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并行再终字第3号申请再审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四货，无业。指定代理人杨永红，山西宾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瑞菊。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住所地，太原市府西街88号。法定代表人王静恩，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任毅，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刘秀英，太原市副食商店退休职工。指定代理人陈丽丽，太原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刘根伴，山西省工程机械厂退休职工。委托代理人刘勇，男，197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杏花岭区小新街3-11-20。原审原告刘四货与原审被告太原市房产管理局、第三人刘秀英、刘根伴房屋登记行政撤销一案，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2012）迎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判决后，太原市房产管理局、刘秀英、刘根伴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12月22日作出（2012）并行终字第50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审原告刘四货的起诉。判决生效后，刘四货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该院于2014年8月5日作出（2013）晋行监字第7号行政裁定：指令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裁定的执行。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刘四货及其指定代理人杨永红、委托代理人李瑞菊、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任毅、原审第三人刘秀英以及指定代理人陈丽丽、原审第三人刘根伴的委托代理人刘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于1992年4月10日根据本案第三人刘根伴、刘秀英及原告刘四货的申请，为第三人刘根伴、刘秀英及原告刘四货颁发了并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和房权共字第00461、00462号房屋产权共有人保持证。原告刘四货诉称，原告与被告撤销房屋分割登记所有权证一案中，发现双方诉争的并房权字××号、00××46号所有权证是依据并房权字第××号分割而来的，原告对该并房权字第××号房产证根本不知情，也从未申请办理过该证。故请求判决撤销并房权字第××号《太原市房屋所有权证》及房权共字第00461、00462号《房屋产权共有人保持证》。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太原市房产管理局辩称，我方颁发的00××97号房屋所有权证合法有效，不存在撤销内容。第三人刘秀英陈述，被告颁发的00××97号房屋所有权证及00461、00462号房屋产权共有人保持证，合法有效。1992年就取得了该证，原告现在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第三人刘根伴陈述，一、原告所诉其对00××97号房产证不知情，与事实不符。首先，并房权字第××号房产所有权证是由原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92年5月14日颁发，该房产证载明：水西门街80号房屋由刘根伴、刘四货和刘秀英三人共有。1992年10月28日，刘根伴、刘四货、刘秀英三人共同作为卖房人，与买房人吴世源签署《房屋买卖契约》，契约中明确载明“随产权证壹纸，共有证二纸”，由此可以证实原告在当时就知道00××97号房产共有证的存在。其次，在之前杏花法院审理的刘四货诉太原市房产管理局撤销房登记所有权证一案中，原告刘四货所述亦能证实其明知该房产共有证的存在。第三，原告与山西恒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22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036号）“其它条款”部分明确约定“以上款项为三个产权证的临时过渡费和搬家费总计为一万零伍百元整”，由此也可以看出，原告在2008年7月22日之前已经明确知晓房产共有证的存在以及分割办理为三个产权证的事实。二、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在1992年5月14日为刘根伴、刘四货及刘秀英办理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距离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超过二十年。本案中，被告系在1992年5月14日为刘根伴、刘四货及刘秀英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原告知晓该具体行政行为，其提出本案行政诉讼已远远超过法定三个月的诉讼时效即便原告不知情，该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起至原告起诉之时已超过20年，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在庭审中的举证材料有：1、1992年4月10日刘根伴、刘四货、刘秀英太原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及审核意见表2、争议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3、刘根伴等三人交款凭证4、申请登记原告提交的要件材料5、争议房屋存在私建被南城区建设局进行处罚的文件6、原告刘四货别名为刘建军，要求此次产权登记人为刘四货的申请书及东风招待所证明7、产地基租赁证及承租公地契约8、继承房产权利书9、太原市房地产平面图10、产权证存根11、房地产平面图面积计算表12、市房登办字1990年4号文件。以此证明被告根据刘根伴、刘四货、刘秀英的申请，依据相关规定颁发的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庭审质证时，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证据1至5原告不知情，该申请书上没有原告的签字，原告根本没有刘建军的名章。对证据6认为原告没有在东风招待所工作过，原告也未写过将刘建军改为刘四货的申请。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8认为原告没有在该权利书上签字和盖过章，不予认可。对证据9至11认为没有见过，不知情。对证据12没有异议。第三人刘秀英、刘根伴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未提出异议，并陈述，办证时是三个人一起去房产部门办理的，招待所出具的证明是原告本人向房产部门提供的，也是三人一起去提交的，领房产证和保持证时也是三人都在场，各自领了各自的。被告对原告的质疑予以辩驳，认为本案房屋属于初始登记，按照当时的规定，要求签章，原告提交了由刘建军改为刘四货的相关证明，原告是知情的。本案审理中，原告除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样外又向本院提交了被告的行政上诉状、杏花区法院的两份判决书，予以证明其对涉案产权证不知情。遗嘱公证申请书，证明按老人遗愿，不是每人三分之一。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但认为遗嘱公证申请书，没见过。第三人刘秀英、刘根伴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为两份判决书是未生效的判决书，但可以证明原告已超过诉讼法时效。对遗嘱公证申请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刘秀英、刘根伴除与被告提交的一样外又向本院提交了涉诉房屋买卖协议、土地登记申请书、由刘四货盖章要求将房产证分户的申请书、太原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委托书、刘四货的行政起诉书、杏花法院的行政裁定书，予以证明原告刘四货对涉案房屋产权证是知情的。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认为对房屋买卖协议，不知道有协议，但知道有卖房之事。对申请书认为自己没有写过申请。对其他证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对产权证是知情的。被告认为房屋买卖协议可以证明原告是知情的，且已过了诉讼时效。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太原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中，均是刘建军（原告刘四货的曾用名）、刘秀英、刘根伴的印章，未有签字和指纹，庭审中原告刘四货认可刘建军是自己的曾用名，但其从来没有过刘建军的印章。故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反映办理房屋登记申请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以下事实，原告刘四货及第三人刘秀英、刘根伴系兄妹关系。其父母均已去世，留有水西门街80号院北平房两间，南平房两间。1992年5月14日被告依据刘四货、刘秀英、刘根伴的申请，给该三人颁发了太原市水西门街80号院北平房两间、南平房两间的并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00461、00462共有人保持证。庭审中，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太原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均是刘建军（原告刘四货的曾用名）、刘秀英、刘根伴的印章，未有签字和指纹。2011年9月7日原告刘四货向杏花岭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根据03××97号房屋所有权证为第三人刘秀英、刘根伴分割的房屋所有权证，现该案终止审理。本案诉争的房屋现拆迁。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太原市房产局是本市房屋登记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具有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主体资格。被告提交法庭的涉案房屋登记资料中有关原告提交的登记材料均没有原告本人签字、捺印，仅加盖有“刘建军”印鉴，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加印的“刘建军”印鉴系原告所持有或加印，原告刘四货于2011年9月7日向杏花岭区法院提起诉讼的过程中，才得知被告颁发的03××97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具体行政行为，且其本人对有关涉及个人申报的登记材料中加盖“刘建军”印鉴的书证均不予认可，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房屋登记系原告真实意识表示。视为原告未对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提起过申请，被告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依据该申请材料颁发并房权字第××号太原市房屋所有权证和房权共字第××号、00462号共有人保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视为主要证据不足。关于原告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间问题，查明的事实表明，涉案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自1992年，原告首次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1年，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到提起诉讼未超过最长20年起诉期限的规定，被告以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为刘根伴、刘四货、刘秀英颁发的并房权字第××号房产所有权证。二、撤销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为刘四货、刘秀英颁发的权共字第××号、00462号共有人保持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负担，原告已预交，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判决后，太原市房产管理局、刘四货、刘秀英不服，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二审认为，行政相对人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时开始计算。同时法律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是有限的，公民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提起诉讼的，不再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上诉人市房产局为上诉人刘根伴、刘秀英及被上诉人刘四货核发并房权字第××号房产所有权证（刘根伴执此证）及房权共字第××号房屋产权共有人保持证（刘秀英）、房权共字第××号房屋产权共有人保持证（刘四货）的具体行政行为于1992年5月14日作出，2012年5月13日已满20年。2012年5月14日刘四货向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自己对上述三个房证根本不知情，也从未申请办理过该证，请求判决予以撤销。刘四货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2）迎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刘四货的起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五十元由原审原告刘四货承担。申请再审人刘四货申请再审的理由是，二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对涉及不动产的起诉期限是20年，本案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理由如下：1、行政诉讼法对于期间的起算没有具体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应当参照的规定执行,因此即使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间为1992年5月14日,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本案应当从1992年5月15日起算时效。二审法院认为2012年5月13日已满20年的认定是错误的。2、申请人在2012年5月10日，已就本案所涉发证行为向杏花岭区法院行政庭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书面申请，后承办法官告知应当另案起诉，申请人马上起草起诉状，向杏花岭区法院提出起诉。因2012年5月12、13日是周六和周日，所以杏花岭区法院在周一（2012年5月14日）正式受理本案。根据民诉法规定，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的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所以，即使5月13日期间届满，14日法院受理，依法也不为过期。3、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生效日期没有查清，无法确定期间起算日。申请人所诉该具体行政行为，即涉案房产证的落款日期是1992年5月14日，但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送达给当事人的时间。国家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日期不能以落款时间计算，而应当以其向当事人送达时间视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被申请人应当提供送达文书来证明，其不提供具体送达时间，就应当承担对不利的法律后果。（二）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被申请人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的答辩意见是：太原市房产管理局颁发并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程序合法有效。198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房屋总登记工作，太原市从1989年正式开始总登记工作，成立了发证领导组，专门负责发证工作。由于历史原因，大量房屋建设手续不全，无法按照法律规定提交相关材料，无法办理房产证，为了解决实际办证问题，发证领导组下发了市房登办第4号文件，用于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办证，此文件是当时颁发房产证的主要依据，也是本案争议房屋颁发房产证的法律依据。根据房屋档案记载：1992年4月10日，刘根伴、刘四货、刘秀英向太原市房产局提出办证申请，提交的主要材料有，1、太原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依据的是的办证情况，申请书不要求本人签字，只要求加盖名章）、2、产地基租赁证、3、城建部门的处罚决定书（对违章的处罚，是对刘根伴、刘四货、刘秀英三人的共同处罚决定）、4、继承产权权利书及其他材料。以上材料能充分说明房屋的产权来源情况，房管局依照4号文件的规定予以颁证，程序是合法有效的。现刘四货主张其不知情的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主要服务产权档案完整，不缺少必要的办证材料。继承书、处罚文件、地基租赁证、申请书等材料均是针对其兄妹3人，刘四货不可能不知情。2、现在房产档案上没刘四货本人的签字是当时办证特殊环境造成的，根据当时申请表格看，不需要本人签字，仅需要名章。3、从争议房屋的实际使用看，其他兄弟姐妹均搬走另住，只有刘四货本人除房产证外，无任何其他材料可以证明房屋产权状况，房屋拆迁时需要核对产权情况，刘四货主张其不知道办理过房产证，明显不合理。现争议房屋已拆除，并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早已作废，不具有可撤销性。刘四货于2012年起诉也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原审第三人刘秀英的答辩意见是：1、关于本案的时效问题。本案究竟应当适用那种诉讼时效，主要取决申请人刘四货对太原市房产管理局颁发036697房产证的性质行为是何时知道的。（2011）杏行初字第27号和第28号判决书中都清楚记载着，在2011年10月11日杏花岭区法院因另一起行政案件开庭时，刘四货自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太原市房产管理局对原有房产证分为三证的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1992年10月28日《太原市南城区人民政府房契》证契字第4号在明确记载“随产权证壹纸、共有证贰纸”表明，原告当时对房产证的存在十分清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9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也就是说，无论从1992年10月28日起算，还是从2011年开庭之日起算，原告应当最迟在2012年1月10日前提起行政诉讼。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设置的时效底线，绝对不是为了让公民滥用权利，如果随意适用最长行政诉讼时效，会导致行政行为的不确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性。原告于2012年5月14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2、关于涉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本案被告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按照当时的相关工作制度和要求，按照规定审查了原告和第三人的申请材料以及原始地契和地基登记证，因原告的名字不符，还要求申请人出具了更名的证明材料，其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其发证行为是依法履行职责的合法行为。本案从程序上来说原告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从实体权利来说原告用现在的法律规定来否定特殊时期的特殊签章形式，严重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请法庭依法对原告的请求予以驳回。原审第三人刘根伴的答辩意见与刘秀英的答辩意见一致。经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申请再审人刘四货及原审第三人刘秀英、刘根伴系兄妹关系。其父母均已去世，留有水西门街80号院北平房两间，南平房两间。1992年5月14日，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依据属名刘四货、刘秀英、刘根伴的申请，给该三人颁发了太原市水西门街80号院北平房两间、南平房两间的并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00461、00462共有人保持证。庭审中，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向法庭提交的太原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均是刘建军（原告刘四货的曾用名）、刘秀英、刘根伴的印章，未有签字和指纹。1993年6月21日，署名为刘根伴、刘四货、刘秀英三人向太原市房产管理局递交申请一份，申请将原共有证分为三户，领取各自独立的房产证。据此，太原市房产管理局颁发所有权人为刘秀英的并房权字第××号《房产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刘四货的并房权字第××号《房产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刘根伴的并房权字第××号《房产所有权证》。上述房屋一直由刘四货占有使用。2008年7月，本案房屋拆迁。2011年5月，刘根伴起诉开发公司及刘四货要求补偿安置。在该民事诉讼过程中，刘四货得知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为刘根伴、刘秀英发放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遂以不知道太原市房产管理局曾经发过产权证，没有其签名，没有见过房产证为由，于2011年9月7日向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编号为0002045、0002047的《房产所有权证》。2011年11月14日，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1）杏行初字第27号、第2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为第三人刘秀英、刘根伴颁发的并房权字第××号、第××号《房产所有权证》。判决后，太原市房产管理局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4月11日作出（2012）并行终字第8号、（2012）并行终字第16号行政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1）杏行初字第27号、第28号行政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重审过程中，以诉争的并房权字第0002045、00××47号《房产所有权证》系依据并房权字第××号《太原市房屋所有权证》分割而来，本案应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于2012年5月21日作出（2012）杏行重字第2号、第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中止审理。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除原判所列证据外，还有并房权字第××号、第××号、第××号《房产所有权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1）杏行初字第27号、第28号行政判决书、（2012）杏行重字第2号、第3号行政裁定书、本院（2012）并行终字第8号、（2012）并行终字第16号行政裁定书、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立案登记表及（2012）杏行初字第15号案件移送函在卷佐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是本市房屋登记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具有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主体资格。根据《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共有的房屋由共有人共同申请登记；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除需依照房屋所有权登记机关规定格式填写申请书外，必须按规定出示个人身份证件、交验取得房屋所有权的证件。房屋所有人因故不能亲自在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可委托代理人代办。登记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委托书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提交原审法庭的涉案房屋登记资料“太原市私有住房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产地基租赁证、城建部门的处罚决定书、继承产权权利书”中的申请均由一个人填写，有关申请再审人刘四货提交的登记材料均没有刘四货本人签字、捺印，仅加盖有“刘建军”印鉴，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加印的“刘建军”印鉴系刘四货所持有或加印。同时申请材料中载明刘建军系“待业”和东风招待所证明刘建军是该单位的职工不符；申请材料中刘根伴、刘秀英、刘建军继承房产情况“共有不分”与太原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的03××97号房产所有权证、00461、00462号共有人保持证备注栏中，特别注明“持此证应得份额为共同共有的房产中的三分之一”的内容不符；且刘四货申请材料中“1992年6月29日将刘建军改为刘四货”的申请和1992年6月29日东风招待所“刘建军是该单位的职工，确系原名刘四货，因别名刘建军，请给更正为刘四货。”证明的时间，在太原市房产局1992年5月14日颁发03××97号房产所有权证和00461、00462号共有人保持证的时间之后，且更改姓名的证明应由公安机关出具，而不应由一般单位出具。在原审开庭过程中，刘四货对太原市房产局颁发的03××97号房屋所有权证书具体行政行为有关涉及本人申报的登记材料中加盖“刘建军”印鉴的书证均不予认可，否认其去太原市房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房产登记，不知道有具体行政行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述称，申请的时候是三个人都要到场。发证有签收程序，有记录，发证领取的记录不计入档案，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在本案再审过程中，刘四货述称其本人未去过太原市房产局，也未写过申请、盖过章。其从来没有在东风招待所工作过，也未写过将刘建军改为刘四货的申请，认为申请登记资料不真实。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局述称，申请房产登记应该需要本人到场。当时的办事人员已经退休，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人是否到场。综上，涉案房屋登记资料不能证明刘四货亲自到太原市房产局申请办理登记。申请房屋登记资料中也无刘四货的身份证明和因刘四货不能亲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委托代理人代办的授权委托书。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登记系刘四货真实意识表示，视为申请再审人刘四货未对涉案房屋产权申请登记，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依据属名刘根伴、刘建军、刘秀英的申请材料颁发并房权字第××号太原市房屋所有权证和房权共字第××号、00462号共有人保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视为主要证据不足。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提供的市房登办字1990年4号文件和太原市南城区建设局关于对房产登记中违章建筑的处理决定，经查，只能证明对违章建筑房产的处理和违章建筑房产所有人（刘根伴、刘建军、刘秀英）经处理后有权利申请所有权登记，并不能证明刘四货作为共同申请人之一申请办理过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太原市房产管理局提供的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必然的关系，对此，本院不予采纳。太原市房产管理局关于其颁发并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程序合法有效的辩解意见，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申请再审人刘四货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间问题。行政诉讼起诉权是当事人的重要权利，主张当事人在特定时间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采用较高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本案的起诉期间应适用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不超过20年的起诉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本案被诉房屋登记行为作出的时间为1992年5月14日。按照上述法律规定20年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在次日，即1992年5月15日。本案申请再审人刘四货无论从1992年10月28日知道，还是从2011年知道首次提起诉讼起算，其在2012年5月14日前起诉，均未超过20年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从本案被申请人太原市房产管理局提供的证据看，没有证据证明告知过申请再审人刘四货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给刘四货送达的时间，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刘四货是在2011年另外一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才得知本案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刘四货提起本案的诉讼时间为2012年，故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申请再审人刘四货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二审裁定认定原审原告刘四货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继而驳回刘四货起诉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2）并行终字第50号行政裁定；二、维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2）迎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滕 青审 判 员  师荣光代理审判员  郭朝艳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崔晓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