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宣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宣民初字第1892号
原告吴特兴，男，1965年4月5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宣威市人。
原告高丽芝，女，1961年11月2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宣威市人。系被告吴特兴之妻。
委托代理人张庆伟、董荣黎，云南泽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孙丹朝，男，1971年1月29日生，汉族，大专文化，宣威市人。
委托代理人缪祥照，云南天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詹家英，女，1977年12月20日生，汉族，居民，大专文化，云南省玉溪市人。
委托代理人朱家启，云南天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吴特兴、高丽芝与被告孙丹朝、詹家英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特兴、高丽芝及其委托代理人董荣黎、张庆伟，被告孙丹朝的委托代理人缪祥照，被告詹家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家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特兴、高丽芝诉称，2013年原告因归还银行贷款曾向被告孙丹朝借款，被告孙丹朝也曾承诺帮助原告融资。被告孙丹朝承诺的融资一直未能成功，而原告需要在2015年3月需归还的700万元的银行贷款又很快到期。原告为了融资经人介绍找到被告詹家英，双方经过商谈后，詹家英同意借款700万元给原告，但要求被告办理五套抵押给银行的房产的授权委托书，理由是方便其到银行办理各种融资事宜，原告当时完�信以为真。2015年3月2日，原告和被告詹家英到了昆明中衡公证处，原告在被告提供好的委托书上签了字，原告当时处于对被告的信任根本就未看委托书的内容。
2015年3月3日，原告收到700万元（被告詹家英分两次直接打款500万元，孙瑞一次性打款200万元）。当日，在被告的监督下该700万元直接归还了银行的700万元贷款。
2015年3月15日，原告突然听说原告所有的宣房权证字第XX房屋所有权于2015年3月13日已经变更到孙丹朝的名下，变更后的产权证号为“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为此，原告立即向宣威市房产监理所进行询问为何发生房屋产权过户，宣威市房产监理所工作人员口头答复该房屋是詹家英作为代理人将该房屋已经卖给了孙丹朝。由于此事原告根本就不知道，代理人詹家英也从未告诉过原告要出售该房屋以及出售房屋的价格等情况。原告知悉�事后，立即要求代理人詹家英告之详情并将出售房屋的价款和买卖交易的全部文件立即交给原告，但是代理人詹家英始终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原告于2015年3月31日向被告发出《撤销授权委托函》并通过公证邮寄送达。该函中明确要求被告以“委托人（或代理人）身份签署的有关本人房产交易的合同律师文本及相关的付款、收款、税费等相关凭证、资料、文件全部披露给本人并将所有合同文件、收款等文件资料全部交给委托人。”该函件发出后，被告仍然置之不理。
原告经多方查证，后终于发现被告詹家英竟然以40万元的价格将“宣房权证字第**号房屋”卖给孙丹朝。该房屋的市场价值最少也是500万元以上。我们认为上述交易已经构成双方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就交易价格来说也显然属于显失公平。两被告的行为直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请求人民法院一、判令撤销《房屋买卖协议》；二、被告协助恢复宣房权市区字第XX号房屋原产权登记。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孙丹朝辩称，孙丹朝与原告吴特兴、高丽芝的公证过的詹家英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涉案房产五套中的四套办理过户手续，是基于原告吴特兴、高丽芝与被告孙丹朝2014年6月15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暨债务处置协议书》，约定过户到孙丹朝名下的四套房屋，抵偿吴特兴、高丽芝欠孙丹朝的8287302元，加孙丹朝支付税费1271844.24元，孙丹朝购买本案四套房屋合计价款为9559146.24元。四套房产合计面积1396.28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价格为6846.15元。不但不损害原告的利益，还实现了原告利益的最大化。原告吴特兴、高丽芝与被告孙丹朝的买卖合同，不具有撤销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詹家英辩称，1、詹家英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015年3月2日，吴特兴、高丽芝通过云南省昆明市中衡公证处公证，出具委托书给被告詹家英，委托事项为还贷、赎房、出售；并约定了10项具体授权。詹家英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2、本案的买卖合同，不具有撤销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1、本案《房屋买卖协议》中，原告吴特兴、高丽芝与被告詹家英签订的委托书、被告詹家英的代理行为是否合法？该《房屋买卖协议》效力如何、是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撤销的情形？2、原告吴特兴、高丽芝诉请被告协助恢复房屋原产权登记的请求是否成立？
原告吴特兴、高丽芝为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在庭审中�交了下列证据：
第1、2组证据分别为：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结婚证复印件、詹家英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主体资格。
第3组证据房屋买卖协议、完税凭证、房屋买卖契约各一份，证明詹家英与孙丹朝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核税的依据；
第4组证据，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一份，证明原告为原房屋所有权人。
第5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一份，原告2015年3月3日向詹家英转款30万元，证明是用于支付借款500万元三天的利息。
第6组证据，土地评估报告书一份，证明委托人不是原告吴特兴，原告吴特兴不知情，詹家英与孙丹朝是恶意串通。
第7组证据，地方发票一份，证明吴特兴3月13日在昆明，有关吴特兴在宣威的签字不是其本人。
第8组证据，2015年3月11-12日云南省支付结算综合业务系统专用凭证五份，证明500万元不是购房款，是借款。
第9组证据，网行跨行转账回单五份，证明吴特兴的钱打到詹家英的帐上，是恶意串通。
经质证，被告詹家英对原告提交的1、2、4组证据无异议；对第3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真实房屋交易价的买卖合同是原告与许文君、詹家英与孙丹朝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价格，而不是该组证据中的《房屋买卖协议》和《房屋买卖契约》所反映的价格；对第5组证据认可，但认为是代理报酬；对第6组证据证明目的有意见，认为授权委托书有明确授权，不存在恶意串通；对第7组证据认为吴特兴在昆明开宾馆，不能完全排除就不能来宣威；对第8、9组证据，转款人系许文君的朋友，转款凭证填为借款也不能否认房屋的买卖，不能证明詹家英的代理行为存在违法、恶意串通。被告孙丹朝对原告提交的1、2、3、4组证据无异议，但真实房屋交易价的买卖合同是原告与许文君、詹家英与孙丹朝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的价格，而不是原告第3组证据中的《房屋买卖协议》和《房屋买卖契约》所反映的价格；对第5组证据认为与孙丹朝无关；对第6组证据认为授权委托书有明确授权，评估只作为立案依据，不存在恶意串通；对第7组证据认为吴特兴在昆明开宾馆，不能证明孙丹朝与詹家英恶意串通；对第8、9组证据认为与孙丹朝无关。
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交的1、2、3、4组证据被告詹家英、被告孙丹朝无异议，经本院结合案件查明的其它事实审查，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使用；对原告提交的5、6、7、8、9组证据，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经本院结合案件查明的其它事实审查，与本案无关联性，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故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詹家英为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在庭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2015）云昆中衡证字第X号《公证书》一份，证明詹家英经公证取得本案原告吴特兴、高丽芝的合法授权，有权代理原告吴特兴、高丽芝出售本案房屋。
第二组证据：1、债权债务确认及债务处置协议书一份、2、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该组证据证明，詹家英与孙丹朝签订买卖协议，是基于孙丹朝与吴特兴、高丽芝于2014年6月15日所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及债务处置协议书》，以及詹家英系吴特兴、高丽芝的合法代理人。同时还证明孙丹朝以远高于之前与吴特兴、高丽芝约定的价格，仅仅购买本案四套房屋，（原约定五套，且吴特兴、高丽芝承担过户费）不但不损害原告利益，而且实现原告利益最大化。
经质证，原告吴特兴、高丽芝对詹家英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委托书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对第二组证据，债权债务确认及债务处置协议书原告吴特兴、高丽芝确实签字，但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房屋买卖协议的三性均不认可。被告孙丹朝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认为，对被告詹家英提交的一、二组证据，经本院结合案件查明的其它事实审查，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相互佐证，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使用。
被告孙丹朝为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在庭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
一、1、借据、委托书、转账凭证各一份，证明2013年5月14日原告吴特兴向被告孙丹朝借款800万元；2、借据、转账凭证，证明原告吴特兴于2013年10月10日向被告孙丹朝借款500万元。
二、《债权债务确认暨债务处置协议书》一份，证明截止2014年6月15日，二原告欠被告孙丹朝借款本息合计13287302元。并约定原告于2014年8月11日还清8287302元，则孙丹朝少要500万元，若不按照约定还款，则孙丹朝少要500万元的承诺作废，原告将1、“宣国用（2009）第XX号”，使用面积994.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建筑面积231.76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3、“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建筑面积312.78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4、“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建筑面积966.8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5、“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建筑面积468.26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6、“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建筑面积383.48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上述财产即“特兴大酒店”及该酒店附属的建筑、用地等），作价抵偿给被告孙丹朝，并由二原告承担过户变更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三、公证书一份，证明被告詹家英经公证取得本案原告的合法授权。有权代理原告出售本案房屋。
四、《房屋买卖协议》一份，与第1-3组证据一起证明，被告孙丹朝与被告詹家英签署的买卖协议，是基于孙丹朝与二原告于2014年6月15日所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暨债务处置协议书》。以及詹家英系二原告的合法代理人。同时还证明被告孙丹朝以远高于之前与二原告约定的价格，仅仅购买了本案的四套房屋（原约定为五套，且由二原告承担过户的所有费用），不损害原告利益。
五、民事起诉状、撤诉申请、准予撤诉的裁定各一份，证明被告孙丹朝就二原告欠款一事，曾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后与原告及原告代理人詹家英协商后，被告孙丹朝撤回起诉。
六、完税证明、税收缴款凭证、转让手续费发票、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房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孙丹朝代原告缴纳过户税款、交纳转让手续费，本案房屋已经完成合法的房产过户手续。
经质证，原告吴特兴、高丽芝对被告孙丹朝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合法性及借款事实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无异议，不认可合法性，抵偿是留置条款；对第三组证据原告签字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房屋价款依然较低；对第五、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被告詹家英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认为，对被告孙丹朝提交的一、二、三、四、五、六组证据，经本院结合案件查明的其它事实审查，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相互佐证，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使用。
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证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告吴特兴、高丽芝系夫妻关系，在宣威市龙堡路（现锦西北路X号）有房产一栋，房屋产权证号为：宣房权证市区字第X、0XX、XX、XX、**号。原告吴特兴以承包工程需用款为由，于2013年5月14日向被告孙丹朝借款人民币80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一个月，月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2013年10月10日再次向被告孙丹朝借款人民币50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二十日，月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在约定还款期限届满后，原告吴特兴没有偿还本息，至2014年4月，原告吴特兴偿还650万元的利息后拒绝还款。2014年6月15日，经结算，原告吴特兴、高丽芝与被告孙丹朝签订了《债权债务确认暨债务处置协议书》，确认了原告吴特兴、高丽芝截止2014年6月2日止，欠被告孙丹朝的借款本息为13287302.00元，并约定，吴特兴、高丽芝经营困难，被告孙丹朝同意其少还500万元，吴特兴、高丽芝夫妇在2014年8月11日前偿还828.7302万元；吴特兴、高丽芝用名下所有的6项房地产作为还款担保，同时约定若到期还不清借款，被告孙丹朝少还500万元的承诺作废，二原告将上述房地产作价并授权委托代理人办理过户变更手续等。至2015年3月，原告吴特兴、高丽芝拒绝偿还孙丹朝的借款及办理上述房地产的过户手续。孙丹朝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4日作出（2015）曲中民初字第123-1号裁定，查封了上述房产。2015年3月2日，吴特兴、高丽芝通过云南省昆明市中衡公证处公证，出具委托书给被告詹家英委托其代还所欠银行借款700万元，并委托詹家英处置上述担保房产。之后，吴特兴、高丽芝未偿还詹家英代还的银行借款700万元。2015年3月13日，詹家英作为吴特兴、高丽芝的委托代理人，请求孙丹朝申请解除上述房产的诉讼保�，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詹家英基于吴特兴、高丽芝与孙丹朝于2014年6月15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暨债务处置协议书》，以及詹家英与吴特兴、高丽芝的委托关系，代表吴特兴、高丽芝将“宣国用（2009）第XX号”，使用面积994.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上建造的下述四套房产，以8287302.00元卖给孙丹朝。该四套房产为：1、“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建筑面积231.76平方米；2、“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建筑面积312.78平方米；3、“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建筑面积468.260平方米；4、“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建筑面积383.48平方米。上述四套房屋过户到孙丹朝名下之后，抵偿吴特兴、高丽芝欠孙丹朝借款额中的828.7302万元。即孙丹朝与吴特兴、高丽芝于2014年6月15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暨债务处置协议书》中的相应欠款金额部分。抵偿不完的部分由孙丹朝向吴特兴、高丽芝另行主张，詹家英不负责为孙丹朝追讨下欠款项。2015年3月2日，吴特兴、高丽芝与许文君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产权证号**号房产一套以500万元出售给许文君。上述五套房产于2015年3月13日完成了全部的房产证过户手续。被告孙丹朝的房屋产权证号为：宣房权证市区字第XX、XX、XX、**号。被告许文君的房屋产权证号为：宣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在孙丹朝、许文君缴纳完土地过户的相关税费之后，原告吴特兴、高丽芝于2015年3月16日申请终止办理相关手续，同月31日致函被告詹家英撤销授权委托，并在云南省昆明市真元公证处公证。原告吴特兴、高丽芝拒绝配合孙丹朝、许文君办理上述五套房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相关过户手续。2015年4月10日，孙丹朝、许文君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詹家英、吴特兴、高丽芝将位于宣威市西宁街道锦西北路的“�国用（2009）第XX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地价199.5238万元），使用权人由吴特兴过户变更到孙丹朝、许文君名下。2015年6月8日原告吴特兴、高丽芝向本院起诉，要求判令撤销《房屋买卖协议》，并协助恢复宣房权市区字第XX号房屋原产权登记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被告孙丹朝、许文君同意只要原告吴特兴、高丽芝给付本案买卖合同的价款828.7302万元和500万元及房屋过户已缴纳的税款1271844.24元和894443.8元，同意返还房屋；原告吴特兴、高丽芝虽同意，但无钱支付，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合同撤销权，是指撤销权人因合同欠缺一定生效要件，而享有的以其单方意思表示撤销已成立的合同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吴特兴、高丽芝的委托代理人詹家英与孙丹朝和原告吴特兴、高丽芝与许文君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宣国用（2009）第XX�”，使用面积994.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上建造的五套中的四套房产，以8287302.00元卖给孙丹朝；另一套以500万元卖许文君，并已经办理了相关的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有原、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现原告吴特兴、高丽芝提出《房屋买卖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显失公平”。本院认为，恶意串通行为，是指在买卖活动中，双方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表现为：串通掩盖事实真相在应价过程中串通一气，有意压价，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显失公平是指所订立的明显对自己有重大不利的合同，往往是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等、经济利益上不平衡因而违反公平合理原则。而本案原告吴特兴、高丽芝的委托人詹家英与被告孙丹朝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系在其《债权债务确认暨债务处置协议书》约定的基础上签订的五套中的四套房屋，合计面积1396.28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含税价格为6846.15元；原告吴特兴、高丽芝与许文君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系其所为，面积966.85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含税价格为6096.54元。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吴特兴、高丽芝所提交的证据未有相关证据佐证本案存在“恶意串通、显失公平”的客观性，故其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特兴、高丽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嘉志
人民陪审员 宁显志
人民陪审员 蒋学攀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