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恒江，男，1965年6月11日出生，铁岭安信中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址辽宁省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军，辽宁正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信中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二区15号楼1至6层全部2层02室（园区）。
法定代表人：朱玲，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锋，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政惠，男，1986年3月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铁岭市。
上诉人刘恒江因与被上诉人安信中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中保公司）、原审被告刘政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21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恒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安信中保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安信中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安信中保公司与刘恒江原属于合作伙伴关系。后来由于合作没有成功，双方同意解除合作关系，并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了《解除协议书》，约定由安信中保公司退还刘恒江110万元。安信中保公司陆续给付刘恒江部分款项，尚欠刘恒江75万元。涉案借据中已经着重注明了刘恒江从安信中保公司借款，之后可从安信中保公司应退还刘恒江的款项中扣除。安信中保公司无视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书》，故意隐瞒对刘恒江欠款的事实，孤立地起诉刘恒江偿还欠款25万元，致使一审判决有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将安信中保公司对刘恒江欠款的问题与本案安信中保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并审理，以便彻底解决双方争议。
二、刘恒江未接到一审法院的开庭通知，仅收到了一审法院寄送的民事判决，致使刘恒江未能到庭陈述意见。
安信中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刘恒江的上诉请求。刘恒江与安信中保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签订《合作协议》，后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了《解除协议书》，于2017年4月25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协议后，刘恒江注销其为法定代表人的铁岭安信中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安信中保公司）；若在30日内没有注销，视为刘恒江放弃自己的权利。至今该公司仍然没有注销，因此刘恒江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利。在此期间，刘恒江陆续向安信中保公司借款25万元。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解除协议书》项下应否退还款项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刘恒江应该另行起诉。因此，安信中保公司不同意刘恒江关于折抵本案借款的主张。
刘政惠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刘恒江的上诉意见。因为刘恒江生病住院急需用钱，刘政惠找到安信中保公司催要《解除协议书》项下应退还的款项，安信中保公司要求刘政惠必须签署借据和《补充协议书》才给钱。《补充协议书》不是刘政惠的意思表示。
安信中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恒江、刘政惠返还借款25万元及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刘恒江、刘政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6日至2017年4月26日期间，刘政惠受刘恒江委托先后6次向安信中保公司借款共计25万元，并出具借据，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分别约定了还款期限，最后一次还款期限为2017年5月15日。后刘政惠亦向安信中保公司保证偿还所有欠款。但二人至今未向安信中保公司返还上述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安信中保公司持有转账凭证、借据、《补充协议书》等证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现还款期限已过，安信中保公司要求刘恒江、刘政惠还款及合理的逾期还款利息，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安信中保公司主张超出法律规定的利息，没有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刘恒江、刘政惠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不影响该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决。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恒江、刘政惠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安信中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借款25万元及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二、驳回安信中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刘恒江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合作协议》，证明刘恒江和安信中保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刘恒江需支付200万元定金到安信中保公司指定账户。证据2、收条，证明刘恒江向安信中保公司支付了项目合作首笔运作款项150万元。证据3、2014年8月31日安信中保公司下发的通知及其附件物资清单，证明安信中保公司向刘恒江下发了物资。证据4、《解除协议书》，证明根据刘恒江和安信中保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解除协议书》约定，安信中保公司应退还刘恒江110万元。证据5、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和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安信中保公司于2016年4月1日向刘恒江支付40万元，以及安信中保公司向刘恒江支付诉争25万元。安信中保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补充查明：2014年5月28日，安信中保公司（甲方）与刘恒江（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
2016年3月31日，安信中保公司（甲方）与刘恒江（乙方）签订《解除协议书》，约定：1.双方于2014年5月28日签署的《合作协议》及其他与本合作事项有关的所有协议均予以解除。2.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退还甲方向其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并注销其注册设立的新公司即铁岭安信中保公司。3.甲方于收到乙方向其退还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及乙方已注销新公司的相关证明文件后30个工作日内，扣除甲方已向乙方交付的所有物资的折抵款，退还乙方110万元。4.上述2、3项履行完毕后，甲乙双方权利义务全部终止，双方就本合作事项不再向对方追究任何法律责任。
刘政惠分别于2016年8月26日、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10日、2017年3月21日、2017年4月26日出具借据，上面载明：刘政惠受其父刘恒江委托向安信中保公司申请借款共计25万元，用于刘恒江看病使用。若在规定日期不能按期归还，则从安信中保公司与刘恒江在2016年3月31日签署的解除协议书中规定的应退回款项中抵扣除。
2017年4月25日，刘政惠代刘恒江（乙方）与安信中保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解除协议书》内容增加第5条：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乙方保证签完本协议后30个工作日内注销以乙方为法定代表人的铁岭安信中保公司。若在30个工作日内乙方没有注销完毕，视为乙方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
本院另查明，根据一审卷宗记载，刘恒江、刘政惠于2017年8月31日签字确认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传票。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安信中保公司持刘政惠作为借款人出具的6份借据及相应的付款凭证诉至法院。上述借据中明确载明，刘政惠受其父刘恒江的委托向安信中保公司借款共计25万元。刘恒江、刘政惠认可上述借据的真实性，并且认可收到上述借据项下共计25万元款项。据此，应当认定刘恒江、刘政惠与安信中保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刘恒江、刘政惠未按照借据中约定的还款时间向安信中保公司偿还借款，构成违约。现安信中保公司要求刘恒江、刘政惠偿还借款25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安信中保公司还要求刘恒江、刘政惠按照月息2%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当事人在借据中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故一审法院判令刘恒江、刘政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刘恒江上诉提出，根据本案借据的约定，应当将诉争的25万元借款从安信中保公司与刘恒江在2016年3月31日签署的《解除协议书》中规定的应退回款项中予以抵扣。安信中保公司则主张由于刘恒江未按照《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时间注销铁岭安信中保公司，刘恒江已经丧失所有权利，故不同意折抵本案借款。鉴于安信中保公司与刘恒江之间就2016年3月31日《解除协议书》的履行存有争议，故不具备债务抵销的条件，本院对刘恒江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可就此争议另行解决。
另根据一审卷宗的记载，刘恒江、刘政惠已经签收了一审法院送达的传票，刘恒江、刘政惠未到庭参加诉讼，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刘恒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刘恒江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欣
审 判 员 孙兆晖
审 判 员 赵婧雪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李 楠
书 记 员 梁艺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