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0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深，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瑞慰，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丁志勇，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潘新翀，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秀玲，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代理人：李能贤，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志深、张瑞慰与被上诉人杨秀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钟民初第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秀玲与李志深系朋友关系。2015年2月7日，李志深向杨秀玲出具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交杨秀玲收执。借款借据载明：本人李志深现向杨秀玲借款人民币弍佰万元正（200万元）。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杨秀玲借给本人李志深人民币弍佰万元正（200万元）。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的落款时间均为2013年4月4日，且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和逾期还款利息。李志深与张瑞慰是夫妻关系。2013年4月4日、9月4日、2014年5月9日、9月23日，杨秀玲分别向李志深汇款100万元、20万元、47万元、945175元，共计2615175元。2013年5月12日、6月8日、7月19日、8月14日、9月22日、10月11日、11月4日、12月7日、2014年1月13日、2月20日、3月6日、3月26日、4月24日、6月5日、7月4日、8月6日、12月23日、12月25日、12月31日、2015年1月5日，李志深分别向杨秀玲汇款2万元、2万元、2万元、2万元、22.2万元、2万元、2.2726万元、2.27万元、2万元、2万元、2万元、5762元、2万元、4.3万元、4.5万元、4.5万元、15万元、19万元、3万元、15万元共计1106188元。2014年10月8日、10月24日、11月6日、12月4日，李志深分别向案外人冯杰欣汇款4.5万元、3万元、4.5万元、15万元，共计27万元。原审诉讼中，杨秀玲表示其于2013年4月4日、9月4日、2014年5月9日、9月23日分别借给李志深100万元、2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共计270万元，其中，2013年9月4日的借款李志深在借款当月已经还清，该款项未写借条；其余的250万元某分别出具了三张借据交其收执。之后，李志深于2015年1月还了50万元，其拿三张借据去催收借款，后经双方同意将三张借据合并为一张借据，故李志深于2015年2月7日向其出具了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但借款时间还是签回2013年4月4日，至于原来的借条由李志深收走了。以上事实，有借款借据、收款收据、借条、汇款记录、电话录音、短信记录、QQ信息、工商登记信息、结婚登记记录、报警回执、照片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杨秀玲主张李志深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向其借款且双方于2015年2月7日对所借款项进行了确认，并提供了借款借据、收款借据、汇款记录、借条、电话录音、短信记录、QQ信息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亦与杨秀玲的陈述相符，足以证实李志深借款的事实，故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至于借款金额，因李志深偿还了部分款项，且杨秀玲与李志深于2015年2月7日就借款事实、借款数额重新进行了清算和确认，双方对借款数额达成一致，故李志深的借款数额应以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确定的200万元为准。综上，李志深向杨秀玲借款，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杨秀玲可随时向李志深主张，现杨秀玲要求李志深偿还20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志深主张2015年2月7日的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系受杨秀玲胁迫而签写的，但李志深实际出具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的时间是2015年2月7日，而李志深报警的时间是2015年2月11日，李志深相隔三天后才报警与常理不符，且亦无证据证实报警的原因，在无证据证实李志深系受胁迫的情况下，对李志深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逾期还款利息，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和逾期还款利息，故原审法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张瑞慰与李志深为夫妻关系，上述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张瑞慰未能举证证实上述债务为李志深的个人债务，故张瑞慰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李志深偿还杨秀玲200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上述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二、张瑞慰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偿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李志深、张瑞慰负担。判后，上诉人李志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中依据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作出的关于杨秀玲与李志深“于2015年2月7日就借款事实、借款数额重新进行了清算和确认，双方对借款数额达成一致”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杨秀玲提出的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中所描述的李志深于2013年4月4日向杨秀玲借款200万元并且款项已经交付的情况是虚构的。因此该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并无法律效力。（一）杨秀玲在开庭时当庭承认2013年4月4日这笔200万的借款是不存在的，同时承认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上“2013年4月4日”的日期是倒签上去的，该两张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的真正签署时间是2015年2月7日。由此可以确定，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实际上是虚构的，由于没有真实的借钱行为和真实的资金流转，因此,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不具有法律上借条和收据的法律效力。（二）杨秀玲在法庭上主张200万元的借款均是转账给李志深的，但本案证据中并无任何转账记录能与杨秀玲主张的2013年4月4日借款200万元相互印证。相关转账或在时间或在金额方面与借款借据、收款收据矛盾。二、原审判决中关于李志深“相隔三天后才报警与常理不符”的说法也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不但内容虚构，而且是李志深在收到恐吓的情况下签署的。2014年11月份，杨秀玲与李志深因合作产生矛盾，2015年2月7日下午，杨秀玲为迫使李志深和她处理双方的合作事宜，带了其儿子和两个追债公司的男子，到李志深位于佛冈的工作场所，威胁李志深退钱，由于受到家庭及人身安全的威胁，李志深被迫签署了两份虚构的其于2013年4月4日向杨秀玲借款200万元的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并被对方强行拍摄了自己的身份证。该两名追债公司男子留下了“敢报警就让你见识我们的手段”的威胁后离开了。然而，签署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的当天晚上，李志深便接到要其立即还款的电话，并扬言不还就用非常手段。果然第二天，在李志深夫妻生活工作有关的场所周围全部贴满了关于李志深借款200万不还的大字报及两张虚构的借据和收据。之后李志深接到如果不还钱就有更厉害手段的威胁电话。为减少影响，李志深自行清理了大字报，由于担心家庭受到牵连，李志深当时没有选择报警。但是威胁电话继续打来，而且大字报贴得更加疯狂。在几近崩溃的情况下李志深和妻子商量后选择报警。于是李志深妻子张瑞慰在2月13日又再次报警，威胁行为才慢慢消失。三、杨秀玲在庭上转而主张两张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是李志深对之前多次借款数额共计200万元的确认，也与事实不符。原审立案时，杨秀玲在民事起诉状事实理由中陈述：李志深向其借款200万元快满两年不还才决定起诉。该主张明显和借款借据、收款收据的内容是印证的。开庭时，杨秀玲见李志深代理人对借款借据、收款收据上2013年4月4日的时间和事实不确认，知道虚构事实难以蒙混过关，于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转而主张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中200万元是李志深对之前多次借款的总额的确认。杨秀玲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临时改变自己关于本案基本事实的主张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此外，该新的主张也明显与本案证据矛盾，根本不是事实。首先，从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的内容来看，显然是关于某次的借款行为，而非杨秀玲所述的对之前多次借款总额的确认。从时间上看，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的时间是倒签的2013年4月4日，如果双方是对之前借款总额的确认，根本不需要倒签时间。其次，杨秀玲本身的主张与其举证以及本案证据相互矛盾。杨秀玲举证其曾于2013年4月4日转账给李志深100万元，又于2014年9月22日分两次共转账94万多给李志深，加起来总额才200万不到，与200万的借款额也不印证，而在此期间李志深也多次转账给杨秀玲，一来一往差额也不过几十万，何来确认200万的欠款？因此，事实是杨秀玲临时拼凑出借款借据、收款收据和转账之间的关联性，企图达到令法院承认其借款借据、收款收据真实性和法律效力的效果。四、原审判决所依据的部分证据材料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中，电话录音、微信、QQ对话信息、银行流水等为杨秀玲庭后提供的证据，均超过举证期限，同时不属于《证据规则》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新的证据”，因此不应被采纳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在上述证据材料均没有在法庭上出示原件，同时李志深对上述证据材料不予以确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应将上述证据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李志深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杨秀玲提交的关键证据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有明显瑕疵，原审法院在没有对此进行充分审查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偏听偏信，必须予以纠正。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二、依法改判驳回杨秀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三、由杨秀玲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张瑞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尽管张瑞慰与李志深是夫妻关系，但其对于李志深与杨秀玲之间的金钱往来一概不知，因此，无论借款成立与否，张瑞慰无须承担责任。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二、依法改判，驳回杨秀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三、由杨秀玲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杨秀玲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被上诉人杨秀玲在原审中诉请判令：1、李志深偿还杨秀玲借款200万元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张瑞慰对诉讼请求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李志深、张瑞慰承担。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评析如下：一、原判决采信的电话录音、微信、QQ对话信息和银行流水等证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被上诉人为向上诉人主张债权而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上述证据，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开庭审理，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当庭质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上诉人提供的反证，综合采信上述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原判决采信证据合法有效，并无违反法律规定。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借据、收款收据、汇款记录、借条、电话录音、短信记录及QQ信息等证据，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证明了上诉人李志深确有与被上诉人发生借款的事实，并与被上诉人杨秀玲于2015年2月7日对两人从2013年至2014年期间的借款数额和借款事实重新进行了清算和确认。上诉人虽否认借贷事实，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原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收据上确定的200万元借款额真实。至于上诉人李志深上诉称自己是受到胁迫才签订该借款借据和收款收据的上诉理由，上诉人李志深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此外，由于借款借据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利息，原审判决李志深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200万元本金并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上诉人张瑞慰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两上诉人为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发生于两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张瑞慰未能举证证明该债务为李志深的个人债务，因此，张瑞慰理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李志深、张瑞慰的上诉理由不充分，对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李志深、张瑞慰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邓永军审判员  曲卫东审判员  江闽松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林煜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