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行申1894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第三人）：符少书。
委托代理人：符俊侨。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符少民。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符少坚。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符少安。
上述三位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军，海南省琼海市塔洋镇珍寨村委会副主任。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琼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市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宁虹霞，该市市长。
再审申请人符少书因与被申请人符少民、符少坚、符少安（以下简称符少民等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琼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琼海市政府）土地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2016）琼行终1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调卷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本案原由符少民等三人于2015年10月26日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琼海市政府于2013年12月19日颁发给第三人符少书的琼海集用（2013）第00550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以下简称第005501号土地证）。
海南一中院认为，琼海市政府依据符少书的申请，对争议土地进行了地籍调查、指界、绘图和公告等程序，并且符少书还提供了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故琼海市政府颁发土地证的程序合法、事实清楚。符少民等三人提供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等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土地上的房屋系祖屋。2015年12月8日，该院作出（2015）海南一中行初字第229号行政判决，驳回符少民等三人的诉讼请求。符少民等三人不服，向海南高院提起上诉。
海南高院认为符少书提供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与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内容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且该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缺乏其它证据予以佐证，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故琼海市政府仅凭符少书提交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在未作深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将52.1平方米宅基地全部颁证给符少书，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该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6）琼行终115号行政判决，撤销海南一中院（2015）海南一中行初字第229号行政判决并撤销琼海市政府向符少书颁发的第05501号土地证。
符少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三、四、六项的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海南高院（2016）琼行终115号判决，维持海南一中院（2015）海南一中行初字第229号行政判决。主要理由如下：
（一）琼海市政府颁发第005501号土地证程序合法。符少书持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向琼海市政府申请颁证，经公告后发证，程序合法。
（二）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县城平房“0.04亩与符学才等四人合”中的四人指的是符学才、符士权、符少诗和符少书。“0.02亩与符学才合”指的是符学才和符少书。按派序的称呼，学松、学琳、学标、学才都是公辈，民国期间在南洋印尼谋生。学松、学琳、学标三人在解放前去世，学才在1948年回故乡。1953年土改，按祖产旧俗，学才作为最小的公辈，符少书父亲符士智作为长房子，享有县城两块地基和两块平房的权利。符士智1945年也去了南洋，其有两个儿子，符少诗和符少书，符学才有一个儿子，符士权。所以“0.04亩与符学才等四人合”指的是符学才、符士权、符少诗和符少书。其中，符学才、符士权和符少诗分别在1960年、1956年、2007年过世。因此，符少书现在是财产的唯一权利人。符少民等三人并没有房产证，是因为符少民等三人的父亲并没有继承权。
（三）符少民等三人从未在争议房屋居住，也没有出资维修。而符少书在争议祖宅已居住七十余年，其间修理过四次，三次费用均由符少书承担。
（四）（2005）海南民二终字第40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家东边与被告家西边的墙体系合墙”，证明了争议房屋属符少书所有，并佐证了符少书一直使用争议房屋的事实。海南高院作出的（2016）琼行终115号行政判决却篡改为“该房与符少安、符少坚家房屋相邻，现符少安、符少坚家房屋已倒塌。”将“合墙”写成“相邻”，有意含糊其辞。而关于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房产部分第二间平房备考栏记载的“与符学才等四人合”，符少书在二审庭审时主张“符学才等四人”是符学才、符士权、符少书和符少诗。而海南高院在判决书中改写为符学才及其子（已故），符少书及其家人等四人，与符少书陈述不符。
（五）正宗原宅祖屋现在是一片空地和两间小瓦房，面积共0.214亩（142.67平方米），即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写明的房产县城市地基。日本侵略时，该宅及附近房屋拆除，余下一片原宅基地，其他人只能到我家，即争议的52.1平方米祖屋临时安置。
符少民等三人提交意见称：（一）符少书申请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是真实的，但其要求村小组组长李波签名的理由是其家新建房屋漏办宅基地证，李波当时认为2010年政府办宅基地证时，确有多家农户漏办，故未经查对就签名确认了。村委会主任李高丰签名时看到有李波的签名，亦未认真查对，两者工作失误导致盖章确认了符少书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现珍寨村委会特委派村委会副主任王军作为符少民等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是为了纠正错误。而李波、李高丰在原审庭审中也主动积极要求作证，也是为了帮助法院了解事情的经过，证明符家祖屋不是符少书一人所有，而是符家的共有财产。
（二）琼海市政府发证的程序不合法。按确认程序，发证前需在村委会公告栏和该房屋墙壁上公布，并有四至邻居的签名。而琼海市政府并没有张榜公布，也没有四至邻居的签名，程序违法。
（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备考栏中记载的第二间平房即正厅“与符学才等四人合”指的是符学松、符学琳、符学标、符学才四人。因为争议房屋是祖屋，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应该是直系且不分辈分，符少书说由其一人继承没有依据。并且，按照海南省农村的风俗习惯，家庭成员住房分配，长子和最小的儿子住在侧房，中间的儿子没有房屋居住，而中间的客厅是共同的香火房，是家庭成员举行红白喜事的地方。符家祖屋只有侧房一间，正厅一间，所以侧房的权利人是符家的长子符学松和最小的四子符学才，但正厅是符家共有的香火房，符家世世代代在此烧香供奉祖先，举行红白喜事。
（四）争议房屋分为侧房和正厅，共52.1平方米。（2005）海南民二终字第409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家东边与被告家西边的墙体系合墙”的“被告家”是指侧房。
综上，请求驳回符少书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2013年6月23日，由珍寨村经济合作社、村委会、塔洋镇政府盖章确认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证明52.1平方米土地（本案中存在争议的是包含在52.1平方米内的部分土地）是符少书依法取得，琼海市政府据此向其颁发第005501号土地证。诉讼后，符少民等三人提供了《证明书》，证明内容是争议土地是符少民等三人与符少书、符少诗共有，该《证明书》下方不仅有村民的签名，还有珍寨村村委会、经济合作社的盖章。二审中，在《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签字的村民小组组长李波以及签写“情况属实，准予办理”的村委会主任李高丰要求出庭作证，欲说明是由于自己的工作失误导致政府发证错误。在各方说辞矛盾，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难以判断的情形下，距今久远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
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右侧载明：“第一区附城乡县城村居民王玉芳、符士智、符肇花、符肇书、符肇诗……确定本人（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所以该《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是当时符少书一家土地以及房屋的所有情况。故备考一栏的“与符学才合”应当理解为符少书一家人与符学才共有的意思。相应地，“与符学才等四人合”是指符少书一家人与符学才等四人合。虽然如今符学才等四人是哪四人已经不能完全查证，但该四人不再可能包含出现在《土地房产所有证》右侧的符少书一家人。所以，符少书主张的符学才等四人是指符少书、符少诗、符学才、符士权，与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记载不符，不能得到支持。
同时，从《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其他记载事项亦可推断出“符学才等四人”是符家家族的成员。各方对同样记载在《土地房产所有证》的两块地基系祖产没有争议。争议的平房备考栏中记载的“0.04亩与符学才等四人合”应与两块地基备考栏中记载的“XX亩与符学才等四人合”作一致理解。更何况，涉案土地上房屋的用途是家族祭祀，符少书又不能证明在1953年后，各方对该房屋及土地进行过分家析产，所以涉案房屋及土地更可能是家族祖产。
（2005）海南民二终字第40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原告家东边与被告家西边的墙体系合墙”，并不能证明争议房屋及土地属符少书所有，符少书修缮维护房屋以及曾经在该房屋居住的事实亦不能表明该房屋及土地归其个人所有。
琼海市政府在颁证时未深入审查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内容，未注意到符少书提供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向符少书颁发第005501号土地证的主要证据不足，二审撤销该证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
综上，符少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符少书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黄金龙
审 判 员 汪治平
审 判 员 于 泓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毛 彦
书 记 员 庄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