤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将4546760.17元退至托克公司账户。故2015年4月20日双方对于应退款数额已达成一致，延迟退款利息应当从托克公司要求秦煤公司退款的次日即2015年4月23日起算。又因合同履行完毕后，结算货款或者对账系双方当事人的义务，任何一方不配合均无法进行，本案中，托克公司虽于2015年4月16及4月20日向秦煤公司发送了退款申请，但一直未在结算单上签字，故对于造成迟延退款也有一定的责任，秦煤公司应当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向托克公司支付自2015年4月23日至实际退款之日的利息。综上所述，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陕西秦煤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货款4546760.17元；并应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4月23日至实际退款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839元，由托克公司承担33757元，由秦煤公司承担38082元。因托克公司已预交，秦煤公司将其应承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托克公司。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托克公司与秦煤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之后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变更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虽约定秦煤公司须严格按照托克公司发货指令的要求发货，否则托克公司有权拒收货物。但托克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所认可收货的3000余吨货物，诉讼中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发货指令。至于本案争议的6000余吨货物有无发货指令一节，鉴于秦煤公司所出示的兖矿鲁南化肥厂向官桥站出具《领取铁路货物证明文件》、《领取铁路货物保证合同》等文件，足以证明托克公司所指定的收货人已经实际收取了秦煤公司的6000余吨货物，而有无发货指令并不能否定相关货物的实际交付。况且，2015年4月16日，托克公司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要求退还4565424.36元货款，秦煤公司核对后，认为应退款数额有误，遂于2015年4月20日向托克公司发送《煤炭业务结算单》，经核算后的应收货款总额为5453239.83元，托克公司于同日再次向秦煤公司发送《退款申请》，请秦煤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将4546760.17元退至托克公司账户。托克公司在当时所主张的退款数额亦可印证双方实际发生的货物交易数额，托克公司否认收取秦煤公司6000余吨煤炭货物之理由不能成立，对托克公司所主张的退还款项应予部分支持。此外，本案一审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托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447元（托克公司预交），由上诉人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杜红莉
审判员 裴继荣
审判员 宋 亮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