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军 杰 与 何 国 栋 执 行 异 议 之 诉 纠 纷 二 审 民 事 判 决 书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赣民终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军杰，男，汉族，1970年生，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代理人冯波，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国栋，男，汉族，1973年生，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
委托代理人李鸿，江西宏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揭蔼娟，江西论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龚军杰因与被上诉人何国栋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抚民二初字第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龚军杰的委托代理人冯波，被上诉人何国栋的委托代理人李鸿、揭蔼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1月10日何国栋与龚军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何国栋将广西国泰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的出资额800万元转让给龚军杰，转让价为1600万元；二、双方同意股权转让款分三次支付，首期转让款协议签订当日支付350万元，第二期转让款在南宁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台湾农产品交易区”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500万元，第三期转让款在南宁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台湾农产品交易区”项目销售达到50％比例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付清余款；三、本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由龚军杰负责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何国栋须提供办理变更所需的一切资料；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按照付款进度的约定进行，首期付款后三天内变更登记股权的18％到龚军杰名下，第二期付款后三天内变更登记股权的25％到龚军杰名下，第三期付款后三天内变更登记股权的37％到龚军杰名下；首期款支付后，何国栋即交付公司证件资料及全部印鉴，由龚军杰履行大股东的权利；四、富邦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自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以前的债权债务由何国栋承担，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以后的债权债务由龚军杰承担。
2008年12月23日，龚军杰与何国栋签了一份《移交清单》，何国栋将富邦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银行印鉴、公司印章及财务章、存款人密码信息共计51项资料等移交给了龚军杰。
2009年1月，何国栋将其持有富邦公司180万元（占注册资本18％）的股权转让给龚军杰，同年1月，富邦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为：何国栋出资730万元，占注册资本73％；黄绍明出资90万元，占注册资本9％；龚军杰出资180万元，占注册资本18％。
2012年12月26日，何国栋与龚军杰签订《南宁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台湾农产品交易区”项目转让结算确认书》，主要内容：一、何国栋确认收到股权转让首付款350万元；二、截止2010年3月15日何国栋确认共收到龚军杰支付的款项1500万元；三、余款100万元签订本确认书当日由龚军杰向何国栋支付30万元，同时双方办理已付款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余款70万元在何国栋协助龚军杰完成富邦公司62％的股权变更登记后，于2013年1月8日支付给何国栋。2012年12月1日富邦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载明，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何国栋转让公司62%的股权620万元给龚军杰，非当事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该决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6日。
2012年12月31日，何国栋将其持有的富邦公司62％股权转让给龚军杰，办理了工商登记，公司股东出资情况为：何国栋110万元，占注册资本11％；龚军杰800万元，占注册资80％；黄绍明90万元，占注册资本9％；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何国栋变更为孟雪（聘任）。
本案争议焦点：2009年1月后2012年12月前，何国栋所持有的富邦公司的73%股份是否实际转让给了龚军杰。
原审法院认为，龚军杰与何国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的强行性和禁止性规定。协议签订后，双方依据协议约定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实际履行。除了首期350万付款外，其余款项的支付直至2012年12月26日结算确认书签定后，双方才明确了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支付数额，在此之前无论是龚军杰还是何国栋均无法也未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及实际履行程度。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在股权转让协议成立、生效后，必须到工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09年1月前何国栋转让的18%股权办理了工商登记，之后的62%股权的转让直到双方结算确认了付款金额后的2012年12月31日才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且仍有11%未变更登记。从双方实际履行及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来看，龚军杰、何国栋均未严格按照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时间、转让的份额履行，而是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且双方对此均予以了认可，2012年12月31日何国栋所持有的62%股权才正式转到龚军杰名下。故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何国栋在富邦公司仍持有73%（91%-18%）的股权，期间所获相应比例的收益亦为何国栋所有，可因何国栋的债务而被执行。因此，龚军杰请求撤销本院相关执行裁定及确认期间股权收益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案由问题，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发生在执行过程中，以案外人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为前提，第三人撤销诉讼则无此限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所针对的是特定执行标的执行行为，案外人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文书并无异议，只对执行行为指向的执行标的有异议，目的是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行为，而第三人撤销之诉所针对的是生效的裁判文书，目的是推翻生效的裁判文书。本案龚军杰的起诉发生在执行过程中，其所提案外人执行异议已被裁定驳回，诉讼请求所针对的是特定的执行标的，目的是为排除强制执行，与作为执行依据的原生效裁判文书无关。故本案案由应定为执行异议之诉。但若作为执行异议之诉，应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因本案是刑事案件移送执行，没有申请执行人。何国栋作为被执行人，反对龚军杰提出的异议，在没有申请执行人的前提下，将其作为被告妥当合法。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09年1月龚军杰持有富邦公司18%股权，2012年12月龚军杰增加持有了富邦公司62%股权，至此龚军杰总计持有富邦公司80%股权。二、驳回龚军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079元，由龚军杰负担。。
龚军杰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2、依法撤销抚州市中级法院（2015）抚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3、依法撤销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抚中法执字第6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2013）抚中法执字第65-2号执行裁定书；4、依法确认广西国泰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80%股权为上诉人所有；5、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违背事实、自相矛盾，既认为“原告龚军杰与被告何国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的强行性和禁止性规定。协议签订后，双方依据协议约定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实际履行。”又认为“除了首期350万付款外，其余款项的支付直至2012年12月26日结算确认书签订后，双方才明确了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支付数额，在此之前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均无法也未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及实际履行程度。”前后之论纯属自我否定、毫无根据的枉论。1、庭审已经查明，2008年11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愿、依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双方并依约陆续进行了实际履行。一审判决给于了充分的肯定。2、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和《南宁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台湾农产品交易区”项目转让结算确认书》的载明，股权转让款是分期支付的，即分期陆续支付。上诉人积极筹款陆续支付，双方对上诉人每一次所付的每一笔股权转让款都是数额清晰、记录准确、目的明确。《确认书》中也一再强调上诉人之所以向被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之所以收取上诉人支付的款项，都是“按协议约定”履行的。《确认书》仅是对上诉人陆续多次付款的一个统计和进一步的确定。一审法院却违背自己已认定的“协议签订后，双方依据协议约定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实际履行”的结论，无根无据的称“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均无法也未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及实际履行程度。”若不知道“是否实际履行”，一审法院怎会认定双方已“实际履行”之结论呢？若不知道“实际履行程度”，双方每次的转付款记录数额又是什么呢？所以，一审法院明知双方实际履行协议的事实，却故意混淆是非，违法臆断，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错误判决。二、一审判决更是违背事实和法律，荒唐地认为“从双方实际履行及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来看，原、被告均未严格按照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时间、转让的份额履行，而是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且双方对此均予以了认可”。1、根据法律规定和常理，逾期履行债务叫违约。难道提前积极履行债务也是错误吗？本案中，事实证据已经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即时依约履行了第一期的付款义务。在第二期、第三期付款期限届满前，上诉人从2009年7月15日就开始陆续提前履行付款义务，至2010年3月15日时就已支付1500万元。万万没有想到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提前履行付款义务的主动行为认为是“未严格按照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时间、转让的份额履行，”难道说只有在付款期限届满时的最后一天付款才对吗？上诉人在2010年3月15日已经付完150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后，被上诉人依然迟迟不予办理股权变更过户登记，一直拖延至2012年12月份。既然《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也依法陆续支付了股权转让金，根据协议第四条、第五条的约定，上诉人已取得大股东的权利，从协议签订之后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上诉人享有和承担。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股东转让出资要进行股东变更登记。但股权变更登记与否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本身的效力，既然工商登记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生效要件，那么双方虽然在2012年12月31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依然不能否定上诉人自2008年11月10日至今完全连续享有80%股权及其收益的权利。2、根据确认书的约定，双方是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付款和股权变更行为，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转让的基础。而一审法院既承认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又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性，用“2012年12月31日何国栋所持有的62%股权才正式转到龚军杰名下”的形式登记要件否定上诉人拥有该股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违背法律规定认为“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被告何国栋在富邦公司仍持有73%的股权，期间所获得相应比例的收益亦为何国栋所有，可因何国栋的债务而被执行”纯属违背事实和法律，是逻辑混乱的。1、上诉人支付完毕股权转让金1500万元是在2010年3月份，股权变更登记是在2012年12月份完成，而执行是发生在2013年9月份之后，也就是说上诉人完全享有股权及其收益的行为发生在前，执行行为滞后，执行行为不具有朔及力。2、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和股权变更的行为，股权转让或变更之时该部分股权以及依附于股权上的利益内容也一起转让。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就已约定从协议签订时起，被上诉人在富邦公司已不是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3、一审法院既然不承认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未变更的62%的股权收益属于上诉人所有，也就是不承认该部分股权不属于上诉人所有，那么也就是认为上诉人在2012年12月份之前一直不享有该部分股权。那么，一审法院又凭什么认定该部分股权的收益要从2009年1月份开始计算，而不是更早的时间呢？又为何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全部合法有效呢？四、关于股利分红权利行使和股利归属以及如何理解到期或预期收益的问题。1、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利分红与否是公司自主的商业判断，是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即公司何时分红、如何分红，是由公司自主决定。在公司未进行分红决议之前，即使存在恶意不分红的情况，公司股东也只能根据公司法第74条的规定向公司请求收购股权，而不能请求法院强制公司分配利润，人民法院更不能主动强制公司分红。2、在公司没有做出利润分配之前，未分配的利润并非股东的资产，而是公司资产。利润分配请求权仅是一种期待权，该“期待”要转为“现实”或者成为一种到期的权益，需要一个过程和确定的条件。当这种“现实”未到来、未到期时，股东就无权获取，法院也不能强制分配。这是保护公司财产和维护公司自治的基本原则。3、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基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出资法律关系而形成。当公司股东会就利润分配形成决议时，股东才依法享有分红权。利润分配期限到达时，才形成了公司对股东的“已到期债权”或有了具体条件的“预期”收益。但，在此之前，利润分配请求权仅仅是一种期待权，法院不能基于股东和其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将此期待权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权利，而强制性的要求公司分红，并给予债权人。4、被上诉人在2012年12月份之后，不仅已不是公司80%股权的实际股东，而且按照协议的约定也已不享有自协议签订生效之后80%股权的收益权和资格。既然富邦公司股东会没有形成分配利润的决议，公司股东就不存在从公司享有已到期或预期收益的问题。即便假设2013年公司有了分配利润的股东会决议，被上诉人也已没有了分配的资格和权利，其按照协议的约定取得的股权转让金已含有股权收益或风险值，之后股权对应的收益应归上诉人所有。所以，本案中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51条规定的情形。五、抚州市中院直接查封上诉人所在公司与案外人合作开发建设的房产，是典型的执行违法。就算现今被上诉人何国栋仍在富邦公司享有11%的股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1、53条之规定，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只能冻结被执行人何国栋在富邦公司中的股权或投资权益（股红或红利）。然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却在2013年10月初，查封了富邦公司与另一案外人南宁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且至今未结算完毕的23套房产，这是赤裸裸的公然违法行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富邦公司的80%股权，在抚州市中院冻结查封之前，早已变更至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在公司内不存在应得的已到期的或预期的收益。一审判决违背事实和法律，判决错误，请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合法性。
何国栋口头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一项和第四项是相互矛盾的，对方要求撤销本案的一审判决，本案一审判决最后是确定了从2012年12月份为止总共加起来龚军杰总共持有富邦公司80%的股权，他要求撤销。上诉人第四项是请求法院确定他有80%的股权，这两个请求相互矛盾。二、对上诉人的第二项上诉请求，本案中并没有涉及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上诉人列举了5点上诉理由，但对方是混淆了几个概念，混淆了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对方认为签定协议后付款，这个转让协议就成立，这是错误的，是需要经过工商登记的，对方将付款和工商登记混淆了。四、对方上诉状中“付款期限届满前……已经支付了1500万”这个与转让协议是不相符的。转让协议中对付款说的很清楚。对方未提交证据证明预售许可证是何时取得的。第三期付款约定的时间很清楚，对方未提交证据证明是提前交付款项，原审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股权登记变更显示是三次变更，第二次变更对方没有来。被上诉人已经退出了，就应对何国栋退出富邦公司之前是亏还是盈进行结算。同时，我方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我方享有撤销、变更的权利。《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11月份签订的，在10月份开发已经获得6000多万。龚军杰个人转给何国栋的款项只有30万，其他都是公司的。对方认为公司的股东不能强制请求法院分配利润，这里并不是何国栋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而是法院依据刑事判决、执行裁定书进行查封、提取财产的。我方认为何国栋当时在公司的股权未转让给对方，而且对方也未支付合理的对价。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相同。对于原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龚军杰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是否已取得广西国泰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0%的股份？龚军杰的主张能否对抗或阻却法院的执行？
本院认为，龚军杰与何国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但股权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否则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公司应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龚军杰与何国栋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过程中，双方并未严格按约履行，而是以实际行为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包括付款方式、时间及股权变更登记等进行了变更。根据《南宁金桥农产品批发市场“台湾农产品交易区”项目转让结算确认书》所载明的内容，龚军杰先后通过自己及富邦公司、元富公司、宁夏广联公司分14笔向何国栋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万元，在该14笔款项支付过程中，除2009年1月富邦公司对龚军杰出资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为股权18%外，期间富邦公司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直至2012年12月31日富邦公司才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确认何国栋110万元，占注册资本11％，龚军杰800万元，占注册资本80%，黄绍明90万元，占注册资本9％。因此，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龚军杰在富邦公司的股权份额并不确定，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何国栋在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30日期间在富邦公司仍然享有73%的股权，龚军杰主张其已享有80%的股权缺乏事实依据，且因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也不能对抗法院的执行。原审法院根据2012年12月31日的工商登记认定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何国栋持有富邦公司73%的股权并享有相应比例的收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原审法院通过中介机构对该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进行审计并依据审计结果进行执行及对有关房产进行查封的行为是否正确，属于执行程序需要审查解决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079元，由龚军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海鹏
代理审判员 肖童亮
代理审判员 吴玉萍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 英
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