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82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建斌，男，197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峰，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金立，男，195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上诉人霍建斌因与被上诉人高金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8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霍建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金立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
1.高金立与霍建斌之间实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首先，霍建斌已向高金立支付45万元用于购买涉案房屋。涉案《协议》约定“将大兴街6号北方21米……坐价45万元由霍建斌抵给高金立”。在审理中，“北方21米”经查系大兴街6号3幢11.1平方米和4幢10平方米两幢独立产权房屋的总和，而这两幢房屋在涉案协议签订当天由案外人刘建波和金士珍购买并过户，霍建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刘建波转账30万元的转账凭证，以及高金立之子高勇华签署并摁有手印的45万元收条，高勇华在庭审中亲口承认收条系其本人签字，一审法院对于这笔款项的事实和定性只字未提。
其次，一审法院援引大兴街6号5幢房屋所涉合同纠纷一案，并进而否认本案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系认定不当。一审法院认为大兴街6号5幢房屋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但该房屋与本案所涉大兴街6号3、4幢房屋并无直接关系。5幢房屋是高金立卖给高金枝在先，但未办理过户，后又卖给霍建斌并过户，房屋面积为16平方米，且该案目前还在审理中，与3、4幢房屋是各自独立的产权，该案情况不应作为认定本案所涉第3、4幢房屋所涉法律关系的依据。
2.高金立与霍建斌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
高金立在一审中承认除涉案协议外，从未向霍建斌或拆迁管理部门出具过任何书面授权委托。仅凭此协议，拆迁管理部门不可能认可高金立和霍建斌成立了委托代理关系，霍建斌也不可能为高金立办理拆迁相关事宜。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考虑，仅凭涉案协议的部分内容就认为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认定不当。涉案协议表面上看是高金立和霍建斌之间达成了委托意向，但霍建斌接受了以45万元购买协议中所述的“北方21米”即大兴街6号3幢11.1平方米和4幢10平方米两幢独立产权房屋的总和价格，也即接受了高金立的要约，并以事实履行兑现了承诺，交付了房款并办理了过户，因此委托代理关系并未真正成立即终止并转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定性错误。
高金立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霍建斌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高金立委托霍建斌办理涉案房屋拆迁事宜，为获取更多还迁面积而将涉案房屋拆分，并从名义上过户至金士珍等人名下，高金立与霍建斌约定待获得还迁房屋后，再将还迁房屋返还给高金立。高金立并无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霍建斌的意思表示，因霍建斌并未完成受托事宜，涉案委托合同应予解除。
霍建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解除高金立与霍建斌于2010年9月16日签署的协议；2.诉讼费由霍建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16日，高金立（甲方）与霍建斌（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本人霍建斌和高勇华朋友关系。因高勇华家庭拆迁，委托霍建斌办理项目如下：80平米三居一套、68米一套、58平米两套、拆迁补偿款十八万不变。如违反此协议，未能达到18万由霍建斌补齐。米数264米如不能达到，所差米数每米折价一万元由霍建斌补齐。附：本人高金立因拆迁需要，现将大兴街6号北方21米交予霍建斌办理拆迁事宜，未付任何金额过于霍建斌之妻金士珍名下。如霍建斌不能顺利办理导致高金立家南房无法整体搬迁，霍建斌将房屋归还高金立。如出现失误导致不能搬走，将坐价45万由霍建斌抵给高金立。”。
2016年6月，高金立将霍建斌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高金立与霍建斌签订的上述《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京0106民初1474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高金立的诉讼请求，后高金立未提起上诉。
高金立原系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大兴街6号1幢、2幢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中1幢房屋面积为32.1㎡，2幢房屋面积为48.1㎡。后1幢房屋被拆分为1幢和5幢，2幢房屋被拆分为2、3、4幢，拆分后的1幢面积为16.1㎡、5幢面积为16㎡、2幢面积为27㎡、3幢面积为11.1㎡、4幢面积为10㎡。2010年9月16日，高金立与高勇华就2幢房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2幢房屋转移登记至高勇华名下。同日，高金立与金士珍就3幢房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3幢房屋转移登记至金士珍名下。同日，高金立与刘建波就4幢房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4幢房屋转移登记至刘建波名下。2011年11月16日，金士珍与孙玉芬就3幢房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3幢房屋转移登记至孙玉芬名下。同日，刘建波与陈冬莲就4幢房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4幢房屋转移登记至陈冬莲名下。2012年2月27日，高金立与霍建斌就5幢房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5幢房屋转移登记至霍建斌名下，1幢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仍为高金立，面积变更为16.1㎡。现大兴街6号院已被拆迁，上述房屋均已被拆除。
2016年3月，高金芝将高金立、霍建斌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高金立与霍建斌于2012年2月27日就5幢房屋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2016）京0106民初581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高金芝的诉讼请求。后高金芝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京02民终449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中，本院依法认定高金立与霍建斌所签订的上述《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未成立。
另查，本案一审起诉书于2017年5月16日送达霍建斌。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根据高金立与霍建斌签订的《协议》内容可知，高金立通过签订《协议》委托霍建斌办理大兴街6号院内房屋的拆迁事宜，该《协议》系委托合同。对于委托合同，委托人和受托人均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霍建斌并未完成委托事项，现高金立作为委托人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解除的时间，以霍建斌收到本案起诉书的时间即2017年5月16日为准。霍建斌的辩解理由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高金立与霍建斌于2010年9月16日签订的合同于2017年5月16日解除。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高金立与霍建斌订立的合同中约定，“本人霍建斌和高勇华朋友关系。因高勇华家庭拆迁，委托霍建斌办理项目如下：80平米三居一套、68米一套、58平米两套、拆迁补偿款十八万不变。如违反此协议，未能达到18万由霍建斌补齐。米数264米如不能达到，所差米数每米折价一万元由霍建斌补齐”，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高金立委托霍建斌办理其房屋拆迁事宜的意思表示，霍建斌接受委托，故而双方订立合同，符合有关法律关于“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的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无误。
霍建斌上诉提出，高金立并未向其出具授权委托书到主管部门办理房屋拆迁事宜，且高金立已将相关房屋售予霍建斌等人，可以说明双方所订立的合同并非委托合同而是房屋买卖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从双方所订立的合同形式及合同内容所体现出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看，不能看出案涉合同系双方为买卖房屋而订立。双方合同中关于“高金立因拆迁需要，现将大兴街6号北方21米交予霍建斌办理拆迁事宜，未付任何金额过于霍建斌之妻金士珍名下。如霍建斌不能顺利办理导致高金立家南房无法整体搬迁，霍建斌将房屋归还高金立。如出现失误导致不能搬走，将坐价45万由霍建斌抵给高金立”的约定，表明高金立将相关房屋转让给霍建斌等人系履行该委托合同的相关步骤，体现出的并非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故霍建斌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
在委托合同关系当中，委托人和受托人均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高金立作为委托人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霍建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霍建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 军
审 判 员 钱丽红
审 判 员 韩耀斌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 翼
书 记 员 朱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