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6民终3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秋芳。
上诉人（原审被告）柒昌全。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初林。
上列三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小伟，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营余江县水产场。
法定代表人刘新辉，场长。
委托代理人邹新华，江西东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秋芳、柒昌全、胡初林因水产养殖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2016）赣0622民初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秋芳以及三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小伟，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邹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7年1月10日，原告（甲方）与三被告（乙方）签订《余江县水产场鸡场库叉承包合同书》，原告将五湖水库鸡场大、小库叉发包给被告投资经营水产鱼业养殖，承包期间为2010年2月10日至2026年农历12月底，合同约定：“四、库叉租金：每年48000元，二零一零年二月底交清当年的库秀逸，以后每年以此类推。五、乙方在承包期间，应负责安排23名职工的工作，（其中男性17名，女性6名，人员须经甲方审核批准）场在每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前向甲方交清23名职工本年度的自谋职业费，其中男性每人每年300元，女性每人每年150元。六、鸡场大库叉如遇外商或有关单位、部门来投资进行综合开发，甲方有权终止并收回合同，但在经济上甲方不使乙方受损失。……十、违约责任：1、乙方如违反合同，则甲方没收其所交的全部租金，且收回库叉，无偿接管库叉内的水产品。2、甲方如违反合同，则应赔偿乙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另外被告张秋林与柒昌全还承包了原告五湖库大库。合同履行期间，被告2011年至2014年共向原告交纳包括五湖水库大库和本案鸡场库叉在内水库租金1487000元，其中48000元是被告向原告交纳五湖水库库叉的租金，尚欠五湖水库库叉租金168000元、拖欠五湖水库大库租金12000元。2015年被告向原告交纳租金510000元抵付2014年拖欠租金后剩余330000元全部用于支付2015年被告张秋林与柒昌全承包的五湖水库大库的租金。至此被告拖欠原告2015年五湖水库库叉承包租金54000元。另2016年的租金被告未向原告交纳。原告购买被告鱼，欠被告鱼款32700元。在合同履行期间，2015年5月11被告因在水库投放无机肥，违反《江西省鱼业条例》被余江县农业局处以警告和人民币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15年9月7日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综合开发五湖水库，成立了余江县五湖综合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同年12月30日成立余江县洪五湖建设指挥部，2016年4月25日余江县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整治领导小组发出《余整治字〔2016〕3号关于限期收回五湖水库承包经营权的意见书》，要求原告2016年6月20日前将五湖水库包经营权收回。由于被告承包养殖造成五湖水库水质污染，五湖水库周边下游村民和相关部门于2016年5月23日向余江县政府申请要求对五湖水库进行整治和终止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余江县水产场鸡场库叉承包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自觉遵守。依合同约定，鸡场大库叉如遇外商或有关单位、部门来投资进行综合开发，甲方有权终止并收回合同，现县人民政府对五湖水库进行综合开发，原告依据合同约定解除与被告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被告2011年至2014年应向原告交纳五湖水库鸡场库叉租金共计应为216000元，实际被告向原告交纳五湖水库鸡场库叉租金48000元，截止2014年底尚欠168000元。2015年被告方缴纳租金510000元，扣除2014年之前所欠180000元租金（其中五湖水库大库租金12000元，五湖水库鸡场库叉租金168000元），剩余330000元因被告主张支付五湖水库大库租金，故被告尚欠原告2015年五湖水库鸡场库叉租金54000元，另未交纳2016年的租金。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交付租金，属被告违约，原告有权依合同约定终止合同。故原告诉请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余江县水产场鸡场库叉承包合同书》合法，应予支持。被告现尚未返还鸡场库叉，继续占用给原告造成损失，被告应予赔偿，赔偿的数额应为以对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故被告应按每月40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2016年1月1日至被告返还水库鸡场库叉之日的租金。被告欠原告2015年五湖水库鸡场库叉租金54000元，而原告欠被告购鱼款为32700元，可折抵原告的租金，折抵不足部分，因原告并未主张，本案中不予审理。2013年7月21日被告通过蔡孝元的帐户转款35万元到上官敏的个人帐户，但有5万元又转回给了被告之一张秋芳，原告实际收到的租金只有30万元，被告称转回给张秋芳的5万元款系原告与张秋芳之间的个人行为，理由不足，对被告辩称通过蔡孝元个人的帐户转款35万元至上官敏的个人帐户，向原告多交纳了5万元租金的主张应不予采信。故对被告辩称交清了2015年租金的主张应不予采信。被告有原告方的银行帐号，可直接将租金转入原告帐户内。被告未向原告交纳2016年租金，辩称是原告不收租金的主张，理由不足，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原告欠被告购鱼款84000元的主张证据不足，应不予采信。据此，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国营余江县水产场与被告张秋芳、柒昌全、胡初林签订的《余江县水产场鸡场库叉承包工程合同书》。二、被告张秋芳、柒昌全胡初林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按每月4000元的标准向原告国营余江县水产场支付2016年1月1日至被告张秋芳、柒昌全、胡初林返还水库撤离之日的租金。三、驳回原告国营余江县水产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告张秋芳、柒昌全、胡初林负担。
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法院深受余江县政府干预司法的影响，完全按照余江县人民政府以领导小组名义违法下发的余整治字（2016）3号关于限期水产场在2016年6月20日前收回水库承包经营权的错误决定下发了本错误判决书，导致本案从头到尾严重歪曲事实，错误采信证据、直接明知错判之后果。第一，一审判决错误确认了余江县政府组建的余江县畜牧水产养殖整治领导小组余整治字（2016）3号文关于限期收回五湖水库承包经营权的意见书中关于强迫发包方即水产场在2016年6月30日前收回上诉人承包经营权、否则追究水产场领导责任的错误决定，这是典型的行政干预司法的违法行为，第二，按照合同约定，水产场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如果县政府搞旅游开发项目，或者有外商到余江投资搞综合开发时，方可解除合同，但上诉人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投资开发权。本案中并没有县政府搞旅游开发项目的客观事实存在，也没有外商或其他单位、部门到余江投资综合开发项目，根本就不具有现在立即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不应解除合同。遗憾的是，受上述余整治字（2016）3号错误文件的影响，一审法院把余江县洪五湖建设指挥部（注：一审未看到该机构依法设立的法律文书）凭空设想的、毫无实际意义的、也没有加盖印章的、且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立项审批的所谓“简介”错误认定为县政府要搞综合开发，还把县政府违法以改善水体水质专项治理为借口、以水产养殖整治领导小组名义强行发文解除合同的错误决定当成“上方宝剑”，强行把上述虚构的事实认定为解除合同的约定事由，强行判决终止合同，这是十分错误的。第三，一审法院将市、县政府拟整治水质的计划误认为“现县人民政府对五湖水库进行综合开发”这是十分错误的，是完全牛马不相干的二回事。整治水质是环保方面的要求，其本意是不准投放猪粪防止污染水质、倡导清水养鱼；而综合开发是经过国家或上级政府立项、经过招标投标等法定程序有序进行的立体开发，是一个实体投资建设项目。显然，本案至少目前没有综合开发的实体投资建设项目，明显不存在综合开发的问题，更不存在解除合同的问题，但一审还是进行了错误认定。因为：（1）本案除了上述违法文件即强令终止合同收回经营权的文件外，没有任何具体怎样改善水体水质的步骤、方法、时间要求等证据，更没有具体进行怎么样的综合开发项目的证据。（2）合同约定的综合开发是指外商来投资，且上诉人有优先权，综合开发的主体并不是县政府，县政府只有旅游开发的解除合同事由主体资格，并没有综合开发的解除合同事由主体资格；（3）合同约定涉及到县政府作为主体可以解除合同条款，是专指县政府实施的旅游开发项目，并非综合开发项目，本案只有搞旅游开发才与县政府决定有关；（4）退一万步，假定就算县政府下发了旅游开发或综合开发的文件，因为未经上级政府或人大或发改委立项，该项目也是无效的，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合同。第四，一审认定上诉人2015年欠租金54000元、认定上诉人2016年未交租金等行为属违约，这是十分不尊重事实的错误认定，本案合同上的条款虽然对承包租金的缴交有约定，但按照法律规定，合同签订以后可以变更约定内容。本案中，2011年至2015年的租金无拖欠问题，因为水产场每年都会到水库购买大量的成鱼，而按双方的口头约定，水产场购买的成鱼款直接充抵承包租赁费，所以在上交租金时，上诉人先交了一部分，剩下的在结算购鱼款时补交。由于前几年水产场一直没有与上诉人结账，所以双方并不清楚是否欠租金，直到2014年底才对2011年-2014年水产场的买鱼款进行了结算，扣除鱼款后双方才知道4年应补交168000元租金。对该租金，水产场要求上诉人2015年交租金时补交，上诉人同意并补交清了2014年前的所有租金，该补交行为是双方约定好而为之，且水产场接受了该补交款，已实际履行，应认定为合同的变更，而不是上诉人违约。至于2015年的租金，上诉人交了一部分，没有交的那部分是双方谈好预留下来抵水产场购鱼款的。虽然2015年底对库叉买鱼款没有结算，但估算到水产场购买鱼款与上诉人欠租款持平，不存在欠5400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水产场买鱼款只有32700元是错误的，而且上诉人还有转账的50000元没有被一审法院认定，属于计算错误，这是受到政府文件非法干预所致的错误。第五，一审认定上诉人通过上官敏的个人账户转账实收租金仅为30万元而非35万元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上官敏是水产场书记的司机，蔡孝元是上诉人水库上的实际负责人，2013年7月交租金时，是水产场提供其单位小车司机个人的账户给上诉人，让上诉人将35万元租金转到该账上，上诉人根据水产场提供的账号转账35万元，该款应认定为上诉人上交35万元租金，这与是否转到水产场的单位账户上无关，至于上官敏转给张秋芳5万元，一审认定转回5万元是错误的，因为负责人是水库上的蔡孝元，钱是由蔡孝元代表水库转付的租金，蔡孝元的个人账户实际上是水库的公账，如果是退回租金的话，则必须退回蔡孝元账上，且必须记在水库账上，转给张秋芳不能认定为水产场退回租金，张秋芳虽然是股东之一，但他个人无权代表水库收款不入水库的账。在本案中，2013年本来就欠租金，不存在交上去的租金要退回来的情况。至于2016年的租金未交问题，因为从2015年底开始，县政府就给水产场发指示收回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多次要求上交租金，但每次都是水产场拒绝收款。不是上诉人不交，而是没人收，这不是上诉人知道账号能强行转账解决的问题。第六，一审法院采信证据完全是贯穿县政府要强行收回水库的指示精神办理的，凡是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一律不采纳，凡是对水产场有点点利的证据一律采纳。例如：上诉人提交了账本、账单、记账本、银行流水、统计表等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付租金、转账、水产场买鱼折款金额等事实，但一审法院凡是水产场不承认的，不审查水产场是否违心说话、是否有理、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律不认可上诉人的主张。又例如：水产场交的所谓综合开发项目简介、村组及周边群众所谓因受污染要求终止合同的意见、水产污染监测数据及罚款等等材料，这些本身就不具有证据“三性”的所谓证据，全部作为了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继续履行《余江县水产场鸡场库叉承包工程合同书》；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被答辩人关于“2015年年底前不欠租金，不存在逾期缴纳租金的违约行为”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被答辩人主张2015年年底前不欠租金，不存在逾期缴纳租金的违约行为，理由主要为：13至14年所交的那笔应为35万元，而非30万元；答辩人欠其鱼款8万余元，且可折抵租金；答辩人后面接收了被答辩人逾期交纳的租金应认定为合同变更。下面逐一阐述：1、被答辩人主张通过蔡孝元所交租金为35万元，被答辩人张秋芳领回的5万元系向答辩人的借款，该主张既与事实不符，也于法相悖。首先，蔡孝元的银行流水只是蔡孝元与上官敏的个人资金往来，并不必然代表是本案答辩人、被答辩人之间的租金收取和缴纳。其次，即便蔡孝元是代表被答辩人缴纳租金，上官敏是代表答辩人收取租金，因转账当日（即2013年7月21日）被答辩人张秋芳从该35万元中拿回了5万元，故实际所交租金只有30万元。蔡孝元履行的是代理行为，而张秋芳是合同的当事人，其履行的是合同行为。至于张秋芳拿回这5万元后，与另一合伙人即被答辩人柒昌全如何保管、使用，那是被答辩人内部之间的行为。再次，被答辩人所交每笔租金以及答辩人收取的每笔租金，答辩人均向被答辩人出具了正式的发票（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原告出具发票、被告收取发票是双方对缴纳租金数额的书面确认，而对应该笔的发票与进入原告公账的金额是一致的，均为30万元。最后，被答辩人主张张秋芳领回的5万元系向答辩人的借款，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欠其鱼款8万余元，且该鱼款可折抵租金”，该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答辩人签字认可的鱼款只有32700元。至于被答辩人提交的其自己所做账本，应无答辩人签字的单据作为印证，仅仅只能作为被答辩人书面的陈述，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被答辩人主张“接收逾期支付的租金即为对合同的修改”，该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只能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违约后继续履行及补救措施。二、被答辩人关于“2016年的租金是答辩人拒绝接受，导致其无法交纳”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被答辩人知道答辩人的账号，且之前大部分租金的交纳均是由其直接存入或转让答辩人账户内。被答辩人完全可以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直接将租金打入答辩人账户。三、《意见书》没有作为一审判决解除合同的依据和理由。被答辩人上诉所称“一审判决遵照《意见书》错误采信证据、错审错判；《意见书》系政府干扰司法的表现等”，该上诉理由纯属混淆视听，试图以此偏离案件事实、转移争议焦点。《意见书》系上级机关对下级部门的内部指导行为，且《意见书》本身并没有解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承包合同。答辩人在2016年2月份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起诉状》，而《意见书》系答辩人起诉以后才作出的。上诉人认为《意见书》系行政干预司法以及一审判决系遵照《意见书》要求而判，该认为不仅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属于被答辩人的主观推断。四、只要县政府开发需要收回，答辩人就有权终止合同。《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如县人民政府开发需要收回，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不一定要旅游开发。旅游开发是《合同》第七条的规定，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开发，不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且可以不给被答辩人预留至12月底空库的时间。被答辩人上诉主张只有旅游开发才能终止合同，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至于合同终止后，在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中，被答辩人具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那是合同终止以后的事情，不是合同解除的前提条件。综上，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所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在本案纠纷中，上诉人上诉称，一审判决错误确认了余江县政府组建的余江县畜牧水产养殖整治领导小组余整治字（2016）3号文《关于限期收回五湖水库承包经营权的意见书》中关于强迫发包方即水产场在2016年6月20日前收回上诉人承包经营权，否则追究水产场领导责任的错误决定，是典型的行政干预司法的违法行为。本院认为，余江县畜禽水产养殖污染综合整治领导小组下发的余整治字（2016）3号《关于限期收回五湖水库承包经营权的意见书》，是余江县畜禽水产养殖污染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向其下级部门提出的意见，是针对其下级部门的内部管理行为，并不是针对法院审判本案而下发的意见书，因此，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上诉称，按照合同约定，水产场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如果政府搞旅游开发项目，或者有外商到余江投资综合开发项目，方可解除合同，认为本案中并没有县政府搞旅游开发项目和外商或其他单位、部门到余江投资综合开发项目的客观事实存在，不具有现在立即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不应解除合同。但上诉人的这一上诉内容仅是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在双方签订合同中的第六条还约定，如县人民政府开发需要收回水库，甲方即被上诉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水库，因此，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并非一定要搞旅游开发才可以解除。上诉人上诉称，原审法院将市、县政府拟整治水体水质的计划误认为“现县人民政府对五湖水库进行综合开发”是错误的，认为整治水质是环保要求，而综合开发是经过国家或上级政府立项、经过招标投标等进行的立体开发，是一个实体投资项目，本案目前没有综合开发的实体投资建设项目，不存在综合投资开发的问题，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上诉认为按照合同的约定，综合开发的主体并不是县政府，县政府只有旅游开发的解除合同事由主体资格，这一上诉理由与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不相符合。上诉人上诉称，对于上诉人在2014年以前所欠的租金，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2015年补交，认为该补交行为是双方约定好而为之，被上诉人接受了该补交款，应认定为合同的变更，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2015年的租金，上诉人上诉称，上诉人交了一部分，没有交的部分，是因为当时双方谈好预留下来抵水产场购鱼款，当时估算购鱼款和欠交租金款持平，不存在欠54000元的问题，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买鱼款为32700元是错误的，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上诉称，原审认定上诉人通过上官敏的个人账户实收租金为30万元而非35万元是错误的，认为上诉人根据水产场提供的账号转账35万元，该款应认定为上诉人上交的租金，至于上官敏转给张秋芳5万元，不能认定为水产场退回租金。本院认为，对于该笔租金，原审法院认定为30万元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另外，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江西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上也明确记载水库租金数额为30万元，上诉人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因此，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上诉称，2016年的租金未交，是因为县政府给被上诉人发指示收回经营权，上诉人多次要求交租金，被上诉人拒收，认为不是上诉人违约，而是没人收，不是上诉人知道账号能强行转账解决的问题，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称，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一律不采纳，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据一律采纳，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与原审判决的证据采信情况不相一致，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张秋芳、柒昌全、胡初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遇金
审 判 员 陈信仕
代理审判员 孔梦娜
二〇一七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