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京知行初字第98号原告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桂平路435号。法定代表人王宏祥，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倪晔，上海市一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法定代表人许瑞表，局长。委托代理人苏冰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张世忠，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干部。原告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简称上专所）不服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于2014年9月12日做出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受理的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6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专所的委托代理人倪晔、被告商标局的委托代理人苏冰澈、张世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9月12日,针对上专所申请注册第15244246号“上专”商标（简称诉争商标）的行为，商标局发出编号为×××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上专所指定的服务项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简称《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为由，对上述申请不予受理。原告上专所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称：一、《商标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立法的本意在于禁止代理机构利用专业知识抢注或囤积商标，牟取非法利益，而非限制代理机构注册“自己使用”的商标的权利。代理机构提供的服务完全有可能超出第45类法律服务的范围，故如将该款规定扩大解释为商标代理机构不能在第45类法律服务以外注册自己使用的商标，则不符合《商标法》的立法本意。二、如果不允许商标代理机构对自己使用的商标进行必要的注册，将至少会对代理机构造成两方面的损害：一是商标代理机构的商标被他人注册，致使代理机构无法使用自己的商标开展业务；二是商标代理机构无法在相关领域制止他人盗用其商标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三、原告成立于1984年11月27日，自成立开始“上专”就一直是其常用的简称，“上专”与原告已形成一一对应关系。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大致包含各类培训和组织研讨会，这些服务是原告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的服务。自1997年开始，原告每年均举办涉外知识产权培训班，至2014年已举办22届。自2006年开始，原告每年亦举办“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至2014年已举办8届。因此，原告在上述服务上申请注册自己使用的商标属于正常经营活动所需，也是其为保护自己商标不被他人侵犯或抢注的必要措施。因此，被告做出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受理通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商标局作出的通知。被告商标局辩称：《商标法》第十九条对商标代理机构申请注册做了限制性规定，《商标法实施条例》又对此做了细化。根据法律规定，商标代理机构不得申请注册其“代理服务”以外的商标，此款规定将代理机构可以注册商标的商品和服务范围严格限定在“代理服务”上。具体而言，代理机构不得注册《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第45类4506组“法律服务”以外的商品和服务。违反上述规定的处理结果就是商标局依法做出不予受理决定。本案中，原告为在商标局备案的代理机构，诉争商标注册的服务类别超越了第45类。因此，商标局做出不予受理决定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诉争商标为第15244246号“上专及图”商标，其由上专所于2014年8月28日向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指定使用的服务项目为第41类：培训、实际培训（示范）、辅导（培训）、安排和组织培训班、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会、安排和组织会议、安排和组织专家讨论会、安排和组织专题研讨会、知识产权法律培训、安排和组织知识产权法律专题研讨会。2014年9月12日,商标局发出《商标注册申请不予受理通知》，对于上专所的注册申请不予受理。本案诉讼过程中，上专所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用以证明上专所自成立以来的名称变更情况。包括中国专利局《关于发送的通知》，国家经委、中国专利局《关于处理外国人申请专利的优先权和建立第二个涉外专利代理机构的请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指定商标代理组织的通知》，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专利事务所更名的通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批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等七家商标代理组织开展国内商标代理业务的通知》，上海科学院《关于确认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改制为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批复》。上述证据中显示其于1984年成立，当时名称为上海专利事务所，于1993年名称变更为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于2004年变更为现名称，即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第二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对“上专”简称的使用情况。包括SPTL（上专）形象宣传片分镜脚本，以及上专所企业文化核心理念撰写稿。上述证据中显示其自称“SPTL（上专）”、“上专所”。第三组证据用以证明“上专”商标在第45类、第42类相关服务上的注册情况。包括第6282524号“上专”商标核准转让证明、第12952892号、第12952891号“上专”商标的商标注册信息。上述证据中显示上专所已经在第45类、第42类相关服务上拥有三枚“上专”注册商标。上述商标的注册时间均早于2014年《商标法》施行时间。第四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上专”商标在培训、讨论会等服务上的实际使用情形。包括2014年第22届知识产权培训班宣传手册及证书照片，以及2014年第8届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宣传册。上述证据中显示其承办过2014年第22届知识产权培训班、2014年第8届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另查，上专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所载明的“经营范围”包括：为中外客户提供专利代理、商标代理、著作权代理及其他知识产权保护代理服务、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咨询、法律事务服务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培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针对《商标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的理解和适用问题，本院向相关研究机构征求意见，并先后收到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五家机构的反馈意见。（详见附件）上述事实，有诉争商标注册申请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专所提交的证据、研究机构征求意见回函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商标是否符合《商标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该争议具体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商标法》第十九条第四款是否不适用于商标代理机构对于自用商标的注册。《商标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商标代理机构除对其代理服务申请商标注册外，不得申请注册其他商标。”原告主张基于立法本意，该条款应仅限制商标代理机构注册他人商标或囤积商标的行为，而不应延及商标代理机构自用商标的注册。这一主张是否成立取决于从该规定的文义中是否可以解读出这一含义。该规定中明确指出，商标代理机构仅可以在“代理服务”上“申请商标注册”，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商品或服务上则不得申请注册其他商标。因该条款中对于申请注册的商标系商标代理机构自用还是以牟利为目的进行注册未作区分。因此，无论商标代理机构是基于何种目的进行的注册申请，只要是在代理服务之外的商品或服务上进行的注册申请，均属于该条款禁止的情形。当然，2014年《商标法》之所以引入该条款，主要考虑因素确实在于禁止商标代理机构恶意注册商标进行牟利的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于2013年6月26日所作的《关于修改情况的汇报》有如下记载，“三、一些地方、部门、企业提出，实践中一些商标代理组织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利用其业务上的优势帮助委托人进行恶意商标注册，甚至自己恶意抢注他人的商标牟利，建议进一步对商标代理活动予以规范。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以下规定：……三是明确商标代理组织不得自行申请注册商标牟利。”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相应考虑可以作为理解适用法律的参考，但是根据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首先进行文义解释。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起点和终点，其他解释都需以文义解释为基础。如果文义解释的结论是唯一且毫无疑义的，且不会造成体系冲突，则原则上应采纳文义解释的结论。在《商标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的文义可以明确得出前述结论的情况下，对该条款的理解无法仅因立法过程中的前述考虑因素而将其仅限定商标代理机构恶意注册商标进行牟利的情形。不可否认，依据上述文义解释得出的结论，会使商标代理机构自用的商标无法获得注册，从而对其造成一定影响。但尚不至于达到原告所称既无法使用自己的商标开展业务，亦无法禁止他人盗用其商标的程度。我国现有法律并非仅对注册商标提供保护，未注册商标同样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如果商标代理机构使用商标的时间早于他人注册商标的申请日，则其可以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获得在原有范围内的先用保护，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商标代理机构在先商标的自用问题。如果商标代理机构所使用的商标具有一定知名度，则其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禁止他人对该商标的恶意使用行为，亦可以依据《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等条款的规定禁止他人对该商标的恶意注册行为，上述规定亦在一定程度上为商标代理机构解决了禁止他人盗用其商标的问题。此外，本院要强调的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在于适用法律，而非制定法律，在法律条文规定明确且清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必需严格遵照执行。至于相关法律规定是否妥当，应否修改，则属于立法机关的权限范围，并非司法机关的职责。二、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是否属于“代理服务”。《商标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虽规定商标代理机构仅可以在“代理服务”上申请注册商标，但对于何为“代理服务”，《商标法》中并无明确规定。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应当结合行政法规及规章的相关规定。《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规定，“商标法所称商标代理，是指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商标注册申请、商标评审或者其他商标事宜”。在该条款的基础上，《商标代理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对商标代理行为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商标代理组织可以接受委托人委托，指定商标代理人办理下列代理业务：（一）代理商标注册申请、变更、续展、转让、异议、撤销、评审、侵权投诉等有关事项；（二）提供商标法律咨询，担任商标法律顾问；（三）代理其他有关商标事务”。基于上述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只可能在上述服务内容上以自已名义注册商标。本案中，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为第41类“培训、实际培训（示范）、辅导（培训）、安排和组织培训班、安排和组织学术讨论会、安排和组织会议、安排和组织专家讨论会、安排和组织专题研讨会、知识产权法律培训、安排和组织知识产权法律专题研讨会”，上述服务内容显然并不属于商标代理服务的内容，因此，诉争商标属于《商标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不予注册的情形。综上，上专所请求撤销被诉决定的起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诉不予受理通知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      文      毅审 判 员 芮      松      艳审 判 员 何            暄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      志      兴书 记 员 郭小贺书记员李益晨书记员邢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