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皖0202行赔初3号
原告合肥景方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东路宝业东城广场，组织机构代码71999312－X。
法定代表人张建生，总经理。
被告芜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200003013130K。
法定代表人殷琼，局长。
委托代理人戴尉华，女，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珊珊，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合肥景方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景方广告公司”）与被告芜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执法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6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6月2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景方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建生，被告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戴尉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徐珊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景方广告公司诉称，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原无为县（现芜湖市鸠江区）二坝镇毛脑村芜湖长江大桥江北公路桥与铁路桥之间的一座双方柱高架广告牌一案，业经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芜中行终字第00119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遂于2016年1月11日向被告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同年3月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请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拆除原告位于原无为县（现芜湖市鸠江区）二坝镇毛脑村芜湖长江大桥江北公路桥与铁路桥之间的一座双立柱高架广告牌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9846670元【广告牌安装制作费76万元、油漆维护费8.3万元、土地使用费11.2万元、租赁期间直接租金损失59.5万元、未到期使用年限经营损失815.5万元、看管费6185元、广告牌施工道路修建及完工之后恢复原状费用6300元、照明用电设施施工费3000元、广告牌用电线路材料费4000元、广告牌施工结束清场费及青苗费1200元、广告照明灯具费11040元、广告牌桩基人工材料费65200元、广告牌基础部分材料费24830元、广告牌基础人工及机械费19915元】。
被告市城管执法局辩称，原告设置的广告牌已被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认定为违法擅自设立的广告牌，并经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虽二审法院认定被告在未依法作出书面催告及强制执行决定书的情况下，仅以原告未按公告限定的时间登记为由，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原告广告牌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确认被告的拆除行为违法，但该违法仅为程序上的违法，程序违法的条件下，由于原告户外违法设置广告牌其取得的权益并非合法权益，故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原告主张的损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原告为建造和后期建造广告牌花费的费用，而其获得的违法收益远远超过该费用，因此该费用不应当认定为直接损失。第二部分为原告单方计算出来的期待利益，即使存在也是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被告于2016年3月针对原告的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综上，被告认为作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法拆除原告违法设立的广告牌并无不妥，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并非合法利益的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景方广告公司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主体资格、法定代表人身份情况；2、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广告牌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3、行政赔偿申请书、邮寄单、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不予赔偿的事实；4、土地使用权证、征用土地合同书、收款收据，广告牌制作安装协议书、收款收据，广告牌除锈油漆协议、收款收据、广告牌照明灯具产品保修单、广告牌用电协议书、线路材料收款收据、广告牌照明用电设施施工费收款收据、广告牌看管费用收款收据、广告牌租赁合同、广告牌因违法拆除未满使用年限造成广告牌直接租金损失说明、广告牌桩基基础施工协议书及收款收据、广告牌基础部分材料费收款收据、广告牌基础人工及机械费收款收据、广告牌施工道路修建及完工后恢复原状收款收据、广告牌施工结束清场费及青苗费收款收据、广告牌基础施工照片、广告牌钢立柱及牌面安装照片，证明广告牌基础及钢立柱、牌面施工、制作、安装工程之艰辛，投入资金之巨大及被告违法拆除广告牌给原告造成的巨大损失。
被告市城管执法局向法庭提举以下证据：1、国院务院法制办《关于在安徽省芜湖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芜湖（2010）34号芜湖市市容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复印件，证明被告具备相应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依法有权行使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2、皖工商广字（2014）10号《关于印发安徽省三线三边广告标牌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复印件，证明2014年1月，安徽省“三线三边”广告牌治理工作开展，对未经许可的广告设施，责令产权单位限期拆除，未经拆除的，由相关职能部门予以拆除。3、芜湖市办（2014）6号《中共芜湖市委办公室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三线三边”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复印件，证明2014年3月，芜湖市开展“三线三边”环境治理工作，重点任务之一即开展广告标牌治理行动，并明确了广告牌治理由市市容局担任重点治理单位。4、芜城管办（2014）13号《二坝至沈巷段高速公路沿线户外广告设施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证明2014年4月，芜湖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依法下发户外广告整治方案，要求拆除二坝至沈巷段高速公路沿线30米内外未经审批的高立柱广告，市市容局负责全程督促指导协调。并规定了整治步骤，宣传阶段、约谈阶段、自拆阶段、助拆阶段。5、《二坝至沈巷段高速公路沿线户外广告设施整治工作方案》，证明2014年4月15日，鸠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户外广告整治工作档案，规定助拆时间2014年4月16日至4月22日。6、芜湖日报六张，证明芜湖日报连续多天对芜湖市开展的户外广告整治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并在4月16日刊登通告，要求对户外广告进行主动登记，逾期未登记的，视为无主违法户外广告设施，由相关县区政府依法组织拆除。7、芜湖新闻4月16日、17日播出的关于自拆与助拆户外广告牌的视听资料，证明被告按照通告载明的日期，依法于2014年4月16日起对未经审批的户外广告设施实施助拆的事实。8、（2014）镜行初字第00039号行政判决书、（2015）芜中行终字第00130号行政判决书，涉案广告牌系违法建筑已由生效判决所确认，原告由此产生的利益系非法利益。9、《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认为并非合法利益，不属于赔偿范围，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10、芜湖广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营业执照、身份证、《关于张健生广告牌拆除情况的说明》，证明原告工作人员在强拆过程中到现场，并表示对残值“不要了”，以赔付给当地被广告牌压坏树木的农户。11、《协议书》及付款凭证，证明由于原告不自行拆除非法设置的户外广告牌，导致被告委托第三方芜湖市广聚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实施拆除，花费费用5000元。该笔费用应由原告承担。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质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7都是被告在上一起行政强制纠纷案件中所提供的证据，而本案为赔偿案件，故1－7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该7组证据既不能证明被告拆除行为合法，更不能证明原告的广告牌系违法设置。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二份判决均确认了被告的拆除行为违法，但判决书中对涉案广告牌是否合法作出评价超出了案件的审理范围，违背了不诉不理和审判中立的原则，程序上无确认的前提、实体上无法律规定的明确支撑。退一步讲，即使原告设定广告牌的行为违法，也仅仅是设置行为违法，非原告作为财产的广告牌违法，故被告以二份判决书确认涉案广告牌系违法设施，由此产生的利益系非法利益的认知和推断是错误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首先，被告在实际拆除原告架设的广告牌前并未像决定书中载明那样约谈过原告和向原告送达过《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其次，被告在该决定书中认为原告广告牌系违法设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被告对原告涉案广告牌适用《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对证据10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被告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周以东系被告协议单位聘用的拆除作业工，与被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是一份虚假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次，法人资产和股东资产是分离的，作为原告公司股东的张健生在二坝镇并无广告牌。该组证据既不能达到被告依照法定程序将拆除后的广告牌交付给原告，也不能证明原告事后自主处理了拆除后的广告牌。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拆除原告涉案广告牌的具体行政行为已被法院确认为违法，违法的行政强制费用不得向相对人征收，只能由违法实施的行政机关负担，故被告向原告主张该笔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为行政赔偿案件，被告提交的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没有异议，同时行政判决书认定了原告设置的广告牌未经相关机关的审批，系违法擅自设立的广告牌，因原告自身违法行为遭受的任何损失，均不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内。该二份判决恰恰证明了原告提出的赔偿主张不具有合法权益的基础。证据3三性无异议，证明原告所主张的经营收益及其他收益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的范围，因此被告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不予以赔偿的决定。证据4，首先对于土地使用权证、征用土地合同书及收款收据，其中土地使用权证和土地合同书已被法院认定不能证明设立广告牌的合法性。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即使存在损失，也是原告非法设立广告牌的行为造成的，其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其次，对于广告牌制作安装协议书和收款发票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03年，付款时间却是2008年，故对于关联性与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第三，原告提供该组证据证明其损失，其中1至11项和14至18项，均系原告与案外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及收款收据，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收据的真实性，此费用即使真实存在，也是原告违法设立广告牌花费的费用，依据原告提交的租金收益标准，原告建立广告牌到拆除期间获取的收益远远超过其成本，不应当认定是其损失，原告未经许可违法设立广告牌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的范围。对于12、13项是原告单方计算的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对19项三性无法认可，而且原告设立的广告牌系违法擅自设置，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范围。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2、3和被告提交的证据8、9均具有客观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确认为有效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4均系原告与案外人订立的协议、合同，达不到证明原告损失的合法性。被告提供的证据1－7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0系单方陈述，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1仅能证明被告将案涉广告牌交由第三方拆除，不能达到被告其他证明目的。
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于2003年3月12日与无为县二坝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二坝镇政府”）签订一份征用土地合同书，合同中约定：“二坝镇政府同意并支持原告在位于毛脑村民委员会征用广告用地共200平方米用于建设永久性广告牌及其相关配套设施；原告征用土地的形式为一次性买断，买断费为人民币10万元，买断年限为50年”。同年原告在芜湖长江大桥公路旁建造了一座户外广告牌，从事广告经营活动。2004年3月，原告向无为县国土资源局申请领取了编号为无国用（2004）字第16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14年1月，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7部门联合下达文件（皖工商广字[2014]10号），开展对本省“三线三边”（铁路沿线、公路沿线、江河沿线、城市周边、省际周边、景区周边）广告牌进行治理。芜湖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14年4月15日在芜湖日报刊登公告：“对在整治芜合高速公路二坝至沈巷段户外广告设施过程中未能约谈的单位或个人，限定其在2014年4月18日前携带相关材料到被告处登记确认，逾期未登记确认的，将依法组织拆除”。2014年4月21日，被告遂对原告建造的户外广告牌进行了拆除。原告于2014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拆除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2014）镜行初字第00039号行政判决，认为原告架设广告牌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但被告拆除原告广告牌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故确认被告市城管执法局2014年4月21日拆除原告景方广告公司位于芜湖市鸠江区二坝镇芜湖长江大桥公路旁广告牌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后经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现已生效。广告牌被拆除后，被告未告知原告对上述广告牌残体可自行处理，现残体已灭失。之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2016年3月10日被告作出芜城赔字（2016）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双方遂成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具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时，受害人具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原告虽未就案涉广告牌办理相应审批手续，但案涉广告牌的制作材料属于原告合法财产，被告理应将拆除的广告牌材料返还给原告，鉴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组织拆除案涉广告牌前、后均对原告尽到合理的通知义务，现案涉广告牌已被被告拆除，广告牌材料已无法追回和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的规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相应的赔偿金。本案结合案涉广告牌设施残值的可重复利用性与使用折旧率，酌情确定涉案广告牌残存构件的价值为15000元。对于原告所主张的广告牌建造成本、未到期经营损失、土地征地及管理费用等，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综上，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芜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原告合肥景方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涉案的一块广告牌残存构件的灭失承担15000元的赔偿责任，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合肥景方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媛
审 判 员 王学忠
人民陪审员 孙建勇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丁 伟
附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