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拱民初字第470号
原告：钱益友。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方华、尹琰茗（实习律师），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杭钢装卸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下金昌路。
法定代表人：孙竹森，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逸君，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钱益友（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杭州杭钢装卸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11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李燕山独任审判，于2015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益友及其委托代理人方华，被告委托代理人张逸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钱益友于2005年5月入职被告公司，工资每月5000元。2013年2月，原告因被告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原因离职。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补缴2005年5月至2013年2月的社会保险；2.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2500元（5000×8.5）；3.被告支付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双休日双倍加班工资88276元（5000／21.75×8×12×2×2）、法定节假日三倍加班工资15172元（5000／21.75×22×3元）；4.被告支付未缴纳失业保险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费双倍赔偿12672（1650×0.8×12×2×0.4）元；5.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11494元（5000／21.75×25×2）。6.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未接受被告管理，报酬也不是由被告支付。原告于2013年2月与詹高良解除关系，根据仲裁法规定时效为一年，原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上岗证。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
2.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及原告工资情况。
3.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
4.仲裁裁决书。证明经过仲裁前置程序。
5.被告提交的庭审笔录。证明被告单位将运输业务承包给詹高良，属于内部承包关系，汽车队管理人员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派遣。詹高良自认汽车队驾驶员工资是由劳务公司发放。
6.投诉信及EMS回执。证明原告邮寄过投诉信给杭州市拱墅区劳动监察大队。
被告为证明抗辩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杭州装运有限公司汽车队承包经营合同。证明被告与詹高良之间存在承包的法律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无劳动关系。
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当庭质证，双方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
被告认为：证据1，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上岗证上显示的被告公司名称仅是便于行政部门进行管理，不能证明双方有劳动关系。证据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无法证明双方有劳动关系，无法证明原告工资系由被告支付。证据3，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驾驶人备案登记卡也是行政管理需要。证据4，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5，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只能证明詹高良与被告有承包关系，侧面证明原告不受被告管理，工资不是由被告发放。原告与詹高良之间的关系被告不清楚。证据6，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无异议，证明原告2014年12月主张权利，但原告于2013年2月与詹高良解除关系，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应综合进行认定。
（二）被告提交的证据
原告认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表示不知道有该材料，单位也没有公告过。根据该合同，詹高良虽承包了被告单位的运输业务，但是所有车辆及业务都是被告单位的，即使詹高良内部承包了被告单位的运输业务，招用的驾驶员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承包方式是综合成本承担、完成考核任务等，根据该规定，是企业鼓励职工提高企业效益和职工收入的内部承包关系，不是法律规定的包厨的问题，故无法适用省高院关于包厨的规定的条款，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协议第6条公司对资产有监督的责任等，可以看出原告驾驶员从事的工作是接受被告的管理和监督。汽车队虽享有内部人事用工权，但仍接受被告的管理和监督，汽车队与公司其他部门相同，都是被告公司的内部单位，故被告对驾驶员负有用工责任。根据协议第3页第4.9条，汽车队是公司内设部门，对外是以被告公司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故内部承包对外进行运输业务及委托劳务派遣均不是詹高良本人的行为而是被告公司的行为。故被告公司委托劳务派遣公司发放工资的事实是应该成立的。汽车承包队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汽车队的资产都是被告公司的资产，被告公司为了规避法律责任而不给原告缴纳社保。
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系原件，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被告与詹高良之间存在承包关系。
根据原告申请，本院向杭州市拱墅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调取《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一份，原告确认是其填写，被告无异议，本院对该份《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被告于1984年12月28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普通货运等。被告自2007年1月起将其下属汽车队货运业务承包给詹高良，双方逐年签订汽车队承包经营合同，最近一期承包经营合同自2014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包括承包经营方式、承包期限、承包经营范围、承包经营内容和指标、权利和义务等，其中承包经营范围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经营业务、人员编制、费用承担、安全及行政管理、完成考核净利润等；承包者权利包括经营决策权、内部人事用工权、工资分配权等。原告确有进入被告下属汽车队从事与被告经营相关的货运业务的事实。原告诉称其于2013年2月因被告未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原因离职，被告认可原告确于当时已结束承包关系并离开其处。原告庭审中称其于2014年1月曾向杭州市拱墅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经本院调查取证，杭州市拱墅区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记载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5日。2014年12月23日，原告向杭州市拱墅区劳动监察大队邮寄的书面投诉材料上写明“本人已在2014年11月20日投诉过，没有投诉结果”。原告于2015年1月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2月26日作出杭劳人仲案字（2015）第18号仲裁裁决书，裁定驳回钱益友的各项请求事项，原告不服裁决，遂成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仲裁时效。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原告确认其在2013年2月因未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加班工资等原因离职，表明其从2013年2月便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仲裁时效期间自2013年2月起算。但从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以及原告向杭州市拱墅区劳动监察大队邮寄的书面投诉材料上写明“本人已在2014年11月20日投诉过，没有投诉结果”来看，原告向杭州市拱墅区劳动监察大队最早投诉的时间应是2014年11月，于2015年1月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告表示其曾于2014年1月向杭州市拱墅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形。原告认为2013年2月劳动者口头提出离职，单位没有出具解雇文件，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申请调查原告的工资卡每月是谁打入的，并根据谁打入的打入方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本院认为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故该申请事项对本案的处理已无必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钱益友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钱益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李燕山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代书记员 汪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