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民终19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伟，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乔双鹏，系辽宁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海媛。
原审原告武海媛与原审被告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3日作出（2015）开民初字第05278号民事判决，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乔双鹏与被上诉人武海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武海媛一审诉称：2008年6月，原告入职于被告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会计一职，2013年10月离职。自入职起，被告便多次向原告借款用于公司资金周转，并能及时偿还。但自2011年7月至2013年7月，被告向原告十次共计借款146482.25元资金未能偿还。2013年3月，被告更换法定代表人，原告从2013年7月开始向被告索要欠款，被告让原告找被告原法定代表人。以上借款全部用于被告经营，所有款项也都计入被告账册，并由被告开具收据。2013年9月原告交接工作时，该欠款在被告账面的其他应付款项下记载。现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146482.25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现任公司股东自2013年5月29日开始接手被告公司，对此前的情况不清楚，对此欠款不予认可。原告起诉主张的借款，形成于2013年4月21日之前的部分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曾于2008年6月至2013年10月在被告处从事财务工作。2012年12月21日，为筹集企业需偿还银行贷款利息的款项，被告向原告借入人民币120000.00元。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武海媛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120000）借款人：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2012.12.21刘某2012.12.21”。原告出借上述款项资金来源于案外人张某，并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查询单二张（查询机打印件），其中一张载明证件号码：，户名：张某，卡号借记卡的开卡日期2012年12月4日，销卡日期2013年7月11日；另一张载明：卡号借记卡，2012年12月21日现金支出交易金额分为三笔，每笔40000.00元，计120000.00元，并加盖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业务专用章（章内时间“2014.07.04”）。上述款项资金由原告作为经办人于2012年12月21日以被告名义存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开发区支行的被告账户内。该银行出具的存款凭证载明：日期2012年12月21日，户名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账号，存现人民币120000.00元为往来款，客户签字“武海媛”；该银行出具的账户对账单载明：被告上述账户2012年12月21日存入款项其中包括一笔120000.00元。
另查明：原告诉讼请求主张的十笔借贷事实除上述一笔外，其他九笔分别为：1、2011年7月28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用于企业资金周转。2、2011年10月3日，被告购买打印机向原告借款1350.00元。3、2012年8月，被告车辆保险总金额5562.25元，其中被告付5000.00元，差额562.25元向原告借款。4、2012年10月，被告车辆加油向原告借款1100.00元。5、2012年11月，被告车辆加油向原告借款2,070.00元。6、2013年2月，被告车辆加油向原告借款2100.00元。7、2013年4月，被告车辆加油向原告借款600.00元。8、2013年6月20日，因被告欠付本单位原职员孙某工资，原告为被告垫付7500.00元。9、2013年7月，被告车辆加油向原告借款1200.00元。原告主张被告欠付上述十笔借款合计146482.25元。原告还提供了被告企业账套、被告企业欠款财务凭证、被告企业欠款收据、企业财务交接书、二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其中被告企业欠款收据三张，二张未加盖被告公章，一张加盖被告“发票专用章”，且“会计主管”、“出纳”、“交款人”栏各有或缺。
2015年11月25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原告在原审基础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欠款146482.25元的利息（利息自2013年7月24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因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及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原告补交诉讼费1965.00元。
经原告申请，本院准许，证人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刘某和证人被告原监事、财务总监刘某一出庭并作证。
原告向本院提出调取原告于2012年12月21日以被告名义在招商银行大连分行开发区支行办理120000.00元现金存款凭证及账户对账单证据的申请。本院准许其申请并调取了该证据。本院还依职权调取了原告相关婚姻状况证明，据大连市中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和大连金州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出具《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记载，原告与刘某于2014年1月29日登记结婚，于2014年4月14日登记离婚。
原审中，被告向本院提供了《私营企业变更内容查询卡》证据，载明：被告于2013年5月29日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前为刘龙奎，变更后为万伟。本次审理中，被告向本院提供了证据《专项审核报告》，并提交了关于刘龙奎以被告名义向原告出具、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1日的“借条”是否实际形成于近期6个月内即2015年6月7日以后的鉴定申请。对被告的鉴定申请，本院予以照准。经市中院司法技术处随机选取并委托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对被告申请鉴定的事项进行鉴定。2015年12月23日，市中院函复本院上述司法鉴定已退鉴，所附退鉴函载明：“对于法院的送检材料，我所已组织专家进行了认真审查，根据现有技术水平，无法得出明确结论。”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提出通过市中院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起诉的部分事实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原、被告双方是否成立借贷关系及借贷事实；三、对确认的借贷关系和借贷事实，被告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一、关于原告起诉的部分事实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在庭审中抗辩称，原告主张的十笔借贷事实中，形成于2013年4月21日之前的事实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的十笔贷款是作为同一法律关系申请权利并提起诉讼的，本案诉讼时效应以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十笔贷款的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作为起算点，而不应以每一笔借贷事实发生的时间作为起算点。原告称其于2013年10月从被告处离职时就十笔贷款曾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因对之前企业是否欠付原告的借款不清楚而拒绝还款，对此被告并不否认。故原告在离职时即应当知道所主张的权利被侵犯，本案诉讼时效从该时间点起算至原告2015年4月21日起诉，并未超过二年。故对被告抗辩主张的2013年4月21日之前的相关事实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成立借贷关系及借贷事实
原告主张的十笔借贷事实，其中一笔2012年12月21日发生的120000.00元借款提供了“借条”证据，其余九笔未提供借据证据。
（一）原告主张十笔借款其中一笔120000.00元借贷关系及事实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原告已提供“借条”证据的情况下，应结合其他证据审查借贷关系及借贷事实的真实性，被告主张借款关系及事实不存在应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原告主张120000.00元该笔借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确认。理由为：1、从证据提供时间看，原告“借条”证据虽然在原审中未提供而在本次重审中提供，但该证据系在本案进行证据交换时提供的，且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故不存在“逾期提供证据”，也不存在对“新的证据”审查认定问题。2、从证据形成时间看，“借条”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1日，被告基于“借条”原审时未提供以及原告与刘龙奎系夫妻关系而对该证据形成时间、证明事实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鉴于被告对自己的异议主张未能提供相关具体证据加以证明，尤其是经委托鉴定后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因“根据现有技术水平，无法得出明确结论”而于2015年12月17日予以退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借条”实际形成于鉴定申请中提到的2015年6月7日之后的时间，也无法证明“借条”实际形成于2013年5月29日刘龙奎离任被告法定代表人之后的时间。被告于2015年12月4日提交的书面鉴定申请只要求对“借条”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而放弃庭审中要求对“刘龙奎”签字真伪的鉴定内容，说明被告对“借条”上签字系刘龙奎本人书写的认可。根据本院调取证据，原告与刘龙奎夫妻关系仅存在于2014年1月29日至2014年4月14日，在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期间（2011年7月至2013年7月），双方尚不是夫妻关系。因此，被告上述异议无事实依据。3、从证据内容及形式看，刘龙奎是以被告名义向原告出具“借条”，其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法人对外签署合同，“借条”上未加盖法人公章，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4、从“借条”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看，原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户名卡号及交易明细查询单、招商银行大连分行开发区支行存款凭证及账户对账单和证人证言，均能证明120000.00元该笔借贷事实的借款用途、资金来源、资金形式、资金去向等发生过程，从而使借贷法律关系与借贷法律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根据上述分析，本院确认，原告主张十笔借款其中一笔120000.00元的借贷关系及借贷事实真实存在。
（二）原告主张十笔借款中其他九笔借贷关系及事实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在没有借条的情况下，原告首先应对原、被告间借贷关系的存在负有举证责任。在此基础上原告对借贷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对借款的形成、借款的过程、借款的用途等应进行严格审查。如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存在，即使提供了款项往来证据，也不能认定系借贷关系的借款事实。除120000.00元一笔借款外，原告主张的其他九笔借款所提供的证据分别为：1、被告企业账套；2、被告企业欠款财务凭证；3、被告企业欠款收据；4、企业财务交接书（庭审中证五）；5、二审庭审笔录（庭审中证六）；6、证人证言（庭审中证八）。证据1被告企业账套系企业财务应用程序截图，属于电子数据证据。该类证据依附于存储介质而存在，对其真实性认定要以提供固定在存储介质上的信息原件为基本要求。而企业账套打印件是计算机终端输出的书面材料，很难说是证据原件。原告既是该应用程序的使用者又是该证据的提供者，该证据不属于由诉讼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在通常普通业务活动中而产生，不能排除提供证据者主观控制、经过修改而生成的可能性。证据2被告企业欠款财务凭证均系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证据3被告企业欠款收据虽然为收据原件，但由于未加盖被告公章或者加盖被告“发票专用章”，且“会计主管”、“出纳”、“交款人”栏各有或缺，故该证据存在严重瑕疵。原告关于该证据属于企业内部管理程序上不够规范但确能代表被告行为的主张，不能对抗法人对外民事行为的有效应具备必要的法定要件的相关规定。原告作为财务人员对企业财务程序合法性条件应为明知并严格遵守，在本人与单位之间发生平等主体债权债务关系而形成原始凭证过程中更应做到审慎规范、手续完备。否则，无法确认该凭证的真实性。证据4企业财务交接书，被告对该交接书中接交人“郭丽阳”为本单位职工不予认可，原告无法提供“郭丽阳”身份的进一步证据，且没有“监交人”签字证明。即使交接形式要件完全具备，交接手续也只具程序证明作用而不具内容真实的实体证明作用。证据5二审庭审笔录，原告欲证明在市中院庭审中被告陈述的事实与被告之后提供的专项审计报告内容自相矛盾。该证明目的与原告自身应对借贷关系的存在负有举证责任并无关联性。证据6证人证言，其中对涉及120000.00元一笔借款的内容，由于与“借条”等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具有证明效力；对涉及其他九笔借款的内容，在无其他证据佐证且证人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仅凭二证人证言无法证明九笔款项借贷关系的真实存在。另外，至2013年7月原告主张最后一笔借款发生和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刘龙奎离开所在单位之时，原、被告双方并未对原告主张的九笔垫付款项进行结算或形成相应的借据，尤其在2012年12月21日刘龙奎以被告名义向原告出具120000.00元借条时，原告并未就之前五笔借款计15082.25元一并要求被告形成和出具借据，均有悖常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述分析和该司法解释规定，原告虽然提供了九笔借款的上述证据，但经本院审查，这些证据尚不足达到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进而无法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主张的十笔借款中其他九笔借贷关系，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其他九笔款项确实由原告支付并用于被告经营活动，则该部分纠纷也不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对原告本案中的该部分请求，也不应予以支持。在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因公务所需，相关业务人员以暂垫款或暂支款形式为企业完成受托业务时有发生。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九笔款项均没有形成借据，虽自称为借款，但根据其诉请更符合垫付款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类似问题曾作出以下答复意见（1999民他字第4号）：职工受单位委派，从单位预支款项处理交通事故是职务行为，其与单位之间不存在平等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人民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职工在受托事项完成后因未及时报销冲账与单位发生纠纷，应由单位按其内部财会制度处理。由此可知，职工因履行职务向单位预支款项产生的纠纷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而应按劳动合同纠纷处理。上述答复意见虽针对暂支款的情形而作出，但由于暂支款与暂垫款在性质上都属于受单位委托及受单位财会制度的约束，故对暂垫款法律关系的性质可参照上述答复意见进行扩张解释，即对原告主张的九笔款项不作民事案件处理。
三、关于对确认的借贷关系和借贷事实，被告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上述证据及事实认定，被告负有向原告偿还120000.00元欠款的义务。双方在借贷合同中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原告于2015年4月21日起诉要求被告还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偿还146482.25元借款本金，其中120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给付146482.25元欠款自2013年7月24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其中,计算利息的本金应为120000.00元;因借款合同未约定借款期限、还款时间及承担利息（包括借期内利率、逾期利率）,故利息起算时间应确定为原告向法院起诉之日即2015年4月21日，利息截止时间应为付清欠款之日止。原告主张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并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年利率6%的标准，故对原告该项主张予以支持。对本案原告其他部分的诉讼请求，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一、被告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武海媛借款本金120000.00元;二、被告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向原告武海媛支付120000.00元借款的利息（自2015年4月21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武海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80元，由原告武海媛负担889元，被告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负担2691元。
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上诉的理由及请求是：上诉人提供的《专项审计报告》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所诉的民间借贷事实不能成立。该《审计报告》是具有评估资质的合法机构出具的，能够证明上诉人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被上诉人所谓的债权没有在《审计报告》中体现，被上诉人对《审计报告》也是知情的，该《审计报告》作为证据具有足够的证明力。被上诉人提供的盖有“发票专用章”的收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证言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张永文是否存在真正的借款关系也无法确定。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武海媛二审答辩意见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被上诉人原系上诉人单位的财务人员，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发生在上诉人企业股东变更之前，现上诉人企业股东发生变更，新的股东不认可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的借贷事实成立，提供了债权债务凭证、出借款项履行的银行凭证。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上有上诉人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龙奎的签字，刘龙奎也出庭证实了该笔借款事实存在，据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符合借贷关系成立的法定要件，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现上诉人予以其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否定借贷关系成立，该《专项审计报告》能否否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本院分析如下：第一，该《专项审计报告》系上诉人公司委托相关机构作出的，是新股东进入后形成的，《专项审计报告》能够对抗被上诉人债权不成立的前提需以公司的原始账册为依据作出，现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提供的《专项审计报告》是依据原公司账册出具的，也就不能以该《专项审计报告》作为依据否定被上诉人提供借据的效力。第二；上诉人在原庭审中表示不能提供公司的原始账册，目前上诉人仍不能提供公司的原始账册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而上诉人公司原始账册的效力应高于被上诉人提供借条及证人证言的效力，在上诉人拒不提供原始账册的前提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第三，被上诉人完成了举证责任，其提供的借条、借款用途、资金来源、资金形式、资金去向足以使借贷法律关系和借贷法律事实相互印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事实中的12万元存在并无不当。上诉人强调的“发票专用章”收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及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意见均不能否定借款事实存在，因此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张永文之间是何种关系，则不属于本案审查范畴。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80元，由上诉人大连德诺家具有限公司负担。
审判长 吕风波
审判员 孙 皓
审判员 阎 妍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李 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