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民终78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立云，女，197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天津市宝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裕（任立云之夫），住天津市宝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颖，天津津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强森健身休闲会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698弄14号地下一层至三层。
法定代表人：张庭光，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军，北京中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保集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一号路5号，实际经营地天津市宝坻区玫瑰湾花园物业楼。
法定代表人：裘东方，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桂祥，天津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立云、上诉人上海强森健身休闲会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强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保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保集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5民初1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任立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天津保集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天津保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天津保集公司在本案中合同主体不适格。任立云与天津保集公司及上海强森公司不存在案涉的合同关系。天津保集公司应向上海强森公司主张权利，与任立云无关，天津保集公司不是适格主体。二、本案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权处分行为。任立云系与天津保集休闲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集健身公司”）签订的《会所转让合同》，从未与上海强森公司签订任何合同。在天津保集公司出卖保集健身公司所在地房产前，任立云不知晓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仲裁书内容仅是对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之间合同关系及相关事实进行的确认，与任立云无关。三、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天津保集公司应向上海强森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天津保集公司无权以与他人订立合同的形式，限制保集健身公司的行为。任立云与保集健身公司签订的《会所转让合同》是独立的合同关系，不受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之间合同的限制，本案不存在无权处分的情形。
上诉人上海强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天津保集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天津保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天津保集公司具有主张《会所转让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会所转让合同》的签订双方为保集健身公司和任立云，没有天津保集公司，天津保集公司不能作为本案原告主张合同无效，其不具有本案主张权利的主体资格。二、本案讼争标的《会所转让合同》在签订中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三、本案缺少必要的诉讼参与人，遗漏诉讼主体。作为签订《会所转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转让方）保集健身公司没有参加诉讼，根据合同相对性，向任立云主张权利的只能是合同的另一方保集健身公司，而不是天津保集公司，即使天津保集公司有权主张合同无效，也应向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共同主张，而不是只向一方主张，更不应该向合同以外的上海强森公司主张。四、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认定《会所转让合同》无效，是适用法律理解错误。1、从保集健身公司的工商档案可以看出，该公司是健身会所合法使用者，有权签订《会所转让合同》，无需经过天津保集公司追认；2、一审判决认定《会所转让合同》无效的依据是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签订的《会所租赁合同》中关于“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场地转租、分租、转让给其他任何人”的约定，即使上海强森公司违反，也是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应向其主张合同无效；3、《会所转让合同》在事实上已得到天津保集公司的认可和追认，天津保集公司已明知并认可了《会所转让合同》由受让人任立云实际经营，即便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会所转让合同》也是合法有效的。
被上诉人天津保集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任立云、上诉人上海强森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答辩理由：一、天津保集公司诉求无效的《会所转让合同》与天津保集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天津保集公司有权作为本案诉讼的原告主张该合同无效，天津保集公司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天津保集公司和上海强森公司签订《会所租赁合同》的性质，无论是仲裁裁决书还是一审判决，均认定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天津保集公司将自己投资的子公司保集健身公司用承包经营的形式发包给上海强森公司进行经营，因而，上海强森公司就是保集健身公司实际上的控制人。在《会所租赁合同》订立后，保集健身公司的所有经营手续全部交给了上海强森公司，保集健身公司本身没有主体的经营机构，实际经营机构就是上海强森公司进行经营。三、上海强森公司经营其承包的保集健身公司过程中，在《会所租赁合同》将近期满时，以保集健身公司的名义与任立云订立了《会所转让合同》。该合同主体所谓的保集健身公司本身没有经营机构，经营的主体仍然是上海强森公司，上海强森公司转包给任立云后，经营主体就是任立云。四、天津保集公司要求确认上海强森公司以保集健身公司的名义与任立云订立的《会所转让合同》无效，原因是在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的《会所租赁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不得转包经营”，而且从上海强森公司以保集健身公司的名义与任立云订立的《会所转让合同》看，是一个转包经营的行为，违反了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订立的《会所租赁合同》约定，构成了合同法中关于无处分权的规定，导致讼争的《会所转让合同》无效。
天津保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上海强森公司以保集健身公司名义与任立云订立的《会所转让合同》无效；2．判决上海强森公司和任立云连带支付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每月租金15000元；3．判决上海强森公司和任立云连带向天津保集公司返还保集健身公司经营证件、印章；4．判决上海强森公司和任立云连带给付天津保集公司垫付款1976737.94元（截止2017年2月15日），并自2017年1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5．诉讼费由上海强森公司和任立云连带承担。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民辖终4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审法院审理天津保集公司的第1项诉讼请求，驳回天津保集公司第2、3、4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2011年4月，天津保集公司投资设立了保集健身公司，经营位于天津市宝坻区玫瑰湾小区的会所，该会所的产权属于天津保集公司。2012年7月9日，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签订了《会所租赁合同》，约定：上海强森公司租赁经营天津保集公司的会所，会所包括游泳馆、咖啡茶社休闲馆、运动健身馆等主要设施；租赁期限为三年，自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月租金15000元；上海强森公司无偿承接天津保集公司经营时所出售的会员卡并一次性接受会所人员，从2012年7月10日开始承担所接受人员的工资、社保等人力资源成本；上海强森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场地转租、分租、转让给其他任何人；上海强森公司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自行办理法定代表人姓名变更手续；合同期满而双方都不提出续订时自动终止；合同终止时上海强森公司将会所完好无损移交天津保集公司。
合同签订后，上海强森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叶明以保集健身公司的名义签署了《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将保集健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叶明。该合同名为租赁合同，实为会所承包合同，即天津保集公司将由保集健身公司经营的会所交由上海强森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期满后，上海强森公司未按约定返还会所。2016年7月12日，天津保集公司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2016）沪仲案字第1410号裁决书，认定上海强森公司自2012年7月9日与天津保集公司签订《会所租赁合同》后即承包经营会所，合同期满在未提出续订的情况下继续占用会所构成违约。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上海强森公司向天津保集公司支付《会所租赁合同》期满后继续占用会所一年的租金，并配合天津保集公司办理会所归还手续及法定代表人姓名、营业执照及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重要证件的变更手续。上述事实均为上海仲裁委员会生效裁决书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015年3月9日，在上海强森公司承包经营会所期间，保集健身公司与任立云签订《会所转让合同》，约定：会所转让给任立云经营，转让期限为四年，自2015年3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转让费1000000元，房屋租金700000元，《会所转让合同》末尾甲方处签章为保集健身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叶明印章，乙方处为任立云签字。天津保集公司提供了《会所转让合同》复印件，任立云对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任立云已按《会所转让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关转让费用。上海强森公司以天津保集公司未提供合同原件为由，不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天津保集公司主张《会所转让合同》系上海强森公司以保集健身公司名义签订。根据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确认的事实，上海强森公司以保集健身公司名义经营涉诉会所，保集健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上海强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明。据此证明，上海强森公司承包期间涉及会所的有关事宜均为上海强森公司的行为，并非案外人保集健身公司的行为。涉诉《会所转让合同》形成于上海强森公司实际控制会所期间，虽然《会所转让合同》形式上为保集健身公司与任立云签订，但实为上海强森公司与任立云签订。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上海强森公司基于与天津保集公司签订的《会所租赁合同》取得了涉诉会所的承包经营权。上海强森公司在承包期内将会所超期限转让给任立云，并以保集健身公司的名义与任立云签订《会所转让合同》，违反了其与天津保集公司签订的《会所租赁合同》之约定，上海强森公司的违约责任已经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海强森公司以保集健身公司名义与任立云签订的《会所转让合同》是否有效；2、天津保集公司是否具有本案主体资格。
合同法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上海强森公司承包涉诉会所的期限止于2015年6月30日，超过此期限，其与会所有关的权利即宣告终止。上海强森公司于2015年3月9日与任立云签订涉诉《会所转让合同》，将会所的经营权转让给任立云并收取了转让对价，将经营会所的期限延伸至2019年3月15日，远远超过其经营会所的权利期限。单从上海强森公司转让会所的期限来讲，上海强森公司是超过承包期限的无权处分。同时，在上海强森公司与天津保集公司签订的《会所租赁合同》中，亦明确约定上海强森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场地转租、分租、转让给其他任何人”，因此，上海强森公司转让会所本身亦是违约行为，且上海强森公司的违约责任已经仲裁裁决。上海强森公司明知其承包经营会所的期限即将届满，却超出承包期限转让会所，与任立云签订为期四年的《会所转让合同》，且事后未经天津保集公司追认授权，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上海强森公司以保集健身公司之名与任立云签订的涉讼《会所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
关于天津保集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涉讼会所为天津保集公司所有，上海强森公司基于与天津保集公司签订的《会所租赁合同》取得会所的承包经营权，进而得以保集健身公司名义与任立云签订《会所转让合同》，实行了无权处分会所的行为。《会所转让合同》与天津保集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天津保集公司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
综上，上海强森公司违反诚信原则，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获取利益，应承担此纠纷的全部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强森健身休闲会所有限公司以天津保集休闲健身有限公司的名义于2015年3月9日与被告任立云签订的《会所转让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上海强森健身休闲会所有限公司负担（天津保集公司已经预交，上海强森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天津保集公司）。
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诉讼当事人均不同意调解本案。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天津保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涉讼《会所转让合同》的效力。
一、天津保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案涉会所的产权属于天津保集公司所有。上海强森公司基于与天津保集公司签订的《会所租赁合同》取得了该会所的承包经营权。在上海强森公司承包经营期间，会所已实际交付，自上海强森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叶明于2012年7月担任保集健身公司法定代表人时起，保集健身公司就实际由上海强森公司掌控，会所亦实际由上海强森公司以保集健身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鉴于保集健身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变更等手续已在工商做登记备案，应推定会所经营所需的印章证件等已同时移交给上海强森公司。基于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的（2016）沪仲案字第1410号裁决书已认定的上述事实，本院认定涉讼《会所转让合同》形式上虽系保集健身公司与任立云签订，但实质上是上海强森公司控制、经营会所期间以保集健身公司名义与任立云签订的，该签约行为应认定是上海强森公司的行为。上海强森公司上诉主张“作为签订《会所转让合同》的转让方保集健身公司没有参加诉讼，本案缺少必要的诉讼参与人”，与其承包经营期间实际掌控保集健身公司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在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履行的《会所租赁合同》将近期满之时，上海强森公司与任立云签订《会所转让合同》，应认定《会所转让合同》与会所权利人天津保集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天津保集公司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有权作为本案纠纷的原告主张权利。任立云与上海强森公司关于天津保集公司不具备本案主体资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涉讼《会所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天津保集公司与上海强森公司签订的《会所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上海强森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场地转租、分租、转让给其他任何人”。上海强森公司在明知其承包经营会所的期限即将届满、其与会所有关的权利即将终止的情况下，却将会所的经营权转让给任立云，并以保集健身公司名义与任立云签订《会所转让合同》，约定任立云经营会所的期限延至2019年3月15日，远远超出上海强森公司依《会所租赁合同》经营会所的权利期限，其超过承包期限转让会所经营权的行为，未得到会所财产权利人天津保集公司的认可，任立云和上海强森公司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会所转让合同》事后得到天津保集公司追认的事实，故上海强森公司以保集健身公司名义与任立云签订《会所转让合同》的行为，系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该《会所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任立云与上海强森公司关于涉讼《会所转让合同》效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任立云和上海强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任立云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其自行负担；上诉人上海强森健身休闲会所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其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捷
代理审判员 魏晓川
代理审判员 王 欣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法官 助理 薛东超
书 记 员 李 霞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