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湖商终字第5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志良。
委托代理人：陈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军苗。
委托代理人：沈根健。
委托代理人：陈之华。
原审被告：屠兴明。
原审被告：汪百富。
原审被告：沈成刚。
原审被告：朱凌峰。
原审第三人：张全玲。
上诉人张志良为与被上诉人祝军苗、原审被告屠兴明、汪百富、沈成刚、朱凌峰、原审第三人张全玲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4）湖吴商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祝军苗与张全玲系夫妻关系。2010年8月17日，祝军苗与张全玲成立了卓达公司，祝军苗出资45万元，占公司90%股份，张全玲出资5万元，占公司10%股份。2012年6月12日，祝军苗、张全玲作为甲方与乙方张志良、屠兴明、汪百富、沈成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全玲将其持有的卓达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祝军苗将其持有的卓达公司80%股权转让给乙方，由祝军苗收取全部股权转让款。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100万元。待卓达公司正常运营交接后，该笔定金即视为股权转让款项。若乙方未依协议约定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应适用定金罚则。同时，该协议约定，在2012年8月1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287万元，在2012年9月1日前，乙方再次支付100万元。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总款项为700万元，实际需支付金额为487万元。2012年6月13日，张志良将100万元定金交付祝军苗。2012年7月22日，祝军苗出具收条收到张志良股权转让款1405863元。2012年8月21日，祝军苗出具收条，收到张志良支付股权转让款117万元。至此，祝军苗已收到股权转让款共计3575863元，该款均通过张志良向祝军苗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卓达公司的股权发生了变动。2012年7月10日，沈成刚将其所有的卓达公司5%股权转让给朱凌峰，沈成刚退出卓达公司。2012年8月18日，屠兴明向张志良转让了6%的卓达公司股份，向祝军苗转让了3%卓达公司的股份。2012年8月25日，汪百富退出卓达公司。2012年8月26日，卓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确认了2012年6月至8月间卓达公司股权变动情况，明确卓达公司股东和出资比例为：张志良占公司股权比例57%，屠兴明占公司股权比例20%，祝军苗占公司股权比例13%，朱凌峰占公司股权比例10%。该决议另约定，张志良在9月前向祝军苗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0万元。2012年11月12日，卓达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朱凌峰占公司10%股份，祝军苗13%，屠兴明20%，张志良57%。2013年9月18日，卓达公司再次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朱凌峰占公司10%股份，祝军苗13%，张志良77%。截至目前，祝军苗尚有股权转让款994137元未获清偿。
祝军苗一审请求判令：1.张志良、屠兴明、汪百富、沈成刚、朱凌峰共同向祝军苗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返还定金142857元，合计1142857元；2.诉讼费由张志良、屠兴明、汪百富、沈成刚、朱凌峰共同承担。
张志良一审针对祝军苗的起诉答辩称：对祝军苗诉称的卓达公司股权变更情况无异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487万元，由于祝军苗持有的卓达公司股权后增加了3%，故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减为457万元，至今为止，张志良向祝军苗总共支付的金额3575863元，另根据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祝军苗应付赔偿款185000元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故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为809137元。同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案争议的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届履行期限，且股权转让方在转让卓达公司股份中存在违约情况。现公司登记的股权份额为张志良77%，朱凌峰10%、祝军苗13%。张志良和朱凌峰在2014年1月已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朱凌峰已将其名下的10%股份转让给张志良，但未进行工商股权变更登记。综上，祝军苗的诉请无事实依据。
屠兴明一审针对祝军苗的起诉答辩称：屠兴明原来有卓达公司20%的股份，因个人身体原因及公司内部矛盾，2013年10月该部分股权已经转让给张志良。股权转让款是支付给张志良后，由张志良支付给祝军苗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共有两份，一份在张志良处，一份在朱凌峰处。
汪百富一审针对祝军苗的起诉答辩称：对祝军苗诉称的股权转让事实和过程没有异议，对祝军苗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也没有异议。但在2012年6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汪百富支付给张志良5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来因故退出，所以汪百富在工商变更登记上并未出现，也未实际受让股权。在汪百富退出后张志良只归还了其中30万元。综上，汪百富非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故祝军苗要求汪百富支付款项的诉请不能成立。
沈成刚一审针对祝军苗的起诉答辩称：沈成刚的确在2012年6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但因沈成刚不同意将所有的投资款交给张志良再交给祝军苗，所以后来退出了，在工商登记上并没有沈成刚的名字，沈成刚并不是公司的股东。
朱凌峰一审针对祝军苗的起诉答辩称：1.朱凌峰并未在2012年6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而是在2012年11月，直接从卓达公司受让了10%的股份。2.关于款项的收支，到目前为止，卓达公司的所有收入、包括支出都是从张志良及其老婆林银娥的账户中进出。3.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明确100万元是由张志良支付的。4.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及所有的公司股东会文件都存放在张志良处。2014年1月22日，已和张志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朱凌峰持有的10%的股权转让给张志良，但基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综上，朱凌峰不应该承担支付责任。
张全玲一审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提起诉讼称：张全玲与祝军苗系夫妻关系。卓达公司成立时，张全玲持有公司10%股权，祝军苗持90%。后祝军苗想把公司出售，并要求张全玲不要参与相关事宜。在出售公司时，张全玲只是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转让时，张全玲要求张志良直接向自己支付转让款，当事祝军苗也表示同意。2012年7月20日左右，祝军苗向张全玲支付50万元，其余没有支付。现张全玲认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款属张全玲与祝军苗的夫妻共同债权，故请求判令：将祝军苗诉请张志良、屠兴明、朱凌峰、汪百富、沈成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50%支付给张全玲。
祝军苗一审针对张全玲的起诉答辩称：张全玲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没有关联性。张全玲将其所有的卓达公司10%的股权转让后，其已获取了转让款50万元，后祝军苗陆续也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张全玲，张全玲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
张志良一审针对张全玲的起诉答辩称：张志良针对张全玲起诉的答辩意见，与对祝军苗的答辩意见一致。
屠兴明一审针对张全玲的起诉答辩称：不同意张全玲的诉请。
汪百富一审针对张全玲的起诉答辩称：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处理本案，
沈成刚一审针对张全玲的起诉答辩称：祝军苗与张全玲间的内部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
朱凌峰一审针对张全玲的起诉答辩称：《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祝军苗收取全部股权转让款，张全玲的股权转让款是其与祝军苗之间的内部关系。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祝军苗提交《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及张志良提交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合法、有效，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各方当事人应当遵照执行。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张志良应在2012年9月前向祝军苗支付股权转让款，张志良未按约履行是产生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故祝军苗请求张志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于法有据，但支付金额应以法院审核为准。对于祝军苗要求返还定金的请求，因当事人间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对南浔区域经营权问题存在争议，系张志良未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原因之一，故对祝军苗该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张志良主张祝军苗、张全玲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存在违约，故不应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一节，因卓达公司2013年2月8日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已对相应的情形及违约责任作出了约定，故对张志良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对于张全玲的诉讼请求，因《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股权转让款由祝军苗收取，故张全玲要求向其直接支付一半的股权转让款的请求，与约定不符，不予支持。如存在应支付的相关款项，张全玲应另行向祝军苗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志良支付祝军苗股权转让款994137元，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驳回祝军苗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张全玲的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86元，由祝军苗负担1964元，张志良负担13122元。
张志良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存在多处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原件都在张志良处且修改付款时间未经祝军苗同意为由，采信祝军苗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认定争议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2012年9月1日前，缺乏事实依据。1.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原件都在张志良处。从常理来判断，祝军苗及张全玲作为转让方在没有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放弃持有《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明显有悖常理。2.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涂改。张志良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有两处涂改并按指印，在（2013）湖吴商初字第354号案件中，祝军苗陈述“10%是我按的，是在签约那天按的。”该案中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股权转让协议》的两处涂改进行鉴定，结论为两处指印是同期捺印形成的。这充分说明张志良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是真实的。3.《股东会决议》中手写添加的“此外，张志良在9月前向祝军苗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不是张志良书写的，指印也不是张志良的。这两份证据祝军苗均没有提供原件，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按照2013年2月8日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应扣除祝军苗185000元违约赔偿费用，但一审法院认为此事项与股权转让纠纷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应由公司另行主张，这明显与一审认定的证据自相矛盾。三、一审法院在认定祝军苗存在违约的情况下，依然判令向祝军苗支付股权转让款，违反合同法的规定。在2012年10月8日卓达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祝军苗承认其隐瞒了南浔镇的快递业务经营权属于湖州南浔快递有限公司的事实，确认属于未向受让方披露的现存或潜在的重大责任，并由祝军苗负责收回南浔区域的快递业务经营权。一审法院认定前述事实，且以此为由驳回了祝军苗主张的按比例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在祝军苗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张志良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祝军苗的一审诉请，诉讼费用由祝军苗承担。
祝军苗二审答辩称：剩余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是2012年9月，原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事实认定准确。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张志良具有单方涂改股权转让支付时间的条件，张志良持有仅有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客观条件有利于张志良单方擅自涂改。此外从涂改的方式说，原审查明剩余转让款支付时间上的按印是张志良所为，如此涂改完全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思相违背。祝军苗在一审中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该证据载明100万元的支付时间为2012年9月1日，此后2012年8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记载了张志良应在“9月前”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内容，该份《股东会决议》能够印证祝军苗提交证据的相关内容，且与朱凌峰提供的照片、当事人的陈述能相互印证。二、祝军苗已履行了股权交付的义务，股权转让已经完成，祝军苗没有违约。祝军苗在2012年11月12日协助湖州卓达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张志良享有的股权在工商部门予以登记，且将卓达公司交由张志良经营。从上述两方面来看，祝军苗已完全履行了股权交付义务，祝军苗根本没有违约。与股权相关的问题，张志良与祝军苗存在严重的分歧和争议，即便祝军苗在南浔区买断经营权的问题上负有责任，也不应成为张志良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的理由，而应由卓达公司另行向祝军苗主张损害赔偿。三、一审判决认定违约责任赔偿由公司另行主张，祝军苗认为该认定是正确的，即使股东会议记录赔偿损失，也仅直接造成了公司的经济损失，理应由公司向祝军苗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综上，祝军苗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张志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成刚二审答辩称：张志良不给《股权转让协议》，所以沈成刚就退出了，没有付钱。这个案件与沈成刚没有关系，完全是在浪费个人的时间，坚持一审时发表的意见。
朱凌峰二审答辩称：1.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到底有几份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有两份，是朱凌峰负责起草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当日晚上，当时张全玲不在场，说好的是一份由朱凌峰保管，一份由张志良保管。由于张全玲在《股权转让协议》上没有签字，所以要找到她签字，签字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都由张志良保管，这是因为朱凌峰当时在义乌工作，所以都交由张志良保管。2.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涂改的问题。大概是2012年10月份的时候，公司出现了很多矛盾，张志良说剩余的钱不要支付了（大约300万元左右），当时朱凌峰不同意，但是认为在其他的过错方面可以找到祝军苗的责任。第一次没有谈好以后，2012年10月8日作了一个决议，让祝军苗承担责任。祝军苗不识字，他的每一份欠条都需要读给他听后才签字的，所以做《股东会决议》的时候他签字了，签字之后张志良的意思是不把钱给他，祝军苗不同意办工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大概2012年11月2日祝军苗发信息给朱凌峰，朱凌峰说如果不办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祝军苗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后来祝军苗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涂改中“2012年9月1日”改为“2015年”，这个“5”是朱凌峰改的，这是2012年10月8日之后改的，签订协议的当晚涂改的地方是“20%”改为“10%”。“2015年”上的手印是张志良的手印，“10%”上的手印是祝军苗的。朱凌峰离开卓达公司之前，公司所有的法律文书都是由朱凌峰来起草的。为什么会改为“2015年”，因为当时考虑，修改的时间只有三个月时间，是无法作出鉴定的，也不损害张志良和祝军苗的利益，这个100万还是可以给祝军苗的，而公司的损失可以另行主张的。3.2012年8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中添加的一句话是朱凌峰本人添加的，手印也是朱凌峰按的，这份决议的原件是由张志良保存的，朱凌峰本人有这份《股东会决议》的照片，当时拍照是为了怕日后张志良说祝军苗的钱朱凌峰也要付。4.2012年10月8的《股东会决议》，这个也是朱凌峰起草的，之所以作出这个《股东会决议》，就是为了防止祝军苗会拿去更多的钱，里面的内容祝军苗本人签字的，但祝军苗应该是不认识里面的字的，有没有读给他听记不清楚了，读可能读了但不是很清楚，如果读了关键词也没有读给他听。关于南浔区经营权的的问题，是所有股东争议最严重的问题。2012年8月份的时候，南浔片的经营人丰新华同意50万元买断经营权，他有一个条件是合为统一的公司，但要求有独立经营权。朱凌峰去南浔和丰新华谈过，之前都很愉快，后来丰新华与张志良产生矛盾，大骂张志良，丰新华又不同意了。5.《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款项跟朱凌峰没有关系，当时所有股东离开公司时与张志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都注明了“履行2012年6月份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由张志良个人向祝军苗支付”，退出股东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朱凌峰起草的。卓达公司的每笔收入和支出都是从张志良和他老婆的个人账户中出去的，朱凌峰等股东无法知道公司的收入和支出，作为现在的公司股东要想拿到合理的工资和股权转让款都需要和张志良讨价还价，哪怕朱凌峰和张志良是亲戚关系，也不知详情，屠兴明、汪百富退出公司的时候协议上都注明了由张志良支付股权转让款给祝军苗。对于案件的事实，朱凌峰始终要求张志良本人来出庭，很多事情是朱凌峰和张志良一起操作的，朱凌峰不想得罪张志良，朱凌峰和张志良是亲戚，也不想因此得罪祝军苗，朱凌峰说的只是事实。
张全玲二审答辩称：祝军苗跟张志良签字的时候张全玲不在场。当时张全玲跟会计邹小芳去海宁开会，祝军苗打电话给张全玲，说张志良和屠兴明要张全玲签字。张全玲开会的当天，他们过去找张全玲签字，张全玲就下楼签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祝军苗、张志良、屠兴明就马上走了，此后再没有看到过这些协议。当时因为匆忙，张全玲也没有看《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也没有给过张全玲。张志良为什么和丰新华闹僵？是因为祝军苗时给的价格比较低，而张志良接手公司后提高价格，丰新华感觉价格太高，所以双方产生了矛盾。其他的情况张全玲都没有参与，所以不知道。
原审被告屠兴明、汪百富二审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中，当事人各方均无新的证据材料向本院提交。
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张志良是否应向祝军苗支付一审认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张志良为证明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2015年9月1日前，向法院提交《股权转让协议》原件1份，但该协议原件中的“2015年9月1日”系由“2012年9月1日”涂改而来，且该涂改由张志良自己捺印，包括祝军苗在内的其他合同当事方均对该涂改不予认可。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虽曾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两处涂改上的指印应为同期捺印形成，但就此并不能认定涂改形成于协议签订时，也无法认定已经得到祝军苗的同意。祝军苗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上载明的付款时间为“2012年9月1日”，并未经修改。朱凌峰一审中提交了其用手机于2013年1月12日拍摄的2012年8月26日《股东会决议》，该照片显示《股东会决议》原件上即载有“此外，张志良在9月前向祝军苗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字样，而对该照片的内容，除张志良外，其他当事人均无异议。综合以上事实，结合朱凌峰等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为，一审认定张志良应于2012年9月前向祝军苗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符合本案的客观情况。关于张志良上诉提出的应依据2013年2月8日《股东会会议记录》扣除祝军苗185000元违约赔偿费用等有关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间仍有其他争议未予解决，一审不将该些问题纳入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一并处理，并无明显不当，若情况属实，相关权利主体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张志良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和实体处理并无明显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86元，由上诉人张志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闵海峰
代理审判员 郑 扬
代理审判员 朱国斌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