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8民终13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合鸿工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城西新区梅垄区块松石西路。法定代表人：王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剑青，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中科亚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空港开发区机场大道。法定代表人：王运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泽，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合鸿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合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中科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5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浙江合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剑青、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浙江合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销售台同，该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山西中科亚公司工作人员戴卓臻与浙江合鸿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首先浙江合鸿公司根本没有与山西中科亚公司签订过任何合同，也根本不认识戴卓臻，浙江合鸿公司也从未与戴卓臻或者山西中科亚公司的其他任何人联系过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等任何事宜；山西中科亚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即没有原件也没有传真件，合同中山西中科亚公司的联系方式居然是嘉兴的电话，因此该合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向浙江合鸿公司交付货物39.074吨，该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浙江合鸿公司根本没有收到过山西中科亚公司发来的货物。其次，山西中科亚公司向法庭提供的所谓的发货证据中：（1）《发货申请单》是其单方面制作的、而且是复印件；（2）《货物委托运输协议》是复印件，其中的发货人不是山西中科亚公司，而是嘉兴中科亚美公司，发货人的联系电话也是嘉兴的电话；（3）《长葛市安发物流配送中心发货单》是复印件，也不能反映是发货给浙江合鸿公司的；（4）《费用报销单》是山西中科亚公司单方面制作的且为复印件，山西中科亚公司连自己公司内部单方面制作的材料都没有原件，真实性是如何被认定的？3、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应收账款询证函》，该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浙江合鸿公司从未收到过该《应收账款询证函》，浙江合鸿公司更未在该询证函上盖过章。其次，该询证函是复印件，且无法看清是否有浙江合鸿公司的盖章，真实性无从确认。综上，山西中科亚公司既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是否签订了购销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山西中科亚公司是否向浙江合鸿公司交付过货物、交付了多少货物，欠款更是无从谈起。二、一审判决引用了不存在的“法律条文”。一审判决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具体内容如下：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做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然而上诉人在目前有效的合同法解释一、解释二中均没有找到这两个条文，上诉人发现该两个条文并非现行有效的法律或司法解释。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既拿不出有效的购销合同，也没有货物交付的证据，仅凭增值税发票证明其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山西中科亚公司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交付了货物、以及所交付货物的数量、金额，否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交付了货物，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引用法律条文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了合同且交付了货物，因此，上诉人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辩称，一、一审中上诉人明确认可的事实可以证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镁合金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应承担给付剩余货款义务。1.答辩人于2014年7月21日向上诉人开具677009.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认可且明确承认该发票已经在当地税务部门抵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答辩人开具发票履行纳税义务即可证实为销售货物的单位；根据该条例第十九条答辩人发货后收款之前先开发票符合规定；根据该条例第八条上诉人抵扣该发票的行为即说明其认可与答辩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上诉人于2014年9月19日向答辩人支付此货物部分货款36932元。二、答辩人已经履行向上诉人交付镁合金的义务，上诉人应履行给付剩余货款义务。1.答辩人与上诉人2014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为LT—HH—03的销售合同，于2014年7月向上诉人发货39.074吨，货款总价675980.2元。答辩人提交的《销售合同》、发货申请单、货物运输协议、长葛市安发物流配货中心发货单、费用报销单，应收账款询证函，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过程。2.上诉人认为以上证据是复印件，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和合理的抗辩，其辩解不应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可知1.即便没有合同，法院可以结合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关系做出认定；2.上诉人否认买卖关系，应提供足以推翻买卖关系的相反证据。纵观本案，按司法实践中“举重以明轻”的证据认定和法律适用指导精神，本案答辩人除了提供合同签订、履行的综合性证据外，还有上诉人抵扣发票和支付部分货款的重要事实。综合可以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应向答辩人全面履行合同付款义务。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是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并非上诉人所说的引用了不存在的法律条文。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并非上诉人所说的内容，一审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于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一审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浙江合鸿公司支付货款640068.90元及利息（自2014年8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算至款付清之日止）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戴卓臻系浙江嘉兴中科亚公司委派到原告山西中科亚公司的工作人员，2014年7月份左右，原告山西中科亚公司工作人员戴卓臻与被告浙江合鸿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LT-HH-03的销售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镁合金锭38吨，单价为17300元/吨（含税），总价为657400元。合同第七条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30日内付清款项（承兑结算）。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4年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通过长葛市安发物流配货中心向被告发货13吨、5.394吨、20.68吨，共计39.074吨，货款总价为675980.2元。2014年7月21日，原告为被告开具了六张总价为677000.9元的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9月19日，被告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36932元。2015年1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应收账款询证函，询证函载明：截止2015年1月3日，被告公司尚欠原告货款640068.9元。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尚欠货款639048.2元（675980.2元-36932元）。一审法院认为，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本案中，原告作为出卖人向被告供应镁合金锭，原告向被告交付货物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36932元，剩余货款经原告催要后，被告未予支付，现原告要求支付剩余货款，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4年8月16日起的逾期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逾期损失，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被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结合被告认可其公司收到了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且认可已予以抵扣，并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足以认定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浙江合鸿工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山西中科亚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639048.2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8月16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0200元，减半收取5100元，由被告浙江合鸿工具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浙江合鸿公司提交运城市盐湖区（2017）晋0802民初493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上诉人已经将应付货款支付给案外人货物销售者嘉兴中科亚美公司，由于案外人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有矛盾才引发本案纠纷。被上诉人对判决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质证认为该判决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不属于否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本案事实是运城达美鑫物贸公司与嘉兴中科亚美公司设立了被上诉人公司，在被上诉人货物交付给上诉人后，嘉兴中科亚美公司与上诉人相互串通将被上诉人应收货款予以收取，被上诉人发现以后曾向嘉兴中科亚美公司索要，但其不予支付。被上诉人认为本案所涉销售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订立，无论被上诉人股东之间发生什么矛盾，在没有得到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款项不能支付给其他股东，所以上诉人支付货款给其他股东的行为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既然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双方于2014年7月签订了销售合同，但被上诉人却没有要求上诉人支付定金就交付货物，违背经营活动常理，且2014年7月交货，到2017年7月才起诉主张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审查明其他事实同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非现行有效的法律或司法解释，经查，一审判决引用的法条实际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一审判决应是笔误。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问题，因被上诉人已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交付标的物，且上诉人之后还向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货款，故被上诉人并非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本案并不适用该条规定。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认为既然被上诉人主张本案双方于2014年7月签订销售合同并已交货，却到2017年7月才起诉要求支付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上诉人已经将应付货款支付给案外人嘉兴中科亚美公司。但根据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6）晋0802民初3385号民事裁定，2016年7月13日被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起诉上诉人要求支付案涉货款，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本案2015年1月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了应收账款询证函，2016年7月13日被上诉人向法院起诉，诉讼时效中断，本案被上诉人2017年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是否签订销售合同并实际履行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发货证据、应收账款询证函均是复印件，真实性无从确认，二审庭审时被上诉人解释称因其工作人员系浙江嘉兴中科亚美公司委派，相关原件被嘉兴中科亚美公司人员拿走，双方对账时嘉兴中科亚美公司向其提供了复印件。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庭后递交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应收账款询证函传真件，双方均盖有公章。根据一二审查明，2014年7月，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与上诉人浙江合鸿公司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LT-HH-03的销售合同，被上诉人分三次通过长葛市安发物流配货中心向上诉人发送镁合金锭共计39.074吨，货款675980.2元。2014年7月21日，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开具了六张总价为677000.9元的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9月19日，上诉人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36932元。2015年1月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了应收账款询证函，上诉人公司尚欠被上诉人货款640068.9元，本案审理期间，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尚欠货款639048.2元。结合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上诉人实际收到镁合金锭、上诉人认可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且已予以抵扣及向被上诉人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能够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实际履行，上诉人未能提出足够的反驳证据支持其上诉主张，故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浙江合鸿公司应支付被上诉人山西中科亚公司639048.2元及利息并无不当。上诉人浙江合鸿公司与案外人嘉兴中科亚美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浙江合鸿工具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28元，由上诉人浙江合鸿工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志敏审判员  杨云芳审判员  李满良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