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昔棠。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友爱。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桃波、黄芸，均系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愿熙。
委托代理人：黄泽武，广东真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莫昔棠、周友爱因与被上诉人梁愿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梁愿熙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莫昔棠向梁愿熙返还人民币22万元及利息（自2010年10月28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周友爱对莫昔棠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莫昔棠、周友爱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是：梁愿熙与莫昔棠、周友爱相识多年，知悉莫昔棠、周友爱为夫妻关系。2010年8月，莫昔棠因资金紧张向梁愿熙借款，于是梁愿熙在2010年8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其账户汇款10万元；2010年10月27日，梁愿熙又再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莫昔棠的账户汇款12万元。2013年底，梁愿熙找到莫昔棠，要求其还款，但莫昔棠却以各种理由推脱还款。庭审中，由于莫昔棠、周友爱否认上述22万元元为借款，且梁愿熙也没有提供相关书面借据，经原审法院依法行使释明权，梁愿熙以莫昔棠取得该两笔共计22万元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变更诉讼请求。
莫昔棠、周友爱共同答辩称：一、本案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莫昔棠、周友爱从来没有也没有必要向梁愿熙借款22万元；二、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之间存在生意上的往来关系，莫昔棠、周友爱分别于2009年12月29日、2010年7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划付了30万元给梁愿熙，梁愿熙提供的两份转账凭证实际上是对上述款项的还款；三、从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的往来凭证证实：梁愿熙收取莫昔棠、周友爱的款项远大于莫昔棠、周友爱收取梁愿熙的款项，故莫昔棠、周友爱保留向梁愿熙追偿多付出款项的权利；四、梁愿熙提出本案诉讼没有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纯粹是恶意诉讼，依法应予驳回。针对梁愿熙变更诉讼请求，莫昔棠、周友爱又共同答辩称：一、莫昔棠、周友爱没有从梁愿熙处得到任何的利益；二、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至今存在合作经营江门市某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的关系，导致双方的账目存在往来，具体是以银行转账为基准，但是这种银行转账的往来不能证明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所以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的结算应当以某某公司的结算作为标准；三、从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的往来款反映，莫昔棠、周友爱通过转账支付了30万元给梁愿熙，所以这些事实也反映了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存在合作的关系，合作关系不能以不当得利作为立案的理由；四、请求法庭驳回梁愿熙的起诉。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29日及2010年7月1日，周友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梁愿熙汇款10万元及20万元，合计30万元。2010年8月2日及2010年10月27日，梁愿熙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莫昔棠汇款10万元及12万元，合计22万元。2010年3月24日，梁愿熙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周友爱汇款5万元。
江门市新会区某甲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于2009年5月31日登记成立，原股东为谭某、罗某、潘某、钟某。2010年5月13日，梁愿熙、莫昔棠与谭某、罗某、潘某、钟某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谭某、罗某、潘某、钟某）将其持有的某甲公司100％的股权连同该公司购买的共计2538.06㎡的房产，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梁愿熙、莫昔棠）。同年7月2日，梁愿熙将60万元转入谭某的账户、将100万元转入罗某的账户、将60万元转入潘某的账户。同日，谭某、罗某、潘某分别出具两份收据，注明收到梁愿熙、莫昔棠共计300万元的款项，收据上加盖了某甲公司的印章确认。庭审中，梁愿熙表示，上述以其名义支付的220万元款项中，其中200万元是梁愿熙支付的，20万元是由莫昔棠交给梁愿熙代为支付的；莫昔棠、周友爱则表示其实际支付了房款100万元。
2010年7月8日，某甲公司在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会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梁愿熙、莫昔棠，并由梁愿熙占有55％的股权，由莫昔棠占有45％的股权。2010年12月22日，梁愿熙、莫昔棠、周友爱办理了上述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将房产登记到梁愿熙、周友爱名下。梁愿熙、莫昔棠购买某甲公司的股权后并没有对该公司进行过任何经营，在办理了上述涉案房产的过户手续后，于2011年5月9日将某甲公司注销。
2011年11月10日，梁愿熙与莫昔棠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确认上述房屋为双方共同共有，并约定：“如果此物业变卖后先还梁愿熙贰佰万元正，莫昔棠壹佰（万）元正。剩余房款平均分配，双方签名生效”。
另查明，莫昔棠与周友爱于2008年7月18日登记结婚。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梁愿熙最初以民间借贷起诉，但由于其未能提供相关借款书面凭证，莫昔棠与周友爱也明确予以否认，经原审法院释明，梁愿熙变更诉讼请求，认为莫昔棠与周友爱构成不当得利，故本案应当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
梁愿熙于2010年8月2日及2010年10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莫昔棠汇款10万元及12万元，合计22万元，有相关汇款凭证证明，对于梁愿熙向莫昔棠交付上述款项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诉讼中，梁愿熙最初主张该22万元为借款，但未能提供证实该22万元为借款的相关证据，且莫昔棠与周友爱也予以否认。不过，由于莫昔棠收取该22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假如莫昔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取梁愿熙该22万元有合法根据，则其显然构成不当得利。
针对该22万元，莫昔棠与周友爱在第一次庭审中认为是梁愿熙偿还之前向其所借的款项，其性质属于偿还借款，在第二次庭审中则认为该22万元为梁愿熙与莫昔棠、周友爱经营某某公司的往来款。由于梁愿熙也明确否认莫昔棠与周友爱陈述的上述内容，故应当进一步审查莫昔棠与周友爱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莫昔棠与周友爱提供了周友爱于2009年12月29日及2010年7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梁愿熙汇款10万元及20万元（合计30万元）的汇款凭证。一、对于其中20万元，梁愿熙认为是其与周友爱共同购买房屋的房款，并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予以证明。从梁愿熙提供的上述证据看，并结合原审法院在（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151号案中调取的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材料，足以证实梁愿熙和莫昔棠以购买某甲公司股权的方式取得上述房产的所有权，并最终登记在梁愿熙及周友爱名下。购买上述房屋的对价为300万元，诉讼中梁愿熙确认自己支付200万元，莫昔棠与周友爱确认支付100万元。而从梁愿熙提供的2011年7月2日支付房款给罗某、谭某、潘某的三份转账凭证看，梁愿熙支付的金额合计为220万元，也即梁愿熙实际支付金额比双方确认自己支付的款项多出20万元。从汇款时间上看，周友爱汇款20万元给梁愿熙的时间为2011年7月1日，梁愿熙支付上述220万元房款给罗某、谭某、潘某的时间为2011年7月2日，也即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也与梁愿熙陈述吻合，同时由于莫昔棠与周友爱在诉讼中就款项用途前后陈述极为不稳定，可信性较低，原审法院据此确认该20万元为梁愿熙、周友爱共同购买上述房屋的款项，对莫昔棠、周友爱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二、对其余10万元，经法庭充分询问，梁愿熙、莫昔棠、周友爱最终确认该10万元为筹备某某公司的款项，对此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梁愿熙认为收取该10万元后已将该款返还给莫昔棠、周友爱，其中5万元为银行汇款，5万元为现金交付，但梁愿熙仅提供了2010年3月24日金额为5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对于其余现金交付的5万元，梁愿熙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莫昔棠、周友爱也予以否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梁愿熙仅返还5万元。
综合上述理由，莫昔棠收取梁愿熙的22万元，因其未能提供具有合法依据的证据，依法构成不当得利，理应返还给梁愿熙。对于梁愿熙未返还给莫昔棠的公司筹备款5万元，梁愿熙也应当予以返还。梁愿熙与莫昔棠双方互负债务，结合双方在本案中诉辩的情况，其债权债务应当予以冲抵，也即莫昔棠应当返还17万元（22万元－5万元）给梁愿熙，并赔付利息损失。利息从起诉之日（2013年4月16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贷款利率计付。此外，莫昔棠、周友爱为夫妻关系，上述债务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周友爱应当与莫昔棠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原审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一、莫昔棠、周友爱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向梁愿熙返还17万元及赔付利息损失［自2013年4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梁愿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莫昔棠、周友爱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00元，保全费1620元，合共6220元，由梁愿熙负担1742元，莫昔棠、周友爱共同负担4478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莫昔棠、周友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第一项判决，并驳回梁愿熙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梁愿熙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具体表现如下：1、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梁愿熙于2010年8月2日、10月17日通过转账方式划付到莫昔棠、周友爱名下账户的二笔款项（合计22万元），既不是梁愿熙划错账户，也不存在莫昔棠、周友爱向梁愿熙借款，故根本不存在莫昔棠、周友爱不当得利的问题。2、本案讼争的上述二笔款项实际上是莫昔棠和梁愿熙合作筹备开办某某公司的往来款项，并且，梁愿熙的上述汇款单中在“用途”一栏也明确注明是“往来款”。3、一审判决以“由于两被告在诉讼中就款项用途前后陈述不稳定”而认定莫昔棠、周友爱的抗辩“可信性低”，明显属于断章取义。而梁愿熙既认为涉案款项是因为借贷产生而后又否认其存在法律上的原因，本身就是自相矛盾。4、梁愿熙提交《股权转让协议》、《拍卖成交确认书》、汇款凭证用于证明莫昔棠、周友爱于2010年7月1日汇款的20万元是由梁愿熙转交的购买合共2538.06平方米的房产的购房款，对于上述认定，是明显不当的。理由在于：（1）原审法院作出的（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故本案不能引用未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梁愿熙提供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没有原件，且存在明显的瑕疵。涉案房屋拍卖时间是2008年3月17日，但买受人某甲公司于2009年5月31日才登记成立的，故上述《拍卖成交书》明显是伪造的。（3）某甲公司于2009年5月31日成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万元，并且，该公司没有持有任何的资产，故不存在该公司100％股权的成交价为300万元的问题。因此，梁愿熙举证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无效的合同。（4）上述房屋的拍卖价格为199万元，有莫昔棠、周友爱提交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江门市直产权交易鉴证确认表等为证。莫昔棠、周友爱和梁愿熙在所购买的上述房屋所有权中各占50％的权益，莫昔棠、周友爱应承担的50％权益的对价就是100万元（199万元×50%），莫昔棠、周友爱早已将该款项直接付给江门市拍卖行有限公司。（5）梁愿熙主张其购买该房屋的50％的所有权共支付了200万元的购房款，此行为与莫昔棠、周友爱无关，若梁愿熙无故支付给他人的款项，梁愿熙有权向其他人追讨。（6）莫昔棠、周友爱从没有委托过梁愿熙支付过20万元购房款给第三人，一审法院以莫昔棠、周友爱支付的20万元的时间与梁愿熙支付给他人的款项的时间相吻合为由，而认定莫昔棠、周友爱的20万元是购房款，这明显是不当的。5、因梁愿熙是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愿熙利用掌管某某公司全面工作的机会，利用其手中持有的往来凭证，隐瞒相关凭证的整个交易背景而截取款项支付结果之片段，滥用不当得利而恶意提起诉讼，这不仅是恶意诉讼行为，此行为的结果亦已构成犯罪。二、因本案讼争的二笔款项属于“往来款”，其往来款的根源在于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合作开办的某某公司，故上述往来款的结算只能通过某某公司的清算来确定，一审法院将“往来款”认定为莫昔棠、周友爱“不当得利”，这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于某某公司的投资问题，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至今尚未结算，双方的往来款项究竟谁多付、少付的问题，均有待双方通过对某某公司清算的方式进行，任何一方均不能单方以个别凭证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仅以个别凭证来确定双方存在某种债权债务关系，这明显是违反本案的基本事实。三、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在程序方面存在错误，因本案的关键证据之一涉及到原审法院（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151号案的判决，但该判决尚未生效，故本案应中止审理。四、一审法院的一审判决明显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以改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基础是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其构成要件有三：l、即没有合法根据；2、取得不当利益；3、造成他人损失，均需要得到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述3项构成要件均需梁愿熙举证证明，但一审法院却认为梁愿熙的汇款凭证己构成了不当得利的基本条件（构成要件2、3），对于莫昔棠、周友爱提出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的抗辩理由却不予认定，这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这明显是属于对法律的误解，并因此导致判决的错误。
梁愿熙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第一，梁愿熙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莫昔棠、周友爱取得了梁愿熙从银行划转的22万元。第二，莫昔棠、周友爱至今因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取得梁愿熙划转的22万元是其合法或依据合同取得的。因此，莫昔棠、周友爱取得该22万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第三，关于一审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以莫昔棠、周友爱在另案当中的陈述作为依据并无不妥。本案的审理并不需要以另案的裁决结果作为依据，因此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莫昔棠、周友爱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莫昔棠、周友爱与梁愿熙二审期间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不应中止诉讼。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莫昔棠、周友爱应否向梁愿熙返还22万元及相应利息。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梁愿熙主张其向莫昔棠汇款22万元为不当得利，莫昔棠、周友爱则主张该汇款并非不当得利，而系双方合作经营某某公司的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莫昔棠、周友爱应对“获得汇款有法律上或者约定的根据”负举证责任。
结合本案的案情，梁愿熙已提交其分别于2010年8月2日、2010年10月27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莫昔棠汇款10万元和12万元的转账凭条，莫昔棠、周友爱对已经收取该转账款项的事实亦予确认，梁愿熙已经充分证明了莫昔棠取得财产上的利益，梁愿熙因此受到损失，莫昔棠取得的利益与梁愿熙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梁愿熙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而莫昔棠、周友爱主张该22万元汇款是与梁愿熙合作经营某某公司的投资款，首先，莫昔棠、周友爱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该款项系合作某某公司的投资款，其认为梁愿熙提供的《转账凭条》“用途”一栏上明确注明“往来款”，所指的就是双方合作某某公司的投资款，但梁愿熙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往来款”不能直接认定就是合作某某公司的“投资款”，莫昔棠又未能提供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故该《转账凭条》不能证明该22万元系梁愿熙向某某公司的投资款。其次，莫昔棠、周友爱提供了周友爱于2009年12月29日及2010年7月1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梁愿熙汇款10万元及20万元（合计30万元）的转账凭条，并辩称实际上是对上述款项的还款。按习惯，应先收款后还款，如该30万元为还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再进一步分析，对于其中的20万元，从梁愿熙、莫昔棠、周友爱履行与某甲公司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时间上来判断，梁愿熙支付220万元转让款给罗某、谭某、潘某的时间为2011年7月2日，并自认有20万元为代莫昔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恰恰周友爱于2011年7月1日向梁愿熙汇款20万元，故该20万元作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款的可信度较高，应予以采信。至于另外的10万元，梁愿熙与莫昔棠、周友爱双方确认为筹办某某公司的款项，但无证据证明与上述22万元有直接关联。而现有证据证实梁愿熙事后返还了该10万元中的5万元，原审法院将梁愿熙收取周友爱的10万元筹备某某公司的款项中尚未返还的5万元与梁愿熙汇给莫昔棠的22万元予以冲抵，符合当事人之间互负债务可以抵销的法律原则。由于莫昔棠、周友爱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获得梁愿熙汇款22万元有法律上或者约定的根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莫昔棠收取梁愿熙汇款22万元构成不当得利。鉴于莫昔棠、周友爱对于原审认定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莫昔棠、周友爱应共同承担向梁愿熙返还22万元不当得利之债的责任。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进行相应冲抵后，原审法院判令莫昔棠、周友爱共同向梁愿熙返还17万元及赔付利息损失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另外，莫昔棠、周友爱主张其与梁愿熙存在某某公司投资合作关系，因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对该合作投资产生的纠纷可另觅途径解决，本案对此不予调整。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莫昔棠、周友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莫昔棠、周友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晓凌
审 判 员 陈 健
代理审判员 赵 斓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区健敏
梁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