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1521民初944号
原告吕安庆，男，1957年8月，汉族，住罗山县。
委托代理人胡松涛，河南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付玉义，男，1965年10月出生，汉族，河南罗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竿支行职工，现羁押在罗山县看守所。
被告河南罗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竿支行
被告鲁在勇，男，1964年1月出生，汉族，住罗山县。
被告刘国强，男，1967年6月出生，汉族，住罗山县。
原告吕安庆与付玉义、河南罗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竿支行（以下简称“竹竿支行”）、鲁在勇、刘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安庆及其委托代理人胡松涛、被告付玉义、鲁在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国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安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欠款603000元、利息1488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被告付玉义系第二被告竹竿支行职工，因第一被告办理的贷款业务，其资金及利息无法收回，在任务压力下，经第四被告刘国强介绍（原告与第一被告互不相识），第一被告付玉义向原告借款420000元、约定月息3分，用途是用于偿还竹竿支行放贷利息。第二被告鲁在勇（系罗山农商行潘新支行职工）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第一被告在借条上加盖了第二被告业务专用章，视为第二被告共同借款。该笔借款本金为420000元、利息100800元（按24%年利率计算，自2017年4月19日起至实际偿还完毕止）。由第一、二被告承担偿还责任，第三被告负担保责任。第二笔借款系被告付玉义于2016年4月10日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利息48000元，担保人为第四被告刘国强。第三笔借款仍系付玉义向原告借款，金额为83000元，未约定利息，无担保。上述欠款经原告催要无果，遂提起诉讼请判如所求。
被告付玉义辩称，420000元的条子是2017年4月份，原告找其要钱的时候，连本带息一起打的条，借款的本金不是420000元，其中本金是300000元，利息120000元。本金是分两次借的，一次是200000元，一次是100000元。这些钱鲁在勇没有用。另外的100000元是我为别人借的，月息5分，已付了一年的利息。83000元的条，钱是我借的，约定利息。
被告竹竿支行辩称，我银行为合法的金融机构，不可能向个人借款。付玉义当时是我行员工，其私盖公章的问题，当时的行长已经被处理。付玉义也说明当时是在空白身份证上盖章后才打的的欠条，其不是我行法人代表，私人借款加盖行里公章，事前没得到许可，事后没有得到追认，不是履行职务行为。其加盖的是业务章而非行政章，利息如此高也不可能。我行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被告鲁在勇辩称，420000元是付玉义所用，其不知道借款的真实用途，只是担保人，此款应由付玉义偿还。原告曾向其催要该笔借款并要求其为其另出具了一张270000元的借条（借条仍在原告手中），此270000元应包括在420000元之内。原告现已起诉，270000元的借条应退还给其。原告要求给付的利息无法律依据，应从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刘国强辩称，2016年4月10日，被告付玉义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其为担保人，约定的还款期限为一个月。该借款到期后，付玉义未履行还款义务，其也未续保。借贷双方另行约定还款时间未经其同意，故其不再承担连带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吕安庆与刘国强认识，与被告付玉义不认识，经刘国强介绍，被告付玉义向原告借款。2015年12月11日，被告付玉义向原告吕安庆借款200000元，期限两个月，约定月息三分，借款人为付玉义、担保人为鲁在勇。被告付玉义陈述该款其与刘国强各用100000元。原告吕安庆从银行取款后扣除了两个月的利息，给被告付玉义188000元。2016年2月6日，被告付玉义又向原告吕安庆借款100000元，原告吕安庆从银行取款后扣除了一个月利息，余款交给了被告付玉义。上述借款均是在被告付玉义、鲁在勇身份证复印件上所书写，2016年2月6日所借的100000元借条中部偏右处加盖有被告竹竿支行业务专用章，在整张借条（身份证复印件）下方是借条内容。关于加章情况，被告付玉义陈述是其拿空白身份证到竹竿支行趁当班业务员不注意偷偷盖的，然后再打的借条，原告吕安庆则称其与被告付玉义、刘国强一起去竹竿支行，先打的条子后盖的章，当时见到了竹竿支行的行长，但其没有向行长说借款的事。2017年4月19日，在原告催要下，被告付玉义和鲁在勇将前述两张借条收回并将原100000元借条下方借款内容撕掉，在身份证复印件的空白处重新书写借条“今借到吕安庆现金肆拾贰万元（420000）月息3分借款人付玉义担保人刘国强”。被告付玉义、鲁在勇陈述420000元是把原来的20000元和100000元本金加上利息合在一起，应是423000元，3000元给了原告现金，剩下打420000元的条儿。原告吕安庆则陈述零头3000元没有要。原告吕安庆认为付玉义、鲁在勇都是实际借款人，借款是给竹竿支行用。被告付玉义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关押，原告吕安庆即找讨债公司向被告鲁在勇追要借款，被告鲁在勇通过讨债公司分两次给付原告20000元。2017年12月30日，被告鲁在勇给原告吕安庆出具了一张借条“今借到吕安庆现金贰拾柒万元整（270000）2017年12月30日还清（月息3分）注（原玉义借款42万元各21万及利息结清）以此条为还款凭证借款人鲁在勇”，鲁在勇哥哥在场并签名。420000元条上鲁在勇的签名被涂掉，后原告吕安庆咨询他人后又让被告鲁在勇在420000元借条上重新签名画押。
2016年4月10日，被告付玉义以为其表兄借钱为名通过原告吕安庆向他人借款100000元，约定用款期限1个月。被告给原告吕安庆出具了借条，此笔借款也是通过被告刘国强进行的，被告刘国强为担保人。双方约定月息5分。被告付玉义陈述其给付原告吕安庆一年利息，原告吕安庆只认可收到7个月利息35000元。原告吕安庆提供与被告刘国强的电话录音，证明一直向被告付玉义及刘国强追讨借款。
2017年5月16日，被告付玉义给原告吕安庆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吕安庆现金捌万叁仟元（83000）”。原告吕安庆陈述是被告付玉义的农场需要，向其借款40000元，期限1个月，月息10分，直接扣除利息4000元，给付被告现金36000元，后付玉义又向其借款30000元用于单位平账，两笔借款加利息13000元（实际是按5分计算6个月利息，少要了300元），才给其出具83000元的借条。被告付玉义陈述只借40000元且当时即扣除利息4000元，月息10分。
上述事实有借条4张、借条复印件2张、收条2张、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被告付玉义多次向原告吕安庆借款并出具借条，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原告吕安庆要求被告付玉义偿还借款，其合理、合法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一笔420000元借款系由200000元和100000元借款转化而来，原告吕安庆在出借时直接扣除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应直接减少其借款本金总额，200000元扣除的利息为12000元，其实际借款金额应为188000元；100000元扣除的利息为3000元，其实际借款金额应为97000元。原、被告约定月息3分，原、被告双方将前述两笔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将利息计入本金，由被告付玉义、鲁在勇给原告吕安庆重新出具420000元的借条，仍然约定月息为3分，本院认为，2015年12月11日的借款200000元和2016年2月6日的借款100000元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故其将本息结算重新出具的420000元借款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本院不予认可其可作为后期借款本金。依法被告付玉义没有支付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被告鲁在勇为此两笔借款的担保人，但没有明确保证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鲁在勇已给付的20000元从上述二笔借款应付的利息中予以扣除。关于被告鲁在勇在原告吕安庆追债过程中给原告出具的270000元借条属于对已有借款的确认，且原告吕安庆与被告鲁在勇均不认可其效力，本院确认该270000元不具有法律效力。
关于被告竹竿支行的印章被加盖在借条上，被告竹竿支行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竹竿支行的印章系被告付玉义在复印有其与鲁在勇二人身份证的纸张上偷偷加盖，之后书写的100000元借条，而420000元的借条则是原告吕安庆与被告付玉义、鲁在勇利用原加盖有竹竿支行印章的100000元借条重新变造而来，不具有合法性，原告吕安庆认为被告付玉义借款是用于竹竿支行，应由竹竿支行共同偿还借款420000元的借款本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不论是加盖有竹竿支行业务专用章的100000元借条还是变造而来的420000元借条，竹竿支行均对此不知情，被告付玉义向原告借款都不能认定为竹竿支行的经营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第三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承兑等，不包括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的经营业务，付玉义偷偷加盖印章的行为更不属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关于表见代理制度，其应当符合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行为人无代理权；二是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如前所述，付玉义行为不是其职责范围，其不能代表竹竿支行。其次，即使根据原告吕安庆陈述称当时和被告付玉义一同去竹竿支行，其也没有向该行说明将借款给该行，原告吕安庆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经常性从事放贷，应当知道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不属于竹竿支行的经营范围，且其出借款项既未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也未要求被告付玉义出具任何银行单据，其没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在主观上具有过错。因此，被告付玉义加章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竹竿支行不应承担本案责任。
关于2016年4月10日的借款100000元，双方约定月息5分，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不予认可，已给付的利息可按月息3分处理，未给付部分应按年利率24%计算，被告付玉义称已给付一年利息，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吕安庆认可其给付了7个月利息35000元，本院予以认可。从2016年4月10日至2016年11月10日为7个月，按月息3分计算应付利息为21000元（100000元×3%×7个月），被告付玉义多支付的利息14000元（35000元-21000元）应冲抵等额借款本金，即从2016年11月10日起借款本金按86000元(100000元－14000元)计算。以后月利息依法按2分计算。被告刘国强辩称其担保期限已过，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其辩称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刘国强保证方式约定不明，依前述理由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2017年5月16日的借款83000元问题，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此为之前借款后本息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借据，原来借款约定的月息为10分，40000元借时先行扣除了4000元利息，计算了六个月的利息。原告吕安庆陈述83000元是被告付玉义借40000元，后又借30000元，本息合计到2017年5月16日按5分进行结算，40000元的借款在已先直接扣除1个月利息基础上又算了6个月的利息，加上后借的30000元及利息，利息共计13300元，300元没要，出具了83000元的借条。被告付玉义不认可借款40000元后又借了30000元，并认为40000元是2015年借的，本息已还清，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也不能说明83000元是如何计算得来。本院认为，40000元借款按月息5分计算6个月利息为12000元，30000元按月息5分计算26天利息为1300元，原告吕安庆解释的83000元来源应为可信。40000元借款时间应为2016年10月16日，30000元的借款时间应为2017年4月20日。原告吕安庆出借40000元给被告付玉义时先行扣除利息4000元，其实际出借本金应为36000元。被告付玉义给原告吕安庆出具的83000元系本息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借款凭证，因其计算的利息超过年利率24%，该结算行为本院不予认可。被告付玉义应按实际借款时间和金额按年利率24%计算给付利息。36000元借款和30000元借款按年利率24%计算至2018年8月16日，其本息合计已超出83000元。原告吕安庆主张83000元，是其对自己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他人利益，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付玉义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偿还原告吕安庆借款本金454000元（188000元+97000元+86000元+83000元）及利息。其中188000元本金的利息从2015年12月11日起计算、本金97000元的利息从2016年2月6日起计算，均按年利率24%计付至本院判决确定之日止。被告鲁在勇已给付原告吕安庆的20000元从应付利息中直接冲抵。本金86000元的利息从2016年11月10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本院判决确定之日止。
二、被告鲁在勇对被告付玉义应偿还的188000元本金及利息、97000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三、被告刘国强对被告付玉义应偿还的86000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四、驳回原告吕安庆要求被告河南罗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竿支行与被告付玉义共同偿还420000元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318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付玉义、鲁在勇、刘国强共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开户银行：河南省建设银行信阳市分行老城支行，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1×××96）。
审 判 长 徐 刚
审 判 员 熊川川
人民陪审员 张 毅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