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16民初2537号
原告范某1，男，194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原告范某2，男，196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原告范某1、范某2委托代理人于景光，北京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某3，男，1993年6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原告范某3、范某2委托代理人周某（系范某3之母、范某2之妻），1968年6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告孙某，女，195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告范某4，女，196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范某1、范某2、范某3与被告孙某、范某4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某2，原告范某2、范某1的委托代理人于景光，原告范某3、范某2的委托代理人周某，被告孙某，被告范某4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某1、范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怀柔区庙城镇庙城村42号院落的拆迁补偿款全部归二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0年4月23日原告范某1与被告孙某登记结婚，原告范某2、被告范某4系原告范某1的子女。怀柔区庙城镇庙城村42号院内有正房4间，系原告范某1与前妻褚其伶1990年建造，褚某于1998年7月因病去世，后家庭成员并没有对其进行分割。2016年6月该村进行棚户区改造拆迁，该院落宅基地登记面积为302.4平方米，为了使该宅院面积均能够获得楼房回迁面积，原告范某1与被告孙某协商，采取假离婚的方式将该宅院分成两处，并于2016年6月6日到怀柔区民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离婚后范某1与孙某一直同居至2017年8月初。对于该宅基地分割，其中一处宅基地面积为102平方米登记的产权人为范某1；一处宅基地登记的产权人是孙某、范某4、范某3三人，宅基地面积为200.4平方米，原告范某2作为代理人与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有关补偿协议，该处宅基地补偿款项即区位补偿项、搬迁奖励、工程配合奖、租房补助等共计为1467292.04元，后该补偿款项拨付到孙某名下。该处宅基地对应分配的回购楼分别为范某4、范某3。为便于日后统一交纳购房款，原告范某1将被告孙某的存折交给原告范某2委托其取款，2017年2月至4月范某2分三次将该存折内的补偿款取出。2017年8月被告孙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范某2取款未取得授权，涉嫌犯罪，后公安机关未予受理。被告孙某遂向怀�区人民法院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2017年12月27日怀柔区人民法院判决要求范某2返还被告孙某1467292.04元，该判决已经生效，判决同时指出涉案款项归属属另一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就该院落拆迁补偿所得归属问题，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告认为，拆迁院落系原告范某1及其前妻所建，并没有被告孙某出资，划入其银行卡内的补偿款是该宅院的区位补偿款项，不属于其个人款项，被告孙某不享有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原告范某3诉称，我们三个原告的份额就不需要分割了。我方同意款项归另外两个原告。
被告孙某辩称，第一、离婚是合法离婚，第二、我方有合法的证据，他们说的假离婚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儿媳妇多次劝我离婚，骗婚。这个钱是我的。这是我合法拥有的，协议书上有我的签�，我也按了手印。这个协议是开发商提供的。这个拆迁院落，200.4平方米，我是被拆迁人，200.4平方米的产权人，也是我。我这里有《怀柔区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拆迁补偿协议》，上面写着，产权人我是第一位，这个钱就是我的。
被告范某4辩称：42号院的房子是1990年我父亲范某1、母亲褚某共同建造的，孙某没有对房屋进行翻建或者改造，孙某对该院落不享有任何份额，孙某和我父亲再婚以后，没有对房屋进行翻建。我有权继承我母亲的份额。我父亲范某1与孙某离婚的时候，也明确了，他们没有共同财产。而且这个宅院的实际使用人是范某，没有孙某。当时孙某同意把相应的房屋分给我和其他人，这个她签字了。这个款项应该属于我、范某1、范某2，不应该给孙某，回迁房是需要交纳房钱的，这个钱是用来买回迁房的。我方不同意把款项全部给孙某。我的份额全部给我的弟弟范某2、父亲范某1。
经审理查明，原告范某2、被告范某4系原告范某1与褚某（已故）之子,原告范某3系范某2之子。2000年4月23日，孙某与范某1登记结婚，2016年6月6日，二人在怀柔区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无，债权债务的处理无。
2016年6月9日，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孙某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编号为庙城棚改（2016）JZ-Q-3-054-2号《怀柔区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经认定的宅基地面积为200.40平方米，被拆迁房屋内无在册人，无实际居住人，不在册实际居住人口3人，分别是产权人孙某，之女范某4，之孙范某3。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761520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偿�共计761520元。第四条拆迁奖励费约定，1、甲方按认定的宅基地面积提前搬迁奖励合计140280元。2、甲方按认定的宅基地面积给予乙方工程配合奖励合计120240元。3、甲方支付乙方拆迁奖励费共计260520元。第五条拆迁补偿款总计1022040元。该《拆迁补偿协议》结尾处甲方签字盖章为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委托代理人范某2签字按手印。2016年6月11日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孙某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预选房型认购单》，该认购单约定，购房人范某4，设计面积82平米；购房人范某3，设计面积82平米；购房人范某4，设计面积55平米。该认购单上有购房人范某4、范某3签字，有被拆迁人孙某签字，有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怀柔项目专用章。2016年6月20日，孙某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北�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签订编号为庙城棚改（2016）JZ-Q-3-054-2号《怀柔区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拆迁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双方于2016年6月9日签订的《怀柔区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拆迁补偿协议》（庙城棚改（2016）JZ-Q-3-054-2号）和2016年6月11日签订的《预选房型认购单》（008）号，就拆迁补助等相关事宜达成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一项约定，支付乙方租房补贴150300元。第二项约定甲方给付乙方实际优惠购房面积补贴40080元。以上两项补助、奖励共计190380元。该《补充协议》甲方签字盖章为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委托代理人范某2签字按手印。
2016年6月9日，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范某1（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编号庙城棚改（2016）JZ-3-054-1号《怀柔区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经认定的宅基地面积为102平方米，被拆迁房屋内无在册人，无实际居住人，不在册实际居住人口1人，产权人是范某1。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为387600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费共计733988元。第四条拆迁奖励费约定，1、甲方按认定的宅基地面积提前搬迁奖励合计71400元。2、甲方按认定的宅基地面积给予乙方工程配合奖励合计61200元。3、甲方支付乙方拆迁奖励费共计198942元。第五条拆迁补偿款总计947176元。该《拆迁补偿协议》结尾处甲方签字盖章为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委托代理人范某2签字按手印。2016年6月11日，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范某1（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预选房型认购单》，该认购单约定，购房人范某1，设计面积112平米。该认购单上有购房人范某1签字，有被拆迁人范某1签字按手印，有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怀柔项目专用章。2016年6月20日，范某1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签订编号为庙城棚改（2016）JZ-Q-3-054-1号《怀柔区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拆迁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双方于2016年6月9日签订的《怀柔区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拆迁补偿协议》（庙城棚改（2016）JZ-Q-3-054-2号）和2016年6月11日签订的《预选房型认购单》（007）号，就拆迁补助等相关事宜达成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一项约定，支付乙方租房补贴76500元。第二项约定甲方给付乙方实际优惠购房面积补贴20400元。以上两项补助、奖励共计96900元。该《补充协议》有甲�签字盖章为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委托代理人范某2签字按手印。
2017年8月28日，孙某以不当得利为由将范某1起诉至本院，要求范某2返还孙某1240171.53元。孙某诉称，2016年7月11日，孙某与北京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拆迁协议，获得补偿款121万元左右。2016年8月2日，孙某将该补偿款及个人存款共1212000元在浙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购买了理财产品，名称为浙商银行永乐1号人民币理财产品365天型AD2062，产品到期日为2017年8月3日。2017年8月4日，孙某到浙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办理相关结算手续时发现该理财产品的价款不翼而飞，经过浙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打印明细单才得知该理财产品的款项1240171.53元被范某2转到了自己的名下，孙某多次与范某2沟通，没有任何结果。本院于2017年12月27日判决，范某2返还孙某1467292.04元。该笔款项的实�归属属另一法律关系，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在判决书中载明：2016年6月16日，孙某在浙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开设了卡号为×××的银行卡（以下简称银行卡），2016年7月13日该银行卡转入人民币1212420元。2016年8月2日，孙某在浙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用上述银行卡内资金购买了浙商银行永乐1号人民币理财产品365天型AD2062，金额为1212000元，理财周期起始日为2016年8月3日，理财周期结束日为2017年8月3日。2016年9月1日，孙某该银行卡转入人民币100200元，9月21日收入利息239.65元，之后陆续产生了部分利息收入。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范某1之前妻褚某于1998年去世。案件涉及的房屋为孙某与范某1结婚前就存在。认可原告方的诉讼请求1467292.04元包括以下款项：庙城棚改（2016）JZ-Q-3-054-2号《怀柔区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拆迁补偿协议》拆迁补偿款1022040元；�城棚改（2016）JZ-Q-3-054-2号《怀柔区庙城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宅基地拆迁补充协议》中租房补贴、奖励款合计190380元；营业执照补偿86000元；后来每平米又补偿了700元，其余款项为理财利息。双方均认可该笔款项已经交到本院执行庭中。
关于范某1和孙某的离婚情况，双方认可离婚是为了拆迁，原告方主张二人2016年6月6日离婚后一直共同居住到2017年7月，孙某认可一起居住到2017年5-6月。
原告提供《建筑施工临时占地许可证》及庙政地字第086号《村民宅院基建许可证》证明庙城镇庙城村42号宅院登记在褚其伶名下。
原告提供孙某2016年10月孙某因脑出血住院是原告方出钱进行的治疗，孙某对此认可。
本案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保全申请,要求对该笔款项予以查封，随后被告孙某向本院提交了承诺书，孙某向本院承诺待本案结案�再领取案款。原告方撤回保全申请。
原告方及被告范某4认可营业执照补偿款有孙某一半。不认可孙某是被拆迁人，不认可孙某为宅基地使用权人，不认可1467292.04元全部归孙某所有。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范某1和孙某于2016年6月6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范某1和孙某于2016年6月9日与拆迁方分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二人均认可离婚后较长时间仍共同居住。由上可知，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并非是感情完全破裂的情况下所签。范某1和孙某分别与拆迁方签订的拆迁协议均是关于庙城村42号院，孙某所签的协议涉及200.4㎡，回迁房为范某4和范某3；范某1所签的协议涉及102㎡，回迁房为范某1。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范某1和孙某在离婚后较短时间内、共同居住期间分别签订拆迁协议，其中孙某所签拆迁协议上注明产权人为孙某，签字方为代理人范某2，范某2同时为范某1所签协议中范某1的代理人，孙某所签协议涉及的200.4㎡的三套回迁房购房人分别为范某4和范某3，认购单上有范某4、范某3和孙某签字，由此可知，对于孙某作为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一事，范某1、范某2、范某4是明知的。其次，范某1、范某2、范某4明知孙某作为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相应款项会打入孙某账户。再次，即使如范某1、范某2、范某4所述，庙城村42号为范某1和前妻所建，该房屋所涉及的权利人范某1、范某2、范某4均同意孙某就其中的200.4㎡与拆迁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且协议上注明孙某是产权人，相应的协议签订在范某1和孙某离婚后的较短时间内且相应款项已经打入孙某的账户，可以认为范某1、范某2、范某4与孙某就拆迁款即本案的诉争标的达成了归属孙某的意见。最后，考虑到孙某与范某1结婚十余年，且孙某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涉及的200.4㎡的回迁房全部归范某4和范某3，考虑孙某的生活需要，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款项全部归孙某所有更为妥当，也并不会导致利益严重失衡。综上所述，本院确定本案涉及的款项1467292.04元全部归孙某所有，原告方要求确定相应款项归原告方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诉讼费9150元，由原告方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熊海水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杜 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