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46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女，1957年12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曾用名李×6），女，1962年11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3（曾用名李×5），女，1968年2月15日出生。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杰，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4，女，1964年10月9日出生。
上诉人李×1、李×2、李×3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1）朝民初字第09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三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杨杰、上诉人李×2、李×3，被上诉人李×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4在原审法院诉称：我与三被告系姐妹关系，四人父亲叫李×7，母亲叫王×。我父母在北京市朝阳区×号购买有楼房一套，该房屋的产权登记在母亲名下。2010年5月6日，父亲李×7立下遗嘱，将自己对上述房屋的一半份额由我继承。2010年6月21日，母亲王×去世，同年10月15日，李×7也去世。现我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该房屋归我所有，我给三被告房屋折价款的一半，并继承李×7名下银行存款50000元和现金10000元的四分之一。
李×1、李×2、李×3在原审法院辩称：针对房产父母已经分别做了公证，父亲李×7的公证遗嘱是2010年10月8日，由李×1和李×2共同继承李×7名下的房产，一人一半。现在房屋已经由李×2继承了，公证书已经确认了李×2的继承。存款一共有李×750000元存款和10000元现金，由李×2保管。在李×7生前，李×7要求李×3把钱取出来，大约是2010年10月，李×3取出来50000元存款给李×7了，还有现金10000元，是还了母亲的医药费、父亲的住院费，剩下的钱，用于父亲的丧葬费支出了，都是李×3出的，加上父母的墓地钱差不多花了四五万。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7与王×夫妻关系，李×4、李×1、李×3、李×2系二人之女，王×与李×7生前共同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一套。王×于2010年6月21日去世。李×7于2010年10月15日去世。
王×于2010年5月7日，立遗嘱内容如下：涉案房屋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归我的女儿李×2所有，属于她的个人财产。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于2010年11月4日对上述遗嘱进行了公证，出具了（2010）京方圆内民证字第×号公证书。
该案主要涉及到李×7的遗嘱情况如下：
一、三被告提交遗嘱
三被告提交2010年10月8日李×7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代书遗嘱。该遗嘱内容如下：“我与老伴王×共有在她名下的涉案房屋一套，为了防止房产纠纷，特自愿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留给我的大女儿李×1、二女儿李×2两个人共同继承，份额均等，是他们的个人财产，其他人不得干涉。”李×4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东方医院病历及出院记录，用以证明李×7有阵发躁狂，言语错乱等。
2010年10月22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终止公证决定书，理由为李×7在公证书未出具之前去世，故公证处终止李×7的遗嘱公证，依照规定将公证人员代书的李×7遗嘱发给遗嘱受益人李×1、李×2。
李×4申请对李×7在2010年10月8日立遗嘱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本院进行委托，李×4预交鉴定费3000元。2011年5月3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法大（2011）医鉴字第×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结论如下：根据现有材料，被鉴定人李×7在2010年10月8日立遗嘱时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可能性大。
三被告提交2010年10月7日李×7在公证处的录像，用以证明李×7表示其死亡后由李×1和李×2继承。三被告申请对李×7在2010年10月7日在公证处录像时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报高院摇号后，行为能力鉴定单位仍为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与之前行为能力鉴定系同一机构，三被告申请重新摇号确定鉴定机构。后双方协商确定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对李×7在2010年10月7日及2010年10月8日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本院进行委托，三被告预交鉴定费4000元。2014年5月2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出具京安精鉴（2014）×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分析说明如下：1.因李×7的三个女儿对李×7在住院前及住院期间的情况表述不一致。据病历记载：被鉴定人李×7在2010年9月21日住院后头颅磁检查显示有左侧顶叶新鲜脑梗塞，腔隙性脑梗塞，脑萎缩。住院期间“表现有近事遗忘，行为异常，言语颠倒，情绪不稳，阵发躁动”等症状，出院诊断“1.脑梗塞2.新发脑梗塞3.双侧基底节及放射冠腔隙性脑梗塞4.老年性脑改变5.痴呆”、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李×7在此期间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可能性较大。2.李为脑梗塞患者，有记忆减退及情绪不稳定，并伴有行为异常，言语颠倒等精神症状。受精神异常的影响，可能会使李的认识、判断、思考及表达能力下降，不能全面保护个人利益，不能全面自主做出主客观相一致的意思表达，根据《司法精神病学法律能力鉴定指导标准》，符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评定条件。鉴定意见如下：根据现有病历资料，被鉴定人李×7在2010年10月7日及2010年10月8日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可能性较大。此症可能会对李的辨识和意思能力产生影响，这种状况符合限制行为能力评定条件。
二、李×4提交遗嘱
李×4提交2010年5月6日李×7签名并按手印的一份打印遗嘱，将李×7所有的房屋份额的一半给李×4。内容如下：“我叫李×7，1934年2月27日出生，现年78岁，住北京市朝阳区×号。我住的房屋是我和老伴王×的共同财产。2010年3月底我老伴病重住院了，4月17日上午大女儿李×1、二女儿李×2、小女儿李×3带我到医院，说我老伴要将房屋中她的一半给二女儿李×2，要我签字，我就签了。当时没在意也没看清，现在我害怕他们让我签字的东西处理了的房产中有我的一半。我有四个女儿，我三女儿李×4对我最好。大女儿、小女儿还打我骂我，二女儿腿不好，老伴的一半给二女儿了。我想把我房产的一半在我百年后给我三女儿，不给别人。”
审理中，三被告申请对上述遗嘱申请鉴定，本院进行委托，三被告预交鉴定费21000元。2011年10月25日，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鉴（文）字第2011-2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1.遗嘱落款处“李×7”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上的李×7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2.遗嘱落款处的“李×7”签名字迹与“2010年5月6日”落款时间字迹是不同时间段书写形成。3.遗嘱内容的黑色打印字迹与“李×7”签名字迹时序是签名字迹在先，打印字迹在后。4.遗嘱落款处的“李×7”签名字迹与“满开祥”、“杜岐刚”签名字迹是不同时间段书写形成。
李×4补充提交了之前并未提交的2010年5月6日李×7自书的说明，内容与之前提交的打印遗嘱一致，李×4称因当时李×7先手写了该说明，因字迹太乱所以其打印了一份遗嘱并让李×7签名，之所以之前未提交此份说明是因认为有那份打印遗嘱可以说明问题。
三被告申请对李×7在2010年5月6日自书说明内容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是否为2010年5月6日进行鉴定，本院进行委托，三被告预交鉴定费6000元。2012年9月25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京正（2012）司文鉴字第×号文书鉴定意见书，内容如下：根据检测，送检的《说明》原件上的手写字迹形成于时间为“2010年8月25日”的《开庭笔录》原件上的“李×7”签名字迹之前。同日，该中心出具京正（2012）司文鉴字第×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落款日期为“2010年5月6号”的《说明》上内容字迹与“李×7”签名字迹与所提供的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书写。
另外，李×4主张继承李×7名下银行存款50000元和现金10000元的四分之一，提交2010年10月5日李×2出具的收条一份加以证明，该收条内容如下：今收到李×7定期存款单贰张，共计人民币伍万元整。收据单据肆仟元整。现金人民币壹万元整。李×2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收条所涉及款项由李×7于2010年10月6日要走。李×4称李×7于2010年9月21日住院，10月8日出院，当时意识不清楚，去世前十天不可能花掉这60000元。关于上述50000元存单，李×4及三被告均确认是父母在世时存的。三被告称上述60000元，其中4337.56元付了母亲的住院费，还有3900元的护工费，剩余的钱给了父亲李×7。关于丧葬费，三被告称为父亲花费大约10000元，并提交相关收据加以证明。李×4称墓地是李×3买的，花费大约10000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明信、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房屋登记表、遗嘱、说明、公证书、终止公证决定书、鉴定报告、收条、收据等。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关于双方所争议遗嘱效力问题，首先，三被告提交2010年10月8日公证机关代书遗嘱，因经鉴定被继承人李×7在当日行为能力受限可能性大，故本院对该遗嘱效力不予认定。关于2010年10月7日李×7录像，亦同样经鉴定后确定李×7当时状况符合限制行为能力评定条件，故本院对该录像中李×7行为的效力不予认定。关于李×4提交2010年5月6日李×7说明，经鉴定确定该说明内容及签名均系李×7亲笔书写，该说明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三被告虽对该遗嘱持有异议，但并无证据推翻该遗嘱的真实性及证明力，故对该份遗嘱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依据该遗嘱，李×4有权继承李×7所享有涉案房屋一半的房产份额。因该遗嘱仅涉及涉案房屋一半份额所有权的处分，故李×4要求涉案房屋全部归其所有缺乏依据，故本院对于李×4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关于李×4所主张分割李×7名下存款50000元及现金10000元，其提交收条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由李×2持有，李×2虽辩称将该款项交给了李×7本人，但对此其并无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同时考虑李×7当时的身体状况，李×2答辩意见不符合常理，本院实难采纳。关于存款50000元，李×4及三被告均确认系母亲生前存入，故其中一半应作为李×7遗产处理。另考虑到李×2实际负担了李×7的丧葬费，三被告提交了相应证据，李×4也认可其中大约10000元的花费。故对于该笔遗产，本院将酌情予以分割，由李×2给予李×4相应份额。2014年8月18日，原审法院判决：一、被继承人李×7所有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的份额（二分之一）由原告李×4继承所有。二、被告李×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4李×7遗产份额五千元。三、驳回原告李×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李×1、李×2、李×3不服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4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4认可原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是指，原审查明的事实遗漏了其提交的2010年10月7日李×7与子女谈话的视听资料。经查，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未认定该证据，但该证据已作为相应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的资料，该证据效力未灭失，上诉人所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本院经审理，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因继承被继承人李×7房产发生遗嘱继承纠纷。首先应指出，涉案房屋属李×7、王×夫妇共有，夫妻双方未明确各自份额，可认定为李×7、王×分别享有50%的房产份额。李×4就其诉讼请求提交的书证文字表明，2010年5月，署名李×7以立遗嘱人身份立遗嘱将其房产份额指定由其第三女继承。因上诉人不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证据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认定该遗嘱系李×7亲笔书写。上诉人虽不认可鉴定结论，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其证明力。根据该证据，可认定李×7生前已立遗嘱将其涉案财产指定由李×4独自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上诉人要求本院撤销原判，驳回李×4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7夫妇生前积蓄的继承问题，上诉人对此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所作判处适当。根据查明，2010年10月8日李×7曾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申请代书遗嘱公证。因李×7死亡，当月该公证处决定终止公证。根据当事人所举病历资料等和影视资料（包括公证前日的影视资料），原审法院分别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对李×7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认定李×7设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可能性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认定李×7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可能性较大。此症可能会对李×7的辨识和意思能力产生影响，这种状况符合限制行为能力评定条件。上诉人虽不认可上述鉴定结论，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其证明力。虽然上述鉴定结论不能完全认定李×7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但鉴于不同鉴定机构均出具具高度盖然性的证据结论，本院依法采信。李×7为李×1、李×2立遗嘱时属限制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上诉人以李×7另立有处分房产遗嘱的抗辩主张，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525元，由李×4负担2263元（已交纳），由李×1、李×2、李×3负担226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费3000元，由李×4负担（已交纳）。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鉴定费21000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鉴定费4000元，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6000元，由李×1、李×2、李×3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4525元，由李×1、李×3、李×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伟
审 判 员 付 辉
代理审判员 李 丹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