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吴民初字第1086号
原告李某甲。
原告李某乙。
原告李思君暨原告李某甲、李某乙的法定代理人，男，1974年5月9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411261974********，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刘府镇官地村金山队**号。
原告戈吉明。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多，江苏正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管永超。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700号。
负责人张家庆。
委托代理人范文家，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都世洋，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8号。
负责人吴军。
委托代理人孟凡辉、邢波，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原告李思君、李某甲、李某乙、戈吉明诉被告管永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上海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吴宁剑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思君及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多，被告管永超，被告人保上海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范文家，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孟凡辉、邢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思君、李某甲、李某乙、戈吉明诉称，2015年4月12日19时30分左右，被告管永超驾驶沪C×××××小型轿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苏州绕城高速公路S58沪常线12KM+550M附近时，车头与从停驶于应急车道的由原告李思君驾驶的沪C×××××小型轿车中下车后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行人戈永华相撞，致戈永华倒地后当场死亡，沪C×××××小型轿车受损。根据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八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戈永华负事故主要责任，被告管永超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李思君负事故次要责任。另，沪C×××××小型轿车系被告管永超所有，在被告人保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沪C×××××小型轿车系原告李思君所有，在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要求法院判令：1、各被告赔偿原告李思君、李某甲、李某乙、戈吉明各项损失共计448877.4元；2、被告人保上海分公司、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超出部分按事故责任比例进行赔偿。
被告管永超辩称，对事故经过和责任认定无异议。肇事车辆沪C×××××小型轿车是其购买，该车辆在人保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被告人保上海分公司辩称，对事故经过和责任认定无异议。被告管永超的车辆确实在其公司投保交强险和100万元商业三者险附加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愿按份承担15%的赔偿责任。
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辩称，对事故经过和责任认定无异议。原告李思君的车辆仅在其处投保交强险，并未投保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原告的妻子戈永华类似于被保险人，并且戈永华是从车上下来后，发生事故，应属于本车人员，故其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12日19时30分左右，管永超驾驶沪C×××××小型轿车由东向西行驶至苏州绕城高速公路S58沪常线12KM+550M附近时，左侧车头与从停驶于应急车道的由原告李思君驾驶的沪C×××××小型轿车中下车后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行人戈永华相撞，致戈永华倒地后当场死亡，沪C×××××小型轿车受损。经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八大队委托，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4月1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死者戈永华符合因多发伤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交警部门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戈永华行走于高速公路，与机动车碰撞，是造成本事故的主要原因；管永超驾驶车辆疏于观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是造成本事故的一个原因；李思君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停车下客，也是造成事故的另一个原因。认定戈永华负事故主要责任，管永超及李思君负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另查明，沪C×××××小型轿车行驶证登记车主为管永超，该车已向人保上海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保险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并投保了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为自2015年3月30日至2016年3月29日。沪C×××××小型轿车行驶证登记车主为李思君，该车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未投保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为自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11月20日。
再查明，戈永华的父母戈吉明和剧贵芳共同生育了戈永新、戈永杰、戈永华三人，戈永华于1981年4月1日出生。剧贵芳在戈永华死亡之前病故。原告李思君是戈永华的妻子，双方共同生育女儿李某甲和李某乙。
庭审中，原告对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补充陈述称，事发当天，其驾驶车辆和戈永华从上海出发回安徽，途中因戈永华晕车，要下车呕吐，故其将车停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内，戈永华下车后在高速公路上来回行走时被管永超驾驶的车辆撞倒，戈永华确实没碰到其停在应急车道内的车辆。被告管永超陈述，事发时间为晚上七点，其行驶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因天黑下雨，车道能见度不高。行驶时，其突然发现前方有黑影在移动，并不能确定是有人在行走，还打开远光灯看了一下，但当看清是行人后已来不及变道，戈永华从其车头左侧过来，撞到车辆大灯处后倒在其左侧的车道上。
关于原、被告双方的责任比例及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是否要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理赔。原告认为，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理赔，理由如下：1、事发时，戈永华在本车之外，属车外人员；2、虽李思君所驾车辆并未与戈永华相撞，但李思君违章停车下客的行为与戈永华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且李思君的过错行为已经交警部门认定。此外，其认为，戈永华、李思君与管永超之间应按份承担责任，戈永华自身承担60%的责任，李思君与管永超各承担20%的责任。就李思君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其余原告表示放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只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被告管永超和人保上海分公司认为，管永超夜间在高速公路行驶，很难发现路面上有行人，故管永超已尽到一定注意义务，同意按份承担15%的赔偿责任。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认为，死者系被保险人妻子，事发时与李思君所驾车辆并未发生碰撞，因此其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明、保险单、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至于各项费用，本院核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以2014年度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47710元计算20年为954200元。为此，提供如下证据：（1）由上海市公安局签发的戈永华的上海市临时居住证，签发日期为2007年11月5日；（2）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通知书，其中载明李思君自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2日承租蒋庄村路3002号房屋；（3）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漕泾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明，证明戈永华自2013年3月18日至2015年4月居住在漕泾镇蒋庄村3002号；（4）戈永华与上海太明家具有限公司签订的自2012年2月22日至2016年2月20日的劳动合同书及戈永华的自2013年6月至2015年5月的社保缴费记录，证明戈永华在上海工作满一年以上，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5）上海市统计局出具的2014年1至4季度城市居民人均收支情况统计，其中载明2014年1-4季度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710元，经质证，三被告认为戈永华的劳动合同并未盖骑缝章，戈永华居住的范围仅显示在蒋庄村，不能证明属于上海城镇范围。戈永华的社保清单显示其的社保费用已于2014年9月停交，之后交纳的费用应系原告为诉讼而补交的。本院认为，原告已提供了戈永华在上海的临时居住证、劳动合同、其丈夫在上海的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通知书、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漕泾路派出所居住证明，足以证实戈永华事发前在上海经常居住满一年以上且主要生活来源系工资收入，应可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现原告提出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各被告已予认可，而该标准高于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故本院按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计付年限为20年，本院核定死亡赔偿金为954200元。
被抚养人生活费。李思君和戈永华共同生育了女儿李某甲和李某乙，分别于2002年8月13日、2011年11月12日出生，被抚养年限分别为15年和6年，按上海市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30520元计算为320460元。为此，原告提供了户口本及出生医学证明。经质证，各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根据原告女儿的户籍性质，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该费用。本院认为，戈永华居住在上海且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故应当按照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李某甲和李某乙的出生日期，结合戈永华的死亡时间，被扶养人年限应分别为5年和15年，经核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为305200元。
2、丧葬费。原告主张按2014年度江苏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783元，计算6个月，丧葬费为30891元，本院予以认定。
3、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三被告不认可，认为应根据责任比例赔偿。本院考虑被告管永超及原告李思君应承担次要事故责任，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
4、处理事故人员住宿费、误工费。原告主张处理事故人员住宿费3000元，并提供苏州高新区邓康旅社、吴中区胥口镇馨怡客户部及苏州星程快捷酒店出具的发票。同时，原告主张亲属办理丧葬事宜造成的误工损失，三人七天共计3472元，但并未提供证据。三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住宿费用过高，亲属误工费用无证据证明，由法院酌定。本院认为，原告提供了酒店盖章的住宿费收据，陈述亦较为合理，本院对原告的证据予以采信，但受害人亲属的住宿费用应以合理、必要为宜，本院酌定住宿费为1500元。同时，本起事故已致戈永华死亡，戈永华的亲属为处理丧葬事宜必然存在误工损失，根据事故处理实际情况，本院酌定三人七天，按每人每天误工费100元的标准，核定为2100元。
5、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原告主张3000元，并提供提供相应票据，本院结合戈永华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必要的交通费用，酌定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15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根据交警部门查明的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本案中，戈永华因行走于高速公路而被撞身亡，对其损害的发生明显具有过错，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本院酌定其自行承担70%的责任。原告李思君在高速非紧急情况停车，放任戈永华下车，并在行车道内行走，存在过错。被告管永超于夜间高速行车，有理由信任无行人行走，但仍应尽合理观察义务，其却疏于观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该二人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了戈永华的死亡，应按份承担相应责任，因该二人均负该起事故次要责任，故本院酌定李思君、管永超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第三人人身伤害的，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李思君所驾车辆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辩称，本案中沪C×××××小型轿车并未与戈永华发生相撞，且戈永华系被保险人妻子，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事发时，戈永华已处于沪C×××××小型轿车车外，已属交通事故中的第三人，该身份不因是否系李思君的妻子而发生改变。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款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带伤，故发生交通事故并不以双方发生碰撞为必要条件，原告李思君具有过错行为，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且已经交警部门认定。故本院对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上述辩称不予采纳，被告人保上海分公司和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均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超出强制险赔偿限额内的部分，原告主张商业三者险一并处理，应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予以赔偿。因管永超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故人保上海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根据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进行赔付。超出保险限额之外，由管永超参照事故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因原告李思君的车辆未投保商业三者险，故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无需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其余原告方放弃要求李思君承担赔偿责任，故李思君无需赔偿。
综上，原告因戈永华在本起事故中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共计为1310391元。由被告人保上海分公司、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220000元,超出限额1090391元,因被告管永超承担15%的赔偿责任，故应由被告人保上海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163558.65元，因该赔付金额并未超过管永超的投保金额，故管永超无需再行赔偿。另，其余原告放弃要求李思君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尊其自愿。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李思君、李某甲、李某乙、戈吉明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273558.65元。
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李思君、李某甲、李某乙、戈吉明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10000元。
上述第一、第二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2644元，由被告管永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营业部，帐号：10×××76。
审 判 长 张永平
代理审判员 吴宁剑
人民陪审员 严阿龙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于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