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7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如元，男，196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徐建树、毛先敏，浙江叠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金财，男，191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监护人：方某，男，195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华，男，195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玉珍，女，1944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华生，男，195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上述四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裘红伟、张青青，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方福根，男，195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何联娣，女，197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原审被告：方骁宇，男，1978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原审被告：浙江力富特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振兴路*号。
法定代表人：方福根。
原审被告：浙江立福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德清县雷甸镇振兴路*号。
法定代表人：何联娣。
上述第二、三、四、五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方福根，男，195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孙如元因与被上诉人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及原审被告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浙江力富特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富特公司）、浙江立福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福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4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孙如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径直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及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共同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对本案借款事实知晓并自愿提供担保。1、一审判决认定证据错误，方骁宇、方金财、方玉珍、方华生出示的证据1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款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案涉两张照片打印件虽经公证机关公证，但不能排除照片原件系软件修改形成，也不能排除手机照片中的拍摄时间经修改的可能性，更有可能系案涉当事人在签订保证函的中间过程中拍摄，故孙如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直持否认态度，认为既不能认定其真实性，也不能认定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事实于法无据。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案涉事实未尽全面查明义务，亦未恰当的分配举证责任。本案仍有几点事实未查明：其一，方金财的签名是否系本人所签，何时所签。虽然方金财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仍有活动能力，对该签名的真伪一审判决未予查明，而该事实直接影响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在庭审中所作陈述的可信性：若方金财的签名确系其本人所签，也确与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签名时间一致，说明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所出具的照片系在保证函签订未完成的情况下所拍摄的，不足以证明当天最终合意的情况。其二，保证函所填保证日期的时间与签名的落款时间是可以采用技术鉴定手段判断真假的，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作为抗辩方，负有提出该鉴定申请的义务。在孙如元提交了完备的书证原件，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仅提交两张无法与原件核实的照片打印件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已完成举证义务，进而作出有利于其的判决，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3、一审判决轻信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的陈述，忽略其中的矛盾之处，推理过程有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系对法官自由心证方法的指引和边界的确定。从证明力来说，孙如元所提交的证据均系原件、书证，且签名的真实性经案涉各被告确认，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而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所提交的证据1系无法与原件印证、具有技术手段修改可能的电子证据；证据2、3均系本案诉讼发生后为了逃避责任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双方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孰强孰弱，一目了然。即使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所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大小无法判决，也应要求双方继续举证，从案涉事实来看，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至少仍负有对保证期限时间填写日期与签名签订日期、方金财签名真实性这两项关键事实的举证义务，该两项事实均可以直接指向照片所拍摄的背景、过程。一审判决忽视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的举证责任，采用“若如孙如元主张的保证函中的借款600万元包括本案借款300万元，在制作保证函时大可直接将起始时间打印成文，无需事后手写填入”的猜想来论证照片是否符合常理，进而否认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的担保责任，明显系预设立场下作出有利于其的推理，有悖于法院公正的立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对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所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性质未做准确认定，对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处理有误。1、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所签的保证函中约定的担保责任有明确的保证对象，并非最高额保证。孙如元在一审诉讼中向法院陈述了本案事实真相，即2017年1月8日的保证函系针对2016年11月24日已发生300万元借款及2017年1月8日即将发生的第二笔300万元借款，只是第二笔借款未实际发放，不能因此免除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对前一笔借款的保证责任。一审判决仅根据保证函上“最高借款额度”字样，就片面认定案涉保证系对不确定的、尚未发生的债权的担保，进而认为孙如元未告知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已发生债务的存在，从而免除其担保债务，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适用。首先，设立最高额保证的目的系因债权关系双方将要多次、连续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为了便利交易，由保证人约定在一定期限、一定数额范围内提供保证。本案中，孙如元与债务人实际仅产生2次借款合意、实际完成1次借款交易，若一审判决采信《借款协议书》照片打印件，就更应认识到担保函和《借款协议书》所载明的债权数额相符，因此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所担保的债权系确定债权。其次，从《借款协议书》照片中可以看出《借款协议书》本身已包含担保条款，为何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仍要另行出具担保函，一审判决对此并未查明，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也无法做出合理说明。事实上，出具保证函时，孙如元与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已发生了300万元债权债务，《借款协议书》是对已发生和将要发生债务的汇总，因此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在签订保证函时是明知案涉300万元债务的存在的。再退一步说，若保证函中的保证日期系孙如元事后添加，何孙如元写明日期为“2016年11月23日”恰恰说明孙如元没有变造证据的意图，仅是根据朴素的交易观念采取行动。2、即使保证函确因双方未达成一致合意故未成立，则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也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在签订保证函时均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能够预见和判断在空白保证函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但却在签订保证函时没有仔细审核保证函内容，其随意、放任的行为直接导致本案争议的产生，故其存在相应的过错。在签订保证函时，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均有为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须向孙如元承担300万元借款的还款责任，该还款责任未超出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对可能承担的保证责任的预见范围，故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至少应在缔约不成的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方金财答辩称，一、方金财已百岁高龄，医院和法院均确认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方福根的任何借款都不清楚，也不可能清楚。二、方金财没有书写能力，方金财没有且事实上也绝不可能在保证函上签字。孙如元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共同答辩称，一、方华、方玉珍、方华生2017年1月8日出具的保证函是为尚未发生的6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而不是为逾期的3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对孙如元所诉发生时间为2016年11月24日由方福根等向孙如元借款300万元一事不知情，也没有就该300万元借款向孙如元提供过任何担保。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确曾因立福达公司拟向孙如元借款600万元一事于2017年1月8日向孙如元出具过一份保证函，但该600万元借款实际没有发生，故保证行为未成立。2、2017年1月8日上午，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相约去方福根家探望100岁高龄且卧病在床多年的父亲方金财。期间，方福根以办厂年终急需资金为由，叫孙如元到家里，拟向其借款600万元，要求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担保，以解一时之困，并说有拆迁房产作抵押风险很小。考虑到兄弟情分，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同意了。孙如元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借款协议书和保证函各一份，要求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签字。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粗粗看了一下觉得没有大的问题，就按孙如元的要求在上述文件上签了字，并捺了手印。孙如元以需要其他人签字为由，将文件原件带走。因文件有部分内容没有填写（孙如元说具体借款日期不确定，故需要空着），为了稳妥，方华生将借款协议书和保证函用手机拍照并储存在手机数据库中。后因方福根儿子方骁宇不同意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600万元没有借成。事后，方华、方玉珍、方华生通过方福根多次向孙如元要求归还借款协议书和保证函，孙如元迟迟不肯归还而作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以为没有发生600万元借款，此事已成过去。3、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向法院提供的经公证的方华生手机储存数据照片证实：600万元借款协议书和保证函分别被拍摄成了两张照片，并储存在手机数据库中；两张照片是同时拍摄并储存，拍摄和储存时间分别是2017年1月8日11:22和11:23；照片拍摄时间与保证函载明时间一致；且两张照片的背景一致，都是放在餐桌上拍摄的，说明拍摄地点一致；两张照片的内容也一致，特别是借款金额600万元、借款日期、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和补偿安置协议等三项关键内容一致，说明储存在手机中的文件真实可信。该视听资料可以证明600万元借款协议书和保证函是同时形成的，形成时间是2017年1月8日，两份文件高度相关，说明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所述保证函是为600万元尚未发生借款提供担保情况属实。4、孙如元提供的保证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增加了空白（借款）时限的内容“2016年11月23日”。孙如元增加的这个内容，直接改变了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的真实意思表示。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出具保证函的真实意思是为尚未发生的600万提供保证，而不是为2016年逾期借款提供担保。孙如元增加上述内容既没有告知保证人，也未征得保证人同意，对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没有法律约束力。二是增加了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的父亲方金财的签字。方金财已100岁高龄，既无民事行为能力，也无书写能力，显系孙如元伪造。5、从保证函内容看，保证函与300万元借款协议书没有相关性，理由是：一是借款人不同，保证函是同意为立福达公司提供担保，300万元借款协议书借款人却有五方；二是金额表述不同，保证函说最高借款额度600万元，与300万元借款协议书内容不符；三是借款时限不同，保证函的借款时限与300万元借款协议书不一致；四是保证函有拆迁房产担保内容，而300万元借款协议书没有该项内容；五是手书内容“方福根承诺若发生无法履行债务，则首先变卖方福根名下房产归还，不足部分由担保人归还”的表述与300万元借款实际情况有矛盾，因为保证函出具时，300万元已经逾期而无法履行。6、孙如元本人没有出庭对上述证据和事实的矛盾做出合理清晰的说明。最高院相关指导意见规定涉嫌虚假诉讼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孙如元本人拒绝出庭对有关事实作出解释，应当作出对其不利的推断。7、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同，民事诉讼的举证不需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只要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提供的证据已具备高度盖然性，也符合事实真相，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是客观公正的。二、一审判决对有关证据的采信客观公正。1、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是经过公证的方华生智能手机所储存的数据资料，并非孙如元上诉所称的复印件或复制品，复印件或复制品是针对书证而言的。智能手机所储存的数据是原始证据，归类于独立的证据种类，属于民诉法第63条规定的“视听资料”，没有原件和复印件的说法。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6条则应认定手机储存数据作为电子数据，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孙如元的上诉理由不仅概念混乱，且进行毫无根据的主观推断。一审判决确认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提交的相关证据的效力，没有任何偏袒和违法。2、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的父亲方金财的签名没有出现在智能手机所储存的数据资料中，且方金财已100岁高龄，既无民事行为能力，也无书写能力，其签名如何会出现在孙如元提交的证据中，应由孙如元向法庭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是由法院来查明上述事实。3、本案无需任何鉴定，就可以对证据和责任作出认定。特别是在孙如元无法对证据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以及案件事实作出清晰的解释，当事人本人也不敢出庭对虚假证据作出说明和解释的情况下，任何鉴定都是多余的。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保证合同系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订立的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的签订，应符合合同法所规定要约和承诺规则。合同法第30条规定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2、本案中，保证人出具保证函的真实意图是为立福达公司尚未发生的6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后600万元借款因故并未实际发生，故保证合同不成立。孙如元未征得保证人同意，在保证函中填写上“2016年11月23日”，将该保证合同移花接木到已逾期3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违背了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保证合同不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四、孙如元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应当依法给予法律制裁。1、孙如元明知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出具的2017年1月8日保证函是为尚未发生的600万元提供担保，在600万元未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为了转嫁借款风险，竟然变造保证函，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在诉讼中慌称上述保证函是为方福根已逾期的3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该行为显系虚假诉讼。2、虚假诉讼不仅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诚信，也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法律制裁，将有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孙如元要求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对其嫌造假行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能成立。
方华生补充答辩称，一、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对孙如元所称“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向孙如元借款300万元”一事不知情，也没有就该300万元借款向孙如元提供过任何担保。二、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确曾于2017年1月8日因立福达公司拟向孙如元借款600万元，且方福根在孙如元事先打印好的保证函中签字承诺若发生无法履行债务，则首先变卖方福根名下房产归还，不足部分由担保人归还的情况下，在该保证函中签字提供担保，但最终该600万元借款没有借成，故该600万元借款行为和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的保证行为均未成立。三、一审判决有理有据，合法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孙如元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孙如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归还借款3000000元；2、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支付借款利息240000元（自2016年11月24日暂计算至2017年3月23日，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7年3月24日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上述标准另行计算；3、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支付孙如元因本案诉讼支出的法律服务费100000元；4、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对立福达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诉讼费、保全费由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及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孙如元作为甲方，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作为乙方，杭州宏生纺织有限公司、俞洪生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借人民币300万元，借期从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6年12月23日止，乙方同意按百万支付1000元/天（利息及其他费用），逾期归还，乙方按约定利息的2倍来支付逾期利息及费用，借款划入乙方指定账号：户名方福根，账号62×××97，还款划入甲方指定账号，户名孙如元，账号62×××08，开户行农村商业银行仁和支行；丙方自愿为乙方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后两年，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过程中的诉讼费、诉讼代理费、交通费、住宿费、执行费等。
2016年11月24日，孙如元分四次将共计300万元借款打入方福根银行账户。
孙如元出示的保证函载明：保证人同意为立福达公司向孙如元的借款提供担保，最高借款额度600万元，时限为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12月31日，保证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催讨费用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人承诺，无论立福达公司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处置方金财名下的房产或处置不够偿还借款部分，发生任何情况，包括企业亏损、银行抽贷、甚至企业倒闭等，无法履行债务，保证人无条件同意以父亲方金财与杭州市拱墅区河道建设指挥中心及杭州天盛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编号25005，安置的长乐地块255.84平方房屋以及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集住实（2010）30351600034号补偿的长乐地块387.37平方米房屋用来偿还未支付的本金、利息、费用等，保证人愿用现金来偿还所有的本金、利息等费用，并保证提供的财产资料信息真实、合法、有效。保证函上另有方福根手写“方福根承诺若发生无法履行债务，则首先变卖方福根名下房产归还，不足部分由担保人归还，同时承诺分到房屋后将房屋交由孙如元代为保管至还清债务为止”的字样，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8日。保证人落款处有方华、方玉珍、方华生、方金财的签名及捺印。
2017年4月7日，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根据方华生申请，对其手机中显示为2017年1月8日拍摄的两张照片进行了证据保全。两张照片中的内容，一张为《保证函》，除时限处的起始时间为空白，且落款处无方金财的签字及捺印，其他内容与孙如元出示的保证函内容一致；一张为《借款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立福达公司、方福根、方骁宇、何联娣（乙方）向孙如元（甲方）借款600万元，方金财及亲属（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方、乙方落款处均为空白，丙方处有方玉珍、方华、方华生的签名及捺印。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8日对方某要求宣告方金财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纠纷一案作出（2017）浙0105民特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方金财年高以后开始出现记性差等症状，于2007年开始症状明显，2014年以来身体情况变差，近年来常年卧床，日常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无法建立有效沟通，无法下床，需要专人料理其生活，无法识认亲人，社会功能差，意思活动下降等症状，鉴定意见为，方金财符合“阿尔兹海默症”诊断，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据此判决：一、宣告方金财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方某为方金财的监护人。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孙如元为本案诉讼支出法律服务费100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
（二）方华生于2017年4月20日就孙如元用保证函捏造担保一事向雷甸派出所报案。
庭审中，对于保证函，孙如元表示此保证函非最高额保证，此保证函中的600万元包括2016年11月24日的300万借款及孙如元本欲向方福根一方出借的300万元，后因孙如元发现方福根一方还款能力出现问题且孙如元资金紧张，故未再出借该款项，时限处的“2016年11月23日”系孙如元填写，该时限为保证期间；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及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表示孙如元出具的保证函，系因方福根欲向孙如元借款600万元，故要求方华生、方玉珍、方华为其担保，方华生、方玉珍、方华同意后在保证函上签字捺印，但时限处起始时间并未填写，亦无方金财的签字捺印，保证函在方华生、方玉珍、方华签字捺印后被孙如元以需要其他人签字为由带走，后一直未归还。后因方骁宇不同意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协议书中签字，故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借款主体及借款本金数额。孙如元与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保护，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孙如元有权要求其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孙如元主张的法律服务费，因借款协议中并未约定借款人违约时应承担该费用，仅约定担保人的保证范围包括诉讼代理费，故孙如元该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方骁宇虽答辩称借款协议书上的签字非本人签字，但未出示相应的证据，故该答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方福根虽答辩称其根据孙如元要求将150万元归还至王钢的银行账户，但并无出示证据表明孙如元有此指示，且借款协议书已明确归还借款的指定账户，故该答辩意见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担保责任。根据保证函的约定，方华生、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是立福达公司无法履行债务，故应认定为该保证函约定的担保责任是一般担保责任。关于方华生、方华、方玉珍的担保责任，首先，方华生手机拍摄的保证函照片形成时间即为孙如元出示的保证函签订之日，且除时限起始时间未填写以及无方金财签字捺印以外，其他内容一致，可据此认定为同一份保证函。现方华生、方华、方玉珍在保证函上签名时，时限起始时间处为空白，后由孙如元填写，但孙如元并未出示其他证据证明其填写的起始时间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其次，结合保证函中载明的“最高借款额度”，以及孙如元关于保证函中的600万元包括案涉借款300万元以及孙如元本欲出借给方福根等人的300万元的主张，该保证函的性质应认定为最高额保证，根据法律规定，最高额保证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保证的债权范围，但保证函中并未明确提示案涉300万元借款的存在，孙如元亦未出示证据证明方华生、方华、方玉珍知晓案涉借款以及其同意为案涉3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最后，案涉借款在保证函出具时已经发生，即保证函中时限的起始时间已明确，若如孙如元主张的保证函中的借款600万元包括本案借款300万元，在制作保证函时大可直接将起始时间打印成文，无需事后手写填入，且从公证的两张照片来看，拍摄的时间、场所、角度均相同，均于2017年1月8日保证函出具当日拍摄，故方华生、方玉珍、方华在签订保证函之前自行制作借款金额为600万元的借款协议书以逃避担保责任的可能性较小，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及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关于保证函系针对尚未发生的600万元借款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方金财的担保责任，因案涉借据出具时，方金财已97岁高龄，且（2017）浙0105民特14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方金财近年来日常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无法建立有效沟通，现孙如元并未出示其他证据证明方金财在保证函形成时具有正常的沟通及意思活动能力，及本案借款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及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的抗辩意见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孙如元要求方华生、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孙如元借款3000000元；二、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孙如元借款利息及逾期还款利息240000元（暂计算至2017年3月23日，此后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以30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另计）；三、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孙如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四、驳回孙如元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760元，由孙如元负担502元；由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负担16258元。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案涉300万元借款是否属于2017年1月8日保证函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孙如元依据2017年1月8日保证函要求方金财、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对案涉300万元借款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保证函中“最高借款额度人民币陆百万元整，时限为……至2017年12月31日”、“立福达公司无法履行债务时保证人偿还债务”的表述，应认定保证函约定的担保属于最高额保证，且是一般保证。现方华生提供其于2017年1月8日签字后用手机拍照留存并经公证的600万元借款协议书及保证函，主张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在保证函上签字同意提供担保是针对当日以立福达公司、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为借款人拟向孙如元借的600万元，后因方骁宇不同意签借款协议书，该600万元借款未发生，其不用承担担保责任。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立福达公司对方华、方玉珍、方华生的这一主张予以认可。孙如元主张保证函担保的是2016年11月24日发生的案涉300万元借款和签保证函当日即将发生的300万元借款。但首先，案涉30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方福根、何联娣、方骁宇、力富特公司、立福达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其次，孙如元未能提供其所称签保证函当日即将发生的300万元借款的借款协议与常理不符；第三，孙如元认可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在保证函上签字时，上述保证函时限处的起始时间尚未填写，而最高额保证所保证的债务一般为将来发生的债务，在孙如元既未举证证明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同意其在保证函时限处的起始时间填写保证函签订日以前的日期，亦未举证证明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当时知晓案涉300万元已到期借款的存在并同意为此提供担保的情况下，认定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同意将担保函签订前的案涉300万元借款作为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缺乏依据；第四，孙如元对方华生等提交的用手机拍照留存并经公证的600万元借款协议书及保证函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根据经公证的两张照片之拍摄时间、场所、角度均相同，均于2017年1月8日保证函出具当日拍摄，认为方华生、方玉珍、方华在签订保证函之前自行制作借款金额为600万元的借款协议书以逃避担保责任的可能性较小不无道理。根据现有证据，结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关于保证函系针对尚未发生的600万元借款，即案涉300万元借款不属于2017年1月8日保证函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之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无不当。孙如元依据保证函要求方华、方玉珍、方华生对案涉300万元借款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至于方金财在本案中的责任，第一，即便2017年1月8日保证函上的签字捺印是方金财本人所为，基于上述分析，孙如元要求其对案涉300万元借款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第二，相关生效判决认定“方金财方金财年高以后开始出现记性差等症状，于2007年开始症状明显，2014年以来身体情况变差，近年来常年卧床，日常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无法建立有效沟通，无法下床，需要专人料理其生活，无法识认亲人，社会功能差，意思活动下降等症状，鉴定意见为，方金财符合“阿尔兹海默症”诊断，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据此宣告方金财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即便2017年1月8日保证函上的签字捺印是方金财本人所为，根据法律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孙如元依据保证函要求方金财承担责任亦缺乏依据。综上，孙如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520元，由孙如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舒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