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06民初16184号
原告刘仲光，男，汉族，1966年3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蓬溪县，
委托代理人旷宗彪，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丹，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1栋7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18633X2。
负责人尤程明。
委托代理人张慧迪，广东鹏城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红新，广东鹏城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侯伟，男，汉族，1973年2月7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封开县，
上列原告刘仲光与被告侯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黄海涛于2017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旷宗彪、被告侯伟、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慧迪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就原告第二次、第三次住院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申请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8月10日向本院发函确认被告平安保险公司逾期未缴纳鉴定费，故作退案处理，将鉴定委托材料退回本院。平安保险公司后亦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称不再申请鉴定。本院遂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刘艳艳于2018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侯伟、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7月7日13时30分许被告侯伟驾驶粤Ｂ×××××号车在107国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至航城大道路口时，车头与相对右方向由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车身左侧发生碰撞，造成两车部分损坏，原告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被告侯伟和原告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在医院接受治疗，出院；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赔偿了原告部分损失；2016年8月19日原告右小腿旧伤感染至医院治疗，2016年9月17日至医院拆除内固定物，前后共住院55天，花费医疗费人民币30,000余元；就该部分后续治疗损失，原、被告之间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1,427元（详见赔偿清单）；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两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主张本次起诉针对伤口感染及骨髓炎的治疗，不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害，且其伤口感染导致骨髓炎并非事故造成骨折后必然发生的病情，是原告自身原因导致的，不能排除其生活的环境带有导致骨髓炎的细菌，或者其自身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因此无法证明与本案交通事故有直接关联性及必然性，侵权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27日13时30分许被告侯伟驾驶粤Ｂ×××××号车在107国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至航城大道路口时，车头与相对右方向由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车身左侧发生碰撞，造成两车部分损坏，原告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认定被告侯伟驾车时疏忽大意未注意前方情况，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刘仲光驾驶非机动车横过机动车道负事故同等责任。本案所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时间为2014年7月7日，但原告提交的入院记录、病历资料和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协议书》和《车险人伤初核清单》载明的事故时间和出险时间均显示事故时间为2014年7月27日，故本院根据优势证据，确认事故的发生时间为2014年7月27日。
事故发生当日起原告刘仲光在深圳恒生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10月28日出院，住院93天，出院记录载明出院情况为“患者一般情况良好，左小腿部手术伤口I期愈合，干燥，无红肿，现已拆线……左胫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术后骨折对位对线良好，内固定物无松动，未见明显骨痂生长”，出院医嘱为“休息3月，加强营养，注意休息，一年后根据复查情况，可取出内固定物，预计二次住院费用人民币10,000元，住院期间陪护一人”，本次治疗产生住院医疗费人民币45,977.09元。
2015年9月18日，原告刘仲光与被告侯伟签订《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协议书》，确认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害损失赔偿为人民币74,957.2元，医药费共计人民币52,487.19元，其中被告侯伟垫付了人民币9,460.29元，原告自行垫付了人民币15,000元；原告需自行承担医疗费人民币16,994.87元、被告侯伟的修车费人民币3,600元，扣减后被告侯伟实际赔付金额为人民币69,362.33元（74,957.2-1,994.87-3,600）；原告刘仲光和被告侯伟均同意授权平安保险公司直接将本次赔偿款人民币69,362.33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原告的银行账户。协议书还约定被告侯伟履行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之后，原告刘仲光与被告侯伟、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各方的权利义务就此终结，此后原告刘仲光不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任何理由再就本次交通事故向被告侯伟、平安保险公司提出追加任何经济赔偿的要求。
2016年8月19日原告第二次在深圳恒生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9月1日出院，住院13天。住院病案首页载明门诊诊断为左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骨性愈合，左小腿感染，损伤、中毒的外部因素为骨折内固定物植入感染。入院记录载明，“主诉：左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2年，左小腿红肿、疼痛3天；现病史：患者于入院前2年因车祸致左胫腓骨骨折，在本院行左胫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后予预防感染、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切口愈合拆线出院，出院后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未诉特殊不适，4天前患者诉感冒后，在当地诊所行输液治疗（具体用药不详），出现左小腿红肿、疼痛，……于今日来我院就诊，查左胫腓骨X片示经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骨性愈合，不排除骨髓炎……”。本次治疗产生住院医疗费人民币6,455.17元、门诊费人民币210元。出院小结载明出院医嘱为继续口服阿莫西林抗感染治疗4周，定期复查，左小腿红肿、疼痛加重等情况随时来院就诊。
2016年9月6日原告第三次在深圳恒生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10月19日出院，住院42天。住院病案首页载明门诊诊断为左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骨性愈合，左小腿感染，损伤、中毒的外部因素为骨折内固定物植入感染。入院记录载明，“主诉：左胫骨慢性骨髓炎，左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骨性愈合；现病史：患者于入院前2年因车祸致左胫腓骨骨折，在本院行左胫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后予预防感染、促进骨折愈合等治疗，切口愈合拆线出院，出院后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未诉特殊不适，20天前患者诉感冒后，在当地诊所行输液治疗（具体用药不详），出现左小腿红肿、疼痛，……来我院住院治疗，诊断左胫骨骨髓炎，行抗感染治疗，经治疗后患者左小腿红肿消退，于1周前出院，今患者左小腿红肿再次加重，再次来我院骨科门诊就诊……”。本次住院治疗中，原告拆除了内固定物，产生住院医疗费人民币21,375.42元。
另查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为涉案车辆承保了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人民币500,000元），含不计免赔，涉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以上事实，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认定书、病历资料、医疗费发票、住院病人费用结算明细清单、《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协议书》、《车险人伤初核清单》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侯伟驾驶机动车与驾驶非机动车的原告发生碰撞，造成两车部分损坏、原告受伤的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刘仲光与被告侯伟负事故同等责任，故被告侯伟应对原告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也应就被告侯伟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原告刘仲光与被告侯伟于2015年9月18日签订《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协议书》，明确原告的损失和双方承担的责任及赔偿方式，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诚信履行。协议签订后，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已将协议约定的赔偿款支付给原告，协议内容已履行完毕。现原告主张签订协议时不能预见后续治疗产生的费用，该协议显失公平，要求被告对原告第二次和第三次住院治疗产生的损失予以赔偿，并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撤销该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就此终结”的约定，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原告所主张的后续治疗产生的费用及损失实际包括两部分，一是拆除内固定产生的费用和损失，一是治疗骨髓炎产生的费用和损失。
对于拆除内固定产生的费用和损失，2014年10月28日原告刘仲光出院时的出院医嘱明确载明“一年后根据复查情况，可取出内固定物，预计二次住院费用一万元”，该医嘱的时间早于原告刘仲光与被告侯伟签订《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协议书》的时间，足以证明原告对后续拆除内固定将产生相应费用和损失是明知的，而其自愿与被告侯伟签订协议，是其对自身利益衡量处分的结果，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亦无明显的不公平之处，应视为后续拆除内固定的相应费用和损失包含在《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款项中，被告无需再向原告支付拆除内固定产生的费用和损失。此外，原告刘仲光与被告侯伟签订该协议，意在一次性解决本案所涉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事宜，故约定“被告侯伟履行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之后，原告刘仲光与被告侯伟、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各方的权利义务就此终结，此后原告刘仲光不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任何理由再就本次交通事故向被告侯伟、平安保险公司提出追加任何经济赔偿的要求”，符合双方签订协议的本意，是双方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的法律行为承担相应后果，遵守法律的诚信原则；故对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关于撤销该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就此终结”的约定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治疗骨髓炎产生的费用和损失。根据原告提交的病历，原告第二次和第三次住院是因为骨折内固定物植入感染导致骨髓炎。本案所涉交通事故造成原告骨折，但内固定物植入感染所致骨髓炎并非交通事故直接所致，基于常识应是治疗行为或者原告自身的护理行为所致，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内固定物植入感染所致骨髓炎与交通事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因治疗骨髓炎产生的费用和损失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仲光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18元，由原告刘仲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双方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艳 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华敏（兼）
书记员 莫 莹 莹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