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611行初50号
原告南通今造船舶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公园二村8幢。
法定代表人王年英，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品德,江苏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凌建华，职务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陈珏新，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
委托代理人孔德娥，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秀芳，女，1969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第三人陶飞，男，1992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第三人陶翠英，女，1936年8月9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戴慧敏，江苏瑞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通今造船舶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造公司）不服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通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于2018年2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2月8日立案受理后，于2月11日向被告南通人社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今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品德，被告南通人社局的副调研员陈珏新及委托代理人孔德娥，第三人杨秀芳、陶飞及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戴慧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9月6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2017B97《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陶宝华系原告今造公司聘请至江苏韩通赢吉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吉重工）从事分段制作项目工作，2015年12月4日上午陶宝华在工作时突发疾病被送至南通瑞慈医院医治，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8:00宣布临床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视同为工伤。
原告今造公司诉称：被告南通人社局依据原告今造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民事判决直接认定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案件当事人才享有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原告今造公司没有作为案涉判决书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更没有提出抗辩、举证等诉讼权利，因此案涉民事判决书对原告今造公司没有约束力。况且第三人在案涉判决书中自认陶宝华死亡后由吴振新垫付1万元医疗费，并就相关赔偿事宜与吴振新进行协商后接受吴振新给付的11万元，足以证明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2.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如果认为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提起确认之诉加以确认，方可作为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被告南通人社局在原告今造公司未到庭参加民事诉讼，行使相关诉讼权利的情况下，认定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进而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显然错误。3.陶宝华的死亡原因是其自身疾病所致，并非从事雇佣活动时因雇佣活动造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雇主对雇员非因雇佣活动导致雇员死亡的，雇主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在获得他人作为雇主个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前提下获得补偿后以及通过诉讼确认劳动关系被驳回的情况下，再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有违法律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相关规定。请求：1.撤销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2017B9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南通人社局负担。
原告今造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今造公司的企业信息。
2.2017B9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
被告南通人社局辩称：1.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今造公司与司红军签订了《班组承包合同》，陶宝华系司红军班组的工人，但司红军系自然人，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等规定，应当由原告今造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2.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被告南通人社局在受理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原告今造公司发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因原告今造公司注册地址查无此单位，无法邮寄送达，被告南通人社局通过《江海晚报》向原告今造公司公告送达后，原告今造公司提交相关材料。请求驳回原告今造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8年2月24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
一、证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户籍信息证明，证明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系陶宝华的近亲属及三人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的事实。
2.死亡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户口注销证明，证明2015年12月4日，陶宝华因急性心肌梗死送至医院并于当日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
3.通劳人仲案字[2016]第93号《仲裁裁决书》、（2016）苏0691民初906号《民事判决书》、法庭审理笔录复印件、证人出庭笔录复印件、（2016）苏06民终326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今造公司承揽赢吉重工2015年度分段制作项目后，聘请司红军、陶宝华等人从事上述分段制作项目工作的事实。
4.原告今造公司的营业执照变更信息，证明2016年3月2日，原告今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吴振新变更为王年英，股东由吴振新变更为王年英和吴振华的事实。
5.原告今造公司提交的答辩状、工资结算材料、原告今造公司对吴振华、汤海建所作询问笔录、《班组承包合同》及吴振华和汤海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工伤认定程序中，原告今造公司辩称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原告今造公司将工程承包给班组长司红军，陶宝华系司红军班组工人等事实。
6.被告南通人社局对原告今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品德以及司红军所作调查笔录及陈品德、司红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今造公司将案涉项目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自然人司红军，陶宝华是司红军班组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的事实。
7.[2017]B第97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南通市港闸区唐闸镇街道公园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公告》《江海晚报》、2017B97《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邮寄信封，证明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
二、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述称：1.原告今造公司在行政起诉状中称第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无法直接得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禁止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本案中，赢吉重工与原告今造公司均未与陶宝华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原告今造公司与赢吉重工存在承揽关系，陶宝华被原告今造公司聘请，派遣至赢吉重工工作，能够认定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确认并非认定工伤的前置程序。第三人向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交的证明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材料,被告南通人社局就此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而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今造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今造公司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所举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1至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故证据1至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南通人社局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所举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南通人社局及第三人对原告今造公司所举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证据依法确认其效力。被告南通人社局所举证据1至6，系被告南通人社局在行政程序中制作，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具有证明力。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分别是陶宝华的妻子、儿子和母亲。
2015年7月17日，赢吉重工与原告今造公司签订工程承揽合同，约定由原告今造公司承揽赢吉重工的2015年度分段制作项目。同年10月，原告今造公司聘请陶宝华等人前往赢吉重工从事分段制作项目工作。原告今造公司未与陶宝华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替陶宝华缴纳社会保险费。12月3日，原告今造公司与司红军补签《班组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今造公司提供工作场地、生产任务、承包项目任务及承包项目与船厂工程款结算，司红军根据原告今造公司提供的生产任务计划自行管理合理安排劳动力并自负盈亏等。12月4日，陶宝华在从事案涉项目工作时突发疾病被送至南通市瑞慈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8:00宣布临床死亡，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心跳呼吸骤停。陶宝华发病后,原告今造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吴振新垫付了1万元医疗费,后吴振新又与陶宝华的家属进行协商，陶宝华家属接受吴振新给付的赔偿款11万元整。
2016年5月11日，南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申请确认陶宝华与赢吉重工存在劳动关系案作出通劳人仲案字[2016]第9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对第三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同年7月29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诉赢吉重工劳动争议纠纷案作出（2016）苏0691民初906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今造公司承揽赢吉重工的2015年度分段制作项目。2015年10月，原告今造公司聘请司红军、陶宝华等人从事上述分段制作项目工作。无论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还是吴振新个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是雇佣关系，都与赢吉重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遂判决驳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不服，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5月12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6民终3262号民事判决，认定：陶宝华等人由原告今造公司聘请前往赢吉重工从事分段制作项目工作，待遇与今造公司的老板吴振新商定。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6月2日，第三人杨秀芳、陶飞、陶翠英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对该申请予以受理，并向原告今造公司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因原告今造公司注册地址查无此单位，无法邮寄送达，6月17日，被告南通人社局通过《江海晚报》向原告今造公司公告送达。9月6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2017B97《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今造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南通人社局以原告今造公司为用人单位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被告南通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直接认定劳动关系的职权。就工伤认定程序而言，一般情况下，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提起劳动仲裁或者民事诉讼，为了确保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就同一问题认定的统一性以及司法最终裁判的原则，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中止工伤认定程序，以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的结论为依据进行工伤认定。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明确，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由此可以看出，劳动行政部门有权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认定用人单位与受伤职工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和民事诉讼并非工伤认定的必经程序。因此，劳动行政部门从效率和保障受伤害劳动者权益及时实现的角度出发，在能够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迳行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
其次,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由此可知，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合同关系和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劳动者事实上已经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服从用人单位的指挥和管理，并为用人单位提供有偿劳动所形成的劳动关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已经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了判断，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以对该认定进行审查。本案中，陶宝华与原告今造公司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原告今造公司是通过班组长司红军对陶宝华进行管理、指挥和监督，陶宝华所从事的劳动是原告今造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原告今造公司的老板吴振新与陶宝华商定劳动待遇，符合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条件。原告今造公司现主张与陶宝华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没有提供证据推翻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民终3262号民事判决中所确定的事实，原告今造公司与班组长司红军签订的《班组承包合同》是原告今造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方式，不影响原告今造公司与陶宝华之间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故原告今造公司的该主张本院实难支持。
再则，《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中，对于陶宝华在从事原告今造公司承揽的案涉分段制作项目工作时突发疾病被送至医院抢救无效并于当日死亡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被告南通人社局据此认定陶宝华死亡应视同工伤，并无不当。至于原告今造公司关于陶宝华的死亡原因是自身疾病所致，并非因工作原因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精神，职工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没有突发何种疾病及何种诱因的条件限制，故本院对原告今造公司的这一主张不予采纳。
至于原告今造公司主张被告南通人社局以原告今造公司没有参加诉讼的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直接认定原告今造公司与陶宝华存在劳动关系并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本案中，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原告今造公司聘请陶宝华、司红军等人从事原告今造公司从赢吉重工承揽的2015年度分段制作项目已是不争的事实。被告南通人社局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调查，作出以原告今造公司为用人单位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况且，原告今造公司也未能提供任何实质证据证明其并非陶宝华的用人单位，故本院对原告今造公司的这一主张不予采纳。
至于原告今造公司主张第三人已经接受了吴振新的赔偿款，再向被告南通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申请工伤认定是受伤职工或工亡职工的近亲属的法定权利。在权利人未明确放弃权利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受理权利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即为行政不作为。本案第三人虽然与原告今造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协商并接受了11万元的赔偿款，但第三人并未明确放弃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南通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南通人社局予以受理，并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符合法律的规定。至于第三人已接受11万元赔偿款，原告今造公司可在后续工伤保险待遇支付中提出抵扣请求，该问题与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以及是否属于工伤没有任何关联，本院不予理涉。
综上，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陶宝华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视同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今造公司的主张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通今造船舶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南通今造船舶劳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帐号：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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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徐建云
代理审判员 巴静涛
人民陪审员 王美云
法官 助理 缪丽娟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倪保晖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