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67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梅，女，196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啟文，湖北圣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静，男，195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
被告：杨卫红（黄静之妻），196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所同上，
上诉人黄梅因与被上诉人黄静、杨卫红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7民初1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黄静、杨卫红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偏袒被上诉人一方。梁杏芳与黄静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因梁杏芳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无效。梁杏芳在合同上没有亲笔签名，全部由杨卫红代签，梁杏芳并没有授权杨卫红代签，其在合同上的签字为无效行为。合同上所有的梁杏芳的按捺手印是否是其本人自愿且真实的手印，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说明。被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出示的青山区房管局办理涉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时，其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中，并没有询问的工作人员的签名，不知为何人所写，且从询问内容中看不出老人有转移涉诉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同时也说明我母亲不理解房屋买卖过户行为是将涉诉房屋的产权从她名下过户到被上诉人名下的。梁杏芳从患病后所有证件由被上诉人控制保管，梁杏芳患病后从未以本人名义办理任何事情，因此整个房屋过户手续都是被上诉人私自所为。
被上诉人黄静辩称，1、梁杏芳并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父母有权处置自己的房产，其子女无权干涉。2、当年母亲看了我们子女签订的（家庭协议书）后，表示同意，并认同养儿防老的传统方式，自愿把房产赠与给儿子，并以买卖的形式，过户到我名下，当时因手脚骨折签字不便，母亲说：“让杨卫红代为签字，本人捺手印。”3、当年母亲在世时房产已过户，黄梅也知道，为何没有疑问，我按协议，已把母亲养老送终，而且还过去这么多年，现在来质疑房产，想钻法律空子。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卫红以梁杏芳的名义与黄静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2、黄静将诉争房屋的产权恢复登记至梁杏芳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之球与梁杏芳共生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长女梁苏、长子黄静、次女黄梅。黄静与杨卫红系夫妻关系，于2008年2月28日登记结婚。黄之球、梁杏芳分别于1992年12月6日、2013年4月29日去世。梁杏芳在黄之球去世后未再婚。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冶金109街57门9号房屋是由梁杏芳于2000年3月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购买的福利房，办理了房屋产权两证，该房屋产权登记在梁杏芳名下。2012年11月25日，梁杏芳（卖方、甲方）与黄静（买方、乙方）在武汉市青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青山区房管局）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载明：甲方所有房屋坐落于武汉市青山区冶金109街57门9号；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上述房屋买卖成交价为539,460元，付款方式为现金。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全部房款15日内将房屋交付给乙方；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携带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到相关部门办理房地产转移过户手续；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黄静在该合同买方处署名并捺手印。杨卫红在该合同卖方处代为签署“梁杏芳”的名字，并签署其本人的名字。梁杏芳本人未在该合同上署名，但其在杨卫红代签的“梁杏芳”的名字上加盖手印。2012年11月28日，黄静、梁杏芳申请办理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表中询问笔录处载明“已询问老人，房子给儿子愿不愿意，老人点头说给黄静住。再问老人给其他人同不同意，老人手指黄静，说给黄静”。该笔录被询问人处由杨卫红代签“梁杏芳”的名字，梁杏芳在该名字上加盖手印。青山区房管局于2012年12月4日予以核准登记，并于2012年12月14日向黄静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所有权现登记在黄静名下。黄静并未向梁杏芳支付购房款539,460元。黄梅认为青山区房管局为黄静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于2017年2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7年4月6日作出（2017）鄂0107行初8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黄梅的诉讼请求。黄梅不服该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现该案尚未审结。
一审法院另查明，梁杏芳于1968年10月起突发精神失常，后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1989年3月6日，梁杏芳因患精神分裂症到武钢第二职工医院住院治疗，1990年1月11日出院，出院记录载明“出院时精神症状基本消失、生活能力改善”。1992年6月22日，梁杏芳因病情加重到武钢第二职工医院住院治疗，于1993年6月9日出院，出院记录载明“精神症状部分消失，自知力部分恢复，获好转出院”。2012年11月3日，梁杏芳因摔倒导致右股骨颈骨折、右桡骨骨折到华润武钢总医院住院治疗，于2012年11月13日出院，出院记录载明“梁杏芳右股骨颈骨折、右桡骨远端骨折、精神分裂症、胆结石”。2013年4月10日，梁杏芳因脐周腹痛伴呕吐3天到华润武钢总医院住院治疗，病历载明入院时神志清楚。梁杏芳并未办理精神残疾证。在本案庭审中，黄梅也表示梁杏芳自1990年出院后精神基本正常，简单的意思表示可以表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梁杏芳与黄静于2012年11月25日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一、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冶金109街57门9号房屋原系梁杏芳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购买取得，在此之前，其配偶黄之球已去世，涉诉房屋所有权原登记在梁杏芳名下。因此，梁杏芳为涉诉房屋的原房屋所有权人；二、梁杏芳虽患精神分裂症，但其未办理精神残疾证，黄梅提交的病历资料也不能证明梁杏芳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从梁杏芳的病历也可看出，梁杏芳经治疗出院后精神症状部分消失，自知力部分恢复。2013年4月10日梁杏芳因其他疾病住院时，病历载明其神智清楚。黄梅在庭审中也表示梁杏芳自1990年出院后精神基本正常，简单的意思表示可以表达；三、《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系黄静、梁杏芳在青山区房管局签订，该合同卖方处“梁杏芳”的签名虽系杨卫红代签，但梁杏芳在代签姓名上加盖了手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黄梅虽认为梁杏芳非自愿加盖，手印并非梁杏芳的，但黄梅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梁杏芳到场并在合同上捺手印，因此，杨卫红仅系代梁杏芳签名，并非代理行为；四、2012年11月28日的涉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表中记载了梁杏芳在青山区房管局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时的意思表示，表明梁杏芳将房屋给黄静的意思表示。综上，黄静与梁杏芳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黄梅认为涉诉合同无效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在梁杏芳去世前，涉诉房屋产权已登记至黄静名下，不属于梁杏芳的遗产，因此，对黄梅要求将涉诉房屋恢复登记至梁杏芳名下及黄梅认为侵犯其合法继承权等意见，不予支持。黄静对此的意见，予以支持。
综上，黄梅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黄梅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595元，由黄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合同是否为杨卫红以梁杏芳的名义与黄静签订？2、梁杏芳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关于涉案合同是否为杨卫红以梁杏芳的名义与黄静签订的问题。黄静、杨卫红与梁杏芳在青山区房管局办理房屋买卖过户登记的过程中，梁杏芳全程参与了交易过程，杨卫红只是代梁杏芳签名，并非代理梁杏芳与黄静进行交易行为，故涉案合同并非杨卫红以梁杏芳的名义与黄静签订。
关于梁杏芳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梁杏芳曾于1968年10月患精神分裂症，后经治疗精神症状基本消失，且对于梁杏芳是否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黄梅、黄静作为梁杏芳的直系亲属并未对梁杏芳的精神状况进行司法鉴定，也未申请宣告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梁杏芳在签订合同时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综上所述，黄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95元由黄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文霞
审 判 员 申 斌
审 判 员 丰 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 卫
书 记 员 陈亮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