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12民初2333号
原告: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萝岗区。
法定代表人：何敏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永胜，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法，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启民，住广东省英德市。
原告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邓启民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年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芮雪春子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朱永胜，被告邓启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被告于2007年7月1日入职原告单位从事技术支持工作，双方于2015年1月6日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被告每月基本工资2500元，奖金1300元。2016年3月9日，被告以原告克扣其工资为由申请劳动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起诉。
一、原告在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不存在克扣被告工资的情况。双方的劳动合同第十四条第三款约定了被告每月基本工资2500元，奖金1300元。第十七条约定“原告可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规章制度，对被告的考核情况，以及被告的工作年限、奖惩记录、岗位变化等，相应合理调整被告的工资水平，但不得低于省、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根据上述约定，原告已经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了被告的相应工资待遇，被告每月获得的收入均没有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数额。而且，原告自2015年开始经营业绩急剧恶化，加上原告工作地点和时间发生变化，因此按照合同约定对月度奖金、岗位补贴进行调整，延长2014年年终奖支付周期并取消2015年年终奖，被告自始至终知悉上述事实。原告的上述调整符合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不存在克扣被告工资的事实。
二、因被告存在向原告借支23000元的事实，故在计算被告的实发工资时应将工资抵扣借款的金额统一计算在内。被告因家庭原因向原告借支20000元，职务借款3000元，双方约定每月扣除部分工资偿还借支款，但劳动仲裁未将该部分款项计算在内。
三、被告实际知晓其每月工资构成以及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月度奖金和岗位补贴减少、延长2014年年终奖支付周期并取消2015年年终奖的事实，但在申请劳动仲裁之前从未向原告提出过异议，在工资调整半年后又以工资待遇减低、克扣工资为由要求补发，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
原告每月均向每位员工通过电子邮件及部门送达或通知其具体工资清单，被告一直否认知晓工资构成情况，否认原告向其发放过工资单，但其提供的材料中可清晰反映其在计算税后实发工资金额构成中将抵扣借款的工资部分计入实发工资中。因此，被告声称不知道工资构成的主张前后矛盾。从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供的材料可以清晰的证明其知晓原告因经营不佳导致的各项奖金的减少、支付周期延长的客观事实，而且被告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在工资调整实际已经履行数月后，又主张存在克扣工资，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工资差额19125.82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被告答辩称：被告于2007年3月1日入职原告单位，并从事技术支持工作。双方于2015年1月6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的报酬所得项目有两项：基本工资2500元、奖金1300元。但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被告2014年整个下半年的平均每月实发到账工资为7268.75元。因实际数额与劳动合同写明的差距太大，当时被告在签订合同前询问部门主管，其答复合同上写的与实际不一样很正常，以后到手工资不会比去年到手工资少的，只要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在其口头承诺下，被告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上半年，被告的实际到账工资确实保持在7000元左右。由此可见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每月报酬数额明显违背了事实，违背了被告的实际意愿。
劳动合同中约定被告的岗位是技术支持，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不存在加班计提、不存在计件，不存在任何提成或绩效的情况。原告亦在劳动仲裁笔录中承认被告的工资不受工作地点变化的影响。被告在2015年1月6日签订劳动合同后，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工作岗位一直是技术支持，工作上也得到了主管的认可，没有任何惩罚记录。由此可知被告每月的实发到账工资不应受公司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减少。
原告提交的工资明细表与其在仲裁时提交的不一致，工资的合成项目与合同不一致，奖金部分与合同中约定的不一致，奖励部分时多时少、岗位补贴与原告述说相矛盾，被告不认同原告提交的所谓工资明细表。
关于2014年年终奖，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规定，该部分属于2014年的劳动报酬，被告应当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在告知被告年终奖金额30000元后，在30日内全额支付给被告，而事实上原告在劳动合同约定的30日内单独向被告支付了2910元，余下的金额一直未支付。2015年的工作量比2014年工作量增加，加上原告从未向被告告知过任何计算年终奖的方法，因此我不认可2015年没有年终奖的说法。
原告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多个月出现超过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工资给被告，使得被告经济上出现收支不接的情况。
有关被告借支23000元的事。从原告提供的2013年被告的借支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原告早在2013年的11月工资中就开始扣被告的借支，按每月2000元来算，原告早在2014年就从被告的工资中扣完了23000元的借支。然后原告在没有通知被告的情况下，再次从被告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的工资中继续扣除借支，使得被告的经济陷入困境，以达到变相逼迫被告自动离职而免于赔偿经济补偿的目的。
在公司及部门的公告栏上，原告从来没有公告过任何有关年终奖事项、公司财务事项、工资变动事项的文件，因此公司的行为不合理也不合法。原告对被告所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逼迫被告自动离职而免于赔偿经济补偿。在半年时间里公司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员工因为这样的原因被迫离职，而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离职人数过百，都是有据可查的。
综上所述，特向贵院申辩，望能查明事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07年入职原告处，从事技术支持工作。双方于2015年1月6日签订自2015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被告的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每月基本工资为2500元、奖金1300元，绩效奖金根据原告经营状况及被告完成工作情况，按照岗位业绩考核标准计发。
被告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的平均工资为6862.14元。被告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的实发工资数额分别为：1月6687.73元、2月6185.53元、3月8172.52元、4月7647.13元、5月5788.53元、6月5746.87元、7月5296.87元、8月5215.87元、9月4054.46元、10月3597.24元、11月3412.1元、12月3168.77元、2016年1月1204.67元、2月6609.78元。被告主张其工资自2015年9月起与其之前的工资存在较大差距，其认为原告克扣其工资，要求原告按其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月均工资6862.14元予以补发。
原告提交了被告自2013年1月起的工资明细表，显示被告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奖金、奖励、福利费、岗位补贴，该五部分总和为应发工资，扣除社保、个人公积金、所得税、工会费之后的金额为实发工资。备注一栏后面注明福利费包括：报销、节日费、高温补贴、伙食补助（2013年）、旅游费（2013年）、全员营销奖（2014年之后）、劳保（2014年之后）、其他、上一年度年终奖或激励奖。同时工资表下方的备注注明上一年年终奖/激励奖金的数额，第一笔一次性发放的数额，之后一年每月发放的数额。原告主张除基本工资、奖金是每月固定之外，奖励和福利费都是浮动的，岗位补贴是外派在办事处工作才有。其中“奖励”是每月公司盈利提取一定额度发放到各部门，再由各部门经理根据员工表现发放，没有具体计算方式；“福利费”则是上述报销、节日费、高温补贴、伙食补助、旅游费、全员营销奖、劳保、其他、上一年度年终奖或激励奖的总和，是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决定是否发放以及发放多少。原告主张从2015年上半年开始亏损，下半年开始出现资金紧张，于是降低了奖励的数额并将原定于12个月发放的2014年年终奖延长至18个月发放，因此每月的工资数额较之前有所减少。对此，原告提交了2014年、2015年审计报告及2016年1月-2月的财务报表、通知及视频、公司另一员工王某申请劳动仲裁是提交的证据。原告2014年和2015年的审计报告均由广州市华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制作，2014年的利润总额和综合收益总额为103233960.23元，2015年的利润总额和综合收益总额为-38692135.74元；2016年1月和2月的损益表也显示净利润为负值；经当庭播放视频，视频展示的是原告办公系统中2015年10月14日发出《关于2014年激励奖金延长发放的通知》，内容为：相关部门，因市场萎缩，公司经营困难，资金极其紧张。经公司领导层决定，对所有员工还未发放完的2014年激励奖金延长6个月发放，即从2015年9月工资开始，分10个月发放剩余的激励奖金，以减轻公司现阶段的资金压力。请大家理解，共同努力，度过难关。王某以原告作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时提交了公司每月向其邮箱发送工资单，并告知2014年激励奖会在2015年1月至12月分期发放的通知、原告通过办公系统发出了《关于2014年激励奖金延长发放的通知》的证据，其中王某的福利费也是从2015年9月开始减少，王某提交的《关于2014年激励奖金延长发放的通知》的内容也与原告提交的一致。原告还主张每月将工资单发送到被告的邮箱中。被告否认原告提交的工资明细表中的工资构成，主张在职期间从未收到过工资单，不清楚工资构成，同时被告主张年终奖都是一次性发放，从未分摊到每个月的工资中，也否认收到过年终奖延长发放的通知，并认为其与王某并非同一部门，工资没有可比性。
原告提交的被告2014年9月至2016年2月的工资明细显示被告每月的工资情况为基本工资2500元、奖金（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为1300元，之后是2000元）、奖励（2014年11月为940元、2014年9月、10月、12月、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为1000元，7月、9月至12月为500元，8月410元，2016年开始为0），福利费（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大部分为2000元以上，9月开始减少为1050元，之后减少至900元）、岗位补贴（2015年1月至9月每月500元，10月开始为0），此外从2015年5月开始“还借支”一项有所显示，2015年5月至2015年12月每月1000元，2016年1月2500元。原告提交了一份2013年12月3日的《借支单》，显示被告共借支23000元，还款方式一栏注明“每月还2000元，分10月从工资扣”，财务主管一栏有手写的“从11月份工资扣款”。原告主张后因被告申请，并未按照《借支单》上的时间开始扣款，而是从2015年5月的工资中开始每月扣1000元，2016年1月一次性扣款2500元，后被告在2016年3月2日一次性偿还现金15150元，被告多偿还的2650元已经在2016年2月份的工资中予以返还。被告确认因私借款20000元，因公借支3000元，但主张2016年2月初部门文员给了他一份文件，上面显示公司从2015年5月开始扣款，扣了8个月共8000元，还差15000元，于是其在2016年3月还了15000元的现金。但是在本案仲裁时，其看到《借支单》，才知道原告从2013年11月的工资中就开始扣除借支款，故其认为属于重复偿还，已经另案申请仲裁要求原告向其偿还23000元。
关于年终奖的发放，本院要求双方均提交2013年和2014年年终奖发放情况的证据。原告提交了被告2013年和2014年工资发放明细、被告所在部门人员2013年全年的工资明细表、被告所在部门的2012年和2013年年终奖申请、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其中2013年工资明细表备注显示“2012年年度激励奖金共计20000元，2013年2月一次性发放3000元，2013年3月至12月每月发放1700元”；2014年工资明细表备注显示“2013年年终奖共计2.2万元，2014年1月一次性发放3000元，2014年1月至12月每月发放1583.33元”；银行流水显示原告在2013年2月5日向被告支付2910元，2014年1月24日向被告支付2910元。被告对于银行流水没有异议，但否认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被告确认原告在2013年2月和2014年1月发放了年终奖的一部分，但主张剩余部分都是发现金。被告提交了银行流水，显示原告在2011年1月31日一次性发放了2010年的年终奖。原告确认在2011年之前部分员工的年终奖是一次性发放，但主张从2011年之后都是分期发放，且公司从未发放过现金。
关于被告的工作地点，被告主张其在2014年1月份在广州本部，2014年8月去了泉州办事处，2015年1月左右又回到广州，2015年6月至9月在东莞办事处，2015年10月回到广州直至2016年3月被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主张被告2014年8月之前在西安办事处，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在泉州办事处，2015年2月至6月在广州下面的办事处，2015年6月至9月在东莞办事处，2015年10月回到广州本部。双方确认被告在工资发生变化期间其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化。
另查明：被告入职后工资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发放，每月下旬发放上月工资。被告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工资数额没有发生大幅度变化。
双方发生争议，被告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拖欠及克扣的工资26940.3元、克扣工资的迟延支付利息393.2元。2016年4月18日，该仲裁委作出穗开劳某案字[2016]37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被告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的工资差额19125.82元，并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书，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借支单》、工资明细表、银行流水、审计报告、穗开劳某案字[2016]370号庭审笔录、《仲裁裁决书》等书证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证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应全面、诚信履行合同义务，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
双方就被告的工资构成存在争议，首先，虽然原告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每月将工资单发送给被告，但被告作为一个入职原告将近九年的员工，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构成本身就不符合常理；其次，原告提交的被告工资明细中的工资构成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再次，原告的其他员工申请劳动仲裁时提交的证据可以显示原告确会每月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其发送工资单，其中福利费一项确实也在2015年9月开始减少，并且该员工也提交了原告曾在办公系统发通知会延长发放2014年年终奖的通知，通知内容也与原告提交的一致；最后，被告入职后工资一直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显示原告曾以现金方式向被告发放年终奖，而原告提交2012年和2013年的年终奖发放情况也能与工资明细相互印证。综上，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本院采信原告提交的工资明细表，并以此确认被告的工资构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被告2015年9月开始每月工资比之前有所减少，应由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对于劳动报酬减少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从被告的工资构成可知，其每月固定部分为基本工资2500元和奖金2000元，奖励、福利费和岗位补贴均是不固定部分，但从2015年9月均是下降趋势。关于奖励，原告主张该部分是由部门经理根据员工表现发放，没有具体计算方式，但原告未对其主张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部分减少的数额应当进行补发。根据被告申请仲裁时的计算方式，本院以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间的奖励平均值作为计算差额的基数，原告应补发的金额为3425元[（1000元×9个月+940元+500元+410元）÷12个月×6个月-500元×4个月]；关于福利费，如前所述，年终奖是福利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告主张由于经营困难导致年终奖发放周期延长，从而每月数额降低。对其主张，原告提交的审计报告系由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报告显示原告在2015年处于亏损状况，原告确实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对年终奖的发放进行调整，故其主张延长发放期限具有事实依据，该部分不存在工资差额；关于岗位补贴，因双方就被告的工作地点陈述不一，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岗位补贴与被告工作地点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其应该补发被告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岗位补贴共计2500元。
关于被告借支的23000元的问题，双方对于该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被告在《借支单》上同意原告从每月工资中予以抵扣，那么原告从被告的工资中抵扣借支具有事实依据。被告主张原告从2013年11月开始每月从工资中扣款2000元，扣10个月，但从被告的工资发放可以看出，其工资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期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不存在忽然大幅度减少或增加的情况。而且如被告所述，其在2016年3月一次性向原告偿还了现金15000元，如之前已经抵扣了借支，其不可能再行偿还现金。虽然被告主张事先不知晓该情况，从被告的工资收入情况可以看出，23000元并非一个可以随意忽略的数字，被告不可能不核实清楚就直接向原告进行还款，被告的陈述根本不符合常理。故此，本院认定原告从2015年5月开始从被告工资中扣款用于偿还借支的事实，从原告的扣款及被告偿还现金的情况可知，原告在被告偿还现金之后多扣了2650元，该部分也在被告2016年2月的工资中进行了偿还，可见双方关于借支已经全部了结。
综上，原告应向被告补发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5925元。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有理据，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邓启民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5925元；
二、驳回原告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芮雪春子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余 若 莲
胡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