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6）京0116行赔初1号原告北京易帝益科教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和平路16号208室。法定代表人夏善勇，经理。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南华大街15号。法定代表人张贻民，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家本，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桂林，男，北京市怀柔区国家税务局政策法规科科长。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南华大街15号。法定代表人焦宝清，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家本，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廖小东，男，北京市怀柔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审理科副科长。原告北京易帝益科教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帝益公司）要求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怀柔国税局）、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怀柔稽查局）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怀柔国税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诉讼通知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易帝益公司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怀柔稽查局为共同被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易帝益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善勇，被告怀柔国税局委托代理人王家本（兼被告怀柔稽查局委托代理人）、李桂林，被告怀柔稽查局委托代理人廖小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帝益公司诉称，原告从2013年12月起至2014年4月，将原告自2013年8月至2013年11月的59份出口报关单及相关材料提交被告怀柔国税局申请出口退税，金额5647953.09元，被告怀柔国税局至今未予办理。其间，怀柔稽查局根据第20150002号《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于2015年1月4日至2015年4月10日，以涉嫌出口骗税为由，对原告进行了稽查(此时距原告申请出口退税已8个月)。又过了6个月，2015年10月8日，在经原告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投诉的情况下，怀柔稽查局作出了怀国税稽处〔2015〕38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未认定原告有出口骗税的情形，认为原告出口退税申请不符合有关规定，不予退税并按出口转内销处理。2015年10月23日，原告按规定先行执行该决定书，补缴税款5249653.24元，缴纳滞纳金1564745.43元。原告对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2016年2月2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作出京国税复决字〔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怀柔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然而被告只于2016年3月14日退还原告”误收退税”税款5249653.24元，滞纳金1564745.43元，不全面执行已生效的、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2016年4月21日，原告发函给被告怀柔国税局，”请求”怀柔国税局依法行政，但未获回应。原告认为，被告怀柔国税局长期不予原告办理出口退税，不全面履行已生效的、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是行政不作为，是违法的。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怀柔国税局赔偿因被告不履行法定义务及作出错误行政决定给原告造成的资金利息损失：1、”误收”税款及滞纳金6814398.67元计时143天的利息9344.13元；2、逾期未退出口退税款5647953.09元的利息，统一从2014年6月1日起算，至收到出口退税款为止。（均按0.35%活期利率计算）。被告怀柔国税局辩称，一、被告怀柔国税局不存在违法行为，原告要求怀柔国税局进行行政赔偿没有事实依据。2013年12月至2014年4月期间，原告向怀柔国税局陆续申报7批出口退税，涉及59份报关单、33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退税金额共计5647953.09元。怀柔国税局受理原告申请后，对原告的申报凭证、资料的合法性、准确性、申报数据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及其电子信息进行了审核，并对发现的原告出口业务中存在的疑点向相关供货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函调。根据函调结果及原告进一步提供的资料，怀柔国税局确认原告的出口业务在购销业务关系是否存在、委托报关业务是否存在、原告的供货商是否具备生产能力、原告对出口服装的业务是否具有掌控能力等方面均存在疑点。在原告的出口退税存在疑点且不能排除的情况下，未向原告办理出口退税的行为系依照税法规定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其不存在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情形，故原告的请求不符合法定的行政赔偿起诉条件。二、原告向被告怀柔国税局主张怀国税稽处〔2015〕38号《税务处理决定书》项下”误收税款及滞纳金利息”的行政赔偿，属于被诉主体不适格。怀柔稽查局是法定的一级税务机关，具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涉案的怀国税稽处〔2015〕38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系怀柔稽查局作出，非怀柔国税局作出，原告向怀柔国税局主张行政赔偿属于被诉主体错误，其起诉应依法驳回。被告怀柔稽查局辩称，一、原告要求赔偿”误收”税款及滞纳金利息的诉讼请求，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本案中，原告未单独向怀柔稽查局提出赔偿请求，未对市国税局作出的复议决定提起诉讼，也未在提起本项赔偿诉求时一并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因此，原告直接提起的第一项诉求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二、原告要求赔偿”误收”税款及滞纳金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中，怀柔稽查局对原告的涉税情况仍在重新处理中，在此之前，不能认定被告怀柔稽查局作出的税款征收行为违法，不能认定发生了应予赔偿的事实。三、原告要求赔偿逾期未退税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怀柔稽查局不是赔偿义务机关。怀柔稽查局不具有办理出口退税的职责权限，也未受理过原告的出口退税申请，故不是原告第二项诉求的适格被告。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至2014年4月期间，原告向怀柔国税局陆续申报7批出口退税，涉及59份报关单、33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退税金额共计5647953.09元。2015年1月4日至2015年4月10日，怀柔稽查局对原告2013年至2014年期间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2015年10月8日，怀柔稽查局作出怀国税稽处〔2015〕38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决定补缴原告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少缴增值税税款共计5249653.24元，并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2015年10月23日，原告按规定先行执行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缴税款5249653.24元，缴纳滞纳金1564745.43元。2015年11月9日，原告以被告怀柔国税局为被申请人，对怀国税稽处〔2015〕38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2月2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作出京国税复决字〔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怀国税稽处〔2015〕38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6年3月14日，被告怀柔稽查局以”误收退税”名义退还原告税款5249653.24元，滞纳金1564745.43元。2016年5月20日，原告持所诉理由将被告怀柔国税局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怀柔国税局赔偿因其不履行法定义务及作出错误行政决定给原告造成的资金利息损失：1、”误收”税款及滞纳金6814398.67元计时143天的利息9344.13元；2、逾期未退出口退税款5647953.09元的利息，统一从2014年6月1日起算，至收到出口退税款为止。（均按0.35%活期利率计算）。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怀柔稽查局为共同被告，要求二被告赔偿其上述损失。因原告要求被告怀柔国税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尚未审结，原告表示关于要求被告怀柔国税局赔偿其不履行法定职责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可待该案件审结后另行主张，本案只要求赔偿”误收”税款及滞纳金6814398.67元的利息损失9344.13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原告主张的税款及滞纳金利息损失系基于被告怀柔稽查局作出的怀国税稽处〔2015〕38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而产生，原告要求被告怀柔国税局予以赔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本案中，原告未就其所主张的税款及滞纳金利息损失先行要求被告怀柔稽查局处理，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北京易帝益科教设备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雨人民陪审员    于长瑜人民陪审员    李永红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书 记 员  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