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福民重初字第4号
原告：林拂晓，男，汉族，现住烟台市福山区。
委托代理人刘爱丽，烟台福山清洋第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烟台花样年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号中银大厦。
法定代表人牛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世璞，该公司职工。
被告：山东高盛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清洋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吕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倩、迟兴，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烟台天恒投资有限公司（原烟台天恒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住所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董春英，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田，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拂晓与被告烟台花样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样年公司）、山东高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公司）、烟台天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8月8日受理后，于2014年5月30日以（2012）福民清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9月12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烟民一终字第8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2）福民清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案重审期间，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代理人、三被告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被告花样年公司、高盛公司、天恒公司合作开发福山区“鸿福名城”项目，三被告签署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花样年公司负责合作项目内被拆迁户的拆迁动员工作及回迁安置。2010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花样年公司签订了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合同第二条约定原告选择的户型面积为100㎡置换65㎡网点房，其余面积被告花样年公司已付清差价，现网点房早已盖好，三被告却迟迟不交付给原告，原告多次找三被告协商，三被告以种种理由不予交付，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无奈，原告诉来本院，要求依法判令被告按照市场价格16500元／㎡给付原告补偿款1072500元，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
被告花样年公司辩称，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我方同意按土地证195㎡支付。按3000元／㎡核算146㎡，已经支付原告方440000元人民币现金。按土地证面积195㎡扣除已经支付的146㎡为49㎡，我方应再支付原告49㎡房屋价款并按3000元／㎡计算为147000元。但现在尚未补偿的实际面积不足100㎡，原告丧失了补偿网点房的权利。因原告虚报面积，导致合同无效，不能获得任何补偿，剩余147000元我方也不同意支付原告。
被告高盛公司辩称，一、原告起诉高盛公司主体错误，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高盛公司的起诉。2010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烟台花样年公司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就原告房屋拆迁补偿事宜作了相关约定。可见，关于原告的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一直由原告与被告烟台花样年公司协商并签订拆迁合同。高盛公司并未参与，拆迁合同上没有答辩人的签字或盖章。即使三被告之间存在房地产开发合作关系，但这只是三被告之间的业务合作，与原告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只能向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被告花样年公司主张权利，答辩人非本案合同当事人，与本案原告无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原告所诉主体错误，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二、原告要求安置65㎡的网点房，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支持。根据福山泊子村居委会区域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产权调换的补偿按照被拆迁户土地证面积有一补一不找差价的原则执行。土地证与房屋宅基地面积不符的，以土地证为准。拆迁合同第一条，被拆除房屋的现状中，原告申报的土地使用证面积为246㎡，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原告）应获得安置面积246㎡，为了进一步明确以土地证面积为准的补偿原则，该条中又特别说明强调，以乙方土地证登记面积为准。根据以上合同内容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花样年公司签订拆迁合同时，原告申报的土地证面积为246㎡，故本合同的补偿方案是在原告申报的246㎡的基础上作出的。现经查实，原告的土地证面积实为195㎡，与其申报的246㎡相差51㎡，由此可见，原告虚报土地使用证面积骗取补偿。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因此，本案的拆迁合同是原告以欺诈的手段签订的，不应作为本案房屋补偿的依据。原告所诉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天恒公司辩称，天恒公司不是拆迁补偿合同的一方主体，原告无权依据合同起诉天恒公司，天恒公司也不是拆迁主体，用于安置的房屋并不在天恒公司控制之下，没有权利对其作出处分，也没有能力向原告办理拆迁安置的房屋交付和办理产权证书的义务，因此原告起诉天恒公司要求承担交付安置房屋的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我方不应承担合同责任，不同意赔偿。
三、审理查明情况
经审理查明，被告烟台天恒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烟台天恒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三被告于2010年3月27日就合作开发“鸿福名城”项目19、20、21号楼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书，合同书约定：被告高盛公司提供该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被告天恒公司投资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用于支付包括但不限于该项目的拆迁安置税费（含安置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助费、躲迁费、搬家费、提前躲迁奖励、拆迁工程费用等）、工程勘察、环保、气象等主要部门的行政收费以及项目小区内由于水电暖增容所发生的设备及安装费用、工程项目开工以前和工程竣工验收以及工程竣工以后所发生的所有费用，被告天恒公司投资的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若不足以支付上述费用，不足部分由被告花样年公司承担。被告花样年公司负责该项目内56户被拆迁户的拆迁动员工作，提供56户被拆迁户的回迁安置用房，并保证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使该项目具备施工条件。2010年6月30日，被告花样年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合同约定：一、被拆除房屋的现状：被拆除房屋坐落于泊子村居委会（房屋所有权证号：NO______；土地使用证号：福集建﹤﹥字第_____号）被拆除房屋有证建筑面积96㎡，土地使用证面积246㎡。二、补偿安置的具体方式：被告花样年公司以产权调换补偿的方式对原告进行补偿安置。原告应获得安置面积为246㎡（以原告土地证登记的面积数为准，不足部分被告花样年公司按照3000元／㎡补偿给原告；超出部分，住宅10㎡内，原告按被告花样年公司成本优惠价2600元／㎡购买，住宅超出10㎡或网点超出所应安置的部分，原告按开盘价向被告花样年公司购买），原告选择的户型面积为100㎡置换65㎡网点房共1套总计100㎡（以上面积最终以规划和房管部门核准的实际面积为准）。具体安置地点为鸿福名城三期19号楼（1梯3-4户）。原告所选住宅房型面积与应安置住宅面积的差额为146㎡，被告花样年公司应付给原告差价440000元（交房时双方根据房管部门测量的实际面积多退少补）。……五、结算及支付方式：被告花样年公司支付原告共计肆拾肆万元整（￥440000元整），原告将房屋腾空交付被告花样年公司时，双方账款两清。……七、《福山区泊子村居委会区域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及奖罚政策》作为本协议附件，未尽事宜按其约定执行。2011年7月18日，被告高盛公司出具声明，内容为：被告高盛公司于2010年3月27日与被告天恒公司、被告花样年公司就合作开发“鸿福名城”项目19、20、21号楼事宜签署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书》，根据合同约定被告花样年公司负责合作项目内被拆迁户的拆迁动员工作及回迁安置，19号楼为回迁安置楼。但由于规划调整原19、20、21楼号调整为20、21、22号楼，其中20号楼为回迁安置楼。
诉讼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被告方的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2010年6月30日原告与花样年公司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证明：原告被拆迁的房屋所安置的户型面积100㎡置换65㎡网点房，以及花样年公司已支付给原告440000元补偿款。
证据2、2012年4月12日花样年公司法人代表牛源给原告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签订合同时花样年公司就明知原告的土地证面积为195㎡，与合同面积不符是根据其内部的财务要求而定的，从而说明并不是原告采取欺诈手段虚报的。
证据3、2010年3月27日三被告间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福山区鸿福名城项目19、20、21号楼（后期因规划原因分别变更为20、21、22号楼）是三被告合作开发的。
证据4、2013年3月1日《烟台晨报》的一份泊子村回迁交房公告。证明：福山区鸿福名城20、21、22号楼已经验收合格，达到交房条件。
证据5、2012年11月20日三被告共同认可的鸿福名城20号楼住宅楼及网点房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一份。证明：原告应安置的鸿福名城20号楼（原19号楼）住宅及网点房已经验收合格，达到交付条件。
证据6、三被告的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三被告的工商登记情况。
证据7、原告父亲林其文与被告花样年公司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书、（2014）福清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及房地产估价报告各一份，主张其要求安置的65㎡网点房与其父亲林其文要求安置的65㎡网点房在同一地段，参照估价报告16500元／㎡，计算65㎡，要求被告折价补偿1072500元。
被告花样年公司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同第2条明确约定以乙方土地证登记面积为准，不足部分甲方按3000元／㎡标准补偿。以上最终面积以规划房管部门核准的实际面积为准。说明原告的被拆迁房屋并不是246㎡，而登记面积是195㎡。
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明内容不认可。该证明是2012年4月12日写的，但合同时间是2010年6月30日签订的，签订合同时我们不知道原告的被拆迁房屋是195㎡，原告报的是246㎡。2011年6月14日我公司在《今晨六点》上刊登了一份通知，通知内容为：鸿福名城三期范围内的被拆迁居民因规划调整及临鸿福街商业网点房被民政等主管部门预留为居委会和民政等部门的办公用房，实际户型面积回迁时间及商业网点安置方案均有大幅调整，因福山区房管拆迁主管部门要求和规定，请上述被拆迁居民见报15日内，到我公司售楼处重新选取户型面积，并与项目方正式签订有效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差额部分已领取的补偿款及原协议安置面积与自身土地证实际登记面积不符的部分均多退少补，逾期未补签合同的，视为同意我公司按照2010年3月17日公告的《泊子村委区域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及奖罚政策》给予相应安置。这说明2012年4月12日原告找到我公司法人牛源为其书写该证明时我公司才知道原告的被拆迁房屋为195㎡。
对证据3无异议。
对证据4不清楚，我公司只管拆迁，不管回迁交房。
对证据5不清楚。
对证据6无异议。
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被告高盛公司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合同的签订双方并没有我公司，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合同与我公司无关。从合同内容来看，合同第2条表明甲方即原告应安置的土地面积是246㎡，而括号里注明是以土地证面积为准，据了解原告的实际土地面积是195㎡，与申报的246㎡不符，既然原告已经以246㎡其中的146㎡获得了440000元补偿，剩余面积已经无法按100㎡置换65㎡网点房，因此我方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无法证明其取得65㎡网点房的主张。
对证据2真实性不能确认，从证明内容来看原告土地证面积195㎡与合同不符我方是认可的，合同的数字是根据财务的对账要求，财务并不能确定是哪个公司的财务，请贵公司予以酌情考虑，这个公司指向并不明确。从时间来看原告与被告花样年公司签订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的时间是2010年6月30日，而花样年公司在刚才的质证中提到过，在2011年6月14日在报纸上发过通知，要求申报面积与实际土地证面积不符的进行重新申报，而本证明花样年公司所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4月12日，可以看出花样年公司牛源在书写此证明时才知道原告申报的土地面积与土地证面积不符，并且从证明的内容也看不出来花样年公司对申报土地面积不符的事情是予以认可的，因此我方认为原告既然申报的土地面积与实际土地证面积不符，就应当按照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的约定以实际土地证面积来取得补偿。
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我方认为房地产开发合作合同是三被告之间所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是三被告间的内部协议，与原告无关。从协议内容可看出高盛公司只是负责提供土地并办理相关手续，天恒公司进行项目投资及回迁安置工作，花样年公司负责项目的具体拆迁工作，而本案的证据1也正是花样年公司与原告所签订的，因此原告以三方合作协议来要求高盛公司给予回迁安置补偿并不合理，于法无据。
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结合证据3可看出高盛公司是负责整个项目的土地提供及办理相关手续，因此项目的回迁公告是以高盛公司的名义来发布，并非具体负责是由高盛公司来进行的。
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我方不清楚曾在每家每户帖了验收表，且验收表中并没有高盛公司盖章。
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
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林其文一案的实际情况与本案完全不同，林其文一案当时是没有65㎡的网点房可以安置，仅有130㎡、190㎡的网点房，林其文不愿意添钱购买大面积的网点房，因此，对应予以补偿的网点房的价格进行了鉴定。而本案中，原告因虚报土地面积，其实际的土地面积已经无法再置换65㎡的网点房了。因此，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不应参考林其文一案关于网点房的评估结论。在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房屋补偿拆迁合同及福山区泊子村居委会的房屋拆迁补偿方案及奖赏政策均有明确规定，房屋补偿面积按3000元／㎡予以补偿。因此，原告提交这组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
被告天恒公司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也证实原告获得的补偿面积应以土地证登记的面积为准，并且天恒公司也不是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花样年公司在签订拆迁安置合同时已经知晓原告的土地证面积为195㎡。
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三被告间针对房地产的合作开发合同尚有多份补充协议，仅凭该合同无法确认三被告间的具体权利义务。
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
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对证据6无异议。
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判决结果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天恒公司承担责任是错误的。
诉讼中被告花样年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原告与其他被告方的质证意见如下：
2011年6月14日《今晨六点》刊登的通知复印件，证明内容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质证意见。
原告的质证意见：
该证据系复印件，在我们农村订的是《烟台晚报》，为什么不在《烟台晚报》上登，有的还不订报纸，为什么不通知村委，再电话通知我们。即便合同需要改变，我们不同意，需要改变也是他们单方面愿意的。在报纸上通知原告是不公平的。花样年公司对原告及拆迁范围内的所有居民都留有电话，既然想通知原告去补签合同应直接以电话形式通知原告，这样才能表现出诚意，而花样年公司在《今晨六点》发布这样的通知，原告并不知情，对通知内容也不知道。
被告高盛公司及被告天恒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内容均无异议。
诉讼中被告高盛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原告与其他被告方的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福山区泊子村委区域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及奖罚政策。证明原告与花样年公司所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第7条明确约定，该奖罚政策是作为合同的附件，未尽事宜按其奖罚政策来执行。而奖罚政策的第2条明确表明拆迁房屋产权调换的具体方式为按照被拆迁户土地证面积有一补一，不找差价的原则执行，土地证和房屋宅基地面积不符的，以土地证面积为准。该奖罚政策产权调换的方式再次与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的第2条即括号中所约定的以实际土地证面积为准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原告申报的面积与实际土地证面积不一致，应以土地证面积为准，原告要求补偿65㎡网点房的主张不能成立。
证据2、涉案区域7户被拆迁户的拆迁合同以及每户土地证的复印件，这些被拆迁户的合同中约定的土地证面积与实际土地证的面积是一致的。
证据3、拆迁范围内的3户被拆迁户的拆迁补偿合同以及安置选房确认单，该三户拆迁合同上约定的面积也超过了自己土地证的真实面积，但该三户拆迁户都接受了拆迁补偿协议的方案，即以土地证登记的面积补偿。
原告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奖罚政策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在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中虽然明确约定该奖罚政策作为本协议附件，但花样年公司并未将该奖罚政策交付原告，原告对该奖罚政策内容并不知情。既然该奖罚政策作为合同附件，即原被告间的合同效力是优先的，只有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事宜才能适用该奖罚政策，据原告所知，对该拆迁范围内包括原告在内的56户拆迁户，花样年公司并未按该奖罚政策对被拆迁户进行安置，故该奖罚政策形同虚设。
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中赵宝坤的土地面积234㎡，一次性补偿1800000元，超出被告高盛公司主张3000元／㎡补偿；李立章195㎡的土地证面积，补偿160㎡的网点房，另补偿了600000元的人民币，超出了被告高盛公司主张的有一补一不找差价的原则。
对证据3认为该三份拆迁合同后面没有附土地证复印件，不确定实际土地证面积是多少，该三份拆迁合同与本案无关。
被告花样年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天恒公司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无异议。
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7份合同同时证明拆迁合同签订主体是被告花样年公司，与其无关。
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从合同后面附的被告高盛公司盖章的确认单，能够证实包括原告在内的同区域的拆迁是由被告花样年公司签订拆迁合同，由被告高盛公司确认，与其无关。
本案的焦点问题，即原告与被告花样年公司在签订补偿合同时的真正合意，原告的被拆迁房屋究竟按照何约定补偿问题，原、被告双方在签订补偿合同时的协商情况及补偿合同第二条内容的实际含义的理解，分别陈述如下：
原告陈述，被拆迁房屋土地证登记面积为195㎡，与被告花样年公司法人代表牛源协商的意见是195㎡中的100㎡置换65㎡的网点，其余95㎡当时我要500000元，被告花样年公司同意再一次性给付440000元，我也同意了，440000元我已经收到。签订合同时我看到牛源写的是246㎡，我说我土地证面积是195㎡，你为什么写246㎡，我就让牛源改，他说不要紧，反正是格式合同，反正钱已经给你了，你就等着分房就可以。并说这与你无关，我们是为了三家合作财务交账，这个有我方提交的2012年4月12日牛源书写的证明为证。
被告花样年公司陈述，合同登记面积是246㎡，土地证登记面积195㎡，以土地证登记面积195㎡为准，按拆迁补偿合同现金补偿3000元／㎡，195㎡中的146㎡给了原告440000元，余49㎡我公司还应付给原告147000元。到现在房产证和土地证都在原告手里，我们也没看见，当时牛源向原告方要土地证，原告不给我们看，当时他说246㎡我们就按246㎡写，但是我们是以土地证登记面积为准，写的很明白。我们最后发现不对的时候，我们2011年6月14日发的通知。
被告高盛公司陈述，我公司并不是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的当事人，真正双方拆迁补偿的意愿应当依据合同，所以具体双方真正的补偿意见我方不清楚，也与我方无关。根据原告与花样年公司签订的补偿合同来看，房屋拆迁补偿是3000元／㎡，原告申报的土地面积是246㎡，花样年公司也是根据246㎡给原告进行的补偿，部分货币，部分网点房。既然原告申报的土地证面积与实际土地证面积不符，导致合同无效，从合同上来讲原告应当承担虚报土地面积所带来的后果。与所有被拆迁人签订合同时，以被拆迁人申报土地面积为准，我们将申报的土地面积填在合同上，因为有个别的情况申报土地面积与实际土地面积不符，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合同中又以括号的形式明确标注了以实际土地证登记面积为准。第二条就是表示不论申报人申报的面积是多少，最终都是土地证登记的面积为准。
被告天恒公司陈述，我方不是合同当事人，当时协商如何进行补偿并不清楚。但对被拆迁人的补偿是以土地证面积为基础采用实物补偿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但总补偿不会超过土地证确定的面积。
另查，被告花样年公司已经按拆迁合同约定将440000元给付原告，原告所有的被拆迁房产土地证面积为195㎡，该房产的房产证、土地证现均在原告手中。庭审中原告及三个被告均认可所有回迁安置的网点房中自始至终没有65㎡的网点房。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按市场价评估被拆迁房屋的损失。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一审时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交付65㎡网点房，若无房产交付，按现在市场价折价支付款项并承担诉讼费。一审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请为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市场价格15000元／㎡给付原告补偿款975000元并承担诉讼费。本案重审中，原告再次变更诉请为请求判令被告按16500元／㎡支付65㎡网点房的房款，总价为1072500元，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原告主张按16500元／㎡计算的理由是，参照其父亲林其文案子的估价结论16500元／㎡。林其文诉被告花样年公司、高盛公司、天恒公司（与本案三被告相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我院经审理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2014）福清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烟台花样年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林其文损失1072500元。二、被告山东高盛置业有限公司、烟台天恒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宣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现在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该案中，原告林其文与被告花样年公司所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协议中，第二条填写的应获得安置面积344㎡，与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344㎡一致。林其文选择的安置户型为“99.39㎡、80.56㎡、64.28㎡各一套，100㎡换65㎡网点一套，具体安置地点为鸿福名城三期19号楼（2梯3-4户）。”为证明其损失情况，原告林其文申请本院对位于福山区鸿福名城20号楼65㎡的网点房的平均价格进行评估。经本院委托，烟台永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出具估价报告书，结论为：位于福山区鸿福名城20号楼65㎡的网点房的平均价值，在估价时点的市场单价为16500元／㎡，市场总价值为1072500元。该报告有效期为一年。
本案庭审中被告方虽认可原告与原告父亲林其文要求安置的门市房位置在同一地段，但对原告关于门市房单价16500元／㎡的主张并不认可，也不同意对65㎡网点房单价予以评估鉴定。理由是：被告花样年公司认为，原告的土地证登记面积为195㎡。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我公司已经支付原告146㎡补偿款440000元，剩余49㎡按每平方米3000元再给原告补偿。不存在再用100㎡置换65㎡网点房问题。被告高盛公司认为，进行鉴定的前提和基础是有权利取得网点房，而本案中根据原告与第一被告所签订合同的第二条，原告所申报的土地面积与实际土地面积不符，并且原告已领取了146㎡的补偿440000元，其剩余的土地面积49㎡不足以得到65㎡网点房。因此，原告没有申请鉴定的资格，所以我方不同意。被告天恒公司认为，原告的补偿应按合同约定执行，不需另行鉴定。
诉讼中，原告申请对位于福山区鸿福名城20号楼65平方米的网点房的平均价格进行评估鉴定，后又自愿撤回评估申请。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花样年公司法人代表牛源出具的证明、三被告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书、泊子村回迁交房公告、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2014）福清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房地产估价报告等、被告花样年公司提交的《今晨六点》报纸刊登的通知、被告高盛公司提交的福山区泊子村委会区域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及奖罚政策等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本案中，2010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花样年公司签订的拆迁房屋实物补偿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的土地证实际登记面积为195㎡，被告花样年公司应以此面积数为基础，对原告按双方约定进行补偿。原告应获得补偿的195㎡，首先，
被告花样年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履行100㎡置换65㎡网点房的义务。因涉案地块新建网点房无65㎡网点房，被告花样年公司已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网点房的义务，则被告花样年公司应按照65㎡网点房的市场价格对原告进行货币补偿。原告请求按照市场价折价支付款项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告父亲林其文诉被告花样年公司、高盛公司、天恒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经审理本院已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2014）福清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现在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且申请人已申请执行。因为此案与本案所涉及的65㎡网点房，均在回迁安置的同一地段，且林其文案件的评估报告在一年的有效期内，故原告的参照其父亲林其文一案的评估报告中评估单价16500元／㎡，折价计算65㎡，总价为1072500元，要求判令被告补偿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其余的95㎡，被告花样年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原告所选住宅房型面积与应安置住宅面积差额146㎡的差价款440000元，计算单价为3013.7元／㎡，再计算95㎡，为286301.5元。综上，被告花样年公司应支付原告被拆迁195㎡房屋补偿款总计应为1358801.5元，扣除被告花样年公司已支付的440000元，余918801.5元被告花样年公司应支付给原告。因三被告在房地产开发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由被告高盛公司提供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被告天恒公司负责投资，被告花样年公司负责项目内被拆迁户的拆迁动员工作，同时对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及利润分配作了明确约定，三被告间系合作开发关系，故对外所负的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高盛公司、被告天恒公司对上述款项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烟台花样年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林拂晓人民币918801.5元。
二、被告山东高盛置业有限公司、被告烟台天恒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453元，由原告负担2071元，三被告负担1238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三被告负担。因原告已向本院全额预交，限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1738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光旭
人民陪审员 汪国勇
人民陪审员 姜凤鸣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于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