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2民终14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明，男，1958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泰州市姜堰区，现住泰州市医药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龙，江苏海之阳律师事务所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江苏海之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江分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4141310010T，住所地泰州市姜堰区姜堰大道66号。
法定代表人：金海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华，江苏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春明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江分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分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7）苏1204民初5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杨春明上诉请求：一、撤销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7）苏1204民初597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江分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江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春明和江分公司之间不存在股东出资纠纷。江分公司在其一审诉状上称，2001年5月31日，杨春明向江分公司出具认股协议书一份，明确认股出资20万元，但实际其仅出资10万元，其余10万元暂由公司垫付验资。可见杨春明事实上已履行出资义务，公司为其垫资验资，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江分公司举证的借据也表明其认可双方的借款关系。所谓认股协议书是虚假的，没有江分公司盖章也没有其他股东签名，仅有杨明春一方的意思表示是不形成股东协议的，且该协议仅有义务没有权利，没有股权比例，该协议形成时间是2001年3月31日，江分公司为虚构事实将3改成5，应追究法律责任。二、江分公司与杨春明之间形成借款关系，借据上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04年5月31日，但还款期限届满后至诉讼前这十几年中，江分公司均未向杨春明主张还款，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三、根据江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荣坤出具的收条，杨春明有理由相信吴荣坤垫付了出资，从而应由杨春明向吴荣坤归还垫付的股金。
江分公司二审辩称，杨春明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请求。认股协议签署时间是准确的。一审中，法院明确告知杨春明如对签署时间有异议，可以申请鉴定，但杨春明并未申请。另外，江分公司共提起三起股东出资纠纷诉讼，其中认股协议签署的时间都是一致的。按照工商登记和认股协议，杨春明应支付20万元出资，但只交了10万元，应补充10万元出资。
江分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杨春明支付出资款10万元，承担该10万元自2004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判令杨春明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审理中，江分公司放弃要求杨春明承担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分公司原名国营泰县无线厂，1979年12月注册成立，1982年7月更名为江苏电分析仪器厂，2001年11月更名为江苏江分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2001年，原姜堰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姜改办批［2001］70号文件《关于同意江苏电分析仪器厂（股份合作制）实施深化改革并变更为江苏江分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的批复》，主要内容：同意江苏电分析仪器厂实施深化改革并变更为江苏江分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改革后的有限公司入股股东38人，均为自然人，注册资本567.6万元；取消共享股，原从国有资产中提取的1.4万元转为国有资产，原从工资福利基金中提取的4.16万元转为工资福利基金；经审计确认后的净资产17.28万元加上工资福利基金结余128.62万元和土地评估值313.07万元对深化改革前的企业进行政策性扣除和剥离。至2001年3月31日，经扣除剥离后的国有资产余额50万元，由市经委一次性收回；深化改革后的江苏江分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承担深化改革前的企业所有债权债务。
2001年5月7日，江苏电分析仪器厂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通过企业深化改革方案，将原企业自然人股东吴荣坤等377人所持的155.4万元股权、江苏电分析仪器厂工会所持的200.72万元股权、姜堰市机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持的202万元股权合计558.12万元转让给吴荣坤等38人。受让股权均以货币形式出资。杨春明为受让人之一，受让后其自持股金为9000元，受让股金为191000元。
2001年5月31日，杨春明出具《认股协议书》一份，载明：投股人（甲方）杨春明自愿认股20股人民币20万元，已投股10股10万元，因资金筹措困难尚欠股金10万元，已签订借款借据并保证在2004年5月31日前还清，江苏电分析仪器厂（乙方）依据甲方借据暂借款视同已募股金。同日，杨春明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借到江苏电分析仪器厂10万元，定于2004年5月31日前还清，按银行同期利率计息，于还款时同时结息、付息。
2001年11月26日，江分公司章程载明：杨春明出资总额为20万元，其中以货币形式出资9000元，以股权出资191000元。2006年6月，江分公司章程载明：杨春明为公司股东之一，以货币形式出资20万元，占公司出资总额的3.52%，以上出资，已在公司设立登记时到位。同年7月28日，工商机关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杨春明为江分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额为2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杨春明在江分公司企业深化改革时自愿认缴出资20万元，占公司出资总额的3.52%，并已记载于江分公司公司章程。根据法律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现杨春明仅缴纳10万元，尚欠出资10万元，则杨春明依法应向江分公司交付出资款10万元，江分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杨春明辩称该款已由吴荣坤垫付，无证据证明，不予采信；杨春明辩称江分公司与其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2001年5月31日借条中的款项并未实际交付，故双方之间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春明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杨春明辩称其作为公司股东未享受分红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股东分红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杨春明可另行主张。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杨春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江分公司出资款10万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杨春明负担（江分公司同意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由杨春明向其直接支付，一审法院不再退还，由杨春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江分公司支付）。
二审中，杨春明为证明其主张，提交落款时间为2001年9月5日，落款人为吴荣坤的收条一份，其上记载：今收到杨�明还款（用于投股）肆万元整。证明吴荣坤为杨春明垫付了出资款，而杨春明向吴荣坤归还了部分垫付出资款，该证据仅是杨春明找到的部分证据，其余皆已返还给吴荣坤。
江分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吴荣坤系江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其于2016年10月离厂出走，下落不明。即便该收条是真实的，亦与本案无关联性。因杨春明在投资第一个10万元时，就向吴荣坤借款9万元。
对于江分公司的质证意见，杨春明述称，我确实向吴荣坤借款9万元，该9万元系吴荣坤为其垫付的出资款。而认股协议书上杨春明已陈述前期10万元为现金实际缴付，而之后所涉10万元出资正是向吴荣坤借款，由吴荣坤垫付。
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该份证据为原件，江分�司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要求鉴定，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另查明，杨春明曾向吴荣坤借款9万元。2001年9月5日吴荣坤向杨春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还款（用于投股）4万元。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春明是否存在出资10万元没有到位的情形。
本院认为，本案中，杨春明与江分公司就其股东出资的时间与方式等事实存在分歧。杨春明认为，其以现金方式先期支付10万元，后由江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荣坤垫付10万元出资款。江分公司认为，杨春明所称先期支付的10万元中有9万元系其向吴荣坤所借，由吴荣坤垫付，而剩余的10万元出�款至今未支付。现杨春明和江分公司皆认可杨春明曾向吴荣坤借款9万元，根据吴荣坤出具的收条来看，双方之间的借款系由杨春明向吴荣坤直接进行清偿，与江分公司无直接关联，杨春明另向江分公司出具10万元的借据。而江分公司2001年5月25日向杨春明出具的收据存根中记载收款事由为“原股金转9000元，现金1000元，借据190000元”，相较而言，更符合江分公司的陈述，杨春明对其既向吴荣坤借款9万元、又向江分公司出具10万元借据的行为未提出充分合理说明，亦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应当认定杨春明尚未履行10万元的出资义务。对于杨春明提出其与江分公司系民间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杨春明2001年5月31日出具的条据虽名为“借据”，但并未有实际款项交付，且认股协议已明确表示该款项系所欠股金，故应当认定该款项系所欠出资款而非民间借贷款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杨春明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为1150元，由上诉人杨春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金严
审判员 钱 晖
审判员 周红梅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严 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