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津高民二终字第00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艳，女，197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
委托代理人王秋惠，天津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岩，天津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名永，男，196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谷县。
委托代理人王秋惠，天津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岩，天津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佛在，男，195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塘沽区。
委托代理人孙景法，上海华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开发区鑫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滨海新区。
法定代表人廖剑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景法，上海华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剑华，男，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周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世荣，男，196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周宁县。
上诉人王艳、高名永因与被上诉人李佛在、天津开发区鑫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廖剑华、阮世荣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艳、高名永的委托代理人王秋惠、李岩，被上诉人李佛在、鑫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景法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廖剑华、阮世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8月2日，王艳、高名永和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签订《协议书》，就1.25亿元转让鑫隆公司股权事宜作出约定。2012年8月3日，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出具《承诺书》一份，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承认尚欠王艳、高名永股权转让款3150万元。
2010年9月12日，王艳、高名永（甲方、出卖人）和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乙方、买受人）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以人民币1.25亿元价格将鑫隆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2010年7月30日前支付9350万元，双方共同委托审计单位对王艳、高名永债权债务进行审计，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十日内将所有公司文件移交给乙方，制作移交目录，经双方确认后交给乙方。甲方向乙方提供审计所需资料。股权转让款分三期给付，即“7月30日前给付9350万元；公司和项目手续转让给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之后三日内给付1000万元；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应在有关媒体公告对王艳、高名永的审计结果满60日，若在此期间未发现王艳、高名永有未了或不清债务，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应于三日内支付全部余款2150万元。”在甲方未收到全部款项之前，乙方不得以鑫隆公司及项目的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融资及南洋商城项目产权的变更，如发生以上行为则视为乙方违约，需向甲方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责任。一审审理期间，双方均对总款额1.25亿元，已经给付1.07241亿元，剩余1775.9万元未给付的事实没有争议。
另查，王艳、高名永是鑫隆公司的前股东，王艳、高名永曾将鑫隆公司股权转给案外人孙延达和崔兆臣，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因孙延达和崔兆臣未支付对价，王艳、高名永又将公司股权转让给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本次转让中孙延达和崔兆臣认可王艳、高名永作为实际股东行使鑫隆公司的股东权利，并于2010年8月协助双方进行了股权变更，现鑫隆公司的股东为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
再查，天津贝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鑫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2014）滨塘民初字第448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鑫隆公司给付天津贝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321368元。
天津市联谊电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诉鑫隆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向鑫隆公司送达（2014）滨功民初字第2131号应诉通知书。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是否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775.9万元以及利息4329031.66元的问题，本案中王艳、高名永与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之间签订《协议书》、《承诺书》、《转让协议》，三份协议均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目前无证据显示《协议书》、《承诺书》已经被《转让协议》所替代，上述《协议书》、《承诺书》、《转让协议》均是协议各方开展股权转让交易达成共识的结果，均系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均应认定有效。各方应依约履行，权利义务关系受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及合同约定内容约束。王艳、高名永与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在8月2日及9月12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协议中均约定，股权转让款分三期给付，即“7月30日前给付9350万元；公司和项目手续转让给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之后三日内给付1000万元；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应在有关媒体公告对王艳、高名永的审计结果满60日，若在此期间未发现王艳、高名永有未了或不清债务，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应于三日内支付全部余款2150万元。”现各方对于尚欠1775.9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无异议，但余款给付之前提，根据《转让协议》约定，王艳、高名永需将“年度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移交给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甲方义务12条），双方委托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作出后，“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应在有关媒体公告对王艳、高名永的审计结果满60日，若在此期间未发现王艳、高名永有未了或不清债务，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应于三日内支付全部余款”，依据查明的事实，王艳、高名永虽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已将工程竣工报备类资料和鑫隆公司运营所需的基本要素资料（如：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银行IC卡），与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进行了交接，但对于审计所需的鑫隆公司的财务账册和原始凭证等重要资料，虽经原审法院多次释明，王艳、高名永始终未提交对上述资料进行交接的书面证据，故导致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无法进行审计（《转让协议》乙方义务第3、4条）。
王艳、高名永移交财务账册等财务资料对鑫隆公司进行审计是前提，现在王艳、高名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财务资料移交给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故合同中约定的余款给付条件未成就，且庭审中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也对如果审计结果发现还有未清债务，则根据未清债务的数额从1.25亿元中扣减并无异议，故对王艳、高名永关于李佛在等应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是否应支付违约金2500万元的问题。《转让协议》约定：“在甲方未收到全部款项之前，乙方不得以鑫隆公司及该项目的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融资及南洋商城项目产权的变更，如发生以上行为则视乙方违约，需向甲方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责任。”本案中，王艳、高名永违约在先，未向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交接财务审计所必须的财务账册等资料，导致审计无法完成。而没有审计结果，对王艳、高名永按照协议承担的需从1775.9万扣除的债务额即无法确定。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应支付给王艳、高名永的未付余款数额是否为1775.9万元还处于待定状态。在此情况下，如以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向其他案外公司提供担保或借款行为而判令其承担违约责任，显然无事实依据，亦显失公平。况且，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向其他案外公司提供担保或借款的行为发生在2012年12月以后，距离转让协议的签订已有2年多，在长达2年的时间内王艳、高名永均未交接财务资料用于审计，王艳、高名永违约行为已经十分明显。需指出的是，公司的正常运转，也是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受让公司股权的最终目的。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经营和发展的企业法人，融资、借款等行为都是企业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如果在王艳、高名永长期违约的情况下再限制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不能去从事担保、借款等经营行为，亦与市场经济正常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再次，李佛在等承担违约责任以王艳、高名永存在实际损失为前提，而王艳、高名永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故对其关于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王艳、高名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7240元，公告费300元，由王艳、高名永承担。
王艳、高名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判令1、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连带支付股权转让款1775.9万元以及利息4329031.66元（截至2014年8月1日）；2、判令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鑫隆公司连带赔偿违约金2500万元；3、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主要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移交账册及对鑫隆公司审计是前提，并因此认为余款给付条件未成就是错误的。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交接财务账册等审计材料导致扣除款项的具体数额无法确认，因此上诉人违约在先是错误的。事实上，是被上诉人向外提供担保违反合同约定违约在先，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李佛在、鑫隆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称履行了主要义务，但没有证据予以支持。在一审法院一再释明要求其提交交付财务资料证据的情况下，均未能提交。上诉人应当提交财务账册进行审计，在没有进行审计的情况下无法确认余款数额，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的。被上诉人受让股权后向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并非融资行为。且为了公司正常经营，即使进行融资担保也是正当的，不构成违约。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应有实际损失，但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予以确认。
另查明，经鑫隆公司委托，天津中瑞逸则税务师事务所于2012年4月19日、23日出具五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请鉴定报告》，对鑫隆公司2007年-2011年收入、支出是否符合《企业所得税法》进行了鉴证。期间，天津中瑞逸则税务师事务所收到了鑫隆公司提交的财务账册，审计结束之后，鑫隆公司派人取走了相关财务账册。
上诉人王艳、高名永对上述鉴定报告及天津中瑞逸则税务师事务所的陈述的质证意见为，对税务师事务所作出的鉴证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说明双方共同委托税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进行了审计，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提交鑫隆公司财务账册的相应义务，故有权取得相应股权转让款的尾款。
被上诉人李佛在、鑫隆公司对上述鉴定报告及天津中瑞逸则税务师事务所的陈述的质证意见为，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定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只是对2011年之前的五年税收进行了鉴证，没有对资产和债务进行审核，双方签订协议明确约定了审计的内容，包括但不仅是企业应缴税款，且鉴证报告不包括被上诉人主张的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证人也没有说明鑫隆公司财务账目由谁取走。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先后签订的《协议书》、《承诺书》、《转让协议》均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确认有效。其中，2010年8月2日的《协议书》、2010年9月12日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虽签订时间上有先后，但合同的主要内容并无矛盾之处，在后协议系对在先协议内容的细化与补充。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了与股权转让目的相关的主要义务，即：股权受让方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25亿元中的1.07241亿元；股权出让方王艳、高名永将鑫隆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银行IC卡及工程竣工报备案资料交付受让人，并协助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于2010年8月进行了股权变更，此后鑫隆公司实际由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控制并经营，双方的合同目的基本实现。现王艳、高名永要求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775.9万元，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以王艳、高名永未交付公司账册，无法对鑫隆公司债权债务进行审计为由拒绝支付。因此，本案中，审计鑫隆公司的债权债务是否为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
首先，2010年8月2日的《协议书》与2010年9月12日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中均有相关条款提及审计及余款给付问题。其中，2010年8月2日的《协议书》约定“甲方（王艳、高名永）同意对公司债权债务状况进行审计，担负转让前的全部债务，债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在收到变更手续后15日内向有效媒体公告，该公司债权债务经有效媒体公告60日内无不清的债务后三日内，乙方向甲方付清全部余款。”2010年9月12日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约定：“乙方需对甲方债权、债务、未缴税收、对外担保、抵押、质押状况进行审计，并对审计结果进行媒体公告60日。2010年8月5日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归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乙方应在有关媒体公告对甲方的审计结果满60日，若在此期间，未发现甲方不清或未了债权债务，乙方应于三日内支付甲方全部剩余2150万元人民币。”上述条款的具体内容表明，双方之所以约定对鑫隆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目的是为了发现是否存在未了或不清债务，因此审计仅是发现未了或不清债务的方法，而非给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必备条件。
其次，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曾经委托天津中瑞逸则税务师事务所对鑫隆公司2007年-2011年收入、支出是否符合《企业所得税法》进行鉴证。期间，天津中瑞逸则税务师事务所收到了鑫隆公司提交的财务账册，这表明双方当时存在对鑫隆公司债权债务进行审计的基本条件。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所称因王艳、高名永拒交财务账册导致无法审计的主张不能成立。在当时具备审计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未完成审计，现虽然对审计不能进行的原因互相指责、各执一词，但均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对各方的主张均不予支持，双方应共同承担未能审计的不利后果。
如前所述，虽然审计是发现未了或不清债务的方法，但并非唯一途径。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8月已经完成股权转让的主要义务，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已实际经营控制鑫隆公司有五年之久。因此，即使未经审计，五年的时间也足以发现鑫隆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未了或不清债务。目前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并未举证证明鑫隆公司可能存在其他巨额债务。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也证明，双方自2010年8月2日签订《协议书》至今，被人民法院认定鑫隆公司向案外人履行债务的判决仅为一例，诉讼标的为321368元。即使此后发现有其他债务，受让人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也有权依照双方协议向出让人王艳、高名永追索。
第三，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在实际受让鑫隆公司全部股权并正常经营多年，并未发现鑫隆公司存在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仅以未审计鑫隆公司债权债务为由拒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导致股权转让合同中出让方和受让方权利、义务极不对等。因此，原审判决驳回王艳、高名永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应减除另案判决中已经确认的鑫隆公司债务数额321368元，即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应当给付的股权转让余款为1775.9万元-321368元=17437632元。
关于王艳、高名永主张2500万元违约金问题。从本案审理过程看，审计是双方产生争执的主要原因，也是双方不能及时结算股权转让款项的主要因由。故在双方长期未能最后结算的情况下，鑫隆公司为正常经营活动而进行的担保行为不构成违约，王艳、高名永主张违约金于法无据。
关于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长期占压股权转让余款相关损失如何计算问题。本院认为，法律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此期间不应计算损失。此后应以股权转让余款17437632元为基数，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自2012年8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
二、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艳、高名永连带支付股权转让款17437632元，并自2012年8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逾期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王艳、高名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77240元、公告费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7240元、公告费300元，均由李佛在、廖剑华、阮世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郝德春
审 判 员 王永辉
代理审判员 秦 爽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祁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