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3民终4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红艳，女，汉族，生于1967年8月27日，房县定根薯业有限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湖北东之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定根，男，汉族，生于1965年7月10日，系上诉人付红艳的丈夫，房县定根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湖北东之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鼎，男，汉族，生于1981年4月16日。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斌，湖北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吕强，男，汉族，生于1972年8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房县支行客户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绪，湖北邦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因与被上诉人王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鄂房县民一初字第0056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卢定根、付红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2015）鄂十堰中民二终字第00102号民事裁定，以漏列重要当事人为由发回房县人民法院重审。2015年10月13日，房县人民法院依法重审了原告王鼎与被告卢定根、付红艳，第三人吕强债权转让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2015）鄂房县民一初字第0122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仍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2016年3月22日受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6年5月，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以需调取相关证据为由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依法延期2月。2016年7月28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峰，被上诉人王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斌，被上诉人吕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鼎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鼎承担。事实与理由：借款基本事实不清。第一，王鼎在2013年6月21日向上诉人转款20万元，这笔款项与吕强没有关联。该20万元款项是吕强利用农业银行客户经理的权利贷款，整个过程由吕强操作完成，上诉人提供贷款人姓名后贷款20万元，此款项在2013年6月21日之前已经本息合计偿还26万元。具体操作如下：吕强通知上诉人将26万元转入吕强提供的一个帐号上，2013年6月21日吕强又通知上诉人去办理还款手续，又让上诉人提供卡号，将王鼎的钱转到上诉人卡号，随后将20万元转入吕强的提供的帐号。第二，上诉人实际向吕强借款仅有10万元，出具40万元借条是为了帮助吕强能正常上班，受到吕强的欺骗所写，此借条内容无效。第三，吕强对40万元借款的形成过程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被上诉人王鼎辩称，1、上诉人付红艳出具的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系真实的、合法的。2014年12月31日，吕强和王鼎一起到上诉人的办公室，吕强告知上诉人要将此债权转让给王鼎，付红艳同意后，出具了借条并约定了利息，卢定根也在借条上加盖印章。2015年2月，王鼎向上诉人索要借款利息，并将帐号发给了付红艳，随后上诉人通过手机银行向王鼎账户汇款1.1万元，并加上2014年12月31日结算时多支付的0.5万元，一共支付了王鼎利息1.6万元，证明了借款的事实的存在，不然上诉人不会支付利息。此外，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多年经商，十分精明，对出具40万元借条的法律后果应该是明知的。2、王鼎与上诉人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债权人吕强与此债务没有关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上诉人对吕强的抗辩，可以向王鼎主张并进行抗辩。上诉人与王鼎之间是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与吕强的任何纠纷与王鼎无关，不能作为上诉人拒绝偿还40万元借款的理由。
被上诉人吕强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过程中，吕强提供了2013年6月21日、22日转款明细20万元，可以证明借款40万元的发生。从银行流水来看，2011年6月8日至2014年7月26日，上诉人一共给吕强转款达17万元，如果借款仅有10万元，月息2%，那么借款早已结算清楚，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在2014年12月31日向王鼎出具40万元借条。作为在商海打拼多年的上诉人，不可能不知道向别人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而且约定了明确的利息。此外，一审将吕强列为第三人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二上诉人将吕强列为被上诉人没有任何依据。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2月31日，吕强、王鼎一起到二被告工厂办公室，经二被告同意，吕强将对二被告的债权转让给王鼎。付红艳当即给王鼎出具1份借据，内容为：“借条，今借到王鼎现金肆拾万元整（￥400000.00）。（月息40‰）付红艳、卢定根，2014.12.31号”，在借条尾部签名处加盖了卢定根的印章。2015年2月，原告向二被告索要2015年元月份的利息，并从手机上发了农行卡号给付红艳。二被告找吕强说2014年12月31日清算时多给吕强算了5000元，吕强说多算的5000元可以扣掉，并也给付红艳发了原告的农行帐号。2015年2月15日晚上10点49分，卢定根通过手机网银给王鼎在房县农行帐号转账11000元。后二被告再没有按月支付月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吕强将对被告付红艳、卢定根的合法债权转让给原告王鼎的事实可以通过二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月利息等予以确认。通过债权转让，原、被告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二被告辩称其仅欠被上诉人吕强10万元，11000元是支付给吕强的本息，因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因原、被告、被上诉人三方一致认可，被上诉人对二被告的债权在清算时多算了5000元，故二被告应当支付原告395000元的本金。原告要求支付银行同其贷款利率的四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已给付原告2015年元月利息11000元，故二被告在应付原告的利息中扣除1个月的借款利息11000元。判决：被告付红艳、卢定根于本判决生效后的30日内偿还原告王鼎借款本金395000元，并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借款本金偿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给付利息，在给付利息时减去11000元。二、驳回原告王鼎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60元，由被告付红艳、卢定根负担。
在二审期间，本院依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申请调取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案外人任梅春、刘福云、张勇、卢道兵等四人在农行支行惠农贷款的《银行协查情况反馈》材料一份。该材料载明：任春梅、张勇、刘福云、卢道兵分别在2012年2月23日、2012年2月23日、2011年8月28日、2010年4月19日向农业银行房县支行各自贷款5万元，贷款直接进入各自账户。其中，任春梅、张勇分别的5万元贷款在2013年2月22日由况小菊偿还，刘福云、卢道兵分别的5万元贷款还款原始凭证未查出。
证据二：卢定根、王鼎2012年-2014年银行账户流水明细。该证据显示2013年6月21日-22日，王鼎通过62xxxxx18帐号分四次向卢定根的帐号6211转款合计20万元
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双方当事人均没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本院调取的证据二，被上诉人王鼎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被上诉人吕强质证认为上诉人认为20万元属于惠农贷款，从证据上看是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对上诉人卢定根、付红艳提供的证据三2015年4月23日的报警记录一份，被上诉人王鼎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借条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12月31日，报警与出具借条之间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吕强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恰恰证明双方因债权债务产生纠纷，公安机关参与处理。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法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二能够直接显示2013年6月21日-22日，王鼎通过62xxxxx18帐号分四次向卢定根的帐号6211转款合计20万元，不能显示卢定根、付红艳在上诉状中所称“2013年6月21日之前已偿还本息26万元”的资金流向。结合农业银行房县支行提供的《银行协查情况反馈》，任春梅、张勇、刘福云、卢道兵四人虽然合计贷款20万元，但借款主体不是卢定根、付红艳，贷款直接发放到任梅等四人的账户，贷款的时间与王鼎转账的时间不一致，贷款的偿还亦不是付红艳、卢定根。因此，该四人的贷款与本案王鼎转入卢定根账户20万元，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明王鼎转入卢定根账户的20万元系惠农贷款，也不能证明王鼎转入的20万元是为卢定根、付红艳偿还惠农贷款。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能证明王鼎与卢定根、付红艳因40万元款项发生纠纷，不能达到卢定根、付红艳证明40万元借条系欺诈的证明目的。
二审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事实，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卢定根、付红艳是否应偿还被上诉人王鼎借款40万元。
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1、现有证据表明，2014年12月31日，付红艳、卢定根向王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王鼎现金肆拾万元整（￥：400000.00），月息40%。”吕强提供了通过王鼎账户在2013年6月分四次向卢定根账户转款20万元的银行流水。吕强陈述剩余的20万元借款是现金支付，整个40万元的借条是由之前的借款结算形成。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对该40万元借条的书写笔迹、签字盖章均无异议，但认为是受到欺诈出具。若借条系欺诈出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付红艳、卢定根理应及时报案以索回借条，或采取合法的方式撤销借条。付红艳、卢定根虽然提供了《处警说明》，但该《处警说明》是在借条出具约五个月后，王鼎向卢定根主张权利时，付红艳才报案。公安机关的《处警说明》载明“卢定根与王鼎因债务发生纠纷，协商不成依法起诉”，没有对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因此，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主张40万借条是欺诈出具，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2、从证据的关联度上讲，王鼎、吕强持有付红艳、卢定根出具的借条及20万元银行转款明细，能够对借条的形成作出相应的解释说明。反观，付红艳、卢定根的上诉称“王鼎支付的20万元系惠农贷款，该款在2013年6月21日之前已本息合计偿还26万元。”经调查核实任梅春等四人的惠农贷款与王鼎的20万元转款，没有直接、必然的关联性；经依法调取的银行明细流水也并未反映付红艳的清偿记录。因此，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主张王鼎转款的20万元是惠农贷款及该20万元贷款已经偿还，其应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相互衔接、逻辑紧密的证据链条予以证实其主张。但在二审过程中，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没有证据予以证实。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王鼎、吕强提供的证据、陈述与待证实事实具有高度可能信，而付红艳、卢定根提供的证据证明效力低，陈述不能自圆其说，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反驳事实。
综上所述，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60元，由上诉人付红艳、卢定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相云
审 判 员 刘 煜
代理审判员 汪冬冬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程正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