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民初字第22754号
原告何维琛，男，1950年12月29日出生。
原告梁玉兰，女，1949年11月7日出生。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蒋博，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谢宇红，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男，1967年1月4日出生，丹麦国籍。
委托代理李研，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颖，女，1986年5月30日出生，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号院*号楼***号。
原告何维琛、梁玉兰与被告WeidongHe-
Gjerloff（何伟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维琛、梁玉兰及其委托代理人蒋博、谢宇红，被告WeidongHe-
Gjerloff（何伟东）及其委托代理李研、郑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维琛、梁玉兰诉称：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赠与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合同，对双方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2004年，原告之子何晓鹏为与案外人刘岚结婚，购买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xx坑xx号房屋，产生购房贷款37万元，由何晓鹏、刘岚共同偿付。当时何晓鹏与刘岚每月收入仅5000元，偿还贷款后经济压力过大，原告与被告于2004年4月10日在北京市侨联律师房玉林的见证下，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原告以15万元价格将涉案房屋卖给被告，以希望用该款帮助何晓鹏、刘岚减轻偿还贷款压力。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购房款50000元。
由于该买卖产生交易税费，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与被告就涉案房屋签订了赠与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以赠与形式掩盖双方买卖之目的，从而避免交纳税款。后何晓鹏与刘岚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且刘岚的父母承诺由他们帮助何晓鹏、刘岚进行还贷。2005年4月15日，何晓鹏、刘岚还清了贷款。在此基础上，原告认为燃眉之急已经缓解，故与被告口头协商解除了买卖协议，并将被告首付款50000元退回了被告的律师房玉林，由其返还被告。被告担心其父何维桐无人照顾，解除买卖合同后会流离失所。原、被告于2005年3月18日签订了《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xx路东里新xx楼xx门xx号协议》，原告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协议里明确重申该房屋由何维桐终生居住。
上述情况均可证明，原告从未有过将房屋赠与给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系通过赠与形式掩盖买卖真实目的，希望达到避税的非法目的，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第二款及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之规定，赠与合同应属无效。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4年10月1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无效。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WeidongHe-
Gjerloff（何伟东）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2004年10月1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该赠与形式经过了公证程序，由北京市公证处出具了（2004）京证内字第14881号公证书，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赠与合同书无效，其真实目的是认为公证书无效。第二，根据《公证法》第3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条，原告如果认为赠与合同无效，应当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而不是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三，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在先，《赠与合同书》签订在后，两份协议相隔6个月之久，双方从未约定为“避税”而签订赠与合同。如果根据买卖协议第4条第3款可知，即使双方履行该协议，房屋过户税费应当由原告负担，被告没有必要避税，更不会由此认为赠与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第四，涉案房屋为一居室，原系由原告居住使用。被告及被告的父亲、奶奶一直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xx路东里新x-
x-
x号二居室房屋，且至今该房户籍登记显示的户主仍为被告的父亲何维桐。在房改政策时，原告将这两套房屋均登记在其名下，后原告与被告父亲换房，并许下将涉案房屋赠与被告的承诺，被告的父亲搬到了涉案房屋。因此，原告向被告赠与房屋是履行承诺的行为，特别是《房屋买卖协议》的解除也是原告考虑历史演变过程的表现。第五，由于涉案房屋一直由被告的父亲居住，原告已经承诺将该房屋赠与被告，因被告一直在国外工作生活，经济条件相对较原告优越，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本意是给予原告经济帮助，否则双方不会在《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先付五万元，尾款在两年内支付。”并非原告所述被告一直未付10万元房款双方达成解除协议。第六，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后，涉案房屋因政策问题不能办理产权过户，被告担心自己不在父亲身边，原告可能将房屋出租、出售他人。2005年3月，被告回国后与原告协商，在涉案房屋不能过户的情况下，让原告对被告父亲承诺保证被告父亲的正常居住使用。《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xx路东里新xx楼xx门xx号协议》本身，并未表示涉案房屋“所有权未发生变化”，更未体现“房屋归何维琛所有”。故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双方并不是因解除《房屋买卖协议》才签订本协议，而是涉案房屋存在无法过户的客观情况，使被告不得不对房屋权属、父亲居住等问题存在顾虑和不安，从而签订该协议。
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书》是经过公证的法律文书，具有公信力。公证书的内容真实、有效。
经审理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原告何维琛与被告系叔侄。2004年4月10日，被告作为甲方，何维琛作为乙方，北京市侨联律师房玉林作为见证人，原、被告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双方同意买卖北京市西城区xx路东里新xx楼xx门xx室，房屋建筑面积43.8平方米，使用面积29.31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15万元，双方签字之日起5日内甲方支付乙方5万元，余款10万元于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支付。协议签订后，被告给付原告购房款5万元。后原告将该款返还被告。涉案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由被告之父何维桐居住。2015年初，何维桐被送至养老院生活，该房屋现为出租状况。
2004年10月19日，二原告作为赠与人，被告作为受赠人，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载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共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路东里新x-x-
x号房产，房产证号码成本价出售住宅京房权证西私字第637**号，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现夫妻二人自愿将各自享有的上述房产份额无偿赠给侄子WeidongHe-
Gjerloff所有。受赠人WeidongHe-
Gjerloff愿意接受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所赠与的上述房产。当日，双方在北京市公证处对《赠与合同书》办理了公证，该公证处出具（2004）京证内字第14881号公证书。
2005年3月18日，何维琛与被告签订《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xx路东里新xx楼xx门xx号协议》，内容为：北京市西城区xx路东里新xx楼xx门xx号，现由何维桐居住，何维桐系何维琛的长兄。何维琛重申，以上房屋由何维桐永久居住，使他在此和谐地安度晚年，但何维桐需支付该房屋的水、电、煤气、暖气、物业管理费用。
另查一，原告提供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欠条、转账凭证、贷款还款记录、还款证明，证明二原告出售房屋的真实意思是帮助其子何晓鹏偿还房贷、车贷，赠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005年4月，刘岚之父母给予何晓鹏经济帮助还清贷款，被告与原告解除买卖合同关系是符合事实与逻辑的。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赠与合同无关，如果原告当时需要帮助可以签订借款合同。原告提供房玉林律师手写的授权书、视频、账号流水记录及与被告的录音记录、光盘，证明当年双方的真实意思是买卖房屋，并非赠与，赠与合同应确认无效；被告明知公证书无效，但也要通过公证形式向原告索要钱财。被告认为原告收取的5万元房款已经退还给被告，但不能就此认定双方不是赠与关系。对录音记录及光盘的真实性认可，录音可能有删改遗漏，该录音不能证明被告认可原告陈述的事实，反而能达到原告反悔赠与的目的。
另查二，被告提供证人何×1、何×2证言，证明涉案房屋的历史演变原告赠与房屋是合情合理的。二原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质疑，何×1对房屋是有欲望的，认为房屋属于属于母亲，其应有份额，何×1与本案有利益关系。对何×2的证言认为其目的是和被告从房屋中分得利益。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房屋买卖协议、公证书、赠与合同书、通话记录、光盘等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何维琛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二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赠与合同书》并进行了公证，该《赠与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属有效合同。二原告以从未有过将房屋赠与给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通过赠与形式掩盖房屋买卖真相，希望达到避税的非法目的，主张赠与合同无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订立的《赠与合同书》存在上述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45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合同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公民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原、被告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后，双方虽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原告亦未将产权证书交与被告，但何维琛与被告在2005年3月18日签订《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xx路东里新xx楼xx门xx号协议》，表明被告已经接受赠与涉案房产并由被告之父何维桐实际居住、使用。对二原告主张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何维琛、梁玉兰请求确认其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于二○○四年十月十九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无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九千六百六十二元，由何维琛、梁玉兰负担，已交纳四千八百三十一元，余款四千八百三十一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何维琛、梁玉兰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WeidongHe-
Gjerloff（何伟东）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 敏
人民陪审员 李丹萍
人民陪审员 成 皓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郑新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