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792号
原告宝衣仓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宣科。
委托代理人张斌，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垚翔，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标杆仓储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稀达。
委托代理人徐青，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毛姗姗，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宝衣仓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衣仓网络公司）诉被告上海标杆仓储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杆仓储物流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被告标杆仓储物流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后被告标杆仓储物流公司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6月5日、6月30日、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标杆仓储物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毛珊珊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宝衣仓网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宣科及委托代理人张斌、王垚翔，被告标杆仓储物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青均到庭参加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宝衣仓网络公司诉称，原告在淘宝天猫开设有Ponieconie旗舰店、Iamex童装旗舰店及Pilipala童装旗舰店三家店铺，专门从事婴童装的网络销售。为了企业能有更好的发展，原、被告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标杆物流B2C仓储物流合作协议》，约定将原告商品的仓储服务及物流配送管理交由被告托管，在该合作协议中，双方明确被告的收费方式方法，约定原告商品上架清点及出库时限。合作初期，双方相处较为愉快，被告的服务也的确为原告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帮助，但随着被告自身业务量的提高，被告的服务水准也开始下降。原告早在2013年3月初就已经通知被告有Iamex及Pilipala两个新品牌要入库，并额外支付高额费用开发了仓库的对接软件，然到8月份新品即将到库时，被告却突然提出种种理由，推诿入库，虽经原告紧急磋商，被告最终同意新品入库，但又提出被告处库存有限，只有清空现有商品，才允许新品入库。被告这一做法直接导致原告大量商品无法及时入库，仅原告移仓时被告交付的未入库商品就达161箱之多，原告资金链受到严重影响。此外，被告在物流配送上也开始出现严重情况，原告Ponieconie品牌的淘宝动态评分一度从高于行业平均水平30%下跌至行业平均线，严重影响原告店铺的销售业绩。
原、被告双方就仓储服务及物流配送出现的问题曾多次进行协商，但被告未能妥善处理，更无法就库位不足问题给予原告适当的解决方案。为保证三家店铺的经营销售能有序进行，原告无奈只能选择于2013年10月初开始整体移仓，但因移仓事务对物流、销售的多方影响，原告10月、11月的销售业绩发生大幅下滑，原告营业利润损失惨重，而且移仓过程中，被告以仓储费未结清为由，强行扣下原告11，466件货物，另经原告盘点，原告供货商于2013年8月21日将型号30008的儿童长袖衬衫快递至被告处，被告签收后未清点上架也未移交原告，即共计422件商品全部遗失。
原告认为，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合同义务，被告未能妥善履行自身合同义务，最终导致被告不得不移仓，并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同时，被告恶意扣押原告商品的行为亦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此，被告理应赔偿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并及时返还其扣押的所有商品。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1、交付剩余库存衣物11，466件，如被告无法交付，则按原告移仓时已提商品均价人民币78.43元／件的标准，赔偿原告折价款899，278元；2、赔偿货物遗失损失41，778元（422件30008款男童衬衫，按吊牌价318元的最低折价99元／件的标准计算）；3、赔偿移仓损失22，000元；4、赔偿经营损失400，000元；5、赔偿公证费用4，500元；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期间，原告于2014年7月7日从被告处提取3，521件衣物，鉴于被告明确表示无法交付剩余7，945件衣物，故原告将第一项诉请变更为被告赔偿衣物损失588，866元（其中有明细的2，740件衣物按照实际销售价计算，损失合计为180，638元，另外无明细的5，205件衣物按原告移仓时已提商品均价78.43元／件的标准计算，损失合计为408，228元）。
被告标杆仓储物流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截止至2014年6月5日，被告留置原告衣物3，841件，被告依法行使留置权是因为原告有20，000余元的仓储费没有结清，待原告支付20，000余元的仓储费后，被告愿意交还。双方并非单纯的仓储合同关系，被告除了提供保管服务外，还对原告所有货物进行细分、配送等。对140，235件的总数量无异议，但该数额不仅包括衣物本身，还包括耗材数量，如快递包装盒、封箱带等，截止至2014年7月7日，原告实际已提货物为132，290件（128，769件＋3，521件），不存在7，945件没有交付的情况。对第一项诉讼请求，衣物损失应以其与供应商的实际采购价格为计算标准，对原告提供的2，740件衣物明细表中的售价有异议，原告未提供5，205件衣物的相应规格型号及价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第二项诉讼请求，被告确实签收了2箱30008款儿童长袖衬衫，具体是否有422件不清楚，但被告将没录入数据库的161箱衣物交付给了原告，其中就包括2箱30008款儿童长袖衬衫，161箱衣物的具体规格型号不清楚，对99元／件的单价计算标准不予认可；对第三项诉讼请求，双方协商一致终止仓储合同，原告自行移仓的损失，与被告无关；对第四项诉讼请求，应由审计部门作出审计才能看出经营状况，且原告无法证明原告的经营状况系由被告的原因引起；对第五项诉讼请求，合同未对主张权利的费用进行约定，所以公证费用不应得到支持。
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0日，原告宝衣仓网络公司（客户）与被告标杆仓储物流公司（仓储公司）签订《标杆物流B2C仓储物流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仓储公司是为客户提供B2C仓储作业及配送管理服务的主体，客户委托仓储公司承接其入库商品的仓储作业和配送管理，并支付费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通过WMS信息系统进行仓储作业与配送管理，原告可通过数据接口进行信息查询。合同运作模式具体如下：原告向第三方工厂定制成衣，第三方工厂将成衣发送至被告仓库，被告负责商品的清点、上架、存储等工作，并将相应统计数据发给原告，原告进行网络销售，被告根据原告在线销售要求将销售订单进行分拣、包装、出库等。
根据协议约定，SKU指保存库存控制的最小可用单位，如纺织品的唯一款色码定义。服务类别包括出入库、存储、仓内活动、耗材管理，其中出入库一类中有卸货费、条码费、清点／上架费。清点／上架费费用说明栏注明“检查商品外观是否完好，是否破损、泄露，整箱需开箱核对数量，不允许SKU多项混放”。价格计算方式为“SKU数＊2＋件数＊0.15”，备注“抽样扫描、逐件点数，SKU违规多箱混放时有交叉损益”。耗材管理一类有缓冲／包装管理费用，系免费，费用说明栏注明“提供气枕／气泡／塑料袋／纸箱供应商和包装方”，备注“品牌商自行采购，仓储公司帮助管理”。
按照服务指标要求，库存差异率为200PPM（即万分之二），备注“盘点差异金额／出库总金额”；出库差异率为200PPM（即万分之二），备注“包括拣货、包装、打包，错发或者漏发的，扣除相关作业费用（仓储＋配送），并免费补发相关商品”。
庭审中，双方确认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10月18日，协议终止后，原告有过多次提货行为，最后一次提货时间为2013年10月21日左右。嗣后，双方没有对最终库存数量进行现场清点。2014年7月7日，经本院协调，原告至被告处提取3，521件衣物并支付15，000元仓储费，因双方仍有争议，原告要求判如所请。
再查明，2013年10月22日，原告从被告处提走耗材，《退货确认清单》载明“BYC三个品牌的耗材，纸箱3.1方、胶带5箱、快递袋9袋”，原告工作人员左新豪、何魏伟签字确认。
2013年10月29日，原告工作人员岳雷向被告工作人员邵青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主题为“退仓数量差异确认”，载明“根据10月19日凌晨1点的查询平台导出宝衣仓库存账面数量（10月20日再次导出并核对无变化）减实收数量得出的差异，明细见附件”等内容，邮件附件为《退仓数量差异表》。
2013年10月30日，被告工作人员余璐向原告工作人员岳雷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主题为“宝衣仓已退仓数量及在仓数量核对”，载明“上次宝衣仓退仓后，双方当场签字认可的已提货数量为128，769件（有纸质文件当场签字交接为证），剩余在仓数量3，538件，标杆系统数量未做下架时132，310件，两者相差3件。具体请见附件交接数量明细、在仓明细。请再次确认贵方是否已提货128，769件，如确认，贵司可在全额支付退仓款后一次性提走剩余在仓所有宝衣仓产品”等内容。
同日，原告工作人员岳雷回复邮件，邮件主题为“回复：宝衣仓已退仓数量及在仓数量核对”，载明“已提货数量128，769件我方确认，剩余在仓数量3，538件因为与上次贵司发给我们小伟的数量不符，请再次核实后回复，出仓费用22，064.96元请再次确认，鉴于每次给我司的对账数据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请核实以上数据，并最终确认”等内容。
2013年10月31日，被告工作人员邵青向原告工作人员岳雷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主题为“BYC-201310退仓费”，载明退仓费金额为22，064.95元，邮件附件注明为货主BYC（宝衣仓网络公司），订单类型为退货出库，件数为140，235件，费用计算公式为“包裹SKU数＊2＋件数＊0.15”，因包裹SKU数显示为空，故订单处理费为140，235＊0.15=21，035.25元。
诉讼中，原告认为应退仓数量140，235件均系衣物，原告已提货132，290件（128，769件＋3，521件），被告尚有7，945件衣物无法交付，应赔偿相应损失。被告对140，235件数量无异议，在对原告证据进行质证时，其表示140，235件包括衣物和耗材，其中耗材7，625件（2013年10月22日原告已提走），原告已提衣物128，769件，库存衣物3，841件，然在己方举证陈述140，235件数量构成时，其表示衣物实际数量132，194件，耗材7，625件，合同约定差异率范围内的差异件416件。
在问及邮件中所提及“上次你们公司发送给小伟的库存数量”是多少时，被告陈述“系公司员工徐东东通过QQ形式发送的，信息已经丢失，无法确定，也记不清了”。在问及合同对库存差异率有无约定时，双方均陈述“库存差异率为万分之二”。在要求被告解释邮件所提及的剩余在仓数量3，538件与庭审中所陈述的库存衣物3，841件存在数量差异原因时，被告陈述“3，841件是理论数据，两者数量存在差异属于合理范围”。
诉讼中，在问及原告工作人员岳雷于2013年10月19日从被告系统平台中查询了库存数量，能否提供相应数据，有无与已提货数量进行相应比对时，原告陈述“11，466件衣物的规格、型号无法提供，相应的数据也无法提供”。在诉讼期间提取3，521件衣物后，原告陈述剩余的7，945件衣物中，2，740件衣物的具体明细系通过被告库存明细与已提货衣物规格型号进行对比后得出，按照原告的市场售价得出损失金额为180，638元，其余5，205件衣物无法提供具体明细，参照移仓时已提商品均价78.43元／件的标准得出损失金额为408，228元。
在问及不同规格、型号的衣物，原告是否有采购价时，原告陈述“有的”。诉讼中，原告未提供相应衣物的采购价。在问及损失的计算方式双方有无约定时，双方均陈述“无约定”。在问及2，740件衣物的计算依据时，原告陈述“采购衣物用于出售，若衣物不损失，原告获得的将是衣物的销售价，并非采购价。若衣物损失了，原告损失的就是衣物的售价。售价是我们自己定的，售价的相应证据数量太大，一时难以提供，若法院不采纳原告的售价金额，请求对价格进行酌定”。在问及2，740件衣物的利润时，原告陈述“毛利润一般是售价的一半，采购价的一倍”，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利润不清楚，原告所称利润率过高”。在问及是否申请对2，740件衣物价格进行评估时，原告陈述“不申请评估，价格、利润等由法院酌定”。
在问及无明细的5，205件衣物损失的计算依据时，原告陈述参照移仓时已提商品销售均价78.43元／件的标准，即已提货数量128，769件，总金额为10，099，401.60元，得出销售均价为78.43元／件。根据原告提供的《已提商品数量价格明细》显示，已提衣物销售价格9元／件至199元／件不等。
另查明，2013年8月21日，原告工作人员何魏伟向被告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主题为“新品牌到库”，载明“新品牌PiliPala30008款今天会到库，申通单号XXXXXXXXXXXX，XXXXXXXXXXXX一共两箱，请帮忙先收货，后续会尽快推送入库单。谢谢”等内容。
2013年8月30日，原告工作人员何魏伟向被告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主题为“083001金卓”，载明“附件为083001金卓新品牌PiliPala大货入库，已经到达仓库，请尽快入库，谢谢”等内容，邮件附件含《083001金卓30008新品》、《083001金卓到货预约表》。《083001金卓到货预约表》载明“到货数量422件、申通单号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等信息。
2013年10月12日，被告将161箱未入库货物退还原告，双方未制作明细。诉讼中，被告表示签收了2箱30008款衣物，但161箱未入库货物包括2箱30008款衣物，已退还原告。原告当庭予以否认。
在问及30008款衣物的损失计算依据时，原告陈述“吊牌价308元，折算的最低售价为99元／件，乘以422件，故遗失衣物损失为41，778元”。被告对99元／件的计算标准不予认可。
在问及移仓损失依据时，原告陈述“移仓、物流等损失，没有证据证明”。在问及经营损失依据时，原告陈述“根据2013年8月、9月、11月的销售额来推算10月份的经营损失”，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应由审计部门作出审计才能看出经营状况，且原告无法证明其经营状况系由被告原因引起。在问及公证费等费用承担有无约定时，双方均陈述“无约定”。
以上事实，由《标杆物流B2C仓储物流合作协议》、电子邮件、《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083001金卓到货预约表》、《退货确认清单》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标杆物流B2C仓储物流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中，双方对140，235件总数无异议，原告宝衣仓网络公司诉称协议终止后被告尚有衣物7，945件无法交付、继而主张相应衣物损失，被告辩称衣物已全部交付完毕，其余为已归还的耗材及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差异件。对此，本院认为，结合付款账单及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耗材管理系免费，不应属于订单处理费收取范围，且本院注意到，耗材与衣物之计量单位各异，《退货确认清单》所载内容亦无法证明已退还耗材即为7，625件，被告有关7，945件中含7，625件耗材之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差异件属合同允许范围，然结合协议服务指标之约定，无论是库存差异率还是出库差异率，均为万分之二，故原告主张被告尚有7，945件衣物未交付，本院予以采信。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基于被告库存明细与已提货衣物规格型号进行对比后得出2，740件衣物的明细，并据此按照市场售价主张损失，然本案中，合同对损失计算方式未作约定，原告既未举证证明2，740件衣物的相应采购价，又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市场销售价，亦未要求对衣物价格进行评估，在被告对衣物价格及利润率持有异议的情形下，本院实难酌定损失。同理，对于5，205件无明细的衣物，原告要求参照移仓时已提商品均价78.43元／件的标准计算损失，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原告可进一步搜集证据，再行主张损失。
至于2箱30008款衣物，被告辩称161箱未入库货物包括2箱30008款衣物，已退还原告，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原告亦予以否认，故被告之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422件30008款男童衬衫损失，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然对损失金额的计算，鉴于合同对损失计算方式未作约定，原告主张按吊牌价318元的最低折价99元／件标准计算，其既未举证证明该款衣物的采购价，又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实际销售价，亦未证明该款衣物的利润率，被告对最低折价99元／件标准亦持异议，故本院实难酌定，原告可进一步搜集证据，再行主张损失。
关于移仓损失，原告亦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对经营损失，原告按照前后月份的销售情况推导损失，依据不足，且本院注意到，协议于2013年10月18日终止，原告在起诉状中亦自述于10月初开始整体移仓，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系被告行为导致原告销售业绩下滑，故对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公证费用，无合同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宝衣仓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314元，减半收取计7，157元，由原告宝衣仓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韩春海
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王 倩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