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台商终字第7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嫣。
委托代理人：尹朝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仁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管莉萍。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显根。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冯懿。
上诉人杨嫣为与被上诉人杨仁郎、管莉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3）台路商初字第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嫣的委托代理人尹朝辉，被上诉人杨仁郎、管莉萍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显根、冯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两被告系夫妻关系。2011年4月13日，被告杨仁郎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向原告借款人民币350万元，借款日期至2011年7月13日。
原告杨嫣于2013年4月16日，以被告杨仁郎、管莉萍未偿付借款350万元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350万元并支付原告自2011年7月13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被告杨仁郎、管莉萍在原审中答辩称：被告杨仁郎未向原告借款，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间是否真实存在本案讼争借贷关系。该院对争议焦点分析认定如下：本案被告虽认可借条的真实性，但否认借贷事实的发生。鉴于本案讼争金额较大，原告应对款项的交付情况进一步举证并作出合理说明。从被告提供的汇入、汇出款项明细及（2012）台路商初字第2301庭审笔录内容来看，原、被告间存在长期的资金往来，且原告帐户一度作为他人与被告杨仁郎资金往来的过渡帐户，而在2013年1月16日庭审中本案原告杨嫣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其帐户主要是作为他人与被告杨仁郎资金往来的过渡帐户，其个人所有资金进出为2、3万，4、5万元，大笔的也仅有贷款的款项20万元，其个人收入最高一年5万元，而在本案中原告提供台州银行对账单29张，认为其中部分大额取现行为系交付被告的借款，但该部分取现行为均发生于2011年之前，与杨嫣证言存在矛盾。而且在被告出具借条后，被告仍有资金存入原告帐户。原告未能对上述情形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对讼争标的350万元的形成的时间与方式及资金来源作出具体说明。综上，从本案讼争标的，出借人的支付能力，交易习惯，结合本案原、被告的陈述，根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该院认定原、被告借贷关系不能成立。原告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对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该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杨嫣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在审查本案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方面存在严重疏忽；1.原审法院没有对借条的形成情形进行认真审查，显然属于审查不严。截止2011年4月13日止，被上诉人杨仁郎共计向上诉人借款人民币350万元，2011年4月13日由被上诉人杨仁郎出具借条一张并亲笔签名，约定了2011年7月13日归还。实际上，该借条系2011年4月13日当日上午，被上诉人杨仁郎在上诉人办公室当面出具的。原审法院虽然认定了借条系被上诉人杨仁郎出具的事实，但未就为何出具一事进行审查认定，显然属于认定不当，因为杨仁郎在何种情况下出具借条对本案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证明作为。从借条的出具形式来看，该借条由被上诉人杨仁郎亲笔出具，借条上加盖了被上诉人杨仁郎的指印，被上诉人杨仁郎书写借条的笔迹也明显是正常书写，显然这一出具过程是认真且严肃的，被上诉人杨仁郎称其在醉酒情况下出具，且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显然属于谎言。被上诉人杨仁郎在事实面前，虚假陈述借条出具当时的事实，明显是为了逃避履行债务。2.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支付能力提出意见，认为上诉人没有支付能力显然错误。（1）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了2011年前后两个账户的资金进出情况。从该两个账户中，能明显看出上诉人的资金实力及资金进出情况，每个月几百万款项进出，对上诉人来说，都是较为正常的现象。（2）关于上诉人在2013年1月16日庭审时提到其个人款项进出有二三万、四五万，有一笔大笔的贷款20万元的情况指的是其个人日常生活进出情况，而不是生意上的往来只有这么多。退一万步讲，即使上诉人后面有其他投资人、合伙人，而上诉人是出面与他人直接发生借贷关系，难道这样发生的借贷关系就不能成立吗？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供了一系列对账单用于证明其中有部分取款系交付给被上诉人杨仁郎的借款，原审法院居然以此为理由认为上诉人的证言与其提供的对账单存在矛盾，上诉人无法理解这有何矛盾之处。同时，2013年1月16日，上诉人在该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时也提到了其与杨仁郎在2008年、2009年之前都是替别人汇款的，2010年之后，双方有了资金往来。这样的证言，原审法院怎么就不能拿到本案中参考，这样的证言也直接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审法院忽略了上诉人提供的强有力的资金实力证明（银行对账单），而从其说明工资情况，进而得出上诉人没有经济实力，显然属于认定不当。（3）原审法院把被上诉人杨仁郎出具借条之后仍然有钱汇入上诉人账户，也作为上诉人败诉的一个理由，显然错误。这一情况在一审时己经提出，被上诉人出具借款后，因为约定了还款时间，上诉人并没有就该笔款项向被上诉人催讨。之后这段时间里，双方另外还有款项往来，这一点从双方提供的款项往来账户中不难看出，该借条出具后，除了被上诉人杨仁郎有汇款给上诉人，同时，上诉人也有汇款给被上诉人杨仁郎。试想，如果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后，没有收到款项，作为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会跟上诉人有其他资金往来吗？可以得出结论，只有本案诉争的350万元借贷事实存在的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才有可能在借条出具后有其他的资金往来。3.上诉人的证人刘某出庭直接证明了被上诉人欠上诉人350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证人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定显然不当。证人刘某系金桥集团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金桥集团系台州市著名的汽车销售和维修的集团公司，旗下有包含一汽大众、长安铃木等十多个品牌的汽车销售4S店，总裁刘某同时也是政协委员，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另外，被上诉人杨仁郎与证人刘某系同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原先案外人李海波、被上诉人杨仁郎、还有案外人戴某等人经常在证人刘某家中聚会聊天。因此，上诉人、案外人李海波与被告杨仁郎之间就如何还款产生纠纷后，均找到证人刘某出面调解。证人刘某在原审庭审时直接证明了被上诉人杨仁郎尚欠上诉人350万元并商定了如何归还的事实，证人刘某与本案诉争各方都系普通朋友关系，甚至证人刘某与被上诉人杨仁郎的关系要比与上诉人关系更为密切。他按照事实作出的有利于上诉人的证言显然是基于内心的良心，系其曾经作为中间人的一句公道话。证人刘某与原被告基本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他的证言毋庸置疑，他也没有理由作虚假证词，原审法院认为证人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对证人证言不予采纳显然不当。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庭审时双方的陈述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人民币350万元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显然不当。1.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被上诉人一味否认双方存在借贷事实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不应得到支持。2.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及现金取款情况，足以证明上诉人具有交付借款的经济实力和交付借款的事实发生。3.证人刘某的证言系证明本案借贷关系发生且双方协商如何还款这一事实的直接证据，其与本案各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其证言应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杨嫣、管莉萍答辩称：一、本案借条如何形成，被上诉人在原审作了详细陈述，即使借条真实存在，上诉人也未交付。二、上诉人没有大额的支付能力，上诉人在其他案件中，提供的所谓银行往来帐并非上诉人所拥有的资金，在（2013）浙台商终字第296号上诉人明确承认其与杨仁郎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帐户资金也并非其所有，因此上诉人说自己有支付能力，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350万元是结算形成的，为什么当时上诉人不在场，而由第三方来协调，这不现实，证人刘某协商的也仅仅是杨仁郎和李海波之间的纠纷，是被原审否认的证言，上诉人又以此作为证据，显然不合理。三、杨仁郎到底有无向上诉人借款，举证责任应在上诉人方。综上，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杨嫣申请证人戴某出庭作证。戴某陈述：其与双方当事人均是朋友关系；2011年10月，由李海波召集，其与刘某、杨仁郎、李海波在路桥左岸咖啡谈了两个事：一是杨仁郎欠李海波四五十万元，后来双方谈妥20万元就算了；二是杨仁郎欠杨嫣350万元，当时说好分两期还，第一期付200万元，第二期付150万元，当时杨嫣不在场；其没有看到杨嫣把350万元款项交给杨仁郎，没有看到过350万元的借条。
上诉人杨嫣质证认为：经过证人的陈述及法庭的发问，可以得出结论，证人证言能够直接证明杨仁郎总计欠上诉人350万元，并且谈及分两期还的事情。
被上诉人杨仁郎、管莉萍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客观也不真实，他在协调上诉人和杨仁郎的纠纷，但关键人物杨嫣却不在场，根本不存在协商的事。证人在2013年2月16日出庭作证杨仁郎和李海波之间的案件，根本没有提到解决杨嫣和杨仁郎之间的纠纷。证人对于所谓的借款350万元也没有看到过，且谈好分期的事情，杨嫣也不知道。故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本院认证认为：证人陈述，在路桥左岸咖啡商谈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350万元款项时，杨嫣并不在场，本院认为，杨嫣是本案讼争借款的出借人，按情理，其是利害关系人，其不在场而由他人商谈还款事宜显然不符情理，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杨仁郎、管莉萍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2013）浙台商终第29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上诉人自己承认与杨仁郎之间没有经济往来。
上诉人杨嫣质证认为：上诉人言杨仁郎之间自2010年开始就有资金往来，这在（2012）台路商初字第2301号案庭审中，上诉人有说明。
本院认证认为：在（2012）台路商初字第2301号一案［二审案号：（2013）浙台商终第296号］中，上诉人杨嫣在原审中作为证人，陈述其与杨仁郎在2008、2009年前没有经济往来，在2010年后有经济往来，在二审则陈述其与杨仁郎无经济往来，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其证言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理由详见本判决论理部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杨仁郎对其向上诉人杨嫣出具了一份借条无异议，本案争议的是上诉人杨嫣有没有交付相应的款项。在（2012）台路商初字第2301号一案中，上诉人杨嫣于2013年1月16日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陈述其帐户主要是作为他人与被上诉人杨仁郎资金往来的过渡帐户，其个人所有资金进出为2、3万，4、5万元，大笔的也仅有贷款的款项20万元，其个人收入最高一年5万元。根据这一陈述，上诉人杨嫣的收入与本案借贷金额350万元相比，显然相对悬殊。上诉人杨嫣于原审提供了台州银行对账单，对其中部分大额取现其认为是交付给被上诉人杨仁郎，但这一主张与其作为证人所作的关于个人收入最高仅5万元的证言相矛盾。上诉人杨嫣于上诉时还提出，即使其本人无支付能力，也不能排除由他人提供资金的可能，但上诉人杨嫣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资金由他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另外，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台州银行对账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讼争借条的出具日期2011年4月13日前，被上诉人杨仁郎通过台州银行打给上诉人杨嫣的款项比上诉人杨嫣打给被上诉人杨仁郎还多出数百万元，而上诉人杨嫣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本案借贷款项，况且上诉人杨嫣作为证人在（2012）台路商初字第2301号案的二审审理过程中也陈述其与杨仁郎无经济往来。综上，原审法院结合本案讼争标的、出借人的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及双方的陈述，根据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上诉人杨嫣未交付款项给被上诉人杨仁郎，并无不妥。上诉人杨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杨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敏军
审 判 员 梅矫健
代理审判员 马永飞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代书 记员 杨啸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