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1行终3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读平，男，1961年12月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一大队，住所地南京市玄武区柳营105号。
法定代表人暨出庭应诉负责人邹笑逸，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一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刘岳，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一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顾璇，江苏高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读平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一大队（以下简称高速公路一大队）道路交通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2行初17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5日凌晨1时许，王读平驾驶苏Ａ×××××小型起亚轿车由东向西行至G42(沪蓉高速)274KM+500米时，遇前方因事故而设置的警戒设施后,右转方向而使车辆发生旋转，与同向行驶而来的案外人程行庚驾驶的鲁Ｈ×××××/鲁Ｈ×××××货车发生碰撞,致使该货车向右侧翻冲入前起交通事故设置的�闭警戒区内，造成人员伤亡的重大交通事故。该事故经高速公路一大队认定，王读平和案外人程行庚负同等责任，其他人不负事故责任。因该交通事故引发的多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经过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后，均已作出生效判决。法院认定王读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判决王读平对该起事故的死者和伤者支付不同数额的赔偿。王读平认为高速公路一大队在处理前起交通事故的现场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该违法行为致使王读平和多位受害人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确认高速公路一大队在交通事故现场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以及未按规定在警戒区摆放锥筒的执行职务的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第七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应当立即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先组织抢救受伤人员，并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因此，高速公路一大队根据上述规定具有对其辖区内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庭审中发表的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以下三方面：一、高速公路一大队在交通事故现场设置警示标志与王读平的权利义务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认为，首先，王读平作为道路的通行者，既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通行的义务，也有接受安全保障确保通行安全的权利。交警部门在事故发生后，负有对事故现场进行处理保障道路畅通和通行安全的义务。一旦交警部门履行职责不当导致二次事故，就可能对包括王读平在内�特定的相对人造成损害，因此王读平具有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可能性，其作为权利主体对高速公路一大队享有行政法的请求权。其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客观上会对该路段的通行产生一定的影响，交警在处理前起交通事故时只有按规范处理，才能将该事故对该路段同向行驶的后续车辆产生的影响降至最低，否则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安全隐患。因此，交管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让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确保后续车辆安全通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是其在设置警示标志时应当考量的因素。综上，高速公路一大队在交通事故现场摆放反光锥筒、设置警示标志的行为与王读平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因高速公路一大队的行政行为违法导致王读平受到损害，则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二、高速公路一大队对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置是否符合规定。关于道�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4号）第二十一条规定，交通警察到达事故现场后，应当划定警戒区域，在安全距离位置放置发光或者反光锥筒和警告标志，确定专人负责现场交通指挥和疏导，维护良好道路通行秩序。《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二十五条规定，交通警察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现场情况，划定警戒区域，高速公路应当停放警车示警，白天应当在距离现场来车方向二百米外，夜间或雨、雪、雾、冰、沙尘等特殊气象条件下，在距离现场来车方向五百米至一千米外，设置警告标志和减（限）速标志，并向事故现场方向连续放置发光或者反光锥筒。本案中，王读平认为高速公路一大队在处理前起交通事故时没有按照上述规定设置警示标志，重点是认为未按规定的距离放置反光锥筒，而是仅用锥筒围成80米不到的警�区。高速公路一大队提交的证据反映：1．王读平本人陈述，过了黄栗墅服务区时发现前方有警灯闪烁，再往前走发现锥筒封闭了左边的车道，大概是向右避开锥筒后70米被撞的。2．清障人员袁某陈述，其到达前次事故现场后，在后方500米左右开始摆放锥筒，斜着摆的多一点，直着摆按车道分界虚线一段虚线摆一个，锥筒是20个一摞，大概总共摆了80多个，标志在最后面摆了三个，一个是禁止通行标志，一个是右箭头标志，一个是变道标志；3．清障人员宋某陈述，前次事故发生后，清障人员按照以前的规定，在事故现场后方四、五百米的地方摆放锥筒，一段线摆一个；4．清障人员费曦陈述，前次事故现场摆放的锥筒封闭了左数第一和第二两条车道，摆在第二、第三车道分界线边上的锥筒长度有一百多米，因为当时下雨，我不能确定实际的具体距离；在最后面的锥筒�方放置了警示标志，有反光标志，清晰明了。原审法院认为，袁某、宋某均为专业从事事故处理辅助工作的人员，均陈述按照规定摆放了锥筒，没有证据证明其工作中违反了专业要求。根据《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GB5768.3-2009）的规定，“设计速度不小于60km/h的道路，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线段及间隔长分别为600cm和900cm”，照此方法计算，本案事故发生的高速公路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线段及间隔长共计15米。两人的陈述具体、明确，能够相互印证，虽然实际摆放锥筒的长度无法确定，但按摆放了80个锥筒推算，锥筒摆放的距离应当在500米以上。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是沪蓉高速274KM+500米处，本案证人王某在庭审中表示其处理了前起事故以及本案事故，274KM+500米是民警定位�故发生的地点，其自东往西到达现场，发现从定位点往西的锥筒已经没有了，而在274KM不到的地方前面的锥筒摆放依旧是完好的，前起事故处理中摆放锥筒的起点是不到274KM处。从实践理性来看，交通警察是专门从事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的公务人员，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上岗培训，其对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包括现场判断能力和素质要高于一般自然人。根据民警王某的陈述，能够推算出锥筒摆放距离事故现场的应当在500米以上，这也与清障人员袁某、宋某的陈述相互印证。王读平提交的清障人员薛凯、陈杨的证言也证明，事故现场后方设置了警戒区，摆放了锥筒和标牌，薛凯称警示标志距离事故车辆大约有两百米，陈杨称锥筒摆放距离在两百米以上，其特地跟摆警戒区的打了招呼，下雨天又是晚上，要往后多去一点。王读平是事故的亲历者，王某、费曦、袁某、宋某�薛凯、陈杨等人均参与了事故的现场处理，对事件经过的陈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由于事发时间在凌晨且遇下雨，视觉条件欠佳，王读平本人及各证人从各自角度观察到的内容不同，导致部分证言内容不尽一致，这也从另一角度也反映了证言的客观性。王读平、高速公路一大队提交的证言内容虽然不尽一致，但并无根本性冲突，相互之间能够印证，且高速公路一大队提交的证据更为丰富、具体、明确，与王读平的证据相比更具有证明力。王读平陈述，其认为高速公路一大队在前起交通事故中摆放锥筒的距离只有80米的依据是高速公路一大队民警绘制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高速公路一大队在庭审中已就事故现场图反映的事项进行了解释，认为王读平的理解是对现场图的误读。该现场图并未记载前起事故中锥筒摆放的起点、最远端的锥筒与事故现场之间的距离，根据�现场图也无法准确计算出锥筒摆放与事故现场的距离，故王读平根据该现场图计算锥筒摆放的距离依据不足。如果王读平所说锥筒摆放距离事故现场不足80米是真实的，按照清障人员按分界虚线的一段摆放一个锥筒进行推算，摆放的锥筒数量不足10个，这与清障人员陈述摆放了约80个锥筒存在着矛盾。此外，从前起交通事故发生至本案事故发生，期间有多起车辆安全通过该路段，这从侧面印证包括锥筒在内的警示警告标志的设置起到了有效的安全警示作用。虽然因客观条件所限，高速公路一大队未能出示锥筒摆放距离的直接证据，但综合分析本案证据，能够认定高速公路一大队在处理前起交通事故中设置警示标志、摆放锥筒的行为符合相关规定，高速公路一大队已履行了法定职责。三、关于高速公路一大队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王读平认为，王某、费曦均系高速公路一大队的警员，袁某、宋某等人均受高速公路一大队委托从事现场事故处理的辅助工作，因上述人员身份特殊，与高速公路一大队存在利害关系，所提供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且上述证言均为主观证据，无客观证据相印证，不能达到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目的。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高速公路一大队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本案中最能直接反映事实的证据应当是现场监控视频，但高速公路一大队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该地段没有监控视频。在此情况下，高速公路一大队以询问处理该路段清障救援事项的相关人员、要求出警民警到庭陈述事实等方式对事故现场警示标志设置情况进行证明，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王某、费曦、袁某、宋某均为事件的亲历者，其证言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王某、费曦系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民警，袁某、宋某等人均受高速公路一大队委托从事事故处理的辅助工作，上述人员确与高速公路一大队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该规定并未否定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而是认为这种单一证据的证明力存在瑕疵，需要通过其他证据加以补强。从上述证言内容来看，虽然单一证言对事故现场情况的表述不尽一致，但证言之间并无重大矛盾和冲突，证言内容可以相互印�，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综合分析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高速公路一大队在事故现场设置警示标志符合规定。综上，王读平认为高速公路一大队在处理前起交通事故现场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王读平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读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读平负担。
上诉人王读平上诉称，1．《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二十五条规定：“交通警察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现场情况，划定警戒区域，……高速公路应当停放警车示警，白天应当距离现场来车方向五百米至一千米外，设置警告标志和减（限）速标志，并向事故现场连续放置发光或者反光锥筒。”交�在第一次事故现场设置的警戒区远远没有达到此规范要求。一是没有提前设置警告标志和减（限）速标志，也没有在来车方向的警戒区顶头停放警车示警，这是导致二次事故的直接原因。由于没有设置提前告知的警告标志和减（限）速标志，警戒区顶头也没有警车示警，夜间下雨很难提前发现路面所置锥筒，当上诉人突遇锥筒时只能急忙刹车改道。由于下坡路滑，车辆发生侧滑左转而被后面驶来的加挂大货车所撞。如果有提前告知的警告标志和减（限）速标志，或在来车方向警戒区顶头有警车示警，上诉人就会提前发现并正常改道，二次事故就不会发生。二是上诉人提交的多名当事人签字认可的事故现场图和清障人员薛凯、陈杨的询问笔录、第一次事故现场交警费曦的谈话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交警所设置警戒区最前端锥筒与第一次事故现场的距离只有80米左右，�远低于规范要求的最低500米的安全距离。因为警戒区的锥筒摆放距离严重不达标，加挂大货车在超过锥筒60米左右掉头向右侧翻后才会压到人，如果警戒区的锥筒摆放距离达标就不会压到人。所以，这是二次事故导致1死7伤重大人员伤亡的根本原因。2．上诉人的举证和上述事实相互印证。上诉人的车在遇锥筒改道后60米左右被加挂大货车所撞，加挂大货车则立即掉头向右侧翻撞上前次事故现场人员的事发轨迹，以及上诉人的车被撞后立即掉头停在距事故现场44米处的运动轨迹，足以说明警戒区最前端的锥筒与第一起事故现场的距离只有80米左右。这与事故现场图所标距离一致，与陈杨、薛凯的询问笔录所说的、扣除隔离前次事故现场部分的锥筒距离也基本一致。而受委托摆放锥筒的袁某、宋某及证人王某警官称锥筒摆放有500米以上，与此次事故发生的常理及事故车运动轨迹相悖，他们所作的证言是伪证。3．被上诉人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首先证人袁某、宋某的身份是清障公司员工，是受被上诉人委托从事事故现场处理辅助工作的，包括封闭现场、摆放警示标志、拖曳事故车辆等等。本案所争议的内容与其存在根本的利害关系，本案的结果关系到他们失职与否，是否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他们的证言没有证明效力。其二，证人王某是被上诉人的警员，他的陈述就等同于被上诉人的陈述，就等同于自己证明自己，他的证言没有证明力，且与上诉人的证据存在严重冲突，也不符合本事故发生的常理和车辆运动轨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支持上诉人一审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高速公路一大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辩称，根据上诉人在本案提供的交通事故民事诉讼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已经明确了高速公路一大队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无任何过错。摆放的锥筒、警示标志、警灯都起到了警示的作用，在第一次交通事故与第二次交通事故发生期间，该路段有多辆汽车安全通过，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推理分析均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推测，除了自己主观性陈述之外，没有其他的客观证据予以佐证。综上，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王读平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将涉案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应当立即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先组织抢救受伤人员，并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本案中，高速公路一大队具有对其辖区内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交通警察到达事故现场后，应当划定警戒区域，在安全距离位置放置发光或者反光锥筒和警告标志，确定专人负责现场交通指挥和疏导，维护良好道路通行秩序。公交管〔2008〕277号《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2009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警察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现场情况，划定警戒区域，高速公路应当停放警车示警，白天应当在距离现场来车方向二百米外，夜间或雨、雪、雾、冰、沙尘等特殊气象条件下，在距离现场来车方向五百米至一千米外，设置警告标志和减（限）速标志，并向事故现场方向连续放置发光或者反光锥筒。本案中，上诉人王读平提交的清障人员薛凯、陈杨的询问笔录中也陈述了警示标志距离事故车辆大约有两百米，锥筒摆放距离在两百米以上，均可以证明被上诉人高速公路一大队在处理前起交通事故中设置警示标志、摆放锥筒的事实。从被上诉人高速公路一大队提交的袁某、宋某的询问笔录来看，其二人摆放的锥筒按车道分界虚线一段虚线摆一个，锥筒是20个一摞，大概总共摆了80个锥筒。本案事故发生的高速公路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线段及间隔长共计15米，摆放80个锥筒的距离应当在500米以上。费曦在谈话笔录中陈述，前次事故现场摆放的锥筒封闭了�数第一和第二两条车道，摆在第二、第三车道分界线边上的锥筒长度有一百多米。在最后面的锥筒后方放置了警示标志，有反光标志，清晰明了。证人王某当庭所作的证言与袁某、宋某、费曦的陈述相互印证，证言内容并不冲突。故高速公路一大队在处理前次事故中设置警示标志、摆放锥筒的行为符合相关规定，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另外，从前起交通事故发生至本案事故发生，期间有多起车辆安全通过该路段，从侧面反映包括锥筒在内的警告警示标志起到了有效的安全警示作用。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的上诉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第七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由于客观条件受限，事发地段没有设置监控，没有监控视频作为直接证据反映当时的客观事实，但袁某、宋某、费曦、王某系本案事故现场事件的亲历者，其亲口陈述及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王某、费曦系被上诉人的民警，袁某、宋某等人受被上诉人的委托从事事故处理的辅助工作，与被上诉人确实存在一定程序的利害关系，但并不能否认上述几人证言的证据效力。而该几人的证言并非单一的证言，虽然在表述上不尽一致，但其证言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与上诉人提交的薛凯、陈杨的证言并无明显矛盾和冲突之处。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观点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读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俊騑
审判员 王攀峰
审判员 谢宇飞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孙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