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6民终6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东兴大道25号（出海通道西侧7号楼）1单元3层302房。法定代表人：阮祖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中，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维，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容州镇中环路西段402号房。法定代表人：文仁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昌剑，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欧世斌，广西君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惠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景园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6）桂0602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利惠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维，百景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昌剑、欧世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利惠富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百景园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给利惠富公司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百景园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仅以百景园公司在《融资合作协议》上落款的印章与百景园公司在容县公安局审批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为由，认定利惠富公司与百景园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同关系，这是错误的。首先，该份《融资合作协议》是百景园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百景园公司也实际得到了本案的1350万元借款。经调查，百景园公司的登记注册的名称是“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具备“百景园”和“房地产”两个关键字的公司也只有百景园公司这一家公司，不存在经工商登记的“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广西百景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在百景园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广西百景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不是百景园公司公司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其次，一个公司存在多个印章，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再加上百景园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公司的印章只有经备案的印章，一审法院武断的认定该份协议与百景园公司无关联，对利惠富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毕竟利惠富公司已将1365万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出去了。再次，根据双方签订的《融资合作协议》的第五条“融资抵押物或担保措施”清楚的载明了百景园公司提供担保的五块土地的信息(国有土地证号为：容国用（2013）第17131377号、容国用（2013）第17131378号、容国用（2013）第17131379号、容国用（2013）第17131380号、容国用（2013）第171313**号），这与利惠富公司在一审阶段时在容县国土资源局调查的信息相符。这也说明了百景园公司与该笔借款是有紧密联系的。最后，参与本次借款事宜的除百景园公司的代理人蒙烨锋之外，还有百景园公司公司的一位宋经理，广西恒大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简称恒大公司)也为促成此次借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恒大公司表示，利惠富公司同意借款给百景园公司，恒大公司愿意为利惠富公司的另一笔2500万元的交易提供担保，该笔交易已达成，恒大公司并实际提供了担保），恒大公司的陈君、段娜两位经理是代表其公司实际参与促成利惠富公司与百景园公司签订《融资合作协议》。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本案事实的情况下，就认定利惠富公司与百景园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同关系，是导致本案的实体判决错误的主要原因。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利惠富公司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九条“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起诉状列写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补正。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之规定，如一审法院认为百景园公司的名称信息不符或者不明确，应当认定为没有明确的被告，立案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利惠富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有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错误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利惠富公司的合法权益。百景园公司辩称，一、一审驳回利惠富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利惠富公司提交的《付款授权委托书》和《融资合作协议》明显为虚假证据，二审应当进一步查明该两份书证的三性，并依法追究利惠富公司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二、关于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问题。利惠富公司与百景园公司实际并不存在本案借贷关系，所谓《付款委托书》和《融资合作协议》都是利惠富公司为了本案虚假诉讼而炮制的虚假证据。首先，《付款授权委托书》内容明显纯属编造，不具真实性、合法性。因为：一方面，《融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2点虽有“甲方委托乙方将贷款转入指定公司账户”的内容，但没有“乙方”委托“阮浩”将贷款给“甲方”的约定内容，《付款授权委托书》所谓根据《融资合作协议》委托“阮浩”将1115万元支付给百景园公司的内容明显纯属编造。另一方面，该《付款授权委托书》实际就是“阮浩”利用其任利惠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自己盖章即自己委托自己、单方形成的所谓委托书，为本案虚假诉讼而编造的虚假证据。其次，除一审已查明《融资合作协议》中，甲方名称与甲方落款盖章名称不符，乙方名称与乙方落款盖章名称不符，以及甲方名称和甲方落款盖章名称均与利惠富公司名称及印章明显不相符外，该协议条款内容也明显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完全不具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在没有乙方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协议第六条第1点又如何能确定三笔借款发放的具体时间。利惠富公司上诉状称，是百景园公司公司的宋经理（注：如果该宋经理是“宋永建”，那么该宋经理就是百景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不是，那么，与百景园公司毫无关联。）和恒大公司的陈军为“促成”该笔交易的达成起到了推动作用。既然是“促成”作用，与利惠富公司达成交易的一方，一定不是百景园公司或恒大公司，因为，如果是与百景园公司达成交易，宋经理直接签约好了，无需起到“促成”作用。如果是与百景园公司达成交易，那么，落款处签约日期应为宋经理书写，而不是乙方代表人“阮浩”代甲方书写。同时，合作协议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约定，甲方及“丙方”不能归还借款应承担责任，此处的“丙方”是谁，丙方为何不在协议上明示或签名盖章，该协议的签订和实际履行与百景园公司毫无关联性。一是，该协议甲方名称或印章名称均非百景园公司。二是，本案资金实际全部转给了案外人“周祖赞”，并未转给百景园公司。三是，合作协议第六条第二点约定是甲方委托乙方将贷款转入指定公司账户，为何写的是“周祖赞”个人账号。四是，“周祖赞”既不是百景园公司的员工，也不是代理人，甲方把钱转入“周祖赞”的个人账号，不能由百景园公司来承担责任。五是，既然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恒大公司是担保人，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约定，甲方及“丙方”同是还款义务人，为何利惠富公司不起诉恒大公司和“丙方”，上述种种不合常理的因素表明，该协议并非甲方与乙方合意权利义务的契约，而是乙方、“阮浩”、“周祖赞”相互之间转账行为的记录，是乙方为了本案起诉百景园公司、私刻印章而伪造的书证。《付款委托书》和《融资合作协议》明显都是利惠富公司为了本案恶意诉讼而炮制的虚假证据。利惠富公司先按已实际发生的2014年8月25日“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以其他款转给“周祖赞”250万元，9月5日“阮浩”以还款转给“周祖赞”650万元，9月10日“阮浩”以往来款转给“周祖赞”465万元（两笔款合计1115万元），据此编造出根据《融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委托“阮浩先生将合同约定的部分借款1115万元支付给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付款委托书》。进而又按上述三笔往来款合计1365万元，因不足本案起诉的1500万元，又编造出《融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1点“以上款项为扣除半年利息费用后的金额。”，《融资合作协议》和《付款委托书》，都是形式与来源均不合法的虚假书证。三、关于是否应向利惠富公司归还1500万元借款及利息问题。《融资合作协议》是利惠富公司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核心基础，《融资合作协议》的不真实、不合法，尤其是协议中的甲方并非百景园公司，且利惠富公司所起诉的1365万元资金全部流向或转入了“周祖赞”的个人账户，同时，毫无证据证明“周祖赞”将资金转移给了百景园公司，即与百景园公司既无法律上的关联性，也无事实上的关联性，因此，利惠富公司应向案外人“周祖赞”主张权利。四、利惠富公司明显故意编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其目的就是恶意妨碍百景园公司的正常、合法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进一步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利惠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对利惠富公司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利惠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百景园公司偿还1500万元给利惠富公司；二、百景园公司支付违约金420万元给利惠富公司（违约金计算：以借款本金1500万元为基数，每月2%的比例计付违约金，自2015年8月26日起暂计至2016年10月25日，共14个月，以后的违约金按上述方式继续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8月23日，百景园公司作为甲方与利惠富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融资合作协议》，但该协议签章处落款的甲方为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且印章没有印章编号；落款的乙方为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有印章编号。2014年8月25日，利惠富公司以其名义向收款人为周祖赞在中信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的账户以其他合法性款项的用途名义打款250万元。2014年9月2日，利惠富公司向阮浩出具一份《付款委托书》，内容为委托阮浩将《融资合作协议》约定的部分借款1115万元支付给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9月5日，阮浩向周祖赞在中信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的账户以还款的用途名义打款650万元；2014年9月10日，阮浩再次向周祖赞在中信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的账户以往来款的用途名义打款465万元。另查明，2013年8月1日，容县公安局审批通过了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编号为4509210003889的单位专用章。自2012年11月30日起，利惠富公司的负责人变更为阮浩直至2016年6月17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利惠富公司提供的《融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签章处落款的甲方为“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公司印章没有印章编号，与百景园公司在容县公安局审批备案的印章不一致。此外，利惠富公司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百景园公司与广西百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属于同一家公司，故该院无法认定利惠富公司与百景园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对于利惠富公司提供的三份电子交易回单，电子回单载明的款项往来的发生事实，该院予以认可；但从款项往来的用途及收款人的身份来看，无法直接得出利惠富公司借款给百景园公司的事实。至于利惠富公司委托其原先的法定代表人阮浩履行《融资合作协议》的出借义务，由于该付款委托书具有单方性，其作为间接证据亦不能证实利惠富公司与百景园公司之间存在借贷事实。由于利惠富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由于不能相互印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于利惠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该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利惠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000元（利惠富公司已预交），由利惠富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借款法律关系；二、百景园公司是否应当向利惠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三、一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理由如下：第一、在利惠富公司提供的《融资合作协议》中，该协议落款处借款人公章一栏所盖的公司印章与百景园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也没有百景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且百景园公司也否认其与利惠富公司签订该协议，因此，利惠富公司主张其与百景园公司达成合意并签订借款协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利惠富公司未将资金转入百景园公司账户。虽然，利惠富公司提供三份转账凭证，但凭证的收款人均为周祖赞，收款人也不是百景园公司，三笔转账凭证不能证明三笔转款已转入百景园公司账户。第三、利惠富公司的三笔转款的用途分别为其他合法性款项、还款、往来款，均不是借款用途与《融资合作协议》的借款目的不相符。第四、利惠富公司主张的借款金额为1500万元之巨，在没有设定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前又没有关联交易，在双方公司的股东不存在互相交叉持股的情况下，利惠富公司将巨额资金借给百景园公司，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利惠富公司与百景园公司没有签订借款协议，利惠富公司也没有将款项转入百景园公司账上，双方没有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已述及，双方当事人没有借款法律关系，百景园公司没有向利惠富公司借款，利惠富公司请求百景园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由于利惠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有明确的被告，也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且本案也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受理立案后，被告也前来应诉并参加庭审活动，一审法院在利惠富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情况下，依法作出驳回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符合法定程序，利惠富公司认为本案没有明确的被告因而应作出驳回起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利惠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00元，由上诉人广西利惠富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蒙志相审判员  黄大亮审判员  李启宁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高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