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10民终4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乐安县流坑村民委员会第13村民小组。负责人董矮古，系该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华生，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群凡，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法定代表人：黄晓勤，系该林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茜，江西友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涛，系该林场场长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安县流坑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董绍康，系该村村委会主任。上诉人乐安县流坑村民委员会第13村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乐安县流坑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乐安县人民法院(2015)乐牛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6年9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乐安县流坑村民委员会第13村民小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华生、毛群凡、被上诉人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涛、王梦茜到庭参加诉讼，乐安县流坑村村民委员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乐安县流坑村民委员会第13村民小组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乐安县人民法院（2015）乐牛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2、依法确认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征用山林协议书》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张的民事权利已丧失诉讼时效保护期，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裁判，违反了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保护的规定，也是对民法通则、司法解释规定的曲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案情事实表明，1991年12月时任流坑村公所领导编造了流坑村民小组与第一被上诉人签订的《征用山林协议书》，用伪造手段订立了合同，并未将拥有林地所有权的上诉单位写入合同。在订立协议后对订立的协议报名，合同也被密封保管在村委会办公桌中，所得的卖山款10920元未付给上诉人村民分文。故由于客观的障碍，使得上诉人未能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主张权利，该事实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特殊情况。直到2005年第二次林改，上诉人村民才知道山林被大队卖掉了，以上事实符合司法解释第167条规定的情形，上诉人由此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已被第一、第二被上诉人侵害。在上诉人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就依法向乐安县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并预交了诉讼费4万元。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所有承担责任的旧账不能算在上诉人的头上。且从2005年开始，上诉人除向人民法院起诉外，还向乐安县人民政府、乐安县林权办提出山林权属调处申请，以上部门和上诉人有函告信件来访。以上说明上诉人自2005年第一次林改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后，就多方主张权利，并未丧失诉讼时效期间的保护。（二）两被上诉人进行恶意串通，采取欺诈、造假事实订立的《征用山林协议书》系无效合同，自始均无法律约束力。流坑村民小组是两被上诉人密谋产生的村民小组，该当事人不存在，合同无成立的基础，使得双方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乙方无法承担权利履约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财产权人处分的财产未得到财产所有权的追认，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本案第二被上诉人及“流坑村民小组”无权处分上诉人拥有的老呷山、十八排、马安咀林地所有权的行为，也是确认《征用山林协议书》无效的主要事实。（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征用山林协议书》第二被上诉人多处伪造事实，征地面积非273亩实为3000余亩，无林权证谎称有林权证，且老呷山、十八排、马安咀林地现场勾图测算面积约3000余亩，如此大的林地面积征用和转让审批权不在县级人民政府，超过70公顷面积在国务院。协议违反了国家行政法规的标准，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1991年12月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征用山林协议书》自始就无法律约束力。（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项规定，该解释对合同法实施前、后发生的合同纠纷如何适用法律做了规定，该解释是解决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因《征用山林协议书》合同纠纷适用法律的重要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失实，曲解民法通则相关诉讼时效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被上诉人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辩称，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要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乐安县流坑村民委员会第13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老呷山、十八排及马安咀山坐落在乐安县银口，土改前均为原告村祖业，一直是原告村经营管理的山场。1953年土改时乐安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将该山场归原告村民。老呷山（原名下巷背）归董牙仔所有，土地证登记的界址为：东山岭，南河堪、西河堪、北排巢。十八排归董填一所有，土地证登记的界址为：东棕毛窝、南才四山、西大河、北马安山。马安咀（原银口阁下）归董长孙所有，土地证登记的界址为：东龙怀山、南港、西毛仔山、北山顶。1981年全国林业三定时县政府再次颁发乐山林权证字第013号银口老哈石州80亩，界址同土地证。第0119号银口十八排200亩，界址同土地证，确权登记给原告村（原告村当时为牛田公社田北大队第五生产队），一直由原告管理。1991年12月17日，乐安县增田林场先自行填好《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所有内容，未经原告村组任何人同意，也未告知原告村人，将原告村集体享有山林所有权的老呷山、十八排、马安咀三块山场填在征用山林协议上，暗中勾结第二被告（原村主任董志明）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尔后又利用自始不是原告村小组的村民董春华作为原告村民小组代表在上面签字，第一被告增田林场（现为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以前述欺骗手段“取得”了各级政府部门签字盖章。协议签订后，所谓的征用山林补偿款第一被告也分期偷偷付给了第二被告，原告自始不知价格等征用任何内情。直至2005年实行林权制度改革，原告组织村民勘察山场后，才得知事情真相。《征用山林协议书》全部是假的：第一、《征用山林协议书》上的乙方，流坑村民小组，流坑村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单位，乙方是卖主，卖主方是假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找不到这个乙方；第二、《征用山林协议书》上写经过我村组群众讨论同意卖山不属实，村委会干部都没有开会讨论，完全属于村主任个人行为；第三、《征用山林协议书》上写：村小组派陈长庚（原村支书）、董冬生（原村委会副书记）、董志明（原村主任）为代表带山勘定，这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他们根本没有去看过山，连山场都不清楚。第四、征用山林补偿费10920元，为什么不分钱给群众；第五，流坑村民小组代表董春华在协议上签名，董春华是第15村小组村民，自始不是第13村小组村民，《征用山林协议书》的山他根本就没有份，董春华没有签字的权利。陈长庚、董冬生两个书记没有签字，而是董志明一个人签的；第六、《征用山林协议书》上的山与实际山场界址不符，征用了273亩山，还有1000多亩山没有征用也全部被第一被告霸占，有征用协议上的界限勾图图纸为证。综上所述，原告认为：第一被告在未通知真正山林所有权人的情况下，暗中勾结和利用第二被告签订所谓的“征用协议”，应当依法确认协议无效。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山林权不受侵犯，从2005年开始多次向法院递交诉状，法院一直没有受理，造成原告整整奔波了11年。原告村民辗转上下各级政府部门，向江西省委、省政府、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多次反映，至今无所适从。原告为此耗费2000多天时间，花费15余万元人民币，很多领导跟我们讲，还是要起诉到法院解决，故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俩被告在1991年12月17日签订的《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53年土改时期，下巷背（又叫老呷山）、十八排、银口阁下（又叫马鞍咀）由乐安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房产证归流坑村董牙仔等村民私有。1981年12月30日乐安县山林权证确认银口十八排、老蛤石州属于牛田公社流坑村田北大队所有。1982年7月29日乐政发（82）199号乐安县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十八排”山林界纠纷的处理决定如下：“一、仍维护十八排七股开，高望三股，田北四股，高望的十八排四址是：东至小山坡齐龙分水，南至港堪，西至方四岭（董姑婆山），北至山顶。田北的十八排四址是：东至棕毛窝，南至四方岭，西至大河，北至小山坡齐龙分水。二、希望双方做好群众工作。三、其他证件（包括林权证）与此件有违，以此件为准”。1982年9月27日，乐安县人民政府向原告村小组村民颁发社员自留山证及山林经营管理执照，将田北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山林分给原告村小组村民承包经营管理。1982年10月30日村民与牛田镇人民公社田北大队管理委员会签订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确定承包期限为五十年。1984年前流坑村分为三个大队，即：田北大队、龙巷大队、街上大队，1984年三个大队合并为流坑村委会，1987年改设为流坑村公所，1998年又改为流坑村委会。1989年国营乐安县实验林场增田分场分别与高望、王泥斜、银口村民小组签订《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并于1991年在征收的山上造林，流坑村民发现第一被告在山上造林后，提出“十八排”的山林权属于流坑所有。1991年12月17日，流坑村公所（现为本案第二被告）与国营乐安县实验林场增田分场（现为本案第一被告）签订《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甲方：乐安县林业局增田林场（简称甲方），乙方：牛田镇流坑村民委员会流坑村民小组（简称乙方）。为加速我县山区开发建设，培育速生丰产用材林，多快好省地发展林业生产，以适应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现根据我国林业建设的需要，经我村群众讨论同意，乙方愿将我村委会和群众无力经营的山林老呷山、十八排、马安咀等处，面积共273亩，由甲方征用，并永远归甲方所有和经营管理。现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征用乙方的山林面积及四至山界，当即经过村委会、村小组派出陈长根、董冬生、董志明等为代表带山勘定，现场勾图，计算面积，立碑标界，核实无误（详见征用山林登记表及位置图）。二、甲方征用的山林，乙方应将原县人民政府所发的山林权证件，照数移交给甲方或作注销，不得私藏，并宣布被征用的原山林权证无效。山林权属确定后，双方不得反悔，均应共同严格遵守，恐口无凭，立此书为据。三、甲方征用的山林，经双方协商面议，由甲方付给乙方征用山林补偿款，共计人民币壹万零玖佰贰拾元整，并采取分期付款。即：协议批准生效后交付总金额的30%，其余在造林前付清。四、山林采伐后的新造林及萌芽更新林，全部归甲方所有。为了保护森林，防止山火，严禁乱砍滥伐，促进林业生产的发展，今后凡甲方征用的山林，当地村委会和广大群众有保护国家财产之责，并协助国营林场共同保护和管理好国家森林资源。原有山林资源处理，凡甲方征用的山林山上原有林木全部归甲方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违者按森林法有关守则处理。五、本协议自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若权属上发生纠纷，乙方要承担全部责任，甲方概不负责。如乙方错划了他人所有之山林，应由乙方解决，并由乙方赔偿他人损失，但山林权属仍归国家，不许变动。甲方在所有权范围内，有各种使用权、如建筑为林业服务的设施、房屋、道路、采石取土等的自由，乙方不得干涉。六、本协议一式九份，甲、乙双方、基地、乡（镇）人民政府各执一份，县林业局二份（其中：营林股一份）、并报县人民政府、地区林业局和省林业厅各执一份备案。协议上有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公所盖章，国营乐安县实验林场增田分场盖章，村主任董志明签字，流坑村民小组代表董春华签字，主管乡（镇）长王子生签字，乐安县人民政府盖章，乐安县林业局盖章。附件征用山林登记表显示：老呷山为疏林地，东至王泥斜山背泼水、西至河流为界、南至河流为界、北至高望山为界，面积115亩，树种为针叶阔叶林，0.7㎡（根）；十八排为疏林地，东至高望山为界、西至梨咀（银口）、南至河流为界、北至高望山为界，面积127亩，树种为针叶阔叶林，0.7㎡（根）；马安咀为有林地，东至十八排山脊、西至银口山为界、南至梨咀（银口）、北至高望山为界，树种为针叶阔叶林，1.1㎡（根）。协议签订后，第一被告按约支付了补偿款12480元，付款方式为先支付了30%现金，后用尿素抵偿余款，该笔款项已由第二被告支配。第一被告从1992年开始在征收的山上从事炼山、造林等活动。原告代理人也称发现第一被告征用的山林靠近马路的地方已经造成林。原告自2005年起开始向乐安县人民政府等单位反映权利受侵害，要求确认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签订的《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无效，将转让的山林归还原告。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两被告1991年12月17日签订《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1992年第一被告便开始在本案协议书争议的山林上从事炼山、造林等活动。本案《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中转让的山林所有权原属于田北大队第五生产队（即本案原告），并交由原告村民经营管理，1992年第一被告开始在本案协议书争议的山林上从事炼山、造林等活动时原告即应当知晓权利被侵害，原告在2005年才向有关部门反映权利被侵害，原告诉称2005年曾向乐安县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撤销本案争议的《协议书》，法院不予立案，原告未提供法院不予立案受理的证据。综上，原告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也超过了二十年的最长保护期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乐安县流坑村民委员会第13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四、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还提供了原审法院立案庭武荣问话笔录一份，证明2005年曾向原审法院起诉，但原审法院并未立案。本院组织被上诉人进行了证据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对武荣笔录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陈某律师的证言，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人陈述于2005年向乐安县人民法院提起主张，当事人向法庭提起诉讼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并非口述即可，证人没有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对陈律师的调查笔录，证人作证必须出庭，但是这几位证人都没有到本庭作证。综上，陈律师的证据和证言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另对武荣不出庭说明，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供的调查笔录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认可，对武荣的笔录和未出庭证明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除上诉人认原审查明事实中的“并于1991年在征收的山上造林，流坑村民发现第一被告在山上造林后，提出“十八排”的山林权属于流坑所有。”没有事实依据，流坑村公所与第一被告签订协议没有事实依据，“从1992年开始炼山造林，原告发现第一被告造林”不是事实，认为上诉人从2005年开始发现，双方当事人对原审经审理的其他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以上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关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诉人乐安县流坑村民委员会第13村民小组认为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无效，本院认为，该协议为1989年签订，且按1982年7月29日乐政发（82）199号乐安县人民政府文件规定，“关于“十八排”山林界纠纷的处理决定如下：一、仍维护十八排七股开，高望三股，田北四股。”就以上诉争林地的重叠林权，被上诉人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原乐安县林业局增田林场）分别就诉争山林与高望村民小组、流坑村民小组各签订了一份《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乙方形式皆直接写“……村民小组”，另被上诉人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原乐安县林业局增田林场）提供了大量同时期与案外人其他村民小组签订的《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合同对方当事人（乙方）均是直接写“……村民小组”，可证明本案合同相对方实则指实际山林权利人即上诉人，这些合同和本案诉争合同均经过了乐安县林地所在地当地乡政府及乐安县人民政府盖章同意备案。另自1989年签订合同后双方至上诉人一审起诉时已经履行近26年。被上诉人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在与上诉人、另一被上诉人签订的《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后已在诉争山林植树造林至今。上诉人主张2005年起诉，但从其提供的原审法院立案庭武荣笔录可知，其提交起诉材料时即被驳回不予立案，但其未提出异议，至2015才另行起诉。故对其时效中断主张不予支持。故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关于征用山林协议书》从1989年履行至2015年起诉时，实际履行26年之久，上诉人在合同履行期间并未提出有效异议，故本案合同应属有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有效，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故对上诉人的主张，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乐安县流坑村民委员会第13村民小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益淋审判员  樊国斌审判员  万燕飞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余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