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01114号
原告：梁军。
委托代理人：蔡韫，系辽宁普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岚。
委托代理人：马洪博，系辽宁兴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志国。
委托代理人：马洪博，系辽宁兴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志伍。
委托代理人：马洪博，系辽宁兴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军与被告于岚、施志国、施志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王英霞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潘鸿飞（主审）、人民陪审员杨美慧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7日、2015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军及委托代理人蔡韫、被告于岚、施志国、施志伍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洪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军诉称，被告于岚与被告施志国系夫妻关系，被告施志伍与被告施志国系兄弟关系。2014年8月25日，被告于岚向原告借款人民币40万元，当日原告依被告于岚要求通过中国光大银行沈阳浑南支行汇入被告施志伍账户（43×××17）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于岚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并用一张沈阳日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空白支票抵押，双方口头约定期限二个月内还清。2014年10月17日，被告施志国因偿还信用卡透支款向原告借款人民币8万元，原告通过网银给施志国账户（62×××83）转款人民币8万元。对于上述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每月3.5%（每月14000元），截至2015年3月被告给付原告借款利息人民币27000元。被告收到原告借款后，既不按约定支付利息，又不偿还原告到期借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种种理由不予还款，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今原告起诉来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于岚、施志国共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8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于岚、施志国共同给付借款本金人民币48万元的利息（以人民币4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25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人民币8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7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施志伍对上述借款中人民币40万元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4、由被告于岚、施志国、施志伍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于岚辩称，对于人民币40万元的部分，原告提供的借条情况属实，确实是被告于岚出具，且款项也已经实际收到；对于8万元的部分，该笔款项的性质不属于借款，而是原告与被告于岚之间之前交易往来的款项。
被告施志国辩称，同被告于岚的抗辩意见。另，被告施志国与被告于岚已经离婚，对于涉诉款项被告施志国不同意承担给付责任。
被告施志伍辩称，涉诉款项与被告施志伍没有关系，原告只是将款项转到被告施志伍的账户，但是实际的借款人并非被告施志伍，被告施志伍即没有向原告出具过任何借条，也没有使用涉诉款项，而是将涉诉款项转给被告于岚、施志国指定人员的账户，还有部分提取了现金，所以被告施志伍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借款关系。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岚之间有持续的业务往来。2014年8月25日，被告于岚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在梁军处借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身份证号：××。借款人：于岚。2014年8月25日。”被告于岚在“借款人”处签名。同时，被告于岚将一张出票人为沈阳日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盛京银行转账支票交付给原告。同日，原告通过网银向被告施志伍的账号43×××17的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40.3万元。同日，被告施志伍的账号43×××17的银行卡以转账的方式支取人民币30万元，以现金的方式支取人民币10.3万元。
庭审中，被告于岚提供其在原告经营海参店刷信用卡的交易记录，用于证明被告曾偿还原告部分涉诉款项，对此，原告提供五张对账单予以反驳。通过对原、被告提供的两组证据综合审查，并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可以看出：2014年9月6日，原告梁军向被告施志国的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53000元，2014年9月7日，被告于岚的信用卡在原告经营的海参店有刷卡记录，刷卡金额为人民币53530元。2014年9月10日，原告又向被告施志国的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100000元；同日，被告施志国的信用卡在原告经营的海参店有两次刷卡记录，金额为人民币5000元和90000元，2014年9月11日，案外人石圻的信用卡在该店又有一次刷卡记录，金额为人民币6000元，上述三次刷卡金额共计为人民币101000元。对于以上两组交易总金额的差额，原告解释为被告在原告经营的海参店刷卡的手续费，计算标准为刷卡金额的1%。被告对此没有异议。另，2014年9月16日，原告向被告施志国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70000元，同日，原告向案外人朱文艳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30000元，上述转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00000元；2014年9月17日，被告于岚的信用卡在原告经营的海参店有两次刷卡记录，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000元和人民币30300元，同日，被告施志国的信用卡在该店又有一次刷卡记录，金额为人民币50700元，上述三次刷卡金额共计为人民币83000元。对于本次交易总金额的差额，原告解释为由于被告于岚于2014年9月17日到其经营的海参店里刷卡时双方约定金额为人民币20000元，但由于原告当时没有看清楚，所以刷卡金额错按成了人民币2000元，后来被告于岚又将人民币18000元偿还给原告，如果按照人民币20000元计算，刷卡总金额则为人民币101000元，差额人民币1000元恰为1%的手续费。
2014年10月17日，原告又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施志国的账号62×××83的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8万元。
庭审中，原告提供短信记录七张，用于证明被告于岚向原告借款人民币48万元，且同意给付借款利息，同时被告于岚曾表示尽快偿还借款。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于岚认为无从考证，但同时被告于岚表示“150××××7777”为其本人的电话号码。该份证据载明：2014年10月30日上午9时53分，原告梁军向被告于岚发送短信，短信内容为“……那48万元我去你那要……”，被告于岚回复称“谈事二十分钟回”；2014年11月4日下午13时49分，被告于岚向原告梁军发送短信，短信内容为“明天4点前欠款和利益转给你，放心！”；2014年11月18日中午12时29分，原告梁军向被告于岚发送短信，短信内容为“你要是这么办事。我不和你办事了，这个月25日40万元到期，我去你那取回。这8万元一起取回。”2014年11月26日中午12时18分，被告于岚回复“明天我去你店。”另，原告提供了2015年5月21日其与被告于岚的录音资料一份，用于证明被告于岚向原告借款人民币48万元的事实，同时双方约定了借款的利息。被告于岚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录音中，原告说：“……到这个月26日就7个月没给利息了，我（又）借你那8万块钱你说迟迟的也不还……”被告于岚说：“我知道，就这两天，我这些天的话我就办这些东西呢……”此后，被告于岚在录音中说：“……完了你说梁军，是不给钱啊还是不给利息啊？都得给……”同时，原告又提供其与案外人朱文艳的录音资料一份，用于证明原告曾代被告偿还其拖欠案外人朱文艳的借款利息人民币3万元。被告于岚、施志国对于该份证据没有异议。
庭审中，原告表示对于借款人民币40万元的借款利息，双方口头约定为月3.5分，经双方协商确定借款月利息为人民币13500元；对于另外人民币8万元的部分，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同时，原告自认被告于岚曾于2014年8月26日给付款项人民币3万元，其中涉诉借款利息人民币2.7万元，期限为两个月，差额人民币3000元，原告已经于2014年8月25日通过向被告施志伍转款人民币403000元先行补偿给被告；另，原告自认2015年1月19日被告施志国曾向原告转款人民币13500元，该笔款项的性质为给付借款人民币400000元的月利息。对于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0500元的意见，被告方对于给付的行为予以认可，但表示该笔款项性质为偿还原告借款的本金。同时，被告于岚、施志国、施志伍均认可被告于岚系2014年8月25日借款人民币4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
另查，被告于岚、施志国于2001年1月16日登记结婚，2015年7月7日协议离婚，未发现被告于岚、施志国的其他婚姻状况。
现原告与被告于岚、施志国、施志伍因借款问题产生纠纷，原告起诉来院。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原告提供的借条、盛京银行转账支票、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两张、录音资料两份、对账单五张，被告于岚、施志国提供的光大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四页、中国银行银行卡电子账单六页、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五页，被告施志伍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等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涉诉款项中人民币40万元的部分。2014年8月25日，被告于岚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能够证明对于2014年8月25日的借款原告与被告于岚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同时，虽庭审中原告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载明收款方为被告施志伍，但被告于岚、施志国、施志伍在庭审中均认可被告于岚系2014年8月25日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且被告于岚自认实际收到该笔借款，因此原告提供的《借条》、《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与被告于岚、施志国、施志伍的陈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已按《借条》的约定实际履行了款项的给付义务。因此，对于2014年8月25日的借款，原告与被告于岚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被告于岚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借款，应按约定履行返还借款的义务。现被告于岚逾期拖欠原告借款的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对此，被告于岚对于2014年8月25日的借款应承担返还借款的责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于岚返还2014年8月25日的借款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涉诉款项人民币8万元的部分。对于该笔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原告主张系借贷关系，而被告于岚则主张系双方之前交易往来的款项。一方面，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庭审中，原告提供了2015年5月21日其与被告于岚的录音资料一份，用于证明2014年10月17日其向被告施志国转款人民币8万元系借贷关系。被告于岚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录音中，原告曾明确表示该笔款项为借款，被告于岚表示“我知道”，且未作出任何及时、明确、完全地否认，若该笔款项无借贷合意，则被告于岚的上述行为并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原告之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而基于前述，并结合双方之前的交易行为，原告为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所主张事实所作举证，弥补了当事人无书面债权凭证这一直接证据所导致的权利义务确定性不足的问题，能够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该笔款项在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
另一方面，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虽然有些事实可能引发不同认识和判断，但在被告于岚、施志国没有任何证据佐证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隐藏法律关系且该隐藏法律关系真实并终局地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否定既存外化法律关系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和反映，避免当事人一方不当摆脱既定权利义务约束的结果出现。因此，被告于岚、施志国主张该笔款项系之前交易往来的款项，并以此否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抗辩意见，因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本院难予采信。
综上，对于涉诉款项中人民币8万元的部分，本院有理由相信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虽原告提供的2014年10月17日《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载明实际收款人为被告施志国，但转款发生时，被告于岚、施志国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通过被告于岚主张该笔款项系其与原告之前交易往来的答辩意见等庭审情况，可以看出被告于岚对于款项的交付应系知悉，且其自认该笔款项已经实际收到，能够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履行了给付款项的义务，因此，原告与被告于岚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于岚返还2014年10月17日的借款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尚欠借款本金的数额的问题。虽原告出具的2014年8月25日《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中转款数额为人民币40.3万元，但庭审中，原告与被告于岚、施志国均认可借款本金为人民币40万元。同时，原告又提供了2014年10月17日《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对账单上载明实际转款的金额为人民币8万元，且被告于岚自认实际收到该笔款项。故，本院对于涉诉款项的原始借款本金为人民币48万元予以确认。对于是否偿还涉诉款项的问题，被告于岚承担举证义务。虽庭审中，被告于岚提供其在原告经营海参店刷信用卡的交易记录，用于证明其曾偿还原告部分涉诉款项，但对于被告于岚所提供的每一笔还款交易记录，原告均能提供与之相对应的返还相应款项的交易记录予以反驳，并对彼此的差额作出合理解释。现被告于岚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偿还涉诉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于岚曾针对借款人民币40万元的部分给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0500元，但被告方表示该笔款项的性质系偿还原告借款的本金。在原告提供的2015年5月21日其与被告于岚的录音资料中，被告于岚说：“……完了你说梁军，是不给钱啊还是不给利息啊？都得给……”由此可以看出，被告于岚对于双方之间就借款人民币40万元的部分存在借款利息的约定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及被告于岚、施志国支付该笔款项的时间、金额，同时结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借款人在收到借款本金的当日即偿还借款本金的做法也于理不合，因此，被告于岚给付人民币40500元的款项性质应为支付利息而非本金。故，对于被告于岚尚欠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8万元，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利息的问题。本案涉及两笔借款，每笔借款的时间、金额及对于利息的约定均不相同，因此对于借款利息应当分段计算。对于借款人民币40万元的部分。基于前述，原告与被告于岚对于该部分存在借款利息的约定。庭审中，原告自认借款月利率为3.5%，已经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超出部分不予保护。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应予冲抵后期借款利息。2014年8月26日，被告给付原告借款利息人民币27000元，2015年1月19日，被告又给付原告借款利息人民币13500元，因此，本案应以2014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同期贷款利率”。以人民币40万元为基数，借款人应给付最高法定月利息约为人民币7467元，鉴于原、被告确认借款人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实际给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0500元，但系按月利率3.5%计算，经本庭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借款人给付上述借款利息的法定期限应为5个月零13天（40500÷7467），即自2014年8月25日起至2015年2月6日。故，利息应自被告逾期支付利息之日即2015年2月7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给付为宜。
对于借款人民币8万元的部分。庭审中，原告自认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且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对于该部分借款的利息存在明确的补充约定，因此，对于借款人民币8万元的部分应属于无息借款，逾期利息应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6月5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宜。
关于被告施志国是否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问题。被告于岚、施志国于2001年1月16日登记结婚，2015年7月7日协议离婚，未发现被告于岚、施志国的其他婚姻状况。2014年8月25日和2014年10月17日，被告于岚向原告借款的行为均发生于被告于岚、施志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现被告于岚、施志国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于岚、施志国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原告知道该约定，亦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于岚之间约定涉诉债务为夫或妻的个人债务，因此，本案涉诉借款应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被告于岚、施志国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于岚、施志国承担共同偿还借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施志伍是否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问题。本案中，虽原告于2014年8月25日将借款本金人民币40万元转款至被告施志伍的账户，但该给付行为仅是一种事实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无法直接证明原告与被告施志伍之间形成借贷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告施志伍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故，关于原告仅凭涉诉款项转至被告施志伍的银行账户而要求其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于岚、施志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梁军尚欠借款人民币48万元；
二、被告于岚、施志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梁军尚欠借款人民币40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2月7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
三、被告于岚、施志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梁军尚欠借款人民币8万元的利息（自2015年6月5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四、驳回原告梁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于岚、施志国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00元，由被告于岚、施志国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英霞
代理审判员 潘鸿飞
人民陪审员 杨美慧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吕艳艳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
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利息；
主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