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1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杭州棉毛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路**号。
法定代表人：朱中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章伟延，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绍兴县青藤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江桥。
法定代表人：娄水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进昌、周小军，浙江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棉毛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棉毛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绍兴县青藤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藤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5）绍柯商初字第2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键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靓、王瑜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棉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章伟延、被上诉人青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娄水刚及委托代理人周小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棉毛公司、青藤公司双方签订记载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的《采购合同》一份，约定棉毛公司为青藤公司生产卫衣，包括CVC60／40卫衣876件，单价75元每件，全涤卫衣1704件，单价63元每件，全涤反光条卫衣924件，单价66元每件，合同总金额为234036元；按客户要求包装，由棉毛公司认可为准；质量以棉毛公司样本为依据，由客户检验为准；交货方式为青藤公司送到棉毛公司指定地点；交货日期为2014年12月25日；付款方式为生产前支付20%定金，出货后20天内付清尾款。合同签订后，棉毛公司于2014年11月19日向青藤公司支付定金47000元。棉毛公司讼争业务经办人为王加丁，自2014年11月7日起至2015年5月15日止，王加丁与青藤公司法定代表人因上述合同，陆续发生电子邮件往来。双方一致陈述上述合同项下货物至迟已经于2015年1月25日生产完毕，因货物至今尚未交付，棉毛公司遂起诉来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青藤公司双倍返还定金；青藤公司则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棉毛公司、青藤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全面履行约定或法定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讼争合同履行过程中，青藤公司生产完成时间确实晚于合同约定时间，但青藤公司迟延交付货物是否构成根本性违约？首先，关于王加丁的身份，棉毛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讼争业务是王加丁的，因为其是个人，所以找了棉毛公司与青藤公司签订合同，同时在讼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也主要由王加丁与青藤公司联系，向青藤公司发出各种指令，故该院认定王加丁系讼争业务棉毛公司的经办人员，棉毛公司关于其系讼争业务中间人的陈述，缺乏相应证据支持，该院不予采信。其次，结合证据4、5、6、8、11、12，虽然双方合同（证据1）记载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但从2014年11月13日邮件显示当时双方书面合同尚未签订，合同签订时间应在11月13日之后，邮件内容同时显示双方书面合同签订时，棉毛公司已经明确告知青藤公司所需生产服装品名、面料、尺寸等具体内容，证据1中也已经明确约定其中一款卫衣需要加反光条，关�服装具体的品名、面料、尺寸等内容是双方订立合同的必备条件，否则欠缺主要条款的合同亦无法成立，故对青藤公司认为棉毛公司未告知具体生产要求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但合同履行过程中，棉毛公司业务员王加丁确实多次要求青藤公司在部分服装上做出改变，包括更换主标、更换吊牌，甚至在2014年12月20日还在要求青藤公司变更数量，在2014年12月23日又要求青藤公司取消反光条，在书面合同约定履行期限（2014年12月25日）届满后的2015年1月10日，王加丁向青藤公司发送纸箱及胶带样式，1月16日，青藤公司向王加丁发送预估装箱单，1月20日，王加丁转发外商邮件要求青藤公司先提供船样及空运其中1200件，2月11日，王加丁要求青藤公司去洗标、吊牌后空运其中912件，上述内容均可以反映，虽然青藤公司确实晚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才完成生产，但其迟延完成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原告的原因；同时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为青藤公司送到棉毛公司指定地点，但棉毛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青藤公司送货地点，该不作为直接导致青藤公司实际无法向棉毛公司交付货物；另外，双方虽未明确变更履行期限，但棉毛公司从未有过催促青藤公司履行的邮件，且当时王加丁也同意青藤公司迟延交付，甚至在2015年5月15日的邮件中，王加丁表示给青藤公司造成的损失从以后发的订单中补。再次，棉毛公司还主张青藤公司生产的货物存在一定质量问题，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质量标准为“以甲方（原告）的样本为依据，由客户检验为准”，但仅凭棉毛公司客户的单方陈述并不足以认定青藤公司生产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同时从棉毛公司提供的证据看，2015年4月23日，其客户才向棉毛公司提出货物质量存在一定问题，但此时距合同�定的交付时间，甚至距王加丁2015年2月11日提出空运要求的时间也已经相隔甚久，故质量问题并不构成棉毛公司不向青藤公司指定送货地点的理由。综上，该院认为，虽然青藤公司生产完成时间晚于书面合同约定时间，但其并不存在根本性违约情形，故棉毛公司解除合同的请求并双方返还定金的本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相反，青藤公司已经完成生产，棉毛公司却未向其指定送货地点，存在违约情形，故对青藤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反诉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但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应为青藤公司送货而非棉毛公司自提，对于青藤公司要求棉毛公司提货的请求，该院适当予以调整。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继续履行棉毛公司与青藤公司签订的落�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的《采购合同》；二、青藤公司应向棉毛公司交付上述《采购合同》项下CVC60／40卫衣876件（75元／件）、全涤卫衣1，704件（63元／件）、全涤卫衣924件（66元／件），原告应向被告支付剩余货款187036元，双方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同时履行完毕；三、驳回棉毛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150元、减半收取107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960元，合计2035元，由棉毛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21元，由棉毛公司负担，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缴纳。
上诉人棉毛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王加丁系讼争业务原告的经办人员”，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王加丁是案涉业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中间人，案涉业务经王加丁撮合而�，在整个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从未委托王加丁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沟通，更未授权其代表上诉人变更合同内容。王加丁与被上诉人就案涉合同内容进行变更的沟通仅代表王加丁本人，不代表上诉人。2、导致案涉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交货期限，即2014年12月25日，在合同签订前后，王加丁也向被上诉人告知了所需生产服装品名、面料、尺寸等具体内容，被上诉人理应按约履行合同。退一步说，即使王加丁是上诉人案涉业务的经办人员，那么被上诉人在王加丁要求更改所涉服装部分细节时，被上诉人也未提出延期交货的要求，现被上诉人提出其未按约交货是由于王加丁更改所涉服装部分细节所造成，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原审判决认为“虽然被告确实晚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才完成生产�但其延迟完成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原告的原因”不符合本案事实。而且正是由于被上诉人未按约交货，才导致上诉人的国外客户要求双方原约定的海运改为空运，最终因案涉服装已过了销售的黄金季节和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而取消，因此案涉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未按约交货的行为“并不存在根本性违约情形”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未按约交货致使上诉人不能实现双方所签合同的目的，导致上诉人继续履行案涉合同无必要和无可能，因此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并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原审判决不予支持系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计确认“被告确实晚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才完成生产”，但又未判决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而造成案涉合同不能履行的根本原因是被上诉人未按约交货。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被上诉人也不能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故原审判决于情于理都明显不公。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请求和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青藤公司在庭审中答辩称：一、关于王加丁是否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员。如果王加丁不是业务员，那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是有疑问的。二、关于交货时间的问题。虽然被上诉人承认交货时间确实是晚于合同约定的时间，但是有原因的，是上诉人方多次对本次业务的规格、数量等进行更改，而且在双方的邮件往来中，有部分是在交货时间确定之后还要进行更改，是上诉人导致被上诉人交货时间晚于合同约定的时间。被上诉人在合同中不存在违约情形。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未按书面合同约定期限交货是否构成根本违约。首先，关于王加丁的身份问题，上诉人称王加丁仅仅是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并非其业务员，故王加丁对采购合同内容的变更不代表上诉人。但从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4、5电子邮件看，王加丁在双方签订采购合同之前即2014年11月7日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娄水刚商谈采购合同涉及的货物型号、数量、价格，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正式签订采购合同，应当视为上诉人对王加丁行为的追认。更何况，除了王加丁与被�诉人联系外，上诉人并没有派其他业务员和被上诉人联系，事后涉及采购合同的相关内容均由王加丁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娄水刚在联系，被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王加丁是上诉人的业务员，故王加丁对采购合同内容的变更代表上诉人。其次，根据原审查明的情况，王加丁多次要求青藤公司在部分服装上做出改变，包括更换主标、更换吊牌，甚至在2014年12月20日接近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还在要求青藤公司变更数量，在2015年1月10日王加丁才向青藤公司发送纸箱及胶带样式，可见，因上诉人业务员王加丁再三变更合同内容致使被上诉人不能按照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交货。且，从王加丁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娄水刚的邮件往来看，上诉人并未因超过采购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而及时提出解除合同或要求被上诉人停止生产加工，相反，上诉人的业务员王加丁要求�上诉人按照其变更后的要求继续生产加工，应当认为上诉人允许被上诉人延迟交货。更何况，被上诉人至迟于2015年1月25日已经生产完毕，即使按照上诉人与外商约定的交货期限2015年2月18日，被上诉人仍然可以及时交货，并不影响上诉人合同目的的实现。故被上诉人未按书面合同约定的期限交货有上诉人的原因，被上诉人并不构成根本性违约，上诉人要求解除采购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上诉人棉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71元，由上诉人杭州棉毛针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键
代理审判员 张 靓
代理审判员 王 瑜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