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辽刑抗18号
抗诉机关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夏翠维，女，汉族，1971年10月7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初中文化，户籍地大连市中山区。因本案于2013年9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6日被释放；2015年9月3日因本案再次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连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宫玉杰，曾用名宫毓杰，男，汉族，1956年3月8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大专文化，户籍地大连市中山区。1999年6月2日因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因本案于2015年5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连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敏，辽宁法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董杰，男，汉族，1963年12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高中文化，户籍地大连市中山区。因本案于2015年5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日被取保候审，同年9月23日因本案再次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0日被逮捕。现被取保候审。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夏翠维、宫玉杰、董杰犯诈骗罪一案，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6）辽02刑初83、9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以大检公诉诉刑抗[2017]6号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辽检公二撤抗[2018]9号撤回抗诉决定书撤回抗诉；被告人董杰服判，被告人夏翠维、宫玉杰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夏翠维、宫玉杰、原审被告人董杰，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某，股东为被害人徐某、被告人董杰及孙某1、马某1，其中徐某占有公司80%股权，孙某1、马某1、董杰分别占有公司10%、5%、5%股权。因经营不善，畅运公司4名股东决定对外转让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2000万元人民币（下同）。后经宋某、王某1等人联系，被告人夏翠维、宫玉杰及王某1、梁某等人欲以2000万元收购畅运公司全部股权，并同徐某达成一致意见。2012年3月14日，夏翠维、王某1与畅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以人民币2000万元的价格收购大连畅运公司100%股权，先支付200万元定金，余款在审计等工作结束后付清。随后，夏翠维一方向徐某支付了定金人民币200万元，徐某将畅运公司印章及相关手续交宋某保管，并委托宋某作为监管人，配合夏翠维等人对畅运公司资产情况进行审计。
在对畅运公司审计期间，王某1以审计需要畅运公司印章及相关手续为由，从宋某处得到畅运公司印章及相关手续。后经审计，夏翠维一方发现该公司债务高于预期，且公司的三个小股东（被告人董杰、孙某1、马某1）不配合转让股权。为顺利转让股权，经宫玉杰等人要求，被害人徐某从河南回到大连，给董杰等三个小股东发了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函后，再次返回河南。在河南期间，徐某又向夏翠维及宫玉杰提出一次性支付大连畅运公司100%股权的全部出让款的要求，并称如果不能满足该要求，则不再将股权转让给夏翠维一方。此时，夏翠维、宫玉杰产生犯罪故意，欲通过实际控制的畅运公司印章及相关手续，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徐某股权，并将股权转卖给经董杰介绍的姜某、胡某军，从中牟取非法利益。
为完成犯罪，被告人夏翠维、宫玉杰向被告人董杰承诺，按照此前徐某同孙某1、马某1、董杰已约定的800万元价格收购孙某1、马某1、董杰股权，并由董杰做孙某1、马某1工作，让两名小股东同意转让股权。经董杰劝说，孙某1、马某1同意将股权转让给了夏翠维、宫玉杰。2012年5月15日，夏翠维、宫玉杰分别同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三人股权全部转让给宫玉杰；同日，夏翠维、宫玉杰持伪造徐某签字的《大连畅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大连畅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徐某名下股权全部转移到夏翠维名下。
为将股权转让谋取非法利益，2012年5月15日，夏翠维以营业执照丢失为由，持畅运公司印章，向大连市工商局申请补发畅运公司营业执照。同日，畅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夏翠维。2012年5月17日，夏翠维、宫玉杰将股权转让材料和大连畅运公司印章等提交至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骗取工商部门的登记，将包括原属徐某名下股权的大连畅运公司全部股权均转至夏翠维及宫玉杰名下。
2012年5月21日，夏翠维及宫玉杰将大连畅运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1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某和胡某军；同年5月25日，姜某和胡某军向夏翠维及宫玉杰支付了人民币1800万元股权转让款。此后，夏翠维及宫玉杰向董杰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80万元，向孙某1、马某1分别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60万元，余款均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等。
原审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对本案涉案证据进行了庭审质证，并根据被告人夏翠维、宫玉杰的具体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被告人董杰的相关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董杰无罪；被告人夏翠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宫玉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责令被告人夏翠维、宫玉杰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退赔被害人徐某经济损失人民币一千万元。
上诉人夏翠维的上诉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其构成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量刑过重。
上诉人宫玉杰的上诉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其构成诈骗罪无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请求改判无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宫玉杰、夏翠维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罪；原审判决认定夏翠维、宫玉杰没有经过徐某同意，通过欺骗方法，非法占有徐某股权并变卖有误；认定宫玉杰有罪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夏翠维、宫玉杰共同诈骗徐某股权有误，宫玉杰仅受让无争议的董杰、孙某1、马某1三股东转让的20%股权。综上，请求改判宫玉杰无罪。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夏翠维、宫玉杰的犯罪事实及董杰的相关行为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害人徐某陈述，我是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公司共有4个股东，分别是我、孙某1、董杰、马某1，我持有公司80%的股权，孙某1持有10%，董杰和马某1分别持有5%，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郑某。2012年3月，我和夏翠维签订《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将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夏翠维等人的受让方，股权价格为2000万元，在签订协议的同时，将股权转让金2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定金支付给我，签订正式合同文本时，夏翠维方再一次性支付给我1000万元（含已支付的200万元定金）。2012年3月14日，夏翠维转了200万元给王某1，王某1留下了50万元，将剩下的150万元转给了我。按照合同约定，畅运公司的文件、许可证、印章等都交付给了中间人宋某保管。签完意向书后，我到河南去了，直到2012年5月24日才回大连。其间，董杰到河南找过我，他说他联系了一个买家，让我同意让他来操作这件事。我说只要拿钱给我就同意。宋某也给我打过电话，说夏翠维一方根本没有钱，让我再联系别的买家。我跟宫玉杰说，如果在2012年4月12日之前不给我1600万元，我就把80%的股权转让给其他人。2011年6月29日，我曾出具声明和总欠款明细表，声明畅运公司的总欠款为2.836亿元，这份声明我没有给夏翠维，应该是宋某交给王某1，王某1交给夏翠维的。2012年5月30日，我到大连市工商局办理手续，发现我持有的80%股权被转移到夏翠维名下，公司其他三个股东的股权转移到夏翠维丈夫宫玉杰名下。我查看工商档案登记，发现有人冒用我的签字，签订了《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和《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我的股权转移到夏翠维名下，夏翠维又将股权变更到姜某和胡某军名下。2012年8月份，大连市工商局下了一份意见书，认为变更无效，建议将畅运公司的股权从姜某和胡某军名下变更回来。在此情况下，姜某和胡宝军到大连市法院要求对畅运公司股权确认善意取得，并将我列为第三人。大连市法院于2012年底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姜某和胡某军的诉讼请求，二人上诉后，省法院于2013年4月判决我败诉，股权还是变更给了姜某和胡某军。
声明书、总欠款明细表证实，徐某于2011年6月29日出具声明，称畅运公司外欠债务为人民币2.836亿元。如情况不属实，公司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2.证人郑某证实，我从2012年初开始担任畅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没有股份。畅运公司一直联系对外转让股权，当时几名股东一致同意，谁能够以2000万元的价格将畅运公司的股权转让，谁就去做，并约定股权出售后，大家按照各自在公司所持的股权比例来分配。夏翠维这个买家就是由宋某作为中间人，通过王某1联系上的。2012年3月14日，我代表畅运公司同夏翠维签订意向书，将畅运公司股权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夏翠维。签订意向书后，夏翠维付了200万元定金，并先进行审计，认为公司项目没有问题，再签订正式合同进行转让。意向书中还约定，畅运公司的印章和手续由宋某监管。签订意向书之后一个月，宋某给徐某打电话，说夏翠维那方根本没有实力，让徐某找别的买家。我知道后，就找宋某要公司印章和手续，开始宋某说过几天，后来我几次去找他，他答复把印章交给对方后，要不回来了。2012年5月末，我跟徐某到市工商局办理公司年检，发现徐某的股权被转移到夏翠维名下后，又出售给他人了。《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这两份文件，我从来也没有见过。
3.证人宋某证实，徐某因为畅运公司楼盘的事情运作不下去了，就跟我们说想要把他的股权给卖了，为此我和王某1都在外面帮他联系。2012年3月10日，经王某1牵线联系，宫玉杰和夏翠维同徐某商谈了转让协议后，徐某就去外地了，正式签订意向书是畅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和夏翠维签的，我是见证人，和王某1在都在意向书上签字了。当时董杰、孙某1、马某1都不在场。畅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时，徐某要1200万元，给其他三个股东800万元。夏翠维签完意向书后，打给徐某200万元，王某1拿走了50万元，其中40万元是跟徐某借的钱，另10万元是还我的钱。我在夏翠维等人收购畅运公司股权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见证人，另一方面也代表徐某一方监管畅运公司提供审计用的中央华府的审批手续、畅运公司的营业执照、印章等。这些东西都放在我手上，在审计的时候，如果对方需要什么手续，我就提供给他们，用完后我再收回来保管，让我监管是徐某委托我的。大概是3月20多号，王某1找到我，说审计需要这些手续，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王某1了。王某1拿走这些东西后，就没有再还给我。后来因为一次性付款还是分期付款的问题，徐某和夏翠维僵持不下，徐某又说要把股权卖给别人，这时我再找王某1，他说徐某违约，他要用畅运公司的手续、印章等起诉徐某。畅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多次找到我，跟我要畅运公司的印章、手续等，我告诉他东西都在王某1处，并领着他到王某1那里要，王某1坚持不给。2012年4月18号左右，对畅运公司的审计结束了，债务总额超过徐某原先给出的2.836亿元,徐某回到大连和我们见面后又回河南了，他打电话告诉我，夏翠维要购买股权，必须一次性付款，否则他就不卖了，因为有另一家一次性付款，他已经收取了对方的订金。我告诉宫玉杰、王某1、梁某，徐某提出要一次性付款，如果不一次性付款，股权就不卖了。宫玉杰说要和徐某面谈，我又给徐某打电话，徐某说没时间回大连，也从来没有回过大连。大约在2012年7月份的时候，王某1跟我说，徐某同夏翠维一方为股权变更的事在法院打官司，需要我到律师事务所做笔录，宫玉杰已经到我家楼下来接我了。在去律师事务所的路上，宫玉杰跟我说，他们已经在徐某股权转让意向书和股东决议上做了手脚，我只要在律师那证明这些东西是徐某拿来的，是徐某真实意思就行。我当时没有多想，就同意了。我们到了王某2律师那，她已经在电脑上把问题打好了，简单问了我一下就让我签字了。在笔录上律师问我，徐某的股权转让书和股东决议是哪来的，我回答是郑某交给王某1的，在这事上我说谎了，做了伪证，我没见过徐某签名的股权转让书和股东决议。
4.证人王某1证实，2011年我通过宋某认识了徐某，徐某要把畅运公司的股权卖掉，价格是2000万元。畅运公司股权徐某占80%，其他三个小股东占20%。2012年春节后，宫玉杰和夏翠维两口子牵头，说能弄到资金，联合我和乔某、梁某一起运作购买畅运公司的股权。我、乔某、梁某、宫玉杰签订了一份内部协议书，约定收购公司后我占有45%的股份，乔某占55%，乔某的股份里包括宫玉杰和梁某各15%。我们几个股东经商议，实际认可畅运公司全部股权的价格是2600万元，也就是按照意向书全部履行完，付给畅运公司2000万元转让款后，再付给徐某600万元，作为对他的奖励。我们几个人和徐某谈了几次，敲定由我方先付200万元定金，然后由我方对畅运公司债务进行审计，在签订正式合同时，我方给徐某1000万元，余款在徐某一方协助我方将中央华府项目相关手续办完后，由我方一次性支付。2012年3月14日，畅运公司由郑某代表徐某，我方以夏翠维为代表，双方签订意向书，由夏翠维代表我方，一次性付给徐某200万元定金。我给徐某打电话，要求徐某给我50万元，徐某答应给我40万元，让我把剩下的10万元给宋某。我方由夏翠维代表，给徐某妻子账户打了150万元。打款以后，徐某一方以郑某为代表，把畅运公司的印章及中央华府项目开发的五证一书交给宋某监管，把畅运公司账目放到我处，由我方组织人员进行审计。经审计发现，畅运公司的债务远远超过徐某许诺的2.836亿元，应达到3.4亿元。我给徐某打电话，让他解释，徐某说他不管。其间，徐某回到大连，他说公司三个小股东有不同意见，他让畅运公司的郑某和我，拿着以公司名义打好的优先购买函，让三个小股东签字。孙某1、马某1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打印了声明并签了字，董杰既不表示购买徐某的80%股权，也不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在做这事的过程中，宫玉杰跟我说，在跟三个小股东交易时，需要到工商局领取交易方面的表格，工商局要求提供畅运公司的印章和五证一书。我去找宋某，说我到工商局办事需要这些东西，他就把监管的印章和五证一书给我了，我又交给了宫玉杰。过了几天，宫玉杰给徐某打电话，徐某要求必须一次性付款，否则就不卖畅运公司的股权了。我和宫玉杰说，徐某不干了就退钱呗，宫玉杰说徐某哪有钱退。我说徐某再卖给谁就让谁退钱，反正畅运公司的印章和五证一书在咱们手上掐着。之后宫玉杰就背着我，和另外三个小股东联系，我就退出了股权转让这件事。在徐某提出一次性付款后，主要是董杰代表那一方和我们谈判，我们这一方就是宫玉杰具体谈的，每次宫玉杰、夏翠维和董杰一方谈完后，都跟我和梁某说，董杰负责伪造徐某签字的事，我们一方不用管，到时候我们就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就行了。2012年5月份，宫玉杰跟我说，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坚持住，就说所有带有徐某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郑某给我的，让我转交给夏翠维，我没同意。2012年5月15日，夏翠维和宫玉杰找到我，把畅运公司的印章给了我，让我到大连晚报社去登一份畅运公司营业执照丢失的广告。广告登出来以后，夏翠维和我去了工商局，填写了补办营业执照的申请，当天下午，营业执照副本就出来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成了夏翠维，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不用我管。后来，夏翠维让我领她去工商局，领取股权变更方面的表格，从工商局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董杰、孙某1、马某1、宫玉杰都在场。2013年，宫玉杰和夏翠维找到我，夏翠维拿出一份打印好的询问提纲，让我和律师做个笔录，证实带有徐某签字的两个文件都是郑某提供的，然后由我交给夏翠维。夏翠维和我说，这个笔录是要到法院上诉用，如果我不这样证实的话，她和徐某的官司就输了。我当时担心这样会做伪证，夏翠维说没事，出了事她负责，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到一个姓王的律师那儿做了笔录。整个事情都是宫玉杰在策划操作的，在伪造签名的问题上宫玉杰和董杰最清楚，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董杰伪造徐某签名，但宫玉杰和夏翠维都说，是董杰安排伪造的徐某签字。后期畅运公司的股权卖给了姜某和胡某军的事我不清楚，我知道是董杰操办的。因为担心利益受到损失，2012年5月16日，我用录音笔对宫玉杰、梁某、夏翠维三人的谈话进行了录音，并将录音材料交夏某保管。
调取证据清单、现场勘查笔录、封存电子证据清单、固定电子证据清单证实，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证人夏某处扣押三星笔记本电脑一台，从中提取录音记录一份。证人夏某证实，王某1有部手提电脑放在其处，公安机关案发后从电脑中提取了宫玉杰、梁某、夏翠维三人关于收购畅运公司股权相关事宜。
证人王某2证实，我曾经作为律师代理过夏翠维的民事案件。在一审开庭前，我找到宋某和王某1了解情况。在王某1的笔录中，他证实畅运公司的股权转让相关手续，是郑某把徐某签完字的股东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交给他的，他再交给夏翠维、宫玉杰。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5.证人孙某1证实，我占畅运公司10%的股权，公司日常业务都是董杰来处理。2012年3月份，徐某告诉我，要把公司股权卖给别人，是宋某联系的。4月份的时候，畅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领我见到了要买公司股权的宫玉杰、夏翠维以及王某1等人，主要是涉及转让股权查账的事。我的态度是，公司股权卖给谁我不管，我自己要拿到400万元。徐某也曾告诉我，公司股权卖了以后，先付给我260万元或者280万元，其余部分再另付，我打过几次电话找徐某问股权转让的事，他总说在郑州忙，等等再说。徐某当时跟我说，他把畅运公司股权转让后，拿出800万元，由我们三个小股东平分。2012年三四月份在公司股权变更之前，王某1和郑某找到我，当时拿的关于徐某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文件，内容是徐某所持有的畅运公司80%股权，要么由我们小股东购买，要么就转让给他人，我签字放弃了优先购买权。5月份，董杰说徐某原定的800万元由我们三个小股东平分，我和马某1各拿260万元，董杰拿280万元。我当时和董杰、宫玉杰说，我转让股权的条件是付我260万元外，再把我借给畅运公司的400万元还给我。董杰和宫玉杰同意了，但到现在那400万元还没付给我。董杰当时和我说多拿20万元要用，我们就没多问。2012年5月份，我和董杰、马某1一起在工商局门口宫玉杰的车里，在《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了。我签字时，徐某的签字已经在上面了，我也没问徐某的字是怎么签上去的。徐某当时在郑州。
6.证人马某1证实，我是畅运公司的股东，畅运公司徐某占80%股份，孙某1占10%股份，我和董杰各占5%的股份。当时公司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几个股东的一致意见是，谁要能找到买家，就把股权卖给谁。2012年三四月份，徐某给我打电话，说他的80%股份已经卖掉了，并且已经签字了，以后这个公司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以后梁某会找我们，徐某说股权卖了2000万，给我们三个小股东800万。2012年5月份，董杰给我打电话，说公司股权转让给宫玉杰、夏翠维两口子了，让我第二天到工商局，我在那儿看见了董杰、孙某1和宫玉杰、夏翠维，当时没有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只是看到了股东变更有关的决议和协议书，决议和协议书下面的签字栏都是空的。后来我们几个人到了宫玉杰的办公室，宫玉杰答应给我、董杰、孙某1共800万元，给我260万元，在股权变更一个月内，把钱给我们，董杰也劝我们另两个小股东把股权卖了。后来，我们三个人就都同意了。董杰多拿了20万元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他在运作这个事情上出力多。我们第二次去工商局，在宫玉杰的车里，他拿出了《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说徐某已经签字同意了。我看见文件上已经有徐某的签字了，我也就把字给签了。办理股权转让的过程中，我没有见过徐某，徐某也不在大连。
7.证人梁某证实，徐某要转让中央华府这个项目。我找到宫玉杰、夏翠维一起合作收购这个项目。我们先签订了一份内部协议，约定在收购畅运公司过程中各自的分工以及占有股权情况。我们当时约定，王某1占45%的股份，乔某占20%，宫玉杰和夏翠维占15%，我占15%，剩下的5%股份是机动的；收购过程中，王某1代表我们和畅运公司接触，宫玉杰、夏翠维和乔某负责融资，我负责审计。经过同徐某的几次谈判，双方签订了意向书。我们先向徐某交的200万元定金，是夏翠维融资来的钱。徐某承诺畅运公司对外债务是2.8亿元，在审计中发现债务是3亿多。当时我们就找徐某回来解释这个问题，但徐某总是推脱不回来。同时在收购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畅运公司的另外三个小股东董杰、孙某1、马某1不同意转让他们手中20%的股权。基于上述原因，徐某从河南回来一趟，他回来后分别向三个小股东发函，告知他们具有优先购买徐某所持有的80%的股权的权利，如果他们不买，徐某就将这些股权卖给我们。按照持股比例，三个小股东应当得到400万，但徐某当时同意给三个小股东80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三个小股东后来提出，能拿到800万元就同意把股份转让给我们。后来徐某又通过王某1、宋某告诉我们，他要一次性拿到股权转让金，否则就不同意转让了。因为徐某要一次性付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让宫玉杰找董杰和徐某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过几天宫玉杰告诉我，董杰和徐某商量了，徐某同意转让了，在股权转让书上签字了。当时我们几个人研究，畅运公司这么多债务，我们收购过来风险也比较大，于是我们同意将股权转让到我们名下后，再转让给董杰联系的下一家收购方。董杰找的收购方是谁我不清楚，宫玉杰跟我介绍是北京的，比较有实力。当时我跟宫玉杰讲，就直接转到下一家得了，宫玉杰说这是收购的下一家提出的要求，必须是转到他和夏翠维名下，然后再从他俩名下转到下一家，宫玉杰这么说，我也没有再问。徐某当时一直不在大连，宫玉杰告诉我徐某同意了，我当时就持怀疑态度，宫玉杰、夏翠维告诉我，已经跟董杰商量了，如果徐某不同意，董杰说他有办法伪造一个徐某的签字，来让我们转让股权。但董杰要求，变更之后必须再变更到董杰找的那家北京公司。我当时认为，反正是董杰提供的带有徐某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责任也是由他来承担，跟我们没有关系。在变更股权之前，宫玉杰和夏翠维还当着我的面说，大家以后要统一口径，就说股权转让书是郑某交给王某1，再由王某1交给夏翠维的。股权转到夏翠维和宫玉杰名下后，宫玉杰和夏翠维跟我说，从姜某那里拿到1800万元，除去原来的定金200万元及支付给三个小股东的800万元之外，余下的800万元因为徐某违约，按照意向书的约定，要扣除500万元，余下的300万元不能动，要打官司用。
8.证人许某（夏翠维朋友）证实，2012年4月，夏翠维向我借款300万元，说要操作收购长春路附近的房地产项目的股权。我就从朋友那里借了300万元给夏翠维，当时约定利息是月息不到3%，原定借款一个月，后来用了40天左右还款。夏翠维向我借款时，在我这押了15万元，还款的时候，利息从这里扣除，利息大约是10多万。
9.证人姜某证实，我是在一次聚会中偶然认识董杰的，他对畅运公司中央华府的项目比较了解，他说如果我想收购畅运公司的股权，可以从中牵线。2012年4月末，经董杰介绍我认识了夏翠维，和她谈收购畅运公司股权的事，她提出了中央华府约3亿元的负债表，也拿出了畅运公司的五证，我当时就认为畅运公司是夏翠维和宫玉杰的，我根本不认识徐某，我和她商定1800万元的价格，不到一个月就和夏翠维那方完成了股权转让这件事。董杰在这件事上只起了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在完成转让后，我也没有保留董杰在畅运公司的任何职务。后来董杰起诉畅运公司拖欠他工资，是我接收畅运公司以前欠的工资，我跟董杰说，他能把畅运公司遗留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可以兑现他在畅运公司的工资，这个案件后来和解了。我是以自然人的身份收购的畅运公司的股权，从未提起过“北京方”的字眼。在畅运公司股权转到我名下后，有个叫肖某的人给我打电话，要和我解决他与中央华府一些债务上的事，我是那时候才认识他的。
劳动合同、和解协议书、民事裁定书证实，董杰于2007年12月20日与以徐某为法定代表人的畅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畅运公司自2003年1月1日起，一年支付董杰劳动报酬人民币100万元。2013年，董杰就劳动报酬一事，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追偿劳动报酬纠纷之诉，要求以姜某为法定代表人的畅运公司支付劳动报酬。2013年12月26日，畅运公司及畅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某同董杰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畅运公司支付董杰截止至2013年12月26日总计拖欠的工资人民币10616000元，支付方式为月结。2014年3月4日，董杰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该院裁定予以准许。
证人肖某证实，我知道董杰跟徐某一起开发中央华府项目，我购买的中央华府债权是从大连银行购买的债权，同畅运公司无关。我不认识夏翠维和宫玉杰这两个人，也不知道畅运公司转让股权的事情。我同姜某没有任何关系，是后来知道他是畅运公司新的法定代理人，我才找他协调过中央华府公建方面的问题。
10.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18日，法定代表人为郑某，股东为徐某、马某1、孙某1、董杰。
《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证实，甲方大连畅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夏翠维代表的乙方于2012年3月14日签订协议，甲方将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被告人夏翠维等人，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0万元。在签订协议的同时，乙方先行付给甲方人民币200万元，甲方将公司的各种法律文件、印章、中央华府项目相关审批手续作为抵押，由双方指定中间人监管。双方在正式签订合同文本时，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1000万元，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完毕相关审批手续后，乙方将余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收款证明证实，2012年3月14日，郑某代表畅运公司出具收款证明，收到夏翠维支付的200万元定金。
证人乔某于2012年3月19日出具证明材料证实，受夏翠维委托，向徐某妻子段某伟账户支付人民币110万元。
证人王某1于2012年3月19日出具证明材料证实，受夏翠维委托，向徐某妻子段某伟账户支付人民币90万元。
《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实，2012年5月15日，孙某1将畅运公司10%股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人宫玉杰。
《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实，2012年5月15日，被告人董杰将畅运公司5%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人宫玉杰。
《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实，2012年5月15日，马某1将畅运公司5%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人宫玉杰。
《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实，2012年5月15日，经徐某和被告人夏翠维同意，徐某将畅运公司80%股权，以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夏翠维。
《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实，2012年5月15日，经徐某、董杰、孙某1、马某1等人决议，将畅运公司股东由徐某、孙某1、董杰、马某1变更为夏翠维、宫玉杰。
鉴定申请、鉴定委托书、鉴定结论通知书、（大）公（刑）鉴（文某）字[2012]083号鉴定文书证实，经鉴定，《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徐某”的签名，均不是徐某书写的。
大连畅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免职文件》证实，2012年5月15日，畅运公司股东由徐某（80%）、孙某1（10%）、马某1（5%）、董杰（5%），变更为夏翠维占股80%，宫玉杰占股20%。同时经股东同意，免去郑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
核发营业执照及规定情况、申请补照情况、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2012年5月17日，夏翠维以营业执照丢失为由，向大连市工商局申请补发畅运公司营业执照。同日经王某1领取新的营业执照，大连畅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夏翠维。
私营企业内容查询卡、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证实，经夏翠维、宫玉杰及姜某、胡某军协商并签订转让协议，2012年5月20日，夏翠维、宫玉杰将畅运公司股权转让给姜某、胡某军，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800万元，畅运公司股东变更为姜某、胡某军，姜某为畅运公司法定代表人。
查询财产通知书、汇兑书、证人田某、马某2证言等证实，夏翠维在收到姜某等人银行汇款1800万元后，除支付董杰、马某1、孙某1股权转让款800万元外，短时间内将剩余1000万元款项转出，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进行其他投资。
收条证实，2012年5月25日，董杰及马某1、孙某1分别出具收条，分别收到夏翠维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80万元、260万元、260万元。
11.大工商处字[2012]第1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止执行通知书证实，经大连市工商局认定，大连畅运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属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行为，对相关当事人处以罚款人民币25万元；撤销畅运公司5月17日、5月21日两次股权变更登记。后因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1日查封了畅运公司股权，大连市工商局于2012年9月25日中止了对畅运公司的行政处罚。
12.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民三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辽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证实，因畅运公司股权纠纷一事，姜某、胡宝军于2012年7月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畅运公司股权转让有效。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股权转让无效；姜某、胡某军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将案件全部改判，判决姜某、胡某军分别享有畅运公司70%、30%股权。
13.上诉人夏翠维供述，2012年初我和宫玉杰、王某1、梁某准备合伙收购畅运公司的股权，当时是通过王某1介绍的，他认识畅运公司的老板徐某。几次协商后，我们签订了意向书，约定全部转让股份需要2000万元，我们先付了200万元定金。这200万元定金是我分别向乔某、王某1账户上打了110万元、90万元，然后由他们将钱转给了徐某的妻子账户。签订意向书时，我们还不能确定其他三个小股东是否同意转让股权。我们对畅运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发现，这个公司欠债太多，我们接手就是赔钱。我们找徐某商量，想退回定金，但徐某在河南躲着不见我们，而且说除非我们支付全部现金，否则就不卖给我们了。我们看徐某想黑这200万元，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办。董杰提出，他认识一个朋友想买，他是星海茶楼的老板，不行我们把股权弄到手再卖给他。见到那个老板后，他说不行找人来替徐某签字吧，这个责任他来承担。当时董杰和我、宫玉杰都在场，这事就这么开始操作了。我和宫玉杰回去后就和王某1、梁某商量，决定安排王某1到工商局办手续，让他把公司的印章拿出来，把徐某在股东背书档案调出来，找人模仿徐某签字，然后把公司营业执照登报挂失，把股权变更。2012年5月初，我们一起到星海茶楼，当时有我、宫玉杰、董杰、茶楼老板，还有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就是模仿签名的，一会就签完了。后来王某1也来了，我们在一起又商谈了转让股权的价格是1800万元，约定了一起去变更股权的时间和细节。2012年5月17日，我、宫玉杰、王某1、董杰、马某1、孙某1一起去了工商局，当时王某1拿来了畅运公司的印章，董杰已经做通了马某1、孙某1工作，一起来配合股权变更，当天就办好了，证是我和王某1一起领的。5月21日，我和宫玉杰又同董杰一方，一起到工商局再次变更了股权，给了姜某、胡某军，5月25日姜某就将1800万元打到了我的账户上。姜某这方的人我以前没见过，只是在变更股权的时候才见到过，大部分都是同律师谈的，姜某方对畅运公司比较了解。这1800万元除了用800万元付给畅运公司的3个小股东外，其余1000万元全部用来偿还融资款和其他建筑工地的工程款了。徐某发现股权被变更后，到工商局告我们，后来又将我们和姜某一方告到法院了，一审我们败诉了。我们败诉后已经没有退路了，宋某当时也挺恨徐某的，我让王某1和宋某做假证，说带有徐某那份伪造签字的股东协议是郑某拿来的，并让他俩到律师那里去做笔录，二审我们又胜诉了。我之所以赔钱出售股权，是为了减少损失，因为我的钱都是融资来的，拖的时间越长损失越大。
辨认笔录证实，夏翠维辨认出肖某为星海茶楼的老板。
14.上诉人宫玉杰供述，2012年3月，我老婆夏翠维的合伙人梁某和夏翠维说，王某1正在联系一个房地产项目，推荐我们介入。梁某说这个项目是畅运公司开发的中央华府，畅运公司的大股东徐某要转让这个公司的股权，我们就想把这个公司收购过来自己开发。参与这个事的有我、夏翠维、梁某、乔某、王某1，我们签了一份协议，由夏翠维当董事长，梁某当总经理，王某1和我负责外协，王某1占45%股份，我们几个合起来占55%，收购股权的资金每个人都出力一起筹集。我们当时内部约定，花2000万元收购畅运公司的股权，如果徐某配合好的话，我们单独付给他600万元。我们同徐某谈好基本合作事项，并在2012年3月14日签订意向书，打给了徐某200万元。这200万元实际上都是我的钱，在交钱的过程中，王某1私自扣下了50万元，算他在这件事上的费用。在对畅运公司账面进行审计时发现，徐某公司的债务有2.8个亿，实际至少3.5亿以上，三个小股东还不配合转让。我们约徐某出来谈，他承认债务方面的问题，其他三个小股东他管不了，他单独转让自己80%的股权。之后我们和三个小股东谈好，他们同意转让自己的股权。因为发现畅运公司的债务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就不打算干了，正好董杰早就联系好姜某这个下家，我们就研究把股权过到我和夏翠维名下，然后迅速卖出去。我们在2012年5月17日那天到工商局办理的股权变更时，是王某1交给我一个档案袋，说工商登记变更的手续都装在里面。我接着就把这个档案袋给了董杰，董杰拿走后，就和畅运公司的另外两个小股东签了字。然后董杰拿着签好字的文件到我车边，我和夏翠维就在文件上签字了。这份协议上有徐某的签名，以前我和夏翠维从来没见过这2份文件。我们把股权变更后，以18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姜某、胡某军，卖这些价钱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下家了，就赔200万元卖出去了。我们收到1800万元后，支付了三个小股东800万元，剩下1000万元待徐某配合我方完善全部手续之后再支付1000万元。因为徐某一直不配合我们把后续手续完善，并且不和我们见面，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支付欠他的1000万元。2012年6月份，徐某到法院起诉我们，说股权转让手续中他的签字不是他写的，要求将股权转回他名下，在大连打官司徐某赢了，在省法院我们赢了，徐某就到公安机关报案了。我认为冒充徐某签字的，不是徐某的小舅子郑某，就是董杰，因为董杰在这件事上获利最大。星海茶楼的老板我没接触过。
15.原审被告人董杰供述，我是2002年到畅运公司工作的，跟徐某一起运作中央华府这个项目。畅运公司是2009年开始要转让股权的，主要是因为大连银行的贷款到期还不上了，公司运作不了，才开始要转让，当时我们几个股东都在外面联系。我们当时准备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转让款徐某拿1200万元，我们三个股东拿800万元。徐某同夏翠维签订意向书的事我开始不知道，我知道后，对夏翠维、宫玉杰是否有能力启动中央华府这个项目是持怀疑态度的，同时我还担心我个人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因为除了转让款外，畅运公司还欠我工资。当时徐某把宋某介绍给我，宋某又介绍王某1给我，王某1介绍我认识了夏翠维、宫玉杰。我们见了几次面，见面的时候还有梁某及一个姓乔的在场，我当时理解他们都是要收购畅运公司的人。我和夏翠维他们见了几次面后，他们开始对公司进行审计，我还到夏翠维的办公室去过几次。让我去谈的主要原因是徐某在同夏翠维签完意向书后就去河南了，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解释公司债务的问题。开始我们三个小股东不同意转让给夏翠维，因为在此期间我到北京也联系了一家公司收购畅运公司，这家公司不是后来的买畅运公司股权的姜某、胡某军。为这事我两次去河南找徐某商量，徐某的意思是，谁要是能一次性付款，就把公司卖给谁。徐某还说，他又找到一个买家，并且和这家签了协议，这个买家叫孙某3。如果我想买畅运公司的股权，就得找这个叫孙某3的人，把徐某和孙某3之间的协议撤销了，才能把股权卖给我。我回大连四处打听这个叫孙某3的人，没有找到，后来我打听，徐某联系的买家叫孙得英，徐某根本就没有诚意。因为徐某没有诚意，后来宫玉杰又答应我，只要诚心和他干，就会把工资问题给我们解决，还和我们三个小股东承诺，一定时间内就会把转让款给我们，我们就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夏翠维和宫玉杰。宫玉杰答应给我们三个小股东800万元，我得了280万元，其他两人260万，多了20万元是因为我在这件事上跑了很多腿。当时我们三个小股东到工商局门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时，文件上已经有了徐某的签名，而且我看徐某的签字是他本人签的。我们签字时没有和徐某沟通，因为我们三个人不同意转让股权时，徐某曾想单独将80%股权转让给夏翠维，而且给我们三个人发过函，所以在看到徐某在转让协议上签字时，我认为徐某已经把所有事都办完了，而且已经跟夏翠维达成协议了。后来夏翠维又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姜某和胡某军，他俩是我介绍夏翠维认识的，姜某当时对中央华府的项目挺感兴趣的，宫玉杰转手将股权卖给姜某。宫玉杰和夏翠维以低于收购价格转让股权的原因，我不清楚。我是在大连市工商局下了处罚决定书以后才知道徐某的签名是伪造的，至于签名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这要问夏翠维和宫玉杰，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就股权转让问题进行过协商。我认为签字有可能是夏翠维、宫玉杰一方伪造的，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受益人，也可能是徐某找人代签的，如果徐某拿到钱就认可这个签字，拿不到就不认可这个签字。
16．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1999）沙刑初字第105号刑事判决书证实，宫玉杰曾因犯挪用公款罪，于1999年6月2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17．户籍证明证实夏翠维、宫玉杰、董杰身份情况。
18.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实本案来源及夏翠维、宫玉杰、董杰到案情况。
上述事实、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本院依法均予确认。
关于上诉人夏翠维提出“原审判决认定其构成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上诉人宫玉杰提出“原审判决认定其构成诈骗罪无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请求改判无罪”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请求改判宫玉杰无罪”的相关观点及辩护意见，经查，夏翠维、宫玉杰在股权转让意向书未按约定履行时，未通过正常途径寻求救济，而是未经徐某同意，持有明知是伪造徐某签字的文件，利用实际控制的公司印章、手续，通过合法的行政行为，将畅运公司股权变更到二人名下，后将徐某股权折价变卖，谋取非法利益。上述事实，有多名证人的证言、相关书证、鉴定文书及夏翠维、宫玉杰的供述在卷证实。上诉人夏翠维、宫玉杰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对夏翠维、宫玉杰的无罪辩解及辩护人的无罪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夏翠维、宫玉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财物，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夏翠维、宫玉杰系共同犯罪，且均系主犯。关于上诉人夏翠维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事实、情节，对夏翠维在法定幅度内量刑并无不当，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准许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
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魏宏宇
审判员 沈 震
审判员 周天越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
书记员 祝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