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03刑终287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某，无业。因本案于2015年6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利、薛正懿，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余某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16年2月4日作出（2015）温鹿刑初字第184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余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春娟、赵聪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余某及辩护人李利、薛正懿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8年7月及10月间，被告人余某以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松台村两委在土地征用、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违法违纪问题为由，两次到北京市天安门等地非法信访，被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行政拘留2次。2012年10月16日，鹿城区松台街道办事处依照相关规定对上述信访事项作出书面答复意见书并送达余某，明确告知其相关信访事项已终结。余某因对处理结果不满，遂继续以上述事项为诉求，于2013年7月至2015年6月间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等重点、敏感地区非正常走访，并因此多次被训诫和行政拘留，其中2014年1月1日至今，余某因上述非正常上访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当地公安机关训诫4次、行政拘留1次，被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行政拘留2次。
原审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余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原审被告人余某上诉提出，（1）原判程序违法。一审庭审未使用温州方言进行，而自己是文盲，不懂普通话，无法理解庭审进程，故对相应问题错误回答；辩方于一审期间提交多份证据，原判对此不作任何审查、认证，剥夺己方诉权。（2）原判事实认定有误。松台街道办事处所做《关于余某等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并未送达给自己；自己并非无理上访，也没有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行政处罚。（3）原判法律适用有误。自己进京信访，系文明上访、理性上访，并无过激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综上，请求二审改判无罪。
余某的辩护人还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余某有起哄闹事、扰乱公众场所秩序的客观表现和主观心态。余某在京是通过投递信件、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并非起哄闹事，也无证据证明其已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后果；余某因上访被训诫、行政处罚，反而证明其相关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需要受刑事处罚；余某系为正当利益诉求，与无事生非的寻衅滋事犯罪故意完全不同。（2）原判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适用法律有误。原判认定余某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主要依据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单位颁布的《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但是，该《指导意见》属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根据2012年两高颁布实施的《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司法解释，地方司法机关无权制定司法性质类文件。（3）即便《指导意见》能够作为定罪依据，因余某信访事项属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系法院受案范围，故行政机关无权对该信访事项进行审查并认定村两委处置合法，无权答复信访终结。（4）即便认定余某构成寻衅滋事罪，原判量刑亦过重。
二审期间，辩护人提交《关于温州市深化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一文作为书证，意图证明鹿城区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问题，导致大量信访事件，余某并非无理访。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当庭发表意见，称原判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辩护人提交的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建议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被告人余某原为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松台村村民，已于30余年前因土地征用招工安排至企业工作，并转为非农业户口。2008年以来，余某以松台村两委在土地征用、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违法违纪问题以及要求给予自己村民同等待遇、分配村安置房等为事由，多次违法进京信访。2012年10月16日，鹿城区松台街道办事处依照相关规定对上述信访事项出具意见书，书面答复余某，认定信访事项终结。余某因对处理结果不满于2014年1月4日、4月14日继续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等重点、敏感地区部位非正常走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后遣返。其后，余某又于2014年6月18日、10月21日、2015年6月2日三次前往上述地点非正常走访，均被行政拘留。
上述事实，有证人翁某、肖某、张某、李某、孙某、林某、谢某、魏某、洪某的证言，鹿城区松台街道出具的关于余某等人信访事项的情况说明、关于余某等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送达回执，邮局回执，息访息诉保证书，温州市鹿城区重要信访审结单，余某等人信访事项听证评议结论，上访批文备忘录，市党政领导接待日介绍信，抄告单，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身份信息，归案经过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均合法、有效，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余某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1）原判是否程序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九条是为保障被告人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被告人系汉族人，一审庭审使用普通话进行庭审并无不当，一审庭审笔录亦反应余某对控辩双方的提问均能作出回应，思路清晰，结合二审庭审的情况，余某能较熟练运用普通话，有能力参与诉讼。同时，余某于一审期间已委托辩护人，能够充分保障自身参与庭审、知悉诉讼进程的权利。综上，余某既属汉族，能较熟练运用普通话，又已聘请辩护人，再提出原判庭审程序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九条的上诉意见，与查明的事实、法律明显不符，不予采纳。
一审期间，余某及其原审辩护人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为息访息诉保证书、信访审结单等证据，以证明息诉息访事项与余某后续信访事项不同。对此，原判已将息访息诉保证书等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未采纳辩护人提出上述证据证明余某信访诉求合理的意见。第二组证据为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征地文件、松台村两委决议文件以及松台大队承包户面积表等材料，以证明余某要求村民同等待遇的诉求合理；第三组证据是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经公开信息申请，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答复余某在中南海周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信息不存在。原判将二、三两组证据认为是质证意见或辩护意见，予以审查后结合全案证据进行分析，未采纳相关质证意见、辩护意见，未将辩方提供的相应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综上，原判已对辩方相应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并未剥夺余某及其辩护人的诉权。
（2）二审期间辩方提交的《关于温州市深化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一文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从证据种类而言，该材料并非伴随案件事实发生而形成，并非以文字等内容反映案件事实，而是文章作者对鹿城区农村集体资产改革的整体评述与分析意见，辩护人提出该文属书证，与法律规定不符；从证明内容而言，该文作者评述产权制度改革中出现信访情况，但未阐述信访诉求合理合法，更无法映射余某的诉求合法合理，无法体现辩护人提交材料的证明意图。综上，辩护人于二审期间提交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
（3）余某的信访事项是否终结。
松台街道办事处有权处置并认定余某的信访事项终结。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对村民委员会的职务行为不服，属信访事项。余某的相关信访事项为其与松台村两委的纠纷，虽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但是余某多年来始终未就此提起诉讼，反而持续多年通过信访要求行政机关答复和解决问题。信访处理坚持属地原则，鹿城区松台街道办事处作负责、主管的基层行政组织，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项，经过听证、调查后认为余某提出的信访事项不符合调查认定的事实，诉求不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的规定，不予支持。街道办事处依照《信访条例》履行相应职责，程序合法。辩护人提出松台街道办事处无权认定信访事项终结的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余某提出自己从未收到松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答复意见书。经查，证人谢某、魏某、洪某在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送达回执的送达人一栏签名，以证明确向余某送达了该意见书，且该三名证人对送达的具体方式陈述一致，足以证明该答复意见书于2012年10月23日向余某送达。同时，送达回执所载时间距本案案发近三年时间，而证人肖某、张某、李某、庄某、金大海等松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亦证明期间余某持续到松台街道要求解决其经济诉求，并以进京上访相要挟，足见余某已然知悉信访事项终结的处理意见。另原判已当庭向余某宣告判决结果，余某拒绝签收一审判决书，却又上诉，还辩称自己从未收到一审判决书，与情理明显相悖。余某提出自己从未收到答复意见书以及二审庭审提出自己从未收到原审判决书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4）余某是否被北京市公安机关多次训诫、行政拘留。
辩护人提出无法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渠道获取余某因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行政处罚的相关证据，意图证明余某并未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行政处罚。经查，要求公开的信息未能公开，仅能证明信息未制作录入查询系统，并不能证实余某没有因进京非正常信访被训诫、行政拘留。在案的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记载事发时间、信访地点、信访事项，相关法律文书由侦查机关依法调取，并加盖北京市公安机关公章以及文书核对章，且余某于一审、二审期间对自己多次进京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行政处罚后遣返的事实予以供认。书证能够与余某的供述相互印证，其真实性得以确认。同时，即便余某的上访行为未被训诫或行政处罚，但其因前往中南海、天安门等地点非法走访的事实确认无疑。
（5）余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在公众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众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判断是否已造成“公众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应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
余某明知信访事项终结，意图扩大事态影响以实现其利益诉求，多次联络他人到中南海、中央党校等党务、政务要地和天安门等重要公共场所投递发放信访材料。中南海、中央党校、天安门等公共场所并非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聚集、滞留。在上述场所非法走访、聚集、滞留，属闹事行为，必然对公共事务和场所秩序造成影响，亦影响、牵扯当地公安机关和温州市政府部门维持公共秩序工作。余某经劝诫、行政拘留等教育、处罚措施后仍不悔改，持续时间长、次数多，应当认定其具有寻衅滋事的主观犯意，且其行为已严重影响公共场所秩序。综合考虑余某上访目的、行为、走访地点、造成影响等因素，足以认定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浙江省《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符合《刑法》和《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余某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余某为谋求实现个人利益诉求，多次在国家党务、政务的重点、敏感地区非正常走访，经教育、训诫后仍无悔意，持续时间长、次数多，造成影响恶劣，应予严惩。原判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量刑适当。辩护人提出即便构罪原判量刑亦过重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是，余某因相关非正常上访已被多次行政拘留，现又因同一行为被刑事追诉，相应行政拘留日期应折抵刑期，原判刑期起止日期有误，对余某的刑期应自2015年6月13日起至2017年3月18日止。原判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南凌志
代理审判员 王浩泽
代理审判员 方 勇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梁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