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巍民初字第56号
原告：巍山永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地：巍山县南诏镇五里坡工业园区*号。
法定代表人：罗富强，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殷泽荣，男，汉族，中专文化，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事项及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学好，云南博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事项及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葛从富，男，1971年2月1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粮农，住巍山县庙街镇。
委托代理人：刘正敏，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事项及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葛尚海，男，1982年9月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粮农，住巍山县庙街镇。
原告巍山永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生公司）诉被告葛从富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将葛尚海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审理中，被告葛从富申请追加葛尚海为本案被告，经审查，本院依法将葛尚海变更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4年7月7日作出（2014）巍民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永生公司不服该判决，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以（2014）大中民终字第4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4）巍民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5年1月28日重新立案，同年2月4日被告葛从富向本院提供了证据。2015年3月23日下午2时，
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在本院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永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殷泽荣、张学好，被告葛从富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正敏、被告葛尚海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永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富强未到庭。合议庭于2015年6月2日进行了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代为支付的赔偿金38.6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月息0.6%，从2013年3月1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2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葛从富签订承包协议，由乙方负责劳务工作，承包期间，乙方招聘到甲方厂区工作的人员应当随时开展安全教育，并按规定购买工伤保险，在甲方厂区发生的所有伤亡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概不负责。2013年3月16日11时许，被告葛从富的雇员葛尚海驾驶云29265**拖拉机在厂区倒车过程中，将被告葛从富的雇员朱丽娟撞倒，经巍山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被告葛从富为逃避责任而下落不明。出于人道主义，原告立即报告巍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庙街镇司法所的见证下，于同年3月17日与死者父亲、丈夫协商达成赔偿协议，由原告代被告一次性赔偿死者亲属人民币38.6万元，保留对被告的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追诉权利。现被告葛从富返回巍山，原告多次与被告电话协商，请其到公司或司法所解决赔偿问题，但被告葛从富置之不理。原告与被告葛从富签订了《承包协议》,在原告方厂区发生的所有伤亡事故,理应由被告葛从富负责赔偿;根据法律的规定，死者朱丽娟家居城镇附近，其赔偿项目和标准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我公司的赔偿的金额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另本次事故中被告葛尚海有重大过错。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葛从富、葛尚海赔偿原告代为二被告支付的赔偿金38.6万元及利息。
被告葛从富辩称：请求判决驳回原告永生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原告永生公司诉我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不服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巍民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本案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发回重审，现做为重审的我，特作出如下答辩：一、就原一审法院认定永生公司与我签订的《承包协议》为无效协议及永生公司与死者朱丽娟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对葛从富、葛尚海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及相对性，我认为就该两份协议，原审法院在事实、证据及法律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针对《承包协议》的无效性，我做以下几点答辩：（一）、从《承包协议》中就甲方权利条款部份永生公司与我约定来看：甲方即永生公司对乙方违反《治安管理法》的人员有进行处罚的权力，该条款的约定明显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明显为在我方提供劳动过程中永生公司为领导者，明显为永生公司凌驾于我之上，明显违反了《合同法》第三条之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众所周知，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是只有行政机关才拥有的权力，其他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具有该项权利，永生公司不属于行政机关，亦不属于执法机关，依法不得行使该项权利。依据《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之一。据此，从《承包协议》永生公司即甲方权利部分来看，该承包协议明显违背了《合同法》第三条、五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的情形，理应视为协议无效。（二）、从《承包协议》安全责任条款部份永生公司与我的约定来看：乙方即我工作人员在甲方即永生公司厂区内发生所有伤亡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所有责任由乙方自行负担，甲方概不负责。该条款充分证实了永生公司为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而任意加重我责任的免责条款。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下列免责条款为无效条款：“（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可见《承包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第四十条、五十三条之规定，对于《承包协议》中的安全责任条款部分，又再次证实了《承包协议》为协议无效。（三）、我为自然人，从根本上、实质上其并没有承包工程的相应法律资质资格条件，其亦没有相应的组织代码机构证，其亦不是个体工商户，并不具备为打工人员购买工伤保险的条件。而永生公司则属于企业法人，具有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具备为其职工及其雇佣人员购买工伤保险的条件。虽然永生公司为了规避其法律责任而在《承包协议》安全责任条款部分与我约定：乙方即我方到甲方即永生公司工作的人员应按规定购买工伤保险。我认为，购买工伤保险应由永生公司购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中，我仅只是受永生公司雇佣的领班人员、为其提供劳动人员，工作的内容，工作的方式方法，一切都听从永生公司的指示和安排。因此，对于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及《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应由永生公司购买，而永生公司并未为其雇佣人员购买，把所有购买工伤保险的责任以一份《承包协议》的形式强加在我身上，可见，该承包协议明显违反了《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及《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理应视为协议无效。（四）、永生公司在其上诉状中第二页指出：依据《承包协议》第七条“协议执行期为：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止，一审第一次庭审的日期为2014年4月9日，一审判决的日期为2014年7月7日，所以在一审庭审前，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对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对合同均无异议，证明双方认可合同约定的内容，愿意承担协议的权利义务”。永生公司此种陈述明显于法于理于在案事实不符，一份客观上、自始自终就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范的协议，其本身自始自终就是无效协议，并不因双方当事人在协议执行期间是否对《承包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来认定承包协议的有效性及其无效性，永生公司如此解释《合同法》明显混淆了可撤销合同和合同无效的法律概念。永生公司一直在质疑《承包协议》违反了哪一部法律，哪一个条款，一直在质疑原一审法院判决《承包协议》无效是否适用法律正确。我在此十分明确的答复永生公司，《承包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第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款及第三款、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亦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故原一审法院判定《承包协议》无效属适用法律得当，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此我无任何异议。综上，我认为该《承包协议》在主体上、形式上、内容上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及执法精神，应视为协议无效，不得做为追究我民事责任的依据，对于该承包协议做为证据使用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我亦都不予认可。故原一审法院判决承包协议无效适用法律得当，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此我无任何异议。其次，原一审法院认定永生公司与死者朱丽娟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对我没有任何相对性及普遍的法律约束力，亦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永生公司与死者朱丽娟父亲赵德、死者丈夫赵成红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约定由永生公司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386000元，我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及合同法的立法精神、执法精神，该协议仅只是对永生公司、死者家属具有约束力及相对性，对我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及相对性，因为我并没有在赔偿协议上有任何签字及其认可，且该赔偿协议亦不是在我同意的情况下由三方共同（即永生公司、死者家属方、我方）签署的。虽然该《死亡赔偿金协议》第四款之约定：“甲方即永生公司保留对葛从富及葛尚海的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追诉权”，但我认为个人之间的约定并不能代表法律的规定。死亡赔偿协议虽然是在庙街司法所见证下由永生公司与死者家属共同签署的，但司法所不属于裁判机关，不具有发放裁判法律文书的权利，该死亡赔偿协议亦不属于国家机关正式法律公文，对我不具有任何普遍的法律约束力，其仅只是代表死者家属和永生公司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民事行为，对死者家属及永生公司当然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及相对性。故原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协议对我无任何约束力，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见，本案中，从永生公司与我签订的《承包协议》无效到《死亡赔偿协议》对我无任何约束力及相对性，均充分证实了永生公司对我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我与永生公司名义上、形式上为承包关系，但实质上、根本上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人身隶属关系，即永生公司为管理者，我为被管理者，永生公司为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而以《承包协议》的形式掩盖与葛从富、朱丽娟等打工人员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即永生公司具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该《承包协议》已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理由为：从《承包协议》另一方面可以证实，甲方即永生公司的权利条款部份，即第1、2、3、4、5条款均能证实：永生公司有权对我方的工作质量做量化的考核，并使用原告方部门制定相应的考量指标，有权对我方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罚，有权对我方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纪律进行监督和考核，有权对我方不听从永生公司工作人员安排任务的乙方人员进行处罚，如何处罚按照永生公司所拟定的管理细则执行。上述条款均能充分证实，永生公司对我方实行的是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我本人的人身地位及朱丽娟等打工人员的人身地位系受永生公司所支配的、所管理的，其仅是属于永生公司的打工者、提供劳动者及永生公司的领班人，对于永生公司所称谓的我相关工作人员，从《承包协议》乙方的责任条款第4条即乙方工作人员应听从甲方工作人员的调度亦能证实：我对其带领的打工人员并没有指挥、组织、管理、支配的权利，工作的内容、性质、如何安排，通过何种方式方法安排，均是由永生公司亲自决定的，永生公司与我方处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人身隶属关系，实属一种事实的劳动关系，永生公司为了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才以承包协议的形式掩盖与我等人员的事实劳动关系，永生公司的此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可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亦证实了该《承包协议》就是一份无效协议。故在永生公司严格的监督、考核和管理下，还在其厂区内发生了此次致打工者朱丽娟死亡的事故发生，究其根源，永生公司应承担此次监督不力、管理不力的责任。应承担本事故发生后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综上，本次在永生公司厂区内发生致朱丽娟死亡的事故，于情于理、于法于理均应由永生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永生公司向我追偿死亡赔偿金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我对朱丽娟的死亡没有任何故意和过错。我对朱丽娟的死亡没有任何故意和过错，也就是朱丽娟的死亡不是由我直接或间接侵权导致死亡的。不可否认，虽然在永生公司厂区内驾驶拖拉机云29.265**的驾驶员葛尚海是在经得永生公司的同意由我选任的，但我在选任葛尚海做为驾驶员时，已尽到了合法合理的选任义务，选任驾驶员葛尚海时，我就已查明了葛尚海具有驾驶证、行车证，具有十年驾龄。对于永生公司向死者家属支付的386000元人民币，系永生公司本应承担的责任，与我无任何关联性，我仅是永生公司的打工者、领班人，与永生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且在朱丽娟抢救无效死亡后，我基于同情和人道主义已向死者朱丽娟家属支付了安埋费、伙食费近10万元人民币，我认为在自己经济能力承受的范围内，我对被害人家属已尽到了补偿的义务，对于永生公司的诉讼请求，我不给予任何支持及认可。五、在被害人朱丽娟死亡后巍山县人民政府、工信局、交警、司法局、安监局五大部门均出面处理，均一致要求永生公司赔偿被害人家属，并不要求我赔偿，死者家属亦一致要求永生公司赔偿，甚至巍山县人民法院亦叫永生公司赔偿。综上，所有的赔偿责任应由永生公司承担，与我无任何关系，在被害人朱丽娟死亡后，我还照顾被害人家属，支付了10多万元的安埋费，并且在被害人安埋后，我还到永生公司厂区内上班了15天，这一点有500多人作证。故我并未像永生公司所说的在被害人朱丽娟死亡事故发生后逃避责任、四处躲藏、下落不明的情况。葛尚海是本案的直接侵权人，如要赔偿亦应由其赔偿。且在事故发生后，我向被害人家属支付了10多万元的安埋费，亦应由永生公司和葛尚海承担。综上所述，我认为《承包协议》为永生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内容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恳请重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承包协议》无效，判决《死亡赔偿协议》对我无任何约束力及相对性，朱丽娟的死亡赔偿是永生公司应尽的法律赔偿责任，请求判决驳回永生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葛尚海辩称：2013年3月11日，葛从富聘请我到永生公司上班，主要工作是上车，工资80元一天，两人属于雇佣和被雇佣的劳务关系。3月12日，葛从富请我倒运碎玻璃，后因车数对不上，我与葛从富交涉，葛从富言明车数对不上由其负责。我再次言明，该车以后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与自己无关，由葛从富负责，葛从富也应承了。3月16日出事当天，阿礼找到葛尚海的父亲葛文，两人去巍山县医院了解出事经过。之后遇到葛从富，葛从富说有人要打我，叫我父亲先把我接回家，并言明没有我什么事。事发到现在已有年余，我并未拿到一分钱劳务费，家庭还因为此事而导致我与妻子离婚，家人也深受打击，所以说我也是受害者，毕竟这件事是意外事故。我也没有能力赔偿原告的损失，也不应由我赔偿。
综合双方主张，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1、原告永生公司与被告葛从富签订的《承包协议》是否有效；2、原告永生公司是否有权向二被告追偿由其支付给死者家属的赔偿金386000元；如果有，二被告之间应当承担什么责任；3、原告永生公司垫付的费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A1、原告永生公司与被告葛从富签订的《承包协议》一份，证明：原告永生公司与被告葛从富有劳务承包合同关系，原告永生公司将劳务承包给被告葛从富，并由被告葛从富购买工伤保险，在厂区的伤亡事故由被告葛从富负责赔偿；A2、原告永生公司与死者朱丽娟的家属赵德、赵成红签订的《协议》、《收款收据》各一份，证明：原告永生公司为解决善后事宜与死者朱丽娟家属在庙街镇司法所见证下签订了赔偿协议，由原告永生公司代二被告赔偿受害人赔偿金人民币38.6万元及保留对二被告的追诉权；A3、永生公司报巍山县安全监督管理局的《关于发生厂内交通安全事故的处理结果》报告一份，证明：原告永生公司向巍山县安监局报告了事故情况及处理结果；A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巍山支公司《机动车保险赔款费用计算书》一份，证明：事发后，被告葛从富得到保险公司的交通事故人身死亡赔偿金11万元。
经质证，被告葛从富对原告永生公司提供的证据A1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证明的方向；证据A2认为不清楚，不真实、合法，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证明的方向；证据A3认为是原告永生公司单方面制作的，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以认可，且与被告葛从富无关联性；证据A4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葛尚海对原告永生公司提供的证据A4无异议；对证据A1认为与其无关；A2认为不清楚；A3认为不予认可。
被告葛从富向本院提交证据：B、《收据》四张，《付款证明单》四张，出售《寿木单》一张，证明：自己为安葬死者朱丽娟支付了费用人民币68250元。
经质证，原告永生公司对被告葛从富提供的证据B认为费用是否支付不能查明，且本案受害人及证明人未到庭予以接受询问，造假几率比较大，收钱应该出具相应的正规发票，所以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笔费用与本案无关，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葛尚海对被告葛从富提供的证据B无异议。
被告葛尚海向本院提交证据：C《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驾驶证》一份，证明：其具有拖拉机驾驶资格。
经质证，原告永生公司及被告葛从富对被告葛尚海提供的证据C均无异议。
本院依职权调取以下证据：D1、保险公司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保险公司向葛从富支付了交通事故赔偿款11万元；D2、巍山县公安局庙街派出所出具朱丽娟的《注销证明》一份，证明：死者朱丽娟的身份情况；D3、巍山县公安局庙街派出所出具赵德户、朱式成户的《全户人员简况表》二份、巍山县庙街镇新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死者朱丽娟系农业户口，赵成红与死者朱丽娟系夫妻关系，与赵德系父子关系；赵林桠系朱丽娟、赵成红之女；朱式成系死者朱丽娟之父，李建芬系死者朱丽娟之母；朱式成、李建芬夫妇共有三个子女；D4、巍山县庙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服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事发后庙街镇司法所组织有关单位于事发当日在巍山县医院进行调解，由原告永生公司一次性赔偿给死者家属人民币386000元。协商时，赔偿款未作明细分项。
经质证，原告永生公司对证据D1、D2、D3无异议；对证据D4认为当时二被告也是在场的，协议上没有说明当时二被告也在场。
被告葛从富对证据D1、D2、D3无异议；对证据D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葛尚海对证据D1、D2、D3、D4无异议。
通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被告葛尚海提供的证据C原告永生公司、被告葛从富无异议，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D1、D2、D3原告永生公司、被告葛从富、葛尚海均无异议，且证据C、D1、D2、D3真实、客观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明本案事实。证据A1被告葛从富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证明的方向；被告葛尚海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证据A1中合同双方主体地位平等，虽有的条款可能不具合同有效力，如“三、甲方的权利：2、甲方有权利对乙方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人员进行处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中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证明的方向是其与被告葛从富系劳务承包关系，其将部分劳务分包给被告葛从富，被告葛从富雇请的人在厂区的伤亡事故由被告葛从富负责赔偿。从证据A1的内容来看，可以证明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证明的方向，且该协议中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证明方向的内容并未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的规定，故被告葛从富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确认证据A1证明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证明的方向；签订合同的双方为原告永生公司、被告葛从富，而非被告葛尚海，从合同的相对性看，与被告葛尚海无关联性，故被告葛尚海的辩解成立，本院确认该证据与被告葛尚海无关联性。证据A2被告葛从富认为不清楚，不真实、合法，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证明的方向；被告葛尚海认为不清楚；本院认为证据A2是原告永生公司为解决善后事宜与死者朱丽娟家属在庙街镇司法所见证下签订了赔偿协议，由原告永生公司代二被告赔偿受害人赔偿金人民币38.6万元及保留对二被告的追诉权，因该协议被告葛从富、葛尚海均未签名确认，故不能证明被告葛从富、葛尚海对赔偿金额予以认可、原告永生公司对二被告的追诉权，但原告永生公司向死者支付了赔偿金人民币38.6万有死者家属的签名、《收款收据》证明，故本院对该证据仅确认原告永生公司向死者家属支付了赔偿金人民币38.6万的事实，其余内容不予确认；证据A3被告葛从富认为是原告永生公司单方面制作的，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以认可，且与被告葛从富无关联性；被告葛尚海认为不予认可，因该证据系原告永生公司一方向有关机关的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二被告的辩解成立，本院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A4被告葛从富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葛尚海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证明事发后，被告葛从富得到保险公司的交通事故人身死亡赔偿金11万元，这一事实被告葛从富也认可，故本院确认该证据证明本案事实；原告永生公司对证据B认为费用是否支付不能查明，且本案受害人及证明人未到庭予以接受询问，造假几率比较大，收钱应该出具相应的正规发票，所以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笔费用与本案无关，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葛尚海无异议；因被告葛从富仅在答辩中提出要求其支付的安葬死者朱丽娟费用人民币68250元应由永生公司和葛尚海承担，并未明确提出反诉，且其要求被告葛尚海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关系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其可另案起诉。故本院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D4原告永生公司认为当时二被告也是在场的，协议上没有说明当时二被告也在场,被告葛从富认为真实、合法，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因原告永生公司并未对该证据的实质内容提出异议，该证据能证明原告永生公司一次性赔偿给死者家属人民币386000元，协商时，赔偿款未作明细分项的事实。被告葛从富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的辩解不能成立，故本院确认该证据证明本案事实。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2年4月1日，原告永生公司与被告葛从富签订了一份《承包协议》，协议内容为：“甲方：巍山永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乙方：葛从富承包工程队甲、乙双方经过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内容，本着和平互利的原则，以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执行合同条款为前提，由乙方向甲方承包部分劳务。一、协议内容：甲乙根据生产情况及《民工使用管理规定》把部分劳务承包给乙方，并按甲方《民工队辅助性劳务计酬标准》的规定付给乙方相应的报酬，乙方承包具体内容、工作要求和单价见附表。二、甲方提供的条件：1、甲方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劳动工具和场地劳保（麻袋、编织袋堆瓶场、手推车、剪刀、钢丝网筛、铁铲、扫把等），乙方应爱惜甲方提供的劳动工具，应进行严格管理。甲方对乙方所使用的由甲方提供的劳动工具进行量化考核，具体根据甲方使用临工单位在责任书中规定的考核数据进行。2、乙方所承包的劳务费用，原则上甲方每月结算一次给乙方，并严格按照《巍山永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辅助性劳务计酬标准》进行审批执行。3、甲方制定乙方相应承包工作的质量标准和考核标准。4、甲方保证对乙方的所有考核公平、公正、公开。三、甲方的权利：1、甲方有权利对乙方的工作质量做量化的考核，并由使用部门制定相应地考量指标。2、甲方有权利对乙方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人员进行处罚。3、甲方有权利对乙方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纪律进行监督，当乙方工作体系不能满足甲方生产要求时，甲方有权责令乙方整改，以满足甲方的生产需要。4、甲方有权利对乙方不听从甲方工作人员安排或不按时完成安排任务的乙方人员进行处罚，具体按甲方使用部门所拟定的管理细则执行。5、涉及乙方具体工作考核及监督按劳务具体项目由甲方相关部门负责执行。四、乙方的责任：1、乙方须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作息时间工作，并保证按照甲方生产、发货计划等对人员数量需求就位，以保证机房生产、销售等工作的顺利进行。2、乙方招收的民工，应身体健康，且年龄不得超过50岁，男女比例适中，不得使用童工。3、乙方应按照甲方提供的工作质量标准进行工作，并在工作中拟定与质量有关的管理制度，保证工作质量达到甲方要求。4、乙方工作人员应听从甲方工作人员的调度，不得推诿，怠工或带抵触情绪工作。5、乙方工作人员应爱护甲方的公物，不得损坏甲方的公物，否则按甲方有关规定处理。五、安全责任：甲方到乙方工作的人员应按规定购买工伤保险，乙方应随时教育其安全意识，定期召开有关安全会议，提高乙方人员的安全意识，不得在甲方厂区发生安全事故。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厂区内发生所有伤亡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所有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六、违约责任……。七、协议执行：协议执行期为：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八、其他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九、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十、本协议中所规定的乙方工作量及工作考核等相关细则由甲方相关部门进行监督管理。甲方：巍山永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葛从富（捺印）2012年4月1日。”合同签订后，被告葛从富临时雇请了本案被告葛尚海及死者朱丽娟等人从事劳务工作。2013年3月16日上午11时许，被告葛尚海驾驶云29265**号拖拉机在原告厂区内进行碎玻璃的下车倒运，朱丽娟负责清扫。被告葛尚海在倒车过程中将朱丽娟撞倒，当日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第二天，原告永生公司与死者朱丽娟的家属赵德、赵成红在巍山县庙街镇司法所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由原告永生公司一次性支付死者家属赔偿金386000元。当日，原告永生公司按协议支付了赔偿金。另查明，死者朱丽娟生于1982年2月21日，死亡时间为2013年3月16日，为农村居民，其夫赵成红，女赵林桠，2009年10月8日生，为农村居民；其父朱式成，1955年8月24日生，母李建芬，1954年4月24生，均为农村居民；朱式成、李建芬夫妇生有三个子女。死者朱丽娟受被告葛从富雇请仅三个月左右，并且为做零工（有工作才来做）。被告葛尚海驾驶的云29265**号拖拉机车主系被告葛从富，并已投保交强险。被告葛尚海具有拖拉机驾驶资格证。2013年5月17日，保险公司依交强险规定向被告葛从富支付了受害人死亡赔偿金11万元。庭审中，原告永生公司主张本案的追偿权是基于其与被告葛从富签订的《承包协议》而起诉的。
本院认为：原告永生公司与被告葛从富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系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从协议内容上看，有的条款可能不具有效力，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之规定，原告永生公司将厂区内的部分临时性劳务发包给被告葛从富，由被告葛从富聘请工作人员完成所承包的工作项目，原告永生公司支付给被告葛从富相应的报酬；协议第五条关于安全责任的约定中规定，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厂区内发生的所有伤亡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所有责任由乙方自行负担，甲方概不负责的协议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被告葛从富辩解认为《承包协议》部分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该《承包协议》无效的辩解不能成立；其认为与原告永生公司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从《承包协议》的内容看，雇员由其雇请，报酬由其领取，当天发生事故时其雇请的雇员也非由原告永生公司在指挥，故其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承包协议》与本案有关联的条款有效，原告永生公司在无法定、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为被告葛从富履行了赔偿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其要求被告葛从富归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成立，但其与朱丽娟死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被告葛从富、葛尚海并非协议签订主体，二被告也未在《协议》上签名，该《协议》对被告葛从富、葛尚海均不具有约束力。故原告永生公司追偿权的前提是赔偿义务人应该履行的合法赔偿义务。从本案来看，被告葛从富与死者系雇主与雇员关系，原告永生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的协议未明确赔偿项目和标准，其在追偿赔偿的金额时，项目和标准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项目和标准计算，原告称根据法律的规定，死者朱丽娟家居城镇附近，其赔偿项目和标准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原告永生公司对死者朱丽娟赔偿的金额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因原告永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加之本案在案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原告永生公司的辩解，故本院确认死者朱丽娟的赔偿项目和标准应按农村居民计算。按当时的赔偿项目和标准金额为人民币170419.5元(丧葬费：40379元/年÷12月×6月=20189.5元，死亡赔偿金：4722元/年×20年=944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李建芬4000元/年×20年÷3人=26666.7元;赵林桠4000元/年÷365天×5315天÷2人=29123.3元;朱式成未满60岁)。综上所述，本院确认被告葛从富应返回原告永生公司的金额为人民币170419.5元。原告永生公司要求被告葛从富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3年3月1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本案未确认被告葛从富应否支付代付款前，尚存争议，故其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葛尚海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被告葛尚海非《承包协议》的一方，原告永生公司与死者签订的赔偿《协议》对被告葛尚海又不具有约束力，故其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葛从富在答辩中提出其支付的安葬费用人民币68250元要求由原告永生公司和被告葛尚海承担，其为答辩，并未明确提出反诉，且要求被告葛尚海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的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其可另案起诉。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葛从富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给原告巍山永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代其赔偿给死者朱丽娟家属的赔偿款本金人民币170419.5元。
二、驳回原告巍山永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要求被告葛从富承担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月息0.6%，从2013年3月1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巍山永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要求被告葛尚海承担其代为支付的赔偿金38.6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月息0.6%，从2013年3月1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090元，由原告负担3960元，由被告葛从富负担31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判长 范建红
审判员 王晓红
审判员 饶祖成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卜维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