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427民初2285号
原告：刘振汉，男，汉族，1933年出生，住夏津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冯常帅，男，1981年出生，夏津精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文玲，女，汉族，1948年出生，户籍地夏津县，现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栾玉秀，女，汉族，1969年出生，户籍地夏津县，系刘文玲女儿。
被告：刘文利，男，汉族，1951年出生，住夏津县。
被告：刘文盛，男，汉族，1957年出生，住夏津县。
被告：刘文巧，女，汉族，1962年出生，住夏津县。
原告刘振汉诉被告刘文玲、刘文利、刘文盛、刘文巧赡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冯常帅，被告刘文玲委托代理人栾玉秀、被告刘文利、刘文盛、刘文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振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履行赡养义务，每年支付赡养费8748元并照料生活起居（根据2016年农村收入支出标准）；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今后所产生的住院医疗费用，由四被告分摊并照料生活起居；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生有三子二女（小儿子已去世），子女均已长大成人立户。原告今年已有84岁高龄，体弱多病、丧失自理能力，无任何生活来源，平时起居饮食都需要他人照顾。子女们应该在保证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履行赡养义务，但他们并没有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尽到赡养义务。原告现在在次子刘文盛家中居住，平时子女们一年基本来不了几次，更不用说承担生活费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且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故被告应履行法定的赡养义务。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诉请。
被告刘文玲辩称，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我自愿依法承担义务；我父亲多年来自己生活，每月有低保、农村养老保险300多元，自家庭院有个甜水井、还曾卖过水。2016年5月，由于身体原因，由儿子刘文盛接去照料生活；多年来，我经常看望父亲，在生活上予以照料、经济上予以供养、精神上予以安慰，父亲与文盛居住后，我也经常去看望父亲、照顾父亲；我已年近70岁，年老体弱、仅有每月农村养老保险100元的经济收入，现在随儿子在一起生活，由儿女供养。
被告刘文利辩称，我是原告的长子，我认为本案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父亲已经84岁高龄，儿子、女儿也尽到了该尽的赡养义务，不存在不管不顾的情况，也不存在虐待父亲的事情。我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直至2016年5月1日前摔倒后才需要照顾，二儿子刘文盛将父亲接到家中照顾，接到诉状后，曾去看望我父亲，我父亲表示不知情。我父亲以前也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且有低保钱，他的钱根本用不完。我父亲的存款7000多元及近几个月的低保、养老等数千元也在刘文胜手中。我父亲出租土地的10余万元在没有经父亲及其他兄弟姐妹同意的情况下，刘文盛也占为己有。1980年分家时，邀请大队干部数人协商，一致同意老人赡养由二儿子刘文盛承担（立书为证）。虽如此，但我也对父亲尽到该尽的赡养义务，父亲卖水的井也是我和妻子挖的，平时的生活琐事、洗洗补补也是我及家人给予相应的照料。我生病后，父亲的衣服、棉被都是妹妹做的。综上，起诉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目前，原告有国家补贴的养老金、低保金等各项补助，请求法院明确这些补助金的归属及使用。
被告刘文盛辩称，赡养老人我没有意见。
被告刘文巧辩称，我是原告的次女，我认为本案不是父亲的真实意愿。2016年5月1日，我父亲与刘文盛共同居住以后，我也经常去看望老人，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及将儿女告上法庭的事实，更不存在起诉书中所述的不赡养老人一说，所以，我认为这次起诉不是父亲的真实意思，请求法官对原告本人确认。我结婚以来，父母与小儿子刘文春共同生活在一个院落里，1990年刘文春因意外去世后，父母自己单独居住。自1999年我母亲去世后，父亲自己单独居住，生活能够自理，这期间儿女也经常去看望、照顾父亲。我和姐姐刘文玲经常给付拆洗衣物、添置新衣物，每7-10天我就去看望父亲一次，父亲也有时到我家居住一段时间。2016年5月1日前，老人的赡养费用父亲从来没有提及，都是子女自愿给予的，父亲也经常推辞说自己钱够花且有剩余。2016年5月1日父亲由于摔伤与刘文盛同居，我及我的家人也经常去看望，我也曾和二哥刘文盛商议共同赡养老人，不知为何竟然对簿公堂。目前，父亲租地和卖地的钱有10余万，及存款近1万元都在二哥刘文盛手中，老人的经济来源是低保和养老保险金也在二哥手中，希望法官在判定赡养问题时将其考虑其中。对于财产的分配我将遵循老人的决定，老人的钱应该由自己存放或者分配。生命是老人给的，赡养老人义不容辞，我将承担我应该承担赡养费老人的责任及义务。综上所述，我和其他被告不存在不赡养父亲的情节，我始终认为不是父亲刘振汉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振汉与其妻子婚后共育有三子、两女，分别为被告刘文玲、刘文利、刘文盛、刘文巧和刘文春，其中刘文春已于1990年因意外去世，原告妻子也已于1999年去世。2016年4月底，原告刘振汉因意外摔倒在地，生活不能自理。2016年5月1日，被告刘文盛将原告接到其家中照料生活。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四被告轮流赡养，四名被告均未提出异议。原告曾于2016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因原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裁定按撤诉处理。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到被告刘文盛家中，对原告进行了调查，原告对起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一事知情，授权委托书也是原告自己签名。
庭审中，被告刘文玲、刘文利、刘文巧提出原告尚有承包地租赁费十几万元及银行存款7000余元在被告刘文盛处。庭审中，本院已向三被告释明，三被告上述主张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庭审中，原告还主张自2007年3月15日至2016年10月产生药费2万元，并要求四被告承担，被告刘文玲、刘文利、刘文巧不予认可，原告也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另查明，原告享有政府补贴的养老补助及低收入群体补助，现由被告刘文盛掌握。还查明，原告曾于1980年1月10日订立《分家单》，约定原告及其妻子由被告刘文盛负责赡养。
本院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也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可见，子女赡养父母的法律基础是基于子女未成年时，父母履行了抚养义务，故而，被告刘文利所主张的分家约定不能免除其应当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亦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原告刘振汉已有84岁高龄，已丧失劳动能力，特别是意外受伤后，更是缺乏自理能力，四被告理应履行赡养义务，帮助原告正常生活。赡养的方式，既可以是赡养人与被赡养人共同生活直接履行赡养义务，也可以是采用提供相关费用的形式承担经济责任。庭审中，原告要求四被告轮流赡养，四被告在庭审中均未提出异议，故原告主张四被告轮流赡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现在被告刘文盛家中居住生活，且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本院认为，不宜因轮流赡养而加重原告的身体负担，故而，四被告每三个月一轮流较为妥当。
养老补贴及低收入群体补助是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方式，是政府对老年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贴和福利，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是无权剥夺的，同时也不应因此而免除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而且，养老补贴及低收入群体补助具有人身依附性，是政府对原告自身的补助，应当由原告自己掌管。因原告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可由子女代为保管，原告跟随谁生活应由谁代替原告保管并用于改善原告生活。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医疗费，因其未能提供已实际发生的证据，在本案中不予支持，待其实际发生，除去居民医疗保险报销部分，剩余部分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2017年1月份开始，1月至3月由被告刘文盛照顾原告刘振汉的生活起居；4月至6月，由被告刘文巧照顾原告刘振汉的生活起居；7月至9月，由被告刘文玲照顾原告刘振汉的生活起居；10月至12月，由被告刘文利照顾原告刘振汉的生活起居。在此期间，原告刘振汉的生活费由四被告自行负担，养老补贴及低收入群体补助由直接赡养人代为处理。
二、原告刘振汉实际产生的医疗费用，经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后，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三、驳回原告刘振汉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于文平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贺同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