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20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1，女，195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明，江苏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江苏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2，男，194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3，男，194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4，男，195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5，女，195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玄武区，现住南京市栖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自强，北京市惠诚（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6，男，195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美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某1因与被上诉人戴某2、戴某3、戴某4、戴某5、戴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5)秦民初字第5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明、周艳、被上诉人戴某2、戴某3、被上诉人戴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自强、被上诉人戴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戴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为按照戴树和遗嘱依法继承分割苜蓿园大街66号梅花山庄某幢302室和本案案涉的戴树和的466683.03元钱款及其利息，其要求分得33.3%，戴某5分得22.22%，戴某6、戴某3、戴某4、戴某2各分得11.11%。事实和理由：1、在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前，戴某2、戴某3、戴某4已经就继承事宜提起诉讼，证明戴某2、戴某3、戴某4自己并不认可分配协议；2、2014年4月7日的分配协议是家庭内部为解决遗产纠纷，避免诉讼所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的签订是以不进行诉讼为前提；3、戴某1在签订该分配协议时，并没有看到父亲留有的遗嘱，因此该分配协议并不是上诉人戴某1的真实意思；4、一审认定2011年2月遗嘱的真实性，但并未按照该遗嘱处分遗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的法律适用错误。
戴某3辩称，1、2015年7月戴某2、戴某3、戴某4起诉要求查清父母的遗产，后发现父母的部分财产被侵占，故选择撤诉，该案最终没有形成实体裁判结果，对撤诉方没有约束力；2、各继承人召开家庭会议主要是明确遗产的分配比例，分配方案是大家协商确定的，没有不起诉的前提；3、戴某6在开家庭会议时向所有继承人出示了父亲2011年的遗嘱，故上诉人称没有看到遗嘱无事实依据；4、全体继承人达成的分配协议是有效力的，任何继承人不得随意提出异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某2同意戴某3的答辩意见。
戴某4未发表答辩意见。
戴某5辩称，召开家庭会议时，戴某6拿出父亲的自书遗嘱，除了戴某2看过，其他人都没有看过，故分配方案不是上诉人和其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分配方案在2014年4月7日签订后一直都未执行，说明分配方案也不是大家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所有继承人都先后用自己的行为否定了2014年分配方案的效力，因此该分配方案已经失去效力，而其父亲留有自书遗嘱，本案遗产应按照该自书遗嘱继承。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戴某6辩称，2014年4月6日召开家庭会议时，戴某2、戴某3、戴某4提出要提起诉讼，为了避免诉讼，其和上诉人及戴某5作出让步才签订了分配方案，后戴某2、戴某3、戴某4提起诉讼，其认为该分配方案就失去效力。各继承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都以自己的行为分别否认分配方案的效力，那就应该按照2011年的有效遗嘱分配遗产。
戴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按照戴树和遗嘱依法继承分割南京市苜蓿园大街66号梅花山庄某幢302室房屋；2、按照戴树和遗嘱依法继承分割由戴某2掌控、持有的戴树和原中行卡存款145547.92元及利息；3、按照戴树和遗嘱依法继承分割由戴某4掌控、持有的戴树科研提成收入301503.11元、生前医药费报销款项19632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某1和五原审被告系同胞兄妹，母亲朱家珍于2010年6月25日去世，父亲戴树和于2013年10月16日去世。南京市苜蓿园大街66号梅花山庄某幢302室房屋系朱家珍、戴树和的夫妻共同财产。戴树和名下中行卡有存款145547.92元及利息（戴某2处）、单位科研提成收入301503.11元、医药费报销款19632元及利息（由戴某4转至戴某3处）。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关于被继承人朱家珍、戴树和遗产依法应当分别按照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处理还是按照原审原、被告签订的遗产分配方案处理。
戴某1就其主张提供(2015)宁钟证民内字第1452号公证书及戴树和遗嘱复印件，证明被继承人戴树和于2011年2月留有自书遗嘱一份，对遗产分配进行确定，并明确戴某1因对被继承人戴树和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所以遗产多分得一部分。
五原审被告对遗嘱真实性予以认可。戴某2、戴某3、戴某4认为该遗嘱不是被继承人戴树和真实意思表示，且处分了被继承人朱家珍的遗产，依法无效。戴某5、戴某6认为该遗嘱是被继承人戴树和在清醒的情况下做出的，且符合法律上对于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合法有效。被继承人朱家珍的遗产可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戴某3就其主张提供有戴树和签名的2011年2月电脑打印版戴树和遗嘱及没有戴树和签名的2012年11月29日电脑打印版戴树和遗嘱复印件各一份，戴某5提供有戴树和签名的2011年2月电脑打印版戴树和遗嘱原件四份。
对有戴树和签名的2011年2月电脑打印版戴树和遗嘱，各方均认可其真实性，且是戴树和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同于戴树和自书遗嘱；对没有戴树和签名的2012年11月29日电脑打印版戴树和遗嘱，戴某1、戴某5、戴某6不认可其真实性，戴某2、戴某3、戴某4认可其真实性。
戴某3就其主张提供2014年4月7日原审原、被告签署的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原件一份。内容为：关于父母留下遗产（现金及房产）经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1.现金及房产（出售后）总额的10%为母亲遗产由继承人平均分配；2.其余部分按父亲最后2012年遗嘱的分配。比例为戴某12.0，戴某51.5，戴某2、戴某3、戴某41.2，戴某61.0进行分配；3.此方案经全体继承人签字后生效。一经签字后不得擅自退出更改；4.在遗产总额中扣除17.4万元（戴某2：3万元、戴某614.4万元）。
原审原、被告均认可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的真实性，但戴某1认为该分配方案的前提是兄妹六人协商解决问题，避免诉讼。戴某2、戴某3、戴某4于2015年7月另行对戴某1等提起遗产法定继承诉讼，违反了协商前提，推翻了该分配方案，戴某1在签字时并未看到父亲遗嘱，故不认可该分配方案。戴某5、戴某6也不认可该分配方案。戴某2、戴某3、戴某4认可该分配方案。
根据上述证据质证情况，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戴树和于2011年2月留有自书遗嘱及签名电脑打印版遗嘱各一份。原审原、被告于2012年11月29日两份遗嘱对相关房屋和存款等财产继承分配意见相同即：如果基数为1，戴某1按基数1的3倍分配；戴某5按基数1的2倍分配；戴某2、戴某3、戴某4、戴某6均按基数1分配。因两份遗嘱处分了被继承人朱家珍所有的财产，该部分依法无效，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两份遗嘱部分有效。戴某3提供的没有戴树和签名的电脑打印版戴树和遗嘱，因缺乏戴树和的签名，不具备遗嘱的法定要件，不予认定。戴某3提供的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均有原审原、被告签名，依法应为各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合法有效。戴某1和戴某5、戴某6以戴某2、戴某3、戴某4提起遗产法定继承诉讼及戴某1在签名时未看到父亲遗嘱等为由主张该分配方案无效，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被继承人朱家珍生前并未留有遗嘱，去世后的遗产各继承人未予实际分割，由戴树和负责保管使用，与戴树和财产发生混同。被继承人戴树和生前留有遗嘱，去世后的遗产诉争房屋，中行卡存款、科研提成收入、医药费报销款共计466683.03元及利息等个人财产部分，依法按遗嘱继承处理。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做出放弃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原审原、被告在被继承人朱家珍、戴树和去世后均未表示放弃继承，视为接受继承，并形成财产共同共有关系。在戴树和去世后，原审原、被告就被继承人朱家珍、戴树和的遗产一并协商处理确定分配方案，此时，原、被告之间已由之前的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法律关系转变为财产共同共有的法律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因此，原审原、被告签订的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上述协议应是各共有人对共有财产进行处分的意思表示，依法对各共有人具有约束力。
本案应按原审原、被告达成的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对相关财产进行分割处理。戴某1要求按照被继承人戴树和遗嘱继承分割遗产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按该方案分配不能计算穷尽，考虑戴某1相比遗嘱继承所得利益实际减少，一审法院酌定不能穷尽的财产部分均归戴某1所有。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本市××区苜蓿××大街××室房屋由戴某1、戴某2、戴某3、戴某4、戴某5、戴某6按份共有，其中戴某1享有23.89%产权份额，戴某5享有18.33%产权份额，戴某2、戴某3、戴某4各享有15%产权份额，戴某6享有12.78%产权份额；二、被继承人戴树和名下中行卡存款、科研提成收入、医药费报销款合计466683.03元，由戴某1分得69922.23元，戴某2分得73902.4元，戴某3、戴某4各分得43902.4元，戴某5分得53648.7元，戴某6分得181404.9元；三、被继承人戴树和名下中行卡存款、科研提成收入、医药费报销款合计466683.03元的利息，按戴某123.89%，戴某518.33%，戴某2、戴某3、戴某4各15%，戴某612.78%的比例分割。案件受理费27756元，由戴某1负担6636.6元，戴某5负担5087.6元，戴某2、戴某3、戴某4各负担4163.4元，戴某6负担3541.6元。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提交了新的证据。上诉人戴某1提交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出具的户籍档案查询登记表一份，证明继承人和被继承人身份，各被上诉人对此不持异议。被上诉人戴某3提交2013年11月29日戴某5手写的家庭会议记录原件一份，证明在2013年11月29日戴某1和戴某5就知道2011年戴树和遗嘱的内容。经质证，戴某5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所有人都收到该遗嘱；戴某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会议记录中所讲的2011年遗嘱指的是机打签名的遗嘱，不是手写的遗嘱，故其当时并不知道其父亲还有手写遗嘱；戴某2、戴某6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另查明，除了本案已涉及的财产，上诉人自认在其处保管了40余万元遗产，戴某5称还有案涉房屋中的物品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未予分割。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2011年手书和打印遗嘱、2012年打印遗嘱、分配方案、(2015)宁钟证民内字第1452号公证书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的2014年《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是否有效以及一审确定的遗产分割比例是否恰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中，被继承人朱家珍死亡时未留有遗嘱，属于朱家珍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鉴于被继承人戴树和死亡后，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而戴树和签名的2011年2月遗嘱明确了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本案中，各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均未表示过放弃继承，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故诉争的被继承人朱家珍和被继承人戴树和的遗产，应归本案各继承人共有。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各继承人基于继承的事实，各自对自己享有的本案案涉房产和现金遗产的份额作出处分，共同签订了2014年《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鉴于各继承人均不否认2014年《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的真实性，故该《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对各继承人均具有约束力。本案案涉的房产和现金遗产应按照该分配方案处理。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2014年《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是以不进行诉讼为前提，戴某2琦等人提起诉讼，故不应按该方案履行的意见，本院认为该分配方案中并无约定如有任一方提起诉讼则分配方案无效，且其他被上诉人对于有无该口头约定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所提其在签订《现金及房产分配方案》时不知还存在2011年2月的手书遗嘱，故该分配方案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经查，被上诉戴某6诚的陈述及被上诉戴某3琨在二审提交的会议记录均证实上诉人曾经向其他继承人送达2011年2月的机打遗嘱，而该机打遗嘱关于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内容与2011年2月的手书遗嘱完全一致，证实上诉人知悉其父留有2011年的遗嘱，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处理遗产范围的问题，因各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一致确认被继承人尚有现金遗产未予分割，被上诉戴某5琛认为尚有父母遗留的物品未予处理，故一审法院酌定不能穷尽的财产均戴某1珩所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本案案涉遗产以外的财产，因当事人未在一审提出要求分割的具体诉讼请求，本案不予理涉，当事人可另案解决。
综上，上诉戴某1珩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戴某1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武 琼
审判员 徐松松
审判员 陈晓霞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汤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