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2民终2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德利，男，1968年5月2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住湖北省通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山县九宫山万利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镇林业站院内。法定代表人：熊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谦，湖北佳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熊杰，男，196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住湖北省通山县新城社区兴洋小区***号。上诉人陈德利因与被上诉人通山县九宫山万利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利公司）、第三人熊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7）鄂1224民初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德利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确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持有1个股权，同时判令被上诉人按照其公司每年的股东红利分配方案向上诉人支付从2009年至2017年的股东红利27万元及股东红利利息6.48万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原本在万利公司持有4个股权的事实未予认定。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证据证明自己在万利公司本来有4个股权，由于徐群迪有意受让0.5个，所以股权证就只开了3.5个，这4个股权的证据被上诉人是认可的，因此转让给徐群迪的0.5个股早在4个股里就减持了，上诉人剩下的3.5个股里包含转让给徐唐海的0.5个股，转让给熊杰的2个股，和上诉人自己的1个股。当时在和熊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候，对方硬说这1个股是徐群迪的，这完全是扭曲事实，强占便宜。2.2009年6月，上诉人与第三人熊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该协议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认为协议上有通山县九宫山镇党委和九宫山派出所的相关领导签字就予以认定，这是完全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这次股权转让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第三人熊杰仗势欺人，上诉人也不甘示弱，政府无奈出面干预，最后才迫使上诉人签订了这份违背真实意思的协议，上诉人多方查找到了当年的报纸作为证据提交，证明当年这个事情已经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上诉人是迫于压力才签订的协议。3.一审判决置中院生效的判决于不顾，歪曲事实。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6月26日作出（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237号终审判决书载明：“被上诉人徐群迪从2007年6月26日起对被上诉人万利公司享有7000元股权权益，其中半个股权由上诉人陈德利转让”，上诉人的股份应按照4个股计算。综上，一审判决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万利公司辩称，1.一审提交的所有证据都能证明陈德利持股只有3.5个股，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4个股；2.上诉人提出签订股权协议是受到胁迫所签订的，这是完全是歪曲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的；3.上诉人对（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237号终审判决故意曲解，该判决只是载明徐群迪0.5个股是从上诉人手上受让的，并不能说明这0.5个股在陈德利名下，徐群迪的1个股中，有0.5个股是从陈德利名下转让的，另外的0.5个股也是从其他股东名下收购代持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熊杰陈述称，1.本人是2007年收购了吴刚等人的8.5个股，此后，因为吴刚与上诉人之间发生纠纷，其他股东不同意吴刚出让股份，后经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工作把陈德利等13个股东共计9个股的股份全部收购，转让协议上以8.5万每股的价格，实际上加上利润分红、工资等按13.45万元每股的价格收购，公司只有本人和另一个股东吴志锋持有万利公司的股份了。本人收购时上诉人就只有3.5个股，收购收条里面载明的就是3.5个股；股东名单里面载明的上诉人也只有3.5个股，所以上诉人没有4个股；2.当时是本人要求当地镇政府出面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当时在场的有横石镇分管政法的书记董安琼、派出所所长华学钦，根本不存在对上诉人的胁迫；3.上诉人之前在公司是主管生产的，吴群迪有0.5个股由上诉人代持，上诉人从来没有持有4个股，生效的民事判决也没有认定上诉人有4个股，上诉人自始至终就只有3.5个股。陈德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在万利公司持有1个股权；2.判令万利公司按照其每年的股东红利分配方案向其支付从2009年至2017年的股东红利270000元；3.判令万利公司向其支付股东红利利息64800元；4.案件受理费由万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23日，原告陈德利等股东（甲方）与第三人熊杰（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甲方在万利公司的9个股权转让乙方，其中原告转让股份为2个股，协议书中“六、关于陈德利与徐群迪之间争议的0.5个股，暂扣陈德利名下0.5个股，待处理完毕确定后，再由乙方返还认定人（双方争议过程中乙方不负任何责任），0.5个股以现金兑现给甲方”。2009年6月24日，原告陈德利（甲方）与第三人熊杰（乙方）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在万利公司原有的3.5个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计股金为245000元，在签订协议时一次性付清（其中徐唐海0.5个股，徐群迪1个股其中0.5个股有争议）。同时，该协议由在场人时任通山县九宫山镇党委副书记董安琼、通山县公安局九宫山派出所所长华学钦签名确认。2007年6月26日，案外人徐群迪（乙方）与被告陈德利（甲方）签订万利公司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自愿将自己在万利公司拥有的一个股份以柒万元价格转让乙方。二、甲方同意乙方自愿投资7万元参与万利公司股份。四、甲、乙双方违约金处壹万元。”该协议由双方签字确认，同时，由原告在协议书上备注（注其中2007年1月8号，大修厂老蒋半股徐群迪以叁万五千元收购合为壹股，07年元月以前协议遗失，现以此协议为准）。2009年万利公司在分配公司红利中，因万利公司大股东发生变化，原告陈德利转让其在万利公司股份，双方对0.5个股的所有权发生争议，万利公司将双方争议的股权及红利暂扣公司，案外人徐群迪遂诉至通山县人民法院。2014年12月20日，通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通山民初字第27号判决书，认定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签订的出资协议，判决“一、确认原告徐群迪与被告陈德利2007年6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二、原告徐群迪从2007年6月26日起对第三人通山县九宫山万利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享有70000元的股权的权益。”陈德利不服该判决，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6月26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237号判决书，判决“一、维持通山县人民法院（2012）鄂通山民初字第27号判决书第一项。二、变更通山县人民法院（2012）鄂通山民初字第27号判决书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徐群迪从2007年6月26日起对被上诉人万利公司享有70000元股权权益，其中半个股权由上诉人陈德利转让。”一审法院同时查明：1.2007年1月20日万利公司出具的收据中，陈德利股金为245000元，3.5个股份。2.在2008年万利公司审计报告中，万利公司股本登记中陈德利股本为245000元（即3.5个股），徐群迪、徐唐海在万利公司无股东登记。3.2007年1月4日，万利公司客运股东名单登记陈德利为3.5个股权，股金金额为245000元，徐群迪、徐唐海在万利公司无股东登记。4.原告确认其在万利公司3.5个股权中徐唐海享有0.5个股权。5.2010年，万利公司股东名册中登记徐唐海占0.5股份，徐群迪占1个股，均从陈德利名下转出，其中徐群迪0.5个股权与陈德利有争议，以法院判决为准。之后，徐唐海于2011年将持有的股份转让他人；徐群迪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将持有的1个股份两次转让他人。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本案中，首先，原告陈德利原在被告万利公司作为名义股东享有3.5个股权权益，该股权有万利公司出具的股权凭证，公司股东登记名册、审计报告予以证实，该3.5个股权原告确认其中0.5个股权为徐唐海享有，徐唐海实际为万利公司隐名股东享有0.5个股权；原告实际还持有3个股权。对徐群迪1个股权，原告认为不应从其原持有的3个股权中扣减，但原告与徐群迪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已经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徐群迪在万利公司享有1个股权的权益，同时也确认原告与徐群迪之间属是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的关系，徐群迪在万利公司的2007年股东名册、2008年满审计报告中均未登记为股东，徐群迪为实际出资人，原告为名义出资人。其次，2009年6月23日、24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也确认原告陈德利在万利公司持有3.5个股份，其中转让熊杰2个股，该股权转让费用也已支付原告完毕；另1.5个股权为徐唐海0.5个股，徐群迪1个股中0.5个股与原告有争议，而争议的0.5个股权也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徐群迪享有。对原告提出2009年6月26日协议是被迫无奈签订，但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原告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在2007年在万利公司出具的股东凭证及2007年股东登记名册、2008年审计报告中均证明原告在万利公司持有3.5个股份，原告对此不持异议，同时原告确认3.5个股份中有他人的股权，且通过相关的证据均证明其中1.5个股份为徐唐海0.5个，徐群迪1个，且万利公司于2010年对该二人股份进行了重新登记确认，另2个股权转让第三人熊杰，原告也予以确认。因此，原告在万利公司持有的3.5个股权已转让和确认给实际出资人，原告在万利公司已无股份，故对原告提出在万利公司还有1个股权的诉讼请求，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予以驳回。最后，因原告在万利公司不再享有股权，其请求万利公司分配2009年至今的红利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德利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322元，由原告陈德利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德利提交了其于2017年5月查询万利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录，拟证明其有3.5个股份经过了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其仍然是万利公司的股东。万利公司、熊杰对于陈德利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提出陈德利提交的该份证据工商机关初始登记信息，股份转让以后，万利公司已办理了变更登记。同时，陈德利、万利公司及熊杰均申请本院对于万利公司登记情况进行核实。本院于2018年4月20日通过通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万利公司企业信息，万利公司的股东为熊杰、吴志锋。本院认为，陈德利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仍系万利公司的股东。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继续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万利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的内容以及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作出了规定。《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照上述法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有限责任公司在设立时，公司章程即已将公司股东的姓名、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及出资额予以载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公司还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备置股东名册，将股东的姓名、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中，并将股东的姓名等情况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本案中，万利公司在设立时，万利公司向陈德利签发出资证明股金为245000元，股东名单只载明陈德利对应持有公司3.5个股份，陈德利提出其实际持有4个股份，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陈德利持有万利公司的股份只能以3.5个股份作为依据，陈德利此后将名下1.5个股份予以了转让，虽然其认为转让给徐群迪的0.5个股份不应从其股份中扣减，但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该0.5个股份由陈德利转让，陈德利此后在万利公司中只持有2个股份。2009年6月23日，陈德利等9名万利公司股东与熊杰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述万利公司股东将合计9个股份转让给熊杰；次日，陈德利与熊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陈德利将其2个股份转让给了熊杰，该协议书并特别载明，陈德利将股权转让后与万利公司再无任何关系。第二，经本案三方当事人申请，本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经查询万利公司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万利公司的股东为熊杰、吴志锋，陈德利提出工商登记其仍然是万利公司的股东，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第三，陈德利等人与熊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虽然其他政府机关等工作人员在场见证，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述在场人对陈德利的人身进行了威胁，陈德利提出其受到胁迫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第四，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237号判决书民事判决确认，徐群迪的0.5个股份系从陈德利转让。该生效的判决只能确认陈德利转让0.5个股份后，即应扣减对应的股份，并非确认了陈德利多享有0.5个股份，即4个股。陈德利提出生效的判决确认其在万利公司有4个股份，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陈德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22元，由陈德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斌审判员 沈朝明审判员 李 伟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书记员 王 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