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青山刑初字第00412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汪某，原武汉市武昌区国家税务局助理调研员。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4年3月12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年3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绪高，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武青检刑诉（2014）2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汪某犯受贿罪，于2014年8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青云、代理检察员李鑫，被告人汪某及其辩护人刘绪高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汪某于2009年至2011年间，应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某乙（另案处理）的请托，介绍其认识时任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的刘某甲（另案处理），尔后利用刘某甲分管基建的职务便利，帮助刘某乙承接了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建设工程，并在审计结算等方面为刘某乙提供关照。期间，被告人汪某、刘某甲共同收受刘某乙贿赂的人民币共计360，000元，被告人汪某实得人民币160，000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09年12月30日，被告人汪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武汉临江支行银行卡转账的方式，收到刘某乙贿赂的人民币200，000元后，交给其妻黄某。黄某按被告人汪某的吩咐，于2010年10月14日从其建设银行卡内转款120，000元人民币到被告人汪某的工商银行卡内。2010年10、11月的一天，被告人汪某在自己家中，将上述存有120，000元人民币的工商银行卡交给刘某甲，并告知刘某甲该款的来源，存款数、密码。伺候，该卡一直由刘某甲保存和使用。
二、2011年10月8日，被告人汪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徐东支行银行卡转账的方式，收到刘某乙贿赂的人民币160，000元后，吩咐其妻黄某于2011年10月24日，使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江南支行黄某自己的银行卡，向上述由刘某甲保存和使用的被告人汪某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内转款80，000元。转款后，被告人汪某电话告知刘某甲该款的来源。
案发后，被告人汪某退赃款人民币160，000元。
公诉机关就起诉书指控的上述事实在法庭上出示了破案经过，被告人汪某及刘某甲的身份材料及职务任免文件，证人证言及相关合同、银行交易凭证以及被告人汪某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汪某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刘某甲，利用刘某甲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360，000元人民币，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和职务的廉洁性，提请本院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认为，该案系职务犯罪，主要是利用刘某甲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汪某在本案中属从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汪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有异议，提出下列意见：一、起诉书指控的第一笔200，000元是帮助刘某乙给刘某甲的行贿款，收到这200，000元后我不敢一次给刘某甲，就分两次给了他，第一次给了120，000元，第二次给了80，000元，第二笔160，000元是刘某乙给我的利息，不是受贿款，我认为多出利息的部分才是受贿或者行贿，当时他给我的160，000元没有超过我应得的利息。刘某乙说是感谢我们兄弟两人的是客气话，我应该是行贿罪。二、和刘某甲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第一次见面时我不认为刘某甲说过让刘某乙感谢我就行了这句话。我在庭上的供述和之前的供述有很大出入是因为在反贪机关我太紧张了。
辩护人亦支持其观点，同时认为被告人汪某系自首且系从犯，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刘某乙谋取利益，且刘某甲与被告人汪某没有共同犯意，不构成共同犯罪，2010年和2011年刘某乙除了该笔160，000元外，没有支付被告人汪某利息，因此该笔钱应视为利息款，被告人汪某是因为法律认识错误或事实认识错误而作出有罪供述。且被告人汪某的供述与刘某乙的供述中均有160，000元是利息的说法，因此不能认定属于受贿款。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汪某于2005年7月14日任武汉市武昌区国家税务局助理调研员，刘某甲于2007年8月由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任命为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被告人汪某与刘某甲系表兄弟关系。2009年7、8月间，因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某乙（另案处理）想承接民政系统的工程，被告人汪某联系刘某甲并介绍刘某乙与其认识，尔后，刘某甲利用其分管基建的职务便利，帮助刘某乙承接了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以下简称“未保中心”）的建设工程，并在审计、结算等方面为刘某乙提供关照，2009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汪某收受刘某乙向其和刘某甲贿赂的人民币共计360，000元，被告人汪某实得人民币160，000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9年12月30日，刘某乙向被告人汪某的中国农业银行武汉临江支行银行卡（卡号62×××16）转账人民币300，000元，其中贿赂款人民币200，000元，另100，000元人民币系向被告人汪某支付的借款利息（被告人汪某曾于2007年及2008年分两次借给刘某乙人民币共计470，000元）。被告人汪某收到刘某乙的200，000元贿赂款后，将其交给妻子黄某，黄某按照被告人汪某的吩咐，于2010年10月14日从户名为黄某的建设银行卡内向户名为被告人汪某的工商银行卡内转账人民币120，000元。2010年10、11月的一天，被告人汪某在自己家中，将上述存有人民币120，000元的工商银行卡交给刘某甲，并告知刘某甲该款的来源。此后，该卡一直由刘某甲保存及使用。
二、2011年10月8日，刘某乙让其子刘某丙向被告人汪某的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徐东支行银行卡内转账人民币160，000元，被告人汪某收到160，000元的贿赂款后，吩咐其妻黄某于2011年10月24日，通过户名为黄某的工商银行卡向上述由刘某甲保存的和使用的户名为被告人汪某的工商银行卡内转款人民币80，000元。被告人汪某电话告知刘某甲该款的来源。
案发后，被告人汪某退赃款人民币160，000元。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定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被告人汪某涉嫌行贿案，2014年3月10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将被告人汪某通知到该院进行调查谈话，在调查谈话过程中，被告人汪某供述了上述全部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刘某甲的身份材料及职务材料，证实刘某甲系由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任命的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其身份为国家工作人员。
二、被告人汪某的身份材料及职务材料证实，被告人汪某系武汉市武昌区国家税务局助理调研员。
三、相关书证（中标通知书、补充合同、施工合同）等材料证实，武汉市救助管理站与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由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程。
四、银行转账凭证、银行卡取款凭条、记账凭证等，证实刘某乙向被告人汪某转账的时间及金额，以及被告人汪某通过黄某的银行卡向其银行卡内转账的时间及金额。
五、武汉市武昌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关于汪某廉政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汪某未向单位上交过钱物。
六、借条，证实刘某乙于2007年、2008年分三次向被告人汪某借款人民币470，000元。
七、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乙的证言：
①“2009年年中的一天，我找到汪某，问他在民政系统有没有认识的熟人，可以为我介绍点工程做，赚点钱，他说有一个表弟在民政局当副局长，正好分管基建，后来汪某就联系了刘某甲局长，第一次在洪山广场一个咖啡馆喝茶，在吃饭过程中，他向我介绍了刘某甲是他表弟，并跟刘某甲说我是做工程的，让刘某甲帮忙介绍工程给我做，刘某甲说民政局正好有个救助站的工程要招标了，让我去投标，他再来帮忙。我感觉他答应以后，就对他说：工程做成了，我要感谢你们的，刘某甲说，不用感谢我，感谢我老表就可以了，当时在谈话过程中，我听到刘某甲答应给我工程就立即当着两人的面向他们承诺，事成之后会感谢他们的，他们两人都听到了，但是刘某甲说不用感谢他，感谢汪某就行”，证实被告人汪某介绍刘某甲和刘某乙认识，让刘某甲帮忙介绍工程给刘某乙做，刘某乙表示如果承接到工程将会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
②“2009年9月工程中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向汪某打电话说要“表示”一下，并且让他办一张农业银行的卡方便转账，不久汪某把卡办好了，电话约在民主路见面后，我对汪某说，我给你的30万元，10万元是给你的利息，剩下的20万元是感谢你们的钱，你们兄弟自己安排，谈完以后，我们一起到民主路新华书店旁边的农行，我在柜台上向汪某的农行卡上转账30万元，这个20万元是感谢汪某帮忙让我中标了“未保中心”的工程，他通过他的表弟刘某甲让我承接了工程，送给汪某和刘某甲的，他们是表亲关系，怎么分我不管”，证实工程中标后，刘某乙转账了30万元给被告人汪某，并明确表示其中10万元是给汪某的借款利息，另20万元是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帮助他承接到了工程的好处费。
③“2011年10月的一天，汪某给我打电话，印象中是说要用钱招呼别人，我问打多少钱合适，他说打16万吧，2011年10月8日，我向汪某的农行卡内打了16万元，是让刘某丙去办理的转账，不久，我给汪某打电话说，我给你卡上打了16万，之前工程上面多谢你们帮忙，这是一点意思。这个钱是为了感谢他在“未保中心”工程中帮了我的忙，还是出于对汪某的感谢，至于这个钱汪某和刘某甲怎么分，我不管，这个钱是我感谢他们的钱，不是利息”。证实2011年10月，因为汪某之前打电话给刘某乙说要用钱，刘某乙于2011年10月8号让其子刘某丙将160，000元人民币转账给被告人汪某，并且表示160，000元人民币是为了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之前在工程上面的帮忙，不是支付给汪某的利息。
④“汪某于2007年4月16日，2008年4月18日，2008年6月5日分三次借给我47万元钱，当时是以借款名义打的条子，上述谈到的给汪某和刘某甲的36万元钱，与支付利息给汪某没有关系”，另刘某乙在2014年7月30日的笔录中说他在2014年7月23日的供述中称两次给汪某的人民币360，000元均系给汪某的本金与利息，是因为“那次的供述是我自己瞎编的，我当时觉得自己的问题很小，你们对我宣布延期时，我心里比较抵触，所以就瞎编瞎说，供述出现反复”。证实被告人汪某曾借款470，000元给刘某乙并约定了利息，但起诉书中指控的刘某乙给汪某的360，000元人民币均和支付利息没有关系。
2、证人刘某丙（刘某乙之子）的证言，“未保中心”的工程就是我父亲通过汪某的帮助，认识刘某甲后承接到的，有一次我父亲带我一起和汪某、刘某甲喝茶，期间，汪某向刘某甲介绍了我父亲，并说这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你看民政局有什么工程可以给他做的，就关照关照。刘某甲当时笑着答应了，刘某甲具体怎么说的我有点记不清了，我印象中刘某甲答应给工程我们做的时候，我父亲说事成之后我会感谢你们的”，“2011年10月8日，我父亲让我给汪某办理过一个16万元的转账”，证实被告人汪某介绍刘某甲和刘某乙认识，刘某乙表示如果承接到工程将会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同时证实2011年10月8日刘某乙要刘某丙向被告人汪某转账人民币160，000元。
3、证人刘某甲的证言，“2009年7、8月份的一天，我表哥汪某请我、刘某乙等人在洪山广场附近一家餐馆吃饭，汪某介绍了刘某乙给我认识，席间叙述了他们的旧事，就是想让我知道他们认识多年，是非常好的朋友，吃完饭后，我们到附近喝茶，汪某跟我说刘某乙得到消息说民政局有工程他想做，刘某乙也说想承接民政系统的基建项目，请我帮忙，我说民政局正好有个“未保中心”的建设项目，你去投标，我再来帮忙，我当时心里没想太多，觉得既然汪某开了口，应该帮他一下，第一次见面后我对时任民政局基建办主任戴某打了招呼，让他照顾一下，后来又一次和刘某乙、汪某到水果湖附近吃饭的时候，听刘某乙说武汉市救助站站长易明友不是很想把工程给他做，后来我又跟易明友打了电话，让他关照一下刘某乙，在这次吃饭的时候，我才跟刘某乙互留了电话号码，当时，刘某乙说事成之后我会感谢你们的，我说这也是帮我表哥汪某的忙，你感谢我表哥汪某就行了。2009年11月，刘某乙顺利接到“未保中心”建设项目，2010年11月左右，汪某打电话约我去他家里，交给我一张工商银行卡，说是刘某乙感谢我的，让他转交给我，是以他自己名字开户的，里面有12万元钱，并告诉我密码。我不知道这次刘某乙是否给了汪某钱，我就是听汪某说刘某乙给了他12万元钱，他全部给我了。这次之后，刘某乙和汪某还因为工程款的结算多次联系过我，让我帮忙打招呼，“未保中心”的工程在2011年就完工了，但是结账工作一直没完，为了结账的事情，汪某对我说要我帮刘某乙催一下工程结算的事情，我为了这个事情，跟武汉市救助站站长易明友和后任站长都打过招呼，2011年10月的一天，汪某跟我说又往上次给我的那张卡里打了8万元，也是刘某乙感谢我的，这次刘某乙要我表哥又送给我8万元，既有对我帮助他接到“未保中心”工程的感谢，也是对我帮他尽快结算工程款的帮助表示感谢。这次我也不清楚汪某收了刘某乙多少钱，汪某只是跟我说刘某乙这次又给我8万。没有汪某我也不会给刘某乙帮忙，我当时也向刘某乙表达过给他帮忙看的也是汪某的面子。”证实被告人汪某介绍刘某乙跟刘某甲认识，并要刘某甲介绍工程给刘某乙，在刘某甲的帮助下，刘某乙承接了“未保中心”工程后，刘某甲于2010年11月左右收到刘某乙通过被告人汪某给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20，000元，2011年10月收到刘某乙通过被告人汪某给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80，000元。
4、证人黄某（被告人汪某的妻子）的证言，“2010年10月的时候，我给汪某名下的一张银行卡打了12万元，是从我的建行账户打到他的工行账户的，第二次是2011年10月的时候，我还是给这张卡打了8万元钱”，“印象中他对我说过刘总给他人民币20万元，其中12万元送给刘某甲了，我们留下了8万元，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也对我说过刘总给我16万元，我们留下了8万元，另外8万元给刘某甲”。证实被告人汪某第一次收到200，000元人民币和第二次120，000元人民币后，均交给黄某，并通过黄某的账户向他本人的账户中分两次各转账120，000元人民币和80，000元人民币。
5、证人戴某的证言，证实刘某甲要求其在“未保中心”工程的招投标上优先考虑刘某乙的公司。
八、被告人汪某的供述和辩解，“2009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刘某乙找到我，问我在民政局有没有认识的熟人，希望在民政系统接点工程做，我听后告诉他有一个表弟在民政局当副局长，正好分管基建，可以介绍给他认识，我帮刘某乙因为我和他关系比较好，而且我有钱在他那吃利息，他生意好我的利息就多，同时以我对他的了解，我帮他办这个事，他肯定不会亏待我，会感谢我的。后来我就分别联系了刘某甲和刘某乙，约在洪山广场的一个咖啡馆喝茶，刘某乙当时把刘某丙也带在一起，在吃饭喝茶过程中，我就向刘某甲介绍说刘某乙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也是搞工程的，你看手底下有什么工程可以给他做的，关照一下，刘某甲说民政局正好有个救助站工程要招标要刘某乙去参加，他再来帮忙，刘某乙听到后说事成之后他会感谢我和刘某甲的，刘某甲说不用感谢他感谢我就行了，他的意思是刘某乙感谢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不用找他本人，只用通过我就行了。2009年底的时候，刘某乙中标了“未保中心”工程，过了一段时间，刘某乙打电话给我说感谢刘某甲让他做到了救助站的工程，先给我打30万元，其中10万是给我的利息，另外20万先是说是感谢刘某甲的，接着又说，这个钱是感谢我和刘某甲的，让我自己安排，他以后工程赚了钱，再给我们打钱，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钱是送给我和刘某甲的，怎么分我来安排，他之所以又说是感谢我们的，估计是觉得说都给刘某甲不合适，我也应该感谢，并让我办一张农行的卡，好把钱给我，后来我办好卡和刘某乙约在民主路的一个农行在柜台上办理了卡卡转账，当时我把这个卡给了黄某，告诉她这30ＸＸ面有10万是刘某乙给的利息，还有20万是感谢我和刘某甲帮他做工程的钱，之后，我让黄某打12万到以我名字开办的工行卡上，并告诉她这12万是给刘某甲的，钱是从黄某的建行账户打的，2010年10月、11月的一天，刘某甲来我家，我找了机会把存有12万的工商银行卡给了刘某甲告诉他这是刘某乙感谢他的，并说是以我的名字开的，又说本来刘某乙要给你20万的，这里面先给你12万，剩下8万元再找时间给他，我对刘某甲说后面的8万元再找时间给他是因为刘某乙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过以后还会再感谢我们兄弟俩，这笔20万是第一笔款，我就自己先留8万元，等以后刘某乙再打钱的时候，我就再补8万元给刘某甲，当时就是想这20万要给刘某甲一部分，自己留一部分，也没有太具体的原因为什么是12万而不是其他的数字，刘某乙给我们这20万元是感谢刘某甲让他承接了工程，同时也感谢我牵线让他认识刘某甲。2011年10月的一天，我给刘某乙打电话先是问了工程上的事是否顺利，后来我又说要给岳父买墓地，不久刘某乙给我打电话说打了16万，之前在工程上多谢我帮忙，这是一点意思，我说我知道了，我之所以提出16万，是因为岳父买墓地要8万，另外之前刘某乙说过要给刘某甲20万，但我只给了12万，还差8万，因此这次我要了16万，刘某乙给我这16万元，是感谢我的钱，因为我介绍他和刘某甲认识，促成他们合作，而且我和表弟关系很好，我说话刘某甲一般都会听，看在我的面子上，刘某甲在工程施工和结算方面照顾了刘某乙。收到钱后我让黄某再打8万到以我名字开的工商银行卡上，就是刘某甲手上那张，当时也告诉黄某16万元是刘某乙给的，转账的8万元是刘某乙感谢刘某甲的。我有47万元放在刘某乙那里吃利息，2009年到现在一共给过三次利息，一次是上述谈到给我30万其中10万是利息，另外还给过一个10万，一个5万，一共25万利息。我刚才谈到的刘某乙给我们36万元钱的事情，与刘某乙支付给我利息没有关系，之前我说有关系是因为利息是正当的，这36万元钱是不正当的，我想把不正当的说成正当的，减轻自己的责任，是为了逃避责任编造的借口，我在刚到检察院接受调查时说自己没有经济问题是怕说了要承担很大责任，我觉得我在刘某乙那里有本金吃利息，我收他钱的事情，可以找收利息作为由头，谈到刘某乙送给我们36万元钱的时候，我说除了送给刘某甲20万元以外，剩下的16万是我的利息的说法是不真实的，虽然我提到过算利息钱，但刘某乙没有答应，坚持是送钱感谢我们，我也没有坚持，当成感谢我的钱收了，而不是收的利息钱，说是利息钱是想逃避自己的责任。”证实被告人汪某介绍刘某乙和刘某甲认识的过程，以及刘某甲帮助刘某乙承接工程后，刘某乙为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分两次向他们行贿人民币共计360，000元，被告人汪某分两次转交给刘某甲人民币共计200，000元，实得人民币160，000元的事实，同时证实刘某乙虽向被告人汪某借款人民币470，000元并支付利息，但是上述人民币360，000元和利息没有关系，是被告人汪某为逃避责任编造的借口的事实，其供述与上述各证据相吻合，能够相互印证。
九、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破案经过证实，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将被告人汪某涉嫌行贿罪一案指定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2014年3月10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将被告人汪某通知到该院进行调查谈话，在调查谈话过程中，被告人汪某供述了上述全部犯罪事实。
十、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暂扣款物收据证实，涉案的赃款人民币160，000扣押于该院。
针对被告人汪某以及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汪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的第一笔200，000元是帮助刘某乙给刘某甲的行贿款，收到这200，000元后我不敢一次给刘某甲，就分两次给了他，第一次给了120，000元，第二次给了80，000元，第二笔160，000元是刘某乙给我的利息，不是受贿款，我认为多出利息的部分才是受贿或者行贿，当时他给我的160，000元没有超过我应得的利息。刘某乙说是感谢我们兄弟两人的是客气话，我应该是行贿罪。”的辩解意见以及辩护人提出“2010年和2011年刘某乙除了该笔160，000元外，没有支付被告人汪某利息，因此该笔钱应视为利息款”的辩护意见。
经查，关于第一笔刘某乙给刘某甲的200，000元人民币，在2014年3月11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汪某做的调查笔录以及被告人汪某自书的《交待材料》中，被告人汪某均交代刘某乙将这200，000元打入他本人的账户后，先是说这20万是感谢刘某甲的，接着又说，这个钱是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的，让他们兄弟自己去安排，等以后工程赚了钱，再给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打钱，被告人汪某理解的刘某乙之所以又改口说是感谢他们两个人的，是因为“他觉得说这个话不合适，我他也应该感谢”。然后被告人汪某将120，000元转入自己名字的银行卡准备送给刘某甲，另外的80，000元他留下自己用了。综合全案证据，上述交待材料是被告人汪某亲笔书写，调查笔录也经过其本人确认签字，刘某甲不知道刘某乙和被告人汪某之间的谈话，也不知道被告人汪某关于200，000元的具体分配，而此时行贿人刘某乙并未到案，上述被告人汪某自书及供认的相关内容与被告人汪某的其他多次供述以及刘某乙到案后的证言、刘某甲、黄某的证言、相关转款凭证、银行凭证等能够相互印证，足以确认刘某乙为了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向被告人汪某转账人民币200，000元后，被告人汪某将其中120，000元给了刘某甲，自己实得80，000元的真实性。此外，刘某甲的证言中说被告人汪某将存有120，000元的银行卡交给他时告诉他说刘某乙给了120，000元，全部给了他，亦印证了被告人汪某实际占有剩余的80，000元的故意，其当庭否认实得了贿赂款中的人民币80，000元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笔人民币160，000元，被告人汪某当庭翻供并否认起诉书关于该笔系受贿款的指控，称该160，000元系刘某乙给的利息款。被告人汪某曾在《交待材料》自书“事实上，当我提出他给我16万元，要求他从利息中扣除，刘某乙并未明确应允，应该算作他送给我的钱，为什么要在前面讲与他的利息关系，就是想减少80，000元的受贿款，以减少应该承担的责任，规避风险，逃避惩罚”。在2014年3月11日的调查笔录中关于这笔钱，被告人汪某说“刘某乙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给你卡上打了16万元钱，之前工程上面多谢你们帮忙，这是一点意思’，我在电话里面推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其实当时我是想找刘某乙要利息钱，结果刘某乙没有给利息，而是给了我人民币16万元，并对我说这个钱是给我的，是感谢我和刘某甲帮忙他做到了救助站的工程感谢的钱，我也没有坚持，就当成是感谢我的钱收了，而不是收他的利息钱”，从上述两份被告人汪某的材料中证实，刘某乙将该人民币160，000打到被告人汪某的卡上后，在电话里明确表示该款是用于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在工程上对他的帮助，被告人汪某没有提出异议。同时有刘某乙到案后的证言与被告人汪某的供述相应证。关于该款是否为“利息款”，被告人汪某在其本人的其他多份供述中均表示该笔160，000元人民币是刘某乙为感谢他和刘某甲而送的钱，不是利息。在2014年3月12日及3月28日的两份供述中供认他并没有跟刘某乙说过这160，000元算是利息的话，“之前说是利息，是我为了逃避法律的打击编造的假话，实际上，我就是在找刘某乙要为做工程感谢我的钱，而不是找他要利息”。刘某乙的证言中亦证实“汪某给我打电话，印象中是他说要用钱办点事，还提到说要‘招呼别人’”。另外，从刘某乙支付第一笔200，000元行贿款时情况看，其关于大额利息的交付是明确的，在支付这笔200，000元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时，因为同时给了被告人汪某100，000元利息，还专门在电话中予以说明。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该笔160，000元是刘某乙为了感谢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在工程上的帮忙而给予二人的行贿款。
因此，对于该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汪某提出“第一次见面时我不认为刘某甲说过让刘某乙感谢我就行了这句话。我在庭上的供述和之前的供述有很大出入是因为在反贪机关我太紧张了”的辩解意见以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汪某是因为法律认识错误或事实认识错误而作出有罪供述”的辩护意见。
经查，被告人汪某介绍刘某乙和刘某甲第一次见面时除了上述三人外，还有刘某乙的儿子刘某丙在场，除了被告人汪某的供述外另有其他三人的证言均证实，在被告人汪某向刘某甲介绍刘某乙希望承接民政系统工程，刘某甲应允帮忙后，刘某乙当场对二人表示事成之后会感谢二人的。被告人汪某的《交待材料》中关于收受刘某乙二笔款项的原因、时间、地点、如何分配包括为什么将第二笔160，000元人民币说成是利息的原因是“以减少应该承担的责任，规避风险，逃避惩罚”等均有详细描述，这份《交待材料》系在行贿人刘某乙未到案，办案机关尚不掌握相关证据的情况下被告人汪某自行交代的，并非违心所写，其有罪供述还有其本人的其他多份供述与本案相关的多位证人证言、银行支付凭证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综上，被告人汪某的该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汪某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刘某乙谋取利益，且刘某甲与被告人汪某没有共同犯意，不构成共同犯罪”的辩护意见。
经查，2014年3月28日被告人汪某的供述中说帮助刘某乙认识刘某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他对刘某乙的了解，帮助刘某乙办这个事，刘某乙肯定会感谢他的。此外，被告人汪某的供述以及刘某乙、刘某甲的证言均证实被告人汪某介绍刘某乙跟刘某甲认识，刘某乙在向刘某甲提出想承接民政系统工程并得到刘某甲同意后，当即对被告人汪某和刘某甲承诺会感谢二人。可见，被告人汪某、刘某甲均明知利用刘某甲的职务便利帮助刘某乙承接到工程后，刘某乙会感谢二人，二人事前具有通谋是明确的，对权钱交易主观上也是明知的。刘某甲利用职务便利为刘某乙谋取利益，由被告人汪某收受贿赂后二人共同占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被告人汪某应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对于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汪某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汪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当庭对指控的第二笔受贿人民币160，000元提出异议，说是利息款而不是受贿款，且对到案后的多次关于此笔受贿金额的供述予以翻供，其行为是对犯罪事实的否认，不应认定为自首。因此，对于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汪某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双方共同占有，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汪某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属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汪某系初犯且系从犯，归案后退出涉案赃款，请求对其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被告人汪某及其辩护人的其他辩解及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汪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12日起至2016年9月11日止。）
二、扣押于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本案赃款人民币16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 敏
人民陪审员 倪 萍
人民陪审员 郭 馨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付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