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衢商终字第1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豫哲。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海红。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庆林。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祝美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敏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胡建华。
上诉人胡豫哲、高海红为与被上诉人汪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2012）衢龙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郑慧芳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祝伟荣、夏云伟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5月9日、2013年7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胡豫哲、高海红及其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庆林，被上诉人汪敏华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建华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2013年7月4日，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胡豫哲、高海红原系夫妻关系，于2006年6月26日登记结婚，后于2011年9月26日协议离婚。汪敏华通过其本人及妹妹汪敏霞账户与胡豫哲、高海红的账户发生过多次资金往来：2007年12月16日汪敏华向高海红账户汇款190万元；2008年3月11日、2008年5月22日汪敏华向胡豫哲账户分别汇款600万元、19.5万元；2009年3月2日、3月8日，汪敏华通过汪敏霞账户向高海红账户分别汇款214万元、150万元；2008年11月10日汪敏霞账户中有640万元转入胡豫哲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同日胡豫哲将该笔款项转入高海红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后，高海红又将该640万元打回到汪敏华账户；2008年4月1日、2008年4月17日、2008年5月4日，胡豫哲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向汪敏华账户存款50万元、70万元、汇款70万元；2008年4月1日、2008年5月4日胡豫哲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分别向汪敏华账户汇款130万元、存款50万元、2008年5月7日胡豫哲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汪敏华账户进账200万元。2009年9月29日经双方结算，胡豫哲向汪敏华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向汪敏华借到人民币840万元，还款日期为2009年12月30日。庭审中汪敏华自认该840万元中有780万元是借款本金，其余60万元是借款产生的利息。嗣后，胡豫哲未向汪敏华归还该笔款项。2011年12月27日，汪敏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胡豫哲、高海红共同归还借款840万元以及其中借款本金780万元自2011年1月1日起的利息。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汪敏华是否已经向胡豫哲交付该份借条上所载明的借款。胡豫哲对汪敏华向胡豫哲、高海红账户汇入款项的事实并不否认，认为2008年3月11日、2008年5月22日汪敏华通过银行汇入的600万元和19.5万元已经连本带息归还了640万元，2007年12月16日汪敏华汇到高海红账户上的190万元，胡豫哲已经分三次归还，因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而2009年9月29日其出具的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汪敏华并未实际交付。但从汪敏华的举证和该院调取的证据来看，640万元资金的来源是从汪敏华妹妹汪敏霞的账户上转出，并非胡豫哲、高海红的自有资金；而汪敏华陈述胡豫哲在向汪敏华归还了190万元后又分批将款项借出，胡豫哲亦予以认可，但认为是汪敏霞向其汇款而与汪敏华无关。在胡豫哲陈述640万元是汪敏霞和其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时，合议庭要求胡豫哲对汪敏霞其人进行辨认，胡豫哲当庭拒绝并在随后的法庭调查中陈述其欠汪敏霞的债务已经以其拥有的债权抵销。该院认为从汪敏华与胡豫哲、高海红双方提供的所有银行交易凭证来看，这些款项来往时间均发生在借条出具之前，在胡豫哲对其与汪敏霞为何会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及以何方式消灭债务等诸多疑点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并不能单独割裂汪敏霞与胡豫哲、高海红的款项往来记录认为是不同主体之间发生的不同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应视为汪敏华以本人或其妹妹汪敏霞的名义多次向胡豫哲、高海红账户汇款。该案民间资本借贷数额较大，当事人借贷的目的均具有盈利性，风险意识理应较强，在2009年9月29日出具借条之前双方发生的多笔大额款项往来均未立写书面借据，胡豫哲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对方未有款项交付的情况下出具借条有悖常理；从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分析，2009年9月29日胡豫哲向汪敏华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对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的可能性较大。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标准，在胡豫哲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效力的前提下，应认定为借贷关系成立。庭审中汪敏华自认该840万元中有780万元是借款本金，其余60万元是借款产生的利息，该陈述系当事人作出的对其不利的自认，该院予以认可。关于汪敏华要求胡豫哲、高海红共同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虽然高海红陈述自己的银行卡由胡豫哲使用，自己偶尔也会使用，对胡豫哲的借款、还款并不知情，但该院认为借款发生在胡豫哲、高海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汪敏华与胡豫哲是通过高海红相识，从银行交易记录反映出汪敏华与胡豫哲、高海红多次发生款项往来，应视为胡豫哲、高海红的共同借款行为，并且胡豫哲陈述向汪敏华的借款是用于帮别人筹资注册公司，其间会产生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对高海红认为胡豫哲出具借条系个人行为的辩解，不予采信；对于胡豫哲的借款，高海红也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汪敏华要求胡豫哲、高海红共同偿还借款780万元及利息60万元并支付其中本金780万元自2011年1月1日起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胡豫哲认为借款未实际交付、高海红认为胡豫哲的借款行为与其无关的抗辩意见均不能成立。2013年3月22日，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胡豫哲、高海红共同归还汪敏华借款780万元及利息60万元并支付借款780万元自2011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70600元，由胡豫哲、高海红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上诉人胡豫哲、高海红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将2009年9月29日胡豫哲出具给汪敏华的840万元借条，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借款结算凭证，严重与事实不符。1、胡豫哲与汪敏华之间是委托放贷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原审双方提供的证据表明，胡豫哲与汪敏华自2007年12月至2009年3月6日期间有多笔款项往来，金额高达1958.5万元，胡豫哲收到汪敏华支付的款项后，同期将773万元支付给借款人卢国民，借款人卢国民将借款陆续还给胡豫哲后，胡豫哲再支付给汪敏华，其他款项也均支付给汪敏华。胡豫哲是汪敏华的放贷代理人。2、原审判决没有查清2009年9月29日胡豫哲出具840万元的借条的原因，840万元借条的产生另有隐情。由于汪敏华通过胡豫哲借给卢国民的借款及利息没有全部收回，借款人卢国民及其公司陷入债务危机。2009年年底，汪敏华带着一个自称是杭州的经侦科科长的人在龙游大酒店见面，称经侦科科长可以帮助向卢国民讨回借款本息，但必须是汪敏华自己的债务才行。经侦科科长想了个办法：让胡豫哲写份借条给汪敏华，双方再写份债权转让协议。胡豫哲便出具了840万元借条给汪敏华，应经侦科科长的要求把落款时间提前到2009年9月29日，还款时间写为2009年12月30日。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3、原审判决没有查清胡豫哲与汪敏华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得出840万元的借条是“对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的可能性较大”结论没有事实根据。2007年12月至2009年3月，汪敏华支付给胡豫哲1958.5万元，胡豫哲支付给汪敏华1977万元，两者相抵胡豫哲多付了18.5万元。二、高海红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胡豫哲与汪敏华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仅使用了高海红的帐号，而且都已通过该账户将款项转还给汪敏华。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胡豫哲、高海红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汪敏华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汪敏华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汪敏华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胡豫哲、高海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银行明细账查询表五页，拟证明2007年12月至2009年3月，汪敏华通过自己与汪敏霞的账户向胡豫哲支付了1958.5万元的事实；第二组证据，银行取款凭条、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等二十三页，拟证明2007年12月至2009年3月，胡豫哲通过自己与高海红账户支付汪敏华1977万元的事实；第三组证据，银行转账凭条、银行存款凭条共三份，拟证明胡豫哲向卢国民支付了773万元的事实；第四组证据，银行明细账查询表七页，拟证明卢国民向胡豫哲支付了750万元的事实；第五组证据，借条三份，银行明细账查询表、转账凭条及存款凭条共十七页，收条一份，（2008）龙民二初字第770号判决书一份，拟证明胡豫哲与汪敏华之间是委托放贷关系。
对上述证据，汪敏华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不完整，汪敏华根据胡豫哲指定的账户如张康平的账户也打过款，并不只是胡豫哲和高海红两人的账户，总款项超过1977万元。对第二组证据，转账部分的款项真实性均无异议，提现的其中第二、七、十二、十三、十六、十七笔共计133万元未收到；其中2008年4月17日70万元，2008年5月22日28万元，2008年6月20日28万元，2008年7月18日28万元，2008年8月22日20万元，2008年8月26日25万元，2008年9月23日20万元，2008年10月24日30万元，2008年10月29日9万元，2008年11月3日10万元。上述十笔合计268万元，均为支付利息。第三组、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可以证实汪敏华将钱借给胡豫哲，胡豫哲再以6分利借给他人的事实。第五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委托放贷关系，如果是委托放贷关系，借条上的出借人应当是汪敏华。陈汝生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对胡豫哲、高海红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汪敏华对第一组与第二组证据所证明的款项数额均提出了合理的异议，无法证明双方在该期间所有款项往来的数额，故对该两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三组、第四组证据，与本案的讼争的借款无实际联系，本院不予确认。第五组证据，上诉人欲证明双方之间系委托放贷关系，但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委托放贷关系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且与本案讼争借款也无关联，本院亦不予确认。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二审期间，汪敏华确认至2008年11月，双方结算后的本金及利息为469万元，之后按照5分利计算到借条出具之日，本息总额约为780万元。60万元系借条出具之日2009年9月29日至2009年12月30日的利息。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借条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借条记载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以及假如存在该笔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讼争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没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情况下，尚不能否定借条的证明力。胡豫哲主张其与汪敏华之间系委托放贷关系，双方约定汪敏华每月支付胡豫哲工资3000元，出具借条是为了做形式上的债权转让，双方之间并不存在840万元的借款关系，该主张明显不合常理。首先，既然胡豫哲主张债权转让，那么其持有的借条已经交付给汪敏华，无必要以自己的名义再行出具借条。即使再行出具借条，那么按照胡豫哲的主张，案外人卢国民已经归还了700余万元借款，也无必要出具840万元借条。其次，胡豫哲经常从事放贷，其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而且在二审庭审中亦明确回答知道债权转让程序。由此，胡豫哲明知出具借条并非债权转让的必要条件，仍然为了形式上的债权转让出具借条，该解释难以使人信服。再次，胡豫哲一审时主张本案所涉借款的用途是借给他人用于公司注册资金周转，但借款未实际交付，二审时却改称借条是用于形式上的债权转让，一、二审的主张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汪敏华一审时主张借条中的840万元全部为借款本金，之后改称该借条是对之前借款本息的结算，其中780万元系本金，60万元系利息。二审时明确780万元也是借款本息滚动计算形成，60万元系借条出具之日至2009年12月30日的利息。虽然汪敏华在一、二审中对840万借款的构成作出了不同的陈述，但其为掩盖借款高利的事实而在最初主张840万元借款均为本金，合乎常理。而且二审陈述借款的形成过程，在双方提交的证据中得以印证，且胡豫哲对汪敏华主张的借款形成过程亦无相反证据或主张予以反驳。具体理由如下：一、利息问题。胡豫哲举出双方款项往来明细以证明借款未实际发生，但坚持其支付给汪敏华的款项均为本金，双方未约定利息，而其主张利用汪敏华借来的款项用于出借给卢国民、潘光增的月利率为6分。相比之下，汪敏华主张2008年12月之后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5分更合常理。二、往来款项问题。胡豫哲主张其收到1958.5万元与付出的1977万元的差额部分18.5万元系实际借款人支付的利息，但对该18.5万元利息系何人、何时支付又无法做出详细解释。经法庭释明后，对其主张支付给汪敏华的27笔共1977万元款项具体归还哪些借款无法做出一一对应。而汪敏华对双方往来款项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977万元中133万元未收取，268万元系支付利息，与其主张至2008年11月双方结算本息为469万元，之后按照5分利计算相比，两种主张基本一致。从双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各自主张的合理性等情况综合分析，胡豫哲主张出具借条用于形式上的债权转让而借款未实际交付无充分证据证明且不合常理，汪敏华主张840万元系对之前借款结算的事实更具有高度盖然性。胡豫哲、高海红关于借款未实际发生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但根据汪敏华对840万元借款中按469万元本金、5分月利计算以及60万元系借条出具之日至2009年12月30日利息的事实作出自认，本院对超过借贷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利息不予保护。经计算，469万元在该期间应保护的利息为841667.40元。因胡豫哲出具借条时已将该部分利息结算为本金，故至借条出具之日，借款本金应认定为5531667.40元。对于出具借条时将之后未实际发生的60万元利息结算为本金的部分，本院对该60万元中未超过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部分（以5531667.40元作为本金计算）予以保护。另，依据胡豫哲系通过高海红认识汪敏华，且双方部分款项往来亦通过高海红个人账户进行支付，以及胡豫哲向汪敏华借取款项后用于转贷营利等事实，原判认定本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亦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二审中汪敏华对其不利的事实作出自认，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本院依法进行改判，对胡豫哲、高海红关于借款利息过高要求调整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他上诉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2012）衢龙商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胡豫哲、高海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归还被上诉人汪敏华借款本金5531667.40元，支付利息（2009年9月29日至2009年12月30日的利息为296995.22元，自2011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三、驳回被上诉人汪敏华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600元，由上诉人胡豫哲、高海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0600元，由上诉人胡豫哲、高海红负担52600元，由被上诉人汪敏华负担18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慧芳
代理审判员 祝伟荣
代理审判员 夏云伟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