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2民终84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国利，男，1968年12月3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河北省迁安市。
委托代理人：王金双，河北康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绍辉，男，1965年9月2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河北省迁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丙江，男，1970年1月1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河北省迁安市。
李绍辉、张丙江委托代理人：张文江，河北弘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国利、李绍辉、张丙江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2015）安民重字第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李绍辉与被告张丙江因工程建设的需要从原告吕国利处租赁模板等租赁物，2011年6月30日，被告李绍辉与原告吕国利签订《钢模板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李绍辉租赁原告吕国利的钢模板等产品，合同中对租赁产品的名称、型号、每块产品原值、每日租金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合同约定提货人为刘某，收货人为宋佐新。合同签订后李绍辉、张丙江陆续租赁原告吕国利的钢模板等租赁物。庭审中原告吕国利提交了36张提货单，原告主张这36张提货单中的货物均由二被告使用，二被告辩称原告提交的提货单中有一部分货物是由田某租赁使用，与二被告没有关系，对原告提交的提货单中有李绍辉、宋佐新签字的两张提货单认可，对其余没有李绍辉、宋佐新签字的提货单不予认可。原告吕国利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出庭作证陈述有时候是被告李绍辉给其打电话让他到原告处拉货物，有时候是原告吕国利给其打电话让其到被告处送货，其运输货物的费用有时候由被告李绍辉给付，有时候由原告吕国利给付，刘某陈述其也为其他的案外人从原告处拉过租赁物。二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请证人田某出庭作证，证人田某出庭作出陈述其承建滦县和庄小学工程，因需要租用模板等物品而由李绍辉将其介绍给原告吕国利，其与吕国利达成口头租赁合同，其让刘某到原告吕国利处拉模板等租赁物，同时证人田某提供了其手中有12张从原告处租赁货物的提货单，经庭审质证田某手中的12张提货单与原告吕国利提交的36张提货单中的12张提货单是一致的。
庭审过程中原告吕国利主张丢失物的租赁费计算至起诉之前的日期2014年4月17日，二被告辩称丢失物租赁费应计算至最后一次退货日2012年9月8日，二被告为证明自己主张申请证人王某、李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出庭作出陈述2012年9月8日前被告承建的所有工程均已完工，其中2012年6月燕钢工地完工，2012年7月份野鸡坨工地完工，2012年9月8日前绍家营工地（实际为武各庄工地）完工，2012年9月8日王某和李某二人到吕国利处最后一次退货，最后一次退货时其告知吕国利兄弟能退的货物全部已经退还，差额部分是丢失物按价赔偿；证人李某出庭作出陈述2012年9月8日其与王某二人到原告处最后一次退货，当时王某告知吕国利兄弟能退的货物均已经退还，差的货物丢失了按价赔偿。
另查明，被告李绍辉、张丙江已给付原告吕国利租赁费1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钢模板租赁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提交的36张提货单中有部分提货单有被告李绍辉、张丙江签字，有部分提货单有二被告工地人员王某、李某、李昆霖、张会新等人签字，有部分提货单只有刘某签字。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为只有刘某签字而没有被告人员签字的提货单部分，原告吕国利主张按照双方签订的《钢模板租赁合同书》约定提货人为刘某，只要是刘某提货的部分均应视为二被告提货，二被告主张按照双方签订的《钢模板租赁合同书》约定提货人为刘某，收货人为宋佐新，只有有宋佐新签字或被告李绍辉签字的提货单才能证明提货单中的货物是运送至二被告处由二被告使用。本院认为刘某从原告处提货的行为并不能直接认定为是二被告的提货行为，因刘某陈述其也为其他的承租方从原告处拉运货物，且刘某提运货物有时是受原告吕国利指示，有时受被告指示，刘某的运费也是有时由原告吕国利支付，有时由被告支付，且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钢模板租赁合同书》中同时约定了提货人和收货人，因此不能将刘某所有的提货行为均视为二被告的提货行为，应根据货物实际运送至何处、由谁使用来认定由谁承担给付租赁费的责任。田某出庭证实原告提交的36张提货单中有12张提货单中的货物是田某让刘某到原告处提货，刘某将货物运送至田某处，由田某使用了该12张提货单中的货物，因此因该12张提货单中的货物所发生租赁费不应由本案二被告承担，原告应另案主张。原告提交的其余24张提货单，在本院对被告李绍辉的调查笔录中被告李绍辉认可这24张提货单中的货物是由二被告使用。原告提交退货单37张，其中有16张为案外人田某退货，有21张为本案二被告退货。因此本案中计算二被告提货退货情况时应根据原告提交单据中的提货单24张、退货单21张为依据。原告吕国利对证人王某、李某的出庭证言不予认可，但是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两位证人陈述的不属实，故对证人王某、李某的出庭证言本院予以采信。二被告从原告处租赁货物用于燕钢工地、野鸡坨工地、绍家营工地（亦为武各庄工地），根据证人出庭证言以及被告提交的燕钢工地的证明证实上述工地在2012年9月8日前均已完工。综上，本院认为2012年9月8日前被告工地均已完工，2012年9月8日系被告最后一次退货时间，之后被告未退过货物也未提过货物，2012年9月8日最后一次退货时被告告知原告租赁站工作人员能退的货物均已退完，差额部分属于丢失物不能退还按价赔偿，因此本案租赁费用应计算至2012年9月8日。二被告主张按照现行市场价格对丢失物进行赔偿，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产品丢失，除照收租金外，按产品原值120%赔偿，现原告起诉要求按照产品原值赔偿符合合同约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维修费按照具体情况分别为1元或3元，原告主张的维修费未超过合同约定的维修费标准，本院予以支持。2011年9月15日被告给付租赁费10000元，2012年12月12日被告给付租赁费5000元，原告主张2011年9月15日给付的10000元租赁费系给付本次租赁关系发生之前的租赁费，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本院认定被告已给付租赁费的数额为15000元。原告主张自2014年4月18日起至判决确认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庭审查明认定的二被告从原告处提货、退货情况，二被告共应付原告租赁费54058.81元、丢失物赔偿费60010.2元、维修费3615元，合计117684.01元，扣除被告已经给付15000元，二被告再应给付原告102684.01元。遂判决：一、被告李绍辉、张丙江给付原告吕国利租赁费、丢失物赔偿费、维修费102684.01元，并自2014年4月18日起至判决确认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吕国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25元，由被告李绍辉、张丙江负担2654元，由原告吕国利负担11071元。
判后，吕国利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上诉人是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并非案外人田某。二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将从上诉人租赁的货物转给其他工地、人员使用，根据合同相对性，应由二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租赁费。二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田某之间是何关系与本案无关。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张中的部分欠款应另案主张，证据不足，有悖事实。上诉人与案外人田某并不认识，一审法院也未核实何庄工地是否为田某承建，单凭田某个人陈述认定无法核实真实性。第一次一审时田某的调查笔录与重审时田某的证人证言相矛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李绍辉、张丙江答辩称：1.送到田某工地的租赁物与李绍辉、张丙江无关，是他们自己联系的。2.吕国利与田某是否签合同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吕国利上诉状中的其他内容无事实根据。关于田某证词的问题，在原审及重审中田某已经说明田某的证明是在收买和没有票据的情况下做出的，田某明确说明以后来的笔录为准。假如本案追加田某，诉讼请求仍然是99万，比李绍辉、张丙江工程款的数额还大。假如99万的诉讼请求成立的话，他们说的将剩余货物都返还给田某了，那么他们说的假话就变成真事了，他们想把田某租赁的事实扯到本案中与事实不符。
李绍辉、张丙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重审判决将案外人田某的租赁费从本案中分离出是正确的，但确认的租赁费数额54058.81元错误，应为32648元。原审确认的丢失物赔偿费60010.2元及维修费3615元没有依据，对丢失物品的数量、名称、单价没有查清。2.原审判决“自2014年4月18日起至判决确认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上诉人认为不合理，上诉人不应给付利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吕国利答辩称：1.李绍辉将租赁物转租到何庄工地属于合法转租，田某以李绍辉名义自吕国利处承租和退还租赁物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2.对于租赁期限，李绍辉、张丙江并未提出工地完工或要求结算的证明，并且李绍辉有多个工地轮换使用租赁物，仅以退货单作为租赁期限的终止日期不符合交易习惯，吕国利在货物未退请之前无法预知是否是承租方的最后一次退货。李绍辉从未提出停工结算的要求。
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吕国利向本院提交：证据一，2014年6月16日吕国利与李绍辉的手机通话录音，证明李绍辉合法转租仍然应对转租物品向吕国利承担支付租金和租赁期届满时返还租赁物的义务。证据二，2014年11月24日吕国利、田某、全云阁的录音证明，证明李绍辉对何庄工地租赁的租赁物有偿还责任。对田某使用的租赁物也进行了部分拆除（6米管）。田某并没有以自己名义与吕国利订立租赁合同。证据三，2014年9月3日吕国利-
田某的录音证明，对田某使用的租赁物也进行了部分拆除（6米管）。田某并没有以自己名义与吕国利订立租赁合同。并未以自己名义在吕国利提过货物，与其开庭证言相互矛盾。其在吕国利处使用的租赁物都是以李绍辉名义，构成表见代理。证据四，2014年6月20日吕国利和李绍辉的录音，证明李绍辉在燕钢有多个工地，依然在使用租赁物。证据五，李某证言，证明李绍辉在燕钢有多个工地。证据六，陆小静和王金双对刘某做的调查笔录，证明1、刘某在李绍辉和吕国利的合同中只代表李绍辉提货，按其指示将除一车送到野鸡坨工地，余16车货全部送到李绍辉的燕钢工地并且交付给了李绍辉，李绍辉将17车货物的运费已经结清。2、刘某不认识田某，也没有为田某在吕国利处拉过货物。为李绍辉从别的租赁站租赁同种类租赁物运输到何庄过，并且李绍辉让找田某等人签字。3、李绍辉在燕钢有好几个工地。4、刘某也与吕国利与其他人工地之间租赁合同有运输合同关系。证据七，2012年1月21收据，证明田立辉交租费也是以李绍辉名义。李绍辉、张丙江质证意见：除证据五外的其他证据属于超期举证，不予质证。证据五与本案无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2011年6月30日，吕国利与李绍辉签订的《钢模板租赁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吕国利在本案中提交的提货单中有部分提货单系上诉人李绍辉、张丙江签字，有部分提货单有上诉人李绍辉、张丙江工地工作人员王某、李某、李昆霖、张会新等人签字。二上诉人称按照与吕国利签订的《钢模板租赁合同书》约定提货人为刘某，收货人为宋佐军，提货单中只有宋佐新签字和李绍辉签字才能证明货单中的货物运送至李绍辉、张丙江的工地由其使用，但上诉人李绍辉、张丙江未提供充分证据对有张丙江签字及其工地的工作人员在提货单上签字的提货单予以反驳，故上诉人李绍辉、张丙江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吕国利称其与案外人田某并不认识，未与田某签订过租赁合同，未将租赁物租给田某使用，田立辉给付的5000元租赁费是李绍辉让其给付的，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上诉人吕国利在一审法院重审本案时，向一审法院写出书面追加被告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追加田某为被告参加诉讼，发现有部分租赁物为田某租用，该部分租赁费及相关费用应由田某承担，说明吕国利对部分租赁物给田某使用予以确认，其主张未将租赁物租赁给田某使用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重审时吕国利的证人刘某出庭证实，其从吕国利处提运货物，有时是受吕国利的指示，有时是受李绍辉的指示，有时运费是吕国利给付，有时是李绍辉给付，刘某陈述其也为其他案外人从吕国利处拉运过租赁物，因此不能将吕国利提供的有刘某签字的36张提货单均视为上诉人李绍辉、张丙江使用。综上，结合吕国利追加被告田某参加诉讼的申请和田某认可使用了12张提货单中的租赁物，上诉人吕国利主张的租赁费、维修费、赔偿费合计301248.75元，全部费用由上诉人李绍辉、张丙江承担给付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8826元，由上诉人吕国利负担5819元；由上诉人李绍辉、张丙江负担300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庆武
审 判 员 沈 军
代理审判员 许永委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