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5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任中涛。
委托代理人：黎大方，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创，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旭。
委托代理人：冉华才，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工会大厦**楼。组织机构代码：19236095-8。
法定代表人：庄伟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冉华才，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辉。
上诉人任中涛、周旭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10日，任中涛（以工程分包人的身份）与周旭（以科源公司项目承揽方代表人的身份）签订了一份《解放军68202部队装备保障信息系统工程发包合同》，合同约定：周旭将其承揽的解放军68202部队装备保障信息系统工程发包给任中涛；双方按解放军68202部队装备保障信息系统工程的设备清单数量规格采购，任中涛负责采购器件、设备和安装调试，任中涛应按周旭的要求在70天内完成；货到天水部队后，7日内周旭付任中涛85%的货款，任中涛后续供货到天水部队后，7日内周旭付任中涛50%的货款。剩余货款任中涛安装调试完毕后，其他尾款周旭全部结清。任中涛留总货款的5%作为保修金，一年后周旭付清5%的保修金。合同附有产品名称、数量和单价。
2011年9月5日，任中涛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控告周旭合同诈骗，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2011年10月28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以没有犯罪事实发生为由，决定不予立案。
2011年9月6日，任中涛（乙方）与周旭（甲方）签订了一份《决算协议》，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友好结算，双方合同款项共计64万元，其中已付乙方16万元，质保金31665元，电视机扣款136000元，质保金和电视机款明年质保期满后支付。甲方在2011年9月底前付乙方306630元，如在本月内未能支付，每晚一个月加1万元。质保期从2011年11月至2012年11月。甲方乙方已结算完毕，在质保期结束前双方以前的协议及合同有效。另双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一、价格变动：六联机柜4000元／部；四联机柜3000元／部；DID屏8000元／部；联想服务器10000元／部；中兴交换机13500元／部；方正3000防火墙13300元／部分；电视机4500元／部。二、数量方面由于型号不符或需求方的要求，剩余一些物品，由甲乙双方共同清点后，由乙方自行处理，甲方可以协助帮忙。三、使用过的设备，除以上变动过的设备外，其余都按合同规定的价格执行。四、双方将使用过的设备结算后，除电视机外，扣除5%的质保金后，甲方一次性向乙方付清。五、乙方负责在付款前向甲方提供所采设备的供货合同、发票、合格证、保修卡等随机文件，以备验收。任中涛（乙方）和周旭（甲方）还签署了一份“结算表”，结算表列明了26项产品的名称、数量、单价和总价。结算表注明总价款为64万元，甲方已付16万元，质保金31665元，电视机扣款135000元，甲方现付306630元。甲方在2011年9月底前付306630元，乙方在保修期内必须提供售后服务，余款为保证金。如甲方在2011年9月内未付款，每拖延一个月多加1万元。甲乙双方已经结算完毕，不得反悔。
关于双方签订的决算协议、补充协议、结算表等，任中涛主张系周旭强迫其所签。一审庭审中，任中涛陈述当时的情形：“周旭说如果我不当场签协议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不同意签字的话你也走不了，让我自己看着办。当时我就签了字，他说我签的字和以前不一样，就拿着我的手让我签字，还拿印泥过来让我按手印，我就把录音笔打开，周旭就抓住我的手，禾XX就按住我的肩膀让我按手印。”
任中涛提交了以下证据：签订决算协议时的录音、购买货物的收据、照片、收货汇总清单及对比表、双方当事人签字按手印认可的表格（任中涛称该表格为《已发货物单表》）、工程量清单报价等。对以上证据，周旭、科源公司质证认为：1、录音不完整，经过剪辑，而且根据录音，任中涛是自己签的名字，不存在胁迫；2、从录音场景上看气氛是融洽的，某些言语存在开玩笑的成分，不存在胁迫；3、收货汇总清单及对比表系任中涛单方打印，与事实不符；4、所谓的《已发货物单表》实际上是合同附件，并非双方对已发货物的确认；5、照片、购买货物收据及托运单的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任中涛交付了这些货物给周旭；6、工程量清单报价没有原件，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任中涛主张结算的26项设备成本价为851740元，而结算价只有640000元，涉及的设备主要有交换机、防火墙、服务器、液晶显示屏、等离子电视、四联机柜等；未结算成本价237310元，未结算的包括人脸识别系统、库房钥匙管理系统、互动电脑白板投影仪、教学机柜、拼接器、拼接软件、防雷器、功率放大器、VGA分配器等。任中涛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收款收据、托运单及照片等为证。对于托运单，任中涛一审庭审中确认托运单直接反映的未结算设备包括讲台7件、机柜26件，该送货单由任中涛派驻在工地的何富安签收。
对任中涛提交的上述证据，周旭、科源公司质证均不认可，并提交了以下反证：1、工商信息查询单，证明任中涛提供的收据中有5家公司是不存在的。2、收款收据、营业执照，证明周旭、科源公司自行采购了二合一防雷器、三合一防雷器、图腾教学机柜、机柜、互动电脑白板投影仪等设备。3、购销合同，证明周旭、科源公司自行采购了库房钥匙管理系统。4、软件开发合同，证明周旭、科源公司自行采购了包括图象拼接在内的系统软件。
任中涛对此质证认为：1、证据一只能显示这5家单位未进行工商注册，并不能证明该5家单位不存在。此外还有一家公司在其注册地址无法找到。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即使周旭、科源公司购买了这些设备，也不能证明这些设备用在了涉案工程上。3、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不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签订合同的事实，不能证明合同已实际履行。4、任中涛提交的收据、送货单、照片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有关设备系由任中涛购买。
任中涛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撤销2011年9月6日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2、判令周旭和科源公司向任中涛支付设备货款及安装款共计894115元；3、判令周旭和科源公司向任中涛支付逾期利息59023.84元（暂从2011年4月1日算至2012年4月30日）；4、周旭和科源公司承担共同连带责任。周旭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任中涛在三日内提供采购设备的供货合同、发票、合格证、保修卡等随机文件，采购设备包括：（1）交换机6台；（2）六联机柜2套；（3）四联机柜10套；（4）双门联网门禁控制器6套；（5）进出门读卡器6套；（6）电插锁5套；（7）磁力锁5套；（8）不间断电源5套；（9）电视机30套；（10）彩色黑白一体机6套；（11）防爆摄像外套6套；（12）振动传感器50个；（13）彩色可视对讲5套；（14）固定麦克风10个；（15）录音卡座1套；（16）定压功放23套；（17）室外音柱36个；（18）烟感应器26个；（19）背投幕1个；（20）无线接收机9套；（21）千兆三层交换机3套；（22）防火墙6套；（23）服务器10套；（24）DID显示屏20台；（25）开关电源（12V）7台；（26）开关电源（24V）5台；2、判令任中涛在三日内对出现质量问题的设备予以修复或更换：（1）电视机7台；（2）DID显示屏3台；（3）定压功放6套；（4）室外音柱11个；（5）震动传感器7个。
原审法院认为：任中涛与周旭已就涉案发包合同进行了结算，签署了决算协议、补充协议和结算表等。本案争议焦点为决算协议、补充协议、结算表的签订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任中涛诉请撤销是否应予支持。对此原审法院评析如下：
一、任中涛主张决算协议、补充协议和结算表系周旭强迫其所签，并以此为由诉请撤销，任中涛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二、从决算协议、补充协议和结算表的签订过程来分析：1、无论是按任中涛自己所述，还是任中涛提交的谈话录音，均未显示在上述结算文件的签订过程中，周旭对任中涛采取了足以使其不能或不敢反抗、无法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暴力或胁迫手段。2、根据任中涛提交的谈话录音，周旭是抓着任中涛的手在结算文件上按手印，但结算文件上不仅有任中涛所按手印，还有任中涛的签名。庭审中任中涛承认自己是先签名，然后周旭再抓着他的手按手印。任中涛签名的时候周旭并未对其实施强迫行为。至于任中涛称周旭威胁他“不当场签协议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不同意签字的话你也走不了”，并无证据证明。此外，该语言虽含有威胁成分，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周旭对任中涛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周旭仅凭该语言就可以对任中涛产生使其不能或不敢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作用。3、根据任中涛提交的谈话录音，周旭虽抓着任中涛的手在结算文件上按手印，但从双方对话的语气、内容及不时出现的笑声来看，明显带有开玩笑的成分，任中涛并未有明显的抗拒。4、结算文件的签订时间是在下午，地点是在公开营业的酒楼。周旭如威胁到任中涛的人身安全，任中涛完全可以对外呼救或离开，但任中涛并没有这样的举动。5、结算文件签署后，任中涛未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救助。任中涛提交的报案材料是双方结算前任中涛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任中涛报案称周旭合同诈骗，公安机关已认定没有犯罪事实。
三、从结算内容分析：任中涛对结算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部分设备未结算；二是已结算的26项产品结算价格低于成本价。对此，原审法院认为：1、任中涛提交了一份双方签字并按手印的表格，任中涛称该表格是双方确认的《已发货物单表》，周旭则辩称该表格是双方签订合同时的附表，该表虽列明具体的项目，且有双方当事人签名、按手印，但该表没有名称，不能证明是周旭确认任中涛已发货物的明细表。根据表格“备注”中有“年前到，需定图样”、“点距、颜色待定”等内容，可确认该表不是双方履行合同中形成的，而是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形成的，任中涛以该表格主张周旭确认已收到有关设备，不能成立。2、任中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照片、录相、托运单、收据等证据。任中涛提交的照片、录相不能证明相关设备是由任中涛购买并交付给周旭；收款收据非正式发票，证明力不强；多家发票开具单位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其主体身份无法证明；任中涛对于大额交易却未能提交购货合同、交接手续、购货发票等证据佐证，不合常理；托运单注明的设备仅有讲台7件、机柜26件未结算，且收货人何富安是任中涛自己的员工；周旭、科源公司提交的收据、合同等证据与任中涛提交的收据互相矛盾，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3、即便确有少量设备未结算，《补充协议》中也明确约定“数量方面由于型号不符或需求方的要求，剩余一些物品，由甲乙双方共同清点后，由乙方自行处理。”
综上，任中涛不能证明其与周旭2011年9月6日签署的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系周旭强迫其签订，任中涛诉请撤销，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该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此结算。
周旭反诉称任中涛交付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周旭关于要求任中涛修复或更换相应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负责在付款前向甲方提供所采设备的供货合同、发票、合格证、保修卡等随机文件，以备验收。”任中涛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周旭、科源公司交付上述资料，且任中涛在庭审中辩称这些资料已随机交付，明显与补充协议矛盾，故任中涛辩解不能成立。周旭诉请任中涛提供采购设备的供货合同、发票、合格证、保修卡等随机文件，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周旭已按结算协议及补充协议支付任中涛306630元，根据结算协议及补充协议，尚有质保金31665元、电视机扣款135000元，合计166665元须在质保期到期的情况下支付。现质保期已经到期，任中涛诉请周旭支付该款项，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补充协议约定任中涛应先将供货合同、发票、合格证、保修卡等随机文件交付周旭，周旭再支付剩余货款，但剩余货款的支付和随机文件的交付并不构成对价。在已过保质期，周旭未能证明相关设备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酌定在剩余货款中保留20000元作为任中涛交付随机文件的担保，其余货款146665元由周旭支付给任中涛。周旭未按约定时间付款系因任中涛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在先义务，即未按约交付随机文件，故任中涛关于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科源公司系涉案工程项目的承揽人，周旭以科源公司代表身份与任中涛签订合同，周旭、科源公司确认涉案工程系科源公司交由周旭负责，但又称周旭与科源公司为承包关系，却未提交证据证明，科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科源公司应对周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任中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采购设备的供货合同、发票、合格证、保修卡等随机文件交付给周旭。二、周旭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货款146665元支付给任中涛。三、周旭应在任中涛履行完判决第一项义务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任中涛剩余货款20000元。四、科源公司对周旭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任中涛的诉讼请求。六、驳回周旭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在判决指定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31元、反诉费100元，合计13431元，由任中涛承担10000元，周旭承担3431元。
上诉人任中涛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9月6日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不存在胁迫情形，与事实不符。2011年9月6日签订的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是在任中涛多次请款未果，被逼无奈到福田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未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发生的。依据任中涛与周旭签订的发包合同，周旭应在货到天水后7日内支付85％款项，但任中涛货到天水后（货物价值1360745元），7日内周旭没有支付任何货款。任中涛多次找到周旭要求付款，并多次找天水68202部队禾XX（部队项目负责人，因此事已做复员处理）协调，在此情况下周旭才支付任中涛16万元，此后就拒不支付任中涛货款。在这个背景之下，2011年8月30日，任中涛被逼无奈到福田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当时正值大运会，福田公安分局没有及时处理。经侦大队简单传询了周旭。在此期间，任中涛接到了多个周旭电话和短信叫任中涛去天水结算，任中涛被骗到天水。任中涛到天水后的2011年9月6日，一直电话联系不到周旭，任中涛打电话给禾XX请求联系，他也联系不上，最后任中涛要走，禾XX才联系上了周旭（有电话录音证据），在与禾XX通话的过程中，禾XX软硬兼施，威胁控吓任中涛（有电话录音证据）。在谈判当时，任中涛提出要求再次点货，周旭与禾XX一唱一和谎称没有仓库钥匙（有电话录音证据）。而且威逼任中涛说“如果任中涛不当场签协议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不同意签字，任中涛也走不了”。周旭所称“一分钱都拿不到”是指当场不会交付任中涛306630元，还有以后的钱也别想再拿了。任中涛被逼无奈下，就签了一个与平时不一样的“歪”字。周旭看后认为这个“歪”字存在问题，就抓着任中涛手强迫按手印。当时，禾XX按住任中涛肩膀，周旭拿印泥抓住任中涛的手按手印。签字过程有任中涛提交的录音为证。另外，补充协议是周旭撰写，并不是任中涛撰写，这从侧面也表明不是任中涛真实意愿。一审判决对于决算协议、补充协议、结算表签订过程的5点分析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将民法上的胁迫恶意解释为刑法上的胁迫。民法上的胁迫是指胁迫行为影响到行为人意思表达，使其表达并非自愿，即可构成胁迫。刑法上的胁迫则要求胁迫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签订现场胁迫行为达到了“足以使其不能或不敢反抗”的程度，那么周旭涉嫌刑事犯罪，涉嫌抢劫罪。2、任中涛正是受周旭的胁迫，才签了一个“歪”字，“歪”字字体与任中涛正常签字不同（有录音证据及签字字体为证）。一审判决不提任中涛所签“歪”字，武断地以所谓没有证据证明“不当场签协议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不同意签字，你也走不了”下定结论。3、按手印时周旭和禾XX开玩笑，任中涛则大声抗议表示不满，并大声说你们侮辱人格。从录音可以听到，周旭和禾XX抓任中涛的手按手印，抓别人的手按手印能有效吗任中涛有明显的抗拒，但没有激烈的身体对抗，因为任中涛是一个人，对方是二个人。4、任中涛没有向天水公安机关报案，是因为深圳公安已经介入，任中涛没有必要在此地报案。任中涛从天水回深圳后就被胁迫一事，向处理诈骗案的深圳福田公安分局警官报案，但该警官不予处理。任中涛对此处理不服，后向福田公安分局提起复议，并向福田检察院提起申诉，任中涛可以提供复议材料及申诉不予立案的材料为证。综上，任中涛背负大额贷款压力（任中涛为购买涉案设备到银行贷款75万元），多次请款未果，向公安机关报案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在签字现场不签字一分钱都拿不到，被迫签“歪”字，被抓着手按着肩膀按指模。二、原审判决对2011年9月6日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没有论述。任中涛提出撤销2011年9月6日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的理由，除了胁迫之外还有显失公平。1、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上已列明结算设备结算价格远远低于任中涛购买价格。已列明结算设备共26种，任中涛购买成本价是851740元，结算价是64万元，任中涛倒贴211740元。2、任中涛实际提供设备54种总成本价1089050元，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上仅结算26种，任中涛总计倒贴448050元。关于显失公平，任中涛在一审中提交了详细的对比表单，通过对比表可以看到，有的设备结算数量少、有的结算价格低于购买价，还有26大设备根本没有结算。三、一审判决对于结算内容的分析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认为《已发货物单表》是在签订合同时形成的，这是错误的。该单表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该表单最开始是作为2011年1月10日签订的发包合同的附件存在。当设备到达之后即由双方共同清点确认，已验设备打勾。如果没有已验设备打勾，任中涛能把百万元的货交给部队吗货到了天水68202部队保障部后又分发到宁夏、青铜峡等各个团。如未验收68202部队保障部能发到各团吗招标书规定货到后付整个工程款30％，整个工程670万元（周旭以280万元包给任中涛，非法获利390万元）。如不验收兰州军区能下拨给68202部队工程款吗68202部队能付给周旭30％工程款即233万元吗周旭收到此款买了奔驰轿车（任中涛曾给68202部队保障部报检举信）。2、任中涛提交的相片录像拍摄于天水部队，如果不是任中涛购买交付，任中涛怎么到部队库房拍摄3、任中涛提交的收款收据都存在真实交易。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同一张收款收据中，有的与周旭进行了结算但结算数量少，有的结算价格低，还有的是结算没有异议。那么，对于结算没有异议的以及结算价格正常的，一审法院又如何认定其证明力一审法院所谓的没有工商登记的4家单位即深圳市佳丽贸易有限公司、太平洋安防市场永泰电子展销柜、深圳市美科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银一科技有限公司。但这四家公司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从这四家公司购买的设备都进行了结算。深圳市佳丽贸易有限公司结算情况是R14少算23个，R18少算24个，R19算0，R34、R35结算价低于购买价；太平洋安防市场永泰电子展销柜结算情况是R5、R6算0，不间断门禁电源、电插锁、磁力锁、对讲机等结算没有异议；深圳市美科电子有限公司结算情况是R9结算价低于进货价，R10、R11结算为0；深圳市银一科技有限公司结算情况是R15少算5个，R22少算2个，R16、R17结算为0。4、实际托运中，托运单一般很少注明具体托运物品名称，任中涛提交的托运单仅有几张注明了托运物品名称。在这仅有的几张托运单中，就有未结算设备，一审判决对未结算设备视而未见，还对何富安为何在天水视而不见，对天水部队派战士到何富安处拉货视而不见。同一张托运单上，除了讲台7件、柜机26件，还有操作台48件，这48件操作台任中涛与周旭进行了结算。5、周旭在一审二次开庭时提交收据三份，购销合同一份，软件开发合同一份，共计5份证据。先分析三张收据，第一张2011年4月8日收据显示科源公司购买了二合一防雷器120个和三合一防雷器120个，收据所盖印章是西安某公司财务章。任中涛一审也提交了收据，收据显示购买时间是2011年2月27日，购买设备有二合一防雷器120个、三合一防雷器120个、RS485-RS232有源带光隔离5个、VGA分配器8口2个，VGA分配器16口1个。同时，任中涛还提交了上述设备托运单、设备到天水部队的相片录像。任中涛提供的证据证明设备购买、托运、到达天水部队仓库，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周旭仅有一个所谓的购货收据。根据民事证据规则，任中涛的证据形成高度盖然性，足以证实任中涛的主张。周旭提交的第二张2011年4月2日收据，购买客户是周旭，购买设备是教学机柜，加盖西安某公司财务章。与第一张分析一致。周旭提交的第三张收据用以证明其购买互动电脑白板投影仪等设备，该收据的抬头载明购买客户是陕西金恒跃电子有限公司，周旭用别家公司购买设备的收据证明其自己购买，实属可笑。再分析周旭提交的两份合同。首先购销合同的供方是西安某厂，需方是陕西金恒跃电子有限公司，购买物品是智能柜，周旭用于证明其采购库房钥匙管理系统。周旭再次拿别家设备作为自家设备，且周旭没有证明合同履行情况。第二份合同即软件开发合同，委托主体是科源公司，承揽方是陕西金恒跃电子有限公司，但是合同五项内容却与任中涛54种结算设备没有任何关联。经查，陕西金恒跃电子有限公司没有工商登记信息。6、任中涛诉请的54种设备款，仅结算26种设备（其中有少算的），另有多达28种设备没有结算，但一审法院认为这是少量未结设备。即使是少量未结设备，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有效，也应该查明哪些设备未结算，并责令周旭及科源公司退返设备。四、任中涛在一审时要求一审法院将设备接收方68202部队追加为第三人，以便查清设备接收事实，但一审法院不予追加。任中涛退而要求一审法院向68202部队出具公函，请求68202部队对该工程及设备接收、安装、验收情况作出说明，但一审法院对任中涛请求置之不理。68202部队对本案的介入，能够直接快捷查明本案案情，请求二审法院能够采纳。五、任中涛提供的设备68202部队早已验收，返还保修卡等不能作为周旭拒付设备款的理由。工程完工后任中涛与禾XX多次电话联系，禾XX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也侧面证明任中涛已向周旭交付了保修卡和随机文件。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周旭一审全部反诉请求，支持任中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任中涛的上诉，周旭及科源公司辩称：一、科源公司与68202部队还没有完成验收和结算付款，周旭与科源公司之间也没有完成相关的结算和付款。二、任中涛所称的《已发货物单表》实为合同附件，单表上手写的文字及打勾都是任中涛自己所为。三、补充协议约定对一些剩余物品由任中涛自行处理，周旭仅协助帮忙，且任中涛在工地的一些物品由其自己安排员工保管。
上诉人周旭提起上诉称：一、任中涛未履行按约供货和维修的义务，周旭无须支付货款。任中涛应当供应三星品牌的电视机，但任中涛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所供电视机无品牌。经查，任中涛供货无厂名地址、无合格证、无国家强制3C认证标识，属于三无产品，任中涛供货不合格，又未对出现问题的电视机维修更换，故周旭目前无需支付任中涛剩余电视机款和质保金166665元，待任中涛更换合格产品后再履行付款义务。二、向任中涛付款的条件不具备。在买卖关系中，交付随机文件通常是从属义务，但在本案中不同。给付随机文件这一义务，是在任中涛履行相应部分供货义务后，双方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中特别约定的，是任中涛的主义务，不是从属义务。周旭已经支付了绝大部分货款，双方特别约定了剩余货款的支付条件，周旭可以据此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任中涛称随机文件已经交付，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在任中涛给付随机文件前，周旭有权拒绝付款。请求判令周旭无须支付166665元货款。
针对周旭的上诉，任中涛辩称：以任中涛的上诉意见为准。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任中涛在一审时提交的一份由任中涛、周旭签名按手印的设备清单（任中涛称该设备清单为“《已发货物单表》”），清单第1页有任中涛手写的“甲方已收打√”文字，清单中打印的部分设备条目被手工打上勾，清单的第1部分“仓库安防系统”第14项条目为50寸等离子电视12台，第3部分“业务维修管理系统”第10项条目为50寸等离子电视6台，第4部分“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需设备清单”第11项条目为50寸等离子电视12台，上述3项条目共计30台等离子电视机的单价打印的均为7000元，在上述3项条目的备注栏均手写有“6700元”，3项条目均被打上勾。任中涛主张“《已发货物单表》”是在任中涛、周旭共同清点已经由任中涛发送给周旭的设备之后由双方共同签署的，部分设备条目被打勾表明该部分设备已经被周旭接收。周旭认为“《已发货物单表》”系任中涛利用合同附件设备清单私自变造的，周旭在一审时提交了由任中涛、周旭签名按手印的设备清单部分页面，其中第1部分“仓库安防系统”第14项为52寸液晶电视12台，第3部分“业务维修管理系统”第10项为52寸液晶电视6台，单价均为7000元。任中涛承认周旭提交的设备清单是合同原始附件，但任中涛认为合同原始附件设备清单约定的是52寸液晶电视机，因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按约定的价格无法采购到52寸液晶电视机，经双方协商变更为50寸等离子电视机，并将单价变更为6700元，“《已发货物单表》”是在合同原始附件设备清单的基础上另行制作的。任中涛在二审时另行提交了一份由任中涛、周旭签名的设备清单，其中部分条目的产品名称后打印有“F”文字，清单的第1部分“仓库安防系统”第14项为“50寸等离子电视F”12台，第3部分“业务维修管理系统”第10项为“50寸等离子电视F”6台，第4部分“信息管理中心建设需设备清单”第11项为“50寸等离子电视F”12台，上述3项共30台等离子电视的单价均打印为7000元，清单第1页手写有“等离子电视调价6700元／台”、“第一批进货标注F的为第一批进货的确定数量”文字。任中涛主张上述清单中标注“F”的设备条目是指任中涛已经采购的第一批货物。周旭主张上述清单标注“F”的设备条目是指任中涛应当采购并交付的第一批设备但任中涛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任中涛在一审时提交的一张加盖有广州兴为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2011年2月21日收款收据，内容是收到任中涛交来的50寸等离子电视30台（单价5200元）货款15.6万元。任中涛在一审时提交的用于证明其交付等离子电视的照片及录相资料中，电视机的外包装纸箱显示货物为无品牌的52寸LCD（即液晶）电视机。
任中涛提交的2011年9月6日任中涛、周旭签订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时的录音资料显示：在任中涛签名后，周旭说任中涛签的字和上次不一样，任中涛说：“这不是我的字是谁的字？”然后周旭让任中涛用食指按手印，任中涛说：“我X，杨白劳卖身啊，抓住我的手按，不行啊，你抓住我的手按怎么能行呢？”周旭说：“派出所都是这样按的。”任中涛说：“抓着我的手按，等于污蔑人的人格。”周旭说：“不是，你不会啊，你被处理过没有？”任中涛说：“没有，警察抓着你的手按了？”周旭说：“嗯，就是这么按的，真的。”任中涛说：“扯淡，警察才不抓你手按呢。”周旭说：“你再按一下。”任中涛说：“警察不会按人手按的，就他这个死X抓人手按。”
本院认为：关于2011年9月6日任中涛签订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时是否受到周旭胁迫问题。任中涛、周旭先后签订的《解放军68202部队装备保障信息系统工程发包合同》以及多份设备清单均由任中涛、周旭签名并按手印，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及其它文件时有加按手印的交易习惯。任中涛提交的录音资料显示，2011年9月6日任中涛、周旭签署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三份文件时任中涛自行签名，然后在任中涛按手印时周旭认为任中涛按手印的方式不对故抓着任中涛的手按手印，任中涛当时只是对周旭抓住任中涛的手按手印有意见，任中涛对于应在三份文件上按手印并无异议。在签署上述三份文件时周旭并未采用威胁性的语言和行为，原审判决认为在签订签署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时任中涛未受胁迫并无不当。
关于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任中涛在一审提交了一份“《已发货物单表》”，在二审时提交一份打印有“F”的设备清单。任中涛主张该两份清单均系任中涛、周旭对任中涛已交付给周旭的设备的确认清单，周旭则认为该两份清单只是任中涛应当交付设备的清单，并非任中涛已经交付设备的清单。“《已发货物单表》”没有打印标题和日期，并无证据证明任中涛在清单第1页手写“甲方已收打√”文字及在清单中打勾的行为发生在周旭在该清单签名按手印之前。任中涛提交的打印有“F”的设备清单第1页手写有“第一批进货标注F的为第一批进货的确定数量”文字，该行文字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标注“F”的设备是指需要列入第一批采购的设备。另外，任中涛提出“《已发货物单表》”不是合同原始附件设备清单的重要理由是合同原始附件设备清单所列的52寸液晶电视机在“《已发货物单表》”中被更改为50寸等离子电视机，但任中涛为证明其交付了50寸等离子电视机而提交的照片及录相资料却显示任中涛实际交付的是52寸液晶电视。因此，“《已发货物单表》”及打印有“F”的设备清单，并不足以认定为任中涛、周旭对已经交付设备的确认清单。任中涛为证明其为采购设备实际支出的费用，仅提交了收款收据作为证据，并未提供采购合同、正规发票及付款凭证，且多家开具收款收据的单位未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原审判决对任中涛提交的收款收据不予认可，是恰当的。任中涛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采购设备的数量及价格，任中涛主张结算表、补充协议、决算协议显失公平，缺乏事实依据。
另，周旭在接收任中涛交付的设备时已经知晓任中涛交付的电视机无品牌，周旭、任中涛在《补充协议》中将电视机单价下调为4500元，并下调部分其它设备的单价。周旭以任中涛交付的电视机等设备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拒付货款，理由不能成立。《补充协议》约定任中涛负责在付款前向周旭提供所采购设备的供货合同、发票、合格证、保修卡等随机文件。任中涛未依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周旭提供上述文件构成违约。交付上述随机文件属于合同附随义务，周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任中涛未交付上述文件给周旭造成重大损害，原审法院酌定周旭有权从剩余货款中扣留2万元作为任中涛交付随机文件的担保，周旭应向任中涛支付其余货款146665元，是恰当的。
综上，任中涛、周旭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任中涛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431元，由任中涛负担。周旭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633元，由周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炜
审 判 员 吴 心 斌
代理审判员 郭 平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石宇翔（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