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3民终16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
负责人蒋能治，村民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思开，广西桂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蒋少国，农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蒋传连，农民。
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辉，全州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5）全民初字第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邹高林、代理审判员杨寒玲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黄艳华担任记录。上诉人的负责人蒋能治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思开，被上诉人蒋少国、蒋传连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初，被告蒋传连在本村（高车村）集体所有的四巩丘（地名），一个废弃20多年的积水塘进行清理挖掘，并放养鱼苗。2009年下半年，湘桂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建设用地在全州段征地，征用了原告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的部分集体土地，其中包括被告蒋传连养鱼的鱼塘四巩丘（地名），面积1.61亩，地类为鱼塘3类，每亩补偿标准为45660元，青苗及附着物补偿805元，共计补偿款74317.60元。当时原告村民小组与被告蒋传连因补偿款产生纠纷。2009年8月1日，被告蒋传连与原告村民小组时任小组长蒋少国及部分村民代表签订了一份协议，确认四巩丘鱼塘原来是生产队的一个废弃积水塘，2009年1月经蒋传连清挖、把塘坝堆好并放了鱼，湘桂铁路扩能改造征用是划为三类鱼塘，补偿款分配：生产队得其前积水塘的补偿费，多出部分归养鱼人蒋传连所得，村民小组还有蒋华平等人签名，邓吉村委认可，报才湾镇政府备案。后二被告从湘桂铁路扩能改造指挥部领取了补偿款。其中被告蒋少国代表村民小组领取23158元，被告蒋传连领取51159.60元。2010年5月被告蒋少国退还给原告村民小组23158元。2015年6月，原告村民小组以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集体的财产所有权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土地补偿款51159.60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所有。”该案原告才湾镇邓吉村委高车村民小组与被告争执的土地补偿款的土地属于原告才湾镇邓吉村委高车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其被征用的土地补偿款依法属于原告村农民集体所有。但考虑到被告投入了资金，将废弃积水塘，清挖、堆好塘坝并放了鱼，提高了土地的价值，从自然积水塘变成了三类鱼塘。且在双方发生争执时，被告与原告村民小组当时的小组长蒋少国及村民部分代表签订了一份协议，按征用前自然积水塘土地补偿款23158.24元归原告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多出部分归养鱼人蒋传连，双方已按该协议履行，原告村民小组（高车村）在达五年之久未提出异议，应该知道其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原告村民小组（高车村）在诉讼时效期间没有提出来，应视为不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蒋少国代表村民小组领取补偿款23158元已经退还给了原告村民小组，原告要求被告蒋少国连带返还原告土地补偿款51159.60元无证据证实，该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被告辩称该案已过了诉讼时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补偿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该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9元，由原告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承担。
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对“2009年8月1日，被告蒋传连与原告
时任小组长蒋少国及部分村民代表签订了一协议。村民小组还有蒋华平等人签名，邓吉村委认可，报才湾镇政府备案”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四巩丘水塘本来就是灌溉水塘，本来就是三类鱼塘，不是因为蒋传连清挖、放鱼才成为三类鱼塘的；3、一审认定“双方已按该协议履行，原告村民小组（高车村）在达五年之久未提出异议，应该知道其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原告村民小组（高车村）在诉讼时效期间没有提出来，应视为不主张权利。”是错误的。双方没有按照协议履行，而是被告私自领取集体土地补偿款，村集体自从被告领取该款项后，一直向其催要。每年年终村民小组组织财物清算时，都将被告侵占集体土地补偿款的数额记录在清算单上，并且在村务公开栏上公布，派代表向欠款人催要。这一事实有证人出庭作证予以证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蒋传连未按时交款，上诉人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2、上诉人每年年终都通过村民小组财物清算形式进行村务公开，对欠款人通过公布上栏的方式主张权利，并且还派村民代表进行催要。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本案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蒋少国、蒋传连共同返还上诉人土地补偿款51159.6元，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蒋少国答辩称：一、本人时任2009年度该村民小组组长。2009年初，被上诉人蒋传连对本村（高车村）集体所有的四巩丘（地名）一个废弃20多年的积水塘进行清理挖掘，把塘坝堆好放了鱼。2009年下半年，湘桂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建设用地在全州段征地，征用了本村民小组的部分集体土地，其中包括被上诉人蒋传连养鱼的四巩丘（地名）鱼塘，面积161亩，按3类鱼塘每亩补偿标准为45660元，青苗及附着物补偿805元，共计补偿款74317.60元。当时本村民小组与被上诉人蒋传连因补偿款产生纠纷。当时为了解决该纠纷，即于2009年8月1日，本人作为时任的村民小组组长，召集村民小组代表与被上诉人蒋传连一起到场，孝虑到被上诉人蒋传连投入了资金，将废弃积水塘清挖，堆好了塘坝并放养了鱼，提高了土地的价值，从废弃多年的积水塘变成了三类鱼塘。同时，又结合本村风俗习惯、“谁种谁有，谁开发谁使用”政策、民规以及现实情况，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生产队得其前积水塘的补偿费，多出部分归养鱼人蒋传连所得。该协议签订后，经所在的邓吉村民委员会认可，并送交上报才湾镇政府备案。按该程序履行完毕后，本人和被上诉人蒋传连从湘桂铁路扩能改造指挥部领取了补偿款。其中被上诉人蒋传连领51159.60元，本人领取了23158元，本人领取的款项已于2010年5月由本人退还给了村民小组。总之，该案涉及的补偿款，完全是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及严格的合法程序办理的。而且本人作为村民小组组长，所领取的村民小组应得的补偿款已全部退还给了村民小组，本案显然与本人无关。二、该案涉及的补偿款从分配领取后，上诉人村民小组及村民均无异议，特别至本案发生时长达5年多久时间内均无人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主张任何权利，答辩人作为原任的村民小组组长和村民，完全知道这一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与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得当，而上诉人显然是强词夺理，无理缠诉。为此，为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蒋传连答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这些上诉理由显然不成立。结合本案的客观事实来看，理由是：第一，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没有提供有关法律文书来证实协议是否无效、是否可撤销，而且从该协议签订及实际履行至今均已达五年之久，上诉人均一直未提出异议和提起对协议的效力之诉讼，这也表明上诉人对协议有效是认可的。何况，合同效力之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其次，从该协议签订的客观事实来看，被上诉人蒋传连在本村废弃20多年的积水废塘，雇请挖掘机和人员、购买材料等，经过开垦利用并进行养鱼管理，提高了该废弃塘的价值，这一事实完全与协议内容稳合。同时，签订协议时，按照村民小组的风俗习惯和现实情况、相关法律规定，由被上诉人蒋传连与上诉人时任小组长蒋少国及村民代表签订，经邓吉村委认可，并报才湾镇人民政府备案领款的，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均是合法有效的。再次，从协议约定的内容看，被上诉人蒋传连享受由废弃的积水塘变成三类鱼塘的增值部分补偿款，即符合开发改变废弃塘的客观事实，也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和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另外，双方对协议已实际履行至本案诉讼时已有五年之久，上诉人一直未提出异议，是对协议的认可。同时也是对被上诉人领取增值部分补偿款的认可。所以，上诉人对一审所围绕协议内容查明和认定的事实认为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显然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二、被上诉人蒋传连将废弃多年的积水塘清挖、堆好塘坝并放鱼管理使用，从自然积水废塘变成了三类鱼塘，提高了土地的价值，这一客观事实有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行提供的证人蒋某甲当庭作证证言以及协议证实。上诉人诉称“被征收的四巩丘水塘本来是灌溉水塘，本来是三类鱼塘”是证据不足；三、上诉人诉称“上诉人一直催要被上诉人领取的补偿款，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而一审对此认定属事实错误”完全是强词夺理，没有一点丝毫的理由。第一，上诉人村民小组从被上诉人按协议到政府领取应得的土地增值部分补偿款后至今达五年之久，均一直未向被上诉人催要。第二，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内，村民小组组长、干部、村民代表均每年轮换一次，轮换的人员没有一个向被上诉人蒋传连催讨和主张过权利，上诉人显然也没有轮换人员向被土诉人蒋传连催讨、主张过权利的证据。如果如上诉人诉称的向被上诉人蒋传连催要过，那么为什么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期间内上诉人轮换的村民小组长明知催要未果而不向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呢？为何才等到今天才提起诉讼？这可想而知，上诉人这一诉称是荒言假话，这一事实反而又加以证实上诉人的诉求已经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客观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之规定完全没有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公平合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得当，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对一审查明事实部分有以下异议：被上诉人蒋传连与上诉人时任小组长蒋少国及部分村民代表签订的协议没有经过经过邓吉村委认可，也没有报才湾镇政府备案。该协议是私自签订的，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的备案材料，镇政府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不可能备案。
被上诉人蒋少国、蒋传连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对争议事实的意见和提供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1、证据一，2010年4月1日给全州县公安局经济警察大队的申请报告。证明村民小组就土地补偿款主张过权利。2、证据二，领款证明。证实蒋少国代表村民小组领取集体土地补偿款33万元。3、证据三，关于限期发放铁路征地补偿款的通知。4、证据四，才湾镇邓吉村委与村集体经济调查材料，证实村民小组请求镇政府解决集体土地补偿款。5、证据五，蒋少国的起诉意见书、判决书，证明村民小组主张权利，得到公安、法院确认。6、证据六，关于邓吉村委高车村集体领取款项情况说明，证明村民小组向镇政府请求解决土地补偿款。7、证据七，蒋能球的起诉意见书、判决书，证明村民小组主张过权利，得到公安、法院的确认，并追偿集体土地补偿款26万多元。第二组证据：2009-2014年的清账清单，证明村民向欠款的村民进行过催讨。
被上诉人蒋少国、蒋传连对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当庭进行了质证：一、第一组证据写的都是2010年，至少是2010年5月份的证据，被上诉人蒋少国在2010年5月份已经将占有的款项退还给了村民小组，没有牵涉到被上诉人蒋传连。二、第二组材料无法反映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无法反映本案，这个钱也许是其它的一些钱。
被上诉人蒋少国、蒋传连对争议事实的意见和提供的新证据：全州县人民政府的文件，证实其签的协议是合法的。
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对被上诉人蒋少国、蒋传连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当庭进行了质证：对补偿标准的文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被上诉人要证明的事实及证明内容有意见，鱼塘的补偿款应该给集体。
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高车村）申请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一人因未带合法有效证件无法核实身份情况，本院不予准许出庭，其余二位证人（蒋能华、蒋某乙）出庭接受了质询。
综合各方质证意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分析和认定：一、关于上诉人出具的第一组证据。1、给全州县公安局经济警察大队的申请报告、领款证明、才湾镇邓吉村委与村集体经济调查材料这几份材料，形成的时间分别是2010年4月1日、2010年4月22日、2009年8月5日、2010年3月20日、2010年4月17日，距离本案起诉日期（2015年6月9日）已超过五年；2、申请报告涉及的内容是高车村要求处理其时任村民小组组长蒋少国利用职务之便，代高车村领取桂湘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的土地补偿款、鱼塘补偿款、果园补偿款之后拒不交出该款，占为己有的问题，并没有涉及被上诉人蒋传连以及对其追款的内容；3、经济调查材料记录了全州县才湾镇人民政府成立联合清账小组对历年拖欠挪用集体经济的队干、社员进行彻底清查的始末。清账小组组长针对代表提出的突出问题召集相关人员进行核实并追缴，最后除蒋少国领取的332671.3元去向不明外，其余款项均已追回。这说明在2010年3月20日之前已经有过一次由镇政府介入的全面账面清算；4、领款证明涉及的内容是被上诉人蒋少国在2009年代表高车村领取款项的项目以及数额，没有涉及被上诉人蒋传连以及对其追款的内容；5、关于邓吉村委高车村集体领取款项情况说明。形成的时间是2012年4月17日，但是该份证据的内容是高车征地补偿款352683.4元的移交过程，最终由案外人蒋能球与邓辉一起领走，并没有涉及向被上诉人蒋传连追款的事宜；6、蒋少国、蒋能球的起诉意见书与判决书是关于二人挪资金一案。综上六点分析，以上证据无论从形成时间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无法有力地支持上诉人上诉称的“村集体自从蒋传连领取该款项后，一直向其催要”这一主张。二、关于上诉人第二组证据，即2009-2014年的清账清单。该份证据在二审中才提交，从该份清单的内容上看，只有蒋某甲、蒋能治等六人作为清账人的签名，上面没有村公章或其他有效章认可，本院无从得知以上六人是否是代表村集体利益的清算人员，亦无法得知该份证据形成的时间。另外，这份清单里也体现不出被上诉人蒋传连是否受过清算小组成员或者村民的催要。虽上诉人申请了二证人予以辅证，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其证明力较弱，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过往照片等其它证据证实上诉人称的“清单在村务公开栏上公布，派代表向欠款人催要”等情形客观存在。综上分析，以上证据对于查明本案案情的作用力度不够，各证据间又无法形成相互印证、相互吻合的证据链。三、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全州县人民政府文件。上诉人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结合本案案情，参考使用。本院对当事人争议事实的分析和认定：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蒋传连与蒋少国及部分村民代表签订的协议没有经过邓吉村委认可，也没有报才湾镇政府备案，该协议是私自签订的。但根据一审卷宗（第24页）证据看，该份协议上有时任村民小组长以及村民小组成员的签字以及邓吉村委会、全州县才湾镇人民政府印章，在形式上是完备的，而签订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生产队与蒋传连的鱼塘纠纷问题以及以防类似矛盾产生，主观上也是善意的。上诉人在一审质证阶段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上诉人仅当庭口头不予认可真实性，但没有提供有关的证据支持其主张，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分析，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所提出的异议不成立。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2009年8月1日上诉人时任组长蒋少国与被上诉人蒋传连签订的协议是蒋少国个人行为还是代表村集体行为。二、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被上诉人蒋传连是否应该退还51159.60元给上诉人。
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本院认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已在对当事人争议事实的分析和认定部分进行详细阐述，内有时任村长、村民小组成员签字，邓吉村委、全州县才湾镇人民政府公章，该份协议在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完备的，在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反驳被上诉人情况下，本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代表了村集体对于与被上诉人蒋传连鱼塘款纠纷最终的处理方式。
关于争议焦点二、争议焦点三。上诉人上诉称因被上诉人蒋传连未按时交款，上诉人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上诉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从二审提交的2010年4月1日给全州县公安局经济警察大队的申请报告、关于限期发放铁路征地补偿款的通知、才湾镇邓吉村委与村集体经济调查材料、全州县人民政府文件可知：高车村湘桂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的征地补偿款、鱼塘、果园补偿款的数目较大，但账目不清导致了经济纠纷，引起群众不满、民愤极大，镇里为此特别成立了由副镇长带队的联合清账小组，对历年拖欠挪用集体经济队干和社员进行彻底清查，还有人村干部为此被判刑。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这应该是高车村里的一件大事，作为高车村一份子以及后继村干部，理应该知道这一情况。另外，上诉人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实其一直都向被上诉人蒋传连主张权利，因此，诉讼时效是中断的。但本院在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部分已经逐一分析了几份证据对本案案情事实的证明力，在没有充分证据和完整证据链的前提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按照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假如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双方之间虽然不存在法律强制性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权利人仍旧享有实体权利，对于这种自然之债，权利人可以接受义务人的履行。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实体处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元1079元（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已预交），由上诉人全州县才湾镇邓吉村民委员会第四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胜
审 判 员 邹高林
代理审判员 杨寒玲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