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97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淑兰，女，193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航天部医院230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星，女，196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航天部十二所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成，男，1965年5月7日出生，汉族，EGDG公司办事处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京，男，197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宇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敏，女，197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美国美迈斯律师事务所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景收，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上诉人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孙方园，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01室、1503、1505、1506、0507、1508。
法定代表人:李源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静，女，198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征，女，198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上诉人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旅游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46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淑兰、黄星、黄成及五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景收、孙方园，被上诉人康辉旅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静、刘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请求依法判令由康辉旅游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本案一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2）原审法院对康辉旅游公司“在旅行团出发前已尽到必要的安全提示务”的认定依据为康辉旅游公司未经笔迹审验之证据（有伪证之嫌）。（3）原审法院忽视康辉旅游公司非法委派兼职人员李改兰从事出境游领队工作，未为其申领领队证，李改兰事实上不具有相应学历、语言能力和专业胜任能力等重大违法事实以及这些违法事实给受害人造成的严重死亡后果；（4）原审法院忽视康辉旅游公司违法委派领队，未依法对受害人黄继华履行法律规定的特殊群体的严格安全保障义务；（5）原审法院忽视事故发生时，康辉旅游公司非法委派人员李改兰违反法律规定未陪同旅游者。事故发生后直至黄继华死亡之间约三小时时间内，康辉旅游公司非法委派人员李改兰未在现场进行任何形式的救助，未履行任何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因此造成在整个事发过程中无法及时、准确地向俄方抢救人员表述导致受害人黄继华身体不适的原因为喉咙呛到食物，致使在事发的整个三小时里，俄方抢救人员无法与受害人沟通而采取有针对性、得当的抢救措施，最终导致悲剧发生的事实；（6）康辉旅游公司未经黄继华同意，将旅游业务转交俄罗斯当地旅行社实际提供旅游服务，康辉旅游公司对俄罗斯当地旅行社及导游是否具有资质并未举证。康辉旅游公司在旅游行程过程中疏于管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康辉旅游公司存在严重过错；（7）不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在黄继华去世后，被告根据陶淑兰的意思为陶淑兰单独安排行程”的表述，一审法院的这一表述有违一般社会人的常识，而且还作为被告脱责的证据，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在莫斯科处理黄继华后事期间，陶淑兰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血压连续多日高达190以上，多次请俄罗斯当地急救人员到酒店进行紧急治疗，身体状况非常差，根本无法正常生活，更谈不上被起诉方所称单独安排行程游玩的可能。家属到达莫斯科之前，主要是李某在照顾陶淑兰。家属到达莫斯科之后，由家属照顾。原审法院认定康辉旅游公司“安排合乎其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标准”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案件本身是旅行社与旅游者的纠纷，旅行社应当有告知及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出行前需要审核旅游者是否适合出行，进行安全告知及警示的工作，旅游的时候应当依法配备领队和导游，不得将旅游业务私自转出，根据不同人群应作好安全措施。具体到本案，旅行社在黄继华登机前才见到本人，没有对死者身体状态进行评估，登机时两个导游私下交流，认为黄继华作轮椅不适合出行，但是二人还是允许黄继华出行了，但旅游中没有对死者进行照顾。李改兰在事发时没有在现场，且其不懂俄语，没有紧急抢救的技能，就是因为李改兰不懂俄语，延误了抢救时机。李改兰领队证显示的是神州旅行社的职员，并非康辉旅游公司工作人员，这点违反了旅游法的相关规定，不排除康辉旅游公司违法将旅行团转给其他旅行单位。
康辉旅游公司二审答辩称：康辉旅游公司尽到安全警示义务，出团通知、旅游合同及出团会上都作了安全提示。对方没有核实旅游者身体状况，合同上对方明确写了，黄继华身体良好适合出游。关于安全保障，康辉旅游公司尽到责任，具体到本案，黄继华因为心脏病去世，是因自身疾病，无论采取何种救助也不能阻碍病情发生。事发时是在餐厅，安全保障义务指的是就餐环境及食品安全，但本案并没有涉及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李改兰知道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到了现场，李改兰到现场时救助车已经到现场了，此后李改兰做了帮助家属办理签证、身后事的处理、保险理赔等全部协助义务。李改兰有领队证，也具备全部领队技能，并且其是一个老领队，经验非常丰富，康辉旅游公司没有任何侵权行为。李改兰到达现场后，没有对黄继华救治的问题，李改兰在到现场之后，已经有专业的救护人员在特定场所对黄继华采取救治措施，专业人员不允许任何人妨碍救助，此时李改兰与陶淑兰在外等候，在救治一段时间后，黄继华宣布救治无效，救护人员才离开现场，相关人员继续等待后续处理。并非李改兰在黄继华还存活时，不采取任何措施。当时急救人员救治完毕后，实际上黄继华已经死亡，但是为照顾陶淑兰的情绪，并没有将结果直接告知陶淑兰，只告诉了李改兰，李改兰为了安抚陶淑兰，也没有第一时间告知陶淑兰黄继华已经去世，所以让陶淑兰误以为黄继华一直活着。
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康辉旅游公司向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支付死亡赔偿金425190元；2、康辉旅游公司向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支付丧葬费46236元；3、康辉旅游公司向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4、康辉旅游公司向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支付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共计96280元；5、康辉旅游公司向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退还旅游费38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淑兰与黄继华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个子女，长女黄星、长子黄成、次子黄京、次女黄敏。
2015年8月7日，陶淑兰、黄继华、李某与康辉旅游公司签订《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约定出发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结束时间为2015年8月29日，共12天，饭店住宿4夜，船上住宿6夜。旅游费用为成人19300元/人，旅游费用合计57900元，支付时间为2015年8月7日。旅游者委托出境社购买保险产品名称为PICC。上述合同附件1《出境旅游报名表》中“身体状况”一栏，载明“陶淑兰、黄继华、李某身体状况良好，适合此次旅行”，陶淑兰、李某在“旅游者确认签名”处签字。康辉旅游公司出具的《8月18日出发俄罗斯伏尔加河浪漫之旅旅游团出团通知》，载明随团参观、购物时请听从导游和领队指引，自由活动期间请高度注意个人安全。
莫斯科当地时间2015年8月19日上午7时许，适值旅游团队早餐时间，黄继华在用餐时不慎被食物卡住喉咙，酒店工作人员叫来救护车，领队李改兰联系康辉旅游公司公司相关人员对事件进行处理。经赶去现场的医护人员实施急救，黄继华最终于莫斯科当地时间当日上午10时30分死亡，死亡原因为心血管疾病，发展为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结果造成。
庭审中，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是陶淑兰的朋友，与陶淑兰夫妇一起报名本次旅行。事发时领队李改兰不在场，俄罗斯的导游在场。两名当地男子过来帮黄继华拍背，后来应该是他们叫了救护车，过了20分钟左右，来了两名救护人员把黄继华抬到小餐厅进行急救。后来急救人员与俄罗斯导游沟通了一会儿就走了，俄罗斯导游说人救不过来了。我要求李改兰把黄继华送往医院，李改兰说需要与公司沟通，我看见李改兰给孟经理打电话。最后来了一辆安全机关的车把黄继华拉走了。黄继华去世后，康辉旅游公司要求我陪着陶淑兰，我认为康辉旅游公司应该向我赔偿我的旅游费用。康辉旅游公司对于李某证人身份予以认可，但表示救护人员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现场。
证人孟某出庭作证称：其是康辉旅游公司公司欧亚中心部门副经理。莫斯科当地时间2015年8月19日上午7时30分许，我接到李改兰的电话，说她已经到了现场，当时医护人员已经对黄继华实施抢救。莫斯科堵车情况严重，刚好救护车离酒店较近，救护车到得很及时。李改兰作为领队，负责的主要是旅游服务，其所接受过的培训不足以对黄继华当时的情况进行任何急救处理。黄继华去世后，我公司紧急开会，由我牵头配合俄罗斯方面全权处理后续事宜，包括为黄继华四位子女办理赴俄加急签证、安排翻译陪同陶淑兰、办理保险公司赔偿事宜、办理黄继华遗体火化手续、安排将黄继华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等。原告对于孟某证人身份予以认可，表示该证言可以证明李改兰是兼职，不懂俄语，未经历过医疗技能培训；认可证人确实赴往莫斯科协助办理黄继华保险公司理赔手续、办理黄继华子女赴俄手续（但最终由其子女自行办理成功）。
经询，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认可在黄继华去世后，由康辉旅游公司另行安排翻译人员陪同陶淑兰、李某进行部分景点的参观游玩，费用由康辉旅游公司公司垫付，保险公司对黄继华死亡的理赔手续已由康辉旅游公司协助办理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旅游经营者方面的同一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选择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案由进行审理。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选择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责任纠纷作为本案案由，法院依侵权责任纠纷审理本案。
黄继华、陶淑兰、李某与康辉旅游公司签订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黄继华、陶淑兰、李某出行前所签订的一系列文件中，均未提及黄继华身体有特殊病情，陶淑兰、李某对于《出境旅游报名表》中“身体状况”一栏载明的“陶淑兰、黄继华、李某身体状况良好，适合此次旅行”亦予以签字确认，陶淑兰、黄继华作为成年人，其应当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足够的认知；《8月18日出发俄罗斯伏尔加河浪漫之旅旅游团出团通知》亦明确载明“随团参观、购物时请听从导游和领队指引，自由活动期间请高度注意个人安全”，应认定康辉旅游公司在旅行团队出发前已尽到必要的安全提示义务。依合同约定及一般社会人的常识，旅行者有义务确保身体健康，保证自身身体条件能够适应和完成旅游活动。根据法医鉴定报告，黄继华的死亡原因系因自身突发疾病（冠状动脉心脏疾病）所致，康辉旅游公司对于黄继华的死亡不存在主观过错，结合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康辉旅游公司履行合同与黄继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在黄继华出现不适症状后，医护人员于二十分钟左右即赶至现场进行抢救，康辉旅游公司亦安排当地地接旅行社负责人前往现场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在黄继华去世后，康辉旅游公司根据陶淑兰的意思为陶淑兰单独安排行程，并及时联系黄继华家属赴俄办理黄继华火化手续及保险理赔事宜，根据当时的诊治条件、客观实际情况，康辉旅游公司的安排合乎其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标准，并无不妥。康辉旅游公司是否报警、是否通知当地使领馆与黄继华的死亡及救治效果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康辉旅游公司在全部旅游行程中，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提示、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故其不应对黄继华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要求康辉旅游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主张的退还旅游费用一节，系合同纠纷，与本案侵权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康辉旅游公司提交名称变更通知，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名称变更为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从事领队业务，应当取得导游证，具有相应的学历、语言能力和旅游从业经历，并与委派其从事领队业务的取得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的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第八十一条规定，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排。
本案中，黄继华、陶淑兰、李某与康辉旅游公司签订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涉案事故责任承担的认定问题。第一，陶淑兰作为成年人，可以代为黄继华从事一定的民事活动，但是否便于出行远游，陶淑兰作为一般人，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应由专门从事旅游服务机构予以核实确认。本案中，康辉旅游公司出示的《出境旅游报名表》由陶淑兰代为黄继华签署，并由康辉旅游公司工作人员在“身体状况”一栏填写“陶淑兰、黄继华、李某身体状况良好，适合此次旅行”内容，即康辉旅游公司并未当面核实黄继华的身体状况是否便于此次旅行，因此，本院认为康辉旅游公司对于黄继华此次出行，并未尽必要的安全方面的说明和审查义务。第二，依据旅游相关法律规定，从事领队业务应具有相应的语言能力，并在发生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时，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本案中，康辉旅游公司指派的领队李改兰并不熟悉当地语言，因此，发生突发事件时只能求助于他人的语言支持，且事发时李改兰并未在第一现场，由他人告知后到达，且现有证据表明其并不具备相应的应急救助技能，因此，本院认为事故发生后，黄继华未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康辉旅游公司存有一定的过错。
综上所述，康辉旅游公司对于黄继华死亡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但本案中，因自身疾病造成黄继华死亡，旅行社应承担次要责任。黄继华死亡必然造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旅游费等损失的产生，赔偿责任数额根据康辉旅游公司的过错程度、对于发生死亡结果原因力大小、旅行社处理后续事宜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
综上，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上诉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46514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支付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各项损失五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清；
三、驳回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863元，由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负担10094元（已交纳5432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6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63元，由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负担10094元（已交纳），由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6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审 判 员 何灵灵
审 判 员 玄明虎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申峻屹
法官助理 林家诚
书 记 员 高 媛
书 记 员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