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钊彬。
委托代理人：温和，广东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勇刚。
委托代理人：谭社芬，叶英鹏，均系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钊彬因与被上诉人孙勇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孙勇刚与郭钊彬于2012年9月24日签订《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由孙勇刚借款19万元给郭钊彬，借款期限为2012年9月24日至2012年10月1日；郭钊彬从2012年10月开始，每月还款不低于1万元，定于2013年3月1日前还清，若逾期还款按每月5000元标准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2013年12月31日的，按照每月1万元标准支付违约金；郭钊彬同意承担孙勇刚因实现本合同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委托清收费、差旅费和律师费等）；在债权出现逾期的情况下，郭钊彬对于债务清偿的还款顺序为第一顺序偿还孙勇刚垫付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和委托清收费，第二顺序偿还违约金，第三顺序偿还借款本金。合同签订后，郭钊彬向孙勇刚出具《委托划款函》一份，委托孙勇刚将上述借款划入钟灿荣的账号为622230022299813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孙勇刚按照郭钊彬委托，通过网上银行将19万元转账汇入钟灿荣的上述账户。孙勇刚转账后，郭钊彬向孙勇刚出具《借款借据》一份，确认收到孙勇刚的借款19万元。郭钊彬借款后，曾向孙勇刚偿还了2万元。孙勇刚认为郭钊彬尚有借款本金、违约金及律师费用未清偿，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过程中，孙勇刚申请对其提交的《借款合同》的乙方、《委托划款函》的委托人、《借款借据》的借款人的签名及上述签名处按捺的指模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签名及指模进行鉴定。
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接受委托后，作出粤南（2014）文鉴字第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借款合同》落款乙方处、《借款借据》落款借款人处及《委托划款函》落款委托人处“郭钊彬”签名与郭钊彬签名样本字迹均是同一人书写。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并作出粤南（2014）痕鉴字第50740号、粤南（2014）痕鉴字第50741号、粤南（2014）痕鉴字第507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借款合同》、《委托划款函》、《借款借据》上“郭钊彬”签名处的指印，不是郭钊彬除右手食指指印外的九个手指捺印形成；因郭钊彬右手食指指印纹线模糊、特征不稳定，不具备比对条件，《借款合同》、《委托划款函》、《借款借据》上“郭钊彬”签名处的指印是否为郭钊彬右手食指捺印，没有鉴定意见。同时，孙勇刚为上述相关鉴定已先行垫付了签名鉴定费13120元和指纹鉴定费7140元，合共2026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主要争议焦点为：孙勇刚、郭钊彬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对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基础系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民间借贷合同也是实践性合同，本案孙勇刚、郭钊彬均是自然人，他们的借贷合同于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为此，孙勇刚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借款合同》、《委托划款函》、《借款借据》和银行转账单等证据予以证实双方的确存在借贷关系。郭钊彬则抗辩认为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没有向孙勇刚借过款，《借款合同》、《委托划款函》、《借款借据》上的签名及手指模均不是郭钊彬签署及按捺的。然而，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虽然上述三份证据上的指模未能确认是否郭钊彬本人按捺，但上述证据上的签名均为郭钊彬本人所签署。郭钊彬对签名的鉴定虽仍持异议并表示上述证据中郭钊彬的签名可能被别人模仿，但其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与此同时，郭钊彬也承认曾先后三次还款合共20000元给孙勇刚的事实。综合上述，孙勇刚提供的证据以及郭钊彬曾还款的事实，已形成了足以认定孙勇刚、郭钊彬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相关证据链，证据材料之间已得到了相互印证。因此，郭钊彬抗辩其与孙勇刚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
郭钊彬向孙勇刚借款后，逾期未能清偿，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孙勇刚请求郭钊彬偿还借款本金及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数额问题，虽然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郭钊彬逾期还款的违约金为每月5000元，逾期超过2013年12月31日的违约金为每月1万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孙勇刚、郭钊彬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已经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于超出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孙勇刚主张的律师服务费20400元的问题。孙勇刚主张的该项费用是其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虽然双方在合同约定了该费用的承担及还款顺序，但该项费用实际上也属于郭钊彬的违约责任，且是超出违约金以外的违约责任，根据以上所述，孙勇刚的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郭钊彬已经偿还2万元的问题。双方对于偿还的时间及偿还项目不能确认，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双方约定的还款顺序，该2万元应属郭钊彬偿还违约金，依法需予以扣减。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郭钊彬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90000元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从2012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须扣减20000元）给孙勇刚；二、驳回孙勇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6元、保全费1770元、签名鉴定费13120元和指纹鉴定费7140元，合共26636元，由孙勇刚负担7240元，郭钊彬负担19396元。
上诉人郭钊彬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郭钊彬从来没有向孙勇刚借款，原审法院认定郭钊彬向孙勇刚借款是认定事实错误。郭钊彬从不认识孙勇刚，与孙勇刚从来没有任何往来，更没有向孙勇刚借过钱，郭钊彬也没有收到过孙勇刚的任何款项，亦没有委托过孙勇刚划款。孙勇刚捏造事实，提起本案的诉讼，应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郭钊彬向孙勇刚借款是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故郭钊彬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孙勇刚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勇刚负担。
二审期间，郭钊彬补充以下上诉意见：一、本案并非真实的借款往来，不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因为当时是钟灿荣通知郭钊彬到广东永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孙勇刚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了一些文件。这些情况郭钊彬在一审时于2013年12月6日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已经有详细的描述。其后，郭钊彬也因为孙勇刚的敲诈而报警了，该情况可以调取公安部门的笔录可以进行核实。本案郭钊彬根本没有向孙勇刚借款，也没有收过或者是委托他人代收款项，一审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是认定事实错误。二、即便郭钊彬签订了本案的借款文件，也是因为被胁迫而签订的，结合本案存在的疑点，更加不应该认定成立借款关系。理由如下：1、郭钊彬与孙勇刚是不认识的，不可能向一个不认识的人借款，假如双方存在真实的借款往来，事后郭钊彬根本不可能也不敢去报警。2、假如郭钊彬需要用钱，也应当是将钱转入自己的账户，但本案中为何将钱转入案外人钟灿荣的银行账户。孙勇刚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事后钟灿荣也没有将钱支付给郭钊彬，这违反了借款的常理。3、从所签订的文件看，都是出借方打印好的文件，而孙勇刚说本案的委托划款函和借款借据是郭钊彬提供的，这是不成立的。因为从原件的纸张看，这些文件是同一出处的，所用纸张也是一致的。合同签订的时候，孙勇刚在江门，但是从转账的记录看，是在广州转账的。这也有违常理。4、转账记录是孙勇刚自己打印后向法庭提供的，没有银行盖章，也就是无法证实是否已经真实转账。一审时郭钊彬已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原审判决却以没有银行盖章的、自行打印的一个证据认定已经转账了，这是认定事实错误。5、本案涉及的关键人物钟灿荣，该人对查清本案文件签订的详细情况以及委托转账的真实原因具有关键作用，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对此进行调查，这也是没有认定真实事实的关键所在。郭钊彬请求二审法院对钟灿荣调查关于本案借款的真实情况以还原事实。三、钟灿荣以及孙勇刚多以本案类似手段追索非法高利贷，郭钊彬只是其中的一个受害人，据郭钊彬本人了解，钟灿荣是广东永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及钟灿荣本人经常以逼迫债务人签订莫须有的高额借贷合同等非法手段追索非法的高利，而孙勇刚只是钟灿荣所雇佣的员工，本案是钟灿荣借用孙勇刚的名义追索高利贷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本案也是钟灿荣逼迫郭钊彬签订相关借款合同和委托专款等手续文件，以看似合法的形式追求非法的利益，严重损害郭钊彬的合法权益。该行为依法应予严厉制止，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郭钊彬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还原事实的真实，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孙勇刚答辩称：一、郭钊彬无论在一审还是庭审中的补充意见都主张了被孙勇刚敲诈而报警，但是从来没有向法院提供相关的报案记录、报警回执，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举证。由此可以否定郭钊彬在签订本案的借款合同、委托划款函以及借据是被胁迫的。郭钊彬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签订上述文件时被胁迫。二、关于委托付款的问题。因为在借款时，郭钊彬多次向孙勇刚强调因为郭钊彬的身份是国家公务员，就职于海关部门。所以大金额的现金往来不方便在其自己的名下显示，才要求要求孙勇刚把借款划给钟灿荣。三、关于转账真实性的问题。孙勇刚在一审时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郭钊彬主张转账时的地点在广州，这是混淆概念。只是因为孙勇刚的银行账户开户行是在广州，并不一定是转账行为在广州。因为转账方式是通过网银转账的，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实现转账行为。四、孙勇刚是于2014年12月中旬收到郭钊彬的上诉状，但是二审立案的时间大概是2015年3月，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虽然郭钊彬提交了上诉状，但未在指定期间内缴纳上诉费，应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孙勇刚认为郭钊彬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上诉费，恳请二审法院可以认真查清。
上诉人郭钊彬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借款合同复印件，证明本案是钟灿荣胁迫郭钊彬签订高额借款合同而索取非法高利贷的。郭钊彬曾作为陈智猛的担保人，对陈智猛向钟灿荣借款的五万元进行担保，其后郭钊彬及陈智猛先后向钟灿荣还款十多万元，但是钟灿荣以郭钊彬还欠高额利息，要求并胁迫郭钊彬签订本案的高额借款合同，这是本案借款合同发生的根本原因。2、广东永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企业工商信息资料，证明钟灿荣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被上诉人孙勇刚对郭钊彬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09年12月9日，在一审时已经客观存在的，而郭钊彬没有提交，在二审才予以提交，不应当认定为二审新的证据。孙勇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且该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为钟灿荣、陈智猛、郭钊彬，与孙勇刚毫无关系，也与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没有任何牵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孙勇刚存在任何的胁迫行为。
经审查，郭钊彬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经二审审理，对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孙勇刚与郭钊彬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具体裁判理由如下：
关于孙勇刚与郭钊彬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孙勇刚为证明其向郭钊彬出借19万元的事实，提供了《借款合同》、《委托划款函》、《借款借据》以及银行转账资料等证据。郭钊彬否认与孙勇刚的借款事实，并认为上述文件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双方借贷关系实际并不存在。本院认为，《借款合同》、《委托划款函》以及《借款借据》均为书证，书证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的文字材料。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部门对上述证据上“郭钊彬”的签名进行鉴定，认定该签名均为郭钊彬本人所签。郭钊彬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知悉其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在上述文件上签名表明确认向孙勇刚借款并收到款项的事实。郭钊彬抗辩称其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名的，但事后却没有及时就此向公安机关报案，即使如郭钊彬所述在事发6个月后报警，其亦未能提供报警回执等证据证实，且没有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对此立案调查，故郭钊彬的上述抗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案现有的证据显示，孙勇刚与郭钊彬签订《借款合同》，双方形成借款合意，同日孙勇刚将借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入郭钊彬委托的账户，已完成出借款项的义务，因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郭钊彬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3800元，由郭钊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萍辉
审 判 员 蔡镇海
代理审判员 应海燕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