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深中法民二终字第2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上官某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夏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某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干某，北京市××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08年3月5日至2009年1月8日，深圳卡×公司、上海卡×公司签订多份《IC卡销售合同书》，均约定上海卡×公司向深圳卡×公司采购SAM卡（SUNCOS／PSAM）的单价、数量等；交货期限均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后并收到需方供货通知单之日起2周内交货；付款方式为深圳卡×公司按照上海卡×公司要求发货，深圳卡×公司在向上海卡×公司或上海卡×公司指定的收货单位完成本次订购的IC卡发货后的3个工作日内，深圳卡×公司向上海卡×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上海卡×公司在收到深圳卡×公司发票的10个工作日内向深圳卡×公司支付本次供货产品的全额款项；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付货款额度的30％作为违约金。2009年4月13日，深圳卡×公司、上海卡×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本协议有效期为2年；上海卡×公司按批次定价格，以签字和订单形式向深圳卡×公司购买PSAM卡及读卡器，上海卡×公司在PSAM卡全部到货清点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凭深圳卡×公司正式发票付清全款；如上海卡×公司不能按时付款，每延迟1个工作日，上海卡×公司须向深圳卡×公司支付未付款的千分之一的违约金。深圳卡×公司、上海卡×公司确认，深圳卡×公司已供货并开具相应发票的货款总额为6788845.78元，上海卡×公司已支付货款总额为5622364元，上述供货总额中有72张IC卡，上海卡×公司未收到，相应的货款金额为2592元。在货物确认函中，上海卡×公司指定的收货人注明有8390张IC卡未核实，上海卡×公司主张应予扣减相应的货款。深圳卡×公司主张其尚有317440元的货物已备好，尚未交付。
深圳卡×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上海卡×公司支付深圳卡×公司货款1502811.78元；二、上海卡×公司向深圳卡×公司支付违约金450843.53元；三、诉讼费用由上海卡×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深圳卡×公司、上海卡×公司签订的《IC卡销售合同书》及《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深圳卡×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上海卡×公司应当按约支付货款。根据双方确认的事实，原审法院确认上海卡×公司尚欠深圳卡×公司货款1163889.78元。因上海卡×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其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向深圳卡×公司支付未付款30％的违约金即349166.93元。上海卡×公司另主张上述供货总额中还有8390张IC卡，收货人注明未核实，该部分货款应予扣减，因该注明并非表示未收到该部分货物，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深圳卡×公司诉称，其已另外备好部分货物，要求上海卡×公司支付该部分货物的货款，因合同约定深圳卡×公司先行交货，上海卡×公司后付款，在深圳卡×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形下，要求上海卡×公司支付该部分货物的货款的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卡×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深圳卡×公司货款1163889.78元及违约金349166.93元；二、驳回深圳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本案案件受理费2238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7383元（已由深圳卡×公司预交），由深圳卡×公司负担6383元，上海卡×公司负担21000元。
上诉人上海卡×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拖欠的货款为1163889.78元违背事实。1、原审判决认定，深圳卡×公司提交的”收货人的货物确认函”中，收货人注明的8390张IC卡未核实，不能认定为收货人未收到该部分货物，认定深圳卡×公司已完成交货义务，这个事实认定是错误的。深圳卡×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上海卡×公司提交全部的已完成交货的证明，上海卡×公司认为按合同约定的条款，付款条件未成就，上海卡×公司不应支付货款，更不要说支付违约金了。双方涉争合同的付款条件为：”甲乙双方签订IC卡销售合同后，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发货，乙方在向甲方指定的收货单位完成本次订购的IC卡发货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的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次供货产品的全额款项。”按《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故因至今为止深圳卡×公司未向上海卡×公司提交实际收货人的收货证明，上海卡×公司是有权拒绝付款的。双方涉争的合同项下的货物都是由深圳卡×公司直接运交上海卡×公司的客户指定的实际收货人的，由实际收货人直接确认接受，深圳卡×公司应在完成交货义务后，立即向上海卡×公司提交实际收货人的收货凭证，来证明其完成了交货义务。因为实际收货人是上海卡×公司的客户指定的，上海卡×公司和实际收货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故深圳卡×公司的货交实际收货人的凭证也就成为上海卡×公司向客户收款的凭证。但直到开庭日为止，深圳卡×公司只提交了141970张实际收货人收货确认的证据，特别是有72张客户明确说没有收到货物，而另有8390张货物实际收货人称无法核实，货物价值高达300487.5元，深圳卡×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解释为，当时起诉时向实际收货人取得证据十分匆忙，故证据显示”未核实”，但提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首先，这些实际收货人的收货凭证，本来深圳卡×公司就应该在货交实际收货人之后，立即提交给上海卡×公司的。其次，从深圳卡×公司提起诉讼时提交的证据的时间，到原审法庭给予的举证期限和开庭时间又经过了几经半年的时间，深圳卡×公司也没有进一步取得实际收货人收货确认的证据，且经庭审中上海卡×公司的质疑和合议庭的提示，深圳卡×公司在庭后仍未能补充证据证明收货人实际收到了该部分的货物，如果原审法院认定这能证明收货人收到该部分货物，那么收货人这种特别的注明”未核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实际收货人注明”未核实”，正是实际收货人未收到货物，如果深圳卡×公司认为已发货，就应向有关方面包括承运人去进行核实和取证，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收货人已收到货物，就不能认为上海卡×公司已收到货物。所以，在深圳卡×公司作为原审原告不能就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海卡×公司对深圳卡×公司的付款系滚动销账，上海卡×公司一共已支付了5622364元，比应支付的多支付了13153.5元，故上海卡×公司认为深圳卡×公司在未取得实际收货人的收货证明前，这287334元的货款，尚未到达付款条件，上海卡×公司不应支付。2、原审法院认定深圳卡×公司已供货并开具了相应的发票是违背事实的。深圳卡×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交付其开具的发票，上海卡×公司未收到深圳卡×公司开具的发票，是无法付款的。双方签订的《1C卡销售合同书》约定的付款条件为：甲乙双方签订IC卡销售合同后，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发货，乙方在向甲方指定的收货单位完成本次订购的IC卡发货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的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次供货产品的全额款项。”原审中双方证明的事实是：深圳卡×公司长期无法按双方合同约定，在发货后的3个工作日内开具17％的增值税发票给上海卡×公司（深圳卡×公司的这种不能按约开具发票的违约行为也是导致上海卡×公司不能按时付款的重要原因）；深圳卡×公司又因其自身原因，在2008年底，要求上海卡×公司接受其让三个不同的第三方代开的增值税发票，并要求上海卡×公司按所谓的单纯的以代开增值税发票为目的的与第三方签订的《IC卡销售合同书》（以下简称：《替代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的约定付款给第三方、第四方、第五方。原审法院无视深圳卡×公司不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的违约行为，却将违反财务制度和法律规定开出的发票认定为深圳卡×公司交付了相应的发票，达到了付款条件，这种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深圳卡×公司在原审庭审中称深圳卡×公司代开发票是有依据的，是由所谓的《替代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约定的，是上海卡×公司同意第三方代开发票的。关于代开发票这一情况，上海卡×公司就事实再次陈述如下：深圳卡×公司早于2008年9月、10月，深圳卡×公司已完成了涉及深圳卡×公司要求上海卡×公司接受第三方代开发票的8个合同项下的大部分发货义务（CCT200×××××合同项下有1314张未完成交货义务），但深圳卡×公司一直无法开具发票。直到08年年底，深圳卡×公司提出因其自身原因，在长时间内也不可能正常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故深圳卡×公司提出让第三方代开发票，且承诺承担相应的手续费用等。上海卡×公司鉴于深圳卡×公司长期不能开具发票，且深圳卡×公司一旦开发票就将多个合同的货款发票一起开具，造成上海卡×公司在财务支付上有一定的困难，又因2008年底上海卡×公司的股东将有所变更，财务审计等原因，不得不接受了深圳卡×公司找第三方代开发票的要求。上海卡×公司收到深圳卡×公司让三家不同的第三方代开的发票（共计2266775.78元）后，尽力安排付款，前后一共支付了1387628元。后因为上海卡×公司的股东进行了变更，新的股东、经营团体和审计单位发现了代开发票且数额高达2266775.78元、并已支付了1387628元这一事实。且更甚者，上海卡×公司按《替代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的约定和深圳卡×公司指示要将款项付至毫不相关的第四方、第五方，其认为不符合财务制度和法律要求，故认为要查清事实，进行审核、并报董事会通过后才能付款。上海卡×公司认为，由第三方开具增值税发票，虽是双方协议约定的，但是上海卡×公司是在深圳卡×公司要求下和迫于当时情势，不得已而为之，本身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海卡×公司在已知其是不合法后，是无法在明知违法的种情况下继续付款，上海卡×公司只能要求深圳卡×公司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上海卡×公司收到深圳卡×公司的发票后，才能支付第三方代开发票项下的剩余货款（879147.78元），故上海卡×公司认为该部分货款也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也不应付款，更谈不上支付违约金。但原审判决却刻意忽略事实和证据，武断地认定深圳卡×公司已交付了相应的发票，达到付款条件，判决上海卡×公司应付款的金额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3、原审判决虽然未支持深圳卡×公司关于备货货款的诉讼请求，但是上海卡×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关于深圳卡×公司诉请的已备好的货物，因合同约定深圳卡×公司先行交货，上海卡×公司后付款，在深圳卡×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形下，上海卡×公司无须付款”，这也是和事实相违背的，实际上深圳卡×公司没有为履行合同备过货，事实上不存在任何备货。（1）上海卡×公司、深圳卡×公司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均约定：”合同签订之日后，并收到需方供货通知之日起2周内交货”，就是说深圳卡×公司供货是按照上海卡×公司通知的，且在通知后的2周内才交货。由于深圳卡×公司所供的电信SAM卡为种类物，无需专门生产，只有将加密的密钥灌入空白的IC卡后，才具有相应的功能，根本不存在深圳卡×公司在原审诉状中所称的：”该批货物为上海卡×公司专配”的事情，深圳卡×公司在收到上海卡×公司通知后，2周内完全可以向IC卡的生产厂商购备，无须在上海卡×公司未发供货通知的情况下备货。深圳卡×公司提供的4张照片作为备货的证据，而这4张照片无拍摄的日期、地址，且因货物是IC卡，从外观上是无法分辨是否是为上海卡×公司备的货，且上海卡×公司也不是深圳卡×公司唯一的采购客户，故深圳卡×公司自始至终无法证明为了向上海卡×公司供货而准备了货物，这种照片没有任何真实性。且根据制卡的程序，IC卡加载的密钥可以格式化后重新载入新的密钥，供其他的客户采购使用，故更谈不上所谓的专配。（2）深圳卡×公司所谓的备货，系2008年8月26日签订的CCT200×××××项下，2008年未供货完成的1100张电信卡和2008年10月31日签订的CCT200×××××项下的9950张货物。另提请二审法院注意，深圳卡×公司的照片中所谓备货的外包装上显示的日期是2008年10月24日，但是此时深圳卡×公司所称的备货所涉及的合同CCT200×××××还未签订，CCT200×××××签订的日期为2008年10月31日，故深圳卡×公司提供的所谓备货的照片是毫无真实性可言的。2008年底，因市场变化，上海卡×公司的客户没有需要，一直没有向上海卡×公司发出供货通知，这个情况上海卡×公司早已告知深圳卡×公司，深圳卡×公司也十分清楚，故双方口头都确认此两份合同未供货部分不再履行。所以深圳卡×公司也从未催告上海卡×公司履行上述两个合同。基于上述种种情况，上海卡×公司也有理由相信这两份合同已实际终止。事实是，直到2009年11月3日，深圳卡×公司向上海卡×公司催讨欠款时，也没有以其已备下上述两个合同的货物而要求上海卡×公司付款。《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深圳卡×公司在上海卡×公司不发供货通知的情况下，如真已备货，应催促上海卡×公司履行合同，但深圳卡×公司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面没有向上海卡×公司作任何的表示，只能说明上海卡×公司和深圳卡×公司双方早已就此二份合同不再履行达成了一致。（二）原审判决认定上海卡×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为349166.93元，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原审判决只是认定拖欠的货款为1166081.78元，以双方签订的《IC卡销售合同》的第六条：”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付货款额度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违约金”简单计算。上海卡×公司认为，这种计算有悖事实，不能接受。1、深圳卡×公司认为上海卡×公司尚未付清的货款为1166481.78，但上海卡×公司认为其中有879147.78元因深圳卡×公司交付给上海卡×公司的发票是有悖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开具的发票，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故未达到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所以上海卡×公司没有付款，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要求上海卡×公司支付违约金呢？2、2008年底深圳卡×公司因自身原因，不能按双方签订的《IC卡销售合同》的约定开具增值税发票，要求上海卡×公司接受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要求上海卡×公司和不同的第三方签订了所谓《替代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如果原审法院认定深圳卡×公司因自身原因，要求上海卡×公司接受的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合法的，深圳卡×公司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开具并交付发票的义务，那么原审法院也就认定了深圳卡×公司要求上海卡×公司和其指定的代开发票的第三方签订的所谓《替代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那么《替代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违约金条款也应被认定为是有效的，但原审法院又枉顾《替代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中关于对违约金的计算已协商变更为：”每延迟一法定工作日，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未付款部分的千分之一违约金，最高违约金额不超过当次交付货物的总金额的百分之一”的事实，又按原来上海卡×公司和深圳卡×公司的销售合同的约定来计算违约金，是让人费解的。如果二审法院也坚持认为，深圳卡×公司交付给上海卡×公司的由第三方代开的金额高达879147.78元的增值税发票所依据的《替代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上海卡×公司的没有付款是违约行为的话，那么879147.78元的违约金的计算也应按《替代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的违约金条款的约定（最高不超过总金额的百分之一）来计算，违约金应为8791.47元。3、深圳卡×公司未付清货款另一原因是受深圳卡×公司的未按合同履约因素的影响，不应视为深圳卡×公司违约。货款1664814.78元中有287334元，由于深圳卡×公司一直不能提供相应的实际收货人的收货凭证，上海卡×公司认为其未完成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更谈不上应支付违约金。二、原审法院在认定涉争事实上存在错误，就难以正确地适用法律。原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可按先履行的顺序，究竟谁应先履行？究竟谁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应支付的价款究竟多少？合同关于违约金究竟是怎么约定的？原审法院由于在这些基本认定上是非不分，导致了在法律适用上出现滥用。上海卡×公司在前述中已清楚的阐明：深圳卡×公司未按合同的约定交付发票，未实现付款条件在先；深圳卡×公司不能提供实际收货人提出的未经核实的8390张IC卡的交货凭证；关于货款的逾期支付的违约金标准的约定已由未支付款的30％变更为每延迟三个法定工作日支付未支付款的千分之一，最高不超过当次交货总金额的百分之一。原审法院不顾这些基本事实，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上海卡×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对本案予以改判，依法驳回深圳卡×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二、判决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用由深圳卡×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深圳卡×公司辩称：一、双方并未约定提交收货证明是付款的前提条件，上海卡×公司应当在答辩人交付货物后付款。双方签订的《1C卡销售合同书》约定的付款条件原文为：甲乙双方签订IC卡销售合同后，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发货，乙方在向甲方指定的收货单位完成本次订购的IC卡发货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的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次供货产品的全额款项。由此可见，双方合同中只是约定深圳卡×公司发货并开具发票交予上海卡×公司后，上海卡×公司即应付款，双方从未约定将收货证明作为付款条件。深圳卡×公司已经充分履行了交货义务。深圳卡×公司保存有上海卡×公司下订单及深圳卡×公司发货的详细记录；之所以出现第三方收货证明中出现”未核实”的情况，原因在于深圳卡×公司是受上海卡×公司指示向第三方履行交货义务，因合同只存在于深圳卡×公司和上海卡×公司之间，因此，当第三方不向深圳卡×公司提交收货证明时，深圳卡×公司无权强行要求其提交。二、关于开具发票的问题。首先，上海卡×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先行违约迟延支付货款，因其不及时支付货款，导致深圳卡×公司在后续的合同履行过程中相应顺延开具发票。在前笔货款未结清的情况下，鉴于交易的风险，深圳卡×公司不向上海卡×公司开具发票是实施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为。其次，深圳卡×公司不能自己开具发票的理由正当合理，由第三方代开发票解决支付困境系由上海卡×公司提出。2008年12月，深圳卡×公司处于一般纳税人转正期，无法开具发票，深圳卡×公司明确通知了上海卡×公司。此外，由第三方代开发票解决支付困境的方法是上海卡×公司主动提出，上海卡×公司、深圳卡×公司及第三方专门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上海卡×公司不能在签订合同同意代开发票后，又将此作为不予支付货款的理由。最后，代开发票是否违法属于另案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三、关于备货的问题。首先，备货是切实存在的。因货物本身属性所限，答辩人只能以照片方式提供证据，原审法院的工作人员曾专门到现场确认取证。其次，备货是遵循合同约定的，鉴于货物性质及行业惯例，深圳卡×公司必须在合同签订后立即备货，否则将无法按期交货。最后，备货给深圳卡×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该损失应当由上海卡×公司承担。该笔货物因具备产品密匙及专用操作系统，只能由上海卡×公司专用。除此之外，双方曾在合同中约定”在未获得甲方允许，乙方无权用甲方密匙生产的IC卡销售给任何第三方公司”，因此，合同进一步限制了深圳卡×公司处置货物的权利。目前，货物堆放在深圳卡×公司仓库，且深圳卡×公司无法将其处理以抵偿损失。因此，因备货而导致的合同损失依法应当由上海卡×公司负担。四、关于违约金的问题。首先，深圳卡×公司给付货物，上海卡×公司拒付货款的事实极为明显，上海卡×公司任何理由都无法为其拒付货款的违约行为做辩护，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原审法院以《IC卡销售合同书》第六条作为违约金计算依据正当合理。代开发票的协议明确约定”只能用于代开发票使用，除货款数额外，合同中所有其他相关条款都应对应甲、乙签订的合同，并不影响甲、乙签订的原合同条款”，该项约定极为清晰，即该合作协议除了用作代开发票外，别无他用。上海卡×公司与深圳卡×公司之间的所有供货关系仍按原《IC卡销售合同书》执行。五、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关于深圳卡×公司所主张的上海卡×公司收取货物、欠付货款及具体欠付金额等事实，上海卡×公司及其代理人曾明确表示认可，并且已被原审法院记录在案。上海卡×公司在原审过程中的承认在证据法上形成固定证据的作用，不可反悔。六、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较为准确，但在备货一项认定上与事实不符，此项判决对深圳卡×公司极为不利，已经大大减轻了上海卡×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深圳卡×公司为尽快平息诉讼才未予上诉，有鉴于此，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除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上海卡×公司作为甲方，深圳卡×公司作为乙方，深圳××电子市场××电子展销柜作为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因三方有货款往来关系，为三方的共同利益，现三方同意由丙方直接开对应合同款的发票给甲方，甲方收到丙方开具的发票后向乙方指定账号支付。协议第三条约定：甲、丙签订的合同只用于代开发票使用，除货款数额外，合同中所有其他相关条款都对应甲、乙签订的合同，并不影响甲、乙签订的原合同条款。协议第五条约定：如有违约，按甲丙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中相关违约条款执行。上海卡×公司作为甲方，深圳卡×公司作为乙方，深圳市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丙方也签订了类似的《补充协议》。上海卡×公司确认，其已将深圳卡×公司交予其的由第三方代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另查明的事实有《补充协议》、一审庭审笔录、二审调查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其一，上海卡×公司尚欠深圳卡×公司的货款数额；其二，合同约定的上海卡×公司的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其三，原审计算违约金的方式是否适当。关于第一个争点，上海卡×公司认为，深圳卡×公司提交的货物确认函中收货人注明了8390张IC卡未核实，因此，上海卡×公司所欠深圳卡×公司的货款应当减去上述8390张IC卡的货款。本院认为，上海卡×公司指定的收货人虽然注明有8390张IC卡未核实，但未核实并非表明该部分货物未收到。此外，上海卡×公司作为合同的收货主体，其在收取深圳卡×公司开具的上述货物的增值税发票时并未对其收货情况提出异议，因此，应当认定上海卡×公司已经收到了上述8390张IC卡。原审认定的上海卡×公司的欠款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争点，上海卡×公司认为，由于深圳卡×公司交予其的部分增值税发票是由第三方开具，因此，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其无须向深圳卡×公司付款。本院认为，从深圳卡×公司、上海卡×公司以及第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来看，深圳卡×公司向上海卡×公司交付由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经过上海卡×公司同意的。在深圳卡×公司与上海卡×公司签订的《IC卡销售合同书》中虽然约定了交付深圳卡×公司的发票为上海卡×公司付款的前提条件，但深圳卡×公司、上海卡×公司以及第三方在签订的《补充协议》时，上海卡×公司已经同意变更《IC卡销售合同书》中付款前提条件的约定。在上海卡×公司已经收取了由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且已经将该发票进行了抵扣的情况下，变更后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上海卡×公司再以深圳卡×公司未开发票为由主张付款条件不成就有违诚信，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代开发票是否违反相应的财务制度或者违反相应的税收法律规定，上海卡×公司可以另循途径解决。上海卡×公司在付款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应付货款而未付，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关于第三个争点，上海卡×公司认为，违约金的计算应当依据深圳卡×公司、上海卡×公司以及第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不能依据深圳卡×公司与上海卡×公司签订的《IC卡销售合同书》。本院认为，根据深圳卡×公司、上海卡×公司以及第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只是对代开发票问题进行约定，即使该协议是有效的协议，该协议当中也明确载明了上海卡×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不影响上海卡×公司与深圳卡×公司签订的原合同条款。虽然三方签订的协议当中有按照上海卡×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书中相关违约条款执行的语句，但上海卡×公司与第三方的约定只能拘束上海卡×公司与第三方，不能作为上海卡×公司与深圳卡×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依据。本案属于上海卡×公司与深圳卡×公司之间的纠纷，原审法院根据上海卡×公司与深圳卡×公司之间的合同即《IC卡销售合同书》中的约定计算上海卡×公司应当承担的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海卡×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417.5元，由上诉人上海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卫 滨
审 判 员 何 溯
代理审判员 林 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芳原（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