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1103民初2273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广丰支行，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永丰街道西广路65号。
法定代表人：戴松军，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钢，男，1975年10月4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系该行风险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月成、韩素英，江西惟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纪冬美，女，1963年9月9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伪，男，1985年2月10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系纪冬美的儿子。
被告：周家文，男，1969年4月14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被告：周启东，男，1974年1月6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广丰支行（下称“农行”）与被告纪冬美、周家文、周启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纪冬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周启东、被告周家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农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纪冬美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0,000元，并承担截至2017年1月21日在借款执行利率（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40%确定）基础上上浮50%的利息以及复利共计12,451.59元；2、被告周启东、周家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三被告支付原告花费的律师代理费2,000元。事实与理由：2012年4月9日，原借款人王世开（已死亡）与原告签订了《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原告作为贷款人向王世开提供借款，借款金额为3万；用款方式采用自助可循环方式，额度有效期为2012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8日，原告在此期限内向王世开提供借款，王世开可随借随还，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且到期日最迟不得超过额度有限期届满后6个月。一年期内（含）的借款按季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结息日为每季20号，王世开须于每一结息日将应付利息存入约定的账户内。合同项下的每笔借款利率在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40%确定，并且执行浮动利率。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归还本息的，原告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还清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原告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借款人违反合同项下约定的义务，原告有权要求其限期纠正违约行为、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已发放贷款；有权冻结、调减、终止可循环借款额度。合同签订当天，原告便向王世开的银行卡中发放了借款，王世开也正常循环借取该笔借款。后合同约定的借款时间到期，王世开未按约还本付息。现王世开该笔贷款的利息结至2013年9月20日，本金2014年4月6日到期，至此开始拖欠到期本息，违反合同约定。被告纪冬美系王世开的配偶，对王世开借款一事知悉，同意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债务，并亲笔在借款表中签字。《联合保证担保承诺书》约定，被告周启东、周家文自愿为王世开借款担保，是保证借款人履行合同的关系人，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及其复利，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纪冬美拖欠借款本息，违反合同约定，被告周家文、周启东依约有义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王世开因病去世后，原告多次向共同还款人被告纪冬美催收欠款，但被告一直未还。
被告纪冬美书面辩称：1、原告对被告纪冬美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告所谓的2012年4月9日《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之借款，实际上并非王世开（已于2013年12月16日死亡）生前借用，也并非合同约定的“经营性周转”之借款用途，而是案外人童金国与原告单位工作人员串通，以欺诈手段套取贷款，用于合同外的非法乃至非正当目的使用。被告纪冬美和王世开从未与原告发生过借贷往来，原告也没有向被告纪冬美提及或催要过借款。原告对案外人童金国套名借贷的行为不仅完全知情，其放贷借贷人员还到童金国老家对童金国原居住的房屋进行拍照，且原告起诉前也一直支持案外人童金国还本付息。对此，既有童金国于2014年12月19日在原告单位放贷人员向其催款时出具的“承诺书”1份为证，也有原告自己提交的非王世开本人签名的“记账凭单”为证。本案款项的实际借用人和还本付息人均是童金国，被告纪冬美和王世开没有与原告发生过实质的借贷行为。原告在诉状中所谓“合同签订当天原告便向王世开的银行卡中发放了借款”的说法,既于事不合，又无据可佐。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所谓的“银行卡”是王世开生前向原告申办和领用，亦无据证明原告已将“银行卡”交付了王世开。相反地，原告提交法庭的放款“记账凭证”上载示的“王世开”以及尾号为8014号金德惠农卡上的“王世开”之签名均非王世开本人所签。很显然，原告没有向王世开履行放款的义务。王世开生前是个普通农民，既不认识原告经管放贷工作人员，也未向原告联系、申办过借款、贷款事宜和手续，原告的上述说法缺乏合理性基础事实，依法不能采信。案涉借款合同为原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且系原告放贷经管人员与童金国串通以欺诈手段蒙骗王世开在合同上签名，王世开是被骗、被冒名的受害人，故该合同即使成立也对被蒙骗的王世开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告诉状说被告纪冬美对王世开向原告借款一事知悉，并同意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债务及亲笔在借款申请表签字等，纯属不实之词。原告提交的冒用王世开签名的放款“记账凭证”，及童金国出具的“承诺书”，能够证实原告是将案涉3万元贷款发放给实际借用人童金国，并由童金国向原告还本付息，只是原告与童金国串通通过原告违规发放的冒名“银行卡”之形式走账。对于案涉贷款借款，被告纪冬美既不知情，更不存在夫妻的合意及用于被告纪冬美的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被告纪冬美是文盲不会写字，从未为贷款借款之事到过原告单位亲笔签字。因此，原告说被告纪冬美“亲笔在借款申请表签字”是无稽之谈，也进一步表明原告为违法放贷制作了虚假材料。此外，童金国是案涉合同的实际借用款人，王世开生前是被蒙骗、被冒名的受害人，被告纪冬美及家庭也未从借款债务中获取任何利益。所以，案涉借款合同上“王世开”即使是王世开生前所签，也不表明原告已向王世开实际履行了放款义务，更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诉请被告纪冬美承担民事责任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2、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诉求依法也不能支持。原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中载明“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且原告在诉状中也自认案涉借款“本金2014年4月6日到期”，但原告并未在2016年4月6日前主张债权，而是在2017年6月14日才向法院起诉，此有法院立案登记为证。另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延长的法定事由，故原告的起诉已明显超过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3、本案借款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案涉合同的实际借款人、用款人和付息人都是童金国而非王世开，且童金国向众多农户借户口本到原告处办理贷款，显然不是为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而是为了套取贷款用于合同约定外的非法目的，故案涉借款合同系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其次，童金国与原告相关工作人员十分熟悉，其借用农户户口本和名义向原告借款远远不止本案一笔，且所涉金额甚大，农户众多，原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此不仅明知，而且与实际借用款人童金国恶意串通，并以欺诈手段蒙骗王世开等农户在其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上签名，同时采取不正当手段将贷款发放至童金国冒领冒用的银行卡，损害了国家和他人利益。原告工作人员熟悉贷款规定和贷款条件，也知道童金国借名借款不符合贷款条件，却采用不正当手段放贷，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47条关于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放贷的禁止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一)、(二)、(三)、(五)项规定，对本案借款合同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且造成合同无效的责任在原告和童金国，其责任应由原告和童金国承担。另需提出，在本案合同形式的背后存在违法及犯罪之嫌，请人民法院能够高度重视，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纪冬美又书面辩称：1、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已向王世开履行过放款义务，更不能证明王世开生前向原告申请和领用过案涉银行卡，反而能够证明原告故意作假和违法向案外人童金国发放案涉银行卡和借款。首先，原告举示的“记账凭证”上的借款客户签名“王世开”不是王世开本人所签，而是原告伪造的签名。2012年4月9日借款合同上的签名“王世开”与同日的“记账凭证”上的客户签名“王世开”，一般肉眼便能看出不是同一人所签，易言之，“记账凭证”上的借款客户签名“王世开”分明不是王世开本人所签(自然指印更非王世开本人所盖，因其本人具签名能力)，此事实既浅显易见，又为在案其他相关证据印证。原告在庭审中回答法庭询问时说是“同一人所签所盖”，恰好表明原告故意作假而未向王世开履行放款义务。因为该“记账凭证”系本案的关键证据。依照一般观念和借贷交易习惯，谁借(收)款谁签字出具债权凭证，此更为专业银行放款业务管理所规定，原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此完全熟知。若本案讼争借款确为王世开所借且原告确向王世开发放了借款，则原告不可能明知故违和冒风险造假债务人签名，这也是浅显的道理。因而，原告造假签名之行为事实本身正恰表明其向王世开放款是假，而向童金国放款是真。况且，原告对自己所谓的“同一人所签所盖”，既不能举证证明，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次，原告出示的2009年3月27日贷款合同和付款凭证，既推不出更无法证明尾号8014银行借记卡为王世开生前所申请和领用。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56条规定：“银行卡申请表、领用和合同是发卡行向银行卡持有人提供的明确双方权责的契约性约定”。中国农业银行依据上述《管理办法》制定颁发的《金穗惠农卡管理暂行规定》第13条、第15条、第17条规定:惠农卡申请采用批量申请为主和单独申请为辅两种模式，申请人应填写金穗惠农卡申请表，并提交居民身份证、户口本资料。批量申请时由合作机构(村委会等由发卡行认定的政府组织或机构)审核并在符合条件的申请表上加盖公章确认;单独申请时申请人持资料以及合作机构对其身份证明的介绍信到当地农行网点填写金穗惠农行卡申请表，再由农行网点审核，然后由发卡行办理开卡并将卡片发给申请人签收，且发卡行应按规定留存申请人的申请表等资料。据此可知，原告在庭审中所谓没有单独的办卡申请档案，办该卡不需要申请，签订贷款合同后会自然提供一张卡给农户等说法，无疑是在庄严的法庭上说谎。而谎言本为法律所否定，自然无法证明王世开向原告申请、领用过案涉银行卡。更何况，未经申请、审核、发卡签收、存档程序，原告不可能“自然提供一张卡”给王世开，因而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原告与童金国串通以不正当手段违规而直接将案涉银行卡发给了童金国手里。2009年贷款合同上载有银行卡号(尾号8014金穗惠农行卡)系原告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以后填写上去的，王世开等根本不知道有此卡片卡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自然人无论是开立一般结算账户还是开立临时结算账户，都必须提交相关证件并出立或填写开户申请书，经开户行审核后方可开立账户。而从2009年贷款合同第二部分“特别条款”第四条第1.1项“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账户”约定内容来看，决不表明“签订贷款合同后，自然会提供一张卡给农户”，而是正恰表明即使是开立账户也必须由申请开户人出立或填写开户申请书并提交相关证件，何况是银行卡。再者，上述条款载有原告工作人员手写的金穗惠农行卡卡号，此可证明两点:(1)原告留存有该卡的申请资料;(2)该手写卡号是原告在签订贷款合同以后填写的，王世开等根本不知道有此卡片卡号。因为，本案无据证明原告在签订贷款合同前告知过王世开等办理银行卡需带哪些申请资料，也绝不可能在签订合同前就生出该卡号，换言之，在2009年3月27日签订贷款合同之时尚不存在该卡片卡号。再次，根据原告伪造的“王世开”签名的“记账凭证”，结合本案当事人陈述和在案其他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是将案涉银行卡和借款发放给童金国，而未向王世开履行交付卡片和放款义务。童金国2014年12月19日出具的“承诺书”证明：是童金国本人借王衰满、王世开（因王世开已死亡而写其儿子王书伪)、周家文、周启东户口本到原告营业部办理贷款，童金国承诺此4笔贷款本金和利息由其本人归还和承担法律责任。该“承诺书”不仅是应原告工作人员所出具，而且原告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依法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在庭审中，原告称其工作人员在2014年11月16日到过王世开家上门拍照催款，表明原告知道王世开在此之前已死亡而不可能发生“短信费”和还息，而原告提供的一份电脑文档查询记录上显示尾号8014银行卡仍在使用且发生了2014年12月27日、2015年11月17日“短信费”。原告称至2013年12月结息后就没有还过利息，然原告提供的一份流水账上显示尾号8014银行卡在2015年5月28日已还正常息125.25元。表明原告与该卡领用人在王世开死亡后仍保持联系，且该卡领用人童金国在还息。可见，原告的说法不仅于事相悖，而且不能自圆其说。原告主张贷款合同签订后会自然提供一张卡给农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反地，本案被告周家文、周启东都陈述没有见过原告所谓的银行卡，且原告对其陈述也未能提出反驳或相反证据加以否定。原告出示的“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申请表”系原告提供的事先打印文件，且该文件上所载“电话187××××3075”不是王世开的电话号码(王世开生前手机号码为182××××1306)。此外，借款合同系原告提供的格式条款，空白处都是原告工作人员填写，合同的背后是原告与童金国恶意串通并以欺诈手段骗取他人在合同的最后一页签名而让童金国套取贷款。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2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本案，发放案涉银行卡和借款均属原告应履行的义务，但原告既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其向王世开履行过发放银行卡义务，也不能举证证明其对王世开履行了放款义务，依法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被告纪冬美在本案中不应对原告承担民事责任。首先，原告出示的2012年3月27日“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申请表”上“记冬美”及指印不是被告纪冬美所签所盖，更非王世开生前代签，因为王世开完全知道被告纪冬美姓“纪”而非姓“记”，若是王世开代签则自然不会将“纪”写错成“记”。既然不是王世开代签，则王世开和被告纪冬美自不可能叫他人代签名并在其上面盖指印，这是浅显的道理。由此表明，该申请表上的“记冬美”签名也是原告作假使然。其次，对于案涉借款，被告纪冬美既不知情，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借款系童金国借用王世开等农户户口本向原告所借，故对案涉借款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何况，原告没有举证证明被告纪冬美与生前的王世开办理了结婚登记。3、原告变更增加律师费2,000元的诉求，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原告的该变更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原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借款合同中并无关于借款人承担律师费之约定；况且，被告纪冬美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4、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根据原告在诉状中自认案涉借款“本金2014年4月6日到期”，可见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4年4月6日至2016年4月6日。原告在庭审中称“2015年8月24日的照片是我们上门催收”，但照片反映的仅为房子而非“催收”，且原告对拍照时间和拒绝签收催收单等陈述并未提供见证人或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由此联系原告在“记账凭证”造假客户签名和在庭审中不诚实的陈述，依法对原告的该部分陈述不能采信。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或延长的法定事由，原告于2017年6月14日起诉法院已超过了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被告周家文辩称，收到法院的诉状后，其才知道自己和王世开是联保的，原先并不清楚此事。之前，其与王世开不存在联保的关系，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和王世开联保了。卡也不清楚、利息也不清楚，银行从未向其催取过，直到收到法院的传票才知情。案外人童金国曾经出具过“承诺书”。2009年也是给案外人童金国贷款的，卡也没有给王世开、周家文、周启东。2012年4月9日原告是否依约打款，被告周家文并不知情，因为其曾经持王世开身份证去原告单位打流水，但是原告单位拒绝提供流水。
被告周启东辩称，要求农行提交放贷手续，其从没有见过银行卡，办卡时要签的相关手续被告周启东也从未签过，仅仅在提交户口本时签过字，具体在什么上签字记不清了。案外人童金国曾经出具过“承诺书”。2009年王世开是否贷款被告周启东不知情，因为当时没有和他联保。
原告为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原告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信息；
2、被告纪冬美和王世开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
3、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借款合同、农行小额贷款业务申请表，其中申请表证明被告纪冬美和王世开自愿申请借款，借款合同证明王世开自愿签订借款合同，被告周家文、周启东是担保人；
4、签约单、自助循环贷款合约签订记账凭证，证明原告向王世开所持银行卡发放人民币3万元，约定了贷款利息和额度相关信息，王世开本人于2012年4月9日在柜台现场签字；
5、被告纪冬美所欠贷款明细、照片一组，证明2012年4月9日至2013年12月结息后，被告未归还过本息，照片可以证明原告单位工作人员上门催款，其中2014年11月16日的照片是原告单位行长戴松军、客户经理叶炉飞上门催收，王世开的家人拒绝签收催款通知单，2015年8月24日的照片是客户经理丁素红、王少荣上门催款，房子变成两层，被告纪冬美拒绝签收催收单；
6、律师费发票1张，证明原告为此案花费律师费2,000元；
7、2009年3月27日贷款合同、贷款业务申请表和农行记账凭证，证明王世开在2009年3月27日与原告签订贷款合同，办理了尾号8014的农行卡，原告将贷款发放进该卡，该卡卡号与2012年王世开续贷时的卡号一致；
8、尾号8014银行卡2009年至2012年以及至今的交易明细，证明该卡2009年发放贷款进行使用，2012年续贷时继续发放贷款进行使用。
被告纪冬美为证明自己抗辩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案外人童金国出具的《承诺书》1份，证明贷款系案外人童金国与原告单位员工操作的，和被告无关。
被告周家文为证明自己抗辩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银行流水账单一份，证明贷款是原告单位和案外人童金国相互勾结，将款项放进来后立即转出去，被告周家文毫不知情。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纪冬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中的借款合同（2012年）有异议，认为借款合同上的“王世开”三字及指印为王世开本人所签所盖，但纪冬美其并未在夫妻共同财产处签字。被告纪冬美对业务申请表亦有异议，认为自己没有在业务申请表上签字，记不清楚是否加盖指印。被告周启东和周家文对借款合同无异议，认可合同上面的签名为自己亲笔所签。本院认为，借款合同（2012年）上的借款人系王世开，被告纪冬美当庭及在书面的答辩状上均认可王世开签名及指印的真实性，被告周启东和周家文亦当庭认可自己签名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20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纪冬美否认业务申请表上的“记冬美”为自己所签，表示记不清楚是否加盖指印，但未在本院第二次庭审中当庭告知的期限内就指模申请真伪鉴定，应对自己主张的抗辩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业务申请表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被告纪冬美和被告周启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的记账凭证有异议，认为姓名及指印均非王世开所签所盖。本院认为，记账凭证上“王世开”三字与原告提交的其他所有证据上“王世开”三字写法均不相同，原告并未在本院第一次庭审中当庭告知的期限内对记账凭证上“王世开”三字及指印系其本人所签所盖申请司法鉴定或申请鉴定机构将记账凭证上的签名及指印与原告出示的其他证据上的签名及指印进行司法比对，而王世开本人已去世，客观上也无法对其指模进行真实性鉴定，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签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记账凭证不予确认；被告纪冬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中的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单位工作人员当时并非催款。照片显示一层房屋时，王世开已经去世，原告工作人员上门并非催款，而是跟被告做工作，让其到农行帮童金国签字，将贷款时间延长，被告明确予以拒绝。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亦告知被告并非王世开借款，而是童金国借用王世开的户口本借款，王世开的儿子王书伪在场，答复原告其与被告纪冬美并不知道童金国借用身份证借款的事实，要求与童金国当面对质，故2014年，原告单位该笔贷款的经办人王少荣找到王书伪，带其与王衰满、农行其他两位工作人员一起去宜春找童金国，银行工作人员写了一份承诺书，童金国抄了一遍给王书伪。对于明细表，被告纪冬美毫不知情，因为银行卡没有发放到被告手上，被告及王书伪也没有交过利息。本院对原告提交的照片真实性予以确认，明细表系原告单位电脑系统的贷款明细截图，对其真实性亦予以确认；被告纪冬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签名确实是王世开所签，但2009年也是童金国贷款。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纪冬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短信提示号码并非王世开生前所用号码，款项是否农行转进有异议，王世开是2013年过世的，而证据中显示的利息却交到2015年，可见当时卡并不在王世开手中，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纪冬美提交的承诺书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经查，案件审理过程中，王书伪曾到上饶市广丰区信访局反映童金国违法“骗贷”一事，信访局将信访件转发公安机关建议查证，上饶市广丰区公安局经侦大队于2018年1月23日依法对童金国进行了讯问，童金国称由于王世开欠其三万元，在其建议及联系下，王世开持户口本到农行贷款，贷出的款项王世开取现后交给童金国使用，童金国帮其归还过一年银行利息。续贷是王世开自己去银行办理，童金国并不知情。故本院对承诺书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对象不予确认；原告对被告周家文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周家文的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周家文的流水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结合上述证据和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纪冬美与王世开在户籍资料上登记系夫妻关系。2009年3月16日，王世开在原告提供的办理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申请表上以借款申请人名义签名，申请书载明金穗惠农卡卡号为62×××14。2009年3月27日，原告与王世开签订了《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合同》，约定王世开向原告借款30,000元，原告放款于62×××14金穗惠农卡中。用款方式采用自助可循环方式，原告在额度有效期（2009年3月27日至2012年3月26日）内向王世开提供借款，王世开可随借随还，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到期日最迟不得超过2012年9月26日。额度有效期到期后，王世开于次日（2012年3月27日）再次向农行申请贷款，并提交了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申请表，申请书载明金穗惠农卡卡号仍为62×××14，被告纪冬美作为借款申请人配偶在申请表上加盖指模。2012年4月9日，原告与王世开签订了《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合同》，王世开向原告借款30,000元，并由原告放款于王世开在业务申请表中申请的62×××14金穗惠农卡中。用款方式采用自助可循环方式，原告在额度有效期（2012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8日）内向王世开提供借款，王世开可随借随还，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且到期日最迟不得超过有效期届满后六个月。按季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结息日为每季20号，王世开须于每一结息日将应付利息存入放款的银行卡内。合同项下的每笔借款利率在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40%确定。未按照约定期限归还本金的，原告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对应付未付利息，原告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借款人违反合同项下约定的义务，原告有权要求其限期纠正违约行为、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已发贷款；有权冻结、调减、终止可循环借款额度。同时被告周启东、周家文为上述循环方式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的一切费用等。2012年4月9日原告按约定向62×××14金穗惠农卡发放了借款30,000元。该笔贷款的利息结至2013年12月23日，之后，王世开去世，截至2017年1月22日，尚欠借款本金30,000元，利息以及复利等共计12,451.59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王世开与原告是否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2、被告纪冬美作为王世开的配偶是否对王世开生前拖欠原告的债务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第一，王世开与原告是否存在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当庭陈述，王世开在2009年3月27日和2012年4月9日分别与原告签订了为期三年的贷款合同，被告纪冬美辩称该合同系格式合同，合同上的发款卡号系原告工作人员在签订合同后手工填写的，王世开从未拿到合同上手工填写的卡号为62×××14的惠农卡。但根据2009年3月16日和2012年3月27日王世开签字盖指印的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申请表，原告两次贷款申请表上载明的卡号均为62×××14，且申请表中惠农卡卡号是机器打印的，与后期借款合同中的卡号完全一致。若如被告纪冬美所辩称，王世开从未收到涉案银行卡，那2012年续贷时，王世开及配偶纪冬美在提交小额贷款业务申请表前就应该申请变更、重办或补办银行卡，二人依旧在载明卡号为62×××14的申请表上捺印，相关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虽然农行提交的2012年记账凭证上，王世开的签名与其它证据中王世开的签名在外观上存在差异，但根据农行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合同签订的当天，农行确实将30,000元贷款打入62×××14惠农卡中，因此农行实际上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故王世开与农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
第二，被告纪冬美作为王世开的配偶是否对王世开生前拖欠原告的债务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农行提交的2012年3月27日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申请书，被告纪冬美作为借款人配偶在申请书上签名盖指模，虽然被告纪冬美否认业务申请表上的“记冬美”为自己所签，并表示记不清楚是否加盖指印，但指模的真伪可以通过司法鉴定予以辨别，被告纪冬美未在本院告知的期限内就指模申请真伪鉴定，应对自己主张的抗辩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被告纪冬美在申请表上捺印，表明其知晓并同意办理该贷款，故本案借款属双方夫妻共同债务；
第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根据王世开与原告的借款合同，合同的额度有效期为2012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8日，单笔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且到期日最迟不得超过有效期届满后六个月。根据银行流水显示，该笔借款结息至2013年12月23日，原告自述本金2014年4月6日到期。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2014年11月16日和2015年8月24日，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均到过被告纪冬美家，被告纪冬美辩称原告单位工作人员到其家中系劝其为童金国签字延长贷款期限，而非催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抗辩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由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故原告起诉时并未过诉讼时效。
综上，原告与王世开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向王世开发放了贷款，王世开未按约定还款和支付利息，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债务发生在被告纪冬美与王世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纪冬美知晓并与王世开共同提交了贷款申请，故该笔贷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现债务人王世开已死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纪冬美归还贷款本金并支付借款执行利率、上浮利息及复利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周启东、周家文在《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并约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二年，保证合同成立。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反映，案涉借款发生在2012年4月9日，且额度到期日（还款日）为2015年4月8日。因此，保证期限为2015年4月8日至2017年4月7日。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故对原告要求周启东、周家文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因主张债权花费的律师费2,000元，在借款合同中并无明确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纪冬美应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广丰支行借款30,000元，截至2017年1月21日止的各类利息12,451.59元，合计42,451.59元；
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广丰支行对被告周家文、周启东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广丰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60元，由被告纪冬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及缴纳上诉费，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琅
人民陪审员 赵丽明
人民陪审员 潘红英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