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黔0502民初64号
原告：郭先钧（曾用名：郭先均），男，穿青人，1948年9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原告：朱龙，男，彝族，1952年3月7日出生，现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户籍地：贵州省纳雍县）。
原告：朱江，男，汉族，1950年1月9日出生，现住重庆市渝北区（户籍地：贵州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龙（一般授权代理），系朱江之弟。
原告：郭磊，男，穿青人，1984年3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先钧（一般授权代理），系郭磊之父。
被告：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市西办事处安家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215470464Q。
法定代表人：吴金鹏，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涛（特别授权代理)，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0910545687。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履冬（一般授权代理)，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611596151。
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天河路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401322131871W。
法定代表人：成名伟，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特别授权代理)，系局公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定超（一般授权代理)，系局副主任科员。
原告郭先钧、朱龙、朱江、郭磊诉被告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下称：医药公司）、毕节市七星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市场监督管理局）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郭先钧、朱龙，原告朱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江，原告郭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先钧，被告医药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涛、阮履冬，被告市场监督管理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张定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先钧、朱龙、朱江、郭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协议书”无效。2、请求依法确认该“协议书”上所盖公章及所签“情况属实”等字样无效。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我家是原毕节县城关老户，我家房子座落于现××市××区司法路（西门路口），始建于解放前，一直住了几十年，由于家庭变故，父亲去世，我们姊妹在外地工作，最后只剩母亲一人独居。1972年我们便把母亲接走，把房子租给了陈洪达等三家居住。1983年前我家还断断续续收到房租，但1983年后，就收不到房租了，他们的答复是我家的房子是卖了的，但卖给谁他们又不讲，这样就扯了几十年，直到2015年，我们只好请求政府解决，经各级政府部门查证，2016年3月30日在七星关区公产管理中心查到毕节地区医药公司单方面泡制的所谓“协议书”，此时才知道有该“协议书”存在。该“协议书”上只有医药公司的盖章，并加盖有毕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业务专用章及签有“情况属实”等字样，并没有我家母亲路承喜的任何签字。“协议书”第四条注明：“协定双方签字盖章后，办理收付款手续，”但在“协议书”上，卖方一栏并没卖方当事人路承喜签字，而且当事人路承喜及我家任何人并没有收到买方的一分钱，所以该“协议书”纯属买方一方的意愿，单方面泡制的。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由此，作为合同或买卖协议的法定要件，必须买卖双方签字并付清价款方可生效。本案中，既没有当事人路承喜的签字，又没有付价款，所以该“协议书”是无效的。在该“协议书”上还加盖有毕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章，并签有“情况属实”等字样，作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主要职能是对工商企事业进行登记管理，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赋予其在民事活动中审查、批准、证实的权利，而且加盖的印章是只在其内部产生效力的一个办公室的专用章，对外并不产生效力。特别是在没有当事人一方签字，不符合协议生效的法定要件上签字盖章，因此这份“协议书”一开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补充陈述：一、关于“协议书”上所列当事人路承喜没有与被告签订协议的事实。我们母亲路承喜当年已快到80岁，而且患有多种疾病，并患有严重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我们于1972年就将老人接到纳雍同居奉养。此后路承喜并未回过毕节，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与医药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协议书”上没有卖方路承喜的签字就是铁的事实。二、关于时效问题。该房屋是我家祖业，几十年来所发生的纠纷是我家房主与租房户的纠纷，直到2015年，我家才知道该房屋被侵权，被他人暗算。得知侵权者是毕节市医药公司，经多方查证，于2016年3月30日，我们才在毕节××××区公产管理中心查到了所谓的“协议书”（有公产中心所签日期为证）。找到“协议书”后，我们立即启动了上访，提起诉讼等程序，这完全符合法定的失效要求和规定的范围。三、关于“协议书”没有卖方签字。《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但该“协议书”上只有医药公司盖章而没有卖方人的签字。然而医药公司却诡辩称“在特定历史时期，没有当事人的签字，有工商局签字盖章见证，就可以确定交易买卖的真实性”等，并且是在合同法实施前。千百年来，凡是发生买卖交易都必须是反映交易双方的真实意愿，也是双方签字同意后买卖才能成立，否则就是强买强卖，任何人都不得干预。合同法是根据千百年来的规范总结，而不是之前就没有法律法规。本案中一个没有双方签字的“协议书”，即使盖了工商局的章，也应认定为无效。四、关于付款。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特别本案涉及是房屋买卖就更严肃，“协议书”所标明的1500元，在当时是一个巨额款项，相当现代的20万-30万之多，这样巨大的款项就必须手续严格，特别像医药公司这样一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财务制度就更加严格，要办这种交易付款手续，必须是卖方当事人路承喜出具收款收条，经公司领导审核签字后，财务填写付款单，然后绘制付款凭证记入公司账目入账，特别房产这种固定资产，都是财政部门专项基金拨款，购买后每年必须还要折旧缴入国库。这种繁杂的手续，至今医药公司并未出一个字的付款证据。只是口头上讲“款项已一次性付清”等，这样符合情理吗。由此可见，在本案所谓的房产买卖交易中，医药公司根本没有付一分钱，我家也没有收到一分钱，这样的买卖成立吗，根据“协议书”第四款“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办理收付款手续”，协议书上明明没有卖方签字，说明没有付款。这样一份没有付款的“协议书”就应认定为无效，本案的焦点和核心是否已付价款，如被告医药公司举出付款的证据，我就当庭立即撤案。反之，被告必须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五、关于契税证。被告医药公司所出具的契税证根本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协议书”的有效，在“协议书”未生效前，任何证据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该契税证是假的，就是发证机关的存根，而不是申请持有人的部分。持证人的部分应有县长的印章，颁证机关的公章，经办人的签名，这一切均不存在，可以认定为是医药公司串通城建局某个人找来空白存根，盗用路承喜的名字，自己填写伪造的，就连上面所标明的90元税费都没有交给国家，因收据字号栏是空白没有填写，就说明没有收据，由此充分说明该证据是假的，不能作为证据。六、关于郭先钧（均）的身份。我郭先钧是路承喜的女婿并有儿子，这是历史事实，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均有证实。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当我知道我的财产被侵害后，有权依法提起诉讼，以维护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害，与其他案件毫无关联。我的原告身份是否适格，是法庭认定，被告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七、关于缴税发票的说明。“协议书”是出自1974年6月4日，而在86年前（以后是免税），一是房主路承喜的名字纳税，在这期间，因路承喜不在，我们与租房户商量，由租房户代缴，结算房租时结算，这充分证明，不论是房主或租房户缴税，都是房主与租户的关系，与被告医药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足以说明几十年来，该房屋一直在路承喜名下，根本没有发生过买卖关系。八、关于工商局的盖章及签字。1.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有责任和权利审查、批准、介入民间买卖交易，特别是在没有双方签字的合同或协议上盖章签字《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工商局的行为纯属滥用职权，利用公权为他人谋取私利。无形中成了本案的同伙或帮凶，至于工商局答辩称“履行的是行政职权，发生的是行政行为，”是否行政行为，我曾经向一审大方县人民法院和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直接诉讼，一、二审法院均已裁定为民事行为。2.工商局称“行政机关行使职权适用的是政策或行政首长命令。”请举证你们在无效协议上盖章签字，是根据哪个政策或是首长命令。至于“法不溯及既往”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一条“合同法实施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当时没有法律法规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1974年期间，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赋予工商机关有这种权利。所以，随意介入民间交易是无效的，并不代表工商局，而是工商局内某个人与医药公司的合谋串通。九、该协议书纯属恶意串通。诸多事实说明，该“协议书”的产生，是被告医药公司串通工商局某个人，城市建设管理局某个人，精心设计、精心策划共同密谋的一个骗局，他们仅用两天时间1974年6月4日至6月5日，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如不是互相串通，像这样房屋买卖的大事，两天能办好吗？他们的这个骗局特征，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列举的“有下列情形的合同无效”第二款规定的“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法律特征。综上所述，被告医药公司一开始就串通工商局、城建局相关人员企图凭一张假“协议书”、假“契税证”就想夺走我家祖业-
房产。如果这样，还有什么公理可讲、法治可言。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想不费吹灰之力，不花一分钱就把别人房产占为已有。这是司法公正吗？因此，请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依法确认“协议书”无效，同时确认我家房产权属没有改变。
被告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的诉讼标的已经为前诉生效判决所拘束，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驳回原告起诉。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前，已经发生过两起与原告及涉案房屋有关的诉讼。一是已经终审的朱江、朱龙诉答辩人、陈洪达、李永贤、付平物权确认纠纷案【一审案号（2016）黔0502民初932号，二审案号（2016）黔05民终1835号】中，原告请求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确认涉案毕节××××区司法路37-39号房屋归原告所有，要求答辩人等被告返还该房屋并赔偿租金损失。该案一审中，七星关区人民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已于1974年6月4日以1500元的价格卖与答辩人，故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该案终审后，原告朱龙等又申请再审，其再审申请亦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二是，答辩人作为原告，以陈洪达、李永贤、付平为被告向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毕节××××区司法路37-39号房屋归答辩人所有，并将该房屋返还给答辩人。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答辩人拥有涉案毕节××××区司法路37-39号房屋（原32号-35号房屋）的所有权，被告陈洪达等三人应立即将上述房屋返还给答辩人。被告陈洪达等三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答辩人认为：第一，根据物权法理论，物权取得方式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后者是指基于合同买卖、互易等原因行为取得。答辩人取得涉案房屋的方式，既为继受取得，即基于合同买卖的方式取得。前述两个案件，均涉及确认案涉七星关区司法路37-39号房屋的归属权。而要确认该房屋的归属权，必须要审查答辩人取得涉案房屋的原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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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买卖合同的效力。而两案确认该房屋归答辩人所有的根本依据，也即是1974年6月4日的《协议书》及1974年6月5日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契证。本案中，两案生效判决既然已确认涉案七星关区司法路37-39号房屋归答辩人所有，当然即已确认答辩人取得该房屋的原因行为即1974年6月4日的《协议书》有效。原告现在再次起诉要求确认1974年6月4日的《协议书》无效，该诉讼标的已然为生效判决所拘束，原告此次提起的诉讼其本质构成重复起诉。第二，原告在诉答辩人物权确认纠纷案中，要求确认涉案七星关区司法路37-39号房屋归其所有的理由，与现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完全一致，即都是主张因《协议书》无路承禧签字，该协议应属无效等等，从而请求判令七星关区司法路37-39号房屋应归其所有。而就该理由，一审、二审法院均已作出了不予认可的认定，从而驳回其诉讼请求。因此，原告现在再次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要求人民法院重复认定《协议书》的效力，无疑属重复起诉。第三，原告在诉答辩人无权确认纠纷案中，系以原告朱江、朱龙为原告，答辩人及陈洪达等三人为被告。现原告朱龙一人以答辩人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其本质亦属恶意规避“一事不再理”的规定而重复起诉。理由为：按原告所述，朱江、朱龙均为路承禧之子，现在并无任何证据表明朱江已丧失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在今次提起的诉讼中，朱江实际仍为原告，只不过其与朱龙相串通有意不参与本案诉讼，有意造成本案原告与前案原告“不相同”的事实，恶意规避重复起诉的相关规定。由于朱江的诉讼主体资格未丧失，暂且不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本案实质上都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原告。同时，郭先钧（均）亦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综上，朱龙今次提起的后诉，在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上均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原告今次提起的后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构成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依法应驳回原告朱龙的起诉。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双方的买卖协议系1974年6月4号签订。该房屋的市场交易价格为一千五百元，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一千五百元是属于巨额财产，二原告之母路承禧1974年到其去世前，在此期间，原告及其母从未向答辩人主张过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即使要主张，至迟也应在1994年前主张，原告现在才提起诉讼，已然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退一步讲，设若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属实，则根据原告陈述，其从1983年起便收不到涉案房屋的租金了，且房屋的承租人陈洪达等人已直接告知原告等人涉案房屋是出卖了的。据此，原告欲提起本案诉讼，至迟也应在2003年前提起，其现在才提起诉讼，同样已远远超过诉讼时效。鉴于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其起诉讼请求。日常经验表明，如果该房屋的产权是属于二原告之母路承禧，其母在1974年到去世前及其母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从不过问涉案房屋是不符合常理的，从此方面反证二原告之母路承禧已经将涉案房屋出卖给了答辩人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因此，路承禧在其去世前及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并未对涉案房屋主张行使所有权，二原告在该“协议书”签订，答辩人依法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四十年后才向答人民法院主张其权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三、《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经当时的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契证再次确认买卖关系的有效性，故《协议书》系有效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1974年6月4日二原告之母路承禧与答辩人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上，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房屋买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需要进行相应的审批，原告之母与答辩人签订的买卖协议，作为当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了该买卖协议属实并加盖了印章，表明了双方交易行为的客观真实性。而后，于1974年6月5日取得了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城市建设管理局所签发的契证。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系特殊历史时期行使地方综合行政管理职能机关，类同于现在意义的人民政府，城市建设管理局是特殊历史时期行使政府管理职能下属的房地产登记部门，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房产管理部门，因此，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城市建设管理局签发的契证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房产证，答辩人经国家公证机关鉴证并依照税法纳税后，由政府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凭证，即以物权公示的方法确认了双方买卖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公示了答辩人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通过买卖行为成为了新的产权人。从该契证的办理反推房屋买卖交易真实，答辩人购房款项已经交付，因此，该买卖协议以及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城市建设管理局颁发的契证足以证明答辩人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享有对本案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涉案“协议书”对协议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四、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产权属路承禧所有后未发生权属的变动，而答辩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产权已变动归属答辩人所有，故应认定《协议书》有效。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当双方所提供的证据都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目的的情况下，要考虑证据组织较优的一方来做相应的事实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就答辩人来说，答辩人方有当时的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即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城市建设管理局签发的具有房屋产权性质的契证，该契证作为当时形成的历史档案，其真实度及可信度极高，并且该契证是在具有双方当时交易的历史档案----《协议书》之后颁发的，因此，答辩人在证据方面是完全处于优势状态，足可证明涉案房屋由路承禧转让给答辩人，答辩人已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故应认定《协议书》有效，二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五、以路承禧名义缴纳的房产税凭证并不能作为判定房屋产权的依据。原告之母路承禧与答辩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交易完成后，由于当时房屋产权证在税务系统阶段还没有进行变更登记。医药公司在特殊历史时期虽然有城市建设管理局签发的契证，但是由于法律法规意识淡薄，未向税务机构办理纳税人主体变更登记，导致税务系统仍然将原告之母路承禧作为纳税人予以征税。但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税征机关只管税收入库，并不管纳税人是谁，换而言之，税征机关并不能代行确认房屋所有权的职责。正如在今天，即使房屋已经实际买卖乃至过户，而依附于该房屋原产权人而办理的水表、电表、煤气、有线电视等却可能还是原房主的名字，但却不能以水、电、煤气、有线电视等的交费凭证仍然是原房主的名字而认定房屋仍属原房主所有。因此，判定房屋产权变更的依据应当取决于基础法律关系即买卖关系，以及相应的物权公示依据即当时城市建设管理局签发的具有房屋产权性质的契证，而不是在税务机构纳税登记依据。因此，其在税务机构以路承禧作为纳税人征税的依据并不能作为判定房屋产权属于路承禧所有的依据。综上，二原告主张《协议书》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恳请人民法院予以驳回，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为谢！
被告毕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答辩称，一、答辩人作为本案中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答辩人在原告请求确认无效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中签署的内容是“情况属实，同意路承禧将人民路32-35号房屋出卖”，加盖的公章为“毕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私房改造办公室业务专用章”，从该内容和加盖的公章可知，答辩人履行的是行政职权，发生的是行政行为。本案属于民事诉讼，处理的是民事法律关系，答辩人不能作为本案中的被告。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从原告的诉状中可知，原告1983年就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在民法通则实施前，权利人知道或都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民法通则实施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就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从1987年1月1日起算，现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二十年，应不予保护。三、历史遗留问题不能适用现行法律思维处理。原告请求确认无效的协议书，签订于1974年6月4日，当年法制不健全，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适用的是政策或行政首长命令，如果用现在的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去处理当年的法律行为，是不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应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当时的法律、政策，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民法通则处理。综上所述，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26日，原告朱江、朱龙以医药公司、陈洪达、李永贤、付平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了物权确认纠纷之诉，本院经审理，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了（2016）黔050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中，本院确认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是否已经转让；查明的事实为：二原告母亲路承喜（曾用名路崇喜、路承禧）有坐落于司法路路32至35号木瓦结构房屋三间，面积柒拾平方米，四至界限为前抵公路为界，后抵商业局宿舍，左抵余姓住房园地以坪脚基石为界，右抵现王姓住公房为界。1974年6月4日，涉案房屋以1,500.00元价格卖与贵州省毕节地区医药公司。1974年至1985年期间，由被告陈洪达、李永贤、付平三户人以二原告母亲的名义轮流缴纳涉案房屋的房地产税。2015年1月28日，原告朱龙就涉案房屋进行信访反映，2015年5月11日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市西街道办事处作出《市西街道办事处关于朱龙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七星市西街道呈[2015]67号），原告朱龙不服《市西街道办事处关于朱龙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七星市西街道呈[2015]67号），申请七星关区人民政府进行信访复查，2015年6月11日毕节××××区信访局作出《七星关区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2016年2月26日，二原告以前述诉请诉至本院。另查明：二原告母亲路承喜与丈夫朱仲衡共生育两子，分别系长子朱江、次子朱龙。路承喜于1981年1月去世，其丈夫朱仲衡于1952看去世。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虽然1974年6月4日的协议书上没有卖方二原告母亲路承喜的签名，但该协议书上加盖有毕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私房改造办公室业务专用章，结合1974年6月5日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印发的契本契和契缴查上均载明卖房人为路承禧，买房人为毕节地区医药公司，并加盖有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城市建设管理局印章，该协议书和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印发的契本契和契缴查相互佐证涉案房屋已于1974年6月4日以1,500.00元价格卖与毕节地区医药公司（现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故对二原告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归二原告所有，判令被告陈洪达、李永贤、付平立即停止侵占，返还房屋，并按同地段房屋租金标准支付二原告自1973年至今的房屋租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江、朱龙的诉讼请求。朱江、朱龙不服本院作出的判决，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016年9月28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5民终18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江、朱龙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5民终1835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10月1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民申16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朱江、朱龙的再审申请。至此，本院作出的（2016）黔050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已生效。2018年1月2日，本案原告郭先钧、朱龙以医药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了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之诉，以“协议书”上没有路承喜的签字、且未收到医药公司支付的1,500.00元为由，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协议书”上所盖的公章及所签“情况属实”等字样无效。
另查明，路承喜生育有长女朱淑珍、长子朱江、次子朱龙，路承喜于1981年1月29日去世。朱淑珍与郭先钧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一子郭磊，朱淑珍于1989年去世。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交的税务系统专用缴款书复印件、信访答复意见书，被告医药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协议书》、《契证》、（2016）黔050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5民终1835号民事判决书、（2017）黔05民终1597号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申1678号民事裁定书，被告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统一社会代码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复印件、单位称变更说明、毕节县人民委员会文件复印件。原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已收集在卷为凭。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2016年2月26日，原告朱江、朱龙以医药公司、陈洪达、李永贤、付平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了物权确认纠纷之诉，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6）黔050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以虽然1974年6月4日的协议书上没有卖方二原告母亲路承喜的签名，但该协议书上加盖有毕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私房改造办公室业务专用章，结合1974年6月5日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印发的契本契和契缴查上均载明卖房人为路承禧，买房人为毕节地区医药公司，并加盖有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城市建设管理局印章，该协议书和贵州省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印发的契本契和契缴查相互佐证涉案房屋已于1974年6月4日以1,500.00元价格卖与毕节地区医药公司（现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为由，驳回了原告朱江、朱龙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现原告郭先钧、朱龙、朱江、郭磊以医药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了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之诉。前诉原告为朱江、朱龙，后诉原告增加了郭先钧、郭磊，但前诉与后诉的原告均为路承喜的继承人；前诉与后诉的被告均有医药公司，故应认定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相同；前诉与后诉的诉讼标的都是基于《协议书》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后诉原告诉请判决确认“协议书”无效、“协议书”上所盖的公章及所签“情况属实”等字样无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故原告郭先钧、朱龙、朱江、郭磊以医药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之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郭先钧、朱龙、朱江、郭磊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30.00元，免予征收。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陆云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高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