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刑初字第2166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孔焜，男，32岁（1983年7月11日出生）。因涉嫌犯串通投标罪，于2014年6月15日被监视居住，因涉嫌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于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蔺景影，北京市地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京一分检公诉刑诉（2015）6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孔焜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于2015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定，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孔焜及其辩护人蔺景影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被告人孔焜于2010年4月至2013年1月期间，伙同被告人宋×、王×1，利用宋×之父宋×2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其他主管领导职务上的行为，分别为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鼎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揽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采购项目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给予的人民币9048433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被告人孔焜于2010年4月至2012年1月，伙同宋×、王×1，接受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章×的请托，利用宋×之父宋×2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其他主管领导职务上的行为，为该公司承揽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信号灯灯具、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采购项目提供帮助。为此，孔焜、宋×、王×1先后收受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的人民币共计2797410.5元。
2、被告人孔焜于2010年5月至2013年1月，伙同宋×、王×1，利用宋×之父宋×2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其他主管领导职务上的行为，为北京中鼎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北京直真视通科技有限公司名义承揽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提供帮助。为此，孔焜、宋×、王×1先后收受北京中鼎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给予的人民币共计6251022.5元。
�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孔焜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孔焜伙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孔焜在法庭审理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不持异议，同时辩解称：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且在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被告人孔焜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孔焜不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要件，也未实施利用影响力�贿的客观行为。孔焜未参与“44处信号灯项目”及“300处信号灯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仅在宋×等人的指使下参与“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项目”、“400处信号灯项目”及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的投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孔焜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是自首。其除了获取人民币55万元合法收入外，未参与分配赃款，且已在亲属的帮助下退缴了部分赃款，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者适用缓刑。
法庭审理期间，被告人孔焜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孔焜的辩护人出示了工资表、交款凭证及案款收据，拟证明孔焜不是北京中盛博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或监事，在共同犯罪中不应承担主要责任，其在亲属的帮助下退缴赃款人民币10万元。
庭审中，被告人孔焜的辩护人申请调取北京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4年6月15日对孔焜的调查笔录及证人刘×1的证言，并对孔焜在招投标过程中签字的笔迹进行鉴定，拟证明：孔焜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是自首。其在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采购项目中仅参与购买标书，在相关记录上签字，在北京直真视通科技有限公司参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中，仅负责接送刘×1、迟×到投标现场，协助制作标书，未实施足以影响招投标结果的行为，不能认定其利用影响力为上述公司提供帮助。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孔焜于2010年4月至2013年1月期间，伙同被告人宋×、王×1（均另案处理），利用宋×之父宋×2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其他主�领导职务上的行为，分别为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鼎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揽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采购项目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给予的人民币9048433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案发后，被告人孔焜退缴人民币10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孔焜于2010年4月至2012年1月间，伙同宋×、王×1，利用宋×之父宋×2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北京市交管局）局长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北京市交管局其他主管领导职务上的行为，为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伦公司）承揽北京市交管局交通信号灯灯具、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采购项目提供帮助。为此，孔焜、宋×、王×1先后收受多伦公司给予的人民币共计2797410.5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宋×的证言证明：2009年初，其决定和多伦公司合作，帮他们销售产品，后找到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处长刘×2，联系采购信号灯。刘×2答应考虑多伦公司的产品。多伦公司在北京市交管局共中标四次。每次他们都会和多伦公司先确定底价，成交价和底价的差额就是利润。2010年上半年，刘×2问其能否生产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其让王×1询问多伦公司有无该产品时，多伦公司表示可以生产，并生产了样品。在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提出修改要求后，双方达成了采购意向。其通过协调刘×2帮助多伦公司取得了“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项目”，赚取了约100万元的代理费。该项目不需要招标，由刘×2直接安排给他们承揽。王×1负责联系马×，他和孔焜一起负责办理公司的事情。其和王×1等人共从多伦公司赚取约300万元，按照其分得5成，王×1分得4成，孔焜分得1成的比例进行分配。2011年后，其把分得的钱都放在王×1的名下，后取出现金，以孔焜的名义购买了500万元的理财。在上述过程中，孔焜知道其的身份及其利用其父亲的地位，在与北京市交管局的业务往来中占据竞争优势。2011年夏，因北京市交管局停止招标，其就暂停了公司业务。2012年底，其因存在倒卖车牌的问题，就安排王×1和孔焜到泰国等地旅游，并吩咐他们先别回国。
2、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2009年，宋×告诉其，刘×2说北京市交管局要采购一种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是专项拨款购买，不需要招标，让宋×找厂家快速生产这种灯具。其找设计公司对这种信号灯进行设计后，将设计方案与马×、邱×反复沟通、修改，并联系多伦公司制作了样品。经测试、修改，交通设施管理处和多伦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其另用刘×3控制的北京怡�诚悦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人诚悦公司）和多伦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劳务费其实就是多伦公司给的好处费。钱款到账后，刘×3取出现金给其和宋×等人，其分得20万元，孔焜分得10万元。同时，马×、邱×还告诉其交通设施管理处通过招标公司对外招标采购一批交通信号灯。其告诉宋×后，联系了多伦公司，让他们给出一个底价，投标价格高出底价的部分就是他们的佣金。多伦公司中标后，另与刘×3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刘×3将劳务费以现金形式给其，其再交给宋×。后来，多伦公司又以相同模式中标两次。2012年，宋×要求以转账方式收取佣金，其就要求多伦公司把约60万元汇给郭×，郭×再汇给其指定的高×的银行账户。多伦公司的项目共赚取约280万元，其中，多伦公司给其汇款699343元，给怡人诚悦公司汇款2098067.5元，怡人诚悦公司又给其和其指定的账户汇款1897955元。在上述过程中，孔焜负责协助其，陪同其去北京市交管局或者多伦公司找相关人员协商。孔焜知道宋×父亲的身份，也知道其和宋×的做法及所利用的关系。在“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项目”中，因为未进行招投标，需要找几个厂家询价，为了保证多伦公司中标，马×让其找三个厂家围标，宋×让孔焜负责办理。孔焜带着其公司的舒×及司机刘×4，作为三家陪标公司的代表，参与了这次围标。
3、证人刘×2的证言证明：2004年7月至2011年1月，其担任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处长。在北京市交管局招标采购交通信号灯项目中，其应宋×要求，对多伦公司予以关照，并将此事交代给马×和邱×。在“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项目”中，其为多伦公司中标该项目提供了在立项最初阶段选定多伦公司帮助研发，指示工程师参与多伦公司产品研发并研提修改意见，将招标方式修改为涉密工程项目招标，后进行秘密招标，在招标前提前使用该公司产品等便利条件。另外，多伦公司还分别中标了“300处信号灯项目”、“44处信号灯项目”、“400处信号灯项目”。在“300处信号灯项目”招标前，宋×曾给其打电话请其关照。在“44处信号灯项目”及“400处信号灯项目”招标过程中，虽然宋×没有再找其，其也未明确授意马×、邱×，但由于此前其已向二人介绍了宋×与王×1的关系，他们均明白需倾向于多伦公司。
4、证人马×的证言证明：其原任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信号灯管理科科长。2008年底，其经刘×2介绍认识王×1，后将王×1介绍给邱×。刘×2曾告知其王×1与宋×的关系，并指示在以后的采购业务中多帮助王×1的公司。王×1、孔焜总是一起来找其提前测试信号灯，以便根据其的意见及时进行改进。其还告知王×1此前�购信号灯灯具的价格。在评标“300处信号灯项目”时，其和科技信息通信处的范×为多伦公司的产品打出高分，并在讨论时有意针对多伦公司的产品优势进行点评，以便获得评标专家组的认可，获得高分。在“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项目”中，信号灯管理科将技术需求提供给王×1。在上级同意多伦公司的设计方案后，刘×2安排其和邱×前往多伦公司进行监督指导，并在决定购买多伦公司的产品后，使用了该公司先期制作的20余台产品。后刘×2称隋×副局长指示该项目按照涉密工程采购方法进行询价采购，委托北京国际贸易公司进行招标。在招标时，其告知负责该项目的祁娜，北京市交管局已将多伦公司的产品定型、试用，还让王×1另找两家公司陪标。在“44处信号灯项目”中，其和邱×在评标时为多伦公司的产品打出高分，并示意评标专家组该公司的产品好。在“400�信号灯项目”中，浦×和范×参与评标，其和邱×在现场示意评标专家组多伦公司的产品好。每次评标前其和邱×都向刘×2汇报准备了工作，刘×2均提示他们帮助多伦公司中标。
5、证人邱×的证言证明：其系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信号灯管理科民警，参与了北京市交管局“300处信号灯项目”、“44处信号灯项目”、“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项目”的评标。在招标前，其曾针对多伦公司的信号灯提出改进意见，使之符合北京市的技术要求。在“300处信号灯项目”、“44处信号灯项目”开标前，刘×2均向其打招呼，要求确保多伦公司中标。在评标过程中，其向评标专家表达了倾向多伦公司的意见，使他们为该公司打出高分，最终保证多伦公司中标。2010年4月底，马×让其看了一份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的效果图，称已经准备让多伦公司生产，希望其对图纸提出意见。刘×2还让其与王×1一起去南京市对模型进行确认定型。
6、证人范×的证言证明：其原在北京市交管局科技信息通信处工作。2010年，其曾代表科技信息通信处配合交通设施管理处参加了“300处信号灯项目”及“44处信号灯项目”的招标。在“300处信号灯项目”招标时，马×曾向其打招呼，要求在打分时配合邱×给多伦公司的产品打出高分。在“44处信号灯项目”中，其配合浦×给多伦公司的产品打出高分。
7、证人浦×的证言证明：其系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副调研员。2010年，其作为北京市交管局的代表参加了信号灯项目的招标。其在评标之前征求了交通设施管理处的意见，马×让其为多伦公司打出高分。
8、证人章×的证言证明：其系多伦公司董事长。因为王×1自称在北京市交管局有关系，其就安排其公司的王韦和郭×联系王×1，并具体跟进他的业务。此后，多伦公司与北京市交管局签订了四份采购合同。在每次投标前，王×1都让其公司报出底价，但他们确定的投标价均高于底价，并要求将高出的部分以与怡人诚悦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的方式支付给该公司。实际上，王×1等人并未提供任何劳务。其应付给王×1等人约336万元，但因北京市交管局拖欠了部分货款，故仅实际支付了278万元。除了王×1，其还见过宋×及一名姓孔的男子。
9、证人郭×的证言证明：其系多伦公司智能交通部业务员。2010年，在王×1的帮助下，多伦公司中标北京市交管局四个交通信号灯项目。多伦公司以王×1确定的价格参加投标，中标价格减去底价得出的差价以向怡人诚悦公司支付劳务费的形式返还给王×1等人。为此，多伦公司在签订采购合同后，另与怡人诚悦公司签订了四份劳务合同。孔焜是合同中售后服务的联系人。多伦公司共向怡人诚悦公司支付2098067.5元，另应王×1的要求，将69万余元汇给高×。
10、证人苏×的证言证明：其系多伦公司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监。2010年，多伦公司与北京市交管局签订了四份项目合同，总金额约2000万元，另与怡人诚悦公司签订了四份劳务合同，总金额为3364146元，实际支付了2098067.5元。郭×称这些钱是王×1的好处费。
11、证人韦×的证言证明：其系多伦公司智能交通部总监。2010年，多伦公司与北京市交管局签订了四份合同。王×1曾带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到多伦公司进行考察。
12、证人刘×3的证言证明：2009或2010年，应王×1要求，怡人诚悦公司与多伦公司签订了四份虚假的劳务合同，合同金额共计300余万元，怡人诚悦公司实际收取2098067.5元。其在扣除相关税费后将余款汇给王×1指定的北京中盛博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博智公司）及王×1、宋×、李×1的银行账户。
13、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其系王×1的母亲。近年，王×1陆续拿回家100余万元。王×1还通过高×的银行账户接受过信号灯或酒精测试仪的款项70万元，另使用其账户收款约80万元。
14、证人高×的证言证明：2012年1月，其应李×1的要求，用自己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帮助收款60余万元。
15、北京市交管局关于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统一期工程交通信号控制系统（300处）项目、2010年专项44处路口用信号灯灯具采购项目、2010年区域信号控制系统第二标建设政府采购项目的相关文件、招标文件、评标资料及中标通知书等证明：2010年4月至11月，北京市交管局公开招标采购44处路口用信号灯、2010年区域信号控制系统第二标机动车信号灯等信号灯灯具。在上述三个项目的评标过程中，马×、邱×、范×、浦×分别为多伦公司打出高分，最终多伦公司以综合得分排名第一中标上述项目。
16、北京市交管局关于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采购项目的相关文件、询价文件、多伦公司等询价应答文件、报价文件、评审资料、询价采购成交通知书等证明：2010年6月，北京市交管局对“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项目”按“涉密工程”程序，以询价方式进行采购。马×为询价小组成员。孔焜代表多伦公司、舒×代表江苏亚泰公司、刘×4代表南京高桥公司参与询价，确保报价最低的多伦公司成为成交单位。
17、政府采购合同证明：2010年5月5日、8月10日、11月23日、12月15日，北京市交管局与多伦公司签订四份合同，采购信号灯灯具，合同金额分别为5105350元、1985000元、3332195元、9282500元。
18、工程安装劳务合同证明：多伦公司与怡人诚�公司签订四份劳务合同，约定的劳务费分别为876113元、938653元、533320元、1016060元。
19、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账目明细、领用支票审批单、银行交易凭证、发票、收条等证明：2010年5月至2011年1月，多伦公司共向怡人诚悦公司支付2098067.5元。2012年1月，王×1出具收条委托郭×将应支付给怡人诚悦公司的699343元汇给高×。
20、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明：2010年5月至2011年3月间，怡人诚悦公司、刘×3给中盛博智公司、王×1、李×1、宋×共计转款1897955.5元。2012年1月，郭×给高×转款699343元。
2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怡人诚悦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22、被告人孔焜的供述：2008年夏，其应宋×的要求，在中盛博智公司工作。在认识宋×时，其知道他是公安局的民警，父亲是宋×2。王×1曾告诉�，宋×利用宋×2在北京市交管局的影响力，在该局销售酒精测试仪等警用器材。其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向北京市交管局销售多伦公司生产的信号灯。2009年上半年，宋×要求关注北京市交管局关于信号灯的招标，并安排王×1负责与马×沟通，安排其在网上查看招标信息及协助王×1。之后，其经常陪同王×1去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开始招标后，宋×安排其和王×1与多伦公司商谈底价，让其购买标书。商定底价后，宋×会确定投标价，两个价格之差就是其和宋×等人的好处费。中标后，多伦公司把好处费以劳务费的形式支付给刘×3的公司，刘×3兑换现金后再给宋×。2009年底，马×告诉王×1北京市交管局要采购学校门前移动式信号灯，问多伦公司能否生产。王×1把多伦公司制作的样品拿给交通设施管理处，按照该处的意见进行改进，最终定型。该项目没有进行招标。�×要求宋×等人另找两家公司进行围标。在宋×的安排下，其购买了三家公司的标书，与舒×、刘×4各代表一家公司参加投标，保证多伦公司中标。此后，多伦公司还中标二次，具体的操作模式基本相同。在上述过程中，其负责购买标书，与北京市交管局科级主管领导沟通，接待厂商，洽谈业务，展示产品，参与投标及围标，帮助宋×存放钱款等。2008年至2012年底，宋×共给其45万元。2014年春节，宋×还给其父亲汇款10万元。
二、被告人孔焜于2010年5月至2013年1月间，伙同宋×、王×1，利用宋×之父宋×2担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北京市交管局其他主管领导职务上的行为，为北京中鼎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安公司）以北京直真视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直真视通公司）名义承揽北京市交管局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提供帮助。为�，孔焜、宋×、王×1先后收受中鼎安公司给予的人民币共计6251022.5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宋×的证言证明：2010年6月，王×1得知北京市交管局准备采购执法记录仪，找到了中鼎安公司准备投标。但该公司没有投标资格，必须找一家有资质的公司借壳投标。其让王×1联系了直真视通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投标，再让中鼎安公司向直真视通公司供货，直真视通公司在北京市交管局支付货款后，再给中鼎安公司结账。投标价格是在王×1与中鼎安公司商定价格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数额，由王×1具体办理。招标前，其和王×2、张×1说了此事，二人都答应帮忙照顾。直真视通公司中标后，与北京市交管局签订了两份合同，第一份合同的金额为1100余万元，第二份合同是追加采购，合同金额比较小。这次投标赚取了约400万元。王×1曾告诉其，他和孔焜用这笔钱的支票在地下钱庄兑换了400万元现金。
2、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2010年3月，宋×说北京市交管局即将采购执法记录仪，让其和孔焜寻找好的厂家及产品，准备投标。其与中鼎安公司的张×2约定了底价，让他们公司参加投标，投标价高出底价的部分是佣金。其还联系了晋×，对中鼎安公司的产品规则和参数进行了修改。这次招标是装备财务处和科技信息通信处一起负责。宋×在招标前还找了张×1帮忙。2010年5月招标开始，因中鼎安公司未达到标书中要求的企业资质，其就找到直真视通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投标。投标前，直真视通公司和中鼎安公司签订了采购协议，约定直真视通公司要以中标后的实际价格向中鼎安公司进行采购，并按照其和中鼎安公司商量的底价把相关款项转给中鼎安公司，把中标价和底价之间的差额直接支付给其。其与中鼎安公司商定的底价为单价1500元。宋×确定的投标价为单价2995元。直真视通公司中标后，给其指定的公司开具了438万元的支票，其和孔焜在地下钱庄兑换了现金，存在其的兴业银行账户，后按照宋×的要求，把钱取出，放在中盛智博公司的保险箱。2012年，这些现金被宋×凑够500万元，以孔焜的名义在宋×岳父的公司购买了理财。上述438万元中，大部分是好处费，另外一部分是其和宋×等人替北京市交管局垫付给中鼎安公司的采购款，共计87万元。因为其想把前期垫付的钱要回，就让直真视通公司付给北京金盛裕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5万元。故438万元扣除其和宋×等人支付给中鼎安公司的52万元后剩余的386万元即为获利数额。
3、证人王×2的证言证明：2007年5月至2010年11月，其担任北京市交管局装备财务处处长。2010年初，宋×�其是否开始执法记录仪的采购工作。因招标时间还未确定，在北京市财政局同意招标后，其才告诉宋×，让他准备参与投标。其还向晋×、侯×打了招呼，让他们照顾宋×的公司。此后，王×1与晋×直接联系。宋×参与投标的公司是直真视通公司。
4、证人张×1的证言证明：2007年7月至2010年10月，其担任北京市交管局科技信息通信处处长。在北京市交管局招标采购执法记录仪时，宋×曾向其打招呼，其答复自己只负责技术把关，后把此事交代给该处参加评审的孙×和李×3，并向她们表示中鼎安公司的执法记录仪不错。
5、证人侯×的证言证明：2008年11月至2010年12月，其担任北京市交管局装备财务处副处长。2010年，王×2让其和晋×负责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并对宋×参与投标的公司予以关照。在评标时，其和晋×作为评委给直真视通公司打出高分。其还授意晋×叮嘱招投标代理公司与评标专家打招呼，确保直真视通公司中标。最终，直真视通公司以综合评分最高中标。
6、证人晋×的证言证明：2007年11月至2011年10月，其先后担任北京市交管局装备财务处副科长、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装备财务处总务科科长。2010年，王×1给其打电话，表示准备参与北京市交管局执法记录仪项目。此后，王×2指示其在评标过程中关照宋×的投标公司，保证成功中标。其向王×1及中鼎安公司的人员说明了北京市交管局对于招标设备的参数以及需求，并让他们进行改进。因中鼎安公司的资质不够，王×1让该公司用直真视通公司的资质投标，但仍由中鼎安公司提供设备。按照王×2的指示，其和侯×在评标时给直真视通公司打出高分，并授意评标专家组该公司产品好，帮助直真视通公司中标。期间，宋×曾表示请其吃饭，让其对招标一事�以关照。此外，其还和王×1一起去深圳市催货。
7、证人何×的证言证明：2005年至2013年，其在北京市交管局装备财务处总务科工作，参与了执法记录仪项目的招标工作。晋×曾向其提供执法记录仪的产品参数，其根据实际需要提高了标准。但实际招标时，晋×又将参数改回。直真视通公司中标该项目，但该公司的产品不符合其修改后提高的标准。
8、证人张×2的证言证明：其系中鼎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0年3月，王×1称北京市交管局准备采购执法记录仪，向其询问了其公司的产品性能和价格，并说他负责运作招标的事情。后来，王×1又找到直真视通公司，用这个公司的资质参加投标，但由中鼎安公司负责供货。直真视通公司的中标价减去中鼎安公司的货款是王×1和直真视通公司的获利。
9、证人彭×的证言证明：其系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中鼎安公司副总经理。东运公司生产执法记录仪供货给中鼎安公司。2010年6月至2011年4月，东运公司分别以深圳市福田区太平洋安防通讯市场东运新经营部（以下简称东运新营业部）、东运公司的名义与直真视通公司签订执法记录仪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56万余元。2010年5月至8月，东运公司陆续给王×1发货3783台执法记录仪，收到货款264万余元。实际上，直真视通公司代中鼎安公司中标了北京市交管局的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张×2说该项目是王×1帮忙在北京市交管局进行了运作。
10、证人王×3的证言证明：其系直真视通公司总经理。2010年5月，宋×要求借用其公司的资质参加北京市交管局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的投标。其公司中标后与北京市交管局签订了采购合同，采购3783台执法记录仪，总金额为1133万余元，�中鼎安公司负责供货。直真视通公司在留存10％至15％的利润后，把剩余货款支付给王×1指定的厂家。真视通公司收取借壳费用共计113万余元，按照王×1要求支付给中鼎安等公司购货款共计810余万元。另外158万余元被用于缴纳税款。
11、证人李×2的证言证明：其系直真视通公司商务与采购中心采购平台的主管。2010年，直真视通公司中标北京市交管局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后向中鼎安公司等三家公司采购了中鼎安品牌的执法记录仪。其公司共给王×1开具了6387190元的转账支票，其中4386650元转账支票的收款人为北京晨锋融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锋公司），其余支票的收款人为中鼎安公司。
12、《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全面推行现场执法记录制度的通知》、《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2010年预算的函》、北京市政府采购项目�托代理协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购置执法记录仪政府采购项目招标公告等招标文件、评标资料、中标通知书等证明：2010年5月，北京市交管局公开招标采购执法记录仪。在评标过程中，侯×、晋×为直真视通公司打出高分。最终，直真视通公司综合得分排名第一得以中标。
13、政府采购项目合同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记账凭证等证明：2010年6月4日，北京市交管局采购中鼎安ZDA-
A执法记录仪3783台，单价为2995元，总价为11330085元。2010年6月至12月，北京市交管局分两次向直真视通公司支付了货款。2011年4月，北京市交管局采购中鼎安ZDA-
A执法记录仪90台，单价为2995元，总价为269550元，并支付了货款。
14、合作协议证明：中鼎安公司为直真视通公司参与的北京市交管局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供货，单价为每台13**元，总货款为5220540元。
15、采购合同、销售合同、付款凭证、发票等证明：直真视通公司分别向中鼎安公司、东运新经营部、晨锋公司、东运公司采购ZDA-
A执法记录仪1296台、1000台、1487台、90台，总价分别为2000540元、1800000元、4386650元、256072.5元。
16、战略合作协议证明：东运公司与中鼎安公司约定共同开发生产销售中鼎安牌执法记录仪。
17、张×2出具的《北京执法记录仪项目收款情况说明》证明：直真视通公司向中鼎安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
18、转账支票、银行交易凭证、账户交易明细、记账凭证、发票等证明：2011年1月5日，直真视通公司向晨锋公司支付共计4386650元，后晨锋公司将上述支票背书给北京博亚思达广告制作中心。2010年8月6日，直真视通公司通过北京金盛裕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中盛博智公司支付35万元。2013年1月22日，直真视通公司向中鼎安公司支付42.2万元。
19、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公司章程等工商注册资料证明：北京中鼎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市福田区太平洋安防通讯市场东运新经营部的基本情况。
20、被告人孔焜的供述：2011年初，宋×让其和王×1寻找生产执法记录仪的厂家。在其和王×1找到了中鼎安公司后，宋×让他们先和该公司商谈，能否以中标价格减去底价的方式支付佣金，中鼎安公司同意了。三四个月后，王×1告诉宋×北京市交管局开始招标，但中鼎安公司缺少资质。宋×又找了直真视通公司借壳投标。按照宋×的安排，其和直真视通公司的杜经理、迟×、中鼎安公司的刘×1一起制作了标书。竞标当天，其和刘×1、迟×去了招标现场。其和刘×1还负责演示产品及给交通民警讲课培训。最终，中鼎�公司的产品中标。北京市交管局向直真视通公司支付货款后，宋×让其和王×1到该公司取出支票，兑换现金约400万元，被其和王×1存入宋×的兴业银行账户。2011年底或2012年初，宋×将存在其名下兴业银行账户的500万元转到他的岳父的公司，以其名义购买了理财。2012年10月，宋×让其和王×1去泰国等地旅游。
此外，庭审中公诉机关及孔焜的辩护人还出示了如下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北京市公安局关于调整公安交通管理局机构编制的批复》、《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刘政等34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委员会关于印发我局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等文件证明：北京市交管局装备财务处、科技信息通信处、交通设施管理处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宋×2作为北京市交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负责全面工作。
2、《领导干部综合情况表》、《张×1任职情况》等证明：王×2于2007年5月至2010年11月担任北京市交管局装备财务处处长；刘×2于2004年7月至2011年1月担任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处长；张×1于2007年5月至2010年9月担任北京市交管局科技信息通信处处长；侯×于2008年11月至2010年12月担任北京市交管局装备财务处副处长；晋×于2007年11月至2011年11月先后担任北京市交管局装备财务处副科长、科长；何×于2005年3月至2011年11月在北京市交管局装备财务处工作；马×于1999年7月至今先后在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信号灯管理科、交通设施管理支队信号灯管理中队担任民警、副科长、科长；邱×于1999年4月2014年10月先后担任北京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信号灯管理科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调研员。
3、内资企业设立登记审核表、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股东名录、任职证明、�司章程等证明：北京中盛博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王×1，股东为王×1，监事为孔焜。
4、交款凭证及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等证明：2015年10月12日，孔焜退缴赃款10万元。
5、涉案财物入库清单证明：宋×贪污、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中扣押金属条5根，共计1050克。
6、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证明：宋×贪污、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中冻结宋×、孔焜名下银行账户共计710万余元。
7、到案经过、北京市纪委出具的《关于宋×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工作说明》、工作说明等证明：2010年10月，办案机关对宋×涉嫌违纪违法案件进行初核。初核期间，办案机关已经掌握宋×在宋×2担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期间，通过为多伦公司、直真视通公司、中鼎安公司等企业在北京市交管局政府采购招标项目中提供帮�等方式，先后收受相关企业给予贿赂的问题。2014年5月27日，办案机关对宋×采取组织措施进行谈话审查，并对王×1、孔焜等其他涉案人员开展取证工作。2014年6月15日，侦查人员在泰国移民局的协助下，从泰国将孔焜带回北京。
8、立案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逮捕证等证明：本案的立案时间及被告人孔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9、户籍材料证明了被告人孔焜的身份情况。
对于被告人孔焜的辩护人向法庭出示的工资表及拟证明的内容，经查：从本案的事实看，孔焜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从其在参与北京市交管局信号灯及执法记录仪采购时实施的具体行为进行分析。工资表仅能证明孔焜于2010年10月至11月从中盛博智公司领取工资的数额，既不能否定宋×、王×1数次另行分给孔焜巨额钱款的事实，也不能据此证明孔焜在中盛博智公�的任职情况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该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或量刑情节之间并无关联性，不能将其作为定案依据。辩护人据此拟证明的内容，本院亦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孔焜的辩护人请求法庭调取北京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4年6月15日对孔焜的调查笔录的申请以及孔焜系自首的相关辩护意见，经查：经法庭举证、质证的办案机关出具《关于宋×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工作说明》、到案经过、工作说明等证据证明，办案机关在对宋×涉嫌违纪违法案件进行初核期间，已经掌握宋×通过为多伦公司、直真视通公司、中鼎安公司等企业在北京市交管局政府采购项目中提供帮助等方式，先后收受相关企业给予贿赂的问题，孔焜系涉案人员，后于2014年6月15日将孔焜带回北京，采取强制措施。可见，孔焜在被监视居住时，办案机关已经掌握其伙同�×等人收受企业贿赂的犯罪线索。孔焜到案后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但其供述的内容与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线索系同种罪行，不能认定其是自首。故对孔焜的辩护人的此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孔焜的辩护人请求法庭调取证人刘×1的证言，并对孔焜在招投标过程中签字的笔迹进行鉴定的申请及孔焜不仅未参与“44处信号灯项目”及“300处信号灯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也未分配赃款，其既不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要件，也未实施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客观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孔焜决定参与宋×控制的公司经营时，明知公司业务主要系通过宋×利用其父宋×2的职权在北京市交管局销售警用器材和装备。此后，孔焜在宋×、王×1的指使下，在北京市交管局信号灯及执法记录仪采购项目中，不仅经常陪同王×1前往该局联系沟通相关领导，还积极参与查看招标信息、购买标书、代表围标公司投标、兑换、保管赃款等环节，并获得宋×以现金、工资、给其父汇款等名义支付的钱款共计55万元。孔焜已经具有伙同宋×等人利用宋×2的影响力在北京市交管局采购项目中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并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故对孔焜的辩护人的此项诉讼请求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孔焜伙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孔焜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孔焜所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惩处。孔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是从犯，且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在亲属的帮助下退缴了部分赃款，依法可予减轻处罚。对于孔焜及其辩护人关于孔焜是从犯，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在亲属的帮助下退缴了部分赃款，请求法庭对其减轻处罚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孔焜的辩护人请求法庭对孔焜免除处罚或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被告人孔焜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孔焜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1月20日起至2019年9月1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第二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扣押在案的人民币十万元予以没收。
三、责令被告人孔焜退赔违法所得的不足部分，予以没收。与宋×、王×1承担连带退赔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江 伟
代理审判员 王 岩
代理审判员 吕 晶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魏小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