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3691号原告陈丽。委托代理人黄云飞，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晓东。委托代理人张明敏，广东维强（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强，广东维强（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小灿。原告陈丽与被告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张炜独任审判。审理中，据被告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李小灿为第三人，并于2013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之后本案于2013年7月26日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陆剑平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张炜、人民陪审员杨秀敏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丽及其委托代理人黄云飞、被告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明敏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李小灿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丽诉称：原告于2010年8月22日向被告投保了富贵有余两全保险（分红型），被保险人为原告的女儿潘某某。当时被告的保险营销员潘某某向原告口头介绍保险产品时，其承诺的即附加合同的内容。原告收到保险合同后，发现合同内容与保险营销员潘某某承诺内容不一致，就去找潘某某要求更换合同，之后保险合同经一次收回后，于2011年6月24日重新发放，内容以编号为AXXXXXXXXXX的附加合同确定。原告不清楚被告公司有无VIP以及VIP的条件和享受的待遇，原告对附加合同上所载的基本保额、现金价值等专业保险概念也不清楚，原告没有怀疑过附加合同。原告一直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缴纳保险费，但被告发函称附加合同是不法分子假冒被告名义所签，拒绝承认其法律效力。原告认为：1、附加合同是有效的，上面加盖了保险公司清算管理部业务专用章，而且在主合同内。原告已缴纳了三期保费，发票上有第三人李小灿的名字，被告也没有提出过异议。2、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签订时李小灿是保险营销员，有推销和签订保险的权利，如果法院认为构成表见代理，则原告认为自身系善意且无任何过失，已尽到注意义务，而被告规章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具有一定过错。理由如下：（1）、原告不清楚附加合同所载收益的相关保险概念，被告也没有明确保险概念中哪些是应该给被保险人的及其依据。原告无法判断合同回报率是否过高，也不认为附加合同不对等；（2）、VIP条件是被告制定并判断的，原告不清楚自己是否符合；（3）、客服回访中原告没有欺骗，回答的系主合同内容；（4）、原告在投保单上签字时不可能知道附加合同无效，否则不会签字还缴纳保险费；（5）、虽然保单是第三人李小灿签名，但被告公司内部人员如何分工是被告内部的事情；（6）、计划书在原告持有的装订成册的保险合同原件中仅有2页，已当庭出示给被告。据此，原告请求：1、依法确认编号为AXXXXXXXXXX的附加合同合法有效；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负担。被告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2010年11月24日，被告与潘某某签订《保险营销员代理合同》，其当时隶属于被告静安南京西路第二营销服务部，其在2011年2月前是业务经理，营销业绩属于做得比较好的。2011年2月1日双方又签订劳动合同。潘某某担任育成经理，公司已将其展业证收回了，其在外与客户签订保险合同是越权行为。有资质的保险代理人名单在保监会的网站上有公布。2011年2月后，潘某某手下也有营销团队在卖保险。2012年10月10日，经被告营销员和客户投诉，被告就潘某某伪造、变造保单、侵占佣金卡一事向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报案。2013年1月，静安警方已移送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称2011年至2012年期间，潘某某为吸引客户，获取更多佣金，先后私刻被告保险合同专用章、精算部业务专用章、核保部业务专用章、契约管理部业务专用章等，用于伪造保险合同文本及保单，黏贴在被告50多名客户的正常保险合同中，将变造的合同给予客户。本案保险单发放时，第三人李小灿是营销员，有权发保单。潘某某刑事案件案发时，李小灿是潘某某的直接主管，时任育成主管，潘某某时任浦东张杨路营销服务部育成经理。对本案法律关系，被告认为：（一）附加合同无效，潘某某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1、表见代理制度目的是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对于变造的附加合同，原告未支付任何对价，仅有潘某某的虚假承诺，且原告主张的利益明显超出正常保险合同的回报；2、变造的附加合同是潘某某伪造公司印章加上原告主观恶意签订的，签订过程和内容均不合法，如此种合同有效，则将诱使他人铤而走险，加剧不规范交易目的；3、表见代理的前提是民事法律行为，而潘某某伪造公司印章属于刑事违法行为。（二）原告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不构成善意，且存在重大过失。原告为追求不合理回报，无视风险，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1、正常合同不应存在合同反复收回、修改的情况。且原告收到原有效合同和附加合同的间隔时间长达半年，不符合正常缔约过程，对此原告应该注意到；2、客服回访时原告对保险期限问题故意欺骗，错失了暴露合同问题的机会；3、被告本身设立VIP客户，但该款保险产品不区分普通客户和VIP客户，VIP的条件未向原告披露过。但原告不符合VIP条件，也应该自知其不符合；4、投保单的声明部分已写明了与本保险合同不符的内容都是无效的，故原告在投保单上签字时就应该知道附加合同无效；5、原告履行注意义务简单无成本，只需拨打被告客服电话就可核实潘某某无代理权，但原告无任何作为。（三）变造的附加合同存在文本瑕疵，足以使一般理性的投保人能够注意到。原告无视明显瑕疵，未向被告提出合理质疑：1、与原告联系的是潘某某，而签发保单的却是李小灿；2、变造附加合同所盖印章不是保险合同专用章，且凌乱不堪；3、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合同不符；4、原告的保险利益清单与被告提供的不一致，原告提供的是潘某某变造过的，数字改动了。且“您投保的保障计划清单”右下角有写“共9页”，但原告仅提供了2页。该清单是为特定的可能会投保的客户做出的测算，在客户正式投保前向客户出示，并非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四）变造的合同存在内容瑕疵。其中的基本保额、现金价值、保险金、累计生存金这些概念作为保险条款是严重不符合保险常识的，从保险概念上讲基本保额不可能作为保险金返还，现金价值是解除合同时合同才具有的价值，也不可能作为保险金支付，保险金、累计生存金也都不可能作为保险金支付。原告在签订合同前应该了解此类基本概念。且附加合同收益率明显过高，远超正常的保险合同和理财产品。第三人李小灿未到庭应诉，书面述称：其和潘某某是普通同事关系。本案保单上的字可能是其签的，时间长了记不得了，公司里一些人做保险业务挂在其名下，其签个字，但不负责保单的审核，公司有专门人员审核。当时潘某某是筹备育成经理，是从其他保险公司过来的，有半年的筹备期，筹备期内如果为被告做的业务达到一定量则可以晋升，否则只能做普通业务员。这段时间内潘某某是以业务员的身份做业务的，但她的资格证还在原公司，业务挂其他人名字。潘某某的客户其不认识，她的客户应该都是她自己联系的。为证明其诉请，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编号为XXXXXXXXXX的保险合同，证明保险合同的订立；证据2、编号为AXXXXXXXXXX的附加合同，证明附加合同订立并生效；证据3、投保单，证明投保情况；证据4、客户服务指南，证明介绍服务内容；证据5、保险费发票，证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缴费义务，该款系缴入被告的公司账户，被告也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证据6、署期为2012年11月26日的原告致被告函，系通过快递送达的，证明原告要求被告诚信履行附加合同义务；证据7、署期为2013年1月28日的被告致原告函，证明被告向原告发函称附加合同是伪造的；证据8、署期为2013年2月5日的原告复函及快递回执，证明原告不同意退保，要求被告诚信履行附加合同；证据9、原告、案外人（另案原告）周彦瑾与潘某某的对话录音6段及文字稿，录音时间是2011年11月17日，地点在被告的南京西路营业部，为本案保险合同事宜，原告曾多次前往该地与潘某某沟通。当时合同已经修改了第二次了。录音设备因为原告工作原因是长期带在身边的。第1段录音主要证明原告针对合同修改提出质疑，要求潘某某做出说明，故三方在办公室内协商讨论；第4-6段录音主要证明潘某某称收回合同的原因是公司在核查合同，核查方式是核查被保险人数目，不具体查名字；证据10、盖有被告“核保部业务专用章”的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10年9月7日通知原告，将本案保险缴费期间约定为5年，该通知书是潘某某给原告合同时一并取得的，具体是哪天拿到的记不清了。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附加合同上的印章是伪造的，而且署期也与编号为XXXXXXXXXX的保险合同不一致；对证据9，经当庭播放录音后，被告表示原告提供的录音文字稿与录音有不一致的地方，括号内的内容是原告自行补充的。被告仅凭录音无法识别潘某某的声音，且潘某某已被逮捕，无法核实，故无法确认录音内原告的对话对象是潘某某，录音中商谈事宜是否与本案争议有关也无法确定。录音没有反映时间、场所，被告上海营业部地址确实在南京西路，潘某某与客户沟通有时是上门服务、有时会在办公室，但被告不认可该录音系在被告南京西路营业部录取，经与员工核实，员工称不记得有此事。录音中提到的胡希俊是潘某某手下的一名营销员，但本案的营销员是李小灿；对证据10不确定上面的印章是否真实，且被告2010年9月9日电话回访时还提到了合同缴费期为10年，原告回答称知道的。被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立案决定书》沪公（静）立字（2012）第2917号；证据2、《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沪静检刑诉委代（2013）14号；证据3、《询问笔录（第一次）》；证据4、《询问笔录（第八次）》；证据5、《询问笔录（第十次）》；证据6、《起诉意见书》沪公（静）诉字（2013）第1007号；证据7、《补充侦查决定书》沪静检刑诉补侦（2013）14号；证据8、补充侦查意见；上述证据1-8证明潘某某涉及刑事案件及其立案、侦查、逮捕过程，其涉嫌罪名有职务侵占、诈骗、伪造公司印章，讯问笔录（第八次）中潘某某承认本案附加合同的印章系其私刻；证据9、电话回访录音及文字稿，此系被告客服于2010年9月9日9时对原告进行的回访录音，回访中明确了合同缴费期、保障周期、保险费、红利分配以及询问原告是否看过保险合同内容，核实了原告知晓这些情况，此次录音中原告并未提出粘页上的合同内容；证据10、保险利益测算书客户签字页，此系陈丽签字的，证明原告明确知晓该利益测算书，原告提供的是潘某某变造过的，数字改动了；证据11、投保单，投保单签字栏上方第1、2条明确载明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等明确知晓保单各项内容，确认与该合同不同的内容均属无效，确认了解合同内容以及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原告已在签字栏内明确声明并同意，证明除了保险合同外，其他附加的承诺均无效；证据12、原告的保险代理人员资格证书，其于2011年7月26日通过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证据13、原告于2011年9月22日向被告签订的上海市个人营销新型寿险产品服务承诺书和保险营销员诚信服务承诺书；证据14、原告于2011年10月对合同、展业证书、招募授权书、诚信服务承诺书的签收表；证据15、原告于2011年7月10日签署的招募代理制保险营销员重要事项告知书；证据16、原告于2011年7月6日签署的保险人员基本资格考试公司考前培训承诺书；证据17、原告于2011年9月22日与被告签订的《保险营销员代理合同》；证据18、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原告的长生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单两份（天康意外伤害保险、天祥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单清单EXCEL文件打印件；证据12-18共同证明原告具有保险代理人资格，具备与保险相关的基本知识，在被告处购买了多项保险，并且原告与被告曾签订保险代理合同。虽然原告在系争合同签订后才通过考试，但很显然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具有保险知识。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无论潘某某有无犯罪行为，上述证据均不能构成被告对原告诉请的有效抗辩；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记得回访日期，潘某某称公司电话回访是按照普通客户标准询问的，而其给原告的保单待遇是VIP，故教原告回访时不论问什么都回答“是”，之后再变更合同。电话录音中原告称知道的内容是针对保险合同，合同缴费期是指变更前的原缴费期为10年，此与原告提供的证据10并不矛盾；对证据10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上面的字也并非原告所签，原告明确不申请笔迹鉴定，现金价值表应以原告提供的为准；对证据11认为投保单签字栏上方第1、2条内容是格式条款，被告也未进行解释说明，“潘某某、陈丽”的字是原告所签，但上面照抄的声明并非原告书写，原告签字时并没有这行声明，第2条并非个人承诺解释说明，而是被告的说明，故本案不适用第2条。对证据12-1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取得本案系争保险合同在通过保险考试及签订代理合同之前。此事经过如下：原告在潘某某处购买保险后，潘某某称公司对其有人员扩展方面的考核要求，请求原告帮忙考保险资格证书，从而帮其达成考核要求。潘某某考前一周动员原告和其它同事参加考试，因原告当时较空闲，就参加了被告的扩展计划，有同事因忙未参加考试，还有同事参加但未通过。潘某某给了原告两套考试模拟题，原告看了一个晚上，通过了考试。但通过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不具有必然性，而且原告本人并没有卖过一次保险，也没有从被告处取得任何佣金。对此，被告认可公司对保险团队人数确有考核要求。第三人李小灿未发表质证意见，也未提供证据。经审查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能否证明其主张本院将予以综合评判。被告否认原告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该页编号为AXXXXXXXXXX、署期为2011年6月24日、盖有“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业务专用章”的保险合同（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系争合同页）恰是本案系争焦点。根据潘某某的公安讯问笔录、起诉意见书、原、被告来往函件等，系争合同页上的“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业务专用章”系潘某某伪造的可能性，远大于其系被告真实印章的可能性，故本院认为该证据形式上不是被告出具，但至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力，本院将予以综合评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证据本身是视听资料，提供相应的书面整理材料并非当事人义务，原告据其自行整理的文字稿系出于方便辨别、质证的目的，文字稿本身并非证据，不因其上有原告自行注明、补充的部分而影响录音本身的证明力，本院对该证据的评判以录音本身为准。其次，从录音内容分析，系原告本人参与的与本案保险合同相关的谈话，无证据表明其属于采取欺诈、胁迫或窃听等违反公序良俗等不法手段进行的私录，谈话较完整、流畅、清晰，所提及的人物、合同内容亦与本案系争合同相吻合，被告虽未肯定但也未明确否认其真实性，其质证意见中部分意见亦印证了录音内容和本案的相关性，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明力。原告提供的证据10内容与保险合同不一致，且原告庭审中明确表示未提交过变更申请，其载明的缴费期间亦与之后原告回答被告客服电话回访时的回答不同，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基于上述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0年8月22日，原告签署了富贵有余两全保险（分红型）人身保险投保单，以其女潘某某为被保险人，向被告投保该险种。投保单上载明营销员是第三人李小灿，但实际营销该保险的是其下级即被告员工潘某某。之后，被告签发合同号码为XXXXXXXXXX的保险单，载明保险合同成立日期为2010年9月2日、生效日期为2010年9月3日零时；投保人为原告，被保险人为潘某某；主合同为富贵有余两全保险（分红型），附加豁免保险费定期寿险；主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为人民币35，000元，保险期间为98年，交费期间为10年，保险费每期9，938元，主合同交费期满日为2020年9月3日零时，期满日为2108年9月3日零时；附加豁免保险费定期寿险保险期间1年、交费期间1年、保险费158元。合同并附富贵有余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豁免保险费定期寿险条款、现金价值表等。原告依约向被告缴纳了保险费。2010年9月9日，被告客服人员向原告进行电话回访，告知其保险合同缴费期为10年、每年保险费为10，096元、红利分配由分红保险的经营状况决定故而是非确定的、原告享有十天犹豫期等，原告均表示知道；被告客服人员询问原告是否看过保险条款，尤其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退保内容，原告回答基本看过。之后，原告认为保险合同内容与潘某某当初所称不符，与潘某某交涉，潘某某以该高收益的产品只有VIP客户才能购买，其将该产品卖给原告等普通客户，其上级正核实名额为由，收回原告处的上述保险合同原件，其再将合同交还原告时，合同中新增了系争合同页。2012年11月26日，原告等四名投保人向被告发函，称于2012年10月及11月间与被告多次电话、实地沟通保险合同事宜后，经考虑不同意办理退保，要求被告继续按合同附档履行。2013年1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函，称有不法分子假冒被告名义在保险合同中私自夹带伪造合同页，擅自变更合同约定，要求原告在2013年3月15日前办理退保，否则视为同意按被告真实签发的、未经非法变造的保险合同继续履行。2013年2月5日，原告回函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被告上述方案，要求被告按系争合同页内容履行。双方故来院争讼。另查明一，系争合同页抬头印刷为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单合同编号为AXXXXXXXXXX，投保人、被保险人姓名、险种与原保险合同一致。正文载明：“尊敬的陈丽女士：非常感谢您对本公司的信任与支持。本公司已仔细审核了您的要保申请。缴费满五年后，获（基本保额、现金价值、保险金、累积生存金之和），共计壹拾壹万贰仟壹佰柒拾捌元整，结算后详见现金价值表。注：实际红利水平详见利益测算书。此合同缴费期五年，每五年为一次结算期，结算后此合同终止。若您有任何疑问，请与您的营销员联系。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落款为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加盖该部业务专用章，落款日为2011年6月24日。另查明二，沪公（静）立字（2012）第2917号案件讯问笔录（第八次）载明，潘某某自认从2010年11月入职被告公司，私刻了被告多枚印章，其中即包括“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业务专用章”。另查明三，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5日出具（2013）静刑初字第329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潘某某于2010年11月24日与被告签订《保险营销员代理合同》，又于2011年2月10日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担任被告浦东张杨路营销服务部育成经理，期限自2011年2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负责代为招募保险营销员的职责，同时负责管理下属保险营销团队业务员，并指导保险业务员开展相关业务，按公司规定不能销售保单，工作地点在本市静安区南京西﹤fontclass=changeyuanw='&路&X&X&X&号&X&X&X&室&、&X&X&X&楼&'﹥﹤fontclass=changeyuanw='&路&X&X&X&号&X&X&X&室&'﹥路XXX号XXX室、XXX楼﹤／font﹥﹤／font﹥以及浦东新区张杨路XXX号XXX室。潘某某在担任被告上海营业部育成经理期间，利用管理保险营销团队营销员，并指导、参与营销员开展保险业务的职务便利，具有采用修改保险合同内容、伪造被害单位印章、印文等方式伪造保险合同的行为。判决潘某某犯职务侵占罪、信用卡诈骗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没收财产一万元，罚金二万元。另查明四，2011年7月，原告经潘某某介绍，参加被告的招募代理制保险营销员活动。于2011年7月6日签署被告的考前培训承诺书，并于7月26日通过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原、被告曾于2011年9月22日签署《保险营销员代理合同》。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富贵有余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对该合同进行补充、变更，现双方争议焦点即为之后出具的系争合同页是否有效。审理中，被告辩称潘某某伪造公司印章属于刑事违法行为，不应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本院认为，潘某某犯职务侵占罪、信用卡诈骗罪，与本案的保险合同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刑事法律规范评价的是潘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侵吞被害单位即本案被告的财物，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并未对潘某某对外签订保险合同进行评价、认定。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其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本案中，潘某某于2011年6月24日出具系争合同页时，担任被告浦东张杨路营销服务部育成经理，其职责是代为招募保险营销员及管理、指导保险营销业务员，其并不具有对外代理销售被告保险合同的权利。更何况，潘某某采用私刻被告印章的形式，伪造系争合同页，该页所载内容超越了原涉案富贵有余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的固有内容。故潘某某出具系争合同页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无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一般情况下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时除外。本案争议焦点和审理难点在于，潘某某的上述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此需从权利外观和主观因素两方面分析，即行为人是否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以及原告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否善意且无过失，本院对此详述如下：一、关于权利外观方面。首先，潘某某的身份、职务与被告具有密切关联性。潘某某交付系争合同页时担任被告营销服务部育成经理。被告虽辩称育成经理无权销售保单，但未举证证明该内部规定已在缔约前向投保人披露。而潘某某在被告公司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且负责管理、指导保险营销工作，其职务等级和从事业务的关联度，足以令一般投保人产生其有权代理被告销售保险的认知。其次，潘某某对原告存在可合理推断的授权关系。2010年8月22日原告通过潘某某的介绍向被告投保时，虽然当时潘某某尚未和被告签订代理合同，并不当然具有代理被告的保险业务的权利。但被告最终出具涉案富贵有余两全保险（分红型）保单，亦收取了原告交纳的保险费，该结果足以使原告相信潘某某事实上具有代理权。同时，审理中被告所提供的证据18即原告在被告处投保清单，对于其中于2010年7月9日投保的天康意外伤害保险、天祥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两项，被告自己亦在“营销员”一栏记录为胡希俊、潘某某。故可认为即使被告内部规定育成经理不得对外销售保险，但实践中对其实际参与销售行为仍予以默许。本案保险投保单上虽写明营销员为李小灿，但审理中被告确认李小灿和潘某某的上下级关系，李小灿亦承认潘某某实际从事销售业务，以及存在同事销售保险由自己挂名的情况。故李小灿形式上的营销员名义对原告相信实际操作的潘某某具有代理权尚不构成充分阻碍。因此，就同一份合同，当潘某某之后补充交付系争合同页时，基于以往的合同订立过程，原告有合理理由推断潘某某的该行为亦基于被告合法授权。再次，从原告提供的录音分析，原保险合同成立后，潘某某与原告就本案合同“修改”问题磋商、讨论时，系处于被告的某办公场所，而非潘某某的私人处所。该交易环境和周围情势使潘某某的行为产生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原告有理由认为后出具的系争合同页系基于被告的意思表示。最后，系争合同页上加盖了“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精算部业务专用章”，虽然该章系潘某某私刻，但除部门名称外，印章的大小、样式、风格均与原合同章极为相似，难以用肉眼辨其真伪。被告称其不存在该章，但一般投保人并不熟知保险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和职能分配，并无充分动机质疑其存在。二、关于主观因素方面。首先，原告与潘某某之间存在交易历史且具有一定熟识度。除本案保险外，原告还在同期通过潘某某向被告成功投保了天康意外伤害保险、天祥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甚至原告为协助潘某某达成被告对其人员扩展的考核要求，还参加了被告的培训，成为被告的代理制保险营销员。故原告对潘某某有代理权产生信赖具有合理理由。其次，原告已尽与交易内容、过程及自身知识程度基本相称的注意义务。录音表明，原告也曾对保险收益、修改合同的手续等产生过疑问，并向潘某某提出质询。潘某某则以该高收益的产品只针对VIP客户且即将停产、其他保险公司还有收益更高的内部产品、其上级正核实名额故需收回合同原件等理由回复，承诺自己从未违反被告的规定，并根据利益测算书详细计算、核对了系争合同页上的项目及金额，用以打消原告的顾虑。考虑到交易历史、熟悉程度，以及原告作为普通人对保险公司及保险知识的认知程度，原告相信潘某某出具的系争合同页是原合同的一部分并不具有显著过失。尤其考虑到潘某某在被告处的职位和业务范围，原告也难有其他更方便、快捷及廉价的手段核实其代理权限和合同真伪。再次，被告辩称，系争合同页的收益项目及金额不符合保险常识、高于正常回报，原告应当注意到该明显瑕疵。但是，原保险合同中并未向投保人明确收益的构成、概念和计算方式，并称保险利益测算书上部分金额并不确定。原告作为不具备相当保险知识的普通投保人，对系争合同页所载基本保额、现金价值、累积生存金等专业术语的理解和适用无法达到与保险人一致的程度。尤其经潘某某详细解释并计算、核对后，原告对其承诺的收益具有期待符合常理，并不能体现原告具有恶意。当然，本院也注意到原告曾于2011年7月参加考前培训并通过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但此时间已在系争合同页出具之后。且被告的证据亦表明，原告参加培训和通过考试之间不足20天，即使考虑到知识储备期间，被告的举证尚不足以证明系争合同页出具时原告已具备足够知识能力判断其承诺的收益具有重大瑕疵。被告还辩称原告在客服回访时对保险期限问题故意欺骗，错失暴露问题的机会。但是，被告客服系在2010年9月回访，原告针对当时取得的未修改的保险合同上载明的期限回答并无错误，更难谓故意欺骗。最后，潘某某的刑事案件表明，其伪造印章、修改合同的行为长期存在，被告及大量投保人均未曾发觉，直至2012年底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介入后才予以查明。在此之前，要求原告以一己之力洞察潘某某的上述违法行为，未免过苛。综上，考量系争合同页的订立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潘某某的行为足以令原告产生其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原告不知道潘某某无权做出系争合同页所载约定的承诺，并在作出相应判断时已尽到合理注意，不存在明显的疏忽或懈怠。因此，潘某某向原告出具系争合同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所载内容是本案富贵有余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第三人李小灿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应视为放弃其抗辩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陈丽与被告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XXXXXXXXXX的《富贵有余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含编号为AXXXXXXXXXX的补充合同）有效。案件受理费2，543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剑平代理审判员  张 炜人民陪审员  杨秀敏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