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63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9号。
法定代表人庆立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凤成，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栾惠民，男，1961年1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蔡丽萍，北京蔡丽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霞，女，1987年6月24日出生，北京蔡丽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口可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栾惠民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商）初字第16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周维担任审判长，法官李诚、巩旭红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栾惠民在一审中起诉称：2015年9月29日，栾惠民向可口可乐公司支付56400元货款，订购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共计1200箱，约定国庆期间送货，但可口可乐公司至今未发货。根据法律规定，栾惠民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可口可乐公司返还货款56400元并支付利息（以564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可口可乐公司承担。
栾惠民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收条1张、证据2营业执照、证据3可口可乐公司员工通讯表、证据4送货照片9张及收条1张、证据5录音光盘及录音文稿、证据6判决书。
可口可乐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栾惠民的诉讼请求，栾惠民陈述的全部事实和理由与事实不符，可口可乐公司都不认可。可口可乐公司与栾惠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但是与栾惠民个人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从未收到过栾惠民所述的任何货款，也谈不上退款。可口可乐公司所有与经销商的业务往来都是签订正规销售合同的，且在销售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禁止业务员擅自收款，可口可乐公司都是委托第三方公司代收。可口可乐公司不允许业务员代收货款，并且对业务员代收货款的行为没有进行追认，不应当认定为是职务行为，可口可乐公司不承担责任。业务员的代收货款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且栾惠民应当明知可口可乐公司禁止业务员代收货款，还通过业务员交付货款，栾惠民也并不是善意无过失的。
可口可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企业法人信息、证据2直销客户合作合同、证据3承诺书、证据42012年和2013年两份合同、证据5送货单、增值税发票及银行回单、证据6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栾惠德签字的送货单。
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可口可乐公司对栾惠民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可口可乐公司对栾惠民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可口可乐公司称2015年9月29日签订收条时，韩应思系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可口可乐公司称韩应思不同意出庭，可口可乐公司认为其公司规定禁止业务员代收款、打白条，所有未加盖可口可乐公司印章的行为，可口可乐公司均不认可，可口可乐公司都会与商户签订正式的合同，合同里都会约定商户不得将货款交给业务员。一审法院认为，可口可乐公司认可韩应思是其员工，并向韩应思进行了核实，韩应思并未否认收款和出具欠条的事实，在韩应思未到庭反驳的情况下，视为该欠条系韩应思出具，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栾惠民提交的证据3，经核实可口可乐公司认可了韩应思的员工身份，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栾惠民提交的证据4，可口可乐公司对照片及收条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也不能确定真实性，而且其中1张照片显示送货车停在了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门前，说明栾惠民本身就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明知可口可乐公司的禁止性规定。对栾惠民提交的证据5，可口可乐公司对录音光盘及文稿的真实性不认可，录音光盘只有部分录音，并不是完整录音，不能确定真实性。对栾惠民提交的证据6，可口可乐公司认可判决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判决中确认的是个案事实，与本案无关。对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证据1，栾惠民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证据2，栾惠民对关联性不认可，栾惠民成立的公司与栾惠民作为个体经营是两个主体，不具有关联性。对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证据3，栾惠民对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栾惠民认为承诺书都是可口可乐公司内部制作，且并未对外公示，与栾惠民没有关系。对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证据4，栾惠民对关联性不认可，两份合同是与其他客户签订的，与本案无关。对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证据5，栾惠民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与栾惠民作为个体经营是两个不同主体。对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证据6，栾惠民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上述全部证据均不能体现与栾惠民的关联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可口可乐公司的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栾惠民为证明与可口可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收条1张，该收条载明：“今收来货款56400伍万陆仟肆佰元整，600ml可乐1200箱，国庆节期间送货，可乐业务韩应思。2015.9.29。”一审庭审中，栾惠民称并未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就本案，栾惠民将货款56400元现金给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韩应思，韩应思收钱后向栾惠民出具收条1张。2015年国庆期间，可口可乐公司一直未向栾惠民发货。栾惠民称以前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与可口可乐公司合作，当庭提交送货照片9张及收条1张称2016年2月25日也以这种方式将货款交给韩应思，韩应思安排送货，这次按时收到了货物，收条中注明货到作废。可口可乐公司虽认可韩应思是其员工，与栾惠民签订收条的时间还在其公司任职，但称现已离职。可口可乐公司称并未收到栾惠民支付的货款，也没有向栾惠民发过货。可口可乐公司还称根据其公司规定，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没有权利直接从商户处收钱，也无权打白条，可口可乐公司与商户的合作都会签订书面合同，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直销客户合作合同显示其与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后，本合同自然终止。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栾惠德签字的送货单送货日期为2015年9月8日，证明可口可乐公司自2011年与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直销合同自然终止后，未签订新的直销合同，但是存在向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送货的事实。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栾惠民通过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韩应思向可口可乐公司购买产品，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栾惠民与可口可乐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可口可乐公司提交了与栾惠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书面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允许员工打白条、代收货款，但是该份合同的签订主体与栾惠民作为个体经营是不同的合同主体，不能要求栾惠民对此项合同约定的义务承担责任；且双方于2011年签订的直销客户合作合同已于2012年12月31日自然终止，合同终止后，可口可乐公司还存在向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供应货物的事实。故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已收取了货款并出具收条，但可口可乐公司并未如期向栾惠民交付产品，故栾惠民要求可口可乐公司返还货款564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韩应思在2015年9月29日出具欠条承诺国庆期间发货，但未发货，已构成违约，故对栾惠民要求可口可乐公司支付利息（以564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栾惠民货款五万六千四百元并支付利息（以五万六千四百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可口可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期间，栾惠民除了便签外未出示任何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事实上买卖合同的证据，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以前曾存在此种交易习惯，便签本身亦缺乏证明力。事实上可口可乐公司与栾惠民之间从未有过业务往来，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从未收过栾惠民货款，从未向栾惠民发货。二、韩应思无权代表可口可乐公司向栾惠民出具便签，韩应思出具的便签不构成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职务行为，可口可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员，只有根据公司授权，在职权范围内履行职务行为，公司才应承担责任，可口可乐公司认可韩应思曾担任公司业务员，但后已离职，可口可乐公司无法与韩应思联系。本案中，可口可乐公司对业务员的管理、业务员的职责范围及韩应思2012年12月17日签署的承诺书表明，业务员的职责只是负责联系客户、与客户签订有关合同并经公司盖章确认后生效，韩应思无权代表可口可乐公司收款、打白条等，未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可口可乐公司均不认可，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负。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尽到管理职责，韩应思的职务范围不包括为客户打白条，可口可乐公司也没有收到韩应思出具的便签中的款项。故韩应思向栾惠民出具白条的行为不能构成职务行为。三、韩应思出具便签未经可口可乐公司追认，可口可乐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可口可乐公司与存在销售关系的商户均签有书面合同，其明确约定业务员无权向商户收款、打白条，未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可口可乐公司均不认可，韩应思出具的承诺书也表明，不得私自向客户出具证明、白条、便签、欠条等，故未加盖公章的证明、白条、便签、欠条等，可口可乐公司均不承担任何责任，由其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韩应思向栾惠民打白条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的行为，且未经可口可乐公司追认，可口可乐公司也不知道韩应思在以可口可乐公司的名义收取货款、打白条的情况。四、韩应思为栾惠民出具便签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可口可乐公司无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1、韩应思的行为不具有代理的表象。韩应思是一名业务员即业务代表，职责是从事其身份、职责相关的联系客户、签合同，合同需公司盖章确认后生效，公司按此合同约定收款、发货、履行。且公司明确规定不准业务员对外收款、打白条、出具证明，未经公司加盖公章的证明、白条，均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一点从韩应思向可口可乐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及可口可乐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作协议、交易习惯等可体现和证明。韩应思出具便签时，未提供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也未提供任何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等。2、栾惠民主观上有严重过失。在栾惠民与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合同约定及交易惯例前提下，韩应思未向栾惠民提供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文件，未持有公司的委托书、介绍信等，即韩应思在与栾惠民交往过程中，没有向栾惠民提交任何能表明其能代表可口可乐公司的证明文件，没有提交任何让栾惠民足以相信韩应思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文件，栾惠民也未向可口可乐公司进行核实，韩应思是否有权收取货款、出具便签。在此情况下，栾惠民轻易将款项交给韩应思，并由韩应思个人出具便签，栾惠民没有找可口可乐公司核查货款是否打入公司账户或交付给公司。这足以说明，栾惠民在支付货款时未尽到合理审慎的义务及足够的注意义务，栾惠民存在严重过失。栾惠民作为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无权向商户收款及打白条等，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栾惠民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将款项交给业务员，说明栾惠民存在严重过失，不属于善意相对人。3、栾惠民在主观上有明显的恶意，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从栾惠民所述的产品价格来看，达不到可口可乐公司的出厂价格，说明栾惠民是为了图便宜，才将款项给韩应思，与韩应思个人进行订货的，栾惠民主观上有恶意，不属于善意相对人。4、栾惠民未提供任何证明韩应思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的证据，也没有提交过证明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的证据，栾惠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可口可乐公司与商户之间的正常交易均有送货单据、结算发票及支付凭证等，公司与个人不存在交易往来，业务员亦无权代表可口可乐公司。栾惠德在合同终止后还以其他公司的名义签收过货，说明本案是业务员的私自倒货行为，与可口可乐公司无关。综上，可口可乐公司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栾惠民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栾惠民承担。
栾惠民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本院庭审中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交易往来，栾惠民在一审期间提交了收条以及可口可乐公司送货的照片，可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照片上的库房就是栾惠民的库房，照片上的送货人就是韩应思，故双方买卖事实成立。关于韩应思是否具有代理权，首先，韩应思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韩应思承认可口可乐公司是允许其收取货款的，业务员主要的业务是向客户推销产品，而且韩应思陈述可口可乐公司对他们收取的货款会给予发货。从发货的事实看，说明可口可乐公司对业务员收款的行为予以了追认，否则不会发货。此外，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与栾惠民是两个民事主体，栾惠民有自己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也是经营饮料食品，虽然栾惠民是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但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业务没有交叉。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的业务都是由栾惠德进行管理和操作的，栾惠民只管理自己的个体。可口可乐公司与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的合同不能约束栾惠民个人。关于可口可乐公司与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单据，与栾惠民也没有关系。一审期间栾惠民提供了韩应思打的另外一张收条，韩应思在上面标注货已发，说明双方的交易方式就是这样的。关于可口可乐公司陈述业务员倒货的问题，说明可口可乐公司单位管理混乱，业务员能倒货说明业务员能把货提出来，这是公司的串货行为，是公司认同的。栾惠德代表其他公司签字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中收条的持有人是栾惠民，根据证据规则，栾惠民有权主张权利。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及庭审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一、栾惠民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栾惠民系个体工商户，通过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韩应思向可口可乐公司购买货物，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韩应思亦代表可口可乐公司向栾惠民收取了货款。现可口可乐公司主张韩应思没有收款、发货的职权，其收款、发货均非职务行为或公司授权的代理行为，虽可口可乐公司提交了可口可乐公司与栾惠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书面合同及相关材料表明有关于业务员无权打白条、代收货款等，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栾惠民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与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的民事活动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栾惠民亦不应对北京永香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的合同承担义务。二、栾惠民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栾惠民向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支付货款56400元，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向其出具收条，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栾惠民有理由相信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而业务员可以代表可口可乐公司。现栾惠民持有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出具的收条，证明其已向可口可乐公司支付货款56400元，但可口可乐公司至今未交付货物，故栾惠民有权要求可口可乐公司返还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综上，可口可乐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05元，由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0元，由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维
审 判 员 巩旭红
代理审判员 李 诚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