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新民再17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爱丽，女，汉族，1969年3月20日出生，住石河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波，新疆百丰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渠江，新疆百丰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范生军，男，汉族，1968年5月30日出生，现住昌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连明，新疆联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程习红，男，汉族，1967年5月10日出生，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芳草湖监狱服刑。再审申请人王爱丽因与被申请人范生军、原审被告程习红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昌民一终字第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5）新民申字第16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爱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波、郭渠江，被申请人范生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连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程习红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生军向昌吉市人民法院起诉称，被告程习红于2012年2月8日在农行昌吉州分行贷款1300000元，原告范生军与王立忠为被告程习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被告程习红到期未偿还借款，农行昌吉分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范生军与王立忠共同偿还被告程习红未偿还的借款本息1320000元，经昌吉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出具了(2012)昌民二初字第0909号民事调解书，并依据此调解书强制从原告处执行案款695190元。原告认为：原告作为保证人履行了担保义务，被告程习红和王爱丽作为债务人其应当依据《担保法》的规定，向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支付垫付款的义务。故此，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担保法》之规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程习红、王爱丽偿还垫付款695190元及利息损失41711元；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程习红辩称，原告起诉的是事实，对数额无异议。被告王爱丽辩称，原告担保债权与被告没有关系，二被告已于2002年10月25日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双方房屋归被告王爱丽所有，原告财产保全错误。后二被告复婚，但婚姻登记机关对程习红身份信息核实后发现其的身份证号错误，民政部门撤销了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的婚姻登记，故该婚姻登记行为自始无效；第一被告借贷行为是与第二被告的婚姻被撤销之后的事实；第二被告没有占有、使用该笔债务，该债务与第二被告无关，故请求判令驳回对被告王爱丽的起诉。昌吉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被告程习红于2012年2月8日在农行昌吉州分行贷款1300000元，原告范生军与王立忠为被告程习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被告程习红到期未偿还借款，农行昌吉分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原告范生军与王立忠共同偿还被告程习红未偿还的借款本息1322020元，经审理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原审作出(2012)昌民二初字第90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原告范生军及王立忠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农行昌吉州分行申请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原告范生军还款695190元。现原告范生军请求判令被告程习红、王爱丽支付垫付款及利息。另查明：被告程习红、王爱丽于1985年结婚，2002年经呼图壁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砖混结构108平方米的平房一套归被告王爱丽所有。2007年10月12日，二被告到呼图壁县民政局办理了复婚登记。因被告程习红在结婚登记时使用号码为×××的假身份证，后被呼图壁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发现，将被告程习红持有的结婚证加盖作废章。2013年12月13日，呼图壁县民政局向原审法院出具公函，认为2007年该局为二被告办理的复婚登记应属无效，之后被告王爱丽向呼图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2007年10月12日结婚登记无效。2014年1月28日，呼图壁县民政局作出呼民字(2014)4号关于撤销程习红与王爱丽(2007)0938号婚姻登记的决定。原告范生军不服，于2014年3月17日向呼图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同年3月20日，呼图壁县人民法院以原告无主体资格作出(2014)呼行初字第l号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原告范生军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2014)昌中行立终字第3号裁定书。再查：原告范生军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支出保全费4250元。被告程习红于2014年因金融诈骗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昌吉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范生军作为被告程习红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贷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履行了保证义务，其有权向债务人被告程习红追偿，故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程习红偿还垫付款及利息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王爱丽是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二被告2007年10月12日办理了复婚登记，因二被告复婚登记有瑕疵，被呼图壁县民政局撤销了复婚登记，即自2002年11月15日，呼图壁县人民法院调解书生效，二被告已不是夫妻关系，但二被告仍是同居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一)》第十五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本案被告王爱丽无证据证实被告程习红所贷农行昌吉州分行的贷款系被告程习红个人债务而非同居期间的共同债务，故原审法院对被告王爱丽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对原告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垫付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昌吉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7日作出（2013）昌民二初字第1006号民事判决：被告程习红、王爱丽须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范生军垫付款695190元及利息损失41711元，支付保全费4250元。宣判后，上诉人王爱丽不服，向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四份证据均不能证实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存在同居关系的事实，故，原审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存在同居关系毫无依据。原审判决引用的法律规定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于2009年在呼图壁县民政局向两人持有的结婚证上加盖”作废”章时，双方就已分手，原审被告此时就与另一女性同居并生有一女。这一事实足以证实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自2009年起就不存在任何关系包括同居关系。既然双方不存在同居关系，何来共同生产、生活期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原审判决漏查了原审被告与案外人在2009年之后同居的事实，足以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范生军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程习红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其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认为原审漏查了原审被告与案外人张某某于2008年就同居并生有一女的事实及2009年呼图壁县民政局就在原审被告持有的结婚证上加盖了”作废”章，其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认可。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证据的认定：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2013)兵六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14)新兵刑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书，证实案外人张某某在两次庭审中陈述：其于2007年认识了原审被告，2008年就同居了，双方在张某某的哥哥张定文的房子居住。故原审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存在同居关系是错误的。二、2015年3月16日，芳草湖监狱狱政科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审被告在服刑时入监登记表上登记的家庭主要成员中妻子是张某某，女儿名为程某某。原审被告在服刑期间张某某多次探望。三、2015年3月16日，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与原审被告的谈话笔录一份，证实原审被告认可其与张某某于2008年起就在一起同居生活，和上诉人就没有再联系过。被上诉人对上列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同时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原审被告与上诉人不存在同居关系。因该组证据只能证实原审被告和张某某之间存在同居关系，不能证实原审被告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同居关系，缺乏证明力，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2年，被上诉人经他人介绍与原审被告相识。被上诉人去过原审被告购买的昌吉市御景家园小区的房子，当时上诉人与其小女儿共同居住在该房屋。原审被告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让司法机关将通知书送达给了上诉人。此事实，原审被告认可。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如何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关系是上诉人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关键所在。从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养育有三个子女。2002年经呼图壁县法院调解离婚，2007年双方到呼图壁县民政局又登记结婚。原审被告购买了位于昌吉市御景花园小区的房屋让上诉人与小女儿居住生活，此事实足以证实双方复婚是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亦可证实自2007年始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原审被告在涉嫌金融诈骗后，其与上诉人的结婚登记才被呼图壁县民政局撤销。但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仍系同居关系。原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缺乏证明力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二审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5）昌民一终字第2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12元，由上诉人王爱丽负担。王爱丽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人与原审被告程习红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2007年再审申请人与程习红办理复婚登记，只是为了孩子上学，在办理复婚手续时，因程习红使用假身份证，已被呼图壁县民政局撤销了结婚登记，该结婚自始无效。自2002年与程习红离婚后，没有和程习红共同居住生活，2012年本案债权、债务发生时，也不存在同居关系。程习红于2007年开始与张贵芳同居，2008年6月25日共同生下女儿程梦瑶，并没有和再审申请人共同居住生活。原审法院无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再审申请人与程习红”同居关系”显属错误。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上级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范生军答辩称，1985年程习红与王爱丽结婚，2002年登记离婚，2007年复婚，二人一直共同生活和居住，张贵芳都明确表示王爱丽是程习红的妻子，一、二审法院查明了双方的婚姻状况、共同生活居住的事实，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理由，维持原判。程习红提交答辩意见称，2002年我与王爱丽离婚，2007年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办理复婚手续，但实际没有共同居住生活，2007年我与张贵芳共同居住，于2008年生育了女儿程梦瑶，并一起生活。原判错误，我欠的钱应该由我来偿还，与王爱丽无关。本院再审中，被申请人提交证据：证据一、昌吉市人民法院2012昌民二初字515-1民事裁定及2012年6月14日送达笔录一份，证实农行昌吉分行起诉程习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王爱丽被追加为被告，法院将王爱丽财产予以查封并做了一份送达笔录，为证实程习红与王爱丽的生活状态是夫妻关系。本院认为，农行昌吉分行起诉程习红案中追加王爱丽为被告并不能证明双方是夫妻关系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可。证据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14)新兵刑终字第2号案件中的09号公安卷里调取的2012年5月18日搜查笔录及扣押物品清单，证实在公安机关的搜查做笔录及清单上，王爱丽签字确认的，为证明王爱丽与程习红共同居住生活。本院认为，虽然上述证据中含有王爱丽的签字，但是王爱丽的签字并不能证明其与程习红具有共同居住生活的关系，本院不予认可。证据三、2016年6月6日姚继文的询问笔录的公证书，姚继文是呼图壁信用社主任，是程习红与王爱丽20年的朋友，为证实程习红与王爱丽之间是夫妻关系，房屋贷款每月都是由程习红支付给银行的。本院认为，王爱丽与程习红在2002年离婚，2007年虽办理了复婚登记，但因复婚登记有瑕疵，被呼图壁县民政局予以撤销，王爱丽与程习红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姚继文的证言中证明王爱丽与程习红为夫妻关系的内容，与本案查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本院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认为，以上证据并不足以证实王爱丽与程习红之间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爱丽是否应承担本案共同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一)》第十五条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王爱丽、程习红于2002年离婚后是否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本案关键事实。本案诉讼过程中，王爱丽、程习红均称双方在2007年办理复婚是为子女上学,实际双方并没有共同居住生活；原审亦查明2007年程习红与张贵芳共同居住，于2008年生育一女程梦瑶；范生军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王爱丽与程习红离婚后仍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因此，本案程习红独自贷款从事农场的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并不能认定属于程习红与王爱丽的共同债务。原审认定自2007年始王爱丽与程习红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故，范生军主张王爱丽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原审予以支持不当，应予纠正。综上，王爱丽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昌民一终字第261号民事判决及昌吉市人民法院(2013)昌民二初字第1006号民事判决；二、程习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范生军垫付款695190元及利息损失41711元，支付保全费4250元；三、驳回范生军对王爱丽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69元，其他诉讼费用2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212元，共计22641元，由程习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伊 利审判员 张 斌审判员 祁万杰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张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