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1民终3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禄彬，男，汉族，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和春晓，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建芳，女，汉族，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和春晓，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峨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峨眉山市绥山镇万年西路1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006211684122。
法定代表人：林文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舒，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胡朝江，四川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忠，男，汉族，农村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尚军，女，汉族，农村居民。
上诉人易禄彬、何建芳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峨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峨眉农商行）、王文忠、关尚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6）川1181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0日、2016年7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易禄彬和何建芳及二人的委托代理人和春晓、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的委托代理人郭舒和胡朝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文忠、关尚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2日，被告王文忠向原告峨眉农商行申请借款3200000元用于收购生猪，经原告同意于2014年9月28日与被告王文忠签订了合同号为4657022014000013号《个人借款合同》，贷款种类为循环借款，合同约定自2014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27日期间循环使用。根据被告王文忠的《循环借款支用申请书》，原告与被告王文忠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了《循环借款提款通知书》，约定借款金额3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9月29日，月利率8．6‰，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划款义务。
2014年9月22日，被告关尚军向原告出具（贷款用途知晓承诺书）；被告易禄彬、何建芳自愿以本人名下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中路112号门市、峨眉山市绥山镇白龙北路103号门市、绥山镇白龙北路103号201号和202号住房两套作抵押，于2014年9月28日与原告签订了合同号为46572014000001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按有关规定办理了合法的抵押登记手续。同日，关尚军、易禄彬、何建芳与原告签订了合同号为465720140000012号《个人保证合同》，为被告王文忠向原告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到期后，被告王文忠只支付原告借款利息到2015年9月20日。截止2016年1月5日，被告王文忠还尚欠原告借款本金320万元，利息130711．73元。经原告多次催收，借款人、担保人仍不履行合同义务。
原告峨眉农商行诉讼至原审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被告王文忠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20万元及截止2016年1月5日的利息130711．73元，并从2016年1月6日起以本金32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借款之日止；2、被告关尚军、易禄彬、何建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本案四被告之间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保证合同及承诺书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按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被告王文忠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完合同义务，其债的关系成立。原告请求被告王文忠归还借款本金320万元，利息130711．73元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关尚军、易禄彬、何建芳作为被告王文忠向原告借款提供了保证责任，对此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告关尚军、何建芳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自已的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笫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文忠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峨眉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归还借款本金3200000元，利息130711．73元，并从2016年1月6日起以本金32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双方合同约定计付利息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关尚军、易禄彬、何建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16200元，由被告王文忠、关尚军、易禄彬、何建芳共同负担。
上诉人易禄彬、何建芳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王文忠虚构收购生猪的事实，编造其将贷款出借给他人的事实，骗取银行贷款，骗取上诉人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其将所贷款项用于赌博挥霍，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述事实，对合同有效性作出错误认定。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一审法院在收到上诉人提交的公安机关关于王文忠涉嫌诈骗犯罪的《受案回执》后，应当依照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对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在公安机关已受理立案的情况下作出一审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三、由于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与王文忠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合伙诈骗行为，故本案所涉的合同均为无效合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6）川1181民初28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口头答辩称：上诉人易禄彬与被上诉人王文忠之间是何种关系，与王文忠与我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无关。上诉人称我方与王文忠合伙诈骗以及虚假贷款缺乏任何事实依据，我方没无合同义务对贷款人的账户进行督查，是否提前收回贷款是我方的权利而并非义务，王文忠是否离婚与本案无关。故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得当，应当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王文忠、关尚军未进行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放弃其答辩权利。
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易禄彬分别于2016年6月6日和2016年6月19日，以王文忠涉嫌诈骗一案已由峨眉山市公安局和检察院受理调查为由，向本院申请延期审理本案，并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因峨眉山市公安局已对该案决定不予立案，故本院对其申请延期审理的请求不予准许。对其申请延期举证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再次给予双方5天的举证期限，并于2016年6月29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延期至2016年7月11日对本案进行继续审理。
二审中，上诉人易禄彬提交了以下证据：1.王文忠向其借款的《借款公证书》，证明王文忠采用拖延手段拒不还钱，主观构成诈骗犯罪；2.王文忠及峨眉山市天一食品厂向黄军华出具的《委托书》、相应《送货单》、《销货清单》，证明王文忠的生猪生意是黄军华在投资，王文忠没有将借款用于生猪收购，其借钱的目的是诈骗；3.王文忠分别向黄军华、何婷出具的《借条》，证明王文忠四处以生猪名义诈骗；4.《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证明王文忠在银行贷款到期后终止还本付息，其具有诈骗意图；5.王文忠向其提供的《贷款资料》一套，证明王文忠私盖峨眉山市天一食品厂公章，伪造签名骗取银行贷款；6.王文忠向其出具的虚假《应收账款明细》、《预付账款明细表及借条》，证明王文忠编造虚假事实对其进行诈骗；7.王文忠骗款情况表，证明王文忠四处以借款名义诈骗，所涉金额达945.25万元；8.配送员万银龙提供的月销情况，证明王文忠生猪生意所需资金只需要30万元至50万元，其四处以生猪名义借款实为诈骗行为；9.录音资料，证明王文忠诈骗事实；10.证人杨绪林、吕明才、王登寿、管崇荣、ＸＸ军、李伟、张叶萍、喻小红、刘荣富、张军（沙湾）、童前军、张军（峨眉）、雷方奎、张明亮的证人证言，证明王文忠获得贷款后，仍四处差欠养殖户的生猪款，并到处借用他人资金构成诈骗，银行在明知的情况下对其发放贷款构成恶意串通，并骗取上诉人开立专户虚构对王文忠发放的贷款监管，从而骗取上诉人为王文忠提供担保；11.易禄彬于2014年10月27日的在被上诉人信用社的开户存根；12.王文忠向张叶萍出具的《借条》及银行回单，证明王文忠四处借款诈骗；13.曾丽萍出具的《证明》，证明其在担任王文忠的出纳期间未经手其所贷320万元的款项，其应王文忠要求制作的《应收款项》本人并不知真假；14.《情况反映》、《王文忠骗款情况表》，证明王文忠本人及其与峨眉农商行袁学如、李劲松与王文忠勾结骗取贷款和诈骗民间资金的行为已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王文忠向上诉人的借款发生在案涉借款之后，其载明的内容与我方无关，反而能证明上诉人提供担保是从王文忠处约定有利益的；证据2和证据3为复印件，不认可其真实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不同意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且上诉人也进行了签字；对证据5至证据9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0，认为王登寿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其陈述的内容与上诉人证明的内容相矛盾，雷方奎并不清楚上诉人开设账户的目的，对贷款经过也不知晓，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其余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11的真实性认可，但银行向王文忠发放贷款的时间在此之前，其开设账户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2至证据14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
经上诉人易禄彬申请，本院要求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提交了以下证据：15.王文忠在该行账号为6214571081002347813的明细清单；16.王文忠于2014年9月28日的偿还峨眉信用社6万多元的《还款单据》；17.王文忠在该行贷款时提交的用于证明其账务状况的相应资料；18.王文忠在贷款届满后向峨眉农商行承诺延期还款期限及金额的《还款计划书》；19.王文忠在2014年9月申请贷款时的《个人征信记录》。20.依易禄彬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6月30日调取了易禄彬的《个人征信记录》。
上诉人易禄彬申请调取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证据15证明峨眉农商行并未将款项打入其监管专户，且王文忠在短时间内即将款项转走挪用，并未用于生猪收购；证据16证明王文忠在峨眉农商行存在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形，双方构成恶意串通；证据17证明峨眉农商行明知或应知王文忠提供的虚假贷款资料，仍向其发放贷款，构成恶意串通；证据18证明王文忠拖延还款，存在诈骗事实；证据19和20证明王文忠在申请贷款时存在不良贷款记录。
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认为证据15至证据20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王文忠的贷款时并无不良记录，反而证明峨眉农商行在发放贷款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
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为王文忠向易禄彬出具的借条，其中载明部分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部分予以采信，具体认证意见在说理部分进行阐述；证据4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其为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贷款催收凭据，仅能证明王文忠未按期还款，系违约行为而非诈骗犯罪的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系王文忠向上诉人出示的，与王文忠向峨眉农商行提交的资料并不吻合，部分资料形成于贷款发放后的2015年，且印章及签名的真实与否需通过鉴定才能确认，证据5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5、17、18、19、20符合证据三性要求，本院予以采信，具体认证意见在说理部分进行阐述。上诉人提交的其余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峨眉农商行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9月26日至2015年10月2日，王文忠的6214571081002347813账户具体交易明细，证明该期间王文忠通过该账户向易禄彬个人及其公司转款2278045元，易禄彬知晓并使用了王文忠的该笔贷款，易禄彬主张其受到欺诈提供保证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易禄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已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峨眉山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6年4月12日，经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峨眉山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再查明，2016年2月25日，峨眉山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易禄彬控告王文忠合同诈骗案予以受理。2016年3月21日，峨眉山市公安局出具峨眉公（经）不立字[2016]4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对该合同诈骗案不予立案。2016年3月28日，峨眉山市公安局出具峨眉公（经）刑复字[2016]1号，对不予立案的决定予以维持。
王文忠与峨眉农商行签订的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即在基准利率水平上上浮72%，如遇基准利率调整，则自下年1月1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浮动比例确定新的贷款利率和罚息利率。第七条第（二）款第2项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发放与支付采用以下方式：（1）甲方（王文忠）在使用借款单笔金额超过伍拾万元（含）以上的，采用乙方（峨眉农商行）受托支付方式，甲方向乙方出具借款支用申请、相关交易资料，经乙方同意后，向甲方发放借款，甲方委托乙方直接将借款资金支付给甲方的交易对手。（2）甲方使用借款资金单笔金额未超过伍拾万元（不含）的，采用甲方自主支付方式，甲方应向乙方出具借款支用申请、相关交易资料，经乙方同意后，向甲方发放借款至账户：王文忠，账号6214571081002347813（天/月）汇总向乙方报告贷款资金支付情况，乙方有权通过账户分析、凭证查验或现场调查等方式核查贷款支付是否符合约定用途”等内容。
2014年9月30日，峨眉农商行向王文忠出具《循环借款提款通知书》第四条第（一）款载明，本笔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8.6%，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第（三）款特别事项第3项载明“本条关于利率的约定与编号为4657022014000013《个人借款合同》不一致的，以本条约定为准”。王文忠在该通知书上签字，对通知内容进行了确认。同日，峨眉农商行在向王文忠发放案涉320万元贷款时，借款人王文忠、担保人何建芳和易禄彬分别在《借款借据》上签字捺印。该《借款借据》上载明的利率类别为浮动利率，浮动幅度为72%，执行月利率为8.6‰。
王文忠6214571081002347813账户显示，王文忠在2014年9月30日入账320万元，其后的每一笔款项支取均未超过50万元，且除支出外该账目上也有若干款项的转入记录，也包括王文忠向易禄彬个人及其公司转款200余万元的记录。
王文忠在向峨眉农商行申请贷款时提供了一系列资料，用于证明其资产及收入状况，其中包括《租赁合同》、《个人授权委托书》、王文忠个人投资的峨眉山市文忠鲜肉配送中心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王文忠的《房权证》、数份《购销合同》。2014年4月23日，王文忠向峨眉山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10万元，合同借据编号为AMBF022014000164－001号，贷款到期日为2014年10月21日，2014年9月28日王文忠向峨眉农商行提前偿还项下的借款60704.13元，即将该笔贷款还清。峨眉农商行提交的截止2014年9月22日王文忠的《个人信用报告》显示，王文忠在向峨眉农商行申请贷款时，其个人征信记录上无不良贷款记录。易禄彬申请本院调取的截止2016年6月30日王文忠的《个人信用报告》显示，王文忠存在包括案涉320万元在内的两笔贷款逾期不还不良记录，及两笔贷记卡呆账不良记录。
2015年2月15日，王文忠向易禄彬出具一张金额为70万元的《借条》，并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2015年2月28日，王文忠向易禄彬出具《承诺书》，承诺在3月15日归还70万元借款。2015年6月16日，王文忠再次向易禄彬出具的《借条》载明“王文忠向易禄彬借款500万元，月利率为2.5%，借款期限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到期未还需向易禄彬每日支付5000无的违约金及相关损失。借款期满后，王文忠需长期向易禄彬每月缴纳5万元的借款管理费，如违约则向易禄彬一次性支付100万元违约金。同时载明，此笔借款包含易禄彬在胜利信用社为王文忠担保的320万元；实际到账400万元，扣除100万元作为合作保证金”等内容。2016年5月6日，易禄彬在向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递交的《关于王文忠涉嫌诈骗的情况反映》中自述“2014年9月，王文忠又以收购生猪缺少资金为由，向农信社贷款，金额为320万，贷款时间为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8日，因为王文忠欠我的钱，为了帮助其收购生猪赚到钱，以便以后可能还清我的钱，所以我就为王文忠担保向农信社借款……”
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峨眉农商行针对案涉担保财产，在原审法院另案提起了诉讼。2015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年利率标准下调至4.35%。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自愿下调其固定利率，从2016年1月1日起，主张以年利率4.35%上浮72%即年利率7.482%（月利率6.235‰）作为执行利率，再上浮50%作为罚息利率标准即年利率11.223%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以上事实有峨眉山市公安局《个人借款合同》、《循环借款提款通知书》、《借款借据》、《受案回执》、《不予立案通知书》、《复议决定书》、《借条》、《关于王文忠涉嫌诈骗的情况反映》及《案件受理通知书》、转款明细、个人征信记录、庭审及询问时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与被上诉人王文忠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案涉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二、本案应否因涉嫌刑事犯罪而移送公安机关。
关于争议焦点一：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一）上诉人易禄彬认为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的工作人员与王文忠恶意串通骗取峨眉农商行的贷款，损害峨眉农商行的利益，构成贷款诈骗，借款主合同无效；（二）认为峨眉农商行与王文忠恶意串通，骗取其为王文忠的贷款提供担保，损害其利益，保证及担保合同无效，其主要理由有：1.王文忠向峨眉农商行提供的贷款资料中存在虚假印章、签名及虚假购销合同，峨眉农商行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向王文忠发放贷款；2.王文忠在申请贷款时存在不良贷款记录，且王文忠的该贷款为以新贷还旧贷；3.峨眉农商行未将其发放的贷款打入上诉人在该行开立的“监管”账户；4.峨眉农商行并未履行监管义务，王文忠所贷款项未用于合同约定的生猪收购，上诉人在告知峨眉农商行后，峨眉农商行也未要求王文忠提前还贷。
本院认为：关于主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诉人易禄彬认为峨眉农商行的工作人员与王文忠恶意串通骗取峨眉农商行的贷款，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合同相对人峨眉农商行并未主张其受到王文忠欺诈，其与王文忠之间签订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主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峨眉农商行与王文忠是否恶意串通导致担保合同及保证合同无效的问题。1.对于王文忠在申请贷款时系从事生猪收购生意的事实，上诉人易禄彬并无异议，只是认为其用于生意周转并不需要如此大笔的资金，其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中包括自称易禄彬派到王文忠屠宰厂的监管人员王登寿、峨眉山市九里天一食品厂的采购员喻小红、会计张叶萍以及多名向王文忠出卖生猪的养殖户，也对王文忠在2014年9月申请贷款时在实际从事生猪收购的事实予以了印证。王文忠在向峨眉农商行申请贷款时提供了一系列资料，用于证明其资产情况及收入来源情况，峨眉农商行审批贷款，一方面基于贷款人提供的资料了解其资产及收入来源情况，另一方面取决于贷款人能否为贷款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对于合同印章及签名的真实与否需通过专业机构鉴定才能确认，上诉人易禄彬认为以上资料均为虚假材料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王文忠并未虚构从事生猪收购生意的事实，峨眉农商行也未陷入对王文忠职业和收入来源等履行能力的错误认识，以上贷款资料的真实与否，并不影响银行对贷款的审批，上诉人易禄彬认为峨眉农商行明知或应知贷款资料为虚假材料缺乏事实依据。2.2014年9月28日，王文忠向峨眉农商行偿还合同借据编号为AMBF022014000164－001号项下的借款60704.13元与案涉320万元无关，并非银行以新贷还旧贷。峨眉农商行提供的《个人征信记录》上反映，王文忠在申请贷款时并无不良贷款记录，易禄彬申请本院调取的王文忠的《个人征信记录》记载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其反映的不良贷款记录并非发生在贷款之前，银行并未违规发放贷款。3.案涉主合同为峨眉农商行与王文忠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为峨眉农商行向王文忠发放贷款320万元，王文忠按期还本付息，峨眉农商行有权对所发贷款进行监管，但并无义务将款项打入易禄彬的账户，且王文忠的每笔款项支出均未超过合同约定的50万元，无需进行委托支付，合同也未约定第三人易禄彬应设立监管账户用于贷款监管的事项。两份从合同《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和《个人保证合同》的性质为典型的单务合同，合同也未约定监管账户事项，易禄彬负有向债权人峨眉农商行承担担保债权的义务而不享有权利，债权人峨眉农商行只享有保证请求权而不对保证人承担义务。故峨眉农商行并无义务将贷款打入易禄彬所谓的“监管账户”，且2014年9月30日，峨眉农商行在向王文忠发放案涉320万元贷款时，借款人王文忠、担保人何建芳和易禄彬均分别在借款借据上签字捺印，其对贷款发放的事实是知晓的，易禄彬的个人及公司也收到王文忠该贷款账户的转款200余万元，峨眉农商行并无骗取其担保的行为。4.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王文忠在违约的情况下，峨眉农商行有提前收回贷款的权利，截止2015年9月20日，王文忠按约还款并无违约行为，其接收贷款的个人账户上除支出记录外，也有多笔大额资金转入记录，上诉人易禄彬认为王文忠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款的流向及用途，其认为峨眉农商行明知或应知易禄彬违约使用贷款并无有效证据证明，且即使峨眉农商行提前收贷，也不能免除上诉人的保证责任，上诉人以此证明银行与王文忠存在恶意串通的理由不成立。5.保证债务设立的目的即为主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提供保障，从而降低债权人的风险，作为承担高风险的保证人，除基于与债务人特殊身份关系外，往往会以向债务人收取担保费作为承担风险的对价。本案中，通过易禄彬向峨眉山市检察院提交的举报材料以及王文忠向其出具的《借条》以及易禄彬的当庭陈述，均可以清楚反映其与王文忠之间因该担保约定了相应利息及违约金的履行方式，易禄彬系有偿提供担保，其向峨眉农商行为王文忠的该笔贷款提供保证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峨眉农商行并无损害上诉人易禄彬利益的动机，也未与王文忠合谋实施违法行为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故不符合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上诉人易禄彬主张案涉借款合同及抵押、保证合同均为无效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易禄彬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易禄彬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文忠行使追偿权。
二、关于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首先，上诉人易禄彬举报王文忠合同诈骗的案件已被峨眉山市公安局决定不予以立案；其次，王文忠并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使峨眉农商行陷入错误认识，其为贷款提供有效担保，并在贷款到期之前按约偿还借款利息，其到期不能偿还贷款构成违约而非贷款诈骗；第三，本案不属于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案件，也不符合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条件，不应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
关于案涉贷款执行利率，2014年9月28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和2014年9月30日签订的《循环借款提款通知书》约定不一致，应视为双方对借款利率执行方式的变更，即由“浮动利率”变更为“固定月利率8.6‰”。根据《循环借款提款通知书》的特别约定，应以变更后的利率执行方式为准。虽2014年9月30日峨眉农商行同时出具的《借款借据》上载明的利率类别为“浮动利率执行月利率8.6‰”，但由于《借款借据》的性质为银行履行借款合同的依据，用以证明银行贷款已划出，当其载明的内容与合同不一致时，一般应以合同内容为准，如借贷双方均无异议，也可视为对合同内容的变更。但本案中，因双方当事人同时签订的合同内容对利率执行方式作出了特别约定，以合同约定为准，更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本意，故案涉合同贷款利率应为固定月利率8.6‰。由于被上诉人峨眉农商行在基准利率下调后，自愿于2016年1月1日起将固定利率下调为月利率6.235‰（年利率4.35%×浮动幅度1.72÷12个月），系其对自身实体权利的处分，并未损害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被上诉人王文忠现逾期未还本付息构成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应当上浮50%执行罚息利率标准即9.3525‰（6.235‰×1.5）。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2016年1月6日前差欠的利息金额为130711．73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16年1月6日起的利息，则应以32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9.3525‰的标准计算利息。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在判项中未明确利息计算标准。二审中被上诉人明确按下调后的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罚息，本院基于该新的事实，对一审判决予以部分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6）川1181民初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关尚军、易禄彬、何建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二、变更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16）川1181民初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王文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四川峨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200000元及相应利息（其中2016年1月6日前的利息为130711．73元；从2016年1月6日起的利息按月利率9.3525‰的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案件受理费16200元，由被上诉人王文忠、关尚军及上诉人易禄彬、何建芳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3446元，由上诉人易禄彬、何建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梅娜
审判员 唐海珍
审判员 周文勤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雷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