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013号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支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负责人：陈忠豪。
委托代理人：姜涛，上海市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某，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被告：黄某甲，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被告：黄某乙，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建飞、李植，均系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余辉。
委托代理人：孙虎、黄龙进，均系该行职员。
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住所地浙江温州瓯海区。
负责人：王周屋。
委托代理人：余树林，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嘉雯，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诉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财产损害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兴业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姜涛，被告周某、黄某甲及黄某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建飞、李植、被告浦发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孙虎，被告民生银行的委托代理人余树林、宋嘉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兴业银行诉称：案外人陈莹于2012年6月21日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报案称其在原告处开户的卡号为“62×××19”的借记卡被他人分别在广州和温州等地盗刷消费，合计金额达到54万元。2012年6月26日上海市公安局闵某分局决定刑事立案对该事件调查，并认定被告周某和黄某甲为犯罪嫌疑人，并决定对被告周某、黄某甲在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和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立的账户内的资金冻结54万元，但实际冻结数额为19万元。根据公安机关侦查的情况可知：被告周某和黄某甲首先在被告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申请开立的银行帐户并成为特约商户，而后利用该银行提供的“POS机”利用克隆的案外人陈某乙在原告处开立的借记卡进行虚假交易，使得套取资金的行为得逞，案外人损失卡内资金54万元。2013年1月5日，案外人陈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要求原告对其卡内资金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并承担利息损失。该案件经过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最终判决原告对其卡内54万元资金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并承担利息损失。经两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上述发生于2012年6月21日的四笔银行卡盗刷行为，是利用收单银行为被告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的特约商户的POS机完成的消费。其中周某涉及10万元（为浦发银行的特约商户），黄某甲涉及30万元（其中作为浦发银行特约商户涉及30万元），黄某乙涉及14万元（作为民生银行的特约商户涉及14万元），并认定原告作为发卡银行同案外人建立了储蓄合同法律关系，有义务保障储蓄人卡内的资金安全，他人通过克隆卡的虚假消费套取了储户的资金是因为原告“制发的借记卡以及交易系统存在技术缺陷”所造成。同时上述法院在判决中称：原告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可以向刑事犯罪或者民事过错方进行追偿。鉴于以上情况，原告认为本案中原告储户的卡内资金损失，是由于被告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最为收单银行，其交易终端设备存在技术漏洞以及在发放交易终端POS机管理不严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和作为特约商户业主各三名自然人被告的犯罪行为以及原告发放的银行卡存在技术缺陷这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的。故本案原告储户卡内资金损失在原告全额赔偿后，应当首先由盗刷行为的直接责任人承担，无法追偿成功的损失应当在原告和被告两家银行之间分担。为此，原告现起诉要求：1、被告周某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0万元，并自2012年6月2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赔偿该款项的利息损失；2、被告黄某甲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30万元，并自2012年6月2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赔偿该款项的利息损失；3、被告黄某乙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4万元，并自2012年6月2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赔偿该款项的利息损失；4、被告浦发银行在被告周某和黄某甲应向原告承担的40万元赔偿的50%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被告民生银行在被告黄某乙应向原告承担的14万元赔偿的50%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6、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共同负担。
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共同辩称：三被告并没有办理和使用涉案的三部POS机及其关联账户，本案也没有证据证实三被告是犯罪嫌疑人，所以，原告诉请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对三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浦发银行辩称：（一）根据银行POS机的工作原理，确认我行无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POS机是通过读卡器读取银行卡上的持卡人磁条信息（即密码），POS机把这些信息通过银联中心，上送发卡银行（即原告兴业银行）的中央数据系统，完成联机交易，经发卡行确认磁道信息及密码，两者正确并且匹配后，给出成功与否的信息，并打印相应的票据。所以本案中最终核实银行卡信息的是原告，而非我行。被告提供的POS机可以视为原告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延伸，所有通过被告POS机的交易行为都通过了原告的确认，因此理应由原告承担责任。（二）我行交易终端POS机的发放过程是符合规定的。根据《银联批发市场POS业务商户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我行对周某、黄某甲的申请移动终端POS机业务进行了实地调查，审核了周某和黄某甲提供的商户信息调查表、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代表身份证等资料，广东银联也对商户准入条件和商户资格进行了审查。我行和广东银联审核周某和黄某甲的申请通过后，分别与周某与黄某甲签署了《银联批发市场POS业务协议书》，广东银联将周某、黄某甲资料录入“银联批发市场POS业务接入前置系统”，分配商户编号和终端号，同时签发密钥卡并交维护公司，由维护公司安装到商户处。所以我行严格按照管理规定发放交易终端POS机，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不应承担责任。（三）我行作为涉案金额损失款项的受理行，是代理原告支付款项，与涉案银行卡被克隆的结果无关，同时代理原告付款的过程得到了原告的确认，且原、被告系使用同样技术标准的银联系统，故对于案外人的损失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四）案外人陈某乙持有的原告发行的银行卡所使用的技术属于上世纪50年代的技术，防伪防盗水平较低。原告作为发卡行，在芯片技术已经成熟多年已被很多银行采用的情况下，仍坚持使用容易被犯罪分子破解的技术，足以证明原告从发行银行卡开始就没有考虑到银行卡的安全。没有严格按照《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的安全性需要和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采用不容易被伪造的芯片技术“对加密方式进行适时调整”以提高保护金融消费者资金安全的力度。原告无疑应当为银行卡防伪防盗水平过低而对自己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法院最后认定原告不因自己银行卡容易被伪造承担责任，则可能导致以下恶果：发卡行宁愿选择诉讼转嫁伪造银行卡风险损失，而不愿意通过提高银行卡防伪技术更新，从根本上遏制克隆卡案件大规模发生，长期以往将不利于提高我国金融业整体综合素质。（五）被告周某、黄某甲在我行处开立的银行账户被法院实际冻结124874.47元，可相应减轻我行的责任。
被告民生银行辩称：（一）我方发放的POS机是合格的，经各方检验技术是合格的，质量也是合格的，我方提交的证据有原件，可以在网上查询，由此证明POS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二）本案损失的关键是有人伪造“克隆”了原告的银行卡，克隆的与基本的技术特征是一样的，过错在原告方，没有起到防伪的作用，POS机用现在的技术标准无法识别克隆卡，现在也不知道克隆卡是否与原告的卡是一致的，所以，原告的损失与我方无关。（三）银行卡即使不在我方的POS机上刷卡，在别的银行的POS机上刷卡，也会造成损失。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6日，案外人陈某乙在原告处开办了卡号为62×××19的兴业通借记卡，截至2012年6月4日，该借记卡账户内共有资金566810.37元。2012年6月21日，陈某乙通过原告短信告知其持有的上述借记卡通过POS机刷卡方式进行了4笔交易，交易金额分别为15万元、15万元、10万元以及14万元，合共54万元。陈某乙于2012年6月2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上海市公安局闵某分局经侦支队调查，发现该借记卡涉及的4笔消费通过收单行为被告浦发银行和被告民生银行的特约商户的POS机进行交易，具体情况如下：其中有3笔发生在广州地区（在朵姿服饰消费10万元、在怡欣服饰消费2笔15万元共30万元），收单行均为被告浦发银行；有1笔发生在温州地区（在瑞安市超越通讯器材店消费14万元），收单行为被告民生银行。在上海市公安局闵某分局经侦支队于2012年10月29日向瑞安市汇通电器商行的工作人员施明鸟询问时，其陈述：“2012年5月28日，一个在因特网上认识，很久的叫何某乙的人和我在QQ聊天时，说他有一个叫张某甲的朋友想叫我申领一个转账宝，要到账及时，转账手续费低，没有转账金额限制，没有转账时间限制。我说民生银行有这样的转账宝，我可以3000元帮忙办理。2012年6月4日，我收到云南发出的快递，里面有三张身份证，分别是黄某乙、张某乙、叶清权（音）。随后我用黄某乙的身份证去注册了一家叫瑞安超越通讯器材的经营店，6月6日持该店营业执照去民生银行瑞安支行申领转账宝。6月13日领取转账宝后按何光敏要求通过快递把转账宝发至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时代景园珠宝C区25号，收件人是张某丙。6月17日，张某甲称快递的转账宝已经收到，几天后我收到了何某乙农行汇款给我的2800元。6月21日，民生银行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称，我申领的转账宝在当天凌晨1、2点左右有几笔交易不正常，要求我提供交易时转账宝打印的小票给银行。当天下午该转账宝账户内的资金被银行冻结，因为解冻必须要让银行掌握转账宝的使用情况，甚至对转账宝进行检查，所以我就要求何某乙把转账宝寄还给我。6月24日，我收到了内有转账宝和消费小票的快递，发件为张某丙。我和何某乙等人都是网上认识的，没见过面，目前部分手机和QQ已经联系不上了。银行是不允许异地使用转账宝的，转账宝也没有这个异地使用的功能，我听说是何某乙解码了这个功能后在云南使用的。”2013年1月5日，陈莹将原告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要求原告赔偿其损失54万元及相应的利息。2013年3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浦民六（商）初字第667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的4笔交易均非陈某乙本人或其授权之人所为，而是使用系争银行卡的伪卡犯罪行为所引发，并判决原告赔偿给陈某乙54万元及自2012年6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以54万元为本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分布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原告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30日对该案作出（2013）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15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7月1日，原告支付了546518.82元（包括本金54万元、利息1918.82元、一审诉讼费4600元）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
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陈述在2012年3月左右，三人先后到云南省昆明市缅甸玉石加工回收批发店应聘，在工作期间，该店一个叫“阿某”的管理人员收了三人的身份证原件，三人不知道“阿某”的全名，也不知道该店的老板是谁，直到收到本案的起诉书才知道三人的身份证被用作开办POS机及个体工商户。
被告浦发银行主张该行已按广东银行的相关规定审核了周某、黄某甲提供的资料，尽到了相应的义务，并无过错。对此，提交了：证据一、《银行批发市场POS业务商户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收单机构签约前，应根据业务发展对象及商户准入规定对目标商户进行实地调查，应尽可能的向目标商户所在地的工商管理部门、征信机构、税务登记证或目标商户的开户行等进行资信状况调查；收单机构对商户递交的资料进行审核，重点审查对私结算帐户复印件上的签名是否与其真实户名一致、个体工商户是否在《银联个体工商户POS零售业务协议书》使用本人签名等内容，还规定收单机构应对商户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巡查，通过商户巡查，促进用卡环境的改善，发现商户风险隐患并及时纠正或制止商户违规行为等内容。证据二、商户名为“广州市天河区怡欣服饰经营部”和“广州市天河区朵姿服饰经营部”的《个人POS零售业务商户信息调查表》、“广州市天河区怡欣服饰经营部”和“广州市天河区朵姿服饰经营部”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黄某甲和周某的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证据三、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23日的《银联批发市场POS业务协议书》2份。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上签名有可能不是周某、黄某甲本人所签，被告浦发银行并未尽到对材料审核的注意义务。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三均有异议，认为黄某甲和周某并未办理过申请POS的业务，其中的签名也并非其本人所签。被告民生银行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周某、黄某甲申请对证据三中的签名进行鉴定，被告浦发银行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供证据三的原件。本院委托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粤恒[2014]文某第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23日的《银联批发市场POS业务协议书》第8页上“个体工商户签署及公章（丙方）”栏内“黄某甲”签名笔迹不是黄某甲本人书写；2.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23日的《银联批发市场POS业务协议书》第8页上“个体工商户签署及公章（丙方）”栏内“周某”签名笔迹不是周某本人书写。经质证，被告民生银行有异议，原告及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浦发银行对上述证据均未提出异议。被告黄某甲、周某预付了鉴定费11520元。
被告民生银行主张涉案的POS机经检测质量合格，该行在本案中并无过错。对此，提交了：证据一、POS机检测报告5份。证据二、银行卡检测中心官方查询网页5份。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行并未主张POS存在功能缺陷，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以及浦发银行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作为案外人陈某乙所持的兴业通借记卡的发卡行，与陈某乙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原告已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证实在陈某乙因兴业通借记卡被克隆导致财产损失的情况下，该行已依据双方的储蓄合同关系向案外人赔付了546518.82元。各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对案外人陈某乙履行了赔付义务后，是否有权要求各被告进行赔偿，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原告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发卡行，应当保证其向储户陈某乙发放的兴业通借记卡具有相当的技术含量，为保证顾客的资金安全，技术标准应当达到该借记卡内的数据信息不被轻易克隆的程度，方能达到其作为开户行的法定义务标准。根据本案中案外人陈某乙的兴业通借记卡已经发生被犯罪嫌疑人克隆后通过银行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客观事实，说明原告发生的借记卡确实存在技术缺陷，对于案外人陈某乙的损失，原告存在过错。
（二）犯罪嫌疑人克隆涉案银行卡后是通过收单行分别为被告浦发银行和被告民生银行的特约商户的POS机进行交易套取卡内款项。被告浦发银行、被告民生银行作为涉案POS机的收单行，应当严格按照相关业务规范对特约商户资质进行审核、监管，适时对特约商户进行巡查和回访，以便及时发生风险隐患、防止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而本案中，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均否认有与被告浦发银行或被告民生银行签约的行为。首先，从上海市公安局闵某分局经侦支队于2012年10月29日向施明鸟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可知是施明鸟使用被告黄某乙的身份证去注册了一家叫瑞安超越通讯器材的经营店，并持该店营业执照去被告民生银行申领了POS机。现被告民生银行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黄某乙本人确有向该行申领过POS机。其次，根据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粤恒[2014]文某第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浦发银行提交的《银联批发市场POS业务协议书》中“个体工商户签署及公章（丙方）”栏内“周某”以及“黄某甲”的签名并非被告周某、黄某甲本人书写。被告民生银行以鉴定的检材为复印件为由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由于被告浦发银行是该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之一，该行理应持有该协议书的原件，本案中被告浦发银行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拒不提供该协议书的原件，由此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浦发银行承担。现被告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并未提供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本院对粤恒[2014]文某第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由上可知，被告浦发银行、被告民生银行涉案POS机的收单行未能充分地履行安全保障的义务、审核不严，对于案外人陈某乙的损失，存在过错，故原告要求被告浦发银行、被告民生银行进行赔偿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三）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虽然存在未妥善保管身份证件的行为，但考虑到如果原告以及被告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均能充分履行作为开户行和收单行的法定义务，本案的损失完全可以避免，故原告要求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进行赔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周某、黄某甲、黄某乙也要以此为戒，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务必妥善保管身份证信息，不要轻易外借或随意复印给第三方使用，以免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综合比较原告与被告浦发银行、被告民生银行之间的过错，各方过错相当，应由各自承担50%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共赔付546518.82元，被告浦发银行与被告民生银行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原告实际赔付的金额为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犯罪嫌疑人在被告浦发银行处的刷卡40万元、在被告民生银行处刷卡14万元，被告浦发银行和被告民生银行应按上述比例分别承担责任，即被告浦发银行承担202414.38元，被告民生银行承担70845.03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赔偿给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支行202414.38元；
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赔偿给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支行70845.03元；
三、驳回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200元和保全费3220元，由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支行负担6210元，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4590元，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负担1620元；本案鉴定11520元，由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洁
人民陪审员 游 丽
人民陪审员 苏丽颜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丝茗
梁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