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77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竹波，男，1941年7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顾健，女，1939年10月2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连芬，女，1943年7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燕，女，1972年9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京，女，1977年6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京，女，1977年6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连芬，女，1943年7月29日出生。
上诉人陈竹波因与上诉人马连芬、张燕、张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15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李利担任审判长，法官邹明宇、法官甄洁莹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本院于2015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竹波及其委托代理人顾健、马丽芬、张京（兼张燕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竹波在一审起诉称：北京东方上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振民在内外交困（因与公司另一股东间的“六个诉讼官司”而流落到厂外，“有厂不能进”；“而家中又爱人闹离婚女儿要断绝关系”，“有家不能回”等复杂情况）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再三恳请陈竹波等人出面为其操劳谋划帮其走出困境，使其能够重回了厂里并恢复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的固有权利和职责。自2011年8月，陈竹波应张振民之邀，帮其处理各项利益攸关的工作和公司事务，使公司和张振民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了最大维护。对此，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振民决定以赠与一部分股份的形式从他自己掌握的80%公司股份中转让给陈竹波5%的股份作为陈竹波的工作报酬（以股代酬），并于2012年4月8日双方签订《协议书》予以确认。事实上，这是一份用赠与股份的形式以股代酬的股权转让合同。但由于马连芬、张燕、张京和被继承人张振民的原因（其后来生病再后又去世），至今股权转让合同未能履行，现陈竹波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马连芬、张燕、张京协助将张振民名下5%的东方公司的股权变更到陈竹波名下。
马连芬在一审答辩称：不同意陈竹波的诉讼请求。现股份还在张振民名下，马连芬、张燕、张京无法协助变更。张振民生前明确表示不同意将5%的股份转给陈竹波。
张燕在一审答辩称：同马连芬的答辩意见。
张京在一审答辩称：同马连芬的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张振民（2013年11月2日去世）与马连芬系夫妻，张京、张燕系其二人之女。张成、马领珍系张振民之父母，已分别于1960年3月、1994年6月去世。陈竹波与张振民系同学关系。
张振民生前与范维系东方公司股东，占股比例分别为80%、20%。范维曾以股东出资纠纷为由将张振民、东方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该院于2012年9月4日出具（2012）海民初字第189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范维将其所持有的东方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一百万元）转让于张振民，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二百万元；二、张振民分三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于二〇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前支付首期转让款七十万元，于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支付第二期转让款七十万元，余款六十万元于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前付清；三、范维于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七日内将其持有的东方公司的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对应出资额人民币一百万元）变更至张振民名下。如范维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则张振民有权就此立即申请强制执行；四、如张振民于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前仍未能全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则范维有权继续全额保留其所持有的东方公司的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对应出资额一百万元人民币），范维所收取的张振民已交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不予退回；五、范维放弃本案中其他诉讼请求。该调解书作出后，张振民未予履行，于2013年11月2日去世后，其继承人亦未予履行，范维继续持有20%东方公司股份，后范维将上述股份转让给了张祝顺。2013年12月19日，马连芬与张祝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称马连芬系张振民名下股权的唯一合法继承人，马连芬将张振民名下75%东方公司股权以310万元价格转让给张祝顺，并约定了分期付款、分批过户。张祝顺受让的张振民名下股份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现张祝顺实际经营东方公司。
一审诉讼中，陈竹波提交2012年1月30日振兴东方上宇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1月30日协议）及2012年4月8日协议书（以下简称4月8日协议）以证明张振民将东方公司5%股份赠与陈竹波作为酬谢。1月30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即张振民面临因病手术住院、家庭矛盾及另一股东范维提起多个诉讼争夺东方公司控制权的困境，张振民邀请张祝顺、顾健、陈竹波帮忙解决上述困难。该三人帮助张振民运筹资金、收回并管理东方公司。作为对三人的酬谢，张振民将自己股份的8%赠与张祝顺，赠与顾健、陈竹波各6%股份；任命张祝顺为公司代总经理，陈竹波为总工程师，顾健为副总经理。张振民、张祝顺、顾健、陈竹波及东方公司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4月8日协议的主要内容与1月30日协议基本一致，但将对顾健、陈竹波的以股代酬股权比例分别调整为东方公司全部股份的5%，并注明鉴于张振民具体家庭情况，本协议只是张振民与陈竹波各自意愿的表达，与家庭成员无关。马连芬、张京、张燕否认上述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并提举2012年1月18日振兴东方上宇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1月18日意向书）及落款为2012年1月30日各方未签字的振兴东方上宇合作协议书打印件作为证据，以证明张振民在与范维完成公司交接后才能将股份赠与顾健、陈竹波及张祝顺，因至今未与范维交接，故转股的条件尚未成就。该两份证据的内容与1月30日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但注明“在与范维进行东方上宇公司的交接任务完成后，将股份转给上述三人”。张振民、顾健、张祝顺分别在该意向书上签字。陈竹波对该意向书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该意向书系1月30日协议的草稿，最终以1月30日协议的内容为准，而1月30日协议未约定须在张振民与范维完成公司交接后才能转股这个条件；对无协议方签字的2012年1月30日振兴东方上宇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不认可。鉴于1月18日意向书产生在前，且无陈竹波签字确认，对陈竹波没有约束力；马连芬等提交的2012年1月30日振兴东方上宇合作协议书仅为打印件，未有各方签字，即使是真实的，也未生效。鉴于陈竹波提交的两份协议原件的内容与马连芬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马连芬等人对此仅予以否认，而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反驳。故应认定1月30日协议及4月8日协议的真实性，且应以形成在后的各方签章确认的4月8日协议内容为准。4月8日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的条件，故该院对马连芬等的转股条件未成就的主张不予采信。
马连芬、张京、张燕提交张振民授权张京在张振民生病期间处理东方公司一切事宜的授权书，以证明张振民委托张京处理公司事务；提交2013年4月7日及2013年9月2日遗嘱各一份以证明张振民将其拥有的东方公司的股份，遗留给张京、张燕各50%。陈竹波对授权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两份遗嘱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主张该三份证据均与本案无关。
鉴于1月30日协议签订方包括张祝顺，且经询，张祝顺表示知情张振民生前分别将东方公司股份的各5%转让给了陈竹波及顾健。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1月30日协议、4月8日协议、死亡证明、东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授权书、1月18日意向书等证据材料及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张振民生前与陈竹波签订4月8日协议，将东方公司名下5%股份赠给陈竹波作为对陈竹波工作的酬谢，该协议性质实为股权转让协议，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陈竹波即成为东方公司的股东。张振民去世后，其继承人马连芬、张京、张燕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两份遗嘱予以反证。假设两份遗嘱真实且有效，遗嘱分配的也是被继承人死亡后，继承开始时点的股权财产总额，与4月8日协议的效力并不冲突，故该院对马连芬等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至于马连芬将张振民名下75%东方公司股份转让给张祝顺一节，即使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张祝顺在事先知情张振民生前将10%股份赠与顾健、陈竹波的情况下，张祝顺对受让的公司股份中的5%亦不构成善意取得，不影响陈竹波的股权份额。张振民去世后80%东方公司股份尚登记在其名下，马连芬、张燕、张京作为继承人，与公司章程记载及工商登记的股份持有人不一致，目前情况下马连芬、张燕、张京在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上存有障碍，故该院对陈竹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及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处，该院不予评述。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竹波的诉讼请求。
陈竹波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其上诉请求及理由为：该判决书中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是正确的，但判决驳回陈竹波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对东方公司进行强制变更公司登记，将被继承人张振民名下5%公司原股变更到陈竹波名下。
马连芬、张燕、张京的答辩意见为：张振民与范维之间的股权转让诉讼主要是张京请的律师代理的，经诉讼取得了80%的股权，期间从来没有听张振民说过把相应的股权给陈竹波和顾健，后来对方到我家帮助张振民谈这个事情，张振民也相信了，对方愿意帮忙查公司的帐，但是没有查清楚，2013年3月份张振民住院的时候对方找到医院，说股权的事情我方才知道，张振民不同意给股权，因为对方没有尽到公司的责任，公司也没有运行。转的股权也是范维的股权，不是张振民名下的股权。
二审庭审过程中，陈竹波明确表示服从一审法院判决。
马连芬、张燕、张京亦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其上诉请求及理由为：一、诉讼时效已超过两年。张振民是在2012年4月8日与顾健、陈竹波签订协议书，而距离2015年本案陈竹波、顾健起诉已超过2年。二、4月8日协议书是赠与合同，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最终完成股权转让才视为赠与合同生效。2012年4月8日直到张振民去世，股权仍未完成转让，所以此赠与合同并未生效。而马连芬、张燕、张京提供的2013年4月7日及2013年9月2日遗嘱是张振民真实有效的本来意愿，其中特别提到：之前所有与之不符之约定全部作废，这句话就表明张振民不同意将公司股权转让给顾健、陈竹波。三、判决书审判事实审判结果表述不清。一审法院判决书提到：本院认为2012年4月8日协议书为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但目前情况下马连芬、张燕、张京在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上存有障碍，故该院对陈竹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马连芬、张燕、张京认为判决书的审判事实审判结果表述不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对一审判决主文驳回陈竹波诉讼请求没有异议，对本院认为部分有异议，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陈竹波负担。
陈竹波的答辩意见为：由于公司只有范维和张振民两个股东，范维和张振民之间的6个诉讼已经打了2年，2012年4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要履行需要范维的同意，而他们之间有诉讼所以转股是不现实的，2012年下半年以后，范维和张振民关系缓和，张振民跟范维商量转股的问题，范维表示同意，有范维的书证能够证明。关于时效的问题，在签订协议2年之内曾与张振民协商转股的问题，但张振民2013年11月2日去世，去世以前一个多月即2013年9月中旬陈竹波、顾健去医院看望张振民，当时张振民身体很虚弱讲不了话，他的护工告诉说他不是很清醒，他只说了你们的股、钱。2012年下半年双方已经商量在办理股权变动的问题，2014年3月3日陈竹波、顾健到大兴法院起诉，第一次向公司要股权，当时追加了第三人的申请，法院认为案由不合理驳回了，所以重新起诉了股权转让。签订协议的时候张振民在外流浪的状况下找陈竹波、顾健帮忙，他有一个价值350万元的专利，专利马上要被宣告无效，专利局给张振民出具专利无效的通知，陈竹波、顾健把美国的专利翻译出来和张振民的专利比对，并把一系列的技术材料交给了专利局的局长和评审委员会，经过一系列程序专利没有被宣告无效，说明陈竹波、顾健帮张振民做了工作。张振民与范维的6个诉讼，陈竹波、顾健只介入了一点，主要介入的是专利无效的审查程序，协议基本上是完成以上工作以后签订的。陈竹波、顾健还帮助张振民进场恢复对公司的控制、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等，协议也约定了和家庭成员无关。
二审审理期间，马连芬、张燕、张京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及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14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陈竹波、顾健说2012年下半年范维、张振民两个人关系缓和不是事实，在2012年9月份还打过官司，一直到2013年还有范维起诉张振民的案件，张振民和范维的关系并不好，范维同意张振民将东方公司的股权转移给陈竹波、顾健是不可能的；2、2015年9月25日证人吕×1的证人证言，证明2012年下半年张振民和顾健二人关系恶化，张振民根本不同意股权转让；3、张振民2012年5月9日写给大兴法院郝法官的信，说明顾健和陈竹波之前说帮助张振民法院执行，实际上对张振民和东方公司没有实际帮助。
经质证，陈竹波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公民有权力进行申诉，至于张振民和范维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是有证据的，2012年海淀法院对张振民和范维的诉讼有调解书，他们之间进行了调解，证明他们之间关系的缓和，2012年11月8日张振民请陈竹波、顾健到公司讨论公司工作，当时还有范维共4个人，范维招待了陈竹波和顾健，更能证明他们的关系缓和，张振民还任命范维为副总经理，因此证据1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言中的事实都是听张振民说的，但是现在无法对证，吕×2的证言是传闻证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缺失，证人所×的也不符合事实，说2011年12月一直没有见到陈竹波、顾健也不成立，吕×2说顾健要保管张振民的章也是编造的，证人说顾健野心太大也是听张振民说的，即使是张振民讲的话也不符合事实，而且现在张振民是否讲过也不清楚，对方没有在有效的时间内提供证据，请求法院判定是否属于新证据；对证据3只是张振民在信上讲述了和范维之间关系的事情，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且讲述的范维的弟弟用自己的房产做抵押对张振民公司帐户进行冻结，使张振民无法进行公司运作，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的诉讼没有结束，并不能说明陈竹波、顾健没有帮助张振民工作，这也是陈竹波、顾健陪张振民去的大兴工商局和工商银行问清了法院保全的原因，该信件与陈竹波、顾健是否帮助过张振民没有关系，对方提供的3份证据均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陈竹波、顾健对上述证据1、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虽陈竹波、顾健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但证人吕×2到庭作证，故本院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1系范维与张振民有关专利权权属纠纷的再审裁定书，该证据只能证明双方确存在诉讼，但与双方关系是否缓和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上述证据2吕×2的证人证言大部分均系对张振民所×内容的转述，并非其亲身所见，亦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作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上述证据3系相关案件的情况反映，能够证明当时张振民与范维还有很大争议，但该证据与陈竹波、顾健是否协助过张振民工作没有必然联系，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以上事实，还有询问笔录、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张振民与陈竹波签订的4月8日协议中约定，张振民将其在东方公司名下5%股份赠与陈竹波，系作为聘金和对张振民帮助的酬谢，该股份转让行为不仅有酬谢性质，还以相应的聘金作为对价，该约定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故4月8日协议性质应为股权转让协议。4月8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马连芬、张燕、张京关于4月8日协议书是赠与合同，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最终完成股权转让才视为赠与合同生效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马连芬、张燕、张京提供的2013年4月7日及2013年9月2日遗嘱亦无法否定4月8日协议的效力，故仍应按该协议约定履行。
陈竹波以股权转让纠纷提起本案诉讼，马连芬、张燕、张京在本案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因4月8日协议并未约定股权转让履行期限，故本院对马连芬、张燕、张京关于诉讼时效已超过两年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马连芬、张燕、张京关于一审法院判决书审判事实审判结果表述不清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马连芬、张燕、张京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陈竹波二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服从一审法院判决，本院亦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陈竹波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马连芬、张燕、张京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利
审 判 员 邹明宇
代理审判员 甄洁莹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马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