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3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澳普利发门窗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邵荔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裴红艳，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奕锋，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健，男，198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代理人：刘兴，江苏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高树能，江苏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上诉人广州澳普利发门窗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普利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健陈述其系澳普利发公司在江苏省启东市的二级分销商，而邬赛峰又系沈健下面的分销商。沈健确认其与澳普利发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签订任何经销协议，但述称双方从2011年开始有业务往来，原有的交易模式为先由沈健将货款付给一级经销商，再由澳普利发公司发货给沈健，从2012年之后因业务量的增长，改由沈健直接下订单并付款给澳普利发公司，再由澳普利发公司发货给沈健。
对于涉案交易的发生过程，沈健陈述如下：2013年4月至5月，沈健及案外人邬赛峰（委托沈健）向澳普利发公司下单订购货物（铝型材料）。澳普利发公司按单生产完毕后于2013年7月24日向沈健传真了一份《公函》，且澳普利发公司的业务员发手机短信给沈健要求其支付相应货款，由于双方之前交易尚有部分销售返点澳普利发公司未付给沈健，故在抵扣销售返点后，沈健通过其配偶沈燕燕于2013年7月29日将应付货款的余款227000元转账至澳普利发公司指定的蔡武斌的个人账户上。2013年8月1日，澳普利发公司将3份出货清单传真给沈健，确认涉案交易的最终数额。但之后，沈健并未收到澳普利发公司发送的涉案货物。对于上述事实，沈健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一、由沈健手写的《订货清单》共五张以及由案外人邬赛峰手写的《订货清单》共一张，沈健手写的《订货清单》记载了数十项货物的编号、尺寸、颜色、支数等内容，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5日或5月28日；案外人邬赛峰手写的《订货清单》也记载十几项货物的名称、编号、颜色、尺寸、数量等内容，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30日。沈健主张其将上述所有《订货清单》传真至澳普利发公司，由澳普利发公司组织生产，而澳普利发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否认收到相应订单。
二、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4日、名称为《公函》、印有“广州澳普利发门窗系统有限公司”抬头的传真件一份，传真内容为：“尊敬的常州苏南建筑装璜工程有限公司经销商下属分销沈健：您于2013年5月21日向我司订购总值为258511.23元，于2013年7月11日前将该批铝型材全部生产完毕，请您书面确认具体出货时间，并于5天内打款提走，如您不能确认具体出货日期或不需此批材料，我司将在通知之日起5日后对该批材料作报废处理，并扣罚您相应报废金（按此批铝型村总值30%计收），报废金77553.36元将从您汇入我司帐上的剩余货款中直接扣除。请知悉，予以配合。”该公函落款处加盖有澳普利发公司公司的印章，传真件上显示的收发时间为2002年10月6日。庭审中，澳普利发公司对上述传真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其没有发过上述《公函》给沈健，主张该份证据为伪造的，但不申请对传真件上所盖澳普利发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
三、《常州苏南建筑装璜工程有限公司（沈健）出货清单》（以下简称出货清单1）的传真件共两张、《常州苏南建筑装璜工程有限公司（邬赛峰）出货清单》（以下简称出货清单2）的传真件共一张，出货清单1载明了数十项货物的出货日期、订单号、零件号、描述、数量、金额等内容，货款总额为181663.7元；出货清单2也载明了十几项货物的出货日期、订单号、下达号、零件号、描述、数量、金额等内容，货款总额为76775.27元。上述出货清单中列明的出货日期均为2013年8月1日，货款总额合计为258438.97元。另外，传真件上显示的收发时间为2002年10月15日。
四、2013年7月29日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和《结婚证》各一份，沈健据此主张其配偶沈燕燕将涉案货款227000元转账至澳普利发公司副总蔡武斌的账户。另外，沈健还提交了其他《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共四份，用于证明双方以往就存在将货款转账至澳普利发公司员工个人账户的事实，上述回单载明沈健于2012年5月24日向王枚转账16万元，沈健配偶沈燕燕于2012年9月7日、10月22日、2013年4月24日分别向黎军喜转账49000元、202200元、210000元。庭审中，澳普利发公司确认蔡武斌、王枚均系其公司业务员，但黎军喜不是其公司员工，同时还主张上述相关款项均与澳普利发公司无关，因为澳普利发公司规定任何员工均不得以个人账户收取客户货款。
五、启东市电信局吕四支局出具的《业务凭据》共5张，沈健据此证明2013年4月至8月期间，其系一直使用0513-834＊＊＊59与澳普利发公司使用的传真号码020-826＊＊＊36及分机进行联系，其中在2013年5月的清单中，沈健于2013年5月28日曾与澳普利发公司进行过三次电话联系。澳普利发公司对上述证据及沈健所主张的事实均予以否认，且主张其对外公布并长期使用的传真号码为020-826＊＊＊26。另外，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沈健还向本院提交了证人黄忠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和一张澳普利发公司销售经理ＸＸ的名片，用于证实0513-834＊＊＊59系黄忠所有，因沈健租赁其房屋经营故将上述号码借给沈健使用，澳普利发公司的传真号码包括020-826＊＊＊26和826＊＊＊36。澳普利发公司以沈健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超出举证期限为由不予质证。
又查，由于澳普利发公司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均明确表示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有效，其亦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及向沈健交付涉案货物。沈健原审诉讼请求本为：1.澳普利发公司向沈健交付价值258511.23元的铝型材料；2.澳普利发公司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经原审法院释明后，沈健变更该案的诉讼请求为：1.解除沈健、澳普利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澳普利发公司返还沈健已支付的货款258511.23元；3.诉讼费用由澳普利发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沈健、澳普利发公司的诉辩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沈健、澳普利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涉案款项227000元是否为沈健向澳普利发公司支付的货款。该案中，沈健提交了《订货清单》（单方手写）、《公函》（传真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原件）、《出货清单》（传真件）、电信《业务凭据》（原件）等证据，用于证明双方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并已向澳普利发公司支付了货款227000元。澳普利发公司则抗辩双方从未发生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否认向澳普利发公司传真过任何函件、清单，亦否认收取过涉案款项。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公函》载明沈健须于2013年7月24日收到该通知的5日内支付货款258511.23元，而沈健后于2013年7月29日向澳普利发公司业务员蔡武斌转账227000元，两者在时间上相互吻合，且在沈健对只转账227000元而不是258511.23元的原因能作出相应说明的情况下，两者的金额也相差不大。其次，《订货清单》虽为沈健单方手写，但所载货物的品名、颜色编码、数量等内容能与《出货清单》所载的相关内容相对应，且《出货清单》的货款金额亦与《公函》的货款金额基本一致。再次，电信《业务凭据》显示0513-834＊＊＊59于2013年5月28日有三次向向020-826＊＊＊36拨出的记录，且该日期的前后几个月期间亦有相同的拨出记录，虽无确实证据表明0513-834＊＊＊59系沈健实际使用，但沈健已能提供上述电信《业务凭据》的原件予以核对，且原审法院通过拨打该案中相关证据材料反映的及在向澳普利发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文书过程中所获取的澳普利发公司公司的联系电话，亦查实020-826＊＊＊36确为澳普利发公司的传真号码。最后，《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的原件已证实澳普利发公司业务员蔡武斌于2013年7月29日收取了沈健配偶沈燕燕转账交付的涉案款项227000元，且澳普利发公司业务员王枚于2012年5月24日亦曾收取过沈健转账交付的款项160000元。对于上述收款事实，澳普利发公司虽抗辩认为所涉款项均与澳普利发公司公司无关，且主张其公司规定员工不得以个人账户收取客户货款，但澳普利发公司并不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亦未举证证明沈健与蔡武斌、王枚个人之间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能对其业务员为何多次收取沈健上述款项作出任何合理解释和说明，故澳普利发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另外，虽然沈健提交的《公函》和《出货清单》上显示的传真日期为2002年10月6日和2002年10月15日，这与涉案交易实际发生的时间存在明显差异，但该证据上的瑕疵确有可能与传真机的设置有关，且澳普利发公司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沈健存在伪造、变造上述传真件的情形，故对澳普利发公司的该项辩解，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因素及事实，沈健提交的证据已能形成基本证据链，原审法院依法确认所沈健、澳普利发公司之间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沈健已向澳普利发公司支付货款227000元的事实。澳普利发公司抗辩其与沈健不在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且未收取涉案货款的理由均不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该案中，沈健原诉讼请求为要求澳普利发公司向其交付价值258511.23元的门窗铝型材料，根据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沈健要求交付的门窗铝型材料并非可随意替代的种类物，而系需按不同品名、规格、颜色、尺寸等要求订制生产的特定物且数量众多，故在澳普利发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并交付货物的情况下，事实上已表明原涉案债务标的已不适用于强制履行，故在原审法院释明下，沈健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并由澳普利发公司返还已支付的货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澳普利发公司提出沈健无权变更原诉讼请求，没有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澳普利发公司在收取涉案货款227000元后，至今未向沈健交付任何货物，且澳普利发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故沈健现起诉要求解除双方涉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及要求澳普利发公司返还已支付的货款227000元，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沈健请求澳普利发公司按《公函》所载货款258511.23元予以返还，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4月1日作出判决：一、解除沈健与澳普利发公司于2013年7月24日设立的门窗铝型材料买卖合同关系；二、澳普利发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货款227000元给沈健；三、驳回沈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80元，由沈健负担610元，澳普利发公司负担4570元。
判后，澳普利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澳普利发公司与沈健没有发生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对于双方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遗漏了常州苏南公司。澳普利发公司在全国建立起了规范的经营模式，常州苏南公司是其中一个经销商，沈健只是常州苏南公司下属的分销商。常州苏南公司、澳普利发公司、沈健是三级关系。澳普利发公司与沈健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二）澳普利发公司从未与沈健签订任何经销协议和买卖合同，也未发过任何函件或出货单给沈健，更没有收到沈健任何款项，沈健所提供的证据都不能说明与澳普利发公司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因为沈健和常州苏南公司产生了债务纠纷，故常州苏南公司与沈健之间没有信任的关系，所以沈健代常州苏南公司将其应向我方支付的货款先付给我方，原审法院未查清该事实；（三）即便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澳普利发公司也已履行了生产货物并交付的义务，并没有违约。因常州苏南公司与沈健的债务纠纷，沈健企图扣押送货车辆导致货物卸货中断无法交付的结果，所以相应的责任及引发的后果应由沈健承担；（四）原审法院违反了法定程序，遗漏了常州苏南公司和李一兵这两名重要当事人。综上，澳普利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沈健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沈健承担该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沈健答辩称：原审法院沈健与常州苏南公司毫无任何关系，也互不认识。沈健与澳普利发公司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不仅包括涉案交易，原审时提供的很多打款证据都能予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25万多元货款之所以最终付款227000元，是因为之前买卖关系产生的扣点，且在原审也已提供了之前相应买卖关系的汇款行为，充分证明沈健与澳普利发公司所发生的买卖关系是直接的买卖关系。原审审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澳普利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所述的理由不是事实，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时，澳普利发公司提交了2013年9月5日海门市陈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陈成运输将货物交付给李一兵，李一兵卸下部分货物，并委托陈成运输将沈健订购的货物运送、交付给沈健。因双方私人纠纷未解决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沈健扣押陈成运输的车辆及相关货物。李一兵出具致歉声明：承认《公函》、《分货清单》均是其本人的个人行为，与澳普利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二审庭询时，澳普利发公司确认收到沈健支付的227000元货款，但认为该款项是常州苏南公司委托沈健将货款直接支付给其公司。澳普利发公司表示收款后已向常州苏南公司发货，未向沈健发货。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在于：1.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澳普利发公司是否应向沈健退还由沈健支付的227000元货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澳普利发公司主张与沈健之间未签订任何经销协议和买卖合同，亦未发过函件、出货单给沈健，没有收到沈健的货款，因此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书面的买卖合同，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在实际市场交易过程中，大量的买卖行为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沈健主张其与澳普利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3年7月24日澳普利发公司向沈健传真的《公函》载明内容为向沈健催要货款，确认的订购货款额为258511.23元；2.两张与常州苏南公司有关的出货清单传真件所载明的出货信息与沈健所提供的手写《订货清单》相对应，总货款金额为258428.97元，与《公函》确认的基本吻合；3.沈健提交的五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分别载明：沈健于2012年5月24日向王枚转账16万元，其妻沈燕燕分别于2012年9月7日、10月22日、2013年4月24日向黎军喜转账49000元、202200元、210000元，于2013年7月29日向蔡武斌转账227000元。经确认，蔡武斌、王枚均为澳普利发公司业务员；4.沈健提供的启东市电信局吕四支局出具的《业务凭据》显示0513-834＊＊＊59在2013年5月28日有过三次向020-826＊＊＊36的播出记录，而020-826＊＊＊36确查为澳普利发公司的传真号码，沈健亦据此《业务凭据》原件证明其使用0513-834＊＊＊59传真号码与澳普利发公司联系。
澳普利发公司虽否认曾向沈健发送《公函》，但确认其曾收取沈健支付的227000元货款，只不过认为该货款系常州苏南公司委托沈健付款。对于此种委托关系，澳普利发公司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除却《公函》之外，沈健提供的其他证据已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沈健所主张的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及交付货款的事实。而澳普利发公司对于以上证据予以否认，却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驳斥，亦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因此，本院对沈健与澳普利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沈健依约支付涉案货款227000元，澳普利发公司却未向沈健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且在原审时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及交付货物。据此，本院认为沈健经原审法院释明后主张解除买卖合同关系并由澳普利发公司返还已支付227000元货款合理合法并无不当。
澳普利发公司主张由于沈健与常州苏南公司及李一兵债务纠纷，沈健强行扣押物流公司车辆和相关货物致交货的中断，造成的后果和损失应由沈健承担。但澳普利发公司却无法举证证明沈健扣押了货物及扣押货物的数量、金额，对此，澳普利发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解除当事人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及由澳普利发公司返还227000元货款给沈健于理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至于澳普利发公司提交的李一兵致歉声明，系李一兵发送给澳普利发公司的函件，即使属实，体现的也是澳普利发公司与李一兵之间的内部关系。作为实际收款人和供货人，澳普利发公司要求沈健向李一兵主张还款责任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澳普利发公司如认为应由李一兵承担实际的还款责任，可在向沈健承担还款责任后，另案向李一兵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澳普利发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80元，由上诉人广州澳普利发门窗系统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东劲
审 判 员 陈舒舒
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剑文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