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江岸民初字第00774号
原告江元喜。
委托代理人吴林升（特别授权代理），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林钊（特别授权代理），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国英。
委托代理人文剑（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江德英。
委托代理人彭建新（一般授权代理）。
第三人江元斌。
原告江元喜诉被告江国英及第三人江德英、江元斌用益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郭奕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汉荣、骆凤霞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5月14日、2015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元喜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林升、吴林钊、被告江国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文剑、第三人江元斌、第三人江德英及委托代理人彭建新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元喜诉称：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5-3-1号（原为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5-3-3-1号）房屋系公有住房，承租人为江忠胜即我与江国英、江德英、江元斌的父亲。1995年父亲江忠胜和母亲夏爱珍经开家庭会议，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5-3-1号房屋分配给我，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2-8-1号房屋分配给江元斌，补偿给江德英和江国英各3，000元，江元斌、江德英和江国英达成协议均放弃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益，并确认诉争房屋由我承租和居住。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先后于1996年、2008年死亡，诉争房屋自1995年至今一直由我居住，房屋租金也一直由我缴纳。2014年初，诉争房屋所属区域要进行拆迁，江国英多次纠缠，并从中阻挠致使我未能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我享有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5-3-1号房屋的居住权，本案诉讼费用由江国英负担。开庭审理前，江元喜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其享有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5-3-1号房屋的租赁权。
被告江德英辩称：诉争房屋虽为公有住房，但该房屋原为我父亲江忠胜的私有住房还建而来。该房屋是我父亲江忠胜留给我们四个儿女居住的，我们均享有居住权，而并不是如江元喜所说的开了什么家庭会议，更没有达成什么放弃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益的协议。关于3，000元补偿款问题，那是原私有住房的房屋拆迁过渡费，我们四子女各拿一份，并不是江元喜给我们的补偿。父母去世后，江元喜一直占据诉争房屋，我们念在手足之情让他暂时居住在该房屋内，并不是我们放弃了居住权，江元喜无非是想独占拆迁款，我绝不答应。母亲中风后是我照顾多年，对该房屋的拆迁款理应由我多分。无论江元喜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居住权还是承租权，依据的是什么法律关系，我与江元喜同是江忠胜的儿女，对于诉争房屋我与江元喜应享有同等的权利。江元喜要求独自享有诉争房屋的租赁权是不合理的，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江德英辩称：我必须说明，对于房屋的权属法院应该是清楚的，根据我国政策，有权分房是家庭有私有住房的就不分配房屋，江元喜参加工作后，因为有房屋就没有分房。江国英结婚后是有房屋的，按理诉争房屋与她无关。对于家庭会议，父亲曾经几次说过房屋怎样分配，当时还说过房屋的分配与女儿没关系，并到武汉市江岸区公证处对如何分配住房进行登记，至于为什么没有成文，是因为父亲以为母亲在世会处理。母亲摔伤后是江元喜在赡养，后来是江国英出于利益考虑将母亲接过去赡养。家庭会议确实没有开，但是父母之前说过房屋是给两个儿子。诉争房屋肯定是江元喜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法院应该支持江元喜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江元斌辩称：家庭会议确实是没有的，至于其他的情况我不清楚。对于江元喜要求对诉争房屋享有租赁权的诉讼请求，我认为江元喜分的房屋要大些，江元喜拿一部分钱出来补偿给我妹妹江国英是公平的。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江元喜（四弟）、江国英（三姐）、江德英（大姐）、江元斌（二哥）系兄弟姐妹关系，四子女的父亲江忠胜于1996年11月15日死亡、母亲夏爱珍于2008年3月28日死亡。
涉案房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5-3-3-1号，各方均认可该房屋地址现变更为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5-3-1号。该房屋系武汉市北大门房屋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有并管理的公有住房，承租人为江忠胜。
2014年12月18日，武汉市北大门房屋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编号为3088656号），载明，客户名称为江忠胜，项目为福5-3-3-1房租，单位、数量为99-2014.12，单价为68.90元，金额为1，337元。收据左下角注明：交款人江元喜。
另查明：2015年1月26日，江德英、江元斌分别在内容相同的两份《证明》上签名，内容载明：1995年父亲江忠胜、母亲夏爱珍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5-3-1号房屋（原位置江岸区福建村××号）分配给老四江元喜，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2-8-1号房屋分配给老二江元斌，补偿给老大江德英、老三江国英各3，000元，老大、老二、老三达成协议均放弃福建村35-3-1号房屋的所有权益，该房屋自1995年至今一直由老四江元喜居住，租金也一直由老四江元喜缴纳。以上两份《证明》由江元喜提交。
2015年5月12日，江德英、江元斌又分别在另外两份内容相同的《证明》上签名，内容载明：父亲江忠胜、母亲夏爱珍先后于1996年和2008年去世，留下还建房贰间（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5-3-1和武汉市江岸区福建村32-8-1），父母生前并未对此还建房做出任何分配决定，此房屋由江元喜和江元斌居住至今。以上两份《证明》由江国英提交。
审理中，经本院询问，各方均认可涉案房屋为江忠胜原有房屋拆迁所得两套公有住房之一。另一套公有住房由江元斌居住，并且该房屋已在江德英、江元斌、江国英、江元喜四人到场签字的情况下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由江元斌领取了相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
经本院释明，江元喜坚持其所主张的确认涉案房屋的租赁权不是依据继承法律关系，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中“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间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同租赁该房屋”和《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中“承租住宅用房的，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死亡，其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契约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的规定认为其享有涉案房屋承租权。
审理中，本院就涉案房屋的来源、性质及目前的现状等问题向武汉市北大门房屋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调查，该公司陈述涉案房屋已办理了房改的相关手续，目前涉案房屋系登记在江忠胜名下的完全产权，江元喜所称的涉案房屋的承租权、租赁权已灭失。同时，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武汉市北大门房屋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委托书、福建村88号的拆迁材料封面及拆迁协议书、拆迁户住房分配通知单、涉案房屋的公有住房证评租情况记载及房改结算单（第二联）、房改证明单（第一联），其中《房改证明单》载明：承租人江忠胜（已故）所承租我公司自管公房，位于福5-3-3-1，房屋建筑面积62.69㎡，已于2014年12月22日在我公司办理房改手续，取得该套住房完全产权。
以上事实，有《死亡证明》两份、《职工履历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福建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和《说明》、《评租情况记载》、《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武汉市北大门房屋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委托书、福建村88号的拆迁材料封面及拆迁协议书、拆迁户住房分配通知单、涉案房屋的公有住房证评租情况记载及房改结算单（第二联）、房改证明单（第一联）、本院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公有住房是指政府、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分配给职工，租金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收取的居住房屋。本案涉案房屋原系武汉市北大门房屋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公有住房，承租人为江忠胜，涉案房屋虽由江元喜居住，但江忠胜死亡后该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并未办理变更，即江元喜在2014年12月18日补缴涉案房屋1999年至2014年12月的租金时所显示的客户名称仍为江忠胜。现江元喜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租赁权，实际上其要求确认涉案公有住房的承租权，而涉案房屋的承租权已通过办理涉案房屋的房改而灭失，涉案房屋目前已由公房住房性质转变为具有完全产权的财产，故江元喜主张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的租赁权已不存在，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江元喜称其办理涉案房屋的房改手续系为拆迁所需、办理房改手续不代表涉案房屋具有完全产权，但从涉案房屋的原管理单位出具的材料来看，涉案房屋目前实际已具有完全产权且相对方仍是原承租人江忠胜，故对江元喜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江元喜主张所依据的《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已在2001年10月26日由《建设部关于废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等部令的决定》废止。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元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邮寄送达费60元，共计140元由原告江元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奕君
人民陪审员 张汉荣
人民陪审员 骆凤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刘冰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