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宜川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630民初452号
原告：宜川县博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宜川县。
法定代表人：刘文博，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尧百祥，陕西屹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被告：范延超，男，1995年5月1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宜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树森，陕西树众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被告：杨康，男，1999年5月16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宜川县。
被告：杨范荣（系杨康母亲，监护人），女，1967年4月2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宜川县。
原告宜川县博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达汽车公司）诉被告范延超、杨康、杨范荣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于2017年9月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博达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尧百祥，被告范延超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树森、被告杨范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范延超、杨康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博达汽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各被告支付原告出租车租赁费102000元；2.机动车损坏赔偿金由各被告承担，具体数额以评估为准；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博达汽车公司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数额明确为车辆损失48504元，鉴定费40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24日，被告范延超持自己的机动车驾驶证与几个朋友前来原告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博达汽车租赁合同一份。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范延超，合同约定乙方租用甲方黑色现代轿车一辆，甲方按每天300元收取租金，乙方预付押金500元，租车起始时间为2016年8月24日13时15分，无截止时间；乙方保证在租用期满时，按时交还车辆，按时、按点还车，按时如数交清租金；保证赔偿由乙方责任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保证不将所租用车辆转租给其他人使用，更不能将车辆交给无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发生事故，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及有关部门，车辆修理由甲方安排修理地点，乙方不得擅自安排修理，一旦车辆损坏，禁止继续使用，乙方应全力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处理好车辆事故；车辆发生事故，修理费由乙方预先支付，在停驶或修理期间的租费由乙方负担，同时还应赔偿车辆加速折旧费；乙方在用车期间，应完好无损将车交给甲方。该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明确，被告范延超依照合同约定在租车的同时向原告交付了500元押金。合同签订后，原告将合同所涉黑色现代车交付给被告范延超。后被告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将车交给无机动车驾驶证的未成年人驾驶，于2016年8月26日，驾车途中发生单方肇事，造成原告车辆严重受损，被告及实际驾驶车辆的人既未及时报交警，也未及时联系原告报保险，而是直接将车拖至修理厂，原告于8月29日才得知被告所租车辆发生肇事，当时事故现场已经破坏，交警及保险公司均无法受理。事故车辆至今不能修复，无法正常营运，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后，被告既不主动赔偿原告损失，也不积极修理受损车辆。为了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范延超辩称，原告诉状所说内容属实，但实际是兰小杰给他打电话说要用他驾驶证，让他过去，然后他过去后以自己名义租车，并与原告签订了租赁合同。租赁车辆时间是2016年8月24日，租车时与兰小杰同行的杨康（与他之前并不认识）交了500元押金，车租出来后兰小杰就开走了，他当时不清楚兰小杰有没有驾驶证。后来发生的事他就不知道了。首先，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次，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租赁车辆发生事故的时间是2016年8月26日，故8月24日至8月26日的租赁费应该有承租人承担，8月26日以后的租赁费不应该由承租人承担；综上，对于该机动车的损害赔偿应由实际侵权人承担。
被告杨康辩称，翻车的事与其无关，因为其既没有租车、出事时也没有驾驶车，也不在车上，所以不应当由其承担赔偿责任。租车押金500元是其与师帅、任浩博一块凑的，凑好后给了兰小杰，并不是其直接给原告交的。事实是2016年8月24日，师帅提议说租车去玩，兰小杰就说他能借到驾驶证，于是兰小杰联系了被告范延超，一起去了原告租车公司，其当时出去买了瓶水，回来时车已经租好开出来了，然后被告范延超开车去羊圈沟鱼池，中午回到宜川后，被告范延超又把车开走了，当时车上还有四五个娃，在此次租车前其并不认识范延超，下午回来后被告范延超把车给了兰小杰，兰小杰开车带其和白杰去了云岩，晚上回来后将车停在了福瑞酒店停车场。第二天早上，兰小杰开车带他们去黄龙玩，下午四点多回来后，其就回家了。后兰小杰又把车钥匙给了师帅，师帅叫上任浩博开车去瓦子街玩，当时车上有师帅、任浩博、樊丹阳，还有两个女同学，因为其当时并不在车上，所以，任浩博将车开翻其并不知道，这些都是第二天师帅给其打电话说车在铁龙湾翻了其才知道的。车翻后，被告范延超不知道是谁开翻的，就认为是其开翻的，多次找其麻烦，那天其和师帅一起玩，遇见范延超，范延超把其和师帅、任浩博带到车站旁边的竹勤旅店，范延超带十几个人在那里等着，从晚上九点半一直到十一点半，其当时觉得情况不对，就给张博伦打电话说范延超将其扣住了，看张博伦能认识谁不，给说一下，后张博伦给在场的一个叫胡毅的人打了电话，被告范延超他们就让其走了。然后其又准备给其姐夫打电话，范延超把其手机夺走了，然后逼迫其写个证明，说翻车事故由其全权负责，其当时不写，范延超带的人就动手打其，还说了威胁的话，最后，无奈就写了这个证明。
被告杨范荣辩称，该起事故租车的是被告范延超，出事时开车的是任浩博，当时被告杨康已经回到家了，不在车上，与被告杨康没有关系，不应当承担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了博达汽车租赁合同、营业执照、被告范延超驾驶证，证明原告将合格的车辆租赁给被告范延超使用，每天租金300元，租赁期限自2016年8月24日13时15分开始，没有约定合同履行的期限，说明是不定期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范延超保证在租赁期限届满时将所租车辆完好无损的交给原告，如造成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范延超不得将车辆交于无机动车驾驶证的人使用；本案中被告范延超租赁车辆后，至今既不履行交车义务，也没有与原告协商解除合同，所以租赁合同关系处于持续履行状态，由被告范延超承担租赁费既符合双方的约定，也符合合同法的规定；范延超将所租车辆交付给没有驾驾驶证的第三人使用，造成肇事，其责任应当由被告范延超承担后，向第三人追偿；被告范延超租车时，具备合格的租车主体资格，双方合同合法有效；原告的营业执照副本第四项经营范围就是车辆租赁，所以原、被告签订租赁合同是在依法核定的合法经营范围。被告范延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原告与被告范延超在2016年8月24日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第二项第2条约定，如发现乙方有欺诈、违约等不良行为，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第5条约定，原告协助被告范延超对车辆在租用期间，发生车辆被盗、损坏和交通事故等问题与公安、交管部门、保险公司进行联系办理有关索赔手续；第6条约定，甲方有按时收取租金的权利、有权以乙方的押金和其他抵押物低缴租金和车辆损坏缺件，保险理赔不足部分的赔偿，押金仍抵押不足的，有继续索赔的权利；第13条约定，车辆发生事故，修理费由乙方预先支付，在停驶或修理期间的租费由乙方承担，同时还赔偿本车辆加速折旧费，折旧金额按修车实际发生额的50%计算，若发现乙方发生事故不报告，擅自修理将按正规修理费的3倍罚款；第18条约定，按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条款规定，车辆发生意外时保险公司实行限额赔偿，乙方须承担保险限额以外的所有费用，甲方所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仅限于甲方允许的驾驶人员。基于以上约定内容：对于原告车辆受到的损害应当由原告所投保险公司进行先行赔偿；发生事故后，维修车辆责任属于原告，被告范延超作为承租方的义务就是支付预先修理的费用，不足部分由被告继续承担；按照第13条约定，乙方只承担车辆损坏修理期间的租赁费用，因此原告主张没有解除合同，主张租赁费违反了租赁合同第二条第13项的约定。经审理认为，该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系被告范延超自愿订立，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租赁合同相对方，应依据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租赁车辆期间的租赁费，该合同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对其予以认证，作为定案依据。
2、被告范延超提供了被告杨康证明两份，证明该车辆实际承租人系杨康，应当由杨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博达汽车公司对被告范延超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认为据其事后了解被告杨康答辩时的陈述是真实可靠的，该证明是在被告杨康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属于无效行为；与原告签订合同的人是被告范延超，提供驾驶证的人也是被告范延超，被告范延超具备签订租赁合同的主体资格，且合同第3条明文约定，租车人不得将租赁车辆交付给无驾驶证的人使用；同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只能是原告与被告范延超，被告范延超与其他人形成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应当另案诉讼处理。被告杨康、杨范荣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称该两份证明是被告范延超胁迫他出具的，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当时他还是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审理认为，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被告杨康没有驾驶证，既不是实际签订合同的租车人，也不是肇事时的驾车人的事实，被告范延超主张被告杨康系实际承租人，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被告范延超与被告杨康在此之前并不认识，故被告范延超以其自己名义为被告杨康租车，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其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对该两份证明不予认定。
3、被告杨康、杨范荣提供录音光盘一张（被告杨范荣与任浩博的通话，当庭播放），证明租赁车辆发生事故时，被告杨康已经回家，既没有驾驶车辆也没有在车上，实际驾驶车辆的人是任浩博，被告杨康不承担责任。原告与被告范延超对该证据无异议，对任浩博实际驾驶车辆发生事故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证，作为定案依据。
4、被告范延超申请证人兰小杰（与范延超系朋友关系）出庭作证，证人证明，车是给被告杨康租的，杨康让他联系一个有驾驶证的人说要租车去玩，然后他就电话联系了范延超，范延超过来与他、杨康、袁长乐一起到原告公司租车，合同是范延超签的，指印也是范延超所按，押金500元是杨康交的。车租出来后，范延超驾驶着车带着他与杨康在街上转了一圈，车试好后把车交给了杨康。2017年6月4日，他去暴雪网咖找杨康，杨康当时给他说出事与他及范延超无关。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与其所诉法律关系无必然联系；被告范延超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杨康、杨范荣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车不是给杨康租的，杨康不会开车，不肯能是杨康开走了；经审理认为，被告范延超与兰小杰系朋友关系，该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证。
5、被告杨康申请证人张博伦（与杨康系朋友关系）出庭作证，证人证明，李子怡给他发微信说杨康让范延超带走了，然后他给朋友胡毅（与范延超认识）打电话让联系范延超把杨康放了。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与其所诉法律关系无必然联系；被告范延超、被告杨康、杨范荣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经审理认为，被告范延超承认其认识胡毅，杨康写证明时胡毅在场，故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证，但该证人证言与该案无必然关联性，不影响案件实质处理，故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证。
6、被告杨康申请证人李子怡（与杨康系同学）出庭作证，证人证明，出事后的第二天，她与杨康、师帅、任浩博在车站附近转，碰见被告范延超等人，然后范延超等人把她们几个拉到竹勤旅馆，逼迫杨康出具了证明，范延超说一句，杨康写一句。写完后，范延超去外面买了一盒印泥，然后拽着杨康的手强行按了手印。师帅和任浩博趁杨康写证明的时候就走了。车是给师帅和任浩博租的，租车当天她们在一块，师帅、任浩博联系的兰小杰，兰小杰联系的范延超，租车时她与杨康去买水了，回来之后已经租好了。杨康当时出了200块钱，不知道是给了师帅还是任浩博了。但是没有给原告。原告认为该证人证言与其所诉法律关系无必然联系；被告范延超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其前后矛盾，被告杨康、杨范荣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经审理认为，被告杨康与李子怡系同学关系，该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证。
7、被告范延超辩称车是给被告杨康租的，租车押金是被告杨康交的，合同预留的也是杨康的电话，但因其仅有本人口头陈述，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被告杨康租车时未满十八周岁，不具备申请驾驶证的条件，其既不是实际签订合同的租车人，也不是肇事时的驾车人的事实，且被告范延超与被告杨康在此之前并不认识，故被告范延超以其自己名义为被告杨康租车，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原告称当时在场人较多，其记不清押金是谁付的，租车地方有无监控视频，因被告范延超对本案所涉租赁合同未提出异议，合同中明确写明乙方预付押金500元，关于预留被告杨康电话并不能证明车是给被告杨康租的，故对被告范延超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8、原告与被告范延超均认可发生事故时驾车人不是被告杨康，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9、原、被告对陕西延安全信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车损报告书及鉴定费发票均无异议，本院当庭予以认证，对黑色现代车车辆损失总计48504元，花去鉴定费4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与被告范延超签订博达汽车租赁合同，系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原告依约将合同所涉车辆交付给被告范延超，被告范延超作为承租人，应当履行向原告支付租金的义务。双方对租赁期限未作约定，根据合同相关条款及交易习惯也无法确定，故视为不定期租赁；被告范延超迄今未将合同所涉车辆完好返还，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范延超按合同约定每天300元将租金支付至2017年6月30日符合法律规定，经计算为93300元，故本院支持93300元，履行时应扣除被告范延超已付的500元押金。被告范延超违反合同约定将所租车辆借给第三人使用，导致车辆发生单方肇事受损，其也未按合同约定及时通知原告，未及时报案，其行为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失，其作为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损失赔偿数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经鉴定黑色现代车车辆损失数额为48504元，花去鉴定费4000元。被告杨康非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及租赁车辆出事时的驾车人，原告主张要求其与其监护人被告杨范荣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范延超辩称被告杨康系实际承租人，但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被告杨康既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也不是肇事时的驾车人（即实际侵权人）；被告范延超与被告杨康在租车之前并不认识，故被告范延超以自己名义为被告杨康租车，无事实依据；被告范延超对本案所涉租赁合同未提出异议，合同中明确写明乙方预付押金500元，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租车押金是被告杨康向原告支付的；关于预留被告杨康电话并不能证明车是给被告杨康租的，且该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原告在起诉时选择了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故对被告范延超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范延超支付其车辆租金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范延超赔偿其车辆损失、鉴定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杨康、杨范荣赔偿其租金、车辆损失、鉴定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范延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宜川县博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黑色现代车车辆租金93300元（履行时扣除被告范延超已支付的500元押金）；
二、由被告范延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宜川县博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赔偿黑色现代车车辆损失48504元、鉴定费4000元，共计52504元；
三、驳回原告宜川县博达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40元，减半收取计1170元，由原告范延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莹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