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98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81路号院3号楼北方地产大厦12A。负责人杨震，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宗山，男，1990年5月16日出生，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莉，北京市理格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寇淑玲，女，1963年8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立鹏(窦淑玲之子)，男，1988年1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荣恩，男，1958年7月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雪（张荣恩之女），女，1988年1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寇淑玲、张荣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3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安保险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将一审法院（2016）京0111民初322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为：华安保险分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项下赔偿寇淑玲12万元整，华安保险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项下不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寇淑玲、张荣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本案中张荣恩存在驾车逃逸行为，根据商业三者险条款可知，上述情况下华安保险分公司是不负责赔偿的；虽然上述免责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但华安保险分公司已履行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也应当减轻华安保险分公司的说明义务。寇淑玲答辩称，我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华安保险分公司并没有将商业三者险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并解释说明，因此该保险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张荣恩答辩称，我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华安保险分公司未将免责条款向我作出提示，且也未做解释说明，另外我并非驾车逃逸，而且我也事后积极进行了赔付，也避免了损失扩大，因此我并不适用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条款。寇淑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张荣恩、华安保险分公司赔偿：医疗费18594.96元，营养费5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护理费11050元，误工费12316元，交通费1500元，伤残赔偿金110750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医疗器械费620元、财产保全费140元，鉴定费2250元；以上合计179420.96元；诉讼费由张荣恩、华安保险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12月28日17时30分，张荣恩驾驶“奇瑞”牌小型轿车（车牌号：×××）由西向东行至北京市房山区良坨路岗上村时，适有寇淑玲步行由西向东行走，小轿车右前部将寇淑玲撞出，造成寇淑玲受伤，小型轿车损坏。事故发生后，张荣恩驾车逃逸，后被民警查获。此次交通事故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支队燕山大队处理，认定张荣恩负全部责任，寇淑玲为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寇淑玲先被送至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以下简称良乡医院）住院治疗，后寇淑玲及其家属要求出院，良乡医院于2016年1月4日给寇淑玲办理了出院手续。寇淑玲在良乡医院住院治疗7天（2015年12月28日至2016年1月4日）。寇淑玲出院诊断为“胸12椎体爆裂性骨折（A3），左足骰骨、第1跖骨基底、外侧楔骨骨折，左足第4跖骨远端骨折，多发软组织损伤（右肩、右髋），头外伤神经反应，右侧头面部软组织损伤，贫血，低蛋白血症；出院医嘱：出院后继续卧床，预防卧床并发症，叁天我科门诊复查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病情变化随诊”。2016年1月4日，寇淑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住院治疗11天（2016年1月4日至同年1月15日），该医院诊断为：“1、车祸伤，2、胸椎压缩性骨折（T12），3、左足外侧楔骨骨折，4、左侧第1跖骨近端撕脱骨折，5、左侧第4跖骨远端骨折，6、贫血，7、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建议：1、注意休息3个月，加强营养，需专人陪护，2、佩带支具扶双拐下地活动，避免剧烈活动、外伤及弯腰负重，以免再发生腰部骨折，3、逐渐进行腰背肌功能锻炼，4、出院后1周来院复查，术后1、2、3、6、12月门诊复查，5、左下肢石膏固定6周，根据复查结果决定后续治疗方案，6、定期复查，不适随诊”。审理中，寇淑玲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进行评定。经摇号随机确定的鉴定机构为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经该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寇淑玲胸12椎体爆裂骨折构成Ⅸ级伤残；2、被鉴定人寇淑玲左足足弓结构部分破坏构成X级伤残；累计赔偿指数为25%；为此其支付了鉴定费2250元。另查一，事故发生时，张荣恩驾驶的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20万元），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限内。另查二，寇淑玲系农村居民。寇振华（1937年5月22日出生）、张凤英（1943年4月17日出生）系寇淑玲之父母，现需要寇淑玲履行赡养扶助义务。寇振华、张凤英共生育二子四女。另查三，事故发生后，张荣恩给寇淑玲支付了相关费用合计70892元。另查四，2016年1月22日，寇淑玲向法院提出申请诉前保全，要求将暂扣于北京市房山区建明停车场内张荣恩所有的车牌号为×××“奇瑞”牌小轿车予以查封，保全金额为1.2万元，并依法提供了担保。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暂扣于北京市房山区建明停车场内张荣恩所有的车牌号为×××“奇瑞”牌小轿车予以查封。根据寇淑玲的诉讼请求经法院核算，因此次事故造成其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68166.8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营养费3240元、误工费12000元、护理费9550元、交通费1420元、伤残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10750元、医疗辅助器具费57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以上合计216605.86元（含张荣恩支付的70892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诊断证明书、住院病案、医疗费票据、住院收费专用票据、民事裁定书、鉴定文书及鉴定费发票、户口簿、北京市公安局拱辰派出所证明信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寇淑玲与张荣恩发生交通事故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张荣恩负全部责任，寇淑玲无责任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因本次事故张荣恩负全部责任，又因张荣恩驾驶的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保险限额内对寇淑玲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张荣恩予以赔偿。寇淑玲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法院根据相关证据以及相应标准酌情予以确认、计算，对其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不合理或者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医疗费，根据医疗费票据，并结合具体的诉讼请求予以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寇淑玲的住院时间，参照相关标准予以确定。营养费，参照《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的相关规定酌情确定的营养期，并结合相关标准酌情予以确定营养费。护理费，参照《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的相关规定酌情确定的护理期，并结合相关标准酌情予以确定护理费的数额。误工费，虽然寇淑玲主张的数额缺乏相应依据，但此次事故势必导致其误工损失，故法院参照《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关于》的相关规定酌情确定的误工期、并结合寇淑玲的劳动能力、在个税起征点以下酌情确定。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并与就医的时间、地点、次数等相一致；寇淑玲提供证据虽不足以证实其实际交通费损失，但此次事故势必导致其交通费损失，故法院根据其伤情、就医及鉴定等情况酌情确定。伤残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法院将根据寇淑玲的伤残赔偿指数、户籍情况核算，其主张数额合理法院予以支持。医疗辅助器具费，根据寇淑玲伤情应为合理性支出，法院根据购物清单予以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本次事故给寇淑玲造成了伤残的严重后果，故寇淑玲应当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法院根据寇淑玲的伤残程度，并结合本案的具体情节酌情确定。鉴定费，因鉴定费系确定寇淑玲合理损失的必要性支出，故法院根据鉴定费发票予以确定。经法院核算，本次事故给寇淑玲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未超出保险公司承保的保险限额，故根据法律规定，寇淑玲的合理经济损失（鉴定费除外）由保险公司予以赔偿。事故发生后，张荣恩已支付给寇淑玲的费用，视为代保险公司支付应予以扣除，由保险公司返还给张荣恩。保险公司辩解事故发生后张荣恩存在逃逸行为，根据其公司与张荣恩签订的商业保险合同的约定，其公司不负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对合同免责条款概念、内容和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了明确、详细、具体的解释，故保险公司的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判决：一、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寇淑玲伤后合理损失十四万五千七百一十三元八角六分；二、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张荣恩人民币七万零八百九十二元；三、驳回寇淑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华安保险分公司认可其所提供的商业三者险合同属该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其主张所提供的商业三者险合同中相关免责条款为提示投资人注意，已经做到了对相应条款进行了加粗、加黑处理，但从张荣恩所提供的商业三者险合同中并没有上述内容，华安保险分公司对此不能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说明。另就事实部分，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询，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华安保险分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对寇淑玲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张荣恩驾车不慎将寇淑玲撞伤，交通管理部门已对本起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确定张荣恩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寇淑玲无责任。因张荣恩对事故的责任认定无异议，故张荣恩理应对由此给寇淑玲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张荣恩所驾车辆在华安保险分公司上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依照道路交通管理相关规定，寇淑玲的经济损失应首先在交强险中予以赔付，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内赔付，仍有不足的应由侵权人予以赔付。因此华安保险分公司作为承保机构，应首先在交强险赔付额度内向寇淑玲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所做处理正确，且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应予维持。至于寇淑玲余下的经济损失，华安保险分公司不同意在商业三者险内予以赔付，理由是张荣恩存在驾车逃逸行为，不符合商业三者险合同中确定的应赔付的范畴。针对此问题，应做如下考虑：首先华安保险分公司提供的商业三者险合同系格式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可知，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一方，应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条款予以说明；如对格式条款发生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其次，华安保险分公司在向张荣恩提供的商业合同的免责条款中，并未有明显的加粗、加黑等提供对方注意的标志，因此不能认定该公司已尽到了提示的法定义务，而现有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该公司对此已作出过充分解释与说明。基于此，鉴于华安保险分公司并未依法尽到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所应尽到的法定义务，故该公司仍应当在商业三者险中对寇淑玲的损失承担赔付责任。一审法院对此所作处理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华安保险分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5元，由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文彤审判员  刘保河审判员  马兴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