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豫0581行初97号
原告徐庆书，男，197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县。
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住所：安阳市灯塔路690号）。
负责人户俊义，该局政委。
委托代理人田俊华(特别授权)，该局法制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晓旭（特别授权），该局许家沟派出所民警。
原告徐庆书不服被告安阳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18年5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日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5月22日向被告安阳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庆书、被告安阳县公安局负责人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田俊华、委托代理人李晓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安县公（许）行罚决字（2018）103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查明2018年3月5日，在国家召开“两会”期间，徐永兵、徐庆书二人乘坐火车到北京市上访，2018年3月6日许家沟乡政府干部将徐永兵劝回原籍。2018年3月12日，徐永兵、徐庆书二人再次到北京市国家信访接待中心上访，后二人又主动到公安部信访接待中心找到许家沟乡政府工作人员，二人返回原籍。被工作人员劝返。该处罚决定认定徐庆书的违法行为为较重。该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徐庆书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政拘留九日。
原告徐庆书诉称，2018年3月12日，原告因举报该乡下堡村徐史旦非法强占耕地建房等问题被多次举报，当地有关部门不作为查处。酿成原告进京上访，向国家信访局递交有关材料，其目的就是让上级有关部门监督下级依法查处，给原告一个说法!原告递交材料后，主动到公安部信访接待中心向许家沟乡政府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告知让原告回去解决。回到安阳，就被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政拘留九日。就被告在该处罚决定书表述“。主动到公安部信访接待中心找到许家沟乡政府工作人员，二人返回原籍。”就这就“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了！凭空认定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典型的滥用权利打击报复行政诉讼人。原告上访（包括非正常上访）与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或“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上访不是必然地导致扰乱办公秩序，如果上访人在上访的时候没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寻衅滋事、毁坏公私财物等行为，那么，这种上访就不足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是意图在没有任何现场证据的前提下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根本就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因此，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则是违反法律规定，也就是说，证明原告还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所以，被告用“二人返回原籍”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这显然是可笑的。可想而知，假如上访人在北京违法了，北京公安必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处理的，上访人的上访行为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所以，用“。主动到公安部信访接待中心找到许家沟乡政府工作人员，二人返回原籍。”作为行政拘留的证据，这显然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能证明原告没有违法行为，而对上诉人员“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则没有任何证明力。所以，不能用来作为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拿不出法律及其他规定相关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即使原告违法应该有北京公安机关处罚，当地公安没有处罚权！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行政拘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撤销安阳县公安局安县公（许）行罚决字【2018】第103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诉讼请求是：1、依法撤销安阳县公安局安县公（许）行罚决字【2018】第103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当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安阳县公安局对原告拘留了九天，证明拘留的事实，同时也证明被告安阳县公安局采取的拘留措施是错误的。2、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实徐史旦违法占地的事实，并且就此事向安阳市国土资源局和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曾经反应过此事。3、殷都区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徐史旦违法占地行为违法。证明原告到北京上访是正常程序。
被告安阳县公安局辩称，2018年3月12日，安阳县许家沟乡下堡村村民徐庆书不听政府工作人员劝阻，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上访，后又到北京市公安部信访接待中心时被许家沟乡政府工作人员劝返。徐庆书在两会期间，到北京非访，被工作人员劝返。被告接到报警后，对该案进行了调查，并依法对徐庆书作出行政拘留九日的处罚。徐庆书两会期间不听政府工作人员劝阻，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后又到北京市公安部信访接待中心时被许家沟乡政府工作人员劝返。公安机关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理。该案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证据确实充分，处罚适当，不需要重新对原告作出处理意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告于2018年3月13日对徐庆书依法作出行政拘留九日处罚的决定是正确的，安阳县公安局具有管辖权，并且执法主体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维持被告的决定。
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为证明对原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受案登记表。2、徐永兵询问笔录。3、赵保芳询问笔录。4、张叶平询问笔录。5、徐红亮询问笔录。6、徐庆书询问笔录。7、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8、徐庆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9、徐庆书行政处罚决定书。10、行政拘留执行回执。11、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12、徐庆书前科材料，证明以前被拘留过。（当庭提供）13、户籍证明。（当庭提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证明安阳县公安局对徐庆书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安阳县公安局提交的10号、12号、13号证据没有异议，对1号证据有异议，在受案登记表上认定原告和徐永兵一起去上访，原告与徐永兵认识但是原告不是和徐永兵一起去上访的。对2号证据有异议，徐永兵的证言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对3号证据有异议，说明是假的，不属实。对4号证据有异议，证言与原告没有关系。对5号证据有异议，3月5日的事与原告没有关系。对6号证据有异议，询问笔录是编造的。对7号证据有异议，3月5日的事与原告没有关系。对8号证据有异议，与原告没有关系，是编造的。对9号证据有异议，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原告是正常上访，不是非访。对11号证据有异议，上面签字的人原告不认识。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有异议，该决定没有建议原告去北京上访，原告上访没有理由。对3号证据有异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安阳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收集方式及取得程序合法，与本案具有客观性、关联性、真实性，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2日，安阳县许家沟乡下堡村村民徐庆书不听政府工作人员劝阻，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上访，后又到北京市公安部信访接待中心时被许家沟乡政府工作人员劝返。徐庆书在两会期间，到北京非访，被工作人员劝返。被告安阳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对该案进行了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被告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安县公（许）行罚决字（2018）103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徐庆书行政拘留九日。当天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将该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并告知其亲属。该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扰乱机关、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公安机关有权作出对其进行罚款、行政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被告安阳县公安局作为本辖区的治安管理机关,享有对本辖区内的治安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在本案中，原告徐庆书曾在十九大召开期间，曾前往北京上访，被安阳县公安局治安处罚，这次又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又到北京上访，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借在国家举办重大活动期间造声势、造舆论、得到自己目的，实属屡教不改。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治安处罚并无不当。作为原告徐庆书，不是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多次采取上访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实属不当。被告安阳县公安局对徐庆书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应予维持。原告徐庆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庆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庆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学芳
审 判 员 赵银昌
人民陪审员 兰晓英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郭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