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7民终5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荣凯，男，1990年3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罗甸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安启，男，1968年10月5日生，汉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罗甸县。
委托代理人刘安相，罗甸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菊，女，1977年12月5日生，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罗甸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邦福，男，1951年7月2日生，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罗甸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时珍，女，1952年8月6日生，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住罗甸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乙。
被上诉人韦某甲、韦某乙的法定代理人系被上诉人王国菊。
上诉人徐荣凯与被上诉人刘安启、王国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罗甸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2日作出（2015）罗民初字第568号民事判决后，徐荣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2015年2月5日，韦万才驾驶浙A8G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从罗甸县边阳镇往交砚乡方向行驶，14时35分左右，当车行至边阳镇至母王贤3km＋500m（小地名：交塘半坡）路段时，车辆侧翻，韦万才倒地后与对向由刘安启驾驶的皖N047**号重型自卸货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左后轮接触，造成浙A8G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人韦万才当场死亡及A8G468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当时，被告刘安启驾驶皖N047**号重型自卸货车驶离现场。经罗甸县交警大队公交认字（2015）第02005＋1号《道路交通事故重新认定书》认定，当事人刘安启和韦万才共同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刘安启已向原告方赔偿各项费用115000元。原告韦邦福系死者韦万才父亲，现年64岁，原告罗时珍系死者韦万才母亲，现年63岁，两人共育有两个子女。原告韦某甲系死者韦万才儿子，现年15岁，原告韦某乙系死者韦万才女儿，现年5岁。原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和死者韦万才均为农业人口。一审另查明，事故发生时，被告刘安启驾驶的皖N047**号重型自卸货车的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被告刘安启驾驶的车辆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皖N047**号重型自卸货车系被告刘安启与被告徐荣凯合伙购买，二被告共同经营，平分收益，系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和管理人，该车未依法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原审原告王国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一审诉称：2015年2月5日，韦万才驾驶浙A8G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从边阳镇往交砚乡方向行驶，14时35分左右，当车行至边阳镇至母王贤3km＋500m（小地名：交塘半坡）路段时，车辆侧翻，韦万才倒地后与对向由刘安启驾驶的皖N047**号重型自卸货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左后轮接触，造成浙A8G4**号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人韦万才当场死亡及A8G468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罗甸县交警大队公交认字（2015）第02005＋1号《道路交通事故重新认定书》认定，当事人刘安启和韦万才共同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在交警部门处理事故时，原告了解到，被告刘安启驾驶的皖N047**号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员，被告徐荣凯是皖N047**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车辆所有人，该车辆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后，被告刘安启已向原告支付赔偿费用111500.00元，尚欠120000.00元没有给付。韦万才有两个未成年子女和已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需要扶养，二被告是合伙关系，应该一起承担无限责任，赔偿原告的损失。现原告方起诉要求二被告赔偿剩余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20000.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刘安启一审辩称：要被告徐荣凯共同承担对原告方的赔偿。
原审被告徐荣凯一审辩称：被告徐荣凯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审理认为：罗甸县交警大队公交认字（2015）第02005＋1号《道路交通事故重新认定书》认定被告刘安启和死者韦万才共同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当事人双方无异议，该认定书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关于责任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交强险是国家规定的强制保险，被告刘安启与徐荣凯作为肇事车辆皖N047**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所有人，未依法对车辆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二被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原告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刘安启、徐荣凯作为肇事车辆皖N047**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实际所有人，应该检查车辆的车况，审查驾驶人员的驾驶资格。二被告购车后，共同经营平分收益，被告徐荣凯对于被告刘安启的驾驶资格是否与肇事车辆准驾类型相符，也有义务进行审查和核实，因此，被告徐荣凯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对本次事故的产生存在过错，其在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范围外还应与被告刘安启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在肇事车方的责任上由被告刘安启承担85%的责任，被告徐荣凯承担15%的责任。关于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之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因此原告王国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项目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韦万才属于农村居民人口，贵州省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口人均纯收入6671.22元，故死亡赔偿金共133424.40元。1、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贵州省2014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815元，所以丧葬费共计21407.5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份。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原告韦邦福现年64岁，被扶养年数为16年，原告罗时珍现年63岁，被扶养年数为17年，原告韦某甲现年15岁，被扶养年数为3年，原告韦某乙现年5岁，被扶养年数为13年，以上四位被扶养人均为农村居民人口，按贵州省2014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970.2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5970.25元／年×16年＋5970.25元／年×1／2=”98”509.13元。3、精神抚慰金。韦万才在本次事故中死亡，给其近亲属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因此，根据本次交通事故中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所造成的后果及被告的经济能力等情况，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以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268341.03元，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先行赔付110000元，剩余部分158341.03元按照事故中当事人的责任比例分担。本次事故中被告刘安启与死者韦万才承担同等责任，被告徐荣凯作为肇事车辆实际所有人具有一定过错，由死者承担50%的损失，被告刘安启与被告徐荣凯承担50%的损失较为适宜，因此，原告王国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应得到的赔偿为110000元＋158341.03元×50%=”189”170.52元，扣除刘安启已付的115000.00元，还应得到赔偿74170.52元。根据被告刘安启与被告徐荣凯的过错程度，对于二被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外承担的损失部分，由被告徐荣凯承担15%，共158341.03元×50%×15%=”11”875.58元，被告刘安启承担85%，共158341.03元×50%×85%=”67294.94元。由于被告刘安启已经赔付原告方115”000.00元，被告徐荣凯未进行过赔付，对于由被告刘安启和徐荣凯在交强险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内进行赔偿部分，被告徐荣凯承担55000元，被告刘安启承担7294.94元，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任何一方履行连带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另一方进行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判决：一、被告刘安启、徐荣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王国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陆万贰仟贰佰玖拾肆元玖角肆分（￥62294.94），被告徐荣凯承担伍万伍仟元（￥55000.00），被告刘安启承担柒仟贰佰玖拾肆元玖角肆分（￥7294.94），被告徐荣凯与被告刘安启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徐荣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王国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壹万壹仟捌佰柒拾伍元伍角捌分（￥11875.58）；三、驳回原告王国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0元，由被告徐荣凯负担人民币500元，被告刘安启负担人民币200元，原告王国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负担人民币200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徐荣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肇事车辆系刘安启与徐荣凯合伙购买，二人共同经营，平分收益，系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和管理人，该车未依法投保第三者责任险，这一认定缺乏证据，原审原告提供的转让协议复印件，拟证明肇事车辆系刘安启与徐荣凯合伙购买，事实上该协议上的名字不是上诉人所签，且没有提供原件，无法证明徐荣凯与刘安启之间对该车存在合伙约定，仅由罗甸县公安局边阳派出所对徐荣凯、刘安启的询问笔录不足以认定二人对该车共同经营，平分收益这一事实。
被上诉人刘安启、王国菊、韦邦福、罗时珍、韦某甲、韦某乙二审未作答辩。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徐荣凯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荣凯主张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肇事车辆系徐荣凯与刘安启合伙购买，共同经营，平分收益。但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有《转让协议书》复印件、刘安启和徐荣凯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虽然上诉人对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字不认可，但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回答车辆是与刘安启合伙买的，将买的大型货车私自改装成了拖车；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也明确认可肇事车辆系其与刘安启合伙购买，并进行改装使用，拖车的收入平均分。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以及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的规定，上诉人既未提供证据反驳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也自认了合伙购买肇事车辆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在二审以对方当事人的证据不充分予以否认其系肇事车辆所有人之一的主张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1元，由上诉人徐荣凯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一铭
代理审判员 万 青
代理审判员 吴 奕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李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