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11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靖洪，男，196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代理人：吴贵朋，系辽宁明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庆波，系辽宁仲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波，男，196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宋竹平，系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倍盈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浑南新区。
法定代表人：于伟业，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竹平，系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鞍山鑫普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
法定代表人：姜波，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竹平，系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上诉人郭靖洪与被上诉人姜波、沈阳倍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盈公司”）、鞍山鑫普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鑫普公司”股权转让、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4）沈和民三初重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曹杰担任审判长，由审判员赵卫、代理审判员乔雪梅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郭靖洪诉称：原告系辽宁鑫普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鑫普公司”）和鞍山鑫普公司的原总工程师，负责公司质量技术研发。2004年7月30日原告与辽宁鑫普公司订立股份赠与协议，赠与其总计330，000股，占公司股份的2.2％，协议约定原告在辽宁鑫普公司工作满三年之前，享受该股份的分配权；在工作满三年之后，享有该股份的所有权。2005年9月辽宁鑫普公司作为法人股东设立鞍山鑫普公司，出资9，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90％，并将公司的人财物大部分转移至鞍山鑫普公司名下。2009年10月28日，辽宁鑫普公司变更为倍盈公司。为了彻底非法剥夺原告的股权和权益，被告姜波进行了一系列公司变更，其中最重要的是：2009年10月28日，被告姜波将被告倍盈公司的股权非法转让给于伟业、齐亚丽等人；于2010年3月8日，又由于伟业等人转让给沈阳升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程公司”，该公司后又更名为“辽宁鑫普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而被告姜波实际为升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占90％股份。经过这些工商变更，被告姜波实施了对被告倍盈公司、鞍山鑫普公司的非法占有，并剥夺和侵占了原告权益。根据《股权赠与协议》，原告从2004年7月30日至2007年7月30日享有该股份的利润分配权，从2007年7月30日开始获得该股份的所有权。2007年10月28日，被告姜波与被告倍盈公司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订立了《鞍山鑫普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私自将辽宁鑫普公司所拥有的被告鞍山鑫普公司的全部股份转移至自己名下，并未支付任何转让价款，非法剥夺了原告的股权。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该转让行为是无效的，鉴于目前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发生，现原告要求被告姜波按照原告所占有股份的市值（1，188，000元）支付出让费用。被告倍盈公司及鞍山鑫普公司从未对原告进行过利润分配，根据被告鞍山鑫普公司委托辽宁大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作出的辽大道会验字（2008）第036号验资报告，截止2008年10月31日被告鞍山鑫普公司未分配利润达到56，526，726.46元，其中原告依其所占股份应分得的利润应为1，119，229元，被告姜波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8年11月26日将被告鞍山鑫普公司经营利润以被告姜波向被告鞍山鑫普公司增资方式窃为已有，损害了原告的权益，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姜波支付股权出让费用1，188，000元；2、判令被告倍盈公司及鞍山鑫普公司支付截止2008年10月31日的利润分配1，119，229元，以及从2008年10月3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股权利润分配；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姜波辩称：1、原告起诉依据的是与辽宁鑫普公司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而产生的相关权利，但是该赠与协议的相对人是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并不是我方，所以根据赠与协议我方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公司具有独立的民事责任能力，其签订的协议应该由公司自行对外承担责任，我方只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只承担管理责任，不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我方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2、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能够证明我方购买其股权，只有购买其股权的行为才有支付股权对价款的义务，因此我方没有支付股权对价款的义务；3、本案不具备我方收购原告股权的法定事由，关于收购股权“公司法”第74条有明确规定，只有依据该规定才能出现收购股权的情形，本案不存在收购股权的法定情形，所以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我方收购股权的事由；4、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04年7月30日签订的股份赠与协议，约定3年之内享有股份分配权，3年后享有股份的所有权，原告2012年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倍盈公司辩称：原告没有证据和理由要求我方支付利润分配，况且利润分配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自治范畴，不是法院的审理范围，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1、原告依据赠与协议要求支付利润分配，而该赠与协议是无效协议。股权赠与协议签订的主体是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董事会除非在股东大会授权或者股东个人授权的情况下才有权利处分公司股份。本案中，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既没有股东大会决议授权，也没有股东个人授权，该赠与协议无效；2、原告不具有被告股东身份，也不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3、公司利润分配是公司的自治范畴，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4、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04年7月30日签订的股份赠与协议，约定3年之内享有股份分配权，3年后享有股份的所有权，原告2012年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被告鞍山鑫普公司辩称：1、2004年7月30日，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与原告所签订的是股份赠与协议，依照法律规定，该协议所涉及的股权需要进行登记才视为权利转移。辽宁鑫普公司当时未进行赠与股权的登记，现在也明确不予登记，应视为对赠与股权的撤销；2、该协议签订于2004年7月30日，协议中约定原告工作满3年内享有股份的分配权，3年后享有股份的所有权，原告的诉讼时效应当是从2007年开始计算，原告2012年才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3、我公司是独立法人，现股东是姜波和代晶，原辽宁鑫普公司现在已更名为倍盈公司，是另一个独立法人，原告与辽宁鑫普公司的股份与我公司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2004年7月30日，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作为甲方与分别作为乙方的原告和原告岳母赵秀奇各签订了一份股份赠与协议，协议内容如下：甲方决定附条件分别向乙方赠与辽宁鑫普公司股份165，000股，双方并就赠与事项进一步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受赠股份前必须和辽宁鑫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二、乙方在为辽宁鑫普公司工作满三年之前，只享受该股份的分配权，在工作满三年之后，享有该股份的所有权；三、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甲方有权单方面无偿收回对乙方赠与的股份：1、乙方违背同辽宁鑫普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2、乙方存在故意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3、乙方出让，泄漏公司的技术机密、商业机密和管理机密；4、除丧失劳动能力或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外，因乙方原因致使乙方三年之内离开公司；5、乙方在工作期间明显怠工或拒不履行岗位职责；6、乙方向任何第三人泄露甲方赠与乙方股份的数额和比例。该协议甲方处加盖了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的印章，姜波在甲方代表人处签字，原告分别在该协议乙方处以本人及岳母赵秀奇的名义签字。被告倍盈公司（原名为辽宁鑫普公司）自认与赵秀奇签订的股份赠予协议，实际是与原告签订的。
协议签订后，原告在倍盈公司（原名为辽宁鑫普公司）工作至2012年3月。在此期间原告从未参加过股东会议，未享有过股份利润分配，所赠与的股份也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过登记手续。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其权益，故起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辽宁鑫普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注册资本15，000，000元，由丹东嘉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东嘉实公司”）出资13，500，000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的90％，被告姜波出资1，500，000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的10％，法定代表人为姜波，公司营业期限为20年。2005年1月20日，辽宁鑫普公司股东会议同意企业增资扩股，同时同意原股东丹东嘉实公司向姜波转让股份并改变持股比例的决议以及企业准备扩大经营范围的决定，修改公司章程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公司注册资本修改为30，000，000元，姜波增资15，000，000元并接受丹东嘉实公司转让的8，700，000元的股份，出资额修改为25，200，000元，参股比例由10％修改为84％，丹东嘉实公司向姜波转让8，700，000元股份，出资额修改为4，800，000元，参股比例由90％修改为16％。2005年9月20日，辽宁鑫普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丹东嘉实公司将其所持有的辽宁鑫普公司4，800，000股等价转让给姜荣，股份转让后，姜波持有辽宁鑫普公司25，200，000元的股权，姜荣持有辽宁鑫普公司4，800，000元的股权。2009年10月28日，姜波分别与于伟业和齐亚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25，200，000元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于伟业24，000，000元的股权，转让给齐亚丽1，200，000元的股权，转让后姜波退出了辽宁鑫普公司股东会。同日，姜荣分别与迟继军、齐亚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姜荣将其持有的辽宁鑫普公司4，800，000元股权分别转让给了迟继军3，000，000元股权，齐亚丽1，800，000元股权后，退出该公司股东会。同日，辽宁鑫普公司更名为倍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于伟业。2010年3月18日，于伟业与升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于伟业将其持有的倍盈公司24，000，000元股权中的18，000，000元股权转让给升程公司，同日，倍盈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部分股东转让股权，确认升程公司为公司的新股东，股权变更后，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升程公司出资18，000，000元，占60％，于伟业出资6，000，000元，占20％，迟继军出资3，000，000元，占10％，齐亚丽出资3，000，000元，占10％。2010年3月25日，升程公司变更为沈阳鑫普新能源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姜波。2010年6月10日，沈阳鑫普新能源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辽宁鑫普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姜波。
鞍山鑫普公司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由辽宁鑫普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9，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90％，自然人代晶以货币方式出资1，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0%，法定代表人为姜波，公司营业期限为20年。2007年10月28日，鞍山鑫普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决定第二项：辽宁鑫普公司将持有的9，000，000元股份全部转让给自然人姜波，法人股东辽宁鑫普公司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盖章，自然人股东代晶签字。同日，辽宁鑫普公司与姜波签订了鞍山鑫普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辽宁鑫普公司将其持有的鞍山鑫普公司90％的股权以9，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姜波，姜波成为鞍山鑫普公司的股东。辽宁大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鞍山鑫普公司辽大道会验字（2008）第036号验资报告附件1中载明：截至2008年10月31日止，鞍山鑫普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60，000，000元，其中姜波54，000，000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的90％，代晶6，000，000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的10％；附件2验资事项说明中载明：截止2008年10月31日止，被告鞍山鑫普公司已将未分配利润50，000，000元转增资本，转增资本后，被告鞍山鑫普公司留存的法定盈余公积金为4，641.000元，占转增前注册资本的46.41％，转增前未分配利润为56，526，726.46元，转增后未分配利润为6，526，726.46元。2010年3月19日，鞍山鑫普公司股东由原来的股东姜波、代晶变更为升程公司（股东代表人姜波）和代晶。同日，鞍山鑫普公司章程修正案中载明，法人股东升程公司（股东代表人姜波）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54，000，000元，占总注册资本、实收资本90％，自然人代晶注册资本、实收资本6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0％。2010年12月18日，鞍山鑫普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中的鞍山鑫普公司的股东辽宁鑫普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代晶申请变更为姜波和代晶。2010年12月29日，鞍山鑫普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修改后的股东姜波，出资54，000，000元，占注册资本90%，股东代晶，出资6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10％。原告为证明系被告倍盈公司的股东向法院提供了证人张文家的证言。该证人证明其于2014年7月30日与辽宁鑫普公司（现更名为倍盈公司）签订股份赠予协议，公司董事会有条件向其赠予该公司股份60，000股。2010年12月31日，倍盈公司按每股2元的价格向其支付退股款120，000元。
以上事实，有工商档案、股份赠予协议、验资报告、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银行征询函、股东变更登记、公司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证人证言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1、原告与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签订的股份赠予协议是否有效；2、原告是否具有倍盈公司的股东资格；3、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第一，辽宁鑫普公司于2003年4月成立，股东为丹东嘉实公司、姜波。2004年7月30日，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与原告签订了股份赠与协议。根据公司章程记载，辽宁鑫普公司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那么赠予原告的股份是哪一位股东的，公司董事会是否经该股东授权或者赠予协议是否得到该股东的追认是股份赠与协议是否有效的关键。从本案证据来看，没有证据证明公司股东委托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代为转让赠与股份，股份赠与协议中也未明确将哪位股东的股份赠予原告，且原告亦表示不清楚赠与的是哪位股东的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利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并未取得公司股东的授权，也未有公司股东对该协议予以追认，因此该赠与协议无效。第二，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辽宁鑫普公司于2003年成立，而原告与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之间的股份赠与协议形成于2004年7月30日，因此原告主张的股权应属继受取得。由于股份赠与协议为无效协议，且辽宁鑫普公司在2005年又进行过增资，此后股东也发生过多次变更，而原告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所赠股份亦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过登记手续，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原告是被告倍盈公司的合法股东。第三，原告依据股份赠予协议主张其具有被告倍盈公司的股东资格，并要求被告支付股权出让费、分配利润，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原告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原告在2012年3月辞职时才知道权利被侵害，故原告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涉案股份赠予协议为无效协议，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具有被告倍盈公司的股东资格，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股权出让费、分配利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靖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92元，由原告郭靖洪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郭靖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倍盈公司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2004年7月31日，上诉人与倍盈公司（变更前为“辽宁鑫普公司”）签订的《股份赠与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并且上诉人已经履行了约定的义务。上诉人受赠的股份未办理公司内部股权登记等相关手续是由于被上诉人过错行为导致，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受赠股权虽然未经股权登记，但并不影响《股份赠与协议》的合法有效，及上诉人取得受赠股份的所有权。二、被上诉人姜波非法获得辽宁鑫普公司在鞍山鑫普公司的90%股份，已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赔偿责任。辽宁鑫普公司与姜波之间的转让股权行为无效。三、被上诉人鞍山鑫普公司和辽宁鑫普公司侵犯了上诉人股权的利润分配权，应当支付上诉人应得的股份利润。四、双方并不是附条件的赠予合同，而是基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各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对价关系。订立合同时有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姜波签字，给付上诉人的股权分配权及所有权完全包含在股东姜波的股权范围内，所谓无权处理违背客观事实。根据合同法无权处分属于效力待定，而不是无效合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重新公正判决；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姜波、倍盈公司、鞍山鑫普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上诉请求中，此份赠与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成立的前提是有处置权，在本案中对股权有处置权的就是股东，在本案中股权的处理并没有经过股东的同意和追认、授权，该股权处置协议是无效的。关于请求鞍山鑫普公司支付对价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鞍山鑫普公司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陈述本案是基于劳动关系的对价关系，该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是辽宁鑫普公司的员工，只有辽宁鑫普公司才能支付劳动的对价，不存在辽宁鑫普公司的股东支付劳动对价的义务，并不是股东与劳动者形成了劳动关系，基于上述观点，该赠与协议是无效的，那么股东身份、利润分配等是基于股东身份获取的，现在上诉人并不具备股东身份，无权请求这项权利。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郭靖洪各项诉讼请求的基础和前提是享有倍盈公司的股权，故上诉人郭靖洪是否享有倍盈公司的股权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上诉人郭靖洪主张享有倍盈公司股权的主要依据是其提交的二份《股份赠与协议》等证据。《股份赠与协议》一份上甲方为辽宁鑫普公司（即本案被上诉人倍盈公司），乙方为郭靖洪。主要内容为：甲方决定有条件向乙方赠与辽宁鑫普公司股份壹拾陆万伍仟股，乙方受赠股份前必须和辽宁鑫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乙方在为辽宁鑫普公司工作满三年前，只享受该股份的分配权；在工作满三年之后，享受该股份的所有权等，协议尾部甲方处盖印了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印章，代表人处有姜波签字，日期为2004.7.30，乙方处有郭靖洪签字，日期为2004.7.30。另一份《股份赠与协议》除乙方为赵秀奇外，与前一份协议内容基本相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等规定，公司与股东之间具有相互独立的法律地位，公司享有公司财产权，股东享有公司股权，故公司股份的所有和处分权人应为全体股东。《股权赠与协议》甲方为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甲方处盖印辽宁鑫普公司董事会印章，姜波在代表人处签字，可以认定《股权赠与协议》的缔约方即股权处分方为辽宁鑫普公司，故《股权赠与协议》性质和效力当属无权处分。
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享有股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设立出资，二是股权转让。依据辽宁鑫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证据，上诉人郭靖洪非为公司认缴出资人，其依据《股权赠与协议》主张享有股权的方式应为股权转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辽宁鑫普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九条、第七章第十一条（五）项，辽宁鑫普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且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上诉人郭靖洪不能提供辽宁鑫普公司股东会通过转让的决议或者过半数股东签字确认、追认书等证据，无法证明《股权赠与协议》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或者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等事实，上诉人郭靖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亦不能认定《股权赠与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辽宁鑫普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的程序和条件。
综上，上诉人郭靖洪在未将姓名和股份记载于股东名册、未进行股权工商登记、股权转让未取得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或追认、不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等情况下，仅依据无权处分性质的《股份赠与协议》，依法不能享有沈阳倍盈公司股权，故本院对上诉人郭靖洪各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492元，由上诉人郭靖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杰
审 判 员 赵 卫
代理审判员 乔雪梅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兰 健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