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46514号
原告：陶淑兰，女，193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航天部医院230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黄星，女，196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航天部十二所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黄成，男，1965年5月7日出生，汉族，EGDG公司办事处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黄京，男，197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宇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黄敏，女，197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美国美迈斯律师事务所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景收，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原告共同诉讼委托代理人:朱静思，女，198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01室、1503、1505、1506、0507、1508。
法定代表人:白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静，女，198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务。
原告陶淑兰、黄星、黄成、黄京、黄敏（以下分称姓名，合称五原告）与被告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陶淑兰、黄星、黄成及五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景收、朱静思，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五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425190元；2、被告向五原告支付丧葬费46236元；3、被告向五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4、被告向五原告支付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共计96280元；5、被告向五原告退还旅游费386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7日，陶淑兰代黄xx与被告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约定被告向陶淑兰及黄xx提供伏尔加河船团旅游服务，旅游服务费为38600元。签订合同后直至黄xx登机前，被告工作人员才第一次见到黄xx，当时领队李改兰就说黄xx不适合出行，但最后还是安排了黄xx出行，且没有进行特殊的照顾。2015年8月18日，陶淑兰与黄xx乘机到俄罗斯莫斯科并下榻酒店入住。次日上午7时，黄xx在进餐过程中被食物意外卡住喉咙，因抢救不及时不幸去世。事发时，被告工作人员不在场，后来由其他团员把工作人员找来。陶淑兰多次请求工作人员将黄xx送往医院救治，但被告工作人员并未积极履行救助义务，且李改兰不懂俄语及急救技能，导致意外发生时，我方无法与酒店人员沟通。事发后，被告既没有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亦未表达商议责任承担的态度，使得五原告遭受二次伤害，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打击。被告作为旅游经营者，未尽到警示、安全保障和及时救助义务，对黄xx的死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我公司不同意五原告诉讼请求。双方签订合同时，陶淑兰明确表明黄xx身体状况良好，适合此次旅行，并在合同中签字予以确认。五原告提交的心电图无法证明黄xx在出行前是否具有心血管疾病。签订合同后，我公司即将合同的客户留存份当场交于陶淑兰，并告知其如需开具发票，可携带收据到我公司领取。这个团就是老年团，我们公司已经为团员配备了必要的设施，比如轮椅。我们这个团分为两组，一组的领队是李改兰，另一组的领队是陈秀乾，黄xx在李改兰组。李改兰是专业领队，具有领队证。抵达俄罗斯以后，当地会为每个组配备一位地接导游，是俄罗斯人，地接导游也是专业领队，掌握汉语及俄语。事发时间是2015年8月19日上午7时许，7时30分为领队叫早时间，9时出发游玩，事发时间为游客自由活动时间，因此领队及地陪导游未陪同就餐。参团人员庞庆找到领队李改兰告知黄xx出事了，李改兰立刻赶到现场，得知酒店服务员已叫了救护车并通知了警察局。据我们了解，救护车在当地时间早上7点多就已经到了现场。李改兰第一时间向单位领队汇报情况，单位立即联系地接社塔妮娅经理赶至现场协助处理。抢救无效后，医务人员告知李改兰黄xx死亡事实，考虑到陶淑兰的情绪，李改兰未直接向其说明，警务人员确认黄xx死亡后通知太平间搬运遗体。因李改兰没有黄xx子女的联系方式，便令陶淑兰的朋友李某通知其子女，我公司协助黄xx子女办理赴俄罗斯签证，并委派公司代表陪同其子女至莫斯科处理黄xx火化事宜。综上，我公司对于黄xx的死亡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自事发至黄xx后事处理完毕，我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旅行社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及救助协助义务，本次事故纯属由黄xx自身身体原因导致突发疾病引起的意外事件，我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法院驳回五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关于五原告各项诉讼请求，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应该以事发时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该赔偿，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我们没有见到证据，而且与我公司无关。旅游费应该在合同纠纷中解决，且38600元是两位老人的费用，我公司认为应该折抵我们已经支付的机票费、住宿费、餐饮费、当地游玩的交通费及景点门票费用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陶淑兰与黄xx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个子女，长女黄星、长子黄成、次子黄京、次女黄敏。
2015年8月7日，陶淑兰、黄xx、李某与被告签订《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约定出发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结束时间为2015年8月29日，共12天，饭店住宿4夜，船上住宿6夜。旅游费用为成人19300元/人，旅游费用合计57900元，支付时间为2015年8月7日。旅游者委托出境社购买保险产品名称为PICC。上述合同附件1《出境旅游报名表》中“身体状况”一栏，载明“陶淑兰、黄xx、李某身体状况良好，适合此次旅行”，陶淑兰、李某在“旅游者确认签名”处签字。被告出具的《8月18日出发俄罗斯伏尔加河浪漫之旅旅游团出团通知》，载明随团参观、购物时请听从导游和领队指引，自由活动期间请高度注意个人安全。
莫斯科当地时间2015年8月19日上午7时许，适值旅游团队早餐时间，黄xx在用餐时不慎被食物卡住喉咙，酒店工作人员叫来救护车，领队李改兰联系被告公司相关人员对事件进行处理。经赶去现场的医护人员实施急救，黄xx最终于莫斯科当地时间当日上午10时30分死亡，死亡原因为心血管疾病，发展为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结果造成。
庭审中，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是陶淑兰的朋友，与陶淑兰夫妇一起报名本次旅行。事发时领队李改兰不在场，俄罗斯的导游在场。两名当地男子过来帮黄xx拍背，后来应该是他们叫了救护车，过了20分钟左右，来了两名救护人员把黄xx抬到小餐厅进行急救。后来急救人员与俄罗斯导游沟通了一会儿就走了，俄罗斯导游说人救不过来了。我要求李改兰把黄xx送往医院，李改兰说需要与公司沟通，我看见李改兰给孟经理打电话。最后来了一辆安全机关的车把黄xx拉走了。黄xx去世后，被告要求我陪着陶淑兰，我认为被告应该向我赔偿我的旅游费用。被告对于李某证人身份予以认可，但表示救护人员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现场。
证人孟某出庭作证称：其是被告公司欧亚中心部门副经理。莫斯科当地时间2015年8月19日上午7时30分许，我接到李改兰的电话，说她已经到了现场，当时医护人员已经对黄xx实施抢救。莫斯科堵车情况严重，刚好救护车离酒店较近，救护车到得很及时。李改兰作为领队，负责的主要是旅游服务，其所接受过的培训不足以对黄xx当时的情况进行任何急救处理。黄xx去世后，我公司紧急开会，由我牵头配合俄罗斯方面全权处理后续事宜，包括为黄xx四位子女办理赴俄加急签证、安排翻译陪同陶淑兰、办理保险公司赔偿事宜、办理黄xx遗体火化手续、安排将黄xx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等。原告对于孟某证人身份予以认可，表示该证言可以证明李改兰是兼职，不懂俄语，未经历过医疗技能培训；认可证人确实赴往莫斯科协助办理黄xx保险公司理赔手续、办理黄xx子女赴俄手续（但最终由其子女自行办理成功）。
经询，五原告认可在黄xx去世后，由被告另行安排翻译人员陪同陶淑兰、李某进行部分景点的参观游玩，费用由被告公司垫付，保险公司对黄xx死亡的理赔手续已由被告协助办理完毕。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旅游经营者方面的同一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选择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案由进行审理。五原告选择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责任纠纷作为本案案由，本院依侵权责任纠纷审理本案。
黄xx、陶淑兰、李某与被告签订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黄xx、陶淑兰、李某出行前所签订的一系列文件中，均未提及黄xx身体有特殊病情，陶淑兰、李某对于《出境旅游报名表》中“身体状况”一栏载明的“陶淑兰、黄xx、李某身体状况良好，适合此次旅行”亦予以签字确认，陶淑兰、黄xx作为成年人，其应当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足够的认知；《8月18日出发俄罗斯伏尔加河浪漫之旅旅游团出团通知》亦明确载明“随团参观、购物时请听从导游和领队指引，自由活动期间请高度注意个人安全”，应认定被告在旅行团队出发前已尽到必要的安全提示义务。依合同约定及一般社会人的常识，旅行者有义务确保身体健康，保证自身身体条件能够适应和完成旅游活动。根据法医鉴定报告，黄xx的死亡原因系因自身突发疾病（冠状动脉心脏疾病）所致，被告对于黄xx的死亡不存在主观过错，结合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被告履行合同与黄xx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在黄xx出现不适症状后，医护人员于二十分钟左右即赶至现场进行抢救，被告亦安排当地地接旅行社负责人前往现场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在黄xx去世后，被告根据陶淑兰的意思为陶淑兰单独安排行程，并及时联系黄xx家属赴俄办理黄xx火化手续及保险理赔事宜，根据当时的诊治条件、客观实际情况，被告的安排合乎其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标准，并无不妥。被告是否报警、是否通知当地使领馆与黄xx的死亡及救治效果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被告在全部旅游行程中，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提示、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故其不应对黄xx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五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五原告主张的退还旅游费用一节，系合同纠纷，与本案侵权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五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淑兰、原告黄星、原告黄成、原告黄京、原告黄敏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863元，由原告陶淑兰、原告黄星、原告黄成、原告黄京、原告黄敏负担（已交纳5432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赫
审 判 员 周墨
代理审判员 梁远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