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商终字第10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项志昌。
委托代理人：马椿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负责人：罗建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上虞东关营业厅。
负责人：徐勇。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贤。
上诉人项志昌为与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绍兴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上虞东关营业厅（以下简称“移动上虞营业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5）绍越商初字第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柳雪松、彭丽莉，代理审判员ＸＸ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项志昌的委托代理人马椿寿，被上诉人移动绍兴分公司、移动东关营业厅的委托代理人王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5月19日，项志昌至移动上虞营业厅处与移动绍兴分公司签订0元购机优惠活动协议一份，由项志昌一次性预存话费100元，并承诺在2014年10月起连续24个月在均在网使用且每月保底消费金额158元，及获赠移动绍兴分公司提供的手机一个。协议并约定，由于赠送手机质量等问题，项志昌可根据国家“手机三包”规定提出换机申请或凭三包卡自行到该手机生产商指定的维修网点享受售后服务。项志昌补偿差价998元后购得OPPOR8007手机一台。后项志昌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手机信号不好，与移动上虞营业厅交涉，由营业厅内OPPO手机厂家指定维修点绍兴市基业电器有限公司员工骆思远于2014年12月1日向项志昌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收到项志昌OPPOR8007手机一部，发现有时信号不好，承诺在不拆机的情况下弄不好答应换新机，十个工作日内答复”。2014年12月17日，移动上虞营业厅员工景黎春向项志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OPPOR8007864182028059989经确认可换机，与厂家联系同意换新机，12月26日到位”。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项志昌与移动绍兴分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项志昌支付相应对价后，移动绍兴分公司应当向项志昌交付对应的产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买卖的OPPOR8007型号手机有无交付。项志昌陈述自2014年12月1日之后没有拿到过移动上虞营业厅调换的手机，两被告陈述其已经将该型号手机交付给了项志昌。该院认为，首先，移动绍兴分公司、移动上虞营业厅提供的监控录像画面模糊不清，分辨率低，且项志昌亦否认其从移动上虞营业厅处取得了手机，从该录像本身无法明确显示被告已经将诉争手机交付给项志昌；其次，一，110处警现场处结备案单明确载明，2014年12月31日下午，项志昌因反映手机质量问题找中国移动通信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上虞东关分局局长葛倍代要求处理，因此引发纠纷。项志昌庭上解释称“手机质量问题”是“手机问题”的一个大概念，但根据常理分析，若双方是因手机是否交付的问题产生争议，则公安机关提供的备案单上应当有相应的记载，而非现有记载的存在“手机质量问题”。二，庭审过程中，项志昌明确称其当时去上虞消保委及东关派出所时所带的手机即是其开庭时手中所持有的一个黑色滑盖手机（手机型号为OPPOT15），而在法院调取的上虞东关派出所接警大厅监控视屏中，项志昌当时手中持有的是一个白色大屏触屏手机（加装了黑色翻盖式保护套），不断与接警民警沟通。三、项志昌在第二次庭审中反复陈述，因承诺手机到位的期限（12月26日前）后手机依然没有到位，项志昌多次到过移动上虞营业厅交涉，故项志昌和移动上虞东关分局的局长封存了新手机到上虞消保委协商解决，而项志昌又称12月31日双方封存的手机是最开始交付的不合格的型号为OPPOR8007手机，该陈述与项志昌认为自2014年12月1日后其再无拿到过移动营业厅调换的手机相矛盾。综上，项志昌虽持有移动上虞营业厅工作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案外人绍兴市基业电器有限公司业务员骆思远出具的保证书，但根据申请该院调取东关派出所接警大厅的监控视频作为反证，综合项志昌关于其去上虞消保委及东关派出所时所带的手机即是其开庭当时手中所持有的黑色手机的陈述，项志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的事实，对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其另要求移动绍兴分公司、移动上虞营业厅赔偿其误工造成的误工费2000元，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项志昌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5元，由项志昌负担。
上诉人项志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在110处警现场处结备案单中载明项志昌与移动东关分局局长葛倍代之间的纠纷是因手机质量问题引起的纠纷，并没有提到手机是否交付的问题，如果手机没有交付，就应当记载手机未交付的事实，而不会记载手机质量问题，将此作为认定手机实际已交付的一个理由，这是不能成立的。公安机关的专业领域是刑事治安领域，对民商事纠纷的表述存在偏差也属正常，且纠纷确实系手机存在质量问题、被上诉人同意更换手机引起，手机质量问题引起纠纷的表述也是贴切的。二、一审法院认为：在庭审中，项志昌明确称其当时去上虞消保委及东关派出所时所带的手机即是其开庭时手中所持有的一个黑色滑盖手机（手机型号为OPPOT15），而在法院调取的上虞东关派出所接警大厅监控视屏中，项志昌当时手中持有的是一个白色大屏触屏手机（加装了黑色翻盖式保护套），不断与接警民警沟通。对此，上诉人认为，在接警大厅中上诉人所持的是自己的手机，按照生活常理，如果被上诉人已经交付手机，上诉人怎么可能拿着交付的手机再向被上诉人要求交付手机，一审法院对监控录像只是做了象征性的观看，没有让上诉人确认，更没有比对手机。三、一审法院既然将争议焦点确定为调换的手机是否已经交付给上诉人，那么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已将手机交付的事实。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录像中手机与上诉人手机不符就认定被上诉人已经交付手机，反而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没有交付手机的事实，其举证责任分配显然错误。四、一审存在程序错误。本案立案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而作出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时间为2015年5月4日，显然是在超出审理期限后才作出程序转换的裁定。判决书将原告住所地记载为越城区东关街道有误，合议庭组成人员仅告知审判长，未告知其他成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移动绍兴分公司、移动上虞营业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证明上诉人已经收到了更换的手机：1、一审法官两次到东关派出所调查了解，并调取了双方发生纠纷时大厅的监控录像，充分证明上诉人已经收到了本案讼争手机的事实。2、110处警现场处结备案单记载的纠纷起因是上诉人来反映手机的质量问题，而不是反映说没有收到手机，这也可以证明手机已经交付给上诉人。3、一审第一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手持一只黑色滑盖手机，称一直使用这只手机，被上诉人反复固定了这一证据。在向东关派出所调取相关录像证据后，上诉人的反悔不承认这一说法。这也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收到了相应的手机。至于被上诉人在交付手机时没有把收条收回来确实是失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手机价值并不大，对被上诉人而言，有足够的能力、也有充分理由来妥善处理纠纷，而非使纠纷激化和升级。在上诉人提出手机存在质量问题时，被上诉人一方处理问题尚属积极，相关人员在2014年12月1日出具保证书，保证在不拆机的情况下修好，如修不好同意换机；12月17日又出具书面承诺，同意更换手机。在审理过程中，也未发现被上诉人此后突然拒绝更换手机的合理理由。
被上诉人称，其已经将更换后的手机交付上诉人，即上诉人在东关派出所所持白色手机。一审法院到东关派出所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东关派出所监控视频，虽然无法确定手机型号，但可确定上诉人在派出所持的是一部白色手机。而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其在派出所所持手机是其开庭时所持的黑色OPPOT15手机，显然与事实不符，二审中，其又陈述当时所持手机为IPHONE4S，与其一审陈述自相矛盾。上诉人陈述的错误和矛盾，削弱了其主张的可信性。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虽未提供交付更换后手机的直接证据，但相关间接证据基本能形成有效之证据链，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已经交付更换后的手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交付更换的手机，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程序问题。一审判决记载的上诉人住所地明显有误，本院予以更正。本案一审于2015年1月14日立案，于5月4日转换为普通程序，系在简易程序届满后转换程序，有所不当，应当予以指正；除审判长以外的其他合议庭成员是在开庭审理时进行告知，未在确定后三日内告知，超过规定的期限，也应指正，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剥夺上诉人的知情权及申请回避的权利，尚不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且一审判决处理准确，依法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项志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雪松
审 判 员 彭丽莉
代理审判员 ＸＸ斌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