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中民终字第042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彩萍。
委托代理人邬庭松，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雪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沈丘县闸北路2号，组织机构代码70671911-3。
负责人左德丙，经理。
上诉人李彩萍与被上诉人刘卫东、梁雪静、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沈丘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4）昆巴民初字第00377号民事判决，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9日16时40分许，李彩萍驾驶昆LB06779电动自行车沿昆山市巴城镇古城路东侧的机动车道由北向南逆向行驶至马鞍山路路口北侧路段时，车辆左侧与对方向行驶的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后座成员拖拉一辆二轮手推车）发生碰撞向右侧侧翻后，李彩萍右手臂又与沿古城路由南向北行驶的由刘卫东驾驶的豫P×××××中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豫P×××××挂重型平板半挂车的右侧轮胎发生碰撞，造成李彩萍倒地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者及其车上乘员驾车逃逸，至今未能查获。刘卫东下车扶起李彩萍，询问情况后驾车离开现场，后于2014年5月22日被查获。2014年6月24日，昆山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出具昆公交认字（2014）第0017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卫东应负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李彩萍应负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
事发后，李彩萍被送往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后转院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治疗，发生救护车费650元，住院共计81天，共计发生住院医药费131329.7元、门诊医药费10172.54元，上述治疗费用总计142152.24元，目前治疗尚未终结。
另查明，刘卫东驾驶的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豫P×××××中型半挂牵引车登记车主均系梁雪静，该车在人保沈丘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其中交强险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责险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50万元（并投保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均为2014年3月20日至2015年3月19日。事发时，该肇事车辆处于上述两保险品种的保险期内。
人保沈丘公司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有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人保沈丘公司抗辩要求扣除非医保用药金额，但未能就非医保用药及可替代医保用药范围进行举证。刘卫东与梁雪静庭审中一致确认：刘卫东受雇于梁雪静，双方系雇佣关系；李彩萍对此不予认可；经庭审询问，两原审被告均未能就车辆使用上存在何种关系进行举证。
上述事实由李彩萍提交的事故认定书一份、驾驶证一份、行驶证二份、保单二份、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二份、病例三份、医药费发票二十六份、处方笺二份、病危通知单一份、转院证明二份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原审原告李彩萍的诉讼请求为：刘卫东、梁雪静先行赔偿李彩萍截止起诉之日，即2014年7月8日的医药费142152.2元；2、人保沈丘公司在交强险、商业三责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三原审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遭受侵害的，责任人应当予以赔偿。李彩萍因交通事故受伤，依法有权获得赔偿。本案所涉肇事车辆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豫P×××××中型半挂牵引车在人保沈丘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人保沈丘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对李彩萍的损失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人保沈丘公司在商业三责险赔偿范围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关于事故责任，人保沈丘公司对事故认定书责任认定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依据证据规则，原审法院对其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李彩萍诉请主张刘卫东与逃逸二轮摩托车驾驶者一方为共同侵权人，要求刘卫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结合查明事实，无证据显示刘卫东与二轮摩托车驾驶人存在共同侵权的主观意思联络，故李彩萍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原审原、被告均负次要责任，另有一二轮摩托车驾驶员因逃逸，未认定逃逸一方的事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明对方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之规定，该逃逸的二轮摩托车驾驶员依法应当承担全部事故责任，但因刘卫东存在对路面疏于观察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过错、李彩萍存在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的过错行为，而李彩萍过错较之刘卫东更大，同时考虑到本案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故原审法院认定：1、李彩萍损失的65%应由逃逸驾驶员一方承担，刘卫东一方作为半挂牵引车及半挂车一方赔付李彩萍损失20%，李彩萍其余15%损失由其自负；2、刘卫东驾驶车辆车主为梁雪静，两人均未就车辆使用上存在何种关系进行举证，原审被告梁雪静对原审被告刘卫东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李彩萍医疗费损失，李彩萍主张截止至2014年7月8日的医药费，经庭审查李彩萍截止至2014年7月8日共计发生医疗费142152.24元。人保沈丘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医疗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审原告医药费1万元；超出交强险部分132152.24元，由刘卫东一方承担20%的部分计为26430.45元，由李彩萍自负15%的损失计为19822.84元。因刘卫东所驾驶车辆投保商业三责险5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且李彩萍请求由人保沈丘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故人保沈丘公司在本案中应商业三责险限额内对李彩萍承担赔付责任，刘卫东应赔付李彩萍的26430.45元应由人保沈丘公司直接赔付李彩萍。综上，应由人保沈丘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范围内赔偿李彩萍医药费共计36430.45元。因上述赔偿费用尚未超过人保沈丘公司需承担的保险限额范围，故刘卫东、梁雪静在本案中无须再行承担赔付义务。
人保沈丘公司主张依照保险条款的约定要扣除李彩萍的非医保用药费用，但未能就非医保用药及可替换医保用药的范围进行举证，故原审法院对人保沈丘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一次性赔付李彩萍医药费共计36430.45元。二、驳回李彩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可汇入昆山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昆山市支行营业部，账号：32×××60）。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5元，保全费1270元，共计1825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负担468元，由李彩萍自负1357元；此款李彩萍已预交，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李彩萍。
上诉人李彩萍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仅以刘卫东与逃逸的二轮摩托车驾驶人之间并无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为由驳回要求刘卫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系适用法律错误。共同侵权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如主观共同侵权、客观共同侵权、准共同侵权、拟制的共同侵权等。虽无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是加害行为直接结合而发生同一损害结果的，也构成共同侵权。不能以侵权人之间有无意思联络作为判断侵权人之间是否构成共同侵权的唯一标准。刘卫东与被认定为逃逸的二轮摩托车驾驶人的共同加害行为直接导致了李彩萍受伤的损害结果，且损害结果无法区分，故刘卫东与逃逸的二轮摩托车驾驶人成立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中的认定的事故责任与侵权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并非同一个概念，人民法院在确定侵权责任时不应仅仅以交警部门认定的事故责任作为唯一的依据。在本案中，交警部门认定逃逸的一方负事故全责，则其它各方均无责，这明显是不合理的。3、如果不认定连带责任，李彩萍凭其一己之力无法找到逃逸的二轮摩托车驾驶人，李彩萍高达14万元的医疗费用，仅判令刘卫东按照2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会导致老人债台高筑，有悖公平原则。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刘卫东对李彩萍截至2014年7月8日产生的医药费损失142152.2元承担赔偿责任，并由梁雪静对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人保沈丘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限额内对上述费用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刘卫东答辩称：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已经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不认可与逃逸的二轮摩托车驾驶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梁雪静答辩称：对原审判决结果并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人保沈丘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材料：1、照片7张，拍摄于事发后2个月，系李彩萍赴上海医院救治时拍摄，欲证明李彩萍的主要伤残是由刘驾驶的车辆碾压造成，而不是二轮摩托车碰撞造成的。2、《2014昆山市实事工程项目》、《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昆山市高新区缓交影响报告》，欲证明本案所涉事故发生之时事故路段出于道路施工中，涉及道路拓宽、人行道改造、新建污水管道等多个项目，故李彩萍在事故发生时并非不愿意与机动车保持适当距离，而是无法做到。3、2014年12月26日下午拍摄的事故路段照片，其上有挖掘机作业，欲证明截至目前为止事发路段两旁的绿化还在施工，可见事发时该路段在施工。被上诉人刘卫东、梁雪静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材料的内容表示异议，其现场情况与交警部门监控录像反映的内容不符，且已经过举证时限。被上诉人人保沈丘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交警部门作为交通执法部门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专业机关，其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事故认定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公文书证，依法具有相当高的证明力。昆山交警部门在《事故认定书》中对刘卫东、李彩萍和逃逸的二轮摩托车驾驶人在本案所涉交通事故中的过错和事故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刘卫东存在疏于观察，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李彩萍存在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的过错。因二轮摩托车驾驶人逃逸，交警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推定其负事故全责的基础上根据其它当事人的过错减轻其责任。据此，交警部门作出了刘卫东、李彩萍均负事故次要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但对逃逸的二轮摩托车驾驶人并未明确作出事故责任认定。
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是对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造成事故的原因力大小的事实认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中对各方当事人所负侵权责任大小及责任比例和各侵权人之间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定，是人民法院以交通事故的起因、经过等客观事实为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作出的司法判断。本院认为，侵权人之间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只是共同侵权的一种类型，侵权人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并非判断是否成立共同侵权和侵权人之间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唯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了侵权人之间无共同故意或过失但侵权结果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共同侵权，此种情形下，侵权人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侵权人之间无共同故意或过失，分别实施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共同侵权，此种情况下根据各侵权人的过失大小和原因力比例承担按份赔偿责任。
根据昆山交警部门该起交通事故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对事故经过的记载，本案所涉事故较为明确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受害人李彩萍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逆向行车时与事后逃逸的驾驶人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后座乘员拖拉一辆二轮手推车）发生碰撞，导致李彩萍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向右侧翻；第二阶段为刘卫东驾驶的牵引式车辆的半挂车的右侧轮胎碾压了已倒地的李彩萍的右手臂，致使李彩萍受伤。在上述两个阶段中，二轮摩托车驾驶人和牵引式货车驾驶人刘卫东的行为是分别实施的，且先后直接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前者直接导致李彩萍因电动自行车侧翻而倒地；后者直接导致李彩萍右臂受碾压致伤。本院认为，鉴于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较为明确的阶段性特点，该起事故的两个阶段在发生时间和事发位置上是相对独立的，就导致李彩萍右臂受碾压致伤的损害结果而言，二轮摩托车驾驶人碰撞李彩萍致其倒地的行为和刘卫东驾驶牵引式货车的碾压行为并非直接结合，而是间接结合。刘卫东与二轮摩托车驾驶人构成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系根据侵权人的过失大小和原因力比例承担按份赔偿责任，而非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原审判决刘卫东和逃逸的摩托车驾驶人承担按份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对上诉人李彩萍上诉主张系刘卫东、逃逸的摩托车驾驶人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行为而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在本起事故的第一阶段中，李彩萍存在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逆向行驶的过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参照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第三条之规定，李彩萍的上述过错行为是主动型过错行为，在交通事故中起主要以上作用。二轮摩托车驾驶人搭载乘员，且乘员又拖拉一辆二轮手推车，这是明显的不按交通法规规定装载、乘坐的行为，但参照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第三条之规定，系一种被动型过错行为。相对而言，李彩萍在机动车道内驾驶非机动车且逆向行车的行为较之逃逸的摩托车驾驶人违规载人、运货的行为，就导致李彩萍及其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倒地有更大的原因力。在本起事故第二阶段，刘卫东存在疏于观察，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参照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第三条的规定，系主动型过错行为，在交通事故中起主要以上作用。但是，对刘卫东而言，李彩萍逆向行车且因受二轮摩托车撞击而倒伏于地是前方车辆运动状态的突然改变，存在让刘卫东难以避让的因素。李彩萍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逆向行驶的过错性质较为严重，且该过错行为在事故第一阶段就导致李彩萍自身侧翻倒地有较大的原因力，而其突然倒地又与事故第二阶段其右臂遭受刘卫东所驾车辆碾压亦有相当的关联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确立的过失相抵原则，应基于受害人李彩萍自身的过错酌情减轻刘卫东的责任。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对交通事故中的逃逸行为作出了推定逃逸人负事故全责且根据其它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过错行为酌情减轻其责任的规定，原审法院综合考量各方在事故中的过错，按照65％：20％：15％的比例划分摩托车驾驶人、刘卫东和李彩萍之间的侵权责任比例，符合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特点，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酌情作出上述责任比例划分，已充分考虑了该起事故给李彩萍造成的损害结果等因素。综上，对上诉人李彩萍关于原审判决刘卫东一方按照20％比例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比例过低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李彩萍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李彩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 平
代理审判员 赵 东
代理审判员 姚 望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维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