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深中法民终字第21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黄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某，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某，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阳英，女，汉族，××年××月××日出生，户籍地址湖南省衡南县××乡××号，身份证号码×××5021。
委托代理人何某，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欧阳英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2）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6年12月12日，被告接受了以刘某香作为投保人的投保并向刘某香签发了保单，该保险所投保险品种为综合个人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为刘某香，合同生效日为2006年12月13日；其中，意外身故的保险金额为10万元，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为本案原告欧阳英。之后，被告陆续收取了上述保险三个年度的保险金合计2473元。2009年11月2日，刘某香在湖南省衡阳市衡X县车X镇牌X街行走时不慎滑倒，后脑着地，当即死亡。2009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提出保险索赔，要求被告支付保险金10万元。之后，被告以“刘某香于1994年12月24日至1995年1月9日、2006年4月2日至12月25日期间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并住院治疗，因此，刘某香投保时不具备缔约主体资格，合同自始无效”为由予以拒赔；被告所作出的《不予赔偿通知书》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1月11日。2010年9月3日，被告将涉案保费2473元退给了案外人曹某君。
另查，上述保险的投保单显示：1、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刘某香，其住址是深圳市福田区某某花园Cxxx，其工作单位是深圳市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职位是内勤；2、就被保险人的健康情况，投保人就“是否曾经或正在接受药物治疗、外科手术或服用药物”、“是否患有精神病”等询问均勾了“否”；3、“投保人签名”与“被保险人签名”处所显示的签名均是“刘某香”，并有被告的保险营销员魏某飞作了见证签名。此外，涉案的《友邦综合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第三条责任免除部分规定了“被保险人因精神错乱或失常而导致的意外”属于免责。
又查，刘某香于1994年12月24日至1995年1月9日、2006年4月2日至12月25日、2007年5月22日至8月24日期间在接受治疗，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再查，原告欧阳英为刘某香的母亲。曹某君为刘某香的同母异父姐妹，其为深圳市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总经理，本案涉案的保险费由其向被告缴交。被上诉人欧阳英诉讼请求为：1、被告向原告给付保险金人民币100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至被告付清保险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2009年12月1日起计算，日利率万分之一点八五，利息暂计至起诉日为人民币16632元）；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的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名处所签署的名字是刘某香，而且，作为被告保险营销员的魏某飞也在投保单上签名确认见证合同的签署，因此，根据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规则，法院认定涉案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就是刘某香。被告仅仅根据刘某香于2006年4月2日至12月25日期间在接受治疗就认为投保人不是刘某香而是他人代为投保，依据并不充分，因为刘某香完全有可能在治疗期间来到深圳签署上述投保单。至于说出钱缴纳保费的人与法律上的投保人完全是两个概念，曹某君与刘某香是姐妹关系，曹某君出钱为刘某香缴纳保费是一种代付关系，不影响刘某香作为投保人的认定。因此，原告关于曹某君才是涉案保险合同的投保人的主张，证据并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虽然说本案涉案的保险合同签署时，投保人刘某香处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期间，但是，医学上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未经法定程序认定刘某香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情况下，应当认定刘某香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况且，即使刘某香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所缔结的合同也并非绝对无效的民事合同，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刘某香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则原告欧阳英是其法定监护人（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病历显示，订立涉案保险合同时，刘某香的婚姻状况为离婚），显然，原告对于刘某香所签署的上述保险合同的效力是予以认可的。因此，被告以刘某香签署合同时处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期间就认为涉案保险合同为无效合同，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刘某香作为投保人向被告投保综合个人意外伤害保险，被告出具保单确认承保，刘某香与被告之间成立了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从法院查明的情况来看，刘某香在投保时隐瞒了其患有精神分裂症并正在接受治疗这一情况，违反了保险法所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被告作为保险人，有权主张解除合同；但其解除合同的权利应当在合同成立之日起两年内行使。本案中，被告未在合同成立之日起两年内行使解除权，保险合同继续有效。现刘某香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了意外身故的保险事故，且保险事故的发生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故被告依法应当对作为受益人的原告作出理赔。被告所作出的拒赔决定，依据并不充分，法院不予认可。至于说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已经积极向被告提出理赔，在被告作出理赔决定之前，原告一直在等待被告的理赔结果，其并不知悉被告要予以拒赔，故谈不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因此，在原告已经提出理赔申请后，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拒赔时才开始计算。本案中，被告的拒赔通知书的落款时间虽然是2010年1月11日，但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于何时将拒赔通知告知原告，故被告主张以2010年1月11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作为提出时效抗辩的一方未能举证证明原告收到拒赔通知的时间，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认定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10万元，并承担从原告申请理赔之日起的延期付款利息。鉴于原告起诉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有误，法院予以纠正。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欧阳英支付保险赔偿款人民币1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2009年12月8日计至款项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欧阳英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16元，由被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原审判决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本案投保单由刘某香本人在深圳签署，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为错误。1、本案投保单是在与刘某香同母异父的姐姐曹某君的深圳家中签署。2、根据刘某香的住院病历显示，2006年4月2日至2006年12月25日期间，刘某香因严重精神分裂症复发，在衡阳市某某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而非在深圳。原审判决称“刘某香完全有可能在治疗期间来到深圳签署投保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3、发生保险事故后，曹某君和其丈夫张某出面与上诉人沟通索赔事宜，曹某君在收到上诉人发出的拒赔通知书后，也确认保险由其代为购买，保费由其支付。4、保险营销员在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中，只能通过身份证件核对投保人是否刘某香本人。此种核对并不能完全确认签署人与刘某香为同一人，尤其是在曹某君持有刘某香的身份证件的情况下。5、刘某香的住院病历可充分证实签订合同当时刘某香正在衡阳，不在深圳，该证据完全可以推翻被上诉人关于由刘某香本人签署投保单的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否定住院病历的证明力，认定保险营销员的见证签名为优势证据，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为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为错误。不论本案投保人是刘某香本人，还是曹某君，本案保险合同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如投保单由刘某香本人签署，则因刘某香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保险合同不能成立；原审判决称“未经法定程序认定刘某香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刘某香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属适用法律错误。1、如投保人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保险标的，投保受益人为第三人的死亡保险，要求投保人对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在此种情况下，投保人须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条规定“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刘某香因严重精神分裂症，于2006年4月2日至2006年12月25日期间的在衡阳市某某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病历显示刘某香“无自知力”，在入院前“自言自语，晚上通宵不眠，行为异常，拿100元给别人买犁回家，大清早一个人拿犁站在田地，说要耕田，喜欢买东西送别人”。根据住院病历，刘某香应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有作为投保人签订本案保险合同须具备的民事行为能力。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条规定“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第67条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故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可以径行认定相关当事人是否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并非必须以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相关认定作为前置程序。而本案中，衡阳市某某精神病院明确诊断刘某香患有精神分裂症，且在签订合同时，刘某香正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住院治疗，属于发病期间。根据前述相关规定，刘某香提出的投保本案保险合同的申请，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基于此无效民事行为和签订的本案保险合同，显然不能成立。（二）事实上，投保本案保险合同之投保申请是由曹某君以刘某香的名义提出，投保人为曹某君；曹某君对被保险人刘某香不具有保险利益，本案保险合同属无效合同。上诉人发出拒赔通知后，曹某君也明确确认保险系由其为刘某香购买，保险费由其支付。曹某君亦已确认该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据此要求上诉人退还全部保险费。上诉人根据曹某君的申请，已经将本案保险合同项下的全部保险费退还给曹某君。（三）本案保险合同中的死亡保险责任未经被保险人刘某香同意，死亡保险金额未经刘某香认可，故本案保险合同中的身故保险合同属无效合同。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基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而拥有的解除合同的权利未在2年内行使而已经消灭，属适用法律不当。1、投保人在签订合同中隐瞒了患有精神分裂症，且正在住院治疗的情况，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基于本案中刘某香患有精神分裂症已达将近20年，且多次住院治疗，本案投保人之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系出于故意。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下列情形下的期间自2009年10月1日起计算；（三）保险法施行后，保险人按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解除合同，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二年的”，在本案保险合同项下，基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被告解除保险合同的2年不可抗辩期间的计算，系自2009年10月1日起算，至2011年10月1日终止，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被告合同解除的权利应当在合同成立之日起两年内行使。3、基于投保申请并非由刘某香提出，且签订保险合同时刘某香正因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而住院治疗的情况，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主张本案保险合同为无效合同，不应就刘某香的身故事故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故虽然存在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亦无须由上诉人额外采取解除保险合同的措施，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解除合同之措施亦无从实施。4、在上诉人发出拒赔通知书时，尽管可以确定刘某香非本案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但不能确定具体的投保人，而解除合同的决定只能向投保人或者继承投保人权利的人作出。在此种情形下，上诉人亦无从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5、尽管如此，上诉人在收到调查公司于2009年12月23日出具的调查报告，获悉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存在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后，即于2010年1月11日发出不予赔偿通知书，在该通知书指明了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事实，和如果投保人如实告知此情况，上诉人将不予承保。上诉人在此通知中，亦说明了在保险合同被认定为有效的情况下，上诉人将解除合同。6、不论基于合同不能成立，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还是基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理由，上诉人均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解除合同所针对的只能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解除合同的决定和合同无效的理由相互冲突。在此种情形下，上诉人亦只须说明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决定，并说明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各种理由，而无须单独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7、事实上，如果合同无效，投保人可要求返还全部保险费，如果基于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无权要求退还保险费。在此种情况下，上诉人说明保险合同无效，亦有利于投保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末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该解除合同的权利已经消灭，属适用法律不当。
四、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于何时将拒赔通知告知上诉人为由，认定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保险合同已经明确约定通讯地址，即投保人／被保险人地址为“深圳市莲花路xxxx号某某L-
xxx“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中明确约定“本人同意在投保单上载明的住所及通讯地址乃作为保险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此后，被上诉人提出索赔申请时，所填写的通讯地址亦为“深圳市莲花路xxxx号某某家园L-
xxx”。在保险合同期间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未修改保险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故上诉人在2010年1月11日向前述通讯地址发出《不予赔偿通知书》。曹某君在2010年4月22日向上诉人提交的关于退还保险费的《说明》可以证明在2010年4月22日之前，上诉人发出的《不予赔偿通知书》已经送达至该地址。曹某君在收到《不予赔偿通知书》后，对该通知书未提出异议，随后基于保险合同无效的理由，要求上诉人退还保险费，此退费申请完全可以证明《不予赔偿通知书》已经送达。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确认收到了上诉人发出的不予赔偿通知书。上诉人称其是在2010年8月才收到该《不予赔偿通知书》不符合事实，亦与曹某君提出退费申请的时间相矛盾。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发出的《不予赔偿通知书》后，并未提出异议，认可本案保险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并要求上诉人退还保险费，此后未再向上诉人提出任何给付保险金的请求。而一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的应诉文件反映，被上诉人最早也是在2012年5月22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欧阳英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提交署名为刘某香的《人身意外与健康保险投保单》主张本案诉求，该投保单签署时间为2006年12月12日，保险合同编号为A5××××185，被保险人为刘某香，被保险人住址及单位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xxxx号某某家园L-
xxx，注明同于被保险人住所，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上诉人欧阳英，住址同上，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签名处落款为刘某香，上诉人公司营销员签名，并载明签署地为深圳。
刘某香在2009年11月2日死亡后，欧阳英作为索赔申请人于2009年12月8日向上诉人提交《保险金给付申请书》提出保险索赔申请。须“索赔申请人填写”的栏目第一格中载明被保险人刘某香及其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为上述某某家园L-
xxx人称其进行相关调查后于2010年1月11日向某某家园L-402邮寄送达《不予赔偿通知书》，载明收件人为欧阳英和曹某君。2010年4月22日，曹某君向上诉人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关于保险合同编号为A5××××185，保费一直由本人垫付，希望贵公司把此保费退回到本人以下帐户……”2010年8月24日，曹某君再次向上诉人出具声明，内容为：“本人为刘某香购买保险一事属实，保费在本人以下帐户支出，并请将保费退回到以下帐户……”
上诉人由此主张，被上诉人欧阳英在《保险金给付申请书》中填写其女曹某君的住址为联系地址，曹某君已经收到《不予赔偿通知书》方提交以上《说明》和声明，且曹某君在声明中承认涉案保险由其代为购买；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欧阳英并未收到《不予赔偿通知书》，且曹某君作为非专业人士，将代付保险费说成为购买保险很正常。
被上诉人称其于2010年8月才收到《不予赔偿通知书》，《保险金给付申请书》索赔人申请人填写栏中所有项目均为保险营销员代为填写，被上诉人欧阳英只是在“索赔申请人”处签名，且该申请书所列的通讯地址系被保险人刘某香的通讯地址，而非被上诉人地址，被上诉人提出索赔申请时上诉人并未要求被上诉人留下本人的通讯地址。经查，欧阳英在“索赔申请人”处的签名与索赔申请人填写的内容明显不同，而与保险营销员字迹相似。上诉人二审承认《保险金给付申请书》第一格反映的是涉案投保单的状态。
被上诉人于2012年5月21日就本案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该案于2012年5月22日被受理。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2010年4月22日前收到《不予赔偿通知书》，故其起诉超出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认为其于2010年8月收到《不予赔偿通知书》，故起诉未过诉讼时效。
上诉人于一审时提交广州市某某企业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某某保险调查报告》，证实刘某香患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的情况。被上诉人对报告真实性不予确认。该报告同时显示，刘某香系于街上行走时，不慎滑到，后脑着地，当即死亡。
上诉人于二审时提交上述公司出具的《某某保险调查报告》，并附有刘某香2006年4月2日到12月25日在衡阳市某某精神病医院住院病案首页、护士记录纸、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三测单和三测记录。上诉人认为，以上证据可以证实刘某香在保险合同订立的2006年12月12日在衡阳住院治疗，而非在深圳，保险合同并非刘某香本人订立。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即使2006年12月12日下午15：00作完三测记录后，刘某香也可以在当日到深圳投保，且上诉人的保险营销人员在投保单上签名即表示其确认了刘某香的身份，并接受刘某香的投保。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上诉人在刘某香死亡后向上诉人申请理赔时在《保险金给付申请书》中作为索赔申请人签名，应由索赔申请人填写的内容字迹均明显与被上诉人字迹不同，而与保险营销员字迹相似，以上情况应可以证明被上诉人除签名外并未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的其他内容；而且，索赔申请人填写的第一格内容中，记载了被保险人刘某香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其上的通讯地址亦为涉案投保单上记载的住址和单位地址，上诉人于二审时承认该第一格反映的是涉案投保单的各项状态，故即使应由索赔申请人填写的内容均为被上诉人本人填写，被上诉人有关其并未被要求在《保险金给付申请书》中提供自己的通讯地址的主张，亦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由此，上诉人在未取得被上诉人通讯地址的情况下，将《不予赔偿通知书》邮寄到某某家园L-
xxx，并由曹某君收取的事实，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亦收到该通知书，故上诉人有关应从发出《不予赔偿通知书》的2010年1月11日或从2010年4月22日曹某君提交《说明》时起算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提出本案诉讼超出诉讼时效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被上诉人知悉不予赔偿的具体时间，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被上诉人主张于2010年8月才知道上诉人不予赔偿一事，本院予以采信，由此被上诉人于2012年5月22日就本案纠纷提起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对上诉人有关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投保单的投保人问题。因涉案投保单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名处所签署的名字均为刘某香，并且上诉人的保险营销员亦在投保单上签名确认见证合同的签署，由此该合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有关刘某香于投保单签署期间在接受治疗故投保人并非刘某香的主张，依据不充分。曹某君主张系其为刘某香缴纳保费，上诉人因此认为曹某君是涉案投保单的投保人，并无证据支持，故上诉人有关涉案投保单的投保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涉案投保单的投保人系刘某香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投保人刘某香在签署涉案投保单时处于精神分裂证的治疗期间，但因其并无经过法定程序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上诉人有关刘某香签署的合同应属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刘某香在投保时隐瞒了其患病且在接受治疗的情况，故其违反了保险法所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有权主张解除合同，但其解除合同的权利应当自涉案合同成立之日起两年内行使。因上诉人自合同成立两年内未依法行使权，故上诉人有关无须支付保险赔偿款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上诉人未要求被上诉人退回保险金款项，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保险赔偿款10万元及其延期付款利息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16元，由上诉人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雪 梅
审 判 员 黄 国 辉
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嘉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