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大海事初字第29号
原告：周春英，女，汉族，1951年6月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九三路西四巷。
委托代理人：杨继辉，辽宁华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运林，男，汉族，1978年2月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九三路西四巷。
委托代理人：杨继辉，辽宁华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德文，男，汉族，1966年9月生，原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兴海路，现于河北省衡水监狱服刑。
原告周春英、原告王运林诉被告王德文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周春英、王运林委托代理人杨继辉，王德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春英、王运林诉称：王瑞敏和王德文参加拍卖从大连海事法院买得一对渔船，一条（“辽大旅渔15002”）由王瑞敏所有，另一条由王德文所有。王国群（王瑞敏的父亲）将大连旅顺群利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利公司）的20万元出借给王瑞敏用以支付购船款。买船后，王瑞敏和王德文是海上捕捞合伙关系，王瑞敏于2005年左右将该船借给王德文使用。王瑞敏于2006年11月24日死亡，周春英、王运林对王瑞敏是否收取租金和使用费不清楚，该船至今一直被王德文占有和使用。后了解，王国群于2004年2月将“辽大旅渔15002”船卖给王德文，但因王国群卖船未经船舶登记所有人王瑞敏授权，且王德文在购买该船时明知船舶所有人为王瑞敏，故该船舶买卖无效。周春英、王运林作为王瑞敏的合法继承人，多次向王德文索要船舶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德文返还“辽大旅渔15002”船舶（价值2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王德文辩称：不同意周春英、王运林的诉讼请求。2001年，王德文和王国群参加拍卖从大连海事法院买得“辽旅顺渔0647”、“辽旅顺渔0648”一对渔船，之后船名变更为“辽大旅渔1758”、“辽大旅渔1759”，后又变更为“辽大旅渔15001”、“辽大旅渔15002”。“辽大旅渔15001”登记在王德文名下，“辽大旅渔15002”虽登记在王瑞敏名下，但实际所有人是群利公司。竞买之后，王德文和王国群合伙经营涉案渔船。2003年，王德文与王国群协商以325000元购买该船并签订了买船协议，群利公司收到王德文支付的购船款，并出具了收条，收条保存在王德文为法定代表人的大连海德北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公司）。出于王瑞敏户籍所在地有改造规划，该船登记在王瑞敏名下可以使王瑞敏多得动迁款的考虑，王国群一直未将该船过户给王德文。公安机关曾调查王德文购买涉案船舶的相关情况，亦可证明涉案船舶是王德文所有。
周春英、王运林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大渔监证字（2012）10号证明及照片，证明“辽大旅渔15002”船舶是王瑞敏所有。证据2、大连市旅顺口区得胜街道九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王瑞敏死亡的事实。证据3、户口本，证明周春英、王运林是王瑞敏的合法继承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证据4、拍卖成交确认书，证明“辽大旅渔15002”船舶是王瑞敏所有，而不是王国群或群利公司所有。
王德文对周春英、王运林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涉案船舶的登记所有人是王瑞敏，但该船已被司法机关扣押。证据2、3、4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1-4予以采信。
王德文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服刑，申请本院向法院或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证据。本院自相关法院调取了如下证据：证据1，（2001）大海法执字124号案件的公告、“辽旅顺渔0647、0648”船拍卖会竞买人签到簿、拍卖船舶笔录、拍卖成交确认书、专用收款收据、船舶移交完毕确认书、所有权转移证明书、收条（3份）。证据2，固定资产及折旧明细账、通用记账凭证、收条（2份）、申请、证明（2份）、渔船登记内容、王瑞敏身份证复印件、大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制作的王兴军（曾任“辽大旅渔1759”船的船长）询问笔录、王国群询问笔录、潘久花（曾任群利公司会计）询问笔录、高淑云（曾任群利公司出纳）询问笔录。
王德文对本院调取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用以证明其与王国群、王瑞敏一同到大连海事法院参加涉案渔船的竞买，王国群出资购买了涉案渔船，是该船的实际所有人；王瑞敏在竞买的拍卖成交确认书、船舶移交完毕确认书的买方代表处签字，是因为王瑞敏代表王国群；王德文与王国群在竞买涉案渔船时是合伙关系，双方协商将资产账目由群利公司管理；王德文从王国群处购买“辽旅顺渔1759”渔船购船款共375000元，以王国群的9万余元欠款冲抵了部分购船款，剩余部分以现金支付，通用记账凭证可以佐证上述事实；对证据中的询问笔录无异议，除涉案船舶是27万或28万购买的陈述外，被询问人的陈述均属实。
周春英、王运林对本院调取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称“辽旅顺渔0648”渔船是王瑞敏在大连海事法院买得，该船所有权属于王瑞敏；王国群在“辽旅顺渔0647、0648”船拍卖会竞买人签到簿中签字的原因是王国群为了给儿子王瑞敏购买渔船与王德文、王瑞敏一同到法院参加拍卖；王国群将群利公司的20万元出借给王瑞敏支付购船款，故由群利公司的会计出具了购船发票、船舶登记证书的收条。证据2，对固定资产及折旧明细账及通用记账凭证来源于海德公司无异议，但该账目记载的价款无法确定，涉案船舶是王国群2004年2月所卖，价款数额不清楚，但据王国群称王德文尚欠8万余元未付清；2004年2月19日的收条是伪造的，群利公司没有收到325000元，群利公司会计潘久花在随后的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群利公司并没有实际收到325000元，记不清具体收款数额；对2001年6月27日的收条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了王瑞敏、王德文各自出资以每条235000元（不含竞买前预交的5万元定金）竞买了“辽旅顺渔0647”、“辽旅顺渔0648”渔船；对申请及证明无异议，证明了“辽旅顺渔1759”渔船船名变更为“辽大旅渔15002”，与王瑞敏竞买所得的“辽旅顺渔0648”渔船是同一船舶；对渔船登记内容及王瑞敏身份证无异议，该登记内容恰好说明“辽大旅渔15002”渔船是登记在王瑞敏名下，是王瑞敏个人所有；对王兴军的询问笔录来源无异议，王兴军在该笔录第二页的关于涉案船舶以27万或28万卖给王德文的陈述可以佐证固定资产及折旧明细账、通用记账凭证及2004年2月19日收条记载的涉案船舶以325000元卖出是不正确的；对王国群的询问笔录没有异议，该笔录能够证明涉案船舶所有人是王瑞敏，竞买船舶的相关手续都是王瑞敏办理的，群利公司借给王瑞敏20万元用于竞买涉案船舶；对潘久花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可以证明王瑞敏的购船款中20万元来自群利公司，王德文从群利公司购买涉案船舶时，支付了部分购船款，并以群利公司与王德文之间的债务冲抵了剩余购船款，王德文实际购船款并不是325000元。对高淑云的询问笔录无异议。
结合周春英、王运林、王德文的质证意见，对本院调取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周春英、王运林、王德文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证据2、周春英、王运林仅对该组证据中的2004年2月19日的收条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固定资产及折旧明细账及通用记账凭证记载内容无法确认，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收条系伪造、固定资产及折旧明细账及通用记账凭证记载不真实的主张，其对该组其他证据无异议，王德文对证据2无异议，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本院查明：
2001年6月7日，王德文以竞买人身份参加大连海事法院拍卖“辽旅顺渔0647”、“辽旅顺渔0648”船舶的拍卖会，并以最高价52万元购得上述两船。同日，王德文、王瑞敏作为买方代表在《拍卖成交确认书》上签字，并交纳购船款定金5万元。2001年6月12日，“辽旅顺渔0647”、“辽旅顺渔0648”船舶拍卖委员会和王德文在旅顺董砣子港进行了船舶移交，王德文、王瑞敏在《船舶移交完毕确认书》买方代表处签字。同日，“辽旅顺渔0647”、“辽旅顺渔0648”船舶拍卖委员会出具《所有权转移证明书》，证明上述两船买船款付清，在该日移交买方时，所有权同时转移。周春英、王运林自认，“辽旅顺渔0648”渔船的购船款中20万元来自群利公司。
2001年6月27日，群利公司会计潘久花出具“收到海事法院0647、0648（王瑞敏、王德文）买船发票两张，票号为202706、202705，王德文金额235000元，王瑞敏金额235000元”的收条。同日，潘久花出具“收到大连海事法院转交0647、0648渔业船舶登记证书两本”的收条。
买船后，王德文与王国群实际合伙经营上述两船。王国群于2004年2月将“辽大旅渔1759”渔船卖给王德文。2004年2月19日，群利公司出具“收船款325000元”的收条。海德公司固定资产及折旧明细账中记载：“2004年10月30日，1759船一条，原始价值借方金额325000”。海德公司的2004年10月30日通用记账凭证记载：“1759，固定资产，借方金额325000；王德文向王国群借款，其他应付款，50000；渔款顶买船款，其他应收款，97410.50；王德文买1759船，其他应付款，277589.50；合计375000”。
“辽旅顺渔0647”、“辽旅顺渔0648”船舶船名后变更为“辽大旅渔1758”、“辽大旅渔1759”，后船名又再次变更为“辽大旅渔15001”、“辽大旅渔15002”，其中“辽大旅渔15002”船舶登记所有人为王瑞敏。
王瑞敏于2006年11月24日因病去世，王国群系王瑞敏父亲，周春英系王瑞敏妻子，周春英及王瑞敏仅有一子即王运林。1999年4月24日至2015年4月24日，王国群任群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瑞敏非群利公司员工。
另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甘刑初字第4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一项为“王德文犯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第三十二项为“对王德文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敛的全部财物及其收益，以及供其犯罪所使用的工具依法予以追缴、没收（详见附后清单）”，该清单中包含“辽大旅渔15002”船舶。上述判决书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大刑二终字第22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予以维持，已生效。
本院认为：
周春英系王瑞敏的配偶，王运林系周春英、王瑞敏唯一子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周春英、王运林作为王瑞敏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本案享有诉权。
本案系占有物返还纠纷，周春英、王运林要求王德文返还“辽大旅渔15002”船舶需证明其系该船的实际所有人，或王德文占有该船系非法占有。王国群虽称涉“王瑞敏把船交给王德文经营”，但无证据支持，且该主张与群利公司向王德文出具购船款收条相矛盾。相反，“辽大旅渔1759”船的船长王兴军及群利公司会计潘久花的证言与上述收条、周春英、王运林及王德文关于王国群卖船的陈述相互佐证，可以确认该船由王国群于2004年2月卖给王德文。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德文从王国群处购买涉案船舶是否取得了该船的所有权。
在从本院购得该船后，该船的合伙经营人是否为王瑞敏，王国群既称“在2002年左右我和王德文合伙在大连海事法院买过渔船，我俩合伙在一起干了两年多的时间，”又称“王瑞敏和王德文就一起经营这对船，大约经营两年多的时间”，上述证言前后矛盾，且无其他证据支持，本院对王国群的上述证言不予采信。“辽大旅渔1759”船的船长王兴军及群利公司会计潘久花关于王德文与王国群合伙经营该船的证言，与王德文的陈述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本院对购得涉案船舶后王德文与王国群合伙经营该船事实予以认可。结合在大连海事法院拍卖涉案渔船的过程中，王国群以群利公司的资金代为支付购船款，群利公司就船舶证书交接出具收条。可以看出，虽然涉案船舶登记在王瑞敏名下，但是由王国群代为支付部分购船款，代为接受船舶证书的交付，代为经营管理直至代为出卖该船，上述环节中涉及船舶的取得、使用、收益和处分，王国群均实际参与并具体实施，这足以使王德文相信王国群有权代理该船的使用和处分，尽管周春英、王运林否认授权，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王国群的卖船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船舶买卖合同有效。王德文向群利公司支付了购船款，涉案船舶也实际交付了王德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的规定，王德文自船舶交付时起取得了涉案船舶的所有权，王德文对涉案船舶的占有系行使船舶所有权的权能，属合法占有。涉案船舶虽登记在王瑞敏名下，但自2004年2月船舶卖出交付后，其已不是真正的船舶所有人，无权主张返还船舶。
另，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2013）甘刑初字第4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三十二项以涉案船舶系王德文违法所得或供其犯罪所使用的工具为由予以没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没收的财物一律上缴国库的规定，涉案船舶已无法返还。
综上，周春英、王运林要求王德文返还该船舶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春英、原告王运林对被告王德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50元（原告周春英、原告王运林已预交），由原告周春英、原告王运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 光
审 判 员 信 鑫
代理审判员 王正宇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