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16民初21511号
原告赵祝琪，男，195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赵祝强，男，195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赵祝鸿，男，1968年9月5日出生，回族，无职业，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赵祝华，女，1971年2月28日出生，回族，无职业，住北京市朝阳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晓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冀晓宁，男，196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被告北京同福康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6层2单元6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62127898H。
法定代表人李宗江，总经理。
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冯西科，陕西扶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诺恩水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海滨大道1710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32805074C。
法定代表人荆文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韩志国，天津市离退休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荆伟桐，男，天津市诺恩水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住天津市开发区。
原告赵祝琪、赵祝强、赵祝鸿、赵祝华与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天津市诺恩水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诺恩水产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晓东、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冯西科、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委托代理人韩志国、荆伟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祝琪、赵祝强、赵祝鸿、赵祝华诉称，2016年1月17日，四原告之父赵振英在北京家中吃过早饭七时许离开家门。由于赵振英中午没有回家吃饭，家人开始四处寻找，下午三点半接到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工作人员王某电话才知道原告之父出了事故，在天津救治。原告便分头赶往天津，当天下午五点多在去往天津医院的路上接到医生电话得知原告之父已在当天下午两点零五分去世。在此之前，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员工一直欺骗原告说原告之父正在抢救中。原告到了天津大港医院见到被告冀晓宁，方才得知被告冀晓宁组织此次活动。当时派出所民警问被告冀晓宁，他是哪个公司的，被告冀晓宁说是天津百奥公司的。被告冀晓宁是在赵振英被送到医院后才出现的，相关视频在公安机关都有保存。原告认为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公司为了销售天津百奥公司的保健药品不顾原告之父已经86岁高龄，并在没有告知原告的情况下组织老人前往天津参加所谓的销售活动，更在不顾原告之父身体状况能否承受的情形下，带老人去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经营的海德怡温泉会馆洗浴，导致原告之父在浴场里死亡。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没有尽到安全和救治责任。事发后，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公司欺骗原告，给原告的精神感情造成了严重的二次伤害。三被告的行为共同导致原告之父的死亡结果，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63520元，丧葬费2556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49770元，合计人民币338850元；2、被告天津市诺恩水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四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道小黄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赵振英配偶海潮珍于2015年3月12日死亡，四原告系赵振英的子女；
证据二、天津市××新区大港医院急诊病历，证明赵振英的死亡时间为2016年1月17日14点05分，死亡原因系猝死；
证据三、天津市××新区大港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赵振英死亡时间2016年1月17日14点05分，死亡原因系猝死，死亡地点是医院；
证据四、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证明赵振英生前每月有4392.01元的养老收入，应按这个标准计算死者死亡赔偿金。
被告冀晓宁辩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包括两个分案由，一是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二是群众性活动组织者责任纠纷，本案的案由应是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本案的责任主体应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第二个责任主体是死者赵振英。赵振英老人去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处泡温泉就与该被告构成了旅游娱乐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经营的温泉娱乐项目对人身安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对心脏病、高血压、低血压、甲亢患者更具有危险性，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依法应尽到说明、警示、救护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没有设立与温泉服务项目相配套的治疗室，没有配套的救护人员，在赵振英老人心脏病突发时未尽到及时合理的保护救治义务。赵振英在接受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服务过程中死亡，与该被告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受害者本人明知自己身体不适，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尤其是在其做过心脏病手术的前提下并在服药期，没有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突发心脏病猝死。死亡医学证明是判断赵振英死亡的重要证据，这才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赵振英的女儿明知父亲有心脏病，却没有阻止其父亲，对此有一定的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被告冀晓宁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而且已经尽了最大限度的人道主义，在第一事故现场第一时间积极抢救，包括人工呼吸，全程护送到北京医院，积极出钱抢救，去世后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包括买寿衣，租赁灵车，买花圈，共计花费7162.78元。另外，被告冀晓宁不存在欺骗赵振英及二次伤害原告感情的情况。赵振英参加泡温泉等活动，其女儿是知情并同意的，老人身上带有手机，其女儿并没有阻拦老人参加此次活动。针对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被告冀晓宁不是责任主体，不同意支付。关于丧葬费，被告冀晓宁已经出于人道主义已经为老人支付了7000余元的善后费用，不同意支付原告丧葬费。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被告冀晓宁没有过错，故不同意支付。
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答辩意见同被告冀晓宁答辩意见。
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公司针对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出具的温泉团体费收据，证明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公司与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之间存在消费服务合同关系。被告支付3080元费用，该收据记载客户名称百奥（董志远），董志远是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的职工；
证据二、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处方笺打印照片一张，证明赵振英生前患有严重疾病，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该处方笺上记载的药品是治疗心脏疾病的；
证据三、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一张、花圈收据一张，证明赵振英死亡后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及其所花费的费用；
证据四、天津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三张、天津市门诊挂号专用收据，证明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对赵振英进行了及时救助；
证据五、中国建设银行消费凭据两张，证明目的同证据四；
证据六、证人李某、王某的证言，证明两名证人参与组织包括赵振英在内的游客到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处泡温泉。该两名证人是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的雇员，参加了此事件的全程，从活动组织，泡温泉到善后工作；
证据七、硫酸氢钠吡咯雷片（通用名称波立维）、硝苯地平控释片（通用名称拜新同）、酚麻美敏片各一盒，证明赵振英生前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及心脏方面的疾病，并一直在服药，以上药品的功能与主治疗效见药品包装盒说明。
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辩称，其尽到了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温泉会馆入园须知以广告牌的形式向来客告知，其中告知内容有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慎入。该被告和百奥（董志远）于2015年11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其中第五条约定出现事故由百奥公司自行承担责任，对方应当遵守此约定。该被告发现危险情况后做到了及时救治。赵振英坐到了温泉池的坐台上不动时，该被告巡视员武立学与游客立即将赵振英从池中抬上来，将老人平放好。一位游客系医务工作者对赵振英进行救治。其公司工作人员王景及时拨打120，并通知百奥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得知后没有及时到场，组织者没有人露面。120救护车到后立即抢救赵振英并送往医院，该被告工作人员始终陪同。该被告没有任何过错，整个过程都积极采取了措施并排除了因其处置不当给赵振英造成的侵害。原告之父赵振英已经86岁高龄，外出活动应当有家属或者组织者派人陪伴或护理。原告称原告之父在浴场内死亡不属实，赵振英是在大港医院死亡，事发时将其抬到池边是13点25分，送到医院时是14点05分。事发时及送到医院整个过程，组织者没人在现场，更谈不上施救。没有法律规定浴场应当有医务室、医务人员。该被告员工在清理赵振英衣物时，看到其口袋中有一瓶救心丹（硝苯地平控释片），该药用于治疗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劳力性心绞痛），高血压，还有硫酸氢氯吡格雷片，以上情况说明赵振英有病史。赵振英有疾病，其本人及活动组织者应当知晓老人其是否适合参与相关活动。该被告员工另外了解到赵振英没有吃饭就泡温泉，赵振英自己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综上，请求本院依据事实和法律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针对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入园须知照片三张，证明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尽了安全保障义务；
证据二、施救照片两张，证明目的同证据一；
证据三、赵振英口袋中携带的处方笺照片，证明赵振英生前有病；
证据四、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出具的事件说明一份，证明事件经过，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尽了安全保障义务；
证据五、天津诺恩渔业生态园合作协议一份，证明该份协议乙方签订者和团费交纳者都是百奥（董志远）；
证据六、录像光盘两张，证明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对赵振英尽到了救治及安全保障义务；
证据七、国家级旅游景区AAA级资质证书，证明海德怡温泉会馆是国家认可的合法的旅游景区。
经审理查明，赵振英出生于1930年11月29日，其妻海潮珍于2015年3月12日去世。此二人有四个子女，即原告赵祝琪、赵祝强、赵祝鸿、赵祝华。赵振英生前户口为北京市城镇户口。
2016年1月17日，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为了宣传销售其代理的产品，组织包括赵振英在内的150余名老年人到天津免费参加相关活动。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的临时工李某邀请赵振英参加此次活动。当天，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组织该批老人到被告诺恩水产公司经营的海德怡温泉会馆泡温泉。泡温泉期间，一位游客发现赵振英在老年池不动，随即找到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武立学。武立学随后来到赵振英所在的老年池，和其他人一起将赵振英抬到池边。一位游客对赵振英进行心脏复苏。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拨打了120。救护车将赵振英送往天津市××新区大港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赵振英于2016年1月17日死亡。天津市××新区大港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其中记载赵振英死亡地点医院，死亡原因猝死，家属姓名赵祝华。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赵振英死亡原因系猝死。赵振英因在天津市××新区大港医院抢救产生医疗费用2283.05元，该笔费用由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支付。2016年1月17日，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租赁灵车将赵振英遗体运回北京，并支付高档寿衣费2200元、车费2500元、尸包费100元。
2016年1月19日，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向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出具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其中记载客户名称百奥（董志远），团费（1月17日团），金额3080元。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系本次活动的组织者，董志远系其公司的职员，负责天津地区的业务。
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经营的诺恩渔业生态园系国家AAA旅游景区，海德怡温泉会馆系其经营的诺恩渔业生态园的项目之一。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其在温泉会馆浴区配置包括武立学在内的4位巡视员，没有配备医护人员。
另查明，赵振英生前在其口袋放置了一张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处方笺，该处方笺记载姓名赵振英，左侧记载临床诊断上呼吸道感染、高血压，右侧记载硫酸氢氯吡咯雷片（波立维）、硝苯地平控释片（拜新同）、酚麻美敏片。其中硫酸氢氯吡咯雷片适应症为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事件，硝苯地平控释片适应症为高血压、冠心病、慢性稳定型心绞痛（劳累性心绞痛），酚麻美敏片适应症为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四肢酸痛、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咳嗽、咽痛等症状。
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申请本院调取死者赵振英门诊及住院病历等医疗档案。本院依法到北京市和平里医院调取了赵振英的住院病案材料，其中显示赵振英联系人姓名海潮珍，关系夫妻，赵振英住院时间自2005年6月28日至2005年7月16日，出院主要诊断结果为脑供血不足（治疗情况为治愈），其他诊断为多发性脑梗（治疗情况为好转）、老年性脑萎缩（治疗情况为好转）、高血压症（治疗情况为好转）、高血脂症（治疗情况为好转）、胆囊结石（治疗情况为好转）、颈椎病（治疗情况为好转）、心率失常（治疗情况为好转）。
上述事实由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道小黄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天津市××新区大港医院急诊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被告冀晓宁、北京同福康健公司针提交的温泉团体费收据、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处方笺打印照片、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一张、天津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三张、天津市门诊挂号专用收据，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提交处方笺照片、录像光盘两张、国家级旅游景区AAA级资质证书、本院依法调取的赵振英住院病案材料等证据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组织包括赵振英在内的150余名老人到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经营的海德怡温泉会馆泡温泉。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系本次活动的组织者，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系德怡温泉会馆的经营管理者，此二被告依法应当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四原告主张被告冀晓宁系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四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有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可知，老年人泡温泉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作为组织者，应当在活动过程中安排工作人员对老人进行陪同照顾，发生突发事件后及时采取救助措施。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在庭审中陈述“死者是李某邀请过来的，李某全程负责、跟随赵振英”，但其又称“我方工作人员只在服务大厅等候，没有进入浴区。我方没有派人对这些人进行陪同”，该被告以上陈述相互矛盾，且李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其没有进入温泉池，以上情况相互结合足以认定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对赵振英进行陪同照顾。在赵振英出现事故后，该被告称其第一事故现场第一时间积极抢救（包括人工呼吸），并称“李某的证言可以证实，死者是李某邀请过来的，李某全程负责、跟随赵振英。发生事故后，当时有个顾客就是医生，这个医生就当场进行了人工呼吸，这个医生是赵振英的同行顾客”，但李某陈述其在大厅里，没有进入温泉池，且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称对赵振英施救的游客来自唐山，不是赵振英的同行顾客。在该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被告第一事故现场第一时间积极抢救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作为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在赵振英进入浴区时没有尽到陪同照顾义务，在赵振英昏迷后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赵振英的死亡具有一定过错。
关于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有无违反安全保义务的问题。该被告经营的海德怡温泉会馆系国家AAA级景区项目。根据国家标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的规定》（GB/T177752003）之规定，AAA级旅游区在旅游安全方面应当符合“建立紧急救援机制，设立医务室，至少配备兼职医务人员”的要求。而该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其并没有配备医务人员，不符合上述标准要求。该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其巡视员武立学第一时间发现赵振英出现了状况，而武立学在临港经济区边防派出所的询问笔录陈述“有一个客人过来叫我，说有一个客人在老年池那不动了，我就往老年池那跑”，该被告的陈述与武立学的陈述相互矛盾，说明该被告在赵振英身体出现状况后没有及时发现。综上，该被告没有依据国家标准要求配备相关的医护人员，没有及时发现赵振英身体出现状况，违反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赵振英的死亡具有一定过错。但是，该被告向本院提交三张入园须知照片显示其在更衣间、浴区门口设置了入园须知告示，其中记载高血压疾病患者慎入、老人需要在他人陪同下入内等内容，说明该被告尽到了一定的警示告知义务。另外，赵振英昏迷后，该被告将赵振英抬到池边，组织施救，护送赵振英至天津市××新区大港医院，说明该被告采取了一定的救助措施。综合以上情况，可适当减轻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的责任。
关于赵振英有无过错的问题。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处方笺记载赵振英生前患有呼吸道感染、高血压。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住院的病案材料显示赵振英于2005年曾患病住院，出院诊断显示脑供血不足，虽然该病症已经治愈，但其他病症如多发性脑梗、老年性脑萎缩、高血压症、高血脂症、心率失常等诊断结果为好转，并未治愈。赵振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患有高血压并有相关疾病史，且已经86岁高龄的情况下，应当充分意识到泡温泉的危险性，而其放任此危险的发生，故赵振英对其死亡具有一定过错。另外，本院调取的临港经济区边防派出所执法录像记载了原告赵祝华与办案民警的对话，其中原告赵祝华陈述“我没有送（赵振英）上车，他在我们家旁边接的（赵振英）”，该情况与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提供的王某证言相互印证，证实原告赵祝华知道赵振英出门参加此次活动。赵振英事发时已经86岁高龄，四原告作为其子女，在知晓老人外出的情况下应当随行陪同，照顾老人的生活，而四原告并未随行陪同，故四原告对赵振英的死亡亦具有一定过错。
关于双方当事人具体责任承担的问题。赵振英死亡原因系猝死。“猝死”是指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赵振英尸体已经火化，在无法进一步查实猝死具体原因的情况下，结合赵振英生前的患病情况、疾病史情况、86岁高龄情况及关于“猝死”的医学常识，足以认定赵振英自身的疾病系其猝死的根本原因，也是主要原因，故赵振英对其死亡应负主要责任。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天津诺恩水产公司未尽到各自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次要责任。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在赵振英死亡一事中并无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且系分别违反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故此二被告应分别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四原告要求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及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结合前述的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划分原则，认定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四原告要求被告冀晓宁承担赔偿责任，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冀晓宁系本案的组织者且系责任人，故本院对四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具体数额问题。赵振英死亡时超过七十五周岁，生前系北京市城镇户口，四原告在庭审中主张以赵振英生前养老收入为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四原告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庭审结束后，四原告提交代理意见主张以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经查证北京市201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原告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结合北京市201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52859元/年ⅹ5年=264295元。根据前述被告方的责任分担比例，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应当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264295元ⅹ20%=52859元。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应当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264295元ⅹ10%=26429.50元。另外，四原告主张以赵振英生前养老收入或者以北京市2015年相关收入标准计算丧葬费无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结合天津市201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赵振英丧葬费4944元/月ⅹ6月=29664元。根据前述被告方的责任分担比例，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应当赔偿四原告丧葬费29664元ⅹ20%=5932.80元。鉴于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已经支付了赵振英高档寿衣费2200元、车费2500元、尸包费100元，合计4800元。该笔费用应从丧葬费赔偿数额中抵扣，故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应再给付四原告丧葬费5932.80元4800元=1132.80元。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应当赔偿四原告丧葬费29664元ⅹ10%=2966.40元。对四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过高部分不予支持。四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49770元，赵振英的突然死亡确实给四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害，本院酌情支持15000元。结合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与被告天津诺恩水产公司各自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赔偿四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被告天津同福康健公司赔偿四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另外，被告北京同福康健公司为抢救赵振英花费医疗费2283.05元，该笔费用原告并未主张，相关权利人可另案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同福康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祝琪、赵祝强、赵祝鸿、赵祝华死亡赔偿金52859元、丧葬费1132.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总计63991.80元；
二、被告天津市诺恩水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祝琪、赵祝强、赵祝鸿、赵祝华死亡赔偿金26429.50元、丧葬费2966.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总计34395.90元；
三、驳回原告赵祝琪、赵祝强、赵祝鸿、赵祝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84元，由原告负担4468.80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同福康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1276.8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由被告天津市诺恩水产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38.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应在上诉期内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视为放弃上诉权）
审 判 员 周 凯
代理审判员 李明桥
人民陪审员 巩世华
二○一六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 飞
附：法律释明：
《中华人民共和侵权责任法》
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