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同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881民初409号
原告：金川乡人民政府，地址：同江市金川乡。
负责人：张修民，男，金川乡人民政府乡长。
委托代理人黄久鹤，男，198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同江市。
被告：夏长青，男，197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同江市。
原告金川乡人民政府与被告夏长青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久鹤、被告夏长青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川乡人民政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95850元玉米改种大豆轮作补贴款；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1日被告将自己承包的53垧土地转包给曹占龙种植黄豆，转包费用为159000元，合同没有约定改种大豆补贴归谁所有。2016年8月30日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财政厅、统计局、物价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2016年黑龙江省玉米改种大豆轮作补贴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给2015年农作地上种植籽粒玉米，2016年种植大豆进行合理轮作的实际种植者以补贴，该补贴应发给大豆种植户曹占龙。因原告将被告作为大豆种植户进行上报，2016年11月7日改种大豆补贴费发放给了被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现要求被告返还此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一是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因为该补贴款是村乡两级核查公示上报财政，由财政发放给我的；二是2016年5月1日我与曹占龙签订合同时，合同第八条明确表明大豆补贴款各占一半。除大豆补贴款外，所有补贴都归地主所有，这点有证人尹某证实。原告要求我返还的是玉米改大豆补贴款，2015年我种的是玉米，曹占龙就种了一年，国家补贴的名目是玉米改种大豆补贴，补贴的是玉米不是大豆。补贴实际应该归我所有，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况。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的问题，本院综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予以认定，被告对此证据中发放明细无异议，对村里的情况说明有异议，认为该补贴所涉及的土地面积与自己的土地面积一致，但却与自己和曹占龙签订的合同上地数不一致，认为该补贴就是给自己的补贴。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补贴发放情况及补贴面积数，该补贴已实际发放到被告存折中，因为补贴是以实际核查土地面积发放的，与被告和曹占龙签订的合同土地面积不一致是合理的，且被告承认除转包给曹占龙的土地外，自己并没有其他土地，故对被告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予以认定，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省里的方案，该补贴应发放给实际种植者，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合同是被告与案外人曹占龙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可以证实土地转包情况及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情况，直补折可以证实本案原告所诉请的95850元大豆补贴款已发放到被告手中。对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部分认定，尹某出庭证言可以证实被告与曹占龙转包土地的过程，但对于其所证实的“其他补贴归地主所有”一项不予采信，因被告与曹占龙所签订的书面合同并未区分“大豆补贴”是玉米轮作大豆补贴还是2015年原有的大豆补贴，且该合同是在证人的见证下签订的，故只能按照书面合同所约定的大豆补贴解释其含义，该约定应包括涉及大豆的所有补贴。综合以上情况，原告证据一是政府关于玉米改种大豆轮作补贴发放的指导性政策，原则上应发放给实际种植者，但本案中案外人曹占龙2016年仅种植一年大豆，2015年是被告种植的，被告实际参与了作物轮作，考虑农作物轮作周期，被告亦可视为实际种植者，故对原告该项证据所主张的玉米轮作大豆补贴全部归于实际种植者曹占龙的意见不予支持。本院认定的事实是：2016年5月1日被告与案外人曹占龙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自己承包的53垧土地转包给曹占龙，承包期一年，自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承包费为159000元，预交了100000元，欠50000元，合同第八项约定“2016年大豆补贴甲乙双方各一半”，证明人是尹某。2016年8月30日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财政厅、统计局、物价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2016年黑龙江省玉米改种大豆轮作补贴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给2015年农作地上种植籽粒玉米，2016年种植大豆进行合理轮作的实际种植者以补贴，原告经核查公示等环节将被告作为大豆种植户进行上报，2016年11月7日改种大豆补贴费发放给了被告，发放补贴的土地面积为639亩，每亩150元，合计为95850元。案外人曹占龙在补贴发放后找金川乡政府，认为该补贴发放错误，应该给实际种植者曹占龙，金川乡政府找到曹占龙与被告夏长青核实后，认为该项补贴应给实际种植者曹占龙，于是到法院起诉夏长青，要求被告夏长青返还补贴款95850元。被告辩称此项补贴是后发放的，当时签合同时并没有这项补贴，公示时曹占龙没有提出异议，钱到帐上了才提出异议，曹占龙和被告是一个村的，公示曹占龙应是知情的。2016年5月1日被告与曹占龙签订合同时，合同第八条明确表明大豆补贴款各占一半。除大豆补贴款外，所有补贴都归地主所有，这点有证人尹某证实。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是玉米改大豆补贴款，2015年被告种的是玉米，曹占龙就种了一年，国家补贴的名目是玉米改种大豆补贴，补贴的是玉米不是大豆，认为补贴实际应该归被告所有，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况。
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是不当得利，不当得利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必须是一方受益；二是必须使他方受损；三是受益和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受益必须是无法律上的根据。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曹占龙是否为实际种植者，玉米轮作大豆补贴款应发放给谁，被告夏长青取得补贴款是否有法律上的依据。2016年5月1日被告夏长青与案外人曹占龙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合同期为一年，2016年案外人曹占龙在所承包的夏长青土地上实际种植了大豆，将其作为实际种植者并无不当，但根据被告夏长青与曹占龙所签订的合同第八项约定大豆补贴甲乙双方各一半，对大豆补贴在合同中双方已有明确约定的，应当按照合同履行。虽然被告主张当时有口头约定其他补贴全部归发包方，其所提供的证人亦出庭证实当时口头约定其他补贴全部归发包方，但作为本案的证人尹某参与见证了被告与曹占龙的合同签订过程，双方书面约定的是“2016年大豆补贴甲乙双方各一半”，其所证实的与书面约定存在矛盾，应以书面合同证据为准，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该约定按照通俗理解应当包括2016年涉及大豆的补贴款，即双方约定内容应是含本案争议的补贴款在内的大豆补贴双方各一半。故对原告所主张的“玉米轮作大豆补贴款全部归曹占龙所有”意见不予支持，对被告辩称的“玉米轮作大豆补贴款全部归自己所有”意见不予支持。被告将玉米轮作大豆补贴款全部占为已有，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拒不返还，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将上述补贴的一半返还给原告。不当得利返还应当包括孳息即该笔款项在银行产生的利息，但原告未主张，视为其放弃权利。对被告主张的“原告主体不适格”意见不予支持，因原告作为基层政府是补贴款发放主体，对所发放的补贴款享有管理权，作为原告起诉是适格的。
综上所述，被告对2016年政府发放的玉米轮作大豆补贴款享有一半所有权，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补贴款95850元予以部分支持，被告对补贴款95850元的除自己所有之外的一半占有拒不返还，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应当返还所占有的补贴款95850元的一半即47925元。对被告主张全部补贴归自己所有的意见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夏长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所发放的玉米轮作大豆补贴款4792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97.50元，减半收取548.75元，由原告、被告各负担一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庆生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马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