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
（2017）京02民终4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恒，男，1984年9月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红，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秀荣，女，1956年5月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智峰，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关晨，男，1986年12月27日出生。
上诉人高恒因与被上诉人魏秀荣、原审第三人关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9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6）京0106民初97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判决驳回魏秀荣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由魏秀荣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不当得利法律制度的解读和适用系完全错误的，体现在魏秀荣向我的多次给付行为都是主动进行的，而且在魏秀荣请求法院判决由我偿还借款诉讼最终被法院驳回的情况下，其不得已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其将不当得利法律制度作为了其它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的请求权基础，故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审查不清，体现在一审判决对相关转账内容认定没有依据，且在引述证人证言时有遗漏并前后矛盾，还有对于本案第三人关晨前后矛盾的说法没有查明，最后一审判决行文格式混乱，存在不严谨性。
魏秀荣答辩称，我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我以不当得利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我提供证据能证明我受损失情况，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原审第三人关晨答辩称，我的答辩意见与魏秀荣的答辩意见一致。
魏秀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恒返还30万元；2、高恒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我支付自2013年8月1日起至法院判决指定的付款之日止之间的利息；3、高恒负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3日，魏秀荣向高恒汇款9万元。2013年7月25日，魏秀荣的女婿关晨向高恒汇款113
500元。2013年6月3日，关晨向高恒转账41 000元。2013年7月20日，关晨自其个人银行账户中取款35
000元，并通过ATM机无卡存款方式分五次存至高恒的银行账户。2013年7月19日，魏秀荣丈夫陈杰向关晨转账165
000元，2013年7月26日魏秀荣将165 000元转给陈杰。
2015年2月，魏秀荣以民间借贷为由将高恒诉至法院，要求其偿还30万元及利息，后法院出具（2015）丰民（商）初字第555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其起诉，该裁定书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根据上述裁定书记载，该案一审庭审时，证人牛×出庭作证称，魏秀荣系其姑妈，其与高恒曾为恋人关系，于2014年9月分手；关晨想投资汽车音响用品店，但没有资金，因此魏秀荣出钱帮关晨投资，但其不清楚关晨与高恒合作开店的具体事宜；在其父亲某次生日聚会上，魏秀荣说其已向汽车音响用品店投资了二、三十万元，并让关晨好好干；关晨专门辞职参与汽车音响用品店的工作，不仅仅是帮忙；后关晨觉得投资不顺利，欲放弃继续合作经营汽车音响用品店，想撤出投资款，于是双方不和。
庭审中，高恒认可共计收到279 500元，表示上述款项均系其与关晨合作开汽车音响店关晨的投资款，其中189
500元均系自关晨账户所转，与魏秀荣无关，2013年7月3日魏秀荣所转的9万元虽转款单注明为“货款”，但实际双方并无货物买卖等关系，亦属关晨的投资款，当时关晨打电话表示要转款，其收到款项后没有留意是从何人名下账户转出。另，高恒表示并未收到魏秀荣给付的现金20
500元。汽车音像店经营过程中一直亏损，故从未分过红。
庭审中，关晨表示：“魏秀荣指示我转钱，我就是一个经办人，我通过魏秀荣认识的高恒。当时没说到底是投资还是借，我转给高恒的全部款项都是魏秀荣的。”
魏秀荣另向法庭提供北京盛世恒通汽车音响有限公司的信息一份，欲证明关晨与高恒就该公司未进行合作，信息显示该公司的投资人为高恒和高孟祥，高孟祥为法定代表人。高恒对该公司的投资人无异议，但称系关晨主动要求不要将其体现在工商登记上。
庭审中，高恒称关晨曾一同参与投资企业的经营，并提供支出凭单予以佐证，魏秀荣对此不予认可，关晨表示其确实在汽车用品店帮过忙，但凭单中签字有的不是其本人所签。
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行为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行为，据此，认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取得是否有法律上的原因。根据庭审查明事实，魏秀荣向高恒所转9万元，虽转款凭证上标注用途为货款，但双方均表示无货物买卖关系，高恒亦未向魏秀荣提供过货物，高恒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有合法依据收取并占有上述款项，故对该笔款项，法院认定为不当得利，高恒应予返还。
关于其他款项，虽自关晨账户支付，但魏秀荣主张系其转给关晨并指示关晨给付高恒，关晨对该说法亦不持异议，故法院认定上述款项均为魏秀荣给付。高恒主张上述款项系合开音响店投资款，但企业注册登记信息亦未显示有关晨相关信息，开业至今亦未有分红，故其主张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法院认定该笔款项亦属不当得利，高恒应予返还。
返还的上述不当利益，应包括原物以及原物所生孳息，故对魏秀荣主张支付利息一项，法院亦予以支持，但利息计算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关于利息起算时间，魏秀荣主张自2013年8月1日起算，法院对此不持异议。
庭审中魏秀荣称向高恒支付现金一节，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据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判决：
高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魏秀荣二十七万九千五百元及利息（利息以二十七万九千五百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三年八月一日起计算至法院判决指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魏秀荣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在二审期间，高恒表示其对魏秀荣与陈杰之间的转账情况并不清楚，但其就此亦未提交新的证据。经询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高恒所取得的279 500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向魏秀荣予以返还的问题。
根据查明的事实，自2013年7月份高恒确曾先后收到魏秀荣、关晨转来款项279
500元。针对上述款项的性质，诉讼中双方说法不一，魏秀荣曾主张上述款项系其个人向高恒的借款，但因高恒对此不予认可，且生效法律文书对此亦未予以认定，故本院对上述款项属借款性质不予认定。至于高恒称上述款项均系关晨个人向其所经营公司的投资款项，但该笔款项系在其注册公司成立前取得，而在企业注册登记信息中并未显示关晨系投资人，并且在企业的经营中关晨亦未收到该企业的投资分红，故在双方对该款项性质争执较大的情况下，从现有证据显示并不能有效得出该笔款项系关晨投资款项的结论。
鉴于高恒取得上述款项后，从现有证据既不能得出系魏秀荣借款性质，亦不能证明属于关晨投资款性质，故在关晨本人认可其向高恒投入款项完全是代魏秀荣转款，高恒对取得上述款项又不能进一步充分举证证明具有合法的依据情况下，一审法院将此笔款项认定为不当得利并确定其向魏秀荣予以返还，同时确定高恒应支付相应利息是适当的。高恒不同意返还上述费用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高恒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93元，由高恒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文彤
审 判 员 刘保河
审 判 员 马兴芳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