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10民终10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某1，男，1958年02月0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丰县人，退休工人，住江西省南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某2，女，1960年04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丰县人，退休工人，住江西省南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包某（曾用名：曾小霞），女，1961年03月1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丰县人，退休工人，住江西省南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某3，女，197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丰县人，自由职业，住江西省南丰县，
四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斌，江西衡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4，男，1952年04月1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丰县人，退休工人，住江西省南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5，女，1967年02月0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丰县人，退休工人，住江西省南丰县，
俩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亮，江西恒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俩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容，江西恒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曾某6，男，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丰县人，自由职业，住江西省南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斌，江西衡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因与被上诉人曾某4、曾某5，原审第三人曾某6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7）赣1023民初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斌，被上诉人曾某4、曾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兴亮、张秀容、原审第三人曾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曾某4、曾某5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曾某4、曾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曾某4、曾某5的诉请已超出法定时效，不应当予以支持。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各方当事人生母胡梅娥1987年去世，自此时起发生继承。但止生父曾名家2004年12月去世，各被上诉人明知本案诉争房产仍登记在曾名家名下，却未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明其对该继承财产不再主张权利。因此，1987年至2004年共17年的时间，各被上诉人已远超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期限。2.基于各被上诉人（包括上诉人在内）未能对被继承人胡梅娥的生前财产主张权利，故本案归属于胡梅娥的50％房产，从1989年法定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均自动转归至曾名家名下。鉴于曾名家生前遗嘱的合法有效，上诉人等依照该遗嘱对涉案全部房产进行继承，没有任何法律障碍。3.退而言之，即使不考虑一般诉讼时效，则从生母1987年去世至今已近30年，期间各被上诉人未主张任何权利，故对于各被上诉人而言，已超出绝对除斥期间。人民法院对其权利，亦无需保护。4.一审法院以各上诉人享有物权为由，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显属错误。物权的取得，是且应当是以登记为前置条件。现案涉房产至今仍登记在曾名家名下可得，被上诉人从未取得该房产物权，故一审判决以此为由，显然错误。二、上诉人在二审中补充意见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当，未能准确查明被继承人的遗产权属，进而导致对被上诉人取得遗产的范围错误。根据上诉人查询，位于盱××××号的住房，在上诉人母亲去世时，上诉人父母仅享有受限的占有、使用权，而不具有所有权，至1992年房改前，该房产不应在上诉人母亲的遗产范围内。此后，1992年、1998年，该房产进行房改，由上诉人父亲个人先后支付两笔购房款2433.78元、772.7元，合计3206.48元后，该房产才真正取得所有权，具备了纳入遗产范围的实质要件。但此时，距上诉人母亲去世已有11年之久。一审判决将该房产判归为被上诉人可继承的母亲名下遗产，属认定事实错误。
曾某4、曾某5辩称，1.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遗产在没有分割之前属于共同共有，虽然双方没有主张分割遗产，但是不能认为放弃了遗产，一直是共同共有，没有侵权行为，不应计算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从立遗嘱的时候算起，不应该从母亲去世的时候算起，从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时候算起本案诉讼时效并没有超过2年，从立遗嘱的时候算起，也没有超过20年。2.关于上诉人认为盱××××号的住房不属于母亲遗产的补充意见。上诉人该补充意见实质就是变更诉讼请求，属于变更上诉请求，二审不应审理，也不应在本案中对房屋进行确权。上诉人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请上诉，不是来确权的，对上诉人二审变更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上诉方补充的意见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关系，根本不能说明超过诉讼时效。1992年房改70%的产权到1998年全部产权，家庭成员写的清清楚楚，一共是8个人，其中一个人是父亲。如果要对房改房的产权进行确权，要根据当时的房改政策，不是写的谁的名字，房产就是谁的。公证书因共有人处分了全部的财产应该全部无效，本案应按法定继承重新分配遗产。我们接受一审判决，是考虑双方的亲情关系而没有上诉，故请求维持原判。
曾某6述称，同意上诉人的理由和意见。
曾某4、曾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宣告被继承人曾名家的公证遗嘱[公正书号：（99）丰证字第143号]无效。2.依法宣告被告办理的继承公证[公正书号：（2017）赣抚丰证内字第551号]无效。3.判令所有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4.本案诉讼费由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曾名家（又名曾明家）、胡梅娥生前共生育八个子女，分别是曾某4、曾某5、曾某1、曾某2、包某（又名曾小霞）、曾某3、曾某6和曾老四，其中曾老四自幼送养他人，并共同拥有房屋二套，分别坐落在南丰县琴城镇××江西××号老房（产权证编号为：镇宅居字第500273号）和盱××××号一楼宿舍（产权证编号为：房产权证第××号）。胡梅娥生前未立遗嘱，1987年死亡后，继承人未对其遗产达成分割协议。1995年10月13日，曾名家立下遗嘱，将位于南丰县盱××××号1楼宿舍赠与给曾某3，并对遗嘱进行了公证。1999年5月5日，曾名家再次立下遗嘱，遗嘱内容为：一、坐落在南丰县琴城镇××江西××号老房和盱××××号一楼宿舍在曾名家死亡后由曾某1、曾某2、曾小霞和曾某3继承。二、曾某4成家后本人及其子女二十余年与曾名家夫妇无来往，未尽赡养责任，曾某5成家后本人及其子女与曾名家没有来往，未尽赡养责任，故无有继承权。曾某6现居住于农业局新宿舍，也没有继承权。曾老四自幼送养他人，没有继承权。三、以上遗嘱是曾名家的真实意思，是头脑身体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出于自愿所立。四、本遗嘱一式两份，公证处一份，本人一份，自公证后生效，望子女遵守遗嘱。当日，曾名家申请对遗嘱进行公证，在公证处谈话记录中，曾名家明确表示只对自有产权作遗嘱，并表示因曾某4、曾某5未尽赡养责任，胡梅娥生前曾提出曾某4、曾某5没有继承权。南丰县公证处依照曾名家的申请，对曾名家的遗嘱进行了公证，作出（99）丰证字第143号公证书。2004年12月份曾名家死亡，本案中无证据证明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曾名家、胡梅娥的遗产进行过其他处理。2016年，南丰县进行棚户区改造，涉案两套房屋均在棚户区改造范围内，需要拆迁。2017年2月24日，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向南丰县公证处申请继承公证，南丰县公证处依照申请，做出（2017）赣抚丰证内字第551号公证书，确认如下事实：一、被继承人曾名家（曾用名：曾明家），男，1929年9月2日出生，2004年12月死亡，生前住址：江西省南丰县××江西××楼。二、据被继承人曾名家的继承人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称，被继承人申请立遗嘱[见公证书（99）丰证字第143号]，且该遗嘱为被继承人曾名家生前所立最后一份有效遗嘱。曾名家的其他所有继承人对该遗嘱均予以认可。三、继承人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向本处申请继承被继承人曾名家遗留的财产：南丰县琴城镇××江西××号（镇宅居字第500273号）、南丰县琴城镇盱××××号[房屋所有权证：丰房证字第010214号，核发所有权证号：房产权证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丰国用（1991）字第0004809号]。根据曾名家生前所立遗嘱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真实、有效。根据曾名家的遗嘱，曾名家死亡时遗留的上述合法财产由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共同继承。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应当先进行分割，只有属于被继承人个人的合法财产，才可以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本案中，胡梅娥先死亡，生前未立遗嘱，死后其个人合法财产（即涉案两套房屋50%的产权）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曾名家、胡梅娥夫妇共生育了八个子女，除曾老四因自幼送养他人依法丧失继承权外，其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曾名家、曾某4、曾某5、曾某1、曾某2、曾小霞、曾某3和曾某6均有权继承胡梅娥的遗产。
本案存在以下二个争议焦点：
焦点一、公证遗嘱和继承公证是否侵犯他人权益，是否合法有效。
曾某4、曾某5认为曾名家所立公证遗嘱内容严重违背事实，公证程序不合法，曾名家签名笔迹存在瑕疵，且擅自处理了胡梅娥的遗产，故公证遗嘱无效，继承公证也无效。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则认为公证遗嘱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是在曾名家头脑和身体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作出，系曾名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遗嘱公证是公证机关按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事实的活动。本案中，曾名家申请对遗嘱进行公证时，在公证处谈话记录中明确表示“现只对自有产权作遗嘱”。由此可见曾名家没有处置胡梅娥遗产的意思，曾名家关于“因曾某4、曾某5未尽赡养责任，胡梅娥生前曾提出曾某4、曾某5没有继承权”的言辞是转述内容，并非对胡梅娥遗产的处分，且也无权处置。虽然遗嘱第一条文字内容，在逻辑表述上不够周延，但依照公证处谈话记录，完全可以明确曾名家所立遗嘱第一条内容的真实意思应是“曾名家将涉案房产中自有产权在其死亡后由曾某1、曾某2、曾小霞和曾某3继承”。即曾名家将涉案两套房屋自有的50%产权和继承胡梅娥的房屋产权在其死亡后由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继承。（2017）赣抚丰证内字第551号公证书第三条也明确记载“继承人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向本处申请继承被继承人曾名家遗留的财产”。这也未涉及到胡梅娥的遗产。曾某4、曾某5认为曾名家在遗嘱中擅自处理了胡梅娥的遗产，（2017）赣抚丰证内字第551号继承公证书侵犯其权益，是对遗嘱内容和公证文书的误解。南丰县公证处依申请作出的公证文书是对曾名家订立遗嘱的事实、遗嘱内容和继承权人的证明，并非继承权来源，遗嘱内容才是权益来源。公证书具有当然的证明力，无充分的相反证据推翻公证事实，不能否认公证书的证明力。本案中，曾某4、曾某5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俩曾某4、曾某5要求宣告遗嘱公证、继承公证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焦点二、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问题。
曾某4、曾某5认为诉讼时效应该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侵害时开始计算，曾某4、曾某5是在拆迁登记时才知道权益被侵害，应从2017年3月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胡梅娥1987年死亡至今已瞒20年，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最长保护期。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是对继承权进行保护的时效，属于债权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中，胡梅娥生前未立遗嘱，1987年死亡后，继承人未对其遗产达成分割协议，也证据证明有人放弃继承，依法应视为各继承人接受胡梅娥房产的继承，故胡梅娥的个人财产（涉案两套房屋50%的产权）属于法定继承人共同共有。原本的债权纠纷演变成物权纠纷，物权共同纠纷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曾某4、曾某5诉请所有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实际上就是要分割共有财产，故本案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的诉讼时效限制，对俩曾某4、曾某5的该诉请，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所述，曾名家于1999年5月5日所立公证遗嘱和继承公证合法有效，四被告有权继承曾名家个人财产。胡梅娥的遗产（涉案两套房屋50%的产权）由曾名家、曾某4、曾某5、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和曾某6八人共同共有。即曾某4、曾某5和第三人曾某6分别享有涉案两套房屋十六分之一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曾某4、曾某5和第三人曾某6对南丰县琴城镇××江西××号老房和南丰县琴城镇解放路盱××××号一楼宿舍分别享有十六分之一的权益份额；二、驳回曾某4、曾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计1750元，由曾某4、曾某5负担1350元，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共同负担40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992年8月8日曾名家购买共有住房申请书，南丰县共有住房买卖价格审批表，1998年6月23日部分产权转全部产权补差审批表。证明位于鲁家巷6号的房屋不属于胡梅娥的个人遗产；第二组，赵世林的两份书面证明。证明本案鲁家巷房产系曾名家的个人遗产，本案各被上诉人在两被继承人生前均未尽到赡养义务，且被继承人曾名家所作公证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质证如下：1.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且已过举证期限。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个人购买租住共有住房第二页出现了涂改，是造假性的涂改，家庭人口由8改成了3，这组证据不能证明超过诉讼时效，与诉讼时效毫无关系。也证明不了这个房产是曾名家一个人的，房改房具有福利性质，与家庭成员有直接的关系，是由使用权、居住权直接变更为所有权，房屋款的多少直接与家庭成员结构有关系。2.对赵世林的两份书面证明三性均有异议，证人应该出庭作证，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基本要件，是无效的证明，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对当事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虽不属于新的证据，但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应予采信；2.上诉人提交的赵世林的两份书面证明，因证人未出庭，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盱××××号一楼宿舍（产权证编号为：房产权证第××号）”属于胡梅娥的遗产有异议，认为该房产不属于胡梅娥的被继承范围。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登记在曾名家名下的南丰县琴城镇盱××××号一楼宿舍（产权证编号为：房产权证第××号）系房改房，由曾名家根据国家房改政策于1992年11月10日支付购房款2433.78元取得部分产权。此后，曾名家于1998年8月14日支付购房款762.7元取得了该房产的全部产权，并办理了产权登记。
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位于南丰县琴城镇盱××××号一楼宿舍是曾名家个人财产，还是曾名家、胡梅娥夫妻共同财产，应如何分割以及本案遗产应如何分割。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本案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对上诉人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及我国继承法第三条关于“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之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母亲胡梅娥1987年去世时，该房屋尚未房改，胡梅娥对该房屋并不具有所有权。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房改房系曾名家、胡梅娥夫妻共同财产的形态转化。故曾名家作为当时健在一方于1992年、1998年依据国家房改政策购买的房改房，应属于曾名家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将该房认定为曾名家、胡梅娥夫妻共同财产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请求将该房屋按胡梅娥与曾名家的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处理，其理由及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曾名家的遗嘱，两被上诉人对南丰县琴城镇盱××××号一楼房屋无继承权。因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曾某6并未提起上诉，因此，本院对一审判决曾某6对南丰县琴城镇××江西××号老房和南丰县琴城镇盱××××号一楼宿舍分别享有十六分之一的权益份额予以维持。一审法院判决曾某4、曾某5和第三人曾某6对南丰县琴城镇××江西××号老房分别享有十六分之一的权益份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关于南丰县琴城镇盱××××号一楼宿舍系曾名家个人财产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判事实认定不当，应予改判。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7）赣1023民初672号民事判决；
二、曾某4、曾某5对南丰县琴城镇解放路盱江西路上水关1号老房各享有十六分之一的权益份额；
三、曾某6对南丰县琴城镇解放路盱江西路上水关1号老房和南丰县琴城镇盱江西路鲁家巷6号一楼宿舍均享有十六分之一的权益份额；
四、驳回曾某4、曾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按一审判决负担，即由曾某4、曾某5负担1350元，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负担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曾某4、曾某5负担1750元，曾某1、曾某2、包某、曾某3负担17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长峰
审判员 邹志伟
审判员 刘志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杨 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