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1民终39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建新，男，汉族，1962年6月24日出生，广东省广州市人，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斌，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大发，男，汉族，1959年12月26日出生，云南省安宁市人，住安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玲兰，女，汉族，1966年6月2日出生，云南省安宁市人，住安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安宁通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公司”）。住所地：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金磷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大发，执行董事。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刚，云南广度佰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薪竹，云南广度佰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王琳玲，女，汉族，1966年4月17日出生，云南省昆明市人，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现住昆明市，
上诉人罗建新因与被上诉人陈大发、安宁通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公司”）、向铃兰、原审第三人王琳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7）云0181民初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5月4日立案后，于2018年7月4日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建新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变更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由被上诉人陈大发、向铃兰对被上诉人通源公司所欠上诉人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其主要的事实及理由为：一审法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错误的理解和适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从而把本属于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到上诉人身上，导致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失衡，裁判结果对上诉人有失公允。通源公司系被上诉人陈大发个人独资开办经营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应当由被上诉人陈大发承担举证责任证实通源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财产之外。一审法院仅凭汇总表上记载内容即认定通源公司的财产与陈大发的个人财产没有直接混同属主观臆断。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本案的债务属于被上诉人陈大发与向铃兰的夫妻共同债务属于认定事实有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大发、向铃兰、通源公司答辩表示，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王琳玲答辩表示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上诉人罗建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及第三人通源公司连带偿还所借款人民币2200000元及利息（自2010年7月20日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日止）暂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利息约为8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陈大发向本院提出反诉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联合经营通源公司协议书》无效；2、请求法院确认《联合经营通源公司补充协议》无效；3、请求法院确认《借条》无效；4、请求法院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0年7月20日，罗建新与通源公司签订联合经营通源公司协议，双方约定：乙方（罗建新）以挂靠的方式享用甲方（通源公司）经营营业执照准许的经营范围；2010年7月20日以前发生的一切往来业务、债权债责等等经营行为，均归属甲方，乙方不负责任何法律连带责任；2010年7月21日（含7月21日）以后发生的一切往来业务、债权债责等等经营行为，均归属乙方，与甲方无关，甲方不负责任何法律连带责任（如甲方在2010年7月21日以后仍要经营运作时，则要协商区分责任，各负其责）；甲方保留银行基本账户，乙方另开辅助账户；甲方以前所作的经营项目（不含个人在公司经营的项目）移交给乙方继续经营；乙方请求甲方协派一名业务精干人员具体负责乙方的业务工作，同时协派一名会计人员具体负责公司的对外报税等工作，上述两名人员的工资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签订后，原告投入资金220万元（其中150元以转账方式打入通源公司基本账户；70万元以现金方式直接打入公司财务室，用于废旧塑料编织袋厂的基本建设），用于开办废旧塑料编织袋回收加工厂并经营至2012年12月2日。2012年12月2日，陈大发、罗建新签字确认《2010年8月至2012年10月投入资金、收入、费用汇总表》，其中载明成本费用3098297.60元、罗建新投入资金2200000元、罗建新借入资金96800元、陈大发借入资金500000元、王琳玲借入资金100000元、收入2975108.37元，“盈利或亏损”栏目记载为86634.77元。2012年12月3日，王琳玲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0年8月份罗建新以70万元现金形式转入王琳玲个人账户。用以（应为“于”）建编织袋厂的初期工程费用，王琳玲系通源公司财务人员（出纳）”。陈大发、罗建新于12月4日签字认可。2012年12月4日，罗建新与陈大发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载明：“鉴于经营者出现变化等原因”“因罗建新参与公司日常经营有一定困难，决定退出通源公司经营的一切经营业务及股份，所投资的人民币二百二十万元作为借款给通源公司法人程大发。在联合经营通源公司期间及今后所有发生一切往来业务、债权债务等经营均为甲方（陈大发），与乙方无关。乙方不负责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废旧编织袋回收加工厂由陈大发接收掌管经营，罗建新退出一切经营业务及股份。将罗建新的投资款220万元转为通源公司借款分期偿还。根据该补充协议，通源公司应在2014年偿还借款的约1/3共80万元，自2010年7月20日开始按银行同期挂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其他借款再分两次偿还完毕，其利息按银行的挂牌贷款利息计算”。2012年12月4日，通源公司出具借条一份，认可：2010年7月20日，通源公司与罗建新联合办厂，罗建新于当时总投入资金220万元现转为通源公司对罗建新的个人借款，还款方式以双方签订的联合经营通源公司补充协议为条款进行还款。另查明，陈大发、向玲兰于1991年12月3日结婚。陈大发、通源公司均分别在多家银行开设有账户。通源公司为个人独资法人企业，股东、法定代表人均为陈大发。2010年7月20日至2012年12月2日期间，罗建新实际运作通源公司废旧塑料编织袋加工厂项目，陈大发未退出通源公司的经营、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该条司法解释的精神在于：对于民间借贷原则上要考察其基础法律关系，有调解、和解或者清算可例外。本案中，当事人签订联合经营协议，系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既不是联营合同也不是合伙合同，该法律关系认定为合同关系为宜。2012年12月2日，罗建新与陈大发均认可投入资金、收入、费用汇总表，应视为双方对前期双方合同中权利义务的进一步明确和清算。该汇总表反映出成本费用3098297.60元、收入2975108.37元，按此计算亏损为123189.23元；“盈利或亏损”栏目记载为86634.77元，若按照盈利确定，则盈利额为86634.77元。可见，不同的计算方法或理解导致不同的结论。从两年零两个月经营收入2975108.37元来看，该项目是有盈利能力的。2012年12月4日罗建新与陈大发、通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借条，应视为清算之后的债权债务协议，至此，双方法律关系已经自主约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依照以上引述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此时可以以最新的、最后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间借贷关系来处理，而不再纠缠于原本的、原来的基础法律关系，民事主体尤其是商事主体自己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补充协议、借条是本案当事人利益平衡的产物，司法应当予以充分尊重而不作不当干预。关于民间借贷关系，其实质是资金融通的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中，协议、补充协议和借条，综合分析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为通源公司同罗建新发生的法律关系。通源公司为一人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唯一股东陈大发有多种法律身份。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一方为罗建新，另一方应该认定为通源公司而不是陈大发。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罗建新与通源公司约定2014年偿还80万元，并自2010年7月开始计息，对此应当予以支持。至于其后的两期还款，因未明确还款期限，我国《合同法》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因此，可以由债权人罗建新催告通源公司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罗建新主张或催告的最后合理时间宜认定为本诉起诉受理之日即2017年2月20日，自此时间点起算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所计算的利息，此部分计息基数即本金为140万元。关于罗建新主张的连带责任。首先，民间借款关系发生于罗建新与通源公司之间，通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次，罗建新所举证据不能证实通源公司与陈大发财产混同。第三，从汇总表上的各项明确记载内容来看，通源公司与陈大发财产亦未直接混同。故罗建新主张的连带责任，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罗建新与陈大发、通源公司所签订的协议、补充协议、借条均未违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无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协议、补充协议、借条均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诉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依法可以成立，予以支持。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由第三人安宁通源经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本诉原告罗建新借款800000元及该款自2010年7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同期银行的贷款利息。二、由第三人安宁通源经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本诉原告罗建新借款1400000元及该款自2017年2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的贷款基准利率计息）。三、驳回本诉原告罗建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陈大发的反诉请求。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大发、向铃兰是否应当共同对通源公司的该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2012年12月4日，罗建新与陈大发签订补充协议已经明确本案涉及的债务属于陈大发的个人债务，在同一天由被上诉人通源公司出具的《借条》中也再次明确了该笔债务的存在。被上诉人通源公司系由被上诉人陈大发个人设立的个人独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均为被上诉人陈大发，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上诉人请求由被上诉人陈大发与通源公司对于本案涉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该笔债务系被上诉人陈大发与向玲兰的夫妻共同债务，但上诉人并无相应的证据证实有被上诉人向玲兰对于该笔债务的签字确认或者追认，同时，上诉人亦未能证实该笔债务用于被上诉人陈大发与向玲兰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不妥之处，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7）云0181民初61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即“一、由第三人安宁通源经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本诉原告罗建新借款800000元及该款自2010年7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同期银行的贷款利息。二、由第三人安宁通源经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本诉原告罗建新借款1400000元及该款自2017年2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的贷款基准利率计息）。四、驳回反诉原告陈大发的反诉请求”；
二、撤销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2017）云0181民初6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驳回本诉原告罗建新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由被上诉人陈大发对于安宁通源经贸有限公司承担的前述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罗建新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反诉费50元由被上诉人陈大发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15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被上诉人安宁通源经贸有限公司、陈大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昕光
审判员 朱 欢
审判员 杨 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郭亭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