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29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山市雅瑶镇顺发塑料厂。经营场所：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江沙公路陈山工业区。
经营者：胡柏垣，住广东省鹤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帆，广东秉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法人，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鹤山市雅瑶镇信兴塑料厂。经营场所：广东省鹤山市沙坪镇凤亭路***号***房。
经营者：梁炎刚，住广东省鹤山市。
一审原审被告：胡柏垣，身份情况同上。
一审原审被告：何丽平，女，汉族，1953年6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古蚕村民委员会古蚕村十二队*号。
胡柏垣、何丽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一帆，广东秉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鹤山市雅瑶镇顺发塑料厂（以下简称“顺发塑料厂”）因与被上诉人鹤山市雅瑶镇信兴塑料厂（以下简称“信兴塑料厂”）及一审原审被告胡柏垣、何丽平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4民初1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顺发塑料厂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信兴塑料厂对顺发塑料厂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信兴塑料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信兴塑料厂的《对数量表》及顺发塑料厂的《对账单》中配件单价1元和2.4元的差价并非顺发塑料厂因倒手转卖的事实所形成。一审判决查明上述差价，进而作为认定顺发塑料厂是先买货然后再自行转手的事实根据，从而认定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是承揽合同关系是错误的。1、一审庭审已经核实，信兴塑料厂收到中山市横栏镇某某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中山某某厂”）或顺发塑料厂交付的定制模具总共就只能生产出“上盖”、“壶底”、“三角块”等三样配件，这在信兴塑料厂提交的送货单都能印证这点，故“送货”给顺发塑料厂有且只能送上述三样配件，所以送货单上的“单位”无论是“个”还是“套”所指的东西都是一样的。2、顺发塑料厂按中山某某厂交付的另外几套定制模具自行生产其他“电源盖”、“手柄”等配件。然后，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一并将各自负责生产的上述配件统一成一批次，再向中山某某厂，然后由顺发塑料厂与中山某某厂统一结算，然后将收到的货款按负责加工配件的比例进行分成。所以，2.4元一套的价格是包含了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各自生产的配件，而绝非因顺发塑料厂中间倒手所形成的新卖出价。二、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是法律上的民事共同行为，该案中无论是享受债权或承担债务等民事法律后果均应共同主张或承受。根据顺发提交的证据《合同书》及相关证人证言，信兴塑料厂经营者梁炎刚是作为合同一方和顺发塑料厂一并与中山某某厂缔约，并签名确认。信兴塑料厂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签名为假冒，即使是事后补签也是对合同事项的追认，不可能以不知悉合同内容或者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推搪。这个《合同书》是顺发塑料厂、信兴塑料厂后期共同履约的前提与基础。信兴塑料厂在一审庭审称签名是保证质量之类明显是站不住脚的。三、涉案《月份数量表》明显是为达到诉讼目的而伪造的。1、顺发塑料厂财务即一审证人黄某已在庭审过程中详实陈述了为何顺发塑料厂公章会出现在《月份对数量表》上的问题，而且时间点基本吻合。在收到一审法院诉讼材料前，胡柏垣及财务人员黄某根本不知道有这份材料的存在也未曾与信兴塑料厂对数。2、信兴塑料厂提供的《月份对数量表》中“防伪措施”漏洞百出。首先，顺发塑料厂收到信兴塑料厂原审提供的诉讼材料《送货单》（证据8）里单号为“6037957”的2015年9月12日《送货单》及单号为“6037958”的2015年9月11日《送货单》是按单号顺序排列的，而信兴塑料厂提供的《月份对数量表》（证据7）里日期顺序正好也是按9月12日、9月11日这样填写排列的。信兴塑料厂既然在一审庭审承认该表是信兴塑料厂自行提供、由梁炎刚填写，那么信兴塑料厂制作的该表日期作为表格的第一列，就是其他列的排列依据，任意一份正常的对账表必然是按照日期顺序对账的。上述调转的情况，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信兴塑料厂自然地、惯性地整理好证据8顺序后按证据8的排列顺序抄进空白的证据7表格内。其次，信兴塑料厂提供该表的盖章处，明显标注的是“核对确认签名”，而不是盖章，那么按信兴塑料厂的逻辑是否没有胡柏垣签名，顺发塑料厂就可以认为自己的公章只是盖错地方了呢?再次，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双方都没有书面合同。唯一书面材料就是《送货单》，按双方习惯，信兴塑料厂填写的送货单一直都是简写收货单位为“顺发厂”或者“顺发”，送货单位及经手为“信兴梁”，从来就没试过把顺发塑料厂及信兴塑料厂的全称一字不漏地在书面材料里填写进去，也没有盖章的习惯而都是签名。因此，信兴塑料厂一审提供的证据7这样处理，非常不合常理。所以，信兴塑料厂在一审庭审时称：打印的日期、产品名称、颜色材料、数量等都不用管，日期顺序也不用管，反正手写完毕顺发塑料厂确认，反正章是真的即可。不可否认，公章是真实的，但公章即使为真也只是孤证，上述违反常理、张冠李戴的漏洞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证据链。四、信兴塑料厂提供的证据8中，9月开始发给中山某某厂的货全部在顺发塑料厂提交的交付给中山某某厂的送货单里精确体现。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提交的《送货单》里，关于信兴塑料厂负责生产部分的货物种类、数量、颜色全部一一对应，发货日期也基本吻合。一审中，三名证人对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向中山某某厂送货的环节陈述基本也能相互印证。涉案有且只有一份《合同书》，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都签章了，且双方之间又没有供货或分包协议，而送货数量如此吻合，这不会是巧合。综上所述，顺发塑料厂认为，其与信兴塑料厂作为共同的合同供货一方，与合同另一方中山某某厂签订供货《合同书》并共同履约。
顺发塑料厂在二审调查过程中补充认为：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是共同履行中山某某厂的《合同书》。1、顺发塑料厂、信兴塑料厂共同与中山某某厂签订了《合同书》，约定分别为中山某某厂加工电热水壶的零配件，信兴塑料厂作为《合同书》的甲方签名确认。2、信兴塑料厂加工的部分价格是1元，与中山某某厂交易的价格也是1元，从单价不变就可以证实信兴塑料厂直接与中山某某厂发生交易。如果是顺发塑料厂加工该部分的零配件的话，顺发塑料厂就与中山某某厂的交易是0.9元，还包含了顺发塑料厂的利润在内，所以不可能是顺发塑料厂委托信兴塑料厂加工，加工费是1元，然后以同样的价格1元交付给中山某某厂。该部分0.9元有顺发塑料厂提供的《送货单》予以证实。3、从数量上看，信兴塑料厂在一审向法庭提交的《送货单》所确定的具体数量与顺发塑料厂送货给中山某某厂的数量是一致的。4、从运费的承担可以确认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是共同履行《合同书》。首先，运费发生在鹤山到中山，每次的运费是700元，信兴塑料厂承担的运费是315元，有信兴塑料厂提交的送货单予以证明。5、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的交易习惯可以佐证该案系顺发塑料厂、信兴塑料厂共同履行中山某某厂的《合同书》。2010年信兴塑料厂就购买了两台机器放在顺发塑料厂厂房内进行生产。当时顺发塑料厂有4台机器，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按照机器的比例承担厂房的租金、水电，信兴塑料厂在2015年4月2日注册登记前都是以顺发塑料厂的名义对外发生经营交易。从2011年底顺发塑料厂搬到现在经营的场所，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都是以上述方式进行生产经营。直至2013年，因电容不够，信兴塑料厂才从上述经营场所搬离，分开生产。二、一审在列明诉讼主体方面有误。个体工商户应只列营业执照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其后注明该字号的经营者信息，经营者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
信兴塑料厂辩称，一审法院对该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维持原判。顺发塑料厂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顺发塑料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予以驳回。
胡柏垣、何丽平共同辩称，同意顺发塑料厂的意见。
信兴塑料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顺发塑料厂、胡柏垣、何丽平共同付清货款255710元。2、诉讼费用由顺发塑料厂、胡柏垣、何丽平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起，信兴塑料厂根据顺发塑料厂的要求，为其加工热水壶等塑料配件。经信兴塑料厂与顺发塑料厂于2016年1月28日对账，顺发塑料厂尚欠信兴塑料厂加工款255710元。
另查明：一、根据信兴塑料厂所提供的与顺发塑料厂的《对数量表》及顺发塑料厂提供的与中山某某厂的《对账单》显示，从2015年9月6日起至同年10月22日止，信兴塑料厂运送至顺发塑料厂的热水壶配件的种类、数量及颜色与顺发塑料厂售卖给中山某某厂的热水壶的种类、数量一一对应，送货日期也基本吻合。其中，信兴塑料厂提供的《对数量表》显示热水壶配件单价为1元，顺发塑料厂提供的《对账单》上显示热水壶配件单价为2.4元；二、胡柏垣与何丽平是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信兴塑料厂、顺发塑料厂之间设立的承揽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信兴塑料厂根据顺发塑料厂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顺发塑料厂无付清报酬的行为属违约行为，应负违约责任。信兴塑料厂要求顺发塑料厂付清加工款255710元的请求理据充分，应予支持。胡柏垣与何丽平是夫妻关系，该债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胡柏垣及何丽平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债务为胡柏垣的个人债务，故该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何丽平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顺发塑料厂及胡柏垣的辩称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顺发塑料厂、胡柏垣、何丽平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信兴塑料厂支付加工款255710元。
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36元，保全费1920元，诉讼费合计7056元，由顺发塑料厂、胡柏垣、何丽平负担（诉讼费信兴塑料厂已预交7056元，顺发塑料厂、胡柏垣、何丽平负担的诉讼费于支付加工款时一并付给信兴塑料厂，一审法院不再收退）。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顺发塑料厂、信兴塑料厂自2015年6月开始已有加工业务往来。2015年6月16日至同年11月21日期间，信兴塑料厂合共向顺发塑料厂送货25批次，供货价值共计为255710元。
另查明，顺发塑料厂曾于2015年9月6日与中山某某厂签订《合同书》一份，主要约定内容包括：中山某某厂提供半球热水壶塑料配件模具10套发放给顺发塑料厂包工包料生产，配套送货到中山某某厂；数量按照中山某某厂书面订单长期生产，送货后每月要双方对好单，待下月放款；付款方式为月结15天付款，即连续生产，每月28至30日为结算期，次月15至18日为付款期，中山某某厂超期到20日未付清款项的，顺发塑料厂有权停产，待付款后才生产；生产过程中如发现问题，顺发塑料厂的联系人是胡生等。合同双方在落款处签章，顺发塑料厂的落款旁有梁炎刚签名。
又查明，顺发塑料厂在诉讼过程中确认：1、顺发塑料厂与信兴塑料厂的经营者梁炎刚在2013年之前曾经存在委托加工关系。2、顺发塑料厂至今没有向信兴塑料厂支付过前述25张《送货单》的载明款项。
还查明，胡柏垣与何丽平是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鉴于信兴塑料厂、胡柏垣、何丽平对一审判决均无提出上诉，故本院二审主要围绕顺发塑料厂的上诉进行审查，具体分析如下：
由顺发塑料厂两审的诉辩意见来看，其对信兴塑料厂已按《送货单》提供价值255710元之工作成果的真实性实质上并无异议，顺发塑料厂于一审期间还提供其与案外人中山某某厂的交接证据，拟证明各自实施的工作成果已被合并送交中山某某厂的事实，本院故此对信兴塑料厂的工作成果及对应价值予以确认。
对于顺发塑料厂上诉及一审抗辩认为信兴塑料厂的合同相对人系中山某某厂，其据此无需向信兴塑料厂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顺发塑料厂须予充分举证证明，否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以此为前提，本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陈述对顺发塑料厂的举证审查认为：1、顺发塑料厂提供的《合同书》不足以证明信兴塑料厂与中山某某厂有直接的合同关系。（1）《合同书》载明的合同主体分别系顺发塑料厂和中山某某厂，信兴塑料厂及其经营者梁炎刚均不在此列；（2）《合同书》条款只涉及顺发塑料厂与中山某某厂的权利义务而无指向信兴塑料厂的内容；（3）《合同书》已载明出现生产问题的联系人即责任人系顺发塑料厂而不包括信兴塑料厂，且顺发塑料厂一方亦只记载“胡生”的联系电话而没有提供梁炎刚的联系方式。由此可见，《合同书》的内容只能反映顺发塑料厂与中山某某厂的承揽关系而无法证明信兴塑料厂与中山某某厂存在直接的合同联系。2、顺发塑料厂提供的《送货单》和《对账单》不足以证明信兴塑料厂曾以自己名义直接向中山某某厂履行合同义务和主张合同权利的事实。（1）前述证据均只反映顺发塑料厂与中山某某厂之间直接进行交接和对账，从中并无法看出信兴塑料厂积极作为及对前述二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实；（2）顺发塑料厂在诉讼过程中亦确认信兴塑料厂并不据此向中山某某厂行使合同权利，而只能在中山某某厂向顺发塑料厂付款之后才从顺发塑料厂之处获得相应部分报酬。由合同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可推知，信兴塑料厂的合同相对人并非中山某某厂。3、顺发塑料厂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合同关系主张。（1）中山某某厂一方的证人虽然述称梁炎刚曾经参与《合同书》的订立并配合供货，但庭审记录的证言并无显示中山某某厂愿意向信兴塑料厂直接承担合同责任的内容；（2）证人黄某系顺发塑料厂的员工，其排除顺发塑料厂合同义务的陈述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使用；（3）其余的证言内容对合同关系事实缺乏直接证明作用，且陈述内容与书面证据存在冲突之处还需以证明力较高的书面材料为准；（4）另结合证人证言和顺发塑料厂的诉讼陈述分析，梁炎刚与胡柏垣的关系一直较好，则信兴塑料厂为达诉讼目的而故作顺发塑料厂系其合同相对人之虚假陈述的可能性亦相对较低。4、顺发塑料厂提供的其他证据与合同关系缺乏直接关联，故也无法支撑顺发塑料厂的相应主张。综上分析，顺发塑料厂的合同关系主张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进而，其以信兴塑料厂的合同相对人另有其人为由拒绝承担清偿信兴塑料厂承揽报酬255710元的责任，理由同样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
对于顺发塑料厂所提其没有赚取信兴塑料厂差价利润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顺发塑料厂与中山某某厂订立并履行《合同书》所获得的是承揽业务的整体利益，其转而委托信兴塑料厂加工部分配件按理亦应包含辅助整体利益实现的目的。因此，顺发塑料厂是否存在差价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影响其实现与中山某某厂之合同目的，故也不能成为否认其与信兴塑料厂承揽合同关系进而拒绝付款的充分、正当理由。有鉴于此，本院对顺发塑料厂的相应主张不予支持。
至于顺发塑料厂所提诉讼主体问题。本院认为，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虽然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鉴于个体工商户与其户主在法律上具有同一性，则一审法院根据信兴塑料厂的起诉同时列顺发塑料厂、胡柏垣为被告并进而判令其承担责任，于实质上并无损其合法权益，本院故此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但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顺发塑料厂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36元，由鹤山市雅瑶镇顺发塑料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立辉
审判员 李雁羽
审判员 许世清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