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4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爱普科斯电阻电容（珠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法定代表人：NORBERTDR.HESS，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洁玫，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祖锋，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宏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黄伟光，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洁，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至2015年10月12日）
上诉人爱普科斯电阻电容（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科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宏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城商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5）珠金法民二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宏城商贸公司长期为爱普科斯公司供应办公用品及日常用品。2013年8月至同年10月期间，宏城商贸公司根据爱普科斯公司的《采购订单》向爱普科斯公司送货。《采购订单》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为“30天之内到期净值”；送货的商品中包含2盎司小纸杯共计6032个，除了2盎司小纸杯外，其他商品的货值（含税）为38221.39-（6032×2×（1＋0.17）］=24106.51元，双方对其他商品的货值不存在争议。
2013年8月6日，爱普科斯公司向宏城商贸公司下达的《采购订单》记载：“一次性小纸杯2盎司（50个／条）”，单价“2.00”，单位“个”，数量“3010”；2013年9月4日、2013年9月9日和2013年9月28日，爱普科斯公司向宏城商贸公司下达的《采购订单》记载：“一次性小纸杯2盎司（50个／条）”，单价“2.00”，单位“set”，数量分别为“3000”、“20”和“2”。
宏城商贸公司收到上述《采购订单》后，按2元／个的单价向爱普科斯公司依次送了2盎司小纸杯3010个、3000个、20个和2个，货款共计12，064元（未含税）。爱普科斯公司在上述《送货单》上加盖了收货专用章。
2013年10月11日、11月6日和12月6日，爱普科斯公司财务人员林燕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与宏城商贸公司就2013年8月至11月的货款进行对账，对账确认2013年8月至9月的未含税货款金额为25386.07元，2013年10月的未含税货款金额为3861.76元，2013年11月的未含税货款金额为3120元，合计32367.83元，加上17%的增值税金额为38221.39元。宏城商贸公司根据上述对账结果，向爱普科斯公司开具了金额分别为29701.72元、4508.27元和4001.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爱普科斯公司工作人员林燕分别于2013年10月18日、2013年11月19日和2013年12月10日签收了上述三张发票。上述对账及发票金额中，2盎司小纸杯均是按照2元／个计算。
原审法院另查明，从2011年6月27日开始，爱普科斯公司通过向宏城商贸公司下达《采购订单》的方式采购2盎司小纸杯；其中，2011年6月27日至2011年8月30日的《采购订单》记载：“一次性小纸杯2盎司（50个／条）”，单价“2.00／50”或“0.04”，单位“个”；2012年1月5日至2012年10月25日的《采购订单》记载：“一次性小纸杯2盎司（50个／条）”，单价“2.00”，单位“set”；2012年12月3日的《采购订单》记载：“一次性小纸杯2盎司（50个／条）”，单价“2.00／50”，单位“个／set”。在2011年6月27日至2012年12月3日期间，宏城商贸公司均是按照净价2元一条，每条50个，每个0.04元的价格向爱普科斯公司送2盎司小纸杯。
从2013年1月1日开始，《采购订单》对2盎司小纸杯的记载变更为：“一次性小纸杯2盎司（50个／条）”，单价“2.00”，单位“个”；至2013年9月4日，《采购订单》对2盎司小纸杯的记载又变更为：“一次性小纸杯2盎司（50个／条）”，单价“2.00”，单位“set”。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宏城商贸公司均是按照净价2元／个的单价向爱普科斯公司送2盎司小纸杯。
宏城商贸公司为证明2盎司小纸杯按照2元／个送货的原因，向原审法院出示了框架合同、小纸杯开模费收据及小纸杯订做费收据。其中，框架合同为空白合同，无任何一方的签字或盖章；小纸杯开模费收据记载：“今收到宏城订做2盎司小纸杯开模费9600元”，时间为2013年1月2日，该收据上盖有“台山市台城日兴五金店”的公章；小纸杯订做费收据共7张，时间从2013年1月10日至2013年9月12日，“台山市台城日兴五金店”作为收款方，以每个0.8元的价格收取了宏城商贸公司2盎司小纸杯的订做费用。
爱普科斯公司为证明2盎司小纸杯的市场价格，向原审法院出示了2盎司小纸杯的淘宝网截图，该截图显示，在淘宝网上可以0.03元／个至0.06元／个的价格购买2盎司小纸杯。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3年8月至2013年10月期间，爱普科斯公司应当是以2元／个还是2元／条（50个）的单价向宏城商贸公司支付2盎司小纸杯的货款。
根据双方交易惯例，宏城商贸公司每次送货都是依照爱普科斯公司下达的《采购订单》确定送货种类、数量和单价，爱普科斯公司下达《采购订单》的行为构成要约，而宏城商贸公司根据《采购订单》送货的行为构成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因此，宏城商贸公司送货，爱普科斯公司收取货物时，承诺生效，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
根据2013年8月6日《采购订单》记载，爱普科斯公司要求宏城商贸公司送2盎司小纸杯的单价是2元，单位是“个”，数量是3010，宏城商贸公司根据该《采购订单》送3010个2盎司小纸杯，每个按照2元计算，与爱普科斯公司下达的《采购订单》的内容一致。尽管爱普科斯公司辩称其真实意思是要求宏城商贸公司按照“条”来送2盎司小纸杯，但其并未在一年期限内请求撤销该买卖合同，因此该次交易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宏城商贸公司已按照《采购订单》的要求完成送货，爱普科斯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货款6020元。
而在2013年9月4日、2013年9月9日和2013年9月28日，爱普科斯公司下达的《采购订单》记载：2盎司小纸杯的单价是2元，单位“set”，数量共计3022。关于“set”的中文含义，双方存在分歧，宏城商贸公司认为“set”从2013年1月1日之后就表示为“个”，因为宏城商贸公司依照上述采购订单向爱普科斯公司送了3022个2盎司小纸杯，爱普科斯公司不仅收取了货物，还进行了对账，对账金额（不含税）为6044元，之后爱普科斯公司还收取了宏城商贸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爱普科斯公司认为，根据2013年1月1日之前的交易惯例，其以“set”为单位下达2盎司小纸杯的采购订单，宏城商贸公司均是按每条2元的价格送货，故宏城商贸公司明知“set”的含义为“条”。对此，原审法院认为，2012年1月5日至2012年10月25日的《采购订单》是用“set”来描述2盎司小纸杯的单位，而宏城商贸公司均是按照0.04元／个的价格送货，其并不会将“set”误认为“个”，由此可见，宏城商贸公司应当知道“set”是表示“条”的意思。可见，爱普科斯公司特意将《采购订单》中2盎司小纸杯的单位从“个”改为“set”，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希望宏城商贸公司按照2元／条的价格送货，也就是说，爱普科斯公司以2元／条的价格向宏城商贸公司发出要约，然而宏城商贸公司在收到采购订单后却以“个”为单位送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本案中宏城商贸公司实际上是对爱普科斯公司的要约进行了实质性变更，而其送货行为应视为新的要约，即希望按照2元／个为单价送货。宏城商贸公司送货后，爱普科斯公司不仅收取了3022个2盎司小纸杯，其财务人员还按照2元／个的价格进行对账，确认上述纸杯不含税金额为6044元，并收取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此可见，爱普科斯公司的收货、对账以及收取发票的行为，应视为对宏城商贸公司发出的新要约的承诺，双方成立新的买卖合同。因爱普科斯公司未在一年期限内请求撤销该买卖合同，故该买卖合同应视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宏城商贸公司已向爱普科斯公司送达3022个2盎司小纸杯，爱普科斯公司应支付货款6044元。
至于爱普科斯公司提出因其工作人员疏忽，错误地将2盎司小纸杯的单价2元／条理解为2元／个，宏城商贸公司多收取的货款应当与爱普科斯公司欠付货款抵销的抗辩，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是市场交易中的平等主体，不仅享有缔约自由的权利，还负有谨慎注意义务，爱普科斯公司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并不构成重大误解，在宏城商贸公司并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爱普科斯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付货款。故宏城商贸公司共计向爱普科斯公司供应6032个2盎司小纸杯，不含税价款为12064元，含税价款为14114.88元，加上其他商品的价款，货款总价为38221.39元，应由爱普科斯公司支付给宏城商贸公司。
《采购订单》约定月结30天，而宏城商贸公司最后一次供货的时间为2013年10月25日，故爱普科斯公司应于2013年11月25日之前支付38221.39元。爱普科斯公司逾期付款给宏城商贸公司造成利息损失，爱普科斯公司应当赔偿。现宏城商贸公司要求从2013年12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爱普科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宏城商贸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8221.39元；二、爱普科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宏城商贸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以人民币38221.39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84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20元，由爱普科斯公司负担。
上诉人爱普科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2015）珠金法民二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宏城商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宏城商贸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
一、原审错误认定爱普科斯公司与宏城商贸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双方之间属继续性口头采购合同关系。
爱普科斯公司与众多供应商的交易惯例是，供应商对爱普科斯公司的采购需求先报价，爱普科斯公司根据供应商的报价确定采购货品的供应商及采购价格，再向供应商下发订单采购，供应商与爱普科斯公司之间从未订立书面合同。供应商的报价经爱普科斯公司确认后，双方均不对价格进行变更，除非再重新报价，之后所下订单只进行数量上的确认。
双方只存在一个完整的口头采购合同法律关系，采购的内容并非一次给付可完结，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订单的不断下发而继续地实现，故应属继续性合同。就本案而言，爱普科斯公司每次下发订单和结算付款，仅是该继续性采购合同的一个履行环节，仅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经济和法律上的相对独立性，而并非成立新的合同关系。原审将爱普科斯公司每次下发订单定性为向宏城商贸公司发出要约，是对本案事实的错误认定。
此外，涉案2盎司小纸杯是一种普通种类物，不属特别订制之物。2011年6月24日，宏城商贸公司对涉案小纸杯的报价为：净价2元一条，每条50个，每个0.04元，增值税率为17%。爱普科斯公司确认后，从2011年6月27日第一次下订单至2012年12月均执行上述价格0.04元／个。2013年1月，爱普科斯公司采购员变动，新入职的彭小姐错将价格录为净价2元一个，导致从2013年1月至8月间按2元一个的价格与宏城商贸公司结算。爱普科斯公司从2013年9月起发现该错误，更正价格为净价2元一条，每条50个，宏城商贸公司也给予供应。这一系列供应行为证明，双方采购合同关系从2009年第一次确定宏城商贸公司为指定供货商时起即持续发生，除爱普科斯公司人员变动期间产生价格错误外，其定价均执行第一次报价。
（二）原审将双方之间的继续性采购合同割裂为无数个采购合同是错误的。
原审认定宏城商贸公司发出的所谓新要约，是通过其送货行为发出，有悖于买卖行为的交易习惯。在双方长期交易过程中，宏城商贸公司的送货行为从来就不是新要约，爱普科斯公司下达订单之时已完成订立合同的过程，送货单反映的只是宏城商贸公司履行买卖合同的行为。
本案中，宏城商贸公司在送货时变更单价，是利用爱普科斯公司的监管漏洞而获取的不当利益，是一种不当得利行为，而非形成新合同关系，更不构成所谓重大误解导致可撤销合同。爱普科斯公司在不当得利行为发生之日起二年内主张返还及行使抵销权并未失权。因此，原审认定爱普科斯公司未在一年期内对所谓的重大误解行为行使撤销权，从而失去救济也是错误的。
此外，本案中所有采购订单均有支付日期，并明确要求宏城商贸公司必须通过回传订单作出承诺。同时，采购订单右上角的订单号码必须出现在发票、交货单和各种信函上。可见，交货单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交货的凭证。此外，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有上诉人确认收货的盖章，同时记载着“大数已点，细数未详，暂时未验，核实作准”，因此收货并不是承诺，只是收货的表示。
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上述案件事实及法律定性分析，本案属不当得利纠纷，应适用《民法通则》相应条款。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宏城商贸公司多收的货款应予以扣除。
三、原审判决倡导错误的理念，有违公序良俗。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宏城商贸公司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应严格遵循《民法通则》第四条、《合同法》第五条以及第六条审理本案。
四、原审认定尚欠货款数额有误。
爱普科斯公司称其已于2015年3月25日向宏城商贸公司支付货款312.5元。
被上诉人宏城商贸公司答辩称：一、爱普科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采购订单是宏城商贸公司回传的。实际操作中，是爱普科斯公司下订单，宏城商贸公司从未回传订单，而是以送货单为准。二、送货单一式几联，双方各自留底的均应有双方盖章。爱普科斯公司在送货单上盖章即表明已接收货物，合同成立。三、爱普科斯公司财务人员分三次以书面形式进行对账，说明其确认所欠货款数额。涉案纸杯就是按照2元一个向爱普科斯公司报价的，且在2013年1月至7月，爱普科斯公司也是按此价格结算。四、送货单方形章记载“大数已点，细数未详，暂时未验，核实作准”，其中争论的不是产品数量与质量，而是价格。方形章实际就表示爱普科斯公司按照宏城商贸公司送货的数量和价格接受货物。
被上诉人宏城商贸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送货单两份（单号为001745、001753），拟证明500毫升纸杯是不存在的，实际是送了3136个2盎司纸杯，之所以在《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中记载500ML纸杯，是为了开发票方便，并使税单与送货单总金额对应；2、与证据1送货单对应的采购订单2份（单号为4502589549、4502604814），拟证明实际送了4500个2盎司纸杯；3、爱普科斯公司财务林燕通过电子邮件回传的2013年1月至2月对账单，拟证明爱普科斯公司对证据1、2所涉4500个2盎司纸杯进行对账；4、江门市新会区西甲纸塑厂提供的纸杯报价单，拟证明2盎司纸杯是需要做模具的；5、在超市作市场调查而购买6.5盎司纸杯的发票，拟证明市场上没有销售2盎司纸杯，故2盎司纸杯不是通用纸杯，需要定作；6、框架合同附件《2008年5月至2008年9月办公用品预算汇总》、《2007年12月至2008年4月清洁用品预算汇总》、《2009年4月-2009年9月办公用品预算汇总》，拟证明爱普科斯公司从2007年至2012年指定宏城商贸公司为固定供应商，2013年宏城商贸公司不再作为固定供应商而导致采购价格上涨。
上诉人爱普科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双方在一审中已质证，且无法证明4500个2盎司纸杯与3136个500毫升纸杯之间的关联性；证据3，确属爱普科斯公司通过邮件发给宏城商贸公司，但与500ML纸杯没有关联性；证据4、5，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6，无法确认是框架合同的附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
上诉人爱普科斯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证据。
本院对被上诉人宏城商贸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证据1、2，在一审已提交并质证，故不属新证据；对于证据3，因无法证明对账单中所涉4500个2盎司纸杯与500ML纸杯之间的关系，且该500ML纸杯货款已付，并不属于宏城商贸公司主张未付货款部分，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4、5、6，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双方均确认爱普科斯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向宏城商贸公司支付货款312.5元。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2013年8月至同年10月期间涉案2盎司小纸杯的价格问题。
2013年8月至同年10月的订单中涉及到2盎司小纸杯的采购订单共有四份（下单时间分别为2013年8月6日、2013年9月4日、2013年9月9日、2013年9月28日），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2013年8月6日采购订单中2盎司小纸杯的价格问题。
根据2013年8月6日《采购订单》记载，爱普科斯公司向宏城商贸公司订购2盎司小纸杯的单价是2元，单位是“个”，数量为3010。后宏城商贸公司根据该《采购订单》向爱普科斯公司送交3010个2盎司小纸杯，并按照2元／个结算。爱普科斯公司称其真实意思是要求宏城商贸公司按照“条”来送货，且根据双方2011年至2012年的交易情况来看，每个2盎司小纸杯的价格仅为0.04元。宏城商贸公司称从2013年开始其不再作为爱普科斯公司的固定供应商，导致2盎司小纸杯价格上涨，但其并未举证证实曾就价格上涨与爱普科斯公司进行过沟通或重新报价。可见，2盎司小纸杯价格突然上涨50倍而双方并未进行协商与重新报价并不符合一般交易常理与习惯。因此本院认为爱普科斯公司下单时将2盎司小纸杯的价格记载为2元／个，属意思表示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爱普科斯公司因对标的物规格的错误认识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且其必然因此而遭受较大损失。而误解应不仅包括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内容了解上的错误，还应包括表意人的意思与表示不符。综上，本院认为，爱普科斯公司作为表意人，在下单时的本意是要求宏城商贸公司按照2元／条的价格交付2盎司小纸杯，但却因对规格的认识错误而录入为2元／个，从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应属重大误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爱普科斯公司称其于2013年9月发现错误，并于2013年9月4日开始以正确的数量和单位下达采购订单，而在此后的一年内，爱普科斯公司并未请求撤销该合同，撤销权已消灭。综上，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8月6日采购订单中所涉3010个2盎司小纸杯应按2元／个付款，共计6020元（计税金额为7043.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2013年9月4日、9月9日、9月28日采购订单中2盎司小纸杯的价格问题。
根据2013年9月4日、9月9日和9月28日《采购订单》记载，爱普科斯公司向宏城商贸公司订购2盎司小纸杯的单价为2元，单位为“set”，数量共计3022。根据双方2011年至2012年的交易情况，均是用“set”来表示2盎司小纸杯的单位，而宏城商贸公司均是按照0.04元／个来送货与结算，且“set”的英文含义是“套（条）”，并没有“个”的意思，因此宏城商贸公司应明确知道“set”的中文含义为“条”。爱普科斯公司下单时对2盎司小纸杯价格的真实意思表示是2元／条，即按此价格发出要约，但宏城商贸公司在明知“set”指的是“条”的情况下，却按照“个”为单位送货，是对爱普科斯公司发出的要约进行了实质性变更，应视为新要约。后爱普科斯公司接收了3022个2盎司小纸杯是对上述新要约中2盎司小纸杯数量的确认，其财务人员按照2元／个的价格与宏城商贸公司对账并收取相应金额发票的行为则是对2盎司小纸杯价格的确认，至此应视为对宏城商贸公司发出的新要约的承诺，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如上所述，爱普科斯公司并未在一年内请求撤销上述合同，撤销权已消灭。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爱普科斯公司应按单价2元／个，向宏城商贸公司支付3022个2盎司小纸杯的货款6044元（计税金额为7071.48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爱普科斯公司抗辩称本案属继续性口头采购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继续性合同是指债的内容非一次给付可完结，而需继续实现的合同，但涉案买卖合同均是通过爱普科斯公司下达订单、宏城商贸公司依订单送货而一次完成，故不属于继续性合同。因此，本院对爱普科斯公司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
二、关于2013年1月至8月期间已付2盎司小纸杯的货款能否抵销的问题。
爱普科斯公司要求抵销2013年1月至8月期间已付2盎司小纸杯货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对债的法定抵销作了如下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可见，债的法定抵销需满足以下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互享债权；二是主张抵销的债务须已届清偿期；三是双方的债务都不属于不能抵销的债务；四是当事人必须主张抵销；五是抵销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律规定。其中，“当事人主张抵销”不可或缺，即当事人必须作出明确的抵销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必须通知对方，才能产生抵销的法律效果。而本案中，爱普科斯公司主张抵销2013年1月至8月期间已付2盎司小纸杯货款，但其仅作为一个抗辩提出，未提起反诉，并不构成主张抵销，则无法发生抵销的法律效果，因此对爱普科斯主张抵销货款不应作实体处理。综上，原审法院对2013年1月至8月期间已付2盎司小纸杯货款的抵销问题作实体处理是不恰当的，本院予以纠正。
对于爱普科斯公司称宏城商贸公司属不当得利的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中，宏城商贸公司以2元／个的单价收取货款是基于爱普科斯公司下达的采购订单，有合同依据，故宏城商贸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
此外，因双方对除涉案2盎司小纸杯以外的其他商品的货值不存在争议，故原审认定其他商品货款为24106.51元无误，本院径行维持。综上，涉案货款总额共计人民币38221.39元（7043.4元＋7071.48元＋24106.51元）。但因双方在二审中均确认爱普科斯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已支付312.5元，故爱普科斯公司还应向宏城商贸公司支付尚欠货款37908.89元（38221.39元－312.5元）。
《采购订单》约定月结30天，而双方确认宏城商贸公司最后一次供货是2013年10月25日，则爱普科斯公司本应于2013年11月25日前支付所欠货款。爱普科斯公司逾期付款给宏城商贸公司造成利息损失，故宏城商贸公司主张从2013年12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结合爱普科斯公司曾于2015年3月25日支付过312.5元的事实，逾期付款利息应分段计算，即：以人民币38221.39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3月25日；以人民币37908.89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因爱普科斯公司曾支付部分货款，应予以扣减，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5）珠金法民二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爱普科斯电阻电容（珠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珠海市宏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7908.89元；
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5）珠金法民二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爱普科斯电阻电容（珠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珠海市宏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38221.39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3月25日；以人民币37908.89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爱普科斯电阻电容（珠海）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420元，由爱普科斯电阻电容（珠海）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15元，由珠海市宏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40元，由爱普科斯电阻电容（珠海）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830元，由珠海市宏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志坚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