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四终字第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
法定代表人：郭带胜，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志盛、吴嘉欣，均系广东道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修根，男，1941年6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居所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
委托代理人：黄炳星，系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金玲，女，196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系叶修根的妻子。
原审第三人：中山市港口镇群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
代表人：郭带胜，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志盛，系广东道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群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修根、原审第三人中山市港口镇群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群众居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中一法民四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群富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1993年4月26日，群富公司划款150万元到叶修根的个人账户。2002年，应中山市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中山市港口镇人民政府委托中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该款应为群富公司与叶修根之间的往来款，叶修根应予返还。群富公司一直要求叶修根返还该款，但由于叶修根涉及刑事犯罪等原因至今尚未退回。群富公司现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叶修根返还往来款15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叶修根在原审辩称：一、群富公司所提供的审计报告遗漏审计主体及材料，不能全面反映叶修根与对方合作的真实情况，不具证据效力。由于农村基层组织实行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管理，群众村当时有党支部、村委会（原大队联队）、经联社及后来成立的群富公司。群富公司成立于1992年10月6日，而叶修根与群众村从1982年已经开始联营合作，在1982年至1992年期间的10年时间里，与叶修根联营、购地办厂、承包土地等是群众大队联队、村委会。而群富公司起诉所依据的审计报告所审计的会计资料却只是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12日期间的材料，欠缺了叶修根主要投资的1982年至1993年6月前的会计资料，也没有审计群众大队联队、村委会及群众经联社的财会原始凭证及账册，而且群众村存在收款不入账及使用作废公章收款的情形，致使审计资料不完整，从而导致审计结论错误，该审计结论不能作为证明叶修根应当返还有关款项的依据。二、双方签订的结算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且群富公司在该结算协议签署后近10年间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三、群富公司到衡阳投资房地产是群众村委会的集体决定，且群富公司也已派人到衡阳考察，其所支付的150万元已汇入湖南衡阳永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其在该公司的投资款，其在该公司的身份是隐名股东，并已行使了股东权利，而叶修根后来也已经应其要求将150万元的股份返还给了群富公司，群富公司仍可行使股东权利，现其要求叶修根返还该150万元没有依据。四、退一万步说，即使群富公司有权要求返还有关款项，群富公司提出起诉的时间也早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群富公司的主张也不应受法律保护。
群众居委会原审辩称：同意群富公司的起诉意见。
原审法院查明：原审第三人群众居委会的前身是中山市港口镇群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群众村委会），群富公司是群众村下属的集体企业。永富洋行是叶修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香港独资开办成立的私营企业。1982年，叶修根来到中山市港口镇群众村投资开办珠绣厂。1987年10月，吴锦培担任群众村党支部书记。1989年2月17日，叶修根以永富洋行（乙方）的名义，与群众村委会（甲方）签订一份《群众村与永富洋行联营协议》，约定就三个项目的合作开发进行约定。在有关项目开发完毕后，双方未进行过正式的结算，所获得的利润均由群众村委会保管，叶修根并没有实际分得约定的利润。之后，为进一步加快群众村的开发，扩大招商的范围，群众村于1992年10月6日开办了群富公司，该公司登记的投资单位为中山市港口镇群众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群众经联社），法定代表人由群众村党支部书记吴锦培兼任。该公司是群众村的村办公司，初期由叶修根与群众村委会共同运作，主要负责群众村的招商及土地开发出售业务，该公司开发运作期间的资金大部分由叶修根垫支，双方约定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群众村委会的负责人口头承诺还可按照叶修根介绍成功的招商及土地开发出售业务所获收入的数额，以一定的比例向叶修根支付介绍费。
1993年初，经叶修根牵头，群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锦培与案外人中山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丝绸公司）的负责人胡杰球去湖南省衡阳市考察房地产市场。后叶修根、群富公司、中山丝绸公司三方商定，合资在衡阳市以叶修根经营的永富洋行的名义投资（群富公司出资150万元，占其中30%份额），由永富洋行与湖南省衡阳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衡阳建筑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开发房地产，就上述协议三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1993年3月，永富洋行与衡阳建筑公司签订了一份《合营经营衡阳永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书》，合同以衡阳建筑公司为甲方，永富洋行为乙方，约定成立合资经营公司湖南衡阳永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由甲方投入注册资金300万元，乙方投入注册资金500万元，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两名由甲方任命，三名由乙方任命。同年3月10日，衡阳建筑公司与永富洋行签订补充协议，由衡阳建筑公司保证在第一期工程中投资的500万元年盈利达到30%以上，若年盈利不达到30%，由衡阳建筑公司负责向永富洋行支付补偿金。1993年4月20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正式登记成立，该公司的注册资金为800万元（实收出资500万元），登记的中方股东衡阳建筑公司（出资金额300万元），外方股东为永富洋行（出资金额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叶修根，乙方委托的董事为叶修根、胡杰球、吴锦培。1993年4月26日，群富公司向叶修根的账户汇入150万元。此后，群富公司派出了群众村驻衡阳办事处，由群众村的治保主任吴锡强担任该办事处主任，其主要职责是了解衡阳市的建材商品价格，以及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工程进展情况，并反馈给群富公司。吴锦培也作为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董事参与了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行使董事的权利。1993年7月15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出具一张收款单给群富公司，收款单的内容是收到叶修根交来群富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投资款”150万元。后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出现了资金短缺、建设速度慢、各种费用增大等状况，原衡阳建筑公司对永富洋行一方承诺的投资利润无法兑现。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村驻衡阳办事处在设立数月后被撤销。
1993年11月，原群众村党支部书记兼群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锦培调至港口镇政府任副镇长。在此之前，叶修根向吴锦培和候任群众村党支部书记要求将其与群众村及群富公司的合作进行结算。1993年9月2日，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签订一份《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该协议的内容如下：“我群众村于一九八二年与永富洋行联营在我村开办珠绣厂，扶持我村发展集体经济，并多次捐资支持我村自来水设施及办学等一系列福利事业。由于一九八六年拨款壹拾贰万元给我村清还银行贷款，一直与我村联营开发鱼塘及发展房地产事业，积极介绍引进外商办厂，故使我村的经济发展初具规模。今后为便利双方的经济继续发展，故将我群富发展公司与永富洋行有关的经济收支问题，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以下条款：一、现有坐落于二马路旁群富发展公司对面的三层厂房（即出租给富华的厂房）主楼建筑面积约3300平方米、副楼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以及空地面积3371平方米，以围墙为界划给永富洋行所有，今后的产权和经营权归永富洋行。二、原来我村旧办公楼已换给永富洋行作工厂之用，现我公司收回作为老人中心使用，兑换土地10亩，现经双方协商将以捌拾万元退回给永富洋行，土地归还给群富公司。三、我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联合开发房地产事业，永富洋行一直介绍外商到我公司购地办厂，经双方协商一致，一次支付介绍费壹佰捌拾万元整给永富洋行。四、永富洋行在我公司投资的120万元，退回给永富洋行作为在湖南衡阳房地产的投资款。今后有关开发衡阳房地产的事项，直接由永富洋行交接。五、群富发展公司同意在自留住宅地内规划伍亩地给永富洋行作建住宅用地，收费标准按照成本价收取。六、永富洋行原在我村新围九队围仔征用开发鱼塘的面积约56亩，现镇政府已征用开发，这块地由永富洋行与镇政府有关领导协商土地补偿问题，如有补偿归永富洋行所有，应减除社员征地补偿部分款项。”
1999年10月，吴锦培（时任港口镇镇长）向叶修根提出，港口镇审计办经审计发现群富公司已实际退回的款项已超出应付款100余万元，因此将叶修根前期投入的本金120万元与群富公司投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150万元的置换是不成立的，要求将原用于抵顶叶修根前期投资款120万元的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投资款150万元退回给群富公司。叶修根虽然否认群富公司已实际退回的款项已超出应付款100余万元的事实，但同意取消上述款项的置换，将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投资款150万元退回给群富公司。群富公司已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回永富洋行叶修根退回合股结算利润（折转回）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投资款150万元。
2002年11月30日，中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出具永信报审字第（2002）第801号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载明，根据中山市港口镇人民政府的委托，按照专项审计约定书的要求，审计了群富公司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12日的会计资料，会计资料的真实性由该公司负责。群富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是主营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饲料、农副产品、服装、百货，实际上主要进行鱼塘开发、村集体土地买卖、招商引资、投资房地产、娱乐城以及收取厂房租金等经营活动。审计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部分合同缺乏作价依据，显失公平。（一）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于1993年9月2日所签订的结算协议书的协议条款（3）注明群富公司联合开发房地产事业，永富洋行一直介绍外商到群富公司购地办厂，经双方协商一致，一次支付介绍费180万元整给永富洋行。而根据中府港（1999）21号文件对于招商引资工作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办法确定的奖励方案，引进购买工业用地5亩以上的，按照购地总值2%的比例予以奖励，在需要支付奖励之前，需由镇审计办对投资额进行核实。而叶修根实际于1992年期间为群众村引进外资企业一间，名称为“中山市慧仪织造厂”（即现在的中山市伟基织造有限公司），该厂购买工业用地8.704亩，购地款395773元，按照规定应支付叶修根7915.46元，其余介绍费1792084.54元支付缺乏依据。其后群富公司以土地20亩抵债给叶修根，每亩作价9万元，合计支付给叶修根180万元。另协议条款（5）约定群富公司在自留住宅地内规划5亩地给永富洋行作建住宅用地，收费标准按照成本价收取，此条款未明确核定价格，作价依据不足。据群富公司反映，此条款并未执行，会计账上也未见反映。（二）1996年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签订的厂房产权对换协议书存在未经必要的财务手续核对永富娱乐城的盈亏，就进行退还股东投资款的程序，即由群富公司承担永富娱乐城的投资亏损，而其他原合伙人则可以退回投资款，这种做法显失公平。二、固定资产管理不善，致使集体资产流失。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于1993年9月2日签订的结算协议书的协议条款（1）注明将二马路旁群富发展公司对面的三层厂房（即后来的永富工艺厂厂房）主楼建筑面积约3300平方米、副楼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以及空地面积3371平方米划给永富洋行所有，而由于永富洋行并非隶属于群富公司，该厂房的土地成本价为584620元，加上兴建厂房工程成本价2204652.16元，该三层厂房的总成本价应为2789272.16元，而叶修根以100万元购入成本价为2789272.16元的厂房，致使集体资产流失1789272.16元。据群众居委会的证明反映，永富工艺厂已经取得该厂房的土地使用证及房产证，产权人是永富工艺厂，已由叶修根于1999年1月提供给群富公司属下的合资厂中山市莹昌真空镀金技术有限公司作抵押给农业银行贷款之用，总贷款额250万元，其中转借68万元给群富公司，30万元借给叶修根，余款152万元由中山市莹昌真空镀金技术有限公司在使用。三、往来款核算不正确。群富公司于1993年4月26日划款150万元至叶修根私人账户，由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出具一张收款单，注明收到叶修根交来群富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投资款150万元，群富公司据此收款单作长期投资处理。审计认为，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登记的中方股东为衡阳建筑公司，外方股东为永富洋行，法定代表人为叶修根，未见群富公司对该公司的投资协议书，群富公司历年也没有收到该长期投资的任何投资收益，由此证明群富公司并非该公司的投资者。因此在没有长期投资合同的情况下，将该笔款作为长期投资核算处理是不正确的，应作为叶修根往来款处理。四、房产所有权不明晰。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于1993年9月2日签订的结算协议书的协议条款（2）注明群富公司将原卖给叶修根的原村委办公室收回用于开办村办老人中心，但该房产收回后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审计报告认为，以下三点应该及时处理：一、截至2002年11月19日，叶修根共计欠款5571438.46元，包括叶修根拖欠往来购地款及承包款490081.76元，多支付给叶修根介绍费1792084.54元，叶修根以100万元购入的永富工艺厂厂房致使集体资产损失的1789272.16元，群富公司对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划款150万元，上述款项金额大，时间长，应及时追缴。二、群富公司应与叶修根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三、群富公司转让永富娱乐城时退回原投资者480550元投资款应予追回，具体金额应按照永富娱乐城的盈亏状况决定。
2003年，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中检刑诉（2003）23号起诉书指控吴锦培、叶修根（于2002年5月24日被羁押）犯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向本院提出公诉。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包括以下几项：（一）1992年6月，时任群众村党支部书记的吴锦培在群众村将一块土地转卖给中宝制衣厂的过程中，与叶修根一起将土地款1660040元据为己有，其中吴锦培分得30万元，余款由叶修根占有，吴锦培与叶修根的上述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二）1993年4月，吴锦培利用任群众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便利，未经群众村支委会和村委会同意，擅自从群众村委会下属的群富公司转让土地款150万元到叶修根与他人合资的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1993年9月，吴锦培以退还叶修根投资款为由，将该150万元全部归叶修根所有，叶修根至今尚未退还。吴锦培与叶修根的上述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三）1994年至1995年期间，时任中山市港口镇副镇长的吴锦培与叶修根合谋，利用吴锦培主管港口镇村办企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职务之便，以代何洁波支付地款给叶修根为借口，先后12次从该公司代收代支华盛实业有限公司的款项中支付给叶修根74万元，该款至今尚未归还。吴锦培与叶修根的上述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2003年9月19日，本院作出（2003）中中法刑二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认定群富公司虽未与叶修根就150万元投资款签订书面协议，但吴锦培、叶修根均供称双方已达成口头协议，事实上叶修根也没有否认该150万元是群富公司的投资款，因此仅因未签订书面协议就否认群富公司的投资是不客观的。吴锦培没有刻意隐瞒有关事实，也没有从该项交易中获得个人利益，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该宗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此外检察院指控的其余两宗行为的罪名成立。据此判决认定吴锦培、叶修根均犯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各判处吴锦培、叶修根有期徒刑十四年。宣判后，吴锦培、叶修根均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4月27日作出（2003）粤高法刑二终字第556号刑事判决，认定吴锦培、叶修根实施与中山市港口镇地产房屋发展有限公司、中宝制衣厂之间进行交换、买卖土地行为时，未经群众村讨论决定，而且叶修根代表群众村签订协议时未加盖群众村的印章，不能视为群众村进行土地买卖交易，应认定为吴锦培、叶修根个人所为，但吴锦培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叶修根将原本属于群众村的土地932.56平方米的转让款251791.2元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共同构成职务侵占罪。另吴锦培与叶修根没有挪用何洁波单位款项的意图，且有关款项并非吴锦培单位的款项，吴锦培与叶修根的行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并据此撤销原审判决，判决吴锦培、叶修根均犯职务侵占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0年12月14日，叶修根与群富公司签署一份1987年至2010年9月底止的往来账对账总表，该份对账总表是由群富公司拟定的，叶修根对该对账表中应收账款的以下部分不予确认：1.衡阳房地产投资款150万元；2.永富工艺厂建厂房款1789272.16元；3.多支付引进介绍费1792084.54元。2012年3月28日，群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
原审诉讼中，叶修根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一份群富公司于2002年4月5日出具的《关于‘群富经济发展公司’与‘叶修根’合作经营期间的利润结算与及永富娱乐城与群富工艺厂物业置换结算的情况汇报材料》，该份材料中就群富公司与叶修根合作投资情况及利润回报情况反映如下：一、投资情况。1988年至1989年期间群众村与叶修根合作开发了三块土地的项目，双方于1989年2月签订了协议。为了扩大招商范围，还组建了群富公司，但由于村当时的集体经济还是比较薄弱，在整个开发运作中的资金投入大部分都是由叶修根垫支。在不断开发、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叶修根在1986年至1992年期间先后分别注入的资金多则上百万、十万，少则几万不等。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叶修根投入的资金累计有港币、人民币共200多万元（可惜当时的原始凭证由于几次办公楼搬迁遗失了1991年以前的单据，准确数据难于核算）。到了1989年，由于受六四事件的影响，房地产陷入低潮，所开发的土地无人问津，叶修根为了带动工业区的发展，忍痛卖掉正在经营的物业金龙阁酒楼，拿出100万元，在群富工业区的土地兴建两幢厂房（即永富娱乐城和永富工艺厂厂房）。由于资金不足，村只有一面建设一面进行招商引资。在叶修根的带动及引荐下，港商李慧仪在群富工业区落户，创建了一家伟基织造厂。经过以商养商，将卖土地的资金再开发，直到1991年房地产业终于盼来转机，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在吴锦培调到镇政府工作时，群富工业区已经发展到接近600亩的工业用地及200多亩的住宅小区用地。二、叶修根投资回报情况。1993年底至1994年初，由于群众村新旧书记交接，新任书记吴炳泉与叶修根同时提出要将群富公司与叶修根投资的关系搞清楚，将双方的产权明晰，并要求前任书记吴锦培参与处理。吴锦培带着这个问题将群富公司与叶修根多年来的投资关系向时任港口镇党委书记吴观带进行汇报。吴观带书记认为，叶修根是群富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十几年来出钱又出力，给予叶修根一定的投资回报及奖励是应该的。吴锦培按照吴观带书记的意见，召集村新旧的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制定了以下方案：（1）首先明晰产权，叶修根为了带动群富工业区发展建两幢厂房及前期资金采取多除少补的方法，村集体和叶修根各占一幢厂房；（2）叶修根前期投入的利润分成比较复杂，开发接近800亩土地之多，而且售出的地价不一，难以结算，采取一次性支付引进介绍费180万元（后折算成20亩工业用地，每亩含办证费计价为9万元）作为回报给叶修根。另群富公司在结束与叶修根的合股时，要将叶修根所投入的120万元退还给叶修根，当时群富公司资金困难，村干部考虑到衡阳房地产项目的风险大，反正该项目由叶修根管理，故在征得叶修根同意的情况下，群富公司决定将投资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股金150万元划退给叶修根作冲减投资款。到2000年港口镇审计办对农村财务进行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叶修根前期投入群富公司的资金已全部退回给叶修根，其还欠群富公司借款等款项计100多万元。经吴锦培反复核对，认为将叶修根前期投入的本金120万元与衡阳永富房地产项目投资150万元进行置换是不成立的，群富公司投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项目的投资款150万元应归群富公司所有。
原审诉讼中，群富公司出示了涉及涉案款项的账册资料的原件，但有关账册资料已是拆散了的账册散页，而并非整本的账册，对此群富公司未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另群富公司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其所反映的2000年港口镇审计办对群富公司进行审计的审计报告，以及其与建筑商就永富工艺厂厂房进行结算的相关资料。在群富公司提供的资料中，有一份1995年11月15日由时任群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炳泉出具的证明，证明的内容为：“群富公司原与香港永富洋行合作经营房地产业，经多年的合作后，双方同意分家，经我村支委与永富洋行协商，同意划拨原湖南衡阳投资的150万元给永富洋行作为多年合作的利润，特此证明。”
原审诉讼中，群富公司及群众居委会均确认，群众居委会（村委会）负责群众村的行政事务，群众经联社负责群众村的经济事项，群富公司是群众村集体成立的公司。群富公司成立后，虽然其与群众居委会（含前身群众村委会）及群众经联社在法律上是独立主体，但管理项目很多是一致的，三者在人员配置上很多是一样的，居委会（村委会）的书记同时也兼任群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修根则向原审法院反映，群众居委会（村委会）、群众经联社及群富公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实质是三位一体的。群富公司是群众村与叶修根一起开办起来的公司，之所以起名“群富”，是取了群众村名字中的“群”字和永富洋行名字中的“富”字。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合同纠纷。由于各方并未约定管辖法院，而叶修根的住所地在原审法院辖区范围内，群富公司自愿向原审法院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为具有涉港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双方未约定解决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因各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及有关合同的履行地均在我国内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最密切联系”的规定，内地法律与本案合同纠纷具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永富洋行是叶修根在香港独资开办成立的私营企业，其权利义务应由叶修根承受。
虽然群富公司未就到衡阳投资房地产事宜与永富洋行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叶修根、群富公司、中山丝绸公司三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合资在衡阳市以叶修根经营的永富洋行的名义投资（群富公司出资150万元，占其中30%份额），由永富洋行与湖南省衡阳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衡阳建筑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开发房地产，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之后叶修根已将群富公司投入的150万元投资款实际投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出具了收据予以确认收到群富公司的投资款，该款并没有为叶修根个人实际掌握和控制，群富公司也作为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隐名股东参与该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虽然群富公司于1993年9月2日与永富洋行签订的《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将叶修根前期投入群富公司的投资款120万元与群富公司投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150万元置换，但后双方已经协商取消了该项置换，群富公司已将对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权益收回。在此情况下，群富公司有权根据其与永富洋行达成的口头协议，就其在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权益向叶修根主张权利。但由于群富公司的投资款150万元已被投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并用于该公司的经营，群富公司也参与了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经营管理。群富公司欲取回其投资，只有以解除委托投资关系为前提。由于群富公司的投资款已被投入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而该公司运营中存在亏损的风险，对此群富公司应该可以预见得到。在群富公司未起诉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并对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进行清算的情况下，群富公司要求叶修根全额返还该笔150万元投资款有违公平合理原则，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群富公司已预交），由群富公司负担。
上诉人群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中，群富公司的150万元是直接划给了叶修根。1993年9月2日签订的《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将这一投资款150万元与叶修根的120万前期投资款进行置换，协议签订后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经营事宜全部由叶修根负责，群富公司再没有参与。原审判决已审理查明叶修根的120万元“前期投资款”并不存在，叶修根也同意将150万元退回群富公司，群富公司出具收据说明收回了永富洋行退回的衡阳房地产公司投资款150万元。但是原审判决遗漏了另一重要事实：在群富公司出具收回了永富洋行退回的衡阳房地产公司投资款150万元时，永富洋行叶修根也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了群富公司150万元往来款，也就是账目上群富公司收回衡阳房地产公司投资款150万元，但同时付给了永富洋行叶修根150万元，实质上叶修根这150万元根本没有退回。原审判决提及一份1995年11月15日吴炳泉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根本不是群富公司提供，其内容也与《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第四条相矛盾。原审判决最终将本案150万元认定是群富公司委托叶修根进行投资，认为在未解除委托投资关系的情况下，要求叶修根返还150万元有违公平合理的原则，这一认定没有尊重本案的客观事实：1993年签订《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后，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经营事宜全部由叶修根负责，1999年查实置换不能成立，当时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早已停止经营，叶修根已完全承担接受了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经营的风险和收益，群富公司已不可能再行使投资经营权，所以当时这150万元是以叶修根欠往来款的形式计入账目。综上，群富公司请求二审法院判令如下：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中一法民四初字第142号，改判叶修根向群富公司返还往来款150万元。
被上诉人叶修根二审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首先，群富公司提供的证据，反证了其同意划拨150万元给叶修根作为多年合作的利润。原审判决认定在群富公司提供的证据五中，有一份时任群富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炳泉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群富公司原与香港永富洋行合作经营房地产业，经多年的合作后，双方同意分家，经我村支委与永富洋行协商，同意划拨原湖南衡阳投资的150万元给永富洋行作为多年合作的利润，特此证明。”先不论群富公司将150万元冲抵了叶修根120万元投资款的事实，其按该证明再划拨150万元给永富洋行，也是群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理合法。其次，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该150万元不构成职务侵占，直接反驳了群富公司的欠款主张。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曾以叶修根侵占群富公司150万元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经审理，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群富公司与叶修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有口头协议，该150万元是群富公司在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且将群富公司的150万元与叶修根120万元投资款确实经过支委集体讨论，并以此认定该150万元不构成职务侵占，从而反证了叶修根不欠群富公司150万元。再次，该150万元已投入房地产开发，群富公司主张叶修根返还没有事实根据。投资150万元到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是群众村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款确实已通过银行转入房地产公司账户，用于该公司经营，并非叶修根掌握和控制。在投资房地产开发中，叶修根与群富公司的权利义务一致，性质相同，群富公司主张叶修根返还150万元没有事实根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叶修根已于1999年将该150万元的股权退回群富公司，群富公司可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叶修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群众大队联队、群众村党支部、群众村委会、群众村经济联合社有联营合作关系，投资办厂及开发土地等，并以人民币120万元出售沙溪金龙阁酒店，所得款项用于在群众村的投资。1993年签订的《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约定群富公司将其在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投资的150万元股权，冲抵欠叶修根的120万元投资款。该协议由群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群众村正、副书记和正、副村委会主任亲笔签名，并加盖了群富公司的公章，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叶修根早期投资的120万元，时值高于群富公司后来在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投资的150万元，相互冲抵没有损害群富公司利益。况且，群富公司于1999年10月25日向叶修根收回其在衡阳投资的150万元股权，并开立收款收据交给叶修根收执，重新确认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150万元股份归还群富公司所有，依法群富公司可继续行使股东权利，其再主张叶修根返还150万元没有事实根据。此外，群富公司声称《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签订后，其再没有参与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经营。但叶修根提供的证据证明群众村委会在衡阳设立的中山驻衡阳办事处继续参与经营，并派吴锡强监督，其仍在行使股东权利。退一万步讲，即使群富公司不参与经营，也只能证明其怠于行使其股东权利，而不能证明其没有回收该150万元股权。二、群富公司故意歪曲事实，其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群富公司声称“1993年签订﹤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后，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经营事宜全部由叶修根负责，1999年查实置换不能成立，当时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早已停止经营，叶修根已完全承担接受了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经营的风险和收益，群富公司已不可能再行使投资经营权，所以当时这150万元是以叶修根欠往来款的形式计入账目”，该说法与事实不符。1.叶修根提供的证据已证明，1993年双方签订的《群富公司与永富洋行结算协议书》后，群富公司仍然有行使股东权利，对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进行监督管理，并非群富公司所称的“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经营事宜全部由叶修根负责”。2.叶修根没有对群富公司的投资作任何担保，公司的债务与叶修根个人无关。群富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999年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已经停止经营，叶修根已完全承担接受了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经营的风险和收益。”倘若该公司停止经营，包括群富公司在内的投资者各方应当共同对公司进行清算，而非由叶修根承受该公司的投资经营风险和责任。3.群富公司作为企业清楚投资有风险，作为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者，依法应当共同承担投资风险。有限公司的投资者不得抽逃资金，群富公司却要求收回其全部150万元股权的投资，不仅有违公平合理原则，更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即使对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进行清算，群富公司也只能主张其股权最后的价值，而非其投资的150万元。原审判决有理有据，应当予以维持。三、本案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群富公司的诉讼主张不受法律保护。叶修根已于1999年将150万元股权退回群富公司，至今已超过十五年之久，当年的政策许多已经变更，且群富公司也无法提供完整的单据、凭证。群富公司在本案原审管辖权异议听证会上自认，2002年11月30日已收到审计报告，从该日期起计算，至群富公司2010年12月14日第一次向叶修根主张权利，也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服刑不属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法定事由，叶修根服刑不影响群富公司通过法律途径向原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服刑不能作为群富公司不主张权利的借口。叶修根不欠群富公司所谓的往来款，但退一万步讲，假设叶修根欠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群富公司的主张也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此外，从群富公司2002年11月30日收到审计报告起就应当知悉其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倘若上述一系列协议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群富公司应在2003年11月30日前向法院申请撤销。现已过一年除斥期，上述一系列协议依法有效，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审理恰当，应予维持。群富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原审第三人群众居委会二审辩称：同意群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理由。
本院二审除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上诉人群富公司确认如下事实：1.其主要依据中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永信报审字第（2002）第801号审计报告以及中府港（1999）21号文件提起本案诉讼；2.群富公司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12日的会计资料、财务账册是不完整的；3.涉案的150万元是群富公司向叶修根出借的借款，但没有借据；4.群富公司不是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实际参与经营，吴锦培是以其个人身份被聘为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董事，与群富公司无关。
本院二审再查明：群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一份《永富娱乐城收款收据》（NO.001731），载明“收到群富公司往来款（衡阳投资款折入）1500000元），时间为1999年10月25日，但该收据没有加盖公章，也没有叶修根的签名。原审中叶修根不确认该收据的真实性。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并未举出新的有效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合同纠纷。原审判决确定管辖权及准据法的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如下：一、上诉人群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叶修根是否应向群富公司返还150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一，群富公司与叶修根于2010年12月14日签订对账单，由于叶修根明确对涉案款项不予确认，因此群富公司应当自该时起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0年12月14日起计算。群富公司于2012年3月2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叶修根的此项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群富公司确认中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永信报审字第（2002）第801号审计报告所依据的群富公司1993年7月至2001年7月12日的会计资料是不完整的。而即便是这部分不完整的会计资料也未经叶修根确认和质证，故该审计报告未能真实、完整地反映群富公司与叶修根之间的涉案款项往来情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中中法刑二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已认定涉案的150万元是群富公司向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的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现群富公司主张上述款项实际是群富公司向叶修根出借的借款，应当提供足以推翻上述生效判决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是群富公司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第三，群富公司为证明叶修根实际上未将涉案的150万元退回给群富公司的事实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永富娱乐城收款收据》，但是该收据没有永富娱乐城的盖章及叶修根的签字确认。在叶修根不予确认的情况下，群富公司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于1999年10月25日向叶修根支付150万元的事实。由于群富公司未能对此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而叶修根已举证证实了群富公司已收到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价值150万元的股权，而群富公司此前也曾派出了驻衡阳办事处，任用了人员了解信息，因此本院对于群富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第四，群富公司认为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早已停止经营，其不能够行使相关的投资经营权，但其未能举证证明上述事实。而即便该事实存在，也不能成为群富公司主张叶修根返还150万元的事实依据和法定理由。综上，在衡阳永富房地产公司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群富公司要求叶修根返还150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中山市港口群富经济发展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军
审判员 吴朝晖
审判员 秦 燕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胡浪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