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初字第05995号
原告苑富从，女，1935年12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翟振锋，北京天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文柱（苑富从之子），男，1966年7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静，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
法定代表人阮庆革，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立新，北京市元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文卿（苑富从之子），男，1955年11月27日出生。
第三人李文斌（苑富从之子，兼苑富从委托代理人），男，1960年2月2日出生。
第三人张敏（李文柱之妻，兼李文柱委托代理人），女，1969年11月22日出生。
原告苑富从与被告李文柱、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追加李文卿、李文斌、张敏为本案第三人。由审判员王轶楠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袁晖、人民陪审员钟启龙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苑富从的委托代理人翟振锋、李文斌，被告李文柱及委托代理人刘静、张敏，被告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林立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苑富从诉称，原告与李建×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三子，分别为李文卿、李文斌、李文柱。2009年7月29日，李建×去世。原告原系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下×条×号平房两间的承租人。1992年至1993年间，该房屋所在地区拆迁，承租人由原告变更为李建×,原房屋被拆迁后，李建×获得两套安置房屋，位于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东花市北里中区×号楼2×号（以下简称“2×号房屋”）、4×号（以下简称“4×号房屋”）。1994年8月10日，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人民政府东花市危旧房改造办公室开出看房介绍证明，载明介绍拆迁户下×条×号李建×前往看东花市×号楼2×号贰居。同时，李建×将回迁安置的2×号房屋、4×号房屋的购房款均交至拆迁改造办公室。李建×看房后，水电安装公司交付上述2×号房屋、4×号房屋的维修回执单，均载明住户为李建×，上有李建×签字确认。此后，上述两套房屋均办理了临时产权证，产权人登记为李建×。李建×去世后，原告就家庭财产分配问题与家人进行协商，要求李文柱拿出4×号房屋的产权证，李文柱表示该房屋与他人无关，并要求原告将2×号房屋的一半产权划归其所有。原告经与物业公司核实，得知4×号房屋的产权人已变更为李文柱，后调取该房屋拆迁档案，方知晓二被告分别于2000年5月10日、2000年9月20日签订了两份房屋买卖合同，据此将4×号房屋产权登记在李文柱名下。原告将两套安置房屋的拆迁材料进行比对后，发现差别甚大，拆迁单位原北京天鸿集团的公章形式皆不同。原告认为李文柱并非被拆迁人，二被告恶意串通，伪造4×号房屋的买卖合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00年5月10日、2000年9月20日就4×号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辩称，被拆迁房屋的原承租人系李建×，当年拆迁时安置给李建×两套公房，分别是2×号房屋、4×号房屋，承租人均为李建×。在此后房改售房时，李建×购买了2×号房屋，李文柱购买了4×号房屋，并分别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原告所述北京天鸿集团于1994年向李建×发出2×号房屋、4×号房屋的临时产权证的情形不存在，因当时房屋性质为公房。二被告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原告称两套安置房屋的买卖合同上所加盖的拆迁单位原北京天鸿集团的公章不同，被告未发现区别所在，即使有区别，亦不能证明4×号房屋的买卖合同系伪造。房改售房之后，4×号房屋的产权就登记在李文柱名下，原告不可能完全不关心该房屋的产权状况，此系李建×生前作出的决定，由李文柱购买该房屋并登记为产权人，为此李建×曾填写过一张表格。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文柱辩称，被拆迁房屋的原承租人系李建×，被拆迁人亦系李建×，拆迁时李文卿、李文斌并不在被拆迁房屋处居住，李文柱与父母实际在此居住。拆迁安置了两套房屋，即2×号房屋、4×号房屋，拆迁安置时李文柱系被安置人，其有资格购买4×号房屋。二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1994年危旧房改造办公室开出的看房介绍信，载明李建×前往看东花市×号楼2×号房屋，与4×号房屋无关；4×号房屋的产权已于2006年变更至李文柱之妻张敏名下，原告陈述其于李建×去世后才自物业公司处得知该房屋产权人变更为李文柱，与事实不符；被告并未强行要求原告将2×号房屋的一半产权划归其所有。原告亦认可原房屋承租人为李建×，故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综上，4×号房屋为李文柱于1992年购买，1994年居住至今，原告现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文卿述称，当年拆迁时其与李文斌均已婚，被告李文柱未婚，也没有工作，按照拆迁政策年龄不满29岁无法单独分房，故共安置了两套两居室，购房款系李文卿、李文斌支付。回迁安置后，李文柱强行入住4×号房屋。当年李文卿负责办理全部回迁手续，李建×并未同意将4×号房屋给李文柱，李文卿对于李文柱变更产权人一事亦不知情。
第三人李文斌述称，被拆迁的房屋面积为29平方米，户籍登记为六口人。当年拆迁政策为根据原房屋面积计算安置房屋面积，原则为拆一还一，但考虑到李建×家有三个儿子，拆迁单位决定安置两套两居室，一套由父母与李文柱居住，另外一套由李文卿、李文斌共同居住。安置房屋的购房款共计34000元，由李文卿、李文斌共同出资交纳。1994年回迁入住时，李文卿、李文斌与父母共同居住在2×号房屋，李文柱及其妻张敏居住在4×号房屋。2000年房改售房时，李建×委托李文卿办理2×号房屋的购买手续，委托李文柱办理4×号房屋的购买手续，但均不知晓李文柱将4×号房屋的产权变更。
第三人张敏述称，其与李文柱系经国家同意后，以合法形式购买了4×号房屋，购房款由张敏娘家帮助交纳，共两笔，第一笔交纳了一万多元，第二笔交纳了5000多元。二人居住在该房屋内已20年之久。2006年11月9日，李文柱以夫妻间更名方式将产权变更至张明名下。
经审理查明：苑富从与李建×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李文卿、李文斌、李文柱三子，李文柱与张敏系夫妻关系。李建×于2009年7月29日去世。
苑富从原系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下×条×号房屋两间的承租人，后该房屋所在地区拆迁，承租人变更为李建×。1994年8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人民政府东花市危旧房改造办公室向李建×开出《看房介绍证明》，载明兹介绍拆迁户下×条×号李建×前往看东花市×号楼2×号贰居。1998年3月3日，李建×取得东花市北里中区8号楼2×号贰居房屋的准住证，起租日期为1994年8月15日，人口为六人。
2000年5月10日，李建×（乙方）与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编号：崇危改字×-×-×2)，约定甲方于1992年4月将2×号二居室房屋（建筑面积78.75平方米），按危改售房政策向乙方出售；乙方原住房建筑面积为19.4平方米，售价为401元，超过原住房建筑面积部分为54.86平方米，售价为284.78元，享受标准价产权；按规定享受有关政策优惠后，乙方应付房价款17505.44元。合同落款处甲方加盖单位公章及该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专用章，乙方有李建×印章捺印及李文卿签字。
同日，李文柱（乙方）与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甲方）亦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编号：崇危改字×-×-×4)，约定甲方于1992年4月将4×号二居室房屋（建筑面积78.75平方米），按危改售房政策向乙方出售；乙方原住房建筑面积为19.4平方米，售价为401元，超过原住房建筑面积部分为54.86平方米，售价为284.78元，享受标准价产权；按规定享受有关政策优惠后，乙方应付房价款17505.44元。合同落款处甲方加盖单位公章，乙方有李文柱印章捺印。
2000年9月20日，李建×（乙方）与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甲方）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乙方于1992年4月按标准价购买了2×号二居室，建筑面积为78.75平方米，房价款为17505.44元，现乙方自愿改按成本价购买住房，乙方应补交房价款2973.10元；乙方改成本价后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合同落款处甲方加盖单位公章及该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专用章，乙方有李建×印章捺印及李文卿签字。
同日，李文柱（乙方）与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甲方）亦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乙方于1992年4月按标准价购买了4×号二居室，建筑面积为78.75平方米，房价款为17505.44元，现乙方自愿改按成本价购买住房，乙方应补交房价款5886.75元；乙方改成本价后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合同落款处甲方加盖单位公章，乙方有李文柱印章捺印。
对此，苑富从主张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分别与李建×、李文柱签订的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内容完全一致，但李文柱在拆迁地区并没有住房，合同所述原住房是指李建×承租的原下×条×号房屋，故李文柱并非被拆迁人，其不具备购买4×号房屋的资格。李文柱经与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恶意串通，签订了上述合同。合同上加盖的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公章不一致，2×号房屋的买卖合同落款甲方处，除加盖单位公章外，还加盖了该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专用章，并有该专用章的骑缝章，但4×号房屋的买卖合同仅在落款甲方处加盖了单位公章，显系采取虚假手段订立。李文柱、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均表示原告所持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复印件，其所述的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专用章系在合同复印件上加盖，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亦无法证明其主张。
2000年7月3日，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向李建×开具发票（编号005×9），载明其收到2×号房屋的房款17505.44，及各项费用共计17974.59元，加盖公章为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财务专用章。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亦向李文柱开具发票（编号005×1），载明其收到4×号房屋的房款17505.44元，及各项费用共计17974.59元，但未注明开票时间，加盖的公章为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结算财务专用章。2000年9月20日，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向李文柱开具发票（编号006×6），载明其收到4×号房屋的改成本价补交款5886.75元，及登记费共计5910.38元，加盖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结算财务专用章。后，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亦向李建×开具发票（编号006×7），载明其收到2×号房屋的改成本价补交款2973.10元，及登记费共计2996.73元，加盖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财务专用章。。
就此，原告主张因拆迁政策为先交购房款再签订协议，故李建×于危改拆迁时已交纳了2×号房屋及4×号房屋的购房款，2000年进行房改售房时拆迁单位将原收据收回，并开具发票。为此，原告提交一份1993年10月东城区（原崇文区）东花市危改拆迁办发出的《购房通知》为证，该通知告知已签完拆迁安置协议书和购房申请书的住户，按申请书中计算的金额准备房款，交款后持银行进账单到拆迁处换购房发票后，领取协议书。此外，原告还提交了一份李建×生前书写的说明为证，载明“李建×家中大事，1992年8月搬出下×条×号，买房回来出钱，文卿1万2千元，文斌2万3千元”，证明购房款由李文卿、李文斌出资。另，苑富从主张因4×号房屋的购房款在危改拆迁时已由李建×交纳，故在4×号房屋的购房发票（编号005×1）上未注明时间，且另一张补交差价款的发票（编号006×6）上加盖的公章与2×号房屋发票不一致。对此，李文柱表示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购房款及相关税费，并提交上述编号005×1、006×6的发票两张，以及1994年8月22日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房产管理经营公司东花市北里居住区物业管理处开具的收据两张（编号106×9、106×0），载明收到李文柱交纳的产权手续费164.55元、产权登记费23.63元、公共维修基金1181.11元等费用，原告表示收据记载的费用与4×号房屋无关联性。
2000年6月26日，李文柱取得4×号房屋的所有权证（证号：崇私字21×号），产权来源为危改回迁购房（标准价）。2000年9月12日，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作为原售房单位与李文柱共同向东城区（原崇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提交《改按成本价购房（不建住房公积金）变更产权申请》，载明职工李文柱于1992年按标准价优惠办法购买4×号房屋，并已进行产权登记（证号21×）；北京天鸿集团公司同意职工本人申请改按成本价购房，李文柱应补交房价款5886.75元，双方同意共同遵守有关成本价产权的政策规定，请房管局给予办理有关交易及产权登记手续。对此，原告主张李文柱并非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的职工，其没有权利购买4×号房屋。
2006年11月9日，4×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张敏。
庭审中，原告认可其所述北京天鸿集团曾向李建×发出2×号房屋、4×号房屋的临时产权证，即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所述为李建×办理了上述两套房屋的承租手续。原告主张原下×条×号房屋被拆迁后，李建×作为被拆迁人安置了两套两居室，即2×号房屋、4×号房屋，并提交办理入住手续时，水电安装公司交付的两张《工程交用、回访维修回执单》，分别载明2×号房屋、4×号房屋的住户均为李建×。李文柱主张其购买4×号房屋系经征得国家管理部门同意，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并提交一份2000年6月19日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审批表》为证，该审批表载明卖方系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买方系李文柱，出售4×号房屋的原因系危改回迁购房（标准价），双方自愿达成买卖协议，拟按立契价，收取费用后过户，就此申请审批；区交易所长及区主管局长批示同意办理过户手续。另，李文柱主张其一直占有使用4×号房屋，并1996年至2001年供暖费发票为证。
经询，原告表示李文柱与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于2000年9月2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实为补充协议。原告无法提供证据直接证明李文柱与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但因2×号房屋与4×号房屋的买卖合同存在不一致，而李文柱个人无能力伪造房屋买卖合同，故可推断得知其与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构成了恶意串通。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原北京天鸿集团公司系其前身，4×号房屋的拆迁档案已找不到，无法向法庭提供，但表示李建×就4×号房屋改由李文柱购买的决定无需提交书面申请材料。李文柱表示因未持有原拆迁协议，故无法明确4×号房屋的购买人确定为李建×还是李文柱，亦无法陈述清楚如何得知购买4×号房屋一事，以及购买该房屋的过程，仅强调其长期在该房屋居住，拆迁时李文柱亦是被安置人，依据拆迁单位的通知购买了4×号房屋。
本案审理中，原告到院陈述其婚姻及生育子女情况，并表示其对于4×号房屋产权人变更为李文柱一事并不知情，李建×生前亦不知情，其不同意4×号房屋产权人变更为李文柱。
上述事实，有房屋买卖合同，发票，收据，准住证，购房说明，看房介绍证明，回执单，房屋产权登记档案材料，房产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为有效。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拆迁房屋的原承租人系李建×，拆迁单位系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拆迁安置时被拆迁人亦系李建×。拆迁单位安置给李建×两套房屋，即2×号房屋与4×号房屋，房屋性质为公房，李建×系承租人。后在房改售房时，李建×、李文柱分别与售房单位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分别购买2×号房屋、4×号房屋，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为有效。原告认为李建×并未同意将4×号房屋改由李文柱购买，二被告系恶意串通，伪造了房屋买卖合同，但并未就此举证证明，其主张2×号房屋、4×号房屋的买卖合同内容完全一致，但售房单位公章不一致，故推断二被告进行了恶意串通，因2×号房屋的买卖合同上所加盖的“北京天鸿集团公司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公章及骑缝章并非在合同原件上加盖，故无法证明两套房屋的买卖合同所加盖公章存在不同，更无法证明4×号房屋的买卖合同系伪造以及二被告进行了恶意串通。原告与李文柱就购房款由谁支付产生争议，因该问题与合同效力无涉，故本案不予考虑。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未发现二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存在导致合同无效之情形。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苑富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5元，由原告苑富从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轶楠
代理审判员 袁 晖
人民陪审员 刘立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谢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