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诸民初字第3399号
原告：章陆明。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何建达、丁双莹。
被告：诸暨恒龙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亚丽。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黄峰。
原告章陆明为与被告诸暨恒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龙置业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5年10月30日诉讼来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晓华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5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陆明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建达、丁双莹，被告恒龙置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章陆明起诉称，2011年11月，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协议书），被告聘用原告为工程部经理，聘用期为协议签订日至诸暨恒龙汽配用品城工程结束。协议约定待遇为每年15万元，每月发生活费8千元，剩下余款年底付清，并特别注明，公司为了对章陆明办事优秀，对公司创造利润，对工程负责情况下，工资以外特别补助每年人民币50万元，按聘用年份算起，到辞职报告后一个月结束。协议签订后，原于2011年12月1日正式入职。在职期间，原告认真履行其职务职责，全面负责公司相关协调衔接事务及公司其他事宜，勤恳敬业，也获得公司及领导一致认可。2015年2月13日，因工程已基本完工，原告申请离职并获被告同意，但离职时被告并未支付之前承诺的每年50万元的工资外补助，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一直拒不履行其支付义务。后原告提交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委以协议书形成时间及文本提供方存疑、每年50万元补助于理不合为理由驳回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原告认为，首先，被告在劳动仲裁当中对“协议书”上所加盖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并且也在庭审中陈述，原告在2011年、2012年是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公章的，而经鉴定印章的形成时间接近于2012年8月至12月，故即使印章形成时间并不接近于原告所述的形成时间，该鉴定结论也可以表明，公章为公司所盖，而非原告自�加盖。并且，原告在被告公司是没有任何机会单独接触和使用公章的，该公章一直由王亚丽和徐某保管，如原告需要盖公章的话要先经过工程部副总刘某审核，再交给王亚丽或徐某盖章。被告称该印章为原告自行加盖，并没有任何依据。其次，该“协议书”的提供方为被告，实际上是由王亚丽起草并盖好章后给原告。即使如仲裁裁决书所述，凭文末语句有理由认为该协议书的出具方并非为被告方，被告已经确认该“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并加盖公章，至于文本由谁提供并不影响“协议书”的成立和生效。第三，仲裁裁决认为“协议书”所约定的待遇于理不合，这完全是凭主观臆断所下的结论。原告本身为中国地质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并持有建筑工程工程师证及水利水电工程工程师证，并且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被聘为被告方工程部经理后，因建筑类相关资质证书审批均需要公司在职人员（当地）持工程师证方能办理，故消防、电力、建管等所有工程相关审批均由原告负责衔接办理。故原告在被告公司所担任的职位及所发挥的作用完全合乎“协议书”所约定的待遇，在建筑业内也属正常。综上，原告认为诸暨市劳动仲裁委之裁决理由大部分仅凭仲裁庭主观臆断，错误适用举证规则，认定事实错误。现起诉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外补助款150万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恒龙置业公司答辩称，原告于2011年11月7日至2015年2月13日期间受聘于被告，任被告工程部经理属实。原告任职期间前七个月月工资为8000元，之后为每月8500元，年终根据其工作表现发放不定数额的年终奖；原、被告之间从未签订过每年15万元工薪待遇及原告辞职后加付每年50万元工资补助款的协议，原告提供的协议属原告偷盖了被告的公章，该协议的内容、格式均不符合常理，不具有法律效力；2015年2月13日，原告提出离职，双方对原告工作期间的工资、经济补偿达成了一致意见，而且结算完毕。根本不存在原告主张的150万元工资补助的纠纷。原告也从未向被告提出过要求支付150万元工资补助，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章陆明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被告恒龙置业公司质证如下：
1、诸劳人仲案字（2015）第0495号仲裁裁决书一份，用以证明本案已经仲裁前置程序的事实。被告经质证无异议；
2、原、被告于2011年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当时约定原告每月的生活费为8000元，每年工资15万元，工资以外补助每年50万元。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该协议，该协议的公章是原告为被�办理施工方面手续，到公司盖章时夹带在需要盖章的工程资料中偷盖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该份协议存在以下明显的可疑点：1、原、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而且劳动合同中均约定聘用期限，没有理由在劳动合同之外还签订一份超过常理的大额的补助合同；2、原告只是被告聘用的工程部经理，其主要工作只是为办理相关手续到各个部门跑腿，其工薪待遇不可能每年达到65万元，该金额明显高于被告公司内比其职务高的同事，也明显高于市场同类职务的工资，明显与常理不符；3、该份协议的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及最后一句，这些条款的语句逻辑混乱，言不达意，最后一名明显是原告的个人语气，这与原告陈述的是被告起草的协议明显不符；4、该份协议格式上看，落款处被告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连原告自已的落款处也是私章，没有签名，落款时间只有年份没有具体的时间，这也不符合常理；5、该协议第五条讲到“为公司创造利润”，但是按照原告的工作职责，不可能创造利润，最多是为被告的工程项目顺利进行提供劳动；6、原告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从未发放到每年15万元，更不用说65万元。在每年的年底工资结算时，原告从未提出过他的工薪没有达到主张的数额，但是三年多来，原告为什么不辞职，为什么到了工程结束离职后才提出这个要求。综上，被告认为该份协议无论从格式上、语句上、内容上都不符合常理，请求对证据的效力不予认可；
3、被告出具的个人业绩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勤恳，业绩得到好评的事实。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份证明是原告为方便今后找工作，要求公司出具的个人业绩证明，这份业绩证明也是原告打印好之后到公司要求盖章的�公司没有考虑到其要求出具业绩证明的真实用途，也是轻信了原告提出的理由。该份个人业绩证明也存在问题，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但内容却为2011年至2014年期间，落款时间和内容有冲突，内容不严谨。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原告在为其伪造的协议制造适用的条件。因原告伪造的协议中第五条是必须办事优秀、创造利润才能支付，所以原告在2013年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正常情况下，在履职期间，是不可能向公司要求出具这个业绩证明的；
4、离职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离职时间为2015年2月13日。被告经质证无异议，该份离职证明由公司与原告各持一半，双方所持离职证明内容基本一致，该离职证明的内容中讲到，双方于2011年2月13日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并已就经济补偿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双方确认终止劳动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证明原告提出的双方存在年薪15万元及额外补助50万元的纠纷是不存在的；
5、原告的大学毕业证、工程师资格证书，用以证明原告系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取得了专业技术资质证书和工程师资格证的事实。被告经质证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取得的毕业证系网络大学的毕业证书，与全日制大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诸暨有工程师证书的人成百上千，这些证书并不能证明原告有资格取得每年65万元的年薪。
被告恒龙置业公司为证实其辩述意见，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原告章陆明质证如下：
6、原、被告分别于2011年11月7日、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二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劳动期限二年，故原告提供的协议书的第一条为聘用期到工程结束不符合常理，在劳动报酬这一栏中，当时双方约定的工资确实比较低，是为了给原告节省缴纳个人所得税及少缴企业养老保险。同时从两份劳动合同的落款可以看出，被告加盖的印章都是合同专用章，两份合同中法定代表人王亚丽均签名，且乙方即原告也全部签名，这个落款的签订方式与协议书的签订方式是明显不一样的。原告经质证，对劳动合同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签订时劳动合同都是空白的，也就是说，内容是被告自行填写的，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给相关部门备案，劳动合同上的内容与双方的意思表示不相符；
7、离职证明一份，与原告提供的离职证明为上下联。原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提出所有问题协商一致，原告认为双方虽协商一致，但被告未付清承诺支付的款项；
8、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的工资收入清单及离职时给予经济补偿的各项补助清单。用于证明原告履职期间，被�从未发放过每年15万元的薪水，正常情况下是超过12万元，辞职时原告也没有提出每年15万元的工资，当时原、被告在友好的状态下解除劳动关系，结算也很清楚。原告经质证，对收到款项的事实无异议，也说明当时实际支付的工资并不是劳动合同载明的工资，而是按照协议书的工资，说明双方是按协议书履行的；
9、网银转账凭证、原告与徐某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在网银转账凭证中载明款项性质为恒龙解除劳动合同各项补偿款余款。根据短消息内容可以看出，原告要求支付15000元经济补偿时，双方之间很愉快地交谈，根本不存在原告提出的50万元的款项，如果原、被告之间发生过争吵，原告与被告员工徐某之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对话。原告经质证，认为网银转账的款项系经济补偿，并不是工资类的补助款，网银上载明文字系被告自行打印，原告并不知情�对短信来往记录没有异议；
10、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原告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的协议书，盖章时间并不是2011年。原告经质证，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协议书形成的时间与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有出入，协议书实际形成于2011年11月底。被告方在仲裁庭审时也确认2011年、2012年期间，原告是没有接触到公章的机会，可以说明是被告盖章的，而不是原告擅自盖章的；
11、证人刘某、徐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陈述，证人于2011年10月6日至2015年10月10日期间在被告公司工作，并担任分管工程的副总经理，年薪为30万元。原告是由证人招用进被告处工作，工资是证人与原某，原告提出工资15万元，证人对他说没有这么高，是12万元。因为工资支付涉及个人所得税问题，最后具体定下来是按每月8000元、8500元支付。恒龙公司不可能与原告签订除工资待遇以外每年支付50万元补助的协议，证人系原告的直接上司，平时的工作由证人安排，如果原告有额外的工资，都是通过证人的。原告在被告处担任工程部经理，主要负责工程这一块，当证人的助手，当时招用原告的原因是原告系诸暨本地人，沟通能力强，到政府部门办事比较好，负责跑腿。原告拿工程资料到公司盖章一般经过证人同意，如果证人不在，会打电话给董事长或者徐某，资料少的，由徐某盖章，如果资料多，把章给证人或给原告盖。证人徐某陈述，证人自2011年至今担任被告常务副总，工资待遇为年薪20万元，王亚丽是25万元、刘某是30万元。原告任职期间，有时是刘某陪过来盖章，有时是原告一个人过来盖，资料少的时候，证人一页页看过再盖，资料多的时候是原告直接盖章，无法一页一页看，公司印章基本上由�人保管，有时在王亚丽处。原告离职时，是证人、王亚丽参与协商的，结果是给原告35000元经济补偿，款项分两次支付，第一笔是年前支付20000元，另一笔在年后支付15000元，款项是证人个人账户支付的，原告离职时，从未谈到工资外有每年50万元补助的事情。上述证言，原告质证认为，两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证言偏向被告方，两证人陈述内容与被告在仲裁庭审时的陈述相矛盾，被告讲到原告在2011年、2012年是不可能接触公章的，2013年之后才有可能接触到公章，对刘某陈述的原告的工薪是其出面与原告谈的，与事实不符，原告是与王亚丽协商的，离职也是与王亚丽谈的。被告经质证，对两证人陈述的证言无异议。
为查明事实，本院出示下列证据：
12、诸劳仲案字（2015）第0495号仲裁庭审笔录，原、被告经质证均无异议。
上述证据�庭审出示、宣读并质证，均已收集在卷，本院认证如下：本院出示的证据12，双方当事人经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因双方争议的协议书系2011年签订，该个人业绩证明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与本案主要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被告经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认定双方经协商一致，原告于2015年2月13日离职的事实。证据5，被告经质证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学历、资格证书与薪酬之间无必然的对应性，2014年全省全社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8372元，劳动者普遍具备大学学历及中等技术职称，而原告现主张的年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十多倍，故该证据亦与待证事实之间关联性不大，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提供证据2，以证明原被告于2011年�订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工资外补助每年50万元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为反驳协议书的效力，提供了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告的工资收入清单、经济补偿清单、网银转账凭证、短信往来记录、司法鉴定意见书、申请证人刘某、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等证据（证据6－11）。本院认为，证据6，原告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其虽提出合同内容系被告事后填写的质证意见，但并无证据印证其主张，原告在被告处工作三年余，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应认定入职时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了固定的劳动期限，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7，与原告提供的证据4相印证，且内容一致，双方一致认同离职原因为公司项目建设完成，于2015年2月13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已就经济补偿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8，原告对在职期间的工资收入清单及经济补偿数额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9，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款项支付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在网银转账时所备注的内容系单方制作，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0，系本案仲裁过程中由仲裁机构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符合科学性、客观性、公开性等要求，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11，两证人在原告在职期间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对原告的招用、工资待遇、工作内容、离职等情况是管理者、知情者，具备证人的资格，两证人陈述的证言能相互印证，与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也相印证，本院对两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证据2不具有真实性，理由如下：一、该协议书载明签订时间为原告刚入职时，聘用期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相矛盾；二、协议中载明年薪15万元，与原告在职期间每年所得收入在13万元左右不相符，而原告离职时并未就年薪不足15万元提出异议；三、协议书第五条载明：“公司为了对章陆明办事优秀。对公司创造利润。对工程负责情况下…”等内容，而该协议书签订时间为原告入职时，无法评价其办事是否优秀，是否能为公司创造利润，协议中已使用肯定的语气，与常理不符；且原告从事岗位仅为工程项目办理手续，协调与项目相关的管理单位的关系，并无直接利润产生；四、原告陈述协议书于2011年11月形成，由被告法定代表人起草并盖章后出具给原告，而经鉴定，印章的加盖时间接近于2012年8月30日、2012年12月17日等文件的印章；并且，协议书文末载明内容：“特此协议书希望诸暨恒龙置业有限公司能够遵守…”，该表述系以另一方或第三方的口吻向被告提出要求，而被告作为起草方�可能对自已提出履行要求；五、原告主张的工资外补助每年50万元与其工作岗位的价值、创造的劳动价值不相符，从两证人的陈述看，在同一家单位，两证人职位比原告高，所获得的年薪仅在20万元至30万元之间，两证人也均陈述到原告有单独加盖印章的机会。综合以上论述，本院认定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据2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综合上述证据的分析、认定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不足以认定被告拖欠原告工资外补助款150万元的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工资外补助款150万元，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事实，故应承担不利后果，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章陆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依法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章陆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晓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杨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