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绥商初字第141号
原告白成富，男，绥芬河市阜宁镇菜营村村民。
委托代理人李洪，黑龙江天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仲卫龙，男，绥芬河市阜宁镇建华村村民。
被告绥芬河市东龙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仲卫龙，男，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姜宝金，男，绥芬河市阜宁镇建华村村民。
原告白成富与被告仲卫龙、绥芬河市东龙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社加工合同纠纷一案，院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2014）绥商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1月28日，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牡商终字第134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5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6日、4月28日、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成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洪，被告仲卫龙、被告绥芬河市东龙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姜宝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白成富诉称：被告仲卫龙在绥芬河市阜宁镇建新村建厂从事木耳菌加工。2013年1月，原告与被告达成木耳菌加工的口头协议，约定被告为原告加工100000袋木耳菌。2013年2月9日，原告在收取木耳菌时发现被告加工的木耳菌种有60000袋存在问题。经被告重新加工，仍有37200袋存在问题。原、被告协商未果，原告诉讼至法院，要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木耳菌损失111600元。
被告仲卫龙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被告仲卫龙确实给原告加工木耳菌了，约定每袋木耳菌的加工费为0.29元。双方口头约定，如果原告对加工后的木耳菌有异议，需当场提出。一旦运走，过后不得提质量问题。另外，原告的木耳菌出现质量问题是由于原告自己的大棚内温度过低造成的。为此被告咨询过东宁县种植木耳的权威专家，专家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因此，原告的木耳菌出现质量问题与被告的加工行为无关。被告后来之所以为原告重新加工，主要是考虑到村企业形象，被告当时还是村支部书记，加上阜宁镇领导做工作。被告才重新同原告达成协议。被告为原告加工木耳菌的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绥芬河市东龙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社。
被告绥芬河市东龙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东龙合作社）辩称：被告仲卫龙的行为代表的是东龙合作社。被告的加工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不同意赔偿原告的任何损失。
本案争议焦点及法庭调查重点为：
被告在为原告加工木耳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16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律依据；
被告仲卫龙为原告加工木耳菌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被告仲卫龙对原告所受损失是否有赔偿义务。
原告白成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及反驳对方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协议书1份。欲证明：2014年2月27日，原告与被告仲卫龙就在加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的60000袋木耳菌达成协议，仲卫龙免费为原告蒸菌60000袋，不收燃料费、同时被告仲卫龙负责1500元的运费。
二被告对证据的形式要件及原告欲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二被告均表示，履行该协议系被告仲卫龙的个人行为，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
本院认为，二被告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以及原告欲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该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以及同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二、照片6张。欲证明：被告给原告蒸的37200袋木耳菌存在质量问题，菌袋中的麦麸和豆饼已经腐烂变质，无法再养殖木耳。
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原告欲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二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菌袋出现了质量问题，现在这些菌袋依然保存在被告仲卫龙处。时隔一年，这批菌袋再经过灭菌后还能长出木耳。
本院认为，二被告对该组证据中的形式要件无异议，该组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以及同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
证据三、绥芬河市阜宁镇人民政府、阜宁镇菜营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欲证明：2013年，菜营村地栽木耳每袋产量为8钱至1.2两，产值为2元至4元；吊袋木耳每袋产量为9钱，产值为3.5元左右。
二被告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二被告认为，木耳菌的产量与个人管理有直接关系。
本院认为，二被告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该组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以及同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
原告白成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请证人刘明明、吕树江、刘春财出庭作证。欲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数额。
证人刘明明称：证人与原告是一个村子的，村子里种植木耳菌的有四五十家。证人家里也种植木耳菌，已经种植十几年木耳菌了。2013年，包括人工费在内的每袋木耳菌的成本是1.3-1.4元，吊袋木耳每袋产量在1.1-1.2两左右，地栽木耳每袋产量为1两左右。
证人刘春财称：证人与原告是一个村子的，已经种植十几年木耳菌了。2013年，木耳种植的成本每袋大约1.2-1.3元左右。当年证人家里种植了52000多袋，纯利润大约六七万元。种植的时候都是把质量好的菌袋搞吊袋种植，质量稍微差点的搞地栽种植。吊袋种植需要菌袋一点杂菌都不能有，大棚种植的都是吊袋。地栽木耳对于季节的要求并没有大棚种植严格，只要温度合适，什么时候都能种。地栽的木耳比吊袋的晚一两个月也可以，能收秋耳。虽然产量低，但是价钱高。
证人吕树江称：证人系绥芬河市建新村木耳种植户。育菌期一般是一个多月，正常情况下，每年3月20日左右出育菌室。如果搞吊袋木耳种植，每年4月份是最好的时节，产量高。如果到了5月份，只能搞地栽木耳，但是产量低。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每袋产量在1两左右，但是五月份摆地栽每袋产量只是3钱左右。
二被告认为，三位证人所述的利润与成本的数量只是证人自己的数据，不具有普遍性，不能证明原告种植木耳也能获得相同的利润。但二被告认可证人关于木耳种植时节的说法，亦认可种植木耳菌的材料成本每袋大约1.2-1.3元，利润每袋大约1.5元左右。
本院认为，三位证人都具有多年木耳养殖经验，所陈述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加之被告亦认可种植木耳每袋材料成本大约为1.2-1.3元，利润每袋大约为1.5元。故本院对于种植木耳每袋材料成本大约为1.2-1.3元，利润每袋大约为1.5元的说法予以采信。
被告仲卫龙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及反驳原告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刘海刚与原告儿子的电话录音。欲证明：2014年3月30日，被告电话通知原告提供菌种，但遭到原告拒绝。
原告白成富、被告东龙合作社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以及被告仲卫龙欲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白成富、被告东龙合作社对该证据的形式要件以及被告仲卫龙欲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该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以及同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被告东龙合作社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庭调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仲卫龙系被告绥芬河市东龙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冬天，原告与仲卫龙达成口头加工木耳菌协议，约定仲卫龙为原告加工100000袋木耳菌，每袋加工费为0.29元。经了解，被告为原告加工木耳菌的流程如下：原告提供由锯末子、麦麸、白灰、豆饼等配置好的材料，由被告负责将材料搅拌、装袋后高温灭菌；高温灭菌的时间为1-2天，灭菌后冷却，被告再通知原告提供菌种；原告将自己培育的菌种提供给被告后，被告在其接菌室内对菌袋进行接菌，再由原告将接种完毕的菌袋带走放入自家的育菌室培养。育菌期通常为45天左右，育菌结束后即可对菌袋进行吊挂或摆栽。被告仲卫龙为原告加工完100000袋木耳菌后，原告称其中的60000袋存在质量问题。2014年2月27日，经绥芬河市阜宁镇政府调解，原告与仲卫龙达成协议，仲卫龙免费为原告蒸菌60000袋，不收燃料费、同时被告仲卫龙负责1500元的运费。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这60000袋是分两批加工的，即第一批加工22800袋、第二批加工37200袋（经核对，第二批的数量实际为37080袋）。2014年3月30日，被告通知原告提供剩余37200袋（实为37080袋）木耳菌的菌种，原告以过了种植木耳最佳时令为由，拒绝提供菌种。二被告均认可履行该协议的行为系被告仲卫龙的个人行为。2014年4月1日，原告以被告仲卫龙未能按约定履行加工协议为由，诉讼至法院，要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其37200袋木耳菌损失111600元（其中材料成本每袋1.3元、预期利润每袋1.7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其2014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7日期间的误工费43800元，但未缴纳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的案件受理费。
另查明，绥芬河市当地吊袋木耳种植的最佳时节在每年的4月份，地栽木耳的种植时间比吊袋木耳稍晚，对时节的要求不太严格。如在5月中旬之后种植地栽木耳，虽然也能收获，但产量偏低。审理中，二被告认可种植木耳菌每袋的材料成本大约在1.2-1.3元之间，利润每袋大约1.5元。
据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仲卫龙达成的木耳菌加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二被告虽称为原告提供加工业务的木耳菌加工厂系被告绥芬河市东龙林下经济专业合作社下设的经济组织，仲卫龙的行为是代表东龙合作社的行为，但由于该木耳菌加工厂未办理工商营业登记，二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无法核实木耳菌加工厂与东龙合作社二者之间的关系。且在庭审中，二被告均认可被告仲卫龙履行其与原告在2014年2月27日达成的协议的行为系个人行为。故被告仲卫龙虽然是被告绥芬河市东龙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木耳菌加工厂与被告东龙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故被告仲卫龙为原告加工木耳菌的行为应视为被告仲卫龙个人的行为。木耳菌种植一般分为吊袋种植和地栽种植两种。种植户通常将菌种质量好的菌袋用来做吊袋种植，将质量稍差的用来地栽种植。绥芬河市当地吊袋木耳种植的最佳时节在每年的4月份，地栽木耳的种植时间比吊袋木耳稍晚，对时节的要求不太严格。如在5月中旬之后种植地栽木耳，虽然也能收获，但产量偏低。2014年3月30日，被告将为原告加工的37080袋木耳菌加工完毕后，电话通知原告送菌种进行接菌。在木耳菌接菌后，须经45天左右的育菌期，然后才能对菌袋进行吊挂或摆栽。如在3月30日进行接菌，通过育菌期后，则到了5月中旬，此时错过了吊袋种植的最佳时节，即使是地栽种植，也会影响产量。原告以此为由，拒绝提供菌种进行接菌。随后以被告未按约定完成加工行为为由，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116000元。被告迟延交付，致使原告错过种植木耳的最佳时令，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数额应当相当于因其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告主张每袋木耳菌的材料成本为1.3元，每袋的预期利润为1.7元，但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且被告只认可每袋木耳菌的材料成本为1.2-1.3元，每袋的预期利润为1.5元。根据法律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对方当事人可以不必提供证据证实。故对于原告的损失，按照每袋1.2元计算材料成本，按照每袋1.5元计算预期利润较为适宜。根据庭审查明，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造成原告37080袋木耳菌的损失，故原告的损失数额应为100116元。虽然被告的迟延行为导致原告错过木耳种植的最佳时令，但并不会因此造成木耳菌绝产，而只是造成木耳菌减产。原告以此为由，拒绝提供菌种进行接菌，从而造成37080袋木耳菌无法使用，属于扩大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原告拒绝提供菌种的行为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故原告应就扩大部分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因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正常种植与迟延种植产量差异比例，故按照原、被告各自的过错程度划分较为公平。因被告的迟延交付行为是造成37080袋木耳菌不能按时种植的主要原因，故被告仲卫龙应对全部损失承担70%的责任，即70081.20元（全部损失100116元×70%=70081.20元）；原告在被告迟延交付后，拒绝提供菌种，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是造成37080袋木耳菌不能种植的次要原因，故其自身应承担30%的责任，即30034.80元（全部损失100116元×30%=30034.8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其2014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7日期间的误工费43800元，但未缴纳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的案件受理费，故本院对原告增加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仲卫龙赔偿原告白成富37080袋木耳菌材料成本损失以及可预期利润损失70081.20元；
驳回原告白成富的其他诉讼请求。
负有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32元，原告白成富负担979.97元，被告仲卫龙负担1552.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上述期限从本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算。逾期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
审判长 杨家宝
审判员 姜广峰
审判员 姚田文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范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