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长法民初字第00942号
原告符益华，男，194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代理人游斌，重庆金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符广明，男，197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被告何英，女，197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付军清，重庆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符益华与被告符广明、何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邓爽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3月4日、2014年6月1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符益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游斌，被告符广明、何英及其委托代理人付军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符益华诉称，原告与被告符广明为父子关系、与被告何英为儿媳关系。2003年原、被告所在的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高桥村12组被国家征收，因原告与其妻杨连芳、二被告与其子符超为同一户口，故五人共同获得拆迁补偿款82858.96元和两份购买安置房资格的安置证。协议签订后，被告何英到长寿区晏家街道办去领取了该补偿款82858.96元，与其丈夫符广明以115200元的价格和五人共有的2份安置证明（购房资格）购买了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晏家XX街X号X幢X单元XX室和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XX街X号X幢X单元XX室的两套住房。随后，二被告将该五人共有的两套房屋分别转卖，获得售房款55万元，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索取应得的售房款79118.8元（550000元÷5人÷115200元×82858.96元），被告均予以拒绝。现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应得房款79118.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符广明辩称，征地拆迁获得了2个安置证，是由被告家庭三人共享有1个、原告符益华与其妻共享有1个。我取得应享有的安置证后，以自己的名义出资购买了位于长寿区晏家街道晏家松柏站街2号1幢4单元1-4室的房屋。而长寿区晏家街道曹家堡街2号1幢1单元3-2室的房屋，因2003年晏家地区安置房基本上不用安置证也能购买，所以何英才能在没有安置证明的情况下与重庆华都营建有限公司签订购房协议书，并以其名义缴纳了购房款。2004年得知持有购房安置证明可以减少产权证税费，何英找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购买了该房屋的安置证明并将其交给了售房公司。征地拆迁后，符益华、杨连芳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随被告与何英生活，因为二人收入能力有限，所以很多生活开支都是由被告跟何英在付出，被告与何英并没有将他们二人的拆迁补偿款用于购房。综上，原告无权请求分配两套住房的售房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何英辩称，购房情况同被告符广明所述。对于拆迁补偿款，在2003年拆迁补偿款发放时，我陪同原告和其妻子办理了取款手续，单据都是我在填写，但拆迁补偿款是由原告及其妻子领走的。现原告要求分配售房款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符益华与被告符广明为父子关系，被告符广明与被告何英为夫妻关系。2003年原告符益华与被告符广明所在的村组即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高桥村12组因国家建设需要被征地拆迁，2003年7月1日原告符益华作为该户代表与重庆市长寿区国土资源局签订《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载明被安置对象为5人（即符益华、杨连芳、符广明、何英、符超），五人可得安置住房建筑面积为90平米，各项补偿款共计82858.96元。2005年11月16日，长寿区晏家街道办公室工作人员刘玉书在符益华户《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备书“同意购买贰套经济适用房，分别由符宜华、符广明各购壹套经济适用房”，加盖长寿区园区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章。
2005年3月11日，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办事处向符广明出具拆迁户购房安置证明一份。2006年元月11日，长寿区园区经济适用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该证明上签署“已核实”并加盖印章。2006年5月14日，被告符广明与重庆大众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房地产分公司签订晏家新城经济适用房售房协议书，协议载明由符广明购买晏家新城经济适用房地块X幢X单元X楼X号，符广明在该协议乙方处签名捺印。2006年1月20日、5月5日、8月3日、2007年1月31日，符广明以自己的名义分4次向重庆大众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房地产分公司缴纳了该房购房款。2008年9月22日，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办事处出具拆迁安置对象变更定销商品住房购买人证明，载明何英为符广明同住家庭成员，予以办理二人共有定销商品住房权属登记。房权证信息显示，该房屋坐落于长寿区晏家街道XX街X号X幢X单元XX，产权证号为XX房地证XX字第XX号，房屋产权人为符广明、何英。2013年10月4日，案外人李雅维与何英签订购房协议，以350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房屋。
2006年原告符益华之女符翠兰使用原告符益华名下的购房资格购买了位于XX街道X期X幢X单元XX室的住房，由于该购房资格为符益华所有，故购房手续办理之初依然为符益华的名字，房屋产权被登记在符翠兰名下。2009年符翠兰将该房屋转售他人。
同时查明，2003年7月13日，被告符广明之妻何英在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长寿支行晏家储蓄所将该拆迁补偿款共计82858.96元取出。
2003年9月17日，何英与重庆华都营建有限公司晏家项目部签订长寿区晏家镇A号地块安置建房协议书，协议载明由何英购买长寿区晏家镇安置房小区X号地块X栋住房一单元三楼二号，何英在该协议乙方处签名捺印，符广明在乙方联系人处签名。2003年8月11日、9月17日，何英以自己的名义分两次向重庆华都营建有限公司晏家项目部缴纳了购房款。房权证信息显示，该房屋坐落于长寿区X街X号X幢X单元X，产权证号为XX房地证XX字第XX号，房屋产权人为何英。2004年4月2日，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办事处出具何英为搬迁户的购房安置证明一份。
庭审中，原告符益华变更诉称意见称，该购房证明系何英以五人共有的安置证遗失为由在拆迁部门补办所得，应属于五人共有。被告符广明辩称，该购房证明系何英自己托人开具，与征地拆迁无关。2009年3月12日，案外人周文波与何英签订购房协议，以200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房屋。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长寿区晏家镇A号地块安置建房协议书、晏家新城经济适用房售房协议书、收据、证明、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存单、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存款利息清单、房屋买卖协议、购房合同、收条、重庆市长寿区房产档案室档案查询结果、调查笔录、（2014）长法民初字第00941号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XX街道XX街X号X幢X单元XX室和XX街X号X幢X单元X室两套房屋在转售他人前是否为原、被告共有。
对于XX街X号X幢X单元XX室的安置住房，根据原告符益华提供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05年3月11日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办事处出具给符广明的安置证明以及符翠兰对符益华的安置证明使用经过陈述、符广芬对符翠兰取得安置证明知晓的陈述，能够印证《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同意购买贰套经济适用房，分别由符宜华、符广明各购壹套经济适用房”，即符益华户享有二个安置房购房资格，原告符益华与被告符广明各享有一个的事实。同时，该房屋的缴费收据均显示缴纳人为符广明，房屋产权亦登记在其名下，现原告仅凭符广明之妻何英取走五人共有征地拆迁补偿款的银行《储蓄单》来推定符广明缴纳的房款系该款项，显然缺乏说服力，据此，本院对原告诉称“被告使用五人共有安置证、拆迁补偿款购买该套安置住房”的意见不予采信。
对于XX街X号X幢X单元XX室的安置住房，本院认为，安置证中财产权利的实现需由权利人使用该购房资格并通过出资购房的行为才能将安置证中的财产权利转化成为财产，财产权利转化为财产后具体应由谁享有，需从购房资格和实际出资两个角度予以考虑。本案中，虽然被告符广明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何英通过购买形式取得该房屋的安置证，但根据该套房屋的安置证明、购房协议书、房款交费收据、房屋产权信息等均显示的权利、义务相对人为何英，现原告提出“何英不能获得除自己家庭外的安置证明，其取走的安置补偿款就是购房价款”的理由仅仅是自己一方的推测，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无法认定该套房屋的安置证与符益华户被征地拆迁存在关联，也无法认定何英将拆迁补偿款用于购买X街X号X幢X单元XX室的安置住房。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证据不足，本院对原告该诉称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符益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778元，减半收取889元，由原告符益华负担（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邓爽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廖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