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49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身份证住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
委托代理人：高建鹏，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广新，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满红，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
委托代理人：郭法，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春因与被上诉人朱满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4民初2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春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春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朱满红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春已就转款事实完成了举证责任，清楚说明双方的身份关系、借贷发生的原因、借款的用途、交付借款的凭证等事实，双方对杨春转款247010元给朱满红用于购房的事实并无争议，朱满红应依法就所接受款项属于其他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适用错误，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必须注意：对“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前提是“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责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但在本案中，朱满红并没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无法促发举证责任的转移。因此，朱满红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二、杨春举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依法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本案中，杨春虽然未能举证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但是在朱满红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几率非常高，杨春的举证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杨春与朱满红双方互相认识，是熟人关系，朱满红曾在杨春手下工作，朱满红由于购房需要资金而向杨春请求借款，杨春在2009年11月11日直接从自己的账户中将247010元款项转入朱满红购房收款账户，为朱满红支付了购房款。朱满红所购买房产的查册表显示购房日期正是2009年11月11日当天，这完整的证据链和事实依据，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几率非常高。对此事实，朱满红没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亦没能举证证明其已经还款。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双方之间的关系，借贷的原因、货款支付的时间、双方的陈述是否合乎情理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结合杨春的转账事实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综上所述，本案杨春已证明了其转款事实，并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朱满红否认存在借贷关系并抗辩主张为其他法律关系，朱满红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应该承担不利后果。
被上诉人朱满红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杨春的上诉请求。一、杨春与朱满红之间不存在借款的上诉，杨春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双方具有借款合意，相关款项实际上也不属于杨春的个人借款。二、朱满红已经对涉案款项的性质进行了详细说明，该款项是朱满红的堂姐朱某向朱满红出借的购房款，不属于朱满红与杨春之间的借款。三、杨春与朱某结束商业合作后，杨春利用合作期间的经济往来情况，发起了大量针对朱某的民事诉讼，本案也正是基于此种背景下才发生。四、杨春知悉朱满红的详细联系方式和地址，但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从未要求偿还所谓“借款”，明显与基本事实和常理不符，其应当对其主张的借款及催款事实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否则提供的证据材料针对是否存在借款合意这一事实，无法达到民事举证规则中“高度盖然性”，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五、涉案款项不属于朱满红“个人借款”属于民事举证中的消极事实，朱满红本身对于消极事实是无法进行举证的，应当由杨春对借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016年5月25日，杨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满红返还借款247010元给杨春，并从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杨春；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满红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11日，杨春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2×××44支出247010.00元。朱满红于庭上承认收到杨春247010.00元款项的事实，但辩称247010.00元不是朱满红向杨春的借款，是朱满红向朱满红堂姐的借款，只是通过杨春的账户支付。
杨春为证明其主张，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中国工商银行转帐凭证，拟证明2009年11月11日杨春向朱满红转账247010元的事实。
2、房屋查册表（两份），拟证明杨春向朱满红借款用于购买位于从化市江埔街金棕榈大街2号208、209房。
3、刷卡回执（复印件），证件原件在（2012）穗从法民二初字第20号案件的卷宗里。
朱满红为证明其主张，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12）穗从法民二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不存在借款事实。杨春将同一份转账凭证在两案中均作为证据提交，并提出同一主张，存在虚构借款事实的嫌疑。
2、广州昇格时装有限公司商事登记信息，拟证明杨春与朱满红堂姐朱某有合作经营事实。
3、（2011）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74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92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杨春与朱满红堂姐朱某终止合作经营后，杨春恶意发起诉讼要求分割相关财产，这也是本案发生的真实背景。在该案过程中，杨春承认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经营，双方常有款项往来甚至直接持有朱某银行卡处理合作事务。
4、朱某银行流水账，拟证明合作经营期间朱满红堂姐朱某于2009年4月曾向杨春银行账户支付过140万元，该140万元里面包括朱某转账给朱满红的24万多元，
5、个人存款回单，拟证明朱满红已向朱某偿还了7万元购房款（24万元的购房款的一部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可见，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包括两个要件：一是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借款合意；二是贷款人向借款人支付借款的事实。结合本案，杨春仅提供其中国工商银行支出247010.00元款项的凭证，朱满红虽承认收到款项该笔款项，但否认与杨春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并提供朱某银行流水账，该流水账虽未能直接证明朱某通过杨春借款给朱满红的事实，但足以动摇法官关于“杨春与朱满红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且生效”的心证的形成，此时，杨春仍应就双方借款合意及借款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情况及民事诉讼有关举证责任及证明责任的规定，杨春主张其与朱满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要求朱满红偿还借款及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判决：驳回杨春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03元、财产保全费2820元，均由杨春负担。
二审中，杨春提交了交通银行广州大石支行账户2009年8月17日至2010年10月26日的银行交易流水清单，拟证明朱满红是杨春的员工，于2009年8月至2010年9月期间，杨春每月支付朱满红工资；杨春与案外人朱某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朱满红认为杨春当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已经超过了法定举证期限；另，由于无原件核对，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证据只能证明杨春通过其个人账户向朱满红支付过工资，但1748号判决书证明杨春多次承认在公司经营中，其还能持有朱某的个人账户去调动资金，因此在其公司的经营过程中资金问题比较混乱，并印证了杨春与朱某有大量资金往来的事实。
经二审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2011）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748号案一审审理期间，杨春述称其与朱某双方同居生活，相互信任，财务上不分彼此，用双方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经营。本案二审庭询中，杨春亦述称其与朱某有合作经营关系，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高达数百万，其与朱某的财产是混同的。
本院认为，本案杨春起诉主张朱满红向其返还借款247010元及利息，朱满红反驳认为其与杨春之间没有借款关系，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杨春与朱满红之间是否成立借款法律关系。对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杨春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杨春主张双方之间成立借款法律关系，应当就借款法律关系的成立、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成立生效应具备两个条件：一、双方之间有借贷款项的一致意思表示；二、出借人实际提供款项。本案中，杨春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杨春与朱满红之间有款项流动，故杨春仍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款项的一致意思表示进行举证。本案中，杨春提供的房屋查册表、刷卡回执以及二审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清单均不能证明杨春与朱满红已经达成借贷款项的一致意思表示。杨春主张与朱满红之间成立借款法律关系，但未能就与朱满红达成借贷款项的一致意思表示的事实提供书面证据加以证明，其单方陈述亦遭到朱满红否认。朱满红辩称该款项是朱某向其借款，并提供了朱某银行流水帐及个人存款回单，证明朱某与杨春、朱某与朱满红之间存在款项往来，杨春也自认与朱某之间财务混同，因此朱满红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足以打破涉案款项流动系杨春向朱满红借款的唯一指向，即足以动摇法官关于杨春与朱满红就涉案款项流动达成借款合意的内心确信。为此，一审法院认定杨春仍应就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分配正确，本院予以认可。鉴于杨春未能就其与朱满红之间已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故本院认定杨春对其所主张的与朱满红之间成立借款法律关系证据不足，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杨春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杨春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6元，由上诉人杨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培娟
审判员 谭红玉
审判员 杨晓怡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