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周连成。
委托代理人刘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燕。
委托代理人查先丰、李辉。
原审第三人汪荣林。
委托代理人徐斌。
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燕及汪荣林汪荣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余民初字第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达公司）为其员工汪祺购买团体人身保险一份（保单号：gp02001003120367）。汪祺于2013年7月23日因肝癌病故，其父汪荣林于2013年9月29日向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理赔。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审查，认定汪祺身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决定赔付其疾病身故保险金100000元、重大疾病保险金100000元、住院津贴1220元以及医疗保险金6810.81元，共计208030.81元。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3年11月4日通过系统转账支付至汪荣林指定的银行账号。同年11月5日，因汪荣林账户户名录入错误（转账户名误录为汪英林）导致转账失败。2013年11月7日，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将208030.81元保险金转入汪祺投保时提供的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账号为62×××74的银行卡中。2013年11月9日，上述款项中的150000元转入汪燕账户。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接到汪荣林反馈称未收到理赔款，原因为汪祺的银行卡由汪燕持有，而汪燕未将理赔款交付汪荣林，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遂于2014年1月9日向汪荣林银行卡转账100000元，原审庭审中，汪荣林确认收到该笔100000元款项。另，根据《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人身保险保险单》（以下简称《保险单》）中相关条款约定，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保险金受益人。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的各项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在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经查，汪祺在《保险单》中并未指定受益人。再，汪荣林系汪燕及汪祺父亲，林梅花为汪燕及汪祺母亲。林梅花于2006年10月11日因病去世。汪祺生前未婚。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请求判令：1、汪燕返还不当得利208030.81元，其中100000元返还给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余款108030.81元返还给汪荣林；2、汪燕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及汪荣林自2013年11月6日至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之日的利息。汪荣林要求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或汪燕将保险金108030.81元支付给汪荣林。
原审法院认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迅达公司订立的《保险单》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汪祺作为迅达公司员工，在其身故后的保险金应当按照《保险单》中约定的条款进行处理。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给付保险金时，汪祺投保时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并未注销，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给付至该银行卡中的保险金应作为汪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进行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虽然汪燕实际占有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给付至汪祺银行卡中的208030.81元保险金，但在汪祺的合法继承人尚未确定之前，汪燕占有汪祺的遗产并非没有合法依据，且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汪祺的银行卡中给付208030.81元保险金的行为并未造成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实际损失，故汪燕的行为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且无需将全部或部分金额返还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至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汪荣林给付的100000元保险金系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自愿给付，且本案中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并未对汪荣林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综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汪荣林提出的要求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或汪燕支付108030.81元保险金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已经按照《保险单》约定将其应赔付汪祺的208030.81元保险金全部转账至汪祺投保时提供的银行卡中，而汪荣林与汪燕关于汪祺的遗产继承问题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双方应另行处理，综上，汪荣林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汪荣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0元，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
宣判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实际占有208030.81元保险金并非没有合法依据，是错误的。首先，本案案由是返还不当得利纠纷，则仅应从被上诉人是否有合法依据占有上诉人支付的保险金来判断。对于上诉人而言，被上诉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一审法院也没有认定其所持有的遗嘱的效力，在遗嘱的效力被认定之前，被上诉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其没有合法依据占有保险金，就属于不当得利。至于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继承纠纷，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已明确不处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继承纠纷，却又以继承纠纷未解决为理由，驳回原审第三人的起诉，这是自相矛盾的。上诉人是一家保险公司，只能根据现有材料向已确定的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对于一切未决事项，均不应由上诉人来承担责任。被上诉人若认为其系合法的、被保险人汪祺的继承人，其应当自行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而不应当非法占有保险金。一审法院不顾这一事实，盲目驳回上诉人起诉，是错误的。其次，从一审判决来看，被上诉人占有208030.81元保险金是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从保险合同层面来看，被保险人汪祺生前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申请，因此，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其身故保险金应当按照《继承法》规定处理。自汪祺身故至本案发生，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其是汪祺的遗嘱继承人，因此，在有其他合法有效的司法判决之前，被保险人汪祺的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只能是其法定继承人，即本案原审第三人。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根据《继承法》规定，向原审第三人支付保险金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而被上诉人不是保险合同受益人，占有该保险金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的。再次，原审认为“在汪祺的合法继承人尚未确定之前，被上诉人占有汪祺的遗产并非没有合法依据……”该内容明确表明，汪祺的合法继承人未明确，且该判决也没有明确，被上诉人占有汪祺保险金的合法依据是什么。这足以说明，一审判决在本案的不当得利纠纷中，根本就没有作出认定被上诉人占有汪祺保险金的合法依据，但一审法院却对于被上诉人非法占有保险金的事实不予认定，而使用如此模棱两可的表述进行推断，没有以事实和证据为准绳进行判定，实在难以让人信服。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占有汪祺保险金是没有合法依据的，一审判决毫无事实依据的表述恰是最好的证明。因此，一审判决一方面不去认定被上诉人占有汪祺保险金的合法依据，另一方面却以被上诉人有合法依据占有汪祺保险金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这是明显的偏袒和自相矛盾，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给付的100000元保险金系自愿给付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是保险合同中负有给付保险义务的主体，对于受益人的申请必须受理，在审查后，对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负有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也是合同设定的义务，是上诉人无法逃避，也不能推卸的义务。其次，本案中，原审第三人作为被保险人汪祺的父亲，在汪祺身故后，向上诉人提出理赔申请，并提交了所有符合保险合同要求的理赔资料。上诉人经合理调查后，根据《保险法》规定，在无其他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认定原审第三人系被保险人汪祺的合法继承人，故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但由于上诉人操作不当误将应向原审第三人账户支付的保险金支付到了汪祺的银行卡中，致使作为保险金合法受益的原审第三人未实际获取保险金。在原审第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时，上诉人基于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并不能以“已支付保险金”为由而拒绝原审第三人的申请。相信即使上诉人这样主张，在一审法院及其他法院审理时，该主张也不会得到支持。因此，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支付100000元的行为是自愿给付，但却是为了履行保险合同义务和遵守法律规定，使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不因上诉人过失受到损害。上诉人的这一行为，是应当得到支持及保护的。而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自愿给付给原审第三人100000元，就应当自己承担损失，就失去了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的这一认定，无视被上诉人不当占有保险金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明显不顾及合同秩序和社会稳定，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在本案中作出“汪祺的合法继承人尚未确定”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从保险合同关系来看，汪祺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本案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从未以汪祺继承人的身份向上诉人提出保险金理赔申请，截止本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上诉人能够确认的汪祺的合法继承人仍然是其法定继承人，即本案原审第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其次，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汪祺遗嘱没有进行认定，即该份遗嘱的效力至少是待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案中所涉及到的保险合同的合法受益人就是被保险人汪祺的法定继承人，即本案的原审第三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一审法院在明知遗嘱效力认定前，除本案原审第三人之外，其他人占有保险金均应当被认定为不当得利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占有保险金并非没有合法依据”。4、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处理和认定是不清晰、不明确的。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保险人汪祺和原审第三人银行卡中分别支付了两笔保险金，这一事实已经得到了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确认。因被保险人汪祺患病及身故，所产生的保险金共计208030.81元，而上诉人却实际支付了共计308030.81元，其中一笔10万元属于重复支付。如前所述，由于一审法院明确表述，本案中不处理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继承纠纷，则在本案中，保险金的合法继承人就是原审第三人，而非被上诉人。一审判决既然不查明及确认保险金的实际受益人，就应当认定被上诉人无合法依据占有保险金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却以“并非没有合法依据”及“自愿支付”为由，把上诉人当成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继承纠纷的牺牲品和提款机，这种判决是不应当得到支持的。一审判决既不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的效力进行认定，也不对实际存在的汪祺的法定继承人进行认定，而让上诉人自行承担额外支付保险金的损失，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证据错误。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部分载明对于遗嘱的三性不作认定，一方面却又因该遗嘱的存在在本案中认定被上诉人占有208030.81元保险金并非没有合法依据。这样依据未经认定的证据判定案件事实，是极其错误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混淆案件法律关系，是错误的。本案的发生基础是保险合同关系，是基于上诉人错误支付保险金导致的不当得利纠纷。因此，本案适用的法律应当是《保险法》及《民事诉讼法》，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继承纠纷与上诉人无关，亦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效力不做认定的情况下，就应当对“在遗嘱不存在的情况下，谁是保险合同项下的合法受益人”进行确认，而一审法院却恰恰忽视了这一事实，忽视上诉人的合理请求，更忽视了适用法律的规定，无视上诉人额外支付的保险金，继续将继承法律关系掺杂在本案中，依据一份并未被认定的遗嘱驳回上诉人的请求，是错误的。上诉人的义务是向受益人支付保险金，上诉人仅需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判断保险金的受益人。上诉人不是司法机关，无权判断及处理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继承纠纷。一审法院将本应由法院承担的义务强加于上诉人身上，要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继承纠纷买单，这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是错误的。四、关于诉讼请求的说明。原审第三人在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已明确表示，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其未取得的108030.81元保险金，因此，被上诉人对该部分款项的占有也应当属于不当得利，上诉人有权一并主张返还。请求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的（2014）杭余余民初字第497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208030.81元。
被上诉人汪燕答辩称：一、本案的情形不能构成不当得利。首先，被上诉人并未从上诉人汇款给汪祺的行为中直接获得利益。上诉人支付的保险金是直接汇款到汪祺账户上的，而不是被上诉人的帐户。其次，上诉人并未从汇款行为中受损。至于上诉人支付给原审第三人的10万元，是上诉人汇款给汪祺之后发生的，与本案无关，应当由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自行解决。据此，上诉人支付保险金的行为系履行保险合同的行为，并不是上诉人基于某种错误或失误而发生的，而是基于合同所为的履约行为。最后，即使被上诉人从汪祺帐户上获得收益，这样的收益也与上诉人的支付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这样的收益没有法律依据。二、本案的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故一审法院只需审查本案的情形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而无需审查基于继承法律关系而产生的问题。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多次提及被上诉人的继承资格问题，并认为一审判决没有明确被上诉人占有保险金的依据是什么，其实这些论述是将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与继承法律关系两者混为一谈。三、上诉人回避了自身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问题，而将问题抛给了一审法院是显然错误的。既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多次提到被上诉人占有保险金的合法性问题，指出一审法院具有明显偏袒和自相矛盾的错误之处。但上诉人却恰恰忽视了自身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问题。在一审中，上诉人作为原告，如果认为被上诉人没有占有保险金的合法依据，理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这样的证据。上诉人所坚持的本案的保险金只能由原审第三人汪荣林继承的观点只是其一己之言，将除了原审第三人以外的其他人都排出在继承人的范围外，是代替司法机关裁判的行为。按照上诉人的逻辑，所有的遗嘱效力都是待定的，那么法律关于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的规定在上诉人处都不能得到执行。上诉人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可以无视法律规定，任意向其认为合适的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这才是偏袒和自相矛盾的错误之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原审第三人汪荣林答辩称：原则上同意上诉人的观点，上诉人提出的原审认为汪祺遗产继承问题和本案的不当得利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又将此作混淆。根据上诉人的保险合同和自身的操作流程，上诉人应该把208030.81元的款项汇入原审第三人的帐号，但因失误汇入了被上诉人控制的帐号。这是因为上诉人汇错帐号，钱被被上诉人拿走被控制，这和原审第三人之间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把汪荣林列为原审第三人，因为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有遗产继承关系，以此作为理由拒绝交还上诉人款项的理由是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遗产继承的纠纷，这是他们之间另行主张的问题。原审对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淆，导致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查明本案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在不当得利纠纷中，主张发生不当得利的一方应先行就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承担举证责任，获利一方应就其获利的合法原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依据其与迅达公司签订的《保险单》，在汪祺病故后，将保险金打入汪祺投保时提供的开户名为其本人的授权账号，是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的行为，不存在错误给付。该款项进入汪祺名下帐户后，该款项的所有权应归属于汪祺的继承人。汪燕从汪祺名下帐户取款的行为即使存在侵权，其侵害的也是汪祺遗产继承人的权利，其行为对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不构成损害。至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履行保险理赔义务后，又向汪祺父亲支付100000元的行为与汪燕无关。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汪燕主张返还，缺乏法律依据。原审第三人汪荣林在一审答辩中要求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或汪燕支付保险金108030.81元，请求给付的对象及依据均不明确，故对该主张本案不予处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汪荣林的不明诉请予以实体处理欠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余民初字第4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驳回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余民初字第4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一审案件受理费4420元，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420元，由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审 判 员 李国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