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云01刑终340号
原公诉机关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ＸＸ，男，1980年12月19日生，汉族，福建省福州市人，初中文化，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因本案于2017年8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莉潇，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勋展，曾用名王议，男，1968年2月22日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小学文化，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因本案于2017年8月3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进，男，1980年9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初中文化，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原审被告人周进曾因犯抢劫罪，于2002年4月15日被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04年3月13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7年7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瑞苓，曾用名孙继红，女，1975年10月3日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学文化，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昆明市看守所。
辩护人夏宏、揭英俊，广东省海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临霞，女，1969年3月28日生，苗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大专文化，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昆明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张潇文，曾用名张韬，女，1971年9月16日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学文化，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30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杨友，男，1984年3月1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因本案于2017年7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刘香君，曾用名刘佳美，女，1967年6月27日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人，小学文化，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因本案于2017年8月8日被刑事拘留，于2017年9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昆明市看守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审理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ＸＸ、杨临霞、杨友、周进、孙瑞苓、刘香君、张潇文、王勋展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8年3月8日作出（2018）云0111刑初17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ＸＸ、杨临霞、王勋展、周进、孙瑞苓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起，被告人ＸＸ、杨临霞、杨友、周进、孙瑞苓、刘香君、张潇文、王勋展先后在昆明市官渡区加入“善心汇”（深圳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的名义掩盖其违法性，要求参加者购买善种子、善心币、善金币等的方式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通过“拉人头”、缴纳费用“布施”赠与、“受助”获利等的方式非法获利。各被告人在整个网络中从事传销活动获利或者亏损的具体情况如下：
1.被告人ＸＸ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后，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使其操作的三个会员账户分别晋升为传销组织的“A轮功德主”、“A轮功德主”及“B轮服务中心”。其中，被告人ＸＸ以自己名字注册的“A轮功德主”账户的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15层，其下级网络有13层，下线会员账号数达到1878个，该账户共完成21次赠与，累计金额为165000元，21次受助，累计金额达210500元，已支出善种子223个、善心币1665个。被告人ＸＸ以王某名义注册的“A轮功德主”账户的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16层，下级网络有12层，下线会员账户数达1846个，该账户共完成赠与21次，累计金额为247000元，完成受助20次，累计金额达314100元，已支出善种子285个、善心币153个。被告人ＸＸ以张某名义注册的“B轮服务中心”账户的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13层，其下级网络有16层，下线会员账号数达到4865个，该账户共完成18次赠与，累计金额为347000元，完成17次受助，累计金额达515300元，已支出善种子1557个、善心币7350个、善金币13340个等。
2．被告人杨临霞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后，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晋升为传销组织的“A轮功德主”，其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13层，其下级网络有11层，下线会员账号数达1211个，该账户共完成赠与21次，累计金额为139000元，完成受助20次，累计金额达174700元，已支出善种子408个、善心币1733个、善金币730个等。
3．被告人杨友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后，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晋升为传销组织的“A轮功德主”，其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12层，其下级网络有8层，下线会员账号数达193个，该账户共完成赠与56次，累计金额为295000元，完成受助12次，累计金额达295500元，已支出善种子184个、善心币359个、善金币580个等。
4．被告人周进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后，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晋升为传销组织的“B轮功德主”，其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12层，其下级网络有4层，下线会员账号数达169个，该账户共完成赠与20次，累计金额为87000元，完成受助10次，累计金额达75000元，已支出善种子159个、善心币504个等。
5．被告人孙瑞苓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后，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晋升为传销组织的“A轮功德主”，其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9层，其下级网络有13层，下线会员账号数达773个，该账户共完成22次赠与，累计金额248000元，共完成21次受助，累计金额达329200元，已支出善种子427个、善心币1410个、善金币43000个等。
6．被告人刘香君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后，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晋升为传销组织的“A轮功德主”，其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18层，其下级网络有12层，下线会员账号数达1504个，该账户共完成赠与16次，累计金额为73000元，共完成受助15次，累计金额达70100元，已支出善种子249个、善心币510个、善金币3160个等。
7．被告人张潇文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后，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晋升为传销组织的“B轮功德主”，其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16层，其下级网络有4层，下线会员账号数达179个，该账户共完成赠与50次，累计金额为177000元，完成受助11次，累计金额达191300元，已支出善种子134个、善心币245个等。
8．被告人王勋展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后，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晋升为传销组织的“A轮功德主”，其层级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第13层，其下级网络有11层，下线会员账号数达1338个，该账户共完成21次赠与，累计金额达164000元，完成受助20次，累计金额为223700元，已支出善种子773个、善心币3635个、善金币12260个等。
另查明，经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后，于2017年7月26日被告人杨临霞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被告人杨友、孙瑞苓于7月27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被告人张潇文于2017年7月29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后，被告人周进于2017年7月26日在投案自首途中被带至公安机关后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ＸＸ、杨临霞、杨友、周进、孙瑞苓、刘香君、张潇文、王勋展无视国家法律，以开发“善心汇众扶互生大系统”和“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相互扶贫”捐款为名，以要求参加者购买善种子、善心币、善金币等的方式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应予惩处。原审法院认为，“下线会员账号数”与各被告人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人数在该传销组织体系中系不同的法律慨念，因而未认可被告人ＸＸ、杨临霞、杨友、周进、孙瑞苓、刘香君、张潇文、王勋展具有“情节严重”情节；被告人周进有一次犯罪前科，本次又故意犯罪，应对其酌情从重处罚；鉴于本案被告人杨临霞、杨友、孙瑞苓、张潇文、周进均有投案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鉴于本案被告人ＸＸ、刘香君、王勋展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均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在庭审中均能够当庭自愿认罪，依法亦可以从轻处罚；另鉴于八被告人在整个网络传销犯罪活动中均处于从犯的法律地位，依法均应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鉴于被告人张潇文确有悔罪表现，对其不关押不致再危害社会，依法可以对其宣告缓刑。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被告人ＸＸ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王勋展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孙瑞苓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杨临霞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张潇文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杨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周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刘香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ＸＸ、杨临霞、王勋展、周进、孙瑞苓提出上诉。ＸＸ的上诉理由是“其为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认罪态度较好；量刑过重”；ＸＸ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认为“1.ＸＸ发展的直接下线仅有40人，其余间接下线均为电脑自动匹配，不应计算为实际的下线人员；2.ＸＸ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较小；3.其本身也是受害者，且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偶犯，请二审法院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王勋展的上诉理由是“其系从犯，又是初犯、偶犯，一审量刑过重，不关押不致于危害社会，请二审法院对其适用缓刑”。被告人周进的上诉理由是“其具有自首情节；并非故意犯罪；一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孙瑞苓的上诉理由是“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且系从犯、初犯；一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孙瑞苓的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和质证意见“1.被告人孙瑞苓没有引诱、胁迫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的行为；其在主观上无骗取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2.鉴定意见中会员账号与下线是两个不同概念；3.原审法院量刑过重。”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ＸＸ、杨临霞、王勋展、周进、孙瑞苓加入“善心汇”后，积极发展下线，让参加者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收取下线“布施”管理费等方式获取利益，并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依法惩处。关于上诉人ＸＸ辩护人所提“ＸＸ发展的直接下线仅有40人，其余间接下线均为电脑自动匹配，不应计算为实际的下线人员”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法院已认可“下线会员账号数”并不等同于各被告人发展的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数，据此认为ＸＸ等人不属于“情节严重”，已对其从轻处罚；关于“ＸＸ在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较小”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ＸＸ利用多人身份注册账号，积极发展下线，其发展层级多、涉案金额大，故该辩护意见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孙瑞苓的辩护人所作“被告人孙瑞苓没有引诱、胁迫他人加入传销组织的行为；其在主观上无骗取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善心汇”传销组织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幌子，以高额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为诱饵，吸引会员加入，以新养旧骗取会员资金，形成资金链，整个组织具有“骗取财物”的性质，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鉴定意见中会员账号与下线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法院已认可该意见，因而认为孙瑞苓不属于“情节严重”，已对其从轻处罚。关于各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量刑过重的上诉意见，经查，原审法院在处刑时已充分认定各上诉人具有的量刑情节，并综合考虑其五人所处层级、各自分工、发展下线数量、吸收资金数量等因素，量刑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ＸＸ、杨临霞、王勋展、周进、孙瑞苓的上诉理由经查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朱 峥
审判员 张金科
审判员 张雪芳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方 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