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下商初字第2989号
原告：褚志强。
委托代理人：郑慧君。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叶咏葵。
委托代理人：潘卫表。
原告褚志强为与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产险杭州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11月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适用前置程序进行送达。本院于2014年12月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俞瑛独任审判，并于2014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褚志强的委托代理人郑慧君及被告太保产险杭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潘卫表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褚志强起诉称：原告系浙a×××××小型客车车主，2013年7月26日原告向被告投保，险别包括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2014年6月20日23时55分，原告驾驶浙a×××××小型客车在成都市锦江区菊园路枇杷园处，因雨天路滑且视线不佳，发生轿车与树木相撞的交通事故，随即报警并联系保险公司。次日，原告向相关主管部门赔付树木损失800元。车辆损失经保险公司定损后，由成都华星名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维修费为89000元，于2014年8月24日完工。后原告向被告保险索赔，遭拒。原告认为被告理应向原告赔付89800元保险金而不予赔付，系属违约，应当赔偿利息损失。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付原告保险金89800元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8月24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在庭审中原告减少诉讼请求，具体为：依法判令被告赔付原告保险金89000元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8月24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原告褚志强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神行车保系列保险单（正本）1份，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投保的事实。
2.行驶证1份，以证明原告系浙a×××××车辆车主。
3.驾驶证1份，以证明原告准驾情况。
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1份，以证明本案事故发生情况。
5.损失清单1份。
6.维修发票1份。
证据5、6共同证明事故车辆损失情况及维修费用支出情况。
被告太保产险杭州公司在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答辩人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驾驶员有弃车逃逸的行为，根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7.1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保险责任免除。所以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车辆损失89000元，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太保产险杭州公司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神行车保机动车综合险2009版1份。
2.机动车辆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1份。
3.神行车保投保单1份。
证据1、2、3共同证明被告对免除责任进行了告知与明确说明义务。
被告太保产险杭州公司对原告褚志强提供的证据2、4、5、6均无异议。对其余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本身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明示告知的第3条“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可以说明被告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义务；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涉案事故已经没有了第一现场，褚志强自称是驾驶员，这在事故认定书中也可以反映，所以无法确定褚志强就是事发时的驾驶员。
对被告太保产险杭州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褚志强对证据3没有异议。对其余证据，原告认为，对证据1本身没有异议，但需要指出该合同第35条第9款，从条款上看逃逸是主观上要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意思，但从交警的事故认定书认定来看，原告主观上并不存在逃避法律责任的意思；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
经举证、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即原告出举的证据2、4、5、6及被告出举的证据3予以认证。另，原告提交的证据1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双方对证据本身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证。其余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为驾驶证，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并且该驾驶证反映的驾驶员能与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证据4）反映的责任人一致，本院予以认证。被告提交的证据1为保险条款，保险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认证。被告提交的证据2系经投保人盖章的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说明书反映的说明内容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亦予以认证。
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原告褚志强系浙a×××××小型轿车的所有人。2013年7月26日，其通过浙江奥通汽车有限公司为该车向被告太保产险杭州公司投保了交通责任事故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为此，浙江奥通汽车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在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投保单和机动车辆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上盖章确认。太保产险杭州公司签发保单。根据商业保险保单记载，被保险人为褚志强；保险期间自2013年7月26日14时起至2014年7月26日14时止；承保险种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其中车辆损失险的保险金额为288000元。
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一栏中列明：……本人已经收到了条款全文，仔细阅读了保险条款，尤其是加黑突出标志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部分的条款内容。对保险人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明确说明完全理解……。
机动车辆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三条车损险责任免除处写明，一、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交通肇事后逃逸……。同时，太保产险神行车保机动车综合险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7条也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交通肇事后逃逸……。上述文字采用加黑突出方式。
2014年6月20日23时55分许，浙a×××××小型轿车在锦江区菊园路枇杷园处与路边树木相撞，造成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经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三分局认定，由褚志强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部门在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处描述，该起事故由路人报案，报案时车上无驾驶员；民警到达事故现场时，亦无驾驶员。事故发生后，原告褚志强也报案了，事故认定书记载：“2014年6月21日00时49分，褚志强在事发地旁边的一家叫喜窝咖啡厅报案，报案称自己驾驶浙a×××××号车在锦江区菊园路枇杷园处与树木相撞。”在民警离开事故现场前五分钟，褚志强到事故现场，事故认定书记载：“褚志强于2014年6月21日1时10分到达事故现场，自称是浙a×××××号车辆驾驶员。”次日，即6月22日褚志强到事故处理大队接受调查，褚志强在调查中陈述的内容与其在21日报案时陈述的内容一致。最后，交警部门以褚志强驾驶车牌号浙a×××××的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确认褚志强负全部责任。
经维修，褚志强支付维修费用89000元。太保产险杭州公司以本次事故存在驾驶员逃逸行为，属于保险责任免除为由不进行赔付。遂，褚志强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发生了保险事故以及保险车辆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维修费用）的事实并无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反映双方权利义务的保险条款规定，发生肇事后逃逸的情况，保险公司免除责任。该规定能否适用于本案。对此，应从两方面进行剖析。其一驾驶员是否肇事逃逸；其二被告作为保险公司是否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被告辩解其不应承担保险责任，亦即其对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均作出了肯定回答。对此，被告应负举证责任。综观本案审理，交警部门以出具事故认定书的方式认定：驾驶员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后弃车逃逸的行为违反了……，褚志强负全部责任。被告以此作为其第一方面的证据。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对交通事故现场勘察、鉴定结论，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后所作的技术性结论。虽然该结论不具有拘束力，但根据我国道路交通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证据。作为证据，当事人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但褚志强在收到该事故认定书后并未提出质疑，其在事故认定书上签字确认。同时，褚志强又以此为据向被告主张理赔。褚志强虽当庭对事故认定书提出质疑，但该质疑仅是其单方陈述，并未有证据证明。另其对事故发生后情况的描述也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存在不一致性。如其称通过曹某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电话客服人员指示要向交警部门进行报警，后转而报警。而在案证据反映先由褚志强向交警部门报案，6分钟后，再由曹某向保险公司报案；褚志强报案称系事故发生当时的驾驶员，而曹某则报案称其为事故发生当时的驾驶员，等等。故基于现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本院以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褚志强驾驶浙a×××××的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的行为”作为考量本案当事人责任的依据。关于第二个方面，被告太保产险杭州公司提供了保险条款，还提供了经投保人盖章确认的投保单和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通过投保单以及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并无不当，并且保险条款中加黑字体已经足以达到提请投保人注意相关免责条款的程度。综合以上两点，被告举证已经完成，本院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褚志强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045元，减半收取1022.5元，由原告褚志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判员 俞瑛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谢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