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5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艳，住重庆市沙坝区。
委托代理人：赵永磊，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冰丽，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薛金波，广东格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英，住江西省南昌市经济开发区。
上诉人唐艳因与被上诉人李冰丽、熊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深圳市朗臣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臣公司）于2013年5月30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冰丽，股东为熊英、李冰丽，其中熊英出资额为100万元，出资比例为50%，李冰丽出资额为100万元，出资比例为50%。
2014年7月18日，李冰丽与唐艳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见证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李冰丽将其持有的朗臣公司50%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唐艳，唐艳应于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李冰丽，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当日，朗臣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等材料一并提交至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对朗臣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内容进行变更。
2014年7月20日，李冰丽与唐艳、熊英签订再次《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李冰丽，乙方唐艳、熊英，甲方将持有的朗臣公司的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转让费二十万，乙方分两次付款给甲方。首期付款十万元人民币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并完善公司相应变更手续后起十日内支付，余款十万元人民币在公司营业前提下于2015年4月15日以前全部付清。如乙方未按期付款，发生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乙方须按应付款的日百分之零点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本协议签订定后，双方应即到公司及相关政府部门办理相应手续，包括：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协议人甲方李冰丽，乙方熊英、唐艳，见证人吴某，签订时间2014.7月20日，等。
2014年7月29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朗臣公司的变更申请，变更朗臣公司股东为：熊英，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50%，唐艳，出资100万元，出资比例50%；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熊英。
原审诉讼中，李冰丽称其与唐艳在2014年7月18日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见证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仅是为了办理将股权由李冰丽名下转给唐艳的手续而签订的，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于2014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才是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的股权受让方为唐艳，熊英仅是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名。
李某乙原审诉讼请求判令：1.唐艳、熊英继续履行合同确定的义务，立即向李冰丽支付合同约定的款项人民币2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和合同约定违约金人民币16500元；2.唐艳、熊英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此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争议焦点为以下两方面：其一，2014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为有效合同；其二，熊英是否为涉案股权的受让人。
首先，2014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共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关于李冰丽出让其名下朗臣公司50%股权事宜，李冰丽、唐艳分别在2014年7月18日和7月20日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从协议签订的先后顺序来判断，7月20日的协议应视为是对7月18日协议的变更，是协议双方当事人最新的意思表示。从协议内容来看，7月20日协议关于合同标的，价款，履行期限，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合同主要内容约定明确，并不存在唐艳、熊英所辩称的变更内容不明确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李冰丽、唐艳、熊英真实意思表示，已依法成立并生效。
其次，熊英是否为涉案股权的受让人。熊英辩称其并不是涉案股权的受让方，其在2015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字是作为见证人的身份。李冰丽对此亦予以确认。而且，协议签订后李冰丽名下的50%股权也相应登记在了唐艳名下，熊英并未因协议而受益，故原审法院对熊英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因此，李冰丽要求熊英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李冰丽已于2014年7月29日将其名下朗臣公司50%股权变更登记到唐艳名下，按照约定，唐艳应在股权变更登记后十日内向李冰丽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元，在2015年4月15日前支付剩余的100000元。现上述支付期限均已届满，唐艳没有向李冰丽付款，已构成违约，故唐艳应将所拖欠的股权转让款200000元支付给李冰丽，并向李冰丽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经原审法院释明，唐艳认为该标准过高要求予以调整。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认为违约金过高，有权依法请求适当调整，而调整的幅度，应以损失为依据。本案中，李冰丽没有举证证实唐艳逾期付款对其造成的损失情况，故其损失应推定为利息损失，协议约定按日5%计算违约金明显过高，故原审法院酌情调整为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本案违约金。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唐艳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李冰丽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及违约金（以100000元为基数分别从2014年8月10日起至2015年5月30日止，从2015年4月15日起至2015年5月30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利率为基准，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
二、驳回李冰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3388元，由李冰丽负担1457元，由唐艳负担1931元。
上诉人唐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唐艳与李冰丽、熊英于2014年7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欠缺合同成立生效条件，属于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同时该协议因欠缺必要条款也不构成对2014年7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变更，唐艳取得朗臣公司的股权是唐艳与李冰丽履行2014年7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结果，同2014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任何关联性，更谈不上李冰丽根据该协议约定义务协助唐艳完成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李冰丽依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和关联性的协议主张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对该事实部分认定错误。1.唐艳受让李冰丽持有的朗臣公司50%股权的依据是双方于2014年7月1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双方已经履行完毕，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止，唐艳与李冰丽之间不存在其他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述事实可以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公示的《朗臣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深圳市联合产权交易所股权转让见证书》足以证实。2.唐艳与李冰丽、熊英于2014年7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与唐艳实际受让朗臣公司股权数量及价款不符，该协议同唐艳依法取得朗臣公司50％股权没有关联性，且该协议明确为甲乙双方三人协议，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的唐艳单方受让股权事实不相符。因此，李冰丽依据上述协议向唐艳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唐艳与李冰丽、熊英于2014年7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欠缺合同履行必要条件，未依法成立生效。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载明“甲方：李冰丽，乙方：唐艳，熊英”、“甲方将持有的朗臣公司的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费二十万”，但并未明确约定唐艳与熊英各自受让股权的数量及各自应支付的价款。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有偿合同，须明确交易主体、标的数量、价款、交付时间等内容，而本案中作为股权受让人的是唐艳和熊英两个人，两人各自受让股权的数量及价款应当作为合同必备条件予以约定，否则合同将因无法履行而不能成立。而本案中，该协议仅笼统的约定将李冰丽持有的50％股权以20万元转让给唐艳和熊英，并未明确唐艳和熊英各自受让数量及应支付的价款，也就是说三方并未就股权转让的具体对价及数量这一股权转让合同的必备条款达成合意，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具有可履行性，因此，该协议并未依法成立生效。根据2014年7月18日、20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来看，即使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对2014年7月l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变更，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的规定，本案中，在唐艳与李冰丽、熊英未就股权转让的具体数量及价款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视为唐艳与李冰丽未对2014年7月1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变更，该协议继续具有法律效力，而唐艳与李冰丽事实上也默认了未对该协议予以变更的事实，该事实可以通过唐艳与李冰丽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股权转让时递交的是2014年7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而不是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得到证实。原审判决在未对唐艳陈述意见作出合理解释说明的情况下，得出合同主要内容约定明确、合同依法成立生效的结论是错误的。
（二）原审判决既认定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成立生效，又认定熊英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意思表示不真实，原审判决前后两种结论自相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合同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同样具备上述条件方可有效。本案中，原审判决既然认定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依法成立生效，那么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应当是真实的，即满足1.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自愿作出的，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干涉和妨害其意思表示的因素。2.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和外在意思表示是一致的，不存在误解、表示错误等妨害意思表示一致的因素。本案中，原审判决却又认定熊英对股权转让事实存在重大误解，熊英实际上是见证人，《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内容不是熊英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该认定结论明显同原审判决认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依法成立生效的结论相互冲突。
（三）李冰丽、熊英庭审中的陈述缺乏证明力，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片面采信两人陈述，忽视既有证据，错误认定本案事实。1.庭审中李冰丽声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并经深圳市联合产权交易见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躲避缴纳税款而为，暂且不说上述事实的真实性如何，由此也可看出李冰丽存在不诚信的行为。另，唐艳在受让了李冰丽的股权后，以同样的1元又将股权转让给了熊英，由此逻辑推断也可说明李冰丽及唐艳的2014年7月l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愿表达。2.在本案起诉状中，李冰丽明确声称股权转让给了唐艳和熊英，并要求两人共同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该阶段李冰丽实际上早已明确了熊英股权受让人的身份，而在庭审中李冰丽又声称熊英是见证人，不是受让人，言辞相互矛盾，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受利害关系影响，李冰丽的言词存在虚假性，其所做陈述受其利益驱使，其言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熊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备高于一般人的认知能力，而在庭审中熊英却声称不理解“受让人”的含义不符合常理，况且《股权转让协议书》自始至终不存在“受让人”字样，原审法院有误导熊英的嫌疑。而且该协议中有明确注明甲方、乙方及见证人各方签订位置及相应权利和义务，且明确载明了吴某作为见证方，熊英误解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熊英自称是见证方的说辞不足以采信。4.《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李冰丽、熊英和唐艳三方之间签署的协议，三方都是协议的利害关系人，熊英关于见证人身份的辩解和李冰丽的确认均属于损害第三方唐艳的行为，不排除李冰丽与熊英存在串通的嫌疑，此种情况下的辩解和确认不具有可信性和法律效力，也不应被采纳。在协议三方当事人未就协议内容一致进行变更确认前，任何双边的妥协或者对协议的曲解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均不能动摇既有的权利义务内容，况且熊英身份事实的认定仅有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并无他证据佐证，且熊英本人在清楚理解本协议的条款下均在股权受让人“乙方”位置完善自己的签署，也同时认同及见证了吴某为见证人的身份，因此李冰丽、熊英的陈述不能得出熊英见证人身份的结论，原审判决片面采纳了李冰丽、熊英的说辞，歪曲了本案事实。
（四）即使熊英对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误解，协议内容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此种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属于可以变更或可撤销的协议，应由熊英对协议提起撤销或变更之诉，属于当事人诉请的范围，而本案中熊英只是以见证人身份作为抗辩，并不能作为单独的诉，熊英也未提出过此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无权干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强行剥夺熊英的合同主体资格。况且本案中熊英对《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除了所做不符合常理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熊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五）退一步讲，即使三方于2014年7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具备合同成立要件，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当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的规定，本案中除了朗臣公司股东会于2014年7月18日作出的关于唐艳以1元价格购买李冰丽50%的股权的决议外，并没有朗臣公司股东会关于20l4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股权转让内容的决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述股权转让不符合法定程序，股权转让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在朗臣公司股东会未对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表决前，唐艳与李冰丽、熊英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李冰丽依据未产生法律效力的协议主张权利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综上，唐艳与李冰丽、熊英于2014年7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具备合同成立条件，该份协议并未从法律意义上取代唐艳与李冰丽于2014年7月l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唐艳取得朗臣公司的股权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原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故唐艳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776号判决书，改判驳回李冰丽的诉讼请求；2.由李冰丽、熊英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李冰丽、熊英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二审均确认朗臣公司的注册资本金200万元尚未实际缴纳，对其他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双方对于签订2014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事实情况作出不同陈述。唐艳主张，在2014年7月18日协议签订后，因李冰丽提出其交纳了16万元保证金给天猫，故三人协商由熊英和唐艳共同对李冰丽交纳的16万元保证金及公司所余货物给予20万元的补偿，并在李冰丽与熊英表示其保证金可予退还的前提下签订了该协议。但事后经唐艳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后发现所谓16万元保证金实为天猫经营的年费，已被扣划得所剩无几，且李冰丽和熊英还通过天猫平台有10余万元的贷款，公司营业额也有刷单的嫌疑，经营情况与二人此前陈述完全不一致，故唐艳提出取消该份协议的交易，李冰丽和熊英也未提出异议，故双方实际按照2014年7月18日的协议履行。
李冰丽、熊英不确认唐艳陈述的事实，并认为双方签订2014年7月18日协议约定1元转让费仅是为了减免税费，2014年7月20日的协议才是对50%股权价格的真实约定，双方协商将朗臣公司的库存、办公设备、商标等资产作价后以20万元转让50%的股权。另李冰丽、熊英表示关于20万元的转让款的确定，是根据朗臣公司的现有资产包括货物、办公设备、天猫的费用情况以及李冰丽此前投入朗臣公司的七、八十万元投资款而协商确定的。
唐艳亦不确认李冰丽、熊英的陈述事实，并提出从2014年3月至2014年7月期间，李冰丽、熊英租赁办公室、购置电脑等办公用品、服装成本、工人工资等支出均是由二人向唐艳借款周转的。
另各方确认，唐艳已于2014年12月2日将其持有的朗臣公司50%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予熊英。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双方于2014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是否已发生法律效力；二、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是否已得以实际履行；三、熊英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法律责任。
关于2014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本院认为，该协议已就李冰丽向唐艳、熊英转让朗臣公司50%股权的相关事宜，包括转让价格、支付时间、违约责任等各项合同必备条款作出明确约定，且朗臣公司原股东李冰丽、熊英亦作为合同当事人予以签字确认，虽唐艳、熊英受让股权的具体份额未在协议中予以明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认。”据此，以上合同内容的欠缺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故唐艳上诉主张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未依法成立生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因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签订于2014年7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后，且两份协议内容均是有关于李冰丽出让其持有的朗臣公司50%股权事宜，结合唐艳、李冰丽、熊英在二审期间对第二份协议签订情况的表述，虽双方对20万元转让款的金额构成持有异议，但可反映在2014年7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1元的股权对价后，各方又对该50%股权的真实价格进行了协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2014年7月20日的协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是对2014年7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变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唐艳上诉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在双方未就股权转让的具体数量及价款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视为原《股权转让协议书》未变更的问题，本院认为，一方面，第二份协议已经明确了由唐艳、熊英共同以20万元的价格受让涉案股权，故并不存在变更内容不明确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便第二份协议就唐艳、熊英各自受让的股权份额约定不明，也不影响该协议对股权价格所作的变更。因此，本院对唐艳提出的2014年7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变更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2014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是否已实际履行的问题。本案中，唐艳以讼争50%股权实际由其个人受让为由而主张双方履行的是2014年7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而非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如前所述，在各方签订2014年7月20日协议后，原《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已被签订在后的协议效力所取代，即便原2014年7月18日协议已在工商部门予以备案，但此仅属于各方在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期间递交的文本材料，只具有对外部第三人的公示效力，而不能作为认定内部关系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依据。其二，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虽约定由唐艳、熊英共同受让股权，但一项商事交易的履行过程往往跟随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变化而发生多重变更，而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判断，在有书面协议的情况下自当以书面约定作为直接的认定依据，与此同时亦准许当事人通过实际履行行为对合同的约定事项作出相应变更。因此，讼争股权交易主体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再次发生变更，并不导致2014年7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丧失。其三，关于唐艳提出20万元的股权对价实际是对李冰丽交纳的16万元保证金及部分货品的补偿，但在2014年7月20日协议中并未对此作出任何约定，反之，李冰丽解释认为股权作价20万元是源于对朗臣公司的办公设备、库存、商标等资产及其个人前期投入的折算，亦完全符合朗臣公司的经营规模和一般商业原则。因此，在李冰丽已对合同条款作出合理解释，而唐艳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实其对价主张的情况下，唐艳所称因李冰丽隐瞒实情而使各方终止了2014年7月20日协议的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确认。至于唐艳在受让股权后又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熊英，属于另一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也是其对自身财产的处分，并不能据此推断其受让股权的价格也仅为1元。综上，唐艳上诉提出2014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确认。李冰丽已依约履行股权转让义务，而唐艳未在协议约定期限内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已构成违约，原审法院判令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熊英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居间协议）》虽约定熊英系共同的股权受让方，但各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已对交易主体作出变更，在唐艳已全部受让讼争的50%股权，也无证据证实熊英亦同时享有该50%股份权益的情况下，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相应股权转让款自应由唐艳个人承担。原审法院对熊英的身份认定虽有不妥，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唐艳的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唐艳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76元，由上诉人唐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佐堂
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