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30307号原告：顾磊，女，196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宁，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樱山，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英美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白民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顾磊（以下简称其姓名）与被告英美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美咨询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顾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宁、张樱山，英美咨询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英美咨询公司向顾磊支付《协商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差额1960288元；2、英美咨询公司承担顾磊为维护权益于2015年8月3日至2017年4月13日期间支付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翻译费、交通费）102231元。事实和理由：2005年6月24日，我与英美咨询公司第一次签订了《劳动合同》，职务为高级主管，平均每月基本工资为40617元，随后双方又分别于2006年、2009年及2012年签订了三次附期限《劳动合同》，我的职务为总经理，月均基本工资为149922元。我在十年内未中断与英美咨询公司的劳动关系。但是，2015年英美咨询公司要求我辞职，在该公司承诺向我支付最终结算款3581446元的前提下，我同意按照英美咨询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与该公司签署了《协商解除合同》，根据《协商解除合同》第2条约定，英美咨询公司向我支付一笔含税费金额为5554248元的款项，在根据本合同第3条做相应授权扣减后（1972802元），最终结算款项金额为3581446元。但是在双方签署合同，并且我办理完离职手续后，英美咨询公司却对上述经济补偿金进行重复扣税，最终仅向我支付1621158元，仍欠人民币1960288元未付。英美咨询公司未按约定完全履行支付义务，实属重大违约。另外，本案是由于英美咨询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而引起的，我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该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并支付律师费及翻译费，属于合理支出，此等支出亦是因英美咨询公司的严重违约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据此，我要求英美咨询公司支付我因维权而支出的上述合理费用是合理合法的。英美咨询公司辩称：不同意顾磊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双方签订的《协商解除合同》的约定非常明确，1972802元性质上是顾磊对公司的欠款，而不是就结算款项而对税务机关应缴纳的税款。该条明确表达的意思是在顾磊需要就结算款项（税前金额5554248元）依法纳税之外，顾磊还应该向公司偿还欠款1972802元，而该欠款就是双方约定好的2012-2014年个税补缴顾磊应该承担的部分，由于公司已经于2015年2月替她缴纳这部分，所以她应向公司偿还，而且突出强调这笔欠款从结算款项中扣除后，顾磊就这一事项（税款补缴）对公司的债务就完全了结了。鉴于1972802元属于顾磊对公司的欠款，因此公司对于一次结算款项5554248元先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再从税后净额中扣除顾磊对公司的1972802元欠款，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顾磊曾就本案劳动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2017年3月16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6]第02246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顾磊的仲裁申请。顾磊不服，诉至本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顾磊（英文名为AdelaideGu）于2005年6月24日入职英美咨询公司，2012年8月1日起担任总经理，双方签有期限自2012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其税前工资为149922元，工作地点在北京。顾磊的薪酬构成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收入以及DSBS（递延股权奖励计划）、LTIP（股权长期激励计划），其工资、奖金、津贴等收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由英美咨询公司负担，其DSBS及LTIP的个人所得税由其个人负担，2015年顾磊应得DSBS股权收益及红利为税前480565元。2015年5月15日，顾磊与英美咨询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合同》，该合同显示：“2.结算款项。作为解除雇员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及雇员同意本合同下的义务、条款和条件的对价，公司将向雇员一次性支付一笔含税费金额为人民币5554248元的款项（雇员特此认可并确认该款项包含了任何及所有应向雇员支付的款项），在根据本合同第3条做相应受权扣减后，最终结算款项含税费金额为人民币3581446元（“结算款项”）…3.税和社会保险。公司将按中国法律要求从结算款项中代扣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向中国有关部门缴纳，并扣除法律可能要求扣除的其他任何款项。雇员特此同意，公司可从结算款项中扣除公司己为雇员代付的个人所得税补缴款项，金额为人民币1972802元（“受权扣减”），该金额为雇员对公司的全部欠款且是就这一事项应向公司支付的全部、最终及完整的金额……”等内容。2015年5月29日，顾磊收到英美咨询公司支付的1621158元。2015年5月31日，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顾磊与英美咨询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英文翻译件均由北京思必锐翻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思必锐公司）翻译。E&Y指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协商解除合同》相关条款的理解。顾磊主张《协商解除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款项3581446元为最终结算款项，约定的个人所得税1972802元为其经济补偿5554248元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英美咨询公司仍欠发其经济补偿金1960288元（3581446元-1621158元）。即使顾磊认可1972802元为2012年至2014年顾磊应承担的个税，英美咨询公司以3581446元（5554248元-1972802元）为基数计算的最终应向顾磊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是2476458.76元【{[（3581446元-232680元）/12-3500元]*45%-13505元}*10年】，英美咨询公司仅支付1621158元，仍有855300.76元的差额。为证明其主张，顾磊提交了证据，英美咨询公司发表了质证意见，如下：1、离职金的计算列表及其翻译件，未显示英美咨询公司公章印迹，显示离职金总额为5554249元，TaxSettlement翻译为“税款缴纳”，数额为1972802元，从离职金中扣除。英美咨询公司认可翻译件的真实性，称原文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是最终签署文件，只是磋商过程中的文件，不认可证明目的，TaxSettlement并非指应扣税款，而是税款和解款，并提交思必锐公司翻译的该邮件，该版本将TaxSettlement翻译为“税款和解款”。顾磊不认可该翻译件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思必锐公司对上述翻译出具说明称：该公司将英美咨询公司提交的翻译件中TaxSettlement翻译为“税款清缴额”，但客户认为根据当事人事件背景应译为“和解款项”，本着为客户服务的原则，该公司相信客户是基于对事件的了解提出的意见，并尊重其修改意见。2、电子邮件及其翻译件，显示：2015年5月14日，英美咨询公司工作人员HaeInKim发送给顾磊的电子邮件中提到“离职金没有变，总额为550万元人民币，扣除税款缴纳197万元人民币……”,TaxSettlement翻译为“税款缴纳”。英美咨询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仍坚持TaxSettlement并非指应扣税款，而是税款和解款。3、2013年及2014年顾磊工资表及其翻译件（未显示英美咨询公司的公章印迹），显示：顾磊的工资包括所属国工资（中国大陆）及派驻地工资（香港），其中所属国工资总额有扣除项并标注为税款、社会保险。英美咨询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主张扣除的税款系顾磊基本工资部分的税款，且该部分税款由公司承担，不存在重复扣税，也无法证明解除补偿金5554248元的税款是1972802元。4、顾磊2011年至2015年5月的税收完税证明，该证据显示：2011年至2014年顾磊未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2015年2月补缴了个人所得税共计6998384.95元，税款所属时期显示为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2015年5月，顾磊分两笔缴纳了个人所得税，2015年6月12日入库2216421.45元，2016年6月16日入库392921.59元，两笔合计为2609343.04元。英美咨询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英美咨询公司主张其向顾磊支付的1621158元为最终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的款项，具体计算方式为：5554248元+480565元=6034813元，以此数额进行依法纳税，税后金额为3593960元，扣减顾磊授权扣减的欠款1972802元后，即为1621158元。为证明其主张，英美咨询公司提交了证据，顾磊发表了质证意见，如下：1、电子邮件及其翻译件、《公司董事会证明书》、《个人声明书》，显示：2015年1月28日，英美咨询公司工作人员向顾磊发出邮件，主要内容显示：“本邮件是为了与您沟通关于纳税问题的最新情况……您个人将承担的这三年的个人所得税总额为人民币1972802元，而公司承担的总额为人民币7213400元，其中人民币2187818元是因迟延纳税带来的滞纳金……关于协商解除，公司将准备一份协议，阐明整套解决方案……”2015年1月29日顾磊询问英美咨询公司工作人员关于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问题，其中提到“如前所述，E&Y提交的是2012年至2014年间应负责的款项……如果现在确定是补缴2012年至2014年间的税款……”。2015年1月30日下午6时31分英美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HaeInKim回复顾磊的邮件，主要内容为回复顾磊的询问，回复内容显示在顾磊邮件提出的问题下方，其中提到附件为E&Y最新税款计算汇总，汇总显示个人方和公司方的承担税款明细，明确公司承担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公司董事会证明书》主要内容为“1.公司董事会授权HaeInKim，该公司的董事和人力资源主管，从她的公司电脑中提取并复制她于2015年1月30日香港时间下午6时31分发给AdelaideGu的邮件。2.公司董事会授权HaeInKim在一位中国委托公证人的监誓下出具法定声明，以制作上述邮件的一份复制本，用于在中国北京进行的涉及AdelaideGu的相关诉讼程序。”《个人声明书》主要内容为“1.本人HaeInKim，是英美咨询公司的董事，同时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人力资源部门主管。2.附件二为2015年1月30日香港时间下午6时31分由本人经本人的公司电邮地址向顾磊（又名Adelaide顾）的电邮地址发出的电邮的记录复印本。3.本人明白此法律声明的内容，亦明白若本人明知而故意作出虚假的陈述，一经循公诉程式定罪，可处监禁及罚款。”顾磊不认可上述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2、关于2012年至2014年补缴税款明细及其翻译件（未显示顾磊签字），显示：补缴税款个人承担部分为1972802.53元，加上企业承担部分及滞纳金等共计9221194.97元，1972802.53元为2012年至2014年顾磊获得的DSBS及LTIP股利的个人所得税之和，顾磊工资及奖金部分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英美咨询公司负担。顾磊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主张顾磊的DSBS及LTIP均已扣过个人所得税，但未举证证明。3、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若干张，显示:2015年2月9日，英美咨询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为顾磊补缴了所属时期显示为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个人所得税税款6998384.95元，加上滞纳金、罚款等共计9221194.97元；2016年2月3日，英美咨询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补缴了2015年5月份顾磊的个人所得税税款2609343.04元（英美咨询公司主张该税款包括顾磊应承担的协商解除补偿金、2015年DSBS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2440853元以及英美咨询公司承担的2015年5月顾磊所得工资、奖金等报酬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顾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4、律师函，显示：2015年8月20日，顾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樱山、李正宁律师向英美咨询公司致函称“根据协商解除合同第3条约定，授权扣减金额1972802元实为贵方为雇员代付的个人所得税补缴款项……也是贵方所遗漏的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应缴而未缴的税款……”顾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为促使英美咨询公司履行义务的退让表示，不代表顾磊签署《协商解除合同》时的真实性意思表示。5、2015年5月29日电子邮件及其翻译件，显示：2015年5月29日顾磊向英美咨询公司工作人员发邮件称“请告知我应该收到的离职款项税款计算明细”，英美咨询公司工作人员向顾磊回复邮件并发送“安永离职款计算明细表”，显示：年限12年，离职款项6034813元、应纳税额基数6034813元，免税额208563元，应纳税所得额5826250元，税率0.45，速算扣除数13505元，应纳税所得额/12为485520.83元，应纳税所得额/12-3500为482020.83元，代扣个人所得税2440852.50元，净支付额为3593960.50元。估算：按照MTC结算付款=人民币5554248元，2015年DSBS=人民币480565元，总计=人民币6034813元，税后数额=人民币3593960元，减去2012年至2014年税款结算=人民币1972802元，净支付额=人民币1621158元=港币2025491（根据外汇汇率1.2494港币对1元人民币）。顾磊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主张该证据中的净支付额与协商解除中的最终结算金额不一致，且协商解除中并未将股权收益计算在内。6、2016年2月15日E&Y发给英美咨询公司主题为“关于顾磊女士的中国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邮件，主要内容为：“顾磊女士任职期间的工资薪金由注册地在香港的英美烟草（香港）有限公司直接发放，但其薪酬成本由同样注册地在香港的英美烟草（中国）有限公司承担，即由英美烟草（中国）有限公司偿还给英美烟草（香港）有限公司。在2012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顾磊女士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大陆，偶尔去香港出差。但在2012年到2014年期间的每个香港的纳税年度，顾磊女士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均不超过60天，也没有产生香港薪资税的纳税义务。英美咨询公司负责为顾磊女士缴纳中国的社会保险，并在2015年初为顾磊女士补缴了2012年至2014年的中国大陆个人所得税……根据国税发[1999]241号，英美咨询公司对于本应由其支付实际却由英美烟草（香港）有限公司支付的工资、薪金仍负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顾磊女士在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属于享受税负平衡的员工，即顾磊女士取得的工资金额为不含税金额而实际应付的中国大陆个人所得税则由公司负担，但由于顾磊女士参加了英美烟草总公司的递延股权奖励计划（DSBS）、股权长期激励计划（LTIP），根据上述两个计划的约定，顾磊女士从计划中取得的股权所得及相应的分红所得属于个人所得税含税收入，其产生的实际中国个人所得税税负应由顾磊女士个人承担……根据上述计算，顾磊女士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个人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合计人民币1972802.53元。我们了解到，公司已经和顾磊女士达成协议，即该部分应由顾磊女士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先由公司垫付并缴纳给主管地方税务局，随后由顾磊女士将该税款偿还给公司，经双方同意，公司直接从顾磊女士的一次性结算中扣除该部分应由顾磊女士偿还给公司的税款款项。根据上述法规，个人所得税计算应基于个人取得的含税收入，因此个人所得税不属于税法允许的可以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的项目。公司将顾磊女士应偿还公司的个人所得税从其一次性结算中扣除，应属于税后收入调整，而不应在计算一次性结算的个人所得税时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顾磊女士于2015年5月从英美烟草（香港）有限公司取得一次性结算的收入合计港币6939534元。该收入包括因解除劳动合同而支付的离职费、代通知金、年假折现、奖金及其它分红……在计算顾磊女士2015年5月取得的离职费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三倍数额即2014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三倍可作为减免额，超出的部分根据其在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一次性结算中的除离职费以外的其他项目，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的规定，均应视为工资薪金所得，与顾磊女士在2015年5月取得的其他工资薪金所得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顾磊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主张E&Y为英美咨询公司聘用，给公司出具的文件不具有客观性。7、仲裁开庭笔录，显示：顾磊认可其应纳税股权收益额为480565元、其收到的1621158元包含股权收益的税后金额，认可英美咨询公司提交的证据十的真实性；双方均认可没有计算过5554248元个人应缴纳的所得税税额。顾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8、仲裁卷中双方提交的证据目录，其中英美咨询公司提交的证据目录显示：证据十为律师函。顾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二、关于费用支出。顾磊主张其因英美咨询公司违约，导致其维权支出的费用102231元应由英美咨询公司负担，并提交翻译费发票、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为证，英美咨询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顾磊及英美咨询公司均认可《协商解除合同》的真实性，该合同的相关条款将5554248元表述为“含税费金额”，将3581446元表述为“最终结算款项含税费金额”，将1972802元表述为“公司已为雇员代付的个人所得税补缴款项”、“该金额为雇员对公司的全部欠款”，双方对上述表述均无异议。顾磊主张1972802元为5554248元应缴纳的税款，3581446元为其税后应得的净额，与上述表述明显不符，故对顾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英美咨询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份的电子邮件及其翻译件、《公司董事会证明书》、《个人声明书》，关于2012年至2014年补缴税款明细及其翻译件、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律师函、仲裁开庭笔录及仲裁中的证据目录等证据，顾磊不认可真实性，但未提交反证，且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已经构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以下事实：英美咨询公司与顾磊在2015年1月份开始沟通解除劳动关系及补缴税款事宜，并已知道1972802元为其个人应当承担的2012年至2014年个人所得税补缴税款，且授权英美咨询公司从解除劳动关系的最终结算款中予以扣除；顾磊认可其应纳税股权收益额为480565元、其实际收到的1621158元为包含股权收益的税后金额；顾磊实际向税务部门缴纳的2015年5月份的个人所得税共计2609343.04元。顾磊主张即使1972802元为2012年至2014年顾磊应承担的个税，英美咨询公司应以3581446元（5554248元-1972802元）为基数计算，最终向顾磊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应为2476458.76元【{[（3581446元-232680元）/12-3500元]*45%-13505元}*10年】，英美咨询公司仅支付1621158元，仍有855300.76元的差额。对该种计算方式的依据，顾磊未举证证明。英美咨询公司主张向顾磊支付的1621158元为最终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的款项，具体计算方式为：5554248元+480565元=6034813元，以此数额进行依法纳税，税金为2440852.50元，税后金额为3593960元，扣减顾磊授权扣减的欠款1972802元后，即为1621158元。英美咨询公司提交2015年5月29日电子邮件及其翻译件、2016年2月15日E&Y发给英美咨询公司主题为“关于顾磊女士的中国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邮件等证据证明其计算依据。概况以上两种计算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1、1972802元先从5554248元中减去后再缴纳个人所得税，还是先将5554248元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再减去1972802元。2、480565元的股权收益是和5554248元一起缴纳个人所得税，还是应该单独缴纳个人所得税。对此，双方在《协商解除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顾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计税方式，英美咨询公司提交“安永离职款计算明细表”、E&Y“关于顾磊女士的中国个人所得税问题”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其英美咨询公司所主张的计算方式，顾磊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且英美咨询公司已将经济补偿金含税费金额5554248及应纳税股权收益额480565元的个人所得税2440852元缴纳至税务机关，故英美咨询公司对支付给顾磊的经济补偿金、股权收益额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具有相应依据。经计算（5554248元+480565元-2440852元-1972802元-1621158元=0元），英美咨询公司支付给顾磊的1621158元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不存在差额。故，对顾磊要求英美咨询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顾磊有关因英美咨询公司违约，导致其维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翻译费等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顾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 唯人民陪审员  赵翠霞人民陪审员  张杏英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 涛书 记 员  柴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