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6行初77号
原告陆俊荣，男，1964年5月17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陆映早（系原告陆俊荣儿子），壮族，1992年7月15日出生，住广西上思县。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上思县法制办工作人员。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刘海波，男，1948年5月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黄托生，上思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陆俊荣不服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5】21号处理决定和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6】12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陆俊荣及其委托代理人陆映早，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何其贤、林日高，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第三人刘海波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托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注销陆俊荣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决定》（上政裁【2015】21号）,查明：一、申请人刘海波及妻子陆秀美（已故）、大女儿刘忠安、大儿子刘忠乐、二儿子刘忠山等全家5口人，1982年农村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承包中英屯集体耕地16.5亩。1983年县政府已颁发给刘海波《土地承包证书》。二、1986年刘海波将其承包的责任田交由被申请人陆俊荣(刘海波妻弟）管理后，一直在上思县城打工维生。三、落实承包责任制后至今，中英屯生产小组对各农户于1982年承包的责任田没有做过调整。1998年签订《农业承包补充合同书》时，中英屯全组农户漏签，但大家均按1982年落实承包到各户的地块、面积进行经营管理。四、2003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中英屯小组未通知刘海波户参加。五、2003年全县统一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陆俊荣将与刘海波代耕的责任田填入自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领卡上报，县政府亦据此给陆俊荣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0038036号），但中英屯村民小组从未将该份责任田调整给陆俊荣，也从未与陆俊荣签订过该份责任田的承包合同。六、陆俊荣管理刘海波的责任田后，将部分承包旱田撂荒，2003年证书所填地名与刘海波户1982年填下承包地名不完全相符，但都属刘海波户1982年承包集体的耕地。七、上世纪六十年代陆俊荣随娘嫁爷到本乡那琶村枯埋屯雷氏家，1982年落实责任制时陆俊荣户在枯埋生产小组分得责任田2.7亩。1986年陆俊荣返回中英屯与其生父陆氏居住生活。陆俊荣回到中英屯居住后，其户在枯埋组的责任田仍保留，陆俊荣将该份责任田转租给其他村民耕种并收取租金。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认为，县政府给被申请人陆俊荣颁发的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土地，是申请人刘海波一家于1982年落实责任制时与中英屯生产小组承包的责任田，虽然在1986年刘海波全家外出打工谋生，但其户并未将承包土地交由生产组另行发包或者撂荒，而是交给其妻弟陆俊荣管理。同时刘海波全家户口一直留在中英屯，是中英屯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户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1998年签订《农业承包补充合同书》及2003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其户不参与签订、申请，但是生产队未通知其户，并非其户放弃承包权利。中英屯村民小组也从未收回刘海波户的责任田发包给陆俊荣经营。陆俊荣在未经刘海波户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刘海波户的责任田填表申报，组、村、乡在未认真审查的情况下将陆俊荣的申报上报，县政府亦在未审核查明的情况下，即给陆俊荣颁发了第0038036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九、第三十条和[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通知]（上政发【2003】12号）的规定,剥夺了刘海波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行为。刘海波申请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案经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决定：注销本府给被申请人陆俊荣颁发的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陆俊荣不服，于2016年4月19日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防政复决【2016】1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的上政裁【2015】21号处理决定。
原告陆俊荣诉称，一、上政裁(2015)12号处理决定、防政复议(2016)12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第三人刘海波一户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与中英生产队承包田地这是事实。但事后由于刘海波一户弃农经商将责任田丢荒，无法上交公购粮。于一九九一年在乡政府工作组、村公所人员的指
导下，召开中英队村民大会将刘海波原承包的田地转包给陆俊荣。当时还调整了本村民的陆树林户转包给陆先党户；陆建平、黄其升户转包给陆勇；陆志仁户转包给陆武华户。这说明，刘海波户的责任田业经中英生产组大会讨论己调整给陆俊荣承包。陆俊荣为合法的承包者。至2003年在原来承包的基础上，换证延包。经本队队长、排柳村委会、那琴乡政府等续审查上报。然后给陆俊荣颁发第00380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如此的证书应视为程序合法、手续完毕。还有当时调整的其他人员现在都视为合法，唯独陆俊荣被注销，明显地体现上政裁(2015)21号处理决定偏信偏听、随意采纳，造成认定事实不清。二、上政裁(2015)21号、防政复决(2016)12号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本案涉诉的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业经中英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户主代表讨论同意，然后将刘海波、陆树林、陆建平、黄其升、韦志仁等户原来承包的田地调整给陆俊荣、陆先党、陆勇、陆武华等户。事隔二十多年的时间，大家都正常地经营生产，无人提出异议。唯独刘波海经二十多年后提出争议。可是办理上政裁(2015)21号的办案人员却简单地适用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注销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显然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上政裁(2015)21号决定、防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上政裁(2015)21号的决定及防政复议(2016)12号的决定。
原告陆俊荣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中英组组长陆作明的证明，证明争议的承包地于1991年已经过调整。
2、排柳村原支书陆飞彪的证明，证明村委会于1991年同意中英组调整。
3、排柳村委会的《证明》，证明刘海波承包田已调整由陆俊荣承包。
4、《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政府给其颁发的涉案田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系合法办理。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辩称，上政裁〔2015〕2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法规准确。1、本案第三人刘海波及妻子陆秀美（已故）、大女儿刘忠安、大儿子刘忠乐、二儿子刘忠山等全家5口人，1982年农村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在中英屯落实承包集体耕地16.5亩。1983年县政府已颁发给刘海波《土地承包证书》。2、1986年第三人刘海波全家将其承包的责任田交由原告陆俊荣(刘海波妻弟）管理后，一直在上思县城打工维生。3、落实承包责任制后至今，中英屯生产小组对各农户于1982年承包的责任田没有做过调整。1998年签订《农业承包补充合同书》时，中英屯全组农户漏签，但大家均按1982年落实承包到各户的地块、面积进行经营管理。4、2003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中英屯小组未通知第三人刘海波户参加。5、2003年全县统一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原告陆俊荣将与刘海波代耕的责任田填入自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领卡上报，县政府亦据此给陆俊荣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0038036号），但中英屯村民小组从未将该份责任田调整给原告陆俊荣，也从未与陆俊荣签订过该份责任田的承包合同。6、原告陆俊荣管理第三人刘海波户的责任田后，将部分承包旱田撂荒，2003年证书所填地名与第三人刘海波户1982年填下承包地名不完全相符，但都属刘海波户1982年承包集体的耕地。7、上世纪60年代时，原告陆俊荣随娘嫁爷到本乡那琶村枯埋屯雷氏家，1982年落实责任制时，原告陆俊荣户在枯埋生产小组落实有责任田2.7亩。1986年，原告陆俊荣从枯埋屯返回中英屯与其生父陆氏居住生活。陆俊荣回到中英屯居住后，其户在枯埋组的责任田仍保留，陆俊荣将该份责任田转租给其他村民耕种并收取租金。综上，县政府给原告陆俊荣颁发的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土地，是第三人刘海波一家于1982年落实责任制时与中英屯生产小组承包的责任田，虽然在1986年刘海波全家外出打工谋生，但其户并未将承包土地交由生产组另行发包或者撂荒，而是交给其妻弟即原告陆俊荣管理。同时刘海波全家户口一直留在中英屯，是中英屯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户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1998年签订《农业承包补充合同书》及2003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其户不参与签订、申请，但只是生产队未通知其户，并非其户放弃承包权利。中英屯村民小组也从未收回刘海波户的责任田发包给陆俊荣经营。陆俊荣在未经刘海波户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刘海波户的责任田填表申报，组、村、乡在未认真审查的情况下将陆俊荣的申报上报，县政府亦在未审核查明的情况下，即给陆俊荣颁发了第0038036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九、第三十条和《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通知》（上政发【2003】12号）的规定,剥夺了第三人刘海波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行为。据此，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六)项的规定，作出上政裁〔2015〕2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是正确的行政行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申请书，证明2010年8月10日第三人刘海波申请请求注销原告陆俊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其补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2、上思县农业局案件立案登记表，证明县农业局对本案立案处理。
3、居民户口簿、身份证，证明第三人刘海波户口人数及住址情况。
4、土地承包证内页，证明1983年上思县人民政府核发给刘海波土地承包证，该证记载刘海波户承包水田面积16.55亩。
5、《证明》，证明2011年1月18日排柳村村委会证实刘海波系陆俊荣胞姐夫，1987年刘海波县城经商，之后陆俊荣一直经营刘海波那份责任田，2003年6月县政府给陆俊荣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6、2011年3月29日调查陆景华的笔录，证明被调查人系中英生产队人，1976年至1996年担任该生产队队长，本生产队从来没有调整承包责任田过；刘海波于1985年县城打工，当年陆俊荣也到本生产队居住，之后就经营刘海波那份责任田。
7、2011年3月29日调查何伟秀的笔录，证明被调查人系中英生产队人，2005年至2010年担任该生产队队长，本生产队从来没有调整承包责任田过；第一轮承包责任制时，陆俊荣是在那琶村枯埋生产队，之后才回到本生产队。
8、2011年3月29日调查陆勇的笔录，证明被调查人系中英生产队人，2000年至2005年担任该生产队队长，2003年陆俊荣的承包经营权证书是他签名，但当时没有认真查看。
9、2011年4月26日调查黄小红的笔录，证明被调查人系枯埋生产队人，2002至今担任那琶村村干部；落实责任制时，陆俊荣是在枯埋组分有责任田，本组未调整过承包责任田；1984年左右，陆俊荣回中英屯，陆俊荣将本户的责任田发包给他人。
10、2011年4月26日调查雷日虎的笔录，证明被调查人系枯埋生产队人，落实责任制时，陆俊荣是在枯埋组分有责任田，本组未调整过承包责任田；1984年左右，陆俊荣回中英屯，陆俊荣将本户的责任田发包给他人。
11、上思县农业局送达回证，证明2011年6月9日陆俊荣签收告知书、申请书等材料，程序合法。
12、上政发〔2013〕11号决定，证明2013年3月6日上思县政府作出决定注销本府给陆俊荣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13、上思县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证明县法院建议县政府自行撤销上政发〔2013〕11号决定。
14、关于撤销《关于注销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决定》的通知，证明2014年3月31日上思县政府作出《关于注销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决定》。
15、申请书，证明2014年12月27日刘海波再次申请。
16、上思县农业局送达回证，证明2015年4月10日陆俊荣签收告知书、申请书等材料，程序合法。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辩称，一、防政复决(2016]12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依法有权受理陆俊荣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陆俊荣不服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上政裁[2015]21号处理决定，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为上思县人民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原告对上思县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构防城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由于当事人各方分歧太大，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防政复决[2016]12号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防政复决(2016)12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审查，上思县人民政府查明：1．第三人刘海波及妻子陆秀美(已故)、大女儿刘忠安、大儿子刘忠乐、刘忠山等全家5口人，1982年农村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承包中英屯集体耕地16.5亩。1983年县政府已颁发给刘海波《土地承包证书》。2.1986年刘海波将其承包的责任田交由原告陆俊荣(刘海波妻弟)管理后，一直在上思县城打工维生。3.落实承包责任制至今，中英屯生产小组对各农户于1982年承包的责任田没有做过调整。1998年签订《农业承包补充合同书》时，中英屯全组农户漏签，但大家均按1982年落实承包到各户的地块、面积进行经营管理。4.2003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中英组未通知刘海波户参加。5.2003年全县统一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陆俊荣将与刘海波代耕的责任田填入自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领卡上报，县政府亦据此给陆俊荣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0038036号)，但中英屯村民小组从未将该份责任田调整给陆俊荣，也从未与陆俊荣签订过该份责任田的承包合同。6.陆俊荣管理刘海波的责任田后，将部分承包旱田撂荒，2003年证书所填地名与刘海波户1982年填下承包地名不完全相符，但都属刘海波户1982年承包集体的耕地。7.上世纪六十年代陆俊荣随娘嫁爷到本乡那琶村枯埋屯雷氏家，1982年落实责任制时陆俊荣户在枯埋生产小组分得责任田2.7亩。1986年陆俊荣返回中英屯与其生父陆氏居住生活。陆俊荣回到中英屯居住后，其户在枯埋组的责任田仍保留，陆俊荣将该份责任田转租给其他村民耕种并收取租金。综上，上思县人民政府向原告陆俊荣颁发的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土地，是第三人刘海波一家于1982年落实责任制时与中英屯生产小组承包的责任田，虽然1986年刘海波全家外出打工谋生，但其户并未将承包土地交由生产组另行发包或者撂荒，而是交给其妻弟陆俊荣管理。同时刘海波全家户口一直留在中英屯，是中英屯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户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1998年签订《农业承包补充合同书》及2003年换证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刘海波户不参与签订、申请，但只是生产队未通知该户，并非该户放弃承包权利。中英屯村民小组也从未收回刘海波户的责任田发包给陆俊荣经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发[1984]1号)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整土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量，由集体统一调整。但中英组并未进行集体统一调整。因此，陆俊荣所称1991年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召开责任田承包经营调整会议时，进行调整承包田地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当时政策。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第二条规定，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前，中央就明确宣布，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该条还规定了“小调整”的原则。陆俊荣经营原刘海波户承包的土地并不是按该规定“小调整''原则进行调整的土地，根据上述规定，刘海波户仍可在第一轮承包期满后的1998年再延长30年至2028年。而陆俊荣未经刘海波户同意，自行将刘海波户的责任田填表申报，组、村、乡未认真审查，将陆俊荣的申报上报，县政府亦未审核查明，即给陆俊荣颁发了第0038036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九、第三十条和《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通知》(上政发[2003]12号)的规定，剥夺了刘海波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错误行为。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注销陆俊荣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行政处理决定理由充分，予以维持。原告陆俊荣请求撤销上政裁[2015]21号决定的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三、防政复决[2016]12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5]2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复议机关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5]2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陆俊荣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防城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受理陆俊荣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3、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复议机关审查后作出复议决定。
第三人刘海波述称，一、1983年上思县人民政府将中英组的16．5亩水田分配给其一家经营，并颁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986年其外出打工。经双方约定其所承包的水田暂由原告陆俊荣代管。期间中英小组一直以来都没有其承包的水田调整过。2003年原告隐瞒事实，不经其同意，将其承包的部分责任田填表申报，县政府也未严格审核查明下即给原告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从而剥夺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二、上思县人民政府在对本案处理过程当中，经查明，原告原籍居住那琴乡那琶村枯埋屯，在1982年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枯埋屯己将2.7亩的责任田分配给原告经营。经营权属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近些年，原告还将责任田出租给本屯农户耕作，收取租金。三、原告向法院提供的三份证据证明都不符合客观事实。陆作明在2013年12月10日、2014年1月10日出据的两份证明。但在2014年1月26日又出据一份声明，内容为“我所签字的两个证明声明无效”。陆飞彪在2011年6月20日出据的一份证明，但在2012年8月7日声明“2011年6月20日出具的署名、证明、材料笔迹不是我本人”的声明。陆作明以及陆飞彪所出据的
证明自相矛盾，不能当作有效证据予以认定。原告提供2011
年11月18日一份无证明人的证明书，排柳村委载明“同意当任届的领导意见”村委的这份载明意见也未明确该证明的事实。由此可见，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完全弄虚作假。综上所述，原告在那琶村枯埋小组分有责任田，在排柳村中英小组承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当中，又将其承包的部分水田申报、填证，属于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上政裁[2015]21号上思县人民政府注销原告涉案证书完全正确，市人民政府予以维持并无不当。
第三人刘海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2012年8月7日陆飞彪的声明，证明2011年6月20日陆飞彪的证明系原告伪造的事实；
2、2014年11月26日陆作明的证明，证明2013年12月10日、2014年1月10日陆作明的证明系原告伪造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无异议；原告陆俊荣认为，相关证据证明涉案的承包田地没有经过调整是不真实的，此外对其他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刘海波认为，证据5即排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符合事实，此外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认为，对证据1的来源没有异议，但真实合法性由法院审查；证据2即村支书的证明，没有按照证据规则的要求附有当事人的身份证，对这份证据不予质证；证据3及排柳村委会的《证明》，对证据来源及证明陆飞彪任党支部书记没有异议，但是证明涉案承包田地已经调整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据4即陆俊荣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是真实的，但是已经涵盖第三人在落实承包责任制的责任田在里面。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同意被告上思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并认为原告未能提供证明其有经营权来源的证据，故没有权属来源。第三人刘海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即陆作明的2份证明，但是陆作明后来声明，原来给原告出具证明其没有看清楚、没有考虑成熟就签字，所签字的的2份证明材料无效；证据2即排柳村委原村支书的陆飞彪证明，但是陆飞彪后来已经声明2011年6月20日给原告出具的字迹不是本人，是原告自己编造出来的。原告提供的证据1、2不符合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3即村委会的《证明》，没有证明人签名，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原告提供的证据4，是原告不经过第三人同意自己先填报，已经侵害了第三人的权益。
第三人刘海波提交的证据，被告方均无异议；原告陆俊荣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是真实的，但是陆飞彪已经去世，所以无法证实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的内容是事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除证据5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相同被告方和第三人均提出异议，6、7原告提出异议之外，其他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6、7，即调查陆景华的笔录和调查何伟秀的笔录，陆景华、何伟秀是时任中英组的组长，亲历其在任时中英组是否调整承包土地的情况，所作证言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亦符合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关于“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原告虽予以否认，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认陆景华、何伟秀证言的真实性，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5、原告提供的证据3，即排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因既不是证人证言，也不属于书证，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缺乏证明力，故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2以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2，即中英组现任组长陆作明的2份证明和声明、排柳村委原村支书的陆飞彪证明和声明，前后矛盾，而陆飞彪已经去世，无法核实，当事人并没有申请陆作明到庭作证经法庭质证查实，且陆作明仅是中英组现任组长，不是时任组长，是否知悉当时情况无法确认，又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这些属于证人证言的证据又没有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提供原件并附有证人的身份证经质证，证明力较弱，其所证明的事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即陆俊荣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是否合法有效，是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本院在判决理由将予以评述。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和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及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诉辩各方的诉讼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上政裁（2015）21号注销陆俊荣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处理决定、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6）12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刘海波及妻子陆秀美（已故）、大女儿刘忠安、大儿子刘忠乐、二儿子刘忠山等全家5口人于1982年农村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时，经相关程序承包含涉案争议承包地在内的本集体经济组织中英屯的集体耕地16.5亩，并于1983年取得合法的《土地承包证书》，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九条的规定情形，其承包土地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虽然1986年刘海波全家外出打工谋生，但其户并未将承包土地交由生产组另行发包或者撂荒，而是交给其妻弟陆俊荣代耕管理。同时刘海波全家户口一直留在中英屯，是中英屯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户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1998年签订《农业承包补充合同书》及2003年换证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刘海波户不参与签订、申请，但只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未通知该户，该户亦从未放弃承包权利。中英屯村民小组也从未收回刘海波户的责任田发包给陆俊荣经营。原告陆俊荣在2003年全县统一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将与刘海波代耕的责任田填入自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报，上思县人民政府亦据此给陆俊荣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0038036号），但陆俊荣的行为并未经得刘海波一家同意，中英屯村民小组从未将该份责任田调整给陆俊荣，也从未与陆俊荣签订过该份责任田的承包合同。原告陆俊荣主张，1991年在乡政府工作组、村公所人员的指导下，召开中英队村民大会将刘海波一家原承包的田地转包给其一家，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原告陆俊荣于2003年取得的涉案争议田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0038036号），缺乏将原本属于刘海波一家承包的田地经合法程序调整给其一家承包的事实依据，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九、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的规定，侵犯了第三人的承包经营权。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根据查明的本案实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和相关政策精神，决定注销给原告陆俊荣颁发的第003803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予以维持,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陆俊荣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陆俊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陆俊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凌旭芳
人民陪审员 陆雄林
人民陪审员 郑锡金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黄琳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