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粤04行终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孙杨。
委托代理人：周军，广东永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公安局斗门分局。
法定代表人：朱江，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华勇。
委托代理人：吴杰宏。
上诉人高孙杨因诉被上诉人珠海市公安局斗门分局（以下简称斗门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5）珠斗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6月12日1时许，高孙杨及其妻子邬某、朋友刘某、朱某在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明珠广场“某休闲吧”（以下简称“某休闲吧”）喝酒消费。期间高孙杨与邬某发生争吵，其朋友上前劝架，高孙杨因此与刘某发生拉扯、厮打，弄坏了酒吧的桌椅，高孙杨摔倒受伤。执勤民警到场劝阻，但高孙杨依然吵闹，后执勤民警要求增援，附近民警和综治队员到场。高孙杨要求邬某跪着为其穿鞋遭拒绝后，踢了邬某一脚。民警和综治队员遂上前控制高孙杨，将高孙杨按倒在地上、带上手铐，并带回新青派出所，于当天上午10时左右，高孙杨离开新青派出所。高孙杨于事发当天19时许，到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入院治疗，于同月27日进行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切开缝合修复重建术，于2014年12月1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右膝内侧副韧带损伤；2.右股骨内髁撕脱骨折；3.右膝前交叉韧带损伤；4.头皮挫伤；5.全身软组织挫擦伤。出院后，高孙杨多次到其他医院就诊。
高孙杨于2014年10月13日向斗门公安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斗门公安分局于同年12月13日作出珠公斗赔决字（2014）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无证据证实民警在控制高孙杨的过程中造成高孙杨身体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对高孙杨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高孙杨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珠公斗赔决字（2014）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2.斗门公安分局赔偿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合计81430.46元、护理费46084.65元、残疾赔偿金419032元、康复费10000元、误工费2618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838442.11元。
高孙杨于2015年3月10日就其伤情向原审法院提出伤残等级鉴定申请，后因高孙杨决定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高孙杨于同月30日撤回鉴定申请，斗门公安分局于同月31日对高孙杨自行鉴定提出异议。高孙杨自行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致残等级》标准评定其伤残程度及后续治疗费、误工期，该鉴定机构于2015年4月8日出具鉴定意见书2份，评定为七级伤残、后续治疗费10000元、误工期270天。斗门公安分局于同月28日就高孙杨的伤情向原审法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高孙杨的伤情及后续医疗费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5年9月2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评定为十级伤残、内固定物取出术费用预计为5000元。鉴定费用2660元，已由斗门公安分局预付。高孙杨于2014年12月4日向斗门公安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刑事），斗门公安分局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珠公斗赔不受字（2014）0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高孙杨申请复议。
高孙杨主张其在珠海市某有限公司工作，包吃住月收入10000元，另加15%年利润分红；其妻子邬某亦在该公司工作，包吃住月收入3500元。经斗门公安分局申请，原审法院到社保、税务部门查询，无高孙杨及邬某在该公司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及缴税信息。高孙杨于2014年11月27日提出治疗救助申请，新青派出所给予高孙杨救助金1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斗门公安分局是本案适格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一）、（二）项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第七条：“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中国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第二款：“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在高孙杨于2014年6月16日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高孙杨自述在2014年6月11日晚上，吃晚饭时喝了四两白酒（42度），凌晨到“某休闲吧”喝了六杯啤酒后，与其妻子邬某争吵、与朋友刘某打架致自己身体受伤、酒吧桌椅损坏，并对事发的部分过程记忆不清，高孙杨当时处于醉酒状态。在高孙杨要求邬某为其穿鞋被拒绝、踢了邬某一脚后，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为保护邬某的人身安全，拟将高孙杨控制，因高孙杨反抗，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将高孙杨按倒在地并用手铐铐上带回派出所约束至酒醒，并无不妥；斗门公安分局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现场的录像光盘，虽然视频角度不佳，但没有显示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有伤害高孙杨右膝关节的行为，斗门公安分局的执法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被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被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斗门公安分局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在行政赔偿诉讼中，高孙杨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斗门公安分局也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一）高孙杨及邬某、朱某、酒吧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证实，高孙杨与刘某拉扯、厮打，导致高孙杨摔倒在地、头部流血、酒吧桌椅损坏、刘某的衣服被扯烂，且在视频光盘中，在民警及综治队员控制高孙杨之前，高孙杨右脚仅穿了袜子、没有穿鞋子，可以推定高孙杨与其朋友刘某之间的拉扯、厮打过程比较激烈，且高孙杨的右脚在拉扯、厮打过程中，有比较大幅度的动作导致右脚鞋子脱落。（二）邬某在一审出庭作证中，当庭陈述高孙杨是用“没有穿鞋子的脚”（右脚）蹬其一脚；而在视频光盘中，可看到斗门公安分局民警为按倒高孙杨而踢其小腿、为按住高孙杨而踩住其右脚踝的动作，但没看到斗门公安分局民警有伤害高孙杨右膝关节的动作。（三）高孙杨虽然申请了其妻子邬某及朋友刘某出庭作证，但上述证人均与高孙杨有利害关系，其陈述的斗门公安分局民警踹高孙杨右膝关节的情况无其他证据佐证，斗门公安分局提交的其他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均未提及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有此行为，故邬某及刘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高孙杨受伤是客观事实，但高孙杨没有提交足以认定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对其致害的直接证据。高孙杨在与刘某拉扯、厮打或踢邬某的过程中，其自身比较大幅度的动作导致其右膝关节受伤的盖然性更高，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高孙杨所受伤害系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在执法过程中造成，无法认定其所受伤害与斗门公安分局的执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斗门公安分局的执法行为合法，且无证据证明高孙杨受伤致残与斗门公安分局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在高孙杨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后，斗门公安分局经审查，认为无证据证实民警在控制高孙杨的过程中造成高孙杨身体伤害，针对高孙杨提出的申请事项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并不违法，故对高孙杨要求撤销斗门公安分局作出的珠公斗赔决字（2014）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及要求斗门公安分局赔偿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孙杨的诉讼请求。鉴定费2660元，由高孙杨负担。
高孙杨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斗门公安分局赔偿高孙杨864050.32元；2.判令斗门公安分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包括鉴定费）。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为斗门公安分局的执法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高孙杨是否喝醉酒不能简单依据他人的几句简单描述就“认定”，是否醉酒应当通过相关仪器或其他医学方法予以鉴定。高孙杨当时已经被斗门公安分局所控制，检测其是否醉酒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何不进行酒精测试。从视频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警察在控制高孙杨过程中有非常明显的、清楚可见的踢踹动作。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对具有威胁性的醉酒的人，应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斗门公安分局的执法行为超过法律规定的必要的限度，甚至是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二）高孙杨受伤完全是斗门公安分局执法不当所致，其受伤与斗门公安分局的执法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高孙杨受伤真是其自身与刘某拉扯、厮打或踢邬某所造成的，其不可能走来走去，也不可能由斗门公安分局采取激烈的措施去控制。从视频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日1：27：00到1：28：29之间，可以看到一个身着黑色皮鞋、黑色裤子的男子飞起一脚朝高孙杨踢来，高孙杨随即倒地；1：28：22到1：28：24之间，穿黑色短袖及白短裤男警察左侧，有一人用脚多次连续从左到右踢；1：28：26到1：28：28之间一人只能看到脚从左到右踢，前述提到的穿黑短袖的警察从右向左大幅度踢两脚；1：29：33到1：29：36之间有两人踢踹，靠右一人动作是从上到下，靠左一人是从左到右。高孙杨自身动作幅度大导致右膝关节受伤的盖然性要高于高孙杨被人踢打受伤的盖然性的认定是错误的。事发现场的民警及综治队员的证言也具有利害关系，也不足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高孙杨被斗门公安分局控制带回派出所出来后即诊断受伤，高孙杨受伤与斗门公安分局暴力执法踢人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为斗门公安分局执法行为合法，且无证据证明因果关系，据此驳回高孙杨诉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经法院释明，高孙杨将上诉请求赔偿的数额人民币864050.32元变更为838422.11元。
针对高孙杨的上诉，斗门公安分局答辩称，（一）高孙杨的理解有误，除醉酒驾驶情形外，目前法律没有对其他醉酒情形的判定强制规定需要借助仪器或其他医疗方法予以确认，民警根据现场情况即可确定，民警对处于醉酒状态的高孙杨采取约束性保护措施符合法律规定。2015年6月11日，高孙杨从晚饭开始至12日零时期间饮用了大量白酒、啤酒，且在酒后和妻子邬某发生争吵，与上前劝阻的朋友刘某发生拉扯，并将啤酒台、凳弄烂，期间高孙杨出现控制不住导致摔倒在地受伤流血的情形，随后，高孙杨还踢打邬某并致邬某倒地。民警根据高孙杨当时出现谩骂、殴打妻子、殴打劝架的朋友、打砸他人财物的情形，确定高孙杨处于醉酒状态。由于高孙杨的行为举止失控、意识不清醒，对自身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斗门公安分局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高孙杨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整个处置过程依法依规。（二）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在醉酒状态的疼痛感较为迟钝，因此，不排除高孙杨在与刘某发生拉扯、厮打或踢邬某的过程中，因自身的大幅度动作导致其右膝关节受伤的盖然性更高。（三）经查看视频，执勤民警在控制高孙杨的过程中，先是用脚扫高孙杨的脚踝，高孙杨倒地后由于高孙杨奋力反抗，执勤人员随即用脚压住其右脚踝，执勤人员将高孙杨完全控制后将其扶起并带走，整个过程并未看到民警有多次连续踢踹高孙杨的右膝关节的动作。脚扫、摁倒、压脚踝是警察抓捕、控制嫌疑人的常规战术动作，民警在现场处置过程中并未过度使用。而证人邬某的证言与案发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一致，且与刘某的证言相互矛盾，鉴于两证人均与高孙杨有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不足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斗门公安分局民警的整个执勤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民警或综治队员使用脚踹高孙杨的右膝关节致其受伤的情形，故请求法院驳回高孙杨的诉讼请求。
高孙杨与斗门公安分局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斗门公安分局对高孙杨实施即时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其一，斗门公安分局对高孙杨实施即时强制措施有法律依据。斗门公安分局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依法可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中国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其二，斗门公安分局对高孙杨实施即时强制措施有事实依据。高孙杨在现场有与其妻子邬某争吵、与朋友刘某打架、自己受伤、酒吧桌椅损坏，且事发地点在酒吧，该现场足以让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有理由相信高孙杨处于醉酒状态。这种“醉酒状态”在高孙杨2014年6月16日询问笔录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在该询问笔录中高孙杨称吃晚饭时喝了四两白酒（42度），后再喝了六杯啤酒，且存在争吵、打架，事发后部分过程记忆不清等与“醉酒”有关联的事实。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此种情形下的“醉酒”需要借助仪器或其他医疗方法予以认定，斗门公安分局凭上述与“醉酒”有关联的事实认为高孙杨处于“醉酒”状态，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并无不当。其三，斗门公安分局对高孙杨实施即时强制措施有其必要性。高孙杨不仅存在自己受伤，且存在与其妻子邬某争吵、与朋友刘某打架、损坏酒吧桌椅等事实，在高孙杨要求邬某为其穿鞋被拒绝、踢了邬某一脚后，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为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将高孙杨按倒在地并用手铐铐上带回派出所约束至酒醒，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对高孙杨实施即时强制措施有其必要性。其四，斗门公安分局对高孙杨实施即时强制措施有其适当性。在执勤民警到场劝阻，高孙杨仍然吵闹的情形下，由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到场共同对高孙杨实施控制。为有效及时控制高孙杨，针对高孙杨的反抗，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实施脚扫脚踝、按压身体、脚压右脚踝、后扶起带走等等行为并无不当。
此外，无证据证明高孙杨的受伤与斗门公安分局实施的即时强制措施有直接因果关系。因高孙杨的妻子邬某及刘某的证人证言均与高孙杨有利害关系，故此两人的证人证言不能独立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另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此两人的证人证言所陈述的事实。视频光盘显示，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斗门公安分局民警及综治队员有为按倒高孙杨而踢其小腿、为按住高孙杨而踩住其右脚踝的动作，整个过程并未看到民警有多次连续踢踹高孙杨的右膝关节的动作，而高孙杨的受伤部位系右膝关节，故高孙杨的受伤与斗门公安分局实施的即时强制措施的相关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从查明的事实看，高孙杨有与刘某拉扯、厮打，高孙杨自己摔倒在地、头部流血、右脚鞋子脱落等事实，也同时存在高孙杨将酒吧桌椅损坏、刘某的衣服被扯烂、跳起来踢邬某一脚等幅度较大的动作，原审法院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认定高孙杨因自身比较大幅度的动作导致其右膝关节受伤的盖然性更高，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孙杨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文
审 判 员 涂远国
代理审判员 黄莎莎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 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