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龙民二初字第00132号
原告刘彩云，住大连市高新园区。
原告常晓英，住葫芦岛市龙港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杰，男，汉族，退休工人，住葫芦岛市龙港区。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住所地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大街。
负责人郭建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佟月明，辽宁兴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彩云、常晓英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0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代理审判员于丹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苏剑秋、耿丽梅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书记员牛璐担任法庭记录，并于2013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彩云、常晓英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杰，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委托代理人佟月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负责人郭建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彩云、常晓英诉称：2003年3月11日，刘杰（原告常晓英配偶，原告刘彩云父亲）投保了两份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康宁终身保险，被保险人分别为常晓英和刘杰，受益人均为刘彩云。2013年5月17日，被保险人即本案原告常晓英因胸闷、气短等症状进锌厂医院，2013年5月27日转到海军313医院，通过冠脉造影检查结果是心脏LAD近段99%全闭，中段90%狭窄，经过手术支架治疗，2013年6月3日出院，锌厂医院医疗费4，407.25元，海军313医院医疗费64，304.04元，共计68，711.29元。因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康宁终身保险，故原告至被告处要求理赔，但被告拒绝理赔，原因是：心脏开胸旁路手术给理赔，支架手术不给理赔。但我方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时间是2003年，当时心脏动脉血管都是开胸搭桥手术，而支架手术仅北京等大医院才能做，而且费用高昂，老百姓承受不了，但是随着医疗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心脏支架技术普及、费用降低，给病人减少痛苦，因此都会选择支架手术，而不会选择开胸旁路手术。因此，被保险人常晓英的病情应属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按基本保额二倍即20，000.00元赔付，同时双方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免交2014年以后各期保险费用，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口头辩称：原被告之间存在康宁终身保险合同关系，保险合同是由保单、投保单和保险条款共同组成，保险金额、保险责任均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就相应的保险条款向投保人进行如实告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常晓英所患疾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范畴，因此依据保险合同相应条款的约定，答辩人不能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同时因为不属于重大疾病范畴，保险合同继续履行，原告应继续交纳各期的保险费。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3月10日，刘杰作为投保人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编号为2003-211403-S42-00000XXX-
X的《保险合同》一份，该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为本案原告常晓英，受益人为本案原告刘彩云。该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保险费950.00元／年，同时该保险合同第三条载明了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为“本合同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开始生效。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生效的日期为本公司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日期”；第四条保险责任中载明“一、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后初次发生、并经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患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时，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责任即行终止。若重大疾病保险金的给付发生于交费期内，从给付之日起，免交以后各期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二、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身故保险金，但应扣除已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第十一条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中载明“重大疾病保险金和高度残疾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在该保险合同所列明的重大疾病中包括“一、心脏病（心肌梗塞）；二、冠状动脉旁路手术”等，在注释中又对每种重大疾病作出解释，“心脏病（心肌梗塞）指因冠状动脉阻塞而导致部分心肌坏死”，“冠状动脉旁路手术指为治疗冠状动脉疾病的血管旁路手术，须经心脏内科心导管检查，患者有持续性心肌缺氧造成心绞痛并证实冠状动脉有狭窄或阻塞情形，必须接受冠状动脉旁路手术。其它手术不包括在内”。保险合同签订后，案外人刘杰于2003年3月12日交纳了首年的保险费用。2013年5月27日，被保险人即本案原告常晓英因冠心病、心绞痛等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3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5月30日行冠状动脉造影术、多个冠状动脉扩张术、多个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于6月4日治愈出院。遂找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认为原告常晓英所患疾病且其所做手术不属于重大疾病及理赔范畴，故作出不理赔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法院。
上述事实，有保险合同、保险业专用发票发票联、住院病案、医疗费收据等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凭，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案外人刘杰作为投保人、原告常晓英作为被保险人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自觉履行。按照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三条的约定，被告应当从2003年3月13日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原告续交保险费的行为，使双方的保险合同在原告患病之时处于有效期内。按照《保险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只要原告的患病属于该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范畴，被告即应按照约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常晓英所患冠心病是否属于保险范围内的心脏病；二、对冠心病所实施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是否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治疗措施。对于是否属于保险范围，关键在于对“心脏病”和“冠状动脉旁路手术”概念的理解。心脏病与心肌梗塞，两者是从属关系而非等同关系，在被告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格式条款中，首先将保险范围约定为“心脏病（心肌梗塞）”，然后在注释处将“心脏病（心肌梗塞）”限定为“指因冠状动脉阻塞而导致部分心肌坏死”，保险公司实际上是通过对心脏病的缩小解释而免除自己的责任。依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向案外人刘杰及本案原告常晓英进行明确的说明，否则对原告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已经妥善、适当地履行了明确告知的义务，因此并不能据此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另外，如果保险公司在条款中约定的心脏病本意仅限于心肌梗塞，就应该直接将保险范围表述为心肌梗塞，而不必要采用“心脏病（心肌梗塞）”这一说法，保险公司采用的上述说法可以解释为心脏病包括心肌梗塞，也可解释为心脏病仅指心肌梗塞，该条款属于歧义条款。依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在双方对此条款的解释产生歧义时，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如果被告以此免除保险责任，会将原告置于权利无法得到合理保障的困境，有悖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的公平互利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实施的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在医学上虽不属于冠状动脉旁路手术的范畴，但属于一种替代性治疗方案。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相应的条款对冠状动脉旁路手术的界定性表述中，称其它手术不包括在内，但对何谓其它手术并未予以进一步说明。因此，从逻辑和含义上这一表述并未明确无疑地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予以排除。鉴于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事实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且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因此保险条款的语意应当足够明确，达到以投保人能够正确理解并不产生不应有的歧义为限。保险公司对冠状动脉旁路手术的上述解释性条款并不能达到这种合理的要求。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常晓英所患疾病属于本案保险合同的保障范围之内，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常晓英作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理应得到重大疾病保险金相应的赔付，对其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常晓英保险理赔款20，000.00元；
二、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继续有效，自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应当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之日起，原告免交以后各期保险费用。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支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0.00元，邮寄费80.00元，合计380.0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 丹
人民陪审员 苏剑秋
人民陪审员 耿丽梅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牛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