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行终字第8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江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环城北路318号。
法定代表人张鸿铭，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文鹤，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沈水国，杭州市信访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省府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李强，省长。
委托代理人李黎虹，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邵江金诉杭州市人民政府其他政府信息公开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其他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浙杭行初字第166号行政判决。邵江金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15年1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邵江金，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文鹤、沈水国，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黎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2月28日，原告向被告市政府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并附两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2月2日、2014年3月11日的《群众进京上访件交办单》，要求公开两份交办单中载明的杭信联（2013）4号文件。被告市政府于2015年3月2日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杭政公开办（2015）第5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原告其未制作或保存原告申请获取的信息，并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不服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杭政公开办（2015）第53号告知，向被告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因申请材料不齐全，2015年4月7日被告省政府向原告发出《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要求原告补充申请材料。原告于2015年4月11日进行补正，被告受理后于2015年5月8日作出浙政复（2015）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政府对原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告知处理行为，并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市政府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认为原告申请公开的杭信联（2013）4号文件，系由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发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作，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发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系由杭州市党委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故向原告告知市政府未制作或保存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并无不当。省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市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原告提出“杭信联”中的“杭”字说明文件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制作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亦未提供证据或线索表明市政府制作过或保存有其申请公开的杭信联（2013）4号文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邵江金的诉讼请求。
邵江金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群众进京上访件交办单》证据已经证明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获得并保存有案涉文件线索。一审判决认定“未提供证据或线索表明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获得并保存有案涉‘杭信联（2013）4号’文件的证据”是故意违背法律事实的枉法裁判。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范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不仅仅是行政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机构和组织。本案中，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未否定案涉文件的存在及其公开性，就应当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之义务，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未履行该项义务属于程序违法。三、本案行政行为的法律事实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条件的适用条件，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杭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答辩人于2015年3月2日收到了上诉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材料，申请获取：“2014年2月2日群众进京上访件交办单、京非访交（2014）第号、2014年3月11日（2014）第083号中杭州市人民政府杭信联（2013）4号文件的复印件。”答辩人收到该申请后，于2015年3月17日制作了杭政公开办（2015）第5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有关条款，现答复如下：‘本机构未制作或保存你申请获取的信息。’”，并于当日以挂号信邮寄给上诉人。二、答辩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经查，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杭信联（2013）4号文件的复印件”，该文件系由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发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作，该联席会议属于市委的议事协调机构，故联席会议所制定的文件为党委文件，非政府信息，故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处理的范围，据此答辩人作出了案涉告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浙江省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浙政复（2015）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请求撤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杭政公开办（2015）第53号），责令杭州市政府履行信息公开职责，向被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因申请材料不齐全，上诉人于2015年4月11日补正，被上诉人依法受理。2015年5月8日，被上诉人作出浙政复（2015）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该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二、（2015）浙杭行初字第166号行政判决正确。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邵江金申请公开的杭信联（2013）4号文件，系由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发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作。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发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系由杭州市党委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邵江金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杭政公开办（2015）第5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及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政复（2015）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是否合法的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邵江金向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杭信联（2013）4号文件，而上述文件系由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发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作，该联席会议隶属于中共杭州市委，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所指的行政机关。故上诉人申请公开该联席会议制作的信息不属于《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杭州市人民政府未向其公开杭信联（2013）4号文件，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收到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申请材料不齐全，于2015年4月7日向上诉人发出《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要求上诉人补充申请材料。上诉人于同月11日进行了补正。浙江省人民政府受理后于同年5月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杭州市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处理行为。上述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复议程序合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邵江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惟菁
审 判 员 车勇进
代理审判员 马良骥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