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23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兰平，女，1949年9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万淑明，男，1950年8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连升，男，1958年1月25日出生。
上诉人郭兰平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0）东民初字第10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兰平的委托代理人万淑明、被上诉人于连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0月，郭兰平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于连升于2002年2月2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于连升将北京市东城区×××街×号楼×单元×号房屋（即合同中所列的民安危改×区×楼×单元×层×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出售给我。房屋售价39万元，我先付27.5万元，余款11.5万元于2003年10月8日房屋交付后给付。于连升负责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我承担过户费用。合同签订后，我按约分两次支付了全部房款，并实际入住该房屋，但于连升借故不办理过户手续，并与程×恶意串通，又将该房屋出售程×，随后程×又将该房屋出售给商×，并将该房屋过户到商×的名下。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先后请求法院确认之后的两次买卖行为无效，并得到法院支持。2010年5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京建法权注（2010）29号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撤销了商×名下的京房权证东私字第B081**号房屋所有权证。至此，整个房屋买卖行为又回到原始起点。故起诉请求判令于连升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完成房屋过户手续。
于连升辩称：郭兰平并未支付全部购房款，且我前妻肖×不知道卖房的事情，也不同意卖房。因郭兰平之夫与我是朋友，双方合作做生意出现了争议，我委托刘桂林解决双方的问题，但刘桂林又将诉争房屋卖给了程×，程×只给了我定金5万元，也未给我余款。后程×又将诉争房屋卖给了商×，程×与商×之间是恶意串通。综上，诉争房屋既非郭兰平所有也非商×所有，不同意郭兰平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虽然双方之间就诉争房屋签订了《合同协议书》，但于连升将诉争房屋又出售给程×，程×又将房屋出售给商×，郭兰平起诉程×与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再审，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经认定商×在诉争房屋的买卖中系善意第三人，构成善意取得。并且判决驳回郭兰平的诉讼请求。因此，郭兰平要求于连升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协助郭兰平办理诉争房屋过户手续已经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郭兰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判决，驳回郭兰平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郭兰平不服，上诉至本院称：本案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认定商×系善意取得是错误的，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于连升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完成房屋过户手续。于连升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2001年11月16日，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于连升（乙方）签订《民安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在民安地区内（原住房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胡同×号）有正式住房一间，使用面积8.14平方米，建筑面积10.83平方米；应安置人口四人，分别为本人于连升，之妻肖×，之子于×1，之女于×2；乙方选择就地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民安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其住房为民安危改区×区×号楼（施工楼号）×单元×层×号住房，建筑面积77.88平方米，该安置住房的用途为普通住宅；安置住房房价款合计为180282元，实际购房金额为180282元；甲方交付乙方安置住房的日期为2003年10月8日，交付地点为合同标的物所在地；双方同意安置住房价款合计180282元。
上述合同签订后，于连升交纳了购房款90141元。2003年11月28日，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于连升（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为施工楼号民安小区×区×号楼×单元×号，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单元×号，合同标的物的实际位置未作变更；乙方回购就地安置住房甲乙双方结算房价款的建筑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的面积为0.09平方米，根据相应合同条款规定，乙方应向甲方据实结算房价款，金额为450元；乙方按两次方式支付安置购房款，已支付金额为90141元，按就地安置合同中相关条款的约定，乙方应支付其余购房价款金额为90141元；根据本协议第三条中有关面积差异处理约定，乙方实际支付购房款金额为90591元；乙方按照29.7元／平方米的价格交纳公共维修基金，金额为2316元。
2003年11月28日，于连升交纳了购房款90591元以及公共维修基金2321元。
2002年2月2日，郭兰平与于连升签订《合同协议书》，约定：于连升现将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为其安置的民安危改区×区×楼×单元×层×号住房（即诉争房屋）出售给郭兰平，总计房款39万元。该合同签订时，郭兰平支付于连升27.5万元，双方并在合同中约定尚欠11.5万元待该房建成后付清，房屋过户等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郭兰平负担。
2003年11月，诉争房屋交付使用。郭兰平对诉争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委托中介公司将诉争房屋出租。于连升于2004年7月2日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后，一直未协助郭兰平办理过户手续。诉争房屋现由郭兰平居住使用。
2005年5月11日，于连升与案外人程×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于连升将诉争房屋以47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程×。2005年5月28日，案外人商×与北京中兴置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购房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北京中兴置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为商×提供诉争房屋的售房中介服务，诉争房屋售价为67.3万元。2005年6月2日，程×与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同月27日，程×与商×向相关部门申请转移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2005年6月29日，商×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2007年4月11日，郭兰平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于连升与程×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原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07）东民初字第03041号民事判决，确认于连升与程×就诉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
2007年10月11日，郭兰平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程×与商×就诉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07）东民初字第07618号民事判决，确认程×与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判决后，商×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作出（2009）二中民终字第0025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商×仍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0年7月5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京建法权注（2010）29号《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该决定书列明，北京市住房和建设委员会要求商×交回其所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逾期不交回，该委将公告该《房屋所有权证书》作废。商×不服上述决定，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撤销上述决定。原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0）东行初字第295号行政判决，驳回商×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商×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作出（2011）二中行终字第20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商×的房屋所有权证被撤销后，诉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空。
2011年3月31日，于连升的前妻肖×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郭兰平与于连升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1）东民初字第04628号民事判决，驳回肖×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肖×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0588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2年1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高民申字第0003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郭兰平与商×、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作出（2012）二中民再终字第10413号民事裁定，撤销（2009）二中民终字第00256号民事判决及原审法院（2007）东民初字第07618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在诉争房屋的买卖中系善意第三人，构成善意取得，郭兰平因此受到的损失可另行向相关责任人追偿，故作出（2012）东民再初字第11297号民事判决，驳回郭兰平的诉讼请求。判决后，郭兰平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作出（2013）二中民再终字第159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合同协议书、就地安置合同书、原审法院（2007）东民初字第03041号民事判决书、原审法院（2011）东民初字第04628号民事判决书、原审法院（2012）东民再初字第1129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0588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3）二中民再终字第1599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郭兰平先行购买于连升的诉争房屋，后该房屋被另卖于程×、商×。现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已被房屋管理部门撤销，该房屋的产权登记仍为不确定的状态。在此期间内，郭兰平要求将该房屋过户至其名下，本院暂难支持。应待该房屋产权登记明确后，再行解决相关问题。原审判决之依据本院予以更改，但判决结果无需变更。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告费200元，由于连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郭兰平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郭兰平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阳春
审 判 员 史 伟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