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东行初字第69号原告：田玉兰，无业。被告：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住所地日照市。法定代表人：杨乐清，局长。委托代理人：贺晓燕，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韩建宏，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治安巡逻警察大队工作人员。原告田玉兰不服被告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下称“东港分局”至判决主文）公安行政处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田玉兰，被告委托代理人贺晓燕、韩建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以下简称“东港分局”）于2014年3月11日作出东（治）行罚决字（2014）00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以田玉兰在2013年12月份以来，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及天安门地区“非访”，多次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对田玉兰作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被告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公安机关在接到移送案件后及时受理了案件。2、传唤审批表、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以及传唤证，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田玉兰进行了传唤。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依法进行了告知。4、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及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执行回证，证明公安机关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并执行行政拘留。5、询问田玉兰、万某、张念峰的笔录，厉宝丛的亲笔证词及警官证复印件，东港区信访局出具的关于田玉兰信访事项的基本情况，证明2013年12月份以来，田玉兰多次到中南海周边及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多次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6、田玉兰的身份信息，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查证了田玉兰的个人身份信息。7、日照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田玉兰向日照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6月25日日照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东（治）行罚决字（2014）00014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田玉兰诉称，其于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3月10日在北京西单商场附近，在天安门参观国家博物馆、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瞻仰毛主席遗容等，上述行为系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系中国公民享有的正当权利，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处罚。其次，原告只是因为宅基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走访过各个国家机关依法设立的机构，均未得到解决，因此去北京寻求救济途径。原告所携带的材料都是反映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些证据。北京是我国首都，任何人都有权利出入北京。原告在北京被当地警察询问后带到马家楼国家救助中心；北京西长安街派出所以听广播的形式对原告及所在救助中心的所有人员的行为作了告知。原告回到日照后，被告于2014年3月11日对原告作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即被告在北京当地公安机关对原告的行为已作出处理后，又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最后，原告及另外一人在北京救助中心时由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高家村党支部书记万某接回，当晚九点左右回到日照后就直接将原告带到东港分局，在没有出示各种手续（如受案登记表、传唤申请人审批表、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复印件、行政案件权利告知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的情况下，只对原告做了询问笔录，就在原告不知所犯何法且未吃饭的情况下把原告送到了拘留所。此事给原告的经济上造成损失、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因此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东（治）行罚决字（2014）00014号决定书，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以上事实，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针对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事实存在。被告东港分局辩称，第一，田玉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给予治安处罚。2013年12月份以来，田玉兰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及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多次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该事实有原告田玉兰陈述、证人万某和张念峰的询问笔录、厉宝从的亲笔证词、训诫书等证据为证。田玉兰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所提到的“没有去过中南海周边上访”不属实。第二，被告作出的治安处罚决定适用的法律正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作出的（2013）第201312130359号、（2013）第201312240494号训诫书和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作出的（2014）第201403100067号训诫书等均可证明田玉兰多次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属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行为中情节较重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应“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第三，被告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依法对田玉兰进行了传唤、处罚前告知，并向其宣告了行政处罚决定，田玉兰均在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名捺印。第四，被告对田玉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具有管辖权，作出决定符合“一事不再罚”。原告田玉兰系日照市东港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被告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作出的（2013）第201312130359号、（2013）第201312240494号训诫书和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作出的（2014）第201403100067训诫书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分别规定的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中均没有“训诫”，因此在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不属于对同一违法事实的重复处罚。训诫书只能作为原告多次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第五，依据《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且应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原告田玉兰采用走访形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应依法进行。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原告多次在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滞留，其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北京市公安机关多次对其予以训诫，其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是合法而适当的，其起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裁量适当，请求对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予以维持。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张念峰是原告在北京救济站见到的，在之前都没有见过，其证言不成立；对证据2、3有异议，原告没有见过传唤证，但是上面的字是被逼着签的，传唤证的意思原告都不明白；到拘留所之前原告给家属打的电话进行了通知，材料上的字是原告签的，原告什么也没有看，只希望快点吃饭休息；对证据4有异议，虽然东（治）行罚决字（2014）00014号行政处罚决定上的字是原告签的，但并未见过东（治）行罚决字（2013）003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的字是原告签的，但不知道内容。对证据5有异议，原告的询问笔录上被问是否知道为何被传唤时的回答并非原告的意思；原告儿子落户口时送的5000元钱，是村书记索要的，并非原告主动送的；训诫书不是在公安局发给原告的，是在北京马家楼救济站发的；原告并未在中南海周边滞留，北京当地公安在查包的过程中发现原告有上访的材料，就问是否是上访的，原告承认后被带到大巴车上带到了救济站，在救济站发了训诫书；“2月25日我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发现有日照接访的，我就没有进去”，这句话不是原告说的；原告与同村的申美典在距离天安门南两站路时，被巡逻人员开包检查发现上访材料，就被带上大巴车带到马家楼救济中心。万某和张念峰在当天将原告从马家楼接出来的；被告在询问笔录中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的回答不是原告的意思。询问笔录上的签名是原告本人签的。张念峰只是在马家楼接我的时候见过，其证言都是虚构的；万某在天安门也没有见到过原告，其证言不成立，是虚假的。张念峰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关于原告上访的原因属实，他都是从救济站将我接出来的。厉宝丛的证人证言，他说原告到中南海周边是属实的，但是原告没有干其他什么事情，到救济中心厉宝丛不让原告刷身份证，他侵犯了原告的权利，原告到救济站是正当途径，其证言是虚假的；对东港区信访局出具的关于田玉兰信访事项的简要情况有异议，其中所称的2012年6月进行的书面答复不存在，连口头答复都没有；申美典的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不了解；申美典的笔录不属实，原告同申美典是要去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寄上访材料时，申美典说要去天安门看看，结果被开包检查。对训诫书的来源不清楚。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认为本案受案并非北京警方的移交，而是张念峰的报案。因此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任何问题，也证明北京公安对原告的行为没有立案，由被告立案合理合法。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出如下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被告接到张某的报案后，进行受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3、4，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能够反映出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受案、调查询问、传唤、告知、决定、送达等程序，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该证据中被告对万某、张某、申美典所作的调查笔录的内容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具的五份训诫书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田玉兰分别于2013年9月23日、2013年10月15日、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2月24日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周边地区），2014年3月10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滞留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中证人厉宝丛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其书面证言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要求，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中申美典的权利义务告知书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7的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23日、2013年10月15日、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3月10日，原告田玉兰在北京分别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五次训诫。训诫书载明：“训诫单位：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被训诫人：田玉兰；发生地点：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训诫内容：‘……四、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者聚集，你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2014年2月13日，被告接张某（秦楼街道办事处信访办主任）报案后以田玉兰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受案。受案后，东港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对证人万某、张某进行了调查询问，证人厉宝丛（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民警，是驻京信访值班人员）提供了书面证言。上述证言证明田玉兰于2013年9月23日、2013年10月15日、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2月24日期间，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2014年3月10日，田玉兰住所地秦楼街道高家村党支部书记万某到达北京，于次日将田玉兰带回日照。2014年3月11日，被告对田玉兰予以传唤、调查询问。同日，被告东港分局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以田玉兰2013年12月份以来，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及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多次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为由，对田玉兰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拘留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4年3月21日止，至本案立案时，行政拘留已经执行完毕。本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争议焦点：第一，被告东港分局对本案涉及的公安行政处罚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原告认为其在北京的行为是否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应当由北京的公安机关作出处理。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毒品的案件除外”之规定，被告作为原告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对本案涉及的公安行政处罚案件有管辖权。第二，被告是否存在“一事再罚”行为。原告认为其在北京的行为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被告东港分局在此基础上又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属于“一事再罚”。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有：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因此，“训诫”并非行政处罚，被告东港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构成“一事再罚”。第三，被告东港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万某、张某的证言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具的五份训诫书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田玉兰分别于2013年9月23日、2013年10月15日、2013年12月13日、2013年12月24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中南海周边地区），2014年3月10日在北京天安门地区滞留的事实。众所周知，北京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的办公场所，其周边地区亦属于特定公共场所。本案中，原告田玉兰明知北京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但多次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及天安门地区滞留，经北京警方多次训诫仍拒不改正，其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地区以及天安门地区这一特定公共场所的正常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被告东港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对原告田玉兰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被告受案后，依法传唤了原告，在对原告本人、万某、张某等人进行询问后，查清了原告田玉兰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以及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的情况。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依法对原告进行了告知，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宣告并送达了原告田玉兰，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东港分局在作出涉案公安行政处罚的过程中，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田玉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玉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家娜代理审判员  鹿梦吟人民陪审员  滕照宁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潘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