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廊民一终字第3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荣。
委托代理人：王宝林，香河县县城大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李振达，北京公交集团司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荣林。
上诉人王福荣与被上诉人李荣林之间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0日作出（2010）香民初字第1886号民事判决。王福荣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1999年，上诉人王福荣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安平镇曹店村3.6亩土地。2010年，被上诉人李荣林租用上诉人所承包的其中1.28亩土地，被上诉人在租用土地中建起大棚（水泥柱垒起）种植蔬菜。同年，上诉人公公李万胜以上诉人名义将上诉人名下3.6亩土地流转给曹店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权流转合同，并领取相应补偿。被上诉人耕种的1.2亩土地，曹店村委会按实际测量亩数1.3亩予以补偿。村委会补偿方案为，每亩地多补偿2分，按1.2亩进行补偿。白地的每亩补偿7000元；种植大棚的每亩补偿14500元；水泥柱垒的大棚，水泥柱每亩补偿15OO元。另查明，李万胜到庭陈述，安平镇政府向村委会宣传土地流转时，上诉人王福荣不在家，所以我去办的，字是我签的。村主任和村书记和我说土地流转补偿方案，种大棚竹竿的每亩14500元，水泥柱子的每亩15500元。我家的地由李荣林种，我们没种。村主任说既然家里没人，就让我代表签字，我就签了。村委会说每亩地拿出7000元给地主（承包户）的，其余大棚和水泥柱的钱给种大棚的，青苗费由两家商量分。我签了一份土地流转合同书，我签王福荣的名字。签完后村委会就把钱给我。签完字过了几天，我把这事和王福荣说了，家里人都埋怨我，不让我签，认为我没有资格。我的意见是7000元给王福荣，村委会多补偿的每亩二分的钱也应给被告王福荣。
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本案中，上诉人王福荣名下3.6亩土地是上诉人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上诉人公公李万胜作为家庭成员中的一员有权利代表被告与安平镇曹店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权流转合同，所签合同也应认定为系上诉人与曹店村委会所签。上诉人的3.6亩土地承包权流转给曹店村委会，流转收益应归上诉人所有。李万胜从曹店村委会领取的补偿款亦应视为上诉人领取。因上诉人在流转土地承包权前，已将其中1.28亩土地租给被上诉人自行耕种，且被上诉人在地内建起大棚（水泥柱垒起）种植蔬菜。上诉人从曹店村委会领取的大棚及水泥柱补偿应归被上诉人所有。由于村委会补偿方案明确，白地的每亩补偿7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村委会按照大棚补偿标准扣除白地补偿标准，剩余金额归被上诉人所有较公平。被上诉人所承租的土地经村委会实际测量为1.3亩，村委会也是按1.3亩予以补偿。故被上诉人应得补偿款为13650元【（14500元／亩一7000元／亩）×1.3亩×1.2＋1500元／亩×1.3亩】。由于该部分补偿款已由上诉人领取，应由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返还大棚、水泥柱补偿款共计24570元，一审法院对13650元请求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王福荣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李荣林大棚及水泥柱补偿款13650元。如上诉人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利息。案件受理费410元，李荣林负担180元，王福荣负担230元。王福荣负担部分李荣林已预交，王福荣于本判缺生效后径付李荣林。
上诉人王福荣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是，1、撤销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2010）香民初字第188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李荣林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李荣林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其理由是，一、一审民事判决书采信证据的错误。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否将承包土地转租给被上诉人并收取被上诉人年租金每亩地300元，这是必须以转租协议和收取租金的收据为凭的。这是不能凭证人证言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来予以确认的。在采信证据上，一审法院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民间交易惯例，明显偏袒了被上诉人。二、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上的错误。一审民事判决书称：“2010年原告李荣林租用被告所承包的其中1.28亩土地。”这是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证人证言及村委会的伪证的情况下认定的。一审法院以间接证据否认必须提供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明显偏袒了被上诉人。三、一审民事判决书论理的错误。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王福荣之公公是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城镇居民户口，与上诉人王福荣承包的土地没有任何关系，亦不是王福荣与丈夫和孩子的家庭成员，其在未经上诉人授权的情况下对外签订的土地承包权流转合同因无权代理而无效。故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李万胜从曹店村委会领取的补偿款亦应视为被告领取，显然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
被上诉人李荣林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其理由是，第一、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李万胜代签的土地流转协议属于无效行为，首先李万胜是上诉人的家庭成员，其代签行为符合我国法律关于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其代理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即使李万胜当时属于无权代理，但上诉人作为被代理人事后将补偿款归己所有，其行为已经视为对其行为的追认，也应视为有效。第二、关于村委会出具的说明，在2010年是村委会与村民签订的协议，村委会作为土地流转的参与者，前期对于每块土地的使用情况应该有详细的了解和记录，因此村委会出具的该份证明是通过村委会核实的及前期的相关记录内容出具的，应视为一份书证，具有证明效力。第三、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规定，据被上诉人了解，没有这部法律，其次，该条文也明确提出不能非法转让承包土地，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性质，且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第15条的规定，承包经营权可以出租、转包等。最后一点，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案件的解释》第22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有权获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的补偿。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否认被上诉人承包土地的事实，也不能否认上诉人占有补偿款的事实。即使依照我国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上诉人也应将补偿款及时返还。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王福荣的公公李万胜于1992年开始与上诉人全家在村里居住直至去世。
本案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二审调查中上诉人代理人明确认可上诉人王福荣承包范围内的1.28亩土地为被上诉人李荣林所耕种，并且是由李荣林盖的大棚。而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王福荣也自认承包地钱被上诉人李荣林每年6月份交付。以上事实与被上诉人陈述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从以上双方当事人从事的民事行为可以推定其具有订立合同的意愿，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是以法律规定的其他形式订立了土地转租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上诉人主张的在没有转租协议和租金收据为凭证的条件下转租关系不成立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上诉人代理人明确认可上诉人王福荣承包范围内的1.28亩土地为被上诉人李荣林所耕种，故本院对该事实依法予以认定。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李荣林租用了上诉人所承包土地中的1.28亩的事实系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振达（系王福荣丈夫）陈诉其在北京工作，上诉人的公公李万胜于1992年开始与上诉人全家在村里居住直至去世。由此可见虽然李万胜的户口不在村里，但是事实上已经与上诉人一家在村里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其作为家庭成员中的一员，当安平镇政府向村委会宣传土地流转时，在上诉人与其丈夫均不在家的情况下，与上诉人一家常年生活在一起的李万胜前去办理相关手续，村委会当然有理由相信李万胜具有代理权，故李万胜签订合同的行为符合上诉法律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该合同的效力也应对上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故上诉人主张的其公公代其签订的土地承包权流转合同因无权代理而无效的理由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元，由上诉人王福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宗发
代理审判员 杨学军
代理审判员 刘远鸥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
书 记 员 王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