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2民终95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利川市。
法定代表人：张学安。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芹，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德新，男，生于1954年3月22日，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万州区宏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
法定代表人：郭先春，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重庆佳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军，男，汉族，生于1969年4月6日，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兴学，重庆升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宏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发公司）、刘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5）万法民初字第10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玉堂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5）万法民初字第1056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由刘军向宏发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上诉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玉堂公司为家具的实际购买人，刘军在本案履行的是代表玉堂公司的职务行为，玉堂公司与宏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刘军与宏发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玉堂公司不是《产品购销合同》的相对人，其与宏发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宏发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2015年5月19日先后与刘军签订了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宏发公司在供方单位处盖章，且有经办人郭晓红签字，刘军在需方单位处签字，经办人处为空白。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均显示刘军是产品的买受人，而非经办人。虽然抬头需方处为玉堂公司，但两份合同上既没有玉堂公司加盖公章，也没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因此，宏发公司与刘军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玉堂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与宏发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二、刘军虽然是玉堂公司股东，但其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不能代表玉堂公司，理由如下：1、玉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学安，刘军只是玉堂公司的一名股东，玉堂公司并未授权刘军与宏发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刘军的签字不能代表玉堂公司。两份《产品购销合同》都分别有“需方单位”一栏和“经办人”一栏，区分明确，若刘军是玉堂公司的经办人，应当在“经办人”处签字，而刘军却只在“需方单位”一栏签字，明确表示自己是需方，也就是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故刘军签订合同是其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3、根据宏发公司在多次庭审中的陈述，宏发公司并不认识玉堂公司，只知道刘军，所以刘军自行与宏发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并不足以让宏发公司相信刘军有代理权。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刘军没有代理权限，且无权利外观，因此刘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三、玉堂公司不是家具的实际购买人，一审判决玉堂公司向宏发公司支付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送货清单显示收货地址是“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非“收货人”就是玉堂公司，该地址是宏发公司与刘军之间的约定，玉堂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对此并不知情。2、根据证人杨林、张成毅、于泉、牟来荣的陈述，三人只知道曾有家具到工地，但均不清楚具体购买人以及时间、送货人、家具数量、存放地等，所以三人对本案所涉家具情况并不了解。根据证人程娜的陈述，其只知道2015年7、8月份有家具到工地，本案中《送货清单》显示的送货时间分别是2015年6月8日、6月28日，程娜所知道送到工地的家具不是本案所涉家具。证人牟来荣虽然是公司出纳，但公司设有专门负责接受送货单、合同的办公室主任，出纳不负责前述工作，且牟来荣陈述不知道送货单、合同是谁交给他的，也未对合同是否是公司签订进行审查就擅自收下，故前述牟来荣出示的合同、送货单未经玉堂公司审核认可，来源不明，与玉堂公司无关，因此，玉堂公司并非家具的收货人。3、玉堂公司所举示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显示：1、2015年6月8日、6月28日之前，天韵江山有部分房屋已出售；2、房屋买卖合同明确载明了玉堂公司所出售房屋的状况，只包含家电，而不包含家具，玉堂公司只出售房屋，不出售家具。根据玉堂公司调查，天韵江山有家具的部分房屋已有购房者居住，并无证据证明宏发公司送到天韵江山的家具在玉堂公司待销售的房屋中。因此，玉堂公司不是家具的实际购买人。综上，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两份《产品购销合同》均载明刘军为买受人，根据合法相对性原则，应由刘军向宏发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一审判决玉堂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确属错误，应当予以改判。
宏发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可观真实的，刘军与宏发公司签订合同后，家具也送到了玉堂公司，购买的家具进入玉堂公司财务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军答辩称：本案一审经过了四次庭审，玉堂公司的上诉意见并没有超过其在一审中的辩解，一审法院是考虑了玉堂公司的意见的。合同中明确载明的是玉堂公司，虽然刘军在经办人处签字，但交货地点是在玉堂公司的地点，送货人也受到玉堂公司接待，家具是玉堂公司购买是客观事实。发生争议的原因是玉堂公司几个股东之间发生矛盾，刘军主要负责经营，只是刘军不懂法，没有在工商局对法人进行变更登记，发生争议的时候公司公章在刘军手中，建工合同等协议是以刘军名义签订的。从事实和清理来看，实际购买人是玉堂公司，玉堂公司承担责任后，玉堂公司股东还是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刘军作为大股东，也要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宏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军和玉堂公司共同支付宏发公司货款250730元；2.诉讼费由刘军和玉堂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8日，刘军担任玉堂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持有玉堂公司49%股份（系玉堂公司第一大股东）。2015年4月21日、5月19日，刘军代表玉堂公司和宏发公司达成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玉堂公司向宏发公司名下的第一门市部购买40至60平米松木套房、橡木系列套房家具、沙发，货物价值250730元，交货地址为玉堂公司指定，宏发公司负责包装、运输、安装，玉堂公司验收签字认可起60日内付清货款，宏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红在供货方经办人处签字，刘军在需方单位处签字。2015年6月8日、6月28日，宏发公司将合同约定的家具（床、衣柜、衣帽架、茶几、电视柜、桌、床垫等）、沙发运送至玉堂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的利川市苏马荡天韵江山项目部，玉堂公司的员工司俊豪在送货单经办人处签字，上述家具、沙发现仍摆放在天韵江山待售商品房室内。宏发公司至今未收到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上述证据、证人证言和到庭当事人陈述，虽然刘军在产品购销合同的需方单位处签字，但合同抬头的需方处注明的是玉堂公司，2015年5月19日的产品购销合同抬头需方“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宏发公司的经办人郭晓红亲笔书写，宏发公司对玉堂公司实为合同相对方应知情。刘军作为玉堂公司在天韵江山项目部的全权管理、对外事务的负责人，与宏发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宏发公司将合同约定的家具运送至玉堂公司所售楼盘，玉堂公司安排人员对宏发公司的送货人（小名峰儿）进行接待，该批家具作为室内附属物和房屋一起对外出售，玉堂公司应为上述家具的实际购买方，宏发公司和玉堂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玉堂公司尚欠货款至今未付，其怠于履行付款义务，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宏发公司主张由玉堂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军在本案履行的是代表玉堂公司的职务行为，不应对宏发公司承担货款支付责任，对宏发公司要求刘军共同支付货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重庆市万州区宏发实业有限公司货款250730元。二、驳回重庆市万州区宏发实业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60元，由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玉堂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天韵江山购房合同二份；二、购房宣传单一组；三、玉堂公司账目清单一份；四、玉堂公司出纳原始凭证交接清单四份。
被上诉人宏发公司对证据一虽然没有体现家具问题，但不能排除刘军将购买家具交给玉堂公司，对证据二，宣传图片上是否带家具销售与本案的买卖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对证据三，财务账目是打印件，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财务人员签字，不可其真实性，不能证实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证据形式有问题，具体内容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对证据四，这并不能否定本案涉及的家具买卖的事实。
被上诉人刘军对证据一、二、三、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玉堂签订项目没有进行拎包入住销售，也无法证明玉堂公司没有购买家具，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宏发公司及刘军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被告代表第三人和原告达成两份产品购销合同”有异议，刘军既不是玉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表见代理，另外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家具、沙发现仍摆放在天韵江山待售商品房室内”有异议。
被上诉人宏发公司及刘军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谁应作为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买受人而承担法律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买受人应为玉堂公司，理由如下：
一、从买卖合同的签订情况来看，买卖合同上落款处的“需方单位”虽然为刘军，但买卖合同抬头处的“需方”为“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且该内容为宏发公司的员工所书写，如果案涉家具为刘军个人购买，宏发公司则无需在合同上写明需方为玉堂公司，由此可证明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刘军是以玉堂公司的名义与宏发公司协商并签订合同的。
二、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刘军为玉堂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同时也是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刘军虽然不是法定代表人，但其作为玉堂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使得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能够代表玉堂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另外宏发公司陈述到玉堂公司开发的楼盘处丈量家具尺寸时，听到玉堂公司的员工称刘军为刘总，并且开门都经过了刘军的同意，送货时也是刘军指定玉堂公司员工收货，这使得相对人宏发公司进一步有理由相信刘军能够代表玉堂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
三、本案所涉家具被送到了玉堂公司开发的楼盘，并由玉堂公司的员工签收，也摆放在了玉堂公司开发的房屋内，可证明案涉家具并未用于刘军个人，而是用于了玉堂公司。
四、从交易常情分析，如果刘军个人购买家具，则只应购买能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的少量家具，而无需购买大量的相同数量的家具，故刘军个人购买家具的陈述与市场交易常情不符。
综上上述分析，刘军作为玉堂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以玉堂公司的名义与宏发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宏发公司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刘军有代表玉堂公司购买家具的权限，案涉家具也送到并用于了玉堂公司开发的房屋，刘军代表玉堂公司签订案涉买卖合同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买受人依法应为玉堂公司。玉堂公司虽然辩称刘军将玉堂公司开发的房屋私自对外抵押，其购买家具也是用于前述房屋，但玉堂公司对此并未举证证明，且即使玉堂公司的辩称属实，因宏发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这也是玉堂公司与刘军之间的内部纠纷，并不影响宏发公司与玉堂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效力。
综上，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60元，由上诉人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学文
审 判 员 刘 健
代理审判员 应志敏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杨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