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2民初18432号
原告：上海善渡吉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高路XXX号XXX幢XXX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善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汤士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仁汉，上海沪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中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毛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明，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祖龙，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上海善渡吉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上海中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被告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本市浦东新区为由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裁定驳回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简易程序三个月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简易程序三个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仁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明、霍祖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善渡吉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币种下同)515,500元；2.被告因占有原告资金，赔偿原告的银行利息损失，以515,500元的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从2014年3月20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被告是案外人毛某某在2012年10月29日设立的一人公司，而毛某某又是原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是原告经营负责人，其利用职务便利，于2014年2月18日转账85,000元、于2014年2月26日转账192,000元、于2014年3月4日转账93,500元、2014年3月13日转账45,000元、于2014年3月19日转账100,000元至被告名下账户。直至2015年4月27日，原告在毛某某被免除委派代表后才发觉以上情况，被告没有任何原因和理由收取、占有原告的515,000元。
被告上海中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是案外人陈某某，本案款项划转均是陈某某所为，而非毛某某所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被告为原告销售其理财产品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本案515,000元是服务费，而非不当得利。退一步而言，原告诉请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告实际控制人陈某某自行操作了划款行为，原告对该划款行为是明知。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银行电子转账凭证(客户回单)6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2月18日转账85,000元、于2014年2月26日转账57,000元、于2014年2月26日转账135,000元、于2014年3月4日转账93,500元、于2014年3月13日转账45,000元，于2014年3月19日转账100,000元至被告名下账户；
2.合伙企业登记以及变更登记2页，证明2013年7月原告成立起的委派代表是毛某某，在2015年4月27日变更为陈某某；
3.被告营业执照1份，证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是毛某某，被告实际是毛某某的一人公司；
4.(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2147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起诉状1组，证明上海云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毛某某和被告共同设立，因为被告是毛某某一人公司，故云贺企业就是毛某某一人企业。云贺企业称，2014年10月至11月期间，陈某某多次向其推荐善渡系合伙企业所投资项目具有良好收益前景。被告称，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陈某某多次向其推荐善渡系合伙企业所投资项目前景良好，投资者年收益13%。说明陈某某并非专门负责投资项目，也负责推销项目产品。并非被告所谓陈某某只管投资，毛某某只管推销。如果有服务费一说，陈某某也应按比例提取服务费，但陈某某从未领取分文服务费，故不存在公司股东、负责人提取服务费一事；
5.民事起诉状及转账收付明细、民事起诉状及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传票1组，证明毛某某利用在原告处的任职便利，以服务费名义，不仅将原告的钱款划给被告，还划至其妻子范咏梅名下。以收回投资款名义将款划至其本人名下一案于2016年11月8日在浦东法院审理。
6.(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1575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上海善渡吉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3,800,000元被划至中云公司，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毛某某掌控划款，仅判中云公司承担还款，但吉秋企业资金被划出，显然同毛某某有关。如同本案，中云公司能几十笔不断地收取原告钱款，个中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7.对公客户委托贷款委托协议、证据清单1组，证明毛某某代表上海善渡吉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江苏银行沛县支行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向沛县保障房项目投入5,000,0000元，年收益14%。由此证明毛某某不仅参与，而且亲自签订投资项目，其他投资项目也是其签订的，所谓善渡系是陈某某一人控制不是事实；
8.受理通知书1份，证明上海高院已经受理原告对(2016)沪01民终7641号民事判决书的再审申请。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共同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是毛某某操作转账，该款是服务费；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委派代表是毛某某，但是实际控制人是陈某某；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5已经在浦东法院立案受理，与本案无关，但是网上银行电子回执上制单人显示是陈某某，故该款项是由陈某某通过U盾操作划出来的；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未生效；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不同意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
被告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的企业工商信息、上海善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渡公司)企业工商信息1份，证明善渡系合伙企业与被告的关系。原告的普通合伙人是上海善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是陈某某，陈某某担任合伙企业的委派代表，是该单位的负责人。善渡公司的股东是陈某某和毛某某，各占50%股权。毛某某持有被告99%股权，参与被告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2.2013年6月14日陈某某发给毛某某的电子邮件及附件《上海善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内部章程绝密文件》、2013年7月2日陈某某发给毛某某的电子邮件及其附件浙江百安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善渡基金公司合作经营的初步方案和设想》、2013年10月8日毛某某与陈某某之间的往来邮件及其附件《房地产基金浅析》的幻灯片、陈某某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毛某某的《上海善渡吉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募集说明书》、2014年4月13日陈某某发给毛某某的电子邮件1组，证明被告有偿代销善渡公司的理财产品；
3.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通知书(2016)沪仲案字第1781号、随附申请人仲裁申请书及所附的证据材料、乐燕琼个人汇款委托书1组，证明被告为原告销售理财产品，收取的钱款是代销服务费，而不是不当得利。被告江东分公司代销原告的理财产品，推荐成功后，案外人盛某某向原告的项目投资2,000,000元，乐燕琼也是被告代销的；
4.陈某某与黄国林之间的往来邮件，证明陈某某使用XXXXXXXXXXX@139.com、yongzhenweudi_119@qq.com、figo123@139.com三个电子邮箱与被告进行沟通；
5.2016沪民申2577号案件再审申请书、受理通知书、申请人陈某某等补充新的证据及随附证据材料1组，证明原告承认被告董事长毛某某在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期间为被告推销了不同的投资项目产品以及被告提交部分证据的真实性；
6.黄国林证人证言1份，证明黄国林自2013年8月至2014年4月期间担任上海善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与毛某某负责募集资金，并收取7-10%的佣金。资金由陈某某管理，但因为陈某某未告知资金投向，所以其与陈某某闹翻了。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毛某某是善渡公司的总经理，陈某某是董事长，原告的经营活动由毛某某一人掌控，并非受陈某某控制；在发生本案资金往来时，被告纯粹是毛某某的一人公司；对证据2中幻灯片真实认可，原告在另案中曾作为证据提供，但毛某某一方以未经签字不予认可；毛某某作为股东，又是善渡系合伙企业的负责人，推销公司、企业的产品是其职责所在，是应尽的义务，理所应当。对募集说明书真实性没有异议，是陈某某发给毛某某的，显然是陈某某和毛某某以及原告共同的经营行为。对电子邮件真实性认可，说明在此之前，尚没有销售费用的约定；对证据3认可盛某某认购2,000,000元原告的四川彭州项目，在盛某某、乐燕琼各2,000,000元进账后第二天便以10%比例各划给被告200,000元，这发生在2013年8月，原、被告没有关于推销服务的合同，而关于销售策略和服务，陈某某和毛某某直至2014年4月13日才开始讨论；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陈某某使用该些电子邮箱没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原告认可毛某某确实推销了原告产品，但是并非所有的认购者都是由毛某某推销的；对证据6证人证言不认可，证人现任被告销售，且与陈某某有过节，证词不客观真实，佣金比例过高不合常理。
经质证，并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原告成立于2013年7月18日，为有限合伙企业，出资额为30,000,000元，由合伙人上海善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缴出资28,500,000元，由合伙人陈某某实缴出资1,500,000元。原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善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毛某某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被告成立于2012年10月29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毛某某。
2014年2月1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85,000元；2014年2月26日，原告向被告分别转账57,000元和135,000元；2014年3月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93,500元；2014年3月1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45,000元；2014年3月1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100,000元；上述汇款用途均注明为服务费。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双方对原告已经给付被告515,500元均无异议，现原告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被告返还515,500元。所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取得该515,500元有无“合法依据”。
首先，原告主张本案给付被告515,500元是毛某某利用其担任原告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职务便利隐瞒原告而为，被告系毛某某控制的公司，非善意的第三人。本院经审理注意到，原、被告非素不相识，双方之间在一定期间内存在合作关系并有频繁的资金往来，现原告以毛某某侵犯其财产权益致使原告受损、被告得利，故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起诉。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所依据的事实非属消极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应当对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毛某某作为原告执行合伙人的委派代表如何利用其职权进行划款，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委派代表的权限范围、原告内部款项支出的财务流程等，故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转账行为系毛某某操控原告所为。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受理给付“没有合法依据”，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请求权不能成立。
其次，从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上备注是服务费来看，被告对系争款项系因介绍投资成功而收取的服务费的抗辩意见，从证据的证明力以及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角度、结合证人证言，比原告的证据更具优势。本院对于被告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善渡吉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527.50元，由原告上海善渡吉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蒯滕健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姚 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