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青0105刑初211号
公诉机关：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某，男，汉族，1958年5月2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系青海省西宁市村民。系本案被害人。
委托代理人：宋长君，男，汉族，1980年9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系青海省西宁市村民。系被害人之子。
被告人：蔡宝良，男，汉族，1972年1月5日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公民身份号码：×××），初中文化程度，系青海省西宁市村民。2018年2月7日因本案被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2月15日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建北。
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北检公诉刑诉（2018）19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蔡宝良犯故意伤害罪，于2018年7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妥银梅、李志芹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宋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宋长君，被告人蔡宝良及其辩护人李建北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7月15日18时许，在西宁市城北区孙家寨花儿会会场，被告人蔡宝良酒后因琐事与宋某1等人发生纠纷后，用石块将宋某1左眼打伤，经司法鉴定被害人宋某1的伤情为重伤二级。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宝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予以惩处。
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如下证据支持指控：
1、书证：
（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蔡宝良系成年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蔡宝良系抓获归案。
（3）报案材料，证实被害人宋某1向公安机关报案，报称2015年7月15日16时左右，在孙家寨花儿会上，酒后与不认识的人发生纠纷，后被打伤。
（4）孙家寨村委会考勤表及工资发放表，证实2015年7月15日，被告人蔡宝良在花儿会现场执勤维持会场秩序。
（5）二十里铺派出所出具的二份办案说明：2018年5月20日的说明证实案件时间跨度大，未调取到出警记录，经与出警民警了解，接到报警时间为2015年7月15日19时许，到达现场后被害人宋某1由120送往医院救治。2018年6月1日的说明证实A、案发当日出警记录，报警电话已经停机，不知道报案人是谁；B、证实宋某22016年11月9日辨认笔录，首页见证人为吕亚伟与第二页见证人签字为郭龙、吕亚伟；汪某12016年12月13日辨认笔录，首页见证人为常有军，第二页见证人为郭龙，是因为办案民警笔误所致；C、证实2018年2月7日证人汪某1、宋某2、被害人宋某1现场辨认地点是在分局，笔录制作是在派出所，导致笔录内容和视频录音录像时间不一致。
2、证人证言：
（1）汪某1（2015年7月22日）第一次陈述，证实“2015年7月15日18时30分许，在孙家寨花儿会上，伯伯（宋某1）和四个人（两男两女）在吵架，几分钟后，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过来，车上下来三男（其中两人衣服颜色差不多），衣服颜色差不多当中的一个人从地上捡了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上面有好几个尖尖，他拿着东西跑过去，砸到伯伯（宋某1）左侧眼眶上，当时眼睛处就流血了”、“伯伯是被铺路的那种手掌大的水泥块打伤的”。
汪某1（2016年2月13日）第二次陈述笔录，证实“2015年7月15日18时左右到达孙家寨花儿会场，婶婶吴某来接我，后在会场看到家里的人和对方两男两女发生争吵，吵完后对方的人离开了，过了五分钟左右，对方来了三个男人什么话都没说就打宋某1，把宋某1打倒以后，四婶韦某过来劝架也被打了，我叔叔准备把人拉开也被打了，打完后对方的人就跑了，我看见大伯宋某1坐在地上捂着左眼，脸上流了很多血，然后就报警了”、“打宋某1的人大概50岁，身高170、穿白色衬衣、灰色裤子”、“打到宋某1眼睛上的是用来铺马路用的沥青块，大概10厘米左右，形状不规则，边缘有突出”。
（2）证人宋某2（2015年7月22日）第一次陈述，证实“2015年7月15日中午，与媳妇吴某、张财等7人在花儿会场一张桌子上吃喝，快16点的时候，张财准备离开时，和两个女的发生了争执，张财说他的包被人拿走了，正说话时，这俩女人就走了。然后又过来一个矮个子女的，张财一把抓住，说是和前面那俩女的是一起的，那女的说他不认识前面俩女的，这时进来了四男三女，进来就打张财，还打韦某，……我听见我媳妇喊，说把我哥（宋某1）打坏了，我看见我哥捂着头在地上蹲着，远处有6.7个人已经走了，其中还有一个女的”、“我没有看到谁打宋某1”。“当时我看到有一个身高175cm，梳着分头，头发光亮的男子，穿着个白衬衣，他还有想打架的意思，嘴里一直说打啊打的，我给他说，我们的人你们打成这个样子了，要打了你们再就打，我说完这个话他就走了，这个说话的人我看见他一定能认出来”。
宋某2（2016年11月9日）第二次陈述，证实2015年7月15日在花儿会现场，与宋某1、韦某、吴某、张财及他的三个朋友一起喝酒。事由是张财和一个女的有矛盾，引起打架，看见对方有两个女的一起打张财，对方三个男的将我弟媳打倒在地，我赶紧过去拉他们，我把一个男的肩膀拉了一下，然后后面一人把我头上一石头打倒了，我起来去追赶，那男的钻到树林里了。我哥上厕所刚回来，看见我们都被打了，我哥也急了，就上去拉对方的人，结果我哥被其中的一个男的用比较尖的石头打到我哥哥脸上了，当时我哥哥就蹲在地上捂着脸，对方看到我哥哥脸上出血了，就坐着车跑掉了。“打宋某1的人大概40多岁，较瘦，身高175，穿白色衬衣，灰色裤子”。
宋某2（2018年2月8日）第三次陈述，……我看见有人打我媳妇，我冲着我媳妇那里去了。我哥哥这个时候才过来，看见我们被人打了就过来拉对方的人，我看见六、七个人围着我哥哥宋某1在打，有个男的用一个砖头还是石头的东西，打到我哥哥眼睛的位置上了，我哥哥蹲在地上手捂着，血流了出来。……打我哥的不知道叫啥名字，年龄在40多岁，身高175左右，梳着分头，头发背过去，挺光亮，穿白色衬衣，灰色裤子。
（3）证人赵某（2016年7月22日）第一次陈述笔录证实，2015年7月15日18时左右我接到蔡宝良电话，在电话里他对我说被人打了，让我赶紧过去。我开车随后到了花儿会场，看见会场边上的草地上躺着一个老头，老头旁边还站着一男一女，当时老头的左眼受伤了，脸上都是血。看蔡宝良不在以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打了几次都没有人接，过了一会儿警察和120都来了，120把老头拉走了。22时左右，我去了蔡宝良家里，他头上也受了伤。蔡宝良跟我说在花儿会场上，和三个人打架了，打的时候他从地上捡起来了一块石头，砸了一石头，再详细的情况他也没说，后来就叫了一个车去医院了。蔡宝良当时喝酒了，但是应该也没醉。
证人赵某（2018年2月6日）第二次陈述笔录证实，2015年7月15日18时左右我接到蔡宝良电话，在电话里他对我说被人打了，让我赶紧过去。挂了电话我开车随后到了花儿会场，在现场看见一个老头坐在道牙石上，左手捂着眼睛，脸上还流着血，老头旁边还站着一男一女，也是喝了酒的，我转了一圈没看见蔡宝良，听在场的人说是和郭家塔村的人打架了，我就开车回家了。到了22时许，蔡宝良又给我打电话让我送他去医院，我就徒步去了蔡宝良家，看见蔡宝良坐在沙发上，他对我说在花儿会上和别人打架了，在打架的过程中蔡宝良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就砸到了一个男的脸上了，再详细的没说，坐了一会儿，蔡宝良叫了一辆车送他去医院，我也就回家了。蔡宝良当时喝了酒，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反正我看见蔡宝良头上有伤，家中的脸盆里有洗完伤口留下的血水。
（4）证人吴某（2015年7月22日）陈述证实，2015年7月15日18时30分许，在花儿会场上，宋某2、吴某，弟媳韦某，张财及其三个朋友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饮酒，宋某1等四人在另一张桌子上坐着。后来我去接侄女汪某1，回来时看见张财和一个女的（黄头发）在吵架……我和汪某1在出来茶园的路边站着，宋某2、韦某、宋某1三个也出来了，我们准备走时，前面打我的黄头发女子拉走的三个男人又过来了，没说几句话就开始打人了，我一直在劝架，转头的时候看见我哥哥满脸的血在路边蹲着，……“我没有看见谁打的宋某1，当时太乱了”。
（5）证人张某（2018年2月7日）陈述，证实2015年至2017年任村长，2015年7月15日当天在花儿会场执勤，18时左右花儿会散场后，听说会场打架了，又返回会场，看见警车和警察，还有一个老头坐在地上低着头，老头脸上流着血，后来救护车来拉走了。并证实当天花儿会场执勤的人有蔡宝良、赵某、顾惜云、赵占海、张胜翔等。
（6）证人顾某（2018年5月30日）陈述，证实蔡宝良案发当天在花儿会场执勤，穿的白衬衣，灰色裤子，黑色皮鞋。
（7）证人汪某2（2018年5月30日）陈述，证实蔡宝良案发当天在花儿会场执勤，穿的白色短袖衣服。
3、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宋某1（2015年7月21日）第一次陈述，“2015年7月15日12时左右，我和宋积山、宋积山妻子胡永海去孙家寨花儿会场，到了以后我们看见我兄弟媳妇韦某、宋某2、宋某2媳妇吴某、张财正在花儿会场里喝酒，我们就在会场里小舞台的西侧空着的桌子坐下了，离我兄弟宋某2的桌子不远，坐下后我们要了一扎啤酒和一瓶白酒以及一些吃的，边划圈边吃了起来，大概喝到16时左右，酒差不多都喝完了，我就跑到小舞台上去唱花儿，边唱边跳，然后去上了个厕所。从厕所回来后，听见韦某、吴某在喊说打架了，然后我就马上走过去了，过去以后我的左眼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后面的事就不知道了”、“打架发生的时候我差不多喝醉了”、“我当时左眼和右眼都受伤了，现在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大夫说后期有可能要摘除”、“当时被什么人打的，被什么东西打的，我当时有点醉，现在都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回事”、“当天韦某、吴某也喝酒了，但没喝醉，当天打架的事她俩可能最清楚”。
（2）宋某1（2018年2月7日）第二次陈述，2015年7月15日17时许，我和宋积山及宋积山媳妇在孙家寨花儿会场一个茶座上喝酒，当时看见我兄弟媳妇韦某、宋某2（弟弟）、吴某他们也在那里喝酒，我们这桌喝完之后散了，我去十几米外的一个厂门后小便，出来后听见前面在吵架打起来了，我过去看我弟弟宋某2，我弟媳吴某正在和别人打架，我当时想上去劝劝，问一下怎么打起来了，突然从我的左侧打过来一个硬物，飞过来的还是别人抓着打过来的我也没看到，一下就打在我的左眼的地方，一下把我打懵了，我转头看见一个人，应该就是这个人打的我，这个人看我出血了，马上就往远处跑了，我当时太疼了，先蹲下，然后就躺倒在了地上，后来就被送到了医院……“是什么硬物伤到我我没看见，在当时现场的时候，有人在说对方拿着砖头呢，会把你们打坏的，别打了，我想打我的就是砖头”、“我当时被打的时候，马上转头看了一下，看到了那个人，具体衣着记不清了，但是我看见他能认出他，他打完我就直接跑了”、“和我弟媳打架的是什么人，当时混乱的很，有好多人在打架，我记不清有几个了，我一个也不认识”、“打我的人身高不高，体型中等，头发长短衣着颜色我记不起来了，也没什么其他特征”
4、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蔡宝良（2018年2月7日）的供述，证实2015年7月15日在孙家寨花儿会场执勤，15时左右李武业叫我去花儿会喝酒，喝到18时许，我喝的差不多了，花儿会也散场了，我就准备往家走，走了没多久，看见两帮人在打架，就上去劝阻，当时喝的有点晕晕乎乎，刚到打架的跟前，不知道被谁打到头上一下，我就晕倒在地上了，大概晕倒了十几分钟，醒来后没有见到警车和120的车，也没见到其他受伤的人，当时谁把我打了我也不知道，我醉酒有没有给赵某打电话也不知道，喝醉了不清楚。
（2）被告人蔡宝良（2018年2月15日）的供述，证实2015年7月15日他们打架时我在现场，不清楚自己是否有非法犯罪行为，我处于醉酒状态，自己被人打伤了，不清楚谁打的我。当时我是花儿会场的执勤人员，就是维持现场秩序，双方打架时我过去劝架，他们把我打倒在地，我不清楚怎么回到家中，在家呆了两个小时，我酒醒后去医院看病，我头部右侧受伤了。
5、司法鉴定意见书
青海正信司法鉴定所根据被害人宋某1在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第一次住院病历诊断，经鉴定：（1）被鉴定人伤后三月余，左眼球萎缩、左眼角膜白斑、左眼视力无光感，构成重伤二级；（2）左侧眉弓、上睑皮肤瘢痕，构成轻伤一级。
6、辨认笔录
证人汪某1、宋某2及被害人宋某1的辨认笔录，均指认蔡宝良为用石头打伤宋某1左眼之人。
依据上述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宝良犯故意伤害罪的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宋某1诉称，2015年7月15日在花儿会上蔡宝良不分缘由将其打伤，请求追究被告人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并赔偿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49830元。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宋某1当庭提交了出院证、住院费发票、用药清单、病案首页、鉴定费发票、出院记录等证据。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蔡宝良提出如下辩解意见：2015年7月15日在花儿会场执勤维持秩序，下班前与人饮酒，酒后准备回家时看见有人打架，欲上前劝解，被人打伤头部晕倒，后面的事情不清楚，对指控事实及罪名持有异议。
被告人蔡宝良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蔡宝良故意伤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被告人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依法应当宣告被告人蔡宝良无罪。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对于2015年7月15日在孙家寨花儿会场发生打架的情况，公安机关有两份记录，办案单位的出警记录显示四男四女发生争执，关于事发经过证人宋某2、汪某1、吴某、韦某的陈述均存在矛盾之处，上述证人均与受害人宋某1是亲属关系，在场的张财等人公安机关没有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无法体现客观公正；且出警时间两次登记相差三小时有余，不清楚被害人是什么时间受伤，到底和几人发生争执后受伤。2、关于被害人陈述，2015年7月21日案发六天后陈述中对发生事情的经过，由于醉酒一概不知，也无法说明是何原因发生争执。对方是谁也无法提供，只说是吴某、韦某应该清楚。2018年2月7日陈述，突然左侧打过来一个硬物，一下把我打懵了，我转头看见一个人，应该就是这个人打的我，这完全是被害人的主观推测，而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且在2015年不确定是被告人打人，时隔三年之久后又能认出被告人，对此有异议。3、关于证人证言，对汪某1的第一次询问笔录程序不合法，其系未成年人，在场监护人却是另一证人吴某；宋某2系宋某1的弟弟，两人有利害关系；赵某没有在案发现场，其听到被告人说打架的情况，该证据系传来证据，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印证，但没有看到其他证据。4、作案工具不能确定，汪某1两次陈述作案工具不一致，一次是石头，一次是沥青块，一次说手拿着打的，一次是飞来硬物。5、本案多份辨认笔录存在涂改日期、见证人与实际不一致或者办案警官自己担任见证人、辨认时间与视频录像不一致、监护人不合法等多处程序违法，且辨认人案发初期不知道谁打伤被害人，后期却能辨认，不符合常理。6、多人陈述现场混乱，且被告人亦被打伤，办案单位没有调查核实，被告人受伤后一直在家里，没有畏罪潜逃的情况。综上，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被告人蔡宝良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建北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诉讼请求持有异议。认为是否需要赔偿应当以是否存在伤害的行为来确定。
辩护人当庭出示了书证医疗费发票四张，证实被告人蔡宝良于2015年7月15日在花儿会场被人打伤后住院治疗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5日，在西宁市城北区孙家寨花儿会会场，被害人宋某1与宋积山夫妇在小舞台的一侧同坐在桌前吃喝玩耍，宋某2（别名宋积银）、吴某夫妇及韦某、张财及其三个朋友共计七人在另一桌饮酒吃喝。大约18点左右，张财因怀疑手包被他人拿走与人发生矛盾，后进来四男三女殴打张财，继而引发殴斗。被害人宋某1从厕所回来听见吴某、韦某在喊说打架了，就往近前走去，宋某1左眼被人用不明硬物打伤。被告人蔡宝良当日在会场执勤，下午与人饮酒，傍晚被人打伤头部。经青海正信司法鉴定所对被害人宋某1伤情鉴定：（1）被鉴定人伤后三月余，左眼球萎缩、左眼角膜白斑、左眼视力无光感，构成重伤二级；（2）左侧眉弓、上睑皮肤瘢痕，构成轻伤一级。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宋某1受伤后在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三次，第一次是2015年7月15日-2015年7月29日，支出医疗费8865.06元；第二次是2015年8月24日-2015年9月8日，支出医疗费6498.90元；第三次是2015年9月11日-2015年9月23日支出医疗费4768.73元；门诊发票10张，金额小计1052.66元；医疗费合计21185.35元。鉴定费发票1张，金额1680元。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的辩解，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证人宋某2、汪某1、赵某的证言及被害人宋某1陈述的审查与认定
1、证人宋某22015年7月22日陈述“没有看到谁打的宋某1”；2016年11月9日陈述“我哥哥被其中一个男的用比较尖的石头打到脸了”；2018年2月8日陈述“我看见6、7个人围着哥哥宋某1在打，有个男的用砖头还是石头的东西，打到我哥哥眼睛的位置了”。
从宋某2的证言来看，其在案发之初没有看到谁打的宋某1，时间越往后对此事的记忆越来越清楚，此情形不符合感知记忆的客观规律。宋某2系宋某1的堂兄弟，与本案有一定利害关系，其所做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应着重审查与慎重使用，看有无因他证据印证。
2、证人汪某1的证言，证人汪某12015年7月22日陈述“好像是新过来的这个男人从地上捡了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上面有好几个尖尖，他拿着这个东西跑过去，砸到伯伯宋某1的左侧眼眶上”；“是铺路的水泥碎块，手掌那么大”；2016年1月13日陈述“打到宋某2（才）眼睛上的是对方的一个男的在路上捡了一块铺马路用的沥青块”。
从汪某1的证言来看，其所做的关于宋某1受伤的情况及致伤物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有一些不是直接感知而是个人推断，且第一次制作笔录时监护人是其婶婶吴某（宋某2妻子）在场，其与本案有一定利害关系，其所做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应着重审查与慎重使用，看有无因他证据印证。
3、证人赵某的证言，赵某2016年7月22日陈述“蔡宝良说和三个人打架了，打的时候从地上捡起来了一块石头，砸了一石头”。
从赵某证言来看，该证言系传来证据，事发当日赵某不在案发现场，他证实的内容是从醉酒的被告人蔡宝良处听说，至于石头有没有打中人，是否打中宋某1无其他证据印证。对此证言不能直接采用。
4、被害人宋某12015年7月21日的陈述“我当时有点醉，被什么人打的被什么东西打的，现在都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回事”，2018年2月8日却说“突然从我的左侧打过来一个硬物，飞过来的还是别人抓着打过来的我没看见，一下就打到我的左眼的地方，一下把我打懵了，我转头看见一个人，应该就是这个人打的我，…”。
从宋积才的陈述来看，事发当天其饮酒了，对事物的记忆模糊，其被打伤后没有看到谁打的，过了二年多时间反而能想起或者推断出打自己的人，此情形不符合感知记忆的客观规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关于证人证言的审查与认定及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的相关规定，综合分析能证明宋某1受伤的证人宋某2、汪某1证言与被害人陈述，证人宋某2、汪某1均系被害人宋某1亲属，且所做证言与本人陈述前后自相矛盾，证人赵某证言系传来证据，均不能与其他证言相互印证，证明效力无法确认。
（二）关于汪某1、宋某2、宋某1的辨认笔录可采信问题
汪某12016年辨认笔录存在日期多处涂改、见证人不一致情形，宋某2在2016年辨认笔录中，见证人为办案民警吕亚伟，程序违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宋某2、宋某1、汪某12018年2月7日的辨认笔录，视频录像时间与辨认笔录时间不一致，签名时间混乱，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关于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蔡宝良酒后因琐事与宋某1等人发生纠纷后，用石块将宋某1左眼打伤的指控，公诉机关在庭审中未提交任何证据用以证实蔡宝良与宋某1等人发生纠纷。
（四）案件关联性的问题，从多个证人的证言来看，当日因天热男士大多穿白色或者浅色上衣，花儿会场人很多，打架现场有多人参与，且宋某2、汪某1均陈述有石头曾打到汪某1的手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宋某1的眼睛系被告人蔡宝良打伤，不能排除在混乱的现场其他人击打的可能性。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应当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害人宋某1所受重伤是否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是被告人蔡宝良殴打行为所致。被告人蔡宝良不认可指控事实，被害人宋某1陈述及主要证人宋某2、汪某1的证言均存在前后矛盾，作案工具不能完全确定，各项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被害人宋某2受到的伤害不具有排他性，本案的现有证据，尚未达成刑事诉讼中的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认定被告人蔡宝良犯罪的证据不充分，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当宣告被告人蔡宝良无罪。辩护人关于认定被告人蔡宝良作案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的辩护成立，予以采纳。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宋某1要求“追究被告人蔡宝良的刑事责任，并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49830元”的诉讼请求，因不能确定致害人，无法判断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宣告被告人蔡宝良无罪。
被告人蔡宝良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冯和秀
人民陪审员 朱生福
人民陪审员 王秀芬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媛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第五十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第一百九十五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六十条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人民法院准许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公诉案件，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不宜调解或者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