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粤0304行初第23号
原告许柳音，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代理人刘子孺，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兵兵，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8009号规划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幼鹏。
委托代理人黎拯民，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旷于滨，该委员会工作人员。
第三人深圳市留仙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同乐路留仙洞大厦15楼B。
法定代表人郑伟良。
委托代理人陈继欣，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佳艺，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许柳音不服被告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征地补偿协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受理后，于2015年3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许柳音及委托代理人刘子孺、杨兵兵，被告委托代理人黎拯民、旷于滨，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陈继欣、王佳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9年7月24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深收协字【2009】019号《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19号协议），约定被告按征地返还用地性质，补偿乙方20000平方米集体发展用地。实际上第三人深圳市留仙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新围居委会留仙洞居民小组的组长、副组长成立的，伪造原告等人相关的签名说该公司所有的收益归全体村民所有，并伪造原告等人的签名签署了相关的授权，转而向被告骗取上述土地，然而被告在此决定过程中没有尽到相关的审查义务，将原本应返还给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新围居委会留仙洞居民小组的土地，返还到了由刘爱如、郑伟良、郑燕安个人成立的第三人，已经严重的损害了原告与相关村民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签订深收协字【2009】019号《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违法，并撤销该协议。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均为复印件）：1、《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2、村民会决议；3、证明；4、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5、（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书》；6、深规土选ZG-2012-0001《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7、（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3834号《民事判决书》；8、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被告辩称，许柳音不是19号协议的签约方，故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从原告的信访材料可以确定原告应不迟于2013年8月29日即知晓涉案的19号协议，其于2015年9月22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过诉讼期限；19号协议的签订合法有据，在《村民会决议》等文件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前，系有效文件；本案19号协议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依据有（均为复印件）：1、《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2、原告2013年8月29日的信访材料；3、关于请求解决留仙洞村返还用地问题的请示及市政府会议纪要；4、关于研究南方科技大学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等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5、关于研究草埔污水处理厂征地拆迁等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6、证明；7、村民会决议。
第三人述称，许柳音不是19号协议的签约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从原告的信访材料可知其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在19号协议中已尽到审查义务，该协议合法有效；涉案行政行为涉及公共利益，依法不应予以撤销。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
本院于2016年4月6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庭审笔录，可以确认以下事实：
2009年7月24日，甲方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与乙方第三人签订深收协字【2009】019号《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称甲方依据乙方提供的《证明》及《村民会决议》，约定甲方按征地返还用地性质，补偿乙方20000平方米集体发展用地，乙方凭此协议向相关部门申请用地选址事宜。该协议书有四份附件，分别是附件一深南府（2008）38号《关于请求解决留仙洞村返还用地问题的请示》，附件二《关于研究南方科技大学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等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附件三《关于研究草埔污水处理厂征地拆迁等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附件四《证明》（两份）和《村民会决议》。其中2009年7月7日的《证明》由深圳市丽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留仙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留仙洞居民小组共同作出，称留仙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权属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丽新实业股份公司留仙洞居民小组全体股民所有。2009年7月15日的《证明》由深圳市留仙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留仙洞居民小组共同作出，称已召开留仙洞村股东代表大会，到会股东代表67人，会议一致通过将政府补偿的2万平方用地交付给第三人发展建设的决定。《村民会决议》落款时间为2007年1月11日，称留仙洞村民会设立第三人，公司利润、股东分红由全体村民享有，全体村民分别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刘爱如、郑燕安和郑伟良三人代持公司股权，该决议后附有村民签名。
2013年8月29日，原告等村民向被告信访查询留仙洞返还用地并要求暂停办理返还集体资产合作开发手续的问题，原告在信访中向被告提交了《关于暂停办理留仙洞居民小组返还集体资产（深规土选ZG-2012-0001）合作开发手续的问题》、《关于留仙洞居民小组返还集体资产为何由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变成8千平方米还蒙骗村民做公证的检举书》（以下简称《检举书》）等材料。在《检举书》中载明：“《合作开发协议》第5条约定的“申请返还的发展用地贰万平方米，双方约定不论容积率多少都应分给甲方捌仟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商品房……”，此份协议只是事后2012年12月26日村民开完股东大会后才知道的……（3）中住公司负责返还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或等值资产给留仙洞投资公司用于解决政府征用留仙洞投资公司用地的经济补偿与补偿问题……”
原告对19号协议不服，遂于2015年9月22日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被告在19号协议中作出的征地返还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件后作出（2015）深南法行初字第239号《行政裁定书》，将该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报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行辖字第30号决定书，指定本院管辖
另查，原告于2014年12月26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2007年1月11日的《协议书》合同无效，该案经一审（（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70号）、二审（（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3834号），法院认定《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上没有原告的有效签名，故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但对原告要求认定该两件文件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上述判决已生效。根据上述（2015）深南法西民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和（（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3834号民事判决，判决书中所称《协议书》并非本案中的《村民会决议》。
再查，第三人成立于2007年2月2日，其工商注册信息中载明公司股东为郑伟良、刘爱如、郑燕安三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等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而涉案的19号协议，系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征收土地补偿协议，并非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或者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原告起诉的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原告于2013年8月29日向被告信访，其提交的《关于留仙洞居民小组返还集体资产为何由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变成8千平方米还蒙骗村民做公证的检举书》中多次提到被告在留仙洞村征地返还的贰万平方米发展用地，而涉案的19号协议亦只约定了被告按征地返还用地性质补偿第三人20000平方米集体发展用地。即原告最晚已于2013年8月29日知晓被告征地返还第三人20000平方米集体发展用地一事，知晓本案所诉行政行为的内容，但原告于2015年9月22日才就被告征地返还用地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已经超过2年的法定期限，对其起诉应当不予受理，鉴于本院已经受理，故裁定驳回其起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许柳音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各方当事人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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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伍建卿
人民陪审员 罗祝红
人民陪审员 陈洁珊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虹
附相关法律法规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