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3060号
原告（反诉被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王延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俏彬，女。
委托代理人汤玮，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三路XXX号XXX幢XXX室。
法�代表人杨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琳，女。
委托代理人顾建竹，上海市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决定与本诉案件合并审理，并于2015年9月10日、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同意延长一个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俏彬、汤玮、被告（反诉原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琳、顾建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了《出境�游意向书》，约定由原告办理被告赴巴塞罗那和伊比萨的旅游，出发报价每人23，000元人民币（以下除特别注明币种外，均为人民币），暂计为200人，费用暂计460万元，团费尾款于被告每个团队返回后一个月内按实结算。被告自2014年8月23日至9月24日共分五团出发，实际人数为205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根据被告要求新增了服务内容和服务升级，总团费结算款为4，954，601.65元。原告认为，其已按约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被告至今仅付款4，663，661.30元，尚余欠款290，940.35元。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剩余团款290，940.35元；2、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90，940.35元为本金，自2014年10月25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被告支付因本案发生的公证费4，500元；4、被告支付律师费13，000元；5、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于2014年6月份组织多家旅行社就为被告提供前往巴塞罗那和伊比萨岛旅游提供服务公开招投标，并要求住宿宾馆为超豪华宾馆，明确指定酒店为巴塞罗那的GL莫加斯提克酒店、伊比萨岛的HARDROCKHOTELIBIZK酒店。但原告隐瞒其尚未取得被告指定酒店可供房间确认文件的情况下，向被告作出保证已取得指定酒店房间的承诺，骗取被告信任，在原告中标后，双方于6月30日签订了《出境旅游意向书》。合同约定了分为五团出境旅游，招标要求的宾馆不得变更，若变更则需提前四周通知被告，并经得被告书面同意，否则将承担双倍定金的违约责任。原告于同年7月9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告知被告其并未拿到酒店确认函，并向被告推荐其他酒店，但被告认为落实酒店系原告的合同义务，故并未理睬。�年8月8日，原告再次发送电子邮件询问被告是否变更酒店，此时已在出团旅游日期的四周之内，已经触犯了违约条款。被告的第一个旅行团于8月23日出发、第二个旅行团于8月30日出发，但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居住的都是三星级、无星级的酒店，与合同约定不符。原告诉称的酒店升级，仅为一小部分房间，系当地酒店主动提出，与原告无关。原告将该两个旅行团的住宿酒店擅自进行了变更，构成了违约。原告于9月5日起草了一份《补充协议》，并威胁被告若不签署，则原定9月6日出发的第三个旅行团就不能出行，故被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署了，但是这并未免除原告的违约责任。故被告仅同意支付剩余团款的金额应该为242，116.2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公证费、律师费诉请因为双方没有合同依据，亦无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反诉原告希森美�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诉称：被告为奖励员工，组织其员工于2014年8、9月份出境旅行，遂进行旅行社招投标，后原告中标。为确保能实际出行，原、被告签订《出境旅游意向书》，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赴巴塞罗那和伊比萨旅游服务，被告分五团分批出发，原告应严格按照附件确认的行程中的酒店预订并安排被告入住。被告不接受指定酒店外的同级其他酒店，原告承诺在约定入住酒店内安排不低于合同约定房型的更高标准。如有变化须在至少提前四周通知被告，并得到被告书面同意。否则被告有权要求原告赔偿违约金即双倍定金作为补偿。签订上述合同后，被告对自己的运营工作做了相应的调整。2014年8月23日、30日，被告员工分两批出境旅游，至目的地后发现原告安排的酒店并非合同约定的标准，此时原告已经构成违约。9月5日，在被告第三个团出发前一日，原告要求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并以此要挟。被告迫不得已签订此协议，但被告并未放弃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后三团的酒店标准亦未达到双方原意向书的标准。被告认为：原告获得业务后擅自更改酒店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前，被告的员工入住酒店标准并未满足意向书的标准，原告已经构成违约，《补充协议》的签订亦未豁免原告的违约责任。原告的违约行为造成被告奖励员工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向被告支付违约金1，904，4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反诉被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辩称：签订合同后，被告应将确定的人数和详细名单给原告，原告再去预定酒店。因被告迟迟不能将最终名单发给原告，导致酒店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并且只是部分几个晚上发生了变化，同时原告也赠送了环岛游和巴塞罗那的�行用车。被告员工对本次旅行安排也是非常满意。原、被告于7月9日就更改酒店事宜进行协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况。原告已在第一团出发日即8月8日前四周内通知了被告，故不存在违约的情况。即便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调整。
经本院审理查明：
2014年6月30日，原、被告签订《出境旅游意向书》一份，该意向书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主办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和伊比萨9天8晚（具体行程详见附件1）旅行事宜；总人数暂定207人，最低保证人数176人；被告在2014年8月1日前需要确认给原告的最终材料有：整个活动最终总人数（最低不得低于170人，最终人数不得再做变更）、各团的人数及名单、各团的分房表和单间数、公务舱升舱和升级房间的人员名单，被告应将各批参�人员名单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并在名单减少、增加的同时与原告确认；原告应按被告的人员来预订机票和房间，预订人数暂定2014年8月23日上海出发41人、2014年8月30日上海出发42人、2014年8月23日香港出发5人、2014年9月12日北京出发46人、2014年9月6日上海出发43人、2014年9月16日香港出发8人、2014年9月16人广州出发22人、总人数预计为207人，所有预定的最终人数以被告2014年7月2日前提供的全团名单为准；预计总机票数213张，所有机票的预订以被告2014年6月30日的初定名单为准安排预定。被告必须在7月2日前，将以上五团的机票及西班牙酒店定金（每人4，600元，共计952，200元）汇至原告公司账上；被告于2014年8月10日前与原告结清团队最终总人员的总团费的80%。原告须保证被告团队在境外享受的接待标准与出境前双方所最终确认之内容没有差异，最终确认内容见附件。其�关于酒店：必须是以双方最终确认为准（内容见附件1行程），特别备注：全程6晚免费升级两间房间（其中巴塞罗那MajesticHotel&SpaBarcelonaGL;升级为豪华房，伊比萨HARDROCK酒店升级为海景房）；关于交通：上海出发的国际段航班（上海—西班牙巴塞罗那往返）机位中，原告负责预订2个经济舱升级到公务舱的座位，费用由被告承担；舱位全程为经济舱，整个西班牙活动2个名额从经济舱至公务舱的升舱除外（具体名单和出发时间需由被告书面确认给原告）。若有变化须提前征得被告同意，并保证全部预定机位；被告应严格按照附件双方确认的行程中的酒店预订并安排被告入住。被告不接受指定酒店外的同级其他酒店，原告承诺在预订入驻酒店内安排不低于合同约定房型的更高标准。若有变化必须至少提前4周知会被告，并得到被告书面同意。否则被告有权要求原告赔偿违约金即双倍定金作为补偿；原告为被告团队免费升级两间6晚的住宿房间至豪华房（巴塞罗那MajesticHotel&SpaBarcelonaGL;）和海景房（伊比萨HARDROCKIBIZA）；全程单房差需收取8，602元（此价格包含6晚酒店住宿）；被告在境外有集体消费的费用经各团指定负责人签单后暂由原告垫付，回国后随该团队尾款一同支付；费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出发，出发报价：23，000元／人；所有费用按人民币结算，不受汇率影响。如当地增加消费，按照签单当天汇率计算；付款期限：预计总报价：23，000元／人×207人=4，761，000元（全团），第一笔预付款即定金：2014年7月2日前若原告无违约情况发生，则被告应在收到原告发票后支付4，600元／人，按预计人数207人共计952，200元，第二笔预付款：被告须于2014年7月11日前在收到原告发票后支付4，150元／人，按照预计人数207人，共计859，050元。实际支付费用按照被告给原告的书面确定人数支付，第三笔预付款：被告须于2014年8月10日前，在收到原告发票后，累计支付总团款80%至原告账号，尾款：20%团款留作尾款，被告在和原告对账完毕并收到原告发票后，最晚于每个团队返回后一个月内按实际发生费用结清。合同中还对往返的航班进行了约定。
在《附件一：西班牙休闲深度VIP》中列明：巴塞罗那所有团队入住酒店：MajesticHotel&SpaBarcelonaGL;五星级（巴塞罗那GL莫伽斯提克酒店&温泉）。IBAZI岛所有团队入住酒店：HardRockHotelIbiza五星级豪华（伊比萨硬石酒店）。
在《附件3报价明细表》中包含：“交通：10小时工作时间（含用餐和休息）”、“导游以及领队：10小时工作时间（含用餐和休息）”、“酒店”、“其他费用”、“地接总和”、“机票价格”、“机票总和”、“服务费和税”等部分。该表上部列明“欧元汇率按8.50核算”。其中“其他费用”部分中包含：1、“签证费用（团签）：单价71欧元／次数，人数为40，外领区的送签费200欧元每人赠送，备注：个签费用另计。”和“操作费／人：单价为60欧元、人数40人”；2、“Ibiza岛巴塞内陆段机票费用（即时票价）为单价130欧元，次数是1次，人数为42人”；3、“水费：每人为1欧元，次数是7次，人数为40人，合计280欧元，每人每天1瓶水”。“地接总和”部分为“交通：10小时工作时间（含用餐和休息）”、“导游以及领队：10小时工作时间（含用餐和休息）”、“酒店”、“其他费用”四部分费用总和。“服务费和税”部分为“旅行社服务费及税：为以上地接费用之和×10%”。
2014年7月4日，被告员工郭琳确认原告的电子邮件中被告董事长夫妇8月30日的航班价格为“23，079元／人＋4，528税=27，607元×2人=55，214元”。
2014年7月30日，被告员工郭琳向原告员工黄俏彬发送电子邮件一份，在该邮件的附件部分详细列明了参加出境旅行的人员及分组，总计205人，D团的负责人为张爽。
2014年8月14日，原告员工黄俏彬向被告员工郭琳发送电子邮件，确认退2人圣家教堂门票：16欧元×2=32欧元。
2014年8月21日，被告员工刘佳怡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原告，被告有一名员工辞职，不参加此次出行。原告告知被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负担。
2014年9月5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份协议前言中明确，原、被告就被告委托原告主办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和伊比萨9天8晚旅游事宜达成初步意向的基础上，并且经过双方多次的协商同意，团组最终的机票、酒店及其他服务安排确认如下：在第一部�“系列团变更，但并未被要求增加原报价费用”部分中约定：一、上海A团，出发时间为2014年8月23日。确定酒店：1）伊比萨滚石酒店HardRockIbiza、8月24日至28日、4晚、房型为DELUXWSLIVER豪华白银标准间23间。2）巴塞罗那HotelOmm奥姆酒店，房型：OMMROOM奥姆标准间，23间。8月28日至30日2晚，23间送巴塞罗那Outlet的用车安排，免收用车的出城附加费；二、上海B团，出发时间为2014年8月30日。确定酒店为：1）伊比萨滚石酒店HardRockIbiza、8月31日至9月4日、4晚、房型为DELUXESLIVER豪华白银标准间21间。2）巴塞罗那HotelOmm奥姆酒店，房型为OMMROOM奥姆标准间，8间。9月4日至6日，2晚。3）巴塞罗那GL莫伽斯提克酒店&温泉MajesticHotel&SpaBarcelonaGL;，9月4日至6日、2晚，房型：DELXUEROOM豪华标准间，12间、DELXUEEXCUTIVEROOM豪华标准间，1间，送巴塞罗那Outlet的用车安排，免收用车的出城附加费；三、上海C团，出发时间为2014年9月6日，确定酒店为：1）伊比萨滚石酒店HardRockIbiza、9月7日至9月11日、4晚、房型为DELUXWSLIVER豪华白银标准间17间、STYDIOSUITESLIVER号码白银套房4间、STUDIOSUITEPLATINUM豪华铂金套房1间。2）巴塞罗那HotelOmm奥姆酒店，房型：OMMROOM奥姆标准间，5间，DELUXEJUNIORSUITE豪华小型套房，1间，9月11日—13日，2晚。HotelPalaceGLGL宫殿酒店5星级级，9月11日—13日，2晚，房型：STANDARDROOM标准双人间，16间，3）HotelPalaceGLGL宫殿酒店五星级、9月11日至13日、2晚、房型为STANDARDROOM标准双人间、16间，送巴塞罗那Outlet的用车安排，免收用车的出城附加费；四、北京D团，出发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确定酒店为：1）巴塞罗那HotelOmm奥姆酒店，房型为OMMROOM奥姆标准间，23间，9月11日至12日，1晚，9月16日—17日，1晚，2）伊比萨索尔内特普拉亚酒店HotelSolPinetPlaya，房型为BAYVIEWTWINALLFULLBOARD海湾景观双人间，23间，备注：酒店含三餐自助餐。3）伊比萨滚石酒店HardRockIbiza、9月14日至9月16日、2晚、房型为STUDIOSUITEGOLD豪华黄金套房23间。额外附赠项目：送巴塞罗那Outlet的用车安排，免收用车的出城附加费和价格95欧的伊比萨岛环岛游；五、广州E团：出发时间为2014年9月16日，确定酒店为：1）巴塞罗那HotelOmm奥姆酒店，房型为OMMROOM奥姆标准间，15间，9月17日至18日，1晚，9月22日至23日，1晚，2）伊比萨菲斯特棕榈海滩酒店FiestaClubPalmBeach，房型为STANDARDROOM标准双人间，15间，3）伊比萨滚石酒店HardRockIbiza、9月20日至9月22日、2晚、房型为STUDIOSLIVER豪华白银标准间15间。额外附赠项目：送巴塞罗那Outlet的用车安排，免收用车的出城附加费和伊比萨岛的酒店住宿差异，以现金形式补偿每个广州团人员125欧元。在第二部“系列团变更，但并需要后期最终结算�，增加的费用”部分中约定：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的官导，200欧元／30人×9次=1，800欧元、全团每人境外零用金30欧元每人×200人（其中A团HK5人除外）；此意向书及相关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此补充协议的内容如与原合同不一致的地方以此协议为准。此《补充协议》还约定了具体的出行团队人数和航班信息。
2014年9月6日，原告员工黄俏彬和被告员工刘佳怡通过微信聊天就被告员工彭作义要求升级入住酒店标准进行沟通，后原告为彭作义的入住套房进行升级，房间价差为1，600欧元。
2014年9月17日，被告员工张爽向原告出具一份《附加费用使用确认单》，该确认单列明：D团附加费用使用确认如下：该活动经费30欧元每人、自助午餐15欧元每人、巴塞罗那晚餐20欧元每人。
2014年7月2日、7月25日、7月28日、8月22日、10月31日、11月28日、2015年4月16日，被告分别向原告支付了952，200元、569，605元、289，445元、1，997，550元、2，583元、822，425.30元、29，866元，合计4，663，674.30元。
2014年10月2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团款结算通知书》一份，该通知书中在抬头部分列明了“旅游时间”为“2014年9月23日-9月24日”、“原计划总团费：23，000元／人×200人=4，600，000元”、“欧元汇率：1：8.5”。在第一部分“以下增加的费用：372，842.40元”处有以下明细：1、“人数增加5人：23，000元／人×5人=115，000元”，2、“全团零用金：30欧元／人×200人=600欧元×8.5=51，000元”，3、“圣家族大教堂官导：200欧元／位×9位=1，800欧元×8.5=15，300元”，4、“上海领区西班牙个签：1，000元／人-600元／人=400元／人×8人=3，200元”和“广州和北京外领区个签：1，500元／人-600元／人=900元／人×9人=8，100元”，5、“9月6日团Ibiza岛上HardRock酒店套房再升级增加费用：1，600欧元／人×8.5=13，600元”，6、“9月6日和16日出发团2人退团导致单房差价损失：8，602元／人×2人=17，204元”，7、“9月6日团1人退团的机票取消损失费：130欧元／人×8.5=1，105元”，8、“9月10日团额外增加了9月16日巴塞罗那晚餐：35欧元／人×46人=1，610欧元＊8.5=13，685元”，9、“9月16日团巴塞罗那额外增加单接机：400欧元×8.5=3，400元（香港8人，导服及用车）”，10、“旅行社服务费及税×以上2-9项费用总和×10%：241，594元×10%=24，159.40元”，11、“董事长夫妇商务舱差价：31，026元／人-11，210元／人=19，816元／人×2人=39，632元”和“彭总头等舱差价：78，257元／人-10，800元／人=67，457元／人”。在第二部分“以下减去费用：18，240.75元”处有以下明细：1、“香港人免签：735元／人×13人=9，555元”和“日本人免签：600元／�×3人=1，800元”，2、“8月23日团零用金‘仅发了15欧元’：15欧元／人×41人=615欧元×8.5=5，227.50元”，3、“旅行社服务费及税（10%）：16，582.50元×10%=1，658.25元”。在第三部分“最终总计”为“4，954，601.65元”。在“特别备注”处列明：“目前已收到贵司的汇款共计4，663，661.30元……。”
另查明：被告员工共有17人由团签改为个签，发生的费用为11，300元。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各自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出境旅游意向书》及其附件、《补充协议》、（2015）沪徐证经字第3616号《公证书》、《西班牙个签名单及个签收费标准》、（2015）沪徐证经字第3616号《公证书》及酒店费用公函、《附加费用使用确认单》、《商务舱及头等舱出票确认单》、《团款结算通知书》，被告提供的银行支付凭证、（2015）沪黄证经字第17911号《公证书》等�庭审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出境旅游意向书》、《补充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旅游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双方均应按约履行。
关于本诉部分，本院认为，被告最终共有205人分别于2014年8月23日、8月30日、9月6日、9月10日、9月16日分五团参加了原告组织的出境旅游，原告已经按约履行了自己的服务组织履行义务，被告应按约支付款项。双方结算的依据应以《团款结算通知书》为准。但被告认为在《团款结算通知书》中“以下增加费用”的部分中以下三个部分费用表示异议：第一部分费用：“9月6日团Ibiza岛上HardRock酒店套房再升级增加费用：1，600欧元／人×8.5=13，600元”、第二部分费用：“旅行社服务费及税×以上2-9向费用总和×10%”、第三部分费用：“董事长夫妇商务舱差价和彭总头等舱差价”。针对�一部分费用，被告认可升级所花费的金额，但是认为根据双方约定，原告应该进行升级，费用由原告自行负担。本院认为，酒店升级系《出境旅行意向书》中的内容，但是《补充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被告员工在9月6日团中个人入住酒店的标准，被告员工彭作义在明知《补充协议》中列明的酒店入驻房间标准后，要求原告对房间进行升级，违反了《补充协议》，故由此发生的费用应该由被告自行承担，被告理应支付该部分的款项13，600元（1，600欧元×汇率8.50）。针对第二部分费用，被告认为该部分并未有合同依据，故原告不应收取。本院认为，《团款结算通知书》的第2—9项中分别为：2、“全团零用金”，3、“圣家族大教堂官导”，4、“上海领区西班牙个签”和“广州和北京外领区个签”，5、“9月6日团Ibiza岛上HardRock酒店套房再升级增加费用”，6、“9月6日和16�出发团2人退团导致单房差价损失”，7、“9月6日团1人退团的机票取消损失费”，8、“9月10日团额外增加了9月16日巴塞罗那晚餐”，9、“9月16日团巴塞罗那额外增加单接机”等部分，根据《出境旅游意向书》的《附件3报价明细表》的约定，原告有权按“地接费用”总和的10%收取“旅行社服务费及税”，而“地接费用”包含了“交通”、“导游及领队”、“酒店”、“其他费用”四部分，并不包括“机票价格”部分。在《补充协议》“系列团变更，但并需要后期最终结算时，增加的费用”部分中较之《出境旅游意向书》增添了“圣家族大教堂的官导”和“境外零用金300欧元每人×200人”两部分，即第2、3两项，该部分内容并未在原意向书中有明确的约定来收取“服务费及税”，故本部分的费用不应收取在该款项当中。另外，第7项的“机票损失”和第8项的“增加�餐费用”亦不包含在“地接费用”的内容之中，理应不予计算。其余部分在《出境旅游意向书》的附件中有明确的约定，本院予以准许，故本院将此部分的被告应支付款项调整为4，550.40元。针对第三部分的费用，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之间的2014年7月4日的往来邮件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就被告董事长夫妇的机票价格在该日达成一致，按照27，607元／人标准计算，故原告以31，026元／人计算并无合同依据，应按27，607元／人的标准进行计算。虽原告出示了相关的机票凭证，但由此产生多余的差价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对被告员工彭作义增加的机票费用，因《补充协议》中列明了具体的航班信息，且在《出境旅游意向书》中约定为“原告负责预订2个经济舱升级公务舱的座位”，原告现已为被告董事长夫妇进行了升舱，完成了其合同义务。现由于被告员工彭作义自行要求升舱，由此产生多余的机票差价由被告负担，被告应支付原告此部分款项金额为100，251元。故《团款结算通知书》中“增加费用”的实际金额为346，395.40元。对《团款结算通知书》的“以下减去费用：18，240.75元”部分，双方当事人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还提出了上海C团实际仅仅派发了15欧元的零用金的抗辩，本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的规定，每人应派发30欧元的零用金，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已按约派发了30欧元的零用金，故本院采纳被告的抗辩意见，应在被告支付的款项中扣除5，355元（15欧元／人×42人×汇率8.50）。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8月14日通过电子邮件确认退还被告2人的圣家族大教堂门票共计272元（32欧元×汇率8.50）。根据《出境旅行意向书》附件3的约定，原告应向被告提供水，水费按照1欧元／人／次，每人每天1瓶水，共7次，被告�可原告仅提供了一次水，原告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提供剩余6次水，故6次的水费10，455元（6次×1欧元／人／次×汇率8.50×205人）理应扣除，相应的服务费及税也进行调整，故被告最终应支付原告的款项金额为247，352.85元（即4，600，000元＋346，395.40元-18，240.75元-5，355元-272元-10，455元-1，045.50元-4，663，674.3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请，本院认为，根据《出境旅游意向书》的约定，被告应在每个团队返回后一个月内支付，被告最后一个出行团的时间为2014年9月16日，而合同涉案的出行时间为“9天8晚”，被告最后的一个团的返回时间为9月24日返回，被告最晚应于2014年10月24日之前支付，现被告并未按约支付款项，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公证费、律师费的诉请，本院认为，该笔费用系原告自行为诉讼所发生的费用，理应由其自行承担，且双方当事人间就该笔费用的负担并未有明确的约定，故原告此两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部分，被告认为在原告安排的2014年8月23日和30日两个出行团中，原告并未按照《出境旅行意向书》的标准安排入住，已经构成违约，故要求原告赔偿被告违约金。本院认为，原告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获得被告出境旅行的业务，被告对原告的履约能力应有了充分的考察之后作出的选择，被告理应对原告履约后果有充分的考量。根据被告反诉称，2014年7月9日，原告已经向被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告知被告其没有拿到酒店确认函，此时，被告有变更履约主体的选择，然被告并未理睬，属自行对其法律权利的处置。而且，2014年9月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就《出境旅游意向书》实�履行情况进行了补充和变更，双方对之前的8月23日、30日两团的实际入住情况进行了确认。现被告以该两团未按《出境旅游意向书》的约定安排住宿为由要求原告承担违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称《补充协议》系在原告胁迫情况下签订，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反诉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团款247，352.85元；
二、被告（反诉原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国�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47，352.85元为本金，自2014年10月25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6，105元、减半收取计3，052.50元，由本诉原告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686.50元，本诉被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负担2，36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969.50元，由反诉原告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 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秦冬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