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01民终96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市管城区天泉货运部。
负责人：杨辉。
委托代理人：江萍，河南大公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昌，男，196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郑州市管城区天泉货运部（以下简称天泉货运部）因与被上诉人刘国昌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5）管民二初字第2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泉货运部的委托代理人江萍，被上诉人刘国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泉货运部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原审判决其向刘国昌赔偿货物损失46800元依法无据。刘国昌提交的其出具的《货运单》上没有注明服装的具体种类、生产厂家、品牌、数量、单价。且海州荟茗皮草行提供的是送货单而不是正规购货发票，货损的价值无法证明；刘国昌提交的海州北方货运部证明充分证明刘国昌收到北方货运部交运的海宁市海州荟茗皮草行的服装应当是拼豹六件，价值共计20700元；运单显示此运单的收货人是“杨金旺”并非被上诉人诉状中所称收货人“杨君旺”，刘国昌未提交真正收货人“杨金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本案事实原审没有查清。2、刘国昌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为复印件，其证人无一到庭接受法庭审查和双方质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海州荟茗皮草行证明的是其将服装卖给邯郸客户杨君旺，而非货运单显示的收货人“杨金旺”；海州荟茗皮草行及法人钱惠明均未提及海州荟茗皮草行与北方货运部的物流货运单，刘国昌也无法证明是海州荟茗皮草行将本案诉请的货物交付给北方货运部运输的事实；且海州荟茗皮草行出具的两份证明的公章也不相符；刘国昌的证人也未能提交其与海州荟茗皮草行双方之间的物流货运单，亦未出庭作证，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和实质要件，且证人没有提交其直接交付给刘国昌的转运单，证明不了北方货运部与刘国昌之间存在真实货运关系。3、本案刘国昌主体不适格。本案刘国昌不是实际货物的货主，根本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能仅凭货运单即予以认定。即使刘国昌真的赔付也不是真正的货主，刘国昌与被上诉人没有形成货物运输关系，实际只是货主中转运输的中间人，货主没有将索赔权转交给被上诉人，刘国昌无货主授权委托，不能以自己名义起诉主张货款。4、本案早已过诉讼时效。刘国昌起诉距货物丢失已长达3年之久，依法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5、其承认货物丢失，但双方在货运单第3条双方已经明确约定：未保价的按运费的10倍赔付，最高赔偿额700元每票。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诉请或发回重审，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刘国昌辩称：货单是上诉人单方印刷填写的内容，需要填写的内容由上诉人工作人员决定，运输托运的行业惯例都是送货单，就不可能开具发票；海州北方托运部的证明两个托运单的货物写反了，两个单位的证明和送货单都可以证明；杨君旺与杨金旺系一人，上诉人在填写货运单的时候误把杨君旺写成杨金旺，托运单位、托运部的证明和送货单均可证明；诉讼主体以单位的营业执照为准；北方货运部收货运输托运单位、货单等证据均可证明；海州荟茗皮草行的公章是真实的，造假是犯罪行为；交付北方托运部运输的证据能相互印证，推定“交由其他货运部”没有事实依据；诉讼中提交的营业执照都是复印件，可以上网查找其真实性；其已经垫付了丢失的货物的价值款，具有主体资格；本案是第二次起诉，并不超过诉讼时效；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无效，且上诉人对货物丢失具有重大过失，至今也无法说清丢失的原因及过程。
刘国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泉货运部赔偿刘国昌货物损失46800元；2、天泉货运部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12月19日，刘国昌委托天泉货运部将一批服装运输至河北省邯郸市，缴纳运费50元，后该批货物在运送过程中丢失。刘国昌为证明该批货物的损失价值，提交海宁市海洲荟茗皮草行的送货单一份，显示顾客为杨君旺，39件服装共计46800元。海宁市海洲荟茗皮草行出具证明显示：河北省邯郸市杨君旺是该行的长期客户，为了节省供货时间，该行将货物通过海宁市海洲北方托运部运送到河南省郑州市交付给刘国昌转运，刘国昌接货后再通过郑州的物流发货给河北省邯郸市客户杨君旺；2012年12月17日，该行根据杨君旺的要求，给杨君旺发送毛皮服装39件，共计46800元，刘国昌接货后交付给天泉货运部送货，由于该批货物在运送中丢失，刘国昌已将该批货物的货款46800元赔偿给该皮草行。海宁市海洲北方托运部出具证明，载明：“我公司（部）于2012年12月18日托运海宁市杰尼亚皮草制衣厂货物一件（毛皮服装39件，共计46800元和海宁市海洲荟茗拼豹6件，共计20700元，两项合计67500元）。经我部验收后，于2012年12月19日运抵郑州完好交付刘国昌转运至邯郸市”。刘国昌陈述，海宁市海洲北方托运部出具的证明中将厂家和货物名称写反了，刘国昌收到海宁市海洲北方托运部运送的货物包括海宁市海洲荟茗皮草行的39件服装共计46800元，以及海宁市杰尼亚皮草制衣厂的6件服装共计20700元。刘国昌为证明其该项陈述，同时提交海宁市杰尼亚皮草制衣厂出具的证明，显示2012年12月16日，该厂根据杨君旺的要求，向其发送毛皮服装6件共计20700元。刘国昌提交的托运单中显示代收货款一栏有“垫180”的字样，刘国昌对此解释称，该180元是天泉货运部替刘国昌先行垫付的自海宁至郑州的运费180元，郑州至邯郸的运费是50元，从海宁至邯郸共计运费230元，由收货人杨君旺支付。
另查明，刘国昌曾针对上述货物丢失对其造成的损失，于2013年起诉天泉货运部的业主杨辉至该院，后刘国昌于2013年9月18日撤回起诉，该院作出准许刘国昌撤诉的民事裁定。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刘国昌、天泉货运部系货运合同的缔约双方，天泉货运部作为承运人应当履行将货物安全运输至约定地点的义务，并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天泉货运部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致使承运的货物丢失，存在重大过失，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对刘国昌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根据刘国昌提交的证据显示，刘国昌委托天泉货运部承运的价值46800元的毛皮服装在运送过程丢失，现刘国昌主张天泉货运部赔偿该货物损失，证据充分，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天泉货运部辩称，刘国昌要求天泉货运部赔偿货物损失46800元，但货运单上显示代收货款180元，运费50元，货运单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刘国昌货损是46800元。刘国昌提交的海宁市海洲荟茗皮草行出具的证明以及送货单，海宁市海洲北方托运部出具的证明等相关证据，可以确认刘国昌的货物损失价值为46800元，故对于天泉货运部的该项辩称意见，理由不当，该院不予采信。天泉货运部辩称，货运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货运单第三条明确约定托运货物应当参加保价运输，未保价的货物即使丢失，最高也按运费的10倍赔付。该货运单上虽印有赔偿的条款，但该条款是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天泉货运部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就该格式条款向刘国昌进行了解说，且该条款限制了托运人的主要权利，有违公平原则，属于不合理、不正当地排除了托运人的主要权利，免除了承运人的部分赔偿责任，不能作为计算货物灭失赔偿数额的依据。故对于天泉货运部的上述辩称意见，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天泉货运部辩称，刘国昌主体不适格，货物的所有人××市海洲荟茗皮草行，刘国昌称已经对该皮草行进行了赔偿，但是未提交付款明细等相关证据，货物所有人××市海洲荟茗皮草行也没有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刘国昌主张权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国昌、天泉货运部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天泉货运部将刘国昌托运的货物丢失，致使刘国昌对实际货物所有人进行了赔偿，刘国昌作为托运人依法有权向天泉货运部主张由此对其造成的损失。故对于天泉货运部的该项辩称意见，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天泉货运部辩称，案件已过诉讼时效，刘国昌撤诉的案件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由于刘国昌曾于2013年以诉讼方式向天泉货运部的实际业主杨辉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已经中断，故天泉货运部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理由不当，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之规定，作出判决：郑州市管城区天泉货运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国昌人民币46800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2元，由郑州市管城区天泉货运部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刘国昌委托天泉货运部承运货物，二者为货运合同的缔约双方，故作为承运人的天泉货运部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由于上诉人天泉货运部的过失致使货物丢失，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国昌虽非货物的所有人，但其已向货物所有人××市海州荟茗皮草行进行了赔偿，故其作为托运人依法有权向天泉货运部主张权利。根据刘国昌提供的证据显示，刘国昌委托天泉货运部承运的为价值46800元的服装，天泉货运部上诉称货运单并非正规发票、无法证明货损的具体价值，但从海宁市海州北方托运部、海州荟茗皮草行出具的证明可以确认涉案货物价值为46800元，故刘国昌主张天泉货运部应予赔偿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天泉货运部上诉称，货物的损失，未保价的按运费10倍赔付，最高赔偿额700元／每票。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天泉货运部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向托运人作出提示或特别说明，故该条款不能作为计算货物灭失赔偿数额的依据。综上，上诉人天泉货运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2元，由上诉人郑州市管城区天泉货运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黎
审判员 李剑锋
审判员 邢永亮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候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