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琼9026民初229号原告:王寿长，男，1955年10月16日出生，黎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昌江县）乌烈镇峨港村委会峨港村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海,男，1958年8月16日出生，黎族，昌江县人，系原告王寿长胞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辉,男，1981年10月2日出生，黎族，昌江县人，系原告王寿长儿子。被告：昌江县乌烈镇峨港村第十四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昌江县乌烈镇峨港村。法定代表人：王胜利，系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凡，海南天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翠婷，海南天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寿长诉被告昌江县乌烈镇峨港村第十四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第十四经济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寿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海、王林辉，被告第十四经济社的法定代表人王胜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寿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林木损失1874575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了响应政府开荒造林，原告于1985年7月3日与昌江县林业局订立《造林承包合同书》，承包位于峨港村与打显村交界地（小田地）560亩进行开荒造林（其中荒坡150亩，荒山410亩）。合同订立后，原告按承包150亩荒坡的口头协议，先后将土地承包金付给被告。之后，原告一家人早出晚归、风餐雨宿在该地上完成开荒任务。于1990年至1992年先后种植木麻黄200亩、桉树75亩、速生丰产林100亩，以上种植的林木都经昌江县林业局验收。原告种下林木后，经过精心管理，2003年由县林业局安排第一造砍伐并收购，金额按比例分成。砍伐后，原告一家加强再生林木的管理，林木生长良好，计划2007年进行第二造砍伐。被告见原告开荒造林取得收益，便想尽办法占有土地。2006年8月期间，在被告原社长王恩瑞的带领下，被告把原告种植的林木全部砍掉，之后强行把原告使用和经营的土地转包给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造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原告与昌江县林业局于1985年7月3日签订的《造林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盖有乌烈区公所的印章，这就证明了当时的昌江县林业局、乌烈区公所和峨港乡人民政府都同意将该560亩荒地发包给原告开荒和经营，且该合同书确定了承包地的地名和四至范围，承包期限从1985年1月至2015年1月止。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原告种植的林木被毁无法继续经营，遭受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依照海南省2009年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原告被毁林木的损失分别为：木麻黄200亩×167株/亩×43元/株=1436200元、桉树75亩×167株/亩×35元/株=438375元，以上损失共计1874575元。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讨回经济损失，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第十四经济社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照原告诉称，2006年8月，被告对原告的林木进行砍伐，原告现在起诉的时间是2017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原告的起诉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向法庭提供了四份合同，除了签订的《省速生丰产林工程合同书》验收外，其他的三份合同原告并没有实际履行。根据签订《省速生丰产林工程合同书》第四条约定可知，原告对本案争议地的承包年限从1989年8月至2005年8月止。也就是说本案争议林地所有权自2005年9月开始就已经属于昌江县林业局所有，原告对上述合同中的林地也就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称其林木被砍伐的时间为2006年8月10日，但该时期林木的所有权已归昌江县林业局所有。因此，原告与本案林木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砍伐林木的行为，亦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害结果与被告有因果关系。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原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指的林木是被告实施砍伐毁林，且事隔十多年，被砍伐林木的具体位置、面积、数量等均无从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了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六份证据：1、《造林承包合同书》（1985年7月3日）、《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造林工程合同书》（1986年6月8日）、《省速生丰产林工程合同书》（1989年11月1日）、《造林工程合同书》（1990年6月30日），上述四份合同书证明原告从1985年7月3日起先后与昌江县林业局、乌烈区公所、峨港乡人民政府签订了造林承包合同书，面积共为560亩（其中荒山410亩）。被告经质证：（1）对1985年7月3日签订的《造林承包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且认为原告对该份合同的第八条的内容有进行涂改，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被毁林地是275亩，但该份合同签订的林地是560亩；（2）对1986年6月8日签订的《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造林工程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合同没有实际履行；（3）对1989年11月1日签订的《省速生丰产林工程合同书》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对该份合同的承包年限进行了涂改，即将合同的承包年限”从1989年8月至2005年8月”涂改为”从1989年8月至2015年8月”，但承包期限15年不变，故该份合同已经到期；（4）对1990年6月30日签订的《造林工程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且对该合同签订的时间、收益分成、承包年限等内容均进行了涂改。本院认为，被告辩称原告篡改上述合同、提供虚假证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原告提供的上述四份合同书是真实的，能够证明原告于1985年7月起先后与昌江县林业局订立了造林承包合同书的事实，故对上述四份合同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被毁林地的相关资料（照片5张），证明被告于2006年8月10日起毁掉原告种植的林木，如今这片地变成了荒坡。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照片是原告自己拍摄，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不真实，与本案无关，该照片不能证明被告有毁林损害行为和损害事实的发生。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于2006年8月10日起毁掉原告种植林木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接收案件回执单（2006年公受字第008号），证明原告已将被告毁林情况向昌江县公安局林业分局报案，该局开具受案回执。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4、（2007）昌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毁林后还把原告告上法院，被告在推卸责任。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该份判决书可证明以下事实：1、王寿长将小田地50亩返还给峨港村第十四经济社；2、王寿长应返还150亩土地给峨港村第十三、十四、十五经济社（三个经济社各50亩）；3、王寿长因该案在2007年已提起反诉，要求第十四经济社进行赔偿，但因没有预交反诉费，法院对其反诉按自动撤诉处理。本院认为，该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真实合法有效，被告质证无异议，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5、书面反映材料，证明原告将被告毁林侵权的情况先后向昌江县委、县政府、海南省巡视组书面反映，请求解决林木被毁赔偿问题。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份材料没有回执及相关领导的签署意见等，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采信。6、《书面证明材料》（王某3、张某1、王某4、王某1、王某2的证人证言），证明被告原社长王恩瑞带领村民砍伐原告种植的林木的事实。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书面证明材料属证人证言，因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在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证明被告原社长王恩瑞于2006年8月3日带领村民砍伐原告种植的林木的事实。原告质证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质证对证人王某1、王某2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两证人所陈述证明的内容缺乏事实基础，原告于2006年对该涉案土地已经没有使用权，两证人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被告原社长王恩瑞带人砍伐原告种植的林木。另外，证人王某2与王寿长有亲属关系，且证人王某2还自认称该书面材料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本院认为，因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证人王某2与原告系亲属关系，存在利害关系，无法证明被告原社长王恩瑞于2006年8月3日带领村民砍伐原告种植的林木的事实，故本院对证人王某1、王某2的证言不予采信。被告为了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四份证据：1、《造林承包合同书》（1985年7月3日）、《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造林工程合同书》（1986年6月8日）、《省速生丰产造林工程合同书》（1989年11月1日）、《造林工程合同书》（1990年6月30日），证明原告篡改上述合同、提供虚假证据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其并没有涂改上述四份合同。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上述四份合同与原告提供的四份合同相一致，被告认为原告篡改上述合同、提供虚假证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故本院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2、（2007）昌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争议的150亩林地，原告早已返还给被告的事实，原告于2007年对该案进行反诉，但因没有交纳反诉费，法院对其反诉按自动撤诉处理。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认为，该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真实合法有效，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3、证人证言（王某2、张某1、王某4、吴某1、王某1），证明原告伪造证据，与原告所陈述的事实不相符。原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中的签名并非证人本人签名，是被告书写证言内容后到证人家里进行恐吓要求证人本人签名。本院认为，上述证人除了王某1之外，均未出庭作证。证人王某1的该份证言与作为原告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的内容前后不一致。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情况下，上述证人证言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4、昌江县林业局出具的《证明书》，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为虚假证据的事实。原告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明书是昌江县林业局出具的，内容真实的，能够证明原、被告所提供的上述四份合同书原件在该局没有存底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为虚假证据的事实，故对该《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综合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和确认如下事实：昌江县乌烈镇峨港村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经济合作社原属第五生产队，后分为三个经济合作社。原告王寿长系第十三经济合作社社员。涉案土地地名统称叫”小田地”，位于××县。1985年7月3日，原告王寿长与昌江县林业局、乌烈区公所、峨港乡人民政府共同签订《造林承包合同书》，由承包者王寿长对涉案土地560亩（其中荒山410亩、荒坡150亩）进行造林，四至范围：东至四合水、南至老岭、西至王元信坡、北至大沟，树种为小叶桉树，承包期限自1985年1月至2015年1月止。1986年6月8日，王寿长与昌江县林业局签订《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造林工程合同书》，由承包户王寿长对小田地100亩进行造林，四至范围：东至四合水、南至老岭、西至王元信坡、北至大沟，树种为小木麻黄树，承包期限自1986年6月至2016年6月止。1989年11月1日，王寿长与昌江县林业局签订《省速生丰造产林工程合同书》，由承包户王寿长对小麦田地100亩进行造林，树种为桉树。1990年6月30日，王寿长与昌江县林业局签订《造林工程合同书》，由承包户王寿长对荔枝岭北坡地75亩进行造林，树种为桉树，承包期限自1990年6月至2008年6月止。现原告认为，2006年8月期间，在被告原社长王恩瑞的带领下，被告第十四经济社把原告在涉案275亩（其中：1、”小田地”150亩，四至范围：东至打显地，西至北岭路，南至大岭角，北至打显开荒地，分别对应1989年11月1日签订的《省速生丰产林工程合同书》项下的林地100亩，树种为木麻黄，以及1990年6月30日签订的《造林工程合同书》项下的林地50亩；2、”小沟”100亩，对应1986年签订的《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造林工程合同书》项下的林地，树种为木麻黄；3、荔枝岭”北坡地”25亩，对应1990年6月30日签订的《造林工程合同书》项下的林地，树种为小叶桉树）林地上的小叶桉树和木麻黄全部砍伐，造成其经济损失共计1874575元，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另查明，2007年第十四经济社诉王寿长与第三人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符修振、唐海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本院于2008年1月8日作出（2007）昌民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的事实有：1984年原告与原第五生产队口头约定，承包原生产队的小田地150亩土地（四至：东至打显村、西至北岭路、南至大岭脚、北至打显开荒地）种树，承包年限未明确。王寿长以其在小田地周围开荒的410亩土地并不属于第十四经济社，第十四经济社占用并毁坏其410亩开荒地上的青苗为由，反诉要求第十四经济社返还其410亩土地并赔偿其320000元经济损失，但没有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缴纳反诉费，根据法律规定，本院对王寿长的反诉按自动撤诉处理。该案判决之后，原告已将上述150亩小田地返还给原第五生产队。再查明，原告王寿长于2016年8月2日向本院起诉被告要求赔偿其林木损失，但由于特殊原因，于2016年12月20日向本院撤回起诉。原、被告对上述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争议焦点是：一、关于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诉讼中，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合同中，只有1989年11月1日签订《省速生丰造产林工程合同书》验收外，其余的三份合同原告均没有实际履行。另外，原告对本案争议地的承包年限自1989年8月至2005年8月止，即本案争议地所有权自2005年9月开始就已属于昌江县林业局所有，原告对上述合同中的林地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称其林木被砍伐的时间为2006年8月10日，该时期林木的所有权已归昌江县林业局所有，原告与地上的林木已没有利害关系，故其现在起诉已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作为民事主体要成为诉讼案件中的适格主体，必须要与诉讼案件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直接利害关系。现被告认为上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2006年8月10日期间，原告对涉案林木不享有所有权，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现原告认为，2006年8月期间，被告第十四经济社把原告在涉案林地上种植的林木全部砍伐，造成其经济损失，侵害其合法权益，故以原告身份起诉诉讼，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故对被告主张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原告的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诉称，2006年8月期间，被告对原告的林木进行砍伐，原告于2006年8月14日向昌江县公安局林业分局报案，该局出具了接受案件回执单，但对报案结果没有作出处理。2007年，在第十四经济社诉王寿长与第三人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符修振、唐海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因王寿长提出反诉请求第十四经济社对被毁林木进行赔偿，但由于未能交纳反诉费，法院按自动撤回反诉处理。本院认为，2006年8月14日原告向昌江县公安局林业分局报案处理毁林一事，在2007年的诉讼中提起反诉请求第十四经济社赔偿，但由于未能交纳反诉费，2008年1月8日，法院按自动撤回反诉处理。就此王寿长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此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点为2008年1月9日，至2010年1月9日届满。退一步来说，即使原告于2011年6月28日向政府有关部门书面反映要求解决毁林赔偿一事，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此时诉讼时效也应从2011年6月28日起算两年，至2013年6月28日届满。现原告于2016年8月2日向法院起诉，也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告主张其2006年8月起至2016年8月2日起诉期间，持续以书面或口头向被告、镇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张权利，请求解决毁林赔偿问题，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2010年1月9日至2011年6月28日期间或2013年6月28日至2016年8月2日期间持续向被告、镇政府及相关部门来主张权利，或者在该期间存在其他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故原告现起诉主张权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以此为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寿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671元，由原告王寿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羊 方审 判 员  许美娟人民陪审员  陈昌锋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吴镇潭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