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66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伟，男，1970年7月27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道林，江苏京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住所地徐州市中山南路142号。
法定代表人：刘明，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松，江苏典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伟因与被上诉人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以下简称徐州报业集团）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1民初6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道林，被上诉人徐州报业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高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判令被上诉人在江苏省主流媒体上发表致歉声明，为上诉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定“王颖、施艳曾因纠纷经由黄楼派出所出警处理并进行过调解”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为：涉案报道刊发之前不久，施艳曾因抢砸上诉人的店，经由黄楼派出所出警处理，并对施艳和王颖的店员李维维进行过调解，而王颖对调解一事毫不知情。2、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之诉求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文章在互联网上被大肆转载、评论，且以江苏地域性网站为主，故被上诉人应当至少在江苏省范围内通过省级主流媒体刊载道歉声明，继而能“恢复名誉、消除影响。”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报纸和网页信息传播具有速度快、受众广、持续性强、易于转载等特点，相比较于普通的民事侵权纠纷，本案的侵权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心理压力更为深重，上诉人主张2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令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足以弥补上诉人精神所受损失。
被上诉人徐州报业集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州报业集团停止侵害，公开登报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2.判令徐州报业集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3.诉讼费由徐州报业集团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高伟、施艳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育有一子；施艳出生于1976年，其子出生于2010年。
案外人王颖与施艳系姨姊妹关系，其曾在高伟、施艳家中做过保姆。王颖系鼓楼区岚淇养生馆（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经营者；鼓楼区岚淇养生馆的登记经营场所为徐州市中山北路龙泰大厦（一品官邸）7#-1-902室，登记经营范围为养生、美容服务。
2015年11月19日，徐州报业集团旗下的《彭城晚报》在其A06“直播彭城·社会”版面刊登题为《住家保姆拐走丈夫卷走钱？》的报道。
上述报道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高某与其妻子丽丽在市中心共同经营一家美容院，4年前，丽丽和丈夫请远房表姐的女儿小梅帮忙料理家事和生意，后高某与小梅签订合同，把美容院的经营权全部交给小梅。11月12日上午，丽丽发现丈夫高某卷走全部存款，带着在其家做保姆的外甥女及5岁的儿子一起离家出走，美容院也由小梅与其朋友小何签订协议，暂由小何代为经营。丽丽遂报警，黄楼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将此事交给派出所人民调解室来调解。后经调解员调解，11月17日，丽丽要回了美容院，丽丽和小何达成美容院暂时由丽丽负责经营，小何将店内物品当面点清移交丽丽的协议。18日下午，小梅的父母又出现在黄楼派出所，指责调解员为什么将其女儿经营的店交给丽丽，后被民警劝走。”
上述报道的原文中出现有“39岁的丽丽”、“5岁的儿子”、“丈夫高某”、“做保姆的外甥女”、“共同经营多年的美容院”、“高某和小梅两年前签订的合同”、“三个最亲的人同时失踪”、“如今却被抢走一切”等词句。上述报道尾部还注明“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文/记者吴云通讯员李吉伟”。该报道同版还有两篇报道，其标题分别为“本报《红尘男女》再推新节目晚报·婚姻家事咨询工作室成立”、“办完离婚手续他把包丢了徐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帮他找回”。
上述报道同时也在《彭城晚报》的网络版上进行了刊载；后该报道在互联网上被腾讯网、光明网、凤凰网、中国新闻网、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多家媒体或论坛转载、传播，并出现对“高某”、“小梅”带有谩骂、侮辱性质的负面评论。
因高伟、王颖认为徐州报业集团的上述报道侵害了其名誉权，遂分别于2016年10月20日、2016年12月15日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6）苏0311民初6042号、（2016）苏0311民初7312号。
本案中，高伟主张涉案报道中的“高某”指的就是自己，称涉案报道中的大量信息与高伟的相关信息高度重合，如文中的“高某”与原告姓氏相同，文中高某的妻子“丽丽”的年龄与施艳的年龄（39岁）相同、文中高某与丽丽的“儿子”与原告和施艳的儿子（5岁）年龄亦相同；且王颖经营有岚淇养生馆，其地点就在黄楼派出所辖区。高伟主张涉案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损害了其声誉，并导致社会评价降低。审理中，高伟申请证人高某出庭作证。
证人高某陈述：“我和高伟系亲姐弟关系。关于彭城晚报的相关报道，我是在登报的第二天早上，通过一个朋友微信发来的新闻头条链接才发现的，打开之后我才发现我们家的事居然上报纸了，我联系不上我弟弟，因为有些事情我没有他的号码，后在登报的第二天或第三天高伟给我打的电话，他在外地也知道了这个报道的事情。这个关于高伟的报道并不是我首先知道的，是我朋友转给我我才知道的，这篇报道很明显说的就是我们家的事。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买报纸买不到了，我又跑到别人家找到了这个报纸。亲戚朋友在议论这个事情，平时亲戚朋友知道我弟弟和我弟媳妇有矛盾，从2015年3月份之后身边的朋友都知道。后来到了2015年11月份报道出来之后，亲戚朋友就自然认为说的是我们家的事。报道中的丽丽指的就是我弟媳妇施艳，小梅指的就是施艳的姨家的亲表妹王颖，高某指的就是我弟弟高伟，5岁的儿子指的就是我弟弟高伟和施艳的儿子，具体的年龄和报道都是吻合的。报道中的美容院指的是岚淇养生馆（在金地写字楼里面），属于黄楼派出所管辖范围内。报道之后我就找到报社的主任王军，一开始报社认可写的就是我们家的事，后来见到记者吴云，她也承认报道的就是我们家的事，我问她你怎么不核实就报道出来了，她说她当时只是看到黄楼派出所给她提供的材料，她就写了，并未见到双方当事人。吴云说是黄楼派出所的李吉伟给提供的这个线索，李吉伟就是报道中的通讯员李吉伟。我弟弟把孩子带走的那一天，施艳就带着人去王颖的美容院打砸，因为这个事报的警，黄楼派出所出的警处理的。”
另查，在（2016）苏0311民初7312号案件中，王颖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高伟于2014年8月30日所签的《委托投资协议书》，称此可与《住家保姆拐走丈夫卷走钱？》报道中提到的“高某和小梅两年前签订的合同”相印证。王颖主张：“高伟一家三口，施艳及其子时年分别为39岁、5岁，王颖经营岚淇养生馆的范围之一即美容，且就在黄楼派出所辖区；王颖自2010年初至2014年初在其姨姐施艳家做保姆，将其子带到4岁才离开；施艳确曾前往养生馆滋事，黄楼派出所出警处理，而黄楼派出所调解员李吉伟系作者之一且列明为通讯员”。
徐州报业集团陈述：“涉案报道应为杂文而非新闻。报道中的事情有原型，其素材、线索来自于黄楼派出所，当时有一起民事调解案件在黄楼派出所。报道中的‘远房外甥女’、‘如今被抢走一切’等一些细节问题及报道中提到的“协议”是李吉伟转述的。在该报道刊发之前没有采访过王颖、高伟、施艳。作者在写这篇杂文时并不知道高伟其人的存在，其通讯中的名字均为化名。”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首先，本案中，从形式上分析，《住家保姆拐走丈夫卷走钱？》的报道系刊发在《彭城晚报》A06“直播彭城·社会”版面，综合该版面的名称和与该报道同版的另两篇报道的标题，涉案的报道应属新闻性质而非被告主张的杂文。从内容上分析，涉案报道刊发于2015年11月19日的《彭城晚报》，综合该报道中出现的“11月12日上午”、“11月17日”、“18日下午”等数次关于时间的表述，以及文中“黄楼派出所”、“黄楼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她们带到派出所，交给人民调解室来调解”、“经警方调解，丽丽于11月17日要回了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美容院”等关于地点、事件处理经过的表述，该篇报道在内容上也显属新闻性质，会使其一般受众认为该篇报道系有其人其事，且徐州报业集团也自认涉案报道是有原型的。
其次，虽然涉案报道的标题在“住家保姆拐走丈夫卷走钱”之后注有“？”的符号，但报道的主文并未就“住家保姆拐走丈夫卷走钱”一事表示过疑问或进行存疑式的报道，整篇文章明显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其主文表达的意思就是“住家保姆拐走丈夫卷走钱”。换而言之，上述报道是以肯定的语气描写了婚内出轨的丈夫高某、拐走他人丈夫、儿子及钱财的第三者小梅、惨遭背叛的妻子暨受害者丽丽的形象。
再次，徐州报业集团自认涉案报道有原型且其素材来自于黄楼派出所，称当时有一起民事调解案件在黄楼派出所。而综合全案证据，就在涉案报道刊发之前不久，王颖、施艳曾因产生纠纷经由黄楼派出所出警处理并进行过调解。综合分析涉案报道中“39岁的丽丽”、“5岁的儿子”、“丈夫高某”、“做保姆的外甥女”、“共同经营多年的美容院”、“高某和小梅两年前签订的合同”等内容，再与高伟、王颖等人的相关事实情况相比照，可以认定涉案报道中的“丈夫高某”指的就是原告高伟、“保姆小梅”指的就是王颖。虽然涉案报道注明“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但综合全案证据分析及涉案报道的指向性程度分析，对高伟较为熟悉的亲朋是能根据涉案报道对其“对号入座”的。
最后，徐州报业集团陈述涉案报道中‘如今被抢走一切’等一些细节问题是李吉伟转述的，且自认在该报道刊发之前没有采访过高伟等人，徐州报业集团也未能举出证据证明涉案报道具有客观性及相应基础事实的存在，因此应认定涉案报道严重失实。综合涉案报道在互联网上的转载、传播及相关评论情况以及全案证据分析，涉案的失实报道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高伟的社会评价降低，并由此产生了一定的精神痛苦。徐州报业集团刊登涉案失实报道的行为已构成对高伟名誉权的侵害。
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徐州报业集团刊登涉案失实报道的行为已构成对高伟名誉权的侵害，综合该报道所涉事项、徐州报业集团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等具体案情，一审法院对于高伟主张的停止侵害、赔礼道歉予以支持；徐州报业集团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刊发有损高伟名誉权的报道，且应以书面形式向高伟赔礼道歉（其内容须事先经法院审查）。关于高伟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问题，一审法院综合徐州报业集团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严重程度以及高伟因此受到的精神损害情况，酌定予以支持5000元。遂判决，一、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刊发有损高伟名誉权的报道；二、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高伟赔礼道歉（其内容须事先经法院审查）；三、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高伟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四、驳回高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判决确定的被上诉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方式是否得当的问题。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范围，一般应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本案中，被上诉人徐州报业集团刊登的涉案报道失实，且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对上诉人高伟较为熟悉的亲朋根据涉案报道容易对其“对号入座”，一定程度上构成对上诉人高伟名誉权的侵害。被上诉人徐州报业集团应对上诉人高伟赔礼道歉，并在一定范围内消除对上诉人高伟的不良影响、恢复名誉。由于涉案报道刊发在《彭城晚报》，涉案报道注明“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虽被其他网络媒体予以转载，但对上诉人高伟的主要影响范围仍集中在上诉人高伟生活居住的本地区，故结合涉案报道的具体内容、形式，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等具体案情，被上诉人应当在刊发涉案报道的《彭城晚报》上向上诉人高伟发表书面道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澄清事实，以对上诉人高伟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关于一审判决支持的上诉人高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是否得当的问题。公民因名誉权受到侵害，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结合本案中的前述考虑因素及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审法院酌定支持上诉人高伟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高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承担形式判令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1民初60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刊发有损高伟名誉权的报道；
二、维持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1民初604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高伟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三、变更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1民初60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彭城晚报》以书面形式向高伟赔礼道歉（其内容须事先经法院审查）。
四、驳回高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徐州日报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 涛
审判员 陈 禹
审判员 黄 政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杨荔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