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47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28号。法定代表人：罗学文，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海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晖，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3号第七层C4号。法定代表人：李晓平，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萍，该司职员。上诉人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越秀房管局）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银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2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越秀房管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华银公司向越秀房管局支付基于拆迁关系造成的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余勇里街12号房屋的租金损失（按每月29.93元计算从2001年10月1日起计至华银公司将拆迁补偿房屋移交越秀房管局之日止）；3.华银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广东长城集团有限公司于1992年征迁了广州市北京路17-43号、余勇里1-17号、2-20号、德佑坊1-9号、南堤二马路一横巷1-15号等地段房屋及附属物，其中余勇里12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是越秀房管局辖内经管的房屋，华银公司于1998年5月26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98］穗规地换证第142号）实际承接了广东长城集团有限公司征迁法律关系，华银公司未依法支付越秀房管局租金损失，并经越秀房管局多次发函催告未能履行。一审法院认为越秀房管局未依法证明涉案房屋属于越秀房管局依法经管，与客观事实不符，客观上越秀房管局依法经管涉案房屋，华银公司也书面确认过涉案房屋属于越秀房管局依法经管。（二）结合越秀公司二审提交的三份新证据可以显示华银公司在拆迁安置租户的明细表中明确案涉房屋属于代管，产权性质为代管，被安置租户为罗晓思。而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安置租户签订的协议书第4条约定，罗晓思按照广州市公房住宅标准给付房屋租金给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房屋安置情况表均能显示案涉房产余勇里12号属于越秀房管局代管的房屋。涉案房屋在被拆迁时以及租户被安置后均是按照广州市公房住房租金标准给付租金，越秀房管局按照广州市公房住宅标准申请华银公司承担租金补偿有产权依据以及租金标准依据。被上诉人华银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越秀房管局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请求驳回越秀房管局的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已审理查明，涉案房屋为私房，并非为越秀房管局管业的房屋，越秀房管局无权主张涉案房屋的租金损失。根据越秀房管局提供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北区永汉南路余勇里12号房屋，建筑面积57.4899平方米，产权人为沈玉英。一审庭审中，越秀房管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是其接管代管的房屋，也未能举证证明与华银公司签订过任何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因此，越秀房管局无权主张案涉房屋的租金损失。（二）越秀房管局主张的租金损失已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越秀房管局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三）越秀房管局对涉案房屋有产权的话必须提供产权证，如果是代管的话必须提供查册表。越秀房管局没有和华银公司签订过关于房屋产权和租金的事宜的任何协议，因此，华银公司不同意其上诉的事实理由。越秀房管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华银公司向越秀房管局支付基于征迁关系造成的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余勇里街12号房屋的租金损失（按29.93元/月，从2001年10月1日起计至华银公司将拆迁补偿房屋移交越秀房管局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据越秀房管局提供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北区永汉南路余勇里12号房屋，建筑面积57.4899平方米，产权人为沈玉英。1992年11月3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92）房拆告字187号《城市房屋拆迁公告》批准由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广州市厨房设备用具工业公司拆迁越秀区北京路17-43号、余勇里1-17号、2-20号、德佑坊1-9号、南堤二马路一横巷1-15号地段房屋及附属物。1997年，广州市国土局作出穗国土建用字〔1997〕第102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准予广东长城建设总公司、广州市厨房设备用具工业公司使用北京南17-43号、安福里2-8号、余勇里1-15号地段。1997年11月28日，广州市建设委员会作出穗建开函〔1997〕721号《关于同意设立广州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复函》，同意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厨房设备用具公司、广东广银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广东大洋发展有限公司设立广州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穗国土建用字〔1997〕第102号批准的北京南17-43号、安福里2-8号、余勇里1-15号地段2812平方米土地兴建商品住宅楼。1998年5月26日，广州市城市规划局作出（98）穗规地换证第142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准予华银公司作为用地单位办理北京南路17-43号等地段征用划拨土地手续。2015年10月13日，广州市越秀区第二土地房屋管理所向华银公司发出《关于尽快办理征用地块直管房移交补偿手续的通知》，要求华银公司将征用拆迁的北京南地块中越秀房管局经管的直管房约1090平方米房屋进行移交补偿手续等。华银公司于同年11月6日签收该通知。一审诉讼中，越秀房管局称：涉案房屋是私产，产权人是沈玉英，暂时没有查到相关证据证明是越秀房管局接管代管房屋，也暂时没有查到相关与华银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或者其他协议。华银公司称：涉案房屋产权人是沈玉英，华银公司作为用地人，到目前为止没有补偿完毕，涉案房屋所在大楼已经建好很多年，华银公司准备通知拆迁户回迁，对涉案房屋想通知产权人来接收房屋，但沈玉英已经死亡也找不到其继承人。华银公司也想找房管部门来代管，但越秀房管局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是接管人，有的话才能与华银公司签订相关的拆迁补偿协议，越秀房管局目前也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华银公司没有向越秀房管局支付过涉案房屋的租金。越秀房管局就其主张还提交了房屋地址为北京南余勇里12号落款时间为1992年3月20日《广州市住宅房屋租金计算表》、1970年4月18日的《出租私房代收租租户租金清理表》、1980年1月17日的《申请承租房屋表》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就越秀房管局主张的涉案房屋，越秀房管局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签订过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华银公司曾向越秀房管局支付过有关涉案房屋的租金款，故越秀房管局主张双方就涉案房屋存在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并要求华银公司支付基于该法律关系造成的租金损失，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越秀房管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越秀房管局负担。上诉人越秀房管局与被上诉人华银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诉讼中，越秀房管局陈述其是以与华银公司存在拆迁安置关系主张租金损失。二审中，越秀房管局提供如下证据：1.显示时间为2008年8月27日的《北京南17-43号地段直管租户永迁安置明细表》，拟证明华银公司于2008年8月27日确认涉案房屋产权性质属于代管；2.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罗晓思于2001年2月7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拟证明华银公司对越秀房管局代管的承租人进行拆迁安置，同时承租人姓名与上述证据1对应；3.显示时间为1992年6月18日的《房屋拆迁住户安置计划情况表》，拟证明原拆迁单位登记的涉案房屋拆迁住户情况，与上述证据1、2对应。华银公司对上述3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因为越秀房管局提交的证据中虽然有《北京南17-43号地段直管租户永迁安置明细表》、《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但这些都是拆迁人与被安置人签订的协议书，与越秀房管局、华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该3份证据不能证明越秀房管局所述的涉案房屋是其代管的房屋。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越秀房管局主张华银公司向其支付租金损失应否支持问题。越秀房管局上诉以其与华银公司就涉案房屋存在拆迁安置关系，主张华银公司向其支付租金损失，对此，华银公司不予确认，而越秀房管局就其上述抗辩并无提交与华银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过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也未举证证明华银公司曾向其支付过有关涉案房屋的租金款项，越秀房管局一、二审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支持其上述诉请，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越秀房管局提出本案的诉请，理据不足，据此作出驳回其诉求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越秀房管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管理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盾审判员 张 怡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李志康胡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