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少民终字第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美龙，男，1975年5月13日生，汉族，驾驶员。
委托代理人靳玉忠，江苏方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170-1号。
代表人华繁令，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雷清华，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立书，男，1947年9月5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长兰，女，1945年3月15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会勤，女，1966年8月9日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培江，男，1987年5月20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晶晶，女，1989年5月21日生，汉族。
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亮，安徽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吉庆，男，1940年5月20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艾芳，女，1953年10月30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兰，女，1969年9月9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丹，女，1992年1月21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健平，男，2001年1月23日生，汉族，学生。
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义亮，男，1974年9月23日生，汉族，江苏东方路桥天元分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福生，男，1973年9月15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平，男，166年8月1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明前，男，1970年8月5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2楼。
代表人项勇，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东华，上海佳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史美龙、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心支公司）与被上诉人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刘福生、董平、曹明前、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2015）溧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史美龙、南京中心支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6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5日6时50分左右，刘兵驾驶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沿S123线由西向东行驶至S123线32K＋500M南京市溧水区紫金创业科技园路段花坛缺口掉头时，与对面方向董平驾驶的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相撞，造成董平及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上乘员曹明朝、胡有山三人被卡在车上，刘兵下车救人；半小时后遇沿S123线由东向西行驶的刘福生驾驶的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又撞到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上，导致正在车下救人的刘兵被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与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挤压当场死亡。两次事故共造成董平、曹明朝、胡有山受伤，三车及部分货物受损。曹明朝因交通事故致严重脊髓损伤经医院抢救治疗无效于2014年4月17日死亡。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核载15.4吨，实载51.2吨；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核载15.505吨，实载27.5吨。该起交通事故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交警大队作出如下认定：（一）在刘兵、董平、曹明朝、胡有山的事故中，刘兵应负该事故主要责任；董平应负该事故次要责任；曹明朝、胡有山两人无过错，不负该事故责任。（二）在刘福生、刘兵、董平、曹明朝、胡有山的事故中，刘福生应负该事故同等责任；刘兵、董平两人应共同负该事故同等责任；曹明朝、胡有山两人无过错，不负该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曹明朝即被送往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当日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医院，住院期间为2014年1月5日至4月8日，期间共发生门诊费用2841.1元及住院费用344188.7元。后又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住院期间为2014年4月8日至4月17日，期间共发生住院费用23226.7元。因抢救无效曹明朝于2014年4月17日死亡。以上医疗费用合计为370256.5元，庭审中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同意在医疗费中扣除563元的伙食费用，为此原审法院确认发生的实际医疗费用为369693.5元（370256.5元-563元）。
另查明，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的车主为刘兵，该车在海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不计免赔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交强险的保险期限从2013年12月18日起至2014年12月18日止。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限从2013年12月20日起至2014年12月19日止。刘福生驾驶的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车主为史美龙，刘福生系史美龙雇请的驾驶员，发生事故时刘福生驾车为史美龙从事个人劳务行为。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在南京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不计免赔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限均从2013年8月27日至2014年8月26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董平驾驶的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的车主为曹明前，董平系曹明前雇请的驾驶员，发生事故时董平驾车为曹明前从事个人劳务行为。事故发生后史美龙已支付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方赔偿款30000元。
再查明，受害人曹明朝出生于1968年2月，曹立书系曹明朝之父，余长兰系曹明朝之母，祝会勤系曹明朝之妻，曹培江系曹明朝之子，曹晶晶系曹明朝之女。受害人曹明朝生前居住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事故发生前在南浔爱德货运站从事发货工作。
又查明，该起交通事故同时还造成苏A×××××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刘兵死亡，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的驾驶员董平及乘员胡有山受伤，以及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等三车损坏。涉刘兵死亡的赔偿案件相关权利人已另案诉讼，胡有山与董平因受伤较轻，两人均表示未发生任何医疗费，不需要任何赔偿。涉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财产损坏赔偿案相关权利人已另案诉讼，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车主史美龙就车辆损失至原审判决之日止，尚未提起诉讼，但要求法院为其预留份额。
涉刘兵死亡的赔偿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史美龙对投保单上的签字不予认可，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南京中心支公司对笔迹进行了比对，认为投保单上的签字确非史美龙本人所签，故于2015年4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出情况说明，请求撤回史美龙的鉴定申请。经原审法院释明，史美龙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同意撤回其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海南分公司提出刘兵驾驶车辆超载，要求按照商业险合同应扣除10%的免赔率，并提供了署有刘兵姓名的保单。经原审法院依法释明是否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明确表示希望案件早日结案，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并愿意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因生命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其遭受的损失。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作为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曹明朝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行使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本案系交通事故引发的侵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同时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系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且各方都有过错，根据事故中各自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刘福生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董平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刘兵应承担35%的赔偿责任。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对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主张的损失确认如下：1、医疗费，依审理查明的事实确认为369693.5元。针对两保险公司提出要求扣除非医保用药的主张，两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医疗费用中存在非医保用药的项目、金额及医保范围内有相同疗效的替代性用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保险公司扣除非医保用药的主张不予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受害人曹明朝共住院治疗102天，按每天18元标准计算，该项费用确认为1836元（102天×18元／天）。3、营养费，受害人曹明朝共住院治疗102天，按每天12元标准计算，该项费用确认为1224元（102天×12元／天）。4、护理费，受害人曹明朝共住院102天，按每天60元标准计算，该项费用确认为6120元（102天×60元／天）。对上述费用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主张超出认定的数额，不予支持。5、误工费，受害人曹明朝生前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爱德货运站从事货运工作，故对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主张按江苏省2012年度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的在岗职工年平均收入46694元计算误工费，予以采信。误工天数以曹明朝住院抢救天数102天为准。故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主张13048.7元（102天×46694元／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6、丧葬费，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主张25639.5元符合相关规定，予以支持。7、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本案中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已举证证明曹明朝生前居住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且事故发生前在南浔爱德货运站从事发货工作，其生活地与收入来源地均为浙江省城镇地区。故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主张的死亡赔偿金757020元（37851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8、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根据被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且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曹立书与余长兰均已超过60周岁，并长期生活在农村，无其他生活来源，可视为已丧失劳动能力，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由于曹立书与余长兰婚后共生育两子，其中次子因病于2008年死亡，曹立书与余长兰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均靠曹明朝一人抚养生活。根据曹立书及余长兰的年龄状况及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事实原审法院确认，曹立书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52880元（11760元／年×13年）；余长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29360元（11760／年×11年）。根据被扶养人有数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之规定，认定曹立书与余长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52880元。对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超出部分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应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故认定死亡赔偿金共计为909900元（757020元＋15288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本起交通事故已导致受害人曹明朝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其亲属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且本案受害人曹明朝自身在本起交通事故中不存在过错，故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予以支持。10、处理丧事人员的交通费，该项费用酌定为2000元。11、丧葬服务费，该项费用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在庭审中已明确予以放弃。综上，由于受害人曹明朝的死亡给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所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为1379462元。
本次交通事故中，人员伤亡如下：刘兵、曹明朝死亡，胡有山、董平受伤；财产损失如下：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三车损坏。
一、对南京中心支公司交强险项下的分配及认定如下：
（一）医疗费项下限额10000元。
根据董平及胡有山二人均已放弃保险赔偿请求，及刘兵未发生医疗费的事实。南京中心支公司在本次事故中，交强险项下医疗费限额10000元应全额支付曹明朝发生的医疗费用。
（二）死亡伤残限额110000元。
应根据在本案及另案中查明曹明朝、刘兵的死亡伤残费用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曹明朝死亡伤残费用为1006708.2元（护理费6120元＋误工费13048.7元＋丧葬费25639.5元＋死亡赔偿金7570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28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事人员的交通费2000元），刘兵的死亡伤残费用为1109109.5元（丧葬费2563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处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及住宿费3000元＋死亡赔偿金7570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93450元），曹明朝所占比例为47.58%，刘兵所占比例为52.42%。因此，曹明朝应分配的数额为52338元（110000元×47.58%），刘兵应分配的数额为57662元（110000元×52.42%）。
（三）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
南京中心支公司应承担的财产损失的涉案车辆为，曹明前所有的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及刘兵所有的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因两案未同时起诉，本着公平原则，为曹明前车辆预留限额1000元，剩余1000元分配给刘兵的车辆损失中。
二、对海南分公司交强险项下的分配及认定如下：
（一）医疗费项下限额10000元。
根据董平及胡有山二人均已放弃保险赔偿请求的事实，本起交通事故仅曹明朝一人发生医疗费用。故海南分公司在本次事故中，交强险项下医疗费限额10000元应全额支付曹明朝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二）死亡伤残限额110000元。
本次交通事故中共导致曹明朝、刘兵两人死亡，确定海南分公司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是否按比例进行分配，取决于对刘兵“第三者”身份的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刘兵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下车救人，事实上已转变成车外人员并无异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驾驶人刘兵本人就是被保险人，且对所驾驶的机动车有实际的控制力，如果因行为人自己的行为造成自身受损害，并由承保的保险公司对其赔偿，不符合我国交强险设立的立法本意。同时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被保险人是被排除在交强险赔偿之外的。因此，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本案中刘兵不应属于海南分公司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其损失应由其他责任人予以赔偿。基于以上分析，海南分公司交强险死亡伤残的限额110000元应全额支付曹明朝。
（三）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
海南分公司应承担的财产损失的涉案车辆为史美龙所有的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及曹明前所有的皖M×××××号重型厢式货车。其中曹明前已另案起诉，但史美龙尚未提起诉讼，其已请求预留相应份额。为此，酌情确定曹明前分配的数额为1000元，史美龙分配的数额为1000元。
综上分析，本案交强险中，南京中心支公司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62338元（其中医疗费10000元，死亡伤残52338元），海南分公司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120000元（其中医疗费10000元，死亡伤残110000元）。以上交强险共计为182338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
本案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的损失确认共计为1379462元，扣除本案交强险分配给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的182338元，交强险限额不足赔偿的部分1197124元，应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据法律规定由责任人按责任赔偿。
南京中心支公司在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赔偿598562元（1197124元×50%）。因100万的商业三者险限额，南京中心支公司已在刘兵的死亡案件中赔偿473324元，商业三者险的限额仅剩余526676元，故南京中心支公司仅在该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71886元（598562元-526676元）应由侵权人刘福生承担，刘福生是在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该责任应由雇主史美龙予以承担。南京中心支公司在诉讼中提出，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严重超载，该行为是法律禁止性规定，保险人将此类情形作为免责事由的，仅需履行提示义务，无需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扣除绝对免赔率10%。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的该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保险人应负有提示义务，提示义务设置的目的在于矫正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提示义务，不仅应采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而且还应确保该提示达到了为投保人所知悉的程度。本案中，一方面，南京中心支公司提供的格式保险条款中关于免责的条款仅以加粗的形式体现，且条款字体偏小，并未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史美龙注意的提示义务；另一方面，在确定保单上的签字非史美龙本人所签后，南京中心支公司又未履行达到确保让投保人史美龙对免责条款所知悉程度的提示义务。综上，保险条款约定严重超载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扣除绝对免赔率10%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对南京中心支公司认为严重超载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扣除绝对免赔率10%的观点不予以支持。
海南分公司在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赔偿418993元（1197124元×35%）。海南分公司在诉讼中提出，苏A×××××号重型自卸货车超载，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扣除绝对免赔率10%。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的该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海南分公司应负有明确说明义务，如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采用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且投保人对保险人已履行了符合上述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予以签字或盖章认可的，可以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海南分公司为证实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提供了有刘兵签字的保单及保险条款。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虽持有异议，但经依法释明是否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后，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明确表示希望案件早日结案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并愿意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基于以上事实及证据规则，海南分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了就免责事由尽到了明确认明义务，而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保险公司未尽明确说明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对海南分公司主张的超载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扣除绝对免赔率10%的观点予以支持。海南分公司在诉讼中同时还提出刘兵驾驶证审验有效期至2013年，故认为刘兵驾驶证属于无效驾驶证，根据责任免除条款影响到商业险限额中的赔偿责任。刘兵驾驶证有效期至2020年，具备驾驶资格，不属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无驾驶证，驾驶证失效或者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期间”的情形，故对海南分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海南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赔偿的金额应为377094元（1197124元×35%×90%）。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41899元（1197124元×35%×10%）应由赔偿义务人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予以承担。
根据原审法院确认的董平在事故中应承担的15%的赔偿责任，董平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数额为交强险限额不足赔偿部分1197124元的15%即179569元。因董平是在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该责任应由雇主曹明前予以承担。
综合以上分析认定，南京中心支公司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589014元（其中交强险为62338元、商业三者险为526676元），海南分公司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497094元（其中交强险为120000元、商业三者险为377094元）。史美龙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71886元，扣除史美龙已给付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30000元，实际应赔偿41886元。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41899元。曹明前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179569元。
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如下：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中心支公司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589014元；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497094元；三、史美龙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41886元；四、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41899元；五、曹明前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179569元；六、驳回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史美龙、南京中心支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史美龙上诉称，1、原审法院判决史美龙的雇员刘福生在本次事故中承担50%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福生仅在第二次事故中负同等责任，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曹明朝的死亡是第二次事故所致，故应当推断两次事故对曹明朝的死亡具有相等的原因力，即刘福生只应承担25%的赔偿责任；2、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仅提交受害人曹明朝生前在浙江湖州南浔爱德货运站从事货运工作的证明，并没有提交在该单位工作一年以上的证据，依法不应按照浙江省的相关标准赔偿；3、原审法院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不当，应按照2013年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607元每年的标准计算。另外，对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提交的关于曹立书、余长兰的子女证明的真实性存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刘福生承担25%的赔偿责任并按各方责任确定诉讼费用。
南京中心支公司上诉称，1、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保的苏A×××××车辆在本次事故中承担50%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苏A×××××车辆的驾驶员刘福生仅在第二次事故中负同等责任，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曹明朝的死亡是第二次事故所致，故应当推断两次事故对曹明朝的死亡具有相等的原因力，即刘福生只应承担25%的赔偿责任；2、上诉人承保的苏A×××××车辆存在严重超载的情形，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根据商业三者险的合同条款扣减10%的免赔率，原审法院认为保险人除了用特殊字体提示外，还需要将免责条款告知投保人，加重保险人的义务，适用法律不当；3、原审法院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不当，曹立书与余长兰共有五名子女，其中一人于2010年去世，而不是仅有两名子女，且应当扣减曹立书与余长兰享受的每人每月55元的养老补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上诉人南京中心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按照25%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2、在商业险范围内加扣10%的免赔率；3、按四名子女计算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扣减15840元养老补贴；4、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针对两上诉人的上诉答辩称，1、两上诉人都认为自己应承担25%的责任，都对董平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认为对董平的承担比例划分正确。关于两上诉人的其他请求与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已经查明相关事实，请求二审维持原判；2、被上诉人曹立书和余长兰没有收到南京中心支公司所说的政府补助，即使收到该补助，这些政府的政策补助也与本案赔偿亦没有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针对两上诉人的上诉答辩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关于保险条款的部分，保险公司应当明确进行告知，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海南分公司辩称，1、刘兵在本次事故中仅应负担25%的责任，但我方对一审判决刘兵承担35%的责任也予以认可。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与一审中发表的意见一致；2、关于曹立书与余长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由法院依法判决。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福生、董平、曹明前均未答辩。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南京中心支公司提交定远县西卅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以及定远县西卅店镇东兴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欲证实曹立书与余长兰共生育五个子女，其中四子曹明仁于2010年死亡，并证明东兴村委会在2014年4月24日出具的证明是不真实的。上诉人史美龙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被上诉人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经本院释明提供虚假证据的法律责任后，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亦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认为上述两份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曹立书、余长兰共生育五个子女，其中曹明仁于2010年死亡。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交通事故认定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单、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常住人口登记卡、门诊病历、医药费票据、住院费用清单、诊断证明书、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证明、收据、发票、收条、暂住证、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询问笔录、庭审笔录及定远县四卅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证实。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原审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是否恰当；2、原审判决关于事故各方的责任比例认定是否恰当；3、上诉人南京中心支公司承保的苏A×××××车辆是否应当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条款加扣10%的免赔率。
关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史美龙主张曹立书、余长兰的被抚养费人生活费应按照江苏省相关标准计算并扣减政府补贴15840元，本院认为，1、上诉人南京中心支公司未举证证明曹立书及余长兰享受到每人每月55元的政府养老补贴，故上诉人南京中心支公司主张扣减158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本案中，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已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曹明朝生前的生活地与收入来源地均为浙江省城镇地区，故原审法院按照浙江省的相关标准计算曹立书、余长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但二审中上诉人南京中心支公司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曹立书、余长兰共生育五个子女，其中一子曹明仁于2010年死亡，被上诉人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对此事实亦予以认可，故原审判决中计算确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曹立书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38220元（11760元／年×13年÷4），余长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2340元（11760元／年×11年÷4），原审判决确认的其他经济损失项目数额准确，本院予以维持。经调整后，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的经济损失总计应为1297141.7元（医疗费36969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36元＋营养费1224元＋护理费6120元＋误工费13048.7元＋丧葬费25639.5元＋死亡赔偿金7570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05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事人员的交通费2000元）。
因受害人曹明朝的死亡伤残费用调整为924388.2元（护理费6120元＋误工费13048.7元＋丧葬费25639.5元＋死亡赔偿金7570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05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事人员的交通费2000元），受害人刘兵的死亡伤残费用为1109109.5元（丧葬费2563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处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及住宿费3000元＋死亡赔偿金7570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93450元），曹明朝所占比例为45.46%，刘兵所占比例为54.54%。因此，南京中心支公司交强险项下死亡伤残限额中，曹明朝应分配的数额为50006元（110000元×45.46%），故南京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60006元（医疗费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金50006元）。海南分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120000元（医疗费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金110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事故的损害系两次碰撞事故造成，本案最终的责任认定应结合两次碰撞综合认定。依据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第一次碰撞事故中刘兵负主要责任，董平负次要责任；第二次碰撞中刘福生负同等责任，刘兵、董平负同等责任。事故当中，第二次碰撞产生的损害结果为受害人刘兵的死亡、受害人曹明朝的二次受伤以及三车辆的财产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刘福生在本次事故中承担50%的赔偿责任过高，本院予以调整，综合两次碰撞事故的成因及事故中各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刘兵承担50%的赔偿责任，刘福生承担35%的赔偿责任，董平承担15%的赔偿责任，两上诉人主张刘福生在本案事故中承担25%的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的损失扣除交强险限额内分配的数额后为1117135.7元（1297141.7元-180006元），根据本院确定的事故责任比例，南京中心支公司在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赔偿390997.5元（1117135.7元×35%），曹明前应赔偿167570.3元（1117135.7元×15%），海南分公司在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赔偿502711.1元（1117135.7元×50%×90%），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55856.8元（1117135.7元×50%×10%）应由受害人刘兵的继承人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在继承刘兵的遗产范围内予以承担，原审判决直接认定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为赔偿义务人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事故发生后史美龙先行垫付赔偿款30000元，南京中心支公司应在支付给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的赔偿款中扣除此款并直接返还史美龙。
关于争议焦点3，上诉人南京中心支公司认为严重超载属于法律禁止性事项，应当根据商业三者险的合同条款扣减10%的免赔率。经查，南京中心支公司在一审中认可保单上的签名非史美龙本人所签，后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已对投保人史美龙就免责条款履行过相应的提示义务，故原审法院的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南京中心支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导致原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产生变化，本院依法予以调整。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第六项；
二、撤销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中心支公司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589014元。”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中心支公司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421003.5元，返还史美龙垫付的赔偿款30000元；
四、变更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497094元。”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622711.1元；
五、变更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41899元。”为：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在继承刘兵的遗产范围内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55856.8元；
六、变更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67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即“曹明前应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179569元。”为：曹明前赔偿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167570.3元；
上述应给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190元，由史美龙负担9095元，由刘吉庆、邵艾芳、李国兰、刘丹、刘健平共同负担6366元，由曹明前负担27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元，由史美龙负担300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中心支公司负担300元，由曹立书、余长兰、祝会勤、曹培江、曹晶晶共同负担4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 钰
代理审判员 钟慧钊
代理审判员 徐聪萍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宋龙雯