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琼02民终2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才军，男，1980年10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现住三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才虹，海南云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锦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三亚市吉阳区红土坎村委会138号。法定代表人：邹建，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建，男，1990年5月2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现住三亚市。上诉人吉才军因与被上诉人三亚锦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程公司）、邹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7)琼0271民初70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吉才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才虹、被上诉人锦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被上诉人邹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才军上诉请求：1.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7）琼0271民初7090号民事判决，改判锦程公司和邹建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47189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锦程公司和邹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审理逻辑错误。首先，吉才军一审时已提交《借条》、邹建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截图、吉才军向邹建微信支付超过借款款项的截图等多份证据。其次，一审时锦程公司及邹建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庭审，对吉才军的诉讼请求与证据，既不提供答辩意见，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再次，一审判决认定“故原告支付到邹建名下的107198元，除了偿还借条载明的租车费用外，不排除用以偿还邹建借款，或支付借条出具之前产生的租车费，以及支付借条出具后新产生的租车费，故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锦程公司和邹建未提供任何证据反驳吉才军的主张，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将属于锦程公司和邹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吉才军承担，及认为“以及支付借条出具后新产生的租车费”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锦程公司和邹建对吉才军提供的《借条》未提供反驳意见或其他证据，证明吉才军对锦程公司和邹建还有《借条》中记载的60000元之外的其他债务。并且，若锦程公司或邹建认为吉才军仍有其他债务，应另案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在锦程公司和邹建不提供证据和未反驳吉才军提交的证据的情况下判决驳回吉才军的诉讼请求错误。被上诉人锦程公司辩称，吉才军的主张与事实不符。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底5月初，吉才军租赁锦程公司的车一直未付车费。吉才军于2016年在乐东将车抵押。之后，吉才军分多次还款。锦程公司的起亚车出了交通事故委托吉才军办理保险理赔手续，其将保险公司支付的9000元用于个人花销，现该车仍在4S店。吉才军与锦程公司法定代表人邹建关于租赁汽车和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如下：1.2016年12月4日至2017年2月4日期间租赁车牌号为×××，租车费8000元，车未归还；2.2016年10月12日至2017年2月12日期间租赁车牌号为×××，租车费25000元，车未归还；3.租赁车牌号为×××，租车费4000元，车已归还；4.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期间，吉才军总共向锦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了37000元；5.2017年2月4日至2017年4月4日期间租赁车牌号为×××，租车费7000元，车已归还；6.2017年2月12日至2017年4月12日期间租赁车牌号为×××，租车费10000元；7.2017年4月7日至2017年4月24日期间租赁丰田皇冠车，租车费8500元，车已归还；8.2017年4月12日至2017年5月20日期间租赁车牌号为×××，租车费6300元，已于2017年5月25日还车；9.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8月21日期间租赁丰田皇冠车，租车费用21000元，已还车。吉才军至今还欠锦程公司和邹建部分租车费和借款未还，根本不存在多还款的问题。被上诉人邹建辩称，吉才军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吉才军的上诉请求。邹建在红沙开洗车场，和吉才军于2015年9月洗车时认识，吉才军称其也是做汽车租赁的。2015年10月，吉才军称因车需要买保险向邹建借款，至2016年。到期之后，邹建要求吉才军还款但其一直未还，故吉才军向邹建出具借条。吉才军至今还欠锦程公司和邹建部分租车费和借款未还，根本不存在多还款的问题。吉才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锦程公司和邹建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4719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建为锦程公司法定代表人，锦程公司从事汽车租赁业务。1.关于60000元租车费是否包含吉才军向邹建借款29200元的问题。吉才军提供邹建名下支付宝账户转账清单、借条、承诺书，以证明2016年9月19日至2016年11月7日期间邹建以其名下的支付宝账户分12次出借吉才军借款合计29200元，2017年2月16日在锦程公司的要求下向锦程公司出具了欠付租车费60000元的借条，并承诺了还款时间，60000元借款中包括了其欠邹建个人的借款29200元。根据吉才军的陈述，29200元系其向邹建所借的款项，2017年2月16日的借条是邹建作为锦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要求其出具，故应认定29200元的债权人为邹建，60000元租车费对应的债权人为锦程公司，为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产生的债，吉才军主张借条中载明的60000元租车费包括其向邹建个人借款的29200元与事实不符，且没有证据证明，不予采纳。2.关于吉才军是否向邹建、锦程公司多付47198元的认定。吉才军举证微信支付记录，以证明其于2016年8月28日起至2017年8月19日止通过微信支付方式付至邹建微信账号内107198元，扣除租车费（含借款）60000元，余47198元为多付部分，邹建、锦程公司应予以返还。吉才军应锦程公司的要求出具了借条，借条内容为“本人吉才军借到锦程汽车租赁公司租车费共计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00元）......福瑞迪20号拿出”；吉才军出具的承诺书下方另注明“×××”汽车用至2017年3月4日；“×××”汽车用至2017年3月12日。借条和承诺书注明的内容证实60000元租车费来源于吉才军租赁锦程公司汽车产生的租车费用，以及出具借条后吉才军还继续租赁锦程公司汽车的事实。庭审中，吉才军亦认可向锦程公司租赁车辆，并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租车费的事实。吉才军主张其出具借条时没有扣减之前已支付给邹建的租车费，一并计入借条中记载的60000元内，双方约定以多退少补方式进行结算，但未举证证明。综合以上事实，吉才军与锦程公司、邹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吉才军在出具本案借条前即2017年2月16日支付邹建39188元，2017年2月16日后支付邹建68210元。故吉才军在借条出具前所支付的款项存在偿还邹建个人借款，或是支付借条出具前产生的租车费用的可能；吉才军在借条出具后所支付的款项中亦存在包括偿还租车费，或是支付新产生租车费用的可能。据此，吉才军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107198元中的47198元为多付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一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吉才军应当对上述要件负有举证责任，吉才军不仅应当证明锦程公司、邹建获得利益并使自己受损，还应当证明锦程公司、邹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吉才军自2016年8月28日起至2017年8月19日止所支付的107198元均汇入邹建个人名下的微信账户内，吉才军与邹建之间存在29200元的借贷关系、与锦程公司存在汽车租赁关系。邹建与锦程公司于2017年2月16日结算，吉才军尚欠锦程公司租车费60000元，根据吉才军出具的承诺书内容，借条出具后吉才军仍继续使用锦程公司的汽车。故吉才军支付到邹建名下的107198元，除了偿还借条载明的租车费用外，不排除用以偿还邹建借款，或支付借条出具之前产生的租车费，以及支付借条出具后的新产生的租车费，故吉才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锦程公司、邹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故吉才军主张锦程公司、邹建多收取47198元构成不当得利，诉求锦程公司、邹建返还47198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吉才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90元（已减半收取，吉才军已预交），由吉才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在出具本案借条前即2017年2月16日支付邹建39188元，2017年2月16日后支付邹建68210元”有误，本院纠正如下：根据吉才军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2016年8月28日至2017年2月16日，吉才军向邹建还款36088元，2017年2月18日至2017年8月19日，吉才军向邹建还款71110元，共计支付107198元。本院二审查明，根据吉才军一审提交的支付宝转账记录，2016年10月14日至2016年10月23日，邹建共向吉才军出借29200元。吉才军一审提交的承诺书载明“本人吉才军向邹建（三亚锦程汽车租赁公司）承诺如下：本人在2017年2月6日下午还锦程汽车租赁公司租车款叁万元整（￥30000.00）并把福瑞迪轿车拿出，违章全部处理好（违章处理费抵扣租车款）。如本人逾期做不到愿意负一切责任，一切后果全部由本人承担。逾期未处理每天按1000元赔偿金额支付给邹建。×××、×××、×××、×××、×××、×××、×××、×××、×××、×××，以上车辆未处理违章和购买保险之前有任何问题由我本人吉才军负责。备注：×××用至2017年3月4日、×××用至2017年3月12日）。”邹建在二审庭审中自认：2017年2月16日的借条上载明的“我本人吉才军借到锦程汽车租赁公司租车费共计人民币陆万元整”，包括吉才军向邹建所借的借款和吉才军租赁锦程公司车辆的租车费，共计60000元。邹建称除了借条上的60000元，2017年2月16日后吉才军还欠52800元租车费，即2017年2月16日之后（包括2017年2月16日）吉才军共应归还欠款112800元。本院责令邹建庭审后五天内提交相关借款及租车记录的证据，邹建未按期提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吉才军诉请锦程公司和邹建共同返还不当得利款47198元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吉才军虽主张其仅于2016年10月14日至同年10月23日期间向邹建借款29200元，且主张该借款包括在借条所载的60000元中，但其于2016年8月28日至2017年2月16日期间共向邹建还款36088元，在邹建自认截至2017年2月16日借条所载60000元包括吉才军向邹建所借的借款和吉才军租赁锦程公司车辆的租车费的情况下，足以说明在2016年8月28日至2016年10月13日期间，吉才军存在向邹建借款或租赁锦程公司车辆的行为。因此，吉才军于2016年8月28日至2017年2月16日期间内还款36088元为其偿还所欠的借款或租车费。二、借条表明截至2017年2月16日，吉才军尚欠6万元未予偿还。承诺书表明吉才军存在租赁锦程公司多辆车辆的行为，且该承诺书中明确载明×××车用至2017年3月4日、×××车用至2017年3月12日。邹建自认该日之后吉才军未再向其借款，吉才军所欠的仅是租车费。综上可见，2017年2月16日之后，吉才军存在继续租赁锦程公司车辆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吉才军没有证据证明其2017年2月18日至2017年8月19日还款71110元并非为其偿还所欠的租车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吉才军主张锦程公司与邹建多收了其47198元没有事实根据，锦程公司与邹建不构成不当得利，本院对吉才军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吉才军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元，由吉才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媛审 判 员  黄学文审 判 员  李新建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声蓉书 记 员  郁四珍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