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3民终13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红，女，1964年5月3日出生，汉族，系秦皇岛市山海关啤酒厂下岗工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婕，河北权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舒莫林，男，196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系秦皇岛市总工会机关党委副书记，现住秦皇岛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波，河北权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晶，女，196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静，河北九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新，河北九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增行，男，198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秦皇岛市，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苏红、舒莫林因与被上诉人徐晶及原审被告王增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391民初1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红、舒莫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徐晶的诉讼请求；判决徐晶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苏红与徐晶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认定事实错误。苏红与徐晶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徐晶委托苏红代理其投资理财，每一笔投资事宜由苏红、徐晶、王增行三人共同商议，徐晶决定后便委托苏红将理财款项转给实际用款人。三人的银行账户流水清楚地显示了徐晶的资金流向，既证明了苏红与徐晶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也证明了苏红没有将徐晶的款项自用或用于家庭生活等途径。苏红有新证据--[2014年4月17日徐晶向苏红转账时留言”可以做4个月的”]，证明徐晶汇给苏红的款项用途是委托苏红代理其理财，并不是借给苏红的借款本金。一审法院仅凭《还款计划》记载：”徐晶分多次通过银行给苏红汇款190万元，用于民间借贷”，便无视其他证据错误认定苏红与徐晶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借贷，完全是对《还款计划》的错误理解，结合苏红、徐晶、王增行三人的银行流水及徐晶的转账留言，能够充分证明该句话的正确理解是，徐晶给苏红的汇款是委托苏红转账给实际用款人，用于投资理财，同时，《还款计划》是根据投资款收回情况约定的，证明了徐晶的款项是委托苏红用于投资理财的事实，否则，徐晶完全没有必要根据投资款的收回情况约定还款事宜。2、在不考虑一审法院认定苏红与徐晶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正确的前提下，仅就一审法院认定所谓”债务”本金为190万元及该”债务”为苏红、舒莫林的夫妻共同债务来看，其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根据《还款计划》记载的：”徐晶分多次通过银行给苏红汇款190万元。”在苏红、舒莫林在一审中提供了苏红向徐晶的汇款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依据《还款计划》便认定借款本金是190万元，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借款本金数额的确定应当根据双方的银行转账记录来认定，而不是依据单方的汇款记录认定。一审法院仅根据”债务”发生的时间在苏红、舒莫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便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于法无据。苏红、舒莫林之间既无共同对外”举债”的合意，苏红也没有将款项用于家庭日常生活，舒莫林也没有分享因债务带来的收益，舒莫林对”债务”及《还款计划》的产生及经过毫不知情。苏红与舒莫林虽为夫妻，但自2000年起两人分居至今，无共同生活。苏红、舒莫林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苏红和舒莫林一直分居、无共同生活以及苏红没有将款项用于日常生活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委托代理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而并非由作为代理人的苏红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苏红对代理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偿还义务，明显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决由舒莫林承担，于法无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徐晶的诉讼请求，以保护苏红、舒莫林的合法权益，望二审法院依法公正裁判。
徐晶辩称，一、一审认定徐晶与苏红之间确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自徐晶2016年11月2日起诉立案到第一次庭审（2016年12月7日）结束，苏红，舒莫林并未提及徐晶与苏红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而且对借款的事实没有异议，只是对欠款数额有争议。（有开发区法院2016年12月7日的庭审笔录为证）。其次，苏红、舒莫林至今也没有提交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与徐晶之间系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按照苏红所说每一笔款项都是经过苏红、徐晶、王增行三人共同商议的，那为什么徐晶不直接将钱转给王增行，而是多此一举的将钱转给苏红，再由苏红转给王增行。这样的客观操作如何体现是三人商议的结果，因此，苏红所说的完全不符合常理。只凭徐晶通过银行转给其的借款，其很快就转给王增行与罗良大就认定徐晶与苏红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实在太牵强。而且在二人之间也没有委托理财关系的特征显现，如没有委托理财协议、没有委托理财的报酬，不能合理解释投资款项没有回款的情况下，苏红却在2012年7月16日至2014年5月7日陆续向徐晶还款并支付利息等等。另外，根据一审，二审，重审共计三次庭审，苏红对自己签字确认的还款计划，均表示是自己亲自书写。还款计划完全可以证明苏红向徐晶借款的事实。加上徐晶提供了完整真实的银行交易流水，将徐晶与苏红之间的资金往来表现的清清楚楚，苏红对总的出借金额也没有异议，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再者，苏红所说的”新证据”（2014年4月17日徐晶给苏红转账时留言”可以做4个月”）并不能认定为法律上的新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为新证据。而本案，经过三次审理，双方已经将各自的银行交易流水，尽数交给法庭，当然也包含2014年4月17日借款。因此其并不属于新证据。当然，即便把它作为证据使用，也不能说明徐晶与苏红之间就是委托理财关系。原因一：”可以做4个月的”这几个字，从字面理解不能推出就是理财，即便放在一笔银行转账的备注里，它的唯一解释也绝对不是理财，因为该句话缺少了宾语，即”行为的对象”，并不完整。但法律是严谨的，不能凭借半句话来确定两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因二：徐晶与其丈夫共计向苏红转款15笔，如果是委托理财，为什么就只有2014年4月17日这一笔转账备注”可以做4个月”，其他14笔没有任何注明留言？因此，合理的解释即客观事实是因徐晶考虑之前的借款苏红有部分仍未偿还，且苏红也没有出具书面借条，故在2014年4月17日借款时，便想到在转账时留言写上”可以借4个月的”，但基于打字用的五笔，”借”就写成了”做”。为什么2014年5月17日那笔出借款，没有留言？重审时，唐瑞峰、胡忆平、刘耀明的证言证明了，此笔借款当时苏红要的特别急，再加上孝感当时条件有限，徐晶能给苏红转款实属不易，所以也就没有留言。同时也说明了，如果不是苏红急着借钱，只是徐晶委托理财，徐晶完全没有必要让大家都放弃游玩，陪同她给苏红转账，耽误大家时间。所以，苏红所谓的新证据根本不能成立，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二、徐晶出借的款项，应为苏红、舒莫林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夫妻共同偿还。首先，从客观事实上讲：1、徐晶与苏红本不认识，是基于各自的丈夫沈运桥与舒莫林在2011年年底才结识的。如果按照舒莫林和苏红所说，他俩感情不和，那么徐晶又是怎么认识苏红的。只能是通过舒莫林。2、苏红、舒莫林第一次向徐晶借钱时是2012年3月底，舒莫林专程从秦皇岛赶到北京，见面地点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上岛咖啡店里。3、2013年1月8日通过沈运桥的银行卡出借的10万元，系舒莫林亲自打电话给沈运桥借款，沈运桥才通过自己的卡给苏红汇款了10万元。4、2014年11月底至2016年10月份，徐晶及家人先后五次到秦皇岛，向苏红、舒莫林索要债务，每次见面都是舒莫林主持。以上客观事实足以说明，被舒莫林所说对”债务”及《还款计划》的产生及经过毫不知情，实属隐瞒事实、亵渎法庭的行为。其次，从证据上讲：1、徐晶在重审时有两位证人徐某和徐振中以及录音资料证明，舒莫林参与还款协商的过程及还款计划的制定。2、徐晶有九份证人证言并有孟耀权出庭作证证明，苏红、舒莫林二人感情和谐，出双入对的事实。3、通过苏红及舒莫林提供的证据，正好与徐晶借款时间有高度吻合地方。如：2012年6月4日出借20万元，苏红、舒莫林购置CC小轿车的行驶证登记时间为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22日出借60万元，苏红、舒莫林在2012年8月25日购置盛景金领域商品房一套；2013年6月29日出借40万元，苏红、舒莫林在同日通过网上银行偿还信用卡欠款40万元；2013年8月26日出借30万元，苏红、舒莫林在同日通过网上银行偿还信用卡欠款30万元；2014年2月11日出借40万元，苏红、舒莫林同日消费400194元，此数额与苏红、舒莫林女儿购买远洋海世纪的住房时间吻合，首付款数额吻合；2014年5月17日出借50万元，同日苏红、舒莫林偿还信用卡欠款19万元。这些都足以说明借款用于了苏红、舒莫林的家庭生活。另外，从法律依据上讲，苏红与舒莫林系夫妻关系，而且借贷事实发生在苏红、舒莫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苏红与徐晶也没有约定为苏红个人债务，舒莫林和苏红也没有证据证明二人之间做了相关的婚约财产约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依据此法律规定徐晶出借的款项应为苏红与舒莫林的夫妻共同债务。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舒莫林在2016年12月7日第一次庭审时答辩称（答辩状仍在卷宗中）其愿意承担偿还责任。因此，即便舒莫林不知情徐晶与苏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收到起诉状后，开庭时作出愿意承担偿还责任的表述，属于舒莫林的事后追认，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三、苏红与舒莫林应当共同偿还的借款本金为210万元。通过徐晶的证据可以确定徐晶共计出借款项为210万元，现重审法院已经查明苏红还款本金数额为235万元，那么未还数额即为210万元，属于数学定理，未还的数额不需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苏红、舒莫林理应偿还本金210万元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徐晶与苏红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出借款项应为苏红、舒莫林的夫妻共同债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是认定苏红、舒莫林只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事实不清。
王增行述称，没有意见。
徐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红、舒莫林偿还徐晶借款本金210万元、190万元的利息304500元、20万的利息（利息自2012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判决之日止）；2、苏红、舒莫林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晶的丈夫沈运桥与舒莫林系高中同学，二人多年未联系后偶然联系上，苏红与舒莫林系夫妻，自此两家开始往来。2012年至2014年，徐晶向苏红银行卡转账15次，累计金额445万元（其中一次是徐晶丈夫沈运桥向苏红转账10万元）。徐晶主张上述款项系苏红以家庭急需用钱为由向徐晶的借款，并提交转账凭证及银行流水予以证明。苏红认可收到445万元，但辩称不是借款，是徐晶委托自己进行投资理财的投资款，自己将大部分投资款转账给了自己的外甥王增行，王增行又转账给了实际用款人罗良大，而且有部分投资款是苏红直接转账给罗良大的，苏红提交了自己与王增行名下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另查，后徐晶曾多次找苏红、舒莫林协商还款事宜。期间，苏红还款本息计2653750元。2016年6月22日，徐晶与苏红达成还款协议并签订《还款计划》，还款计划载明：”徐晶分多次通过银行给苏红汇款人民币190万元（大写壹佰玫拾万元整），用于民间借贷。苏红用此款向外投资和借贷，由于投资款未及时收回，经协商，苏红对徐晶做出如下还款计划：1、近期如收回投资款，苏红随即还清徐晶全部款项；2、如苏红收回一部分款，即向徐晶还一部分款；3、2016年10月底前，如苏红借出款项还不能收回，苏红自筹人民币50万元还给徐晶，余款逐步还清；4、如果以上还款计划未能兑现，苏红需提前15天通知徐晶再行协商。本文书苏红徐晶各持一份。”《还款计划》落款处有徐晶与苏红的签名及捺印。协商的还款期限届满后，苏红未能履行。徐晶以夫妻债务为由将苏红、舒莫林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共同偿还债务。在原一审过程中，苏红、舒莫林申请追加王增行为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准予追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存在三个争议焦点问题：1、徐晶与苏红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数额。通过银行转账凭证及银行账户流水显示，徐晶给苏红的转账累计445万元，双方对此数额均无异议；虽然双方对该款的性质说法不一，但双方经对账于2016年6月22日达成的《还款计划》中明确载明”徐晶分多次通过银行给苏红汇款人民币190万元用于民间借贷”，苏红承诺”2016年10月底前，如苏红借出款项还不能收回，苏红自筹人民币50万元还给徐晶，余款逐步还清”，该《还款计划》系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意确认了债权债务关系，据此，能够认定徐晶与苏红之间的经济往来系借贷，经双方确认的金额为190万元。徐晶的债权系合法债权，应予保护。苏红应按约履行返还借款义务。鉴于双方在《还款计划》中未约定利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但自徐晶主张权利之时即2016年11月2日起应支持借款的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该债务是否为苏红与舒莫林的夫妻债务。上述债务发生在苏红夫妻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舒莫林虽辩称对苏红与徐晶之间的经济往来不知情，与苏红感情不合，一直处于分居状态，且上述资金也未用于共同生活，但其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主张。又该笔债务系合法债务，因此，190万元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苏红与舒莫林共同偿还。3、王增行与本案是否有关。虽然苏红主张是通过王增行将款项打给了实际用款人罗良大，并提交了转账给王增行、王增行转给罗良大的银行流水，但银行流水只能证明苏红与王增行及他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王增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综上，徐晶的诉请190万元及利息应予支持，其他请求理据不足，不予支持。苏红、舒莫林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判决：一、苏红、舒莫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徐晶借款本金19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2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徐晶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7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750元，由徐晶负担8850元（已交纳），苏红、舒莫林共同负担269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苏红提供2014年4月17日徐晶向苏红转账时的短信记录，留言”可以做4个月的”短信记录是苏红手机上的中国银行95566发的。证明徐晶委托苏红代理其理财的事实，徐晶转给苏红的款项并不是借给苏红的借款本金。徐晶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1.这份短信内容并不是徐晶口吻发送的；2.”可以做四个月”这个不完整的句子不可以确定双方关系，达不到苏红、舒莫林证明目的；3.这也显示不出苏红手机号，对真实性不认可。按照答辩状中所述该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王增行质证称，没有意见。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2016年6月22日徐晶与苏红之间达成的《还款计划》，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还款计划内容看，”徐晶分多次通过银行给苏红汇款人民币190万元用于民间借贷”，苏红承诺”2016年10月底前，如苏红借出款项还不能收回，苏红自筹人民币50万元还给徐晶，余款逐步还清”，故该还款计划系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及欠款数额进行的确认。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徐晶与苏红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认定借款本金为19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本案借款利息，《还款计划》中并未约定，徐晶主张本案借款利率为年利率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本案徐晶主张的借款利息应自2016年11月2日起至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内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判令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欠妥，应予纠正。关于本案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苏红的借款数额较大，已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且《还款计划》上没有舒莫林的签字，徐晶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苏红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本案借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舒莫林亦不应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综上所述，苏红、舒莫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391民初14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徐晶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391民初14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苏红、舒莫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徐晶借款本金19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2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苏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徐晶借款本金19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2日起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内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四、舒莫林不承担本案借款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7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750元，由徐晶负担8850元，苏红负担26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徐晶负担10950元，由苏红负担109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 辉
审判员 高晓武
审判员 史福占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洪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