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15民初5148号原告：潘广跃，男，水族，1982年12月12日生，住所地贵州省榕江县。被告：贵阳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新区金阳南路房交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798845896Y。法定代表人：赵嵬，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坤，男，汉族，1979年5月5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中天花园御翠岭Ｂ区，系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开荣，男，汉族，1991年1月15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系该公司职员。原告潘广跃与被告贵阳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房开）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与本院受理的（2017）黔0115民初5149号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潘广跃，被告远大房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坤、黄开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潘广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违规收取配套费4592元/户及利息；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南路“远大生态风景”由远大房开开发。在2012年10月29日房屋交付时，该房开发公司在房屋总价外向业主又另行收取了燃气、有线电视等配套设施建设安装费用4,592元，违反了《贵州省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新建商品房配套的水、电、燃气、通信、有线电视等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应当包含在销售价格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相关专业经营单位不得再向购房者另行收取”。该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五条“房屋交接手续的约定”中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点“配套费”的约定为无效约定。本人就以上问题多次找该房开公司进行交涉，要求退还该费用，但该公司一直不予解决。现诉请法院判决被告远大房开退还原告违规收取的配套费4,592元，并支付利息，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被告远大房开辩称，第一，答辩人收取被答辩人配套费系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被答辩人要求偿还配套费及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3月1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QJW31043（以下简称“合同”）及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第五条第1款约定，买受人同意委托出卖人代交下列专项维修基金、预告登记费、税费，并在签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将上述税费交给出卖人，另在接收该商品房的同时将配套费、产权办理手续费、他项权证办理费等交给出卖人。故答辩人收取上述费用系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执行，被答辩人要求偿还无事实依据。第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强制性规定，故双方应依约履行。首先，根据被答辩人所述的《贵州省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该条例现已是失效的地方性法规。其次，现行有效的《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也同前述规定一样，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且该规定中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也只是管理性规定。再者，贵州省人大常委法工委的《关于有关问题咨询的答复》、贵州省发改委《省发改委关于有关问题的回复》只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往来函件，并非行政规章，其对双方的合同效力不具约束效力。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明确规定，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确认合同无效。则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关于代收配套费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约定，系有效约定，答辩人依约收取相关费用合理合法。第三，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偿还收取配套费及利息已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答辩人于2012年11月2日向答辩人交纳了上述费用，其于2017年11月14日才向人民法院诉请答辩人偿还该费用，时长4年之久，期间也未向答辩人进行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被答辩人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被答辩人诉请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且其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3月12日，原告潘广跃作为买受人与被告远大房开（出卖人）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原告以410,046元的价格购买被告开发的位于贵州省××××区长岭南路远大·生态风景B地块一组团第3号楼1单元4层3号房屋。双方在该合同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双方同意按照下列方式缴纳税费：（一）、买受人同意委托出卖人代交下列第1、2、税费，并在签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将上述税费交给出卖人，另在接收该商品房的同时将第3、4、5项税费交给出卖人。（1）专项维修基金；（2）预告登记费；（3）配套费；（4）……”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2年11月2日向被告交纳了远程抄表系统费810元、独立电表费629元、管道煤气初装费2888元、有线电视报装费265元等配套费共计4,592元，被告出具收款收据一张。之后，因原告认为被告收取该配套费违反《贵州省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被告收取该费用的约定为无效约定，遂以前述事实及理由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原告潘广跃诉请被告远大房开退还收取的配套费的理由，系认为双方在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中对于该配套费收取的约定条款因违反《贵州省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故约定条款为无效条款而据此提起的主张，则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双方配套费收取约定的合同条款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法律规定虽然是针对合同无效的情形，但同样适用有效合同中的无效条款。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并无该条规定的前四种情形，对于该法律规定的第五种情形，首先要求违反的是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在我国，所谓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行政法规则指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就有关执行法律和履行行政管理职权的问题，以及依据全国人大的特别授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而原告依据的《贵州省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注：全称为《贵州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已于2009年5月1日即失效，现行有效的《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既非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亦非国务院制定颁布；其次，要求违反强制性规定，此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论是原告依据的失效的《贵州省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中的规定，还是现行有效的《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亦或是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及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回复，其中的相关规定均系指导性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亦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原告现依据已经失效的《贵州省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主张其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对于配套费约定的条款无效而诉请被告退还已收取的费用，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广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减半收取25元（原告预交25元），由原告潘广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丽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义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