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鄂民申232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付宇平，男，197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现住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开发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蒋勇，男，1971年5月2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利川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汪应阳，男，1979年10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再审申请人付宇平因与被申请人蒋勇、汪应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5民终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付宇平申请再审称，二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付宇平向汪应阳购买车辆事实清楚，车辆价值符合市场价值，支付了对价，车辆已经实际交付。（二）汪应阳将车辆卖给蒋勇属于虚假交易，本质属于规避债务。后在蒋勇可能存在的债权不能实现时，双方想以物抵债，配合汪应阳打躲债拖延战，既把车辆登记在蒋勇名下逃避债务，又把车辆卖给付宇平换来流动资金盘活生意亏损。（三）二审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项错误，所谓占有改定与常理、情理和市场规则不服。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院审查查明，2012年5月11日，汪应阳购买车辆识别代号为LSVUJ65N1C2049235的大众牌多用途乘用车（途观）一台，登记车主为汪应阳、车牌号码为鄂Ｅ×××××。2015年1月16日，该车办理过户登记至蒋勇名下，车牌号码变更为鄂Ｅ×××××。2015年2月13日，付宇平与汪应阳签订《车辆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汪应阳将车牌号码为鄂Ｅ×××××的轿车以19.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付宇平；在合同签订之日，付宇平通过银行转账向汪应阳支付12万元，并抵消汪应阳尚欠7.5万元的债务；付宇平付款后即交付车辆；在当年正月十五后，由汪应阳负责办理车辆手续。合同签订当日，付宇平通过银行向汪应阳的妻子万孝奎账户转账支付12万元，汪应阳将车辆交付给付宇平。2016年3月30日，付宇平与汪应阳共同签署《关于途观车辆相关事项说明》，其内容为“一、因2014年经营面对宏观经济形势困难为避负债权人恶意拥有，于2015年将车辆过户给蒋勇帮助持有。二、将车辆卖给付宇平是真实交易，并通过妻子万孝奎收到19.5万元的价款。三、在将车辆交付给付宇平时，正处于2014年腊月二十六，未能及时协调过户，相关证书及手续放在利川······”。2014年8月9日，付宇平与万孝奎、汪应阳签订《还款协议》，约定万孝奎、汪应阳在2015年1月30前向付宇平清偿所负债务66.3万元。至《车辆买卖合同》签订之时，汪应阳尚欠付宇平7.5万元。2015年1月30日，汪应阳向蒋勇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向蒋勇借用车牌号码为鄂Ｅ×××××途观一辆，借用期一年。2016年5月16日，鄂Ｅ×××××经上海大众汽车特许销售商评估现价值为16.5-17万元。2016年5月17日，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受理蒋勇诉汪应阳返还原物纠纷一案，蒋勇请求法院判令汪应阳返还鄂Ｅ×××××车辆。本案二审期间，付宇平提交两份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询问笔录复印件，拟证明蒋勇和汪应阳陈述的车辆价格是20万元，与25万元的发票金额不一致，双方车辆买卖关系虚假。二审法院经质证，以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蒋勇与汪应阳车辆买卖关系虚假的证明目的而不予采信。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2日作出（2016）鄂0591民初738号民事判决：一、车辆识别代号为LSVUJ65N1C2049235的大众牌多用途乘用车（途观，现登记车主为蒋勇、车牌号码为鄂Ｅ×××××）归付宇平所有；二、汪应阳、蒋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至付宇平名下，付宇平负责协助。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汪应阳负担。蒋勇不服，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5月2日（2017）鄂05民终33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人民法院（2016）鄂0591民初7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付宇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由汪应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200元（蒋勇已预交），由被上诉人付宇平、汪应阳各负担2100元。本院归纳本案焦点：蒋勇是否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付宇平能否善意取得案涉车辆。现评析如下：一、关于蒋勇是否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所谓占有改定，是指在动产交易中，出让标的物时，出让人基于生产、生活需要仍需继续占有动产，此时双方可以通过协议，使得受让人取得动产之间接占有，以取代现实交付而取得所有权。关于占有改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就本案而言，汪应阳将其于2012年5月11日购买的车辆识别代号为LSVUJ65N1C2049235的大众牌多用途乘用车（途观）售卖给蒋勇，并于2015年1月16日办理过户登记，将车牌号码鄂Ｅ×××××变更为鄂Ｅ×××××。通过前述法律行为，蒋勇成为案涉车辆新的所有权人。汪应阳于2015年1月30日出具借条，向蒋勇借用案涉车辆使用一年。汪应阳前述行为符合占有改定的构成要件，蒋勇依然系案涉车辆新的所有权人，对案涉车辆因间接占有而具有间接管领力。因此，付宇平关于汪应阳将车辆卖给蒋勇属于虚假交易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付宇平能否善意取得案涉车辆。其一，本案涉及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交付的规定和第二十四条关于登记的规定关系问题，涉及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交付为机动车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仅仅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在汪应阳将案涉车辆售卖于蒋勇并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况下，蒋勇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汪应阳此后对付宇平的售卖行为因其对案涉车辆不再具有所有权而成为无权处分行为，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系针对有处分权的出卖人对同一动产的重复买卖行为，故不能适用于本案汪应阳的无权处分行为。因此，付宇平关于二审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项错误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二，在汪应阳对案涉车辆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付宇平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就成为进一步的追问。关于善意取得，受让人的善意是善意取得的法定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案涉车辆交易标的额较大，付宇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和理性经济人，在交易时理应尽合理注意义务，仔细审查车辆登记信息，但付宇平却疏于审查义务，具有重大过失，因而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其三，付宇平因与汪应阳相熟多年，在与汪应阳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后，轻信汪应阳声称相关证件（登记证书和行驶证）放在湖北省利川市汪应阳蔬菜基地的言语，误认汪应阳是车辆所有人。即便案涉车辆一直由付宇平持有行使、付宇平已经支付价款，也不能改变其在法律上不能善意取得的不利地位，付宇平应承担因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当然，付宇平可就此向汪应阳主张违约责任，以寻求法律救济。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付宇平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付宇平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邢 勇审 判 员  邬文俊审 判 员  龚 璟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胡 静书 记 员  唐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