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18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米金林。
委托代理人：段莹，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国旺，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太原中兵桩基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西羊市街**号。
法定代表人：李永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苏长玲，北京市京翰（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米金林因与被申请人太原中兵桩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兵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晋民终字第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米金林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米金林申请再审向本院提交了九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2007年8月30日中兵公司与山西迪尔影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尔影像公司）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协议书》；2.2010年7月6日中兵公司针对迪尔影像公司的答辩状；3.2010年7月8日中兵公司针对迪尔影像公司的反诉状；4.2010年11月26日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杏民一初字第727号民事裁定书（注：迪尔影像公司撤诉，法定代表人李旭初）。欲证明中兵公司在米金林交付了股权转让款之后，在股权转让案件中欺诈了米金林。第二组证据：2011年7月14日中兵公司与李旭初、张世平签订的《协议书》。欲证明中兵公司土地证交付米金林之后，又转让给李旭初，在股权转让案件中欺诈米金林，也证明中兵公司不诚信。第三组证据：1.中兵公司于2011年8月23日在太原日报上刊登的遗失公章声明；2.2014年1月10日中兵公司在太原日报上刊登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声明。欲证明中兵公司及李永兴一地多卖连环欺骗不诚信。第四组证据：2011年12月9日中兵公司与李旭初签订的《委托书》和2012年5月21日中兵公司与李旭初、张世平签订的《转让协议》及2012年6月19日中兵公司与迪尔影像公司、张世平签订的《协议书》。欲证明中兵公司及李永兴利用土地欺骗米金林和李旭初。第五组证据：（2013）并民初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中兵公司及李永兴利用土地欺骗米金林和李旭初，米金林的诚信度高于中兵公司，其有关借款的事实陈述应当被重视和采纳。第六组证据：编号为20060100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成交确认书》。该合同是借款过程中因中兵公司还款逾期，为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而向米金林提交的。欲证明米金林向中兵公司出借款项的真实性。第七组：2013年5月23日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作出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并公直提捕字（2013）第000017号）。欲证明米金林找中兵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兴及其弟弟李永聚谈和解的背景，是因为中兵公司施加了刑法处罚的压力，为了避免被错误羁押和刑事处罚，米金林才愿意与李永兴及李永聚和解，录音不是米金林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兵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不应当作为否认借款事实的证据。第八组：2013年5月30日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作出的取保候审决定书（并公直取保字（2010）第000012号）；同日太原市看守所作出的释放证明书（并看释证字（2013）第0293号）；2014年1月13日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作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并公直撤案字（2014）第000001号）；2014年1月15日太原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作出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并公直解保字（2014）第000001号）。欲证明因为李永兴的指控，米金林被公安机关采取措施而无法行使诉权，在释放当天一审判决作出，米金林是诚信的，中兵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阻止米金林行使债权。第九组：1.常峥向米金林借款借条；2.刘宇向米金林借款借条两张；3.常家存向米金林借款借条三张。欲证明米金林在2005年就有向外借款的实力，以及其对外借款时有打小借条和现金交易的习惯。（二）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本案的直接证据是形式合法规范的两份债权凭证原件，第一张是借款的收条，第二张是延期还款、中兵公司表示以房抵债的凭证。这两份债权凭证的内容均由中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永兴亲自书写，落款盖中兵公司的公章，收条凭证的文字部分还加盖了一个公章，李永兴亲笔在落款签字并书写日期。中兵公司认可两张债权凭证上前述所有笔迹、公章的真实性，并认可是书写完债权凭证后再加盖的公章。两份债权凭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二审判决认为《借条》形式上有瑕疵，没有任何证据。2.书写于同一天不是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的要件，也不是债权凭证的形式瑕疵，而是本案借款关系的背景所致，符合逻辑和常理。米金林本着诚实的原则，向法院确认：尽管收条凭证落款为“2007.3.30”，延期凭证落款为“2009.3.30”，最后还款日为2010.3.30，但实际上收条凭证与延期凭证均书写于2010年元月前的同一天（因时隔已久，米金林已记不清具体日期），这是因为收条凭证是一个汇总性的债权凭证，是由米金林从2006年陆续向中兵公司数次所借的未还款项汇总而成。因中兵公司拖欠借款，米金林于2009年3月底的最后一次借款到期后，拒绝再借给中兵公司款项，并积极找李永兴追索，但均被各种借口拖延，这种状况持续了八九个月后，李永兴提出，希望延期一年再还款项（即到2010年3月还清），并且提出只是暂时周转不开，中兵公司还有太原市五一路576号的土地及房产拆迁款，不用担心还不了钱。鉴于当时的时间离此期限并不长，米金林同意了，又因每一次去讨债时都拿着数张借条，容易遗失，米金林就要求把之前的欠款、利息数额、延期还款的约定都重新汇总一下。于是，在计算出总数为600万元后，李永兴分别书写了这两张债权凭证，延期凭证的落款日期为最后一张小借条的到期日，收条凭证的落款日期是为了整数计算方便（中兵公司经米金林同意后用最后一张小借条的到期日倒推了两年得出）。3.米金林提供的两份债权凭证，前后映证，完整证明了借款合同签订、履行的整个过程，并非孤证。（1）两份债权凭证中包括款项交付的凭证。虽然两份债权凭证的物理载体是同一张纸，但本质上是两份证据，第一份证据为收条凭证，是确认借款和收到款项的收条，第二份证据是延期凭证，是延期还款和担保的协议。因此，二审判决认为米金林“并未提交款项交付的相应凭证及相关证据”没有依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书面的债权凭证作为书证，并不在法律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种类之中。（2）现金支付借款的方式是由于米金林的酒楼生意兴隆，有大量的流动资金，而且600万元的借款是由数次借款汇集而成。太原市兴星酒楼是米金林从1989年就在太原市北城区胜利街的自建房产上开设的，经营状况良好。因米金林手中有大量的剩余资金，为人豪爽，因此结识了常来吃饭的李永兴。李永兴提出他的公司想投资房地产，但是缺乏资金，如果米金林同意借钱，可以给他高利息。因此，从2006年初，中兵公司就开始向米金林陆续借钱，第一次借款时要求借50万元，但米金林为谨慎起见，实际答应借款30万元，并分两次用现金支付。借款之初，中兵公司每次借款均出具当次的借条，并按时用现金归还借款和利息，同时收回对应的借条。因为中兵公司的这种表现，米金林十分信任，就渐渐失去了谨慎，又为了取得丰厚的利息，每次出借的金额也在不断增加，逐渐积累出600万元的借款。4.二审判决对米金林与李永兴的认识时间的认定错误。从2005年开始，李永兴就常来米金林的兴星酒楼吃饭。但是这并不代表米金林一定要知道李世智是李永兴的儿子，也不代表一定得通过李世智才能认识李永兴。2009年米金林确实是听张滨说有人想卖土地，才通过张滨认识了李世智，通过李世智的引荐见到李永兴、李永聚，才知晓李永兴和李世智是父子关系。二审判决认为米金林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1）杏民初字第1245号判决中陈述过2009年通过张滨认识了李世智，所以米金林不可能在2005年就认识李永兴，更不可能在2007年就借款给中兵公司600万元，是逻辑错误，也没有证据支持。相反，米金林对和李永兴的结识时间提供了证人证言。证人王某、张某甲、郑某、张某乙是2005年在兴星酒楼上班的人员，均出庭证明了米金林与李永兴早在2005年就开始认识这一事实，即：从2005年起，李永兴就频繁在太原市北城区胜利街开设的兴星酒楼就餐，并经常和米金林一同喝茶聊天，关系甚密，而且还有证人见到李永兴不定期会从米金林的包间中带走黑色袋子，而李永兴到饭店时都是空着手的。这样确凿的证据，二审判决却以一个可以随时被切除的肉瘤来否认四个证人对李永兴整体外貌特征、身份的识别，进而否认四个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需要强调，兴星酒楼于2009年关闭，四名证人在出庭作证时已离开兴星酒楼，他们与米金林、李永兴均无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与米金林的陈述、债权凭证的内容紧密联系，应当依法采信。5.二审判决以米金林支付李永聚600万元股权转让款时未主张抵消中兵公司的600万元借款，认定借款关系不真实无依据。本案借款关系的主体是米金林与中兵公司。尽管李永兴是中兵公司的股东之一，但是公司与自然人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公司欠钱不代表股东欠钱；同样，股东也不因公司欠钱而同意用自己的钱为公司抵债。6.米金林第一次就600万元借条起诉中兵公司时并非自己起诉自己。中兵公司原有股东11名，2011年4月13日才变更为李世智、李永兴、李永聚三人。米金林在2010年12月19日只是与李永兴、李永聚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并未进行股权的工商变更，又不在中兵公司担任职务，无法控制中兵公司。因此，2010年12月23日米金林就其与中兵公司借款关系提起的起诉（后来因中兵公司表示愿意和解而撤诉），不是自己起诉自己。7.关于债权凭证书写时间，中兵公司称两张债权凭证书写于2010年12月22日，而非米金林所述2010年元月前，进而主张债权凭证实际上是米金林为了确保576号土地不被转让而让李永兴写的，所以李永兴就写了交给了米金林，米金林自己盖了公章。米金林与中兵公司主张的债权凭证的形成时间相差一年，为了证明中兵公司在说谎，米金林在二审中提交了笔迹和公章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形成时间的鉴定是本案关键的新证据，足以推翻本案判决，但二审法院没有同意米金林申请，致使米金林无法提交该证据。（三）二审法院未质证米金林提交的证据。米金林向二审法院提交了包括《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反诉状》、《民事裁定书》、《协议书》、《转让协议》、《遗失公章声明》、《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声明》等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在米金林已经支付股权转让预付款，且576号土地使用权证已交给米金林后，李永兴仍然在对该土地进行买卖，从常理上说明了李永兴等人的陈述无可信性。但二审法院未对米金林提交证据进行质证，反而直接采信了中兵公司的理由，把真实的事实均认定为不合常理。（四）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米金林提交的两份债权凭证形式无瑕疵、内容真实，具备借款关系成立的要素，结合四位证人的证言，是认定借款关系真实存在的证据。但二审判决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法（2011）336号）第七条的规定，断章取义，脱离法律规定、脱离直接证据，用主观臆断、不合常理的常理去判断借款关系是否存在，有选择性地把个别现象认定为交易习惯，属法律适用错误。米金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中兵公司答辩称：（一）中兵公司对米金林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早在一审时就存在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而且与本案无关。再者，这些材料因为都是复印件，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也不认可。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且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这些土地转让时，米金林都是知情的。第三组证据不是新证据，不具有关联性，且没有证明力。第四组证据，都是中兵公司与李旭初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五组证据，因为米金林提起了本案的诉讼，李旭初起诉解除合同，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六组证据，这个文件不能证明该材料获得的时间，而且米金林当时持有中兵公司的公章，因此该证据没有证明力。第七组证据，不认可对方的说法，与本案无关联关系。其提及的录音是真实的，且对方认可。第八组证据，完全是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办案结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二）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中不乏米金林的亲口陈述。1.米金林提交的两份《借条》落款日期与实际书写日期不符，存在瑕疵。米金林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借条落款日期分别为2007年3月30日、2009年3月30日，但实际上却书写于同一天，且书写在同一张纸上，中兵公司在一审中曾经提出鉴定《借条》形成的时间，米金林便承认了《借条》书写于同一天的事实，为了弥补这一时间上的漏洞，便称所借600万元并非一次性借的，是分几次借款最终合计的总《借条》。中兵公司在一审中陈述了该《借条》形成的具体经过，是中兵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兴在米金林的游说下，为了配合米金林确保中兵公司名下位于五一路576号土地不被转让而书写的。《借条》存在着时间上的瑕疵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米金林却顾左右而言他，大讲借款该项成立要件。再者，借条形成的时间瑕疵仅仅是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一方面证据，法院最终确认借贷该项不存在这一事实是在综合全案证据以后才得出的结论。2.米金林在其所称的多次借款中，除借条外并未提交相对应款项交付的凭证及相关证据。米金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认为书面的债权凭证可以单独认定案件事实，但是根据米金林提供的《借条》充其量只能判断中兵公司曾给米金林写过《借条》，至于米金林是否如《借条》所述，给中兵公司600万元却无从证实。中兵公司提供的证据反证了借款事实的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该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是以实际提供贷款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的。如果贷款人不能提供交付款项的证明，将不能证明借款合同的生效，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米金林倘若是真的借给中兵公司600万元的借款，断不会每次都以现金方式交易而不留任何凭证。事实上，米金林与中兵公司在以往的交易过程中，主要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方式来进行付款结算的，且收款方每次都要给付款方开具收款证明。在本案高达600万元的借款中，虽然按照米金林所说的是数次借款，但是没有一次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的，那么这60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不能不令人生疑。3.米金林没有能力出具高达600万元的借款。米金林申请再审主张自己酒楼生意兴隆，手头有大量流动资金，这一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中兵公司在二审中要求米金林出具所经营酒楼的财务报表，看看其是否有巨额盈利的事实，米金林却拒不提供。经查该酒楼的注册资本只有30万元，酒楼的投资人与负责人均不是米金林，并且该酒楼早在2006年已经停止年检和营业。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米金林应该为自己能够支付600万元借款的能力提供证据证明。另外，因股权转让纠纷，米金林与中兵公司曾于2011年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有过另案诉讼，该院曾下发（2011）杏民初字第1245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的庭审过程中，米金林当庭陈述说为了支付中兵公司的股权转让款项“有400多万元是在三分利息在民间借贷”。倘若米金林有600万元的闲置资金可以出借，何需用高额利息在民间举债！以上事实都说明了米金林对600万元的借款根本没有支付能力。4.二审判决对米金林与李永兴在认识时间上的认定不存在逻辑错误。在（2011）杏民初字第1245号民事判决书中，米金林提供的证人证明：“正是由于原告（李世智）的搭线，三被告（李永兴、李永聚、米金林）才开始认识并商讨转让事宜”。以上证据完全可以证明中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永兴确系2009年经人介绍才认识米金林的，但后来米金林为了证明60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在庭审中却谎称：在2005年便认识李永兴，而在2009年其与李世智（李永兴之子）进行土地买卖接触，去中兵公司办公地点时方才知晓李世智为李永兴之子。上述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如果米金林与李永兴经常接触，并且双方之间经常有借款往来，并且输入巨大，那么米金林不可能不知道李永兴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也不可能不知道李永兴的公司状况，包括拥有拟出售的土地和房产，也就无需再由中间人介绍去购买李永兴的土地房产了。另外，在二审的时候，米金林安排了四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在2005年就认识李永兴。当时四名证人虽然在庭上的证言如出一辙，但对李永兴体貌特征的描述却与李永兴本人大相径庭，明显的是事前安排。5.二审判决并非仅仅以米金林未主张用借款抵消股权款就草率认定借条的不真实，借款与股权款也并非两个完全无关的法律关系。二审判决称：“米金林支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对500万元股权转让欠款出具借条的做法，不合常理”，“另外，2013年6月7日的录音中，米金林多次表示愿意以车抵债，这与其主张中兵公司欠其600万元矛盾”。从判决书表述的内容看出，二审判决只是觉得米金林不主张抵消股权转让款这一事实不合常理，但认定借款事实不存在的理由并非仅是米金林没有主张抵消股权转让款。另外，关于股权转让款和借条的抵消问题，米金林申请再审所称借条没有和股权款转让是因为600万元借条的债务人是中兵公司，而股权转让款是支付给中兵公司股东李永兴的，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关系。这一说法实为狡辩，因为米金林作为股权的受让人，其取得公司股权必然会要一个干净的公司，而不是负债累累的公司。并且米金林与中兵公司股东兼法人李永兴曾于2010年12月19日书写一份“协议”，该协议载明“自2010年12月9日起发生的任何经济纠纷及违反法律的一切事情由米金林全权负责承担。2010年12月9日前由原法人李永兴承担负责”。根据该协议，米金林完全可以将借条项下属于中兵公司的借款与李永兴的股权款进行折抵，但其并未这样做，除了支付李永兴600万元款项外，还给李永兴打了500万元的借条，丝毫未提600万元借款之事。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如果600万元借条属实，米金林完全可以主张抵消部分股权款，而不是其所说的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无法抵消。6.米金林第一次起诉中兵公司完全是自己起诉自己，不合常理，并且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在米金林第一次起诉中兵公司时，中兵公司的股权及房屋土地等都已归米金林，公章、执照、房产证、土地证都已移交米金林，米金林已实际控制了公司，还有其起诉后又撤诉的行为更是可疑，理由是与中兵公司和解，可是中兵公司对此根本不知晓，米金林也不能提出任何证据。7.在二审中，中兵公司提交了一份证据（米金林的录音），证明米金林《借条》的虚假性。米金林在一审败诉后，于2013年6月7日下午带着礼品前往中兵公司处赔礼道歉，并协商如何赔偿中兵公司的相关损失。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米金林的情绪比较激动，多次出现哭泣、下跪等行为，中兵公司对此都留有同步录音，并在二审中将其作为新证据提交法院，该证据同时有证人李某在场予以佐证，在二审中李某也出庭提供了证言。事实上，米金林在一开始起诉中兵公司600万元借款的时候便查封了中兵公司土地，在其二审败诉后，中兵公司随即于2015年4月起诉了米金林，要求就错误查封土地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米金林申请再审的目的就是拖延时间逃避法院的判决。（三）米金林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未质证其提交的多项主要证据，事实上这些证据经过质证，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四）二审判决在综合全案证据的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法（2011）336号）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易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在本案中，米金林仅提供了《借条》，而中兵公司举证大量的证据证明不存在借贷关系，米金林对此不能提供更为有利的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显然不能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米金林把法院全面审查证据的行为说成不使用直接证据、进行主观臆断推测，以此来证明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实属对事实的混淆、对法律的误读。综上，米金林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涉及四个问题：1.米金林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新的证据；2.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3.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未经质证；4.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
（一）关于米金林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新的证据问题。米金林向本院申请再审提交了九组证据，经查，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不属于审理本案所需要的证据；第七组、第八组证据虽然可以证明米金林被公安机关羁押系李永兴的报案，但报案所涉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亦无法达到米金林所要证明的目的，故该组证据亦无法推翻本案认定的事实；第九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真实性无法证实，而且在本案中米金林并未提交每笔交易的借条，故该组证据亦无法推翻本案认定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的规定，米金林提交的证据不属于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的证据。
（二）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问题。经查，2010年12月23日，米金林作为原告，以该《借条》为证据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兵公司，并申请保全，太原工矿服务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李永兴，1996年至今未年检）为米金林提供担保，根据米金林的申请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并商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中兵公司位于五一路576号面积3137.20平方米的土地。2011年3月，米金林以双方自行和解为由，申请撤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并商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米金林撤回起诉。2010年6月2日，李永聚与米金林签订一份协议，约定李永聚将中兵公司位于五一路576号土地及房屋转让给米金林，米金林前期支付费用200万元，一个月后正式签订协议。之后，米金林支付了200万元，并拿到了涉案地块的土地证和房产证。米金林于2010年12月9日支付中兵公司400万元。2010年12月19日，米金林、张晓鹏与中兵公司的股东李永兴、李永聚、李世智（代签）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米金林、张晓鹏（米金林代签）以1100万的价格收购李永兴、李永聚、李世智三人在中兵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时将公司位于五一路576号面积3137.2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移交。米金林、张晓鹏全面接管公司，交接时交付公章、营业执照等相关资料，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前期已支付200万元，再支付400万元，办完变更手续后，一次性支付500万元。2010年12月16日，米金林给李永兴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李永兴人民币500万元（月利息一分），用期半年至一年。2010年12月19日，米金林拿到中兵公司的公章，双方约定之后公司的任何经济纠纷由米金林全权承担，之前由李永兴承担。2011年8月10日，李世智向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起诉米金林、李永兴、李永聚，要求确认股权转让意向书无效并返还公司公章、土地证、房产证。2011年12月2日，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杏民初字1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股权转让意向书无效；李永兴、李永聚返还米金林股权受让款600万元，并赔偿米金林各项损失200万元；米金林返还中兵公司公章、土地证、房产证。（2011）杏民初字12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款项双方已于2012年6月执行完毕。2012年12月4日，米金林根据《借条》及（2011）并商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兵公司，请求中兵公司偿还借款600万元及利息388万元。该《借条》分两部分，上部内容为：今借到米金林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00元）用于工程垫资使用。利息按月息壹分计付。借期为贰年（从2007年3月30日起到2009年3月底止）。到期本息一并归还。借款人中兵公司，法人李永兴，并加盖公章，落款时间为2007年3月30日。下部内容为：因资金未收回，延长一年归还到2010年3月还清。如到2010年3月仍还不了上述借款。以本公司太原市五一路576号土地及房产折价顶给米金林同志。借款人中兵公司，并加盖公章，落款日期为2009年3月30日。
中兵公司答辩称：1.中兵公司与米金林之间不存在600万元的借贷关系。米金林与中兵公司2009年才开始接触，而借条的时间是2007年，说明借条内容不真实，也不是中兵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米金林没有任何交付600万元的凭证，且米金林、中兵公司大额交易习惯为银行转账。3.600万元数额巨大，米金林缺乏支付能力。4.米金林于2010年分两次向中兵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600万元，且在之后的股权纠纷诉讼中也未提及600万元借款事宜。5.米金林游说中兵公司写借条，并根据借条提起诉讼。6.其他生活常理及逻辑关系上能推理出米金林所持600万元借条下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2010年12月19日，米金林已持有中兵公司的全部股权（未过户），也意味着米金林自此承接了中兵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米金林于2010年12月23日起诉中兵公司，相当于自己起诉自己的公司，情理和逻辑上完全不通，因此可以反映涉案的600万元借条项下并无真实的借贷关系。借条上写明，如果2010年3月仍还不了上述借款，以本公司五一路576号土地及房产折价顶给米金林同志，落款日期为2009年3月30日，如果涉案600万元系真实的借款关系，米金林何需再与中兵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支付股权转让款600万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米金林的诉讼请求。在庭审中，关于600万元是如何形成的双方陈述不一，米金林委托代理人（米金林未参加庭审）庭审中陈述：《借条》上落款日期就是打《借条》的日期，但米金林陈述：自2006年开始，中兵公司就开始向米金林借钱，陆续借了好几笔，累积下来是600万元，把以前的借条都撕了，重新打了600万元《借条》，写《借条》的时候并没有给钱，只是对原来借款的确认；2007年3月30日、2009年3月30日《借条》是同一天写的，具体哪天写的记不清了，公章是李永兴加盖的。中兵公司陈述：2010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中兵公司的股权及房屋土地等都已归米金林，公章、执照、房产、土地证都已移交，米金林为确保中兵公司名下位于五一路576号土地不被转让，遂让李永兴写下借条。因中兵公司都是米金林的了，就于2010年12月22日配合写了虚假的《借条》，中兵公司的公章当时已经交给了米金林，《借条》上的公章是米金林加盖的，写了《借条》的第二天即2010年12月23日米金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中兵公司归还欠款，并申请查封了上述土地。中兵公司一直坚持认为，《借条》是同一天写的，要求鉴定2007年3月30日、2009年3月30日《借条》是同一天形成的，因米金林陈述与中兵公司一致，中兵公司撤回了鉴定申请。根据工商登记显示：中兵公司的股东有李永兴、李永聚、李世智，李永兴与李世聚是兄弟，李世智是李永兴的儿子。在李世智诉李永兴、李永聚、米金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米金林作为证据提交了2011年9月15日的《询问笔录》，该笔录系米金林的律师李大庆、华静飞对张滨的调查，内容为“？你认识米金林吗？怎么认识的？答：认识，是通过舅舅安文斌认识。？你认识李世智吗？怎么认识的？答：羊市街小学同学，认识很多年了。？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关于太原中兵桩基工程公司土地房屋买卖的事吗？答：知道。大概是09年天气不太热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李世智闲聊时，李世智说他们公司有块土地想找个买主，可以搞开发，于是我就把相关土地手续的复印件找到我的舅舅安文斌，他是搞装修的认识人较多，后来我舅舅带我认识了米金林，米经理非常感兴趣，我就领上米经理和我舅舅一块见了李世智。后来他们去谈了，具体怎么谈的我就不清楚了。”本案二审中，中兵公司提交了2013年6月7日李永兴、李永聚、米金林的谈话录音（四页），其中内容“米：我给了你600万元，确实是贷了好多钱。兴：贷钱干这本身就是犯法的，有能力就买我的地。”
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米金林虽然出具了加盖中兵公司公章的《借条》，且中兵公司对《借条》上的公章及系李永兴书写不持异议，但双方对出具该《借条》的目的及款项是否交付存在争议。米金林主张案涉600万元是通过现金交付中兵公司，但中兵公司否认收到米金林交付的600万元，故二审判决从米金林与李永兴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及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经综合审查认定案涉600万元借贷事实没有真实发生，并无不当。1.关于米金林与李永兴之间的关系问题。米金林主张在2005年就与李永兴相识，并在二审中提交了曾为其员工的王某、张某甲、郑某、张某乙四人出具的《证明》，但四证人在二审出庭作证时对李永兴外貌特征的描述与李永兴本人根本不符，亦与米金林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1）杏民初字第1245号民事判决（李世智诉米金林、李永兴、李永聚股份转让案）答辩时的陈述：“原告（李世智）系此次转让的最初牵线搭桥人，正是由于原告的搭线，三被告才认识并商讨转让事宜…”亦相矛盾。由此，二审判决认为2007年李永兴与米金林并不认识，米金林主张2007年借款600万元给中兵公司不合逻辑，并无不当。2.关于双方的交易习惯问题。2010年6月2日米金林与李永聚签订一份《协议》，同日，米金林从银行存折付款170万元，现金30万元；2010年12月19日米金林与张晓鹏（米金林代签）以1100万元价格收购李永兴等人在中兵公司的全部股权，2010年12月9日米金林从银行存折付款378万元，现金22万元。在股权转让款600万元的交付时，虽然米金林也通过现金交付了部分，但主要是通过银行存折转账支付，而中兵公司当天则向米金林出具了收款收据。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在大额交易时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中兵公司也有开具收款收据的习惯。本案中，米金林主张600万元均是通过现金交付，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3.根据现有证据，米金林与中兵公司或者李永兴等人的往来，主要是案涉借款关系及土地买卖、股权转让关系。2010年6月2日至2010年12月19日，米金林与李永兴等人就中兵公司的土地、股权转让事宜协商履行中，案涉《借条》约定的还款日期，米金林主张中兵公司600万元借款已逾期。根据双方约定，米金林可以中兵公司提供的土地偿还欠款，而无需受让中兵公司的股权，而且既然中兵公司尚欠米金林600万元借款，按照常理，米金林可在股权转让款中主张予以折抵。而米金林不仅支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还对未支付的5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李永兴打了借条。二审判决认为米金林支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对500万元股权欠款出具借条的做法不合常理，并无不当。4.从米金林第一次起诉中兵公司来看，2010年12月23日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第四天，当时，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基本履行完毕，只是未办理工商过户手续，米金林已成为中兵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起诉其控制的公司欠其借款，不合常理。米金林起诉后又撤诉，理由是双方达成和解，但米金林不能提供和解协议，中兵公司亦否认双方就600万元借款问题协商和解过。故二审判决认为中兵公司主张在中兵公司的股权及房屋土地等已归米金林，公章、执照、房产证、土地证都已经移交米金林的情形下，所书写的《借条》是为了配合米金林确保中兵公司名下位于五一路576号土地不被转让的观点，与米金林主张中兵公司借其600万元的观点相比较，前者更有说服力，并无不当。5.米金林虽然于2013年8月26日向二审法院提出了对《借条》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但因双方均认可该《借条》书写时间系同一天，而且均不是出具《借条》的日期，故米金林申请鉴定哪一天书写对查明本案事实没有实际意义，亦不属于审理本案所必要的证据。二审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米金林与中兵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不真实，并无不当。
（三）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未经质证问题。经查，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均经过庭审质证，米金林主张二审法院对其提交的证据未予质证，系其在二审法院庭审之后才向法院提交，二审判决亦未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故米金林的该项再审事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法（2011）336号）第七条规定，“注意防范、制裁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易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二审判决认为米金林与中兵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并驳回米金林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米金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米金林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毕东升
审 判 员 肖宝英
代理审判员 武建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徐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