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民申28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林玫君，女，汉族，1965年6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林重君，女，汉族，1974年3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根宝，男，汉族，1965年12月14日出生，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一审被告：武汉航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南三街**号。
法定代表人：谢德刚,该公司负责人。
再审申请人林玫君、林重君因与被申请人杨根宝及一审被告武汉航达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航达公司)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终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林玫君、林重君申请再审称:1.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襄樊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成本价申报审批表》、《襄樊市区职工购买（换购）公有住房申请表》、林峰于2014年12月17日写给航空工业第609研究所（以下简称609所）领导的书信，能够证明：2006年1月609所同意重新按照林峰的职级和工龄购买45栋308号（现60栋342号）房屋；林峰在书信中声明609所分配给其的45栋308号房屋与任何人无关。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999年609所拟进行房改但未房改，原审判决认定35栋206房是房改房错误。2006年609所收回了35栋206号房屋，重新按照林峰职级及其配偶所具备的条件和工龄长短参与单位房改分房，林峰通过单位公有住房出售申报方式购得45栋308号房屋，并于2010年11月4日取得房屋产权证书。2014年12月8日中国航天工业集团金城南京机电工程研究中心襄阳管理部（以下简称襄阳管理部）出具证明载明“对留在襄阳的本单位职工调整住房，按609所[1995年]2号文件进行的房屋分配”，证实2006年是重新分房，不是调整房屋。另原审判决认定“武汉航达公司认可谢士明签名”，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武汉航达公司于何时成立及609所何时从该公司撤资、杨根宝的身份等事实未予查明。3.原审法院对证据未全面、客观进行审查，故意偏信杨根宝一方的证据，对林玫君、林重君提交的证据一概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进行审核，该协议是由杨根宝与谢士明等人恶意串通伪造的证据。付晓丽出具的证明含有虚假成分。原审法院对贵万忠出具的“关于林峰要求办理1万元汇款的说明”采信不当，该说明不能证明1万元汇款是杨根宝汇给林峰。原审法院对襄阳管理部于2014年12月8日出具的证明未作判定，却采信杨根宝采取鄙劣手段骗取的襄阳管理部于2014年12月9日出具的证明。原审法院未采信林峰于2006年11月11日写给贵万忠的书信及委托书，该证据能够证明林峰在2006年11月就提出终止与谢士明的房屋买卖协议，并委托贵万忠收回房屋。4.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两份协议所涉房屋因不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均未生效和实际履行。60栋342号房屋登记在林峰夫妇名下，林峰夫妇是该房屋的合法所有者。林峰与武汉航达公司之间有协议关系，与杨根宝之间没有协议关系，原审法院对本案立案审理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不是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的争议，而是因房屋买卖引起的争议，应以房屋所有权转让合同纠纷立案，原审法院适用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错误。林玫君、林重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1.林玫君、林重君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襄樊市市区出售公有住房成本价申报审批表》及《襄樊市区职工购买（换购）公有住房申请表》，均发生在本案诉讼之前，不符合新证据规定。且该证据仅能证明涉案房屋以林峰名义参加房改及调整房屋的事实，不能推翻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林峰书信在一审中已经存在，亦不属于新证据。2.林峰生前系609所职工，其于1993年退休前分得单位住房35栋206室。林峰退休后到广东省居住生活，将该房屋出租给同事何耀智居住。1999年，林峰按房改政策规定购得35栋206室房屋，房款5372.94元系由何耀智于1999年6月16日代林峰交纳。林玫君、林重君向本院提交的《襄樊市区职工购买（换购）公有住房申请表》亦能证明35栋206室房屋进行房改的事实。林玫君、林重君主张35栋206室房屋未进行房改，与事实不符。3.2002年9月，林峰与武汉航达公司（原襄樊航达公司）代表谢士明签订协议，林峰将35栋206室房屋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武汉航达公司，并约定“待该住房允许上市买卖时，由林峰或林峰指定代理人办理过户手续”。林峰在给贵万忠的书信中写到：“因房子已旧又怕麻烦，经双方协议（有协议书）由谢士明付给我2万元，房子归他所有。”；林峰在其书写的“有关领到房产证的几点说明”中称：“原老房35幢206房后因房子调整换成新房45幢308房，本人与原航达公司有过一份旧房转让协议”。以上内容表明林峰生前认可35栋206室房屋已转让给航达公司并收到购房款2万元的事实。且武汉航达公司认可谢士明在协议上的签名行为，结合武汉航达公司向林峰的付款行为，以及转卖35栋206室房屋的行为和收款行为，原审判决认定林峰将35栋206室房屋卖给了武汉航达公司，有事实依据。2004年11月29日，武汉航达公司又将35栋206室房屋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杨根宝，仍然是由谢士明代表武汉航达公司与杨根宝签订的协议，杨根宝支付了购房款2万元。林玫君、林重君认为上述两份协议虚假，缺乏证据证明。林峰自将35栋206室房屋卖给武汉航达公司之后即丧失其对该房屋所有权，杨根宝自从武汉航达公司购买该房屋之时起即享有该房屋所有权。4.2006年609所主体调往南京，留在襄阳的职工居住零散，609所即对本单位的职工住房（房改房）进行调整，杨根宝由35栋206室调整到45栋308室（现为60栋342室），并由杨根宝补交了相应的价款。因调整房屋时使用了林峰夫妻的工龄折扣，故杨根宝向林峰支付了1万元的补偿款。调整房屋时，因35栋206室系林峰购买的单位房改房，且林峰与武汉航达公司、武汉航达公司与杨根宝的两份协议中亦明确约定“待该住房允许上市买卖时，由林峰或林峰指定代理人办理过户手续”，故杨根宝只能以林峰的名义进行调整。而且，按政策规定林峰不可能享受两次房改分房。林玫君、林重君主张2006年是林峰重新分房的理由不能成立。5.林玫君、林重君关于原审法院采信襄阳管理部于2014年12月9日出具的虚假证明，而未采信襄阳管理部于2014年12月8日出具的证明，采信证据错误的理由，因该两份证明的内容大致相同，均为2006年单位主体调迁对留在襄阳的职工调整住房。8日的证明虽有“按609所[1995]2号文件进行房屋分配”的内容，但也是在住房调整的前提下进行分配，林峰已经参加过一次房改且将房改房出售他人，据此林峰已实际丧失调整住房的权利。因林峰购买的房屋仍在林峰名下，调整房屋时只能以林峰的名义进行。因此，原审法院无论采信哪份证明均对本案实体判决不产生影响。林玫君、林重君称9日的证明虚假亦缺乏证据证明。林峰写给贵万忠的书信及委托书，只能证明林峰在2006年单方提出终止与谢士明的房屋买卖协议和委托贵万忠管理房屋的事实，不产生终止协议的法律后果。林玫君、林重君称付晓丽出具的证明虚假缺乏证据证明。6.两份协议中关于办理过户手续的约定，并非合同生效条件的约定，房改房买卖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且协议双方明确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林玫君、林重君主张该协议尚未生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7.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林峰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一审法院受理杨根宝提起的房屋确权之诉，符合法律规定。8.原审法院是否查清武汉航达公司何时成立、609所何时从该公司撤资、杨根宝的身份等事实，均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综上所述，案涉两份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杨根宝基于房屋买卖行为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原审法院判定案涉房屋归杨根宝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林玫君、林重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林玫君、林重君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周冬丽
审判员 陈继良
审判员 王 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镇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