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211民初1043号原告：黄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浙江同舟（宁波石化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婧，浙江同舟（宁波石化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水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惠芳，浙江雄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娟为与被告张水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周吟春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后经审理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6月24日、2016年9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婧，被告张水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惠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购车协议；2.被告返还原告7000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审理中，原告明确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法院判决的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其向被告购买浙B7B8**挂浙B×××××重型半挂牵引车一辆，于2015年8月4日支付购车款200000元，后又支付10000元车辆过户费。因被告一直未履行过户义务，双方于2015年11月17日协商解除该购车协议，其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及过户费，但被告仅返还140000元，余款70000元一直未支付。被告张水勇辩称，2015年8月，原告向其购买诉争车辆属实，购车款是210000元，原告仅支付200000元，无车辆过户费，因为原告明知该车辆个人不能运营，无法过户。第一次庭审中，被告称双方的购车协议已于2015年11月17日解除，协议解除后，扣除车辆营运收入约60000元，故双方同意返还140000元购车款，其已当场履行完毕。第二次庭审中，被告称2015年8月的购车协议已履行完毕，2015年11月17日签订的《车辆转让》是新的合同，合同的内容是被告以140000元向原告购买诉争车辆，故双方并未协议解除购车协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浙B7B8**挂浙B×××××重型半挂牵引车系登记在宁波立地物流有限公司名下，因涉及到案外人的利益，本院对该车辆信息在本案中不予认定，但对原告于2015年8月向被告购买诉争车辆的事实予以认定。2.原告主张除购车款200000元外，其另外以现金方式支付10000元过户费；被告则主张购车款为210000元，原告仅支付200000元。本院认为，双方对原告支付被告购车款200000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其另外支付被告10000元的事实，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项事实不予认定。3.对于被告提交的3-7月车辆营运记录打印件5份，罚没款票据、《证明》各2份，车辆行驶证复印件、保险证各1份，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4.原告提交了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招宝山派出所（以下简称招宝山派出所）民警陈浩达出具的《证明》1份，转账汇款记录、账单详情各2份，拟证明招宝山派出所对双方70000元的争议作出调解的事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陈浩达没有出庭作证，不能证明其陈述。被告本人则认可其确实汇过60000元给陈浩达，陈浩达后来也还给了其，当时是因为原告把诉争车辆偷走，其急于找回车辆，所以同意先把60000元交给陈浩达保管，但是后来发现原告更换了很多车辆部件，调解未果，其便不同意给原告60000元。本院认为，陈浩达《证明》中的陈述与被告本人的当庭陈述基本一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本文将在下文中具体分析。本院要求原、被告本人于第二次庭审时到庭陈述，被告本人到庭，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向被告购买车辆（车牌浙B7B8**挂浙B×××××），于2015年8月4日支付购车款200000元。2015年11月17日，原告交付被告诉争车辆，被告于当日支付原告140000元，双方立有《车辆转让》1份，载明“车牌：7B863，从2015年8月份到10月份转让截止，以后从黄娟家出转让单不作数（包括卖车单、收据，一切不作数）。”庭审中，被告称双方协商的转让价格就是140000元，因当场即履行完毕，故未在《车辆转让》中载明金额。2015年11月22日，被告向招宝山派出所报案，称其以140000元向原告购买诉争车辆，但原告于2015年11月21日晚上将该车偷走。同日，招宝山派出所向原告制作询问笔录1份，原告称，被告帮其卖掉诉争车辆并承诺卖了多少钱都给其，被告于2015年11月17日以180000元卖出，但只支付其140000元，其才把该车停到别的停车场。2015年12月9日，原、被告到招宝山派出所调解，被告同意原告交还车辆后支付原告60000元，并将60000元交民警陈浩达代为保管，当晚，原、被告去余姚一停车场取车，但因车辆被原告损毁，被告不愿接受，双方调解失败，陈浩达便将该60000元返还被告。后被告经过多方努力，于2015年12月16日将诉争车辆取回。庭审中，被告称其于2016年3月将诉争车辆以140000元卖出。原告在庭审中称其同意支付被告使用费1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2015年8月的购车协议是否合意解除；二是如果诉争协议解除，被告应返还原告的金额。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对于原告主张解除双方2015年8月购车协议的诉请，被告于第一次庭审中称，2015年11月17日的《车辆转让》实际是双方同意解除该协议后签订，并明确表示同意原告该项诉请。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认定诉争协议于2015年11月17日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对于被告第二次庭审中主张《车辆转让》是双方达成的新合同，而非解除诉争购车协议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承认诉争协议已于2015年11月17日协商一致解除，现其在第二次庭审中撤回该承认，对此被告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原告不同意被告变更后的抗辩意见，故本院对被告辩称双方未协商一致解除诉争协议的意见不予采纳。二、对于诉争协议解除后，被告应返还原告的金额。原告认为双方对返还的金额未达成一致，被告按照原购买价格应返还210000元，仍欠70000元；被告认为双方已协商一致支付140000元，其已经履行完毕。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原告在2015年11月22日招宝山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诉争车辆系被告帮其转卖掉，被告承诺卖了多少钱都给其，原告还称诉争车辆被告于2015年11月17日以180000元卖出，说明原告认可被告返还的购车款应为180000元。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返还的金额为210000元，该款项系其当时买车时支付被告的购车款。原告向招宝山派出所和向本院诉称被告应返还的款项性质、金额均不一致，其陈述的可信度较低。第二，诉争车辆系货运车辆，原、被告双方均是从事货物运输行业，原告于2015年8月向被告购买该车辆，于2015年11月返还被告，期间产生一定的使用费应属常识，双方协商扣除相应的营运费也属正常，而且原告在庭审中也同意支付10000元使用费。本院认为，相较于原告主张解除合同时未协商返还金额的陈述，被告主张当时已对返还金额达成一致的陈述，更为合理。第三，被告于诉争协议协商解除的当日返还原告140000元，若按原告所说双方对返还的金额没有达成一致，被告还应支付70000元，那么，原告应要求被告出具欠条，或者在《车辆转让》中载明尚欠的金额。现《车辆转让》并未涉及价款的问题，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支付欠款的承诺，本院认为，被告主张双方协商转让价格为140000元，因其立即履行完毕，故未有转让金额记载的陈述，较为可信。第四，对于原告主张双方于2015年12月9日经招宝山派出所调解，被告同意支付60000元的诉称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在招宝山派出所与原告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因为原告将诉争车辆偷走，被告为了找回车辆而作出的妥协，不能在本案中作为被告承诺再返还原告60000元购车款的依据。再者，该调解协议履行的条件是双方对取回的车辆无争议，而根据招宝山派出所民警陈浩民的陈述，因原告未能交付被告认可的车辆，被告未取回车辆，致使调解失败。调解失败后，原告仍要求被告履行调解协议的承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诉争协议解除后，双方已协商一致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的金额为140000元，被告已履行完毕，原告主张被告返还7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部分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黄娟与被告张水勇之间的购车协议于2015年11月17日解除；二、驳回原告黄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720元，合计2270元，由原告黄娟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洪 磊代理审判员 赵 淼人民陪审员 洪志远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书 记 员 吴燕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