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天民三终字第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文英，女，196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福建省闽清县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闽清县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修新，该公司董事长兼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忠铭，该公司建秦花园项目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洪沛田，甘肃鑫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文英与被上诉人闽清县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13）秦民初字第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文英、被上诉人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忠铭、洪沛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4月10日，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以闽经司（2002）03号文件作出关于张登平等同志任职的通知，任命张登平为秦安县建秦花园工程项目会计，任命刘辉为秦安县建秦花园工程项目出纳，任命黄文英为秦安县建秦花园工程项目售房部经理。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开始秦安县“建秦花园”房地产开发项目。黄文英系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股东之一。2002年至2004年5月，黄文英在秦安县一直担任秦安县建秦花园工程项目售房部经理。此后，黄文英回了福建省闽清县。2005年4月8日，黄文英与刘忠铭（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的总经理、股东之一）签订“建秦花园”房地产开发项目内部股东转让协议书一份，黄文英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刘忠铭，刘忠铭依约分期给黄文英支付了转让金45万元。2003年8月13日，黄文英与刘少钦作为股东注册登记了“秦安县居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少钦。注册资金50万元，其中刘少钦出资额30万元（货币出资6万元，实物出资24万元），投资比例60%；黄文英出资额20万元（货币出资4万元，实物出资16万元），投资比例40%。经营期限至2013年8月12日。2011年12月9日，企业吊销。黄文英退股后，因退股分红问题与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总经理刘忠铭发生矛盾。后黄文英认为，其在秦安县居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实物出资16万元，是在2003年5月10日购买了“建秦花园”铺面二间，其中一间已被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出售与他人，另一间则改成了配电室，并举出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2003-08）（编号：GF-95-0171）和收款收据各一份。商品房购销合同载明：卖方（甲方）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买方（乙方）黄文英；第二条“乙方所购商品房的面积”中载明：乙方向甲方购买商品房建筑面积58.3㎡（其中实际建筑面积53.3㎡，公共部分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5㎡），共二套：第A幢一层1-4.5轴号房，第B幢一层3-4轴号房；第四条“价格与费用”中，对商品房的单价和总金额没有填写；第九条“交接商品房时的付款额约定”中载明：在双方交接该商品房时，乙方累计支付的款额应当占全部房价款的100%，计（人民币）壹拾陆万元（“壹”、“陆”二字有涂改痕迹）。该合同还载明，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须于2003年8月1日前，将经竣工验收合格的该商品房交付黄文英使用，否则，黄文英有权按已交付的房价款向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追究违约利息，本合同经双方签字之日生效，自生效之日起30天内，由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向秦安县房地产管理局申请登记备案，合同一式四份，黄文英、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各执一份，秦安县房管局、秦安县财政局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2003年5月10日签于建秦花园等。合同上，盖有被告“闽清县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印章和代表人“刘忠铭”名章，原告“黄文英”名章。合同内容中，除买方黄文英的基本情况信息是刘少钦填写外，其他合同内容手写部分全部为黄文英自己填写。收款收据载明：“2003年5月10日，交款部门：黄文英，摘要：收交来购房款，人民币（大写）壹拾陆万元正（整），160000元，会计‘张’，出纳‘刘’”。收据上盖有“闽清县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印章和“刘忠铭”名章。该收款收据手写内容为原会计张登平书写。黄文英没有给张登平支付购房款，其称是把购房款16万元交给了总经理刘忠铭。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则不认可，认为黄文英、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双方没有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黄文英未在建秦花园购置商铺，刘忠铭也未收到过黄文英的购房款；在黄文英担任售房部经理期间，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的印章一直由黄文英管理，合同与收款收据都是伪造的。为此，黄文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确认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单方违约，终止商品房购销合同，退还购房款16万元、支付违约金4800元、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诉讼过程中，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提出申请，要求对黄文英所举商品房购销合同文本中第6页上有涂改痕迹的“壹”、“陆”二字字迹的具体涂改时间等问题进行文书鉴定。在原审法院委托甘肃中科司法物证技术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过程中，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又以甘肃中科司法物证技术鉴定中心收费过高为由，提出变更鉴定机构申请。2013年7月1日，甘肃中科司法物证技术鉴定中心以申请人未按时交纳鉴定费为由，终止了鉴定。后在原审法院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时，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审查后认为，以目前的技术条件无法对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申请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文本中“壹”、“陆”二字的具体涂改时间做出鉴定。2013年11月18日，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撤回鉴定申请，本案鉴定程序终止。另查明，黄文英主张购买被告的建秦花园商住综合楼A幢一层1-4.5轴号房铺面，现在为19号铺面和21号、22号铺面的部分面积；B幢一层3-4轴号房铺面，为配电室。黄文英所举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2003-08）（编号：GF-95-0171）未在房屋管理部门备案登记。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所举购房款明细账和购房款收据中没有黄文英购房记录和存根。自2002年以来，秦安县房地产管理局提供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直沿用GF-2000-0171号版本。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在秦安县房地产管理局存档的所有建秦花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均为“GF-2000-0171”，无“GF-95-0171”编号合同。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在秦安县房地产管理局办理建秦花园第一份房屋转移登记时间为2004年12月3日，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时间为2004年12月2日。原告所提供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2003-08）（编号：GF-95-0171）未在秦安县房管局备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能否要求被告返还购房款、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原告黄文英认为，其购买了被告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开发建设的A幢和B幢商品房商铺各一间，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已交付购房款16万元；并举出商品房购销合同和收款收据等证据加以证明。而被告对此极力否认，认为原告担任被告售房部经理期间，经常管理公司公章，负责签订合同，现原告所举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其在任售房部经理时伪造的，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购房合同，原告也没有向被告交纳购房款，原告未购买被告的商铺；并举出了秦安县房管局的证明、建秦花园的设计图纸、被告销售房屋的明细账目、给他人出售房屋的协议书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进行抗辩。
根据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和举证质证综合分析：
第一、原告主张的2003年5月10日与被告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购买被告商铺，此时，原告担任被告的售房部经理；多名证人证明原告为了便于签订合同，经常管理被告的印章，原告虽然否认，但从原告所担任的职务特点来看，其负责商品房的销售，需要经常与购房户签订合同，因此，原告担任被告的售房部经理期间与购房户签订合同时，管理被告印章的可能性存在。原告作为售房部经理，自己如果要向被告购房，在签订合同时，应当更加严格要求，使手续材料齐全，以免日后产生纠纷，对合同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是，原告所举商品房购销合同的内容手写部分，除原告的姓名等基本信息外，其他内容都是原告自己填写，而且，合同上最为重要的购房款金额中“壹”、“陆”二字有涂改痕迹，合同中没有双方当事人或者经办人的亲笔签名与捺印，只盖有被告的印章和总经理刘忠铭的名章，合同最后本应由被告方签写的落款日期和签约地点，都是原告一人笔迹，反映不出签订合同时被告总经理刘忠铭是否在场。因此，不能排除是原告管理被告印章期间自己给自己签订合同后加盖印章的可能，不足以认定原告所持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二、从原告所举商品房购销合同内容来看，合同中原告购买的铺面位置是按照轴号确定的，原告认可“A幢一层1-4.5轴号房”不是单独存在，面积分布在19号商铺和21号、22号商铺的部分面积，即使是商品房预售，这样销售房屋的情况与常理不符。“B幢一层3-4轴号房”从双方当事人所举的竣工图和设计图上来看，均标为“配电室”，而商品房的配电室是共用部分，一般在设计时就应当确定，原告虽认为被告将设计图纸改变后成为了配电室，但其未举证证明最初设计图纸上配电室的位置，故原告的该项理由无证据支持；而在通常情况下，开发商将配电室作为铺面出售的可能性较小。原告所举商品房购销合同中还载明：“本合同连同附件共16页，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秦安县房管局、秦安县财政局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但原告未举出该合同在秦安县房管局、秦安县财政局存档的证据。
第三、对于原告是否给被告交纳了购房款的问题。被告所举的购房款明细账目和收款收据中，均没有原告购房交款的记录或存根；原告除所举收款收据外，未举出其他证据加以印证。从原告的陈述和张登平的证言来看，被告时任会计张登平虽给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但实际上在2003年5月10日张登平给原告出具收款收据时，张登平并未向原告收取购房款16万元。原告虽主张此后将购房款16万元交给了被告总经理刘忠铭，但刘忠铭否认；由于原告所持收款收据的出具时间和原告主张的付款时间不是在同一时间、地点发生的，在刘忠铭否认收到购房款的情况下，原告仅凭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其给被告交付了购房款的事实。故对原告主张已给被告交付了购房款16万元的事实不能认定。
第四、原告与刘少钦注册登记秦安县居佳物业公司是为了便于被告开发建设建秦花园商品房的销售与管理。证人刘少钦和张登平在证言中称，被告给原告出具收款收据是为了办理物业公司，原告并未实际交纳购房款。其他证人也认为原告没有购房。从证人身份来看，虽然多数证人是被告的股东或工作人员，与被告之间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证人张登平是被告以前的会计，现已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与原、被告无其他关系，其证言可信度较高，故应与原告所举合同、收款收据中存在的瑕疵等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原告实际上没有向被告付款购房。
第五、从秦安县房管局的登记备案情况来看，原告所持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格式文本与秦安县房管局提供给被告的合同格式文本不同，原告所持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格式文本样式，被告在销售房屋过程中没有使用。而原告作为被告的售房部经理，对自己向被告购房时为什么要使用与其他人不同的合同格式文本样式未作出合理的解释。
第六、2005年4月8日，原告给刘忠铭转让自己股份时，其与刘忠铭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对原告向被告购房的情况未作任何说明；而且，原告在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至向法院起诉的10年内，未举证证明因购房发生纠纷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被告交付房屋或退回购房款，不符合常理。
综上可以看出，原告虽然举出了商品房购销合同和收款收据等证据，但其举证不足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了房屋、交付购房款16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原告主张向被告购买了商铺，并交付了购房款，就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由于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推定原、被告之间没有形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终止合同、退回购房款、支付违约金以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退一步讲，从原告所举成立秦安县居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证据、被告所举证人刘少钦、张登平的证言以及法庭依职权调查的秦安县居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基本信息，结合原告的陈述来看，原告和刘少钦成立秦安县居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存在，原告主张注册登记物业公司时，将用16万元向被告购买的诉争房屋以实物出资方式投资入股到物业公司，照此说法，原告所主张的向被告购买的诉争房屋已成为物业公司资产，原告本人对诉争的房屋已无所有权，因此，原告也无权以被告违约为由要求被告退还房款、赔偿损失。
综上所述，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文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72元，由原告黄文英承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黄文英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认为：1、关于合同上最为重要的购房金额中“壹”、“陆”二字有涂改痕迹的问题，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对此问题提出鉴定申请，但被上诉人最终放弃鉴定，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对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应予以采信，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没有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2、关于上诉人是否给被上诉人交纳了购房款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仅凭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给被上诉人交付了购房款的事实。但上诉人认为：第一、本案建秦花园工程是刘忠铭挂靠被上诉人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的名义承接的，本案的胜负与刘忠铭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刘忠铭为了达到自己的主张，所举的购房款明细账目和收款收据中均没有上诉人的购房交款记录或存根是正常的，不能以此为由否定上诉人交纳购房款的事实。第二、上诉人交纳购房款，被上诉人出具收据，法律关系清楚。第三、上诉人所持收款收据的出具时间和主张的付款时间不是在同一时间、地点发生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也符合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否认上诉人交付购房款的事实，有违公平、公正；3、被上诉人提供的刘少钦、张登平等人的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不足以推翻上诉人提交的书面证据；4、上诉人所交的购房款与被上诉人提供的潘少虎、蔡旺德、王建文、高礼平、王建刚等人购买店面价款的证据能相互印证；5、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所主张的向被告购买的诉争房屋已成为物业公司资产，原告本人对诉争的房屋已无所有权，因此，原告也无权以被告违约为由要求被告退还房款、赔偿损失”也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购买了房屋，支付了对价，即取得了房屋的物权，上诉人将该房屋作为投资设立物业公司，并没有改变上诉人对该房屋的所有权，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的判决有悖事实和法律，有失公平、公正，是错误的判决，故请求撤销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2013）秦民初字第110号民事判决，并改判解除或终止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03-08），退还上诉人已付购房款16万元人民币和支付违约金4800元及赔偿上诉人实际经济损失20万元人民币，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答辩认为：1、上诉人持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及收款收据均系伪造而成，目的是为了虚构出资，骗取注册成立秦安县居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因此是虚假的、非法的、无效的；2、本案在一审中，被上诉人申请对商品购销合同上有涂改痕迹的“壹”、“陆”二字的涂改时间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而受托的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认为以目前的技术条件根本无法做此鉴定，这不妨碍通过其他证据对合同的真假做出判断；3、本案若按上诉人持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交房时间为2003年5月17日，而上诉人却在11年后才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4、原审判决作出的关于诉争房屋已成为秦安县居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的推论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与一审均基本一致。但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B幢一层3-4轴号的房屋是否为配电室，经查明，上诉人黄文英所举的B幢一层竣工图的复印件与被上诉人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所举的B幢一层的设计图纸原件标注基本一致，从图纸上来看，双方争议的B幢一层3-4轴店面，因未标注横作标，包括5号、3号、2号、1号、30号、28号商铺全是商铺的一部分，从图纸来看，配电室在4-7轴号之间。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再未举出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合同只有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依法成立时才对合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的关键在于上诉人黄文英所持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否真实？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是否成立？上诉人黄文英是否交付了16万元购房款？
关于上诉人黄文英所持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是否真实，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从该份合同的形式要件上来看，第一，该份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编号为GF-95-0171，被上诉人认为其自2004年12月3日在秦安县房地产管理局办理建秦花园第一份房屋转移登记时起，使用的均为GF-2000-0171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此，被上诉人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提交了两份秦安县房地产管理局于2013年3月7日出具的证明，分别载明：“我局自2002年以来，提供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直沿用GF-2000-0171号版本。”“经查，关于闽清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我局存档的所有建秦花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均为GF-2000-0171，并无GF-95-0171编号合同”，结合一审法院到秦安县房地产管理局调取的证明亦载明“编号为GF-95-0171号的合同，在我局没有备案”，并且根据一审法院对天水市房管局办公室主任的调查证明秦安的房屋均是在秦安县房管局登记备案，综上，可以认定秦安县房管局自2002年以来，给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使用的是GF-2000-0171号的版本，GF-95-0171号版本的合同在秦安县房管局没有备案的事实。该事实与上诉人黄文英当庭陈述其所持有的本案争议合同系其在2002年担任售房部经理时从秦安县房管局领取的陈述不符，上诉人黄文英作为售房部经理，在两次庭审中均未对其签订的本案争议合同与房管局证明的被上诉人公司使用的合同版本、编号不同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对其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根据上诉人黄文英陈述，该份商品房购销合同中除了其个人基本信息是刘少钦填写的之外，其余内容包括合同尾部甲乙双方落款日期和签订地点均是其一个人填写，并且据上诉人黄文英当庭陈述，其于2002年至2003年6月左右担任被上诉人公司的售房部经理，本案争议的编号为GF-95-0171版本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03年5月10日，期间上诉人黄文英仍在担任被上诉人公司的售房部经理，其如果要购买被上诉人公司的商铺，手续材料应更为齐全、规范，签字应更加完备，以避免发生纠纷，但上诉人黄文英一人填写了落款日期和签约地点，无法反映出签订该份合同时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忠铭是否在场，无法证明该份合同的签订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三，该份合同在第九条“交付商品房时的付款额约定”房屋总价款中“壹”、“陆”二字有明显涂改的痕迹，一审时因被上诉人委托的鉴定机构无法对此类问题做出鉴定，但根据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该合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秦安县房管局、秦安县财政局各执一份，上诉人黄文英称其与被上诉人签订完该合同后并未按合同约定将合同交送至秦安县房管局、秦安县财政局备案，对其持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原件无法再与其余三份原件予以核对，因房屋价款属于商品房购销合同的重要内容，对该处内容的涂改应视为合同在形式上存有瑕疵。并且根据相关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只需到当地房管部门进行备案即可，无需到财政局备案，上诉人黄文英提交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中关于合同一式四份，秦安县财政局执一份的约定明显与现行备案规定不符。从该份合同的内容来看，合同中约定的商铺分别为建秦花园A幢一层1-4.5轴号房，B幢一层3-4轴号房，首先，从设计图纸上来看，设计图由纵、横座标标示，也就是说一间房屋的具体位置需要以横座标与纵座标共同确定，本案中上诉人黄文英提供的商品房购销合同载明双方争议的房屋仅标注了纵向座标，未标注横向座标，导致所购房屋位置不明。其次，上诉人黄文英认可A幢一层1-4.5轴号房分布在19号铺面和21、22号部分铺面内，B幢诉争的一层3-4轴号店面，紧挨配电室，且因未标注横座标，双方约定的纵向轴号应包括5号、3号、2号、1号、30号、28号商铺的一部分，上诉人黄文英作为售房部经理，其对于所售楼房的房屋大致分布理应知晓，其所购买的商铺位置不明，且从图纸上看并不是完整的一间商铺，明显与常理不符。故可以认定上诉人黄文英所持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明显瑕疵，不足以证明上诉人黄文英与被上诉人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成立。
关于上诉人黄文英是否交付了16万元购房款的问题。第一，上诉人黄文英以收款收据来证明其交购房款的事实，交纳购房款是建立在双方房屋买卖关系成立的前提之上，因上诉人黄文英提交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存在瑕疵，不足以证明双方房屋买卖关系成立，故不能仅凭收款收据证明其交纳了购房款；第二，一审中上诉人黄文英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购房款明细账目虽不认可，但经一审法院核对该明细账目与原件一致，故可以确认上诉人黄文英在被上诉人公司处并无购房记录，并且，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当时张登平任被上诉人公司的会计，刘辉任出纳，上诉人黄文英二审庭审时陈述，该份收款收据在会计、出纳两栏所签的“张”、“刘”二字均为会计张登平所签，担任出纳的刘辉并未收款，这不符合正常的财务管理制度。第三，根据会计张登平在一审时出庭作证的证言来看，该份收款收据是其所开，目的是成立居佳物业公司，当时并未给公司交款，张登平虽然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其证言可以与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人证言相互印证。第四，上诉人黄文英二审庭审中陈述其于当天早晨将房款交给刘忠铭后，张登平就将收款收据交给其本人，是一手交款，一手交收据，但黄文英在一审中对此问题的陈述，“现金给他的，大概是会计写收据的当天早晨，收据是晚上给我的”，上诉人黄文英的陈述在一、二审中前后不符。综上分析，本院认为不能仅凭收款收据就据以认定上诉人黄文英交付了16万元购房款的事实。
此外，根据上诉人黄文英提交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第十一条中规定，“甲方须于2009年8月1日前，将经竣工验收合格，并符合本合同附件二所规定的装饰和设备标准的该商品房交付乙方使用”，上诉人黄文英作为购房者且又是售房部经理，其应当对建秦花园的竣工验收时间、交付房屋以及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等事宜更加关注，但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从未主张过要求交付商铺或办理房产登记的任何权利，于情于理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
对于上诉人黄文英在上诉时称原审法院认定的其所主张的诉争房屋已成为物业公司资产，其本人对诉争房屋已无所有权，无权以被上诉人违约为由要求被上诉人退还房款、赔偿损失，被上诉人闽清经适房开发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该项事实也存有异议。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黄文英与刘少钦成立秦安县居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时，黄文英仅是以其所持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作为实物出资16万元入股到物业公司，但由于上诉人黄文英对本案争议的商铺并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故上诉人黄文英对其不享有物权的争议商铺进行处分的行为并不能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原审法院认定黄文英主张的诉争房屋已成为物业公司资产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黄文英的上诉请求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依法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72元，由上诉人黄文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力
审 判 员 石 岚
代理审判员 张小莉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