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5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顾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顾册村。
法定代表人胡宝利，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施易，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金龙，男，1973年8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侠，女，1977年12月22日出生。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李子光，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顾册村村民委员会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4）房民初字第08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顾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顾册村村委会）之法定代表人胡宝利、委托代理人施易，霍金龙及其与刘荣侠之委托代理人李子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霍金龙、刘荣侠于2014年6月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4年5月2日，常喜洲、张宜荣带儿子常××到霍金龙、刘荣侠家做客。午饭后，霍金龙、刘荣侠之子霍××与常××出去玩耍。当天下午15点左右，二人失去联系，后来被发现溺亡于一蓄水池。事发后，霍金龙、刘荣侠找到蓄水池的所有者顾册村村委会解决此事，但该村委会称无权处理此事建议走法律程序处理。霍金龙、刘荣侠认为霍××的死亡与顾册村村委会未对危险程度极高的蓄水池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有直接因果关系。为了维护霍金龙、刘荣侠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顾册村村委会赔偿霍金龙、刘荣侠死亡赔偿金806420元、丧葬费31339元、交通费1550元、尸体处理费3700元、医疗费334.6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以上合计923343.64元；本案的诉讼费由顾册村村委会承担。
顾册村村委会辩称：首先，不同意霍金龙、刘荣侠的诉讼请求；其次，霍金龙、刘荣侠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霍金龙、刘荣侠之子溺亡的蓄水池确实为顾册村村委会所有，但该蓄水池的功能是用于浇水，并且不在公众场所，而是在顾册村农用地中，蓄水池两边也安装了警示牌，明确写了禁止垂钓、游泳，违者自负。因此，顾册村村委会在霍金龙、刘荣侠之子溺亡的事故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霍金龙与刘荣侠系夫妻关系，霍××系霍金龙、刘荣侠夫妇之子，出生于2002年7月10日。
2014年5月2日，常喜洲、张宜荣夫妇带儿子常××前往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北市村的霍金龙、刘荣侠家做客。午饭后，霍金龙、刘荣侠之子霍××与常××外出玩耍。当天15时左右，常××、霍××与家人失去联系。后经霍金龙、常喜洲两家共同寻找，在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顾册村西南农业蓄水池内东南角发现霍××，后将霍××送往房山区第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18点左右，打捞队在蓄水池内东南角水中打捞出常××尸体。2014年5月6日，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霍××符合溺水死亡。2014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作出关于霍××死亡的调查结论，得出结论：霍××符合溺水死亡，霍××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
原审法院另查，发生事故的蓄水池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顾册村西南侧，四周均为农田，属于顾册村村委会所有。该蓄水池修建于2000年左右，东西池堤长120米，南北池堤长80米，池堤比四周农田高出约2.5米。蓄水池东侧和西侧池堤上各立有一块写有“此蓄水池为农用设施，禁止垂钓、游泳及他用，违者后果自负”文字的警示牌。
原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应当减轻侵权人的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在霍××溺亡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问题。本案中，霍××年满11周岁，其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当看到蓄水池旁的警示标志后应认识到该区域的危险性，其不顾危险提示不幸发生溺亡事故，霍××自身对事故的发生应存在一定的过错；霍金龙、刘荣侠作为霍××的监护人，其对于霍××的日常生活和健康成长，负有法定的监护义务，现霍金龙、刘荣侠对霍××外出玩耍一事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教育和监管义务，最终导致孩子溺亡，霍金龙、刘荣侠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的过错；顾册村村委会作为事发地蓄水池的所有人，在蓄水池东、西两侧安装了警示牌，并且日常安排有专人巡视，说明已经意识到了蓄水池的危险性，出事当天巡视人不在现场，在蓄水池的日常监管上存在一定过错。另外，虽然蓄水池四周均为农田，但是与居民区却相距不远，蓄水池的存在对于周围群众特别是年幼的孩子来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在法院勘验现场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附近群众仍在此垂钓，这也说明了顾册村村委会安装的警示牌不足以防止其他人进入事发区域，而应该采取更高级别的安全防护措施，绝不能对危险源存在丝毫的疏忽大意，故顾册村村委会作为蓄水池的所有人对于霍××的溺亡结果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责任比例，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及上述分析综合认定由顾册村村委会负担20%的赔偿责任。
关于霍金龙、刘荣侠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数额亦未超出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交通费的诉讼请求，考虑到溺亡事故后相关处理事宜，对于其超出救护车专用收据费用的部分，法院酌情一并予以支持；关于尸体处理费的诉讼请求，该损失确系为霍××溺亡后产生的合理费用，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霍金龙、刘荣侠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理由正当，但因主张数额过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及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为3万元。顾册村村委会均应按照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赔偿霍金龙、刘荣侠的上述损失。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判决：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顾册村村民委员会赔偿霍金龙、刘荣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交通费、尸体处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十七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元七角三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二、驳回霍金龙、刘荣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顾册村村委会不服，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霍金龙、刘荣侠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为：一、认为涉案蓄水池属农村基础设施，用于浇水，非交通要道和公共场所，不存在危害人们正常活动的安全隐患。且顾册村村委会在该蓄水池东西两侧分别安装了警示牌，明确载有“此蓄水池为农用设施，禁止垂钓、游泳及他用，违者后果自负”的内容，即已履行了告知义务，故主张顾册村村委会对霍金龙、刘荣侠之子溺亡不存在过错。二、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其提出并无法律规定该类蓄水池须采取更高级别的安全防护措施，且本市他处的类似人工水利设施亦不可能如是防护，故主张对顾册村村委会过错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霍金龙、刘荣侠同意原判。其答辩称：一、涉案蓄水池距当地居民区较近，系村民正常活动范围可到之处，有道路连通，池旁亦有台阶可行。且蓄水池设计结构呈斜面状，表面很滑，应有保护措施。二、他处水利设施各有特点，而本案蓄水池系顾册村村委会兴建，其应负有维护管理与安全防护义务。综上，不同意顾册村村委会的上诉主张，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在本院审理中，顾册村村委会提交2份证据材料，包括《顾册村平原造林地块管护工程合同》一份及《补充说明》一份，用以证明涉案蓄水池已于2014年6月承包给北京鑫宇绿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同时指出此次事件后蓄水池已由该公司加装了防护栏。经质证，霍金龙、刘荣侠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经本院现场勘验，现涉案蓄水池斜面处仍有杂草及苔藓。在其四周外围已建有近2米高的全封闭铁丝网护栏，蓄水池东南侧留有一门，系封闭状态，上有链锁锁住。当日周围无巡视人员。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就本案争议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上述事实，有户口本、现场照片、医疗费票据、救护车收费专用收据、尸体服务费发票、现场照片、公安局卷宗材料、《顾册村平原造林地块管护工程合同》、《补充说明》、勘验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情况，本次诉讼争议之焦点即顾册村村委会是否应当就霍金龙、刘荣侠主张的其子霍××在涉案蓄水池溺亡导致的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虽然涉案农用蓄水池系主要用于农田灌溉的农村水利设施，并非可供垂钓、游泳等的公共娱乐场所，但其所在地点距离顾册村村民居住地区及学校校区亦较近，村民及附近学生均有可能途经或行至该设施周边，其本身亦为开放型设施，斜面处较光滑并有杂草及苔藓等，一旦民众靠近将极易致失足溺水，且获救困难。故作为所有人，为避免意外的发生，顾册村村委会平时对该设施应给予更为严格的管理与维护。
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和本院勘验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除立牌警示外，顾册村村委会并未采取安装安全护栏或围挡对该设施予以必要地封闭或隔离，未派人定期巡视，对易成安全隐患的池内杂物亦未及时进行清理，加之其对该水域之危险未能证明已向周边公众广泛告知，更不能举证证明对村民特别是未成年人进行了充分地警示教育，故其对霍金龙、刘荣侠之子的死亡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考虑到该设施并非用于经营获利的商业化设施，故其责任范围应以主次为宜，原审法院对其责任酌定的20%比例甚为适当。
同时，就顾册村村委会所持关于此类蓄水池防护管理标准的异议一节，本院认为，目前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虽缺乏对此类农用设施的严格规范的管理规定，但涉案蓄水池的建筑结构、所建地点和周边环境等情况均较为直观，其所有者对上述情况应至为了解，对该设施安全隐患的存在亦应是可预见的，故其在可预防或控制的范围内应当尽可能采取一定的有效措施来避免人身损害的发生，且对类同于本案中溺亡的未成年人的保护，理应致其与危险合理隔绝，这是符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义务。而本市其他地域的水利设施与此案中情况不尽相同，以此及彼甚至完全类推尚缺乏明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对顾册村村委会此项上诉意见，本院难以采纳。
其次，顾册村村委会在本院审理中提供的证据材料即《顾册村平原造林地块管护工程合同》一份及《补充说明》一份，依其签署时间均形成于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期间，但顾册村村委会在原审中未提供此项证据，故该证据材料均非相关法律规定的二审中新的证据。顾册村村委会主张其已与北京鑫宇绿洲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对管护范围及其他权利义务等已作明确约定，故认为其亦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但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6月10日，显系在事发之后，该约定亦只对合同之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以此对抗第三人，从而规避自己的法定义务。鉴于此，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关联性明显不足，故顾册村村委会不能因此而免除或减轻其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对其该项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再次，根据公安机关的案卷材料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霍××在事发前曾称去打篮球而与本次事件中另一死者常××共同出门，后二人均溺亡于蓄水池中，尸体被发现时仍着有上衣和长裤。虽然霍××到达涉案蓄水池的真正目的已不得而知，但其父母霍金龙与刘荣侠对其未成年之子实未尽到应有的教育、管理和提醒的义务。且该水利设施之水域并非专供戏水玩耍之场所，本身幅面较宽阔，仅在岸堤驻足对水深实难观察清楚，该蓄水池周边亦立有警示牌予以提示，霍××对此应有正常的认知，但其未采取任何自我保护措施，本身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之过失，也直接导致了其本人溺水死亡的严重后果。因其监护人霍金龙、刘荣侠作为未成年人之父母，对其子女未能尽到必要的教育和监护义务，故其二人应对霍××之死亡承担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据此酌定其二人承担80%的责任依据充分，裁判适当。
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霍××系家中独子，正值青春少年之时溺水而亡，对其不幸本院深感遗憾。而乃见各方意见不一，终至成讼，本院亦甚为感慨。现顾册村村委会上诉认为自己已经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主张其对霍××之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无法支持。
经本院审查，原审法院核定的各项损失及赔偿金额均属适当，本院予以确认。
最后，本院认为，本次诉讼的要义，不仅在于求偿，民事侵权法律的立法目的之一正系捍护生命之可贵。本院希望各方当事人能够汲取教训，一方面，作为村民自治组织，顾册村村委会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要更加注重农村自身发展及与之相配套的基础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实行科学规范管理，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存在的问题，努力避免此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在一桩桩因对自然环境及设施的危险认识不足导致的不幸事件背后，呼唤的是为人父母者对子女所应认真履行的管教职责和法定监护义务，警醒的是纯真懵懂的未成年人在必要的帮助提示下对自身安全问题能够充分地认知与关注。如此，公民的人身权利当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尊重与合理的保护，农村及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亦能够得到积极的助推与必要的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566元，由霍金龙、刘荣侠负担5324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顾册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24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793元，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城关街道办事处顾册村村民委员会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洋
审 判 员 史佳伟
代理审判员 张新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武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