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3民终10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娥，女，198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春，女，195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天友，男，195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一凡，女，201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法定代理人：王海娥（郑一凡之母），198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奥一，男，200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法定代理人：王海娥（郑奥一之母），198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上列五名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鄢雨，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五名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邹波，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分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15号15-16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46823636E。
法定代表人：方志雄，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男，汉族，1976年12月11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勇，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先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槐荫花园A座5号门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1552044554M。
法定代表人：周伯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明，男，汉族，1965年6月21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增龙，男，197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委托代理人：张云勇，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济权，男，196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济远，男，197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上诉人王海娥、熊春、郑天友、郑一凡、郑奥一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华东分公司）、重庆市先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发公司）、高增龙、韦济权、韦济远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9民初1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海娥、熊春、郑天友、郑一凡、郑奥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石化华东分公司、先发公司、高增龙、韦济权、韦济远连带赔偿因郑彬死亡造成的丧葬费33696元、死亡赔偿金5922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20414.5元、交通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事实和理由：1.中石化华东分公司违法分包，先发公司明知自身没有运输资质而承接该运输项目，且也未将该运输项目承包给具有运输经营管理资质的运输法人或组织，也存在过错。2.韦济远、韦济权是否利用介绍人角色，赚取了差额利益，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并未查清。3.一审法院以单车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认定结果等同于死者郑彬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也承担全部责任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断章取义地概括了雇佣关系的部分属性，从而否定本案的雇佣关系，不妥。5.一审法院错误地将运输工具视为主要的运输价值，导致错误地认定为合同运输关系。6.一审没有向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开庭前一天下午才电话通知，程序违法。
中石化华东分公司、高增龙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中石化华东分公司通过竞标程序将195平台的土石方工程合法发包给先发公司，两者签约和履约行为合法有效。2.先发公司是为了照顾当地百姓，减少村民的阻工行为，便委托高增龙联系韦济权把片石运输业务交给当地村民，运输车辆每天是否出车、运多少都是自己决定的，华东分公司、先发公司、高增龙都不会给他们安排。3.运输过程中，因郑彬的不慎驾驶导致车祸的发生，先发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补助了3.5万元，已做了终结性处理。4.先发公司已经将运输费用统一支付给韦济远，郑彬和先发公司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华东分公司、高增龙与郑彬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
先发公司同意华东公司的答辩意见。
韦济权同意华东公司的答辩意见。韦济权另提出，村里开会，村长联系他为了推进平台工程，将片石业务交由他们做，他便给韦济远说了。
韦济远同意华东公司的答辩意见。韦济远另提出，其找梁开（音）拉片石，每立方米15元左右，其他驾驶员均是梁开找的，梁开与其进行结算，其他驾驶员与梁开结算。价差25元/立方米，是介绍劳务的中介费。
王海娥、熊春、郑天友、郑一凡、郑奥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中石化华东分公司、先发公司、高增龙、韦济权、韦济远连带赔偿其丧葬费33696元、死亡赔偿金5922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20414.5元、交通住宿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等，共计1349310.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先发公司承包了中石化华东分公司发包的位于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平桥南区块195平台钻前井场土石方工程。为了照顾当地经济的发展，先发公司决定将部分石片的运输业务交由施工工地所在地的村民来完成。后先发公司委托中石化华东分公司在该平台的工作人员高增龙代为与当地的村民小组长韦济权联系运输事宜，二人口头约定按每方40元运费支付，后韦济权又委托韦济远代为联系人员，韦济远就联系了一些货车驾驶员为案涉工地拉运石方，经过其他货车驾驶员的介绍，死者郑彬也驾驶自己生前购买的登记于重庆达威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名下的渝BE0X**中型自卸货车，前往案涉工地拉运石方。2016年6月8日，郑彬驾车装载石方从南川区水江镇黄泥村往水江镇古城社区方向行驶时，车辆压垮道路右侧路肩，导致货车侧翻，郑彬当场死亡。
一审另查明，郑彬生前取得了准驾车型为A2的驾驶证，除在案涉工地拉运石方外，生前多年均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王海娥、熊春、郑天友、郑一凡、郑奥一系郑彬的法定继承人。
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海娥、熊春、郑天友、郑一凡、郑奥一提出华东分公司、先发公司、高增龙、韦济权、韦济远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为韦济远、韦济权二人与郑彬系雇佣关系，其二人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先发公司将劳务分包给不具备运输资质的韦济权、韦济远，而中石化华东分公司又将运输劳务发包给不具备运输资质的先发公司，因此先发公司和中石化华东分公司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韦济权、韦济远与郑彬生前是否形成了雇佣关系。2.华东分公司、先发公司、高增龙、韦济权、韦济远是否应当对郑彬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员的工作不具有独立性，一般以雇主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受雇主指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主的支配，雇员付出的主要是劳动力，相对技术含量较低，其报酬的成分也仅仅包括劳动力的价值，并不以完成某项工作成果为主要目的，支付报酬的方式一般有一定的周期，如按月、按周等。而本案中，郑彬是一名具备多年货物运输经验的驾驶员，自带运输车辆在工地上运输片石，自行独立的完成运输任务，其获得报酬是按每车几十元的方式来计算，该报酬的对价不仅仅包含郑彬的驾车劳务行为，更为主要的还是货车本身的运输价值体现，对于每天运多少车片石，是否去运输，都由其自己决定，而不是由韦济远为其安排，甚至其去案涉工地拉运片石都不是通过韦济远联系的，韦济远、韦济权只是作为介绍人的角色，为当地的百姓谋取一定的利益，而告之了部分货车车主自行去案涉工地拉运片石，不能由此认定其二人就与各货车驾驶员形成了雇佣关系。各货车驾驶员自带车辆在先发公司的工地上拉运片石，是与先发公司直接发生的合同关系，与先发公司之间构成了具备一定承揽性质的运输合同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2，首先，郑彬作为一名取得了相应驾驶资格的驾驶员，驾驶的又是自己所有的车辆，自己决定是否出车，其就应当自行在运输过程中对路面的安全情况进行风险预估，而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郑彬自己驾驶不慎，导致车辆压垮道路右侧路肩，货车侧翻造成的，没有任何人对其死亡存在过错，无论其与他人构成的是运输合同关系还是雇佣关系，承担事故责任的主体都只有郑彬本人。因为，如前所述郑彬与先发公司实际上构成的是运输合同关系，对于运输过程中承运人因自身过错造成的运输风险，自然应当由承运人郑彬自行负担，先发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构成雇佣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了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雇主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要看雇主对损害的造成是否存在过错，显然本案中郑彬死亡是自己驾驶不慎造成，看不出雇主存在任何过错行为，最终的责任承担主体依然只有郑彬自己；其次，对于中石化华东分公司与先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违法分包的问题，与郑彬的死亡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先发公司已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本案已无审查中石化华东分公司与先发公司之间发包合同合法性的必要，而高增龙作为中石化华东分公司的员工，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本人在本案中亦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海娥、熊春、郑天友、郑一凡、郑奥一的诉讼请求主。案件受理费8472.5元，由王海娥、熊春、郑天友、郑一凡、郑奥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海娥、熊春、郑天友、郑一凡、郑奥一围绕上诉请求申请的证人郑泽意出庭证实：梁开叫郑泽意、郑彬等人驾车一同去从198平台拉片石到195平台，并由其结算，每方14－15元不等。驾驶员是否出车，拉多少都是自己决定的。
上诉人质证认为，梁开不存在差额利益的收益情况，利益由韦济远和韦济权收取。郑彬的劳务主要体现的是驾驶员的工作能力。
五名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具有真实性，说明双方构成运输合同关系。
二审审理查明：为了照顾当地村民，先发公司委托中石化华东分公司的监督协调人员高增龙联系当地村民运输片石，约定支付40元每立方米的价格。高增龙向当地村民小组长韦济权转述了运输业务内容和价格。韦济权联系其弟弟韦济远具体操办，韦济远又将该业务转包给梁开，每立方米15元左右价格。梁开又找了郑彬、郑泽意等人一起运输片石。所得运输费差价由韦济远、韦济权平分。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未送达开庭传票，是否属程序违法的问题；本案是雇佣关系还是运输合同关系；五名被上诉人是否应对郑彬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一审没有送达开庭传票即进行开庭审理是否属程序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通过电话传唤王海娥等人参加诉讼，保障了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违反程序法。
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根据司法实践，雇佣关系和承揽合同关系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1.用工单位对工作细节的控制力。控制力越强越倾向于雇佣关系。2.提供劳务者是否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技能。提供劳务者的工作越独立越趋向于承揽合同关系。3.提供劳务者是否自己提供工作工具，自己安排工作时间。若工作工具、工作时间都是由用人单位来安排，则更倾向于雇佣关系。4．付酬标准是根据提供劳务者的工作时间还是工作标准。雇佣关系一般来说是依据雇员的工作时间来支付报酬，而承揽关系一般是交付工作成果，用人者给付报酬。本案中，中石化华东分公司负责在每次运输后清点运输数量，根据运输数量支付价款给先发公司，先发公司又支付给韦济远、韦济远再支付给梁开，梁开再根据每个人运输的数量支付价款给相应的驾驶人员。郑彬从事将片石从198平台运输至195平台的劳务工作，运输的片石按方固定计价，根据运输总量向梁开结算价款。郑彬具有多年货物运输经验，并且自己提供运输车辆，是否出车、每次拉运多少也都由自己来安排，体现出较强的独立工作技能。在每次完成运输工作后依据运输的数量，即运输的工作成果，向梁开结算运输费用。因此，郑彬与梁开之间是具有一定承揽性质的运输合同关系。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死者郑彬作为具有相关运输资格的驾驶员，驾驶自己的车辆，在自行运输的过程中，因自己驾驶不慎发生车祸导致其身亡。如前所述，郑彬与梁开构成运输合同关系，对于运输过程中承运人因自身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由承运人郑彬自行负担，先发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中石化华东分公司与先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违法分包的问题，与郑彬的死亡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先发公司已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中石化华东分公司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高增龙作为中石化华东分公司的员工，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本人在本案中亦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韦济权和韦济远作为中间人，将涉案运输业务转包给梁开；梁开又邀约郑彬等人一起承接该运输业务。韦济权、韦济运在其中虽谋得差额利益，但是其并没有和郑彬形成雇佣关系，谋取利益的行为与郑彬的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韦济权和韦济远在本案中亦不需承担任何责任。综上，上诉人要求五位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944元，由王海娥、熊春、郑天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贺付琴
审判员 陈胜友
审判员 杨 洋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尹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