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振恒，男，汉族，住珠海市金湾区，公民身份号码：×××5415。
委托代理人：李丽香，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国润，男，汉族，住台山市深井镇江，公民身份号码：×××7551。
委托代理人：黄超、李敏儿，均系广东凌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振恒因与被上诉人余国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棠民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月11日，刘振恒向余国润出具《借据》一份，载明：“本人刘振恒身份证号码××）因周转需要，现向朋友暂借人民币陆万元整，借款日期（2013年1月11日），还款日期（2013年2月11日）。口讲无凭，立此为据！”刘振恒在该《借据》上签名捺印确认。同日，刘振恒与余国润签订《汽车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刘振恒向余国润借款6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月11日起至2013年2月11日止，刘振恒以其名下粤J×××××颐达牌小轿车作借款担保。余国润于同日将现金60000元交付给刘振恒。借款期限届满后，因刘振恒未还款，余国润经催讨无果，故诉至法院请求解决。
在诉讼过程中，刘振恒以余国润提供的《借据》是伪造为由，申请对《借据》上的签名“刘振恒”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因刘振恒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预付鉴定费用，本次委托鉴定终止。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余国润是否为出借人；二、刘振恒是否已还清借款。
一、关于涉案借款的出借人问题。刘振恒辩称其并非向余国润借款，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借据》上没有注明出借人，但余国润持有《借据》原件，且《借据》内容与《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内容能相互印证，结合借款在场人余国汉的陈述，足以证实余国润是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刘振恒否认《借据》上签名的真实性，但没有交纳鉴定费致使未能鉴定，亦无提供其他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借款当时是由谁将现金交给刘振恒，不影响余国润作为出借人向刘振恒主张权利。故刘振恒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刘振恒是否已还清借款的问题。刘振恒辩称其向陈孟俭、余国汉等人还款合计90000元，余国润及余国汉对此均予否认。原审法院认为，刘振恒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存取款一体机对帐单》（以下简称“《对帐单》”），大部分已无法辨认，无法确认金额和收款人，亦不能证明是偿还本案借款；刘振恒的短信内容仅能证明其与“陈总”存在经济往来，但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借款有关联，且陈孟俭亦非本案债权人。故对刘振恒上述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综上，余国润与刘振恒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余国润已依约向刘振恒提供借款60000元，但刘振恒至今未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负相应违约责任。故余国润诉请刘振恒归还借款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以及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余国润、刘振恒并未约定借款期内利息，但刘振恒逾期还款，确实给余国润造成一定利息损失，故刘振恒应自借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给余国润。余国润要求按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利息，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振恒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人民币600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6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给余国润；二、驳回余国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刘振恒不按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给余国润。本案受理费1578元，由刘振恒负担。
上诉人刘振恒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关于出借人的问题，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出借人应是余国汉、余国润及陈孟俭。刘振恒因和朋友做生意需要资金买车周转，遂问前同事余国汉谁能出借5、60000元。2013年1月11日，余国汉通知刘振恒并称其弟弟余国润答应出借60000元，双方遂约在黄克竞大桥脚见面。当时在场的有余国汉、余国润、陈孟俭以及其他两个不认识的人。刘振恒与余国汉、陈孟俭坐在余国润的车上，余国润等三人同意借款60000元给刘振恒，利息4500元在借款当天支付。故扣除利息4500元后，刘振恒只拿到55500元的借款。
当时余国润明确告知刘振恒该借款是其与余国汉、陈孟俭三人共同出借，并称因其本人在台山不方便收钱，刘振恒可以还款给住在江门的余国汉。随后，余国润让刘振恒在早已准备好的《借据》及空白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上签名按指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1月11日，刘振恒向余国润出具《借据》”，与事实不符。并且在刘振恒记忆中，当时的借据上需要填写的文字是刘振恒亲自填上去的，并非当庭出示的借据，且因款项是余国汉、余国润与陈孟俭三人共同出借，故借条上只说是向朋友借款并没明确出借人。《借据》上约定一个月后清偿60000元，刘振恒因故无法按约定还款，于是致电余国汉并让其约上余国润一起协商。之后，余国汉两兄弟及陈孟俭均到场，同意刘振恒按本金60000元每月还4500的分期付款方式至还完为止。并称因余国汉平时要上班，不方便收钱，余国润把陈孟俭的账号62×××50发送给刘振恒，让刘振恒将还款交至陈孟俭的账户。刘振恒遂每月按时向陈孟俭的账户还钱。
二、关于刘振恒是否已还清60000元的借款的问题，原审判决割裂了各证据之间的关联性，错误地采信余国汉兄弟的谎言，属于认定错误。刘振恒提交的《对帐单》，虽部分无法辨认，但有几张能清楚地显示出其向陈孟俭支付款项的时间、金额和收款人等内容。事实上，刘振恒已向余国汉、余国润及陈孟俭还清涉案借款。刘振恒具体还款情况如下：
（1）2013年2月12日、2013年3月12日分别向余国汉工行账户还款4500元，合计9000元；
（2）向陈孟俭的银行账号62×××50还款如下：2013年4月12日、5月12日、6月12日、7月12日、8月12日、9月12日、10月12日、11月23日左右、12月22日至25日左右以及2014年1月22日、2月25日、5月25日，每次分别存入4500元，上述合计54000元；另于2014年4月29日存入3500元。
（3）2014年3月22日，在蓬莱工商银行门口交给余国润、陈孟俭3500元现金；2014年7月3日，在江翠路工商银行门口交给陈孟俭、余国润5300元现金，当时刘振恒的朋友李健文在场；2014年9月10日晚，刘振恒与其妻子赵某先到刘国森处借款，然后到江门市房产大厦门口将13000元现金还给陈孟俭，当时余国润在旁边的车上。刘振恒当场即称借款已还清，要求陈孟俭退还《借据》，但陈孟俭称《借据》没带来并且已自动销毁。当时，刘振恒的朋友聂永光在场。
（4）因陈孟俭称刘振恒的还款时间过长，并要求刘振恒支付2000元作为补偿，刘振恒遂于2014年10月向陈孟俭的银行账号存入2000元。
以上四项还款合计90300元，借款本息均已还清且有余。上述还款时间只凭记忆列出，与实际的可能会相差几天。
三、余国汉称其与陈孟俭不认识的笔录内容完全是说谎。事实上，余国汉认识陈孟俭，且两人均在借款现场。余国汉于2014年10月21日下午发送给刘振恒的信息中亦显示“你打电话同孟俭联系下”的内容，这信息足以看出余国汉跟陈孟俭是认识的。余国汉、余国润、陈孟俭三人均是相互认识，并且互相商量好的。
四、原审法院轻信余国汉兄弟的谎言从而错误的确认本案的借款与余国汉、陈孟俭无关，并据此驳回刘振恒要求追加余国汉、陈孟俭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本案中只有余国汉、陈孟俭到庭对质，事实真相才能查清。
综上，本案的事实是刘振恒向余国润、陈孟俭、余国汉三人借款，期间已按上述三人的要求还款。为此，刘振恒请求：1、撤销原判决；2、驳回余国润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余国润答辩称：原审判决合法有据，应予维持，刘振恒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且前后矛盾。事实上，刘振恒除签订《借据》、《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外，还签署过抵押汽车价值协议书等书面合同，只是在其否认《借据》后，余国润才补充提交《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另，刘振恒诉称余国润、余国汉同意刘振恒分期付款，又称因余国汉平时要上班不方便收钱，余国润就把陈孟俭的账号发给刘振恒，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而且其后又陈述称2013年2月12日及3月12日向余国汉的工商银行账户还款，其陈述前后矛盾。余国汉是否发短信给刘振恒，余国润根本不知情，且余国汉在一审期间也承认其并不认识陈孟俭。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振恒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赵某作证证明其是刘振恒的妻子，其与刘振恒于2014年9月10日晚上共同前往阿伯（刘国森）处借款，然后刘振恒与朋友阿光一起到江门市房产大厦门口将其通过各种途径筹集来的13000元现金还给余国汉等人。
此外，上诉人刘振恒提交了如下证据：1、手机短信信息，证明余国汉是认识陈孟俭的；2、微信信息，证明证据1中的短信发送人号码180××××1119是余国汉使用的。
被上诉人余国润对刘振恒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载明的手机号码并非余国汉所用，余国汉的手机号码实际为138××××3335；该短信记录并没有前后文，与刘振恒庭审中的陈述不符，且不能证明余国润与陈孟俭相互认识。对于证据2，该证据所显示的图片是余国汉本人，但并不能确认该微信号由余国汉本人所使用。
经审查，本院对刘振恒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一、对于赵某的证人证言，从赵某的作证陈述可知，其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刘振恒将款项转交给出借人的过程，其证言对刘振恒归还涉案借款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二、对于证据1与证据2，证据1中的手机短信存储于刘振恒本人的手机，短信发送人的姓名系由刘振恒单方设置，余国润亦否认该短信发送人的手机号码为余国汉使用，虽然证据2的微信信息显示的手机号码与手机短信发送人的一致，其微信头像为余国汉本人，但不能排除他人盗用余国汉照片的可能，且该微信号的使用者名称显示为“新宝龙.佰利消防”，并非“余国汉”，故该微信信息不能证明手机短信的发送人为余国汉，进而证据1不足以证明余国汉与陈孟俭相互认识；即使余国汉与陈孟俭是认识的，亦不能由此推定出余国润与陈孟俭认识或陈孟俭为本案的出借人。综上，证据1与证据2均无法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审理，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余国润于同日将现金60000元交付给刘振恒”不予确认外，对原审法院所查明的其他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3年1月11日，余国润在交付涉案借款给刘振恒前预先扣除了4500元作为涉案借款的利息，其实际支付55500元现金给刘振恒。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借款的出借人是谁；2、刘振恒是否已归还涉案借款；3、刘振恒应偿还的借款本息数额问题。
关于涉案借款的出借人是谁问题。余国润主张其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并提供《借据》、《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刘振恒则以涉案借款实际系由余国汉、余国润、陈孟俭等三人共同交付并且借款时已明确告知上述三人均为出借人为由主张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上述三人。本案中，现有证据显示，涉案《借据》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出借人，但载明了借款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等内容，借款人处有刘振恒的签名及捺印，并且该《借据》原件由余国润持有。余国润提交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亦清楚载明借款人为刘振恒、出借人为余国润，其载明的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签署日期等内容均能与涉案《借据》一一对应，并且刘振恒与余国润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名捺印。结合上述《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借据》，以及余国润持有《借据》原件等因素，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余国润。至于刘振恒抗辩称其在《汽车抵押借款合同》上签名时，该合同的出借人信息为空白。对此本院认为，刘振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在《汽车抵押借款合同》上签名所代表的含义以及法律后果应有认知能力，其自愿在出借人信息为空白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上签名，应视为其对合同持有人补记的默示的授权，因此刘振恒的上诉抗辩意见并不影响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的效力，并且刘振恒在二审庭审中并未否认余国润是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其仅抗辩称涉案借款的出借人还包括余国汉与陈孟俭。然而，刘振恒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抗辩意见，并且余国汉在原审法院进行的询问中亦未承认其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或向刘振恒主张权利。因此，刘振恒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余国润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合法有据，并无不当。
关于刘振恒是否已归还涉案借款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以及第九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刘振恒主张涉案借款本息已还清，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为此，刘振恒提供了手机短信信息、《对帐单》等证据以证明其向余国汉、余国润、陈孟俭等三人共支付90300元，且该款是归还涉案借款本息，但余国润对上述证据均予否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前文所述，刘振恒提交的手机短信信息、微信信息等证据均不能证明陈孟俭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其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余国润委托陈孟俭收取还款，即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陈孟俭与涉案借款具有关联性，刘振恒向本院申请调查收集陈孟俭的银行账户明细以及135××××7819、180××××1119等两手机号码的使用人，与本案讼争的借款事实无关，故本院不予准许。因此，刘振恒以其向陈孟俭支付款项主张归还涉案借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若刘振恒认为其因与陈孟俭之间的款项往来而产生纠纷，可另循其他途径解决。其次，在刘振恒提供的《对帐单》中，有三张能显示出具体的日期、金额以及转入帐号等信息，但上述信息均无显示收款人为余国汉或余国润，且刘振恒无法提供余国汉的银行账号进行核对，其他的《对帐单》则未能显示任何的款项往来信息。故该等《对帐单》均未能反映出刘振恒曾向余国汉或余国润支付款项的情况。最后，虽然刘振恒提供了赵某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其以现金方式归还部分借款，但赵某并未参与还款，其证言系传来证据，不具有直接证明刘振恒还款的事实，加之刘振恒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刘振恒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刘振恒应偿还的借款本息数额问题。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在借款当天，余国润在交付涉案借款前预先扣除了4500元作为借款利息，刘振恒实际收到的借款数额为555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关于“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的规定，刘振恒需要偿还给余国润的借款数额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进行认定，即刘振恒应偿还给余国润的借款本金为55500元。关于涉案借款的利息方面，涉案《借据》已明确涉案借款的期限，但未约定借款利息，故涉案借款应视为定期无息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关于“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的规定，本案中，刘振恒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能按时还款，出借人余国润请求刘振恒偿付逾期利息，合法有据，原审法院据此判令刘振恒自涉案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原审法院对刘振恒应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处理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棠民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
二、刘振恒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国润偿还借款本金555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55500元为基数，自2013年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余国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刘振恒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78元，合共3156元，由余国润负担389元，刘振恒负担27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镇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