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281民初3086号原告：孙燕，女，194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系法律工作者，现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丰年（系原告丈夫），男，195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系退休工人，现住同原告孙燕。被告：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住所地辽宁省瓦房店市世纪广场**号。执业证书证号：206020120806。负责人：王宝利，系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丛文，系该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孙燕与被告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燕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丰年，被告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丛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代理费240000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9年2月受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主任胡宝功指派，为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代理执行（2002）大民初字第121号民事调解书一案，该案已于2004年10月中止执行，因各种原因，该案实行风险代理，即回款30%为执行代理费，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也为原告办理了授权委托书。原告接手该案代理执行后，经过大量的工作，案件才得以恢复执行，确定执行法官后，原告与法官针对被执行人的实际状况，为了更有把握、更有力的进行执行工作，又对被执行人进行司法鉴定，原告为此给瓦房店凯煌大酒店垫付了鉴定费60000元，鉴定结果被执行人瓦房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税前收益136.7万元，完全具备可供执行财产能力。2009年国庆节后，执行法官几次来瓦房店到被执行人处查勘，2010年2月25日，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进行严重警告，在执行法官的威慑下，被执行人于2010年4月1日还执行款800000元，该案结案。但瓦房店凯煌大酒店在收到执行款后，谎称“没有收到现金，被执行人是以房子抵债，等房子过户卖了再给代理费”，这样一等就是七年多。2017年8月24日，原告与瓦房店凯煌大酒店法定代表人宋广忠电话通话，宋广忠否认执行成功，否认“以房抵债”，否认风险代理30%的约定。2016年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改制，更名为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不向瓦房店凯煌大酒店诉要代理费，原告只好起诉瓦房店凯煌大酒店，因主体错误，被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但同时认定了下列事实：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与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是受所领导胡宝功指派为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代理执行，是履职行为；该案是风险代理，以回款额30%为代理费用；瓦房店凯煌大酒店授权委托原告为代理人。原告理所当然是该委托合同的当事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该裁定生效后，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原告将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列为第三人，对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代位诉讼，请求判令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付案件代理费240000元及利息，但在，在庭审中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不但不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该所法律工作者林丛文与宋文忠串通一气做伪证，误导法官不顾已生效裁定书认定的法律关系和事实，做出了“原告既不是涉案委托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适格代位权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起诉”的裁定，在二审中林丛文仍睁眼说瞎话，致使原告的诉求再次被驳回，原告的代理费因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颠倒黑白的伪证，得不到清偿，该所应承担法律后果。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履职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所属履职单位承担责任。”“改制，只是转换组织形式和单位的经济性质，原单位的债权、债务不因改制而消灭”。合同法第76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原告的代理费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应向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主张权利清偿是责无旁贷的，而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处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与宋广忠串通一气，做伪证，令人难以接受。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之解读，第七条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服务范围、服务程序第一条之规定，我是代理资格合法、合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请求法律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所主张的应该为代位求偿权，如果原告不变更的诉讼请求，仍然坚持劳动关系，应该通过仲裁程序解决；2.原告本次起诉已经远远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按照原告在诉状中所称其2009年为案外人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代理执行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至2011年即为两年，原告至少应自2013年主张权利，现在是2018年，其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五年之久；3.被告与原告根本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对原告而言，更不存在行使代位权，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根据（2017）辽0281民初4834号案的第三次庭审笔录记载，证人表述“我和宋文忠之间有合同，刚开始这个案件是我代理执行，后来我事多，我指派孙燕去干”，根据这段话不难看出，宋文忠与胡宝功之间是个人行为，与服务所无关系，况且正如原告在诉状中所述，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是被告原名称，这更加证明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5.原告在（2017）辽0281民初4834号案第三次庭审中自认，“证人（胡宝功）这个案件的执行办不动了，说老宋不能白办……所里也没有出函”，“当时谈的不存在所，就是帮帮忙”，原告的这两段话可在看出不是所里的行为，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已经执行回款项800000，无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数次庭审中均未向法庭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数次的判决、裁定也没有相应的类似判词，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6.原告不具备代理资格，其并非注册的执行法律工作者，也不是律师，充其量只是一名工作人员，其参与代理和收费均为不合法。综上，原告的起诉非常荒唐，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孙燕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大民房执字第12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代理该案时，案件处于中止执行状态；证据2.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初483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在原告代理期间，案件终本后又恢复执行；证据3.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大执一恢1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代理期间，案件终本后又恢复执行；证据4.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证明案件虽然终本，但没有停止执行；证据5.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44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代位诉讼不适格被驳回起诉；证据6.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423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代位诉讼经二审驳回；证据7.和解协议，证明案件得到执行，并执行回款项800000元；证据8.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是瓦房店凯煌大酒店执行案件的代理人；证据9.大连市司法局大司[2016]42号文件,证明被告更名,但执业号未变;证据10.证明,证明孙燕曾用名为孙晓燕；证据11.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及大连瓦房店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函，证明原告是被告所工作人员；证据12.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449号案的庭审笔录，证明被告做伪证；证据13.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0）瓦民初字第1530号民事裁定书、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0）瓦民初字第1552号民事裁定书、申请执行书、执行案件审批表、通知、司法鉴定委托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执行工作流程表、会议记录、录音资料，证明宋广忠隐瞒执行回款项800000元。被告大连瓦房店市法律服务所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初4834号庭审笔录（第三次），证明原告不是所里指派的代理行为，该笔录当中已经有本案的代理人吕丰年亲自陈述（孙燕）不是所里的行为，是证人胡宝功的个人行为，与所里无关；证据2.民事裁定书（四份），证明原告数次起诉的事实，涉嫌一案多诉；证据3.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证明法律工作者是受严格管理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当庭质证，经审核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3，虽然均系复印件，但其拟证明的事实已经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449号民事裁定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4235号民事裁定书所确认，因此对于该两份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2、证据5、证据6，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上述三份证据均系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书，合法有效，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4，系复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证据没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专用章，无法证明其来源，且与本案也无直接关联性，因此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7，虽然该证据系复印件，但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与瓦房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瓦房店刘屯隆福商贸有限公司就三个案件达成和解，由瓦房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瓦房店刘屯隆福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给付瓦房店凯煌大酒店800000元，以及瓦房店凯煌大酒店收到瓦房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瓦房店刘屯隆福商贸有限公司800000元的事实已经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449号民事裁定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4235号民事裁定书所确认，因此对于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8，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原告代理瓦房店凯煌大酒店办理执行案件的事实已经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449号民事裁定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4235号民事裁定书所确认，因此对于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9，被告没有异议，且该证据系瓦房店市司法局下发的文件，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10，被告有异议，认为姓名、曾用名应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但原告提供的证据8中的受委托人系“孙晓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没有异议，其也未提出授权委托书中的“孙晓燕”不是原告，因此该证据可以和证据8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11，该证据拟证明原告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对于原告孙燕系原大连市瓦房店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的事实已经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449号民事裁定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4235号民事裁定书所确认，且该两份裁定书亦确定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于2016年4月1日已经更名为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该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9亦可证明，该变更只是改制后的名称变更，并不是原所注销后另行设立，两所之间是有承继关系的，因此对于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系对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449号案庭审情况及原、被告诉辩的如实记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3，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证据1、2、3，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上述证据或系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或系庭审笔录，或系相关法律法规，均系合法证据，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孙燕自2006年起在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工作，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于2016年4月1日更名为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原告孙燕到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工作时已从其他单位退休。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主任为胡宝功。在此期间，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与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代理执行事项，实行风险代理，代理费为标的额的30%。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主任胡宝功将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与瓦房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返还装修款纠纷一案指派给原告孙燕代理执行，瓦房店凯煌大酒店给原告孙燕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时间为2009年2月12日。2010年3月3日，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与瓦房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瓦房店刘屯隆福商贸有限公司就返还装修款纠纷、所有权确认纠纷、债权纠纷三案达成和解，由瓦房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瓦房店刘屯隆福商贸有限公司一次性给付瓦房店凯煌大酒店800000元，瓦房店凯煌大酒店撤回对上述三案的执行和诉讼。2010年4月1日，瓦房店凯煌大酒店收到瓦房店银都大酒店有限公司、瓦房店刘屯隆福商贸有限公司800000元。原告孙燕认为瓦房店凯煌大酒店已经取得执行款8000000元，应当按约定给付其代理费，遂起诉至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请求瓦房店凯煌大酒店给付其代理费251739元，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辽0281民初483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定原告孙燕与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而是瓦房店凯煌大酒店与服务所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孙燕的起诉属主体错误，裁定驳回了原告孙燕的起诉。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原告孙燕系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其到该服务所工作时系退休人员，因此其与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现原告孙燕基于该服务所指派其代理执行而请求给付报酬，案由应为劳务合同纠纷，而不应是立案时所确认的不当得利纠纷。另，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孙燕主张被告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应给付其代理费240000元，是基于双方的劳务合同关系，原告孙燕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对于劳务报酬的给付方式、金额及时间的约定，在庭审中原告孙燕虽称劳动报酬的给付方式是“绩效工资，代理案件（所里）就给钱，所里抽取10%的代理费”，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此外，即使原告孙燕所述属实，那也应当是在所里收取了代理费后，再给付原告孙燕，而本案原告孙燕在庭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瓦房店凯煌大酒店已经将代理费给付被告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或原大连市瓦房店中心法律服务所，以及给付的金额，因此原告孙燕现起诉被告大连瓦房店市中心法律服务所给付其代理费240000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原告孙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玲人民陪审员  蒋淑凤人民陪审员  杨 筠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尹丽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