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523民初676号
原告：翁根娣，女，194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忠平，男，安吉县灵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周国强，男，197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被告：黄吕萍，女，197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全，浙江昌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国成，男，1969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国，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翁根娣与被告周国强、黄吕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周国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翁根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忠平，黄吕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全，周国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国到庭参加诉讼，周国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翁根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其在家庭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中剩余五份林地享有承包份额为3／5。事实与理由：翁根娣与周国强系母子关系，周国强与黄吕萍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11年12月29日离婚。1986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翁根娣家庭按7人份额分到了承包山，彼时的家庭成员为翁根娣夫妇、翁根娣公婆以及三子一女，之后长子周国平招赘户口迁出，公婆和丈夫周金福也先后离世，二子周国成结婚后按农村习俗分了家，三子周国强代表翁根娣于2010年9月21日与周国成签订承包山的承包份额协议，该协议约定家中七份承包山由周国成分包其中的二份。2010年10月8日，翁根娣与周国强就剩下的无份承包山的各占承包份额及具体所占承包山的位置进行约定，即翁根娣为三份，周国强为二份，并就具体事宜签订了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也按协议约定的土地使用范围行使经营权。2011年12月29日，周国强与黄吕萍离婚时，离婚协议约定周国强所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归黄吕萍。现因家庭承包土地部分被征收，各方就土地征收款分配份额及其他土地承包份额发生争议，而且无法协商解决。
周国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其在家庭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中的林地享有2/7的份额。2010年9月，各方当事人就承包山的分割事宜经调解委员会调解并达成了协议，其享有案涉承包山2/7的份额。2010年10月8日，翁根娣与周国强双方就山林具体的位置、承包份额的约定，其之前不知情。翁根娣与周国强的协议约定，其中部分内容与之前的调解协议的约定存在冲突，其对冲突部分不予认可。
周国强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母亲翁根娣所讲的情况是事实。在分山时家庭人口是7人，之后大哥入赘，二哥周国成结婚成家。2010年9月22日，其与周国成签订协议将7人份额的承包山中的二份分给周国成。2010年10月8日，其与翁根娣签订协议，剩余五份承包山由其获得五份，翁根娣得三份。离婚时，其与黄吕萍约定将其分得承包山份额归黄吕萍也是事实，但黄吕萍分得的承包山仅限于其实际分得的份额。
黄吕萍答辩称：2010年10月8日的协议与本案有关的内容无效。土地承包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权利，这是法定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剥夺。该协议虽然落款为2010年10月8日，但实际签订的时间是周国强与黄吕萍离婚之后的2016年。协议形成之前，翁根娣在土地承包份额中占一份，其他成员占四份。集体经济组织也是按照这种份额来分配上交利润和承包基数的。2015年国家征地出现了补偿款分配，双方才产生了争议，翁根娣与周国强才将协议签订的时间倒签到2010年10月8日。其目的就是为了损害黄吕萍的土地承包的合法权益。该协议没有经过村民小组的同意，翁根娣和周国强无权调整承包土地的份额。土地承包权来源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受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支配。1986年承包合同第5条已经约定，承包户与户之间不得擅自调整承包土地和山林面积。根据《物权法》第97条规定，处分共同共有的财产应当得到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周国强处分家庭财产，没有得到黄吕萍及黄吕萍女儿的同意。若周国成认为其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对讼争的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是周国成的请求中，并不是对讼争的标的提出独立的请求权，而是要求确认讼争标的份额之外的部分，因此其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周国成要求确认的只是承包土地的份额，并没有要求确认承包土地的位置、面积，与讼争标的无关。周国成的利益应当根据2010年9月21日协议的约定，按照实际经营的位置享受权益，因为出现了国家征地赔偿款，周国成要求把承包土地的位置打乱，以份额享受权益的，既不符合当初的约定也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农林业生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合同、承包情况登记表、周国成与周国强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9.21协议）、离婚协议书、结婚档案材料、周国强所在家庭户籍本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作如下认定：翁根娣向本院提交了翁根娣与周国强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10.8协议），拟证明其与周国强签订协议就剩余的5份承包山按照3∶2进行分配并确定了各自承包山的位置的事实；黄吕萍质证认为，协议落款虽为2010年10月8日但实际时间是2016年，周国成成家分户之后，剩余的5份承包土地一直按照翁根娣1份、周国强所在家庭4份进行分配的，2015年出现了征地补偿款的分配，翁根娣与周国强才签订该10.8协议，并将签订时间提前至2010年，目的是损害黄吕萍的合法权益，因为周国强在离婚协议中自愿将其所享有的承包土地份额划给了黄吕萍。10.8协议约定翁根娣占3份，但是根据位置的记载，已经远远出了3份，这样对黄吕萍的承包份额的损害更严重；为此黄吕萍向本院提交了2015-2016年山林利润调节款汇总表，拟证明翁根娣和黄吕萍的承包基数和应缴利润都是按照1∶4在村民小组进行备案的事实；周国成针对10.8协议质证认为，9.21协议对涉案相关的土地山林已按相应的份额作出了约定，10.8协议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另行作出相应的约定对其没有约束力，滴水口、自留地、陈家老坟沟等都是9.21协议双方按份额划定的废山；周国成针对山林利润调节款汇总表质证认为，利润调节分配款与双方争议的土地分配的份额没有必然联系；翁根娣针对山林利润调节款汇总表质证认为，土地承包份额的确认与土地的收益分配、利润的调节分配是不同的概念，土地征收分配款也是按照二个标准进行分配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按人头分配，地上附着物的费用按照谁占有谁分配，利润是为了平衡差异采取的措施，黄吕萍主张以利润调节来确定本案争议的承包山份额是没有依据的。对此本院认为，10.8协议中当事人的签名虽为真实，但协议形成行为与签名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签名行为是双方确认合意即协议的行为，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证据意义上，签名真实一般可推定合意形成行为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签名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签名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在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10.8协议的真实性有以下不足：第一，10.8协议和9.21协议签订时间相隔不足1个月，9.21协议是在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的，而10.8协议却没有调解委员会主持或见证，协议形成过程有如此重大的差别，不合常理；第二，10.8协议和9.21协议同为分家析产协议，协议的签订者均是家庭成员，若翁根娣与周国强确实有意将双方的承包山进行分割，完全可在9.21协议中一次性解决，没有先将周国强和翁根娣作为一方与周国成签订分割协议后，通过二次协议方式进行再次分割的必要性；第三，10.8协议对9.21协议的赡养负担进行根本性变更，不合常理，翁根娣和周国强对此变更不能进行合理说明；第四，周国强与黄吕萍的离婚协议书中完全没有提及对夫妻共同财产界定有重大影响的10.8协议，不合常情；第五，村民小组的山林利润调节款一般是按照承包山的基数缴纳调解款，根据黄吕萍提交的2015-2016年山林利润调节款汇总表所反映的情况看，翁根娣和黄吕萍是按照1∶4的比例缴纳调解款的，该节事实与10.8协议约定3∶2的比例亦不相符。综上，鉴于10.8协议在内容、形式及协议形成过程中存在多处疑点，且翁根娣对此未进行合理说明或进行一步举证的情形下，对10.8协议相关内容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986年7月1日，周全福所在的农户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了“二九里”、“滴水口”、“叶家堂”、“大湾里”、“桂家厂”、“学校后”、“燕子岩”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当时，该农户的家庭成员有7人，具体为周全福的母亲、周全福夫妇2人、周全福夫妇的三子一女。之后，周全福母亲和周全福先后去世，长子入赘将户口迁出，次子也因成婚自立门户。××××年××月××日，周国强与黄吕萍登记结婚，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周某1，黄吕萍婚后于2002年8月29日将其户口迁至周国强为户主的家庭户，周某1于2003年1月17日因出生申报落户在该家庭户。2010年9月21日，次子周国成与三子周国强经亲属、村民委员会、村民组的共同调解下达成9.21协议，该协议的内容为“一、甲方（即周国成-
本院注）现所管理的茶叶山按原不变，仍由甲方所有；二、桂家厂毛竹山大部分归乙方（即周国强-
本院注）所有，翁根生老基后以沟为界，沟上方归甲方所有；三、毛竹山中所有的山核桃树归乙方所有；四、母亲有生之年的生活费用由乙方负担，医药费按年统计，在贰仟元之内由乙方负担，超过贰仟元的超过部分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五、原生产队分的废山按5∶2分配甲方占2股，乙方占5股，若遇政府征借用，按此比例分配补偿金……”。该协议签订时翁根娣相应份额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计算在周国强享有的份额内并获得其他家庭成员的追认。经查，9.21协议中约定的“废山”具体对应的是“大湾里”废山部分、“叶家堂”、“二九里”、“滴水口”四处。2011年12月29日，周国强与黄吕萍在县民政局签订离婚协议书，该协议第二条约定“归女方所有的财产：住房、所有承包山、山货店、周氏茶场”，××××年××月××日，周国强生育一女周某2，周某2于2015年10月8日因出生申报落户于周国强为户主的家庭户。
本院认为：家庭承包中的“农户”是一个集合概念，它以农村人口户籍管理中的“户”为基本单位。农户中的成员共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要农户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存续，不受农户成员数量变化的影响。因此，当由多个成员组成的农户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时，户内一个或部分成员的死亡或迁户，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终止及继承问题。周全福所在的农户在1986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了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在周全福母亲和周全福去世以及长子入赘将户口迁出之后，该“农户”依然存在，应属于周全福所在家庭户的剩余人口共同享有的财产。作为同一农户的家庭成员对其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准共有”关系。所谓准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共有”一章第一百零五条对“准共有”问题规定：“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参照本章规定”。由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共有，因此应是一种共同共有关系，故应准用法律关于共同共有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除外”以及该法第一百条前段规定“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周国成与周国强代表双方的家庭签订9.21协议对大家庭的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分割，该协议系经亲属、村民委员会、村民组的共同调解下达成的，并取得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意，因此9.21协议对共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产生相应的物权变动效力。根据9.21协议约定的分割方式，原由大家庭共同共有的“大湾里”废山部分、“叶家堂”、“二九里”、“滴水口”四处林地承包经营权分割为周国成在家庭户与周国强所在家庭户按照5∶2按份共有，翁根娣的应有部分计算在周国强所在家庭户中，据此周国成所在家庭户成员共同享有讼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2／7，周国强、黄吕萍、周某1、翁根娣共同享有讼争林地承包经营权的5／7。周国强与黄吕萍于2011年12月29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所有承包山归女方所有”，此时周国强和黄吕萍的夫妻共同财产尚未从家庭共有财产中析出，周国强在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将其应有部分分割给黄吕萍，因而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仅具有放弃共有权的效果。之后，周某2于2015年10月8日因出生申报落户于周国强为户主的家庭户成为新增加的共有人，据此黄吕萍、周某1、周某2、翁根娣共同享有讼争林地承包经营权剩余5／7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周国强与黄吕萍离婚，使得原本的家庭共有基础已经丧失，因此，翁根娣以诉讼方式请求法院将共同共有的讼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分割成按份共有，应予准许。根据本案上述共有变化情况，确定由翁根娣享有讼争林地承包经营权5／28份额。据此，依照上述所列法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横坑坞自然村的“大湾里”废山部分、“叶家堂”、“二九里”、“滴水口”四处林地承包经营权由周国成所在家庭户与黄吕萍、周某1、周某2、翁根娣按份共有，其中周国成所在家庭户共同享有2／7份额，翁根娣单独享有5／28份额;
二、驳回翁根娣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元（已减半），由翁根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高 峰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阚晓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