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8民终59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某。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某2。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某3。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朱磊，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才喜，山东恒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任某，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飞，济宁高新黄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飞，济宁高新黄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邱某、郭某、邱某2、邱某3因与被上诉人某公司、某村委会、任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891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
邱某、郭某、邱某2、邱某3上诉称:1、依法撤销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891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共同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424806元并自2010年9月21日至全部工程款付清之日按月息2%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或者将本案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2、第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一审法院根本未对本案基本事实进行审查，在未厘清各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直接以合同相对性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是完全错误的。本案涉案工程建设主体及实际权利人为某村委会，某公司2仅是代为出资主体，涉案工程前期工程款项系由某村委会支付，剩余工程款项亦应由其承担。一、某村委会系涉案工程开发建设主体及实际权利人，某公司2仅是涉案工程代为出资的承租方，在与邱某4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的问题上，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之间完全系委托与被委托关系，相关责任应由委托人某村委会承担。１、根据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内容，涉案工程实际建设主体为某村委会，某公司2仅是代为出资的承租人，某公司2与某村委会就涉案工程实为“委托代建、以建代租”关系，相关责任应由委托人某村委会承担。根据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2007年5月22日签订的《合同》第二条约定，由某公司2部分出资，某村委会建设厂房，厂房建成后由某公司2承租，并以垫付出资抵扣租金，双方之间就涉案工程实为“委托代建、以建代租”关系。就涉案工程，双方又于2008年1月29日签订《补充协议》，根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某村委会保证乙方顺利完成施工；第五条约定，工业园内前期工程款由某公司2负责，具体费用由双方核实。根据双方《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某公司2与邱某4就涉案工程签订施工协议完全系基于其代为出资、代为完成施工的合同义务，其与某村委会之间实为委托与被委托关系。而邱某4（时任某村委会村主任）作为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签订《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字代表，其对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之间的这种委托与被委托关系是明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某公司2与邱某4签订的施工协议及向邱某4出具的工程结算单，相关责任均应由某村委会承担。2、涉案工程实际权利主体为某村委会，并由某村委会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前期126万元工程款是由某村委会支付，故剩余工程款支付义务亦应由某村委会承担。某公司1与某村委会签订的《十号办公楼租赁协议》第二条明确载明“该办公楼是某村委会所建”，协议第五条载明，某公司1缴纳租金由某村委会支付邱某4工程款，该协议对于各方之间就涉案工程的权利义务已非常清晰，即某村委会作为涉案工程建设主体，其负有支付工程价款的义务，而且该协议第五条内容也表明某公司2未向邱某4支付过任何工程款项。3、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规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某公司2作为代为出资方，其未向邱某4支付工程款项，某村委会作为建设主体即债务人亦应就涉案工程款项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二、某公司1作为某公司2权利义务受让人，应继续履行其代为出资的义务，即向上诉人支付剩余工程价款。根据2011年2月23日某村委会与某公司1、某公司2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某村委会）乙（某公司2）双方在2007年5月22日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及2008年1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乙方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丙方（被上诉人某公司1）”，其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自然包含某公司2就涉案工程代为出资的义务。虽然该协议又对受让权利义务进一步解释为“即由丙方（某公司1）承认乙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交纳义务，并享有有关权利”，但根据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签订的《合同》第二条约定，所谓的租金交纳义务实际对应的就是就涉案工程代为出资的义务，因为代为垫付的出资是抵扣相应租金的，在某公司2未履行代为出资义务的情况下，某公司1应继续履行代为出资义务（即应支付的前期租金），向上诉人支付剩余工程款项。一审法院对该协议内容认定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某公司1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对某公司1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某公司1仅仅是涉案工程的承租方，与某村委会之间存在的是租赁法律关系。某公司1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也非发包方，依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无权要求某公司1支付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二、某公司1受让的仅仅是承租权及交纳租金的义务，且全部租金已经支付完毕，上诉人没有主体资格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某公司1继续支付租金。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三方《协议书》系复印件，原始内容无法核实，即使复印件内容真实的话，按照该《协议书》第一条内容，某公司1仅仅承认的是某公司2在《协议书》中交纳租金的义务和相关权利，其他任何事项与某公司1无关。协议第二条同样是单纯的对租金的约定，某公司1没有任何为工程代为出资的意思表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单方面曲解协议文义内容。《协议书》项下的全部租金，某公司1已经支付完毕，即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2017年某公司1重新与某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针对涉案10号办公楼又提前向某村委会支付了十年的租金126万元，某公司1已经将涉案10号办公楼的租金支付到了2027年，不存在继续支付租金的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某村委会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将某村委会列为被告主体错误，2007年5月22日邱某4与某公司2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其建筑方（甲方）系某公司2，承包方（乙方）为邱某4。邱某4也是与某公司2进行的结算。某村委会即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也从不涉及某公司2工程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依法应向某公司2主张权利，其向某村委会主张权利错误。二、上诉人将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土地租赁关系说成“委托代建”及“以建代租”关系系偷换概念。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签订的合同系土地租赁合同，某公司2租赁土地后建设厂房的行为系以建抵租，而非上诉人所述的“委托代建”或“以建代租”，这在2008年1月29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已经形成事实。三、2015年4月2日，邱某5（系邱某4之兄）为甲方与某村委会（乙方）协商签订《厂房买卖合同》，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厂房一套（未完工），厂房建筑面积1980平方米；甲方因厂房建设期间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和纠纷，由甲方负责承担和处理，与乙方无任何关系；厂房价格共计人民币1260000元（该价格系经相关部门评估审计认定的价格），分三次付清。合同签订后某村委会已按约定支付了价款，上诉人于2017年4月24日向某村委会出具了收到条，并注明全付清及该厂房为未完工工程。上诉人一审时也认可上述《厂房买卖合同》，同时认可收到126万工程款的事实。邱某5签订本合同，一审开庭时，邱某3等人也认可委托邱某5代为出售厂房事宜，且合同签订二年之久。另外，被上诉人购买的厂房为一套，包括其附属物。其二层厂房独立面积1917平方米，被上诉人合同购买一套面积为1980平方米，显然包括了相应的附属物。邱某4与某公司2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后，某公司2依据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第七条约定已向邱某4支付了工程造价的20%，即300000元。综上所述，一、上诉人将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的土地租赁关系说成委托代建关系系偷换概念。上诉人与某村委会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驳回邱某3等四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已通过收取工程款和处置所建厂房的形式获得了全部工程款，并承诺其因厂房建设期间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和纠纷，由其负责承担和处理，与某村委会无任何关系。上诉人的主张即违反了诚信原则，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任某答辩称：本案与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于2007年5月22日签订的《合同》及2008年1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某公司2在某村委会工业园内投资建设汽车内饰加工项目，占地37亩。2009年10月4日，邱某4与某公司2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约定将1917.76平方米的工程交由邱某4施工，工期为2009年11月22日至2010年4月26日，2010年9月某公司2与邱某4结算。2011年2月23日，某村委会、某公司2、某公司1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某公司2将在某公司2与某村委会于2007年5月22日签订的合同、2008年1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缴纳租金义务及相关权利转让给某公司1，某村委会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某村委会、某公司1、任某不是建筑工程合同书相对方，且原告未举证证明某村委会欠付某公司2工程款，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无法律与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1年2月23日，某村委会、某公司2、某公司1签订三方协议书，协议中明确约定某公司2将在某公司2与某村委会于2007年5月22日签订的合同、2008年1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缴纳租金义务及相关权利转让给某公司1，某村委会予以认可，未承担某公司2与邱某4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故原告依据2011年2月23日签订的三方协议要求某公司1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称，某公司2与某村委会之间有以建代租的协议，某村委会、某公司2系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某公司2与邱某4签订建设施工工程合同系依据该协议对厂房进行建设，因此，某村委会应对某公司2签订的建设施工工程合同承担责任，经查，原告诉称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邱某、郭某、邱某2、邱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8元，由原告邱某、郭某、邱某2、邱某3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某公司1、某村委会、任某是否有义务向邱某、郭某、邱某2、邱某3支付工程款及利息。邱某等四人的近亲属邱某4与某公司2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该合同书对于工程尺寸、开工日期、工程总价款、工程款支付作出了约定，但未注明工程名称和工程所在具体位置。邱某4并未就涉案工程与某公司1、某村委会或任某签订施工合同，亦无证据证明形成过口头施工协议。邱某等四人主张就涉案工程而言，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并提交了邱某4作为某村委会法定代表人与该公司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复印件。某公司1、某村委会和任某均不认可该两份复印件的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两份复印件是真实的，但是，从合同内容上并没有某村委会委托某公司2开发建设涉案工程的约定。邱某等四人主张根据某村委会与某公司2之间的合同约定，该公司就涉案工程代某村委会出资，双方形成“委托代建、以建代租”的关系，某村委会就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根据该合同复印件显示，如果工程造价超出300万元，超出部分由某公司2垫付，垫付款抵扣厂房租赁款。补充协议复印件约定某公司2代某村委会出次。这些内容也只是表明了建设工程款的来源方式，并不能以此就说明形成了委托代建的关系。邱某等四人主张邱某4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某村委会和任某主张邱某5是实际施工人，即使邱某4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邱某等四人提交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某公司2时任法定代表人签名的结算清单及其在一审时当庭陈述，邱某4也是与某公司2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与某村委会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某村委会没有直接向邱某等四人直接付款的义务。邱某等四人在明知邱某4与某公司2签订施工合同及结算工程款的情况下，不起诉裕通公司，而要求某村委会直接付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邱某等四人主张根据2011年2月23日某村委会、某公司2和某公司1签订的协议，某公司22007年5月22日及2008年1月29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了某公司1，某公司1应当承担责任。某村委会、某公司1和任某以该证据为复印件为由不予认可其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该协议是真实的，但是，根据协议内容，某公司2是将交纳租金义务及享有有关权利转让，并未约定将该公司其他债权债务都转让给某公司1。某公司1既不是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也不是建设方，与邱某4也不存在合同关系，故某公司1没有向邱某等四人就涉案工程款付款的义务。邱某等四人据以主张权利的施工合同、2007年5月22合同签订时，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并非任某，与本案涉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没有关系。故邱某等四人要求某公司1、某村委会、任某承担付款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72元，由邱某、郭某、邱某2、邱某3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艳真
审 判 员 周英杰
审 判 员 杨 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谷满满
书 记 员 魏晓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