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5民终25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大郊亭北站。
法定代表人：律文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东，男，196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滕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耘，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先虎，男，197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煜，北京市都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元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北西五路御景国际大厦0923室。
法定代表人：赵俊海，总经理。
上诉人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日盛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先虎、淄博元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简称淄博元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5）冠民初字第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日盛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5)冠民初字第992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3、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李先虎的原反诉；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李先虎所完成的劳务工程一次结构总价款为3383780元，一审判决认定该价款为6748051.31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一次结构工程单价300.93元/㎡中包括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等费用。2014年9月，李先虎以被上诉人淄博元固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上诉人分包的冠县建安商贸城四期4、5、8、9号住宅楼工程(以下简称建安商贸城项目)。双方约定由李先虎完成该项目剩余的一次结构和二次结构工程(李先虎进场前孙建峰对建安商贸城项目已经进行了部分施工)。2015年2月13日，上诉人与李先虎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结算方式，按实际发生工程，以365元/㎡为基础(一次、二次结构，人工费，周转材料及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2015年3月26日，在李先虎只完成一次结构部分工程的情况下，双方签订《工程量确认单》。该确认单认定“李先虎队伍自2014年9月l日至2015年1月20日在冠县商贸城配建住宅四期锦绣江南项目4#、5#、8#、9#楼完成工程量总计22423.99㎡。”同日，上诉人与李先虎签订了《工程单价确认单》。该确认单认定-“冠县建安商贸城四期4#、5#、8#、9#住宅楼工程，李先虎劳务队伍施工一次结构结算价格300.93元/㎡，二次结构结算价格64.07元/㎡。”在李先虎入场时，上诉人为建安商贸城项目投入了部分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李先虎入场后，使用了上诉人所有的以上材料进行施工。为确认李先虎所完成的工程量中上诉人所有的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2015年3月28日，上诉人与李先虎签订了《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从该表可知，李先虎完成的工程量中辅材31.055元、模板27.94元、钢管卡具16.91元、机械74.12元、人工140.72元、管理费及利润10.18元，合计数额为300.93元。2015年4月8日，上诉人与李先虎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确认了李先虎在建安商贸城项目施工过程中进场的所有机械、模板、钢管、卡具的总价值。根据以上内容可知，上诉人与李先虎约定，双方按照实际工程量以及365元/㎡的价格计算一、二次结构工程款。该365元/㎡的价格中包括一次结构和二次结构的人工费、周转材料及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等全部费用。之后，双方又将一、二次结构合计单价365元/㎡明确分为一次结构结算价格300.93元/㎡、二次结构结算价格64.07元/㎡，该一次结构结算价格300.93元/㎡包括一次结构的人工费、周转材料及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等全部费用。李先虎所完成的工程量中包含了上诉人所有的机械设备及辅助材料，双方对此加以确认。同时双方确认了李先虎进场后投入的全部机械设备及辅助材料的价值。
(二)《补充协议》变更了《工程量确认单》以及《工程单价确认单》中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的价格。2015年4月8日，上诉人与李先虎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系《工程量确认单》以及《工程单价确认单》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李先虎在建安商贸城项目施工过程中进场的机械、模板、钢管、卡具，按照实际进场的并有依据的进行核实，并按市场中间价由上诉人支付给李先虎。2015年4月10日，双方对李先虎施工过程中进场的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价格认定为866587元。
(三)李先虎所完成的劳务工程一次结构总价款为3383780元，根据上诉人与李先虎签订的《协议书》、《工程量确认单》、《工程单价确认单》、《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可知，双方根据确认的工程量22423.99㎡与一次结构结算价格300.93元/㎡计算出的工程款6748051.31元中包含了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费用。而2015年4月8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确认在建安商贸城项目中李先虎投入的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的价值为866587元。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又签订了《工程量结算单》。该结算单第1条计算工程量价款时先按照工程量乘以一次结构单价计算得出6748051.31元价款。但因该款项中包含了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费用，而双方对上述费用达成协议，按照866587元计算。因此应从6748051.31元价款中减去《工程量确认单》以及《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中列明的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费用，最终的工程价款为3383780元。
（四）一审判决将劳务工程一次结构总价款认定为6748051.31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上诉人与李先虎出示的两份《工程量结算单》确有不同，一审法院仅凭李先虎出示的这份《工程量结算单》将劳务工程一次结构总价款认定为6748051.31元，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认定案件的主要事实应结合全案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与李先虎先后签订了《协议书》、《工程量确认单》、《工程单价确认单》、《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补充协议》以及《工程量结算单》。从以上协议的时间和内容上可知，上诉人与李先虎先是约定了按照实际工程量与每平方米确定的单价计算工程总款，该工程总款中包含了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的价格。之后，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变更了之前对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价格的计算方式，双方确认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价格为866587元。虽然在李先虎出示的《工程量结算单》没有明确写明计算的过程，但将以上协议结合起来看完全可以得出工程总价为3383780元的结论。一审法院偏听偏信，对上诉人出示的大量证据视而不见，不顾事实真相，错误的将劳务工程总价款认定为6748051.31元。
二、一审判决重复计算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价款。一审判决第7页称”本院认为。日盛达公司还应当支付给李先虎的工程款为:6748051.31+305554.92+866587。从以上内容可知，一审判决不但不客观公正的认定工程价款，还变本加厉，重复计算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的价款。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工程量确认单》、《工程单价确认单》、《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以及《工程量结算单》中均可以证明该6748051.31元款项中，已经包含了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的价款。而上诉人提交的《补充协议》也可以证明上诉人与李先虎确认该866587元系李先虎进场后的全部的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的价款。同时一审判决也对此加以确认，判决书第3页称:“在庭审中双方认可一致的款项有：…2、李先虎进场材料折价款866587元。”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李先虎并未主张也并未证明在双方确认的22423.99㎡工程量之外，其还增加了机械设备及辅料。但一审判决为偏袒一方，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直接将“李先虎进场材料”(判决书第3页〉偷换为“李先虎进场部分材料”(判决书第6页)，并且将6748051.31元与866587相加，重复计算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的价款。一审法院的行为严重违法。
三、上诉人己向李先虎支付了530余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仅支付了4583180元，实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书第4页称：“关于己付工程款的数额，双方认可一致的有4583180元，有李先虎于2015年4月27日书写给日盛达的收据为凭，内容为“2014年9月到2015年2月共支取现金4583180元，日盛达公司主张除上述4583180元，日盛达公司还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先虎付款720000元，转账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17日。并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李先虎对银行转账记录凭证无异议，认为这些银行转账均在2015年2月底之前，上述李先虎于2015年4月27日书写给日盛达公司的收据已经包含这些转账的款项。”一审判决书第7页称：“关于己付工程款的数额，本院认为日盛达公司持有的李先虎于2015年4月27日所书写的收款收据是对2014年9月到2015年2月所有收款的汇总，日盛达公司再将这一期间的银行转账凭证作为对方收款的依据属于重复主张计算，本院不予认定，实际支付款项应以李先虎书写的4583180元予以认定。”一审法院的这种认定实属枉法裁判。李先虎于2015年4月27日书写给日盛达的收据上明确写明：“2014年9月到2015年2月共支取现金4583180元”。众所周知，现金支付和银行转账付款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支付方式。本案中，收据上已经明确写明，该4583180元系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与银行转账无任何关系。而上诉人主张的720000元系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的，上诉人当庭提供了有效的银行转账凭证，李先虎也当庭对银行转账记录加以确认。这足以证明，上诉人除向李先虎支付了4583180元现金外，还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其支付了720000元。李先虎给上诉人出具收据的日期确实晚于上诉人给其转款的日期。但转款日期与出具收据日期并未必然联系，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仅因转款时间在先，出具收据时间在后，就当然的认为收据书写的数额中包含转款数额。一审判决的这种认定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上诉人已经证明因李先虎的行为导致上诉人损害50万元，一审判决对该损失不予认定实属错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因被上诉人方的工人恶意讨薪，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冠县建安商贸城开发公司对上诉人罚款50万元，该款项从开发公司应支付给上诉人的工程款中扣除。为证明该主张，上诉人当庭提供了李先虎因闹事被公安机关拘留的处罚决定书和“冠县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报。但一审法院偏袒李先虎一方，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仍然对事实不加以认定。
五、一审判决认定塔吊租赁费为43600元是错误的。上诉人与李先虎均确认，上诉人曾代李先虎向租赁公司支付塔吊租赁费83600元。李先虎租赁该塔吊时曾向租赁公司交纳押金40000元。一审判决直接将李先虎应向上诉人偿还的83600元租赁费中扣除了40000元押金，该判决缺少法律依据。租赁公司与李先虎系租赁合同中的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李先虎将40000元押金交给了租赁公司，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公司也只能向李先虎返还该押金。上诉人并非该租赁合同的主体，上诉人只是代李先虎履行了支付租金的义务。上诉人代为支付后，李先虎有义务向上诉人偿还该83600元代付款。上诉人并非租赁合同的主体，也并未实际收到租赁公司返还的40000元押金，因此，一审判决将押金直接从上诉人的债权中扣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六、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向李先虎返还钢管等材料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中李先虎提供的清单中只有李先虎一方的签字，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字确认，该清单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依据该清单判令上诉人承担返还义务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上诉人与李先虎签署的《补充协议》系对李先虎进场后投入的全部机械设备及辅助材料的统计和确认。且双方一致同意，双方确认后李先虎即使提供单据也不被认定。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有拘束力。因此，假设李先虎当庭提供的单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被法院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缺少法律依据，明显偏袒李先虎一方，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判。
二审进行法庭调查时，上诉人日盛达公司又对上诉的事实及理由进行了补充：
一、李先虎施工的上诉人总包的4号、5号、8号、9号楼的一次结构实际工程款应为3383780元，而不是6748051.31元，一审判决认定李先虎在施工过程中提供所有辅材，事实错误。上诉人方在协议书上添写的计算公式及依据合法有效，应予以认定。1、上诉人方提供建筑所用辅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涉案工程最初是上诉人交由孙建峰承建，由于各种原因，上诉人方在支付给孙建峰工程款400余万元后双方中止了合作。李先虎入场时上诉人场地上堆满了建筑所用的木桩、旋转脚手架、支撑钢材、空中脚手架支撑等各种建材、辅材，这些辅材初步满足建筑所需。当时工地上塔吊林立，李先虎进场后只提供了部分应用辅材，因此，绝大部分辅材由上诉人提供，对此有照片为证。原审判决认定李先虎提供辅材，同时又对上诉人方添写的减项不予认可，属没有查清基本事实。2、上诉人书写的计算方法及计算标准是经双方统一签字确认的，双方于2015年3月28日在《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表中，无论是对上诉人出资购买的辅材、模板、钢管、卡具、机械、人工，均对其用量、规格、单价及总价作了明确认可。因此，在计算李先虎应得工程款时自然应予扣除。3、双方于2015年4月11日签字认可的工程量统计第一项中，人为有意地留大块空白，即为便于添加应扣减的工程款计算公式及数据。对此，李先虎是知情的，否则这种不合乎逻辑的书写李先虎会提出异议。正是因为李先虎借口有急事先走，故意要求上诉人之后将计算公式添上，自己拿走带有空白的工程量统计，以便随后反悔，使得李先虎的计谋在一审得逞。4、李先虎垫资部分辅料，经双方一致同意，由上诉人方折价86万元购买，就是为了统一计算辅料机械等工程量，这样一来由于所用辅料机械等都是由上诉人出资，所以计算起来较为简便。5、李先虎声称的折价购买的86万元辅材是其剩余物品，完全颠倒黑白，故意混淆事实。从李先虎进场物料统计表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价值86万余元的物料是进场统计，而不是离场时所剩辅料。本案李先虎所剩的用材在一审判决书第三项己作了认定，这些是李先虎应带走的，因此，所用辅料机械等均由上诉人出资。6、从李先虎主张的塔吊租赁押金四万元应予返还可以印证，所有的租赁费用实际均由上诉人出资承担，因此，在计算李先虎应得工程款中将机械辅材等予以扣除完全合理。
二、上诉人方实际支付工程款与李先虎收到条显示的数额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双方银行转账方面统计数字不完全对应，实际支付比其收到条数额多出1074182.32元。
三、李先虎应当承担甲方罚款50万元中的一半，即25万元。由于李先虎自身违法原因，导致了甲方对工程罚款决定的出台，这一决定一经作出无法通融，本着公平原则，上诉人只要求李先虎承担25万元于法有据，合乎情理。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片面、简单粗暴地看待问题，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先虎辩称：一、李先虎入场时上诉人没有为该项目投入任何机械设备，所有机械设备均是李先虎进场时自带或者购买，进场时也由上诉人对材料签字认可；二、2015年3月28日双方签订的《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确认的一次结构结算仍然为每平方米300.93元，只不过对每平方米300.93元是如何计算进行了明确，并没有新的约定；三、2015年4月8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实质上是上诉人与李先虎签订的一份独立的买卖合同，和一次结构结算价格每平方米300.93元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中止施工后李先虎本来要把这些剩余的设备、辅料带走，因为上诉人还需要继续施工，就和李先虎协商在2015年4月8日签订了一个购买剩余设备和辅料的《补充协议》。2015年4月10日双方协议作价为866587元；四、因为《补充协议》和双方协商的材料价款866587元是一个独立的买卖合同，所以在此后及2015年4月11日双方最终签订《工程量结算单》时只是按照工程量乘以一次结构单价进行的结算，对材料折价部分并未涉及；五、上诉人故意在《工程量结算单》中留出较多空白并不经李先虎同意私自进行添加，本身就存在欺诈意图；六、866587元是上诉人购买李先虎设备及辅料、辅助工具的货款；七、上诉人持有的李先虎于2015年4月27日书写的收款收据是对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所有收款的汇总，上诉人再将这一期间的银行转账作为李先虎收款的依据属于重复计算；八、上诉人要求李先虎赔偿罚款损失25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未提供实际被罚款的证据，即使被罚款也是上诉人未及时发放农民工工资造成的；九、在2015年4月27日李先虎向上诉人出具收款收据汇总时已将塔吊租赁费43600元计算为上诉人的预支款项已被上诉人扣除，虽然租赁费是一种租赁合同造成的，但也已经转化为工程款的一部分；十、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向李先虎返还钢管等材料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材料清单是在2015年4月11日双方最终结算后于4月27日对施工现场余留物品的一种确认，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牛田生对该清单已经签字确认，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该材料所有权属于李先虎，上诉人应予返还，《补充协议》中对该项材料也并未作价。
淄博元固公司辩称：李先虎开始欲借用我公司的资质进行本案工程的施工，但李先虎后并未以我公司的名义与日盛达公司订立施工合同，实际未借用我公司的资质，该工程与我公司无关。
日盛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定淄博元固公司、李先虎向原告返还工程款1074182.32元，向原告支付原告为其代付的水泥支撑款、马镫款1.46万元以及塔吊租赁费12.44万元，赔偿其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50万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日盛达公司承包了冠县建安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的施工工程，2014年9月份，李先虎以淄博元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日盛达公司未签订书面协议即承包4、5、8、9号楼的一次结构及部分二次结构的劳务工程。2015年4月11日双方就“建安商贸城四期4、5、8、9号楼一次结构李先虎施工队所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结算统计。
在庭审中双方认可一致的款项有：1、李先虎与孙建峰（李先虎施工之前）一次结构交界层工程款为305554.92元，2、李先虎进场材料折价款866587元，3、扣减工程量326924.24元。
关于一次结构的工程款，日盛达公司主张一次结构的工程款是3383780元，李先虎主张一次结构的工程款是6748051.31元。双方的证据是2015年4月11日“建安商贸城四期4、5、8、9号楼一次结构李先虎施工队所完成的工程量统计”，日盛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有【6748051.31-22423.99×(31.05+27.94+16.91+74.13)6748051.31-22423.99×(31.05+27.94+16.91+74.13)=3383780元。大写叁佰叁拾捌万叁仟柒佰捌拾元】这部分内容，李先虎有异议，也提供“建安商贸城四期4、5、8、9号楼一次结构李先虎施工队所完成的工程量统计”一份，在这份证据中除没有“6748051.31-22423.99×(31.05+27.94+16.91+74.13)6748051.31-22423.99×(31.05+27.94+16.91+74.13)=3383780元。大写叁佰叁拾捌万叁仟柒佰捌拾元。”这部分外其他内容相同，所以李先虎认为工程总价款应是6748051.31元。而不是3383780元，日盛达公司的解释为，结算时李先虎走的急，没有填写这些内容，在双方签字的工程量统计上留有空白，“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应当扣除。日盛达公司在李先虎走后，自己单方将应扣除的款项填写在了空白处，所以一次结构的工程量是3383780元。日盛达公司还提供双方签字的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工程单价确认单、工程单价确认单、工程量确认单加以证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李先虎提供了相关票据225张加以证明，拟证明辅材、模板、钢管扣件及机械租赁等都是李先虎提供，虽然在“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上签字，但是这些款项都是李先虎支出不应在总工程款中扣除。
关于已付工程款的数额，双方认可一致的有4583180元，有李先虎于2015年4月27日书写给日盛达的收据为凭，内容为“2014年9月到2015年2月共支取现金4583180元。”
日盛达公司主张除上述4583180元，日盛达公司还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先虎付款720000元，转账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17日、2014年12月10日、2014年12月17日、2014年12月27日、2015年2月17日、2015年1月24日、2015年2月13日，并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李先虎对银行转账记录凭证无异议，认为这些银行转账均是在2015年2月底之前，上述李先虎于2015年4月27日书写给日盛达公司的收据已经包含这些转账的款项。
关于日盛达公司为李先虎代付的水泥支撑款、马镫款1.46万元以及塔吊租赁费12.44万元。日盛达公司为李先虎垫付的撑杆、垫块、马镫款为14160元而不是14600元，有李先虎于2015年6月1日签名确认，庭审时无异议，予以认定。日盛达公司为李先虎垫付的塔吊租赁费83600元及停工拆除费40800元，李先虎予以认可该数额，但认为83600元的租赁费包含李先虎租赁时所交的押金40000元，此押金应当扣除。
关于李先虎主张的“单项结算分摊合计”226235.24元和“售楼处商场”10610元。李先虎提供的证据是自己单方所列的“单项结算分摊、辅料、模板材料、钢管卡具、机械部分费用”证明“单项结算分摊合计”226235.24元和“售楼处商场”10610元，并没有双方签字，审理过程中日盛达公司对该两项施工和款项均有异议。
关于李先虎主张的返还钢管等物品，李先虎提供的2015年4月27日清单上记载的剩余钢管13428根、油托2834个、十字卡22487个、接卡3918个，有李先虎和日盛达公司工作人员牛田生双方签字确认。
关于日盛达主张的“冠县建安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对日盛达公司的罚款50万元，日盛达公司提供李先虎因闹事被公安机关拘留的处罚决定书和“冠县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报，拟证明被罚款是因李先虎闹事造成，此罚款应由李先虎赔偿给日盛达公司，李先虎度对此不予认可，日盛达公司未提供实际被罚款的证据。
根据当事人双方举证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李先虎所完成的劳务工程一次结构总价款为6748051.31元，李先虎与孙建峰（李先虎施工之前）一次结构交界层工程款为305554.92元，总计工程款为7053606.23元，李先虎进场部分材料折价给日盛达公司，折价款为866587元，应扣减李先虎工程量326924.24元。日盛达公司为李先虎垫付撑杆、垫块、马镫款14160元，塔吊租赁费43600元及停工拆除费40800元，李先虎施工结束后剩余钢管13428根、油托2834个、十字卡22487个、接卡3918个现仍在施工现场。日盛达公司共支付给李先虎款项4583180元。
一审法院认为：日盛达公司与李先虎未签订书面施工合同，双方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双方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李先虎作为承包方完成了施工任务，发包方日盛达公司应向施工方支付工程款。对于工程价款双方进行了结算确认，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能够认定李先虎在施工过程中提供辅材等，而日盛达公司又在李先虎离开后单方在已经签字确认的结算上添加数据内容，对于添加的内容本院不予认定，所以李先虎所完成的一次结构工程总价款应为6748051.31元，即日盛达公司还应当向李先虎支付工程款，日盛达公司本诉诉称多支付李先虎工程款1074182.32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日盛达公司为李先虎垫付的撑杆、垫块、马镫款14160元，李先虎无异议，日盛达要求返还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塔吊租赁费及停工拆除费扣除李先虎的租赁押金后，剩余款项李先虎应当向日盛达公司支付。淄博元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是实际施工人，相应的责任应由李先虎承担。关于已付工程款的数额，本院认为日盛达公司持有的李先虎于2015年4月27日所书写的收款收据是对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所有收款的汇总，日盛达公司再将这一期间的银行转账凭证作为对方收款的依据属于重复主张计算，本院不予认定，实际支付款项应以李先虎书写的4583180元予以认定。关于李先虎主张的返还钢管等物品，双方人员已签字确认，日盛达公司应当返还。日盛达公司要求李先虎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李先虎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未提供证据，不予支持。关于李先虎主张的“单项结算分摊合计”226235.24元和“售楼处商场”10610元，未经对方当事人签字认可，本院对李先虎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定支持。扣除扣减工程量款和已付工程款，日盛达公司还应当支付给李先虎的工程款为：6748051.31+305554.92+866587-326924.24-4583180=3010088.9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李先虎支付工程款3010088.99元。二、李先虎向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为其代付的水泥支撑款、马镫款14160万元，塔吊租赁费43600元，停工拆除费40800元，共计98560元。三、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李先虎返还钢管13428根、油托2834个、十字卡22487个、接卡3918个。四、驳回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李先虎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义务须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本诉部分20218元，反诉部分17073元，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32054元，李先虎承担523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日盛达公司承包了冠县建安商贸城四期的4#、5#、8#、9#住宅楼的施工工程。最初，日盛达公司将劳务工程分包给了孙建峰，孙建峰施工一段时间后，双方因故解除了分包合同，孙建峰退出工地。2014年9月，日盛达公司又将未完工的劳务工程重新分包给李先虎的施工队伍。李先虎进场时，日盛达公司之前所提供的机械、钢材、辅料等均陈列于施工现场。另外，李先虎在施工过程中，亦出资、出面购进了部分材料、租赁了部分机械。2015年春节前因李先虎的工人聚众上访，李先虎未能再继续施工。此后，日盛达公司与李先虎协商解除了分包合同，双方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结算。
2015年2月13日，双方订立协议书一份，重申以365元/㎡为基础进行结算，该单价包括一次结构、二次结构人工费、周转材料及机械设备、辅料、辅助工具等。2015年3月26日，双方又签订工程单价确认单，确定一次结构结算价格为300.93元/㎡，二次结构结算价格为64.07元/㎡。该确认单后又附了一次结构人工、辅料、机械分析表，通过该表显示，一次结构结算价格300.93元由辅材单价（31.0557568元）、模板单价（27.9434109元）、钢管卡具单价（16.9113264元）、机械单价（74.1291694元）、人工单价（140.726219元）及利润单价（10.9元）组成，辅材总价为1350668.59元，模板总价为1215307.28元，钢管卡具总价为735502.84元，机械总价为3224005.82元，人工总价为6120426.7元，双方并在该分析表上签字认可。2015年4月8日，李先虎与日盛达公司的项目经理马晓东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李先虎在建安商贸城四期4#、5#、8#、9#施工过程中所进场的机械、模板、钢管、卡具按实际进场的，并有依据的进行核实，并按市场中间价由马晓东支付给李先虎，计算清楚之后，多退少补，付款时间最终定案之后一次性付清。”2015年4月9日，双方对李先虎进场物料进行了统计，双方确定施工过程中，李先虎共进场物料价值866587元。综上，李先虎所施工的一次结构工程，共使用辅材、模板、钢管卡具、机械价值6525484.53元，而李先虎本人在施工期间进场的上述物料总计才866587元，且最后由日盛达公司作价补偿，由此可认定，李先虎施工所用机械、辅材、钢管卡具、模板等均由日盛达公司提供或承担，最终结算时，双方认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工程款结算。2015年4月11日的工程量价款6748051.31元是300.93元/㎡×22423.99㎡所得出，而300.93/㎡元又是由辅材单价、钢管卡具单价、机械单价、模板单价、人工单价、利润单价合计构成，在机械、辅材、钢管卡具、模板等材料是由日盛达公司提供的基础上，李先虎的工程款单价应将辅材单价、钢管卡具单价、机械单价、模板单价扣除，仅应计算人工费及利润单价，故李先虎施工的工程量价款应为3362410.68元〔3383780元+305554.92元（交界层工程款）—326924.24元（未完工部分）〕，李先虎应得款项为3362410.68元+866587元（日盛达公司作价补偿款）=4228997.68元。
关于日盛达公司向李先虎付款的过程如下：2014年12月26日，日盛达公司向李先虎、王明才支付130万元现金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同日，向李先虎又支付30万元现金。2014年12月27日，日盛达公司向李先虎、王明才支付55万元工程款，其中向史顺书的银行卡转账40万元包括在此55万元之中。2015年1月28日，李先虎分别收到两笔15万元现金工程款，合计30万元。2015年1月29日，李先虎收到160万元现金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2015年2月13日，李先虎出具收条收到30.05万元工程款，2015年2月14日向李先虎转账的20万元包括在李先虎2015年2月13日出具的30万元的收条中。2015年6月2日，李先虎对日盛达公司先前支付的零星款项进行了确认，计22.8万元。另外，日盛达公司的一批床作价4680元以物抵款给了李先虎。上述付款合计4583180元，2015年4月27日，李先虎向日盛达公司出具了4583180元的收款条。
日盛达公司上诉称除了向李先虎支付上述4583180元工程款之外，其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合计向李先虎支付12万元工程款，但未包括在4583180元在内。该12万元付款分别为：2014年12月17日的1万元，2014年12月10日的2万元，2014年12月17日的2万元，2015年2月17日的2万元，2015年1月24日的5万元。李先虎称上述12万元包括在其2015年6月2日出具的22.8万元的证明条中，但日盛达公司不予认可，李先虎又无法说清转账的5笔款分别对应22.8万元条中的哪笔付款，故本院认定12万元的5笔转账，未包括在4583180元的收条中，本院认定日盛达公司向李先虎支付工程款数额为4583180元+12万元=4703180元。
李先虎施工期间租用了四台塔吊，塔吊租赁费总花费达20余万元。租用前，李先虎预交了4万元押金，施工期间，日盛达公司替李先虎支付了3.8万元租赁费（该3.8万元包含在22.8万元的证明条中），李先虎自己又支付了部分租赁费，最后仍欠租赁费124400元。后该欠款由日盛达公司偿还，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均无异议，李先虎并认可124400元款项应从其应得工程款中扣除。
本院认为：通过二审查明，在本案工程中，被上诉人李先虎施工期间所用的大部分机械、辅材、模板、钢管卡具等系由上诉人日盛达公司提供，李先虎自己投入的一小部分机械、辅材、模板、钢管卡具在最后结算时，亦作价给日盛达公司。这样，日盛达公司在与李先虎结算工程款时，将机械、辅材、模板、钢管卡具等单价从300.93元/㎡的一次结构工程单价中扣除，符合实际情况，公平、合理。日盛达公司在计算扣除之后的工程价款时，李先虎虽然未在场，但根据其他证据及事实，可认定李先虎实际应得的工程款。一审以计算扣除之后的工程价款时李先虎未在场为由，凭李先虎离场前未计算完毕的数据即认定了工程款为6748051.31元。一审未做综合分析认证即作出该事实认定，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另经二审查明，日盛达公司累计向李先虎付款4703180元，李先虎应得的款项为4228997.68元，日盛达公司向李先虎超付474182.32元，该款项属于李先虎的不当得利，李先虎应向日盛达公司返还超付的款项。另外，日盛达公司最后为李先虎代付塔吊租赁费124400元，该款项李先虎亦应向日盛达公司进行偿还。
2015年4月8日日盛达公司与李先虎签署的《补充协议》系对李先虎进场后投入的全部机械、辅材、模板、钢管卡具的统计和确认，上述物品已由日盛达公司向李先虎作价补偿。一审判决日盛达公司向李先虎再行返还钢管、油托、十字卡、接卡等物品，与协议约定及事实均不符，日盛达公司请求撤销该判项，本院予以支持。
日盛达公司称李先虎的行为给其造成50万元罚款，日盛达公司要求李先虎承担25万元罚款的损失。因该罚款尚未实际收缴或抵扣，对于该事项本院不予处理，日盛达公司可待罚款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权利。
李先虎未借用被上诉人淄博元固公司的公章与日盛达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李先虎未实际挂靠淄博元固公司进行施工，日盛达公司要求淄博元固公司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日盛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5）冠民初字第992号民事判决；
二、李先虎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返还超付工程款474182.32元；
三、李先虎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为其代付的水泥支撑款及马镫款14160元、塔吊租赁费124400元；
四、驳回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李先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本诉部分20218元，反诉部分17073元，合计37291元，由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2987元，李先虎负担243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218元，由北京市日盛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2987元，李先虎负担72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久 强
审判员 石鑫审判员孔繁奎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赵 书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