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海终字第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立国。
委托代理人：张肖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虞永军。
上诉人陈立国与被上诉人张海贤、虞永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舟商初字第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2日，陈立国分别与张海贤、虞永军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陈立国雇佣张海贤、虞永军在其租赁的“泰华”轮上进行远洋鱿鱼捕捞作业，分别担任船长、轮机长职务；工资分别为年薪29万元、32万元，不设产量限制；合同期满后路费由陈立国承担；船长是全船最高的行政指挥者，有权独自处理突发事件，所有船员必须服从船长的命令；禁止走私、贩毒、赌博、嫖娼等违法行为，如有发生，后果由船员自负；船员发生“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雇主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等情况时，雇主在解除合同的同时，有权取消船员的部分劳动报酬，并追究船员对雇主造成的损失；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如有违约，视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张海贤、虞永军于2012年12月17日飞赴秘鲁。陈立国分别向二人陆续支付工资16300元、65198元，经原审法院另案判决确认，张海贤、虞永军应当负担各自在秘鲁宾馆住宿期间的食宿费用每人18270元，陈立国尚欠张海贤工资37930元、虞永军工资49865元，工资款项已于相关判决生效后执行到位。“泰华”轮于2012年9月18日停靠秘鲁港口，2012年10月24日经检验合格，2012年10月28日夜里遭抢劫，船员生活物资被劫后，在船的七名船员上岸报警并居住，“泰华”轮靠至“天宏”轮边共同停泊，船舶有漏水现象，两名船员在船上居住，一名大管轮职务船员定期上船排水。张海贤、虞永军在前往秘鲁后，未曾在船上居住亦未组织船员到船上居住，而是在岸上居住宾馆，并有赌博行为。2013年2月2日，张海贤、虞永军以船东没钱支付工资和食宿费用为由，带领船员前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要求回国，经秘鲁大使馆与国内舟山市政府等相关部门沟通，在相关部门的配合安排下，船员陆续回国，张海贤于2013年3月19日回国，虞永军因船舶排水需要，单独留守至2013年5月22日回国。自张海贤、虞永军到达秘鲁后，因船员在岸上居住造成原告食宿费用损失共计10875.39美元（按当时汇率美元兑人民币1：6.13折合人民币共计66666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陈立国于2013年11月5日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原审法院受理后，依法冻结了张海贤、虞永军可得的执行款共计87795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评析如下：一、关于双方间的法律关系。张海贤、虞永军受陈立国雇佣在“泰华”轮上担任船长、轮机长，双方之间虽然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实际存在雇佣关系，应当确认为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张海贤、虞永军抗辩称陈立国不是劳动关系适格主体，但陈立国并未以劳动关系提起诉讼，而是以船员劳务合同纠纷起诉，因此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对张海贤、虞永军的此项抗辩不予采信。二、陈立国诉请的各项损失是否合理。关于陈立国称因张海贤、虞永军带领船员前往秘鲁大使馆闹访而导致船员乘坐飞机回国，而不是驾驶“泰华”轮回国，导致其损失了18名船员飞回国内机票款以及另派18名船员飞往秘鲁机票款的损失，原审法院认为，该机票款陈立国并未实际支付，故该项损失并未实际发生；关于陈立国称因张海贤、虞永军原因船舶没有启航作业，导致其损失了支付船员工资款项的诉请，原审法院认为，“泰华”轮不能启航的首要原因在于并未加足燃油，亦无证据证明燃油不足乃是张海贤、虞永军过错导致，另外，根据驻秘鲁使馆所发电文陈述，“泰华”轮船体破旧，甚至缺乏基本的抛锚设备，无法单独停泊，需要与其他船只绑在一起停靠港口，可见船舶确实存在不适宜航行的情况，且陈立国并未举证证明船舶不适宜航行系张海贤所导致，故陈立国关于船员工资的损失，不予支持；关于陈立国称后续即将的发生的船舶代理费、保安费、港杂费、修理费、2013年度的柴油补贴款等项损失的诉请，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费用均未实际发生，陈立国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种种损失与张海贤、虞永军有关，故本案中不应作为陈立国的损失；关于陈立国称因张海贤、虞永军原因在秘鲁发生的额外费用及必要费用损失的诉请，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陈立国提供的秘鲁船舶代理李荣三传真的费用清单显示，诸如代理费、港费、保安费等费用，系必要费用，并非因张海贤、虞永军原因导致额外发生，而瑞洋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支付的相关费用，陈立国亦认可其并未将款项支付给该公司，不应计入陈立国的损失。故陈立国损失仅为张海贤、虞永军到达秘鲁后，陈立国额外支付的新、老船员在岸上的食宿费用，合计66666元人民币。陈立国关于利息的诉请，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张海贤的过错程度及责任比例。陈立国与张海贤、虞永军及各船员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船长是全船最高的行政指挥者，有权独自处理突发事件，所有船员必须服从船长的命令。张海贤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相应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船长管理和指挥船舶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三）保证船舶和船员在开航时处于适航、适任状态，按照规定保障船舶的最低安全配员、保证船舶的正常值班；（六）船舶进港、出港、靠泊、离泊，通过交通密集区、危险航区等区域，或者遇有恶劣天气和海况，或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船舶污染事故、船舶保安事件以及其他紧急情况时，应当在驾驶台值班，必要时应当直接指挥船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船舶发生海上事故，危及在船人员和财产的安全时，船长应当组织船员和其他在船人员尽力施救。在船舶的沉没、毁灭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船长可以作出弃船决定；但是，除紧急情况外，应当报经船舶所有人同意”。原审法院认为，作为船长，张海贤存在以下过错：1、船长虽有权判断船舶是否安全以及适航，但张海贤没有亲自启动船舶主机、辅机，仅凭船员口述即判断船舶不安全，罔顾船舶经检验合格以及其他船员一直在船居住的事实；2、未安排最低配员的相关职务船员进行船舶值班；3、未尽到船长应当最后离船的职责，在船员强烈要求上船的情况下，向船员下达了船舶不安全，不适宜居住的指令，带领船员下船居住；4、在岸上居住期间有赌博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综上，因张海贤的上述过错，导致陈立国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但陈立国对此亦有减少损失的义务，应当及时了解情况，安排船舶修理，保障船舶安全，故原审法院酌定张海贤对与陈立国损失的责任比例为70%，陈立国自行承担30%。四、虞永军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陈立国认为虞永军作为轮机长，应当与船长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虞永军认为，其已经尽到轮机长的职责，所有船员均回国后，一直留守秘鲁，定期到船上排除渗漏的水，检查船舶情况，其表现得到了秘鲁使馆的肯定和慰问，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船员条例的规定，轮机长虽为高级船员，但亦应听从船长的命令。陈立国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船舶不能启航系由于虞永军的过错导致，而虞永军不上船居住而是在岸上居住宾馆的行为，亦在（2013）甬海法舟商初字第362号案件中承担了其个人的食宿费用，故在本案中，虞永军不应另行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陈立国诉请有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你爱3月15日判决：一、张海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立国赔偿款46666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陈立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77元，由陈立国负担24565元，张海贤负担512元。
陈立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涉案船舶“泰华”轮适航。陈立国已提供涉案船舶检验合格的证据，涉案船舶在遭抢劫后曾行使数海里与其他船舶并靠也证明船舶适航，使馆电文所述船体破旧系张海贤、虞永军未履行职责致使船舶长期停靠所致，即使船舶漏水需排水也需张海贤、虞永军及时履行职责及时维修。二、涉案船舶未作业系张海贤、虞永军拒不履行职责所致。张海贤、虞永军作为职务船员未及时检查、开动船舶，对船舶适航毫不知情，且拒绝加油，鼓动船员下船居住，整日进出赌场。三、陈立国原审主张的款项合法合理。因为张海贤、虞永军导致涉案船舶未作业，直接造成陈立国的各项经济损失。涉案船舶未作业造成18名船员本可随船但通过飞机回国，无端增加飞机票损失及船员工资损失、当地船舶代理费损失，以及船舶未能作业导致不能享受柴油补贴的损失。陈立国请求查明事实后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张海贤、虞永军答辩认为：一、陈立国诉讼主体不合格。陈立国并非“泰华”轮的所有者或合法承租者，不具备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合法用工主体资格，不是适格诉讼主体。二、涉案船舶“泰华”轮适航并无事实依据。“泰华”轮为远洋作业鱿钓船，其运营者必须严格履行法律规定，尽高度注意义务，对船舶是否适航应视动态情况而定。陈立国以个人名义招募船员，伪造船舶所有者印章，在“泰华”轮合法租赁者2011年12月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仍非法组织船员进行远洋作业。“泰华”轮无单独抛锚能力，需与他船捆绑共同停泊；船体破旧，且船舶设备老化，大多不能正常使用，已由使馆明码电报证实；船舶渗水需船员定期上船排水，且未保有充足燃油，陈立国对此也认可。“泰华”轮于法于实均不适航。三、陈立国主张的款项于法无据。“泰华”轮不适航，陈立国应及时安排修理，保障安全，但陈立国对此懈怠，置船员生命不顾，强令船员作业，陈立国应对船舶不符合作业要求承担责任。张海贤、虞永军以船员生命和船东利益为考量，涉案船舶未作业与张海贤、虞永军并无因果关系，陈立国主张的款项于法无据。原审判决张海贤承担赔偿46666元及利息，张海贤愿息事宁人，放弃上诉权利，但不代表对此认同。张海贤、虞永军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查认为，陈立国虽非“泰华”轮的所有者或合法承租者，但系该轮实际经营人。其与张海贤、虞永军签订《劳动合同书》后，发生纠纷并起诉，原判按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处理，并无不当。鉴于原判对此已作分析，上诉人陈立国并未对此提出上诉，张海贤、虞永军对此提出的答辩本院不作为二审审理焦点。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张海贤、虞永军是否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具有过错。二、原判对陈立国损失的项目及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张海贤、虞永军是否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具有过错
本案为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故张海贤、虞永军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具有过错。这一问题又涉及一审判决所确立的二个争议焦点即船舶是否适合居住及船舶是否适航。
对船舶是否适合居住，原审法院认为，船舶不能生产并非船上不适合居住。张海贤、虞永军认可老船员在船上居住的事实，且为老船员送补给。根据证人当庭陈述，“泰华”轮2012年10月28日遭到抢劫后，船上船员尚且将船舶开航一个小时靠至“天宏”轮边共同停泊，船舶状况尚属稳定，虽需要人工排水，但一周一次排水即足以保证船舶安全，故认为“泰华”轮适合船员居住。张海贤对此负有过错，其作为船长，系全船最高行政指挥者，船员虞永军作为轮机长，虽为高级船员，但应听从船长的命令，对此其虽有过错，但过错程度明显小于张海贤。张海贤、虞永军对此未提出上诉，二审中当事人对此未形成争议，不再赘述。
对船舶是否适航，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并未举证证明船舶设备是否齐备并可正常使用，但船上柴油不足系双方均认可，虽陈立国认为无法加油系张海贤、虞永军过错，但并未举证证明，两名证人亦不清楚没有加油的原因，故原审法院认为，“泰华”轮因不具备充足的燃油且存在船体漏水，系不适航。陈立国上诉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其已提供涉案船舶检验合格的证据，涉案船舶在遭抢劫后曾行使数海里与其他船舶并靠也证明船舶适航，使馆电文所述船体破旧系张海贤、虞永军未履行职责致使船舶长期停靠所致，即使船舶漏水需排水也需张海贤、虞永军及时履行职责及时维修。张海贤、虞永军作为职务船员未及时检查、开动船舶，对船舶适航毫不知情。张海贤、虞永军则认为船内各种设备无法正常运转、安全风险极大，且若要船舶出海作业，必须加足100吨柴油，故船舶并不适宜航行。
本院对此审查认为，船舶适航是指船舶各个方面能够满足航行、作业中的一般的安全要求，能够克服可预见的风险而安全航行。船舶适航一般是指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通常包括适船、适员、适货等内容。故对争议的适航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考量：①从时间节点上看，涉案船舶2012年10月24日检验合格，并不能当然成为以后船舶适航的证明；张海贤、虞永军2012年12月17日到达船舶停泊港后，应当结合该时的情况，对船舶是否适航作出判定。②从判断主体的角度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船长管理和指挥船舶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三）保证船舶和船员在开航时处于适航、适任状态，按照规定保障船舶的最低安全配员、保证船舶的正常值班；…”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船长通常是船舶运营的一线指挥者，对船舶状况比对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有更及时的了解，通常情况下有权判定船舶当时是否适航。③从船舶状态看，涉案船舶2012年10月28日在遭抢劫后曾行使数海里与“天宏”轮共同停泊，属船舶应急航行，至多只能说明当时船舶状况尚属稳定，非船舶适航证明。而根据我国驻秘鲁使馆2013年5月15日明电，该停泊表明“泰华”轮缺乏基本抛锚设备，无法单独停泊而需与“天宏”轮捆绑共同停泊，说明船舶状态不佳；张海贤、虞永军认为当时船内各种设备无法正常运转、安全风险极大，虽未能直接证明，但通过我国驻秘鲁使馆2013年2月3日、5月15日明电，至少已证明“泰华”轮船体破旧；双方确认“泰华”轮不具备充足的燃油。陈立国虽认为系张海贤、虞永军拒绝加油所致，但其船舶运营，通过支付船舶代理公司日常费用实现，陈立国并未证明其已支付代理公司或张海贤、虞永军加油款而张海贤、虞永军拒绝加油的事实，而使船舶保持运营所需的燃油，是船舶经营人的责任。双方确认“泰华”轮存在船体漏水，但陈立国又认为不影响船舶适航，也缺乏充足的理由。最后，陈立国认为船舶适航，仅仅是张海贤、虞永军未履行职责导致船舶未运营，但作为船舶经营人，其未能通过仅仅撤换雇员，无需改进船舶状态即恢复船舶运营的方式证明其主张。故原审判决以“泰华”轮因不具备充足的燃油且存在船体漏水等为由，认定“泰华”轮不适航，并无不当。
二、原判对陈立国损失的项目及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
陈立国在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2284603.30元，包括18名船员从秘鲁返回国内的飞机票153000元；再次派员前往秘鲁拖船及作业所需机票款153000元；船员工资466110元；因张海贤、虞永军原因在秘鲁发生的额外费用及必要费用769136.57元；后续船舶代理费、修理费、柴油补贴款合计1238928元，按60%计为743356.80元。
原判对此审查认为，18名船员从秘鲁返回国内的飞机票153000元；再次派员前往秘鲁拖船及作业所需机票款153000元；船员工资466110元；后续船舶代理费、修理费、柴油补贴款合计1238928元，按60%计算为743356.80元，均非因“泰华”轮适宜船员居住，而张海贤、虞永军未带领船员在船居住而发生，故上述项目不能计入陈立国损失的金额。陈立国诉请的“因张海贤、虞永军原因在秘鲁发生的额外费用及必要费用769136.57元”一项中，秘鲁代理发生的必要代理费、港杂费等费用非因张海贤、虞永军未带领船员在船居住而发生，故亦不能计入索赔损失。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费用，均为经营人为维持船舶运营所应当支付的费用。在船舶存在不适航及当事人争议之外的其他因素导致船舶运营困难，造成经营人亏损的情况下，陈立国上诉将其视为张海贤、虞永军违反船员劳务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而要求其赔偿，缺乏证据及理由，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张海贤、虞永军在“泰华”轮是否适合船员居住问题上具有过错，产生不必要的费用，扩大了成本，应承担未带领船员在船居住而发生的食宿费用。原审根据陈立国原审证据5显示，食宿费用共三笔：1、代理李荣三于2012年1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之间为老船员支付食宿费27577.97美元；该笔费用从2012年12月17日起按比例计算为5877.27美元。2、代理李荣三于2013年1月1日至2月28日期间为老船员支付食宿费708.12美元。3、张海贤、虞永军共同向代理李荣三领取支付新船员自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2月7日的食宿费用8800美元；该笔费用扣减张海贤、虞永军及其他船员已经自行承担的部分，根据该院已经生效的（2013）甬海法舟商初字第253、254、255、279、362号民事判决书所列明，张海贤已经自行承担1760美元、虞永军已经自行承担1760美元、案外人应能国已经自行承担90美元、案外人钟和飞已经自行承担450美元、案外人田海本已经自行承担450美元，扣减后尚余4290美元。综上，陈立国因张海贤、虞永军未带领船员在船居住而发生的在岸上居住的食宿费用损失金额为10875.39美元，按照1︰6.13的汇率折合人民币66666元。
对该损失，张海贤作为船长具有过错，考虑陈立国作为经营人未能充分及时履行安排船舶修理等义务，原审判决酌定张海贤对此损失承担的责任比例为70%，陈立国自行承担30%，裁量得当。虞永军虽为高级船员但需听命于船长，同时虞永军在（2013）甬海法舟商初字第362号案件中承担了其个人的食宿费用，故在本案中，虞永军不再承担赔偿责任，裁量亦无不当。
由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认为，张海贤、虞永军受陈立国雇佣在“泰华”轮上担任船长、轮机长，双方之间通过船员劳务合同成立雇佣关系，船员劳务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在“泰华”轮经营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陈立国有权依据合同追究对方责任。但陈立国在船舶无法继续经营，发生亏损的情况下，将船舶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经营人为维持船舶运营所应当支付的费用，作为张海贤、虞永军违反船员劳务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而要求其赔偿，缺乏证据及理由，其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张海贤作为船长，未能正确判断“泰华”轮适合船员居住，下达了船舶不适宜居住的指令，带领船员下船居住，由此产生的船员上岸居住的食宿费用66666元，张海贤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考虑陈立国作为经营人未能充分及时履行安排船舶修理等义务，亦有过错，酌定张海贤对此损失承担的责任比例为70%，陈立国自行承担30%，裁量得当。虞永军作为轮机长需听命于船长，同时已承担了其个人的食宿费用，故虞永军对此损失不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损失数额的认定及责任承担比例的处理恰当。陈立国提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4565元，由上诉人陈立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苗 青
代理审判员 吴云辉
代理审判员 陈 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