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0622民初2161号
原告：王雨秋，女，196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工人，住黑龙江省肇源县肇源镇。
原告：迟东升，男，1971年9月1日出生，汉族，工人，住黑龙江省肇源县肇源镇。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光，辽宁恒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肇源县义顺蒙古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黑龙江省肇源县义顺蒙古族乡。
法定代表人：赵立魁，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恒玉、魏超，黑龙江恒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庆伍，男，1971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肇源县义顺乡。
被告：包瑞杰，男，1973年4月2日出生，蒙古族，肇源县义顺乡政府职员，住黑龙江省肇源县义顺乡。
被告：包国军，男，1971年11月9日出生，蒙古族，和平乡政府职员，住黑龙江省肇源县肇源镇。
被告袁庆伍、包瑞杰、包国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云凌，黑龙江杨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雨秋、迟东升与被告肇源县义顺蒙古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义顺乡政府）、袁庆伍、包瑞杰、包国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立案后，原告迟东升、王雨秋于2016年8月4日提出撤回对张建国起诉的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6）黑0622民初2161号民事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8月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雨秋、迟东升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光、被告义顺乡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恒玉、魏超、被告袁庆伍、包瑞杰、包国军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云凌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本案案情复杂，需等待另案审理结果，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2016）黑0622民初2161-1号民事裁定，中止审理。2017年9月13日，因本案中止原因消失，本院依法作出（2016）黑0622民初2161-2号民事裁定恢复审理，并因案情复杂作出（2016）黑0622民初2161-3号民事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雨秋、迟东升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光、被告义顺乡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超、被告包国军及与袁庆伍、包瑞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云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雨秋、迟东升立案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各被告及张建国连带给付原告借款本金312.5万元，并承担逾期利息（自2015年4月7日起按月利2分计算至本案判决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10日前，张建国数次从原告手中借款390万元，其他被告为该款连带保证，截止到2015年2月7日尚欠312.5万元，约定还款期限至2015年4月7日。因还款期限已过，债务人张建国因犯罪被判刑，故原告依法诉至法院。2016年8月4日二原告撤回对张建国的起诉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义顺乡政府立即偿还二原告借款本金312.5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被告袁庆伍、包瑞杰、包国军对被告义顺乡政府的上述还款责任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10日前，被告义顺乡政府指派时任该乡政府党委书记的张建国多次从二原告处借款，总计390万元，张建国在2014年4月10日向二原告出具借据一份，写明借款金额390万及还款日期为2014年10月10日，月利率3%；被告袁庆伍、包瑞杰、包国军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据上签字。后被告义顺乡政府陆续还款，截止到2015年2月7日尚欠二原告借款312.5万元，张建国代表被告义顺乡政府又在2015年2月7日与二原告签订借款补充协议一份，确认借款金额并承诺于2015年4月7日前归还欠款。同日，被告义顺乡政府与二原告签订资产抵押合同一份，为乡政府向二原告借款一事以其所有的位于革志村西侧的乡便民服务中心前三楼、后平房总计2600平方米进行抵押。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来后，虽然二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义顺乡政府以各种理由拒不归还借款，被告袁庆伍、包瑞杰、包国军也拒不承担担保责任，故二原告诉至法院。
义顺乡政府辩称，应驳回二原告诉义顺乡政府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被告义顺乡政府并未指派张建国向原告借款；二、义顺乡政府签订的资产抵押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也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义顺乡政府不对二原告所提出的诉请承担给付义务，应由实际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
袁庆伍辩称：一、本案借款未偿还金额并不是312.5万元，原告借款本金为300万元，后偿还50万元，现尚有250万元本金没有偿还。二、从2014年4月10日截止到2014年7月13日被告共按照月利5分给付原告利息100.5万元，2014年9月5日偿还本金50万元之后截止到2015年5月16日又给付利息共计37.5万元，以上利息均是按月利5分支付。三、在原告与张建国2014年4月10日签订借款协议时三位保证人并未签字，并不是保证人。在2015年2月7日原告与义顺乡政府签订资产抵押协议之后，三个保证人是给义顺乡政府借款提供的担保，而且是在义顺乡提供抵押物之后提供的保证，并不是给张建国个人提供的担保，这笔债务应该先由义顺乡承担还款责任，不足部分再由三保证人承担。
包瑞杰辩称，签字的时候是在2015年5月份，当时张建国、迟东升、包国军到我家找到我，拿了一个抵押合同，说得三个人担保，让我签字，我看了抵押合同在上面签了字。
包国军辩称，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义顺乡政府，张建国只是名义借款人，对于原告起诉的款项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张建国借款是用于解决建设义顺乡政府工地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人在肇源县米粉厂住宅楼要跳楼，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迟东升打电话，迟东升到达信访中心，与张书记达成借款协议，让我们三个给担保，说这钱政府用，用乡政府资产进行抵押，到年底皮革工业园区税金分税给我们乡政府200多万，用这个还迟东升。后来义顺乡政府用便民服务中心的前面三楼、后面平房共计2600平方米的房屋作为抵押。我们三个看到抵押合同后才在借据上签的字。如果不是乡政府我们也不会提供担保，这笔钱应该由政府承担还款义务。我们三人是在原告与被告义顺乡政府签订资产抵押协议书之后提供的保证，该债务有物保在先，而且物的价值远远超过该债务数额，应由义顺乡政府承担还款责任，免除担保人责任。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借据、借款补充协议、资产抵押合同，证实借款人为义顺乡政府，借款时间为2014年4月10日，借款补充协议对借款金额进行了修改，并延长借款期限两个月，资产抵押合同确定了义顺乡政府从原告处借款312.5万元，并以义顺乡政府的相应资产进行担保。义顺乡政府质证称，借据及借款补充协议上并没有义顺乡政府的盖章，该借款与其无关；借款主体写明是张建国本人，该借贷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个人借贷；资产抵押合同的印章虽然是乡政府的公章，但此份合同从未在乡党委及政府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对于印章的使用也没有在用印审批单上备案，因此在合同上盖章的行为不合法，资产抵押合同也未约定为张建国个人借款行为提供担保，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此份抵押合同无关；抵押合同正文第二行明确约定，甲方义顺乡政府向乙方原告借款一事特签订本抵押合同，也就证明双方抵押合同需要有一个有效的行为存在或者生效的借款合同存在，但截止到该合同第十条第一款约定的还款期2015年4月7日届满，原告也未将约定的312.5万元支付到义顺乡政府账户中，因此，此份合同因原告未实际履行支付借款义务而于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时失效或者解除；义顺乡政府作为国家机关单位，是不得签订抵押合同的，该合同无效。被告袁庆伍、包国军、包瑞杰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实际借款金额为300万元，90万元是按实际利息5分计算了6个月，借据下端三保证人的签字不是在2014年签的，而是在2015年2月7日原告与义顺乡政府签订资产抵押协议后签的，三保证人应在义顺乡政府承担还款责任后，就不足部分承担保证责任；三保证人并未在借款补充协议上签字，原告与张建国的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因为2014年9月5日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后，由原告王雨秋出具收据载明未偿还本金为250万元，312.5万元是按月利率5分计算到2015年2月7日按5分利息计算的数额，该结算方法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约定；抵押合同中明确表述义顺乡政府为自己的借款行为向原告提供资产抵押，该证据可以证实实际借款人为义顺乡政府，三保证人是原告与义顺乡政府签订抵押合同后才在借据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没有这份抵押合同三保证人不会同意做保证人，义顺乡政府应承担抵押人的责任，保证人在义顺乡政府不能承担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义顺乡政府对资产抵押合同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仅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三保证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故本院对借据、借款补充协议、资产抵押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要证明的其他问题，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义顺乡政府依法提交了账目明细复印件、用印审批单复印件、（2015）源刑初字第221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肇源县人民检察院讯问笔录一份，证实义顺乡政府在2014年3、4、5月期间并没有收到390万元的巨款，张建国与二原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与义顺乡政府无关；资产抵押合同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并没有在审批单上备案，其行为不符合有关印章使用规定；张建国以个人名义向二原告借款，其中包国军、迟东升、张建国及袁庆伍在张建国刑事诉讼中向侦查机关提供的证词及供述能够证实张建国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借款的事实，且证词与供述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讯问笔录证实张建国在与原告签订的担保协议中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其个人的行为，并非乡政府的意思表示，且在加盖公章时张建国与原告就加盖公章达成合意，该二人的行为损害了乡政府的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在该份笔录中张建国向公安机关供述，原告知道该笔借款并非乡政府所借。二原告质证称，对账目明细有异议，义顺乡政府出证证明自己，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义顺乡政府入借款后是否入账不影响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被告对于款项的使用方式与原告无关，单凭账目明细不能确定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对审批单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抵押合同是2015年2月7日盖章的，义顺乡政府出示的证据分别是2014年4月2日、4月14日和2015年1月14日，作为政府机关，从2014年到目前只用了三次印章不符合常理，且没有2015年2月用印的情况，用印章是否经过审批不影响其印章的使用效力；对判决书真实性有异议，判决书不是原件无法判断真实性，另外该份判决书中的内容并没有经过举证和质证，相关人员对于法律关系的认识未必是清楚的，因此在本案中谁是真正的借款人需要根据本案中的证据加以确认，不能以与本案无关的刑事判决的内容确认本案中的案件事实；对检察院的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通过笔录可以看出张建国所进行的借款都是为义顺乡政府借款，均用于革志新城的建设项目，应视为义顺乡政府的借款行为，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张建国以政府的名义进行的，张建国所从事的是职务行为，其承担刑事责任不代表义顺乡政府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袁庆伍、包国军、包瑞杰质证称，对账目明细和用印审批单真实性均有异议，属于其单方制作，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于判决书，因为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其证明的问题也有异议，本案中虽然张建国以个人名义给原告出具借据，但款项是用于义顺乡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并非是张建国个人使用，且借款当时是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政府行为，不是张建国个人行为，应由政府承担责任；对检察院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本案中张建国向原告借款款项用于招商引资项目，并非张建国个人使用，而且借款时是为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政府行为，在三担保人签字前，义顺乡政府已经与原告达成协议，上面有义顺乡公章，三担保人相信这是政府借款，才在政府提供抵押物担保后才在担保人处签字。本院对（2015）源刑初字第221号刑事判决书进行核对，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账目明细及审批单要证明的问题，本院认为该证据为义顺乡政府自证，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检察院讯问笔录为（2015）源刑初字第221号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对其要证明的问题，将结合该判决及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被告袁庆伍、包国军、包瑞杰依法提交还款明细、农村信用社汇款凭证三张及复印件四张、原告出具的收取利息的收条复印件五张、收条原件一张，证实原告与张建国2014年4月10日的借款存在利息，被告通过在农村信用社现存、转存或现金的方式按照月息五分计算共计还原告利息138万元；其中在2014年4月10日原告出具的收条上收款金额为15万元，注明是还300万利息款，2014年5月9日迟东升出具的收条上利息的金额是15万元，2014年9月5日，王雨秋出具的收条，证实2014年4月10日借据实际借款金额本金300万元，至2014年9月5日偿还本金50万元，未偿还金额为250万元，2014年10月15日王雨秋出具收条上金额12万元，注明为收250万元利息款。312.5万元金额是本金250万元加上五个月的利息62.5万元所得，这种本息合计作为新的借款金额的算法违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312.5万元不是本金。原告质证称，对于还款明细真实性有异议，需要具体的证据加以支持；对于存取款凭条，对三张原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证明不了偿还本案的本金或利息，也证明不了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对于其他的都是复印件，原告无法质证；对2014年9月5日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因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是多次发生的，金额在变化，仅凭其中一张收条不能证明案件的全部事实，通过义顺乡政府代理人张建国在2015年2月7日出具的借款补充协议，包括与原告签订的抵押合同均确认借款的金额为312.5万元，且在借款补充协议中双方特别约定了在2015年2月7日前出具的任何还款收据全部作废，该条款的意义目的在于说明原、被告之间多次发生经济往来，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以收条抵顶借款款项的情况发生。双方实际借款金额应该以2015年2月7日原告和义顺乡政府包括其代表人张建国所确定的金额为准。义顺乡政府质证称，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与被告义顺政府无关，同时该证据恰恰证实本案所涉及借款行为发生在原告与其他被告之间，2014年9月5日的收据上明确为收张建国本金，可见系原告与张建国之间个人借贷关系。该组证据经本院与原告王雨秋核对，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4月10日张建国向原告迟东升、王雨秋借款300万投资到周明利开发的革志新城开发项目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书面约定月利率3分，实际利率为月利率5分，张建国为二原告出具包含有利息的借据一张，金额为390万元，其中90万元为按月利率5分计算六个月的利息，担保人袁庆伍、包瑞杰、包国军在借据上签字。此后，袁庆伍多次经手偿还原告利息款，2014年9月5日袁庆伍经手偿还50万元，原告王雨秋收款，并在收条中注明“上款为收张建国2014年4月10日借款300万本金”。2015年2月7日张建国与原告王雨秋对该笔借款达成借款补充协议，明确载明“债权人王雨秋给借款人张建国、袁庆伍在2015年2月7日之前出具的任何还款收据全部作废，与此笔借款无任何关系”，2014年10月10日的借据金额变更为312.5万元，还款日期再延期两个月至2015年4月7日。同日，张建国以义顺乡政府名义为原告迟东升、王雨秋出具《资产抵押合同》一份，约定用义顺乡政府所有的位于革志村西侧的乡便民服务中心为312.5万元借款作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被告袁庆伍、包瑞杰、包国军于当日在借据上重新签字提供担保。
又查明，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5）源刑初字第221号刑事判决（已生效）：第8页，“证人周明利的证言，证明我在开发革志新城和便民服务中心过程中，欠张建国2300多万没有偿还”；第9页“张建国借给我这些钱是为了让我把工程干好，同时他会有一些政绩”；第11页被告人供述部分张建国供述，“革志新城工程项目是义顺乡招商引资项目，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出现资金困难，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严重的话会对我的政治前途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才给这个项目借钱”；第12页骗取贷款罪事实认定部分，“2014年年初，被告人张建国在帮助招商项目'革志新城'小区开发商周明利融资过程中，向迟东升借款500余万元，被告袁庆伍系担保人”；第20页证人包国军的证言，“证明2014年初的时候，张建国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这样我就给张建国联系了迟东升，张建国和袁庆伍陆续向迟东升借了不少钱，我作的担保人”；第21页证人证言部分，“证人迟东升的证言，证明2013年末张建国多次向我借款，担保人是包国军、袁庆伍，每次借款都约定3个月还款”;第23页“被告袁庆伍的供述，证明2014年2月份张建国向迟东升、王雨秋夫妇借款本金550万元左右，我是担保人”。
本庭于2016年12月5日及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向原告王雨秋释明，借据上借款人为张建国，且义顺乡政府没有在此借据上加盖公章，起诉之初你方亦认定张建国为借款人，因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是否追加张建国为被告或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义顺乡政府承担担保责任？原告王雨秋表示，虽然借据上是张建国的签字，但从抵押合同上看，义顺乡政府就是实际的借款人，所以不需要追加张建国为被告，也不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义顺乡政府承担还款义务。
本案的争议的焦点为涉案300万元的借款人为张建国还是被告义顺乡政府？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义顺乡政府以借款人身份偿还该笔借款？
本院认为，通过借据中借款人处签字、借款补充协议明确“借款人张建国”及签字、二原告在本案诉讼之初事实和理由中陈述“被告张建国数次从原告手中借款”、（2015）源刑初字第221号刑事判决中原告迟东升、借款人张建国、担保人被告袁庆伍、包国军及借款使用人周明利均承认该笔借款为张建国个人向二原告所借，转借给周明利用于革志新城开发及解决农民工问题，义顺乡政府亦明确否认存在该笔债务，故本院认定该笔借款的借款人为张建国，与二原告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对于二原告及被告袁庆伍、包国军、包瑞杰主张《资产抵押合同》中甲方为义顺乡政府，乙方为迟东升、王雨秋，证明借款人为义顺乡政府，本院认为，前述借款均为张建国个人名义向二原告借款用于转借周明利在义顺乡进行工程开发或支付农民工工资，并由其个人出具借款借据、偿还利息及结算，而在《资产抵押合同》中义顺乡代表人处是张建国签字，该合同仍是形成于张建国与二原告之间。根据法律规定，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或者经被代理人追认，该代理行为有效。但是，在相对方有过错的情况下，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均不构成表见代理。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张建国非义顺乡政府法定代表人，利用借用公章之机，未经被告义顺乡政府授权，擅自以义顺乡政府名义，向二原告出具该资产抵押合同，为自己的个人借款提供担保；二原告明知张建国非义顺乡政府法定代表人，也未持有被告单位授权委托书，在未与义顺乡政府核实的情况下，仅凭张建国持有的公章，与其签订担保合同，用义顺乡政府的财产为其二人之间借贷行为提供担保，对此，二原告其主观上存在较大的过失或故意。因此，张建国以义顺乡政府的名义与二原告签订《资产抵押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被告义顺乡政府为《资产抵押合同》中的抵押人，亦不能认定该资产抵押合同是义顺乡政府对张建国向二原告借款的追认。对于被告袁庆伍主张二原告曾于2014年9月14日将50万元借款汇入义顺乡政府账户，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为义顺乡政府，本院认为无法证实此50万元与本案借款为同一笔借款，故不予支持。
根据法律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本案中，本案所涉债务为原告迟东升、王雨秋与张建国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义顺乡政府并非借款人，二原告与被告义顺乡政府不存在民间借贷合同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不享有对被告义顺乡政府作为借款人身份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权，故应予驳回；对于二原告要求被告袁庆伍、包瑞杰、包国军对被告义顺乡政府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二原告与被告义顺乡政府之间既然不存在民间借贷合同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自然就无法对义顺乡作为借款人身份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亦应予以驳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迟东升、王雨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1800元，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艳梅
审 判 员 李明耀
人民陪审员 吴海英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东辉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