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5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尹某甲。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尹某乙。
尹某甲、尹某乙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德红。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某甲。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某乙。
何某甲、何某乙共同委托代理人童宏军。
上诉人尹某甲、尹某乙因与上诉人何某甲、何某乙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民初字第1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尹某甲与何某甲于2013年底经人介绍认识，双方于2014年3月开始自由恋爱，至2014年5月底，尹某甲、何某甲双方父母见面协商结婚相关事宜，男方支付女方现金20000元。双方计划于2014年10月3日办理尹某甲与何某甲的婚宴。2014年6月23日，尹某甲父亲尹某乙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何某甲父亲何某乙380000元。2014年6月，何某甲怀孕。2014年7月，尹某甲与何某甲为结婚作准备一起去香港购买金银首饰等，何某甲支付去香港的团费及首饰费用100000余元，后何某甲为尹某甲购买吉他花费17500元。与此同时，何某乙为筹划尹某甲与何某甲的婚宴，开始预订举行婚宴的酒店、婚庆公司及婚宴所用的烟酒店。2014年7月，尹某甲与何某甲开始产生矛盾。2014年8月12日，何某甲父母请尹某甲父母来杭州协商婚事。2014年8月13日，尹某乙夫妻入住杭州市汉庭酒店武林路店。2014年8月14日，何某甲、何某乙及何某甲舅舅前往尹某甲父母入住的汉庭酒店房间内协商尹某甲与何某甲之间的事情。在酒店房间协商时，女方在场人员为何某甲、何某乙及何某甲舅舅，男方在场人员为尹某乙及其妻子即尹某甲母亲。尹某甲在酒店外等候。在酒店房间内，尹某乙出具一份赔偿单据给何某甲，单据记载：“尹某甲和何某甲婚姻中止，弥补何某甲损失伍拾万元整，已付肆拾万，下欠拾万元整。”，落款人：尹某甲爸爸尹某乙。落款左下角记载“对不起何某甲全家，希望何某甲幸福美满”，尹某乙在单据上按了手印。尹某乙出具赔偿单据后，何某甲离开酒店。尹某乙、尹某甲与何某乙一起到何某乙的车上取走尹某甲的私人衣物，随后何某乙及何某甲舅舅也离开酒店。何某甲将双方协商的结果告知何某甲母亲后，何某甲母亲与何某甲一起赶到汉庭酒店，当时尹某甲及其父母正在酒店大堂。何某甲与其母亲冲过去打尹某甲，尹某乙拉住何某甲母亲的手劝架，何某甲母亲在反抗中打了尹某乙。酒店大堂的旁人过来劝架并将尹某甲引到酒店外。何某甲母亲继续在酒店大堂与尹某乙争吵，何某甲试图劝住母亲。几分钟后，何某甲舅舅、何某乙也赶到酒店劝阻何某甲母亲，何某甲母亲认为男方赔偿50万元太少，要求男方增加赔偿款，于是尹某乙就在当天上午出具给女方的赔偿单据上添加“再加贰拾万元整”的字迹。2014年8月14日16时，尹某甲报警，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110处警现场情况登记表中处置情况记载：“系因恋爱问题与女方有纠纷，后被女方有四个人打了，具体汉庭有监控，双方谈分手，女方已要求赔50万，男方同意，后女方不同意，故动手打了男方，又被迫给女方追加20万”。签名处有尹某甲签字确认。2014年8月15日，何某甲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1医院进行刮宫术，后何某甲陆续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中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身体进行复查治疗。2014年9月29日，尹某甲、尹某乙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何某甲、何某乙返还尹某甲、尹某乙彩礼40万元；2.确认尹某乙于2014年8月14日出具单据的民事行为无效。审理中，何某甲、何某乙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尹某甲、尹某乙支付赔偿款3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尹某甲与何某甲自由恋爱后开始谈婚论嫁，双方父母见面协商婚事并确定婚宴日期，为此男方支付女方40万元，后尹某甲与何某甲分手，恋爱关系终止。尹某甲、尹某乙认为，支付给女方的40万元系彩礼，现尹某甲与何某甲无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尹某甲、尹某乙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40万元彩礼，何某甲、何某乙辩称该40万元款项的性质不是彩礼，而是男方欲打算与女方一起办婚宴，该款项是办理婚宴的钱。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款项系尹某甲与何某甲谈恋爱期间由尹某乙支付给何某甲、何某乙，尹某甲、尹某乙虽未明确说明该款项系彩礼，但其给付的前提是尹某甲与何某甲存在恋爱关系，给付目的是缔结婚姻关系，且款项数额较大。现尹某甲与何某甲已分手，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尹某甲、尹某乙给付金钱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尹某甲、尹某乙主张由何某甲、何某乙返还该款项的请求，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考虑到本案尹某甲与何某甲确定分手的时间与双方计划举办婚宴的日期接近，女方客观上已按照习俗为筹备婚礼购置首饰、预定酒店、婚庆公司等等花费了部分费用。另根据本案双方提供的证据，尹某甲、尹某乙也曾作出过愿意赔偿何某甲50万元的意思表示。综合以上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由何某甲、何某乙返还尹某甲、尹某乙10万元。对于尹某甲、尹某乙要求确认尹某乙于2014年8月14日出具单据的民事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及何某甲、何某乙要求支付赔偿款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何某甲、何某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尹某甲、尹某乙100000元；二、驳回尹某甲、尹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何某甲、何某乙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尹某甲、尹某乙已预交），由尹某甲、尹某乙负担5475元，何某甲、何某乙负担182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反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何某甲、何某乙已预交），由何某甲、何某乙负担。
宣判后，尹某甲、尹某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证据错误。1.对一审提交的证据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分局110处警现场情况登记表、110处警现场处结备案单，一审法院认定签名处有尹某甲签字确认是错误的，该份110处警现场情况登记表上尹某甲并没有签字，出现尹某甲的签字是因为武林派出所复印时出错，将110处警现场处结备案单上尹某甲的签名复印到该页，该登记表上“双方谈分手，女方已要求赔50万，男方同意，后女方不同意，故动手打了男方，又被迫给女方追加20万”也是后来补加上去的，尹某甲报案时登记表上并没有此内容。其中一张110处警现场处结备案单上尹某甲的签名也非其本人所签，该签名处“尹”字写成了“君”字，再有登记表最下方“公安内部材料，仅用于何某甲、何某乙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也与实际不符，何某乙、何某甲为父女，可见出具该材料的武林派出所极端不负责任，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核。汉庭酒店（杭州武林路中心店）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何某甲、何某乙家人对尹某甲、尹某乙进行殴打，通过暴力恐吓、胁迫尹某乙在赔偿单据上另加二十万元赔偿，应认定该单据并非尹某乙真实意思表示。尹某甲的劳动合同可以证明尹某甲为杭十四中老师，每月发到手的工资只有三千元左右，经济情况较差，但一审法院却不予确认。尹某甲、尹某乙一审提交的浙江企业网、诸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网关于浙江诸暨西子宾馆有限公司和诸暨枫丹白露礼品综合商店基本信息的公示材料来自国家官网，完全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能够证明何某甲、何某乙酒席、婚庆费用不存在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对此证据是否采信只字未提。2、何某甲、何某乙一审提交的尹某乙出具的赔偿承诺书，内容明显不具有真实性，该承诺书是何某甲、何某乙及家人通过暴力、恐吓、殴打等胁迫手段使尹某乙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应认定无效。关于何某甲及尹某甲之间的谈话录音及谈话录音文字稿，该录音已经被何某甲、何某乙做了剪辑处理，失去了真实性，文字稿内容也与录音不符，并且该录音是在尹某甲不知情的情况下违法秘密录制，不具有合法性，但一审法院仍认定该证据真实性。对何某甲、何某乙一审提供的证据4-6，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其真实性，但仍认定何某甲、何某乙为筹办婚礼花费了一定费用，自相矛盾。退一步讲，即使何某甲、何某乙为筹办婚礼花费了一定费用，也应由其自行承担，而不应由尹某甲、尹某乙承担。关于香港购置首饰发票和香港团费收据，尹某甲、尹某乙虽然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并没有证明力，因为所购首饰都在何某甲处，不存在损失问题。购置吉他收据本身不具有真实性，和案件也不具有关联性，即使何某甲购置了吉他，吉他也在何某甲处，不存在损失问题。关于请假单及误工证明，一审法院没有从该证据本身的三性进行认定，而是结合其它证据对何某甲请假事实予以确认。关于病历及医疗费收据，在病人姓名、年龄、签字等多处虚假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对证据的三性进行直接认定，而直接认定何某甲进行了人流手术及后期复查。在何某甲、何某乙提交的证据方面，前面列举的是10组证据，但在后面审核认定时却出现了11组证据。二、由于一审法院没有全面审查、核实证据，致使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诸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6月，何某甲怀孕。2014年7月尹某甲与何某甲为结婚作准备一起去香港购买金银首饰等，何某甲支付去香港的团费及首饰费用100000余元，后何某甲为尹某甲购买吉他花费17500元。与此同时，何某乙为筹划尹某甲与何某甲的婚宴，开始预订举行婚宴的酒店、婚庆公司及婚宴所用的烟酒店。”。“在酒店房间里，尹某乙出具一份赔偿单据给何某甲。尹某乙在单据上按了手印。”。“双方谈分手，女方已要求赔50万，男方同意，后女方不同意，故动手打了男方，又被迫给女方加了20万。签名处有尹某甲签字确认。”“2014年8月15日，何某甲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1医院进行刮宫术，后何某甲陆续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省中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身体进行复查治疗。”上述认定均与事实不符。本案的事实情况是：尹某甲与何某甲2013年底经人介绍认识，见过两次面，因尹某甲经济条件一般，何某甲没有看上尹某甲。2013年3月份，何某甲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主动和尹某甲联系，要求交往，双方开始恋爱，2014年5月1日，尹某甲到何某甲家拜望何某甲父母，2014年5月中旬，何某甲到尹某甲家拜望尹某甲父母，尹某甲父母给何某甲两万元见面礼。2015年5月30日，尹某甲及父母到何某甲家求亲，尹某甲购买烟酒等物品花费20000余元，双方商定10月初举行婚礼，之后，尹某甲和何某甲继续交往。在交往的约3个月时间里，尹某甲为何某甲购买定情戒指、礼品等，花光了尹某甲自研究生毕业以来的所有积蓄约10万元。在双方订婚之后，何某甲便开始大肆向尹某甲索取财物，尹某甲及父母本打算在杭州为尹某甲购买一套房子，为此，尹某甲父母将自己老家的仅有的一套住房卖掉，和原有存款加起来共38万，何某甲和家人得知后，便以何某甲在杭州已经买房为由，阻止尹某甲在杭州买房，让尹某甲将该38万元作为彩礼打给何某甲，因尹某甲已经35岁，想尽快结婚，了却父母心愿，尹某甲便叫父亲尹某乙将38万彩礼打到何某甲父亲何某乙的账户上。在尹某甲支付完38万彩礼后的2014年7月份，因尹某甲的积蓄已经花光，生活紧张，何某甲便经常说尹某甲没出息，挣不到钱，30多岁一无所有，还找其他理由制造矛盾，意图使双方分手。在尹某甲和何某甲交往期间，尹某甲从何某甲的病历及日常用药发现何某甲有妇科疾病，还和其他男士有交往。2014年8月11日，何某甲在事先有分手预谋的情况下找尹某甲谈话，并秘密非法录音，设计圈套，想录下尹某甲主动提出分手的录音，但事与愿违，何某甲以自己已经怀孕，肚子里有小孩相要挟，咄咄逼人，意图迫使尹某甲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实际上，尹某甲和何某甲没有同居，在此之前，何某甲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已经怀孕，也没有要求尹某甲和自己一起去检查，事后，尹某甲要求和何某甲一起到医院去检查及确定孩子是否和自己有关，被何某甲拒绝。在何某甲秘密录音之后的2014年8月12日，何某甲便和家人再次设计圈套，以到杭州调解协商结婚为幌子，将尹某甲父母骗到杭州，第二天，尹某乙夫妻来到杭州，入住杭州市汉庭酒店武林路店，2014年8月14日，何某乙在不让尹某甲参加的情况下，何某甲父女及何某甲舅舅进入尹某乙夫妻居住的房间，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及印泥，胁迫尹某乙写下巨额的赔偿单据，后何某甲及家人又通过殴打等方式强迫尹某乙在单据上添加“再加贰拾万元整”的字迹，可见，何某甲等人以调解协商结婚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骗取财物的非法目的。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何某甲后来主动和尹某甲交往的目的，就是以交友结婚为幌子，借婚姻索取财物，是赤裸裸的骗取财物行为。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何某甲父女所收取的40万款项的性质是彩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一方当事人请求另一方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在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应全部返还彩礼，而不是部分返还彩礼。一审法院在何某甲、何某乙收取尹某甲、尹某乙40万巨额彩礼的情况下，滥用自由裁量权，酌定由何某甲、何某乙返还尹某甲、尹某乙10万元，显然违反法律规定。另外，何某甲父女不存在为筹备婚礼预订酒店、婚庆公司等花费费用的事实，何某甲购置首饰仍在何某甲处，没有任何损失，尹某甲为何某甲购买的定情戒指等，何某甲应返还给尹某甲。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反诉状》尾部，具状人何某乙的签字与其提交的证据《西子宾馆喜宴筵席预订协议书》、《西子剧院晚宴婚礼布置道具项目清单预案》、《诸暨锦星酒业供给协议书》上何某乙的签字有巨大差异，反诉状处何某乙签字非本人所签。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裁定驳回，本案一审法院没有裁定不予受理，也没用裁定驳回，违反法律程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证据采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诉讼程序方面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尹某甲、尹某乙的一审诉讼请求。
何某甲、何某乙上诉称：一、关于尹某甲、尹某乙支付的40万元性质问题。由于何某甲与尹某甲准备结婚，经双方亲属共同协商，由尹某甲、尹某乙一方支付40万元作为筹备婚礼费用，男方家不再另行置办婚礼。为此，何某甲、何某乙一方在收到该款后也用于准备婚礼，尹某甲、尹某乙主张该款性质为彩礼无事实依据。根据风俗习惯及尹某甲、尹某乙一方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将所有40万元作为彩礼，传统习惯支付彩礼也是顶多几万元，何况，本案中双方并没有约定收取男方彩礼。二、40万元结婚费用已转化为赔偿款。由于尹某甲无故悔婚，给何某甲、何某乙一家造成经济上、身体上、名誉上的损害，故双方于2014年8月14日经协商达成赔偿协议，由尹某甲、尹某乙向何某甲支付赔偿款70万元，因此，上述40万元结婚费用已转化为赔偿款，何某甲、何某乙无需再返还任何费用。相反，尹某甲、尹某乙一方除40万抵扣外，还尚欠30万元赔偿款未付。三、关于赔偿单据合法性问题，尹某甲、尹某乙认为2014年8月14日何某甲及其家人殴打尹某甲父母并通过暴力、恐吓等手段胁迫尹某乙出具关于支付巨额赔偿的单据，缺乏事实依据。这份单据是双方父母及当事人在公共场所协商，由尹某乙代表亲笔书写并签字按手印，并在单据上向何某甲、何某乙一方道歉，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尽管在50万赔偿款单据形成后，双方在大堂发生争执，但从监控上看，也并不存在胁迫尹某乙增加20万元赔偿的行为。尹某甲在事发后3小时后的报警单中也承认同意赔偿女方50万元，并由其本人签名，可见尹某乙、尹某甲父子俩都认可向何某甲作出赔偿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也没有否定此单据的合法性，尹某乙出具的赔偿70万单据真实合法有效，应按照此约定履行。四、关于作出赔偿单据的合理性问题。由于筹备婚礼需要，何某甲家在诸暨老家聘请了婚庆公司，预约了婚礼场所，购置了烟、酒，去香港旅游购买了黄金首饰，为表示缔结婚姻的诚意购买了昂贵的吉他，向亲朋好友发出了参加婚礼的邀请，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费用，且已实际支付大量费用，证明女方对结婚是真诚的。而尹某甲、尹某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以为结婚可以不需要支出，系不尊重事实。另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尹某甲向来采取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导致何某甲怀孕堕胎，造成身体上严重损害至今，也是尹某甲理应作出赔偿的重要因素。据此，何某甲、何某乙认为，要求尹某甲、尹某乙一方作出70万元的赔偿合情合理，与何某甲、何某乙一方在经济上、身体上及名誉上的损失相符合，尹某甲、尹某乙应支付尚欠的30万元赔偿款。综上，何某甲、何某乙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何某甲、何某乙的一审反诉请求。
何某甲、何某乙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尹某甲、尹某乙答辩称：一、尹某乙、尹某甲支付的40万元是彩礼，并非筹备婚礼费用。从款项的支付时间、方式来看，符合彩礼的特征，双方并未约定该款项为筹备婚礼费用，也未约定男方家不再另行置办婚礼，何某甲、何某乙收到款项后并未用于筹备婚礼之用。根据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40万元彩礼并不算多，100万以上比比皆是。二、40万元彩礼不存在转化为赔偿款的问题。本案首先提出解除婚约的是何某甲，不是尹某甲。在双方交往3个月左右的时候，因尹某甲的积蓄已经花光，生活紧张，何某甲便经常说尹某甲没出息，挣不到钱，30多岁一无所有，还找其他理由制造矛盾，意图使双方分手。2014年8月11日，双方谈话，在尹某甲不知情的情况下，何某甲秘密录音，想获取尹某甲先提分手的证据，但事与愿违。2014年8月12日，何某甲父女约尹某乙夫妻到杭州调解结婚纠纷，尹某乙夫妇信以为真，于8月13日到杭州。2014年8月14日，何某甲、何某乙等人殴打、胁迫尹某乙夫妻，并胁迫尹某乙写下巨额赔偿单据。何某甲、何某乙到酒店前还将尹某甲的衣物带在车上，说明其早有分手打算。尹某乙被胁迫所写的70万元赔偿单据无效，不存在30万元赔偿款未付的问题。三、何某甲、何某乙提交的70万元赔偿单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何某甲、何某乙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尹某甲、尹某乙提交以下证据：
1.发票一张，欲证明尹某甲为拍摄婚纱照花费8980元。
2.信用卡明细二张，欲证明尹某甲、何某甲到香港购物期间，尹某甲花费22068.64元购买首饰，花费1892.77元购买衣服。
3.购买定情戒指凭证一张，欲证明尹某甲为何某甲购买定情戒指花费8850元。
何某甲、何某乙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
对证据1，发票上未显示付款人为尹某甲；对证据2，明细上无法体现尹某甲购买的物品及地址，且其中一张明细上没有银行盖章；对证据3，该单据非正式发票，且不能证明购买的是定情戒指。综上，对以上三份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3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证据2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何某甲、何某乙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110处警现场情况登记表中没有尹某甲的签名，尹某甲在香港购物期间曾花费22068.64元购买首饰，花费1892.77元购买衣服，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40万元款项系尹某甲、何某甲两方家庭开始协商结婚事宜后由尹某甲、尹某乙支付给何某甲、何某乙，该给付的前提是尹某甲与何某甲存在恋爱关系，给付目的是缔结婚姻关系，且款项数额较大。现尹某甲与何某甲已分手，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尹某甲、尹某乙给付金钱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尹某甲、尹某乙主张由何某甲、何某乙返还该款项的请求，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尹某甲与何某甲确定分手的时间与双方计划举办婚宴的日期接近，女方客观上已开始筹备婚礼，尹某乙于2014年8月14日也曾作出过愿意赔偿何某甲50万元的意思表示。综合以上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由何某甲、何某乙返还10万元并无不当。尹某甲、尹某乙上诉认为尹某乙的上述意思表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虽然尹某乙在作出上述意思表示后，何某甲母女与尹某甲父子曾发生冲突，尹某乙在此情形下在赔偿单据上添加了“再加贰拾万元整”的字迹，但在此之前，何某甲、何某乙及何某甲舅舅与尹某乙夫妻系在和平状态下协商，尹某甲、尹某乙并无证据证明尹某乙的上述意思表示系在被胁迫下作出，故本院对尹某甲、尹某乙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尹某甲、尹某乙上诉主张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110处警现场情况登记表中的相关记载不实，尹某甲并未在该登记表上签字，本院认为，上述情况记载系国家机关依职权所作，并不因欠缺当事人的签字而当然无效，故对尹某甲、尹某乙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尹某甲、尹某乙关于一审程序错误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对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尹某甲、尹某乙负担5800元，由何某甲、何某乙负担7300元，双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