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吴民初字第1262、1273号
原告（被告）陶义洋。
委托代理人ＸＸ，苏州市吴中区兴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原告）苏州一太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南湖路69号。
法定代表人邴起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建江，苏州市吴中区木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陶义洋与苏州一太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太公司）互为原、被告的两件劳动争议纠纷，本院分别于2013年10月9日、同月1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将两案并案审理。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史华松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陶义洋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一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建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吴民初字第1262号案件的原告陶义洋诉称，其于2007年5月至被告一太公司上班，从事厨师工作。其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最后一期书面劳动合同至2012年2月9日届满，嗣后被告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其支付工资。上班期间被告存在未足额向其支付加班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及未及时办理社保等问题。2013年6月29日，被告将其辞退。其向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因对部分仲裁裁决不服，故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一太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差额75343元；支付2012年2月9日至2013年6月期间的二倍工资37466元；支付经济赔偿金44278元；补发拖欠的工资人民币3307.50元。
（2013）吴民初字第1262号案件的被告一太公司辩称，就原告主张的加班工资，劳动仲裁裁决未予支持，该裁决认定事实清楚，对原告的该项请求应不予支持。其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于2008年3月成立，一年内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其无需支付二倍工资；若原、被告之间存在五份书面劳动合同，按劳动法的规定，十年内只应签订两份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此后视为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故其也不支付二倍工资；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间，其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上述期间不需支付二倍工资。另原告系自动离职，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原告主张补发拖欠工资数额应为1936.96元，而非仲裁裁决确定的3307.50元。
（2013）吴民初字第1273号案件的原告一太公司诉称，其起诉意见与（2013）吴民初字第1262号案件的答辩意见一致，请求判令其不支付陶义洋加班工资差额、双倍工资差额、经济赔偿金，支付陶义洋工资差额1936.96元。
（2013）吴民初字第1273号案件的被告陶义洋辩称，其答辩意见与（2013）吴民初字第1262号案件的起诉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陶义洋原系一太公司职工，从事厨师工作。2008年4月18日，一太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陶义洋支付工资1856元，其后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向陶义洋发放工资。陶义洋表示，双方最后一期书面劳动合同期限于2012年2月9日届满，一太公司表示2012年2月9日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其又与陶义洋签订了下一年度的书面劳动合同，但该劳动合同被陶义洋拿走撕毁，其无法出具书面劳动合同，陶义洋对此不予认可。一太公司未提供劳动行政部门劳动合同备案清单，也未进行电子合同备案。自2012年9月开始，一太公司为陶义洋办理了社会保险；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间，一太公司每月从陶义洋的工资中代扣社保费用226元。
陶义洋在一太公司工作至2013年6月29日。一太公司向陶义洋出具离职证明一份，载明：“兹有苏州一太服饰有限公司员工陶义洋同志于2013年6月29日自愿申请离职，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已正式办理离职等相关手续。以后一切相关事宜均与我司无关。特此证明。”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1日。一太公司于2013年6月29日还形成关于补发陶义洋2013年3、4、5月份薪资的《内部签呈》一份，明确陶义洋2013年3月份实际薪资为2766元，应发薪资为3218.50元，应补薪资452.50元；4月份实际薪资为3020元，应发薪资3642元，应补薪资622元；5月份实际薪资为2126元，应发薪资为3359元，应补发1233元；3个月共需补偿薪资2307.50元。一太公司人事部在《内部签呈》上盖章。
审理中，陶义洋提供期间分别为2007年5月18日至2008年5月17日、2008年3月15日至2009年3月14日、2009年2月20日至2010年2月19日、2010年3月17日至2011年3月16日、2011年2月10日至2012年2月9日的五份劳动合同，上述劳动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分别是2007年5月18日、2009年3月15日、2009年2月20日、2010年3月17日、2011年2月10日。陶义洋提供上述劳动合同用以证明其月工资计发标准为1800元。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中（此次庭审陶义洋本人未到庭参加诉讼），陶义洋的代理人表示，上述劳动合同均是一太公司盖章后交给陶义洋的，陶义洋在2012年年底自行填写了上述劳动合同。在第二次庭审中，陶义洋本人则作出与其委托代理人完全不同的陈述，其表示上述劳动合同均是分别签订的，实际签订时间与劳动合同所载明的签订时间相一致。经查，陶义洋提供的劳动合同存在有的前后内容不能衔接、有的劳动合同期间等系复印形成的问题。一太公司表示，陶义洋系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劳动合同最后一页并加盖了单位公章；且公司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都与苏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挂钩并同步调整，不可能与陶义洋将工资约定为固定的1800元，公司也不可能将空白劳动合同交与劳动者自行填写，陶义洋陈述的事实不合常理。一太公司在劳动争议仲裁和审理程序中均提出可以申请鉴定，但陶义洋不同意鉴定。一太公司还制作了2011年4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加班时间及工资发放情况表，陶义洋对该情况表反映的加班时间、工资构成、应发工资及备注栏中的内容等不持异议，但认为工资计发基数应是1800元，而非一太公司在情况表中确定的苏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表载明2011年4月至2012年5月的工资计发基数为1140元，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的工资计发基数为1370元）。经核，上述情况表载明的陶义洋2013年3月、4月的应发工资、实发工资和需补发情况与《内部签呈》上的相关金额相吻合。
2011年4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加班时间及工资发放情况表明确，2012年3月至2013年4月期间，陶义洋的应发工资分别是2769元、3018元、3133元、3040元、3150元、2921元、3084元、3097元、3073元、2402元、3240元、2752元、3218.50元、3642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根据一太公司《内部签呈》的内容可以确定陶义洋2013年5月份的应发工资是3359元；一太公司提供陶义洋2013年6月薪资表，证明2013年6月份扣除单位代缴社保后的实发工资应为1607元，陶义洋对此予以确认。另，陶义洋2013年3月实际发放工资为2540元；4月份的实际发放工资为2794元；5月份实际发放工资为1900.60元。一太公司最后一次发放工资时间为2013年7月25日，金额为1978.46元。
审理中，陶义洋表示，尽管其主张的实际入职时间为2007年5月，但其认可以一太公司首次通过银行发放工资的时间，即2008年4月18日作为确定入职时间的依据。一太公司对以2008年4月18日作为确定入职时间的依据无异议。
陶义洋以一太公司应补发加班工资、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等为由，向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一太公司支付加班工资75343元；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7466元；支付经济赔偿金44278元；补缴2007年5月至2012年8月的社会保险费；补发拖欠的工资人民币3307.50元。该委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裁决，由一太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32980.87元、经济补偿金16948.47元、工资差额3307.50元；驳回陶义洋的其他申请请求。陶义洋和一太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故分别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陶义洋提供的劳动合同、离职证明、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内部签呈》、吴劳人仲案字（2013）第719号仲裁裁决书，一太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加班时间及工资发放情况表、2013年6月薪资表、首次参加社会保险人员情况表、苏州市区用人单位职工退工停保申报表、案外人江某某的劳动合同及本院调取的劳动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本案谈话笔录、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审理中，本院曾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故调解未成。
本院认为，陶义洋要求支付加班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理由如下：一、陶义洋提供五份劳动合同用以证明其月工资计算基数始终为1800元，但在两次庭审中陶义洋及其委托代理人对劳动合同的形成陈述不一，互相矛盾。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劳动者而言意义重大，劳动者理应记得劳动合同签订事宜，劳动者向委托代理人反映的事实与其自身当庭陈述不一，致本院对上述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存有合理怀疑。二、上述劳动合同中存在前后内容不能衔接、劳动合同期间等系复印形成的问题，且陶义洋不同意进行鉴定，这进一步动摇了采信上述证据之基础。三、考察一太公司制作的2011年4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加班时间及工资发放情况表，该情况以苏州市最低工资为月计发基数，并根据最低工资实际变动的情况对工资计发基数进行相应调整（工资计发基数调整时间与苏州市最低工资调整时间相符），因双方当事人对情况表反映的加班时间、工资构成、应发工资及备注栏中的内容等一致，可以反向推导认定双方协商确定的月工资计发基数就是苏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而非固定的每月1800元，故一太公司对事实的陈述更为可信。综上，对陶义洋主张应以1800元为月工资计发基数并由一太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差额75343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陶义洋主张的二倍工资差额。劳动合同期满继续留用劳动者工作，自期满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自劳动合同期满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本案中，尽管一太公司主张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12年2月9日届满后又签订了新一年度的书面劳动合同，并陈述该劳动合同被陶义洋撕毁，但其未能就其所述事实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定双方最后一期书面劳动合同期限于2012年2月9日届满。尽管一太公司于2012年9月已经为陶义洋办理了社保，但办理社保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不能产生同等法律效果，且一太公司既未就其主张存在的劳动合同提供劳动行政部门劳动合同备案清单，也未进行电子合同备案，不能视为双方已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2012年3月10日至2013年2月9日期间，一太公司应当向陶义洋支付二倍工资，对陶义洋主张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陶义洋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期间每个月的应发工资数额，经核算，一太公司应支付的二倍工资差额为人民币33008元。
关于陶义洋主张的经济赔偿金。陶义洋主张一太公司将其辞退，一太公司认为陶义洋系自动离职，双方均不能证明各自主张，但审理中被告一太公司表示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本院综合上述情况推定双方于2013年6月29日合意解除劳动关系，由一太公司向陶义洋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双方均认可2008年4月18日作为计算经济补偿金年限的依据，经核算，一太公司应支付陶义洋5.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另外，结合2011年4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加班时间及工资发放情况表及《内部签呈》进行核算，一太公司与陶义洋合意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的平均工资为3082元，故经济补偿金金额为人民币16951元。
关于陶义洋主张的部分欠付工资。根据2011年4月至2013年4月期间的加班时间及工资发放情况表、《内部签呈》及双方一致确认的2013年6月薪资表，陶义洋2013年3月的应发工资是3218.50元（扣除单位代缴社保226元后实发工资应为2992.50元），该月实际发放工资为2540元，尚欠付工资452.50元；4月份的应发工资是3642元（扣除单位代缴社保226元后实发工资应为3416元），该月实际发放工资为2794元，尚欠付工资622元；5月份的应发工资是3359元（扣除单位代缴社保226元后实发工资应为3133元），该月实际发放工资为1900.60元，尚欠付工资1232.40元。经核，一太公司欠付2013年3月、4月、5月份工资共计人民币2306.90元。另外，2013年6月份扣除单位代缴社保后的实发工资应为1607元，一太公司最后一次发放工资金额为1978.46元。经核算，一太公司尚欠付陶义洋工资金额为1935.44元。一太公司表示欠付工资为1936.96元，本院予以确认，故一太公司应给付陶义洋未足额支付的工资1936.96元。综上，一太公司应向陶义洋支付二倍工资差额33008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6951元，支付未足额支付的工资1936.9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苏州一太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陶义洋二倍工资差额33008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6951元及未足额支付的工资1936.96元。
驳回陶义洋的其他诉讼请求。
驳回苏州一太服饰有限公司除支付陶义洋工资差额1936.96元以外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20元，由被告苏州一太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帐号：10×××99。
审 判 长 史 华 松
人民陪审员 王晓明人民陪审员周菊芬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杜 荣 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