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7101民初31号
原告：于某1，女，201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学龄前儿童，住北京市丰台区。
法定代理人：于某2（原告之父），男，198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北京市丰台区。
法定代理人：明某（原告之母），女，1990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晶齐，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晓宁，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平安大厦13-14层。
负责人：徐敏彬，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涛，北京格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某1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某1的法定代理人于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晶齐、祝晓宁，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2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4年8月22日原告父亲于某2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合同号：PO10000007993665，并于2014年8月22日生效，内容为：为原告于甜甜承保了主险平安守护星少儿两全保险（简称守护星），平安附加长险少儿重疾，基本保额20万元、豁免重疾、意外医疗3万元，合同22－34页内容为平安附加长险少儿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其中22、23页，24、25页约定了保险金额和重大疾病保险金条款和保险金申请等条款，27、28页约定了重大疾病的范围：合同35－42页内容平安附加意外医疗保险合同，合同43－71页内容为平安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2．1约定重疾豁免保险费，合同51页、55页双耳失聪属于豁免保险费范围，合同60页平安附加少儿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在保险合同生效期间，原告发生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即双耳失聪，符合保险约定的赔偿标准，原告的法定监护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被告作出拒绝的理赔决定通知书，因双方就理赔事宜产生争议，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辩称：一、原告的病情不符合保险合同规定的要件之一，少儿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第9.3、9.8条，积极治疗180日仍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恢复被保险人听力，根据本案的证据及当事人表述，原告不符合。原告在植入了人工耳蜗后，根据病历显示原告恢复了一定听力。按照原告代理人表述，原告听力基本恢复。按照医院要求，需要在出院后1、3、6月进行纯音测听，但原告并未提交该证据。原告无证据表明积极治疗180日仍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恢复被保险人听力。现原告听力已经恢复，我方认为原告病情不符合少儿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第9.3、9.8条要件之一，所以不存在索赔保险金前提。二、原告2014年2月11日进行了听觉诱发电位测试结果显示，其已经构成了双耳失聪、重疾，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原告就已经患了重疾，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并不是保险合同期间初次发病。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4年8月于某2在被告处投保，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日为2014年8月22日，投保人为于某2，被保险人为于甜甜。主险名称为守护星。附加长险有少儿重疾，保险期间20年，基本保险金额为20万元。原告称本案依据附加长险少儿重疾向被告请求保险金20万元。
保险合同有如下约定“2.2保险责任，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重大疾病保险金,被保险人经医院（见9.11）确诊初次发生“重大疾病”且确诊28日后仍生存的，我们按照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9.3重大疾病，重大疾病是指被保险人初次发生符合下列定义的疾病，或初次接受符合下列定义的手术。该疾病或手术应当由专科医生（见9.4）明确诊断。以下重大疾病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制定了规范定义的疾病。……双耳失聪，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双耳听力永久不可逆（见9.8）性丧失，在500赫兹、1000赫兹和2000赫兹语音频率下，平均听阈大于90分贝，且经纯音听力测试或声导抗检测或听觉诱发电位检测等证实。”“9.8永久不可逆，指自疾病确诊或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经过积极治疗180日后，仍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恢复。”
二、原告方称在2016年9、10月份，原告在滑滑梯时发生磕碰，之后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反应。之后去了北京友谊医院进行检查，医生建议人工植入耳蜗，但当时没有做手术，到2017年3月份原告并没有好转，之后作了双耳人工植入耳蜗手术。
2017年3月和6月原告两次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其中2017年3月病历记录显示：“现病史：6月前，患者滑楼梯时摔伤左侧颞部，不伴头晕、恶心、呕吐。7天后，发现患者对听力反应不敏感，当大声喊时，才略有反应。来我院门诊诊断为‘双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建议行人工耳蜗植入术。后患者双耳听力好转不明显，现为进行手术收住入院。……既往史：……曾于6月前有头部外伤史，否认手术、输血史……”。
2017年6月的病历记录显示“现病史：患者出生后第一次听力筛查未通过，第二次于儿研所行听筛左耳未通过，右耳通过，后对声音有反应，9月前患者滑楼梯时摔伤左侧颞部，不伴头晕、恶心、呕吐。7天后发现患者对听力反应不敏感，当大声喊时才略有反应，遂先后就诊于同仁医院、北京儿研所诊断为：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3月后来我院门诊，诊断为双耳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建议行人工耳蜗植入术，遂收入院行双侧人工耳蜗植入术，2月前开机左耳显示高频未通过，今为手术再次入院……”
2018年3月26日原告在中国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测试听力，检验单下方记载：纯音测听（关闭人工耳蜗双耳听阈大于90db,确诊为双耳失聪）。
三、被告提交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儿研所医院）2014年2月11日对原告做出的听觉诱发电位测试报告，有如下记载“1.听性脑干诱发电位阈值（ABR阈值），左耳，未填写内容，后部手写97dBnHL未引出，右耳：90dBnHL,7.30ms。2.听性脑干诱发电位潜伏期（ABR潜伏期）……3.40HZ听觉相关电位。印象：ABR阈值左侧97dBnHL未引出，右侧升高；ABR潜伏期双侧80dBnHL未引出Ⅰ、Ⅲ、Ⅴ波;40HZ阈值左侧97dBnHL未引出，右侧升高。本结果仅供参考，请医师结合临床。”原告方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称这只是检测报告，并不是确诊，当时检测时医生直接说回家待观察；这是诱发测试，是测试耳细胞的发育是否良好；检测情况是原告很小的时候检测的，医生也说原告发育是不完全的，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此，被告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法庭予以准许，后被告称有专门知识的人不愿意出庭，放弃申请。
案件审理期间，本院准许原告向儿研所医院调查关于听觉电位报告的建议并说明结论，该医院称因无门诊病历，仅凭听觉诱发电位测试报告无法出具疾病相关建议或结论。
原告父亲称2014年5月至6月份之间发现于某1对声音有反应；在此之前，原告对大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小声音听不见。原告方提供原告于某1的视频资料用以证明原告在2014年6月至2016年9月底前听力正常，能够与人正常沟通，被告认为部分视频可以看出原告于某1对声音是有反应的，但是不认可拍摄时间。
原告申请证人周某1、周某2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原告在投保之前即2016年9月之前听力正常，能够正常沟通。证人周某1称“原告1岁多，和我家孩子一起玩，我家孩子叫原告姐姐，原告是有反应的。2015年夏天，快2岁时叫原告是有反应的。我叫原告，原告也很高兴，有反应。”被告不认可周某1的证人证言，认为周某1在2015年夏天以后才有清晰的记忆，本案是2014年的问题，那个时间周某1是没有记忆的。证人周某2称“原告一开始是可以沟通的，比如让她拿东西她都可以拿。朋友之间走动可以看出她可以沟通。在三岁之前都是可以沟通的。”“在2016年夏天我跟原告接触来看原告听力是正常的。在2017年3月之前我跟原告接触，原告听力也是正常的。”被告不认可周某2的证人证言，按照周某2的表述，在2017年3月前认为原告是正常的，按照原告父亲向法庭陈述的，在2016年9月原告就受伤，那么在2016年9月到2017年3月原告是不可能健康的，所以不认可第二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原告申请证人赵某（本案保险销售业务员）出庭作证，用以证明投保是赵某主动推销的，被告业务员在投保时也一直熟悉原告，并且有多次接触，对原告身体及健康情况是熟知的。证人赵某称“在原告1岁之前我就接触过原告，我判断原告是健康的孩子。我去原告父亲店里逗原告玩，原告是有反映的，是可以听到我说话的。”“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其见过原告，认为原告听力正常，在原告家中叫原告，原告都挺正常的。”原告方不认可证人关某的陈述，认为证人也记不清楚了，认可证人的其他陈述。被告不认可赵某证言的真实性，认为原告耳朵有疾病是事实，并且该事实是由原告举证证明的，且不论投保之前的问题，投保后原告肯定有耳聋的状况，从病历可以看出原告在2016年9月耳朵肯定有问题。
上述事实有保险单、保险条款、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书、听觉诱发电位测试报告、纯音测听报告、原告的视频资料、证人周某2、周某1、赵某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原告于某1行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听力恢复是否属于“重大疾病”中的双耳失聪
被告认为原告植入了人工耳蜗，听力基本恢复；原告无证据表明积极治疗180日仍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恢复被保险人听力，不符合保险条款9.3和9.8重大疾病中的双耳失聪。保险条款载明“双耳失聪，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双耳听力永久不可逆（见9.8）性丧失，在500赫兹、1000赫兹和2000赫兹语音频率下，平均听阈大于90分贝，且经纯音听力测试或声导抗检测或听觉诱发电位检测等证实。”对此本院认为，如何理解双耳失聪的保险条款是本案的关键。关于合同解释的方法，《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条阐述了“不利解释原则”及适用条件。发生争议时，应首先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通常理解是指具有一般智识能力的正常人的进行的理解。
本案中应首先依据通常理解予以解释，第一，众所周知双耳是人的听觉器官，生活中我们通常认为双耳失聪是指双耳这一听觉器官本身的功能受损达到一定程度；
第二，关于“双耳听力永久不可逆性丧失”中“永久不可逆”在合同条款中的释义是“指自疾病确诊或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经过积极治疗180日后，仍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恢复。”欲判断听力是否丧失，需要明确什么是听力，听力指的是启动听觉器官，接收语音信息的一种能力。那么依据通常理解，双耳听力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恢复，就是指启动听力器官接收语音信息的能力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恢复。本案中原告于某1患有重度感因神经性耳聋，经纯音听力测试的结果也为双耳失聪，显然其启动听力器官接收语音的能力已经无法恢复，虽然原告植入了人工耳蜗能够接受语音信息，但人工耳蜗并不是于某1自身的听力器官，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启动自身听力器官接收语音的能力无法恢复的事实。
第三，原告为什么植入人工耳蜗，恰恰是因为自身听力器官本功能受损。人工耳蜗是一种电子装置，由体外言语处理器将声音转换为一定编码形式的电信号，通过植入体内的电极系统，直接兴奋听神经来恢复和重建聋人的听觉功能。原告于某1植入了人工耳蜗，但当该耳蜗处于关闭状态时，其还是处于重度神经性耳聋的状态。
综上，本院认为依据原告提交的病历材料及纯音测听结果可以证明原告病情符合双耳失聪。
二、原告于某1是否属于初次发生“重大疾病”
被告认为，原告2014年2月11日进行了听觉诱发电位测试结果显示，其已经构成了双耳失聪、重疾，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原告就已经罹患了重疾、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并不是保险合同期间初次发病。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的病历显示“患者出生后，第一次听力筛查未通过，第二次于儿研所行听筛左耳未通过，右耳通过，后对声音有反应，9月前患者滑楼梯时摔伤左侧颞部不伴头晕、恶心、呕吐。7天后发现患者对听力反应不敏感，当大声喊时才略有反应，遂先后就诊于……”可以说明原告出生后第二次听力筛查右耳是通过的，之后也是对声音有反应的。“7天后发现患者对听力反应不敏感”，也说明在摔伤前的一段时间原告对听力是反应敏感的；其次，原告提供视频资料显示于某1对声音有反应，被告对此亦表示认可，但是不认可拍摄时间，对此本院认为，从视频中原告的身高、体型等可以判断拍摄时间及原告的年龄，结合证人周某1及周某2的证言可以认定原告一岁多与在有人与其语言沟通时是有反应的；再次，2014年2月11日，原告于某1不满六个月，针对当时所作听觉电位测试报告儿研所医院表示“仅凭听觉诱发电位测试报告无法出具疾病相关建议或结论”，本院认为单凭该份证据不能做出原告于某1在2014年2月11日双耳失聪的判断。被告认为原告不是初次患有该疾病，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观点。综上，可以认定原告于某1是初次患有双耳失聪这一重大疾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于某1保险金2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千一百五十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丹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