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广海法行初字第1号
原告：徐少情。
委托代理人：陈铭，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智海，广东同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城区大队。住所地：广东省汕尾市区。
法定代表人：苏家添，该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叶爱芳，广东善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雪萍，广东善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焕儿。
原告徐少情不服被告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城区大队行政处理决定，于2014年12月30日向本院起诉，2015年1月15日补正起诉材料。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熊绍辉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科雄、代理审判员陈骏涛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吴炼担任本案记录。因黄焕儿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5年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陈铭、袁智海，被告法定代表人苏家添及其委托代理人叶爱芳、胡雪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黄焕儿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是汕尾市城区的渔民，因生产和生活需要，以32万元的价格向案外人陆生辉、燕光尾购买一艘渔船。2009年11月，原告以15，000元的价格向第三人黄焕儿购买“粤汕尾20194”渔船的相关权利，并约定黄焕儿协助办理船证等事宜。根据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粤海渔函（2009）3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原告向被告申请办理“船证不符”手续，缴纳了各种费用和相关罚款后，于2011年2月取得“粤汕尾20194”渔船的相关证书，使该渔船纳入正常管理。2014年2月28日，被告以原告采用欺骗手段取得渔业船舶证书为由，作出注销“粤汕尾20194”渔船船舶证书的行政处罚。原告为此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州海事法院以（2014）广海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粤城区渔政罚决（2014）1-0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14年11月14日，被告作出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注销“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舶国籍证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同时违背合理行政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被告作出的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二）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材料：1.燕光尾和陆生辉的证人证言、协议书、“粤汕尾20194”渔船登记数据库信息，拟证明原告通过合法买卖取得“粤汕尾20194”渔船的所有权；2.粤海渔函（2009）3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管理的通知》、会议纪要、遗失声明、证明书、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收据、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省库捕捞许可证核船证明书、广东省渔业船舶IC卡人身平安互保凭证、渔船财产互助保险凭证、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费发票、购买渔船安全设备发票，拟证明原告合法取得“粤汕尾20194”渔船所有权并实际经营船舶；3.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中共汕尾市城区纪委开出的财务收据，拟证明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扣押原告的渔船证书、中共汕尾市城区纪委收缴原告柴油补贴款652，590元；4.粤城区渔政罚决（2014）1-0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作出注销原告渔船证书是错误的；5.拘留通知书和会见笔录，拟证明汕尾市公安局对原告进行刑事拘留的做法是违法的；6.本院（2014）广海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原《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撤销；7.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拟证明被告再次作出行政处罚注销“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舶国籍；8.庄厚樛、骆科银等人的证言，拟证明在2010年8月9日下午的局班子扩大会议上，被告决定保留“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号。
被告辩称：一、被告根据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的证据材料以及被告调查取证获取的证据足资证明原告利用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了“粤汕尾20194”渔船船舶国籍的事实，违法事实也经广州海事法院作出的（2014）广海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查明认定。被告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告知相关人员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等权利，并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组织听证会，充分听取了听证人员的陈述、申辩，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基于原告在“粤汕尾20194”渔业船舶国籍申办过程中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十五、第十七条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作出的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原告称其购买渔船、船号及通过“船证不符”手续取得本案船证，不存在欺骗的说法与事实、法律不符。三、原告主张不应注销“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舶国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作出的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维持，原告的诉求无理无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材料：1.组织机构代码证、汕市区机编（2002）64号关于印发《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城区大队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拟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本院（2014）广海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根据该判决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伪造虚假材料假冒第三人黄焕儿以欺骗等手段取得“粤汕尾20194”渔船登记证书的事实已经该生效判决认定；3.粤海渔函（2009）3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管理的通知》、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庄厚樛的调查笔录，拟证明“粤汕尾20194”渔船不符合“船证不符”的办理条件，是利用欺骗手段通过非法审批手续获得渔业船舶证书；4.案件处理意见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程序）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笔录，行政处罚听证会报告书，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作出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第三人黄焕儿书面述称：虽然数据库中将“粤汕尾20194”渔船登记在其名下，但其实际没有渔船也没有渔船证书。在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其询问时，除了承认与原告签订合同约定以15，000元将渔船证书卖给原告并从原告领取的柴油补贴款中得到过8，000元外，对于原告以其名义以“船证不符”向被告办理渔船证书的事实不知情，对被告作出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注销“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舶国籍没有异议。
第三人黄焕儿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是真实的，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各方当事人仅对部分证据材料的关联性或所证明的事实存有不同的观点，为此，应确认这些证据材料的证据属性，但其证明的案件事实应综合庭审情况及其他证据的印证情况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
一、“粤汕尾20194”等渔船领取柴油补贴款的相关情况
2007年7月11日，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上报了2006年674艘发放柴油补贴渔船基本情况汇总表。根据汕尾市纪委、汕尾市检察院的安排，校对油补渔船基本情况工作小组于2007年7月13日至14日对上报汇总表进行核查。2007年7月14日，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支队向汕尾市纪委、汕尾市检察院出具对城区领取柴补渔业船舶核查情况汇报，认定“粤汕尾20194”渔船在2005年汇总数据库中属于不存在的渔船。随后，汕尾市海洋与渔业局对汇总表的渔业船舶进行调档复查，并于8月28日向汕尾市纪委和汕尾市检察院出具关于市城区领取柴油补贴渔业船舶核查情况的报告，认定船主为黄焕儿的“粤汕尾20194”渔船在2005年汇总数据库中属于不存在的渔船，不属于发放柴油补贴的对象。2013年12月19日，中共汕尾市城区纪委和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向被告发出移送函，该移送函称：近期，区纪委和区检察院在联合调查国家渔业柴油补助资金在我区落实情况过程中，发现在2007年已被市纪委和市、区两级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查处的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原有关领导，在2006年虚构并非法进入数据库、领取了2007年度柴油补贴款的10个船号中，有黄焕儿名下“粤汕尾20194”渔船和徐孝胜名下“粤汕尾20014”渔船两个船号未被注销，又领取了柴油补贴款。现联合调查组对该两船号领取的柴油补贴款进行了追缴，并暂扣“粤汕尾20194”渔船相关船证（“粤汕尾20014”渔船相关船证已被你队暂扣）。鉴于该两个船号系虚构而来并非法进入数据库，根据渔船管理有关规定，现将联合调查组暂扣的“粤汕尾20194”渔船相关船证及有关调查材料移送你队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于2014年1月20日前报区纪委、区人民检察院。
二、原告购买“粤汕尾20194”渔船船号及办理船证的相关事实
2014年7月21日，案外人燕光尾和陆生辉在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向他们调查时确认，两人将合伙的一艘渔船（长23.8米、270千瓦）以32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但该渔船没有船号和船证，属于“三无”船舶。大约在2009年11月，原告在得知汕尾渔业船舶数据库中黄焕儿名下有“粤汕尾20194”渔船船号后，要求黄焕儿将船号卖给原告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后双方于2009年11月4日签订协议书，约定黄焕儿将“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号和历年柴油补贴以15，000元出售给原告，并在当地报纸刊登公告，声称黄焕儿名下的“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证遗失。原告随后找人假冒黄焕儿骗取马宫盐町村委会的村干部陈茂郁出具的证明材料，在黄焕儿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黄焕儿的名义向被告提交买卖合同、要求补办渔船证件申请、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和广东省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等证据材料，申请被告办理“粤汕尾20194”渔船船证，骗取被告许可其办理所有人为黄焕儿的粤汕区（2006）第YD000069号D《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证书》、粤汕区（2006）第YQ000069号D《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和“粤汕尾20194”渔船船舶国籍。上述事实有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原告、黄焕儿等人调查时所作笔录及经原告核实后确认的假冒第三人黄焕儿的名义向被告提供的买卖合同、要求补办渔船证件申请、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和广东省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等证据材料为证。原告办理“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证后，领取了2010年和2011年的渔业船舶柴油补贴款。
三、被告注销“粤汕尾20194”渔船船证的相关事实
2013年，汕尾市纪委和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在联合调查国家渔业柴油补助资金落实情况过程中，发现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原有关领导在2006年虚构并非法进入数据库，以“粤汕尾20194”渔船和“粤汕尾20014”渔船领取了2007年度的柴油补贴款，两个船号未被注销，又领取了2010年和2011年的柴油补贴款。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汕尾市海洋与渔业局庄厚樛等人进行调查，庄厚樛称，如“粤汕尾20194”渔船和“粤汕尾20014”渔船在2007年已被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查处，再以“船证不符”重新纳入正常管理并申请船证，是不合法的，领取的柴油补贴款也是非法的。联合调查组随后对该两船号领取的柴油补贴款进行了追缴，其中追缴原告的柴油补贴款为652，590元，并暂扣了“粤汕尾20194”渔船相关船证，包括粤汕区（2006）第YD000069号D《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证书》、粤汕区（2006）第YQ000069号D《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和“粤汕尾20194”渔船船舶国籍证书，同时要求被告依法作出处理。2014年1月7日，被告接受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材料，以涉嫌利用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渔业船舶证书为由予以行政处罚立案。1月22日，向黄焕儿送达协助调查通知书。1月24日，黄焕儿在被告制作的陈述、申辩笔录中明确表示，是原告利用其身份证和船号，制作虚假资料骗取船证，其同意有关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粤汕尾20194”渔船及相关证书，如要注销船证其放弃听证的权利。同日，被告向黄焕儿送达了粤城区渔政听告（2014）1-0101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程序）。同日，被告发出公告，认为“粤汕尾20194”渔船和“粤汕尾20014”渔船的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没有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认定“粤汕尾20014”渔船和“粤汕尾20194”渔船的有关证书是被许可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应当予以撤销和注销，拟作出注销“粤汕尾20014”渔船和“粤汕尾20194”渔船的渔业船舶国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注销“粤汕尾20014”渔船和“粤汕尾20194”渔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同时告知有关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如对本公告不服或异议，可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申请行政复议；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4年2月28日，被告对登记在黄焕儿名下的“粤汕尾20194”渔船作出粤城区渔政罚决（2014）1-0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当事人利用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渔业船舶证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注销“粤汕尾20194”渔船的渔业船舶国籍，注销粤汕区（2006）第YD000069号D《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注销粤汕区（2006）第YQ000069号D《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同时告知，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3个月内直接向本院起诉。
四、本院（2014）广海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的审理情况
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粤城区渔政罚决（2014）1-0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4年5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4）广海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认为“粤汕尾20194”渔船是由汕尾市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原有关领导在2006年非法进入数据库，虚构用于领取柴油补贴款，并非真实合法存在的渔船。原告在得知黄焕儿并非真实合法拥有“粤汕尾20194”渔船的情况下，基于套用船号并领取国家柴油补贴款的目的，从黄焕儿手中购买了“粤汕尾20194”渔船船号，同时假冒黄焕儿的名义向被告申请办理了船证，领取了2010年和2011年的柴油补贴款。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粤汕尾20194”渔船资料应在2007年注销而实际没有注销，仍被他人继续套用领取柴油补贴款的情况后，追缴了柴油补贴款，同时将扣留的“粤汕尾20194”渔船船证和相关行政违法事实和证据材料移送被告处理。被告接到移送材料后，进行立案审查，向相关人员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并送达粤城区渔政听告（2014）1-0101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程序），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制作陈述、申辩笔录，拟就作出处罚的事项进行公告，最后作出粤城区渔政罚决（2014）1-0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被告的上述行政处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要求。对于被处罚人的相关违法事实，有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的相关证据材料，其中包括对徐少情、黄焕儿、陈茂郁等人所做的调查笔录，以及原告确认的以第三人黄焕儿名义向被告提交的买卖合同、要求补办渔船证件申请、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广东省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等证据，证实原告假冒黄焕儿的名义，骗取被告办理了“粤汕尾20194”渔船船舶证书的事实。被告据此决定注销“粤汕尾20194”渔船的渔业船舶国籍、注销粤汕区（2006）第YD000069号D《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注销粤汕区（2006）第YQ000069号D《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在适用法律方面，被告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遗漏“渔业”两字，存在瑕疵。被告同时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三十六条，是关于“渔业船舶所有人申请注销登记，应当填写渔业船舶注销登记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的规定，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关，且与被告引用该法第三十九条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适用条件和性质上完全不同，因此，应认定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粤城区渔政罚决（2014）1-0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城区大队作出的粤城区渔政罚决（2014）1-0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广东省渔政总队汕尾城区大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原、被告没有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五、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基本情况
本院（2014）广海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生效后，被告于2014年10月20日向原告及第三人黄焕儿送达粤城区渔政听告（2014）1-0101-1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程序），告知被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及第三人享有进行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等权利。2014年10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及第三人黄焕儿送达粤城区渔政听通（2014）01号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并于同年11月7日举行行政处罚听证会。2014年11月14日，被告作出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决定注销“粤汕尾20194”渔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国籍，并于同日向原告和第三人黄焕儿送达。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在本院作出的（2014）广海法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中，认定被告作出的粤城区渔政罚决（2014）1-0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行政程序合法，但在适用法律方面，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九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该两条在适用条件和性质上完全不同，因此，认定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据此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粤城区渔政罚决（2014）1-01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随后根据本院的生效判决作出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该行政处理决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原告关于其通过办理“船证不符”申请，缴纳各种费用和罚款后，已合法取得“粤汕尾20194”渔船的相关证书，被告作出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应予撤销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主要理由是：一、原告在明知第三人黄焕儿非真实合法拥有“粤汕尾20194”渔船船号的情况下，为达到领取渔业船舶柴油补贴款的目的，仍与第三人黄焕儿签订买卖合同，随后在黄焕儿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假冒黄焕儿的名义向被告提交买卖合同、要求补办渔船证件申请、处理船证不符申请表和广东省渔业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表等证据材料，向被告申请办理“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证，以取得被告颁发的相关证书，原告实施的上述行为具有违法性；二、被告根据汕尾市城区人民检察院的移送材料和自身调取的证据，在查明原告依据“船证不符”申请办理船证过程中存在欺骗等情况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撤销“粤汕尾20194”渔船的船舶国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三、粤海渔函（2009）3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管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数据库中有记录而实际不存在的渔船，在通知渔船所有人后，如无特殊情况予以注销。在本案中，原告购买的渔船为“三无”船舶，属于清理取缔对象，而其向第三人黄焕儿购买的“粤汕尾20194”渔船船号并非真实合法存在，因此，原告主张根据粤海渔函（2009）3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渔船管理的通知》的规定，依据“船证不符”申请程序已合法取得“粤汕尾20194”渔船船证，依据不足；四、原告在经营“粤汕尾20194”渔船期间支付的各种费用以及因办理“船证不符”手续而缴纳的罚款，不能作为其合法取得“粤汕尾20194”渔船船证的依据。
综上，被告作出的粤汕区渔政（2014）01号《关于“粤汕尾20194号渔船”一案的行政处理决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理决定，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少情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绍辉
审 判 员 张科雄
代理审判员 陈骏涛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吴 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