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青松。
委托代理人：申文厚，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怡，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天明。
委托代理人：赵振清，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高兰英。
委托代理人：申文厚，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经玲，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上诉人吴青松因与被上诉人曹天明、原审被告高兰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民二初字第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天明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吴青松与案外人陈亮全、张军生于2012年6月7日注册登记成立东莞市卡尼顿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卡尼顿公司），卡尼顿公司在筹备过程中，由于实际投资规模远远大于预期投入，2012年10月20日至2013年6月18日期间经股东会决议4次变更后，股东变更为陈亮全、陈勇、吴青松、曹天明，曹天明取得卡尼顿公司8%的股份。2013年5月28日，四名股东签订《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约定公司出资额为53000000元，曹天明持股8%实际出资4240000元。卡尼顿公司开业后由于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全体股东协商，由陈勇承包经营卡尼顿公司，承包期从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共五年。根据卡尼顿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自身的经济状况，曹天明退出经营，并转让其持有的8%股份，全体股东于2013年12月29日达成《关于曹天明退出东莞卡尼顿公司股份的协议》（以下简称为《退出协议》），约定：曹天明于2013年8月1日前投入到卡尼顿公司的8%股份为4240000元，吴青松、陈亮全、陈勇（代理人汪某）均一致同意于2014年6月30日前将曹天明的全额投资款一次性付清（其中扣除前承包商的保证金800000元）；到期如未能一次性付清，承包商的保证金将不计入还款金额内，还按原4240000元付款，保证金不再退回，从协议签订之日起每月利息按5分全额计息，公司成立以来一切债务与曹天明无关，以上约定款项4240000元由陈亮全支付35%、陈勇（汪某）支付43%、吴青松支付22%。退出协议签订后，曹天明彻底退出了卡尼顿公司的经营事务。但吴青松未按时付款付息，曹天明多次催讨均无果。吴青松、高兰英是夫妻关系，高兰英应承担连带责任。曹天明请求法院判令：1.吴青松支付曹天明股份转让款9328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30日起按协议约定每月5分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9月29日为419760元）。2.高兰英与吴青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吴青松、高兰英承担。
吴青松向原审法院答辩称：曹天明请求的款项并非全部是出资，其中一部分是各股东在运营中对公司借款，并非公司增资。案涉股权转让未经过股东会同意，卡尼顿公司从未准许任何股东退股或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且未依法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故案涉《退出协议》无效或未生效。综上，请求驳回曹天明的全部诉请。
高兰英向原审答辩称：曹天明与吴青松因公司事务引起的纠纷与高兰英无关，吴青松、高兰英已于2014年7月左右离婚，曹天明要求高兰英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对高兰英的起诉。
原审法院查明：卡尼顿公司于2012年6月7日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成立时股东为陈亮全、吴青松、张军生。2012年10月20日至2013年6月18日期间经4次股权变更后，股东变更为陈亮全、陈勇、吴青松、曹天明，持股比例分别为38%、36%、18%、8%，认缴出资亦变更为实缴出资。《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13年3月27日实收资本3000000元全部到位。曹天明提交了《收据》，其上载明收到曹天明出资资金合计4240000元。吴青松确认曹天明支出了4240000元，但认为超出曹天明应承担的实缴资本240000元（3000000×8%）外的支出是对卡尼顿公司的借款。
2013年5月28日，陈亮全、陈勇、吴青松、曹天明签订了《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一份，约定：第五条第1款约定，全体股东对公司的出资额约计53000000元（按实际出资为准）；第五条第2款约定，全体股东同意陈亮全、陈勇、吴青松、曹天明为董事会成员并有资格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在未经董事会商议通过前任何其他人员不具备董事会成员资格（董事会成员陈勇授权汪某除外）；第六条第1款约定，曹天明持股8%出资额为4240000元；第六条第3款约定，各股东不得抽回出资。第九条第1款约定，经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部分出资；第十一条第1款约定，本合同若有未尽事宜，可按公司章程执行，公司章程中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等等。汪某代陈勇在《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上签名。
2013年7月22日，陈亮全、陈勇、吴青松、曹天明签订了《卡尼顿公司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约定由陈勇承包经营卡尼顿公司。陈勇在“丁方（承包方）栏”签名，汪某在“丁方代表人”栏签名。2013年7月21日，陈勇、汪某出具了《卡尼顿公司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补充承诺》，承诺向曹天明支付承包经营费。陈勇、汪某在“承诺人”栏签名。2014年1月22日，吴青松、陈亮全出具了《承诺书》，其上载明：前述补充承诺协议由卡尼顿公司内部全部股东共同承担，承担日期到收购曹天明8%的全部股金还清为止。
吴青松、陈亮全、曹天明于2013年12月29日签订了《退出协议》，曹天明主张该《退出协议》上另有一难以辨认的签名为汪某所签。《退出协议》上载明：曹天明于2013年8月1日前已投入卡尼顿公司8%的股份合计4240000元，经与其协商，现同意于2014年6月30日前将全额投资款一次性付清给曹天明（其中扣除前承包商保证金800000元，应付款3440000元），2014年6月30日前卡尼顿公司每月必须按原承包协议8%进行分红打入账号；到期如未能一次性付清，承包商的保证金将不计入还款金额内，还按原4240000元付款，保证金不再退回，从协议签订之日起每月利息按5分全额计息，公司成立以来一切债务与曹天明无关；如公司经营不善，以上约定款项4240000元由陈亮全支付35%、陈勇（汪某）支付43%、吴青松支付22%。吴青松提交的卡尼顿公司于2014年11月2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卡尼顿公司从未同意也未发生股权变更事宜，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应依法经股东大会通过。曹天明对该《证明》不予确认。曹天明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显示，陈勇于2014年3月15日委托汪某全权处理关于卡尼顿公司的一切事宜，包括决定酒店的经营方式、涉及陈勇个人及酒店的诉讼案件、酒店股份的转让、签署相关文件等一切事宜。
另查明，曹天明提交的2012年5月31日的卡尼顿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吴青松、高兰英提交的2012年6月7日的《公司章程》第十二条亦作了如是规定。上述《公司章程》均未规定股东之间股权转让需经卡尼顿公司或股东会同意。
还查明，吴青松、高兰英原为夫妻关系，于2014年6月13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原审庭审中，吴青松、高兰英认为曹天明诉请的利息过高，请求予以调整。
以上事实，有曹天明提交的《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验资报告》、《收据》、《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卡尼顿公司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卡尼顿公司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补充承诺》、《退出协议》、《授权委托书》、2012年5月31日《公司章程》、户成员信息，吴青松、高兰英提交的《证明》、2012年6月7日《公司章程》、（2014）深龙法布民初字第927号民事调解书及当事人陈述等附卷为据。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争议问题及其处理如下：
一、关于案涉《退出协议》的效力问题。从陈勇、汪某于《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卡尼顿公司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卡尼顿公司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补充承诺》上签名的情况来看，汪某代理陈勇处理卡尼顿公司的相关事宜。《授权委托书》的签署日期虽然在后，但授权权限印证了该代理行为存在的事实，故应对《授权委托书》予以确认。汪某与陈勇之间的关系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汪某从事代理行为的后果应由被代理人陈勇承担。吴青松、高兰英无证据证明《退出协议》上非汪某签名，且吴青松、陈亮全于《承诺书》上明确“此补充承诺协议由卡尼顿公司内部全部股东共同承担，承担日期到收购曹天明8%的全部股金还清为止”，显然各股东是知悉并同意收购曹天明的股权的。故，《退出协议》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曹天明、吴青松提交的《公司章程》均作了如是规定，吴青松、高兰英认为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应经卡尼顿公司或卡尼顿公司股东会同意，但未提交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案涉《退出协议》是卡尼顿公司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故应认定其合法有效。根据《退出协议》，未在2014年6月30日前将曹天明的投资款一次性付清的，吴青松应承担4240000元的22%即932800元。《收据》上已载明收到曹天明的出资4240000元，吴青松、高兰英主张曹天明的出资部分为对卡尼顿公司的借款，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退出协议》中还约定未在2014年6月30日前将曹天明的投资款一次性付清的，应从协议签订之日起每月利息按5分全额计息。该利息约定为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审法院对利率不作调整，但基于公平原则，利息以不超过股权转让款本金932800元为限。
二、高兰英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案件为商事合同纠纷案件，高兰英并非一方合同的当事人，曹天明要求高兰英承担责任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曹天明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吴青松不能清偿案涉债务，曹天明认为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可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高兰英为被执行人予以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限吴青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天明股权转让款932800元；二、限吴青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天明利息（以9328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2月30日起按月息5%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利息随本金减少而减少，但利息以不超过932800元为限）；三、驳回曹天明对高兰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曹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收取受理费16974元，由吴青松承担。
上诉人吴青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当。（一）根据原审法庭调查和双方举证可以证明，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股份，《公司章程》中也有此规定。虽然《公司章程》未规定股东之间转让股权需经公司同意或全体股东同意，但曹天明与吴青松之间均承认2013年5月28日全体股东签订之章程性质文件《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的真实性，该合同书中第六条和第九条明确约定了股东（出资）资本和股权转让问题。特别约定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或对外出让股权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条件。案涉曹天明的股权转让并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陈勇是否认的），因此，案涉《退出协议》未生效或无效。（二）关于陈勇委托汪某的代理问题。1.陈勇和汪某之间的关系原审未查明。汪某和陈勇之间首先存在雇佣关系。这是由于酒店成立建设以后，陈勇作为股东进行内部承包经营，当时陈勇雇佣了汪某全权管理和经营卡尼顿酒店，该事实有《卡尼顿公司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为证，曹天明也承认。2.汪某无权代理陈勇处分股东权利。汪某提交的《委托授权书》上的授权日期在《退出协议》之后，且陈勇从未对汪某的代理签名予以追认。其次，汪某本人到庭当中也否认有此代理权。最后，汪某在接受法院询问《退出协议》签名情况时，汪某本人也作出了否认回答。综上，汪某的代理权不成立。（三）原审未查明《退出协议》中相关事实。根据《卡尼顿公司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的规定，曹天明收取了承包人陈勇的经营保证金800000元，该款属股东代公司收取并保管的公司钱款，任何股东之间无权约定处分。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认定事实不当，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后一款，按公司章程及章程性文件的约定处理。2.原审判令吴青松按月息五分的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2.驳回曹天明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曹天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曹天明向本院答辩称：本案股东之间签署的《退出协议》是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对各股东之间受让股份的份额作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该协议未违反公司章程关于股东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强制性规定，该《退出协议》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高兰英未向本院提交任何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二审期间吴青松申请证人汪某出庭作证，汪某证言概括如下：陈勇委托汪某代为管理案涉酒店，汪某是帮陈勇打工，签订案涉协议时陈勇在江西未到场，汪某在场，曹天明打印的案涉协议并要求全部人签字，汪某称当时其是被迫签字的，当时曹天明打了吴青松，汪某有阻拦，吴青松在观望。至于陈亮全为何会在案涉协议上签字汪某不清楚原因。证人出庭作证期间，曹天明向汪某出示了一份2013年5月28日的酒店股东经营合同书及一份董事会决议文件，并向汪某核实上述两份文件上“汪某”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汪某确认上述两份文件上签名的真实性，并确认是经过陈勇授权所签。曹天明据此主张陈勇在2013年6月24日授权汪某之前，汪某就已经得到陈勇授权代表陈勇管理酒店。吴青松对此则认为汪某与陈勇之间的委托代理是分阶段，且有明确的书面授权进行，不能以一次授权推定以后也有授权，包括否认2013年5月28日之后的授权。2.二审期间，曹天明主张《退出协议》约定的“如公司经营不善”这句话并非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只是当时制作协议的人不规范的表述，当时当事人并没有将“公司经营不善”作为履行协议的前提条件，从2014年1月22日签订的《承诺书》可体现出来。曹天明并主张《退出协议》是陈亮全的助理制作，而吴青松则主张《退出协议》是曹天明一方所制作。另，曹天明主张其提交的《卡尼顿酒店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补充承诺》与《承诺书》都是记载在同一张纸张上，《承诺书》中“此补充承诺协议由卡尼顿酒店内部全部股东共同承担”中“此补充承诺协议”是指该承诺书本身，《承诺书》是股东对《退出协议》内容的补充，对收购曹天明8%股份的付款日期进一步明确和承诺。而吴青松则主张《承诺书》中“此补充承诺协议由卡尼顿酒店内部全部股东共同承担”中“此补充承诺协议”是指《卡尼顿酒店内部股东承包经营协议补充承诺》，《承诺书》中“承担日期到收购曹天明8%的全部股金还清为止”这只是吴青松等股东对承包费支付期限的约定，并非是股东同意受让曹天明的股份。
以上另查明的事实，有二审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原审法院驳回曹天明对高兰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曹天明未对此提起上诉，应视为曹天明服从原审判决该项认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据此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退出协议》的性质与效力应如何认定。
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关于案涉《退出协议》的性质。曹天明主张案涉《退出协议》的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首先，从《退出协议》的标题内容“关于曹天明退出东莞卡尼顿酒店股份的协议”所使用的词句来看，案涉《退出协议》并非是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关于股东退出公司，并由公司支付相应对价的协议。其次，从《退出协议》主要内容“现同意于2014年6月30日前将全额投资款一次性付清给曹天明……2014年6月30日前东莞卡尼顿酒店每月必须按原承包协议8%进行分红打入账号。……如公司经营不善，以上约定款项人民币424万元由陈亮全支付35%、陈勇（汪某）支付43%、吴青松支付22%”所使用的词句、有关条款表述来看，各方约定先是由卡尼顿公司向曹天明支付“全额投资款”，若卡尼顿公司无法支付该“全额投资款”的情况下，则由陈亮全、陈勇、吴青松三人根据一定的比例向曹天明支付“全额投资款”，由此可见，《退出协议》的主要内容也是与《退出协议》的标题所表达的意思一致，即为股东退出资而非股权转让，而陈亮全、陈勇（汪某）、吴青松所承担的应为保证责任。若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股权转让，则《退出协议》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款应当由股权受让人来支付，而不会约定股权转让款先由卡尼顿公司支付。事实上，协议亦未约定曹天明相应的股权份额由谁承接。据此本院认定案涉《退出协议》的性质为抽回出资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将案涉《退出协议》定性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案涉《退出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签订《退出协议》约定由卡尼顿公司向股东曹天明退出资，该协议实质是股东抽逃出资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前述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案涉《退出协议》无效，曹天明依据该《退出协议》诉求陈亮全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案涉《退出协议》有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案涉《退出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协议。曹天明依照协议提出的诉讼请求则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民二初字第84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民二初字第8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
三、驳回曹天明对吴青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16974元、二审受理费19492元，均由曹天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婴桃
审 判 员 胡 鹏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慧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