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南市民一终字第7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红莲。
委托代理人邹小松。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培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达忠。
委托代理人卢礼伟。
委托代理人朱媛。
上诉人何红莲、黄培宁因与被上诉人潘达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0）兴民一初字第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3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3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红莲的委托代理人邹小松和上诉人黄培宁以及被上诉人潘达忠的委托代理人卢礼伟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31日，何红莲出具一张欠条给潘达忠，言明：“何红莲2009年5月19日至6月29日止（12月31日转入潘达忠农行账号伍万元正）尚欠潘达忠煤款人民币（陆拾陆万伍仟伍佰伍拾壹元正）￥665551元，尚欠未开发票：1855.97吨1855.97吨×300元＝556791元1855.97吨×175元＝324794.75元欠款人：何红莲2009年12月31日身份证号420102197708153525还款计划：2010年1月3日到5日20万2010年1月5日-15日20万2010年1月15日-28日余下付清注：到时不还清款每天按每天2000元罚款，如不如期还款由法院处理，法院费用本人承担何红莲”。该欠条左下方有黄培宁签字：“担保人：黄培宁20**年12月31日452129196404100413”。
潘达忠提供板坝大型停车场电子磅单36份，注明日期为2009年6月3日至2009年6月29日期间，需方单位：合浦县广业水泥厂何红莲，经手人为潘达忠，品名为无烟原煤，每张单上注明毛重、车皮、净重、磅费及运输车辆的车牌号码。电子磅单记载的总数量为1855.97吨。
何红莲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自助终端交易回单显示2009年12月31日13时49分从何红莲账户转账5万元至潘达忠账户。
因何红莲未清偿欠款，潘达忠于2010年2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2010年7月1日，南宁市公安局唐山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09年12月31日0时38分黄培宁（男，身份证号：452129196404100413，1380787****）电话报警，称其朋友何红莲（女，1977年8月15日生，身份证号：450102197708153525，户籍地址：南宁市兴宁区三塘广西南宁农垦玻璃厂20栋08号，现住址：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东路柠檬宿A座6楼601号），于2009年12月31日0时15分许在明秀东路柠檬宿二楼被潘达忠等十来人强行拉上汽车带走，不知去向。我所已受理此案，并已立案侦查。”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嫌刑事案件，须以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结果为依据为由，裁定中止本案审理。
2011年5月5日，唐山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称，上述案件正在侦查中，尚未办结。
2012年2月23日，唐山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称：黄培宁所报案受理后，该所立即展开调查，经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现已立为治安案。目前该案正在办理之中，尚未办结。
审理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南宁市公安局唐山派出所调取了该所的《询问笔录》。何红莲在2010年1月1日南宁市公安局唐山派出所询问时称：“晚上21时许，这伙人又将我从隆安拉到了石埠菜市对面的一栋楼里，逼迫我写了一张66万元的欠条，其中有5万元是给挟持我的人的，并叫黄培宁写了担保，22时许，他们找了一辆轿车将我和黄培宁拉到江北大道上的一个工商银行又逼迫我们取了2000元钱后才放我们离开。”“我和他（潘达忠）是做煤炭生意的合伙人”，“因为我们的煤炭因为质量问题，导致厂家扣了钱，所有的发票没开，故没有结账。”黄培宁在2011年5月15日公安机关询问中陈述：“2009年5月份左右，何红莲与潘达忠合伙做生意，潘达忠负责供应煤，何红莲负责联络厂家，利润方面是何红莲每一吨煤抽取15元的利润，就这样合作到同年的9月份，厂家提出了煤的质量不好，要从每一吨煤的价钱中扣100元，就这样，每一吨煤的价钱就少了100元，结算的时候潘达忠见每一吨煤少了100元，就问何红莲是怎么回事，于是何红莲就把事情的起因告诉了潘达忠，潘达忠知道后多次找厂家要钱，但是厂家不肯答应，并答复潘达忠合约不是他们厂家和他签的，是他和何红莲签的，想要钱找何红莲，就这样潘达忠和何红莲就产生了纠纷，于是就引起了被非法拘禁的事情。”潘达忠在2011年5月11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到了2009年5月，何红莲又叫我给她拉煤到合浦县公馆镇广业水泥厂，我见她还是比较有诚信的，于是我在2009年5月至6月期间，总共给她拉去2274多吨无烟煤，这笔煤款她只是付给我18万元，尚欠我煤款66万多元。”乃美宾在2011年7月5日公安机关询问中陈述：“我、潘达忠和陆霞是合伙人，2009年认识何红莲后，我们就跟她在合浦县公馆做煤的生意。后来，我们给何红莲拉2000多吨煤，何红莲一直不付款给我们，并一直躲着我们，打她的电话也不接，当时她也没有给我们写欠条，这事就一直拖了很久。”陆霞于2011年7月5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和潘达忠、乃美宾3人一起在百色做煤炭生意，当时我们和何红莲一起合伙做生意，后来，何红莲欠了我们大约60多万元钱，我们就一直找也归还。”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何红莲出具欠条给潘达忠，言明欠潘达忠煤款665551元，并在欠条中详细列出所购煤数量、单价及还款计划，该证据能够证实何红莲与潘达忠系买卖合同关系，何红莲因向潘达忠购买煤炭而拖欠货款的事实。潘达忠补充提供的电子磅单虽无何红莲本人签名，但各次记载的供煤数量总数与欠条中记载的煤炭数量相一致，可以相互印证，补充证实潘达忠向何红莲提供煤的事实。
何红莲抗辩主张其与潘达忠系合作关系，何红莲仅为潘达忠出售煤提供中介服务并从中收取中介费15元／吨。何红莲该主张仅有何红莲自己的陈述及黄培宁根据其向何红莲了解的情况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并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何红莲主张其帮助潘达忠联系水泥厂，介绍潘达忠向水泥厂供货，并由潘达忠自行与水泥厂结算，但何红莲也未提供其与水泥厂之间联系业务的相关凭据，故何红莲的上述主张均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何红莲主张欠条系潘达忠将其绑架后采取胁迫手段逼何红莲出具，不是何红莲的真实意思表示。从一审法院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情况来看，公安机关仅对涉案当事人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潘达忠及其合伙人对胁迫的事实未予认可，各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不一致，公安机关并未对潘达忠绑架并胁迫何红莲的事实作出认定，亦未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何红莲主张被绑架并被胁迫写下欠条的事实证据不足，故不予采信。综合全案证据来看，潘达忠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何红莲欠款事实，予以认定，何红莲应按欠条约定向潘达忠清偿欠款665551元。何红莲提出抗辩意见但并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故对何红莲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违约金问题。由于潘达忠与何红莲在欠条中自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何红莲未按欠条约定时间偿还欠款构成违约，应支付相应的违约金。但由于双方约定违约金为每天2000元标准过高，一审法院酌情予以降低至以欠款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付。潘达忠请求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黄培宁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黄培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欠条下方签署“担保人：黄培宁”字样并注明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说明其自愿对何红莲所欠款项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故黄培宁依法应对何红莲所欠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潘达忠要求黄培宁对何红莲所欠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黄培宁主张其系为了帮助何红莲，被胁迫在欠条上签字，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何红莲支付潘达忠货款665551元；二、何红莲支付潘达忠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665551元为基数，从2011年1月16日起计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付）；三、黄培宁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0456元由何红莲、黄培宁负担。
上诉人何红莲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潘达忠主张上诉人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充分。1、何红莲出具的欠条不是何红莲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确认欠条作为主要证据，认定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何红莲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立写所谓的欠条。潘达忠挟持何红莲时，上诉人黄培宁当场拨打110报警，并积极营救何红莲。何红莲脱困次日，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受理案件。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潘达忠对这些事实并不否认。这表明，何红莲写下欠条，根本违背了何红莲的真实意思，其证明力存在极大缺陷，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还未作出处理结果之前，便认定潘达忠没有胁迫何红莲立写欠条，与一审法院作出的中止审理的民事裁定书相背，使得一审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完全丧失了公信力，是完全错误的。2、除了违背何红莲真实意思表示的欠条外，潘达忠再无证据证明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本案中，潘达忠自述其将煤炭运送至合浦县公馆镇广业水泥厂，且潘达忠提供的过磅单并无何红莲或何红莲委托的代理人的签名确认，这表明，潘达忠是将货物交予合浦县公馆镇广业水泥厂，何红莲并不是买卖合同当事人。其次，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提取的笔录，没有任何一份笔录可以证明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乃美宾、陆霞等人均将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的关系表述为“合伙人”或“合伙做生意”。潘达忠对本案买卖合同发生在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的主张，负举证责任。何红莲虽无法以书面证据证实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的中介合同关系，但这并不能作为免除潘达忠举证责任。潘达忠在本案中无法举证证明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本案程序存在缺陷。本案中，何红莲与潘达忠对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的看法存在根本分歧，如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认为，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并倾向于认定何红莲写下欠条是何红莲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一审法院应当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对当事人作出释明，否则，诉讼当事人就丧失了针对买卖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否依法履行合同的举证权力。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潘达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黄培宁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被告何红莲于2009年12月31日所写的欠条，是在其受到被上诉人潘达忠胁持、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认定买卖合同成立的依据。上诉人黄培宁在欠条下签名，是为了促成何红莲早日脱困，没有任何为何红莲可能存在的债务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何红莲在恢复人身自由后第二天，立即向南宁市公安局唐山派出所报案，该案仍在公安机关处理之中。一审判决认定买卖合同成立的主要依据欠条，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不能成为定案依据。二、一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认为黄培宁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属法律适用不当。何红莲于2009年12月31日受胁迫写下的欠条并非何红莲与潘达忠的主合同，在公安机关、一审庭审中均承认，两人之间并无任何书面合同。而且，何红莲当时已经失去人身自由，其与潘达忠之间存在什么法律纠纷，黄培宁当时毫不知情，客观情况也不允许黄培宁深入了解何红莲与潘达忠之间的经济往来。黄培宁在欠条上签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何红莲尽快恢复人身自由。这些事实表明，黄培宁在欠条上签名的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设定的情况并不相符，一审判决援引该法规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作出（2010）兴民一初字第35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中载明：“本案须以南宁市公安局唐山派出所对该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但至今为止，唐山路派出所并未将该案办结。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形成了公安机关未有最终的处理结果，而人民法院已经定案的局面。原审法院也没有对自己否定民事裁定书中“本案须以南宁市公安局唐山派出所对该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径直作出判决的作法，作出过任何解释，黄培宁认为，一审法院的作法，让法院生效裁判完全失去了公信力。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潘达忠对黄培宁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潘达忠答辩称：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潘达忠与上诉人何红莲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有供货单予以证明，而且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也证实何红莲与潘达忠合伙做生意。何红莲的抗辩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二、一审以何红莲立下的欠条为定案依据是正确的。何红莲认为其是被胁迫立写借条，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何红莲认为是受胁迫写下借条，但是其没有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已经消灭，因此，何红莲所立下的欠条依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三、上诉人黄培宁主张何红莲所写的欠条是被胁迫，是无效的合同，但是根据法律规定，被胁迫的合同是可撤销的合同，黄培宁主张不成立。黄培宁亲笔签名作为担保人，而且黄培宁作为成年人，其应当知道对何红莲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并没有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一审所做的裁定书是基于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根据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裁定中止案件是正确的。在派出所做出认定该案为治安案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是正确的，而且潘达忠在一审中以买卖合同的关系来起诉，一审法院以买卖合同的案由来立案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当事人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何红莲与被上诉人黄培宁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上诉人何红莲应否向被上诉人潘达忠支付货款及利息665551元？上诉人黄培宁应否对上诉人何红莲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的诉讼程序是否违法？
当事人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何红莲与被上诉人潘达忠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何红莲出具给潘达忠的欠条以及潘达忠提供的电子磅单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何红莲主张立写的欠条系被绑架后受胁迫出具，但从一审法院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情况来看，公安机关仅对涉案当事人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潘达忠及其合伙人对胁迫的事实未予认可，公安机关未对潘达忠绑架、胁迫何红莲的事实作出认定，亦未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因此，何红莲主张被绑架和受胁迫立写欠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何红莲主张其与潘达忠系合伙关系，其仅提供中介服务，但仅有当事人的陈述，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何红莲的抗辩理由不足以推翻其与潘达忠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何红莲欠潘达忠购煤款66555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何红莲向潘达忠支付货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付违约金，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对上诉人黄培宁担保责任的问题，黄培宁在何红莲立写的欠条签署“担保人：黄培宁”，并注明身份证号码等信息，黄培宁对何红莲的债务承担保证担保成立并生效。一审判决黄培宁对何红莲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亦予以确认。黄培宁主张其系为了帮助何红莲，被胁迫在欠条上签字，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根据公安机关就黄培宁报案何红莲被非法拘禁一案出具的证明，采取中止审理以及恢复审理的程序并无不当，何红莲、黄培宁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何红莲、黄培宁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56元，由上诉人何红莲、黄培宁各负担5228元。上诉人何红莲、黄培宁分别多预交的5228元，由本院分别退回上诉人何红莲、黄培宁。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 杰
代理审判员 覃若鹏
代理审判员 刘 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林 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