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111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立，女,1986年8月9日出生,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尚政，男，1964年4月25日出生，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恽郎，女，1964年10月13日出生，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庆民，辽宁盛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外大街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9号1号楼3-01。
负责人：董军，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骥，男，1990年8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恽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外大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3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0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渤海证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立、张尚政，被上诉人吴恽郎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庆民，被上诉人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负责人董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渤海证券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本案上诉费用由吴恽郎、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在本案两股票账户开户当时，我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尚未强制实行实名交易”的事实有误。1993年1月1日颁布并试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业务规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规定，证券账户应为实名制，且仅限本人使用。该业务规则对证券市场参与者或证券经纪商都有强制约束力。二、一审判决采信陈某的证人证言作为裁判依据的认定有误。陈某并非将股东编号A×1、A×2的股票账户（以下简称涉案两股票账户）向吴恽郎直接提供的实际经手人，且前后两次证言不一致，说明情况存在较大出入。在证人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前后证言不一致、且没有证据证明吴恽郎与“天王广告公司”之间存在关联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对陈某前后两次的证言进行选择性的采信有失偏颇。故不应将陈某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涉案两股票账户归属于吴恽郎所有的依据，一审法院对陈某证人证言的采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三、一审判决以吴恽郎持有股东卡及交割单原件为依据认定涉案两股票账户及账户名下权益归吴恽郎所有的认定有误。股东卡作为进行证券交易的登记卡，具有实名制登记、实名制使用的强制性要求。股东卡并非一般动产，不适用动产占有即所有的一般规定。交割单亦容易取得，只能证明证券交易情况，不能证明证券交易主体为吴恽郎，不能简单以原件为吴恽郎持有而认定涉案两股票账户的归属，否则可能侵害案外人梁某、陈某1的权益。
吴恽郎辩称，不同意渤海证券公司的上诉请求。其一，渤海证券公司不是适格主体，没有权利上诉。本案为确权之诉，渤海证券公司从一审到现在均未对涉案两股票账户主张权利，不是适格当事人。其二，渤海证券公司在一审中自认与本案没有关系，因一审法院立案庭要求，吴恽郎才将其与渤海证券公司列为被告。1994年、1995年左右国家没有强制要求股东卡实名制，这是历史事实，如果实名制政策没有得到执行是渤海证券公司与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没有严格执行所致，不能归责于吴恽郎。本案经过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吴恽郎与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达成（2015）朝民（商）初字第31954号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记载了吴恽郎的投资情况。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是确认上述事实的。本案和前案所陈述的事实均应采信。陈某的证言并非孤证，可以采用。其三，非实名制的股东卡交到吴恽郎手上，吴恽郎公开和平占有了20余年，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辩称，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不能够确定涉案两股票账户是唯一确定的提供给吴恽郎使用，也不能确定涉案两股票账户名下权益归吴恽郎所有。根据一审证据材料开户登记表和资金流水，两股东卡的账户由梁某、陈某1开立，亦由梁某和陈某1办理销户。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尊重一审法院判决，未提出上诉。
吴恽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股东编号A×1的股票账户及该股票账户名下权益为吴恽郎所有；2.请求确认股东编号A×2的股票账户及该股票账户名下权益为吴恽郎所有；3.请求判令渤海证券公司向吴恽郎返还306355.9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
1.吴恽郎提交的股东编号A×1、A×2股票账户的《成交过户交割凭单》，证明吴恽郎持有上述两股票账户并进行过交易。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渤海证券公司则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交割凭单无任何签章，无法判断凭单真实性；且在1995年时，交割凭单的打印对人员没有身份的要求和限制，任何人仅需报出需要打印账户的账户名即可打印交割单。法院认为，该交易发生当时系在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开户期间，现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法院予以确认。至于是否能证明吴恽郎持有上述股票账户，法院将综合全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2.吴恽郎提交的电汇凭证，证明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接受吴恽郎委托将款项汇至渤海证券公司。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表示该证据不能证明资金来源于吴恽郎，也不能证明系吴恽郎委托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付款。渤海证券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法院认为，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鉴于该汇款由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所汇，故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吴恽郎提交的取款凭条，证明1995年7月21日两个股票账户均发生取款，时间和签名笔迹一致，两个账户同时为吴恽郎一人所有。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确认其中一部分凭条在其处，对于能找到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即便找到了凭条，也只能证明凭条经手人为吴恽郎，不能证明资金来源和去向。法院认为，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虽然表示其中一部分凭条在其处，但并未指出具体哪部分在其处，现无相反证据推翻，法院对于吴恽郎提交的取款凭条予以确认。
4.吴恽郎提交的陈某证人证言，证明吴恽郎持有的非实名账户卡来源和投资真实性。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认为陈某曾在1995年出具书面证言，1995年距离事情发生时间较近，能真实的反映当时的情况，该证言与本案陈某提供的证言不符，因此应当采信1995年证言。渤海证券公司认为陈某出庭接受质证超过举证期限，且并非陈某亲手将股东卡交给吴恽郎，陈某对此无法证实，陈某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不应被采信。法院认为，陈某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真实性应当予以采信，证明力将综合其他证据进行确认。
5.吴恽郎提交的田某证人证言，证明吴恽郎持有的非实名账户卡来源和投资真实性。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以不知道田某此人为由不予认可。渤海证券公司以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为由不予认可。法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未经质询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6.吴恽郎提交的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证明股票账户和股东卡系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提供。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和渤海证券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但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认为在调解当时对笔录进行了更正，且两账户资金汇入经手人为吴恽郎，不能证明资金来源是吴恽郎。渤海证券公司则认为该调解书、裁定书反映的是吴恽郎与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之间的陈述，不能约束渤海证券公司，具体情况渤海证券公司也不清楚。法院认为，该调解书、裁定书为法院出具，其形式要件法院予以确认，证明力将综合全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7.吴恽郎提交的笔迹，与前述证据3相佐证，以此证明吴恽郎与取款凭条上的签字完全一致。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和渤海证券公司对该份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无法鉴别笔迹一致，且即便笔迹一致，也只能证明资金经手人为吴恽郎。法院认为，该份证据未经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笔迹是否一致，法院无法通过肉眼进行判断，故对该证据，法院不予认定。
8.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证券营业部提交的资金流水，证明涉案两股票账户已经被案外人销户。吴恽郎以该流水为电脑生成无法证明操作人是谁为由不予认可。渤海证券公司对该证据不持异议。法院认为，该份证据为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证券营业部电脑生成，现没有证据证明该份证据系伪造，故对其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可。
法院另查明：吴恽郎持有两张股东卡，分别载明，股东编号A×1，姓名梁某，开户日期1995年3月9日；股东编号A×2，姓名陈某1，开户日期1994年11月3日。吴恽郎还持有上述两股票账户的《上海成交过户交割凭单》，载明了部分成交情况。
1995年7月21日，吴恽郎作为经手人在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办理了上述两股票账户的保证金取款业务，分别自梁某的股票账户支取保证金194163.46元、从陈某1的股票账户支取保证金112192.53元。当日，自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向“上海国投”汇款306355.99元，汇款用途备注为“还款天津国投”。吴恽郎持有该汇款凭证的原件。
广发证券建外营业部称：当时经办人已经离职，不清楚为何款项汇给“上海国投”；对于梁某、陈某1二人是否真实存在也无法核实。渤海证券公司表示：查询后没有发现梁某、陈某1两个账户，也没有吴恽郎所称的保证金。
1995年8月7日，陈某曾出具书面证言称：“天王广告公司来我部投资股票，由于当时没有股东卡，我部提供了两个股东卡，代码分别为A×1（梁某）和A×2（陈某1）；上述两人是我部原安保人员，现已不在我部，其身份证号当时没留下，所以无法提供身份证号。”该证明上加盖了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的公章。本案诉讼中，证人陈某出具情况说明并到庭作证称：其曾在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工作，在任职北京建华南路营业部期间，吴恽郎经人介绍前往进行股票投资；当时吴恽郎尚未开立股票账户，为抓住股市机遇，经吴恽郎同意，陈某向其提供了两张营业部闲置不用的空股票账户，分别为梁某（A×1）、陈某1（A×2）；当时尚未实行实名制，为了投资新股，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利用“非实名”开立大量股票账户的现象。关于两次证言中对于股东卡提供给谁存在矛盾的问题，陈某解释称：当时以为天王广告公司就是吴恽郎，吴恽郎就是天王广告公司，所以没有做区别。
2015年，吴恽郎将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涉案两股票账户权益归吴恽郎所有。在该案审理中，双方达成调解意见，由吴恽郎自行办理两账户项下的股票权益的处理事宜。
吴恽郎表示：1995年7月办理完转账后，因为出国加上忙于其他事情，而且有人告知吴恽郎不要乱炒股票，长期投资收益大，故吴恽郎一直没有询问该笔资金的相关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吴恽郎要求确认股东编号A×1和A×2的股票账户及名下权益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首先，在本案两股票账户开户当时，我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尚未强制实行实名交易；实际上当时存在着大量借用他人身份证开立股票账户或使用他人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的行为。因此，吴恽郎使用梁某和陈某1的股票账户进行股票操作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其次，陈某作为当时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出具证言证明将梁某和陈某1的股票账户交由他人使用进行股票交易，无论是交由其所称的天王广告公司还是本案原告吴恽郎，都可以看出，上述两个股票账户并非梁某和陈某1本人使用。再次，吴恽郎持有涉案两股票账户的股东卡原件，且持有之后多次股票交易的交割单原件；在当时的证券市场上，谁持有股东卡谁使用股票账户，谁享有股票账户权益。因此，吴恽郎主张其享有涉案两股票账户权益应当最为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综上，法院对于吴恽郎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吴恽郎要求渤海证券公司返还306355.99元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1995年7月21日自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向“上海国投”汇款306355.99元的汇款用途备注为“还款天津国投”，虽然吴恽郎主张该笔款项为其所有，但在汇款当时，吴恽郎作为经办人对于备注是应当且可以发现的，但现没有证据证明吴恽郎当时对备注内容提出了异议。此外，现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因时间过于久远无法了解当时为何备注为“还款天津国投”，渤海证券公司亦表示经查询账户中并无该笔汇款的存在。故法院无法确认该笔款项为吴恽郎的投资款。即便如吴恽郎所述，该笔款项为其所有的投资款，那么渤海证券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是否成立？法院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诉争的汇款发生于1995年7月21日，此笔款项并非在梁某、陈某1的股票账户中静置不动，与梁某、陈某1主张股票账户权益有所不同，此时梁某、陈某1争议的股票账户内已没有任何资金。如该笔汇款为吴恽郎的投资款，吴恽郎有权要求返还，但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规制，也就是说，吴恽郎在将款项汇出后如果要求返还该款项的，应当及时行使权利。但现实情况却是吴恽郎在款项汇出后长达近20年的时间，既不查询款项汇出后是否到账，也不询问在“上海国投”是否开立了相关证券账户继续进行股票操作，也从不向当时的“上海国投”要求返还款项。此行为一方面导致在时隔20年后，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和渤海证券公司由于人员变动、公司改制等方面取证困难，另一方面，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因此，即便该款项为吴恽郎投资款，也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无法予以支持。综上，法院对于吴恽郎要求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股东编号A×1、A×2的股票账户及股票账户名下权益归吴恽郎所有；二、驳回吴恽郎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两股票账户及股票账户名下权益归吴恽郎所有能否成立。虽然涉案两股票账户分别以梁某、陈某1名义进行开户登记，但是根据在案证据可知，其一，涉案两股票账户实际上均由吴恽郎持有、操作并控制，吴恽郎通过密码客观上曾实现存款、取款等交易且无障碍；其二，广发证券建外大街营业部现所能提交的开户资料未能留存、显示梁某、陈某1的身份信息，在吴恽郎控制账户期间，梁某、陈某1从未主张过该账户的相关权利；其三，涉案两股票账户开户之时尚未强制、完全实行实名交易的历史情况客观存在。综合上述因素足以确信吴恽郎就涉案两股票账户享有实体权利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两股票账户及股票账户名下权益归吴恽郎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渤海证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896元，由吴恽郎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896元，由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静
审 判 员 胡新华
审 判 员 江 惠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日广
书 记 员 祖志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