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钦民再终字第24号
抗诉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某，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蔡某某，男，汉族，退休教师，系余某的父亲。
委托代理人：余某洁，女，汉族，系余某的母亲。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男，汉族，钦州市人
委托代理人：李绍卫，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谢某，男，汉族，钦州市人，无职业。
申诉人余某与被申诉人王某、一审被告谢某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0日作出了（2010）钦南民初字第236号民事判决，余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1年3月25日作出（2011）钦民一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二审上诉人余某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30日作出桂检民抗（2013）61号民事抗诉书，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7日作出（2013）桂民抗字第21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德兴、谭巧妮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余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蔡同夏、余坤洁和被申诉人王某的委托代理人李绍卫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谢某经公告合法传唤，未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谢某与余某系夫妻关系，于1998年元月8日结婚。谢某的父亲谢汝寿、母亲为阮桂珍。谢某与王某原系钦州市郊区供电公司同事关系。谢某与余某结婚后，2008年6月2日之前，谢某向王某借款13万元。2008年6月2日，王某向谢某催讨债务，与谢某、谢汝寿、阮桂珍达成协议，确认谢某欠王某13万元整，约定如谢某无法还清，则由谢汝寿、阮桂珍负责偿还，并且约定：“在担保期间，如果王某起诉谢某，本人则不负责谢某所有债务，承诺书作废”。之后，谢某清偿了债务。2008年12月19日，谢某出具借据一张给王某，确认借到王某8万元。此后，谢某未归还欠款，王某于2010年元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谢某、余某在钦州市金盛街北巷有三层房屋一栋（未办有房屋所有权证）。2008年6月2日，谢某、余某与莫子兰在钦州市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委托莫子兰代为转让该楼，并于2008年6月13日，过户给了谢娟、谢忠，得款46万元，阮桂珍支取其中款项20.5万元，余款25.5万元转给谢某还清银行贷款，余某为银行工作人员，经其手办理了相关业务。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1、关于原告王某借款给被告谢某的争议事实。原告王某主张曾借款13万元给谢某，有《承诺书》证明，证据充分，应予确认。因谢某与余某早于1998年登记结婚，按一般社会常理，确认该笔借款发生于谢某、余某登记结婚后、2008年6月2日签订《承诺书》之前。原告王某主张2008年12月19日谢某出具8万元借据，是尚欠8万元债务转为新的借款（原借13万元，谢某归还5万元），原13万元借据谢某收回，除原告举证的《承诺书》、《借条》外，并无相关证据佐证，原告举证的《承诺书》和《借条》记载的内容，亦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事实主张。证据《承诺书》、《借条》落款的时间相差6个月，上述证据不足以排除在此期间谢某还清13万元借款，归还之后再借8万元的可能性，两被告转让房屋得款46万元，也有能力偿还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王某对其事实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举证尚不够充分，法院不予采纳，并推定13万元借款已经清偿，2008年12月19日谢某出具8万元借据给王某，是新发生借款8万的事实。2、关于被告谢某的借款债务是否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余某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因讼争13万元借款，法院认定被告谢某已清偿，无需再作考究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要处理的是2008年12月19日谢某向原告借款8万元是否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余某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
（一）被告余某主张被告谢某借款用于赌博，提供了《悔过书》予以证明；阮桂珍出庭作证，证明谢某借款用于赌博。被告余某与被告谢某系夫妻关系，因此，《悔过书》及阮桂珍的证词，不能独立作为定案的证据。《悔过书》落款时间是2008年6月12日，8万元借款发生时间是2008年12月19日，从时间及其记载内容的角度，《悔过书》也不能直接证明谢某借款用于赌博，借款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举证不够充分，法院不予采信。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被告余某主张本案债务不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依法应负举证责任，证明以下三种情形：一、夫妻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各自所有并为债权人知悉；二、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三、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所负债务，且收入确实未用于共同生活。
被告余某无证据证明存在上述前二种情形。
关于第三种情形，即谢某借款8万元，是否经过余某的同意，是否独自筹资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所负债务，其收入是否用于共同生活的问题。被告余某的证据1（居委会证明一份），证明了余某于2008年9月以后居住在钦州市乘龙南三巷23号，但是否与谢某仍共同居住生活，该书证无确切内容，亦无相关见证人员的表述及签字，故该书证有证明内容上的瑕疵，不能独立作为定案的依据，应综合全案予以认定。被告余某的证据2（户口本），证明了余某户口迁移的情况，该证据是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谢某、余某夫妻感情不和分居，不能独立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余某的证据8（谢某写的悔过书）、证据10（阮桂珍的法庭证词），因余某与谢某、阮桂珍有利害关系，且是间接证据，不能独立作为定案的依据。综合上述证据并全案考虑，被告余某举证尚不能形成证据链，不足以证明被告谢某、余某夫妻感情不和分居，也不能证明谢某借款及其收入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被告余某对于第三种情形，举证不够充分，法院亦不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事实，法院认为，原告王某借款8万元给被告谢某，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法院予以确认。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出借人王某可随时要求被告谢某返还借款，被告谢某未归还原告王某借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返还借款8万元的民事责任。该笔借款属于被告谢某与被告余某的夫妻共同债务，依法应由夫妻共同偿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谢某、余某共同偿还原告王某借款本金8万元及利息（从2010年1月18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1800元，诉讼保全费870元共2670元，由被告谢某、余某负担。公告费700元，由被告谢某负担。
一审判决后，被告余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余某与一审被告谢某于1998年元月8日登记结婚，2０1０年12月2０日，经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2００8年12月19日，谢某出具借据一张给被上诉人王某，确认借到王某8万元。该笔借款发生于余某与谢某婚姻关系存在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余某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谢某所借的8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在谢某借款8万元之前，余某与谢某因感情不和分居的事实明确，证据充分。一审时上诉人已就该方面的证据进行了举证；谢某所写的《悔过书》时间为2008年6月12日，即本案发生前已经形成，具备客观性。文昌社区居委会证明、余某的户口迁移证明等证据，也反映了其两人感情不和而分居的事实，双方从2008年9月后就没有共同生活。谢某所借的8万元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借款发生时，双方已分居多时，互不联络，借款时谢已不知去向。可以说明，谢因赌博欠款而向王某借款，所借得的款项由其个人支配，没有用于夫妻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余某所提供的证据属间接证据，尚不能直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不能独立作为定案的依据，也没有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谢某所借款及其收入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上诉人余某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一、夫妻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各自所有并为债权人知悉；二、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因此，本案借款8万元，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某向谢某出借8万元，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应予确认。由于借款未约定有还款期限，权利人可随时要求返还借款。谢某未能归还借款8万，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返还借款8万元的民事责任。由于该笔借款属谢某、余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其夫妻共同偿还。上诉人余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上诉人余某负担。
余某不服二审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钦民一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判决错误。理由是：一、王某起诉时向法院提供的两份证据是《承诺书》和2008年12月19日谢某向王某出具的《借条》。其主张《借条》上所载明的8万元是从《承诺书》所认定的13万元借款中衍生出来的，即是王某自认向谢某总共出借13万元，已经偿还了5万元，尚欠8万元。而终审判决却审理认定“讼争13万元借款已经清偿，2008年12月19日谢某所出具的《借条》所载明的8万元是新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显然，13万元借款所形成的债权债务与新发生8万元借款所形成的债权债务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一、二审法院在没有向当事人释义说法，要求当事人对新发生的债权另行起诉的情况下，自行对这8万元的《借条》进行审理，明显超出了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法定程序。二、2008年6月，申诉人余某因丈夫谢某染上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夫妻感情恶化而搬回了娘家居住直至办理离婚手续，从此没有再回到过婆家。这有《悔过书》、家婆阮桂珍及当地居委会证实。到了同年9月，申诉人将自己的户口从丈夫户头转回到娘家户口。有娘家所在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证明。从此就与谢某彻底断绝了联系，也不相互往来，这有家婆阮桂珍、娘家邻居们证言证实。虽然这些都是间接证据，但已经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认定余某于2008年6月起就与谢某分居了。况且，2008年12月19日，谢某出具《借条》给王某后便离家出走了，至今不知所踪。在夫妻关系这样紧张的情况下，谢某借款交给妻子而自己却独自外出避债，明显有悖常理。终审判决认定该8万元借款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显然不当。
申诉人余某的申诉及其代理人称：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理由，并认为既然王某所诉的13万元借款谢某已还清，尚欠8万元及其证据8万元现金借条的债权已灭失，法院就应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新发生借款8万元债权是虚构的，是谢某和其同单位同事王某合谋欺诈申诉人而捏造出来的。原一、二审判决错误。请求再审撤销原判，并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被申诉人负担，退还申诉人被强制执行扣除的工资。
被申诉人王某的代理人李绍卫辩称：王某起诉的事实是被告谢某于2007年12月19日以其家里正在建房造成钦州港养殖石斑鱼及收购石斑鱼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王某借款13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两个月，借款到期后被告谢某已返还借款5万元，尚欠8万元拖欠未还，而被告余某与谢某是夫妻关系，并且被告谢某所借的款项用于家庭生活日常开支及家庭生产经营活动，遂诉请法院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万元以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款日止的银行利息。就此诉请，一、二审法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始至终都是围绕原告诉状所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以及诉请对该案所涉债权、债务的产生、变化以及责任的承担等问题进行调查和审理，均未超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因此，两审法院的审理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本案诉涉的8万元借款的产生及来源问题。被申诉人王某自起诉到二审判决期间，均是坚持同一事实，即是其所要求申诉人余某及谢某归还的8万元借款本金是基于2007年12月19日谢某向其借取的13万元款项而产生，谢某借取13万元后，仅归还了5万元本金给被申诉人，余下的8万元借款本金谢某一直拖欠未还，为此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申诉人提出谢某于2007年12月19日向王某借取的13万元借款已还清，本案所涉的8万元借款是谢另行向王某所借，但其所述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抗诉机关亦未能就此问题调查到新的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申诉人余某所述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采信。
申诉人余某与谢某婚姻存续期间为1998年1月8日至2010年12月20日，而本案所涉8万元借款产生的时间为2007年12月19日，很明显上述借款应是申诉人余某与其前夫谢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家庭债务。一、二审判决判令其两人共同偿还是正确的。望再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作出公正判决，以维护被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借条8万元借款的来源出处外，其余事实与一、二审相同。再审时，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证据。一、二审用于定案、判决申诉人余某和谢某共同偿还8万元借款的证据（《承诺书》、《借条》等），再审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一审时，被告谢某的母亲阮桂珍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称其不知道涉案的8万元借条，其承诺还的是13万，2008年10月25日已还清；这13万是其分四次给钱其儿子谢某拿去还的，其没有亲自还过（交过）钱给原告王某。原告王某诉称谢某原借其13万元，只还了其5万元，是分三次还的，第一次是谢某的妈妈签承诺书之后10天左右还其2万元，过了三个月还1万元，到2008年12月19日还2万元。每还一次钱就把原来的借条还给谢某了，借条重新写。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
一、涉案债务的8万元借条来源问题。即借条中的8万元到底是原借13万元中的一部分或是还了原借的13万元后重新借的？或是像申诉人所诉称的是虚构的？
二、涉案8万元债务是否属于申诉人夫妻共同债务。
三、一、二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本院认为：一、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从现有证据材料看，申诉人余某前夫谢某于2008年6月2日之前借到被申诉人王某13万元的事实，一、二审直到再审，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应予确认。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在再审时虽强调借条中8万元债务是虚构的，是原告和被告谢某共同串通所产生的债务，被告谢某并没有欠原告的借款，是谢某和其同单位同事王某合谋欺诈申诉人而捏造出来的。但自始至终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可以排除。现主要争议的8万元债务是否新借的问题。一审、二审到再审，原告一直主张是13万元中的一部分，是尚欠的8万元，并非是新借的8万元。谢某之母阮桂珍的证言虽称13万已还清，是其分四次将钱交给谢某拿去还的，于2008年10月25日还清了。但并非是其亲自将钱拿去还王某。谢某是否将其母亲所给的13万款项偿还给原告，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在本案债务归还关系中，阮桂珍仅是间接知情人；王某是直接知情人，即谢某借其多少钱，还了多少其最清楚，而阮桂珍不一定清楚。因为不能排除其交钱给谢某拿去还给王某，谢不一定拿去还，或不全数拿去还，而截留部分他用。王某原借13万给谢某，期限两个月，谢没有如期归还，经多次追讨未果，直至谢的父母主动与王某协商，并承诺帮还才有结果。显然，谢某已完全失去信用。按常理，此后王某不会轻易借钱给谢某了，起码在短期（两个月）内，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不敢再借钱给谢某。所以，原判推定本案借条中的8万元是新借的有悖常理。从可信程度、证明力看，阮桂珍的证词不如王某诉讼主张，故阮桂珍的证词尚不能对抗王某的主张。但相反，可以佐证或印证原告王某的主张符合逻辑。综观全案，本案书面证据只有原告向法庭提供的8万元借款的借条和谢某父母的承诺书，从这两份书证和上述谢某母亲的证词及原告的主张来看，本案并没有新产生的8万元的借款，这8万元只是13万元偿还5万元后所产生的借款，无法认定是谢某在还清13万元之后所新借的8万元，因此，一、二审法院所认定的是新借的8万元的证据不足，本院再审时应予以纠正。
二、涉案8万元债务是否属于申诉人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抗诉机关认为有足够证据认定余某于2008年6月起就与谢某分居了，且谢某借款后独自离家外出避债，原判认定8万元借款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显然不当及申诉人余某主张该笔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夫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申诉人余某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谢某所借的款项用于非法活动，或者不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王某与债务人谢某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故原判认定涉案的8万元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三、关于一、二审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问题。从再审所查明的情况来看，一、二审在审理过程中，虽对8万元借款的来源出处的事实认定有误，但始终围绕原告王某要求被告归还借款8万元的诉求目的进行审理，没有超出原告诉请范围，亦没有因此而导致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实体处理上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再审对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部分应予以纠正。抗诉机关认为原判违反法定程序的意见理由不足，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抗诉机关对于借款事实认定部分的抗诉有依据，对此部分抗诉理由予以支持。申诉人余某的诉求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判认定申诉人余某与一审被告谢某共同负债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无误，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1）钦民一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
再审公告费700元由申诉人余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洪忱
审判员 李钦平
审判员 潘启环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书记员 吕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