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733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某，原任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及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出纳。因本案于2013年12月30日被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4年10月30日被逮捕。现被押于广东省增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曾共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范某犯挪用公款罪一案，于2014年10月30日作出（2014）穗增法刑初字第87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范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为：被告人范某在担任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及其下属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属事业单位）出纳期间，利用其负责管理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账户资金的职务之便，于2010年11月3日、2011年1月13日，分两笔从该账户上提取现金人民币共计133120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归还，后在案发前归还。后被告人范某于2011年4月15日、7月18日、7月22日，分5笔从该账户上提取现金人民币共计361867元，供他人进行营利活动，且超过3个月未归还，后在案发前归还。
2013年12月26日，被告人范某主动向增城市人民检察院投案。
上述事实，原判决以下列证据证实：
1、归案经过及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范某在增城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本案线索，在该院进行初查期前，范某于2013年12月26日向该院主动投案，后该院在2013年12月30日对本案初查并于同日立案。
2、被告人范某的户籍材料。
3、增城县编制委员会增编（1990）31号文件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证实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成立于1990年5月，是事业法人。
4、增城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增供集字（1999）第1号《关于成立慈善会的通知》，证实增城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慈善会成立于1999年1月。
5、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增供总字（2003）47号《关于加强慈善会管理的通知》，证实由于机构变革，原“增城市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慈善会”更名为“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慈善会”。
6、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情况说明》，证实该社于1999年1月8日成立“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慈善会”，因慈善会无法开立银行账户，在2001年期间，慈善会利用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在增城市工商银行开立一个基本账户（账号36×××55），用于处理慈善会的资金往来。即收取供销社系统干部职工捐款存入该账户，支付慰问金时从该账户提取现金。该账户一直由原供销社出纳范某操作，该账户全部是用于慈善会的资金往来。
7、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情况说明》（2），证实：由于市供销社不断发生债务纠纷，社的银行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冻结，后从2001年11月开始，市供销社利用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在招商银行增城支行开立的一般账户（账号20×××01）处理市供销社的资金往来。该账户属一般账户，只能进行转账结算，不能提取现金，即收取交来单位的支票存入该账户，市供销社需要用时才从该账户转回市供销社的账户，用多少转多少。该账户一直由市供销社出纳范某操作，没有任何费用开支，也没有向税务部门购买发票，完全是用于市供销社的往来转账结算。
8、招商银行增城支行出具的《证明》，证实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于2001年11月29日在招商银行增城支行开立一般账户，账号为20×××01，该账户已于2012年1月4日撤销。
9、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增供总字（2003）46号文件、增供党字（2007）10号文件，以及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出具的《范某同志基本情况》，证实范某自1999年3月至2011年9月担任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供销社慈善会）出纳；范某于2003年6月18日任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工会女职委主任，于2007年8月29日任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妇女委员会主任。
10、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增城荔乡支行提供的户名为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账号36×××55的账目明细清单及相关的单据，其中：
（1）2010年11月3日，该账户被现金取款38320元，摘要为“费用”，支票存根上的收款人为“慈善慰问”；
（2）2011年1月13日，该账户被现金取款94800元，摘要为“备用金”；
（3）2011年4月15日，户名“范某”向该账户存入两笔款分别为27720元、81051.08元，摘要为“慈善款”；
（4）2011年4月15日，该账户被现金取款4次，分别为110867元、1500元、26500元、90000元，摘要均为“备用金”；
（5）2011年7月18日，该账户被现金取款63000元，摘要为“备用金”；
（6）2011年7月22日，该账户被现金取款2次，分别为49000元、49000元，摘要为“备用金”；
（7）2011年9月5日，户名“阳江市江城创信钢铁经营部”的账户向该账户转账存入368381.94元，摘要为“往来款”；该款项于同日以转账方式转出，摘要为“往来”；
（8）2011年9月29日，户名“范某”向该账户存入10000元，摘要为“还款”；
（9）2011年10月28日，户名“冯惠芳”向该账户存入15500元，摘要为“慈善捐款”；
（10）2011年11月29日，户名“冯惠芳”向该账户存入90000元，摘要为“还款”；
（11）2011年12月6日，户名“冯惠芳”向该账户存入两笔分别为161699.44元、100034.5元，摘要均为“慈善款”。
11、被告人及证人对上述明细清单的辨认材料，其中：
（1）上述明细经被告人范某指认：2010年11月3日、2011年1月13日提取的38320元、94800元款项是其挪用，2011年4月15日存入的两笔现金27720元、81051.08元是用于归还上述挪用的资金。2011年4月15日提取的两笔110867元和90000元，以及2011年7月18日提取的63000元、7月22日提取的两笔为49000元、49000元，合计361867元均是其挪用，其中36.1万元用于借给郭代新做生意；2011年9月29日其存入1万元，11月29日存入9万元，12月6日分两笔存入161699.44元、100034.5元，均是用于归还挪用的钱。
（2）上述明细经冯惠芳辨认，其中以“冯惠芳”的名义分别于11月29日存入9万元，12月6日分两笔存入161699.44元、100034.5元，均是范某挪用公款后的退款。
（3）上述明细经谭淑贞辨认：其中2011年9月29日存入1万元，11月29日存入9万元，12月6日分两笔存入161699.44元、100034.5元，均是范某归还给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用于平账，但其不知道范某的钱的来源。
12、证人黄某的证言：我于2008年开始任增城市供销社财务科科长，在2010年9月份，由于我们出纳换人，交接时会计谭淑贞发现供销总社管理的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账户中存在36万多元的短款，这短款是前任出纳范某造成的，后我叫范某把款退清，把账平了。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具备法人资质，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了一个专户，这个办公室没有经费来源。另外我们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有一个慈善基金会，但慈善会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也没有专门的银行账户，就利用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银行账户来管理慈善捐款。
13、证人温某的证言：范某曾在2011年8月份向我借过40万元，由于我没钱，我就通过朋友李永生联系1名叫“彬哥”的人借给范某40万元，后来范某也把这笔钱归还给“彬哥”。当时她说她用了。后来在2011年9月初，范某向我借了368381.94元，这笔钱我也是向朋友吴丽玲借的。当时我和吴丽玲在逛街，范某打电话来说让我借给她这笔钱周转几小时，我请吴丽玲帮忙。吴丽玲是帮她父亲的公司做财务的，她就通过她在阳江的一间客户公司把这笔款转到范某提供的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中。还钱的时候，范某让我提供一个对公账户，我就把我父亲经营的萝岗区九岭果场在广州农商银行的账户（99×××28）提供给范某，她于2011年9月6日把368381.94元转到这账户中，我把这笔钱转回给吴丽玲。后通过打印银行明细，我发现范某转钱给我的账户是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账号36×××15）。
温伟芬提供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镇龙支行明细清单，证实2011年9月6日，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账号36×××55）转账368381.94元至广州市萝岗区九岭果场的账户（账号99×××28）。
14、证人谭某的证言：我从1994年开始担任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的会计，在2001年开始兼任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再生办”）的会计。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资金来源是每年我们增城市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单位、职工捐款，这些钱是用于慰问我们系统生活困难的职工、生病职工家属的支出。
2008年底的时候我就发现出纳范某管理的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中，银行对账单和我入账的数目不对，我问范某怎么回事，她说有时候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资金紧，她从这账户上拿点钱先垫付费用，等总社账上有钱再把钱填回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2011年9月，范某不再担任出纳，她将出纳账目移交给另一个出纳冯惠芬的时候，我与范某对账发现她的出纳账与我的会计账对不上，增城市再生办的工行账户中短款约36万元。后来范某才陆续将短款的金额以存款方式存回账户中，至2011年12月底账目才平。
再生办的账户是公账，提现时需要用支票，出纳员一般是用空白支票填上金额，盖上出纳的私章、再生办的法人代表印章及再生办的支票章（即财务专用章），然后就可以去银行柜台办理取款。我们单位并不要求支票上盖会计章，而且我也没有会计章。范某是出纳，她在任期间空白的支票当然由她保管。出纳的私章和再生办的支票章由范某保管，而再生办的法人代表印章由增城市供销总社办公室统一保管，但出纳员拿支票去盖章的时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会让她盖上。我们使用再生办的法人代表印章不需要审批，直接就能盖的。
15、证人冯某的证言：2011年9月，我接任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及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出纳后，发现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出现36万多元的短款，我把这情况向科长黄海桥汇报了，黄海桥说他会与范某沟通。过了一段时间，范某约我陪她到中国工商银行荔乡支行分几次存入一些钱，把账目平了。
16、证人郭某的证言：2011年4月份，我因生意周转需要资金，就向范某拿钱。在2011年4月至9月期间，范某拿了约30多万元给我。在2011年10月份左右的一天，范某说她做出纳期间挪用了增城市供销总社的钱，现在需要存钱回公家账上归还欠款，总共是欠了30多万，后我分3次共给了范某35万元用于还款。
17、被告人范某的供述：我自1994年10月至2011年10月担任增城市供销合作总社出纳及供销总社下属的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出纳，负责这两个单位的账目收支工作。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资金都是来自各个下属企业单位和职工的捐款。在2010年至2011年间，我分几次从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中私自提款共494987元出来挪归他用。2010年10月左右，我有1名绰号“肥妹”的朋友向我借13万元，我当时没有答应，但她陆续向我借了几次，我就问她还不了钱怎么办，她说如果她没钱还，还有1辆东风本田小车可以抵押出去还钱。后来在2010年11月的一天，我以费用的名义提取38320元，在2011年1月的一天，我以备用金的名义提取94800元，取款当天我就在荔乡路工商银行门口把这共计13万元交给“肥妹”。后来“肥妹”分四五次还给我4万元，之后就联系不上。于是我于2011年4月向我前夫郭代新的堂妹郭伯莲借了13万元归还这笔款。分别是在2011年4月15日以慈善款存入的27720元和81051.08元，剩余的24348.92元我是通过自己先帮再生办垫付现金开支后再拿回相关票据报账来归还。我之前交代说2011年9月29日存入的1万元、10月28日以慈善款名义存入的15500元是还款，其实是我记错了，那1万元是归还我另外挪用的36万多元的还款，另外那15500元则是真的慈善捐款。我这两笔金额有尾数，是因为我手中有一些已经开支的票据需要报账，我是按票据总数来提取现金，这样可以拿我提款的支票做账，这样做出来的账比较合理，我挪用钱也不会被发觉。而这些已开支的票据的资金来源，则是因为我在兼任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出纳时，有时候收到的慈善捐款也不是立即存入银行，所以我手头也会有一些现金。
另外在2011年4月的一天，我前夫郭代新打电话向我借钱周转，我答应了。当时我知道我管理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中有钱，就想挪用那账户中的钱。于是在2011年4月15日，我分两笔分别提了110867元、90000元（共计200867元），当天我把其中的20万元在中国工商银行荔乡支行门口交给郭代新。到2011年7月初，郭代新又向我借钱周转，我又答应了。2011年7月中，我以备用金的名义提现63000元，然后按郭代新的指示存给他的一个客户吕良玲的账户。后来郭代新又继续向我借钱，因此在2011年7月22日，我以费用和备用金的名义分两笔提现49000元、49000元（共98000元），在荔城街富鹏林业局附近交给郭代新。
2011年8月底，我被调离出纳岗位，在对数时会计谭淑贞发现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公款少了36万多元，她问我怎么回事，我骗她说有些数没结清，我会尽快结清交数。当时我找到温伟芬，通过她的朋友将短款的36万多元入了再生办的银行账户，然后我拿存折去银行打了流水，显示余额有36万多元，同一天我又将那36万元转回去。我就用这个显示余额36万多元的存折应付了接任的出纳。后来我告诉郭代新借给他的钱是从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上挪用的，郭代新答应归还。在2011年9月29日，我自己以现金方式存入1万元到再生办的账户；2011年11月29日，郭代新还给我9万元，我以还款的名义存入再生办的账户；2011年12月6日，郭代新归还26万元，当天我将26万元及剩下的尾款分两笔161699.44元、100034.5元以慈善款的名义存入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账户。11月29日、12月6日这3笔还款我用冯惠芬的名字，是因为当时我已调离出纳岗位，由冯惠芬接手，所以我用她的名义存钱，她本人是不知道的。这样我一共归还361733.94元。虽然我提取的金额是361867元，但几个月后因为银行账户中利息的产生、手续费的扣除等原因，我最终结算的时候发现账户的实际短款是361733.94元，因此我只要归还这个数就好，还多或者还少都会导致账目不平。而我在2011年9月5日让别人帮忙存进账户的368381.94元这个数额则是我粗略计算的，临时用于应付接任的出纳，不是很准确。
原判决认为，上诉人范某身为在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归还，挪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范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范某在案发前已归还挪用的款项，可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范某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上诉人范某及其辩护人认为，一是原审查明认定“第一宗挪用公款133120元”，依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该款项事实上是增城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的正常开支，是正常的慈善慰问金，财务档案中亦有明细的开支证明，检察院调取了全部的财务卷宗，但其未提供对被害人有利的任何证据，只复印了账户清单的取款记录，违反了法律规定；二是原审法院量刑过重，上诉人是初犯、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悔罪表现良好，且案发前已归还挪用的全部款项，应从轻、减轻处罚。故请求对上诉人从轻处罚、判处缓刑。
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上诉人范某挪用公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上诉人范某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一是关于133120元被挪用的证据不足的辩解，本院认为，该款项有上诉人范某对明细的指认，并指认了2011年4月15日以上诉人个人的名义存入的两笔现金27720元、81051.08元是用于归还上述挪用的款项，上诉人的指认相互印证，符合情理，足以证明上诉人挪用该款项的事实；二是关于上诉人自首及归还挪用款项的情节，在原判中就已经予以确认，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再次以此请求从轻、减轻处罚理由不成立。故上诉人范某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范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归还，挪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范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范某在案发前已归还挪用的款项，可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梅珍
代理审判员 聂 慧
代理审判员 许媛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唐吉龙
宿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