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1行初49号
原告杨秀开，男，194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原告吴登美，女，195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钦德，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红兵，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廖万顺，汇川区团泽镇司法所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姚剑�，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尹少勇,男，196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原告杨秀开、吴登美诉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一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7年10月16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秀开、吴登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钦德与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廖万顺、姚剑飞及第三人尹少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秀开、吴登美向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请求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对其与第三人尹少勇争议的土地“毛家土”作出确权行政行为，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请后未作出处理。原告认为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未对争议地“毛家土”进行确权的行为构成行政不作为，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对争议地“毛家土”作出确权行政行为。
原告杨秀开、吴登美诉称，请求判决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对其与第三人尹少勇争议的土地“毛家土”作出确权行政行为。事实及理由为：原告吴登美之父吴正明、母王友珍生育了三女吴登秀、吴登美、吴登碧。因吴正明、王友珍夫妇的赡养问题，于1971年，将吴登美的丈夫杨秀开招为上门女婿。口头约定由杨秀开、吴登美负责吴正明、王友珍夫妇的生养死葬，吴正明、王友珍夫妇的土地、房产归二原告所有。此后，原告二人及其子女与吴正明、王友珍夫妇共同生活。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以原告杨秀开为户主在原遵义县××区团××公社××大队龙×�生产队承包责任地6份，其中包括争议地“毛家土”，但该争议地并未填写入土地承包证。第三人尹少勇系原告吴登美大姐吴登秀之子，2011年，第三人因其地少，要求原告借土地给他耕种。鉴于第三人尹少勇系原告吴登美的亲侄儿，原告就将争议地“毛家土”委托第三人代为耕种。2015年因原告的土地被中桥水库淹没区征收，第三人要求分配原告父亲吴正明的土地征收款，经团泽镇洪江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于2015年5月19日达成“分配协议”，其中第三条载明“吴登美耕种的吴正明土变田责任地0.6亩和尹少勇耕种的吴正明土变田责任地0.6亩属于吴正明责任地，处置权属吴正明”。1997年王友珍去逝。2015年农历11月吴正明去逝。争议地“毛家土”虽然从1980年开始就由原告耕种，但由于土地承包证填写不完善，争议地“毛家土”权属不明，导致原告与第三人因“毛家土”发生争议。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权属争议应由人民政府裁决。为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在庭审中提供如下证据并阐明其证明目的：1、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主体资格。2、土地承包经营证。承包证上虽然登记的是5.5人，但实际上是6个人。证明原告的岳父岳母和原告是一个家庭并共同承包了土地。3、分配协议。证明争议地曾经是原告父亲吴正明的。4、土地确权申请书及邮寄证明。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了土地确权申请，被告在收到确权申请后，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辩称，争议地“毛家土”已经于2015年5月19日，原告与第三人就土变田的0.6亩（即争议地“毛家土”）签订了“分配协议”，协议中明确争议地属于原告父亲吴正明，争议地“毛家土”权属清楚，依法不属于行政确权范围。被告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并阐明其证明目的：1、1990年7月8日签订的合同；2、分配协议；证明从1990年7月8日开始争议地中的0.6亩就是第三人在耕种，2015年的时候，原告耕种的0.6亩和第三人耕种的0.6亩经双方协商一致，将土地的权属明确给了吴正明，现在吴正明已经去世，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条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可以继承的，所以本案中争议的土地权属清楚，原告应通过民事诉讼来主张权利，双方的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人尹少勇述称，争议地“毛家土”由第三人耕种的0.6亩土变田和原告耕种的0.6亩土变田组成。
第三人尹少勇在审理中提交以下证据并阐明其证明目的：1、1998年9月1日填写的土地承包证。证明争议地包含在第三人承包地中名为“石树堡”的承包地内。2、分配协议及1990年7月8日签订的合同。证明争议地应当属于第三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是否与吴正明共同居住的事实，不知晓。被告认为根据“分配协议”看，就争议地“毛家土”，原告与第三人已达成协议，权属明确，原告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该争议。对原告提交的申请及邮寄单据，被告认可其收到了原告的申请，但认为该申请中争议地“毛家土”权属明确，不存在行政确权。第三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无异议。
对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持异议，认为“合同”上杨秀开的签名不是原告杨秀开签的，“合同”是第三人自己写的。原告�第二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对第三人尹少勇出示的证据，原告对除“合同”外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尹少勇出示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的真实性，因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出示的第2号证据的真实性，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出示的第2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三人出示的除“合同”外的证据的真实性因原告无异议，本院对第三人出示的除“合同”外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与第三人均出示的证据“合同”，因原告持异议，被告及第三人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吴登美之父吴正明、母王友珍共生育了三女，长女吴登秀、次女吴登美、三女吴登碧。因吴正明、王友珍夫妇无儿子养老。1971年，吴正明、王友珍夫妇将吴登美的丈夫杨秀开招为上门女婿。口头约定由杨秀开、吴登美负责吴正明、王友珍夫妇的生养死葬，吴正明、王友珍夫妇的土地、房产归二原告所有。此后，原告二人及其子女与吴正明、王友珍夫妇共同生活。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以原告杨秀开为户主在原遵义县××区团××公社××大队龙××生产队承包了责任地，其中包括争议地“毛家土”，但该争议地并未填写入土地承包证。第三人尹少勇系原告吴登美大姐吴登秀之子。2011年，原告就将争议地“毛家土”委托第三人尹少勇代为耕种。2015年，因原告的土地被中桥水库淹没区征收，第三人要求分配原告父亲吴正明的土地征收款，经团泽镇洪江村人民调�委员会主持调解，于2015年5月19日达成“分配协议”，其中第三条载明“吴登美耕种的吴正明土变田责任地0.6亩和尹少勇耕种的吴正明土变田责任地0.6亩属于吴正明责任地，处置权属吴正明”。1997年王友珍去逝。2015年农历11月吴正明去逝。争议地“毛家土”虽然从1980年开始就由原告耕种，但由于土地承包证填写不完善，争议地“毛家土”并未填写在原告的土地承包证上，导致争议地“毛家土”权属不明。现原告与第三人因土地“毛家土”发生争议，原告就争议地“毛家土”向被告申请确权，被告未对其确权申请作出处理。
争议地“毛家土”即为原告与第三人于2015年5月19日达成“分配协议”中的“土变田”，现由原告耕种0.6亩，被告耕种0.6亩，共1.2亩。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之规定，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出的土地确权的申请，具有法定职责。被告在收到了原告的确权申请后，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等法律规定履行职责，及时对原告的申请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未依法履行其职责，而辩解争议地“毛家土”权属明确，但该争议地“毛家土”既未填写在原告的土地承包证中，已未填写在第三人尹少勇的土地承包证中，且对争议地“毛家土”，被告从未就其权属作出裁决，导致原告与第三人因争议地“毛家土”的权属发生争议。被告此辩解不符合事实。综上所述，被告未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其行为构�行政不作为。故原告请求判决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对争议地“毛家土”作出确权行政行为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兴蓉
人民陪审员 徐应江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 助理 冉红霞
书 记 员 徐静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