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延中行终字第000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九生，男，汉族，1969年12月15日出生，甘泉县公安局民警，住甘泉县城关镇南关街005号工会家属楼401室。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住所地：甘泉县交通大楼*楼。
法定代表人杜芳东，所长。
委托代理人韩朝泽，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凤年，延安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九生与上诉人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甘泉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甘行初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宣判后，双方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除上诉人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法定代表人杜芳东未到庭外，上诉人刘九生、上诉人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委托代理人韩朝泽、李凤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查明的事实是，2008年8月4日早上，原告刘九生的父亲刘俊让租赁张喜民的黄色厦工50-2型铲车在甘泉县下寺湾镇被被告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工作人员以该铲车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由予以扣押，扣押在甘泉县下寺湾镇诚信停车厂隔壁的黑光武停车厂，出具了扣押证，但未注明扣押时间及铲车型号颜色，也未告知不服扣押行为提起复议或诉讼的权利义务，此后未作任何处罚决定。又查刘俊让于2009年2月9日去世。2011年4月15日，原告刘九生经其母亲和兄弟姐妹授权提起诉讼。在诉讼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同意，对扣押铲车进行修理达到可以正常行驶和使用的程度后，于2011年12月6日将被扣铲车返还原告。
另查明，2008年8月3日，原告之父刘俊让与张喜民签订铲车租赁协议，约定每月租金30000元，不满一个月的每天租金1000元。后刘俊让先后两次给张喜民付租赁费18万元整。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作为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以铲车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由将原告刘九生父亲刘俊让租用的铲车超期限长期扣押，该扣押行为无法律依据，属违法扣押。刘俊让去世后，原告刘九生经授权有权对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违法扣押该铲车造成的直接损失要求赔偿。关于赔偿的数额，根据原告之父刘俊让与张喜民所签订的铲车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从2008年8月4日铲车被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以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由扣押起到合同届满期间，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每年按有效工期8个月，每月按有效施工20天计算为宜，两年有效施工天数共计应为320天，每天1000元，总计赔偿320000元较为合理。租赁合同届满后至被扣铲车返还期间的损失，因原告再未与被告续签租赁合同，且该期间铲车被扣原告继续支付铲车租赁费不符合交易习惯，故不予考虑。对铲车扣押时间，本院根据当庭提交的证据依法确定为2008年8月4日，故对被告提出的扣车时间为2009年3月4日不予支持。被告提出其扣押的铲车为蓝色铲车后被原告调换为黄色铲车，因被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本院认为扣押铲车之后管理权在被告，铲车是否被调换，责任在被告，与原告无关，也与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和行政赔偿无关，故对该观点不予支持。被告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被告在扣押铲车时未告知原告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期限及相关权利义务，且原告一直向被告索要铲车和赔偿损失，在向有关单位反映无果的情况下，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直至2011年12月6日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被扣铲车才返还给原告，故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作出扣押原告刘九生之父刘俊让租赁张喜民的铲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由被告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赔偿原告刘九生的直接经济损失320000元，并兑付返还该铲车时承诺给付的机油2桶、液压油1桶、齿轮油4桶、防冻液6桶、柴油30公升、液压油管5根、柴油管5根、水箱盖1个、消音器1个（已履行）。三、驳回原告刘九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承担。
宣判后，双方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上诉人刘九生上诉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扣押铲车地点的事实错误。运管所是在其工地上将铲车开走的。2、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提供的常住人员登记卡及刘玉用地申请是错误的。登记卡能证明其父刘俊让与其本人及妻子李莉、女儿的关系。用地申请能证明租赁铲车的实际使用人受益人是刘玉，父亲刘俊让只是为刘玉租赁铲车、支付租金的参与者，同时证明其妻子李莉于2010年5月25日贷款20万元用于支付租车租金的事实。3、一审法院认定了依职权调取张喜民的证言，就该证言中也同样说清张喜民当时已收到上诉人租金108万元，但对张喜民提供给法庭的情况说明认定于否只字不提。4、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支付的七次付款收据，却认定了车主收到108万元的证言，是前后矛盾、不符合法理的。5、运管所违法扣押其价值30余万元的铲车长达1200天之久，返还时面目全非，运管所承诺给予修换，领回后停放在原地至今未动，其数次请求修复铲车，一审法院不予处理。6、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条文准确但在赔偿时又以合同租期为两年，之后的一年多的扣押赔偿不予考虑，合同两年内的赔偿又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每年按8个月每月按20天算，赔偿320000元较为合理的判决。一审法院的观点判法与法理恰恰相反。故请求1、依法撤销甘泉县人民法院（2014）甘行初字第00002号判决中第二项赔偿部分的判决，改判为运管所赔偿其实际支付给车主张喜民1202000元的直接损失，及其中20万元，是2010年5月25日至2013年5月25日贷县信用联社贷款利息64800元的直接损失。2、判决因运管所未按放车承诺约定履行其责，行政不作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赔偿，损坏的铲车给予修复。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承担。
上诉人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上诉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车辆扣押时间为2008年8月4日事实认定错误。双方在本案中同时举证了《扣押车辆证》，原审法院对刘九生举证的看不清字迹的第三联予以确认，却对其举证的同一序号字迹清楚时间清楚的第一联扣押车辆证不予确认，不符合证据确认规则。甘泉县检察院工作人员于2010年11月在未从本所处调取《扣押车辆证》第一联的情况下，仅凭刘九生报案的2008年8月4日扣车时间向郝伟、白云、张亮先入为主提问，导致上述三人重复上述时间，该部分证据为诱导证据。原审中，刘九生只举证《铲车租赁协议》为2008年8月3日签订，并未举证2008年8月4日扣车证据。而证人刘海军在本案立案受理前的2010年11月26日写的证明和县检察院于2010年11月23日与刘海军、王瑾未诱导时间的谈话中，均谈到扣车时间为2009年3月4日，与其举证的扣押车辆证第一联时间一致。因此，本案扣车时间应为NO.0000013号存根第一联2009年3月4日为准；对“铲车是否被调换，责任在被告与原告无关，也与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和行政赔偿无关”认定错误。刘九生起诉立案受理时间为2011年3月16日（见刘九生在第一次起诉的情况反映上甘泉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11年3月16日签注“符合起诉条件，请予以立案受理”并加盖公章）。而在本案立案受理前的2010年11月23日甘泉县检察院与扣车看车当事人刘海军、王瑾、郝伟、白云、张亮的谈话中，上述知情当事人均谈到当时扣押的是蓝色车辆，在停车时被调换成黄色车辆的事实。而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认为不能相互印证不予采信，却采信了检察院对刘九生提供的检察院诱导2008年8月4日的扣车时间。因此，铲车是否被调换，直接影响到扣车行政行为是否成立，与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和是否行政赔偿有直接关联性，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无关；对刘九生支付铲车租赁费认定证据不足。原审认定刘俊让两次给张喜民支付租赁费18万元，每次为9万元，数额巨大。刘九生并未举证现金取款或转账的银行凭证，仅凭张喜民两张收条确认支付18万元证据不足。2、本案扣押车辆证上的车主为刘十生，原告举证《租赁铲车协议》证明铲车所有权人为张喜民，不论该租赁协议是否真实，但主张权利人应是被扣车辆的所有权人，而不应是所谓的财产租赁人的继受人。因此，本案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刘九生的起诉。3、刘九生诉讼行为已涉嫌欺诈诉讼，其目的为套取国家赔偿款项且已成立。法院应当中止本案审理，移交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本案黄色铲车已于2011年12月6日返还刘九生，但2014年6月省高院办案人员与双方当事人查看现场时发现该车辆还停放在刘九生院内，并未将所谓的租赁车辆返还所谓的所有权人张喜民。结合甘泉县财政局已拨付刘九生32万元赔偿款后，刘九生申请省高院再审并请求赔偿120万元，以及在本案前，刘九生于2007年受王社民委托代理其因租用张喜民铲车被扣押提起诉讼后最终赔2万多元的事实，刘九生诉讼涉嫌与张喜民合伙欺诈，应移交公安机关刑事侦查。4、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刘九生在知道其租用铲车在2009年3月4日被扣押，应当在2009年6月4日前提起诉讼。本所出具的《扣押车辆证》中明确规定“限三日内带此证接受处理，逾期责任自负。扣押车辆超过九十天申请法院依法拍卖。”但刘九生既不到本所接受处理，也不担心被扣车辆三个月内被拍卖，直至2011年3月才起诉，显然超过诉讼时效，法律不应保护。故请求1、依法撤销甘泉县人民法院（2014）甘行初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书并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九生承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以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由将刘九生之父刘俊让租用的铲车超期限长期扣押，该扣押行为无法律依据，故扣押行为违法。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认为上诉人刘九生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和主体不适格，因该铲车一直被扣押至2011年12月6日，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予以放行，因此扣押铲车的行为一直持续在起诉后，且运管所出具的扣押凭证上未告知诉权，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刘俊让去世后，其子刘九生经法定继承人授权有权对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违法扣押该铲车造成的直接损失要求赔偿，其主体资格适格。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主张扣押铲车被调换、扣车时间为2009年3月4日以及该铲车不是租赁张喜民的，因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故上诉人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判决由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赔偿刘九生320000元直接损失，并兑付返还铲车时承诺给予刘九生修复、更换的材料，该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刘九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费共计100元，由上诉人刘九生、甘泉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各承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齐进飞
代理审判员 李委玲
代理审判员 孙 阳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常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