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6）琼行赔终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北建，男，195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电白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其昌，男，1967年6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万宁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继云，男，1970年8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以上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修衡，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五指山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南省五指山市通什镇国兴路市政府办公大楼。法定代表人陈振聪，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林振飞，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负责人。委托代理人罗以平，海南金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诉上诉人五指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五指山市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已由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7日作出（2015）海南一中行初字第254号行政赔偿判决（以下简称原审判决）。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及五指山市政府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9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修衡，上诉人五指山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振飞、罗以平到庭参加诉讼。案经多次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争议土地位于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茅村民委员会坡南岭西侧，面积为127.1亩。1993年6月17日，通什市人民政府（五指山市政府的前身）给海南华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公司）颁发通国用（1993）第127号《国土证》，确认该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归该公司。2002年11月25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裁定将该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价值人民币368.08万元抵偿华立公司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现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海南公司）银行贷款债务。但信达海南公司一直没有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从2006年3月22日起，信达海南公司向五指山市政府申请核发换地权益书，因对涉案土地使用权估价（人民币94.562万元）异议，该换地权益书至今未颁发。五指山市政府及其所属的国土管理部门于2012年6月6日启动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程序，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于2012年7月26日作出五土环资字（2012）299号《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对﹤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书﹥异议书的说明及处理决定》，决定以评估价人民币94.562万元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该决定于2014年8月19日为该院终审作出的（2014）海南一中环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所撤销，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刘北建代表其合作方吴其昌、吴继云于2012年10月17日与信达海南公司签订《买卖合同》，通过拍卖市场竞买方式取得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的土地权益即涉案的127.1亩土地使用权。该《买卖合同》也被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30日作出的（2012）秀民一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2013年5月15日，五指山市政府将涉案土地分成5小块并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出让给了郑州未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公司），出让金为人民币5956万元，并分别给未来公司颁发了五国用（2013）第147号、第148号、第149号、第150号、第1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认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归该公司，用于住宅用地。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于2014年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五指山市政府颁发给未来公司的上述5个《国有土地使用证》。案经本院终审作出了（2015）琼行终字第126号、第127号、第128号、第129号、第130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五指山市政府给未来公司颁发的上述5个《国有土地使用证》行政行为违法。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以五指山市政府的违法行为致使其土地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并经其委托评估价值人民币13803.01万元，于2015年9月2日给五指山市政府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五指山市政府超过两个月的期限未予赔偿。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于是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为，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通过拍卖市场竞买并与信达海南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取得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的土地权益即涉案的127.1亩土地使用权。该《买卖合同》也已为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秀民一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协议。因此，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对涉案土地享有合同上的相应权益。因五指山市政府启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行政程序，其所属的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作出了五土环资字（2012）299号《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对﹤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通知书﹥异议书的说明及处理决定》，决定以评估价人民币94.562万元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因之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应诉讼，依法维护、救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的合法权益。通过行政诉讼，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作出的该决定已于2014年8月19日为该院终审作出的（2014）海南一中环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所撤销，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就在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对涉案土地权益进行司法救济期间，五指山市政府单方将涉案土地分成5小块并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出让此地给了未来公司并分别给未来公司颁发了五国用（2013）第147号、第148号、第149号、第150号、第1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认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归该公司。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终审作出了（2015）琼行终字第126号、第127号、第128号、第129号、第130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五指山市政府给未来公司颁发的上述5个《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被登记确认给了未来公司用于住宅用地开发，致使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不能对涉案土地行使其财产权益，其财产权益受到了侵犯并造成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的规定，五指山市政府因上述违法颁证行政行为对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的合同权益造成的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因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所竞买的土地使用权，存在没有办理土地行政登记的重大瑕疵问题，不能比照现有的已进行土地行政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赔偿，应当以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竞买时的实际财产支出以及适当收益进行合理赔偿，原审法院酌情定为人民币430万元为宜。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提出的评估鉴定费属于其单方委托相关机构进行财产评估而支出的费用，且也无数额，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应当由其自己承担，其在诉讼中请求五指山市政府负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五指山市政府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人民币430万元。上诉人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上诉称，原审判决认为：“因原告所竞买的土地使用权，存在没有办理土地行政登记的重大瑕疵问题，不能比照现有的已进行土地行政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赔偿，应当以原告竞买时的实际财产支出以及适当收益进行合理赔偿，本院酌情定为人民币430万元为宜”。这是错误的。（一）必须明确土地使用权行政登记的法律效力。1、行政登记不是确认土地使用权变更的前提，行政登记只是一种公示程序。2、即便行政登记是一种对土地使用权变更的确认，指的只是对经过双方协议转让、政府划拨或招拍挂形式所进行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确认，但是对经过司法裁判文书确认的转让，物权自裁判文书生效起视为变更。《物权法》第28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人民政府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于2001年裁定涉案土地使用权抵债给信达海南公司，因此信达海南公司于2001年已经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2012）秀民一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与信达海南公司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涉案土地使用权已于2012年实际转让给了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这在（2014）海南一中环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及本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因此，不存在需要行政登记进行确认的事，也就不存在没有办理土地行政登记的重大瑕疵问题。3、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的价值决定因素，是其本身的市场价值，具体数额通过市场评估来确定，如前所述，行政登记只是公示程序，并不是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价值的决定程序，以没有办理土地行政登记存在重大瑕疵为由而不按其本身价值或不通过市场评估来确定其价值，是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可言的。4、信达海南公司作为资产处置公司，2001年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后，有权将该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2012年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通过竞买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是按照信达海南公司的处置方式、价值通过公开竞买所得，其行为得到裁判文书的确认，是完全合法有效的，其取得的是土地使用权本身的财产价值，就算其价值远超于其成本，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是合法的交易行为，该财产因五指山市政府的违法行为造成损失，就应当按照财产本身的价值进行赔偿。（二）是五指山市政府的违法行为造成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无法进行土地登记。在诉讼过程中，五指山市政府就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根本不将法院及国家法律放在眼里，对于由于五指山市政府的违法行为，致使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的行政登记，一审又以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行政登记为由不能按其价值进行赔偿，是以五指山市政府的违法行为来惩罚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或将五指山市政府违法行为后果转由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承担。（三）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认为应当按照市场价值进行赔偿，具体数额通过评估来确定。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已经委托法定机构进行评估，应当采纳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的评估价，即便不按照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的评估价进行赔偿，也应按《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五）项的规定，至少赔偿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59**万元，只赔偿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4**万元，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一审只判决五指山市政府赔偿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4**万元，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其所作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撤销，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的上诉请求，即1、请求判决撤销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南一中行初字第254号行政赔偿判决；2、请求判决五指山市政府赔偿因其违法行为造成的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土地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13803.01万元；3、评估鉴定费由五指山市政府承担。五指山市政府答辩称，其答辩意见以其上诉意见为准。五指山市政府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在事实认定方面，原审没有全面的查明本案主要事实。（二）原审判决五指山市政府赔偿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4**万元，于法无据。1、被上诉人提出行政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法定条件。该案涉及到行政赔偿，必须以华立公司与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为事实依据，正确适用法律。华立公司既未按出让合同约定付清土地出让金，也不按约定期限开发土地，已违约在先，失去了向政府索赔的条件。若其将合同转让出去，继受人同样都不具备向政府索赔的条件。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并未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土地证：通国用（1993）第127号］，只取得换地权益。五指山市政府于1993年把涉案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华立公司，信达海南公司是华立公司的债权人，虽然通过诉讼方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把涉案土地使用权抵债给信达海南公司，但是，信达海南公司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根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规定，涉案土地使用权没有转移给信达海南公司。因此，信达海南公司不能把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华立公司履行土地出让合同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不符合转让土地的法定条件。其一，华立公司没有付清土地出让金。其二，华立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二十年。其三，虽然法院裁定以涉案土地使用权抵债给信达海南公司，但是，并不是只有法院的裁判文书债权人就取得土地使用权。按照《土地管理法》、《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和《物权法》、土地权属登记办法、税法的规定，受让人信达海南公司必须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缴纳原拖欠的土地出让金、缴纳有关税费，并取得出让人的同意和审批手续。但信达海南公司没有履行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变更过户手续，所以信达海南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综上事实证明，信达海南公司是在尚未取得争议土地使用权证且在五指山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做出有偿收地的处理决定之后将争议土地权益进行公开拍卖的，其拍卖的也只能是土地权益，而非土地使用权。因此，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通过拍卖方式以210万元人民币购买取得了信达海南公司的“土地权益”而非土地使用权，属于债权转让，与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无关。2、原审判决五指山市政府赔偿430万元的依据是“酌情”，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倘若行政机关履行公务过程中，因违法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依照国家赔偿法笫三十六条的规定，也只能赔偿其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本案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竞买涉案土地权益，所花费用总共只有220.5万元，因此，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所获得的国家赔偿，不能超过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有失司法公正，请求判决撤销，并依法改判，驳回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的诉讼请求。针对五指山市政府的上诉，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答辩称，一、根据《物权法》第28条规定，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法律效力。按其规定，信达海南公司已依法取得涉案土地的所有权益，信达海南公司取得物权后，有权将该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2012年，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通过拍卖竞买方式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其行为得到裁判文书的确认，即（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是完全合法有效的，其取得的是土地使用权本身的财产价值，就算其价值远超于其成本，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是合法的交易行为。这在（2014）海南一中环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及该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因此，也不存在需要行政登记进行确认的事实。二、五指山市政府在明知涉案土地有争议且该争议正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私自将涉案土地分成5小块并挂牌出让，出让金高达5956万元，并私自给案外人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该行为已经被贵院认定为违法行为。三、信达海南公司虽然在2006年3月向对方申请颁发换地权益书，但是依据《海南省经济特区换地权益书流转与收回暂行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五指山市政府并没有在法定期限20日内为信达海南公司颁发换地权益证书。故该涉案土地使用权一直在信达海南公司名下。四、五指山市政府的299号《处理决定》已被（2014）海南一中环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即五指山市政府的收地行为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效力，土地使用权自2002年11月25日起就属信达海南公司所有，并没有发生变更或转移。五、2012年10月17日信达海南公司与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签订《买卖合同》，将（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的财产权利即土地使用权以2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该转让得到2013年7月30日秀英区人民法院（2012）秀民一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的确认。六、退一步说，就算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是因为五指山市政府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只得到土地权益，该土地权益也是有价格，且根据有关规定，该价格都要以“土地现价”计算。而该土地的现价一定不会少于五指山市政府挂牌出让涉案土地中的5小块土地价格5956万元。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均以一审庭审中的质证意见为准。对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1994年11月30日，原通什市人民政府与华立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把本案争议土地国有使用权出让给华立公司，土地出让金人民币107.856198万元，华立公司当时只支付人民币63.55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附件《土地使用条件》第二条第2.1款对建筑容积率（建筑面积密度）、建筑覆盖率（建筑密度）、总建筑面积控制、建筑层数（最高平均）、绿化比率等作了明确要求；第三条第3.1款约定“征地范围内的群众房屋赔偿、搬迁费用，乙方同意按市政府的有关规定，主项目动工之前给予赔偿、搬迁。”另查明，2012年10月17日，刘北建代表其合作方吴其昌、吴继云与信达海南公司签订《买卖合同》，通过拍卖市场竞买方式以210万元（另付佣金10.5万元）的价款取得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的财产权益。同时，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琼行终字第126号行政判决认为，涉案土地在2002年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抵债给了信达海南公司，信达海南公司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后，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权益通过市场拍卖行为转让给了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与信达海南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被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2）秀民一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合法有效，并且该民事判决已认定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取得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权益。但信达海南公司在转让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权益时，并未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登记，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购买取得信达海南公司的土地权益而非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五指山市政府涉案的行政行为是否造成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二、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请求支付的行政赔偿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关于五指山市政府涉案的行政行为是否造成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通过拍卖市场竞买并与信达海南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取得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的土地权益，该《买卖合同》也已为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秀民一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对涉案土地享有合同上的相应权益并无不当。而在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对涉案土地权益进行司法救济期间，五指山市政府单方将涉案土地分成5小块并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出让此地给了未来公司并分别给未来公司颁发了五国用（2013）第147号、第148号、第149号、第150号、第1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5）琼行终字第126号、第127号、第128号、第129号、第130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五指山市政府给未来公司颁发的上述5个《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违法。故原审判决认定因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被登记确认给未来公司用于住宅用地开发，五指山市政府违法的行政行为致使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财产权益受到了侵犯并造成损害亦无不妥。二、关于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请求支付的行政赔偿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四条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五指山市政府因上述违法颁证行政行为对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的合同权益造成的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并无不当。本案中，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上诉请求五指山市政府赔偿其单方委托评估的估价基准日为2015年8月8日的涉案土地价值13803.01万元，至少按涉案土地被挂牌出让给他人出让金5956万元的数额赔偿其损失。本院认为，由于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所竞买的原属于信达海南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并未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根据我国物权法之规定，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取得的权益并非涉案土地的使用权，而是基于《买卖合同》取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海中法执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项下的财产权益，实际上是合同债权，且涉案土地部分土地出让金至今尚未支付，征地范围内的群众房屋赔偿、搬迁等历史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而2013年5月15日涉案土地被挂牌出让给他人的出让金为5956万元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政府在涉案土地使用权上重新设置了与1993年6月17日华立公司取得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时的规划条件已截然不同的国家严格控制的规划条件，故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主张五指山市政府至少应赔偿其损失5956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五指山市政府应赔偿其单方委托评估的估价基准日为2015年8月8日的涉案土地价值13803.01万元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因此，本案的赔偿金额应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原审判决以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竞买时的实际财产支出以及适当收益（接近实际财产支出的一倍）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为人民币430万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也符合公平原则。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五指山市政府虽然上诉请求驳回刘北建、吴其昌、吴继云的诉讼请求，但一方面其表示愿意接受原审判决确定其承担赔偿430万元的结果，另一方面其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亦应予驳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山元审判员  王 鉴审判员  罗金洁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齐 皇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