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38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亚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健华，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伟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天河区东棠超喜商场。
经营者：陈香乡。
上诉人廖亚龙因与被上诉人潘伟文、广州市天河区东棠超喜商场（以下简称“超喜商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亚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潘伟文向廖亚龙赔偿入场费损失60000元，并自2017年7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利息暂计至2018年6月11日为2403.5元，合计62403.5元；2.改判超喜商场对潘伟文应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潘伟文、超喜商场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潘伟文违约的事实正确，但错误适用合同中不可抗力的条款，免除了其返还入场费的责任，且没有认定超喜商场受让《包场合同》的事实，属适用法律错误。1.潘伟文私自注销广州市天河区东棠冠盛商场（以下简称“冠盛商场”），其后超喜商场继承了《包场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继续与廖亚龙履行《包场合同》。其后于2017年7月11日，超喜商场停止经营致使廖亚龙同样无法继续经营，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2.潘伟文、超喜商场的行为是恶意的根本违约行为。廖亚龙作为入场卖货的商家不清楚其二人之间的约定。同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廖亚龙与潘伟文的合同关系，也认定了超喜商场在冠盛商场注销后继续履行近1年《包场合同》的事实，构成了其受让《包场合同》的事实，基于此，超喜商场应当对潘伟文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潘伟文、超喜商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合同已不可能继续履行，则其两者应赔偿廖亚龙的损失。廖亚龙向潘伟文所支付的入场费6万元，包括了廖亚龙进入场地后至合同到期，即至其产品销售利润提成给潘伟文的返利达70万元之前的全部场地费用。现潘伟文、超喜商场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合同提前解除了，则预支付的6万入场费，应是廖亚龙的基本损失。而潘伟文、超喜商场拒绝履行合同，不准廖亚龙继续入场销售产品，则入场费60000元潘伟文、超喜商场应全部予以返还。虽然《包场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甲方违约的责任，但不能因此减免超喜商场依法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更不能在没有发生不可抗力时适用不可抗力条款，免除其违约责任。此外。一审法院还错误的解释了《包场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一审法院适用不可抗力条款免除潘伟文返还入场费的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包场合同》属于长期合作合同，约定“按返利70万元保底销售额完成后即合同到期”，但至合同解除，潘伟文、超喜商场提取的返利远不足70万，廖亚龙的营业额才125224元，距离合同到期还需要很长的期限，但根据合同约定其的预期利益明确，现已经造成了预期利益的损失。而廖亚龙认为经营需要投入和时间培养，并非一开始就能收入巨大的利润，但经过长期的经营，利润终会达到合同约定的数额，最终潘伟文也能收获大量的提成。由于其根本违约了，则廖亚龙保留可预期利润损失的追诉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潘伟文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超喜商场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其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为：1.超喜商场并非涉案合同主体；2.超喜商场与冠盛商场系独立的民事主体，不具有权利义务承继关系；3.涉案合同履行情况与超喜商场无关。
廖亚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廖亚龙与冠盛商城签订的《包场合同》；2.潘伟文向廖亚龙返还入场费6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7月11日起承担逾期利息，计至超喜商场、潘伟文实际付清之日止；3.潘伟文承担廖亚龙因违约造成的损失10000元；4.上述费用由超喜商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诉讼费由超喜商场、潘伟文承担。
一审认定的事实：2016年8月5日，廖亚龙（乙方）与冠盛商场（甲方）签订《包场合同》，约定：乙方对甲方卖场所有电器电子设备进行包场经营事宜。乙方同意并接受甲方基于整体经营情况或因调整经营布局而对乙方经营场地作出的变更调整。经营品种及品牌二线扣13%、三线扣28%、特价扣8%。合同期限为按返利70万元保底，销售额完成后即此合同到期。合同期未满，乙方单方终止合同提前退场，甲方有权不结剩余货款（因甲方调整需要，同意乙方提前退场除外）。甲方每月按乙方销售额的利润提成，其中二线品牌按13%作为利润提成，三线品牌按照28%作为利润提成。结算方式为实销实结，收据结算。乙方每月5日前结算上月实销货款。入场费总额为60000元。如因其他不可抗因素致使本合同无法完成，入场费即按营业额比例退回乙方。李伟在上述包场合同甲方落款处的“经办人签字”处签名确认。
2016年8月5日，李伟出具《营业证明》载明：“前有我超喜商场，于2016年8月5日与廖亚龙先生，签订日化联营合作协议一份。具体合作条件与方式由协议中另行说明。由于现超喜商场的使用公章仍未完善。协议合同书暂行使用原‘天河区冠盛商场’公章。两者名称实为一体。协议合同内容及经营权益同属一致。”
《包场合同》签订后，廖亚龙陆续向冠盛商场缴纳了入场费共60000元并入场销售。2017年7月初，潘伟文通知廖亚龙称“上社超喜超市定于本月十六日前全场退货完毕，望各供应商于十六日前前来处理。过期关门请自行解决。
另查明：冠盛商场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广州市天河区上社荷光路43号之一，于2010年12月24日注册，于2016年8月15日注销，经营者系潘伟文。超喜商场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广州市天河区荷光路43号一、二层120房，于2016年8月18日注册，经营者系陈香乡。
上述事实，廖亚龙提交了《包场合同》、《营业证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收款收据》、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企业信用信息资料予以证明。另外，廖亚龙还提交了销售利润统计表，证明销售额未满70万元，涉案合同尚未终止。
一审庭审中，廖亚龙及潘伟文均确认《包场合同》于2017年7月11日解除。廖亚龙表示截止至2017年7月10日营业额为125224元，其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无约定，系撤场后需搬出货物导致的货物损失。潘伟文则表示营业额需庭后核实，其要求廖亚龙退场是因经营不善。
一审法院认为：廖亚龙与冠盛商场签订《包场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依约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现冠盛商场已于2016年8月15日注销，廖亚龙向冠盛商场的经营者潘伟文主张上述合同的权利义务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廖亚龙要求解除《包场合同》的问题。因廖亚龙及潘伟文已于一审庭审中确认该合同于2017年7月11日已经解除，故廖亚龙再要求解除《包场合同》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廖亚龙要求潘伟文返还入场费6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问题。根据《包场合同》的约定：“如因其他不可抗因素致使本合同无法完成，入场费即按营业额比例退回乙方。”该约定明确指出可能退回入场费的条件为其他不可抗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潘伟文表示其要求廖亚龙退场是因经营不善，而经营不善并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廖亚龙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其他不可抗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因此，廖亚龙起诉要求潘伟文返还入场费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廖亚龙要求潘伟文赔偿损失10000元的问题。《包场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期限为按返利70万元保底，销售额完成后即此合同到期。潘伟文作为涉案包场合同场地的提供方，实际掌握有廖亚龙的销售数据。现潘伟文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廖亚龙的销售返利在2017年7月11日前已达到70万元，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涉案合同在2017年7月11日前尚未到期。潘伟文在合同未到期的前提下解除合同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廖亚龙依法有权要求潘伟文赔偿相应的损失。虽然廖亚龙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损失金额，但由于涉案合同已解除并已撤场，关于撤场而造成的货物损失及现场损失已难以考证，且合同解除系因潘伟文经营不善而导致，廖亚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根据公平原则，结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于廖亚龙要求潘伟文赔偿损失10000元予以支持。
关于廖亚龙要求超喜商场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虽然廖亚龙提交了《营业证明》支持其主张。但出具该《营业证明》的主体为李伟，李伟为《包场合同》中冠盛商场的签约经办人，廖亚龙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李伟为超喜商场的员工或获得超喜商场的授权出具《营业证明》。另外，超喜商场亦并非《包场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一方，与廖亚龙不存在合同关系。超喜商场与冠盛商场为两个独立主体，经营者亦不一致。廖亚龙仅以超喜商场提供场地为由即认为超喜商场存在权利义务的承继而要求超喜商场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超喜商场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潘伟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廖亚龙赔偿损失10000元；二、驳回廖亚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80元，由潘伟文负担。
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涉案《包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其一，《包场合同》于2017年7月11日解除后，潘伟文应否向廖亚龙返还入场费？如果需要，返还的金额应当如何确定？其二，超喜商场应否为潘伟文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从《包场合同》约定内容来看，廖亚龙支付的60000元入场费，系为获得商场特定区域销售空间及获得潘伟文提供的服务而支付的对价。此外，双方在《包场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同期限，各方对于廖亚龙支付60000元入场费能够获得的进场销售时间应当有合理预期，且该时间长度构成廖亚龙支付60000元入场费的合理对价范畴。第二，潘伟文未有证据证明廖亚龙在进场销售期间存在违约行为。相反，潘伟文在一审期间明确，其通知廖亚龙撤场系因商场经营不善所致，潘伟文对于《包场合同》提前解除存在过错。在此情况下，如按潘伟文意见，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合同解除入场费可按比例返还外，其他情况产生合同解除的后果均不予退还入场费，则对守约方显属不公，且廖亚龙也未实际获得60000元入场费所应得的服务对价。因此，本院确认在因潘伟文原因导致合同提前解除的情况下，潘伟文应向廖亚龙返还部分入场费金额。第三，鉴于廖亚龙实际入场经营的事实，并参考《包场合同》对入场费返还比例的约定，本院酌定廖亚龙应当交纳的入场费金额为10734元（125224元/700000元×60000元）,潘伟文应当返还的入场费金额为49266元（60000元-10734元）。对于廖亚龙主张的入场费逾期利息，其已于本案主张潘伟文违约损失赔偿，故对该利息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四，超喜商场虽在潘伟文原经营的冠盛商场同一地址成立，但两者为完全独立的民事行为主体。廖亚龙既未有证据，证明潘伟文与超喜商场存在利害关系，也未能证实其交付给潘伟文的入场费实际进入超喜商场账户。因此，在廖亚龙未能证明超喜商场为涉案60000元入场费实际收益人的情况下，其仅以超喜商场同意其在原址开展经营活动为由，要求超喜商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终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在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被上诉人潘伟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廖亚龙返还入场费49266元；
四、驳回上诉人廖亚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80元,由上诉人廖亚龙负担242元，由被上诉人潘伟文负担13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元，由上诉人廖亚龙负担243元，由被上诉人潘伟文负担111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 瑞
审判员 国平平
审判员 陈珊彬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蔡嘉瑜
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