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4民终5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杨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法定代表人：杨仁林，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义勇，重庆经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军，男，生于1980年11月17日，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上诉人重庆杨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林汽车公司）与被上诉人孙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4日作出（2015）石法民初字第05282号民事判决，杨林汽车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16日，原告以56280元的价格在被告处购买时风牌小型货车（型号为SF160T，发动机号为01666743）一辆。原告向被告支付了首付款23280元，余款33000元原告以银行按揭方式支付。原、被告之间的购车发票价格为51480元，购车发票未包含运费4800元。原告每月向银行还款1949元（随贷款利率调整）。被告为原告所购车辆办理了鲁1672X**号的牌照。2015年9月14日，何某林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双庆场往县城方向步行，横过公路时与原告驾驶的鲁1672X**号运输型拖拉机相撞，造成何某林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原告驾驶的涉案车辆系套牌车，石柱县交巡警大队将原告驾驶的涉案车辆扣留至今未退还原告。2015年9月27日，原告与马某祥就何某林的医药费达成赔偿协议，原告向何某林赔偿医疗费19200元。
另查明：石柱县公安机关对买卖套牌行为立案侦查，杨仁林在公安机关调查中陈述其并不知道自己办理的牌照的真假，客户购车后办理驾驶证、办理上户、行驶证及年审要向客户收取一定的费用，自己将资料邮寄外地找他人代办，自己并不从中牟取暴利，主要是靠卖车和办证一起赚钱，不办证就卖不了车。被告也知晓自己卖的农机车辆在石柱县不办理相关手续。原告起诉确认合同无效，经一审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后，发现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理由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合同及赔偿损失，一审法院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于2016年3月2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原告驾驶车辆系外地车辆且属于套牌车，重庆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关无法办理涉案车辆的注册登记。
孙建军一审诉称：孙建军在杨林汽车公司购买型号为SF160T的拖拉机一辆，由杨林汽车公司负责办理了鲁1672X**号的车辆牌照，但该牌照套用了北汽福田BJ4096SEXXX的车牌，造成孙建军购买的车辆无法办理牌照，孙建军买卖车辆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被告赔偿原告车辆剩余价值44633元，车辆牌照费5800元，按揭利息6776元，赔偿款19200元。
杨林汽车公司一审辩称:一是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依法不能成立。原告最初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无效，在第一次辩论结束后才请求解除合同，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二是原告购买的拖拉机是国家允许生产的合格产品，被告并未出售假冒伪劣产品和套牌车。被告仅仅是帮助原告办理车辆上牌登记，原、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委托代理车辆上牌照，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车辆上牌照系行政管理行为，原告混淆了买卖合同关系和委托关系，涉案的买卖合同的主体、意思表示、标的均符合法律规定，故应为有效合同，原告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三是原告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购买拖拉机的时间是2013年4月15日，原告提起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是2016年3月3日，已超过二年。四是原告请求解除买卖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被告不存在违约的情形，原告一直说被告是卖车包上牌照，但是未举示相关证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不能证明办证属合同内容。五是原告购车款的金额为56280元，原告支付了23280元，贷款33000元，原告虚构5520元。原告支付的购车款发票为51480元，其中扣除了4800元的车辆运输费。原、被告之间未约定上牌照5800元和每年代办交强险及年审的事实，被告只是出于友情帮助原告办理牌照。原告主张办牌照、年审、代办交强险的事实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牌照费应由卖套牌的人承担，利息是原告作出买卖行为意思表示产生的合理费用，以上费用均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驾车导致案外人受伤，是其违规操作导致的损失，与被告无关。原告自己未办理交强险发生了交通事故，其损失只能由原告自己负担。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无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对买卖车辆的事实无异议。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原、被告应按照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被告主张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依法不能成立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举证期限时间的限制。原告起诉主张合同无效并赔偿损失，经过第一次开庭审理后，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合同无效与合同有效的法律性质及法律后果不一样，该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该院重新向双方指定了举证期限。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的此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原告主张被告口头约定了卖车包上牌照，被告主张办理牌照是基于原告委托而产生的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代理权发生的原因是代理权授予行为。代理权授予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可能是委托合同，也可能是其他法律关系，代理权授予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仅有委托代理权授予行为，并不能证明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代理权的授予本身并不规范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真正规范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是委托代理权授予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本案中，原告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授予被告代为办理牌照，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应当由买卖合同关系予以调整，故被告的此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原、被告双方均申请法院调取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杨仁林在公安机关陈述要靠卖车和办证一起赚钱，不办证就卖不了车，结合被告销售的农用车辆在石柱县不能办理相关牌照及农用车交易的习惯，故对原告主张的卖车包上牌照的事实予以认定，被告上牌照应属买卖合同的义务。
关于被告办理假牌照是否属于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问题。原告在被告处购买车辆，被告为涉案车辆办理牌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办理登记上户后才能在道路行使。因双方买卖的系农业机械用车，重庆市农业机械管理条例规定被告需到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关注册登记，领取牌照和有关证件。被告不是按照正规程序到有关机关办理牌照，而是委托他人代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原告误认为被告办理牌照系真实牌照，便投入使用两年之后因交通事故被扣押，现原告无法办理涉案车辆的注册登记，原告购买车辆而不能在道路上正常行驶致使原告购车的目的不能实现。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本案中，原告可以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原告主张的车辆牌照费5800元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原告无能力全款购车，向银行贷款产生的利息应由原告自行负担，故原告主张的银行按揭利息6776元，不予支持。原告因交通事故赔偿何某林的赔偿款19200元，系原告因自己过错行为产生的费用，应由原告自行负担，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涉案车辆残值44633元系其损失，原告从购买之日到车辆被扣时，已使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参照《农用运输车报废标准》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原告购买的农用运输车使用年限为9年，原告裸车价格为51480元，原告车辆现价值为37180元，因原告车辆无法使用，被告应赔偿原告3718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孙建军与被告重庆杨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二、被告重庆杨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孙建军37180.00元；三、驳回原告孙建军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40.00元（原告孙建军已预交），由原告孙建军负担1410.50元，被告重庆杨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729.50元。
上诉人杨林汽车公司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前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涉及车辆买卖关系和行政登记关系及委托代理关系，本案纠纷起源于委托办理牌照的真伪问题，不是产生于买卖合同环节，一审将委托办理牌照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与案件的事实不符。二是一审判决未能准确认定买卖合同的内容。上诉人仅是受被上诉人的委托办理牌照，再转委托他人办理，并非直接办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法律后果。三是一审判决未能准确认定本案解除合同的前提条件，即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在买卖合同中，上诉人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其主张解除合同的条件不能成立。四是一审认定的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即拖拉机的价值为37180元没有依据，其价值应当进行鉴定评估。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提出的，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三、一审判决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显失法律公正。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本案一审适用法定解除，而上诉人在买卖合同中没有违约行为，一审将买卖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四、被上诉人提起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而被上诉人购买拖拉机的时间为2013年4月15日，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为2016年3月3日，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孙建军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准确。一是一审认定本案属买卖合同关系是正确的。根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自认和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上诉人的询问笔录，可证明被上诉人购买的拖拉机，由上诉人负责车辆牌照上户，上诉人办理车牌照是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也是上诉人的一项合同义务。二是一审判决清楚、准确认定了拖拉机买卖合同的内容。三是一审判决准确认定了本案解除合同的条件，即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四是一审判决认定拖拉机价值为37180元是有依据的。一审法院根据新车价值51480元，已使用了两年半的事实，参照《农用运输车报废标准》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折算出拖拉机的价值为37180元是正确的。二、一审审理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后，一审法院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三、一审判决是在庭审中查明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的事实后，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作出的，是公正的判决。四、被上诉人提起解除合同之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时效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28日才知道拖拉机的牌照是套牌，故至法院受理的2015年12月15日未超过时效规定。
二审中，上诉人杨林汽车公司与被上诉人孙建军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二、孙建军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办理车辆牌照是否为买卖合同中杨林汽车公司应尽的义务；四、本案应否解除孙建军与杨林汽车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五、买卖合同标的物损失如何计算。现作如下评述：
一、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因此，本案中，孙建军作为一审原告有权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一审法院重新向本案双方当事人发出《举证通知书》，孙建军在一审法院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后的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孙建军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由此可见，合同解除权属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分为法律规定解除期限、约定解除期限和对方催告后的合理期限三种情况。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了解除期限外，其他买卖合同的解除权行使期限无相关的法律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也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被上诉人杨林汽车公司在其违约后，杨林汽车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催告过孙建军可以行使解除权的事实。况且，孙建军于2015年9月14日驾驶的拖拉机因发生交通事故后才知道该车系套牌车辆，至其起诉之日属于合理期限范围。故杨林汽车公司主张孙建军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办理车辆牌照是否为买卖合同中杨林汽车公司应尽的义务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义务。”因此，合同义务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义务外，还包括约定义务和附随义务。本案中，孙建军与杨林汽车公司之间的拖拉机买卖系达成的口头协议，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因此，合同义务应由双方当事人依照各自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予以举证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调取了公安机关对杨林汽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仁林的讯问笔录，其认可“主要是卖车和办证一起赚钱，不办证就卖不了车”，结合农机车辆在当地不能办理车辆牌照上户手续的事实，原判认定卖车则上户系杨林汽车公司出售农机车辆的义务符合客观事实，为孙建军办理拖拉机车辆牌照系杨林汽车公司履行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之一。杨林汽车公司主张仅系委托代办关系，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四、关于本案应否解除孙建军与杨林汽车公司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问题。解除合同包括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约定解除是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也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法定解除是指在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时，当事人一方可依法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终止合同的权利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法定解除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约定解除合同的事实，但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办理登记上户后才能在道路行使。《重庆市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凡购置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农用动力机械、运输机械的单位和个人应持产品合格证和推广许可证及其他有关手续，到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关注册登记，领取牌照和有关证件。未取得牌照和有关证件的，不得投入使用。”因双方买卖的系农业机械用车，故杨林汽车公司应按前述规定履行为孙建军办理合法车辆牌照的义务，但杨林汽车公司负责办理的牌照系套用他人车辆的牌照，导致车辆被扣，且至今仍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其违约行为造成孙建军不能实现买卖合同的目的，孙建军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判予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五、关于买卖合同标的物损失计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违约损害赔偿方面，确立的赔偿原则有：完全损害赔偿原则、合理预见原则、减轻损害原则和损益相抵原则。完全赔偿原则是指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失，都应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包括因违约造成现有财产减少和可得利益损失。本案中，孙建军主张的损失部分实际属于财产的直接损失。孙建军在杨林汽车公司购买的拖拉机裸车价值为51480元，原判根据车辆９年的使用年限，按比例扣除已使用了两年半的价值，确定其剩余期间的损失为3718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杨林汽车公司的主要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40元，由上诉人重庆杨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泽端
代理审判员 段成一
代理审判员 陈明生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