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8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颖。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程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晓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易楠。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蔡卫东、黄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春。
上诉人吴颖为与被上诉人陆晓明、何易楠、王晓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4）杭拱民初字第2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6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颖的委托代理人程岚、被上诉人何易楠及其委托代理人蔡卫东、被上诉人陆晓明、王晓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月3日，何易楠（作为甲方）、王晓春（作为乙方）、陆晓明（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欠款偿还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在乙方归还全部欠款前，丙方自愿以其《民生信托—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合同编号：2013-MSJH-32-1）项下的信托收益提供质押担保，并就甲方的欠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间为2014年2月28日起二年。该协议第四条约定：质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承担责任的范围：全部欠款、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执行费用、相应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陆晓明（作为甲方）与何易楠（作为乙方）签订《信托权质押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名下由民生信托发行的关于金马股份的定向增发的信托权质押给乙方，质押价值人民币1800万元；在信托到期日前，乙方不得在未获得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转让或质押上述信托权收益除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同时，甲方在此期间有权随时以人民币1800万元回购该信托收益权；在到期日时，甲方必须立即办理信托权赎回手续，并将1800万元归还乙方，如该信托权市值低于1800万元，则甲方必须以现金补足差额给乙方等。
吴颖与陆晓明原系夫妻，吴颖于2014年9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陆晓明离婚等，原审法院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2014）杭拱民初字第179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准予吴颖与陆晓明离婚。二、婚生女陆某由陆晓明抚养，婚生女陆梓菲由吴颖抚养，抚养费由吴颖、陆晓明各自承担。三、夫妻共同财产座落于杭州市西湖区乾成园××幢××单元××室房归吴颖所有，吴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个月内支付陆晓明房屋一半价值折价款202500元。四、夫妻共同财产民生信托-
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10000000份额由双方各自拥有5000000份额。吴颖和陆晓明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何易楠以王晓春、陆晓明为被告，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目前该案在审理过程中。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本案中，《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的订立方陆晓明、何易楠、王晓春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吴颖缺乏证据证明案涉协议或条款存在前述（一）至（四）项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共有权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应认定无效，夫妻应取得一致意见对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故陆晓明无权作出处分，案涉协议或条款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合同的效力与合同能否履行、合同相对方是否有权处分并不具有必然关联与一致性，吴颖主张的情形并不是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吴颖并主张，《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并未规定信托权可以出质，故陆晓明以信托权设定质押是无效的。原审认为，《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七）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可以出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受益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信托受益权可以用于清偿债务；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且诚如前述，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应予区分，合同的效力与合同设定的质押是否有效、能否履行并非同一概念，故对吴颖的该主张亦不予采纳。综上，案涉协议或条款并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吴颖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吴颖负担。
上诉人吴颖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为，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相对方是否有权处分并不具有必然关联性和一致性，该观点完全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显然该条款的意思是，如果权利人不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的，则该合同无效，充分说明了合同的效力与相对方是否有权处分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其次，吴颖主张陆晓明单方决定出质共有财产的行为无效，有充分的法律依据：1、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款规定，陆晓明所质押的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在没有征得吴颖的同意下，陆晓明单方决定出质，严重的侵害了吴颖作为财产共有人的利益，应当认定无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该条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陆晓明出质是为了他人借款提供担保，而非为了夫妻日常共同生活开支出所需，这一决定理应征得吴颖的同意，现在吴颖已经明确表态不会认可，则陆晓明的单方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再次，何易楠和王晓春不属于合格的善意第三人。何易楠和王晓春在明知陆晓明已经结婚的情况下，应当知道这么一笔巨额财产的性质，却未向吴颖核实是否同意陆晓明提供担保，显然他们没有尽到合理谨慎义务，或者根本是有意隐瞒。而且陆晓明在出质该笔财产之时，何易楠和王晓春的欠款早已产生，而对于取得陆晓明的担保来说，何易楠未付出过任何代价，显然她不属于善意、有偿取得。二、信托权不能作为质押物，《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第二、四条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本案诉争的合同条款所指向的内容是信托权质押，属于《物权法》所调整的担保物权，吴颖根据物权的法律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符合法律逻辑，一审判决认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应予区分，不知与本案有何关联？信托受益权虽然可以清偿债务、可以转让和继承，但不代表就可以出质。为了规范质押行为，《物权法》对哪些权利可能出质作出了列举式规定，信托受益权不属于《物权法》所列举的权利之一，同时《信托法》也没有规定信托受益权可以出质。根据物权法定的原则，陆晓明以信托权设定质押是无效的。《物权法》第223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一）汇票、支票、本票；（二）债券、存款单；（三）仓单、提单；（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六）应收账款；（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显然信托权不属于上述（一）-（六）项列举范围，同时因目前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信托权可以出质，所以显然也不属于上述第（七）项权利。吴颖认为，既然信托权设定质押是无效的，则相关的合同条款自然也是无效的。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第二、四条无效；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陆晓明、何易楠、王晓春承担。
被上诉人何易楠答辩称：一、《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份协议均合法有效。《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签订时何易楠、陆晓明、王晓春均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且并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任何无效情形，《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自签订之日起便生效。《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本案《信托权质押协议》的订立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属于债权关系范畴，其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合同有效与否应当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定。吴颖提出《合同法》的51条的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显然并不适用本案，而且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无权处分的效力仅及于物权变动本身，并不影响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合同的效力。一审判决关于合同效力与合同能否履行及合同相对方是否有权并不具有必然关联性和一致性的观点符合法律规定。吴颖在二审时主张单方出质共有财产行为无效，超出了其在一审诉请法院要求确认《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第二条、第四条无效的诉讼请求范围。如上所述《物权法》第15条已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也就是说合同能否履行，不再影响合同的效力。质押生效与质押合同的法律效力系两个法律范畴。吴颖只是诉请对合同的效力进行确认，本身并不是要求对质押是否有效进行确认。另外吴颖关于单方出质共有财产行为无效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合同法》第5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必须是“恶意串通”而何易楠恰恰相反，何易楠系善意第三人。陆晓明系何易楠的债务人王晓春的弟弟，且共同参与向何易楠借款及使用借款，其以其名下代王晓春持有的信托权益替王晓春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及保证担保行为合法，亦符合情理；虽然在《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中只有陆晓明签字，但陆晓明向何易楠提供了《民生信托-
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原件，而且陆晓明出质的质押物权属证书上的权利人仅为陆晓明，没有共有人，何易楠作为质押权人只要审查质押是质押物的真实所有权人及登记所有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可，其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再去审查质押人的婚姻关系、家庭成员和该质押物是否还有其他共有人，其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何易楠构成善意第三人，吴颖与陆晓明之间关于财产及债务的争议不能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答辩人。2、出质物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吴颖不享有处分权。王晓春自2012年11月起向何易楠借款，截止2013年12月31日，王晓春共欠何易楠本金人民币7995万元，利息132.45万元，合计8127.45万元。2013年12月10日王晓春将从何易楠处借得的款项中的1000万元转给陆晓明账户委托陆晓明购买了民生信托-
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述事实，何易楠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一公安机关制作询问笔录、证据二银行交易往来、证据三、证据四陆晓明、王晓春出具的情况说明、委贷欠款偿还计划书等已经可以充分证明。2014年2月28日，何易楠与陆晓明签订《信托权质押协议》，陆晓明将其名下民生信托发行的关于金马股份的定向增发的信托权（合同编号：2013-MSJH-32-1）质押给何易楠。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所以，实质上本案出质物所有人为王晓春，陆晓明只是受托人，出质物并非上诉与陆晓明的夫妻共同财产，吴颖不享有处分权。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应理解针对处分物权的物权行为的规定，而非作为物权原因行为的合同本身。3、如前所述，陆晓明系何易楠债务人王晓春的弟弟，且共同参与向何易楠借款及使用借款，其以其名下代王晓春持有的信托权益替王晓春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及保证担保行为合法，亦符合情理；虽然在《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中只有陆晓明签字，但陆晓明向答辩人提供了《民生信托-
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原件，而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吴颖均未提出异议，直到何易楠起诉要求就陆晓明名下《民生信托-
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收益享有优先受偿权及要求陆晓明承担保证责任时，吴颖才以其不知情为由要求确认质押及保证担保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何易楠完全有理由相信陆晓明提供质押及保证的行为得到了吴颖认可或至少吴颖充分知情，陆晓明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所以陆晓明的质押和保证担保均应认定为有效。二、本案信托权质押合法有效。《信托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及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外，“受益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信托受益权可以用于清偿债物”，“信托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根据《信托法》上述规定信托受益权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可转让的财产权利。《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可以质押。因此，陆晓明在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的信托受益权依法可以质押，且双方签订了质押协议，移交了信托合同，何易楠对陆晓明质押的《民生信托-
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合同编号：2013-MSJH-32-1）项下的信托收益享有的质押权合法有效。其次，如上所述《物权法》第15条还规定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也就是说合同能否履行，不再影响合同的效力。本案质押即使未能生效亦不影响质押合同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吴颖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陆晓明、王晓春对上诉人吴颖的上诉均无异议。
上诉人吴颖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民生信托－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确认函1页，拟证明：1、认购确认函才是信托计划的权利凭证，目前这份权利凭证还在吴颖处，未交付给被质押人。2、认购确认函上面明确陆晓明所购买了信托权益是属于劣后A级受益权，根据何易楠一审提交的信托计划合同书第40页第23条第2项规定，该计划只有优先级和中间级的信托单位可以转让，其他信托单位是不能转让的，故按照信托合同规定本案所涉的信托计划是不能转让的，故也不能作为出质。
被上诉人何易楠质证认为：这份证据不属于证据规则认定的新证据的范畴。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确认函是信托公司给陆晓明权益份额的确认而已，但并不是信托权利证书。信托权利证书应是陆晓明和民生信托签署的信托合同，信托合同才是信托计划的权利证书或权益凭证。此外，信托权利能否转让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案双方签署的质押合同的效力。被上诉人陆晓明、王晓春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经本院审理，另查明：陆晓明系王晓春的表弟。王晓春曾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通过民生信托购买金马股份定向增发1000万元系以陆晓明名义认购，并注明陆晓明是王晓春的代理人。在该份情况说明中，陆晓明作为担保人也签字确认。在本院审理中，王晓春对陆晓明、吴颖在离婚诉讼中将所涉民生信托—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1000万份额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则不持异议。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信托权质押协议》及《欠款偿还协议》第二、四条的效力，故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审查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案涉合同的签订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吴颖作为财产共有人的利益之情形。吴颖上诉认为何易楠并非善意第三人，但根据王晓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通过民生信托购买金马股份定向增发1000万元系以陆晓明名义认购，并注明陆晓明是王晓春的代理人，陆晓明作为担保人在该份情况说明中也签字确认，这与各方所陈述的当时购买该信托产品的资金来源即系王晓春打款至陆晓明账户，后由陆晓明向民生信托购买案涉信托产品之事实相符，故虽然陆晓明、吴颖之后对案涉民生信托—金马股份定向增发集合资金信托1000万份额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了分割，王晓春现对此也表示无异议，但就何易楠来说，应认为当时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其有理由相信陆晓明仅是信托产品的代持人，即便该信托计划认购确认函是发给陆晓明，何易楠也有理由相信陆晓明提供质押及保证的行为得到了吴颖的同意，吴颖认为何易楠并非善意第三人理由不足。本案中，吴颖也无证据证明何易楠与王晓春、陆晓明存在恶意串通之事实。在签订案涉协议时，何易楠、王晓春、陆晓明均系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其次，案涉协议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七）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可以出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受益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信托受益权可以用于清偿债务，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受益人的信托收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但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之规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收益权属于信托收益权的一种，归属于财产权的范畴，案涉协议或条款并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综上，原审判决驳回吴颖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吴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王依群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