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甬慈商初字第148号
原告:绍兴市越城区某某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某某。
委托代理人：黄宝根，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柳立中，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某甲电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某甲。
委托代理人：徐振关，浙江明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倪某某。
原告绍兴市越城区某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为与被告宁波某甲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2年1月1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2月28日、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某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宝根、柳立中，被告某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振关、倪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诉讼过程中，原、被告两次申请庭外和解，和解期间共计30日。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某某公司起诉称：原、被告自2009年1月始发生买卖带钢的业务往来，截止起诉日，被告共向原告购买带钢总计货款7669936.30元，在此期间被告仅支付货款289万元（其中承兑汇票60万元），尚欠原告货款4779936.30元。现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4779936.30元；2.判令被告赔偿上述货款从起诉之日起到本案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即年利率6.5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某甲公司在法定答辩期内未作书面答辩，庭审中答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带钢的业务往来；2.被告是向配件供应商购买电机，向原告支付的289万元货款是按照配件供应商的指定付款；3.买卖合同的成立并不能单纯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依据，而应以实际交付为依据，现原告提供的相关送货单据上签署人员并非被告工作人员，系案外人或案外人的相关人员，原告是与案外人发生业务往来。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增值税专用发票19份、送货单132份（其中某某公司115份、绍兴市某丙制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17份，原件131份、复印件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且送货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在金额、数量上都是一一对应的；
2.支付凭据6份，证明被告直接通过汇付等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289万元的事实。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辩称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付款凭单6份，证明被告汇付给原告的相关款项是根据案外人嵊州市某某电器厂（以下简称某某厂）实际负责人钱某1的指示支付，相关收款单据由钱某1签署的事实；
2.案外人某某厂持有的收条11份，证明原告收取某某厂相关货款的事实；
3.案外人钱某2持有的对账单2份、收条1份，证明钱某2与原告之间有业务往来以及相关货款已结清的事实；
4.案外人钱某2持有的委托书1份，证明黄东系原告业务员，全权代表原告与钱某2进行业务往来及结算的事实；
上述证据1-4，证明被告是根据案外人某某厂的指定而支付款项给原告，本案所涉业务系原告与案外人之间发生的事实；
5.销售合同2份，证明被告同原告关联企业绍兴市某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于2011年4月11日正式签订合同发生业务往来的事实；
6.被告持有的提货单、入库单各13份，证明被告同某乙公司实际自2011年4月8日开始发生业务往来的事实；
7.被告持有的付款凭单7份，证明被告共支付某乙公司货款240万元，某乙公司至今尚欠原告预付货款58万余元的事实；
8.被告持有的告知函1份，证明原告同某丙公司、某乙公司同一的事实；
9.被告持有的收条1份，证明某乙公司确认尚欠被告预付款58万元的事实；
上述证据5-9，证明被告与原告的关联企业某乙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某乙公司尚欠被告预付款58万元的事实。
经质证，双方的质证意见如下：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9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以及被告收到发票所记载的相应货物的事实；对2011年4月25日开具的发票号码为01583045、01583046的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认为该两份发票项下的业务系被告与原告的关联企业某乙公司之间发生，被告同某乙公司发生了180余万元的业务，被告已预付货款240万元，某乙公司尚欠原告预付款58万余元；对证据1中的送货单132份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其中2011年4月7日的送货单，虽是以原告名义供货，但实际系被告与原告关联企业某乙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其余131份送货单，均非被告或被告员工签收，而是系案外人签收，即2009年期间系钱某2或钱某2雇佣的员工签收，2010年开始至2011年3月期间系某某厂的员工签收；对证据2即支付凭证6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款项被告是根据案外人某某厂的指定付款，该厂实际负责人钱某1在被告的相关财务凭据上都签署了名字，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即付款凭单6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与第三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且证据4中的委托单位是某丙公司，委托书上办理的事项不能代表原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中的2011年4月7日金额为113416.8元的提货单及2011年4月8日的入库单无异议，对其余提货单、入库单各12份有异议，认为是被告与案外人某乙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7中的两份收款单位为原告、金额分别为10万元和50万元的付款凭单无异议，对其余收款单位为某乙公司的付款凭单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某丙公司、某乙公司同一的事实，只能证明原告与某丙公司、某乙公司曾联合发文给相关客户单位的事实；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某乙公司并不能代表原告，另该收条记载的内容是根据被告提供的帐面数据，而不是自己的帐面数据，且从内容来看，写收条的当时存在胁迫的可能。
被告为证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所载货物不是由其签收，而是由案外人签收，货款也是由案外人支付，这些业务并非是被告与原告之间发生的事实，申请证人韦某、钱某3(小名钱伟明)、钱某1、钱某2出庭作证；并申请本院向证人黄东调查取证。
⑴证人韦某当庭证明，其系个人开叉车搞运输的，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的提货人盖章签字栏处的“梁秋”系其所签，这些货物系钱某2让其去拉来卸货的，钱某2个人开了裁剪带料的“开平”厂，货卸到钱某2厂里，对方是驾驶员送货过来的，钱某2告知其如果货物数量对或相差不大，名字签一下，装卸费其也是与钱某2结算的；
⑵钱某1当庭证明，其是做电机的，开设了某某厂，该厂注册登记的“法人”是其老婆，但实际经营管理由其负责，其厂与某甲公司自2008年开始发生加工洗衣机电机的业务往来，有合同签订的（被告根据证人钱某1陈述，补充提供了其与某某厂之间签订的加工合同一份），某甲公司委托其厂购买原材料，具体未指定向哪家公司购买，因为黄东（绍兴公司业务员）一直在其厂里，向哪家公司购买原材料由黄东指定，原材料是其向供应商购买的，货款是由其负责支付给供应商的；其与某甲公司有加工关系，其收取的是加工款，原材料款由某甲公司承担，现金某甲公司电汇过去，承兑汇票其领取后交给黄东；钱伟明是其小舅子，送货单上大都是他签名的；钱某2与其住在同村，2008年至2009年下半年其让钱某2裁剪原料，货卸到钱某2厂里，钱某2裁剪后其再加工，自2009年下半年起，其的冲床从低速冲床改到高速冲床，原料不需要裁剪，货直接发到其厂；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金额766万余元，扣除被告自认与某乙公司发生的业务66万余元及被告根据其指定支付的289万元外，其余400余万元，其中，钱某2签收的货物由钱某2支付货款，大概100余万元，其签收的货物由其支付货款，大概300万元左右，其已支付了270万元，另让某甲公司的老板娘电汇20万元，其尚欠原告10余万元货款；提货单上的抬头提货单位写某甲公司以及发票开到某甲公司均是应其要求而开具的；大概在2011年上半年，某甲公司自己做电机了，问其原料哪里进的，其告知是从某某公司进的，与黄东联系的，后经其介绍，黄东代表公司与被告开始发生业务；
⑶证人钱某3（小名钱伟明）当庭证明，其系某某厂员工，送货单上的“钱伟明”、“钱伟民”、“伟明”是其所签，货物发到某某厂；
⑷证人钱某2当庭证明，其自2008年开始与某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至2010年下半年结束，总业务量上千万元，某某公司的业务员是黄东，具体其与黄东联系，货款也是由黄东经手，后其觉得绍兴钢厂那么大，只派一个业务员，有点不放心，就叫厂方出具了一个委托书，全权委托黄东来发货、收款；其向绍兴方采购的带钢，卖给钱某1，钱某1与其是同地方人，其赚一点差价；2010年11月份左右其不做了，就与黄东结清货款，后其将黄东介绍给钱某1，让黄东与钱某1自己联系；钱某1与某甲公司有业务关系，送货单抬头写某甲公司是钱某1要求，故其与黄东说送货单抬头写某甲公司；其与钱某1结账方式就是钱某1从某甲公司拿来钱，付给其，其再出具手续给钱某1，有时候某甲公司通过钱某1打款麻烦，就直接打到某某公司，但必须通知其，其让黄东写收条；梁秋是其连襟，开叉车的，绍兴的货来了，其叫梁秋去卸货，并要求他在单据上签字，这些由梁秋、钱某2签名的送货单中的货物是其向原告购买的；
⑸本院向黄东所作的调查笔录。黄东证明，其系原告公司业务员，其公司有三个抬头，分别是某丙公司、某某公司、某乙公司，某丙公司是生产厂名，某某公司、某乙公司是厂家的贸易公司；其作为公司的业务员，与钱某2、钱某1都做过生意，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开始是与钱某2做生意，后与钱某2生意不做了，就与钱某1做生意，钱某2的货发到长乐，驾驶员通知后由钱某2自己去提，钱某1的货发到某某厂；货款也分别与钱某2、钱某1结算，钱某2的货款已结清，钱某1的货款尚未结清，大概还有20万元左右；与钱某2、钱某1发生业务时，送货单上的抬头购货单位写某甲公司，是钱某2、钱某1要求发票开到某甲公司，因公司要求发票和送货单相对应；其公司与某甲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是签订书面合同的，在签订合同之前大概有21吨左右的样品业务发生过，之后签订合同正式发生业务往来，其公司是以某乙公司名义与某甲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因某乙公司当时不能开票，一开始的发票也是由某某公司开给某甲公司的。
经质证，被告对四证人的当庭证言及黄东的调查笔录均无异议。原告对证人韦某证明的送货单的签名是证人所签无异议，但对证人证明的代表钱某2签收有异议，原告认为证人是代表被告签收的；对证人钱某1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对很多事实及法律关系没有陈述清楚，有的陈述矛盾，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唯一可以采纳的是被告提供的补充书证即被告与证人之间的加工合同；对证人钱某3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黄东的调查笔录有异议，对黄东是原告公司业务员的身份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因公司很多货款未收回，所以报了案，现黄东被羁押，与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较低，另黄东陈述与钱某2、钱某1的业务都有手续，现黄东手中到底有多少手续拿着，公司并不清楚，黄东又陈述原告与被告之间确实有业务关系，又说与被告没有关系，前后矛盾。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黄东向钱某2、钱某1出具的收据认为是原告与钱某2、钱某1另行发生的业务，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要求原告提供其与钱某2、某某厂（钱某1）发生买卖业务关系的相应证据。原告根据本院要求提供了2009年2月17日某丙公司提货单（验收回单联、记帐联）及出仓单各一份，2009年2月18日某丙公司提货单（记帐联）及出仓单各一份，证明钱某2在2009年2月17日及18日提货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原告与钱某2之间另外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
被告在证人钱某1出庭作证过程中提交了其与某某厂于2008年3月1日签订的加工合同一份，该加工合同载明：甲方即被告委托乙方即某某厂加工洗衣机电机，由甲方提供原材料：漆包线、端盖、带钢、轴等；加工费双桶5元一套，单桶3元一只。因该加工合同明确载明原材料由被告提供，双方约定的价格为纯加工费，而被告在庭审中又认为加工电机的材料是由某某厂提供的，当时双方签订加工合同是将加工费固定下来，整个电机价格是随着原材料价格变动而变动，被告让某某厂采购材料，最后以电机整机价格与某某厂结算。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要求被告提供其与某某厂发生电机加工关系的原材料是由某某厂提供的相应证据。被告根据本院要求，提供了付款凭单23份及相应的付款凭证42份（其中承兑汇票23份、电子转账凭证16份、工商银行转账发报录入3份），证明2009年及2010年被告支付给钱某1部分货款计16492148.84元，该支付的款项是电机整机款，而不仅仅是加工费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09年2月17日及18日的提货单及出仓单，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并认为不管是否真实，都不影响本案中所涉的2009年由梁秋签收的货物是原告与钱某2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付款凭单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钱某1分别在收款单位及会计栏上签名，看不出与被告有任何的关联性，且钱某1(某某厂)又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故其真实性有问题，从被告在付款凭单后所附的汇付凭证看，付款凭单出具日期均早于实际汇付日期，故付款凭单也并非付款依据，至多只能看作付款指示，因此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提供的电子转帐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恰恰相反，上述转帐凭证明确显示了收款单位，其中汇付给原告的，原告在起诉时已予以承认、扣除，且这部分汇付给原告的凭证能与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相互印证，证明原、被告之间确有真实交易关系，汇付其他单位的，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工商银行转账发报录入，认为该款项由宁波一得电器有限公司直接汇付钱某1及某某厂，与被告及本案无关联性；对被告提供的承兑汇票，认为没有一笔直接背书给钱某1及某某厂，很多最后的被背书人均为被告，故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被告提供的本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已支付给案外人钱某1(某某厂)部分货款约1500万元的事实，若被告确实支付案外人1500万元巨额货款，应提供税务发票，否则涉嫌偷逃国家税款。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即增值税专用发票19份及送货单132份、证据2即支付凭证6份，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再予以分析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即付款凭单6份，除2009年2月26日的付款凭单外，其余5份付款凭单已包含在被告根据本院要求提供的付款凭单23份及相应的付款凭证42份中，被告对2009年2月26日的付款凭单未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予以佐证，故对该付款凭单不予认定。被告根据本院要求提供的付款凭单23份及相应的付款凭证42份，这些付款凭单与付款凭证能够相互印证，付款凭单记载的具体付款可以认定为钱某1指定付款，实际付款金额以付款凭证为准，根据付款凭证，可以认定被告在2009年至2010年支付给钱某1货款1500余万元的事实。原告认为，付款凭单不具有真实性，钱某1分别在收款单位及会计栏上签名以及付款凭单出具日期均早于实际汇付日期，本院认为，从付款凭单的形式上看，付款单位上的“钱某1”由凭单填写人书写，付款凭单下方会计与出纳之间的空白处的“钱某1”由钱某1签名，钱某1在该处签名并不影响其签名的真实性，且从客观情况看，先指定付款，再具体汇付，两者有时间差也符合情理，原告以此认为付款凭单不具有真实性，理由不充分。结合付款凭单及付款凭证，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可以认定为被告根据钱某1即某某厂的指定而支付。被告提供的证据2-4，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与第三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员正是这第三方，故要求原告提供其与该第三方发生业务往来的相应依据，原告根据本院要求提供了2009年2月17日及18日其与钱某2发生两笔交易共计货款12万余元（以某丙公司名义供货，其中2009年2月18日金额为5万余元的交易，原告未提供钱某2一方签收的依据）的凭据，除此之外，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而被告提供的原告向该第三方收取的货款数额达数百万元，因原告未能提供其与第三方发生数百万元业务往来的依据，且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员正是这第三方，并且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指定由该第三方来代收货物，因此，由钱某2、某某厂签收的货物不能认定为被告收到货物。被告提供的证据5-9，除2011年4月7日的提货单是以原告名义供给被告带钢20.253吨计货款113416.80元外，其余均反映被告与原告关联企业某乙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故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而2011年4月7日提货单反映的该20.253吨业务，正是黄东陈述的双方签订合同前发生的大概有21吨左右的样品业务，因原告与某乙公司系关联企业，而现实买卖合同的履行中，基于税务等原因，由关联企业的一方出面签订合同，另一方供货并开具发票的情形大量存在，故该20.253吨业务应认定为被告与某乙公司发生的业务，退一步讲，即便是被告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则被告也已在2011年4月8日及同月25日支付了原告款项。被告申请的证人韦某、钱某3、钱某1、钱某2的证言以及申请本院调查取证的黄东的证言，除钱某2陈述的其与原告结束业务关系的时间为2010年下半年外，其余该五证人的证言基本印证，且也能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印证，故本院予以认定；钱某2陈述其与原告结束业务关系的时间为2010年下半年，与其他证人的证言及相应书证矛盾，实际应为2009年下半年，这可能是证人记忆错误，但并不能据此来全盘否定。综上，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被告已收受并认证抵扣，但被告对原告以此来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业务关系的事实有异议，且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不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货物，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黄东系原告公司业务员。2009年1月17日至2009年11月28日间，原告通过业务员黄东向钱某2提供带钢，货物送至嵊州市长乐镇后，钱某2让其连襟即开叉车的韦某签收货物并卸货，偶尔自己也签收货物。原告方全权委托黄东供货、收款，截止2011年11月4日，原告与钱某2之间的货款已全部结清。原告与钱某2业务终止后，在2010年1月至2011年3月间，通过业务员黄东与某某厂发生带钢业务往来，货物送到某某厂，由该厂员工钱某3（小名钱伟明、钱伟民）、钱飞等人签收。某某厂实际负责人为钱某1（该厂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注册投资人为钱东芳，钱某1与钱东芳系夫妻关系）。原告与某某厂的货款结算为由钱某1向黄东支付货款，至今某某厂尚未结清全部货款。钱某2向原告所购带钢经开平裁剪后卖给某某厂，因某某厂与被告有业务往来，钱某2、钱某1要求原告将发票直接开到被告处，故送货单抬头的购货单位也因票务需要而填写了被告单位。原告根据钱某2、钱某1要求，于2009年1月至2011年3月开具购货单位为被告、总计金额为7005568.90元的增值税发票17份给钱某2、钱某1，钱某2、钱某1再交给被告，被告收受后予以认证抵扣。
2011年4月，被告与某乙公司发生带钢业务往来。期间，某乙公司以原告名义于2011年4月7日提供货物20.253吨给被告，计货款113416.8元，并提供了由原告于2011年4月25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2份，金额计664367.40元。被告收受后也予以认证抵扣。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提供了增值税发票、送货单以及支付凭证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业务关系。而原告提供的送货单虽然抬头购货单位写为被告，但送货单项下的货物实际收货人为嵊州市长乐镇的钱某2及某某厂，原告也未举证证明钱某2及某某厂的收货行为系被告指定代收，且钱某2、某某厂均证明送货单项下的货物均是他们自己向原告购买，原告业务员黄东也证明送货单项下的货物分别是原告与钱某2、某某厂发生的业务，与被告无关。原告提供的被告付款给其公司的相应支付凭证，被告已提供证据证明是某某厂的实际负责人钱某1指定付款，且证人钱某1也证明了该事实。虽然，证人钱某1陈述其签收的货物由其支付货款，同时又陈述其向被告收取加工费，材料费由被告支付，其证言似乎存在矛盾，但实际并不矛盾，理由在于其经营的某某厂与被告有加工关系，同时被告又委托其购买原材料，其在采购原材料时以自己名义采购，未向供应商披露委托人，供应商也不知道其与被告之间的委托代购关系，因此，对供应商而言，原材料由某某厂向其购买，应由某某厂支付货款，而对被告而言，因某某厂的采购是受被告委托，原材料也是为被告所用，故被告应支付货款。原告、某某厂、被告三方形成了由原告供货给某某厂，某某厂受被告委托代购原材料的两层法律关系。被告与某某厂之间也有两层法律关系，一是加工关系，二是原材料的委托买卖关系，这与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其与某某厂签订的加工合同中约定原材料由被告提供并不矛盾。综上，本案讼争业务的相对人应为原告与案外人钱某2及某某厂，而非被告。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4779936.3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绍兴市越城区某某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5040元，由原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81×××01，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段金荣
审 判 员 卢静芬
人民陪审员 华通流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胡利娜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条文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