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7民终2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国誉生物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穆棱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法定代表人：杜万金，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铁力市奋斗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黑龙江省铁力市朗乡镇小白村2组。
法定代表人：宋永福，该合作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斌，铁力市朗乡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黑龙江国誉生物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铁力市奋斗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奋斗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2018）黑0781民初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万金、被上诉人奋斗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誉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2018）黑0781民初52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时被上诉人自称，2017年1月17日上诉人与中山合作社签订的《食用菌种植合同》系被上诉人在正式登记前借用中山合作社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的事实根本不成立，被上诉人工商档案显示奋斗合作社的成立日期及发照日期都是2017年2月8日，说明2017年1月17日上诉人与中山合作社签订《食用菌种植合同》时，根本不存在奋斗合作社这个单位，结合中山合作社在2017年1月20日已经向上诉人预交菌包款110万元的事实，究竟上诉人是与中山合作社存在合同关系，还是与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或上诉人与前述两个合作社都存在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并未查明，所以说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被上诉人没有资格独立对2017年中山合作社与上诉人签订的《食用菌种植合同》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所涉及的全部菌包款主张权利。2017年1月17日铁力市朗乡镇副镇长章彦明率领案外人刘海峰代表中山合作社以每袋1.8元的价格共计在上诉人处订购木耳菌102万袋，双方签订了《食用菌种植合同》，合同的总价款为1,836,000元，同时约定2017年3月25日上诉人开始供货。另约定双方签订合同后，中山合作社向上诉人预交木耳菌包款110万元，剩余款项待交付菌包时一次性付清，如上诉人未按上述约定的时间供货，除退还已收中山合作社交付的菌包款本金外，还应当按每袋菌包赔偿0.2元的标准赔偿损失。2017年1月20日，中山合作社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向上诉人预交木耳菌款110万元。2017年3月26日铁力市朗乡镇副镇长章彦明又率领案外人张亚军来到上诉人处，告诉上诉人的法人代表邱广君，“前期中山合作社与你公司签订的《食用菌种植合同》中所涉及的尾款交付及菌包交货等相关事宜，以后你就与奋斗合作社协商办理即可”，并告诉邱广君“交付木耳菌包前我们找中山合作社给你开个证明邮来”，然后双方签订了《食用菌种植合同》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由上诉人按每袋菌包加价0.2元（运杂费）的标准将菌包送到铁力市朗乡镇小白村大棚基地。2017年3月27日奋斗合作社向上诉人交付剩余货款940,000元（含运杂费等），然后上诉人将200,000袋木耳菌包运送到铁力市朗乡镇小白村大棚基地。2017年4月30日上诉人再次与被上诉人达成《补充协议》约定：上诉人应在2017年5月15日前尽力给被上诉人运送菌包，如2017年5月30日前上诉人没有运送木耳菌包，应当返还剩余未付菌包的全部本金及运费（每袋2元），同时按0.20元/袋的标准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64,000元。如上诉人在2017年5月30日前未付余款，保证2017年6月15日前还款，6月15日后直至还款时按银行贷款利率2倍赔付。如到期未还款，并且还款期限无指望，用明年春耳赔偿，赔偿菌袋按剩余菌包数量的16%赔偿，并承担运杂费。但上诉人至今也没有收到中山合作社出具的任何证明材料，所以上诉人不能按补充协议约定向被上诉人交付剩余的82万袋木耳菌包及赔偿损失，唯恐日后中山合作社找上诉人主张权利时，上诉人无言以对。原审判决忽视了中山合作社自始对案涉款项享有权利的事实，未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就错误的作出了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剩余货款1,640,000元，支付违约金262,400元，合计1,902,400元的判决。
奋斗合作社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涉及本案买卖合同事实的合同或协议共有三份，第一份合同是2017年1月17日上诉人与中山合作社签订的《食用菌种植合同》，该合同签订的背景为伊春市委在铁力市朗乡镇小白村确定食用菌种植（吊袋木耳）为扶贫项目，在条件恶劣的整个冬天，筹资数百万建好了近百栋木耳养殖大棚。由于木耳种植数量巨大，所以购买菌袋心情迫切。上诉人也正是基于答辩人的迫切心情，才要求答辩人提前支付全款。该扶贫项目落实得比较急切，答辩人的合作社还没有正式成立，当时借用中山合作社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这一情况签订合同时已经与上诉人讲清楚了，上诉人对此是知情，并且是同意的，否则不会出现后面以答辩人名义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和支付的940,000元货款。第二份协议是2017年3月26日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签订的原因基于几个方面，一是到了木耳种植的时候，急于让上诉人供货，到该公司催货；二是答辩人合作社已经成立了，需要变更主体，将原合同权利义务以协议的形式进行转让；三是看到上诉人的库存和生产能力很难履行合同，将合同内容进一步完善，并约定违约责任。该协议签订七八天后，按照上诉人的要求，答辩人向其支付了940,000元的货款。第三份协议是2017年4月30日上诉人和答辩人签订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的签订背景是答辩人已经基本确定上诉人完全履行合同是不可能的了，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相关情况进一步补救，当然也包括为将来诉讼固定一些证据。否则不会在补充协议的开篇就把前两次的合同和协议进一步强调和统一，也不会把返款的时间明确，更不会把违约金条款进行细化。此三份合同和协议的签订时间和内容一脉相承，所表述的事实不存在任何歧义，原审法院已经查实和认定。
二、答辩人有权主张三份合同和协议的全部权利。第一，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合同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是可以转让的。第二，上诉人对于案涉合同和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转让不仅知情，而且是同意的。否则不会与答辩人签订后面的两份《补充协议》，也不会接受答辩人支付的940,000元货款，更不会按照答辩人的要求将20万菌袋送至指定地点。第三，答辩人已经履行了三份合同和协议的全部内容。第四，中山合作社已经在原审时向法院做出了情况说明。综上，本案有充分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客观的证明了本案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维持原审判决。
奋斗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国誉公司给付刺五加木耳菌包951,200袋；2、如在2018年5月10日前不能履行上述义务，按每袋2元赔偿奋斗合作社1,902,400元，并且赔偿2018年可得收益损失951,200元（每袋收益1元）；3、国誉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7年1月11日，中山合作社与国誉公司签订了一份《食用菌种植合同》，合同约定：国誉公司向中山合作社提供刺五加木耳菌包1,020,000袋，单价1.8元，合同总价款为1,836,000元，先付预交款1,100,000元，剩余款项待交付木耳菌包时一次性付清，合同期限从签订之日至2017年8月1日，2017年3月25日开始提货。2017年1月20日中山合作社支付预付款1,100,000元。2017年2月8日，奋斗合作社注册成立。2017年3月26日，奋斗合作社与国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木耳菌包的交付方式做了修改，由原来自提修改为由国誉公司送货到奋斗合作社指定地点铁力市朗乡镇小白村大棚基地。将运费等费用（每袋0.2元）支付方式做了修改，由原来的奋斗合作社提货时自行支付变更为由国誉公司代付，运货时奋斗合作社再付给国誉公司，并且约定了违约责任。2017年3月27日，奋斗合作社支付剩余货款940,000元（含运费、装卸费等）。之后国誉公司交付木耳菌包200,000袋，未再履行交付义务。2017年4月30日，双方又达成补充协议，约定：国誉公司应在2017年5月15日前尽量向奋斗合作社运送合格菌袋，2017年5月30日之后，国誉公司未交付的木耳菌，应当按每袋2元返还给奋斗合作社，并且支付违约金164,000元；如国誉公司在2017年5月30日前未付上款，保证2017年6月15日前还款，6月15日后直至还款时按银行贷款利率2倍赔付；如到期未还款，并且还款期限无指望，用2018年春耳赔偿，赔偿菌袋按剩余菌袋数量的16%赔偿，并承担装车、选袋、运费等所有费用。另查明，木耳菌属于季节性商品，至本案判决时国誉公司未再向奋斗合作社交付木耳菌包。本院已经依据奋斗合作社的申请，依法就地扣押了国誉公司木耳菌包951,200袋(责令其及时处分,保存价款)。
一审法院认为，中山合作社出具说明认可2017年1月11日食用菌种植合同系奋斗合作社正式登记前，借用中山合作社的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再结合奋斗合作社与国誉公司后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以及支付940,000元剩余货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奋斗合作社与国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木耳菌包的合同关系，该民事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奋斗合作社所举两份收据足以证实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合同价款的义务，奋斗合作社没有违约行为。而国誉公司没有按照三份合同（食用菌种植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全部木耳菌包的交付义务（仅交付200,000袋），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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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剩余木耳菌包和支付违约金的民事责任；双方在2017年4月30日补充协议中约定“赔偿菌袋按剩余菌袋数量的16%赔偿”属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应当认定2018年春季国誉公司应当向奋斗合作社交付剩余的820,000袋木耳菌包，并以另外再交付131,200袋（820,000袋×16%）木耳菌包的方式来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奋斗合作社要求国誉公司交付951,200袋木耳菌包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木耳菌种植确实系季节性农业生产活动，虽然双方在2017年4月30日补充协议中未对2018年春季木耳菌包的交付时间进行约定，但奋斗合作社所提交的2018年4月1日与国誉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海星谈话的录音中，邱海星明确承诺2018年春耳的交付时间在“5月份前”，因此奋斗合作社主张2018年5月10日为最后交付期限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现该期限已过，国誉公司仍没有交付上述木耳菌包，国誉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奋斗合作社主张返还剩余货款1,640,000元（820,000袋×2元），支付违约金262,400元（820,000袋×16%×2元），合计1,902,400元，本院予以支持；奋斗合作社主张可得收益损失因未预交案件受理费，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判决：国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一次性返还奋斗合作社剩余货款1,640,000元，支付违约金262,400元，合计1,902,400元。案件受理费21,922元、保全费5000元，由国誉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1、国誉公司与奋斗合作社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国誉公司是否违约，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国誉公司与奋斗合作社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案涉中山合作社与国誉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的《食用菌种植合同》以及奋斗合作社与国誉公司于2017年3月26日、2017年4月30日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均是指向同一买卖标的。根据中山合作社出具的说明，该说明载明中山合作社与国誉公司签订的《食用菌种植合同》系代表奋斗合作社，因签订合同时奋斗合作社未正式登记，中山合作社签订合同的法律权利和后果由奋斗合作社享有和承担；以及奋斗合作社与国誉公司于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写明2017年1月17日奋斗合作社在国誉公司处购置黑木耳食用菌袋102万袋，奋斗合作社与国誉公司于2017年4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写明双方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了食用菌种植合同。二审庭审时国誉公司亦认可其与奋斗合作社之间存在买卖木耳菌包的意思表示，且奋斗合作社与国誉公司均按合同约定进行了实际履行。故应认定奋斗合作社与国誉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奋斗合作社系案涉三份合同的当事人，享有三份合同的合同权利。原审判决认定奋斗合作社与国誉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正确。
关于国誉公司是否违约，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案涉三份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签订后，奋斗合作社已经按合同约定向国誉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但国誉公司仅向奋斗合作社交付了部分货物，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判决国誉公司返还剩余货款并以支付违约金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国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922元，由上诉人黑龙江国誉生物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代红光
审判员 张秋妍
审判员 杨 洋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