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10民终23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发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关治国，山西中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文敏，山西中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州市师庄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闫会滨，乡长。委托代理人：任会斌，霍州市辛置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县曹井公司”）与被上诉人霍州市师庄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师庄乡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经霍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5）霍民初字第9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吉县曹井公司的起诉。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晋10民终301号指令审理的民事裁定书。该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17）晋1082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发三，委托代理人关治国，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委托代理人任会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中，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组织机构代码证。3、吉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证明。4、开户许可证。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的法人主体资格。5、老张湾乡人民政府出具的收据。用以证明被告欠原告药材苗款的事实、欠款金额和欠款时间。6、吉县曹井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7、证人鲁某、尚某、陈某、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证人的身份。8、吉县公安局曹井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徐发三曾用名徐发山。9、鲁某出具的情况说明。10、股东会议纪要。用以证明鲁某是原告公司董事长，曹井村是原告公司的大股东，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11、证人鲁某出庭作证。12、证人尚某出庭作证。13、证人陈某出庭作证。14、证人徐某出庭作证。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为支持其主持其主张提供了张文轩出具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2010年12月至2013年4月张文轩时任霍州市师庄乡乡长，在此期间，本案的原告从未到师庄乡人民政府主张过权利。原审审理中双方质证意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供的全部证据。被告对证据7、8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证据1、2、3、4、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只是一个收条，不是欠条，而且该收条是向鲁某个人出具的，与本案原告没有关系，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该证据只是一个事实证明，系间接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9属于鲁某个人的主观意思表示，鲁某在公司任董事长应当出示公司的章程来说明，鲁某不是公司法人，其实施职务行为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在没有相应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案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证据10，村委占2/3的股份，鲁某和徐发三占1/3的股份，被告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被告对证人鲁某的证言提出异议，根据其陈述“先签订合同后出具收条，合同是和师庄乡人民政府签订的”，因收条是老张湾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老张湾乡是于2001年并入师庄乡的，所以被告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属实，不应采纳。原告对其提供的证据发表支持意见如下：证据5欠条的内容包含了合同的基本要素，并且明确写明了“欠总计”,足以说明欠款事实的存在。证据6证明了鲁某的身份，证明了证据10的真实性，证明了原告公司向被告提供药材苗的情况。证据10证明村委是大股东，徐发三代表村委参加了股东会，因此该股东会议纪要真实。二、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且在该证明中有一部分内容不符合事实，并且关于老百姓卖苗的事没有写，不过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确实收到了原告公司的药材苗。原审法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被告提供的全部证据都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本案的相关事实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纳，但证据是否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以及证明效力的大小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5其形式是收条而非欠条，只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提供的党参苗的数量及价格，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需结合合同的约定才能加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6因其中关于药材苗是怎么到达霍州的，其说法与先前提供的相关证据不一致，因而关于这部分内容的事实无法予以认定。关于证人鲁某的证言,鲁某是原告的董事长，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其提供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而且在其证言中，其提到：“2000年8月和师庄乡人民政府签的合同“,因老张湾乡人民政府当时还未并入师庄乡人民政府，所以其证言存在瑕疵。此外，其主张有合同却不能就合同的要素内容进行陈述。综上，其证言不能单独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人尚某、陈某是原告公司的员工，其证言能够证明尚某、陈某、徐发三自2001年开始多次向霍州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索要药材苗款。证人尚某的证言中还包括：“开发办答复扶贫款下来给钱，后来又说扶贫款不好弄，等其办信用社贷款还钱。”这部分内容与原告主张依据收条可以认定师庄乡人民政府是债务人相冲突，故原告提供的收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单独作为向被告主张债权的凭证。被告提供的证据即张文轩出具的证明，其中关于证明2010年12月至2013年4月期间，原告没有找被告主张过权利的部分，鉴于其内容与原告方证人证明的内容一致，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关于“当时原告公司承诺老百姓种植，公司回收，公司在老百姓腾地一年后才拉来参苗，而且老百姓种植后，这家公司再不见踪影”等内容，因其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此部分无法认定。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徐发三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种子繁殖、收购加工等，鲁某为该公司董事长。2000年11月该公司向霍州市老张湾乡人民政府提供党参苗。2000年11月22日，霍州市老张湾乡人民政府出具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鲁某党参苗壹佰亩，每亩伍仟棵，每棵壹角伍分计伍拾万棵，欠总计柒万伍仟元”。老张湾乡人民政府后合并于霍州市师庄乡人民政府。自2001年开始原告工作人员多次到霍州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索要上述收据载明的款项。2010年12月至2013年4月期间，原告没有找被告索要上述收据载明的款项。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还查明，2000年11月22日的条据上加盖有老张湾乡人民政府印章，并有相关人员签字。对该份条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师庄乡人民政府并无异议，但认为该条据显示的债权人是鲁某而非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被上诉人认可是和鲁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对条据所涉7.5万元的给付，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称不清楚款项有无支付，该收据是综合开发局的领导把当时老张湾乡的领导叫去然后出具的，但没有证据证明该主张，也没有支付过该款项的证据可以提供。还查明鲁某在2015年9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在2000年4月14日，经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董事会选举通过，任我为公司董事长，负责对外工作。在工作期间销往霍州市老张湾乡、冯村乡、闫家庄乡的药材苗属于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于本人无关。三个乡所出具的药材欠款单据，实际债权人为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该公司如以债权人的身份向上述债务人主张权利，我没有任何异议。另审理中，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称当时药材苗送到了被上诉人处后，发放给了农民，但农民私自将药材苗大量出售，上诉人发现后，才返回找到被上诉人，经双方核实情况后才出具的欠据。还查明，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未提供出具条据的经办人就本案相关内容进行的作证。以上为本案基本事实。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以被告出具的收据向被告主张债权，要求被告偿还药材苗款75000元，应当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成立即买卖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否认其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未能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虽然证人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双方签订过买卖合同，但鉴于其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对合同的要素内容进行说明、证言中存在矛盾之处，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据以主张债权的依据是被告于2000年11月22日向其出具的收据，但根据原告方证人尚某、陈某的证言，自2001年开始原告多次向霍州市农业综合开发办索要该款项，而未向被告索要过该款项，因而原告提供的收据无法证明被告是债务人。鉴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有效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无法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出具的收据内容包括了合同的基本要素，载有欠款数额，完全可以证明买卖关系的存在，可以独立作为主张债权的依据，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原告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负担。判后，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撤销霍州市人民法院（2017）晋1082民初298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判将本案中的欠条认定为收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条据中，被上诉人注明“欠总计柒万伍仟元”，足以证明该条据的性质为欠条。原判认定条据为收条，但对“欠总计”的字样视而不见，也未作出分析说明，令人不服。二、本案欠条足以单独作为上诉人主张债权的凭据。1、本案中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公司药材苗是事实，对此条据中有记载、被上诉人也认可，原判对该事实也予以确认，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2、欠条中记载了被上诉人当时收到药材苗的品种、数量、单价和总价，因此该欠条具备了合同的基本条款，并且载明了其未付款的事实和欠款金额。欠条是双方对合同履行的了结，足以单独作为上诉人主张债权的依据。故要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答辩称：1、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权利义务不明确。上诉人举证不力，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本院认为，结合本案查明可知，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对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持有的2000年11月22日的条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该条据所载款项的债权人是鲁某个人，并认为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是与鲁某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但上诉人则认为鲁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故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如何认定。对此，本院认为，原审审理时已查明鲁某是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的董事长；针对本案所涉买卖合同，鲁某本人也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其行为系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条据的实际债权人系上诉人；同时，鲁某原审时也出庭证明上述情况；且原审审理时，上诉人亦提供其公司员工尚某、陈某出庭证明多次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发三一起追要款项的过程。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认定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为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出卖方。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虽认为应根据条据记载认定鲁某系本次买卖合同相对方，但对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所提供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未提供出反驳证据，也未提供当时出具条据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应负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案所涉合同相对方为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与被上诉人师庄乡政府。被上诉人有义务根据条据记载履行付款义务，并自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提起诉讼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偿还完毕止。原审认定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法院（2017）晋1082民初29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霍州市师庄乡人民政府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药苗款7.5万元，并自2015年1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归还完毕止。一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总计3350元由被上诉人霍州市师庄乡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斌斌审判员  张桂香审判员  贾晓斌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吴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