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一法东民一初字第2141号
原告：黄凌峰，男，197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六平，广东普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翀，广东普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西路**号鸿福大厦*楼A2，执业许可证号：24419200210517611。
负责人：易世移，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锋，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余艳，女，198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楚泉，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一平，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彭钢，男，197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炜冕，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B1003，执业许可证号：24403200310495822。
负责人：刘庆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晓伟，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凌峰与被告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下称“中亚律所”）、第三人余艳、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下称“君言律所”）、彭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六平，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锋，第三人余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楚泉、方一平，第三人彭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炜冕，第三人君言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晓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向原告赔偿180万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9日，原告与被告指派的律师余艳及其助理卢敏仪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分别为特别授权和一般授权），委托代理原告与谢仁添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在该案中，谢仁添要求原告偿还借款金额为150万余元。2014年9月30日，法院主持调解，将（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和（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1021号一并调解。原告本人并没有参加调解，余艳律师参加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确认原告对谢维峰拖欠谢仁添的借款本息33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10月27日，原告筹借资金支付了（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案的欠款130万元。2015年1月21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发出（2015）深宝法规观执字第353号执行令，要求原告支付执行款200万元、利息及执行费2900元。原告认为，被告指派的余艳律师存在违法执业和重大过错：1、调解书中涉及的（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1021号案，本案原告并非该三宗案件的当事人。余艳律师参与该三宗案件的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应认定为“超越委托代理权限”，构成违法执业。2、余艳律师在涉案金额巨大的办案过程中，应当审慎作为，避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但余艳律师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将原告承担责任的债务总额从150万元增加至330万元，无故增加180万元的债务。这远远超过了原告的涉诉标的额，余艳律师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对原告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显然没有尽到勤勉、尽责和注意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在（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案中，余艳律师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书面委托合同，也没有向原告开具律师费发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综上，余艳律师存在违法执业和重大过错造成原告损失，应当由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被告指派的律师尽到了勤勉尽责的义务，没有过错。案涉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及第三人余艳不存在侵权行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属于恶意诉讼，严重影响被告的业务开展。综上，恳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余艳陈述称：第三人余艳在代理原告涉诉的案件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调解时已经征得原告的同意才签署调解协议。事实经过是：第三人余艳在被告处担任执业律师。2014年9月8日，第三人彭钢致电第三人余艳请求帮忙代理一宗案件并参与9月10日的庭审，第三人余艳基于与第三人彭钢是校友及同乡关系便应其要求。2014年9月9日，第三人彭钢将委托代理合同电子文档发给第三人余艳，第三人余艳在当天与谢维峰见面了解案情。谢维峰称其共有三宗案件，并出示了三份起诉状和一份传票，传票上记载的案号是（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1020、1021号。谢维峰称上述三案是其与黄凌峰共同的案件，但由其全权处理诉讼事务并偿还所有借款。谢维峰还表示其已向谢仁添偿还约300万元，但因谢仁添不同意给予宽限期所以未能还清。第三人余艳与谢维峰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谢维峰当面致电原告并告知其由第三人余艳代理诉讼。由于传票上没有记载（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所以第三人余艳误以为原告的案件编号是第1019、1020、1021号其中一宗。谢维峰以第三人彭钢更清楚案情为由要求第三人余艳与第三人彭钢洽谈。第三人余艳取得谢维峰提供的材料后立即与第三人彭钢联系，两人于当天晚上找到原告办理授权手续。次日，第三人余艳参加了庭审。第一次庭审后，第三人彭钢与谢仁添、谢维峰进行沟通，最后对调解方案达成一致。2014年9月30日即第二次庭审时法院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整个调解过程由第三人彭钢与谢维峰、黄凌峰、谢仁添进行电话沟通。在第三人彭钢告知第三人余艳称谢维峰、黄凌峰均同意调解方案后，第三人余艳在调解书上签字。因此，第三人余艳在代理过程中并无过错，调解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
第三人彭钢陈述称：其一，本案不存在主观过错或侵权行为。事实经过是：2014年9月，第三人彭钢在第三人君言律所担任执业律师。谢维峰在庭前找到第三人彭钢意欲委托其代理案件，当时没有具体说明案号。由于工作安排冲突，第三人彭钢无法在2014年9月10日参加庭审。考虑到谢维峰身处东莞，第三人彭钢向原告推荐第三人余艳，最后商定由第三人彭钢及余艳共同代理诉讼。后第三人余艳前往谢维峰处交接材料，当时谢维峰告知第三人余艳有关案件是其与原告共同的案件，并将其持有的材料交给第三人余艳。第三人余艳当场办理委托手续，谢维峰称其已经与原告沟通好，让第三人余艳直接去深圳找原告签署相关文件。后第三人余艳到达深圳与第三人彭钢一同找到原告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和授权委托书。第三人余艳在庭审时发现共有四宗案件，谢维峰出示的起诉状少了2012年5月24日借款100万元的案件。第三人余艳与谢维峰进行电话沟通，谢维峰确认由余艳对上述案件一并代理，并征得法庭同意后在庭后补交了授权委托书。第三人彭钢在接受委托之初，原告与谢维峰已经共同确认四宗案件是两人的共同债务，要求一并处理。原告与谢维峰对上述四案的共同债务是认可的，并且提出调解要求减少还款数额、尽快解封财产。第一次庭审时仅因为双方对于还款数额存在争议未能达成协议。庭后第三人彭钢继续与谢维峰、谢仁添的代理人进行多次沟通，最终就调解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期间原告交代所有事情由谢维峰负责，故第三人彭钢在签署委托代理合同至签订调解协议期间并没有与原告取得直接联系，期间谢维峰表示其已与原告沟通并就调解方案协商一致。9月30日，第三人彭钢在签署调解协议前再次致电谢维峰确认了调解方案，然后把上述情况告知第三人余艳，最后由第三人彭钢及余艳签署调解笔录。因此，调解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代理人并不存在过错。其二，本案不存在损害事实。原告履行债务的依据是生效的裁判文书，合法有据，在案涉民事调解书被依法撤销前原告主张的损害事实并不存在。另外，原告诉讼请求标的额有误，（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案所涉债务本金是150万元，此外还存在利息债务，原告以330万元减去150万元得出案涉损失金额18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第三人君言律所陈述称：同意被告中亚律所、第三人余艳及彭钢的意见。另外，原告在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曾在《解封申请书》、《补充协议》上签字，其行为可以证明原告当时已经知晓并认可调解协议内容。故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该部分证据证实如下内容：
谢仁添对黄凌峰、深圳市瓯讯电子有限公司、谢维峰、叶小敏提起了（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又对谢维峰、东莞市奇峰服装有限公司、叶小敏、张昌宝提起了（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号、1020号、1021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该四宗案件均由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受理。其中，（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案所涉借款金额为250万元，谢仁添确认已收回部分借款本金100万元，诉讼请求中借款本金为150万元。
2014年9月9日，原告黄凌峰、案外人谢维峰（两人为甲方）与第三人君言律所（乙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与谢维峰因与谢仁添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聘请第三人君言律所为委托代理人，第三人君言律所指派第三人彭钢为委托代理人。该合同第一条还约定，因甲方居住地在东莞虎门，为方便案件处理，甲方同意由第三人中亚律所协助乙方共同办理该案，甲方无需另行向第三人中亚律所支付代理费。第二条约定乙方代理范围包括代为提起、参加诉讼，代为调解等。该合同首页正文上方“委托人：谢维峰、黄凌峰（谢维峰为全权代表）”，第三人余艳自认括号里的内容由其本人在双方签署前书写。合同第一、第二页的页脚处均有原告黄凌峰的签名及捺印，末页落款处有原告与谢维峰的签名捺印以及第三人君言律所的签章。当天，原告还签署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第三人余艳代为参与原告与谢仁添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授权范围包括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等。
2014年9月10日，第三人余艳代理原告参与了（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案的庭审，进行答辩、举证质证及法庭辩论。2014年9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对（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1019号、1020号、1021号案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合并调解。谢仁添的代理人、黄凌峰的代理人、谢维峰的代理人均在调解笔录上签名，确认达成调解协议：1、谢维峰尚欠谢仁添本金及利息共计330万元，该款项分三期支付，第一期130万元于2014年10月15日前支付，第二期100万元于2014年11月15日前支付，第三期100万元于2014年11月30日前支付；……4、黄凌峰对谢维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23日，原告、谢维峰共同签署一份《解除查封申请》并递交给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该《解除查封申请》显示申请理由记载有前述四宗案件的概况以及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以及原告、谢维峰正筹措资金准备履行第一期付款义务的事实。2014年10月27日，谢仁添与原告、谢维峰因谢维峰迟延履行民事调解书第一期付款义务而达成《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谢维峰应于2014年10月27日向谢仁添支付150万元，该款项分两笔支付，谢仁添应于130万元汇入三方指定的资金代管账户的当天向法院申请解除查封，谢维峰、原告应在解封后24小时内向谢仁添支付相应款项。
2014年10月27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了（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2号、第1019-2号、第1020-2号、第102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被告相应价值财产的查封。2014年11月25日，原告、谢维峰指示资金代管账户的开户人即第三人彭钢向谢仁添转账支付了130万元。2015年10月25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宝法观执字第353-3号执行裁定书，确认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执行到黄凌峰共计2125250元的财产，并以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原告、谢维峰与第三人君言律所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了三宗民间借贷纠纷的案号是“（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1020、1021”，并未列举（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原告据此主张其并非（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1020、1021号案件的当事人，该份《委托代理合同》不足以证明其委托被告中亚律所及第三人君言律所代理其参与上述三案的诉讼，故第三人余艳签署调解笔录确认由原告对谢维峰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第三人余艳则表示，其与谢维峰首次面谈时谢维峰遗漏一宗由其作为借款人的案件材料，但谢维峰已经出示了由原告作为借款人的案件材料，此后第三人余艳找到原告并签署了《委托代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并且原告在《委托代理合同》每一页的页脚处签名捺印表示其同意“谢维峰为全权代表”，因此第三人余艳在代理过程中根据谢维峰及其委托代理人彭钢的意思表示签署调解笔录并无不当。本院认为，在原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委托代理合同》记载的“谢维峰为全权代表”应认定为原告客观真实的意思表示，该证据可以采纳。因此，《授权委托书》证实原告委托被告中亚律所指派第三人余艳参与（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案诉讼，而《委托代理合同》证实原告委托第三人君言律所指派第三人彭钢参与（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1020、1021号案诉讼。
2、关于原告是否遭受损失的问题。原告主张其涉案借款本金仅为150万元，第三人余艳签署调解笔录确认的调解方案中借款本金为330万元，超出的部分180万元即原告遭受的损失。原告还表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从未向其送达民事调解书，得知应当付款130万元时因为该金额低于（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案诉讼标的而未察觉调解协议含有其他条款，所以主动支付了130万元，后来得知民事调解书具体内容时已经超过了法定撤销期间。第三人彭钢则表示其在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调解书之后，已经分别邮寄给谢维峰以及在协商履行付款义务过程中交给原告。因此，被告及第三人均表示，原告履行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并不构成损失。本院认为，（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1019-1021号民事调解书于2014年9月30日发生法律效力，至今未经依法撤销，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中亚律所、第三人君言律所之间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以及被告中亚律所、第三人君言律所分别指派第三人余艳、第三人彭钢代理诉讼的事实清楚，可以认定。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超越权限或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调解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或超越权限的行为；二、原告诉讼代理人的行为是否造成原告损失，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赔偿损失。
关于焦点一。首先，根据法律规定，调解协议可约定由案外人为当事人提供担保，调解协议的内容可以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由此可见，原告虽非（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1020、1021号案的当事人，但其依法可以自愿为该三宗案件当事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其二，《委托代理合同》列明了委托代理案件的具体编号是（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1020、1021号，原告在签署该合同前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原告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同意委托第三人君言律所及被告中亚律所代理上述三宗案件的诉讼，说明原告应当明知上述三宗案件的当事人信息及涉诉标的额等基本情况，仍然同意委托代理人参加上述三宗案件的诉讼。因此，《委托代理合同》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代理人在其授权范围内作出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即原告承担。其三，第三人余艳作为（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案中黄凌峰的诉讼代理人、第三人彭钢作为（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19、1020、1021号案中黄凌峰的诉讼代理人，两名诉讼代理人的权限范围包括进行和解。现由于原告和两名诉讼代理人对于达成调解协议前的磋商过程均未能提供任何书证，无法查证具体经过。但这并不能必然得出两名诉讼代理人在调解过程中存在过错的结论。其四，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1019-102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谢仁添与黄凌峰、谢维峰达成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黄凌峰、谢维峰在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还签署了《解除查封申请》及《补充协议》。《解除查封申请》及《补充协议》均记载了民事调解书确认的第一期到期债务，可知原告黄凌峰在签名时已经得知并认可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因此，假设两名诉讼代理人在调解过程中未直接向原告征询意见，原告事后作出的行为可以证实原告已经追认民事调解书记载的调解协议内容。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第三人余艳、彭钢在调解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或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焦点二。原告为履行民事调解书支付了3425250元的事实清楚，可以认定。（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06号、1019-1021号民事调解书系生效法律文书，原告履行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若原告对生效法律文书存有异议，应当依法申请再审。事实上，原告并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再审申请，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履行法定义务所支出的款项，不应当认定为因他人实施侵权而遭受的损失。
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凌峰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1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黄凌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敬萍
代理审判员 李春嫦
人民陪审员 袁影霞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少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