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民终44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瑞安市振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瑞安市潘岱街道砚下村。
法定代表人：陈瑞康，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年鹤，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瑞安市华东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瑞安市东山街道下埠村云江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爱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存贤，瑞安市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陈瑞康，男，197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原审被告：陈永各，男，195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原审第三人：孙孝进，男，198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上诉人瑞安市振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瑞安市华东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原审被告陈瑞康、陈永各、原审第三人孙孝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不服瑞安市人民法院（2016）浙0381民初4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郑国栋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易景寿、叶雅丽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振鑫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华东公司交货的对象为原审第三人孙孝进，买卖主体应为华东公司与孙孝进。1、华东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出库单、过磅单共24张，其中2014年5月23日、2014年5月27日、2014年6月12日的出库单与过磅单上购货单位均为“邦进”。“邦进”即不是振鑫公司，也不是振鑫公司股东或职工，或委托的任何人；反而“邦进”与孙孝进的名字比较接近。而且，孙孝进对华东公司出库单24张的货物、金额予以确认和收讫。所以出库单和过磅单足以证明双方买卖的直接主体应为华东公司与孙孝进，而不是振鑫公司与华东公司。2、孙孝进在一审中也承认尚欠华东公司煤款，即孙孝进与华东公司经办人范茂旭达成的协议书，约定：每月向华东公司支付煤货款50000元。3、振鑫公司与孙孝进货款已大部分支付，仅尚欠47000元，即本案的标的物已大部分支付了货款。按常理同一批货物不可能重复再支付货款。4、振鑫公司与华东公司之前双方均不曾认识，也互未联系过。双方没有买卖意思表示的表达，更就不可能形成买卖关系的事实。二、范茂旭是华东公司的经办人，其行为应属于代理行为或属于履行职务行为。1、华东公司在一审中确认范茂旭是其公司经办人之一，系华东公司的代表。2、孙孝进与范茂旭曾达成“协议书”，承诺孙孝进每月向华东公司支付煤货款50000元。即协议书应为还款协议书，范茂旭的行为应属于履行其职务行为。三、华东公司向债务人催讨和交易习惯，可推定为买方为孙孝进。1、华东公司诉称，2014年4月至2015年2月共计货款223161.90元，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6月共计货款64688.40元。但在这期间，振鑫公司均未分文支付货款。（1）按照温州地区交易习惯，结清货款时间一般会是节前，既然2014年的货款，华东公司分文未收到，那么其买卖的货款存在潜在的风险了，不可能次年再继续供货给债务人了。（2）按交易习惯，债权人与债务人一般在年终前对事前的出库单进行结算与催讨。但是2014年年底，华东公司未结算货款，也没有向振鑫公司催讨的事实。2、振鑫公司与华东公司在诉讼前，双方互不认识，也没任何业务往来。一个连买方是谁都不知道，如此大的商业风险，作为一般的供货方不可能这样盲目进行交易。综上，上诉人振鑫公司认为，本案的煤的买卖主体应为被上诉人华东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孙孝进，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华东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华东公司交货的对象为上诉人振鑫公司，买卖主体应为华东公司与振鑫公司，而不是第三人孙孝进。1、华东公司在一审提供的出库单、过磅单都是振鑫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签字，其中2014年5月23日，2014年5月27日，2014年6月12日出库单与过磅单上购货单位有“邦进”，但出库单、过磅单结账联也都是注明瑞安振鑫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签字，收货单位也是振鑫公司，而不是孙孝进。所以，出库单、过磅单足以证明双方买卖直接主体应为华东公司与振鑫公司，而不是华东公司与孙孝进。退一步说，出库单与过磅单上购货单位有“邦进”，也不能代表是第三人孙孝进，第三人孙孝进没有在出库单、过磅单结账联上签字，只有振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出库单结账联上签字，华东公司与振鑫公司结账是凭振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出库单上签字进行结算货款，而第三人孙孝进没有在华东公司的出库单结账联上签字，华东公司凭什么与孙孝进结账呢，这是常识。所以，华东公司交货的对象是振鑫公司，买卖主体应为华东公司与振鑫公司。2、一审中，孙孝进与华东公司经办人范茂旭没有达成协议，该协议书没有范茂旭签字，而且协议书也不知道煤款金额是多少，签订时间也没有，内容也不清楚，事实上这份协议书与本案没有联关性。3、如果孙孝进是振鑫公司的卖方，孙孝进应当要求振鑫公司将出库单交给孙孝进，但孙孝进从未陈述自己曾向振鑫公司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并且孙孝进实际上也从未持有过该出库单，该行为表明，在每笔具体交易过程中，孙孝进从未将自己视为卖方。振鑫公司凭什么与孙孝进结账，凭什么向孙孝进支付货款，孙孝进没有出库单，也没有结算依据，又没有任何凭证。振鑫公司与不持有债权凭证的第三人进行结算，即使不具有恶意，也具有过错，结算和支付的结果均对华东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4、振鑫公司与华东公司不认识，并不等于不能发生买卖关系，华东公司每次送货给振鑫公司均有振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在华东公司出库单上签字及核对煤数量，事实上形成买卖关系。二、范茂旭没有与原审第三人孙孝进达成“协议书”，也没有承诺孙孝进每月向华东公司支付煤货款50000元。振鑫公司提供的该“协议书”内容不规范，欠款金额不知道多少，也没有结算过货款金额，没有确定还款时间，没有华东公司及代表人盖章及签字，没有协议时间。事实上该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三、华东公司向债务人催讨和交易习惯，也不能推定为买方为孙孝进。1、因华东公司与振鑫公司发生煤买卖合同关系的介绍人是王峰（瑞安市看守所民警），王峰讲华东公司供货给振鑫公司煤款达到20万元再结算，华东公司为了与振鑫公司建立长期供货关系，等待到货款达到20万元再结算，但煤款达到了20多万元，振鑫公司以各种借口拖延结算，同时华东公司多次向振鑫公司催讨货款，但振鑫公司又以各种理由拖欠货款。综上，被上诉人华东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陈瑞康、陈永各未陈述意见。
原审第三人孙孝进陈述：其与被上诉人华东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与上诉人振鑫公司存在生意往来。
2016年5月9日，华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1、振鑫公司立即偿付华东公司货款287850.3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偿付之日止）；2、陈瑞康对上述货款其中136766.4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陈永各对上述货款其中151083.9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振鑫公司、陈瑞康、陈永各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华东公司系经营煤买卖企业；振鑫公司系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用煤企业。自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间，振鑫公司在收到出卖方运送过来的煤，经过过磅后，由陈瑞康或者陈永各将运送煤的司机随车携带的出库单予以签署并交司机带回。经统计，该期间内，振鑫公司共计收到煤388.785吨，其中：2015年1月1日前为255.515吨；2015年1月1日后为133.27吨。除2015年5月26日的出库单注明煤单价为630元/吨外，其余出库单均没有载明煤的单价。华东公司持有上述陈瑞康或者陈永各签署的出库单，主张自己是卖方，要求振鑫公司偿付煤货款。振鑫公司主张自己已经就所买的煤的货款与第三人孙孝进进行了支付、结算，确认第三人孙孝进是卖方，并确认尚结欠第三人孙孝进煤款47000元。第三人孙孝进主张自己作为华东公司的买方和振鑫公司的卖方分别与该两公司进行过结算，确认自己结欠包括本案煤款和其他由其向华东公司买煤出卖给其他当事人的煤款在内较多的煤款，同时确认振鑫公司尚欠其煤款47000元。法庭调查过程中，1、当事人一致确认陈瑞康、陈永各在出库单上签名和加注内容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责任由振鑫公司承担；2、第三人孙孝进确认华东公司的代表范茂旭支付至王峰账户上的30000元是华东公司向其支付款项。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振鑫公司购买煤的卖方是谁？是华东公司还是第三人孙孝进？振鑫公司与第三人孙孝进煤货款结算的效力如何？2、没有注明单价的煤应当如何确定单价？煤货款应如何计算？下面分别述明。在论述之前，首先根据当事人一致的意见，该院确认陈瑞康、陈永各在本案中的行为是振鑫公司的行为，以下均以振鑫公司的行为阐述。关于第1个焦点问题，该院认为：1、振鑫公司收到煤后签署的出库单具有证明口头买卖合同存在和债权凭证的性质。其载明的债权主体是确定的，即华东公司。至今，华东公司持有该债权凭证，与载明的债权主体一致。该债权凭证本身具有合法性，振鑫公司和第三人孙孝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华东公司持有该债权凭证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华东公司是该债权凭证的债权人，有权持有该债权凭证向债务人振鑫公司主张权利。2、第三人孙孝进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自圆其说。（1）如果第三人孙孝进是振鑫公司的卖方，那么，第三人孙孝进应当要求振鑫公司将出库单交给其。但第三人孙孝进从未陈述自己曾向振鑫公司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并且第三人孙孝进实际上也从未持有过该出库单。该行为表明：在每一笔具体的交易过程中，第三人孙孝进从未将自己视为卖方。（2）第三人孙孝进确认华东公司的代表范茂旭支付至王峰账户上的30000元是华东公司向其支付款项的行为，表明第三人孙孝进不是赚取差价的中间经销商，而是赚取报酬的、类似于介绍人角色的中间人，理由是：如果第三人孙孝进是华东公司的买方，则其结欠华东公司很多煤货款，其应当向华东公司支付款项，而不是华东公司向其支付款项。华东公司向其支付款项，只能是支付类似于介绍费的报酬，而不是买卖合同的价款。（3）第三人孙孝进的从中赚取差价之说也不成立，因为从其与振鑫公司的结算单看，2015年的结算价为630元/吨，与华东公司主张的出卖价一致，不存在差价。（4）第三人孙孝进主张的交易习惯不合常理，理由是：按第三人孙孝进所陈述的交易习惯，第三人孙孝进无论与华东公司结算，还是与其所谓的下家结算，都没有任何书面依据，无法排除“任人宰割”的商业风险。3、振鑫公司应当知道自己与不持有出库单的第三人孙孝进进行结算，必将产生架空出库单作为债权凭证法律效力的法律后果。如果双方是串通的，则具有恶意而无效；如果不存在着串通，则对持有债权凭证的人即华东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如果是第三人孙孝进捏造其他事实致使振鑫公司相信第三人孙孝进有权与其结算，则还有可能构成犯罪嫌疑。4、从商业风险的角度讲，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孙孝进具有更高信用，华东公司将大量的煤出卖给第三人孙孝进所产生的商业风险，远大于将煤通过第三人孙孝进的介绍直接出卖给包括振鑫公司在内的买方所产生的商业风险。5、如果确认第三人孙孝进是华东公司的买方和振鑫公司的卖方，有可能产生“牺牲孙孝进一人，保全一批人”的非正义法律效果。据第三人孙孝进自己陈述，华东公司通过第三人孙孝进出卖给他人的煤不仅是振鑫公司一家，还有多家。为此，第三人孙孝进曾承诺每月偿付华东公司50000元，但没有履行，且没有证据表明第三人孙孝进具有这样的信用。由此说明，如果确认第三人孙孝进是华东公司的买方和振鑫公司的卖方，就在华东公司与真正的买方之间树起了“防火墙”，从而将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隔断，华东公司的合法权利将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必将产生不公平的法律效果。总之，华东公司凭债权凭证向债权凭证载明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合情合理合法，予以支持。振鑫公司与不持有债权凭证的第三人孙孝进进行结算，即使不具有恶意，也具有过错，结算和支付的结果均对华东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外，该院还认为，振鑫公司与华东公司不认识，并不等于不能发生买卖关系，至少存在着第三人孙孝进等类似于促成华东公司与振鑫公司买卖关系的介绍人角色的中间人。关于第2个焦点，该院认为，煤已经被消耗，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该煤的价格，但又必须为该买卖合同确定煤的价格，在此情况下，依据以下原则确定煤的交易价格：1、尽可能接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2、在华东公司的利益与振鑫公司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优先照顾振鑫公司的利益。根据该原则，该院酌情确定以振鑫公司与第三人孙孝进进行结算的、无异议接受煤的价格为华东公司与振鑫公司的煤买卖交易价格，即：2015年1月1日前的煤价为760元/吨；2015年1月1日后为630元/吨。据此，2015年1月1日前煤款总价为194191.40元；2015年1月1日后为83960.10元，共计278151.50元。此外，振鑫公司在华东公司起诉后仍然没有偿付煤货款，给华东公司造成了一定的利息损失，华东公司要求赔偿，予以支持，并酌情将赔偿利息损失的利率确定为起诉之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六个月期贷款基准利率（经查询，为年利率4.35%），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陈瑞康、陈永各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振鑫公司承担，个人依法不承担责任。华东公司向陈瑞康、陈永各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6年8月1日作出判决：一、振鑫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华东公司煤货款278151.50元。款交该院转付；二、驳回华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孙孝进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18元，减半收取2809元，由华东公司负担79元，振鑫公司负担2730元（振鑫公司负担的受理费，定于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该院缴纳；华东公司应当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来该院退回预交的受理费5539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受理费975元，减半收取487元，由第三人孙孝进负担（第三人应当自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来该院退回预交的受理费488元）。
二审中，上诉人振鑫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补充证据，即：1、协议书复印件1份，2、出库单、过磅单各1份，欲证明本案买卖主体。被上诉人华东公司认为，证据1协议书在一审期间已经出示，不属于补充证据，且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2出库单不能证明第三人孙孝进是本案的主体，结账联上有振鑫公司签字，不能证明振鑫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原审第三人孙孝进认为，其与范茂旭已经达成协议，才会形成协议书，证据出库单上写的“邦进”就是指孙孝进。原审第三人向本院出示了以下补充证据：1、协议书原件1份，2、2014年至2016年支付凭证若干份，总金额60-70万元左右，欲证明其与范茂旭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振鑫公司认为证据1协议书没有异议证明其提供的协议书复印件具有真实性，证据2转账凭证是孙孝进老婆陈微微转账给范茂旭，孙孝进与范茂旭存在账目来往，可以证明孙孝进主张的待证事实。被上诉人华东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在本案一审期间均已提供，因为孙孝进与王峰存在其他往来，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振鑫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孙孝进提供的上述证据均已在原审庭审出示并质证，不属于二审补充证据范围，且对本案争议事实认定没有影响，故本院不再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振鑫公司因生产需要于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间向被上诉人华东公司购买小子煤共计388.785吨，其中2015年1月1日前为255.515吨，2015年1月1日后为133.27吨的事实，由华东公司提供的证据出库单、过磅单为证，双方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予以认定。因其中除2015年5月26日的出库单注明煤单价为630元/吨外，其余出库单均没有载明煤的单价，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情确定2015年1月1日前的煤价为760元/吨、2015年1月1日后为630元/吨，并认定2015年1月1日前煤款总价为194191.40元、2015年1月1日后为83960.10元，共计278151.5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该欠款，振鑫公司理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支付。现华东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该货款，振鑫公司仍未能支付，应赔偿华东公司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华东公司的诉讼请求确定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同期六个月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是：与上诉人振鑫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出卖方是被上诉人华东公司还是原审第三人孙孝进。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主要证据即24份出库单、过磅单具有债权凭证性质，虽然出库单上的购货单位有的表述为“邦进”，但该债权凭证上载明的债权主体是华东公司，并非为孙孝进，而买受人方均已经振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确认签收。原审第三人孙孝进认为其是出卖人，但其既不持有出库单、过磅单等债权凭证，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上诉人振鑫公司认为其是向原审第三人孙孝进购买货物，出卖方是孙孝进，但证据不足。现华东公司合法持有债权凭证，且与载明的债权主体一致，故华东公司主张其是出卖方，证据充分，应予以支持。因此，本院认定与振鑫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出卖方是华东公司，不是孙孝进。综上，上诉人振鑫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18元，由上诉人瑞安市振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国栋
审 判 员 易景寿
审 判 员 叶雅丽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