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七民初字第3471号
原告范巧，女，1965年10月31日出生。
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卷烟营销中心。
负责人文赟，系该卷烟营销中心党委书记、经理。
委托代理人秦晓熙（特别授权代理），系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巧诉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9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范巧，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卷烟营销中心的委托代理人秦晓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巧诉称：原告于1986年1月调至毕节市烟草公司工作至今。2014年3月14日，被告以“原告利用工作之便与王海波、王云贵等人内外勾结，无证运输烟叶、倒卖烟叶，体外循环擅自调剂合同、非法从系统外收购无合同烟叶为自己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违反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烟叶收购工作的第五条纪律”为由，以贵州省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名义给于原告开除处分。原告于2015年2月才得到该处罚决定，原告得知决定后多次找到单位要求予以处理并申诉，但被告一直以马上处理等理由一直推诿拖延至2015年4月27日，才下达不予处理决定，理由为“已超过下达开除决定时间15日”，后原告于2015年7月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导致原告情况一直未得到处理。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卷烟营销中心的行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理由如下：一、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不具备对公司人事任免作出决定的主体资格，其行为违法。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是毕节市烟草公司的分支机构，负责公司的营销工作，既不是公司人事部门也不是公司行政机构，而原告的劳动关系是与毕节市烟草公司建立的，并非与公司分支机构卷烟营销中心建立，其人事任免及处分只能由毕节市烟草公司决定，卷烟营销中心无权以其分支机构名义就公司人事任免事项作出任何决定，其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违法。二、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处罚决定所产生的依据及认定的事实错误。（一）认定的事实错误。原告不存在内外勾结，利用工作之便之行为。原告从事的是成品烟销售工作，而处罚决定中涉及的内容是烤烟，并未涉及申请人成品烟销售的工作内容，是原告工作之外的行为，并非原告工作内容的范畴。原告属营销员工，并没有直接指挥站长的权利，也无权对他们进行管理，不存在利用工作之便，故被告认定原告内外勾结，利用工作之便的行为是错误的，这是对事实认定不清；原告并未请王站长帮忙收购该批烤烟，更未央求其收购该批烟叶。2013年9月，原告接到朋友介绍的朋友王海波的电话（之前双方并不认识），称其有3万烤烟，请求帮助介绍销售，碍于朋友情面，原告找到王站长问其收购计划是否完成，王站长说还没有，原告便将王海波的电话告诉王站长说有个朋友手中有烤烟，你们联系一下。在此过程中，原告只是介绍人；并非原告押运该批烤烟到阿市。王海波联系好后说，我对路熟人也熟，让原告一同将烤烟送往阿市，原告便与其一同前往，并非原告押运前往；原告并未收受王海波任何好处，也未与其共谋销售烤烟。收完烤烟后付款时，王海波不在毕节，由于原告是介绍人，王海波便请原告帮其代收烟款，原告并未收受王海波任何好处，更未与其共谋销售烤烟，此事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由于原告只是介绍人，故并未对原告有任何处罚。（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对开除原告的处分没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依据。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烟叶收购工作的五条纪律，原告并非直接责任人，也没有开除的处分内容；根据《员工处分细则》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也达不到开除的条件。事后，公司也对涉及该事件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罚，但并未开除相关人员，而对原告予以开除处分明显不公，不合理。综上，卷烟营销中心对原告的处罚决定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且久拖不予处理，原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毕烟销（2014）35号）开除原告处罚决定的行为违法无效，裁决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二、被告补发2014年4月至今所扣除的原告工资及恢复原告的一切待遇。
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第一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证明目的：原告自然身份及诉讼主体适格。
被告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第二组：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
证明目的：原告诉讼程序合法。
被告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相反证明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
第三组：申诉书及申请复核不予受理的通知。
证明目的：我在2015年2月28日找卷烟营销中心申诉，在2015年4月27日得到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的申请复核不予受理的通知。
被告质证意见为：对申诉书的真实性持异议，因为上面的时间是2015年2月28日，这个时间是打印上去的，被告实际收到的时间是2015年4月13日，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申诉复核不予受理的通知三性无异议，相反证明被告实际收到申诉书的时间是2015年4月13日，被告对原告的回复符合规定。
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卷烟营销中心答辩称：
一、被告为企业非法人组织，依法登记成立，有民事主体资格，并有毕节市烟草公司的法律授权委托，对原告有开除处分的权限。被告为毕节市烟草公司的分支机构，有独立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依法登记并领取有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享有企业内部独立的用工管理、财产管理等职权。同时，根据毕节市烟草公司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有明确的人力资源管理权限，其中第一条第（三）项规定“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所以被告有对原告进行用工管理和考核处罚的权力，对原告作出开除处分，符合法律规定。且该案是由毕节市烟草公司监察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并将《监察决定书》转卷烟营销中心办理，被告按《监察决定书》的要求，对原告作出开除处分，也是对法人公司指示的贯彻执行。二、原告利用工作便利，主导和参与了在明知没有许可证和合同的情况下，内外勾结，体外循环，倒卖烟叶，非法从系统外收购无合同烟叶的违法、违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作为一名烟草行业的老职工，并担任卷烟营销中心七星关区城关片区客户经理，明确知晓烟草专卖品为国家专营，必须有相关的许可批准才能从事运输、经营活动。而其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联系熟人、打招呼、托人收购、押车前往、收钱等方式，全程主导和参与了倒卖烟叶的违法、违规行为，原告在起诉书中也对事实经过予以了表述和认可，但其对不存在内外勾结、只是个介绍人、并非押运该批烤烟到阿市、未收受王海波任何好处的辩解，实是掩耳盗铃的诡辩，事实俱在，该起案件就是原告一手主导和促成的。按原告的诉状，起因是原告接到朋友的朋友王海波的电话，请求帮忙介绍销售烤烟，碍于情面，原告找到了烟站王站长作为介绍人，告诉王站长说“有个朋友手中有烤烟，你们联系一下”。按照《烟草专卖法》的规定，烟叶收购计划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部门根据国务院计划部门下达的计划下达，其他任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烟叶收购必须在辖区范围内按计划进行收购，而且必须签订合同，原告这是明知故犯的倒卖，此介绍行为，直接违反了烟草专卖的法规。原告又以“路熟人也熟”，一同将烤烟送往阿市，却辨称并非押运前住。最后，以王海波不在毕节为由，收受了卖烟款8万多元。整个过程，从开始联系到运烟卖烟直至最后收钱，原告都参与其中，没有原告的主导和参与，就不可能发生此次交易。原告在起诉状上已自认，再多诡辩，也改变不了其倒卖烟叶的事实。原告述称其从事的是成品烟销售工作，而处罚决定中所涉及的是烤烟内容，是原告工作之外的行为，不存在内外勾结，利用工作之便的行为。《烟草专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适用于烟草公司工作人员，《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员工处分细则》第二条规定：“毕节市烟草商业员工违纪违法，应当承担纪律或法律责任的，依照本细则给予处分”。明确了对涉及烟草专卖品烟草行业员工的违法违纪处分，要从重处罚，而不作分工区别。原告所述，其为成品烟销售人员，不应对烤烟收购行为负责的辩解，其舍本逐末，否认了自己是烟草行业员工的根本，要受到烟草专卖法规约束和规范。只要是烟草行业员工，不论是什么工种和岗位，只要违反烟草专卖的规定，均要受到法律和行业规范的处罚。公安机关及毕节市烟草公司对事实调查清楚，证据确凿，原告在被告对其告知的《范巧错误事实见面材料》上，范巧签字“以上材料经本人已看过，所述事实属实”也予以认可。二、对原告的处分，《烟草专卖法》、《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烟叶收购工作的五条纪律》和《员工处分细则》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处分依据充分合法。《烟草专卖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无许可、无合同倒卖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对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和烟草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更要从重处罚。本案涉及3万多斤烤烟，收购了3300公斤，经营所得8万多元，已涉嫌达到非法经营罪的标准，原告的违法事实清楚，情节严重，予以开除处分依据充分。四、原告在2014年3月15日，就知晓了行政开除处分的事实，时隔1年6个月，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时效。根据本案的案件事实和证据，在2014年3月15日，被告单位就安排专门人员，通知原告在营销中心五楼会议室对其错误事实及处分进行了通告。首先，告知了原告《范巧错误事实见面材料》，原告签字“以上材料经本人已看过，所述事实属实”的认可。其次，向其宣读了《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关于给予范巧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毕烟销（2014）35号）。以上告知，被告制作了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员工谈话记录和送达回证，但由于原告听到处分决定后，情绪激动，反应强烈，拒绝在谈话记录和送达回证上签字，原告的行为，不影响其拒签收的效力，不影响其知道受到开除处分的事实。且原告在起诉书上要求“补发2014年4月至今所扣除的原告工资及恢复原告的一切待遇”和其诉称“2015年2月得到该处罚决定”的表述严重矛盾，原告在2014年4月就被停发了工资，其如真的不知道开除事由，那在停发她的工资后早就进行了申诉，任谁也不会在被停发工资收入后10个月才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此不合逻辑的陈述，反证了原告是在2014年3月份受到开除处分，2014年4月份起被停发工资的事实。原告主张权利的时间应从2014年3月15日开始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在2014年3月15日就知道了受到开除处分的事实，其主张权利的时间应从当时开始计算，但原告至今已超过了一年的申请时效，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七星关区仲裁委员会的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的《不予以受理通知书》（七仲不受字（2015）47号）就是对原告超过诉讼时效的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也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告违反烟草专卖管理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管理制度，主导和参与倒卖烟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分依据合法充分，对其作出开除处分合法有效。原告早已知晓受到处分的事实，现在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
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自己的答辩主张，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卷烟营销中心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第一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证明目的：被告为企业非法人主体适格。
原告质证意见为：无异议。
第二组：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2014年度《法人授权委托书》。
证明目的：被告具有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授权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权限，包括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该授权是法人公司对非法人分支机构的授权，合法有效。
原告质证意见为：三性均无异议。
第三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2004年烟叶收购工作的要求和纪律〉的通知》中“五条纪律”的规定、《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关于印发〈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员工处分细则〉的通知》。
证明目的：对原告进行处分的依据有国家烟草专卖的法律、法规和被告单位的规章制度，处分依据充分合法；该处分规定明确了适用范围为烟草公司工作人员和毕节市烟草商业员工，含各类卷烟、烤烟、收购烟叶等的烟草行业员工，原告属于适用人员。
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根据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就算给我处分也不能开除我。
第四组：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监察决定书》及范巧错误事实见面材料。
证明目的：对原告进行处分的事实确凿充分，原告也签名认可。
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我认为监察决定书上对我的开除处分决定太重，错误事实见面材料上的字是我签的。
第五组：《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关于给予范巧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毕烟销（2014）35号）、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员工谈话记录（2014年3月15日）、送达回证（2014年3月15日）。
证明目的：对原告进行处分的程序合规，正式发文给予原告行政开除处分；被告按规定履行了与原告的谈话记录和送达程序；被告按规定向原告宣读了处分决定，因原告情绪激动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名，但不影响送达告知的事实；该处分争议时效应从2014年3月15日起算。
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虽然被告称在2014年3月15日告知我，开除我的处罚决定，但是我找俞贵敏拿到处罚决定是在2014年12月25日，我要签字，俞贵敏说不用签字，我认为15天的申诉时间应从2014年12月25日开始计算。
第六组：《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关于对范巧申请复核不予受理的通知》（2015年4月27日）、中国邮政挂号信（邮戳2015.04.29.17）、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卷烟营销中心《送达回证》。
证明目的：原告申请复核已超过受理期限；对原告的申请复核不予受理的通知，通过邮寄和本人签收的方式送达原告；原告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我认为应该从我拿到处罚决定的那天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达不到被告举证目的。
证据分析与认定：原告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材料，能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及原告起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其起诉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材料中申诉书为打印件，没有单位印章及个人签名，不能证明原告申诉的时间是2015年2月28日，本院不予采信。申请复核不予受理的通知落款时间为2015年4月27日，原告主张当天得到该通知，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材料，能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材料，能证明被告根据《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的授权具有人力资源管理权限，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材料，能证明被告对原告的处罚符合法律、法规及被告单位的规章制度，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材料中《监察决定书》能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处分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原告在错误事实见面材料上对该事实签字认可，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材料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处分程序合法，虽然原告未在《谈话记录》及《送达回证》上签名，但被告记载了原告未签名的原因，并有见证人签名，且原告认可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能证明原告于2014年3月15日就已知晓被告对原告作出开除处分的事实，故原、被告产生劳动争议的时间应从2014年3月15日起算，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第六组证据材料，能证明被告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对原告申请复核不予受理的通知，并将该通知通过邮寄和本人签收的方式送达原告，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证据分析，结合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2月10日，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作出《监察决定书》，认定范巧利用工作之便，与王海波、王云贵等人内外勾结、无证运输烟叶、倒卖烟叶、体外循环擅自调剂合同、非法从系统外收购无合同烟叶，为自己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烟叶收购工作的五条纪律、毕节市烟草商业员工行为规范，损害了企业和烟农的利益，造成了恶劣影响。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烟叶收购工作的五条纪律“严禁内外勾结，体外循环，非法从系统外收购烟叶，违者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者给予撤职、留用察看、开除处分”和市局（公司）《员工处分细则》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经市局（公司）党委研究决定，责成被告按相关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原告给予开除处分。2014年3月14日被告作出《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关于给予范巧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毕烟销（2014）35号）文件及《范巧错误事实见面材料》，原告于2014年3月15日在该材料上签名，并注明“以上材料经本人已看过，所述事实属实。”2014年3月15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谈话，通报《范巧错误事实见面材料》、《监察决定》及《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关于给予范巧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由于原告情绪激动，未在谈话记录及送达回证上签字。后被告于2014年4月停发原告工资。2015年4月27日，贵州省毕节市烟草专卖局以收到原告提出的申诉期为2015年4月13日（以邮戳日期为准），而原处分决定送达原告的日期为2014年3月15日，已超过相关法定时效为由，作出对原告申请复核不予受理的通知，并通过邮寄和原告本人签收的方式将该通知告知原告。之后，原告于2015年7月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于2015年8月7日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七仲不受字（2015）4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遂以前述诉请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被告于2014年3月15日向原告通报《范巧错误事实见面材料》、《监察决定》及《毕节市烟草公司卷烟营销中心关于给予范巧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毕烟销（2014）35号），虽然原告因情绪激动，未在谈话记录及送达回证上签字，但原告在《范巧错误事实见面材料》上签字确认并在庭审中认可上述材料的真实性，结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补发2014年4月至今的工资，证明原告于2014年3月15日就已知晓被告对原告作出开除处分的事实，故原、被告产生劳动争议的时间应认定为2014年3月15日。原告于2015年7月申请仲裁，被告以原告的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予以抗辩，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等情形发生，故原告的诉请因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巧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00元，由原告范巧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王芹云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丁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