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赣07行终1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月华，男，1974年10月14日出生，住安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晓昀，江西法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远县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安远县东江源大道59号。
法定代表人尧章龙，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荣，安远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芬，女，系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仁志，男，1968年11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真，男，1971年7月31日出生，住住安远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红梅，安远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士孟，男，1971年9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
上诉人杜月华因林地使用权处理决定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人民法院（2018）赣0726行初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因原告杜月华在争议山场造林一事，在2014年11月29日安远县鹤子林管站工作人员以及在2015年9月7日安远县森林公安局孔田派出所民警分别对原告杜月华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两份询问笔录中显示，原告杜月华在2014年冬已知道争议山场的林权办在了第三人唐真（与第三人谢仁志合伙）的林权证上，因此事与第三人唐真进行过协商，鹤子林管站工作人员也组织原告杜月华和第三人唐真调解，均未果。2017年12月22日，原告杜月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0年3月10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名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安远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5月20日向第三人唐真核发安府林证字（2011）第2906150072号林权证行为，从原告杜月华的两份笔录中可以得知在2014年冬天原告杜月华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内容，现其于2017年12月22日对该行为提起诉讼，起诉时新司法解释未施行，起诉期限仍适用两年期限，但原告杜月华的起诉行为也已经超过两年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故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杜月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杜月华。
上诉人杜月华不服，上诉称，请求依法撤销安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0726行初1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一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11月29日鹤仔林管站工作人员以及2015年9月7日安远县森林公安局孔田派出所民警对上诉人所做的笔录是在上诉人砍伐了所承包的高排山山场的林木，被被上诉人唐真反映到林管站和森林公安时，上述两部门核实情况所做的，该两份笔录中，林管站工作人员和森林公安并没有向上诉人出示过被上诉人唐真所办理的望天岽、园墩子的林权证，也没有明确告知上诉人承包的高排山山场属于唐真林权证的范围内，而只是向上诉人询问了案涉山场的具体情况，在上诉人出示了相关的合同之后，林管站和森林公安并没有对上诉人进行任何的处理，故对于被上诉人安远县不动产登记局是否颁发了林权证以及颁发的林权证是否己经侵犯了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无法确认。其次，被上诉人所办理的林权证的名称为望天岽、园墩子，而上诉人承包的山场为高排山，在没有看到相关的林权证并经专业的人士释明的情况下，上诉人无法判断高排山被划入被上诉人所持有的望天岽、园墩子山场。上诉人只是听被上诉人唐真陈述其办理本案所涉山场的林权证，与林管站及森林公安所做的笔录相吻合，在没有看到被上诉人唐真办理的林权证并在相关专业人员明确告知该林权证己经将高排山山场勾入望天岽、园墩子山场范围内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安远县不动产登记局的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已经知晓。最后，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唐真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有向上诉人出示林权证。而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安远县不动产登记局作出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是在接到被上诉人唐真提起的民事侵权诉讼后，委托律师调取了林业局为被上诉人唐真等人办理林权证的相关档案之后，才确认自己承包的高排山山场已经被勾图划入了本案所涉的林权证中，故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安远县不动产登记局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起算时间应当是在被上诉人唐真等人提起民事诉讼之后开始计算，截止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没有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己过诉讼时效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明显错误，应当纠正，同时，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作出的行政行为也明显程序违法、实体不公，理应撤销。故上诉人提出前列诉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
被上诉人安远县不动产登记局辩称，一、上诉人杜月华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杜月华在争议山场造林一事，在2014年11月29日安远县鹤子林管站工作人员以及在2015年9月7日安远县森林公安局孔田派出所民警分别对原告杜月华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两份询问笔录中显示，原告杜月华在2014年冬已知道争议山场的林权办在了第三人唐真（与第三人谢仁志合伙）的林权证上，因此事与第三人唐真进行过协商，鹤子林管站工作人员也组织原告杜月华和第三人唐真调解，均未果。2017年12月22日，原告杜月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据上述事实可知，上诉人在2014年冬就已经知道答辩人已经为第三人唐真办理了争议山场的林权证，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冬开始计算，根据相关规定，上诉人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二、第三人唐真申请办理林权证所提供的资料齐全，答辩人办证程序和依据合法，答辩人的办证行为合法，应当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谢仁志、唐真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已过起诉期限。答辩人唐真在2014年冬已告诉上诉人造林的林地划入唐真的林权证范围内，并把林权证原件带给上诉人看了。且林管站工作人员在2015年初组织双方调解时，唐真出示了林权证，证明上诉人砍树、种树的林地林权属于唐真，因为林管站首先要介绍清楚本案纠纷的情况，也必须要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出示证据并把相关内容告知双方，这是调解的必经程序。故上诉人知道也应当知道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的内容。因此，一审认定从2014年冬天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计算本案起诉期限是完全合法准确的。二、上诉人对本案山场没有合法的权益，安远县不动产登记局对答辩人颁证的行为不存在侵犯或影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第一，上诉人称自己砍伐林木的林地为转让而来但提供不了协议或林权证来证明。第二，上诉人的流转合同无效，因上诉人与张金红、郭德生未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没有经过发包方村委会同意，合同上没有村委员会的盖章。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第三，上诉人不是阳佳村的村民。上诉人签订的流转合同未经必要程序，违反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故无效。三、纵观本案所有证据，安远县不动产登记局的颁证行为实体、程序上均合法。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通过2014年11月29日安远县鹤子林管站工作人员以及在2015年9月7日安远县森林公安局孔田派出所民警就争议山场造林一事分别对上诉人杜月华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的事实上看，上诉人杜月华在2014年冬已经知道争议山场的林权证办在了唐真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00年3月10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多不得超过两年。”显然，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两年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定丰
审判员 周洋发
审判员 肖 鹏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