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95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张韶衡，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云周，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新发，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富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大宁路1139号227室。
法定代表人：周遵一，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欢，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永丰余广告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城北永丰余路999号。
诉讼代表人：余慧均，昆山永丰余广告印务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莹，江苏传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青峰，江苏传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永丰余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工业区金舸路1130号2幢10区。
法定代表人：陈哲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莹，江苏传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青峰，江苏传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日报）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富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行公司）、昆山永丰余广告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永丰余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5）昆商初字第02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日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富行公司、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立即支付杭州日报印刷款1463359.2元；判令富行公司、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赔偿利息损失165945元（从2013年9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3月10日，每天按万分之2.1计算）；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富行公司、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实为认定富行公司将《旭茉》杂志委托给宋建国个人，而宋建国个人将业务委托给杭州日报，这是错误的认定。宋建国是职务行为，富行公司称其委托了上海永丰余公司、昆山永丰余公司印刷《旭茉》杂志，并与对方签订合同，且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支付过款项，这说明宋建国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杭州日报提供了徐建雷的情况说明，证明宋建国起到了联络人作用。上述证据结合富行公司的自认，证明杭州日报履行了交货义务，按宋建国指示开具发票，杭州日报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之间建立承揽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业务各方都是通过宋建国洽谈是逻辑错误，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从富行公司处获得承印权，杭州日报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处获得承印权，除非宋建国从两公司处获得承印权，否则宋建国是职务行为，非个人行为。二、根据证据规则第五条，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杭州日报已经充分证明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之间的承揽关系，一审法院应当要求富行公司提供其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之间的合同进一步查明事实，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但一审判决未作认定。三、退一步讲，如果法院不认定富行公司委托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再转委托杭州日报的事实，则应基于杭州日报系《旭茉》的发行方，而杭州日报完成了8期杂志印刷业务的事实认定富行公司与杭州日报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未作描述及认定也是错误的。
富行公司辩称，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富行公司与杭州日报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且杭州日报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要求富行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请求法庭驳回杭州日报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共同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杭州日报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杭州日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立即支付杭州日报印刷款1463359.2元及利息损失（自2013年9月1日起按每天万分之2.1计算，暂计至2015年3月10日为165945元）；2、富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富行公司发行《旭茉》刊物，通过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委托杭州日报印刷《旭茉》刊物，分别是2012年10月刊、11月刊、12月刊、2013年1月刊、2月刊、3月刊、4月刊、5月刊，共8期，杭州日报完成生产印刷义务后，按一审被告的指示将上述刊物交付到指定发行点，并开具了相应发票，业务开票时间从2012年10月30日至2013年8月30日止，发票金额共计1463359.2元。一审被告均未向杭州日报支付任何款项，杭州日报催讨未果。
富行公司一审辩称：1、杭州日报与富行公司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富行公司是委托了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承印了涉案杂志，富行公司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间签订了相关承印合同，也将印刷费用支付给了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杭州日报不应再向富行公司主张印刷费用，且杭州日报开具的发票抬头也是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2、对杭州日报主张的诉求金额有异议，根据杭州日报提供的承印合同、送货单、发票发现承印合同数量和送货量并不一致，合同承印约定金额与开具的发票金额也不一致，杭州日报请求的诉讼金额与其开票金额也不一致，杭州日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要求的诉请金额，且与富行公司委托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的合同数量、金额都不一致，进一步表明杭州日报与富行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实际交易，双方也无任何对账往来；3、杭州日报主张的是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的杂志印刷费，杭州日报起诉时，部分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富行公司未收到杭州日报主张权利的律师函。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杭州日报对富行公司的请求。
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一审共同辩称：1、合同之债不同于侵权之债，根据杭州日报提供的证据材料，发票是部分开给昆山永丰余公司，部分开给上海永丰余公司，依据公司法及合同法的规定，杭州日报应依合同相对性主张权利，杭州日报要求的连带责任不能成立；2、杭州日报就其主张货款的要求未见合同明确要求的关于价格的约定，也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且杭州日报也并未向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同时，对付款的付款账期未见书面约定，材料中虽然显示有开具增值税发票，但实际上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从未收到上述发票，也未予抵扣上述发票，基于以上事实，杭州日报在本案中对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提出的付款的主张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杭州日报承印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的《旭茉》杂志，共8期，杂志载明编辑出版为旭杂志社，发行单位为上海富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务为徐建雷。2012年10月至2013年8月30日，杭州日报开具了总金额1260334.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名称为印刷费，部分发票的购货单位名称为上海永丰余公司，部分发票的购货单位名称为昆山永丰余公司。杭州日报认为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存在混同，共同结欠杭州日报印刷款1463359.2未付，富行公司作为杂志主办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6年1月21日，昆山永丰余广告印务有限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会议决定注销该公司，同时成立清算小组，清算小组负责人为余慧均，成员为余慧均、饶青峰、戴军、詹舜翔、王纪苹。2016年1月22日于江苏经济报刊登清算公告。2016年3月23日，清算组成员经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
案件审理过程中，杭州日报认为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系关联公司，宋建国同时是两公司的联络人，诉争业务是杭州日报业务员余长喜与富行公司员工徐建雷、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的负责人宋建国三人一起谈的，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将业务委托给杭州日报印刷，故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都有承揽合同关系，宋建国要求开票给哪个公司就开给哪个，杭州日报无法区分哪部分是昆山永丰余公司的，哪部分是上海永丰余公司的，两家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杭州日报称发票已交付宋建国，但没有相关凭证；富行公司系杂志的主办单位，故杭州日报认为在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未付款的情况下，富行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富行公司确认徐建雷曾系其员工，但已于2014年离职；富行公司认为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存在混同，诉争杂志其是与宋建国洽谈的，2012年的3期杂志其是交给上海永丰余公司承印的，2013年的5期是交给昆山永丰余公司承印的；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对此不认可，认为诉争杂志是富行公司给杭州日报承印的，是杭州日报与富行公司间的业务，其并没有承印杂志，也未收到富行公司支付的杂志款项。昆山永丰余公司确认宋建国曾系其员工，但已于2014年6月离职，并称宋建国涉嫌职务侵占，现处于刑事案件侦查阶段，但宋建国通缉后一直未归案，该案处于停滞状态；上海永丰余公司认为宋建国与其没有任何法律关联；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认为其系独立法人，分别有独立的业务部门，两家公司财务账目独立，不存在混同。
一审法院认为：杭州日报认为其为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承印《旭茉》杂志，要求对方支付印刷费，富行公司作为发行方应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富行公司认为杂志其是交给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印刷的，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则认为诉争杂志与其没有关系，是富行公司交给杭州日报承印的，故应由杭州日报对承揽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杭州日报提交的承印合同无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的签章，且从样式上看合同涉及的主体系富行公司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一审被告对承印合同均不认可。杭州日报提交送货单称按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的要求送货至富行公司的发行点，富行公司对此不认可。杭州日报提交的杂志中出版信息未涉及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杭州日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否认收到，杭州日报亦未提交相应的交付凭证。且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杭州日报认为宋建国系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的联络人，诉争杂志业务是与宋建国谈的；富行公司亦认为诉争杂志业务是其与宋建国洽谈的，且富行公司曾向宋建国支付过印刷费；而昆山永丰余公司称宋建国被通缉后下落不明，宋建国未到庭说明情况。综上，就本案现有证据，杭州日报认为其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要求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共同支付印刷费1463359.2元，并要求富行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杭州日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64元，由杭州日报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杭州日报主张其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形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合同成立以及履行过程，但在本案中，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承揽合同，杭州日报亦无法提供其与该两公司之间沟通的任何证据。杭州日报称与该两公司联系系通过宋建国，但其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宋建国之间沟通的过程，同时，就宋建国是否有权代表该两公司与杭州日报成立承揽合同的问题，杭州日报无法提供相关依据。根据现有证据，除昆山永丰余公司自认宋建国系其公司员工外，并无证据表明宋建国以昆山永丰余公司或上海永丰余公司的名义与杭州日报洽谈委托印刷业务，甚至杭州日报所称开具给昆山永丰余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也缺乏交付凭证和税款抵扣凭据。因此，杭州日报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之间的承揽合同法律关系。
杭州日报在一审中提供的承印合同、情况说明和送货单等证据，意在证明富行公司将《旭茉》委托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承印的事实。富行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但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不予认可。经查，富行公司在案涉业务中实际上也是仅与宋建国联系，其也无法提供加盖有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公章，能够反映公司意思表示的书面证据。富行公司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虽有款项往来，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案涉杂志的委托印刷合同，也无法证明杭州日报系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处获得案涉业务。
另外，杭州日报自始认定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为合同相对方，其开具发票的对象也是该两公司，故杭州日报与富行公司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杭州日报关于若不认可其与昆山永丰余公司、上海永丰余公司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则应当判令由富行公司向杭州日报履行付款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杭州日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64元，由上诉人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晓蕾
审 判 员 李晓琼
代理审判员 李 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殷 姿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