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三中行终字第126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郭桂军，女，1970年9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包龙军，男，1970年2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郭建立，男，1979年3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甲1号。
法定代表人高岩，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一泽，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陆再鹏，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
上诉人郭桂军因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行初字第2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桂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包龙军、郭建立，被上诉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下简称朝阳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陆再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朝阳公安分局于2013年10月14日对郭桂军作出朝阳分局（2013）第16号-非政《非政府信息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知书），告知郭桂军其申请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朝阳公安分局不再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答复。
郭桂军不服被诉告知书，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本案朝阳公安分局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具有受理郭桂军的信息公开申请并作出答复的法定职责。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故，政府信息系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相关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具有刑事侦查和治安管理两方面的职责，公安机关履行刑事侦查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本案中，郭桂军申请公开的信息系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下属的十八里店派出所作为刑事案件予以受理登记的刑事案件的进度，显然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的范畴，朝阳公安分局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认定该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作出被诉告知书，并告知郭桂军不再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答复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法院予以支持。
朝阳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受理郭桂军的信息公开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并向郭桂军进行送达的情况，朝阳公安分局履行程序合法，法院亦予以支持。郭桂军提出的朝阳公安分局超过法定期限作出答复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朝阳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郭桂军要求撤销上述告知书并要求重新作出答复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郭桂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郭桂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因程序违法发回重新审理。主要理由为：一、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1.上诉人于2013年12月25日以挂号信邮寄的方式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一审法院超过法定期限不立不裁，在上诉人多次催促下才在2014年4月8日予以立案，违反了法释（2008）8号第三十二条的具体规定，程序严重违法。2.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8日立案后，直到2014年7月10日才作出一审判决，严重超过审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的明确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先于2013年7月14日向被上诉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上诉人的信息公开办公室于7月17日收到但予以无理退回，上诉人被迫于7月28日再次向其网站查明的负责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但是，证明此基本事实的证据，竟不被一审法院认可。该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违反信息公开条例相关便民原则的基本事实。对此事实拒绝认定，违背了行政诉讼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次，对转送过程的认定违背常识。被上诉人将原局长的挂号信函于两个月后才向原局长询问是否为私人信件，违背人情。第三，本案被诉涉及内容为被上诉人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并非一审判决中所称“公安机关具有刑事侦查和治安管理两方面的职责，公安机关履行刑事侦查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一审法官作出该份判决书严重违反了《法官行为规范》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颁行于1995年，其第六条是关于人民警察职责的描述，根本没有政府信息的描述。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行于2008年，是对行政机关、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公开相关政府信息，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的明确规范。两部法律、法规没有交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并未对政府信息予以描述并进行限制。而最高法院的行政诉讼法解释也只是将刑事案件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没有说公安机关的刑事案件进展情况的流程性信息非政府信息。上诉人仅仅就公安机关的接受案件回执申请“案件进展情况”，在是否立为刑事案件还不知道的情况下，该信息为办案流程性信息，不触及刑事侦查，无涉影响侦查办案的刑侦机密。四、一审判决书格式违法。一审判决书故意隐匿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间、受案时间的描述，涉嫌逃避超期立案、结案的法定职责；故意隐匿庭审质证动态描述，涉嫌替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进行掩饰，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的通知的具体规定。
朝阳公安分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朝阳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
一、证据材料：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郭桂军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郭桂军向朝阳公安分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2012年2月24日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村×号平房的入室盗窃案，编号×××刑事案件的案件进度；2.朝阳分局（2013）第88号-回《登记回执》，以证明朝阳公安分局于2013年9月26日正式受理郭桂军的上述信息公开申请；3.编号×××的《接受案件回执单》，以证明郭桂军申请公开的案件信息属于刑事案件信息；4.朝阳公安分局下属的办公室于2013年9月30日出具的《关于郭桂军邮寄信件的情况说明》，该说明的内容为：“2013年7月30日，朝阳分局接待室收到一封署名为前任局长肖××的挂号信，接待室工作人员将此情况告知目前在北京市警察训练总队工作的肖××，后经肖××确认，于9月23日告知我分局，称此信非其私人信件，寄信人是向朝阳分局邮寄的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挂号信，朝阳分局信息公开办公室接此信件后，立即开展工作，于9月26日受理该申请内容，并将依法作出书面答复”，以证明朝阳公安分局于2013年9月26日正式受理郭桂军的信息公开申请；5.被诉告知书及整付零寄交寄清单，以证明朝阳公安分局针对郭桂军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告知书并向郭桂军进行了送达。
二、法律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证明朝阳公安分局适用法律正确。
郭桂军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接受案件回执单》，以证明郭桂军于2012年2月24日的报案被立为刑事案件；2.申请时间为2013年7月14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编号为XA××××××××××1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以及《邮件查单》2份，以证明郭桂军曾于2013年7月17日向朝阳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办公室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但被朝阳公安分局退回；3.申请时间为2013年7月28日的《政府信息共公开申请表》、编号为XA××××××××××2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及网络查询的截图，以证明郭桂军再次向朝阳公安分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朝阳公安分局于2013年7月30日收到郭桂军的申请；4.《行政复议申请》、编号为XA××××××××××3和XA××××××××××4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两份及朝政决字（2013）4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郭桂军以朝阳公安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答复为由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况；5.《登记回执》及被诉告知书，以证明朝阳公安分局受理郭桂军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及作出答复的情况；6.《行政诉讼状》、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及编号为XA××××××××××5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以证明郭桂军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诉讼；7.法制日报报道《江苏判决首例公安拒绝公开接处警信息案件》的网络打印页，以证明其他法院对本案同类问题的判决情况。
一审法院经庭审质证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确认：
1.关于朝阳公安分局何时受理郭桂军提出的涉案信息公开申请的问题，朝阳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4中关于收到一封署名为前任局长肖××的挂号信的记载，与郭桂军的当庭陈述及编号为XA××××××××××2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载明的收件人相一致，能够证明郭桂军采取了向肖××邮寄挂号信的方式提出涉案信息公开申请的事实，证据4中记载的其他内容能够证明朝阳公安分局在接到上述信件后开展工作的情况，该内容与常理相符，且与朝阳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2相一致，能够证明朝阳公安分局于2013年9月26日受理郭桂军提出的涉案信息公开申请的事实，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并对相关证据予以采纳；2.朝阳公安分局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是朝阳公安分局在作出被诉告知书之前，依法定程序制作、收集，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朝阳公安分局受理郭桂军信息公开申请后开展工作，作出答复并向郭桂军进行送达的情况，法院予以采纳；3.关于郭桂军提交的证据：证据1能够证明郭桂军于2012年2月24日的报案被朝阳公安分局下属的十八里店派出所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受理的情况，法院予以采纳；证据3、5能够证明郭桂军以邮寄的方式向朝阳公安分局提出涉案信息公开申请及朝阳公安分局进行受理的情况，但不具有证明朝阳公安分局于2013年7月30日收到郭桂军的信息公开申请的证明效力；证据6能够证明郭桂军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法院予以采纳；证据2、4、7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法院不予采纳。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为，一审法院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同意一审法院认证意见。
二审期间，郭桂军向本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请求法院依法调取本案所涉被诉标的是否为刑事案件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的申请书。郭桂军的上述调取证据申请，并非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出，对上述申请，本院不予接纳。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26日，朝阳公安分局受理郭桂军提出的要求公开2012年2月24日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村×号平房的入室盗窃案，编号×××刑事案件的案件进度的信息公开申请。2013年10月14日，朝阳公安分局作出被诉告知书，以郭桂军申请获取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为由，告知郭桂军不再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答复。2013年10月17日，朝阳公安分局以邮寄的方式向郭桂军进行了送达。郭桂军不服该答复，起诉至一审法院。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根据上述规定，政府信息应当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本案中，郭桂军申请公开的信息为“2012年2月24日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村×号平房的入室盗窃案，编号×××刑事案件的案件进度”，而郭桂军关于在×村×号平房处因拆迁门被破坏，店内物品被盗的报案，朝阳公安分局十八里店派出所已经以刑事案件类别予以接受，因此，郭桂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朝阳公安分局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朝阳公安分局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作出被诉告知书正确。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郭桂军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郭桂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郭桂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贾 志 刚
代理审判员 董 巍
代理审判员 赵 祥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怡书记员吴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