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8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斌，男，汉族，1975年11月4日出生，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刚，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继宏，男，汉族，1972年4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强，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尹斌因与被上诉人刘继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2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尹斌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改判刘继宏偿还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刘继宏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15年12月8日，上诉人借款100万元给刘继宏，并将该款汇入其招商银行尾号为1199的账号内。2016年12月6日，委托律师通过EMS向刘继宏发出律师函，要求其在收到函后三天内一次性偿还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等。刘继宏确认收到该律师函，其在收到函后并没有向尹斌主张该款项不是借款。尹斌出借100万元给刘继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刘继宏申请证人凌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凌某是刘继宏的司机，一审又作为刘继宏的代理人签收了本案法律文件，凌某与刘继宏由有利害关系，其所述不具有客观性，不具备证人资格。3、刘继宏主张案涉款项是受王莉明指示，但始终没有刘继宏所说的相关款项是王莉明要求收取或者支付的有关任何书面文件。被上诉人刘继宏辩称：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尹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民事诉讼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起诉必然要提出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并且需要对其主张和维护其主张的根据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民间借贷合同的实质就是实践合同，也就是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以外，还需要实际交付实物。当事人要证明自己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除了要证明合同意思表示一致以外，还需要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交付行为，如果在举证环节，只存在交付的举证，而不能完成借款合同成立的举证，只能证明转款的事实，不能证明转款是借款行为。本案中，尹斌在2015年12月8日向刘继宏汇款100万元的事实，我方从未否认，只是说明这个款项是尹斌请案外人王莉明帮忙办事，在尹斌、刘继宏、王莉明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尹斌将请王莉明办事的款项通过刘继宏的账户支付，证人凌某进行了充分陈述，由于时隔几年，以及凌某不是事件的参与人，向法庭陈述部分案件事实。凌某的证言足以证实该笔款项不是民间借贷，证人只对案件事实负责，凡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权作证。尹斌在一审中明确向法院陈述曾经向刘继宏支付38000元机票费用，如果凌某在一审陈述凌某、王莉明、刘继宏三个人在2015年11、12份来广州为尹斌办事属于虚构的话，那么尹斌为何还要支付刘继宏38000元的机票费用？为了证明凌某证言的真实性，在收到开庭通知之前，再次询问凌某跟尹斌有无短信往来，凌某在其手机里寻找到了与尹斌的麦司机的短信往来，在2015年11月7日在广州富力丽丝卡尔顿酒店的订房信息，这一事实也就是证实凌某向一审法院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并无捏造。尹斌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以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本案起诉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该条规定原告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是偿还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有就借款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尹斌是支付了100万元到刘继宏账户，但是该100万元的用途并不是民间借贷，刘继宏也提供了凌某的证言可以佐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尹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继宏向尹斌偿还100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从2015年12月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继宏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5年12月8日，尹斌通过其中信银行账户62×××91向刘继宏开立于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的账户41×××99转账100万元。尹斌于2016年12月6日委托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通过EMS（单号10******722）向刘继宏位于深圳市××××805的户籍地址发出律师函，要求刘继宏在收到律师函后三天内一次性偿还借款100万元。根据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查询结果显示，该邮件于2016年12月8日由家人签收。刘继宏提供了银行转账清单复印件拟证明收到100万元以后在不同时期按照王莉明的指示转账到不同的账户上。经质证，尹斌认为，对该证据中显示的2015年12月8日账号尾数1199收到100万元的事实确认，对于其他的款项金额不予以确认，其他的转账记录也没有出现的刘继宏陈述的王莉明三个字，也不清楚刘继宏陈述王莉明的情况，对于刘继宏收到100万元款项后如何使用，尹斌不清楚也不干涉，刘继宏也没有告知尹斌该情况。刘继宏还申请证人凌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015年11月至12月尹斌为请托案外人王莉明办事，王莉明与刘继宏及证人凌某两次都是一起从北京过来办事。第一次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由尹斌接待，第二次在东方宾馆由刘继宏接待，且证人凌某对本案有了解。证人凌某在庭上陈述：“我是自由职业者，与朋友合伙创业。我与本案双方均认识，尹斌老家是湖南湘潭的，尹斌遇到麻烦，不能坐飞机，不能出国，尹斌来到株洲，我们通过养生的师傅认识的。我与刘继宏是朋友关系，2015年8、9月份前我是刘继宏的司机。王莉明是中能建控股集团的董事长，我与王莉明合伙做生意，同时也是朋友关系。王莉明并非每一件事都会告知我，我是在与王莉明、刘继宏一起从北京到广州的途中听王莉明说，得知尹斌有事情需要请托王莉明办理，故尹斌向刘继宏转账100万元。我不清楚尹斌请托王莉明准确是办理什么事情，大概是尹斌出问题，需找王莉明帮忙。至于为何要通过刘继宏的账户处理，我推测应该是王莉明身份不方便。我于2015年7、8月份见过尹斌，当时王莉明不在场。我在2015年11、12月份在广州见尹斌的时候，王莉明有在场。我在场时，不清楚王莉明有无主动要求尹斌给钱。我是听到王莉明打电话得知王莉明要求尹斌把钱给刘继宏再由刘继宏把钱给王莉明，但我不清楚王莉明打电话给何人。我没有在株洲恒信商务有限公司购买社保。王莉明没有明确告知我尹斌支付给刘继宏的钱就是我所说的帮尹斌解决某些问题的费用。2015年11月份我们是从北京坐飞机过来广州的，机票是王莉明让我定的，当时王莉明说找尹斌办理事情。到达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时候是在晚饭前，我们到达酒店后，尹斌和他一名姓麦的司机开了两台车过来。当天晚上王莉明、尹斌、刘继宏还有我一起吃饭，具体还有何人不记得。吃饭的时候没有提及请托的事情。2015年12月8日左右我、刘继宏以及王莉明一起来广州的时候住在东方宾馆，这次的机票是王莉明与刘继宏让我订购的，但具体办理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听说过找王莉明办事需要支付费用，但王莉明没提及请托费用如何支付。我没有帮过尹斌购买机票，但有帮尹斌印中能建地产的名片。尹斌对证人证言的意见为：证人称2015年8、9月份前是刘继宏的司机，与刘继宏之间有利害关系。证人没有具体说自己的职业，但之前是司机，之后却是王莉明的生意伙伴，两者的身份差距巨大，不具有客观性。两次来广州的机票是由王莉明和刘继宏要求证人购买的，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与证人称其与王莉明是生意伙伴的关系，不具有对等性。故认为证人与刘继宏有隶属关系，不具有客观性。刘继宏请证人出庭是为了证明王莉明叫尹斌打钱给刘继宏，再由刘继宏按照王莉明的指示进行付款。证人回答法庭与尹斌、刘继宏的问题时，答案都不一致，是自相矛盾。尹斌所托何事，证人没有明确的回答。证人回答关联性与刘继宏申请证人出庭不具有一致性。证人的陈述只是传来证据。综上，证人身份不具有客观性，是刘继宏的司机，不是所谓生意伙伴，回答与本案的问题总是回答不清楚，故证人所作陈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刘继宏对证人证言的意见为：证人的证言均能证明王莉明为处理尹斌请托的事情两次来广州，由于证人是订购机票的，王莉明让其订购机票时透露过来的目的是符合常理的。证人并非请托办事的请托方及受托方，故不清楚具体的请托事项是符合常理的。2、证人不管什么身份，只对证明事实负责。3、证人证言足以证实2015年12月8日尹斌向刘继宏汇款100万元，不一定是借款，如果尹斌没有证据证明是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尹斌本人陈述：“我与刘继宏是在2014年11、12月左右在刘继宏的养生公司认识。我与刘继宏之间并不熟悉。我通过刘继宏养生公司认识了一个很好的针灸师傅，后来由于该师傅在株洲被认定为无牌，故我把针灸师傅请到北京帮助我老师调理身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刘继宏熟悉起来。证人凌某是刘继宏经营的株洲拓普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当初刘继宏和我说株洲恒信商务有限公司经营困难需资金周转，故向我借钱，第一次我没有答应。王莉明是刘继宏介绍给我认识的，我也向刘继宏支付过38000元的机票钱。刘继宏后来称巴基斯坦项目经营困难，向我借款200万元。虽然我与刘继宏不熟悉，但我出于感激刘继宏介绍针灸师傅救回我老师的生命，我当时通过我的账号打款100万元给刘继宏，并通过我老师的账号打款100万元给刘继宏。我还问过我老师要不要追回他的100万元，我老师称算了。我与刘继宏之间未约定借款利息，也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但刘继宏承诺尽快还款，我去到北京见到王莉明时，王莉明曾说刘继宏有向相关的公司以购买机票等理由索要款项。我有通过电话催促刘继宏还款，但刘继宏没有接听，之后我也发过律师函。”确实刘继宏认识王莉明在先，刘继宏在株洲的时候有跟我说他认识王莉明，后来我在北京时，刘继宏也有打电话跟我说，但我没有放在心上，后来针灸师傅发短信与我说刘继宏很好，让我相信他。我第一次见到王莉明就是刘继宏带王莉明从北京到密云水库，我老师治病的地方，见了我的老师。我也帮王莉明公司中能建基金在东莞装修一个别墅，投入了1000多万元。刘继宏本人则称：“关于我与尹斌认识的过程，我确认尹斌的陈述。尹斌与其父亲经常住在针灸师傅那里，当时恒信商务有限公司是我经营的公司并且我公司是株洲进出口协会的会长单位，我本人也是政协委员，尹斌称针灸师傅的水平高，治好了尹斌的脚，故尹斌把他的父亲带去治疗，并住了好几个月。尹斌在2015年5、6月份带针灸师傅到北京，要求把针灸师傅带走，帮助处理其社会关系。据听说，尹斌回广州会被调查，不敢回广州，但我不清楚具体什么事情。恒信商务有限公司不存在经营困难的问题，该公司从事的是咨询服务，员工人数也不多，不需要大量资金。尹斌可能只是听说拓普公司股东之间有矛盾。我在2015年10月已经将恒信公司转让，并且受让人尹斌非常熟悉。我曾带领企业到巴基斯坦进行项目考察，是尹斌问起巴基斯坦有什么项目可以投资，我无需向尹斌借款。我在2015年8月之后大多在北京，故我委托证人凌某去株洲处理针灸师傅被卫计委处理的事情，证人凌某在2015年7、8月时跟随我去北京创业。我认识王莉明在先，针灸师傅告知我尹斌也有些问题需要处理，我就介绍王莉明与尹斌认识。尹斌认识王莉明的过程确实如尹斌所称。尹斌向王莉明请托办事的情况我比较清楚，尹斌当时被广州市纪委调查，具体事情是由小洲村引起的，故尹斌2015年上半年一直呆在株洲不敢回广州，故委托王莉明帮忙解决这个事情，当时王莉明开价300万元，王莉明两次过来广州说是与广州政法机关的人员见面，当时尹斌邀请了广州政法机关的一个人以及刘继宏、王莉明在小洲吃饭，后来尹斌确实分两次向我支付200万元，第一次我是提现100万元交给王莉明，第二次按照王莉明的要求转账。2016年1月起王莉明经常来广州，王莉明提出让尹斌装修东莞别墅，当时我还跟尹斌说简单装修就可以了，别投入太多钱。在这个过程中，王莉明不断催促尹斌支付剩下的100万元，但尹斌称没有钱，就没有支付。2016年4月份前我与王莉明之间出现业务问题，不想继续合作。尹斌从2016年4月份后就没有与我联系过，尹斌从来没有发过短信或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催促100万元，我一直没有在深圳××户籍地址××805居住，故我也没有收到尹斌的律师函。我的亲戚在那里居住，他说有收到挂号信但没有拆开。我收到尹斌的起诉状后没有找过王莉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尹斌起诉主张刘继宏归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刘继宏抗辩称其与尹斌之间没有借款关系。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尹斌与刘继宏之间是否成立借款法律关系。对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尹斌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尹斌主张双方之间成立借款法律关系，应当就借款法律关系的成立、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成立生效应具备两个条件：一、双方之间有借贷款项的一致意思表示；二、出借人实际提供款项。本案中，尹斌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已经证明尹斌与刘继宏之间有100万元的款项流动，故尹斌仍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款项的一致意思表示进行举证。但尹斌截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仍未能就与刘继宏达成借贷款项的一致意思表示的事实提供书面证据加以证明，其单方陈述亦遭到刘继宏否认。刘继宏提供的银行流水及证人证言虽不足以完全推翻尹斌的主张，但其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足以打破涉案款项流动系尹斌向刘继宏借款的唯一指向，即足以动摇关于尹斌与刘继宏就涉案款项流动达成借款合意的内心确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尹斌仍应就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鉴于尹斌未能就其与刘继宏之间已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为，尹斌主张其与刘继宏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要求刘继宏偿还借款及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尹斌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尹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尹斌负担。二审期间，刘继宏提交2015年11月7日凌某与尹斌的麦司机订房的一个短信往来记录。拟证明凌某第一次庭审中的证言与事实相符。尹斌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1、首先这“麦”是谁与本案无关，这是一个订房记录，而本案是一个借款纠纷。被上诉人该证据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11月7日，我方借款给被上诉人的时间是2015年12月8日，是被上诉人问我方借钱，我方没有义务为被上诉人订房。2、这份证据想证明2017年8月14日的开庭笔录第四页内容，刘继宏称这次来是有三个人来，分别是凌某、王莉明、刘继宏。但是该份证据证实的就是只有两个人来，也就是凌某与刘继宏。因此，被上诉人想通过该份证据证明王莉明办理相关事项，这份证据无法显示。因此，尹斌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刘继宏二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不属于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范畴，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尹斌与刘继宏之间是否存在100万元的借贷关系。尹斌上诉主张刘继宏向其借款100万元，提供了中信银行特种转账凭证，证实其于2015年12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将100万元转入刘继宏银行账户，刘继宏确认收到该款。刘继宏抗辩称该款不是双方之间的借款，是尹斌有事情需要请托案外人王莉明办理，但王莉明与尹斌协商，让尹斌将这100万元转账到刘继宏的名下，刘继宏再按照王莉明的指示对外支出，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及提供其将100万元陆续转出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本院认为，虽然证人曾经是刘继宏司机，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但刘继宏就其抗辩已经完成初步举证。尹斌仍应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在本案中，尹斌除了转账凭证，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据此，一审法院鉴于尹斌未能就其与刘继宏之间已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认为尹斌主张其与刘继宏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要求刘继宏偿还借款及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尹斌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没有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尹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尹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萍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戴瑜霞陈清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