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0民终15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忠，男，1965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委托代理人：刘海林，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仁彦，男，197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原审被告：台州三和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岭市松门镇东南工业点海天路东北侧。
法定代表人：朱乐顺。
原审被告：袁雪珍，女，196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上诉人朱国忠因与被上诉人梁仁彦及原审被告台州三和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袁雪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7）浙1081民初14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事实清楚而以庭询谈话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国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朱国忠出具欠条属代表自己的个人行为，朱国忠没有代表三和公司的意思表示，更谈不上有无代理权。一审判决第6页第一段认为朱国忠曾长期担任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朱国忠有代理权。言外之意是2017年朱国忠出具欠条的行为是代表三和公司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由此可见，只有在朱国忠实施代理三和公司的行为时，才讨论朱国忠是否有权代表三和公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但本案中，无证据表明朱国忠代理三和公司的行为，2017年欠条完全属个人行为，没有提及三和公司，是朱国忠以个人名义代表自己进行的意思表示，一审认定“有代理权”，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二、一审认定梁仁彦与三和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不足，本案真伪不明，应由梁仁彦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按一审法院的逻辑，虽然欠条复印件、没出庭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证明相关事实，但因复印件欠条载明的欠款、付款情况，减去汇款后2017年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一致就认定复印件欠条、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对此，上诉人有不同意见。其一，2014年欠条“林歆红”落款与2018年证明“林某”两者名字不一样，当事人及一审法院均没有合理解释，真实性更加存疑，朱国忠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林某”打所谓证明时，无法看到2014年欠条原件，如何确定是自己所打？可信度不高。其二，证言无证人出庭不应采信，2014年欠条无原件也不应采信。只有证言、欠条上主要内容能够和其他证据印证，且不矛盾，才能采信。但2014年欠条主要内容是三和公司欠货款，2017年欠条主要内容是朱国忠欠货款，明显矛盾，因此不应采信。其三，“金额一致”不能证明梁仁彦的相关主张。一方面，金额一致不是两张欠条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按一审法院逻辑，欠条无需原件，证人证言不用出庭，只能上面部分、次要内容与其他证据能够部分印证，就足以认定真实性和全部待证事实，如此情况下，类似原告完全有可能作假而无需有人承担任何风险、更不用说承担责任。其四，退一步讲，2014年欠条、证言三性予以认定，但这证明被上诉人与三和公司存在买卖，与2017年欠条证明被上诉人与朱国忠存在买卖合同相矛盾。二者证据形式、证明力相当，本案应属真伪不明，应由负有举证义务的梁仁彦承担不利后果。至于货送到哪里、在哪里收货、朱国忠将货用到哪里，均不能直接证明相关事实，且证明力较低，不能据此认定买方。三、一审程序违法。“证言”这一证据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如果梁仁彦作为新证据提交的，法院应当将副本送达给全部诉讼参与人，给其合理的质证时间并另行组织开庭，但一审没有送达给全部诉讼参与人，程序违法。四、退货应与付款同时解决。2017年欠条明确注明“退货未算”，梁仁彦接受认可欠条，说明论是质量问题或是协商一致退货，均应退货，无论谁付款，均应同时解决退货问题。综上，上诉人一审虽然没有承担责任，但不想让他人为自己负债，故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梁仁彦答辩称，朱国忠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和公司、袁雪珍未作陈述。
梁仁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偿付货款127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同期贷款利率计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5日林歆红出具的欠条复印件上载明“今欠梁仁彦货款共计人民币（大写）贰拾贰万贰仟元。222000元。具欠人：三和林歆红”，另显示2014年11月、2015年2月14日分别支付30000元、50000元。林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载明“本人林某于2014年1月25日打给梁仁彦的222000元的货款欠条，是我在台州三和机械有限公司任采购员时，是台州三和机械有限公司老板朱国忠和老板娘袁雪珍让我代表台州三和机械有限公司向梁仁彦所打的欠条，梁仁彦和台州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与我林某无关”。被告朱国忠曾于2015年11月6日向原告汇款15000元。被告台州三和公司的变更登记情况显示，2003年1月22日，法定代表人由朱乐顺变更为被告朱国忠；2010年9月7日，住所地由温岭市泽国丹崖工业区变更为温岭市松门镇南工业点海天路东北侧；2014年5月15日，法定代表人由被告朱国忠变更为被告袁雪珍；2016年8月18日，法定代表人由被告袁雪珍再次变更为朱乐顺，企业类型由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由被告朱国忠、朱乐顺变更为朱乐顺一人享有全部股份。2017年1月17日，被告朱国忠出具欠条，载明尚欠127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三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朱国忠认为其本人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实际系代表被告三和公司与原告订立的合同，被告朱国忠曾于2015年11月6日向原告汇款15000元的行为亦为代理行为，被告三和公司尚欠原告货款127000元未付。原告与被告三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三和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及时支付价款。被告台州三和公司未能及时支付价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三和公司支付货款127000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朱国忠、袁雪珍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因被告三和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从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后，唯一股东为朱乐顺，原告以被告朱国忠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由要求承担付款义务，无事实依据，要求被告袁雪珍共同承担付款义务，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院均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朱国忠辩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要求退货的意见，该院认为，该货物距离原告交付时间较长，仅凭被告朱国忠提供的照片不足以证明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故对该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三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梁仁彦货款127000元及自2017年10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梁仁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40元，由被告三和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朱国忠对尚欠被上诉人货款127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其上诉称与被上诉人发生交易的相对方为上诉人，故本案的付款责任应由上诉人负担，三和公司与本案欠款无关，不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供了2014年1月25日欠条复印件及林某证人证言，因其未能提供欠条原件及证人林某未出庭作证，无法单独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但结合上述证据及付款事实，2014年1月25日出具的欠条复印件所载明的欠款及付款情况，减去被告朱国忠于2015年11月6日所汇款项，与上诉人朱国忠于2017年1月17日出具的欠条所载明的金额一致；且证人证言载明内容与欠条的内容及三和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判决认定三和公司为被上诉人的交易相对方并无不当。上诉人还上诉称其2017年1月17日出具欠条时已非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故其无权代表三和公司。鉴于被上诉人与三和公司发生货物买卖关系始于上诉人担任三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延续至三和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及公司住址期间，双方交易期间朱国忠亦未向被上诉人披露公司变更登记情况，故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朱国忠有权代表三和公司进行结算事宜，朱国忠出具欠条的行为完全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根据表见代理的责任承担方式，一审判决由三和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亦无不当。至于程序问题，虽然一审法院未将证人书面证言副本发送给各方当事人，存在程序瑕疵，但该证据并未直接对本案事实认定产生重大影响，且在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亦予以质证，故本案程序问题并不必然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因此本院亦无需因一审程序问题而将本案发回重审。
综上所述，朱国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元，由上诉人朱国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海波
审 判 员 梅矫健
审 判 员 曹敏兵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无
代书记员 王 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