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泰山民初字第1415号原告李某，女，汉族，1982年5月7日出生，住泰安市泰山区。委托代理人薛峥梅，山东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殷西军，山东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某，男，汉族，1962年10月26日出生，住泰安市泰山区。被告王某1，女，汉族，1963年1月20日出生，住泰安市泰山区。委托代理人韩永刚，山东拓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严娜，山东拓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某与被告郭某、王某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钦亮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的委托代理人薛峥梅、殷西军，被告郭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永刚、严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截止2013年4月8日，郭某向李某累计借款1000000元，约定自2012年10月12日至2013年4月8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方式，分批次汇入王某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12）。原告履行了借款义务，经原告多次催促还款未果，无奈之下诉至贵院，请求判决：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00000元，并赔偿自2014年8月份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郭某辩称，一、原告要求第一被告承担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损失缺乏事实理由，原告所依据的是2012年12月12日第一被告出具的借条一份，但是借条显然不真实，同时借条中所提到的款项，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履行。原告在诉状中自认该款汇入案外人王某2卡中，还有部分现金，根据合同法的相对性以及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借贷是否成立要综合考虑出借人是否有出借能力、借款人有无借款必要、双方之间的关系程度等。本案第一被告与原告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原告与第二被告根本不认识，原告也仅仅是一个普通职员，被告也仅仅是个普通市民，没有必要借贷100万元。因此从各种因素看，借贷关系不成立，要求偿还本金不支持，至于利息被告不能清楚知道原告为何从2014年8月1日算起，当然该损失被告不应承担。二、原、被告仅有过的一次经济往来是2014年4月6日原告及其配偶向李升刚借款100万元，第一被告是其中的担保人之一，后该款不能偿还，第一被告履行担保责任向李升刚支付503318元，该款第一被告现尚未向原告主张追偿。原告诉状中所说向被告多次催要不存在，事实上在2014年之后至现在起诉之时仅是电话联系两次，内容为第一被告向原告要钱。被告王某1辩称，原告所述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法律关系，两被告仅是在一块生活而已，并非是夫妻关系。同时整个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中没有看出原告要求第二被告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仅是将两个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人在一个虚假的借贷中作为被告，并且对两被告的工资全部予以冻结，造成两被告生活困难。两被告认为原告存在恶意诉讼的行为，会保留追究其恶意诉讼或者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其他的答辩意见同第一被告。经审理查明，2013年年底左右，被告郭某以借款人身份向原告李某出具借条一份，注明：今借李某（）现金100万元整（大写壹佰万元整），自2012年10月12日起至2013年4月8日止分批次以现金和银行转账方式汇入王某2农行卡号（王某62×××12）。借款人：郭某。借款日期：2012年12月12日。”以上借条中载明的“借款日期”并非借条的实际出具日期，借条的实际出具日期为2013年年底左右。被告郭某认可以上借条系其出具，但称当时其喝醉酒了；被告郭某对其以上辩称意见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据案外人王某3当庭提供的证言显示，当时在该借条的出具地即泰安市华易青年城附近统一银座，在场人并未喝酒。原告为证实其履行了款项出借义务的事实，当庭提交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八张，2013年2月5日、2013年3月2日、2013年3月11日的农行银行卡转账凭证三张以及2013年2月7日、2013年4月7日的农行银行卡业务回单两张。原告并述称：（1）其于2012年12月3日通过现支方式存入王某2账户42000元；（2）于2013年2月7日以现金存款方式存入王某2账户42000元；（3）于2013年3月2日15时36分以转支方式存入王某2账户5万元；（4）2013年3月2日以卡卡转账方式存入王某2账户5万元；（5）于2013年3月11日以转支方式存入王某2账户10万元；（6）于2013年3月11日15时15分以转支方式存入王某2账户5万元，（7）于2013年4月7日以转支方式存入王某2账户80万元；（8）于2013年6月4日以现支方式存入王某2账户41700元；（9）于2013年6月5日以现支方式存入王某2账户15900元；合计履行出借义务1149600元。据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并据证人王某2提供的证言显示：（1）2013年2月5日，王某2名下账户以卡卡转账方式进账50000元，该转账凭证由原告持有并于当庭提交，且经本院询问，案外人王某2对此予以认可；(2)2013年2月7日，王某2名下尾号0612农行卡账户以现金存款方式进账42000元，该存款业务回单由原告持有并于当庭提交，且经本院询问，案外人王某2对此予以认可；(3)2013年3月2日，王某2名下账户以卡卡转账方式进账50000元，该转账凭证由原告持有并于当庭提交，且经本院询问，案外人王某2对此没有异议；(4)2013年4月7日，原告尾号2912农行卡账户向王某2尾号0612农行卡账户转账支付80万元，且经本院询问，王某2对此没有异议；(5)2013年3月11日，原告尾号2912账户发生一笔10万元转支交易，原告称该10万元转到了王某2账户，经询问王某2，其称对没有回单的其保留意见;（6）2012年12月3日，原告尾号2912农行卡账户发生一笔42000元转支交易，原告称该款支付到了王某2账户；(7)2013年6月4日，原告尾号2912账户发生两笔合计41700元转支交易，原告称该款转到了王某2账户，经询问王某2，其称对没有回单的其保留意见;(8)2013年6月5日，原告尾号2912农行卡账户发生七笔合计15900元转支交易，原告称该款支付到了王某2账户，经询问王某2，其称对没有回单的其保留意见。本院向证人王某2当庭出示由原告提交的被告郭某于2013年底左右书写的借条，并询问其关于郭某向原告李某出具该借条的原因，证人王某2在其证言中陈述“……，这100万元是李某分批次的打入我的账户，……，根本没有100万元整款的存入，……”证人王某2以上证言显示，其认可李某向其名下银行账户分批次打款的事实，且其该项陈述与被告郭某在以上借条中书写的内容一致且能相互印证。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王某3出庭作证，王某3在其证言中述称：“……，之前郭某陆陆续续的借了很多钱，前面的钱没还，……”关于被告提交的有关谈话录音，证人王某3述称：“他跟我聊100万元的事，我就想聊100万元之前借的我们的很多钱，没有弄清楚。”关于证人王某3与原告李某的关系，王某3称其与李某法律上没有离婚，但李某三年没回家了，其认为是离婚了。另查明，被告郭某与被告王某1系夫妻关系。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原告主张从本案立案之日即2015年7月13日起计算。以上事实有借条、证人证言、银行卡明细对账单、银行卡转账凭证、银行卡业务回单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被告郭某认可涉案的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系其书写，其辩称当时其喝醉酒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根据证人王某3当庭提供的证言，当时在场人并未喝酒，故此对被告郭某所称以上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郭某为原告出具借条，对于出具如此大额的借条，其应当知悉并明白出具该借条所产生之责任或导致之结果，易言之其为原告出具借条必然事出有因。综合原告提交的借条、银行卡明细对账单、转账凭证、交易记录、证人王某2的证言及证人王某3的证言，可以认定被告郭某为原告出具此100万元借条，系双方对之前彼此间借款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的汇总与核算。被告郭某以借款人身份出具该借条，并在借条中明确注明了接收款项之案外人王某2的银行卡卡号，根据原告提交的有关证据、证人王某2的证言，能够认定借条中注明的100万元已实际支付；100万元借条中注明的借款发生区间为“自2012年10月12日起至2013年4月8日止”，而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3年年底左右，即借条系在以上时间区间经过之后才出具，同时该借条系对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汇总核算，此亦说明借条出具时涉案的100万元已实际支付。故此，对被告郭某欠原告李某100万元借款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被告郭某负有偿还原告100万元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义务。关于此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原告主张从本案立案之日即2015年7月13日起计算，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郭某与被告王某1系夫妻关系，该借款发生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其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王某1对被告郭某所负以上债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郭某、王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某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5年7月1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8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郭某、王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钦亮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王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