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92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平（曾用名张中天），男，1955年5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建华，校长。
委托代理人陆忠行，男，1968年8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张玉平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大学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19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甄洁莹担任审判长，法官孙鑫、王晴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玉平在一审中起诉称：1987年2月15日，张玉平被聘任为北京大学设立的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1988年3月24日更名为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以下简称新技术公司）信息部经理，北京大学批准张玉平承包公司信息部，双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新技术公司信息部产权归张玉平所有，北京大学给张玉平办理独立法人的营业执照和银行帐号。随后张玉平为了开展工作，向新技术公司投入了一万吨生铁和一万吨焦炭，价值合计440万元，然而新技术公司信息部开业当天，北京大学不仅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给张玉平提供营业执照和银行帐号，还对张玉平进行驱赶，此后张玉平就走上了维权之路，1993年5月3日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注销，因其为全民制企业，所以张玉平只能找其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大学要求赔偿。现起诉要求北京大学返还投资款982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北京大学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张玉平诉讼请求，张玉平与北京大学之间没有承包关系、委托关系；北京大学也没有收到9820元投资款。请求法院驳回张玉平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纪委办公室向张玉平出函，写明：“你于1991年3、4月份给北大党委和纪委的4封信都收到了，我们就你信中反映的问题，作了调查了解。经查你于1987年3月2日住在我校勺园招待所至3月20日上述离去共住18天半，当时你分文未付，你在与新技术公司谈判期间自行向我校汽车队包租小轿车一辆，也分文未付。在3月20日上午由刘彬同志代表保卫部会同新技术公司代表张玉峰二人向你催要房屋费和汽车租费，你当时交出所有现金4910元，当时他二人给你写了收据凭证让你离校。根据以上事实，不能认为这是‘掠夺’、‘窃去’的‘土匪’行为。经我们查阅勺园招待所和我校汽车队账目，勺园招待所收到新技术公司代你交去房费1332元（每天72元，按18.5天计算），代你交汽车租费2000元，此外你借用自行车一辆，已丢失，赔偿车主自行车款215.3元。以上共计付出3547.3元。现尚余款1362.7元，此款尚在新技术公司的账上，当时因不知你的下落，无法通知你。现正式通知你，你可以与新技术公司联系商定如何取回余款。”
2013年1月4日，张玉平作为收款人在一份《收条》上签字。《收条》内容为：“根据北大纪委1992年3月21日给张玉平的函件，张玉平于1987年3月2日至3月20日住在北大勺园招待所，当时分文未付；同时在与新技术公司谈判期间自行向学校汽车队包租小轿车一辆，也分文未付。3月20日，保卫部会同新技术公司收取张玉平现金4910元，并由新技术公司代为支付房费1332元，汽车租费2000元，并赔偿张玉平借用后丢失的自行车215.3元，还剩1362.7元在新技术公司账上。2013年1月4日，北京大学代为转交原新技术公司返还张玉平剩余款项1896.33元（含利息共计533.63元）。张玉平已收到上述款项。”
一审庭审中，张玉平向该院提交《调查笔录》、《承包合同》，证明当时签订承包合同情况并且合同至今延续且有效；其中杜宏、郭璨系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审计法务部职员。张玉平在一审中陈述，楼滨龙是北京大学委派到新技术公司的经理，其了解情况。北京大学认可《调查笔录》真实性，因无原件不认可《承包合同》真实性。《调查笔录》中，楼滨龙陈述，新技术公司成立后不久，在1987年3月公司员工张玉峰介绍张中天寻求合作，在1987年公司曾与张中天签订承包合同，张中天实际与公司接触不到一个月，后通县公安局到学校调查，学校保卫部门控制住张中天，并将其住宿费、租车费等从其身上现金中扣留结算，之后公安局抓走了张中天。因时间短，新技术公司没有给过张中天钱，张中天也没有给公司钱，被抓走后张中天和公司就没有了任何联系。
张玉平向该院提交《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关于张玉平申请赔偿事项确认书》、二中院《不予受理案件决定书》，证明其签订合同、投资、履行合同的事实；北京大学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上述确认书中在“本机关经审理查明”部分写有张玉平在1987年承包新技术公司信息部的相关内容。张玉平向该院提交《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无效经济合同确认书》、报纸，证明上述合同无效系因北京大学未给公章导致以及在新技术公司成立时张玉平做了工作等内容，北京大学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该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予以综合考量。张玉平向该院提交张玉峰笔录，北京大学因该证据无原件不认可其真实性，该院经审查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张玉平向该院提交介休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关于张玉平申诉请求返还扣押物品一案的处理决定》，北京大学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因该证据与本案争议关联性较弱，该院对此不予认定。
一审庭审中，张玉平陈述，因新技术公司上级主管机关系北京大学，所以起诉北京大学。因北京大学承认钱在新技术公司帐上，故应是投资款。因上午是4910元，下午推定也是4910元，即一天的收入，所以起诉请求返还投资款9820元。
上述事实，有张玉平提交的《调查笔录》、《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关于张玉平申请赔偿事项确认书》、《不予受理案件决定书》、《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无效经济合同确认书》、报纸、纪委函件、收条等证据及该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中张玉平主张北京大学返还投资款9820元的诉请，依据不足。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根据现有证据显示，仅有4910元款项存于新技术公司账上。张玉平主张的另一部分4910元，其自行推定为下午的收入，但未向该院提供证据，该院不予认可。其次，对于存于新技术公司账的4910元款项，未有证据显示其性质为张玉平投向新技术公司的投资款，在张玉平签字的《欠条》中也写明了该款项的由来；而且就此4910元款项，北京大学已在扣除相应费用后将剩余款项和利息一并返还给张玉平，张玉平也已在《欠条》上签字并实际领取了款项，故该院对张玉平关于此款项系投资款且需返还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张玉平诉请北京大学返还9820元投资款，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玉平的诉讼请求。
张玉平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程序违法，北京大学委托代理人陆忠行，既是证人又×，违反了法定程序，此代理人当庭被赶出庭外，没有代理权限，无权代理，所以一审程序违法。另外，一审法院法官超时限、超审限、超权限，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主文严重错误，张玉平已经告到检查机关，要求查处一审法院的集体腐败。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北京大学明确表示张玉平的投资款都在新技术公司账上，一审法官却故意包庇不让北京大学出示财务账册，包庇罪犯隐瞒犯罪事实。因为新技术公司投资都是张玉平一人投资的，而且张玉平开业当天就收入9820元，当年总收入超过300万元，要求查明。张玉平在二审中补充发表上诉理由如下：一、本案认定事实错误：来信舍四取五，欠条不登全文。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发（1986）6号文件规定，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因此张玉平于1986年5月6日把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变更名称为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而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于1999年12月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本案中，北京大学在一审中承认了收取张玉平4910元，在新技术公司账上，以上掠夺和窃取的土匪行为，谎称代张玉平交汽车租费2000元，代交房费1322元，此外代购自行车一辆215.3元，既没有凭证也没有发票，30年来更不退款，张玉平要求本案确认以上款项3547.3元是张玉平投资的新技术公司的一部分，至今未有返还也没有分红，更没有证据表明新技术公司有张玉平投资款204910元。2、一审判决主文故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北京大学没有任何原始凭证。（1）报纸没有标题没有内容：要证明张玉平开业，首先要求登录北京大学纪委收到的四封来信。第一封信：写了1987年3月20日新技术公司信息部开业当天，因为报纸的广泛宣传，所以人山人海、场面壮观，一上午收入一万五六千块钱，请你校替我查收，保管有我签字的收条凭证；第二封信：写了当年中共中央第六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张玉平以北京大学国有的公司名义开办了公司，北京大学在五年内要收五六十万元的管理费，在信息部承包合同中有体现；第三封信：质问北京大学，五年来张玉平的信息部一共收入多少钱？扣除管理费，把剩余的钱给张玉平？第四封信：向北京大学党委要说法，一直以来不给答复，一年多写了四封信，都泥牛入海无音讯，要求承包合同期满后，根据合同约定，继续优先承包，本着公司就是我创办的，只不过是打着北京大学的牌子要点管理费而已；第五封信：北京大学纪委来信，颠倒是非，要求出示张玉平的四封来信和张玉平签字的收入和支出凭证。（2）公安局确认书只考量没结果，证明张玉平是信息部经理。（3）对欠条只说款项的由来，张玉平领取款项断章取义，把内容完全颠倒，要求二审法院登录欠条全文，才能真正把握欠条的含义和收条有什么不同之处，才能正确考量作出结论。
二、张玉平签字的收条是北京大学单方打印出来的，由张玉平作为收款人签字、收款。因北京大学未提供支付费用的发票，故张玉平并未对其所谓代为支付的各项费用予以认可。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张玉平“在欠条上签字并实际领取了款项，对张玉平关于此款项系投资款且需返还的诉请不予支持”是错误的。三、北京大学收取张玉平4910元现金时，张玉平是信息部的经理，开业当天张玉平身上的钱款就是张玉平投资于信息部的投资款，也就是新技术公司的投资款，北京大学收取后又一直在新技术公司运营多年。根据公安机关的确认书可知，张玉平之所以被羁押就是因为其是信息部经理，且北京大学也对该确认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所以，该4910元1987年3月20日在张玉平身上，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投资款，根本无需证明1987年新技术公司的账上就有30多万元，还有一万吨生铁、焦炭款440万元。四、收条中的款项由来也恰恰证明了该4910元的性质是投资款。五、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必定错误。综上，张玉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1、判令北京大学返还张玉平投资款9820元；2、判令北京大学提供房费、租车费、购买自行车费用共计3547.3元的原始凭证；3、判令北京大学提供1987年3月20日只收入4910元的证据。
张玉平为证明其主张，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证据1、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证明新技术公司必须经过公司法的调整和规定，但是北京大学作为新技术公司的上级单位没有进行通知和调整。证据2、（2010）一中民终字第1011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张玉平本人办理了新技术公司的名称变更事宜，是新技术公司的投资创办人。证据3、（2013）一中民终字第802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张玉平起诉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主体适格。证据4、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给万山钢铁有限公司、铁三局出具的文件、中央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张玉平是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筹款员。证据5、欠条，证明张玉平不相信北京大学在1987年3月20日仅收入4910元，公安局也确认张玉平投资数额是20万元，但是北京大学不提供账簿。
北京大学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张玉平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答辩称：一审审理时所有的证据都是由张玉平提供的，北京大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张玉平如果认为4910元是投资款应当由其自行提供证据，张玉平提出的事实缺乏证据，也不存在适用法律的问题。综上，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大学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庭审质证，北京大学对于张玉平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北京大学认为上述五份证据与本案均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至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由于是张玉平自行书写且北京大学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故本院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张玉平提交的证据1、3、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仅仅表明新技术公司曾经进行过名称变更登记，故本院对张玉平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4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尚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张玉平主张其与新技术公司之间存在承包经营合同，并于1987年3月20日上午向新技术公司投资4910元，同时推定其在当日下午还向北京大学投资4910元，故请求法院判令新技术公司的上级单位北京大学返还其投资款982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玉平于1987年3月20日是否交给新技术公司9820元投资款以及是否应当返还的事实认定问题。首先，根据张玉平一审提交的北京大学纪委办公室于1992年出具的信函、2013年1月4日张玉平向北京大学出具收条可以看出，虽然1987年3月20日张玉平确实将4910元交给了新技术公司代表张玉峰，但是该款项系用来垫付张玉平在1987年3月2日至3月20日期间花费的房租费、汽车租赁费、赔偿自行车费用，且收条显示张玉平将扣除房租费、租车费、自行车赔偿费后剩余的1362.70元及利息533.63元取回，故该4910元不应认定为张玉平向新技术公司的投资。虽然张玉平在二审中表示收条内容系北京大学自行打印，未能提供相应票据所以张玉平不能认可，但是该收条落款的“收款人”处确有张玉平的签字，且张玉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张玉平的此点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张玉平主张其推定1987年3月20日下午也交给新技术公司491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张玉平对此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张玉平的此项主张未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认同。再次，关于张玉平在上诉请求中主张的第2项、第3项改判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上述两项改判请求张玉平在一审中均未提出，且北京大学在二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进行调解，故张玉平可就上述主张另行解决，本院在二审期间对上述内容不予审查。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5年5月7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张玉平及北京大学均同意延长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三个月，并经一审法院院长批准，故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15日做出民事判决书，并未违反法律、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张玉平主张一审法院超审限违反审理程序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张玉平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十五元，由张玉平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张玉平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代理审判员 孙 鑫
代理审判员 王 晴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马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