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初35号
原告：王祖奎，男，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靖、李勇，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千里，男，197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北京市天平（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伟，男，196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煦，女，系陈伟妹妹。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姝，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东山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陈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林、金岩，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祖奎与被告马千里、陈伟、左建东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祖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靖、李勇，被告马千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被告陈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煦、刘佳姝，被告宜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祖奎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伟、马千里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0000元（陆仟万圆整），并按照年利率24%向王祖奎支付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5月22日为85647066.00元）；2、判令左建东、宜顺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3、判令马千里、陈伟、左建东、宜顺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3月18日，王祖奎及案外人余建华与陈伟、马千里签订了《民间借贷合同》，共同向陈伟、马千里出借款项6000万元，用于收购宜顺公司股权，借款期限为四十五日，陈伟、马千里逾期还款的，应按日万分之六支付逾期利息；左建东作为保证人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王祖奎及案外人余建华依约在2011年3月17日至4月2日期间出借了6000万元款项，其中王祖奎出借了4000万元。2011年3月19日，王祖奎及余建华又与陈伟、马千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若陈伟、马千里未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则王祖奎及余建华有权收购陈伟、马千里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及宜顺公司相应数额的股权。2011年7月29日至8月15日期间，王祖奎向马千里、陈伟再次汇款2000万元。2012年10月18日王祖奎及余建华与陈伟、马千里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余建华退出上述借款及股权转让关系，陈伟及马千里将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及宜顺公司享有的20%股权转让给王祖奎，转让价格为王祖奎出借的6000万元本息。2013年12月15日，王祖奎与陈伟、马千里、宜顺公司签订了《担保合同》，约定陈伟、马千里在该协议签订后10个月内办理转让手续，若陈伟、马千里未能依约履行的，则按王祖奎支付6000万元款项的时间，按月息2%向王祖奎偿还本息；宜顺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后，王祖奎多次要求马千里、陈伟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或偿还借款本息，但均未予履行。经查，陈伟、马千里已经将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相应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双方已不可能继续履行股权转让手续。王祖奎认为其与陈伟、马千里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合法有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已达成股权抵借款的协议，但陈伟、马千里未按协议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按照协议约定陈伟、马千里仍应向王祖奎偿还6000万元本息的责任，左建东、宜顺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应对陈伟、马千里所欠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各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由王祖奎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本案中有一方的住址不在湖北省辖区内，依据相关规定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故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望判如所请。
一审开庭审理前，经本院准许，王祖奎撤回对左建东的起诉。
针对王祖奎的诉讼请求，马千里答辩称：马千里与陈伟、王祖奎签订的合同真实，按照合同约定，王祖奎与余建华支付了6000万的借款。各方后来达成的股权转让及补充协议，对原借款合同进行了变更。由于余建华的退出，支付数额发生了变化，故最终的借款数额请求法院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进行确认。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签订协议将债权转换为股权，现偿还借款的条件并未成就，王祖奎提出诉讼，希望能友好协商解决本案争议。
陈伟答辩称：（一）王祖奎与马千里存在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的嫌疑。根据王祖奎提供的证据材料，马千里于2011年4月4日出具《收条》表示收到王祖奎、余建华的借款6000万元，但是根据王祖奎提供的转账凭证，截止2011年4月马千里收到款项为4000万元，2011年7月至8月期间马千里收到的款项为1810万元。马千里在未收到6000万元全款的情况下就出具收条表示已收到借款6000万元，与常理不符。另外，2012年9月18日的[2012]中国贸仲裁字第378号裁决已经确认马千里仅持有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的1%的股权，而马千里仍于2012年10月、2013年12月与王祖奎签订合同将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王祖奎，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且不排除与王祖奎串通诈骗陈伟的可能。故王祖奎与马千里存在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侵害陈伟合法权益的嫌疑，请法院依法查明。（二）马千里因涉嫌诈骗和职务侵占分别被宜昌市伍家岗区公安分局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目前已经被批捕羁押在宜昌市第一看守所。该案件与本案密切相关，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应中止本案的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再启动本案的审理。（三）本案中《民间借贷合同》签订于2011年3月18日，各方约定借款期限为45天；与《民间借贷合同》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1年3月19日，其中约定如陈伟和马千里未履行还款义务则应当在收到收款通知后五日内提供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相关文件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王祖奎一直怠于行使其请求权，直到2017年6月16日才向贵院起诉立案，已经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四）即便在王祖奎能够证明本案未超出诉讼时效的情况下，王祖奎要求陈伟归还借款6000万元并按月息2%支付利息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本案实质是王祖奎、余建华共同出资6000万元购买马千里收购的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20%的股权，而并非陈伟和马千里向王祖奎借款6000万元。王祖奎提交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属于从合同；借款合同上明确借款用途为受让他人公司的股权，原因就是马千里拟继续收购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然后转让给王祖奎，王祖奎预先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为保证转让款的权属问题才签订了借款合同，故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2、即便马千里未归还欠款，王祖奎也应向马千里主张股权转让款，而不应当向陈伟主张权利。2011年3月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民间借贷合同》之后，同年3月至8月王祖奎将预付的股权转让款分别打入马千里和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师志德的账户（根据王祖奎提供的转账凭证合计为5810万元），而王祖奎从未将付款情况通知陈伟，陈伟也从未收到王祖奎支付的款项，之后陈伟未再参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事宜，也未在王祖奎提供的2012年10月18日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13年12月15日的《担保合同》上签字确认，对前述两份合同并不知情。王祖奎私下与马千里签署前述两份合同的行为应当视为对股权转让方的变更。从马千里出具的《收条》和《收据》也可看出本案相关的经济往来发生在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与陈伟无关。因此，虽然陈伟在2011年3月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民间借贷合同》上签字，但并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王祖奎应向马千里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3、王祖奎主张利息的利率过高。本案中王祖奎主张的利息实质为逾期归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故本案中的责任人应付利息应当以合计给王祖奎造成损失的30%为限，王祖奎主张年利率24%支付利息，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金额已经超过股权转让款，该违约金比例过高，法院应予适当减少。4、本案遗漏了当事人余建华。余建华作为2011年3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共同受让方，并未明确放弃其权利或者将其权利转让给王祖奎，王祖奎片面主张余建华的权利没有证据支持，故应将余建华列为本案的共同原告。综上，王祖奎针对陈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全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宜顺公司答辩称：（一）王祖奎诉请宜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成立。经审查王祖奎提供的证据，宜顺公司从未签署标称时间为2013年12月15日的《担保合同》，丙方签署处所盖的印章并非宜顺公司的印章，宜顺公司从未拥有和使用该样式的印章，王祖奎诉请宜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的依据《担保合同》并不成立。（二）即使《担保合同》成立，王祖奎主张担保权的主债权并不成立。根据宜顺公司收集的证据显示，王祖奎与主债务人马千里之间系前期共同收购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及宜顺公司股权份额的实际合伙人，王祖奎与马千里及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及宜顺公司的资本投入，不构成实质性债权债务关系。故王祖奎本案中主张的转化为股权转让的借贷主债权并不成立。故《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权依法亦不成立。（三）即使《担保合同》成立，王祖奎主张担保权的主债权的数额也是不清的。根据王祖奎提供的证据，马千里出具的借条与转账流水并不对应，借条的出具日期早于借条中所述的借款的发生时间，真实性存疑。且银行流水与王祖奎主张的借款数额不一致。（四）即使《担保合同》成立，且王祖奎主张担保权的主债权成立，王祖奎诉请宜顺公司承担所谓的连带清偿责任亦没有相应的合同依据。王祖奎提供的起诉证据，标称签署时间2013年12月15日《担保合同》指向的主债权合同为2012年9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王祖奎诉请所依据的证据中并没有这份合同。《担保合同》第3条约定，宜顺公司承担的担保义务仅为担保甲方即主债务人在约定的时间完成向王祖奎转让股权份额，而并没有约定对甲方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王祖奎诉请宜顺公司承担所谓的连带清偿责任亦没有相应的合同依据。且甲方履行付款义务的期限（丙方开工前）并没有届至。（五）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的关系为合伙（收购股权）关系，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在合伙事务中止后，其与马千里之间应进行合伙结算，而不是提起本案诉讼。在马千里丧失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回购权后，马千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外人天津金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将马千里前期投入的股权收购款本金利息合计叁亿零伍佰柒拾捌万叁仟肆佰柒拾肆元壹角柒分（包括王祖奎投入到合伙事项中的款项）全部返还给了马千里。综上，王祖奎诉请宜顺公司承担所谓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王祖奎、陈伟及宜顺公司为证明各自的诉辩主张，向本院举证提交或申请调取了相关证据。综合各方质证意见，本院对这些已经记录在案的证据认证如下：王祖奎提交的收据、借据以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担保合同》，有原件佐证，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陈伟提交的马千里电子账流水记录系马千里单方以电子文档形式制作，连云港海顺置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的来源性存疑，武真道司鉴字【2017】第003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和《关于武汉恒威重机有限公司（陈伟）被侵占案的情况说明》是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宜顺公司提交的资金统计表系宜顺公司单方制作，不予确认。对其余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真实性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的依据，至于有关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能否成立的问题，将在本院评述部分综合予以回应。
本院经审查，确认相关案件事实如下：2011年3月18日，王祖奎、余建华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陈伟、马千里及丙方左建东签订了《民间借贷合同（3稿）》。该合同第一条（借款用途）约定：乙方借款用于受让他人公司股权（详见附件二）。第二条（借款金额）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0000元）。第三条（借款借用期限及利息）约定：甲方应在本合同订立后五日内将借款全部交付乙方。乙方借款借用期限为四十五日，期限从甲方第一次交付借款的当日起计算。借用款期限到期的当日乙方应当向甲方返还全部借款本金陆仟万元整，并支付利息贰佰万元整，合计乙方应当向甲方给付人民币陆仟贰佰万元整（62000000元）。乙方若逾期给付前款约定应给付款项的，其逾期部分应当另按照日万分之六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第五条（担保条款及有关合同行为效力）约定：为保障合同的履行，丙方向甲方保证，保证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并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丙方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乙方追偿。甲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该合同的附件二为乙方和丙方于2010年9月11日同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四位订立的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宜顺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复印件一套。
按照上述合同约定，2011年3月17日、3月21日、3月22日、3月23日、3月24日、3月25日、4月1日，王祖奎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43×××42账户向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顺公司）股东师志德的银行账户43×××19分别转款500万元、45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合计3150万元；2011年3月17日、3月25日、4月2日，王祖奎通过其上述建设银行账户向马千里的银行账户55×××88分别转款300万元、300万元、250万元，合计850万元。
2011年3月20日，马千里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祖奎、余建华的借款本金计（大写）陆仟万元整，至于其投资回报根据协议的约定计捌佰万元整。待原合同履行结束时结算。左建东以保证人的名义在该收条上签字。2011年4月4日，马千里又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按本人与王祖奎、余建华先生签订的借款协议，今收到共计人民币陆仟万元整。特此立据。”
2011年7月28日、7月29日、8月2日、8月15日，王祖奎又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2×××76向马千里银行账户62×××15分别转款500万元、300万元、60万元、550万元，并于2011年7月29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62×××30向马千里银行账户55×××88转款400万元，合计1810万元。马千里向王祖奎出具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15日的《借据》一份，内容为：“今由王祖奎先生处分两次分别是2011.9.27借取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2011.8.15借取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整。其中，本人于2011.10.12和2011.11.1分别还款伍佰万元整和肆佰万元整。此共余借款额为壹仟壹佰伍拾万元整。利息另计。特此立据。”
2011年3月19日，陈伟、马千里作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余建华作为受让方（乙方），左建东作为保证人（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稿）》，内容为：鉴于：甲方于2010年9月11日与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签订了《澳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含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附件）。现甲方陈伟、马千里为一方，乙方王祖奎、余建华为一方，就甲方持有的澳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部分有条件转让给乙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目前合计持有上述公司30%的股权份额，按照与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的约定，后续甲方将按时再受让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下余70%的股权份额。第二条、甲方因收购受让上述公司股权份额，向乙方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具体详见上述双方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第三条、若甲方未能按期限履行上述双方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的还款义务，则乙方有权收购受让甲方的上述相应股权份额，甲方收到乙方的收购受让通知时不得拒绝，并应当在五日内提供股权转让相关文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以使乙方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第四条、转让股份份额的比例：按目前甲方支付的购股款数额即人民币据实万元与双方借贷款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之间的比例计算，乙方受让甲方所持有30%公司股权中据实%的股权份额；其余占所持30%公司股权中的据实%仍归甲方所有。第五条、甲、乙双方转让股权份额价款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万元）。付款期限及方式为，按本协议第三条在乙方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后，乙方通知甲方以甲方所欠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予以抵（消）付，乙方不再另行给付，若所欠借款不足陆仟万元的，乙方应另行给付补足差额款。第六条、乙方受让股权成为股东后，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对后续再受让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下余70%的股权份额，由本协议甲、乙双方按上述第“四”项比例方式共同出资、收购和共同享有、分配股权份额。第七条、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保证人执一份；各方签名并在条件成就时生效。若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交由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审理（本协议的执行、解释、审理等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第八条、本协议并不终止甲、乙双方《民间借贷合同》中有关利息和逾期利息的计算与给付效力，但逾期时间应计算至甲、乙双方办理完借款抵消转让股权份额价款手续日止。甲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
2012年10月18日，马千里与王祖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该协议以马千里、陈伟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为受让方（乙方），内容为：根据①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及附件；②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甲、乙双方为了明确债权债务与股权份额的比例，经协商同意达成如下补充协议：第一条、甲方申明其目前已受让“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澳门）”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70%的股权份额，并取得相关方的转让同意，且放弃优先权，可以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该公司股权。第二条、甲方同意将其拥有的上述股权份额中的百分之二十（20%）部分转让给乙方（王祖奎先生）所有，下余50%仍归甲方所有。第三条、转让价款：（用债权转股权方式抵消）即①乙方用甲方所欠乙方的上述《民间借贷合同》借款中属于乙方王祖奎出借的人民币肆仟万元整（40000000元）及相关利息和②乙方对甲方享有的其他利益[2011年9月27日和2011年8月15日的借款本息，共计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抵付该股权转让款。甲方不再返还该借款，乙方也不需要再另行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第四条、本补充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当尽早为乙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以使乙方方便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上述①《民间借贷合同》和②《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7月26日王祖奎与余建华签订的《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中的当事人之一余建华先生，因其他原因，经协商同意已经退出，原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贰仟万元出借借款及利息债权，已经由甲方另行与其结算支付，今后余建华先生不再作为乙方的当事人之一，不再参与乙方（王祖奎）有关涉及股权转让与行使等行为。如余建华有异议所产生的相关后果，由乙方负责。第六条、本协议签名时生效，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马千里、王祖奎在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签名。
2013年12月15日，马千里与王祖奎签订《担保合同》。该合同以马千里、陈伟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为受让方（乙方），宜顺公司为担保方（丙方），内容为：根据2012年9月12日甲、乙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确保甲方转让股权份额的顺利完成，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原协议约定，甲方拥有的“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澳门）”和“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70%股权份额，甲方自愿将该股权份额的20%部分转让给乙方，下余50%归甲方所有。2、由于种种原因，股权份额转让至今没有落实，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月内为乙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完成股权份额转让义务，便于乙方行使股东权利。3、丙方自愿为甲方提供担保，作为乙方的担保人，担保甲方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向乙方转让股权份额的履行义务。如果甲方不能按指定时间将股权转让到位，甲方将按乙方付款时间支付乙方利息，直到（60000000元）陆千万元整付完为止，（60000000元）本金甲方将在丙方开工之前全部付给乙方，利息按每月2%，另外每月向乙方支付1%的财务费用。4、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应监督并催告甲方尽早履行义务，否则丙方将承担担保责任。5、本协议在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二份。马千里、王祖奎在上述《担保合同》上签名，马千里并在“担保方（丙方）”处加盖一枚标称为“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印章。
另查明，2015年9月23日，案外人吴积俭因与马千里、宜顺公司、陈伟、王祖奎民间借贷纠纷，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以（2015）鄂民一初字第00023号案件立案，审理后以调解方式结案。该案中，吴积俭具文起诉的主要内容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第一被告马千里立即偿还原告下列本金及利息：①本金人民币8000万元；②从2013年5月10日起至2013年8月10日以人民币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6%的4倍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48万元；③从2013年8月10日起至2015年8月30日（起诉止）以人民币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人民币39413333万元；以上本息合123,893,333.00元；④2015年7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以人民币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二、请求判令第二被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请求判令第三被告陈伟和第四被告王祖奎在上述第一、二两被告不能履行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以上四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5月8日，第一被告马千里因收购中国澳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资金需要，与原告吴积俭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J-13001），合同约定马千里向吴积俭借款人民币一亿元整，期限3个月（从2013年5月10日起至2013年8月10日止），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逾期不能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对欠付金额按照约定利率的150%计收逾期利息，并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日，第二被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B-13001-1的《保证合同》，自愿向原告提供独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费用。保证期限为借款履行期到期日起2年。合同签订后，原告实际分十六笔共计向被告马千里转账捌仟万元整，履行了合同义务。但第一被告未能按期偿还借款。2014年1月10日被告马千里、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原告对账后签订《对账确认书》，所欠借款本息合计为9860万元整，被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马千里对上述借款本息金额盖章、签字予以了确认。2014年5月10日第三被告陈伟、2013年5月10日第四被告王祖奎分别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自愿对上述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但从借款到期日起，原告多次向四被告催讨、磋商还款事宜，至今未果。另合同约定如果出现争议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宜昌市有管辖权人民法院起诉。2015年8月5日，原告依法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四被告提起诉讼，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超级别管辖不予立案处理。原告认为，原被告各方基于友好信任关系方能发生巨额款项的借贷，各方均应诚信履行合同义务，各被告的拖欠已经给原告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第一被告理应依约履行清偿本金、利息和逾期利息的责任，原告考虑各方友好合作关系，按照约定逾期利率应为年利率6%×4倍的150%，本案仅按照年利率的24%诉请逾期利率，对于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及违约金和费用暂时保留权利。第二被告应该在约定的保证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四被告理应依约定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具文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吴积俭起诉时，提交了其与马千里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J-13001）、其与陈伟签订的《保证合同》、其与王祖奎签订的《保证合同》，以及王祖奎、陈伟2013年5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等证据材料。王祖奎、陈伟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为，“鉴于下述承诺人和马千里在澳门新港顺公司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系实际合伙人，承诺保证其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与马千里及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公司及宜顺公司的资本投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如果马千里的收购行为失败，承诺人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不得先于债权人吴积俭、卢安顺对包括但新港顺公司原股东罗德明、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及其他第三方（天津公司）基于收购失败而向马千里支付的款项主张权利，也不得同时要求按比例分摊权利。”
还查明，2017年7月26日，案外人余建华依据前述2011年3月18日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3稿）》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判令借款人马千里、陈伟向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3000万元整。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以民间借贷纠纷受理该案，立案案号为（2017）鄂06民初253号。
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1、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2、王祖奎在本案中主张民事权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本案诉争款项本息数额如何确定；4、陈伟、宜顺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向王祖奎返还诉争款项的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马千里、陈伟为收购新港顺公司和宜顺公司股权，对外募集收购资本，与王祖奎及案外人余建华签订了2011年3月18日的《民间借贷合同（3稿）》，约定向王祖奎、余建华借款6000万元，其中向王祖奎借款4000万元，王祖奎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及马千里出具的两份收条可以证明，王祖奎依约向马千里及指定收款人新港顺公司股东师志德支付了4000万元的借款，故可以认定上述民间借贷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利息部分的约定过高而违反法律规定外，其余内容合法有效，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之间因此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上述合同签订的次日，王祖奎、余建华与马千里、陈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达成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合意，即若马千里、陈伟未能履行上述双方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的还款义务，则王祖奎、余建华有权收购受让债务人马千里、陈伟的相应股权份额，并约定在王祖奎、余建华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后，以6000万元的借款抵销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若所欠借款不足6000万元，则王祖奎、余建华补足差额款）。这一协议的内容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在马千里、陈伟未能履行前述民间借贷合同确定的还款义务时，协议生效条件成就，前述6000万元的借款本金转化为股权转让款（按照该协议第八条的约定，因6000万元的借贷利息及逾期利息部分并不终止计算而并未转化），马千里、陈伟与王祖奎、余建华间建立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王祖奎与马千里又于2012年10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的份额为20%，用前述民间借贷合同项下4000万元借款的本息及该合同外其他借款本息2000万元抵付股权转让款，以及余建华在股权转让中退出等事宜，事实上对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已经成就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并将王祖奎因民间借贷享有的本金及利息债权全部转化为股权转让款，以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替换取代了先前存在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陈伟、马千里不能履行股权转让义务，《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王祖奎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二人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实质上是对其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相应损失提出的诉请，属于因股权转让问题形成的纠纷。庭审中，王祖奎、马千里及陈伟亦认可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
因此，根据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诉争法律关系应定性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本案纠纷为股权转让纠纷。王祖奎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但鉴于本案纠纷与各方当事人先前存在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密切关联性，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亦认可本案纠纷为股权转让纠纷，以及避免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本院对本案可以继续进行处理。
（二）关于王祖奎在本案中主张民事权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陈伟抗辩主张王祖奎2017年6月16日才向本院起诉立案，已经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因王祖奎与马千里在2013年12月15日签订的《担保合同》第3条明确约定，“如果甲方不能按照指定时间将股权转让到位，甲方将按乙方付款时间支付乙方利息，直到（60000000元）陆千万元整付完为止，（60000000元）本金甲方将在丙方开工之前全部付给乙方，利息按每月2%，另外每月向乙方支付1%的财务费用”,双方对股权转让不成时包括本案4000万元借款在内的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返还期限并未有明确、具体的约定，在马千里、陈伟未履行股权转让义务或返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王祖奎可以随时主张自己的权利，且根据作为共同借款人和股权转让方之一马千里的当庭陈述，王祖奎也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其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未届满。因此，本院认为王祖奎起诉向马千里、陈伟主张债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陈伟关于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故不予支持。
（三）本案诉争款项本息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王祖奎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主张的借款本金为6000万元。依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担保合同》的内容看，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系由本案《民间借贷合同》中王祖奎出借的4000万元借款本息，以及其他借款的本息（《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表述为“2011年9月27日和2011年8月15日的借款本息”）2000万元两部分款项转化组成。
关于4000万元借款本息部分，王祖奎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马千里出具的两份收条可以证明该4000万元借款已经如数支付，该款项先系陈伟、马千里向王祖奎的共同借款，后通过《股权转让协议》转换为股权转让价款（该协议共约定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另外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由案外人余建华出借款项转化形成），陈伟、马千里在未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按约定共同返还该4000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至于利息部分，因双方约定的利率超出年利率最高24%的法定幅度，应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支付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即以8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17日起计息，以4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1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3月22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3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4日起计息，以6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5日起计息，以4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4月1日起计息，以2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4月2日起计息，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关于2000万元款项部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所称的“2011年9月27日和2011年8月15日的借款本息”），根据王祖奎的陈述及提交的2011年7月28日、7月29日、8月2日、8月15日向马千里转款的凭证、《借据》，以及马千里认可借款的事实，该部分股权转让款系由王祖奎在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合同之外向马千里另行出借的款项1810万元及其利息转换而来，该1810万元借款本息转化成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超出了本案《民间借贷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范围，系马千里与王祖奎之间的行为，陈伟未参与该项借款行为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担保合同》的签订，因此与该1810万元有关的约定对陈伟并无约束力，由此形成的债务系马千里个人之债务，应由马千里个人承担，陈伟对此不负有清偿的义务。据王祖奎对《借据》内容的说明及形成过程的陈述，以及上述补充协议、担保合同的约定内容，可以确认双方对该1810万元借款利息及将其抵付为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约定超出了法律许可的范围，应按年利率24%的标准进行计算利息。计算截止至2011年10月12日，上述1810万元（分别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7月28日起计算，以7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7月29日起计算，以6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8月2日起计算，以5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8月15日起计算）借款本金的利息为844400元，马千里于该日还款500万元，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债权债务的清偿顺序有约定的情况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先充抵利息后充抵借款本金，余下借款本金为13944400元；以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10月13日起按24%年利率计算至2011年11月1日马千里还款400万元之日止，利息为176629.07元，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充抵后的余下借款本金为10121029.07元。因此，在股权转让义务未履行的情况下，依据马千里与王祖奎的约定，马千里应向王祖奎返还10121029.07元的借款本金及以该数额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日起按24%年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四）关于陈伟、宜顺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本案中，陈伟抗辩主张其从未收到王祖奎支付的款项及有关付款情况的通知，未参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担保合同》的签订，本案的相关经济往来发生在马千里与王祖奎之间，与陈伟无关，且存在王祖奎与马千里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的可能性，故陈伟不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为此，陈伟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以证明王祖奎、马千里与余建华、王城阳、左建东等存在关联关系，并向本院申请调取了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的银行往来流水以证明马千里与王祖奎等关联方资金往来频繁、本案借贷关系不明，补充提交了有关鉴定意见书及情况说明以证明陈伟已经通过其控股的武汉恒威重机有限公司等向马千里支付了股权投资款，无需再向王祖奎等其他方借款以收购新港顺公司及宜顺股权，因此存在王祖奎、马千里及其他关联方恶意串通、合伙欺诈陈伟，涉嫌制造虚假诉讼的可能性。本院认为，因本案王祖奎提交的支付凭证及马千里出具的二份《收条》，以及有陈伟参与签字的本案《民间借贷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等在卷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王祖奎已经向马千里、陈伟履行了出借4000万元的义务，而陈伟对上述合同及协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其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能否定本案借贷及股权转让关系的真实性，亦不能证明其是受王祖奎、马千里等人合伙欺诈而签订上述合同及协议的，且即使确有欺诈行为，但陈伟作为合同及协议签订的当事人并未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行使撤销权，故上述抗辩主张实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陈伟理应与马千里对上述4000万元的款项及其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当然，至于前述10121029.07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问题，因与陈伟无关，陈伟对此不承担民事责任，具体理由如前阐述，在此不再赘叙。
关于宜顺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王祖奎依据其与马千里签订的《担保合同》，认为该合同上以宜顺公司名义担保加盖的印章系宜顺公司真实有效的印章，担保是马千里、陈伟实际控制下的宜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请求判令宜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上述请求及主张缺乏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公司法人制度及代理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得到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相关人员才能以该公司法人的名义在相关职务(或代理)权限的范围内对外进行民事行为，或者对该行为有事后的追认，才对公司法人发生效力，否则该民事行为构成狭义上的无权代表（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及民事责任由行为人自身承担。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在马千里非宜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未得到宜顺公司授权，也没有宜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宜顺公司对其行为事后亦未予以追认的情况下，马千里以宜顺公司的名义为其个人收购股权的行为进行担保属于无权代表（代理），系马千里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而非宜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在马千里的行为属无权代理、非宜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关于表见代理、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认定马千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需要审查判断本案是否具备马千里具有代表或代理宜顺公司的权利外观，以及王祖奎为善意无过失的合同相对人这两个条件。从本案情况看，本案系列合同、协议签订之时，马千里、陈伟均为宜顺公司董事，马千里还是总经理，外部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马千里能合法持有宜顺公司公章，代表宜顺公司对外从事民事行为。但是，从王祖奎为马千里向吴积俭借款提供保证及2013年5月8日出具《承诺书》的事实，以及本案系列合同文件的内容看，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在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问题上是目标一致的合伙人，只不过陈伟、马千里对外是名义上的收购者，王祖奎是该收购计划的资本支持者，以向马千里、陈伟出借收购资金或为收购资金的募集提供保证等支持收购计划实施，故《担保合同》签订之时其对马千里、陈伟虽是宜顺公司高管但无权代表宜顺公司及新港顺公司的事实是明知的，对马千里在向吴积俭借款时有宜顺公司的董事会决议的事实是明知的，且按《承诺书》的内容看，王祖奎对收购行动如果失败其不能先于债权人吴积俭、卢安顺等向马千里主张权利的事实是明知的。在其向马千里出借的款项达5810万元之巨，马千里对吴积俭、卢安顺、余建华等众多债权人负有债务，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确定的股权转让义务又迟迟不能履行的情况下，王祖奎应当考虑与马千里、陈伟继续交易可能存在的巨大商业风险，及时依照有关约定解除股权转让关系，向马千里主张债权，但王祖奎却对此并未尽谨慎注意之义务，未如同案外人余建华般退出股权转让行动，反而在马千里未提供宜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或者董事会、股东会议决议的情况下，轻信马千里并接受马千里以宜顺公司名义提供的保证而签订《担保合同》，执意于从马千里、陈伟手中受让股权，以致目的最终落空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遂有本案纠纷产生，因此王祖奎具有重大过失，不是善意的合同第三人，本案无适用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制度之余地，该《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行为对宜顺公司无效，宜顺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保证责任。至于本案有关印章是否为宜顺公司真实有效公章的争议，在王祖奎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已无讨论之必要，不影响本案有关民事责任的认定。
在上述主要争议焦点以外，陈伟请求本院追加案外人余建华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并认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而申请对本案中止审理。因王祖奎在本案中的诉请无关余建华的债权，且陈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的审理需要追加余建华为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有关事实的查明认定必须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故本院对陈伟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马千里、陈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王祖奎返还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即以8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17日起计息，以4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1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3月22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3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4日起计息，以6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5日起计息，以4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4月1日起计息，以2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4月2日起计息，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二、被告马千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祖奎返还股权转让款10121029.07元及相应利息（以10121029.07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日起按24%年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王祖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7003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王祖奎承担258345元，由被告马千里承担316690元，由被告陈伟承担20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邵震宇
审 判 员 王捷明
审 判 员 张之婧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羿 华
书 记 员 张本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