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9民终9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男，汉族，1967年7月10日出生，住化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飞强、黄晓斌，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启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啟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啟云，男，汉族，1975年2月11日出生，现住化州市。
原审第三人：黄德佳，男，汉族，1966年1月7日出生，住化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林，男，汉族，1971年6月12日出生，住化州市。
上诉人王强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启穗农业发展有限�司（以下简称启穗公司）、被告吴啟云及原审第三人黄德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化州市人民法院（2018）粤0982民初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强上诉请求：一、撤销化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982民初2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法履行告知变更诉讼请求之义务，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上诉人请求确认《牛场转让合同》于2017年1月15日解除，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交书面证据证明已经通知解除合同，因此合同未解除，遂不予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驳回了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之规定，一审法院未依法告知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而一举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严重剥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因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发出合同解除的通知，遂不予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属事实和法律认定错误。1、案涉合同关于解除的约定，属附解除条件的合同，与约定解除权并非同一概念，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就时合同即失效，无须履行通知义务；附约定解除权的合同，则应当依法履行通知义务，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根据《牛场转让合同》
第二条：“在签订协议后，若乙方不能履行按时付款，甲方有权没收诚意金，该协议自动失效。”及2016年12月15日被上诉人二出具的《承诺书》：“若在2017年1月15日吴啟云未结清该牛场转让款，吴啟云承诺自动放弃由王强处理，以前所付款一律作为违约处理，绝不退回。”之约定，可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约定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上诉人无须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的通知，因此本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之规定，认定该合同于2017年1月15日自动解除。2、退一万步讲，即便上述约定属约定解除权的情形，一审法院也应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确认案涉合同解除的效力。首先，合同解除的通知可采取口头、书面、法院送达等形式，书面通知并非唯一途径。《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存在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的情形时，应当通知对方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但合同法并未规定通知解除的形式，因此当事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口头、书面、法院送达等方式通知，书面通知并非唯一的通知方式。而一审法院未实际审查上诉人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方式，即以上诉人未提交书面证据证明已通知合同解除为由，对合同解除的效力不予确认，该做法明显扭曲了事实。其次，案涉合同存在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相竞合的情形，根本无法继续履行，解除也是必然结果，法院应当依法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①《牛场转让合同》及《承诺书》均约定若被上诉人无法付清全部转让款时，合同自动解除。实际上，本案合同给转让总价为135万元，被上诉人仅支付62.5万元，不及转让款的50%，该违约行为不仅符合约定解除的情形，亦符合违约导致根本目的无法实现的法定解除情形。况且，双方自履行宽�期2017年1月15日后并再无履行的意思，亦未对合同的解除存在任何争议，合同解除属必然结果。②一审法院应当按照合同自治的原则，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时，便以决绝的态度表明其放弃关于合同的全部权利，而上诉人依照《牛场转让合同》第2条合同自动失效的约定，请求法院确认合同解除，完全是在被上诉人所放弃范围之内，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合同解除的效力。再次，即便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上诉人以口头、书面形式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法院也应当依法认定案涉合同自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被上诉人时解除，而非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三、如上所述，案涉合同已于2017年1月15日自动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合同解除以及解除后财产的相关状况也未存在任何争议，但上诉人仍请求法院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实属无奈之举。2017年7月17日，化州市人民法院在吴啟云（本案被上诉人二）与黄德佳（原审第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受案黄德佳的保全申请，裁定查封位于化州市××镇××村肉牛养殖基地的肉牛壹佰头。查封后，上诉人方知因与吴啟云存在《牛场转让合同》，法院认为该合同项下标的物所有权人为吴啟云，遂对合同项下的肉牛进行查封。但事实上，吴啟云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导致合同于2017年1月15日自动解除，而吴啟云对合同项下所有标的物，包括肉牛等均不享有任何权利，所以黄德佳向一审法院申请的保全措施属于错误查封；2017年7月29日，上诉人依据案涉《牛场转让合同》向化州市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异议申请书》，但石沉大海，未有任何回复；2017年8月8日，上诉人向化州市人民法院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被化州市人民法院驳回；2017年9月6�，上诉人再次向化州市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异议书》，仍未收到任何回复。上诉人无奈，只能基于2017年1月15日已经解除的合同向一审法院请求确认解除的效力，以此证明黄德佳与吴啟云因纠纷申请的错误查封，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一审法院以未确认《牛场转让合同》的解除效力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前请求，没有任何依据。如上所述，《牛场转让合同》已于2017年1月15日解除，被上诉人对案涉牛场及牛场上的财产不享有任何权利，即本案标的物的所有权依然归上诉人所有，并未发生转移。退一万步讲，哪怕《牛场转让合同》并未解除，合同继续有效，因被上诉人没有完成支付转让款的义务，案涉合同也未达到约定的交付条件，上诉人并没有将牛场或牛场上的财产交付给被上诉人，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仍归上诉人所有，总而言之，无论《牛场转让合同》处于何种状态，均不会影响本案标的物的交付行为，一审法官以合同解除效力未明确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依据。五、一审法院通知原审第三人黄德佳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1、本案是合同纠纷，而黄德佳与吴啟云之间是民间借贷纠纷，两个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无权通知黄德佳参加诉讼。在黄德佳诉吴啟云一案中，一审法院驳回王强的请求而支持黄德佳的请求，现在王强诉吴啟云一案中，却又通知黄德佳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致使同一主张同一法律关系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一审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始终偏袒原审第三人。黄德佳诉启穗公司，一审法院根据黄德佳的申请查封了牛场及牛，被查封的牛作为动产，并未交付给启穗公司，该公司并未占有牛场及牛，一审法院的查封行为于法无据。被查封的牛场及牛目前仍然�于上诉人喂养，而一审法院查封时并没有通知上诉人。3、本案一审中，吴啟云、启穗公司签收了起诉状，但均不到庭，应视为放弃了诉讼权利，但一审法院推定吴啟云、启穗公司的意思表示作出了枉法裁判。六、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在启穗公司未付清转让款的情况下，上诉人与其协商后，又给予了一定宽限期，但其一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解除条件已经达成，因此应当予以解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依法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且在本案事实认定部分出现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均没有到庭也为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黄德佳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诉人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牛场转让合同》于2017年1月15日解除；2、判令确认涉案牛场上的不动产使用权及公牛23头、母牛50头、小牛17头所有权尚未转移给被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原告与化州市与化州市林尘镇坦塘乐贤山第一经济合作社等八个经济合作社签订《承包土地种养协议》，原告建成养殖基地饲养牛群。
2015年11月14日，原、被告（启穗公司）签订《牛场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原告）将位于化州市××镇××村委会乐（贤）山村养牛场及现有牛栏、房屋、设备设施、工具、承包的土地等（包括养牛栏1500平方米、办公室与住房宿舍约200平方米、闲杂屋约200平方米、五凌牌工具车一辆、养牛水、电设施一批，现存养牛场的公牛23头、母牛50头、小牛17头、承包的乐贤山村生产队的土地80亩、其中分包约120亩给别人种玉米，一并转让给乙方（被告启穗公司）。1、上述养牛场现有的牛栏、房屋、设备设施、工具、承包的土地等共转让价款为135万元，签订合同当日，乙方付诚意金12.5万元给甲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三十五天内，乙方付转让款57.5万元给甲方，另尾款65万元乙方需在2016年1月30日前付清。2、在签订协议后，若乙方不能履行按时付款，甲方有权没收诚意金，该协议自动失效。3、养牛场及有关财产、物品的交接等特别约定：⑴在乙方支付余款57.5万元的当日，甲方将养牛场及有关财产、物品双方清点列表登记移交给乙方，在乙方未付清余额前乙方不能支配养牛场任何财产、物品。⑵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至移交之日止，现存养牛场的牛由甲方负责喂养，喂养费用由乙方负担，630元/天。合同签订后，原告确认收到被告启穗公司共支付转让款62.5万元和养殖费用4万元。被告启穗公司在肉牛养殖基地挂牌经营，为了搞肉牛养殖基地的道路、化粪池等硬底化建设，向化州市中港城混凝土公司购买混凝土使用，经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启穗公司欠化州市中港城混凝土公司混凝土款和人工费194355元。被告同时开发和整改养殖基地，又向第三人借款321000元使用。被告支付转让款共62.5万元后，尚欠72.5万元一直未支付给原告。2016年12月15日，被告吴啟云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本人吴啟云与王强二人转让牛场一事，从2016年至今未完成转让款，于2016年12月15日双方协议订于2017年1月15日止付清该牛场转让款，按双方结清数为准。若在2017年1月15日吴啟云未结清该牛场转让款，吴啟云承诺自动放弃，由王强处理。以前所付款一律作为违约处理，绝不退回。承诺人：吴啟云。”逾期后，被告启穗公司未付清转让款给原告，原告也未通知被告启穗公司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牛场转让合同》于2017年1月15日解除，关键要看《牛场转让合同》是否经已解除。涉案牛场转让是原告王强与被告启穗公司之间的民事行为，被告吴啟云是被告启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15日，其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是对牛场转让一事作出的承诺，被告吴啟云有权代表公司对牛场转让问题作出承诺。该《承诺书》出于被告的自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没有提出异议，应认定是原、被告重新的协议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立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原告可主张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原告主张合同已于2017年1月15日解除，从原告举证的证据表明，原告从未通知被告解除合同，也就是说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合同经已解除，因此原告请求一审法院确认《牛场转让合同》于2017年1月15日解除没有事实依据，要求确认合同的解除效力，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诉讼请求理应予以驳回。由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是请求一审法院解除《牛场转让合同》，一审法院在未确认合同的解除效力的情况下，不宜对涉案牛场的财产作出处理，原告要求确认涉案的肉牛养殖场不动产使用权和动产的所有权尚未转移给被告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诉讼请求同样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525元,由原告王强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各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涉案《牛场转让合同》所涉的不动产及动产已于2017年7月17日被一审法院另案查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王强与被上诉人启穗公司于2015年11月14日签订的《牛场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2016年12月15日，被上诉人吴啟云作为被上诉人启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对涉案牛场转让相关事项作出承诺，上诉人和启穗公司对此�不持异议，视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涉案《牛场转让合同》相关权利义务的合意变更。合同内容变更后，原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被新的合同所取代。针对上诉人王强的上诉，综合诉辩各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牛场转让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何时解除？
本案中，上诉人原审以被上诉人违反涉案《牛场转让合同》和《承诺书》的约定为由，主张涉案《牛场转让合同》已于2017年1月15日解除。对此，本院评判分析如下：
《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附条件合同包括附生效条件合同和附解除条件合同，附解除条件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失效，解除权人无需向对方发出解除通知。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约定解除条件的合同必须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才能解除，解除通知方式可以是专门的解除合同通知，通过起诉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对方起诉后一方在应诉过程中表示解除合同的意思亦可视为一种通知。
一般认为，只有与合同自身内容以及合同履行行为无关的未来不确定事实才能作为附解除条件合同之“条件”，如是将一方违约行为约定为合同自动解除的“条件”，则属于约定解除条件合同。
因此，合同约定自动解除条件，�先要区分该约定是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附解除条件合同”还是《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约定解除条件合同”。
本案中，从在先签署《牛场转让合同》第2条：“在签订协议后，若乙方（被上诉人）不能履行按时付款，甲方（上诉人）有权没收诚意金，该协议自动失效。”和其后签署《承诺书》：“若在2017年1月15日吴啟云未结清该牛场转让款，吴啟云承诺自动放弃，由王强处理，以前所付款一律作为违约处理，绝不退回。”的约定来看，双方约定是将为一方违约行为作为合同自动解除之“条件”，故涉案《牛场转让合同》属于约定解除条件的合同，并非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当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还需发出解除通知，合同在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才能解除。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涉案《牛场转让合同》的转让总价款为135万元，被上诉人仅支付62.5万元，尚欠72.5万元未支付，后经双方再次协商，上诉人给予被上诉人履行合同支付义务的宽限期，被上诉人为此立下承诺，明示于2017年1月15日付清转让款，否则自动放弃合同权利义务。事后，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约履行付款义务，2018年1月2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诉主张解除涉案《牛场转让合同》。2018年1月15日，被上诉人收到本案起诉状和开庭传票后并没有出庭应诉答辩，以其行为表明对合同自动解除的效力不持异议，据此，本院确认涉案《牛场转让合同》于2018年1月15日自动解除。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如前所述，因涉案《牛场转让合同》已于2018年1月15日自�解除，结合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的承诺和被上诉人在一审、二审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被上诉人以其意思表示和行为明确表示放弃合同权利，故，本案转让标的物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依然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原审主张涉案牛场上的不动产使用权及公牛23头、母牛50头、小牛17头所有权尚未转移被上诉人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未履行告知变更诉讼请求之义务、追加第三人黄德佳参加诉讼不当，严重剥夺上诉人诉讼权利的问题。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是当事人的权利，是否提供证据证明是当事人的义务，是否释明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必须符合法定的情形，上诉人所称的“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不属于行使释明权的法定情形，一审未履行告知变更诉讼请求之义务并无不当，�且一审已依法将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移送二审审理，并不妨碍上诉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另，是否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本案一审追加黄德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主要是为查清本案有关事实，况且追加第三人并不妨碍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行使诉讼权利，故一审追加第三人黄德佳参加诉讼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和主要事实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化州市人民法院（2018）粤0982民初22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涉案《牛场转让合同》于2018年1月15日解除；
三、确认涉案《牛场转让合同》牛场上所涉的不动产使用权及公牛23头、母牛50头、小牛17头所有权尚未转移被上诉人广东启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吴啟云。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5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50元，合计16575元，由被上诉人广东启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吴啟云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辉球
审 判 员 阮树本
审 判 员 潘泽茂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林小群
书 记 员 梁敏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