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40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伟娇,女,汉族,1978年6月27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技、韩炳梁，浙ＸＸ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正能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401号41幢一层1018室。
法定代表人:林大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孙敬俊，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伟娇为与被上诉人浙江正能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正能量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5民初8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伟娇上诉请求：1、撤销（2017）浙0105民初889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曾伟娇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浙江正能量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曾伟娇在起诉时就书面申请法院调查关键人物浙江正能量公司主要经办人（副总暨店长）方仕斌在浙江正能量公司之关联企业杭州正能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缴纳社保情况，但一审法院至判决时仍未予以任何回复。据查，方仕斌的社保记录一直延续至2017年4月，即2016年6月案发后正能量公司仍一直为其缴纳社保。二、本案客观事实根本没有查清一审法院即仓促判决。本案关键人物方仕斌的身份确认无误属有权代理，且至少构成表见代理。1、依据社保缴纳记录，最直接反映了浙江正能量公司在案发后仍为其员工方仕斌缴纳社保，履行用人单位职责。2、方仕斌前几次确实将车辆交付浙江正能量公司处或叫正能量员工前来取车送车做保养维修，这完全属于公司高管职权，在案发前已有过6至7次类似维修的经历，使得曾伟娇完全有理由相信其系职务行为。3、2016年6月6日结算单，证实曾伟娇车辆仍在浙江正能量公司处，且浙江正能量公司有义务进行后续交付，但一审法院完全采信浙江正能量公司内部员工的证词，不仅不能自圆其说，退一步讲，这也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不善致使，而完全让曾伟娇承担责任与法不公。4、方仕斌、官磊都存在一个重要身份，即都是或曾是浙江正能量公司单位员工。曾伟娇亦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行为系代表单位。5、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提到“4月23日这次方仕斌称其已明确告知赵可车子不是在正能量修理的”与事实不符，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相反，赵可的说法与其完全相反，方仕斌一直宣称车子在正能量，而且前述2016年6月6日结算单恰恰证明了此次维修仍与浙江正能量公司有关。综上，曾伟娇以上系列证据及事实陈述明显较浙江正能量公司内部员工的证词更具可信服力及公信力。
浙江正能量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曾伟娇的调查取证申请并不属于程序违法，相反这是民诉法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节省司法资源的一种制度设计。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曾伟娇举证不足，应当承担不利判决。1、曾伟娇主张以杭州正能量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正能量公司）为方仕斌缴纳社保的行为来证明方仕斌是杭州正能量公司的员工，这显然是严重曲解了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中对劳动关系认定的原则。根据最高法院民一庭意见，认定劳动关系必须采取综合认定的方法并应当摒弃仅依某一个特征来认定的方法。此外，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一条的规定，我国建立强制缴纳社保制度，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与劳动关系的认定根本没有必然关系。2、无论是曾伟娇在一审中的举证，或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曾伟娇只有两次日常保养是交由浙江正能量公司处理。若曾伟娇认为还有其他几次也是在浙江正能量公司场地修理并以此构成交易习惯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3、至于结算单，浙江正能量公司认为：曾伟娇确认车辆失踪前最后一次修理时间是2016年4月23日，当天方仕斌将车辆提走的，如果方仕斌将车辆送至浙江正能量公司公司场地，结算单受理时间应当是2016年4月23日；其次，曾伟娇确认最后一次修理的主要理由是变速箱故障，结算单中应有修理变速箱的内容；其三，变速箱故障的话，结算单受理时间与完工时间在同一天显然不合理；其四，根据报案笔录，曾伟娇与赵可早在2016年5月30日之前就已经知道涉案车辆失踪并被官磊抵押了，而且也随方仕斌去各处寻找过车辆，但没有到浙江正能量公司处所寻找过，曾伟娇其实是明知的。结算单只是用于浙江正能量公司做内部财务结算，根本无法表明涉案车辆在2016年6月6日还在浙江正能量公司。4、方仕斌、官磊曾经是杭州正能量公司的员工，并非浙江正能量公司员工，即使曾经是员工也并不能就认定具有表见代理行为。三、曾伟娇说其有理由相信方仕斌具有代理浙江正能量公司收取车辆的权限，然而其既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方仕斌的合理代理外观，也并举证证明曾伟娇已经尽了善意的查验义务，更没有举证证明造成方仕斌代理外观是浙江正能量公司的错。何况，从曾伟娇向派出所报案诈骗，跟随方仕斌寻找车辆的过程，以及直到2017年8月份才向浙江正能量公司主张车辆的事实情况来看，只能认定曾伟娇主观上其实从未认为车辆在浙江正能量公司，也早就知道方仕斌跟浙江正能量公司并无关系，而是当其发现方仕斌与官磊都下落不明，自己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后才恶意牵连浙江正能量公司，因此本案中从来都不涉及表现代理问题。恳请依法判决驳回曾伟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曾伟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浙江正能量公司返还曾伟娇浙Ａ×××××宝马X5车辆，若无法返还，则赔偿曾伟娇车价款280000元；二、要求浙江正能量公司支付车辆使用费73000元（暂计自2016年6月6日至2017年6月6日，按200天/日计，之后按前述标准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三、浙江正能量公司承担本案一切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曾伟娇通过朋友赵可介绍认识了方仕斌。方仕斌于2014年1月进入浙江正能量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笔误，应为“杭州正能量公司”，该公司与浙江正能量公司为关联公司）工作，至2015年5月离职。方仕斌于杭州正能量公司工作期间，曾先后担任公司美容部的经理，公司门店（长江店）店长。2015年4月左右，赵可因曾伟娇想买一辆宝马车，让方仕斌帮忙物色。同年6月左右，方仕斌推荐了案涉的宝马车。赵可、曾伟娇看过试过该车后，曾伟娇决定要买。2015年8月底，曾伟娇购买了案涉的二手宝马汽车，计价款28万元左右。该价款由曾伟娇通过赵可银行账户打入方仕斌银行账户后交付于车商。之后，案涉车辆的保养和维修，赵可受曾伟娇之托联系方仕斌代办，前后有6至7次，费用大多也由赵可垫付交于方仕斌结算支付。其中有二次（2016年2月28日和3月28日）由方仕斌让浙江正能量公司的工作人员求竹英去曾伟娇处接车后送往浙江正能量公司维修保养，分别作了保养和加机油，事后均由求竹英将车辆送回曾伟娇处。2016年4月23日，曾伟娇打电话给方仕斌，称案涉车辆变速箱和空调出问题了需用维修，让方仕斌送去维修。方仕斌随之赶往停车场开走案涉车辆，并电话联系之前的同事官磊告知其有车让他维修，官磊过来后将车开走了（官磊于2014年从杭州正能量公司离职；方仕斌称官磊离职后自己开了家汽车维修店，让官磊维修会便宜很多，且这次修理即4月23日的这次，其已明确告知赵可车子不是在正能量修理的）。之后至2016年5月30日前，赵可和曾伟娇因用车需要，多次向方仕斌催问车辆维修情况，方仕斌一边以尚未修好为由答复赵可和曾伟娇，一边也在追问官磊。2016年5月30日，方仕斌再次电话联系官磊，追问车子的下落，官磊一会说车在这，一会又说车在那，方仕斌就一一赶过去看，均未发现车子。到了晚上，方仕斌在下沙一个棋牌室找到了官磊，并电话通知了赵可，赵可随即赶往下沙。当时现场有个案外人正在和官磊交涉，说官磊帮他修车，修了一个月也没修好，现在车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方仕斌和赵可问官磊曾伟娇的车到底在什么地方，官磊说车停在下城区甘长村他租住房的楼下，车钥匙在房内电脑桌旁边，官磊把房钥匙交给方仕斌让他自己去取车。方仕斌和赵可赶往甘长村官磊住处，既没有找到车钥匙，更没有找到车子。方仕斌即打电话追问官磊，官磊才告知车辆被他拿去抵押掉了，也不肯说抵给谁了。之后，曾伟娇不断向方仕斌索要案涉车辆，方仕斌向曾伟娇承诺保证将车找回来，但一直未能兑现。方仕斌通过该车违章查询，发现当时车辆在河南睢县，但其也未能将车辆找回。2017年4月10日始，曾伟娇到浙江正能量公司找方仕斌，从浙江正能量公司的店员、人事主管等工作人员了解到了方仕斌的真实身份和工作信息及早已离职的情况等。至此，从曾伟娇于2016年4月23日让方仕斌送车去维修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曾伟娇或赵可均未去过浙江正能量公司或杭州正能量公司找车，更未向其主张提车或还车。2017年4月18日，曾伟娇向公安机关报案（未立案），称方仕斌向其介绍其系浙江正能量公司的副总和股东，其实根本不是；方仕斌还隐瞒早就从公司离职的事实；方仕斌虚构职业身份，骗走了她的车。现案涉车辆仍然下落不明，官磊也不知踪影。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曾伟娇认为案涉车辆由其委托方仕斌送往浙江正能量公司维修保养，双方之间建立了车辆维修保养之合同关系，其至今未收到车辆，浙江正能量公司理应承担还车义务。但经该院查明，事实上，事发当日，方仕斌并没有将案涉车辆送往浙江正能量公司或杭州正能量公司维修保养。曾伟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且又未能得到浙江正能量公司的认可，故其所称之事实在本案中无法得到认定。对此，曾伟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曾伟娇之诉请，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难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曾伟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9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320元，由曾伟娇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浙江正能量公司在二审中自述方仕斌在2015年6月30日前系杭州正能量公司员工，此后杭州正能量公司为方仕斌代缴社保至2017年6月。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曾伟娇自述案涉车辆系由案外人方仕斌开走维修，其要求浙江正能量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主要是方仕斌系浙江正能量公司员工，且2016年6月6日结算单证明了最后一次维修与浙江正能量公司有关。对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虽然方仕斌曾是杭州正能量公司员工，但该身份并不能因此推断出方仕斌的行为代表浙江正能量公司；且依据方仕斌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案涉车辆在事发时并未被送至浙江正能量公司维修；2016年6月6日结算清单系2017年4月根据曾伟娇要求补打，曾伟娇在此之前的找车行为以及报案情况均表明曾伟娇主观上并没有与浙江正能量公司之间存在维修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因此，曾伟娇要求浙江正能量公司承担还车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曾伟娇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95元，由上诉人曾伟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明贵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周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