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常民终字第14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中。
委托代理人李金龙，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强渔牧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文家场康河村。
法定代表人叶道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东，四川君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小军。
委托代理人潘锡元，溧阳市别桥镇镇政府退休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绸缪多种经营服务部，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别桥镇绸缪集镇文明西路23号。
法定代表人钱立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别桥镇农业综合服务站，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别桥镇政府内。
法定代表人钱立宇。
上诉人朱建中、四川华强渔牧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与被上诉人潘小军、溧阳市绸缪多种经营服务部（以下简称绸缪多服部）、溧阳市别桥镇农业综合服务站（以下简称别桥农服站）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溧阳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0日作出了（2012）溧民初字第394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朱建中、四川华强渔牧药业有限公司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朱建中诉称，朱建中1996年开始承包鱼塘，从事水产养殖至今。2011年4月20日上午，朱建中发现鱼塘内的鱼出现了患病症状，于是从鱼药经销商潘小军处购买了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并按照药品包装上的正常剂量对鱼进行杀虫。2011年4月30日，朱建中发现鱼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立即找到潘小军，并通过潘小军与华强公司技术员取得联系。华强公司技术员明确说明：“如果第一次使用效果不明显时，第二次使用可以加倍剂量使用。”朱建中按照厂家的说法双倍剂量用药。2011年5月3日朱建中鱼塘的鱼开始死亡。2011年5月12日，朱建中就此事向溧阳市公安局绸缪派出所报案。朱建中鱼塘大概死了61000多斤鱼。事发之后，朱建中申请溧阳市农林局对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进行抽样检查。溧阳市农林局在潘小军店里抽样了4瓶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并委托江苏省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进行检验。2011年6月25日，江苏省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出具的检验结果为，送检的4瓶药品全部为不合格产品。朱建中使用了潘小军经销的华强公司的鱼药，导致所养殖的鱼大量死亡损失610000元，侵犯了朱建中的合法权益。潘小军作为经销商，以绸缪多服部的兽药经营许可证对外经销渔药，现绸缪多服部已归别桥农服站所有，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应负连带赔偿责任。要求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赔偿朱建中损失61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潘小军辩称。朱建中只讲死了多少鱼，用了多少药，对于诉讼请求应当提供相应证据，兽药与死鱼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无错不担责，对朱建中的全部诉请予以反对。
华强公司辩称。一、针对朱建中诉状中称：华强公司的技术人员明确说明：“如果第一次使用效果不明显时，第二次可以加倍剂量使用。”对此我方提出异议，朱建中这一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二、朱建中诉称，检验结果有4瓶药为全部不合格品，4瓶药不合格是否与鱼死亡在法律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三、朱建中诉称，因使用了潘小军销售的华强公司的鱼药，对这一表述提出异议，请朱建中提供证据证明其用了华强公司产品。四、朱建中的诉求无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朱建中诉请。
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辩称。一、潘小军的经营许可证是我们服务部的，我们与潘小军有承包协议。二、朱建中要求被告方赔偿，需要提供是潘小军销售的华强公司药品而导致鱼死亡的直接证据。
原审经审理查明：绸缪多服部系别桥农服站下属的企业法人。溧阳市农林局核发该企业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渔药，有效期2009年12月26日至2014年12月25日。2010年12月10日，别桥农服站（甲方）与潘小军（乙方）签订承包协议一份，载明：“甲方将绸缪多服部渔药经营执照及临街店面一间，发包给乙方（持有溧阳市农林局颁发的兽药GSP岗位培训证书）承包经营；承包期限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承包金3500元／年；严格按营业执照规定的范围经营”。
朱建中于2001年开始承包鱼塘养鱼。2007年1月18日，朱建中（乙方）与溧阳市别桥镇绸缪森巷村第五至八村民小组（甲方）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一份。合同载明：“甲方同意乙方继续承包原来的鱼塘，面积94亩”。2012年9月29日，甲方证明乙方承包面积为103亩，其中中汰60亩、北汰30亩、坟门口13亩，每年每亩承包款230元，期限2007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
2011年5月12日，朱建中因鱼塘死鱼向溧阳市公安局绸缪派出所报案。同日，朱建中和潘小军在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主要内容为：“2011年4月20日上午，朱建中找到渔药经销商潘小军，称承包的60多亩那块鱼塘要杀虫了。经潘小军在显微镜下检查朱建中带来的鱼，一条鱼有三至四条指环虫，随即朱建中购买了相关渔药。该鱼塘于4月21日用了两桶强绿精（每桶30斤，含量30%）；4月24日，用了72瓶甲苯咪唑（华强公司生产，每瓶200ml，含量10%）和18瓶阿维菌素（每瓶200ml，含量1%）杀指环虫，下午朱建中发现鲫鱼不吃食，鳊鱼吃食的。4月30日，朱建中怀疑指环虫没有杀干净，又找来潘小军用显微镜检查，发现一条鱼有二十至三十条指环虫。5月1日，朱建中又把潘小军叫到鱼塘上检查，指环虫没有减少。因甲苯咪唑说明书上写，如果病情严重可以加倍使用。潘小军当即与华强公司技术员张某联系，张某回答：按照说明书上写的可以加倍使用。朱建中又购买了144瓶甲苯咪唑。5月3日，朱建中发现鱼塘里的鱼开始有少量死亡（三十多条）；5月4日死亡二百多条；5月5日死亡二、三百斤；5月6日塘边上都是死鱼（捞到十几担），朱建中用了16袋（320斤）漂白粉消毒。5月7日潘小军和张某到朱建中鱼塘随便抄了三、四条鱼做检查，发现指环虫没有了，但有了斜管虫。朱建中说甲苯咪唑可能有中毒现象，这塘鱼可能保不住了。5月8日朱建中购买四箱车轮速杀（每箱30瓶，每瓶500ml）杀斜管虫。5月9日朱建中购买水博士20瓶（每瓶2000ml）解毒调水用。朱建中自述鱼塘里有鲫鱼、鳊鱼、花鲢、白鲢、草鱼五种，到目前为止60亩鱼塘里一共死了四万多斤鱼，其中有三万多斤是可以卖的大鲫鱼。潘小军陈述，死了多少我不太清楚，好像有四万多斤。”
2011年6月，朱建中申请溧阳市农林局对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进行抽样检验，溧阳市农林局封存了潘小军经销的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四个批号（100301、100601、110201、110401）。经江苏省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检验，该四个批号甲苯咪唑含量分别为标示量的83.9%、89.2%、81%、87.8%，不符合《兽药国家标准》（地升标第一册）规定的应为标示量的90%-110%的要求，含量测定，结果不符合规定。同年9月26日，溧阳市农林局作出溧农（兽药）罚（201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绸缪多服部经营劣兽药处以：1、没收劣质“甲苯咪唑溶液（水产用）”兽药274瓶；2、没收违法所得9056元；3、处以罚款53760元。
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水产用）说明书载明：“药理作用：甲苯咪唑与寄生虫细胞微管蛋白结合，干扰微管的形成，从而发挥作用。适应症：用于治疗鱼类指环虫病、伪指环虫病、三代虫病等单殖吸虫类寄生虫病。用法与用量：将本品加2000倍水稀释均匀后泼洒，青鱼、草鱼、鲢、鳙、桂花鱼每亩每米水体用本品67-100g，病情严重可加倍使用。注意事项：注意稀释量和均匀泼洒”。2008年2月，全国水产技术推广站《国家标准渔药及其使用技术》甲苯咪唑溶液说明书载明：“适应症：用于治疗鱼类指环虫病、伪指环虫病、三代虫病等单殖吸虫类寄生虫病。用法与用量：将本品加2000倍水稀释均匀后泼洒，青鱼、草鱼、日本鳗、鲢、鳙、鳜每亩每米水体用本品67-100g，病情严重第二天再使用一次。
审理中，华强公司要求对其生产的被溧阳市农林局查封的“华洋指环毙甲苯咪唑溶液”进行毒性鉴定。2012年8月5日，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两瓶（生产批号分别为110201、110401），经农业部长江下游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对鱼类安全性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分别做所送2瓶药品在200ml／2mu.m（2亩水面，1米水深，使用200ml）和200ml／mu.m（1亩水面，1米水深，使用200ml）浓度下对鲫鱼（规格8±1cm）的96h急性毒性实验，结果显示：在96h内，均未发现受试鱼类死亡，表明所送样品，在以上浓度下对受试鱼类没有急性毒性。
审理中，朱建中要求对涉案鲫鱼死亡原因进行鉴定。2013年4月2日，经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冀农司（2012）农鉴字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现场解剖情况：涉案封存的样本鱼体表无明显症状，内脏、肠道性腺无明显病灶，鱼鳔完整无明显溃烂。鱼脑无明显病变，体侧肌肉无出血点，无蚀洞病变。主要病变在鳃部：烂鳃症状明显，腮丝溃烂，鳃小片脱落，有近三分之二鳃丝发生溃烂，鳃丝软骨外露，为明显细菌性烂鳃症状。分析说明：鲫鱼死亡原因，1、根据涉案鱼塘用药及受害鱼症状的相关情况，结合《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培训资料汇编》的有关内容，可基本排除涉案鲫鱼因化学物急性中毒致死的可能；2、根据对涉案封存样本鱼的现场解剖情况及涉案鱼塘养殖情况，结合《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培训资料汇编》的有关内容，可判断涉案鲫鱼死亡症状符合××死亡特征；3、根据我中心鉴定人现场勘验、询问及对涉案样本鱼的解剖情况综合判断涉案鱼塘在治疗寄生虫病过程中用药处理明显不当：一是治疗用药配方明显不当；二是治疗用药使用剂量明显不当。鉴定意见：涉案60余亩鱼塘中鲫鱼死亡原因为：因××致死。涉案鱼塘第一次使用指环毙72瓶（按照使用说明书上用药量）后，杀死寄生虫的药效不明显，错过了最佳治疗期限（实际生产中以肉眼发现少量鱼体出现疫病症状为最佳有效治疗期），致使涉案鲫鱼寄生虫病加重，继发细菌性烂鳃病，但是涉案鱼塘自始至终未使用有效内服治疗烂鳃病抗生素药物；涉案鱼塘第二次使用指环毙144瓶后，虽然对治疗寄生虫病有效，但使用剂量远高于国家标准推荐用量，剂量超标对鱼有一定的毒害作用。故涉案鱼塘治疗鱼病过程中用药处理不当是导致涉案鲫鱼病死的主要原因。朱建中支付鉴定费30000元。
鉴定人员李同庆到庭质询中进一步阐述，“甲苯咪唑含量达不到国家标准，主要体现在对病原体的杀伤力降低，治疗效果不明显。如果要杀虫，杀虫后隔天或第三天要用抗生素防止继发性烂鳃和体表溃烂等细菌性疾病。甲苯咪唑按使用说明书要求稀释后均匀泼洒，主要是扩大容量，以便更均匀使用，因为鱼是群体动物，药物扩散越均匀，对鱼病的疗效才会显著，否则会降低疗效。鱼鳃受伤后，一般用内服抗生素抑制细菌性疾病发生，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强绿精对鱼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后期发生斜管虫，斜管虫可能对后期鱼的死亡有一定影响。甲苯咪唑使用高于国家标准推荐用量，对鱼有一定毒害作用，这是按常理推测和我们的经验，没有具体文字依据”。
原审另查明，朱建中陈述第一次使用甲苯咪唑是和妻子用一只一吨吨位的水泥船，船舱装水后将72瓶甲苯咪唑倒入船舱内，用机械喷雾器向鱼塘内喷洒。第二次144瓶也是两人用同样的方法（两船舱水）喷洒。但使用说明书上的稀释比例为1：2000倍，72瓶＊200ml＊2000倍的稀释容量为28800升（28.8吨）。2012年5月8日，朱建中60亩水面鱼塘经实地测量（满水位），平均水深2.41米。
2011年5月3日开始，朱建中发现鱼塘鲫鱼有少量死亡，12日死亡数量最多，一直延续到29日。12日前后因鲫鱼大量死亡，朱建中先后找来周边养鱼户缪员庚、张阿田，饲料经销商祁全林，搬运工徐全庚、朱连坤、戴锁金、孙锁富等人帮助捞死鱼。死的基本都是鲫鱼，少量鳊鱼。祁全林、缪员庚、周公望（看捞死鱼）到庭作证。祁全林陈述，死鱼当时称了一桶约150斤，后按每桶150斤计数，帮朱建中记录了几天，五桶记一个“正”字。鲫鱼的死亡数量有人估算三至四万斤，有人估算五至六万斤，每条重量约一斤，市场价当时约10元／斤。鲫鱼死亡期间，潘小军和华强公司张某到朱建中鱼塘看过现场。张某陈述，在鱼塘看到有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空瓶。法院向溧阳市发改委价格科调查，2011年溧阳市场鲫鱼零售价格为4月7元／斤、5月7.33元／斤、6月9.33元／斤。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认为，朱建中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朱建中是否使用了甲苯咪唑溶液和死亡鲫鱼的数量。
2011年5月13日中午，朱建中将鱼塘上的两条死亡鲫鱼封样，有在场人祁全林、徐全庚、朱连坤、戴锁金、孙锁富、张阿田、周公望和村委副书记缪某签名、盖章。2011年6月16日，扬子晚报刊登题为：揪心！6万斤鲫鱼暴死索赔无门-
养鱼户怀疑使用四川某公司渔药惹的祸，损失近50万元的报道。朱建中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后诉至法院。
原审审理中，朱建中认为：因朱建中在治疗××过程中，均接受了潘小军的配方提供和用药指导，所以潘小军对朱建中鲫鱼死亡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华强公司作为产品的生产企业，其生产的产品存在缺陷，其含量不符合国家标准，对朱建中治疗××产生了影响。且在治疗过程中，其技术员提供了技术指导，因技术指导不当，产生了不利影响，故华强公司也应当承担责任。因潘小军不具备兽药经营许可，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规定，其提供的兽药在指导使用过程中对朱建中产生了损害，根据相关管理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绸缪服务部因违反规定经销劣兽药受到农业部门行政处罚，其对潘小军行为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绸缪服务部归别桥服务站所有，所以别桥服务站应承担连带责任。潘小军坚持认为，其仅对出售的渔药负责，没有给予配方和指导，鉴定死鱼没有权威部门和潘小军共同封样，鉴定结论鲫鱼死亡原因是鱼病，与潘小军销售的渔药没有关联，不需承担责任。华强公司认为，鉴定中解剖鱼的时候，没有发现鱼体内有甲苯咪唑，朱建中没有证据证明在鱼塘内用了甲苯咪唑；甲苯咪唑经鉴定，对鱼是安全的，鲫鱼死亡原因鉴定结论不是化学药品致鱼死亡。鉴定人员认为，烂鳃病是多种原因造成，而不是甲苯咪唑造成，已经排除华强公司责任；鱼的死亡数量和价格朱建中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要求驳回朱建中诉请。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认为，绸缪多服部是企业法人有经营渔药资质，鉴定物死鱼因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未参加封样，均不予认可。死亡鲫鱼经鉴定为××死亡，与甲苯咪唑渔药无关，绸缪多服部不需承担责任。别桥农服站是绸缪多服部的管理部门，朱建中要求别桥农服站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朱建中对死鱼数量既未称重也未保存，证据不足，不应支持。请求驳回朱建中对别桥农服站的起诉。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本案中，朱建中最终选择要求销售者绸缪多服部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事实，有朱建中提供的鱼塘承包合同、派出所询问笔录两份、扬子晚报报道、渔药质检报告、处罚决定书、死鱼鉴定报告，死鱼记录，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提供的承包协议、兽药经营资格许可证、渔药生产资格证明、鉴定报告、甲苯咪唑说明书等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庭审陈述、法院调查材料等予以佐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绸缪多服部系企业法人，具有兽药经营资质。别桥农服站系绸缪多服部的行政管理机构。潘小军领取了兽药GSP岗位证书，别桥农服站将绸缪多服部的兽药经营承包给具有经营资格的潘小军，并无不妥。朱建中认为，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没有经营资质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朱建中于2011年4月在其承包的溧阳市别桥镇绸缪森巷村第五至八村民小组，中汰地块60亩鱼塘内饲养了鲫鱼等5种鱼（鲫鱼为主）。涉案鱼塘死亡鲫鱼封存的两条样品，虽然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均未到场参加封样，但有参加现场捞死鱼的相关人员到庭确认，经法院调查核实，确认封存的鲫鱼样品为朱建中鱼塘死亡的鲫鱼。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辩称封存的死鱼并非朱建中鱼塘死亡鲫鱼的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潘小军两次销售给朱建中的甲苯咪唑溶液，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虽然未见到朱建中使用，怀疑朱建中是否用在鱼塘上，用了多少。但有朱建中陈述和妻子使用甲苯咪唑的时间和方法，有潘小军和华强公司张某（看到鱼塘上有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空药瓶）到鱼塘察看鱼情，检查第二次用药后指环虫已杀死。结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朱建中鱼塘使用了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怀疑朱建中是否使用了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朱建中鱼塘鲫鱼死亡的事实，应予认定。涉案鱼塘死亡鲫鱼经司法鉴定，死亡原因为细菌性烂鳃病（可基本排除涉案鲫鱼因化学物急性中毒致死的可能）。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经司法鉴定，对鱼类没有毒性，该结论应予采信。
朱建中2011年4月20日发现鲫鱼患了指环虫病，购买了甲苯咪唑没有及时使用，到4月24日才用了72瓶甲苯咪唑，用一吨水稀释只达到标准稀释量的二十八点八分之一。用药后也未检查指环虫病的疗效和是否还有其他鱼病，更不知鲫鱼何时得了细菌性烂鳃病，也没有用药治疗。指环虫病病情严重，可加倍使用甲苯咪唑。《国家标准渔药及其使用技术》载明，病情严重第二天再使用一次。朱建中直到5月1日检查，一条鲫鱼指环虫有二十至三十条时，又以同样方法使用了144瓶甲苯咪唑。5月7日检查指环虫被杀死，但鲫鱼又患了斜管虫。期间朱建中用了多种渔药，在治疗用药的配方、时间、数量、方法上明显不当，药效不明显，致使涉案鲫鱼寄生虫病加重，继发细菌性烂鳃病。鉴定意见书中“涉案鱼塘第二次使用甲苯咪唑144瓶后，虽然对治疗寄生虫病有效，但使用剂量远高于国家标准推荐用量，剂量超标对鱼有一定的毒害作用。”鉴定人员到庭质询中称，“这是按常理推测和我们的经验，没有具体文字依据。使用强绿精对鱼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斜管虫可能对后期鱼的死亡有一定影响。”
涉案鱼塘治疗鱼病过程中用药处理不当，是导致涉案鲫鱼病死的主要原因。鲫鱼死亡虽可排除化学物急性中毒死亡可能，但与朱建中使用了华强公司生产的不符合规定的甲苯咪唑溶液，治疗鲫鱼指环虫病效果不明显，是继发细菌性烂鳃病的原因之一。鲫鱼死亡，与朱建中使用华强公司生产的不符合规定的甲苯咪唑溶液，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朱建中在鲫鱼死亡这一事实发生后，应当对相关损失进行证据保全，从而确定损失的具体数额，用作索赔的依据。朱建中提供的派出所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只能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不能证明具体的损失数量，其提供的死鱼数量记录缺乏相关证据予以印证，且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均不予认可。综合考虑，朱建中的举证能力、证据证明力及鲫鱼大量病死的事实。结合各种证据综合分析，确认死亡鲫鱼40000斤，每斤7元较妥，合计损失人民币280000元。由朱建中自负70%；绸缪多服部赔偿朱建中30%损失即84000元。鉴定费30000元，酌情由朱建中承担10000元、绸缪多服部承担20000元。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不符合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华强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朱建中要求销售者绸缪多服部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据此，原审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一、二款及相关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溧阳市绸缪多种经营服务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建中死亡鲫鱼损失84000元，承担鉴定费20000元，合计人民币104000元。二、驳回朱建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00元，朱建中负担8000元，溧阳市绸缪多种经营服务部负担1900元。
上诉人朱建中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有错误。1、关于诉讼主体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绸缪多服部系企业法人，具有兽药经营资质。被上诉人别桥农服站系绸缪多服务的行政管理机构。被上诉人潘小军领取了兽药GSP岗位证书，被上诉人别桥农服站将被上诉人绸缪多服部的兽药经营承包给具有经营资格的被上诉人潘小军，并无不妥。对这一认定，上诉人认为是错误的，理由是：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买卖、出租、出借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和兽药批准证明文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或者撤销兽药批准证明文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潘小军不管以租赁、承包、借用等方式使用绸缪多服部的兽药经营许可证都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即国家行政法规，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民事行为或合同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均为无效民事行为或无效合同，对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对潘小军在使用绸缪多服部兽药经营许可证过程中造成上诉人财产损害的，作为兽药经营许可证的所有人绸缪多服务毫无疑问应对潘小军的经营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而作为绸缪多服部资产的所有者、行政管理者的别桥农服站，违法将绸缪多服部的兽药经营许可证让与他人经营同样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潘小军、别桥农服站的起诉是错误的。2、关于涉案鱼塘鲫鱼死亡原因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由上诉人自负70%损失、被上诉人承担30%损失存在严重的偏差和自相矛盾，理由是：法院认定上诉人在用药上存在治疗用药的配方、时间、数量、方法上明显不当，药效不明显，致使涉案鲫鱼寄生虫病加重，继发性烂鳃病。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上诉人、被上诉人潘小军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上诉人发现自己鱼塘中的鲫鱼有鱼病时到潘小军处进行咨询和求救。潘小军为此通过显微镜查看病情，并向上诉人出售了甲苯咪唑等药物，上诉人使用后，发现鱼病没有改观，及时联系潘小军，潘小军到上诉人鱼塘后，再次使用显微镜观察病情，检查完后联系了被上诉人华强公司的技术员张某，在上诉人看到药瓶的说明书上有“如果情况严重，可以加倍使用”的字样就提醒被上诉人潘小军，被上诉人潘小军则向张某咨询是否可以加倍使用，张某回答按说明书上的可以加倍使用。当上诉人要购买5箱甲苯咪唑时，被上诉人潘小军说：“反正可以加倍使用的，技术员都这么说了，你还不如买6箱（144瓶）”。此后，上诉人不断发现病情，均向被上诉人潘小军反映。由此可见，上诉人的用药配方、数量都是在被上诉人潘小军的指导之下使用的。对于使用方法，上诉人虽然没有按说明书上的稀释比例兑水，经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到庭解释，甲苯咪唑按比例兑水，目的是通过水的稀释，进行大面积泼洒，达到均匀分布的目的，同时，也说到通过使用增氧泵使鱼塘内的水加速旋转流动，同样能达到甲苯咪唑均匀分布的效果。事实上，上诉人在泼洒时，同时将增氧泵打开。所以，在用药过程中，用药不当是被上诉人潘小军和被上诉人华强公司（技术员履行职务行为）造成的。以上，通过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认为涉案鱼塘内鲫鱼死亡的原因存在三种情况：（1）是涉案鱼塘治疗鱼病过程中用药处理不当，是导致涉案鲫鱼病死的主要原因，责任在被上诉人潘小军和华强公司（技术员张某履行职务行为）；（2）是在鉴定意见书中提到涉案鱼塘第二次使用甲苯咪唑144瓶后，虽然对治疗寄生虫病有效，但使用剂量远高于国家标准推荐用量，剂量超标对鱼有一定的毒害作用。而这144瓶甲苯咪唑正是在被上诉人潘小军的要求下购买的，是按说明书上的要求；（3）是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华强公司生产的不符合规定甲苯咪唑溶液，在治疗鲫鱼指环虫病效果不明显，是继发细菌性烂鳃病的原因之一，而甲苯咪唑含量不达标作为劣兽药正是使上诉人使用效果不明显，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效果，作为经销商或生产厂家承担的责任应该比较大。鉴于这三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由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且责任比例较高。3、关于损失计算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各种证据综合分析，确认死亡鲫鱼40000斤，每斤7元较妥，合计280000元。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潘小军在2011年5月12日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鲫鱼死亡好像有40000多斤，结合众多为死鱼称重的证人证言，按上诉人提供统计的“每天死鱼登记单”反映，截止2011年5月12日，登记单上鲫鱼死亡有40000多斤，与被上诉人潘小军的笔录证词互相印证，可以证明该登记单的真实性。由于涉案鱼塘内鲫鱼死亡是有一个过程，在2011年5月12日之后，鲫鱼仍然在死亡。虽采取的称重方法不是十分科学，可是死鱼在高温之下弥漫着的恶臭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可能要求上诉人在取证上做到尽善尽美，相对于上诉人的文化层次、法律意识等，上诉人已在其能力范围内尽其所能。即使称重方法可能有误差，但也不是很大，所以主张61000斤死鱼是合理的。相比较一审法院认定的死亡斤数，悬殊实在太大，与生活常理、客观情况十分不符。对于价格，一审法院向溧阳市发改委价格科调查（未经质证），2011年溧阳市场鲫鱼零售价格为4月7元／斤、5月7.33元／斤、6月9.33元／斤。涉案鱼塘鲫鱼发现病情是在2011年4月20日左右，真正死亡是从2011年5月7日（见潘小军派出所询问笔录）开始，到月底还有零星鲫鱼死亡。从整个过程来看，上诉人是不可能在2011年4月出售鲫鱼，5月如果鱼病及时治疗，会影响恢复，出售的可能也不大，6月之后出售的可能就比较大。所以，即使按一审法院调查的价格，涉案鲫鱼的价格应在9.33元／斤以上。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明当时（5月）鲫鱼价格1斤左右的10元／斤，他们强调的是1斤左右，因为这种分量的鲫鱼最好卖，价格也高，而死亡的鲫鱼也主要是1斤左右，应该说证人所提价格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就是结合法院调查的价格也当然不会是7元／斤，也应在9元／斤以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就上述情况，一审判决仅仅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是不够的。由于鉴于涉案鲫鱼的死亡除了甲苯咪唑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原因外还主要存在用药处理不当的问题，以及被上诉人潘小军违法使用兽药经营许可证，别桥农服站违法转让兽药经营许可证造成上诉人财产损失等情况，故一审法院还应适用《民事通则》、《合同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判决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并合理合法分担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华强公司辩称，一、对鱼死亡的问题，上诉人朱建中称是使用剂量超过国家标准导致鱼死亡，对该观点不认可。在原审过程中，我方向法院提交了2006年的国家标准，上面明确说明可以二倍使用，但是在一审中，司法鉴定报告错误地引用了2008年的标准，该标准没有讲到能够二倍使用。说明司法鉴定报告错误引用标准，我们在商标上明确说明引用的标准是2006年的标准，这也是农业部授权的范围。二、上诉人朱建中认为是甲苯咪唑成份不够引起鱼死亡，我们不认可。鉴定报告中没有明确是甲苯咪唑成份不够引起鱼死亡。上诉人朱建中无论是购买了我们厂的甲苯咪唑还是购买其他厂家的产品，但迟迟不用，搁置了四天后才使用，这才是延误鱼治疗的根本原因。3、对于损失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市场价格程序不合法，没有经过质证。如何采信价格，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审中，朱建中没有提交物价部门的价格标准。
被上诉人潘小军辩称，一、根据河北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第6页第五行至第六行讲得很清楚，鱼死亡和鱼药没有关系。二、一审过程中，朱建中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封存的鱼本不是当时死亡的鱼。对于死亡鱼数量的问题，当时也没有给法院提供直接有效的证据，而是事后提供的经过修改的数字记录本，签字也是事后鱼塘的工作人员帮着签的，朱建中在原审中没有提供鱼的数量的直接证据。既然药和死鱼没有关系，那潘小军就没必要责任承担。
上诉人华强公司亦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一）判决书第10页第三自然段认定“确认封存的鲫鱼样品为原告鱼塘死亡的鲫鱼”。缺乏有效证据。1、该样品举证期过后才提供，涉嫌造假。2、该样品上的签字和盖章存在作假行为。在一审庭审中，经核实签字和盖章的相关证人，有的未亲自见把样品鱼装进袋内就草率签字、盖章更不是当场盖的章，加章人未打开袋内看就盖章了；另外就是签字的人都是朱建中关系特别好的亲友，属利害关系人，显然其效力低于无利害关系人作证的效力。法官调查签字人的笔录又系一个人问自己又记录的一人调查笔录，属违法记录，更不能排除该样品作假的嫌疑。3、假设该封存样品是真实的，未送交专业技术部门保存，导致后来解剖该鱼时，发现鳃部溃烂，小片脱落软骨外露，这就直接导致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缺乏准确的样品，因而其结论不科学，不应被采纳。4、上诉人认为该样品涉嫌造假，更重要的理由是如果是真的样品鱼，为何司法鉴定机构解剖该样品鱼时未发现在样品鱼体内有上诉人的甲苯咪唑残留物？要么朱建中确实未使用甲苯咪唑，要么该样品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么多疑点还能说明样品鱼就是朱建中鱼塘里的死鲫鱼吗？显然不能。（二）判决书第10页-第11页第一自然段认定朱建忠已使用甲苯咪唑缺乏证据支持。1、潘小军和华强公司张某在现场看到有甲苯咪唑空药瓶，显然属强盗逻辑。证人张某未证实有大量或很多甲苯咪唑空药瓶，只看到1瓶空药瓶。既然不是大量空的甲苯咪唑药瓶，完全有可能是被上诉人搬运或其他方面原因弄倒了该药瓶，使其剩下为空瓶子。其理由是如果鲫鱼被用了甲苯咪唑且在符合安全正确保存样品鱼情况下，其体内绝对会有甲苯咪唑残留物。显然鱼塘上的甲苯咪唑空瓶不能证明其药物已倒入塘内。2、第二次用药后指环虫已杀死能否证明已使用甲苯咪唑呢？显然其推断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庭审中已查明朱建中自认不仅使用了甲苯咪唑，还大量使用了强绿精、漂白粉、车轮速杀、水博士等，一审结束了，没有哪级部门对这几种药物混合用于塘内做实验，也没有哪级部门认定指环虫已杀死属于某一种药单独完成的该疗效。所以一审判决凭此认定朱建中已使用了甲苯咪唑的说法缺乏有效证据。3、“结合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原告鱼塘使用了被告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这一认定是不负责的认定。除了该判决第10页列举张某的证言，再无相关证据证明朱建中已使用甲苯咪唑。一审法官纯属打胡乱说，“结合相关证据”请问一审法官，相关证据在哪里？请出示，很抱歉没有，这样的认定显然苍白无力。（三）判决书第11页第二自然段认定鉴定意见书结论第二次使用144瓶剂量高于国家标准。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反复强调商票上注明的“执行标准”是《兽药国家标准》2006年版第一册。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的报告适用的2008年版的标准显然错误。根据2006年的标准可以加倍使用，不存在剂量远高于国家标准。另外，假设朱建中已使用甲苯咪唑，根据其庭审中的陈述，朱建中72瓶甲苯咪唑用一吨水稀释，离1：2000倍的稀释要求即28.8吨水稀释相差甚远。这一陈述不是说明书的超标，而是朱建中乱用药浓度超标。更何况还没有证据证明朱建中已使用甲苯咪唑。（四）判决书第12页第一自然段认定甲苯咪唑不符合规格治疗指环虫效果不明显，是导致继发性烂鳃病的原因之一。这一认定纯属错误。1、鉴定人员李同庆在庭审中指出，指环虫不会使鱼的鳃部烂鳃，同时指出“强绿精”药对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斜管虫可能对后期鱼的死亡有一定的影响。既然指环虫不会伤害鳃部，本案鲫鱼死于烂鳃病与指环虫有保关系？与甲苯咪唑专治指环虫有何关系？显然，甲苯咪唑的成分不符规定与烂鳃病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2、判决书第11页认定朱建中2011年4月20日购买了甲苯咪唑没有及时使用，故意拖了四天即2011年4月24日才使用且故意用一吨水稀释72瓶甲苯咪唑，显然故意拖延治疗时间，故意乱用药后果自负，《侵权责任法》第27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所以鉴定结论意见说错过了最佳治疗期这与甲苯咪唑的含量不符合规定没有因果关系。3、鉴定报告（河北）鉴定意见内容中，没有文字表述指责甲苯咪唑含量不符合规定是继发性烂鳃产生原因之一。该结论是“用药处理不当，是导致鱼病死主要原因”。用药处理不当涉及的是方法问题，不涉及用药自身含量问题。虽然说杀死寄生虫的药效不明显，并没有说是甲苯咪唑含量的原因，但又在括弧中强调“以肉眼发现少量鱼体出现疫病症状为最佳有效治疗期”。朱建中2011年4月20日买甲苯咪唑回家后，故意不用，让鱼病缓延加重，自诉是2011年4月24日才用，可想而知，这个最佳治疗期已过，不是药物含量不够造成的。再说指环虫不会造成烂鳃，现在烂鳃了与指环虫无关联性。一审法官认定甲苯咪唑不符合规定产品是导致鱼病死因之一显然没有科学依据。4、鉴定报告（河北）指出“可排除因化学物急性中毒致鲫鱼死亡的可能”。本案甲苯咪唑商标上注明“本品主要成份及化学名称为：甲苯咪唑”，这一公示行为说明甲苯咪唑系化学物质。既然系化学物质，也就排除甲苯咪唑致使鱼死亡的可能。（五）一审判决第12项认定朱建中死亡鲫鱼40000斤，每斤7元，合计损失280000元缺乏证据。1、虽然法官有自由裁量权，但不是没有证据的乱放大自由裁量权，40000斤的死鱼重量的说法不能以理服人。2、每斤7元的物价证据，没有经过庭审质证，或许又是法官一个人私去取的证据，显然程序违法。3、既然朱建中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损失多少，单价多少，只能严格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则负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实质上为举证不能开绿灯，是非常危险的，且说不清楚与朱建中有何特殊关系。（六）一审判决认定“原告要求销售者被告绸缪多服部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这一认定违背了本案事实且无有效证据支持。1、从去年10月19日开庭，至今年7月8日正式开庭，朱建中一直把上诉人作为被告在起诉。中途没有放弃主体资格的请求，即未放弃对上诉人的追诉。今天的判决书突然说明朱建中只要求绸缪多服部承担责任，让上诉人吃惊。不知一审法官何时收到放弃主体资格请求的申请。2、鉴定报告（河北）结论是用药处理不当导致××死，并没有直接文字结论为产品缺陷是导致鱼病死亡原因。方法是程序上的问题，产品缺陷是内在物质含量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一审法官抛开科学结论画蛇添足的明示产品质量是鱼病死的原因之一，显然与司法鉴定矛盾且自由心证。3、判决书已认定查明，朱建中故意拖延了四天才用药且稀释的水的比例严重错误，这与司法鉴定结论为用药处理不当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判决书第12页又谈及甲苯咪唑生产不符合规定是鱼病死亡的原因之一。如果本案要涉及产品质量致使鱼死亡，那么必须考量用药方法完全正确下才能准确认定产品质量有问题致使鱼死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条错误。1、判决书适用四十一条是针对人身损害的法条，而本案是财物受损的侵财案件。加之本案没有司法结论是产品侵害造成他人损害，而是结论用药处理不当的方法错误造成鱼病死。所以该法条不适用本案，上诉人不是责任人。2、判决书适用四十三条没有科学法定证据。前面已论述，本案不涉及产品缺陷侵害他人财产权利，而是朱建中故意拖延时间用药，故意乱用药等方法方面出了大错引起了悲剧发生，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7条规定自行负责。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朱建中举证不能的诉求。
朱建中辩称，一、华强公司的第一个上诉理由中的第一至第四部分，对该部分认为上诉人的说法错误，这四部分的相关事实，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基本正确。对该上诉理由的第五至第八部分，我们也认为与事实不符，特别是承办人一人去相关部门调查取证，有违程序。对华强公司认为的法律适用问题，我们也不认可，特别是原审认定朱建中违规用药，导致鱼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认为，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经有关部分鉴定，鉴定为伪劣鱼兽药。对于生产企业，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不去深究，对产生的后果一味地推卸责任，这有违法律。
潘小军辩称，同意华强公司的上诉意见。但一审法院对河北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中，在客观认定方面对于死鱼的样本进行鉴定，没有发生药物残留，死鱼和药的毒性没关系，也没有对水质进行取样鉴定，在客观认定方面上述是应该认定的。一审对鉴定意见中的主观认定方面认为有道理，支持了朱建中的诉请，一审在判决中选择性地采纳了鉴定意见。要求驳回朱建中对华强公司、潘小军的追诉权。
其余被上诉人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均未作书面答辩。
二审审理中，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异议外，上诉人华强公司还认为，原审引用派出所笔录程序不合法，派出所无权对民事案件进行调查，法院应去核实；原审引用2008年的标准不当，我们在商标中注明应适用2006年的标准；鉴定机构认为甲苯咪唑高于国家标准，对鱼有一定毒害作用有异议，这是按常理推测和经验，没有文字依据，原审认定我公司的产品超标使用，没有法律依据；证人张某的陈述不能证明朱建中已使用甲苯咪唑。证人缪某及其他证人签字也不能证明当时的事实情况。
除上诉人朱建中、华强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对于朱建中的上诉意见：一、《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仅对买卖、出租、出借兽药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和兽药批准文件的行为做了禁止性规定，而对于承包经营并未做出禁止性规定。本案中，别桥农服站系将绸缪多服部发包给潘小军承包经营，且潘小军持有溧阳市农林局颁发的兽药GSP岗位培训证书，其以绸缪多服部的名义对外经营，应当由绸缪多服部承担法律责任。绸缪多服部系独立企业法人，朱建中经原审法院释明后亦选定绸缪多服部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判决由绸缪多服部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二、对于涉案鱼塘鲫鱼死亡的原因，经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鱼塘治疗鱼病过程中用药处理不当是导致涉案鲫鱼病死的主要原因，一是治疗用药配方明显不当；二是治疗用药使用剂量明显不当。朱建中在发现鱼病后，在自行购买渔药过程中向潘小军及华强公司的技术员咨询后使用，而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经溧阳市农林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为不合格产品，系劣药，导致朱建中使用后第一次杀虫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第二次在潘小军和华强公司技术员的指导下加倍使用，使用剂量远高于国家标准推荐用量，剂量超标对鱼有一定的毒害作用，致使涉案鱼塘里的鱼继发性鱼病致鱼大量死亡。可见，华强公司生产、潘小军销售的甲苯咪唑产品质量不合格、潘小军及华强公司技术员指导用药不当系涉案鱼塘内鱼死亡的主要原因；朱建中作为有多年养殖经验的养殖户，应当在鱼出现病症时咨询专业技术人员，对症治疗，但朱建中没有采取合理措施治疗鱼病，在使用甲苯咪唑不当后，没有在涉案鱼塘使用有效内服治疗烂鳃病抗生素药物，是导致涉案鱼塘内鱼死亡的次要原因。故本院确定由绸缪多服部承担60%的赔偿责任，朱建中自行承担40%的责任。三、对于鱼死亡的重量及价格。朱建中在报案时的陈述及潘小军在派出所的陈述均称鱼死亡为四万多斤，并无具体的数额，朱建中鱼塘内死鱼的重量，经当时在场人员称重，朱建中提供的记录本上有称重的经手人签名，且经手人也到庭作证认可签字的真实性，故应予以采信，对没有经手人签字、由朱建中记录的部分，则不予认定，故应认定朱建中死鱼的重量为49350斤。对于死鱼的价格，原审法院根据向溧阳市物价局的调查意见确定为7元／斤并无不当，该调查情况虽未质证，程序上存在瑕疵，但不影响最终实体处理。故朱建中的损失应当按照49350斤＊7元／斤计算为345450元。四、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溶液不符合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华强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本案中，潘小军与华强公司技术员在相互沟通商量后指导朱建筑超量使用，构成共同过失。根据产品质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未明文排斥被侵权人在一案中只能向其中的一方主张权利，朱建中即向产品的生产者华强公司又向产品的销售者绸缪多服部提出赔偿要求，绸缪多服部与华强公司应当对朱建中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华强公司的上诉意见：
本案所涉死鱼封存的样本虽未经潘小军、华强公司、绸缪多服部、别桥农服站认可，但在原审庭审中，参与封存样本的人员到庭作证，证人证言虽然存在一些矛盾之处，但能够证明封存的样本系鱼死亡时封存的基本事实。朱建中在发现鱼病后，到绸缪多服部购买了甲苯咪唑用于杀指环虫，虽无直接证据表明朱建中已经将上述药品使用于鱼塘内杀虫，但原审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潘小军、张某的陈述、鱼体内指环虫已经杀灭等事实，认定朱建中已将甲苯咪唑使用于鱼塘内并无不当。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使用的是2006年3月农业部《兽药国家标准兽药地方标准上升国家标准》（第一册），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在2008年2月已经制定了《国家标准渔药及使用技术》，新的国家标准施行后，生产企业应当根据新的国家标准进行生产。本案中，华强公司2011年生产的由绸缪多服部甲苯咪唑也经溧阳市农林局作出溧农（兽药）罚（201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为劣药，朱建中购买了华强公司生产的甲苯咪唑第一次使用后，没有能杀灭指环虫，其后又再次大剂量使用，华强公司因生产的甲苯咪唑不符合质量要求，客观上延误了朱建中涉案鱼塘鱼病的治疗，又因为朱建中使用药品处理不当，导致鱼塘内鱼大批死亡，应当认定绸缪多服部承担主要责任。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向相关人员和部门调查案件事实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程序虽有瑕疵，但不影响实体的最终处理结果。故华强公司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朱建中的部分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华强公司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2）溧民初字第394号民事判决。
二、溧阳市绸缪多种经营服务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建中死亡鲫鱼损失207270元，承担鉴定费20000元，合计人民币227270元。
三、四川华强渔牧药业有限公司对溧阳市绸缪多种经营服务部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朱建中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朱建中负担4800元，溧阳市绸缪多种经营服务部负担5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被上诉人溧阳市绸缪多种经营服务部负担4950元，四川华强渔牧药业有限公司负担49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段若鹏
审 判 员 罗希夷
代理审判员 吴立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马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