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32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1，男，1954年7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汪×1（高×1之妻），1957年7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2，女，1947年1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3，女，1952年1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4，女，1945年3月12日出生。
上诉人高×1因与被上诉人高×2、高×3、高×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19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1之委托代理人汪×1、被上诉人高×2、被上诉人高×4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高×3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1月，高×2诉至原审法院称：被继承人高×5是我的三妹。我与高×4、高×5、高×3以及高×1系兄弟姐妹关系。高×5因患十二指肠癌于2011年11月16日去世，其去世前主要由我照顾，后期大姐高×4也对其进行了照顾。高×5去世前，留下了遗嘱，并将遗嘱原件交给了其工作单位×1中心（以下简称×1中心）的领导、同事。根据高×5的遗嘱，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1号房屋房屋（以下简称501号房屋）由我继承，再由我给付高×120万元，给付高×440万元。高×5去世后，我料理了其丧事，扣除办理丧事的花费，高×5剩余存款已经分给了高×1以及高×4。此外，我也按照遗嘱给付了高×120万元以及高×440万元。现我要求其他继承人将501号房屋过户至我名下，但遭到拒绝。故我诉至法院，要求判令501号房屋由我继承。
高×1辩称：我身体不好，半身不遂，也正因为这个，高×5生病期间体谅我们，没有让我们去照顾。高×5生前，我去探望过，高×5当时承诺给我们20万元用于治病。我收到了高×2给的20万元，但那是高×5给我的治病钱，并不是遗嘱上应该给我们的折价款。高×5去世后，丧事都是高×2料理的，如何购买墓地从没有和我们商量过，只是在买完墓地后，拿出高×5的26万余元，让我和高×4平分了。我认为高×2还应该按照遗嘱给我20万元折价款。
高×3辩称：我与高×5没有任何矛盾，但直到高×5去世，高×2都没有告诉过我。我认为高×2一直觊觎高×5的财产，我们几人本想都来北京照顾生病的高×5，但高×2一直拒绝让我们见高×5。在其照顾高×5期间，高×2胁迫高×5违背意愿立下遗嘱，又在背地里搞小动作，博取×1中心的同情和偏袒。对于高×5遗留的财产，×1中心有40多万元，我们不认可，高×2从未对我们说过，如何料理丧事购买墓地，高×2也没有跟我们说过。直到高×5去世后4个月，我才知道×1中心又为高×5补发了4万多元的工资，我们四人一人平分了10463元，此外我没再继承高×5的任何遗产。我认为兄弟姐妹之间应该平等，我不同意高×2的诉讼请求。
高×4辩称：高×1曾到北京看望高×5，高×1事后对我说高×5要给他20万元，但并没有说给的是什么钱。按照遗嘱，高×2已经给了我40万元折价款，高×5的工资是我和高×1平分的，我二人每人14万余元，后因高×5单位补发工资，又给了我们四人每人10463元。我认为应该按照高×5的遗嘱执行，同意高×2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6与阎×1共生育子女五人，分别系高×4、高×2、高×5、高×3以及高×1。高×6于1986年12月29日死亡，阎×1于2011年4月25日死亡。高×5于2011年11月16日死亡。高×5生前未婚、无子女。
2011年10月6日，高×5立下自书遗嘱，内容为：“在我头脑还清醒，记忆力良好的情况下，留下遗嘱，内容如下：1.我有一套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1号的房产，建筑面积为62.5平方米，该房由我二姐高×2继承，但由她拿出40万元人民币给大姐高×4，20万元人民币给弟弟高×1；2.我有存款大约40多万元，此款用于购买墓地、管理费等开销，最后剩余款由大姐高×4及弟弟高×1平分；3.由我继承的母亲阎×1房产，由大姐高×4、二姐高×2、四妹高×3以及弟弟高×1四人平均分配”。高×5立下遗嘱后，致电其工作单位×1中心的人员，要求领导及同事到场。×1中心书记及同事共三人与高×5见面后，高×5将遗嘱原件交给了×1中心的人员保留。诉讼期间，法院到×1中心调取了上述遗嘱的原件，×1中心的当事人员也证实了上述情况，亦表示高×5当时头脑清醒。本案中，高×3、高×1认可遗嘱上字迹的真实性，但认为该遗嘱的形成系受高×2的胁迫而产生，并非高×5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认为×1中心偏袒了高×2。但高×3、高×1对其怀疑的事实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高×5去世后，高×2为办理高×5的后事，从高×5的剩余存款中支出了168080元。剩余存款及利息，由高×4与高×1于2012年1月平分，其二人各得14.7万元。此后，因×1中心补发工资，高×4、高×2、高×3以及高×1每人分得10463元。对于501号房屋内的家具电器，高×2以折价款的方式给付了高×4、高×3以及高×1每人5000元。
2012年8月，高×2给付高×120万元。2012年年底，高×2给付高×440万元。高×1认为此20万元系高×5给付的治病钱，并非高×2给付的财产折价款。对于高×5曾承诺给付高×120万元医疗费，再另由高×2给付高×120万元房屋折价款，共计应给付40万元款项的事实，高×1未能提供任何证据。
另查，2011年7月7日，高×4、高×3、高×2、高×5以及高×1到天津市南开公证处进行了继承公证，高×2、高×4、高×3以及高×5共同继承了母亲阎×1名下位于天津市×2号房屋（以下简称303号房屋），高×1放弃继承。高×5去世后，高×4、高×2、高×3、高×1于2012年9月5日再次到天津市南开公证处进行了继承公证，303号房屋中属高×5所有的25%份额由高×4、高×3、高×2以及高×1共同继承。
诉讼期间，因高×3、高×1不认可高×5的存款遗留情况，法院调取了高×5银行记录，可以印证高×4、高×1在高×5去世后，已将高×5遗留的存款进行了平分。另，高×2在高×5去世后，尚有70.96元未分配，后高×2在销户时将上述钱款取出。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结合本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留存在×1中心的遗嘱系高×5所书写，再结合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1中心人员的陈述，也可确认该遗嘱出于高×5的真实意思表示。高×3、高×1认为×1中心偏袒高×2，该遗嘱系高×5受高×2胁迫而形成，并非高×5之真实意思表示。但高×3与高×1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故其陈述的事实没有任何依据，法院不采信其抗辩。因此，在遗嘱有效的情况下，法院应尊重高×5的遗愿。
根据遗嘱内容，501号房屋由高×2继承，但高×5要求高×2给付高×440万元，给付高×120万元。现高×2已履行完付款义务，其要求继承501号房屋，于法有据，法院支持。高×1称高×2给付的20万元，系高×5给付的医疗费，与遗嘱无关。但高×1未能就其陈述的高×5承诺给其20万元医疗费的事实向法院举证，故法院不采信其陈述。
对于高×5遗留存款的分割。根据高×2提交的丧葬费单据，法院调取的银行查询记录结果以及高×1、高×4的陈述。可以看出，高×5遗留的存款在扣除丧葬费用后，已在高×1与高×4之间分配完毕，且分配方式系平分，遵守了高×5的遗嘱。现法院查明，尚有70.96元未分配，尚在高×2手中，故法院确定，该笔款项由高×4与高×1平分，由高×2给付高×1、高×4。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判决如下：一、北京市朝阳区×1号房屋由高×2继承；二、高×2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高×4、高×1存款每人各三十五元四角八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如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部款项，则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高×1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上诉理由：1.原审法院对高×5遗嘱中第二条银行存款没有查清，遗嘱中高×1和高×4平分了钱，法院在银行没有查到。其中高×5农业银行卡号尾数为7617的存款，高×2承认其私自取走。另一张农业银行工资卡被高×2在高×5病故前后共取走20多万，原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清。高×5的工资4万余元并不在遗嘱范围之内，高×2分给姐弟四人，属于违法行为；2.高×2在原审中自始至终没有提供高×5丧葬费用的单据，但是判决书中却提及该证据，这些证据原审法院从未给高×1出示过；3.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案件事实，在高×2违背遗嘱多次违法取出钱款的情形下，迳行作出判决，显属错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遗嘱以及银行查询结果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公民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也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被继承人高×5所立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予以尊重。
针对高×1上诉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其一，被继承人高×5除了在自书遗嘱中分给高×1遗产外，是否另行赠与高×120万元用于治疗；其二，一审法院是否对高×5遗留的银行存款及利息进行了查明，遗产处理是否妥当。
针对焦点一，高×1称其在2011年11月11日前往医院探望高×5期间，高×5表示给其留有20万元用于治疗，为证明该事实，高×1提交了高×4的证言，高×4表示是从高×1转述得知的，其当时不在现场，也不知道高×5立遗嘱之事。而从高×1的答辩意见（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8日）来看，其在遗嘱公布之前，也对遗嘱内容不知情。因此，从现有证据来看，高×1称高×5除遗嘱外还留给其20万元治疗款在高×2处，缺乏依据，加之高×4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而高×1亦是遗嘱的受益人，因此高×4的证言不具备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另，高×5在遗嘱中也确实要求高×2给高×1补偿款20万元，高×2也按照遗嘱内容履行了给付义务，故高×1的主张高×5除了在自书遗嘱中分给高×1遗产外，还另行赠与高×120万元用于治疗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焦点二，对于高×5遗产中银行存款是否查清及处理妥当一节。除了当事人自行前往银行查找外，原审法院也按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了调查取证，银行也将有关存款明细向法院进行了提交。高×1的代理人汪×1也表示其与高×2、高×4在2012年1月17日共同前往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建设银行查询高×5名下的银行帐户，并对部分钱款进行提取和分配。其中通过对比法院调取的当日银行流水帐单，在农业银行（银行卡尾数为4513，为工资卡）、交通银行（卡号尾数为640559、125211、101211、086211）进行了销户转帐和现金销户，提取了农业银行存款6900元、交通银行存款108575.11元（经比对交通银行2011年12月3日交易明细单，在交通银行北京育惠东路支行，当天从086211号销户转出65634.7元，640559号定期销户转入65696.69元，故该笔费用应为一笔费用），上述事实与原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遗产线索和申请，进行的调查取证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从高×5生前所立遗嘱内容、其单位领导谈话笔录来看，高×5生前意识清醒，虽然具体数额没有在遗嘱中列明，但是其对自己的存款情况应该较为了解，不会出现较大的误差，其遗留存款和利息约40余万，该款优先用于购买墓地、管理费等开销，剩余再由高×4、高×1平均分配。现已查明高×5丧葬支付168080元，高×4、高×1又各分得147000元剩余存款，各项相加已经达到了462080元。高×1、高×3虽然不认可高×5遗留存款的真实性，但是法院已经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了调查取证，其二人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高×5另有其它存款存在，因此，高×1主张原审法院未查明高×5银行存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高×5死后单位发放的工资4万余元一节，因该笔款项发生在高×5死亡之后，其立遗嘱时该部分存款还不存在，高×2将该部分存款取出后，平均分与四位继承人，各继承人之间也都接受了此款项，当时无人提出异议，现高×1称高×2违法处分该部分财产，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高×1主张高×5农行帐户（卡号尾数为7617）有一笔7万元被高×2私自提取，该款项应当作为遗产分割一节。高×2对2012年1月3日提取该7万元事宜认可，但是其主张高×5在遗嘱中提到存款要优先用于办理丧葬事宜，而且高×5所葬的陵园祭祀保洁均需必要支出，其保留6万元用于此部分支出，剩余1万余元高×4、高×2进行了分配。本院认为，根据高×5未婚无子女的现实情形，结合其遗愿即存款优先用于墓地费、管理费，参考陵园的收费标准，高×2分得该6万元存款用于后期的墓地管理支出，亦有合情合理之处，本院予以尊重。高×4、高×2在处理高×5的后事中进行了积极参与，期间必有一定差旅的花销，其二人各分得6000元，亦无可厚非。因此，高×1主张该部分存款遗产处理不当，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而对于高×1主张原审法院未对高×2提交的高×5丧葬费证据质证一节。经本院查阅原审卷宗，在2014年1月10日原审法院庭审中，高×2提交了相关证据（经验算，原审法院计算高×5丧葬花费168080元无误），高×1、高×3在质证环节均表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另，高×1在其2014年11月24日向原审法院递交的书面陈述意见第一页第一段第五行中，明确表述“还是在第二次法庭上她拿出买墓地发票，我们才知道买墓地花了十六万元。”由此可见，高×1没有如实陈述事实，其该项上诉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应当提出批评。
综上，高×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高×2负担（已交纳540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高×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承 松
审 判 员 薛 妍
代理审判员 周 艳 雯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陆九阳书记员李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