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3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改制前名称：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法定代表人：周志合，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顺勇，广东格林（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龙昌，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庆昌，男，196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王学沛，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庆昌欠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一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庆昌在（2003）东法民一初字第2299号案件中提供了2002年4月9日黄庆昌（甲方）与恒源公司（乙方）签订的一份《合作合同》和no：69019《收据》。其中《合作合同》的内容为：“……甲方借给乙方人民币伍佰万元正，借款期为一年，自2002年4月9日至2003年4月9日止；乙方保证每年分配甲方利润12%，以甲方500万元为计算基数（即60万元），期满后，本金及利润同时归还……”。该协议的乙方栏加盖有名称为“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签约代表栏签有“周志合”名字。《收据》的日期为2002年4月9日，内容为：兹收到黄庆昌投资款500万元。该《收据》加盖有名称为“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在本院再审上述案件时，恒源公司提供了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编号明鉴司法鉴定所（2011）文鉴字第1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使用的检材是恒源公司提供的《合作合同》和no：69019《收据》复印件，结论为《合作合同》检材上的“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与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乙方代表“周志合”字迹不是出自周志合的笔迹；no：69019《收据》检材上的“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与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兹收到…壹年期归还”与实验样本字迹（2011年5月4日恒源公司委托代理人对徐云光磊所作的《调查笔录》上由徐云光磊书写的笔迹样本）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黄庆昌在再审开庭审理时提出其对徐云光磊在《收据》上的签名是否真实无法确定，称该证据是由恒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廖某提供，真实性应由廖某负责，不要求对恒源公司提交的鉴定结论重新鉴定。黄庆昌在再审案中提供了落款日期为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1999年《担保承诺书》、2002年4月《协议》，拟证明恒源公司真实欠下黄庆昌债务500万元。本院在再审案件过程中委托了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该三份证据材料中“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真实性以及印章和文字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据此作出编号粤天正司鉴中心（2012）文鉴字第237号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1.检材《协议》、《担保承诺书》、《承诺协议》落款处“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文与委托人提交指定的样本1、2、3、4及样本7改制前的“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与委托人提交的指定的样本5、6及样本7改制后的“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2.检材《协议》、《承诺协议》需鉴定的“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印文是在落款处字符印制后形成；倾向认为检材《担保承诺书》需鉴定的“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印文是在落款处字符印制后形成。恒源公司表示对上述的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1999年《担保承诺书》、2002年4月《协议》中恒源公司公章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些材料是黄庆昌利用其在恒源公司处工作之便，在空白的盖有恒源公司公章的便笺纸上打印的。落款日期为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载明甲方为中联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黄庆昌，乙方为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内容为：因黄庆昌辞职共有约300万元费用乙方尚未为其结算，广东永隆企业集团公司、廖某向深圳发展银行借款100万美元，甲方黄庆昌作为担保方，为保证甲方利益，双方达成协议：1.乙方因暂时不能在黄庆昌离职时如期支付黄庆昌300万元，乙方以向甲方借款500万元向甲方作出保证归还承诺（附合作合同及收据）；2.永隆公司、恒源公司、廖某向深圳发展银行借款100万美元，甲方作为担保方，为免除甲方责任及保障甲方利益，以乙方承诺向甲方借款500万元作出归还保证（附协议及收据）；3.乙方共向甲方承担欠款1000万元债务，分别向甲方出具借款收据500万元各一份；4.乙方若不归还深圳发展银行100万美元及乙方不归还300万元费用给甲方，则甲方可依据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协议及收据、合作合同及收据向法院提起诉讼；5.本协议有效期直至乙方向甲方履行本协议1000万元全部债务时止。该《承诺协议》的甲方栏盖有“中联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乙方栏盖有“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1999年的《担保承诺书》内容为：现向黄庆昌承诺在计算好黄庆昌工资资金及出差报销费用约300万元（以实际计算为准），在一年内向黄庆昌支付500万元（以三年定期存款利息计算，附借据一份）。该承诺书盖有“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落款日期为2002年4月的《协议》的甲方栏载明“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栏载明“黄庆昌”，内容为：甲方同意以甲方向乙方借款形式承担广东永隆企业集团公司债务500万元（条款见附协议及收据）；2、乙方保证不再向广东永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再追索债务等。该协议甲方栏盖有“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乙方栏有黄庆昌的签名。本案诉讼中，黄庆昌以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1999年《担保承诺书》为主要证据证明自已的主张，并于庭审中陈述称：“我将所有的帐单给了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廖某，因我要离开公司，也牵涉到中联公司转让给我，我跟他一次性结帐，由于是一次性结帐，手续上需要领导审批，时间不能确定，故《担保承诺书》只打印了年份，没有具体的日期。因此，《担保承诺书》时间在前，《承诺协议》时间在后”。恒源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是黄庆昌单方伪造的，黄庆昌任我方经理期间，利用工作机会，盗取公章擅自所盖的，是先盖章后补充文字的。其中《承诺协议》上所盖的“中联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时间和记载的时间是不一致的。而且《承诺协议》中的附件已被证明是虚假的，是黄庆昌本人制作的，公章和文字均是虚假的，甲方、乙方文字均是黄庆昌一人书写的”、“编号粤天正司鉴中心（2012）文鉴字第237号司法鉴定只是鉴定公章和落款的重合部分，并没有对其他内容进行鉴定，并没有鉴定内容和落款墨迹是否一致，故鉴定结论是很有瑕疵的，而且鉴定结论只是倾向性作出结论，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恒源公司并以此为由要求法院对上述证据再作鉴定。另查，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于1994年4月26日，于2001年3月8日改制为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为广东永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阳江市江城恒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因未按规定参加年检，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黄庆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为了断黄庆昌与永隆公司及其下属各公司的各种权利义务，廖某以恒源公司名义向黄庆昌出具了《担保承诺书》和《承诺协议》两份文件，该两份文件真实有效。借据虽经法院认定为虚假的，但该责任应由借据提供方廖某负责。且借据的虚假不影响《担保承诺书》和《承诺协议》两份文件的效力。涉案50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恒源公司在当时不能向黄庆昌清偿工资、资金、差旅费等费用情况下，向黄庆昌承担责任的承诺。黄庆昌在恒源公司不能按照承诺偿还欠款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有据。故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恒源公司向黄庆昌支付欠款500万元；2.恒源公司支付上述欠款从应付之日1999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黄庆昌起初是基于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但经本院再审认定黄庆昌与恒源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原审事实不清，并裁定撤销原审生效判决，发回重审。由此可见，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法律关系与黄庆昌主张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不一致，黄庆昌有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变更诉讼请求。恒源公司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黄庆昌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异议，但该条款是关于在再审程序中处理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以及案件发回重审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规定，不适用重审案件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因此，恒源公司对此提出的异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庆昌、恒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500万元债权债务的问题。从本案现有证据材料分析，黄庆昌主张的500万元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所依据的是1999年《担保承诺书》、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对于该《担保承诺书》和《承诺协议》的恒源公司印章问题，本院已委托司法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印文出于恒源公司改制前的“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恒源公司对该两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佐证，原审法院对恒源公司提出的异议及再鉴定申请均不予采纳。恒源公司于《担保承诺书》中确认欠黄庆昌工资奖金及出差报销费用约300万元，于《承诺协议》中又再次确认不能在黄庆昌离职时如期支付黄庆昌300万元，至于恒源公司于《担保承诺书》中表示向中联公司支付500万元以及于《承诺协议》中表示以向中联公司、黄庆昌借款500万元作出保证归还的承诺，均是恒源公司所作的愿意履行向黄庆昌付款义务的形式，据此，对恒源公司欠黄庆昌300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但由于恒源公司关于500万元的承诺仅是表示其愿意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而且恒源公司也没有按《承诺协议》的约定出具合作合同及收据，因此，黄庆昌要求恒源公司履行承诺的条件还未成就，该500万元不能认定为恒源公司欠黄庆昌的款项。对恒源公司欠黄庆昌的300万元，由于双方没有约定支付期限和计付利息的标准，因此，黄庆昌现主张该款的利息应从黄庆昌主张权利即2003年9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3年6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恒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欠款3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03年9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给黄庆昌。原审案件受理费23400元，由黄庆昌负担9360元，由恒源公司负担14040元。
判后，上诉人恒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一）黄庆昌虚构证据、私刻印章，提起虚假诉讼，意图占有恒源公司财产，其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及伪造公司印章犯罪，原审法院依法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二）原审法院驳回恒源公司要求对本案关键证据《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协议》进行司法鉴定的书面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协议》所有附件均已经查明为黄庆昌本人伪造。2.所有附件落款日期均在2002年，迟于《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3.2002年4月《协议》上加盖的公章还是“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而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早已经于2001年3月8日改制为“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此，恒源公司再也没有使用“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4.从证据形式上看，《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协议》三份证据之“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鉴加盖位置几乎一致。5.《承诺协议》记载的时间为1999年11月19日，黄庆昌也多次确认这一时间，但恒源公司认为“中联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公章的加盖时间应为2011年之后，是在其虚假诉讼行径败露之后而伪造的。鉴于以上理由，恒源公司有理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高度怀疑，故申请原审法院予以鉴定。原审法院未对恒源公司的鉴定申请作出任何口头或者书面的回复，径直在判决时以“未提供佐证”予以驳回，属于程序违法。（三）原审法院对于恒源公司要求证人廖某出庭作证的书面申请，不予回应，也不安排证人出庭作证且未说明任何理由。（四）原审法院允许黄庆昌在重审阶段变更诉讼请求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驳回。1.黄庆昌之前诉讼请求为支付“借款”，于重审阶段变更诉请为“欠款”，一字之差，相距甚远。黄庆昌在虚假诉讼案提交的《合作合同》及《收据》，均主张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经被证明为虚假的，《合作合同》及《收据》也是黄庆昌伪造的。而黄庆昌在本案再审发回重审时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两份证据《承诺协议》及《担保承诺书》，在主体、权利义务内容等方面均与虚假诉讼案并非同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主张的500万元工资和奖金等属于劳动报酬纠纷，其请求权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黄庆昌在重审阶段变更的诉讼请求与虚假诉讼案的诉讼请求性质不同，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完全不同。2.关于再审发回重审案审理范围问题，应当以当事人原申请的范围为准，不允许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1）诉讼程序的不可逆性。民事再审发回重审应该界定为再审的一审程序，区别于普通的一审程序。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处于确定的状态，以当事人原申请为准。（2）再审程序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中的错误而对案件进行审理的程序，而重审则是再审的裁判之一，是民事纠错程序的延续，是建立在再审基础之上的重审。如果在重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则此时的重审不再是纠错程序的延续，亦严重妨害了法院通过再审、重审程序纠错的基本职能。（3）重审是法院对原审中可能存在的法定情形进行审理、判决，由此形成对再审程序的回应，如果当事人变更了诉讼请求，则此时的诉讼请求并不是重审所要审查的目标。（4）重审变更诉讼请求所产生的时效性、管辖及举证问题。如果原告在重审中变更了诉讼请求，则需要考虑该诉讼请求的时效性及其法律关系的独立性，如果允许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则有可能导致原告利用该变更诉讼请求的机会，使对方在管辖、举证、法律关系的独立性等方面均处于被动不利地位，从而通过诉讼谋求不当利益。（5）本案中黄庆昌变更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与原虚假诉讼案完全不同，所依据的证据与原虚假诉讼案也完全不同。黄庆昌重审时变更诉讼请求的诉讼法上效果即是从一个案件变成了另外一个案件，势必要求法院对一个新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裁判。这就不是再审纠错程序的延续及对再审发回重审的应答。3.允许黄庆昌变更诉讼请求，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本案是黄庆昌原审虚假诉讼的延续，在虚假诉讼中，黄庆昌提交了一份虚假的合同，记载“由东山区人民法院管辖”，但无论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以及本案一审审理中，黄庆昌对于该份证据虚假均供认不讳。因此，该虚假证据中“由东山区人民法院管辖”的内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也就不当然产生越秀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法律后果。而恒源公司之注册地址位于广州市站前路66号江城大厦7、8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应由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管辖。且在恒源公司提出本案与原虚假诉讼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之异议后，原审法院并未就此依法向恒源公司进行释明。4.本案黄庆昌主张500万元的工资及奖金，已经完全变更了原审的借款合同纠纷的法律关系，属于劳动报酬纠纷，应依法先提起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不服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即仲裁前置。原审判决并未对此作出任何释明和说明。（五）黄庆昌并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予以驳回。黄庆昌提交《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作为本案依据，退一步说，假设该两份证据真实，黄庆昌也并不是《承诺协议》之合同当事人，并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黄庆昌本人没有在该《承诺协议》上签字确认，《承诺协议》对黄庆昌不产法律效果。另外，因《担保承诺书》和《承诺协议》载明的内容是由恒源公司向中联公司支付500万元，而不是支付给黄庆昌本人，与黄庆昌无关，黄庆昌并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原审判决恒源公司支付黄庆昌300万元及利息则属错判。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广东明鉴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表明：黄庆昌本人冒充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志合”、前财务人员“徐云光磊”的签名，伪造《合作合同》及《收据》，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应依法予以认定。而原审对于该份《鉴定意见书》证据只字未提，刻意回避。（二）原审是黄庆昌虚假诉讼的延续，黄庆昌新提交的两份证据《承诺协议》和《担保承诺书》无论从形式要件还是实质要件来看，均是不真实的，依法应予以驳回。黄庆昌在制作虚假《合作合同》和《收据》并进行虚假诉讼的行为败露后，利用其持有的加盖了恒源公司改制前印章的空白便笺，再次制作虚假《承诺协议》、《协议》、《担保协议书》。（1）黄庆昌提交的证据自身均存在矛盾和冲突：关于《担保承诺书》（1999年）：①《担保承诺书》落款为“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然而，1999年恒源公司尚未改制，名称应为“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企业名称中并无“有限”二字。②《担保承诺书》记载的事项涉及金额500万元之巨，只有年份的记载，没有具体日期，且没有任何经手人的签字，悖于常理。③已有证据证明：黄庆昌离职前的工资均已经支付完毕，黄庆昌每月工资1250元，刚入职时才700元左右，在恒源公司工作不到6年时间，总工资不到9万元，与该《担保承诺书》记载的约300万元相差巨大。恒源公司从来没有奖金制度，从未给任何员工发过奖金。④本金约300万元（工资奖金），在一年内却要支付500万元也有悖常理。⑤所附《借据》已经被证明为黄庆昌伪造。关于黄庆昌提交的《承诺协议》（1999年11月19日）：①《承诺协议》记载的事项涉及金额1000万元之巨，既没有中联公司经手人的签字，也没有恒源公司经手人的签字，悖于常理。②黄庆昌离职前的工资均已经支付完毕。③对于《承诺协议》所附“协议及收据、合作合同及收据”，已有证据表明该四份文件实为黄庆昌本人伪造。因此，《承诺协议》也是黄庆昌伪造的。④《承诺协议》的时间是1999年11月19日，而所附文件《合作合同》和《收据no.69019》却是2002年4月9日。⑤永隆集团及恒源公司对中联公司从未有任何债务，也从未拖欠黄庆昌工资，不可能承诺向中联公司支付高达1000万元的款项。⑥永隆集团的证明：从未要求恒源公司承担任何债务。⑦恒源公司于1999年9月20日将其在中联公司的75%的股权以99万多元转让给黄庆昌，在黄庆昌还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恒源公司之前，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就向其承诺支付500多万元款项。⑧黄庆昌自始至终不能拿出任何拖欠工资奖金和报销费用单据凭证来证明恒源公司确有欠款的依据，其主张根本不足以采信。（2）《担保承诺书》、《收据》及《承诺协议》在形式上均是用的恒源公司改制前的空白便笺，所盖公章的位置几乎完全一致。但因《承诺协议》内容较多，排版不合常规，很紧凑，显然是为了适合原加盖的公章而设计的。（3）《担保承诺书》、《协议》、《承诺协议》与原一审证据《合作合同》、《收据no：69019》、《协议1999年11月19日》、《收据no：0024730》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判断。黄庆昌确认《合作合同》、《收据no：69019》、《协议1999年11月19日》、《收据no：0024730》就是《担保承诺书》、《协议》、《承诺协议》中的附件内容。而恒源公司提交的《鉴定意见书》和《对2012年11月13日庭审中恒源公司提出黄庆昌伪造签名的意见》足以佐证该证据为黄庆昌所书写伪造的。故《担保承诺书》、《协议》、《承诺协议》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高度存疑，黄庆昌有义务提供充分的票据等证据证明其获得巨额利益的依据和已经支付的对价，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原审判决恒源公司向黄庆昌支付300万元也没有事实依据。退一步讲，假设《承诺协议》和《担保承诺书》为真，根据该两份证据的内容显示分别为：“因黄庆昌辞职共有约300万元费用乙方尚为其结算”、“现向黄庆昌承诺在计算好黄庆昌工资奖金及出差报销费用约叁百万元（以实际计算为准）”，由此可见，300万元并不是确定的数额，具体是多少，需要黄庆昌提供票据等举证证明，而原审法院在没有要求黄庆昌提交报销凭证、奖金数额、拖欠工资等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决恒源公司支付3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四）原审判决恒源公司自2003年9月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与（2003）东法民一初字第2299号案非同一基础法律关系。（2003）东法民一初字第2299号案事实上是一个虚假诉讼，该案所依据的《合作合同》及《收据》均为黄庆昌伪造，主张的是借款关系并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该案已经被（2012）穗中法审监民抗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无所谓黄庆昌于2003年9月1日向恒源公司主张权利之事实。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与其所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1.黄庆昌并非《承诺协议》当事人，而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八条判令恒源公司向黄庆昌支付欠款300万元及其利息之事实依据错误。2.原审判决对《合作合同》及no.69019《收据》的真实性未予认定，对该两份证据为黄庆昌伪造的事实未予查明，对恒源公司关于《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不予采纳。相反，黄庆昌并未举证证明未结算的“工资资金及出差报销费用约叁百万元”之任何证据。原审判决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有失公允。四、原审法院对本案性质定性错误，本案应为劳动报酬纠纷。本案欠款300万元是基于工资、奖金、差旅费等欠款而形成，欠款事实源于劳动法律关系，不能将该欠款认定为简单的民事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且原审法院并未对欠款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劳动关系的真实性予以审查，黄庆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恒源公司欠付其300万元的工资、奖金、差旅费用。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庆昌的所有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均由黄庆昌负担。
被上诉人黄庆昌答辩称：欠款构成的基础无论是工资、奖金还是差旅费，经由恒源公司承诺，均转化为普通欠款。恒源公司提到的鉴定问题，已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不存在再进行重复鉴定的需要。廖某是恒源公司事实上的控制人，与恒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资格存疑，原审法院不予其出庭作证并无问题。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本院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就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上“中联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加盖时间与该证据记载的时间是否一致；2.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1999年《担保承诺书》中“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加盖时间与该两份证据记载的时间是否一致，且该两份证据上“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是否同一时间加盖；3.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1999年《担保承诺书》文字形成时间与记载时间是否一致，且与“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4.2002年4月9日《合作合同》、no.69019《收据》上手写字迹是否为黄庆昌书写。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穗司鉴1401008060022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1.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上“中联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是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盖印形成；2.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1999年《担保承诺书》上“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文同是在1996年（含当年）之前盖印形成；3.1999年11月19日《承诺协议》、1999年《担保承诺书》上的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分别与其标称的时间不符合；两文件上所盖“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文形成时间在前，打印体文字形成时间在后；4.2002年4月9日《合作合同》、no.69019《收据》上的手写字迹是出自黄庆昌本人的笔迹。经质证，恒源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黄庆昌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认为鉴定机构主体不适格；鉴定程序和方法违反相关司法鉴定规范、相互矛盾；关于印章形成先后顺序的鉴定属于重复鉴定，应当以第一次鉴定意见为准；《合作合同》及收据的鉴定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黄庆昌的质证意见，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回复意见，认为其所作鉴定意见书建立在合法检验和科学分析之上，不存在违法之处。
另，廖某作为恒源公司一方证人，于二审期间出庭作证。其陈述称：对于涉案《合作合同》、《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及2002年《协议》，并非由其交付给黄庆昌，对于上述证据从未见过，且恒源公司不欠付黄庆昌任何工资、奖金和报销费用。对于《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2002年《协议》的形成时间，黄庆昌于二审期间陈述称：上述资料是在2000年-2002年期间，由廖某交付的，材料记载的时间存在倒签情形，实际时间并非1999年。《合作合同》、1999年《协议》及两份《收据》，是在廖某交付《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2002年《协议》后，才交给黄庆昌的。
本院认为：本案为欠款纠纷。黄庆昌以《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为依据，主张恒源公司欠付其工资、奖金、差旅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00万元。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能否采用；其二，《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记载的欠款是否真实发生。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鉴定意见书》的效力问题。第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及具体鉴定人员具有相应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所依据的检材及对比样本在本院及各方当事人见证下采集，鉴定意见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并由鉴定机构出具书面回复意见。在此基础上，鉴定机构采用专业技术手段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第二，黄庆昌在本案中虽未以2002年4月9日《合作合同》及no.69019《收据》为依据，主张欠款关系。但《合作合同》及no.69019《收据》作为《承诺协议》记载的附件内容，是《承诺协议》的一部分。且关于该两份文件的来源，黄庆昌坚称由廖某提供。但结合本案鉴定意见及廖某的证人证言，《合作合同》及no.69019《收据》手写字体均由黄庆昌自行书写，故对该两份文件的鉴定对认定《承诺协议》效力及黄庆昌个人诚信具有关键作用。第三，本案在再审阶段虽由法院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担保承诺书》、《承诺协议》上印章和文字形成时间的先后进行鉴定。但一方面，关于《担保承诺书》的鉴定意见仅是倾向性意见；另一方面，关于《承诺协议》的鉴定意见为“印章在落款处字符印制后形成”，并未就《承诺协议》全部文字与印章的形成时间给出鉴定意见。此外，综合《承诺协议》及《承诺协议》所记附件内容《合作合同》及no.69019《收据》的虚假性，以及《承诺协议》第二项黄庆昌为恒源公司借款作担保未真实发生，本院对《承诺协议》的真实性存在高度怀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本院依法接受恒源公司对《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予以重新鉴定的申请并无不当，该鉴定不属重复鉴定。其次，关于《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记载的欠款是否真实发生。第一，《承诺协议》所盖“中联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虽为真，但经鉴定，该印章形成时间为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与《承诺协议》记载日期不相符。黄庆昌虽称《承诺协议》存在时间倒签情形，但鉴定意见所认为的“中联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形成时间也远远滞后于黄庆昌个人陈述的《承诺协议》形成时间。且黄庆昌在2012年5月7日之前，作为拥有中联公司75%股份的大股东，于该段期间在《承诺协议》上加盖中联公司印章具有可能性。第二，《担保承诺书》、《承诺协议》上“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公章经鉴定，形成时间在1996年之前，与该两份文件上标称的时间不符合，且印文形成时间先于打印体文字形成时间。黄庆昌虽称《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存在时间倒签情形，其实际形成时间应在1999年之后。但鉴定意见所认为的“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形成时间也远远早于黄庆昌个人陈述的《承诺协议》、《担保承诺书》形成时间。且《合作合同》及no.69019《收据》作为《承诺协议》附件，已被认定为黄庆昌个人手写笔迹，该两份证据系黄庆昌伪造。此外，《承诺协议》第二条所约定的黄庆昌保证责任，已经生效判决认定未予履行，黄庆昌不具有主张权利的事实基础。结合黄庆昌在多个诉讼中的表现及《承诺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恒源公司称黄庆昌在其持有的空白盖章信笺上制作《担保承诺书》及《承诺协议》，具有合理性。综合以上几点，本院有理由确信，《担保承诺书》、《承诺协议》上“广州恒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盖章未得到恒源公司的事前确认，在恒源公司亦未对此予以追认的情况下，本院对《担保承诺书》、《承诺协议》的效力不予确认。在黄庆昌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欠款关系发生的情况下，本院对黄庆昌以该两份文件为依据的诉请不予支持。至于恒源公司与黄庆昌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劳动报酬、工资奖金未决问题，与本案欠款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对此不予处理。
关于本案程序问题，本院认为，在黄庆昌与恒源公司借款法律关系被依法认定为不存在后，黄庆昌于重审程序原审阶段变更诉讼请求为欠款纠纷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围绕双方是否存在欠款法律关系予以审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但因本案二审出现新证据，在此基础上，本院对事实部分予以补充查明。上诉人恒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维持，其他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一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二、驳回被上诉人黄庆昌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23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040元、鉴定费86100元，均由被上诉人黄庆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卫东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林燕贞
王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