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再7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住所地：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号。
诉讼代表人：王哲明，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德忠，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巍竞，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唐素珍，女，1953年11月27日出生，�族，慈溪市浒山侨光电器商店业主（个体工商户），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颖，浙江迪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定超，男，住慈溪市，由慈溪市浒山街道浒西社区推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史久岳，男，1965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史纪剑，男，1990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小花，女，196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宁波鑫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田胡路328号17幢。
法定代表人：史纪剑，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因与被申请人唐素珍、史久岳、梁小花、史纪剑、宁波鑫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河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22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于2016年5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汤玲丽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钱晓红、樊清正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6年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德忠、张巍竞，被申请人唐素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颖、胡定超到庭参加诉讼。史久岳、梁小花、史纪剑、鑫河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申请再审请求：撤�二审判决及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有权以唐素珍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史久岳、梁小花、史纪剑对涉案债务本息3001500元以及之后产生的罚息、复利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二审及再审费用由五被申请人承担。具体理由：一、原审混淆了票据原因关系和票据资金关系，片面以票据原因关系存疑来否决票据资金关系的担保效力。票据资金关系与原因关系是相互独立的，票据原因关系的真假及效力不影响票据资金关系的效力。退一步讲，即使票据原因关系不真实，该不真实的关系也仅及于鑫河公司与宁波波尔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尔公司）两主体之间，而票据资金关系是因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基于办理汇票业务而产生存续的，各担保人担保的对象是银行承兑汇票后产生的票据资金债务。二、原审判决苛�地强加给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既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审查义务，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在出票时即被要求审查全部发票，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1.本案中，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已在职责范围内尽到了支付中介机构必要的审慎义务，银行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像公安机关一般对每一宗交易的真实性进行彻底排查。2.票据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关于银行办理承兑业务时所要求的审查义务规定仅是“一般性的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禁止性的强行性规范”。管理性规定不应当作为评判是否能免除担保义务的理由。就此，最高法院公报案例“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07）民二终字第36号]就明确了票据法第十条规定应属管理性法条，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三、没有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银行办理承兑汇票时，应先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况且，原审法院所要求的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再办理汇票承兑与实务中贸易流程、金融业务流程严重背离，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具、抵扣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必然代表交易的真实性。增值税发票开具的时间往往是在货权发生转移之后，卖方的出票义务也仅是合同的附随义务，现实中很少出现有合同订立之初就开具全额发票的。原审判决既认可了承兑之后取得的183万元增值税发票是真实的，又认为在承兑之前必须要提供全部增值税发票，显然自相矛盾。四、唐素珍及其他担保人的担保风险和范围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已经确定，本案并不存在新增担保风险的情况。五、原审两级法院以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未完全履行增值税发票审查义务为由免除了担保人部分的担保责任，但未说明法律依据。
唐素珍再审答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都是为了规范银行人员操作出台的法律法规。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没有严格遵守、违规操作、违法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才会导致其违法行为办理贴现所取得的担保债权，超越了担保范围的约定。二、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即使做不到实质性的调查，至少可以做到表面上的调查。可是看看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证据：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中明确商品名称是钢板，同时在开庭时出具的交易合同中，用途是购买钢板，单价是三千多一吨。而出具的对应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的内容则是不锈钢，单价一万七千多一吨，票面金额为183万，和交易合同中的用途、金额不符。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即使对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183万也没有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对没有提交增值税发票的这些就更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了。唐素珍不应对不具有真实交易关系而产生的主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这一原则精神，也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商终字第23号判决所确认。三、据唐素珍所了解，该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和收款人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吕行长和姓贝的信贷员，还介绍鑫河公司去“买”宁波波尔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多余的增值税发票，并于2013年12月31日开了金额为183万元的虚假增值税发票给鑫河公司。按照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提供给法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24日，出具的承兑汇票金额为600万元，并将承兑汇票分31张开具，显然是不合法的。唐素珍认为这很不正常，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吕行长和姓贝的信贷员涉嫌犯罪。银行人员与贷款人员恶意串通诉讼，�取担保，损害了抵押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鑫河公司根本不应该取得涉案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任何权利。四、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存在欺诈行为，造成唐素珍担保风险增加。唐素珍以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方式提供担保），而不是在票据上以保证人的形式签字，故不应适用票据法的无因性，而应当适用担保法调整。请求维持一、二审判决。
2014年5月7日，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起诉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称，其与鑫河公司于2013年10月23日签订了编号为科技2013银承0268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一份，约定鑫河公司签发票面金额合计为600万元的汇票31张，并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申请承兑，鑫河公司得按照汇票票面金额的50%缴存保证金，如到期出现垫付款，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有权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罚息，并按月计收复利至垫付款还清为止。次日，鑫河公�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提交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书》并缴存了保证金300万元，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依约对鑫河公司申请的票面金额合计为600万元的31张银行承兑汇票作出了承兑，该些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24日。2013年4月17日，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唐素珍签订了编号为科技2013抵押00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唐素珍以其名下的位于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鑫河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度为850万元的抵押担保。双方于2013年4月19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3年4月24日，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史久岳、梁小花签订了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史久岳、梁小花对鑫河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度为8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4月24日，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史纪剑签订了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史纪剑对鑫河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度为85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4月24日，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但鑫河公司未按期缴存足额备付款，致使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对外垫款。经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多次催讨，截至起诉之日，鑫河公司仍未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亦未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鑫河公司立即返还中国银行科技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300万元，并支付罚息1500元（暂计算至2014年4月25日，之后的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垫付款还清之日止）；二、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有权以唐素珍提供的抵押物即位于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三、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对鑫河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过程中，中国银�科技支行将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鑫河公司立即返还中国银行科技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2954250元，并支付罚息1500元（暂计算至2014年4月25日，之后的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垫付款还清之日止）。
唐素珍一审答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应提供真实的交易合同及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而据唐素珍了解，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鑫河公司与收款人波尔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中也无真实的交易合同与增值税发票。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必须提供真实的交易合同与增值税发票的原件，如提供不了，则说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在签发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时�对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有无真实的交易关系未作任何审查，属于违法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由此，唐素珍不应承担违法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相对应的抵押担保责任。另据唐素珍了解，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吕行长与姓贝的信贷员，还介绍鑫河公司去“买”波尔公司多余的增值税发票，波尔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开具了183万元的虚假增值税发票给鑫河公司。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内容来看，汇票出票日期为2013年10月24日，票面总额为600万元，并将汇票分31张开具，显然是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这很不正常，里面有很多猫腻。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吕行长与姓贝的信贷员从中索取好处费，数额巨大，涉嫌犯罪，他们共同利用职务之便，在唐素珍的抵押款项中，恶意串通诉讼，套取担保，以掩盖他们贪赃枉法的事实，损害了抵押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鑫河公司根�不应该取得涉案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任何权利，对此，唐素珍不得其解，究其原因，完全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二、经唐素珍向鑫河公司及其他被告了解，他们与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上的收款人波尔公司并无真实业务的发生，也无实际的商品购销存在。且该笔承兑汇票贷款在鑫河公司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之间已协商解决，鑫河公司早在2014年5月就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协商，将宁波鑫淼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淼公司）的3108589.50元的应收款债权转让给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而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起诉的金额为3001500元，差额部分作为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利息、往来单位开票的税金等各种费用。唐素珍认为对于已结算好的贷款，不需要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三、唐素珍所抵押的是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上的房屋及房屋内的豪华装修和贵重设施�备及经营权并未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抵押。唐素珍再次郑重申明：本案涉及的房产、地产的重新贷款，必须要依法经营，没有唐素珍本人审查、亲笔签名，则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对唐素珍的诉讼请求。
被告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共同答辩称，鑫淼公司确实已将3108589.50元的应收款债权转让给了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史久岳现在被特别保护，梁小花对有关情况不是很清楚。
鑫河公司一审未作答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13年4月17日，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唐素珍开办的慈溪市浒山侨光电器商店（属个体工商户性质，以下简称侨光商店）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抵押00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约定侨光商店以其名下的位于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02191056766朗霞镇国用（2003）字第0042号]为鑫河公司自2013年4月19日至2014年4月18日期间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签订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并约定属于合同项下的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最高本金余额为8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主债务在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抵押权人在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抵押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等等。上述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手续于2013年4月19日已办妥[土地他项权证号为余姚市他项（2013）第0400号]。
2013年4月24日，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史久岳、梁小花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史久岳、梁小花自愿为鑫河公司自2013年1月22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签订的借�、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并约定属于合同项下的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最高本金余额为8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上述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债务在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在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等等。
2013年4月24日，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史纪剑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份，约定史纪剑自愿为鑫河公司自2013年1月22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签订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并约定属于合同项下的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最高本金余额为8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实现�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其他约定内容同前份保证合同。
2013年10月23日，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鑫河公司签订编号为科技2013银承0268的《商业汇票承兑协议》1份，约定鑫河公司签发票面金额合计为600万元的汇票（详见银行承兑汇票内容），并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申请承兑；鑫河公司得在承兑前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缴存汇票票面金额的50%即300万元作为承兑保证金，保证金款项按照单位存款六个月定期利率计息；鑫河公司在汇票到期日前得将应付票款存入承兑人在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开立的结算账户内，如汇票到期之日鑫河公司不能足额交付票款，导致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对外垫款的，鑫河公司对垫付的票款按实际垫款天数，每日按垫款金额的万分之五计收罚息，自垫款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直至还清垫款为止；协议属于编号为科技2013抵押00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合同，并属于编号为科技2013个保0040、科技2013个保004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等等。次日，鑫河公司签发出票人为鑫河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波尔电机制造有限公司（2013年10月15日变更为宁波波尔冲压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尔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4月24日、票面金额合计为600万元的汇票31张（其中票面金额为10万元的20张、票面金额为20万元的10张、票面金额为200万元的1张），并按票面金额的50%缴存了保证金，同时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申请承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全部予以承兑。汇票到期日前，鑫河公司未依约交存应付票款，汇票到期日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依约向持票人进行兑付，在扣除相应保证金（合计300万元，保证金所产生的定期利息45750元于2014年4月29日被鑫河公司转账给史久岳而未予扣除）后，分�于2014年4月25日垫付245万元，2014年4月28日垫付15万元，2014年4月29日垫付15万元，2014年5月5日垫付5万元，2014年5月6日垫付5万元，2014年5月15日垫付5万元，2014年6月3日垫付10万元，以上共计垫付票款300万元。
另认定，鑫河公司在申请承兑上述汇票时，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提供了其与波尔公司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编号为BR20131018的《产品购销合同》1份，该合同约定鑫河公司向波尔公司购买钢板1508吨，合同价款为6001840元，结算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交货期限为签订合同之日起30天内。2013年12月31日，波尔公司开具价税金额合计为1830940.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给鑫河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唐素珍是否应当依据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为鑫河公司的债务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唐素珍称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应提供真实的交易合同及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也不能提供真实的交易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其未尽到审查义务，属违法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故唐素珍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而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则认为其对鑫河公司与波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仅需形式审查，而无需实质审查，且无任何规定在银行承兑汇票签发、承兑时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行业惯例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后两个月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可，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经催讨已经实际收到价税金额为183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贸易背景是真实存在的。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七十四条规定：“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之间，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才能使用商业汇票。”第八十三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银行提示承兑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必要时可由出票人提供担保。符合规定和承兑条件的，与出票人签订承兑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一条规定：“关于商业汇票真实交易关系的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商业汇票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出票人（持票人�向银行申请办理承兑或贴现时，承兑行和贴现行应按照支付结算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商业汇票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核。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行负责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交易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等进行审查……”根据上述规定，承兑银行在办理承兑业务时应审查出票人与其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此时不仅要审查可以证明交易成立生效的交易合同，同时还应审查可以证明交易履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唐素珍以其开办的侨光商店（属个体工商户性质）位于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鑫河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但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在鑫河公司未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下便对鑫河公司签发的汇票进行承兑，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增加了抵押人唐素珍的风险负担，唐素珍不应对因不具有真实交易关系而产生的主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供应商波尔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鑫河公司开具了价税金额合计1830940.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部分金额可视为波尔公司与鑫河公司之间得到履行的真实的交易金额，唐素珍应承担的抵押担保责任仅限于此，而鑫河公司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缴存的保证金300万元已足以抵充该部分债务，故唐素珍在该案中无需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相应的保证人也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对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要求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另外，唐素珍、梁小花等人称鑫河公司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于2014年5月已协商好将鑫淼公司（鑫河公司的关联企业）的应收款3108589.50元全部转让给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以此抵销该案债务。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则称当时只是同意去�鑫淼公司的债务人催收债务，但在实际催收中，部分被催收人表示与鑫淼公司之间不存在债务，部分被催收人表示与鑫淼公司之间尚存在经济纠纷，而事实上未催收到分文。该院认为，唐素珍、梁小花等人并无证据证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鑫淼公司之间达成了债权转让合意并且与鑫河公司所负的债务对冲。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在行使抵押权之前试图获取鑫河公司或鑫淼公司的在外债权资金，以清偿涉案承兑汇票项下的垫付款，从而尽量避免行使抵押权及其他担保权利，不应由此认为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同意受让该些债权，且即使已受让，在受让债权未实现之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对冲鑫河公司所负的债务。
综上，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鑫河公司签订的涉案《商业汇票承兑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按约为鑫河公司签发的汇票进行了承兑，但鑫河公司却未能在汇票到期日前缴足应付票款，致使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垫付票款，鑫河公司依约应当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返还相应垫付款，并依约承担相应罚息。鑫河公司缴存的承兑保证金在承兑汇票到期前所产生的定期利息，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本可优先扣抵垫付款，但其未予扣抵，实际被鑫河公司支取，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实际未扣收该部分利息，现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自愿放弃该部分利息即45750元，系其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另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在2014年4月28日至6月3日期间垫付票款时相应的承兑保证金会产生活期利息，该部分活期利息合计68.06元应抵充垫付款本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还诉请要求计收复利，但涉案《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中�约定了罚息计算标准即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罚息，并未约定罚息按月收取，复利计算标准亦未约定，且罚息再计算复利亦不当，故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诉请要求鑫河公司按月支付复利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鑫河公司未出庭应诉，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2014）甬鄞商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限鑫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中国银行科技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2954181.94元，并支付罚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分别以2412637.50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5日起计算，以147708.12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8日起计算，以147706.67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9日起计算，以49232.64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5日起计算，以49232.15元为基数�2014年5月6日起计算，以49227.78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5日起计算，以98437.08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3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04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446元，由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负担3元，鑫河公司负担35443元。
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不服一审法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中关于银行在办理承兑业务时应当审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观点有失偏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法》对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贸易真实性审查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而“管理性规定”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以禁止其行为发生，但并不否认该行为的效力。本案中，银行是否履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查义务并不影响银行对票据申请人享有因有效票据关系而进行承兑所产生的债权。（二）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银行在办理承兑时必须先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甬银发[2003]145号2文件要求“承兑后两个月必须由企业提供与交易吻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原件”，银行在开具承兑汇票时，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未开出，银行只能通过对买卖合同进行形式审查才能推定贸易背景是否真实。如没有货物存在和流转便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对真实交易关系的审查是银行的职责，但银行只能进行形式审查，而不可能进行实�审查。本案中，银行在出票时对买卖合同进行了形式审查，随后对企业在两个月内提供的金额为183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进行了形式审查，并未发现问题，足以推定涉案票据的交易背景是真实的；二、担保人不应以银行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被免除担保责任。（一）本案中，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垫款后形成的债权，属于唐素珍最高额保证范围之内，且承兑协议本身并未加重保证人的义务。一审判决认为担保人不应对不具备真实贸易关系而产生的主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是混淆了票据基础债务与银行垫款债务。即使票据基础关系不真实，也只是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的事，而银行是基于票据关系的存在而承兑，担保人的担保对象是银行承兑票据上的垫款债务，而非基础债务。（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人可以免责的情形为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本案中，银行在汇票申请人未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便进行承兑的情况不属于担保人免责情形，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银行存在“以贷还贷”、清偿无关债务等恶意串通的情况；三、一审法院将唐素珍的保证责任用银行300万元保证金抵用的观点不妥。涉案《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第七条约定“质权人有权以保证金优先清偿质权人主合同项下发生的费用，剩余部分用于清偿主债权。”保证金与最高额抵押、最高额担保一起并列，不能相互抵充。涉案《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与《最高额保证合同》还约定“主债务在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者保证的，不影响抵押权人合同项下任何权利及其行使，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行使的顺序”，从该角度来讲，也不应用300万保证金抵充抵押人的183万元债务。保证方式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而不是减轻保证人责任；四、《商业汇票承兑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每日按垫款金额万分之五收罚息，自垫付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因此，每月的复利基数截至结算日的罚息及复利总和，该计算方式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复利难以计算过于草率；五、关于45750元的利息，系一审中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代理人未与业务部门核实作出的错误表述，并非放弃该部分利息的请求。经核实，该款项已被史久岳领取，请求法院准予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纠正该表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
唐素珍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鑫河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二审中，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鑫河公司未向二审法院提供新的证据。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向法院提供银行承兑汇票及中国系统外委托收款通知单各31份，拟证明涉案的31份银行承兑汇票被出票人用于正常的商业支付，不存在通过开具承兑汇票套取资金的情况，更不存在款项用于以贷还贷、清偿鑫河公司在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处既有债务，双方并无恶意串通。经质证，唐素珍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涉案《产品购销合同》是购买钢材，但波尔公司并不经销钢材，而是经销铝合金，他们之间是串通好的，故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提交的票据第一手都是波尔公司。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可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拟证明的事实，二审法院不予认定。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是否因为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未审查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免除相应的保证责任；二、鑫河公司在办理汇票承兑业务时提供的保证金是否可以冲抵担保人的保证责任；三、本案是否应按照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主张计算复利；四、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未扣收保证金利息的行为是否构成债权放弃。关于焦点一，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结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三条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一条之规定，出票人（持票人）�银行申请办理承兑或贴现时，承兑行和贴现行应按照支付结算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商业汇票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核，故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在办理本案银行汇票承兑业务时应审查出票人鑫河公司与其交易对方即波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不仅要审查可以证明交易成立生效的交易合同，而且还应审查可以证明交易履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波尔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鑫河公司开具了价税金额合计1830940.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部分金额应视为鑫河公司与波尔公司之间得到履行的真实交易。涉案《产品购销合同》项下其余部分的交易，因鑫河公司未提供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供货合同项下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的交易是真实的，故相关交易的真实性难以确认。由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未尽到对涉案交易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审查义务，导致鑫河公司与波尔公司之间的部分交易是否真实难以确定，如果该部分交易未真实发生，必然导致鑫河公司资产减少，对外偿债能力减弱，从而造成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承担担保责任后向鑫河公司的追偿难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故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未完全审查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会导致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担保风险增加。本案中，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仅对可以认定的真实交易数额承担担保责任。关于焦点二，二审认为，保证金作为银行债权的担保，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动产质押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应当优先就300万元保证金进行受偿，由于本案仅能认定183万余元的真实交易额度，保证金足以抵充该部分债务，故唐素珍等担保人在本案中无需再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三，二审认为，对罚息计算复利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是对违约借款人进行双重处罚，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二审认为，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本可将45750元利息优先抵扣垫付款，但实际未予以抵扣，应视为自愿放弃该部分利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上诉请求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5）浙甬商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446元，由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负担。
再审中，唐素珍向本院提供了“史久岳情况说明”一份。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认为该证据材料不属于证据范畴，仅是本案一个诉讼当事人的陈述，且是否系史久岳本人陈述也无法知悉，该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史久岳、梁小花、史纪剑、鑫河公司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在再审审理中庭审质证和答辩的权利。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证意见如下：该情况说明从形式上看，属于当事人史久岳的书面陈述。因史久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该情况说明的内容是否系史久岳本人真实意思难以确认。退一步看，即使该情况说明的确是史久岳的当事人陈述，情况说明中“贷款的所有手续都是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信贷员贝尔一手操作……合同中对借款用途约定为购置混凝土搅拌车，但这只是一个幌子名头，双方心知肚明……双方约定把鑫淼的300多万应收款转给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以抵消该笔600万承兑汇票贷款的本金、利息、税金等……”等内容，均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该当事人陈述也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综上，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再审对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中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部分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唐素珍开办的个体工商户侨光商店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侨光商店以其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鑫河公司自2013年4月19日至2014年4月18日期间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签订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并约定属于合同项下的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最高本金余额为8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等。合同项下抵押物的抵押登记手续已办妥。因侨光商店系唐素珍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唐素珍以其个人财产承担债务。一审法院按照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诉讼请求，将唐素珍列为当事人，并注明个体工商户登记的字号，符合一审案件受理时仍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的规定。史久岳、梁小花和史纪剑也先后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鑫河公司自2013年1月22日至2014年1月21日期间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签订的借款、贸易�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并约定属于合同项下的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最高本金余额为8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上述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内，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鑫河公司签订了《商业汇票承兑协议》，约定鑫河公司签发票面金额合计为600万元的汇票，并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申请承兑。后鑫河公司签发出票人为鑫河公司、收款人为波尔公司的汇票31张，全部由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承兑。汇票到期后，鑫河公司未按期缴存足额备付款，致使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对外垫付票款300万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在承兑案涉汇票时有无审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本案能否相应免除唐素珍、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的担保责任。
案涉汇票属商业汇票中的银行承兑�票，所涉业务为银行承兑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明确，银行对银行承兑汇票仅需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交易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审查，并不要求审查相关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在本案中已经审查了鑫河公司提供的其与波尔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故应认定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就案涉承兑款项已尽了相应的审查义务。唐素珍作为侨光商店的经营者在再审答辩中称交易合同内容与增值税发票内容不一致，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未尽形式审查义务。经查，鑫河公司开具汇票并向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申请承兑时，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未开具。唐素珍有关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未尽形式审查义务的主张不成立。另一方面，依据票据的无因性，票据的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相互独立，基础关系的欠缺并不必�导致票据行为无效。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并未规定相关融资关系因欠缺真实交易背景而应认定无效，而《支付结算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办理汇票承兑的规定，均是从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属于管理性规定，对案涉承兑协议的效力并无影响。因此，在无有效证据证明中国银行科技支行与鑫河公司相互串通骗取了唐素珍经营的侨光商店的抵押担保及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的保证担保的情况下，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应认定有效，一、二审判决部分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缺乏依据。唐素珍作为侨光商店的经营者，与史久岳、史纪剑、梁小花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对票据垫付款及罚息承担担保责任。本院注意到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再审请求部分数额超出了其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另，唐素珍一方提到的本院（2012）浙商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涉及的是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问题，与本案案情不一致。
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再审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4）甬鄞商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撤销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4）甬鄞商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诉讼费承担部分；
四、唐素珍经营的侨光商店对于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4）甬鄞商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载明的鑫河公司付款义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国银行科技支行有权以唐素珍经营的侨光商店提供的抵押物即位于余姚市朗霞镇新新工业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在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实现抵押权后，唐素珍作为经营者的侨光商店有权向鑫河公司追偿；
五、史久岳、梁小花、史纪剑对于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4）甬鄞商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载明的鑫河公司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史久岳、梁小花、史纪剑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鑫河公司追偿；
六、驳回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04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446元，由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负担3元，由鑫河公司、史久岳、梁小花、史纪剑、唐素珍经营的侨光商店共同负担354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446元，由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负担3元，由鑫河公司、史久岳、梁小花、史纪剑、唐素珍经营的侨光商店共同负担3544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汤玲丽
代理审判员 钱晓红
代理审判员 樊清正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