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襄阳中民一终字第003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某，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仓某某，女。系周某某之妻。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蔡巍，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甲，男。系周某某之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乙，男。系周某某之兄。
上列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孙国生，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丙，女。系周某某之姐。
委托代理人李秀清，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周某某、仓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4）鄂樊城屏民初字第00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某、仓某某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蔡巍，被上诉人周某甲、周某乙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国生，被上诉人周某丙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秀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与周某某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仓某某与周某某系夫妻关系。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某之父周继财于1982年10月去世。其母张成英名下有位于襄阳市樊城区梯子口4组东升路26号房屋2层6间，建筑面积为150.76平方米，用于经营旅社。在此期间，周某某及仓某某在此房屋上搭建了厕所、厨房，另在二层基础上无证加盖了第三层房屋，并购买了邻居柏某某的房屋，通过在两家房屋上搭建过道将两处房屋连在一起。2005年4月28日张成英去世。2013年，因樊城屏襄门片区旧城区改建项目建设的需要，张成英的房屋被划为征收范围，2013年12月28日，周某某书面委托仓某某与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襄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并由仓某某领取了两处房屋共计2639428.68元的补偿款。因仓某某与周某某在领取了补偿款后，未将该款与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共同分配，导致诉讼。
原审判决还认定，被继承人张成英名下的位于襄阳市樊城区梯子口4组东升路26号，建筑面积为150.76平方米的房屋2层6间，被拆迁后，经计算，补偿金额为117404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因继承而引起的侵权纠纷。位于襄阳市樊城区梯子口4组东升路26号，建筑面积为150.76平方米的房屋原系被继承人张成英的遗产。在张成英去世后，继承开始。但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某未对遗产进行分割，属于共同共有诉争房屋。现本案诉争的房屋已被拆迁，属父母遗产部分拆迁款已被仓某某、周某某领取，但二人在领取拆迁补偿款后，拒不支付另三人应得份额，侵犯了其权益，对引起本案诉讼，周某某、仓某某应承担全部责任。周某某辩称，不认可对方的主体资格，因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与周某某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三人在权益受到周某某、仓某某侵犯时，依法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周某某此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周某某又称，登记在张成英名下的房屋只有150.76平方米，该辩称理由与事实相符；仓某某辩称，不是张成英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因本案审理的是侵权纠纷，本起诉讼是由其夫妻二人共同的行为造成，故对仓某某的辩称理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周某某、仓某某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分别支付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人民币各293510元。上列应付款项，逾期履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办理。案件受理费22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7600元，由周某某、仓某某共同负担。
上诉人周某某、仓某某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拆迁的房屋包含其母亲的遗产及其个人财产，其母亲遗留的房屋面积为150.76平方米，该面积下的房屋补偿款连同奖励部分，总共价值只有990346.9628元；2.其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应多分遗产，周某甲有能力而未尽赡养义务，不应分得遗产，周某乙较少尽赡养义务，应少分遗产；3.本案的主要法律关系是继承关系，原判按侵权法进行裁决不当，且仓某某不是遗产继承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除上诉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张成英名下房屋被拆迁后补偿金额为1174040元提出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上世纪90年代，经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某商议后，由周某某利用张成英名下的房屋经营旅社。2000年3月，周某某购买了柏某某面积为18.2平方米的房屋一间。一审期间，周某某向法院提交了襄阳市樊城区梯子口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周某某被拆迁房屋实测面积为334.49平方米，其中登记在张成英名下的房屋产权建筑面积为150.76平方米，其构成有一楼面积68.7平方米，二楼约81.7平方米（包括封闭阳台面积折半计算）。其余183.76平方米由周某某建造形成，其中周某某在原宅基地上建造17平方米的厨房和厕所，收购邻居柏某某房屋的基础上建造一楼面积为20平方米，连接原柏某某地基和厨房、厕所的二楼房屋面积约为37平方米，连接原柏某某地基和厨房、厕所的三楼房屋面积约为43平方米。前述房屋面积皆为砖混结构。此外，周某某又在原宅基地上搭建砖木结构房屋面积约为68平方米。
二审还查明，2013年周某某出具委托书，委托仓某某办理拆迁补偿的一切相关事宜（该委托书上写有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三人的名字及身份证号，三人的名字上按有指印，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否认委托书上的名字及指印系其本人所留）。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仓某某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所征收的房屋实际测绘总建筑面积为334.49平方米。仓某某未提出受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委托领取拆迁款项的主张及证据。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张成英去世后，继承人之间未对张成英名下的房产进行分割，后该房产被拆除，所取得的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应由继承人共同共有。上诉人周某某、仓某某上诉称，本案的主要法律关系是继承关系，原判按侵权法进行裁决不当，且仓某某不是遗产继承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本案争议的拆迁款中包含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拆迁相应的补偿，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作为继承人对该部分享有相应的权利，仓某某在未经上述三人授权的情况下领取了全部补偿款，侵犯了三人的财产权，三人将仓某某列为被告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提出，其母亲遗留的房屋面积为150.76平方米，性质为住宅房，该面积下的房屋补偿款连同奖励部分，总共价值只有990346.9628元（即150.76平方米住宅房补偿金额）。经查，上世纪90年代，经周某某及其兄、姐商议，一致同意周某某用张成英名下的房屋经营旅社，即张成英于2005年去世时该房产实际已属非住宅经营性用房，拆迁时取得的相应的“住宅房改非住宅经营性用房增加补偿金额”、“住宅房改非住宅经营性用房奖励补偿金额”均应由全体继承人共同享有，上诉人主张其他继承人仅应分割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中“住宅补偿金额”部分的理由不能成立，且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居委会关于征收的房屋实际测绘总建筑面积的证明中亦证实，实际测绘总建筑面积中不但包含登记在张成英名下的房屋产权建筑面积150.76平方米，另包含周某某在原宅基地上建造17平方米的厨房和厕所，及其在原宅基地上搭建的面积约为68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以上面积约85平方米的建筑虽为周某某搭建，但使用的是张成英的宅基地，相应的补偿不应全部归属周某某一人。原审判决仅将张成英名下的房屋产权建筑面积150.76平方米按补偿协议中“住宅补偿金额”、“住宅房增加奖励金额”、“住宅房改非住宅经营性用房增加补偿金额”、“住宅房改非住宅经营性用房奖励补偿金额”、“搬迁时限奖励”几项计算后的款项作为遗产分割，已充分考虑了周某某作为旅社的实际经营人的权益。二上诉人另提出，周某某对张成英尽了赡养义务，应多分遗产，周某甲、周某乙应不分或少分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之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二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即使二上诉人对被继承人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但由于其使用被继承人房屋从事经营活动，故也属理所应当，不能成为其多分遗产的充分理由。原审判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在同一顺序继承人中均等分配，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诉讼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45元，由上诉人周某某、仓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晓红
审判员 黄 鹂
审判员 何小玲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姚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