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民再2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素连。委托代理人：曾建红，湖北建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联军灰砂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流芳街宗黄村。法定代表人：龙玉军，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周宏力，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夏雪，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龙玉军。委托代理人：周宏力，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夏雪，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舒本虎。委托代理人：周宏力，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夏雪，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素连与被申请人武汉联军灰砂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原由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0314号民事判决。王素连不服，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346号民事判决。王素连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鄂民申字第0043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6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素连的委托代理人曾建红，被申请人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宏力、夏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王素连向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称：联军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24日，注册资本5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龙玉军，王素连出资250000元，占公司50%股份。王素连自联军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负责公司所有经营事务，联军公司为王素连出具了股权证明书、收条，证明了王素连的出资情况及占有公司50%股份。王素连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为联军公司股东，占50%股权，并由联军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一审答辩称：王素连不是联军公司的股东，不享有公司股权，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对公司出资，王素连也未行使股东权利，联军公司的股东只有龙玉军和舒本虎，王素连要求确认股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联军公司系2005年8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龙玉军。该公司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股东为龙玉军、舒本虎，出资额分别为250000元，各占公司股份比例50%。该公司验资报告显示，龙玉军、舒本虎分别于2005年8月22日向联军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流芳分理处开立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账户缴存250000元。联军公司成立后，由王素连负责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管理，该公司相关证照、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龙玉军私章均由王素连掌管。龙玉军、舒本虎不参与联军公司的经营管理。2008年下半年，联军公司停止经营。2010年6月5日，联军公司向王素连出具股权证明书，内容为王素连为联军公司股东，占联军公司50%股份，自公司成立，该公司所有的经营管理事务概由王素连负责。该股权证明书由联军公司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龙玉军签名。2012年12月14日，联军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另查明，2005年8月24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同意联军公司刻制该公司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业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联军公司曾向王素连出具一份收条，载明收到王素连投资入股联军公司股本金250000元，该收条加盖联军公司财务专用章，落款时间为2005年8月22日。还查明，联军公司未召开过股东大会，也未进行过分红。在一审诉讼中，王素连提出其入股的250000元系现金给付，该款项进入联军公司在农业银行武汉市流芳分理处的账户，即列明为舒本虎的出资250000元，但无存款凭证，联军公司停产后，财务账已找不到，故无法在公司财务凭证中反映。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王素连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其为联军公司股东，享有对联军公司的出资250000元，占公司50%股份。根据联军公司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资料记载，联军公司系2005年8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龙玉军，股东为龙玉军、舒本虎，出资额分别为250000元，各占公司股份比例50%，故王素连并非联军公司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王素连与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龙玉军、舒本虎就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王素连对证明其向联军公司实际出资负有举证责任。从联军公司注册登记时的原始验资证明来看，系龙玉军、舒本虎分别于2005年8月22日向联军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流芳分理处开立的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账户缴存250000元。王素连在诉讼中未能提交其为联军公司成立而出资的存款凭证，其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证据为：1、2005年8月22日加盖联军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条；2、联军公司于2010年6月5日向王素连出具的股权证明书。对该两份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认为，一、联军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王素连250000元股本金，落款时间为2005年8月22日。庭审中，联军公司提交了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刻制印章证明，证明相关印章刻制时间为2005年8月24日，因此，联军公司在2005年8月22日不可能出具该收条，结合联军公司成立后，实际由王素连负责掌管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的事实，该收条不排除系王素连在掌管财务专用章期间自行出具的可能，故该收条内容的真实性存在较大疑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信。二、联军公司于2010年6月5日向王素连出具的股权证明书，载明王素连占有联军公司50%股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王素连的股东证明书也由联军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但因该证明书的内容与公司登记公示的股东及出资不相符合，且鉴于联军公司成立后公章由王素连掌管，因而不能仅以该证明确认王素连的股东资格。至于龙玉军在证明书上的签名，由于王素连在诉讼中主张其50%的出资对应的是股东舒本虎名下所占份额，因此，尽管龙玉军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该证明真正涉及到的是股东舒本虎的利益，龙玉军作出的对王素连出资的认可对舒本虎无法律效力。据此，王素连所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否定联军公司登记时的原始出资证明，王素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且，王素连虽于联军公司成立后实际负责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管理，龙玉军、舒本虎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在现代公司制度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非完全一致，更多的体现为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因此王素连对联军公司进行实际经营管理，不能说明其即为联军公司的股东。综上，王素连主张其为联军公司的股东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素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王素连负担。王素连不服上述判决，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不以事实为依据、有证不予采纳、适用法律错误。王素连在该公司成立之初，即出资250000元，舒本虎并未出资，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在庭审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为真正出资人的原始记录。成立联军公司之初，因王素连与舒本虎之弟舒建军当时为夫妻关系，为了经营上的便利，即用舒本虎的名义成立公司，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并无证据否认王素连提供的收条不实或虚假，因此一审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王素连的请求。一审法院在判决书前章节认定该公司财务章的真实性，又得出2005年8月22日不可能出具该收条的论述，实为枉法裁判。关于股权证明书，联军公司于2010年6月5日向王素连出具的股权证明书上有其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该股权证明书符合法律程序，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该股权证明书没有法律依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舒本虎陈述其通过其经营的建材经营部向联军公司转账250000元缴纳股本，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同时公司未签定出资证明书。一审法院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公司登记的股东，才是该公司的股东。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承担。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素连是否具有联军公司的股东资格是本案各当事人争议焦点。具体评判如下：（一）从有限公司股东应当具备的法律特征来分析与认定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限公司股东应当具备下列法律特征：签署公司章程以及章程记载、公司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文件记载、实际向公司出资并取得出资证明文件、在公司中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首先，我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成立必须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其内容因其公示性而对相对人具有确定的效力，在客观上具有发起人成为股东的设权性效果。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联军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联军公司于2005年8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股东为龙玉军、舒本虎，出资额分别为250000元，各占公司股份比例50%。上述工商登记的内容，具有对外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而王素连并非联军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按照商法外观主义原则，其不产生宣示性的法律效果。其次，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则，股东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说明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东签署并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章程对内是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具有对抗股东之间其他约定的效力。本案中，联军公司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章程是由龙玉军、舒本虎作为股东签署，表明了龙玉军、舒本虎作为股东有设立公司并加入公司的意思表示以及公司同意加入的意思表示。而王素连并非联军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来看，王素连均不产生公司法意义上公司股东的法律效力。第三、公司股东名册是体现公司股东的现状，具有确定公司股东资格的推定力。而实际向公司出资并取得出资证明文件是认定公司股东资格的初步证据，而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决定性条件。因即使股东瑕疵出资并不必然产生不定股东资格的后果，只会导致相应法律责任的产生。根据王素连在一审中提供的联军公司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8月22日收到王素连股本金的收条，因联军公司提供的工商部门于2005年8月24日出具的企业刻制印章证明予以反驳，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联军公司所供的证据明显大于王素连提供的证据。故王素连在一审中提供的收条，不能作为认定王素连作为公司股东的依据。王素连在一审中提供的由联军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的股东证明书，因该证明书的内容与公司登记公示的股东及出资不符，且鉴于联军公司公章一直由王素连掌管控制，同时，王素连在诉讼中主张其50%的出资对应的是股东舒本虎名下所占份额，因此，虽然龙玉军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另一股东，但该股东证明书涉及到股东舒本虎的权益，故龙玉军作出的对王素连出资的签字认可，在未得到相对人舒本虎追认的情况下，该股东证明书对相对人舒本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所以，王素连在一审中提供的股东证明书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第四、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条件。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或者原因。但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只能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佐证材料。王素连所称，自联军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负责经营管理，联军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人代表印鉴以及营业执照等等均是由其保管，因此，王素连是联军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是联军公司股东。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非完全一致，更多的体现为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就是说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并非等同于股权。因此，王素连对联军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利，但并不能等同于行使股东权利，更不能以此作为认定其为联军公司股东的依据。（二）对王素连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核与认定王素连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包括证人证言在内的九份证据，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的情形，但鉴于上述证据已经二审庭审质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结合本案的具体事实，综合分析如下：王素连提交的确认舒建军与王素连的离婚《民事判决书》、《户口本》及证人田某出庭作证证词等证据，以期证明舒建军因涉及刑事案件，不方便公开身份，故借用舒建军的哥哥舒本虎的名义作为股东，舒本虎名下的250000元是由王素连和舒建军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舒本虎只是代为持股人。而王素连提交的《出资证明书》、《收据》和《股东名册》等证据，又是为了证明王素连是联军公司的股东和实际出资人。显然，王素连的待证事实不符合逻辑，一方面主张王素连系其个人出资，另一方面又主张与其前夫舒建军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一方面主张其为隐名股东，同时又主张其为显名股东。故该两部分证据的证明对象与其诉讼主张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冲突。根据我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如果王素连存在真实出资，可直接登记为公司股东。而舒建军是否涉嫌犯罪完全不影响其股东资格，无需由他人代为持股。况且王素连无论在一审还是二审中均没有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比如银行进账单、汇款单或银行资信证明等相关凭证以证明其向联军公司出资；也没有提供代持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其为联军公司隐名股东或受让股东的事实。王素连在二审期间提供的上述《出资证明书》、《收据》和《股东名册》等证据，发生在一审诉讼之前，王素连并未举证说明因客观原因或者属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同时鉴于联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一直由王素连实际掌管控制的事实，上述证据不排除系王素连在掌管公司印章期间自行出具的可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王素连在二审中提供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验资报告》、《证明》、《公司章程》等证据，均不能证明王素连本人或者王素连和舒建军是联军公司股东或实际出资人，反而证明了联军公司的股东和出资人为龙玉军和舒本虎。并且在公司成立后，王素连既未签署公司章程、参加股东会议，也未有任何证据证实其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综上，王素连所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从而缺乏证据的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认定王素连作为公司股东的依据。另，王素连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不予认可武汉联军灰砂制品有限公司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的情况说明”，认为联军公司向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无公章，且法定代表人龙玉军本人未出庭，故联军公司的代理人无权代理出庭应诉，其代理行为无效。本案中，联军公司与王素连属于利益的相对方，而联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一直由王素连实际掌管控制，故联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宏力、夏雪作为联军公司的代理人出庭应诉，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王素连负担。二审判决生效后，王素连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鄂民申字第0043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王素连再审中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王素连的前夫舒建军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由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以下简称舒建军涉黑刑事案件）于2014年7月23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刑事案件卷宗中有审计报告、联军公司法人代表龙玉军的证言、舒建军的供述等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联军公司为王素连与舒建军在婚内的共同财产，王素连与舒建军为联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股东。请求本院在本次再审程序中调取上述刑事案卷中涉及联军公司的证据，依法查明事实。（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律依据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审理股东出资相关纠纷案件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系股权确认纠纷，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股东就股权发生争议时，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素连提供的《收据》、《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股权证明书》均加盖了联军公司印章。一审中，联军公司法定代表人龙玉军承认王素连持有的《股权证明书》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龙玉军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中亦明确承认涉案股权为舒建军及王素连所有。联军公司作为法人单位，系本案的被告，加盖公司印章的相关文件应视为该公司的自认，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承诺的行为即代表该公司行为。故王素连在一、二审中提交的多份证据足以证实其已向公司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舒本虎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通过建材经营部向联军公司转账250000元缴纳股本，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联军公司的章程及登记设立时其他相关文件上的签名亦非舒本虎本人所签，一、二审法院仅凭工商登记即认定舒本虎的股东身份，且对王素连提供的证据未予采信，与法律规定相悖。（三）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属利益相对方，联军公司一旦承认王素连的诉求，联军公司和龙玉军及舒本虎存在利益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龙玉军、舒本虎、联军公司共同委托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周宏力、夏雪代理其参加诉讼，违反了上述规定，该代理行为应属禁止行为。此外，联军公司在二审中向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无公章，且法定代表人龙玉军本人未出庭，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周宏力、夏雪代理联军公司的行为属无权代理，其代理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四）二审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本案一审审判长程静曾为二审审判长程敬华的书记员，据说二人私交很好。一旦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将对一审审判长程静有影响，故二审审判长程敬华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在审理过程中应当自行主动申请回避，但其并未回避，导致二审判决对王素连不公。综上，请求本院判令：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346号民事判决，支持王素连的诉讼请求；2、原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发表答辩意见称：（一）王素连在本次再审中并未提供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舒建军刑事案件与本案诉讼标的没有任何关联性，刑事案件卷宗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二）王素连认为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系错误理解法律条文。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系规定当事人应否及如何承担举证责任的法律依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相关条款则是判定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的法律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不存在冲突。（三）王素连的再审申请理由事实不清、逻辑错误、法律关系混乱，诸多主张自相矛盾。1、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王素连一审起诉时主张权利的相对方为联军公司，而其二审及再审中又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的规定，此条规定系针对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出资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依照此条规定，王素连主张权利的相对方应为舒本虎。可见王素连并未厘清本案的法律关系。2、王素连一方面主张其本人应直接享有股权，一方面又主张其股权系舒本虎代为持有；一方面主张其个人出资，一方面又主张其与舒建军共同出资；一审中主张其将25万元现金交给了龙玉军，二审中又主张其将现金交给了证人田某。由上可见，王素连主张的事实自相矛盾。3、被申请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验资报告、《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存款证明》等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联军公司的股东构成及股权比例。4、王素连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合法、有效的证据，二审法院根据证据采信规则不予采信并无不当。5、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立，是现代商业的基本营运模式，王素连对联军公司予以管理、经营，并不代表其享有股东权利。（四）公司及其股东之间本身具有利益的不可分割性和一致性，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本案的争议双方一直明确且稳定，夏雪、周宏力代理三被申请人参加诉讼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五）本案二审的审判组织符合法律规定，王素连未能举证证明二审中存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的审判人员应予回避的情形，其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请求本院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346号民事判决。本案再审期间，王素连向本院提交申请，认为本案的审理结果必须以舒建军涉黑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请求本院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待舒建军涉黑刑事案件审结后后再行裁判。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及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二）王素连是否具有联军公司的股东资格。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一）本案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王素连主张，其与舒建军以夫妻共同财产向联军公司出资，且检察机关的公诉书中认定舒建军通过开办、控制联军公司牟取非法利益，故本案需以舒建军涉黑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认为，王素连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本案中，王素连以本人名义起诉，结合其提交的《股权证明书》、《出资证明书》、《收条》、《收据》、《股东名册》等证据，与其在原一、二审及本次再审庭审中关于资金来源的陈述，王素连主张其系以经营网吧所得的25万元人民币现金出资，且从事联军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故其本人应认定为联军公司的股东。由此可见，本案审理应以王素连起诉时的诉请为基础，结合王素连提供的相关证据，以审查其是否已向联军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舒建军涉黑刑事案件是否审理完毕，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2、股东资格确认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的纠纷，即使另案刑事判决最终认定舒建军利用联军公司牟取非法利益，也不等同于其享有联军公司的股东资格，更不能据此认定王素连的股东身份。3、受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所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权并非单纯的财产权，而含有社员权性质。即便王素连、舒建军其中一方为联军公司的实际股东，另一方亦不得以该股权系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为由主张自己直接享有股东资格。王素连一审起诉时称其系联军公司的股东，再审中又主张其与舒建军为联军公司的共同股东，其主张自相矛盾，混淆了股东权与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本案与舒建军涉黑刑事案件不存在直接关联，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对王素连关于依法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同理，对于王素连要求本院依职权调取舒建军涉黑刑事案卷中涉及联军公司的证据的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二）王素连是否具有联军公司的股东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修正）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王素连要求法院确认其享有联军公司50%的股权，应承担其已依法向联军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的举证责任。王素连主张，其在原审中提交了《收条》、《收据》、《股权证明书》、《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等相关证据，已完成了举证责任。但联军公司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05年8月22日收到王素连股本金的收条，有联军公司提供的工商部门于2005年8月24日出具的企业刻制印章证明予以反驳，故该《收条》不能作为认定王素连合法出资的依据。王素连在一审中提交的《股权证明书》上虽有联军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龙玉军签名，但该《股权证明书》的内容与登记公示的股东及出资不符，且联军公司公章一直由王素连掌管控制，不能排除该《股权证明书》上的公章系王素连在掌管公司印章期间自行加盖的可能性。此外，王素连在诉讼中主张其享有的50%股权对应的是舒本虎名下所占份额，该《股权证明书》实际涉及到舒本虎的权益，龙玉军作为联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对王素连出资的签字认可未得到舒本虎追认，对舒本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故该《股权证明书》亦不能证明王素连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王素连在二审中还提交了《出资证明书》、《收据》和《股东名册》等证据，但如上所述，因联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一直由王素连掌管，上述证据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因王素连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联军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故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素连在再审中称，舒本虎实际未出资，而是代其持有股权，但未能提供代持股协议等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为联军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王素连还主张，自联军公司成立以来，其一直负责经营管理，故其是联军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是联军公司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非完全一致。股东将公司委托给他人经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不为法律所禁止。故王素连对联军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利，并不能等同于行使股东权利，更不能以此作为认定其为联军公司股东的依据。综上，对王素连要求确认联军公司股东资格及享有联军公司50%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王素连关于一、二审程序违法的再审理由，因联军公司的公章由王素连掌管控制，联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龙玉军签字授权周宏力、夏雪代理联军公司出庭应诉，并无不当。本案中，联军公司、龙玉军、舒本虎与王素连属利益的相对方，周宏力、夏雪作为三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此外，王素连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二审合议庭组成人员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其关于二审审判组织不合法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34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34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莉萍审判员  陈 川审判员  卫逊敏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