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97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新华里16号院1、2号楼一、二层。
负责人：柴援，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惠玲，女，1970年10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永富，北京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曦，北京和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刘国立，男，1967年8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西城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朱惠玲、原审被告刘国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6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行西城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继续执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仰山路万科星园3号楼101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2.一、二审诉讼费由朱惠玲承担。事实与理由：1.朱惠玲针对涉案房屋的请求权形成时间晚于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形成于2004年9月29日，即农行西城支行与刘国立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A楼18层1812号的房屋签订《个人住房按揭合同》之时，一审法院把通过诉讼确认债权之日确定为债权形成时间，系事实认定错误。2.朱惠玲请求权未实现系其自身原因所致。朱惠玲之所以未就涉案房屋成功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是因为该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2003年7月10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北京分行）与刘国立就涉案房屋签订《个人住房按揭合同》，同日农行北京分行向刘国立发放了70万元贷款。此债权发生于朱惠玲与刘国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夫妻共同债务，朱惠玲对贷款的偿还也负有义务。朱惠玲请求权未能实现是因为其与刘国良未还清贷款。3.朱惠玲与刘国立之间就涉案房屋权属的约定不能对抗农行西城支行的债权。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形成于2004年9月29日即朱惠玲与刘国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债务应属朱惠玲与刘国立的夫妻共同债务，且朱惠玲与刘国立至今未就涉案房屋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手续，涉案房屋仍属于刘国立名下，法院执行刘国立财产符合法律规定。4.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为朱惠玲及其子女提供生活保障功能，因此朱惠玲就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优于农行西城支行的金钱债权，系事实认定有误。朱惠玲与刘国立在《离婚协议书》中除约定涉案房产归朱惠玲所有以外，还约定北京市东城区安定路20号院3号楼1303室的房屋归朱惠玲所有，该房产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朱惠玲，建筑面积197.62平方米。朱惠玲与刘国立婚生子1995年2月20日出生，现已成年。涉案房产并非朱惠玲唯一住房，朱惠玲所享有的请求权不具有优先性。
朱惠玲辩称：1.农行西城支行对刘国立的债权是基于刘国立自2007年4月20日起未向农行西城支行偿还贷款而产生的违约债权，即（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和（2009）一中民终字第409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刘国立向农行西城支行承担违约责任而产生的债权。故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产生于2009年5月21日（2009）一中民终字第409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2.朱惠玲不是（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和（2009）一中民终字第4092号民事判决书的履行义务人。虽然农行西城支行向刘国立发放贷款的时间是朱惠玲与刘国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因双方于2006年离婚时对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处理，上述两份判决生效时朱惠玲与刘国立已经离婚，朱惠玲亦未被列为还款义务人，故该案债务是刘国立的个人债务，与朱惠玲无关。3.2009年9月25日，朱惠玲与刘国立达成（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刘国立协助朱惠玲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自此朱惠玲的物权已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虽未办理物权变更记手续，亦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4.农行西城支行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抵押权。与刘国立针对涉案房屋签订《个人住房按揭合同》的是农行北京分行，而不是本案当事人农行西城支行，后者与刘国立之间未基于涉案房屋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故无权行使农行北京分行的相关权利。5.朱惠玲与刘国立离婚的真实原因是刘国立存在严重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在离婚时绝大多数财产分配给了刘国立，朱惠玲应获得的补偿至今未能实现，双方不存在恶意离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朱惠玲作为离婚后独自抚养子女的单亲母亲，有赖于涉案房屋以维持生活、供养孩子。
刘国立未到庭，亦未陈述己方意见。
朱惠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即停止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仰山路万科星园3号楼101号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2.本案的诉讼费由农行西城支行、刘国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04年9月29日，农行西城支行与刘国立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A楼18层1812号房屋签订《个人住房按揭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240000元，借款期限为20年，自2004年9月29日起至2024年9月29日止。合同签订后，农行西城支行依约向刘国立发放了贷款人民币3240000元。
2006年6月20日，朱惠玲与刘国立签订《离婚协议书》，双方约定“北京市东城区安定路20号院3号楼1303室和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万科星园3号楼101室两处房产归朱惠玲所有，男方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女方将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万科星园3号楼101室房产的所有权过户到朱惠玲名下，待刘昊成人后使用。上述房屋的剩余贷款共计983832元及利息，由刘国立负责逐月按时支付给贷款银行。”
刘国立自2007年4月20日起没有按约向农行西城支行清偿贷款。2009年1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解除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西城区支行与被告刘国立签订的《个人住房按揭合同》；二、被告刘国立给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西城区支行截止至二○○八年二月二十日的借款本金三百万零七千五百一十四元零八分，罚息二千二百三十二元八角，复利五千零二十二元零五分；并偿付自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三、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西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农行西城支行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1日作出（2009）一中民终字第409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9年6月4日，农行西城支行向一审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一审法院以（2009）西执字第03595号执行案件立案执行。2009年7月16日，刘国立与农行西城支行达成执行和解，一审法院执行实施机构于2009年7月17日在办案系统中以和解方式结案。
2009年9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四、被告刘国立于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前协助原告朱惠玲办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仰山路万科星园3号楼101室的房屋及附属112车位过户手续……”。
2012年8月31日，一审法院执行实施机构查封了登记在刘国立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仰山路万科星园3号楼101房屋。2014年9月16日，一审法院执行实施机构对涉案房屋重新进行了查封。2016年2月3日，朱惠玲向一审法院提出案外人异议，请求撤销（2009）西执字第3595号执行裁定书，并解除对北京市朝阳区仰山路万科星园3号楼101房屋的查封。2016年2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朱惠玲的案外人异议”。
涉案房屋现登记于刘国立名下。农行西城支行于2009年7月3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西城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外人朱惠玲就执行标的享有何种民事权益，二是该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一、朱惠玲对本案诉争房屋所享有何种民事权益。
朱惠玲与刘国立两人于2006年6月20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已明确将夫妻双方共有的诉争房产归朱惠玲所有。上述《离婚协议书》系朱惠玲与刘国立两人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依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批准解除婚姻关系，故该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根据（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刘国立自2007年4月20日起未按约定向农行西城支行清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A楼18层1812号房屋的按揭贷款。农行西城支行根据生效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为2009年6月4日，一审法院实施机构查封诉争房屋的时间为2012年8月31日，此时诉争房产登记在债务人刘国立个人名下。由于刘国立未按约定清偿按揭贷款的时间距朱惠玲与刘国立签订《离婚协议书》已有近一年时间，且该按揭贷款并非以本案诉争房产作为担保物，故在案证据不能说明朱惠玲与刘国立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据此，朱惠玲与刘国立在离婚协议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应属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之规定，朱惠玲与刘国立虽然在《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归朱惠玲所有，但因双方至今未能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手续，物权变更尚未发生效力。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仅是确认了刘国立具有协助朱惠玲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义务，并非变更物权。因此，朱惠玲与刘国立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诉争房产归朱惠玲所有，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朱惠玲享有的是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
二、朱惠玲对本案诉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具体到本案中，朱惠玲所享有的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是否能够排除本案涉及的执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首先，从形成时间上看，朱惠玲与刘国立两人于2006年6月20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已明确将双方共有的诉争房产归朱惠玲所有，刘国立协助朱惠玲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而农行西城支行与刘国立之间的借款合同因（2009）一中民终字第4092号民事判决而解除，即朱惠玲对刘国立享有的请求权形成时间要早于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尽管债权成立的时间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在朱惠玲的请求权形成时间早于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仅因为非朱惠玲自身的原因而导致该请求权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排除执行的因素予以考虑。
第二，从内容上看，朱惠玲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而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诉争房屋只是作为刘国立的责任财产成为农行西城支行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在朱惠玲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其要求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应当优于农行西城支行的金钱债权。
第三，从性质上看，农行西城支行与刘国立之间的金钱债权，系朱惠玲与刘国立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刘国立的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朱惠玲与刘国立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刘国立的责任财产。因此，在农行西城支行在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诉争房产都未影响到刘国立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朱惠玲的请求权即使排除农行西城支行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农行西城支行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
第四，从发生根源来看，诉争房产系朱惠玲与刘国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朱惠玲与刘国立婚姻关系解除时约定诉争房产归朱惠玲所有，待其子刘昊成人后使用。从功能上看，该房产为朱惠玲及其所生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农行西城支行的金钱债权相比，朱惠玲及其所生子女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
基于朱惠玲与农行西城支行各自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以及根源等方面来看，朱惠玲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的执行，朱惠玲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解释（一）》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停止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仰山路万科星园3号楼101号房屋的执行。
二审中，农行西城支行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1.农行北京分行与刘国立签订的编号为（营）农银按字（2003）第（010230133）号《个人住房按揭合同》；2.涉案房屋所有权抵押登记证明；3.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借据；4.（2010）西民初字第16029号民事调解书。以上证据证明目的均为涉案房屋所涉债务发生于朱惠玲与刘国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涉案房屋已经办理了抵押。朱惠玲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涉案房屋是否存在抵押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农行西城支行并非涉案房屋的抵押权人。
本院补充查明，2003年7月10日，农行北京分行与刘国立就涉案房屋签订《个人住房按揭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70万元，借款期限为20年，自2003年7月10日起至2023年7月10日止。合同签订后，农行北京分行依约向刘国立发放了贷款人民币70万元，并于2004年6月24日就涉案房屋办理抵押登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惠玲就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利能否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并未明确确定涉案房屋所有权变动，而是确认了刘国立具有协助朱惠玲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的义务。故在朱惠玲完成涉案房屋过户登记之前，其享有的是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此请求权是依据《离婚协议》形成的，本质上仍是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合同相对方为一定行为的债权请求权。朱惠玲就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此种权利是否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需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予以认定。
首先，涉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的形成时间问题。
2004年9月29日，农行西城支行与刘国立签订涉案合同，同日，农行西城支行依约向刘国立发放了贷款3240000元。自此，农行西城支行依据涉案合同对刘国立享有金钱债权。相对应的，刘国立应按照合同约定以给付金钱的方式履行还款义务。若刘国立依约还款，则农行西城支行无需也无权要求对刘国立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若刘国立未按期还款，农行西城支行方能采取其他途径实现其债权。因此，2004年9月29日农行西城支行取得的是普通的金钱债权，并非针对涉案房屋的特定债权。
因刘国立未按期还款，农行西城支行诉至一审法院。2009年1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民事判决，确认解除涉案合同，并判令刘国立向农行西城支行给付所欠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2009年5月2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一中民终字第409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农行西城支行依据生效判决取得特定债权，并据此可向法院申请对刘国立名下财产进行强制执行。
2006年6月20日，朱惠玲与刘国立达成《离婚协议书》，约定将刘国立名下的涉案房屋过户至朱惠玲名下。自此，朱惠玲取得对针对涉案房屋的特定债权请求权。
综合以上情形，本院认定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产生自2009年5月21日朱惠玲与刘国立签订《离婚协议书》之后。
其次，2006年6月20日朱惠玲与刘国立登记离婚，同日，双方签订涉案《离婚协议书》。刘国立自2007年4月20日开始出现逾期还款行为。农行西城支行于2008年3月6日对刘国立提起（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民事诉讼。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本院无法推出朱惠玲与刘国立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存在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
再次，涉案房屋系朱惠玲与刘国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房屋性质为住宅类商品房，且朱惠玲与刘国立离婚时约定涉案房屋归朱惠玲所有，待双方之子刘昊成人时使用。结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系为朱惠玲及其子提供生活保障所用，从伦理上应优于农行西城支行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债权。
综上，农行西城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丽
审 判 员 陈红建
审 判 员 罗 珊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 翼
书 记 员 牛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