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渝02行初36号
原告王星，男，汉族，1976年8月17日生，户籍地巫山县，现居住地重庆市巫山县。
被告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巫山县广东东路222号。
法定代表人曹邦兴，县长。
委托代理人唐述宪，巫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法制科科长。
第三人重庆市巫山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370086627895，住所地巫山县高唐街道广东东路9号。
法定代表人简欣，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袁海军，该大队分管城区交通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向东，重庆抉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星请求撤销被告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重庆市巫山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7年10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5日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星、被告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曹邦兴的委托代理人唐述宪、第三人重庆市巫山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法定代表人简欣的委托代理人袁海军、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9月18日，巫山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对申请人王星不服被申请人重庆市巫山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简称县交巡警大队）行政强制措施一案，作出巫山府复决字[201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一、撤销被申请人县交巡警大队作出的503700300028867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简称《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二、被申请人县交巡警大队返还渝FKx**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请求。
原告王星起诉称，巫山府复决字[201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县交巡警大队的违法行为，其车辆被扣证以后就没有上路行驶，其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了租车协议、收款收据，理应由县交巡警大队赔偿损失。请求撤销巫山府复决字[201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三项，判令县交巡警大队赔偿其损失7200元。
被告县政府答辩称，县交巡警大队在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前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法定程序查明事实，履行法定义务，其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本府依法予以撤销并由其返还车辆行驶证。
第三人县交巡警大队陈述称，王星请求的赔偿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其诉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驳回原告王星的诉讼请求。
被告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
第一组：王星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材料：1、《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行政复议申请书；3、租车协议；4、收款收据。用于证实2017年7月28日，县交巡警大队以王星驾驶的渝FKx**小型普通客车多次违章未处理为由，对其实施暂扣行驶证的强制措施。
第二组：县交巡警大队在复议期间提交的材料：1、行政复议答辩书；2、电子监控记录详细信息打印件11份。用于证实县交巡警大队实施暂扣措施的依据。
第三组：县政府复议期间的文书：1、县政府向县交巡警大队发出的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县政府向王星发出的行政复议补充材料通知书；3、文书送达回执。
第四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原告王星向本院举示并经质证的证据：
1、行政复议决定书；2、《行政强制措施凭证》；3、营业执照；4、租赁车辆的照片三张；5、租赁车辆的行驶证；6、过路费缴费凭证；7、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上述证据用于证实其自用车辆被扣行驶证后，产生了损失。
第三人县交巡警大队举示了以下证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2、《行政强制措施凭证》。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
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第二组第2份证据电子监控记录详细信息打印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三人对第一组第3份证据租车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是暂扣的损失；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举示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7无异议，认为证据4-6在行政复议期间未提供。第三人对证据1、2无异议，证据3-7不具有关联性。
第三人举示的证据，原告和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
根据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综合评判案件事实的依据。
根据上述认证后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7年7月28日9时许，第三人县交巡警大队民警在巫山县广东中路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原告王星驾驶的渝FKx**小型普通客车有多次未处理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录，民警刘东在现场对王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后对该车的机动车行驶证予以扣留。王星不服，于同年8月8日向被告县政府申请复议，请求确认县交巡警大队行政强制措施违法，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责令县交巡警大队返还渝FKx**小型普通客车的机动车行驶证并赔偿相关损失。
被告县政府受理原告王星的复议申请后，于同年8月9日向第三人县交巡警大队发出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向原告王星送达了行政复议补充材料通知书。在规定期限内，原告王星向被告县政府提交了巫山县嘉特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嘉特商贸公司）与史学军签订的租车协议以及史学军出具的7200元租车费用的收款收据；第三人县交巡警大队向被告县政府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和电子监控记录详细信息打印件11份。县政府审核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后，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巫山府复决字[2017]6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一、撤销被申请人县交巡警大队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二、被申请人县交巡警大队返还渝FKx**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请求。同年9月22日，被告县政府分别向原告王星、第三人县交巡警大队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日，原告王星在第三人县交巡警大队领取了被暂扣的渝FKx**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但不服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三项“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请求”的复议决定，遂于2017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本院立案庭审查，因其诉状不符合要求，通知其修改后于10月19日立案受理。
另查明：渝FKx**小型普通客车登记的所有人系嘉特商贸公司，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星。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销售；家具生产；家具、装饰材料、机电设备、电器、五金、百货、水果、蔬菜销售；建筑材料、煤炭、煤矸石批发；卷烟零售、雪茄烟零售。
还查明：渝FKx**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被暂扣后，原告王星于当日（2017年7月28日）以嘉特商贸公司的名义与史学军签订租车协议，称嘉特商贸公司因工作需要需租史学军小型汽车一辆，车牌号川AZ23**，每天付300元租车费用，租车结束后一次性付清。同年8月20日，王星向史学军支付了7200租车费用，史学军出具了收款收据。庭审中，王星以电脑打印笔误为由，将其赔偿金额由诉状上的2100元更正为7200元。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行政复议程序、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一项、第二项决定内容均无异议，本院不再赘述。本案争议焦点为，机动车行驶证被扣留后，产生的租车费用是否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原告王星请求赔偿7200元租车费用是否合法？对此，评析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权利：……（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的规定，县交巡警大队对王星驾驶的渝FKx**小型普通客车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已被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依法撤销并责令返还其机动车行驶证，即对机动车行驶证的扣留行为进行了违法确认。虽然县交巡警大队作出的扣留行为只涉及机动车行驶证不涉及机动车本身，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的规定，渝FKx**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被扣留后，就丧失了继续上道路行驶的必要条件。因渝FKx**小型普通客车登记的所有人为嘉特商贸公司，系嘉特商贸公司配备的自用车辆，其行驶证被扣留后，嘉特商贸公司正常的销售业务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租用其他车辆所需的合理租赁费用应认定为行政赔偿范围内的直接损失。
本案中，县交巡警大队在王星驾驶嘉特商贸公司FKxxx小型普通客车时扣留该车行驶证，王星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和嘉特商贸公司作为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均有权对该扣留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虽然王星是嘉特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损失并非当然就是王星个人损失，王星未提供证据证实县交巡警大队的扣留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故，王星要求县交巡警大队赔偿其损失的主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如果王星认为县交巡警大队扣留渝FKx**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的行为给嘉特商贸公司造成了损失，应以嘉特商贸公司的名义主张权利。
综上，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王星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星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缴纳上诉费用，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红霞
审 判 员 张建平
人民陪审员 刘金琼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熊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