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1171号
原告上海贝优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吴清勤。
委托代理人王鹤林，上海市鹤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兆华，上海贝优能实业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湖南微科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巢泓。
委托代理人汪鹏南，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铁军，辽宁鹏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萍钢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保税区。
法定代表人杨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祎晟，宁波萍钢贸易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
法定代表人黄智华。
委托代理人张俊，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表人张奇，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职员。
原告上海贝优能实业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湖南微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微科）、被告宁波萍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萍钢）、被告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萍钢）港口作业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鹤林律师、曹兆华，被告湖南微科委托代理人汪鹏南律师，被告宁波萍钢委托代理人朱祎晟，被告九江萍钢委托代理人张俊、张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4月，原告与湖南微科签订了“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约定原告与湖南微科结算上海港的装卸中转费用。其中港口费用为：减载包干费每湿吨人民币22元，精粉拼装船减载费每湿吨人民币27元，整船精粉减载费每湿吨人民币32元。经“新双峰海”轮及减载平台减载，母船靠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泾码头）的装卸包干费为粉矿每湿吨人民币22.85元，块/球矿每湿吨人民币28.80元；母船直靠和经外港减载，母船靠罗泾码头的装卸包干费为粉矿每湿吨人民币23.35元，块/球矿每湿吨人民币29.30元。外贸进口精粉矿和磁粉矿装卸包干费和减载费在粉矿基础上一程整船每吨增加人民币10元，一程拼船每吨增加人民币5元。免费堆存期自卸船完毕起算为20天，第21天起按每天每吨人民币0.1元标准计收。在罗泾码头接卸总量低于100万吨，包干费优惠每吨人民币1元，接卸总量超出100万吨，超出部分包干费优惠每吨人民币2元。罗泾码头接卸船舶直过时，装卸包干费优惠每吨人民币1元，以100万元为限；经“新双峰海”轮及减载平台减载，数量超过50万吨的，超出部分优惠每吨人民币2元。实际数量以商检水尺为准，原告以商检水尺计量数开具发票，湖南微科收到原告有效凭证后10日内支付100%资金。原告自2013年4月7日至2014年4月期间为湖南微科装卸中转货物共计3,816,066吨，港口费和减载费共计人民币82,550,190.92元。截止2014年8月25日，湖南微科已付费用为人民币63,683,768.20元，尚欠港口费和减载费共计人民币18,866,422.72元。截止2014年8月31日，湖南微科还拖欠堆存费人民币8,725,198.20元，目前还有堆存货物145,501吨。由于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系货物所有权人，其应当就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判令：1、湖南微科向原告支付港口费和减载费共计人民币18,866,422.72元及其利息损失人民币333,012.20元（按银行贷款利率5.75%计算从应付之日至2014年8月31日止。）；2、湖南微科向原告赔偿以港口费和减载费等人民币18,866,422.72元为本金基数的利息损失（按银行贷款利率5.75%，从2014年9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湖南微科向原告支付堆存费人民币6,932,609.90元；4、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对第1-3项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共同负担。
被告湖南微科辩称：1、原告主体身份不适格，其仅是上海港的结算代理人，无权提起诉讼；2、原告和港口方非法留置货物，因非法留置期间产生的堆存费原告无权主张。
被告宁波萍钢辩称：原告与宁波萍钢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亦没有法律规定宁波萍钢需对湖南微科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无权向宁波萍钢提起诉讼。
被告九江萍钢辩称：1、原告为上海港的结算代理，无权提起诉讼；2、原告非法留置九江萍钢的货物，因留置所生产的堆存费不应得到支持；3、九江萍钢与原告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也不存在转委托关系。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提交的证据材料、三被告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如下：
1、2013年总代理协议，以证明原告为湖南微科办理在上海港的货物装卸作业及结算事宜，并收取相应的费用。
2、数据吨位统计表、2013-2014年度合同期内的26艘船舶所载货物品名及重量证书，以证明涉案货物的重量及品名。
3、港口费减载费统计表、原告开具的发票及票据交接单，以证明原告应收港口费和减载费共计人民币82,550,190.92元。
4、湖南微科欠付的港口费和减载费明细表及逾期利息计算表，以证明湖南微科已付费用为人民币63,683,768.20元，尚欠港口费和减载费共计人民币18,866,422.72元。
被告湖南微科对上述证据1-4均无异议。被告宁波萍钢和被告九江萍钢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因三被告均未对原告的证据1-4提出异议，故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
5、堆存费明细表、货物存数表、26艘船舶所欠堆存费及罗泾码头出具的货物出栈记录表和罗泾码头出具的在港货物存数表，以证明在堆场还有145,501吨货物，湖南微科应向原告支付堆存费人民币8,725,198.20元。
被告湖南微科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货物数量有异议，堆存货物应为151,984吨，原告未经被告湖南微科的指令发给九江萍钢6,483吨货物。被告宁波萍钢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被告九江萍钢质证认为，原告非法留置货物，其无权收取非法留置期间的堆存费。本院认为，因三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6、九江萍钢的工作函，以证明九江萍钢系货物所有人。
被告湖南微科质证认为，真实性应与九江萍钢核实。被告宁波萍钢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被告九江萍钢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件，且三被告对该证据未提出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
7、原告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签订的上海港港口（矿石）装卸作业合同，以证明原告与上港集团系港口作业合同关系。
被告湖南微科质证认为，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湖南微科与上海港直接联系，原告系上港集团的隐名代理。被告宁波萍钢和被告九江萍钢质证认为，原告与上海港系代理关系，且湖南微科未经宁波萍钢同意转委托原告办理港口相关业务。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件，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湖南微科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被告宁波萍钢、被告九江萍钢的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如下：
1、湖南微科与宁波萍钢签订的进口铁矿石全程物流协议和湖南微科与九江萍钢签订的进口矿全程物流合同，以证明湖南微科系为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提供运输服务的全程物流承运人。
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湖南微科与被告宁波萍钢、被告九江萍钢不仅是全程物流合同关系，也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告宁波萍钢质证认为，对其与湖南微科签订的物流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宁波萍钢委托湖南微科操作其在上海港的业务，湖南微科亦是全程物流承运人；湖南微科和九江萍钢签订的物流合同与其无关。被告九江萍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与湖南微科系货运代理关系。本院认为，因原告与宁波萍钢、九江萍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2、海船同意接卸确认函、铁矿石联络单、告知函，以证明堆存货物数量151,984吨，湖南微科与上海港集团及罗泾码头直接发生业务往来，原告仅为结算代理，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与上海港系港口作业合同关系，湖南微科与上海港直接业务联系是原告与湖南微科合同约定的内容。被告宁波萍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具体情况不清楚。被告九江萍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未委托湖南微科与原告及其他第三方签订合同，仅委托湖南微科与上海港签订相关合同。本院认为，因原告与宁波萍钢、九江萍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3、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以证明原告不具备港口经营资质，仅为港口的结算代理人。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为结算代理人。被告宁波萍钢和被告九江萍钢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因原告与被告宁波萍钢、被告九江萍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4、原告出具的暂停放货通知和原告、罗泾码头及上海浦远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远公司）共同出具的暂停放货通知各一份、被告湖南微科的回复函和被告九江萍钢的工作函。以证明原告留置货物价值为人民币2亿元，远超过堆存欠费，系属非法留置。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未留置亦无权留置货物，仅为港方转告被告湖南微科暂停发货，且在通知之后，被告还陆续提取了涉案货物，事实上不存在留置的情形。被告宁波萍钢和被告九江萍钢对该证据无异议。
被告宁波萍钢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被告湖南微科、被告九江萍钢的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如下：
1、进口矿港口作业合同，以证明被告湖南微科与被告宁波萍钢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湖南微科还是被告宁波萍钢的上海港中转业务代理人。被告湖南微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否为代理关系由法院确定。被告九江萍钢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因原告与被告湖南微科、被告九江萍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以证据记载为准。
被告九江萍钢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被告湖南微科、被告宁波萍钢的质证意见和本院认证如下：
1、账本和付款水单，以证明九江萍钢与湖南微科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履行完毕。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九江萍钢无法区分已履行的债务与本案有关。被告湖南微科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未结有争议的运费有人民币9,046,350.15元，未结堆存费为人民币2,597,933.10元,此外双方对保证金还有争议。被告宁波萍钢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因原告与被告湖南微科、被告宁波萍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以证据记载为准。
2、被告九江萍钢和被告湖南微科签订的物流合同，以证明九江萍钢与湖南微科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湖南微科不仅是货运代理人，还是港口中转业务的代理人。被告湖南微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否为代理关系由法院确定。被告宁波萍钢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因原告与被告湖南微科、被告宁波萍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关于该证据的证明力，以证据记载为准。
经对上述证据的审核认定，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3年4月，原告与湖南微科签订了“2013年度代理总协议”，该协议约定，湖南微科作为宁波萍钢的指定代理，代理进口铁矿石通过上海港实施装卸中转业务，通过原告与上海港结算并支付装卸中转费用达成一致条款。湖南微科与上海港生产业务部和各作业公司直接办理接卸、装船、堆存、减载及相关工作。原告与湖南微科均不得直接或间接向对方代理的客户在上海港范围内开展进口铁矿石港口作业和物流代理等竞争性商业活动。经“新双峰海”轮及减载平台减载后直接运走的货物，港口费用包含减载包干费每湿吨人民币22元，精粉拼装船减载费每湿吨人民币27元，精粉整船减载费每湿吨人民币32元。经“新双峰海”轮及减载平台减载，母船靠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的装卸包干费为粉矿每湿吨人民币22.85元、“块/球”矿每湿吨人民币28.80元；母船直靠和经外港减载，母船靠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的装卸包干费为粉矿每湿吨人民币23.35元，“块/球”矿每湿吨人民币29.30元。若是外贸进口精粉矿和磁粉矿装卸包干费和减载费在粉矿基础上一程整船每吨增加人民币10元，一程拼船每吨增加人民币5元。免费堆存期自卸船完毕起算为20天，第21天起按每天每吨人民币0.1元标准计收。在罗泾码头接卸总量低于100万吨，包干费优惠每吨人民币1元，接卸总量超出100万吨，超出部分包干费优惠每吨人民币2元；罗泾码头接卸船舶直过时，装卸包干费优惠每吨人民币1元，以100万元为限；经“新双峰海”轮及减载平台减载，数量超过50万吨的，超出部分优惠每吨人民币2元。实际数量以商检水尺为准，原告以商检水尺计量数开具发票，湖南微科收到原告有效凭证后10日内支付100%资金。合同签订后，湖南微科与上港集团和罗泾码头的生产业务部门直接联系铁矿石的接卸作业，双方按合同约定履行至今，根据原告制作的欠款明细表记载，湖南微科未支付“天使航运”等7艘船舶的港口费和减载费共计人民币18,866,422元。此外，根据罗泾码头制作的罗泾港存数表记载，截至2014年8月31，湖南微科在上海港的堆存货物数量为153,685吨。根据罗泾码头制作的货物出栈记录表和原告制作的堆存费明细表，自2013年4月计算至2014年5月30日湖南微科未付堆存费为人民币6,932,609.90元。2014年5月30日，原告向湖南微科发出暂停放货通知，该通知记载，因原告未按代理总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已严重影响到原告和港口的生产经营，原告将于2014年5月30日暂停发放湖南微科名下所有代理货物，直至湖南微科按合同条款履行并赔偿原告的损失为止，在此期间产生的所有损失和责任由湖南微科承担。同年6月12日，原告、浦远公司和罗泾码头联合向湖南微科发出暂停放货通知，并抄送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通知内容与5月30日的通知内容相同。7月1日，湖南微科向上港集团发出回复函，该函称由于萍钢集团处于转轨阶段，各方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且钢厂资金紧缺系普遍现象，故造成湖南微科未能按合同进度付款，由于留存于港口的货物货值远超湖南微科的应付款，故希望上港集团考虑到双方以往良好合作的基础，仅留存部分货物使湖南微科可先行提取其它货物以恢复正常生产，避免损失扩大。7月8日，九江萍钢向上港集团发出工作函，该函称上港集团留置的货物所有权属于九江萍钢，上港集团留置货物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九江萍钢在上港集团约有18万吨货物，即使要留置货物，价值亦应与湖南微科应付款的金额相当。在庭审中，各方确认在2014年5月30日后，原告还配合三被告陆续提取了部分货物。
另查明，2013年，湖南微科与宁波萍钢签订物流协议，该协议约定，湖南微科是宁波萍钢的货物承运商，宁波萍钢委托湖南微科将长江下游港口及海港的进口矿经海港中转运输到江港，此后再经湖南岳阳方面中转运输到厂。货物经海港至长江江中过驳或靠江港过驳至岳阳再至萍安钢全程水铁联运的费用分别为：到站为姚家洲的货物，每吨单价为海港进江水运费加过驳费人民币7元加人民币103.53元；到站为白源的货物，每吨单价为海港进江水运费加过驳费人民币7元加人民币105.87元；海进江的结算重量以二船在提货港的港航交接数的湿吨数量为准。同时，湖南微科和宁波萍钢还签订了进口矿港口作业合同，该合同约定宁波萍钢委托湖南微科在上海港办理安排装卸作业事宜包括接卸、减载、中转、堆存、报关、报检等，收取的费用包括减卸费、装卸包干费及代垫的报关报检费。
2013年，湖南微科与九江萍钢签订物流合同，该合同约定，湖南微科为九江萍钢进口矿的全程物流总代理，负责选港、进口报关报检、外轮速遣滞期、海事衔接、港口货物管理、全程运输到厂及全程物流管理等相关事宜。物流模式为海港接货或外轮接货通过堆场或海江联运及长江运输运至九钢码头。费用结算为港口费（经绿华山港口作业费每吨人民币22.5元，经罗泾码头港口作业费每吨人民币23.35元，块矿每吨另加人民币3.8元，免堆期为7天）、商检费、报关报检费、速遣费、海运费（取沿海铁矿石运费行情运价前4后5天的下限价格）、江运费、保险费、代理费（对外贸和需进行港存管理的内贸货，按每吨人民币2.25元计算代理费）、港建费等。根据九江萍钢提供的账本和付款水单及在庭审中九江萍钢与湖南微科确认的事实，双方未结有争议运费为9,046,350.15元，未结预估堆存费为2,597,933.10元，其他费用已结清。
再查明，原告与上港集团于2013年3月13日签订港口（矿石）装卸作业合同，约定上港集团为原告办理进口铁粉/块（球团）矿在上海港的装卸中转业务，原告向上港集团支付减载费、港口费、堆存费等费用。原告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销售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铁矿石，锰矿石，硅锰合金，锰铁，联运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湖南微科之间的法律关系；2、原告能否收取发出暂停放货通知之后的堆存费。3、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是否应对湖南微科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原告与被告湖南微科之间法律关系的争议。原告认为，原告与湖南微科系港口作业合同，原告有权依据合同要求湖南微科承担付款义务。被告湖南微科、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认为，原告为上港集团的代理人，其无权向三被告主张权利。本院认为，虽然原告与湖南微科签订的合同名称为代理总协议，但该合同约定的内容系货主与港口作业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卸载、减载、堆存等事项；其次，根据合同约定，湖南微科向原告支付的费用是与港口作业有关的作业费用，并非代理合同的劳务报酬；再次，原告与上港集团签订的并非代理合同，而是港口作业合同。故根据上述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约定，可以认定原告与上港集团及与湖南微科签订的均为港口作业合同。至于湖南微科与上港集团的生产部门直接进行业务联系，是原告与湖南微科在合同中约定的履约方式，不能据此认定原告系上港集团的代理人。此外，原告商业行为是否超出经营范围，需根据有关行政法律的规定予以审查确定，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理。综上，本院对三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被告湖南微科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港口费和减载费等共计人民币18,866,422.72元，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义务。
关于原告能否收取发出暂停放货通知之后的堆存费的争议。三被告认为，原告不当行使留置权，无权收取留置之后的堆存费。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向被告发出了暂停放货通知书，但原告主张的是自2013年4月计算至2014年5月30日止的堆存费人民币6,932,609.90元，并未主张发出暂停放货通知书之后的堆存费。根据合同约定，货物存放于港区堆场，被告湖南微科则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支付相应堆存费，故本院对堆存费人民币6,932,609.90元予以支持。
关于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是否应对湖南微科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争议。原告认为，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系货物所有权人，与湖南微科为代理合同关系，由于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未付款造成湖南微科不能履行其与原告之间的付款义务。被告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认为，其与原告并无合同关系，亦没有法律规定的需承担连带责任的义务。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湖南微科与宁波萍钢签订物流协议和港口作业合同，该协议或合同约定的内容为承运人和托运人或货主与港口作业方的权利义务，收取的费用亦是全程物流的运费或港口作业费用，无论从合同形式和内容来看，双方并非委托或代理合同关系。湖南微科和九江萍钢签订的是物流合同，湖南微科的义务是将货物运至九江萍钢指定的码头，湖南微科收取的亦是相应的运费，至于在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实为保管费用，与委托代理合同所称的代理报酬无关。此外，原告与上港集团签订的合同系港口作业合同纠纷，双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亦为港口作业合同的内容。综上，本院认为，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与湖南微科，湖南微科与原告及原告与上港集团之间签订均为包括港口作业合同在内具有明确权利义务的合同，并非委托或代理合同，故对宁波萍钢、九江萍钢与湖南微科系代理合同关系不予采纳。虽然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系货物所有权人，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无权要求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承担付款义务。故本院对原告关于宁波萍钢和九江萍钢对湖南微科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利息计算。因原告系从事营利活动的企业法人，其在资金被占用的情况下主张利息损失应属合理，且湖南微科对利息损失并无异议，故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南微科物流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贝优能实业有限公司支付港口费和减载费等共计人民币18,866,422.72元；
二、被告湖南微科物流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贝优能实业有限公司赔偿港口费和减载费等利息损失：1、从应付之日计算至2014年8月31日止的利息损失人民币333,012.20元；2、以港口费和减载费等人民币18,866,422.72元为本金基数的利息损失，按银行贷款年利率5.75%，从2014年9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三、被告湖南微科物流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贝优能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堆存费人民币6,932,609.90元；
四、对原告上海贝优能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被告湖南微科物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2,460.22元，由被告湖南微科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季 刚
审 判 员 张建琛
人民陪审员 张 毅
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何 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