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河市民四终字第13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覃福胜上诉人（一审原告）：覃福东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覃造新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覃景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东兰县和龙生态渔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韦明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韦尉军上诉人覃福胜、覃福东因与被上诉人广西东兰县和龙生态渔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龙渔业公司”）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兰县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蒋林飞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韦媛、张桂生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黄誉雅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覃福东及覃福东、覃福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覃造新、覃景祥，被上诉人和龙渔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韦明良、委托代理人韦尉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东兰县大同乡和龙村板华屯居民，被告系专业从事渔业养殖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韦明良。2014年2月中旬，在和龙村支书的带领下，韦明良到板华屯动员该屯群众出租其承包地给被告种植鱼草。2014年2月22日，包括原告在内的40户农户分别与被告签订《租地协议书》，所有《租地协议书》除出租方、租赁土地亩数及租金数额等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相同。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照协议约定给40户农户支付了相应租金；该40户农户中除三、四户农户收取租金后不同意让被告种植鱼草外，其余农户均让被告种植了鱼草。原、被告签订的《租地协议书》中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协议内容为：为了搞好我村种草养鱼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甲方租用乙方的土地种草。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订立如下协议：一、租地年限：从2014年2月22日至2019年2月22日止，共5年。二、租地亩数及价格：共3.01亩，租金按每亩每年650元计算。三、租地金额：1957元。四、付款方式：每年一次性支付租金，先付租金后使用。五、租地期限内，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破坏甲方生产、经营管理权，违约须向甲方支付三万元违约金。六、其他事项：1、甲方不得改变乙方地界，如出现自然损坏，甲方负责修复。2、租地期满，甲方负责清除草根，恢复地块原先功能。七、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原告在签订协议后，未让被告在其出租的承包地种植鱼草。原、被告发生纠纷后，被告表示可以增加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款，但原告表示不同意签订该项补充协议。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于2014年2月22日签订的《租地协议书》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以予以撤销的情形。第一、原告以被告宣传所称的鱼草像小麦一样，而实际种植的鱼草却异常粗大，高达3米为由，主张被告存在欺诈，原告因重大误解而签订《租地协议书》。当事人之所以签订协议，目的就在于把双方协商的结果写入协议，以作为今后行动之准则。本案原、被告经过充分协商后签订了《租地协议书》，双方就鱼草的规格发生纠纷后，应以《租地协议书》的约定为准，而非以被告的宣传为准。本案要认定被告是否存在欺诈，关键是看《租地协议书》约定的种植的鱼草与被告实际种植的鱼草是否存在重大差别。从双方签订的《租地协议书》看，双方仅约定被告种植的是鱼草，并未约定被告种植鱼草的种类及规格。由此说明，即使被告所宣传种植的鱼草与其实际种植的鱼草有出入或差别，只要被告种植的是鱼草而非别的植物，就不能说明被告存在欺诈。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租地协议书》未约定鱼草的种类及规格应当知道，但其未提出异议并同意签订协议，应视为其对鱼草的种类及规格没有明确要求。综上，鉴于原告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第二、原告以被告种植的鱼草严重消耗其承包地的地力，且直接遮盖、影响周边农作物生长，致使其遭受额外损失为由，主张双方签订的《租地协议书》显失公平。首先，纵观本案，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种植的鱼草直接遮盖、影响周边农作物生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原告在签订协议后，未让被告在其出租的承包地种植鱼草，故原告诉称被告种植的鱼草严重消耗其承包地地力无事实依据。再次，即使被告种植的鱼草消耗原告承包地地力。被告承租原告的承包地种植鱼草，必然消耗原告承包地的地力，原告作为农民对此理应知悉。原告同意签订《租地协议书》即已认可被告可以消耗其承包地地力。原告承包地的地力被消耗，属原告获得租金必须付出之代价，不属于原告的额外损失，而且双方的《租地协议书》已明确约定“租地期满，甲方负责清除草根，恢复地块原先功能。”综上，鉴于原告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第三、原告以《租地协议书》只约定原告的违约责任，未约定被告的违约责任为由，主张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显失公平。首先，法律并未规定合同必须同时约定双方的违约责任。由此可见，《租地协议书》只约定原告的违约责任，未约定被告的违约责任，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其次，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同时约定双方的违约责任系当事人的缔约自由，也是当事人依法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表现。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知《租地协议书》未约定被告的违约责任而未提出异议，并同意签订该协议。对此应视为原告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该项处分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予以允许。再次，原、被告虽未约定被告的违约责任，并不代表被告违约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被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此外，在诉讼的过程中，被告表示可以增加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款，但原告表示不同意签订该项补充协议。由此亦佐证案涉《租地协议书》并未真正显失公平。综上，原、被告签订的《租地协议书》只约定原告的违约责任，未约定被告的违约责任系当事人的缔约自由，未实质显失公平。综上所述，原、被告于2014年2月2日签订的《租地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不具有合同法规定可以予以撤销的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覃福胜、覃福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覃福胜、覃福东负担。上诉人覃福胜、覃福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为：从双方签订的《租地协议书》看，双方仅约定被告种植的鱼草，并未约定被告作种植鱼草的种类及规格。由此说明，即使被告在宣传种植鱼草的过程中，与实际种植的鱼草种类及规格有出入或差别，只要被告种植的鱼草而非别的植物，就不能说明原告不存在欺诈。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法官如此认定是不符合自然及现代社会科学和客观发展规律。他们是否知道，在这个世上鱼草究竟有多少种类？各种类又有多少高、矮、粗、细杆的规格呢？鉴此质疑高、矮、粗、细杆的植物对地力的消耗自然不同。由此可见，原审被告人宣传种植鱼草形近似小麦、稻谷到签订《租地协议书》，再到一审法院的认定完全存在着故意愚弄和欺诈百姓的行为，故意钻老百姓是社会智弱群体的空子，一审法院法官在此案庭审中有意维护原审被告的欺诈行为是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二、一审判决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租地协议书》只约定原告的违法责任，而未约定被告的违法责任系当事人的缔约自由、未实质显示公平。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属社会智弱群体之一，对合同签约的未尽事宜一下子是难以理解和辨认，当一方发现或提出异议之后，双方应当面协商讨论加以完善方可实施。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曾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以服务三农作为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决对的尊重农民群众的自由权和经营权，绝对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任何部门、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来加以干扰和破坏。依照党中央的明确规定，上诉人认为作为人民法院的法官，是知法、执法阶层，应执行好人民赋予的天平，依法履行职责，公平、公正地为人民办案。综上所诉，一审法官在本案判决中，把欺骗性宣传导致的误解而签订的合同视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实质显失公平作本案的定论依据，展现出审案忽视客观实际，以书本理论代替客观事实，公平、公正何在？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不客观，法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特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东兰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323号作出的民事判决；二、依法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租地协议书；三、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和龙渔业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以其想象的所谓“这个世上鱼草究竟有多少种类？各种类又有多少高、矮、粗、细杆的规格”为由而认为一审“认定是不符合自然及现代社会科学和客观发展规律”云云为上诉理由，这是毫无道理的个人猜测推论，系无稽之谈。上诉人以“世上鱼草”为题而发表高谈阔论，那么这些所谓“种类、规格”究竞有多少？如何概定，释义、定义何在，来自何处，有何依据，上诉人能解说清楚吗？倘若不能，那就不要乱扣“帽子”，就应当实事求是地回归到现实中来，尊重实事，按实事说话。现实中，被上诉人种植的鱼草，并非上诉人诉称的所谓“高大”，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铁的事实，没有影响上诉人及出租农户的农作物，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欺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应当无可厚非。上诉人大发高谈阔论，滥用陈词、胡编乱造，故意混淆是非，妄图以此作为所谓被“欺诈”之理由，纯系无理缠诉。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无可厚非。而上诉人的诉称实在有悖事实与情理，理由不成立。1、被上诉人没有上诉人诉称的所谓任何“欺诈”行为。从协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至签约的全过程，以及如今实际种植的状况均可见证，租地种植鱼草事项是经过村干与上诉人等农户和被上诉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之基础上进行的，达成一致意见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等40多个自愿出租用地的农户亲临地头，分别对每块租地进行丈量后方予签订《租地协议书》，整个过程都有队干见证，各出租户均系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办理出租、收取租金、交付用地的，且如今亦只是上诉人个别反悔罢了。2、被上诉人种植的鱼草没有影响农作物，不存在所谓“欺骗”。现实中，鱼草生长高至0.8-1米时即收割用于投放喂鱼，如此反复循环收割，根本没有影响周边的农作物。况且，上诉人等农户将用地出租给被上诉人种植后，其已没有耕作地靠近出租地，更不存在影响其农作物的事实。3、上诉人以其“质疑”种植鱼草对地力的消耗作为被“欺诈”的理由，是无理的。首先，种植农作物或鱼草消耗地力是正常的，鱼草是否存在“过量”消耗，缺乏科学依据，更没有任何鉴定结论；二是被上诉人在种植期间正常培土、施肥，土地肥力只有增加不会减少；三是《租地协议书》第六条第2款中己明确规定了“租地期满，甲方负责清除草根，恢复地块原先功能”。然而，上诉人却在此凭空“假想”，以不存在的所谓“损害”，作为被“欺诈”的所谓理由，这完全是不合情理亦于法无据的，是不能成立的。四是上诉人以《租地协议书》只约定上诉人的违约责任，而未约定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显失公平。这显然是曲解。所谓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是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等，经济利益上不平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况。纵观协议内容，上诉人只是把土地租给被上诉人使用，即享有取得租金的权利，无须承担任何风险；而被上诉人则在承担给付租金义务后，常年在租用地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方能取得收益，甚至还要承担各种风险，若上诉人不履行协议以保障被上诉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权利，则将会给被上诉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故而规定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是有理有据和有法可依的。然而，在上诉人没有损失的状况下，怎能让被上诉人承担同等的违约赔偿数额，这是没有道理和法律依据的。况且，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被上诉人负有“恢复地块原先功能”的责任，此外被上诉人还给出租户写了补充承诺，亦规定了违约金，且在一审时己当庭作了认证，然而只是上诉人别有用心地故意拒绝罢了。四、上诉人请求撤销《租地协议书》之理由，不符《合同法》规定可以予以撤销的情形。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释义，可撤销合同的构成原因与范围应限定为，一是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二是因显失公平而订立的合同；三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对于认定上述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第72条、第68条、第69条、第70条中己作明确解释，即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致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真实意思相违背，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民事行为；而所谓“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则分别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然而，纵观本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签订租地协议的整个过程当中，并未存在上述法律认定的行为。所以，上诉人诉称的“理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五、上诉人以所谓社会不同群体来解读法律或作为执法依据是偏颇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租地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公民均应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完全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租地协议书》完全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条件下按照自已的真实意愿签订的，协议内容没有违返国家政策、法律，按照《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之规定，该协议书是有效的，是完全成立的。《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必须依法履约。由于上诉人擅自毁约，致使答辩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其中租地款1957元，草种损失1086元，焦苗定金损失25000元，损失订购焦苗违约金30000元，此外还因为未能获得用地如期种植造成草料短缺，导致养殖受损以及其他额外的劳务开支损失等。上诉人应负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白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综合本案所述实情，上诉人之诉求既无道理，又于法无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清求，维持一审判决，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覃福胜、覃福东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本案合同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签订了《租地协议书》，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针对覃福胜、覃福东提出的因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的主张，本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仅约定种植鱼草，但未约定明确约定鱼草的种类及规格。覃福胜、覃福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具有一定农作物种植经验的农民，应当认识到鱼草与小麦、稻谷是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即使和龙渔业公司宣传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两者不可能完全相同。从双方所提交鱼草正常生长的照片材料看，鱼草与承包地周围种植的稻谷、玉米等农作物的区别并不显著，并不像覃福胜、覃福东所称的异常粗大、高达3米。且和龙渔业公司种植鱼草的目的是收割投放喂鱼，正常情况下不会任由鱼草无限长高而不收割。覃福胜、覃福东未举出证据证明和龙渔业公司种植的鱼草与普通的鱼草存在何种巨大差别，其所谓的“误解”未达到通常意义上的“重大”标准，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覃福胜、覃福东提出的因显失公平而撤销合同的主张，本院认为，在合同中是否约定违约责任、约定何种违约责任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由意思表示，是当事人处分自身民事权利的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赔偿损失是当事人履行合同过程中若存在违约行为时应承担的法定责任，即使本案合同仅约定覃福胜、覃福东的违约责任，未约定和龙渔业公司的违约责任，若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和龙渔业公司违约给覃福胜、覃福东造成损失的，和龙渔业公司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未约定违约责任并不妨碍覃福胜、覃福东在合同利益受损时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而对于违约金的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若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或过低，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进行调整，法院则会根据实际造成的损失数额依法调整。故即使和龙渔业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了较高的违约金，若造成损失覃福胜、覃福东可以依法请求法院进行调整，不会因合同有较高违约金的约定而承担与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不相符的赔偿责任。且在纠纷发生后及案件诉讼过程中，和龙渔业公司表示可以补充签订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款，只是覃福胜、覃福东不同意签订该补充协议。因此，覃福胜、覃福东以此主张显示公平而撤销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覃福胜、覃福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覃福胜、覃福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蒋林飞审判员 韦 媛审判员 张桂生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誉雅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