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84民初2347号
原告：黄立定，男，198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原告：黄冬梅，女，1981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扬，广东广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敏忠，男，1961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被告：詹益峰，男，198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伟、利柏锋，分别系广东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
第三人：广州市鸿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欧阳小梅。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栢森，该公司员工。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查封登记在被告陈敏忠、詹益峰位于广州市从化XXX房的房产（权利证号：2017-09206813），并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化支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限额为人民币捌拾万元整（即：￥800000），经审查，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7）粤0184民初2437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上述房产。
原告黄立定、黄冬梅与被告陈敏忠、詹益峰，第三人广州市鸿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立定、黄冬梅及其委托代理人曾扬，被告陈敏忠、詹益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伟、利柏锋，第三人广州市鸿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栢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在第三人鸿二公司促成下，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于2017年3月5日签订了壹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以总楼价人民币840000元出售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房[不动产权证号为：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9206813号]，三方约定：买方按揭付款，首期楼款（含定金和上述部分楼款）280000元，在买卖方到房管局办理交易递件过户并取得房地产交易中心受理回执单当天向卖方支付，楼价余款560000元在银行办理二手房按揭支付。该合同第七条约定：因买方或卖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如不配合提供交易所需要资料或逾期办理交易、按揭等买卖相关手续、逾期交付房产、逾期支付房款等无故不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则……(3)若守约方同意继续合同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每日以总楼价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合同三方任何一方追究违约方责任的，违约方除按前述条款承担违约责任外，守约方为追究违约责任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不限于评估费、律师费、诉讼或仲裁费用、查询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签订合同当天，原告支付给被告10万元定金。2017年5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交易金额为82万元）并向广州银行从化支行（被告亲属在该银行任职可协助尽快放款�被告指定此银行办按揭）递交按揭申请，广州银行从化支行通过审批，并于2017年6月2日向原告出具《同意购房抵押贷款意向书（二手住房按揭）》。由于被告急钱周转，原告于2017年5月18日提前向被告支付了首期购房款18万元。2017年6月5日，原告、被告同第三人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由原告缴交了全部房屋交易税费43595.6元，当时因被告陈敏忠的身份证失磁，办不了过户。2017年6月8日，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交易金额为50万元）到房管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取得了受理回执单。2017年6月14日，被告打电话通知原告广州银行不同意放款，原因是房管局交易过户时签订合同与之前交给银行按揭申请时合同的交易金额不一致，银行建议：只要取消原房屋交易后，当即重新签订一份与交给银行办理按揭时一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交到银行，办妥�屋交易过户及抵押登记手续，银行就授信放款。原告与被告均同意银行的提议，于是在2017年6月19日，原、被告和第三人到房管局办理取消该房屋过户的交易手续。但当取消房屋交易取回交易资料时，被告拿回房地产权证后即离开现场。原告与第三人当即电话催促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及配合原告和第三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两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推搪。2017年6月20日，被告通知原告要求取消本次交易，退还购房款及定金给原告。事后，原告及第三人多次发催告函给两被告，明确要求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但两被告均不予理睬。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属根本违约，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故起诉请求判令：1、两被告立即履行2017年3月5日与原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办理位于广州市从化区芷语大街6号1401房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为：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9206813号]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的手续。2、两被告从2017年7月1日起按每日以总楼价的千分之一（即每天840元）支付违约金，直至两被告办理涉案房产的过户登记之日止。3、两被告支付2万元律师费给原告。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一、关于本案的事实。经第三人介绍，在2017年3月5日，被告（卖方即甲方）与原告（买方即乙方）、第三人（即丙方）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HE/NO:0000107)，约定：“买卖物业位于从化市街口街××花园××大街××房；二、总楼价84万元（其中2万元作为第三人中介服务费，已在签订合同当日直接划入了第三人指定的业务员李威名下账户）三、产权涂销完毕以及买方贷款银行出具同意贷款书7个工作日内，买卖双方到房管局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附件：定金10万；四、(2)首期楼款（含定金和上述部分楼款）为人民币28万元；（3）剩余房款56万元在办妥交易过户及抵押登记后，由贷款银行划入卖方在该贷款银行开设的帐户内。备注：以上各项付款方式，凡若因金融政策性调整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按揭抵押贷款申请未获批准或贷款额度不足的，买方亦不能一次性补足全部楼款余额给卖方，买卖双方同意即可解除合同并各自返回楼款。”随后在2017年5月18日，被告与原告、第三人签订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50145852号，签约时间：2017-05-14)，约定：“存量房买卖合同说明11、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买卖双方及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如实申请交易价格，不得以低报、瞒报、漏报等方式偷税漏税，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存量房买卖合同第二条、总金额82万元；第三条、首期款26万元，剩余房款56万元为商业贷款按揭方式付款，如银行不批准贷款申请，双方协商现金方式支付剩余房贷；第十二条、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第三条约定支付房贷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应自其要求解除合同通知书到达乙方之日起10日内，将乙方已支付的房贷退还给乙方；第十四条、甲方或乙方行使本合同约定的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时，应书面通知另一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至于原告在诉状中称：“2017年6月8日，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交易金额50万元）……。”对于此份合同被告是完全不知情的，而此份合同约定：“存量房买卖合同说明11、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买卖双方及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如实申请交易价格，不得以低报、瞒报、漏报等方式偷税漏税，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存量房买卖合同第二条、总金额50万元；第三条、定金10万，一次性付款方式按期付款；第十二条、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第三条约定支付房贷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应自其要求解除合同通知书到达乙方之日起10日内，将乙方已支付的房贷退还给乙方；第十四条、甲方或乙方行使本合同约定的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时，应书面通知另一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由于原告和第三人瞒着被告，恶意签订“阴阳合同”，偷税漏税，从而导致银行不能发放贷款，责任在原告和第三人一方。2017年6月19日，原告在无法付清余款56万元的情况下，和第三人口头同意与被告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撤销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60030956号），取消了案涉房产的过户交易手续，均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取消了案�房产的过户交易手续后，原告和第三人反悔又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及重新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重新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并以被告违约为由起诉至贵院。
二、被告与原告、第三人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和《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均已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当日即2017年3月5日，原告支付了定金10万元给被告。2017年5月12日，第三人业务员李威通知广州市妙隆按揭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妙隆按揭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均是欧阳小梅）)业务员到广州银行从化支行沟通有关按揭贷款事宜，当时被告和原告也在场，银行职员已强调提交按揭贷款资料不能有“阴阳合同”情况。2017年5月18日，被告与原告、第三人签订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房合字17050145852号），并协助原告在广州银行从化支行办理了二手住房按揭贷款手续（以原告名义贷款），当日原告支付了首期款18万元给被告（加上述定金共计28万元）。2017年6月2日，广州银行从化支行出具了《同意购房抵押贷款意向书（二手住房按揭）》。此时，本应被告与原告、第三人继续到房管局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的，但原告和第三人都说这二天无时间。原来是原告和第三人早已恶意串通一起，利用银行已同意贷款和这二天时间差，未经被告同意就擅自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50145852号)撤销，另行网上签约了一份《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60030956号，签约时间：2017-06-3）。2017年6月5日，原告和第三人通知被告到房管局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在办理过程中，第三人利用被告对他们的信任，将事先准备好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60030956号）夹带在其他资料中让被告一同签署，但被告对于此份合同是完全不知情的。由于被告的身份证失磁，导致过户手续被迫中断。被告新的身份证领取后，被告与原告、第三人在6月8日再到房管局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原告也顺利取得了《广州市从化区房地产交易受理收据》（登记字号：从统字98942号之001）。6月13日，妙隆按揭公司业务员到广州银行从化支行咨询，假如买方有二份不同交易金额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即“阴阳合同”会产生什么后果？银行职员回复：如有“阴阳合同”是不能办理二手住房按揭贷款的。当时，妙隆按揭公司业务员就告诉银行职员：本次房产买卖确实有“阴阳合同”情况。银行职员核查后也明确告知：“本次二手住房按揭贷款是不能发放了，并通知了被告和原告、�三人。”对于发生“阴阳合同”一事，被告立即通过电话遣责原告和第三人的恶意串通行为，以及不诚信的交易行为和违规行为，并要求原告立即付清余款56万元，否则，依据《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有关条款解除第三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赔偿被告不能按时办理交付置换房产首期款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第三人也告知原告：你可高息借款一个月将余款56万元付清，待办理房产过户后再申请办理消费贷款，但要多付银行利息12万元左右。原告说：要多付银行利息12万元的，那我宁可暂不买房了。由于原告深知其在短期内无法将余款56万元付清，故口头同意与被告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在6月19日上午，原告、第三人和被告一起到房管局撤销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60030956号），取消了案涉房产的过户交易手续，被告和原告均在退件登记薄上签名。同时，原告取回了案涉房产的有关过户交易资料原件，被告也取回了案涉房产的不动产权证原件，双方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
三、在取消了案涉房产的过户交易手续后，原告和第三人又反悔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及重新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重新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的行为，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在取消了案涉房产的过户交易手续后当天，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第三人发出了《告知书》各一份，告知：“三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已解除，对卖方所收到买方的定金和首期房款，以及支付给广州市鸿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中介服务费，卖方将按法律有关规定办理退款和追讨。”原告和第三人在收到微信后商议：再在网上签约一份《�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然后要求与被告重新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要求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之后，原告和第三人就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重新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和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同时，原告将支付定金和预付款对应的银行账户（户名：黄冬梅，账号：62×××55)由一类账户改为二类账户和收付额度改为一万元以下，从而导致被告无法一次性将己收取的定金和预付款共计28万元退回给原告，只能一次退回一万元。在被告退回一万元后，原告就将银行账户注销，且将收到的一万元又划回给被告。对于原告和第三人的《催告函》、《告知函》，被告己作了《复函》和办理了公证邮寄送达，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买卖双方的房地产交易已履行完毕的事实。根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中介�理存量房交易业务的通知》（穗建房产【2017】1007号规定：“不得怂恿，协助当事人签订“阴阳合同”套取银行资金。网上制作，打印并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后，不得随意变更、撤销。”）《存量房买卖合同说明》也明确规定：“11、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买卖双方及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如实申请交易价格，不得以低报、瞒报、漏报等方式偷税漏税，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本案中，被告与原告、第三人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50145852号）的房产交易金额为82万元，而原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未经被告同意就擅自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50145852号）撤销，另行签约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60030956号），他们的目的是将交易金额82万元改为50万元，并将此份合同提交给税务部门，以逃避国家正常税收的征收，偷税漏税。据此，对于《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来说，被告已在贷款银行出具同意贷款书7个工作日内，到房管局已协助原告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原告也顺利取得了《广州市从化区房地产交易受理收据》，被告完全履行了全部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原告和第三人恶意签订“阴阳合同”，导致银行不能发放贷款，责任在原告和第三被告一方，与被告无关。同时，原告在无法将余款56万元付清的情况下，和第三人口头同意与被告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撤销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60030956号），取消了案涉房产的过户交易手续后，不知道为什么原告和第三人又反悔要求被告继续履行《房地产买卖合同》及重新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重新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的行为，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四、针对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进行的答辩。1.原告在诉状中称：“由于被告急钱周转，原告于2017年5月l8日提前向被告支付了首期购房款18万元。2017年6月5日，原告、被告同第三人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由原告缴交了全部房屋交易税费……。2017年6月8日，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交易金额为50万元）到房管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取得了受理回执单。”这明显与事实不相符。从证据11“存量房交易综合申报表、完税凭证”不难看出，原告缴纳税付款日期是2017年6月5日，税务部门征税的依据是《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60030956号），但为什么在税务部门保存的合同三处签名只有原告黄冬梅签名，没有原告黄立定签名，且无具体日期？而原告诉状中称2017年6月8日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60030956号）却与税务部门保存的合同均是同一编号的，为什么原告诉状中称2017年6月8日签订的合同三处签名既有原告黄立定签名，又有黄冬梅签名，且有具体日期呢？这符合逻辑和常理吗？更离谱的是，《代开销售不动产发票缴纳税款申请单》上经办人、纳税人栏的“陈敏忠”三个字的签名不是被告本人的亲笔签名。同时，此两份合同中的被告和原告的住址、交易金额、付款方式等主要条款均与三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在2017年5月18日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真实住址、交易金额、付款方式等主要条款不相符，明显是弄虚作假。造成银行不能发放贷款的责任，很明显在原告和第三人一方。2.原告在诉状中称：“2017年6月14日，被告打电话通知原告广州银行不同意放款�……银行建议：只要取消原房屋交易后，当即重新签订一份与交给银行办理按揭时一致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交给银行，……银行就授信放款。”这明显与事实不相符。因为取消房产交易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原告同意也是因为银行不同意发放贷款及其在短期内无法将余款56万元付清被告。在取消房产过户交易后，原告和第三人曾向广州银行从化支行咨询，银行职员己明确回复：有“阴阳合同”二手住房按揭贷款是不能发放的，出具的《同意购房抵押贷款意向书（二手住房按揭）》也无效，无效原因是申请贷款对应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50145852号）己被撤销。第三人为不想退回中介服务费，才对原告胡说原《同意购房抵捐贷静，意向书（二手住房按揭）》仍然有效。至于被告打电话是遣责原告和第三人的恶意串通行为，以及�诚信的交易行为和违规行为，并保留向中介机构行业主管部门投诉第三人违法行为和追讨第三人己收取中介费、原告违约行为的权利，而不是原告诉状中所说的事实。3.原告在诉状中称：“2017年6月20日，……明确要求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但两被告均不予理睬。”这明显与事实不相符。对于原告和第三人的《催告函》、《告知函》，被告己作了《复函》和办理了公证邮寄送达，也办理了退款手续（不成功），阐明了三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已在2017年6月19日解除，买卖双方的房地产交易履行完毕。同时，由于原告和第三人诚信出现问题，恶意串通签订“阴阳合同”，导致银行不能按时发放贷款，致使被告无法按时取得卖房资金，不能按时办理交付置换房产首期款手续，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五、导致案涉房产过户手续取消和《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解除的原因在于原告和第三人恶意签订“阴阳合同”，从而导致银行不能发放贷款，责任在原告和第三人一方，与被告无关，被告并无违约。至于原告支付的律师费，也与被告无关，被告并无违约。
六、对于原告的违约行为和第三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被告将保留诉讼的权利。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5日，原告黄立定（买方）、被告陈敏忠（卖方）与第三人鸿二公司（经纪方）共同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HE/NO0000107），合同相关内容约定如下：原告黄立定购买被告陈敏忠名下的位于广州市从化区芷语大街XXX房的房产，该涉案房屋总房款为84万元（包括卖方陈敏忠之前交付的维修基金壹万元），另该合同的附件还约定相关内容：1.自签订上述合同七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10万元购房定金；2.买方应在买卖双方到房管局办理交易递件过户手续并取得房地产交易中心受理回执单当天向卖方支付首期款28万元；3.剩余房款56万元，在办妥交易过户及抵押登记后，由贷款银行划入卖方在该贷款银行开设的账户内。签订上述合同当天，原告黄立定将10万元购房定金支付给被告陈敏忠。
2017年5月18日，原告黄立定、黄冬梅（乙方），被告陈敏忠、詹益峰（甲方）以及第三人鸿二公司（丙方）共同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50145852号），合同相关内容约定如下：原告黄立定、黄冬梅（乙方）购买被告陈敏忠、詹益峰（甲方）名下的位于广州市从化区芷语大街6号1401房的房产；该涉案房屋总房款为82万元；原告黄立定、黄冬梅（乙方）应过户当天向被告陈敏忠、詹益峰（甲方）支付首期款26万元，剩余房款56万元由甲�双方自行申请办理银行按揭手续，按照按揭方式付款，按揭的方式为商业贷款。签订上述合同当天，原告黄立定、黄冬梅将18万元购房首期款支付给被告陈敏忠、詹益峰。
2017年6月2日，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从化支行向原告发放的《同意购房抵押贷款意向书（二手住房按揭）》，初步审核并拟同意原告黄立定的贷款申请，金额为56万元。
2017年6月5日，原、被告双方到广州市从化区地方税务局缴纳涉案房屋的相关税款。
2017年6月8日，三方再次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60030956号），与同年5月18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7050145852号）相区别的是，涉案房屋的总价更改为50万元，并约定原告黄立定、黄冬梅（乙方）除了支付10万元购房定金给被告陈敏忠、詹益峰（甲方）外，剩余房款按照一次性付款方式向被告陈敏忠、詹益峰（甲方）支付。
2017年6月19日，原、被告双方到广州市从化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退件。
2017年6月20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和第三人发送告知书，载明内容如下：关于广州市鸿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介绍黄立定购买我陈敏忠、詹益峰共同共有位于从化市××大街××房产（面积95.82平方米）一事，由于买方黄立定在广州银行申请按揭贷款资料存在问题，故广州银行通知卖方称买方黄立定申请贷款不符合条件而不予审批放贷，此责任全因买方黄立定过错造成的。现卖方告知买方黄立定和广州市鸿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昨天上午即2017年6月19日我们卖方、买方黄立定和广州市鸿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三方己在房管部门注销解除了涉案房屋的网签合同等一切事宜，即解除了三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对卖方所收�买方黄立定的定金和首期房款，以及支付给广州市鸿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中介服务费，卖方将按法律有关规定办理退款和追讨。特此告知。卖方：陈敏忠、詹益峰。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存量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同意购房抵押贷款意向书（二手住房按揭）》、告知书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以及第三人于2017年3月5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HE/NO0000107）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告于2017年6月2日取得广州银行从化支行的《同意购房抵押贷款意向书（二手住房按揭）》后，三方当事人于6月8日前往广州市从化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并取得交易受理收据。但由于原被告双方在税务部门申报税款时依据的是载有陈敏忠、詹益峰、黄冬梅、鸿二公司的签章的另一份总房款为50万元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由此导致广州银行从化支行知情后表示不能放款，故原、被告于2017年6月19日到广州市从化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退件并签名确认。据此可知，被告在原告取得同贷书后按照合同约定积极配合原告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双方申请退件的原因是银行表示不能放款，而并非由于被告违约。原告主张被告曾口头承诺重新签订合同，但仅提供了经纪方鸿二公司的单方说明，无其他证据佐证，结合被告于2017年6月20日向原告及第三人发送告知书明确表示“解除三方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行为来看，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曾口头承诺重新签订合同，故对原告诉请被告履行2017年3月5日与原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支付违约金及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立定、黄冬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2400元、保全费4520元，由原告黄立定、黄冬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确定的案件受理费金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董文祥
人民陪审员 黄美银
人民陪审员 黎丽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陈振文
李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