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127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贵英，女，1960年6月1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范钊婧，北京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瑞荣，女，1961年9月21日出生。上诉人胡贵英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0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7月，胡贵英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5年，张瑞荣约请我投资建厂，基于对张瑞荣的信任，我将个人存款37万余元的存折交付张瑞荣，张瑞荣支取我存款共计370404元，张瑞荣用我款项建厂房后一直未实际投入使用，后政府对我与张瑞荣投资的厂房予以拆迁，张瑞荣隐瞒拆迁所得，且拒绝返还我投资款和相应收益款项，张瑞荣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财产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张瑞荣返还我投资款370404元及利息（按生产性借贷利率计算，从2005年4月20日起到判决生效之日止）；2、张瑞荣承担诉讼费。为证明其主张，胡贵英提交以下证据：1、建设银行储户开户存款凭条及张瑞荣取款交易凭条。证明目的：胡贵英在自己名下存折里存款370000元；张瑞荣收到存折后自2005年5月22日至12月26日期间14次支取投资建房款及其利息合计370404元。2、大兴区人民法院黄村法庭、北京市二中院开庭笔录。证明目的：张瑞荣收取存折并签胡贵英名字支取370404元。3、建设银行查询单两份。证明目的：胡贵英在建设银行的开卡情况和开存折的情况。4、建设银行的打印明细。证明目的：证明其他存折没有30万数额，胡贵英、张瑞荣之间不存在30万元借款，而给的是37万的投资款。张瑞荣辩称：我从未约请胡贵英投资建厂，只向胡贵英借过30万元人民币，并于2010年10月28日还给胡贵英60万元，除此之外，胡贵英与我双方再无任何金钱往来关系。我曾于2005年4、5月份向包括胡贵英在内的三位好友借钱建房，胡贵英借给我30万元，而不是37万元，我分别与包括胡贵英在内的三人签订条款相同的借款合同，合同内容为借款数额、利率标准、还款时间以及若出借人在还款期限前要求偿还借款，则利息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条款。2010年10月28日，我应胡贵英要求将60万元还款存入胡贵英丈夫安松柏工商银行帐户内，借款合同履行完毕并由我收回，因此两不相欠。胡贵英确实给过我一个存折，让我从中取30万元现金，中间胡贵英曾将存折从我处取回并取款，后又将不足30万元借款部分以现金形式补足。胡贵英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我曾取出过404元，而无法证明银行帐户中37万元存款都是由我取走的。若胡贵英坚持37万元均由我取走，请胡贵英提供由权威机构出具的取款人签名的笔迹鉴定。非我本人签名部分，我概无责任。自2011年底至今，胡贵英已第四次因为此事件起诉我，其荒唐的案由均被人民法院判令败诉，或由其自己撤诉，故请求法院驳回胡贵英的诉讼请求并由胡贵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为证明其主张，张瑞荣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5月28日黄村法庭开庭笔录。证明目的：张瑞荣是按胡贵英要求将60万元还款转入胡贵英丈夫名下的银行帐户。2、胡贵英作为证据屡次提交伪造的《协议书》，第2页第十项“本协议自乙方将叁拾万元…交于甲方”。证明目的：胡贵英承认与张瑞荣之间的金钱往来金额为30万元。3、张瑞荣给胡贵英丈夫安松柏的汇款凭证。证明目的：张瑞荣将60万元转入胡贵英丈夫安松柏名下的工商银行帐户内。4、安松柏账户流水单。证明目的：张瑞荣确按胡贵英要求将60万元还款转入其丈夫名下。5、胡贵英2011年12月5日第一次的起诉书，第2页第二自然段最后一行：“仅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银行转帐支付60万元”给胡贵英。及第2页最后一个自然段第三行：“仅给付胡贵英60万元”。证明目的：胡贵英收到60万元。6、2012年大民初字第1542号判决书、胡贵英2012年7月14日上诉书、2012年一中民终字第10197号判决书。证明目的：判决书驳回了胡贵英以“合伙合同纠纷”为案由的诉讼请求，并否认了胡贵英、张瑞荣之间的合伙投资关系。7、2013年4月1日胡贵英第二次起诉书、2014年3月17日胡贵英申请撤诉书及法院口头裁定书。证明目的：胡贵英以“返还原物纠纷”为案由起诉张瑞荣，其提交的证据与“合伙合同纠纷”乃至本次起诉所提交的证据均一样。8、2014年3月25日胡贵英第三次起诉书、2014年大民初字第3912号判决书、2014年11月11日胡贵英第二次上诉书、2015年1月19日二中民终字第0084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胡贵英以“返还原物纠纷”为案由再次起诉张瑞荣，法院判决其败诉。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与案件相关联案件的情况胡贵英与张瑞荣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法院于2012年6月27日作出（2012）大民初字第154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胡贵英诉称：2005年4月18日，胡贵英与张瑞荣订立合伙《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兴建设立瑞荣养殖场（登记地点为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砖楼村），并在张瑞荣名义租赁的场地里建厂房120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250元，共计370000元由胡贵英出资，建好后该1200平方米厂房产权归胡贵英所有，交由张瑞荣负责出租或者经营，厂房产生的收益盈利归胡贵英、张瑞荣双方各得50％。另外在协议书第5条中特别约定；如遇到国家征地拆迁，张瑞荣投资的地上物补偿款归其所有，胡贵英投资的1200平方米厂房，所获得的所有补偿在不扣减土地成本和建造成本的前提下，双方各得50%。2010年10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养殖场也在拆迁范围，张瑞荣作为合伙养殖场的代表出面负责洽谈赔偿事宜。后胡贵英得知张瑞荣已经暗中领取该土地上房屋拆迁赔偿款、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和停产停业搬家补助费等相应补偿，其中涉及1200平方米厂房的补偿款，依据合伙协议书约定，胡贵英应当得到全款的一半。于是胡贵英多次要求张瑞荣出示其持有的、有关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有关腾退补偿的协议书等文件材料，以作为胡贵英、张瑞荣按照合伙协议书约定分配补偿款的依据，但是遭到张瑞荣的拒绝。现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张瑞荣给付胡贵英厂房拆迁赔偿款1186977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513484.2元、停产停业搬家补助费等补偿款32499元，合计1732960.2元，给付拆迁补偿款被其占用期间的银行利息损失7784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0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承担诉讼费用。张瑞荣辩称：胡贵英说的事实不属实，胡贵英、张瑞荣不存在合伙关系，而是借贷关系。因为张瑞荣是个体经营养殖场，由于资金紧张，当时向胡贵英和两个朋友借款，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期为5年，年利率为10%，如果5年不还，每年的年利率增加，借款不能提前收回，如果提前收回，就按照银行的年利率计算利息。借款合同于2010年10月28日履行完毕了，张瑞荣连本带利给了胡贵英60万，多还了胡贵英钱，只想报答其在张瑞荣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帮助。故不同意胡贵英的诉讼请求。该案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20日，胡贵英存入银行37万元，并将密码告知张瑞荣。自同年5月22日起至12月26日，上述款项分14次被人从银行提取。2010年10月28日，张瑞荣支付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胡贵英认为非给付其自己的款项，非同一法律关系，并将起诉中所述“仅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60万元”在庭审中删除。另查明，张瑞荣于2003年7月申请注册了个体工商户，名称为北京北臧村瑞荣养殖场，负责人为张瑞荣，有效期至2007年6月30日。后经张瑞荣申请，工商局核准又颁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其中个体工商户名称、经营场所和经营者未变化，执照有效期自该年7月8日至2011年7月7日。2010年10月22日拆迁时，张瑞荣在拆迁范围内有9941.39平方米房屋、装修附属物及地上物，因此得到停产停业补助费3926850元，搬迁补助费248535元。诉讼中，根据胡贵英申请，法院调取了张瑞荣在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砖楼村注册的瑞荣养殖场（系个体工商户性质）的拆迁补偿情况。其中胡贵英认为2、3、4号厂房（房号为第19、20、21号，房屋面积共计2599.92平方米）系其与张瑞荣合伙所建，房屋重置成新价2373954元和按照面积核算的应为合伙所得。此外，胡贵英提交了一份《协议书》复印件，该协议约定：胡贵英（乙方）于2005年4月21日在张瑞荣（甲方）出资圈建的大院内投资30万元拟建厂房1200平方米，厂房由甲方负责施工，如土建预算费用不足由甲方无偿补充，如增加施工项目则另外增加造价，该1200平方米厂房产权归乙方所有，与甲方出资兴建的厂房一并用于经营；乙方投资兴建的1200平方米厂房全部交由甲方负责对外出租或用于经营，因厂房的使用而产生的盈利总额按院内厂房总面积数均摊后，乙方得其1200平方米厂房均摊数的50％，另50％归甲方所有；如遇到国家征地拆迁，甲方投资的地上物补偿款归其所有，乙方投资的1200平方米厂房所获得的所有补偿在不扣减土地成本和建造成本的前提下，双方各得50％。对此份《协议书》的复印件，张瑞荣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胡贵英还提交了与张瑞荣的通话记录。在该录音记录中张瑞荣说：“什么合同啊？那就是一个借条啊！后来就撕掉了，谁还有那个东西啊。”胡贵英说：“那你撕掉了就撕掉了吧！那怎么办？我那一份合同不是也在你那吗？你不是也都撕掉了吗？”张瑞荣说：“是，我承认收回了，到哪里我也承认收回了，执行完毕，钱给你，你认可，把条给我，这个东西我自己愿意咋处理咋处理，对不对啊？”胡贵英说：“那为什么要各占50％？那50％是不是都给你了？”张瑞荣说：“现在还提那各占50％？我对你，给你钱都不让你打收条”。胡贵英说：“谁说你不让我打收条？没在合同上给你签字吗？”对此，张瑞荣认为录音不能作为确定胡贵英合伙人身份的依据，双方为借款关系。诉讼中，证人王×出庭作证陈述：“我与张瑞荣是同学，并通过张瑞荣与胡贵英熟悉，听胡贵英、张瑞荣讲过二人有官司存在。2005年4、5月份，张瑞荣找到我说租了一块地，想建厂房，向我借钱，当时条件是5年以内给付不低于10％的利息，五年之外，不低于15％的利息，如果我提前把钱收回，就按照同期银行的贷款利率给付利息。同时张瑞荣说除向我借35万元外，还从胡贵英和案外人刘书（淑）义处借了钱；2008年12月，我向胡贵英提及说借给张瑞荣35万，胡贵英说借给张瑞荣30万，还钱的时候张瑞荣按照20％还的我们，据说还给胡贵英60万”。该案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胡贵英主张胡贵英、张瑞荣间存在合伙关系，应承担举证责任。胡贵英未提供合伙协议原件证明胡贵英、张瑞荣间存在合伙关系，张瑞荣对复印件又不予认可，而胡贵英提交的录音证据对于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入伙退伙、清算解散以及违约责任等，均不能有效加以证明；此外也未提交用于共同经营管理，共享收益和共担风险的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张瑞荣于2010年10月28日支付给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的事实，胡贵英在起诉书中有所表述，但在开庭后又予以否认。故基于上述原因，本案不能确定胡贵英、张瑞荣存在合伙关系，对于胡贵英基于合伙关系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法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胡贵英的诉讼请求。胡贵英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胡贵英与张瑞荣签订了共同建房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拆迁后按比例分配，但是该《协议书》原件被张瑞荣拿走了。虽然张瑞荣的代理人否认双方的合伙合同关系，但是胡贵英提交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共同投资关系。胡贵英提交的录音证据、手机短信证据、建设银行大兴区支行交易查询单和存折等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胡贵英履行了《协议书》的义务。2、张瑞荣反驳胡贵英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且与事实不符。张瑞荣主张其与胡贵英之间签订有书面借款合同，但并没有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张瑞荣称其与胡贵英不是合伙合同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但其主张并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向胡贵英借款30万元，但是与胡贵英提交的建设银行37万元交易明细相矛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胡贵英的诉讼请求；由张瑞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张瑞荣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1、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协议，唯一存在的就是借款合同。胡贵英和张瑞荣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不排除胡贵英会轻易得到张瑞荣的签字，胡贵英一直称《协议书》是真的，但却没有提交原件。此外，《协议书》的条款不合常理，是根本不存在的。2、养殖场曾经进行了三年的养殖工作，根本不存在合伙。3、张瑞荣几乎不可以说话，录音证据完全是由胡贵英在主导。4、养殖场完全是由张瑞荣个人经营，不存在其他合伙人。5、张瑞荣和胡贵英的确存在30万的借款，不是37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6日作出（2012）一中民终字第1019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胡贵英与张瑞荣之间是否存在合伙法律关系。胡贵英虽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但其并未提供《协议书》原件，且其提交的录音材料、手机短信、银行交易查询单和存折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因此，法院认为胡贵英主张其与张瑞荣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证据不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胡贵英与张瑞荣之间是否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胡贵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情况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情况与上述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情况基本一致：2005年4月20日，胡贵英存入银行37万元，并将密码告知张瑞荣。自同年5月22日起至12月26日，上述款项分14次被人从银行提取。2010年10月28日，张瑞荣支付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胡贵英认为非给付其自己的款项，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审理中，张瑞荣称：我只向胡贵英借过30万元，这30万借款已于2010年10月28日偿还，是应胡贵英要求将60万元还款转入胡贵英丈夫安松柏在工商银行的账户内，30万元借款本金之外的30万元是给胡贵英的利息。对此，胡贵英称：张瑞荣向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账户上汇款60万，与张瑞荣欠胡贵英37万这笔钱没有关联性。之前的两个案子中，安松柏出庭作证称他向张瑞荣出借过30万元的现金，与张瑞荣陈述的30万元现金是一致的。张瑞荣还款是安松柏的那笔30万欠款，与胡贵英的款项并非一笔。针对为何以不当得利案由起诉，胡贵英称：第一次起诉是要求按合伙协议主张拆迁款，第二次起诉是要求返还协议书原件，几次起诉都是为这笔钱，就是案由不同。之前的案子因按合伙事实主张一直是由于证据原因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导致我方无法再主张合伙建房的收益，所以只能要求返还本金，所以按照不当得利进行起诉。对此，张瑞荣认为：胡贵英、张瑞荣双方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双方实际只存在借贷关系，张瑞荣借了胡贵英30万元，但已经偿还了60万元，事情已经解决了。原审法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就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即构成不当得利：1、一方受益；2、他方受有损失；3、一方受到利益与他方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合法根据。其中没有合法根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实质性条件。胡贵英诉称为合伙投资建厂其将个人存款37万余元的存折交付张瑞荣，由张瑞荣支取存款370404元，而张瑞荣辩称只认可曾向胡贵英借款30万元，但已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支付给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偿还本息。双方对张瑞荣向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账户汇款60万元的事实均予认可，但胡贵英认为该笔汇款非给付其自己的款项，而是安松柏向张瑞荣出借过30万元，该笔60万元还款系偿还安松柏的那笔借款30万元的本金与利息。根据双方上述陈述予以归纳，案件争议的焦点是张瑞荣向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账户汇款60万元是否属于偿还胡贵英的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HYPERLINK”http：／／129.0.0.24：9000／showtxtdbsType=chl&dbsText=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数据&file=&multiSearch=false&dbn=chl&fn=chl185s034.txt&rjs0=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upd=1&term=17”l”17”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第十八条规定：“婚姻法HYPERLINK”http：／／129.0.0.24：9000／showtxtdbsType=chl&dbsText=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数据&file=&multiSearch=false&dbn=chl&fn=chl185s034.txt&rjs0=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upd=1&term=19”l”19”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因胡贵英与安松柏系夫妻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张瑞荣辩称对于胡贵英的借款30万元，已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支付给胡贵英的丈夫安松柏60万元偿还本息的主张，有汇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其已完成相应举证责任，而胡贵英对安松柏单独向张瑞荣出借过30万元，张瑞荣向安松柏账户汇款60万元系偿还安松柏个人借款本息，不属于偿还胡贵英的借款，且该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权债务这一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因胡贵英未提交充分证据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因此，胡贵英按不当得利案由起诉要求张瑞荣返还投资款370404元及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判决：驳回胡贵英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胡贵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胡贵英的上诉理由为：本案诉争的370404元与张瑞荣支付给安松柏的60万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安松柏此前与张瑞荣间存在借贷关系，张瑞荣给安松柏60万元是为了偿还借款。原审法院以此为由判决驳回胡贵英的诉讼请求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张瑞荣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判决书、存款凭条、交易凭条、开庭笔录、银行查询单、汇款凭证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胡贵英、张瑞荣曾因修建厂房存在经济往来。胡贵英主张双方是投资关系，且认为其曾向张瑞荣支付投资款数额为370404元；张瑞荣主张双方是借贷关系，且仅认可其向胡贵英借款300000元。本院认为，无论胡贵英、张瑞荣双方经济往来的数额是370404元还是300000元，因张瑞荣曾于2010年10月28日向安松柏支付600000元，张瑞荣向胡贵英支付的金额远超其自胡贵英处取得的金额，故张瑞荣客观上并未因胡贵英向其支付款项而取得利益，胡贵英也并未因此而遭受损失。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胡贵英要求张瑞荣返还投资款370404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胡贵英主张张瑞荣支付给安松柏的600000元与本案诉争的370404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瑞荣与安松柏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且其此项抗辩意见与其此前诉讼中的起诉内容、庭审陈述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3428元，由胡贵英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428元，由胡贵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磊审 判 员  林 立代理审判员  侯晨阳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ＸＸ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