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冀06行终1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国市民政局。住所地安国市朝阳路*号。
法定代表人吕占利，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雅峥，河北颂和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彦坤。
委托代理人墨亚娟。
委托代理人马占忠，河北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国市民政局因对安国市东方药城管理局行政答复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15）唐行初字第14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安国市民政局副局长宋会景，委托代理人王雅峥，被上诉人黄彦坤及委托代理人墨亚娟、马占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死者李某乙生前系安国市东方药城管理局中药材交易大厅的保安工作人员。据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保刑初字第1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载明：2000年5月15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宫珏伙同他人到安国市中药材交易大厅二楼盗窃中药材，被交易大厅值班员李某乙等人发现，为抗拒抓捕，宫珏持刀刺中被害人李某乙腹部致李某乙肝、胃、胰腺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在该判决书认定的证据中有1、被告人宫珏供述，……可能偷药材的过程中有响动惊动了二楼的保安，从二楼的里边出来一个保安，自己和王佩臣就赶紧躲起来，自己藏在柜台一边了，这时那个保安就朝自己这个方向走过来了，自己一看就站起来准备跑，那个保安就拽住了自己的胳膊，自己和这个保安撕扯着到了一根大柱，那时自己掏出刀扎了那个保安，那个保安就松开手了，自己就往进来的那个窗户跑，……自己确定只扎了这个保安一刀，扎在了这个保安的上半身，具体部位不知道。2、证人张某（值班人员）证言，今天和自己一起值夜班的有李某乙、李某甲、赵某、谢某，……刚躺了一会儿还没睡着，时间大概是一点一刻左右，防盗报警器就响了，自己和李某乙起来，李某乙就把报警器关了，自己从二楼大厅南侧走，李某乙从北侧走快到楼梯口的时候，自己听见北侧李某乙哎呀哎呀的叫声，自己一看有个人用胳膊搂着李某乙的脖子，另外还有一个人在北边楼梯口站着，自己一看赶紧找家伙，没找到自己就从南侧楼梯往下跑，边跑边喊一楼值班的李某甲、赵某和谢某，……然后自己和其他值班人员上的二楼，一看李某乙在地上躺着，北侧卷帘闸门已经开了，自己和其他值班人员叫了李某乙几声，李某乙哼了一声就不再动了，然后这些人给120急救中心打电话，后来急救中心的人来了，上楼看了看说人已经死了。3、证人李某甲证言，大概凌晨一点多一点的功夫，听见张某喊快出来，有贼了，李某甲等三人就出去了，碰见张某说楼上有贼，把李某乙搂住了……就赶紧掉头上的二楼，看见李某乙躺在南侧楼梯口附近，没有穿衣服，只穿裤头，北侧的卷帘门已经开了，挨门的窗户玻璃被打烂了一块，叫了李某乙几声，李某乙哼哼了几声，也不说话，这些人就赶紧下楼打电话报警和打120急救电话。4、证人赵某、谢某证言与张某、李某甲证言基本一致。2013年4月11日宫珏被抓捕归案，2013年12月5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书：被告人宫珏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4年2月20日，安国市东方药城管理局向被告安国市民政局提出申请，请求追认李某乙为革命烈士。2014年3月20日，安国市民政局作出“关于李某乙追烈情况的复函”，认为“通过贵局的请示及《安国市起诉意见书》（安公邢诉字（2013）第30号）、《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3）保刑初字第183条）所查明的案件中，李某乙与歹徒搏斗情节不明显，甚至谢兴军证言中有“凶手曾对他说，进入大厅引发警报后藏在柜台后，等李某乙走到跟前后把他按到捅了一刀”，由此，李某乙不符合“壮烈牺牲”的情节”。该复函作出后送达安国市东方药城管理局。经询问，原告黄彦坤称东方药城管理局于2014年4月份将该复函转给原告。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原告黄彦坤虽未提供结婚证，但其提交的户口簿明确注明其与李某乙为夫妻关系，（2013）保刑初字第1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确认黄彦坤以李某乙妻子的身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参加相关诉讼，因此，原告与死者李某乙的夫妻关系本院予以认定。被告作出的“关于李某乙追烈情况的复函”明确认定李某乙不符合“壮烈牺牲”的情节，是一种行政确认，确认结论对死者的荣誉及家属的相关权益有明显影响，原告有权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二、《河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革命烈士审批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县（市、区）民政部门接到死者家属或单位的申请后……不符合批烈条件的，以书面形式告知死者家属或单位”。因此原告黄彦坤是“复函”这一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黄彦坤虽于2014年4月份就知道了“复函”的内容，但该复函并没有告知行政行为相对人诉权和起诉期限，原告于2015年10月26日提起行政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三、被告称案发地中药材交易大厅内全部都是个人财产，李某乙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批准为烈士”的规定。本院认为，中药材交易大厅隶属于安国市东方药城管理局，是政府部门建设管理的交易场所，交易大厅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有责任保护在该场所内个体经营户的财产安全。李某乙作为交易大厅的夜间值班员，承担的的是交易大厅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不是给个人看家护院，发现案情后积极的抓捕犯罪分子正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四、犯罪分子宫珏的供述和案发现场值班人员张某、赵某、谢某和李某甲的证言均能证明，李某乙听到警报后，只穿着裤头便立刻出来巡视，发现犯罪分子后拽住犯罪分子的胳膊并与其进行了激烈的搏斗，搏斗中不幸遇害。（2013）保刑初字第1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对上述事实作了如下认定：“为抗拒抓捕，宫珏持刀刺中被害人李某乙腹部致李某乙肝、胃、胰腺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因此，李某乙是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不顾个人安危，为保卫国家和集体财产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不幸被犯罪分子杀害。不存在工作方式不当激化矛盾的情形。被告作出的“复函”没有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供述和其他在场值班人员的证言，无视审判机关生效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仅仅依据案外人谢兴军的间接证言，认为李某乙与歹徒搏斗情节不明显，从而认定李某乙不符合“壮烈牺牲”的情节，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五、建设文明、和谐的法制社会，需要我们每个公民对犯罪行为要勇于制止和斗争，而不是仅仅为了自身的安危漠视和躲避。李某乙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同犯罪分子英勇搏斗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其事迹应该弘扬和学习。综上，被告安国市民政局作出的“复函”应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安国市民政局作出的关于李某乙追烈情况的复函。
上诉人安国市民政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黄彦坤符合追烈申请的家属身份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和《河北省民政厅关于进步规范革命烈士审批工作的通知》之规定，对于追烈工作的启动，是依死者家属或单位之申请进行，而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身份不符合死者家属的法律之拟制亲属关系，只是同居者之关系，户籍登记和刑事诉讼中之身份认定并不能必然的成为本案所诉的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二、一审判决错误适用“行政确认“之法律概念，上诉人在《关于李某乙追烈情况的复函》中认为李某乙不符合“壮烈牺牲”的情节是法律文件赋予上诉人的自由判断权，不属于“行政确认”。1、行政确认的概念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复函”是就死者李某乙的具体行为向安国市东方药城管理局发出的指导意见，并非对是否追烈做出认定，更非针对被上诉人而做出。2、《革命烈士褒扬条例》（1980年6月4日国务院国发（1980）152号）之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批准为革命烈士：第（五）项：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依照该行政法规之规定，是否“批准为革命烈士”的行政行为才属于“行政确认”。而安国市民政局根据材料和事实作出的是否属于“壮烈牺牲”这情形的认定并非“行政确认”。三、一审判决偏离了“行政行为之合法性”这一行政诉讼的审查核心，判决书认定之内容超出了上诉人的法定权限。在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出示证据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中有按照《河北省民政厅关于进步规范革命烈士审批工作的通知》中第二部分“严格审批权限，规范审批程序”之规定而形成的《会议纪要》，在对是否追认李某乙为烈士的问题上，上诉人作为县级民政局没有审批权限，只是“认为符合批烈条件的，报县（市、区）人民政府；不符合批烈条件的，以书面形式告知死者家属或单位。”可以看到，该文件给了县级民政局对批烈条件酌情判断的权利，完全可以“认为”李某乙不符合批烈条件，至于“认为”的对与错应该由有权部门作出认定，而不能据此“认为”之内容认定县级民政局行政行为不合法。总之上诉人的初审意见不必然的对本案追烈申请人产生权利义务的影响，根据法规、文件之规定，上诉人也不具备审批李某乙是否可以追认为烈士并予以宣告的权限。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片面追求社会效果，属越俎代庖的审判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了“李某乙是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不顾个人安危，为保卫国家和集体财产勇于同犯罪分予作斗争，不幸被犯罪分予杀害，不存在工作方式“不当激化矛盾的情形”并称“李某乙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同犯罪分子英勇搏斗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其事迹应该弘扬和学习。”上述表述，不是对法律事实的认定，也不是对法律关系的认定，更不是对上诉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其结果是变相刹夺了上诉人行使法律法规及部门文件所赋予的初步审查权。五、该案发生在死者李某乙家属与安国市市场发展局就李某乙善后事宜签订《协议书》并领取了全部补助（参照烈士补助标准）十五年后，该《协议书》明确约定：“因市场发展局已参照烈士补助标准一次付清，今后其家属不得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在本案审理期间的前前后后，被上诉人多次信访提出的诉求是依据烈士遗属应享有的物质抚恤条件，这与一审判决中认为的弘扬和学习英雄事迹的社会效果追求甚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越权行使审判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黄彦坤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违背法律规定，观点自相矛盾，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安国市民政局作出关于李某乙追烈情况的复函，认为李某乙不符合壮烈牺牲的情节，该复函对李某乙及其家属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被上诉人黄彦坤依法享有起诉权。黄彦坤作为李某乙亲属，有相应的户口簿、村委会证证明、（2013）保刑初字第1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身份关系的表述予以证实。安国市民政局作出作为本行政区域烈士褒扬工作的主管机关，具有对申报烈士的申请进行调查核实并上报审核的职权。本案中，安国市民政局在接到安国市东方药城管理局关于追认李某乙为烈士的请示后，理应对李某乙死亡情节进行认真调查，对各类文书中证人证言的表述、情节认定进行分析比对。该复函中：二、通过贵局的请示及《安国市起诉意见书》（安公邢诉字（2013）第30号）、《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3）保刑初字第183条）所查明的案件中，李某乙与歹徒搏斗情节不明显，甚至谢兴军证言中有“凶手曾对他说，进入大厅引发警报后藏在柜台后，等李某乙走到跟前后把他按到捅了一刀”，由此，李某乙不符合“壮烈牺牲”的情节”。综上分析，上诉人安国市民政局作出的“复函”主要证据不足。故被上诉人黄彦坤请求撤销安国市民政局作出“关于李某乙追烈情况的复函”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安国市民政局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安国市民政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别道齐
代理审判员 解建国
代理审判员 周兴旺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宋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