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79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池某，女，1958年5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1，男，1955年8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丽建，北京王晓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2，男，1968年10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3，男，1971年11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云霞，北京晟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宋某4，女，1957年12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原审被告：宋某5，女，1962年3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审被告：宋某6，女，1965年10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
上诉人池某、宋某1因与被上诉人宋某2、宋某3、原审被告宋某4、宋某5、宋某6婚姻家庭、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6民初5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池某、宋某1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丽建，被上诉人宋某2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云霞，原审被告宋某4、宋某5、宋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池某、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宋某2、宋某3要求分割租房补贴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宋某2、宋某3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宋某2、宋某3对于北京市××区××一区×号院（以下简称×号院）房屋享有财产利益是错误的。在池某、宋某1起诉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以及本案一审过程中，宋某2、宋某3虽然口头主张×号院正房是父母及子女共建、厢房是宋某3所建，但均未举证证明，仅靠宋某2、宋某3及宋某4、宋某5、宋某6攻守同盟般的虚假陈述作为依托。池某申请批建宅基地时，宋某1已经结婚生子多年，池某与丈夫、儿子同属一户，与公婆、小叔子等不能混同一户。池某、宋某1有经济实力独自建房。物权权属以登记为准，×号院登记在池某名下，宋某2、宋某3没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有权机关下发的证件，法院不应认定宋某2、宋某3对×号院享有财产权利。池某、宋某1签订协议时为了照顾弟弟及父亲，同意赠与一部分款项接济他们的生活，但十年间物是人非，双方关系恶化，池某、宋某1不再同意赠与宋某2、宋某3任何财产。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2007年4月14日协议书分配比例的基数为1000000元错误。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按房地产开发公司售房标准，即每平方米单价2750元，两套90平米的房屋合计495000元。扣除给父亲的100000元和给宋某2的特行执照30000元，剩余365000元，比例计算基数应该为365000元。池某、宋某1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及被拆迁人分得360000元，分配比例应为98.63%，剩余1.37%由宋某2、宋某3分配。3.即便以1000000元作为分配基数，一审法院认定36%、32%、32%的分配标准也是错误的，首先应扣除留给父亲的100000元和给宋某2的特行执照30000元，如果不扣除，该130000元所占的比例就由宋某2、宋某3直接享有，池某、宋某1的权益受损。4.一审法院依据2007年4月14日协议约定分配租房补助错误。该协议书仅是对房款分配的约定，而且建立在池某、宋某1自愿赠与的基础上。签订协议时尚未产生租房补助，也尚未发放。租房补助是补偿给房屋实际所有人、被拆迁人池某的，即便其他人在拆迁前居住过此院，也是池某、宋某1同意暂时借住，租房补助不应被分割。
宋某2、宋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池某、宋某1的上诉请求。1.对于池某、宋某1上诉理由第一条，宋某2、宋某3认为对×号院内房屋享受财产利益，已经在生效的（2017）京03民终14177号民事判决予以认定。本案一审中池某、宋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称应当按协议分配房屋，当时房价为1000000元，池某、宋某1应得到36%的份额，宋某2、宋某3享有房款利益的64%，池某、宋某1在一审中认可了宋某2、宋某3对×号院内房屋享有财产利益。生效判决确认的协议书，当时是经房主宋某2、宋某3、池某达成一致的，表明池某、宋某1认可宋某2、宋某3对×号院内房屋享有财产利益的事实。2.对于池某、宋某1上诉理由第二条，对方混淆概念，涉案协议已经被三中院生效判决确认，协议逻辑是不按照拆迁补偿款来分配，而是将回迁房出售，将出售价格分配。协议中的第一条约定给宋建明100000元，第三条约定给宋某2特行执照补偿款30000元，共计130000元，这130000元是源于拆迁过程中宋某2作为被拆迁人停产停业的补偿款，该协议已在一审过程中提交过。130000元不含在售房款的1000000元的基数内，参照房款的分配比例对租房津贴款进行分配是合理的。
宋某4、宋某5、宋某6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池某、宋某1的上诉请求。
宋某2、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北京市××区××二期×号楼×单元301号房屋及××二期3×号楼×单元302号房屋归宋某2、宋某3使用；2.池某、宋某1给付宋某2、宋某3因北京市××区××一区×号院拆迁所得租房补贴款138116元；3.诉讼费由池某、宋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某1与池某系夫妻关系。宋某1与宋某3、宋某2、宋某4、宋某5、宋某6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其父母庞凤莲于2006年去世，宋建明于2009年去世。
庞某、宋某7原在××镇××村有一处宅院。1983年10月，宋某1在××镇××村批建一处宅基地，审批表记载家庭成员有宋某7夫妇、宋某2、宋某3、池某、宋某6等人，建房原因为全家四间房，九口人居住，三代同堂，兄弟三人居住紧张，目前面临要分家，分家后无处居住。后上述两处宅院均售予他人。
1987年，原××县人民政府向池某核发了×政地字第××号《社员宅院地使用许可证》，批准其使用原××县城××社××大队一宅基地（现××一区×号）。1990年，池某申请建厢房，申请书记载，因家中有六口人居住，家中现有北房四间、西厢房两小间，申请批建东西两间厢房。1990年5月，原××县××镇人民政府向池某核发了镇字第57号《××镇村民建房施工许可证》，其上载明：原宅院有北房4间，批准建造南房3间。上述宅院建成后，池某、宋某1和庞某、宋某7、宋某6、宋某2、宋某3等搬入该院居住。
2007年，本区××镇××村列入拆迁范围。2007年4月14日，××房地产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被拆迁人宋某2（乙方）签订了《××二期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所有位于×号院内正式房屋中，将其部分房屋投入了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了工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乙方实际经营面积为191.88平方米，甲方按每平方米700元的标准给予停产停业综合补助总计134316元。同日，××房地产公司与被拆迁人池某亦签订了《××二期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被拆迁人在×号院内正式房屋面积为191.88平方米，拆迁人给予被拆迁人拆迁补偿总款为516011元。当日，宋某2、宋某3与池某签订了协议，内容为：“根据××二期工程建设需要，××一区×号院拆迁，经房主池某、宋某2、宋某3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房屋拆迁，按房地产开发公司售房标准，不要补偿款，按面积换成楼房出售，房款协商分配如下：1.给家父宋建明存下人民币10万元；2.给池某存下人民币36万元；3.给宋某2存下人民币3万元；4.其余款项（由）宋某2与宋某3平分。”
2007年4月15日，××房地产公司（甲方）与宋某2（乙方）签订《××居民优惠购房意向书》，约定双方根据《××二期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乙方位于××区××一区×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91.88平方米，拆迁补偿款总计516011元。乙方要求用此款订购××二期商品房二套，分别为：商品房1为××二期（暂定名）×号楼×单元301室，建筑面积为90平方米。其中享受回购住宅优惠销售房价的面积为90平方米，优惠单价为每平方米2750元。则商品房1的总房款为247500元。商品房2为××二期（暂定名）×号楼×单元302室，建筑面积为90平方米。其中享受回购住宅优惠销售房价的面积为90平方米，优惠单价为每平方米2750元。则商品房2的总房款为247500元。
2011年1月13日，××房地产公司（甲方）与池某（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内容如下：根据甲乙双方于2009年5月7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及双方于2007年4月14日签订的《购房意向书》，乙方认购的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80平方米，补偿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11元。甲方现再次支付上述补偿费用，本次支付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总款为23760元。池某已领取租房补贴183414元。
该院于2018年3月28日向××房地产公司进行了核实，该公司表示回迁房已具备交付条件，该案诉争两套房产尚未交付，该楼盘有部分商品房，尚未对外销售，2017年度租金尚未发放。
该案在诉讼过程中，2017年9月8日，池某、宋某1曾将宋某2等诉至该院，要求确认2007年4月14日关于××区××一区×号院的拆迁事宜所签订的协议无效。该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京0116民初××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池某、宋某1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中，该院认为“宋某1、池某与宋某3、宋某2对××一区×号院内房屋享有财产利益。宋某4、宋某5、宋某6称该院北房系由其与父母宋某7、庞某共同出资建造的事实，因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且宋某1、池某不予认可，故该院对此难以采信。该诉争协议……应合法有效。”池某、宋某1不服上述判决，后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该院询问为什么2007年4月14日关于怀柔区于家园一区×号院的拆迁事宜所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给付池某360000元？宋某2、宋某3表示，当时约定的是双方都不要房子，如果将房屋卖了大概市场价值1000000元。池某表示不知道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在该院第二次庭审中，池某和宋某1表示即使按照协议分配房子，当时按照市场价值为1000000元，池某和宋某1也应分得36%的现房价值。
该案在审理中，宋某2、宋某3提交了一份××村委会向该院出具的证明，上载×号院未拆迁前，常住人口有宋某7、庞某、宋某2及其配偶孟淑伶、女儿宋某8、宋某3及其配偶段某、儿子宋某9。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案由问题，池某、宋某2认为应当按照合同纠纷处理。该院认为，在2007年4月14日池某、宋某3、宋某2签订关于×号院的拆迁事宜的协议前，双方未曾分家，并曾在该院共同居住，×号院并非池某与宋某1的个人财产，生效判决也明确宋某3、宋某2对×号院内房屋享有财产利益。该案诉争的回迁房及租房补贴均系根据原×号院拆迁所得，虽对于回迁房的分割问题，池某与宋某2、宋某3之间已签订协议，但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纠纷为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该案涉及的2007年4月14日池某、宋某3、宋某2签订的关于×号院拆迁事宜的协议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合法有效，故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现宋某2、宋某3要求确认上述两套房产归其使用不符合协议约定，且诉争的两套回迁房尚未交付，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租房补贴，根据生效判决确认，宋某1、池某与宋某3、宋某2对×号院内房屋享有财产利益，虽双方未对租房补贴的分配问题进行约定，该院参照2007年4月14日协议予以分配。根据协议双方均认可当时系按照房屋出售市场价格1000000元确定进行分割，池某可分得360000元，宋某2、宋某3分别可分得320000元。故租房补贴该院分别按照32%、32%、36%的标准在宋某2、宋某3与池某、宋某1之间分割。上述租房补贴已由池某领取183414元，故应由池某和宋某1支付宋某2、宋某3相应款项。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池某、宋某1给付宋某2租房补贴58692.48元、给宋某3租房补贴58692.48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二、驳回宋某2、宋某3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池某、宋某1提交如下证据：工作证明一份，载明池某于1986年5月后在琉璃庙镇政府工作，直至在该单位退休，证明池某在×号院建房前已经有固定收入，有能力建房。宋某2、宋某3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号院系1987年建设，池某、宋某1提交的证据显示1986年池某才参加工作，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池某、宋某1显然不具备建房能力，即便他们有收入，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二人将收入投入到×号院的房屋建设之中。宋某4、宋某5、宋某6发表质证意见称，同意宋某2、宋某3的质证意见。宋某2、宋某3提交如下证据：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特种行业经营申请登记表各一份，共同证明宋某2取得了特种行业执照，在×号院拆迁过程中宋某2基于上述材料获得了停产停业补偿，该停产停业补偿与房款无关。池某、宋某1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宋某2系借用池某、宋某1的×号院注册旅店，但实际上没有经营旅店。拆迁时宋某2单独与开发商签订了特行执照的补偿协议，已将相关补偿领走。宋某4、宋某5、宋某6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在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宋某2（乙方）签订的《××居民优惠购房意向书》载明：“……二、商品房面积及价格商品房1：××二期（暂定名）3号楼4单元301室，建筑面积为90平房米，其中享受优惠房价的面积为90平方米，优惠单价为2750元/m2；商品价面积为0平方米，单价为4980元/m2；则商品房1的总房款为贰拾肆万柒仟伍佰元整，小写247500元。商品房2：××二期（暂定名）×号楼×单元302室，建筑面积为90平房米，其中享受优惠房价的面积为90平方米，优惠单价为2750元/m2；商品价面积为0平方米，单价为4980元/m2；则商品房2的总房款为贰拾肆万柒仟伍佰元整，小写247500元。……”
池某、宋某1在提交给一审法院的答辩状中陈述：“协议中载明的‘宋某2特别执照三万元’由宋某2在拆迁部门所发放的拆迁补偿款外直接另行领走，并不在所分配的售房款总额内，并且宋某2所办理的营业执照只是一个虚照，并未进行实际经营，宋某2属于利用职务之便，在拆迁补偿款以外，另外从公司骗取了三万的拆迁经营补偿款。”二审期间，池某、宋某1主张售房款应扣除留给宋某7的100000元和给宋某2特行执照的30000元后再行分割。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池某所领取的租房补贴应否分配；二是一审法院确定的分配比例是否适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生效判决已确认2007年4月14日池某、宋某3、宋某2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故各方应按照该协议约定的内容确定权利义务关系，据此宋某1、池某与宋某3、宋某2对于×号院拆迁后的安置房屋均享有财产利益。虽然各方未对租房补贴的分配问题进行明确约定，但鉴于租房补贴亦是按照房屋面积给予的补偿，一审法院参照该协议约定的售房款分配比例对租房补贴予以分配并无不当。池某上诉主张宋某3、宋某2系借住，不应分得租房补贴，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各方所签订协议内容，售房款分配比例应以售房款数额为基础确定。就售房款的数额问题，池某、宋某1在一、二审期间做过多次不同陈述，本院对其主张难以采信。结合《××居民优惠购房意向书》中对于商品房单价的约定、市场价格一般高于被拆迁人购买安置房价格的事实，并考虑各方在签订协议时对于拆迁安置房另行出售将获得溢价的期待，宋某3、宋某2主张售房款为1000000元更为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就售房款分配比例问题，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协议第1项“给家父宋某7存下人民币壹拾万元”和第3项“给宋某2特行执照叁万元”是否包含在应当分配的1000000元售房款基数内。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合同文本来看，各方约定“房屋拆迁，按房地产开发公司售房标准，不要补偿款，按面积换成楼房出售，房款协商分配如下……”，也即宋某2、宋某3与池某协议约定分配的对象是拆迁安置房另行出售所得“房款”，协议第1项、第3项的内容均包含在“房款”项下。宋某3、宋某2主张协议第1项、第3项共130000元与售房款无关，系宋某2于签订协议当天领取的停产停业综合补助134316元，但上述停产停业综合补助与协议约定款项的数额并不吻合，且宋某3、宋某2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将领取的100000元实际存在宋某7名下或者用于宋某7开销，亦未提交其他证据对合同条款如其理解予以佐证，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考虑到一审期间池某、宋某1曾自认“宋某2特别执照叁万元”并不在应分配的售房款内，本院在确定售房款分配比例仅扣除各方在协议中约定的给宋某7存下的100000元。据此，本院核算售房款的分配比例为池某分得40%，宋某3、宋某2各分得30%，租房补贴参照上述比例予以分配。
综上所述，池某、宋某1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6民初5076号民事判决；
二、池某、宋某1支付宋某2租房补贴55024.2元、支付宋某3租房补贴55024.2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
三、驳回宋某2、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185元，由宋某2、宋某3负担2148元（已交纳），池某、宋某1负担103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2648元，由池某、宋某1负担2484元（已交纳），由宋某2、宋某3负担16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香
审 判 员 贾 旭
审 判 员 石 煜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熊 静
法官助理 何 平
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