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大民初字第377号原告：詹永庆，男，1961年12月14日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大理镇小岑完小教师，住大理市。原告：詹永旗，女，1967年8月12日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市人，无业，住大理市。原告：詹永芝，女，1958年2月24日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大理市织布厂退休职工，住大理市。原告：詹永书，女，1955年7月2日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市人，昆明十四冶退休职工，住昆明市五华区。（未到庭）原告：詹永和，女，1964年7月17日生，汉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大理市织布厂下岗工人，住大理市。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杜永波、冯翔宇，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段勇（曾用名：段爱永），男，1979年5月22日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委托代理人：邓玉，云南欣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负责人：李绍伟，总经理。组织机构代码：70984159-5。住址：大理市下关苍山路9号。委托代理人：连云、蒋宁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理赔部职员，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詹永庆、詹永旗、詹永芝、詹永书、詹永和诉被告段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被告段勇申请追加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袁惠琼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詹永庆、詹永旗、詹永芝、詹永和及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杜永波、冯翔宇，被告段勇及其委托代理人邓玉，被告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连云、蒋宁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共同诉称：2013年10月6日，被告段勇驾驶云Ｌ×××**号“解放牌GA5020XYK3R5E3-3”轻仓栅式货车沿大理市大凤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大凤路与一塔路交叉口往北100米处路段时，与行人詹某相撞，造成行人詹某受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后詹某被送至大理州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州医院”）救治，于2013年10月12日死亡。经大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的大理市公交认字[2013]第000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与詹某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方（即受害人家属）与被告方于2013年10月12日在大理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主持调解下共同签署了《丧葬协议》，约定由被告段勇向原告方支付丧葬费22540.50元，于2013年11月25日在大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主持下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约定2013年12月31日前，被告段勇再向原告方一次性赔偿140000元。现被告方已向原告方支付了22540.5元丧葬费，剩余的140000元至今仍未支付。诉讼中被告段勇申请追加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为本案被告，原告认为保险公司不是赔偿协议书的相对方，故原告对保险公司的主体资格持疑议，请法院依法做出认定，但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人，原告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被告段勇按照《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被告段勇的肇事行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现被告的拖欠行为进一步加深了对死者家属的伤害。诉请法院：一、判令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赔偿后不足140000元的部分由被告按照《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段勇辩称：本案属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对该份协议书应当予以撤销。第一，该协议是在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前签订的，当时被告不知道交通事故中应承担多少责任，导致所签协议显示公平。第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五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期限为10日。调解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各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后生效；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送交各方当事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之规定，本案中《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在被告不知道《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果时签订的，违反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的规定。第三，《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的乙方是詹永庆、詹永旗、赵文伟而本案中的原告詹永芝、詹永书、詹永和不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的当事人，五原告以协议书主张赔偿不当。据大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理市公交认字[2013]第000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段勇、詹某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故在本案中被害人有过错，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划分被告在此次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以及核定原告在此次交通事故中的损失，对于原告的损失应由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对于事故发生后被告垫支的医疗抢救费34118.69元、丧葬费22540.50元也应在被告依法承担的费用中予以扣减。被告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辩称：云Ｌ×××**号肇事车辆向我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该车的登记车主和被保险人均为段勇。保险期间为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12月16日，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肇事车辆的保险期间内。本案原告以《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主张赔偿，本案应为合同纠纷。事故发生后，原告方（即受害人詹某的家属）与被告段勇在大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的主持下达成了赔偿协议，并签署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了一个合同关系。根据合同具有相对性的原理，该协议书只对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我公司不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确定的赔偿义务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依法不应当承担合同给付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和《交强险保险条例》的规定，被保险人可以申请保险公司直接向第三者赔偿，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得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而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未收到被保险人或第三人的理赔申请书，被告也并未向第三人进行赔偿。综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原告方和被告段勇协商的结果，系原、被告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并不是保险公司赔偿的依据。对于原告的损失我公司愿意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按照双方责任比例在商业险最高承保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五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五原告的身份证，证明原告身份情况；2、户口簿、《户口登记表》、大理市大理镇魁阁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死者詹某已销户以及五原告系死者詹某的子女，原告主体适格；3、大理市大理镇魁阁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死者詹某的妻子周兰芳于1990年7月4日去世，并于当年销户；4大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理市公交认字[2013]第000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以及詹某因被告的肇事行为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5、云通司鉴中心[2013]Z71尸鉴字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詹某因此次交通事故致颅脑、胸部联合损伤并呼吸循环衰竭死亡；6、《丧葬协议》、陈茂昌身份证、户口薄各一份，证明2013年10月12日，死者家属詹永庆、陈茂昌（系死者二女儿詹永芝的丈夫）与段勇在交警队的调解下签署了《丧葬协议》，协议约定由段勇向原告方支付丧葬费22540.50元，该款已于协议签订当日支付完毕；7、《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一份，证明2013年11月25日，詹某家属詹永庆、詹永旗、赵文伟与被告在大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调解下签署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协议约定由被告段勇于2013年12月31日前除丧费外再向原告支付140000元；8、赵文伟身份证、户口簿各一份，证明赵文伟身份情况；9、结婚证二份，证明赵文伟与詹永和系夫妻关系，赵文伟系詹某的女婿；10、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詹永书、詹永芝、詹永和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参与交警部门的调解工作，特委托詹永庆、詹永旗、赵文伟、陈茂昌代为调解以及詹永书、詹永芝、詹永和对双方签署的《丧葬协议》、《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无异议。经质证，被告段勇对原告提交的第1、2、3、4、5、6、8、9组证据无异议，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段勇的签字和盖章是段勇本人所签，但对原告的证明方向不认可，协议书是在段勇不知道事故责任划分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对第10组证据不认可，赔偿协议是在2013年11月签订，而情况说明是在2014年1月1日事后制作。被告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对原告提交的10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交的第1、2、3、4、5、6、8、9组证据两被告均无异议，原告提交的第7组证据被告段勇认可系其本人签字、捺印且与本案有关联，第10组证据虽系《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之后签订，但属案件其他当事人对该份协议书的追认行为，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1-10组证据均予以采信。被告段勇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二院”）出院证明、门诊收费收据、住院医疗收费收据各一份，证明被告段勇垫付了詹某在市二院的抢救费用；2、州医院“（ICU）科死亡报告单”、住院医疗收费收据各一份，证明詹某已死亡以及被告垫付了州医院的抢救费；3、收条一份，证明《丧葬协议》签订当日被告向詹永庆支付了丧葬费22540.50元；4、大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理市公交认字[2013]第000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此次事故中段勇和詹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5、保险单两份，证明肇事车辆在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的投保情况。经质证，五原告及被告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对被告段勇提交的五组证据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段勇提交的与本案有关联的五组证据均予以采信。庭审中被告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未提交质证证据。根据上述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以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死者詹某（1933年10月28日生，系大理文具厂退休职工）与周兰芳（于1990年7月4日病逝）生前共生育五名子女，即原告詹永书、詹永芝、詹永庆、詹永和、詹永旗。2013年10月6日7时30分许，被告段勇驾驶云Ｌ×××**号“解放牌CA5020XYK3R5E3-3”轻仓栅式货车沿大理市大凤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大凤路与一塔路交叉口往北100米处路段时，所驾车左前保险杆与由西向东横过道路的行人詹某发生碰撞，造成行人詹某受伤，云Ｌ×××**号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詹某受伤后被送至市二院进行救治，经诊断为：“1、头部外伤；2、创伤性颅内出血”，产生门诊费120元、住院费1448.89元。当日詹某被转至州医院就行救治，后于2013年10月12日上午7时50分死亡，经诊断为：“1、重型颅脑损伤；2、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产生住院费32549.80元。死者詹某在市二院、州医院产生的上述费用均由被告段勇垫付。2013年10月12日，被告段勇的家属杨绍雄、段群解与詹永庆、陈茂昌（系死者女儿詹永芝的丈夫）在大理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的调解下达成了《丧葬协议》，协议载明：“一、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规定，死者丧后安葬事宜于十日内由家属办理完毕（2013年10月24日前）。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文件（云公交[2013]85号）相关规定：死者丧葬费：22540.50元／人（贰万贰仟伍佰肆拾元零五角），由云Ｌ×××**号车方驾驶人段勇进行先期赔偿。三、以上费用合计：22540.50元／人（贰万贰仟伍佰肆拾元零伍角）由云Ｌ×××**号车方驾驶人段勇方于2013年10月12日当场支付”。当日詹永庆收到了段勇支付的丧葬费22540.80元，并向段勇出具了收条。2013年11月4日大理市公安局交通警大队作出“大理市公交认字[2013]第000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段勇、詹某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2013年11月25日，被告段勇与死者家属詹永庆、詹永旗、赵文伟（系死者女儿詹永和丈夫）在大理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就事故损害赔偿进行协商，并于当日签订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约定：“一、由甲方除先期支付的各项费用除外，再一次性赔偿乙方各项费用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140000.00元）。于2013年12月31日前付清全部赔款。二、此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后双方之间不再有任何民事经济关系。甲方：段勇；乙方：詹永庆、詹永旗、赵文伟”。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段勇“先期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医疗费34118.69元、丧葬费22540.50元。2014年1月1日，詹永书、詹永和、詹永芝共同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对詹永庆、詹永旗、赵文伟、陈茂昌作为代表参与交警部门的调解工作并与段勇达成《丧葬协议》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予以认可。另查明，段勇驾驶的云Ｌ×××**号车在被告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有不计免赔条款），其中交强险的保单号为AKUM6A1CTP12B000035Z，商业三者险的保单号为AKUM6A1ZH912B000027D。保险期限自2012年12月17日00时起至2013年12月16日24时止。事故发生后，被告段勇垫付了死者詹某的医疗费、丧葬费，《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中约定的140000元至今未付，原告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被告所驾车辆与行人詹某发生碰撞，造成行人詹某受伤后经救治无效死亡的损害后果，五原告作为死者詹某的近亲属有权向肇事者主张赔偿权利。双方虽就赔偿一事达成了《丧葬协议》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故本案应定性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之规定，此次交通事故的肇事车辆在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且事故发生在该车的保险期限内，故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詹某的损失范围以及两被告对于詹某的损失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詹某的损失范围，庭审中原告主张依照《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计算，即先期费用包括医疗费34118.69元、丧葬费22540.50元以及一次性赔偿款140000元，总计196659.19元。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告方与被告段勇就死者詹某的赔偿问题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自双方签字、捺印时即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照执行。被告段勇虽主张该协议系在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前受死者家属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应予撤销。但经查明，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4日，双方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被告并未就《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否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前签订，以及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可撤销的情形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段勇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对段勇已支付的医疗费及丧葬费应当予以扣减。针对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保险公司并非签订《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的主体，故保险公司对死者詹某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文件（云公交[2013]85号）之规定，以及庭审中原告及被告段勇的举证情况予以确定，本院确认在此次事故中死者詹某的医疗费为34118.69元（以被告段勇提交的垫付单据为准）、丧葬费22540.50元（45081元／年÷12月×6月）、死亡赔偿金105375元（21075元／年×5年），总计162034.19元。被告太平洋财保大理支公司应在死者詹某上述三个赔偿项目中，在交强险的承保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段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之规定，保险公司对不足部分的损失应在商业险的承保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60%的赔偿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向原告詹永庆、詹永旗、詹永芝、詹永书、詹永和赔偿死者詹某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120000元。二、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向原告詹永庆、詹永旗、詹永芝、詹永书、詹永和赔偿死者詹某的经济损失25220.514元[(162034.19元-120000元）×60%]。三、被告段勇按照《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向原告詹永庆、詹永旗、詹永芝、詹永书、詹永和赔偿死者詹某的其余经济损失51438.676元（196659.19元-120000元-25220.514元）。上述一至三项折抵，扣除被告段勇为死者詹某垫付的医疗费34118.69元、丧葬费22540.50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支付原告詹永庆、詹永旗、詹永芝、詹永书、詹永和140000元，支付被告段勇5220.514元。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清结。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0元，减半收取1550元，由被告段勇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代理审判员  袁惠琼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张赤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