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91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文海，男，1963年9月14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红霞，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市北厍化学纤维油剂厂，组织机构代码13828211-9，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北厍黎星村318国道旁。
负责人：凌爱英。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兵兵，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凌文海因与被上诉人吴江市北厍化学纤维油剂厂（以下简称北厍油剂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9民初3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凌文海上诉称：北厍油剂厂所需资金系上诉人与沈大元两人拿出的，1995年的16.5万元是上诉人在93、94年应拿的工资与补贴结算后没有全部提取，留在企业账上作为企业向上诉人的借款，是源于和沈大元亲属关系的信任。1998年北厍油剂厂第一次改制时，村里占40%，即60万元，沈大元占剩余的三分之二，上诉人占剩余的三分之一，即出自30万元，该30万元由98年工资20万元和99年工资一半10万元组成，两人出资是记载在财务上的，也没有收款凭证，但股权分红是从98年才有的，1999、2000、2001年均有分红，这三年上诉人的工资、补助、分红共计210.396万元，其中30万元作为股东出资入账。此外，被上诉人还向上诉人借款，明确年息98年20%，98年以后按年息15%结息，因当时企业效益较好，也需要流动资金，上诉人与沈大元均同意以集资形式把钱借给被上诉人，直到2001年结息时才补了收据。其中1995年1月15日的借款16.5万元、1998年7月30日的10万元以及1999年12月30日的10万元这三笔借款本金就是根据上述约定而结算利息的，截止2004年底，被上诉人共结欠上诉人465200.87元，其中450000元以集资款名义借给被上诉人，并由被上诉人出具收据。余额挂账转入下一年度。上诉人没有自认集资款本金及已结算利息一并入股且已享受权利。股东出资98年到99年底扣除工资30万元，而借款81.5万元是由三笔组成，无论金额还是时间都对不上，是两笔钱，一审法院对此混为一笔钱，明显不当。因第二次改制中，沈大元隐瞒实情，改为个人独资企业，由于上诉人缺乏98年作为股东的证据，所以一直未主张股东权利。而另外的81.5万元集资款则与出资款无任何关联。一审法院认定三份集资款是有偿的，但判决却是无偿的，未支持利息，自相矛盾。此外，凌爱英已是65岁高龄，一直是家庭妇女，从未参加企业经营，其担任企业负责人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有财务账册却不提供，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北厍油剂厂辩称：收到本案一审判决后被上诉人在上诉期间本也准备提起上诉，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始至终不存在股东身份关系，也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考虑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故投资人及现在的实际经营人的关系，故考虑到亲情关系，未为本案进行上诉。但就上诉人的请求及事实理由并结合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庭审陈述来看，首先一审法院据为基础的直接证据及三份收款收据，产生时间分别为2001年和2004年，较上诉人的起诉时间已近相差12年之久，如果确为真实的民间借贷，不可能在12年之久对该笔借款不予主张，显然不符合常理。其次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构成要件来看，首先就借款合意而言，本案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曾经达成过借款合意，就款项交付而言，在2001年和2004年收据上载明的数字在当时是金额巨大，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庭审中多次请求法院责令上诉人就款项来源做出说明并相应举证，但上诉人至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完成款项交付的义务。如果确如上诉人陈述该资金系从其改制中获得，被上诉人从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的时间为2008年，故退一步讲即便是上诉人所陈述的款项来源的途径是真实的，基于该资金来源系侵吞集体资产所获得，据此产生的借款合同关系，也应属无效。对该款项上诉人也是无权主张。再者，鉴于上述收据的落款时间为2001年和2004年，距离本案审理时间已经跨越12年，且被上诉人的投资人在此期间已经过世，为了查明收据的形成过程，我们一再请求法庭责令凌文海出庭就本案先关事实接受法庭询问，但上诉人为了掩盖其为被上诉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被上诉人的投资人有紧密的亲戚关系，故而偷盖企业印章而形成本案的收据的事实而多次拒绝被上诉人这一合法合理的要求。最后，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多次矛盾，一会儿说该收据是对公司股权的入资，一会儿又陈述是民间借贷的借款，这种毫无逻辑的陈述恰恰印证了上诉人基于收据所提起的诉讼可能系虚假诉讼，请求法庭予以查明。因为上诉人并非一般民事主体，而是具有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并担任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为唯一股东，其是否为被上诉人的股东，上诉人是显然明知的。综上，诉请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凌文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北厍油剂厂登记经营者沈大元系其姐夫。1989年10月，两人一人一半出资一起开办北厍油剂厂（当时属村集体所有企业），沈大元担任法定代表人。1995年开始，因经营需要，其本应得工资、补助、分工等款项作为集资款留在厂账上，包括1995年1月15日165000元、1998年7月30日100000元（本打算用于投资电力厂，未果而转投吴江市北厍化学纤维油剂厂）、1999年12月30日100000元。自开厂以来，其一直以为该厂属二人共同出资经营的，1998年2月27日，集体企业部分转制，其和沈大元各占30%份额；其负责生产销售等。2001年结息时，明确1997年之前集资款以20%计息，1998年之后集资款按15%计息，一并留存厂里，该厂向其出具收据两份；2004年，因企业资金周转需要，沈大元再次将其应得款45万元作为集资款留存厂里，该厂向其出具收据一份。2009年6月，企业再次转制为沈大元的个人独资企业，其事后知道并提出异议；沈大元称工商登记仅是因对外需要，厂实际上还是其二人的。其出于对沈大元的信任，相信沈大元此说法，亦未要求沈大元出具内部股东资格凭据。多年来，厂效益一直很好，集资款放在厂里比较有利，因此其未要求结算利息。2015年6月26日，沈大元突发疾病死亡，之后该厂由沈大元女儿沈丽珍、沈丽虹负责经营管理。2015年9月16日，其向沈丽珍、沈丽虹提出想结算后不做了，但沈丽珍让其交出办公室及车子钥匙，至于集资款则不予认可。凌文海认为，沈丽珍、沈丽虹不承认其股东身份也罢，但连集资款都不予认可，导致纠纷。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要求北厍油剂厂归还集资款本金815000元，支付利息1816563元（其中本金265000元的利息至2001年8月30日为212000元，之后以15%每年计；其中本金100000元的利息至2001年9月30日为47500元，之后以15%每年计；其中本金450000元的利息从2004年12月30日起算，以15%每年计；上述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3月30日，继续计算至北厍油剂厂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均确认北厍油剂厂最初系集体企业。1998年2月27日，沈大元作为“北厍镇东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甲方”）即卖方的代表人，凌文海作为“北厍化纤油剂厂”（以下简称“乙方”）即买方的代表人，签订《北厍镇集体资产卖买协议书》，载明“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并经公开的招投标拍卖程序，双方商定一致，特订立买卖协议如下”，买卖标的如下，固定资产类124.48万元、债权债务类25.52万元（597.48万元债权减571.96万元债务），除去村40%股份60万元，“以上双方确认买卖总标的为人民币玖十另万另千另百另十另元另角另分”。该协议书并有鉴证机关“吴江市北厍镇农工商总公司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的公章。
2008年9月24日，吴江市汾湖镇人民政府发布吴汾政发布[2008]15号文件，即“关于同意北厍油剂厂转制申请的批复”，载明“大胜村村委会：你村报来《关于北厍油剂厂转制的申请》收悉。为了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法人主体。经研究同意你村原北厍油剂厂转制为个人独资企业。原企业全部资产已于2002年3月21日交割完毕，债务由转制人全部接收。接文后，请抓紧换证、换照工作”。
北厍油剂厂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厂投资人姓名“沈大元”，设立日期为“2009-06-08”，发照日期为“2009-07-03”，出资方式为“以个人财产出资”，投资者人数“1”。
一审法院另查明：凌文海长期担任北厍油剂厂的管理职务。2001年8月30日、2001年9月30日、2004年12月30日，北厍油剂厂先后向凌文海出具收款收据三份，分别载明“收集资款本金26.50万元加利息21.20万元.计477000元”、“收集资款电力厂转.本金10万元利息4.75万元.计147500元”、“收集款款450000元”。
一审法院又查明：2006年至2009年，凌文海向北厍油剂厂出具领条65份，领款金额达四十余万元。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6月26日，沈大元死亡。
以上事实，由凌文海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个人转账凭证》、《资产卖买协议》、工商信息，北厍油剂厂提交的吴江市汾湖镇人民政府发布吴汾政发布[2008]15号文件、《领条》等证据证实，以及凌文海与北厍油剂厂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北厍油剂厂1998年开始转制以来，实际控制人一直为沈大元。凌文海虽长期在该厂担任的管理职务，但其称并不掌管财务专用章；而北厍油剂厂对此既未明确作出反对表示，亦未提供相反证据。凌文海举证的2001年8月30日、2001年9月30日、2004年12月30日的收款收据三份，均盖有“北厍油剂厂”财务专用章，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规则，推定三份收款收据记载的内容系北厍油剂厂的真实意思表示。每份收款收据中均有“收集资款”的表述，虽未具体明确其法律含义，但一审法院根据双方陈述，可确认双方就该款系有偿关系。凌文海称，当时沈大元对其称系作为股份入股，直到2015年9月15日，其一直相信沈大元此说法；并一直享受股东权利；而后沈大元的继承人不承认其股东身份。北厍油剂厂在诉讼中既不承认凌文海的股东身份，亦不认可上述款项系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行为应遵守等价有偿原则，凌文海有权享受该款的对应利益。根据凌文海自述，其在2015年9月15日之前自认为系股东，并享受股东权利，故其要求该款在此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之后该款的对应利益，由于北厍油剂厂不承认凌文海的股东身份，凌文海在本案中亦未要求股东身份，故其要求北厍油剂厂返还上述款项，符合民事活动应遵守的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北厍油剂厂应向凌文海返还集资款815000元（含：265000元、100000元、450000元）及当时已结算利息259500元（含：212000元、47500元），共计1074500元，并支付利息。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其主张以本金815000元为基数计算，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主张以收款收据中已结算的利息的计算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收款收据中已结算的利息的计算标准依现有证据难以确认，且凌文海自称集资款本金及已结算利息一并入股且已享受股东权利，故已结算利息的计算方式对现有损失的计算不具有参考价值；因沈大元去世后，双方对利息等未有约定，一审法院酌情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
关于北厍油剂厂所辩称双方不存在集资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证据相矛盾，且未提出反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北厍油剂厂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现无任何证据表明双方存在何时应返还集资款的约定，根据凌文海陈述其在2015年9月16日提出返还集资款，而北厍油剂厂未能说明或举证证明凌文海之前即知或应知权利受侵害，故北厍油剂厂此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2006年至2009年凌文海向北厍油剂厂领取的款项四十余万元。因领条中未记载款项性质，鉴于凌文海在该厂的管理者身份，一审法院认为其所称系用于业务开支的盖然性较高，故难以认定为系对集资款本金或利息的返还。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吴江市北厍化学纤维油剂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凌文海返还集资款及已结算利息共计1074500元，并支付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8150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二、驳回凌文海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52元，由凌文海负担16258元，由吴江市北厍化学纤维油剂厂负担11594元。
二审中，上诉人凌文海提供下列证据。1、北厍油剂厂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对资产评估为150万元，分150万股，明确集体保留股份为40%为60万股，拍卖60%为90万股。资产买卖协议对应的是凌文海签署的，这个协议凌文海当时代表企业购买了60%的股权折合人民币90万元，98年到99年底分期付款。从这个协议足以证明凌文海的股东身份在98年就有了。从资产买卖协议上对外是凌文海一个人，实际上是沈大元和凌文海两人把60%股权买下来，开始两人平分的，每人45万，后来把90万分成三份，沈大元占三分之二，凌文海占三分之一，最后出资沈大元60万元，凌文海30万元。这个在当时的财务账册上有明确记载。
2、凌文海手写的流水账，一审的时候提供了沈大元手写的关于凌文海的收入明细，这份明细可以和上诉人自己在笔记本上的流水账可以相互印证。沈大元的收入明细从97年01年，而凌文海自己写的93年到97年的流水中只有工资加补助，按照沈大元写的和凌文海写的是对应的，到98年中有一个推销费，最后凌文海是没有拿到的。从明细中也可以看出，98年凌文海作为股东以后他开始有分红，98年17万分红，99年23.5万分红，00年是24万分红。没有拿到的钱是挂在企业账上，在沈大元的明细中也清楚记录了，当时年薪就是20万还有补助、分红，所以被上诉人说在2001年就有这么大金额的数字不符合常理是他不了解事实。另外对被上诉人指控上诉人侵吞资产毫无证据。
被上诉人北厍油剂厂质证认为：对招标文件的质证意见和资产买卖协议的质证意见一致，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其在一审法院中就表明了能代表公司签字并不能说明他是公司股东。对于第二份根据手写流水账，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系上诉人单方制作，也无法体现与本案存在关联。
另，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时沈大元说过三份收款收据有入股的性质，上诉人是同意的，因为这个厂是上诉人与沈大元一起创办的，同样的沈大元也有的，金额不同。在沈大元去世前，上诉人每年都有分红，金额不确定。
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凌文海上诉认为其既是被上诉人北厍油剂厂的股东，自2001年起又有三份集资款计本金815000元在北厍油剂厂。但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北厍油剂厂为沈大元个人独资，凌文海亦无证据证明其股东身份，而从凌文海提供的北厍油剂厂分别于2001年8月30日、2001年9月30日、2004年12月30日出具的三份收款收据及陈述来看，双方存在明确固定利率的集资关系，故该集资行为有借贷关系的属性，鉴于北厍油剂厂不承认凌文海的股东身份以及凌文海陈述沈大元说过三份收款收据有入股的性质并在沈大元去世前凌文海均享受分红的情形并结合凌文海长期担任北厍油剂厂管理人员来分析，本案所涉的三份收款收据的集资利息对上诉人凌文海来说具有利息及其认为的红利双重性质，凌文海上诉主张2015年9月16日前的集资利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酌情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凌文海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852元，由上诉人凌文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施 伟
审判员 徐 辉
审判员 王小丰
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
书记员 杨乐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