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民终3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峰。
委托代理人徐国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向煜，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建明。
委托代理人杜明，江苏元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薛峰因与被上诉人庄建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商初字第00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薛峰的委托代理人徐国华、金向煜，被上诉人庄建明的委托代理人杜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薛峰原审诉称：2012年6月12日，薛峰与庄建明签订“徐州奥斯维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薛峰将自己持有的徐州奥斯维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斯维德公司）90%股权转让给庄建明，庄建明应在协议生效2天内支付对价1845万元，但庄建明并未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金。薛峰认为：1、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庄建明不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对价；2、双方之间并未约定以股权转让方式来抵销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且薛峰已将向庄建明的借款还清。请求判决解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徐州奥斯维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由庄建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庄建明原审辩称：1、双方于2012年6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转让协议是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时的制式协议，协议中虽然有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时间，但是转让股权是用来抵偿庄建明享有的债权。2、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行使期间属于除斥期间，薛峰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近两年后邮寄合同解除通知书，已经超过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法定期限。3、对于薛峰提出的受到胁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工商部门签订协议的当日，奥斯维德公司另一股东季延祥同时将其股份转让给龚伟，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签订的一个月后，薛峰自己主动缴纳了股权转让的相关税费。薛峰报警称受到胁迫，公安机关也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受到胁迫，且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薛峰是自愿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来抵偿庄建明享有的债权。综上，薛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奥斯维德公司于2007年6月20日经工商登记设立，注册资本2050万元，其中薛峰出资1845万元，占90%；季延祥出资205万元，占10%。
庄建明与薛峰在2012年6月前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的现金往来。
2012年6月14日，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薛峰将其在奥斯维德公司持有的90%股权全部变更到庄建明名下，季延祥将其在奥斯维德公司持有的10%股权全部变更到龚伟名下。
原审庭审中，薛峰提交将股权变更到庄建明名下时在工商部门档案中2012年6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薛峰将其在奥斯维德公司90%的股权以1845万元转让给庄建明，庄建明在本协议生效后2日内向薛峰支付全部转让款。如果任何一方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未违约一方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违约一方赔偿。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可变更或解除协议，但须双方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方可生效：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2、因情况发生变化，甲乙双方经过协商同意。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提交变更登记机关一份。薛峰、庄建明分别在转让方、受让方处签名。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除上述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外的其他协议。
邳州市公安局运河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徐州汇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经理薛峰于2013年4月7日到运河派出所报案，称2012年6月12日，庄建明伙同他人将其绑架后以言语威胁、恐吓，逼迫其将奥斯维德公司的股权转让到庄建明、龚伟名下。
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根据庄建明的申请向其出具调查令，依法调取公安机关对薛峰、庄建明、季延祥、龚伟、刘栋栋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分别于2014年5月30日、2014年6月9日对薛峰进行两次询问，薛峰陈述自2008年以来，汇金公司先通过龚伟向庄建明借款，后来时间长了其本人也向庄建明借款，现庄建明手中持有900多万元的欠条。2012年6月3日左右，庄建明到汇金公司找到薛峰要求偿还1200万元，薛峰认为账算得不对。2012年6月12日下午，庄建明在徐州开元酒店找到薛峰，与庄建明一起的还有一胖一瘦两个人，胖子腰里别着手枪，瘦子拿着一把弹簧刀，把薛峰推进红色的车里，并用刀顶着薛峰胸部。庄建明让薛峰还钱，如果没有钱将奥斯维德公司转让给庄建明。当天下午4点多，车开到邳州行政审批大厅，薛峰和季延祥分别将股权变更到庄建明、龚伟名下。
公安机关在2014年5月30日对季延祥进行询问，季延祥陈述其是薛峰的二姐夫。2012年6月12日下午接到薛峰的电话，薛峰让其到邳州行政审批大厅，其让刘栋栋开车送过去。薛峰让其把在奥斯维德公司的股权转到庄建明和龚伟名下，在服务大厅签了协议然后就走了。
公安机关分别于2014年5月30日、2014年6月9日对刘栋栋进行两次询问，刘栋栋陈述其是薛峰的外甥，其妈妈是薛峰的大姐。2012年6月12日下午其接到薛峰的电话，薛峰让其带着身份证到邳州行政审批大厅，要把奥斯维德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刘栋栋。刘栋栋知道奥斯维德公司的经营不太好，家里人不同意。到了邳州行政审批大厅门口，薛峰走到大门口问刘栋栋要身份证，刘栋栋说没带，薛峰有点生气就和季延祥一起到大厅里面去了。后来想薛峰是想把奥斯维德公司的股权留一部分，才想把10%的股权转让给刘栋栋。薛峰过来向刘栋栋要身份证时，是自己过来的，没有人跟着。
公安机关在2014年6月5日对庄建明进行询问，庄建明陈述薛峰从2007年开始向其借款。到2012年初尚欠930万元未付。2012年6月的一天，庄建明向薛峰催要欠款，在徐州开元酒店，薛峰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用万兴商场抵偿，二是用万兴市场大楼抵偿。庄建明同意用万兴市场大楼抵偿，因为该大楼属于奥斯维德公司所有，薛峰提出把奥斯维德公司转让给庄建明。当天下午到邳州行政审批大厅办理的手续。
2014年6月10日，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国华向庄建明邮寄律师函，该律师函主要内容为：2012年6月12日，庄建明以薛峰不还款为由，对薛峰使用胁迫手段，虽然薛峰再三表示所借款项已经偿还不存在债务，但由于严重威胁，薛峰不得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薛峰将持有的奥斯维德公司90%股权以1845万元转让给庄建明，并约定在协议生效后2天内付清，但庄建明迄今未支付任何款项。基于此，本律师代表薛峰认为，第一，不认可庄建明与薛峰之间的协议具有合法有效性；第二，从形式意义上，宣布解除双方于2012年6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必要提示：庄建明与薛峰之间未达成任何以债权债务冲抵股权转让款的协议，更何况，薛峰认为已经清偿了债务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
上述事实，有奥斯维德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律师函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薛峰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理由：
一、关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问题。虽然薛峰与庄建明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双方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产生分歧。庄建明认为薛峰是自愿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来抵偿庄建明享有的债权；薛峰认为双方之间并未约定以股权转让方式来抵销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且薛峰已将向庄建明的借款还清。因此，处理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即是基于通常商事交易行为进行股权转让还是以股权转让方式抵销债务。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不持有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薛峰也仅提供了从工商部门复印取得的股权转让协议，而工商登记材料仅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不能仅凭该工商部门登记材料中的股权转让协议来判定双方当事人关于转让奥斯维德公司90%股权的性质，而应以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背景、签订目的等事实来进行分析判定。首先，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背景来看。在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薛峰及其作为股东的汇金公司曾向庄建明借款且时间跨度长、金额大。其次，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目的来看。根据薛峰本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内容，庄建明在要求薛峰还款未果的情况下，才要求薛峰将奥斯维德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庄建明，后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并不存在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协商、确定的事实。因此，薛峰将奥斯维德公司90%股权转让给庄建明的目的并非通常意义的商事交易行为，而是为了抵销对庄建明的债务，所签订的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至于薛峰在转让股权时是否欠款及欠款的金额，不影响对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性质的认定。
二、关于薛峰要求解除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原审庭审中，薛峰明确其要求解除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依据是庄建明未按照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1845万元股权转让款，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但是基于上述分析，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具有以物抵债的性质，该协议仅是为办理工商登记而签订，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对价1845万元不能认定为庄建明应对薛峰履行的债务。在股权转让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薛峰关于解除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至于薛峰认为庄建明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胁迫行为的问题。首先，薛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庄建明存在胁迫的事实，而且薛峰报案后，公安机关通过查证亦未作出存在胁迫的结论；其次，即使事实上存在胁迫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的规定，也属于可撤销或可变更情形，并不能成为解除合同的依据。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该院判决：驳回薛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500元，由薛峰负担。
薛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工商档案中薛峰与庄建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唯一真实、可信的协议。原审判决确认其真实性，但未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不当。2、没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对价被撤销或抵销。薛峰与庄建明之间已经没有债权债务纠纷，原审判决仍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没有依据，庄建明称以股权抵销薛峰的债务，但庄建明无法证明薛峰对其负有债务，薛峰提供的财务凭证充分证明薛峰原来借庄建明的欠款早已连本带息归还，庄建明关于还有工程款未结的主张亦不成立。3、薛峰始终在主张权利。庄建明利用薛峰曾经借款的事情，恶意威胁薛峰并组织一起绑架事件。薛峰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经公安机关调查，都无法取得证据来证明庄建明组织绑架行动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产生。4、原审判决未提及审查薛峰与庄建明之间借款还款的情况，回避股权转让合同中应当具备的价格条款及庄建明仍持有借据等事实，未要求庄建明对以股权抵债进行举证。综上，薛峰与庄建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庄建明未依约支付对价却取得公司巨大利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解除薛峰与庄建明之间股权转让协议。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庄建明承担。
被上诉人庄建明二审辩称：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845万元是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时照抄注册资本的数额，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庄建明原审提交了债权凭证，按照薛峰自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至股权转让时，其仍拖欠庄建明借款900多万元，股权转让的原因是庄建明称仍欠其1200万元，“强迫”薛峰将股权转让给庄建明。因薛峰拖欠庄建明借款未还，且股权转让时公司存在巨额债务，公司资产办理了银行抵押，双方达成以股权抵债的股权转让协议。3、薛峰称是庄建明的绑架行为导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产生，但薛峰承认经公安机关调查，无法证明其所称的绑架行为。薛峰在通过刑事途径未果的情况下，又通过民事方式以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对此薛峰也明确2012年8月成都九龙集团接手汇金公司后，经过盘点发现5000多万元的亏损，如要回奥斯维德公司股权就能补平亏损。既然薛峰称因绑架而签订协议，双方就不会有1845万元的转让价款的合意，薛峰就不能要求庄建明支付1845万元。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抵销薛峰拖欠庄建明的债务，且薛峰签订协议时也确认拖欠庄建明的债务。综上，请求驳回薛峰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薛峰要求解除2012年6月12日其与庄建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据。
本院认为：薛峰原审中诉讼请求是解除其与庄建明于2012年6月12日签订的奥斯维德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审庭审中，薛峰陈述因庄建明违约未支付对价而应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理由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2年6月前庄建明与薛峰之间存在大量的现金往来。薛峰与庄建明均不持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薛峰仅提供从工商部门复印取得的股权转让协议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而根据薛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庄建明手中持有900多万元的欠条，庄建明在要求薛峰还款未果的情况下，才要求薛峰将奥斯维德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庄建明，后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背景和目的来分析，薛峰与庄建明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将奥斯维德公司90%股权转让给庄建明是为了以股权抵销庄建明与薛峰之间的债权债务，且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在股权转让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1845万元股权转让款为庄建明应对薛峰履行的债务，薛峰以庄建明未支付1845万元股权转让款，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薛峰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500元，由薛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道丽
审 判 员 陈志明
代理审判员 刘尚雷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庆姝驿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