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黑民终字第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第一建筑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凤滨路77号（上海泰和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朱宝善，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闫禹，上海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玛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黑龙江省呼玛县呼玛镇。
法定代表人吴福林，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尤本荣，该县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燕，呼玛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上诉人上海第一建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一建）与被上诉人呼玛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呼玛县政府）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2013）大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上海一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海一建的委托代理人闫禹，被上诉人呼玛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尤本荣、王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呼玛县政府与上海一建于2005年3月1日在上海签订《招商引资协议书》，约定由上海一建在呼玛县团结水电站水库投资开办综合养殖企业，主要经营水产养鱼，总投资5，000，000.00元，2005年投资3，000，000.00元，2006年投资2，000，000.00元，项目于2005年5月开始开工投入生产；呼玛县政府给予大兴安岭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协助办理企业申报的相关的手续和证照；约定违约责任，呼玛县政府违约给上海一建造成利益损失，履行赔偿义务；上海一建违约，呼玛县政府有权终止享受优惠政策，直至终止协议等其他相应服务条款。上海一建于2005年10月8日购买了165，055.00元的鱼苗投放在水库内，并自行购置养鱼设备。2006年2月，呼玛县政府与黑龙江省信昌地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昌公司）经协商，将团结水电站水库整体连同上海一建鱼苗款165，055.00元转让信昌公司。2006年4月末，上海一建给养鱼场看护工人张勇、刘玉荣等结算了工资18，000.00元，离开水电站水库养鱼经营场地。2007年1月30日，呼玛县政府与信昌公司签订正式债权债务转让书面协议，该协议没有上海一建的签字。信昌公司管理了整个水电站水库。上海一建为鱼苗款事宜，每年均以直接口头方式向呼玛县政府提出要求，呼玛县政府以鱼苗款已转让为由，让其找信昌公司索要，双方发生纠纷。2013年9月22日上海一建要求返回投资及经济赔偿损失向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一建诉称，2005年3月1日，呼玛县政府与上海一建签订《招商引资合同书》，约定由上海一建在呼玛县团结水电站水库投资开办综合养殖企业，呼玛县政府给予办理企业申报相关的手续和证照，并为企业提供相应服务。上海一建按约于2005年10月8日购买165，055.00元的鱼苗投放在水库内，购置45，000.00元的75马力一艘摩托艇、68，000.00元一艘铁壳船、13，310.00元的鱼网、支付看护鱼场人工费18，000.00元，共计309，365.00元。在先期投资完毕后，养殖场处于正常营运状态时，呼玛县政府在未通知上海一建的情况下擅自将团结水电站转让给第三方，致使上海一建无法正常养殖，得不到鱼苗生长周期内的利润，时至今日多次交涉未果，要求呼玛县政府返还先期投资款309，365.00元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赔偿违约所造成经济损失8，000，000.00元。
呼玛县政府辩称，因上海一建未在合同约定的2005年内足额投资3，000，000.00元，呼玛县政府与上海一建及第三方信昌公司于2006年2月经协商，由呼玛县政府将团结水电站整体连同上海一建鱼苗款165，055.00元转让给信昌公司。虽然上海一建未在转让协议上签字，但有协商时在场人原呼玛县县长王开明、原呼玛县主管招商引资的副县长杨理顺、受让方信昌公司的董事长孟庆儒均可出庭证实，上海一建的总经理朱宝善在场是同意的。说明上海一建与呼玛县政府招商引资合同以口头方式已经解除，上海一建应当向信昌公司索要鱼苗款。并且上海一建从合同被转让时至今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呼玛县政府没有任何责任。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上海一建与呼玛县政府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书》有效，双方应当履行合同义务。上海一建在约定的期间内没有足额投资情况下，呼玛县政府与其口头协商过解除合同及转让鱼苗款的事宜。虽然没有立书面签字协议，但上海一建事后于2006年4月末自动离开水库养鱼经营场地，至后来也没有按合同再有投资。其行为明确证实上海一建知道合同已处于解除状态，但上海一建对解除合同在三个月内并没有提出异议。2006年2月，呼玛县政府与信昌公司协商，将水电站整体连同上海一建鱼苗款165，055.00元转让信昌公司，上海一建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接受了口头解除通知，有原呼玛县县长王开明、主管副县长杨理顺、信昌公司孟庆儒予以证实。过后每年只是为要鱼苗款一事，找过当年在职的县政府有关官员，所以应当认定合同已终止。再有从2006年4月末上海一建给养鱼场看护工人张勇、刘玉荣等人结算了工资18，000.00元的行为看，是知道已解除合同，并在履行解除合同后所尽未完结的义务，是自动离开养鱼场的事实。同时也表明上海一建知道水库养鱼场经营管理权等受侵害是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点。上海一建以招商引资合同没有履行期限，举证原主管招商引资的副县长杨理顺、政协主席李宝仁2011年3月4日共同出具的证明，证实上海一建每年一直都是口头形式为鱼苗款主张权利，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但上海一建没有以送交过主张债权文书并由其签字方式等行为提出要求，所以该证明不产生法定诉讼时效所规定的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情形。上海一建诉讼请求保护的权利，明知权利受侵害时隔7年中，因没有法定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民事行为，其丧失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即胜诉权，所以上海一建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和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一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966.00元由上海一建负担。
上海一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判决支持上海一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呼玛县政府承担。其理由为：第一，原审法院认定上海一建未在约定期间内足额投资错误。未在期限内足额投资非上海一建过错，上海一建已于2005年10月8日将鱼苗投放至水库内，在着手准备下一步投资时受到呼玛县政府在办理相关证照等方面的重重阻力，导致投资受阻，原定于2005年投资的3，000，000.00元只能拖至2006年继续进行投资。第二，原审法院认定上海一建与呼玛县政府之间的《招商引资协议书》已经解除错误。上海一建从未与呼玛县政府口头协商过解除合同及鱼苗款转让的事宜，原审法院认定《招商引资协议书》经双方口头解除所依据的证人证言系自证行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原审法院认定上海一建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错误。本案系争的《招商引资协议书》并未解除，不适用诉讼时效条款，即使适用诉讼时效，根据上海一建所举示的时任呼玛县副县长杨理顺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上海一建一直在积极的主张权利，已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
呼玛县政府辩称：第一，上海一建违约在先。根据《招商引资协议书》约定，上海一建应于2005年投资3，000，000.00元，并于2005年5月开始开工投入生产，但其仅于2005年10月投入165，055.00元的鱼苗，与约定投资额相差甚远，构成违约。第二，呼玛县政府与上海一建之间的《招商引资协议书》已经解除。在上海一建已经先期违约的情况下，双方法定代表人于2006年2月通过电话口头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双方协议，且双方法定代表人又于2006年春季，同第三方信昌公司负责人孟庆儒口头协商，就上海一建投资的鱼苗款由信昌公司给付达成了一致意见，故本案对上海一建鱼苗款的给付责任已经转移给信昌公司，呼玛县政府不应成为本案被告，上海一建主张权利对象错误。第三，上海一建所主张的损失没有依据。根据上海一建原审中举示的催要鱼苗款的证明可以认定，上海一建不仅认可已经解除与呼玛县政府之间的《招商投资协议》，而且同意协议解除后只返还其鱼苗款165，055.00元，并不包含其他损失。因上海一建2005年10月投入鱼苗时，大兴安岭地区已接近上冻，故其请求的投入的船只、渔网、看护人员工资等事实并不存在。上海一建索要的经济损失8，000，000.00元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上海一建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上海一建所称2006年4月因第三方购买水电站阻止其继续履行投资和管理鱼苗而被迫向工人结算工资的事实可以认定其于2006年4月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故诉讼时效应当从该时间点开始计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海一建的上诉。
双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期间均未举示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海一建为履行《招商引资协议书》所进行的投资包括鱼苗款及鱼苗运输费用165，055.00元；看护养鱼场的人工费用18，000.00元，两笔费用共计183，055.00元。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呼玛县政府与上海一建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呼玛县政府和上海一建对《招商引资协议书》的履行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书》约定，上海一建投资开办的综合养殖企业应于2005年5月开始开工投入生产，2005年应完成投资3，000，000.00元。但截至2005年底，上海一建仅于2005年10月投入165，055.00元的鱼苗，与合同约定的3，000，000.00元投资额相差较大，上海一建未按合同约定时间足额投资行为构成违约。上海一建虽主张在投资过程中受到呼玛县政府在办理相关证照等方面的阻力，导致原定于2005年投资的3，000，000.00元只能拖至2006年继续进行投资，但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关于上海一建在约定的期间内没有足额投资的认定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解除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需承担举证责任。呼玛县政府主张与上海一建之间《招商引资协议书》已经解除，应当由呼玛县政府就双方合同解除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诉争合同经双方口头协商已经解除所依据的直接证据是呼玛县政府举示的原呼玛县县长王开明、主管副县长杨理顺、信昌公司孟庆儒的证人证言，间接证据是上海一建给看护工人结算工资并撤离养鱼经营场地、向呼玛县政府主张鱼苗款的事实。而王开明、杨理顺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其证言属于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孟庆儒作为水电站受让方信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出具的证言属于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根据《证据规定》关于证据审核认定的相关规定，上述证据尚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合同已经解除。此外，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约定解除的规定，即便呼玛县政府以上海一建在约定时间内未足额投资违反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而行使解除合同权利，也应当符合解除权行使的要件，即应当通知合同相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如前所述，呼玛县政府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已履行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因此，本案诉争合同无论是经双方口头协商解除还是经协商后口头通知解除，均无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呼玛县政府在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擅自转让水电站并将上海一建所投入的鱼苗款作为水电站债务一并转让的行为构成违约。
关于上海一建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呼玛县政府与上海一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均存在违约行为，现今距离双方签订合同已九年有余，呼玛县团结水电站已由呼玛县政府整体转让至信昌公司，上海一建亦退出水产养殖经营场地未再进行投资，双方之间的《招商引资协议书》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已无法继续实际履行。虽然呼玛县政府主张的合同经双方协商口头解除的事实不能成立，上海一建在诉讼请求中亦未主张解除合同，但结合本案诉争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合同已具备法定解除的要件，对于上海一建主张由呼玛县政府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应当以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过错程度、实际损失状况等因素予以综合认定。因呼玛县政府将水电站整体转让至第三方以及未经上海一建同意，将其投入的鱼苗作为水电站债务一并转让的行为构成违约，故呼玛县政府对上海一建进行水产养殖的实际投入应承担返还责任。对于上海一建主张返还的165，055.00元鱼苗款，因政府对该项投入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上海一建关于返还该项投入的主张，应予支持。对于上海一建主张返还的购买摩托艇、铁壳船和网具费用共计126，310.00元，因呼玛县政府对该项投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海一建未能举示购买设备的正规发票或实物照片等证据证实该项投入属实，且呼玛县政府在原审中申请团结水电站副经理出庭作证，证明上海一建所使用的船为借用水电站，并未投入摩托艇、铁壳船、网具等设备。故上海一建关于返还该项投入的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海一建主张返还的支付养鱼场员工费用18，000.00元，呼玛县政府虽对该项投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上海一建在原审中仅举示了其自行制作的关于该项投入的说明及支付工资收据的复印件，但根据呼玛县政府在原审中举示的团结水电站工作人员薛振刚和李晓峰出具的证明内容所示，两份证明均认可上海一建在经营过程中投入了人员巡护，且上海一建在已投入十余万鱼苗的前提下，派人进行巡护，符合客观常理，故上海一建关于返还该项投入的主张，应予支持。对于上海一建主张因呼玛县政府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即投入165，055.00元鱼苗所产生的利润8，000，000.00元，由于上海一建自2005年10月投入鱼苗至2006年4月退出经营场地，这期间大兴安岭地区大部分时间处于封冻期，此时间段内所投入的鱼苗能否产生利润尚不确定，且上海一建于2006年4月之后已不再经营水产养殖业务，亦未再有投入。因上海一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足额投资，违约在先，对合同事实上无法履行亦存在过错，根据前述认定上海一建各项诉讼请求的考量因素，结合上海一建自撤离养鱼经营场地后仅向呼玛县政府主张返还鱼苗款的事实，上海一建关于主张呼玛县政府赔偿其8，000，000.00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呼玛县政府应返还上海一建的投资款为鱼苗款和支付养鱼场员工的费用共计183，055.00元。因呼玛县政府自转让水电站及鱼苗至今未向上海一建履行返还投资义务，故对上海一建主张支付利息的请求应予支持，利息应自2006年2月27日呼玛县政府转让团结水电站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由呼玛县政府一并支付上海一建。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诉讼时效内容之规定，因合同争议提起诉讼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本案争议的合同性质，本案争议的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中的“其他合同”，所适用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故本案诉争的合同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上海一建系基于呼玛县政府的违约行为主张权利，故应当以上海一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同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如前所述，上海一建2006年4月给看护工人结算工资并撤离养鱼经营场地的行为可以认定其在该时间点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于2006年4月开始计算。故上海一建关于本案系争的《招商引资协议书》并未解除，不适用诉讼时效条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上海一建原审中举示的原呼玛县政府副县长杨理顺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自2007年起，上海一建每年均以口头形式对鱼苗款主张权利，该主张权利的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因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而中断之规定，故本案诉讼时效因上海一建主张权利而构成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本案中上海一建所主张的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原审法院对上海一建没有以送交过主张债权文书并由其签字方式等行为提出要求，所以该证明不产生法定诉讼时效所规定的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情形的观点，涉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关于认定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情形的理解。该条款虽列举了四种情形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但对于法律、司法解释的理解应结合立法的意图及目的，该条款的制定旨在于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四种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其目的在于对《民法通则》条款的具体细化，而并非作出限制解释，只要有证据证实当事人的确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及时主张了权利，即可认定为诉讼时效构成中断，而并非以该条款所列情形作为“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法定构成要件。故原审法院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观点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关于呼玛县政府与上海一建之间《招商引资协议书》已口头协商解除的事实认定及本案诉讼时效问题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
二、呼玛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海第一建筑服务有限公司投资款183，055.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6年2月1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送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上海第一建筑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932.00元，由上海第一建筑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36，849.30元，呼玛县人民政府负担3，082.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维东
审 判 员 常 丽
代理审判员 牛国梁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苑晓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