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6）京02委赔22号
赔偿请求人：于启纲（系精神残疾人），男，1958年4月2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文淑敏（于启纲之妻），女，1956年1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闫会东，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段福惠，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赔偿请求人：于晓惠(于启纲之姐)，女，1952年11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于淼（于启纲之女），女，1982年6月20日出生。
赔偿义务机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1号。
法定代表人：蔡慧永，院长。
委托代理人：左海东，男。
委托代理人：富瑞红，女。
于启纲、于晓惠因错误执行申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城区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于启纲、于晓惠不服西城区法院所作（2016）京0102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于启纲、于晓惠于2016年1月26日以错误执行为由申请西城区法院国家赔偿。请求：1、确认赔偿义务机关西城区法院对赔偿请求人的房屋采取的强制行为违法；2、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因其违法执行行为给赔偿请求人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28202300元（含房屋补偿11550000元，屋内财产损失、精神损失16652300元）。2016年3月25日，西城区法院作出（2016）京0102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强制执行是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得以实现的重要程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城区政府）作出的西政房征补字（2013）第10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以下简称109号征补决定）的合法性经两级法院判决确认，并经法律程序由西城区法院审查准予强制执行。执行中，执行人员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某号予以强制执行于法有据、执行标的正确，不属于执行错误。赔偿请求人表示其曾向执行法官通过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送过执行异议材料，但执行卷宗中并无相关材料，赔偿请求人也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且根据国家赔偿申请书以及赔偿请求人之委托代理人在谈话中的表述，其所谓的该执行异议申请、于行政诉讼终审前即作出准予执行裁定等赔偿请求人所提出的理由均是针对法院作出的（2015）西执字第3321号行政裁定书，与执行行为无关，如其对该案存异议，可通过相应法律途径解决。法院在被执行人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予以强制执行，于法有据，程序正当合法。执行过程均予以摄像，并有公证处公证人员在场，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合法。赔偿请求人虽提交了补偿物品明细，但并未提交证明列明物品在强制执行时即存放于执行标的房屋内且因本院执行行为受到损害的证据。审查中于启纲、于晓惠之委托代理人表示其与西城区三里河一区征收部门尚未交接安置房钥匙、其无法进入周转房屋查看物品，此情形下，赔偿请求人提起屋内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显不合理。故赔偿请求人提出的主张没有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予以国家赔偿的条件。故西城区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决定驳回于启纲、于晓惠关于错误执行的国家赔偿请求。
于启纲、于晓惠不服上述赔偿决定，于2016年5月20日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于启纲、于晓惠认为，赔偿义务机关西城区法院执行错误，给赔偿请求人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应予赔偿，其具体理由有：1、西城区法院执行行为程序违法，给赔偿申请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在赔偿请求人提起的征收补偿决定行政诉讼案件尚未作出终审判决前即作出准予执行裁定，程序违法；（2）未对赔偿请求人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应的裁定书，程序违法；（3）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未履行法定告知职责，程序违法；（4）未履行院长签发公告程序；（5）未中止执行；2、未对执行依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即强制执行；给赔偿请求人造成了物质和精神损害，应予赔偿：（1）涉案补偿决定实体违法，不具有执行性；（2）评估报告多处违法；（3）补偿决定欠缺必要的公告程序。请求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撤销西城区法院作出的（2016）京0102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因其违法执行行为给赔偿请求人造成的经济损失28202300元。
经审查查明，西城区政府于2013年12月25日作出109号征补决定。于启纲、于晓惠不服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征补决定，二中院依法裁定将案件移交西城区法院审理。西城区法院受理后，因于启纲、于晓惠申请法院回避，二中院指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区法院）审理。东城区法院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2014）东行初字第62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于启纲、于晓惠的诉讼请求，二人不服该行政判决书，向二中院提起上诉，二中院于2015年3月23日作出（2015）二中行终字第323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后西城区政府称，109号征补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经催告后仍未履行搬迁义务，向西城区法院申请准予强制执行。2015年4月2日，西城区法院作出（2015）西执字第332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西城区政府作出的109号征补决定。2015年4月15日，西城区政府向西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西城区法院执行案件承办人于同年4月17日电话联系被执行人于启纲之女于淼，约谈被执行人未果；5月7日，承办人前往被执行人于启纲、于晓惠住所地（执行标的房屋）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风险提示、传票，但房内无人，承办人遂将上述法律文件张贴于房门上，管片民警和辖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见证签字，但在传票规定的时间、地点，被执行人于启纲、于晓惠仍未到法院，也未与法院联系，亦未自动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为督促于启纲、于晓惠自动履行，西城区法院作出并张贴执行公告，内容如下：“限令被执行人于启纲一家及被执行人于晓惠一家于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将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某9号已购公房腾空，交申请执行人西城区政府拆除，未经登记的建筑一并拆除。被执行人于启纲一家及被执行人于晓惠一家可搬至北京市房山区稻田一路某两号两居室二套内临时周转。逾期不能自动履行，本院予以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被执行人仍未自动履行，后西城区法院对执行标的房屋进行强制执行。
根据执行卷宗中执行笔录、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显示，执行人员已将被强制执行房屋中的财物予以打包、登记，腾退物品安置于临时周转房屋（即北京市房山区稻田一路某两号房屋）中，此过程均予以摄像，并有公证处公证人员在场。
上述事实有109号征补决定、（2014）东行初字第625号行政判决书、（2015）二中行终字第323号行政判决书、（2015）西执字第3321号行政裁定书及（2015）西执字第3321号案件执行卷宗、（2015）西执字第3670号执行卷宗材料中的谈话笔录、执行通知、执行风险提示、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回执、查封扣押财产清单等以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西城区法院相关卷宗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进行了解释，并对错误执行行为的情形进行了列举，明确了以错误执行行为为赔偿事由的案件受案范围。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西城区法院执行案件承办人在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曾与于淼电话联系，于执行标的房屋张贴执行通知、执行风险提示、传票等法律文件并经管片民警和辖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见证签字。后张贴公告限令被执行人于启纲、于晓惠三日内将涉案房屋拆除，在被执行人仍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情况下，予以强制执行，于法有据，程序正当合法。强制执行是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得以实现的重要程序。执行人员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对诉争房屋按照程序予以强制执行于法有据、执行标的正确，不属于错误执行。于启纲、于晓惠所提出的未对执行依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即强制执行包括涉案补偿决定实体违法、欠缺必要公告程序、评估报告多处违法均是对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提出异议，并非执行案件审查的范围，亦非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范围，赔偿请求人可通过相应法律途径另行解决。综上，于启纲、于晓惠要求赔偿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西城区法院所作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作出的（2016）京0102法赔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