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002民初2193号
原告：黄彩菊，女，196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庆龙，台州市皓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灵飞，台州市皓天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顾礼国，男，196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被告：郑文娟，女，1970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沁泉，浙江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俊曦，浙江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彩菊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20日、3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彩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庆龙、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俊曦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沁泉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彩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共同支付原告加工费20629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系夫妻关系。2014年间，原告为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加工羊毛衫。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提供羊毛衫原料，由原告加工成半成品后交付给被告顾礼国、郑文娟，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在送货单上签名，每件按11元计算加工费。送货单上的“礼国”字样的签名，一部分系被告顾礼国亲笔签名，一部分由被告郑文娟签名。2014年间，原告共为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加工32390件羊毛衫半成品，加工费共计356290元。被告已支付150000元加工费，至今尚欠原告加工费206290元，经原告多次催讨无果。
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共同答辩称：原、被告之间存在羊毛衫加工的业务往来。原告诉称的加工件数有误，送货单中标注“上荣”、“远”的件数以及签名为“施仁义”、“施仁丽”的件数与原告无关，不应计算在原告的加工件数内。原、被告之间约定的加工费不是11元每件，不符合业内行情，送货单上记载的单价11元是原告自行后补的，当时的行情价格为6元每件。原、被告之间的加工款已经于2014年底结算完毕，不存在拖欠。原告诉请2014年的加工款已过诉讼时效，已经丧失胜诉权。原告制作的羊毛衫半成品相比较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提供的羊毛衫原材料存在短缺，被告对此保留诉讼权利。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彩菊与案外人王米富于1993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于1993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原告黄彩菊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之间存在羊毛衫加工的业务往来。自2014年2月9日起至12月18日止的期间，原告黄彩菊共为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加工羊毛衫27587件。编号为0073021、日期为2014年2月9日的送货单记载加工费单价为11元。被告顾礼国分别于2014年1月28日、8月15日向王米富的银行账户中转账290000元、50000元。被告顾礼国于2014年11月28日向原告黄彩菊的银行账户中存款100000元。原告黄彩菊曾于2017年向被告顾礼国催讨2014年的加工费。被告顾礼国当时表示，目前经济困难，要求延期，过一年多点的时间后再支付原告黄彩菊加工费。原告黄彩菊曾于2017年9月29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顾礼国支付加工费，后于2017年10月31日申请撤诉，本院于同日裁定予以准许。
上述事实有原告黄彩菊提供的结婚登记申请书、送货单、录音资料及摘录、民事裁定书，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提供的业务凭证/回单，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出示的申请本院调取的（2017）浙1002民初9687号案卷中的台州银行对账单，以及原告黄彩菊、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黄彩菊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之间存在羊毛衫加工的业务往来，原告已履行了加工义务，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应按约支付加工费。
原告黄彩菊主张加工费共计356290元，并提供了送货单等证据拟证明加工费的情况。
关于原告黄彩菊提供的送货单中记载的“上荣”、“远”的加工件数，被告顾礼国、郑文娟认为，分别由姓名为谷尚荣的人、被称呼为“远”的人加工的，与本案没有关联，均不予认可，“上荣”、“远”的加工件数由“上荣”、“远”分别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结算，原告黄彩菊只不过为“上荣”、“远”代带原料、加工好的产品及加工费；原告黄彩菊陈述，送货单中记载有“上荣”、“远”的加工件数分别是姓名为谷尚荣及李远远的人加工的，谷尚荣加工的件数由谷尚荣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结算，李远远加工的件数系由原告黄彩菊分给李远远的，由原告黄彩菊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结算后，再由原告黄彩菊与李远远进行结算，李远远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之间没有结算关系。鉴于原告黄彩菊提供的送货单中记载的“上荣”的加工件数，原、被告一致确认系由谷尚荣加工并由谷尚荣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结算，故上述送货单总记载的谷尚荣的加工件数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纳入本案中进行处理。原告黄彩菊提供的送货单中记载的“远”的加工件数，原告黄彩菊陈述是李远远加工的，被告顾礼国、郑文娟陈述系“远”加工的，但“远”的具体姓名不清楚；至于“远”与原告黄彩菊结算还是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结算，原、被告有不同的意见；鉴于“远”的件数系“远”加工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原告黄彩菊主张“李远远加工的件数系由原告黄彩菊分给李远远的，由原告黄彩菊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结算后，再由原告黄彩菊与李远远进行结算，李远远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之间没有结算关系”，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外按照通常的理解，如“李远远加工的件数系由原告黄彩菊分给李远远的，由原告黄彩菊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结算后，再由原告黄彩菊与李远远进行结算，李远远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之间没有结算关系”，则在原告黄彩菊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结算时，应没有必要特别列明“远”加工的件数，故原告关于“李远远加工的件数系由原告黄彩菊分给李远远的，由原告黄彩菊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结算后，再由原告黄彩菊与李远远进行结算，李远远与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之间没有结算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述送货单中记载的“远”的加工件数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纳入本案中进行处理。
编号为0006105的送货单上存在涂改。原告黄彩菊陈述，以圆珠笔书写的字迹记载的内容为准，按197件计算。编号为0006105的送货单上涂改前蓝色圆珠笔墨水记载的各种颜色件数合计为197件，本院确定该送货单上记载的件数为197件。
编号为0006108的送货单上记载的每种颜色的件数的合计数字与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合计数字有出入。原告黄彩菊陈述，记载的合计数字274件应该系计算错误所致，以送货单上记载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的正确数字264件为准。本院以编号为0006108的送货单上记载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记载的件数为264件。
编号为0006109的送货单上记载的每种颜色的件数的合计数字与记载的合计数字有出入。原告黄彩菊陈述，记载的合计数字297件系计算错误所致，应以送货单上记载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的正确数字307件为准。本院以编号为0006109的送货单上记载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的件数为307件。
编号为0006195的送货单上记载的每种颜色的件数的合计数字与记载的合计数字有出入。原告黄彩菊陈述，记载的合计数字305件系计算错误所致，应以送货单上记载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的正确数字285件为准。本院以编号为0006195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上荣”、“远”的加工件数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285件。
编号为0006162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铁红25件、姜王45件”的旁边书写有“上荣”的字样，并且“铁红25件、姜王45件”的字样被圈划起来。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铁红25件、姜王45件系谷尚荣加工，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故送货单上记载为“上荣”，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其余每种颜色的件数均系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162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原告黄彩菊陈述的“上荣”加工的铁红25件、姜王45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167件。
编号为0006163的送货单上记载有“上荣王50件”，并且在“50”这个数字下方特别标注了一个“。”。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上荣王50件系谷尚荣加工，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故送货单上记载为“上荣”，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其余每种颜色的件数均系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163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原告黄彩菊陈述的“上荣”加工的王50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171件。
编号为0006164的送货单上记载有“上荣”，并且在“上荣”字迹的下方书写有“姜王100件、黑色25件”的字迹。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姜王100件、黑色25件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系谷尚荣加工，故送货单上特别记载为“上荣”，与原告黄彩菊无关，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其余每种颜色的件数均系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164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原告黄彩菊陈述的“上荣”加工的姜王100件、黑色25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140件。
编号为0006166的送货单上记载有“小鸡王50、铁红50，合计100件”。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小鸡王50、铁红50，合计100件，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而系谷尚荣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其余颜色的件数均系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166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小鸡王50、铁红50，合计100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165件。
编号为0006168的送货单上记载有“铁红130件”。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铁红130件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的，而系谷尚荣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该送货单上其余每种颜色的件数均系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168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铁红130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190件。
编号为0006170的送货单上记载有“上荣”，并且在“上荣”字迹的下方书写有“铁红100、姜王50”的字迹。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铁红100件、姜王50件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而系谷尚荣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其余每种颜色的件数均系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170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原告黄彩菊陈述的“上荣”加工的铁红100件、姜王50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176件。
编号为0006177的送货单上记载有“军绿50件、铁红50件、王100件，合计200件”。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军绿50件、铁红50件、王100件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而系谷尚荣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其余每种颜色的件数均系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177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军绿50件、铁红50件、王100件，合计200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242件。
编号为0006178的送货单上记载有“王50件、军绿85件，合计135件”。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王50件、军绿85件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而系谷尚荣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其余每种颜色的件数均系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178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王50件、军绿85件，合计135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246件。
编号为0006179的送货单上记载有“军绿75件、王50件、驼色50件，合计175件”。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军绿75件、王50件、驼色50件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而系谷尚荣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其余每种颜色的件数均系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179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军绿75件、王50件、驼色50件，合计175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264件。
编号为0006306的送货单上“上荣”字样的字迹书写在该送货单上方的中间部位。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所有件数均非原告黄彩菊加工，而均系谷尚荣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只是由原告黄彩菊代谷尚荣将加工好的产品送回给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根据原告黄彩菊的陈述，该送货单中记载的加工件数与本案没有关联，故本院不纳入本案中进行处理。
编号为0006309的送货单上记载有“上荣130件、新样200件”。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130件、新样200件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而系谷尚荣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其余的件数均由原告黄彩菊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309的送货单上记载的除原告黄彩菊陈述的“上荣130件、新样200件”外的每种颜色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310件。
编号为0006310的送货单上记载有“上荣：220件、新1**件”。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上荣：220件、新1**件”并非原告黄彩菊加工，而系谷尚荣加工，与原告黄彩菊无关，该送货单上记载的221件、新2**件系原告黄彩菊加工，“远，新样125件”记载的件数是一个叫李远远的人加工的。本院以编号为0006310的送货单上记载的“221件、新2**件”的件数，合计相加，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442件。
就编号为0006312的送货单上记载的内容，原告黄彩菊陈述，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子红92件、王95件、铁红70件、皮红15件、兰15件，合计287件，以及新样47件，共计334件系原告黄彩菊加工；上青30件、黑色50件、军绿50件、驼色100件，合计230件，以及新样105件，共计335件系谷尚荣加工；“远：60件”记载的60件系李远远加工。本院以编号为0006310的送货单上记载的“该送货单上记载的子红92件、王95件、铁红70件、皮红15件、兰15件，合计287件，以及新样47件，共计334件”，确定该送货单上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334件。
编号为0006282的送货单记载有“子红20件、铁红225件、王125件、皮红160件、黑色50件、米色60件，合计640件，新样20件”的字样以及“上荣，军绿100件、上青75件、黑色75件，合计250件”的字样。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抗辩，“米色60件”、“合计640件”字样中的“60”及“640”似乎存在涂改。“子红20件、铁红225件、王125件、皮红160件、黑色50件、米色60件，合计640件，新样20件”字样记载的各种颜色的加工件数相加后与合计的件数相符，并且看上去似乎存在涂改的字样实质上系在原字样上重描加深并非涂改，故对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的该部分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因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荣的件数系谷尚荣加工，故本院确定该送货单中原告黄彩菊加工的件数为660件。
编号为0006287、0006288、0006289、0006290、0006291、0006316、0006319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有“施仁丽”字样的签名，编号为0006318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有“施仁义”字样的签名。原告黄彩菊主张施仁义、施仁丽系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的员工，故由施仁义、施仁丽签名代收，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施仁义、施仁丽系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的员工或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委托施仁义、施仁丽代为收货的事实，故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有“施仁义”、“施仁丽”字样签名的送货单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定，该部分送货单本院不予采纳，该部分送货单记载的加工件数本院不纳入本案中进行处理。
综上，并结合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没有异议的其他送货单，本院确定自2014年2月9日起至12月18日止的期间，原告黄彩菊共为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加工羊毛衫27587件。
按照原、被告的陈述，原告黄彩菊为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加工羊毛衫每件的加工费应为相同。本院根据原告黄彩菊提供的编号为0073021、日期为2014年2月9日的送货单中记载的加工费单价为11元每件，以及原告黄彩菊提供的录音资料记录的原告黄彩菊陈述单价为11元每件而被告顾礼国并没有提出异议等情况，确定本案涉讼的羊毛衫每件的加工费为11元。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抗辩，加工费为6元每件，并提供了送货单；该送货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并且即便真实也没有发生在原、被告之间，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关于加工费6元每件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抗辩，编号为0073021、日期为2014年2月9日的送货单中记载的加工费单价为11元中的“11元”，系原告黄彩菊自行后加，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该部分抗辩本院亦不予采纳。
经计算，自2014年2月9日起至12月18日止期间原告黄彩菊为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加工羊毛衫的加工费共计303457元。
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加工合同的加工费在没有合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通常先交付工作成果或部分工作成果后在再支付加工费，并且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原、被告在2014年之前亦存在羊毛衫加工的业务往来，另外，被告顾礼国在原告黄彩菊提供的录资料中亦认可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尚欠原告黄彩菊加工费，故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关于2014年1月28日向王米富支付的290000元系支付本案涉诉的2014年2月9日起至12月18日期间的加工费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就本案涉诉的2014年2月9日起至12月18日期间的加工费已经支付的情况，原告黄彩菊陈述，具体支付的时间已经记不清楚，但总计仅支付150000元。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抗辩其已经支付的加工费已经远超本案涉讼的加工费，其该抗辩不符合一般的生活情理及交易习惯，且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亦反映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仅支付加工费150000元，与原告黄彩菊的陈述一致，另外，原告黄彩菊提供的录音资料的内容可以反映出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尚欠原告黄彩菊大额的加工费，故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的该部分抗辩不能成立。本院综合上述情况确定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仅支付原告黄彩菊本案涉讼2014年2月9日起至12月18日期间的加工费150000元。扣减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已支付的150000元，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尚欠原告黄彩菊2014年2月9日起至12月18日期间的加工费153457元。
被告顾礼国、郑文娟抗辩，原告本案涉讼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鉴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书面的加工合同，也没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曾经进行了结算或者双方约定了加工费支付的履行期限，故应当认为双方之间的加工费属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原告黄彩菊有权随时向被告主张加工费。原告黄彩菊提供的录音资料记录，原告黄彩菊陈述“这是04年的债务，至今两三年了，目前已经是07年了”。庭审过程中原告黄彩菊陈述，上述“04年”、“07年”系口误，正确的应分别为2014年、2017年。原告黄彩菊陈述，原、被告之间发生加工业务往来的时间为2012年、2013年、2014年。被告顾礼国、郑文娟陈述，原被告之间发生加工业务往来的时间为2013年、2014年。综上，应当认为原告黄彩菊解释上述“04年”、“07年”系口误，实际正确的应分别为2014年、2017年的解释合理。故本院认定，原告黄彩菊曾于2017年向被告顾礼国催讨2014年的加工费。鉴于被告顾礼国表示，目前经济困难，要求延期，过一年多点的时间后再支付原告黄彩菊加工费，故应当认定被告顾礼国的该表示内容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故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诉讼时效的期间重新起算。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原被告之间的加工业务往来系被告顾礼国、郑文娟的共同经营行为，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应对本案加工合同的债务负连带责任，故该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亦及于被告郑文娟。因此，即便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应向原告黄彩菊支付的加工费的债务存在履行期限或之前催讨过，本案涉讼的加工费的诉讼时效亦因被告顾礼国于2017年表示同意履行义务而重新计算。原告黄彩菊于2017年9月29日向本院起诉，后于2017年10月31日申请撤诉，本院于同日裁定予以准许后，诉讼时效再次中断并重新起算，故原告黄彩菊再次提起本案的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顾礼国、郑文娟关于本案涉讼的加工费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黄彩菊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顾礼国、郑文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黄彩菊加工费153457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94元，减半收取2197元，由原告黄彩菊负担563元，由被告顾礼国、郑文娟负担163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苍林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赵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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