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97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敬彬，男，1981年8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全中胜，北京市中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男，1970年11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新国，北京市世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关山路。
法定代表人陈华元，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肖婕，女，1978年2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北里。
法定代表人李欣荣，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厚虎，男，1989年2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阳建设（集团）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阳市文峰区相东路。
法定代表人郭平，经理。
上诉人王敬彬因与被上诉人魏×、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中间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第五公司）、安阳建设（集团）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阳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41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9月，魏×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受王敬彬雇佣在中建一局第五公司承建的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民源大厦项目工地打工。2014年3月30日施工时，我从高处坠落摔伤，后王敬彬及工友将我送至北京朝阳区第二人民医院抢救，经诊断为右根骨粉碎性骨折。为了便于治疗和护理，王敬彬将我送回山东菏泽住院治疗，住院共计31天。经鉴定，我的伤情构成九级伤残。据了解，中建一局第五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分包给中建三局，中建三局又分包给安阳公司。我认为，中建一局第五公司作为工程总包人，中建三局和安阳公司作为工程分包人，王敬彬作为雇主，应对我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起诉要求中建三局、中建一局第五公司、王敬彬和安阳公司连带赔偿我医疗费247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50元、误工费34760.5元、残疾赔偿金161284元、交通费568元、护理费8400元、鉴定费1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275元、营养费2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即购买拐杖的费用50元，以上共计259065.7元。
中建三局在原审辩称：我公司已与安阳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安阳公司。安阳公司作为劳务提供方，具有劳务施工资质，因此我公司与安阳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根据合同相对性，魏×不是我公司员工，我公司对其不承担管理职责。我公司作为机电工程分包方，在工程安全方面主要应承担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安全制度制定到位、安全措施设置到位等相关义务，我公司已全部履行该义务，还定期组织劳务分包单位的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因此我公司在魏×受伤事件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魏×自己进行的伤残等级鉴定，我公司不认可，我公司认为应重新组织鉴定。综上，我公司不同意魏×的诉讼请求。
中建一局第五公司在原审辩称：魏×是机电工程工人，机电工程由北京野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直接发包给了中建三局，我公司与中建三局是平行的关系。根据约定，工程安全应由中建三局负责，故魏×受伤与我公司无关。魏×与我公司无劳动合同关系，故魏×无权要求我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我公司不同意魏×的诉讼请求。
王敬彬和安阳公司在原审共同辩称：王敬彬没有雇佣魏×，魏×也不是安阳公司的员工，魏×与王敬彬和安阳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王敬彬是安阳公司员工，涉案劳务工程是安阳公司从中建三局承包的，安阳公司承包后自己组织员工进行施工，并未将工程转包。王敬彬和安阳公司不知道魏×为何在涉案劳务工程施工，故不同意魏×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魏×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2014年3月30日，魏×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民源大厦工程（即北京光华路SOHO2工程）工地施工时，从高处坠落，致其受伤。魏×受伤后，被立即送往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进行救治，经诊断为根骨骨折。当日，魏×又被转至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住院期间该院对魏×进行了右根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2014年4月30日，魏×出院，出院诊断为右根骨骨折，出院医嘱为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出院后继续石膏托外固定2-4周等。
魏×在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共发生医疗费22478.2元。魏×称上述医疗费中的20000元是王敬彬通过案外人丁×1垫付的，剩余2478.2元由魏×自行支付。但王敬彬否认其曾为魏×垫付20000元医疗费。为此，魏×提交丁×1的工商银行汇款明细及交易记录照片（该汇款明细和交易记录照片的取得过程已经山东省菏泽市曹州公证处公证）予以佐证。汇款明细和交易记录载明王敬彬分别于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4日、2014年4月12日向丁×1汇款3000元、4000元和3000元。王敬彬和安阳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治疗完毕后，菏泽丹创兴律师事务所曾委托菏泽德衡司法鉴定所对魏×在本次事故中所受伤害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4年8月25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魏×外伤致“右根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属《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中九级伤残。魏×为此支出鉴定费1000元。中建三局、王敬彬和安阳公司不认可该鉴定意见，并申请重新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该中心于2015年2月9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魏×的伤残等级为九级。相应的鉴定费已由王敬彬支付，王敬彬表示其自愿承担该项费用，不需要法院再行处理。
经查，中建三局是光华路SOHO2机电分包工程的中标人，该工程发标人为北京野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建三局中标后，北京野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包人）与中建一局第五公司（承包人）、中建三局（分包人）就工程发包和分包事宜签订了合同协议书。中建三局承包机电项目工程后，又与安阳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安阳公司。同时，双方还签订《劳务分包安全管理协议》，对安阳公司应当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中建三局为证明其已尽到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的义务，提交其单位的安全培训教育记录表及相应的签到表和照片等证据予以佐证。魏×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建一局第五公司、王敬彬和安阳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魏×分别申请证人丁×1、丁×2、段×出庭作证。丁×1作证称：其与王敬彬是程向民介绍到王敬彬的工地的，一起在民源工地5号楼施工，都干穿电线的活，工资由王敬彬发放，但通过王敬彬的哥哥王静波和田老板代为发放；工地上除了安全帽，没有其他安全措施，工地大门上写着机电三局；2014年3月30日上午10时前后，魏×在干活时从梯子上摔下受伤；魏×受伤后，其背着魏×下楼，然后王敬彬开着面包车把魏×送到朝阳医院；医生说要动手术，王静波就把情况告诉王敬彬，于是王敬彬和王静波商量，商量后王敬彬开车把丁×1、魏×和陈×送到菏泽县医院治病；到了菏泽县医院后，王敬彬刷了1万元的定金，饭后便离开了；次日，魏×需要手术，一万元不够，丁×1就给王敬彬打电话，王敬彬让丁×1办张银行卡再打钱，于是丁×1就以自己名义办了张银行卡，并把银行卡交给魏×，其后的事情丁×1并不知晓。丁×2作证称：经程向民介绍，其与魏×一起在民源大厦干活，老板是王敬彬，平时是王敬彬的哥哥王静波安排活；工地上只有安全帽，没有其他安全措施；2014年3月30日，魏×在穿电线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于是王静波安排丁×1等人把魏×背到楼下并送到医院，丁×1和陈×一起去了医院；送到医院后，因医疗费用高，于是魏×又被送到菏泽治疗；工地的施工单位是机电三局，到了工地三、四天后王静波给每个工人提供了三局的工作吊牌，没有吊牌不让进工地；丁×2不知道安阳公司。段×的证言与丁×2的证言基本一致。中建三局和中建一局第五公司对三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王敬彬和安阳公司对三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原审庭审中，王敬彬和安阳公司均称王敬彬是安阳公司的员工，具体负责业务为“打杂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社保记录。
经查，在本案起诉之前，魏×曾起诉中建一局第五公司和王敬彬要求赔偿。在之前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王敬彬称其为“包工头”。后因起诉主体有误，魏×撤回了该次诉讼。
经查，魏×是农村居民，其妻为李奎竹，双方于1997年9月28日生育一女魏亚敏，于2005年6月3日生育一子魏亚博。魏×称其自1997年开始来北京打工，本次事故致其误工六个月，故其按照2013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主张误工费。
为证明交通费，魏×提交火车票及出租车发票若干。中建三局、中建一局第五公司称该组证据与其无关，王敬彬和安阳公司则称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为证明护理费，魏×提交护理费发票一张，载明金额为8400元。中建三局、中建一局第五公司、王敬彬和安阳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
为证明残疾辅助器具费，魏×提交轮椅费用发票一张，载明金额为50元。中建三局、中建一局第五公司、王敬彬和安阳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医疗费发票、鉴定结论、鉴定费发票、交通费票据、护理费发票、户口本、证人证言、合同协议书、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开庭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的，雇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魏×的庭审陈述以及丁×1、丁×2和陈×的证言，可以认定魏×是受雇于王敬彬在涉案工地上施工的，施工过程中，魏×从梯子上摔下受伤。王敬彬作为魏×的雇主，应对魏×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安阳公司承包涉案的工程后，应当自行组织员工进行施工，而不得再将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包工头。关于王敬彬的身份问题，王敬彬和安阳公司虽称王敬彬是安阳公司的员工，但其并未提交劳动合同、交纳社保的证明等证据予以佐证，故法院无法采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工程是由王敬彬组织工人施工的，魏×也是在涉案工地施工过程中受伤，而涉案工地属安阳公司承包的工程，所以无论是安阳公司将其承包的劳务工程转包给王敬彬，王敬彬雇佣魏×在涉案工地施工，还是魏×是作为安阳公司的员工在涉案工地施工，安阳公司均应对魏×在施工过程中所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中建三局和中建一局第五公司在工程分包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魏×无权要求中建三局和中建一局第五公司赔偿。
关于医疗费，魏×的主张有医疗费发票佐证，应予支持。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魏×主张的金额，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营养费，魏×伤势严重，住院治疗期间及出院后确需加强营养，其主张的金额在合理范围内，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残疾赔偿金，魏×虽为农村居民，但其长期在城镇务工，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关于误工费，魏×主张的金额过高，法院将根据其伤情并参照相关标准酌情确定。关于护理费，魏×住院期间及出院一段时间内确需护理，其主张的数额合理，且有护理费发票佐证，法院应予支持。关于交通费，魏×主张的金额在合理范围内，且有相应的票据予以佐证，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魏×的主张合法有据，应予支持。魏×因伤致残，其有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其主张的金额过高，法院将根据其伤残等级酌情确定。魏×的伤情已构成伤残，其有权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具体金额法院将根据相关标准予以计算。关于魏×支出的鉴定费，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王敬彬支出的重新鉴定的鉴定费，王敬彬自愿自行承担且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法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5月11日判决：一、王敬彬和安阳建设（集团）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魏×医疗费二千四百七十八元二角、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千五百五十元、营养费二千七百元、残疾赔偿金十七万四千八百三十七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三元）、误工费一万元、护理费八千四百元、残疾辅助器具费五十元、交通费五百六十八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八千元、鉴定费一千元；二、驳回魏×的其他诉讼请求。
王敬彬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王敬彬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和证据来看，魏×自称事故发生前二天来诉争工地打工，其本人为农村居民，本人又未提供其长期在城市务工的证明，因此，即使魏×在诉争工地受伤，对其赔偿也不应按“以实际务工一年以上”的受诉法院地城镇标准予以赔偿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予以理赔。原审认定魏×受雇王敬彬，应为证据不足。原审仅根据与魏×的三个同乡人证言，在没有充分书证、物证的情况下就片面认定魏×受雇于王敬彬实为不当。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魏×的诉讼请求。
中建一局第五公司、中建三局、魏×同意原审判决。
安阳公司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王敬彬与魏×之间是否构成雇佣关系；二、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魏×残疾赔偿金是否正确。现分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魏×作为原告起诉中建一局第五公司、王敬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的2014年7月17日的开庭笔录，王敬彬在庭审过程中自认其为包工头，且从未陈述过其为安阳公司员工。一审过程中，王敬彬虽主张其为安阳公司员工，安阳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但均未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证明等证据予以证明。结合证人丁×1、丁×2、陈×等证言，原审认定王敬彬为魏×之雇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魏×虽自称其系农民，但其长期在城镇务工，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非农业，故原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魏×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王敬彬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178元，由王敬彬、安阳建设（集团）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4444元，由王敬彬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忠
审 判 员 高 贵
代理审判员 杨 夏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