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终19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九台市泰安粮食加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九台市龙嘉镇莲花村。
法定代表人刘秀荣，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大立，吉林霁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德，男，汉族，1979年12月3日生，现住吉林省九台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殿良，男，汉族，1961年9月22日，现住吉林省九台市。
委托代理人张桂芬，九台区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者。
上诉人九台市泰安粮食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春德、吕殿良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九台市人民法院（2015）九民初字第3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春德在原审时诉称，刘春德于2015年4月24日由吕殿良电话通知，到九台市营城粮食基地为泰安公司装卸玉米。受吕殿良指派，2015年5月13日晚19时40分左右，刘春德在九台市营城粮食基地为泰安公司向集装箱里装玉米时，集装箱门胀开，玉米倾斜而出，封门的玉米袋跌落，砸到刘春德背部，导致刘春德受伤。事故发生后，刘春德被送往九台市人民医院救治，后转往吉林大学第一人民医院，共住院8天，期间共花费医药费42000元（已由吕殿良垫付39000元）。2015年9月10日经吉林常春司法所鉴定：刘春德此次外伤构成十级伤残；护理期限90天；误工期限180天；营养费约5000元。刘春德认为，泰安公司未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夜间作业无任何照明设施，从而直接导致了此次事故的发生，且事故发生在刘春德为吕殿良、泰安公司提供劳务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吕殿良、泰安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事发后，刘春德多次与吕殿良、泰安公司协商要求其支付后续的部分医疗费，但吕殿良、泰安公司均以种种理由推诿。为此，刘春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吕殿良、泰安公司向刘春德连带支付残疾赔偿金21560.24元、医疗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营养费5000元、误工费23000元、护理费11167.2元、交通费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人民币75127.44元；二、鉴定费4000元、律师代书费300元由吕殿良、泰安公司负担；三、本案诉讼费由吕殿良、泰安公司负担。
吕殿良在原审辩称，一、刘春德主张要求吕殿良与泰安公司连带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刘春德和吕殿良均系泰安公司的劳务人员，共同为其提供劳务、交付劳动成果，由泰安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双方的劳务行为直接受泰安公司的监督、支配和管理。据此充分说明双方均是平等的劳务协作关系。2、吕殿良、泰安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法律上的合伙关系，亦不产生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民事行为，吕殿良也是受雇于泰安公司，受公司的指挥、管理从事劳务活动，且从收入分配行为来讲，同样与刘春德及其他受雇人员按照泰安公司的指令完成劳动，获取平分的劳动报酬，根本不存在共同出资，并形成合伙财产享有盈余分配，分得红利的民事行为。基于前述事实，刘春德的主张没有实质性证据予以印证吕殿良、泰安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合伙关系，亦不构成刘春德所主张的要求吕殿良、泰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要件。二、刘春德诉讼请求中的连带责任，于情无理、于法无据，其权利主张应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理由是：刘春德所伤是为泰安公司完成劳务过程中形成的，其侵权责任义务主体是泰安公司，与吕殿良没有任何关联性和因果关系，至于刘春德诉称其到泰安公司干活是吕殿良电话通知，且在受伤后吕殿良为其垫付医疗费39000元之行为，完全是出于友情基础形成的，亦不应将介绍干活及垫付医疗费用的善意之举，误认为吕殿良与泰安公司存在合伙关系或存在过错，与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属有悖法律之规范，其说理不够。另外，泰安公司极力辩解，称吕殿良曾经为其代开过发货票，且又将该行为视为合伙关系，其抗辩观点有违客观事实，所谓代开发货票行为完全是出于帮忙。加之所开的几次发货票税率均是泰安公司支付的，若是合伙关系，那么吕殿良也应承担税率的相应比例。同理，若是合伙吕殿良的利益分配以及盈余分红等又如何体现。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刘春德主张连带赔偿的诉讼请求。
泰安公司在原审辩称，刘春德诉讼吕殿良主体不适格，吕殿良是朋来装卸队的负责人，不是自然人。泰安公司将装卸玉米的工作外包给营城朋来装卸队，不属于法律规定发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个人，因此，泰安公司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损害结果应由朋来装卸队承担。企业常年有大灯照明，不存在无任何照明设施，由于刘春德违反操作规程，没有检查集装箱的箱门是否封闭好，导致结果发生，刘春德自身存有一定的过错。刘春德与吕殿良形成了事实的劳动关系，其结果应由劳动法律关系调整，请求驳回刘春德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吕殿良与泰安公司口头约定由吕殿良等人到九台市营城粮食基地为泰安公司装卸玉米。每次装卸玉米时，由吕殿良通知刘春德、袁庆海、袁庆江。刘春德等四人装卸玉米接受泰安公司人员的指挥。刘春德等四人的装卸费按吨结算，平均分配。2015年5月13日，吕殿良电话通知刘春德为泰安公司往集装箱里装卸玉米过程中，因集装箱后门胀开，封门的玉米袋跌落，砸到刘春德的背部，导致刘春德受伤。刘春德受伤后于2015年5月13日至5月15日在九台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天，支出医疗费2010.03元。2015年5月15日转往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6天，支出医疗费38788.17元。吕殿良已支付刘春德医疗费人民币39000元。2015年9月8日，刘春德自行委托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对其受伤的情况进行鉴定，该所与2015年9月10日作出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刘春德此次外伤构成十级伤残；2、刘春德此次外伤护理期限约90天；3、刘春德此次外伤误工期限约需一百八十天；4、刘春德此次外伤营养费约伍仟元人民币。刘春德支出鉴定费4000元，支出代书费300元。吕殿良系九台市营城朋来装卸队的经营者。吕殿良提供了其于2015年4月9日为泰安公司开具的吉林增值税普通发票7枚，票据号码分别为：No00457142(金额为10279.4元)、No00457143（金额为10279.4元）、No00457144（金额为10279.4元）、No00457145（金额为10279.4元）、No00457146（金额为10289.7元）、No00457147(金额为10284.55元)、No00457148（金额为10284.55），合计人民币71976.4元。泰安公司提供了吕殿良为其开具的吉林增值税普通发票5枚，票据号码分别为：No00457144（金额为10279.4元）、No00457145（金额为10279.4元）、No00457146（金额为10289.7元）、No00457147（金额为10284.55元）、No00457148（金额为10284.55元），合计人民币51417.6元。吕殿良于2015年4月11日为泰安公司出具收条，载明“今收装卸费3月3日-3月30日装卸费合计：21650元操心费200元￥26350元合计贰万陆仟三佰伍拾元整”。吕殿良于2015年5月27日为泰安公司出具收条，载明“3月3日-4月30日……11978.00元代班费：200.00+11978.00元”。
原审法院认为，一、有关吕殿良与泰安公司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劳务合同又称雇佣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在确定或不确定的期限内，一方向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劳动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吕殿良与泰安公司口头约定，由刘春德、吕殿良等人一方提供劳务，泰安公司给付刘春德、吕殿良等人劳动报酬。刘春德、吕殿良等人提供的劳务受泰安公司人员的指挥和控制。泰安公司提供的吕殿良为其出具的收条载明装卸费的计算方式是依据劳务费的单价计算，装卸费总金额为33628元。泰安公司提供的吕殿良为其开具的吉林增值税普通发票51417.6元，亦超出了泰安公司支付给吕殿良等人的装卸费的数额。另外，从泰安公司单独给付吕殿良操心费及代办费400元看，刘春德、吕殿良等人与泰安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劳务合同的构成要件，刘春德、吕殿良等人与泰安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泰安公司关于其与吕殿良之间系发包关系的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该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侵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春德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身体受到伤害，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的用人单位泰安公司应当按照相应法理精神和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刘春德的全部损失。吕殿良与刘春德之间无权利义务关系，吕殿良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二、关于刘春德的损失项目及数额的确定问题。刘春德受伤后，支出的医疗费、鉴定费、代书费，有吉林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专用票据、吉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在卷为凭；其住院治疗8天，为此产生的伙食补助费，依法予以保护。刘春德主张的残疾赔偿金、营养费、护理费应按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保护。刘春德因伤残持续误工，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因刘春德从事装卸工工作，误工费应参照上一年度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职工日平均工资124.08元计算。刘春德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万元过高，法院酌定泰安公司赔偿其精神抚慰金5000元。刘春德主张的交通费600元，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共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泰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赔偿刘春德医疗费3000元、伙食补助费800（100元/天×8天）、护理费11167.2元（124.08元/天×90天）、误工费14765.52元（124.08元/天×119天）、营养费5000元、残疾赔偿金21560.24元（10780.12元/年×20年×10%）、鉴定费4000元、代书费300元，合计人民币60592.96元。二、泰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赔偿刘春德精神抚慰金5000元。三、驳回刘春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85元减半收取892.5元，刘春德负担125.25元，泰安公司负担767.25元。
宣判后，泰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主要上诉理由是，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泰安公司与刘春德、吕殿良不是劳务合同关系，泰安公司是将装卸玉米发包给吕殿良的朋来装卸队，刘春德是受雇于吕殿良，原审判决认定泰安公司雇佣刘春德、吕殿良没有依据。刘春德自行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不应予以采信，鉴定意见应当由双方指定或者人民法院委托。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泰安公司与刘春德、吕殿良不是劳务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泰安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春德、吕殿良承担。
被上诉人吕殿良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
被上诉人刘春德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于刘春德系装卸泰安公司的玉米时受伤均无异议。泰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秀荣在二审陈述其支付给吕殿良装卸费3万余元，并认可吕殿良给泰安公司出具的两份收条上字迹系刘秀荣妹妹所写。
本院认为，泰安公司提出其与吕殿良是承包合同关系，但是其一、二审均未提供证据对此加以证明，其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泰安公司在原审提供的收条上明确记载泰安公司支付给吕殿良操心费及代办费400元，泰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秀荣自认该收条系其妹妹书写，泰安公司向吕殿良支付操心费及代办费400元性质属于对吕殿良为该公司提供劳务的报酬，退一步讲，如系承包合同关系，何来吕殿良操心、代办一说。泰安公司在原审提供七枚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其与吕殿良负责的朋来装卸队系承包合同关系，但是该七枚增值税发票记载截至2015年4月9日的票面总额为51417.6元，与收条记载的截至2015年5月27日的吕殿良收款金额38528元存在较大差距，无法证明泰安公司支付给吕殿良的费用系泰安公司支付给朋来装卸队的承包费，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泰安公司雇佣刘春德为其提供劳务并无不当。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刘春德给泰安公司装卸玉米的过程中受伤，泰安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泰安公司提出刘春德单方面委托司法鉴定无效，不应采信，但是，法律对于单方面委托司法鉴定并未明文禁止，且泰安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司法鉴定存在法定的应予重新鉴定的情形，泰安公司在原审也并未申请鉴定，故原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泰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0元由上诉人九台市泰安粮食加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芳芳
代理审判员 梁 明
代理审判员 梁欣华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