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15民终12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仇某1，男，1973年6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潢川县，现住江苏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开元，河南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76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杰，潢川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女，196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潢川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男，197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潢川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仇某2，男，195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潢川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女，196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潢川县。上诉人仇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赵某、何某、仇某2、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17）豫1526民初2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仇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开元、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杰、被上诉人赵某、何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仇某1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7）豫1526民初2091号民事判决，并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在查明案情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离婚后财产纠纷，认定案由不当。本案诉争的50万元欠条，并不是仇某1、王某婚内或者在离婚过程中出具的。仇某1、王某于××××年××月××日通过潢川法院调解离婚，婚内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己经分割完毕，而本案中王某提交的两张欠条分别是在2015年11月、2016年1月出具的，与婚内共同财产分割无关。无论两张欠条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本案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二》第九条所规定的离婚后财产纠纷，也不属于双方的共同债权、债务或者共同财产纠纷。2、一审将本案定为离婚后财产纠纷，同时又将赵某、何某、仇某2、唐某等仇某1的亲属列为被告，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属于认定主体错误。离婚后财产纠纷，指的是夫妻双方离婚后因为婚内共同财产分割问题或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所产生的纠纷，原、被告双方的主体应为离婚夫妻双方，故赵某、何某、仇某2、唐某在本案中不应充当被告，更不应该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明显不公平、不公正。1、本案中的两张欠条均不存在相应的借贷事实，即仇某1与王某之间不存在借款、欠款的事实。两张欠条产生是因为上诉人念及过往的夫妻之情以及与子女的亲情，而向被上诉人所做的单方承诺，支付100万元款项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即仇某1于2015年11月8元所出具的欠条，实际上是仇某1承诺向王某赠与100万元，以利于帮助王某更好的抚养子女。在王某没有实际抚养子女后，仇某1已经向王某明确表示不再支付剩余承诺的50万元款项，即撤销对于未付50万元款项的赠与。因此，对于本案中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两张欠条所反映的是事实及法律关系，应当按照《合同法》第十一章对于赠与合同的规定，来进行认定和法律适用。2、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且本案中两张欠条所代表的赠与行为不属于社会公益、扶贫救灾性质，也没有经过公证，故受赠与人王某在没有继续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前提下，该欠条所代表的赠与合同关系，已经随着仇某1明确表示撤销而终结。故王某无权要求仇某1继续支付剩下的50万元承诺赠与款项，更无权要求好心说和的其余四被上诉人连带承担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仇某1、王某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并依据《担保法》认为一审其余四被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是在错误认定事实之后错误地适用法律，依法应当由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王某辩称，一、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王某与仇某1协议离婚时，二人自行协商并约定，仇某1支付现金100万给王某，系仇某1与王某约定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协议结果，此款是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年所积蓄的财产一部分，这100万也是王某应享有的财产份额，并以欠据为佐证，也是诉争财产分割的依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双方自愿行为，且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2、一审将赵某、何某、仇某2、唐某四人列为被告，并承担共同连带责任于法有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合理。王某与仇某1之间2015年11月8日出具的欠据，实则为二人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系二人对各自应合法享有产权的自行处分，符合《婚姻法》第39条第一款的规定，把100万元现金转化为借据的行为，此款上诉人仇某1已经履行50万元，如今仇某1不认真履约，且任意想象定性一种附条件赠与行为，其理由荒唐，其目的是拒不履行剩余五十万元款项的给付义务，其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赵某辩称，当初写这个欠条时他只是见证人，钱是给孩子的。被上诉人何某辩称，当时签字时没看到担保字样，她也是见证人。原审原告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仇某1支付欠款500000元及计算至支付日利息，其他四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某与被告仇某1原系夫妻。2014年11月18日，原告王某起诉至本院要求与被告仇某1离婚，双方于××××年××月××日经本院调解离婚（2014）潢民初字第147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一、原告王某与被告仇某1自愿离婚；二、原、被告婚生女儿仇某3、儿子仇志豪随原告王某一起生活，仇某1自愿于2014年10月至12月共计3个月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26000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于2015年起每年分4个季度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每个季度负担两个孩子的抚养费26000元，一年共计为104000元，每年3月28日前、6月28日前、9月28日前、12月28日前分四次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分别满十八周岁止；仇某1有探望孩子的权利；三、双方共有的位于潢川县清水湾对面小泊岸一处三卧两厅住宅产权属女儿仇某3、儿子仇志豪共同共有；四、双方再无争议。2015年11月8日，被告仇某1向原告出具金额为1000000元欠条一张，欠条载明：“欠条，今借到王某现金壹佰万整，还款日期2016.8.9还清借款人：仇某12015.11.8”。上述欠条出具后，因原告王某多次向被告仇某1催要上述1000000元欠款，2016年1月1日原告王某和被告仇某1在亲戚朋友被告赵某、被告何某（被告仇某1三嫂）、被告仇某2（被告仇某1堂叔）和被告唐某（被告仇某1舅妈）的调解下，被告仇某1向原告王某出具金额为600000元欠条一张（欠条主文为被告赵某书写），欠条载明：“欠条今欠到王某现金为陆拾万元整，返还期为16年5.1日还叁拾万元，春节前一次性返还清欠款人：仇某12016.1.1日担保人：赵某何某仇某2、唐某”，并约定另400000元在欠条出具后支付原告，后被告仇某1在实际支付时支付原告王某500000元，尚欠500000元未支付，故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偿还。2017年5月12日原告王某以与本案相同诉求起诉至本院，本院定于2017年6月23日开庭，开庭当日因被告赵某组织双方调解，双方当事人均未到庭，本院作出（2017）豫1526民初15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原告撤诉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本案立案时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诉讼中经审查案件相关证据材料认为本案案由应为离婚后财产纠纷，但本案庭审时被告仇某1认为本案既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也不是离婚后财产纠纷，原告王某与被告仇某1不存在借款的事实，且两人在离婚时已就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现已不存在共同财产，上述款项实为两个孩子抚养费。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仇某1辩称为抚养费的1000000元欠款涉及两张欠条，其中2015年11月8日欠条金额为1000000元，2016年1月1日经亲戚朋友调解，对上述1000000元欠款进行分拆，被告仇某1于2016年1月1日向原告出具金额为600000元欠条，另400000元在欠条出具后支付，但在实际支付过程中被告仇某1支付原告500000元。而原告王某与被告仇某1关于孩子抚养费问题，双方于××××年××月××日调解离婚时在调解书中确定婚生女仇某3和婚生子仇志豪由原告王某抚养，被告仇某1支付两个孩子2014年10月至12月抚养费合计26000元，2015年起每年负担两个孩子抚养费合计104000元，每年四次给付，至两个孩子分别满十八周岁时止。而在原、被告离婚时，两人婚生女仇某3（××××年××月××日出生）已十七周岁，婚生子仇志豪（××××年××月××日出生）已十四周岁，至两子女分别十八周岁，被告仇某1应支付两子女的抚养费应为2014年的26000元、2015年少于104000元（婚生女仇某3成年）、2016年的52000元、2017年的52000元和2018年少于52000元（婚生子仇志豪成年），上述抚养费总数少于300000元，后被告仇某1在实际支付抚养费的过程中，于2015年10月29日至2016年8月7日数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原告合计51000元。由此可见，被告仇某1已实际向原告支付的500000元远多于孩子抚养费的数额，且在支付该500000元后，被告仇某1仍通过银行卡数次向原告支付孩子抚养费，故关于被告仇某1辩称的该款为抚养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考虑本案案情及庭审查明事实，本案法律关系应为离婚后财产纠纷。被告仇某1在离婚后向原告王某出具金额为1000000元欠条，后经调解再次向原告出具600000元欠条并实际支付原告500000元，上述出具欠条及支付款项行为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仇某1应按照欠条约定将剩余500000元欠款支付原告，故对于原告王某要求被告仇某1支付欠款500000元的主张，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另被告赵某、被告何某、被告仇某2和被告唐某自愿为被告仇某1上述欠款提供担保，虽未与原告王某签订书面担保合同，但是其在欠条上以担保人名义签名，与原告构成保证合同关系。被告赵某、被告何某、被告仇某2和被告唐某仅在欠条上签名，原、被告双方没有对如何承担担保责任作出明确约定，被告赵某、被告何某、被告仇某2和被告唐某应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被告仇某1不履行还款义务，原告王某要求被告赵某、被告何某、被告仇某2和被告唐某承担保证责任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因原、被告在2016年1月1日欠条中约定于春节前（2017年农历1月1日）还清，未约定利息，故被告仇某1应从2017年农历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本金500000元支付原告利息，至款清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仇某1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王某欠款5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农历1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被告赵某、被告何某、被告仇某2和被告唐某对上述欠款和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仇某1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判认定为离婚后财产纠纷是否适当。经本院依法审查查明，无论是仇某1于2015年11月8日向王某出具的100万元欠条，还是经调解后于2016年1月1日出具的60万元欠条（实际剩余50万元），其产生事出有因，均是仇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部分履行，是仇某1与王某离婚后的自愿给付行为，且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足以产生依约履行的法律后果，故原判将本案法律关系认定为离婚后财产纠纷适当，上诉人仇某1关于原判认定案由不当的理由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仇某1称其给王某的100万元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的上诉理由，因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仇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仇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杰审判员 任明乐审判员 王 朗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冯砚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