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一终字第012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春波，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文化体育局文化稽查大队职员。
委托代理人：葛红，辽宁金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牟福革，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ＸＸＸ，辽宁鸿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庆霞，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ＸＸＸ，辽宁鸿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美颖，无职业。
原审第三人：耿遵义，大连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职工。
原审原告邱春波与原审被告牟福革、孔庆霞、原审第三人刘美颖、耿遵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2013）开民初字第3496号民事判决，邱春波、牟福革、孔庆霞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邱春波及其委托代理人葛红，上诉人牟福革及其与上诉人孔庆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Ｘ，原审第三人耿遵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刘美颖经传唤未能到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邱春波一审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于2009年8月着手筹备承租二被告所有的育苗场，从事参苗养殖。2009年9月23日，原告和第三人商定以刘美颖名义与被告孔庆霞签订海参育苗场的承租协议。租赁合同当时由第三人刘美颖、耿遵义共同与被告签署，租赁期限为三年，承租水体数量是4800立方水体，约定租金为第一年180000元，第二年250000元，第三年由三位承租者与被告孔庆霞另行商议。合同签订的第二天，原告将第一年租金交付给被告孔庆霞，同时原告与第三人按三人约定经营管理参苗场，原告、刘美颖以资金的形式入股，耿遵义以技术形式入股，原告和刘美颖经营管理，耿遵义不参与管理。2009年9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补签了协议书，确认三方合伙关系并进一步明确三方权利和义务，原告和刘美颖各享有45%的股份，耿遵义享有10%的股份，合同约定耿遵义投资150000元，余下的投资款由原告负担。合同签订后，原告除资金投入外还进行了经营管理和生产，原告将其部分亲属安排到育苗厂工作。2011年5月20日，原告与第三人通过协商，确定原告和耿遵义退出合伙，同时刘美颖向原告退还人民币500000元（未履行），向耿遵义退还人民币150000元（已履行）。在该份退伙协议中，原告与第三人约定按照投资比例分配油污补偿款。现油污补偿款已经实际发放到被告牟福革手中，该补偿款是完全针对苗种养殖的补偿款，与被告牟福革出租场房和设施没有关系。因刘美颖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向二被告主张油污赔偿款，原告认为被告牟福革、被告孔庆霞的行为损害了原告和第三人耿遵义的合法财产利益，原告可以行使合同法代位诉权。故诉至本院，请求1、确认牟福革领走的海参育苗补偿款2296416元是合伙体在经营期间应当获得的油污补偿款，而不是牟福革应当获得的育苗室和设备的补偿款，这个所有权应当属于合伙体的财产；2、要求被告牟福革返还属于原告应得份额的油污补偿款1033387.2元；3、诉讼费由被告牟福革、被告孔庆霞承担。
原审被告牟福革、孔庆霞一审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孔庆霞与刘美颖之间签订的育苗室租赁合同与本案的原告无关，也就是说孔庆霞与刘美颖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原告没有影响。原告与刘美颖、耿遵义三人签订的共同经营协议书时间在孔庆霞与刘美颖之间签订的育苗室租赁合同之后，原告、刘美颖与耿遵义三人之间的共同承包关系对孔庆霞没有约束力。如果说在油污款的分配上存在着如何分配的问题，也仅仅是孔庆霞与刘美颖之间能够发生的，油污款的赔付与原告和耿遵义没有任何关系。
原审第三人刘美颖一审述称：对原告要求返还油污补偿款无异议，对事实与理由有异议，原告说资金都是他投入的不属实，我也有资金投入，也就是说资金是我们共同投入的。
原审第三人耿遵义一审述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牟福革与被告孔庆霞系夫妻关系。案涉育苗室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滩街道河咀村。2009年9月23日，第三人刘美颖（乙方）与被告孔庆霞（甲方）签订《育苗室租赁合同》，主要内容：甲方（孔庆霞）现有育苗室1680水体租赁给乙方（刘美颖）。租赁价格为人民币18万元，租期为一年，自2009年9月23日起至2010年9月23日止。设备押金为2万元。2010年9月24日，第三人刘美颖（乙方）与被告孔庆霞（甲方）续签《育苗室租赁合同》，主要内容：甲方（孔庆霞）现有育苗室约3800水体租赁给乙方（刘美颖）。租赁价格为人民币25万元，租期为一年，自2010年9月24日起至2011年9月24日止。设备押金为2万元。该二份合同均约定：甲方（孔庆霞）向乙方（刘美颖）提供生产所用的设备（由乙方使用）：海边抽水设备一套、海水物化处理设备一套、海水蓄水池一个、海水加热锅炉及处理系统一套、充氧泵两台、海参养殖用的车间配备齐备、海参养殖用的网片（2片/吊桶、饵料粉碎机一台、饵料细磨机一台、办公及宿舍两个、厂内生产及照明用的电路设备、线路等完整、厨房、仓库各提供一座。）以上所有建筑物和设备，甲方在交付给乙方前保证状态和运转良好，之后由乙方接管，由乙方负责管理，合同到期后甲方接受前要对建筑物和设备进行检查，乙方要保证其状态和运转良好，乙方不履行责任，甲方扣除乙方相应价钱的保证金……乙方对承租的育苗室在合同期内仅拥有使用权，不可以转租、与他人合租或发生合同约定以外的行为，否则视为乙方刘美颖单方违约，合同自动解除。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均按《育苗室租赁协议》实际履行。
2010年7月16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域发生油污染事故，（简称7.16事故），造成开发区辖区内海域污染。2011年6月19日，大连金州新区管理委员会依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颁发《关于做好金州新区7.16油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补偿工作的通知》（大金管发[2011]30号）并附有《金州新区7.16油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补偿实施细则》，其中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补偿标准和办法：（一）苗种生产补偿标准和办法以现场调查为依据，采取以立方水体（平方水面）为计算单位，综合考虑苗种损失及设施影响，确定1、海参育苗：每平方水面补偿标准为480元。（八）有承包或租赁行为的浮筏养殖、育苗生产、网箱生产等渔业生产方式，须在发包方（出租方）与承包方（承租方）签订补偿金分配协议后，双方共同获得污染损失补偿金，单独一方不能领取污染补偿金。苗种、产品和设备、物资补偿金分配比例，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2011年11月4日，被告牟福革（乙方）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滩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7.16油污染事件苗种生产损失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一、乙方（被告牟福革）从事海参苗种生产，水体总容积/总面积为5315.78立方米/平方米，扣除总容积/总面积的10%后，确定有效水体为4784.2立方米/平方米。二、乙方（被告牟福革）的生产场所位于金石滩街道河咀村，补偿标准为480元/立方米（平方米），补偿金额为2296416元。三、补偿金支付方式，经审核无误后，甲方收到上级部门拨付的补偿金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该补偿协议签订后，被告牟福革先后两次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滩街道办事处领取海参苗种补偿款2296416元（最后一笔领款时间2011年12月31日，领取金额1040000元）。
另查，依原告邱春波的诉前保全申请，本院作出（2011）开立保字第78号民事裁定，查封冻结了登记在牟福革名下的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滩街道办事处的海参苗种补偿款人民币1040000元。本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被告牟福革申请对原告邱春波申请保全的1040000元补偿款进行换封（提供反担保），本院先后作出（2012）开民初字第127-1号、127-2号、127-3号、127-4号、127-5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并划拨了被告牟福革存于辽宁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信用合作社金石滩信用社存款人民币1040000元（划拨到本院账户）；解除了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滩街道办事处登记在牟福革（海参育苗厂）名下的海参苗种补偿款人民币1040000元的冻结。
再查，2009年9月30日，第三人刘美颖（甲方）与原告邱春波（乙方）、第三人耿遵义（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三方共同承包经营金石滩河咀村牟福革海参育苗厂，共计4800水体，租期为三年，自2009年9月23日至2012年9月23日。同时约定甲乙双方（邱春波、刘美颖）负责厂里日常管理、生产，并占厂里主要投资90%股份；丙方（耿遵义）注入资金150000元，占海参育苗厂10%股份并对该厂管理、生产、财务有知情权、参与权。在经营过程中，单方不准退出股份，如要退出需经三方共同协议方可退出。该合伙协议签订后三方已实际履行。
2011年5月20日，第三人刘美颖（甲方）与原告邱春波（乙方）、第三人耿遵义（丙方）签订退伙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原告、刘美颖、耿遵义三方在合作期内，因海上油污事件给育苗厂造成很大损失，如政府以后给予赔偿，甲、乙、丙三方按照股份多少比例分配赔偿款，甲方（刘美颖）乙方（邱春波）各占45%股份，丙方（耿遵义）占10%股份。该退伙协议签订后因种种原因未完全履行。本案在重审过程中，即2013年9月8日，甲方（刘美颖）、乙方（邱春波）、丙方（耿遵义）再次签订《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确认三方合伙育苗关系解除；确认合伙期间对外没有债务，对外享有债权2296416元（系合伙经营期间因油污染海参苗种所获得的补偿款，债务人为被告牟福革和被告孔庆霞夫妻，被告牟福革已领取全部补偿款），乙方（邱春波）已起诉，甲方、丙方如不能在本案中主张各自的份额，则可通过另案诉讼。
一审法院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合伙协议书一份、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两份、大金管发[2011]30号文件、《金州新区7.16油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补偿实施细则》、金州新区7.16油污染事故苗种生产损失补偿协议书、金石滩7.16污染补偿明细表两份、育苗室租赁合同两份；被告牟福革和被告孔庆霞提供的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金州新区7.16油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补偿实施方案、被告刘美颖提供的育苗室租赁合同两份、合伙协议书一份，原审卷宗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等在案为凭，以上证据业经庭审质证及法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可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刘美颖、耿遵义三方于2009年9月3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伙协议已实际履行，原告对案涉育苗室有实际的资金投入，其与刘美颖、耿遵义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三方于2013年9月5日合意解除合伙关系，真实有效，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刘美颖与被告孔庆霞签订了两份《育苗室租赁合同》均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依据《金州新区“7.16”油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补偿实施细则》第五条关于苗种生产补偿标准和办法，即以现场调查为依据，采取以立方水体（平方水面）为计算单位，综合考虑苗种损失及设施影响的规定，海参育苗补偿为每立方水体补偿标准为480元。依据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滩街道办事处与被告牟福革签订的《7.16油污染事件苗种生产损失补偿协议》的内容可以确定，案涉育苗室位于金石滩街道沙咀村，从事海参苗种生产，有效水体为4784.2立方米/平方米，补偿标准为480元/立方米，补偿金额为2296416元。
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海域油污补偿款系苗种生产补偿，其包含海参苗种的补偿和设备损失补偿，从租赁合同显示内容看，设备应属于出租方牟福革，苗种属于承租方刘美颖为代表的合伙体，而海参苗种生产损失的补偿，除海参苗种自身补偿还包括设施损失补偿。由此可以确认该补偿款应由出租方被告牟福革、被告孔庆霞（设备损失补偿）与承租方原告邱春波、第三人刘美颖、第三人耿遵义（海参苗种的补偿）共同获得。在出租方与承租方就补偿款的分配存有争议时，应结合政府补偿文件内容的精神予以确定承租方和出租方应得的额度，再依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对合伙人应得的部分进行处理。被告牟福革在出租方（牟福革、孔庆霞）与承租方（邱春波、刘美颖、耿遵义）就补偿款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自行将该补偿款从政府部门领取，作为合伙人的原告邱春波有权向被告主张上述款项。关于该补偿款如何分配问题，针对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相关证据，本着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本院确定，原、被告及第三人就补偿款的分配比例为6:4，即原告、第三人分得60%，被告分得40%。按原告及第三人承租被告育苗室约3800立方水体，补偿标准为480元/立方水体计算，补偿款为1824000元，扣除被告方40%的设备损失补偿，原告及第三人应得的海参苗种补偿为1094400元。因第三人刘美颖，第三人耿遵义在本案中未主张权利，在退伙协议中已明确表示通过另案诉讼，依原告及第三人签订的退伙协议约定，原告邱春波应得海参苗种补偿为492480元（1094400元×45%），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保护；关于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牟福革领走的海参育苗补偿款2296416元是合伙体在经营期间应当获得的油污补偿款，而不是牟福革应当获得的育苗室和设备的补偿款，其所有权应当属于合伙体的财产”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牟福革、被告孔庆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邱春波应得的海参育苗补偿款492480元。二、驳回原告邱春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1416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邱春波负担9131元；由被告牟福革、被告孔庆霞负担10029元。
邱春波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是：一审法院认定案由有误，本案应认定为侵权纠纷，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系合伙关系，合伙体承包牟福革和孔庆霞的海参育苗场遭受油污染，受到重大损失，根据政府文件是渔业生产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协议分配共同领取补偿款，街道没有按规定发放补偿导致本次诉讼产生，牟福革全额领取了污染补偿款2296416元侵害了上诉人邱春波及第三人应取得油污染补偿款的权利；一审法院以6:4的分配比例确定分配给牟福革40%补偿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补偿协议题目为海参苗种生产损失补偿，协议内容不包括设备设施补偿；原审法院按照3800立方水体计算合伙体补偿款错误，补偿协议确定约4800立方水体是对整个育苗室的补偿，而育苗室在出租期间由合伙体独立使用，与牟福革、孔庆霞没有任何关系，最初租赁水体约为4800立方，以后续租只变更了租期和租金，水体没有发生变化，不论续租合同记载水体多少，苗种补偿款都应以实际测量的水体为准。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向上诉人支付苗种污染补偿款1033387.2元，上诉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针对上诉人邱春波上诉请求的二审答辩意见是：本案是租赁合同所引起的纠纷，一审确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牟福革、孔庆霞领取补偿款并没有侵犯邱春波或合伙体的权利，不存在侵权关系；金州新区7.16油污染事故补偿细则规定综合考虑苗种损失及设施影响的进行补偿，一审将补偿款分为苗种损失和设施损失正确，只是比例的划分不公平，我方认为设备设施损失远远大于苗种损失；根据2009年9月30日的育苗室租赁合同，牟福革应给予适当补偿的对象是承租人刘美颖，合伙关系证据不足，与租赁合同无关的邱春波无权要补偿款；油污染发生事故时正在履行的是刘美颖签订1680立方水体租赁合同，应以此作为计算依据，更不存在邱春波主张的4800立方水体，牟福革、孔庆霞从未签订过4800立方水体的合同。其上诉理由及请求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邱春波、刘美颖、耿遵义于2009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系为骗取国家补偿款而虚构事实倒签的协议，刘美颖、耿遵义在公安机关笔录中已认可倒签协议，耿遵义也在合伙协议中注明“此协议只作为赔偿使用”，合伙及退伙协议漏洞百出，邱春波没有投资，上诉人不应给邱春波任何补偿；退一步讲即使合伙、退伙真实，根据刘美颖与孔庆霞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明油污发生时刘美颖承包的育苗室水体仅有1680立方，一审法院按照油污事故发生后的租赁协议约定3800立方水体计算补偿款完全错误；一审法院按照6:4比例确定苗种和设备损失比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邱春波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邱春波对牟福革、孔庆霞上诉请求的二审答辩意见是：刘美颖、邱春波、耿遵义合伙关系已在一审提供证据，也有资金的入账情况，邱春波和刘美颖间的借款案件与本案合伙关系无关。孔庆霞在2010年9月5日至9月29日四次给邱春波发短信，问是否续租育苗室，整个育苗室的租赁过程都是邱春波参与，合伙关系存在。刘美颖与牟福革签协议目的就是想独占油污补偿款。2009年合伙协议中已注明租赁合同的原件在刘美颖处，水体明确写的是4800立方水体，租赁期限是三年，一年期的租赁合同是刘美颖与牟福革为独占油污补偿款所签；水体应当以政府机关在补偿时实际测量的水体为计算标准；上诉人从来没有主张过育苗室自用，当时的育苗室完全由合伙体独立使用，在租赁协议中整个锅炉、设施设备都租给合伙体了；一审按6：4确定损失比例的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刘美颖和牟福革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的房屋、设备大部分没有受到污染。
原审第三人耿遵义对邱春波、牟福革、孔庆霞上诉请求的二审答辩意见是：同意上诉人邱春波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不同意上诉人牟福革和孔庆霞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刘美颖二审未到庭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但对2009年9月23日和2010年9月24日刘美颖与孔庆霞签订《育苗室租赁合同》中租赁育苗室的水体数量认定“按照《育苗室租赁合同》实际履行”，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补充查明，一审庭审中刘美颖回答牟福革发问时陈述上下育苗室都用，不分开租；刘美颖回答邱春波发问时陈述2009年和2010年租赁的育苗室范围没有变更；牟福革陈述签育苗室租赁合同时只租一个苗室是1680立方水体，后又附加口头协议，如苗不够放上面苗室可以用，那个苗室夏天我们不用，可以给用但不租，冬天我们要用。2009年9月23日刘美颖与孔庆霞签订《育苗室租赁合同》后，刘美颖使用了案涉育苗室的整个水体从事海参苗种生产，2010年7月16日（夏天），金州新区发生油污染事故，案涉育苗室位于污染区范围之内，该育苗室在油污补偿中确认有效水体为4784.2立方。另查，《金州新区7.16油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补偿实施细则》中规定根据《评估报告》确定补偿标准和办法，综合考虑苗种损失及设施影响确定海参育苗补偿标准是每立方水体48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该细则所依据的《评估报告》均表示不能提供。
二审中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二审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是一审法院（2012）开民初字第373号案件的卷宗材料和（2013）开执字第509号民事裁定书及本院（2013）大民一终字第30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邱春波与刘美颖自2009年10月30日起仅有的几笔资金往来已被生效的判决认定为是借款合同关系；其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是2014年12月26日育苗室现场照片十张及现场绘图，拟证明育苗室的租赁情况。上诉人邱春波质证认为：一审法院借款案件卷宗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邱春波与刘美颖除在2009年9月开始有本案的合伙关系外，还有2009年10月末之后发生的借款关系，刘美颖借款并不是用于案涉海参育苗室，而是用于刘美颖独自经营的庄河孵化厂，刘美颖借款与本案合伙的付款银行不同；对现场图我们没有现场测量过，这是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自己手绘的，我们不认可；对于照片真实性认可，其中沙滤池有后增建的，育苗室包括蓄水池、沙滤池、净化池、锅炉房在租赁过程中都租赁给合伙体使用了，牟福革、孔庆霞把所有设备设施租给使合伙体使用后，无法进行育苗工作，设施是没有受到油污染的。耿遵义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邱春波。本院对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是：第一组证据中涉及的借款转款银行是大连银行和中信银行，本案中涉及的合伙投资转款银行是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且转款时间亦不一致，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合伙投资转款是履行另案中的借款关系，其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第二组证据的照片及绘图，其形成时间是本案一审判决之后，不足以确定案涉育苗室在2009年实际租赁使用情况，其证明力本院亦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涉油污补偿款的归属确认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的纠纷，租赁合同、合伙协议及补偿协议均系确认补偿款归属的依据，不是案涉法律关系的主要性质，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合同纠纷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现主要有三个争议的焦点：上诉人邱春波与原审第三人是否成立合伙关系及其是否有权主张返还补偿款；一审法院确定补偿款中的苗种和设备损失比例是否适当；案涉实际租赁使用育苗室水体的数量认定问题。
第一，本案涉及的邱春波、刘美颖、耿遵义之间的合伙协议已实际履行，邱春波对合伙经营案涉育苗室也有实际的资金和其亲属的劳务等投入，一审法院认定邱春波与刘美颖、耿遵义三方的合伙及解除合伙协议真实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邱春波依据其与刘美颖、耿遵义三方协议一致约定的油污补偿款分配比例45%主张补偿款，是合伙共有人在确认共有权利份额后单独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使，一审法院认定邱春波有权主张案涉补偿款的权利正确。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主张邱春波、刘美颖、耿遵义倒签协议不足以否定案涉合伙关系的成立及实际履行，其主张邱春波没有投资、不应给邱春波任何补偿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合理原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证据确定油污补偿款系海参苗种的生产补偿，其包含的海参苗种和设备损失补偿款分配比例为6:4，即合伙体承租方和出租方获得补偿款的比例。根据《金州新区7.16油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补偿实施细则》的记载，确定海参育苗补偿标准是综合考虑了苗种损失及设施的影响，细则还规定须在出租方与承租方签订补偿金分配协议后双方共同获得污染损失补偿金，单独一方不能领取污染补偿金，苗种、产品和设备、物资补偿金分配比例，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解决。该补偿实施细则证明本案海参育苗生产存在苗种和设备物资等补偿；且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该实施细则依据的《评估报告》也均表示不能提供，上诉人邱春波、牟福革、孔庆霞认为一审法院确定该分配比例错误的上诉理由均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
第三，关于在2010年7月16日油污时案涉实际租赁使用育苗室的立方水体数量认定问题。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主张除1680立方水体外的育苗室自己经营育苗，但没有实际经营育苗生产的充分证据，而上诉人邱春波提供了育苗生产的大量经营费用证据；再结合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意见以及刘美颖与孔庆霞2009年和2010年租赁合同记载的租赁设施完全相同等事实情况综合分析，邱春波、刘美颖、耿遵义主张育苗室全部租用育苗更合理可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上诉人邱春波主张2009年刘美颖代表合伙体实际租用了案涉育苗室整个水体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本院予以采信。案涉油污补偿款是对渔业生产因油污染实际产生损失的赔偿，故上诉人邱春波主张合伙体有权占有补偿款的计算方法应当以实际使用的育苗室整个水体数量为准，依据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滩街道办事处与牟福革签订的《7.16油污染事件苗种生产损失补偿协议》确定案涉育苗室补偿有效水体为4784.2立方，按照补偿标准为480元/立方米及苗种损失和设施影响比例6:4以及45%的合伙体内部分配比例的计算标准，上诉人邱春波应获得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不当占有的补偿款金额为620032.32元（480元/立方米×4784.2立方米×60%×45%）。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部分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34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3）开民初字第34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上诉人邱春波应得海参育苗补偿款620032.32元；
三、驳回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的上诉请求和上诉人邱春波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160元、保全费5000元（上诉人邱春波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19元（上诉人邱春波预交9131元，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预交8688元），共计36979元，由上诉人邱春波承担14642元，由上诉人牟福革、孔庆霞承担2233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逄春盛
审判员 刘婷娜
审判员 毛国强
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唐蓉荣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
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
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
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５５．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