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14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韦文虎，退休干部。
委托代理人：吴连文。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何湘宁，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吴连文。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梁桂华，个体工商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城关镇河西二路。
法定代表人：梁桂明，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韦文虎、何湘宁因与被申请人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精诚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于2014年12月2日作出的（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韦文虎、何湘宁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关于补偿款的具体分配缺乏事实依据，违反了公平原则。1.二审判决虽然认定“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主张其在合伙中损失82729779.31元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时认为“梁桂华、精诚公司积极参与富源公司组织的为恢复生产所作的努力，也进行了部分资金投入。同时后期也主要是由梁桂华、精诚公司守护矿山，因此，可酌情从获得的5735003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57350038元×48%）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适当补偿”，实际上是以此认定了未经质证的梁桂华、精诚公司投入了82729779.31元这一事实。2.二审判决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加入南丹县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是梁桂华、精诚公司应负的责任。根据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的约定，韦文虎、何湘宁于1998年3月23日按照合同要求把兴发矿窿和所有设备材料交给梁桂华后，韦文虎、何湘宁就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继续投资、施工是梁桂华的义务。3.2001年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南丹县境内所有窿口全部停产整改，梁桂华为了侵吞合伙财产，把韦文虎、何湘宁派到矿山的管理人员全部赶走，背着韦文虎、何湘宁把兴发矿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82729779.31元票据变成自己的出资向富源公司进行申报，经审核被认定为57350038元。该笔款项虽然被认定在精诚公司名下，但并非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单方出资，而是韦文虎、何湘宁、梁桂华合伙在兴发矿的共同出资。4.为支付富源公司和广西有色地质勘察局二一五队设计费17万元和20万元，韦文虎、何湘宁已支付给梁桂华45万元，而梁桂华分文未付。2003年2月至2005年12月期间，富源公司为了105号矿体维持办理相关手续，共支付律师费、差旅费、车辆使用费、招待费、业务费等费用共计1042346.76元，精诚公司应予承担。梁桂华、精诚公司在此期间还利用管理权收取利益，侵占韦文虎、何湘宁的资金。因此，二审法院酌情从5735003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违反了公平原则。（二）对精诚公司购买的富源公司在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峰公司）25%股权中的2.75%的股权及其收益，韦文虎、何湘宁应当享有50%的权利，二审法院应将股权问题与补偿款问题在本案中一并处理。1998年10月30日，广西有色地质勘查局二一五队、富源公司、精诚公司签订的《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窿道承包开掘合同书》中约定，接受兴发矿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和附属工程窿道。1998年11月1日，韦文虎与梁桂华为加入富源公司签订《补充协定》后，韦文虎、何湘宁交给梁桂华45.4万元105号矿体详查勘查测量费，从此梁桂华代表韦文虎、何湘宁办理加入富源公司和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一切工作，兴发矿的资产就此掌握在梁桂华手中。2004年10月14日，富源公司与高峰公司签订《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约定，富源公司代表六家公司放弃对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延续申请，由高峰公司作为105号矿体探矿权的申请人申请探矿权，高峰公司取得105号矿体探矿权后给予富源公司补偿，该补偿包括富源公司占新组建的高峰公司25%的股权，富源公司股本金以补偿金抵付。梁桂华实际上于2006年6月20日瞒着韦文虎、何湘宁把兴发矿窿交给了高峰公司，又于同年9月28日、2007年4月19日由精诚公司瞒着韦文虎、何湘宁以990万元购买了富源公司在高峰公司25%的股权中的2.75%，侵占了韦文虎、何湘宁应享有的高峰公司2.75%股权的50%，即1.375%股权的购买权，也违反了《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中关于“股本金以补偿金抵付”的约定。补偿款和高峰公司股权是一个补偿的两个内容，且处理股权关系只是涉及韦文虎、何湘宁与梁桂华、精诚公司之间的关系，与高峰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应将韦文虎、何湘宁主张的高峰公司股权购买权的问题另案处理。综上，二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故请求再审本案。
被申请人梁桂华、精诚公司陈述意见称：（一）韦文虎、何湘宁并未履行《联营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梁桂华、精诚公司按照《联营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投资掘进矿窿到达海拔180米水平后，韦文虎、何湘宁未按约定继续履行出资义务，而是由梁桂华、精诚公司全部出资。1.自与韦文虎、何湘宁1998年3月19日合伙开始至2003年7月30日韦文虎、何湘宁退伙时止，梁桂华、精诚公司共投入黑水沟矿窿82729779.31元，其中《出资鉴证报告》和富源公司提供的证明显示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31日期间精诚公司投资为57350038.80元。经一审法院及韦文虎方的会计人员吴光华质证的票据显示，梁桂华、精诚公司在2000年1月1日至2003年7月30日期间的投资为25379740.51元。2.自2001年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韦文虎、何湘宁擅自离开黑水沟矿窿并单方终止投资，用于抢险救灾、维护和生产经营所需资金3778032.69元全部由梁桂华、精诚公司投入。3.韦文虎、何湘宁为证明其履行了《联营合同协议书》的出资义务，提供了证明其与梁桂华合伙前开办矿窿而投资7683481.62元的《河池地区公路局流动资产盘点明细表》，但并未提供相关票据，且名称不符，无法辨别；其还提供了与梁桂华合伙期间向黑水沟矿窿投资1300多万元的单据，但均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韦文虎、何湘宁所谓合伙前投资3000多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二）富源公司从高峰公司得到的补偿款与梁桂华、韦文虎、何湘宁合伙经营期间的行为无关，该笔补偿款是以富源公司“放弃对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延续登记申请”为前提条件，属于富源公司与高峰公司之间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韦文虎以兴发矿名义与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因韦文虎未能按照承诺书履行义务而已于2003年7月30日解除，2003年8月韦文虎委派的管理人员全部撤离矿窿。合同解除后，韦文虎、何湘宁要求按照原合同享有高峰股权及其收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精诚公司享有的高峰公司2.75%股权是精诚公司履行了七家单位签订的《承诺书》后获得购买股权资格并以990万元现金购得，与韦文虎、何湘宁没有任何关系。并非有矿窿就能获得补偿和股权，在“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几十家挂靠在富源公司名下进行探矿的矿窿全部被查封关闭，更谈不上补偿，如果没有精诚公司继续出资维护富源公司探矿权，兴发矿也得不到补偿，补偿款针对的是精诚公司等六家公司作出的“放弃在105号矿体详查中的一切权益”的承诺。（三）根据《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第六条及《补充协定》的规定，双方在出矿后按韦文虎35%、梁桂华和精诚公司65%的比例分配矿产品，且需扣除采矿时的一切成本费用，再根据实际收入按双方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合伙期间，韦文虎、何湘宁、梁桂华及精诚公司只有投入，不仅没有收益，还处于严重亏损状况。因此，韦文虎、何湘宁要求分得补偿款和股权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合同的效力问题。
关于本案中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及其《补充协定》的性质，一、二审法院认定为“合伙”而非“联营”是正确的。从上述协议的实质内容看，就是韦文虎与梁桂华之间就如何合伙经营兴发矿达成的协议。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异议。
关于上述合同效力的认定。从《联营合同协议书》的内容看，双方约定韦文虎方提供“原在铜坑矿近内投资窿道所有设备费用及现有巷道”，梁桂华方提供“探采窿道海拔400米至海拔18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所需投的一切资金”，还进一步约定韦文虎方负责办理“探采窿道的有关事项所需的一切手续”，梁桂华方负责“窿道生产安全全部工作统一指导”等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探矿、采矿必须获得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相应的许可证。尽管签订该协议时兴发矿相关许可证已经过期，但双方当事人已经认识到了该问题并明确约定由韦文虎方负责办理相关手续，也就是说，本案当事人双方并非意欲违法采矿。事实上，由于国家政策调控，双方当事人为使开发矿产资源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积极采取措施，签订《补充协定》，申请加入富源公司，还通过并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获得了相应的许可证。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上述合同的目的并非规避国家法律，进行非法探矿、采矿。上述合同是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因此，应当认定有效。签订合同时是否有有效的探矿、采矿许可证，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二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应予指出。
（二）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本案所涉合伙协议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2001年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韦文虎、何湘宁没有再参与兴发矿的投资经营活动；2003年6月1日，韦文虎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03年6月7日前“到南丹与梁桂华商定黑水沟之事，误期后果自负”；同月7日，韦文虎再次出具《承诺书》，承诺欠梁桂华合作开矿款，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30万元，若未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负责，自动退股”。此后，韦文虎并未支付该笔款项。因此，应当认定至2003年7月30日，韦文虎方退伙。二审判决关于因未经合伙清算，韦文虎、何湘宁退伙没有实际发生的观点欠妥，应予指出。
本案双方当事人就从富源公司获得的57350038.80元补偿款和高峰公司2.75%股权的分配问题争执不休。
韦文虎与梁桂华为顺利开发兴发矿，于1998年11月1日签订《补充协定》，约定共同申请加入富源公司。2001年“7.17”矿难事故后，南丹县全部矿山处于停产整顿状态。为继续办理105号矿体探矿证，精诚公司等六家公司于2004年3月14日与富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富源公司代表该六家公司与高峰公司签订协议，同意由高峰公司作为申请人申请探矿权。此后，经过努力，高峰公司依法获得探矿权。高峰公司根据与富源公司的协议组建了新公司，并依约向富源公司支付了43975.75万元补偿款。富源公司经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出资鉴证报告》，认定精诚公司在105号矿体详查工程中出资57350038.80元，精诚公司予以确认。该笔款项的计算基础是精诚公司申报的95583398元，其中包括截至1999年12月31日精诚公司提供的“机器设备”22523707元、“在建工程”64810681元、“材料物资”8249010元。可见，57350038.80元补偿款包含原兴发矿矿窿、机器设备等资产价值。精诚公司系代表韦文虎、何湘宁与梁桂华之间合伙经营的兴发矿参与到富源公司，并经高峰公司申报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对此，二审判决认定正确。
从本案事实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经营并不规范，双方从未及时对账、清算。“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兴发矿会计吴光华与精诚公司会计杜海民之间虽曾经对账，但均未获韦文虎方与梁桂华方的共同认可，在没有证据证明吴光华系受韦文虎方之托代理其与梁桂华方对账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吴光华行为的法律后果归于韦文虎方承担。此外，本案一审期间，一审法院曾经委托双方认可的广西众益司法鉴定所对“1995年兴发矿兴办之日起至2007年9月26日止原告与被告在合伙实体（即兴发矿窿，包括地区公路局矿窿、兴路矿、以精诚公司名义拼盘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中的全部财务关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合伙实体的开办及合伙经营过程中的投资、出资总额，原告与被告的各自出资份额，合伙实体现在的资产价值，合伙实体的合伙经营收益及去向”进行司法鉴定，但鉴定结论为“由于所提供的均为零散的、不系统的资料，有的也只是报表或明细账，无相应的原始凭证以供核对。当事人未提供合伙实体在合伙期间的全部会计凭证、账本、报表及有关的合同协议，故我们无法按委托方的鉴定要求发表相关的鉴定意见”。在此情况下，二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全部矿山企业被封停产，梁桂华、精诚公司积极参与富源公司组织的为恢复生产所作的努力并进行了部分资金投入，后期主要是梁桂华、精诚公司守护矿山等因素，酌定从获得的57350038.80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适当补偿，剩余的52%即29822020元再按各50%分配，判决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14911010元，并驳回梁桂华、精诚公司提出的82729779.31元损失赔偿的反请求，并无不妥。韦文虎、何湘宁关于二审判决酌情从5735003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违反了公平原则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高峰公司2.75%的股权问题。该股权是精诚公司根据富源公司的安排实际支付现金所得；更重要的是，购买高峰公司股权是发生在韦文虎与梁桂华散伙之后的行为。二审判决判令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补偿款14911010元，是因双方散伙后未经清算而确定的对合伙期间韦文虎、何湘宁利益的补偿金额。此外，韦文虎、何湘宁无权再根据合伙协议主张权益。因此，韦文虎、何湘宁无权主张分配精诚公司在高峰公司2.75%股份中50%的份额。一、二审判决驳回韦文虎、何湘宁该项诉讼请求，结论是正确的。韦文虎、何湘宁关于应当支持其对高峰公司1.375%股权的购买权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基于合伙账目不清的客观事实，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酌定的方式确定本案的利益分配标准是正确的，符合公平原则。尽管二审法院对合同效力及合伙期间认定欠妥，但其实际是按合同有效的思路作出的实体处理，即对散伙后合伙财产根据合伙合同的约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了合理分配。
综上分析，二审判决尽管在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但对本案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处理结果是恰当、合理的。韦文虎、何湘宁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韦文虎、何湘宁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高晓力
审 判 员 黄金龙
审 判 员 刘 敏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瑞子
书 记 员 徐剑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