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71民终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小雨，男，1985年9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委托代理人倪军，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严国亚，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铁路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郭竹学，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鲁熹禧。委托代理人陈伯武。上诉人罗小雨因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5)宁铁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21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小雨的委托代理人倪军、严国亚、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鲁熹禧、陈伯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4年11月27日，罗小雨通过其注册的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cn网站购买了一张同月28日6：59分，南京南—无锡的G7039次列车车票，座号为2车06A号二等座，票价为人民币84.5元(以下币种同)。2014年11月28日，罗小雨在南京南站凭身份证进站后换取了纸质车票，经过检票后乘坐了G7039次列车。罗小雨到达无锡站下车之后，在出站之前发现所取纸质车票已经遗失，遂向无锡站出站口检票人员出示了12306.cn网站发至其手机上的订票确认信息，信息内容为：订单号EXXXXXXXXX，罗先生您已购11月28日G7039次02车06A号，南京南06：59开，罗小雨可持二代身份证直接检票乘车或换取纸质车票后乘车。罗小雨同时出示身份证，表明已经购买车票，但铁路工作人员仍要求其按规定补交票款84.5元并加收2元手续费。经交涉无果后，罗小雨只得支付票款和手续费计86.5元后出站。当天下午，罗小雨又向1****电话客服进行反映，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原审另查明，铁路电子客票是以电子数据形式体现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与纸质车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铁路互联网售票是指通过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12306.cn)销售铁路电子客票及其改签、变更到站、退票等业务。旅客在12306.cn注册后，可以凭二代居民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有效身份证件进行购票。旅客购票成功后，铁路客票系统中�形成一张电子客票记录。12306.cn网站确认购票交易成功后，根据购票人提供的手机、电子邮箱将所购车票信息以短信、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购票人。使用二代居民身份证购票，并且乘车站或下车站都具备二代居民身份证检票条件，即安装了自动检票机的，可以使用二代居民身份证直接在车站自动检票机办理进、出站检票手续，也可以换取纸质车票进站乘车。使用二代居民身份证购票但乘车站或下车站不具备二代居民身份证检票条件的，或使用居民身份证以外的其他有效证件购票的，需要在购票后、开车前换取纸质车票后进站乘车。旅客换取纸质车票后，电子客票即失效，只能凭纸质车票办理改签、退票以及进出站、乘车过程中的检票、验票，不能再在12306网站办理改签、退票，也不能凭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在下车站售票窗口办理改签、退票以及在进出站、乘车过程�的检票、验票。《铁路互联网售票暂行办法》和《铁路互联网购票须知》对上述规定均有告知，12306.cn网站在用户注册时已经提示用户阅读并同意遵守上述规定，并在其网站主页的“客运首页”栏目下的“相关规章”中设置了上述管理规定的链接，购票旅客点击后即能查看。自动检票机的工作原理是：旅客通过12306.cn网站购票后，铁路客票系统中会形成一张电子客票，内容包括传统客票的各项要素以及旅客身份信息，旅客持二代居民身份证通过自动检票机时，自动检票机内的读取设备会读取二代居民身份证中的身份信息，并与电子客票记载的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比对，如两者一致，自动检票机即开闸放行。目前铁路部门仅在部分高铁车站安装自动检票机,其他车站仍采用人工检票的方式。在已安装自动检票机的车站,也同时设置若干人工检票通道,在客流量大，或者旅客�会使用自动检票机等情况下，需要引导旅客从人工检票通道通过，以便迅速疏散客流，避免发生拥堵。在互联网购票的旅客换取纸质车票后，既可以持纸质车票通过自动检票机进站、出站，也可以经人工检票通道进站、出站。自动检票机只能识别车票，不能识别持票人身份，无法判定持票人与实际购票人是否一致。另外，出于公共安全考虑，车站会在旅客进入候车室时查验其车票及身份证件，旅客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出站时，检票人员只查验车票，不再核对持票人的身份，以提高通行效率。此外，目前铁路的售票系统和检票系统各自独立，无法实现数据实时同步，车站可以通过电子客票记录查询旅客的购票情况，但无法查询到该张客票的出站情况。原审法院认为：一、上诉人提供的手机短信不是客票，更不是有效客票。电子客票是以电子数据形式体现的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手机短信只是12306.cn网站发送给旅客的一种提示信息，将手机短信视为有效客票不符合制度设计目的。《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在互联网购票条件下，有效客票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电子客票，另一种是纸质客票，虽然两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是这两种形式不能同时并存。这种“一人、一票、一权”的制度设计保障了真正持票旅客的乘运不受干扰，也有利于铁路部门对运输过程进行有效管理。手机短信不具备有效客票的基本功能。有效客票具有凭票上车、提供查验、退票、改签、凭票出站等一系列功能，而手机短信只是12306.cn网站就旅客购票情况发送的一种单方提示和告知，凭手机短信不能实现退票、改签等功能,同样也不能实现进站、凭票出站等功能。手机短信只能反映合同成立时的状态，不能反映合同生效时�状态。将手机短信视为有效客票不符合提供公共服务商户普遍的交易习惯。二、罗小雨购票后，即与铁路部门订立了一份旅客运输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旅客运输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不仅限于客票票面上所明示的车次、发车时间、出发地、目的地、票价等内容，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铁路互联网购票须知》等规定中所标明的与旅客运输相关的权利义务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均规定，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旅客无票乘运、超程乘运、越级乘运或者持失效客票乘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因此，在旅客运输合同中，旅客不仅有支付票款的义务，而且在合同履行阶段，还有按法律规定保管并提交有�客票供铁路部门查验的义务。从本案事实来看，罗小雨虽然购买了客票，但因自身疏忽丢失车票，出站时无法出示有效客票，未能充分履行旅客运输合同中法律规定的义务，本身存在过错，铁路部门依法依规对其核收票款并加收手续费，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是罗小雨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和基础。三、关于罗小雨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侵权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人身权益受到侵害，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而本案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并非侵权责任纠纷，罗小雨所称的因受铁路方怀疑而遭受的精神痛苦，也不是侵权责任法上所称的严重精神损害，不符合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因此，其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在综合考量铁路客票性质及作用、铁路客运行业特点、现有技术条件的限制、避免纠纷的社会成本、判决产生的社会导向后认为，罗小雨要求退还补票款及手续费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均未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罗小雨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罗小雨负担。上诉人罗小雨上诉认为：一、一审查明事实不清。一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购票乘车的事实并无异议。对于遗失的车票有否被不当利用，上诉人已如实陈述并提供了初步证据，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遗失车票的不当利用客观存在�虽然12306发送的短信技术上可复制、可编辑、可转发，但必须结合订票人的身份证件才能有效使用。而有关购、取票、退改签、进出站信息等被上诉人都有记录，当发生旅客遗失车票时，被上诉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技术查询查明该遗失车票是否被不当利用，现一审法院既没有查明也没有根据证据规则归纳出遗失车票是否存在不当利用的情形。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一)上诉人的情形不属于《铁路法》第十四条和《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的情形。上诉人已足额支付票款并经验票进站乘车，无超乘、越级乘车等情形。上诉人并非无票乘车，而是出站时发现车票遗失，不属于无票乘车和持失效车票乘车的情形，即便补票也应当只补车票不补票款。一审法院将遗失车票混同于无票，而电子客票信息即便在换取纸质车票后仍然留存在被上诉人的电脑系统中，通过简�查询就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就应当退还上诉人补票费。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发生坐一次车付两次钱的明显不公平现象。一审法院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丢失车票并非根本性违约，要求上诉人承担根本性违约的责任于法无据，于理不合。违约责任分为一般违约和根本性违约。本案中，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支付票款后，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即告成立，该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旅客支付票款，承运人将旅客安全运送到指定地点，而保管车票只是旅客的附随义务。现双方当事人的核心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仅仅因为上诉人丢失车票这个附随义务，就要求其承担全额补票的根本性违约责任，所谓的法定违约金既无明确法律规定，又完全等同于全额购票，远远超过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违约金不能超过本金30%”的规定，对上诉人极不公平，也不符合一般的法律逻辑。铁路方要求按�原票价补票的规定违反《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格式合同条款的规定，应属无效。既然双方存在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而该合同是由铁路方提供的格式合同，则按照《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格式合同中对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且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等方式作出排除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相关条款已通过12306网站、注册购票等公开场合进行了公示，对此上诉人并不否认，但被上诉人并未对这些与旅客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用显著的方式进行警示或者标注，且该条款明显属于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与法律相抵触，应属无效条款。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补缴原票款的行为严重违反民法、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在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中，乘客支付一次对价，铁路运输企业提供一次服务。而本案中，上诉人乘一次车却支付了两次对价，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四、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是退回一次票款，并非是否应当补票。上诉人补票的事实已经发生，鉴于原车票并不存在退改签或被他人使用的情形，在一审调查确认上诉人多付一次票款的前提下，被上诉人理应退还。五、一审法院混淆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和铁路运输管理关系，造成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对于无票乘车要求全价补票的行为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合同行为，一审法院并没有进行区分。如是合同行为，上诉人已足额支付票款，不应再次支付全价票款；如不是合同行为，是行政处罚，则处罚的主体和依据都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六、本案�并不存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的问题。(一)绝大部分旅客都是从闸机刷证或刷票进出站，持纸质票的旅客人数十分有限，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实行人、票、证合一存在技术障碍，则上诉人要求有其合理性。(二)现行铁路管理中本身就存在两个同时有效的车票凭证。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之一是假如允许乘客换取纸质车票后，仍然可以凭手机短信进出站或退改签，则彻底否定了铁路现行的售票与检票制度。事实是铁路又规定“乘客丢失车票的，请不晚于票面发站停止检票时间前20分钟到车站售票窗口办理挂失补办。办理时，请提供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原件、原车票乘车日期和购票地车站名称等，经车站确认无误后，请按原车票车次、席位、票价重新购买一张新车票。旅客持新车票乘车时，请向列车工作人员声明；到站前经列车长确认该席位使用正常的�将开具客运记录交给旅客。旅客在到站后24小时内，请凭客运记录、新车票和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原件，至退票窗口办理新车票退票，按规定核收补票的手续费”。按照此规定，假如“遗失车票”被他人捡拾或赠送给他人，因为可以人工检票时不核对身份证，该车票就存在被二次使用的可能；只要持票人不去坐票面记载的座位就不会被人查出，都可以正常进出站。七、法律的适用应考虑法条出台后时代变迁对其的影响。《铁路法》于1991年开始实施，《合同法》于1999年正式实施，《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1997年施行，但并未以部长令的形式颁发，不符合部门规章的形式要求。虽然《铁路法》和《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2010年先后进行过修改，但关于车票的规定沿用至今。之后铁道部已经撤销，则其权利能力亦随之消亡，则《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然失效。况且，在实名制购票前，因技术等种种条件的限制，除车票外确实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证明购票事实，车票是当时时代条件下双方运输合同的文本和唯一权利凭证，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其合理性。但实名制购票以来，该状况已经发生了颠覆性改变。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的不仅仅是纸质车票，购票人与铁路方面都留有诸多信息和数据可以证明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车票只是权利证明之一。在此情形下，有些法律与规定显然已不合时宜，刻板适用只会背离法律本身所保护的利益和倡导的价值。据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即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补票款84.5元、手续2元，两项共计86.5元；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失费1元；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答辩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说理充分有据。一审判决是建立在上诉人自认出站前发现车票遗失的基本事实基础上，对于手机短信能否视作有效客票、旅客未能出示车票是否构成违约及其后果进行了充分评析，分析有据，说理充分，完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和铁路运输的现实情况。本案纠纷原因实为上诉人未能妥善保管车票引起。上诉人没有在铁路运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完整恰当地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又未及时发现车票丢失，导致完全丧失了权利救济的有效机会。对上诉人补票是根据法律规定，不存在讨论违约金过高或过低的余地。如上诉人当庭举例说明的情形，铁路确实有退还票款的规定，但仅限于上车前或最迟下车前及时发现的情形。此时是先补票后向车上铁路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在有列车司乘人员重点核查见证所补座位使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凭“客运记录”在到站窗口24小时内退还补票款。上诉�是下车后发现车票遗失，此时已经无法证明该座位是否正常使用，究其原因在于上诉人在短短66分钟的旅途中都未能妥善保管好车票，又未及时发现采取补救措施，责任完全在于上诉人自身。二、本案是一起民事诉讼中的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被上诉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国有铁路运输企业，并不存在高于上诉人的任何权利或义务。上诉人再三强调“坐一次车付两次钱不公平”只是纠纷的表象，实质是铁路运输企业已经给予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众多旅客选择使用留存有实名制购票信息的身份证或换取纸质车票乘车的选择权，而一经选定，另一种方式即失效，而不是像上诉人理解的多种方式可以并存无关紧要。上诉人选择使用纸质车票，却又没有履行妥善保管车票的法定和合同约定义务，反而认为本案中存在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要求被上诉人必须�还补票费，毫无道理可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准确，解析精准到位。众所周知，铁路运输是一个过程，法定的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和旅客一视同仁，旅客在此期间理应持有效客票乘运，如未能出示有效客票理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准确把握了铁路运输的基本现状和特点，结合法律规定，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三、一审判决符合广大旅客的根本利益，有利于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维护。现有条件下铁路运输合同的履行仍以有效客票为据，既是现行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是大众化、高效率铁路运输模式的体现。在已换取纸质车票的情况下，以车票为有效乘运凭证有利于保证广大旅客的出行便利，维护铁路运输低成本高效率的经营方式和基本运输秩序。即便在实现实名制购票的情况下，火车票的基本法律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火车票上虽打印有身份证号�，但鉴于检票进站时间有限、铁路客流巨大、班次密集等的特点，人工检票通道和闸机采取的都是验票不验人。四、对于《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性质和定位，上诉人认为必须以部长令形式颁布的才有效。被上诉人认为该规程颁布于1997年，《立法法》颁布于2001年，以之后的法律来规制之前的行为显属苛求。据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一、上诉人邮箱在涉案纠纷前后一两个月通过12306网站购买火车票的截图，据此证明购买涉案火车票的事实。二、上诉人支付宝截图，据此证明购买涉案火车票付款的事实。三、上诉人与支付宝绑定的招商银行信用卡自2014年11月9日至次年1月9日的对账单，据此证明上诉人通过该信用卡购买并支付涉案火车票票款的事实及之后没有发生退�的事实。四、上诉人的邮箱截图，据此证明上诉人没有退过涉案火车票的事实。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综合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上诉人购票和支付对价的事实已经一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无需再加证明。邮件可以删除，所以无法证明上诉人有无退票。上诉人自述涉案纠纷中系从人工通道进出站，则涉案火车票的实际使用情况根本没有进入闸机刷票系统，所以无从查证，而责任在于上诉人未能妥善保管车票所致。对于证据一、二所涉及的购票事实，双方当事人并无争议，一审判决已经确认，二审无需再予审查。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三、四，被上诉人未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仅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两项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没有办理过涉案火车票的退票等相关手续。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争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重点审查上诉人请求退还补票款的两方面理由是否成立。一、关于补票依据的效力和相关法律规定在实名制语境下是否适用的问题。(一)关于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系格式合同，根据该合同相关条款，要求上诉人全额补票客观上造成上诉人“坐一次车付两次款”，显失公平，该合同条款加重了旅客方的责任，应当认定无效。补票依据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属无效规章，将其作为合同组成部分也应认定为无效。相关补票条款未在合同中采取合理方式予以提示，应当认定无效。被上诉人则认为上诉人付的两次款本质属性不同，一为合同对价，一为违约金，涉案合同中不存在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款。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合同虽为格式合同，但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因具备该法第五十二条和五十三条规定情形而导致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况。其次，涉案合同不存在免除承运人自身责任的条款。再次，涉案合同不存在加重旅客责任的条款，因为持有效客票乘运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等相关法条明确规定的旅客应尽的法定义务，无票补票也是法定的违约责任。而且，在涉案合同中，铁路承运人考虑到旅客利益，已经为遗失车票而补票的旅客提供了充分的权利救济途径。铁路承运人提供的两次权利救济机会分别是：购票后直至开车前20分钟，旅客发现车票丢失可以凭原购票证件补买一张同样车票，上车后向列车司乘人员声明并接受重点核查，车票坐席使用正常则可以凭客运记录至到站退还补票费用；或旅客在上�后下车前发现车票遗失，同样可以向列车司乘人员声明并接受重点核查，车票坐席使用正常的也是凭客运记录至到站退还补票费用。此两种情况之所以可以退还补票款，前提在于旅客发生违约行为遗失车票后应有义务及时告知铁路承运人，并主动配合铁路承运人对车票使用情况进行重点核查，以尽力避免因遗失车票的不当利用而致铁路承运人损失。之所以如此规定，是本着公平合理原则，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有义务配合守约方共同防止损失产生与扩大。但本案的情况显然不属于可以退还补票款的情形。上诉人既无法证明车票的合理使用情况，客观亦无法查明遗失车票的使用情况，补票费用不能退还的机会丧失责任在上诉人。另外，涉案合同也不存在排除旅客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因此，上诉人关于涉案合同格式条款因加重旅客方责任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效力对本案合同效力的影响问题。本案中《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是涉案合同的组成部分，争议条款内容与有关法律规定完全一致，并且对合同条款效力的审查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因此，上诉人提出审查《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效力在本案中没有实质意义。关于格式条款的特别提示说明义务问题。如前所述，本案争议条款并不存在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而且当法条内容完全转换为合同条款时，因法律公诸于众的特性，全社会都应当一体遵守。因此，本案中格式条款提供方就系争条款不存在特别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因此，上诉人关于系争条款未经提示和说明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关于实名制语境下相关法律规定是否仍然适用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律制定时尚未出现实名制购票，所以纸质客票是唯一有效的权利证明，但在实名制语境下还有其他证明足以宣示购票人权利，所以苛求乘客必须保管好纸质车票显属强人所难。况且现有技术条件已足以使铁路承运人根据电脑系统信息追踪查询到客票的购买和实际使用等情况，对于车票不当使用的证明责任在被上诉人。所以现实意义上的“无票”应当是指没有购买车票乘车的情况，则本案中上诉人显然不属于此种情况。被上诉人则认为，即便在实名制语境下，铁路旅客运输的乘运规则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所以相关法律规定仍应适用。本院认为：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现行铁路运输的实名制仍局限于购票阶段，进入候车室及之后的铁路承运期间，都尚未达到上诉人所期待的人、票、证高度合一的严格实名制。这种现实情况存在的合理性一审判决已经充分论述，本院�再赘述。上诉人认为从技术角度而言，铁路已完全具备了如同航空运输一样在旅客运输期间实现严格实名制的条件，但上诉人却忽略了由此旅客和运输企业都必须付出的巨大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仅就时间成本而言，众所周知在铁路运输中，实行的是始发站提前20分钟、中途站提前10分钟放客的规定；而在航空运输中，旅客则必须提前一至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到达机场以便进行严格的人、票、证高度合一的实名制验票和安检。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要求，铁路旅客就必须像赶飞机一样去乘火车，而且由于铁路运输半开放式、一线多点等特性，旅客还必须在出站时也花费大量时间接受严格的实名制验票，如此结果在客流量巨大的铁路运输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安全隐患，也未必符合绝大多数旅客的意愿。与之相比，持有效客票乘运是现实最为有效、经济、便捷的合理选择。2�如前所述，法律制定时的情况在现实中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实名制购票并没有影响铁路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这一规则。因此上诉人所述因实行实名制以后相关法律规定已不再适用的理由不能成立。3、对于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正确予以解读。上诉人将无票乘运中的“无票”解读为没有购买车票是对法律规定的不恰当限缩解释。法律规定的“无票”是对应于“持有效客票乘运”而言的，是一种现实状态。法律规定中并不涉及“无票”是因为没有购买车票还是其他原因。上诉人的限缩解释显然缩小了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综合以上分析，上诉人主张退还补票款的第一方面理由并不成立。二、关于全额补票作为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考量。上诉人主张退还补票款的第二方面理由在于，上诉人认为全额补票的违约责任承担远高于承运人所受损失，况且损失是否客观存在尚有疑�，损失的证明责任也在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同。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未尽车票保管义务，则涉案车票被不当利用可能性产生的责任在于上诉人。上诉人也认可验票存在人工通道的事实，则在人工验票的情况下，车票使用的相关信息事实上无法查明。但损失无法查明并不表明不存在损失，也不影响合同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上诉人在此种情况下要求铁路承运人证明损失客观存在并试图通过此种方式来证明违约金过高，明显有违公平。上诉人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上诉人应当举�证明全额补票违约金过高的基本事实。如前所述，本案损失无法确定，上诉人断言违约金过高缺乏事实依据。法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本案中违约责任的约定来源于相关法律的规定，而根据相关法律，本案违约责任的承担不以相对方损失的证明为前提条件。违约金本身除去填补损失的功能外，还具有对违约方的惩罚功能。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无票补票的法律后果，制度设计有其整体利益考量的合理性。本案上诉人既未尽车票保管义务，又未尽损失防止义务，责任在其自身。上诉人应就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向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认为全额补票显失公平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上诉人主张退还补票款的第二方面理由也不能成立。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能支持的理由，一审判决已经充分论述，二审不再赘述。综上，本院认为，涉�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之缔结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都有义务按照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上诉人虽然为购买车票支付了对价，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能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有效乘运凭证，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理应按照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承担无票补票之违约责任。其又由于自身疏忽导致完全丧失了合同相对方为其提供的两次退还补票款的权利救济机会，其诉请本院实难支持。原审基本定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罗小雨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建中代理审判员  鲍韵雯代理审判员  郑 卫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张 逸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