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68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1，男，2016年3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2，女，2008年5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窦玲玲(郑某1、郑某2的法定代理人)，女，1982年3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志成（郑某1、郑某2的法定代理人），男，1984年12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梅，女，1960年8月23日出生。
上述五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华，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长林，男，1962年5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长江，男，1968年11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长海，男，1966年5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栗和荣（郑长海之妻），住北京市房山区。
上诉人郑某1、郑某2、窦玲玲、郑志成、李玉梅（以下简称郑某1等五人）因与被上诉人郑长林、郑长江、郑长海（以下简称郑长林三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房山法院）（2018）京0111民初5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窦玲玲，郑某1等五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华；郑长江，郑长海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栗和荣到庭参加了诉讼，郑长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某1等五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没有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予以保护。本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早于2017年5月21日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我方未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2017年12月27日，郑长江以共有纠纷为由将郑长林诉至房山法院，我方才知道涉案协议书的存在，我方不同意该协议书的内容。对于对方提交的声明书，我方认为其上签字并非尤守兰所签。郑长林给付郑长海、郑长江各19000元未经我方同意，其无权代理我方，不存在家事代理权问题。一审法院认定“郑长林一家获得补助的方式是兄弟协商”是错误的，尤守兰是拆迁被安置人之一，兄弟协商的是尤守兰的补偿在谁名下的问题，并不是协商郑长林一家的补偿方式问题。尤守兰生前是郑长林三人轮流扶养，每家15天，每家有一间房屋单独供尤守兰居住。2016年5月，半壁店村实施拆迁后，郑长林三人先协商：郑长江、尤守兰以宅基地单独分户的形式补偿，这样可以获得更大的补偿，但后来拆迁公司拒绝分户。后来郑长江也不同意将尤守兰的补偿登记在其名下，怕占用郑长江一家的安置房份额，这才将尤守兰的补偿登记在郑长林名下。对方提供的两份2016年7月25日协议书可以证实，两份协议书仅就尤守兰的补偿进行分配，并不涉及我方。郑长林一家加上母亲尤守兰，符合四世同堂的条件，结合郑志成、尤守兰实际共同居住半壁店村六区XXX号的事实，村委会按照同一宅院政策处理，系我方同郑长林、尤守兰共7人获得拆迁补偿协议项下的112000元宅基地困难补助费。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对于涉案协议书的第一条第一款，我方不知情，未签字同意，不是我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宅基地困难补助费是补偿给我方、郑长林、尤守兰的共同财产，郑长林未经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应属无效；涉案协议书处分宅基地困难补助费，侵犯未成年人郑某1、郑某2的合法权益，亦属无效。2、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在拆迁法律关系中，作为产权代表的郑长林与拆迁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我方不持异议。但是上述协议签订后，对于协议项下的所有拆迁收益应属于前述7人共同所有，如处分共有财产，需经其他权利人一致同意。涉案协议书中郑长林的签字仅代表其个人行为，签字行为发生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后，其行为不是代理我方和尤守兰的委托代理行为，更不是法定代理行为。一审法院将郑长林代表签订拆迁协议的行为延伸为郑长林代理签订涉案协议书的行为是对民事代理行为的错误认识，并因此导致适用法律错误。3、关于家事代理权问题。首先，我国民法总则中没有家事代理权的概念，家事代理权仅限于合法夫妻之间。本案中，困难补助费的共有权人涉及四代人，不符合家事代理权适用的范围，一审判决援引“家事代理权”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
郑长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郑长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郑长林未到庭，亦未发表答辩意见。
郑某1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郑长林三人于2017年5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第一款四世同堂补偿款部分无效；2．诉讼费由郑长林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长林与李玉梅系夫妻关系，郑志成系郑长林之子，窦玲玲系郑长林之儿媳，郑某1、郑某2系郑志成、窦玲玲之子女，尤守兰（已去世）系郑长林、郑长海、郑长江之母。郑某1等五人与郑长林三人居住的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半壁店村开展棚户区改造项目，依据《河北镇棚户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与定向安置方案》的规定，同一宅院四代同堂，且户口在同一宅院，可单独给予一个宅基地困难补助，每符合一个宅基地困难补助条件，给予宅基地困难补偿款11．2万元。郑长林与郑长海、郑长江于2017年5月21日签订《协议书》，其中第一条第1款约定以尤守兰和郑长林一家申请的四世同堂所得到的补偿款（即112000元）由尤守兰的三个儿子（郑长林、郑长海、郑长江）和尤守兰的孙子（郑志成）四人平分，并由郑长河作为见证人签字。
另查明，尤守兰的户籍地址为半壁店村五区23号内1号，郑长林的户籍地址为半壁店村六区XXX号。郑长林作为半壁店村六区XXX号的被拆迁人代表与北京启迪茂华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河北镇棚户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宅基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和定向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拆迁人向被拆迁人支付宅基地困难补助费112000元，后该费用由郑长林领取，并于2017年11月3日分别给付郑长海、郑长江各19000元。
一审庭审中，郑长海、郑长江提供有尤守兰签字的声明书一份，用以证实尤守兰对四世同堂补偿款112000元分配方案认可，郑长林对此份声明书不予认可。证人李某的证言表示，四代同堂给予宅基地困难补助的条件为户口在同一宅院或亲属协商，郑长林一家获得补助的方式是兄弟协商，签订协议书后村委会才出具确权证明，即共同居住的证明，郑某1等五人对此证言不认可，认为该证人所提协议书非此案争议的协议书。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综合该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证实尤守兰与郑长林的户籍地址不相同，郑长林一家基于四世同堂获得宅基地困难补助的方式为亲属协商，而作为协商人之一的郑长林系郑志成之父，李玉梅之夫，郑某1、郑某2之祖父，郑志成、窦玲玲又系夫妻关系，郑长江、郑长海有理由相信郑长林具有家事代理权，且郑长林作为河北镇半壁店村六区XXX号被拆迁人代表还与北京启迪茂华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及补充协议，其他家庭成员并未在上述协议上签字，由此可见，郑长林代表家庭对外签订协议也系其家庭的惯常做法，故郑长林代表家庭与郑长江、郑长海签订协议书，处分因四世同堂获得的宅基地困难补助的行为属于有效代理。关于尤守兰对于此协议书是否知晓的问题，郑长江、郑长海均表示尤守兰认可该协议书，郑长林虽提出签订协议书时尤守兰不知道，但亦表示尤守兰知道后未发表意见，同时郑长林也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实尤守兰对协议书中该笔款项的分配方案不认可。故郑某1等五人要求确认该协议书中四世同堂补偿款部分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某1、郑某2、窦玲玲、郑志成、李玉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本案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落款时间均为2017年5月19日。
证人李某系半壁店村村委会干部，其就涉案拆迁补偿中四代同堂条件进行陈述：郑长林一家获得四世同堂补助的方式为兄弟协商，如果没有协议书，村委会不会出具确权证明，先有协议书之后才有涉及困难补助的补充协议。
当事人各方对尤守兰生前轮流在郑长林三人家中居住，在各家均有其居住房屋均无异议。
2016年7月25日，郑长林三人还就郑长江宅院内尤守兰房屋产权问题、以尤守兰名义申报户型房、涉及尤守兰个人的补偿、收益分配问题、尤守兰去世后其所得安置房屋的处分问题等签署过两份协议书。
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尤守兰与郑长林的户籍地址不相同，郑长林一家获得四世同堂项下困难补助的方式是亲属协商。基于尤守兰生前在郑长林三家轮流居住，且均有住房的情况，其与郑长林一家申请四世同堂补助款事宜涉及到郑长林三人各家的拆迁利益情况，故郑长林三人对该事项进行协商，符合情理。结合本案具体背景情况、郑长林与郑某1等五人的身份关系、证人证言的内容，可以确认郑长江、郑长海有理由相信郑长林就该事项的处理有代理权。现郑长林三人在涉案协议书第一条第一款中就四世同堂补助款112000元的分配作出约定，尤守兰亦不持异议，该条款不存在应被认定无效的情形。综上，郑某1等五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郑某1、郑某2、窦玲玲、郑志成、李玉梅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颖
审判员 周梦峰
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赵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