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47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华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陈爱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海金，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学录，男，197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平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军，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华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学录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民初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赵学录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赵学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错误的认定了劳动关系的存在。一审法院以赵学录的社保缴纳记录和工作服做出了错误的认定，既然在分析论证时，这两个证据不能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又何来证据占优一说?且这两个证据只是实践中确认劳动关系的辅助证据。作为一个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案件，主要的举证责任应该在主张存在劳动关系的一方，也就是说赵学录应该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与华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赵学录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又不能举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主要证据。如果赵学录不能举出充分的证据，法院就应该驳回起诉，而不是以“证据占优”这种带有主观判断和猜测性的词语出现在判决书中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同时也不能以华科公司是否有效抗辩来作为支持对方主张的依据。一审法院却仅凭两个不充分的辅助证据便认定了劳动关系的存在，这对华科公司是不公平的。1.赵学录提交的工作服，来源出处不明，赵学录根本不受华科公司的管理，没有工作岗位，即使偶尔到华科公司处，也是进行货款结算，至于为了证明自己是工作人员从哪里出借或盗取或仿制的工作服，根本无法查清，也就是此证据在真实性和来源的合法性上都无法确认。2.关于赵学录提交的保险缴纳记录，赵学录本来就是一个无业人员，从其所有的缴纳记录上就能看出没有正当职业，在其他中介机构也自己缴纳过，只是与华科公司经理谈合作时，声称自己年纪大了，怕将来没保障，委托华科公司为其代缴，经理出于友情关系，才答应了代理缴纳，华科公司的善意的行为没想到却成为了赵学录恶意诉讼的证据，这也是多次开庭赵学录在庭外等候，因为心虚不敢当庭与华科公司对质的原因。在同一时间共同代缴保险的雷勇在另一起诉讼中已经做了说明，且在赵学录签字的对账单中，有赵学录支付保险费的记录，双方的代缴关系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仅凭社保缴纳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判例已经存在，华科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供案例，一审法院却未认真的进行审查，仅凭两个存在大量疑点的辅助证据，错误偏袒的认为“证据占优”，这是没有根据的猜测和无理的推定。3.对于出库单上的签字，赵学录作为买受人，但同时也是甘肃泓源的卖方，在出货单上签字是情理之中的事，货物在出库时要发往哪里，华科公司需要有记录，赵学录提取货物签字是发货的流程，大量的出库单上是运输的司机签字，其中有一张正好是赵学录偶然的一次来时的签字。从出库单上也足以看出，赵学录几乎不来华科公司处上班，只是第三方需要货时电话通知，倘若像赵学录主张的是正式的业务员，他应该在每张出库单上进行签字，一审法院却以此判断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之一，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对于华科公司提供的证据和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有失偏颇。1.华科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记录应该是最有力的证明，每月工资的发放都是华科公司统一对员工发放，每个工作人员都要进行签字确认且发放都通过银行转账，而记录中却没有赵学录任何的发放记录，而一审法院却认为是单方制作，难道发放记录还需要和赵学录商量进行制作吗？赵学录在庭审中声称华科公司为其发放工资和业务提成，却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因为他赚取的是货物差价，是纯粹的中间商，怎么会有工资发放和业务提成一说？2.华科公司提交的转账记录中，赵学录的转账与对账单上的出厂价能一一对应，且赵学录结算的就是协商好的出厂价，与赵学录要求的开票价格相差甚远，如果双方存在的是劳动关系，赵学录作为业务员不应该有对账单的签订，没见过哪个公司会让正式的员工签订欠款的对账单，因为正式业务员的所有发货和汇款记录都会有明确的会计统计，而之所以赵学录签订对账单，就是因为双方存在的买卖关系，赵学录就是买进卖出的行为，赵学录从华科公司处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双方结算的是协商的出厂价格，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种行为，赵学录不受任何的业务上和财务上的管理和约束，也不存在业务量和销售任务，需要货物时，就通知华科公司发货，然后定期的与华科公司进行货款的结算，赵学录就是不折不扣的中间商，赚取的是差价，他是独立的个体，与华科公司独立结算。而华科公司处的工作人员都是将客户的回款全部入账，然后由华科公司发放工资和分配提成，如果赵学录是作为华科公司的员工，那么他应该将所有的对外销售货款进行入账，然后再由华科公司发放工资和提成，而事实情况却不是，一审法院不加考虑，未作细致调查，还原案件事实的本身，其错误的认定，无疑是纵容了赵学录的不诚信行为，赵学录在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借着华科公司的平台赚取了高额的利润，最后却反咬一口，不仅不支付欠款，还无耻的主张劳动关系的存在并要求经济补偿，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华科公司的利益，法院应该查清事实，让这种不诚信行为得到遏制和惩罚，保护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据华科公司所知，在与华科公司合作的同时，赵学录与多家生产厂家进行着这样的合作，只要有客户需求，赵学录就可以找一家或多家的产品，因为赵学录有自己的客户，怕被生产厂家知道无法控制价格，就只要求生产厂家开具发票，发票的价格就是赵学录卖给客户的价格，这种情况下，生产厂家根本没见过客户，有时也不知道客户在哪儿，只是按照赵学录的要求发货。赵学录对这种交易行为已经驾轻就熟，当赵学录自己无法收回自己客户的货款时，就绞尽脑汁的利用恶意诉讼逃避支付生产厂家的货款，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是背道而驰的。三、对于时效问题，一审法院完全主观猜测，做出前后矛盾的错误判决。在2016年6月份对账时，双方已经不再进行业务关系和代缴社保，所以赵学录根本不会主张劳动关系的存在，因为自合作开始赵学录就没认为与华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认为是华科公司的员工，当时协商好的就是只从华科公司处购买货物，委托华科公司为其代缴社保，所以在停止缴纳后也没有主张过劳动关系。之所以到了2018年1月才提起劳动关系的仲裁，是因为赵学录拖欠华科公司货款，华科公司起诉至法院后，赵学录想以此逃避支付货款的责任而发起的恶意诉讼。一审法院却相信赵学录单方面的陈述，未深入调查这几起诉讼的相关性，陷入了赵学录设计好的骗局，无端的纵容了赵学录的非法行为，使赵学录达到了通过恶意诉讼获得非法利益的目的，法律不应该保护这种利用法律损害国家、社会和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一审法院作为法律的适用者和裁判者应该做细致深入的调查，从中立的角度分析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还原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做出有说服力的事实认定，而不是妄加推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将诉讼时效恶意的向后拖延。本案中，赵学录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曾经向华科公司主张过解除劳动关系，因为本身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又何来解除一说？赵学录无疑是将时效故意向后拖延才进行的主张，法院应该对其主张，在其不能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做出未主张的认定，对于这个问题，在仲裁时，仲裁委通过调查，已经发现了问题的所在，说明了劳动关系的认定超过了仲裁时效。
赵学录辩称，1.华科公司在上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三条提到“与赵学录已不再进行业务登记”可看出赵学录曾经为华科公司真实的提供过劳动，且该劳动是赵学录提供劳动的主要部分，结合赵学录提供的社保、出库单经手人处的签字，华科公司提供的不全面的工资发放记录中体现的华科公司对自己员工的一贯作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主要条件是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至于用人单位用何种形式为劳动者发放报酬法律没有规定，且发放报酬也应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假设劳动者提供了劳动，而用人单位未发放工资，劳动者可以依据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且提供劳动的事实进行主张，本案中一审人民法院综合认定华科公司与赵学录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清楚。2.华科公司多次提到与赵学录是合作关系、买卖合同关系等明显与事实不符，华科公司把本不由劳动者承担的责任，通过与员工签订对账单的形式试图让劳动者承担更多的不应属于劳动者自己的义务，华科公司这种违背事实的做法明显是对本公司员工的不公平待遇，华科公司在庭审中提到与赵学录存在其他法律纠纷，试图干扰法官作出公平的判决，华科公司败诉后在上诉状中对赵学录使用了侮辱性语言，可看出华科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的道德之低，庆幸的是一审法院并未受到干扰，作出了公平合理的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华科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赵学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赵学录与华科公司自2014年5月至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判令华科公司立即向赵学录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补偿金33000元；3.判令华科公司立即向赵学录支付工资（自2016年5月至判决生效之日，按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约40000元；4.判令赵学录与华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劳动关系终止，并向赵学录支付经济补偿约72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自2014年6月至2016年5月，赵学录在华科公司参加社会保险。2.赵学录提供的《出库单》为格式单据，单据下部有“负责人”、“仓库负责人”、“出库经手人”及“记账”四栏；以上《出库单》时间最早的为2013年11月20日，载明收货单位为“甘肃”；时间最晚的为2016年6月13日，以上单据中收货单位另载明有“甘肃泓源”，或“赵学录－甘肃泓源”、“赵学录”、“甘肃泓源水泥有限公司”等。另在2014年5月8日、2015年4月15日《出库单》中的“出库经手人”一栏中由赵学录本人签名。3.华科公司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为王盛海个人2013年6月1日至2017年2月1日期间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往来明细，载明2014年3月14日入账91000元、5月25日入账46000元、2015年4月24日入账50000元、4月25日入账20000元、6月11日入账6000元、10月26日入账40000元、2016年6月23日入账50000元，对方户名显示为“赵★录”，其说明“赵★录”即为赵学录。4.华科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载明了发货日期、型号、收款、吨数、单位、金额、合计等内容，注明“截止2016年6月13日共欠货款280774.12元”，该对账单中还手写注明“注，欠厂里十万零叁仟元正，不含6月13号这一车35.04吨。2016.6.13号，对账认前雷勇赵学录共同”。5.华科公司就与赵学录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7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华科公司在该案中主张2014年与赵学录建立业务关系，赵学录购买其生产的水泥助磨剂，并销售到甘肃泓源水泥有限公司。至2016年6月13日，双方对账时，赵学录共欠其货款169563元。其提出诉讼请求即要求判令赵学录支付拖欠的货款169563元，后其在审理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赵学录支付拖欠货款130088元。赵学录在该案中提出了其与华科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是华科公司的业务员等答辩意见。在该案诉讼中华科公司提供2016年6月13日与赵学录签订的对账单并提供出库单一宗。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华科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相关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据证明力，属证据不足，双方之间法律关系不清。即使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华科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中存在关于“对账以前雷勇赵学录共同”的约定，无法确认对账单项下欠款均应由赵学录个人承担的事实。该院作出（2017）鲁0124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华科公司的诉讼请求。华科公司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并于2018年2月8日作出（2017）鲁01民终8792号民事裁定，认为2018年1月15日赵学录以劳动争议为由另案起诉了华科公司。根据华科公司与赵学录的诉辩主张，华科公司与赵学录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影响该案华科公司主张的货款是否应由赵学录偿还的事实认定，该案的审理必须以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裁定该案中止诉讼。6.2018年1月12日，赵学录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确认与被申请人华科公司之间自2014年5月至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支付自2016年5月至申请仲裁之日按照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工资34200元、裁决其申请仲裁之日与华科公司劳动关系终止，责令华科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支付经济补偿金7200元。该仲裁委审查作出济槐劳人仲不（2018）4号《仲裁决定书》，认为赵学录提出的请求事项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决定对赵学录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赵学录后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赵学录主张其与华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进而提出多项具体诉讼请求，包括要求华科公司支付工资、支付经济补偿等，华科公司则一方面否认与赵学录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又主张双方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法律关系，这是本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即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依此原则，无论赵学录主张与华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是华科公司对此进行否认并主张双方之间存在的是货物买卖关系，双方均应提供相应的证据。综合本案，赵学录就其主张提供了《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出库单》、工作服等，华科公司则提供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对账单等，从以上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说，均没有充分、明确地体现出双方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前面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及主张的事实时也说明要综合认定。而综合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赵学录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占优，可以支持其主张，而华科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力不足，既不足以推翻或反驳赵学录的主张，也不足以证明其自己提出与赵学录之间系货物买卖关系的主张。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华科公司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对账单等只能确认其与赵学录之间存在着经济关系，而这种经济关系，既可能是因双方之间存在的货物买卖关系产生，也可能是因为赵学录系华科公司的业务人员产生。也就是说，在赵学录与华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赵学录是华科公司业务人员的情形下，赵学录也会（或有可能）向华科公司存入其经手业务销售的返回货款，也会与其用人单位即华科公司就其业务销售情况进行对账确认。因此，依华科公司提供的以上《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对账单等证据，并不能得出其与赵学录之间唯一存在的是货物买卖关系的结论。2.华科公司提供的《工资计算表》虽因系其单方制作、赵学录不予认可等原因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但一审法院也注意到在2016年4月份的《工资计算表》中注明“2014年底前欠款的，留生活费1500元，其它扣抵欠款”，从该注明的内容上来说，能够体现出华科公司对其内部业务人员、销售人员回款的管理。3.赵学录提供的《出库单》中的2014年5月8日、2015年4月15日单据显示其为“出库经手人”，而从该《出库单》的形式上来看，单据下部的“负责人”、“仓库负责人”、“出库经手人”、“记账”均应为华科公司的内部工作人员。另在其提供的《出库单》的收货单位虽有部分也写明赵学录的名字，但在收货单位处与赵学录名字并列的也写明有“甘肃泓源”或“甘肃泓源水泥有限公司”等，就以上单据载明的内容来看，更能体现出相应业务由赵学录经手、货物销售给“甘肃泓源”的含义。4.赵学录提供的其《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出华科公司在2014年6月至2016年5月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也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因此，依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法定义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确实存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因各种原因由单位“代”或“替”个人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这也是一审法院在前面说明仅仅依赵学录提供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不能认定其与华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需要综合审查与认定的原因。但综合包括该《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在内的其他证据，另鉴于华科公司没有就所主张出于友情、代赵学录缴纳社会保险提供出任何证据，一审法院认定赵学录与华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鉴于一审法院认定了赵学录与华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结合《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体现出华科公司自2014年6月为赵学录缴纳社会保险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赵学录主张2014年5月与华科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亦予确认。
赵学录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其与华科公司“自2014年5月至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关于该截止时间其在本案诉讼中说明为2018年1月15日，即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但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应为2017年5月，即赵学录在起诉书中（包括后在本案诉讼中进行的更正）所主张找华科公司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因为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用人单位存在着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情形时，劳动者是有权单方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而无须用人单位的同意的。且赵学录在本案诉讼中也未再提供证据证明该时间即2017年5月之后仍然继续向华科公司提供劳动。因此一审法院按赵学录提出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即2017年5月，确认其与华科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
赵学录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华科公司向其支付工资，具体的时间和标准其主张为自2016年5月至判决生效，按济南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就其提出计算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但其主张的计算时间，因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7年5月解除，故华科公司应向赵学录支付截至该月的工资，此后华科公司不应再向赵学录支付工资。济南市（槐荫区）最低工资在2016年5月为1600元，在2016年6月－2017年5月为1710元，依此计算，华科公司应向赵学录支付的工资为22120元。赵学录该项主张中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赵学录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其与华科公司之间劳动关系于判决生效之日终止，对此一审法院在前面已经说明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17年5月即已解除，因此赵学录的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赵学录在该项诉讼请求中还要求华科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因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双方在2014年5月至2017年5月存在劳动关系，又因一审法院确认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在于华科公司存在着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行为，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华科公司应按赵学录的工作时间向赵学录支付三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按2017年5月前济南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华科公司应向赵学录支付经济补偿5130元。赵学录该项诉讼请求中超出一审法院核定数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华科公司在本案中还辩称赵学录的起诉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一审法院已确定赵学录与华科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7年5月解除，而赵学录于2018年1月即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因此赵学录的起诉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对华科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赵学录与山东华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自2014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山东华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赵学录支付截至2017年5月欠发工资22120元；三、山东华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赵学录支付经济补偿5130元；四、驳回赵学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山东华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华科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17份，载明购货方名称均为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时间为2013年11月23日至2015年10月27日期间，每吨单价在3247元至4102元之间。
证据二，本院（2016）鲁01民终30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7日，该判决书载明赵学录以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职员的身份出庭应诉。
证据三，证人雷勇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雷勇称：1、其与华科公司经理王盛海是朋友，与赵学录系在润杰公司的同事，没有其他关系了。2、其曾经与赵学录、王盛海一起吃饭时说过代缴社会保险的事，具体时间、地点记不清楚了。3、王盛海代其缴纳了社会保险，一共代缴了不到两年。当时一起吃饭时说给雷勇和赵学录一起交，至于是否给赵学录交了其不清楚。4、一个月给雷勇交1200元，缴纳社会保险的钱是其自己出的，现金给王盛海，没有打收条。4、其没有给王盛海做过业务。5、其对本案双方的纠纷不清楚，没有见过本案中的对账单，对对账单中提到雷勇不清楚，其没有与赵学录一起做过业务，也没有与赵学录合伙做过其他生意，其个人也没有向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卖过华科公司的产品。
华科公司提交上述证据欲证实：1、华科公司代为开具增值税发票，结合出库单和对账单的进货价格，可以看出发票价格与对账单结算价格差距极大，不是一个业务员进行结算的业务模式，双方应是买卖关系。2、该判决书载明赵学录系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其从判决内容来看，赵学录还是兴业公司业务员，那么同一时期赵学录在多家公司工作，其主张与华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符合常理，也说明赵学录一直在造假。3、雷勇证言属实，雷勇与赵学录曾是同事，华科公司经理王盛海基于朋友关系为两人代缴社会保险。
赵学录质证称：1、对发票没有异议，但其只能证实华科公司与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赵学录作为业务员代华科公司捎回货款，至于货款数额与发票数额是否一致，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是否欠货款，与本案无关。2、从（2016）鲁01民终308号民事判决书看，该纠纷发生在2013-2014年，当时赵学录确实为涉诉公司办理过部分业务，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结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能以员工身份出庭，本案发生在2014年6月份之后，上述判决书与本案无关。3、雷勇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雷勇与华科公司只是代缴社保的关系，雷勇没有为华科公司做过业务，赵学录为华科公司付出了劳动，华科公司为赵学录缴纳社保，赵学录不需要向华科公司交纳费用。
一审期间，华科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中的表格部分及打印内容系华科公司制作，手写部分系赵学录所写。其中，表格部分中显示华科公司收取保险4800元，但从赵学录所欠公司总货款97672.12元扣除了4800元的付款，即还欠92872.12元。华科公司解释称该保险4800元即指社会保险，一个月1200元，四个月4800元。赵学录称表格是华科公司单方制作，其向公司的交款全是货款，没有保险事项，对账只是对的货款，不认可保险的事。
关于赵学录在对账单上手写的“以前雷勇、赵学录共同”的内容，赵学录解释称：雷勇在华科公司做过业务，赵学录作为业务员，与雷勇共同做过业务，对账单是基于业务团队的销货未回款情况的对账。华科公司称：雷勇没有在其公司做过业务。
一审期间，华科公司除了提交《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外，华科公司还提价了有关银行出具的的交易记录明细，载明赵学录于2013年11月7日向王盛海转存50000元，于2015年3月17日转存15000元，于2015年9月5日转存40000元。华科公司认称：1、赵学录的每一次转账与对账单中的结算款项能够一一吻合，因此，这是赵学录向华科公司支付的货物出厂价格，说明双方是买卖关系；2、赵学录第一次转账5万元是2013年11月7日，根据出库单及对账单，第一次发货日期是2013年11月20日，说明赵学录先付货款，后购买货物，后面几批货物因为建立了信任关系，才先出货，后付款；3、2016年6月13日后，如果赵学录认为已经终止劳动关系，华科公司也没有发过工资，为什么6月23日还向王盛海转账5万元，这是对前期欠款的偿还。4、只有赵学录向王盛海的转账，没有华科公司发放工资或者提成的记录，说明双方是买卖关系。赵学录对此解释称：赵学录认为劳动关系开始时间是2013年11月20日，双方当时刚刚认识，已经决定赵学录在华科公司担任业务员，华科公司也担心赵学录的业务能力，因此要求购货方先付款，因此，这并不能排除双方的劳动关系。
关于工资问题，赵学录一审时称：2014年4月底开始的半年内，华科公司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工资，后续随着业务量增加，赵学录在销售货物并回款的同时，经华科公司同意，在回款的数额里扣除底薪加提成之后，将剩余款项交回公司。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赵学录对华科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查，华科公司提交的本院（2016）鲁01民终308号民事判决书与该案卷宗中的判决书一致，本院予以采信。雷勇的证人证言只是陈述其、赵学录与王盛海一起吃饭时说过代缴社会保险的事情，但其对赵学录的社会保险交纳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故其证人证言并不能证实华科公司为赵学录代缴社会保险，故对雷勇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账单上部的表格及打印内容均系华科公司制作，赵学录在下面用手写下部分内容（欠款总额等），说明赵学录对对账单上部的表格及打印部分是认可的。对账单表格部分中显示华科公司收取保险4800元，但从赵学录所欠公司总货款97672.12元扣除了4800元的付款，即还欠92872.12元，说明社会保险费用由华科公司承担，因此，本院认定华科公司出资为赵学录缴纳社会保险。华科公司主张其代赵学录缴纳社会保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华科公司提交的有关银行的交易明细，本院认定除一审已经认定的赵学录向王盛海的转账外，赵学录于2013年11月7日向王盛海转存50000元，于2015年3月17日转存15000元，于2015年9月5日转存40000元。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定华科公司与赵学录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第一，华科公司与赵学录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第二，华科公司出资为赵学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由于赵学录负责销售工作，其主张工资报酬系从货物回款中扣除的主张是合理的。华科公司以未向赵学录发过工资为由主张不存在劳动关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华科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载明的购货方系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而非赵学录，且华科公司出库单中赵学录系作为出库经手人签名，说明买卖关系双方并非赵学录与华科公司，而是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与华科公司。赵学录只是向甘肃泓源水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了华科公司的产品，是华科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华科公司与赵学录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自2014年5月起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之间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一审法院分析认定为2017年5月，亦无不当之处，本院亦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进而认定赵学录的诉讼请求不超仲裁时效并无不妥之处。
关于赵学录主张的2016年5月以后的工资问题，本院认为，赵学录作为华科公司销售人员，其工资发放比较灵活，赵学录亦主张其工资系从货物回款中扣除。赵学录在2016年6月13日之后未为华科公司销售货物，但赵学录在2016年6月23日仍向华科公司转账50000元货款，说明赵学录已经扣除了部分工资，因赵学录不能说明其扣除了哪部分的工资，且双方还因后续回款事宜发生诉讼，因此，不能就此认定华科公司未向赵学录发放工资。一审法院判决华科公司向赵学录支付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的工资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由于华科公司自2016年6月开始未给赵学录缴纳社会保险，一审法院判决华科公司向赵学录支付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数额，一审法院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赵学录未提起上诉，对此本院亦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华科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华科公司不成立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民初55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
二、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民初5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山东华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松成
审判员 赵平洋
审判员 曹 强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 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