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104民初3676号原告：邱丽，女，197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崇能、叶文庆，福建建达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鹏飞，男，194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其，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潘丰登，男，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原告邱丽与被告潘鹏飞、第三人潘丰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邱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崇能、叶文庆、被告潘鹏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其、第三人潘丰登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邱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崇能、叶文庆、被告潘鹏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其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潘丰登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邱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合法有效；2.被告继续履行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协助原告办理产权证过户手续；3.被告将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拆迁人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支付的逾期回迁临时安置补助费转付给原告（500元／月×18个月=9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继续履行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协助原告办理潘墩新城五区××号楼××单元不动产权证书；2.被告赔偿原告因其擅自出售协议安置期房部分面积遭受的经济损失327810元；3.被告将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拆迁人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支付的逾期回迁临时安置补助费转付给原告（500元／月×18个月=9000元）；4.第三人潘丰登对前述第二、三项支付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月7日，原告邱丽与被告潘鹏飞签订《拆迁期房买卖协议》。被告及第三人潘丰登一再强调房子不存在任何产权纠纷，且被告家人均知晓并同意签署《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被告将位于仓山区的75平方拆迁安置期房及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卖给原告。拆迁安置期房购买价格为5000元／平方，乘以75平方，总价款375000元。原告分三次支付房款，签订协议时支付第一笔房款250000元整；交房时支付第二笔房款87500元；过户办理完产权证后支付剩余房款37500元。签订完协议并支付完第一笔房款后，被告必须将其与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和福州南大门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选房号等移交给原告保管。《安置协议》约定的三年内的权益和义务由被告享有，三年后的权益和义务由原告享有。被告办理完拆迁安置房产权证后一个月内，与原告一起去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买卖协议》经双方签章并付完第一笔款后即生效。《买卖协议》签订当天，原告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付给被告儿子潘丰登250000元购房款，潘丰登还向原告出具收到购房款250000元的收条。被告与潘丰登收到第一笔购房款后，将《安置协议》及选房号等移交给原告保管，至此《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生效。此后，被告基本上都是让儿子潘丰登与原告联系。《安置协议》第三条约定，被拆迁人潘鹏飞自行过渡，自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的三年过渡期，享有按照正常过度费标准发放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如果超过三年，因拆迁人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的原因没有及时回迁，拆迁人将按照《福建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双倍计付给被拆迁人临时安置补助费。2014年4月30日后，因拆迁人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的原因导致被告没有及时回迁，根据《买卖协议》的约定，被告儿子潘丰登于2014年7月4日，被告儿媳妇林秋月（潘丰登的妻子）分别于2015年2月3日、2015年7月27日、2016年1月15日共四次将拆迁人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支付的超过三年过渡期的逾期回迁临时安置补助费转账给原告，每次转账3000元，并且说拆迁人每半年就补偿了3000元。可见，被告一家人均知晓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协议》，并且都在积极帮忙履行合同。2018年3月20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持调查令，向福州南大门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福州南大门拆迁工程有限公司系其历史名称）调查被告潘鹏飞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偿的安置房的坐落和房号等具体信息。该公司提供的证明材料表明：2017年6月9日，被告潘鹏飞蓄意登报声称选房号丢失，然后到该公司选择了一套45平方米的安置房（潘墩新城五区××楼××），并将剩余的30平方米安置房以10927每平方米的价格予以出售，获款项327810元。被告潘鹏飞和第三人潘丰登明知选房号已经根据《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移交给原告，却蓄意登报挂失，并恶意出售协议安置期房部分面积30平方米，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利。被告潘鹏飞和第三人潘丰登假借申请鉴定的手段拖延时间，以实现其非法目的，性质极为恶劣。综上所述，被告潘鹏飞和第三人潘丰登系父子关系，原先共同履行拆迁安置房转让协议，之后恶意违约，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潘鹏飞辩称，一、被告潘鹏飞不可能签订《拆迁期房买卖协议》，故该协议不是被告潘鹏飞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被告潘鹏飞提供的证据可知，仓山区城门镇潘垱村山后9号（以下简称“9号房产”）系被告潘鹏飞父亲潘水俤（已过世）的房产，故9号房产属于潘水俤的三个子女，即被告潘鹏飞及潘美英、潘天飞共同共有。潘天飞已故，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其配偶高美华和其女潘琴。因此，对于拆迁9号房产的安置房亦属于被告潘鹏飞及潘美英、高美华、潘琴共同共有。在未取得潘美英、高美华、潘琴共同同意的情况下，被告潘鹏飞不可能将安置房出售予原告邱丽。而且，安置房系由祖宅9号房产拆迁安置而来，对于被告潘鹏飞亦相当于祖宅的意义，故被告潘鹏飞根本不可能将此出售。综上，被告潘鹏飞不可能签署《拆迁期房买卖协议》。为证明该事实，被告潘鹏飞向法院申请鉴定，法院亦通过摇号选定鉴定机构。但在2017年12月24日，被告潘鹏飞因外伤导致左髋臼骨折并住院治疗。被告潘鹏飞已74岁高龄，本次骨折导致其身体状况恶化，无法参与鉴定活动。二、退一步进，即使《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系真实的，《拆迁期房买卖协议》也并未生效。《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第二条1款约定“乙方分三次支付总房款，第一次支付即在签定协议时支付房款中的二十五万元整（作为定金）”，但原告并未向被告潘鹏飞履行交付250000元的义务。被告潘鹏飞与第三人潘丰登虽为父子关系，但系相互独立的个体。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潘鹏飞授权潘丰登代为收取购房款。故潘丰登收取250000元购房款与被告潘鹏飞无关。原告与潘丰登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并付完第一笔款后即生效”，因此，退一步讲即使《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系真实的，在原告未向被告潘鹏飞支付第一笔250000元款项的情况下，《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并未生效，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潘鹏飞履行合同义务。三、姑且不论《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原告关于“继续履行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协助办理潘墩新城五区18号楼503单元不动产权证书”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上已论述，拆迁9号房产的安置房，即潘墩新城五区18号楼503单元（以下简称“503单元房产”）属于被告潘鹏飞及潘美英、高美华、潘琴共同共有。如果潘美英、高美华、潘琴等人提出主张，503单元房产的不动产权证存有登记在被告潘鹏飞及潘美英、高美华、潘琴名下的可能性。因此，在503单元房产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未明确产权人的情况下，原告诉求“继续履行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协助办理潘墩新城五区18号楼503单元不动产权证书”不应得到支持，否则可能有损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四、姑且不论《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原告关于“赔偿经济损失327810元”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被告潘鹏飞之所以选择一套45平方米的安置房系事出有因，福州南大门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在2017年8月16日发布《关于潘墩新城安置房安置方案调整意向摸底的通知》中说明“60、75、120平方米3种户型存在户型设计不匹配”，故被告潘鹏飞只能选择一套45平方米的安置房。根据《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第二条4款“如交房时面积不足75平方的，差额房款由甲方退还给乙方（按5000元/平方计算）”之约定，即使《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系真实且生效，对于30平方米的面积差，原告只能要求退还150000元（30平方米×5000元/平方米）。故原告关于“赔偿经济损失327810元”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五、《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并非真实，即使《拆迁期房买卖协议》是真实的也并未生效，故原告诉求“被告潘鹏飞将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拆迁人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支付的逾期回迁临时安置补助费9000元转付给被告潘鹏飞”不应得到支持。六、原告邱丽与第三人潘丰登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原告诉求“潘丰登对第二、三项支付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潘丰登在第一次开庭时述称，1、从讨论买房事宜到签订拆迁期房买卖协议都是原告与我商谈，并没有与我父亲联系，仅仅在要签合同的时候见过一次面，但我父亲不同意卖就走了，是否签合同时间久远记不清了；2、我确认收到邱丽的款项，买卖协议好像是我签的，因时间久远记不清了，因此应该进行笔迹鉴定；3、是我叫我妻子转账给原告的，被告至始至终没有参与其中，没有收到任何款项，也没有支付原告任何款项；4、出售房屋的时候我不知道出售祖房还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因为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以为这套房子就是给我的。我当时需要钱还债，所以我将房屋信息发布论坛，用低于市场价的5000元/平方米出售给原告，且我有和原告说被拆迁的房屋是祖产，原告说有同学是同村的有了解过房屋的信息，就很快办理完出售的事宜，现在我父亲的兄弟姐妹说被拆迁的房屋是祖产，其他人不同意出售；5、原告也曾经找过我说要退回房屋，我父亲也不同意出售房屋，我也希望原告可以退回房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中“潘鹏飞”的签名并非被告本人所签、指印也不是被告所捺，被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但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不预交鉴定费用，导致本案鉴定无法进行，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被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选号结果、福建日报潘鹏飞遗失声明、潘鹏飞出售安置期房部分面积的具结书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收条、建设银行转账凭证、建设银行邱丽账户历史流水发生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2014）仓民初字第187号和（2013）仓民初字第2991号判决书与本案无关。2.被告提交的卖断草契纸无法证明与被拆迁房屋的关系。潘墩村委会并非产权登记机关，故对被告提交的潘墩村委会出具的产权证明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潘墩村委会出具的身份关系证明、福州市第二医院入院记录、CT诊断报告单、福州市第二医院出院记录与本案无关。被告未提交户口本、关于潘墩新城安置房安置方案调整意向摸底的通知原件核对，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8月1日，被告潘鹏飞（被拆迁人）与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拆迁人）、福州南大门拆迁工程有限公司（拆迁实施单位）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NO.××××），拆迁坐落仓山区山后9、山后无门牌号房屋。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同意付给潘鹏飞各项补偿费、补助费及奖励金合计270099.58元，并配给潘鹏飞购买安置房指标，安置房位于潘敦村。潘鹏飞同意在以上安置地点选择购买住宅75户型一套，安置房产权归潘鹏飞所有。潘鹏飞实行自行过渡，过渡期自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有效期内搬迁的，在此期间参照正常过渡费标准发放补贴费。因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原因造成逾期回迁的，自逾期之日起，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应按《福建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双倍给付给潘鹏飞临时安置补助费。2011年1月7日，原告邱丽与被告潘鹏飞签订《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约定潘鹏飞将坐落于潘敦村的拆迁安置房以375000元（5000元/平方米×75平方米）出售给邱丽，邱丽分三次支付总房款，第一次支付即在签订协议时支付房款中的250000元（作为定金），第二次支付即在交房时支付房款中的87500元，第三次支付即在过户好产权证时支付剩余款37500元，否则按总房款的日0.1%来追加赔偿；邱丽签好协议并支付好第一笔款时，潘鹏飞必须将拆迁协议及选房号等移交给邱丽保管；对于房子增加到75平方米的差款由潘鹏飞负责支付给拆迁公司，如交房时面积超过75平方米的房款则由邱丽负责支付，如交房面积不足75平方米的，差额房款由潘鹏飞退还给邱丽（按5000元/平方米计算）；如等交房时邱丽因户型或其他因素不想要时可以无条件退房并退回所交的定金，拆迁协议三年内的权益和义务由潘鹏飞享有，拆迁协议三年外的权益和义务由邱丽享有；合同经双方签章并付完第一笔款后即生效，并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应严格履行。《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签订的当日即2011年1月7日，邱丽向潘鹏飞之子即第三人潘丰登转账250000元，潘丰登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购房款250000元。邱丽取得《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NO.××××）及《选号结果》的原件。2014年7月4日、2015年2月3日、2015年7月27日，2016年1月15日，潘丰登及案外人林秋月向邱丽分别转账3000元，邱丽主张系《拆迁期房买卖协议》中约定的超过三年过渡期的逾期回迁临时安置补助费（500元/月），潘丰登主张系因邱丽一直没拿到房子而补偿给邱丽的利息。潘鹏飞于2017年6月9日在福建日报刊登《遗失声明》，声明其与福州南大门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1日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NO.××××）及选房号不慎遗失，声明作废。后潘鹏飞出具《潘墩一、二期项目被征收户出售协议安置期房部分面积的具结书》，将其安置在潘墩新城75平方米中的30平方米以10927元/平方米回购，剩余安置总面积45平方米户型一套（潘墩新城五区18号楼503单元）。诉讼过程中，被告潘鹏飞申请对《拆迁期房买卖协议》中“潘鹏飞”的签名及指印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因潘鹏飞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预交鉴定费用，导致鉴定无法进行，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终止鉴定。另查明，本院于2018年5月30日至福州南大门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调查被告潘鹏飞的拆迁补偿安置情况，该公司出具《关于潘鹏飞拆迁补偿情况说明》：“潘墩小区一二期项目被拆迁人潘鹏飞，《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为××××，原协议签订安置75平方米，现已回购30平方米，安置房回购款计327810元尚在我司未支付。临时安置补偿款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已支付24399.36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潘鹏飞辩称《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并非潘鹏飞本人亲笔签名和捺手印，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但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不预交鉴定费用，导致本案鉴定无法进行，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被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于第一次庭审时陈述“按照被告签字习惯，潘鹏飞的‘鹏’是写成‘朋’，第二次庭审时被告确认《潘墩一、二期项目被征收户出售协议安置期房部分面积的具结书》中潘鹏飞的签名系其本人签署，然该具结书中潘鹏飞的‘鹏’即是写成‘鹏’，被告的陈述前后矛盾。综合以上两点，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拆迁期房买卖协议》约定合同经双方签章并付完第一笔款后即生效，并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应严格履行，原告邱丽虽是向第三人潘丰登支付第一笔购房款250000元，但被告潘鹏飞与第三人潘丰登系父子，被告潘鹏飞对第三人潘丰登收取第一笔购房款从未提出异议，且协议约定“邱丽签好协议并支付好第一笔款时，潘鹏飞必须将拆迁协议及选房号等移交给邱丽保管”，原告邱丽亦取得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选号结果》的原件，故可认定原告邱丽已按协议约定支付了第一笔购房款，原告邱丽与被告潘鹏飞签订的《拆迁期房买卖协议》已生效，并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原告邱丽于庭审过程中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将潘墩新城五区18号楼503单元交付原告，被告协助原告将潘墩新城五区××号楼××单元的不动产权证办理到原告名下”，本院认为，该房屋系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拆迁安置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该拆迁安置房能否办理至被告名下不仅取决于被告，还取决于拆迁人、拆迁实施单位以及安置房的实际情况等，被告目前仅取得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债权，尚未登记取得拆迁安置房的物权，因此在被告尚未取得讼争房屋物权的情况下，原告径行要求被告交付房屋并协助办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手续，尚不具备可执行性。原告应待房产登记至被告名下后，再依合同主张过户登记至其名下，待原告实际取得房屋后仍应向被告支付购房余款。因原计划安置于潘墩村的75平方米中的30平方米被福州南大门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以327810元回购，现原告诉请被告赔偿该部分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因该部分回购款尚在福州南大门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处，故原告应待被告实际取得后再主张由被告支付。根据福州南大门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潘鹏飞拆迁补偿情况说明》，拆迁临时安置补偿款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已支付24399.36元，原告主张按500元/月从2016年1月起计算，未超过实际标准，故本院予以支持，因拆迁临时安置补偿款已支付给被告，故由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31日的拆迁临时安置补偿款11000元（500元/月×22个月）。原告诉请第三人潘丰登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潘鹏飞因《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编号：NO.××××）取得的回购款327810元归原告邱丽所有；二、被告潘鹏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邱丽支付拆迁临时安置补偿款11000元；三、驳回原告邱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30元，由原告邱丽负担670元，被告潘鹏飞负担6260元（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财产保全费4618元，由原告邱丽负担2770元，被告潘鹏飞负担1848元（该款已由原告代垫，被告应于履行判决时一并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灵婧人民陪审员  陈贵容人民陪审员  秦 霖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书 记 员  林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