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商终字第6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晓平，男，195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
委托代理人张永利，陕西神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德发，男，195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恒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章丘市。
法定代表人康介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清沛，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晓平因与被上诉人济南恒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2014）章商初字第1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晓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永利、王德发，被上诉人恒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清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6月5日，恒升公司与宋晓平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宋晓平自恒升公司处购买塔式起重机一台，价款45万元。同时合同约定了质量标准、提货方式、结算方式等条款，结算方式约定合同签订之日付定金16万元，余款发货之前付清。恒升公司在合同中盖章确认，另外恒升公司委托的合同签署人胡宝军及宋晓平在合同中签字。合同签订后，宋晓平由陕西力阳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与西安市新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兴庆信用社签订个人车辆按揭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西安市新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兴庆信用社向宋晓平提供借款31.5万元。借款发放后，由陕西力阳工贸有限公司扣除收取的费用后，将剩余款项支付给恒升公司，双方均认可宋晓平通过银行按揭向恒升公司支付货款29万元。2011年8月，恒升公司向宋晓平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45万元。2011年12月13日，宋晓平收到合同约定的塔式起重机。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恒升公司主张宋晓平尚欠16万元货款未付，要求宋晓平支付16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宋晓平称涉案起重机的货款45万元已经全部支付完毕，其中16万元是以现金形式向恒升公司方合同签署人胡宝军支付的，并主张恒升公司为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可以证明货款已经全部支付，但宋晓平未能提供向胡宝军或恒升公司支付16万元现金的的证据。关于该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增值税发票作为付款的记账凭证，只是买受人付款的依据，其本身并非付款凭证。现实经济生活中，“先票后款”已经成为很多企业在经济往来中的交易习惯，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形。出卖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不以收受价款为前提，而是提供服务的“从合同义务”，是纳税主体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与买受人是否付款并无直接的关系。因此，本案中宋晓平以恒升公司已经开具增值税发票来证明其已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在恒升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宋晓平还应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付款的事实存在。因此，宋晓平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将16万元货款已经支付的情况下，对于宋晓平的辩解不予采信；恒升公司与宋晓平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恒升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宋晓平履行了供货义务，宋晓平通过银行按揭向恒升公司付款29万元，尚欠16万元定金未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确认；恒升公司要求宋晓平支付所欠货款及利息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利息可自恒升公司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宋晓平辩称已付清全部货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辩解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宋晓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济南恒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货款16万元及利息（利息损失以16万元为基数，自于2014年5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被告宋晓平负担。
上诉人宋晓平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2011年6月5日，我和恒升公司在西安的代理人胡宝军（之前他来我村拿着盖有恒升公司公章的合同推销塔吊）签订了购买塔吊的合同。合同明确规定签合同之日付款16万，剩余的货款发货前付清。我当时就付给胡宝军16万元，胡宝军给我说：“剩余的货款我帮你联系贷款，你只管按要求签字就行，塔吊到后我帮你经营，你只管拿租赁费”。同年7月10号胡宝军就让陕西力阳工贸公司的人来我家，说为我贷款做担保。第二天我就在力阳公司办理了西安兴庆信用社的贷款，并在合同上签字，力阳公司为贷款合同担保。胡宝军对我说：“后边的事情你就不管了，等着塔吊到后，你光收租赁费就行了”。到8月份，胡宝军给我说45万货款都汇给恒升公司，随后给我一张恒升公司给我开的购买塔吊的正式发票，并要走了他给我打的16万元的收条。后来我收到了塔吊，我与恒升公司签订的合同结束。三年来，我与恒升公司和胡宝军再也没有来往；2、合同明确规定，全部货款汇到恒升公司才发货，我的45万元无论是通过胡宝军还是力阳公司以我的身份汇去，都到了恒升公司的账上。恒升公司才给我出具发票、发货。合同签订之日我交16万，恒升公司的代理人收到了，才给我联系剩余货款的贷款。恒升公司给我的格式合同，恒升公司明知全部货款到后才发货，事实也是在一次性收到全部货款后才给我发的货。若我当时没有付首付款，恒升公司在发货前后应该提出让我打欠条，或者事后追要，难道是恒升公司不知道合同的约定？难道说恒升公司明知我没有付首付款而自己违约给我发货？再说如果我没有交16万元首付，西安兴庆信用社凭啥给我贷款？三年后提出我没有交首付款显然与现实不符；3、一审期间，恒升公司出具了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借据、发票、收条五份证据，没有一份能够证明我欠他16万元，却能证明我与恒升公司之间的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4、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恒升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欠他16万元，原审判决书却能支持恒升公司。章丘法院却要求我出具不欠款的证据，并仓促的发来一份不公正的判决书，实属不公。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恒升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恒升公司答辩称，1、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我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交货义务；双方约定合同签订之日付定金16万元，但宋晓平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该交货行为并不能免除其继续履行付款的义务；宋晓平称其向胡宝军付款16万元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我公司也没有收到该笔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宋晓平作为付款义务人，有义务提出付款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我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能作为宋晓平已付款完毕的证据。增值税发票本身仅是付款的记账凭证，不能证明买受人已付清所有货款，除非合同约定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本案中双方未作此约定；3、宋晓平的个人购车按揭借款，是陕西力阳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该公司的担保是有偿担保。宋晓平通过担保人在银行贷款的金额为31.5万元，陕西力阳工贸有限公司扣除担保费和办理贷款的相关费用2.5万元后，支付给我公司的货款为29万元。这一事实在一审庭审时宋晓平也予以认可。因此，其尚欠我公司16万元货款未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在案外人吕小利于2013年起诉恒升公司、胡宝军返还其购买塔吊首付款的诉讼中，宋晓平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恒升公司在该案中主张吕小利和宋晓平系购买的同一个塔吊，吕小利支付了塔吊的首付款16万元、后又以宋晓平的名义办理了后期29万元贷款，吕小利也以宋晓平的名义接收了塔吊。恒升公司与宋晓平签订的买卖合同系为了办理按揭贷款之需而炮制的影子合同。宋晓平对此不予认可。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8日对该案作出的（2014）西中民三终字第00047号民事判决认为，恒升公司所称宋晓平贷款购机与吕小利购机系同一回事，但未能提交吕小利同意以其已付款项作为宋晓平信贷购机首付款的相关证据，且信用社向恒升公司划付贷款凭证和恒升公司开具的发票上载明的买受人均为宋晓平，故宋晓平贷款购机属另一法律关系。并判令恒升公司返还吕小利已交付的16万元购机首付款。宋晓平对上述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且在本案中亦主张吕小利购买塔吊及其首付款均与宋晓平无关。
本院认为，恒升公司和宋晓平在本案中均认可双方存在涉案塔吊的买卖关系及宋晓平已经通过银行贷款支付了29万元货款的事实，双方对宋晓平是否已经支付了该设备的首付款16万元产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恒升公司负有按时交货的义务，宋晓平负有依约付款的义务，现双方当事人对涉案设备首付款是否支付发生争议，故宋晓平对其付款行为负有举证义务。宋晓平虽然提交了恒升公司为其开具的全部货款数额的增值税发票，但因增值税发票本身并非付款凭证，宋晓平未能提交其实际支付16万元首付款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宋晓平不能证实其履行了付款义务而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宋晓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宋晓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萍
审 判 员 宋海东
代理审判员 李 婷
二０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