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1984号
原告沈肃琦。
委托代理人黄某（一般授权代理），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云。
被告中国南车集团武汉江岸车辆厂。
法定代表人司某，厂长。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某（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某（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高瑞才。
原告沈肃琦诉被告高云、中国南车集团武汉江岸车辆厂（以下简称江岸车辆厂）、第三人高瑞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郭奕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兵、张汉荣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肃琦及委托代理人黄某、被告高云和被告江岸车辆厂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某、邓某、第三人高瑞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肃琦诉称：1994年，第三人高瑞才作为被告江岸车辆厂的职工分得涉案房屋即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徐州二村1-7-1号的自管公房居住使用。1995年5月，我与第三人高瑞才结婚，婚后至今两人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房屋租金由被告江岸车辆厂收取，我和第三人高瑞才共同缴纳。2013年11月27日，我与第三人高瑞才根据被告江岸车辆厂和国家政策参加涉案房屋产权的购买，第三人高瑞才于当日亲自交纳25，730元给被告江岸车辆厂。然而，第三人高瑞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让被告高云作为买受人与被告江岸车辆厂签订购买涉案房屋的《协议书》，被告江岸车辆厂在明知被告高云没有购房权利的情况下仍与之签订《协议书》。现涉案房屋正在拆迁补偿中，房屋评估价值为675，141.52元，被告高云因持有与被告江岸车辆厂的购房协议，拆迁部门已将拆迁补偿款和一套还建房屋登记在被告高云名下。综上，我与第三人高瑞才系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人，多年来在该房屋居住并承担缴纳租金的义务，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自管公房的购买对象必须是单位自管共有住房的住户或职工，或是合法租住房屋的承租人。被告高云并非涉案房屋的住户或被告江岸车辆厂的职工，更非承租人，而我既是涉案房屋的住户又是多年合法租住该房屋的承租人，应与第三人高瑞才共同享有购买涉案房屋的权利，且该权利仅有我和第三人高瑞才享有。被告高云和被告江岸车辆厂在明知被告高云本人没有购房权利的情况下签订购房《协议书》，使本属我与第三人高瑞才夫妻共有的拆迁补偿款和还建房由�告高云占有，损害了我的权益，该《协议书》应属无效，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高云与被告江岸车辆厂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被告高云辩称：原告沈肃琦无权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涉案房屋是1992年拆迁我家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徐州二村43号老房子还建的，还建时被告江岸车辆厂根据我的父母和我共计三人计算还建面积，1994年9月搬到涉案房屋居住，此时原告沈肃琦还未与我父亲即第三人高瑞才再婚，诉争房屋的来源与原告沈肃琦无关。原告沈肃琦与我父亲一直以承租的形式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并没有参加房改，也没有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原告沈肃琦无权以共有权为基础主张合同无效。我父亲是被告江岸车辆厂的职工，单位每月从我父亲的工资中扣房租，是我父亲与原告沈肃琦共同居住�必要对价，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共同居住就一定可以参加房改。我的父母在1994年离婚前，就协商把该房屋归我所有，因此我父亲一直没有参加房改，我现在参加房改完全符合政策。我与被告江岸车辆厂签订房改《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2013年11月26日，被告江岸车辆厂审核了我和父亲提交的有关资料，决定与我签订房改协议书，是落实房改政策的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也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原告沈肃琦认为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此外，我认为被告江岸车辆厂纯粹执行房改政策的行为不属于法院管理范围，本案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审理。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沈肃琦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江岸车辆厂辩称：我单位与被告高云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1992年，因第三人高瑞才原居住的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徐州二村的平房拆迁，我单位根据拆迁还建政策，按照第三人高瑞才与其前妻田某某、女儿即被告高云的家庭人口核定就地还建面积，分配给第三人高瑞才家庭的单位自管公房即涉案房屋。此后1994年、1998年两次房改，第三人高瑞才都没有参加，没有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而是以承租单位公房的形式居住，自2009年8月开始欠缴我单位房租。2013年11月26日，因涉案房屋面临拆迁，被告高云向我单位提交了其父母即第三人高瑞才、田某某于1994年协议离婚的《民事调解书》，以及明确表示将涉案房屋“房产归女儿所有”的《协议书》，要求参加房改。我单位审核了相关文件并得到第三人高瑞才确认后，与被告高云签订了房改《协议书》，并收取了被告高云缴纳的购房款25，730元以及涉案房屋自2009年8月至2013年11月期间下欠的租金1，918.80元。我单位与被告高云签订房该《协议书》是根�国务院、铁道部、武汉市人民政府等系列住房制度改革政策和我单位历年来的住房制度改革政策实施的房改行为，我单位可以根据登记的承租人的意思表示即可确定房改对象，既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此外，原告沈肃琦对涉案房屋没有请求权基础，无权要求确认该《协议书》无效，换言之，原告沈肃琦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第三人高瑞才没有参加过房改，没有取得过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原告沈肃琦基于其与第三人高瑞才的夫妻关系，同样没有取得涉案房屋的共有权利，其不能基于涉案房屋的物权请求权主张合同无效。尽管被告高云参加房改的权利来源于第三人高瑞才承租涉案房屋，但该承租权来源于第三人高瑞才与原告沈肃琦婚前就取得并已经区分的家庭共同�租权，即第三人高瑞才取得涉案房屋的承租权与原告沈肃琦和第三人高瑞才之间的夫妻关系无关，即原告沈肃琦不能基于其与第三人高瑞才的夫妻关系取得诉争房屋的共同承租权，即使原告沈肃琦婚后与第三人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但该事实与谁具有参加房改的权利没有法律上的必然性。而且，我单位与被告高云签订《协议书》是适用、执行国家房改政策的结果，《协议书》内容是根据国家系列房改政策所拟定的，无法体现民事合同所应当具有的平等协商过程和“意思自治”原则，不同于一般房屋买卖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沈肃琦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高瑞才辩称：1992年，我所居住的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徐州二村43号的平房拆迁，根据被告江岸车辆厂的拆迁还建政策，我与前妻田某某、女儿即被告�云是还建对象。我与前妻田某某在拆迁还建的过渡期间1994年7月就说好了房屋留给被告高云并签订了协议，约定我们放弃该房屋、由被告高云所得。1994年8月我与前妻田某某协议离婚。1994年9、10月间，我搬入原房屋还建的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徐州二村1-7-1号房屋。根据被告江岸车辆厂的规定，我是单位职工，每个月从我工资里扣房租。1995年5月，我与原告沈肃琦再婚。1994年被告江岸车辆厂第一次进行房改，通知交款，我当时就表示涉案房屋给被告高云了，但被告高云当时还小、没有能力交钱，我也没有钱帮她交。1999年第二次房改，我也表示房屋被告高云，也没有交钱，所有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以我的名义进行房改，并且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没有交房租了。原告沈肃琦对这个情况是知道的。2013年11月26日，因为涉案房屋要拆迁，必须完成房改购买完全产权，我就与被告高云一起到被告江岸车辆厂办理房改手续。原告沈肃琦一直都知道涉案房屋早就给被告高云了。2013年11月27日，被告高云托我去被告江岸车辆厂交款，原告沈肃琦还跟我一起去银行交款，再把银行进账单交给被告江岸车辆厂的财务人员，他们就开了收款凭证给我拿回交给被告高云。第二天被告高云去拆迁办交资料，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告知房改《协议书》的购房人名字与收据的上名字不一样，才知道收款凭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不是被告高云的名字，我们就到被告江岸车辆厂换收据，被告江岸车辆厂根据《协议书》签订人核实了房改对象是被告高云，就更正了收款凭证的缴款人。我认为，涉案房屋是我与原告沈肃琦再婚以前的家庭还建房，并在婚前已经与前妻田某某协商一致明确给被告高云了，涉案房屋与原告沈肃琦无关，被告高云与被告江岸车辆厂签订的《协议书》合�有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沈肃琦的诉讼要求。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高瑞才与案外人田某某1983年2月21日结婚，1983年9月17日育有一女即被告高云。1994年8月8日，第三人高瑞才与案外人田某某经本院调解离婚，被告高云由案外人田某某抚养，调解协议中并未涉及涉案房屋或其他房屋承租权的处理。1995年9月4日，第三人高瑞才与原告沈肃琦登记结婚，婚后两人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即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徐州二村1号7楼1号的房屋。
1994年7月28日，第三人高瑞才与案外人田某某在离婚前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高瑞才、田某某两人结婚后，有一套房屋坐落在武汉市江岸区徐州新村43号，由于房屋拆迁，还面积（按三口人，高瑞才、田某某、高云）计算就地还建。我们俩协议，双方都放弃这套房产，把这套还建房的产权归女儿高云所有。协议人：高瑞才、田某某。1994年7（七�月28号。原告沈肃琦对第三人高瑞才与案外人田某某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经本院释明，其未提出鉴定申请。
另查明：2013年11月26日，被告江岸车辆厂（甲方）与被告高云（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有关进一步加快出售旧公有住房、促进已售公房上市的通知，甲方出售自管公有住房，乙方自愿购房。被告江岸车辆厂出售给被告高云的房屋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徐州二村1号4楼1号，房屋结构为砖混，建筑面积55.44平方米。且《协议书》后载明一行手写文字内容：证明，高云通知已交完房改房全部费用（贰万伍仟柒佰叁拾元整）。特此证明，并加盖被告江岸车辆厂的公章。
2013年11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出具《现金交款单》一份，载明第三人高瑞才向被告江岸车辆厂交款25，730元。同日，被告江岸车辆厂出具手写《收款凭证》一份，载明摘要“徐二1-7-1#高瑞才房改房款”、金额25，730元。同日，被告江岸车辆厂出具机打《收款凭证》一份，载明“收高云徐州（洲）二村1-7-1#房改房款”、金额“25，730元”。同日，被告江岸车辆厂出具《通知书》一份，载明会计科目“房租”、摘要“徐二1-7-1高云20**.8-2013.11”、金额“1，918.80元”。
2013年11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现金存款凭证》一份，载明收到被告高云向被告江岸车辆厂交纳的房租1，918.80元。同日，被告江岸车辆厂出具《收款凭证》一份，载明“收徐二1-7-1高云（2009.8-2013.11）房租”、金额“1，918.80元”。
经本院分别多次做各方当事人调解工作，因分歧较大而调解未成。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身份证明、居民户口簿、原告沈肃琦与第三人高瑞才的《结婚证》、本院（1994）岸法北民初字第273号、第三人高瑞才与案外人田某某签订的《协议书》一份、两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现金交款单》一份、《通知书》一份、《现金存款凭证》一份、《收款凭证》三份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公房是指政府、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分配给职工，租金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收取的居住房屋。公房分为国有房屋和集体所有的房屋，按管理部门的不同，国有房屋的租赁分为直管公房（统管公房）租赁和自管公房（非统管公房）的租赁，前者指由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直接管理的公房的租赁，后者指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等自行管理的公房的租赁。本案涉案房屋系被告江岸车辆厂的自管公房。
被告高云、江岸车辆厂均抗辩本案非民事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认定纠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主要有两个标准，一看纠纷的各方当事人是否属于平等主体，二看纠纷的实质内容是否因人身、财产关系引起的民事权益纠纷。在审判实践过程中，关于单位与职工之间的房地产纠纷类别繁多，应根据每个具体案件不同的案情予以区别对待。本案所涉纠纷为单位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而出售房屋引起的，实质上涉及到的是单位与职工之间的房屋买卖民事法律关系，而非单位内部的房地产纠纷，出卖方与买受方已转化为特定房屋买卖关系中的平等民事主体。单位将自管房屋出租给职工有偿居住，实行房改后又将房屋出卖给职工，虽然是依据国家和单位政策进行，但涉及到因体制改革或住房制度改革产生的房屋买卖行为引起的纠纷，亦改变不了该纠纷的民事性质，应属普通民事权益纠纷，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故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理的范围，本院可对原告沈肃琦的诉讼请求以及被告高云、江岸车辆厂、第三人高瑞才的抗辩理由作出实体裁判。
经各方当事人认可，涉案房屋为1994年由被告江岸车辆厂分配给职工即第三人高瑞才承租、居住、使用的单位自管公房。第三人高瑞才与案外人田某某调解离婚时，调解协议中并未对涉案房屋或其他房屋的承租权作出明确处理。两被告虽出示了第三人高瑞才与案外人田某某签订的《协议书》，称“双方都放弃这套房产，把这套还建房的产权归女儿高云所有”，但涉案房屋为单位自管公房，双方协议时并未实际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亦无权作出将涉案房屋“归女儿高云所有”的处分。
第三人高瑞才与案外人田某某离婚后，被告高云随案外人田某某生活，涉案房屋实际由第三人高瑞才继续承租，原告沈肃琦自1995年与第三人高瑞才结婚以来居住在涉案�屋至今近二十年，以夫妻共同财产缴纳租金并共同生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点的规定，对于婚前由一方承租的公房、婚姻关系存续5年以上的，离婚后夫妻双方均可承租夫妻共同居住的公房，现原告沈肃琦与第三人高瑞才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均系涉案房屋的承租住户。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出售旧公有住房、促进已售公房上市的通知》，在单位公有住房可以出售的前提下，凡具有本市城镇户口，已合法租住或由单位调整分配的、属于出售范围内国家直管和单位自管公有住房的住户或职工（以下统称承租住户），都可以申请购买现租住公有住房。公有住房产权单位对本单位和非本单位的承租住户购买公有住房要执行统一售房政策，不得限制非本单位承租住户购买公有住房。现被告�岸车辆厂以第三人高瑞才指定为由，与被告高云签订房改《协议书》的行为，实际上不仅对涉案房屋的承租人进行了变更，更是限制了原告沈肃琦基于共同承租住户的身份依法进行房改的权利，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沈肃琦以两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属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确认《协议书》无效，从各方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虽无充分证据证明两被告有恶意串通的故意，也无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令规定，但被告�云与被告江岸车辆厂签订房改《协议书》的行为，确系损害了原告沈肃琦的利益，故对原告沈肃琦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高云、江岸车辆厂及第三人高瑞才均抗辩被告江岸车辆厂是根据本单位的房改政策对涉案房屋进行房改，与被告高云签订房改《协议书》系因承租人第三人高瑞才的指定、符合房改政策规定，但均未提交明确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而被告江岸车辆厂对原告沈肃琦提交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出售旧公有住房、促进已售公房上市的通知》的质证意见为该单位不执行此文件，但两被告签订的房改《协议书》首段内容即是对上述文件的表达，两相矛盾，故对被告高云、江岸车辆厂、第三人高瑞才的抗辩意见，本院均不予以采纳。
目前，原告沈肃琦与第三人高瑞才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庭审中，第三�高瑞才也表达还是要与原告沈肃琦一起共同居住生活，被告高云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所以希望各方能退一步海阔天空，无谓因经济纠纷影响近二十年的夫妻感情，重修良好的家庭关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高云与被告中国南车集团武汉江岸车辆厂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案件受理费80元、邮寄送达费60元，共计140元，由被告高云负担。因原告沈肃琦已将该款全部预交本院，故被告高云应将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沈肃琦。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奕君
人民陪审员 陈 兵
人民陪审员 张汉荣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冰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