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民终43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程丽，女，196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替，湖北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杰，女，1967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颖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伟，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蔡双喜，男，1965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替，湖北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丽因与被上诉人郭杰、原审被告蔡双喜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3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替，被上诉人郭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伟，原审被告蔡双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丽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杰的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郭杰承担。事实和理由：1.程丽与郭杰不存在委托关系，一审判决程丽支付2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郭杰没有证据证明蔡双喜收取了40万元“办事费”，且最终仅能证实蔡双喜收取了10万元的“办事费”，并已经双倍返还20万元，双方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3.一审法院将敲诈勒索行为评价为正当性“胁迫”，以程丽没有申请撤销为由认定“欠条”有效，不符合法律规定。郭杰辩称，1.郭杰与蔡双喜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一审判决程丽承担责任有法律依据。2.程丽的“欠条”可以证明蔡双喜收到了“办事费”。3.程丽出具的“欠条”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丽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蔡双喜陈述，同意程丽的上诉意见。郭杰一审诉讼请求：程丽返还欠款20万元；诉讼费由程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30日，程丽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郭杰人民币20万元整，保证于2013年12月31日前归还”。同日，唐川鄂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蔡双喜的妻子程丽已替蔡双喜退还张小康办事费用10万元，此款已转给张小康的母亲郭杰，我与蔡双喜之间再无任何经济纠纷，已全部结清”。郭杰在该证明下手书：“款已收到，我不再追究蔡双喜任何责任”。同日，程丽向郭杰的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另查明，郭杰为其子张小康就读军校一事，向蔡双喜支付了相关款项。蔡双喜先后向郭杰交付了海军工程学院学员参军证明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成人招生办公室录取通知书。后经郭杰查证，均属伪造。为此，郭杰要求蔡双喜退还相关费用。因蔡双喜当时它案被羁押，由程丽向郭杰出具了案涉欠条。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关于程丽与郭杰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根据郭杰、程丽及蔡双喜三方的当事人陈述与自认，可以认定，郭杰与蔡双喜之间成立委托关系。即郭杰向蔡双喜支付委托费用或称之为“办事费”、蔡双喜为其子张小康就读军事院校提供方便。在该委托过程中，程丽始终未参与，程丽与郭杰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二、关于欠款的债务主体和欠款事实。该欠款的基础事实来源于蔡双喜收取郭杰的“办事费”，各方当事人对蔡双喜收取了郭杰“办事费”的事实并无异议，但争议在于收取“办事费”的具体数额。郭杰始终主张蔡双喜收取了其40万元的“办事费”，但其在庭审中就此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认定。其对向蔡双喜交付40万元“办事费”的经过，也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根据郭杰无异议的录音证据中“10万元我（指郭杰）不要了，要他坐牢”、“那你（指郭杰）的意见，除了退你10万，你还要多少”等内容，结合程丽提供的唐川鄂关于程丽已替蔡双喜退还张小康“办事费”10万元的证明，可以得知，在目前情况下，只能认定蔡双喜收取了郭杰10万元的“办事费”。嗣后，程丽向郭杰支付20万元并出具20万元欠条，系郭杰与程丽双方就此达成的赔偿协议。即对于因蔡双喜的过错对郭杰及其子张小康造成的损失，所达成的程丽向郭杰返还“办事费”并支付赔偿数额共计为40万元的协议。虽然委托关系发生在郭杰与蔡双喜之间，蔡双喜才是委托合同的相对方，但在此期间，蔡双喜与程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状态，因其过错而给郭杰及其子张小康造成损失需要赔偿时，蔡双喜与郭杰之间已就此成立了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程丽作为蔡双喜的配偶，应当与蔡双喜共同向郭杰承担债务，即也应对郭杰及其子张小康的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程丽向郭杰出具欠条，正是履行这一义务的体现。虽然蔡双喜与程丽依法应共同向郭杰承担债务，但在庭审中，郭杰明确表示仅向程丽主张权利，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予以照准。三、关于程丽出具案涉欠条时是否被胁迫所为。程丽主张在不向郭杰退还10万元再补偿30万元、郭杰就控告蔡双喜的情形下，迫于无奈出具的欠条。如前所述，案涉欠条是程丽基于婚内共同债务，即其配偶蔡双喜因过错造成郭杰及其子张小康的损失，而向郭杰履行赔偿义务的一种行为。郭杰声称如不赔偿将向有关部门上交控告材料，即使郭杰通过向有关部门控告并使蔡双喜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后，仍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程序获得赔偿。即程丽所称的“胁迫”实际上是郭杰为了实现获得赔偿的权利，行使的法律赋予其实现私权利的合法手段（向有关部门控告），这种“威胁”的手段（控告）及目的（获得赔偿）都具有合法性，且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直接联系，此种“威胁”具有正当性，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的“胁迫”。且该赔偿协议所确定的数额，对于由于蔡双喜的原因耽误了数年青春的莘莘学子而言，并不为过。即使郭杰对程丽的“威胁”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的“胁迫”，根据该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程丽应当在出具欠条之日起的一年内的除斥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但程丽在2012年10月30日向郭杰出具欠条并转款20万元后，时至今日，仍未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过撤销双方达成的标的额为40万元赔偿协议。案涉欠条在程丽未在法定期间内通过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前，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据此，程丽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程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郭杰支付200,000元。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程丽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在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郭杰在一、二审审理中始终认为蔡双喜收取了40万元“办事费”，程丽、蔡双喜对此持有异议，郭杰在一、二审审理期间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向蔡双喜交款40万元。仅凭郭杰与程丽达成的协议，不能证明郭杰向蔡双喜交款40万元，郭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30万元是赔偿款，与各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不符，也没有得到各方当事人的认可，对该事实本院不予认定。综上，郭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程丽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347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郭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郭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郭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建铭审 判 员 陈蔚红审 判 员 赵 鹏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星戈书 记 员 刘诗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