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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4）云高执字第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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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执行人：郑开贤。
被执行人：曲靖市东方置地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锦春，该公司执行董事。
本院在执行郑开贤申请执行曲靖市东方置地实业有限公司（2014）云高执字第15号一案中，于2014年8月26日向曲靖市东方置地实业有限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向申请人郑开贤送达了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通知书。因曲靖市东方置地实业有限公司所有财产已被广东省惠州中级人民法院首先查封，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被执行人曲靖市东方置地实业有限公司暂无新的执行财产线索。申请执行人郑开贤书面申请终结本案本次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第（2）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2014）云高执字第15号案件的本次执行。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时，可申请恢复案件执行。
本裁定一经送达，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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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马顺泽
审 判 员 ： 闵 义
代理审判员 ：刘斌杰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 李 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皖行终49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涡阳正和晴阳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涡阳县东环南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21586135403D（1-1）。
法定代表人刘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康文瑛，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欧阳诚构，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利辛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利辛县文化路。
法定代表人吴斌，县长。
涡阳正和晴阳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涡阳正和公司）因诉利辛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利辛县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6行初14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9月8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公开《开展利辛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的决定、审批的相关信息和文件资料》的申请。被告9月11日收到该申请后，依照有关规定对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进行了回复：“2017年5月9日，“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的利辛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的中标公告，是对利辛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后中标的公告。目前，中标单位尚未履行项目实施的有关手续，一旦履行程序，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和《安徽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对重大基础建设和政府投资的项目的审批等情况进行公开。”原告认为被告公开的内容与原告申请的内容不一致，于2017年1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利辛县政府具有受理和处理向该政府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职权和职责。原告认为被告对《关于申请依法公开利辛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有关信息的回复》与其申请的内容不一致，有权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本案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申请被告公开的信息是用于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公开其申请的信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
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当是正式、准确、完整的，申请人可以在生产、生活和科研中正式使用，也可以在诉讼或行政程序中作为书证使用。因此，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本案中，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允许该项目开展启动的政府决定或批复或批准的相关信息文件”，属于上述《意见》中规定的内部性、过程性信息，行政机关可以不予公开。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涡阳正和晴阳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涡阳正和公司上诉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和《安徽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的规定，有关重大基础建设和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情况，属于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所涉及的项目已经批准实施并进行了招标，不再属于内部性、过程性信息。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支持上诉人的诉请。
利辛县政府未提出答辩意见。
涡阳正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涡阳正和晴阳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2.《关于申请依法公开利辛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有关信息的回复》。证明被告给出的回复不是原告在信息公开申请中的请求事项，原告请求公开的信息即是允许该项目开展启动的政府决定或批复批准的相关信息文件。
利辛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利辛县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标签；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3.原告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书；4.原告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依照机关公文运转程序受理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宜。5.利辛县政府办公室公文拟文标签；6.关于申请依法公开利辛县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权有关信息的回复。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依照有关规定对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进行了回复。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安徽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
以上证据均也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作了规定，其中，根据《条例》第十条第（八）项、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属于应主动重点公开的信息。本案中，涡阳正和公司申请公开的是涉及利辛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的有关信息，该项目建设的信息属于政府应主动公开的信息，涡阳正和公司可以依法向利辛县政府申请公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三需要”原则，是针对除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而言的，一审法院认为涡阳正和公司的申请不符合“三需要”原则因而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理由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虽然涡阳正和公司申请信息公开无需符合“三需要”原则，但利辛县政府应否公开涡阳正和公司申请公开的信息，则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另行判断。《安徽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五）项规定，行政机关讨论、研究、审查有关事项的过程性信息和内部管理信息不予公开。涡阳正和公司申请公开的是开展利辛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的决定、审批的相关信息和文件资料，这些信息是属于该项目形成中的过程性信息和内部性信息，而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因而，涡阳正和公司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应当公开的信息，利辛县政府收到涡阳正和公司的信息公开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答复，答复内容并无不妥。涡阳正和公司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涡阳正和晴阳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结平
审判员 陈 默
审判员 姜 明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菊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吉行终203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刘淑华，女，196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崇文区。
上诉人刘淑华诉吉林省人民政府、第三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行政其他一案，不服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行初9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刘淑华提出上诉称：1.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原系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吉林省人民政府负有对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直接监管责任。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展的这种业务模式，采取T+0、电子撮合、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违犯了《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等国家强制性规定。按照国办发[2012]37号文等文件要求“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该文件明确规定省级人民政府直属负责交易场所的管理以及投资人的权益保护职责。吉林省人民政府做出行政审批批复，就要对其监管，应当对其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由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在监管中的失职，致使第三人违规违法经营，被上诉人应直接担负清理整顿中客户投诉的工作，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吉林省人民政府肩负的监管、风险处置职责，有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一）……（六）起诉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在本案中诉讼请求正是判令吉林省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要求吉林省人民政府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吉林省人民政府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对此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予以立案。2.涉案批复系吉林省人民政府在没有审核第三人违反[国发（2011）38号]等国家强制性规定的交易行为、交易模式的情况下做出的，违反了《吉林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规定。且该《批复》是吉林省人民政府做出的关于同意成立第三人交易场所，而第三人属企业性质，并非行政机关。因此该《批复》不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交易以及与商业银行的商业合作皆是基于该《批复》，如果没有该《批复》，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也不会进行相关的非法交易，中信、平安银行更不会提供上诉人资金直接进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的通道，上诉人最初也是相信了该《批复》以及中信、平安银行的影响力，才进入交易公司进行交易，从而产生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八）行政行为对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不予受理。法释规定只有“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才不予受理立案。上诉人提供的交易记录的证据以及银行流水，皆证明了该《批复》对起诉人合法权益产生的实际影响与上诉人存在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因此上诉人的起诉诉讼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范围，应依法予以立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也应依法予以立案。故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依法予以立案。
本院认为，（一）上诉人刘淑华请求撤销吉林省人民政府所做出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的批复》。2014年6月16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吉政函[2014]53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的批复》，内容为：同意成立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省金融办负责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延边州政府要按照国家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要求，做好交易平台运营后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上述批复系吉林省人民政府针对延边州人民政府提交的请示而作出的，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二）上诉人刘淑华请求判令吉林省人民政府认真履行整顿工作中的属地监管职责，担负起对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直接监管责任等诉请事项，是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本级人民政府和所辖政府工作部门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属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管理职责，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三）上诉人刘淑华的上述诉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则其主张的赔偿损失的诉请事项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
综上，上诉人刘淑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丽娜
审 判 员 梁天蓝
代理审判员 孙 妍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东波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吉行终203号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刘淑华，女，196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崇文区。上诉人刘淑华诉吉林省人民政府、第三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行政其他一案，不服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行初9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人刘淑华提出上诉称：1.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原系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吉林省人民政府负有对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直接监管责任。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展的这种业务模式，采取T+0、电子撮合、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违犯了《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等国家强制性规定。按照国办发[2012]37号文等文件要求“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该文件明确规定省级人民政府直属负责交易场所的管理以及投资人的权益保护职责。吉林省人民政府做出行政审批批复，就要对其监管，应当对其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由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在监管中的失职，致使第三人违规违法经营，被上诉人应直接担负清理整顿中客户投诉的工作，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吉林省人民政府肩负的监管、风险处置职责，有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一）……（六）起诉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在本案中诉讼请求正是判令吉林省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要求吉林省人民政府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吉林省人民政府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对此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予以立案。2.涉案批复系吉林省人民政府在没有审核第三人违反[国发（2011）38号]等国家强制性规定的交易行为、交易模式的情况下做出的，违反了《吉林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规定。且该《批复》是吉林省人民政府做出的关于同意成立第三人交易场所，而第三人属企业性质，并非行政机关。因此该《批复》不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交易以及与商业银行的商业合作皆是基于该《批复》，如果没有该《批复》，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也不会进行相关的非法交易，中信、平安银行更不会提供上诉人资金直接进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的通道，上诉人最初也是相信了该《批复》以及中信、平安银行的影响力，才进入交易公司进行交易，从而产生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八）行政行为对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不予受理。法释规定只有“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才不予受理立案。上诉人提供的交易记录的证据以及银行流水，皆证明了该《批复》对起诉人合法权益产生的实际影响与上诉人存在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因此上诉人的起诉诉讼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范围，应依法予以立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也应依法予以立案。故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依法予以立案。本院认为，（一）上诉人刘淑华请求撤销吉林省人民政府所做出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的批复》。2014年6月16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吉政函[2014]53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的批复》，内容为：同意成立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省金融办负责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延边州政府要按照国家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要求，做好交易平台运营后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上述批复系吉林省人民政府针对延边州人民政府提交的请示而作出的，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二）上诉人刘淑华请求判令吉林省人民政府认真履行整顿工作中的属地监管职责，担负起对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直接监管责任等诉请事项，是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本级人民政府和所辖政府工作部门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属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管理职责，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三）上诉人刘淑华的上述诉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则其主张的赔偿损失的诉请事项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综上，上诉人刘淑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杨丽娜审 判 员  梁天蓝代理审判员  孙 妍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东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皖行终97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ＸＸ，男，197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政府，住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07号。
法定代表人张红军，区长。
王ＸＸ诉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蜀山区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一案，不服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行初11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王ＸＸ向一审法院起诉称，被告蜀山区政府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的复议决定内容错误且违法，适用法律错误、逻辑混乱、包庇放纵执法监督管理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行为消极。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未让原告补充材料，也未去调查。合肥市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不作为，已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投诉举报书及涉案商品及相对应的购物小票原件在原告投诉举报时都交给了合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原告主体资格的关键是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非“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对涉案行政行为存在合法权益，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请求法院判决：一、依法撤销被告蜀山区政府2018年3月26日作出的蜀行复（2018）18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二、诉讼费由被告蜀山区政府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之一。当事人行使行政诉讼权应当具有值得通过司法途径予以保护的正当利益，不得有恶意诉讼、无理缠诉以及其他违反诉讼诚信的行为，这是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之一。本案中，原告王ＸＸ于2018年3月22日，一次向合肥市蜀山区政府邮寄了与本案申请内容基本一致的10份行政复议申请书，除复议申请书及复议决定书外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向合肥市食品药品管理局及合肥市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所举的投诉举报书、案涉商品的购物小票等证据只是口头说明，并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原件或复印件，且根据原告口头陈述的购物清单可以得出原告在所有涉案超市仅购买了其自认为的不合格商品，购物行为已经背离《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目的和宗旨，任凭个人主观意愿不断提出投诉举报要求的做法，显然已经构成了作为普通消费者权利的滥用；在庭审中，原告不服从庭审程序，不配合法庭调查，在审判长再三提醒下，原告仍抵触庭审，随心所欲，对于庭审笔录拒不签字。综上，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是对法律赋予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权利的滥用，不具有诉讼权利行使的正当性。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有效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保障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提起诉讼的权利，对于原告的滥用诉权的行为不予以支持，这也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立法本意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5号）的精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ＸＸ的起诉。
王ＸＸ上诉称，行政诉讼的原告是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定原告主体资格的关键是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非“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以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而驳回是故意枉法裁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蜀山区政府未提出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为了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法律分别规定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行政相对人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这种救济权的行使应具有正当性，即必须是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和需要，而不是不正当行使权利乃至滥用权利。否则，即使形式上符合申请复议条件或起诉条件，也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本案中，王ＸＸ在同一时间段内分别在合肥市的许多商场、超市购买不同物品，然后以所购物品不合格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求查处，其购物行为明显超过正常消费需要，且在没有相应事实证明所购物品存在质量缺陷的情况下，仅凭自身的主观认知即大量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其目的并不在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借此达到其他个人目的，并对行政机关施加压力。对此，无论行政复议程序还是行政诉讼程序都应加以规制，否则，正常的复议秩序和诉讼秩序将受到严重冲击，有限的解决行政争议的资源难以得到合理利用。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法律既要保障行政相对人依法寻求救济的权利，又要规制不当行使乃至滥用权利的行为。
王ＸＸ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缺乏复议利益和诉的利益，偏离了公民依法、理性、正当行使权利的正常轨道，背离了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的立法初衷与目的，不具有权利行使的正当性。蜀山区政府不予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结果并不无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汪结平
审判员 陈 默
审判员 姜 明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菊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2324民申2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殷亮，男，1975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个体，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文,新疆君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吕大贵，男，196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
再审申请人殷亮因与被申请人吕大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玛纳斯县人民法院（2017）新2324民初字第2342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
本院审查过程中，再审申请人殷亮申请撤回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殷亮在本案审查期间提出撤回再审申请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再审申请人殷亮撤回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邓光明
审 判 员 李 科
人民陪审员 季 辉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洪 媛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8）渝0105行赔初11号
原告刘祥林，男，汉族，1970年3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被告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五简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009275852D。
法定代表人杨宏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健，男，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石甜，女，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
原告刘祥林因与被告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简称市质监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祥林诉称，被告未在7093XXXX-6、5567XXXX-5《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加盖印章，违法向重庆北部新区管理委员会、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组织机构代码证，致原告依法承包经营的重庆市渝北区礼嘉镇横梁村6组的基本农田、耕地、非耕地被违法征收，其房屋被拆除，造成原告经济损失1025.6万元。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025.6万元。
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颁发的7093XXXX-6、5567XXXX-5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违法，造成其基本农田、耕地、非耕地被征收、房屋毁损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因被告颁发的7093XXXX-6、5567XXXX-5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与原告无利害关系，故原告以被告颁发的7093XXXX-6、5567XXXX-5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违法为由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亦不具备前提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祥林的起诉。
本案不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江朝丽
审 判 员 杨柳幸
人民陪审员 陈 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石 强
书 记 员 杨俊逸
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息民初字第278号
原告王燕。
被告彭红。
原告王燕诉被告彭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燕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彭红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彭红系朋友关系，彭红由于做工程缺乏资金，分别于2013年7月9日、2014年5月5日向原告借款共计26万元，双方口头约定于2014年12月30日前还款。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未还款。为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由被告归还借款26万元，并支付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期间的逾期利息53100元，合计人民币3131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彭红未答辩，也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燕与被告彭红系朋友关系。2013年7月9日，被告以做工程缺资金为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5万元。2014年5月5日，被告又以做工程缺资金为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1万元。两次借款均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借款利息。事后，原告向被告催收借款未果，故诉讼来院要求判决如诉所求。
在审理中，原告王燕申请对被告彭红所有的宝马越野车一辆予以保全（保全金额为32万元），并向本院提供了保全担保。本院依法于2015年3月3日作出保全裁定，并于同月4日到贵州省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对原告申请保全的上述财产进行了查封。
上述事实，有原告王燕的陈述及其提供的借款人彭红于2013年7月9日和2014年5月5日出具给原告的借条各一张在卷为凭，业经庭审核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的保护；被告欠原告借款未还，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26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当事人双方皆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借款利息，原告未出示相应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2月27日前向被告主张催讨过该借款，所以依法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期间的借款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借贷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彭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燕借款人民币26万元；
二、驳回原告王燕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996元、保全申请费2120元、公告费380元，合计人民币8496元，由被告彭红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王燕可在判决生效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陈 国 忠
人民陪审员 赖 发 俊
人民陪审员 党 仁 芬
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母朝秀（兼）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8）黔0330行赔初19号
原告贵州省仁怀市岩搏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怀岩搏酒业公司）。地址：仁怀市茅台镇观音寺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82MA6EEFQ62F（1-1）。
法定代表人刘洋磊，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星，四川雷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仁怀市场监管局）地址：仁怀市国酒南路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82322292747B。
法定代表人穆迪，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超，该局综合执法大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汪先应，贵州名城（仁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仁怀岩搏酒业公司不服仁怀市场监管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8日公开开庭与原告公司诉被告行政强制两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星，被告仁怀市场监管局委托代理人黄超、汪先应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仁怀岩搏酒业公司诉称，2017年11月20日，原告与仁怀酒城酒业公司签订生产授权协议书，约定自2017年11月20日至2019年10月31日，原告委托仁怀酒城酒业公司为原告加工生产益某人民小酒。仁怀酒城酒业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被告仁怀市场监管局于2018年3月20日对仁怀市茅台镇酒城酒业有限公司作出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认为仁怀酒城酒业公司违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该公司仓库内96瓶规格为1000ml的人民小酒，2932瓶规格为500ml的人民小酒，654个人民小酒包装材料（瓶子）予以扣押，扣押期限为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19日。被扣押的人民小酒及包装材料属于原告财产，仁怀酒城酒业公司只代为加工，被告的行为在实体及程序上均违法。诉请判决：被告立即返还96瓶规格为1000ml的人民小酒，2932瓶规格为500ml的人民小酒，654个人民小酒包装材料（瓶子），并由被告承担运输责任。
被告仁怀市场监管局局辩称，因贵州省工商局在处理贵州益某岩博酒业公司与原告公司之间涉嫌擅自使用对方商标、包装一案中，为获取证据，该局要求我局协助调查取证，我局发现仁怀酒城酒业公司仓库内生产有96瓶规格为1000ml的人民小酒，2932瓶规格为500ml的人民小酒，654个人民小酒包装材料（瓶子），我局为协助省局的调查，经省局批准，对上述产品予以扣押，并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被诉强制决定。该决定已于2018年4月18日经省局批准解除。本案的行政相对人是仁怀酒城酒业公司，并非原告，故原告不具有起诉资格。综上，被诉强制决定合法，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5日，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向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认为贵州益某岩搏酒业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岩搏酒业有限公司与其公司名称雷同，对公众造成欺骗和误解，侵犯其合法权益，要求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查处，该局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协助调查函，要求被告仁怀市市场监管局予以协助调查，该局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仁怀酒城酒业公司仓库内生产有96瓶规格为1000ml的人民小酒，2932瓶规格为500ml的人民小酒，654个人民小酒包装材料（瓶子），商标载明生产企业为仁怀酒城酒业公司，出品企业为原告贵州省仁怀市岩搏酒业有限公司，该局为协助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调查，经该局批准，于2018年3月20日对仁怀茅台镇酒城酒业公司作出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认为仁怀茅台镇酒城酒业公司违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上述物品予以扣押，扣押期限为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19日。该决定于2018年4月18日经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解除，随后，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黔工商强字（2018）4号实施行政措施决定书，对上述物品予以扣押。原告主张2017年11月20日，原告与仁怀酒城酒业公司签订生产授权协议书，约定自2017年11月20日至2019年10月31日，原告委托仁怀酒城酒业公司为原告加工生产益某人民小酒，但本案被扣押物品在未交付原告公司前即被扣押，原告不持异议。原告要求本院判决撤销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同时，一并提起赔偿诉讼。对于原告要求撤销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一案，本院已作出（2018）黔0330行初105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只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受害人才具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本案原告要求撤销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一案，本院已作出（2018）黔0330行初105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被告所作扣押决定未被确认违法，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应不予受理，现已受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贵州省仁怀市岩搏酒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丁旺轩
人民陪审员 陈应芬
人民陪审员 胡清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万 林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8）黔0330行赔初19号原告贵州省仁怀市岩搏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怀岩搏酒业公司）。地址：仁怀市茅台镇观音寺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82MA6EEFQ62F（1-1）。法定代表人刘洋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程星，四川雷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仁怀市场监管局）地址：仁怀市国酒南路5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82322292747B。法定代表人穆迪，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黄超，该局综合执法大队教导员。委托代理人汪先应，贵州名城（仁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仁怀岩搏酒业公司不服仁怀市场监管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8日公开开庭与原告公司诉被告行政强制两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星，被告仁怀市场监管局委托代理人黄超、汪先应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仁怀岩搏酒业公司诉称，2017年11月20日，原告与仁怀酒城酒业公司签订生产授权协议书，约定自2017年11月20日至2019年10月31日，原告委托仁怀酒城酒业公司为原告加工生产益某人民小酒。仁怀酒城酒业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被告仁怀市场监管局于2018年3月20日对仁怀市茅台镇酒城酒业有限公司作出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认为仁怀酒城酒业公司违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该公司仓库内96瓶规格为1000ml的人民小酒，2932瓶规格为500ml的人民小酒，654个人民小酒包装材料（瓶子）予以扣押，扣押期限为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19日。被扣押的人民小酒及包装材料属于原告财产，仁怀酒城酒业公司只代为加工，被告的行为在实体及程序上均违法。诉请判决：被告立即返还96瓶规格为1000ml的人民小酒，2932瓶规格为500ml的人民小酒，654个人民小酒包装材料（瓶子），并由被告承担运输责任。被告仁怀市场监管局局辩称，因贵州省工商局在处理贵州益某岩博酒业公司与原告公司之间涉嫌擅自使用对方商标、包装一案中，为获取证据，该局要求我局协助调查取证，我局发现仁怀酒城酒业公司仓库内生产有96瓶规格为1000ml的人民小酒，2932瓶规格为500ml的人民小酒，654个人民小酒包装材料（瓶子），我局为协助省局的调查，经省局批准，对上述产品予以扣押，并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被诉强制决定。该决定已于2018年4月18日经省局批准解除。本案的行政相对人是仁怀酒城酒业公司，并非原告，故原告不具有起诉资格。综上，被诉强制决定合法，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5日，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向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认为贵州益某岩搏酒业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岩搏酒业有限公司与其公司名称雷同，对公众造成欺骗和误解，侵犯其合法权益，要求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查处，该局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协助调查函，要求被告仁怀市市场监管局予以协助调查，该局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仁怀酒城酒业公司仓库内生产有96瓶规格为1000ml的人民小酒，2932瓶规格为500ml的人民小酒，654个人民小酒包装材料（瓶子），商标载明生产企业为仁怀酒城酒业公司，出品企业为原告贵州省仁怀市岩搏酒业有限公司，该局为协助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调查，经该局批准，于2018年3月20日对仁怀茅台镇酒城酒业公司作出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认为仁怀茅台镇酒城酒业公司违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上述物品予以扣押，扣押期限为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19日。该决定于2018年4月18日经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解除，随后，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黔工商强字（2018）4号实施行政措施决定书，对上述物品予以扣押。原告主张2017年11月20日，原告与仁怀酒城酒业公司签订生产授权协议书，约定自2017年11月20日至2019年10月31日，原告委托仁怀酒城酒业公司为原告加工生产益某人民小酒，但本案被扣押物品在未交付原告公司前即被扣押，原告不持异议。原告要求本院判决撤销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同时，一并提起赔偿诉讼。对于原告要求撤销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一案，本院已作出（2018）黔0330行初105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只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受害人才具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本案原告要求撤销仁市监强字〔2018〕0312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一案，本院已作出（2018）黔0330行初105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被告所作扣押决定未被确认违法，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应不予受理，现已受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贵州省仁怀市岩搏酒业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丁旺轩人民陪审员  陈应芬人民陪审员  胡清会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书 记 员  万 林
西藏自治区桑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藏0523民初58号
原告：怀海,男，汉族，现在桑日县。
马景义，男，汉族，现住桑日县。
张现明，男，汉族，现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张现涛，男，汉族，现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何建，男，汉族，现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诉讼代表人：怀海,男，汉族，现在桑日县。
诉讼代表人：马景义，男，汉族，现住桑日县。
被告：张力兵，男，汉族，现住四川省宣汉县。
许光洪，男，汉族，现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何现军，男，汉族，现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杨永，男，汉族，现住天津市。
原告怀海，马景义等5人诉被告张力兵，许光洪，何现军，杨永等4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4日立案。原告怀海，马景义等5人自愿于2017年12月15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诉讼期间就双方争议的事项自愿撤诉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权利所作的处分。原告自愿提出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撤诉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怀海，马景义等5人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负担。
审判员 索朗巴珠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琼达卓玛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吉行终175号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宋立华，女，1961年1月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李华，男，1982年9月21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陈列松，男，1974年1月2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方爱琼，女，1974年6月9日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张伟，男，1982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张勇，男，1976年2月11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张其永，男，1986年1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上诉人宋立华、李华、陈列松、方爱琼、张伟、张勇、张其永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延吉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局、第三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延边长吉图科技企业孵化有限公司行政其他纠纷一案，不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24行初8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宋立华、李华、陈列松、方爱琼、张伟、张勇、张其永提起上诉称，1.延边州人民政府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批复，属于对外发布的批复，不是政府机构之间或之中的内部批复。延边州人民政府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外部对象，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是具体外部事务，所以延边州人民政府的批复行为完全具有行政行为的外部特征，属于可诉讼行政行为，应依法予以立案。2.根据2015年5月1日施行的法释【2015】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不予受理。法释规定只有“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才不予受理立案。上诉人认为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行政批复对上诉人产生了实际影响。延边州人民政府2016年4月1日做出的有关于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越权审批批复，直接致使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得以设立吉林国际藏品交易中心这一交易平台，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拿着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批复，在媒体，网络上做大肆宣传，官网客服也以此批复为主要依据使上诉人相信其交易平台是正规合法平台，可以放心入金和参与交易，最终导致上诉人损失所有本金。这足以证明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行政批复行为与上诉人存在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因此上诉人的起诉诉讼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范围，应依法予以立案。3.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延边州人民政府做出行政审批批复，就要对其监管，就要对其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由于延边州人民政府在监管中的失职，致使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经营中：（1）采取电子撮合、T+0交易等国家明令禁止的交易模式，（2）通过网络虚假宣传，指导老师喊单操作等手法骗取上诉人高位接盘后，又制造暴跌、违规强制退市，导致上诉人巨额损失。因此上诉人的损失与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行政批复和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要求延边州人民政府与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赔偿全部损失的诉讼请求也同样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依法予以立案。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予以立案。
本院认为，2016年4月1日，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做出[延州政办（2016）16号]《关于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批复》，内容为：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关于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扩展经营东北土特产（包括黑果、鹿茸、灵芝、蓝莓、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等）和文化艺术收藏品（包括集邮票品、钱币、艺术品、工艺品等）两大类商品交易业务，同意给予相关产业指导和政策扶持，具体由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项目推进协调小组研究落实。上述批复系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针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请而做出的，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且上诉人主张的权益损害与案涉批复亦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的上述诉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则其主张的赔偿损失的诉请事项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原审裁定对宋立华、李华、陈列松、方爱琼、张伟、张勇、张其永的起诉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宋立华、李华、陈列松、方爱琼、张伟、张勇、张其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丽娜
审 判 员 梁天蓝
代理审判员 孙 妍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东波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吉行终175号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宋立华，女，1961年1月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上诉人（原审起诉人）李华，男，1982年9月21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上诉人（原审起诉人）陈列松，男，1974年1月2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上诉人（原审起诉人）方爱琼，女，1974年6月9日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张伟，男，1982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张勇，男，1976年2月11日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上诉人（原审起诉人）张其永，男，1986年1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宋立华、李华、陈列松、方爱琼、张伟、张勇、张其永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延吉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局、第三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延边长吉图科技企业孵化有限公司行政其他纠纷一案，不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24行初8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人宋立华、李华、陈列松、方爱琼、张伟、张勇、张其永提起上诉称，1.延边州人民政府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批复，属于对外发布的批复，不是政府机构之间或之中的内部批复。延边州人民政府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外部对象，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是具体外部事务，所以延边州人民政府的批复行为完全具有行政行为的外部特征，属于可诉讼行政行为，应依法予以立案。2.根据2015年5月1日施行的法释【2015】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不予受理。法释规定只有“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才不予受理立案。上诉人认为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行政批复对上诉人产生了实际影响。延边州人民政府2016年4月1日做出的有关于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越权审批批复，直接致使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得以设立吉林国际藏品交易中心这一交易平台，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拿着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批复，在媒体，网络上做大肆宣传，官网客服也以此批复为主要依据使上诉人相信其交易平台是正规合法平台，可以放心入金和参与交易，最终导致上诉人损失所有本金。这足以证明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行政批复行为与上诉人存在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因此上诉人的起诉诉讼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范围，应依法予以立案。3.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延边州人民政府做出行政审批批复，就要对其监管，就要对其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由于延边州人民政府在监管中的失职，致使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经营中：（1）采取电子撮合、T+0交易等国家明令禁止的交易模式，（2）通过网络虚假宣传，指导老师喊单操作等手法骗取上诉人高位接盘后，又制造暴跌、违规强制退市，导致上诉人巨额损失。因此上诉人的损失与延边州人民政府的越权行政批复和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要求延边州人民政府与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赔偿全部损失的诉讼请求也同样符合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依法予以立案。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予以立案。本院认为，2016年4月1日，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做出[延州政办（2016）16号]《关于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扩展经营的批复》，内容为：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关于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扩展经营东北土特产（包括黑果、鹿茸、灵芝、蓝莓、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等）和文化艺术收藏品（包括集邮票品、钱币、艺术品、工艺品等）两大类商品交易业务，同意给予相关产业指导和政策扶持，具体由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项目推进协调小组研究落实。上述批复系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针对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请而做出的，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性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且上诉人主张的权益损害与案涉批复亦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上诉人的上述诉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则其主张的赔偿损失的诉请事项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原审裁定对宋立华、李华、陈列松、方爱琼、张伟、张勇、张其永的起诉不予立案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宋立华、李华、陈列松、方爱琼、张伟、张勇、张其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杨丽娜审 判 员  梁天蓝代理审判员  孙 妍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书 记 员  王东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26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伊宁市313线以西5号地块环宇*香水湾西区B-5号楼。
法定代表人：杨清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枫，男，该公司法务专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乌鲁木齐德盛鑫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喀什东路648号诚信祥钢材市场南区***号。
法定代表人：王琴，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新疆中金恒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铁金街118号王家沟新疆北方钢铁国际物流园区内******号。
法定代表人：杨振宇，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杨振宇，男，197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再审申请人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际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乌鲁木齐德盛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盛鑫公司）、一审被告新疆中金恒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恒丰公司）、杨振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终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新兴际华公司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有关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要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发生的资金借用关系”，民间借贷合同主体有一方必须是自然人。本案借款合同主体均为法人，系企业拆借资金合同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对合同性质界定错误。《贷款通则》第七十三条规定，企业之间不能擅自办理借贷业务，德盛鑫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发放贷款，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错误。2.原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德盛鑫公司并未按照《借款合同》履行向新兴际华公司支付出借资金的义务，新兴际华公司未委托中金恒丰公司代收出借资金。新兴际华公司实际收到德盛鑫公司委托中金恒丰公司支付的出借资金只有500万元，其余2500万元并未收到。新兴际华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查，新兴际华公司因生产加工需要向德盛鑫公司申请短期借款，双方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应系德盛鑫公司与新兴际华公司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新兴际华公司未证明该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系民间借贷合同，且该合同合法有效，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新兴际华公司以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经查，《借款合同》签订后，中金恒丰公司收到德盛鑫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15张，合计300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后，新兴际华公司未依约还款，德盛鑫公司、新兴际华公司、中金恒丰公司、杨振宇签订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根据该补充协议，新兴际华公司确认其未按《借款合同》偿还借款，根据《借款合同》，欠德盛鑫公司3000万元，减去已还款，加上新兴际华公司同意支付的违约金及利息，尚欠借款2244万元，新兴际华公司同意继续还款。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中金恒丰公司代新兴际华公司收取德盛鑫公司支付的出借资金、德盛鑫公司履行了向新兴际华公司支付出借资金3000万元的合同义务，并不缺乏证据证明。新兴际华公司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新兴际华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崔晓林
审 判 员 冯文生
审 判 员 王云飞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魏晓龙
书 记 员 陈 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最高法民申262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伊宁市313线以西5号地块环宇·香水湾西区B-5号楼。法定代表人：杨清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枫，男，该公司法务专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乌鲁木齐德盛鑫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喀什东路648号诚信祥钢材市场南区***号。法定代表人：王琴，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新疆中金恒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铁金街118号王家沟新疆北方钢铁国际物流园区内******号。法定代表人：杨振宇，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杨振宇，男，197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再审申请人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际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乌鲁木齐德盛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盛鑫公司）、一审被告新疆中金恒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恒丰公司）、杨振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终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新兴际华公司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有关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要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发生的资金借用关系”，民间借贷合同主体有一方必须是自然人。本案借款合同主体均为法人，系企业拆借资金合同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对合同性质界定错误。《贷款通则》第七十三条规定，企业之间不能擅自办理借贷业务，德盛鑫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发放贷款，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错误。2.原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德盛鑫公司并未按照《借款合同》履行向新兴际华公司支付出借资金的义务，新兴际华公司未委托中金恒丰公司代收出借资金。新兴际华公司实际收到德盛鑫公司委托中金恒丰公司支付的出借资金只有500万元，其余2500万元并未收到。新兴际华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查，新兴际华公司因生产加工需要向德盛鑫公司申请短期借款，双方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应系德盛鑫公司与新兴际华公司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新兴际华公司未证明该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系民间借贷合同，且该合同合法有效，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新兴际华公司以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经查，《借款合同》签订后，中金恒丰公司收到德盛鑫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15张，合计300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后，新兴际华公司未依约还款，德盛鑫公司、新兴际华公司、中金恒丰公司、杨振宇签订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根据该补充协议，新兴际华公司确认其未按《借款合同》偿还借款，根据《借款合同》，欠德盛鑫公司3000万元，减去已还款，加上新兴际华公司同意支付的违约金及利息，尚欠借款2244万元，新兴际华公司同意继续还款。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中金恒丰公司代新兴际华公司收取德盛鑫公司支付的出借资金、德盛鑫公司履行了向新兴际华公司支付出借资金3000万元的合同义务，并不缺乏证据证明。新兴际华公司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新兴际华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崔晓林审 判 员 冯文生审 判 员 王云飞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魏晓龙书 记 员 陈 璐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豫行终186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焦成群，男，汉族，1948年10月12日生，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焦银荣，女，汉族，1950年12月2日生，住郑州市高新技开发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焦喜荣，女，汉族，1958年2月2日生，住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焦国新，男，汉族，1963年8月22日生，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焦旭云，男，汉族，1973年11月24日生，住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王新亭，主任。
焦成群、焦银荣、焦喜荣、焦国新因诉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要求确认拆迁违法一案，不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行初字第107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焦成群等四人一审诉称，高新区管委会是高新区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补偿安置负总责的主体。在未与毕景仙以及毕景仙遗嘱惠及的焦成群等四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前提下，毕景仙作为户主的宅基地上的房屋被沟赵办事处组织人员及车辆于2014年1月17日晚11时被强拆，财产被砸毁。一审请求：判决高新区管委会拆毁祥营城中村第三居民组（焦庄）毕景仙宅基地上留给焦成群等四人的遗产房屋违法。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焦成群等四人之母毕景仙在沟赵办事处祥营村有宅基地一处，证号为（94）集建（中土）字第022274号。毕景仙有七个子女，分别为焦金荣、焦成群、焦金城、焦银荣、焦喜荣、焦国新、焦成立。毕景仙于2012年4月26日订立遗嘱，毕景仙于2013年1月28日去世。该遗嘱载明：由于立遗嘱人毕景仙所居住的村庄即将拆迁，根据《祥营村城中村改造安置方案的通告》，毕景仙即将分得400平方米的安置房产。在立遗嘱人去世后对于该400平方米的房产作如下处理，一、焦成群、焦银荣、焦喜荣、焦国新四人承担对立遗嘱人在世期间赡养义务和去世后的料理后事义务；二、焦成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由焦成群、焦银荣、焦喜荣、焦国新四人抚养，直至焦成立去世；三、焦成群、焦银荣、焦喜荣、焦国新四人在履行了上述义务之后，方可与焦成立共同享受上述400平方米的安置房产（折合成现金的形式）的继承权，五人份额均等；四、焦成群、焦银荣、焦喜荣、焦国新如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义务或未满足被扶养人（立遗嘱人和焦成立）要求，即丧失继承此房屋份额的权利。另毕景仙之子焦成立于2010年12月26日走失。
一审认为，涉案房屋归毕景仙所有，该房屋相关拆迁补偿安置权益也应归毕景仙享有。毕景仙去世后，该房屋相关拆迁补偿安置权益作为其遗产应由其合法继承人享有。依据毕景仙生前所立遗嘱，其去世后，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由焦成群等四人在履行对毕景仙在世期间赡养和去世后的料理后事以及对焦成立的抚养直至焦成立去世等义务后，方可与焦成立共同享受上述400平方米的安置房产（折合成现金的形式）的继承权，五人份额均等。从本案证据以及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焦成立于2010年12月26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焦成群等四人主张的其对涉案房产及其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的继承份额是否已经确定或生效尚不可知，即焦成群等四人不足以证明其已经确定取得了涉案房产及其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的继承权。故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焦成群等四人可待其继承权确定后，另行起诉。一审裁定：驳回焦成群等四人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待该裁定生效后予以退还。
焦成群等四人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主要称，上诉人一直居住在涉案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内，被上诉人违法拆除涉案房屋行为违法，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请求判决高新区管委会拆毁祥营城中村第三居民组（焦庄）毕景仙宅基地上留给焦成群等四人的遗产房屋违法。
高新区管委会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焦成群等四人诉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应当首先证明其与涉案房屋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涉案房屋原为毕景仙所有，其生前所立遗嘱显示，焦成群等四人作为其子女享有涉案房屋物权的附条件之一，是焦成群等四人抚养焦成立直至去世，目前焦成立只是下落不明，尚未在法律上死亡，故毕景仙所立遗嘱的附条件未成就，焦成群等四人尚不能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但是，焦成群等四人至少有部分人长期合法使用涉案房屋，其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在此基础上，焦成群等四人对涉案房屋被拆除的侵权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由于对侵权行为起诉的资格较为宽松，其不动产使用权受到侵害，应当具有利害关系和起诉资格。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行初字第1072号行政裁定；
二、指令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此案。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松
审判员 马传贤
审判员 马 磊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玄晟颐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指 定 管 辖 决 定 书
（2016）豫刑辖153号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汤阴县人民法院：
鹤壁市柴厂煤矿有限公司、孙土生单位行贿一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商请我院指定管辖。为便于诉讼，保障案件依法公正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我院决定将该案指定汤阴县人民法院管辖。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923刑初331号
公诉机关安化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志，男，1980年9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2016年12月2日杨志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安化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2017年12月2日缓刑执行完毕。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7月3日被安化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7月6日经安化县人民检察院批准，由安化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安化县看守所。
安化县人民检察院以安检刑诉[2018]3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志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化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珍、钟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2日21时许，被告人杨志驾驶一台银色无牌五菱之光面包车，在安化县羊角塘镇文卫路“木里寨”擂茶店倒车时与路边停放的一台摩托车发生碰撞，因自己驾驶的面包车后保险杠漆面被刮，又驾驶面包车返回将路边停放的两台摩托车及一台电动车撞翻在地，连续撞了几次导致两台摩托车严重损坏，安化县价格认证中心对二辆摩托车损毁部分合理价格水平认定，二辆摩托车损毁价值为4580元。
被告人杨志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被告人杨志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交的立案决定书、户籍信息、刑事判决书、机动车信息、价格认定结论书等书证；受害人杨某某、周某某、瞿某某的陈述；现场勘查笔录、辨认笔录；被告人杨志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志为发泄情绪，逞强耍横，借故生非，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杨志在缓刑期满后又犯罪，属于有劣迹前科，酌定从重处罚。被告人杨志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杨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告人杨志的刑期自2018年7月3日起至2019年3月2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 璐
人民陪审员 邓建文
人民陪审员 肖 珏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胡昕悦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03刑初1371号
公诉机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大生，男，1966年1月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现住地深圳市罗湖区。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6年6月27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06年11月11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3月2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8年4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罗湖区看守所。
辩护人杜传康，广东鹏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控辩意见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深罗检刑诉〔2018〕1363号起诉书指控：2017年7月以来，被告人胡大生以营利为目的在本市罗湖区泥岗路红岗花园10栋一层3号商铺接受他人的香港外围六合彩投注，然后将他人的投注交给微信名为“努力向前冲”庄家（另案处理），收取投注额百分之十返利。2018年3月24日21时许，根据群众举报，民警在上述商铺抓获被告人胡大生及赌客孙某利、王某朝（均已行政处罚），缴获投注单24张、赌资人民币350元、接受投注用的手机一台等物品。经查，2018年3月24日，共有24人直接或通过微信向胡大生投注，金额为人民币12245元；另查明，自2017年9月以来，胡大生共接受他人微信投注金额为人民币167106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大生的行为已构成赌博罪，建议判处被告人胡大生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
被告人胡大生在法庭上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及本案证据无异议，承认控罪。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无异议。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具有从犯、坦白、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建议判处八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审理认定
本院适用简易程序，经开庭审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被告人胡大生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认罪认罚。本院认为被告人胡大生的行为已构成赌博罪，被告人胡大生有坦白、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庭审后，胡大生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交委托授权材料及辩护意见。
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胡大生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3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二、公安机关缴获的被告人涉案手机一台、赌资人民币3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员 裴斐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萌
王雨婷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琼0271民初4223号
原告：三亚崖城文海化肥店，住所地三亚崖州区粮所横排*号。
经营者：林德恩。
被告：原焕好，男，汉族，1971年10月2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山东省招远市。
原告三亚崖城文海化肥店（以下简称崖城文海店）诉被告原焕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
崖城文海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l.请求依法判决原焕好立即向崖城文海店归还欠款人民币叁拾玖万伍仟捌佰伍拾贰元(￥395852.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原焕好承担。事实和理由：崖城文海店向原焕好提供农资产品，截止2013年4月8日至今原焕好还欠崖城文海店叁拾玖万伍仟捌佰伍拾贰元(￥395852.00元)，经崖城文海店多次催促还款。原焕好无动于衷，无奈之下，崖城文海店只得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判如所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崖城文海店虽在民事起诉状中对原焕好身份信息作了“原焕好，男，汉族，1971年10月2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址：山东省招远市夏甸镇�山后村。电话136XX****XX。”的表述，但未提供有效身份信息查询记录、无准确居住地址，根据崖城文海店提供的电话联系方式亦不能有效传唤原焕好到庭接受询问，本院无法确认“原焕好”真实身份信息。因此，崖城文海店起诉原焕好，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三亚崖城文海化肥店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3619元（三亚崖城文海化肥店已预交），退还三亚崖城文海化肥店3619元。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浩艺
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赵江波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83刑初743号
公诉机关东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新棕，男，1983年9月24日出生于江西省乐平市，汉族，文盲，农民，家住乐平市。曾因犯盗窃罪，于2016年2月22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又因犯盗窃罪，于2017年3月27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17年10月1日刑满释放；再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8年4月25日被东阳市公安局依法监视居住。
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公诉刑诉[2018]7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新棕犯盗窃罪，于2018年7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新棕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4月25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吴新棕窜至本市江北街道北鹿西街xx服饰厂员工宿舍李某、宫某住处，采用撞门的方式入室，从李某放置在衣柜的黑色背包内窃得戒指1枚，计价值人民币2元。随后，被告人吴新棕又窜至隔壁高某住处，采用撞门的方式入室，未窃得财物，在逃离现场时被群众人赃并获。
上述事实，被告人吴新棕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被害人李某、宫某、高某的陈述、证人方某的证言、公安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平面示意图、现场辨认笔录、登记保存清单、照片、浙江省金华市�量技术监督检测院贵金属饰品检验证书、东阳市价格认证中心东价格认（2018）214号价格认定结论书、本院（2017）浙0783刑初296号刑事判决书、罪犯档案资料、HIV抗体确证检查报告单、公安民警出具的抓获经过及被告人吴新棕的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新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入户行窃，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支持。被告人吴新棕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刑，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吴新棕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在庭审中能自愿认罪，且赃物已追回，均可酌情从轻处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私财物不受侵犯，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吴新棕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上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员 黄兰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代书记员 ＸＸ元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甘民终2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翔。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甘肃省甘谷县大像山镇康庄东路。
负责人：王守科，该社�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沛炜，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翔因与被上诉人甘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纠纷一案，不服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5民初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审理过程中，马翔于2018年4月19日以服从一审判决为由，向本院提交撤回上诉申请书。
本院认为，马翔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马翔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二审案件受理费7889元，减半收取3944.5元，由上诉人马翔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亢生伟
审判员杨波
审判员魏万武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常城
.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裁 定 书（2018）甘民终2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翔。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甘肃省甘谷县大像山镇康庄东路。负责人：王守科，该社�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沛炜，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翔因与被上诉人甘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纠纷一案，不服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5民初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马翔于2018年4月19日以服从一审判决为由，向本院提交撤回上诉申请书。本院认为，马翔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准许马翔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案件受理费7889元，减半收取3944.5元，由上诉人马翔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亢生伟审判员杨波审判员魏万武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常城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陕行申1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陕西百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陈阳寨。
委托代理人：张宪华，陕西海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咸阳市秦都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思源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南志奇，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胡鹰，该中心副主任。
原审第三人：李秋玲，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郭瑞敏，女，汉族。
再审申请人陕西百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孚公司）因诉被申请人咸阳市秦都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以下简称秦都区养老办）、原审第三人李秋玲社会保险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4行终1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百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被申请人开具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不属于司法协助执行行为，被申请人是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且该行为对百孚公司产生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后果。（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被诉行为超出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的范围。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上只载明执行咸阳市秦都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咸秦劳仲案字（2003）第12号裁决书，但被申请人还对除此裁决之外的其他判决书中涉及人员实施开具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且被申请人实施的上述被诉行为还存在计算标准错误、未与百孚公司核实等程序性问题。故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撤销原一、二审裁定，发回原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申请人秦都区养老办提交意见：（一）被申请人是依据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开具被诉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该行为并非依职权主动作为，属于协助司法执行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二）被申请人并未超出法院协助执行要求的范围。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协助执行项目填写内容为：详见附页。附页中载明要求被申请人对名单载明的企业及47名个人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按提供的补缴清单计算，并予以收缴。被申请人按照附页中载明的生效法律文书及人员名单，逐一核实，剔除2名已退休人员后，对其余45人按相关规定计算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故被申请人并未超出法院协助执行范围。被申请人完全按照相关规定逐一计算基本养老保险费，计算标准正确。且因该行为是执行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存在再交由百孚公司核实的程序要求。原审裁定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原审第三人李秋玲述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再审申请人百孚公司应补缴职工基本养老费，原审第三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法院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给被申请人秦都区养老办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故被申请人据此开具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属于协助法院执行行为且并未超过范围，不属于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原审裁定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中，向被申请人秦都区养老办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协助执行项目详见附页。附页中要求被申请人按照所附名单计算欠缴的基本养老费等，并附有法律文书案号及相应的人员名单。被申请人按照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按照附页中人员名单开具了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故被申请人出具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属于协助司法执行行为，且未超过协助执行要求的范围，故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百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陕西百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宏果
审判员 马小莉
审判员 徐 炯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婉楠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陕行申1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陕西百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陈阳寨。委托代理人：张宪华，陕西海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咸阳市秦都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住所地：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思源南路*号。法定代表人：南志奇，该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胡鹰，该中心副主任。原审第三人：李秋玲，女，汉族。委托代理人：郭瑞敏，女，汉族。再审申请人陕西百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孚公司）因诉被申请人咸阳市秦都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以下简称秦都区养老办）、原审第三人李秋玲社会保险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4行终1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百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被申请人开具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不属于司法协助执行行为，被申请人是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且该行为对百孚公司产生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后果。（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被诉行为超出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的范围。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上只载明执行咸阳市秦都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咸秦劳仲案字（2003）第12号裁决书，但被申请人还对除此裁决之外的其他判决书中涉及人员实施开具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且被申请人实施的上述被诉行为还存在计算标准错误、未与百孚公司核实等程序性问题。故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撤销原一、二审裁定，发回原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被申请人秦都区养老办提交意见：（一）被申请人是依据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开具被诉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该行为并非依职权主动作为，属于协助司法执行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二）被申请人并未超出法院协助执行要求的范围。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协助执行项目填写内容为：详见附页。附页中载明要求被申请人对名单载明的企业及47名个人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按提供的补缴清单计算，并予以收缴。被申请人按照附页中载明的生效法律文书及人员名单，逐一核实，剔除2名已退休人员后，对其余45人按相关规定计算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故被申请人并未超出法院协助执行范围。被申请人完全按照相关规定逐一计算基本养老保险费，计算标准正确。且因该行为是执行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存在再交由百孚公司核实的程序要求。原审裁定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原审第三人李秋玲述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再审申请人百孚公司应补缴职工基本养老费，原审第三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法院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给被申请人秦都区养老办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故被申请人据此开具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属于协助法院执行行为且并未超过范围，不属于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原审裁定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本院认为：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中，向被申请人秦都区养老办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协助执行项目详见附页。附页中要求被申请人按照所附名单计算欠缴的基本养老费等，并附有法律文书案号及相应的人员名单。被申请人按照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按照附页中人员名单开具了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故被申请人出具社会保险征集计划明细单的行为，属于协助司法执行行为，且未超过协助执行要求的范围，故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百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陕西百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肖宏果审判员  马小莉审判员  徐 炯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婉楠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8）津0103行赔初101号
原告张明艳。
被告天津市林业局，住所天津市河西区紫金山路3号增1号。
法定代表人张宗起，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学东，天津市林业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吕晶，天津九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明艳诉被告天津市林业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的主要起诉事由为，原告认为其曾注资参加的“惠某万亩速生丰产林建设项目”是被告号召推动、行政立项、行政委托委派的项目，但因受被告委托的惠某林业公司实施刑事犯罪、因被告在被委托人实施犯罪后的失职、失误、不及时止损的不作为行为给原告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所以原告认为被告应当对原告进行行政赔偿。
经审查，原告曾投资参加“惠某万亩速生丰产林建设项目”。该项目发起人周某、刘某，已于2016年11月27日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2刑终22号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原告曾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本院认为，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惠某万亩速生丰产林建设项目”周某、刘某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并载明涉案财产的处置，由政府相关部门成立的专案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现作为项目投资人的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6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即“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明艳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平
审 判 员 詹易军
审 判 员 范 懿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 旭
书 记 员 石金泽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
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人民法院接到行政赔偿起诉状后，在七日内不能确定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审理中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京02行赔终4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谷新华，男，1977年8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炮局胡同21号。
法定代表人武顺发，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涛，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陈晨，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干部。
上诉人谷新华因诉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以下简称市局公交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8）京0101行赔初2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谷新华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7年12月22日，北京地铁2号线建国门站区北京站值班站长李生假以乘客的虚假身份向市局公交分局下属前门站派出所举报其在北京站地铁站西南口贩卖地铁票，前门站派出所执法民警将其控制并强制传唤至派出所，市局公交分局采用严重背离事实的虚假证据，恶意栽赃，影响乘客正常进站乘车秩序，适用错误不当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京公公交行罚决字[2017]0014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1428号处罚决定），给予谷新华7日的行政拘留处罚。市局公交分局作出的1428号处罚决定违法。请求判决市局公交分局：给予其行政赔偿金8000元；消除不良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给予其精神损害抚慰金7654321元。
市局公交分局辩称，我分局根据谷新华的违法事实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于2017年12月23日作出的1428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谷新华的赔偿诉讼请求。
2018年6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1行赔初27号行政赔偿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针对谷新华要求撤销1428号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1行初338号行政判决已认定1428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程序合法，并驳回了谷新华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中，市局公交分局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谷新华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谷新华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
谷新华不服一审赔偿判决，上诉认为，一审赔偿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赔偿判决，依法改判。
市局公交分局同意一审赔偿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一审诉讼中，谷新华和市局公交分局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2日12时20分左右�谷新华在本市地铁二号线北京站地铁站西南口贩卖地铁票，影响乘客的正常进站乘车秩序，民警将其当场抓获后将其传唤至市局公交分局前门站派出所。当日，市局公交分局前门站派出所予以受理并分别对谷新华本人、报案人及证人进行了询问。后市局公交分局依据谷新华本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涉案物品及民警到案经过等材料，认定谷新华的上述行为构成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在依法履行了通知户籍地派出所、处罚前告知等程序后，市局公交分局于2017年12月23日作出1428号处罚决定，并向谷新华送达。2017年12月23日，市局公交分局将谷新华送至北京市拘留所执行拘留，该处罚决定现已执行完毕。后谷新华要求撤销1428号处罚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1行初33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谷新华的诉讼请求。谷新华不服，�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8）京02行终1150号行政判决，驳回了谷新华的上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针对谷新华要求撤销1428号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1行初338号行政判决已认定1428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程序合法，并驳回了谷新华的诉讼请求。谷新华上诉后，本院亦作出（2018）京02行终1150号行政判决，驳回谷新华的上诉。因此，本案中，市局公交分局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谷新华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谷新华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谷新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赔偿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琪
审 判 员 王 元
审 判 员 孙轶松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法官助理 徐 蕾
书 记 员 高 元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湘民终4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树坤，女，195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骏，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
法定代表人：高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叶周，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枫，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
法定代表人：生玉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慧，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树坤因与被上诉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初31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宋树坤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此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具备起诉条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罚决定书自送达给行政相对人之日起生效。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是国家行使职权的表现，在法院未经审理认定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之前，行政处罚决定具有强制力和执行力，不因被处罚人提起行政复议失去法律效力。因此，虽然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提出行政复议，但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并不因此失去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上诉人起诉条件已完全具备，人民法院应当受理。2、一审法院裁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有关行政处罚被撤销的，可以裁定终结诉讼。因此，虽然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提出行政复议且行政复议已被中止，但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并未被撤销，即使诉讼中止也不应当由此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没有法律依据。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辩称，本案中，上诉人起诉的基础是被上诉人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证明该事实的唯一证据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然而，该处罚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之一雷杰提起行政复议，认为被上诉人不存在信息披露违法的事实，故上诉人起诉的基础被动摇。上诉人起诉不具备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故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相关事实认定前，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宋树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宋树坤投资差额损失33040元；2、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宋树坤佣金损失26.43元（按损失的万分之八计算），印花税损失33.04元（按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3、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宋树坤利息48.24元；4、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相关规定，投资人起诉的应提供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宋树坤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提起本案诉讼。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于2017年7月4日就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2017年10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受理上述复议申请后以该案涉及相关问题复杂为由中止行政复议。由此可见，本案所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尚处于行政复议程序中，宋树坤起诉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本案应予驳回。待相关行政复议程序终结后，如宋树坤具备起诉条件可再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裁定驳回宋树坤的起诉。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书以外，还必须提交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及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本案中，从查明的情况来看，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全部提交了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以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就前述行政处罚决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起了行政复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上述复议申请后以该案涉及相关问题复杂为由中止行政复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中，即使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不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而应当中止审理。故原审法院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尚处于行政复议程序中，认为上诉人宋树坤的起诉条件尚未完全具备，驳回宋树坤的起诉欠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初3135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隽
审 判 员
|
王 莉
审 判 员
|
李 娟
二O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
刘 沁 雯
兼书记员
文书内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湘民终4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树坤，女，195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骏，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法定代表人：高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叶周，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枫，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法定代表人：生玉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慧，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树坤因与被上诉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初31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宋树坤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此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具备起诉条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罚决定书自送达给行政相对人之日起生效。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是国家行使职权的表现，在法院未经审理认定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之前，行政处罚决定具有强制力和执行力，不因被处罚人提起行政复议失去法律效力。因此，虽然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提出行政复议，但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并不因此失去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上诉人起诉条件已完全具备，人民法院应当受理。2、一审法院裁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有关行政处罚被撤销的，可以裁定终结诉讼。因此，虽然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提出行政复议且行政复议已被中止，但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并未被撤销，即使诉讼中止也不应当由此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没有法律依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辩称，本案中，上诉人起诉的基础是被上诉人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证明该事实的唯一证据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然而，该处罚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之一雷杰提起行政复议，认为被上诉人不存在信息披露违法的事实，故上诉人起诉的基础被动摇。上诉人起诉不具备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行为。故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相关事实认定前，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宋树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宋树坤投资差额损失33040元；2、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宋树坤佣金损失26.43元（按损失的万分之八计算），印花税损失33.04元（按损失的千分之一计算）3、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宋树坤利息48.24元；4、判令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相关规定，投资人起诉的应提供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宋树坤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提起本案诉讼。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于2017年7月4日就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2017年10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受理上述复议申请后以该案涉及相关问题复杂为由中止行政复议。由此可见，本案所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尚处于行政复议程序中，宋树坤起诉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本案应予驳回。待相关行政复议程序终结后，如宋树坤具备起诉条件可再行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裁定驳回宋树坤的起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除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书以外，还必须提交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及进行交易的凭证等投资损失证据材料。本案中，从查明的情况来看，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全部提交了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以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雷杰就前述行政处罚决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起了行政复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上述复议申请后以该案涉及相关问题复杂为由中止行政复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后，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中，即使受行政处罚当事人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不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而应当中止审理。故原审法院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2号》尚处于行政复议程序中，认为上诉人宋树坤的起诉条件尚未完全具备，驳回宋树坤的起诉欠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初313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    隽                  审  判  员              王    莉                  审  判  员              李    娟                  二O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刘 沁 雯                  兼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