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越民初字第1525号
原告郑海东。
被告宣江。
被告周水根。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高向华、傅强，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荣林。
原告郑海东与被告宣江、周水根、沈荣林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8日立案受理。由代理审判员王珏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海东（两次庭审均到庭），被告周水根（两次庭审均到庭）、宣江及其委托代理人傅强（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沈荣林（参加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庭外和解时间为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与原告所在的执业机构于2007年10月30日订立法律服务合同一份，该合同订立的目的是：被告因承租第三人房屋受到第三人所受债务纠纷困扰，为防止租赁权得不到实现而希望在第三人的债务处理中优先保障被告之承租权。合同订立后，原告所在执业机构指派原告完成了合同义务，但之后被告三人间由于内部权益分配存在矛盾均未向原告所在执业机构支付服务费。2013年5月13日，原告所在执业机构将上述服务合同的权利转让给原告，并将该转让发函通知了三被告。鉴于三被告仍未支付服务费用，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一、三被告支付服务费17万元并支付2011年6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日万分之三计算的滞纳金；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宣江、周水根、沈荣林辩称：一、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因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为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的主体为被告与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原告称其根据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落款为2013年5月13日的《函》而取得合同权利人地位，以上理由并不成立。原因在于《函》所表明的是：“现本所授权郑海东律师催讨前述款项，并将该法律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给郑海东，”既有授权的意思表示又有合同权利转让的意思表示，且两者还相互矛盾。因为如果“合同权利转让”成立，则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已无权“授权郑海东律师催讨”，如果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欲“授权郑海东律师催讨”则不得将“合同权利转让”给郑海东律师为前提。《函》的内容表述模糊，不能作为明确的合同权利转让证据，需要本案的案外人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进一步明确。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原告理解的“合同权利转让”来理解《函》的内容，原告也不能取得所谓的债权，因为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对被告并不享有17万元律师费的合同权利，且即使存在该权利，被告认为法律服务合同也属于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合同，因为法律服务合同具有明显的合同主体属性，只有经过法律规定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方有提供法律服务的权利和收取律师费用的权利，律师个人不得作为法律服务的提供方和律师费用的收取方，这里包含着法律服务的司法管理需要和税收管理需要等多方面考量；二、原告所称事实自相矛盾。原告自认已经收到被告支付的律师费用6万元，却不承认协议解除后，退还给被告的律师费用3万元，并谎称所谓的退还的3万元，是原告出借给被告宣江的借款，并非退还的律师费，显然与事实不符、且自相矛盾。首先，原告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退还3万元系原告出借给被告宣江的借款。其次，如果退还的3万元系原告出借给被告宣江的借款，则说明原告已经收取了6万元的律师费，则原告的诉请应为14万元。最后，退还3万元给被告的行为足以证明原告已对被告不享有继续收取律师费用的权利，否则，享有继续收取律师费用的原告不可能退还已经收取的律师费。三、本案原告并未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即使有相应的服务，其诉讼请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提供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第6条约定，法律服务费用的支付时间为“法律事务完成后十天内支付”，按照约定法律服务的提供方应当完成三个目标事项（目标1：实现底层营业房按原合同履行的收取律师费用为10万元；目标2：实现第三层至第六层营业房按原合同履行的收取律师费用5万元；目标3：实现底层营业房按修改后的租赁合同履行的另行收费5万元），但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为被告提供法律服务时候进行的法律服务活动，既没有为帮助被告实现“营业房按原合同履行”进行的诉讼或者非诉讼类服务证据，也没有实现底层营业房按修改后的租赁合同履行相关的“修改后的租赁合同”，却主张上述付款条件已经全部成就，显然缺乏事实基础。假使原告提供的法律服务达成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三个事项中的一个、两个或者全部目标，费用也不能按照20万计算。更重要的是，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为合同约定的3个目标事项的完成，都发生在2011年之前，至今已经超过4年有余，2013年5月13日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的《函》，被告也没有收到，故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郑海东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法律服务合同1份，要求证明原告所在机构与三被告之间就租赁权保障问题达成一致的协议。被告周水根经质证，证据1上的名字系其本人所签，但法律服务合同上的内容其并没有看过；本院对该法律服务合同予以确认；
2、通知函1份，要求证明原告所在律师事务所发通知给三被告的事实。被告周水根经质证，认为通知函其没有收到过；本院对该通知函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三方协议1份，要求证明别除权收益应属于三被告。被告周水根经质证，确认该协议系三被告写的，该协议其是知道的；本院对该协议予以确认；
4、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补充协议复印件1份、收条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原告已为三被告履行了法律服务合同的事实。被告周水根经质证，对该组证据均无法确认，因其委托了原告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具体处理的过程其并不清楚；本院对该组证据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综合予以认定；
5、原告和被告宣江的谈话文字记录1份、录音光盘1份，要求证明被告宣江当时房租已经全部到位的事实。被告宣江经质证，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涉案的房屋被谁拍卖和如何拍卖均与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无关，原告只有做到保证带租拍卖才算实现了法务服务合同，同时录音对话发生时，其没有搞清楚3万元和6万元的关系，其不知道3万元已经由被告沈荣林向原告要回来了，当时其只是因为找不到另外两被告，才要求原告去找，录音中其也只是说把两被告叫到，其可以考虑和另外两被告商量支付律师费的事情；被告周水根、沈荣林经质证，认为该录音对话系被告宣江与原告之间发生的，与其二人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宣江、周水根、沈荣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宣江、沈荣林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参加第一次庭审，视为放弃对证据1-4的质证权利。
本院依职权调取（2011）绍越民初字第3140号民事判决书1份。原告郑海东经质证，对该判决书无异议，能够证明三被告以被告宣江的名义与案外人王德明签订的租赁合同有效；被告宣江、周水根经质证，对于该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是原告的服务之后三被告才取得继续租赁的权利，因为当时法院拍卖的时候没有保障三被告继续租赁的权利，该租赁权是通过其他法律程序取得的，这与本案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并不一致；被告沈荣林经质证，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判决的结果有异议。
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和上述确认有效的证据，可以认定以下事实：2007年10月30日，三被告与案外人王德明因租赁合同执行别除纠纷一案，委托原告所在的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代为处理，浙江明显事务所又指派原告为该案的承办律师，双方签订委托《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一份，约定了法律服务范围、律师费收费具体方式及支付与结算方式。后原告已收取代理费30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郑海东代表受托人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与三被告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双方需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根据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律师费的收取具体方式为分阶段／成果收费方式，具体约定为：实现解放南路20-26号底层营业房按原合同履行的收取律师费用为十万元；实现解放南路22-26号营业房第三层至第六层继续按原合同履行的收取律师费用五万元；实现解放南路20-26号底层营业房按修改后的租赁合同履行的另行收费五万元。现原告认为其在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后已经实现了三被告委托事项，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三被告亦均不予认可，另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在三被告以被告宣江的名义与王德明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尚未届满前，该租赁房屋已经拍卖由被告宣江及其余三名案外人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虽三被告的租赁权利并没有因涉案房屋拍卖而丧失，但原告未能举证予以证明其帮助三被告实现上述权利而进行了相关的法律服务活动，故对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三被告同时辩称原告的诉请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法律服务费用的支付时间为“法律事务完成后十天内支付”，现三被告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法律事务已经完成，故对于三被告的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宣江、沈荣林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海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依法收取370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3960元，由原告郑海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伟章
代理审判员 王 珏
人民陪审员 鲁云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严叶萍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