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廊民一终字第4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宗雨（曾用名刘宗禹）。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淑伶。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吴国强，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华。
委托代理人杨相军，北京市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虎兰，女，194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系被上诉人刘春华之妻。
原审第三人刘春山。
委托代理人王虎兰，女，194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系被上诉人刘春华之妻。
上诉人刘宗雨、林淑伶与被上诉人刘春华、原审第三人刘春山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三民初字第85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刘宗雨、林淑伶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春华有兄弟三人，大哥系第三人刘春山，二哥刘春元，原告刘春华排行老三。被告林淑伶曾系刘春元的妻子，被告刘宗雨系刘春元之子。弟兄三人于早年分家析产，原告受分祖宅东侧正房五间，西侧五间正房的西两间分与刘春山，东三间分给刘春元。后刘春元于1981年去世，1986年三河市农村宅基地确权发证时，刘春山、刘春元之宅基地确权在刘春元之妻被告林淑伶名下。1997年8月，原告取得三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诉争房屋所在宅基地的三集建（宅）字第21-1911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告主张被告林淑伶因再婚，于1990年12月23日将自己受分的房产连同宅基地赠与第三人刘春山，刘春山又将房产连同宅基地赠与原告刘春华。针对原告的主张，被告林淑伶、刘宗雨抗辩称两次赠与实为买卖。原、被告双方就被告林淑伶、刘宗雨与第三人刘春山的赠与合同以及第三人刘春山与原告的赠与合同系赠与行为还是买卖关系发生争议。围绕争议焦点，原告提交如下证据：一、房产赠与书，证明被告林淑伶、刘宗雨将涉案房产赠与第三人；二、房产赠与书，证明第三人将接受赠与的房屋转赠给原告刘春华；三、收据一份，证明第三人刘春山接受赠与后，给了被告林淑伶1万元的盖房款；四、通县燕郊镇小胡庄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二被告赠与房产一事属实；五、原告的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接受赠与后实际使用至今，土地部门依法下发了土地证书。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合法性不予认可。二被告主张该份赠与书是无效的，刘春元去世后的房屋应由林淑伶、刘宗雨及其女儿刘晓梅三者进行继承分割，林淑伶将房屋擅自赠与刘春山时，刘晓梅、刘宗雨均未成年，在赠与时有刘宗雨的签字而没有刘晓梅的签字，在没有分家析产的情况下，林淑伶作为刘晓梅的法定监护人，其行为属于擅自处分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刘晓梅对赠与一事事前并不知情，表示反对；该份合同表面是赠与合同实为买卖合同，第三人向二被告支付1万元钱，这1万元实属购房款；第三人在接受赠与时是城镇居民，其没有权利接受赠与。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农村的住房及宅基地禁止向城市居民出让、转让，虽有房屋赠与书，但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是无效的。二被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予认可。二被告主张第三人接受赠与后将受赠房屋赠与原告，原告是三河市的煤矿工人，属城镇居民户口，第三人没有资格赠与，原告也没有资格接受赠与，故主体不适格。当时第三人称给付1万元给被告林淑伶，表面上是赠与实为买卖，本案的代理人王虎兰与刘春华是夫妻关系，且王虎兰在本村有宅基地，违反了我国有关农村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王虎兰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况在刘宗雨的土地使用证的四至里有说明。对于证据三，二被告对收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主张第三人刘春山接受赠与后支付给被告1万元盖房款，在协议中载明的“林淑伶、刘宗雨收到刘春山的帮助盖房款1万元”与三河市国土资源局当初做笔录是与刘春山、刘春华的陈述不一致，但是林淑伶欲将房屋转让给本村村民，但受到刘春山、刘春华的阻碍，迫于无奈最终将房屋卖给了刘春山。二被告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主张该协议书实为买卖而非赠与。对于证据五，二被告主张原告的土地使用证实际上已经注销，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就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确定刘宗雨宅基地使用权的决定，证明刘宗雨是诉争房屋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并使用至今；2、刘宗雨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刘宗雨是诉争房屋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并使用至今；3、刘晓梅的说明，证明刘宗雨、林淑伶的赠与行为侵犯了刘晓梅对刘春元的继承权，对二被告的赠与行为表示反对。经质证，原告主张证据1侵犯了原告的宅基地使用权，该份决定是原告第一次看到的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据，三河市政府作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决定，首先应该告知原告，没有告知原告违背常理，不合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主张作为同一块宅基地只能有一个集体土地使用证，该证据也是原告第一次看到的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据，三河市政府颁发的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宅基地使用证，首先应该告知原告，没有告知原告故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刘晓梅未到庭。刘晓梅作为继承人之一，在1990年时尚未成年，林淑伶作为法定代理人有权代其做出决定，按照继承法规定，刘春元死后，应由继承人林淑伶、刘宗雨、刘晓梅继承，在林淑伶、刘宗雨同意赠与的情况下，刘晓梅的继承份额仅是房产的六分之一，林淑伶、刘宗雨的份额一共是六分之五，共同共有人林淑伶、刘宗雨同意赠与符合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有效。赠与的时间是1990年，迄今为止已经超过20年，在二十年间刘晓梅始终未向法庭提出不同意的诉讼请求，按照法律规定，其已无诉权。原告接受赠与后，三河市政府已经对原告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作为本案诉争的宅基地，原告是唯一的使用权人，其他人无权使用。针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第三人主张1990年其从二被告处接受的赠与，当时刘晓梅还小不懂事，后来其将受赠的房产赠与给了原告刘春华，原告提交的五份证据属实，其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确定刘宗雨宅基地使用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有异议，三河市政府的决定行为违法，房屋宅基地已经归原告使用，不应再将该处宅基地确权给刘宗雨，对刘宗雨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不予认可，对刘晓梅的说明不予认可，刘晓梅当时还小，赠与时其法定监护人林淑伶、刘晓梅的两个舅舅林来森等人均在场，由他们决定赠与就应合法有效。经法院询问，第三人所述的事实与原告的起诉一致，刘春山主张其与林淑伶、刘宗雨的赠与合同以及其与刘春华的赠与合同均合法有效，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1997年的土地使用证已将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告接受赠与后将房屋出租，有（1999）三法民初字第338号民事判决书、（2000）三民初字第857号民事裁定书为证，证明涉案房屋系原告所有并由原告使用、经营、管理，而不是被告所称的一直由被告刘宗雨使用、经营、管理。对于原告提交的（1999）三法民初字第338号民事判决书及（2000）三民初字第857号民事裁定书，二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主张上述两份文书只能证明当时诉争房屋的使用情况，不能证明在此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是由李庆才使用，现李庆才已经去世了，现在由其妻、子使用，并向刘宗雨交纳租金而不是向原告交纳租金，被告提交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及决定，已经证明诉争房屋及宅基地现在由刘宗雨所有。原告主张刘春元于1981年2、3月份去世，当时被告刘宗雨8岁，刘晓梅6岁，刘春元去世后刘宗雨基本没露过面，三河市政府在作出决定时并没有通知到原告，属违法行为，（2009）三行重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已经明确认定三河市国土局注销刘春华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行为属超越职权应当撤销，并向法院提交（2009）三行重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一份。经质证，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原告隐瞒了2010年12月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廊坊中院）的终审判决书，廊坊中院对三河市国土局的行政行为没有确认违法，现在2009年的判决书已经失去效力。针对二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称被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廊坊中院已经明确了三河市国土局的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维持了一审判决。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廊坊中院于2010年12月7日作出的（2010）廊行终字第34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载明“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春华持有的三集建宅字第21-1911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是由三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注销该证亦应由三河市人民政府注销。被上诉人（注：三河市国土资源局）虽报请了三河市人民政府批准，但其直接决定注销该证仍属超越职权”。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第二段第五行已写明“但由于三河市人民政府已将该宅基地确权给案外人刘宗雨，再撤销被上诉人的注销决定已无实际意义”。另查明，诉争房屋所在地块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于1997年确权给原告刘春华。原告陈述当时办理变更登记都是依照法律程序办理的，原告夫妻当时不懂是做原始登记还是变更登记，土地所直接做了原始登记。河北省土地登记规则于1996年开始实施变更登记的规则，1990年原告接受赠与时并没有明文规定做变更登记。二被告主张两份赠与合同表面上是赠与实际上是买卖，有三河市国土资源局对刘春山、刘春华所做的笔录，刘春山的笔录大意“我补偿了林淑伶、刘宗雨母子1万元钱”，刘春华的笔录大意“我从我侄子那买房花了1万元钱”。二被告申请法院调取上述笔录，法院依据二被告的申请，依法调取了三河市国土资源局对刘春华和刘春山做的两份询问笔录。经质证，原告对于调取刘春华笔录的过程的真实性认可，对内容不认可，原告认为从笔录看落款，刘春华本人没有签字亦没有按手印，也没有时间，有的只是代签字，也只是问了可否代签字，而事实上对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刘春华没有处理，一些细节问题不清楚，所以无法说明当时的情况，被告申请调查取证为了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其所依据的笔录中的内容是不属实的，1万元钱是刘春山给的，不是刘春华，对刘春山的笔录原告不知情。二被告对二份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在对刘春华和王虎兰的询问笔录中所提及的现住房西侧宅基地情况，主张这块宅基地是祖传的，但上面的房屋是林淑伶到刘家后合盖的，后来刘春山表示“我花费一万元钱”，之后提到“是在我买之前”，已经表明了是买卖关系，刘春华和王虎兰夫妇花了一万元钱，具体买谁的笔录里无法看出，但是可以证明是买的不是赠与的。对第三人刘春山做的笔录里提到了花钱买的，宅基地上的房屋是买卖关系，并不是有赠与协议就是赠与关系，笔录的内容是本案的案外人国土资源局做的笔录，可以客观真实的证明诉争的房屋是买卖关系。第三人表示不清楚刘春华的笔录，对其所做笔录，只有说到租给李庆才使用之前的内容是正确的，之后就不正确了，且第三人不识字，国土资源局的人给其做完笔录后给其宣读过，但是租给李庆才使用之后的内容都没有给其宣读。针对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原告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主张当时案子在河北，三河国土资源局如何找到刘春山的，又是何人带着找的，对此存疑。第三人主张当时是李庆才带着去的，李庆才在八几年的时候从林淑伶处租房，刘春元死后直到1990年以后房租都是给林淑伶，林淑伶改嫁后就给第三人了，之后就没有再租。赠与当时林淑伶和刘宗雨都在家，林淑伶带着刘宗雨和她的一个弟弟还有第三人及第三人的一个叔叔签订的赠与协议，第三人补给林淑伶和她儿子1万元让他们在北京盖房。对于第三人的陈述，被告认可第三人给林淑伶和她儿子1万元及刘春元死后租房给李庆才的事实，认为租期需要核实，但与本案无关，被告认为从第三人表述内容看是买卖关系不是赠与。原告对第三人所述的属实部分予以认可，其主张从对第三人的笔录看，第三人支付的1万元钱是补偿性质的，收条上写明是帮助盖房款，不是买房钱；林淑伶与第三人不可能存在买卖关系，庭审中明确说明了林淑伶的宅基地及房产有刘春山的份额，如果是买卖，不可能自己买自己的，刘春山的房产都包括在林淑伶的宅基地使用证范围之内，都是自己家人不存在买卖关系，而是赠与，因为刘春山是家里的老大，所以支付了林淑伶和她儿子1万元帮助盖房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林淑伶、刘宗雨与第三人刘春山以及第三人刘春山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系赠与还是买卖。二被告就其抗辩主张提交的证据为三河市国土局对原告及第三人所做的询问笔录，核心内容为原告在笔录中陈述的“我从我侄子那买房花了1万元钱”及第三人陈述的“我补偿了林淑伶、刘宗雨母子1万元钱”。作为两份笔录的当事者，原告主张笔录上其本人没有签字也没有按手印，也没有时间，有的只是代签字，也只是问了可否代签字，第三人主张笔录中只有说到租给李庆才使用之前的内容是正确的，之后就不正确了，且第三人不识字，国土资源局的人给其做完笔录后给其宣读过，但是租给李庆才使用之后的内容都没有给其宣读。从两个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上看，笔录形式本身具备瑕疵，且该两份笔录的内容并未证明1万元“买房款”是原告出的，也无法证明原告买的就是被告林淑伶的房子，只能证实该1万元是第三人给被告林淑伶的帮助盖房款，该笔款项是补偿性质的，二被告给第三人出具的收条也写明“今收到大伯刘春山帮助盖房款人民币壹万元整”，故二被告以上述两份笔录来证明二被告与第三人及原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不足以令人采信。对于二被告主张的买卖关系，二被告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原告花费了1万元，也没有证据证明该1万元系购房款，故法院对二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可以认定被告林淑伶、刘宗雨与第三人刘春山以及第三人刘春山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系赠与关系。从两份赠与合同的形式上看，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处分的都是自己的合法财产，二被告主张签订合同时侵犯了刘晓梅的合法权益，法院认为，二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赠与合同时，刘晓梅系未成年人，被告林淑伶作为刘晓梅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对其代管的应属于刘晓梅份额的财产进行处分，故法院对二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在该两份赠与书中均有当时的通县燕郊镇小胡庄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加盖公章予以确认，且两份赠与书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即已实际履行，故应能认定两份赠与书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综上所述，法院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林淑伶、刘宗雨将其所属的位于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小胡庄村的房屋及宅基地赠与刘春山的赠与合同及第三人刘春山将受赠的房屋及其所属宅基地赠与原告刘春华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维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林淑伶、刘宗雨将其所属的位于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小胡庄村的房屋及宅基地赠与刘春山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二、第三人刘春山将受赠的房屋及其所属宅基地赠与原告刘春华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交纳）。
刘宗雨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是，三河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于2000年3月18日在刘春华家里对刘春华所做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刘春华系购买的涉案房屋，而不是接受的赠与。该笔录虽是被上诉人妻子王虎兰签字，但是在征得刘春华同意后代为签字的，说明确实存在国土局询问刘春华的事实，且王虎兰作为刘春华的代理人出庭，对自己代为签字的事实没有否认，三河市国土资源局作为案外人，与各当事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对刘春华所作的笔录应当是真实有效的；林淑伶、刘宗雨与刘春山之间签订的房屋及宅基地赠与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刘春山与刘春华双方基于无效的赠与再另行签订的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亦属无效协议，通县燕效镇小胡庄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加盖公章确认的行为属于见证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王虎兰作为刘春华的妻子已经在本村拥有宅基地，根据法律规定，王虎兰及刘春华作为一户不能再拥有一处宅基地；赠与书签订前后，涉案房屋均由案外人管理和使用，原审判决认定“赠与书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即已实际履行；林淑伶的赠与行为损害了刘晓梅继承房屋所有权份额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权益，林淑伶无权对刘晓梅的财产进行处分。
被上诉人答辩称，本案两份赠与合同均经村委会证明及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且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已经变更为被上诉人刘春华，至今由刘春华使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第三人刘春山的赠与合同中，明确写明上诉人将所有房产“自愿无偿赠与大哥刘春山”，原审第三人刘春山与被上诉人的赠与合同中，也明确写明“把原二弟刘春元赠予刘春山的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自愿无偿赠予三弟刘春华”，两份赠与合同都有当事人所在村委会盖章；上诉人为刘春山出具的收据亦明确写明收到刘春山的款项是“帮助盖房款”；三河市国土资源局对被上诉人所作的笔录中，最后签字不是被上诉人本人所写，也无按印，对原审第三人的笔录，原审第三人对后半部分的内容也提出了异议。故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出钱购买了涉案房屋，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非基于赠与而是买卖行为的主张理据不足。上诉人将涉案房屋无偿赠与原审第三人刘春山，刘春山又将该房屋无偿赠与被上诉人，则被上诉人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因所赠房屋系父辈遗产，赠与行为是继承人之间对继承份额的调整，而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亦非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该赠与行为与法律规定并不相悖。案外人刘晓梅于其成年后一直未主张自己的权利，其已丧失撤销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人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刘宗雨、林淑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欣
审 判 员 叶振平
代理审判员 李成佳
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薛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