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2民终116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秋梅，女，197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怡，上海宏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珏，上海宏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致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吴志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辰，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金杰，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内外联合贸易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王建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亦中，女，195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雄，男，195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银芳，女，195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伟解，男，195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查剑华，男，195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上述被上诉人甘亦中、王健雄、陈银芳、钱伟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上海市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致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严健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辰，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金杰，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秋梅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致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达公司”)、上海市内外联合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建雄、陈银芳、钱伟解、查剑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1民初13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秋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张秋梅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建雄、陈银芳、钱伟解、查剑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将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与甘亦中抽逃出资的金额与致达公司向上海内外联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外联商业公司”)转账的金额简单的做加减法，认为转账金额大于抽逃出资金额，进而认定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与甘亦中不构成抽逃出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抽逃出资事实已证实，且实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也已发生。依据张秋梅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的显示，内外联商业公司的三位发起人股东——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于2003年4月22日分别向内外联商业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万元(以下币种同)、150万元、150万元，共计1,500万元；2003年5月22日，内外联商业公司通过票据背书转让的方式向致达公司给付1,200万元、150万元、150万元等三笔款项，该三笔款项金额与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的股东出资额完全吻合，且转出时间仅在内外联商业公司验资后一个月内。结合内外联商业公司的农行验资账户及工行常用账户2003年至2004年的账户明细可知，自5月22日该1,500万元转出后，两银行账户余额持续少于注册资本1,500万元。因此，可以认定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与甘亦中构成股东抽逃出资。针对内外联商业公司向致达公司给付的三笔总计金额为1,500万元的款项，致达公司的诉讼委托律师分别在四次开庭时作出四次不同的陈述。在2016年8月26日的庭审中，致达公司的诉讼委托律师辩称该三笔款项属于内外联商业公司、致达公司、上海致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达科技公司”)之间的账款流转；2016年11月28日庭审中，又表示因2003年4月22日内外联商业公司向致达科技公司转出1,500万元，故2003年5月22日致达科技公司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返还该笔款项，当日内外联商业公司向致达公司转账1,500万元，在此后的经营中，致达公司已陆续转回；2017年5月10日的庭审中，再次改口称致达公司自2003年起至今，已陆续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转账共计2,250万元，其中包含针对案涉1,500万元款项的返还，但对该2,250万元的转账性质认为系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的资金扶持；2017年9月12日的庭审中，最终陈述内外联商业公司通过本票向其转出的1,500万元为借款，此后致达公司向内外联公司陆续转账的2,250万元款项性质为1,500万元还款+750万元的资金扶持。但致达公司对此未能提供借款协议或双方往来款项的账务记录，因此张秋梅有理由认为该1,500万元为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抽逃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的出资。2、致达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向内外联商业公司的转账凭证共计2,250万元，欲表明其对内外联商业公司注入的资金已远超注册资本。但我国《公司法》(2013年未修改前)规定，转回或补缴出资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并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致达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所有转账凭证均备注“划款”而非“补缴出资”，无法证明该2,250万元系用于补缴出资，且基于致达公司长期对内外联商业公司享有1,680万元的债权，致达公司无法证明2,250万元的划款性质究竟是出资还是债权。致达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补充证据，证明其曾代内外联商业公司向上海银行卢湾支行偿还了16,754,577.14元债务。由于在对应两案中致达公司疑为借款的担保人，且不论致达公司作为担保人是否本就负有法律上的偿还债务义务，其以通过向内外联商业公司的债权人直接偿还债务的行为作为对抽逃内外联商业公司注册资本的补足，也已损害了内外联商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内外联商业公司2005年的年检报告显示，内外联商业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致达公司享有650万元的债权。为此，张秋梅曾在原审中向法院申请调查内外联商业公司与致达公司的银行流水，但遭拒。可见致达公司与内外联商业公司之间长期存在互负债权债务关系，但致达公司仅向法院提供了其单方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的多次转账汇款凭证，而可能隐匿了存在的内外联商业公司向其转账汇款的凭证。二、原审认为张秋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存在抽逃股东出资的事实，系分配举证责任错误。证明不存在抽逃股东出资系应由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与甘亦中承担的举证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的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张秋梅提供合理证据怀疑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与甘亦中存在抽逃股东出资行为时，证明已履行出资义务或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就应当由股东即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承担。原审庭审中，致达公司曾向法庭出示内外联商业公司的部分财务账册原件，且在其2016年11月28日庭审中提交的转账凭证中，有三张时间分别为2003年12月23日和2004年8月10日的“上海银行进账单”原件，以及两张时间分别为2004年7月11日和2004年8月4日的“贷记凭证”原件。按理该五张进账单、贷记凭证应该在持票人和收款人内外联商业公司手中，但却出现在致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中，且时间均系在内外联商业公司刚成立不久，由此可见，致达公司系内外联商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内外联商业公司的财务账册等资料也在致达公司的管控范围内，故对于其所称不掌管内外联商业公司账务账册的意见，张秋梅持怀疑态度。原审法院也曾在2017年2月17日的庭审中明确要求致达公司提供内外联商业公司的完整财务账册，否则将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王健雄、陈银芳、钱伟解与查剑华自本案诉讼开始至一审判决作出后，从未向法院提交过任何证据证明曾对内外联商业公司有过注册资金的转入，或者在受让甘亦中股权时实际支付过股权转让款，而仅在庭审中表示已足额缴纳出资且不存在抽逃出资。因此可以认定王健雄、陈银芳、钱伟解与查剑华知道或应当知道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此前抽逃出资的行为。在王健雄、陈银芳、钱伟解与查剑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向内外联商业公司缴入股权受让款的情况下，应当对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抽逃出资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张秋梅的原审诉讼请求。致达公司辩称，在内外联商业公司于2003年5月22日向致达公司转账1,500万元之前，内外联商业公司也曾于验资后向致达科技公司转出过1,500万元，并由致达科技公司于2003年5月22日予以返还。对于涉案的转款行为，致达公司认为属于两家公司之间基于日常经营活动而实施的资金调拨行为，而并非如张秋梅主张的抽逃股东出资。为此，致达公司已经举证在此后的2003年12月23日至2009年10月19日期间，致达公司陆续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转回了对应款项，且超出原内外联商业公司调拨的款项金额，共计转入款项达2,250万元。另外，在张秋梅与内外联商业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发生前，根据内外联商业公司2013年度的审计报告显示，致达公司对内外联商业公司已经享有债权1,110万元。除外，致达公司还于2016年6月27日作为担保人代内外联商业公司向上海银行卢湾支行清偿了借款16,754,577.14元。综上，本案张秋梅主张致达公司抽逃对内外联商业公司股东出资的理由，不具有事实依据。故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张秋梅的上诉。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建雄、陈银芳、钱伟解、查剑华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张秋梅的诉讼请求，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已经出资到位。本案张秋梅主张内外联商业公司股东抽逃对公司的出资理由，主要是针对内外联商业公司于2003年5月22日向致达公司转账1,500万元的行为，与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建雄、陈银芳、钱伟解、查剑华无涉，故张秋梅对于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建雄、陈银芳、钱伟解、查剑华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张秋梅的上诉。原审第三人致达科技公司述称，其于2003年4月22日向内外联商业公司所借1,500万元的款项，已于2003年5月22日归还。致达科技公司与致达公司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张秋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致达公司在抽逃出资本金1,200万元范围内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积欠张秋梅的债务7,556,793.22元(1,020万元＋以1,02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月20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的利息979,200元＋案件受理费93,000元－执行到的款项3,715,406.78元)以及以7,556,793.22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的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请求判令内外联贸易公司在抽逃出资本金150万元范围内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积欠张秋梅的债务7,556,793.22元以及以7,556,793.22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的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请求判令甘亦中在抽逃出资本金40万元范围内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积欠张秋梅的债务7,556,793.22元以及以7,556,793.22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的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请求判令王健雄在抽逃出资本金40万元范围内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积欠张秋梅的债务7,556,793.22元以及以7,556,793.22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的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请求判令陈银芳在抽逃出资本金30万元范围内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积欠张秋梅的债务7,556,793.22元以及以7,556,793.22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的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6、请求判令钱伟解在抽逃出资本金20万元范围内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积欠张秋梅的债务7,556,793.22元以及以7,556,793.22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的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7、请求判令查剑华在抽逃出资本金20万元范围内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积欠张秋梅的债务7,556,793.22元以及以7,556,793.22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9%计算的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4月21日，致达公司向内外联商业公司验资账户缴存1,200万元；2003年4月22日，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分别向内外联商业公司验资账户缴存150万元、150万元。上海东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3年4月22日出具验资报告，确认经审验，截止验资报告出具日，内外联商业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1,500万元。2003年4月22日，内外联商业公司向致达科技公司转账1,500万元。2003年5月22日，致达科技公司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转账1,500万元。同日，内外联商业公司通过本票形式向致达公司支付150万元、150万元、1,200万元，致达公司向致达科技公司转账1,500万元。2003年12月23日至2009年10月19日期间，致达公司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转入多笔款项，具体时间、金额如下：时间金额1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00万元22004年6月11日100万元32004年6月21日100万元42004年6月21日200万元52004年7月14日50万元62004年8月4日100万元72004年8月6日400万元82004年8月10日230万元92004年8月10日70万元102006年9月12日300万元112009年1月16日400万元122009年8月7日50万元132009年10月19日150万元合计2,250万元在张秋梅诉内外联商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内外联商业公司提交其公司2013年度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显示，致达公司对内外联商业公司享有11,100,000元债权。2015年5月5日，致达科技公司以内外联商业公司为被告提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之诉，案号(2015)普民二(商)初字第463号。2015年5月25日，致达科技公司与内外联商业公司达成调解协议。该案中，致达科技公司向内外联商业公司提起诉讼所依据的证据之一为致达公司、致达科技公司与内外联商业公司等于2014年6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致达公司将对内外联商业公司的债权570万元转让给致达科技公司。2015年5月8日，案外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湾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卢湾支行”)以内外联商业公司、致达公司等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案号(2015)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206、5207号。2015年8月6日，一审法院出具(2015)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207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内外联商业公司应于2015年8月11日之前归还上海银行卢湾支行垫款本金1,081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5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垫款利息(以1,081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二、内外联商业公司应于2015年8月11日之前偿付上海银行卢湾支行违约金143,000元；三、内外联商业公司应于2015年8月11日之前赔偿上海银行卢湾支行律师费损失81,516.10元；四、致达公司在最高额4,400万元限额内对内外联商业公司上述第一、二、三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在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追偿；……。2015年8月24日，一审法院出具(2015)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206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内外联商业公司应于2015年8月11日之前归还上海银行卢湾支行借款本金1,700万元、计算至2015年5月6日的利息130,614.32元，并支付自2015年5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以本息之和17,130,614.32元为计算基数，按合同约定的执行利率上浮50%计息)；二、内外联商业公司应于2015年8月11日之前赔偿上海银行卢湾支行律师费损失105,383.90元；三、致达公司在最高额4,400万元限额内对内外联商业公司上述第一、二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在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追偿；……。2016年6月27日，致达公司向上海银行卢湾支行支付16,754,577.14元。同日，上海银行卢湾支行出具收款证明，确认收到致达公司支付的(2015)黄浦民五(商)初字第5206、5207号两案的代偿款16,754,577.14元。此外，原审审理中，一审法院收到落款为内外联商业公司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内外联商业公司前身系内外联贸易公司，隶属于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1月，经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批复同意，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共同出资成立内外联商业公司；内外联商业公司成立后，按改制要求，分别于2003年5月20日、5月22日向内外联贸易公司支付550万元、220万元购买物资；此外，内外联商业公司于2003年5月23日向百威啤酒公司支付货款1,009,200元用于购买货物，于2003年8月向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支付3,109,436.87元购买位于上海市江宁路XXX号XXX楼的房产。该“情况说明”后附上述款项支付的凭证复印件。原审庭审中，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健雄、陈银芳、钱伟解与查剑华均称内外联商业公司已不经营，不知晓上述材料来源。鉴于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健雄、陈银芳、钱伟解与查剑华作为内外联商业公司股东均不能提供上述材料原件，故法院对其真实性难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海东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3年4月22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截止验资报告出具日，内外联商业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1,500万元。张秋梅提供的证据显示，内外联商业公司于2003年5月22日向致达公司转账1,500万元，而致达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03年12月23日至2009年10月19日期间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转入的款项达2,250万元，且于2016年6月27日作为担保人清偿了内外联商业公司对上海银行卢湾支行的借款16,754,577.14元。对比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法院难以认定内外联商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亦难以认定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存在实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故张秋梅对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的诉请，法院难以支持。张秋梅基于甘亦中抽逃出资的理由对王建雄、陈银芳、钱伟解、查剑华提起的诉请，法院亦难以支持。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张秋梅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6,028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秋梅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针对致达公司就系争款项抗辩的属临时资金调拨的理由，以及此后致达公司又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转款2,250万元的情况，且于2016年6月27日基于担保代内外联商业公司向上海银行卢湾支行清偿借款16,754,577.14元的事实，本院要求致达公司提供对应财务帐册、财务报告中有关原始的会计记账凭证内容，用于证明致达公司所述内容是否为客观真实。同时为查明双方在此期间的所有款项往来情况，要求致达公司提供该公司对应期间的全部财务资料。对此，致达公司回复意见为：目前该公司对应的财务资料不全。另在本院审理中，就张秋梅与内外联商业公司借款纠纷一案的执行情况，向张秋梅询问内外联商业公司目前所处的经营状况。张秋梅陈述：内外联商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目前下落不明，有关该公司的财务资料目前不清楚。对此，致达公司等内外联商业公司的股东均表示不清楚，同时也不持有内外联商业公司的财务资料。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在于：张秋梅主张内外联商业公司股东抽逃对公司全部1,500万元出资的事实依据是否充分。经审理查明，2003年4月21日，致达公司向内外联商业公司验资账户缴存其股东出资1,200万元；2003年4月22日，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分别向内外联商业公司验资账户各自缴存出资150万元。在当日完成股东出资验资并形成验资报告后，内外联商业公司向致达科技公司转账1,500万元。2003年5月22日，致达科技公司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转账1,500万元。同日，内外联商业公司通过开具银行本票方式分别向致达公司支付款项150万元、150万元和1,200万元，致达公司则通过转账向致达科技公司支付款项1,500万元。针对其中2003年5月22日内外联商业公司向致达公司支付1,500万元，致达公司向致达科技公司转账支付1,500万元的行为，张秋梅主张系构成股东抽逃对公司的出资。对此，致达公司的抗辩意见为属于三家公司之间基于日常经营活动而实施的资金调拨行为。并进一步举证在此后的2003年12月23日至2009年10月19日期间，致达公司又向内外联商业公司共计转入款项达2,250万元，且于2016年6月27日作为担保人代内外联商业公司向上海银行卢湾支行清偿了借款16,754,577.14元，故目前致达公司对内外联商业公司不仅不负有债务还享有债权，本案张秋梅的诉讼请求错误，依法不具有事实依据。股东之所以向公司缴纳出资，其目的就是为公司提供对外开展经营活动所需资金。内外联商业公司设立后，致达公司作为内外联商业公司的主要出资股东，基于自身经营资金周转的需要，通过内外联商业公司施以援手挑拨经营所需资金，也属合理。但究竟是正常的资金调拨还是构成股东抽逃其出资，在利益对立双方对此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当时致达公司取得款项时的财务会计处理方式作为评判的依据之一，同时应结合致达公司举证的此后该公司又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转款2,250万元和为内外联商业公承担16,754,577.14元担保债务的情形加以判断。在考虑致达公司此后又向内外联商业公司转款和承担担保债务的因素时，按理应查明双方在此期间的全部款项往来情况。但问题是，致达公司对此所作的回复意见为目前该公司对应的财务资料不全。由此产生应否由致达公司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的问题。就本案事实而言，尚不应作出这样的判决认定意见，理由在于：一、原审审理中，一审法院曾收到落款为内外联商业公司的“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为：内外联商业公司前身系内外联贸易公司，隶属于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1月，经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批复同意，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共同出资成立内外联商业公司；内外联商业公司成立后，按改制要求，分别于2003年5月20日、5月22日向内外联贸易公司支付550万元、220万元购买物资；此外，内外联商业公司于2003年5月23日向“百威啤酒公司”支付货款1,009,200元用于购买货物，于2003年8月向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支付3,109,436.87元购买位于上海市江宁路XXX号XXX楼的房产。该“情况说明”附有上述款项支付凭证的复印件。因原审庭审中，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健雄、陈银芳、钱伟解与查剑华均称内外联商业公司已不经营，不知晓上述材料来源；同时鉴于致达公司、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健雄、陈银芳、钱伟解与查剑华作为内外联商业公司股东均不能提供上述材料原件，故原审法院未对其真实性作出认定。但问题是，对于内外联商业公司名下的资产状况现在并无一个明确的定论，至于反映内外联商业公司经营状况的财务帐册资料也未曾查明下落。因此，不能排除上述“情况说明”的内容的真实性。基于内外联商业公司企业改制的背景，内外联商业公司设立时除股东出资外，账上尚留有其他营运资金亦属可能。在此前提下，内外联商业公司当时向致达公司给付的1,500万元，基于钱款的种类物属性，并非一定来源于股东出资。二、在张秋梅诉内外联商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内外联商业公司曾提交其公司的2013年度审计报告。据该审计报告显示，致达公司当时对内外联商业公司享有11,100,000元债权。三、本案张秋梅对于其主张的内外联商业公司股东抽逃对公司出资的理由，还未穷尽其自身可救济的证明责任。张秋梅作为其与内外联商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执行法院责令内外联商业公司提供对应的财务帐册，用于查明内外联商业公司与致达公司之间的全部资金往来，同时用于查明上述“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除外，张秋梅也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对内外联商业公司予以破产清算的方式，责令内外联商业公司提供对应的财务帐册用于清算，并查明本案所涉争议事实。如内外联商业公司帐册遗失，也可以依据我国《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追究股东由此导致内外联商业公司不能清算的侵权赔偿责任。另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张秋梅主张内外联商业公司股东抽逃对公司全部1,500万元出资的时间为2003年5月22日，涉事的公司股东为致达公司。而本案王健雄、陈银芳、查剑华以及案外人徐雨华基于受让甘亦中所持内外联商业公司部分股权成为内外联商业公司股东的时间为2007年7月30日。2010年10月19日，案外人徐雨华将其持有的内外联商业公司股权转让给了钱伟解。在本案审理中，张秋梅没有证据表明2003年5月22日内外联商业公司向致达公司支付1,500万元的行为，与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之间存在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本案张秋梅针对内外联贸易公司、甘亦中、王建雄、陈银芳、钱伟解、查剑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本案张秋梅主张内外联商业公司股东抽逃对公司全部1,500万元出资，尚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现难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028元，由上诉人张秋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黄宇宏审判长高增军审判员王益平代理审判员丁海宁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书记员黄宇宏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