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13民终45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凯宇货物托运部，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兰华营房物流城B区9697号。负责人：韩善斌，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山东嘉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愿，女，1989年8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庆丰（徐愿之弟），男，1992年8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常熟市。上诉人临沂凯宇货运托运部（下称凯宇托运部）因与被上诉人徐愿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1302民初字2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凯宇托运部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在没有接到被上诉人明确放货通知后交货与收货人。但本案中收货人李晨告知被上诉人已经付款后，被上诉人于2015年11月9日10时53分电话告知上诉人放货，在收货方李晨拉走货物后，又通过银行查询才得知对方并未付款。根据货运行业中交易习惯，托运部门在收到货主可放货电话口头通知后，即可将货物交给对方，并不存在纸面或者数据商关于放货通知的直观信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136××××2820号码通话详单及与被上诉人济南营业处负责人的对话录像，反映出2015年11月9日10时53分，被上诉人通过298×××5电话通知上诉人放货，在14点34分通过189××××3088询问济南营业处放货了吗。在逻辑亦证明先通知放货才有后面的询问是否已经放货。且在被上诉人出具的电话录音中明确有上诉人“结果家属真接着电话就叫放了”的话语予以佐证。上诉人系等到被上诉人电话通知后放货，并不存在自私放货，被上诉人所受损失完全是收货人蒙骗及被上诉人疏忽大意所致，与上诉人无关。2.货物价值无法确定。托运单无记载货物价值，被上诉人提供的销售清单与进货单价值一样，没有理由25112元进货，又25112元销货。先案外人李晨取货后失去联系，其与被上诉人的聊天记录无法确定也根本无法证实货物价值。3.根据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编号为HLY4000临沂凯宇货物托运单背面托运人注意事项第二条托运货物必须按照实际价值投保，保险费率按照货物价值的千分之三收取，投保货物如有丢失按实际机制赔付，未投保的按货物运价的二至三倍赔偿，根据此规定即使是我方把货物丢失，因被上诉人未投保，赔偿货物运价的二至三倍，况且本案中我方已履行合同义务，并不存在过错，所以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徐愿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被上诉人曾于2015年11月9日10时34分询问李晨，货到济南了吗？李晨回答没有，徐愿于10时53分在微信中回复李晨，“我打电话问问”，即产生了10时53分与被上诉人298×××6的通话，体现处此通话并不是通知被上诉人收货，而是徐愿询问货物到济南了没有？并非通知其放货，上诉人在录音中陈述的通知时间是12时至13时左右，而与在一审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均不一致，反反复复可信度极低，不应予以支持。（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录像系与上诉�协商处理此事过程中产生，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陈述的否认即“结果家属真接着电话叫放了”并不构成被上诉人对其说法的认可。被上诉人从始至终从未通知上诉人放货，上诉人在未收到被上诉人徐愿放货通知的情形下，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李晨，致使被上诉人索要货款的目的无法实现，上诉人的行为违法合同约定，对被上诉人的货物损失，上诉人应当予以赔偿。（3）关于货物损失价值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销售清单，进货单等证据材料，有明确的生产厂家，销售清单、进货单中载明的加湿器价格符合市场行情，损失计算明确，且在合理范围内，应当予以维持。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诉解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作为合同约定的负有履行接通知放货义务的当事人，有举证证明其接到被上诉人放货通知�务，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系接到通知放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根据合同法第53条、第40条约定，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加重了被上诉人的责任，排除了被上诉人的主要权利，该格式条款无效，根据合同法第311条规定，上诉人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丢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赔付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5112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凯宇托运部系由韩善斌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搬运装卸、货运配载、运输信息服务。原告系在临沂市兰山区美多商贸城1096号批发小家电的个体工商户。2015年11月8日，原告委托被告运输各类加湿器74箱及配件1箱共计75箱货物至济南，被告为原告出具了编号为HLY4000的“临沂凯宇货物托运单”一份，托运单上载明，收货单位为“李晨”，发货单位处空白，电话为“803×××6”，货物名称为“加湿器”，件数为“75”，备注一栏为“等通知（配件1件）”。双方约定待原告收到收货人李晨支付的全额货款后，电话通知被告临沂营业处可以放货，被告即可将货物交给收货人李晨。被告收取货物后，于2015年11月9日将上述货物托运至被告济南营业处，当日下午14时30分左右，被告将上述货物交收货人李晨，后李晨将货物取走。因李晨未向原告支付相应货款，且在取货后失去联系，致使原告的货款无法索要。后原、被告围绕货物损失赔偿问题协商不成，原告遂诉至法院。庭审中，原、被告主要争议的焦点有，一、被告是否尽到合同约定的义务，在接到原告明确的放货通知后交货于收货人李晨；二、原告的货物损失价值如何确定。被告为证实收到了原告放货的电话通知，�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转发给被告其与李晨的聊天记录（杨丽然系李晨的对象），证明原告已收到对方已经付款的银行通知。2.2015年11月9日上午10时53分原告用136××××2820的手机通知与被告济南营业处电话通讯记录，证明原告收到李晨货款后电话通知被告放货。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其关联性有异议，此聊天记录系原告与被告在2015年11月16日时的聊天记录，原告将之前与李晨的聊天记录转发给被告，距离案发已过去数日，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中通话无异议，但通话内容并不是通知被告放货，系原告询问被告货到济南了没有。针对被告主张的原告于2015年11月9日上午10时53分电话通知放货，原告不予认可，提交如下证据予以反驳：1.原告与收货人李晨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中显示原告曾于2015年11月9日10时34分询问李晨，货到济南了没有？�晨回答没有；徐愿于10时53分在微信中回复李晨，我打电话问问，即产生了10时53分与被告298×××6电话的通话，能够证明此通话并不是通知被告放货。2.原告徐愿与被告济南营业处负责人189××××3088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原告2015年11月9日下午14时34分时与其通话时，其已经将货放走的事实。3.原告徐愿的丈夫与被告济南营业处负责人对话录像一份，证明被告济南营业处系接到被告临沂托运部的通知将货放走。4.原告136××××2820号码通话详单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在2015年11月9日11时至14时33分与被告之间无通话。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聊天记录不完整，原告没有提供足以让其相信对方已经付款的聊天记录，为查明案情，请原告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庭审中，原告徐愿当场出示了其手机中微信聊天记录，被告经仔细阅读后对其无异议。证据2、3、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2015年11月9日形成，而且没有体现出是被告私自放货，相反在证据2中有一句是“结果家属真接着电话叫放了”，与整个录音相印证是被告接到通知以后放的货。通话录音能反应出在2015年11月9日10时53分，原告通过298×××6电话通知被告家属放货，在14点34分通过189××××3088询问济南营业处货放了吗？与通话录音相互印证被告是接到通知后放货。原告为证实货物的价值，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货物销售清单及进货单一宗，证明丢失货物的价值。2、原告与案外人李晨在微信聊天，聊天中就货物数量、单价、货款总额达成一致；其中“加湿器青蛙”25件，共200台，单价32元，计6400.00元，“加湿器美加超”25件，共200台，单价32元，计6400.00元，“加湿器大苹果”10件，共120台，单价48元，计5760.00元，“加湿器638兰花”，7件，共63台，单价52元，计3276.00元，“加湿器628富贵竹”，7件，共63台，单价52元，计3276.00元，货款共计人民币25112.00元。被告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同时查明，“803×××6”“136××××2820”均系登记在原告名下且由原告使用的电话号码。“298×××6”系登记在被告名下且由被告临沂营业处使用的固定电话号码。“189××××3088”系被告济南营业处负责人使用的电话号码。原告主张利息自2015年1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被告对此不认可，认为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徐愿委托被告临沂凯宇货物托运部托运货物，被告向原告出具了货物托运单，同时根据原、被告在托运单中关于“等通知”的约定及当庭陈述，原告与被告形成了附条件的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为托运人，被告为承运人，条件为承运人须接到托运人明确的放货通知后方可交货于收货人。原、被告间形成的附条件运输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另一方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是否尽到合同约定的义务，接原告明确的放货通知后交货于收货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临沂凯宇货物托运部作为合同约定的负有履行接通知放货的义务的当事人，有举证证明其收到原告放货通知的义务，被告提交与原告2015年11月9日10时53分的电话通话记录，该证据仅能证实原告之间有过电话联系，但凭该次通话记录，无法还原事实，亦不能证实2015年11月9日10时53分双方的通话内容就是原告通知放货，相反根据原告提交的对话录音及微信聊天等相关证据，体现出的是原告向被告询问货物是否运到济南，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被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此，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其系接到原告电话通知后将货物如数交付给收货人李晨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在未收到原告放货通知的情形下，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李晨，致使原告索要货款的目的无法实现，被告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对原告的货物损失，被告应予赔偿。关于争议焦点二货物损失价值的确定。综合原告徐愿提交的销售清单、进货单等证据材料，结合市场交易习惯，原告销售的加湿器有明确的生产厂家，根据原告提供的销货清单的价格与进货清单中价格符合同类加湿器的市场价格行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人民币25112元，有详细的货物损失计算明细，且在合理范围内，被告亦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按自2015年1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即2016年2月1日起计算，对于超出法定部分，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失25112.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临沂凯宇货物托运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徐愿损失人民币25112.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徐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8元，由被告临沂凯宇货物托运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托运单。本院对该证据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其印制的制式托运单一份，证实未投保货物如有丢失按实际机制赔付，未投保的按货物运价的二至三倍赔偿。被上诉人徐愿质证称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加重了被上诉人的责任，排除了被上诉人的主要权利，该格式条款无效，因上诉人过错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该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上诉人单方事先印制的格式托运单因其作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且没有依法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故托运单上的该条款无效，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诉辩意见和庭审调查的事实，归纳争议的焦点是：一、上诉人的放货行为是否符合双方的约定，即是否得到被上诉人的放货通知，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的货物损失数额为25112元是否适当。现分析如下：一、上诉人在将被上诉人交付的货物托运至济南后，并没有得到被上诉人要求放货的通知就将货物放给了收货人，其行为构成违约，应赔偿被上诉人的货物损失。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通话记录清单可证实在2015年11月9日10时53分至14时33分之间与上诉人之间并无通话，即被上诉人没有在此期间�话通知上诉人放货，而上诉人提供的抗辩证据即上述两个时间点的通话记录并没有通话内容，被上诉人结合其与收货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且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中其主张的“结果家属真接着电话就叫放了”的话语，仅系上诉人的单方陈述，被上诉人并没有认可，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放货得到了被上诉人的电话通知，其行为构成违约，依约依法应赔偿被上诉人的货物损失。上诉人主张其放货是得到被上诉人通知其不应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涉案75件加温器的销售清单显示的销售价格和总额清楚明确，而上诉人对上述价格和总额均不能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也没有申请对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总额进行司法评估以确定其实际价值，故其主张货�价值确定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元，由上诉人临沂凯宇货运托运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敬国审判员  吴 强审判员  张念国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