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监二抗再终字第00023号
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春生。
委托代理人：戴秋枚，系刘春生之妻。
委托代理人：吴吉红，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苏杨东。
委托代理人：李香付，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新绿地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银湖科技产业开发园**号。
法定代表人：鞠幸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泉水，湖北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福星惠誉学府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红霞村。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该公司董事长。
申诉人刘春生因与被申诉人苏杨东、武汉新绿地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新绿地公司）、湖北福星惠誉学府置业有限公司（简称福星惠誉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6日作出的（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14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4月10日作出鄂检民（2014）4200000009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4年5月7日作出（2014）鄂民监二抗字第0002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刘春生的委托代理人戴秋枚、吴吉红，苏杨东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香付，新绿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泉水参加了诉讼，福星惠誉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晓建、李一川出庭履行职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2月21日，刘春生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称，湖北省福星惠誉学府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武昌区沙湖的福星惠誉水岸星城G17栋的玻璃装饰工程承包给新绿地公司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新绿地公司再次将该工程的劳务分包给无资质的苏杨东，2010年1月13日经人介绍苏杨东雇请刘春生及其他几个工人安装G17栋地下车库入口处地面钢结构上的雨棚玻璃，1月17日上午11时许，刘春生在安装玻璃时从钢结构上面掉下来至头部颅骨骨折、右锁骨骨折、左第一掌骨骨折，为此刘春生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住院治疗116天，用去医疗费用102379.65元，苏杨东在支付了80000元的医疗费用后，拒绝继续支付治疗费用，因无钱继续治疗，无奈刘春生只得出院，后经鉴定，刘春生头部受伤构成中度智能障碍、五级伤残、后期医疗费30000元、劳动能力完全丧失、务工损失为365日、护理时间为180日。刘春生为了赔偿事宜多次向三被告主张权利未果。为此，刘春生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连带赔偿刘春生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74404元（包括医疗费22379.65元、残疾赔偿金172，404元、后期治疗费30000元、护理费11，391.7元，误工费28966.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800元、营养费5800元、鉴定费3600元，交通费3550.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住宿费454元、伙食费43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6029元、文印费32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1月13日，刘春生受苏杨东雇请，在位于武昌区徐东二路二号水岸星城A地块G17号楼园林景观工程地下车库入口处安装地面钢结构上的雨棚玻璃。2010年1月17日11时许，刘春生在施工中从钢结构上摔下受伤。当日，刘春生即被送往湖北省人民医院进行救治，住院治疗116天（2010年1月17日至2010年5月13日），出院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左颞顶枕部硬膜下血肿，颅骨骨折，右锁骨骨折，左第一掌骨骨折。出院医嘱未建议加强营养。刘春生支付住院费100719.65元，其他门诊费用1660元，共计102379.65元，其中苏杨东垫付医疗费80000元。2010年7月22日，湖北省人民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对刘春生病情作出鄂人医精鉴所（2010）精鉴字第12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脑外伤所致智能障碍（中度），建议康复治疗。2010年8月3日，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作出鄂科司鉴（2010）省鉴字第449号、第453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刘春生的残疾程度属五级；其后期需行颅骨修补，该费用原则上以就医实际支出为准，预计约需30000元左右，其后期康复治疗费用难以估计，建议以就医实际支出为准。刘春生劳动能力完全丧失。2010年9月18日，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作出鄂科司鉴（2010）省鉴字第449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补充鉴定意见为：刘春生护理时间为伤后180日，休养时间为伤后365日。刘春生为此支付鉴定费用3600元。
另查明，2009年11月19日，湖北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与新绿地公司（乙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福星惠誉公司将位于武昌区徐东二路二号水岸星城A地块G17、G18楼的园林景观工程发包给新绿地公司施工，合同第二章第三条3.2约定，乙方不得将工程转让给其他单位，一经发现，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第三章第六条6.7约定，乙方对施工期间非甲方原因造成的各种事故承担责任，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还约定了完工验收、合同总价及工程款支付方式、合同解除等其他条款。刘春生为湖北省麻城市夫子河镇刘家大垸村村民，刘春生与其妻子戴秋枚共同生有一子刘翔（1999年7月2日出生）。
在审理过程中，苏杨东对鄂科司鉴（2010）省鉴字第449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与鄂人医精鉴所（2010）精鉴字第120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持有异议，于2011年3月8日向法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在委托期间，苏杨东自愿撤回对刘春生的伤残等级、后期治疗费的重新鉴定申请。2011年7月12日，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刘春生的精神状态、智力状态进行重新鉴定，诊断：1、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轻度智能改变）；2、不完全失语；3、外伤性癫痫。鉴定结论为：属六级残疾；与外伤相关。苏杨东为此支付鉴定费用1440元。
2011年10月20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武区民初字第00381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刘春生与苏杨东之间属于劳务雇佣关系。根据证人鲁新明证言，苏杨东雇佣刘春生等人为其工作，以每天120元的价格支付工资，符合雇佣关系根据工作时间或成果给付劳动报酬的特点。苏杨东雇佣刘春生等人进行玻璃安装的工作，其目的是为获得刘春生等人的劳务，也符合雇佣关系以获取他人提供劳务为目的特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春生在受雇于苏杨东从事玻璃安装的过程中，因安全措施不够而遭受人身损害，苏杨东作为雇主，未向刘春生提供安全保护装备，未尽到提供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任，也未在施工过程中进行检查监督，应当承担60%的主要责任。而刘春生作为从事此类工作多年的熟练工人，理应熟知该工作的风险性以及采取安全措施的必要性。但其在工作时未主动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自身未尽到注意安全的义务，对事故的发生本身也有相应的过错，应承担30%的次要责任。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总承包人应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这就要求总承包人严格履行安全管理责任。本案中，新绿地公司将部分施工工作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苏杨东，但有疏于管理的责任，应对刘春生的人身损害承担10%的赔偿责任。福星惠誉公司依法将建设工程发包给具有安全生产条件和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新绿地公司，并在合同中约定了不得擅自转包以及事故责任承担的条款。故福星惠誉公司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本案中刘春生主张的医疗费22379.65元（已扣减苏杨东支付的80000元）、后期治疗费30000元、鉴定费3600元，有相关证据证实且苏杨东、新绿地公司、福星惠誉公司予以认可，予以支持。刘春生主张的残疾赔偿金172404元是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因刘春生没有提交足以证明其是城镇居民的相关证据，法院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832元／年计算，认定为58320元（5832元／年×20年×50%）。刘春生主张的护理费过高，根据事故发生地护工同等级别护理劳务报酬和法医鉴定结论“伤后护理180日”确定，故认定为9653.92元（19576元／年÷365天×180天）。刘春生主张的误工费，因没有提交事故发生前三个月工资单以及误工损失证明、社保缴纳信息相佐证，依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标准和法医鉴定结论“休养时间为伤后365天”确定，认定为19576元。刘春生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过高，认定为1740元（15元／天×116天）。刘春生主张的营养费过高，酌情认定为1740元（15元／天×116天）。刘春生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刘春生伤情，法院酌情认定为8000元。刘春生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过高，刘春生之子刘翔在事故发生时年满10岁，认定为16364元（4091元／年×8年÷2）。刘春生主张的交通费，法院酌情认定为2000元。刘春生主张的住宿费、伙食费、文印费，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上述赔偿费用共计173373.57元，苏杨东应承担104024.14元（173373.57元×60%），新绿地公司应承担17337.3元（173373.57元×10%），刘春生应自行承担52012.07元。刘春生过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苏杨东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春生104024.14元；二、新绿地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春生17337.3元；三、驳回刘春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921元，由苏杨东负担4152.6元，新绿地公司负担692.1元，刘春生自行承担2076.3元（此款刘春生已垫付，由苏杨东、新绿地公司随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刘春生）。
宣判后，刘春生不服，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刘春生及其子刘翔长期居住和生活在城市。刘春生受伤日期为2010年1月17日；一审辩论终结时间为2011年9月8日。2011年度湖北省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11451元、409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6058元、5832元。
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2012年4月6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142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刘春生与苏杨东存在雇佣关系而非加工承揽关系，对此，苏杨东、新绿地公司并未针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故本案中，刘春生与苏杨东是雇佣关系。
由于刘春生的损害后果发生于2010年7月1日以前，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处理刘春生与苏杨东之间的劳务关系。刘春生为苏杨东提供的劳动，并非高危作业劳动，所发生的损害后果，表明其在作业劳动中存在过失和未尽到安全、谨慎的注意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原审判决酌定刘春生对事故的发生本身也有相应的过错，应承担30%的次要责任，并无不公。刘春生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应由雇主苏杨东当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武汉市江岸区嘉祥切割加工厂为苏杨东的个人经营性质，经营范围为一般金属结构件加工，原审判决认定该加工厂具备承接武昌区徐东二路二号水岸星城A地块G17号楼园林景观工程地下车库入口处安装地面钢结构上的雨棚玻璃工程资质。刘春生称其不具备相应资质，并未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故刘春生的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刘春生的户籍所在地在湖北省麻城市夫子河镇刘家大垸村，但为证明其在城市长期从事务工获得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提交了暂住证、房屋租赁合同及证人的证明，以及本案中为提供劳务受伤的事实，能够证明其该项主张。刘春生之子刘翔在刘春生受伤前即已生活和学习在城市，也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相反，苏杨东未提供反证，故刘春生称应按城镇居民来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该项上诉理由，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即残疾赔偿金计算为160580元（16058元／年×20年×0.5）；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2902元（11451元／年×8年×0.5÷2）。
刘春生称原审法院采纳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于法无据，但该鉴定意见书为依法对外委托鉴定形成，虽然刘春生在原审提出异议，但并未申请重新鉴定；故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关于刘春生称原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低的问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并无法定计算标准，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酌定8000元，在合理裁量范围内，刘春生的该项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经该院依法核算，刘春生的各项损失为：1、医疗费102379.65元，2、误工费19576元，3、交通费20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1740元，5、营养费1740元，6、后续治疗费30000元，7、伤残赔偿金160580元，8、护理费9653.92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22902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11、鉴定费3600元，合计362171.57元。苏杨东应赔偿刘春生各项损失217302.94元（362171.57×60%），扣减苏杨东已垫付款80000元，仍应给付赔偿款137302.94元；新绿地公司应赔偿刘春生各项损失36217.16元（362171.57×10%）；刘春生自担各项损失108651.47元（362171.57×30%）。据此判决：一、维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1）武区民初字第0038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1）武区民初字第003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苏杨东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春生各项损失217302.94元，扣减已苏杨东垫付款80000元，仍应给付赔偿款137302.94元；三、变更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1）武区民初字第003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新绿地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春生各项损失36217.16元。二审诉讼费1040元，由刘春生负担590元，苏杨东负担386元，新绿地公司负担64元。一审诉讼费用负担维持不变。
宣判后，刘春生仍不服，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3年8月26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申字第00160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刘春生的再审申请。刘春生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湖北院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认定苏杨东具备承接雨棚玻璃工程的资质，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第八条“分包工程承包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业务。严禁个人承揽分包工程业务”的规定，苏杨东作为分包工程的承包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规定，钢结构工程的施工需要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资质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可见，苏杨东承接钢结构雨棚安装工程，需要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原审中，苏杨东也承认其没有资质证书，仅有营业执照。而有营业执照并不等于具备相应资质。故原审认定苏杨东具备承接该工程的相应资质，缺乏证据证明。2、因苏杨东不具备承接相应工程的资质，根据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禁止将承包的工程进行违法分包。下列行为，属于违法分包：（一）分包工程发包人将专业工程或者劳务作业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工程承包人的”的规定，武汉新绿地圆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将部分施工工作分包给苏杨东时，有义务审核苏杨东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新绿地公司与苏杨东承担60%的主要责任、新绿地公司承担10%的责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明显不当。
苏杨东答辩称，一、我们在和新绿地公司签订业务的时候，是口头约定的，虽然我们有个体营业执照，但没有和新绿地公司签订业务；二、刘春生和苏扬东之间的费用是按照平方计算，属于承揽关系；三、刘春生应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其自己提供了大部分工具，但没有承担安全注意的义务。我们不完全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依法判决。
新绿地公司答辩称，关于苏杨东资质的问题，检察机关用的是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但是该办法不能适用于本案，我们是做的绿化景观的，无需资质。苏杨东是个体企业的业主，在我们公司做一些零星工程，没有做过大业务，不需要资质。我们认为本案是承揽关系，刘春生在一、二审均举证证明自己多年在武汉做安装工程，所以有一个专班，在刘春生出事以后，他专班里的工人就把他的工具都带走了。刘春生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不应由苏杨东承担。关于证据的问题，在一审过程中，除了医院发票之外，刘春生提交的证据全是虚假的。而且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法官要求刘春生把证据交给我们看一看，刘春生居然站起来了，而之前其称其是无法站立的，明显是在说谎。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也愿意赔偿，但是也不能提交虚假的材料。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福星惠誉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本公司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了具有安全生产条件和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新绿地公司，且双方约定不得擅自转包，如一经发现，其公司有权终止合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同时，合同中明确规定了由新绿地公司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新绿地公司承担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故其不应当承担责任。
再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尽管苏杨东、新绿地公司在本次庭审中辩称，刘春生与苏杨东系加工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因抗诉机关对此并未提起抗诉，被申诉人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只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对苏杨东、新绿地公司认为刘春生与苏杨东系加工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及被申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并评析如下：
一、关于苏杨东承包的雨棚玻璃安装是否需要资质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十三条之规定，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同时，《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中规定，对钢结构工程的施工需要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资质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本案中，新绿地公司将位于武昌区徐东二路二号水岸星城A地块G17号楼园林景观工程地下车库入口处地面钢结构上的雨棚玻璃分包给苏杨东安装，该工程属上述法律规定的房屋附属设施的建造或其配套设备的安装，显属建筑活动的范畴，苏杨东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才能从事该项安装活动。但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具备相应资质的只能是企业或单位，而非个人。因此，苏杨东即便具有从事玻璃安装的营业执照，但其个人亦不具备从事建筑活动相应资质的主体资格，不能从事需要相应资质的建筑活动。检察机关的此节抗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新绿地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春生系苏杨东的雇员，其在安装玻璃时从钢结构上面不慎摔成六级伤残，苏杨东作为雇主，未尽到安保责任，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刘春生作为从事此类工作多年的熟练工人，理应熟知该项工作的风险性以及采取安全措施的必要性。但其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相应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新绿地公司作为发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因其疏忽大意，未尽到管理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原审判决苏杨东承担60%的主要责任，刘春生承担30%的次要责任，新绿地公司承担10%的相应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业或单位，必须在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苏杨东作为个人，不具备申请办理建筑活动资质主体资格，且苏杨东在庭审过程中也承认其没有资质证书，仅有营业执照。因营业执照不等于具备建筑活动相应的资质，故新绿地公司作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分包业务的苏杨东没有相应资质，应当与苏杨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检察机关的此节抗诉理由亦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14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三项，即苏杨东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春生各项损失217302.94元，扣减已苏杨东垫付款80000元，仍应给付赔偿款137302.94元；武汉新绿地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春生各项损失36217.16元；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14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即驳回刘春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武汉新绿地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苏杨东应当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刘春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7961元，由刘春生负担2388.3元，苏杨东负担4776.6元，由武汉新绿地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96.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媛媛
代理审判员 周常芳
代理审判员 宋 攀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雨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