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72民初3022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能垣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XXX号XXX室。 法定代表人：魏剑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友泉，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江西元浩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林荫东路XXX号XXX栋。 法定代表人：高守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涛，上海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能垣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垣海运)为与被告(反诉原告)江西元浩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浩航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1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7年3月10日，元浩航运提出反诉，本院予以受理。本院先后组织双方当事人分别就本诉、反诉进行了多次证据交换。2017年6月13日及2017年9月7日，本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能垣海运委托代理人马友泉、元浩航运委托代理人刘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能垣海运诉称：2016年3月10日，双方当事人签订油轮运输合同，约定由能垣海运负责运输元浩航运提供的柴油，从大连港至宁波港，运费为每吨人民币134元。后因改卸其它港，运费增加为每吨人民币194元。4215.658吨柴油共计运费人民币817837.65元。能垣海运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元浩航运至今未支付运费。据此，能垣海运请求判令元浩航运支付：1、涉案货物从大连运往广东茂名的运费人民币817837.65元；2、涉案货物从广东茂名运往湛江港的运费人民币84313.16元(根据能垣海运运营成本核算，在大连运往广东茂名的运费基础上，再增加从广东茂名运往湛江港的运费每吨人民币20元)；3、自2017年3月2日能垣海运向元浩航运开具运费增值税发票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元浩航运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损失；4、以运费人民币817837.65元为基数，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千分之三标准计算的滞纳金，自2017年3月2日能垣海运向元浩航运开具运费增值税发票之日起计算至元浩航运实际支付之日止，并由元浩航运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其中第2、4项为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能垣海运庭后撤回了第3项诉讼请求。 元浩航运辩称：因能垣海运运输中疏忽，导致货物质量发生瑕疵，货物损失已大于运费，元浩航运要求能垣海运就相关货损予以赔偿。元浩航运同意待相关货损纠纷解决后，即就应支付的运费进行结算。转运费的发生是由于货物硫含量超标所致，能垣海运对此已知情，其对货物转运费的产生存有过错，此部分运输费用应当从其诉请中予以扣减。对能垣海运当庭增加的运费诉讼请求，元浩航运称不清楚其具体构成，不应在本案中一并解决；对能垣海运提出的滞纳金请求，元浩航运认为其标准过高，没有法律依据，且元浩航运未收到过相关运费发票。 本院经审查认为，能垣海运当庭增加的两项诉请包括：1、自广东茂名至湛江港的转运费主张；2、涉案货物运费的滞纳金主张。关于增加的转运费主张，从本案能垣海运提起诉讼到元浩航运提出反诉再到法庭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能垣海运始终未就该部分运费提出诉讼主张，直到开庭时才当庭提出。法庭征询元浩航运意见后，元浩航运明确表示反对，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审理解决，故在本案中本院对能垣海运当庭提出的从茂名到湛江部分的转运费主张不予处理，能垣海运可另行提出诉讼主张。关于能垣海运当庭增加的涉案货物运费的滞纳金的主张，能垣海运解释称是由于其开具发票时间较晚所致，故其较晚提出该项诉讼请求有合理理由，且元浩航运同意放弃对能垣海运要求运费滞纳金的诉请答辩期，就能垣海运的该项诉请本院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审理。 元浩航运反诉称：由于能垣海运在运输中致货物发生污染，油品指标发生重大变化，以致无法按原定贸易合同履行，最终大幅降价出售。本案双方曾就货损赔偿问题进行过多次沟通，并就事故向相关货物保险公司报案，但至今未能解决。据此，请求判令能垣海运赔偿损失人民币XXXXXXX.93元，具体包括： 1、因货物损坏导致的货款损失人民币822053.31元； 2、货物转运费损失人民币252939.48元(4215.658吨*每吨人民币60元)； 3、货损检验费人民币18200元； 4、10天的货款利息损失人民币34231.14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标准计算)； 5、运输中的货物损耗损失人民币16731元(因涉案原贸易合同未能实际履行，导致本应由买方承担的运输合理损耗0.2%最终由元浩航运承担。实际损耗量3.9吨*每吨货物原销售价人民币4290元)； 6、反诉案件受理费由能垣海运承担。 元浩航运庭后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3月21日至30日期间的货款利息损失，并撤回了第5项诉讼请求。 能垣海运辩称：1、元浩航运没有主体资格。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为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元浩航运并非货主，不具有货损索赔资格。2、元浩航运在本案中没有实际损失，其提出索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货物销售价格为每吨人民币4095元，扣除运费后实际获利人民币13万余元，并没有发生实际损失。元浩航运只有在对外实际赔付后才有资格向能垣海运进行追偿。本案元浩航运实际并未向货主进行过赔付，真正有资格要求货损赔偿的只能是货主。3、关于货款的利息损失，根据相关证据表明，涉案船舶于2016年3月17日到达舟山，收货人上船取样后完成货损检验报告是在2016年3月23日。根据元浩航运与货物买方的约定，应在货物检验合格后三个工作日，即2016年3月26日，并且元浩航运开具了货物发票后才能收取货物款项。因此，元浩航运主张的货款利息损失起算时间为2016年3月20日不合理，该部分损失超出了合理的可预期损失范围，不应获支持。4、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油品质量下降的原因。根据本案证据，2016年3月12日，通用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GS)化验报告中的货物硫含量已经达到15MG/KG，所以能垣海运认为货物在大连港装船的时候硫含量已经超标。 能垣海运在本诉中提供了如下证据： 1、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油轮运输合同，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具有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以及合同中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 2、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协议，用以证明双方就货物卸货港及运费变更达成一致协议。 3、卸船确认单，用以证明能垣海运已按元浩航运指定于2016年3月31日将货物卸船并交付到指定的收货地点，货物接收方湛江市鸿泰昌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昌公司)已收到涉案货物并确认干舱。 元浩航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从补充协议中可以看出运费增加是由于货物硫含量超标所致。卸船确认单仅针对货物数量作出确认，不涉及货物质量问题。 4、能垣海运于2017年3月2日开具给元浩航运的涉案业务费增值税发票9份，总金额为人民币817837.65元；相关快递单及查询记录，用以证明元浩航运于2017年3月3日收到了上述发票。 元浩航运对于发票中记载的费用金额予以认可，但称未收到上述发票，快递单中记载的收件方并非元浩航运，而是图云物流有限公司，并且无法识别快递文件的具体内容，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元浩航运对能垣海运提供的上述证据1、2、3均予以确认，故对上述证据的效力可予以认定。能垣海运提供的证据4为原件，元浩航运对于发票中记载的费用金额予以认可，本院对其效力予以认定。相关快递单及查询记录中记载的收件方非元浩航运，能垣海运未举证证明元浩航运授权图云物流有限公司代理其签收文件，且相关证据中未记载快递文件的具体内容，元浩航运对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 元浩航运在本诉中未提供证据，在反诉中提供了如下证据： 1、2016年3月10日元浩航运与浙江物产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签订的物流服务合同，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的货主是浙江物产。 能垣海运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元浩航运的诉请主张。本案真正的货主是浙江物产，元浩航运没有对外赔付，故没有起诉资格。 2、2016年3月10日浙江物产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长海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长海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2016年3月11日浙江物产与宁波大榭开发区朝阳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大榭公司)签订的油品采购合同、2016年3月22日中化工油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工公司)与浙江物产签订的成品油买卖合同、2016年3月28日浙江物产与中化工公司签订的成品油购销合同、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共4张，用以证明涉案货物采购价为每吨人民币4060元，原约定销售价为每吨人民币4290元，因油品受到污染致使品质下降，实际出售价格为每吨人民币4095元，4215.658吨货物降价损失总金额为人民币822053.31元。 能垣海运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相关合同的当事人都是案外人，货主浙江物产的损失并非元浩航运的损失。涉案油轮运输合同中并没有注明柴油的品质，元浩航运也没有就运输柴油的品质进行过合理告知。 3、2016年3月11日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货物生产厂家，以下简称西太平洋公司)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单，用以证明涉案油品出厂时硫含量符合国五标准。2016年4月11日SGS检验报告，用以证明涉案油品在装船前符合国五标准。 元浩航运同时解释称：产品质量检验单上的数据来源于货物生产厂家的大罐中提取的样本，SGS检验报告的检验样本是从港区8号岸罐(以下简称8号罐)中提取的，货物直接从8号罐中通过输油管道装入涉案船舶。装船当时货方与船方共同从8号罐中提取货物封样。当发现货物品质有问题时，双方共同将货品封样送SGS进行商检。 能垣海运认为产品质量检验单是由货物出售方出具的，而非是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从中无法看出检验的货物是本案货物，厂家大罐中的货品与本案货物的关联性无法认定，故对产品质量检验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SGS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检验报告只能证明8号罐的硫含量是7.0MG/KG，涉案运输还包括5号岸罐(以下简称5号罐)的货物，两个岸罐的货物都装进了同一船舱。仅有8号罐的质量检测结果并不能证明货品装船时无瑕疵。即使在岸罐中无瑕疵，也不能排除货物在货方的输油管道中被污染的可能,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货物在装船前符合国五标准。 4、2016年3月23日SGS分析报告，用以证明涉案油品因能垣海运自身原因造成污染，从而导致每一个船舱的货物硫含量都超标，与能垣海运所称的货物装5号罐还是8号罐无关。 能垣海运对分析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8号罐货物数量仅为688吨，而5号罐的货物达3527吨，该分析报告不能证明货物不符合国五标准是由能垣海运造成的。 关于5号罐的货物封样为何未做商检的问题，元浩航运解释称，因能垣海运当时未选择5号罐封样送检，该份封样因存放时间过久，已被货方进行定期批量销毁。能垣海运认为上述解释违背事实，当时元浩航运并未让能垣海运选择送检封样，能垣海运没有理由只选择送检一罐货品封样。5号罐的封样保留在供货方处，既然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货物质量存有争议，2016年3月17日收货人到船上取样，2016年3月22日获得了商检报告，当时就已经知道双方对货物品质有争议，货方有义务对5号罐封样谨慎保管并送检，而非销毁。 5、2016年4月12日浙江物产向元浩航运出具的函、2017年3月7日浙江物产向元浩航运出具的索赔函，用以证明浙江物产明确拒绝支付涉案货物运费，并要求元浩航运赔偿其油品受污染而降价所产生的损失，元浩航运无法收回运费并面临巨额索赔，已经产生了实际损失。 能垣海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两份函并非浙江物产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本案无关，也看不出浙江物产遭受了实际损失。运费和货物损害赔偿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相互予以抵消。 6、车用柴油国家标准，用以证明国五车用柴油标准硫含量不能大于10MG/KG。国四车用柴油标准硫含量不能大于50MG/KG。 能垣海运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元浩航运不能证明5号罐中的油品质量，而船舱中的货物也有硫含量未超标的，故不能证明货物是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 7、2017年3月13日卓创咨询网(www.chem99.com)、2017年4月1日隆众石化网(www.oilchem.net)中的货物报价，用以证明国四和国五标准的货物市场交易价格差距约为人民币200元左右，涉案油品从国五标准降到国四标准销售是合理的，符合市场交易情况。 能垣海运经阅看元浩航运现场演示的网站内容，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现场演示的是当天的货物报价，与元浩航运提供的证据上记载的货物报价时间不符，且报价时间与货物品质出现问题双方发生纠纷的时间也不符，并对上述两个网站报价的权威性存疑。 8、商检货物鉴定费发票，用以证明浙江物产为涉案货物检验支付鉴定费用人民币18200元。 能垣海运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付款方是浙江物产而非元浩航运，对其关联性无法认可。 9、上海东方公估行出具的分析报告，用以证明能垣海运提供的公估报告结论与事实不符，本案中左污油舱上一航次没有装载石脑油，该舱装载的涉案油品硫含量是合格的；进行淡水浸泡洗舱，应会存有大量污油水，从记录上显示右污油舱为空仓，船方未能提供污油水接收记录，说明船方没有洗舱。 元浩航运确认该公估报告中5号罐样品的数据系基于货物生产厂家所提供的信息，5号罐样品由货物生产方西太平洋公司保管，最终5号罐的样品被销毁了。 能垣海运对于该分析报告的证据形式无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对东方公估行的鉴定资质及签章存疑，认为其报告内容也是经推测的不确定的信息，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结论并不客观。 10、2016年3月10日至12日期间大连港输油记录5页，用以证明涉案货物从货主的油罐经由码头5号、8号罐以及最终装船的过程，结合能垣海运提交的装卸油作业记录簿可以印证，2016年3月12日12：00开始到15：15，5号罐内的油品单独装入船舶污油舱，该舱内油品的硫含量是合格的。 能垣海运认为该组证据无原件，无法发表质证意见。 11、浙江物产2017年7月3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结算索赔函，用以证明浙江物产向元浩航运提出索赔要求，将运费进行抵扣，并将索赔权转让给元浩航运。 能垣海运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索赔函是浙江物产向元浩航运单方面出具的，不是与元浩航运之间的赔偿协议，不能证明元浩航运已经赔偿了相应的费用，元浩航运不能据此主张索赔。 12、工商银行收款通知2份，用以证明浙江物产出售涉案货物后收到定金及货款尾款的情况。 能垣海运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收款通知与本案反诉没有关联性，在没有确定责任的情况下，无法证明元浩航运的损失。 13、2017年8月8日元浩航运工作人员王海涛和涉案船舶“能垣1”轮的大副董静海之间的通话记录电话录音光盘，用以证明涉案船舶大副声称没有用淡水洗舱，而是用海水洗舱，并且也没有全舱浸洗，没有安排人员下舱清洗，上一批次的石脑油可能会对本航次的柴油造成污染。SLP舱即污油舱。 能垣海运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证人应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质询。 本院经审查认为，能垣海运对元浩航运提供的上述证据1、2、4、6、8、12以及证据3中的SGS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上述证据均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有关，与本案纠纷具有关联，能垣海运亦未提供反证以否定相关证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效力予以认定。元浩航运提供的证据3中的产品质量检验单虽为复印件，但其内容可与证据3中2016年4月11日SGS检验报告相印证，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5浙江物产向元浩航运出具的函为原件，能垣海运认为该函并非浙江物产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反证，该证据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有关，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浙江物产向元浩航运出具的索赔函为复印件，能垣海运对其内容及证明力提出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7货物报价时间与涉案纠纷发生时间不符，能垣海运对此提出异议，但因其未对国四和国五标准的货物市场差价约为人民币200元提出异议，本院对此差价予以认定。证据9上海东方公估行出具的分析报告系由有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所出具，能垣海运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反驳性证据，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10经元浩航运申请调查，本院依法从大连港调取并核实了相关记录，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11为原件，能垣海运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反证，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13内容可与能垣海运在反诉部分提供的证据5相印证，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能垣海运在反诉中提供了如下证据： 1、2016年10月10日SGS的商检报告，用以证明货物装上船舶时已经不符合国五标准，货物质量瑕疵装船时就存在。 元浩航运对商检报告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对能垣海运取得的送检样品不知情，无法判断其来源，据此得出的商检报告结论是不可信的。 2、2016年3月18日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之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硫含量超标与前一航次装运的石脑油无关。 元浩航运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公估报告是受能垣海运的保险公司的委托出具的，该保险公司拒绝进行货损理赔，因而要求其关联方悦之公司出具了涉案公估报告，本身并不可采信。此外，该公估报告中有许多推测、假设性的判断词语，相关信息均来源于能垣海运，并且无悦之公司的签章，只有个人签名，对其证据形式也不予认可。 3、悦之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出具的分析报告，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在装运前已经存在硫含量超标问题。 元浩航运认为，该报告与此前悦之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出具的公估报告形式及内容均不一致，是根据本案两次证据交换及庭审情况而出具的，其委托方与本案有利益关系，无论从证据的形式、内容和出具主体上看，都不应该被采信。 能垣海运解释称，该报告增加部分是对于货损原因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其化验结果与之前的报告内容完全一致。 4、双方签订的油轮运输合同(电子版)，用以证明合同中约定了货舱检验的义务，其中合同第二页较此前能垣海运在本诉中提供的油轮运输合同多两行字：“装货港：乙方(承运人，即能垣海运)应配合甲方(租船人，即元浩航运)代表对货舱的清洁等适货情况进行检验，经甲方检验同意后装油(若无甲方出具的同意装货的书面文件，则视为乙方货舱清洁，符合装货条件)”。该条内容涉及元浩航运的验舱义务。当时双方通过QQ传递的数据记录是完整的，元浩航运扫描盖章后回传，回传的内容少了上述两行字。2016年3月25日左右能垣海运和图匀(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匀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能垣海运提出合同中还有两行字，对方说无关紧要。 元浩航运对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盖有双方公章的合同才是本案能垣海运提起诉讼的基本依据，该份没有元浩航运盖章的合同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双方当时确实是通过盖章回传的方式签订合同的，但元浩航运回传的留底上，也是缺少能垣海运所称的两行内容的。聊天记录的双方主体资格和身份不明，其内容无法判断。 本院经审查认为，元浩航运对能垣海运提供的证据1商检报告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涉及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与本案有关联，其内容系由专业的有资质的商品检验鉴定机构出具，至于该证据所涉及的送检样品的来源，已在商检报告中有明确记载，元浩航运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反证，故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能垣海运提供的证据2、3系由专业的有资质的保险公估公司出具，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至于其证明内容及结论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审理情况作进一步认定。 能垣海运提供的证据4油轮运输合同(电子版)缺乏双方签字确认，能垣海运亦未能演示聊天记录以证明该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及双方确已就合同中缺失的相关条款内容达成一致，故对该组证据的效力无法予以认定。 5、2016年9月21日能垣海运工作人员与涉案船舶大副董静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船方已经尽到了洗舱责任，涉案货物的污染不是船舶造成的，元浩航运提供的大副的电话录音内容是不全面的。 元浩航运认为无法核实聊天记录中聊天人的身份信息，其中能垣海运工作人员的提问具有引导性，大副回答没有用淡水，用的是海水，说明实际没有用淡水清洗。该份材料与能垣海运之前提供的检验报告陈述有矛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经审查认为，能垣海运提供了该聊天记录的原始留存资料，其内容可与元浩航运提供的证据13相印证，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经元浩航运申请，本院向大连港区进行了调查询问，并依职权向SGS上海公司进行了相关技术咨询，获取了如下材料： 1、2017年7月19日大连港区调查笔录，2、大连港区车台装卸岗位值班日记(即元浩航运提交的证据10)，3、2016年3月17日大连港5号和8号罐残留货物分析报告，4、2017年7月17日SGS上海公司技术咨询笔录，5、本院与大连港区工作人员的电话通话工作记录。 元浩航运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并认为通过上述材料可以印证：1、不能通过简单换算认定导致涉案油品污染需要在船上残留80吨石脑油。2、本案5号罐的油是通过1、2号输油管线同时装船的，和船方提供的记录簿可以互相印证，其中污油舱的油全部来自5号罐。3、本案5号罐的油品符合质量标准，没有受到污染。4、SGS上海公司工作人员提到石脑油含硫量较高，比较容易导致油品污染，还提到洗舱标准流程和通知程序，但本案船方均未按照要求做到。5、港区两条涉案输油管道和供货方的管道是对接的，上一批次的油品也是国五标准柴油，没有其他标准的油品进入过涉案输油管道。 能垣海运认为：1、大连港区工作人员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质询。证人陈述称5号罐和8号罐的两份油样品都被货方取走，元浩航运遗失样品无法进行货损检验，责任在其自身。关于涉案油品污染需要在船上残留80吨石脑油的判断是否合理，大连港区工作人员只是称不能确定，并没有予以否定。2、大连港区车台装卸岗位值班日记没有单位盖章确认，无法认定为原始记载材料，其内容的真实、合法性有待核实。3、2016年3月17日大连港5号和8号罐残留货物样品不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确认的样品，对相关货物分析报告的结论无法认可。4、对SGS上海公司技术咨询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该材料也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5、大连港区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的陈述也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涉案两条输油管道中有残油，港方未能提供管道内上一批次输油的货物品质信息，这对本案货物可能造成影响。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材料系经当事人申请及本院依职权向有关单位和专业机构进行调查、咨询后所取得，元浩航运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能垣海运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反证，故本院对该组材料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关于涉案船舶的各船舱容积，能垣海运提交了“能垣1”轮各舱容量及管线容量资料，其中记载了船舶各舱以及管线的容量。元浩航运认为无原件，无法确认其内容的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资料属船舶资料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可悦之公司公估报告中记载的船舱装货量相印证，元浩航运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反证，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本院查明： 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油轮运输合同，约定能垣海运作为承运人，以“能垣1”轮承载4000吨柴油，装货港为大连港，卸货港为宁波港，装货日期为2016年3月12日，运费为每吨人民币134元。计费数量以实载吨为准，装货以出库量为准，卸货以入库量为准，合理损耗为千分之二。卸货完毕，由双方及第三方(商检)对船进行验舱并出具干舱证明。船舶在卸货港取得干舱证明后，元浩航运收到能垣海运发票后2周内付清全部运费，如不能如期支付运费，应当按日计收迟交总额千分之三的滞纳金。能垣海运只负责货物的原装、原转、原卸，按原货交接，不负责非能垣海运原因造成的货损货差。由于能垣海运原因造成的货损货差，超出规定的合理损耗，由能垣海运按实际损失赔偿。元浩航运负责向保险公司对货物投保。 此后，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因货方上船取样化验显示油品硫含量超标，拒绝接收货物，不得不降级处理，将货物销往广东茂名。双方协商一致将卸货港改为广东茂名，并增加运费每吨人民币60元，发货数以大连长海公司船燃油库发货数为准，卸货港茂名船板交接，合理损耗为千分之二。其他条款依据原合同执行。 2016年3月31日，鸿泰昌公司作为货权接收方与船方共同签署了卸船确认单，其中记载承运船名为“能垣1”轮，来货数量为4215.658吨，到港船板计量数量为4211.758吨，确认干舱。能垣海运于2017年3月2日开具了抬头为被告的业务费增值税发票9份，总金额为人民币817837.66元。 2016年3月10日，元浩航运与浙江物产签订物流服务合同，双方约定浙江物产委托被告承运国五标准柴油4400吨，运费为每吨人民币153元，承运船舶为“能垣1”轮，装货港为大连港，卸货港为宁波港，装货日期为2016年3月12日。货物数量以大连长海公司船燃油库发货数为准，货到目的港后以宁波中石化油库岸罐交接为准。元浩航运承运前必须先清舱，并在承运和装卸过程中对货物的安全负责，保证货物质量不发生改变，否则应承担损失责任。运输货物的货权属于浙江物产。元浩航运根据浙江物产出具的运输结算单开具发票，浙江物产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结算运费。运输费用包含货物保险费用，由元浩航运负责办理货物保险(综合险)。货物出险后，由元浩航运负责向保险公司索赔，元浩航运应就浙江物产遭受的损失先行赔付。 同日，浙江物产与大连长海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双方约定浙江物产作为需方购买国五标准0号车用柴油4400吨，产品单价为每吨人民币4060元，质量标准以炼油厂质量合格证为准，提货方式为浙江物产自提，发货地点为西太平洋公司。计量方式以发出港(库)原发量为准。2016年3月15日，供货方向浙江物产开具国五标准0号车用柴油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货物数量分别为2000吨和2215.658吨，金额分别为人民币XXXXXXX元和人民币XXXXXXX.48元。 2016年3月11日，浙江物产作为供货方与需货方宁波大榭公司签订油品采购合同，双方约定浙江物产提供国五标准0号车用柴油4300吨，产品单价为每吨人民币4290元，总金额为人民币1844.7万元。结算以需货方岸罐实际收油数为准，如实收量与发货量比较，损耗率在0.2%以内的，双方以原发货量进行结算，如实收量与发货量比较在0.2%以上，则按需货方实收量加0.2%作为结算量。供货方应于2016年3月25日前将货物送至需货方指定油库。运输中发生的所有费用由供货方承担。经双方确认油品数量、质量无误后3个工作日内，供货方开出销售增值税发票。需货方在全部油品验收合格入库且开具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将油款交付供货方或汇入供货方指定的银行。 2016年3月22日，中化工公司与浙江物产签订成品油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浙江物产作为卖方提供国四标准0号车用柴油4300吨，并负担相关运杂费将货物送至广东茂名，产品单价为每吨人民币4090元，总价款以最终交付的油品数量计算，买方在合同签订后支付10%定金，余款待货物送至目的地卸船前付清，卖方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2016年3月24日，浙江物产收到买方支付的货款人民币XXXXXXX元。2016年3月28日，双方签订成品油购销合同，约定将前述合同中的价款变更为含税单价每吨人民币4095元，交付方式变更为卖方负责将货物送至广东湛江。其他条款不变。2016年3月30日，浙江物产收到买方支付的货物余款人民币XXXXXXXX.01元。2016年4月5日，浙江物产向买方开具国四标准0号车用柴油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货物数量分别为2000吨和2211.758吨，金额分别为人民币XXXXXXX元和人民币XXXXXXX.01元。 根据西太平洋公司出具的涉案货物产品质量检验单，涉案油品系国五标准0号车用柴油，出厂日期为2016年3月11日，付出罐号为T0605，货物硫含量为8.17MG/KG。2016年4月11日，SGS大连实验室根据图匀公司委托出具8号罐柴油分析报告，其中记载的取样日期为2016年3月12日，取样方为客户，收样日期为2016年4月9日，测试项目为硫，分析结果为7MG/KG。 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23日，SGS对涉案船载货物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其中记载的客户名称为浙江物产，检验地点为舟山锚地，船名为“能垣1”轮，货品名为国五标准0号车用柴油。涉案货物共装9个载货船舱(包括1个污油舱)，通过各舱混合采样，硫含量分析结果为16MG/KG，要求最大值为10MG/KG。通过各舱分别采样，硫含量分析结果分别为20MG/KG、18MG/KG、16MG/KG、20MG/KG、21MG/KG、14MG/KG、12MG/KG、15MG/KG、9MG/KG(污油舱)。 2016年4月12日，浙江物产向元浩航运发函称，双方签订物流服务合同约定“能垣1”轮承运国五标准0号车用柴油自大连至宁波港，2016年3月16日，中石化公司上船取样化验，结论为船舱油品硫含量超标，拒收。2016年3月22日，浙江物产委托SGS与元浩航运代表上船取样，化验结果与中石化通知基本一致。浙江物产被迫降级按国四标准销售至湛江。2016年4月9日，浙江物产与元浩航运代表及元浩航运委托的SGS大连公司对库样进行化验，硫含量合格。因船只运输中造成油品污染，应由责任方承担损失。要求元浩航运于2016年4月25日前赔偿如下损失：降级处理的货物差价损失人民币XXXXXXX.79元、2016年3月20日至30日期间共10天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人民币34231.14元(按照月息0.6%计算)、支付给SGS的检验费人民币18200元、货物损耗损失人民币16731元，合计损失为人民币XXXXXXX.93元。2016年6月29日，SGS上海公司出具了付款方为浙江物产、金额为人民币18200元的货物检验费发票。 2016年10月10日，SGS镇海实验室根据能垣海运委托，出具装货后混样分析报告，样品来源为“能垣1”轮各船舱，采样地点在大连新港，取样日期为2016年3月12日，取样方为SGS，收样日期为2016年10月9日，测试项目为硫，分析结果为15MG/KG。 2016年3月18日，悦之公司根据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的委托，出具“能垣1”轮1606航次货物公估报告。根据该报告记载，涉案装船货物共4215.347吨，其中1、2、3舱左、右舱各装500余吨，4舱左、右舱各装400余吨，左污油舱装102吨，前一航次装运的货物为石脑油。本航次(1606航次)装货前，船员对货舱进行了清洗，方式为淡水浸泡、淡水冲刷、人员下舱抹干、通风干燥。公估师从大副处了解到，装货前发货方安排一名油库工作人员对货舱进行检验并同意装货，但船方未能从货方处获得货舱检验清洁证书。此次装货安排了5号和8号罐用于发货，5号罐先装货上船，发货数量为3527.473吨，随后再由8号罐装货上船，发货数量为688.185吨，总发货数量为4215.658吨，岸罐发货数量与船舱计量数量基本相同。在大连新港装货完成后，SGS向船方提供了一罐2升的来源于各个船舱的混合样品，加封条后交由船方保留。2016年3月18日，舟山港收货人提出货物硫含量超标。为确定船上所载货物的实际品质，公估师与大副一起对所有载货舱进行了取样封存，并由公估公司保留样品。涉案前一航次承运的石脑油分别装载于1、2、3、4左、右各舱，数量共计3581.403吨，硫含量为448MG/KG。涉案1、2、3、4左、右各舱所载4106.337吨柴油硫含量总量自33549克上升至69808克，变化量为36259克。假设增加的硫元素是由于上一航次石脑油残余所致，那么经计算，残余的石脑油的数量必须至少超过80.935吨,显然这样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如此巨量的货物残余在货舱内应该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在货物数量的计算中也必然可以发现岸方发货数量和船舱计算数量存在巨大差异。如此多数量的石脑油货物混入柴油货物中，必然对柴油的密度等其他品质产生巨大的影响，不可能只单单检测出一个硫含量超标的问题。因此，检验师认为，本航次柴油硫含量超标应该不是上一航次所载石脑油残余及船方洗舱不力所致。 2017年5月10日，悦之公司向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出具“能垣1”轮1606航次货物公估报告。根据该报告记载，8号罐的样品有两个，发货方同意将其中一个样品用于化验；5号罐的样品只有一个，发货方未提供该罐货物样品进行化验。检验人认为发货岸罐有商检参与计量，但却没有进行取样和保留样品，仅有的发货港岸罐样品都是发货人和船方一起取的样品。两个岸罐的取样目的相同，但取样数量却不一致。发货方所提供的样品仅用标签和不干胶带进行封存，没有任何铅封，也没有任何相关的取样文件，因此，船方保险公司的检验人对发货方所提供的岸罐样品是存疑的，由于样品本身并非由第三方检验机构所取得并保留，故无法确认该样品的化验结果。涉案1、2、3、4左、右各舱所载4106.337吨柴油硫含量总量自33549克上升至69701克，变化量为32152克。假设增加的硫元素是由于上一航次石脑油残余所致，那么经计算，残余的石脑油的数量约为74.4吨，显然，这个结果是不合理的。鉴于所有可证明装货港装船前货物品质的文件和样品均存在瑕疵，而通过计算推理可以证明货物硫含量超标不可能是船方原因所致，故检验师认为货物硫含量超标并非船方责任。关于硫含量超标所导致的货损，检验师认为可通过用其它合格柴油勾兑释稀使得超标柴油恢复到合格品质，释稀所需柴油的数量取决于释稀所达到的结果及释稀用柴油本身的品质，预计需三万吨左右合格油品进行勾兑释稀。此外，也可通过重新脱硫使其恢复到合格状态，但该操作会存在一定的货物数量损耗，且相关费用较为高昂。 2017年6月5日，上海东方公估行受元浩航运委托出具涉案货物分析报告。根据分析报告记载，船舶装货后，货物硫含量出现变化，表明舱内的污染物持续增加了货物的硫含量。根据船舶装货的通常经验，船方为保持船舶稳性，会保持相同舱号的左右舱平均装载，从油库输送至船的货物在相同舱号的左右两舱的装载比例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左右两舱货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也是非常接近的。但从实验室数据看，各舱硫含量存在巨大差异，极可能是由于各舱残余污染物数量不同造成的。左污油舱的货物硫含量合格，从船方反馈的装货记录看，船舶左污油舱前一航次没有装载高硫石脑油，因而没有受上一票货物影响，而装载过高硫石脑油的舱里货物的硫含量全部超标。从船方反馈的装载前记录看，船方进行了一次淡水浸泡的洗舱，应该会在污油舱中存有大量的污油水，但是从记录中显示右污油舱内为空舱。如果船方不能提供污油水的接收记录，则说明船方可能没有进行洗舱，其残留的货物可能对货物造成严重污染。 根据元浩航运的申请，本院就涉案货物2016年3月10日至12日期间在大连港的输油情况，调取了车台装卸岗位值班日记。根据记载，2016年3月10日19：35，8号罐从炼油厂收油，至次日00：35，8号罐收油结束，5号罐开始收油，至当日10：55，5号罐收油结束。2016年3月12日03：15，5号罐通过1号和2号管道开始输油装船，至当日17：00，5号罐输油装船结束，8号罐开始输油，至当日19：30装船全部结束。 根据能垣海运提交的涉案船舶装卸油作业记录簿，2016年3月12日03：10开始装油，04：30，1、3舱装油，08：00，1、3舱关，2、4舱装油，11：10，1、2、3舱开，关4舱，12：00污油舱及1、2、3舱装油，15：15关污油舱，18：30关1、2、3舱，开4舱，19：30装油全部结束。 2017年7月31日，浙江物产向元浩航运出具情况说明及结算索赔函，重申了其2016年4月12日向元浩航运发函所称的全部损失共计人民币XXXXXXX.93元，并确认其应付从大连到宁波段运费共计人民币644995.67元，两项相抵后仍需索赔人民币499159.26元。至于从宁波到湛江段运费人民币252939.48元，是由于船舶造成货物污染后续处理而产生的费用，不应由货方承担。鉴于此，浙江物产不再支付任何费用给元浩航运，并要求元浩航运尽快赔偿损失余额人民币499159.26元，同时将损失索赔权按损失金额原价转让给元浩航运，元浩航运可就上述损失向任何第三方追索。 2017年7月19日，本院就涉案货物装载情况向大连港区进行调查询问，并获取了涉案5号和8号罐装船作业完成后由港方于2016年3月17日对罐中残留货物自行取样送检的分析报告。根据SGS大连实验室的检验结果，5号罐中残油的硫含量为8MG/KG，8号罐中残油的硫含量为7MG/KG。涉案装货港区内的输油管道分别为1号线和2号线，在整个线路中有一个供货厂家的接管点。从港区5号和8号罐到装货的7区码头输油管道长度约为380米。接管点在距离岸罐大约200米的位置，从接管点到7区码头的输油管道长度约为180米。1号和2号线管道直径分别为159毫米和200毫米。两条输油管道中存油总量一般共计29吨至31吨，每条输油管道内的残油量约为十余吨。 根据车用柴油国家标准，国五车用柴油标准硫含量不能大于10MG/KG。国四车用柴油标准硫含量不能大于50MG/KG。关于涉案受损货物每吨降价人民币195元处理，能垣海运对该项差价的合理性无异议。 根据“能垣1”轮舱容量及管线容量资料记载，船舶1、2、3、4左、右各舱容量均在640.35-675.74吨之间，左、右污油舱容量分别为128.52吨和124.23吨，两条管线容量共计8.52吨，船舶总容量5505.99吨。另根据2016年9月21日能垣海运工作人员与涉案船舶大副董静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大副称船舶用海水满舱浸泡了两天，再用水枪以海水洗舱，每个舱洗10至15分钟，用洗洁精冲洗管系和底部，洗舱后进行风干，舱口一直到装货才关闭。并称“最好用水枪冲舱壁四周”。 本院认为： 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签订油轮运输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能垣海运作为承运人，以“能垣1”轮承载涉案货物，从大连港出运，卸货港由起初的宁波港改为广东茂名，最终将货物实际送至广东湛江。装货数量为4215.658吨，运费由起初大连港出运至宁波港每吨人民币134元，变更至到达广东茂名每吨增加运费人民币60元。能垣海运于2017年3月2日开具总金额为人民币817837.65元的业务费增值税发票给元浩航运要求付款，元浩航运对此金额无异议，应当予以支付。至于涉案货物从宁波港运输至广东茂名区段的转运费人民币252939.48元，元浩航运辩称此部分货物运输费用的发生应归责于能垣海运，应从能垣海运的诉请金额人民币817837.65元中予以扣减，本院认为，双方已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将货物卸货港由宁波更改至茂名，每吨增加人民币60元，能垣海运按照补充协议内容将货物转运，元浩航运应按协议履行，将该部分转运费人民币252939.48元支付给能垣海运。故对元浩航运要求扣减转运费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元浩航运应就其确认的运费人民币817837.65元支付给能垣海运。 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油轮运输合同中约定船舶在卸货港取得干舱证明后，元浩航运收到能垣海运发票后2周内付清全部运费，如不能如期支付运费，应当按日计收迟交总额千分之三的滞纳金。本院认为双方在此约定的内容实为逾期付款违约金。元浩航运认为该项标准数额过高，对此提出抗辩，同时认为因能垣海运运输导致货损，相关货物损失已大于运费，需待货损纠纷解决后再就应支付的运费进行结算。本院认为，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支付运费是货方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发生货损货差而消灭，货方主张的货损货差赔偿可通过索赔解决，因此，即使在本案运输货物发生损失的情况下，元浩航运仍应按照运输合同约定向承运人能垣海运支付运费，否则应就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至于货物损失，元浩航运有权另行提出主张。2016年3月31日本案船、货双方共同签署了卸船确认单，货方确认干舱。此后，能垣海运就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开具发票向元浩航运收取运费。开具发票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示付款，由于双方之间存在货损争议，以致能垣海运在起诉后方才开出发票，但其于2016年11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元浩航运支付运费人民币817837.65元，此为其向元浩航运提出的明确权利主张，与开具发票一样，同样具有要求并提示元浩航运付款的作用。现能垣海运仅主张从2017年3月2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元浩航运主张双方合同约定按日计收千分之三违约金过高，本院认为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应不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因能垣海运未举证证明其未按期收到涉案运费所受到的具体损失，本案中可认定其损失为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综上，本案能垣海运就运费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以人民币817837.6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自2017年3月2日起计算至元浩航运实际支付之日止。 涉案货物2016年3月11日出厂时厂家付出罐号T0605中货物的硫含量为8.17MG/KG。2016年3月12日由8号罐取样交SGS大连实验室测试项目分析的结果硫含量为7MG/KG。元浩航运虽未能提供5号罐的油品样本以作测试分析，但通过大连港车台装卸岗位值班日记所反映的涉案货物输油情况，以及涉案船舶装卸油作业记录簿所反映的涉案货物装油情况，可以看出2016年3月12日03：15至当日17：00期间为5号罐输油装船时间，当日12：00至15：15期间为污油舱装油时间，可以印证船舶污油舱内的油品全部来源于5号罐。根据SGS对涉案船载货物进行检验并出具的检验报告，污油舱内的货物硫含量为9MG/KG，未超标，由此可以证明5号罐中的油品硫含量是符合质量标准的,而在上一航次装载石脑油的其它船舱内的货物硫含量则全部超标，这说明货物硫含量上升的可能原因是岸上输油管道污染或者装油船舱污染。根据悦之公司的公估报告推算，涉案4000余吨柴油硫含量总量变化为32000余克，则上一航次残余石脑油的数量应为70-80吨。假设32000余克硫分布在涉案两条岸上输油管道内的30吨柴油中，则硫含量为1066.67MG/KG，较上一航次石脑油硫含量448MG/KG还要高出一倍有余，这显然与常理不符。涉案船舶各舱容量分别在640.35-675.74吨之间，70-80吨石脑油平均分布在8个船舱中，则仅占各船舱容量1.5%左右，在洗舱不净的情况下，若该些残留附着于舱底和舱壁，并非如同悦之公司公估报告所推测的“如此巨量货物残余在货舱应该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结合本案受损货物又都恰好全部处于前一航次装运过石脑油的船舱内，故因船舱中舱底和舱壁的残留物对涉案货物造成污染具有高度盖然性。涉案船舶大副所称洗舱未使用淡水而是用海水，并称最好用水枪冲舱壁四周，此进一步印证了元浩航运所称船方仅冲洗了舱底，存在洗舱不净的较大可能。能垣海运作为货物的承运人，未能够证明其提供的载货船舶适于装载涉案货物，对货方交付的货物装上船舶后产生的品质变化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元浩航运的诉权，本院认为，元浩航运作为涉案货物的委托出运人，有权就其所托运货物受到的损失要求承运人予以赔偿，但元浩航运应当证明其确因能垣海运的违约行为受到了实际损失或履行了对外赔付的义务。 关于涉案货物的损失，浙江物产作为货物的采购方购买了国五标准0号车用柴油，产品单价为每吨人民币4060元，货物数量为4215.658吨。按照其对外销售价格，产品单价本应为每吨人民币4290元(含增值税)。由于货物装船后品质发生变化，浙江物产只得以国四标准降价销售，产品单价下降为每吨人民币4095元(含增值税)，由此导致货款损失人民币822053.31元。法律规定货物毁损的赔偿额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涉案货物卸货港起初为宁波港，后实际交付至广东湛江。元浩航运已经举证证明涉案货物交付至广东湛江的销售价格，能垣海运未证明该价格与浙江宁波及广东湛江同时期同类货物的市场价格相比有明显不合理，同时亦对货物处理的差价损失每吨人民币195元无异议，故元浩航运主张涉案货物损失为每吨人民币195元可予以采信。鉴于本案双方于2016年3月10日签订油轮运输合同，约定货物合理损耗为千分之二，由于能垣海运原因造成的货损货差，超出规定的合理损耗，由能垣海运按实际损失赔偿。故4215.658吨货物千分之二的合理损耗为8.431吨，对该部分货损货差损失能垣海运可予免责。涉案4207.227吨货物损失应为人民币820409.27元，元浩航运主张4215.658吨货物损失人民币822053.31元，本院予以调整。浙江物产确认其应付元浩航运从大连到宁波段运费共计人民币644995.67元并已予以抵扣货物损失，该部分费用构成元浩航运的实际损失，就此部分损失有权要求能垣海运予以赔偿。 关于货物的转运费损失，双方约定涉案4215.658吨货物从宁波港运输至广东茂名共计运费人民币252939.48元。在货物品质下降而收货人拒收货物的情况下，发货人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尽快找到新的销售对象，否则就会造成货物积压从而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能垣海运未能举证证明涉案货物从宁波港转运至广东地区进行销售处理明显不合理，该部分因转运而产生的运费损失是货方为销售处理受损货物所发生的合理运输费用，亦因能垣海运的过错责任所导致。在本院于本诉部分判决元浩航运应当向能垣海运支付该笔转运费的情况下，该笔转运费已构成元浩航运的实际损失，责任在于能垣海运，元浩航运有权要求能垣海运赔偿，能垣海运对此应当予以承担。 关于元浩航运主张的浙江物产向其索赔的其他费用，因其未能证明已就上述费用对外进行了赔付，不能视为元浩航运自身的实际损失，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江西元浩航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上海能垣海运有限公司支付运费人民币817837.6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自2017年3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二、原告(反诉被告)上海能垣海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江西元浩航运有限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897935.15元； 三、对原告(反诉被告)上海能垣海运有限公司和被告(反诉原告)江西元浩航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原告(反诉被告)上海能垣海运有限公司和被告(反诉原告)江西元浩航运有限公司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978.38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4610元，共计人民币16588.3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江西元浩航运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946.82元，因反诉减半收取人民币7473.41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江西元浩航运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521.22元，原告(反诉被告)上海能垣海运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952.1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晓峰 审 判 员  孙英伟 人民陪审员  高新华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周天娇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 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6gt;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四十条能垣海运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