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历民再初字第1号
原告：宋心红，女，194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山东省科技干校退休干部，住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代理人：于娟，山东琴岛（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鸿，女，196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职员，住济南市历下区。
原告宋心红与被告徐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1月18日作出（2010）历民初字第2124号民事判决，徐鸿不服，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1日作出（2011）济民二商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宋心红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7日作出（2012）鲁民提字第158-1号民事裁定，撤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济民二商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0）历民初字第212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宋心红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娟，被告徐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历民初字第2124号民事案件于2010年12月2日立案。原告宋心红诉称，2011年11月2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购买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10000股，每股1.76元，总计人民币17600元。上市前每年分红原告都全部领取。协议签订后原告即将款项交付给被告，而被告至今一直未将基金权益的相关凭证交付原告，2010年的基金红利也迟迟未给原告，原告多次索要，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被告徐鸿名下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基金10000股归原告宋心红所有；2、被告徐鸿支付合股基金所分配红利2200元，2010年终期红利收益及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基金红利收益交付原告宋心红；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送达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徐鸿承担。被告徐红辩称，原告起诉的理由不成立，当初是朋友委托我让给原告一点，公司有规定，这是给员工的福利待遇，原告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原告只有享受分红，我每年都把分红给原告，应当解除合同，这个基金不能转让，2010年的分红我给原告，原告不要。
原审查明，2001年11月23日，原告宋心红与被告徐鸿签订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协议书，其内容是：今有宋心红女士购买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壹万股，每股1.76元，总计人民币17600元，上市前每年分红，并每年分红如数领取。被告收取原告人民币17600元，每年被告将分红给原告。2010年上半年的分红是2200元，下半年的分红还没有开始。为此，原告起诉，要求将被告徐鸿名下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基金10000股过户到原告宋心红名下，要求被告支付2010年的分红2200元。双方发生纠纷。
原审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双方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名下的新豪时合股基金10000股，每股1.76元，应属基金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属于有效合同，现原告要求将所购买的10000股过户到原告名下，并支付2010年的分红2200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被告称原告不享受员工的待遇，理由不当，因为原、被告的买卖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原告已实际购买了被告名下的10000股新豪时合股基金，应当过户于原告名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徐鸿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其名下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基金10000股过户于原告宋心红名下；二、被告徐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宋心红支付2010年上半年的基金分红（10000股）2200元。案件受理费3750元，保全费1000元，由被告徐鸿负担。
原审判决后，被告徐鸿不服，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1日作出（2011）济民二商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问题。《股份成员证》的内容显示，上诉人徐鸿向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后，取得了该股份成员资格。上诉人徐鸿基于股份成员的身份，享有参与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分红的权利。被上诉人宋心红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徐鸿持有所谓的“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的其他权利凭证，故“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仅能视为上诉人徐鸿等股份成员向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内部投资种类的一种称谓，并非属于获依法批准公开发行、上市交易的基金种类。上诉人徐鸿基于特殊的身份持有的该种投资份额，并不具有公开转让、交易的法律属性，否则，被上诉人宋心红不会也没有必要通过上诉人徐鸿购买所谓的“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被上诉人宋心红对其本人无法直接向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基金的事实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上诉人徐鸿向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后，所投资金即转移至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诉人徐鸿持《股份成员证》享有投资债权及收益的权利，对原投入资金不再享有所有权。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仅允许股份成员凭证办理退股手续，并未允许上诉人徐鸿亦擅自对外自由转让投资份额的权利，股份成员之外的其他人无法通过转让形式，取得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成员资格。因此，尽管双方当事人在《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协议书》中约定被上诉人宋心红购买10000股“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但仅视为被上诉人宋心红购买上诉人徐鸿作为股份成员的10000股投资收益。该协议并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应系委托理财的合同关系。《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被上诉人宋心红向上诉人徐鸿交付17600元投资款后，上诉人徐鸿有义务按其接受的投资比例，向被上诉人宋心红支付其从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领取的投资收益。被上诉人宋心红亦可以通过终止合同方式，收回投资。《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协议书》仅约定被上诉人宋心红享有获取分红的权利，未约定其对“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享有所有权，且其亦无法取得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成员的资格，故被上诉人宋心红请求确认上诉人徐鸿名下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基金10000股归被上诉人宋心红所有，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维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民初字第21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徐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宋心红支付2010年上半年的基金分红（10000股）2200元；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民初字第21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徐鸿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其名下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基金10000股过户于宋心红名下；驳回被上诉人宋心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再审过程中，原告宋心红诉称，2011年11月2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购买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10000股，每股1.76元，总计人民币17600元。上市前每年分红原告都全部领取。协议签订后原告即将款项交付给被告，而被告至今一直未将基金权益的相关凭证交付原告，2010年至今的基金红利也迟迟未给原告，原告多次索要，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被告徐鸿名下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基金10000股归原告宋心红所有；2、被告徐鸿支付合股基金所分配红利40423.20元、减持收益617374.32元（自2010年7月12日起至2012年12月1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送达费等全部由被告徐鸿负担。
原告宋心红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
1、原、被告于2001年11月23日签订的《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协议书》一份；
2、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放给被告徐鸿的《股份成员证》复印件一份；
3、原、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及录音整理笔录一份。
被告徐鸿辩称，原告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新豪时合股基金没有发行过，所以购买物并不存在。根据（2011）济民二商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认可被告名下的基金是平安公司内部员工购买的，平安公司的人员并不一定都能购买，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可能向原告发行基金。我与原告签订的只是个人理财协议，前期分红都如数交给了原告。委托理财合同是委托合同的一种，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原告的原因，被告已与原告解除委托合同，于2011年8月4日将17600元支付给原告，并电话通知了原告。原告不具备持有股份成员证的资格。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距现在时间过长，被告不记得是否与原告有过这次通话，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通话人确实是被告。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法院调取的明细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公司没有加盖公章，被告对该明细单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规定，被告持有的公司股权不允许转让，原告对此情况也是明知的。原告主张的基金红利收益40423.20元和减持收益617374.32元与本案无关，原告没有获取上述收益的依据。
被告徐鸿向法庭提供的证据：
1、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给被告徐鸿发放的《股份成员证》一份；
2、原、被告于2001年11月23日签订的《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协议书》一份；
3、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一张；
4、《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管理办法》复印件一份。
根据原告宋心红的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
1、《平安员工投资投资权益管理办法》一份；
2、徐鸿在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权益份额、分红、投资权益减持收益明细表；
3、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被告徐鸿银行卡支付分红款和投资权益减持收益《银行交易明细》；
4、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权益管理部副经理胡曦的身份证明；
5、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及股权变更情况表；
6、本院向证人王振宝所做的证人证言。
经再审查明，被告徐鸿持有的“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是中国平安工会委员会按照其制定的《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管理办法》的规定，由平安员工认购投资权益股份数额，委托中国平安工会委员会代为持有。中国平安工会委员会依托代为持有的平安员工投资权益投资于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95%股份），与深圳市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占5%股份）共同设立了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成为平安保险上市公司的股东之一。
被告徐鸿作为平安保险公司的在职员工认购了平安员工投资权益71000股，并于2000年1月12日取得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成员证》。
2001年11月23日，原告宋心红与被告徐鸿签订了《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今有宋心红女士购买平安新豪时基金壹万股（10000股），每股1.76元，总计人民币大写：壹万柒仟陆佰元整，上市前每年分红，并每年分红如数领取”，落款处为宋心红、徐鸿及经办人王振宝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宋心红交付给被告徐鸿相应价款17600元。自2001年至2009年，被告徐鸿均向原告宋心红交付了相应分红收益，2010年起，原、被告因投资权益分红和投资权益归属问题发生纠纷，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处理。
在再审庭审过程中，被告认为，“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只允许本公司员工认购，其他非本公司员工不得认购，也不允许转让。其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应该是委托理财合同，并非买卖合同。被告提供了《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人员，只要承认和遵守本办法的规定，即有资格认购平安员工投资权益，1、在中国平安正式签署《劳动合同》的员工……第九条规定，非第八条所列人员，不得认购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第十五条规定，权利持有人应履行下列义务……4、原则上不得在脱离中国平安之前转让或回购其所持投资权益……被告以此证明原告无法享有投资权益的所有权。原告则认为该投资权益并没有强制性地限制转让。
另查明，自2010年7月至2012年6月，被告徐鸿认购的平安员工投资权益71000股分批次进行了分红，被告徐鸿在此时间段内分得分红款281702.6元（其中2010年7月12日至2011年8月14日前分红126946.12元）；2011年1月起至2012年6月，徐鸿认购的平安员工投资权益71000股分批次减持70999.99995股，被告徐鸿获得减持收益4321620.26元。自此，中国平安工会委员会也不再是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
再查明，2011年8月4日，即原审一、二审判决生效后，被告徐鸿通过银行转账系统转给原告宋心红人民币17600元。被告徐鸿称，将原告宋心红本金退回，是不再为原告宋心红理财，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原告宋心红认为，被告徐鸿是通过作保险业务时知道的原告宋心红账户，被告徐鸿转账给原告宋心红17600元是单方行为，是强行打入。一、二审程序结束后发生的分红收益被告徐鸿一直未付给原告宋心红，原告宋心红认为被告徐鸿支付的是分红收益，不能以此说明双方解除了合同。
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已经解除问题。本院认为，2011年8月4日，即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被告徐鸿通过银行转账系统自行将17600元转入原告宋心红账户内，被告徐鸿在庭审中称，其转款的目的是与原告宋心红解除所签订的《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协议书》。原告宋心红则认为，被告徐鸿通过银行转账的行为，是其单方行为，被告徐鸿所转款项是一审程序结束后所发生的分红，原告宋心红在收到该款后认为是被告徐鸿付给自己的分红，不能以此证明合同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被告徐鸿即未与原告宋心红协商解除合同，也无证据证明通知了原告宋心红解除合同，其仅据转账事实，主张已与原告宋心红解除合同，于法无据，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关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及应如何处理。本院认为，被告徐鸿按照《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管理办法》的规定，认购了“平安员工投资权益”71000股并取得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份成员证》，取得了该股份成员资格，虽然《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管理办法》规定了只有本公司员工才能认购投资权益的限制性规定，但对投资权益的转让仅在《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原则上不得在脱离中国平安之前转让或回购其所持有的权益”，未对投资权益的转让强制性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被告徐鸿取得了《股份成员证》，且在《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管理办法》中对于投资权益的转让未作强制性限制规定的情况下，被告徐鸿已经具有对其认购投资权益的所有权，其有权处分该投资权益，原告宋心红支付了相应的价款，故原、被告签订《平安新豪时合股基金协议书》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应为买卖合同。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其他限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宋心红要求确认其购买的被告徐鸿名下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权益10000股的所有权归其所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因此，本院确认原告宋心红购买的被告徐鸿名下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权益10000股的所有权归原告宋心红所有。鉴于该投资权益已经减持，被告徐鸿已从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得该投资权益的减持收益，被告徐鸿应按原告宋心红所购买的投资权益份额，将减持收益608678.91元（4321620.26×10000÷70999.99995）交付原告宋心红。被告徐鸿自2010年起应付原告宋心分红39676.42元（269602.6×10000÷70999.99995），扣除已支付的17600元，实际应支付原告宋心红分红22076.42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付原告宋心红投资权益分红22076.42元；
二、被告徐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付原告宋心红减持收益608678.91元；
三、驳回原告宋心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75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1000元，由被告徐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邢 捷
审 判 员 于 群
代理审判员 马唯硕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