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保民终字第02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北长路79号增56号。
法定代表人郭育铭，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庞明星，天津和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金山，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翠亨广场东部***********号。
法定代表人梁素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艳春，天津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中泽浩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互助南里16-307。
法定代表人于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云宇，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天津中泽浩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4日受理，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2014）滨功民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一审判决后，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庞明星、董金山，被上诉人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孙艳春，被上诉人天津中泽浩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云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自2004年开始建立商业往来关系，至2009年末结束药品供应关系。此间，原告的药品供应一直由业务员董金山（本案诉讼代理人）负责，被告则由法定代表人梁素艳与董金山洽商，双方就药品买卖涉及的医药公司资质、经营许可、医院执业证照等进行了查验，并确定了现金结算的付款方式。对于药房管理，被告先后委派梁素芬与梁精华具体负责药品购进、验货及补库等事项，药品价款结算则由法定代表人梁素艳直接管理。前述期间，原、被告之间并无债务纠纷。
2010年5月20日，被告天津开发区真情医院（以下简称真情医院）（甲方）与第三人天津中泽浩瀚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泽公司）（乙方）签订《共同管理合同书》，约定甲方与乙方共同经营管理真情医院，由乙方根据医疗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开展相关业务，甲方不参与医院任何的具体经营管理活动；乙方对医院拥有全部的管理权，包括对人、财、药品、经营收益分配等一切的管理权和处分权，甲方不予任何干涉；甲方提供医院原有医疗器械、设备、基础设施及现装修后的实际医疗用房包括夹层共计四层（一、二、三、四层），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左右；甲方原有可用药品、耗材，经清点乙方核实后，交药房、库房负责保管，结算后移交乙方继续使用；甲方的财务章、执业许可证、发票、医疗处方等相关物品交给乙方使用，甲方公章由甲方执有，医院业务使用时给予积极、无偿、配合使用；甲方原有医务人员，在乙方考核合格的原则上继续使用、聘用，但必须服从乙方的工作安排和管理，乙方未聘用的甲方原有人员，由甲方负责处理；在乙方经营管理期间，为保证乙方的合法权益，甲方不得以医院的名称或名义在本地区设立门诊及相关的医疗分支机构；乙方负责在合法正规渠道采购药品，保证三证、发票齐全，无假劣药；合同履行之前的医院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合同履行之后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合同期限暂定15年，自2010年6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止，乙方经营合同期内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乙方承担。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将医院交由第三人进行实际经营管理。第三人留用了被告原有的部分医护人员，财务人员则由第三人自行聘用。2012年2月26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协商解除合同，约定医院财产及管理事宜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全部交由甲方负责，在乙方经营管理期间，医院产生的债权债务、人员工资、合作科室收入分配等一切与经营相关的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另查，第三人经营期间仍从原告公司采购药品，原告公司的药品供应依然由业务员董金山负责。
经核查原告公司药品出库记录，2010年6月26日至2010年9月29日期间，该公司未向真情医院供应药品；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11月21日期间，该公司向真情医院供应药品总值仅为127117元；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间，该公司向天津河东津民医院（以下简称津民医院）供应药品1316628.52元。
原告提交的记载“销往单位真情医院”送货单（540张）中，没有一张单据编号与公司药品出库记录存留的单据编号相符。原告的业务员董金山对此解释为“公司存在两套系统，一套出库记录显示业务员向公司申请药品出售（相当于业务员向单位买药），另一套销售记录记载业务员向具体医院供货（相当于业务员自行卖出药品），两套系统之间单据编号及药品价格上存在差异，公司按照出库记录向业务员追款。出库记录中的药已送至真情医院，不足部分系将其负责的津民医院、红十字会门诊部名下的药品调拨至真情医院”。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育铭对董金山的解释不予认可，强调公司不存在两套系统，也不允许业务员自行加价售药，向法院提供的出库记录即为公司对外药品供应的依据。
审理中，原告公司业务员董金山指认在涉案送货单上签字的人员刘航、潘磐、刘晶晶、白雪、曲笠文、尹东丽出庭接受质询。经当庭辨认，证人刘航、潘磐、曲笠文对原告提交显示其签名字样的共计五张送货单上的签名明确予以否认，原告业务员董金山未能就签名细节予以陈述，相关单据上签名字迹模糊，其中“曲笠文”仅有“曲”字签名，且前后笔体明显不一致。至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业务员董金山始终未提交其所称载有刘晶晶、白雪签名字样的送货单。前述五位证人均非医院药房工作人员，彼时刘航在案外人天津电装电子有限公司处医务室工作，潘磐系被告真情医院主管行政的院长、曲笠文系医生、白雪系护士、刘晶晶系导诊。涉及尹东丽签名字样的送货单一节，尹东丽虽系被告真情医院药房工作人员，但其明确表示不认识董金山其人，从未向董金山采购药品，也从未在董金山当庭出示的送货单上签字。
证人潘磐、白雪、曲笠文，原系被告真情医院员工，被告与第三人合作期间，此三人由第三人留用，并由沈金瑞发放工资。证人刘航系被告真情医院录用员工，在2009年8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由医院派至天津电装电子有限公司处医务室工作。证人刘晶晶自述，其系由王海娟在2011年9月招聘入院，在2011年12月离开，工作期间由沈金瑞发放工资。证人尹东丽介绍，其于2010年5月毕业后至津民医院工作，后由第三人派至被告真情医院药房工作，工作期间为2010年8月至2011年9月，由沈金瑞发放工资。
再，原告业务员董金山陈述，2010年6月26日，沈金瑞向其赊销药品，后由王海娟联系药品供应，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沈金瑞、王海娟以现金方式付款492490元（含沈金瑞以个人名义转账40000元、转账时间2010年9月25日）。涉及沈金瑞身份一节，董金山介绍其系被告真情医院负责药品采购及财务结算的主管，但对于其与沈金瑞相识、洽商供货、确定药品价格、送货结算、付款期限及确定沈金瑞与被告真情医院关系等内容，均语焉不详。
涉及货款构成一节，原告出示欠款单载有如下内容“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欠款单，2011年10月31日。欠款单位：真情医院。欠款金额：898197.42元（人民币捌拾玖万捌仟壹佰玖拾柒元肆角贰分。还款日期空白”。该欠款单加盖“真情医院”公章，并载有“王海娟”签名字样。原告业务员董金山陈述，该欠款单的形成过程，由其与时任会计刘涛共同完成，刘涛于2011年11月24日签字确认“结（截）至2011年10月31日，共欠国联药费898197.42元”；在取得欠款单后，董金山先后向沈金瑞及王海娟索要898197.42元，因二人均要求其向被告真情医院索款，董金山遂向被告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梁素艳电话催款。被告真情医院对欠款单上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该公章是在第三人管理期间，由其委派的时任管理人王海娟要求加盖，刘涛系中泽公司聘用的会计。经查，前述所涉王海娟，在2011年8月-2012年1月期间，由被告真情医院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前述所涉刘涛，在2011年3月-12月，由第三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原告公司财务记录显示，业务员董金山于2012年12月20日向公司确认尚有真情医院、红十字医院待回款1200205.81元，其中被告真情医院欠款898197.42元，余款为红十字医院302008.39元。涉及被告真情医院药品出库记录127117元与应收款898197.42元、津民医院药品出库记录1316628.52元与应收款0元的反差，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育铭介绍，津民医院、真情医院均为董金山客户，据公司掌握，大部分药品送货至位于中山门附近的津民医院，回款时董金山弄乱了。审理中，董金山对前述事实，仅以“公司电脑故障、不清楚向津民医院送货情况”等理由搪塞，但拒绝就涉案两家医院的药品出库、送货签收、回款与欠款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
涉及津民医院与第三人关系一节，被告真情医院陈述在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期间，第三人也与津民医院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并就此提交了第三人在2010年7月的经营通知。进而，被告真情医院强调沈金瑞联系的药品供应实际送货至津民医院，并非被告真情医院使用。第三人对被告的陈述不予认可，但就其与案外人津民医院是否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及相关经营通知等内容均未给予合理解释。
又，涉及沈金瑞身份一节，被告真情医院提交证据显示，沈金瑞系第三人经营期间负责医院后勤、财务工作的主管，监控全院的物资、器械的采办供应及仓储保管，做好职工食堂的餐饮供应。证人潘磐、刘晶晶、白雪、曲笠文、尹东丽、王志刚均证实，第三人与被告真情医院合作期间，由沈金瑞（沈主任）负责发放工资，证人刘晶晶、白雪、曲笠文亦证实相关财务人员还包括刘涛与李伟。证人潘磐、白雪、曲笠文，均证实其未接受第三人管理之前，沈金瑞并非被告真情医院员工，此三人被第三人留用后，沈金瑞作为第三人的财务负责人，负责工资发放。被告真情医院提交2009年至2012年间工资原始账簿记录中，不含王海娟、沈金瑞、刘涛及李伟领取工资的记录。审理期间，李伟曾代表第三人至法院领取诉讼材料。
涉及第三人经营期间，被告真情医院的药房管理、药品采购、人员聘任及账务管理、对外付款，医院经营管理制度等内容，第三人始终未予说明。前案审理期间，第三人曾于2012年7月20日出具说明，证实被告真情医院尚欠原告药款898197.42元未给付。
本案审理期间，原、被告及第三人曾申请庭外和解，后因各方差距较大，未能达成一致。
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的货款898197.42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真情医院辩称，其自2004年开始向原告采购药品，至2009年末即结束合作关系，此间货款全部结清。2010年6月，真情医院交由第三人管理，药品采购亦由第三人负责，原告对此完全知悉，并与第三人建立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截至2012年2月期间，第三人对真情医院进行管理，药品购进、财务支出、账册处理、人员录用及考核等全部由第三人负责，原告诉称的药品供应，被告并不知情，亦未向原告付款。涉案公章，经由第三人时任管理人王海娟加盖，会计刘涛亦由中泽公司聘用，相应的债务应由第三人承担。
第三人述称，其仅向被告真情医院提供管理服务，并未参与医院的实际经营，原告供应药品由被告真情医院采购，相应债务由被告真情医院承担。被告真情医院之抗辩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并未要求第三人支付货款，第三人无需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应就如下问题予以分析论证：一、买受人身份界定。原告主张在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被告累计欠付货款898197.42元，此间双方未签订书面供货合同，故，原告应当就药品供应、价格磋商、送货签认及付款情况，均予合理说明。同时，原、被告初始合作可回溯至2004年，直至2009年末，从未出现债务纠纷，故，双方之间既往的交易习惯亦应纳入分析认定范围。
鉴于涉案期间，原、被告未订立书面合同，则首次供货前的磋商过程即为确定合同主体的关键。依原告业务员董金山所述，被告真情医院的采购人员为沈金瑞，付款方式为赊销，2010年6月26日为首次供货日，但其始终未说明与沈金瑞如何相识、如何确定沈金瑞即代表被告真情医院、如何洽商供货、付款及结算等涉及合同成立环节的重要因素。相反，作为原告的医药代表，董金山自2004年即向位于开发区第三大街的被告真情医院供应药品直至2009年末，此间一直由被告真情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梁素艳及其先后委派的药房管理人员梁素芬与梁精华与董金山进行磋商供药事宜，药品均为现金结算，付款过程双方亦无纠葛。原、被告间合作多年，业务员董金山从业多年，其始终回避前期与沈金瑞之间的洽谈过程，故，仅就合同订立环节，无法认定被告真情医院自2010年6月26日始与原告成立事实上的药品供应买卖合同关系。
依原告所述，其先后经由沈金瑞与王海娟向被告真情医院供应药品，并由沈金瑞及王海娟向其付款。关于沈金瑞，被告真情医院原始工资账簿，第三人中泽公司留用的原真情医院员工潘磐、白雪、曲笠文证言，证人刘晶晶、尹东丽、王志刚陈述，合作期间被告真情医院管理制度等，均可印证沈金瑞系中泽公司工作人员。第三人中泽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但始终未提交其管理医院期间涉及药房管理、财务管理、行政管理的具体人员名单。故，应由第三人中泽公司负担不利诉讼后果，对沈金瑞之行为承担责任。关于王海娟，原告陈述王海娟系后期接管药房，社会保险记录显示2011年8月-2012年1月期间，由被告真情医院为王海娟缴纳社会保险，考虑到社会保险缴纳，并非确定劳动关系的唯一证据，仍应结合工作管理、工资发放等实质内容进行认定。涉案《共同管理合同书》约定，合作经营期间，人员工资由第三人承担，相关社会保险费用均由第三人以被告真情医院名义汇至社保账户，被告真情医院据此主张王海娟系第三人聘用，由其负责投缴保险。第三人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始终未就其经营期间人员聘用、工资发放、保险缴纳等情况进行说明，应承担不利诉讼风险。故认定，王海娟系第三人聘用的工作人员，其行为应由第三人承担责任。
原审及重审期间，第三人均认可原告系其经营期间的供药商，仅以合同相对性及其与被告真情医院的约定为由，强调由被告真情医院承担对外付款责任。诚然，就工作地点而言，沈金瑞、王海娟等均在真情医院处办公；就送货地点而言，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原告向真情医院供应药品的事实；就债务数额而言，原告提交的欠款单上加盖了真情医院的公章。如果原告系在2010年6月首次与被告真情医院建立商业往来，依优势证据原则，可认定由被告真情医院向原告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然，原告系经营药品销售的合法企业，如其所述，在2004年与真情医院建立药品供应时，双方互验了经营证照并查实了磋商人员的授权，此后原告向被告真情医院送货，均是基于被告法定代表人梁素艳或其委派的梁素芬与梁精华的指令，而结算直接由法定代表人梁素艳负责，双方合作模式延续至2009年末，此间并无债务纠纷。2010年5月20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共同管理合同书》，并由第三人对医院进行经营管理。原告陈述在2010年6月26日首次供药的供货指令来自沈金瑞，原告始终不能证实沈金瑞与被告真情医院的关系，而赊销压款的供货模式与此前同被告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合作期间存在明显不同。审理中，原告业务员董金山对到庭证人的工作职责如数家珍，甚至对厨房工作的王志刚都颇为熟识，却对被告真情医院与第三人之间合作经营表示不知情，原告之解释，有违生活常情，不予采信。进而认定原告对于在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期间，被告真情医院由第三人实际经营，药品采购系基于第三人指令一节，当属明知，相应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界定为第三人，而非被告真情医院。涉及付款环节，原告接洽的付款人包括沈金瑞与王海娟，在上述期间，其从未向被告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梁素艳索款，至盖章确认债权后，原告仍向沈金瑞与王海娟追索，直至被二人拒绝并要求向被告真情医院追款时，原告才与梁素艳联系，并最终呈讼。由此，可认定原告对于被告与第三人关于“合作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第三人承担”之约定，亦属明知。鉴于合同订立、履行及货款结算环节，原告确定的交易主体为第三人，原告对于被告真情医院与第三人的合作经营模式及债务承担方式亦属明知，故，原告就其所诉请的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的债权，应向第三人主张，而非本案被告真情医院。
二、债权数额及欠款单效力分析。涉及合同履行环节，原告的原始出库记录仅显示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11月21日间，向被告真情医院供应药品总值127117元，而原告主张自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向被告真情医院供应药品货值却高达1390687.42元。涉案供货单上所载单据编号与该公司药品出库记录存留的单据编号均不相符，原告业务员董金山与其所指认六名签收人员进行当庭对质，五人工作地点及内容与药房无关，相关单据上签名字迹模糊、签名笔体前后明显不一致。业务员董金山不能就涉案药品的送货环节予以明确说明，而原告公司确认董金山送货地点为中山门附近的津民医院，针对董金山所述公司存在两套药品记录系统一节，原告公司明确予以否认。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药品涉及公众健康，药品销售应遵守国家药品监管制度，购销记录真实准确完整，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生产厂商、购（销）货单位、购（销）货数量、购销价格、购（销）货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故，原告提供的药品购销原始记录应为本案认定药品供应的核心证据。至于业务员董金山解释将其负责的津民医院、红十字会门诊部名下的药品调拨至真情医院一节，该说法未得到原告公司的证实，不予采信。原告公司作为诉讼主体，其法定代表人郭育铭对于药品出库、送货等涉案事实的陈述系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业务员董金山仅为诉讼代理人，不具有独立诉讼主体地位，当其相关陈述未能得到公司肯认时，应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为准。综上，原告主张其向被告真情医院实际供货1390687.42元，依据不足，难以采信。
关于证人尹东丽签名一节，在2010年8月至2011年9月被告真情医院与第三人合作经营期间，尹东丽系药房工作人员。鉴于原告明确对第三人没有诉讼请求，而被告真情医院自始抗辩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债权数额的争议，故，涉及尹东丽签名真实性的相关鉴定程序，在本案中无需启动。
至于加盖被告真情医院公章的欠款单，该单据上记载的欠款数额为898197.42元，相应对账盖章过程由原告业务员董金山与第三人的会计刘涛及医院管理人员王海娟完成。原告所述对账及公章加盖过程，发生于被告真情医院与第三人合作经营期间。按照《共同管理合同书》约定，第三人负责合作期间的经营管理，被告真情医院的人员聘用及药品购进均由第三人决定，就合同履行而言，并未有证据证实被告真情医院违反了前述约定内容。同时，被告与第三人明确约定，经营合同期内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全部由第三人承担，即使加盖公章，就内部关系而言，应理解为确定第三人承担的债务范围。就公章的外部效力而言，原告业务员董金山在确定债权后，曾多次向沈金瑞、王海娟索要款项，直至被二人拒绝并要求其向被告真情医院索债时，董金山始向其久已熟识的被告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梁素艳追索，故，不能仅凭公章加盖即在履行终止时反推并确认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身份，并以此认定由被告真情医院承担付款责任。
三、其他。审理中，原告明确表示，不要求第三人承担给付责任。故，涉案债权认定相关的鉴定程序无需启动，《共同管理合同书》性质的界定，不宜介入。仅就药品采购而言，《共同管理合同书》明确约定第三人以被告真情医院的名义对外经营，故，第三人使用被告真情医院名义经营药房，系得到被告之允准与授权。《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真情医院，往来经年，如前所述，原告对于“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第三人经营医院药房并独立承担债务”的模式，当属明知，故，应由第三人直接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82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情医院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真情医院应当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两被上诉人之间属于借照经营，内部承包关系，不是委托合同关系，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共同管理合同书》没有任何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即便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结论也是由被上诉人真情医院来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
被上诉人真情医院答辩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情医院之间不存在药品的买卖关系；关于前案审理期间的对账，被上诉人真情医院并未认可欠款事实，而且在前案被二审发回重审以后，一审法院重新进行审理期间的日期为2013年10月9日的开庭笔录记载，被上诉人真情医院已经解释清楚关于对账的目的以及过程，即通过对于送货单上的数据与欠款单的数据相比对，如果二者不一致，那么欠款单就是假的，而且事实上，送货单与欠款单之间存在着数十万数额的差距；在此前的审理过程中，送货单中收药人的签字人员大部分都出庭作证了，很多人员不是药房工作人员，在共管期间在其他地方工作；在共管之前，从未发生欠款纠纷，共管以后，是被上诉人中泽公司实际经营医院，董金山作为上诉人公司业务员应是明知的。
被上诉人中泽公司答辩认为一审法院审查的事实不清，两被上诉人之间是内部共同管理关系，在共管期间，被上诉人真情医院的确是欠付药款，欠款单盖的章也是医院公章，一审法院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泽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属于事实不清，而且适用法律错误，虽然一审判决没有判决被上诉人中泽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判决理由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泽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因此，被上诉人中泽公司是有异议的。
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真情医院提交起诉状、法庭审理笔录、对账明细，证明：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中泽公司对于王海娟、沈金瑞等人的身份提出质疑，认为前述人员系真情医院的聘用人员，但是事实是，中泽公司在另案开庭审理时对于上述人员的身份作出了自认，上述人员是中泽公司在共管期间聘用的人员。上诉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被上诉人中泽公司亦是认可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认为该案系其与真情医院之间关于医保回款的内部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中泽公司提交银行凭证，证明：公章和财务章一直由真情医院保管，从银行取款必须有公章和财务章，这些凭证是真情医院院长梁素艳在共管期间从真情医院账户取款的凭证。上诉人认为前述证据与其无关，对于真实性亦不发表意见。被上诉人真情医院对于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前述证据不能证明在共管期间，公章以及财务章都由梁素艳掌管，事实上，在共管期间，公章以及财务章均交由中泽公司使用。另，被上诉人中泽公司申请证人王海娟、沈金瑞出庭作证，证明：涉案欠款单的形成过程，药品的采购过程和偿还部分货款的事实。上诉人认可证人证言内容。被上诉人真情医院不认可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认为王海娟的证言可以证明王海娟是在没有对欠款的真实性进行核对的情况下在欠款单签字，因此欠款单不能证明欠款事实；在二审审理期间沈金瑞出庭作证，反而可以证明其就是中泽公司的聘用人员。
本院经质证认为，被上诉人真情医院提交的起诉状、对账明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法庭审理笔录可以佐证本案的事实，应予采信。被上诉人中泽公司提交的银行凭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人王海娟、沈金瑞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证人王海娟、沈金瑞的证言可以证明其二人系被上诉人中泽公司工作人员。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联公司的诉请为，要求真情医院支付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欠付的货款898197.42元（以欠款单为证）。然而，根据在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不能证明涉案欠款单数额的真实性，故对上诉人国联公司的诉请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
⑴从国联公司业务员董金山陈述欠款单的形成过程来看，该欠款单的形成过程是由其与时任会计刘涛共同完成，刘涛于2011年11月24日签字确认“结（截）至2011年10月31日，共欠国联药费898197.42元”。在取得欠款单后，董金山先后向沈金瑞及王海娟索款，因二人均要求其向真情医院索款，董金山遂向真情医院法定代表人梁素艳电话索款。刘涛系中泽公司聘用的会计。原审庭审中潘磐出庭作证，证实王海娟找潘磐盖章，潘磐没有核实具体数字，盖章是基于对王海娟的信任而加盖。王海娟在二审出庭作证，证实欠款单上数字是刘涛填写，其没有进行核实，其是沈金瑞聘请的人员。虽然刘涛一直未出庭作证，但在中泽公司与真情医院之间的另案诉讼中，中泽公司在该案庭审中自认沈金瑞和刘涛都是中泽公司派往真情医院的人员。⑵国联公司诉称，真情医院自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从国联公司购进药品总计金额为1390687.42元，但仅支付货款492490元。然而，国联公司提交的记载“销往单位真情医院”送货单（540张）中，没有一张单据编号与国联公司药品出库记录留存的单据编号相符。国联公司业务员董金山对此解释为“国联公司存在两套系统，一套出库记录显示业务员向公司申请药品出售（相当于业务员向单位买药），另一套销售记录记载业务员向具体医院供货（相当于业务员自行卖出药品），两套系统之间单据编号及药品价格上存在差异，公司按照出库记录向业务员追款。出库记录中的药已送至真情医院，不足部分系将其负责的津民医院、红十字会门诊部名下的药品调拨至真情医院”，国联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育铭对董金山的解释不予认可，强调公司不存在两套系统，也不允许业务员自行加价售药，向法院提供的出库记录即为公司对外药品供应的依据。前述出库记录显示在2010年6月26日至2010年9月29日期间，国联公司未向真情医院供应药品，在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11月21日期间，国联公司向真情医院供应药品总值为127117元。与此同时，在涉案送货单上签字的人员在原审审理期间出庭接受质询，前述人员中除一人以外的其余人员均非真情医院药房工作人员，根据现有证据亦无法认定涉案送货单上签字的真实性。⑶本案诉讼期间，中泽公司一直未提交真情医院在2010年6月26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的相关账目，故无法核实欠款单数额的真实性。
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82元，由上诉人天津国联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志宏
代理审判员 李 敏
代理审判员 李冬梅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滕光鑫
速 录 员 卢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