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东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东民初字第382号
原告卜庆刚，男，1968年4月1日出生，无业，住所地东宁县三岔口镇。
委托代理人王显荣，195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东宁县物资局退休职工，住所地东宁县东宁镇。
原告卜宪昌，男，1937年1月6日出生，住所地东宁县三岔口镇。
委托代理人李志友，194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东宁县东宁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所地东宁县东宁镇。
委托代理人董守山，195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东宁县东宁镇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所，住所地东宁县东宁镇。
被告毕玉江，男，1943年10月28日出生，住所地东宁县三岔口镇。
委托代理人薛久宏，黑龙江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宁县三岔口镇朝鲜族幸福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东宁县三岔口镇幸福村，组织机构代码不详。
法定代表人李春生，男，该村村主任。
第三人张成发，男，197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东宁县东宁镇。
第三人王振全，其他自然身份情况不详。
原告卜宪义、卜宪昌与被告毕玉江、被告东宁县三岔口镇幸福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作出（2011）东民初第58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卜宪法义和卜宪法昌的起诉，原告卜宪义和卜宪昌对该裁定不服，上诉于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3日作出（2013）牡告民终字第14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3年7月17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卜宪义未到庭、其委托代理人王显荣到庭，原告卜宪昌及其委托代理人董守山、李志友到庭，被告毕玉江到庭，第三人东宁县三岔口镇幸福村村民委员会（下称幸福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李春生到庭;第二次庭审原告卜宪义未到庭、其委托代理人王显荣到庭，原告卜宪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志友到庭，被告毕玉江及其委托代理人薛久宏到庭，第三人幸福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李春生到庭;第三次庭审原告卜宪义未到庭、其委托代理人王显荣到庭，原告卜宪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志友、董守山到庭，被告毕玉江及其委托代理人薛久宏到庭，第三人幸福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李春生到庭参加了诉讼。因原告卜宪义已故其子卜庆刚表示参加诉讼为本案原告。因张成发和王振全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追加其二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四次庭审，原告卜庆刚的委托代理人王显荣到庭，原告卜宪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志友、董守山到庭，被告毕玉江及其委托代理人薛久宏已到庭，被告东宁县三岔口镇幸福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张学政、张成发到庭，第三人王振全未到庭。第五次庭审原告卜庆刚的委托代理人王显荣到庭，原告卜宪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志友到庭，被告毕玉江及其委托代理人薛久宏已到庭，第三人张成发、王振全未到庭。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卜庆刚和卜宪昌诉称：1983年和1986年经幸福村委会同意，东宁镇三岔口镇政府审核，经东宁县林业局批准，在幸福村集体林地分五期为卜庆刚、卜宪昌划拨27亩和77.5亩林地，卜庆刚、卜宪昌自行开恳后种植人参，与幸福村委会形成承包关系，合同合法关系。被告毕玉江以卜庆刚、卜宪昌侵权为由将二人合法经营的果树、林地、房屋据为已有，不予归还。二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卜宪昌林地77.5亩、归还卜宪义林地27亩;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卜宪昌共计38750元（卜宪昌77.5小亩，每亩每年承包100元，每年7750元），赔偿卜宪义13500元（卜宪义27小亩，每亩每年承包费100元，每年2700元，被告应赔偿5年的承包费13500元），二原告共计要求被告赔偿52250元，扣除被告已给付的17000元，被告还应赔偿二原告35250元。
被告毕玉江辩称：1、不同意原告的意见，2005年经东宁县人民法院调解被告与卜庆刚、卜宪昌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被告给付卜庆刚、卜宪昌17000元，原告卜宪昌也在调解协议中签字了；2、1983年幸福村委会就已经把争议的林地承包给了被告，被告是争议林地的第一个承包人，被告与幸福村委会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卜庆刚、卜宪昌是在被告之后承包的，在被告没有与村委会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卜庆刚、卜宪昌又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被告幸福村委会述称：对此事不清楚。
第三人张成发述称：当时和被告毕玉江商量要买毕玉江的山场，但是买山场要与幸福村委会签订合同，所以与幸福村委会签订了林地经营承包合同，合同的签订日期是2008年4月10日，并且经过了林业局、林业站、三岔口镇政府盖章同意，我购买的山场是合法，原、被告的纠纷与我无关。承包费共65万元直接交给了毕玉江，我给毕玉江的65万元是毕玉江在经营期间应该所得的利润分成，林地只有在采伐的时候才能体现价值，在采伐的时候村委会和我之间也有利润分成。我没办林权证的林地共169亩，其中包括原告主张的74亩。
第三人王振全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根据原告的起诉及被告的答辩法庭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对争议土地是否取得承包经营权？二、如原告取得了承包土地经营权，被告及第三人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三、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应否得到支持？
原告卜宪昌向法庭举证如下：
证据一.1、1983年6月20日、1983年6月20日、1984年8月9日、1985年10月20日、1988年11月30日划拔人参用地退参还林协议书审批件6份，东政办（1983）32号文件1份。证明：原告对该人参地经营权的取得来源于政府的批准、政府的划拔，对被告并未侵权，由政府审批给幸福村委会第七小队，但实际就是由二原告经营管理的。原告经营的林地，按政府文件划拔。
原告卜庆刚质证称：无异议。
被告毕玉江质证称：对1984年8月9日划拔人参园协议书的主体单位是东宁县人民政府、三岔口朝鲜族乡人民政府、三岔口公社幸福村大队，与本案原告无任何关系，从协议内容看划拔的人参园在收参后第二年必须还林；1985年10月20日签订划拔人参园协议书，主体单位是东宁县林业局、东宁县人民政府、三岔口朝鲜族乡人民政府、三岔口镇幸福村委会，该协议也与原告无任何关系；1988年至1993年编号88-38号的划拔人参园协议，签订主体也是东宁县林业局、东宁县政府、三岔口朝鲜族乡政府、三岔口镇林业工作站、三岔口幸福村委会，当时县政府将人参园划给了幸福村委会，并不是划拔给了原告；88-48号签订的签订主体东宁县林业局、东宁县政府、三岔口韩族乡政府、三岔口镇林业工作站、三岔口幸福村委会，也是将人参地签订给了三岔口幸福村委会，与本案原告无关；人参地合同书主体单位是三岔口公社幸福村委会，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中人参地划拔协议书与原告无任何关系，包括原告提供的东宁县文件也只是政府的指导性意见，和原告无任何关系。原告用该组证据证实不了林地是原告承包。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对事实不清楚，不发表意见。
第三人张成发质证称：对该证据无异议。
证据二.2004年4月6日原告卜宪昌与幸福村委会签订的果园补充协议，证明：原告履行了划拔书规定的义务，退参后及时进行了还林，而且果树已经成林结果；原告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双方建立了承包关系。
原告卜庆刚证称：没异议。
被告毕玉江质证称：对该是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但该合同签订之前1983年8月28日幸福村委会已经将该片林地发包给被告，并且有三岔口镇林业工作站发放的林地承包证，幸福村委会在合同中提到幸福村已于1983年将此片土地承包给卜宪昌不存在，在1983年时已经承包给了被告。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这个协议签订时邢悦成是当时的村委会主任，现在在职人员说不清楚此事。
第三人张成发质证称：第三人没有参与，与第三人无关。
证据三.证人毕希亭、李发海、刘志才、许景有出据的书面证言各1份、张贵和王宗林的山林承包证各一份。证明：刘志才证明1986年刘志才调入三岔口镇林业站，为六户村民发放了山林承包证书，包括毕玉江的。这六户村民是1987年发放了山林承包证书，不是1983年给发的山村承包证;许景有证明1984年至1986年没有给毕玉江发承包证，毕玉江当时的林地承包也不到500亩;李发海能证明毕玉江的承包地不到2422亩;毕希亭证明山林承包证是1986年未才发放的，1983年没有发证。毕玉江的承包证与张贵和王宗林的山林承包证都是三岔口林业站于1987-1988年办理的。该组证据证明被告1983年的山林承包证存在瑕疵。
原告卜庆刚质证称：无异议。
被告毕玉江质证称：我是1983年通过村委会和林业站承包了2422亩林地，其中采伐面积300多亩地;1983年我承包林地的时候是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当时没有办理山地承包权证，是刘志才后来给办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原告的证据证明不了我的山地承包证有瑕疵；原告提供的4份证人证言属实，没有意见。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没有异议。
第三人张成发质证称：没有异议。
证据四.张成发承包山场平面示意图1份及东宁县林业局林权办出具情况说明1份。证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土地不是被告所有，仍然是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
原告卜庆刚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毕玉江质证称：争议的土地现在已经全部转让给张成发了，但因为该地不符合办林权证的条件所以没有给办理。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无异议。
第三人张成发质证称：无异议。
证据五.(2005)东民初字第372号民事裁定书1份及(2013)牡告民终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2005)年372号民事裁定书被告起诉原告的案件已经按自动撤诉处理，其行为应该回归到诉前的状态，所以原告才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争议土地；2、(2005)东民初字第372号民事调解书未生效。
原告卜宪义及二被告质证称：无异议。
第三人质证称：该证据与第三人无关。
证据六.1988年被告人参地退参还林协议书1份。证明：1、当时的政策不针对个人，只针对村集体，被告的15亩人参地也是批给村委会的，不是以个人名义划拔的；2、被告承包的人参地所栽的林木也是3年后要交给所属单位，所属单位也就是村集体，这是当时的政策。后来随着林权制度的改革谁栽树归谁所有，所以在2008年之后林木的所有权就归个人所有了。
原告卜原告质证称：没有意见。
被告质证称：原告提交的该证据无论谁干都是这样要求的，3年后退参还林，村里承包给谁再重新发包给谁，也就是我承包的林地要经过审批。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无异议。
第三人质证称：该证据与第三人无关。
本院认为：原告卜宪昌提供的上述证据一、二、四、五、六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系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认。
原告卜庆刚向法庭举证如下：
证据一.原幸福村主任乔原平及原幸福村4小队队长王成森出具的证明2份。证明：卜宪义1983年在东大川霍加沟承包1.8垧土地种植人参。
原告卜宪昌质证称：无异议。
被告质证称：对卜宪义有1.8垧人参地的事实没有异议。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没有异议。
第三人张成发质证称：没有异议。
证据二.1984年8月9日东宁县人民政府与幸福村签订的协议1份。证明：该土地是政府划拨的，当时就将土地划拨给了卜宪义。
原告卜宪昌质证称：当时政府划拨人参地均是以幸福村委会的第几生产小队名义进行划拨。
被告质证称：该证据仅能证据东宁镇政府将土地划拨给了幸福村，不能证明将土地划拨给了原告卜宪义。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对以前村里的事情不太清楚。
第三人张成发质证称：与第三人无关。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证明卜宪义自1983年开始耕种争议地块27亩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毕玉江向法庭举证如下：
证据一.1、2006年8月20日被告与幸福村委会补签的合同1份；2、2008年4月15日幸福村委会与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1份；3、张成发承包的山场示意图1份。证明：1、1983年第三人将2422亩山场承包给了被告个人，承包地点在霍加沟，东至国境线、南至国境河、西和北都是道；2、当时被告将山场转让给张成发时，被告与村委会签订的转让协议，当时转让给张成发的面积是1867亩，其中包括74亩果树地，该74亩就是原告卜宪昌起诉的77.5亩。
原告卜宪昌、卜庆刚质证称：1、对幸福村委会与被告签订的补充合同形式要件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2005年毕玉江起诉原告后形成的此合同，该合同是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补充合同，如果是承包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建立一种正常的承包合同关系，恰恰相反，被告在2006年才形成了补充合同，而且追溯到1983年，这足以说明1983年被告承包整体山场并非是事实。原告提供的三份证人证言清楚的说明被告的山林证是刘志才亲自发放的。徐井友证人证言说划给被告的林地是422亩。张喜廷是林证股的副股长，也就是说山林承包证是刘志才亲自印完后发放到各乡站的，刘志才陈述的事实是1986年发放的，而不是1983年发放的，对于被告1983年的山林承包证存在瑕疵；2、转让协议形式要件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村民的重大事项必须召开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决定或者经三分之二的村民代表决定，该协议上签名不足8人，该协议不能生效；3、山林示意图中标注的果树地74亩就是原告卜宪昌的77.5亩果树地；4、山权承包证并不是权属证书，只是形式上的承包证书，而且发放年限均在1987年，被告本人也自认是刘志才1987年发放的，为什么其他的林权证是1987年发放的，而只有被告的林权证是1983年发放的，这就有篡改的嫌疑。示意图中不包括卜宪义的27亩地。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没有意见。
第三人张成发质证称：没有异议。
证据二.1983年被告的林权证1份。证明：被告林地承包面积是2422亩，树种是柞、桦木，本案原告诉争的土地均包含在2422亩林地之内。
原告卜宪昌质证称：此证存在瑕疵，有伪造的嫌疑，原告提交的三份证人证言可以证明1983年并没有发林权证，1987年才开始发林权证。原告取得经营权的时间早于被告，只因为原告种的是果树，所以没有给原告发放林权证。1983年全县都没有发放林权证，被告的证书存在篡改伪造的嫌疑。
原告卜庆刚质证称：被告1983年的林权证不成立，该证有瑕疵不真实，1983年根本没有发放林权证。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没有意见。
本院认为：被告毕玉江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
法庭依职权调取的东宁县三岔口林业站证明材料；张成发的询问笔录；东宁县三岔口镇朝鲜族镇幸福村村民委员会、三岔口林业站、东宁县林业工作总站、张成发四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
原告卜宪昌和卜宪义质证称：1、三岔口林业站出具的证明是不可采信的证据，原告出示的证据中已经足以证明在三岔口林业站进行了登记，林业站的证明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是虚假的；2、四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从一方面可以证明被告出具了虚假证据，以此证明原告的74亩果园已经被转让，通过这份合同足以证明原告的果园存在，而且是被村委会以另一种方式给转包给张成发了，也就是说被告的行为违法，这种行为属无效行为。从2005年7月10日开始诉讼，直至今日该场诉讼并未结束，在诉讼期间被告及第三人串通将原告的果园进行发包，所以被告与第三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林地承包合同无效。被告称林地系其转包给张成发的，但从证据看林地承包是村委会转包给张成发的，并没有被告签字，与被告无关。而且村集体的土地，不能承包给城镇居民；3、张成发询问笔录，也证明原告的74亩果园与被告不发生转让关系，而是与第三人之间的承、发包关系。
被告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幸福村委会质证称：没有异议。
第三人张成发质证称：张成发与幸福村委会签订了林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甲方(幸福村委会)将坐落在东大川村霍家沟东1634亩有林地、169亩果树地和58亩宜林地承包给乙方(张成发)造林管理。169亩果树地分为三块，种树后必须3年后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才可以办理林权证，卜宪昌主张的74亩就是169亩中其中的一块。
法庭出示依职权对李发海作的询问笔录。
二原告质证称：原告种人参有手续，退参还林以后还要把地还给承包单位。
被告毕玉江质证称：没有异议。
被告村委会、第三人张成发、王振全未到庭。
本院认为：法庭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当予以采信。
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法庭调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1983年为发展人参种植产业，根据省林业政策，东宁县林业局和原东宁县三岔口镇朝鲜族乡人民政府与原东宁县三岔口公社幸福大队签订划人参用地和退参还林协议书，将部分林地用于人参种植。协议约定所划参地，只准种参，此参地暂划后，由村安排到农户，以村为单位凡过参地必须还林，属于国有林地内的由林场提供苗林退还针叶林，在乡村林场内的可栽还针叶林或经济林，管理三年经检查验收交还林权所属单位。1983年6月至1988年11月期间，原幸福村将人参种植林地77.4亩划给原告卜宪昌种植，将人参种植林地27亩划给卜宪义种植。2004年4月6日，幸福村委会与卜宪昌签订人参地补充协议，内容为：位于东大川村霍家沟后山，原幸福村人参地面积77.5亩，幸福村已于1983年承包给卜宪昌经营，后由于受人参效益不好的影响，村委会研究决定，将原人参地改为经济林（果树园）由卜宪昌负责栽植，1999年卜宪昌栽植经济林77.5亩。自2004年至2030年卜宪昌每年向村委会上缴承包费每亩10元。
1983年，幸福村委会将林地2422亩承包给被告毕玉江，毕玉江于1983年8月办理了2422亩林地的山林承包证。2006年8月20日幸福村委会与被告毕玉江签订补充同内容为：1983年幸福村将2422亩林地承包给毕玉江个人经营管理，幸福村只提供林地2422亩，所有的其他费用由毕玉江本人出资管理，承包期自1983年至2033年。2006年9月18日，毕玉江对其承包的林地办理了林权证，但本案诉争的林地未办理林权证。2008年4月1日，经毕玉江同意，幸福村委会将原承包给毕玉江的林地中的1861亩承包给张成发。原告卜宪昌主张的77.5亩地现由第三人张成发经营。原告卜庆刚主张的27亩林地现由第三人王振全经营。
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
毕玉江取得的山林承包证合法有效，二原告虽然与被告村委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但被告毕玉江取得承包地已依法进行了登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毕玉江对争议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二原告要求被告毕玉江退还争议林地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要求被告毕玉江赔偿果树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卜庆刚、卜宪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卜庆刚、卜宪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晓东
代理审判员 李 欣
人民陪审员 史增斌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穆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