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志良。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满成。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昌云、高文谦，均系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启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莫仲谋。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帆，系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开平市大沙镇大沙村民委员会流水桥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黄兰，系开平市大沙镇大沙村民委员会流水桥村村民小组组长。
原审第三人：梁豪业。
上诉人邓志良、上诉人刘满成因与被上诉人梁启超、被上诉人莫仲谋、原审第三人开平市大沙镇大沙村民委员会流水桥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流水桥经济合作社”）、原审第三人梁豪业林业承包合同（原审案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3）江开法民二初字第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5月31日，开平市大沙镇大沙村委会流水桥村小组（发包方、甲方）与梁豪业（承包方、乙方）在开平市大沙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签订一份《承包山地造林合同》［（2003）开大法见字第031号见证书］，约定甲方将旧村址两侧的山地发包给乙方开发经营造林，承包地点、四至范围及面积为旧村两侧山地，东至“独田娃”，南至“下锅坑”，西至“坳仔田”，北至白沙山顶回流水面，面积约1000亩。具体包括的土名有：“大山脊”、“地塘坳”、“坑尾囊”、“凿字石”、“白虎头”、“下锅”；承包期限30年，从2004年1月1日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承包款总额300000元，平均每年10000元，每年的1月1日为当年承包款的上缴时间；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有转让权，但必须在告知甲方和不改变本合同条款的前提下，方可转让。2005年12月12日，梁豪业（转让方，甲方）与梁启超、莫仲谋（受让方，乙方），开平市大沙镇大沙村委会流水桥村小组（关系方，丙方）在开平市大沙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签订一份《转让协议书》［（2005）开大法见字第035号见证书］，甲、乙、丙三方就上述《承包山地造林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转包问题上充分协商，在自愿、平等、维持原合同基本条款不变和继续生效的情况下，协议转让标的为原合同描述的“流水桥村旧址两侧的”的四界范围内约1000亩的林地和在该范围内现有种植的所有林木，林木所有权实行一次性转让，林地承包经营权实行转包；转让总价款925000元，乙方于签订本协议时一次性付清给甲方；承包时间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协议从生效之日起，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和现有已种植生长的林木归乙方所有；丙方在地图上注明：“该地图上红线所圈的范围是我村民小组发包给梁豪业承包的林地.打×除外.发包方流水桥村负责人张树海”。2007年9月3日，梁启超、莫仲谋与邓志良、刘满成，流水桥经济合作社在开平市大沙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签订一份《转让协议书》［（2007）开大法见字第036号见证书］，协议约定，甲方通过第三人梁豪业的合同转让，承包了丙方土名“流水桥村旧址两侧”四至范围内约合1000亩的林地和所种植的林木［详见（2003）开大法见字第031号《承包山地造林合同》（原合同）和（2005）见字第035号《转让协议书》］，今甲方再经丙方同意，将以上承包地和林木转让给乙方，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转让标的（2003）开大法见字第031号《承包山地造林合同》（原合同）和（2005）见字第035号《转让协议书》所指的林地和所种植的林木，总转让价款为1200000元，乙方于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付清给甲方，转包期限从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本协议三方经见证签字和乙方付清转让价款后即时生效。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实际转让价款为1800000元。同日，邓志良、刘满成支付1800000元给梁启超、莫仲谋。2012年7月17日，邓志良、刘满成领取了开林证字（2012）第83030372号林权证，林权证记载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流水桥村，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邓志良、刘满成，森林或林木所有权利人为邓志良、刘满成，森林或林木使用权利人为邓志良、刘满成，座落大沙镇大沙村委会流水桥村，小地名中心岗，面积615.9亩，主要树种桉，林种用材林，林地使用期30年，终止日期2033年12月31日，四至为东：大田墩村林地、南群村林地，南：大田墩村、红岭村、流水桥村林地，西：大田墩村、红岭村林地，北：白沙钩洞村、石古村林地为界。2013年5月30日，在开平市大沙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下，邓志良、刘满成（甲方）、张国湛（乙方）、开平市大沙镇大沙村民委员会流水桥经济合作社（丙方）签订一份《转让协议书》，由甲方将上述林地的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包、转让给乙方，林地面积615.9亩，约定价款850000元。邓志良、刘满成认为梁启超、莫仲谋向其转包的林地面积仅有615.9亩，而非梁启超、莫仲谋所称的1000亩，梁启超、莫仲谋夸大虚报林地面积，邓志良、刘满成向梁启超、莫仲谋多付了384.1亩林地转让款。邓志良、刘满成要求梁启超、莫仲谋退还相关款项无果，遂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根据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以及流水桥经济合作社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的内容，认定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双方之间形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关系。现邓志良、刘满成主张梁启超、莫仲谋以欺诈的手段，使邓志良、刘满成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要求变更合同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据此可知，构成欺诈的必要条件是行为人必须具有欺诈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陈述是虚伪的，并会导致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希望或放纵这种结果的发生。在本案中，从2003年5月31日，开平市大沙镇大沙村委会流水桥村小组与梁豪业所签订的《承包山林造林合同》、2005年12月12日，梁豪业与梁启超、莫仲谋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到2007年9月3日，梁启超、莫仲谋与邓志良、刘满成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均约定“约合1000亩”的林地。从上述的约定可得，梁启超、莫仲谋与邓志良、刘满成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约合1000亩的林地”是源于原有合同即《承包山地造林合同》和（2005）见字第035号《转让协议书》，梁启超、莫仲谋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同时，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上约定的转让标的为“（2003）开大法字第031号《承包山地造林合同》和（2005）见字第035号《转让协议书》所指的林地和所种植的林木”，即邓志良、刘满成向梁启超、莫仲谋交付的1800000元价款并不只包含“约1000亩的林地”，同时还包括了林地上种植的林木。另外，从上述可知，转让价款是按转让标的所指的林地和所种植的林木整体来定价的，并不是按每亩的单价计算价款。故邓志良、刘满成要求将《转让协议书》的转让价款变更为1108620元以及要求梁启超、莫仲谋返还多付的384.1亩林地的转让款691380元的主张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在自愿的原则下订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证据证明该缔约行为有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受保护。故对于邓志良、刘满成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邓志良、刘满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23.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123.26元，由邓志良、刘满成负担。
上诉人邓志良、刘满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在原审庭审中，原审法院与各方当事人均一致确认涉案林地的真实面积是615.9亩，并非1000亩，因此产生了《转让协议》约定的面积与实际面积差距巨大这一关键问题。对于如何理解及解决上述问题，原审法院未能作出合法有理的判断，以致出现原审错判。1、梁启超、莫仲谋与流水桥经济合作社称由于当初没有通过卫星测绘去确定林地的面积，因此，目测估算林地面积约合1000亩。2003年5月31日，流水桥经济合作社与梁豪业签订《承包山地造林合同》，约定涉案林地流转金额是以每年1万元，30年共30万元。上述合同很明显地把合同主要条款写明了：数量1000亩，单价1万元／年，合同期30年，总价30万元，合同主要条款就此固定下来。2、及后涉案林地再次流转，涉案林地于2005年流转至梁启超、莫仲谋，后于2007年流转至邓志良、刘满成，上述两次流转的协议都是在《承包山地造林合同》基础上发生的，涉案林地面积为1000亩被多次固定下来。3、然而，当涉案林地被卫星测绘确定为615.9亩时，全体当事人都明白到原来印象的推测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原来合同中的面积出现重大错误。因此，根据公平原则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2007年9月3日的《转让协议书》仅对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发生法律效力，由于协议中林地面积的重大错误，造成了邓志良、刘满成的损害，而梁启超、莫仲谋因此而获益，所以邓志良、刘满成要求变更协议并要求梁启超、莫仲谋归还相应的款项是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当然，对于梁启超、莫仲谋来说，可以向梁豪业进行追偿。
二、本案争议的重点在于涉案林地应如何确定面积以及转让价款的计算依据。1、对于涉案林地的面积，各方的分歧在于：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于200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的标的物数量（面积）究竟是“约合1000亩”，还是“流水桥村旧址两侧四至范围”。按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流水桥村旧址两侧’四至范围内约合1000亩的林地和所种植的林木”。原审法院与梁启超、莫仲谋对此理解为“1000亩”仅是约合数，“流水桥村旧址两侧四至范围”才是转让标的的数量（面积）。然而，按照一般正常人的理解，即“流水桥村旧址两侧四至范围”应当指的是转让标的所在的位置，“约合1000亩”的面积才是转让标的的数量。因此，原审法院上述理解违背正常逻辑，其错误显而易见。2、对于涉案林地转让价款的计算，原审法院错误地认为“转让价款是按转让标的所指的林地和所种植的林木整体来定价的，并不是按每亩的单价计算价款”。事实上，根据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之间的《转让协议书》，转让标的是1000亩的林地以及1000亩林地上的林木。而且对于林木的种植，为了利于林木的生长以及林木场的经营，每棵林木间必然有固定合理的间距，所以每亩林地上所种植林木数量是基本固定的，因此，涉案林地与林木是按每亩的单价来计算价款的。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之间是按照1000亩林地与1000亩林地上的林木作为依据来确定转让价款为180万元的。同时，合同主要条款中虽然没有列明每亩多少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般人的数学常识可以计算出1800000元÷1000亩=1800元／亩，这个显然是不需要列明在合同上都可以理解的问题。由此可见，涉案林地的面积大小直接决定了合同转让价款的多少，由于双方之前一直认为林地面积是1000亩，才得出180万元的转让价款，鉴于林地的实际面积已确认为615.9亩，因此梁启超、莫仲谋应当向邓志良、刘满成返还384.1亩对应的款项。
三、即使梁启超、莫仲谋没有欺诈邓志良、刘满成的故意，但《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林地面积与真实面积差距接近40%，原审法院仅以梁启超、莫仲谋没有欺诈的故意，而驳回邓志良、刘满成变更合同的请求，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即使梁启超、莫仲谋在本案中不存在主观上的欺诈，但是当客观事实与约定不一致时，可以理解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林地的面积均存在重大误解，原以为1000亩，但实际却只有615.9亩，并按1000亩的标准确定转让价款，使得邓志良、刘满成为此多付了384.1亩林地及林木款，邓志良、刘满成损失的可期待利益不仅包括384.1亩林地，还包括384.1亩林地上的林木，这对邓志良、刘满成明显是不公平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除了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况下，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者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也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该合同。可见，邓志良、刘满成请求法院变更《转让协议书》的标的、转让价款并要求梁启超、莫仲谋返还相应的款项是具备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错误地驳回邓志良、刘满成的诉讼请求，严重侵害了邓志良、刘满成的合法权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将《转让协议书》中1000亩的林地面积变更为615.9亩；3、将《转让协议书》的转让价款变更为1108620元；4、梁启超、莫仲谋向邓志良、刘满成返还款项691380元及利息240946元（利息计算自2007年9月3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每年6.15%计算，暂计算至2013年5月3日，利息为240946元），计：932326元。5、本案诉讼费由梁启超、莫仲谋承担。
被上诉人梁启超、莫仲谋答辩称：一、邓志良、刘满成故意歪曲事实，对合同做扩大、错误解释。转包合同约定的价款不仅包含了林地的承包权，还包含了林地上所种植林木的所有权，是整体定价。
邓志良、刘满成是综合了林地土壤、环境是否适合种植林木，对现有林木的价值进行实地察看、评估后才确定的转让价款，而并不是从林地面积来确定的转让价款。一审法院按合同的约定及邓志良、刘满成所称的事实及理由进行审理、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首先，无论是承包合同还是转包合同，均没有对单价进行过约定，双方协商、谈判的过程也均是总体定价，邓志良、刘满成故意曲解合同条款、回避双方的签约过程，既与事实不符，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事实上，承包或转包双方均是按现状转让，转让标的不仅包括了林地的承包权，还包括了林地上所种植林木的所有权（这在转包合同中已明确做了约定，即转让标的为“四界线范围内约1000亩的林地和在该范围内现有种植的所有林木”），两个价钱之和才是真正的转让价款，是整体定价，并不是按每亩的单价计算价款。邓志良、刘满成无视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擅自增加、曲解合同条款，违背双方协议过程，以达到其诉讼目的，既有违合同约定，也与事实不符，更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违背。如果如邓志良、刘满成所称是按单价计算承包款，那林地的承包权每亩多少钱？林木价值多少钱？邓志良、刘满成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回答，因为双方一直协商的是总价款，现在邓志良、刘满成只是简单的将合同总价除以所谓的亩数，便计算出单价，无任何事实依据，也与常理不符。
其次，双方交易的标的是四至范围内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或者说是附件中红线图明确标示范围内的林地）以及地上林木的所有权，这一点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毫无争议。合同已明确将转让标的以附件的形式用红线图标出，该四至范围准确，即双方的转让标的为红线图以内的林地以及林地上种植的林木，梁启超、莫仲谋是按现状总体定价，邓志良、刘满成也是在对林地现状、林木以及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并到现场实地考察、评估后才协商确定了转让价款。该转让价款包括了林地及林木，这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1、合同明确约定了转让标的，即180万的价款不仅包含了“四至范围”内的林地，还包含了林地上所种植的林木；2、双方一直是以总价来协商的，从未谈过单价，这也是协议只约定了总价的原因，协议内容足以反映双方的谈判、签约过程，该价款就不仅包含了林地，也包含了林木。现双方履行完合同后，邓志良、刘满成又无理要求退还，有违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综上，180万价款不仅包含了“红线图”以内的林地，还包含了林地上的林木，是整体定价，并不是按每亩多少钱计算价款，邓志良、刘满成恶意曲解合同条款有违基本的事实，也与双方谈判、签约过程相违背。要求梁启超、莫仲谋返还69万元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梁启超、莫仲谋不存在欺诈的故意，邓志良、刘满成不得以此为由要求变更合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构成欺诈的的必要条件是梁启超、莫仲谋必须具有欺诈的故意，即明知道自己的陈述是虚伪的，明知道会导致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本案中，涉案林地由大沙村委会流水桥村小组承包给梁豪业，后经流水桥村小组同意，由梁豪业转包给梁启超、莫仲谋，再由梁启超、莫仲谋转包给邓志良、刘满成，从发包人一直到梁启超、莫仲谋，合同均约定约合1000亩。梁启超、莫仲谋之所有与邓志良、刘满成有如此约定，正是源于前两手合同的约定，梁启超、莫仲谋并没有实际测量过林地面积，所以根本不存在欺诈的故意，邓志良、刘满成也不得以此为由要求变更合同。
三、一审法院完全按照邓志良、刘满成陈述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无任何不妥之处，应予以维持。
邓志良、刘满成请求变更的事实与理由是：“梁启超、莫仲谋夸大虚报涉案林地的面积，导致邓志良、刘满成在遭受欺骗的情况下多付了转让款”。一审法院也是基于邓志良、刘满成确认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并无不妥。更何况，其他理由邓志良、刘满成于一审中未曾提过，不属于二审法院审理的范围。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邓志良、刘满成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流水桥经济合作社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口头答辩称：流水桥经济合作社认为签订承包合同时是没有卫星测量的，这些地和山头是双方商定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实地察看过，再商定大约的面积。直到有卫星测量图出现，邓志良、刘满成才说受流水桥经济合作社欺骗没有事实依据。
原审第三人梁豪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亦未作答辩。
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判决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邓志良、刘满成依据其与梁启超、莫仲谋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主张合同订立过程涉嫌欺诈请求变更和返还而引起的纠纷，故本案应定性是林业承包合同纠纷。原审定性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不够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当围绕邓志良、刘满成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显示，首先，案涉邓志良、刘满成与梁启超、莫仲谋及流水桥经济合作社于200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约定有转让标的物为（2003）开大法见字第031号《承包山地造林合同》和（2005）见字第035号《转让协议书》所指的林地和所种植的林木，即流水桥经济合作社土名“流水桥村旧址两侧”的山地，四至范围为东至“独田娃”，南至“下锅坑”，西至“坳仔田”，北至白沙山顶回流水面，面积约合1000亩的林地和所种植的林木，具体包括的土名有：“大山脊”、“地塘坳”、“树山仔坳”、“坑尾囊”、“凿字石”、“白虎头”、“下锅”，上述合同并明确将案涉林地四至范围以附件形式用红线图标出，该林地地点及四至范围明确。由此可见，上述转让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不仅包含了明确的林地四至范围内林地承包权，还包含了林地上所种植林木的所有权，案涉转让价款应是合同各方就上述四至范围内林地及林地内林木价值等经协商达成的整体定价。现邓志良、刘满成上诉称双方是依据林地的面积及每亩的单价来确定转让价款没有事实依据。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关于“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涉案林地是由流水桥经济合作社发包给梁豪业造林种植，之后经流水桥经济合作社同意，由梁豪业转包给梁启超、莫仲谋，再由梁启超、莫仲谋转让给邓志良、刘满成造林种植。结合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案涉双方陈述的相关内容可知，邓志良、刘满成是到案涉林地现场实地考察并在对林地及林木现状价值等综合考量评估后，经流水桥经济合作社同意才与梁启超、莫仲谋签订的案涉《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中所涉林地四至范围及面积均是源于前两手合同约定的内容，且所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和客观利益衡平完整，因此，案涉《转让协议书》应当认定是双方经协商一致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受法律保护。
再次，鉴于上述《转让协议书》是基于双方均知晓并明确确定了案涉林地地址及四至范围的情况下所签订，即便现经卫星测量案涉合同中约定的林地地址内四至范围大概面积与实际面积有误差，也是本案双方签订合同时自身亦没有能力予以实际测量所导致，属于合同当事人应当预见的商业交易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关于“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存在一方当事人因胁迫或欺诈而订立合同的情形。现邓志良、刘满成上诉认为梁启超、莫仲谋夸大虚报涉案林地的面积导致其因欺骗而多付了转让款，要求退回多付的转让款并变更协议书的相关内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处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3123元，由邓志良、刘满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秀德
审 判 员 徐 闯
代理审判员 蔡镇海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