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72民初121号
原告：潮州市枫溪区丰发玻璃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绿榕南路蔡陇村宫上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瑞丰，该经营部经理。
委托代理人：冯明文，江苏明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琮懿，江苏明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刺桐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郭东圣，该公司董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姚亚男，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连云港宝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前进路*******号。
法定代表人：仲崇源，该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丽，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潮州市枫溪区丰发玻璃经营部为与被告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物流)、被告连云港宝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源物流)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此前，原告曾向本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对两被告所有的价值人民币100000元的财产实施保全措施。经审查，本院依法作出(2016)沪72财保268号民事裁定，认定原告未能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担保，故裁定驳回其申请。本院于同年3月14日首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朱琰律师，被告安通物流委托代理人姚亚男律师，被告宝源物流委托代理人董丽律师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于同年4月5日依法作出(2017)沪72民初121号民事裁定，转而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同年6月，原、被告各方向法庭申请暂缓判决并均希望通过庭外和解方式解决纠纷，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后因各方最终未能达成和解，本院于同年11月29日二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冯明文律师、王琮懿律师，被告安通物流委托代理人姚亚男律师，被告宝源物流委托代理人董丽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6年4月，原告向案外人沭阳科华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建材)购买一批总价为人民币84510元的玻璃，并委托被告宝源物流将货物自连云港运往汕头。被告宝源物流又委托被告安通物流运输，后者办理了相关保险事宜。2016年5月，货物运抵目的港卸货后发现全损。原告认为，被告宝源物流系契约承运人，被告安通物流系实际承运人，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此，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货损人民币84510元、运费人民币8700元，以及原告因负担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所致损失人民币1020元。
被告安通物流辩称：原告未证明其已支付货款并取得所有权，且运单中记载的收货方亦非原告，故其不具备索赔主体资格；原告与被告安通物流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无权依合同索赔，而被告安通物流将涉案运输转委托其他公司负责，故亦非涉案运输的实际承运人；涉案货物整箱运输，货物运抵时集装箱表面状况良好，故被告安通物流已尽管货义务；货物受损系货方绑扎装箱不当所致，被告安通物流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原告并未排除货物在装船前发生损坏的可能性，部分货物开箱时仅系倾倒而未实际全损，另其主张运费损失亦无法律依据。为此，被告安通物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宝源物流辩称：其与原告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且履行货代义务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及7．购销合同、汇票签收单，用以证明原告自案外人科华建材处购买涉案价值人民币84510元的玻璃。被告安通物流对上述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认为购销合同上卖方科华建材盖章非原始印迹，而汇票签收单亦为复印件，且金额与涉案货物无法对应。被告宝源物流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对此，原告解释称，购销合同系通过传真方式签订，故其持有的合同上无法显示科华建材盖章原始印迹；另其与科华建材间存在长期业务往来，汇票签收单上所显示的汇票金额包含其他业务款项。本院认为，原告称购销合同通过传真方式签订符合常理，且该缔约方式为合同约定所肯定，现原告已提供购销合同原件，在被告安通物流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对其他与本案无关的购销合同证据效力不予认定；汇票签收单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且所载内容亦无法证实与涉案货物间存在关联，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关于涉案货物价值，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2．订舱委托书、装箱单及案外人张成香所作说明，用于证明涉案货物由被告安通公司在连云港接运，订舱委托书及运单所载收货人、联系人张成香系原告操作人员。被告安通物流对被告宝源物流向其订舱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对订舱委托书、装箱单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对张成香所作说明笔迹、指印及其身份无法核实。被告宝源物流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并解释称，订舱委托书系从被告安通物流电子订舱平台上打印出来的。本院认为，订舱委托书、装箱单所载信息可与运单内容相互印证，其中，订舱委托书上载有被告安通物流“网上订舱确认专用章”、打印件页末显示“www.antong56.com……”的被告安通物流网页地址，而装箱单抬头载明为被告安通物流，右端显示“第一联船公司”，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安通物流完全有能力核实涉案订舱委托书、装箱单信息，在被告安通物流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订舱委托书、装箱单证据效力应予认定；而结合案涉买卖、运输系列证据及货损发生后原告作为利害关系方参与定损的事实来看，在订舱委托书、运单上作为“收货单位”、“收货方”、“联系人”出现的张成香与原告同处货方地位，现张成香与原告均确认前者系为工作方便考虑而代后者联系运输并安排收货，符合常理，在无相反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3．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由被告安通物流承运，其接收时货物完好。被告安通物流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其仅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在运单上签章，其并非本案实际承运人。被告宝源物流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认为被告安通物流即为涉案货物承运人。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关于两被告在涉案货物运输中的法律地位，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4及6．签收单(客户联)，用以证明原告收到的货物全损，被告安通物流当时对此并无异议。被告安通物流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且原告工作人员曾批注铅封完好，应视为货物被完好送达，对原告法定代表人黄瑞丰事后加注的内容亦不认可。被告宝源物流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表示其未参与收货过程，不清楚具体情形，并认为货损发生在被告安通物流承运期间，应由其承担责任。本院认为，与本案相关的两份签收单(客户联)可与被告安通物流提供的签收单(船公司存根联)相互印证，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对其他与本案无关的签收单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5．公估报告，用以证明涉案货损事实。后原告以该报告仅为未盖章的文本为由，请求撤回该证据。本院认为，因被告安通物流已将正式公估报告作为涉案证据提供，故准予原告撤回该证据。
8．卸货时系列现场照片，用以证明货物卸出集装箱时已经全损。被告安通物流、被告宝源物流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均认为无法证明货物全损。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两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
被告安通物流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签收单(船公司存根联)，用以证明集装箱运抵收货地时铅封完好，无破损批注，卸船后至收货地的陆路运输由被告安通物流委托案外人汕头市奥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凯货运)进行。原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这是开箱前的签收，不能证明箱内货物完好。被告宝源物流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并认为被告安通物流作为承运人应对发生在其承运期间的货损承担责任。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被告宝源物流认可而应予认定。
2．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之公估)所作公估报告、现场勘查记录单，用以证明集装箱运抵收货地时铅封完好，表面状况良好，开箱后部分货物受损系集装箱内部装载不当所致，代表原告参与现场检验的是原告工作人员黄彦杰，原告法定代表人黄瑞丰并不在场，故后者在签收单上的批注系事后所加。原告对公估报告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公估系被告安通物流的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泉州人保)所委托进行，对原告无约束力，且因保险人与损失理赔具有利害关系，公估报告的结论亦不公正；对现场勘查记录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货物在集装箱内发生倾倒即无法卸货，一旦卸货即出现原告提供的卸货时系列现场照片中的全损情形，损失数额亦不符合实际情形。被告宝源物流认可公估报告中对货损原因的部分认定，即系被告安通物流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损，对公估报告中认定集装箱内部装载不当系货损原因不予认可，认为其所依据的保险人与被告安通物流间的内部协议无法约束第三方；对现场勘查记录单真实性无法确认，因其并不清楚签字人黄彦杰的身份。本院认为，公估报告、现场勘查记录单之间及与在案其他证据可相互印证，在原告与被告宝源物流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涉案货损原因，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3及4．被告安通物流与案外人广西长荣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海运)、广州市建功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功船务)签订的航次期租合同及相关船舶所有权证书，用以证明被告安通物流将涉案水路段运输转委托另两家公司运输，该两家公司系实际承运人。原告对上述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安通物流系涉案运输实际承运人，即使其与其他公司有任何协议，其亦应承担责任。被告宝源物流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安通物流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航次期租合同可与原件核对一致，船舶所有权证书亦可与之相互印证，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5及6．赔款领款单及支付凭证，用以证明被告安通物流与被告宝源物流已就涉案纠纷达成和解，并已向后者支付人民币14236.12元。原告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两被告间的约定无法约束原告，原告仍有权就全部货损求偿。被告宝源物流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确认收讫该款项，并承诺向原告支付。但原告表示只接受全额赔付，不接受部分款项支付。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原告及被告宝源物流认可而应予认定。
7．运输合同(原告曾在诉讼中出示该运输合同，并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供，被告安通物流则请求将运输合同作为其证据提供)，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宝源物流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宝源物流依约应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并确认系通过传真方式与被告宝源物流签订，但认为不能因此免除被告安通物流的责任。被告宝源物流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名义为运输合同，实为货运代理合同，故被告宝源物流不应承担运输合同项下的责任。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及被告宝源物流认可而应予认定。关于原告与被告宝源物流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被告宝源物流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本院查明：
2016年4月15日，原告与科华建材通过传真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后者购买20箱、7301.70平方米格法玻璃，单价人民币11.50元/平方米，共计人民币84510元(含税)；付款方式为全额预付，款到发货；货物于科华建材厂内交付，由原告自行安排提货，由科华建材负责装柜加固。
原告与被告宝源物流间曾签订运输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止；在此期间，由原告委托被告宝源物流自宿迁沭阳运输玻璃至原告仓库，运输方式为“公路+海路运输”；被告宝源物流须负责承运货物的安全，保证货物无短缺、无损坏，否则须按照起售价赔偿；运费为人民币4350元/箱。被告宝源物流接受原告委托后，亦依约安排涉案货物运输。
2016年4月24日，被告宝源物流就涉案货物运输向被告安通物流订舱，将自连云港起至原告仓库止的区段运输委托后者承运。订舱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发货单位为被告宝源物流，收货单位/联系人为张成香，装载货物包括四个二十英尺集装箱(含涉案及案外货物)，配载于“长荣12”轮1632航次出运，装港连云港，卸港汕头，送货地址为“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黄瑞丰”，责任期间为CY/DOOR，预付运费共计人民币9668元；在订舱委托书“声明与保证”栏还载明，受托人与委托人、收货人间的权利义务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委托人视受托人为其货运代理人，订舱成功后，委托人接受受托人代理承运人签发的运单，但受托人不因代签运单、结算运费及其他费用等而被认定为承运人(运单中亦有相似记载)。同年4月26日，被告宝源物流向被告安通物流领取了空白集装箱货物装箱单后，提取空箱至科华建材处并由后者负责装箱。装箱铅封完毕后，被告宝源物流遂安排将装载涉案货物的编号分别为GESUXXXXXXX、ATLUXXXXXXX的两个二十英尺集装箱通过陆路运输运至连云港。同年4月27日，被告安通物流接受包括涉案货物在内的四个二十英尺集装箱后，签发了编号为ATLYGSTXXXXXXXX的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运单载明的运输信息，除增加“建功228”轮1609航次的二程船信息外，其余与订舱委托书记载相同；另在承运人的签单代理人栏，加盖有被告安通物流的水路运单专用章。诉讼中，张成香与原告均确认前者系为工作方便考虑而代后者联系安排运输事宜。
此前，被告安通物流已与长荣海运、建功船务分别签订航次期租合同。为安排运单项下涉案货物的区段运输，被告安通物流遂安排长荣海运所属“长荣12”轮为首程船、建功船务所属“建功228”轮为二程船完成自连云港至汕头的沿海运输。2016年5月6日货物抵港后，被告安通物流又委托奥凯货运将卸船后的货物通过陆路运输运至原告仓库。
2016年5月9日，涉案编号分别为GESUXXXXXXX、ATLUXXXXXXX的两箱货物运抵原告仓库。在被告安通物流抬头的一式多联的签收单上载明了当时货物签收状况。其中，在被告安通物流保留的签收单(船公司存根联)上，加盖有奥凯货运业务专用章；收货人手写批注“丰发玻璃莹代，封条完好无损，12/5(5月12日)”。在原告保留的签收单(客户联)上，原手写批注“12/5”被涂改为“9/5(5月9日)”，另增加了“两个全部倒柜，玻璃全损”的手写批注，另原告法定代表人黄瑞丰亦增加手写批注“玻璃卸后全部粉碎性破碎”，并签字确认。因收货开箱后发现货损，当日下午，被告安通物流的保险人泉州人保委托悦之公估对货损进行检验。悦之公估亦于当日电联原告法定代表人黄瑞丰，了解了开箱后发现货物倾斜并受损停卸的状况，并约定次日派员现场查勘。
2016年5月10日，悦之公估检验师陈思绵赴货损现场，会同原告工作人员黄彦杰进行查勘，并制作了现场勘查记录单。记录单载明：两个涉案集装箱箱体完好无破洞，其中编号为GESUXXXXXXX的集装箱左右波浪板外侧有多处刮碰痕迹，其余外观状况良好；货物为白玻璃，单价人民币11元/平方米，1830×2100×3.10毫米/片，95片/木箱，10木箱/集装箱；编号为GESUXXXXXXX的集装箱中，靠近箱门的四个木箱货物(380片)全损，另有一个木箱货物50%(约47片)受损，一个木箱货物25%(约24片)受损，共计451片；编号为ATLUXXXXXXX的集装箱中，木箱向箱门方向倾斜，货物表面未见破损，但货主表示无法卸货，一旦卸货必然倾倒受损；针对现场当时可见的货损共5.37立方米，按2.50吨/立方米密度系数计为13.43吨，按人民币300元/吨残值标准计为人民币4029元，扣除残值后定损金额为人民币15036.12元；在记录单落款处，黄彦杰代表原告在“收货人”栏签字确认，陈思绵代表悦之公估在“查勘/检验人”栏签字确认。
2016年5月12日，悦之公估出具公估报告。关于货物检验，报告载明，因责任归属未定，现场查勘时原告始终不愿卸货，检验师在告知因其不作为致使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难以确定的后果后，仅能根据现场货物外观、倾斜状况及侧面断裂情况进行估损；经现场查勘，集装箱内木箱包装的货物为横向排列(平行于集装箱门)装载，并(在集装箱门口处)用三根木棍进行加固(斜向支撑)，因木棍在衔接处断裂致使货物向箱门方向倾斜，货物受损状况记载与现场勘查记录单记载一致。关于损失估算，报告载明，原告申报货物单价为人民币11元/平方米，经网上查询，检验师认为该价格合理；GESUXXXXXXX的集装箱货物扣除残值后定损金额为人民币15036.12元，编号为ATLUXXXXXXX的集装箱货物因外观未见破损故未认定损失，最终在扣除免赔额后定损金额共人民币14236.12元；报告在该部分载明“货主同意该定损金额”。关于事故原因，报告载明，涉案集装箱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发生剧烈震动，导致箱内固定货物的木棍/绑扎带断裂，货物进而倾斜倒塌所致。最终，报告结论认为，根据2016年3月29日签订的《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保险合作协议》约定，运载、固定板材类货物(玻璃、石板材)，装箱时需直立放置，长度方向必须与箱门成垂直角度，以防止货物翻倒，而涉案货物呈横向装载，属装载不当；根据保险条款除外责任约定，涉案货损系发货人责任引起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诉讼中，2017年10月，被告安通物流就涉案货损向被告宝源物流支付了人民币14236.12元。被告宝源物流确认收讫该款项，并承诺向原告支付。但原告表示只接受全额赔付，不接受部分款项支付。
本院认为：
一、关于原告与被告宝源物流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两被告在涉案货物运输中的法律地位认定。
首先，关于原告与被告宝源物流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在诉状中曾明确将被告宝源物流认定为契约承运人，并依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主张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但诉讼中，原告又认为其与被告宝源物流间存在长期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的上述认识状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与被告宝源物流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模糊性。在案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宝源物流签订有运输合同，约定由原告委托被告宝源物流自宿迁沭阳运输玻璃至原告仓库，运输方式为“公路+海路运输”，且被告宝源物流须负责承运货物全程安全；被告宝源物流自行安排完成了涉案货物自科华建材处至连云港的陆路运输，并将自连云港起至原告仓库止的区段运输以自己的名义委托被告安通物流承运；另就涉案两个集装箱货物的运输，被告宝源公司向原告收取的费用为人民币4350元/箱，而其向被告安通物流支付的费用为人民币2417元/箱。按照上述运输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综合考虑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及被告宝源物流的收费标准，应认定原告与被告宝源物流之间系多式联运合同关系。退而言之，若双方间确如被告宝源物流所抗辩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仍不影响涉案纠纷责任认定，对此稍后另述。
其次，两被告在涉案货物运输中的法律地位。如前所述，被告宝源物流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其系对涉案货物运输全程负责的承运人。而被告安通物流，其对自身法律地位认定同样具有模糊性：一方面，在其所提供的格式文本的订舱委托书、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载明的相关条款中，援引了适用于水路运输的相关规范作为合同内容；另一方面，其又在上述条款中自称系货运代理人而并非承运人。本院认为，被告安通物流接受被告宝源物流订舱委托，接收涉案货物后以自己名义签发了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并收取相应运费，在其未提供证据有效证明其确系经授权代理签发运单的情况下，应被认定为涉案多式联运中负责自连云港起至原告仓库止区段运输的区段承运人及实际承运人，并对上述区段承担责任。
二、关于涉案货损的责任认定。
首先，关于原告索赔主体资格。依原告与科华建材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货款需全额预付，且货物于科华建材厂内交付，由原告自行安排提货。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涉案货物交付后发生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原告承担，其依法可就涉案货损主张权利。故本院对被告安通物流关于原告不具备索赔主体资格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原告是否有权向两被告索赔。原告与被告宝源物流间签订有运输合同，其依约向后者主张索赔自不待言。而被告安通物流在其所提供的格式文本的订舱委托书、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载明的相关条款中，援引了适用于水路运输的相关规范作为合同内容，于法不悖。在确认运单所载收货人张成香系代原告联系运输并安排收货的情况下，原告作为实际上的收货人，有权就运单上所载货物损坏所造成的损害向被告安通物流索赔。故本院对被告安通物流关于原告无权向其索赔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再次，关于涉案货损原因。涉案公估报告系具有资质的悦之公估经现场勘查后作出，在涉案各方未就其公估资质、依据材料以及公估程序提出质疑并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的情况下，对其公估结论应予认定，并作为涉案货损原因认定及责任划分的参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公估报告作出重要依据的现场勘查记录单，曾提及编号为GESUXXXXXXX的集装箱左右波浪板外侧有多处刮碰痕迹，但该记载却未能如实体现在公估报告中；另认定货物装载不当的依据系被告安通物流与泉州人保间的内部协议约定，未必能直接约束原告。本院认为，其一，参考公估报告所述事故原因中提及的“涉案集装箱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发生剧烈震动”，结合现场勘查记录单上关于箱体波浪板外侧有多处刮碰痕迹的描述，以及涉案货物曾经两段陆运、两程转船水运的事实，有理由相信承运人在装卸、运输过程中未尽妥善管货义务，致使载货集装箱产生了超出正常运输颠簸以外的“剧烈震动”；其二，涉案货物玻璃本身具有易碎的自然属性，经本院向物流业界多方求证，证实玻璃类板材货装箱确有垂直于箱门积载的行业惯例，以尽可能避免运输过程中遭遇颠簸致损，而仅用若干木棍斜向支撑加固整排货物的方式亦不符合物流业界通行做法，这表明涉案货物装箱、加固方式存在瑕疵。由此，本院认定，涉案货损原因系承运人未尽管货义务致集装箱产生剧烈震动，且涉案货物装箱、加固方式欠妥，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涉案货损的发生。
最后，关于涉案各方的责任划分。如前所述，即便被告宝源物流如其所抗辩，确系货运代理人而非承运人，基于其在运输合同约定中向原告所作承诺，须负责承运货物的安全，保证货物无短缺、无损坏，否则即须赔偿；上述加重货运代理人责任的约定系被告宝源物流真实意思表示，与法不悖，被告宝源物流仍应依约承担合同项下的赔偿责任。回到本案业已认定的原告与宝源物流间多式联运合同关系中，在无进一步证据证实上述两致损因素原因力存有明显大小的情况下，承运人与收货人，即本案中的被告宝源物流与原告，应就损失各半承担责任。而依被告安通物流在订舱委托书、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中援引作为合同内容的相关规范，其作为实际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其与作为承运人的宝源物流都负有赔偿责任。本案中，并无证据可证实货损确定发生于被告安通物流所负责的自连云港起至原告仓库止的区段运输中，就在案证据而言，被告安通物流不应被认定为负有赔偿责任，故其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
三、关于涉案货物损失的认定。
首先，关于原告在货损现场查勘过程中确认的内容。原告工作人员黄彦杰代表原告，会同悦之公估检验师参与了现场查勘。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黄彦杰履行职务行为所作意思表示，结果应由原告承受。故黄彦杰在现场勘查记录单上签字确认的内容，应视为原告的自认。原告自认的内容包括：集装箱表面状况、货物具体装载方式、货物单价为人民币11元/平方米、当时确定已破损的货物数量为451片、剩余未破损货物已发生倾斜的状况、货物密度系数为2.50吨/立方米、残值标准为人民币300元/吨，以及由此认定当时已确认的货损扣除残值后为人民币15036.12元。尽管原告与科华建材在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单价为人民币11.50元/平方米，但基于原告在货损查勘中的上述明确自认，本院将按照人民币11元/平方米标准来确定货物单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现场勘查记录单中的明确记载，原告始终强调无法卸货，其认为一旦卸货必然倾倒受损。由此，原告对货损金额人民币15036.12元的确认，仅系对当时未卸货状态下已确定发生的部分货损金额的确认，并非对全部货损金额的认可。故公估报告在损失估算部分所载明的“货主同意该定损金额”，与事实不符。
其次，关于涉案剩余货物损失的认定。如前所述，对2016年5月10日现场查勘时，确定已破损的货物数量、损失金额及计算方式，原告均已自认。对于剩余货物损失的认定，实为本案事实争议焦点。从现场勘查记录单记载及公估报告所附现场货物倾倒状态的照片来看，在此种装载方式下，货物发生朝向集装箱门方向的倾倒，整箱货物很难再以常规方式完整无损地卸载，即后续卸货过程中很有可能发生无法避免的扩大货损。尽管如此，原告作为主张损失赔偿方，依法仍应就损失扩大规模及损失最终结果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纵观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仅有原告法定代表人在签收单(客户联)上所作单方手写批注，以及现场若干不完整的、部分的货物照片，无法有效证明剩余货物的损失状况，故本院亦无法认定上述可能的扩大货损最终必然导致剩余货物全损。分析在案整体证据情况，综合考虑原告应承担的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在查勘时拒绝卸货导致无法现场判明货损整体状况的情形，以及卸货过程中扩大货损的实际可能程度，本院仅可合理推定剩余货物半数即2784.25平方米(21.58吨)，在正常卸货过程中发生了扩大损失。按单价人民币11元/平方米计，扣除人民币300元/吨残值，上述剩余货物的扩大损失为人民币24152.75元。
由此，包括查勘现场确认的已发生货损、推定后续卸货过程中发生的扩大损失，共计人民币39188.87元。原告为涉案货物已支付的运费人民币8700元，应计入其销售成本。按照前述认定货物损失占全部货物的61.87%，则相应的运费人民币5382.69元亦应被认定为损失。原告虽已支付相应的诉前保全申请费，但其申请系因未能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担保而被裁定驳回，故其支付的申请费人民币1020元不应被认定为与涉案纠纷相关的损失，而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上述被认定的损失总计人民币44571.56元，被告宝源物流应就损失的50%，即人民币22285.78元，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三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连云港宝源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潮州市枫溪区丰发玻璃经营部赔偿损失人民币22285.78元；
二、对原告潮州市枫溪区丰发玻璃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连云港宝源物流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56元，由原告潮州市枫溪区丰发玻璃经营部负担人民币1646元，由被告连云港宝源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潮州市枫溪区丰发玻璃经营部、被告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被告连云港宝源物流有限公司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汪 洋
人民陪审员 刘素芹
人民陪审员 杨玉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鲍海跃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百一十七条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对全程运输享有承运人的权利，承担承运人的义务。
第三百二十一条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依照本章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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