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晋09行终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代县公安局，住所地，代县新城东城大街。
法定代表人：孙永，代县公安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文，代县公安局干警。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代县公安局法律顾问。
上诉人（原审被告）：忻州市公安局，住所地，忻州市公园街。
法定代表人：杨梅喜，忻州市公安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禄，忻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文生，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住山西省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俊山，山西惠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程四毛，男，1955年11月5日出生，住山西省代县。
上诉人代县公安局、忻州市公安局因与被上诉人程文生，原审第三人程四毛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7）晋0902行初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代县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文、陈瑞，上诉人忻州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禄，被上诉人程文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俊山，原审第三人程四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1月19日，第三人程四毛与原告程文生岳母张果果因琐事发生争吵，后被人拉开，张果果离开后第三人继续寻找张果果，期间本村村民吕永平在拉劝过程中与第三人发生争执，为此第三人又到吕永平父亲吕润有家中理论，后原告程文生与其弟弟程银生也来到吕润有家中，原告程文生将第三人踢倒，第三人向代县公安局新高派出所报案并入住代县人民医院治疗。2009年3月24日代县公安局新高派出所建议对第三人程四毛作伤情鉴定，第三人认为其病历被篡改未提交。2009年8月13日，代县公安局新高派出所向代县卫生局出具证明，在派出所向代县人民医院复制第三人病历时第三人认为不是其原始病历，且当时有一名医护人员也说第三人的初步诊断和护理病历找不到了，故第三人拒绝复制其病历。2009年5月25日代县人民医院向代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出具了《关于普外科丢失程四毛护理病历一事处理情况报告》，确认因科室管理不善丢失了第三人的护理病历。由于第三人的伤情不能进行鉴定，案件得不到处理，第三人四处投诉，期间，被告代县公安局对知情人均作了询问，2016年1月8日代县公安局新高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称，因案件发生时间距今已有六年之久，诊断记录不全，且代县人民医院的两个CT光盘无法复制，无CT报告、诊断建议，鉴定中心无法作伤情鉴定。2016年6月13日被告代县公安局对原告程文生履行了告知程序，同日作出代工（新）行罚决字［2016］1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7日并处罚款200元，该处罚决定书于同日送达。同日，原告程文生向代县公安局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并于2016年8月4日向忻州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忻州市公安局受理后于2016年9月9日以代县公安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量罚适当，本案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规定的追诉时效限制为由决定予以维持。原告仍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第三人程四毛与原告岳母系同村居民，因琐事产生纠纷，本应互谅互让，协商处理或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但原告程文生与其弟一起到他人家中找到第三人，殴打第三人致伤，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上述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被告代县公安局在处理本案中，确因医院不能提供第三人的完整病历而无法对第三人伤情进行鉴定，但在2009年3月24日代县公安局新高派出所建议对第三人程四毛作伤情鉴定时，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办案期限，且未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延期，鉴定期间不应该在办案期限内扣除，在被告作出本次行政决定时，被告所陈述的影响如期结案的因素并未排除，因此被告代县公安局在对原告作出代工（新）行罚决字［2016］1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忻州市公安局作出的忻公复决字［2016］第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时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代县公安局对原告程文生作出的代工（新）行罚决字［2016］1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忻州市公安局作出的忻公复决字［2016］第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代县公安局负担。
判决后，代县公安局不服上诉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混淆相关概念，认定事实有误，且判决也无任何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程文生对第三人程四毛的行为依法、依理均应得到处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的（2016）1005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任何不当，程文生殴打第三人并致第三人受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此原审法院也予以认可。二、上诉人虽没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对被上诉人作出处罚，但也是因为鉴定等原因引起的，而依相关规定，鉴定时间不应计入办理案件的时间。三、即使超过法定的办案期限，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程文生的处罚也有法可依。1、公安部于2006年1月23日作出的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办理治安案件期限问题中规定，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不能因已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就不再调查取证；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第141条第三款也做了同样上述规定；3、本案中，因程四毛到医院治疗及病历丢失等客观原因，上诉人是未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对被上诉人处罚，但依上述之规定，现在对被上诉人处罚并无任何不妥及违法之处。四、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完全混淆了”办案期限”和”追究时效处罚”的问题。五、原判明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现行有效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内未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就不得再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处罚，并且原判也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款”违反法定程序”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维持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
忻州市公安局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该判决认定代县公安局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和依据错误。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代县公安局办案超过法定期限的根本原因是代县人民医院不能提供程四毛完整的病历，导致鉴定无法进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履行职责。代县公安局在办理程文生案件中，未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延期的行为，属于违反内部审批程序，该行为并未对程文生的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产生实质损害，属于轻微违法，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均未作出违反办案期限、超过办案期限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规定。综上，原判认定代县公安局违反法定程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维持代县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及忻州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程文生辩称，一、代县公安局超越期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属于程序轻微违法，而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理应予以撤销，代县公安局立案时间是2009年1月20日，而作出处罚决定是在2016年6月13日，虽存在程四毛病历丢失导致无法鉴定一事，但代县人民医院于2009年5月25日就丢失病例已作出处理决定并向代县卫生局和卫生监督所作了说明。代县公安局在明知不能进行鉴定情况下，将此案拖延长达七年，该处罚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属于程序轻微违法，理应撤销，况且在作出处罚时，不能鉴定的原因并未排除。二、上诉人故意混淆处罚时效和办案期限的规定，以此掩盖其程序违法的事实。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二审法院应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程四毛述称，认定上诉人的意见，程文生应当被拘留。
二审中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对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代县公安局自受理之日到作出处罚决定时超过了办理治安案件最长期限60日的规定，对于鉴定期间，代县公安局和忻州市公安局均未能提供反映鉴定完整过程的证据，即鉴定启动后鉴定的经过、鉴定中遇到的障碍及如何处理、鉴定终结的时间和原因等相关证据，代县公安局和忻州市公安局无法对办案期限符合法定办案期限予以明确说明。代县公安局在案件受理七年后作出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忻州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中未对代县公安局办案期限问题作出处理亦不符合法律规定，代县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忻州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均应予以撤销。代县公安局和忻州市公安局作出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属于人民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范围。
综上所述，上诉人代县公安局、忻州市公安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代县公安局、上诉人忻州市公安局各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赵飞
审判员王晓华
审判员侯亮
二0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段雪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