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111行初23号
原告郑恒宪，女，194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被告长乐市公安局，住所地长乐市。
法定代表人吴山，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飞，长乐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谭彬，长乐市公安局航城派出所民警。
原告郑恒宪不服被告长乐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于2016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2016年2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恒宪，被告长乐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杨飞、谭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长乐市公安局于2015年10月26日对原告郑恒宪作出长公（航城）行罚决字（2015）003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015-306号处罚决定），认定2015年10月6日16时许郑恒宪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下简称西城公安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并移交航城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郑恒宪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原告诉称，2015年10月6日，原告依法逐级到北京上访，状告航城村镇干部违法征地、夺地、圈地犯罪行为，途经府右街遇警察正常检查身份证，北京警察知道原告是上访访民后，将原告带到府右街派出所训诫教育，然后送马家楼救济中心，由属地驻京办遣送回原籍。同年10月25日中午，原告乘坐火车到达北京站，刚下车就被航城镇截访干部雇佣的黑保安绑架到久敬庄门口，并被黑保安强行拖上黑车押回长乐，途中手机、身份证被搜抢，并被殴打，路上不给吃。10月26日晚，车行至福州高速路口交接，原告被被告押回长乐市公安局。被告以维稳压倒一切的手段，对原告实施打击报复，作出2015-306号处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以配合地方政府强征抢夺土地，充当地方政府违法保护伞。
原告认为：第一、原告不存在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并寻求解决的途径。第二、训诫书没有说明原告在上访时是否有采取过激行为，同时也没有说明原告上访时扰乱公共秩序的情节是否严重，以及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就说明被告蓄意在没有任何现场证据的前提下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第三、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被告对原告的两份询问笔录，其目的是为了收集对原告进行拘留的证据。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所依据的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第四、被告拘留原告的重要“证据”是训诫书，但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行为。1、训诫书是对没有违法，但有一定违法可能性的一种措施，是一种极度轻微的警告，因此训诫书只能证明原告有上访行为，而不能证实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2、训诫书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并不知道派出所给其开过训诫书，更不清楚应当交给原告的训诫书是怎样落到被告手中的，原告质疑该训诫书来源的合法性，同时质疑它的真实性。3、假使北京公安派出所向原告出具了训诫书，那么说明北京警方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被告对原告进行的行政拘留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4、如果训诫行为不是行政处罚，只是北京公安机关作出的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一个普通具体行政行为是不能够证明原告的行为必然违法。训诫书是告知当事人应到相应的信访部门去反映问题，上面没有记录当事人有违法行为。所以，该训诫书不能用作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的证据。第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被告对原告没有处罚权。综上，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2015-306号处罚决定。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5-306号处罚决定，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处罚；2、照片4张，证明航城街道、祥洲村私卖土地，导致原告及家人所种植的香蕉树被毁坏，未获得分文补偿；3、《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西公（2015）第402号－不存）及登记回执，证明2015年1月21日原告向西城公安分局申请获取该局制作的2014年11月8日原告在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长乐市公安局的手续的信息，2015年2月4日原告被告知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未制作、不存在；4、法医学鉴定委托书、入院记录、检查结果、照片2张，证明2015年10月25日原告在北京火车站刚下车，就被航城街道工作人员雇请的黑保安殴打致伤；5、“控告书”、“看病被拘”等书面材料，证明原告将每一次被绑架的经历形成书面材料，原告正常上访6次均被绑架；6、照片4张，证明原告在两会期间被航城街道雇请的协警24小时监视；7、《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西公（2016）第96号－答复告），证明原告向西城公安分局申请获取该局制作的2015年10月6日原告在中南海周边扰乱公共秩序后被府右街派出所训诫的信息，西城公安分局告知该政府信息不存在。
被告辩称，2015年10月6日，郑恒宪进京上访后在中南海周边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西城公安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郑恒宪本人对其行为供认不讳，且有训诫书予以印证。郑恒宪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依法受案；2、呈请传唤审批报告，证明被告依法审批；3、传唤证，证明被告依法传唤原告；4、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因原告不提供家属的具体联系方式，故无法通知家属；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6、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罚经审批；7、行政案件集体研究记录，证明行政案件经集体研究；8、2015-306号处罚决定，证明被告依法作出处罚；9、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因原告不提供家属的具体联系方式，故无法通知家属；10、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已执行完毕；11、郑恒宪询问笔录（第一次）及身份信息、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原告的违法行为以及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权利义务的告知；12、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及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有违法前科记录；13、长乐市公安局航城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证明原告的查获经过；14、西城公安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证明原告因违法行为被训诫。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分析、认证：
（一）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14，原告主张证据虚假，本院认为，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该主张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系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取得或制作，符合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特征，可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提交的证据8、9，2015-306号处罚决定、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虽未有原告的签名或者盖章，但办案民警注明了原告拒签，具备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该组证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3-5，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证据11中的郑恒宪询问笔录（第一次）、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能够共同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传唤、询问，告知原告行政案件中违法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给予原告陈述、申辩权，原告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拒绝在相关文书上签名，也未提供家属联系方式；2015-306号处罚决定已向原告宣告。
（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证据2-6，原告举证所要证明的私卖土地、植树被毁、有关本案之外的其他上访行为的政府信息，及其在被送回长乐前被所谓的“黑保安”殴打致伤、两会期间被协警监视等内容不属本案审查范畴，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7，能够证明原告向西城公安分局申请公开有关本案上访行为的政府信息及得到的答复。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
2015年10月6日，西城公安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郑恒宪在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的行为予以训诫。2015年10月26日，被告进行了受案登记，并以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传唤原告。被告经调查询问，书面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被告经内部审批后，作出2015-306号处罚决定，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向原告宣告。原告拒绝在相关文书上签名，也未提供家属联系方式。该处罚决定已执行。原告不服，于2016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诉讼中，原告向西城公安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西城公安分局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西公（2016）第96号－答复告）。该告知书载明“……经查，你于2015年10月6日至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后送至北京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未与当地公安局进行移交。……”，并书面答复原告其申请获取的上述被训诫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具体行为的资料”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及“移交航城派出所进行行政处罚（拘留10天）”、“移送案件通知书（回执）”的政府信息，该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自始不存在。
另查，原告于2012年1月24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被告处以行政警告，于2013年8月23日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被被告予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于2014年11月11日、2015年1月23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被告予以行政拘留。原告户籍所在地长乐市航城祥洲村中心路11号。
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原告郑恒宪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在长乐市，其进京上访所要反映的事项也发生在长乐市，被告长乐市公安局对原告发生在北京市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行使管辖权，符合上述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处罚权，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西城公安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作出的训诫书、长乐市公安局航城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于2015年10月6日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西城公安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的事实。原告于2012年1月24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被告处以行政警告，于2014年11月11日、2015年1月23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被告予以行政拘留，又于2015年10月6日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较重，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的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原告提交的西城公安分局《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亦可印证原告因其非正常上访行为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的上述事实；西城公安分局告知原告其申请获取的其被移送航城派出所行政处罚的政府信息不存在，不影响被告行使本案治安管理职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训诫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原告主张训诫行为是行政处罚、被告对其行政拘留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前已履行受案、询问、告知、审批等行政程序，并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主张被诉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缺乏依据，不予采纳。本案仅对被告作出的2015-306号处罚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告主张其在北京及从北京被送回长乐途中人身财产权受到侵犯，不属本案审查范围。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关于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恒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恒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雨晶
人民陪审员 林秀萍
人民陪审员 闫 军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郭玮婷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