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5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宏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志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小刚，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鑑，住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
委托代理人：黄廉靖，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宏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洋公司）与被上诉人于某鑑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3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宏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我方无需向于某鑑支付工资87992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于某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于某鑑每月工资1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期间，宏洋公司处于停业状态，未对外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公司员工也全部辞退，公司高管也几经更换，于某鑑也未提供任何劳动。我方虽无法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已解除与于某鑑的劳动关系，但公司停业长达半年，没有对于某鑑做出过让其继续上班的意思表示，足以证明以实际行动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在此期间，于某鑑担任案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高管，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不存在。2.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我方虽开始营业，但没有开展业务，也未盈利，是为防止机器长期不使用而受损。于某鑑回公司兼职，双方约定只有盈利时才支付工资，并非每月一万元。3.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根据宏洋公司支付于某鑑的工资记录显示，月工资标准为5000元，于某鑑也始终未提出过异议，足以证明双方对工资的约定及实际履行均为5000元/月或不发放工资。根据《个人所得税清单》、《社保缴费历史明细》等显示，2015年之后，于某鑑的月收入不高于5000元。一审机械参照仲裁裁决书的认定，忽略我方实际经营状况及双方对工资重新进行的约定，作出错误判决。二、一审查明事实不清，适用证据规则不当。一审中，宏洋公司提交的《支出申请单》显示2016年5、6、8、10、11月工资均为5000元，于某鑑提交的《支出申请单》显示2016年2至4月，每月工资为10000元。在双方均无原件的情况下，一审对上述两格式、签名基本一致的《支出申请单》未作正确认定，否认我方证据的效力，导致裁判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我方合法权益。
于某鑑答辩称：我方不同意宏洋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某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宏洋公司支付于某鑑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工资235000元（10000元×26个月-25000元）。宏洋公司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于某鑑曾于2014年11月21日向广州开发区萝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宏洋公司支付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11月21日拖欠的工资79670元及2013年8月至10月出差代垫差旅费20511.30元。于某鑑在该次劳动仲裁中陈述，宏洋公司于2014年8月14日向其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后其未再跑业务，但仍正常回公司报到上班，2014年10月6日因宏洋公司拖欠租金，业主将办公室封锁，其就无法正常上班了。2015年4月9日，广州开发区萝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开萝劳人仲案字[2014]886号《裁决书》，认定至2014年11月21日于某鑑与宏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裁决宏洋公司支付于某鑑2014年8月15日至11月21日拖欠的工资12765.08元。上述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于某鑑主张宏洋公司在2014年10月6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人事变动情况，2015年1月辜益盛接手公司，上半年其主要代表辜益盛追讨外债，同时一直做好细胞的培育、观察与记录工作。于某鑑提交了两份微信记录，称是其与宏洋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何云山及直接经营股东辜益盛之间的工作对话，其中显示与何云山对话的时间在2015年9月15日至2015年11月12日间，与辜益盛对话的时间在2014年2月5日至2014年5月27日、2015年5月4日至2017年2月22日间；于某鑑在与辜益盛的对话中曾提及宏洋公司在2016年8月31日发放其2016年2月至4月的半薪。宏洋公司则主张2014年10月6日至2015年6月期间公司一直停业，双方在此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7月开始公司重新开业。另查，于某鑑在劳动仲裁期间确认宏洋公司在2014年10月6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停业，2015年1月重新开业。
双方对于某鑑的工资标准存在争议，于某鑑主张为10000元/月，宏洋公司则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宏洋公司在有收入的情况下发放工资，每月固定工资5000元。
于某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于某鑑在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2014年6月至2014年7月、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有纳税记录，其中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的申报收入额为8972.80元，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2014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的申报收入额为10000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申报收入额为5000元。于某鑑的个人社保费清单载明，于某鑑在2012年1月至2012年5月、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2016年3月、2016年5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有社保缴费记录。
于某鑑提交的《支出申请单》显示，宏洋公司的员工沈芸汝分别于2016年2月23日、2016年4月7日、2016年5月16日向宏洋公司申请支付于某鑑、沈芸汝两人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的薪资，其中于某鑑在上述月份的薪资均为5000元，同时手写注明“部分50%”并加盖了沈芸汝的私章。上述申请单有沈芸汝及何云山的签名，于某鑑于2016年8月31日签收了上述款项。于某鑑称上述申请单原件保存在宏洋公司处，无法提供原件核对，宏洋公司则以上述申请单没有原件核对为由，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另查，宏洋公司在劳动仲裁时陈述，“部分50%”并非其真实意图，系沈芸汝在于某鑑的授意下进行的某改。
宏洋公司提交的《支出申请单》显示，宏洋公司的员工沈芸汝分别于2016年5月16日、2016年6月27日、2016年8月4日、2016年10月31日、2016年11月30日向宏洋公司申请支付于某鑑、沈芸汝两人2016年5月至2016年7月、2016年10月至2016年11月的薪资，其中于某鑑在上述月份的薪资均为5000元，上面有沈芸汝及何云山的签名，但没有于某鑑的签名。宏洋公司明确表示不提供上述申请单的原件核对，于某鑑对上述申请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表示宏洋公司提供的申请单与其提供的申请单在样式及相关人员的签名上是一致的。宏洋公司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工资的发放不需要签收，但在劳动仲裁时陈述因为“薪资实际未支付故于某鑑未签收”。
宏洋公司已按5000元/月的标准向于某鑑支付了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的工资共计30000元，其中2015年11月工资是由辜益盛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的工资是宏洋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宏洋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于某鑑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期间工资的支付方式。
于某鑑的最后工作日为2017年1月25日，其后休春节假期，假期过后于某鑑未再回到宏洋公司处工作。于某鑑和宏洋公司均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
宏洋公司是外国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鸿洋生物科技控股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11月19日从简昭隆变更为何云山，又于2017年5月8日变更为徐志诚；“董事、监事、经理及联合管理委员会委员”于2015年11月19日从菅原毅、辜益盛、简昭隆变更为辜国峰、何云山、郑斌，又于2017年5月8日变更为辜国峰、徐志诚、郑斌。
另查，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在2013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为1550元/月，从2015年5月起为1895元/月。
双方发生争议，于某鑑于2017年3月15日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宏洋公司向于某鑑支付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拖欠的工资共计235000元。2017年6月8日，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开劳人仲案字[2017]527号《裁决书》，裁决宏洋公司向于某鑑支付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工资87992元，驳回于某鑑本案其他仲裁请求。于某鑑于2017年6月12日收到上述裁决书。于某鑑不服该裁决，于2017年6月23日向该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微信记录、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个人社保费清单、《支出申请单》，广州开发区萝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穗开萝劳人仲案字[2014]886号《裁决书》，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穗开劳人仲案字[2017]527号《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该院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开发区萝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穗开萝劳人仲案字[2014]886号《裁决书》已经认定至2014年11月21日于某鑑与宏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宏洋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后曾就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行过处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该院采信于某鑑的主张，认定双方在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宏洋公司是否停业和重新开业的问题。于某鑑在劳动仲裁期间确认宏洋公司在2014年10月6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停业，而其在本案庭审阶段则主张只是人事变动而非停业，但未就该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于某鑑在本案庭审中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至于重新开业的时间，于某鑑主张为2015年1月，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根据其提交的微信记录，其在2014年5月28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与辜益盛、何云山均无对话，从侧面也能印证出宏洋公司关于2015年7月开始公司重新开业的主张，故该院对宏洋公司的该主张予以采信。宏洋公司在2014年10月6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停业，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于某鑑在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工资为7992元（1550元×80%×4个月+1895元×80%×2个月）。
关于于某鑑的工资标准问题。双方对工资标准发生争议，但双方提交的证据均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该院认为，一方面，从双方提交的关键证据《支出申请单》来看，虽然均为复印件，但从表面分辨双方提交的《支出申请单》无论从格式还是相关当事人的签名是基本一致的，且宏洋公司从未提交证据证明于某鑑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期间工资的支付方式；另一方面，从宏洋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的陈述来看，其确认员工领取工资时是需要签收的，而在本案庭审中，其又陈述工资不需要签收，且明确表示不提供其提交的《支出申请单》的原件以核对。由此，该院有理由相信宏洋公司掌握全部的《支出申请单》原件而不予提交。结合于某鑑过往的工资收入水平以及微信记录的内容，根据优势证据原则，该院采信于某鑑的主张，认定于某鑑的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
于某鑑2017年2月未向宏洋公司提供劳动，故于某鑑要求宏洋公司支付该月的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由此，宏洋公司应向于某鑑支付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工资为197992元（7992元+10000元×19个月），扣除已经支付的30000元，宏洋公司仍需支付167992元。于某鑑请求过高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判决如下：一、宏洋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向于某鑑支付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工资167992元；二、驳回于某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宏洋公司负担。
本院另查明，于某鑑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申报收入额为5000元。2015年12月7日辜*盛向于某鑑汇款支付11月工资5000元；2016年1月5日，宏洋公司向于某鑑转账支付12月工资4955元，2016年2月2日转账支付1月工资4955元。
于某鑑一审中提交主张为其与辜益盛的微信记录为证，拟证明双方约定月工资标准为10000元。对该微信记录，宏洋公司不予认可。于某鑑对该微信记录未予公证，也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于某鑑确认宏洋公司存在经营困难情况。关于宏洋公司两年期间未正常支付工资，于某鑑为何仍正常提供劳动的问题，于某鑑表示由于工作强度不大，只需留守实验室，故愿意持续工作，期间的生活来源靠积蓄支持。宏洋公司主张于某鑑存在兼职其他工作。对此，本院要求于某鑑庭后三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回复，但于某鑑未予回复说明。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宏洋公司于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拖欠于某鑑工资的月工资标准问题。
关于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宏洋公司处于停业期间，于某鑑该期间工资经计算为7992元，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的工资计算问题。于某鑑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10000元/月，宏洋公司则主张为5000元/月。双方各提交《支出申请单》证明其各自主张，均为复印件，不足以证实各自主张。于某鑑虽同时提交微信记录为证，但未提供原件或经公证证明属实，且宏洋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该微信记录，本院不予采纳。而根据于某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2014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申报收入额为每月10000元，2015年12月至2017年1月期间申报收入额为每月5000元。由此表明，在宏洋公司重新开业后，于某鑑的收入存在变化。而宏洋公司向于某鑑转账支付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的月工资均按5000元的标准支付，并未有证据显示在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宏洋公司曾按10000元的标准向于某鑑支付工资。结合宏洋公司曾停业，且重新开业后仍经营困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在2015年7月宏洋公司重新开业后，约定于某鑑的工资标准为5000元/月具有高度可能性。宏洋公司拖欠于某鑑近两年的工资，而于某鑑仍与之保持劳动关系，且无正常考勤管理。由此表明，双方处于一种松散的劳动管理模式，对工资标准及发放亦无明确的书面约定。本院认为按此期间工资实际发放情况认定于某鑑的工资标准更符合本案事实。故本院认定于某鑑的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的工资标准应按5000元/月计算。
据此，宏洋公司应向于某鑑支付2015年7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工资为20000元（5000元×4个月）。宏洋公司已支付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的工资，故该期间的工资不予支持。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的工资，本案仲裁认定仍需补发差额共计15000元，宏洋公司对本案仲裁未提起诉讼，视为服从仲裁的认定，故本院予以确认。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的工资按5000元/月的标准应计算为45000元（5000元×9个月）。加上前述认定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工资为7992元，宏洋公司共计应向于某鑑支付工资87992元。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35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受理费负担的决定；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35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宏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于某鑑支付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工资87992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宏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蕾蕾
审判员 年 亚
审判员 魏 巍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曾凡峰
朱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