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0724民初112号
原告周自信，男，汉族，1955年8月1日出生，甘肃高台县人，农民。
原告贺天江，男，汉族，1976年9月30日出生，甘肃高台县人，农民。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孙虎林，高台××巷道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耀林，男，汉族，1966年1月18日出生，甘肃高台县人，农民。
被告王德才，男，汉族，1970年3月2日出生，甘肃嘉峪关市人。
委托代理人郭玉喜，嘉峪关市××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周自信、贺天江诉被告刘耀林、王德才种植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7日受理，2016年3月26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由于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6年4月1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自信、贺天江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孙虎林、被告刘耀林、王德才及其委托代理人郭玉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自信、贺天江共同诉称，2014年3月11日，经二原告以及本社其他部分农户一致同意并委托被告刘耀林与被告王德才签订《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由被告王德才提供竹柳苗，原告和其他农户提供承包地200亩进行竹柳育苗种植，所有的种植成本以及苗木管理费用全部由提供土地的农户承担，协议约定种植期限为三年，费用付款方式为：“1、承包费第一年每亩2600元、第二年每亩2400元、第三年每亩2600元；2、在每年的五月底付承包费的50%，剩余的承包费待来年收割装车后，在10个工作日付清”。该协议同时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亦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周自信、贺天江分别以各自经营的承包地9.5亩、13亩按照二被告提供的竹柳苗进行了种植，并且按照二被告提供的技术要求进行了精耕细作和管理。2014年5月，二被告按照约定支付了每亩1300元的承包费。2015年4月下旬，二被告将竹柳育苗拉走，于当年7月份仅向二原告每人支付2000元，对下欠的承包费未予给付，且对协议约定的第二年每亩应付款2400元的50%的预付款，二被告至今亦未予支付。自2015年6月至今，二原告和其他农户无数次要求被告刘耀林督促被告王德才支付2014年的拖欠款和2015年的预付款，但时至今日，被告刘耀林不履行代理义务，被告王德才既不支付价款又不收购竹柳育苗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请人民法院要求二被告立即向二原告支付已拖欠和应预付的竹柳育苗承包费67500元，并要求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13500元（其中原告周自信竹柳育苗承包费330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6600元；原告贺天江竹柳育苗承包费345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6900元）。
被告刘耀林辩称，二原告陈述不实。2014年3月11日被告刘耀林与王德才签合同的时候包括二原告在内的22户农户都在现场，当时所有人都阅看了合同，被告刘耀林要求大家都把名字签上，但王德才不同意，因此被告刘耀林在征得农户同意后才签订的合同，合同面积共计落实了包括被告刘耀林的4亩在内的136亩。合同签订后，各农户依据被告王德才提供的苗子进行了种植，其中原告周自信、贺天江分别种植9.5亩、13亩。2014年5月10日，被告王德才按合同约定付款50%即每亩支付了1300元。2015年5月4日，被告刘耀林将二原告在内农户收割的124亩（其中8亩根据被告王德才指示未起获）竹柳运送到了被告王德才指定的地点，下剩的承包费被告王德才未予支付。2015年9月份，被告刘耀林前去结算，被告王德才以所交竹柳株数、株高均不符合合同要求为由未能全额支付，仅以补偿性质的方式又每亩支付了200元，其中给二原告每人支付了2000元。此后，由于农户多次催促2014年度的剩余款及2015年度的预付款，被告刘耀林于2015年10月6日再次向王德才索款时，被告王德才以不签订变更协议就不支付价款为由，要求被告刘耀林与其签订《变更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被告刘耀林在万般无奈之下与被告王德才签订了该份协议，至2016年1月，被告王德才向被告刘耀林共计支付了95680元，但该款项内含有被告刘耀林自己4亩地的育苗款11680元、被告王德才应支付给被告刘耀林的工资15000元，剩余的69000元才是被告王德才支付给农户的竹柳育苗承包费，该承包费之所以未发放一是因为在被告刘耀林将钱拿到手之前二原告就已经将二被告起诉，再者经被告刘耀林口头多次督促按照合同约定种植，但农户不浇水、施肥，最终导致所育竹柳不合格。在诉讼期间，被告刘耀林书面通知二原告交售合格的竹柳育苗，并通知可以将不合格的竹柳挖掉后种植其它作物，但二原告就是不执行。综上，被告刘耀林并非二原告的代理人，也没有使用农户的一分钱，在被告王德才不支付价款的情况下追究被告刘耀林的责任是不合理的，被告刘耀林不同意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王德才辩称，首先，二原告起诉被告王德才主体不适格。本案中签订《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的当事人是被告刘耀林与王德才，二原告和被告王德才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整个种植收购过程被告王德才就是因为嫌麻烦才委托给被告刘耀林的，被告王德才提供基础技术，由被告刘耀林进行技术指导，被告王德才只负责收获，且每亩向刘耀林支付10元的酬劳，至于竹柳育苗种成什么样全部由刘耀林负责。其次，按照二原告所述是委托被告刘耀林和王德才签订的合同，刘耀林应该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因此将刘耀林列为被告也是不适格的；再者，《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中对竹柳育苗的数量、单价以及收购标准均有明确约定。但是2014年度农户种植的竹柳育苗并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经过核算，当年收购亩数为132.91亩，达到标准的只有760253株（其中2.8-3米的505117株，单价0.28元／株；2.5米的136541株，单价0.18元，2米的118595株，单价0.18元），且按照每亩10000株计算，成活率也未达到90%，因此，不论从竹柳育苗的合格率还是成活率均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所以最终才和刘耀林协商按照每亩1500元进行了支付。鉴于2014年种植的情况，2015年10月6日，被告王德才与刘耀林经过协商后签订了《变更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双方约定将2015年度的承包费变更为每亩1500元，被告王德才依据变更协议的约定，向被告刘耀林支付了2015年度承包费50%的预付款90680元及其工资5000元共计95680元。2016年3月22日，被告王德才书面通知被告刘耀林起苗，132亩地被告刘耀林只交售了10000多株。综上，被告王德才依据协议约定，已经将2014年度的承包费及2015年度承包费的预付款向被告刘耀林全部付清，至于被告刘耀林如何向农户发放，与被告王德才无任何关系，请法庭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被告王德才拟在高台进行竹柳育苗，遂联系到了二原告及被告刘耀林在内的22农户，农户欲与被告王德才签订合同，因被告王德才以便于管理为由提出其只与其中一人即被告刘耀林签订合同，不同意分别与农户签订合同，农户便同意了被告王德才的要求。2014年3月4日，被告刘耀林代表原告周自信、贺天江及本村社其它农户共22户与被告王德才签订了《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由被告王德才提供竹柳育苗，二原告在内的22户农户提供耕地进行种植，种植期限为3年，每年收割一次。该协议同时约定，承包费第一年按每亩2600元结算，第二年按每亩2400元结算，第三年按每亩2600元计算，双方约定在每年的5月底支付承包费的50%，剩余承包费待来年收割装车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付清。原告周自信、贺天江分别种植9.5亩、13亩。协议签订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王德才以每月给被告刘耀林发工资的方式雇佣刘耀林对其他农户进行技术指导等管理工作。2014年5月10日，被告王德才按照合同约定通过被告刘耀林向二原告进行了50%的付款即每亩支付1300元。2015年5月4日，被告刘耀林将二原告种植收割的竹柳装车运送到了被告王德才指定的收购地点，被告王德才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向二原告支付剩余承包费，后经二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刘耀林于2015年7月份向二被告每人支付了2000元，剩余部分至今未付。2015年度，二原告在其耕地中继续种植竹柳，被告王德才亦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向二原告支付本年度承包费50%的预付款。2015年10月6日，被告刘耀林在未征得二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与被告王德才经营的公司签订《变更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将2015年度的承包费变更为每亩1500元，被告王德才按照每亩1500元的50%向被告刘耀林支付了现金95680元，该款至今仍在被告刘耀林处。2016年1月7日，原告周自信、贺天江将本案诉至本院，要求二被告立即向二原告支付已拖欠和应预付的竹柳育苗承包费67500元，并要求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13500元（其中原告周自信竹柳育苗承包费330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6600元；原告贺天江竹柳育苗承包费345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6900元）。
证据的分析和认定：
原被告的当庭陈述，证实被告王德才知晓被告刘耀林与其签订《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的行为系被告刘耀林代表二原告在内的22户农户而实施的行为，同时证实二原告种植竹柳育苗的亩数以及二被告向二原告已经支付的承包费数额；
二原告提交的《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一份，二被告无异议，予以认定。该份证据证实被告刘耀林代表二原告与被告王德才达成竹柳育苗委托协议，该协议中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竹柳育苗委托期限、地点、费用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均作了约定；
被告王德才提交的《变更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一份，欲证实二被告已将2015年度承包费由原协议约定的每亩2400元变更为每亩1500元。对此，二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该份协议被告刘耀林并未征得二原告在内的22农户的同意，被告刘耀林质证认为，签订此协议时确未征求农户意见，且目的是为了要钱。本院认为，二被告的该行为，损害了二原告的合同利益，二原告的该质证意见成立，该份证据对二原告无效，不予认定；
被告王德才提交的《关于高台刘耀林负责种植片区132亩费用》清单一份、《2015年4-5月调苗、验苗清单》一份，欲证实2014年度收购苗木的数量、标准及算账、付账的过程。上述证据虽经被告刘耀林签字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实二原告所交售苗木的数量以及株高情况，故该份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不予认定；
被告王德才提交的刘耀林出具的借据7张，欲证实被告王德才按照变更协议已将2015年度应支付的价款95680元向被告刘耀林付清的事实。被告刘耀林经质证，对其出具上述借据以及收到上述款项的事实无异议，但对该款的性质提出异议，认为该款内包括有被告刘耀林的苗木款和工资，剩余部分才是农户的承包费。由于该款项发生在二被告之间，如何处分由二被告予以解决，且该款至今仍在被告刘耀林处未予发放，故该份证据并不能对抗二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定；
被告王德才提交的2016年3月22日其发出的《通知》一份，欲证实在诉讼期间被告通知二原告进行收割而二原告拒绝交售的事实。经二原告质证认为其并未见到过该通知，且并非系原告拒交，而系被告拒收。该份通知欲证明的事项是2015年度竹柳育苗的收购问题，由于二原告起诉时2015年度合同正在履行期间，且二原告并未主张2015年度全部合同价款，因此，2015年度竹柳育苗的收购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可待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另行解决，故该证据与二原告的诉请不具关联性，不予认定；
二被告当庭的一致陈述，认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王德才以按月给被告刘耀林发放工资的形式雇佣被告刘耀林对农户的种植过程进行技术指导等管理工作。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被告刘耀林与王德才签订《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虽然该协议系二被告所签订，但二被告均知晓该合同权利享有、义务承担的真正主体为包括二原告在内的22农户，因此，二原告与被告王德才之间形成事实合同关系，被告王德才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刘耀林代表二原告签订合同的代理行为，应当以维护被代理人即二原告的利益而行使代理权，不得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但被告刘耀林在合同履行期间，从被告王德才处领取报酬、代表被告王德才对二原告的种植进行技术指导、对种植的竹柳育苗进行收割、运送、并对二原告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逐步演变成其为被告王德才雇员的角色，而且被告刘耀林在明知其超越代理权限的情况下仍与被告王德才擅自变更合同、且从被告王德才处领取价款而不予及时发放的行为，能够充分证实二被告存有恶意串通侵害二原告利益之嫌疑，虽被告刘耀林辩称其签订变更合同的初衷是为了索款，但该辩解意见与常理不符，且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因此，现在二原告利益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被告刘耀林对此应当负有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被告刘耀林认为与己无关、被告王德才认为本案主体不适格的辩解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二被告辩称二原告所种植的竹柳育苗合格率、成活率均没有达到合同约定要求的辩解理由，因二被告收割装车的是全部22农户的竹柳育苗，并未对每户所交竹柳育苗进行登记验收，故无法证明二原告各自所交竹柳育苗的合格率、成活率，二被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对二原告要求二被告按照协议约定支付2015年度每亩应付款2400元的50%预付款的主张，虽然二被告签订了《变更竹柳育苗委托协议书》，且被告王德才按照变更后的协议向被告刘耀林支付了2015年度承包费50%的预付款，但二被告的上述行为，系被告刘耀林超越代理权而实施的行为，该行为事先未征得二原告同意，事后未得到被代理人的追认，故被告刘耀林与被告王德才之间签订变更协议的行为针对二原告而言系无效民事行为，对二原告不具约束力。二被告若认为原告在主观上不按其要求种植或客观上存在土地不适宜种植或气候等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况，被告应当及时终止合同，但被告既无证据证实上述情况，也不按合同履行义务，致使二原告依据合同继续在其耕地中种植竹柳育苗，所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二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价款，剩余价款因起诉时未达合同约定时限二原告未予主张可另行解决，故对二原告的该项诉请应予支持；对二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违约金的主张，虽然合同中约定了违约责任，但并未明确约定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一）、（三）、（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王德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周自信竹柳育苗承包费21750元［其中2014年度拖欠的承包费10350元（2600元／亩×9.5亩-2600元／亩×9.5亩×50%-已支付2000元）、2015年度应预付的承包费11400元（2400元／亩×9.5亩×50%）］；
被告王德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贺天江竹柳育苗承包费30500元［其中2014年度拖欠的承包费14900元（2600元／亩×13亩-2600元／亩×13亩×50%-已支付2000元）、2015年度应预付的承包费15600元（2400元／亩×13亩×50%）］；
被告刘耀林对上述款项共计5225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驳回二原告其它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825元，由二原告承担525元，被告王德才承担1300元。被告承担的受理费连同上述案件款一并给付原告。原告向本院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不再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期限内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否则，本院将依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当事人逾期申请执行，本院不予受理。
审 判 长 邱进福
审 判 员 张文斐
代理审判员 王建兵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寇甜甜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