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民初字第08751号
原告穆秋海，男，1969年10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天越，北京东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大经厂西巷9号。
法定代表人何咏，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秦胜，男，1968年3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蔡文伟，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永胜，男，1972年5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云娣，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育群胡同21号。
法定代表人赵明杰，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亚军，男，1984年2月10日出生。
第三人穆金城，男，1947年3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海波，北京东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穆秋海与被告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以下简称“腾利达公司”）、陈永胜及第三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东城区房管局”）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穆金城参加诉讼的申请，追加穆金城为本案第三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穆秋海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天越，被告腾利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文伟，被告陈永胜的委托代理人张云娣，第三人穆金城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海波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东城区房管局经本院合法传唤，未申明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穆秋海诉称：原告穆秋海系北京市东城区××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的居民，居住于该房屋相邻的自建房中。1989年12月15日原告单独立户。该房屋原产权人系第三人东城区房管局。原告之父穆金城系该房屋的承租人。2003年，被告腾利达公司依据东城区计、建两委2002年6月30日《关于××危改小区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东计字（2002）97号），对原告居住的东城区××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拆迁时，因原告因故未在东城区居住，故原告当时对拆迁一事不知情。2003年底，原告返回东城区。由于原告无房居住，在申请廉租房的过程中，得知了上述拆迁一事。经查，二被告于2005年6月3日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2006年3月16日签订的《××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系针对“××-××-××”号房屋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由于该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无效。依据该协议取得的安置住房即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应归原告所有。故原告起诉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05年6月3日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2006年3月16日签订的四份《××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无效；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腾利达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原告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陈永胜购买的系剩余安置房，涉诉合同系腾利达公司与陈永胜依法签订，本质上是房屋买卖合同，且已履行完毕，该合同与拆迁无关。原告作为合同外的第三人，现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2、如果原告以被拆迁人的身份主张合同无效，因原告不具备被拆迁人的身份，原告应向房屋管理部门申请行政裁决。3、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4、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综上，被告腾利达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永胜辩称：2005年，陈永胜得知××地区有部分拆迁剩余房屋出售，后前往咨询，并于2005年6月3日与被告腾利达公司签订《××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因陈永胜不是本地区居民，故在购房过程中，陈永胜没有受到任何拆迁补助。××号房屋是按照每平方米7300元的原价购买，并未享受拆迁政策优惠，并不是拆迁安置，且陈永胜已实际将购房款共计人民币708139元支付给腾利达公司。在购房过程中，陈永胜与腾利达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购房行为手续完备，合法有效。穆秋海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其诉讼请求应当被人民法院驳回。综上，被告陈永胜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东城区房管局述称：东城区房管局并非涉诉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与东城区房管局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东城区房管局不应列为本案第三人。东城区房管局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穆金城述称：“××-××-××”号房屋原系东城区房管局管理的公房，穆金城原系该房屋的承租人。2003年，该房屋因危旧房改造被拆迁。穆金城在拆迁过程中领取了人民币180000元的货币补偿，便腾退了房屋。此后，穆金城多次申请廉租房，均被告知不符合条件。二被告于2005年6月3日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2006年3月16日签订的四份《××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系针对“××-××-××”号房屋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安置的××号房屋应当归穆金城所有。拆迁档案中载明陈永胜系穆金城外甥，而事实上，穆金城与陈永胜不存在任何亲属关系。原告穆秋海是单独立户，在“××-××-××”号房屋楼下有约15平方米的自建房。拆迁以前，穆金城承租的“××-××-××”号房屋没有转让过。现穆金城同意原告穆秋海的诉讼请求。同时，二被告的行为亦侵犯了穆金城的合法权益。故穆金城在本案中亦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05年6月3日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及2006年3月16日签订的四份《××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无效；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针对第三人穆金城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告穆秋海辩称：同意穆金城的诉讼请求。同时，原告认为原告本人也应当获得拆迁安置。
针对第三人穆金城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腾利达公司辩称：在程序上，原告穆秋海及第三人穆金城均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其二人的主张均不能成立。穆金城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腾利达公司不同意穆金城的诉讼请求。
针对第三人穆金城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永胜辩称：同对原告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东城区房管局未对第三人穆金城提出的诉讼请求发表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穆金城与原告穆秋海系父子关系。北京市东城区××号楼××单元××号房屋（即“××-××-××”号房屋）原系穆金城承租的由原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和平里房管所的公房，该房屋为2居室，总使用面积22.6平方米。
2002年，被告腾利达公司对“××-××-××”号房屋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2005年6月3日，被告腾利达公司（甲方）与被告陈永胜（乙方）签订《××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合同编号：××），约定乙方在××危改区××-××-××有正式住房“——”间，使用面积“——”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人，安置户口“——”人。乙方选择回迁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乙方购买的安置住房为××小区××号楼××号（施工号）住房。安置住房建筑面积为99.34平方米。房价款合计为人民币485150元。乙方一次性付清全部房价款。《危旧房改造回购安置住房房价计算表》显示，上述安置住房价格系以同地段的经济适用房价格每平方米5000元为计价依据（该表显示1306号房屋建筑面积为97.03平方米），未享受原住房面积优惠及房改房等其他拆迁政策优惠。另，陈永胜所持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未记载原被拆房屋地址。
2006年3月16日，二被告签订《××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合同编号：××），约定原预售合同约定的××小区××楼××号房屋，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为：××号院××楼××号。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99.01平方米，腾利达公司应返还陈永胜房价款2050元。
同日，二被告另签订《××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合同编号：××），约定预售合同约定的××小区××楼××号房屋，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为：××号院××楼××号。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99.02平方米，腾利达公司应返还陈永胜房价款2000元。
同日，二被告签订《××危改小区居民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约定二被告签订的安置合同的房价款为5000元每平方米，鉴于被告陈永胜不是本次××危改区内的拆迁居民，故陈永胜需补偿房价款为2300元每平方米，陈永胜实际购房款为7300元每平方米，购房差价款为人民币223169元，实际购房款为人民币708319元。双方按每建筑平方米7300元的价格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同日，二被告签订《××危改小区安置住房补充协议》（合同编号：××），约定原预售合同约定的建筑面积为99.34平方米，经测绘，产权登记面积为99.02平方米。双方按照每建筑平方米2300元的标准对补偿房价款进行调整。腾利达公司应退房价款920元。
另查，2005年6月9日，腾利达公司为被告陈永胜开具了金额为485150元的购房款发票一张。同日，案外人北京军腾安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陈永胜开具金额为223169元的购房补偿款发票一张。腾利达公司解释称，其与该公司系合作关系；陈永胜称其系按单价7300元购买的涉诉房屋，所花费购房款共计708319元。
2006年8月14日，被告陈永胜取得上述安置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正式登记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号院××号楼××号，建筑面积99.01平方米。
庭审中，被告腾利达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明》、《声明》各一份，以证明穆金城已将其拆迁权益转让给案外人李淑芬。《证明》载明：“今收到甲方李淑芬付给穆金城危改房回迁款贰拾壹万元整，另付陆万元整补偿款，共计贰拾柒万元整，特此证明。”落款甲方处签有“李淑芬”。乙方处签有“穆金城”，并按了手印。日期为2003年10月。《声明》载明：“自甲方李淑芬付给穆金城贰拾柒万元整回迁房款后，穆金城家庭发生与回迁房的有关任何纠纷，与现房主李淑芬无任何关系。特此声明。”落款甲方处签有“李淑芬”，乙方处签有“穆金城”，并按了手印。日期为2003年10月。穆金城对上述《声明》、《证明》均不予认可，称其上面的签字、手印均不是穆金城本人所签、所按。同时，穆金城提出对上述“穆金城”的签字、手印是否为穆金城所签、所按的司法鉴定申请。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5月6日作出京通首（2015）指鉴字第21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声明》乙方穆金城名字上的手印不具备同一认定条件；2、《证明》乙方穆金城名字上的手印是穆金城右手食指所留。后穆金城撤回对《声明》、《证明》上“穆金城”的名字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
庭审中，穆金城表示李淑芬并未将《声明》、《证明》中的款项给穆金城，至于李淑芬给了谁，穆金城不清楚，但穆金城从腾利达公司领取了180000元的拆迁补偿款（系中国工商银行存折），领完后，就搬家腾房了。腾利达公司表示，腾利达公司从未给过穆金城任何拆迁补偿款。穆金城未向本院提交其领取180000元补偿款的证据。
另腾利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其与案外人李淑芬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签订日期为2003年10月1日。该合同约定李淑芬在危改区××-××-××有正式住房2间，使用面积22.6平方米，建筑面积30.06平方米，现有正式户口“——”人，安置人口“——”人。李淑芬选择回迁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李淑芬购买的安置住房为××小区××楼××施工号住房。一次性付清购房款的优惠房价为245608.71元。另，本院向腾利达公司调取了其“关于××-××-××原承租人穆金城一户拆迁安置方案变更情况的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穆金城曾向负责该户拆迁工作的东城拆迁所提供了一份《声明》、一份《证明》材料，说明其已将承租的××-××-××号房屋所应得的回迁安置权益转让给李淑芬，李淑芬向穆金城支付了27万元。李淑芬、穆金城于2003年10月1日一起到拆迁办公室办理了回迁安置签约的相关手续，并将房屋腾空交拆除公司。李淑芬回迁4-1306一套。全部购房款于2003年10月19日一次性付清。2005年5月19日因穆秋海结束劳动教养，应安外派出所管片民警要求，对该户回迁安置情况进行例行查询时发现，李淑芬与穆金城实际并无关系。经与李淑芬本人核实，本人亦承认实际上是李淑芬向穆金城购买回迁房。经与李淑芬本人协商，现达成一致意见，建设单位将李淑芬已付全部新增面积购房款及其支付给穆金城的货币补偿款退还李淑芬本人，回迁房建设单位收回安排使用。同时，鉴于李淑芬支付全款至今已有19个月，同意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支付李淑芬利息。据此确定一次性退还李淑芬共计537650.98元，包括新增面积购房款245608.71元（含各项折抵金额6036.2元），支付给原承租人穆金城的270000元，合计515608.71元，另给付19个月的利息22042.27元。”原告及穆金城对以上材料真实性认可，但对“情况说明”的内容不认可，认为该说明反映了腾利达公司擅自处分了穆金城的拆迁安置利益，且在明知穆秋海有在册户口的情况下，未向原告穆秋海履行拆迁安置义务。
审理中，本院向案外人李淑芬了解情况，李淑芬表示其向穆金城购买安置房情况属实，《声明》、《证明》及其与腾利达公司签订的《××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均属实，但穆金城只向李淑芬要60000元，李淑芬也只向穆金城给付了60000元，其余210000元的情况不清楚。后腾利达公司将李淑芬购买的安置住房收回，退还了李淑芬人民币537650.98元。
经查，拆迁时，原告穆秋海的户口位于原××-××-××号房屋，在册户口一人，即户主穆秋海。审理中，穆秋海认为，其户口位于危旧房改造范围，且在危改区有自建房，应当单独获得拆迁安置，不应与其父亲穆金城一并安置。腾利达公司表示，无证据显示被拆的××-××-××号房屋有自建房，对原告所述自建房一事不予认可，原告虽有单独户口，但其父亲在危改区有正式住房，原告亦不在此长期居住，原告不具有拆迁安置资格。原告为证明其在危改区有自建房且在自建房长期居住，原告申请证人崔×、刘×出庭作证。崔×、刘×均称，被拆的××-××-××号房屋南面有约10多平方米的自建房一处，原告穆秋海自1981年左右在此居住至房屋被拆迁。腾利达公司及陈永胜对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
另查，被告陈永胜并非涉诉危旧房改造地区居民，与原告穆秋海及第三人穆金城无亲属关系。庭审中，陈永胜称，其不是通过拆迁安置购买的涉诉房屋，而是通过正常买卖方式购买而得。腾利达公司称，在拆迁工作中，原则上每一套被拆迁房屋，均可对应购买一套拆迁安置住房。在李淑芬退房后，原被拆房屋对应的安置房还存在。对完成拆迁后剩余的房屋可由腾利达公司依据市场情况进行处置，包括对外出售。在办理陈永胜房屋所有权证时，根据程序要求，需提供原承租人的租赁契约，而腾利达公司存档文件中只有穆金城的租赁契约，故而使用了该××-××-××号房屋的租赁契约，但该租赁契约只证明××-××-××号房屋被拆除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被拆迁人系租赁契约的主体即穆金城。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危改小区居民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危改小区安置住房补充协议》，发票，《证明》，《声明》，京通首（2015）指鉴字第211号《鉴定意见书》，调查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穆金城系××-××-××号房屋的原承租人。现本案有完整的证据链显示，第三人穆金城已将其拆迁权益转让给案外人李淑芬。本案涉诉合同及补充协议系二被告在穆金城已将其拆迁权益转让后签订的。涉诉合同及补充协议虽然系二被告对于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中出现“××-××-××”号房屋的内容，显然不妥。涉诉合同中记载“××-××-××”号房屋的条款应当为无效，其余内容因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侵害第三人穆金城的利益，应为合法有效。关于穆秋海要求确认涉诉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因穆秋海是否为被拆迁人及能否获得拆迁利益尚不能确定，其被拆迁资格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应另行主张权利；且涉诉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未涉及穆秋海，故原告穆秋海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二〇〇五年六月三日被告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与被告陈永胜签订《××危改区安置住房预售合同》（合同编号：××）中记载“××-××-××”号房屋的合同条款无效；
二、驳回原告穆秋海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第三人穆金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325元，由原告穆秋海承担10883元（已交纳），由第三人穆金城承担4500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腾利达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承担94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鉴定费1700元，由第三人穆金城承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敖文燕
代理审判员 高 韩
人民陪审员 王祖铠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