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1民终3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99号。负责人：董琢理，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男，系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乐，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基支行，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一马路8号临街4号商铺1-2层。负责人：秦予西，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宏杰，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保平，河南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上街区登封路6号。法定代表人：陈英涛。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基支行、原审第三人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5民初24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原告所提交的其与第三人签订《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全面业务合作协议》及具体各笔贷款的有关借款担保合同，原告诉称的有关各笔贷款的借款担保合同并未就有关质押财产信息进行约定，亦未进行签署……同时原告亦未提交其所称的相关各笔贷款由第三人出具的《同意担保函》等证书”是错误的。首先，《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依据该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凡是第三人在上诉人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上诉人即对第三人已提供的保证金享有优先受偿并进行扣划的权利。其次，上诉人与第三人在作出《全面业务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后，第三人是否出具《同意保证函》均不影响其提交的保证金担保的效力。据此，《全面业务合作协议》第五条已对上诉人与第三人在一定期限内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的相关保证金质押担保及扣划进行了明确约定。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结合原告自己所提交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载明的有关保证金账户及相应的保证金账户的交易流水清单，《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载明签署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上述合同文本上载明的保证金账户开户时间分别为2015年3月3日、2015年7月1日、2016年3月29日，由此可以看出上述三个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并不能满足保证金特定化的要求”是错误的。首先，《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第八条第3项第1款已有明确约定，上诉人与第三人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新开立保证金账户并增加保证金，是业务发展的需要，也是订立合同的目的。保证金账户开立后记载于合同第九条中是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的。其次，三个保证金开户名称（有明确保证金字样）及账号分别为：1.浦发银行其他定期保证金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76×××89。2.浦发银行其他定期保证金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76×××32。3.浦发银行其他活期保证金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76×××47。再次，保证金账户只对保证金业务专款专用，如保证金76×××47账户代偿国宾汽车和河南茗星商贸有限公司的欠款，以及保证金76×××89账户中的“部提”。据此，第三人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及存入的保证金已特定化，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三个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并不能满足保证金特定化的要求”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诉争保证金账户开户名称均为第三人，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定的‘移交债权人占有’条件”是严重错误的，且没有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保证金是第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质押担保，保证金开户名称即应是第三人，第三人在上诉人处开立保证金账户并存入保证金，“占有”即完成。据此，一审判决该认定严重错误，且没有正常理解和适用法律。请求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判如所请。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基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依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表明涉案的三个账户与《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不具有关联性。首先，涉案三个账户的开户日期分别为2015年3月3日、2015年7月1日和2016年3月29日，而《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9月1日，也就是说，在签订《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时三个账户均是不存在的。因此，《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的账户内容是在签订后又手写添加上去的，而且从书写痕迹上看，书写是一气呵成的，可以推断，这些内容是在2016年3月29日最后一个涉案账户开立之后添加上去的。其次，上诉人主张依据《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八条第3款第（1）项的约定，可以在第九条中添加涉案账户信息内容。这是不正确的，是不能成立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八条第3款第（1）项载明：“本合同未尽事宜需要补充的，双方可以约定并记载于本合同第九条中，也可以另行达成书面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本合同附件（详见本合同第九条）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然而在第九条中明确限定了与第八条第3款第（1）约定的事项对应的内容是第7项、第8项。第九条第7项约定：“本合同附件包括：【对应本合同第八条第3款第（1）项】（1）《同意担保函》。（2）《合作框架协议》”。第九条第8项约定：“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对应本合同第八条第3款第（1）项】”（具体内容为空白，无任何约定）。也就是说，依据该合同第八条第3款第（1）项可以补充的事项只能在第九条第7项、第8项中约定，而不是第九条的全部内容。因此，作为约定账户内容的第九条第4项是不能事后补充添加的，双方就涉案三个账户资金提供质押担保并未形成合意，并未特定化。2.《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与上诉人的9440万元的债权不具有关联性。第一、上诉人对曹桂英、韩裕菊的借款债权，与涉案三个账户不具备关联性。从《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签订时间与涉案三个账户的开立时间的关系上，曹桂英、韩裕菊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当时涉案三个账户还未开立，因此，曹桂英、韩裕菊的借款与三个账户也不具备关联性。第二、上诉人对曹桂英、韩裕菊以外的借款债权，因第三人上街担保公司未出具《同意担保函》，同样不具备关联性。《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第九条第1项中明确载明，合同项下的债务人应为第三人上街担保公司通过出具《同意担保函》（格式见附件1）所确认的所有债务人，因此，上诉人的债务人只能通过上街担保公司出具的《同意担保函》予以确认，但是上诉人未提交《同意担保函》。而且，从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看，第三人上街担保公司仅在合同的“保证人”处盖章，而合同的“出质人”处为空白，出质人账户信息均为空白，这表明上街担保公司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保证人而非出质人。上诉人的债权与《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与涉案三个账户不具备关联性。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证金质押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应当符合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要件，而上诉人提交的在案证据表明，涉案三个账户内资金不能满足保证金特定化的要求。而且，涉案账户的开户名称为上街担保公司，在形式上亦不符合法定的“移交债权人占有”条件。据此，一审法院依据《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对涉案的三个账户内资金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亦不享有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力的民事权益，是完全正确的。三、就保证金制度，国家的法律规定是明确完善的，且上诉人自己的合同设计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上诉人自己设计的合同，自己却不遵照执行，不按合同约定设置保证金账户，不按合同约定出具《同意担保函》，不按合同约定出质人信息等等。而上诉人不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规范自己在贷款业务办理中的操作流程，导致出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上诉人自己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是公平、公正的，也是法律的基本精神所在。综上，一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未答辩。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停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据（2016）金执字第10691号执行裁定书对第三人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在原告处设立的保证金账户76×××47的执行；2.依法判决原告对第三人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在原告处设立的保证金账户76×××47内的1096973.11元享有质权，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主要载明：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原告在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止的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主合同项下的债务人为第三人通过出具《同意担保函》（格式见附件1）所确认的所有债务人。第三人自愿以本合同项下的质物为主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质押担保，对第三人出具的所有《同意担保函》中所确认的所有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原告对质物有第一顺位的优先受偿权，原告可以不先行使对债务人的其他担保权利（如有）而直接行使本合同项下的质权。第三人授权原告从第三人在原告处开立的账户内扣划质物至本合同第九条约定的保证金专户，如第三人未在原告处开户或其账户内余额不足的，则第三人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银行营业日内将质物或其不足部分划入或存入保证金专户。质物自进入保证金专户之日起，该保证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均作为第三人向原告提供的质押担保，由原告占有冻结。双方关于扣划约定，任一债务人有到期未付债务时，原告有权直接扣划本合同项下的保证金专户的资金用于清偿相关债务人的到期未付债务。若该保证金专户内的资金不足以清偿相关到期未付债务时，原告有权直接扣划第三人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开立的任一账户内的资金用于清偿到期未付债务。质物被国家司法机关或其他有权机构施以强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专户被冻结。构成出质人对质权人的违约。双方在第八条第3款第（1）项中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需要补充的，双方可约定并记载于本合同第九条中，也可以另行达成书面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余额为在债权发生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为限；第三人在本合同第三条第1款所述的保证金专户为：户名为第三人，账号为76×××89/76×××32/76×××47；本合同附件包括《同意担保函》、《合作框架协议》等。附件1第三人向原告出具的同意担保函载明：经审核研究，我司同意对曹桂英、韩裕菊等（债务人）与贵行在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止的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就债务人向贵行所负债务的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并同意将债务人在前述期间内对贵行的债务纳入我司与贵行签署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的保证金质押担保范围等。2015年6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主要载明：第三人在原告开立账户，存入保证金进行担保，首笔保证金放大倍数不超过5倍，后续追加的保证金放大倍数不超过8倍。保证金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后续保证金以500万的整数倍续存，担保区域为郑州地区。原告于每年年初对第三人进行一次担保能力评价，经评估认定第三人代偿能力充足，第三人担保责任解除后其对应的保证金在满足第二条后可随时转出，其他情况下不经原告同意保证金不能变动。第三人向原告承诺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但债务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无论原告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原告均有权直接要求第三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可以直接扣划第三人在原告的保证金偿还其担保的债务，如果第三人未能及时补充保证金，原告可以核定减少第三人的担保额度。本协议是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除本协议约定之外，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以办理每笔业务时所签订合同的约定为准，本协议有效期为二年等。原告另提交自2014年9月10日至2017年3月24日期间分别与曹桂英、韩裕菊、河南国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等借款人签订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等。第三人在合同签署页的保证人后加盖印鉴，出质人后为空白。原告提交的账户76×××89的流水清单载明：摘要为保证金存款开户，交易日期为2015年3月3日，发生额为886万元；交易日期分别为2015年9月30日、10月30日、11月30日、11月30日，摘要均为部提;交易日期2017年1月18日，摘要为法院扣划，金额分别为3039546.49元、3039518.91元；截止到2017年12月5日，该账户余额为2393301.18元。原告提交的账户76×××32的流水清单载明：摘要为保证金存款开户，交易日期为2015年7月1日，发生额为850万元；交易日期2017年1月18日，摘要为法院扣划，金额为3039493.42元；截止到2017年12月5日，该账户余额为5460506.58元。原告提交的账户76×××47的流水清单载明：摘要为销户转账本金及利息，交易日期为2016年3月29日，金额分别为销户转账本金为8158865.89元、销户转账利息为205401.47元；之后摘要为代偿、结息等；交易日期2017年1月18日，摘要为冻结扣划，金额分别为3039493.42元、1096973.11元；交易日期2017年6月14日，摘要为冻结控制下扣划，金额分别为2749893.55元、21880.18元，截止到2017年12月5日该账户余额为1155740.32元。2016年6月1日，被告向该院出具三份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分别载明：已冻结第三人76×××32账户存款3039493.42元；已冻结第三人76×××89账户存款3039546.49元；已冻结第三人76×××47账户存款3039493.42元；2016年6月6日，原告向该院出具一份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主要载明：已冻结第三人76×××89账户存款3039518.91元；2016年6月29日，原告向该院出具一份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主要载明：应冻结第三人76×××47账户存款1096973.11元，已冻结0元，未冻结1096973.11元，原因余额不足，轮候冻结。2017年6月26日，该院作出（2017）豫0105执异177号执行裁定书，主要载明：案外人为原告，申请执行人为本案被告，被执行人为李伟华、第三人等；该院查明中载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基支行诉李伟华、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6年8月31日，该院作出（2016）豫0105民初120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李伟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基支行借款本金2996663.46元、利息39449.49元（包括罚息、复利，截至到2016年4月6日）及律师费42000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被告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豫0105民初12012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16年11月29日发生法律效力。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2017年1月5日，该院作出（2016）金执字第106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李伟华、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名下银行存款3348658.87元予以冻结、扣划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2017年1月18日，该院向浦发银行送达了（2016）金执字第1069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将被执行人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账号为76×××89的银行账户内存款1096973.11元扣划至该院账户。该院认为中载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应当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本案审查过程中，案外人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向该院提交相关证据据以证明法院扣划的1096973.11元系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案外人处的保证金，其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因该笔款项登记在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名下，对于该款项是否系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案外人处设立的保证金及案外人对法院扣划的1096973.11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确认，不属于执行程序审查的范围。……。因被执行人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未按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该院作出（2016）金执字第106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扣划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名下银行存款执行行为并无不当，案外人所提异议理由不能成立，……。裁定如下：驳回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的异议。2017年11月3日，原告向该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金钱质押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应当符合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要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讼争账户的资金是否具备金钱质押的生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本案原告所提交的其与第三人签订《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全面业务合作协议》及具体各笔贷款的有关借款担保合同，原告诉称的有关各笔贷款的借款担保合同并未就有关质押财产信息进行约定，亦未进行签署。《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明确载明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原告在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止的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主合同项下的债务人为第三人通过出具《同意担保函》（格式见附件1）所确认的所有债务人。同时原告亦未提交其诉称的相关各笔贷款由第三人出具的《同意担保函》等书证，结合原告自己所提交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载明的有关保证金账户及相应的保证金账户的交易流水清单，《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载明签署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上述合同文本上载明的保证金账户开户时间分别为2015年3月3日、2015年7月1日、2016年3月29日，由此可以看出上述三个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并不能满足保证金特定化的要求。同时，诉争保证金账户开户名称均为第三人，在形式上亦不符合法定的“移交债权人占有”条件。综上，原告诉称的上述保证金账户的资金并不符合金钱质押的生效条件，原告对诉争保证金账户的资金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亦不享有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原告诉请，证据不足，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经该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负担。二审中，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基支行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54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例一份，上诉人称系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下载，拟证明本案与最高法院指导案例类似，应根据该指导案例予以裁判；2.（2017）豫01民终1426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上诉人称系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下载，拟证明本案与该案例类似，在处理时应予参考。针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提交的证据，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基支行质证认为：本案的法律事实和上诉人所提交的两份判决书中确认的法律事实不一致，不能以该两份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来判决本案。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涉及的账户是保证金的性质，没有提供该账户的开立程序规定及开户资料，也未提供该账户全部进出款明细，无法证明该账户是保证金性质。本案所涉及的三个账户并不是按上诉人《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程序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的转款，而是在《最高额质押合同》签订后的2016年才添加上的，被上诉人认为甚至应该是在2016年6月法院冻结后添加上的，和《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签订日期相差两年以上，三个账户并不是质押合同所对应的保证金账户。上诉人也未按照其《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出具《同意担保函》来明确质押担保的债务人主体，其所提供的所有的贷款账务除曹桂英、韩裕菊外，均没有出具《同意担保函》，无法证明这些贷款和《最高额质押合同》的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这些借款人是《最高额质押合同》对应的债务人。在上诉人所提供的每笔借款合同中，有质押物的填写空白处，也有质押人的签章处，但这些借款合同中的质押物、出质人处均为空白，也没有签章，上述三点都说明了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没有按照其合同约定进行规范的操作，导致了保证金专户未能特定化，也导致了保证金专户对应的债务人未能明确化。上诉人所提交的两份证据与本案的客观情况不一致，上诉人合同的制定是完善的，也是明确的，但是其工作人员没有按照其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进行质押方面的操作而导致质押无效，上诉人应当自行承担其工作人员错误操作所带来的法律后果。二审庭审后，上诉人就其在庭审中未明确答复的问题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并提交了相关附件：1.科目名称及业务代号单及截图打印件；2.尾号为3295、3772账户的基本信息复印件及截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庭后提交的《情况说明》及附件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上诉人关于保证金业务代码的说明，不能证明案涉三个账户内资金一定是保证金，不排除借用保证金账户存一般结算资金的可能性，因为案涉三个账户的开户时间，和《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约定设置时间、程序不一致；就案涉账户，上诉人与第三人未形成用案涉三个账户内资金进行质押担保的新的合意，不符合质押资金特定化的法律要求。上诉人不按合同约定办理业务，随意注销、变更账户、转移资金，证明上诉人违反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办理保证金质押贷款业务，上诉人的行为导致案涉三个账户内资金不符合保证金特定化的要求，上诉人对案涉三个账户内资金不享有质权。本院对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二审庭审后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载明：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1日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处开立了户名为“浦发银行其他定期保证金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账号为76×××95的保证金账户，于2015年3月3日销户；2015年3月3日，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开立了户名为“浦发银行其他定期保证金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账号为76×××72的保证金账户，原账号为76×××95的保证金2000万元转入该账户，该账户于2016年3月29日销户；2016年3月29日，原账号为76×××72的保证金本金8145464.66元及利息205401.47元，转入户名为“浦发银行其他活期保证金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账号为76×××47的账户。关于案涉三个账户的开立时间，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称：尾号为3789账户是2015年3月3日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存入金额为8860000元；尾号为3932账户是2015年7月1日开立的账户，存入金额为850万元；尾号为5447账户是活期保证金账户，销户转账时间是2016年3月29日。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月18日，本院向浦发银行送达了（2016）金执字第1069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将被执行人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账号为76×××89的银行账户内存款1096973.11元扣划至该院账户。”，一审法院查明的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被扣划款项的账户信息有误，该账户信息应为76×××47，本院据实纠正。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第三人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日签订《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时，案涉76×××47账户并未设立。上诉人认可案涉账户的信息是在2016年3月29日该账户开立之后被添加到《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的，但上诉人未说明具体添加时间。上诉人庭审后提交法院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开立于2014年8月21日的76×××95账户，上诉人主张是保证金账户，但在2014年9月1日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该账户信息并未被添加至该合同第九条第4款“出质人在本合同第三条第1款所述的保证金专户”处。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全面业务合作协议》，上诉人称系2015年6月签订。该协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是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除本协议约定之外，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以办理每笔业务时所签订合同的约定为准。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其与借款人曹桂英、韩裕菊签订的《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中，“质押财产信息”栏为空白，第三人是作为保证人而非出质人在合同中加盖印鉴。除曹桂英、韩裕菊外，在上诉人与其他借款人（企业）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及第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均约定第三人是连带责任保证人。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仅证明双方之间订立了质押合同，但该合同在订立时并未填写任何保证金专户的具体账户信息。按上诉人所称，案涉保证金账户系在2016年3月29日以后添加至《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就案涉保证金账户所涉及的质押担保的效力，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能够溯及在2016年3月29日之前上诉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一审法院已查明，案涉账户的相应款项已于2016年6月被冻结，2017年1月被扣划。而上诉人在2016年3月29日之后、2016年6月之前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涉及到的债权债务仅有郑州神通铝业有限公司借款600万元、200万元及郑州市华中建机有限公司300万元借款。上诉人认可郑州市华中建机有限公司300万元借款已结清。涉及到郑州神通铝业有限公司的两笔借款，第三人郑州市上街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并未出具《同意担保函》。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第三人出具的落款时间显示为2014年9月1日的《同意担保函》，有明确信息的债务人仅有曹桂英、韩裕菊。而此时，《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并无任何保证金专户的具体账户信息。除曹桂英、韩裕菊外，上诉人与其他借款人均只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相对应的与第三人签订的《保证合同》。《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第九条约定：主合同项下的债务人为：出质人通过出具《同意担保函》所确认的所有债务人。第三人并未按照《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第九条的规定，为除曹桂英、韩裕菊外的其他债务人出具《同意担保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保证金账户及第三人设立的质押担保与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对案涉账户内的资金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主张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行使优先受偿权，理由不足，证据不力，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传炜审判员  黄智勇审判员  曹逢春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李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