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78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栋，男，1984年9月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悦民，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甄琦，男，1979年6月1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旸，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成都动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8栋8层4号。
法定代表人：甄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苗苗，女，1985年3月16日出生，成都动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住哈尔滨市阿城区。
原审第三人：张志雄，男，1980年1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均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西藏嘉康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4楼。
法定代表人蔡玲玲，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男，1981年5月17日出生，西藏嘉康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审第三人：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4楼1401-1室。
法定代表人甄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珊珊，女，1987年9月26日出生，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行政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艳君，女，1989年5月29日出生，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审第三人：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3766号。
法定代表人：何志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女，199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助理。
上诉人徐栋因与被上诉人甄琦、原审第三人成都动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动鱼公司）、张志雄、西藏嘉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嘉康公司）、西藏瑞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瑞谦公司）、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互动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7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鹏、秦悦民，被上诉人甄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旸，原审第三人成都动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苗苗，张志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均昌，西藏瑞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艳君，杭州互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到庭参加诉讼。西藏嘉康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甄琦的诉讼请求，改判甄琦解除《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判令甄琦将成都动鱼公司的10%股权变更至徐栋名下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判令甄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证据采信违反法律规定，遗漏重要事实未查明，适用法律错误，超出当事人请求范围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徐栋并未向甄琦履行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该认定有误，证据不足且证据采信严重违反法律规定。首先，徐栋与甄琦于2012年7月10日签署《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后，即于2012年7月11日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完毕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该款项按照双方以及成都动鱼公司的共同约定、根据甄琦提供的账号已经如约支付至成都动鱼公司账户，甄琦、成都动鱼公司均认可收到该笔款项的事实。徐栋将10万元股权转让款付至成都动鱼公司账户中系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1款约定：“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及乙方付款后立即生效。甲方公司账号：”，由此可见，徐栋与甄琦均同意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甲方公司账号”，而《股权转让协议》中“甲方公司”即指成都动鱼公司。因此，徐栋将股权转让款付至成都动鱼公司账户完全是依据协议的明确约定。成都动鱼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公章，对于股权转让款付至其账户的约定不但知晓且认可，一审判决却不顾上述事实，错误采信成都动鱼公司明显与其盖章情况相矛盾的陈述。在一审庭审中，甄琦以及成都动鱼公司也均认可成都动鱼公司于2012年收到10万元款项，成都动鱼公司也确认其与徐栋并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由此足以证明成都动鱼公司2012年收到的10万元款项即为徐栋向甄琦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且其明知该款项的性质和用途。此外，成都动鱼公司是否知情也不影响对徐栋是否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的判断。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徐栋根据与甄琦之间的约定完成了付款义务后即有效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甄琦指示徐栋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成都动鱼公司账户而非甄琦本人账户内的原因为何与徐栋无关。其次，甄琦通过短信向徐栋提供了付款账号的事实已通过《公证书》予以证实，且甄琦对于发送短信的电话号码亦予以认可。甄琦尽管表示对《公证书》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推翻《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却毫无依据作出对该《公证书》不予认可的错误认定，严重违反证据认定的法定程序，并对事实作出错误认定。徐栋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公证书》、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甄琦就该协议中指向的“公司账号”通过短信向徐栋告知，徐栋按照短信提供的账号信息支付了1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审庭审中，甄琦对于短信沟通的电话号码、成都动鱼公司对于公司账号均予以认可，对于款项已收到一事亦予以认可。尽管甄琦表示对于《公证书》载明的往来短信内容不予认可，但其并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推翻该《公证书》证明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公证书》所证明的内容应当被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再次，甄琦不但从未向徐栋发出过任何催要股权转让款的通知，且徐栋委托李伟斌律师事务所和通力律师事务所分别于2014年12月26日、2016年2月24日向甄琦发去的律师函上均明确载明徐栋已向甄琦支付了1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要求甄琦履行工商变更登记义务。而甄琦在通过其委托的律师向徐栋回函时,只字未提其未收到股权转让款。上述往来函件的情况和内容,亦足以证实甄琦关于未收到股权转让款一事的陈述完全不符合事实。综上，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付款账号为“公司账号”的约定、成都动鱼公司亦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的事实,并根据同时期徐栋与甄琦就公司账户的沟通信息的公证内容、徐栋向成都动鱼公司付款的凭证,以及甄琦、成都动鱼公司对于2012年收到10万元款项这一事实的确认,上述证据及甄琦自认的事实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徐栋向成都动鱼公司所支付的10万元款项是基于上述约定以及甄琦的指示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第二，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本案全部事实,未对徐栋已经与甄琦形成股权代持关系的事实予以查明,双方于甄琦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时形成股权代持关系。根据徐栋与甄琦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5款的约定，徐栋与甄琦就成都动鱼公司的股权已经形成股权代持关系,但一审判决对于此重要事实却未予以查明。徐栋与甄琦形成股权代持关系系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该约定为徐栋与甄琦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当遵照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成都动鱼公司的印章,足以证明成都动鱼公司对于徐栋通过受让甄琦的股权并进而通过甄琦代持受让的股权知晓并认可,徐栋作为成都动鱼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为成都动鱼公司所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徐栋与甄琦关于股权代持的约定合法有效,徐栋为成都动鱼公司的隐名股东身份应予以确认。为此,徐栋基于上述股权转让以及股权代持关系向一审法院提出抗辩并提起反诉,要求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徐栋名下,但一审法院却未对上述股权代持的重要事实进行审查,对上述事实的查明存在重大遗漏。
第三，一审判决认定徐栋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向甄琦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双方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生效。上述认定存在明显矛盾和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徐栋已经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一审判决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生效的认定系建立在对上述事实查明错误的基础上所作出。而实际上,徐栋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完毕股权转款,《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已满足,徐栋不存在根本违约情形,一审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的认定明显错误,《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有效。此外,甄琦在《解除协议通知书》以及本案的诉讼请求均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由此可见,甄琦亦认可《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因此,本案并不存在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的争议。同时,徐栋注意到甄琦和一审判决就《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判断前后矛盾。甄琦认为徐栋根本违约,就是承认了《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合同法的基本常识是合同生效是违约的前提,未生效的合同不存在根本违约一说。既然合同已经生效,说明甄琦也是承认徐栋已经完成了合同生效所附条件,即徐栋已经完成了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何又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更是一方面认为双方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生效,一方面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为请求权基础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上述规定是明确适用于生效合同的违约情形的。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第四，一审判决认为甄琦已不再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双方协议已然无法继续履行。该认定无任何法律依据,且超出当事人请求范围进行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上,甄琦为了逃避其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应履行的将股权变更至徐栋名下的义务,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将所持股权转让给西藏瑞谦公司。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上述事实,且在甄琦并未以协议无法履行为由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因股东变更导致无法继续履行,一审判决超出当事人请求范围进行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其作出的上述认定无任何法律依据。甄琦在2016年4月19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中称,成都动鱼公司的股东不同意甄琦擅自处置股权的行为,要求行使法定的优先购买权,甄琦依据以上事由于2016年4月12日向徐栋以及徐栋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发出协议的解除通知,正式解除协议。因此,基于甄琦的上述文书自认的事实,截止2016年4月,甄琦向本案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甄琦仍持有成都动鱼公司股权。然而在本案于2016年5月20日一审法院第一次谈话时,甄琦向一审法院称已将股权转让给西藏瑞谦公司,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直至2016年6月29日一审法院第二次谈话时,甄琦向一审法院递交了日期为2016年2月26日的两份股东会决议以及未注明时间的章程修正案,用于证明上述股权转让发生在2016年2月26日。就上述情况,徐栋通过查阅成都动鱼公司的工商档案得知,成都动鱼公司是在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之后的2016年5月10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甄琦将股权转让给西藏瑞谦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工商档案中相应的股东会决议时间载明为2016年3月25日,其内容与甄琦所提交的也并不完全一致,工商档案中相应的章程修正案时间载明为2016年3月15日,其内容与甄琦所提交的也不完全一致。由此可见,甄琦的自认的事实与其提供的证据以及成都动鱼公司工商档案存在严重矛盾：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时间不一致、内容不一致，成都动鱼公司以及其现有股东对此亦无法给出合理合法的解释，且甄琦于2016年4月12日解除合同通知以及2016年4月提起诉讼时均陈述为现有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其在一审庭审中却又提出2016年2月26日已经将股权转让给西藏瑞谦公司。对于上述矛盾,徐栋认为,甄琦将股权转让给西藏瑞谦公司的真实时间是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成都动鱼公司的工商档案中的《情况说明》中即可印证,成都动鱼公司实际上是在2016年5月10日才办理了股权转让的事宜，足以证明该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义务。经查阅甄琦与西藏瑞谦公司2016年3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只约定了转让的股权比例,而对于价款、履行期限和方式等合同一般条款均未约定或语焉不详，并且经查询，甄琦为西藏瑞谦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80%的股权,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由此可见,西藏瑞谦公司为甄琦实际控制和控股的公司,其应当知道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约定。西藏瑞谦公司不构成善意受让人。一审庭审中,甄琦与西藏瑞谦公司亦刻意回避上述事实。就上述甄琦将股权转让给西藏瑞谦公司的情况,徐栋已另行提起诉讼确认上述转让无效,该案件正在审理中。综上,甄琦为了逃避《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义务而安排其控制的西藏瑞谦公司受让其所持成都动鱼公司股权,且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存在争议,尚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因此,该次股权转让不能构成《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的法定事由,且甄琦亦未以此为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无权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审查,一审判决相关认定无任何法律依据。
甄琦辩称，第一，《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约定徐栋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成都动鱼公司，协议中仅写了公司的名称，没有写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不能认为双方当事人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进行了变更。第二，徐栋提交的短信的真实性不应当被采信，短信是可以编辑的，而且短信中也没有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内容，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缺乏关联性，甄琦认可徐栋支付给成都动鱼公司的10万元可能是其他经济往来的款项。第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徐栋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生效条件，因徐栋未向甄琦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已成立但并未生效，因为徐栋的违约行为，甄琦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第四，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甄琦转让股权给徐栋未能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2016年2月26日成都动鱼公司的所有股东形成了决议，都不同意甄琦将股权转让给徐栋。第五，甄琦将股权转让给西藏瑞谦公司，协议是2016年2月26日签订额，甄琦于2016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工商变更登记的完成是2016年5月份。综上，甄琦服从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徐栋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成都动鱼公司述称，与甄琦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张志雄述称，与甄琦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西藏瑞谦公司述称，与甄琦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杭州互动公司述称，与甄琦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西藏嘉康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与甄琦意见一致，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甄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甄琦与徐栋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于2016年4月12日解除；2、徐栋向甄琦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3、由徐栋承担本案的本诉诉讼费。
徐栋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确认甄琦解除《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2、甄琦履行《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合同义务，将甄琦所持的成都动鱼公司的10%股权变更至徐栋名下；3、由甄琦承担反诉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10日，甄琦（甲方、转让方）与徐栋（乙方、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第一条股权的转让。1、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总股本的1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后原股东持有公司90%股权，乙方持有该公司10%股权）；2、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3、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万元；4、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5、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享受10%的除投票权以外的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受相应除投票权以外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乙方股份委托甲方代持，不享有投票权；6、乙方任何时候可以将委托甲方代持的股份转到乙方名下，甲方应对目标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第二条违约责任。1、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方造成的损失……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及乙方付款后立即生效……”。合同签订后，徐栋并未向甄琦履行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2016年4月12日，甄琦以徐栋存在根本违约为由向徐栋以及徐栋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徐栋于2016年4月13日签收了《解除协议通知书》。2016年3月15日，成都动鱼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现目标公司股东已变更为张志雄、西藏嘉康公司、杭州互动公司和西藏瑞谦公司，甄琦已不再是成都动鱼公司的股东。
一审法院认为，甄琦与徐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及乙方（徐栋）付款后立即生效。根据一审庭审质证，徐栋作为履行付款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向甄琦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双方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生效。根据查明的事实，因目标公司的股东已经发生变更，双方协议已然无法继续履行。在徐栋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况下，甄琦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徐栋于2016年4月13日签收了甄琦向其邮寄的解除协议通知书，故协议解除的时间应确定为2016年4月13日。故此，一审法院对甄琦关于确认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本诉请求予以支持。徐栋关于确认甄琦解除协议无效，要求甄琦继续履行协议的反诉请求，因徐栋存在根本违约，故一审法院以无事实法律依据为由不予支持。另，甄琦关于要求徐栋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因甄琦未向法院提供损失实际发生的证据，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甄琦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甄琦与徐栋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部转让）》于2016年4月13日解除；二、驳回甄琦的其他本诉请求；三、驳回徐栋的反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本案一审中，徐栋提交了银行电汇凭证和收费凭证，证明于2012年7月11日向成都动鱼公司×××银行账号汇款10万元。甄琦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成都动鱼公司认可收到该笔10万元。徐栋提交了甄琦手机号码证明文件和徐栋手机号码证明文件，证明甄琦的手机号码为138XXXX****，徐栋的手机号码为136XXXX****。甄琦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力无异议。对于徐栋一审提交的证据2短信往来截图和证据10《公证书》，二审庭审中，本院当庭核查了徐栋与甄琦进行短信联系的手机中存储的短信和收发短信的手机号码，该手机系徐栋一审提交的证据2短信往来截图和证据10《公证书》中载明的短信的原始存储介质，徐栋提交的短信往来截图和《公证书》中载明的短信的内容与该手机中存储的短信的内容一致。收发短信的手机号码与徐栋提交证据证明且甄琦认可的手机号码一致。徐栋提供的短信内容为：2012年7月10日16:40，甄琦：“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峨影支行，账号：×××”，徐栋：“另外还需要收款人（公司）名称吧？”甄琦：“成都动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徐栋：“收到。我明天上午汇出，汇出后发给你一条短信。”甄琦：“好的，谢谢。”徐栋：“应该的。好好休息，明天见。”甄琦：“明天见。”2012年7月11日12:00，徐栋：“上午已汇出。我大概1点左右到，一会儿见。”甄琦：“好的，我已经到了。你到了给我电话，我下来。”2012年7月13日12:01，徐栋：“我周三中午汇出。银行工作人员说最多2个工作日到款。成都公司账户应该已经收到，你方便时确认一下吧。”甄琦：“今天上午已经确认收到了，工商银行的网银太扯了，刚开始显示账户余额为零，把所有人都吓到了。。。刷了半天才正确显示，所以才和你确认。抱歉啊。”虽然甄琦对短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甄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亦未能指出短信内容存在何种被编辑、被修改的情形，因上述短信的内容之间存在一致性，且与徐栋提交的银行电汇凭证和收费凭证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徐栋一审提交的证据2短信往来截图和证据10《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甄琦和徐栋共同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公司股权是成都动鱼公司的股权。甄琦、成都动鱼公司和徐栋共同确认甄琦于2012年11月29日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51%。甄琦和西藏瑞谦公司共同确认甄琦将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49.84%股权全部转让给西藏瑞谦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时间是2016年5月10日。
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甄琦和徐栋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甄琦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并未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但《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本案中，甄琦和徐栋争议的焦点是徐栋是否已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因《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1款约定:“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及乙方付款后立即生效。甲方公司账号:”,第四条第3款约定：“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该公司存档一份，申请变更登记一份”，前述约定的“甲方公司”和“该公司”均是指成都动鱼公司，成都动鱼公司亦在《股权转让协议》加盖骑缝章，结合甄琦向徐栋发短信告知成都动鱼公司银行账号的事实，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可以证明甄琦和徐栋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徐栋将10万元股权转让款汇入成都动鱼公司银行账户。甄琦和徐栋在2012年7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徐栋于2012年7月11日向甄琦指定的成都动鱼公司账号电汇10万元，成都动鱼公司亦收到该10万元，在成都动鱼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与徐栋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关系的情况下，结合甄琦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至2016年4月12日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前从未向徐栋主张过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徐栋于2012年7月11日向成都动鱼公司电汇的10万元就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徐栋上诉提出的已向甄琦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徐栋未向甄琦履行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徐栋已构成根本违约系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徐栋于2016年4月13日收到了甄琦《解除协议通知书》，甄琦于2016年4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徐栋于2016年5月10日前提出反诉要求确认甄琦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属于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间内提出了异议。徐栋提出的确认甄琦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甄琦提出的确认甄琦与徐栋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于2016年4月12日解除并要求徐栋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1款的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及徐栋付款后立即生效，甄琦和徐栋均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且徐栋已于2012年7月11日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了1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本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5款约定，股权转让完成后，徐栋即享受10%的除投票权以外的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甄琦不再享受相应除投票权以外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徐栋的股权委托甄琦代持，不享有投票权。因甄琦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并未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直到2012年11月29日甄琦才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51%，故本院认定在甄琦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之时，徐栋和甄琦就甄琦转让的成都动鱼公司10%的股权形成了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徐栋上诉提出的在甄琦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时就甄琦转让的成都动鱼公司10%股权与甄琦形成股权代持关系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徐栋上诉提出的要求甄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的10%股权变更至徐栋名下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6款的约定，徐栋任何时候可以将委托甄琦代持的股份转到徐栋名下，甄琦应对成都动鱼公司及徐栋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故徐栋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因成都动鱼公司的现有股东均不同意徐栋成为成都动鱼公司股东，且甄琦现已不持有成都动鱼公司的股权，徐栋请求甄琦将持有的成都动鱼公司10%股权变更登记至徐栋名下，目前尚不具备条件且事实上目前不能履行，故本院对徐栋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徐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7417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甄琦解除《动鱼数码（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无效；
三、驳回甄琦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徐栋的其他反诉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甄琦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5元，由徐栋负担10元（已交纳），由甄琦负担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2370元，由徐栋负担20元（已交纳），由甄琦负担23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晓莉
审判员 周 维
审判员 李晓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夏佳琪
书记员 杨 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